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政府壁垒以及避免策略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我国具有更高的同质性的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得到更好的借鉴与效仿。尽管我国的总体经济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要保证我国经济后续发展及其长远目标,作为我国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各个地方政府,就需要突破各自为政的现状,更好的完善市场经济制度,采取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为中国经济发展灌输强劲动力。 论文关键词 区域经济 政府障碍 消除策略 一、政府壁垒相关概述 (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政策和规划时所造成的障碍 1.制定不合理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资本总量供给不变且有限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通过博弈之后,为了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流入本辖区,一般会选择对整体经济最不利的结果,也就是采取不合作的恶性竞争措施,给予进入本地的企业低于市场成本的资源,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浪费。资源浪费的结果,并没有换来企业发展最佳配置,而是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采取户籍优惠政策,医疗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歧视性待遇。由于以上不对等制度的存在,人口的流动性就被限定了,从一个行政区进入另一个行政区,后顾之忧就得不到解决,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就很难实现。较少的人口流动,很难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 3.采取对本地区产业有利的经济政策。本地区的企业获得更大的税收减免,减轻及免除更多的收费,从而降低本地企业的成本,使得本地产品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当地政府可能会提供低于贷款利息的贷款以及其他优惠措施,降低企业成本。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定外地产品的流入,设置行政壁垒,根本不给于其他外地企业进入本地的机会。即使产品可以流入,在经历了跨区域运输之后,高昂的路费也会增加成本,限制外地产品的竞争。 4.限制生产要素流出本行政区域。对于自然资源,地政府一般会限制本地自然资源的流出,而购买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于此同时,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为了增加本辖区的经济优势,地方政府一般限制高科技产业的外流。 (二)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时形成的壁垒 地方政府不仅有制定政策的行政权力,而且宪法中规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由于是地方性法规与规章,地方政府一般会考虑到本地区的经济利益,而规定上面政策中采取的措施,从而将之规定为法规规章,形成正式性的政府障碍,在此不再多说。而且法规规章具有滞后性,曾经有利于促进经济合作的规定,可能在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 行政分权结果,造成地方政府在更多的领域内拥有更大的主动权,间接促进形成地方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高度集权,统一管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安排,各个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地方政府政令的执行者,只要能够圆满完成上级任务即可,无法体现各地方政府积极竞争的情况。而中央政府分权后,相应地财政权与税收权由地方与中央共同行使,而地方政府同时取得了相应的融资权利以及企业管理权,就有机会取得地方财政收入盈余。然而事物都有双面性,原本为了激励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策略,由于地方政府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则出现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利益,往往放弃规模经济和产品更新换代,采取低效的地方保护,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形成。 1.我国的政绩考核制度间接地造成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在我国当前官员考核制度中,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成为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之一。考核地方官员,主要看当地GDP增长速度,以致地方官员将GDP指标作为任期的主要目标,形成了注重发展GDP而忽视经济效益的情况。有些地方政府,为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鼓励高税收及高盈利的产业进驻该地区,从而引起各产业重复建设,忽略了与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 2.地方政府大而全的职能,出现了与民争利的情况。地方政府本是市场经济裁判者和调控者,而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大量存在,地方政府又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分割也就慢慢形成了。 3.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地方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之一。由于各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等客观因素,各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因此,也就形成了各具优势的不同产业,而由于相同行业在不同区域的重复建设,在地区经济竞争中,各地方政府为避免本地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往往采取“利己”的措施,使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不能形成优势互补和产业梯度的转移,不但阻碍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而且加剧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4.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遗留的一些产业分配问题,由于先前的布局,难免会出现重新整合的阻力。于此同时为了获得一方百姓“父母官”的美誉,地方政府官员则可能束缚产业升级与转移,而只是的保持现有利益。 三、突破地方政府壁垒,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 1.改革政治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创立正确的政绩考核体系,避免各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首先,在中央改革集权化政权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不适的情况,部分部门给予的权利过大,而有的则要求过于严格,现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越来越弱,所以有必要形成较严格的约束机制,以便地方政府在竞争的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合作。其次,政府职能需要从积极的市场参与者转换到裁判者与调控者的角色,不仅不参与市场行为中,而且尽量能不调控的就有市场机制来约束,只有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时候,才可以谨慎的调控约束。再者,在有限的自然资源约束下,快速经济发展作为政府官员最重要的考核指标,难免会引起恶性竞争,这时,需要将更多的指标纳入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比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的更新换代等等。更合理的考核指标,就更有利于减轻当地阻碍。 2.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竞争体制,继续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实现企业的自由竞争,形成规模经济和各地区竞争优势。第一,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应实行统一的市场经济原则,比如,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逐步取消妨碍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与政策规定,以及妨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第二,政府部门既是行政行为的实施者,有事市场竞争的参加者,拥有强制手段的政府为了取得更多利益,必然会约束其他主体地竞争。因此,要不断放宽对市场主体参与者的约束,逐渐改革国有企业制度,政企分开,使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氛围中更加活跃的竞争。在企业主体都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生产与转移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就会慢慢的形成。 3.完善相关法制,将政府行为纳入到法律规定之中,利用制定法律时的预见性,将部分阻碍经济发展的行为规定为法律禁止的行为,在一方做出该行为后,需要按照法律承担有关责任。为了促进法律更好的实施,则需要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严格依法行使,则可以很好的钳制政府官员实施“利己”行为。 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区域内交通、港口、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统筹与管理,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没有区域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地方经济就很难有效地流动。重复建设不仅不利于区域经济合作,而且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各地方政府间应该积极协调配合,完善各地区间的交通设施,通讯设施,教育科技文化设施,遥相呼应。 5.借鉴国外经验,消除政府障碍,促进区域经济合作。首先,我国可以借鉴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间采取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而每种合作方式都有其有力的一面。在这方面做的最成功尚属欧盟。欧盟在发展区域间经济时一般会采取以下三种措施:制定相关的区域政策,成立负责执行区域政策的专门机构或部门,建立专门的基金,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在我国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时,可以做借鉴。其次,借鉴德国经验。德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区域协调发展做得比较好的西方国家之一,其区域政策深受世界各国的重视和推崇,其主要手段是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它分为两类:财政性转移支付,即横向财政平衡,是在各州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即财力强的州拿出部分财政收入“捐给”财力弱的州,使各州及地方的人均税收平衡;收入性转移支付目的是使各地区居民收入相对均衡。若是我国可以实现这一制度,那么在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就可以注意到平衡协调,并且避免不均衡的结果出现后在进行调整。最后,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签订相关的政府协定与协议,规划经济,基础设施,教育等社会因素,促进各地区间更好的合作。 四、结论 伴随着一系列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已经取得了辉煌成绩。然而,由于存在行政区域经济,较大的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取得更好的发展,我国应当不断的消除行政区经济中的壁垒,取得区域间以及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并且实现规模经济且展现其中的竞争优势,避免资源浪费,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跨区域间转移,争取突破瓶颈,促进我国经济更上一层楼。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视域下高校人才的培养途径 “十二五”时期是石家庄市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赶超的重要时期,石家庄市委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大力实施中东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战略,举全市之力建设东部产业新城、大西柏坡、空港工业园、南部工业区四大战略性项目,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而石家庄中东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战略实现的有效路径之一,就是从教育入手改变要素的供给状况,提高区域人才的总体竞争力,增加区域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人才具有决定性作用,它的基础性、战略性特征对一个区域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重大。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应用型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可以优化区域人才资源结构,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与配置效率,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只有针对性地培养应用型人才,才能保证人才兴业战略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方针得以顺利实施,使之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和最直接的动力源泉。 区域经济视角下,石家庄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可行性 1.产学研合作运行机制为应用型人才培养创造良好条件。目前,石家庄实成功合作的案例使产学研联盟日益成为学校、企业、科研单位的一项“战略意识”。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本科院校也在研究和实施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使学校的智力资源和区域产业密切相连。此外,有关产学研合作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产学研合作,为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比如,在“2012年度石家庄市产学研合作对接会”上,石家庄市11家企业与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单位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项目投资总额达2.43亿元。石家庄有关政府部门表示,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打造一流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要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根据自身优势,与企业共建产学研合作基地,成立校(院)企科技合作机构,加快科技成果向我市的转移和转化,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石家庄拥有一批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地方高校。石家庄地方高校和地方行业关系紧密,有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先天优势,积累了很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经验,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益和社会效应。这些高校注重创新办学理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培养模式改革,培养的应用型人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区域经济视角下,石家庄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对策 当前,探讨、完善石家庄地方高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加快提高石家庄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对推动地方高校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进而促进地方高校又好又快的发展意义重大。 1.科学规划,明确石家庄地方高校的指导思想。市委市政府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协调机制,明确责任,做好“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内的规划工作,统筹安排社会资源,切实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关任务。 2.努力提升石家庄地方高校的办学水平。“十二五”时期是石家庄地方高校发展的关键时期,高等教育应改变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探索内涵发展为主的发展模式,创新高校的管理体制,走产学研结合的新道路,为石家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3.不断提高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规格应当定位为应用型人才,要深化本科教学改革,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把知识传授本位改为能力形成本位的教学模式;试行学院或专业群的大类招生改革,灵活设置专业方向;增设学科平台课程;合理缩减理论教学时数,加大实践教学课时比例;逐步推进校内专业办学质量评估工作,强化专业特色和特色专业建设。 4.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应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地方高校专业结构的设置应适应区域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目前地方高校专业设置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相背离。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类型定位应符合区域产业分工和技术层次与生产组织过程的需要,要使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对各类专门人才类型的需求。地方高校要建立专业评估机构,改变人才培养质量的方式,依据区域产业分工的具体特点,使专业定位和产业结构转换、技术结构升级相协调。 5.要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明确服务区域定位。制定正确的发展目标及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确定新的人才培养方向及专业设置,及时了解区域经济的特点,调整专业方向,合理调整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要根据区域经济的特点以及地方资源来筹划学科专业建设。使学校的目标定位、学科规划、及人才培养目及管理制度,都围绕地方建设和社会需求来确定,进而实现学校发展目标。 6.坚持分工与协作。地方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认真谋划高校办学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校地合作、校企合作体系,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地融入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去。高校应当在自身所处的类型、层次上,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地方政府要支持、引导高校的办学发展思路。提供财力、信息资源等服务。比如,加大对高校的财政投入,提高办学质量,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高校自主办学的能力。只有高校、政府、社会的共同参与、优势互补,方能实现合作双赢、互惠互利,促进高校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本文作者:于向阳、李红娜 单位:石家庄学院) 区域经济论文: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对比 区域经济政策是政府(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干预区域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它通过政府的集中安排,有目的地对某些类型的问题区域实行倾斜,力图促使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格局协调并保持区域分配合理。尽管不同的国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值得思考和借鉴。 一、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差异分析 1、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差异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联邦政府的区域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与美国奉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相吻合。尽可能让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始终是美国经济理论的主流,也是历届政府遵守的信条。与此相应,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公共政策,政府投资项目以基础设施、兴办教育、提供各类公共服务为主,为私人资本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中渗透着尽可能不干扰市场机制作用的理论,非国有资产的流动,都遵循“逐利而往”的原则。 德国采取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是指在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时,又重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所负有的责任,与其它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制定市场竞争规则,推动和保护市场自由竞争;二是允许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力求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三是将经济成就同社会进步相结合。 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总体上强调区域均衡发展,同时优先考虑国防与国家安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不断改革,我国在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方面的做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2、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对落后地区开发的时机差异 最早进行工业化的英国,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英国传统工业区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导致失业率大幅度增加。同时,原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与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不断拉大。这既动摇了英国经济总量原来长期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位,也带来了国内政治社会的不稳定现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国政府成为西方国家中最早企图通过政府制定区域政策来干预和解决其区域问题的国家。 在原苏联,直到俄国发生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建立,才真正开始运用区域经济政策主动对其包括远东地区在内的欠发达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最初的考虑主要是开发利用东部欠发达地区的森林、水利、能源等具有世界意义的优势资源,后来又出于必须赢得卫国战争的军事需要和国防安全目的,将落后地区资源开发与建设战略大后方以及缓解地区发展差距逐步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西部落后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第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变工业偏集于沿海的状况,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均衡发展为主线的宏观区域经济政策。第二次的实施背景是1995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999年,同志在西安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3、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差异 美国基本上没有一个指导性的全国发展计划来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其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而改变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地区再开发计划的实施主体是地区再开发管理局。鉴于地区再开发计划存在的不足,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开发管理局也变为经济开发署。 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是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来制定、完成的。联邦德国在1969年10月颁布的《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中规定:区域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由州来执行,联邦只起协调作用,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联邦提供区域经济促进费用的50%)。 中国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分工合理、职能明确的区域管理机构。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价都需要一定的机构来负责,这种机构不论采取何种模式设置,都是立法的产物。而且,必须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对区域政策负责。根据1998年“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中国国务院组成部委共29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共17个,国务院办事机构共6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共9个。其中有许多涉及地方发展援助,各有一定的资源,但无一协调区域行动的机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部门与区域冲突有加剧之势,区域问题增多要求设置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 二、中外区域经济政策共同之处 1、工业化过程中区域问题的规律性演化使得区域政策具有某种相似性 区域经济政策是为了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存在的。建国至今,中国的区域问题的变化,同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曾出现的区域问题的演变路径有类似之处。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区域问题的出现与演变存在一个规律:在前工业化时期与工业化初期,主要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与生产力区域布局不平衡;而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后,区域差距扩大及由此而产生的区域经济矛盾与冲突成为重要的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接近中等发达水平时,那些曾经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区域开始出现膨胀或萧条。 中国的区域问题同样表现出这种规律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前,突出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和生产力地区布局不平衡。改革开放后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剧了区域差距的扩大,同时带来了区域间剧烈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近年来,老工业基地的老化和部分发达城市地区的膨胀问题也开始充分显现出来。 2、国家计划对落后地区开发的宏观指导具有普遍性 自从区域政策开始被运用到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中来,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就带有明显的国家计划的色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国家干预的方式和程度不同罢了。不论是在有计划经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有自由经济传统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凯恩斯经济学称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来,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如日本1950年便制定了《北海道开发法》,设置北海道开发厅,随后又制定了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九州、四国等开发计划也相继提出,并推动形成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形成。 在对落后地区开发的过程中,国家计划的运用一般还与经济的不发达程度相关,即不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中的不发达地区,通常对国家计划的作用抱以更大的期望,希望通过国家计划对其进行 财政转移支付给予开发扶持,这些地区国家计划的作用程度常常比较深刻。 3、在开发落后地区过程中国家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几乎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国家投资的投向和规模对经济开发局面的形成是直接的、决定性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但国家投资的主体地位仍非同寻常,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差,所以外部资金的注入对其发展有特殊意义,但一般的工商业投资必须有利益预期的保证,现实的环境使之不愿冒此风险。商业性投资的观望加强了不发达地区对国家政策性投资的期望和国家投资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开发的关键作用。 4、民族文化因素伴随经济因素共同影响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英国是一个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不同地区和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国内各地区间的离心和向心趋势自古有之。当英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兴盛时期,英国各个地区民族凝聚力增强,从而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国家”,但当国内经济衰退时,各个地区的离心趋势开始增强。促进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边缘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自然成为英国政府不可小视的一个问题。 巴西的地区经济差距属于殖民地时代的历史遗产。巴西在解决南北差距问题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长期的差距对国民心理的影响。1991年12月11日的巴西《这就是》周刊汇集了一些南方人对北方人的看法,被采访者大多使用了游民、无赖、懒汉等字眼,这种偏见构成了南方分立运动的思想基础。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西部大开发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重大举措。西部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6%,全国八个民族省区全部在西部,西部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正是因为西部是多民族的聚居与活动之地,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中,西部地区有扮演着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角色。所以,中国在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时民族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民族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各国的实践充分表明在解决区域经济问题、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政策的科学制定与实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地区差距明显、区域问题突出的我国,在运用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应认真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体制、时展背景等各方面的异同,在尽快设置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的基础上,遵循工业化过程中区域问题演化的规律,尊重不同地区人民的民族感情,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长远的战略规划。尤其在开发落后地区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应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 区域经济论文: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 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 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加快区域经济健康、有序、快速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必须大力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创新体制,健全制度,严格监督,实现政府角色定位的准确化、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管理效益的最大化,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行政效能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 1、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优化投资软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良好的环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关乎形象,关乎企业和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在当前十分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区域经济发展对软环境依存度越来越高,软环境已经成为一种高潜质的发展资源,软环境已经成为优势突现的竞争实力。哪个地方投资软环境好,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就快。如果不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就会坐失良机。失去一次机遇往往就会失去一个发展阶段,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再说,现在的发展是在高效率、高速度、高质量的过程中进行,如果没有一个高效务实的政府机构与之相适应,要想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开展行政效能建设,改善发展软环境,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依法行政,创设市场经济法制环境。建设效能型政府,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政府行为法定化。行政效能建设犹如勒紧野马的缰绳,可以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政府的决定、命令,维护法律法规的尊严,保障政令畅通;可以及时纠正各种不当行政行为,依法惩治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及消极腐败现象,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高效行政,降低经济发展的商务成本。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规范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各类办事环节和相关收费,构建一个反应敏捷、效率一流的政府服务体系,凸显一个地区低廉的商务成本优势,从而营造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 三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廉洁从政,提供公平竞争的发展平台。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及时地发现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改进管理办法,完善规章制度,健全监督机制,减少不廉行为的发生。通过效能建设,可以推进政务公开,使行政权力的运行更加透明,从而清除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污染源,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发展平台。 2、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符合投资主体和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好的环境不仅能吸引投资,加快经济发展,也是不断提高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行政效能低下,不仅难以保证政府工作目标的实现,还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政府的形象。 (1)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各级干部的发展意识、开放意识、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意识明显增强,工作作风、服务质量明显改进,工作节奏明显加快,行政效率明显提高,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执行政策水平明显提高,“三乱”现象明显减少,努力营造开明、开放、优惠的政策环境,高效、快捷、优质的服务环境,文明、诚信、热情的人文环境,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2)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增强投资者信心的重要举措。通过行政效能建设,不断优化工作层面、政策层面、体制层面的发展环境,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树立服务型政府的新理念,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投资成本,为各类投资者创造公开、公正、高效的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对人才流、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吸引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实践“亲民、利民、爱民”的具体体现。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找准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切入点和结合,使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单位党员干部增强为民服务意识,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做到深入、深入、再深入,扎实、扎实、再扎实。特别是多到困难大、群众意见多、工作基础差的地方去,团结那里的群众一起克服困难,切实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通过及时的、持续不断的便民、利民活动,使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就业、住房、医疗、环境、治安等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让群众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取得实际利益,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和实惠。 二、当前行政效能建设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近几年来,各级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在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科学决策、依法行政、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改变作风、服务群众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离“三个代表”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还有较大的距离,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是服务态度差。当前,一些机关工作人员仍存在“脸难看,门难进,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办事态度生硬,庸俗关系盛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机关工作人员业务不熟,答复问题前后不一,不能做到一口清。二是办事效率低。一些单位人浮于事,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办事效率低下;有些部门全局观念淡薄,部门利益至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拖而不办,不了了之;一些部门的办事环节繁琐,审批事项过多,达不到精简高效的目的。三是管理不规范。行政管理比较混乱和无序,不该管的到处管,该管的没管好,没有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规范管理,随意性比较大,责权利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 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部分干部的服务理念淡薄。服务观念显失,不能换位思考,这是行政机关效能不高的首要原 因。有些部门的领导及部分工作人员对自身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社会责任感淡漠,服务意识淡化,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过分强调部门利益和个人收入。有的还把手中的权力当作“私有财产”,随意处置。二是部门的职能划分不科学。首先是行政权力划分不合理,权力设置科学性缺少,表现在没有充分放权,没有科学分权,没有有效制权。其次是行政职能配置不科学。行政职能范围过于广泛和庞杂,即所有的社会事务都纳入行政管理的范围,其结果是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未管好。其次是行政职能方式过细。即过分重视微观管理,从而造成政府一方面越俎代庖,影响了社会基本单位的积极性,压制了社会活力;另一方面又无暇或无法充分顾及全社会的宏观性事务,导致宏观失控,带来人为的无序状态。三是监督机制严肃性缺乏。目前监督的机构多,队伍庞大,但监督的合力没有形成,且重事后监督轻事前监督,监督的实效没有真正体现,因此对行政权力的运用缺乏有效制约。另外,多数部门责任追究的意识淡薄,责任追究的办法缺少。 三、实现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途径 行政效能就是生产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区域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已经演变为发展环境的竞争。谁能够率先营造一个与国际接轨、人们普遍向往的良好环境,谁就能率先抓住机遇,率先赢得发展。而营造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行政效能建设是根本途径。 因此,要实现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应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才能奏效。 (一)从理念层面必须强化四种观念 1、抓住一个核心,即变“官本位”为“民本位”,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法为民。作为行政效能建设的主体——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要树立“公仆”意识和“群众”观念,变“官本位”为“民本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能是人民的老爷。因此,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应当是为人民做奉献,为群众谋利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力尽所能,想方设法解决群众的急难困苦。只有树立公仆意识、群众观念,尽力为人民群众多办事办好事,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才能树立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围绕一个轴心,即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做到简政放权,减少干预。行政效能建设要坚持办事效率和办事程序的统一,在行政效能建设中,我们强调提高效率,主要是为解决一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事拖拉,遇事扯皮等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机关要加强宏观调控,简政放权,减少干预,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 3、突出一个中心,即变“管理型”为“服务型”,做到转变作风,优化服务。“群众利益无小事”。作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时刻要有“服务”意识,心里要有老百姓,要转变作风、优化服务,做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变“管理型”为“服务型”。 4、紧扣一个重心,即变“允许型”为“禁止型”,做到依法行政,规范执法。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法制经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当今民主政治社会的主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制无法无天。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是在各级政府和机关工作人员中依然存在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行政、不依法办事的现象。这不仅影响政府的效能,而且影响政府的形象,更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为此,要严格做到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变“允许型”为“禁止型”。 (二)从操作层面必须做到三个坚持 1、坚持改革拉动,为区域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创设体制机制性条件 一要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努力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世贸组织规则相接轨的行政审批体制,深化便民服务中心的建设工作,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 二要积极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疏通干部进出渠道。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严格干部管理任用制度,减少委任制,扩大选任制,完善票决制。 三要逐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收支分离”。严格按照中央关于财政体制改革方面的有关规定,认真落实新政策、新制度,努力实行收支两条线。 2、坚持制度推动,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高效平台 行政效能建设需要和依靠有关制度作保障,才能体现其公平性、持久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一要完善行政决策制度,实现科学化。决策的绩效是最大的绩效,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要完善决策规则,实行决策前的论证制,决策中的票决制,决策后的责任制。凡是政府的决策都要符合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以避免决策的随意和不科学。 二要完善机关办事制度,实现公开化。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务透明度,保证一切行政行为都在阳光下操作。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步伐,探索推行网上申报、网上注册登记、网上审批、网上招投标等办公方式,以科学合理的办事流程,现代化的工具和手段限制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保证行政决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三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实现规范化。行政机关要科学配置管理资源,优化机关管理要素,合理划分各个岗位和各个环节的事权,做到职责明确,关系理顺,制约有效,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整体效益。 3、坚持人文促动,激发服务主体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一要加强教育引导,畅通信息渠道,体现预警性。通过经常性的教育引导,强化广大机关干部的宗旨意识、责任意识、廉洁意识和效能意识;继续深化行风评议工作,办好“行风直播室”,多渠道收集、整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畅通群众投诉渠道,花大力气建好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建立健全各部门的投诉机制。 二要形成监督合力,加大追究力度,体现惩戒性。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财政、物价、审计 、监察等专门监督以及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公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的作用,协调配合,形成合力。纪检监察机关要突出重点部门、重点项目和重点对象,实施纪律检查和效能监察,哪里不落实就跟踪到哪里,哪里难推动就督查到哪里,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制订出台和严格执行有关损害和影响经济发展环境责任追究办法。各部门也要加强对“神经末梢”的监督管理,认真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切实解决“肠梗阻”现象。建立行政效能监察中心,加强行政效能监察工作。 三要完善绩效考核,提高福利待遇,体现激励性。要明确牵头部门,抓紧调研测算,尽快实现工资外收入分配统一,提高公务员福利待遇,建立并逐渐增加公务员廉洁从政的收入预期和不廉腐败行为的成本预期,使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岗位,不愿以身试法。同时,加强绩效考核,从而逐步建立起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利于保护干部依法、高效、廉洁从政的利益格局。 区域经济论文:国际贸易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之我见 一、带来了区域内部经济的增长 由于地区经济自主权益性的增强,区域经济协调增长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要研究具体区域经济发展,必须首先研究其经济增长问题。而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和联系,可见要表述为经济增长加经济社会进步等于经济发展。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量的个性,而进步是其质的特性。所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应注重增长问题的研究,才能运用其运动规律,通过产出总量的增长,为改善环境创造条件,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全球化发展使传统的发展战略所需的政策工具日益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传统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重要性降低。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无论在主观需要还是客观条件上,我们都必须树立新的发展观,通过积极吸引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并与自身资源相结合,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对区域内部产业结构推进起了巨大作用 从进口贸易促进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机制作用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进口贸易通过需求信号刺激区域供给机能发挥作用,推动区域新产业的滋生和成长,进口区内所没有的产品使消费者偏好逐渐向这些新产品转移,导致区域内需求结构发生变动,当这种需求刺激信息达到一定程度时:将吸引区域内投资于这类产品的生产:二是进口贸易通过引进国内外的技术或引进生产线,可以加速区域产业的成长。引进先进技术将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活的生产力因素,从而使区域经济活动集聚和吸纳功能不断增强,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最终促进区域经济系统优化功能的发挥。 值得指出的是,出口和进口不是孤立的对区域产业结构起作用,凡是成功地实施外贸推动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其进、出口之间都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区域内部可有效地利用进、出口把区域内相对落后地区产业结构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较高的互补关系,不仅可以极大地实现地区的比较利益,而且可以有效地促进本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提高了区域内部就业水平 解决就业问题,不应是一个被动安排现有劳动人口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努力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过程。根据贸易和就业的关系,当出口大于进口时,按照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贸易顺差越大,一国国民收入增加量就越大,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在通常情况下,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战略会促进就业较快的增加。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就业资源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要把就业放在世界范围内考虑,通过各种措施扩大国际交换,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争取把更多的就业岗位配置到我国来。就区域内部的情况而一言,“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简单等同于GDP增长是硬道理。GDP规模再大,若就业规模没有相应的、按一定比例的增长,那么社会稳定就无法保证。因此,面对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资源相对稀缺的区域内部,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开放服务业,巩固传统市场和开拓新兴的市场,积极吸引FDI,这样可以利用工业国的剩余资本,为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劳动力丰裕是区域内部的优势,通过扩大劳务输出可以减缓就业压力。通常在进出口贸易中扩大劳务输出有两种措施:一是隐性劳务输出,在出口商品中提高物化劳动含量,在进口商品中提高技术含量,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生产,充分利用对外贸易增加就业机会,通过国际贸易扩大潜在的就业含量;二是显性劳务输出,即劳务出口,让劳动力在境外工作或进入国际劳务市场,后者发展潜力很大。 四、加大了FDI的引入 资金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资金短缺是不发达经济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任何地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支撑,从世界范围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大量资本的流入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成为资本流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贸易量越大在现实条件下与其可得的外资流入量就越多,但在不发达的区域内部,其出口向资本品转换能力很弱,使之在获得资本品的国际借贷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大量外资的引进和利用,不但弥补了省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带动了产业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整体提高,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地区之间利用外资的差距比较大,发展很不平衡。随着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步伐加速,区域内部在资金、政策等方面获得了相应的支持与倾斜,在利用外资方面得到了重大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结构、形势更趋多样化,经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弥补和缓解了建设资金不足与经济快速发展的矛盾,促进了企业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从上面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以上几个方面的作用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反过来又可以综合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是区域内部地区开放经济体制下利用外贸作用机制促进其经济发展的表现。我们要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探讨区域内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提出利用外贸促进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对策。 区域经济论文:谈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界定的法律问题 【论文摘要】随着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区域间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如何界定和发挥政府职能已成为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各省市政府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如何定位其职能进行探讨研究,统筹区域经济规划,加强宏观调控,努力建立区域经济协调机制,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论文关键词】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宏观调控 环渤海区域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同时延伸辐射到山西、辽宁、山东及内蒙古中东部。环渤海地区处于日渐活跃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主要出海口和对外交往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作为中国北方核心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环渤海地区具备良好的基础,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组合优势尤为突出,同时环渤海地区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洋经济”和“大陆经济”的连接枢纽,强大的创新能力、发达的金融业也使这里成为外商在北方投资最密集的地区。全球80多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其中40%以上设在北京;而天津拥有的外商投资企业有1万余家;大连的外资企业数量和质量在全国达到一流。环渤海地区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区。① 环渤海地区已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第三个大规模区域制造中心。环渤海地区在保持了诸如钢铁、原油、原盐等传统的资源依托型产品优势,同时新兴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也发展迅猛。环渤海区域经济已进入到一个跨越式发展期,未来环渤海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会进一步增大,渤海区域沿海经济走廊相互协作的逐步深入,环渤海5省市提速发展的态势将会进一步明显。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由此带动的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也将为“环渤海经济圈”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环渤海地区未来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说,环渤海经济圈是保证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核心地区,是“三北”地区发展的引擎,是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前沿,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日益显现。但随着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区域间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如何界定和发挥政府职能已成为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 一、建立高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消除地方保护,促进区域“共同市场”的形成 二战后,随着区域合作组织如欧盟、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非盟等等成立与发展,国际间这种经济合作组织已经迅速得以发展,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影响。根据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有关国际上区域集团引起的“管辖权统一”的理论,“管辖权统一”对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是一种制约,它极大地减少了贸易壁垒的长度,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增长。奥尔森指出:“由于在相互独立的国家之间实行了自由贸易,就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再利用政府的强制权利来加强卡特尔组织所需要的对产出的限制了。同时,也没有任何方式在所有国家中间再去建立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法律,因为并没有任何共同的政府存在。”奥尔森所谓的“管辖权统一”就是指国家间经济合作制度。“管辖权统一”理论不仅适用于国际间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同样也适用于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省市之间的合作。 (一)进一步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的作用,加大区域间政府的合作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前提下,加强区域联合发展已成为环渤海各省市的共识。目前,环渤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以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系会为代表的协调机制。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通过20多年来的不断探索和不懈努力,为环渤海区域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环渤海乃至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如2004年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系会通过了《2?12廊坊共识》、《5?21北京建议》、《6?26廊坊框架》,第一次将环渤海的发展与东北亚的发展结合起来,第一次建立了官、学、商共同参与的政府推动、市场驱动的对话磋商机制,第一次实现了环渤海地区领导人联手打造中国第三增长极的“全家福”;2008年联席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的天津倡议》确定了环渤海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给环渤海区域合作带来崭新的工作局面。 自联席会第十二次会议以来,各成员市围绕《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天津倡议》和工作议案狠抓落实,环渤海区域合作不断扩大,经贸交流日趋活跃,合作成果日益显着,科技、交通、旅游、环保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合作机制更加完善和健全。同时,还分别成立环渤海区域环保合作网络组织、环渤海区域口岸合作组织、环渤海区域人才协作联盟。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环渤海地区项目合作签约仪式,集中签订了16个合作项目,合作金额达182.69亿元。 (二)加强政府协调机制,逐步建立统一有效的权威性区域协调机构 政府要在环渤海城市群中发挥协调作用,逐步由低层次松散型到高层次紧密型的环渤海区域性协调机构,作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组织保障体系,本着共同发展的目的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综合安排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融、资源开发等内容,协调解决区域联合的重大事项,制定区域协同发展的政策,推进区域合作的进程,最终形成一个有效的统一指挥与协调权威性机构,以利于形成统一协调的行动。因此,各级政府应建立政府协作、区域合作市场中介组织参与等法律制度,保证在区域横向合作活动中,政府逐步实现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从审批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高成本型政府转变为高效率型政府、从传统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型政府的职能转变。 为了协调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保证区域横向合作 计划的有效实施,各级政府还可以考虑成立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构或区域性的经济协调专业职能机构,负责区域经济开发的统筹、协调和监督。同时为发挥区域经济发展中社会力量的作用,鼓励建立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协调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应由区域内各类企业自愿参与,代表区域内企业的共同利益,反映企业的共同要求和愿望,沟通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加强行业的内部协作关系,搞好区域内企业的自身管理,促进区域性各类企业的共同发展。 此外,为适应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渤海区域间政府应在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市长联系会作用的基础上,有步骤、分阶段地建立环渤海区域间协调机制,包括社会团体、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行业协会等之间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多元化的区域合作机制体系。还可以针对区域经济联合的具体合作内容成立相关专题工作组,协调区域合作中的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问题,以谋求共同发展的目标。 区域间各级政府多层次的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走向成功的关键。目前,环渤海区域发展的种种制约和障碍清楚地表明,区域内各省市间迫切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管辖权统一”,以消除地方壁垒,减小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约,促进区域“共同市场”的顺利形成。各级政府应当把握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从提高区域间联合紧密度、健全统一的市场机制、建立交流合作长效机制、提升区域合作层次等方面入手,通过组建环渤海企业合作促进会,从深层次上推动了区域合作的发展。 二、充分利用环渤海的科技资源优势,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竞争力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科技力量最强大的地区,仅京津两大直辖市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环渤海经济圈已经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电子、汽车、机械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各具特色的产业带开始形成。北京有中国最大的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科研、贸易、生产基地,集中了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的优秀人才;天津开发区已成长为环渤海沿海经济活跃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IT制造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里还是全国最大的电子通讯设备、液晶显示器等生产基地;各级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充分利用环渤海区域的强大科技资源优势,制订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的相关规定,鼓励本地企业创造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进而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各地政府应推动和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加强重大科研课题的联合攻关,加快建立区域科技项目合作机制和成果转化平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并且,结合本地实际,对与外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重大科研课题合作研发的当事人给予各种优惠和扶持政策,包括提供资金资助、给予物质奖励、优先职称评定和聘用等方面,以此发展研发机构,建立科技服务体系,培育自主品牌,提高技术研发转化能力。应建立健全人才合作交流机制和区域性人才市场,完善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区域内就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鼓励和保障人力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动,各地政府应该对流动人才的户籍迁移、社会保障、子女的入学入托等问题给予当地居民同样待遇。充分利用本地区高科技人员集中的优势,进一步发展跨区域、跨国际的科工贸、科工农等多种形式的联合体,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 政府可以采取适当优惠扶持鼓励建立区域内技术市场,完善持续激励自主创新和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体现技术参与收益分配的制度,加大鼓励区域间技术服务优惠政策的力度,对科技中介机构开展区域间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给予税收扶持;加强区域技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技术市场公共服务能力,大力推进技术市场的信息化建设,结合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建立面向社会、辐射全国的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支持区域性技术交易网络的建设。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口岸最集中的地区,是最大的粮食、煤炭、原油等进出口物资中转基地。要充分发挥本地区港口群的优势,扩大国内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尽快实现与国际市场对接,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联合发展,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三、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制订区域宏观调控法律规范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区域间各省市产业结构不合理、不正当竞争、地区保护和市场条块分割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环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要打破行政和市场壁垒,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则必须依赖政府的宏观调控。美国为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注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并制定了相应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为了对落后地区进行治理开发和促进经济发展,美国分别于1933年通过了《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流域开发法》、1961年颁布《地区再开发法》、1965年《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等一系列法案,并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负责领导、组织管理和规划落后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发展。这些立法举措,一方面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级主体的行为提供了法律规范,同时也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协调机制。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并注重依靠法律制度来保证其实施,这是美、日等发达国家发展区域经济的主要措施,这一成功经验,也完全适用于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制度的完善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并且,我国目前区域经济基本性宏观调控立法还处于空白。由于没有统一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从而也使得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制度难以建立,也就无法更好地发挥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尽快制订宏观调控基本法是极其必要的。但在没有基本法的前提下,环渤海区域各省市政府也应积极探讨制订相关的法律性文件,予以促进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目前,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实行联席会议制度,自2004年以来,环渤海经济合作联席会议通过了《廊坊共识》、《北京倡议》、《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即《廊坊框架》),以及《中国北方环渤海11城市旅游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环渤海信息产业合作框架协议》等专门性文件。这些文件就其性质来看,都是政府间的协议,属于行政契约,而不是法律性文件;就其内容来看,大多是一些原则性规定,以及各省市政府间一种意向或共识,对于经济合作协调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并不多,且缺乏相应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对于文件相关的解释、合作争议的解决、违约责任的承担等问题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这种缺乏法律强制机制和实施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不具有稳定性,也就无法起到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作用。因此,环渤海区域政府应当积极探索,本着合作的精神与共同发展的目的,达成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区域性法律规范文件,这样,才能真正保证环渤海区域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四、建立并完善环渤海区域性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促进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 一个区域性共同市场的形成,依赖于一个区域层次乃至全国层次的健全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制度。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其内在要求是确保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上上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规则;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管理要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各省市政府应当制订适合 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统一制度和政策,加强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环渤海区域各省市政府要从区域大局出发,修改、制订或逐步取消妨碍区域市场一体化形成的相关制度与政策,在税收优惠、招商引资、资金扶持以及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政策上力争统一协调,保证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享受同等待遇;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环渤海地区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的投资,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地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扶持和重视私有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经济,增加环渤海经济圈的竞争力 区域经济论文: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 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 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外围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推翻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 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纵观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与其它领域的研究相比,显得比较幼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虽然从最初不为传统史学主流所承认的边缘位置起步,到21世纪初以一个生机勃勃的前沿性的姿态展现于史学界,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尚不多见,学术规范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等等。 最后仅引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人类各种学问的范围本来是临时的、无定的、常常变化的。各种学问的界线是互相交错的。……假如历史学家要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它就不能不放弃个人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承认:历史只是研究人类的方法中的一种。” 区域经济论文:川南五市(乐山、自贡、宜宾、泸州、内江)区域经济协作前景分析 川南五市(乐山、自贡、宜宾、泸州、内江)区域经济协作前景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突出的时代趋势和现象,而区域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必须建立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自身发展及对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影响,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增长极有产业和空间两种相辅相成的表现形式:产业上表现为能够带动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增长的“主导产业”;空间上表现为“主导产业”所在地形成的“增长中心”。对于人口众多的区域经济来说,这种增长极,单靠个别产业和个别城市是无法承担的,而必须依靠主导产业体系及其所在的城市群共同支撑。在有城市群的经济区域中,由于整个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形成区域增长极,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整个区域经济都得到快速发展。在城市群内部,多个经济增长极构成网状系统,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使各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地区都得到了发展,从而使城市群本身也得到快速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城市群无可置疑地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处于集聚和创造财富的中心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群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群逐步成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实现形式,特别是沿海地区在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面向世界的富有开放性的城市体系。整个东部省份,无一不具有两个中心城市及其所带动的城市群:如辽宁省14个省辖市,基本分为以沈阳为中心的辽中城市群和以大连为中心的沿海城市群;山东除了发展较快的省会城市济南之外,也形成了以副省级城市青岛为核心的青、烟、威半岛城市群;另外还有江苏的南京、苏州及其苏、锡、常城市群;浙江的杭州、宁波城市群;福建的福州、厦门及其厦、漳、泉城市群;广东的/!/广州、深圳及其深、珠、惠、中山、江门城市群等等,有力地拉动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目前,四川在西部已基本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成德绵城市群。这个城市群符合中央提出的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用地少、就业多、要素聚集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标准,这个城市群对带动四川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与东部省份相比,四川仅有一个城市群作为增长极是不够的。而地处成渝腹心地带的内江、自贡、宜宾、乐山、泸州5个川南城市,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城市群。 川南五市地域面积4.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10;人口2100万,占全省近四分之一;本地生产总值1360亿元,占全省五分之一,是除成、德、绵之外的四川第二大城市群。区域工业化率比较高,5市全部工业增加值530亿元,占生产总值的40,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也高于成都、绵阳的比重。五市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70亿元,占全省的24,工业利润73亿元,占全省三分之一强。在川南打造重化工业城市群,有五大有利条件: 第一,有协作基础。从地域区位和历史渊源上看,川南城市群互动发展、区域整合有良好的基础。一方面,川南城市开发较早,布局紧密,在地理上已形成相对独立的城市群。另一方面,川南五市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在市场的互补性、资源的互补性、产业的互补性及经济发展的依存度等方面都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已经呈现出分工与合作密切、相互融合、共生互补的一体化发展态势。 第二、有产业支撑。一是化工,川南有全省最集中的天然气化工、盐碱化工、化纤、高分子化工等产业,覆盖无机化工、有机化工、高分子化工等全部领域,在化工科研,特别是高分子合成材料研究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二是食品,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占了全省名酒的一半,产量占了全省的70,名酒的品牌效应在全国屈指可数。三是通用机械,有锅炉、机床、起重机械、泵阀等。四是新材料,川南的高分子材料、合金材料、碳黑材料、焊接材料、磁性材料、核材料,在四川唯一,全国领先。国家商务部已意向性同意在自贡建新材料出口基地。川南五市大中型企业科技力量较强,有1.69万人从事科技活动,占全省的23。五是旅游,乐山、宜宾、自贡的大佛、恐龙、竹海、石海、古镇、民俗旅游等资源得天独厚。川南的以上五大产业,已基本形成产业集群,正拓展产业链,其产业优势在全国同行业中有领先地位或独占优势。经过培育壮大,不仅能支撑川南的发展,而且能拉动全省的经济发展。 第三、有资源依靠。川南具有较为齐全的能源资源。天然气虽已走过盛产期,但储量800亿立方米,仍占全省储量的30以上,支撑川南发展是有保障的。具有全省最多的煤炭资源,其保有储量占全省储量120亿吨的65,是支撑全省火电发展的主要煤炭基地。宜宾向家坝水电站,是目前四川开发的最大水电站,装机规模超过四川现有全部电力装机的一半。川南的能源配置,可以确保川南有最佳的水、火电结构,也可为全省的水、火电结构合理化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川南的盐卤资源200亿吨以上,还可开采上千年,这为川南的化工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川南农产品资源丰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21,粮食产量占全省的23,为食品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第四、有交通支持。川南是全省唯一有条件发展立体交通的区域。五市间距离均在100公里左右,全部通高速公路,等级公路比重为70,比全省水平高4个百分点;公路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46.54公里,高出全省平均水平一倍;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分别占全省的22和28。其中内宜高速公路贯通三市,是四川公路出海大通道的必经之地。五市全部通铁路,其中内昆线是四川到广东最短的线路。五市境内有宜宾、泸州机场,虽然规模较小,但宜宾机场是目前全省唯一盈利的支线机场。五市大多通航运,其中乐山、泸州、宜宾是省内主要的水运港,泸州是全省唯一发展的集装箱港。如能对沱江航道进行整治,使内江、自贡也能进入航运,则川南有全省最便宜的出海通道,由此可以构建云、贵、川三省的物流结点。 第五、有腹地依托。川南城市群不仅可以依托川渝广大的盆地作为其依托的腹地,而且可以辐射贵州的遵义、毕节、六盘水地区及云南的昭通地区。 加强川南区域经济合作,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市场、科技、政策、资本四个方面加强产业整合,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比较优势和特色经济是经济合作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川南五市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历史基础。如何进一步加强产业整合,加快形成比较优势突出、互补性强的特色产业集群,是加强协作区内经济合作的首要任务。我认为,应重点从市场、科技、政策、资金四个方面加强整合,把各地区的资源市场以及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结合起来,以市场拓展引导产业方向,以科技开发提升产业层次,以政策统一降低交易成本,资本运作支撑产业发展,形成带动各地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 综合优势。市场上,消除一切人为的市场壁垒,形成商品自由流动、人员自由进出、合作自由进行的统一市场。重点是全面建成各协作市区间全方位的“绿色通道”,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在各地市场上取得“绿卡’,并有在各地市场销售的权利,各地的经营主体都可以平等取得经营权资格等。 科技上,开展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智力支持,可筛选一批市场前景好、竞争优势强、带动效应大的高新技术项目,以此为载体加强各成员之间的科技、人才交流合作,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 政策上,应参照WTO的基本精神,制订和修订产业政策,包括产业发展纲要、产业投资指导目录、区域性产业转移、产业分工和整合、鼓励扶持补贴政策等,鼓励各类经济主体自由地进行资产重组、企业并购和产业转移。 资本上,应在吸引社会投资资本和国内外投资银行的同时,在经济协作区域内统一行动,加快产业资本证券化,培育各级各类金融市场,为企业增加募集资金的渠道。 第二,从方式、内容、主体、组织四个方面创新合作机制,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合作方式上,要从偏重于单个企业,逐步转向行业组合、条块联手、内外结合等方面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合作内容上,要从偏重于投资办厂,转向既有投资、又有技术管理、市场拓展、教育培训、咨询信息等各种服务相互渗透的合作。合作主体上,要从偏重本地国有企业转向动员各类经济和社会组织,联合协作区及区域外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合作组织上,要从偏重于一般性的牵线搭桥,转向统筹协调、政策引导、规划导向和改善环境的综合性组织。 第三,从互信、投入、机制、产业四个方面协调行动,推进生态环境建设。 切实搞好环境保护,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不仅与川南五市的发展环境密切相关,而且关系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大计。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和关联性,需要经济协作区内各成员的共同努力和统一行动。要形成建设西部美好家园的共识,增强互信,加大投入,建立机制,形成产业,联手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一是各方应互不向对方城市和农村扩散污染工业,不新建污染企业,互不允许开办从事破坏绿色植被、水体、空气的产业,相互配合处理好各种纠纷。二是各方共同努力争取国家对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和资金支特,继续抓好长江上游生态工程建设,加快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共同防治区域性环境污染。三是各方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尽快建立合同性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形成合作共建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和生态利益共享机制。四是各方统一规划环保产业,协同发展循环经济,共同推进无污染、无公害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川南城市群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既需要国家相关部委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协调和推动,也需要川南五市之间的合作和努力,同时更离不开重庆经济协作区发展的带动。为此,在考虑川南城市群的构建中,应重点研究好以下问题: 一、城市群发展规划问题 城市群的发展必须以一个统一的规划为基础。应加强对川南城市群区域规划的组织协调,由省里组织省内相关部门、有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与规划编制工作,川南五市配合,联合编制川南城市群发展规划,将规划制定落实到一批跨地区的、有利于共同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态环境等建设项目上,并列入全省“十一五”期的项目建设的重点,从资金、政策上加以支持。同时,建立川南城市群组织互动机制。作为规划区域主体的川南五市,应着手建立一系列有效的组织工作制度,如定期的五市政府领导峰会、五市企业家峰会、五市经济协作会、政府职能部门对流会以及方便社会各界参与的区域合作机制,通过这些交流与合作,搭建起五市之间的协作桥梁。 二、中心城市建设问题 中心城市是城市群发展的制高点,其在区域经济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是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因此,加强川南中心城市建设是发展川南城市群的当务之急。中心城市的加速发展有其内在必然性,市场机制将扮演越来越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完全自发的市场活动并不能使城市规模、布局结构达到最优,所以建议省政府能够有意识地选择1-2个基础和发展潜力较好的城市作为重点支持城市,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促进要素集聚,增强城市功能,扩大城市规模,推动其加速发展成100万-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并成为川南城市群的中心。 三、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规模经济建设,城市群内有一个规划统一、布局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既节约投资又提高效率。因此,川南各市应在城市群发展总体规划的框架下,来制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子规划。要加强全区域的统一规划与协调,在各类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既要考虑满足各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又要从全区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出发,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当前,应以打造五市1小时经济圈为目标,在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布局上,从总体的角度进行统一规划,形成全区域统一、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加速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有效解决各城市资源有限和市场不足的问题,得以更好地发展,进而形成高效方便的现代化城市群。在机场建设上,以宜宾机场为基础,通过改造扩建提高其运输能力;在港口建设上,实施沱江航道整治、加快泸州集装箱港口建设,改造、建设乐山、宜宾、自贡各主要码头;在铁路建设上,启动由峨眉至乐山、自贡、隆昌的峨隆路项目,连接成昆线、成渝线,提高川南五市的铁路综合运输能力;在公路建设上,新建乐山经宜宾、泸州至重庆、乐山经井研、自贡到泸州的高速公路,向南延伸隆纳高速公路至贵州界,向东延伸内宜高速公路至遂宁,打通川南至川中的快速通道,加上现有的成渝、内宜、隆纳三条高速公路,形成川南城市群三横两纵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分工问题 强化产业整合,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强全区域的竞争能力,是建设以城市群为中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问题。各市不宜强调在自身行政区划内培育和形成所谓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避免生产力布局重复和产业结构雷同现象。建议由省发改委牵头,确定川南五市产业发展方向和生产力布局,五市在省里的统一协调下,重点在产业互动、资源共享、市场共建、专业协作等方面合理规划,在川南区域性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定位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因地制宜地配合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我认为,当前,川南地区应重点发展三大主导产业:一是能 源工业。以煤电、水电相结合,抓紧向家坝、溪落渡等特大型水电站前期工作,建设川南最大的筠连煤田及宜宾黄楠庄火电站、筠连坑口电站,有效发挥自贡电力集输中心和西电东输的枢纽功能,从而使川南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水火并举的大型能源基地。二是化工产业。综合开发硫磷、天然气、岩盐和盐卤资源,继续扩大盐化工、天然气化工优势,加快建设硫磷化工,使之逐步成为四川、乃至全国独具特色的综合化工基地。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点两带格局,即以自贡、泸州、宜宾三城市为核心,沿长江和内宜铁路及其支线形成两个化工产业带。宜宾以硫磷化工为主,发展高效复合肥料,并依托天原化工厂发展氯碱和精细化工;泸州以天然气化工为主,发展尿素、磷铵、有机化工原料、合成材料、精细化工;乐山、自贡以盐化工为主,发展两碱、甲烷氯化物、氟材料和其它精细化工。三是旅游产业。整体开发以峨眉山-乐山大佛风景区和自贡恐龙-宜宾蜀南竹海风景区为重点的川南旅游资源,突出自然生态旅游、佛教文化旅游、盐史文化旅游和名人故里红色旅游四个主题,推出特色旅游线路,建设一批经典景区。在围绕上述三大产业发展的同时,各市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着力于发展特色产业,提高食品、机械、造纸、新材料等重要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实行差别化发展,以形成区域内合理分工和梯度互补的产业体系,进而实现川南城市群产业趋同化竞争到产业协作化互补、由产业的点分布到产业带聚集的转变。构建川南城市群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区域发展的创新实践,不但需要积极的态度,也需要务实的作风,更需要创新的勇气。 区域经济论文: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探究 一、数据处理与测算 本文以河北省为研究对象,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河北省统计年鉴》及《河北经济年鉴》。(1)提取主成分。利用SPSS19.0软件对处理后的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指标间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前3个主成分累计总方差达到91.123%,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选取前三个主成分来概括原始变量。(2)确定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指数。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K可以表示为三个主成分与其对应的贡献率乘积的累加,即得到各主成分与各指标之间的关系,由此计算得到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如表2所示。(3)确定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指数预警区间。根据3σ法的理论,参照国内外研究成果,选取1倍标准差和2倍标准差作为预警区间的界限。由SPSS19.0得到统计指标数据的均值E=1.389和标准差σ=1.165。根据3σ法计算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预警区间,其中,(-∞,-0.941)、(3.919,+∞)为异常区间,(-0.941,0.224)、(2.552,3.919)为基本正常区间,(0.224,2.552)为正常区间。 二、研究结果分析 由指标的组成可知,本文中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度指数表示的是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相适应程度。如果协调度指数过小,表明房地产业发展相对于区域经济而言过于缓慢;如果协调度指数过大,则表明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过快,超过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这时便会出现房地产业市场过热的情况,并且有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危险。将表2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K可视化为折线图,如图1。由图1可看出,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总体处于较稳定状态。从2001年到2009年,协调度指数K波动上升,到2009年达到目前最大值,之后逐年下降,开始稳定波动。结合原始数据以及图表分析可得,2002年,住宅市场供不应求,此时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性较差,协调度指数为0.835,位于基本正常区间。从2003年开始,房地产投资增速开始趋于稳定,此时协调情况有所好转,协调度指数进入到正常区间。2004年,住宅市场供不应求情况又趋明显,此时协调度指数减小,滑落到正常区间的边缘。2005年以来,国家在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均加大了调控力度,河北省房地产市场也受到一定影响。因此,从2005年到2008年,协调度指数保持在正常区间范围。2009年,河北省跟随国家政策,出台了相关政策刺激房市,导致房地产市场过热,协调度指数骤然增大到4.110,处于异常区间的边缘。2010年以来,中国房地产政策由此前的支持转向抑制投机,先后采取了土地、金融、税收等多种调控手段,河北省房地产业的供需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因此,协调度指数从2010年开始下降,2010—2012年均处于正常区间范围。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河北省房地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数的计算,可以得出,从2001年到2012年,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情况基本处于正常状态。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以上所得结论进行分析,得到以下建议。1.建立完善的房地产业预警指标体系,完善房地产业预警系统。在建立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性定量分析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度预警体系指数的实时监控,及时纠正房地产业运行过程出现的偏差,为房地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提供一定的保障。2.探索建立保证房地产业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房地产业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从制度和科技两个方面考虑。在制度方面,根据国家对房地产相关政策,如土地政策、金融政策、财税体制和住房保障等政策,结合河北省的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价格监督机制;在科技方面,通过对住房信息的普查,建立完善的住房状况信息系统。这可以为科学分析住房需求、建立长效机制提供部分信息基础。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学论文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厦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摘 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应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着力提升第一产业,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产业结构;厦门 [正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应当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在优先、快速发展工业的同时,带动第三产业,提升第一产业,使现代服务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 一、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 制造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力量,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先进制造业主要是指以先进制造技术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制造业,一般说来,其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科技含量高;二是生产效率高;三是创新能力强。对于厦门来说,发展先进制造业首先是适应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其次,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快速发展工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业强市的必然选择;再次,发展先进制造业是构建“厦门制造”、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没有强大的先进制造业,就失去了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就难以提前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就难以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中心城市。 1、做大做强三大支柱产业。厦门特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已基本形成了电子、机械、化工三大支柱产业为主的制造业结构体系。综观厦门制造业,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明显优势:一是较强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厦门作为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对外、对内开放程度居于全国前列,尤其是利用外资水平较高、对外贸易活跃,加上四通八达的海陆空立体交通运输网络,以及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使落户厦门的企业发展空间较大,整体竞争力较强。同时,经过这些年快速发展涌现出的一大批制造业骨干企业,如戴尔电子、金龙汽车、翔鹭石化等,也形成了较强的后发优势。二是较强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厦门地方不大,面积仅1569.3平方公里,但高等院校密集,尤其是厦门大学享誉海内外,每万人中大学生比例高居全国前列,企业具备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城市综合竞争力在内地城市中排名第九位。三是有一定的市场优势。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厦门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中心城市,目前已经和周边地区以及江西、广东等地初步形成了相互开放、相互衔接、相互依存的统一市场。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厦门先进制造业发展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这集中体现在产业整体配套能力较弱、产业链条较短,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因此,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必须重点扶持发展一批关联性大、带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和骨干项目,以延伸产业链,壮大产业规模,增强产业竞争力。 2、加快培育新兴产业。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纳米、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制造科技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就必须依靠高新技术,突破传统产业的限制,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大力发展例如光电产业、动漫游戏产业、环保设备制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产业。 3、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有机结合。发展先进制造业,宜采取“点上突破,面上提升”的发展思路,督促落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在优先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提升装备制造业水平的同时,加大用高新技术及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通过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方面使其能够满足原先不能达到的市场需求,并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另一方面促使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从而推动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为此,首先要通过实施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淘汰落后的技术与装备,并推进企业产品标准化,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这是传统产业接纳高新技术的前提与基础。其次,加快推进企业信息化。我们要充分利用当今世界信息革命浪潮所带来的契机,全面落实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方针,大力实施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提高制造业整体信息化水平。最后,坚持投资扩大与结构优化并重。要继续坚持实施投资带动战略,抓住扩大投资不放松,着力引导各种资金投入主导产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重要装备制造业经济总量的扩大与质量的提高。同时,搞好投资结构的调整,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提高产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及综合竞争力。 二、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兴旺发达程度是衡量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能够为新型工业化提供新的低成本支撑,为城市现代化拓宽多元化就业空间,为“富民优先”开辟低门槛创业途径,为经济结构调整建立节约型产业模式,为可持续发展创造绿色增长方式,为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提供全面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厦门服务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均服务业占有量比重较大,但是,随着gdp的增长,第三产业产值虽然有所增长,但比重却呈下降 趋势。因此,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发展服务业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充分认识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厦门经济发展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充分认识厦门发展服务业存在的差距、潜力和目标任务,要像重视发展制造业一样重视发展服务业,以抓开放型经济的力度来抓服务业。 1、重点发展为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服务业 一是现代物流业。现代物流是运输、储存、配送、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的有机组合,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撑,被誉为21世纪最有前景的行业之一。厦门有港口、交通、产业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现代物流业前景广阔。为此,我们要以打造国际中转港、赶超高雄港为目标,加快港口开发开放步伐,积极扩展港口功能,提高港口物流管理水平,深化“大通关”建设,推进区港联动、厦漳港口组合和海铁联运等三项工作,完善口岸服务功能,力争把厦门建设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国际物流枢纽中心。二是科技服务业。要建立健全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推动自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要建立财政资金支持创新创业的机制,健全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充分发挥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作用。要积极兴办各类科技服务机构,建设公共科技平台,提高科技资源社会共享程度。 三是金融服务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厦门发展金融业要以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为目标,着力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精心培育金融市场,积极发展各类金融机构,鼓励发展民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快金融业开放步伐,特别要充分利用好与台湾的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五缘”优势,抓住四大对台基地(即祖国大陆对台通商基地、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基地、海峡两岸旅游合作基地和农业合作基地)建设的契机,勇挑建立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的重任,大力引进台湾金融资源,吸引台资金融机构入驻,力争使厦门成为台资金融机构汇集地,并最终实现从经济特区向金融特区的转变。 四是会展服务业。会展服务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厦门充分发挥沿海城市、经济特区的优势,积极发展会展经济,为会展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后要继续以“9·8”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对台出口商品交易会和厦门国际马拉松赛为重点,加强与全国行业协会、国际会展机构的交流合作,积极承办各类国际国内会议,发展国际化、专业化、贸易型为主的会展,举办具有产业和地方特色的会展,把厦门培植成海峡西岸的高层次会议、展览中心。要着力整合会展资源,扶持发展会展企业,加快会展业配套设施建设,完善会展服务体系和整体功能,争创厦门会展业的品牌优势。要充分发挥会展业的集聚辐射效应,延伸会展业产业链,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2、大力培育关联度大的新兴服务业 一是信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主要包括系统集成、软件等信息内容服务业和数字平台、网络等信息工具服务业。党的十六大把信息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为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信息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牢牢把握信息服务的新技术、新业态,坚持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鼓励扩大信息消费相结合,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能力。要加大信息资源整合力度,积极发展基于数字平台、移动通讯平台、宽带多媒体平台的信息增值业务,不断拓展网络增值服务,推进社会服务信息化。 二是旅游业。旅游业是“朝阳产业”,对扩大消费需求、增强城市活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均具有重大关联带动作用。20__年厦门市接待海内外游客达1712.8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30.93亿元人民币。今后要围绕建设旅游强市为目标,充分发挥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和对台旅游区位优势,有效整合旅游资源,实施旅游项目带动战略,加强旅行社等大中型骨干旅游企业的培育和建设,加大旅游产品开发力度,延伸旅游产业链,壮大旅游产业经济,建设并形成东南沿海的重要旅游口岸和国际性海滨旅游城市。要加强旅游区域协作,发展与邻近的漳州、泉州、龙岩的旅游互动,开辟跨区域旅游线路,加大旅游市场促销力度,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旅游市场格局。要积极争取国台办的政策支持,将现有的厦金旅游审批权下放至厦门,并开放大陆居民走厦金航线赴台旅游。要抓住厦门成为台胞包机新增航点的契机,加大厦门旅游的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台胞、国际游客在厦通关、登陆。 三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以建设海峡西岸和东南沿海文化名城为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整合社会文化资源,落实文化产业政策,引导社会力量投资文化产业,尽力形成一批发展前景好、产业规模大、竞争能力强的文化产业群和文化产业集团。要充分利用厦门的环境资源和人才资源,大力发展音乐、艺术、舞蹈等特色教育,特别要发挥厦门作为全球三大油画生产基地的优势,从政策引导、产业规划、环境营造、市场拓展、人才培训等方面下功夫,提升油画产业的层次,做大做强油画产业。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厦门与台湾有着很密切的文化渊源,对台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厦门作为闽南文化的汇聚地,闽南的各种文化都能够在厦门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因此,我们要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积极发挥先锋和主力作用,充分利用与台湾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地理位置毗邻的优势,狠抓有闽南特色(如歌仔戏)的文艺精品创作,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平台,全方位推进对台文化交流工作,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3、全面提升直接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消费性服务业 一是现代商贸业。一方面,要从“扬长”出发,依托厦门的人文优势、区位优势、口岸优势和服务配套设施较完善等优势,以推进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加快商贸零售业态升级换代,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特许经营、制等多种现代流通方式,努力构建聚散能力强、辐射面广、高效益、高容量的生产资料、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三大流通体系,初步形成区域商贸中心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从“避短”出发,通过新建、调整、提升,促进城市商贸等级网络体系的形成,支持商贸业的合理布局和有序发展;促进商贸业专业化发展,重点 培育石材、汽车、it电子等专业市场,同时以专业街为载体,支持专卖店、精品店、品牌店为主的新兴商业业态的成长;扩大商贸业吸纳辐射能力和范围,努力提高商贸业组织化、集约化程度,提高综合竞争能力。 二是社区服务业。要坚持以方便百姓和增加就业为目标,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设施和服务体系,推进社区服务业向社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要建立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的现代社区服务发展机制,完善社区服务设施,健全服务网络,创办服务企业,拓展服务领域,增强服务功能,形成广覆盖、多层次、社会化的服务体系。要加快发展养老托幼、家庭医疗、家庭教育、清洁卫生、保养维护等便民利民的家政服务。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加快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建设中心村,促进农村人口的集中居住,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进城务工的组织和就业培训服务。 三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几年,厦门房地产业发展迅速,但行业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今后要重点规范土地市场管理,提高有限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水平,合理调整房地产结构,推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切实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当前,要积极探索建立房地产政府调控体系,定期分析房地产市场形势,建立房地产信息预警系统,加强监测引导,促进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着力提升第一产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厦门作为沿海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城市,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虽然仅有2%,但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厦门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没有厦门农村的城市化,就没有厦门城市的现代化;没有厦门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厦门全市人民的小康。为此,一要继续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目前,厦门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如银鹭集团、大洋集团、如意食品集团等,已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今后,我们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运作规则,坚持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方式,扩大订单农业规模,组织适销对路的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延伸农业产业链,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高机械化程度和生产技术水平,实现农户与市场、农业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对接,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二要抓住当前对台形势转变的时机,加大农业对外特别是对台开放力度。一方面,通过农业科研部门及相关民间组织开展技术交流,大力引进台湾名优新品种和台湾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保鲜、加工等前沿技术和农产品质量检测、动植物防疫检疫、食品安全卫生技术等多方面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建立台湾农业技术引进示范区,提升厦门农产品品质,增强厦门农业的比较利益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小三通”和业已形成的台湾水果中转地等有利条件,以及大嶝对台贸易区的有利地位,积极开展农业新品种、新设备和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把厦门建成对台农业合作基地和台湾农副产品到大陆中转集散基地。三要围绕“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环保”的要求,适度开发观光农业。根据厦门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发展观光农业宜主要开发以下两种类型:一是观光果园。如荔枝园、草莓园、花圃、台湾水果园、柚子园等等,让游客入园摘果、赏花,享受丰收的喜悦和陶冶情操;二是休闲农场。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休闲农场,游客不仅可观光、采果、体验农作,享受乡土情趣,而且可实现住宿、美食、度假和游乐于一体,丰富厦门旅游的内涵,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特色的创新创业 摘要:当前创新创业教育的困境、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特点、高职校的性质、高职生自身特点等多种因素决定学生创业意识及能力必须区域化,与区域经济特色相适应。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强化乡土教育教学,重构培养体系,政府、社会、学校联动,共同组建高职生创业平台,开设适合区域经济特点的新研究、新专业、新培训。 关键词:五年制高职生;区域特色;成功创业;教育 不同类型的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也应该有所区别,体现自己的特色。对五年制高职校来说,紧跟时代潮流,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开展区域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及创业能力,应当是一个合理有效的创业教育理念,它有利于提高高职生创业的成功率,是当前高职生成功创业的新引擎。地方高职校为地方经济服务,抓住区域特色创新创业教育,就是抓住了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牛鼻子。 1.大学生创业的高失败率促使我们重视区域特色创新创业教育 对区域创新创业教育的忽视,导致学生创业过于理想化、概念化,找不到自己的准确定位,找不到符合区域实际的项目,是高职生创业成功率如此之低的重要原因。近几年,高校中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已成为广大师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许多高校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创业教育,许多大学生也满怀激情投入创业之中。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却极低。据有关资料表明[1],社会上创业失败率为70%左右,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仅为2%~3%左右,毕业后自主创业率也不过1%,可见同社会上的创业相比,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是不容乐观的。 2.经济区域化趋势引导着五年制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方向,顺应这个时代潮流的创新创业则更容易取得成功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一方面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和经济的个性化。经济的快速增长越来越多地聚集于有特色的地区。区域特色因个性而存在,个性成为区域价值的依据,如深圳经济区域、苏南经济区域、苏北经济区域等都有自己的特色。 3.五年制高职校的现状决定了其创新创业教育区域化的方向 地方高职校应以培养面向基层的应用型人才为根本出发点,积极探索可行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多渠道的培养方法,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目前,各地高职校、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高职校,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地发挥,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高职毕业生区域创新创业意识及能力不强,不愿意在本地创业。因为经济相对落后,毕业生大多向往经济发达地区,学校亦将他们向发达地区企业推荐。 4.高职生区域化使创业倾向区域化 高职生的生源分布有一定的区域性,即大多来同一个地方,尤其是五年制高职生几乎全来自本地。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极为熟悉,区域化的创业教育有利于创业的展开,并提高成功率。大学生的创业意识与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这对立志创业的五年制高职生如何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参考模型。他们应该试图建立宽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多与人沟通,并与社会网络成员建立广泛的事务关系。而区域化则为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抓住以上问题,五年制高职生创新创业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在山重水复之际,出现柳暗花明。那么,如何进行区域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呢?各个区域有自己的特色,下面以江苏宿迁为例,作一简单说明,以期抛砖引玉。 宿迁市属于苏北经济区,建市十多年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经济增幅连续几年全省第一,被社会誉为宿迁现象,区域经济特色初现,但仍属于经济发达省份的落后地区。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大量的流失,同时,我们还发现引进的外地人才不同程度地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一、以区域特色教育为中心,重构创新创业培养体系,并建立长效机制 1.强化乡土教育与创业教学,增加高职生对区域创新创业的了解,培养高职生区域创业之心志 五年制高职生年龄较小,阅历也浅,对创新创业问题认识不深。区域创业意识与创业能力不强。许多高职生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未必对当地区域全貌及历史文化等有透彻把握;再加上中学阶段的升学率教育,许多学生曾经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外界所知甚少。但他们对新知识的接受速度快,转化的效率也惊人。因此高职校宜及时开设地域文化特色课程,为其补上这一课,让学生受到丰富的地域文化的熏陶,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和人文素养,强化学院学生扎根宿迁、建设宿迁,在宿迁创业的坚定信念。 宿迁市编写的《宿迁创业文化读本》,是了解宿迁市市情及创业状况的较好的资料,适合在高职校中传阅。同时,开放教学内容,教师要经常组织学生查阅区域性报刊、网站等,并逐渐让学生养成这样的习惯,及时了解区域最新信息、创业文化,学会运用信息,跟上区域经济发展潮流。 2.改革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丰富创业内容,调动高职生持续的创业热情,培养高职生区域创业之智能 五年制高职生的创业热情很高,但其持续性不强,往往遇到一点困难就全部放弃。对此,我们要倍加呵护,为高职生成功的区域创业提供充分的课程准备。课程体系应调整为能够涵盖科学、技术、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环境、艺术、社会发展知识、区域创业优惠政策等诸方面,满足时代需求的体系。增加区域市场与经济、环境与发展、人文与道德等课程门类,正确处理好基础与专业、理论与实践、教学与指导的关系。尤其注重适当的艺术教育,从内外激发高职生创业激情。 抓住教学这个中心环节,通过教师将区域创业教育内容渗透于各科教学之中,营造一种民主、 平等、热烈的教育氛围,以此提高高职生学习与创业教育有关知识的积极性和兴趣。 改革考试制度,完善评估机制。考试制度的改革应立足于知识的运用、整合与创新,采取书面考试与科研论文、产品设计、社会调查报告相结合的形式,并且提高能力测评项目比重。 二、政府、社会、学校联动,共同组建高职生区域创业平台 宿迁全民创业的热潮正蓬勃兴起,高职校作为社会的一个单位,应积极地参与其中,以补充自身,并逐步将社会资源化为己用。可以这样断定,凡是没有明确指明不让学校参加的活动,学校都有参加的可能,凡是没有指明不准让学校利用的资金、资源,学校都可以利用。 1.充分利用社会培训,积极争取联建创业实践基地。宿迁市政府非常重视创业文化建设,并于年初始组织了多次创业培训,设立了专门的创业服务中心,出台了许多创业优惠政策。学校应带领学生积极利用这些创业平台,带领学生参加创业培训,积极争取联建创业实践基地,让学生走进基地实践获得经验,让基地的成功者引导学生更好的创业,通过基地寻求创业机会。 2.以项目带动创业创新,发挥高职校师资优势,带领学生为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展科技服务。我国企业没有技术自我研发的传统,大多没有设立自己的技术研发机构。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一些大型骨干企业建立了自己的技术研发机构,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却还没有,宿迁市企业多属于后者。 高职校要跳出只管教书育人、不投身经济战场的封闭办学圈圈。教科研人员不在生产第一线,对企业的需要不了解,但可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带领师生集体攻关,积极为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展科技服务,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以实际行动引导学生创新创业。 三、根据区域经济特点,解放思想,开设适合区域经济特点的新研究、新专业、新班级、新培训,以满足五年制高职生区域创业的需求 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和经济的个性化,对高职生创业有新的要求,需要高职生不断补充社会所需要的知识。这两者促使高职校不断进行新的研究,创建新的专业形成,而不应该仅仅是文凭的发放点。形式上可采取专项培训、短期培训等。 这儿的问题是许多高职校在设置专业时,缺乏这种开拓的勇气,不是根据区域优势,而是根据自身优势来设置专业,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学生的感觉还是没学到知识。我们在要求学生学以致用的同时,更要教以致用。也许有人会说,高职校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所有专业都开,有些专业即使是区域所需、学生所需,学校也想开,但缺乏实力。对于这类问题要分类对待,只要对区域创业有益,完全可以尝试着来做,下面试着列举几种情况来说明: 1.区域成熟产业,看其前景决定是否发展。若是无公害、日不落产业,大力发展,引导学生在此创业,如宿迁花木产业、高效农业、畜牧业等等,都应当深入研究,应当开设此类专业,或者类似短训。师资可以就地取材,从当地聘用即可。在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开发。 2.区域初步发展产业,看其趋势,趋势良好的朝阳产业,则开发新专业。如电子产业等,应用广泛,适合深入开展研究,形成自己优势,同时也可以组织集体攻关设计。对学生加大教育力度,为学生开拓创业领地。 3.对引进的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集中力量创设此类新专业。宿迁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不断接受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外,还应该瞄准国内、乃至国际精密技术前沿。可以尝试以学校为依托,招先进项目,让学生亦实现跨越创业。 创业虽然也属于就业,但它是就业的深入,承担着一份社会责任。因此,对于一些敢于“吃螃蟹”的高职生,只要基本条件具备,学校就应为其顺利创业提供机会和服务。另一方面,要根据高职生自身特点和社会需要,帮助和引导他们及时转变就业观念,鼓励他们选择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职业岗位,用自己所学,在不同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宿迁是人口大市,如何化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成功的区域性创业教育是致关重要的。宿迁的高职校应抓住这个机会,努力提升自己,培养创业人才,为宿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区域经济论文:现代物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物流业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工业化进程中最为经济合理的综合服务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物流产业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基础产业,其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被喻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加速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政府有关部门和广大企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全国各地兴起了发展现代物流业的热潮。如何认识现代物流业在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发展现代物流业的首要问题,它将直接影响人们对现代物流业的重视和投入程度,也将关系到现代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 一、关于现代物流业的基本认识 1.物流产业的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物流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产物。传统上的物流活动分散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不同的企业以及企业组织内部不同的职能部门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的日益完善,生产和销售领域以外的运输、储存、配送等物流环节中蕴藏着巨大潜力。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开始寻求成本优势和差价优势,对物流各环节的功能进行扩充和整合,使其实现总成本最小化。他们首先将企业内部物流资源整合和一体化,形成了以企业为核心的物流系统,物流管理也随之成为企业内一个独立部门和职能领域。之后,物流资源整合和一体化不再仅仅局限在企业层面上,而是转移到相互联系、分工协作的整个产业链条上,形成了以供应链管理为核心的、社会化的物流系统。物流活动逐步从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专业化的、由独立的经济组织承担的新型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经济中出现了为工商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专业化物流服务的企业,即“第三方物流”企业。各种专业化物流企业的大量涌现及表现出来的快速发展趋势表明,专业化物流服务作为一个新的专业化分工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产业部门和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上述可知,物流理念被引入产业界后,其内涵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充。短短几十年间,物流由最初概念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在全球迅速成长为具有无限潜力和发展空间的新型服务产业,并已进入现代物流的发展阶段。所谓现代物流业,是指产品从生产地到消费地之间的整个供应链,运用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进行高效率计划、管理、配送的新型服务业。它通过对物流的各个环节,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加工、配送和信息处理等相关活动,进行一体化管理,以达到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企业利润的目的。因此,国际上通常把降低物资消耗而增加的利润称为第一利润源泉,把节约活劳动消耗而带来的利润称为第二利润源泉,而把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挖掘的利润称为第三利润源泉。着名管理权威P.F.德鲁克则把现代物流业称之为尚待开掘的“黑大陆”。 2.现代物流业的基本特征 虽然物流活动存在已久,但在现代经济中,物流产业及其所提供的物流服务,与传统的物流活动或者生产、流通部门从事的物流活动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具体表现为: 第一,现代物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动脉系统,它连接社会经济的各个部分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第二,现代物流业通过对各种物流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实现物流活动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物流总成本的降低。 第三,现代物流业可以为全社会提供更为全面、多样化的物流服务,并在物流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实现价值增值。 3.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现代物流业发展呈现出五大趋势:一是系统化趋势。为满足用户需求不断变化的客观要求,现代物流包含了产品从“生”到“死”的整个商品流动过程,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专业化的供应链,物流系统也就成为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社会 系统;二是信息化趋势。借助于商品代码、数据库的建立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在运输网络合理化和销售网络系统化的基础上,整个物流系统实现管理电子化,物流业正进入以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信息化新阶段;三是专业化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生产企业为精干主业,提高效率,逐渐把物流配送业务交由专业的物流企业去做。第三方物流能够发挥集约化、专业化的优势,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物流合理化,从而节约流通费用,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四是仓储、运输的现代化与综合体系化趋势。仓储现代化表现为高度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组织起高效的人、机、物系统;运输的现代化则要求建立铁路、公路、水路、空运与管道的综合运输体系;五是物流与商流、信息流一体化趋势。传统上,商流、物流、信息流是三流分离的。但现代物流的功能逐步拓展,将商品的交易、产品的位移和信息的传递集成在一起,实现了三流合一。 二、现代物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现代物流业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度和带动效应,它不仅涉及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管道五大运输方式经营企业,还涉及交通、运输、仓储;包装、 通信等设备的制造和经营业;不仅涉及农业、工业、货代、仓储、包装、堆场、电子商务、邮政、通信、银行、保险、消费者等生产经营和物流服务企业以及用户,还涉及政府、税收、海关、检验检疫等管理部门。因此,现代物流业几乎涵盖了一产、二产、三产的所有领域和部门,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都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是国民经济的综合性和支柱性产业之一,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越发展,专业分工就越细。专业分工越细,也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专业比正是现代物流业的一个显着特点,它使生产者、经营者能压缩存量资本和不必要的物流投入,使消费者的需求能更便捷、更好地得到满足;使电子商务、全球卫星定位通讯技术等先进科技有更广阔的应用领域;使物流经营者能更专致于物流服务;使物流设备和技术、管理进步更快;使物流资源向专业化、规模化、合理化方向配置,形成集约化的物流经营,产生规模效益。 2.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目前,我国地区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严重,东部、中部、西部产业相近系数高达0.95左右。规模形不成,厂商生产和销售成本高,消费者购买价格高,可谓两者俱损。因此,各地区应依托资源优势从事生产和经营,形成区域间合理分工和协作,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为贸易发展奠定交易基础。而地区分工造成的生产区域化与消费全球化矛盾则通过现代物流业得以解决。这样,不仅使各地区和企业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以及由此造成的盲目竞争,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也能使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 3.发展现代物流业,将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现代物流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正好属于需要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因此,发展现代物流业不仅可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及地位。而且,发展现代物流业可以带动相关的批发零售业、餐饮业、房地产业、信息业的发展。这样既增加了第三产业的绝对数量,还提高了第三产业中高附加值行业的比重,从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繁荣区域经济。此外,发展现代物流业也是创造再就业的有效途径。随着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劳动就业将出现新的格局。 4.发展现代物流业,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现代物流在我国刚刚起步,潜在需求巨大,相对传统的物流业,它属于产业的优化升级。现代经济发展对高质量、高效率物流服务的需求,将使传统物流业获得新的业务拓展领域,变单纯的仓储货运为现代物流,提高附加值,走出新路。 5.现代物流业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招商引资的重要措施。目前,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欧洲、新加坡等国的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区域时,把综合物流发展状况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考察条件,来判断项目投资的效益。例如,上海浦东刚建成就吸引了 世界500强中的不少企业登陆,而当他们发现那里居然没有一个物流中心,不少企业憾然离去。痛定思痛,一个由上海市相关部门组成的物流促进委员会开始着手建立物流中心改变其投资环境。 6.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等基础设施是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物流业的发展又将推动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功能的发挥。近年来,我国不少港口城市通过实施“以港立市”发展战略,城市交通运输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海港、空港、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建设日益完善,为物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港口城市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大力发展物流产业,进一步完善了城市交通网络建设,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7.现代物流业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在传统的物流运作方式下,企业各自搞物流,形不成经济规模,造成采购成本高,人员和运力利用率低。现代物流业通过集中采购、集中运输、集中储存、集中管理等专业化、规模化服务,可以有效地降低采购成本,极大地提高人员和车辆、仓库等物流设备和设施的,利用率,从而减少企业物流支出,提高经济效益。 8.现代物流业是现阶段实施港区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在港口(包括海港、内河港、空港)与保税区合作中,依托港口的运输功能和保税区的保税仓储、加工贸易、国际中转贸易功能,发展现代物流业,使港口的优势和保税区优势得以互补,为实现港区一体化创造有效的途径。 9.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将直接产生显着的经济效益。例如,美国物流业规模为9000亿美元,几乎是高技术产业的两倍,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日本在近20年内,物流业每增长2.6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就增加1%;据统计数据,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而我国约为16.7%,这说明,我国物流成本的节约空间还非常大。因此,如果能够在物流合理化方面加以改进,将该比例降低一个百分点,我国每年就将直接节省约2400亿元的物流成本,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极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10.发展现代物流产业,能够起到完善结构,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质量和抗御危机的作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人们在分析和总结东南亚各国和各地区的情况时发现,以现代物流为重要支柱产业的新加坡和香港具有较强的抗御经济危机的能力。 通过上述探讨可以看出,发展现代物流业应作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优化生产力布局,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综合素质和企业经济效益,增强经济竞争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项战略性举措。 三、成都发展现代物流业孕育巨大商机 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和交通枢纽,商贸流通和货运仓储相当发达,发展现代物流业理应成为成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依托西部大开发战略,成都明确提出:将成都建成西部物流中心的战略举措。2000年9月21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成华区内建设“成都物流基地”。目前,成都物流基地已与北京赛普京良、深圳平湖两大物流基地签订 合作协议,共同建设中国未来的三大物流基地。 物流基地的建设为其服务辐射半径区域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给区域经济带来了强劲的冲击。在过去几年,成都市成华区因基础设施差、改造成本高而制约了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成都其他各区。在成都市约400万平方米的专业市场总量中,成华区仅有10多万平米。自2000年正式被市政府批准建立物流基地后,成华区专业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目前,已建成成都八里庄二仙桥钢材市场、成都512建辅建材市场、八里庄粮食批发市场、圣灯陶瓷玻璃橱具酒店用品市场等大大小小的市场共40余个,在建的还有富森·美家居装饰材料批发市场、中国西部塑料市场等20多个专业市场。根据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介绍,计划到2005年成都全市市场需新建近500万平方米,其中,成华区就规划有118万平方米,约占全市新建市场的25%。到2005年,这一地区将建成一个以生产资料为主的,集仓储、运输、物资配送、信息咨询、餐饮娱乐、通讯、金融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市场群,形成高起点、高效率,极具辐射力的现代化物资交 易中心、仓储中心和信息中心。建成后,年交易额将达到200多亿元,与金牛区金府路生资市场群及五块石市场群和武侯区红牌楼汽配市场群及高新区火车南站消费品加工贸易区批发市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成华区的成功实践引起了青白江区的高度重视,区政府开始积极探索促进本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为进一步加快青白江区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青白江区提出了“建成一流卫星城,跨越发展青白江”的发展目标。可历史及实践都证明: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和有效的物流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良好的物流条件,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制约。成华区为何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开发者?为何能成为一片投资热土?究其原因,投资者都不约而同地看中了这里良好的物流条件。为此,青白江区提出紧紧围绕交通区位优势的特点,依托工业基地、大型企业、铁路枢纽,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现代化物流中心,充分发展物流经济的思路。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其自身的优势:(1)青白江区是成都市东北的门户,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国家公路国道主干线“五纵七横”经过成都的两条(上海—成都)、 (二连浩特—河口)均经过青白江区(成绵高速、成南高速),另有国道108线和省道唐巴公路,还有7条县道,区内公路密度达132.9km/km。区内现有国家铁路4条——宝成、达成、成渝、北环线,另有1条企业专用铁路,有火车站5个,其中大弯站、青白江站、城厢站属成都枢纽站,有国家铁路二级口岸1个。青白江区拥有大量可供开发的土地,而且地价便宜,只相当于成都二环路附近地价的1/5。(3)青白江区有充足的水、电、气资源。工业渠流量8万立方米/秒,并已建成日处理污水10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区内建有西南地区最大的500KV枢纽变电站,总变电容量178KVA,具有国、地电网双线供电优势;四川省南北两大输气管道及两座大型天然气配供中心都建在区内,天然气管道铺设完备,天然气日供量400万立方米。(4)区内建有华铁国际储运有限公司,配有先进的物流设施,具备“一关三检”查验功能,已开通成都 上海“五定班列”,以及与上海、天津、青岛、连云港、广州、深圳等沿海口岸的进出口业务,具备良好的物流基础。(5)经铁道部批准,将把青白江火车站由原来的13股道扩建为24股道的大型货运编组站,成为成都北货站,这是青白江区发展物流业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6)青白江区是全国和西南地区着名的化工、冶金基地,拥有川化、成钢、成桥、蓝风等12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有中日合资川化味之素、美国成都宝洁、成都王牌农用车、四川升达杯产等10多家合资、独资公司及联办企业,形成了以化工、冶金、机械、建材、轻纺五大支柱产业。雄厚的工业对物资储运有巨大的需求,可以为物流业带来充足的货源。 由上述可知,青白江区已具备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基本条件,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必将引起青白江区经济的重大飞跃。第一,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不仅可以增强本区对德阳、金堂、新都等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而且可以与同处成都市北面的“成都物流基地”互相配合,优势互补,增强成都市对中国西南地区物资、人员、信息等的辐射作用;第二,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区内物流资源的整合及优化配置,提高物流企业经营效率;第三,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可以为区内大中型企业提供“准时供应系统”、“即使供应系统”和“零库存系统”等第三方物流服务,使工商企业降低管理费用,压缩存量资本和不必要的物流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第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将会大大改善青白江区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来资金和项目落户青白江区,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缩短与周边地区和先进区县的差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五,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将大大提高青白江区的整体服务水平,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同时,可以带动周边专业批发市场的发展,这将进一步增强青白江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随着物资、信息、资金和人员的集散,又会直接推动餐饮娱乐、金融、信息通讯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此外,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最终也会对房地产的开发形成新的需求,以商业房地产开发带动住宅房地产的建设。 然而,上述这一切都必须立足于对现代物流业的大力发展。可见,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的确对区域经济有着巨大的带动和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与公路运输的关联性 公路运输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中所占比重很大,公路运输成为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成为地区间更直接、更有效的主要运输方式。其发达程度能够衡量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 一、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理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路成为国家重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公路运输是以公路为运行基础,公路网由通道与结点组成,公路网覆盖到了乡村、城镇、工矿企业、港站码头。公路运输是由公路和汽车两部分组成的,是以站场为基地,以车辆为工具,实现旅客和货物位移的生产活动。如今,公路运输所具有的优势正逐步得到发挥,公路运输的优点包括公路运输的广泛性与便利性,公路运输因其公路网分布的广泛性成为区域内唯一的运输方式,使我们能够随时利用生产和生活运输;公路运输基础建设的延伸性和通达性很好,是最为普遍适用的运输方式。并以其通达程度深、延伸性较强等特点为农村运输提供了便利,具有完善的交通工程设施和服务设施,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服务;公路运输的缺点是运载量小、能耗大,运输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安全性、舒适性低;公路运输的适用范围适合于补充和衔接其它运输方式,能在短时间、低投入的情况下开辟,对国土开发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是指一定地区范围内的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区域经济的形成受到多方面条件作用,由此决定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区域经济的特征包括区域性、综合性(系统性)、开放性和权益性。区域经济最基本、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区域性,它受该区域的自然、技术和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区域经济联系是各种产业间和地区间经济联系的综合与交叉,区域经济发展要综合考虑多种方面的系统协调,因此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开放,区域经济更加注重区际之间的流通与交换,使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能够相互补充,从而达到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为了获得本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的增加。 二、梯度及区域经济梯度发展 梯度的涵义是描叙事物在空间内不均匀分布状况,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是指经济在地区之间呈现一种的不均衡发展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循环阶段的变化,按顺序由高梯度地区转移到低梯度地区推进。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协调性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协调是具有目的的即实现系统的总体的演进目标,协调的含义包括:把协调看作是一种组织管理工作,把协调当作事物发展的一种态势。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性是指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公路运输子系统内部元素、区域经济内部元素、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区域经济和公路运输与人口、资[:请记住我站域名/]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状况。主要由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相互发展、相互制约的特殊关系所决定。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性的表现形式公路运输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投入下产出最大或一定产出水平下的投入最小。梯度经济发展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高、中、低梯度区,公路运输的区域效应是增强区域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使区域经济系统内的分工协作愈加明显和集中,使区域经济系统的非平衡性提高,加强了区域经济的集聚作用,增加对投资的吸引力,促使区域经济系统向更高阶段演化;区域经济的公路指向效应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加强,运输需求的增长是刺激运输供给,提高的区域实力。 三、应用DEA评价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 公路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协调,一个协调发展的系统应该是有效率的,要求和谐一致、良性循环,评价需要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简称DEA,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借助于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以凸分析和线形规划为工具的进行评价,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可以对经济效益指标进行评价,通过建立线性规划来求解出最优权系数和效率值。特点是适用于多输出一多输入的有效性综合评价问题,建立模型前无须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输入输出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无须任何权重假设,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在具体应用时,首先要进行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指标的选取。指标的选取原则是指标数据应易于获取、指标数量不宜过多、指标要具有较强的分辨力、根据“决策单元”区分投入与产出、指标体系要保证其统一性。利用这种方法能够很好的评价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公路运输高效化、一体化。 四、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规划公路的运输结构以及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它要求我们要做到加大公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公路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力度,提高公路建设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合理规划、统筹兼顾。应注重及时调整公路运输与经济系统的发展状态,进一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要充分考虑等级公路的建设规模,制定合理的管理措施和方案刺激经济发展,加大移民力度,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修路通车,对地区进行公路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管理应考虑全面,坚持执行国家的实行松紧适度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满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公路交通的要求。 在加大公路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道路的养护,先扶植经济发展潜力大的地区,兼顾已建成公路的运营效率,以加快公路运输的发展,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克服重建轻养的思想。应以市场经济为调节手段,区域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步入一个新的台阶,让公路运输业为区域经济贡献更多的力量,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区域经济论文:试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货币政策选择 在理论界,一直以来的典型观点是财政政策实行结构调节为主,而货币政策实行总量调节为主,因而强调在货币政策上的全国统一性,而以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但是,对于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政策的可行性应该比政策的一致性更为重要,特别是,面对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反思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很有必要。联系到最优货币区理论,差距较大的国家不能组成单一货币,如果把最优货币区理论运用到一国范围内,在各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时,实行全国统一货币政策是否有其不当之处呢?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在我国范围内的应用 二战后,在对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优劣比较中,蒙代尔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他认为,在单一货币的流通区内,人们无需兑换货币,节约了社会资源,也无需承担汇率风险,扩大了经济交易范围,有利于经济发展。因而,一种货币的流通范围越大就越能促进微观经济效率。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经济周期也不完全同步,此冷彼热是经常现象,这时就需用货币政策加以调节。从这个角度考虑,货币区就该尽量细分,货币区越多越好。这样,当某一地区经济紧缩时可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避免经济衰退。反之,如出现经济过热,则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经济降温。如上所述,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需要增加货币种类,缩小货币流通范围,微观经济效率则需扩大货币流通范围,减少货币种类。那么,货币种类的最恰当范围,即最适度的货币区是怎样确定的呢?蒙代尔认为,判断一个货币区是否最优货币区,关键在于要素的充分流动性。如果一个货币区域内要素能充分流动,区域外则存在流动性障碍,该货币区便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指出,最优货币区既可能大于一国范围,也可能小于一国范围。最优货币区理论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蒙代尔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对最优货币区的划分标准,提出了多种见解,比较典型的有经济的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相似性。 正如蒙代尔指出的那样,最优货币区既可能大于一国范围,也可能小于一国范围。一个国家使用一种货币并不等于说该国就是一个最优货币区,除非在经济方面满足一系列条件。因为一国通行一种货币主要是国家主权的表现,由政治力量主导,其货币流通范围取决于国家政权力量所能达到的地域,而最优货币区则主要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但由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几个国家的货币联合组成一个更大的货币区上。实际上,这隐含了一个条件:各国本身已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均衡的小国来说,或许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但对一个大国,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着差异,该国本身是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或者说,是否存在实行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条件是值得探讨的。下面,我们按照上述对最优货币区划分标准的典型观点,对我国是否是最优货币区加以判别。 从生产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来看。我国户籍制度管制严重,各地差异甚大的社会保障标准,都极大地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另一种主要要素——土地,其高度流动性更是无从谈起。 从经济的开放度来看。经济开放度可用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整体经济开放度在不断提高。但是,我国地区之间外贸依存度存在着巨大差距,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开放度高,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从通货膨胀的相似性来看。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方面的具体条件不同,我国各地的通货膨胀率也存在很大差异,如1994年全国通货膨胀率达21.7%,最高的陕西(25.9%)与最低的上海(15.6%)相差10.3%。在其它时期,地区间的通货膨胀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物价水平的不一致,使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存在相当困难。 二、统一的货币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按世界标准来衡量,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达中等收入国家(地区)水平;而落后地区仍处于世界最贫穷国家(地区)之列。存在这么显着的地区差距,无论从哪个判断标准看,我国都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因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存在困难。从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看,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也引起了一些地区或明或暗的抵触。 首先,由于东部在全国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因而全国经济状况的判断就主要是基于东部地区的形势而做出的。东部地区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其经济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比较敏感,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东部地区要快于西部地区。现实情况就很可能是东部已过热,而西部则仍属正常范围。此时,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就对东部来说是适宜的,就全国整体来说,也可能是适宜的,但对西部这一局部范围来看,则不啻于一记闷棍,使发展势头良好的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因而,我们说这种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在改善整体经济状况的同时阻碍了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 第二,货币政策最终效应取决于宏观经济主体与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灵敏程度。货币化程度高的东部地区,货币资金的运动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更为显着。而在货币化程度低的西部,在经济发展中有一个货币化程度逐渐提高的过程,因而即使相同的货币政策力度调控力度,对东西部产生的实际作用也不同。就“基础货币-货币乘数”机制来说,简单地,货币乘数=1/(法定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由于法定准备金率是全国统一的,而西部地区的货币化程度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因而其现金漏损率较高,再加上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资金漏出,使西部地区货币乘数低于东部地区,从而使西部地区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远远少于东部地区,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市场经济较发达。一般而言,受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影响最大的是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小,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也就意味着同样的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对东西部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东部地区受到的影响要比西部小。 第三,同样的利率客观上造成对东西部的差别利率,东部在享受“优惠利率”。根据经济理论,利率的范围在0与利润率之间。资金的使用效率受到基础设施,管理水平等多方面影响,而在诸多方面东部都要优于西部,造成东部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较高,企业的利润率较高。企业是否借用资金,关键在于,所借资金获得的利润能否补偿成本后仍有剩余。就是说所借资金的边际利润率是否高于借款利率。由于全国统一的利率政策,东西部的借款利率基本一样,而资金的边际利润率存在差异,东部要高于西部。东部资金利润率高于西部而实行统一利率,其隐含意义就是东部地区实际上在享受“优惠利率”,不可避免地造成西部资金需求旺盛但同时又有大量资金流出的现象,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 三、用区域货币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地区差距是各国在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度被广泛认为只是暂时现象,市场力量将使之达到平衡,但现实无情地击碎了对市场的迷信。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的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理 论认为,存在地区差距时,既有回波效应,即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劳动力、资金、资源并增加发达地区有效需求,从而有利于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也有扩散效应,即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传播技术、购买原料等有利于不发达地区发展的力量。但在市场的力量下,回波效应通常总大于扩散效应,也就是说,更可能造成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在缩小本国地区间差距上,都是通过自觉的调整来促使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不采取有差别的区域性货币政策。如美国颁布了地区再开发法,成立区域开发机构以保障区域扶持政策的落实;意大利则对到相对落后的南方地区投资的,给予特殊优惠和信贷支持。 我国的地区发展差距,特别是东西部差距问题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将带来不小的影响。这一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也采取了一些财政转移支付措施,但收效不明显。前面我们论述了我国范围内本身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因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是不适宜的。实践上,我国原来实行的统一货币政策,客观上是对东部地区的“优惠”,进一步加大了地区差距。自然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实行有差别的货币政策,以缓解地区差距,是目前可行选择。 1、针对东西部地区差距,实行有差别的利率、准备金率 目前,我国利率仍未市场化,中央银行可对西部地区实行有别于东部地区的贷款利率,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以弥补贷款利率所带来的损失。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也对西部实行优惠,同时规定西部银行必须为所在地提供较大比例的贷款,防止银行资金通过拆借等形式流出西部。我国现行存款准备金主要作为资金调节的工具而非作为安全性的保证措施,可将东部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定得稍高于西部,使发达地区的资金通过中央银行的调节流入西部地区,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2、在各地经济冷热存在明显差异时,根据一地的经济冷热决定实行紧缩或松弛的货币政策 我们已说明了由于全国的经济周期不同,西部地区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慢于东部地区,根据东部地区的经济状况来决定货币政策的松紧,实际上形成了对西部经济的损害,对西部而言难免有“瞎指挥”之嫌,这也就是为什么西部对治理整顿屡有怨言的关键所在。我国中央银行已建立大区分行,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扩大其制定本辖区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权,针对本区实际决定实行松或紧的货币政策,或者至少在松紧幅度上具有自主权。 3、适当放宽西部企业直接融资条件,为西部发展筹集更多资金 目前,我国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的资格是全国统一的,不利于西部企业在股票、债券市场上筹集发展资金。我国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数不到全国的20%,通过一级市场融资的比例更低。西部地区的资金积累能力薄弱,如果不能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则难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论文:关于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分析讨论 交通运输系统在整个国民经济大系统中起着纽带的作用,它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有机联系起来,是保证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交通运输业是一个不创造新的可见物质的产业部门,其生产活动不提供具有实物形态的产品,只是实现旅客和货物的时空位移。区域经济发展直接涉及交通运输的建设,两者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相互影响的一般表现及规律是:当区域经济发展迟缓、乏力时,它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和投入能力萎缩,表现为区域经济对交通运输发展的限制和阻碍,当区域经济蓬勃发展时,它对交通运输发展的需求迫切,投资积极性旺盛,但因交通运输发展本身的技术经济特点,不可能迅速显出效果,因而表现为交通运输发展滞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 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以下几点:首先,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及社会生产、生活的内部条件,同时又是区域经济系统中一个创造产值的物质生产部门。其次,交通运输是区域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的先行,是区域产业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先决条件。区域资源的开发包括矿产能源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海陆生物资源及旅游资源等,其目的是通过一定的工程措施与技术工艺,将这些处于自然或半自然状态的潜在物产,转化为人类可以利用的现实财富,为区域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再次,交通运输是区域工农业和城市建设现代化发展的保证和动力。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中,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事实上,它们都离不开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支持、保证作用。在区域工业现代化方面,生产规模化、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的多元化、多向化、网络化,与高技术和分工专业化及布局临空化相联系的信息化是其突出的技术经济特点。这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交通运输系统。在区域农业现代化方面,商品性专业化的生产、外向型农业及农工贸经营公司的运作、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十分活跃的生产、商贸活动,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转移和地域性流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提升等等,靠传统落后的交通运输方式和信息传输状况,绝然无法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为避免在经济发展中各省市区自成体系、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客观上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考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发展交通运输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一,实现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对应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动态发展的保障交通运输发展形成的效益应在区域社会成员、部门及地区,按社会分配原则公平分享、把交通运输建设对环境生态的危害降到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能够容许与消解的最适程度。这些也正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和内容。 第二,加强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区域经济联系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基本要求。区域联系网络的基础结构可以分为交通运输、通讯、动力设施网络等,在这些传输性基础结构中,实现人与货物流动的交通运输网是最基本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以区际贸易为主包括要素流动在内的区域经济联系的变化。公路交通运输网的完善,可以从降低运输成本和减少交易的空间成本两个方面来促进区际贸易。区域贸易不但受本地需求的影响,同时受伙伴区域进口需求的影响。作为生产成本组成部分的运输成本对贸易价格产生强烈的影响,从而影响伙伴区域的进口需求和区域间的贸易。运输成本随距离的扩大而增加,这会产生空间组织中的距离衰减规律,两地之间的距离越近,发生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贸易量越大,贸易种类越广。这使得贸易首先发生在相邻区域之间。如果运输费用大到极点,任何距离的运输行为都变得不合理,那么区域贸易就不会发生,各个区域只能靠自给。随着运输成本的逐渐下降,区域间的相互需求扩大,区际贸易也不断扩大。在现代交通的基础上,区域间的运输成本不仅取决于实际距离,更取决于覆盖它们的交通运输网络的密度和结构,对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和升级不仅要满足当前阶段的贸易需要,更要发挥作用创造更多的区际贸易需求。 第三,政府加强制度管理。交通运输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作为交通运输管理当局,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交通产业投资基金制度,扩展政府资金来源与投入方式,以达到解决目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须”制约的目的;另一方面,要从发达国家成熟的综合交通管理体制借鉴经验,将交通运输各种方式的发展看作一个综合、有机、相互补充而又相互制约的整体来加以规划、建设和发展,变革并完善我国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只有按照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制定相应的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方案,才能达到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和产业结构优化,达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益与均衡,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纺织工业论文:纺织工业供应链创建 循环经济 200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举办了两次循环经济的论坛,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已将“循环经济促进法”列入立法计划。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运用生态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的经济活动;它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闭环流动的循环式经济,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有三大操作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减量化属于源端控制方法,旨在减少生产时使用的物质和能源流量,实现资源和污染物排放的源消减;再利用属于过程控制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或包装容器以初始形态多次使用;再循环属于终端控制方法,要求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通过“资源化”手段,重新变成再生资源。 纺织工业快速响应型循环供应链 针对纺织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循环经济的基本理论和操作原则,提出了在纺织工业建立快速响应型循环供应链的构想。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纺织工业快速响应型供应链,要求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考虑环境和社会效益,考虑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从原料获得到产品最终废弃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因此纺织工业快速响应型循环供应链是指围绕核心企业的,由纤维原材料生产商、纺纱(缫丝、合成)、织造、染整、终产品生产企业、运输、销售、服务部门、消费者、回收处理企业构成的网络,其目的是使纺织品从原材料的获取、加工、包装、仓储、运输、使用到废弃处理的全生命周期中对环境负面影响最小,资源、能源利用率最高。根据纺织工业的特点,纺织工业循环供应链主要着眼于“高利用”和“低排放”两个环节。从源端开始就进行了控制,采用生态环保型原材料、染料、助剂,在自然条件下可降解、可再生,从而减少环境污染;在设计产品时就考虑到产品在其使用阶段的能耗和产品的废弃方式或处理工艺,使废弃工艺减少污染环境,并尽量使这部分能耗降至最低;使用能源、资源消耗少的加工工艺技术,推行清洁生产;对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料,以及纺织品废弃后最大限度地回收重用或循环再用。图1是纺织工业快速响应型循环供应链的简化模型。 重要意义 由于纺织工业快速响应型循环供应链集成了供应链管理、生态环境、清洁生产、快速响应等多个热点问题,可以产生降低成本、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保护环境、快速响应市场等多重效益,因此它对于我国纺织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率。纺织工业循环供应链在供应链的源端就开始考虑原材料及辅助原料的环保和节约,强调在生产阶段中的清洁生产技术和末端的废气排放治理技术,为我国纺织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管理模式。有利于纺织工业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纺织工业循环供应链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把各环节具有优势的企业联合起来,形成战略联盟,各成员企业致力于各自绿色生产核心竞争力的业务过程,企业间通过信息技术紧密合作,并使联盟高效、顺畅地运行,从而保证真正的生态纺织的实现。有利于纺织工业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纺织工业循环供应链要求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如精益生产、敏捷生产等。去除一切不产生价值的环节,提高生产柔性,上、下游企业生产、交货协调、准时,合理安排库存,实现供应链上各企业之间的无缝连接,从而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和生产周期,加快新产品的上市速度。有利于提高纺织工业整体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21世纪的竞争不再是企业或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构建快速响应最终市场需求的供应链有利于提高纺织工业整体竞争力,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依靠先进科学技术的集约型转变,促进产业升级。 研究的主要内容 根据纺织工业的特点,建立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供应链评价体系。在该评价体系中,不仅要考虑传统供应链的评价指标,还应把能源利用率、耗水量、重复用水率、清洁生产情况、产品使用能耗、产品的回收效率、生态纺织材料的使用比率以及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和环境治理费用等绿色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中。纺织工业循环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的评价与选择。根据已建立的循环供应链的评价指标体系,选用合适的评价方法选择战略合作伙伴,以确保真正实现纺织工业供应链及其各节点企业的生态性,将具有优势的企业联合起来,形成战略联盟,实现资源的最优整合。构建纺织工业快速响应型循环供应链。以终产品生产企业为中心,向上与原材料生产商、纺纱(缫丝、合成)、织造、染整等上游合作伙伴形成战略联盟,向下与运输、销售、服务部门、消费者、回收处理企业等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又由回收处理企业、废料回用企业形成闭环系统。纺织工业循环供应链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开发。在纺织工业循环供应链的设计及优化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决策与优化方法,这些方法大多比较复杂,而且计算量很大。因此,需要开发一套辅助决策系统帮助决策者完成供应链的设计与优化工作。 纺织工业论文:我国纺织工业发展思路 一、新世纪以来纺织行业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纺织工业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和产业体系完整、结构不断调整优势,大规模吸引先进技术、资金和先进管理经验,同时积极提高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生产总量 中国纺织行业工业总产值从2001年的9626亿元增加到了2009年的37980亿元(见表1),年均增长率达18.72%。分阶段看,“十五”期间,中国纺织行业的年均增长率为20.99%;“十一五”期间,中国纺织行业的年均增长率为14.75%。 (二)出口贸易 随着国际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以及中国加入WTO,中国纺织工业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加快。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从2001年的543.2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713.3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15.44%。 (三)投资 中国纺织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从2001年的430亿元增加到了2009年的3102亿元,年均增速达28.02%。中西部纺织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也由2001年的25%上升到了2009年的43%,行业投资向中西部转移趋势明显。 (四)劳动生产率 新世纪以来,中国纺织工业加大了技术进步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投入,采用先进技术和装备,改造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发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开发原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加强了产学研和产业链集成创新,使产业技术水平和效率迅速提高。规模以上企业的以工业总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从2001年的12.22万元/人年提高到2010年1—5月的37.83万元/人年,年均增长约12.40%。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纺织行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市场环境出现重大变化,而国内消费市场快速发展,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共同推动中国纺织行业的企稳回升。 (一)全球贸易格局基本情况 近年来,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增长较快,占世界纺织贸易的比重逐渐增加见表5。2001年—2008年的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达8.60%,其中,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达19.42%。但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呈现负增长。今年以来,受到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的逐步推进等影响,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呈现较快的恢复性增长,2010年1—7月,出口额达1128.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 (二)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国内主要政策情况 1.行业方面:2008年下半年以来,政府有关部门连续4次提高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从11%提高到16%,对中国纺织服装恢复国际竞争地位、稳定市场份额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对恢复行业发展信心,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09年,国家在纺织行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方面共投入专项资金13.3亿元,带动社会投资280多亿元,国家投资项目在一些重点行业的重点领域中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2.市场方面:2009年,全行业在国家“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重民生”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支持下,在行业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内生驱动力作用下,中国纺织行业运行已经走出谷底,呈现了企稳回升、发展逐渐向好的良好局面。3.消费政策:鼓励消费的政策领域之宽、力度之大、受惠面之广前所未有。中央财政投入资金450亿元,补贴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减免住房交易相关税收等,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投资政策:实施两年新增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9243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1%,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投资的快速增长有效弥补了外需下降的缺口。4.就业政策:中央财政安排就业专项资金426亿元,比上年增长59%。实施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或降低部分费率、再就业税收减免及提供相关补贴等政策,鼓励企业稳定和增加就业。5.社保政策:中央财政安排社会保障资金2906亿元,比上年增长16.6%。普遍建立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出台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 三、“十一五”的成绩及形成的格局 (一)科技贡献率 “十一五”以来,全行业共有22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技术奖;行业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每年增加1000余件。与2005年相比较,2008年,全行业大中型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94%;2009年,规模以上企业新产品产值翻了一番。全行业4年中共引进国外先进装备156亿美元,采用国产先进装备1966亿元,目前,1/3左右的重点企业技术装备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标志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纤维材料技术进步成效显著、纺织品开发和生产加工技术取得明显进步、绿色环保技术开发和应用进展突出、产业用纺织品发展迅速、信息化技术得到推广、纺织机械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及制造水平大幅提高。科技进步的同时也面临许多问题,例如:科技投入强度仍然较低、人才严重缺乏、创新体系和标准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品牌企业设计和把握时尚能力仍待提高。 (二)品牌贡献率 创名优品牌、开发新产品、依靠产品质量抢占市场,已经成为全行业多数企业的共识;品牌战略已成为部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2009年,约占全行业企业总数8%的4000户企业创造了全行业1/3的利润总额。 (三)产业集群 2002年,我国纺织产业集群开始试点。目前,经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认定的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地区就有164个,产值占全行业总产值的一半。 四、“十二五”总体构想 “十二五”期间,量的增长不再是重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大技术纺织品发展力度将是纺织行业的发展思路。高性能、高仿真、功能性新型材料发展及应用;回收再利用技术;系统集成技术是未来纺织行业发展的方向;低碳、节能环保的发展模式;新型能源产业的发展都将给纺织行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纺织工业论文:纺织工业创新途径 1纺织工业发展状况 从2011年1月~9月反映出的数据看,纺织全行业表现为增长的态势,规模以上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上升29.4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2.54%,从业人数增长6.36%。从分类来看,国有控股主营业务收入增长25.6%,利润总额增长36.75%,而从业人员下降1.97%;集体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25.2%,利润总额增长25.35%,从业人员增长4.45%;民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31.75%,利润总额增长34.65%,从业人员增长9.85%;外商控股企业业务收入增长21.91%,利润总额增长22.98%,从业人员下降0.16%;其他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32.6%,利润总额增长44.54%,从业人员增长7.19%。从生产产量看,棉纱同比增长11.3%,布增长13.34%,服装增长9.48%,化纤增长16.06%,全国纺织服装出口1907.17亿美元,同比增长24.02%。为什么数字表现与环境感受不一样呢?应该说感受是确实存在的,但是这些年我们坚持科技创新、坚持自主品牌提升起到了作用,化解了一部分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从出口可以看到,2011年1月~9月出口数量增长3%,而金额增长24%,说明单价在增加,剔除原料和成本涨价因素外,附加值仍是增加的,这说明创新是上述数字增长的关键。 2纺织工业发展的不足 目前,我国纺织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全行业科技的整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建立纺织强国目标要求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仍存在许多对外依赖,科技研发还缺少基础研究的支撑,优秀拔尖人才仍比较匮乏;科技投入不足,体制机制存在不少弊端,造成科技创新体系不健全;纺织行业的科技发展状况和创新能力与完成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还不相适应;科技创新能力与先进水平仍有差距,特别是技术原创能力相对薄弱;先进工艺技术的应用范围仍然偏小,品牌建设尚未形成体系,产业创新体系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等。 3纺织工业发展创新内容 把创造性的劳动融入物质生产中,即智慧、非物质因素通过物质体现才是未来纺织工业发展和提升的方向。因此,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在制订纺织“十二五”发展规划时,主要突出创新、品牌、可持续发展和人才建设。纺织“十二五”规划创新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即通过物理学、生理学、工程学、美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理论研究,开展智能纺织品服装的研发与试制,为产业化技术奠定基础。研究纤维加工机械复杂性系统动态特征,为提高纤维生产的自动化、集成化水平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等。 (2)加快产业技术进步,如纤维材料技术(重点发展超仿真纤维、高新技术纤维和生物质纤维技术,优化天然纤维品质和品种等)、纺纱工艺技术和织造工艺技术(加强高效、节能新型纺纱、织造工艺技术的研发,研究纺纱过程质量控制技术和织造技术等)、染整工艺技术(推广生物酶退浆、冷轧堆前处理等高效短流程前处理工艺技术,突破生物酶精炼、棉织物低温漂白、茶皂素退煮漂等高效短流程前处理新技术等)、服装和家用纺织品生产技术(加强服饰和家纺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加强服装企业信息化集成制造系统、大规模定制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等)、高性能产业用纺织品加工关键技术(加快高性能土工膜、单丝滤料、复合材料产业化研发,掌握一批自主原创核心技术等)、节能环保技术、纺织装备技术、纺织信息化技术、纺织标准研究等。 (3)完善纺织行业科技创新体系,如:政府和行业管理机构共同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创新主体间缔造产业技术联盟;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推动产学研用紧密合作,强化纺丝行业创新平台建设。 4纺织工业发展创新形式 4.1坚持科技创新 引导全行业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以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是坚持技术创新的主要形式。大量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只有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抓实干,奋起直追,才能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我们不能否认我国全行业科技的整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一事实,同建立纺织强国目标要求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仍存在许多对外依赖,科技研发还缺少基础研究的支撑,优秀拔尖人才仍比较匮乏,科技投入不足,体制机制存在不少弊端,造成科技创新体系不健全。因此,实现纺织科技强国是纺织强国建设的基石,是首要任务。 4.2坚持品牌建设创新 我国纺织自主品牌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十一五”)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与世界品牌强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品牌贡献成为我国纺织工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有利于品牌健康成长的品牌生态环境要不断优化,在行业内广泛建立质量、创新、快速反应和社会责任四位一体的品牌价值体系。拥有一批综合实力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控制力、社会责任意识高的支柱性品牌,在产业链各环节上形成良好的品牌生态。如果说科技生产力作为基石是建设纺织强国的硬实力,那么品牌就是建立在基石之上又渗透于基石之中的软实力。品牌价值更多反映的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通过市场建立起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相互依存的信赖关系,这种信赖关系直接影响着交换价值。所谓相互依存关系,从一般意义上就是指生产为消费生产出消费的对象和消费的方式(生活方式),而消费为生产提出生产目的。生产创造着消费,消费也创造着生产。所谓非物质性相互依存,就是文化创造力。生产一种产品,就是生产一种文化。在品牌建设方面,主要坚持以质量为产业的生命,坚持以创新为品牌的灵魂,坚持以快速反应为品牌的市场适应力,坚持以社会责任为品牌的保障。 4.3坚持可持续发展方式创新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把发展低碳、绿色和循环经济作为纺织工业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重点任务。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方式的不断创新。 4.4坚持人才建设创新 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建立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相对应的人才是第一资源。创造良好环境,培养造就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队伍,是实现纺织强国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人才竞争正在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焦点。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大国,都把创造性人力资源视为战略资源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造就有利于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充分发挥科技人才、文化创意与设计人才、经营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建设纺织强国具有根本性的战略举措观念。要创新人才体制,优化人才结构,要重视尖端科技精英和市场领军人才队伍建设,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打造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大力培养高技能人才,并积极推动纺织人才服务市场化创新机制建设。坚持以上创新工作,主要是针对目前我国纺织工业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即科技创新能力与先进水平仍有差距,特别是技术原创能力相对薄弱,先进工艺技术的应用范围仍然偏小,品牌建设尚未形成体系,产业创新体系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等;同时也是为应对未来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金融、环境、原料、市场等方面不确定因素的增多而采取的未雨绸缪的措施。 5结束语 实现纺织强国的目标是几代纺织人的梦想,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尽管有不少困难,但是有利因素也越来越多。只要我们坚持创新,努力实现我国纺织“十二五”发展规划,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利用各种资源,在全体纺织人的努力下,纺织工业一定会满足并承担起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纺织工业论文:纺织工业设计中的热能节能措施 1纺织行业节能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众多的纺织企业中,普遍存在浪费能源以及对能源计量重视力度不够的问题。很多企业只追求眼前一时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浪费。还有一些企业对于工程设计中既有的节能、计量设计并没有按照要求落实到实际生产的能源利用中去,也没有进行能源计量工作,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无法对具体的能源消耗进行考核和跟踪,这就直接影响了整个企业对能源实施节能环保相关措施以及相关制度的制定,也就无法对生产中产生的能源消耗进行针对性的管理和控制了。另外,部分纺织企业在某些项目实施之前,缺乏对市场行情的了解以及对投入生产后所产生的各种能耗的分析和比较,在进行扩建或者更改项目实施开始之前也没有进行相关的比较和调研,根本没办法达到节能目的。有些企业在节能环保方面并没有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尤其是在能源利用方面,缺乏对项目可能产生的能源消耗以及消耗产生的成本投入的考虑,以致于会出现经济效益降低的情况,不利于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纺织工业设计中的热能节能措施 2.1蒸汽传输系统的热能节能应用 2.1.1做好保温措施 在纺织行业工程设计中,做好蒸汽传输系统设备保温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设置这种保温结构时,要按照选择原材料的要求使用不吸水的材料,例如不锈钢或者塑料薄膜等,可以有效提高蒸汽传输的能效作用。 2.1.2做好蒸汽疏水阀的检测和维护 在蒸汽传输时,是否顺利与蒸汽疏水阀的实际情况有着直接联系。当蒸汽疏水阀遭到损坏,那么大量的蒸汽就会泄露散失,所以要做好对蒸汽疏水阀的不同段进行定期检测和维护工作,一旦发现疏水阀有损坏则要及时进行更换或维修。 2.1.3加强对管道泄漏问题的防护 蒸汽传输系统的正常运转是需要多台机械设备进行连接之后才能得以实现,这个要求会使蒸汽传输管道的接口数量会不断增加。相关数据表明,如果蒸汽传输系统运转时,因为管道泄漏,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能源消耗,长期就会形成对资源的浪费。所以要全面做好蒸汽传输管道的检查工作,特别是蒸汽传输管道接口位置的的检查工作,一旦发现有蒸汽泄露,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2.1.4合理调整蒸汽传输管道的内径 蒸汽在管道中传输时,会产生热能的自然损耗。在蒸汽传输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缩小蒸汽传输管道内径,会使得蒸汽传输的压力加大,同时使蒸汽传输的内阻逐渐增加,从而造成蒸汽的能量消耗增加。所以要综合考虑经济因素来对蒸汽传输管道的内径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减少不必要的蒸汽损耗。 2.2耗热设备的节能措施 2.2.1耗热设备的保温 对耗热设备进行保温,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其对热能的消耗,同时还可以对生产车间的环境给予改变,减少车间降温所消耗的电能。当前,在部分纺织车间的生产现场,保温不好的设备其热能耗散会造成生产车间温度升高,需要采取措施对车间进行降温,例如使用大型电扇等,但这会导致设备的热能损失逐渐加大,使得耗热机器例如烘筒、窑炉等的温度得不到有效保证。就涤纶染色工序而言,通过对高温高压染色机机身进行保温,能够降低其热耗约三分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发展的需要,市场上所提供的保温材料已经可以完全满足纺织工业耗热生产设备的保温需要。 2.2.2提升生产机器的热能利用效率 当前,纺织业生产设备热能利用率不高的情况居多,其原因主要是机器设备的热供应机器和烘筒烘干机的进风孔太大,使得风量变大,导致大量的热能流失。要提高生产机器的热能利用效率就需要对热定型机设备和烘筒烘干机进行排风量和进风量大小的控制,只有有效控制风量,才能保证足够的热量。这也要求在选择纺织生产设备时,要更加注重其节能性和高效性,并注意避免选择生产链条已经切断或国家淘汰的生产设备。企业也要善于通过循环节能的意识来对废水进行更加科学环保的利用,提高工业废水的循环利用率,从而不断优化对余热能源的利用效果。 2.3热能余热的有效利用 2.3.1热能设备烟气的余热使用 一部分纺织企业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对用汽量的要求标准较高,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其生产效率,并充分利用热能能源,就需要最大限度的提高热能能量利用率,通过热能所释放的余热来更好的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转。而对于普通的中小型纺织企业而言,在正常的热能利用过程中,没有得到利用的余热能源就占据了总热耗的三成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能源的浪费。在当前能源利用的情况下,就我国目前已有的节能技术来说,充分利用设备所形成的余热能量、废水所产生的余热能量以及各种产热机器设备所形成的余热是完全可以实施和完成的。其中可以通过对烟气余热热量的利用,或者是通过对产生热能的机器设备进行保温来降低空气和水的温度。还有一部分纺织企业的热能设备的热交换面积不够,所产生的空气热量有限,不能形成可以利用的热能余热。 2.3.2机器设备尾气的余热利用 窑炉、热定型机和烘干机这些设备所产生的尾气热量特别高而且热量充足,这种余热非常有利用前景。机器设备所产生的余热热能主要是通过尾气的余热把进入机器的空气温度进行加热,这种自动顺便加热的过程有效降低了热能消耗。另外就是陶瓷窑炉这一类型的设备所排放的尾气温度偏高、尾气所产生的烟尘浓度很高,完全可以充分利用陶瓷质微过滤孔管式除尘器,来对其尾气进行预热过滤再利用,从而更好的节能。 2.3.3提高设备的实际热利用率 在很多企业中,最常用耗热设备的实际热利用率普遍较低,如热定型机的排风量超出限制是导致其热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最根本的解决措施是从设备的排风量着手,把排风量控制在所规定的有限范围内,才能有效提高其热利用率。 3结束语 纺织行业企业在能源利用方面应逐步摆脱过去的随意化,形成更加积极主动的节能意识,本着更好使用能源和循环节能利用的原则来促进企业发展观念的改变,充分对能源进行合理配置和开发利用,这就要求企业的管理者要具有重视和引导节能的理念,并对企业发展中的节能方案和设计进行重点分析和探讨,制定各项有效的节能制度来更好的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作者:张时良 单位:温州市工业设计院 纺织工业论文:纺织工业环境监测论文 本文重点解析纺织染整工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中,如何正确把握GB4287-2012。 1、标准适用范围 GB4287-2012只适用于“纺织染整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也就是说不适用于“接纳纺织染整工业企业废水的集中式工业污水处理厂(站)”。 2、术语和定义的增加 相对GB4287-92,新标准GB4287-2012主要增加了对“标准品、排水量、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定义,其中必须注意的是,排水量是“指生产设施或企业向企业法定边界以外排放的废水量,包括与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外排废水(含厂区生活污水、冷却废水、厂区锅炉和电站排水等)”,而GB4287-92中的排水量“不包括冷却水及生产区非生产用水”。 3、水污染物控制指标的调整和提高 相对GB4287-92,GB4287-2012不仅大大提高了对“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色度、氨氮、硫化物、苯胺类、六价铬”等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的控制要求,而且增加了“总磷(防止地表水富营养化)、总氮(防止地表水富营养化)、可吸附有机卤素”等控制指标,同时取消了对“铜”(目前纺织染整企业已不再使用含有铜化合物)的控制指标;为了广泛适应于全部行业并与其他行业接轨,将“最高允许排水量(m3/百米布)”控制指标调整为“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m3/t标准品)”。 4、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解读 4.1、GB4287-2012定义了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是“指用于核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而规定的生产单位印染产品的废水排放量上限值”,并制定了“棉、麻、化纤及混纺机织物,真丝绸机织物(含练白),纱线、针织物,精梳毛织物,粗梳毛织物”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当实际生产产品不同时,需要根据FZ/T01002-2010《印染企业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进行换算。 4.2、GB4287-2012中的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只适用于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不高于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情况。如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超过了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必须将实测水污染物浓度换算为水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并以水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具体换算公式可查询GB4287-2012。 4.3、在企业的生产设施同时生产两种以上产品、可使用不同排放控制要求或不同行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且生产设施产生的污水混合处理排放的情况下,应执行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最严格的浓度限值,具体水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换算公式可查询GB4287-2012。 5、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时水污染物的确定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的主要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各级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如果以上文件没有明确说明,不建议监测以下水污染物指标:①六价铬:主要来源于不绣钢滚筒印花(属于淘汰工艺,已基本不采用)和毛印染工艺中可能采用的重铬酸钾助剂。②硫化物:主要来源于硫化染料,因为有毒属于淘汰染料(部分企业还在使用)。③二氧化氯:主要来源于漂白中的亚漂(用亚氯酸钠在酸性条件下产生二氧化氯漂白),同时GB4287-2012中采用的《水质二氧化氯的测定碘量法(暂行)》(HJ551-2009)”测定方法,也“适用于亚漂设备及含有大量亚氯酸盐的废水”;二氧化氯极其不稳定,一般的实验室也不具备HJ551-2009的实验室计量认证能力。 6、废水处理后回用水水质要求 纺织染整工业项目要求低浓度印染废水经处理回用于生产,回用水水质要求可参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批复”,并可参考“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471-2009)”中“7废水回用工艺设计”,该技术规范中明确了回用水用途和水质要求。 7、其他(印染定型机废气中油烟废气的监测与评价) 印染定型机是纺织行业中主要耗热机械设备之一,在加工定型过程中由于温度较高(约200℃),坯布中部分油污(特别是涤纶丝在织造过程中添加润滑油剂)会转变为油烟进入定型废气中造成油烟污染,可采用油烟净化设备处理后高空排放,但是印染行业定型机排放油烟目前尚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此由绍兴县环境保护局等单位负责起草,2013年4月浙江省绍兴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了绍兴县地方标准《印染行业定型机废气排放限值》(DB330621/T059-2013),按“最高允许油烟排放浓度不超过40mg/m3”进行考核,并参照《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的检测原理,对油烟进行进行监测、分析。以上是笔者通过对近年来所完成纺织染整工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的积累,供同行们探讨。 作者:沈燕 蒋志刚 王黎明 单位: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纺织工业论文:纺织工业兴起及影响探索 一、湖北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纺织业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棉纺织业。到1885年,进口的棉纺织品开始超过鸦片,“在进口贸易中,遂常占第一位,是年中国输入之棉货,值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占进口总值百分之二五.七;至1891年增至五千三百余万两,占进口总值百分之三九.八。”[4]1888年底,张之洞电请使英大臣刘瑞芬代为订购纺织机器、考察办厂事宜。1889年,他向清廷奏请开办织布局。他说:“自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考之通商贸易册,布、纱、毛三项,年盛一年,不惟衣土布者渐稀,即织土布者亦买洋纱充用。光绪十四年销银将及五千万两。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其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5]同年,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抵鄂后,他立即与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商量,将订购的纺织机器移至湖北。1892年底,湖北织布官局厂房在武昌文昌门外临江地方建成,1893年1月开工试生产,有布机一千张,纱锭三万枚(后又增加一万锭)。不仅机器设备从英国购进,同时还聘请英国技师负责生产、技术与管理。雇用工人约2,500名,每日出纱约100担,能织原色布、斜织布、花布等。产品畅销鄂湘川等省,甚至远销海外,获利颇丰,1897年张之洞在《华商用机器制货请从缓加税并请改存储关栈章程折》中说:“湖北织布局一开,而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已岁少十万匹。”[5]织布局的兴办,为湖北纺织工业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深处内陆地区的湖北,其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首功当归于张之洞。1893年底,张之洞鉴于“湖北织布局业经办有成效,惟体察沿海各口商务情形,北自营口、南至镇南关,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川、楚等省,或有不用洋布之区,更无不销洋纱之地”,认为“开源塞漏,断以此为大宗。”[5]他立即让织布局筹划增办纱厂,原本打算兴建南、北纱厂,置纱机九万余锭,官商合办。1895年,北纱厂建成,五万多纱锭装机完工并开车生产,即湖北纺纱局。至此,纱、布二局共有布机千台,纱锭九万枚(见表3)。在筹设纱厂的同时,张之洞委派候补道刘保林到上海考察机器缫丝办法。缫丝局于1895年5月底开工,官方本金10万两,商人本金2万两,缫车300盆。1897年,张之洞集纺麻机104台,机器价格、运费、保费共计14,043磅,成立湖北纺麻官局。至此,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下简称“四局”)成立,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武汉一举成为华中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也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纺织工业基地。“四局”的发展并不顺利。其一,纱布机器从英国订购,由英商派人安装。英方技术人员虽然安装了机器,但对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问题秘而不传,致使纺出的12支、14支纱粗如绳索,织出的平布比帆布还厚,产品销路不畅。其二,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违背了经济运行的原则。官派的督办不懂也不愿按市场经济规律来经营和管理工厂,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如1897年纺纱局开工后,商董以官权太重,请归官办。张之洞遂筹款改归官办,同时退还商股15万两[5]。其三,负担沉重。“四局”在筹建过程中多次举债,甚至高息借贷,加上挪用纱、布厂资金供铁厂、枪炮局使用,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资金链。1895年5月,布局总办瞿廷绍、蔡锡勇致电张之洞,报告布局“活本太少,无可周转,官办终无大起色,似宜及早招商。”[6]其四,甲午战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后,外国纺织企业得以在中国本土开办工厂,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以及低价倾销等手段,对中国民族机器纺织业进行打压。因此,“四局”仅经营10年就难以支撑,只好招商承办。1902年,“四局”由粤商韦紫峰组织的应昌公司承租,年租金10万两,资本80万两。经营10年(到1911年结束),获利一百余万两。1911至1938年间,又先后由大维、楚兴、楚安、开明、福源和民生等公司承租。“四局”租给商办,为私营纺织企业的兴起打开了另一扇大门。1904年,华升昌布厂在武昌成立,有资本银1,440元,职工20多人,布机30台,以生产电光绸布为主,是武汉最早的私营织布厂之一。1906年,汉口广利织布公司开办,机织棉布洁白、细致,不逊于进口布,销路甚畅。1907年,武昌商学两界刘继伯等人倡立“求实织造公司”,除了织造花布、罗布、丝布,还有绒衣裤、毛巾、鞋袜、帽子、手套等品种。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宜昌、襄阳、汉阳(孝感)、荆州、郧阳等地相继开办了各类机器纺织企业。其中,仅汉阳就有成章、自新、承记、顺昌、同康、锦彪等六家小型毛巾厂,共有织机66台,职工114人,月产毛巾4,400打。 二、湖北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历史影响 湖北近代机器纺织业的兴起,改变了数千年的手工生产方式,开创了湖北地区城市集中规模生产和农村分散手工纺织长期并存的局面,以大机器纺织工业品为主力,展开了与洋纱、洋布的竞争。这不仅在中国纺织史上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为之后湖北乃至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一)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纺织工业体系,平衡了纺织企业的区域布局,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面对洋纱、洋布的汹涌冲击,而上海织布局迟迟未能建成,张之洞向清廷请办机器纺织企业,他在奏折中说:“现计中国织布商局仅有上海一处,经营十余年尚未就绪。若粤省开设官局营运有效,再能推广于沿江各省,悉变洋布为土布,工作之利日开,则漏卮之害日减。”[5]湖北织布局的开办,打破了上海织布局十年专利的垄断,推动了其它地区纺织企业的出现;近代机器纺织工业在内地的出现,对全国机器纺织工业的合理布局与整体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湖北纺织企业创办后,发展虽不顺利,盈利也无法与每年几千万两的洋纱、洋布比。但前后纵向比较,在张之洞身体力行操办之下,成效还是比较显著,“湖北织布局一开,而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已岁少十万匹。”[5]1893年底,上海织布局因本年发生火灾而毁于一旦,湖北棉纺锭30,440枚,占全国纱锭77.1%;布机1,000台,占全国100%。到1899年,湖北纱锭90,665枚,占全国纱锭497,270(含外资160,548枚)的18.23%;布机1,000台,占全国2,016台的49.6%。诚然,即使没有张之洞的努力,十年专利权在甲午战后也会作废,但湖北织布局的创办,使湖北等地近代棉纺织企业兴起的时间,至少提前了五年。继沪、汉织布局之后,“数年以来,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缫丝、烘茧各厂约三十余家”,陕西也“集股开设机器纺织局,已遣人来鄂考求工作之法。”[5]甲午战后,华厂在资金、技术、销路等方面刚刚起步,“洋商见我工商竟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勒价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缫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推押与洋商者。”[5]很难想象,推迟五年起步的中国机器纺织业,在与洋商竞争时,面临的困难和竞争结果又会是如何。 (二)为纺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官办”、“官督商办”,一直是人们诟病张之洞新政的理由,也被认为是湖北“四局”失败的原因。后一原因本文前面已有分析,至于张之洞热衷官办,尚需进一步分析。上海织布局被张之洞认为是商办,但多年未见成效;民间人士也时有集资合办纱厂的提议,但情形却是:“近年以来,中国殷商大贾屡有议及此者,徒以资本难集,心志不齐,迄今尚无成效。”[5]所以,张之洞认为“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5],兴办实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政府带头。当然,如何处理“官督”主导作用和“商办”主体地位的关系,“四局”留给后人更多的是镜鉴而非表率。张之洞兴办纺织工业,“无非欲收已失之利,还之于民,”[5]从来不是为了自己或者小集团的私利。当“四局”限陷入困境后,他听从建议改为商办。此后,除了1908年在武昌创立过湖北毡呢厂等企业,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采取措施促进企业的发展上。比如,1898年在汉口设商务局,而清政府直到1903年才设商部;1898年开办了包括纺织教育在内的工艺学堂;1907年在武昌设立“手工善技场”(即模范大工厂),推动纺织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创新。 (三)开展纺织教育与研究,推动了中国纺织科技的进步,开启了中国近代纺织教育的步伐湖北“四局”从开办之时起,一直注重组织人员潜心研究、改进技术工艺,这从湖北制麻局对麻纱纺织工艺的研究可窥一斑。1906年张之洞在《机器制麻仍恳暂免厘税折》中说:“制麻、织布同用机器,而难易迥别。各国进口麻货,花样日新,百余年来无人筹议抵制之法,湖北创办麻局,经臣规划多年,极力提倡,该局精加研究,不惜资本,至今日始能与洋制麻货相等。”[5]同时,张之洞在湖北大力发展纺织教育,为全国培养纺织人才。张之洞创办的包括纺织教育在内的湖北工艺学堂,师资除了从留学生中选取,还从日、美等国聘请,招收的学生除了两湖地区,后来还有来自浙江、江苏、河北等地的。已有研究者对此做过总结,故此不赘述。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创新,湖北机器纺织企业能够生产的色织布达到27个品种,其中包括床单2种、毛巾数种。[6]1911年,湖北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博览会,获奖厂商14家,获奖项目17个,金牌5个,银牌与铜牌各2个,最优等奖8个。其中纺织业获奖5个,毡呢厂羊毛呢获金牌奖;郧阳永顺生厂丝织物获银牌奖;应昌公司制麻局的葛布、缎丝布,缫丝官局和汉口肇新公司的丝织物均获最优等奖。[6]可见,湖北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推动了中国纺织科技的进步,开启了中国近代纺织教育的步伐,为全国各地培养了纺织人才,所以它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是全国性的。 作者:朱丽霞 黄江华 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纺织工业论文:阿克苏纺织工业城设计与技术创新 阿克苏地区棉花资源丰富,是中国优质长绒棉生产基地。发展纺织工业,改善民生,岀口创汇,对新疆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重庆市轻工业设计院在阿克苏地区各级领导专家的信任重视和支持下,参加纺织工业城的规划设计建设工作。纺织工业城总体规划设计于2010年8月已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批准实施,并拟升级为国家级特大开发项目。城市总面积60平方公里。纺织工业城是一个要求在5—10年的时间内建成一个600万纱锭及其产业链和庞大的配套工程的特大型工程,是史无前例的。从瓦特发明蒸汽机推动欧洲工业革命,1870年英国曼彻斯特开始建立近代机械纺织工业,到1905年我国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在江苏无锡和上海创办申新纺织公司,历经百年世界上也没有这样大的纺织工业城。我国解放后国家大力发展纺织工业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从50年代开始相继建立了西安、青岛等纺织城其规模都不足百万锭,而布局也没有如此集中。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历经数十年,也只有国棉32厂等32个大中型纺织厂,只有200多万锭及10多个大中型印染厂。因此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成如此规模特大的现代化纺织工业城,任务非常光荣艰巨,必须用科学发展观落实各项工作。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所以纺织工业城的建设必须把科学技术放在首位,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出高产、优质、低成本的纺织产品,创世界名牌占领国内外市场,并达到节能、减排、生态、环保、低碳的目标。纺织工业城的建设必须解决一系列的矛盾,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1)产业结构、产业链、产品方案和市场变化市场需求的矛盾。 (2)大量的能源、水消耗量和节能减排,生态、环保、低碳的矛盾。 (3)阿克苏地区水资源欠缺和印染厂黏胶纤维厂用水量大的矛盾。 (4)纺织工业城的建设大量采用现代化先进科技及设备和人才培养及人员素质提高的矛盾。 (5)庞大的资金需求和短时间内落实资金的矛盾,招商引资和落实优惠政策的矛盾。 我们必须用矛盾论的哲学思想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来解决这些矛盾,用实践论的方法论扎扎实实解决好规划、设计及建设中的各种问题,迎难而上,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取得纺织工业城建设的圆满成功,造福新疆各族人民,社会、经济繁荣,平安稳定,安居乐业。搞好纺织工业城建设规划是先行,设计施工中处理好各种工程技术问题是关键,没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领导、管理、设计,施工班子是难以高效完成建设任务的。 1综述 阿克苏纺织工业城的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设计理念必须符合21世纪现代化科技进步的要求。把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节能环保、生态平衡及合理布置防风林带,利用再生能源节电,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供热,热电厂炉渣制成建筑材料变废为宝。污水循环利用节水,适度绿化美化,平安畅通,使纺织工业城能生产出高产优质,低成本的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吸引国内外商家到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投资办企业。 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好纺织工业城,以上要求决不是一句套话,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先进性、经济性、合理性放在首位。要不断了解掌握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能源的动向。由于整个工程牵涉的技术专业多,技术难度大,工程复杂,若设计得好,可达到投资省、耗能低、生态环保好,获得最佳的经济及社会效益,达到事半功倍效果。为此重庆市轻工业设计院为了搞好纺织工业城总体规划,已认真的对整个工程做了初步设计,对整个工程的重要数据进行了计算,对600万锭324个工厂(工业建筑面积约900万㎡,民用、公共、物流、仓储建筑面积约700万㎡,其中居住小区10个约320万㎡,主商业干道8公里商住楼约240万㎡,25k㎡水库湿地周围别墅区旅游区及其他建筑140万㎡。)“体型尺寸”及电网、热网、水源和给排水管网、天然气管网的排布进行了研究,保证做到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地投产后能安全正常运行,持续保持高产优质低成本,保持生态平衡,厂房内外空气含尘量达到国家标准,污水处理排放达到国家标准,热电厂烟气排放达到国家标准,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设计研究: 1)产业结构及产品方案。棉纱以高支纱高端产品为龙头用1、2级长绒棉保证产品质量。2、3、4、5级棉生产中低支纱合理配置利用棉花资源。以环锭纺为主,适当配置气流纺及紧密纺等产品达到最大经济效益。梭织产品以生产高档服装面料,高档纯棉府绸为主,可大幅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值及利税。高档服装面料为中、厚织物,可用棉、化纤混纺纱。高档府绸为60支。80支/2、100支/2、120支/2股线为原料,织纯棉府绸制高档衬衫(1件高档纯棉衬衫售价可达100~500元)。棉化纤混纺纱及纯棉纱可作针织物生产针织外衣,运动衣裤及高档针织内衣。 2)印染及其后整理工艺可大大提高服用性能。提高纺织物档次是生产高档产品的关键。后整理工艺可以根据品种要求进行各种整理,如:树脂焙烘,加软三防整理、四防整理(防缩、防皱、防火、防水)、易去污整理、三防加易去污整理、抗菌整理、涂层整理等。工农医用等产业用布及生态家纺布可用无纺布及梭织布或经编针织布,其后整理也是提高产品档次的关键,后整理过关可大大提高产品的档次及附加值和利税,但我国的后整理技术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必须培养高科技人才自主研发攻关。 3)从全人类对纺织品的需求而言,服用纺织品是最大的需求约占纺织品需求的60~65%,纯棉产品尤为国外喜爱为出口创汇的主力。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类家纺产品的需求逐步提高占20%左右。随着工农业生产及建设工程、医药卫生、军工等行业的发展,产业用纺织品约占15~20%(我国无纺布生产由于技术上与国外相比尚有差距,故无纺布在市场上的占有量较小)。因此阿克苏纺织工业城的产业结构、产业链及产品方案必须考虑以上因素。我们在规划中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纺纱厂以10万锭、8万锭、6万锭、3万锭的规模分档,这样既考虑了投资者(业主)的资金实力,也考虑了厂房车间建设投资的最省原则,消防安全原则,棉纺厂多品种生产及变更产品品种管理上的方便原则,车间内温湿度控制稳定达到高产优质及车间空调除尘系统的合理节能原则,在棉纺厂建成投产后其先进工艺设备的配置,业主可根据市场需求灵活方便的改变产品品种,适应市场变化。 4)梭织、针织、家纺、无纺布生产及染整生产服装生产,我们在总体规划中也充分考虑了建厂投资最省原则,工厂年耗用棉纱量染整工厂年产量统一原则、厂房标准化原则,工艺设备先进用人最少原则、工厂电、水、蒸汽、天然气耗用保证原则,产品品种变化灵活方便原则,业主适应市场变化获取最大利润原则。由于现在市场千变万化,尤其是纺织品的花色品种日新月异,按我们的总规产业链配置方案,将能充分适应市场需求,并力争创名牌。业主需要生产什么品种由市场决定,以获取最大利润及社会经济效益。 2电网管网建设 已对各个工厂及整个工业城的用电量、用水量、供热蒸汽量、天然气用量及管网流体力学水力平衡作了初步设计研究计算,保证满足需要、安全运行。 3设计规范 对国家颁布的最新设计规范,《棉纺织工厂设计规范》(GB50418-2009);《印染工厂设计规范》(GB50426-2007);“纺织工业企业环境保护设计规范”GB50425-2008及其他有关国家规范、规程等作为我们设计的科学依据及准则,确保工程质量。 4开工建设安排 为了加快纺织工业城的建设,必须科学设计齐头并进,快马加鞭,全力以赴,严密做好设计施工的组织领导工作,加强领导统一指挥,有序实施分期建设,首先保证主干道、防风林带、热电厂、水源及水厂工程(一次设计分期施工)、部分给排水电网热网等工程、部分居住小区、商业服务建筑、纺织印染等样板工厂(我院已完成样板工厂初步设计)的先行设计施工。开好头,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完成纺织工业城的建设。 5纺织工业城600万锭及后续深加工工厂产能、用地、能耗统计表 6工厂总投资、产值利税估算表 7城市建设工程投资估算表 其他城市民用及公用建筑700万㎡,包括仓储物流、居住小区、商业农贸、政府办公、宾馆酒楼、医院学校、科研中心、批发市场、会展中心、交通旅游、地标建筑、城市雕塑、文体娱乐、公园广场、人防工程、消防工程等建筑及设施总投资200亿~250亿元。(工程投资费用以施工设计报价为准) 8纺织工业城环境保护及节水节能低碳工程规划 1)纺织工业城工业及生活总用水量325818m3/日,用水量很大。在做好污水处理的同时应尽可能做好废水利用节约用水。在具体工程设计中,为了方便废水回用利用,宜每座印染厂(规模年产量4000万米)独立建造一个废水处理及废水回用利用系统。其规模为日处理废水4000m3。纺织工业城完全建成后最多共建印染厂32座。每座黏胶化纤厂(规模年产量20000t/年)独立建造一个废水处理及废水回用利用系统,其规模为日处理废水21000m3。纺织工业城完全建成后最多共建黏胶纤维厂6座。生活污水处理及废水利用按国家现行有关设计规范执行,做到节水环保。 2)全部纺织印染工厂设计中采用现代最新工艺及设备、全部机器为电脑全自动控制,高产优质用人少。印染生产采有无污染少污染工艺及热能回收、碱液回收等设施。做到高产优质、低成本,保证城市整个生产系统节水、节能、低碳、环保。 3)纺织工业城600万锭共建棉纺厂90座,采用我国生产的最先进的空调除尘设备,车间空气含尘量达到小于1mg/m3,确保厂内外无粉尘污染。空调进排风窗口安装百叶式消声器控制噪声污染。车间空调系统根据天气变化采用变风量调控车间温湿度,节约用电。 4)阿克苏地区3、4月风沙大,整个纺织工业城主干道、次干道及生活小区、商贸区、生态休闲区及厂区内应设置防风林带和绿化园带。防风林带及绿化园带应配合整个城市美化有机融合,由专业公司设计施工,使整个纺织工业城真正成为生态、环保、宜居、健康的城市。 5)1200MW特大型热电厂,其烟气排放采用最先进的脱硫除尘技术能保证达到环保要求。每年100万吨炉渣做成建材,变废为宝,改善环境,提高循环经济效益。 6)整个城市生产及生活采用集中供热,各工厂及生活区不设锅炉,由大型热电厂集中供热,确保减少大气污染,抽汽式发电机组最大抽汽量,冬季2800t/h,非采暖季节2100t/h、蒸汽凝结水集中回收。非工厂建筑可设计太阳能供热采暖,低碳环保。 7)整个城市路灯照明采用风力加太阳能光电池供电,低碳环保。 8)城市垃圾处理采用垃圾发电,节能环保。 9)整个城市电力电气设备设计中均采用高效节能的最先进设备,确保安全节能。 10)每个工厂及生活、物流区均设计电脑能源使用计量监测系统,确保节水、节能安全运行。 9纺织工业城水资源规划 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气候干燥,降水量少,年降水量山区为500~700mm,出山口区为177.6mm.而平原区年平均降水量63.3mm,水资源比较欠缺。根据温宿县人民政府温政函(1998)19号文件精神,水利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于2000年10月完成了新疆温宿县台兰河流域灌区规划报告。该报告主要从农业灌溉角度详细研究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调查了台兰河水资源总量。台兰河灌区位于温宿县东部,距温宿县城22km,距阿克苏市及纺织工业城25km,314国道和南疆铁路从灌区中部通过,交通方便。由于该规划报告没有考虑纺织工业城的大量用水,原考虑工业用水采用地下水是不可能满足要求的。经我们与阿克苏地区水利局专家研究协商,认为由于洪水时在保证农业灌溉的条件下,有大量水资源流失,若能充分利用,可保证纺织工业城的用水需求。台兰河多年平均径流量7.42亿m3,到2030年农林人畜总需水量75101.05万m3/年,总供水量(包括其他水源)86354.84万m3/年。每年有11250万m3的余水可供纺织工业城使用,完全能满足纺织工业城的用水需求。现在由于没有大型水库蓄水,洪水时水资源大量流失,使供水严重不足。为了保证纺织工业城供水,水利局专家建议新建一个2亿m3的蓄水库使洪水时水资源不流失。水库建成后不但能使阿克苏地区的供水情况大为改善,由于水库可形成一个20平方公里以上的水面,可建一个生态湿地旅游区,成为沙漠地区的一颗明珠,大大改善生态环境,吸引国内外游客到纺织工业城来旅游,提高阿克苏地区的知名度,推动商贸旅游双丰收。由于水源及水厂工程量大,技术复杂,必须立即进行勘测设计,及早完成工程施工任务,方能确保纺织工业城顺利建成生产。 10纺织工业城循环经济规划 1)阿克苏地区轧花厂废弃的棉短绒制成棉浆粕,生产粘胶纤维。本规划建年产20000吨的粘胶化纤厂6座。纺织工业城各纺织厂生产中废弃的下脚纤维料可供生产无纺布。本规划建年产5000万米的无纺布厂两座。变废为宝,有利环保,提高循环经济效益。棉籽可生产食用棉籽油。 2)热电厂每年100万吨煤渣制成建材变废为宝。达标排放的废水灌溉农田及城市绿地。 11设计与施工要点 1)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为保证纺织工业城多快好省、有序建设、确保不返工不浪费,必须在总规的基础上作好详规,集约利用土地。热电厂、水厂,每个工厂及各种建筑的布置均要正确划出红线并编号,算出每条线路的电水汽的能源需用量,以保证正确设计整个城市的电网、给排水、供热蒸汽、天然气管网及通讯、电视等网络。地下管线的设计施工必须与主干道、次干道路网系统、城市防风林带系统、绿化系统密切协调配合。 2)所有工程项目先进新技术、新工艺,必须先做样板工程,技术上确认安全可靠可行后再全面设计施工。 12结束语 纺织工业城的建设是一个具有600万纱绽,集中新建324座大中型工厂及城市配套工程的特大型工程。其整个城市工业及民用集中供热、阿克苏地区太阳能资源丰富,城市太阳能的大量利用及整个城市的生态环保工程,可能是目前国内城市建设最大的系统工程之一。设计施工建设的成功,将对建设节水、节能、低碳、生态、环保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具有示范的效应。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本工程正在实施建设中,特别感谢阿克苏地区领导和重庆市轻工业设计院各位领导专家的大力支持指导。望专家同行提出宝贵建议,使纺织工业城的建设更加完美。欢迎国内外朋友到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投资办企业。 纺织工业论文:毛纺织工业建筑历史及调查 [摘要] 本文根据呼和浩特市毛纺织工业历史的发展,通过调查研究部分毛纺织厂工业建筑历史及现状,提出了该类工业建筑保护更新的建议,并补充完善了该地区产业建筑遗存档案资料。 [关键词] 呼和浩特市毛纺织工业建筑历史及现状调查研究 一、呼和浩特市毛纺织工业发展历史 1.发展初期早在16世纪归化城前后,呼和浩特就有了家庭手工业式毛纺作坊。1934年,绥远省建设厅倡建官商合办绥远毛纺织厂,这是绥远地区第一家用机器生产的毛纺织厂。绥远毛纺织厂(即今第四毛纺织厂)以“飞羊”为商品商标,寓“飞越洋货”之意。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据归绥,绥远毛织厂成为日本侵华的军需用品生产基地之一。到1949年,全厂仅有职工106人以及十几台不成样子的旧设备、几间阴暗破旧的厂房。 2.繁荣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呼和浩特市相继兴建了第一毛纺织厂、第二毛纺织厂和第三毛纺织厂。原归绥毛纺织厂经过改建、扩建,成为具有现代化设备的第四毛纺织厂。1958年,第四毛纺织厂的高级提花毛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内外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毛纺产品和质量明显提高。1984年8月举行的“全国第七质量月授奖大会”上,第二毛纺织厂的“金羊牌”毛呢荣获国家优质品银牌奖。该厂还在1984年10月,经国际毛纺织业质量最权威的组织国际羊毛局批准,同意采用国际羊毛局标志,标志着该厂毛纺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1985年,全市纺织工业共有毛纺织、棉纺织、针织、服装等21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原值1.5亿多元,净值1亿多元,工业产值3.2亿多元。 3.衰落时期20世纪90年代,沿海、内地非畜牧区毛纺生产能力过度膨胀,竞争无序,造成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效益下滑,加上国际市场不景气,国内市场管理混乱,假冒伪劣、掺假制假问题严重,呼和浩特毛纺工业困难更加突出。1989年的羊毛大战,使呼和浩特毛纺工业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不强,企业内部机制转换滞后,经营管理不善,产品开发能力弱,营销方式落后,生产随意性、盲目性大,产品积压,资金沉淀,呼和浩特市的毛纺工业走入无法回天的境地。1997年末至1998年初,呼和浩特市的六家毛纺企业走向衰落,相继破产。 二、呼和浩特市毛纺织工业建筑现状调查分析 市内共有6个毛纺织工厂:第一毛纺织厂、第二毛纺织厂、第三毛纺织厂、第四毛纺织厂、第五毛纺织厂及毛条厂。各纺织厂大部分位于呼和浩特城南的毛纺织大街——诺和木勒大街上。这条街因毛纺织业的创建而得名,又因毛纺织业的兴盛而闻名全国,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条纺织大街。 1.第一毛纺织厂1956年3月8日,内蒙古新建毛纺织厂(内蒙古第一毛纺厂的前身)开始兴建。该厂位于呼和浩特南郊,碱滩村、盆窑子村、双树村三村交界的一片荒滩和乱坟堆(诺和木勒大街3号)上。在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中,第一毛纺织厂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化毛纺厂。第一毛纺织厂主要以生产毛线为主,产品除了满足内需以外还供应东欧的波兰、捷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国内解放军佩戴的帽子、衣服的领子及人民大会堂的沙发都是由该厂生产和提供的。该厂生产的“群羊牌”毛线成为全国知名品牌,它的各项技术指标都超过当时世界知名品牌——英国“蜜蜂牌”毛线。随着城市工业发展,城市用地重新规划,第一毛纺织厂附近的建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第一毛纺织厂却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中得以保存,成为市内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纺织工厂,也因此留住了时代的印记。纺织厂破产后,厂区内建筑陆续废弃,目前该厂大部分厂房、仓库、烟囱及大型机器仍保存相对完整,只是常年处于废弃无人管理状态,破败不堪。其中小部分仓库、厂房、厂区空地等保存较完好的建筑,作为附近商场、饭店、相关单位的货品仓库、车库、停车场等,仍在使用中。毛纺织厂周围建筑大多为纺织产业从业者的生活区,他们曾经为呼和浩特纺织工业奉献青春,为我国的纺织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2.第二、三毛纺织厂第二毛纺厂始建于1958年,1962年正式投产,位于第一毛纺织厂的东北方,诺和木勒大街80号附近。是一座生产大型精梳毛纺织产品的工厂。主要生产纯毛、毛混、化纤三类产品。纺织厂倒闭后,城市规划部门将这片土地重新规划,原厂房及配套建筑完全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现代化居住小区,纺织厂曾经的繁荣景象也随着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第三毛纺织厂建于1966年,是一个全能性的粗梳毛纺织厂。1985年规模为2616锭,年产粗纺呢绒156万米,产品70%内销,30%出口,面向港澳及远洋。成品综合一等品率99%。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该厂因与第二毛纺织厂相邻,多数厂房和配套建筑也遭完全拆除,但仍保留了几处建筑:仓库、办公楼、部分车间等,在保留的老厂房中笔者看到,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但砖混结构的房屋基本保存完好,部分厂房和仓库仍作为物流仓库、汽修厂、建筑材料储存仓库等在使用。其中,紧邻呼伦贝尔南路的办公楼(原中服集团)截止到笔者调研前,仍在改造状态。目前,该建筑外立面基本改造完成,内部空间改造正在施工。未来该建筑将作为某装饰公司继续投入使用。目前为止,该办公楼改造是呼和浩特市纺织工业建筑改造的首例项目。 3.第四、第五毛纺织厂第四毛纺织厂位于现呼和浩特中山路附近,其前身是原“绥远毛织厂”,1954年改名地方国营呼和浩特市毛织厂,1958年该厂生产的提花毛毯进入国际市场。1980年,更名为内蒙古第四毛纺织厂,并进行了总体改造工程。先后出口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所产“山丹花”牌毛线被纺织部评为优质产品。主要产品有:纯毛、混纺提花毯、驼绒毯、素毯、呢毯等。第五毛纺织厂是1981年在原呼和浩特市郊区(五里营)农机修理厂厂址新建的。当时是以郊区农机修造厂的大部分职工和市第二羊毛厂合并组建为市绒衫厂。1983年6月更名为第五毛纺织厂。主要产品为羊毛衫、驼绒等。1984年试制成功的绳状呢染机和吸泥机,填补了自治区纺织机械制造的空白。第四、五毛纺织厂主要产品都是地毯。20世纪90年代相继倒闭后厂区均遭拆除,从此标志着呼和浩特市纺织工业繁荣的第四、五毛纺织厂退出历史舞台。由于新世纪产业结构调整,如今,原本远近闻名的毛纺织厂已经变成呼和浩特市中心繁荣的综合商业街和生活区,融入到城市建设中。纺织工业的辉煌也只能留在那一代人的记忆里了。 三、呼和浩特市纺织工业建筑保护更新改造建议 我国工业社会开始时间较晚,人们对工业遗产保护的认识还需要一个过程。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国内一些较发达工业城市开始慢慢重视工业建筑遗产的价值,对待工业建筑遗产不是一味地拆除而是开始有了对其进行保护与更新的措施。把一些工厂、仓库等改造更新为新颖的艺术工作室已经是十分普遍的改造手段,将大片产业建筑更新为创意产业园区进行出租出售,投资较少,且容易收回投资成本获得经济效益,这也是近几年国内产业建筑改造更新的大趋势。呼和浩特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城市,产业特色影响着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从新中国“第二五计划”开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呼和浩特市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毛纺织工业基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昔日多家毛纺织工厂陆续宣布破产,原有的厂区,一部分已完全改变功能融入城市建设;一部分濒临荒废等待改造及更新。适宜的更新策略能够保证产业文化的延续性,发掘产业遗存蕴含的多重价值,创造出具有地域性文化气质的城市环境,进而提升首府城市品质。针对呼和浩特市现存纺织工厂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几点保护更新建议: 1.公共空间开发模式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织工厂是目前保留较完整的一片纺织工业用地,部分厂房、大型机器均具有历史价值。根据其所处地理位置可考虑改造成为广场或公园等一些公共开发空间。结合厂房和一些大型设备建造一些公众可以参与的娱乐设施,作为人们休闲娱乐的综合场所,也是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措施。同时也可达到对该地区纺织工业文化宣传与传承的目的。这种开发模式国内可借鉴的成功案例是上海的梦清园主题公园规划设计,梦清园位于上海市中心苏州河老虎爪湾段南岸,是在原上海啤酒厂旧址上规划建造的,随着梦清园改建工程的实施,其周围迅速成为高密度中高档住宅区域。梦清园区内完整地保留了老上海啤酒厂灌装车间、酿造楼、烟囱等建筑及构筑物,加以保护性修缮,力求恢复原貌。结合公园功能需求,将其作为园区内的中心建筑,并用以收藏和展示苏州河及其沿岸地区有关啤酒酿造的文物古迹、工业史料、工业设备等。梦清园不仅满足人们游园、休闲的需求,也保护了旧工业建筑,延续了相关工业历史文脉,还增强了市民对待历史的参与性。 2.住宅地产开发模式住宅地产开发模式是指在旧工厂原址或附近开发打造居住区,对既有的旧工业建筑进行景观式改造和再利用,使之融入到该居住区或精品住宅中,以此提高住宅的环境品质和审美乐趣。呼和浩特市第三毛纺织厂现存厂房、仓库等建筑紧邻一居住小区,根据其现状,可考虑结合该居住小区配套公共建筑,保留修缮部分可继续使用的厂房建筑,赋予其新功能,使其成为居住小区的一大特色,不仅为旧工业建筑改造更新提供了一种可能,也呼应了城市文脉和人文因素。这种开发模式国内的优秀案例是天津的万科水晶城。水晶城是万科地产在2003年推出的大规模高品质居住社区,位于天津市区南部,是在原天津玻璃厂旧址上建造的、中国第一个以保留工业时代历史遗迹为主题的大型社区。保持原有建筑历史风貌,将原有调运铁轨、厂房、吊装车、烟囱、古树等遗留物巧妙的融入到现在的建筑中,赋予其在社区内新的功能,不仅使得该居住社区独具特色,同时还使得相关工业遗产得以保护和传承。 3.历史展示开发模式工业遗产可反映当时工业化过程的特定阶段或者功能,也具有一定的物质文化意义。因此,在原址上修建工业博物馆比在传统博物馆中展示旧有物品器械更方便、生动。通过展示工艺生产过程,从中活化工业区的历史感和真实感,激发市民参与感和认同感。呼和浩特市纺织工业历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部分历史资料出现断层或缺失,针对纺织文化构建主题博物馆、展示馆、展示厅等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对历史信息和资料进行保护,也是对该类型工业建筑的开发和再利用。这种开发模式国内外成功优秀案例较多,如德国的关税同盟煤炭焦化厂、青岛啤酒博物馆、四川美术学院重庆校区的坦克库等都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四、结语 调查中了解到,呼和浩特市针对纺织工业建筑的改造与更新目前正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受到地区经济发展、城市工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吸取借鉴国内外优秀实践经验的同时,仍需结合该地区城市发展状况、产业结构、相关法律法规等因素,综合考虑,才能制定出适宜的更新策略,提高毛纺织工业建筑历史的关注度,保证城市工业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作者:辛梦瑶 范桂芳 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纺织工业论文: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研究 一、晋中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背景 萌芽期(1919—1924):1919年,阎锡山在其叔父徐一清的帮助下拟筹资150万银元,以一百元为一股共15000股,在榆次城北门外成立“山西晋华纺纱股份有限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累积,到1924年6月1日晋华纺织厂正式开工生产,并同时改名为榆次晋华纺纱厂(晋华纺织厂编《生命的历程•晋华纺织厂生产经营情况及1994—2001年亏损因素分析》,2002年)。发展期(1924—1937):1929年,晋华纺纱厂扩存股本到300万元(银币),并扩建厂房,增加纱锭,设备也在不断地补给更新,到1934年,除租赁祁县织染厂外,晋华成为共同拥有纱锭41744枚、布机480台、毯机4台的全能纺织厂。1935年11月随着上海技术人员的输入,晋华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较前有了一定的提高,1937年春季增加线锭1504枚,成为旧晋华产量最高的年份(晋华纺织厂编《生命的历程•晋华纺织厂生产经营情况及1994—2001年亏损因素分析》,2002年)。低谷期(1937—1945):1937年10月3日晋华由日寇实行军事管理,改名为“军管理第十二工厂”,主管者为“东洋纺绩会社”。1942年改归山西产业株式会管理,更名为“榆次纺织厂”。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从该厂榨取巨额利润达51577004日元,相当于24个晋华纺织厂。厂里许多设备损坏严重,陷于瘫痪(山西晋华纺织一厂破产清算组《山西晋华纺织一厂历史回顾》)。恢复期(1945—1949):1945年晋华被国民党接管,直属山西省西北实业公司。1948年7月18日榆次解放,晋华恢复生产。1949年9月开出纱锭26000枚,布机492台,当时的工人全部就业。全年共生产棉纱1.23万件(2232吨),棉布340.19万米,棉毯4800条,总产值(以1957年不变价计算)为946.93万元,占1937年的38.23%(山西晋华纺织一厂破产清算组《山西晋华纺织一厂历史回顾》)。 二、晋中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优势 晋华纺织厂从艰难地创办,逐渐地发展,到跌入谷底,后逐渐恢复,其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也经历了一些发展和变化。生产技术主要包含5个方面:厂房建筑、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动力供应、原料分析;经营管理包含3个方面:销售管理、经济效益、人员分配。 (一)生产技术 1.厂房设备齐全 一战后,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车间厂房也由以前的砖木改为钢筋水泥结构,除限于地面和其他原因偶有二层或三层外,均为锯齿式平房。晋华聘请英籍工程师李密度设计厂房图纸,采用当时流行的单层锯齿形厂房,绝大部分采用混合结构。晋华共有8个库房,其中1—5#库为成品库,6—9#库为原棉库。成品库采用普通的砖混砖木结构库房,顶上有透气孔,窗户开在右侧面,采光较好;原棉库面积要较成品库大一点,库房门设计呈欧式风格,更为独特的是窗户开在房顶,每座库房均有7扇窗户,库房前部房顶各有两个样式别致的透气孔。晋华的生产及配套设施较为全面,建筑布局比较合理,除厂房主要部分为混合结构外,其余均为砖木结构,且建筑风格各异,其中会议厅为典型的欧式风格,其余建筑较好地体现了中西结合的风格,体现了中西结合的思想。 2.生产设备精良 英国的纺织机械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晋华在建厂之初便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英国、日本等国的机器设备进行生产。企业的机器设备不断得以更新和补充。当时,晋华主要有纺纱车间、织布车间、织毯车间、机电车间、修缮间、实验室、通风组及皮辊房等8个生产区域。晋华的主要设备里进口机器所占比例达到85%以上,基本上为抗战前从英国和日本进口。也就是说,1937年以前,晋华就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采用新式设备,具备了较为先进的生产能力,并且直接建立了以电气动力为标准的近代化大工业生产体系。比如,晋华所进口的这套纺织设备的开清联合机组,每台每小时的棉条产量即达到空前的6公斤左右,不仅省时、省力,而且生产效益与明清时的手工机械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这批先进的设备一直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 3.生产工艺完善 建厂伊始,晋华就注重采用当时先进的生产工艺,尤其是1935年由天津中国银行代管后,从上海调入一批技术人员,其生产工艺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主要生产工艺为:纺纱:依次为原棉、送花、开包、松花、配花、除尘、喂花、头道清花、二道清花、三道清花、过磅、梳花、头道并条、二道并条、三道并条、头道粗纺、二道粗仿、三道粗纺、过细纺机、饮纱、摇纱、磅重、成捆、包纸、成包、印刷、送车储存,是一套非常完善的流程。纺线:经筒子机并成筒子,经合股机合成线,以后与制纱同一工序。织布:经纱—过筒管车、牵经车、浆纱车、穿筘、上织机;纬纱—过纬纱机、送厂开织;整理—验布、括毛、碾光、叠折、缝布、印牌、成包、送库储存。正是因为该生产工艺较为科学,故建国后还运行了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说是晋华对我国棉纺织业的一个独特贡献。 4.动力供应便利 机器的运转有赖于动力的消耗,故动力产额的大小成为工业化的重要指标。建厂伊始,晋华使用蒸汽作为动力。随着电气设备的增多,全厂设备的电动机均为交流电动机,数量达1656台,动力供应不成问题。为此,1929年晋华在距榆次5公里的源涡村建立配套设施较为完善的发电厂,安装当时较先进也是山西省功率最大的1150KW透平发电机1台,但缺点就是耗水量极大。为此,在发电厂专门建有贮水池。加之,榆次又是产煤区,所出产的煤质高价优,发热量高,故燃料的供应可以就近取材,且能充分供应。 5.原料供应充足 我国固有品种的棉花,在长度、清洁度等方面无法达到当时纺纱机所需要的棉花品质,为此,1933年山西开始建立棉花技术指导体系,改临汾棉业试验场为山西省棉花试验场,在榆次等地设立分场,设立改良棉轧花厂,统一轧花,确保棉种纯洁度。此后,山西的植棉面积急速扩大,棉花产量也得到大幅提高。晋华所处地理位置较好,毗邻黄河流域的一些主要产棉区。所需原棉外省主要是河北石家庄,省内为曲沃、翼城、临汾、洪洞、荣河、文水及汾阳等地,供应充足,收购、运输便利且质量相对较好。一般而言,晋华棉花年需求量基本上稳定在近8万担,约占全省年用量的一半以上。 (二)经营管理 1.产品销售便利 晋华的主要产品有桐叶牌10支、14支、16支棉纱,三环牌20支、22支、32支、42支棉纱;三晋牌18磅粗布,明月牌16磅粗布,明星牌细布,三环牌各种色毯。产品种类较多,较好地满足了当时各类消费人群的需求。产品销售分代销、批销、设庄运销及门市发行四种,销往省内各地及平汉铁路沿线河北石家庄、清苑、获鹿(今属鹿泉市)、河南许昌等地,并出口到国外,在东南亚一带享有盛誉。榆次处于交通枢纽地位,同蒲铁路和正太铁路在榆次交汇,且石太铁路在晋华厂内设有站台,极大地方便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这是当时国内其他纺织厂所不具备的。 2.经济效益起伏大 晋华1919年建厂后,久经战乱,抗战期间又经历了日本人的军管,经营不稳定,经济效益起伏较大,但上世纪30年代可以说是晋华发展的黄金时期。1937年为晋华厂历史上产值最高的年份,因其正赶上抗战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十年”,公司生产稳定,经济效益稳步提升。抗战爆发后,日本人对晋华实行军管。此期间,一方面因为日本人的残酷盘剥,另一方面因为晋华工人的抗日情绪高涨,所以经济效益非常低。1947年榆次解放前,因阎锡山致力于内战,所以晋华厂经济效益每况愈下。直至榆次解放后晋华厂回到人民手中,晋华厂才焕发出新的活力,生产经营渐趋稳定,经济效益逐渐恢复到抗战前水平。 3.人员分配合理 晋华厂最高权力机构为“董监会”,设董事长1人,常务董事2人,董事6人,监察4人,共计13人,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63辑》)。第一,管理和技术人员。晋华厂直接管理生产者为经理和副经理,均由董事会聘任。在天津中国银行代管期间,晋华改革领导体制,设置了“四总”,即总工程师(相当于厂长)、总秘书、总会计与总稽核,后三职由徐一清之子徐士珙兼任(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63辑》)。厂内生产管理多由工程师、工务主任、工务员等担任。虽尚未达到科学管理及工作合理化水平,而与论工论货工资之厘定(并条、粗纱论亨司,细纱论木棍及重量计算工资),以及工人之训练考核(招募生手工、由教师制定机台、专事训练按期考试),均有相当改进。在技术人员方面,晋华开办前就请外国技师进行设计工作,同时徐一清还派许多中专生去南通张謇的纱厂实习,以尽可能多地储备技术力量。在晋华的百余名职员中,有20余名技术人员来自天津、上海等地,其余则为创办发起人和大股东举荐入厂。第二,工人。晋华生产工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掌握一定技术的熟练工,另一类是普通工人。前者包括机匠、工头及纺纱熟手,大都从上海、天津、河南等地聘请而来,约200人。如“清花间的于阿四,梳棉机匠谭金保,粗纱间的陈阿俊,细纱间的胡四高和陈顺甫,摇纱间的庄金镖、动力间的王玉林”等,都是开工时从外地聘请来的师傅。后者包括徒工和养成工,基本上均从榆次城镇和郊区招来。工人入厂前要填写“保证书”,大致内容为:自愿上工,遵守厂纪,服从指挥调遣,保证三年内不离厂等。填好后由本人画押,并由介绍人和铺保盖章。一些技术工种的徒工,入厂工作后,第一个月工资为押金,本人不得领取,由公司扣押,以防不测(榆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榆次文史资料第9辑》)。公司对聘请来的外省职员和工人,在住宿、托儿等方面给予一定优待,如带家属,还分配给家属宿舍,其他职员则自找民房。1924年6月1日,当时有20名工程技术人员,100多名职员,500多名工人。1937年,职工人数3200左右,日开2班,每班工作12小时,全月每人工作28天以上。1937年,晋华职员96人,男工1333人,女工339人,童工31人,学徒89人,职工来源以本地为最多,其余多为河南和河北人。工资每月23000余元。 三、晋中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劣势 晋中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在生产技术方面有五大优势,经营管理也有自己的一套完善的流程。但是晋华纺织厂的发展还是十分艰难,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制约,也有自己的一些劣势。 (一)晋中地区历史条件的制约 工业的发展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工业的命运随着国家命运的起伏而起伏,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影响工业的发展。纺织工业的发展是因为洋务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发展,而当时国际上也以纺织业发展为主,所以晋中纺织业发展的机会很好,利益很大。但股东们、军阀们不是为了民族工业的壮大,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为了支撑军阀的军费开支,并巩固其地位,不断地筹措资金来兴办企业。当无利可图时,投入也就不复存在,尤其是晋华走向低谷的时候,资金成为了大问题,当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也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日本侵略者对该厂生产设备只使用,不维修,为了经济利益,无限制地、无休止地剥夺劳动人民的成果。从晋华纺织厂的发展来看,建厂时的股东主要是山西的地主、商人和官僚资产阶级,而后被日本人控制,最后又被国民党接管,利润一直是管理者的追求,而利润的高低也是制约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利润高就扩大规模,利润低就减员减产,中国特殊的国情是晋华由兴盛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 (二)晋中纺织工业缺乏先进技术 在投产初期,晋华虽然购买了很多先进的机器,雇佣了大量的工人,看似庞大的企业,其实完全没有竞争力,因为企业没有自己研发的技术和科研人员,而工人只是一味地按照指令做事,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尤其是当1935年日本在我国倾销纺织品,致使晋华产品销售不畅,造成积压,其实这个时候就显现出了缺少技术的弊端,晋华只是购买了设备,没有完全掌握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晋华的技术也没有革新,造成了晋华纺织厂的技术落后,很难与欧美、日本的纺织业进行竞争。这时晋华纺织厂与太原纺织厂联合,但是治标不治本,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技术落后的问题。直到从上海引进了技术人员之后,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晋华刚想改革的愿望就此破灭了,一直到解放以后才慢慢恢复生产,引进和找回技术人员。但是,从抗日战争到建国这段时间内技术长时间地和国际脱轨,是造成晋华纺织厂技术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三)晋中纺织工业的人员缺少改革和创新的意识 晋中近代纺织工业停滞不前的一部分原因是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没有开拓和进取的意识和精神。管理者办厂和救厂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纺织厂的发展,所以管理者短浅的目光也是制约晋华发展的一大因素。从员工的角度看,员工没有接触过西方文化,不懂得技术的重要性,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管理者和员工的不积极态度也是晋华发展受阻的一大原因。制约晋华纺织工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还是人们缺少对西方文化和科技的了解,缺乏和西方交流的渠道。纺织科学技术教育的缺失,是整个纺织工业所面临的问题,当然国家强大了,才能谈教育和技术。所以强国要以科技教育为主,增强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力才是正道。通过对晋中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的优势和劣势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实力、技术力量、人员素质依旧是影响工业技术发展的主要因素。工业技术要发展,首先要有一个稳定的国家,要有自己的设备和技术人员,要有奋发向上的思想动力,这对于现代工业技术的发展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来自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张中强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纺织工业论文:纺织工业发展 一、四川纺织工业发展现状 纺织工业是四川的传统工业,现已形成化纤业、棉纺织印染业、毛纺织业、麻纺织业、针织业、丝绸业、缝纫制造业、纺织机械制造业等门类,建成了成都、遂宁、绵阳、内江、南充、达川等6个纺织工业基地。 四川省的纺织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话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四川纺织工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由原来的44.5万锭增长到109万锭(不含重庆),基本形成了棉、毛、丝、麻、化纤、印染、针织、服装等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综合竞争力有所提高,国际贸易逐步扩大。这期间纺织工业产值占到全省工业产值的15%,上缴利税占省财政收入的10%,并且是主要的出口创汇产业。从总体上看,四川纺织工业的发展与全国基本同步,但在发展的水平、质量、效益等方面与东部有较大差距。 四川纺织经济总量占全国的份额在逐年减少,20年前排前10位,1996年排第12位。2004年总产值占全国纺织的1%,排第13位,占全省总产值4.87%。 在西部12省(市、区)中,四川纺织经济总量居西部第1位,占西部纺织经济总量的23.4%。化纤、印染布产量居西部首位,纱和坯布产量居西部第2位。出口创汇居西部第1位。 二、四川纺织工业存在问题分析 产品缺乏竞争力。四川纺织工业以棉纺织初加工为主,技术含量较低,深加工和加工增值较高的产品比重较小,技术、信息、人才、资金、设备等方面比较薄弱。东部发达省份的纺织工业的自动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与西部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四川省内多数纺织企业主要以加工出口型为主,没有自己的品牌,而是贴牌、定牌生产,赚取不到10%的加工费。 国有经济比例过高,民营经济发展较慢。2000年,全国纺织工业资本结构中,国有经济比例为26.88%,其中东部16.94%,西部60.92%,四川省接近50%。国有经济,较难适应现代纺织工业生产的小批量、多品种、高品位、快交货和售后服务等新特点。 缺乏高素质专业人才。主要包括:能在生产第一线指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应用型复合人才;精通国际贸易惯例、商务谈判的人才,能运用WTO规则的综合型人才;拓展市场的营销人才;好的设计人才;熟练工人。 掌握信息落后。我们常说四川纺织的设计创新能力弱,没有独到的产品,这与信息掌握不全有很大联系。纺织信息网络的发展显然有利于缩小四川纺织业与外界的差别。现在省内许多纺织企业还未参与电子商务,想参与又对电子商务不太了解,只好进行观望,这样势必会坐失良机,在未来的市场竟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宏观环境不利。没有制定四川省纺织工业发展战略和修订现行产业政策,建立产业运行监测分析信息制度,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为了发展技术密集、有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行业,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三、四川纺织工业发展对策与措施 1.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我国在加入WTO之后,加快了由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迈进的步伐。四川纺织企业应集中现有优良资产、优势资本和优良技术装备,开发市场适销的特色产品,增加高附加值,提高产品毛利率,改善资产结构,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积极利用国家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大力开发国内潜在市场,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积极推进企业应用计算机管理软件和网络信息技术,在重点优势企业中建立完善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真正做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产业升级。 2.发挥民营企业市场开拓能力 由于民营企业对市场的反应更快,控制成本能力更强,激励机制更完善,因此出口增速更快,对出口增长的贡献更大。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一是鼓励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形成企业产权多元化;二是制订国有企业退出规划,促进劣势企业退出市场;三是巩固成果,要求有毛纺企业的地方要进一步做好规划;四是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要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经贸委《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若干政策意见》,以及四川省的《实施意见》,继续采取多种有效方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通过一系列措施减少纺织国有经济在全行业中所占的比重,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行产权改革,使民营经济成为我省纺织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点。 3.培养纺织业高素质人才 引进与培育人才。四川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进与培育纺织服装人才,并配置到适合其发展的岗位中去,作到真正的人尽其才。对于人才的培育,应着力打造具备服装品牌创建、推广与国际营销能力的人才,为四川自己的品牌走向世界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人才激励。目前许多企业的领导将人才的流失仅仅归因于物质因素,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四川的纺织服装企业应在完善物质激励的同时更加重视精神激励的作用。首先,要设计出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使得人在完成工作的同时获得满足感;其次,对于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要予以表彰;再者,对于能力突出者,要提供更多的职务晋升的机会;最后,要提供更多的培训与学习的机会。 4.发展电子商务 90年代初期,电子商务就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经营方式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兴起。而当今纺织服装工业也越来越向多品种、小批量、短周期发展,生产、管理、销售无不需要快节奏处理。目前,四川纺织服装企业在运用纺织电子商务上,都还停留在网上广告、查询、电子邮件往来的初级阶段,还没有在销售与生产之间建立快速反应系统,难以做到对市场的快速反应。 为了使四川省纺织企业在未来的商战中处于有利地位,须制定相应的对策。要转变观念,积极引进和培养电子商务人才,建立企业管理网络系统,企业要建立自己的网页,利用网络了解纺织市场供求信息,积极开展电子商务活动,把握生产与经营的先机。 5.政府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宏观环境,针对目前纺织服装企业大量发展、相互压价、无序竞争等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的现象,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做好以下方面: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严格监督制度,鼓励企业创新,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制度改革。 另外,要健全行业协会职能,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的管理经验和方法,发挥行业协会对行业的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行业协会可以组织企业联合开发和考察,进行产业损害调查,及时行业预警信息,把行业协会建设成企业之间交流的大平台。 最后,政府主管部门应该主动采取必要的手段,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帮助纺织工业减少损失,引导纺织工业走向良性发展之路。 纺织工业论文:中央级纺织工业体制经济发展比较 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主要包括两类机构,一类是经国家事业单位管理局批准成立的纺织工业类事业单位,另一类是在民政部注册成立的全国性纺织工业类社团组织。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是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全国性纺织行业协会,管理并带领上述两类纺织工业类机构在各个纺织细分领域开展工作,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向上联系着工业与信息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家宏观管理部门,向下联系着全国棉、毛、麻、丝等各类纺织服装企业,在各个纺织服装细分领域发挥着“中枢神经”的作用。他们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仅决定着“中枢神经”的健康状况,也不可避免的影响着各个纺织细分领域的健康发展。因此,反映并支持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的经济发展,不仅是对这类机构的关注,也是对全国纺织服装企业的关注。 根据国资委对国有资产年报工作的要求。我们对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进行了年报统计。至2007年末,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单位共26个,其中事业单位9个,社团组织17个。单位在职人数780人,其中事业单位在职人数477人,社团组织在职人数224人,其他人员79人,26个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均为独立核算单位。 对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经济发展的分析与对企业发展的分析有所不同。他们大多是非盈利性组织,不能从利润变化的角度去分析,而主要是以收入水平变化,净资产水平变化,资产周转率水平变化等方面去分析。我们主要对收入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资产周转率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 收入增长率。是指本年度收入增长额同上年收入的比率。它反映了机构的经济发展能力,该项指标越高,说明机构的经济发展能力越强。 我们以同期总收入对比进行统计。2007年末,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总收入3.2亿元,比上年增长12.1%。其中事业单位总收入1.3亿元,年增长率为11.3%;社团组织总收入1.9亿元,年增长率为12.7%。两类机构的收入增长率比较接近。 在总收入中,事业单位的财政性收入略有增长,事业收入增长明显。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中事业单位中收入增长率大于零的占78%,事业单位中收入增长率大干27%的单位占的33%,说明大多数事业单位的收入在增长,其中三分之一的事业单位收入增长较快。但预算事业单位收入的增长,大部分仍依靠财政性收入,非预算事业单位则完全依靠自营收入,这也是这类机构经济发展较慢的原因。 社团组织中“提供服务收入”的增长高于“会费收入”的增长。社团组织的收入中,会费收入增长相对较低,收入的增长更多的依靠开展各类业务活动,为相关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实现。 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中社团组织中收入增长率大于零的占56%,小于零的占44%。说明多数社团组织的收入在增长,但也有近半数的社团组织收入在下降。 净资产增长率。是指本年度净资产增长额同上年净资产的比率,它反映了机构对投入资本的保值和增值能力。该项指标越高,说明机构的资本增值能力越强。 通过对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分别进行统计,2007年末,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净资产4.2亿元,比上年增长17.2%。其中事业单位净资产2.2亿元,年增长率为6.3%;社团组织净资产2.0亿元,年增长率为31.8%。 事业单位中净资产增长率大于零的占55%,小于零的占45%。说明多数事业单位的净资产在增长,少数事业单位的净资产在萎缩。净资产增长率大于21%的占33%,说明三分之一的净资产增长较快,而多数事业单位净资产增长一般。 社团组织中净资产增长率大干零的占78%,说明大多数社团组织的净资产在增长,少数社团组织净资产增长较快,其中前三名增长率均大于235%,可谓是高增长。净资产增长率小于零的占社团组织总户数的22%,少数社团组织的净资产在萎缩。社团组织净资产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 资产周转率是反映运用资产以产生销售收入能力的指。资产周转率以收入额除以平均资产,反映了资产的周转效率的高低。该项指标越高,说明单位的资本周转速度越快。 通过对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分别进行统计,事业单位中资产周转率大于0.5的占55%,小于零的占45%。说明多数事业单位的资产周转率较好,少数事业单位的资产周转率较差。 社团组织中资产周转率大于0.5的占39%,小于0.5的占61%,说明大多数社团组织的资产周转率较差,少数社团组织的资产周转率较好。 通过对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经济指标的比较,我们初步得出了几点结论: 一、两类机构的收入增长率相差不大,收入来源相对稳定。 二、两类机构的净资产增长率相差较大。事业单位的净资产增长率较低,说明事业单位自身发展能力较差。社团组织的净资产增长率高达31.8%,说明其以自身资产为基础,自身积累能力挖掘潜力较强,社团组织的资产使用效率较高,表现出较强的资产增长趋势。 三、经过几年来的发展,社团组织总资产的增长明显高于事业单位。 2007年末,社团组织类单位资产额2.88亿元,年增长率为19.9%;事业类单位资产额2.86亿元,年增长率为7.2%;社团组织比事业单位资产额增长率高1.7倍。社团组织的总资产不仅在2007年末首次超过了事业单位的总资产。而且在增长速度上大大领先于事业单位,这说明社团组织通过开展各类业务活动,总资产的增长幅度明显好于事业类单位。 四、事业单位与社团组织在流动资产方面,两类机构相差不大。 按资产性质分类,2007年末事业单位流动资产总计为1.95亿元,同比增长17.5%;社团组织2007年末流动资产总计为1.96亿元,同比增长19.5%。两类机构的流动资产同时获得了大幅度增长,显示出良好的财务流动性。 五、社团组织的固定资产增长率明显高于事业单位。按资产性质分类,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总计2007年末为0.45亿元,同比增长4.5%;社团组织2007年末固定资产原值为0.36亿元,同比增长9.1%。两类单位相比,社团组织的固定资产金额虽然低于事业单位,但其固定资产增长率则明显高于事业单位。从固定资产总量来看,两类机构的固定资产总量都偏小,从实物量看,有房的不多,有车的不少,仅仅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六、社团组织的负债率略低于事业单位。按资产性质分类,事业单位负债合计2007年末为0.66亿元,同比增长10.4%;社团组织2007年末负债总计为0.75亿元,同比下降6%。两类单位相比,社团组织的负债率略低于事业单位。两类机构均无银行贷款资质,不能负债经营。 七、社团组织的人均资产值明显高于事业单位。按人均占有资产值分类,事业单位人均资产2007年末为600406元,社团组织2007年末人均资产为830478元。 两类机构相比,社团组织人均资产值明显高于事业单位。这说明社团组织的职工要比事业单位职工占有更丰富的经济资源。 总之,通过对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经济发展的对比,使我们初步了解了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的资产结构,开始摸清了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资产的轮廓,也看到了资产管理中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 为解决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的资产管理问题,针对机构调整与改制、产权转让、资产评估、资产重组、对外投资、固定资产处置、财务监督等一系列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实践,为这类机构资产管理和服务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完善。 纺织工业论文:我国近代纺织工业发展论文 19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是洋务运动重点举办民用工业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时期。探讨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原因及历史作用,不仅有助于纺织史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洋务运动的研究也会有所裨益。 一、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原因 中国近代纺织工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侵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出现的。具体来说,它的兴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1洋布、洋纱的大量输入,使中国传统手工纺织业受到严重打击,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同时,纺织品商品市场的发展,为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创造了条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藉天津、北京条约,不仅继续在通商口岸大量销售洋布、洋纱,而且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行销日广。据统计,1842年中国常年的进口总值中,棉制品仅占8.4%,1867年上升为21%,到了1885年就以35.7%的优势跃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第8-9页)。这种状况极大地排斥和打击了中国土制棉纺织品的生产与销售。洋纱以其质优价廉很快挫败土纱,成为中国手工织布者的首选之物。这样一来,手工纺纱者大量减少,手工织布者在洋布的冲击下也日渐减少,中国的手工棉纺织工业不再依赖农业。其结果是,农民劳动力大量过剩,手工业者成群破产,成为兴办近代纺织工业及其近代工业所需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大批原来纺纱织布以自给的人,成为纱、布的消费者,商品市场上的纱、布流通量扩大了。纺织品市场的日益发展,为兴办近代纺织业创造了条件。 1.2洋布、洋纱的大量输入,也使洋务派官僚感到财源不保,白银外流,认为只有购置机器,设立布局,才能保我利源,堵塞漏卮。李鸿章指出:“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亟宜购机器纺织,期渐收回利源。”(注: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5册,第2684页。)又说:“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注: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3册,第1339页。)为此,李鸿章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企业。张之洞较李鸿章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焦虑不安。他在给光绪皇帝的《拟设织布局折》中说:“窃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考之通商贸易册,布毛纱三项,年盛一年,不惟衣土布者渐稀,即织土布者亦买洋纱充用,光绪十四年(1888年——引者注)销银及将五千万两。……棉布为中国自有之利,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因此他提出:“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权利。”(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第一辑下册,第907-908页。)1888年,张之洞决定在广东创办纺织厂。不久,他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遂将纺织厂移到湖北筹创,先后建立了湖北纺织四局。 1.3西方近代纺织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对一些买办、地主、商人和手工工场主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量,他们或是仿造纺织机械,或是直接投资购买西方机器办厂,从而导致了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兴起。如华侨商人陈启沅早年在南洋经商之时,曾遍历各埠,对机器缫出的厂丝之精美极为羡慕,从而“考求机器之学”。回国后,他于1872年在广东南海县仿造机器,创办继昌隆缫丝厂,开中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先河。上海买办黄佐卿则于1881年投资10万两,从法国购进缫进车100台及其它辅助设备,创办公和永缫丝厂,成为上海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先导。 综上所述,西方近代纺织技术的日趋成熟和洋布、洋沙的大量输入中国,使棉纺织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但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 二、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 纺织工业包含许多行业。即使在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时期,也有缫丝、轧花、纺织机器制造、毛纺织、棉纺织等行业。 近代纺织工业发端于缫丝业。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仿造法式双捻直辖式丝车,取名“机汽大偈”。其基本特点是使用蒸汽锅炉,把蒸汽通过蒸汽管输送到各缫丝工作台上煮茧,大大提高了缫丝质量和产量。该厂投产3年,盈利丰厚,影响日广,南海等县民营机器缫丝厂随之相继出现。到1881年,广东有10家缫丝厂,2400台丝车,每厂有工人四五百人。同年,上海公和永缫丝厂诞生。1887年,法国向中国订购生丝,出口增加,公和永缫丝厂的丝车由100台扩展到900台。到1894年,上海有机器缫丝厂12家,丝车4000余台,年产丝4400担。据不完全统计,1894年全国机器缫丝厂有120家,丝车3万多台,工人3万余人,工人总数占10余种新工业的一半。(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上卷,第17页。)这种情况表明,机器缫丝业已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一支排头兵。 轧花业也是较早引进机器生产的行业之一。1876年前后,上海奉贤县程恒昌创建轧花厂,拥有轧花机100台,柴油发动机5台,工人224人,是中国最早的动力机器轧花厂。此后,较著名的有宁波通久源轧花厂,成立于1887年,引进日本机器,聘请日本技师,雇佣工人三四百人。在上海,1891年前后相继成立了棉利公司、源记公司、礼和永等轧花厂。仅上海、宁波两地在1895年就拥有240余台动力轧花机,工人1200人左右。动力机器轧花业初步形成。 随着缫丝业与轧花业的兴起,中国纺织机器制造业应运而生,但当时还处于仿制洋机器阶段。上海永昌机器厂是最早仿制缫丝机的工厂,成立于1882年。该厂仿造意大利式缫丝车及丝厂用的小马力蒸汽机,产品畅销于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为这些地区机器缫丝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张万祥锡记铁工厂则是最早仿制日本式轧花机的工厂,成立于1887年,其产品在最盛时供不应求。因轧花车畅销利厚,许多铁工厂也陆续购进车床仿制,并有所革新。 上述这些企业,就性质而言,属于纯粹商办的纺织企业。而毛纺织、棉纺织企业,在近代纺织工业兴起时期则属于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性质。 毛纺织企业的创办,当时仅有甘肃织呢局一家。1876年,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拨款20万两在兰州筹建,从德国购进蒸汽机2台、毛织机及其配套设备56台,并聘请德国技师13人。1880年9月建成开工,日产呢绒145米左右。1881年,全年共生产呢绒1.8万米左右,但销路不佳。1882年冬,德国技师合同期满回国,次年即发生锅炉爆炸。这家官办企业就停工歇业,近代毛纺织业在其草创阶段只昙花一现即行夭折。此后25年里,中国再没有出现新的毛纺织厂。 棉纺织业的创办起步最晚,但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主体。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一家官督商办、规模较大的棉纺织企业,创设于1876年,实际筹创始于1878年。历经12年周折,终于1889年12月28日试车,1890年投产。该厂共有纱锭3.5万枚,织机530台,工人约4000人。织布局开工后,营业甚盛,纺纱利润尤厚。据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1893年5月10日所记:织布局每月获利1.2万两。李鸿章为大利所诱,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令出使英国大臣速购纱机百部。不料新机订购未妥,织布局于1893年10月19日发生严重火灾,延烧全厂,损失70余万两。访局被焚后,李鸿章急图恢复,并于1894年9月部分建成开工,改称“华盛纺织总厂”。在上海,由官商合办的棉纺织企业则有华新纺织新局,成立于1891年,有纺锭7000余枚,1892年增加2000余枚,1894年增设布机50台。据统计,至1895年,上海共有棉纺织厂7家(包括被毁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纱锭约21万枚,布机2300台。(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下卷,第8页。)在武昌,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是当时一家规模较大的官办棉纺织企业。该厂于1892年底正式开车,设备有布机1000台,纱锭3万余枚。该厂纺织的棉纱、棉布“甚合华人之用,通行各省”,因而“利源日广”。只是该厂从筹办起就靠官方贷款维持,以致形成沉重负担,而织布局所得利润又被张之洞用于补助铁厂及枪炮厂,使织布局的发展举步维艰。此外,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后还相继建成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与织布局合称“湖北纺织四局”。 近代纺织工业兴办的状况表明,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棉纺织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纺织工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的格局。 三、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历史作用 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3.1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作用。如前所述,洋务派官僚兴办纺织工业的动机除了追求利润之外,就是为了保护利权,堵塞漏卮。而一些具有“实业救国”思想的有识之士,更有与外国资本势力“商战”的意图。参加过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的郑观应提出:“方今之时,……筹一暗收利权之策,则莫如加洋布税,设洋布厂”,“自织洋布,以与之抗衡”。他还上禀李鸿章,请“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限内另自纺织。”(注:转引自陈梅龙.论晚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性质.近代史研究,1986(3).)鲜明地提出了限制洋人设厂的问题。结果,李鸿章给予了十年专利权。这一“十年专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制外国资本势力的作用,打击了洋人试图在中国公开设厂的阴谋。1882年,美商丰泰洋行经理和英商祥生般厂经理集资在上海办纱厂,就被当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所禁止。1888年,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筹建轧花局,李鸿章三令五申,指示上海道台据约与日商力争,禁止设立。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企图涉足棉纺织工业的尝试屡次受挫。当然,“十年专利”同时也不准华商另行设局,这样就束缚了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的发展,削弱了抵制外国资本的力量。当时,洋布、洋纱的输入有增无减,进口额从1882年的2300万海关两增至1891年的5200万海关两,十年间增长1.3倍。而上海机器织布局年出布24万匹,湖北织布局年出布90多万匹,两者之和相当于1890年进口棉布1556万匹的7.4%。(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上卷,第13页。)这虽然打破了国内机织布市场“外洋独擅之利”的垄断局面,但两相比较,洋务派官僚从洋商手里收回的利益,实在是九牛一毛,只起到了“稍分洋商之利”的作用。洋务派官僚“保护权利”的动机与实际效果的巨大反差,正说明他们在洋务运动中所标榜的“自强求富”是何等苍白! 3.2近代纺织企业,采用大机器生产,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引起了生产变革和社会变革。一方面,采用大机器生产的纺织企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很大提高。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工人人均日产棉纱是手工纺纱的近50倍,人均机织布是手工织布的6倍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不论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还是商办企业,都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追求利润,因此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中国出现。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然而,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封建主义管理方式的种种限制。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制度束缚了企业的生命力。政府委派的总办、督办等负责人掌握着企业用人、理财和业务经营的大权,这些人不懂得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方法,更不懂纺织技术,在生产管理上依赖洋人,而在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过分依赖洋人,又导致企业往往受控于洋人。在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近代民族纺织工业不可能得到发展。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所造成的。 3.3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过程,既是一次引进西方纺织技术、开拓近代纺织生产过程,也是一次训练和培养纺织工人和技术力量的过程。通过大规模生产实践,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织产业工人和技术力量开始出现。尽管那时纺织工人受封建管理制度的压迫和洋匠的欺凌,但他们在实践中掌握了生产技术,成了后来发展纺织工业的先驱。 3.4纺织产业工人是中国早期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自从国人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甘肃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出现到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已有纺织厂79家,纺织产业工人总数达5万人,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15万人的1/3。正如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注: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卷,第8页。)纺织产业工人一诞生即展开了革命斗争。1891年,上海机器织布机匠就为争取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率先罢工。1891-1911年,有记载的纺织产业工人罢工斗争达35起。这预示着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种新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正在形成,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之,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不仅对纺织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社会政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电影史论文:一次对中国电影史的检阅 [摘 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有什么样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电影史。把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放到一个大众传播的视野中来考查,它包括了三个层面的选择:信息传播者的选择、媒介守门人的选择和信息接受者的选择。以上三个层面的选择形成一股合力使得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出现了部分信息的不真实和部分信息的缺失。中国需要一部融入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各层面,融汇内地和港台的综合的带有比较视野的“华语电影史”。 [关键词] 传播;选择;中国电影史 关于对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要“以史还史——它要求任何史家在主观上都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用史著者所在时代的流行观念去裁剪乃至‘塑造’历史”[1]。这样固然好,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可能真正地“以史还史”,也不能做到历史的完全真实与客观。道理很简单,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历史是在被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构建某种历史分析而利用某个‘事实’时,这个‘过去的事实’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在全部可用的历史资料中仅仅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事实’并不能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历史论据的一部分让它们说话。”[2]史学家们是在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阐释历史。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与研究也不例外,而这种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又是相对复杂和多层面的。这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作一种传播媒介,从资料搜集、编撰成书到它的传播过程,去研究一个动态的中国电影史中所存在的选择性。 一、信息传播者的选择 传播学的编码理论认为,语言是静态的、抽象的,而现实是动态的、实在的,而且在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偏向因素。偏向就是信息的书写者、传播者存在着对所描述主体有利或者不利的选择。[3]在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各种对历史书写的缺憾和书写者对电影史各个时代各个细节的偏向性选择和按照编写者自己的逻辑或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去做出的选择。 (一)书写者对历史事实认识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电影传入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电影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之前的电影史如:“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认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青莲阁第一次放映电影;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却认为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九年(1903年)的事。”[4]而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们翻阅了大量的报纸等资料最终确定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是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5]8。到今天,对于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还存在一些争议,有许多电影史家还在进一步考证,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考证,还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不只是对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课题,而是对中国电影史的许多其他事实也会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得到不同选择和更新的认识。 (二)电影和电影史观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前面我们说了,历史都是今人眼里的历史。所以电影史家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对电影史的书写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就电影的本质而言,它应该包括社会、经济、艺术和技术四个层面的内容。那么相应的中国电影史的写作也应该有这么一种考虑并融入四个层面因素的综合的电影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他层面的因素,而无限放大其中的一个因素。 1.意识形态标准。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社会文化功能(意识形态)成为电影的惟一评价标准。当时在电影界流行的一句话叫:“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6]。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正如李少白所说“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好到捧上天,坏到踩入地;右至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变天账’,左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6]。在谈到该书的局限性时,大家常说的是,得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主流的观念,当时的文艺观、电影观和电影史观。该书难免带上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印痕,在史料的选择、史实的阐述评价上就难免带上了一些左的思想。例如:人们常提起的,根据吴祖光的《正气歌》改编的《国魂》被评价为反动的影片;由《火烧红莲寺》开启的“火烧系列”武侠片,该书评价为:“这股邪风一直狂吹了四年之久”[5]136;开创了中国式谍战片类型电影,引起较大轰动的《天字第一号》,该书评价为:“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7]。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研究“十七年”中国电影史的学者认为:“电影作为一维性的语言,即只是影片在‘说话’。一旦与新中国这一段意识形态起着超常作用的历史相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主宰一切,新中国电影史就其本质而言就必然成为一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史”[8]。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应该是:“进步”和“反动”。影片类型大体上有三种:进步电影、趋向进步电影和商业电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电影史著作还没有超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著作出现。该书的极左,大家都知道了;对一些影片的评价不当、漏评也知道了。谁敢保证今天你来评论,再来重写就一定公允?其实,治史只是一种选择,一些人或者一个时代的选择。 2.艺术标准。“”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刚刚从“”中过来的中国电影一度特别强调电影的艺术性。这一时期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中国电影人拍摄了大量探索性的艺术片,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等。在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电影史著作如: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郦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等都特别看重电影的艺术性和美学追求。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国家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核心,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历史题材电影未来趋向 对于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拍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影片最合适,影片中战士们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会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国家的繁荣发达而奋斗。相信这类影片,一定会受这一年龄段观众的关注,其观后感更是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群体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的挑战。但是人类学家墨菲说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和特征、行为样式和模式。”可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阶段的人们,一定要增大对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和博大精深。例如史上的唐朝丝绸之路,它是如何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聪明的中国人是如何克服困难险阻、又是如何将当时的中华文化传到国外,这些类型影片的播出都反映出中华文化深远的影响,更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进而激励当代国人,唤起他们心中对中华文化的热情。 从观众角度展现历史题材影片的魅力效应 (一)文化传播:满足了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有调查显示:文化程度不同最影响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选择,而获取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进程是观众观看历史电影的第一需要。教育程度不同的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兴趣度不同。首先,历史题材更吸引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次,观众文化水平越高,对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受程度越高。比起其他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历史剧在题材上对观众而言最为陌生,不论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是人物生活环境、背景等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从未感受和经历过的,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根据这种心理可以推测,观众迫切想要了解和体验的心态,而历史题材影片便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渠道。《花木兰》为我们细致地铺陈了木兰替父从军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使我们深刻地记住了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伟大之处;《鸿门宴》为我们全面地呈现出了盛宴上的危机四伏,让我们明白了沽名钓誉的霸王项羽为何功败垂成……如果不是这些历史题材剧,我们只能单纯地从文学语言中去想象人物的形象,只能从黑白的照片中想象着那些遥不可及的轰轰烈烈的场景,而电影这门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用影像将文学语言中的人物转化为荧屏形象,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慢慢地品读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广大观众普遍认为,通过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可以很轻松地学习相关知识,丰富历史知识,增加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二)怀旧效用:补偿了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有强烈的“怀旧意识”。而历史题材影片恰好满足了中国大众这一心理需求,这是其他类型题材影片无法替代的。《建党伟业》为我们讲述了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为祖国赴汤蹈火、誓死保卫国家的感人事迹,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对其战友的怀念之情是深刻的。当然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观看影片后,便会更加感念党的丰功伟绩,怀念为国牺牲的战士。此时,历史题材影片的怀旧效应就彰显出来了。(三)入世作用:替代了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中国民众有着传统且悠久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人们学习求知不光是为了解释人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现代民众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是十分关注的。可现代社会中官员贪污、干部腐败等政治问题比比皆是,民众看到问题却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途径,郁闷情绪无处发泄,只得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正义。纵观近年来的电影市场,很多影片都与社会黑暗现象息息相关。例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看贪官污吏最终绳之于法,看英雄好汉为民除害,观众们看了都觉得扬眉吐气、大快人心。这就是这些电影的票房始终居高不下的一个首要原因,因而,也可以作为今后历史题材影片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观众接受角度预见历史电影未来的走向 强化各种类型影片的创作一个好的剧本是一部电影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根据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需求来选择一个好剧本。既要做到文化传播、能够满足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又要达到怀旧效用,能够补偿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还要起到入世作用,能够替代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好剧本难求,这就要求导演们在寻找剧本时不能马虎应付,而应该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积极应用3D、4D技术根据观众对影片展示方式的要求,我们应该尽量做到提高影片的画面质量和增加电影的立体效果。而3D制作由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欣赏视角,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3D制作是值得尝试和借鉴的有效模式之一。而4D电影相对于3D多的是灯光、音响效果以及水、雪、雾场景和适当震动感,其播出的影片真实感更强。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应该在这块下足工夫,相信前景会一片大好。 结语 翻看中国电影史,与其他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一样,尽管中间都经历过一段崎岖坎坷的岁月,但令人庆幸的是,最终它还是生机勃勃走到了今天,其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相对于其他影片,其更有一种厚重感,更肩负着还原历史原貌、达到教育后人的重任。在好莱坞电影的汹涌攻势下,中国电影人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雪珺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中强盗片女性形象 【摘要】强盗片是伴随着美国社会现实以及技术发展而诞生的一种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便已形成其固定的模式,而女性又是强盗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文章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出发,分析强盗片中的女性形象观众,及其引发的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关键词】强盗片;女性形象;心理机制;意识形态效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禁酒令的颁布,从1919年至1933年处于禁酒时期,所有酒类饮料制造、销售和运输都被禁止;二是1929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导致商业下滑,造成了大量失业。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成了强盗价值的建立--为实现“美国梦”,强盗们来到大城市,期待能够一夜暴富。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强盗的成功是不被社会容纳的。所以,强盗们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类型片对那些想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暴富的人们说一声“不”! 在强盗片中,强盗们用非法手段暴富,他们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之后,女人和枪支、汽车一样成为他强盗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Tommy(《人民公敌》)在做完第一笔私酒生意,穿上代表着绅士的西服,走进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酒店后,认识基蒂、艾伦;亨利(《好家伙》)不仅有爱慕他的妻子Karen,还在婚后拥有不止一个情妇;Tony(《疤脸大盗》)看上他老大的女人艾薇拉,这个女人在他成功后跟他结了婚。 强盗片中的女性以两种身份出现--亲人或者爱人:金娜是蒙大拿的妹妹(《疤脸大盗》)、汤米的母亲(《好家伙》)、康妮是教父的妹妹(《教父》)、苏利文的妻子(《毁灭之路》);伊迪是尼尔的情人(《盗火线》)、艾薇拉后来成为蒙大拿的妻子、艾波洛尼亚是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妻子(《教父》)、凯是麦克唐纳的初恋情人,后来他们变成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教父》)。这些女人们在强盗们的生命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或者她们仅仅是作为满足观众“窥淫癖”的“奇观”而存在吗? 一、男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列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 在以父系文化为中心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女人被作为奇观放入电影中,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窥淫癖。而男性不会对男性的身体产生兴趣,因此,女性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满足电影中男性人物的欲望,更是通过观众对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认同从而满足男性观众自身的“窥淫癖”。 从强盗片中的女性角色看来,无论是Tommy的情人还是蒙大拿的妻子艾薇拉,或者麦克•柯里昂的妻子,又或者尼尔一见钟情的伊迪,无一例外都是很漂亮的。她们外型漂亮,衣着时尚,并和男主角相爱。而这些女性不仅成为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色情对象,她们是强盗的情人--强盗用自己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满足这些女性的物质欲望,让她们过着像上流社会女人们一样的生活;她们满足了强盗们作为男人的一种征服欲和情欲,同时也满足了电影世界之外的男性观众的色情欲望。 “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的人物的色情对象,亦即作为观众厅内的观众的色情对象,因此在银幕的两侧之间存在着不断变换的张力。” 影院作为一个封闭的环境,电影中的世界与银幕外的世界被相互隔绝,而影院中的黑暗也为观众制造了一种隔绝感,并成为满足他们的“窥淫癖”的温床。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成为男性观众的银幕替代者,男性观众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到电影中的男性人物,对其认同后,通过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控制故事进程并进行色情的观看,满足感自己的窥淫欲。 《美国往事》,35年后已经年老的“面条”重新站在他少年时经常偷看黛博拉跳舞的马桶上时,视点的置换让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了黛博拉跳舞的过程。 1、客观镜头,从仓库里,透过墙孔拍摄一双眼睛的特写,是老年“面条”的眼睛。 2、“面条”的主观镜头,透过墙孔看见黛博拉在跳舞,镜头逐渐推进,后停在一点上。 3、切到黛博拉的近景,黛博拉看向摄影机 4、客观镜头,特写一闪而过的眼睛。 5、客观镜头,眼睛又转回来继续偷看,只是换成了儿时的“面条”。 跟着不断切换的视点,观众的身份也不停的在旁观者和“面条”之间不停变换。当镜头切换为面条的主观镜头时,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黛博拉跳舞,以及换衣服的过程。 二、女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女性气质开始发展之前的某一时期--即所谓的阳具崇拜时期,即使在女性身上,想要变成男性的渴望,也是与她的自我相协调的。” 首先,在以父系文化为主社会中,影片中男性视点的快感是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无论是男孩或者女孩都经历了男性(阳具崇拜)时期,女性气质是由男性气质产生的。女性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阳具崇拜时期”本身就有一种变成想要变成男人的渴望;其次,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一书中,“男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而女性没有被建构为一种差异,只是被界定为男性“二律背反意义上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一界定,使得女性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摆动。大部分故事片依照的是“主动性/男性”这一成规来建构的,故事提供了一种主动性视点的认同,所以即便是女性观众也总能够适应这个成规,把自己当成男人一样与男主人公产生认同。 “那些故事的''''语法''''使读者、听众或观看者与男主人公站在一起,而电影院里的女性观众不仅有自身的记忆,而且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她适应这一成规,以减轻她从本身性别转换到另一性别的痛苦。” 因此,当女性观众在观看被作为色情编码放入银幕上的同性时,首先从“男性”的角度来欣赏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满足自己作为“男人”的偷窥欲望,女性观众甚至可能会同男主人公秘密地产生认同。 其次,女性观众会在“主动与被动”这一具有对立关系的两者之间不停转换,时而女性气质占优势时而男性气质占优势。当女性观众的“女性气质”占优势时,她又从强盗片中获得怎样的快感呢?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对女性(无论是亲人还是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有责任心,同时又拥有权力和地位,他们不仅给女人提供金钱,还付出感情。而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强势的追求下投入他的怀抱,她们漂亮、柔弱的“女性气质”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契合,对男主人公同样付出感情,通常女主人公会答应男主人公的求婚。此时,在“女性气质”占优势的女性观众中,她们由于有着“正确的女性气质”而跟女主人公一样,与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结合在一起。 karen受辱后给亨利打电话,亨利让她先回到自己的屋子去。karen从窗子里看到亨利用自己的枪把侮辱她的男人打得半死,当亨利把枪递给karen时,karen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害怕,相反的她接受了亨利的并为其倾倒最后嫁给亨利。 BV当看到影片中男主人公为保护女友去揍人的时候,女性观众内心“女性气质”会在此刻占优势,女性内心渴望被强势的男性保护的欲望显现出来。而karen是得到保护的女性,因此女性观众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karen身上并得到满足。 蒙大拿一成功之后就找到妹妹和母亲。他不顾一切的爱护自己的妹妹,看到一个男人对金娜意图不轨的时候,他把那个男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当他在失踪几天的曼尼家里看到穿着睡衣的金娜时,他愣住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跟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强盗结婚。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好朋友--金娜身边的曼尼。 让自己的愿望通过投射到银幕上的女性身上得到实现。女性观众正是通过自己银幕代替者--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谈了一次浪漫的恋爱。 尽管如此,黑帮电影中的女性仍然处于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也被摒弃在男性血腥的世界之外。Tommy对艾伦虽然有感情,但是一听说好友纳尔森被他自己的马摔死了后,二话不说离开艾伦家,去跑马场买下那头摔死纳尔森的马,把马杀掉(《人民公敌》)。麦克•柯里昂杀了妹夫卡洛,面对妹妹和妻子凯的责问,他拒不回答,在凯一再追问下依旧谎称自己没有派人杀卡洛。尼尔在认识伊迪之初编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揭穿后,伊迪打算和他一起离开,此时尼尔却看到跟踪而来的警探(艾尔•帕西诺饰),他转身离开了伊迪。 小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盗片同好莱坞的其他类型片一样,仍然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女性只是作为一种满足男性快感的色情形象放进电影中。 三、意识形态效果 根据苏姗•海瓦德在电影学关键词中论述强盗片中的女性“与男主角有浪漫关系的女人的作用在于赢得观众的心,他们爱屋及乌,甚至会同情和理解强盗:当武装到牙齿的执法者包围这对筋疲力尽的情侣时,强盗经常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通过对电影本文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在强盗片中的出现并非仅只是作为一中色情编码而存在。事实上,她们的存在对强盗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着道德秩序给予强盗们关怀。 首先,在强盗的血腥生涯中,女性的出现为他们带来极少的宁静,成为强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份。 麦克为父报仇杀了索拉索后,为躲避风头而回到西西里岛。在这里,他邂逅了美丽西西里姑娘艾波洛尼亚,麦克对她一见钟情,并在她父母的见证下跟她恋爱,举行婚礼。这一段中导演使用意大利音乐家Ni?oRota创作的“lovethemeformthegodfather”,一首具有典型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塔朗泰拉风格的曲子,用意大利传统乐器曼陀铃演奏,节奏舒缓且深情。在充满阳光的西西里岛上,麦克过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平静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打猎、娶妻,远离血腥。然而,当艾波罗尼亚被麦克身边的奸细害死后,他平静地生活就此结束。麦克回到美国和凯结婚,成为新一代教父。 尼尔和伊迪偶遇,他们的交谈让一直保持警惕的尼尔放下戒心。在伊迪山顶上的家里,两个人站在阳台上俯瞰夜色笼罩下的城市,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自己的家人。刚刚经历过一次生死搏斗的尼尔,得到片刻的安宁,这里没有城市里嘈杂的车声和人声,也没有枪声和打斗声。尼尔说菲济有一种会发光的海藻,每年会浮出海面一次,像极了这城市的灯光。 当尼尔请求伊迪和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去新西兰,这样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获得新生。伊迪答应了!(《盗火线》) 蒙大拿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妹妹,当他在夜幕下开着自己的豪华车来到她们的住处时,城市的灯光氤红了半边天,为夜晚增添了些许暖意。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这里同样很宁静。他的母亲了解到他这些钱是怎么得来之后,拒绝再跟蒙大拿来往。从此,他没有家可以回,金娜被带到他的社会中去。而蒙大拿回家时的这段音乐在后来的影片中再也没出现过。(《疤脸大盗》) 亨利、汤米、占米三人开车出去埋尸时,路过汤米的家。汤米家只有他的母亲。在汤米的母亲看来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杀完人。汤米的母亲给他们做饭,催促汤米赶快结婚,讲笑话给他们听,给他们看自己的画。依然是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亨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关怀。这时的情景与他们刚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形成强烈对比,也和停在屋外的车里发出的碰撞声形成反差。这近三分钟的时间,在他们的生涯中似乎再也不会有了。(《好家伙》) 其次,女性还是强盗们所犯下的罪过的承担者--特别是帮派之间的火并行为。对强盗的所作所为几乎毫不知情的女性,往往仅只因为她是强盗的女人而被毁灭。 夜晚回到家的伊芙,看到床上有一个枪眼组成的人的形状。来追杀“面条”的人就躲在他家,他们再三追问伊芙都没有得到“面条”的去处,后把伊芙杀死了。(《美国往事》)新晨 麦克•苏利文和唐纳出去执行任务时,被藏在车内的苏利文之子麦克看到他们杀人的场面。为了避免泄漏消息,心狠手辣的唐纳趁苏利文不在家的时候,杀了苏利文的妻子和小儿子。(《毁灭之路》)亨利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警方追捕,一家人陷入贫困之中。担心亨利成为警方的证人占米对他起了杀心。知道自己境况不妙的亨利让Karen代他去找占米拿钱,这让karen差点成为亨利的替死鬼。(《好家伙》) 蒙大拿深爱他的妹妹,他害怕自己的妹妹受到伤害。当看到好友曼尼和金娜在一起时,他没有听任何解释杀死了曼尼,这一行为让金娜接近崩溃。金娜穿着睡衣来到蒙大拿的房间时,他的对手也潜进他的房间,在他眼前杀死了金娜。(《疤脸大盗》) 艾波洛尼亚和麦克•柯里昂结婚后,就被前来西西里追杀麦克的人炸死在车里。(《教父》) 结论: 强盗们的成功方式--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美国梦”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注定他们要被毁灭。当看到强盗对女性--无论是亲人或情人无微不至的付出时,观众们也看到了嗜血如命的强盗们人性化的一面,也是他们人性中除了兄弟道义之外的闪光点。如果不是对妹妹极深的爱,蒙大拿也许不会死;尼尔留下伊迪一个人,是为了不把她卷入危险之中。不过强盗们通常死得都很孤单:Tommy被仇家杀死后,尸体扔在家门外;蒙大拿被对手乱枪射死在自己的豪宅里,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艾薇拉、妹妹金娜都离开了他;尼尔抛下伊迪在医院,自己在机场里被警察击毙;不可一世的柯里昂死时,身边只有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孙子。就连《邦尼和克莱德》这对一起犯罪的雌雄大盗,被警察射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汽车里,一个人在汽车外。尽管麦克•柯里昂没有死去,但他形影单只,精神孤独,这也是强盗片将强盗们推出主流社会的另一种方式。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文化变迁 电影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文化变动的聚焦点。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百多年间,举凡影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电影想象力的重要源泉。60多年前席卷全球、对人类历史及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各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并产生了诸如《倾听伦敦》、《意志的胜利》、《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辛德勒的名单》等能够代表各国政治立场、民族文化、审美趣味及影像风格的二战经典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华民族展开的自卫战争,也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关注点和表现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审美风格、影像语言也都是各异的。这其中,虽然贯穿着创作者较为自觉的艺术个性的追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 一、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寓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日战争。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抗战的爆发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淞沪战役”之后,此前集中在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星公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战火不仅毁坏了很多摄影基地、制片机构,而且电影的创作人员和观众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必然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电影自觉承担起宣扬抗战、鼓舞士气的责任。战争爆发后,电影界首先掀起了一股记录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潮流,像《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东战场》等等,及时记录抗战前线战争的进展,是中国抗战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也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倾向。比如《东亚之光》、《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都是把抗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搬到了银幕上。其他一些影片像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保家乡》都采用无声手段,所有场面均使用实景在露天拍摄,使得影片用比较逼真的画面展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暴行。尤其是何非光的《保家乡》,“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注:罗卡《何非光侧影》,载黄仁编《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第11页,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还有一些影片,如《中华儿女》、《孤岛天堂》等,在故事片中穿插纪录片或新闻片的镜头来增强真实性。抗战时期纪录片的兴起及故事片纪实倾向的创作潮流,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现象,表现出电影人力求迅捷真实地反映抗战现实,传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影片都设置了大致相同的故事线索,即主人公原有的平静生活被侵略的炮火打破,在目睹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或饱受苦难生活磨难的情况下,最终坚决地加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潮流中。例如,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而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第一个故事就叫《一个农民的觉醒》,在南京郊区的农民刘二哥逃难回来,迎接他的是妻子被日军蹂躏致死、老母奄奄一息的惨状,亲人的死伤使刘二哥觉醒,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第二个故事叫《老公务员之死》,刻画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在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后,以毒酒宴请日本军官最后同归于尽的抗敌壮举。第三个故事叫《抗战中的恋爱》,着重反映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一位“中间人物”由于敌机轰炸而使自己的爱人惨死,亲人瞬间的离去使他觉醒,也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第四个故事是《游击女战士》,描写一个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年轻女战士机智完成任务的故事。再比如,孙瑜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表现的也是太行山区老矿工马老汉受尽日军摧残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最后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 抗战结束后,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是,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对峙、分流的局面。一方面,“中电”作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出《忠义之家》这样借用抗战时期一个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的“忠义之家”的抗战故事,来传达包含明显政治含义、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也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这场战争表达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争岁月与一支抗日救亡演出队中主要人物的聚散离合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手法,真切地传递出民众悲苦生活的时代气息。而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在香港“早期中国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柯灵文集》第31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以抗战为背景,不仅表现战争的摧残性,更从战争及历史的进程中透视家庭伦理、道德情感,厚重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这部影片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艺术经典。 二、新生国家意识形态下的赞颂之歌 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于一个参与过抗日战争、紧接着又通过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政权,经过28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建立的这个新生国家历史认识的基础,因而表现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仅在1949—1952年间,东北、北京、上海和文华这四家电影制片厂,就先后拍摄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来》、《中华女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关连长》等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在内的战争片25部,占这几年全部影片数量的40%左右。总的来看,与30年代相比,“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表现中心并非纯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是将其整合在新生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中。新生国家的权威话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建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即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分,一个链条或者说是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历史观的指导下,“十七年”有关抗战内容的电影从抗日主体、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影片主题、审美格调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一时期抗战电影所独有的特色。首先从抗战的主体来说,无论是《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突出和强调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士或游击队员,共产党是维护民族大义的代表,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其次,在影片的创作中,往往是以“二元对立”即“我军”和“敌军”的艺术形式来结构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我军”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备受压榨的农民,他们出身贫苦,英勇善战,大公无私,忠实可靠,乐观开朗。这些人物也有显著的外在相貌特征:身材高大匀称,精神饱满,眼睛黑亮等等。“敌军”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汉奸,国民党军队及其特务,以及地主恶霸土匪等。这些人残忍、自私、贪婪、愚蠢,最终走向失败或灭亡。身材矮小肥短、贼眉鼠眼、凶恶丑陋,是标明他们邪恶本性的主要特征。这种艺术结构形式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一时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倾向。 英雄主义是“十七年”抗战电影的主题。抗战电影的创作者大多数来自解放区,比如凌子风、成荫等,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们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这些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视角去表现战争。如前所述,抗战进行时期的电影人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参与过战争,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启蒙的视角去表现民族战争中民众的觉醒。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启蒙主题被迅速淡化或压缩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亲自参与过战争的电影创作者全心全意地赞颂和讴歌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这种赞颂的激情是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时代情绪。比如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诗《新华颂》、胡风的大型交响乐诗《时间开始了》都将浓烈的赞颂之情熔铸在诗歌创作中。就连一向审慎的巴金也表示:“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颂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注: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与这些作家直抒胸臆对未来美好社会期待和想象的赞颂之情相比,经历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崇高”物像,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中华女儿》中,当八位抗联的女战士投江自尽、英勇牺牲之际,雄壮的音乐响起,画面上映现翻腾的江水,叠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物像,深情地传达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狼牙山五壮士》还直接引用历史典故和诗词寓意寄托景仰赞颂之情。影片开始,阳光从云海中穿透,照射在苍茫的山川之上。此时,浑厚的男中音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接着介绍这首诗的典故,以古寓今:“岁月悠悠,两千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随着激情的朗诵,镜头从空中俯拍,画面横移,依次映现蜿蜒的河流、高耸的山峰、长城烽火台,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和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并在仰拍的纪念碑上叠印出片名《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过程中,景别越来越小、镜头尺数越来越短,传颂的情感也越来越强烈。 乐观主义构成了“十七年”抗战电影的审美基调。由于八年艰苦抗战是以最终辉煌的胜利结束的,紧接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又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十七年”战争电影的创作者也是新生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并不在意战争过程的残酷和艰险,甚至回避战争的暴力和血腥,而是特别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电影像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等重在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影响、观照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价值所不同的是,50、60年代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表现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群体风貌和战争的现实结果。此外,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突出集体主义的力量,英雄不会在战争中轻易死亡,即使死去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或雄壮的气氛来冲淡它的悲剧性。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战争中受到的残害或损毁也因为集体最终的胜利而消解,其结果就是这种以道德价值的认识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也消解了“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悲剧美学效果,形成昂扬乐观的审美基调。 “十七年”战争电影的繁荣不只体现在战争电影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战争电影的艺术探索上。这种探索表现在艺术家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借鉴和发挥上。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素有所谓“游侠”、“绿林”、“侠义”等题材,其艺术结构和审美范式一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十七年”电影艺术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活泼自由、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并加以创新,打破了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一度过于刻板的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形成了中国特色战争惊险片的新类型。这类影片并不正面展现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是主要选取游击抗战题材,设置非同寻常的情境和紧张曲折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极力渲染战争的传奇性和趣味性,也大大增强了战争影片的观赏性。比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那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莽撞好斗、喝酒赌钱的草莽英雄习性,让观众更真切感受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林海雪原》吸引观众的不仅是那五位个性鲜明的侠胆英雄,更是“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情节。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影片中,也散发着民间文艺的质朴和清新。就连《地道战》这些当时原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增加趣味性,“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任旭东《回顾〈地道战〉的创作》,《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三、思想解放潮流中民族记忆的文化反思 “”期间,除了几部“样板戏”之外,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陷入荒芜的境地。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文艺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朦胧诗、实验话剧、先锋文学、摇滚音乐等都纷纷活跃在文艺创作的舞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推崇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个性解放一直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主题。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抗日战争,自然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并成为第五代导演吹响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号角。这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与以往通常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中正面凸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所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和八个》并未涉及太多炮火纷飞的场面,而是把影片的主角,一个共产党员和几个土匪、逃兵、奸细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在这里,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出新一代创作者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民族战争与过往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导演自己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一个和八个》自始至终全面贯串。”(注:张军钊《从〈一个和八个〉到〈弧光〉》,《电影艺术》1989年第1期。)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意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张艺谋所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注:罗雪莹《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第3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而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中,“我奶奶”最后被日寇扫射而死的惨烈之状,在大片血色殷殷强烈视觉冲击的画面中,战争的残酷直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就以《一个和八个》为例,共产党员王金被怀疑被隔离的境遇,与其说是战争年代确认爱憎立场的一种特殊情境,不如说是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真切传达。而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影像造型也集中在对困境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全片除个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人物很少处理在画面中心位,一般只占一个边角。”“压缩的空间表现,正是对精神层面、灵魂搏斗的有形揭示,正是对扭曲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的可视展现,从而给观众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强烈震撼。”(注:郑国恩《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新电影的造型突破》,载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第47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在影片的结尾,锄奸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字几乎占满画面,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真正的人性得以张扬。作为第五代代表之作的《红高粱》,借抗战的背景、东方民俗的仪式,着力渲染的也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强力,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无论是《一个和八个》重在造型,还是《红高粱》着意色彩,第五代导演影像语言的大胆与创新,正契合了80年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主题。 四、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娱乐诉求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社会的中心地位。这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中国的电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影业陆续被推向市场,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工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能否受到观众的认可并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能否生存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利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重的影响。80年代备受推崇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冷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注: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电影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抗战题材电影在90年代也注重电影的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其中,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无论从片名立意还是叙述手段,都采用了戏谑的游戏化手法。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借用这个著名的漫画人物和大量偶然性的情节使战争游戏化。比如,三毛意在举枪杀敌,却朝空鸣放打下一只鸟;炮响过后炸出的却是水池中的鱼等等,此类细节贯穿全片。此外,影片还将京剧《沙家浜》的场面和《白毛女》的造型穿插在一起,把“西班牙斗牛曲”、京剧音乐、电子游戏“魂斗罗”的音乐混同在一起,通过这种拼贴、模仿和混同,增加了影片的戏谑性,在营造荒诞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权威认识,重新表达了对战争、历史、英雄的理解。如果说《三毛从军记》是通过漫画、喜剧幽默调用观众的某种解构情绪的话,那么,姜文的《鬼子来了》则是通过设置人物的尴尬身份来试图颠覆曾经的集体记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马大三,必须在日本军的眼皮底下看守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既不能让经常来村里扫荡的日本军知道,又不能痛快地杀了他们,甚至还得尽心尽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三和他的乡亲们来说,这样做的缘由也许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他们这些日本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本身就处于民族的、政治的尴尬处境中,无论认同什么,都摆脱不了注定悲惨的命运。影片运用黑白和彩色影像对比,在戏剧化的情境中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除此之外,更多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不是通过对艺术通俗化的探求来达到与观众、市场的沟通,而主要通过离奇的情节包装、甚至战争暴力的渲染以及色情的暴露,在诉诸大众心理及感官刺激的同时,迎合大众对娱乐消费文化的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这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也许仅仅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场面,而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在成贤医生那个中日混合的家庭悲剧的情绪化影像中失落;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在《电影艺术》所列的1995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红樱桃》以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创造1300万元的票房收入高居榜首。突出电影的娱乐功能、重视电影的经济收益,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规模是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出路。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出台,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之外,电影创作者在追求市场效益、制作大量商业类型片的同时,更要注重娱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对于当前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渲染暴力和色情的模式,积极借鉴以往创作的艺术经验,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导演个性与时代特色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我国电影史学的建构 一、创一个时代:史学建构与传道育人 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历程,历经沧桑,在发展的道路上时而突飞猛进,时而步履蹒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记载着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兴变,折射出时代的悲欢和历史演进的轨迹。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起,到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大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学家们可谓鞠躬尽瘁,他们一边冷静客观地书写着中国电影百年巨变,一边又为其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跃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学家,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撰写了大量历史、理论文章及专著,其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中国电影史》等均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论结合”的电影史书写方法与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了几代人。他对中国电影史始终怀有温情,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对历史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这部“官修”史曾经成为李少白人生的“污点”,在“”期间被指摘为“毒草”,但正是这样的“污点”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同时,李少白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写作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这本历史巨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电影史研究者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它的流产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却开启了后世电影史研究的康庄大道。李少白同时又是一个电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他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比如《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电影民族化再认识》《论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本性纵横谈》等。他从电影的本性、艺术性、美学、创作规律、历史与现代性等多个方面论及电影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李少白不但是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电影理论专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研究人员,为电影学人才培养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申报电影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的专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丁亚平、陆弘石、钟大丰、王汉川、鲍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赵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这些专家学者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带头人。《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学观念、电影理论和教育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当前在中国电影行业从事电影学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郦苏元、陆弘石、陈墨、丁亚平、李道新等,他们或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学生后辈,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生活中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李少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探索。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的学者,能够从本质上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诗人之气与历史之魂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选、诗选49篇,这是他非常珍爱的文字。诗言志,歌咏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心灵轨迹写进诗里,也透出几许对生活的无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站在古崖上的诗人,衣袂飘然,怀着几分时移世易的喟叹,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给人一抹孤独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写半句空。半生辛劳,治史一生。李少白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头还放着他珍爱的电影史书籍。但他又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丁亚平在书中写道:“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如何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的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作者写下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时,或许眼角噙着泪水,或许被记忆拉向了更悠远的历史深处。李少白的诗与他的史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着诗人的孤绝与浪漫,也有着史学家的赤诚与执着。他的这种诗人之气和历史学家的灵魂也契合了中国电影史学书写的文笔要求。 三、看向历史的纵深处:血脉传承与电影史学史的建构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过程,又能看到电影史学的一脉相承。这位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几经漂泊,而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史的研究。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影史为何物的年代,他却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看向未来,为电影这门历史并不久远的艺术门类书写历史。李少白的选择,实际上根植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史学意识和历史传承精神,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许对这一选择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将这份血脉传承的过程记录下来,它与以往的传记类书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一本人物回忆录,更是一本兼学术思想与史料结合的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对老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书写,本身就属于史学史的范畴,它将新中国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过程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下来。里面大量的采访和回忆类的文章、书信、工作报告等将电影史的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丰富的史料、原点性的素材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该书还秉持了治史一贯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收录了大量对李少白评论与缅怀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写,将李少白的点点滴滴、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用温情的笔触记载下来。这些从记忆深处“捡”来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料的运用、对历史的尊重。全书资料新颖、范围很广,各作者以与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写成,集几十位专家学者之回忆,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朴素而真诚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该书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书中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电影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李少白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读者对其思想进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他们都是李少白的后辈学生,对老一辈电影史学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电影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为电影史的研究和书写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学观念也在这些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该书的三个主编都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自己的老师。丁亚平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热忱,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十余种,发表学术文章400余篇,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国家、省部级奖十余次,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电影电视卷主编。陆弘石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影视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副主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电影史》(与舒晓鸣合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等,是李少白学生辈的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亦师亦友。高小健则是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和文化、戏曲电影方面的专家,出版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等,同时发表了许多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和影视评论。李少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血脉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显学”。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辍,却从未为自己著书立传,这本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他的史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位前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得以传承。该书以最真挚的情感和史学家治史的专业精神淬炼而成,不但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电影史学家,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郭双丽 中国电影史论文:体育电影发展历史及落后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视听手段,作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综合艺术,其发展已上百年,人类也竭尽所能地将其发挥到极致,而作为人类强身健体的体育与电影的结合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独特展现。从卢米埃尔尝试用胶片记录赛马运动到里芬斯塔尔伟大的《奥林匹亚》,再到奥运献礼片《一球成名》《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近一个世纪以来,凭借艺术与体育的双重影响,体育电影吸引了一代代观众,虽不是主要的电影类型,却已成为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响亮音符。 我国体育电影发展历程在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体育题材的电影也对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新中国体育电影史,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到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初见端倪,体育电影虽数量不多但体现了不俗的艺术品质,如《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等。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女篮5号》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了新旧中国对发展篮球事业的迥异态度,反映了新旧两代人的别样人生,该片不仅真实再现了篮球比赛的紧张、生动场景,而且对年轻运动员的心理情感刻画细腻,不愧为中国体育电影银幕上的经典之作,曾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一时期电影主要以弘扬民族主义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强大的反响,也成为我国体育电影初步发展的基本模式。 2.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始深入挖掘,将体育精神与人生意义相结合。代表作是《沙鸥》,影片中沙鸥为实现自己个人生命价值———夺得金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同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该片通过对中国女排姑娘训练、比赛、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排历经风雨终见辉煌的艰辛历程。此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潮流涌动,许多国人处于迷茫阶段。影片中女排姑娘心怀对祖国母亲、对排球运动的热爱,不畏失败,不怕挫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女排精神,为国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此外还出现了《加油———中国队》《京都球侠》《一个女教练的自述》等一批体现爱国主义的电影。而体育故事片的佼佼者当推《一盘未下完的棋》《棋王》,两部电影以“棋”为媒介,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寓意。前者政治色彩较浓,体现了历经磨难,中日人民之间依然保持友好的政治主题。后者主要展现了象棋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主人公“棋呆子”痴迷于棋的性格刻画,表现出主人公“贫贱如乞却又心融万汇,行于浊世而又超然物外”的处世哲理。它揭示了“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是一部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某种经典意义的艺术片。[1] 3.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电影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女帅男兵》中,人物形象多面化,性格刻画真实,还涉及了体育竞赛中的一些黑暗现象,如假球等。此外,爱国主义的影片有《黑眼睛》;群众题材的影片有《赛龙夺锦》《我的九月》;残疾人体育题材的电影有《赢家》《跆拳道》,等等。[2]这一时期,借北京亚运会东风,体育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各行各业,中国体育电影人物开始多样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专业运动员,电影《我的九月》,围绕一群即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小学生展开故事,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体育对青少年成长的教育价值。 4.21世纪初至2008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全国电影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热忱的爱国情怀,精心策划拍摄了一批以迎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题材影片,向北京奥运会献礼,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买买提的2008》等。这一时期可谓是体育电影的繁荣时期,体育与电影相辅相成,电影使体育传播更加广泛,体育使电影银幕更加绚烂瑰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近年来,体育电影出现了很多如《女足九号》一类的优秀影片,但是因为在人物性格刻画及命运把握上不够深入和立体,所以这些影片的问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电影主题不够深入。纵观中国体育电影,其内容大多是运动员遭遇挫折,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勇夺金牌,对人物性格、命运、影片主题没有做深入的挖掘,只是一味关注竞赛的最终结果,忽略了电影中一条主要的法则:讲述故事过程往往比告诉大家故事结果更有感染力。[1]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现状纵观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也曾有过辉煌,但是与世界体育电影相比,显得单薄许多。 体育题材影片数量少,优秀作品不多,与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化的兴盛很不协调。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挖掘不够,缺少好的剧本创作。体育电影往往含有励志的成分,这是它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主人公在比赛中经历种种磨难,却并不退缩,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夺得荣誉。这是大多体育电影的老套路,由于过分强调主角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最后获胜这一主题,而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上没有很好地设计,对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够深入:人物扁平化、主题统一化、模式固定化,成为大多体育电影的缺点。而这些方面,国际优秀影片向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百万宝贝》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生命过程本身远远比追求其结果有更大的意义”这一深刻道理。剧中麦琪笃信命运是自己主宰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改变的,只要你拥有生活的信念和不泯的激情,充分体现了体育电影励志的一面。麦琪在其事业高峰期,在一次比赛中被对手偷袭而成为全身瘫痪的植物人,由于无法承受要求安乐死,最后其教练弗兰基含泪拔下输氧管,麦琪面含微笑地安详逝去,让观众看到了体育电影中人性的光芒。好的剧本创作是电影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电影主题深入人心的根本,我国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虽然继续民族主题,但是对个人价值的展现,对体育运动极限的挑战深得人心,堪称一部优秀的体育题材影片。但是这么优秀的题材竟然被埋没如此之久,这在美国体育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体育是美国文明与政治的象征,而我国体育政治体制未能充分认识体育电影在传播文化及政治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上失去了繁荣发展体育电影的驱动力,体育题材剧本创作也就被边缘化,好的体育题材剧本就更是少见。 2.电影制作人员及演员专业技能欠缺。电影制作人在体育电影各个项目方面缺乏专业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在画面和细节上的描写和刻画,冲击力不够强,感染力也大大削弱。体育明星演技不够优秀,非专业演员的体育技能又不够专业,这些因素容易造成细节失真。同时,粗糙的情节设计,离谱的体育场景描绘也会影响电影质量。体育电影要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比赛氛围,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选手眼神动作传达出的内心情感,现场观众的积极反应等。所以在体育电影中对体育素质和体育精神要求相当高。我国的体育运动员更多地把体育当做一个职业来看,体育人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被隔离的区域,一般大众对其环境规格并不熟知,这在体育电影拍摄上需要极大的投入,才能为观众展现一种竞技的冲击力,强大的感染力,而我国电影界缺乏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作为非专业演员的技能训练也并不长久。美国《百万宝贝》电影女主人公在拍摄电影前每天技能训练三小时,持续长达5个月,最后拳击技能达到能与中量级冠军对决的水平,这为我国体育电影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3] 3.我国对体育电影的研究不够重视。体育电影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展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个人精神、体育精神甚至民族精神。体育电影在美国作为一种与政治文明挂钩的项目来展现,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对体育影片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在我国,回顾电影史,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停留在《女篮5号》《沙鸥》等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的作品,中国体育电影市场低迷,体育电影数量不多,优秀影片更是甚少,自古“弱国无外交”,而中国如今俨然已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公认的体育大国,但体育电影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不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屹立世界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电影研究对2008年前后学术界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电影研究在2008年达到一个顶峰,有二十多篇,而在其前后每年均为个位数,甚至少到只有两篇,由此看出,体育电影作为一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载体并没有被中国大众乃至学术界认可,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这将成为我国电影学研究的一个缺陷。 4.体育题材特色不够突出。体育电影作为电影类别中最独特的一类,深受电影观众的热爱,因为其题材的独特性,竞技场面的真实冲击性更是得到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狂热追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偏差,不同国家其体育电影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像美国,拳击、棒球、橄榄球、赛马等题材较多,其中拳击是美国体育电影中题材最多的,百年电影史中高达500多部,这与美国人崇尚暴力,追寻刺激,崇拜英雄的性格特征有关,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洛奇》这部拳击题材影片的出现成了美国精神的寄托,鼓舞了美国民众走出困境,因而拳击运动也成为美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拳击题材影片已经成为美国特色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其相媲美。中国的体育事业并不薄弱,越来越多的得奖纪录展现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强大、体育健将的伟大,但是,回顾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哪一项体育运动能作为中国特色来展现,即使是被称为国球象征的乒乓运动题材电影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结合中国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制作迎合大众需求,能与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特色体育影片成为扩大我国体育影响力,兴盛我国体育电影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今,奥运精神“更强、更高、更远”的展现成为世界体育电影互通的主题,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以“横扫千军如席卷“的磅礴之势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如此辉煌的体育风景,蕴藏着众多为国拼搏的动人故事,人们期望电影予以展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更是需要优秀的体育电影来激发运动员及民众的昂扬斗志,真诚地希望中国电影界能以此为契机,为自身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使得中国体育电影告别低迷,走向兴盛,涌现更多展现中国健儿自强不息的华美篇章。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历史长廊 【正文】 一 2001年,美国学者格瑞·刘易斯(GregLewis)启动了一个叫做“新中国电影英译”的项目,迄今为止,已为15部时代的影片配译了英文字幕。为了制作影片的剧情介绍,他参考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并采访了几位电影史编纂者和在世的老一代中国电影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史学者的描述和评价与活跃在时代的电影艺术家的回忆颇有不合之处,这引起了刘易斯的特别注意。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采访与感受,写成了《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一文。 刘易斯所谓的“历史”,是指中国电影史学者有关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受到他关注的电影史著作有《当代中国电影》(1989,集体合著,十七年部分由张建勇撰写)、《中国电影史》(1998,陆弘实、舒晓鸣合著)、《新中国电影史稿1949—1959》(2002,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2000》(2002,尹鸿、凌燕合著)以及两部电影史教材《中国电影史》(2005,倪骏)和《中国电影史纲》(2005,王晓玉)。关于时代电影的“神话”,是指对那个时代电影的正面颂扬与肯定。刘易斯认为,在过去10年间,传统官方的声音完全被上述历史叙述所掩抑。但近年来,民间开始出现这一神话的复兴,如崔永元在2003—2004年制作的《电影传奇》,再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美彪的15集系列片《求索与创新——新中国电影1949—2001》,还有近年来电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再演绎。因此,刘易斯预言说,随着对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以及对毛时代日益高涨的正面肯定,这些非官方的神话叙述将与史学新著及电影人的回忆一起,共同融入新的史学编纂当中。 中国电影史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史料丰富翔实,成为新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史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该著作没有涉及建国后的情况,而是截止到1949年。随后的中国电影史编纂处于停顿状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史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渐渐成为显学。作为《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人之一,张建勇首次系统梳理了十七年电影,此后,如刘易斯所述,涉及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电影史纷纷问世。刘易斯尚未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1995)、舒晓鸣的《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2000)以及陆弘实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2002)。 在中国电影史中,十七年电影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它以质朴的影像叙述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想象,它的曲折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相交织。随着对中国革命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再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的叙述也将相应地更加深入全面。本文拟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的问题,或许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二 上述电影史论著大多采取褒贬参半的策略评价那个时代。受到褒奖的自然是那些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从《南征北战》到《平原游击队》,从《红色娘子军》到《李双双》,从《林则徐》到《甲午风云》,还有《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五朵金花》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它们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受到肯定;而受到贬抑、谴责、批判的则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右运动、拔“白旗”、、反右倾等,它们被认为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发展。由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十七年电影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轨迹,因而便有了几次低谷几次高潮之说。但是,问题在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总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反右之后迎来1959年新中国电影的高潮,60年代初期的文艺整风也没有阻挡住《李双双》(1962)、《小兵张嘎》(1963)、《农奴》(1963)、《独立大队》(1964)、《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5)等优秀影片的问世。那么,在当时政治批判的苛责声中,为什么还能存在如此大的创作空间?艺术家还能保持饱满的创作激情?比如,在描述批《武训传》后的电影发展时,舒晓鸣说: 在批判《武训传》及此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不少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在检查思想,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初期电影创作出现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很快衰落下去,进入“荒年”。1951年电影产量严重下降,当年,除决定拍摄《南征北战》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影片投入拍摄。(注: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第1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既然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怎么又能拍摄出《南征北战》(1952)这样非同寻常的史诗性影片?是批《武训传》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还是产量下降另有原因?抑或是这部作品的成功纯属偶然?孟犁野认为,影片的初衷在于阐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但艺术实践的结果却远远超出这个近于军事教科片的任务,而似乎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拍出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称作‘准史诗’式的战争片。”(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但实际上,该剧所调集的创作力量十分雄厚,编剧之一沈默君后来又创作了著名影片《渡江侦察记》,导演成荫和汤晓丹都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前者是北影厂“四大帅”之一,后者30年代就在上海、香港拍片,执导经验非常丰富,还有著名摄影师朱今明的加盟,如此强大的阵容却“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创作出了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影片,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那么,为什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会陷入如此明显的逻辑困境?回顾“”结束以后的中国思想变迁,我们发现十七年电影史的写作基本上属于新时期思维的范畴,这一思维的核心是全面否定“”,进而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政治批判运动。比如,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胡乔木同志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文中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其他像反右、、“”前夕的文艺整风等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了,从而导致历史叙述链条的断裂和逻辑的混乱。因此,十七年电影再反思的任务之一,就是暂时“悬置”新时期思维所提供的历史框架,用客观、中性的立场重新检视复杂的历史过程。 比如,《南征北战》的拍摄与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支持有直接关系。1950年出品的《荣誉属于谁》和《内蒙春光》相继受到批评,前者被认为没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力量,后者则被认为在描写对待上层人物的策略时犯了错误。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经提议,1950年7月成立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目的是“对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注:《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但在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该委员会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孟犁野认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给起步阶段蓬勃发展的电影创作带了消极影响,它仅在一年多时间中,便“枪毙”了40多部电影剧本。(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胡菊彬也认为,该机构在具体工作中“事无巨细、统揽包管,大至题材规划、生产计划,小到具体对话或字幕顺序,他们都一概不放过。这种严重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其结果是窒息了电影创作”。(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然,否定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孟犁野所说,“在指导思想上置前述1948年《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精神于不顾,违背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规律,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主张,诸如要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工作者写出具有‘史诗性’的‘重大题材’作品……”(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讽刺的是,《南征北战》正是源于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1950年9月8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拍摄军事影片,认为当时迫切需要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委员会议还指出,有的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强,但是这些军事斗争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剧本《南征北战》获得通过。事实上,《南征北战》基本验证了当时的判断,该片虽然不以人物刻画和戏剧冲突见长,但却以战争场面的宏大、惊险的阵地争夺以及整体战略思想的表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多见的史诗影片。 也许确如孟、胡所说,电影指导委员会曾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过种种负面影响,如过分强调史诗性题材的创作,影响到其他题材影片的拍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委员会在其他方面的过失而不承认它对《南征北战》的贡献。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意味着要冲破流俗之见,以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复杂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当时的政治信仰对电影创作提供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十七年电影取得的成就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基础。刘易斯对当年活跃在影坛上的导演、演员、剧作家、评论家的采访,从感性、经验的层次上弥补了电影史叙述的很多不足,也有助于校正电影史叙述中的偏见。老一代电影人对某些政治运动的宽容与理解,对工农兵电影的认同,还有对革命时代的热情,都与电影史编纂者的态度和立场形成反差。比如,批《武训传》受到学者的一致否定,但老一代电影人对它的记忆和评判却宽厚得多,当年他们也大多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和参与文艺界的整风与思想改造。据谢晋回忆,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世桢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也很难说它就代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批《武训传》及随后的思想整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上影响了电影人,影响了哪些电影人,其所导致的创作停滞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做具体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接近历史原貌的十七年电影史。 三 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还意味着要冲破新时期以来占主流的电影本体观,以把握十七年电影的人民性。我们知道,在新时期的思想背景之下,电影界在1979年曾就电影特性问题展开论争,从有关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发展到有关电影语言和电影特性的讨论。这场围绕电影本体问题的讨论肇始于白景晟的《丢掉戏剧拐杖》和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是否定以往时代电影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它的潜台词是电影应该脱离政治,应该非意识形态化。郑洞天导演曾描述1979年及以后电影的变化,明确谈到电影不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艺术家表现个人经验和思考的媒介,电影也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分化出多元的形态。在新时期,电影的美学追求代替了电影的政治功能,“审美”也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这种电影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对十七年优秀影片的评价,也大多集中在电影语言的分析,很少考虑到十七年电影的观众,以及电影在当时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除了影像特征外,十七年电影的特质还在于它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及其独特的人民电影品格。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下,十七年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观众面最广的电影。《大众电影》(1950年创刊)这个刊名最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本质。 回顾历史,在1949年之前,除40年代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曾在重庆、武汉、成都、北平有一些拍摄活动外,中国电影的制作基本上集中在上海一地,电影放映也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广袤的内地及乡村仍然是在戏园或村头的土台上寻找视听的快乐。而且,即使在城市,电影观众也主要来自那些经济收入稳定的人群。根据胡菊彬整理的材料,与其他物价相比,旧中国的电影票价是相当高的,特别是一些高档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是银元4块,约合大米2斗半。如此推算下来,即使是末流影院,也不是一般百姓能经常出入的场所。此外,上海的影院大多集中在商业区,工人集中的地区反而没有一所电影院。因此,早期中国电影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富裕阶层,包括买办阶层、公司职员、教师、学生等,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主体人群相比,这一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小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4亿5千万人口只有600座电影院,而且还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 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彻底改变电影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通过2000多个流动放映队,电影被送到工矿企业和乡村,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8亿2千2百万人次,其中工农观众占70%以上。(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而且,低票价为电影的普及提供了保证,当时城市影院的票价平均2角,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收费平均5分。(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时农村放映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观影方式,即“映前介绍”和“映间插说”,放映员在放电影前以幻灯片、快板书等说唱形式介绍剧情、人物和人物关系,在换本或其他空隙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进行解说,或阐释导演意图,或对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或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据《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河北省昌黎县农民放映员张子诚为了解说《槐树庄》,还特地学习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银幕上地主崔老昆躲在后门偷看,张子诚就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狼被打伤了,可是伤好了还会咬人。把地主比作狼,起到了提醒观众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作用。(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我们用审美的、本体的电影分析方式,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独特的观影经验。 而且,由于地区与接受群体的差异,十七年电影的传播与接受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要比简单的文本分析远为丰富。比如,当时上海与广大内地乡村在观影经验和审美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便一直浸染于欧风美雨之中,西片一直垄断上海的放映市场,“就上海一地而论,在解放前美国影片的放映数占全部影片(包括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百分之八十以上,每月观众平均一百四十万人,占全部观众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注:顾仲彝《加强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载《大众电影》1950年第7期。)因此,好莱坞影片已培养起市民阶层的趣味。十七年电影中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影片常常引不起城市观众的兴趣,就像钟惦棐在他著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里说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统计数字来源于上海,探讨票房低的原因也应考虑城市市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其中的作用。有趣的是,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城市中非难很多的《人往高处走》,在农村却有3300万观众。(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该片拍摄于1954年,也是合作化主题,描写东北某农村的老孙头,如何轻信挑拨,不愿参加合作社,后在自然灾害面前认识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在重述十七年电影史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在艺术上的粗糙直白,而是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理解它的影响力。 十七年电影完成了从市民电影到工农兵电影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电影人的认同。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率先尝试将工人形象搬上银幕,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讲述铁路工人如何苦干,在短时间内修复铁路桥,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时任东影艺术处长的陈波儿指出,“《桥》的成功,是风格上的成功:它具备了工农兵的风格,新的文艺风格,新的电影风格。”(注:《陈波儿同志关于〈桥〉的发言》,载《东影通讯》总第34期,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13页。)这种风格就是以朴素的影像突出表现工人阶级觉醒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试图探索新的电影表现方式,新的分镜头方法,使影片通俗易懂。也许他们的尝试不十分成功,但这种探索工农兵电影新手法的设想,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对长期处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来说,这种意识是弥足珍贵的。当时活跃在东影的电影人,如成荫、水华、吕班、凌子强、沙蒙、王家乙、王滨、苏里、武兆强等,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所谓“延安派”,具有部队文艺工作经验,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实现了对工农大众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队伍及其思想基础上,新中国的银幕上才出现了富于厚重生活质感的人物形象。 同时,来自国统区的上海老电影人也积极转型,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农兵电影的创作。比如老导演史东山,亲自深入白洋淀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白求恩大夫》;沈浮拍摄了反映北大荒军垦生活的《老兵新传》;老演员兼导演刘琼拍摄了革命历史影片《51号兵站》;原本气质儒雅文弱、擅长塑造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孙道临曾亲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从而在人物刻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果敢、干练的李连长形象,后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李侠的形象。谢晋在接受刘易斯采访时说:“我们从东北电影制片厂那里学习了很多拍摄工农兵电影的方法。”(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在新型的工农兵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人以新的价值观探索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新生。十七年电影史叙述应该给予工农兵电影以更恰当的评价。 环顾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影坛,我们似乎又重回到了“小众”的时代,曾经极力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束缚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加速度地坠入商业化的深渊,以探索沉重的文化主题而自豪的名导手忙脚乱地树起票房大旗,而中国电影却难逃小众化的厄运,点缀在大都市的豪华影院成为白领、小资的朝圣之地,广袤的乡村则告别了打谷场上露天电影的笑声。如今,影像与资本联手,艺术与财富联姻,在被铜臭味窒息的当代文化环境下,仍有人在追忆曾经的年代,流逝的纯真。正如刘易斯所注意到的,《电影传奇》等系列片的拍摄,弥漫着对十七年的怀旧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会像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与十七年电影的新时期叙述相融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的新时期立场依然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红色的怀旧情绪也转化成严谨的学术立场,确立另一种十七年电影叙述。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 提要:历史剧创作中诸如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民族性”与“个人性”、“批判”与“认同”等矛盾,客观上注定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中国电影史论文:网游影像精彩 微电影进化史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手持设备功能的强大,一种名为“微电影”的新鲜事物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作为国内营销炒作最火爆的网游行业,当美女、酥胸、美腿一度成为网游营销主流的时候,微电影的出现又能给网游宣传带来一种怎样的风气?虽然微电影刚刚出现不久,但是却已被多款网游应用其中,并经历了几种“变迁”。 封印之剑 关怀至上 《封印之剑》并没有像传统网游微电影那样选择美女、搞笑或是贴近生活的清新元素,而是选择了倡导低碳生活的环保主题。看似与游戏风马牛不相及,讲述着一个网游玩家在游戏的同时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并如何努力尽一部分社会责任。公益和关怀至上,《封印之剑》的微电影是别有风情。 神鬼世界 依旧低俗 本人印象中,已经不记得是哪款网游最先拍摄微电影的了。但是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有关于网游微电影的记录是完美旗下打着暗黑名号的《神鬼世界》――“十国美女”。但这部微电影仍然没有脱离网游低俗的本质,十位所谓的外籍美女暴露的着装一开始就为其奠定了低俗的基调。 星辰变 清新低俗 《神鬼世界》微电影不久,《星辰变》也拍摄了一部名为“宅男送”的微电影。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微电影关于“宅急送”和“星辰遗忘者”的植入或多或少的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片中美女并不暴露,但是着装难免让人遐想,算是一种隐晦的低俗吧。 古域 穿越高校 《古域》的微电影“少女就爱救宅男”则以一种搞笑的形式来讲述男女主角的穿越故事,虽然没有了裸露美女的助威,没有华丽的特效和精美的屏幕,但《古域》的这部微电影更能取得大家的认同。 Dota 还我男朋友 许多男性玩家因为着迷于dota而废寝忘食,甚至忽视了自己另一半的感受。而由玩家根据上述情况拍摄的微电影“还我男朋友”则以一种真实、感人并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深深触动了无数dota玩家或是他们女朋友的内心。目前为止,这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部微电影。 当低俗营销一直是网游主流宣传手段时,我们在不经意中发现,微电影带给网游的不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更有那清新脱俗的表现。期待它会这样一直下去。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人物的电影书写 [摘要]武则天是历史上惟一的女性皇帝,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本文试图对电影《武则天》的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加以分析,以期历史剧《武则天》更具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关键词]电影《武则天》;风格定位;人物形象;影片立意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空前绝后,她是历史上百余位皇帝中惟一的女性,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她的功过是非、她的个人生活、她的谋略与智慧一再进入史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中。史料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虽有语焉不详和中断之处,但对于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太宗时代入宫封为才人,太宗驾崩后感业寺出家,高宗时代二次人宫受宠,争夺中宫之位,数次更易太子,平镇李敬业叛乱,登上帝位终又还位于李唐等。史料中的记载还是基本一致的。此后,这些历史片断作为基本故事元素,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以不同的逻辑和方法重新组装设计,就生成了不同观念和内涵的艺术作品。 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优势主要在于历史人物自身的鲜明个性和传奇色彩。题材本身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以及恢弘壮丽的史诗气魄,人性、欲望、智慧、权谋可以在一部戏中得到极致表现,既富于历史质感,又不乏戏剧冲突,这对于历史剧来说是难得的创作条件。难以驾驭之处在于,武则天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早已家喻户晓,并一再进入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中,观众对人物及其故事太过熟悉。使得再度创作难寻新意,难以在观众已经熟悉的历史中挖掘出仍具有新意和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也难以建置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于深度并能让今天的观众普遍认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个符合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立意。 本文是关于电影《武则天》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是影片进入剧作阶段的前期史料研究和方案策划,目的在于正式进入创作阶段之前,理清影片的创作目的、看点分析、受众定位以及剧作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章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第一,风格定位。关于影片创作的所有研究展开之前,须先理清一个问题,即要拍一部什么样的《武则天》,是历史正剧还是戏说?正剧的标准是什么?在观众对历史人物相对熟悉的背景之下,正剧是否仍然具有看点和存在价值? 第二,截取历史。在武则天82年的生命历程中,可圈可点的重大事件很多,对两小时片长的电影来说,只能重点着眼于人物生平中的关键时段和事件,而不同的截取方式对应着影片剧作的不同方案和立意。 第三,影片立意。研究影片如何依从于史学家认定的基本历史事实,用现代的人文意识,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发展、行为逻辑和功过是非,进而获得现代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人物形象定位。参照史书记载以及已有传记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研究武则天形象的历史流变,从前人对于相同史料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上,发现合乎情理且富于人性的人物形象定位,挖掘人物行为表象中的人性深度,为影片寻求合乎情理、富于深度同时又被广泛认同的人物形象定位。 一、风格定位 影片风格贯穿影片创作始终,是影片策划和创作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将《武则天》定位为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片和史诗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这里涉及一个正剧的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正剧?一个相对通俗的标准叫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历史正剧必须对要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做到主要事实和主要人物符合史籍记载,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时代背景、符合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以戏剧化手段,建置情节冲突和人物关系、放大细节和适度虚构。 前面提及,当下将武则天这个人物作为电影题材,最大的难度之一就是观众对这个人物及其故事相对熟悉,而正剧的原则是不能超越基本史实,那么这就意味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及其最终结局观众是知晓的,那么作为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价值和看点又在哪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略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她的惟一,恰恰就是人们对她的兴趣点,也是武则天故事的卖点。反复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编织的武则天故事,不难发现,对于后人而言,武则天故事的最大看点在于这样一个历史悬念: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何以登上帝王之位?她有怎样的自身条件(美貌、谋略以及智慧),又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她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以及种种的机缘巧合)?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尽心竭力的狄仁杰,与母亲心智酷似、却貌合神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对待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 从好奇和释疑的角度。后人的确需要一个真实的武则天,然而,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历史经过了太多的涂抹。首先涂抹的是她自己――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的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次是史家的涂抹――在武则天身后的千余年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的男权社会中,一个女皇是难以为历史所包容的,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混淆了视听。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陋习一再篡改着本已十分凌乱的历史,即便是近代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变化无常、褒贬不一。武则天时而是“实无丝毫政绩可记”的昏庸帝王,时而又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法家代表。时而又担当起妇女解放的代言人。但武则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或者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为她提供了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给了她机会,或者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带着观众去回望那些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境,品味这些故事对于今人的启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凡剧都是戏,也就都是戏说,但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正剧,是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去想象和再现历史的,所以它最接近历史真实,情境设计也最符合历史原貌,其中的人物性格也最合乎逻辑与情理。《武则天》的时代,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民心向上,八方来仪,大唐盛世令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女人靠着她的智慧、权谋与种种机缘巧合神奇地升腾崛起,这正是今天人们 对于武则天故事的关注点。惟有作为历史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才可以带领观众接近那段历史、那个人物,理解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任何编造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都暗淡无光。惟有最贴近历史的想象力,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影片。 二、人物塑造――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关于武则天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两个方面的成果可以借鉴: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武则天和文艺作品中描述的武则天。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惟有沿着仅有的历史事实、以今天的观念去想象和诠释过去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不一。唐中期,对武则天的评价较高,一方面是因为执政的帝王基本是武则天的直系子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代初期,儒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样深入。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后人又为武则天翻案,赋予她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如此反反复复,武则天的故事一再被演绎、戏说。 历史上关于武则天的小说、戏剧(包括电影)为数众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武则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参与的人数之多也达到了空前状态,从“五四”新文化先驱宋之的、柯灵、田汉、郭沫若、林语堂,到新时期以来当代先锋作家北村、格非、苏童以及女性主义作家赵玫、须兰,还有众多的通俗作家及著名编剧导演纷纷投身其中。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武则天这一人物的阐释各异,不同的阐释体现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这些人物形象大体归类如下: (一)淫荡女人或蛇蝎妇人形象 从南宋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清时期甚至有“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的评价。虽然到了近代,因为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对她的评价开始翻案,但或源于儒学文化的漫长影响,或出于以艳闻野史取悦受众的的低俗文化需求,各类史书和文艺作品中仍时时出现她滥杀无辜和与男人淫乱的记述。 (二)巾帼英雄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开始为他写翻案文章。当时一批左翼作家一方面深受西方先进人文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切意识到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把武则天塑造为一个反封建、反压迫的女性英雄形象。此类作品包括宋之的话剧《武则天》(1937年)、柯灵的电影剧本《武则天》(1937年)、田汉的京剧剧本《武则天》(1947年),直至50年代郭沫若的《武则天》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如杨书案的《风流武媚娘》、李端科的《女皇武则天》、甄秉浩的《武则天登封传》、吴因易的“则天皇帝系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延续了这一主题。郭沫若的《武则天》承袭了这一观念,但笔下的武则天以雄图大略、爱民如命的开明君主面貌出现,其形象被高度政治化,但基本回避了武则天作为女人,甚至作为人的亲情、爱情等富于人性内含的合理生命欲求和身体欲望。 (三)现代人文视角下的武则天――矛盾困扰中的女人与女皇 随着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关于武则天的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也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着重对其内心和情感意识的挖掘,尊重人的情感需要。注重解析人物的心路历程,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行并重的生命个体,把历史人物悖论性的生存处境和绝望孤独的情感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提升为对普遍人类生存的关怀和思考。 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虽然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对女性解放的理解。继承了郭沫若《武则天》的叙事逻辑,但这些作品大多开始试图摆脱歌功颂德式的叙述,努力表达一种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挣扎。文本中不再回避她的私人生活,描绘了武则天的美貌,写了她与太宗、高宗、薛怀义、二张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再因为肯定她的政治才华而回避她的残忍、狠毒,努力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对她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使其形象从符号向人靠拢。例如1984版的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中提到,武媚娘幼年即熟读诗书,聪慧机灵,志向远大。14岁入宫,结识九王子晋王李治,李治淡泊名利,童心未泯,武氏也玩心甚重,两人经常结伴捕蛙捉蝉,戏水谈心,日久生情。二次入宫后,服恃李治以感恩报德,卑职屈礼以事皇后,但仍遭妒忌。独受专宠并大展才华后,才野心膨胀;再次受到攻击后,才变得猜忌善妒,极力排除异己。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武则天从女人到女皇的蜕变,真实再现了她的纯洁与世故、性情与野心…… 以今天的视角看,武则天一生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的矛盾性。在身份上,她既是女人又是皇帝。在性格上,她自信又迟疑,冷酷而又温情。在执政方面,既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国库充盈。但同时又有均田制瓦解、民户逃亡造成的国家税收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既有任人惟贤的用人方略,又有酷吏政治打压异已;既促成了文化昌盛。也消磨了尚武精神;既推陈出新,又施以强大的政治干预甚至不惜血醒杀戮。这是一种站在现代人文立场上对武则天进行的诠释,正是有了这种矛盾性和多面性,才使得武则天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展现于人们面前,让人觉得亲切可信。 三、历史截取与影片立意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享年82岁。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有故事的女人。唐贞观九年(635)。利州都督武士镬之妻杨氏生得一位千金,传说中,神相袁天罡曾观其相,谓其:“口角龙颜,龙瞳凤颈,伏羲之相,贵人之极也”。之后,这个“伏羲之相”的女子14岁应召进宫,26岁被迫出家。28岁3L--度进宫,五年内登上皇后宝座,很快便铲除王皇后、长孙无忌等异己力量,稳定了后位,并逐步成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者。公元690年,66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在垂暮之年,她又将帝位归还于李氏家族。 历史地看,武则天一生的这些关键因素对于其人格形成以及人生历程各有意义。以电影剧作视角来看,人物在不同时段折射出来的人格特征、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影片立意、人物建置以及可以挖掘的情节线索和矛盾冲突。 这里,我们把武则天跌宕起伏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崛起”。指武则天从太宗的才人变成高宗的皇后这一阶段。中心事件:废王立武。 第二,“弄潮”。武则天入住东宫之后,与高宗并肩执政,通过亲蚕、移宫、封禅、泛阶、平乱等举措,建立威信,培植势力,使高宗形同虚设,最终登上皇位? 第三,“归去”。武则天称帝后,引发储位之争,内外交困中,武氏最终选择还位于李唐。核心事件:夺嫡大战。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改朝换代,建立了 大周王朝,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一代王朝治理为世界强国。武则天的一生是辉煌壮丽的一生,又是充满矛盾纠结的一生。在位执政时,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均田制又导致民户逃亡;她任人惟贤,却同时实行了酷吏政策;促进了文化昌盛,又消磨了尚武精神。她充满自信,敢在男权社会立威;同时,她又高度的不自信,在位15年改年号23次。武则天身上矛盾性的根源在于她的行为背离了当时的社会传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于是会和社会原有秩序和规则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她与权利交替之时,都会有激烈表现。对应于前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崛起”和第三阶段“归去”,都涉及与武则天有关的权力更替,是人物一生中冲突感较强的时间段。下文重点针对这两个时段的剧作方案进行分析。 四、方案分析――人物关系与情节设计 (一)“崛起” 1.立意 一般认为,武则天的前半生相对更具传奇色彩,从剧作角度看,历史事实本身契合了电影剧作要求的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启承转合――时而顺风顺水高潮显现(得太宗恩宠同时又有太子垂青),时而又跌入低谷甚至陷入绝境(感业寺出家),她不断地获得机会(二度人宫)又不断地受到挫折(觊觎东官不断受挫)。武则天26岁二次人宫并用五年时间登上皇后宝座阶段,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个性张显最为淋漓的阶段――她野心勃勃、欲望膨胀,同时又聪慧过人,在内与王皇后、萧淑妃斗法,在外与长孙无忌等朝臣较量,以她为中心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又清晰地分为敌友两大阵宫,她劲敌无数(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但同时也不乏同盟(高宗)和帮手(许敬宗、李义府)。以电影剧作的视角看,这是历史事实赋予影片的戏剧冲突,甚至非常好地吻合了“英雄成长”式的剧情模式。武则天的成功和所有银幕英雄一样,武则天的成功是因为她有着杰出的才华、非凡的能力和永不言败的个性。 1939、1963年版的电影《武则天》都截取了女皇的前半生作为剧作的重点时段,1939年版《武则天》就是从其28岁二次入宫开始,写到她登上皇位。1963年版的《武则天》虽说是对武则天一生的全景展示,但重点还是武氏二度人宫到66岁登基称帝这段历史。 以今天的视角看,在人物塑造和立意上,可以挖掘的看点有两个方面:其一。人物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和不让须眉的极品智慧。今天观众眼中的武则天既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定的扭转乾坤的巾帼英雄,也不再是男性视角下放荡不羁的蛇蝎美女,而是权力欲望主宰下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致的普通女人。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朝廷内外顽强挣扎并以非凡的智慧达到权力的巅峰,对现代人最具吸引力。其二,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在权力之争中交织发展的独特恋情和共同理想。选择这个段落作为剧作的主打段落,不利因素除了观众对这段历史包括细节都太过熟悉,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是一段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历史,要让这样一个故事站得住脚,则需要找到一个为当下观众愿意接受和认可的立意,即为权力之争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写这部分戏,应该为人物找到这种复杂的行为动机,有环境的压迫和自保的需要,有权力欲望的驱使,也有才华施展的条件和契机。据《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此时的武则天与高宗不仅是夫妻还应该是同盟,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也是高宗及武氏与长孙无忌等权贵大臣之间权力之争。不仅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及宫廷的倾轧和肮脏。更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武则天如何在唐高宗和武后那个广阔的历史空间励精图治,为大唐走向隆盛奠定的坚实基础。以这个时段表现武则天。将展示一个智慧非凡的女人,一对励精图治的伴侣,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 2.人物 (1)武则天 王皇后带武则天二次人宫,只是给她宫女的身份,用作打击萧淑妃,在她看来,武则天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要是一般的女人,从青灯古佛的寺院回到锦衣玉食的宫殿,已然是天大的幸运了,但武则天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既有见识又有才智且敢作敢为的女人。打击萧淑妃的任务轻而易举地完成,她低调拥有了皇帝。她也很快发现,与自己相比,地位高高在上的皇后无论才华、见识都不堪一击。于是她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以无名无份的宫女身份侍寝了,而恰在此时,上天又给了她机会,生下龙子的她顺利升为昭仪。 武则天不是生来就想当皇帝的,她的帝王野心是渐渐积累起来的。她的美貌和才华有目共睹,作为皇帝的丈夫对她欣赏有加。公正的大臣们是敬佩她的。惟有报着偏见和一己之私的人才会排挤她。丈夫病痛带来的机会让她越发认识到自己过人的能力。也成就了她深埋于心底的勃勃野心。于是。这个才华横溢、聪慧过人的女人开始绝然反击,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2)高宗李治 李治初出茅庐登基皇位。但并没有享受到皇帝应有的待遇。皇帝的舅舅、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人的重重包围,让皇帝半点儿展不开手脚。在李治登极后的第三年,长孙无忌利用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爱的案件大开杀戒,硬是“审出”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皇帝的哥哥和叔叔也被诬陷进去,皇帝请求赦免他们的死罪,却被大臣们一句冷冰冰的“不可以”挡了回去。长孙无忌的志得意满和高宗李治的落寞无奈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酿出了灾祸。一场甥舅之战。拉开了大幕。偏偏这个时候,高宗得到了武则天这样一个绝顶聪慧的女人相助。高宗和武则天一起,借废王立武打击了前朝老臣的势力。所以,高宗与武则天不仅是恩爱夫妻,更是利益共同体。 高宗李治是一个宽容公允的男人。他是那个时代的模范丈夫,她对武则天欣赏有加。因此,武则天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他给予的。 (3)王皇后 王皇后的天然缺陷,简单地说就是骄傲自负。她败在太过轻敌。王皇后与唐高宗的问题。此前与萧淑妃的竞争,后来与武则天的竞争,其实质都是感情竞争。在这个激烈的竞争中,重要的条件及核心人物是唐高宗。但是,她的战略既考虑了唐高宗的感情,利用武则天就是看中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感情;同时又忽略了唐高宗的感情,他既然喜欢武则天,又怎么会舍弃武则天回头来找王皇后呢?与此同时,她更没有考虑武则天的感情。或者说结婚多年的王皇后对于感情问题还相当无知,她更相信,门当户对这些外在条件才是感情的基础。所以,在她看来,萧淑妃有南朝皇家背景,有萧璃这样的爷爷,在竞争中击败自己具有必然性;而武则天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父亲虽然是唐朝开国功臣,但是已经去世多年,武则天本人既当过太宗皇帝的才人,自身也年纪偏大,不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许。他还认为。武则天这样的人在内官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不该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不可能不对皇后大人礼让三分。她也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以色恃君的女人,但事实上她错了。 (4)长孙无忌 在大唐帝国的臣子中。长孙无忌权位最高、权势最大。他既是太尉、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又是李治的亲舅舅。他的实权比李治还要大,他能一呼百应,风头甚至超越了李治,李治竟然惟他是从,不敢抗拒。虽然如此,但李治毕竟是一国之君,年轻气盛,所以,甥舅之间的矛盾从高宗当朝就暴露出来了。 (5)许敬宗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与王皇后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朝廷内的高官产生了分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为首的一帮老臣是坚决的反对派,而以许敬宗为首的一拨人则为拥护派。许敬宗是贞观老臣,是“十八学士”之一。但在贞观时代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原因是他的人品让李世民很质疑。到了高宗一朝,许敬宗风生水起,二次创业成功。究其原因是李治和武则天已无李世民的道德判断标准,或者根基尚浅的他们还无法顾及这个标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术,因此有才无德、做人没有底线的许敬宗得到重用。在这一点上,武则天的用人标准只能是但求有才,不求有德。 3.可以发展为影片情节的历史故事 (1)二次进宫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是唐太宗去世的周年忌日,王皇后随丈夫及宫妃、文武大臣来到感业寺,为死去的公公祭酒祈福。唐太宗生前的嫔御自然也在队伍之中。仪式之后,王皇后看到一位俏丽的少妇走到丈夫面前,娓言倾诉着离别之情,泪珠夺眶而出,抽泣之声令睹者为之动容,更激起唐高宗的无限怜爱之情,使他凄然泪下。望着这旧情浓烈的场面,一个计谋在王皇后心中油然而生。王皇后接武则天进宫做了身边的宫女。决定利用她遏止萧淑妃的专宠。 然而,王皇后此举让长孙无忌等大臣十分不屑,武则天以为有机可乘,有意接近长孙无忌,但在长孙的眼中,武则天更不值一提。武则天发现自己虽有皇上专宠但依然势单力孤。 (2)低调做人,意外晋升 二次入宫的武则天,选择了低调做人的方式。一方面,她把王皇后当作救命恩人和再生父母,平日低三下四、无微不至地伺候她,在她面前尽情扮演着一个宫女甚至是奴才的角色,为的是让她在李治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另一方面。武则天看到王皇后质朴实在,平常与身边的侍从很少交谈,她的舅父中书令柳贲出入宫禁时对宫内役妾们也无谦和之礼。于是,她专捡王皇后和柳贲不礼重的侍从和宫人结交,还常常把自己得到的赏赐送给她们,以求得她们的拥戴和保护。这样,那些得到好处的宫人们都成了武则天安插在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身边的耳目。因此,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的一举一动武则天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永徽三年(652)七月,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武则天身价暴涨,李治大笔一挥,册封武则天为昭仪。这对武则天本人也是意外的惊喜。 (3)甥舅矛盾 永徽三年(652),高阳公主谋反案的审理中,长孙无忌有意扩大范围,将李治的六叔、司徒、荆王李元景,李治的三哥、司空、吴王李恪等数十位李氏宗亲定罪。长孙无忌丧心病狂屠杀李治亲人,李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但是,他要救出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六叔李元景,另一个则是他的三哥李恪,这两个人位居司徒、司空。平时和李治关系亲近,于是李治哭着向长孙无忌求情,但是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李元景和李恪最终被杀。这使得李治与舅舅隔阂日甚。后宫里,从感业寺二次进宫、尚无名份的武则天开始与丈夫谋划如何排除异己、共建未来。 (4)万年宫大水 永徽五年(654)三月,唐高宗李治率领一班大臣前往万年宫。一天夜里,山上下了大雨。引发山洪。大水冲击万年宫的北大门(也叫玄武门),宿卫的战士看见水势凶猛,四散逃命。这天夜里。值班将军是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眼看着士兵四散逃命、大水涌进宫内。正是大家熟睡之时,皇帝和武昭仪也在其中。在薛仁贵的帮助下,李治与武则天一起跑出宫殿,登上高处,大水已经淹进宫殿。高宗惊魂未定,太医报奏:武昭仪再次怀上龙种。数月后,武氏生下一位小公主。大水中高宗和武则天成为生死同盟。 (5)野心初现 独享专宠又生育龙种,武则天升昭仪,成为众嫔之首。美貌和聪慧一再得到高宗认可,但王皇后又显然不给她机会。对王皇后而言。武氏显然是功高盖主。于是武氏交心不成,起了野心。狡猾的武则天发现,唐高宗只是宠爱自己,却没有让自己取代王皇后地位的意思。于是,她心生一条毒计,嫁祸于王皇后。武则天所生女儿满月,王皇后出于礼节,前来探望。谁知王皇后刚刚离开,武则天竟偷偷地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然后又照样盖好被子,若无其事地离开婴儿床,和宫女们谈天说笑。唐高宗回宫之后,她嬉笑撒娇,让丈夫去看看可爱的女儿。唐高宗怀着兴奋的父爱之心掀开被子,却见可爱的女儿死在那里。武则天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唐高宗逼问左右侍从,都说只有王皇后进过内室,看过婴儿。唐高宗大怒,认定王皇后因为嫉妒之心而丧失妇德,杀了他的爱女。武则天又乘机添油加醋,欲置王皇后于死地。由于王皇后对此事难以自明,矢口否认也无济于事。从这以后,唐高宗便产生了废立皇后的念头。 (6)争取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后宫斗争进入白热化,李治倾向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他想寻求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为了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专门御驾前往长孙无忌家中,不仅将长孙无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为五品朝散大夫,还格外奉送十车金银财宝。皇帝和武则天都下了血本,长孙无忌却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频频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帮助。长孙无忌也无动于衷。礼部尚书许敬宗在武则天的授意下频频游说长孙无忌,然而却屡遭长孙无忌的驳斥。 长孙无忌在奋力抵抗,他在维护皇室尊严和传统礼法,希望外甥李治能够明白他的苦心,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李治已经长大了,羽翼日渐丰满,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视舅舅,甚至没有平视,他已经恢复了一个帝王惯有的俯视角度。武则天要的是皇后的名分,而李治要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的权柄。 (7)李义府奏疏 作为长孙无忌最反感的人,李义府在大唐的前景本来已经黯淡无光,长孙无忌更是准备把他赶出长安,从中书舍人贬到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做一个小小的司马。由长孙无忌起草的诏书已经出台,只是还没有下达到门下省,一旦诏书下达,李义府就得乖乖地收拾行李前往壁州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司马。李义府找来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向他咨询避难的方法。王德俭带李义府找到许敬宗并求得妙计:现在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如果能上书力谏武昭仪,方可避难。于是李义府连夜写好“废王立武”的奏疏,然后到内宫大门投递。接到奏疏的李治随即召见了李义府,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从李义府那里,李治得到了莫大支持。接见完毕,李义府得到了赏赐。 (8)改立皇后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得偿所愿,原来的王 性情感的复苏等。都促使武则天决心召回儿子,并立他为太子。可这一放弃江山屈服于血亲关系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5)赐太子姓武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突然采取了一个奇怪的行动:赐太子姓武,并召来武姓侄孙及李姓儿女在庙堂察告天地,顶礼宣誓,保证彼此相扶,共保帝业。 (6)盟誓 武则天终于想到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的方法,那就是盟誓。圣历二年(699)四月十二日,洛阳的明堂上,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如期进行。参加这场盟誓的有皇太子武显(不久前赐姓武)、相王武旦、太平公主以及定王武攸暨等武姓亲王。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在武则天的主持下,他们一起写下盟誓,然后一起焚香祷告,将盟誓内容写在铁券上,藏进了国史馆。 (7)恩宠狄国老 狄仁杰与武则天一起外出游逛,意外发生了。意外由一阵大风引起。狄仁杰的帽子被刮到了地上,而马也受到了惊吓,先前跑了起来,武则天见状,赶紧让太子武显冲上前去为其解危。 (8)默许的政变 太子李显趁女皇病危。在老臣宰相张柬之的鼓动下发动政变,逼她退位,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加封李唐皇族,铲除张易之、张昌宗余党,恢复唐制,史称复辟。武则天革命的痕迹和女性威权被逐渐清除。 武则天对此次政变洞若观火,此时的她已经超然,故意不动声色,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着子孙们的所谓义举。 五、结语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观照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她既不是单纯的巾帼英雄,也不是一味的蛇蝎妇人。而是一个在权力欲望与人性情感中纠结的女人。相对而言,第一阶段是人物的上升期,冲突感强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剧作模式,是较为理想的剧作时段。第二阶段外部冲突显得稍弱,但却涉及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张力。饱含了人物一生的渴望与纠结,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剧作时段。相对而言。后者着眼于老年武则天,以传嫡为主线勾连起种种矛盾冲突和错综状况,能够集中体现人物一生的欲望和情感纠结,也更能突出她的智慧和胆识,使人物更具张力,同时也更具新意。参考2006年英国影片《女王》等,可以预见,在当今影坛。内敛、深度和智慧可能超过年轻、华贵与时尚,深入、真实地刻域一个人物可能胜于张扬地展示其外表的美貌与浮华。当然,如果剧作中能兼顾人物青年时代的场景,再加入太平公主等年轻女性,影片的可看性会大大加强。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上那辉煌的一刻 桃李芬芳育英才,薪火相传六十载。2010年10月23日这一天,是我国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日。六十年一甲子,为了迎接这隆重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动,学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筹办校史展、拍摄宣传片、联络海内外历届毕业的在电影业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准备三大奖项等等,本刊主编马宏锦先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86级电影美术系进修班学员,也在去年第九期杂志推出了题为《春华秋实――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进修班风采录》的专刊,集中介绍和展示了同学们多年来在电影和美术方面的作品、工作成果、专业成就等,为校庆献礼,感谢母校的教育,报答母校的栽培。同时,马先生在校庆日也应邀回校,参加庆典,和众多校友、老师们欢聚一堂,并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立于1950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如今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专业艺术教育高等学府,教学设施和人均拥有设备值等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7000多部影片中,75%以上由该校毕业生主创拍摄,历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获奖作品中,电影学院毕业生主创作品达到百余部,该校毕业生的作品还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东京电影节上摘得大奖。 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花甲之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在校庆那一天是热闹非凡的,是隆重庄严的,也是辉煌耀眼的。庆典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整整持续了一天。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们济济一堂。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贾樟柯、韩三平、于洋、张铁林、张丰毅、蒋雯丽、袁立、黄晓明等许许多多从这里起步,从这里放飞电影梦想的大牌导演和一线明星们纷纷从各地赶来,为母校祝寿。 院长张会军在发言中说:建设世界电影强国是我们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的电影学院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会始终牢记学院的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我们将共同创造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崭新的历史,我们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身。 北京电影学院校友、著名导演陈凯歌在代表校友的发言中说:我们和在座的前辈、后辈,都在电影学院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我们是后第一批学生,那时校址在昌平的一个叫朱辛庄的地方。我对朱辛庄很有感情,那个地方很适合读书,每天课上完之后,或者从城里回学校的路上,都有一番自由的讨论。电影学院带给我们的除了专业的技能,除了作为一个行业的工作者的必要的知识,还有我们对电影的感情,让我们在其后的生涯中缓缓地展开,拍出一些比较精彩的作品。之所以说‘一些’,是因为后续的路还很长。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母校的哺育。正是因为你们的教诲,有点一心向上,想把中国电影拍好。 听着陈凯歌此次温和的发言,现场许多校友不由得想起1993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82届(78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举行的“十年首聚”活动上,写的慷慨激昂的同学会宣言:“遥想当年朱辛庄内一百五十三同学少年无忌十足狂妄评点古今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世称‘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豪情无减一笑仍是童颜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洞彻人生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此宣言在电影圈曾一度传为佳话。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代表、摄影系主任穆德远教授在发言中说: 60年前,一大批活跃在中国电影创作一线,具备专业水平的从业者投身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们有三十年代参加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老艺术家,有延安电影团的精英,有中国电影教育的元老,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战地记者,他们挺起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脊梁。 60年来,且不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所有获奖影片中几乎找不出一部没有学院师生参与的影片,就说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学院师生的身影。无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现场,还是在南极的科考队中,还是在唐山、汶川地震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中都会有人自豪地说,我在!穆德远教授说:都说教员是蜡烛,他们燃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作为电影学院的教员,即便燃灭了自己,但并没有照亮了别人,我也无怨无悔。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是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脊梁!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我们深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在发言中说:北京电影学院从创建开始就一直承担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重任,60年来始终坚持以党的唯一路线方针为办学指导,以培育全面发展的电影高级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步为己任,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摇篮,在国内外电影和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是培养中国电影专业人才的重要场所。从电影学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享誉中外的艺术家,有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有担当中国电影重任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也有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年轻新锐,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更为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造就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品牌。 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新中国电影开拓奖”,该奖项颁发给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做出特殊努力和贡献的优秀电影人夏衍、袁牧之、陈波儿、章泯、白大方、吴印咸、钟敬之等近三十位老前辈,当大屏幕上一一显示他们昔日的形象和风采时,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宣读的颁奖词说:“你们点燃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火炬,注入了那些年轻的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勃生机,必将永远镌刻着你们的足迹。” 在这一特殊奖项的颁奖过程中,主持人还讲述了新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故事:1938年秋天,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电影《四百万人》的摄影师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把自己的摄影机送给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这台摄影机让新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人,携带着特殊的武器穿梭于祖国的各个战场,用特殊的方式战斗。年轻的他们不畏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用一部部影片书写着共和国走向成功的辉煌。也就是这台摄影机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师,同时也点燃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火种。这台摄影机述说着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历史,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华彩乐章。 活动的第二个奖项“新中国电影教育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学院历年来在电影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电影人的谢飞、郑洞天、齐士龙、马精武、谢铁骊、崔新琴等教师们,颁奖词说:60年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而一辈辈的先生把知识传授给一代代电影人,一代代电影人在这里起航。 第三个奖项“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则几乎涵盖了新中国电影行业中近半的幕前幕后精英,其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韩三平、黄建新、贾樟柯、顾长卫、霍建起、于洋、王小帅、陈坤、赵薇、蒋雯丽、唐国强、李少红、姚晨、陆川、余男、宁浩、叶大鹰、许晴、袁立、张丰毅、尤小刚、尹力、王小列、王丹戎、王兴东、王志文、冯小宁、宁瀛、艾丽娅、吕乐、孙周、安澜、米家山、何琳、吴天明、吴玉芳、吴子牛、沈丹萍、张建亚、宋春丽、张军钊、肖锋、邵兵、候咏、俞钟、陈国星、陈强、姜武、赵小丁、胡玫、夏钢、娄烨、郭宝昌、郭晓冬、富大龙、黄蜀芹、蒋勤勤等500多位知名影人 在颁奖典礼过程中,大屏幕上播放着历届毕业生拍摄的优秀电影片段,从《风雨江南》到《那人,那山,那狗》,到《童年往事》,到《香魂女》,再到《云水谣》;从《老井》到《暖》,到《梅兰芳》,再到《小城之春》,等等,在场校友再度感受了自己或自己的同学曾经创作出的那些让人激动万分的作品。 在代表校友上台领奖时,于洋说:今天是电影学院60周年的生日,我们老中青少聚集在电影学院里,不由得让人想起60年前热衷于电影教育事业的陈波儿、白大方和袁牧之同志,他们现在在天上看到我们电影学院到今天如此的辉煌,一定非常高兴。他们是我们电影学院的骄傲,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张艺谋说:中国的电影事业是由一代一代人传承过来的。今天,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祝母校60周年生日快乐。 活动期间,学院还在A 楼大厅举办了主题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60年校史展。展览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沿,包括学院的校址变迁、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学院历任和现任领导。第二部分为前史,主要展示了解放前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包括电影公司的演员培养与左翼电影(最初的电影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及电影教育(电影高等教育的起步)、解放区的电影教育等。第三部分为学院起航篇(1950年―1976年)。第四部分为成长篇(1977年―1999年)。第五部分为腾飞篇 (2000年―2010年)。校史展中还专门开辟了三大块主题墙,包括人物历史墙、人才培养墙和创作实践墙。 除了平面图片展示外,还展出了延安电影团使用过的第一台摄影机、16MM摄影机、金陵大学时期孙明经教授电影教育的授课手稿和钟敬之老院长在学院创办初期的教育手稿等,还有学院早期的毕业联合作品分镜头剧本、1978年的招生简章等珍贵实物。同时,还展出了学院历届师生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的奖杯,这些奖杯凝聚了学院历届师生的辛勤创作和努力拼搏,金灿灿的奖杯在灯光映照下犹如母校60年的光辉历程般熠熠生辉。 六十年的凝结与汇聚,六十年的灿烂与绽放,六十年的回顾与怀想,六十年华诞大庆这一天,对于北京电影学院来说,无疑是一个辉煌耀眼的时刻,对于中国电影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电影史论文:走向新百年的《中国电影图史》 2006年12月24日,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耗时四年,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图史》宣告完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资深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和中国影协名誉主席、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等发表了讲话。李行、吴思远、王晓棠、谢芳、陶玉玲、黄仁、罗卡等一百多位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史学专家,以及在京电影单位的有关人士出席了首发仪式。 统一中国电影史 赵实在贺词中高度评价了《图史》诞生的重要意义,它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两岸三地一次成功的合作范例。的确,多少年来,虽然中港台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三种各自孤立的政治文化形态。反映在电影史上,是长期的分歧。 现在三地流行的电影史,有三个版本最为人重视:大陆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所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杜云之所著的《中国电影史》以及香港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这其中,余慕云的著作囿于港岛一隅,自成系统;而程季华和杜云之的著作都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为主,可着力点不同,对立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考虑到两者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述,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难以避免的。 时间悄无声息间流过了三四十载,在多元开放的新世纪,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电影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成果的“大中华电影史”,成了电影工作者心中共同的夙愿。 契机出现在2002年11月。程季华回忆道:“当时,我和李行导演在无锡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相会。谈话中李行提出,是否可以集合两岸三地之力合作著书,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李行先生为此特意提到:“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 这正是耄耋之龄的程季华未了的心愿,两人当即一拍即合,统一电影史的工作得以迅速有效地展开。 四载磨砺成正果 无锡之行后,程季华返回北京,立即与有关人士进行商议。而李行则与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取得联络,邀请香港电影工作者共同实施。经过北京、台北、香港之间频繁通信,决定将该著作称为《中国百年电影图史》,由程、李、吴三人担任召集人,推举三地电影史的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 此时,他们得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正在筹划中国电影百年史研究项目,遂与北京广播学院商议,决定四方合作,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主持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和香港电影资料馆为协助单位,鼎力支持。 据记者在首发式现场与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先生交谈得知,为了《图史》的顺利出版,香港电影资料馆几乎奉献出了所有的馆藏精品,大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都是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而台湾方面的电影资料以前甭说是普通民众,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是知之甚少。这次《图史》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主要编写者黄仁先生已八十有余,他精神矍铄地声称自己身体倍儿棒,“因为工作关系,好几回自己一个人拎着大箱子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 好事多磨,《图史》的出世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4月,原本预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由于“非典”肆虐,被迫延迟到9月。其时,作为香港电影史元老级人物的余慕云先生也亲临现场。可惜,去年4月8日,余先生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他没能看到《图史》一书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再启百年新征程 其实,在前年12月,《图史》的撰稿工作便在两岸三地电影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如果赶一赶进度,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礼物奉献出来。“但经过编委会和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审慎的考虑,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专家们再一次对已完成的书稿进行审核、修订和打磨,一年后才正式出版”,程季华说:“由于错过了百年庆典,遂将书名《中国电影百年图史》改为了《中国电影图史》。” 《图史》全书近千页,130万字,2700多幅图片,如此浩大而繁琐的学术工程,如果没有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面对这部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大中国电影史著作,怎么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欢欣鼓舞呢? 但也正如谢铁骊导演所言:“《中国电影图史》已经出版了,但是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就让我们以此为献礼,献给中国电影所走过的100年的岁月,更献给它无限美好的明天。” 中国电影史论文:“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以民间视角书写当下或历史 [摘要]“第六代”电影包含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记录精神,它以记忆和想象混合的普通人物的视觉来还原历史。“第六代”电影人物的边缘性则主要把握了社会底层的特点,其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当下和历史中普通人的感情和情绪,表达了一种新的电影精神。 [关键词]“第六代”纪实风格记录精神民间边缘 引 言 我们在“第六代”的电影中看到了地道的平民化叙事,看到了银幕上从伟人到凡人的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和微妙的心理体验得到诠释和表达。平民化叙事的另一重要视角就是强化人物的无奈与焦虑,表现小人物在各自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幸和困难。显然,“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进行着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平等的、宽容的和关怀的交流。影片中的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或者说生存于都市和农村的小人物以真切的存在唤起观众的动情。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无意回避社会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逐渐地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竞争逻辑体系中的人们以胜者和败者来分类,使得边缘人群更加边缘化。“第六代”电影对之进行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为了创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美好生活,还是盲目追逐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1] 一、纪录精神[2]: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第六代”电影在事件之中蕴含社会生活的‘寓意’,不仅无法忽略,更无法否认。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如实指出,承担社会代价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Ssocialvulnerablegroups),没有话语权或很少有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3]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更大的压力。思考减少社会代价的路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思考如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由于被边缘化而受到的种种损害。 “第六代”电影,与其说是哀悼“边缘”的挽歌,倒不如说是呼唤“边缘”尊严的呐喊。虽然他们的电影很难说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科学走向启人深思,但它们至少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若干问题,启人深思。这一点恰恰是“第六代”电影所要表达的重中之重。对此,导演章明的话,犹如“第六代”社会性立场的宣言:“我们要拍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伸手可触的世界之中。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太平盛世,许许多多人的简单的情感得不到满足。这些电影,更关心这些基本的生命存在。”我们从《巫山云雨》、《十七岁的单车》、《小武》[4]、《哭泣的女人》、《扁担・姑娘》、《盲井》等作品能更清楚地看到“第六代”的纪录精神。 《巫山云雨》的故事发生在由于三峡工程开工而即将被淹没的地方――长江边的一座小城巫山。这个地域背景隐喻着人存在的空虚或虚妄。作为一部注重人的生活状态的电影,《巫山云雨海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几乎不被彰显,而他们在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是导演十分在意的。例如,吴刚作为警察,在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麦强作为信号台职工,在社会生活之外(非现实或抽象中)。生活在纷乱、复杂社会的人们,实际上各不相干。麦强和陈青偶然相遇,发生了关系,但这并没有使两个人的情感得到确定,他们似乎是不相识的人,重新回到原位,只剩下魔幻般的叫喊和期待一这隐喻着在当今社会情感的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艰难。情感只存在于期待之中。与此同时,身体的结合等待着或回避着伦理的认同。麦强和陈青影片结尾时才再会,麦强和陈青是否会结合呢?全无交待。导演似乎要表明生活是在没完没了的期待中进行的,新的期待出现时镜头保持了沉默。由此,我们看到了人物在勇敢地面对现实和追求幸福中萌生的希望。 在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中,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郭连贵和高中生小坚在一辆自行车的所有权上发生了纠纷,而他们使用同一辆自行车的目的不同,说明两个男孩儿生存处境存在差异。一辆自行车,成为两个17岁的成长中的少年不同意味的自我身份认同标志:对于郭连贵,自行车能使自己顺利完成从一个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过渡,是绝对的生存道具(市场经济社会,要获得金钱(资本),需要提高劳动效率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心理依托;对于小坚,自行车是同龄群体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无论如何,他们同样面对困境,同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状态。 事实上在失去速递公司的工作之后,肯吃苦耐劳的连贵也许还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他却放弃了换一种生存方式的机会,由于对自行车的过度迷恋,他短时间内无暇顾及其他工作。这反映了农村群体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倾慕(影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反映着同样的心理:比如连贵亲戚兄弟关于天天喝红糖水、吃排骨面的向往:小保姆总是不停变换着家主人的衣着)。 对于连贵和小坚来说,自行车具有不同的意义。连贵对自行车的迷恋既来自对城市的向往,也来源于守卫“自尊”的下意识。因为那辆自行车是他用辛苦工作赢得的,是“苦尽甘来”应该得到的。对小坚来说,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同龄群体中心理优势的标志:女生提出要和小坚一同回家时,失去了自行车的小坚粗暴地回绝了。影片中的女生并未因为小坚失去自行车而改变对他的态度,但小坚在未被群体抛弃之前,却首先因为外在物质标识的缺失而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自我放逐。他主动放弃了成为群体中一员的可能性,偏执地用自行车这一外在物质作为自身价值的具体标识。诚然,这种身份认同方式与不健康的恋物癖(fetishism)有关,但也有社会性心理依据。因为他的同龄朋友大体上都对自行车过度地迷恋。没有自行车,他就觉得无法在同龄社会中表现自己,失去了群体的肯定(正因为这样,小坚才敢偷家里钱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在一个未成年人心中,外在物质标识的认同作用被无限夸大,以致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而这与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物质万能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故事与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它结构松散,情节平淡,叙述开放而流畅。扒手儿时的朋友小勇的结婚典礼没有邀请小武。对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小勇来说,小武虽然是老朋友,但也是“手艺人”,请他来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正如社会学者所分析的:“在中国,一个人不给别人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问题,要么他过去可能伤害过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么人们不认同他或她的资源的来路”[5],小勇嫌 小武的“钱来路不明”,连小武的红包都拒绝接受。其实,在小武看来,小勇所从事的所谓贸易就是走私,所谓的娱乐业就是赚歌女的钱,他们同样是不道德的。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小勇在以违法的手段赚钱,利用法律的过渡期的漏洞积聚财富,他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惩罚。而小武自始至终是一名小偷,一名警察眼中的罪犯。小武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如小勇的“企业家”,也许他没有搞生意的资本,因而他始终是“手艺人”。他“手艺人”的身份来源于他的穷。小武失去了希望自己能做靠山的梅梅,[6]家里雪上加霜地冷待他,最后他被警察逮捕,于是小武在爱情、亲情上都受到疏离。也就是说,小武在坐牢前就受到一系列社会惩罚――“在金钱成为社会机制的基本动机和社会表象的实质性调节器的国家,小武可以说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金钱统治着今天的中国,而小武又被这一原则所统治。”[7] 从刘冰鉴导演的《哭泣的女人》,使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而我们越看到真实,我们就越想哭泣,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紊乱。在北京打工的贵州女子王桂香,偷卖的CD和VCD被警察没收,成为他们可心的玩意儿。丈夫因赌博而动手打瞎了别人的眼睛,结果被抓去坐了牢。王桂香被迫回到了家乡小镇,这个脆弱的女人开始独自面对困顿的生活。在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她与在镇上做殡葬买卖的旧情人合作,当哭丧婆,死亡也成为生意的对象。而这时候,她所目睹的是――在葬礼中请“哭泣的女人”的体面(甚至有狗丧,也请哭丧婆):为哭丧钱而吵架;监狱所的腐败和丈夫坐牢的痛苦。其实,“哭泣的女人”王桂香是错综复杂的善和恶的复合体:虽然她对小孩不温柔不多情,但还是养育着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为了目标,王桂香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为了丈夫,她跟旧情人重新在一起:为了丈夫,她不顾一切赚钱给监狱长,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作品揭露了警匪一窝的现实。我们可以认为,王桂香的婚外恋和越轨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现实黑暗中的生存挣扎。影片结尾,王桂香听到丈夫在越狱后半路上被公安击毙的消息,她只是发呆,无声无息,该哭时,哭不出来了。但在之后,在一个老板的葬礼上,她哭得眼泪汪汪,这样哭泣让奔丧的人误以为她只是个“好泪女”,挣了不少红包――真正的眼泪也只能归于赚红包的生意中。好歹,这回她用不着像平时那样为钱吵嘴,斤斤计较。她的哭泣,不仅是她的生存方式,更是她的赎罪、自慰和解脱。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边缘生存境遇中的人们往往是暴力的施行者或受害者(例如《十七岁的单车》、《二弟》、《青红》),在《扁担・姑娘》中也不例外。外来民工高平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价值。他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本来,城市对民工的需求是劳动力,而高平将它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他这样执著地强行撬开通往城市的门,而这样的努力最终使他丧命黄泉。仍旧以扁担为生的高平老乡东子只好静静地看着高平寡不敌众,坠入江中。作品表达的是城市和农村注定了的隔阂,“扁担”一旦要对抗“城市的游戏规则”,就难以回避卷入其规则设置的陷阱的命运。一旦侵犯了社会,就很难逃脱相应的惩罚。[8]这是社会弱者在城市边缘中无法挣脱而出的现实体认。影片结尾定格在“扁担”东子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它预示着是虚弱而坚韧不拔的希望。 在当代中国,善与恶有时交叉,有时分立,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扁平的,能清楚找到原因并且依照既定原则――劝善惩恶――予以判断。“第六代”电影人性批判是冷峻的,基本上可分成善(元凤鸣)、恶(唐朝阳)和亦善亦恶(宋金明)三种类型人物。《盲井》叙述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它反映了底层社会面对经济起飞所产生的困惑,面对金钱的诱惑与困顿,人性的泯灭与复苏。《盲井》并非简单展现煤矿工人生活的悲惨,作品借影像媒介引发观众的思考:“人要过好日子,是否需要采取非法或灭绝良知的手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主人公是冷酷和邪恶的杀人犯,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把赚的钱寄回家的家长。因此,《盲井》给予我们展示的是贫穷产生邪恶,而穷人害死同样穷的人的残忍的人生断面。他们在“咋鸡巴走路呀!”骂人的开私家车的有钱人面前,没敢吭一声,面对金钱的力量时,他们委屈自己,这正反映了他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和信奉。两个贫穷的挖煤工丑恶的欲望和其中的混沌的故事《盲井》,在主人公看到腐败官吏被捕的电视新闻报道时聊天的场景中,他们看着新闻说:“矿上那点事,他们差远了”,“别说几百万,有几十万我都知足了。”底层人贫穷和邪恶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的腐败,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此时电影探讨的焦点已从人性问题提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拷问。 在追逐下一个暗算目标――16岁的元凤鸣――时的犹豫,说明此时矿工宋金明的灵魂面临了严重考验。宋金明在贪欲和良心间愁苦徘徊时,使元凤呜丢掉了童贞,预备好万一他死了,自己内心能获得心理安慰。这个场景与前一段落唐朝阳和宋金明当嫖客的场景隐喻着性/身体的快乐,对不能够享受多样的文化生活的底层阶层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发泄欲望的手段和得到快乐的通道。 两个矿工在“盲井”里的最终死亡,是人性两极斗争的必然结果。唐朝阳彻底地丧尽天良的拜金主义与宋金明在善恶之间徘徊的心灵冲突,表示出人性是懦弱的,但同时有微弱的希望。作品显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穷人一枕黄粱的暴富梦的破灭――生命凄凉的绝望。元凤鸣在煤矿办公室称宋金明是二叔,当时王矿长说“废话”,矿长本来就不在乎他们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对他而言,死一个人给“亲戚”发3万元就一了百了了。在宋金明死后,元凤鸣作为“侄子”获得了赔偿金,也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而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作为观众只好设想元凤鸣会把本应是社会弱者宋金明孩子的学费钱好好珍惜或用在学费上。王矿长“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话表达了当今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真实的地位,影片贯穿着一种悲悯和讽刺。 二、记忆或想象:民间视角的历史还原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凝结着民间视角的历史记忆还原。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和贾樟柯的《站台》(2000)都构造了基于个人记忆或想象的历史,以电影书写了一代人的“野史”。另一部姜文电影《鬼子来了》,脱离官方主旋律话语,从真正的民间的和人性的角度暴露日军的残忍性和农民的单纯,从而更鲜明地表达了战争带来的伤痕和恐惧。通过“三线建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小根和青红青春男女感情终究被彻底否定的故事,《青红》冻达着纠缠于国家话语、家长的意志和年轻人的情感欲望间的痛苦和茫然。 《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个体成长经验出 发,不去触及“”的伤痕、苦难,在姜文的视角下,“”是与浪漫、青春重叠的记忆中的痕迹,“与第五代的中年民族伤痕南辕北辙”[9],“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初期的底色”[10]。《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这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作品对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使用了在当时中国较为新鲜的超现实手法,把青少年的暴力和爱情描写得朦胧和残酷。由于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时间管“马小军”们。于是,在特殊时期,孩子们在混沌中长大了。影片试图逼真地描绘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和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时代的特征。其实,幼稚和无知何止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整个国家和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无知和暴力的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用青少年的眼睛和故事描画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混乱状态与成长中面临的考验。 姜文虽然没有亲历过日本侵华战争,但他觉得《鬼子来了》中的马大山也许是自己的前生。[11]他如此投入地演绎电影人物的命运,活生生再现了他所谓前生。《鬼子来了》不愿举着“全民皆兵”的爱国主义抗日电影的旗帜,[12]作品虽然融入了一些喜剧性元素(农民纯朴的思想和语言,决定处置两个黄麻袋日军过程中的阴差阳错等等),却是一部敢于正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使观众深思历史真面目的佳作。《鬼子来了》表现北方偏僻山村村民出人意料地遇到灾难,它对中国军队和农民人性的客观冷静的描写,具有尖锐的反思历史的意味。正因为这样,姜文将忧患意识注入故事中,以更深刻地开掘日军残暴行为的反人性。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撤退的中国军队在村民马大三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并说会回来取,而他们却迟迟不来,半年都不见踪影(共产党部队的缺席是这部影片大胆之处)。翻译官为了保护自己而误导农民(不让农民看到问题的实质),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虽然他对死亡的恐惧是自然的,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使这部影片的批判性提升到中国人自身反思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农民的纯朴人性使其始终害怕“杀生”,他们没想到日军在战争中的“残忍”,愚昧、盲目地相信日军,做俘虏和大米的一桩“以人换粮”的交易,这也是无依无靠的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选择及导致的灾难。影片的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场面多多少少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日本留学时看过的幻灯片场景的意味。[13]马大三应该这样死吗?周围的人们好像在“看热闹”的欢乐之中,令人感到困惑――到底他们是怎么想,难道那么多人都盲目地认同对马大山这样的处死?[14]结尾的场景是姜文对新“鲁迅”的呼唤。通过历史的另类视角的还原,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思考也更深一步。 80年代,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文化上渐渐出现了多元的态势,人们也有了日常生活上更大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站台》是关于这时代变化的汾阳县文工团年轻人的“民间记忆”,[15]是一首散文诗似的历史书写。文工团适应市场需求要准备一台轻音乐节目,而团里的年轻演员,在接受生活、时代的变化上各有不同的态度。汾阳文工团的这群青春男女,暧昧的、若即若离的情感,一时是在浪漫中、一时是在无奈中,跟着《站台》和《成吉思汗》等流行歌曲一起飞翔的期待,是他们青春的宿命。钟萍和张军的离别,崔明亮和尹瑞娟的再会,说不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岁月的安排。他们都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人生灿烂的时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滑入了平庸的人生轨道。这部电影展示的十年岁月,是理想的冲动慢慢变为日常生活平常心的岁月。汾阳文工团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走,寻找一种单纯的信仰,但最终谁也无法走出生命的圆圈,城镇文工团也是一种“革命”时代的副产品,一旦遇到社会潮流的转变,就渐渐接近了破产。这时,他们回到了汾阳(也是他们的出发点)――“站台”。十年似乎就是一个轮回。 电影《青红》作为历史记忆和想象,别具震撼力。上个世纪80年代,青红等许多孩子们的家庭为了“三线建设”,随内迁的工厂,从繁华的上海等大城市迁移到了内地贵州的一个边远之地,无论“三线建设”是否存在着对人才的需要,青红的父母盼望着回“故乡”上海,他们已经等得太累了,这个移民家庭一直以“上海人”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感到贵州是早晚应该离开的地方。而青红毕竟生长在贵州,对当地有深厚的感情,青红父亲强烈的回乡意识,给觉得自己是“农村的”的青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父亲严峻的反对和对她一举一动的监视,青红和当地工人小根情窦初开却只能变得若即若离,对于青红而言,徘徊于感情和家庭之间是难挨的青春考验。青红的好友小珍私奔的不幸结局使青红对自己感情问题的归居不免有太多怅惘。由于“三线建设”移民到贵州,是青红父母争吵的原因,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想早已在枯燥和单调的现实生活中被淹没了,剩下的只是痛苦和焦虑。青红父女的矛盾;中突根本上来源于“三线建设”等大规模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强制导致的结果。小根向不得不离别的青红表白,欲望和现实的矛盾激发了他对青红的强暴,它证明了父亲对青红的担心和对小根的歧视。而青红面临的是情感的彻底毁灭,爱情变成罪恶是她难以接受的现实,她竞至自杀却未遂。在被青红父亲告成“强奸犯”的小根最终被枪毙的广播声中,青红的家庭走向上海的梦想在实现着,青红父母在年轻人的死亡中感到困惑和内疚,而青红只能发呆。这部电影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运作给普通家庭带来痛苦和梦想的回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背景的青春男女相亲相爱,遇到的是不同身份认同意识造成的激烈对垒。梦想只是在明天,今天只有无奈和忍耐。 结语 在“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营建中,社会弱势群体里的人物占据了主要位置,许多观众不难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品承担起了使我们回顾生活的作用――现实人生承受的压力和困惑生活中包含着的生命最普遍、也最真切的情感,变化飘移的命运――展现在银幕上。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往往蕴藏着触及人们情感底线的真诚与劫难,它打动着那些游走不定的灵魂。另一方面,“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中对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既是纪录精神的体现,也是对部分阶层被异化的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现。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关注,“第六代”电影显现了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表明了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期待。 显然,“第六代”电影不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而着力于另类观点的阐发,由于敞开了多元视角的历史话语[16]空间,还原了民间的历史,它们都显现出新鲜的纪实风彩。并且,这些电影中的历史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渺小事件的漫长积累,把历史拉进“民间”的生活里,挖掘了历史中普通人们具体的存在感和生活经历,历史由此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国家或民族中心话语或权力话语。 中国电影史论文:是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 [摘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反思其吴学功能一定叙述历史:即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的三个阶段;二足折射现实:即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和台海关系;三是创造艺术:即悲剧风格、喜剧精神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 抗战电影叙述历史折射现实美学反思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抗战题材的影片始终是翻涌不息的惊涛骇浪,从1935年的《风云儿女》到2005年的《常隆基》,其间我们的银幕就不断映现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战斗身影,中国的影坛就一直回荡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强音-如果从1905年算起,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从1935年算起,抗战影片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这100和70之比,大概就是在中国战争类型片中,抗战题材电影所占的比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烈火金刚》、《黄土地》、《红高梁》、《战争子午线》、《铁血昆仑》、《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太行山上》等等。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电影评论家明振江少将说:“战争一经发生,便开始成为战争电影的表现对象。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同一场战争不断地搬上银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百余次被我们不同时代的导演再现于银幕,它们已形成了有关“日本鬼子”和“太阳旗”、“中国军民”和“青纱帐”等类型化的记忆和概念,那么,我们的抗战电影究竟是要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抑或是其他、综观七十年的抗战题材的电影历史,笔者认为:它们呈现为三种类型,而每一种又分为三个阶段? 一、叙述历史:人民抗战――政治抗战――民族抗战 毫无疑问,借助现代科技电影是迄今为止记录历史的首选方式,可是这种记录决非是再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的:“电影给我们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艺术形象,如果略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艺术形象完全是非现实的(例如特写镜头和音乐的作用),而且是根据导演本人在感性和理性上的表现意图再安排过的。”因此,用电影来叙述历史,只能是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历史、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就经历了“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三个阶段。 首先是“人民抗战”阶段。始于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终于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一江舂水向东流》。其间著名的有:1937年费穆导演的《联华交响曲》,1938年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和《还我故乡》,同年应云卫导演自的《八百壮士》,他在1940年还导演了《塞上风云》,1947年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前后阶段,前期的记实性的居多,以《八百;隆士》为代表,紧紧追踪时代风云,反映战争事件,表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可屈服的伟大精神;后期的反思性的居多,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表现了这场战争灾难给中国人民的普通家庭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 其次是“政治抗战”阶段。始于195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史东山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终于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董克娜导演的《烽火少年》,其间著名的有:《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小兵张嘎》、《地道战》、《鸡毛信》、《八女投江》、《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用“共产党积极抗战,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即以强烈而单纯的党派政治视角来看待八年抗战,取材的几乎全部是敌后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是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而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因此,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只能是共产党的政治意图抗战历史的写照,也正是这些电影几乎影响了几代人关于抗日战争的观念和记忆。 最后是“民族抗战”阶段。始于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终于2005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常隆基》。其间著名的有:《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黄土地》、《晚钟》、《战争子午线》、《黄河绝恋》等等。以上电影抛弃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中国共产党单一的抗战”变成“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淡化了国共党派的政治意识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注重的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尤其是这一阶段大量涌现的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就有效地弥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的不足;还有即使是以八路军为主角抗战,也凸现的是两个民族的人性在战场上的较量,如《将军与孤女》、《晚钟》。 二、折射现实: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台海关系 诚然,电影以其所创造的“在场感”与“想象性”的高度融合,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艺术千百年来一直难以克服的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相互分离的美学矛盾,然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决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早巳不可还原,那么任何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都要受制于创作的特定时代和现实,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电影理论家蓝爱国通过论证电影历程的由“影戏”到“电影”的演变,指出:“当我们今天改影戏为电影时,我们突出的是电影的机械化特征,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不同于任何传统既有的方式,从而也就具备了现代文化的独有特征――一种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性格的表现手段。”中国电影的几代导演就借助“抗日战争”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亚洲和世界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首先是对应于“人民抗战”阶段的“中日冲突”的现状。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危机四伏。1925年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而引起的“五卅罢工”,1926年的“大沽口炮台事件”,1928年“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抗战,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的全面爆发。如《保卫我们的土地》以东北流民刘山一家的流浪经历,记载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揭露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鞭打了民族败类的丑恶行经,表达了人民抗战的伟大决心。还有《八百壮士》是取材于1938年“凇沪抗战”中国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四行仓库”的悲壮战斗。《塞上风云》则以1933年中国军 队的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蒙汉人民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都的紧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日两国的敌对状态。 其次是对应于“政治抗战”阶段的“国共对峙”的状态、随着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执掌国家政权,海峡两岸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了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竭力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消失殆尽,于是银幕上只有共产党抗击40%的日军的场景,而没有国民党抗击60%日军的情形,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而没有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如《东进序曲》中的韩德勤、《沙家浜》中的刁得一。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活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和《八女投江》。为了宣扬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我们的电影还塑造了很多“游击队”的形象,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和《地道战》、《地雷战》等,也借此来强调“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的抗战历史叙事。 最后是对应于“民族抗战”阶段的“台海关系”的形势。 二十世纪的后半段,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主潮也呈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走向。从七十年代末国务院的《告台湾同胞书》,到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到1995年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而继续奋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展,台海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令人可喜的变化,民间的经贸、体育、文化往来和旅游探亲日益增多。我们的抗战电影日渐淡化政治意识,努力回归历史的真相,在这样两个方面折射出时代形势。一是,大量的描写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如《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也塑造了一大批像李宗仁、杜聿明、宋哲元、唐生智、张治中、卫立煌、吉鸿昌、王铭章等爱国将领银幕形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突出地刻画超越战争的人性意义,如《归心似箭》、《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黄土地》、《晚钟》、《黄河绝恋》等,它们透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和人道情怀,通常意义上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三、创造艺术:悲壮风格――喜剧精神――象征意义 抗战电影,如果说是叙述历史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再现性美学功能;如果说是折射现实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表现性美学功能!然而,无情的时间能改变曾经的事实真相和冲淡往日的恩怨情感,而今银幕上呈现的只是经过编剧、导演、美工、布景和演员模拟的场景、情态和形象,这就是电影的电影性――既再现又表现;既写实又写意的艺术特性所在。“作为画面和音响相统一的多维时空艺术,电影具有表达客观外在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充分潜能和能力,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和展示这种能力,”这些许许多多选取抗战题材来拍摄的电影艺术家们,究竟给我们创造来了哪些艺术美感呢? 一是,“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从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冒险的乐园,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是捷足先登,先是侵占东北,继而蚕食华北,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最早的表现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为这一阶段抗战电影奠定了悲壮的风格。史东山1938年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址映后重庆的评论界称赞它具有“崭新的取材,崭新的风格,前进的思想,用拳头代替了大腿,用呐喊代替了没落的歌声。”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塑造了在凇沪抗战中,孤军奋战,誓不投降,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的中国军人,还有上海各界民众尤其是女童子军杨惠敏穿越炮火向守军献上国旗的壮烈场景。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正是以悲愤豪壮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敢,唤起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也是大战当前我们民族需要的精神力量啊! 二是,“政治抗战”阶段的喜剧精神、1949年至1975年大陆的抗战题材的电影,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先入为主”导致艺术表现的“主题先行”,在贬低、忽略国民党抗战的同时,也一方面妖魔化了日本军人,如在称呼上的“鬼子”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神魔化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因此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喜剧精神。出现在银幕上的国民党都是假抗战、真反共的“摩擦专家”,如《东进序曲里的韩德勤、刘玉坤,《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刁得一,这些人说话阴阳怪气、做事诡计多端。那些日本鬼子几乎是凶残加愚蠢和好色加野蛮的典型,如《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地道战》里的山田、《红灯记里的鸠山,《铁道游击队涯的岗村-至于正面人物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机智勇敢,《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和《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几乎就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典型,就连《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民兵也是身怀绝技,神出鬼没。这些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主体对惨烈的蔑视、对邪恶的嘲笑,无不充溢着胜利者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不屑一顾的神色,征服困难和压倒对方的喜剧精神。 三是,“民族抗战”阶段的象征意义。电影是艺术,那么就必然它要超越形象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而进入审美的象征境界;战争电影要表现的生命极端状态,那么它就得透过生与死的际遇而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里的“傲德萨阶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色彩转换,美国《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即将走进焚尸炉的“红裙子小姑娘”,《拯救大兵瑞恩》的“七小于一”的不等式、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充分开掘了电影艺术的审美空间。张艺谋的影片非常注重色彩的象征。《红高梁》突出了红色生命的野性,《黄土地》渲染了黄色文明的厚重;吴子牛的影片就格外关注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喋血黑谷》讲述了国民党军长吴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晚钟》直面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并肯定中国士兵的善良和宽厚和对和平的向往;《南京大屠杀隔开了人性与兽性的对比,呼吁对生命的尊重。冯小宁开掘了反战主题,《战争子午线》用战争中的小八路与和平期的小朋友的交错视角,《黄河绝恋》和《紫日》都是通过中、日、美(苏)三方来表现战争摧残美好、扼杀人性。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教学的多元化初探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史教学实践的梳理,探讨影视教学中的一些手段,方法与途径。在影视教学理论上,提倡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主张培养学生对多种审美形态的鉴赏。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尝试,提高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感受力。 [关键词]电影史审美心理情感体验更新内容 影视教育作为当代最具发展潜力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教育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在我国,影视教育已被纳入审美教育的范畴,正处于初期的探索与发展阶段。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影视院校,但是,对影视教育观念及教学模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 电影史是影视艺术学院各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理论课程。它对学生较系统地获取中、外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知识、把握电影观念和电影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各国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电影文化素养及艺术感受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艺术形态,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吸收了传统艺术的各种元素与成果,但又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视听语言来把握世界。因此,在电影史的讲授过程中,就必然涉及到电影自身的艺术与技术不断完善、丰富、充实、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经济、各门艺术……多种因素在电影中的表现与反映;电影创作者个人经历与性格、社会思潮、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等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等。因此,电影史的教学不可能只是将电影现象及其文本独立起来的封闭式的讲解,而应该是开放的、多方位的分析、体味与感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在尊重电影史的基本体系的同时,力求贯穿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所独有的审美品格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生命内涵。 一、把握学生审美心理,体现人文教育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育人”,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习惯的培养,都是教育最基本的内涵。而高等教育更应把构建人文修养和人文精神作为最基本的职能。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在将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将这些知识所体现的价值,即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素质,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使其身心得到和谐地发展。 电影作为艺术,其教学过程必然体现为艺术作品的接受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对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审美心理特点的了解与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心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审美心理结构逐渐成型,但还不够稳定 (二)审美趣味多样,但发展不平衡 (三)审美评判自主,但带有盲目性 (四)追新求奇,但鉴别力尚差 (五)反传统意识较强。但仍带有民族审美心理特点 鉴于学生的上述特点,我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对教材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增添。如课程的《绪论》部分,是具有引导性的,关手整个课程的教学定位。我自拟了标题《感悟电影》。在对课程的目的、特点及学习方法作简要介绍之后,安排学生看一部电影。每学期放映的影片不固定,基本是根据学生的专业、年级及当时社会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选片。比如:近两个学期我为学生安排的第一部影片是《迁徙的鸟》(又译为《鸟与梦飞行》)。这部由法国著名制片人、演员雅克・贝汉担任总导演的影片,是一部意境优美、寓意深刻、令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影片开始的第一行宇幕是: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影片将侯鸟迁徙途中那无与伦比的风光展现无遗,大海、冰川、山丘、沙漠的无比壮阔的航拍景象让人如痴如醉;本片音乐更是堪称天籁,那如教堂里唱诗班一样的优美圣乐和声,将鸟类的迁徙的优雅与悲壮,升华到极限,传达着对鸟类的真切关怀……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我适时地向学生们介绍影片的拍摄情况:本片的拍摄是一个由300多名成员组成的摄制组,包括50多名飞行师、50多名鸟类专家组成,拍摄时间3年,跟踪候鸟的种类有27种,拍摄地点历经36个国家175个地区,行程近10万公里,所用胶片长度45万米(150万尺),耗资4000万美元。作为一部展示自然奇观的记录片,它既是对电影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其在技术与艺术双重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影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的创作者都满怀着对自然界深沉的爱,用纯美的目光关注着鸟的遭遇……学生们的目光被画面所吸引,心灵被鸟儿的命运所打动,当他们看到鸟们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了对回归的承诺时,他们对影片的认识也便从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上升到对其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的思索与感悟。 这是一次心灵之旅,让学生在一部充满“鸟文主义”精神的影片中,理解什么是“人文关怀”,懂得生命是自由和平等的,应该学会尊重与关爱。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以票房为目的,还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电影艺术又是人类集体智慧与力量的凝聚,它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默契与和谐……最后,我用雅克・贝汉的话对影片进行小结:“对人而言,美好的情感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人们需要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因为人类不可能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教材的第一章是《电影的诞生》。为使学生对一些抽象的科技知识、原理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我在向学生介绍了本章学习的内容、重点、难点、目标之后,便为他们放映一部表现英国电影发明家坎坷一生的传记片《魔盒》。对影片中涉及到电影发明的相关知识时,我采用回放加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加强记忆和理解;影片结束后,又与他们探讨电影艺术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影片的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你如何认识和评价他?通过学生的答案,我再给予提练、概括:电影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要,正如片中主人公所说的:发明“活动的照片”,是为了要“捉住动作,因为美就意味着要有动作”。其实,人类最初的渴望便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观照与审美表现――它最直接、最具体地展现了人类活动着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生命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影片主人公倾其一生所有,不为同时代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摇,不断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电影的发明,为了完善电影技术,他最终妻离子散,抱着新研制的彩色胶片,幸福而又满怀遗憾地死去……这种执着与坚韧的品格,是每一位电影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习的。 审美是交织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统一的关系中的互动的情感体验。因此,创设优美的教学语境,以趣味高尚的审美对象感染学生,引领他们在美妙的视听形象里、 在对人和自然的情感体验中走近电影的世界,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激励学生――这样的教学鲜活而深刻。 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透视文化的差异、传承与融合 (一)中外电影的横向比较 在课程的第一阶段,主要讲授外国电影史。但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我打破了教材的编制顺序,将表现中国电影萌芽期的影片《西洋镜》与《魔盒》对比放映。从中既看到了我国电影观众与西方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时的共同反9向,也看到了电影在刚刚进入我们的国土时所遭遇的从排斥、抵御到接纳的过程同时,外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提对生活的重现,是写实主义的;而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却是一部记录我国传统京剧表演的戏曲片,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风格。在比较中,让学生体会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则充分体现了它的兼容性、世界性。 (二)本土电影的纵向比较 在讲授中国四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史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文艺片的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作,体现了近代中国电影在人物心理刻画和民族风格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备受电影人的青睐。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我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重拍了这部电影,以示对此片及导演费穆的敬意。时隔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电影艺术的观念及制作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两部影片进行比较放映,学生们兴味盎然地对其优劣成败展开讨论。其中有关风格的话题谈及最多,两部影片因导演生活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无论从审美观念、人性理解,还是视听语言的艺术处理上,都有所不同。大部分学生更喜欢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对此,我也发表了个人观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产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时代性,学习电影史,首先是要将作品放置在它所生产的那个年代去评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就是将其放到历史的演进历程中,用发展的眼光观照它之于这种艺术的承袭性与开拓性。并提醒学生:对这两部作品比较,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通过这种论辩培养他们对不同审美形态的鉴赏。艺术家要保有自己的个性,懂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而不同。 三、运用新思路,走进电影人的心灵 近两年来,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很高,许多电影理论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亚平博士就提出了“人物志电影研究”的新观点。对于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也效法着进行了一点尝试。 传统的电影史教材,基本上是以影片和导演为主线的,对演员往往提及甚少。而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生命体验过程的独特呈现方式。而作为未来的电影工作者,大学生的情感比较脆弱,呈受力不足。为了对学生的教学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感,我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教学中,重点介绍了电影演员阮玲玉及其在我国默片时代的地位。不仅为学生放映了关锦鹏导演的影片《阮玲玉》,而且还对阮玲玉之死进行了剖析。并让学生结合文艺界许多名人的自杀现象谈自己的感受,如玛丽莲・梦露、三毛、张国荣等。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分析,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懂得善待生命,珍惜美好的情感,学会坚强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这样,才能在将来的艺术活动中,经受住各种压力与不幸,和谐地与人相处,乐观而豁达地迎接社会与人生的挑战。 在讲授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企业及制片政策时,我重点为学生介绍了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并为他们放映了《好莱坞百年百名超级影星》的记录片。透过银幕上神采各异的明星,让学生回答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电影的艺术特点和审美趣味让学生了解,当电影以一种商品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演员的地位和价值就成为制片商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改变了影片的叙事,也由此创建了一种长盛不衰的“影迷文化”;从电影自身的发展来看,好莱坞把电影视为大众化艺术的一种传统,而类型电影则强调了艺术家与他的素材、素材与观众的关系。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告诫学生,明星本身类型化意味着艺术的僵化,更是对他们艺术生命与心灵的一种扭曲…… 四、扩展课程容量,更新教学内容 近些年来,电影的国际化倾向愈来愈明显,许多小国家的电影创作异常繁荣,打破了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有关这些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及作品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为让学生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电影的格局,我补充了教材以外的相关内容。如增开了当代韩国电影、伊朗电影的专题研究等。例如:与阿巴斯同行――寻找心灵的家虱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及其思考,当代韩国爱情片赏析等。引导学生以开放的视野、多元地思维方式,关注不同民族电影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语言形态,思考电影创作与时代的社会心理、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的关系,感受不同审美形态所带来的不同的审美体验 五、关注新作品、新动态,为学生提供最新电影资讯 前面讲过,大学生这个群体喜欢追新求奇。作为电影教学,在保证教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感。因为,相对于古老的传统艺术而言,电影太年轻了,它的演进过程是迅速而充满活力的。因此,密切关注当代电影的新动向、新作品,是教师必需要做的功课。利用网络和期刊杂志,查阅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将最新的创作动态、影视信息及时地介绍给学生,如:各大电影节的作品选送、获奖及相关评论;记录片热潮中所包含的深层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审美意味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内容及参赛作品、电脑特技与当前电影创作的关系以及最新影片的评介……等等,都成为课堂上探讨的话题。以此引导启发学生把握电影的发展趋势,加强危机意识,以便在专业学习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学术意识,适时地在有些章节学习之前,为学生布置练习:课下利用各种媒介查找相关资料、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如从“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看当代类型片的延伸与创新;李安现象分析、如何看待“韩流热”等。在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多视角地对某一论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理智与情感的交融中体会艺术的内在品质。 六、结束语 作为一种教学探索,实践才刚刚开始。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影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学术层面上,我以为,高校的影视教育,除对电影艺术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外,还应在教学领域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作为一线教师,更应力求通过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的探索(如教学课件的建设等),寻找一条更加切合电影教学实际,并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情感经验、培养其健全的审美心态和开拓性思维能力的途径。
中国教育论文:求解21道中国教育难题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应当求解的21道教育难题: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施的关系问题;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关 键 词:教育 高等教育 问题 21世纪 经过20世纪的不懈奋斗,中国教育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1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伴随国家的强盛,逐步在全国范围实现现代化。在我们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许许多多亟待我们解决的教育难题。笔者认为,在21世纪有如下21个教育难题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 一、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 进入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人、教育、社会及其关系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提出了教育本体论、教育工具论、教育适应论、教育超越论、教育独立论、教育主体论、教育先行论、教育多元论等教育观,形成了20世纪末关于教育观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认识在深化,尤其对教育适应论这一权威教育观提出了挑战。这诸多的教育观都是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实际出发,吸收国际最新教育理念而提出,都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合理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有自己先天的局限性。在这场讨论中,各家都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而否定其它教育观的合理性,使这种讨论存在不少误区。依笔者之鉴,各种教育观都是对权威教育适应论的发展,而不是否定。教育(结果)超越性是教育适应性的结果;教育(准)本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基础;教育主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前提;教育(相对)独立性是教育适应性的条件;教育适应论是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教育理念,“适应”是教育永恒的追求 。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站在教育、社会、人的整体立场上来研究问题,才不至于形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融的局面。从理论上回答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实践上解决教育与社会的适应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是在西方教育科学影响下,适应中国教育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诞生于19世纪初期,是在研究和解决西方社会中的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中国教育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西方教育科学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至今反映中国教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教育科学中国化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 。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既源于教育实践,又有赖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它是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促进学科建设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学科建设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因此,中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在加强对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把教育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为21世纪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创建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三、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问题,是关于教育评价有无客观性的认识问题,是教育评价学要正确回答的教育评价理论问题。而教育评价的科学化问题,则是关于教育评价活动能否排除主观性干扰因素的实践问题,是教育评价活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的教育评价实践问题。教育评价是“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对教育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教育活动进行优缺点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尽管目前教育评价理论界对教育评价的概念界定有多种说法,但“教育评价是……价值判断过程”已达成共识。确切地说,教育评价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事实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毫无疑义,却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一直持有怀疑,以至于《教育评价学》著作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因此,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分别对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四、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创新已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现代教育不仅是现代社会创新的殿堂,更是现代社会创新人才的摇篮。新世纪,我国教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施教育创新。实施教育创新,一定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创新要以教育民族化和教育现代化为基本取向。 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样化的,不局限于西方的发展过程,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要由传统走向现代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特色和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说,中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西方化的倾向,要坚持整合中西教育,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关系中寻求沟通与融合。同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我国教育实际状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之进步做出贡献,这是教育的民族化趋势。可以说,教育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反之,教育的民族化是面向现代化的民族化 。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五、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 目前教育理论界出现的知识中心和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书斋式研究所导致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觉地促使现成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使其暴露出矛盾,并在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最终解决矛盾,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可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中介。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份。也就是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教育理论界份外的事,而是自然、份内的事。对从事教育实践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根据这一思想路线,就是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民族化与教育国际化、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辨证统一中,坚持一切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不满足于现成理论“说些什么”,而要深入把握理论背后的问题情境,将现成理论与现实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以及各自内部如何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六、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 通识教育(Generl or liberal eduction)系指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所实施的一种综合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思想反对大学一味迎合社会暂时的或短期的需要,过分专业化和取消专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近年来,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中,出现了对通识教育的两种错误理解,导致了两种不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其一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通才教育”。其二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非专业教育。高等教育是具有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的公益性,与培养人的专业素质的功利性相统一的通识教育。高等教育的通识化就是要改革高等教育专业划分过细,培养的人才适应力差的弊端,但不是取消专业,而是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渗透;注重不同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注重专业横向拓宽和纵向延伸 。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历教育,正在走向满足不同能力、不同兴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并提供适合于他们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为人们提供了终身受教育的可能,与教育的继续化相伴随的是教育的终身化。“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终身教育是继续教育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响应了新世纪急速变革的挑战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被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它从根本上突破了学历教育的“樊篱”,把教育推向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命全过程,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教育时空观。许多国家已意识到终身教育观念的革命性,正在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定位。正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教育的最终目标将会改变,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终身教育理应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教育观念。 正确认识并结合中国国情处理好通识教育、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七、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 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预言家”的英国大诗人雪莱曾深刻地指出:“我避免模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诗人雪莱的话深刻揭示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教育的个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个性特征;其二是教育如何对待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的共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历史维度上看,教育是人类的一项活动,不同时代教育继承了人类优良的教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其二是从现实维度上看,教育是全球的一项活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共同特性。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是指,教育要寻求个性与共性的最佳吻合。在中国这样一个一贯重共性而轻个性的国度,如何顺应时展要求,在重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个性,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八、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历来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但是,如何认识和实践全面发展,是20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好的见解和做法,比如:人的全面发展从发生范围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从发展程度包括现实层次和理想层次两个层次;从发展性质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自由的发展;从发展结构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和谐的发展;从发展目的看,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自己;从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看,两者是相信依赖、相辅相成的 。比如:政府全面推行的素质教育实践和大量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认识、实施和评价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有很多争议而无较为一致看法的问题。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在《教育研究》上曾先后刊出过两篇文章:其一是洪宝书的《关于教育目标问题的探讨》 ;其二是戚业国等的《论素质教育目标体系框架的构建》 。虽然两个目标体系相隔10余年之久,但仍无本质的变革,依然没能很好回答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即教育培养目标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和实践,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九、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和提高队伍素质”。目前,我国教师队伍正面临一个从数量保障向质量提高的历史性转变。从古代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到近代分班授课的集体教学,从学者即良师的择师标准到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诞生,从着眼于教师数量的保障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着眼于教师质量的提高,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旨在大幅度提高教师质量和专业水平的教师专业化运动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教师发展的主导运动。联合国呼吁各国把教师专业化作为提高教师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共同策略。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职业不断分化,专业化的观念和专业化的制度也越来越普及。教师职业同样如此。所谓教师专业化从静态的角度说,是指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特点,有相应的职业培养机构和职业水准保障制度,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具体来说,第一,需要有规定的学术水平和学历要求;第二,有特定的能力要求和职业特征、人格特征要求;第三,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如教师培养制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课程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等。从动态的角度说,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 。然而,教师职业有何特质,教师专业的标准是什么,教师专业化目标与教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 教育评论在教育界长期以来总是开展得不好,已经受到不良学风的干扰。要把教育评论开展好,纠正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有三种错误观念首先要纠正:第一种错误观念是批评某人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是对某人不利与他为难。形成这种看法与“”期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的遗风有关。此外,中华民族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伦理传统,不赞成公开说别人的缺点。实际上,认真的、严肃的评论是“与人为善”,对对方有利对教育发展有利,而不是什么和某人过不去;第二种错误观念是某人一受到批评,他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事实上,任何教育著述或行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一项高明的教育著述或行为也会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经别人的批评后可以更趋合理。所以,要把批评看成是教育发展的正常行为,提倡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大惊小怪;第三种错误观念是评论者一定比被评论者高明。如果怀着这种想法开展教育评论,其结果必然是意气之争的笔墨官司,对教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评论者与被评论者是合作的伙伴关系,目标是一致的。纠正上述几种错误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树立起一种正确对待教育评论的态度,把教育评论看作是促进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评论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目的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低直到把对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欢迎批评也欢迎自我批评,教育评论应当追寻新的思想沟壑,要树正气。新世纪,要开展健康的教育评论活动,必须解决好如下十大问题:教育的政治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双百方针”的贯彻问题;正确对待批评问题;教育评论者队伍建设问题;认真履行教育评论的社会职能问题;教育评论者加强学习的问题;倡导求真的学风问题;提倡科学态度、弘扬科学精神问题;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问题;教育评论独立品格的形成问题 。大力开展教育评论这一问题,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一、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 马克思当年曾尖锐地批评普鲁士当局强制推行单一刻板的“官方风格”的横蛮行径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此启发我们,教育管理要从教育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种管理职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获得最大效益,而不能搞一刀切的“官方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总是在追求一种能够“放之四海、历之千年”的普遍主义的管理理论。近40年来,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趋于急速,风云变幻难测。人们才发现,在开放系统情况下追求普遍主义的管理科学是不现实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权变观念开始盛行,到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了一个权变理论学派。权变理论认为,在经营管理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理论和方法,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权变理论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它的原则是“求实”、是实事求是。权变理论是对普遍主义的一种抵制。权变理论认为,教育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机关应在一定政策指导下,依据完善的教育法规对教育单位实施宏观调控,将有关权力下放给教育单位,使教育单位以较大的自主权去处理教学、教育、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单位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单位教育资源的效益,增强自身活力。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和知识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反映了知识的社会价值的上升和管理知识与知识分子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导致教育管理方式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学术主导模式或学术主导为主行政主导为辅,或行政主导为主学术主导为辅多种模式嬗变 。教育管理的弹性化在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二、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 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受先进制造技术的生产系统具有柔性优势,它可以经常进行产品品种和生产批量的调整的启发而提出的。而要使教育组织结构具有这种优势并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使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相应地柔性化,将过去等级分明、高度集权、机械式的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化为动态的自我调节的有机结构模式。然而,柔性化并不是指教育组织结构本身会因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频繁发生调整,它所强调的是教育组织结构总是能依靠自身的职能变化来适应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教育组织结构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首先不是立即分解出新的组织结构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中发生职能扩张,用柔性变化来对付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新型组织应具有自学习功能和自组织功能。教育组织结构柔性化策略可以包括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功能界面模糊化,组织结构网络化,以及组建多功能团队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刚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只能生产同一规格的产品,高科技产业是柔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规格的产品。我们的教育怎样才能成为人才的柔性生产线,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三、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 教育体制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根本性管理制度。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指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任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 。我国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增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想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在这两份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并继续稳步推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地适应新的形势,主动地转变职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学制、课程、教材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在积极推进。民办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公办学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学校活力开始得到解放。目前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大体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中国正在从中央集权型向集权分权结合型过渡。教育体制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关系,中国教育体制应是怎样的多元化,如何多元化,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四、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但近年来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的直接依据主要来源于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谈论教育的市场化,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不会有太多的人响应和赞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余年间,西方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浪潮眼下还在持续进行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发生了众多的变化——私立学校的出现和发展,中小学择校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高等学校毕业生自主择业等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实施,教育市场化在我国也被更多地人提了出来。尤其是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其成本应该尽可能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合理分担,并兼顾公平和效益。所以,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学者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搞市场化了,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也就应该实行完全由社会需要调节的市场化,即全面市场化。有学者认为,由于作为社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又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高等教育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条件,还必须对高等教育实行市场化的范围、内容、程度、形式等有所限制,即有限市场化。许多学者不赞同高等教育市场化,因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十分强调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需要高等教育发挥全面的功能,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功能 。即使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也很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无论是公办的、民办的或私立的高等学校都不能摆脱政府的干预,没有实行市场化。高等教育市场化若推行,许多学者认为会带来如下不良后果:一是办学目标发生偏离。只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二是教育质量无法保证。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会出现学分与金钱等的交易,教学质量自然下降。三是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可能把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另外,还可能急功近利,放弃道德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出具有某种技能的“机器人”。教育市场化的内涵是什么?教育可否市场化?或教育可否利用市场经济中某些有利于其发展的思想和方法,但不能以牺牲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为代价来推行“市场化”,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五、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的道德教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遍发展,规定了道德教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道德教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含量。就内容而言,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这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就道德教育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道德教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道德教育作用,等等,这些都是道德教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含量的基本体现。随着道德教育含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道德教育运动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 。其一,道德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其二,道德教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其三,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发展人本身回归。其四,道德教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总之,道德教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刻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特别是上述四个“回归”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但这恰恰是德育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从而成为道德教育本真化主体性确认的深层根据。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是亟待探索的,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六、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既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关系到教育投资效率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反映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而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保证少数人接受尽可能高深的教育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主张,从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出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公平为最高原则。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把受教育者看成全社会成员的权利,全体学龄儿童必须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实现此目标,社会应当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绝对平等地分摊到所有学龄人口身上,从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完全平等。这种观点被人们认为是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以效率为最高原则,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应绝对服从经济效率的需求。这种观点主张,只有生产力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才能保障,否则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证。反过来,公平又是提高效益的社会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公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二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何为教育公平?何为中国教育公平?如何推进中国教育公平,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七、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 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之间选择,而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有限度的产业化,即是在保证高等教育理想化、均等化、国家化、民主化等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产业化。处理好高等教育理想化、功利化与产业化的关系,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实现的保证 。近几年来,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经营后,就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的政策,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初中辍学率上升,影响“普九”的实施;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拉动普及高中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在中观层面上,这一政策必然涉及东西部发展战略、利益和规划,可能加剧区域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通过政策支持若干所重点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公民教育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事业,是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为目的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公益事业,高等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等公益性活动上。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资源即教育经费紧缺与国民日益高涨的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想出了借助产业经营的理念,让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多元化,从而引出了“教育投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等问题。我国在产业的划分中,亦把教育划为第三产业,即给人类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同志也讲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创办了私立学校,也实行部分收费培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是不能营利的,也是决不允许营利的产业。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所谓高等教育产业化,仅是借鉴产业的经营理念来筹措高等教育办学资金,加强成本核算,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经营”方式。对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可追风,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八、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 目前,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热爱并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高级专门人才。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这样的农村教育,已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现有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难通往农村,致使中国农村成为被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遗忘的角落。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要各自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 。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看,农村发展无疑需要比较多的人才,而实际情况是,现有农村教育筛选了农村优秀的人才送往城市,农村人才的流失最为严重,这在根本上迟滞了广大农村发展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人才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村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建设的基础,是农村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性投资。然而,我国的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且农村教育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导向偏差,限制了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目前农村最为稀缺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存在着偏重学历教育、忽视实用教育等形式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既不利于农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实现城乡人才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九、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 从传统意义上说,教育就是传授知识,把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当成衡量教育成败的主要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已深入人心。不论哪个教育流派,都把传授知识作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知识经济的来临,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教育中除了知识之外,还必须注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创造(新)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提到重要地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讲:“大学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在大学里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这三者不是绝对分开的,要融为一体。另外,三者要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 知识是载体、是基础;能力是展现、是升华;素质是核心、是智慧的结晶。掌握知识是提高能力和素质的前提条件,没有渊博的知识,不可能有很强的能力,更谈不上良好的素质。潘懋元教授讲:应当承认,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知识与能力都是重要的。但知识、能力一般都属于智育范畴,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智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把不全面的知识质量观或能力质量观带进21世纪,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传统的知识质量观以及一度流行的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涵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质量观 。所以说,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世纪高等学校的一个崭新课题。知识、能力、素质三者是互有联系又各有内涵的矛盾统一体,只有使之辩证统一,才能共同协调发展。知识是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素质的提高,又将促进知识的更快掌握、扩展,促进能力的更好发挥与发展。单纯强调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的培养和全面提高,很难造就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使党的教育方针得以全面贯彻落实。从适应时代要求来看,人才培养只强调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显然是不够的,高质量的人才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高素质可以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增强,更重要的是可使知识和能力得到更好地发挥。高等学校应加强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各类专门人才 。因此,我们应如何优化知识结构,强化能力培养,全面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 民办(间)教育的发展模式目前有:滚动规模发展模式;企业集团投资模式;教育集团运作模式;股份合作模式;转制运作模式;延伸办学模式;捐资助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简易弥补教育模式等。这些模式也可概括为:效益规模主导型;投资主导型;资源整合、盘活存量型;简易型。目前民办(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认识方面,社会上存在着“多余论”、“冲击论”、“营利论”、“怀疑论”等种种观念,致使不少民办(间)学校倍受歧视。在管理方面,存在着教育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中介机构参与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建立健全等问题。在办学条件方面,存在着办学质量不稳,教师队伍不强,总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扶持民办(间)教育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当前民办(间)教育发展快速但基础较薄弱;办学类型多且竞争激烈;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表现出艰辛与发展同步的特点。同时,民办(间)教育还显现出了创业者的开拓性、办学的灵活性、教师队伍的选择性、管理的自主性、学生的差异性、经费的自筹性等特点 。中国民办(间)教育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民办(间)教育法律法规的建全问题;民办(间)教育发展的内部环境改善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问题;民办(间)教育的经费、校舍、师资、教学设施等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办学层次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问题;民办(间)教育的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等等,这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一、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诸如大学得到了发展。此外,为了服务于更多的人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提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必然增加新型的高等学校。大学仍然处于扩张后的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不但提供了扩大的入学机会还提供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面临着学生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绝大多数国家传统的经费来源——政府——更加不愿意向高等教育投资。这就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公共需求巨大,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在财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还必须接纳更多的学生,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不能停止。在拉丁美洲、中欧与东欧以及亚洲部分地区,高等教育私立化(包括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和国际间的合作办学)受到鼓励,成功地解决了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与高等教育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因此,许多国家,非赢利性私立大学和学院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今后将逐渐形成国家举办为主,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举办为辅,高等学校与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为有益补充的新的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同时,新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要求高等教育举办多学科、多专业和多种形式的教育,培养知识面广、应变力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又要求高等教育实行灵活多样的学制和教学方式方法(面授、函授、自学、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开展教育活动,以满足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韩国培材大学校长朴康寿在出席辽宁大学校庆的演讲词中说:“我们应该尝试教育的多样化。在我看来21世纪一定会是多元化的社会。通过开放的信息网,一切知识和信息、权力和财富、社会价值和文化产物等等都一定经历非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过程。最近通用的一个新词‘glocalization’是把‘世界化’和‘地方化”合起来的合成词。这个词条的意思就是:地方化、分散化、多元化,这不是跟世界化没有什么关系的另外的现状,而是反映时代潮流的一个现状” 。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无论如何多样化、私立化,都必须符合本国的政治利益,如果说中世纪大学还是一个独立的自治机构,那么现代大学则愈来愈受到政府的控制。如英国1985年5月的绿皮书中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要求:“高等教育未来的健康发展以及能否从国家和私人获得资金,主要取决于它本身能否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国家化。国家化仍然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上述的一切变革只是在此基本特征下的逐步的多样化、私立化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私立化对国家化的挑战,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摘 要 用断想的方式,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 20 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 p 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1] 是随著 20 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 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 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 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 20 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 [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 [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 [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 20 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 20 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 21 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论文:简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教育 教育督导 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中的政、教、学三个方面应该是教育督导活动中督与导的对象。而要使教育督导工作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和权力的教育督导机构,一支人员结构合理的督导队伍,并采取恰当的督导策略,加强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心理分析。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经常地、系统地进行教育督导活动,是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教育督导概述 从性质上讲,教育督导即行政的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本辖区内(一般指下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和指导,促进和保障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督导能对依法治教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教育督导的目的在于“导”,而“督”则是手段,是“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导,就没有督;而没有“督”,“导”也乏力。因此必须通过监督发现问题,通过指导从而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教育督导是督促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履行职责,转变职能,加强领导,创造条件,办好每所学校;督促指导学校贯彻、执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督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家长用正确的标准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教育督导是对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监督和指导,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教育督导主要是对教育行政、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全面地督导“政”、“教”、“学”。 改革开放20年来,从督导的实际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督导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督政”为主的。督政主要是对教育行政及其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就学校而言,侧重于对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财政与教学设备、教职工与校舍以及政府办学的精神是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等“行政性”的内容的督导和评估,看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否有效地对学校进行了科学的管理。督教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督导,主要是对其教育教学的态度、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以及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督导。如教师是否认真备课上课,是否深入钻研教材教法,是否尊重学校的教学秩序等。在这方面的督导,侧重于看作为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否具备应有的素质,是否热爱教育事业,有没有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甘做蜡烛与春蚕的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否具备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如专业知识是否过硬,教育科学知识是否宽厚,文化知识储备是否充足,是否有组织教学与管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教育机制;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加工、传导教育影响等。督教的目的在于调节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它更加合理、科学,且富有教育价值。在督学方面,教育督导应放在学生的成绩与进步、学习态度、表现和自我发展上。 二、中国教育督导体制及发展 (一)我国教育督导体制下的教育督导机构模式 我国现行的地方教育督导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教育督导机构设立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隶属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编制,但比教委的其他职能部门地位略高。它虽然直属教委领导,但与此同时又是由政府授权,享有代表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的权力。故其权力同时来源于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2.督导机构就是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的一个职能部门,权力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 3.督导机构作为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平行的教育督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教委或教育局领导兼任。 (二)我国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的未来发展 从我国现行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督导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了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帮助教育行政领导了解学校情况、改进工作作风、顺利推进政令、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科学化的教育督导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隶属关系不甚明确,导致教育督导机构的独立性差或没有独立性,不利于更有效、更顺利、更有力地开展工作。上述前两种模式在我国教育督导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教育督导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其职责也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决定;第三种模式所占比例较小,其教育督导机构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但不管哪种情况,教育督导机构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权力,也就很难有效地发挥教育督导应有的功能。因为教育督导是代表政府对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督导,并将信息反馈到政府部门,以便使政府调整、改进教育工作,而现有督导模式反映出的是自己督导自己,自己对自己做出的决策加以评判、否定,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为了促进教育督导机构模式未来的发展,必须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首先,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教育督导应代表同级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督导,即教育督导机构与教育委员会平行为直属政府领导的独立职能部门,其权力来源于政府主管部门。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和成员应由专门人员组织,不挂靠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这种方式,可以使教育督导者从相对独立的高一级层次和角度来审视各地方的教育行政工作。如对上级政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科学化管理的程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解决问题的督促建议、指导等,这样,督导者工作的客观性大大增强。如果发现的问题是由于政府部门决策所致,则可以向政府部门及时反映并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以便做出恰当的调整和改进,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得到提高。这样,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行政工作的督导作用就能真正发挥出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与教育督导人员的密切配合。行政部门领导虽然是督导人员的上级,但应该虚心听取督导工作者的汇报、意见和建议,并正确取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应接纳教育督导工作,配合教育督导人员的工作,将自己部门的工作如实地展示出来,不怕暴露问题,着重解决问题,而不应当持消极态度或应付了事。缺乏这三者之间的配合,教育督导工作同样不能有效地开展并取得好的效果。 其次,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学校教育督导机构应代表学校领导对学校各部门工作、教师的教书育人和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督导。在行政关系上与学校各直属部门同级,但对各直属部门的工作又具有督导的功能。采用这种方式本质上与前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从学校教育这个微观领域进行分析,并说明学校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工作范围。学校教育督导工作效果的好坏,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教师、学生与教育督导人员的配合情况等。这反映了学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总之,教育督导工作的设置不管采取哪种模式,首要的是其独立性问题,这种独立性的不强甚至缺乏的教育督导机构则等于形同虚设,教育督导就缺乏实际意义。 三、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几点看法 (一)形成督导队伍合理的人员结构 教育督导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教育督导工作的全面性、综合性,从而对教育督导人员结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1.要有合理的职业结构 教育督导队伍中应有对教育的政、教、学方面都较内行的人员,这样,在教育督导工作中,既有人专门对教育行政工作进行督导,也有人专门对教育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督导,使教育督导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现。 2.要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在教育督导机构组织特别是学校教育督导机构中,应该有各种专业的督导人员,而且应该对本专业造诣较深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样,才能在督导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及时加以正确指导。 3.要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教育督导的对象不仅是多专业的,而且还是多年龄层次的,因此,督导人员也应该老、中、青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以使教育督导工作更和谐、更有效地开展。 四、进一步加强教育立法,强化依法治教的意识 教育督导是政府依法监督教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自恢复教育督导制度以来,教育督导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级督导机构的建设和对基础教育的督导检查,与此同时,规范督导行为的立法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1991年,国家教委在总结督导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主任会的形式了《教育督导暂行条例》,对教育督导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在教育督导的工作实践中,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督导法规,以规范保障督导工作的健康发展。1995年《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和评价制度,为加强教育督导法规和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和模式,建立健全教育行政执法职能工作部门,提高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教育行政部门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不多。即使有,内容也大多含糊不清。为此,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应该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保证教育行政执法正确、及时、合法的重要环节。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是政府对教育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伴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深信,经过深化改革,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定能真正地走上健康、协调、稳步的发展之路,定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作用。 中国教育论文:论析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研究;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已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正是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引导教育和谐、健康、持续发展,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史研究是教育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同样的作用。任何社科理论,如果缺乏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缺乏对于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借鉴,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就不能够真正成立。 这里,谨就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关系及其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谈三点认识。 一、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丰富的和谐思想与理论观点,有很多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大都是通过教育传世的。在历代教育典藉中,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社会和谐思想遗产。 从《尚书·尧典》可知: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华民族的先祖就有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在周公教育周成王、追述文王业绩的《尚书·无逸》篇中,更有“咸和万民”的记述川。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最迟是在西周文、武、周公开国奠基时期,就有了明确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理念,并已将其付诸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正是凭借从尧、舜到文、武、周公“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先进理念和社会实践,西周的思想家史伯,才概括提炼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思想。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的史伯说:周朝必然要衰败了(“殆于必弊者也”)。因为“今王(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愚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就是说;幽王厌弃光明正大的智能之士,喜欢邪恶阴险的谗信小人,厌恶对他有补益的贤明忠臣,亲近只会对他拍马逢迎的卑鄙浅薄之臣,这样子“去和而取同”,必然导致周朝的衰败。他进而作理论总结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旅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史伯这一理论概括,使中华民族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在初起阶段就与简单地“求同”划清了界线,将“和”定位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是在重视差异、整合差异、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和谐。因而具有朴素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和”与“同”这一对既紧密联系、又有明确区别的哲学范畴的提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也是极其可贵的。春秋时代晏婴和孔子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都是对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西周社会和谐的思想,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并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孔子及其弟子有若、子夏、曾参等人。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有若“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曾参关于“忠恕”的思想,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体系。今日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方面:人际和谐(包括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个人身心和谐、天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孔子及其高徒的教育理论中,可以说全都涉及到了,并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文化心理的养成,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其中有些论述今日看来仍然十分深刻,足资学习和借鉴。 其实,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先秦百家中的道、墨、法、兵、农、医、阴阳、杂家,乃至后来传人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佛家学说,都有其重视“和谐”的一面,在教育史上也都有所表现,程度不同地蕴涵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矿藏。因而可以说,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大量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是一个有待研究开采的丰富的宝藏。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对一些材料熟视无睹、不知珍惜,甚至是当作过时没用的废料列人淘汰之列。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开采这一富矿。 二、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不仅需要研究借鉴那些以思想理论形态存在的宝贵遗产,还应当重视研究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教育史研究而言,就是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历史上的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其中所体现的重视和谐、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精神,并且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作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 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对于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比较重视对于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的研究,对于历代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教学活动的研究,则显然重视不够,研究成果贫乏。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于教育思想史、制度史的研究。因为离开了教育实践活动,思想与制度都会显得苍白和浮泛。 从孔夫子提出并大力实行“有教无类”,到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深人贫困乡村办学,历代受人敬仰的教育家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都不仅仅是说在口上、写在书上的,更是体现在其毕生追求、体现在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深人研究这些感人至深、富于启迪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能为今日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 再者,研究历代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教育史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应当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者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才能看出其实际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还有一些教育家,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其教育思想却较少表现在书面文字中,而更多地体现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不研究其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就很有限,从中能受到的启迪也将有限。例如:不研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教育活动,不研究张伯荃创办和主持南开大学的教育活动,就很难真正了解其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即使是那些有较多著述的教育家,不研究其实际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很可能也是片面的或浮浅的。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本人诗文中的反映也很不少,但是,如果不研究其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践活动,就难免留给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遗憾。再如,孔子的教育思想,尽管《论语》等典籍中直接记述的也不算少,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孔门教育活动研究不够,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难免失之片面。譬如于丹说《论语》是’‘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学过教育史的人都知道,班级授课制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孔子的办学是师傅带徒的方式。那时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呢?其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的组合,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态呢?所谓“弟子”与“门人”又有什么区别?由于对诸如此类有关孔门教育活动形式缺乏研究,对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了解就相当片面、相当模糊。有大量证据表明,春秋末年的孔门教育,实际上是文武兼备的,七十子“身通六艺”,都是文武全才。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还是同胡适一样,以为“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由此一笔抹杀了孔门教育文武兼备的传统,而痛下针贬说:“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及其弟子只是些“读书人”,孔门只有礼乐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各种《论语》译注本都把“士”译作“读书人”,而不知道春秋之“士”首先是“执干戈以卫社视”的习武之人。这样片面地看待孔子和孔门弟子,这样错误地理解孔门教育和孔子的教育思想,与长期以来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缺乏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他知道杜威倡导“做中学”,他还大胆假设“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至今学界仍有很多人赞同胡适的观点。如果我们对孔门教育活动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孔门之“学”才是更为古朴的“做中学”,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都是面向社会大课堂的真正的“做中学”;而杜威的“做中学”,不过是人为小环境中的“做中学”,是笼中鸟儿的学飞;而孔门之“学”,却是森林之鸟在学习翱翔。 三、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己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己经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就教育史研究而言: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出版已20多年,这20多年,是中国社会作为一场新的革命的改革进行期,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段。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新领域不断开拓,量的积累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整体性突破。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加强对中国教育史上和谐思想资源的开采,加强对于追求教育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将构成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促使新的整体性突破早日实现。 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受两股时代潮流的深刻影响,一个是西学东渐的潮流,一个是革命的潮流,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学术的革命性变革,但也带来了“全盘西化”与“只求革命”的片面性与简单武断。“全盘西化”使一些学者过分贬抑中国的传统、极为鄙薄自家的文化遗产;“只求革命”使更多的学者将“批判地继承”简化为一味批判、破字当头,否定过头,对于古代圣贤的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宽容,一味苛责,对祖宗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温情,轻易否定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兴旺发展原本有益的思想遗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新要求,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教育史,推动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从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民族和谐发展的大局出发研究和思考问题,原来被否定的、被轻视的一些遗产,就可能焕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论语·季氏》篇中: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于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巨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过去论者往往从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这一段话是孔子在政治上保守、反动、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证明。今天在笔者看来,这段话无疑是孔子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谐的一种良好企盼。虽然这种企盼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不能够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这一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长期维护,发挥丁很好的作用。这种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安定,反对战乱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稳定、对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是非常有益的,怎么能轻易地斥其为反动呢?对于其他人物一些言行的评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金景芳曾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也决定学术的发展走向。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是要建设历史上最好的升平治世,即太平盛世。这一时代要求将会无孔不人地渗透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我们每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都应当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一些“左”的思想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的研究成果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将会给予中国教育史研究一个新视野,给予教育科研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为我们的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一个大好的机遇。但是,能否真正抓住机遇,还要看我们的努力,看我们是否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目前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浮躁的风气。一个有出息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特别是教育史研究者,必须有范文澜先生倡导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耐得住寂寞,才能够从大量的占有资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切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催生学术的真正繁荣。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新时期中国教育史教材构建之设想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教育史 教材 建构 设想 论文摘要:从教育的起源、发展演变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教育都关系于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所以,民生、民有、民享构成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通民众是教育的大多数,人文、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多途并进是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需要寻求新的研究范式,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 中国教育史教材承担着传承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知识、揭示中国历史上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变迁的职责,承载着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的重担。但是,仔细研读后可以发现,已有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主要涉及制度化的教育内容,这种制度化教育的研究取向不仅远离民生,而且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理念存在较大距离,从而难以满足和谐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要求。因此,本文欲对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并对已有教育史教材进行批判性解读的同时,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一、民生、民有、民享:教育的本真 从源头考察,原初形态的教育是在生产生活中、通过生产生活和为了生产生活而展开。所谓有巢氏“教民巢居”,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以烹饪”,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神农氏“教民艺五谷”、“作方书以疗民疾”,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初民追求知识不是为了捞取资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其他一味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生活。所以,原初教育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有关民生并为民众所拥有和民众所享用的教育。而且,只要人类还在继续,这种教育就将继续。中国教育史教材在述及教育的起源时,对这种教育做出周全论证。但是,在随后的描述中,这种有关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逐渐退出研究者的视野,也消失在教材之中。 先民活动范围的扩大,知识、技能不断积累,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与途径逐渐多样,并出现专门教育机构,制度化教育开始形成。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被看作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专门教育机构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且与社会生活的距离日益加大,此其一;其二,学校教育脱离原有轨道,成为部分人独享的部门;其三,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对民众实施统治的工具。所以,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既是教育发展的表现,又是教育异化的形态。作为私学开拓者和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曾言及:“若稼与圃,吾不如老农”,并斥责学“稼”与“圃”的弟子樊迟为“小人”,透出儒学创始人对农人的认识、态度以及与农人的分野。孔子的言论深刻影响了儒家教育的走向,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然而,若将研究视角仅聚焦于非民生之教育,显然难以反映中国古代教育历史发展的主要面貌。 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是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教育;和谐教育首先是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中,学校不可垄断教育,和谐教育并非制度化教育一枝独秀,“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 二、普通民众:教育的大多数 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分工出现,社会分工又引起社会阶层的产生。《管子》一书已有“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划分。然而,已有教育史教材在讨论中国古代教育时,基本集中在“士”阶层。“士”对中国古代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劳心者”,“士”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古代思想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绝非限于思想及典章制度,还有大量的可视、可触摸的物质化的文明成果;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也并非仅由“士”所推动,还有大批从事实践活动的普通民众。否则,这些物质化的文明成果的诞生是令人疑惑的。士农工商从事行业、行为方式不同,但未必不操守相同之“道”。王守仁曾言:“古之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艺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所以。农工商三民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对象,他们的教育构成中国古代教育主要的也是真实的场景。当农工商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被排斥在教育视野之外时,其教育情况在教材中基本缺位,结果使得学习者难以知晓中国古代社会农工商三业是如何发展的?这三业的发展是否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精神品质?如果需要又是如何获得和形成的? 同时,就“士”而言,也不限于儒家之“士”。除先秦“百家争鸣”出现各种学术流派之“士”外,后世中国“士”阶层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所构成。儒家之“士”是主流,但社会历史不是仅靠主流所构成;没有支流的撞击与融合,主流可能走向僵化、封闭进而趋于消亡。而儒家之士是否构成主流似乎仍有问题,否则鲁迅不会轻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科学史家李约瑟正是从道家道教史料中收集到大量中国科技史资料,撰成为其带来巨大声誉、也为世界和中国人认识中国科技历史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由于教育史教材将作为多数民众享用的教育排斥在内容之外,导致学习者难以知晓普通民众对社会发展是否起作用?起何种作用而又何以能起作用?其一生中是否接受教育?如果接受,是何种教育又是如何接受的?由于缺乏相关介绍,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积累的经验更是无从谈起。而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在教材中缺位,会使学习者对教育历史做出片面判断。 三、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周礼·考工记》已对先秦时期的社会分工做出描述,指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等三十个工种,其中涉及力学、声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合金与印染技术和标准化管理等等,并对具体操作规程做出描述。隋唐时期科技教育更为规范,《旧唐史志》“二十四·卷四”记载:隋大业五年,设“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庀其工徒,谨其缮作。”《新唐书·百官三》对技术教育做出如下描述:“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牟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伎,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可见,中国古代不仅有先进的技术,而且形成规范、大规模的技术传承与考评制度。没有精湛的技术和高超的技艺,中国古代工艺精美的手工艺品和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的出现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3到l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救国者任鸿隽对李约瑟研究的出发点做出描述:“他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明,其他东方学者则以为中国文明根本缺乏科学这~因素——不幸得很,我们本国的学者抱了这个见解的也有其人——所以不留心中国文明对于科学贡献的问题。”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在李约瑟研究基础上指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自中国”。为什么这些却鲜为人知?罗伯特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罗伯特对中国人“失忆”的鞭策是深刻的。作为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恢复学习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记忆”。 如果说科技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教材所占比重较少的话,商业教育则基本缺失。但是,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中国商业史研究指出中国商业不仅出现较早,而且相当发达。商代有了商业阶层,先秦时期商业相当繁荣,并形成“世业”。尽管从管子时代就开始将农商对立——重农抑商——到汉武帝时形成制度,但作为社会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商业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发达。经商本身是一种教育,“经商是一种最艰苦而且实用的教育,比任何专科学校、大学院系的教育更难学习。”屏经商也需要相应的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需要教育,“不有智识,将不足以言商。”这种语辞虽然出自近代商人之口,但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四、多途并进: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 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与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多途径的教育发展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多途径不是要求教育史教材将所有的生活活动中的教育都纳入教材之中,但是,作为与社会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教育活动则必需予以关注。 就农业教育而言,中国古代形成政府教化与民间传承两轨并行的方式。“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诸如农作物分类、选种、栽培、耕作、田间管理、园圃管理、施肥、渔猎和畜牧等等技术、原理与方法,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和改进技术,农产品的加工技术等等。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传授内容与方式也不断变化,从刀耕火种到耜耕技术,并出现专门的农业教育机构。《周礼·大司徒》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一日稼穑,二日树艺,三日作伐,四日阜藩,五日饬材,六曰通财,七日化材,八日敛材,九日生材,十日学艺,十一日世事,十二日服事。”由此,农业教育呈现出官方教化和民间技术传承并行的两轨方式。“这些知识主要保存在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它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及有关文献里。”对农业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前人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农业如此,手工业亦如此。中国古代不仅形成官办机构与民间手工业行会培养技术人才的双轨机制,而且规模不容忽视。《大唐六典》卷七对《新唐书·百官三》官办纺织机构教育活动注释时指出:“少府监匠19850人,将作监匠(指工徒)15000人,放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宋代时期,已经形成比较严格、规范的教育评价机制,如《宋史》“卷一六五,志一百一十八”记载:“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句会其数以考程课,而输于武库,委遣官诣所隶检察。”可见,此种教育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要求极高,但都不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同期,民间的工艺技术传承多在民问手工业作坊以学徒的方式来进行。 与农业、手工业的双轨教育不同,有关商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基本发生在民间的相应活动之中。“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向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故商业教育,遂不为士林所论列。不为“士林所论列”的学徒教育只发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有论者将盛行于唐代的行会中的学徒训练称为“我国商业教育之嚆矢。”近代以来,行会组织更加严密,学徒教育也更为规范。对学徒年龄、定额、修业年限、培养方式等等做出详细规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如“学习期内,凡一切商业上事,均由经理人随时教授,其有号规完全者,朝学洒扫,应对进退,及供号内杂役,夕学书计,及本业内伎艺。”近代中国学徒数量极为庞大,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学徒教育仍然广泛存在,“学徒制度在今日我国之商界中,尤为一非常流行之商业教育制度,在夕则足以代表商业教育之全部。凡一商店,不论大小,无不有学徒,斯无不行徒弟制度也。”1㈣’学徒制对中国商业教育发展与商业人才培养的作用不容忽视。近代中国出现大批诸如严信厚、徐润、李平书、荣德生等等,活跃于l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学徒实业家。 近代以来,作为培养技术人才的企业内教育机构同样不容忽视。近代中国教育起步时即与企业有密切联系,在官办工厂、企业附设学堂的同时,一些民营企业也出现专门的教育设施,并演化多种形态,如学徒培养、练习生所、养成工训练所、企业内学校(包括职工学校和子弟学校、企业内专科学校)、企业内研究机构等等,甚至出现“工厂化学校”、“学校化工厂”的上海康元制罐厂。1929年《工厂法》颁行后,要求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相应的教育机构,使得企业内教育开始制度化;随后教育部会同实业部出台《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对企业内教育做出详细规定,各地出台的补充规定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相当的操作性,成为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教育活动。企业内教育的价值不容忽视,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和训练。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 五、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策略 教育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中国教育史教材需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面貌以及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生产间的关系。为此,我们提出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构想: (一)贴近生活,走向真实。生活中蕴含着教育,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才显真实,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发现。这首先需要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将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与途径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与农工商有关的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以及传授方式、人才培养途径纳入教材之中,全面真实反映发生在主要生活场域中的教育活动,深入揭示教育与生活、生产的关系,为理解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而为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打下基础。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发展演变历史以及中国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之历史,真实展现中国教育发展历史场景,系统总结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因为,在教育学科群中,只有中国教育史拥有这种条件与优势。 (二)走出主流,走向多元。其意指:一、针对教育思想,突破儒家范畴;二、针对教育机构,突破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当作教育的全部,会忽视甚至“压制”学校以外的教育现象、形式和机构,不仅难以为学校教育改进提供思想资源、借鉴经验,而且会使学校教育承担其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责任,进而背上沉重包袱,自身陷于发展困境。就主流而言,相对于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相对于儒家有反儒和非儒,相对于强势有弱势,相对于知识精英有草根阶层,相对于男性父权有女性观点,相对于正统有非正统,相对于政府有民间。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所谓主流,都有某一个边缘存在,时刻伴随并挑战“主流”。一个“士”人、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个商人分别在回答什么是中国教育时,可能都会有不同答案,并距离“主流”很远,如此一来,中国教育史变得极为复杂,但是比较接近真相。未来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走向开放,走向多元,从而走向真实。 (三)走出学校教育理论视野,走向生活教育现实。学校教育理论在教育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系统建构中国学校教育史理论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教育不是起源于学校,而是相反;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一种,而非全部。用后来建构的学校教育理论规范历史上丰富复杂的教育现象,显然非其能力所及。尤其是我国学校教育理论不是产生于本土,而是学习域外的结果。钟启权教授指出:“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地带有‘凯洛夫’的印痕。……它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模式构筑中国教育理论的大厦,而且也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目光审视几乎所有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准则改造那些试图接受的思想和理论。”凯洛夫教育学同样被应用于中国教育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以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所编写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将传授书本知识和道德陶冶的正规教育机构以外的教育现象基本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所以,未来的教育史教材需要走出学校教育理论的视野,走近生活教育的现实。 (四)走出单学科分析,走向多学科综合。教育是生活活动,生活活动从来都是综合的,生活中的问题也是综合的,没有生活问题是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即可得到有效解决。历史人物经历的复杂性和关注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事件的综合性需要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是时展的要求,而且是研究对象的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教育学的范围里来解决教育问题,必须扩大我们的研究的范围。这样我们需要的知识就更多,所以不得不推进到同教育有联系的社会各个方面去,即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把它同其它有关部分都联系起来,从教育学扩展到教育社会学。” “这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教育史研究需要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对教育发展史做出较为周全的、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并以这种方式培养后备力量,使学生形成较为综合、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其步入社会、从事未来工作打下基础。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述评——对六年来《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 研究近况 相关论文 量化分析 论文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6年刊发的中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刊载论文作者的单位及地区分布概况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来发展的基本动向。 《教育史研究》从1989年发行创刊至今己出版6o余期,共发表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及其他文章1000多篇,深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份教育史学术研究刊物。其发表的文章既有教育理论的探讨,又有教育制度的分析;既有对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剖析,又有不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比较;既有类似章句考证的微观研究,又有通史性的宏观鉴赏,研究题材十分广泛。作为一份由国家教育部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并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的全国性核心期刊,它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在我国中国教育史领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该季刊中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论文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出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把握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1999—2004年刊登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中,选出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年,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的刊载数量 自1999至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发刊24期,517篇。其中关于中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章达385篇,平均每期16篇。 由上表可知,6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论文在总论文数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其比例数在63.7%到84.6%间波动,反映出在教育史研究中,中国教育史始终是我国学者的主要领域。在2004年的前5年中,大致成比例数逐年下降的局面,反映出在这5年中,中国教育史至少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出现相对的轻微的滑坡。2004年有较大的回升,升幅达8个百分点,但仍没有达到最初两年中的80%以上的水平。 (二)论文选题的内容分布 《教育史研究》六年中发表的385篇中国教育史论文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书序、著作评述、读后感以及对教育史学科著作的分析评论等多个领域。 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 5年内,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家的论文共计122篇。古代部分主要涉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董仲舒、张载、陈亮、朱熹、张容、经元善、徐光启、张之洞、颜之推等;近现代部分主要涉及陶行知、雷沛鸿、晏阳初、陈鹤琴、严复、黄炎培、鲁迅、蔡元培、张伯等、陈嘉庚、孙中山、叶圣陶、、陈独秀、郁达夫、、、杨贤江、邓小平等。其中古代部分涉及最多的是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包括探讨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启发式”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孔子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影响等等。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较多的教育家是杨贤江,包括对他的“道德、人生、理想”教育思想以及“青年闲暇指导思想”等等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人物思想的比较,如《雷沛鸿与晏阳初教育思想之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 教育政策与制度的研究向来是教育史学科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一态势也直接反映在《教育史研究》中。1999——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刊登相关的研究论文136篇之多。涉及的领域包括:启蒙教育、官学教育、社学、家学、私学教育、中小学语文、数学、体育、美育、德育教育、女子教育、教师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开明士绅教育、教会教育、素质教育、留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介绍教育家亲自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教育政策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力度与广度。2篇以上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如下: 论文篇数达2篇以上的教育类别。 3、地区教育综评 《教育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部分的研究中,对地区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对其它类别诸如女子教育、启蒙教育、教会教育以及私学教育等的重视程度。由于地区教育研究中包含了个别著名教育思想家在此做出的卓越贡献、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地区教育史学史研究等等。所以,对地区教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点,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面多棱镜,可以透过它折射出社会不同层面的教育现状,教育发展历程和弊端。 地区教育研究分布情况: 4、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继1999年《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学理论”板块出现后,2000年又增添了新栏目,即“教育史学史研究”。到了2004年,又将这两个栏目合并为“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为该学科的反思和建设开辟了空间。 5、著作评介、读后感 《教育史研究》中不仅发表诸多对《师说》、《三字经》、《学记》、《中国教育哲学史》、《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等教学名著的评论,而且也刊载了不少对文学名著所隐含的教育思想的评论。如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的教学思想《无上内秘真藏经》的学习思想、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先秦黄老道家教育思想等等。《教育史研究》中除了对教育著作的评介以外,还包含了读后感的文章。如:对学生进行外语教育的好材料—《外语教育往事谈》读后感、《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读后感等等。 6、书序 书序方面有《中国书院史资料》序、《元代书院研究》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研究》丛书序等等。 书序的发表情况如下: 7、教育史学术年会会议综述、会议发言、摘要及教育大事记 两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教育学学术年会教育史分会,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科学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它也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摘要、会议发言和会议综述、教育大事记的刊载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丰富、详实的考证资料,同时有助于读者获取第一手的教育研究成果报告。6年来,《教育史研究》共发表了各大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综述共10篇,会议发言和纪要5篇,教育大事记1篇。 (三)论文选题的时间段分布 就研究时间而言,在古代、近代、近现代、现代四个时间段中以古代、现代的教育史为研究重点。 其中现代史部分最多,共168篇。而且近现代史部分主要侧重于研究清朝末年、新民民主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教育家、教育思想与教育运动等。 论文选题时间的分布情况: (四)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作者研究机构分布较广,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山东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师大、河北师大、云南师大、福建师大、湖南师大、浙江师大、山西师大、广西师大等;也有来自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此外,各类研究教育机构,如中央教科所、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高教研究室等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鉴于《教育史研究》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分布过于分散,这里仅列出1999年至2004年的部分发刊率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名单,并对它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的情况: 三、结语 从上述《教育史研究》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教育史研究范围主题分布较为宽广,其中对教育思想家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最为集中,这部分研究的论文数占到了中国教育史全部论文数的33%,教育制度与实践仅次之,占32%,其中,留学教育、教师教育的选题较多,而学科教育题材一枝独秀,是这类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从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时限上看,近代略多于古代,对现代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几乎相当于古代、近代和近现代的总和。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增多反映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我反省意识的不断加强。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撇除《教育史研究》杂志社的地域因素,重点师范院校的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多于地方院校。中国教育史虽然是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学科,但在日益注重实践和应用研究的今天,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仅对6年来《中国教育史》杂志的发表的论文做一统计分析,以期为这门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现状判断。 中国教育论文:试论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 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奥运会,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 而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带来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和教育上的严重的两极分化。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的快速上涨,中等、初等教育的收费也在快速跟进,教育支出在许多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总支出中占到了一半以上。 教育产业化改革之初承诺的奖学金、助学金在高额学费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助学贷款在还贷违约严重的情况下已被大多数银行叫停。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子女和城市下岗失业家庭的子女事实上被剥夺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方面我们看到辍学率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回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仿佛大学生严重过剩了。辍学率的上升和高昂的学费以及大学生大量失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联合国官员早在2003年曾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还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所以在教育问题上,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因为贻误的时机是追不回来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望回归以前的国家全包的高等教育体制似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当前的关键是想办法让大多数人能够上得起学,不仅能享受义务教育,而且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那种以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事实上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子女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说法是一种权贵主义的看法,坚决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全部面向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 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支持力度的加大,我们有望看到免费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上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进展,我认为通过成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唐僧长赘肉 中国的外汇储备近年以火箭式的速度向上蹿升。2004年一年内净涨2067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之前国家全部的外汇储备。今年截止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711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0亿美元,到年底中国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钱多了也咬手,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也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和风险。压力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外汇占款带来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对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水平低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等,而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很显然,如果我们所持有的某种储备货币大幅贬值,肯定会降低该种储备资产的购买力,我国必然遭受损失。这需要外汇储备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的的结构进行及时调整,根据对各种储备货币走势的科学预测进行预防性操作,买进汇率看涨的货币,而抛出可能大幅度贬值的货币。 2.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汇储备贬值,人民币升值多少,外汇储备就相应地贬值多少。一国货币升值,其他国家货币跟进性升值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几乎没有可能,况且世界上几乎没有实行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国家,所以人民币升值将是针对所有外国货币的普遍性升值,只不过对不同的外币的升值幅度有微小的差异而已。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损失的购买力就多大。 3. 战争中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从外汇储备的形式看,我国多数是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形式持有。这些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资产,其价值维系于正常的国际信用和政治关系。而一旦两个国家政治关系紧张,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相互冻结双方在本国的资产是再常见不过的行动了。一旦外汇储备来不及转化为外币现钞或本币就被敌对国家冻结,持有的外国债券、股票等凭证可能就是废纸一堆,那中国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储备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面对快速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消耗也是国家回避风险、减轻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外汇储备近两年来几乎成了唐僧肉,特别是一些国有银行迫切希望得到外汇注资以求长生不老。其实如果唐僧长赘肉成了累赘,也不是不可以割下一些补贴某些重要的机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我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盈余积累,是一国货币当局可以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以外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属于国家,国家有权力把认为过多的外汇储备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 用外汇储备给其他机构注资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不要把“唐僧”本身弄死弄残了。外汇储备本身担负着重要的职责,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稳定汇率等,动用的外汇储备应该是认为富余的部分,不会影响外汇储备本身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二,注资的对象和规模一定要有所选择,最好用于对全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重要领域,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是用于竞争性的领域和短期性项目,并且其决策最好由全国人大审议和批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在这方面,我认为用外汇储备设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是最符合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由教育的重要性和现状决定的,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在法律和产权方面也不存在障碍,而在民意方面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对,这方面可以进行民意调查求证。 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的方案设计 本文所建议的“中国教育银行”将突出以下特色: 首先是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作为政策性银行,教育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的外汇资金和后续的财政资金,服务于国家的“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体现国家的教育强国战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通过以贷款的方式帮助最可能多的大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目的,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其次,突出对贷款大学生的信用管理,力争同时塑造成为“中国信用银行”。 通过外汇储备注资设立的教育银行也是有资金成本的,要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力争避免重蹈商业助学贷款这些年出现的违约严重的覆辙,使得教育银行的资金可以良性发展,在发展中滚动壮大,支撑越来越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为此,要加强对接受助学贷款的信用管理,把违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教育银行在贷款的同时,可以为每个申请贷款的学生设立信用档案,以身份证号码为用户名和密码,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查询该学生的助学贷款偿还情况,同时国家以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在教育银行设立以后录用大学生的时候,查询该学生的还贷情况,如果有欠款,在用工合同中应添加代扣助学贷款的条款,同时向教育银行上报所录用的所有学生的身份证号码。教育银行可以委托税务机关定期检查,发现有不上报本单位员工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和不签订偿还助学贷款条款并按期代扣代交的单位,则对该单位进行处罚,并负连带还款责任。凡是有工商登记的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工商户等都纳入该信用管理体系。这样只要该学生在国内工作,有收入,就要还款,除非他自愿失业10到20年,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第三,同时开展政策性业务和一般商业贷款业务,后者为前者服务。 教育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为了提高收益水平,也可以把适当比例的资金,比如40%,用于正常的商业贷款,以提高收益水平,但是其运作应以安全性为主要考虑,主要贷放给信用好的优质客户,以保证能按时收回本金,同时带来一定的收益,以保证教育基金的流入流出平衡,或者流入大于流出。但是要以助学信贷为主要业务,商业业务只是补充,在保证助学贷款计划顺利完成的基础上,适当开展商业贷款业务。 第四,一次性注资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形成相当规模的存量资本。 对于设立“中国教育银行”需要动用的外汇储备的规模,我认为可以一次性投入500亿美元,以形成相当的存量水平。这些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最多的年份也不过数十亿元人民币,附加有各种苛刻的条件,想贷的人贷不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国家教育银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其覆盖范围也可以扩大到中等教育贷款和职业教育贷款,并可以适当地支持贫困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势头,今年全年净增的外汇储备金额仍有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所以拿出500亿美元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这500亿美元相当于40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即使只动用一半来进行助学信贷,其资金量是非常充裕的,可以对所有高校中的需要贷款的贫困大学生实现全覆盖。 第五,保持稳定的流量,一方面靠自身的业务收益,另一方面要有财政稳定长期的支持。 教育银行的资金相当于是一种教育基金,作为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基金,理想的情况是该基金可以永远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作为政策性的银行,尽管有商业性业务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助学贷款利率低,管理复杂,坏账率仍会相对较高,其整体收益水平会比较低,在某些时期有可能出现资金总量下降的趋势。随着对助学贷款需求的增加,要求国家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财政给予支持,保持适当流量的财政资金长期稳定地注入,保持教育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整体素质发挥长期的基础性作用。 第六,突出助学贷款的长期性和利率的优惠性,弱化贷款的附加条件。 我觉得一方面要延长贷款还贷的时间期限,比如大学生和研究生每个人可以贷款3~10万元,分10年,最迟不超过20年还清。贷款的利率要低,利息收入原则上能弥补管理费用和抵消正常的坏账即可。贷款要弱化各种限制条件,比如要求有他人担保等条件。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摒弃于竞争圈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既然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造成了这种不平衡,那么通过设立的教育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化的方法来矫正这种不平衡。 最后,要重视对“中国教育银行”自身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教育银行的管理层作为者,可能会犯和所有国有企业管理层相同的错误,即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贪污腐败,这就需要加强监督。无论是教育银行自身成立投资管理团队,还是把一部分资金委托给其他机构代为投资管理,政府或者人大都应该委托会计、审计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对教育银行本身和委托投资机构进行财务、法律方面的监督审核,一旦查出违法违规操作,对其重罚,用追缴的违规资金或者罚金部分对发现问题的监督机构实行重奖。比如揭发出一个贪污犯,可以把追缴回来的非法所得的一半奖励举报人,这样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财富流失,但终究能追回一部分,比全部落入贪污犯手中要好得多,相信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让贪污者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教育论文: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完全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绝对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关于带领中青年教师共同研究中国教育史 [论文摘要]我退休十年来,参与承担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完成并出版四本著作。研究历代教育业绩,具有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价值,也具有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退休;参与;研究项目;心得 退休是人生历程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退休似乎有两种形式或含义:一是彻底地退,一退到底,退了后,原职场范围内的事一概不过问,这叫“裸退”;一是从职场上退下来,仍利用自己未竭的资源条件和余热,再放异彩,这叫“半裸退”。如同青年时期人各有志一样,退体之后也是人各有志。有的人可以随性自在地安排每天的活动,或琴棋书画,或垂钓旅游,充分享受自己的人生和家庭温馨;有的人可根据身体情况和兴趣爱好,干点力所能及、有益于社会和身心健康的事儿,因人而异,不必强求。 我退休十年来,除继续给本科生和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教育史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给校内外的研究生评审博士、硕士论文,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等工作外,还有幸承担和主持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即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中原教育典》和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南宋教育史》;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官学选士》(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牛梦琪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私学书院》(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赵国权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南宋教育史》(苗春德、赵国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等四本专著。 上述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如下: 关于《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中华大地的“乡村教育”思潮和实验运动,由于时代和政治等诸多原因,解放后一直被视为禁区,其事迹和资料被尘封多年。本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从宏观方面对这一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以及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通过对著名乡村教育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论述了乡村教育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和个性特色。全书在吸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发了作者的新见解、新观点,是目前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关于《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本书是对上自远古下迄清末中原大地丰厚和珍贵的教育遗产和资源进行挖掘、梳理和全面整合,向世人展示中原教育的规模和业绩。由于本书规模较大,我们将其分为《官学·选士》、《私学·书院》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册来阐述。这是因为这种大专题所涵盖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由官府设立的官学,通常通过“学而优则仕”与国家的选士制度紧密相连;私学与书院性质相近,与选士制度有所疏离,相对独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社会是人类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以横分竖写、纵横结合的大专题形式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与演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毛礼锐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就采用过。这种专题形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大专题为标题,按时间顺序讲一件事情的发展变化,并论述其变化的原因和得失所在,更便于读者阅读,更容易发现其演变规律。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即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教育事实,不在一起讲;而分别讲各个教育事实时,又都要联系同一历史时代和背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时间背景上作重复的叙述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我们的学养和水平有限,这次只出版了前两册。 关于《南宋教育史》:本书是试图对南宋时代的教育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梳理。《南宋教育史》共分七章,其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人手,把南宋教育置于中国十二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南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将南宋教育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化下移或转折中来认识,从而彰显出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体来说,它对教育制度的研究着力较多,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予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理学思想的形成并最终占居主流地位和爱国思想的凸显及其产生的原因,也予以适当的探讨。这些,在本书中都得到了较充分、新颖的阐释。研究和展现我国历代教育业绩,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推动当前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发展我国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几年来,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研究和编书的经历,我有如下心得感受: 首先,这是时代使然。中国历来有“盛世编史修典”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还是《中原文化大典》、《南宋史研究丛书》,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实施过程。以《中原文化大典》而论,“它创意于‘八五’,策划、论证于‘九五’,设计、实施于‘十五’,完成于‘十一五’。”前后历时差不多二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驱散了著书、出书的阴霾,打开了学人的文化襟怀和眼界提升了学人、出版人和有识见的领导人的时代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为编史修典提供了学术平台组织条件和物质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可能有这些丛书、套书的创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累累问世的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离不开一个研究团队。一部丛书或套书,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几十本。这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再加上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而需要组成一个临时的专业团队,多学科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具体到教育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原教育典》这样贯通古今、大型地域性教育史专著,仅主编和分卷主编就有六人之多,参与资料搜集和撰稿者有四十多人次。把这样一个既有本校人员,又有外单位人员,且本校人员中既有教科院、教务处、成人教育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教师、干部以及前后几届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研究团队,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研究团队,参与者不能脱产,即教师不能停教,干部不能停工,学生不能停学,人人必须在业余和节假日进行研究。所有参与者的认识需要统一和到位,上级的精神需要贯彻和领会,大量的资料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方志中去挖掘、筛选和核实,上百万字的初稿需要去梳理、编织和修剪,共性的问题需要探讨和界定,主业与副业的扯皮甚至矛盾需要去协调和化解,等等。这一切,无疑增加了研究和推进的难度。尽管在编书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收获和成功的喜悦,也着实令人欣慰。 第三,加深了师生情谊。近年来,对于学校师生关系的诟病屡见报端,这是市场经济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折射。我们认为,只要教师对学生以诚相待,以身作则,重塑师生亲密关系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编书过程中,有意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和引导。参与上述著作的四十余位师生,大部分教师是我的学生,平时因所在单位和工作性质而接触较少;而二十几位研究生的加入,一方面他们是新生力量,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科研新兵,缺乏实战历练和基本功。这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触频繁,交流较多,一起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商谈认识,一起谈论工作和理想,甚至业务上手把手传、帮,生活上互相关爱,因而师生间充溢着尊师重教、敬师爱生的浓浓情谊。由于频繁的接触、交流和沟通,所以,老中青教师间及其与学生间的情谊,比平时有明显改观和荡漾。 第四,提升了团队成员的业务和研究水平。几年来,通过分工合作查阅资料和编撰,基本上把有关的古籍翻检了一遍,摘录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按中原官学教育、私学教育、书院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考试和选拔制度、教育人物和文教政策等加以归类和梳理。通过这个完整过程,不仅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了接触原著的机遇和挑战,学会了查找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受到了一次正规和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为他们今后独立进行研究增强了自信心、期待感和成就感。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次实战和研究成果,不仅为中青年教师晋职提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不少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生创造了机会。 第五,有利于提升学校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参与上述国家重点规划研究工程和项目,不仅为学校争得重大科研支撑,彰显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和实力,而且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一定会进一步提升和促进学校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教育论文: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 论文关键词:张元济;教育救国论;教科书 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张元济于18%年参加,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南下上海至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商务印书馆,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选定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的内心写照,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张元济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达六十毕生尽瘁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政治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哲学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1903年发行的《最新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最新教科书》所体现出的这些编辑方针说明张元济已力图摆脱旧式教育忽视、抹煞对人的理性发展功能的影响,而是把教育视为一种发展人的理性的事业来对待。“只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推动新式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张元济为中国近代独立的、科学的、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指明了方面。从而确立了新教育理念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今出版社首要任务是像张元济先生学习广纳人才,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编写队伍。这支队伍至少应包括三类人:一是,“大师”。出版社应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鼓励像蔡元培、张元济一样的“大师”们参与教科书的编写。二是,有教育实践、懂得教育原理的教师。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中不能没有一线的教师。因为他们最了解儿童与教学,最有发言权。倘若对于什么是“教科书”,什么是“新型的教科书”都不甚了解,即便“资格”再老、“知名度”再高,也是不合格的。三是有持教育出版观的出版家。持教育出版观的编者们是一批急教育之所急,把出版和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出版人。他们以爱国为出发点,以教育与出版为职志,通过办教育,搞出版,不断摸索符合新课标精神的教科书的内在规律,从而引发一场悄无声息的教育革新,把教育与出版融成一体,以出版和教育为两个轮子,开出一条“科教兴国”之路,推动着时代的前进。 中国教育论文: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转型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Meng, 1995; Li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Luo, 2002; Zhang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Logan, 1996)。Xie Hannum(1996)以及Zhao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 提要: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为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因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与此相对照,教育领域的供求关系却仍然十分紧张,一方面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实际上面对着“短缺教育”的现实,许多教育问题由此而生。研究“短缺教育”(主要是经费短缺)的特征及其成因,寻找其解决途径与策略,成为现阶段教育战略与政策的必要依据,也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试图就“短缺教育”条件下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我国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财力供给和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决定的。不过,不同时期这种短缺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般而言,开始主要表现为满足基本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之后主要是扩大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再后则是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我国现阶段可以说是这三个阶段的教育短缺同时存在,只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侧重点有所不同。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尚未实现,资源性短缺首先集中反映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方面;中部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初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资源性短缺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方面;东部发达地区,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资源性短缺集中在高等教育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方面。可见,教育资源的短缺会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在低层次教育短缺问题没有解决时,高层次的教育短缺必然存在,除非采取逆向发展战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首先投向高等教育和精英型基础教育,才可以暂时缓解高层次、高品质教育的供求矛盾。但是,从长远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最终影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把握“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还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反映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特点,又反映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总量性短缺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取决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而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调控得以缓解。因此,从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的角度,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 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是我国教育供求关系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居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后,教育需求高移,教育消费成为生活消费的新热点;国家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教育必然要实行适度超前发展战略。这些因素使我国社会教育需求持续增长,教育规模不断扩展,仅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就达到2.3亿人。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必然制约教育的投入水平。以1998年为例,我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45元(折合114.4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人均241美元,生均1273美元),这就使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以满足现有教育规模的需要,更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供求关系的基本国情: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教育资源的总量性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根本解决;而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加剧了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程度,因此,现阶段解决好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可以缓解总量性短缺的程度。 二、缓解财政性短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长,从1990至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2563亿元,其中政府拨款由426亿元增加到2086亿元。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3%下降到1995年的2.4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回升,但直到1999年也只占2.78%,并未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要求,也低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9%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38%上升到52%,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由62%下降为48%,尤其是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严重影响基础教育,主要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基本途径,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改变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从长远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而从财政收支而言,一方面是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连年下降,从80年代初的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10.6%,直到1998年才提高到14%(预算外收入未列入),明显偏低,影响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能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减少较为普遍存在的生产性浪费和行政性浪费现象,尽力扩大化税源,足额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增强政府教育投入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现在国家财政对于亏损的国有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对于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势必影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在公共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长过快,从1991年至1998年行政管理费增加了4倍,而同期预算内教育经费增加了3.4倍,在全国正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增加幅度超过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这里还没有分析中央部门的行政管理费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的差别,也没有分析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的项目。总之,即使在现有财政收入总量的条件下,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可能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进而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此,需要完善财政预算的审核制度,实行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教育部门参与预算编制与审核的权力,保证财政支出真正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向。 三、摆脱体制性短缺: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 所谓体制性短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造成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资源投入,其结果一方面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市场,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程度。我国长期来沿袭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体制,政府承担了(主要是城市)公办学校的几乎全部经费(包括高校学生的一部分生活费用),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有限的政府教育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办教育的经费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开始突破单一的公办教育体制。到1999年止,全国共有民办教育机构(不包括幼儿园)4138所,在校学生140多万人,当年经费收入48亿多元,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2949亿元的1.63%;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41.8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4.81%,其中农民集资53亿元,占1.8%;学费、杂费收入369.7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2.54%.可以看出,各种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正在增加,尤其是学费、杂费的收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0年的2%到1999年的12.54%,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与社会教育需求以及居民的支付能力相比,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仍然偏低,现有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仍然没有为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提供宽松的环境,体制性障碍还是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勤的重要原因。 既然体制性短缺的根源是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过于单一,那么,改变体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单一的公立教育和政府投资的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加大市场参与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具体地说,政府要改变作为教育资源供给的惟一主体的角色,分别教育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不同属性,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供给,调节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教育供求关系的作用,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缓解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实现教育供求的动态平衡。 解决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政府与市场要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把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作为主要责任,实现基本教育机会的公平原则,同时把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并运用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创造市场参与的法规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探讨市场参与的多种途径,扩大市场准入,从社会吸纳教育资源供给,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教育机会。 这里,仅就正在发展的几种社会参与的形式作些政策性探讨。 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教育,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这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教育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民间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潜力,民办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民办教育的规模仍然有限,学校数和在校生数仅占公办学校数的0.6%,即使这样,现有的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方面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尚不完善,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民办教育起步不久,基础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展民办教育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大体包括:(1)由非政府机构和公民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2)公办学校改制,即校产国有,民办机制运行,亦称“国有民办”;(3)公办学校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或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分校;(4)由混合办学主体举办的民办学校,即一部分由公办学校的校产入股,大部分由民间资金投入,按民办学校机制运作(有的地方把这类学校称之为“股份制”学校,似不准确);(5)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也按照民办机制运作。在各种非政府办学投资中,有国有企业、派、社会团体,也有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等,而实际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学生缴费。因此,不能单纯以投资来源作为衡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依据,也就是说公立学校可以吸纳非政府的资金来源,而政府也可以资助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既可以由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新建学校来发展,也可以利用公办教育资源,通过改制来发展;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出各种混合型的学校。总之,办学体制的改革,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的规范下,更多地应用市场机制,按照有利于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有利于扩大教育机会,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办学体制,增强教育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能力。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实行教育成本由受益者分担的原则,也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改革举措。在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已经不可能承担公立教育的全部经费供给,非义务教育阶段按照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适当收取学费,既是在教育投资上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等学校实行公费生、自费生、委培生制度,对一部分计划外的学生实行收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限,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高等学校实行收费并轨,统一按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收取少量杂费,使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1990年的2%增加到1999年12.54%,成为教育经费各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公立学校的收费制度,使之既能增加教育供给,又要符合家庭承受能力,并尽可能保证教育公平,这就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学校收费标准的确定。目前高校收费一般占成本的20%~30%,财政拨款约占50%~60%,从实际需要而言,还要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但高等学校的学费已占经常性支出的27%,从家庭支付能力看,现在教育费开支已占家庭消费支出的8%~9%,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可能承受大幅度提高学费的负担,至于广大农民则更缺少支付能力,近几年农村初中辍学率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高中和高校提高收费标准的消极反应。因此,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要与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相对应。 (2)如何区别不同的收益和回报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例如某些回报收益率高的热门专业,可以提高收费标准,有的可以按成本收费,而有些关系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学科等专业则可以免收学费,或设立国家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用收费政策,调节专业结构和供求关系。 (3)健全法规制度,规范社会捐赠和赞助行为。要设立学校基金,把社会捐赠和赞助规范化、公开化,使之与学校的招生脱钩,并使基金的使用与运作制度化。 在市场活动中,资本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教育界开始注意金融资本的注入对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作用,金融界也开始把教育作为投资的一个新领域。于是,就提出了金融资本与人力(教育)资本相结合的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表现为教育系统(包括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向银行贷款,或由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教育设施,由学校租用或合作共用。这无疑能增加教育投入,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困难,如果应用得当,也是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的新途径。但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主体,应该是能自主处理产权关系、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它也不是营利性机构,它同金融机构发生的信贷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信用责任,这就有一个政府、学校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政府用借贷兴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借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金额约五百多亿元,原来打算用以后几年的教育费附加偿还贷款,如果农村实行费改税的改革,则还款来源没有着落;一部分高校的贷款也有还款来源问题。因此,需要探讨金融资本介入教育的相关领域与政策,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借贷一般发生在:一是举办民办学校;一是建设学校后勤社会化设施;一是满足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前两种借款属于企业和个人行为,应用市场运作的方式与机制处置。而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除少数大学城由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设施外)多数由学校借贷,数额大,周期长,有的地方提出仿照国家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实行政府财政贴息的长期贷款,即把还款期定为20~30年,政府财政付息,学校通过收费、创收等途径,分期偿还本金,这是一种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办法,在目前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试验。当然,学校如何运用金融资本运作,需要慎重研究,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有关金融的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与学校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四、调整结构性短缺: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中,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同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这两种类型的短缺,这可以归纳为结构性短缺。这种结构性短缺反映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基础的悬殊,例如地区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省与省差几倍,县与县差几十倍,乡与乡差上百倍,实际上是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差距。这方面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教育投资向一部分学校倾斜,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短缺,仅以生均成本核算为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高等学校为3.9倍,中学为7.3倍,小学为8.8倍;城市的“标志性学校”与农村的学校相比,差距百倍以上。在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具有超过当地消费水平的“豪华”设施,而相当多的学校则缺乏基本的办学设施,仅以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为例,尚有约60%的小学和50%的中学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当数量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全国拖欠教师工资达一百数十亿元。这种生存性短缺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的严重性,政府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结构性短缺的关键因素。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扣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为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政府应当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的“度”的现实选择,例如在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财政资源应当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实现基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尽可能扩大自身和社会的财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则需要特别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的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一般学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重点建设若干学校和学科,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重点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重点投资的带动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关系上,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西部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总之,在调整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上,政府所能做的,首先是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也就是说,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雪中送炭”,其次才是“锦上添花”;同时,在重点建设上既要有投资的重点倾斜,更要注重运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在改革中增加教育投资,在改革中提高投资效益,即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动态平衡。 解决结构性短缺是一个涉及利益关系和政府行为调整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系列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迫切需要采取的举措是:(1)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在目前中央已经决定适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需要明确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确定不同地区义务教育成本标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成本的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拨款制度,首先是要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的基本的拨款原则与拨款标准,使教育拨款有章可循;同时要完善拨款程序,增加拨款的透明度,例如高等教育的拨款可以通过类似拨款委员会这样的中介机构,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3)政府要把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作为重要的职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地区和人群处于弱势地位,政府要采取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已经实选择“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特困生补助金”等,今后要有更多样的政策与项目,从不同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和人群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逐步实现教育机会包括高层次和高质量教育机会的公平。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历史研究;文献系统;图像系统;昭君出塞 对于几乎每一个美术史家而言,他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潜在的“已有观念”。这种“已有观念”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先验存在。这种已有观念虽然可以通过某些图像系统获得,但是,毫无疑问,其绝大部分是通过文献系统获得的。对于美术史研究而言,图像系统是其研究的主干,图像的色彩、绘画技法等因素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美术史学的研究回归到图像本体上来,才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图像复制的困难及图像独立审美功能的缺失,图像在真正的美术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尴尬。因此,还原美术史研究视域中图像系统应有的地位,结合文献系统与文图关系的实际,方是美术史研究应有的立场。有鉴于此,本文以“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为中心,探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图关系,以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系统:“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而今在茫茫大漠上只留下矗立的青冢,她的哀婉、悲怨以及为国为民的大义成为两千年来文人题咏与画家刻绘的重要题材。在此过程中,围绕王昭君的出塞,衍生出各类不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创作,呈现出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延展,形式不断变换的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文献系统。 一是历史文献。昭君出塞和亲,是正史载记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根据班固《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人。王昭君本是“良家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前阏氏子代父立为单于。王昭君依照当时匈奴的习俗,嫁给后单于。这就是昭君故事的简单史实。 其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王昭君的事迹。他在史书中明说:“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就是说,王昭君因入宫多年未得皇帝恩幸,而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并非《汉书》所言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不仅写明王昭君的态度和心理,而且对她的仪表也有生动的描绘:“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在这里不但有对王昭君容貌衣饰、风采仪态的描绘,同时也描述了汉元帝欲赐不忍,欲留不能,既爱怜昭君国色天姿,又不肯失信于匈奴的矛盾心理。此外,《后汉书》还交代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嫁给继任单于的继子,曾“上书求归”,但“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情形。 由上可见,《后汉书》所记载的昭君故事,已经不像《汉书》那样简略,可能吸收了部分民间传说,而且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描写,王昭君已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也记录了王昭君的事迹。与《后汉书》相比,《西京杂记》的杂史记载更具传奇色彩。在此书中记述了王昭君之所以多年未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于是,王昭君故事中又增添画工索贿的情节。及至“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被斩画工共有毛延寿、陈散、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六人。 二是音乐文献。与《西京杂记》几乎同时的音乐文献《琴操》一书中也记载了王昭君的故事,与《后汉书》、《西京杂记》相比,《琴操》虚构成分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该书记述王昭君不肯依“胡礼”再嫁,“乃吞药死”。这是从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出发,对《汉书》所载王昭君史实做出的重大改动。此外,《琴操》还写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境内,“胡中多白草,而此冢青”,交待了“青冢”这一说法的文献由来。 王昭君出塞事迹与音乐文献关涉的,还有创作于《西京杂记》与《琴操》之前的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该辞序文中,石崇曾说:“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王昭君从西晋始又被称为明君或明妃。石崇还写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从此,王昭君又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此,在历史文献与音乐文献系统中,后世昭君出塞故事的所有元素均已基本具备,如入宫、不见御、画工毛延寿索贿、昭君心存怨恨、和亲、再嫁、思乡、琵琶、青冢等,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开始形成。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国势颓败,北方边疆又饱受异族侵扰,许多家庭离散,不少人被掳而离开家园,在动荡中惨死他乡。所以,王昭君的命运便得到民众的深切同情,他们纷纷在昭君故事中倾注他们自己的爱憎,从而使昭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三是文学史文献。到了唐宋乃至元明清时期,昭君出塞的主题元素又屡屡被文人利用,并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敷衍传承。唐宋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内,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歌咏王昭君的诗作。与此同时,《王昭君变文》为后世昭君故事小说化开了先河。元明清时期戏剧的隆兴,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又被大规模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据《录鬼簿》载录,元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皆已亡佚。现存剧作只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燕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作品,也是昭君出塞故事系列中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昭君戏。这部杂剧集中了前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根据时代的需要,使昭君出塞故事有了重大的发展。明代以昭君出塞故事作为题材的剧本有陈与郊的杂剧《昭君出塞》(现存《盛明杂剧》本)、无名氏的传奇《和戎记》(现存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以及《青冢记》三种。清代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戏剧有尤侗的《吊琵琶》杂剧、薛旦的《昭君梦》杂剧等。不过,明清时代,昭君戏曲虽广为流行,但多歌颂昭君与元帝爱情,昭君自杀,既为朝廷殉身,又为元帝尽节,这些戏曲主题统一于爱国、忠君观念中,皆与史实背离。独《昭君梦》,以梦境结构全剧,并遵照史实令其和番,下嫁呼韩邪单于,与众剧迥异。 中国美术史论文:从“四个认同”的高度谈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摘 要】在新疆,高等教育的使命更重,它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关系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对新疆的未来而言,培养什么人、传承什么文化才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认同”教育主线,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胸怀祖国、建设边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进步,为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美新疆的到来努力奋斗! 【关键词】四个认同 新疆高校 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难解难分,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同时,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相互学习,成为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个多民族共居共建的家园。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来说,近些年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对新疆不断渗透破坏,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此时,“四个认同”理论的提出及如何贯彻学习“四个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四个认同”即是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而 “认同”又称“归属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我们认为,“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治本之策。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分裂,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危亡。 新疆处于反分裂前沿,青少年由于受地域、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等同于与敌对势力争夺未来。当前,新疆各高校在青年学生中都开展了“四个认同”教育以及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等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对青年学生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意义非常深远。针对“四个认同”教育,新疆各高校也建立了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多所院校的教师及理论研究人员对“四个认同”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如新疆师范大学吴常柏教授的《新疆高校坚持“四个认同”教育的经验》一文,新疆农业大学的寇新华、何建忠教授的课题《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该课题先后在新疆多地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掌握了有关“四个认同”教育的第一手翔实资料。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李瑞君、贺金瑞教授也撰写了对《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一文,对新疆高校“四个认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新疆各高校抓住重要纪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但是,落实“四个认同”教育,仅仅通过理论教育这一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对其行为倾向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此,如何在学习“四个认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例、历史资料、考古发现来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四个认同”的更深入理解,切实增强新疆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新疆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不可分割的考古发现、现存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数不胜数,但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在利用此类视觉历史资料完善“四个认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尚属空白。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新疆特殊的区情、政情,如何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此类教育就具有既迫切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美术史课程的学习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各学科学生对古今社会的认识,提高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高尚的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新疆高校的学生来说,在中国美术史课程中充实、完善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目的就是强化“文化认同”, 明晰“归属感”。而这种“认同”的学习是直观的、可视的、有翔实史料可查的。这种学习就是对“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图谋的正面回击。从而使学生从艺术史学习的角度观照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祖国几千年的脉络关系。这是“四个认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未来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需要。再者,新疆高校中的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疆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价值观认同,直接关系到新疆未来人才的培养、塑造,关系到孩子们正确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因此,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中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导入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沛翔实的视觉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传播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从各个侧面影响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形成。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俗等,从而奠定了西域与祖国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权建制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开始,整个西域地区就处于中央王朝统辖之下, 新疆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量的考古挖掘史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这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 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有传播,它主要体现在新疆现存的大量佛教壁画中,这些壁画作品如在美术史教学中加以利用、学习,势必大大增强新疆大学生对祖国文化与新疆关系的认同。 (三)中原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的体现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与西域人民不断加强往来,中原内地的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也得到传播。这种传播从日常生活到丧葬习俗都有体现。不仅如此,中原彩陶、丝织工艺品以及中原书法、建筑艺术在西域也大大得到普及。这也足以证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已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总之,丰富的现存及考古艺术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四个认同”学习的实践性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客观依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青少年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按 语:巫鸿(Wu Hung)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1978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年5月5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把武梁祠中所有的画像连在一起考虑,希望知道这些画像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其背后显示的又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这也就像是研究《史记》,其中的每篇都可以单独来读,但是也可以作为整部书的组成部分来看。后面这种读法所发掘的不但是司马迁对全书的想法,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某种观念。这种研究方法是首先重构一个基本的建筑体,然后通过这个建筑内的整体图像程序重构当时的审美和思想,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政治观念等。 “重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实际的东西,因此还是得从具体的图像、建筑、器物入手。然而,我们继承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离开了原来原境(context)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很具体的碎片出发来重构原来的实体。特别是我称为“礼仪艺术”的碎片,它们原来都是为了某种宗教、政治目的服务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建筑体。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些碎片能不能重新拼起来?它们背后的建筑体是怎样的?如果这种重构能够做成,就可以接着去想,接着去重构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比如像武梁祠,我们就可以进而考虑武梁祠和武氏墓地中别的祠堂的关系,考虑武梁祠石刻的大环境,甚至整个东汉时期墓葬的理念。这都可以算作是“重构”。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原境——实际上都需要重构。但是在美术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这些领域分得比较清楚。有的时候学生会操之过急,还没把第一步做好,没把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做好,就一下子跳到很高的层次去谈政治、历史的问题,显得缺少中间环节。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文献的搜集、解读与利用 主讲人:陈智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地 点: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我已经多年没来南京了,这次来南京,黄惇教授邀我给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同学作一次讲演。能有机会同大家就艺术史的问题进行交流,很高兴。 要认真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也同研究中国历史一样,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经历一定的阶段,达到一定的标准。我想用三个环节、三句话、三个字、三个个案来概括我今天的演讲。 三个环节,指历史研究的三个阶段,也就是史料的搜集、史料的考证和解读、史料的运用。 三句话,是与上述三个环节对应的:一是“竭泽而渔”,对应史料的搜集;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应史料的考证和解读;三是“正确而充分”,对应史料的运用。 三个字,是上述三句话的概括:全、真、准。“竭泽而渔”就是求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是求真;“正确而充分”就是求准,准确地反映历史。 三个个案。原则有时并不复杂,但要实践这些原则,达到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今天要就先辈的经验和个人的实践,说明艺术史的研究如何求全、求真、求准。在这里还需要说明,历史研究的三个环节或三个阶段,在时间划分上不是绝对的,比如史料的搜集,即使已经比较完备,随着研究的深入,到第二甚至第三阶段,还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补充。我这里举的三个例子,也不是全面论述研究的全过程,因为这样一来,时间会拖得很长,而是各有侧重。 一、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的研究 明末清初,常熟一带出现了“四王”、“吴恽”六位著名画家。他们是太仓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1592~1680年)、太仓王鉴(字圆照,1598~1677年)、常熟吴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1632~1718年)、常熟王翚(字石谷,号耕烟,1632~1717年),武进恽寿平(字正叔,号南田,1633~1690年)、太仓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1642~1715年,时敏之孙)。 吴历不但是著名画家,还是一位天主教神父。20世纪初期,陈垣先生因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开始注意到吴历的神父身份,写了《吴渔山与王石谷书跋》,说明两人都有天主教信仰,只不过王翚是信徒而吴历是神职人员。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他对书法的兴趣与钻研,他对中国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有了深厚的认识,不止一次地提出:“书画是相因的,能书能画是大佳事”,在1931年10月23日家书中就有此论。在他1939年作的《汤若望与木陈忞》说:“以书为美术,与画并称,舍中国日本外,世界尚无此风俗。”他开始收藏书画,并从宗教史和艺术史的双重角度来研究吴历。1936和1937两年,他集中发表了有关吴历的多篇论著。这其中,有(一)文献的考订。包括《墨井书画集录文订误》、《墨井道人传校释》和《墨井集源流考》;(二)图像的订正:《清代学者像传之吴渔山》;(三)专题研究:《吴渔山入京之酬酢》;(四)集大成者:包括《吴渔山生平》和《吴渔山年谱》。这两者各有侧重,前者类似纪事本末体,分专题论述,并有考证。后者类似编年体,是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研究的总结。两者至今仍然是研究吴历必须参考的著作。它们在历史文献学方法论上的意义,更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极富教益的启示。 首先,他深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应从哪里去搜集有关史料,怎样才能做到没有遗漏。他搜集的史料,包括吴历本人的诗画,各种画录,吴历同时人的文集,以及教会方面的文献。在二万五千字的《年谱》中征引的文献就有八十种之多,搜集以后经过考订而没有引用的史料更远多于这个数字。 其次,是他对史料的精细考订。就以《吴渔山生平》的第一章《吴渔山之家世及生卒》为例,这一章共考订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吴历的家世。陈垣先生首先从不同文献的记载中发现了矛盾,也就是发现了问题。《墨井诗钞》所收的陈瑚《从游集序》和张云章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都御史吴讷的七世孙;而《朴村文集》本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吴讷的十一世孙,陈瑚《确庵文稿》与此相同。陈垣先生认为后者正确而前说错误。理由是:(一)张云章所作吴历传记《墨井道人传》有三个版本,各种版本文字上有差异,吴历家世的差异就是其中之一。陈垣先生仔细研究过这三种版本,他根据的是康熙末年张云章自刻的《朴村文集》本,当然应该以此为准。(二)《从游集》是吴历的诗集之一。收入陈瑚《从游集序》的《墨井诗钞》是吴历死后陆道淮所编。但陈瑚自己的文集《确庵文稿》(汲古阁本)并没有收入这篇《从游集序》,却收录了他为吴历母亲所写的《吴节母王孺人墓志铭》,其中说到吴历父亲是吴讷的十世孙,吴历当然就是十一世孙了。如果陈垣先生没有深厚的版本目录学造诣以及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确凿无移的结论的。而他表述这个问题,仅仅用了不到两百字。 第二个问题是,吴历是否是孔子弟子子游(言偃)的后代。明人冯复京所作《常熟先贤事略》说吴历是子游后代,他的先辈“坐事亡匿”,因为子游封于吴国,所以改姓吴氏。吴讷取名“讷”,是藏“言”于“内”的意思。陈垣先生根据吴讷自己写的《吴氏谱图序》否定了这种说法,同时指出,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吴讷的五世祖迁居常熟子游巷,和子游巷的言子故宅紧邻。他还根据雍正初年衍圣公孔传铎所作《复言子宅记》指出,言子故宅在明末变成了天主教堂,雍正二年禁止天主教,各地天主教堂被废,言子故宅才得以恢复。吴历长期与天主教堂紧邻,这和他晚年信奉天主教可能大有关系。这虽然是推论,有待证明,但可能性很大。 《吴渔山生平》类似这样的考证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里还要介绍陈垣先生在1939年3月26日的家书中说的一段话:“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吾撰《渔山年谱》时,本可同时撰“四王”并南田年谱,以欲推尊渔山,故独撰之,其实找渔山材料时,各家材料均触于目也。竹汀先生撰二洪及陆王年谱,亦此意,然知此者鲜矣。”这段话给人以很大启发,如果我们要编艺术家年谱,可以同时编相关数人;写艺术家传记,也可以同时写相关数人。一句话,既要下苦功,也要讲方法,苦干加巧干。 二、石破天惊之作《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西域人华化考》全书不过八万字,字数远远少于现在的博士论文,甚至不如许多硕士论文,但它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世界级学者的地位。它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元西域人华化考》作于1923年,用陈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作为一位有强烈爱国心和责任感的中国史学家,他写这部书,就是要“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以此唤醒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振兴中华文化。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元代的西域,范围比以前扩大了许多,不但包括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新疆,更推广至葱岭以西,甚至到达东欧。元朝统治者把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公文中称西域人为“色目”,在一般著述中多称“西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西域人就是指色目人。陈垣先生还解释什么叫做“华化”:“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所以“先天所赋,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他从儒学、佛道两教、文学、美术、礼俗五个方面论证了在元朝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的历史事实。 陈垣先生元代西域人华化的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全面搜集、严格考证史料的坚实基础上的。这部八万字的著作,引用的史料就达二百二十余种之多,还不包括没有引用的。该书引用材料的特色是,除了一般史学家常用的正史、方志等等,光是元、明人的诗文集就有近百种,所以有的评论说,材料“如此的繁富而多样,仅有晚年的陈寅恪和顾颉刚差堪匹敌”。而这时的陈垣先生不过四十三岁。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主要论断,发人之所未发,讲的是历史,但极富时代特色,有现实意义,所以蔡元培先生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 下面着重介绍《华化考》中美术篇的史料搜集与考证。 各位老师、同学从事的都是艺术的教学与研究,对美术篇应该会更感亲切。陈垣先生根据中国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特点指出:“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而“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与书法同源。因此,他将书法、绘画和建筑作为美术篇的内容。把美术提到文化的高度,并说“文化之感人,其效力比武力为大”,用今天的话来讲,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华化考》美术篇在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上有它的特点。他关于书法和绘画部分充分利用了两部现成的文献,因此可以不用“遍览群籍”。这两部书就是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和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华化考》关于西域人中国书家和中国画家两章,就是以上述两书为基础,钩稽而成。当然,他的利用并不是全盘照搬,对这两部书的许多错误和遗漏,他利用《元史》、《佩文斋书画谱》、《西湖竹枝词》、《录鬼簿》、《寰宇访碑录》、宋濂等人的文集、《普陀山志》、《画旨》等各种各样的文献,以及故宫博物院的藏画等,加以纠正和补充。 怎样才能找到最有用的史料,怎样才能充分吸取前人的成果?又怎样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发展?陈垣先生为什么能在上述几个方面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有心的读者如果能根据上述提示认真学习《华化考》的有关篇章,定会得益匪浅。 三、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考释 这批信札包含了许多艺术史的史料。关于这批信札的考释,我已经出版了三大册的专著,今天只能着重从信札的考证和确认收信人的问题谈谈我探索的经过。 1997年我作为哈佛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到了波士顿。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和善本部沈津主任都向我介绍了他们图书馆珍藏之一的七百多通明人手札,并建议我进行研究。 在初步检阅了这批信札之后,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促使我下决心的是这样一些事实。第一、这批信札共有七百多封,是海内外现存最多的一批明人信札,其次是上海图书馆的五百多封。第二、收信人基本上是一个人,这就大大增加了这批信札的史料价值。第三、这批信札先是在19世纪流传到了日本,又在二战后的1955年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流传海外的我国珍贵文献。 信札和刊本不同,刊本用规范的字体雕板,基本没有辨认的问题。信札也同抄本不同,抄本一般都用楷书,也不难辨认。信札和甲骨文、金文、简牍等类似,首先需要辨认。这项工作有相当难度,这也是信札多作收藏而少利用作史料的原因之一。 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这一批不同笔迹、不同字体的信札作出释文,也可以说是“认字”的工作。因为不首先作出释文,怎能读懂它的内容?怎能为别人利用?当然这一批四百八十多人写的733封信札、190通名刺的释文,直到我的书出版后,也还有热心的读者加以补正,至今也还有极少数字没有认出,但绝大多数释文已经确认。 我的第二步工作就是辨伪。在这里我要借用“有罪推定”这个法律名词,就是说,凡是新出现的历史文献,在未经确证它的真实性之前,必须先推定它是虚假的、伪造的赝品。所以先要辨伪,反过来说就是要考证。 具体到我要考释的这一大批信札,如果它们是赝品,无非是收信人伪造了一批别人写给他的信,特别是名人写给他的信,以抬高自己的身份,求得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好处。 从常理出发就可以否定这批信札作伪的可能性。因为要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伪造几封名人信札就够了,而这批信札写信者达四百八十多人,其中固然有不少名人,但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要伪造四百八十多人的笔迹,编造九百二十多封不同内容的信札和名刺,而且还要一一符合写信人的身份地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叫做理证。 不仅如此,我还从核对笔迹、考察信件内容等方面进一步求证这些信札的真实性。王世贞是写信人中的第一名人。王世贞来信的笔迹同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他的墨迹完全相符。来信中说“黎少参书久已题讫”,我考证出,黎少参指黎民表,是王世贞的诗友,“续五子”之一。“黎少参书”指黎民表为收信人写的一幅隶书陶渊明诗。此事见于汪道昆和方弘静的文集。收信人和王世贞交往的可能性及途径,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样,这批信札中王世贞信的真实性就得到证实。 到目前为止,经过我的考证,这批信札的绝大部分的真实性已经证实,也就是说,这批信札总体的真实性已经证实。 下面要着重谈一谈确定收信人的问题。在我到哈佛大学之前,有一位访问学者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专门介绍这批信札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明确说,收信人是“万历间兰溪人方太古”。这个判断好象有一定根据,因为这批信札的上款,有的称“黟江”,最多的是称“元素”,还有一些称“元素方老丈”,而兰溪方太古确实字元素。但当我不断收集有关方太古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同信札的内容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一连串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文献记载的方太古的众多友人,包括王守仁、陈献章、沈周、文徵明等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的信件出现在这批信札中;而另一方面,这批信札的有些写信人,例如王世贞和汪道昆,根本不认识方太古,也没有给他写信的可能。 其次是时间的矛盾。这批信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一封是嘉靖三十四年(1564年),最晚的一封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方太古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也就是说,这批信札中已知年代的,最早一封写于方太古死后十七年,最晚的更在他死后五十一年。可以确证,兰溪方太古绝不是这批信札的收信人。 这篇文章由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因此整篇文章错误百出,误导读者。“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我们从“方太古说”的失误中可以汲取重要的教训。作者在确定收信人这个关键问题上,仅仅从某些工具书中查到明代方太古字元素这样一点线索就下结论,而没有细考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稍为认真地翻阅这些信札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也没有考虑出现同姓同字的人的可能性,总之,在运用材料和思辨两方面都显得草率,失误就不可避免了。 否定了收信人为兰溪方太古,并不等于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到真正的收信人。茫茫人海,怎样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收信人呢?我们不能凭空假设,只能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出发,而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就是这批信札本身,包括它的内容和一大批写信人的名单。经过反复考虑,我确定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是从信札内容中确定收信人的籍贯,以缩小搜寻的范围;一是查阅写信人的诗文集或其他著作,从中发现有关线索。 细读这批信札,不但知道收信人是徽州人,还可以更具体的知道他是徽州歙县岩镇人。歙县今天是安徽黄山市徽州区。我还发现信札中有两封是收信人的亲友为他写的介绍信。因为是介绍信,所以一定要称他的名,知他姓方名用彬。沿着这条线索,我在写信人汪道昆、方弘静、胡应麟、欧大任、姚舜牧等人的文集中找到了有关收信人方用彬的许多重要材料。1999年,我根据掌握的一点线索,到安徽省博物馆查阅馆藏的几部方氏族谱,果然在康熙十四年(1701年)刻印于扬州的歙县环岩《方氏族谱》中找到了收信人方用彬的确凿资料:“用彬,字元素,号黟江,国学生。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廿六日丑时,卒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廿八日。娶汪氏、樊氏,合葬上荫山。二子彭龄、龄。”这些记载同这批信札的内容以及收信人、收藏人(方用彬的曾外孙)所写的识语可以相互印证。收信人方用彬的确认,为我进一步考释这批信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先讲到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很愿意同大家继续交流。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再现民间玩具历史面貌 遗产日”,由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于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约370组八百多件民间玩具精品,将于9月3日结束。此次展览的作品均是从中国美术馆六千余件(套)藏品中精心遴选而出,一件件异彩纷呈、稚拙可爱的玩具精品将为观众带来一次视觉盛宴。据中国美术馆介绍,该展既是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民间玩具专题陈列展,也是中国美术馆多年征集、收藏民间玩具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按照儿童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顺序,以“成长”和“成才”主线分为“希冀”、“启智”、“尚德”3个部分。从婴幼儿的生命呵护、祝福祈愿,到低龄儿童的智慧开启、创造力、观察力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知识学习、树德立志,3部分内容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将“寓教于乐、玩中启智”的展览主旨不断深化。我国民间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响球、陶连环等玩具出现。千百年来,民间玩具以其造型的稚拙可爱、色彩的鲜明亮丽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成为我国民间美术资源中最独特和最有趣的类别之一。 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级造型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其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大规模的收藏民间玩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30年的积淀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术馆宏大而丰富的民间玩具收藏体系已具规模。中国美术馆的民间玩具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既涵盖泥、陶瓷、竹木类的民间玩具,也包括风筝、花灯、小脸谱、面人和彩塑;既有名家名作,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陕西凤翔胡深的泥塑作品,也有偏远山区佚名艺人的天才创作,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云南建水与贵州牙舟的陶瓷玩具。因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既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民间玩具的发展历程,也系统的保存与再现了民间玩具的历史面貌。 此前,结合“从延安走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推出“从延安走来”专场少儿赛”颁奖仪式的少儿代表、指导老师及家长,在“从延安走来”展厅现场参与了一次艺术体验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少儿,是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思奇培训学校、艺格文化艺术工作室等20余家北京校内、校外教育机构的“绘画大赛”获奖少儿代表。(杨子)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中西方比较 摘要: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作用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 关键词:文化差异;思维方式;学术分科;身份;造神模式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 首先中西美术史研究的差异性,根本的是文化的差异导致。西方崇尚理性哲学,而中国思想以儒道释为主要代表。其中禅宗讲究:不利文字、得意忘言;儒家“天人合一”等思想,映照了中国的传统思想追求。在宗教观上,西方认为宗教是文化语言、精神方向,比种族更重要;中国的宗教非常世俗化,在近现代社会革命中建立无神论之后,事实上我们更加容易自己“制造”无数的“神”。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一种体现。 二、学术分科的传统 中国古代历来不分科的学术传统,导致了一种“模糊”状态,中国美术作品的图像库也呈混乱状态。中国的佛教徒认为:“抄写”是一种美德。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的书画界中也尤为盛行。后人多对前人名家的临摹与复制,并仿造其风格进行创作,而且往往并不署名,这也导致原作与摹本流传中,“真与假”的界限更加模糊,加上后人理论著述的“造神”行为,使得对作品真实情况的研究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古代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或者说是集二者与一身。以董其昌为例,其提出的“南北宗”画论,对中国花坛影响深远。董其昌是著名的书画大家,收藏家,又位居官位,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这种状态延续至今,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中,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也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这或许反映了中国美术的传统。其中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双重身份的兼备。即美术史论家兼画家,或画家兼美术史论家,这一部分人较多,特别是国画界的居多。 一种是身份的转换。原来是画家或雕塑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美术史论家;或原来是美术史论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画家。 三、中国美术史中的造神模式 种种的问题也导致了目前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困境。“英雄主义情节”和“神话色彩”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屡见不鲜,对艺术家的研究容易落入“神仙模式”。中国在艺术上讲究游“戏”,而不重“术”(美术),遵从“乐趣”即价值的观念。这种独特的思想导致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西方相比,在观念和方法上有很大不同。 传统美术史方法论上英雄美术史观,其主要特征是用神话传说解释美术的起源和以线性发展的历史观描述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造神”模式: 二王(找代表) 皇家装点(政府操作) 正统地位 文人神化 “书圣”。在这种操作模式中造假不可避免,并贯穿在艺术品的收藏和理论的建设中。 四、西方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进步性 西方近现代的史论学术的发展,受其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等突飞猛进的发展所带动影响,自身的学科建设已经远远的走在中国之前。西方的美术史研究具有:讲究理性、学科的界限和跨学科、与经济分开等特点。注重材料学,并与考古学相结合,注重实证,细致入微的考察艺术各个方面的情况。通过实证、材料、环境研究等,更真实的探寻艺术家生存环境条件,从琐碎的细节入手,并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考察,关照艺术家各个方面的情况,来进行研究。树立更加科学的方法,自然的打破“造神”的美术史书写模式,更希望去发现流派之外,并引领观念的东西。 例如,著名史论家白谦慎的著作《傅山的世界》中,并不是孤立地探讨傅山的书法,而是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藉由学术思想、物质文化、印刷文化之发展史的角度,由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情结的角度。来观察、诠释傅山的生活,以及由之生发的学术观念与艺术创作。 西方的中国美术史界有着许多杰出的人物,如:高居翰(James Cahill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克鲁纳斯(Craig Clunas)、方闻(Fong,Wen)、何惠鉴(Wai-Kam Ho)、徐小虎(Stanley-Baker, Joan)、李慧闻(Celia Carrington Riely)、Yukio Lippit等。 美术史的研究书写,需要带有情感的去表达我们想要表达却表达不出的东西。这也是其真正的智慧所在。 五、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需要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这样才能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往中建立自己的途径。使中国美术史研究,既带有西方实证色彩,又能深入的理解中国艺术精神,或许这样才能逐渐树立中国自己的研究体系,把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带进新的纪元。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这是为促进党的整风运动的进行、促进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而召开的。出席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是日为第一次会议,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五个问题。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2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作“结论”发言。座谈会结束后,、、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凯丰、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图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开宗明义地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继承与革新、文艺的源与流、文艺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一系列重要范畴,作出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 现在让我们回顾中国革命文艺走过的光辉历程,那些美术工作者以《讲话》中倡导的艺术观念,在时代(从《讲话》至1976年逝世)所创作的部分美术佳作,重温的《讲话》精神。这些作品包括版画、新年画、宣传画、中国画、油画等。中国美术从《讲话》开始即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美术作品弘扬主旋律,讴歌工农兵大众,讴歌新时代、新生活。 版 画 《讲话》“引言”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讲话》发表后,其精神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并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讲话》内容和美术家的学习体会。1942年秋,从延安带来一批木刻作品回到重庆,并于同年12月19日举办了“渝延木刻联合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943年这批作品又到苏、美、英、印等国展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延安美术是中国美术的排头军,也昭示了时代美术的未来走向。当时的古元、彦涵、肖肃、力群、沃渣、马达、罗工柳、李桦、荒烟、黄新波、黄永玉等,他们的作品都显示了个人的艺术风格,各以显著的个性色彩独步于版画界。如表现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灾民生产自救、安置灾民、组织移垦、帮助灾民渡过灾年的《移民图》(图2,彦涵1944年作),表现军民鱼水情的《给老百姓修车》(图3,力群1945年作)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版画得到了很大发展,表现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新人新事及带有宣传性的作品成为创作的主流。如表现人民获得幸福生活的《丰衣足食图》(图4,力群1949年作),表现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传到康藏高原》(图5,牛文、李少言1952年作),表现农民劳动情景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图6,李桦1963年作)等等,举不胜举。 “”期间,版画也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表现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原迎新》(图7,石虎1969年作),歌颂国际主义战士的《白求恩》(图8,李福来1973年作)等等。 《讲话》精神对版画作品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和深远意义,它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社会进步的趋势。 新年画与宣传画 《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新年画是中国老百姓最喜爱的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当时的解放区里就已风行,如表现群众学文化运动的《随时随地学文化》(图9,韩茂堂、张树德1944年作),表现农村生活的《丰收》(图10,聂云挺1945年作)等。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了经亲自修改的第一号文件《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把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文教宣传工作中重要任务之一……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众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 《指示》发出后,得到了全国各地美术机构的重视和积极响应,由此所形成的新年画运动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讲话》及《指示》的精神均成了画家的创作动力和目标,特别是参与创作的画家几乎都是当时国内的专业美术家及一流的美术家,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如表现各族人民团结在周围的新年画《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图11,叶浅予1952年作),表现全国英模大会盛况的新年画《劳模会上的好姊妹》(图12,俞微波1957年作),表现在校学生边劳动边学习,即勤工俭学的新年画《半工半读》(图13,刘旦宅1960年作)等等。 “”时期,一些新创作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的新年画和宣传画,是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如表现革命样板戏深入人心的新年画《演革命戏做革命人》(图14,李中文1975年作),表现画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宣传画《斗争生活出艺术,劳动人民是主人》(图15,王维新、王利国1973年作),表现社会新生事物的《农奴女儿上大学》(图16,潘世勋1975年作)等。 新年画与宣传画的创作,一直与的指示及《讲话》的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以视觉图解的形式建构了时代的美术基础,特别是表现工农兵形象的美术创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画 《讲话》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1949年4月开始,对中国画改造的一系列来自美术界高层领导的文章纷纷在各大报刊媒体发表。如1949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之后》(指4月,由北京80多位国画家的近200件作品组成的新国画展览会在中山公园举行。这次展览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的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4月25日,江丰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国画改造第一步》的文章,说明国画改造运动是与延安以来的文艺方针相一致的。 中国画之人物画可谓陡然崛起。现代水墨人物画开拓者蒋兆和原本画西画,即从传统造型之人物结构入手,以水墨人物画技法进行创作。当时学西画的方增先、周昌谷,以及以速写、年画等技法擅长的黄胄、叶浅予、李琦等也以人物画进行创作,开了近千年中国画史前无古人之新篇章。如表现人民首次参加普选的《一辈子第一回》(图17,杨之光1954年作),表现农村青年劳动与爱情生活的《约会》(图18,黄胄1953年作),表现在和平的环境里,老人和儿童文娱生活的《第一回胜利》(图19,程十发1956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花鸟画除齐白石、陈之佛等的写意或工笔外,也努力选择生活或革命的题材。如表现人们热爱和平,以谐音传情的《和平》(图20,齐白石1950年作),表现革命圣地井冈山上杜鹃红的《东风朱霞》(图21,郭怡1962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山水画画家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等,自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作品都体现出高昂、健康和催人向上的激情,显示出新时代的特色。如描绘故居的《韶山》(图22,傅抱石1962年作),有些山水画则借用诗词句意而创作的,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图23,傅抱石1965年作)等等。 艺术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国画改造对中国画本身的视野拓宽具有积极意义。 油画与历史画 《讲话》“引言”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油画创作的主力队伍有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林风眠、董希文、周令钊、罗工柳等人,当时创作题材的主流为肖像、风景和静物等,而随着解放军部队中的美术工作者创作的油画,其主体均为解放战争、工农兵等革命历史,受到了油画家们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油画家进行革命题材的历史画的创作,其中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曾先后四次组织画家进行历史画的创作。从作品中可看到创作者多是历史画中的亲身参加者,他们将《讲话》精神真正化作自己行动的指南。当然,对于历史画的创作,最注重的就是历史的真实,用绘画的语言去再现历史。如再现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图24,董希文1953年作),表现青年学生闹革命的《》(图25,周令钊1951年作),表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解放南京》(图26,杨建侯1956年作),表现群众学文化的《给奶奶读书》(图27,吴作人1958年作),表现广大青年支援农业建设的《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图28,葛维墨1958年作)等等。 这些油画作品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人的革命激情,以生动的画技及形神兼备的形象描绘,给人以感动和力量,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作为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至今70年了,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美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绚丽局面。我们的美术作品始终与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和事件相关联。如表现社会文明新风尚的新年画《五讲四美开新花》(图29,何永坤1981年作),表现香港回归祖国的新年画《香江竞舟图》(图30,廖开明1997年作),表现将“非典”疫情坚决控制,全国人民共同抗击“非典”的宣传画《万众一心抗击“非典”》(图31,国家邮政局2003年设计),表现北京奥运会的宣传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图32,北京奥委会授权2008年设计选定)等等,举不胜举。 美术家们不论用何种技法从事创作,都以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具有鲜明的表现,今天仍令人神往。这些作品渗透着《讲话》的精髓,并具有了文献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被称作“红色经典”,在屡次的拍卖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些美术佳作是永恒的历史记忆。(责编:李禹默) 中国美术史论文:浅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摘要]我的艺术创作方法,我的思维,我的人生正在迎接历史性的转变。随着顺利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即将展开里程碑式的转变。随着更高的艺术殿堂的洗礼,把我本科阶段的单纯无知和稚嫩洗涤荡尽。反思总结我在之前的艺术创作,更多是纯粹的课堂习作、对前人的临摹和基础技法的练习。 [关键词]艺术创作 中国美术史 创作上少之又少,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尚未进行探索,就连毕业创作也是偶发的一念冲动和被动地进行加工,之后就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形成艺术创作的持续。历经一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再次回到艺术的怀抱,仿佛阔别已久,初次执笔,犹如年幼时咿呀画图,思绪万千。既然再次走上这条道路,我就要毅然地走下去,并且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咋一谈到艺术的创作,感觉无从下手。再不能返回本科时期的盲目绘画中去,要想有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要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自己现有的作画手段,探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之前的我,太多重视绘画基础,轻视了创造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绘画的技法,这和画匠、木匠、石匠等技师没有什么区别。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能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式”提示出来,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艺术的价值。就像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90年代张小刚的《大家庭》等等。细细揣摩他们这些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无一不是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上结合当时艺术的发展对旧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改造,最后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阐释。这其中就介入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中国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 作为一个“80后”,我应当怎么去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来说,经历了“伤痕美术”“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85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艳俗艺术”等等艺术观念,我应该走像罗中立、何多苓等等他们的乡土艺术?像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搞抽象?还是去疯疯癫癫玩行为艺术?亦或是跟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的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等当代艺术F4的艺术道路模板? 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应该去走的道路。我没有生活在乡土艺术家们所处的年代,没有插过队,去乡村体验那种艰苦的岁月,不可能创作出《父亲》《春风已经苏醒》《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体验不到“”结束后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还有失意落寞和精神缺失的情绪,不可能创作出《1968年×月×日雪》《春》《大家庭》那样的作品;也没有亲身接触过“85新潮”,怎么会勇敢、真诚地用相应的视觉图式来唤起社会的感奋。 作为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是否应该转向“图式化”的创作方法,“卡通式”的画面表征,“肤浅性”的无聊心理这种新风格呢。身边的人都说,中国社会的创作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卡通一代”势必雄起,你也走这条路子吧。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相同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同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艺术创作不完全像书面上对“80后”描述那样,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性格,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差异,他们所持的艺术观是多元化的,进行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如沈桦、黄淋是两位出生在70年代的艺术家,但他们不同于朱其等人对70年代人以青春残酷、卡通等的定位,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社会,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都关注社会矛盾;有些人走向抽象与观念,何桂彦在2006年策划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绘画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川美的影响力,为我们展示了“70、80后”一些艺术家的另一种创作状态;有些人则跟风“卡通一族”,“卡通”一时间成为“过街之鼠”。 我要怎样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要有一个怎样的方法呢? 首先,我要尽可能地忠实自己,做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感觉的作品。我会避免让自己产生8:“我要做一件让世人惊讶的作品”。之前我做作品,脑子里总想着一鸣惊人、惊世骇俗,或者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动机肯定是值得质疑的。“忠实自己”是忠实自己加以反思过的某种真实,是从独立意识中出来的某种需要去试探的真实,这时候的自己也许成为了需要去判断的对象。“忠实自己”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作品与“问题中的自己”的关系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作品背后做如此长期的思考,就是要在常见的忠实中去寻访出“问题中的自己”来。这个寻访的过程,有时我把它视为自我批判的过程。我要贴近自身,表达自我的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颓废的,且不计较,这应该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 其次,艺术是件独立的事,能够得到的只是内心的共鸣,因此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独立的前提。现实中,也许有许许多多能够引起内心共鸣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为何会让我最感动,我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去记忆并转化。然而,共鸣断然不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共鸣断不能长久。都说与我们相关的,可以说更多的是物质而非精神,而这些又要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支援,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是无法独立的。但是在此又有必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我们“80后”就是堕落的。现在人生对于我们而言仅仅是开始,而在现代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关乎时代深刻的命题,找活命的东西,难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吗?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更应该独立。我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具有某种担当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规范也有着别样的要求,看待现实的眼光也是独特的、锐利的。 再次,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许多人都评论我们这一代承担不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命题,不会指望我们会像8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去预示、发现、再现着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更现实,更现实地流露出了在这个即将属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自我”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发现“问题”。我要勇敢地阐述社会极端腐败的现象,或是人心的丑恶,或是社会的各种风气,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作品去说明问题,给现代人一个启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总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毕竟“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毋庸置疑,年轻人总为未来代言。我就要以我们这种年轻人的态度、年轻人的思维、年轻人的活力去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这个时代。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摘要]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 [关键词] 素质教育 作用 知识结构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在1982年党和国家为了坚决反对片面的追求升学率即反对应试教育,提出了坚决实施素质教育以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93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七条规定:“中小学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至此,素质教育模式开始在中小学实行。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1996年4月10日颁发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模式逐渐影响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国民整体教育体系。素质教育是党和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教育模式所提出的,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素质教育模式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素质培养、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等,而中国美术史也能为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提供教育素材和资源。 一、中国美术史是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一个窗口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作为一个大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发展是自身所要具备基本知识素养之一。试想之,一个大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了解,谈何热爱国家,谈何建设国家?而这些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都无不打上了美术的烙印。远古时期的石器工具、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工艺、秦砖汉瓦、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造像、唐三彩、宋元时期的瓷器、明清时期的园林建筑等,古人们创造出的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是供我们当代人欣赏的一道文化大餐,也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发展提供着信息。 美术能陶冶人的情操。所谓情操指的是人对具有一定文化价值或社会意义的事物所产生的复合情感。而美术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情感性,人们利用美术来宣泄自己的情感,是人类情感表现的方式之一,也是人类情感升华的重要途径。人的情操属于人的情感中特殊的一类,如道德感(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荣誉感等)、美感(对美的感受、欣赏与追求等)、理智感(与满足认知和解决问题相联系的情感)。情操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心理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情操产生的过程。通过美术,人们的情操不断的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同时,美术又是集历史学、文学、美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体。美术创造必须要有生活基础,所以,在我国历史中出现的和美术相关的文物及文献都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有着历史研究价值,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学习中国美术史能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就是国民在日常生活体现出的一种民族精神,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谓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合。 闪耀着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光辉的中国美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中国画中意境的表现方式影响到了19世纪欧洲的现代设计艺术,再如以中国园林艺术为代表的东方园林深刻影响着东亚各国的园林及城市规划建设,这些影响也表明了中国美术不仅是中华文明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美术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三、学习中国美术史能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 所谓知识结构,是指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体系的构成情况及其结合方式。它与知识掌握程度的结合形成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全面反映了个人所拥有的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有层次、有序列的整体知识信息系统。而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审美教育的过程,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的。 审美教育能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趣味和正确的美学观念,提高人们欣赏美、感受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在进行审美教育的同时,也教会学生学习和思考的方法。科学的审美教育能使我们形成良好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原理和方法论,站在历史的角度和辩证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可见学习中国美术史不仅有利于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有利于大学生运用正确的思维和方法来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理解到,学习中国美术史是和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为大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窗口,增强民族自豪感,丰富知识结构有巨大的帮助。在高校中除了与美术相关的专业外,其他专业开设中国美术史的欣赏和学习,是当前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给素质教育注入了新的内容,充满着新的活力,将会对我国素质教育模式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中国美术史论文:试论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刘海粟 美术教育 美学 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 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 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这正表现了他所坚持“融合中西以创新”,“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从创新中得到美的统一”。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个性发挥,无论国画或油画都充分展示他特有的性格。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他的作品是由自然、生活所激发,真切而实在的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白,体现了时代、民族特性。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刘海粟特别强调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主观意识,突出艺术家的个性。1982年10月,他和南京艺术学院学生谈话时说:“黄山有永恒的美,但她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使我永远画不尽,要知道学无止境,艺术无止境,每上一次黄山,就是跟大自然较量一次,也跟自己较量。我画黄山,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新意。”因此,“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发展”并重是刘海粟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认为表现就是艺术家强烈的渴望用独特的、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三、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刘海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现代绘画美学体系,其精髓就是情感、个性和主观表现说。他发表了许多论著和译著,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梵高》、《高更》、《欧游随笔》等一系列著作中,渗透着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可以说,中国美术表现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确立是由他开始的。刘海粟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之一。他对艺术史见解独到,认为“一部艺术史,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刘海粟的观点洒脱,对艺术的抒发强调创新,从统摄艺术史趋势入手,敏锐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脉搏。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回顾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使我们从他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精神中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和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概况 摘要:本文主要在悠久的中国美术史学传统之外,简要介绍了海外的一些研究者在古代绘画史方面的成就,他们从异域的角度开辟了新的治学道路,尤其集中在几位有典型代表性的学者作品上。如高居翰和苏,立文,从早期汉学研究的格局逐渐分化出来。凭借扎实而有份量的著作使中国画学的独立性得以彰显,他们的方法既有考证严格的优点,又具备方法论的自觉,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外研究中国画学的学术群体。 关键词:中国绘画 形式风格 外部因素 从国人眼光来看。中国美术(古代美术)的文献资料已蔚为大观,即便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学院建制和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业已多年,这一基本事实构筑了中国美术史学的初步框架,至少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文献搜集、资料分析、画作风格研究、画家生平介绍等几个方面从现代分科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而富有成效的搜集整理,而且更在日益发展的图像学研究上从形式分析角度吸收了当今海外学者的新进方法,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新月异的中国美术研究不再停留在搜集材料的初步方法上,以往“中国”这一词汇只是地理文化范畴上的对象,即研究的对象必须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艺术品,包括绘画作品、礼器艺术、建筑雕刻等类别,而现今研究者则涵括进了本土之外凡有志于中国文化且浸润其中经年有日的海外群体,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受到了国内相关专业领域的重视。如果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教学过程中对此现象毫不加以关注的话,无异于抱着本土的研究目光固步自封。本文就拟从中国美术史学中传统绘画的角度谈谈海外近几十年来中国美术研究的一些概况和突出的表现,以期得到一点启示。 绘画在中国传统美术中取得的尊贵地位与传统文人观念的发展密不可分,并且自有画史记载的作者始,就已经纳入了一个延续有脉的承传系统。海外很多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把眼光和精力从对青铜礼器的研究转到了对绘画的极度关注上,从而把中国画这个概念在文化内涵的界定上与西画作为两个独立发展的范畴来加以观照,由此构成了一个中国本土传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稳定性。中国绘画在历史文化中的脉络和中国文人在特殊历史现象中的精神展现就成为一些西方学者所着重处理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他们在具体接触画家作品时,不会仅仅论述风格形式上的特点,在展开与前代作品关系的阐释基础上会引入画家当时文化社会史的面貌,甚至是画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者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就是这一研究潮流中一位杰出的专家,应该说他的名字对于国内同行研究者来说是相当熟悉的。高居翰研究中国晚期绘画史的三本巨著《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中文译本已经出版,其中对元代和明代绘画着力甚深,而山水画又成为高氏所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他审慎而又精彩地阐述了那一历史阶段的画家之间无与伦比的关联性和画史上的复杂性,尤其是《气势撼人》一书由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座讲稿结集而成,主要讲述17世纪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对董其昌在晚明画史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重新给予了定位和介绍,还从新的角度驳斥了以往画史中对一些职业画家的习惯性偏见所造成的盲目判断。可以看出,高居翰除了对中国古代绘画史极为熟稔之外,本身在价值意义系统和“方法论”方面保持着高度的自省态度,从不人云亦云,没有从传统认知的角度和简单的视点去看待历史上的创作者,而是从相关语境尽力挖掘创作者在面对庞大传统遗产时所采取的回应方法和选择上的困境,同时涉及到对他们作品的品评和分析。 高居翰教授在美国研究中国画学史领域应属第三代学者,就像有的论者指出第一代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应属于汉学家,言下之意指的是早期欧洲影响下的凡属“中国学”研究范畴的专家行业,包括像语言、文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那个时候美术学还没有从“汉学”领域中独立出来:第二代学者则是二战后具有影响的对美术史学科独立性有相当自觉的研究者,像罗樾(Max Loehr)等,他不仅懂中文,而且对中国艺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加上吸收了德国美术史学家沃尔夫林的图像学成果,即对作品形式风格的演变持有自足说的论点,好像不太会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罗樾在此基础上针对青铜器纹样的研究发表了很具影响的论文。高居翰就是罗樾的学生,但是他没有完全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对待艺术史的写作,而是在广泛参询画家对于社会历史的反映。把当时创作者和地域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做出了既宏观又带有很精微特质的画家个人情绪对于画作影响的论说方法。 海外学者凭籍着他们的语言写作优势和很好的研究环境(比如很多国宝级书画藏于海外博物馆)提出了一些国内学者所不易看到的问题,加上他们不忽视对文献资料的细密考证,也研读了很多先辈学者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声势的海外中国美术学研究群体。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可能都有涉及,论述中多有挂一漏万的嫌疑,像很多这方面有特色的专家,比如美国的李铸晋、方闻、包华石,班宗华等,所治领域和观察角度多有不同,像包华石近来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系列论文来看,他侧重于在相对政治文化环境下,海外中国美术史学领域存在的一些偏见和“盲视”,甚至是权力关系下存在的文化歧见和“误读”,其重点并不在于分析某个画家作品的精妙(就像很多论著那样),而在于受到西方学术大环境影响下新的研究角度的阐发,不着力于通史和断代史的长篇论说,构成了当前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中的新趋势,同时也冲击了固有的“学科”边界概念。 方闻作为普林斯顿大学荣退教授,长年来对中国传统画史的研究形成了很有影响的“东部学派”,近几年方闻也调整了自己的方法构架,以回应各种新出现的问题。由是想来。这一“内”一“外”之别只是相对和方便的命名,并无绝对界定的必要,任何画史对画家和作品的研究都要有“内外”的兼济才行。实际上,中国传统画史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并不与这种方式矛盾,只不过比较零散和不系统,不像西方学科那样分门别类而极具理性法式,它们之间相互还可以借鉴对方的优势而体察自己的不足,不然的话,别人说的老拿西方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把“中国”仅仅当成了材料和解析的范本,才是我们在学习海外学者成果时应该引起反省的地方。 中国美术史论文:案例型教学在中国美术史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案例型教学;中国美术史教学;教学改革 中国美术史是美术学科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同时也是专业理论的主干课程。而在21世纪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改革的大潮中,美术史作为高校艺术学子必须掌握的一门理论教育课,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潜能性和前瞻性,同时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在充分发挥着其特有的作用。著名的美术教育家陈传席说:“只有技能学习,没有理论学科的学习,不能叫美术教育,文化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而技能则不能。”他的这一理论更是精辟地阐明了美术理论教育在美术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传统教学方式的弊端 美术类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及培养模式改革,要求优化课程结构,加强美术史论和相关人文知识教学。但是,长期以来,美术史论课程与教学总是处于陪衬地位,不少学生对这类课程缺乏起码的兴趣与热情。这主要是由教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不当造成的。因此,加强美术史论教学要从改革教学方法入手。 我们在美术教学中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有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直是重专业技能的训练而轻视理论学习,认为不学美术理论同样可以画好画。这种现象也是现今美术教学的现实且严峻的话题。为什么美术专业理论课引不起学生的重视与兴趣?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教学工作者的思考。多年来,我们的美术理论教学基本都在套用一种相同的模式,即教师在授课时对美术理论讲授较多,对艺术作品分析不深入,学生的参与程度不够,导致对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能力培养不足,不能很好地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鉴赏能力,对艺术作品的鉴赏也是人云亦云的状态,并且学生也容易忘记所学的美术史论知识。有些教师习惯于按时间顺序讲解美术发展的历史,以美术发展的历史作为讲授的重点。这种方式,可以将美术发展演变过程讲得很详细,但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艺术作品的分析。这样枯燥乏味的理论教学只适用于一般常识的欣赏课,这样的授课方式对学生的艺术认识没有多大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就必然形成学生对美术理论学习的轻视和学与不学都无关重要的心理。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理论的热情以及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呢? 二、案例型教学的构想 (一)“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 提倡“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要强调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给学生自主权,注重发展学生鲜明的个性,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激发其展示自己才能的欲望,进而发挥其潜力。这样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和教师及时沟通,同学互相学习,教学真正做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二)“从实验中获得知识” 在美术史论教学中,如果加强艺术作品的鉴赏,用直观的艺术作品直接刺激学生的视觉,必然会引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主动性,调动学生在艺术鉴赏活动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师生处于一种急于交谈的良好教学氛围之中。这样的教学环境不仅有利于教师传播知识,有利于教师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审美文化素质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要改革美术史论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一定要重视和加强实验教学,因为这是诱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环节。让学生在不断的尝试中发现科学事实和概念, “重要的是让他们去做”、“要通过实验来解决问题”,将实验放在十分基础和重要的位置上。 三、“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 (一)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 “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首先是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所谓基础性,是指授课时要讲述美术本体所包含的绘画、书法、工艺、雕刻等等,但又非只是客观地介绍材料,而是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使趋于感性的视觉经验上升至理论高度。这既可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能够促进他们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直观性是指讲课时尽量展示可视形象。大量的视觉形象展示,使授课内容生动、直观,使学生在尽情领略中国古代美术杰作的同时,掌握中国古代美术发生、发展及美术本体的特殊规律,从而激发起学生对古代美术杰作和杰出美术家的崇高感情。 (二)传统教学与新成果的融合 传统教学观念滞后,缺乏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受传统应试教学模式的影响,现在的试论教学往往偏重于基础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案例型”教学方法充分注重吸收和利用最新考古资料和美术理论界最新研究成果,力求授课内容的时代性和前沿性。授课过程中,注意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的比照,启发学生思考其现实意义;对美术史研究的空白点和热点加以重点提示,并对观点不同的研究成果进行简明扼要的比较,提出教师自己的看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课堂讨论中,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 (三)传统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相融合 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生活,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这种教学方式往往是以书本为中心,很少能把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案例型”教学在这里主要体现在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当中。以课堂教学为主,以课堂讨论和实地参观考察等为辅进行教学。其中将课堂讨论作为关注的重点,使之成为师生互动的纽带,并以此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地参观考察的教学方式突破以往较为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使教学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 四、案例型教学的实施效果分析 在“案例型”和传统教学有机融合的过程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他们的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加强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创造性思维渗透到其中,提高学生对视觉艺术作品的形象思维能力、审美感受能力和艺术创新能力。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研究,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主体实践为主,培养了学生创新素质和健全人格、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思想,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有效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得到稳步提升,为学生将来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许江在呐喊 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八五”85中国美术学院校庆 依旧波光潋滟的西湖,晴方正好的南山路217号,中国美术学院迎来了它的85岁华诞。本次校庆特别安排了“八五” 85,展览作为最主要的内容。而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的展览宗旨更是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开幕式上,身为艺术家和美院院长的许江先生慷慨激昂的讲话给在场的每一位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讲话与其说是讲话毋宁说是呼号。多年来多次我看到许江先生的讲话总是慷慨激昂,侃侃而谈,这一次,我特别深切感受到许江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院长,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在为中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勃兴在鼓呼和呐喊。 校庆期间,我同众媒体同仁采访了许江先生,他依旧是激情四溢给我们回顾了那段激情的岁月无数的故事...... 许江院长围绕 1985年那个难忘的岁月回顾了学院85年的发展历史、结合展览的内容阐述了学院的精神。他说,屏幕上放映的短片,由85年前真实的影像剪辑而成,我们在此重温历史,重温激情,感受三十年来生命与校园的巨大变迁。历史的浓缩总是在用某些“不变”或者是“骤变”的因素,令我们怦然心动,仿佛一下子面对家园。 这次展览的策划和实施主体是70、80后的年轻人,他们在去年夏天就提出以1985年作为岁月考古的平台,采集85位亲历者的人生片段,改校庆的典礼为学术的追问。他们冒着酷暑去捕捉历史兴怀的可能的现场。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将历史还给岁月。让亲历者在现场说话,抚今追昔,去钩沉那段曾经经历的岁月,重叙那段岁月于上下文之前涌动的意涵,以此来彰显我们学校85年来的学脉精神。年青一代对整个展览的创意和他们在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忍、所兴怀的记忆、所秉持的求真的理想,是这个展览的亮点之一 “85”是一个横轴,让我们重返那些难忘的现场。在那些坐标式的往事当中,回溯大时代变革的踪迹,揣想历史的发生及其可能性。85位受访者则是一条竖轴,每个人的记述都与“85”的往事相对照,每一个书桌里面都存有那个时代各自不同的思想和生活的工具箱。这横轴和竖轴结成一个“十字”,成为我们回望岁月的生动的、纠结的十字坐标。我们每个人将在这个坐标里、这次展览中,找到中国变革时代的精神地图,找到学院能历85年不衰的学术脉络。 许江先生还说,在众多的亲历者的记忆中,那段岁月有两个突出的征候是之前甚至之后的很多年代所不具备的:一个是开放。打开国门,打开历史之门,众多久违的东西蓦然出现,尤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前卫艺术的变革浪潮,及其蕴藏着的新学思想,走马灯似地影响着中国的学院,仅仅1985年就有美国史学教授维罗斯柯的持续十六讲的讲座,赵无极绘画讲习班及其展览与学术活动,万曼壁挂艺术初来学院掀起跨媒介的艺术运动;与此同时,以学报为核心的编译者们正加快阅读与译著一系列揭开形式思考和艺术诘问的西方名著。另一个突出的状态就是解禁。学院的开放可谓步步为营,但每一步都以某种思想和学术的解禁方式突破出来。正是这种解禁深深地诱发着一代青年的叛逆者和趋新的风向,也诱发着那种源自民间、源自底层的自我解放的力量,具体地、持续地给予每个创造个体以变革驱动的活力。虽然那个时代的开放程度远不如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但解禁仿佛是向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无边大地不断地开拓,时代的思想者们仿佛垦荒者一般被赋予那个时代特有的顽强而丰沛的实验激情。所以,“八五”往事中记忆犹新的有关于油画系创业创作的论辩,学院中青年创作组的展览,关于素描教学、新水墨画教学的论争与探索,同时还有燎原全国的关于艺术形式的自觉与讨论,清理人文热情的观念端倪,各种后来被称为“八五新潮”的新艺术大爆发。 在谈到当年的八五精神在当下的意义时许江院长说:历史还在继续“八五·85”的意义正在于让八五精神,让美院85年持续的精神,重新和不断地活在校园,让美院的历史活化为一个未竞的事业整体,让参加“八五·85”学术活动的青年艺术家们涵融其中,代代传承,梳理振兴,发扬光大。 讲到美院悠久的历史包袱和传承的关系时他说,1660年前,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慨然写道:“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我们今天也站在历史长河的一个点上,向另一个年代怀想致意,内心必然感慨而系之,此所以兴怀。但我们不悲观,而是努力将曾经的生命能量存留在那里,让将来的兴怀者,“有感于斯文”,有感于代代传承的时代精神。 许江院长还兴致勃勃地讲述了这次展览的对“八五”85概念的意义。我们选取了在美院发展历史上85为重要的人物,其中有艺术家、教授等,他们在85时期都发生过许多重要的作用,展场将85个人的故事制成道具箱,将构成一场贯穿85个 年头的影像戏剧:“论争”“突围”“历程”“新潮”四个“片场”,呈现1985年美院的集体记忆。第一场是“论争”,重现构建当年的毕业答辩现场。在第二场“突围”则包括中青年创作组、维罗斯科讲座、中国画教学座谈会、实验水墨、赵无极绘画系列讲座、万曼壁挂运动和编辑部七大版块,搭建起美院的地标性事件,唤起1985年美院人的集体记忆。第三场“历程”作为整个展览的思想库,以黑板报的形式呈现了自1928年建校至今都在扭结中的有关艺术革命与革命艺术的事件、潮流和论争,涵括了“艺术运动社”、“新兴木刻运动”、“倪贻德:从创造社到决澜社”与“艾青:革命文艺领袖”、“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 史画”、“浙派人物画”、“人间思想”八个部分。第四场“新潮”,重点聚焦于对“’85新潮”的追忆,由“’85新空间·池社”、“谷文达”、“红色幽 默”、“厦门达达”、“北方艺术群体”、“三步画室”、“部落部落”、“最后的画展”、“新学院派”这九个内容的展开,重新勾画出了当时以浙江美院为策源地辐射全国的“’85新潮”路径图。 采访结束时,许江院长意犹未尽,向大家谈起了许多往事,一些源自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与许院长谈到了各自的状况的人生目标。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出现了新趋势,主要是从哲学层面上对艺术进行反思,在方法论上对传统的实证性艺术史理论进行批判。这些反思和批判从外在的视角审视艺术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艺术史的研究思路,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的著作《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论说艺术史的终结未免偏激,但是艺术史学科的确处在一种危机中。《艺术杂志》1982年冬季号正式提出了艺术史“学科的危机”这一主题。奥立可·格莱巴的《论艺术史的普遍性》也发表于同期《艺术杂志》上。格莱巴指出:“当下艺术史家的工作,即是去发现各国或各民族文化的某种(不同的)视觉语言之含义。”11 发现各国或各民族视觉语言的含义,体现出了一种在方法论上对艺术“普适性”的认识,艺术史的这种“普适性”概念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学者们普遍警醒这种“普适性”。芝加哥艺术学院埃尔金斯在《为什么不可能写出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中表述的很明确:“不管多元文化的美术史如何做出无懈可击的努力,所有撰写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的尝试均导致为西方的目的服务的西方化的叙述。”12 他的《西方美术史学的中国山水画》一书就极力避免这种“普适性”,转而寻求新的突破。方闻对此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他在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主任谢伯轲的访谈时谈到:“在我看来,不同的视觉语言各有其不同的族群文化意义,为获得一个可观照不同艺术史的公共视野,我们需一套共同、适时的现代分析和诠释工具。这些工具或许最初发展于西方艺术史,但也应借由研究非西方视觉作品所获得的洞识,加以修正和扩充。” 历史主义的强大力量使得艺术史家在黑格尔时代精神的启发下,确信艺术提供各种手段使人类精神以某种特有的历史化方式显现出来,历史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在这种历史主义的引导下,19世纪和20世纪初许多文化史家和艺术史家便认为,一切艺术风格均是文化各个方面的反映,任何风格的创造、发展及其演变都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一种现象。当代社会艺术史家因此提出“艺术本身是历史吗”这样的命题,主张艺术史研究应进行从对风格史的关注向“片段历史”,或“微观历史”的研究转变。高居翰在2005年的《亚洲艺术档案》上发表了《中国绘画“历史”与“后历史”的一些思考》一文,其中反思了中国绘画史没有像西方绘画史一样建立起一门坚实、详尽的历史学。他借用西方后现代历史理论来研究元明清绘画,用“后历史”这个带有浓厚指向意义的词语处理中国艺术史。高居翰的这种处理方式割裂了中国绘画的完整历史,既忽略了中国艺术史中固有的师资传授系统,也没有遵循西方历史主义的研究现实。 面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科危机,方闻首先从理论的高度出发作出了回应。他在《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一文中持有艺术史普遍性观念,并确信中国画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表现方式的独一无二性。随后,方闻在文中从传统中国谱系的艺术史学和中国画中再现与超越再现的风格历史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最后,方闻写道:“倘如问,中国或者日本绘画哪些方面的研究可为现代艺术史学提供理论基础?答案必然要看不同的视觉语言及其独特含义的历史性描述。”13 海外的中国绘画史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迷茫和机械地借鉴之后,越来越多地具有了作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的精神特质,它开启了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也对西方文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某种参照和思想资源。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应该为全球的学术合作提供一个契机和可操作的平台,中国美术史是一部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区域性和多元化的历史。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中的原始植物崇拜思维 摘 要:源于生产生活需要和精神向往两大要素,原始人类产生了对植物的崇拜,原始崇拜往往是原始艺术创作的现实驱动力,所以美术史上所呈现的植物艺术题材,通常牵系着原始人的心灵世界。本文将主要探讨原始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如何摆脱“自然属性”而趋向于艺术,探讨其在中国美术进程中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原始;美术;植物崇拜 人类自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一直不断进行,在一个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中,“自然”无时不对人类的思想意识造成一定影响,而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产物的美术,势必会和“自然”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远古时期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状况,许多客观的规律不能被原始人理解,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从而对原始美术创作产生崇拜驱动作用。这种原始思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并被原始人所接受,以致于它不能完全的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隐退,从众多美术绘画作品、纹样中我们仍能看到它的影子。原始人的植物崇拜情结就是一例。 在江苏省连云港发现的将军崖岩画上刻画着以植物茎叶连缀的人面和天体星象图案,创作于新石器时代,这是较能体现原始人对植物有着特殊感情的一件作品。岩画中人面造型奇特,夹杂着某些星象的元素,画上的人面与植物茎叶相连,而且人面形似果实,显然是有意识创造出的人与植物合一的艺术形象,是祈祷获得植物的力量?还是他们认为人是由植物而生呢?答案已经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植物在原始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原始人类认为万物有灵,“先秦时就有一种司木之神,名曰‘句芒’,为古代的树神。‘夸父逐日’弃杖化为‘邓林’,就是桃林有灵的记载。”①中国的许多古汉字,也都与原始人的植物崇拜相关,如“氏族”中的“氏”本意为木本,即植物之根;而与植物关联的“臬”字,则含“法则”的意思。“华夏文明是在植物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孳生发育的,华夏民族的称谓本身,就保存着原始植物崇拜文化的信息。华、花二字在殷代卜辞里是同一个形体,便是佳证。至于本象花蒂之形的帝字,其最初语义的蕴涵的意念,即是对植物的原始崇拜,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植物而言,开花结果,生生不息,花蒂是其根本。植物花蒂的这种带根本性的神异力量,很自然会引起人类的重视和崇拜,进而成为自然界至尊神的化身。”②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中对被神化的植物,并不像其他对象崇拜多有祭祀活动,而是主要表现为敬畏,禁忌折伤或砍伐崇拜物。《礼记·月令》中规定:孟春之月,禁止伐一切树木;季春之月, “毋伐桑拓”;孟夏之月,“毋伐大树”。③ 《搜神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灌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④这一描述给植物附加了人的机能, 进一步发展了崇敬心理。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出现也并非偶然。远古时期大地上多覆盖广阔的森林,植物生长茂盛,原始人的生活与它们息息相关。制作棍棒弓弩狩猎,采摘果实,用树藤结网捕鱼;采集树叶制成衣服;燃烧植物获取、保存火种,御寒取暖、防止野兽攻击、驱走黑暗和恐惧、烤熟食物,原始社会两大主要的生产方式——狩猎和采摘,以及原始人文明进化的重要元素——火,都需要通过植物来实现。可以说,植物是原始人类衣食住行的基础。“人通过实践劳动创造了一个以他为中心、以实践为媒介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会被打上人的印记,不仅自然界的高山原野、河流星空成了人的无机的躯体,而且经过劳动实践,人进一步产生了思想和观念。”⑤在生产生活中,原始人会不自觉的将一些自然物与人类自身进行对比并能判断出异同。原始社会外出狩猎和采摘是非常危险的,时常可能面临野兽致命的袭击和一些突发的自然灾害,他们的生命相对脆弱而且寿命也很短,拥有强健的体格并且能够长寿成了一种最直接的愿望,于是植物此时起了必然的参照作用,树木的高大粗壮、长生不死都被原始人看作是一种神奇的现象;植物的枝干断了还可再生,原始人在同野兽的搏斗中和可能经常损失身体部位,“再生”也成了他们的渴求;原始人在狩猎追赶野兽很可能迷路,高大或者有特殊标志的树木植物就成了他们辨别方向的依据,由此产生信赖感;植物种子落地生根,强盛的繁殖能力也是原始人类所向往的;原始人类认为鸟和神是相通的,他们把鸟看成是神的使者, 而鸟栖息的植物这无疑会让他们觉和神有一定联系。可见,植物在原始人类的思维中是具有强大力量感的。一方面,在物质上他们必须接受植物的赠与、依赖植物生存;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他们羡慕植物并渴望获得植物的某些特殊能力。就如同人类的童年思维一样对那些自己不能控制的神奇事物生出一种又爱又怕的感情。由于长时间受这种情感的困扰,力量感很快变成了原始人类强大的心理压力,原始人屈从于这种力量之下,产生了植物崇拜。 植物作为美术创作的重要素材,在美术史中经常出现,而崇拜思维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植物艺术形象内涵的变化上。他们通常会不自觉的以某些方式再现他所敬服的这种力量。在许多原始绘画艺术都有所体现,显示为祝愿对这种力量更强大,并能为己所用、为生产实践活动服务,带有实用功利性。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物中有的陶盆口沿部位装饰有稻谷禾苗纹样,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丰收的向往。有一块陶片上刻有植物形态,五片叶子茁壮舒展,表现了蓬勃生长的状态。”⑥原始先人绘制着这些装饰和纹样,也绘制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但这种憧憬只是源于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原始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依赖植物,那么原始美术中的植物形象也应会随之减少或消失。所以早期的植物形象艺术作品实用意义多于审美意义。“原始人类在有意识的利用物质材料表达主观目的、主观精神时,其美感与想像、思维、情感、动机交织在一起而创作出的作品和创作过程具有多元意义。此时的创作和审美处在蒙胧混沌状态。”⑦ 人类度过漫长的蛮荒时代后,其美感意识得到发展和增强,审美活动逐渐独立和清晰起来植物崇拜思维也开始向“艺术阶段”过渡。此阶段的许多作品虽然仍含一些实用的指向意义,但都格外明朗的呈现出美感,而且还占主导地位。如汉代墓室画像石砖中常见的“扶桑树”,取材造型都隐去了原始功利的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实用目的,仅作为一种吉祥物的象征,为祈求生命不朽和灵魂的安宁等。六朝时期崇尚清雅之风,主张复古,而此时植物纹样繁盛,卷草、忍冬等纹样流行,这些纹样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非常符合形式美法则的要求,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在这样反复的创作过程中,人类对原始植物单纯的屈从崇拜淡化了,对植物形象美感的意识渐进成熟。此时原始的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开始发生演变。 现代社会客观规律通过科学方法得到合理解释,原始人所敬畏的神秘力量成为普通现象,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所谓的心理压力不复存在,经过长时间的变化和发展,植物形象开始具备独立的审美特征,成为一种艺术形象。在内外因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自然属性”完全蜕变了,一种对大于本身的力量的屈从演变成了一种对于自己熟悉并带深厚感情事物的欣赏。 结语:自此,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经由了从“自然”到“艺术”的上升过程,而且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等各类因素的影响,植物的艺术形象也完成了从实用性到审美性的过渡。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活动中人类的美感意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这种美感意识源于对巨大力量的崇拜,随着这种力量减弱,植物的形式特征开始成为人类的审美重心。
科学论文:以科学发展观落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的调研思考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确定了“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消防工作原则,这是消防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客观规律的反映。对于企业单位而言,政府、部门、单位、员工四者都是其消防工作的重要主体,任何一方都非常重要,不可偏废。在当前消防工作新形势下,积极建立和完善“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员工积极参与”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大力推进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的落实,切实提高企业本质消防安全水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试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供大家参考。 一、政府统一领导是落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的重要基础 消防安全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消防工作包括企业消防工作的领导,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消防工作是一项地方性很强的政府行政工作,许多具体工作必须以地方政府负责为主。在宏观规划方面,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并将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消防装备等内容的消防规划纳入城乡规划,负责组织实施;在火灾预防方面,各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地区实际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并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组织各类企业开展有针对性的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在消防组织建设方面,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加强消防技术人才培养,增强火灾预防、扑救和应急救援的能力;在执法监督方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公安机关报请的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责令停产停业意见,依法决定并组织有关部门实施。毫无疑问,有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的落实就成了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就有了坚实的基础,甚至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部门依法监管是落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的有力保障 政府有关部门对消防工作齐抓共管,这是消防工作的社会化属性决定的。各级公安、安监、建设、工商、质监、教育、人力资源等部门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依法对企业履行相应的消防安全监管职责。公安机关及其消防机构要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加强对企业消防法律、法规的宣传,并督促、指导、协助各类企业做好消防宣传教育工作;教育、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将消防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培训的内容;建设部门对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未经依法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不得给予施工许可;质监、工商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加强对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系统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可以说,在政府有关部门依法监管到位的情况下,企业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得到了有效的督促落实。 三、单位全面负责是落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的关键环节 企业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消防管理的基本单元。企业对消防安全和致灾因素的管理能力,反映了社会公共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消防安全形势。消防安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虽然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社会的监督和帮助不可缺少,但最关键的还是 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新修订的《消防法》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单位在保障消防安全方面的消防安全职责,明确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在日常工作中,各企业单位要全面负责,认真落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要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好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结合本单位火灾危险性特点,制定有效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演练,加强对本单位人员的消防宣传教育;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切实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等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严格落实各级、各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认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工作,及时消除火灾隐患。总而言之,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的落实工作要常抓不懈,与时俱进。在消防安全意识上要警钟长鸣,在制度保证上要严密有效、在技防建设上要科学合理,在隐患排查上要全面细致,在事故处理上要认真彻底,这样才能真正将企业消防安全工作抓紧、抓好,落到实处。四、员工积极参与是落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的不竭动力 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企业消防工作重要的参与者和监督者,也是企业消防工作的基础。没有广大员工的参与,企业消防工作就不会发展进步,企业整体抗御火灾的能力就不会与时俱进。企业是集体劳动场所,企业的消防安全是人的作为和不作为的结果。作为企业层面来讲,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企业内养成良好的安全生产文化氛围,凡事都要以员工的生命为本,企业领导及每个员工都应该尊重、保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各类企业要扎实开展好新工人入厂后的三级教育,重视和强制性执行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考核和持证上岗制度,并注重做好作为安全教育系统性工程重要环节的日常安全教育和督促工作。特别是对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督促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对企业员工自身而言,要努力增强消防安全自律意识,自觉提高消防安全素质和技能,积极养成关心企业安全生产,事事注意安全生产,齐心协力确保企业消防安全的氛围,真正做到在企业安全生产中“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任何企业员工都有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灾、报告火警的责任,都有参加有组织的灭火工作的义务。只有全体员工自警、自律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增强了,企业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才会有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消防安全也就有了长期、可靠的保证。 现阶段对各企业而言,建立完善“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员工积极参与”四位一体的消防工作机制,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建设,是我国长期以来做好消防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从无数火灾事故中得出的教训。消防安全渗透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企业单位以及每名员工在企业消防安全方面各尽其责,建立和推行“四位一体”的消防安全责任制,持之以恒,行之有效,一定能够增强企业广大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并进一步提高企业整体抗御火灾的能力和水平,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科学论文:以科学发展观加强统计部门工作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的全球化,随着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在经济、社会、环境、科技、人口、管理各个领域,统计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统计工作在与时俱进,但摆在我们统计工作面前仍然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而当前统计工作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穷于拓展统计领域、完成各种统计报表、承担各种普查、应付各种需求的时候,却没有时间好好地问问我们自己“统计工作应该如何发展?”。通过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深刻认识到统计工作的宗旨,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在现阶段就是为科学发展服务。即:努力为地方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服好务,努力为广大群众了解县情、改善生活、参政议政服好务,努力为各类经济体从事经济活动服好务。 一、紧盯用户需求,强化服务意识 统计部门关键问题是,如何为科学发展提供统计优质服务。基本思路是,统计人员要致力解放思想,提高统计能力;统计部门要服务科学发展,提高服务水平。”狠抓优质服务,有为才有位。 一是当好各级领导的“参谋”。多年来,县级统计部门主要用来完成国家统计调查任务,包括普查、年报、定期报表、专项和抽样调查等,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不足。当今县委县政府因地制宜进行科学决策,要求统计部门紧密围绕决策所关注的新情况和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准确地做好统计信息报送和分析调研工作,做到有情必报,提早预报,当好参谋。对此,我们统计局提出了统计服务要实现“三个转变”的思想,即:由配角向主角的转变,由“数据库”向“参谋部”的转变,由后台向前台的转变。统计局每年都撰写了大量的调研分析报告,赢得了县委、县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同时,县委县政府为掌握各项中心任务的完成进度,也十分重视统计的跟踪监测和考核。近些年开展的县域经济考核、乡镇经济效益目标考核、支柱产业考核等,既促进了各项经济工作任务的落实,也显著地扩大了统计工作的影响。 二是当好社会公众的“益友”。过去,统计信息的采集和基本上没有考虑社会公众的需求。现阶段科学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广大群众了解国情、县情,改善生活,参政议政都需要获取大量的经济社会科技统计信息,我们已建起了对外的统计信息网站,今年加大统计“双基”建设力度,力争与乡镇统计站联网,与媒体合作加大统计新闻,很好地宣传郧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三是当好企业决策的“帮手”。目前,统计部门只要求企业填报统计数据,而基本上没有积极主动地为企业生产经营开展服务。基层同志形容企业统计是“吃企业的饭,干国家的事”,企业对这种统计的关心程度不高。统计部门做好的“三项服务”之一,就是努力为各类经济体从事经济活动服好务。今后我们统计部门要“注重对行业、产业数据的搜集和整理,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参考信息。”要让各方统计对象也成为服务对象,让他们离不开统计,乐于配合统计。 二、改革工作流程,确保服务质量 科学决策需要高质量的统计服务,而统计服务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整个统计工作流程,包括统计设计、调查、整理、分析等几大环节的质量控制。如何确保服务质量? 一是改革统计制度方法,适应科学发展需要。相对较薄弱的基层统计力量,特别是反映科学发展的新需求而言,现行统计制度方法仍有笨重繁杂之处,意义不大的似乎不少,迫切需要的又嫌不够,改革是势在必行。要以国民经济核算需要为核心,兼顾各方用户新的需求来做好统计报表制度的加减法。如:农村农业报表中太细的产品分类可以删去,各类普查中的指标也不要贪多求全,调查项目少些更便于搞准。统计部门研究改进指标体系,增加反映民生改善、环境保护、节能降耗等方面指标。 二是积极搞好民意调查,畅通党政领导联系群众的桥梁。特别是电话访问调查,具有轻便、快捷、客观等优点。而且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也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决策和考核指导工作都有一个需要高度重视和掌握民意的问题,近年开展的社会治安调查、组工干部形象调查、解放思想大讨论中“问计于基层”的调查等,都很受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和社会各界欢迎。 三、狠抓“双基”建设,夯实服务基础 乡镇、企业基层单位是原始统计数据和信息采集的承担者,他们承担着绝大部分的统计调查,掌握着统计数据的源头,直接决定原始数据的质量,并影响统计部门数据整理、加工、分析与的工作质量,是整个统计系统的基础。因此,基层基础建设必须常抓不懈。 一是统筹任务,结成网络。现在乡镇每隔两三年、甚至一、两年就要承接某项大型普查任务,每年还有大量的年报、定报和一些抽样调查,都需要动员大量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担任普查员和统计员。可将他们逐步登记建“库”,今后各项统计任务、培训和工作补贴都尽量统筹安排到“库”中人员上,有任务时集中培训、调用,无任务时也经常联系,形成相对固定的基层统计人员后备军网络。 二是服务带动,发挥作用。基层统计也只有在既完成上级调查任务,又能满足当地信息需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因此,统计部门要努力将服务下移或下送,让基层统计机构 和人员更有作为。如:通过帮助乡镇建立统计网站,当地统计信息,宣传地方经济;向基层发送宏观统计信息和横向对比资料,满足当地分析掌握宏观趋势的需要;通过对基层贯彻落实各级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统计考核,促进基层单位对统计工作的重视与支持;通过组织受基层欢迎的专题统计活动,特别是为基层的统计服务,扩大统计在基层的作用与影响等等。 三是加强培训,提升素质。如:利用一年一度的年报、定报工作会议,抓好以会代训;利用统计网站,开辟专门的统计业务知识学习栏目,方便各地基层同志随时查询;利用各类普查培训、专项调查培训,广泛普及统计知识;特别是还要积极创造条件,大规模地组织基层统计人员参加统计从业人员资格、技术职称学习考试,进党校、进大学集中培训等等。 四是加大扶持,改善条件。今年,我们加大扶持力度,根据“双基”建设,达标的乡镇将给一个乡镇统计站配备了一台微机来促进乡镇统计工作。将统计信息网络延伸到乡镇。 四、创新技术手段,提高服务效率 在现阶段,我们面临着统计工作任务越来越重,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而人员又不可能相应迅速增加的矛盾。解决问题的一条根本出路,就是加快信息化建设。利用全省统筹谋划、协同共建、资源共享的基础上,用三、五年时间,建成和拓展“三个平台,一个网络”。 “三个平台”,一是完善统计信息平台。进一步建成有强大数据库支撑的统计信息网站群,增大信息容量,增强信息查询效率,增进信息交互方式。当然,还可以向特定服务对象联网,与电视、报刊等媒体协同合作,把统计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扩散到全社会,让各界都能享受到便捷的统计服务。二是建成数据管理平台。核心是我们统计内部共享使用的各类数据库及其备份系统,也就是无纸化的统计资料档案室,保存和管理来自基层的调查数据和各级统计部门加工整理的汇总资料,包括普查和各类年报、定报资料。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采集并积累了巨量的统计数据,只有尽快建成数据管理库,才能及时地保存、方便地查询调用。三是建成报表采集平台。也就是面向基层调查对象的报表采集和处理上报系统。逐步建成了联网直报系统,通过互联网直接拉通了基层企业、单位与统计部门的报表报送渠道,提高了数据上报的时效性,也减少了一些中间环节的延误和人为干扰。 “一个网络”,就是“郧西统计信息网“,今后主要是要延伸到乡镇。 五、优化统计环境,形成服务合力 统计需要全社会的理解、支持与配合。要营造一个好的统计环境,除了依靠优质服务来赢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外,还有几方面的工作是需要进一步做好的: 一是加强宣传。针对目前对统计工作了解还不深的情况,我们要加大宣传,增进他们对统计工作的理解。 二是争取政策。积极争取地方领导对统计工作的重视与支持,进一步扩大统计工作的影响力。 三是依法维权。就是要善于依法树立、维护和运用统计的权利和权威,以此来提高统计的地位。具体怎么做?除加大统计立法、普法、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拒报、瞒报、虚报等违法行为外,还要从进一步发挥统计的信息、咨询、监督三大职能入手,重点依法维护好统计权威。 四是加强部门合作。统计部门是各级政府主管统计工作和国民经济核算的直属部门,为确保统计标准一致、统计制度完整、数据权威可靠、统计信息共享,必须当好社会统计工作的管理协调者,这是责任,也是权利。必须肯定的是,统计部门不可能包揽一切统计事务,必须善于争取和依靠各业务主管部门的力量来完成各项统计任务,该分的分,该共享的共享,形成合力。 科学论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奋力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市,最根本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要立足科学发展,坚持以工业经济为主导,以城市经济为重心,以县域经济为基础,以科学投入和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好中求快,又好又快,不断壮大经济综合实力。这个发展思路,把中央的精神和潍坊的实际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是在正确总结过去经验,准确分析发展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非常科学,非常简洁有力,为今后五年我市经济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要按照这个发展思路,采取强有力措施,扎扎实实开展工作,奋力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首先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理解“好”与“快”的关系。要在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始终贯彻科学发展这个原则,切实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全市经济健康、协调、快速、持续发展。 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突出重点。要从潍坊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抓住影响全局的重点领域,聚精会神,奋力进取,开创全市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一是要科学发展工业经济,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实施工业强市,是潍坊科学发展的重点战略。潍坊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个战略非常正确,近几年来,正是有了工业的科学发展,我市的经济实力才有了大幅度提高。在新的形势下,我市科学发展工业经济的思路更加清晰,即: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产业赶超战略,加快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继续实施优势产业、大企业集团和知名品牌带动战略,全面增强工业经济整体实力;加快实施沿海开发战略,拓展工业经济发展空间;积极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加快转变工业增长方式。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围绕科学发展工业经济的这几个战略要点,抢抓机遇,努力拼搏,掀起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又一轮热潮。 二是要科学发展城市经济,加快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中心城市的带动,这是不可背离的大趋势。我市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城市经济是不容置疑的选择。在科学发展城市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产业先导战略,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城市的产业规模、层次和竞争力;要加大规划建设力度,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要推进管理重心下移,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实施城乡统筹与区域合作的发展战略。要经过我们的努力,全面提升各级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品质和产出能力,增强城市体系的竞争力,显著提高潍坊在半岛城市群中的地位。 三是要科学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县域经济在我市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全市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进程,都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科学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加快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市上下要共同努力,取得县域经济发展的大突破,确保全市经济建设又好又快扬帆奋进。 科学论文: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市新农村建设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均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三农”问题已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新世纪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把发展作为农村工作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三农”;社会主义新农村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们党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世纪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的迫切需要。 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而提出的关于中国发展的系统理论,是党在经济发展重要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同、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首先,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其次,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同时遵循自然规律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人口、环境相协调。为了更好的实践发展观,中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战略思想,这“五个统筹”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具体目标,展示了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和人民需要努力做好的近期目标。科学发观展观一经提出,就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全国各地均掀起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热潮。从某种意义上看,科学发展观代表了广人民群众的心声,勾画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基本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与时俱进的体现,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魅力的真实再现,同时也是时展的需要。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党在农村工作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初,中央“一号文”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其主要内容概括为“二十个字”,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科学发展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联。科学发展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指针。科学发展观从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手段等方面指导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是从发展的角度求和谐。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为了缓和当前城乡差距过大的矛盾,而更重要的是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考虑,加以统筹协调,为城乡和谐、工农和谐提供保证。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我市新农村建设所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均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城市建设更是突飞猛进、一跃千里,然而相比之下农村则大大的落后,城乡差距日益突显,“三农”问题已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农业怎么发展,农村怎么建设,农民怎么致富,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众所周知,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农村占据国家的大部分比例,农民是国家的主要人口,因此,农村问题解决不好,势必会动摇这个国家的发展基础,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牵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当前,我市坚决贯彻中央、省委和肇庆市委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结合当地的实际,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初步显现:一是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为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市落实相关政策措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园区经济发展。形成了金渡、金盛、金陶三大工业园和白金龙工业带、西区工业带以及镇级工业群体的“三园两带多群体”的发展格局。二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市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实施“公司+基地+科技+农户”的发展模式,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和经济效益,形成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农业创品牌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孖宝”牌花生油获得省名牌产品和全国放心油称号,罗非鱼、罗氏虾、高岗围沙糖桔、金利剑花等农产品获得了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三是农村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加强了山水田林路的综合治理,重点抓好一批 水利防洪设施建设,使农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战胜了连续几次强台风的袭击,降低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农业抗御风险能力。加强生态公益林体系建设,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推进农业标准化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抓好严防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构建了严密的疫病防控体系,我市连续几年没有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同时,全市农村道路、电网、通讯以及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四是生态文明村创建成效显著。深入推进以“五改五有”为基本要求的生态文明村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到目前为止,全市累计创建251条生态文明村、11条广东省卫生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五是农村社会事业不断推进。村务、财务公开进一步规范,民主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解决农村“一保五难”问题成效显著,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发展,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社会大局稳定。农村税费改革扎实推进,减轻农民负担取得明显实效。 但在肯定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一是个别地方和个别干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认识存在偏差。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搞几条新村,只要建一批新屋,搞出一些新村,新农村建设的工作就基本达标了;一些地方干部存在急功近利思想,没有认识到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简单以为只需一年二年或三五年可以完成。二是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__市是个农业市,农业人口多,山区面积大,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比较大,二三产业发展比较慢。农村集体经济还相对比较薄弱,年收入3万元以下的村委会还有相当比例。山区的一些农民还比较穷,农业产业内部结构还不够合理,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优质农业、高效农业、现代农业的发展水平比较慢,科技推广、市场流通、社会化服务等亟待加强。个别的镇农业主导产业不突出,农民增收没有一个长效的保障机制。三是农村的社会管理水平亟待提高。农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仍然滞后,农民思想文化道德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依然比较低。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亟待加强。山区农村的脏乱现象还比较突出,村容村貌尤其是旧村的整治比较困难。四是在新农村建设工作上不平衡。低朗地方与山区存在差距,城郊地区与偏远地区也存在差距;一些镇工作主动,通过办示范点,落实工作责任制等形式,有效促进了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个别地方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工作力度不够,进展缓慢,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没有实质性的行动。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把发展作为农村工作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一,发展农村经济。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我市农业资源丰富,但由于农村人口多,农村人均耕地、水面、可开发山地等资源仍然有限。我们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优化结构和布局,集约节约使用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加快农业生产手段、生产方式和生产理念的现代化,把农业、农村的发展真正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我市而言,首先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突出地方特色,加强农业规划管理,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与区域布局,构建优势特色区域农业产业带。其次要以大力发展品牌农业、特色农业和效益农业为导向,努力建设农业“六个一工程”,打造农业品牌。通过加强规划引导、示范带动和政策支持,扶持发展农业“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培育发展和巩固扩大一批专业村、专业镇,打造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集群。再次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发挥资源优势,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做大做强粮食加工、水产品加工、林产品加工等产业;抓好农业招商引资,建立农业招商引资项目库,抓紧规划建设一批农业招商引资载体,大力开展对台、对珠三角的农业招商,提高农业利用外资水平;抓好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加快培育、引进一批竞争能力和带动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不断壮大农业龙头企业群体,形成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一体化经营,辐射带动农民融入产业化经营;落实省、市扶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培育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同时要大力抓好农业科技进步。继续推动创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和农业科技示范镇。实施优质种子种苗工程,加大良种良法引进与推广力度;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建立健全农业信息网,推进农业科技信息“直通车”工程和“移动信息村村通工程”;大力推广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积极创建省级、市级、镇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提高水稻生产和主要水产养殖机械化水平;加强重大动物疫病和植物有害生物防控体系建设,重点抓好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情的防控。 第二,改善基础设施。要全面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加快现代农业园区规划建设,发挥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作用,示范推动农田标准化建设。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田基本水利建设、中低产田改造、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江河防洪、人畜饮水及山洪灾害防御等工程建设,进一步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加强生态公益林建设和森林资源保护,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巩固创建林业生态市的成果,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继续大力创建生态文明村,加快改水、改路、改厕、改灶、改造住房步伐,深入开展省、市卫生村创建活动,进一步改善村容村貌和农村卫生水平。注重村庄建设管理,突出建立完善村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及公共设施维护管理的村规民约。抓紧村庄整治规划工作,重点抓好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规划编制与建设,示范推动其他村庄的规划建设。 第三,完善治理机制。一是要加强财务管理和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村账等制度,积极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争取在今年4月底前 基本完成( //)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各项工作,使全市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二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建设。完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完善基层民主建设,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建立村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并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努力建设和谐平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四,构建和谐文化。为着培养新型农民,要全力加强农民的素质教育。要加强道德素质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农民,帮助农民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创新意识;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移俗,破除陋习,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健康文明的农村社会风貌。要要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培养农民的科技素质。在夯实农村基础教育的基础上,以市技工学校为主阵地之一,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对农民免费进行养殖技术、种植技术、计算机技术、农机操作技术的培训和转岗培训,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增强农民外出务工和经商创业能力,促进农民非农收入增长。三是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全面落实加强农民工工作的政策意见,进一步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建立健全农民工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要大力繁荣农村文化,通过加强镇、村文化站、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活动。要稳定和充实农村文化工作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要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抵制腐朽落后文化。 第五,注重社会建设,要以实施“五大民生工程”为突破口,着力解决农村“一保五难”等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解决农村“一保五难”问题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惠民工程、民心工程。为此,我市各级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实施农村“一保五难”工程,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一要全面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实现应保尽保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二要推进农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三要大力推进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建设;四要加快镇通行政村公路硬底化改造建设;五要推进农村客运公交化;六要加快启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优先解决农村饮用水含氟、砷超标的问题;七要全面落实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完善扶贫助学制度,继续推进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全面完成义务教育学校危房改造;八要逐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标准,建立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大病统筹、门诊补偿和困难群众大病救助等制度,提高保障水平,扩大覆盖面。抓好薄弱卫生院改造,落实“每村一个卫生站、一名医生”建设计划,强化村卫生站建设,提高农村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另外,还要加快农村全面实现通自来水、通电话、通有线电视的步伐。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全面的目标、长期的任务,必须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坚定性、坚韧性和可操作性的统一,既要充满热情,又要保持理性;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握重点,稳步推进,使之真正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的民心工程。 科学论文:机关房管所学习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际、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实现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新飞跃。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四句话是对科学发展观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的集中概括。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是统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纲,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过程的根本指导原则。所以我们一定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来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开展。 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我们只有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要求,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工作、研究问题,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来落实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市机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着种种问题,我们更应该要用科学发展观来分析问题,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变管理模式,积极推进机关国有资产向集中统一管理的方向迈进。 一、目前机关国有资产分散管理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基本上是谁建设谁使用、谁使用谁管理的分散管理模式。从20__年我们对市级机关在用的办公用房普查情况来看,在用办公用房的总建筑面积109.2万平方米,由我们机关事务管理局集中管理的办公用房只有7.2万平方米,只占总在用办公面积的6.6%,其他大部分自行管理或委托物业公司管理的分散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体制和模式,使管理体系不健全,资产形成机制不完善,资产配置不合理,产权管理不规范,法规制度不健全,成为资产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普遍问题。由于分散管理从而造成了以下问题: 一是管理成本高。各个管理部门各自为政,后勤保障一家一户“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现象普遍存在,楼堂馆所你有、我有、全都有,资产得不到充分利用。 二是资产配置严重失衡。由于分散管理,缺乏合理统一的配置标准和相应的调控机制,政府难于对办公用房实行跨部门、跨行业调余补缺,致使各部门之间配置的办公用房数量、质量严重失衡,人均建筑面积高低相差太多,据20__年统计,高的部门人均建筑面积100多平方米,低的人均建筑面积不足10平方米,往往是权重部门办公用房多,条件好,设施配备齐全,在机关三大院外面部门有的处长办公室比我们的市领导的办公室面积还要大;权轻部门办公用房少,条件差,办公设施也只能一般般。 三是资产处置随意。由于分散管理,政府不能充分代表国家行使资产所有者的权利,各占有单位实际上行使着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不少单位随意将富余的房产进行出租或出让搞创收,用于单位的福利,我们平时说的就是单位的自留地,实际上也是滋生腐败的土壤,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往往造成公务员待遇差距很大,这种“苦乐不均、分配不公”现象,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四是权属管理不规范。由于历史和管理体制原因,在权属管理上普遍存在不规范的现象:一是产权不清,主要是主管单位与下属事业单位之间,往往是主管部门报建,财政拨款,下属单位做产权,当下属单位改制时,容易造成政府资产流失;二是对产权产籍档案疏于管理,资料丢失严重,造成无法办证,很大一部分无 法做产权,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隐患。 二、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中的存在问题的设想 针对上述的种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体制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家知道,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制度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重心。从根本上说,树立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是体制、制度问题。中央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科学发展观问题的,它表明,科学发展观同时也是科学的改革观。因此问题不仅在于我们“要”以人为本,“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必须着眼于“怎样”实现这一要求。这就要靠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所以,我们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机关国有资产向集中统一管理方向发展。 一要建立切合实际的管理体制。由于多年来分散管理体制带来诸多问题和种种弊端,已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建立统一的建设管理、权属管理、调配管理和专业化服务的新型管理体制。 二是推进权属集中统一管理。把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产权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明确职能定位,落实职能部门和监管部门,明确其主要职责。使职能部门根据具体情况能够灵活运用直接管理、委托管理、授权管理等方式,提高资产管理效率和效益。 三是规范资产处置行为,促进资产合理流动。严格执行资产处置制度,规范处置程序,明确处置标准,健全审批手续,防止和杜绝随意处置资产。建立部门之间资产调剂机制,对闲置资产和超标准超编制配置的资产,进行调剂或拍卖,促进部门之间资产的合理流动。加强处置收益管理,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实行专户管理。 四是加强存量资产管理,提高资产使用效益。强化资产使用管理责任制,把资产管理的具体工作和责任落实到资产管理者和使用者,不断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严格控制利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对外投资和出租出借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五是健全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实现国有资产管理有效性的重要保证。现在国家有《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我们宁波还没有自己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以及相关各项配套具体措施,所以有必要加以健全,好指导今后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实践证明,只有实行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管理,才能够解决对国有资产占有和配置苦乐不均的状况,合理调剂资产,提高对资产的使用效率,从而有效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只有实行统一管理,才能做到节能减排、减少资源浪费、才能铲除隐酿腐败的土壤。兄弟省市单位对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管理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下一步努力方向 现在随着我市东部新城的加快建设,在不久的将来,行政中心将要东迁,这给我们对机关的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管理带来的契机,加上去年财政对各行政事业单位进行的国有资产进行了统计核对以及下一步我市将实行福利待遇统一发放,进一步给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管理带来利好消息,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机遇,一方面把现有管理的国有资产管理好,把基础工作做好,做得更扎实,以备今后不需之需,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我们面临的挑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任务更加艰巨,专业化管理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们要加强资产管理人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加大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国有资产管理人员队伍的专业素质。 当然要实行机关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管理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是改革,是要涉及到个别部门的切身利益,阻力肯定很大,我们要作好思想准备,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通过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机关国有资产就一定能够实现集中统一管理。 科学论文: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 “五里不同村,十里不同俗” 老生常谈抓落实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不少单位和党员干部都表了态,喊了口号,但要真正保证学习效果,只听声音是不行的,关键还要在行动上抓好落实。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科学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她描绘了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指明了社会发展遵循的科学方法。蓝图绘就,道路指明,落实就是根本的任务。抓落实抓得越到位,认识问题就越深刻,解决问题就越彻底,推动工作就越见成效。 抓落实首先要找准症结。“五里不同村,十里不同俗”,抓落实应当紧密联系实际找准落脚点。单位有单位的不同特点,各级有各级的责职,各人有各人责任,照搬照套是套不好的。因此,我们在抓落实过程中还要做好结合和具体化的工作,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认真找准自身发展的重点问题、百姓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长期积累的难点问题。社阳乡当前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其中心工作就是要统筹好保护水源与发展经济的问题,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有机统一;个别村党支部要把解决班子凝聚力不强,战斗力不强,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明显的的问题作为硬任务突出出来;还有个别村党支部要把解决思想僵化、开拓创新精神不强、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办法不多的问题作为硬任务突出出来。每名党员都要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是否跟上了党的理论创新步伐,行动是否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能力素质与新的历史条件下履行职责的差距有多大等等。乡机关党员干部要深刻反思对农村、农民是否怀有深厚感情?为农民服务的意识树的牢不牢?在本职岗位上是否勤勉敬业等。村支部党员要重点查找自身在培树文明乡风上是否当先锋作表率?在带领村民增收致富上是否当典型作标杆?把单位的薄弱环节找准了,把个人存在的差距找到了,就是对科学发展观进行深化、细化、转化,就能找到贯彻落实的结合点、着力点和突破口,形成正确的工作思路和科学的工作方法。 抓落实必须得振奋精神。“精神爽奋则百废俱兴,肢体怠弛则百兴俱废”。抓落实必须振奋精神、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稳扎稳打,耍不得半点虚功,来不得半点懈怠;抓落实,必须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防止和克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在一片落实声中不落实的现象发生,防止和克服紧一阵、松一阵,抓一抓、停一停,虎头蛇尾的现象发生。这些年来,在乡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在工业经济发展受限制的不利条件下,坚持以“生态立乡”为主抓手,大力发展绿色农业,促农业转型升级,基本实现“一村一品”,在保护了青山绿水的同时让农民得到了实惠,成效显著。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发展还存在诸多深层次矛盾,隐含着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农民自身的素质现状与增收致富的愿望的矛盾还比较突出,部分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和能力素质与担当领头雁的责任还有较大差距,农村生产力水平与发展现代农业要求还不相适应等等。因此,需要全乡同志特别是党员干部振奋精神、锲而不舍,紧盯目标、咬住问题,立足本职、岗位践行,敢于较真碰硬、一抓到底,敢于攻坚破难、破旧立新,不断干实事、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克难奋进,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查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件件落实,创出一个新局面,闯出一番新事业,干出一个新社阳。 抓落实关键在解决问题。检验一个单位或个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成效如何,关键看是否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才是硬指标,解决问题才是高标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抓落实,就要力求在解决问题上有所突破。比如,着眼农民增收致富这项内容,着力解决农民观念滞后、素质偏弱、增收途径不宽的问题;着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个重点,着力解决部分党员学习劲头不足、综合素质偏低、履职偏弱的问题;着眼增强事业心责任感这个现实需要,着力解决部分党员精神不够振作,主动作为、无私奉献自觉性不高的问题;着眼树好自身形象这个突破口,着力解决部分党员自身要求不严、团结意识不强、作风不实的问题。除了上述共性的、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还要区分党员领导干部、机关干部、村干部、普通党员四个不同层次、8个行政村不同地域的问题,做到有所侧重,有的放矢,防止“一刀切”。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克服这些困难,清除这些障碍,问题解决的越多、矛盾化解的越多说明抓落实的成效越好,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就能走得更好更快。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在学习实践活动中锲而不舍地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在抓落实中明思路、讲科学、破难题,我们就一定能建设出一个环境优美、百姓富足、发展和谐、乡风文明的新社阳。 科学论文:科学发展观学习体会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和我国国情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经验得出的重要启示。科学发展观是针对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适应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也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进一步深化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科学发展观作为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适合中国国情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观,它包括了系统而丰富的内容科学的发展观是适合中国国情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观,它是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总体认识和根本观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包含了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坚持改革开放,是科学发展观的强大动力;促进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保持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实行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等。科学发展观要回答的问题有:要不要发展,为谁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往哪里发展等问题。 (一)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目的,是回答“为谁发展”的问题。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使人民群众成为发展的动力。具体地说,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就是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我们从事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理所当然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党的立党为公的宗旨和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 (二)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是其首要内容和中心内容,是回答“要不要发展”的问题。 离开了发展,就无所谓什么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发展。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之所以是“硬道理”,就在于它是一种客观规律,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首先,发展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规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尤其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总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人类终究会发展,一切阻挡者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发展才是硬道理”,乃是一种客观规律。正因为如此,发展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人类实践的历史性课题。发展也是现代社会各国称雄竞争的时代性课题。就我国来说,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凝聚力和说服力,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离不开发展;解决国内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离不开发展;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平统一祖国,离不开发展;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离不开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国家之所以经得起国际国内各种风浪的考验,各项社会事业之所以取得巨大进步,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之所以不断提高,归根到底是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今后,从长远一点来说,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也都要靠发展。因此说,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精神实质的高度概括。 (三)科学发展观还要回答“发展什么”的问题。 这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既包括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全面发展就是社会各个方面都要发展,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经济发展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条件;社会发展既包括实现政治民主、社会正义、司法公正、市场公平等,又包括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知识文化教育、从事生产活动的能力和本领、思想道德素质修养和人格品质的塑造等。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还要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重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因此,面向21世纪的发展,不是单一目标的发展,而是一个多层次综合目标体系的发展。 (四)科学发展观要回答“怎样发展”的问题。 这就是协调发展,基本内容主要是坚持“五个统筹”协调发展,就是促进有关发展各系统的协调,充分发挥各系统要素的优势和潜力,使每个发展要素满足其他发展要素的要求,完善整体功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就是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出发,以解决“三农”问题为重点,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良性互动;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缩小,人均公共产品的占有趋于合理,享有的公共权益趋于均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特殊功能充分有效发挥;地区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便利;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和享受基本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地区之间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经济技术合作不断加强;地区之间 国土资源开发、利用、整治和保护实现统筹规划和互动协调。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是把社会全面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和重要条件,着重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主要矛盾,不以牺牲社会发展为代价求得暂时的经济繁荣,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要使人的生产行为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过程,加快技术进步,形成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趋利避害,坚持开放的发展观,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推进国内发展时考虑国际环境,扩大对外开放时自觉地注重服务于国内发展和改革,实现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协调互动。 (五)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回答“怎样发展才能保持永续性”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此,经济社会发展要充分考虑人口承载力、资源支撑力、生态环境和社会承受力;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又不能牺牲后代人的利益;要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加强生态建设,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人与自然协调互动,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六)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这也是回答“怎样发展”的问题。 统筹兼顾,就是总揽全局,科学规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调整的推进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做好统筹兼顾工作。统筹就是兼顾,实质是协调好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各方面各领域各地区的各种重大关系。“统筹”的主体是党和政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不是自发的过程,而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历史变革。统筹是对指导思想、指导方针和总体工作布置的要求,而不是把什么都“统”起来,不是要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其他不该干预的事情。统筹兼顾,首先是做好“五个统筹”。统筹兼顾,就是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统筹兼顾,就是要处理好涉及全局的重大关系。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形成统筹兼顾的利益协调机制,引导全体人民逐步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统筹兼顾,要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当前,在政策和资金投入上,要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向再就业工程、西部大开发、加快中部地区发展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倾斜,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事业倾斜,向生态保护倾斜。 科学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全面的、系统的、协调的、可持续的过程,其内涵十分丰富,体现出鲜明特点:一是更加注重发展的人文本质。强调发展的宗旨和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二是更加注重发展的整体协调。强调各种发展要素的内在联系和有效整合,实现各方面发展的良性互动。三是更加注重发展的持久永续。强调人口增加、生产扩大、消费升级都要适应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当代人发展要泽被子孙,建立长效机制。四是更加注重发展的多样性。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发展特色,不搞单一的发展模式。 二、需要正确把握和对待的几个问题 (一)正确看待发展与增长的关系,正确看待gdp不能把发展与增长混同起来。“发展”包括了“增长”,发展要以增长为基础和必要条件,但“增长”并不能代表“发展”。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就业、教育、文化、卫生、社会公平等更为广泛的方面。有人认为,应当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提出发展=经济增长 社会变革的观点。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只有明显的量的增加,而没有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状况、政治经济体制、科技等明显的进步和质量的提高,反而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社会不平等、政治动荡。所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受到了普遍的批评。 树立科学发展观要求正确看待gdp。gdp是世界通用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规模、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在正常情况下,gdp的增加意味着经济实力的壮大和社会财富的增加。gdp又是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通过考虑gdp的增速和趋势等因素,决定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因此,gdp具有综合性强和简便易行的优点,对它的重要作用必须加以肯定。但是,以gdp作为重要综合性经济指标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主要是难以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结构,难以反映人们实际享有的社会福利水平,也不能衡量社会分配合理性和社会公正性,不能反映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情况。因此,如果单纯用gdp来评估一个地区的发展成果、考核领导班子的政绩,就容易导致一些地方不计代价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其质量、结构和效益,忽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与上述问题相联系,我们必须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不能忽视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既要反对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理由,忽视和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和否定经济增长作用的倾向;又要反对用经济增长取代其他社会目标发展和实现的倾向。 (二)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务之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逐步提高,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没有根本转变。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三高”必然是低效率。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是要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继续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在稳步调整一、二、三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要大力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推进企业重组,提高企业规模效益和产品质量。加快企业的改革改造,提高管理水平,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意识,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社会环境。二是积极推进科技进步,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要求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使经济快速增长建立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三是努力节约资源,积极保护环境。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力度,节约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形成有利于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制,全面建设节约型社会。四是要以机制转换为动力,加快体制创新。一方面,要通过改革,使企业成为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建立健全约束机制,提高经济自主增长能力;另一方面,要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建立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的经济补偿机制,提高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使用价格,全面征收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使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 (三)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和经济循环模式,努力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清洁生产是指既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可以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保护环境的新型生产方法,其实质是一种物耗和能耗量少的人类生产活动的规划和管理,将废物减量化和无害化,或消灭于生产过程中,同时,对人类和环境无害的友好型产品的生产,亦将随着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深入而日益成为产品生产的主导方向。现在,我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清洁生产,将来还会进一步发展。发展清洁生产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循环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 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物的全过程中,把传统依赖资源消耗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这是一种在传统工业经济的资本循环、劳动力循环基础上,强调自然资源也应该形成循环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减量化、再使用、可循环。”减量化是在生产投入端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再使用是指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可循环是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力争排放无害化,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循环经济的增长模式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而传统工业经济则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经济,即“资源产品废弃物”,必然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我们要把发展循环经济提上日程。为此,一要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利用一定的优惠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企业开展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技术改造。通过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逐步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制造工艺、技术和产品。二是尽快研究制定促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完善以《节约能源法》为核心的、与配套法规、标准相协调的节能法律法规体系。三是制定并实行强制性能效标准。大力开发利用各种可再生能源。四是加强取水用水的定额管理,抓好废水资源化利用,搞好高耗水工业和水资源紧缺地区的水资源节约和代替工业。 (四)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离不开科学的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引导和支配正确的政绩观,正确的政绩观体现和保证科学的发展观。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往往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往往会在实践中偏离科学的发展观。从根本上说,科学发展观是正确的政绩观的基础和前提。在新形势下,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政绩,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绩。适应全面发展的要求,领导干部在创造政绩时,既要大力搞好经济建设,又要积极促进社会进步;既要推动城市建设,又要狠抓农村发展;既要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又要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适应协调发展的要求,领导干部在创造政绩时,既要注重集约型、内涵式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速度和结构的关系,又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协调好改革和发展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领导干部在创造政绩时,要立足当前,考虑长远,统筹兼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社会的永续发展。总之,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的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去指导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得更好,这本身就是更大的政绩。这样创造的政绩,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政绩,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的政绩。 (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迫切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当前,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管理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越位”、“缺位”现象。各级政府要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五个统筹”的思路,更好地履行职责。一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增加公共产品,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加强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为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二是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三是加强宏观调控,改善市场监管。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作用范围,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程序,加强规划制定、政策协调和信息服务。改进宏观调控方式,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四是加强民主、科学决策和依法行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要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自觉地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科学论文:践行科学发展观做好新形势下机构编制工作 科学发展观作为全党各项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飞跃。机构编制部门作为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部门,必须适应这一飞跃,自觉地把指导思想转移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用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和解决机构编制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认真做好新形势下的机构编制工作。 一、深入开展学习,加强理论武装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把深入开展学习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作为机构编制部门的一件大事来抓。通过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精神实质和科学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提高政治理论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自觉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谋划、推进机构编制工作。 二、围绕发展主题,拓宽工作思路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围绕发展主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机构编制工作思路。 一是要开阔视野,把机构编制工作放到党委政府的工作大局中、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来审视、把握和谋划,使机构编制工作更好地为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服务。 二是要纵深推进,紧紧抓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个关键,稳步推进各项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机构编制深层次问题解决。 三是要形成合力,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强化机构编制管理与组织(人事)管理、财政管理等综合约束机制。 三、坚持以人为本,解决突出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好机构编制工作,解决突出问题。 一是要解决群众办事难问题。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基层工作新机制,设立乡镇政务服务中心和村级点,为农民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 二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创造发展环境、加强社会管理、搞好公共服务、促进稳定和谐”的要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把政府该管的管住管好,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坚决放出去,交由市场、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去管。 三是要深化改革,提高行政效能。要稳步推进县乡机构改革,下决心撤销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部门,归并职责相同或者相近的机构,精简富余人员,克服机构臃肿、政出多门、人浮于事的现象。 四是要完善保障机制,进一步推进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公共教育、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推动有关部门更全面地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四、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科学管理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加强制度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机构编制管理的根本性措施。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坚持机构编制的集中统一管理和“一支笔”审批制度,严格做到按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批,在规定的限额内审批。要完善实名制管理办法,做到凡按规定批准成立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要实行定编定员,确保具体机构设置与按规定审批的机构相一致,实有人员与批准的编制和职数相对应。 要探索试行机构编制公开制度,加大公开力度,除涉密机构外,各单位人员编制应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要着力推行机构编制考核评估制度,不断完善考核评估的内容和方式,增强考核评估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科学论文: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一大亮点和突出贡献,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刻阐述,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一、科学发展观是科学分析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出的战略选择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战略选择。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七大报告科学分析了我国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并将其主要概括为八个方面。这些阶段性特征,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各个领域,既有作为主导方面的成绩和进步,又有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形势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这些阶段性特征全面、深刻的分析,充满了辩证思维和实事求是精神。通过对八个方面特征的现象描述和本质揭示,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社会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期会呈现出相应的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我国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这是必须看到和充分肯定的一个历史性的巨变。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两个没有改变":首先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与此相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因此,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没有超出也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的判断和立足点,从根本上来说,恰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 科学发展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产物,根本上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我们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开辟的发展道路和形成的理论体系,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进程,同时又必然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只有一个,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理论成果都属于一个科学体系,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由于实践发展的阶段性,在不同的阶段必然会有相应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在不同阶段的实践中产生的理论成果。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它们的一脉相承,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上的一脉相承;而它们的与时俱进,也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而实现的与时俱进。在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理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而提出来的,是对我们党关于发展的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发展本质的新揭示、发展主体的新阐述、发展内涵的新界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发展目的的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指思想。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执政理念,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富民安邦的行动纲领。 二、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精辟概括,深刻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认真学习和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容,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的理解。 (一)要紧紧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抓住发展,就抓住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主要内容,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是建立在发展基础之上的。不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发展,就不可能解决我们面临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发展始终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所追求的发展,不应是孤立、片面的,不计代价、不能持续、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而是在科学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紧紧抓住发展这一第一要义,就要时刻牢记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必须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要紧紧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以人为本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解放和自由与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目标。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自己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是为了造福人民。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要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切实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集中起来,就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要紧紧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按照科学发展观推进科学发展,就必须总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全面,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就是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可持续,就是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是发展的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是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四)要紧紧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坚持统筹兼顾 统筹兼顾,是我们党长期执政中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经验,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要从我国发展全局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节并处理好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促进整个社会协调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坚持统筹兼顾,关键是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用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观点看问题、抓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就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加快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力争在特色优势产业中形成一批拥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真正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三、坚持好字优先,促进科学发展 (一)大力推进能源、资源节约,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统筹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把推进能源、资源节约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 要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把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加快形成节约型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要强化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目标约束,坚持把强化政府责任作为关键环节,把完善市场调节机制作为基本手段,把加强依法治理为重要保证,依法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确保实现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约束性目标。 (二)走工业化城镇发展之路,坚持以工业化城镇化为主导,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工业化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和必由之路,是我区加快发展的主导方向和核心战略,要坚持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同时,鼓励支持各地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增强工业对发展的主导作用。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加快培育发展新兴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做大做强工业经济。今年自治区财政安排工业园区建设资金5亿元,推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壮大汽车机械、有色金属、石化、钢铁、林浆纸、糖业等一批优势产业,力争完成技术改造投资630亿元以上。积极发展海洋产业、生物产业、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组建大企业集团,培育发展强优企业。重点推进有色金属、橡胶、钢铁、制药、粮油等企业集团组建工作。推进__烟草工商业百亿税利工程。努力壮大以南宁_来宾一柳州-桂林为中轴的工业经济带,加快崛起以北海、钦州、防城港、崇左以及贺州、__、玉林、贵港、柳州、河池、百色为两廊的工业经济带,推进"一轴两廊’’’’工业发展新格局的加快形成。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突出发展大中城市,加快发展小城镇,形成城镇群和城镇带。坚持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加快发展南宁、柳州、桂林等大中城市,抓紧推进南宁五象新区、柳州柳东新区、桂林临桂新区建设,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加快发展一批县城和重点镇。进一步优化城镇布局,加快培育形成南北钦防、桂北、桂中、桂东南城镇群和黔桂走廊、右江走廊、桂东北、桂西南城镇带等"四群四带"的城镇发展格局。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积极创造就业岗位,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着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在住房、子女入学、社会保障、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力争完成市政公用设施投资240亿元以上。加强城乡规划的编制、管理和实施。加强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古民居的保护。坚持深入持久地开展城乡清洁工程。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推进南北钦防开放开发,进一步振兴柳州等老工业基地,加快百色、河池有色金属和水电基地发展,提高桂林高新工业和旅游基地的带动能力,加强来宾、崇左糖业和锰业基地建设,推动__、贺州、玉林、贵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基地发展,推动少数民族聚居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和边境地区发展,实现沿海地区与其他地区优势互补、全面开放、共同发展。 (三)走改革创新发展之路,坚持创新驱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改革的力度、开放的程度,决定着发展的进程和质量。 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改革始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积极推进各方面的改革。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组建一批地方特色与行业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大型企团。健全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深化财税、金融、投资和价格等各项改革。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快地方性金融机构的重组改制。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推进各类投融资平台建设。加快完善重要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和补偿机制。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化资本、土地、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体制改革、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农村综合改革试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供销合作社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和落实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坚持平等保护物权,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营造全民创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推进全民奋发创业。 (四)走全民创业发展之路,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全民创业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力和动力。我们倡导全民创业,就是要把群众蕴藏的追求富裕、勇于创造的潜能释放出来,把社会积淀的民间资本、各种资源有效地利用起来,使之成为加快发展的内在动力,成为推动__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就是最广泛地利用民资、调动民力、集中民智,有效配置资源,凝聚发展合力,打造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第一,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提高文化软实力,以文化软实力提升经济硬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大力建设和谐文化。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加强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实施精品战略,深入挖掘,加强创新,整合资源,扶持名家,生产更多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精品。培育和扶持八桂民族音乐、漓江画派、山水实景演艺等优秀文化品牌,提高原创文化水平。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文明的社会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加强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地方志编纂和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与东盟国家的交流与合作,继续办好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大型文化活动,推动__特色文化走向世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突出抓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建设,以及一批城市社区、乡镇综合文化站、20户以上"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项目建设。计划建设155个乡镇文化站。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突出抓好一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提高竞技体育实力,加快体育产业发展步伐。 第二,深入实施人才强桂战略,积极营造创业氛围。加强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培养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和新型农村实用人才。创新人才使用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为各类人才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更好的干事舞台、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全社会弘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第三,拓宽全民创业领域,构建全民创业格局。一是围绕发展第三产业,引领全民创业;围绕壮大产业集群,引领全民创业;围绕发展效益农业,引领全民创业;围绕搞活经济和商贸流通,引领全民创业;围绕社区就业,引领全民创业。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发挥政府组织、政策扶持、典型带动等方面的作用,推动社区服务向社会化、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二是着眼打造个体工商业主创业队伍,引导他们破除小富即安的思想,树立创大业的雄心,扶持和帮助他们小业变大业,旧业变新业,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做大、做优、做强,成为新型企业家阶层。着力打造企业家创业队伍。保护和鼓励企业家的成长,形成爱护保护企业家的氛围,激发企业家追求快发展、大发展的内在动力,使更多企业家成为全民创业的先锋。着力打造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创业队伍。激励干部既敬业又创业,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创造性地为经济主体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着力打造科技人员创业队伍。扶持科技人员创办科技型、中介型企业,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促进产业升级,使科技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着力打造经纪人创业队伍。加快经济组织创新步伐,成立各种产业协会、经济联合体、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等,充分发挥经纪人队伍在全民创业活动中的更大作用;着力打造群众性创业队伍,大力支持广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出家门,外出打工创业;加强对城镇下岗职工和待业人员的创业培训和指导,形成以培训促创业、以创业促就业的新机制。同时,要充分发挥城乡各类经济能人的作用,特别是要调动村委会、居委会中党员干部这个群体,使他们成为带领城乡群众创业致富的带头人。 同志在__考察工作时要求我区实现"四个新":努力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我们一定要以思想大解放破解阻碍发展的难题,以思想大解放创新科学发展的思路,以思想大解放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以思想大解放促进社会和谐与全面进步,以思想大解放营造促/:请记住我站域名/进发展的环境氛围。思想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抓发展,谋跨越,选好路径最重要。只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选准、选对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子,在不断的实践中有着新的举措、新的战略、新的视野、新的观念、新的精神风貌、新的工作作风,不断推动新的发展,实现新的跨越,不断使人民群众获得新的实惠,享受新的成果,广大人民群众才会更加自觉地投入到新__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来,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四、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__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科学理论的威力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 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科学谋划,统筹兼顾,强化举措,重点推进,加快县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我县而言,当前重点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为了确保今年各项预期目标的完成,我县将以开展思想大解放为动力,进一步转变思想,创新思想,创新办法,坚定信心,增强抓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调动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和精力,全力抓好经济工作。在具体工作中,我县将把握工作的重点和突破口,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扎实有效推进各项工作。 (二)千方百计抓好农业生产。组织县直各包村单位干部深入农村,指导和帮助农村群众做好春耕生产,尤其是抓好抓实六大基地建设,帮助群众解决基地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确保建设任务落实到位,按时完成。加快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进一步保障农业生产用水,增强农业抗击洪水。抓好农村实用技术的培训工作,提高农村群众科学种养能力。 (三)切实推进工业项目和工业生产厂房建设。一是抓好支柱产业培育和重点企业的服务,对每个产业里面的龙头企业进行重点服务、重点扶持、重点培育,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困难、原料供应、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促进工业企业做大做强,以龙头企业的带动形成一个以点带面的良好效应。二是扎实推进重点工业项目和新建工业生产厂房建设,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资金、加快项目用地审批,深入项目建设现场,服务项目,推进项目,促使项目按时完成建设任务,尽快投产,尽快发挥效益。三是抓紧做好工业集中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工业发展平台,促进企业进入集中区,积极发展园区经济。四是继续抓好节能减排工作。 (四)继续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坚持把工作重点放在东部产业转移上,以珠三角地区作为主战场,充分发挥招商工作站的作用,采取小分队招商、上门招商、网上招商、以商招商等多种办法招商引资,引进项目、引进资金、技术,争取招商引资工作有新的突破。 (五)加快城镇化建设。继续抓好滨江路一、二期工程建设。抓好城北路建设,尽快改善县城道路环境。推进城南开发区建设,完善开发区各项基础设施。加快旧农业局、水利林业局地块拆迁安置工作以及城南、城北便民市场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 (六)抓好社会稳定工作。加强安全用火、森林防火工作,预防和控制火灾的发生。加强防汛抗旱工作,制定和完善防灾抗灾预案,落实责任,提高应对和处置灾害能力。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从严打击客运车辆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等行为,严格查处农用车、拖拉机违法载客以及驾驶摩托车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确保不发生大的交通事故。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力度,大力整治安全隐患,确保安全生产。认真排查农村中因坟山、山林、土地、水利、宗族等原因而产生的纠纷情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维护社会稳定,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七)关注民生,造福民众 继续推进民政、扶贫、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继续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开展农村低保工作,做到"应保尽保"。切实加强对五保户、特困户、灾民等弱势群体的救济工作,深入推进优抚安置、双拥工作。扎实推进贫困村扶贫开发项目,加强贫困村产业开发,促进贫困村脱贫致富。继续抓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提高参合率。继续开展城乡清洁工程工作,优化美化城乡生活生产环境。深入推进社会保障、文化、广播电视、体育等各项工作,全面推动社会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科学论文: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城市建设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在进行深入的思考的基础上,我以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一定要与实际相结合,要与行业发展相结合,要真正将科学发展的成果普惠于民。根据建设系统实际,我觉得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在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和建筑业发展上要有新突破。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只有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困难,才能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和省、市扩内需、保增长的机遇,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全面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的今年中心城市建设重点项目任务。同时,要围绕提升城市品位、完善城市功能和旧城改造,再排一批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拓展发展思路,加快推进和实施。还要精心编制包装符合国家拉动内需政策导向的项目,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和省里政策和资金支持,为中心城市建设再创佳绩。我们要策应市委提出的大开放战略,加快培育建筑航母型企业,大力开拓外埠特别是境外市场,加快建筑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建筑业发展再上新水平。要通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强化发展意识,把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加快发展这一中心任务上来,一心一意谋发展,集中精力促发展。 (二)在落实精致建设要求上要有新突破。精致建设是塑造城市美好形象的重要基础。坚持精致建设,就是要求我们建设部门在经典规划的基础上,按照整体性、个性化和精细化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通过精心组织勘察设计、精心组织施工、精心实施质量监管,重点打造精品工程,争取出现建筑艺术品,努力做到“一草一木都是精品,一砖一瓦都是艺术”,充分彰显城市特色。我们要在巩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和攻坚年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扎扎实实开展“建设工程质量绩效年”活动,在深化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创新监管体制机制、加强行业管理、规范建设市场秩序、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等方面取得新的成效。要通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牢固树立加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努力打造精品工程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切实履行建设工作者的应尽职责。 (三)在加强建筑节能和科技创新上要有新突破。十七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社会。做好建筑节能工作,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目标的重要方面,也是建设事业发展潜力和空间比较大,很有作为的一项工作。要突出强化以实施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为主要内容的工程建设全过程监管,确保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落实到每一栋民用建筑。要重点开展可再生能源利用、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利用等试点示范工作,争取多出省级、国家级节能示范工程。要大力开展以建筑节能、建筑结构体系、新型建材和质量通病防治为主要内容的建设科技研究,争取国家、省对研究项目的支持,努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坚持把建筑节能、科技创新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着力推动建设事业节约发展、可持续发展。 (四)在建设领域民生保障工作上要有新突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建设工作的根本目标。我们要始终坚持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工作的第一信号,突出抓好供水、供气、污水处理、后街背巷改造、小区整治、市政养护等为民办实事项目,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生活居住环境。要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房屋拆迁安置、房屋质量、安全生产、农民工工资等切身利益问题。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增强群众观念,坚持“沉下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问计于民,做到服务于基层,服务于民。要努力打造建设服务品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五)在干部队伍建设上要有新突破。科学发展,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推动科学发展,对全系统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牢固树立全市争进位、全省有位置、全国有亮点的争先创优理念,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要坚持“钻进去”,把工作当做学问做,深入调研,把握规律,努力成为建设行业的行家里手。不断提升干部队伍科学决策和驾驭工作的能力、狠抓落实和综合协调的能力、处理复杂问题和攻坚克难的能力、应对突发事件和有效处置的能力。要按照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要求,通过深入开展“学习恩来精神,争做富民爱民好公仆”等主题教育活动,从影响机关效能的具体问题抓起,认真查摆和整改群众反映强烈的党性、党风、党纪问题。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努力使全系统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实现新的飞跃,能力素质实现新的提升。 科学论文:践行科学发展观加快建立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思考 社会救助体系主要包括城乡低保制度、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临时救济制度、社会互助制度等主要方面。建立完善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要求。近年来,我市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加快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意识不断增强,特定困难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救助。但由于我市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起步晚,许多工作尚处于探讨和摸索阶段。下面,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社会救助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和怎样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谈点粗浅看法,仅供参考。 一、当前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社会救助制度正向着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困难群体的生活得到有效改善,但一些问题也日益凸显: (一)救助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临时性社会救助制度不完善。当前形势下,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下滑,用工量不断减少,困难群体逐步增多,临时性社会救助压力增大。城乡低保边缘群体和农民工家庭的困难没有纳入社会救助体系,救助操作难度大。困难群体抗风险能力弱,一旦遭遇突发性灾害、不可预测的事故、难以预料的重大疾病等,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目前,对解决这部分的救助,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救助随意性大,救助金额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部门协作不顺畅。社会救助的形式是多样化的,涉及的部门也是很多的,既有民政、教育、卫生部门实施的救助,也有劳动、司法、工会、共青团、妇联、计生等部门提供的救助。这种救助主体的多元化、救助项目的多样化,是“暖民心、解民忧”的大好事。但各部门都从自身职能出发,所救助的对象不能互通,设立的标准也不统一,救助的时机也不一致,因而不可避免造成漏救和重复救助,有时甚至会发生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 (三)救助资金不充足。近年来,政府用于社会救助的资金虽然逐年增多,但从社会救助对象的增速与救助资金的增速相比,两者比例失衡。因此,仅靠政府财政投入为主体的救助资金,对社会救助工作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缺口,除城乡低保资金由财政兜底外,其它救助资金不可能做到按需救助。 二、当前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目前,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设,存在诸多问题,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救助法律法规制定滞后。现有的社会救助体系,都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出台的救助办法,有的属于阶段性的,有的条款已不适合现在的情况,对不在现行制度范围内的困难群众难以实施全面救助,救助范围狭小。长时间的法权失衡必然导致社会失衡,群众利益受到伤害,也给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 (二)社会救助能力建设滞后。当前,救助工作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定的“散、乱、窄”的现象。“散”主要是各部门各自为战,分别救助,易出现重复和遗留现象。“乱”主要是由于标准不同,民政、群团和其他部门对救助对象的确定、救助的财物的标准不一。“窄”主要是依赖民政和慈善机构的救助,社会各界救助的动力不足。 (三)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社会救助需要雄厚的经济支撑,财政投入需要不断增加,而我市又是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困难群众生活水平偏低,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导至许多该救助的困难群众没有得到及时救助,救助的范围和金额也远不及发达地区。 三、对加强社会救助工作的几点建议 社会救助体系是建立在社会基本保障基础之上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是保障困难群众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市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进程,是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加大投入,加快建立全方位的资金筹措机制。按照政府投入、社会投入和福彩资助相结合的基本思路筹集社会救助资金。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同心协力,上下联动,积极协调,争取各级公共财政加大对社会救助工作的投入力度。二是扩大彩票发行规模。把福利彩票发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把发行彩票作为向社会筹集福利资金的重要手段之一,加强彩票市场的调研,狠抓福利彩票销售工作,为我市福利事业的发展募集更多资金。三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大力尝试推行“冠名慈善基金”、“项目运作”等慈善工作市场化劝募救助机制,精心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慈善救助品牌项目,形成全社会参与社会救助的新格局。 (二)着眼长远,加快建设一批民政公共服务设施。注重提高社会救助能力、综合减灾救灾能力、社会福利服务能力和优抚保障能力。一是争取将一批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市委、市政府民生工程和投资项目的总盘子。抓实抓细项目的申报和立项工作,抓紧上报,力争早日立项,尽快审批。二是抓紧建设一批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当前特别是要加快做好民生工程中涉及民政工作的实施进度,尽快启动、抓紧开工建设已审批通过的项目,进一步调整、完善、提高在建项目。三是论证一批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做好全市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当前和长远发展 规划的调研、论证、编制和项目储备。加快推进全市重点区域综合灾害风险和减灾能力调查工程等项目的咨询论证工作。 (三)统筹兼顾,加快实施城乡一体化救助步伐。随着“东进北扩”进程的加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在社会救助中,实行城乡一体化势在必行。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目标的客观要求。一是保障制度一体化。统一各种救助门槛、救助标准,做到应保尽保。二是资金使用一体化。救助资金管理坚持统一账户、捆绑使用原则,对城乡社会救助资金统一管理,按需分配,实现城乡互补。三是审核程序一体化。由户主向所在地居委会(村委会)递交社会救助申请,街道办事处(乡镇民政所)予以审核,县(市)区民政部门审批,确保规范运作。 (四)搞好协作,加快社会救助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一是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形成民政部门主管,财政、教育、卫生、劳动、工会、妇联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同心协力做好社会救助工作。二是建立职责明确的分工协作机制。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明确分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使救助资金、物资、设施、信息等资源得到合理调度使用,避免出现施救中的重复、遗漏和标准不一以及相互推诿现象,降低救助成本。三是构建城乡社会救助信息网络系统。通过信息平台,及时、准确、动态地汇集城乡各类困难群众的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化、工作流程化、救助规范化、数据一致化,有效地增强社会救助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社会救助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更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使党的普惠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让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科学论文:结合实际践行科学发展观推进邮政事业发展 实践科学发展观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这充分证明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不发展就没有出路,只有加快发展,不断积聚企业的经济实力,才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应对现实存在的困难;只有加快发展,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为__邮政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也只有加快发展,才能为员工拓展收益增长的空间,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分析__邮政发展所面临的形势,认真研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发展障碍的科学方法,紧紧抓住十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的责任感,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为任何困难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坚持发展不放松,坚持正确的发展思路不动摇,团结带领广大邮政员工,披荆斩棘,众志成城,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把我区邮政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实践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企业员工既是邮政发展改革的推动者,也是邮政发展改革的最终受益者。我们始终强调在邮政的改革发展中,要相信人、尊重人、依靠人。用邮政事业团结人、凝聚人、激励人,真正把员工视为最宝贵的财富。要着力推进人力资源管理改革,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建立科学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流动制度和规范。探索和完善长效激励机制,为员工搭建广阔的职业发展平台,强化企业文化建设,激发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给员工更多的人文关怀,切实关心员工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关心员工的身心健康,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宽容、和谐、稳定的人文环境,让员工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努力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全面协调发展。要把科学发展中的“以人为本”贯穿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的全过程和各层面。不仅要满足人的自然需求,还要提高员工的素质和能力,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员工的激励和约束,人性化地处置企业与员工、经营者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诸多现实关系问题,这是科学发展观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今后对以人为本的内涵,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使“以人为本”在日常事务中无处不在,并由理念范畴转变为企业文化范畴,成为企业与员工的共有价值观。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首先,要正确处理发展速度和运行效益的关系。速度是发展的基础,没有较快的速度,就没有较大的业务规模和市场份额,也就谈不上发展。但是,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最终也会反过来制约发展。其次,要推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要改善南疆地区邮政的经营环境,大力提升北疆经济带邮政各单位的市场竞争能力,更好地发挥其对全区邮政发展的带动作用。要抓住西部大开发和中央一系列支持__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文件实施之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强化区域邮政协作,尽力缩小区域间差距,逐步形成区域间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三要在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企业全面进步和员工全面发展,员工的素质和合法权益保障水平要得到相应提高,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迎接改革和发展的挑战。四要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实现重大突破。这就要求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由求生存向求发展转变,由靠政策向靠市场转变。在发展模式上,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只重收入增长向企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在发展动力上,由主要依靠成本投入拉动向投入、营销、服务、挖潜、管控拉动转变。在业务推进上,由过度依赖金融板块拉动向金融、邮务、速递物流三大板块协调发展转变,并加紧区域型业务的开发培植。在发展成果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和人力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支撑、员工素质提高和实施管理创新转变。 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注重统筹兼顾 要综合运用统筹兼顾科学发展的方法,全面统筹发展和重点突破,不断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在适应中谋求发展,通过统筹兼顾实现和谐发展。要注重社会资源与企业资源的整合、注重全行业的协调发展、注重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与邮政竞争性业务的相互依托、注重各业务板块间和区域间的均衡发展、注重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一要保持业务总量与业务收入的平衡,防止出现量收反差。要保持增长速度与效益质量的平衡,防止出现急功近利。要保持适度投入与良好产出的平衡,防止出现支大于收等问题。二要促进业务结构趋于协调,推动服务产品和手段优化升级,逐步缩小专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三要优化配置人力、资金、网络、设备、局所等有效资源,全面提高有限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四要统筹考虑和安排好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发展与稳定、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抓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本部门利益与顾全大局等方面的工作,分清轻重缓急,合理配置资源和精力,使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得到保证。五要坚持“三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三个成果一起要,不断提升企业的文明水准。 科学论文: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部队建设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系统阐发,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执政理念实现了新飞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发展途径和方向。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对推进部队建设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增强推进部队建设发展的内在动力 科学发展现的本质要求在于发展,用科学发展现指导部队建设,首先要强化发展意识,加快推进部队建设发展。 要强化推进部队建设发展的历史使命感。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发展是绝对的。特别在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社会,加快发展更是一种时代精神、一种历史使命,不发展不行、发展太慢了不行、不思发展更不行。党的十六大在深刻洞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做出了本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战略部署,明确要求"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要深入组织好学习贯彻,引导广大官兵以推进部队建设发展为己任,努力为实现新时期新阶段的奋斗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要强化推进部队建设发展的现实紧迫感。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当前,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发展,我军建设总体上仍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发展阶段的形势下,解决好"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性课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快部队建设发展。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主导性思想,是积极应对新军事变革挑战,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举措。必须坚持用关于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决策统一。各级思想、指导各项建设、整合各种资源、凝聚各方力量,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断提升部队全面建设水平。 要强化推进部队建设发展的政治责任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具体到部队工作中,就是要围绕现代化这个中心,全面加强部队建设,不断提高部队打赢能力。这是党委、机关第一位的责任,也是衡量检验党委、机关履职尽责情况的重要标志。要坚决破除安于现状、不思发展,瞻前顾后、不敢发展,"难"字当头、不求发展的思想,不计荣辱得失,锐意改革进取。特别是在当前部队现代化建设任务艰巨,各项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势下,更要牢固树立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思想,自觉做到风险挑战面前不辱发展使命、挫折困难面前不失发展信心、利益考验面前不忘发展大局。 努力提高部队建设发展的质量效益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部队建设,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方向。 要把握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确保部队建设全面发展。部队建设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党委、机关和基层各个层次的建设密不可分,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各项工作的开展相互联系,哪一个环节、哪一个部位、哪一项工作薄弱了,都会影响部队建设的整体效益。抓好部队建设,必须坚持全面发展的观点,善于总揽全局,正确把握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要坚持局部服从全局,把各项工作放到全面建设、整体推进的要求之中去进行定位分析,搞好统筹谋划,合理分配领导精力,统一调配人才、经费、物资,努力提高资源投入的综合效益。要坚持用全局指导局部,用全面建设、整体推进的标准来衡量各项工作的成效,及时找准全面建设的"短板"和弱项,在治短补弱中实现部队建设的全面进步。 要把握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确保部队建设协调发展。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全面建设不可能是各项建设平分秋色,整体推进也不可能是各项工作齐头并进。抓部队建设必须善于运用"弹钢琴"艺术,在找准影响全面建设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抓住重点带动一般,用重点突破激活全盘,这是确保部队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工作重点是相对的,不同的单位、不同的时期,工作重点都会有所不同。就当前来说,必须紧紧扭住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这个龙头不放松,用提高打赢能力牵引全面建设,用战斗力标准检验各项工作成效,确保部队建设方向不偏、重点突出、协调发展。 要把握好眼前与长远的关系,确保部队建设持续发展。部队建设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抓好部队建设,必须把做好眼前工作与实现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自己任内出政绩与部队建设长期受益统一起来,自觉克服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思想。作决策、抓工作,必须充分考虑部队承受能力,坚决防止"寅吃卯粮"’一届班子出政绩、几任领导探屁股的现象。要耐得住寂寞,扑下身子,真抓实干,多做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老老实实、踏踏实实、扎扎实实地按照《纲要》要求加强一线指挥部、一线战斗堡垒、一线带兵人队伍建设,抓好基本教育、建好基本队伍、落实基本制度、完善基本设施,努力为部队建设发展积攒后劲。 紧紧依靠官兵推进部队建/!/设发展 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集中回答了实现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 要加大育才力度,提高官兵素质。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官兵素质是发展之本"的观念,切实把提高官兵素质作为谋求发展的紧迫任务摆上党委、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要切实把能力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突出出来,采取有效措施,强化领导干部学习成才的紧迫感、自觉性,以领导干部真学真用的模范行动带动广大官兵,在部队上下营造出抓学习、强素质的浓厚氛围。要把创建学习型军营作为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战略任务深入持久地抓下去,理清思路、明确责任、完善制度、加大力度,确保取得良好效果。要积极探索发挥教育训练主渠道作用的方法途径,坚持以军为主、岗位成才,努力克服学习与工作"两张皮"的现象,形成培育人才与建设部队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 要畅通民主渠道,集中官兵智慧。要充分尊重官兵在部队建设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官兵的首创精神,放下架子,广纳群言。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官兵,站到工作落实的终端去检验党委机关的工作成效,听取官兵对部队工作的建议,吸纳官兵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提高决策水平和质量。要积极拓展官兵意见进入决策的渠道和途径,结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进一步完善重大决策问题的调查论证、专家咨询、征求意见等制度。要认真坚持双向讲评、民主建议日、基层事务公开、开展"三大民主"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制度 ,强化官兵建设部队的主人翁意识,放手发动官兵为部队建设献言献策。 要坚持执政为民,维护官兵权益。要认真践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牢固树立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的观念,正确处理好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坚持把维护基层利益、官兵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心里装着基层、凡事想着基层、一切为了基层。要牢固树立官兵利益无小事的思想,坚持从基层最关心、官兵最关注、部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抓起,切实把基层官兵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要下大力纠正侵占基层利益、插手基层事务的问题,坚决维护党委、机关的良好形象。 科学论文:统战科学发展观活动心得体会 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充分认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针对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无疑是一项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发现,党的事业发展到每一个历史关头,我们党都会首先提出理论武装这一重大任务。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执掌全国政权并且长期执政的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先进性,并与时俱进地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不断将新情况、新问题作为思考方向,从而以最新理论成果去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口,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就是用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只有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我们才能更加自觉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才能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指导新的实践、推进新的发展。 (二)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与此同时,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比如: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新格局的挑战,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挑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尽平衡的挑战,个别领域不稳定因素增多的挑战,等等。积极应对这些挑战,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唯一出路就是坚持发展第一要务,而这个发展必须是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发展的大起大落,才能把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进而全面建设一个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 (三)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丰富了党的执政理念,赋予了党的先进性新的时代内涵,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拓展了新的视野和空间。比如: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进程中,党如何顺应时展潮流和社会进步要求,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战略上积极应对来自方方面面不同的挑战和考验;如何按照维护和促进公平正义的执政要求,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公平保障体系;如何在积极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进一步健全党际民主、社会民主等有序政治参与运行机制,充分调动凝聚各方面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何进一步加强党与各派、社会团体以及各类中介组织的联系,更好地发挥他们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如何适应社会组织结构的新变化,改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及吸收新党员工作;等等。这些既是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亟待解决的问题。实践证明,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才能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从而使我们党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四)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推进统一战线事业蓬勃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凝聚各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政治基础,也是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共同思想基础。近两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全市统战系统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指导统战工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解放思想、统一思想,用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化解矛盾、协调关系,可以说科学发展在重庆统战系统的初步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开创新时期统战工作新局面的一把“金钥匙”。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直辖市和开放型经济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全市各级统战部门和统战系统的党员干部,在思想观念、能力素质、精神状态、工作作风等方面,特别是在服务科学发展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不相适应、不相符合”的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一方面着力转变观念、提高素质、增强能力、改进作风,下功夫解决影响制约统战工作服务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凝聚更多的人心、汇聚更多的力量,促进“五大关系”更加和谐,为重庆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总而言之,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富有成效地开展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各级党组织和每一名共产党员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同样也是统战部门和统战系统党员干部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作为统战系统的一名党员要以高度的责任、百倍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实践活动中来,努力在学习中增强党性、提高素质,在实践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正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忠实信仰者、自觉实践者、积极推动者,积极有为地为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直辖市和开放型经济贡献聪明才智。 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突出统战特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统战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和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必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更加突出统战特色、突出实践特色: (一)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统战干部和统战成员的头脑。一方面,要通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统一自己的思想、提升自己的素质,进而谋划统战工作服务科学发展的思路、创新统战工作服务科学发展的举措;另一方面,要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积极投身科学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因此,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前提是要对科学发展观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把握。 使自己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思想内涵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对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规避,其强调的又好又快发展内涵极为丰富,即:不但关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更注重发展质量的提升;不但关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涌流,更注重社会利益的分配和调整;不但关注经济实力的增长,更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各方面的均衡发展;不但关注开发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更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但关注群众基本需求的满足,更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表现在并贯穿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方方面面。而我们所做的统战工作,主要是政治性工作和社会性工作,其中既有自身科学发展的问题,也有服务科学发展的问题,还有团结凝聚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投身科学发展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准确地而不是模糊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理解和掌握科学发展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增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才能更好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统战工作。 使自己进一步深 化对科学发展观理论渊源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站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高度,对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结晶,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因此说,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也是指导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灵魂和总纲。使自己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实践依据的认识。任何科学的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其真理性,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焕发出灿烂的光芒。科学发展观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各国发展中的有益成果,深刻分析了传统发展观的弊端,其产生于实践,也一定要回到实践中去。因此,我们必须在学习中推动实践,在实践中深化认识,进而更加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审视过去、总结经验得失,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转变思想观念,以科学发展观分析现实、查找突出问题,以科学发展观规划未来、完善体制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指导实践更加深入、健康地发展。 使自己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群众基础的认识。人民群众是科学发展的受益者,也是科学发展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开展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科学发展作为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团结奋斗的第一要务,组织派、无党派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多搞调研、多献良策、多做实事;必须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积极反映社情民义,协助党委和政府解决好民生问题;必须坚持照顾同盟者利益原则,既照顾统一战线成员的具体利益,又引导他们为维护根本利益、实现共同利益团结奋斗;必须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争做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坚定走节约型、循环型、生态型、可持续型的科学发展之路。 (二)要确保实现“六新”目标——改造主观世界有新提高,继续解放思想有新飞跃,提升履职能力有新进步,解决实际问题有新成效,创新工作机制有新突破,服务基层和统战成员有新作为。紧密联系实际,真正解决问题,有效推动工作,促进科学发展,充分体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 使自己在改造主观世界上有新提高,就是要把理论武装贯穿学习实践活动的始终,深刻理解、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真正做到融会贯通、入心入脑,努力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坚强意志、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服务科学发展的实际本领、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进而改造主观世界、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使自己在继续解放思想上有新飞跃,就是要通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力求使自己努力成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先锋,成为敏于观察、善于思考、勇于进取的先锋,成为只要有利于科学发展就大胆闯、大胆干的先锋,进而转变作风、克服惰性、增强悟性,不断更新观念、开阔视野、创新举措,积极探求统一战线服务科学发展、促进科学发展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使自己在提高履职能力上有新进步,就是要继续巩固和深化“正己才能统人”主题教育活动,争做“学习型、思考型、民主型、实干型、创新型”统战干部,进一步强化大统战、大开放、大服务理念,努力使自己更加牢固地树立起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着力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能力,善于学习、开拓创新的能力,执行政策、化解矛盾的能力,协调关系、促进和谐的能力,增进团结、合作共事的能力,凝心聚力、彰显优势的能力,以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在服务科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和独特优势。 使自己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有新成效,就是要把学习实践活动与统战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结合起来,与基层统战部门和统战成员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起来,与解决涉及统一战线成员的利益诉求问题结合起来。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以重点问题的解决和难点问题的突破,带动各领域工作全面推进。对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归纳梳理,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建立“挂账销号”制度。对涉及面广、基层和统战成员反映强烈的问题,要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方案,一项一项研究解决办法,一项一项制定整改措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也要拿出逐步解决的措施和方案,作出耐心细致的说明,以取得基层和统战成员的谅解。使自己在创新工作机制上有新突破,就是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统战工作实际,积极推动在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方面的创新。重点要在统战工作服务科学发展方面、在促进五大关系和谐方面、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在畅通统战成员参政议政渠道方面、在发挥统战部门协调作用方面,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加快构建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体制机制,促进新时期统一战线事业的不断巩固与壮大。 使自己在服务基层和统战成员上有新作为,就是要积极为基层统战部门和统战干部以及全市统一战线成员服好务,帮助他们多出主意、多想办法,着力协调解决问题,让基层满意,让统战成员满意。要特别重视帮助解决统一战线成员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努力把统战部门“团结之家、民主之家、交友之家、建言之家、温暖之家”的氛围搞得更加浓厚,让党外人士更多地感受到“家”的温馨。 科学论文:科学发展和艺术的关系研究分析 对于自然世界中生物的观察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提奥夫拉斯图被视为植物学的创始人。公元前300年,他着述了《植物历史》(又称《植物调查》),此书在哲学原理基础上将植物分类,描绘其各部分、习性和用途。迪奥斯科里德斯-普林尼所着的《自然史》是中世纪最受欢迎的科学百科全书。 十四五世纪的植物学研究以及植物学着作与普林尼传统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类作品皆是基于对植物天然状态的观察和描绘。奥托·布伦菲尔斯的《本草图鉴》(1532~1537)的插图出自汉斯·韦蒂茨之手,书中的插图要胜过相当保守的正文。而林恩哈特·富克斯的含有写生性插图的本草志中的插图自此至18世纪末都被频繁拷贝。博克于1539年出版的《新草本志,它们的特征、外观与名称》初版为加入插图,第二版开始收入了大量插图,与其合作的艺术家戴维·康克尔根据自然中的植物写生,也参照前辈的作品。康克尔的插图与博克的原创性描述相得益彰。16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家已经认识到科学插图的复杂性:画作必须精确,又要引人注目,甚至还需美观。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派艺术代表作品 14世纪以来,绘画作品中增加了花、鸟、甚至昆虫等对象。当然有许多情况是处于宗教目的,有时候,作品非常逼真写实,足以令现代博物学者能够辨认出画中的植物。尤其是以下这些画家的作品:乔托(Giotto),斯皮尼洛·阿来蒂诺(Spinello Aretino),波提切利(Botticelli),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或者其他国家的杨·范艾克(Jan Van Eyc),荷尔拜因(Holbein),丢勒(Albrecht Durer)以及帕利西(Bernard Palissy)的陶塑作品,这个列表可以无限延长,甚至写成一部“文艺复兴艺术家的自然史”,换言之,那是一部完全来源于他们的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动植物的历史。 博物学家可以从波提切利《春》这幅画中辨认出30种植物。虽然必须承认波提切利的精神是宗教性的,但我们可以清晰地从这幅画中看出画家对植物的描摹几乎达到了植物学图谱的细致程度。 例如,《圣尤斯塔斯》这幅宗教题材的蚀版画,它以宗教人物和宗教故事作为绘画的主题,但是从细微处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画家对于植物的刻画,树木的种类有明显的区分。如果说这幅画还不能完全体现画家对于植物刻画的精心,那么我们可以从丢勒的另一幅名作《青草地》来窥豹一斑。《青草地》这幅画对植物形态的描绘几乎达到了植物图谱的细致程度,这种对于自然的生动写实的描绘证明了艺术家眼中的自然美以及自然的独特形式。 自然美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原因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在确立了关于美的一些特殊法则的同时,又把是否接近自然作为衡量美的标准。在关于美的问题上把美与自然密切联系起来,这个论断已经与中世纪的美学观发生了明确对立。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由社会各个层面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艺术家们以一种革新的激情深入研究自然规律,把透视、解剖、具有体积感的造型知识积累起来使得彼时的艺术作品呈现出一种更为独特的风采。观念上的转变使得艺术家们更为关注自然本身的状态,而对于透视学、解剖学、比例学等科学的技法原理,探索出若干造型语言手段,使各种艺术技巧取得了重大突破。艺术与植物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1.植物学研究的发展对艺术作品的影响 这么多个世纪以来,艺术家和科学家循着各自的几条道路前进。古代艺术家并不总是写实地描绘自然的形态,他们往往是为自然所感化,但并不愿意太过接近地仿制自然形态。通过对自然的观察,他们得到某些形式和图案上的灵感,但这些可能与自然中的实际形态相去甚远,以至于真实的自然几乎不能通过这些图式为人所认识。随着人们对自然更为深入的了解艺术家们开始选择更为写实的手法来表现自然中的植物形态。例如,荷尔拜因的名作《圣塞巴斯蒂安》(St.Sebastian)(1516)中出现了如今很少见的单叶种野生草莓。 2.艺术对植物学研究的影响 从提奥夫拉斯图写的《植物历史》一书开始,在哲学原理基础上将植物分类,描绘其各部分、习性和用途,后陆续出现许多有关植物方面的着述,罗马的老普林尼则把当时所有的植物学知识写在37册的《博物志》书中,开黑暗中世纪“百科全书学派”的先河,但谬误很多。到达莱尚的《植物通史》出版标志着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植物学研究的巅峰。在植物学研究和编纂的过程中,对于植物图谱的描绘都墨守抄本图绘的陈规,当学者们意识到有必要通过对自然本身的描绘为古代文本提供插图,艺术家们就开始发挥他们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清晰准确的图像的热爱最终补救了此前对于语言文字的迷恋所带来的缺陷。这些清晰准确的艺术作品更是对其后的植物学研究着作提供了好的范本。正是因为这些准确的描绘,为后来植物学的分支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18世纪林奈的生物分类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参考。 科学论文:以科学发展观促进文化名城建设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建设,通过文化建设宣传、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把文化建设列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委、省政府把文化大省建设作为富民强省的一项战略任务,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保定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应充分发挥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比较优势,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创新中求突破,努力加快文化名城建设步伐。 把提升文化软实力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这也使文化建设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承担着更加重要的使命。文化与政治结合,政治就会更加开明;文化与经济结合,经济就会更具活力;文化与城市结合,城市就会更具魅力;文化与社会结合,社会就会更加和谐。不难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已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文化的有力支撑。保定文化源远流长,汇聚涵养,沉实厚重,历史文化、革命文化、现代文化资源丰富,享有“戏曲之乡”、“学生城”、“冠军的摇篮”等许多美誉。现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47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5项。多种文化在此交融沉淀,形成了独特的保定文化。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制胜”的今天,保定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还没有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在深入研究、广泛宣传、转化利用、创新发展等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看过去,保定影响很大、光环很大;看现在,危机很大、压力很大;看未来,希望很大、责任很大。鉴于此,市委、市政府进一步明确,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名城,是政治责任、历史责任,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尽管经济发展的压力很大,维护稳定的压力也很大,但绝不能等经济发展之后再抓文化;抓文化产业本身就是抓经济发展、抓社会进步。当前,保定正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又好又快发展、强市兴县富民”的中心任务,立足当前,谋划长远,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文化繁荣,加速文化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更好地推动城市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全面进步。 以科学务实的态度推进文化名城建设 建设文化名城是一个在积累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渐进过程。这里面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防止和警惕急功近利的思想,充分考虑市情,以科学务实的态度扎实推进。从目前来看,如何弘扬保定主流人文精神,如何打造保定文化品牌和城市名片,如何在保定培育一批大师级文化人才,如何打破机制体制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制约等问题,篇篇都是大文章,需要锲而不舍地长期抓下去。但在谋划长远的同时,关键要立足当前,尽可能办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从一件件具体事抓起。今年以来,保定从强化项目入手,谋划和实施了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文化品牌、文化精品创作、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和利用等几个方面的20个文化建设项目,力争通过三年努力,再创文化发展新优势,提升综合竞争力。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重点建设“保定历史文化名人苑”、“关汉卿大剧院”、“文化体育中心”等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提高保定文化的吸引力和承载力。采取市场运作、企业认建的方法,计划投资近4000万元的保定历史文化名人苑已完成选址、前期规划设计等工作,并初步遴选出近40位入苑名人。 在打造文化品牌方面,重点是通过举办系列文化活动、在媒体开设文化专栏等形式,打造一批展示保定形象的靓丽名片。保定是河北梆子的发源地,我们计划每年举办一届河北梆子艺术节,邀请市内外名家表演、研讨,使其成为保定的文艺名片、河北的文化品牌。目前已成功举办中国·保定空竹艺术节、中国·保定20__首届篮球文化节等,既展示了保定形象,又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国家动漫产业发展(保定)基地正式挂牌,占地466亩、投资10亿元的河北动漫产业发展基地奠基,标志着一个动漫产业群体即将在保定迅速崛起。 同时,进一步整合演艺资源,深化院团体制改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打造符合旅游文化市场需要的新的演艺团体,走“以景区景观为依托、与旅游相结合”的演出发展之路。前不久保定市艺术团与野三坡景区联合组建了“保定古城飞歌艺术团”,努力在文化精品创作方面,打造一台旅游文化精品戏,彰显保定浓厚的历史和文化。像云南打造《丽水金沙》、西安大唐芙蓉园打造《梦回大唐》那样,形成有影响力、竞争力的靓丽文艺名片。 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和利用方面,已着手实施保护、修缮淮军公所、光园等知名文物古迹的工作;直隶总督署西路的恢复已经动工,争取尽早使其原貌再现;古莲池“十二景”中的蕊幢精舍、鹤柴、绎堂“三景”正在原址复建。考虑到莲池书院曾与岳麓书院齐名,准备仿照岳麓书院的模式,在旅游开发、文化产业开发、出版等方面进行研究探索。目前莲池书院研究会、莲池书院出版社正在紧张筹划之中。 总之,文化名城建设要从小事做起,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一些古建筑,当下没条件恢复,就要先把它保护起来。在保定工作和生活,有责任、有义务把文化名城保护好、建设好,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前人和后人。 科学论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武器装备建设又快又好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包括装备建设在内的军队各项建设又快又好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在装备建设中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积极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进一步提高装备工作的针对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快武器装备创新发展的步伐,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世界军事发展日新月异,新军事变革的进程进一步加快,科学技术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深刻改变着战斗力要素的内涵,信息能力在战斗力生成中起着主导作用,信息化武器装备成为战斗力的关键物质因素,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成为战斗力的基本形态。我军武器装备建设正处于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的关键阶段,既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肩负着新的使命和任务。近年来,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更加宽广的眼光来审视发展战略,把握发展大势,遵循建设规律,创新发展思路,协调好机械化与信息化发展的关系,统筹兼顾各种需求,合理分配建设资源,正确处理好需求与可能、近期与长远、重点与一般的关系,才能适应世界军事发展的潮流,加快武器装备的创新发展,满足多样化的军事需求,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随着我军装备建设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一些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凸现出来。新一代武器装备技术密集、系统复杂、投入巨大、管理复杂,更加讲求系统配套,大力协同,对科学决策科学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我们的工作与这些要求还存在诸多不适应,比如:统的力度不够、资源配置分散、创新能力不强、配套建设滞后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将越来越成为装备建设提高发展层次和质量的严重障碍。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研究探索符合现阶段装备建设特点规律的工作思路,确立科学的发展模式、科学的发展方法,实施科学的决策和管理,才能适应形势任务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谋划指导装备建设的能力水平,才能切实解决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使我们对装备建设的指导始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始终符合装备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确保装备建设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全面提高整体质量和效益。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又快又好发展,就必须适应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搞好武器装备建设的顶层设计。武器装备建设的顶层设计,是一种从战略全局出发的总体筹划,是实现武器装备科学发展的基本前提。胡主席提出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为我军武器装备建设赋予了新内涵,确立了新标准,提出了新要求,也为武器装备的顶层设计指明了正确方向。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科学确立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加强装备建设的总体论证和设计,科学处理好机械化与信息化的关系,各军兵种装备建设和全军体系建设的关系,主战、保障和信息支援装备的关系。坚持有所作为有所不为,科学选准重点,全力确保重点,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高,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贯穿到武器装备建设的顶层设计中,保证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又快又好发展,就必须紧紧围绕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加快武器装备发展和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军事斗争准备是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也是武器装备创新发展的直接牵引。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努力加快新型武器装备特别是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进一步优化我军武器装备结构体系,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正确处理质量、速度、效益的关系,坚持“严细慎实”的作风,确保武器装备的高质量。确立同步建设、整体配套的观念,努力推进部队装备成系统成建制形成作战能力和保障能力。在抓好新装备自身的体系配套、系统配套、保障配套的同时,将配套建设前伸后延、向外拓展,同步培植、发展和建设战斗力生成所必需的相关要素及条件,按照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要求,实现作战理论、体制编制、国防动员、战场建设、配套设施、人员训练和武器装备的同步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装备有机结合,为新装备“两成两力”建设奠定扎实基础。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又快又好发展,就必须密切跟踪世界武器装备发展趋势,提高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武器装备建设创新发展的重要保证。要坚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武器装备建设的战略基点,加快建立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在推进武器装备发展的进程中,培养造就一支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防科技人才队伍特别是领军人物。坚持抓好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集中力量突破急需解决和最具有带动性的国防关键技术,不断提高武器装备建设的原始创新能力。抓住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难得机遇,创造性地集成运用最新技术成果,加快武器装备建设的整体水平和集成创新能力。牢固树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思想,善于把引进技术与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着力提高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创造性运用成熟技术和科研成果改造现有武器装备,不断提高现有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进一步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切实把我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到依靠科学技术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进步上来。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又快又好发展,就必须遵循新形势下武器装备建设的特点规律,实行科学高效的管理。武器装备建设是一个集高技术、高智能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工程,科学高效的管理,对于提高武器装备建设的质量和效益至关重要。要准确把握现代武器装备和管理的新特点、新要求,坚持技术发展与科学管理并重,发展新装备与培养管理人才同步,走出一条高起点、高质量、高效益和低成本的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路子。坚持科学的管理理念、管理思想,实现武器装备建设管理从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行政、法律、经济手段相结合的管理方式转变,从分散多头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转变。进一步加强武器装备的全系统全寿命管理,从全系统全寿命管理角度来筹划和推进武器装备预研、科研、购置、维修保障、退役等各个阶段的工作,将中长期和近期计划有机统一,增强各项规划计划的有机衔接,加大计划执行情况的评估检查力度,确保各类建设项目协调有序地进行。积极运用系统工程、矩阵式管理、项目管理等现代管理的科学方法,深化装备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不断提高科学管理能力和水平。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和武器装备发展规律的竞争、评价、监督和激励机制,以深化装备采购制度为突破口,大力推行竞争性采购和集中采购,改革和完善装备采购组织体系,加快建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竞争择优、监督有力、整体协调、科学高效的装备采购制度。努力适应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积极探索和建立能够更好满足各军兵种武器装备保障需求的装备保障体制。 科学论文:学习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创新组织工作 组织工作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建新的伟大工程中担负着重要责任,用科学发展观总揽组织工作,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发展,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要保证。在组织工作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要牢牢把握新形势新任务, 紧扣时代要求,在不断创新中推动组织工作科学发展。 在理念创新中谋划科学发展。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是“总阐门”、“总开关”,只有树立新的理念,才会产生新的思路和新的实践,组织工作要顺应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更新理念。要树立“服务发展”理念。“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科学发展观站在历史的高度和全局的角度回答了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回答了新时期组织工作必须坚持的重心,科学发展观要求组织工作必须牢固树立着眼发展、服务发展、有利于发展的理念,找准切入点,增强组织工作的渗透性,使组织工作与经济工作、社会工作融合起来,在具体工作中把提拔了多少干部、发展了多少党员、引进了多少人才同改革发展稳定相结合,使组织工作出生产力、出战斗力、出凝聚力、出创造力。要树立“以人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应是组织工作的核心。组织工作为科学发展配班子、建队伍、聚人才,说到底就是让“人”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最大限度的发挥推动发展的积极作用。树立人本理念,首先要强化服务意识,强化组织工作为中心工作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服务的意识,搭建服务平台,延伸服务触角,提高服务水平。其次,要善聚合力,充分发挥组织部门“三个之家”的优势,要着眼尊重人、体贴人、理解人、关心人,通过推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把“家”打造成汇聚爱心、凝聚人心、鼓舞信心的“港湾”,最大限度地调动党员、干部和各方面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方式创新中实践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创新,以科学的方式方法开展组织工作,是组织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主动有效的服务科学发展的关键。一要坚持民主开放。要登高远眺,广开视野。跳出“就组织工作抓组织工作”的思维模式,从根本上转变就党建抓党建、就干部抓干部、就人才抓人才的定势,坚持把组织工作放到整个时代大背景下来思考,放到党的工作大局下来把握,不断拓展组织工作领域,延伸组织工作触角。要“阳光作业”,公开透明。改变传统体制下形成的那种相对“封闭”、“保守”、“被动”的方式,以开放的视角、开放的思维、开放的精神来审视、谋划和推动组织工作,要拓宽与社会各界的沟通渠道,虚心接受干部群众的评价监督,建立民主开放的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二要坚持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也是新时期组织工作的基本要求。新时期的组织工作系统而复杂,既要围绕中心,突出重点,又要整体推进;既要处理组织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关系,也要处理组织工作中各方面的关系;既要做好业务工作,也要搞好自身建设。统筹兼顾要求组织工作着眼当前,立足长远,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同时也要总揽全局,抓住重点,要形成“大组织”的工作观念,整合工作资源,坚持干部工作、党建工作、人才工作、自身建设并驾齐驱。三要坚持贴近基层。省委在九届五次全会上提出“重视基层、加强基层、服务基层”工作导向,这也是对新时期组织工作的新要求,贯彻这一工作导向,要求我们走出机关,深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一线,采取“一线工作法”,在一线识别干部,培养党员,(文秘站:)发现人才,在一线掌握情况、查找问题、把握焦点,在一线解决问题、探索规律、提高服务水平。 在机制创新中推动科学发展。实践科学发展观,机制要先行,要着力破解制约科学发展的机制瓶颈,建立切合科学展的新机制体制,保障科学发展顺利推进。一是建立科学的干部选用新机制。要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评价机制,以科学的指标体系、规范的操作程序客观公正的评价干部,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坚持“三个不吃亏”用人导向,进一步扩大民主,落实“四权”,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有利于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才选拔机制,把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人才选拔上来,使能者在职,贤者在位。二是建立科学的人才工作新机制。要树立人才“第一资源”的观念,做好“牵头抓总”、“协调各方”文章,建立起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以“大人才”、“大教育”、“大培训”的理念,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构建起畅通的人才流动机制,促进人才合理分布。建立新的人才吸引汇集机制,在努力盘活本地人才的同时,采取灵活的政策和机制,筑巢引凤,积极吸引外来人才。三是构建科学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新格局。基层党组织建设要适应社会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变和城乡一体化加快推进的新形势,改变传统的党建工作模式,有效的整合党的组织资源,全面推进农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两新组织的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扩大党组织覆盖,延伸工作手臂,以党组织为桥梁纽带,将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促进科学发展强大合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科学论文: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世界一流机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加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自觉用以指导实践,对于首都机场加快实现从"经营型"向"管理型"转变,努力建设世界一流机场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世界一流机场,是实现我国由民航大国向民航强国转变的要求。民航"十五"规划提出,中国民航要在本世纪头20年实现由民航大国向民航强国转变,这一转变内含诸多奋斗目标,其中包括建成一个以上的亚太地区航空枢纽,建成若干个全国性和地区性航空枢纽。纵观当前世界民航市场,航空运输的竞争也是航线网络的竞争,需要枢纽机场作依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航空运输市场的竞争态势日益严峻,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加紧大型枢纽机场的建设,以求获得竞争优势。建设大型枢纽机场,构筑中枢辐射结构的航线网络,壮大国内骨干航空公司基地,是增强我国航空运输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措施,是建设民航强国的支柱之一。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实现由民航大国向民航强国的转变,是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世界一流机场的出发点和归宿。 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世界一流机场,目的是使航空运输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民航业是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民航业的发展要服从并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即强调民航业的对外适应性。航空运输由于其对市场层次的界定而使其对国民经济的敏感度更高,因此和国民经济之间的互动性更强。首都北京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统计资料表明,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1400余万,人均gdp超过3500美元,处于中等发达国家的起点水平。随着航空枢纽网络的建设,人民收入的提高,航空运输市场的服务范围将越来越广阔。可以这样说,航空运输的特性更加适应北京经济形态的发展方向、更加符合北京市人流、物流需求,航空运输将在北京的城市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首都机场是迎接北京奥运各国来客的空中大门,是确保奥运会顺利进行的必备条件,也是向世界展示我国社会发展、技术进步、经济繁荣和人民风貌的重要窗口。 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世界一流机场,当务之急是实现由"经营型"向"管理型"转变,使首都机场尽快成为世界级的机场管理公司。受传统体制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机场的定性不清、定位不准,大中型机场目前虽然都已实行了企业化经营,但机场管理当局不仅担负着对机场这一特殊市场的管理职责,而且绝大部分还直接从事客货、配餐、机务等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旧的经营管理模式下,一方面,由于垄断缺乏参照、比较、竞争、淘汰,往往造成运营成本过高,企业活力不够等情况;另一方面,由于机场的特殊地位,对航空公司在资源使用等方面显失公平。实现由机场"经营型"向"管理型"转变,是要最终实现其与具体业务经营主体的彻底脱钩,通过引入竞争机制、逐步建立优胜劣汰机制,达到优化场内资源配置、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目的。首都机场实现由机场"经营型"向"管理型"转变,立足于资本运作与管理,有利于保持其中立性,有利于为航空公司提供无歧视性、公平性的服务,有利于民航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 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世界一流机场,必须以一流的企业文化为依托。文化现象的根本是精神现象,文化力量的根本是精神力量,它深深熔铸在企业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影响企业实力消长的长期性、基础性、战略性要素。1997年壳牌石油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1983年初名列《财富》杂志"500强"排行榜的公司,有三分之一已经销声匿迹。也即大型企业平均寿险不到四十年,约为人类寿命的一半。一般来说,企业能否持续地发展,取决于企业有无核心竞争力。1997年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等所做的《展望20__年》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全球67%的公司是基于核心竞争力来推动竞争优势的,到20__年这一比例将达到85%。 建设一流的、具有首都机场特色的企业文化,就是要提炼一种凝聚人心、提供精神激励的方法论;就是要大力宏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就是要培育"时间、效率、价值、创新"的工作理念和昂扬向上、勇于进取的精神风貌。对首都机场来说,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文化成分越多,文化品位越浓,企业整体素质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 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世界一流机场,核心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最终要体现在每个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任何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以人为本,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以人为本就是在不同层次上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包括人的能力的形成和人的能力的运用。企业"以人为本的发展"的意义在于:员工既是企业发展的受益主体,又是发展的实践主体;一个企业的发展,应该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人的努力和丰富的创造力上,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放到整个发展投资的核心地位。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要求首都机场的一切工作要以满足员工的物质文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企业效益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为员工谋取切实利益,为员工素质的提高和潜能的发挥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世界一流机场,要坚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现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员工可以承受的 程度的统筹兼顾,协调推进,防止或者减轻大的企业震荡,顺利达到预期目标。 实现由"经营型"向"管理型"转变的内涵不仅仅是变更一种经济体制,而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及其伴生的各种规则向市场经济形态的根本性转变。转变会有风险,因为制度的功能具有相互依存性。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往往依赖于其他制度安排。只有制度彼此协调,相互扶持,才能形成有利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反之,相互抵触,再好的制度安排也会低效或失效,出现"制度的不平衡陷阱",甚至导致新旧体制胶着,拉长转型进程,增加改革成本。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改革诉求日益多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既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又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义。 总之,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发展的观念也必须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机场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和难题,能否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只要我们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又着眼新的实践新的发展,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建设世界一流机场的目标一定能早日实现。 科学论文:践行科学发展观推动粮食经济协调发展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推进我区粮食经济协调持续发展 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写进了党章,并全面阐述了它的深刻内涵、产生背景和精神实质。科学发展观的首义就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当前,我们正参加全省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和根本要求,把学习实践活动的落脚点放在工作实践上是这次活动的根本目的。因此,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区粮食经济协调持续发展,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对科学发展内涵的认识和理解 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思维观念,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观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不仅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纲领,也是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指导纲领。我们正处新旧体制交替之间,深化改革之后的遗留问题丞待解决,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仅要认清当前发展的大好机遇,更应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立足未来,要用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引领粮食经济健康发展,要用以人为本的根本方法,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性,努力创造粮食经济发展的明天。 二、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增强粮食企业发展活力 通过近年来的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粮食企业在体制上已基本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随着市场不断发展,粮食企业尽管轻装上阵,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仍呈现一叶小舟,难经大海风浪严峻考验,随时有被淹没的可能。粮食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永立不败之地,必须立足未来,用科学发展观为理念,集国有粮食企业具有的资本、技术、市场和管理优势,更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领域的改革,按照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对企业以股份制改革、集团化、兼并、重组等形式,进行机制体制方面的创新,促进国有粮食企业走上自求发展,不断壮大的路子。 (一)加强国有粮食企业干部职工的忧患意识和机遇意识教育 既要充分认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充分认识国际国内粮食生产和供求形势、价格走势存在的许多不确定因素对粮食工作提出的严峻挑战,充分认识国有粮食企业经营面临的困难,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又要在困难的形势下看到有利条件,中央和各级政府对粮食工作的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国家对粮食生产、流通、储备等方面前所未有的投入,为我们做好工作创造的有利条件,为我们粮食流通产生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 (二)切实做到政企分开 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 粮食局作为政府组成部门,履行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负责对国有粮食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管、领导班子管理与考核、政策性业务的管理与指导、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监管。为此,必须进行政企分开,提高职能,切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行业指导和服务上来,切实履行好管理全社会粮食流通的行政管理,理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与国有粮食企业的关系,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采取多种形式推进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就是对不同层面的国有与国有、国有与非国有粮食企业之间进行股份制改造,鼓励国有粮食企业经营者持股,非国有企业参与国有粮食企业股份制改革。除股份制改造方式做大做强若干各国有控股粮食企业外,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开放搞活,例如靠大联强,我区粮食购销企业去年就签约加盟了江西粮油集团总公司,借助其资金、市场等优势,发展壮大自己,又如可以组建股份制粮食加工企业,对国有粮食企业的可经营性资产实行租赁使用和扩大非粮产业经营活动等。 三、贯彻省政府(07)6号文件精神,保持粮食企业协调发展 (一)加强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库容总量不减 目前,随着我市决战“两区”的战略部署不断深化,__区的旧城改造和新一轮城市规划正逐步实施,原座落在城区的第一粮库、长岗岭粮库等国家粮库的整体搬迁已启动,按省政府(20__)6号文件规定,国有粮库在城市改造过程中的拆迁必须做到库容不能减,拆一还一、退城进郊。我区已拆迁的第一粮库和待拆迁的长岗岭粮库拆迁和郊区重建工作,应得到区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做到已拆迁粮库经济补偿资金按时到位和新建粮仓用地的批准,以确保我区粮食储备库容在总量上不因城市建设国家粮库搬迁而减少。这也是我区今后一段时期粮食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保证。 (二)整合重组国有资产 大力发展非粮产业 根据业务主管部门精神,已完成改制任务的国有粮食企业,对剩余资产应加强管理,做到保值增值。我局从二0__年开始对国有粮食企业进行改制,现已基本完成。遵循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三保一弘扬”要求,我们对改制后剩余资产,从新调查摸底,整合重组,大力发展非粮产业经营,既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并增值,扩大粮食产业发展阵地,又解决富余职工就业问题。 (三)增强粮食宏观调控能力,落实区本 级储备粮计划 完善落实地方储备粮计划,增强粮食宏观调控能力是中央、省、市政府文件精神的要求,也是粮食应急体系建设的需求。实践证明,建立地方本级储备粮对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平抑市场价格,确保人民生活和粮食安全都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现在,从中央到省、市和兄弟县区都相继建立了本级储备粮。有关__区建立区级粮食储备的事项,我们对全区几年来的粮食产量、市场需求和费用测算,经调研后,已形成调研报告和方案,待区政府研究批准后实施。 总之。我们要认真落实好这次学习实践活动的三个阶段六个环节的规定内容,做到结合实际,边学边查边改,要把行动落到实践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拓创新,做好各项工作,在服务“三保一弘扬”中发挥好职能作用,达到“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要求,为全区粮食事业,乃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科学论文:纪检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做忠实执行者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捍卫科学发展观的权威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大政治责任,是做党的忠诚卫士的崇高使命。纪检干部必须从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实现新发展的高度,坚定不移地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反腐倡廉建设的各个方面,做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 一、要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 “真学”,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把勤奋好学作为毕生的追求;“真懂”,就是真正把科学发展观学懂弄通,明白其要义,抓住其核心,明确其要求,掌握其方法,领会其实质;“真信”,就是坚信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真用”,就是要坚持学以致用,把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体会和成果转化为加强世界观改造的思想指导和精神动力,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具体来说就是要从高举伟大旗帜、确保政令畅通的高度,加强对党的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维护科学发展观的权威,坚决维护党的纪律的权威,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对我们这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而言,要着力改变小进即满、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和强调客观、无所作为的思想,强化奋勇争先、永不懈怠的进取精神;改变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浮躁作风,强化求真务实、创新实干的科学态度;改变单一静止的片面思维方式,强化惩治腐败是成绩、预防腐败也是成绩的理念。 二、要树立科学执纪的新理念 树立服务大局理念。要坚持把反腐倡廉建设置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改革发展大局中去认识,在参与中服务,在服务中监督,在监督中发展,把发展贯穿于纪检监察工作的全过程,努力做到围绕中心不偏离、服务大局不犹豫、促进发展不动摇,确保反腐倡廉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树立执纪为民理念。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纪检监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执纪为民,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应当成为每个纪检监察干部的不懈追求。要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深入体察民情,着力化解民忧,及时理顺民意;要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抓起,从群众得实惠的方面做起,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树立重在预防理念。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关于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和构建惩防体系的要求上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转变思想观念、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扎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要构建反腐倡廉教育长效机制,紧贴教育对象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调动整合社会教育资源,不断推陈出新,使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加强监督检查,以规范制约权力为核心,以制度建设为重点,针对腐败多发易发的领域和部位、权力运行中的漏洞和缺陷,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三、要在服务科学发展上出实招 着力营造干事创业的环境。纪检监察机关要立足本职,通过反腐倡廉建设,惩恶扬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发展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同时要为科学发展营造宽松开明的政策环境,廉洁高效的服务环境,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更加优越的创业环境,公正严明的法制环境,团结和谐的人文环境,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营造良好氛围。 坚持刹风整纪,切实解决干扰和阻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侵害投资者权益、干扰企业生产经营、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典型案件,坚决查处和纠正党政机关少数工作人员为政不廉、效率不高、执法不公等行为,特别是对那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情节恶劣、影响极坏的典型案件要从严从快查处。 以改革创新推动科学发展。纪检干部要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反腐倡廉的各个环节,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努力构建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体现正确政绩观的考评体系与考评制度,引领广大干部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四、要在真抓实干上见成效 做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要求纪检干部掌握方法,提高本领,敢于负责,真抓实干。我们要通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学会辩证思维和统筹兼顾的方法,以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观点分析和观察事物,完善政策思路和工作布局,既注意对腐败结果的治理,又强化对源头的治理,既注意对个案的处置,又注重打组合拳,在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更加自觉、更加正确地处理好惩治与预防、治标与治本、廉政与勤政、政策与策略的关系。要学会战略思维和系统谋划的方法,从全局的、宏观的高度分析和解决问题,以开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全面把握国际国内环境和形势发展变化,作出科学预判,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要学会创新思维和深入实践的方法,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始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做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还要从政治、思想、道德、作风等各方面加强党性修养,经受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各种风险考验,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过去认为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是管理和监督,现在还应该加上服务。既有为党员干部服务的职能,更要有为老百姓服务的责任,我们要善于服务、乐于服务、学会服务。要始终保持纪检监察干部的优秀品质,身先士卒,躬身践行,进一步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反复倡廉建设的坚强意志,谋划风清气正的政治品格,服务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使人民群众看见实实在在的效果。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 明清两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是东部地区,而沿海的江、浙、闽、台,又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来看,江、浙、闽、台的社会经济区域组合,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大的变动,发展出多个社会经济区域板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传统联系,在宏观上,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经济区域──东南区。这也是现在华东经济区的主体。 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远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代,在江南继续保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闽东南社会经济区域扩展到台湾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海上贸易的联系,本区域形成了活跃的东南沿海贸易圈。因此,把江、浙、闽、台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选择明清东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明清东南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 明清时代,东南区域的经济,除受战乱和特大自然灾害影响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长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经济变迁,呈现了如下的特点: 一、在传统的老农业区,即己开发区,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土地的农业开发几已饱和,粮食的增长主要依赖深耕细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进,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这些地区相继经历了从粮食输出地到粮食进口地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的经济作物,成为一种趋势。商品性农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家庭以副补农的需要,也刺激了专业市镇的兴起,后者又为一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农业区向半开发的山区地带或海岛伸展。大批流动的"棚民",进入皖南、闽浙边,闽赣边、闽粤赣边山区,开发了玉米、番薯等粮食生产和兰、靛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生产。以闽南移民为主力,开发了台湾岛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渐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叶,台湾新农业区已成为东南的粮仓。传统的北方人口南迁现象基本中止,出现本区人口向中西部与海外迁徙的两大流向。山区和海岛的进一步开发,虽然带有粗放性,甚至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当时,它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维系区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保障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传统的手工工业继承前代而有所发展。在行业布局上,从沿海向山区延伸,开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业,资源、劳力、资金的配置出现了新的调度,区域性的专业分工更趋合理。在内部结构上,以生产外销产品的"外向型"手工业比重增大,发展较快;家庭副业型的个体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民营手工业发展蓬勃,手工工场已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 四、市场网络仍以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为主渠道,墟市、庙会是基层社会经济交换活动的中心;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仍通过传统的水陆商路进行,自然环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没有明显的改善,内陆贸易的闭锁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开放而焕发新机。冲破海禁限制而成长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在明代后期发展到相当规模,月港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为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间接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积极贡献。郑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海权扩张,执东西洋贸易之牛耳。这一发展趋势虽为明清之际的鼎革所打断,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中心南移广州,但本区域仍是出口外销大宗商品湖丝、棉布、茶叶的主要供应地,上海、厦门诸口是南北沿海航运主要的中转港。由海路联系的国内外市场,是市场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端。 五、海洋经济利益加大,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屡禁不止。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作为海洋社会经济产物的海外经济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并与东来的西欧资本主义掠夺型海洋经济的先锋队相遇、冲突。早期中国的海洋势力,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全局看,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外的循环,但在本区域内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推拉力,对区外的内陆经济(特别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陆商路所经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费从官僚缙绅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从生活消费、科举官场消费延伸到宗族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间信仰消费等,导引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工艺、建筑、旅馆、青楼、文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沿海与山区,城市与乡村,消费水准进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 总之,东南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下,农业、手工业都与市场发生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商品化倾向带动的经济变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迁走向的一个最佳观察点。因此,中外学术界投以广泛的关怀,成为长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热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东南区域变迁关怀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长达三十余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讨论,大量的举证来自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分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东南地区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从新生事物生长历程观察明清经济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于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属于新事物或新因素?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会经济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摆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引发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说,借助于这场大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了简单性把商品化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重新审议了经营地主、雇佣劳动的性质,同时又把学术关怀从单纯的生产关系层面扩大到生产力层面,以至于与经济变迁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从线性描述进到立体观察,从宏观的通论进入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计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术积累。这是这次大讨论带来的正面效果。与此同时,从旧事物的衰落变化过程来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被带动起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老问题,也赋予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考量。 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在国内外均有众多的赞同者和反对者。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并不是和封建经济──传统经济论相对立的理论,它承认鸦片战争前的明清社会仍是封建社会,处在出现互解征兆,发展与停滞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断,有的则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继承的关系,这反映了明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明清时代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属于"传统内变迁",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明清社会没有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并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已为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2],那么,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的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著作,从理论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寻找或探求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模式[4]。 尽管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到史实的诠释都还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正扎扎实实地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明清东南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以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研究,主导着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5]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八十年代以来,循着学术潮流的发展,研究课题也作了重要的调整,以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为重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更为凸显了。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批新人的投入,不仅壮大了学术队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1988),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杨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杨国桢、陈支平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1993);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988)、《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199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和外单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国十大商帮》(1993)等。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刘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六论》(1985)、陈支平的《清初赋役财政制度演变论丛》(1987)、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89)、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89)、李长弓的《明代驿传役研究》(1991)、张和平的《文化的夯实:对晚明反传统现象的再认识》(1991)、郭润涛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业经济研究》(1991)、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农村经济的计量研究》(1991)、罗一星的《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2)、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会馆史研究》(1994)。我们还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福建社会经济史和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计划,前者是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后者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这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伸展,而且在学术关怀上,更加注意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层面,把以民俗、乡例证史的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更加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研究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提升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际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透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和遗俗、遗制等口头资料的搜集,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层面有所不同,却都是紧紧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这一主题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寻找发展学术传统的新的方向,新的视野。 在长江流域经济变迁的历程中,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以及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历史文化传承等诸方面的差异,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变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部分之间,在经济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试图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商品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和共同特征背后的差异和特色,以期对今天长江流域新一轮的经济开发热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 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 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三、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口岸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镇"汉口为中心,包括沙市、汉阳、武昌、宜昌在内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交通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个对外连接全国市场,对内沟通广大内陆腹地的商品流通体系,从而使这些口岸城市成为全国的转运中心,转运贸易经济盛极一时,这种口岸型经济的特点是: 1.这种商品经济的形成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以全国各地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长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沙市"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来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注:孔自来江陵志余卷4。);宜昌则"扼荆襄之门户, 川楚之咽喉"(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一旦遇上社会经济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机遇就极容易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涨期,这为长江中游口岸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明洪武年间,汉口一带还是一处芦苇丛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这里已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一跃而成为明清四大镇之一。这一过程正是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的真实写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支撑口岸型经济的是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长江中游地区口岸型商品经济不仅依托于中游地区的社会需求,更是以全国的消费需求为基础的。 2.这种商品经济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领域,以集散、转运各地商货为基本的商业活动形式。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全国的"商品仓库"、"商人俱乐部"的角色。汉口镇"九州四海之物,殊形异状,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货充韧"(注: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沙市"列肆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鳞集"(注:光绪荆州府志卷4。)。 当时广东的铁制品、糖、苏木、蜡,福建的蔗糖、烟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蚕丝、纸张,云贵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粮食、药材等都云集于以汉口为首的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两个,一是由来自各地的客商经过交换后,各取所需,将异地商品运回各地市场;二是与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换后,由中游地区的中、小商人再运回中游腹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中游腹地,连接四面八方的庞大的市场交换系统,流通领域迅速扩大,商货运销千里之外,转运贸易空前活跃,形成了中游地区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经济。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商人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明清时,长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仅是全国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业资本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汉口镇,被人叹为"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于其间"(注: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商帮都前来汉口等口岸城市进行商贸活动,著名的有川帮、潮帮、广东帮等,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销售的主动权,全国各地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凭借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中转才能完成各种需求的交换和满足过程,因而商人和商业资本在口岸型商品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 这种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商人和商业资本对中游内地商品经济的带动和控制上。长江中游经济区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口岸经济使得中游经济区的广大内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也得之机先。依托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商品转运网,中游地区以棉纺织业为特色的地方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大面积种植棉花,棉区农村"乡民家勤纺织,贸布贩棉"(注:光绪汉阳县志·地理志。),"机杼之声相闻"(注:光绪蕲水县志·风俗。),"民皆持此为主"(注:光绪孝感县志·土物。)。中游地区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欢迎,如汉川布"近而襄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布",葛仙布、阳罗布、黄州大布等也在全国拥有很大的市场(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在中游地区适应形势抓住机遇发展地方商品经济的同时,外地商业资本也开始向中游腹地渗透,推动和控制该区的小商品生产,如山西商人控制了蒲圻羊楼洞茶叶的生产和流通,山西和陕西的客商将汉阳县的布买到汉口加工染造,以应"远贾之贸易"(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商业资本的无孔不入和强大的控制力。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区分别呈现为特产型、口岸型、市场网络型的商品经济形态,分别以其封闭性和滞后性、过渡性和流动性、开放性和领先性标示出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这种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又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结构、家庭手工业结构、人口与土地的搭配结构)变迁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中、上游经济区是传统经济模式在新开发地域、新的开发水准上的重建和扩展,商品经济已经产生并逐步扩大影响;下游经济区则是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趋向日益扩大,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遭受的冲击日益严重,新的商品经济体系正在构建。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 明清两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是东部地区,而沿海的江、浙、闽、台,又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来看,江、浙、闽、台的社会经济区域组合,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大的变动,发展出多个社会经济区域板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传统联系,在宏观上,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经济区域──东南区。这也是现在华东经济区的主体。 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远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代,在江南继续保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闽东南社会经济区域扩展到台湾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海上贸易的联系,本区域形成了活跃的东南沿海贸易圈。因此,把江、浙、闽、台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选择明清东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明清东南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 明清时代,东南区域的经济,除受战乱和特大自然灾害影响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长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经济变迁,呈现了如下的特点: 一、在传统的老农业区,即己开发区,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土地的农业开发几已饱和,粮食的增长主要依赖深耕细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进,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这些地区相继经历了从粮食输出地到粮食进口地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的经济作物,成为一种趋势。商品性农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家庭以副补农的需要,也刺激了专业市镇的兴起,后者又为一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农业区向半开发的山区地带或海岛伸展。大批流动的"棚民",进入皖南、闽浙边,闽赣边、闽粤赣边山区,开发了玉米、番薯等粮食生产和兰、靛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生产。以闽南移民为主力,开发了台湾岛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渐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叶,台湾新农业区已成为东南的粮仓。传统的北方人口南迁现象基本中止,出现本区人口向中西部与海外迁徙的两大流向。山区和海岛的进一步开发,虽然带有粗放性,甚至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当时,它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维系区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保障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传统的手工工业继承前代而有所发展。在行业布局上,从沿海向山区延伸,开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业,资源、劳力、资金的配置出现了新的调度,区域性的专业分工更趋合理。在内部结构上,以生产外销产品的"外向型"手工业比重增大,发展较快;家庭副业型的个体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民营手工业发展蓬勃,手工工场已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 四、市场网络仍以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为主渠道,墟市、庙会是基层社会经济交换活动的中心;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仍通过传统的水陆商路进行,自然环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没有明显的改善,内陆贸易的闭锁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开放而焕发新机。冲破海禁限制而成长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在明代后期发展到相当规模,月港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为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间接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积极贡献。郑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海权扩张,执东西洋贸易之牛耳。这一发展趋势虽为明清之际的鼎革所打断,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中心南移广州,但本区域仍是出口外销大宗商品湖丝、棉布、茶叶的主要供应地,上海、厦门诸口是南北沿海航运主要的中转港。由海路联系的国内外市场,是市场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端。 五、海洋经济利益加大,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屡禁不止。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作为海洋社会经济产物的海外经济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并与东来的西欧资本主义掠夺型海洋经济的先锋队相遇、冲突。早期中国的海洋势力,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全局看,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外的循环,但在本区域内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推拉力,对区外的内陆经济(特别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陆商路所经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费从官僚缙绅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从生活消费、科举官场消费延伸到宗族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间信仰消费等,导引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工艺、建筑、旅馆、青楼、文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沿海与山区,城市与乡村,消费水准进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 总之,东南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下,农业、手工业都与市场发生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商品化倾向带动的经济变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迁走向的一个最佳观察点。因此,中外学术界投以广泛的关怀,成为长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热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东南区域变迁关怀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长达三十余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讨论,大量的举证来自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分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东南地区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从新生事物生长历程观察明清经济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于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属于新事物或新因素?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会经济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摆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引发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说,借助于这场大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了简单性把商品化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重新审议了经营地主、雇佣劳动的性质,同时又把学术关怀从单纯的生产关系层面扩大到生产力层面,以至于与经济变迁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从线性描述进到立体观察,从宏观的通论进入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计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术积累。这是这次大讨论带来的正面效果。与此同时,从旧事物的衰落变化过程来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被带动起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老问题,也赋予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考量。 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在国内外均有众多的赞同者和反对者。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并不是和封建经济──传统经济论相对立的理论,它承认鸦片战争前的明清社会仍是封建社会,处在出现互解征兆,发展与停滞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断,有的则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继承的关系,这反映了明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明清时代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属于"传统内变迁",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明清社会没有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并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已为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2],那么,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的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著作,从理论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寻找或探求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模式[4]。 尽管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到史实的诠释都还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正扎扎实实地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明清东南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以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研究,主导着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5]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八十年代以来,循着学术潮流的发展,研究课题也作了重要的调整,以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为重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更为凸显了。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批新人的投入,不仅壮大了学术队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1988),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杨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杨国桢、陈支平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1993);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988)、《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199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和外单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国十大商帮》(1993)等。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刘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六论》(1985)、陈支平的《清初赋役财政制度演变论丛》(1987)、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89)、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89)、李长弓的《明代驿传役研究》(1991)、张和平的《文化的夯实:对晚明反传统现象的再认识》(1991)、郭润涛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业经济研究》(1991)、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农村经济的计量研究》(1991)、罗一星的《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2)、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会馆史研究》(1994)。我们还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福建社会经济史和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计划,前者是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后者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这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伸展,而且在学术关怀上,更加注意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层面,把以民俗、乡例证史的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更加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研究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提升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际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透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和遗俗、遗制等口头资料的搜集,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层面有所不同,却都是紧紧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这一主题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寻找发展学术传统的新的方向,新的视野。 在长江流域经济变迁的历程中,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以及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历史文化传承等诸方面的差异,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变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部分之间,在经济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试图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商品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和共同特征背后的差异和特色,以期对今天长江流域新一轮的经济开发热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 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 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三、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口岸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镇"汉口为中心,包括沙市、汉阳、武昌、宜昌在内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交通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个对外连接全国市场,对内沟通广大内陆腹地的商品流通体系,从而使这些口岸城市成为全国的转运中心,转运贸易经济盛极一时,这种口岸型经济的特点是: 1.这种商品经济的形成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以全国各地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长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沙市"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来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注:孔自来江陵志余卷4。);宜昌则"扼荆襄之门户, 川楚之咽喉"(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一旦遇上社会经济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机遇就极容易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涨期,这为长江中游口岸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明洪武年间,汉口一带还是一处芦苇丛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这里已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一跃而成为明清四大镇之一。这一过程正是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的真实写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支撑口岸型经济的是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长江中游地区口岸型商品经济不仅依托于中游地区的社会需求,更是以全国的消费需求为基础的。 2.这种商品经济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领域,以集散、转运各地商货为基本的商业活动形式。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全国的"商品仓库"、"商人俱乐部"的角色。汉口镇"九州四海之物,殊形异状,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货充韧"(注: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沙市"列肆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鳞集"(注:光绪荆州府志卷4。)。 当时广东的铁制品、糖、苏木、蜡,福建的蔗糖、烟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蚕丝、纸张,云贵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粮食、药材等都云集于以汉口为首的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两个,一是由来自各地的客商经过交换后,各取所需,将异地商品运回各地市场;二是与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换后,由中游地区的中、小商人再运回中游腹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中游腹地,连接四面八方的庞大的市场交换系统,流通领域迅速扩大,商货运销千里之外,转运贸易空前活跃,形成了中游地区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经济。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商人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明清时,长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仅是全国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业资本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汉口镇,被人叹为"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于其间"(注: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商帮都前来汉口等口岸城市进行商贸活动,著名的有川帮、潮帮、广东帮等,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销售的主动权,全国各地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凭借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中转才能完成各种需求的交换和满足过程,因而商人和商业资本在口岸型商品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 这种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商人和商业资本对中游内地商品经济的带动和控制上。长江中游经济区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口岸经济使得中游经济区的广大内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也得之机先。依托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商品转运网,中游地区以棉纺织业为特色的地方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大面积种植棉花,棉区农村"乡民家勤纺织,贸布贩棉"(注:光绪汉阳县志·地理志。),"机杼之声相闻"(注:光绪蕲水县志·风俗。),"民皆持此为主"(注:光绪孝感县志·土物。)。中游地区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欢迎,如汉川布"近而襄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布",葛仙布、阳罗布、黄州大布等也在全国拥有很大的市场(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在中游地区适应形势抓住机遇发展地方商品经济的同时,外地商业资本也开始向中游腹地渗透,推动和控制该区的小商品生产,如山西商人控制了蒲圻羊楼洞茶叶的生产和流通,山西和陕西的客商将汉阳县的布买到汉口加工染造,以应"远贾之贸易"(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商业资本的无孔不入和强大的控制力。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区分别呈现为特产型、口岸型、市场网络型的商品经济形态,分别以其封闭性和滞后性、过渡性和流动性、开放性和领先性标示出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这种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又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结构、家庭手工业结构、人口与土地的搭配结构)变迁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中、上游经济区是传统经济模式在新开发地域、新的开发水准上的重建和扩展,商品经济已经产生并逐步扩大影响;下游经济区则是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趋向日益扩大,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遭受的冲击日益严重,新的商品经济体系正在构建。 商品经济论文:在商品经济下的发展及社会效应 众所周知,美国是全球演讲业最发达的国家,每年仅“直接演讲业”的产值就高达二十几亿美元,可见其演讲商品化的发展程度。我国的演讲活动虽然并未形成一种产业,也尚未出现职业演讲家,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演讲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具体如下: 一、商品经济意识的介入客观地说,在商品经济意识的作用下,今天的人们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演讲者,重新以商品经济的眼光观察社会、透视人生、辨析复杂的人际关系,阐发深刻的思想哲理,以把握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例如: “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竞争已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才的竞争,在优胜劣汰中,每个有识之士都会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然而人才何在?在于发现、寻找,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自我推销。” 这是陈驹在题为《时代需要推销你自己》的演讲中说的一段话。演讲者以充满商品意识和竞争观念的“推销”一词立论,深入阐述了在人才竞争中勇于“自我推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我们翻阅报刊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诸如《市场——一所新大学》《幸福未涨价》一类的演讲题目。由此可见,商品经济意识的介入,使演讲这一现实活动,体现出了多么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商品经济活动的介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无论是商品广告、市场营销,还是商贸洽谈、交易论辩,都离不开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演讲作为一种有效的媒介手段,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无庸置疑,正是一些商品经济活动的广泛参预,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一片独具魅力的风景所在。例如: “恩格斯说过这么一段话:‘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乐、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所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公司经营从根本上是服务于顾客,但绝不能以‘庸人’暗中所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来迎合与满足之,用这种方式赚来的钱也必然是肮脏与不洁的,因为它损害了人类至高无上的尊严!” 这是胡平在公司开业典礼上以《商道与尊严》为题发表的一段演讲。演讲者引述恩格斯的言论,旗帜鲜明地鞭挞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损害人类尊严的“一切龌龊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给人以强烈的警示。这类商品经济活动的广泛参预对演讲业的发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商品经济语汇的介入演讲是一种语言艺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大量传播商品经济信息的语汇已介入到各种商务演讲中来了。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经济交流不断扩大与深入,许多体现现代商品经济色彩的外来语汇也被大量地吸收过来,并派生出各式各样的新语汇,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交际语言的实用性与表现力。这种符合语言发展客观规律的文化现象,也就成了演讲业发展的一个强力推动剂。例如:“在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着生产建设资金投入短缺问题的同时,消费品的生产量和进口量的强势增长却偏偏要处处挤投资,争原料,抢能源,占市场,形成难以抑制的、居高不下的膨胀刚性,而这又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初始阶段的大忌。难怪一些海外朋友曾不客气地指出:国内的进口狂热和超前消费简直就是‘破产行为’!” 这是史策在题为《快从集团消费中警醒》演讲中的一段话。演讲者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矛盾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集团消费”的严重危害。语势强烈的表达中融入了不少经济语汇,鲜明地体现了具有时代信息的语言特色。 四、新形势下演讲的社会效应那么,新形势下演讲的这种新的发展态势将会产生哪些积极的社会效应呢? (一)交际效应。演讲是一种社会性的交际活动。它采取商业性实践活动方式的意义,不仅反映在扩展的交际领域上,而且表现在获取的交际效应上。不管是开业庆典、公益赞助,还是商务宴请、经贸馈赠,演讲者的致辞都将产生特定的社会交际效应。这种效应,既可以调节人际关系,又能够增强社会效益。 (二)广告效应。演讲是一种公开性的现实活动。它势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发挥作用。强烈的广告效应,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体现。在竞选、应聘、营销、义卖等社会活动中,人们就是充分利用了演讲的广告效应,为自己或企业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的。这不仅可以向社会展示个人的才智,而且能够为群体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不要采集我的 (三)信息效应。演讲是一种交流性的信息活动。它的社会作用的增强,适应了现代信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演讲的商业性实践活动中,信息的传播和反馈,就成了演讲者语言表达的动因和现场交流的实效。正因为这种信息效应体现了演讲的巨大优势,所以,这种优势又反过来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四)价值效应。演讲是一种功利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演讲者运用演讲的方式,向听众传播思想、学识、经验、技术等等,其目的就是促使听众提高认识,努力行动,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就是演讲的价值效应。目前,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听取著名经济学家的学术演讲和成功企业家的事迹演讲报告,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实践表明,在现代社会中,演讲已经开始采取商品式价值实现手段,因为这不仅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也是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 商品经济论文:对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再认识 摘 要:作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这一论断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也是不矛盾的。 文章从四个方面分别说明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不是公有制本质特征的表现,社会分工不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的理论依据并不是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有制 私有制 商品经济 相容性 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论证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如何解释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在当时被认为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所在。因为在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中,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则被认为是非商品经济性质的。也就是说,公有制被认为是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在重新认识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解决所谓传统理论与现实之间这一矛盾(笔者认为这一矛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基本思路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思路是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解释为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既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不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同一公有范围内部。另一种思路是认为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就是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从表面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可以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商品经济是否相容这一难题,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当初,这种新的商品经济理论也确实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两种所谓新思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因为这里有两个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被掩盖了:一是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与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否相一致;二是社会分工是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另外,上述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新理论或新观点最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是所谓事实证明或实践检验,即以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说明其正确性。而这又涉及到两个有待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深层次问题:一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是否能够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二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否只有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这一大前提之下才能加以解释或说明。 笔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而这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并不矛盾。本文拟对上述的四个深层次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分别得出否定性结论,以最终说明自己的观点。 一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使得他们之间只有通过等价交换才能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从而使社会经济具有商品性,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所谓新观点既不是什么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也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的需要之所以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得以实现,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性。所谓商品交换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实体之间以及公有制实体内部劳动者集体或个人之间所存在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他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所存在的差别所决定的,人们对此也没有异议。但是,这种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导致的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差别的存在,并不是公有制本质属性或基本特征的表现,而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经济必然包含私有制因素的表现。‚ 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有人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之间是否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区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现阶段两种公有制形式之间和集体所有制内部各经济实体之间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将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看成是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相容的一个重要依据,则是一种误解。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关系,或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只可能体现在一个有效的公有范围之内,而不可能体现在其之外。超出一个具体的公有范围,人们之间就是一种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也就必然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与各个所有者自身的所有制性质毫无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各个所有者本身的所有制性质如何,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只能是私有制的特征——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不可能是公有制的特征。 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性质又如何解释呢?国有企业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并没有所有权,改革开放之后,各个国有企业之间出现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笔者认为,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的这种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其自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的一种表现。 私有制的因素,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虽然不可能存在于抽象的或理论上的公有制内部,但完全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具体的或现实的公有制实体内部。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经济实体的所有制性质,并非要么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制。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在一个具体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的范围之内,劳动者个人或集体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的使用或占用的不同而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仍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即:是否意味着这种公有制本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否则所谓占有就毫无意义。单纯的生产资料使用权(如奴隶使用奴隶主的生产资料),不能给其使用者带来任何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反之,如果个人或集体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事实上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特殊或直接的经济利益,那么,无论他们在形式上、名义上或法律上是否占有这些生产资料,他们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所拥有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使用权或占用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占有了这些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这种公有制事实上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人们经常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还不成熟,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还不成熟本来就应理解为其本身还带有私有制的痕迹或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所以,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仍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就是由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本身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公有制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同样道理,在实行承包、租赁等经营方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内部的劳动者集体(如实行内部独立核算的车间、班组之间)或个人之间(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所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这些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即现实的公有制实体本身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总之,无论是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还是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均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客观存在的私有制因素,而不是公有制本身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虽然既可以表现在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公有者之间及私有者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在不完全的公有者内部,但其在实质上所反映的都是私有制的特征而不是公有制的特征。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最初的商品交换关系发生在原始部落或氏族公社之间(即不同的公有者之间),后来又逐渐渗透到部落或公社内部(即同一公有者内部),但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将商品经济的产生或存在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商品交换关系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或萌芽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将商品经济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不存在什么失误或过时的问题。而我们仅以现实的公有制实体之间及其内部依然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一事实为依据,就认定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则只看到的问题的表面现象。 二 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谈到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时往往强调社会分工仅仅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或必要条件,在此前提下,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则取决于是否存在着私有制(过去的说法)或生产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现在的说法),似乎有可能出现一种虽然存在着社会分工但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的状况。如果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也就可以认为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这种状况至今为止尚未出现过。在原始社会末期,当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时,在畜牧部落与农业部落之间产生了最早的商品交换活动。这种简单的或偶然的商品交换活动的产生是因为两个部落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尽管最初两个部落内部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说,在两个部落之间所体现的却是私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不一致的。后来,这种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逐渐由原始公社或部落外部渗透到其内部,商品交换关系也就逐渐在原始公社或部落内部产生。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它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或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是同步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就是指社会上不同的人专门从事某一种劳动,而这种从事不同性质的社会劳动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因此,在他的理论中,社会分工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而社会分工的消亡也是与私有制的消亡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私有制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之说,将两者完全分离开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而是我们对其商品经济理论的一种误解。 有人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称之为旧的社会分工,认为社会分工本身并不会消亡,旧的社会分工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之后将出现新的社会分工。这里的问题是:所谓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关系。显然,我们不能定义旧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而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完全无关,因为,既然所谓新的社会分工被认为产生于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消亡之后,就不能说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而只能说它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相容而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容。如果将旧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不一致的;将新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此前提下,所谓新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却不能解释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因为,既然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之间就没有必要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 所以,只要承认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密切相关,就不可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证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有人认为决定商品经济存在的唯一条件是社会分工,而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所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毫无关系。因此,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当然既可以与私有制相容又可以与公有制相容。在此前提下,如果认定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社会分工,就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如果认定社会分工将永远存在,则可以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然而,这种完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不相干的社会分工为什么能够成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或原因呢?假定在这种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下,生产者之间并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或者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们之间互相取得对方产品为什么还要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呢?如果人类社会已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各取所需”的按需分配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难道还有存在的余地吗?相反,只要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不管我们如何定义社会分工,他们之间要取得对方的产品就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实现。所以,即使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种定义是否科学或合理这一问题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故不在此涉及),也不可能由此而认定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无关,进而说明商品经济与公有制是相容的。 如果认定社会分工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有关,而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情况又会怎样呢?有人认为商品经济之所以永远存在,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否有可能永远存在,这一问题没有必要在此进行讨论。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否有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个问题不是仅靠自我定义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两个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从而导致他们之间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取得对方的产品,那么,这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就不可能与他们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无关。因为,如果他们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没有特殊的经济利益关系,即可以在他们之间无偿调拨生产资料,那么,他们之间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取得对方产品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之后,正是由于否定了国有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无偿调拨,承认了各个企业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才使得国有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得以确立。所以,生产者之间对其产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他们之间对其生产资料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即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既然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而社会分工又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相关,那么社会分工也就必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相关。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是否会永远存在,这个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人认为,通过论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将永远存在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这种看法却是不准确的。前面已经说到,马克思正是将商品经济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性联系在一起,才提出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他所说的社会分工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的,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质属性的必然表现。只是他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是永恒的,它最终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被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替代,因而生产者之间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除,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密切相关的社会分工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所以,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可见,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的角度论证商品经济存在原因并不能认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真正可以称得上对马克思理论有所突破的是认定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进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而这种突破如其说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不如说是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或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理论的突破。对于每一个彻底的商品经济万岁论者来说,都必然面对这样一个必须解释的问题:商品经济与按需分配是否相容,即,在各取所需已经实现的条件下等价交换是否还有存在的余地,或者说,在等价交换关系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各取所需是否还有可能实现。 总之,尽管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但仍然不可能由此证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进而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 三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不错,我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状况,但是,两种经济现象的并存并等于它们之间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并存了几千年,难道我们可以说实践证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与自然经济是相容的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种检验是有针对性的,即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和作为检验对象的理论在逻辑上必须保持一致。例如,不少人在论证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时,都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 “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并声称实践证明他的预见不符合现实。恩格斯的这段话确实是在其《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说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因此,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而我们正在建设或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显然, “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与“社会主义”一词具体含义密切相关:如果按照马、恩的习惯社会主义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我们起码现在还不能说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实践。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哪怕是强行实现的,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 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否能够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相容性,关键在于我国现阶段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完全成熟的公有制,或者说,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现状到底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自身的本质属性或特征所决定的,还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不成熟性即其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当我们作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的这一判断时,所谓公有制应当是指完全成熟的公有制,而所谓相容也应当是指二者在本质上是不矛盾或不排斥的。因此,要以实践来检验或证明这一判断正确与否,实践中的公有制就必须是完全成熟的即不包含私有制因素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时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所说的在经济方面的“旧社会的痕迹”,包括私有制的痕迹、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的痕迹和商品经济的痕迹等。我们不能因为新社会的萌芽产生于旧社会就认定这些新社会的萌芽在本质上与旧社会是相容的,如,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就认定它与封建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旧社会的痕迹存在于新社会就认定这些旧社会的痕迹在本质上与新社会是相容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建设或经历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即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或低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它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不仅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而且有封建社会及自然经济的痕迹。这就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然而,这一根本区别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了。例如,有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提出异议,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基本逻辑是: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目前不仅存在着商品经济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之后还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也是无懈可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商品经济不发达正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必然要发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理论问题完全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断言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恐怕还为时过早。只有当我国进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后或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确实仍有必要发展商品经济,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 同样道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本文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在我国现阶段,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所有者之间所体现的私有制特征,即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从现实公有制形式或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即在一具体的公有范围内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的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 因此,我国现阶段不完全和不成熟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仅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而且为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事实依据,从而进一步说明马、恩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正确的。除非真正实现了“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之后商品经济依然存在,我们才能说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错误的或已经过时。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实践检验或事实证明作用只能是单向的而不能是双向的,即:当我们以实践中某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对相应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进行检验时,不能同时又将被检验的对象作为说明或解释实践中这一客观现象存在原因的理论依据。例如,一方面以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来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这一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的这一理论观点来说明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并存的原因。这在逻辑上叫做循环论证。 四 有人认为,只有彻底否定或转变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才能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而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并非就无法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要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关键在于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社会主义概念出发。中共十五大强调:“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从“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现阶段并不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而是不成熟的公有制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说明的并不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已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将继续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还需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而是我们正在实践中的、建立在尚未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否定马、恩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论断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当然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可能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国现阶段的实践并没有提出这一要求。相反,在我国现阶段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并将其运用于说明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进而说明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才是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 改革开放前,“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观点确实曾被当作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但是,当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从而将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进而将马、恩有关理论或观点当作教条照搬。正如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只有在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一大前提之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理论观点才有可能成为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依据。 改革开放之初,尽管建立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基础之上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曾经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这一理论自身的缺陷及其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阻碍作用就暴露得越来越充分。我们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如果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我们就没有必要打破公有制形式的“一统天下”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没有必要放弃“一大二公”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必要打破国有企业的“大锅”将其改造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如果我国现阶段并存的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我国现阶段的商品经济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商品经济,我们也没有必要重新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没有必要屈尊去与什么国际惯例接轨,没有必要主动要求加入wto去受落后者制订的规则的制约,……。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真正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的,并不是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为基础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而是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现阶段实际的结合。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现实公有制自身的不成熟性,以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而不是“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和旧的社会分工已经消亡;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没有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是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对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事实上,我们真正应当彻底抛弃的传统观念就是那种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前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是将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因而对马、恩的相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改革开放后这种思维方式则表现为将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轻率地以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为依据否定马、恩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和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论断,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所谓“实践证明”。正因为这种脱离我国现阶段实际的传统观念及其影响依然存在,中共十五大强调:“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对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问题的认识,关键也正在于对我国现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 总而言之,从理论推导看,马克思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是符合逻辑的;从实践检验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是不矛盾的;从现实意义看,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对于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有重要意义的,从而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继续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也越来越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相脱离,并将阻碍我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商品经济论文: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一、拜金求利观念的突兀奔腾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拏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结果,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明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一个等级统治的社会,它以礼制的形态保障封建统治,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的信念,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性的内容,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待遇。所有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处在尊卑有别的社会序列中,按照不同的规模,过着相应的生活。诚如晚明的著名学者朱舜水回忆说:“仆之冠服,终身不改。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卒,非征途出身亦不敢服”[18]。《阅世编》的作者描绘这种景象为“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因此,在这种礼制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秩序是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世态民风也就相应地俭约、淳厚、守成。但是,这样的民风不会持之长久,在国初经济恢复,或者励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一旦社会生产复苏,商品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人们享受欲望膨胀,就要不可抑制礼制的约束,改变刻板的生活程式。晚明的社会情形也正是如此。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伤”的“简质”风尚,靡然向奢,“以俭为鄙”[19],当然,在社会风尚演变中“导奢导淫”,扮演先导人物是缙绅士大夫。他们的住所必有绣户雕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之间,水陆珍馐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钱做溺器。缙绅士大夫的放纵声色,影响深广。首先是“婢妾效之”,继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7]。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奢侈为荣,“群相蹈之”。在冠巾,万历以前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犹以朴谨。怠至万历时期,“殊行诡制,日异月新”。仅以冠巾款式便有十多种,时人对此叹道:“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妇女的服饰更绚丽多彩,“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袜之宽狭修短,花细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纂之工,无不易变”[20]。在服装的衣料上,宗锦、唐锦、汉锦、晋锦先后流行一时,不久“皆称厌物”,改兴千钟粟倭锦、芙蓉锦。这种衣冠服饰上的追求华丽之风,使得贫乏单调的常服布袍自然被“鄙为寒酸”,即使“家无担石储”者,也“耻穿之”[21]。有些自认“最贫,最尚俭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入”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在住房、肩舆和日用品方面,明中后期奢伤之风也日益强盛。在交通工具上,“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治)、正(德)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9]。何良俊亦言:“祖宗朝乡官虽至任回家,只是步行,宗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22]。怠至晚明,“至优伶之贱,竞有乘轩赴演者”[21]。在饮食器具上,“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士官用之,近年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9]。消费生活的高度发展,造成了城市风貌的大改观。当时的苏州,号称“奢靡为天下最”[21],而杭州在民谣中被称为“花簇簇”[22],即使像浙江桐乡县青镇这样一个乡间小镇,也为奢靡之风所卷席:“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夜必饮酒”。南方如此,北方也莫不如是: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山东滕县“其人竟相尚以靡侈”。与城市高度消费生活水平相适应,旅游业也在一些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如在苏州“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嘉肴,画舫箫鼓”[23]。在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舫,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碗蜓,光耀天地。杨槌击鼓,踏顿波心”。都市中秦楼烟花亦颇为繁盛。谢肇制《五杂俎》云:“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有之”。在江南城镇,茶楼、茶社日益增多,商贾游食之徒,“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听讲茶”[24]。侈靡之风的发展,有力地突破传统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森严井然的规范,诚如《松窗梦话》所云:“人皆志于尊崇伤富,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在服饰上,明初对于服装的色彩和用料限定甚严,士庶不准用黄色,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对红色和金绣闪光灯锦罗丝缎带服用禁止更严,违用者本人、家长和工匠都要治罪,但到明后期,小康人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大户婢女“非大红裹衣不毕”。服饰中的龙纹,向为人君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庆候廖永忠僭用龙凤花纹,被处以死刑,但至晚明,寻常百姓已开始用“困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了。住房上,明初严禁庶民厅房逾三间,但到明后期,则“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的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这种不为封建禁令所囿、无所顾忌的逾礼,僭礼现象,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华风气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态势。这股洪流,无疑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和封建礼法的反叛。晚明社会消费突破旧的等级禁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严重不良的后果。它极大地刺激了地主腐朽、奢侈性消费的恶性膨胀,亦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积累。当时南京市民虽然“生计日蹙,生殖日枯”,但却“俗尚日奢”,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十分不利。“朝华夕零,变泰立见”。明人徐三重说:“盖侈则耗财,财耗则人穷,人穷则奸纵怀乱,世道遂以多故”。这种看法虽然有其片面性,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综观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世风的各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变化,有的代表着时代进步的趋势,有的则是社会黑暗腐败的现象。明中后期的社会是一个蕴涵着守旧与更新的矛盾统一体,世风的各种变化是社会即将动荡变迁的迹象,在矛盾统一体内正在蕴孕着近代文明的曙光。 作者:张哲溶单位:中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律学发展的商品经济论文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概况 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核心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法律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它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对律学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思想方面,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重视以及对经济和民事领域的关注度,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律文解释、刑事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民事方面的立法;在物质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和社会都有更强的经济实力进行律学研究,从而提供了其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宋代的律学发展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古代律学研究的最高峰,其决定力量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作者:谭正李超单位:河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变迁 一、沈庄的背景 因此这里并没有发达的宗族组织或祠堂,也没有像样的能号召全村参加的公共活动。虽然各个姓氏之间有直系或旁系的亲属关系,但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此地并不凸显。各姓氏之间及同姓之间并没有复杂的利益关系及冲突,评判“在理不在理”的标准也不会因为是“大姓”和“小姓”而有所改变。这里的“在理不在理”主要是指是否遵循孝顺、善良、克己、忠诚等传统价值观念。这里饮食以小麦为主,玉米、高粱为辅,加上自家耕种的蔬菜、花生、芝麻基本上能满足家庭消费。不但消费能满足自给,而且生产要素也基本上是自给,以人力和畜力为主。加上该地区高密度的人口,农民精耕细作,把耕作集约性发挥到极点,从而形成了一个十分苛刻而有独特的的农业体系。总之,知足、安分、克己这一套价值观念和传统的匮乏经济相配合(费孝通,2012),共同维持着这里的社会生活静止的状态。 二、经济作物的生产、交易和分配 (一)西瓜和辣椒的广泛种植 90年代初,沈庄引进西瓜种植。由于西瓜和辣椒的种植面积占沈庄种植面积的比例较大(占全村总面积的90%左右),故本文只选取种植西瓜的流程来说明村民生产要素的自给性。每年刚过完年,村民就开始为西瓜种植忙碌起来。整个流程是瓜棚正月十五过后,村民开始为养育西瓜苗作准备。男劳力把水、泥和在一起,垒一个半人高的三面围墙,上面蒙上厚的塑料布,叫瓜苗棚。瓜苗棚的大小根据种植西瓜的亩数而定。在棚里的地下挖三道火坑,中间那个与棚外的洞相连,用瓦或者木柴盖上火坑,然后用土覆盖上。这样做是为瓜苗加热。瓜苗棚整好之后,村民开始筛土,把肥料拌进土里,用塑料碗一个个的装满土,洒上水,盖上塑料布和草苫子开始在棚外烧火加热,加热一天一夜之后开始下瓜芽。瓜芽是在整理瓜棚期间用温水加热培育出来的。建造瓜苗棚一般至少需要2—3个劳动力。播种瓜芽则女性为多,一般3—5个男女劳力皆可,需要村民间的互相帮忙。在瓜苗生长期间,村民就开始翻地、施肥,弄成较宽的田埂,田埂上打上眼,覆盖上塑料薄膜,用小竹竿握成一个弓棚,上面再覆盖上厚点的塑料布,整个过程复杂而细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瓜苗移植到地里之后,村民开始整理瓜枝,一个月左右,开始每天给西瓜授粉,如果天气好的话,没有碰到连阴雨天气,大概持续半月到20天左右,所以这个时候村民是非常害怕下雨。等到每颗瓜秧都结出一个西瓜一直到西瓜成熟。这段时间一直是村民的农忙季节,从农历1月份到5、6月。从开始培育瓜苗到西瓜成熟一直到西瓜全部卖掉,整个过程都需要村民耐心而细致的劳作,这期间村民间的合作非常密切。劳力的自给性在村里内部就可以完成。由于村民的普遍贫困,生产技术和机械化并没有在沈庄推行。随着西瓜嫁接技术的引进和科学选种,西瓜产量大幅上升,逐渐成为村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西瓜之后是辣椒,大概一两个月后,村民开始忙种辣椒、反季节番茄等纯经济作物。 (二)经济作物的交易 在经济作物丰收的季节,出现了部分专门自收或者代收的群体。由于交通条件的便利,这些人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农产品的价格受天气或者市场因素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市场。西瓜交易一般持续一个月左右,辣椒持续的时间更长,从农历7月份到10月份,但主要集中在7、8月份。西瓜成熟大概在农历5月份左右,这时候已经是夏季,天气炎热,西瓜的市场需求量大,大量外来商贩涌入李口镇。这样,每个家庭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入忙碌阶段。由于每个西瓜的重量在15—20斤左右,西瓜的每亩产量在1万斤左右,整个过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时村民间又出现随机性的合作关系。这些外来商贩由于不熟悉当地的环境,必然会与当地村民合作,在利益的驱使下,必然增加商贩合作对象之间的竞争性和矛盾。代收者的人品、威望、和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与其说村民把西瓜卖给商贩,还不如说卖给代收者这一“中间商”群体,这时候的交易村民所考虑的并不是完全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散的亲疏关系,离自己越近,交易成功的次数越多。西瓜从收获到卖掉,看似是经济行为,实际上是村内整个内部关系网络在其作用,也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到收满车时(一般在10吨左右)“,中间商”会找和自己关系较近的人装车,而不分什么姓。装车付费之后,这些外来商贩把西瓜拉到湖北、湖南等地,有些是在省内出售。比如在省内,从村民收购的价格是每公斤一元左右,到消费者手中却是每公斤三元左右。如果遇到连阴雨,需求量相对减少,无论批发商或者商贩在赚取利益不变的情况下,都向村民压价。辣椒的交易和西瓜还有点不太一样,虽然也有外来商贩,像湖北、江西、广东等地,但以当地人自负盈亏的收购为主。这些小商贩大都是当地的村民,每次收购几千斤,到二三十公里外卖掉。辣椒的收获不像西瓜,需要不断的成熟,不断地摘取,每隔两三天摘一次,时间会持续数月之久。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计,有些劳力不够或者做中间商的家庭会雇佣本村及外村的村民,给予一定的雇佣费。在消费上,村民会把大部分钱存起来:一是攒钱备不时之需;一是供子女上学。村民只拿出一小部分供日常的开销。在经济活动中,村民间的互动对象较随机,关系不太密切,村民回报别人帮助的方式也不像传统的在家里请人吃饭,回报方式多样化。在整个交易的过程中,老人和孩子只是做辅助性的工作,参与的主体是20—50岁之间的青壮年人。这样,在村民间或者在与外界互动的过程中,老年群体被“边缘化”,实际上在村里,老人只是长辈的“象征”而失去了传统的权威。 三、社会文化的变迁 经济作物的种植改变了沈庄原有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沈庄原有劳动力的分布格局。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逐渐缩小到以家庭为中心,而不太注重村庄内部村民间的亲密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加强了村民对市场的依附性,增加了风险性,村民在面对这么多不确定因素时,仍然要求助于他人,以获得保护。然而,沈庄内部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由于各姓氏内部之间并没有形成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团体,各姓氏之间也没有较突出的利益矛盾,因此,这就为村民间的交往以及村民形成一套自制体系创造了条件。人与人之间不是以血缘关系而区分亲疏,而是以“人情世故”建立起彼此的交际范围。这种范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扩大的范围并不主要的是以传统的“人情世故”的观念为主导,而是兼有商品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比如说在传统的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以“感情投资”为主的互帮互助,而商品经济的到来使得沈庄出现了短期的雇佣人员,雇佣人员并没有因为拿到“雇主”的劳动报酬而心理会愧疚,相反的是,雇佣费用越高越好。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的农村经济是匮乏经济,在匮乏经济中,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在位育方式上是修己以顺天,控制自然来应付自己的欲望。当商品经济袭来时,知足、安分、克己的传统价值观念被搁置。这种搁置造成了沈庄村民思想的混乱,原因是各种不安份的思想在这里交织,在传统的“人情世故”的自律性已不能满足当前村民的需要时,一种新的可替代的统一价值观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明沈庄在富裕了之后,反而在思想上出现多神灵的信仰(专门的基督教堂,白奶奶庙等)。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沈庄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没有造成沈庄的村民生活秩序的混乱,这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村民的物质享受,“多神”信仰暂时把这种状况维持在一种平衡状态。这是当地人的一种生存智慧。 本文作者:李河星工作单位:西南民族研究院 商品经济论文:商品经济与刑法观念的创新 本文作者:高铭暄王勇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长期以来被视为社会主义“异端”的商品经济,正以壮阔的气派,在中国大地上勃然兴起,它如同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坪然冲击着各种传统的观念。使那些旧的思想观念日益显示出落后和衰弱,放眼全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因为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这其中,就包括着刑法制度和刑法观念上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为了使刑法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根据,我们在此想就商品经济条件下刑法观念应作如何转变的间题谈‘些粗浅的看法,并就此请教于刑法学界的同仁。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刑法观念上最迫切需要加以转变的是有关经济犯罪的一些观念。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进入更高一级的历史阶段创造物质条件。过去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深、理解不够,所以忽视了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一定时期内的重要地位,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乎去搞产品经济,但是,由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技术落后,所以我们所搞的产品经济实际带有浓厚的自然经济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产生了一种与这种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刑法观念,尤其是在有关经济犯罪的一些间题上更是反映了这一经济形态的特点,例如把长途贩运看成是投机倒把犯罪等等。现在,我们提出要搞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无论是在性质还是表现形式上都是与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有很大区别的一种经济形态,因此,随着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被摒弃和商品经济的确立,在刑法观念上,尤其是在经济犯罪的观念上也要确立一种能够反映当前商品经济特点的思想观念。我们认为,这种新的思想观念主要应当表现在以下 (一)确立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重要补充的私营经济也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观念。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确立并保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营经济,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生产方式上既有现代化的大生产,也有落后的小生产。既有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也有大量的手工劳动。即使就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也不是单纯朝着大规模统一集中的单一方向发展,而是出现了集中化与分散化的多种趋势。一般来讲,社会化、集中化程度较高的大生产适宜于采取公有制的r形式,而分散化的小生产则比较适合于个体或私人经营。因此,一定程度的私有制的存在,在我国是具有其客观依据的。它对于促进生产、搞活经济、繁荣市场、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就业门路、维护社会安定等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情况下,保护私有制的私营经济,尤其是保障这些私营经济组织的私有财产权,就应当成为刑法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应当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只保护公有制的思想观念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深深自讨L下了根,所以要想一下子转过弯来,把私有制也放到一个重要地位加以刑法的保护,就不那么容易。在实践中也常常发生私有制的个体经济得不到刑法保障的事例。例如,私人企业中的任职人员利用职权侵吞雇主或其他合伙人的财产,由于主体不符合贪污罪的要件,因此有时就往往作为债务纠纷予以处理,又如,私人企业任职人员接受他人物质利益,利用职权为他人非法谋利,造成本企业财产严重损失,也常常得不到刑法上的处理;还有,破坏私人企业生产的行为,由于刑法无明确规定,因此有时也就不了了之。以上情况的发生,固然有法律不完备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上的间题,即认为社会主义的刑法只应当保护公有制,而对于私有制,管不管都无所谓。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它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应当改变观念,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也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加以必要的刑法保护。 (二)为适应商品流通、搞活市场的需要,应当改变过去那种不分情况,把所有经济交易中的居间中介行为都视为投机倒把的观念。商品流通是商品经济的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商品经济得以发展的中间环节。因此,商品流通渠道是否畅通,往往是决定商品经济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要开拓流通渠道,促进市场交流,必要的商品中介活动是极为有益的。例如,目前我国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在市场上穿针引线.帮助买卖双方实现各自目的,然后领取一定佣金的居间经纪人。这对于搞活流通、扩散商品信息、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常发生把这种人作为投机倒把犯论处的情况。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然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相符合的。当然,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加上法律又不完备,所以在经纪人的居间活动中也就难免会出现一些不道德的或违法的情况。但只要经纪人不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诈骗活动,不采用行贿的手段拉拢企业采购人员,不逃避国家的税收或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我们一般应当给予积极的引导,而不宜动用刑罚予以处罚。因此,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摒弃那种把商品交换中的居间中介活动和投机倒把活动划等号的思想观念。 (三)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市场的涵义在扩大,商品的外延也在扩大,因此刑法观念必须与这种现象相适应。过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只有消费品才是商品。实践中只有那些不是凭票证配给的消费品才受市场规则的支配;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至于技术、图纸、房地产等更是绝对地被排斥在商品的范畴之外。因此,盗窃技术图纸、发明专利不构成犯罪,就成为当时条件下的一种观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概念在逐渐地扩大。现在,不仅消费品而且生产资料都被承认是商品,不仅承.认作为商品的物品市场,而且承认资金、技术、房地产,甚至信息等也可以形成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过去的那种旧的刑法观念就要自觉转变。否则,就有可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阻碍的作用。例如,湖南衡阳市王某在大学读书时曾为某乡镇化工厂生产“氨基甲酸按”提供技术服务。获得成功。领取了酬金780元,却被定为受贿罪(后来二.审改判无罪)。又如,浙江晋云县江某通过调查和博览信息,把几十家厂家生产的二百多台需要调剂的设备编成一本目录。然后在需要和供应的厂家之间牵头拉线,并收取一定的酬金,结果被当成投机倒把起诉(一审法院宣告无罪)。很明显,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旧的思想观念在作怪。若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看,技术和信息本身就是商品,提供技术和信息就是一种劳动支出,理应取得报酬。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的思想观念要来一个大的转变。(四)摒弃“为富不仁万的观念,保障劳动者正当的合法利益。具有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的产品经济在分配原则上是主张平均主义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大锅饭”制度在我国存在了三十余年。而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分配原则必然由“大锅饭”转向劳动者有收人差别的“按劳分配”。这种收入上的差别正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实现,符合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起来。”¹但是,在我们某些司法人员的观念中,平均主义的思想并未完全克服,“为富不仁竺的观念还常常使他们干出把无罪作为有罪的傻事。例如,四川德阳市某厂总工程师姜某根据合同承包某项工程,他按照合同规定履行了义务,并对承包所得的盈余作出了分配。在4340。元的盈利额中。自已分得9100元,结果差一点被定上贪污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姜某既拿工资,又额外得钱,在某些人眼里肴来,这有点“胃富”了,是不公平的。这种思想不符合商品经济条件下“多劳者先富”这种客观规律的,因此应当从我们司法人员的观念中彻底清理出去。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实现。总之,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经济犯罪的概念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间题。我们以上列举的儿利视念的变化肯定是不全面的。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在经济领域中来讲,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涉及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因此,与此相适应,我们也应当对发生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确定其属于犯罪还是无罪,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立特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犯罪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不仅是商品经济自身的要求,而且也是发展商品经济必备的条件。列宁曾经指出,自由、平等和民主实际上ttR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公有制的建立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有了可靠的保障,在此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民主的观念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法律上,民主不仅应当同宪法紧密相关,而且也应当同包括刑法在内的其他部门法紧密相关,因此,破除旧有的一些思想观念,树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刑法观念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从理论上来讲,我国刑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并对社会主义民主起着一种保障和促进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许多同志的观念中,刑法的概念似乎应当是血淋淋的,似乎应当成为“专政”和”打击”的代名词。在我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只看到刑法在对敌专政和打击犯罪分子方面的作用,而忽视了刑法在反映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作用。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一旦某类犯罪上升,有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要求通过立法来狠打一次。而在执行法律时往往只顾打击的一面,忽视民主保障的一面,尤其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一面。于是,这也就导致了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情况的不时发生。这样一来,虽然犯罪状况有所改观,但在这种改观的同时,却在社会主义民主上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样的改观其社会效益又当如何呢?我们认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应当是相互统一的,而不应当以牺性一个方面去换取另一个方面。所以,应当转变那种只把刑法看成是“专政工具”和“打击手段”的观念,切实地把刑法在保障社会主义民主中的作用提高到一个应有的地位。确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刑法观,当然也应当利用刑法来同种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行为作斗争,并以此来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因此,刑法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约束作用不仅不应被削弱,相反应当加强。从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来看,它贯穿了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要从严惩治的精神。这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要求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刑法对于某些发生在国家机关内部的有害行为还没有提到犯罪的高度,例如,最近有人提出立法建议,要求把情节严重的滥用职权的行为规定犯罪。就证明了这一点。再就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以官当刑”、“以罚代刑”的观念也还没有消除干净。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有一些领导干部犯了罪,往往只给予党纪政纪上的处分便草草了事,而没有使其受到应有的刑事上的追究。这些情况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都是不相称的,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b、在刑法中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从总的情况来看,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是体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我们实行刑法人道主义的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障碍。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对罪犯的人格尊严保护还不够,、个别监管人员有打骂、虐待服刑犯人的情况,有的地方在枪决犯人时搞游街示众、暴尸等等。这都是违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的,应当严加禁止。在贯彻执行刑法的过程中。与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相违背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有些司法人员在解释刑法、适用刑法时,总是朝着不利被告人的方面进行解释。例如,对于扑克牌的计算,我们通常都是以副为单位的。但是,有些法院为了显示行为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严重并达到定罪的目的。在计算裸体扑克牌的数量时,竟以张为单位进行计算。这样,即使行为人只贩卖了一副裸体扑克,法院照样可以以他贩卖了54张裸体画为名而予以定罪。这种朝不利于被告人方面进行解释的情况,不仅在司法界存在,就是在刑法理论界也同样存在。例如,有些同志为了论证盗窃罪和诈骗罪在量刑上进行协调的必要,建议立法上对诈骗也规定可以判处死刑。那么,我们在此反问“下,为了协调量刑,为什么就不建议立法上取消对盗窃罪的死刑呢?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从不利于被告人方面解释刑法已成为某些人一种传统的习惯。厂解释刑法,应当根据立法精神,坚持实事求是,而不能只是从不利于被告人的方面来进行,否则就有可能使公民的人身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对于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是十分不利的。刑事司法活动的两个中心环节是定罪和量刑,因此,定罪量刑活动应当以什么为基础也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间题。过去,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做法是不很稳定的。有时候,我们在定罪量刑时片面强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忽视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使刑罚纯粹成为一种还报的手段;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下,我们在定罪量刑时又注重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忽视了其行为对社会危害的程度,使刑罚变成一种仅仅为达到社会威慑效果而使用的工具。这两种绝对化了的倾向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商品经济的要求相违背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着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则。即等价交换规则。这一规则充斥在商品社会的每一经济领域之中。人的思想总是要受到共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因此等价交换规则也就必然在人们的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使刑罚的严厉程度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挂起钩来,做到罪刑的等价性,正反映了经济领域中等价交换这一客观规则。这种罪刑关系的等价性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犯罪加以处罚的行为必须是达到一定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假如行为没有达到这一危害程度或根本就不具备社会危害性,就不应对之施以刑罚;二是在对犯罪裁量刑罚时,应着眼于它的社会危害程度,一般来说,罪行越严重,所处的刑罚就应当越重,反之,则应当轻b但是,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有时却做不到这一点,例如,个别司法人员为了显示“政策攻心”的威力,把犯了较重罪行本应处以较重刑罚的罪犯处以轻刑或干脆免予刑事处分,或者为了达到t’惩一戒百”的效果而把本应处以轻刑的罪犯处以了重刑,这都是不符合罪刑的等价性这‘规则的,是同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映了商品经济特性的等价观念不相一致的。其结果,必定会增加群众和被告人对刑罚的不公正的感觉。因为在商品社会里,公正的概念一般是建立在等价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按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适用刑罚,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即罪刑的等价性原则,在当前来讲还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在坚持罪刑的等价性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刑罚的有效性。坚持刑罚的有效性,也是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因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效益问题也是一个一切工作都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刑法的问题上树立效益的观念,主要就是指刑罚的运用会带来一定的客观效果,即主要是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对罪犯定罪量刑的时候,也不应忽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因为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越大,就说明他再犯的可能性越大,对他的预防也就越困难,所以在量刑时可适当考虑从严,‘反之,则可适当考虑从宽。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显示刑罚存在的价值。应当看到,罪刑的等价性和刑罚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有可能只偏重一个方面而态视了另一方面。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坚持罪刑的等价性的基础上考虑刑罚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定罪量刑的基础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考虑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只有这样,才能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使商品经济的观念在定罪量刑活动中得到全面的反映。有一种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己经根深蒂固,即刑法是国内法,因此不应当规定有关国际犯罪的任何条款。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日益扩大,’这种观念也应当被打破。 _马克思曾经说过,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因此,对外开放,促进国际间的交流,并不是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国际犯罪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日趋严重的社会新间题。事实对此已经作出了证明。但是,我们现行的刑法和刑法观念却仍然停留在过去的那种闭关自守的经济条件之下。没有把国际犯罪问题作为一个商品经济条件下必然出现的新问题而在刑法观念上体现出来。例如,我国早在1980年就加入了《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和《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这些条约都规定,各缔约国应将非法劫持航空器、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等行为定为国内法上的罪行,予以惩罚;有关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对这种罪行行使管辖权,而不论罪犯是否其本国人、罪行是否发生于其国内。我国一旦加入这类公约,便承担了对犯有公约规定的罪行的罪犯实施管辖的义务。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刑法并没有把这一点反映出来。首先,在我国刑法中只规定有反革命劫机罪,而没有明文规定一般的劫机罪多倘若罪犯劫机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我们在法律上就很难找到对其定罪判刑的根据。其次,我国刑法所确立的刑事管辖原则是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采属人原则和保护原则的,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不在我国发生的、罪犯不属我国国籍的、且也没有危害我国国家和公民安全的劫机行为,我们对其予以管辖就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可见,我国目前的刑法已经不能适应国际间日益扩大的刑事合作和交流以及国际刑事斗争的需要,应当加以改进。有鉴于此,我们提议应当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间题:第一,确立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原则。.即对于某些我国承认的普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破坏国际社会良好秩序和损害人类利益的罪行,不论罪行发生于何地,也不论犯罪人具有哪一国籍或者没有国籍,我国均有权对该罪行适用我国刑法予以惩罚。这一管辖原则在我国刑法学界曾长期被予以否定,理由就是,这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一项原则。但在国际犯罪日趋严重的今天,我们应当重新来评价这项原则的价值。那种对国际犯罪视而不见、不加干涉的态度,实际是封闭和保守社会的一种普遍观念。它同我国目前开放的社会之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们应当把普遍管辖原则提高到一个新的位置来加以认识。王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其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其中等于也承认了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原则。所以,我们认为,今后在修改我国刑法条文时也应当体现这一原则。第二,应当在我国刑法中规定引渡和司法协助等条款。引渡和司法协助均是与管辖密切相关的间题。许多国家都在定自己的刑法中规定有引渡和司法协助的条款。例如,巴西在其刑法典第7条中就规定依一定条件承认外国的刑事判决,其条件之一就是“依据同发生判决书的同法机关的国家间的引渡协定”。为了保障我国刑法规定的管辖原则的实现,我们也应当考虑在刑法中对诸如此类间题作出确切的规定。第三,在我国刑法中设立相应的国际犯罪。如果我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的国际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得不到体现,那么我们也就无法对这类犯罪行使管辖权。例如,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一般的劫机罪。那么对于那些不以反革命为目的劫机犯,我们也就很难找到予以惩罚的法律根据。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求之于类推适用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条文来对它判刑,比较牵强。可见,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弓I起我们的重视。总之,商品经济在发展,我们的刑法观念也应当随之而发展。如果商品经济发展了,而我们的刑法观念却仍在原地踏步,那么就无法使刑法和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并达到保障它的目的。 商品经济论文:小议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征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以对其本身的研究为基础,而不能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作简单对比。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并形成了多层次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商品经济一方面受政治干预极其强烈,另方面则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文做出分析。 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 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 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 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金融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网络。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 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 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农村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 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 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较大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 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自然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 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 对于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地主制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近十多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从上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来看,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应是地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及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地主制。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而是它的内在经济成份。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又一大转折阶段。国内学者更多地将其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而国外则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古时代的结束和近世的开端。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显著的社会变化特征是,原来较为稳固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开始流动起来,重新组合,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面貌。深究其根源,那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中唐时,曾第一次出现了"至富敌至贵"(注:李冗:《独异志》。)的说法。在政治力量对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封建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表明经济力量已从此崛起,与政治力量相抗衡,在左右着社会的发展。财富力量的崛起,势必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规范社会关系。于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发生改变,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门阀士族等级制崩溃而代之以新的庶族地主等级制度;土地制度从原来的立田制、抑兼并转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人们的价值取向由过去的求贵转而求富。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法律、政策也出现重大调整。这样,以唐宋为中界点,整个社会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进一步瓦解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则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准备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在此基础上,在江南部分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社会将出现又一次更为重大的转折和变革。 商品经济论文:小议商品经济下广告传播 摘要: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同时广告已经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实际生活过程中广告的传播在视觉、环境等方面存在着自身的利弊,对于广大广告工作者来说,牢记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贴近商品、宣传商品、促销商品,让群众了解商品、购买商品,这样在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广告,就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商品经济;广告传播;视频传播 人类社会生产的商品除了基本的消费使用目的以外盈利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充满竞争意识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已经演变为集产品、宣传、竞争为一体的综合型经济,更新换代快、同类产品数量多。商品生产者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使其能占有一席之地想尽一切办法,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传播媒介绘声绘色的宣传自己的产品这种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的“广告艺术”是商品经营者激发消费、促进市场营销、谋取利润的重要手段。由此而言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市场促销的一种有力手段,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达、市场经济与销售学理论的发展和广告制作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到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无论是一住多年的住房还是几秒钟下肚的饮料难以计数的商品.随之而来的是难以计数的广告。大街上街道两旁广告板成行成排车身广告穿梭在马路中央到了晚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走进超市、商场面对的是雪片似的各类打折促销的传单在家中信箱里总是塞满各类直销传单甚至于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也会有人把广告扔进车筐里任何一份报纸或者杂志都离不开大大小小的各类广告打开电视无论什么节目都会有一定时间段的插播广告在网络上各类网络广告更是时时地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在屏幕上;广告不仅应用于商品宣传也应用于电影、音乐会、展览会、运动会、演讲会、旅游业等等为内容的宣传……广告已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 我们的广告设计应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体现社会卞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广告的污染将产品的宣传与丰富文化生活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有机结合起来也要与美化环境的工作结合起来。广告设计者除了要有一定的造型和装饰技能还必须具备广泛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社会知识,懂得商品心理学,对生活时尚和时代节奏有敏锐地感觉,才能更准确地设计出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广告宣传。 从视觉的角度来讲,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告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中最有影响力的视觉流行文化,你穿什么衣服、喝什么酒、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买什么品牌的电视等等很多方面,大都是通过观看、收听广告后才能做出决定,于是广告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着我们的外观与心灵。不良广告所传递出的消极堕落的价值观、人生观、低级趣味却毒化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与儿童的心灵,给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能在满足商业目的的同时让广告体现出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格调、人生的智慧感已成为有责任感的广告设计者的新思考与努力方向。 从环境的角度看富有个性化的景观形象使城市形象具有特色在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合理的、有特色的户外广告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现阶段一些企业基于狭隘的商业利益考虑.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冲突正在加剧部分户外广告设置存在着与空间景观不协调,视觉效果凌乱与建筑物功能类别、性质不符占用人行空间灯光照明影响行人安全制作的材料、工艺较差;广告的位置、方向、密度的选择等问题,均缺乏科学性与环境意识广告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准与素质的普遍偏低使得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设计缺乏合理性与美感不同程度的损坏着型代城市的形象。从规划角度来看众多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彼此互相千扰、冲突缺乏从城镇景观的整体高度出发的科学规划事实上只要集中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等诸多行业专家协同作业.就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协调问题科学合理的设置户外广告,恰当的把户外广告和不同城市环境结合起来构成不同区域的城市广告环境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系统化的城市广告文化。 从视频传播的角度看现阶段的无处不在的视频媒体,百花齐放从各种角度展示着商品、引导着消费。经过调查.电视媒体传播仍旧是最具实力信誉最好的大众传播媒体在宣传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方面有着不可摇撼的地位。但是在这种多方位、大力度的宣传下部分广告信息传达越来越受到观众、听众的厌恶与抵制看见、听到插播广告信息就调整频道是几乎每个观众、听众的本能反应了于是广告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其负面意义就其根源就是广告信息的低效所造成的。广告如何能从单向的’‘强制观看‘’的传统模式中走出来做到让观众、听众喜闻乐见.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增长.是摆在广告这一行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广告的行业特殊性决定了它在操作运行过程中的不规定性但是只要我们广大辛勤劳作的广告工作者牢记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贴近商品、宣传商品、促销商品让群众了解商品、购买商品,这样在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广告就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理学经济理念对商品经济发展障碍 理学经济伦理是适应并维护封建生产方式和扼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义农耕文明基础之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从总体特征来看,它与商品经济伦理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它在中国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适应并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使之长期处于稚嫩状态。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明代中叶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并不落后,生产力仍在发展,这期间理学起着维护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理学经济伦理还能适应并促进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因而具有进步性。明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萌芽,面对新的社会变化,程朱的后辈理学家们不是努力建设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更新社会、国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导、培育日益苏醒和增长的新经济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坚持天理的封建说教,企图以扼制“人欲”为代价,用强化道德秩序的办法来达到稳定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理学经济伦理对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日益显露出来。也就在这时,中国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开始充分暴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趋于落后,中国封建制度仍在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上,继续缓慢行进,走向烂熟。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由先进滑向落后,经济伦理没有突破是一个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显。历史事实证明,理学经济伦理不可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存在,与封建王朝一样被抛到时代的后面去了。 中国的商品经济千回百转、步履维艰地发展了三千多年,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灭亡都还非常嫩弱;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比西方迟到三个世纪,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庞大舰队杀气腾腾地闯进平静的中国南海,也未能从小农经济的大海中脱颖而出。究其原因,这期间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理学经济伦理对商品经济的阻碍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层次的根源(难辞其咎)。 一、理学经济伦理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阻碍 理学经济伦理,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正统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的文化功能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经济制度,扼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传统社会趋于瓦解、新的生产方式初步兴起的时候,有力地阻滞新生产方式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学经济伦理与专制等级制度相结合的封建政府管理体制,不可能领导和组织人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在文官政治的运作体系中,礼仪是根本。皇帝与臣子通过礼仪确定君臣的“名分”(从宋代开始,“名分”思想对人们的支配作用,明显超过了“天命”思想),政府各部门、中央与地方,也主要依赖礼仪的程序进行协调、沟通和节制。而拖沓疲软、推诿扯皮、虚应故事等官场病,因表面上的合乎礼仪而得以合理的存在。从宋到明、清,王朝礼越来越烦琐,礼典越编越厚重,可官僚体制的低效率,以及种种积弊反而愈益加重,这样的国家政府及其管理体制不可能领导和组织国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 第二,抑制私利使得商品经济的发展失去了原动力。求利是人的本性,是驱使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力,赢利思想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凯恩斯认为,至少在100年内,我们还必须把贪婪、高利贷等等奉为我们的信条,并借此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黑洞里引导到阳光丽日中来。但理学家将人性中求利的本能欲望和经商赢利的行为一概视之为“私欲”,使之成为应“去”、应“灭”的对象。而且宋代以后,统治者提扬、护持的“天理人欲之辨”使得义利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以致在此思想的重压下,元明清三代都没有人斗胆敢于提出如英国重商主义者约翰·海乐斯在《关于英格兰王国公共财富的讨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人是追逐最大利润的”这种思想。虽然人人求利,但就是不敢承认。 第三,伦理价值导向制约了平民文化的发展和平等自由思想的滋生。理学经济伦理以实现封建等级人伦关系的和谐为终极价值取向,因而统治者和儒家文人有意识地通过强化礼教思想,来约束、影响世态人心的变动。他们加紧制定和推广民间的行为规范,有关的著作大量涌现,涉及家礼家法、家训家诫、乡规民约以及理学各个方面。强调躬行践履的宋儒,把传统思想中宣传“三纲五常”的言论抽取出来,加工改编成修身要诀、治家要诀,向社会传播,向大众灌输。如果说先秦的礼主要用于规范和协调贵族之间的行为,南北朝时期又被突出地用作维护门阀的特权和地位,到宋代礼的重心已向民间教化倾斜。形成于宋代的民间礼教,在明、清二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保守性、落后性、腐朽性更趋突出,严重地禁锢和扭曲了人的心灵,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使得宋明时期已经相当活跃的平民文化始终不能形成为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础。“庶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始终被局限在“皇帝与宗室—品官—庶人”的礼制等级结构中,处在一个与品官(官户)有着不同户名(民户)、以示地位低下的位置上。这种深深根植于国家礼制和法律土壤之上的“官本位”,不仅使平民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也使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平等”等思想不可能滋生。没有“平等”意识,真正的自由竞争也就不可能形成,而在缺乏竞争机制的社会,商品经济是不可能蓬勃发展的。 第四,倡导宗法家族制度,使得商业资本根本不可能转化为工业资本。宗法主义是理学经济伦理的灵魂。理学家企图通过倡导恢复宗法家族制度以振兴纪纲。张载、程颐、朱熹都热心于宗法,对家族制度进行过系统研究,并就如何重建家族组织殚精竭虑,精心规划,尤其是朱熹,为家族组织的发展规划了一个相当完整而又十分细致的方案,除了后来形成的家谱外,大凡祠堂、族田、祭祀、家法、族长等体现明清家族制度形态结构的主要内容,他都提到了。这一肇始于宋代、极盛于明清、延续至近现代,以“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宗族系统(族权)”为基本特征的宗法家族文化,显然是与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向相背离的,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和人文背景下,不用说商业资本根本不可能转变成为工业资本,就是商业资本本身也得不到进一步的充分发展。这只消看一下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情形便可知晓。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宗族制度的强化,使徽州社会成为一个二律背反的混合体”。而这种“二律背反”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一种全国性的现象。 第五,崇俭黜奢消费观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理学反对食而求美,衣而求丽,限制了消费对生产的作用,使生产停滞不前;使市场变得狭小,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种伦理思想的笼罩之下,其理想的经济形态只能是循环往复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始终只能作为其补充和附庸艰难地波动发展。形象地说,崇俭黜奢消费伦理是经济的稳压器,而不是加速器,它维护了小农经济,却阻碍了商品经济。 二、理学经济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 理学因清统治者忌讳其中的言“华夷之辨”、重“民族大义”思想等原因,到乾隆时开始遭到贬抑,从此,程朱理学作为一个学派开始衰落,但其思想(包括经济伦理)的影响却并未中绝。而且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取得完全胜利,曾经为封建社会服务的程朱经济伦理等道德意识形态,得以拖着长长的辫子穿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清政府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这三种资本主义形态。资本主义已不是处在萌芽状态,而是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成分而存在。理学经济伦理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主要起着消极、保守作用。第一,理学经济伦理维护传统社会尊卑贵贱的社会经济关系,压抑了人的个性解放和“资产阶级”的崛起,阻碍了私有制及其雇佣劳动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理学经济伦理下,中国个体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制度都蒙着一层脉脉含情的伦理外衣,于是经济实体以实现其成员生活上的自给自足和道德上的和谐融洽而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标;经济实体内部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的道德关系而不是各自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契约关系;在经济管理中片面强调道德教化而不注重契约和法理制度。显然,这种经济伦理观念同近代企业制度下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及契约雇佣关系都是尖锐对立的。第二,理学经济伦理从维护自然经济出发,排斥和阻滞商品经济、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例如,它引导人们走仕途经商之路和采取作官食禄、衣租食税的剥削方式而排斥别的发财方式和致富途径;它劝勉人们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而反对人们弃本逐末以工商赢利;它强调安乡重土而压抑社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它重视既得财富的等差或平均分配而忽视乃至压抑生产效率的提高。 商品经济论文:对商品经济异化的思考 内容摘要:商品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有一个逐渐消亡的过程。现代社会商品经济已经发生异化:部分商品已经异化为公有产品;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等价交换”法则已经扭曲;追求价值的生产开始异化为追求使用价值的生产;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在某些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商品经济之所以发生这些异化,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直接原因是生产关系的调整,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是其必然结果。 关键词:商品 商品经济 公有产品 等价交换 商品经济异化的主要表现 (一)商品本身异化为公有产品 在商品经济中,人们通过劳动交换的方式获取自己所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即人们所需要的一般不是自己或本经济体生产的,人们所生产的不是直接满足自己或本经济体需要的。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之所以要提供产品和服务,即商品是为了获取货币然后用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商品交换遵循“等价有偿”原则。商品经济是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逐渐形成的。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商品经济也不断发展,商品的范围不断扩大。但物极必反,先前的商品也可能发生异化,转化为非商品。 今天我们确实在某些方面能免费或者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他人的产品和服务。我们知道,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在基础教育领域都存在着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额的学费以弥补教育成本乃至必要的利润,因此私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是商品。但在公立学校就学无需支付任何学费,甚至不少公立学校还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显然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营养午餐不是商品。笔者把国家、各级政府免费提供这些产品或服务称之为纯公有产品。在现代社会中,还有一类产品,比如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其购买者或承租人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但他们支付的价格或租金明显地低于市场价格和租金。同样,笔者把国家、各级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可称之为准公有产品。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公有产品是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公共物品。在西方经济学中,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经济范畴。通常是从消费是否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来区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消费者可以共同消费或享用的物品。一旦把这种公共物品提供给消费者,便难以防止其他人消费或享用”。私人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所谓竞争性是指某人消费某个物品,则他人就不能再消费该物品了,而所谓的排他性是指消费者不支付价格,可被拒绝消费该物品。通常将不具备消费的竞争性的物品称之为公共物品,比如电视广播,人们打开电视广播不影响他人的收听。如果某公共物品同时还不具备排他性,则被称之为纯公共物品。公有产品是与商品相对应的一个经济范畴,商品是平等经济利益主体提供的,商品交换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而公有产品是国家、各级政府免费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的,一般不遵循“等价有偿”原则。 (二)商品交换的“等价交换”法则发生扭曲 商品交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本质上是商品生产者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在交换过程,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谁都不想吃亏,因此只能“等价交换”。在简单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资本和生产要素能够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大量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向利润率高的部门流动,因此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趋于一致形成了平均利润。此时,商品的价格不再以价值为中心,而是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上下波动;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凭借其垄断地位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规定垄断价格。从简单的商品经济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等价交换”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交换双方在交换过程中都不想吃亏这种主观愿望并没有改变,买卖双方仍然可以通过市场自主确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然而,今天不少商品的价格不再单纯由市场形成,买卖双方有时不能自主决定买卖商品的价格,政府有形之手从方方面面影响到商品的价格。比如,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劳动力事实上都成为商品,雇主和雇佣工人通过市场确定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或者说雇佣工人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雇主或者说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商品过程时是不愿吃亏的,很想且有时确实可以以低于最低工资的价格购买到劳动力商品。然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都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最低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工资是非法的,资方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三)商品生产的私人劳动直接“异化”为社会劳动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利益主体,有权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也有权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因此,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明显地具有私人属性,是私人劳动;另一方面,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是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通过交换满足他人的需要,且不同的商品生产者之间通过各种交换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明显地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有权决定生产什么、提供何种服务,但没有权力强迫别人一定购买他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且即使把商品卖出去,也无法保证一定不赔本。这表明私人劳动可能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或者可能无法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 然而现代社会,私人劳动在某些方面可以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为防止某些产品价格暴跌,保证生产者的利益,国家和各级政府对于特定种类的产品,比如我国对农民生产的水稻、小麦实行国家最低保护价收购制度。对于这些产品而言,由于存在着国家收购制度,不存在私人劳动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问题。同样由于是最低保护价收购,私人劳动即使不能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但至少能以一定的比例转化为社会劳动。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有权决定如何进行生产。为了生产,他必须以市场价格从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仅仅是市场提供的经济信号对他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现代社会,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某些劳动一开始就并不是商品生产者纯粹的私人劳动,在某些方面就直接表现为社会的劳动。比如在我国,为了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鼓励农民使用良种,国家对于农民购买良种给予补贴。因此,国家对农民的生产过程产生了影响,农民购买良种从事农业生产的活动不再是纯粹的私人劳动,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意愿。这表明在一定的程度上农民用良种进行生产的私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 (四)追求价值的生产“异化”为追求使用价值的生产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者直接的目的是追求商品的价值,商品生产是追求价值的生产。然而现代社会,某些生产并不是单纯的商品生产,其生产的直接目的很难说就是追求价值的生产。从微观角度看,各级政府事实上是某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比如国防、敞开式道路,廉租房,这些是免费或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社会提供的,不存在等价交换或者说在交换过程中各级政府必然“赔本”。显然,就各级政府提供公有产品和准公有产品而言,追逐的决不是价值而是使用价值。从宏观角度看,经济管理职能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必须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从这一角度看,作为一个国家整体不得不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或者说社会财富。对我国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尤其明显。我们知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该矛盾,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必须生产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实际上也就是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 商品经济异化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异化的根本原因 商品交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实际上是商品生产者互相之间劳动的交换。商品本质上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本身不是凝固不变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商品经济本身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也必然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客观上使国家和社会有能力免费或者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产品和服务。我国9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在免除种粮农民农业税的基础上向农民提供各种农业补贴,以及向农村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基础养老金等都依赖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高。很难设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落后的年代,国家和社会会有能力实施这些惠民政策。 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加剧个别经济利益主体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这在客观上要求国家协调各种经济利益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这种干预必然使某些私人劳动直接具有社会劳动的属性,同时使商品经济交换的“等价交换”法则扭曲。 (二)完善社会生产关系是商品经济异化的直接原因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具有周期性,当经济不景气,在市场供求法则的作用下,资本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压低工人的工资,甚至使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然而,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就无法满足本人和家庭必需的生活资料的需求,劳动力只能在萎缩的情况下生产,劳动者的体力与脑力就得不到恢复与提高。而人始终是生产力的主体,显然这种分配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是阻碍生产力的发的展。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国家制定了最低工资制度。 教育是现代社会一笔很大的开支,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正的外部性,基础教育期限长,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回报。如果不实行免费的基础教育,一些贫穷的工薪阶层就可能不愿把孩子送进学校去接受基础教育。现代社会科技日新月异,旧的产业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的产业不断出现,这要求劳动者必须转换劳动方式,一个文盲、半文盲的劳动者很难适应这种转换。因此,在现代社会,要由国家来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使基础教育成为公有产品。从本质上,国家提供免费教育是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是主动调整生产关系的一种举措。 (三)社会进步是商品经济异化的必然结果 商品经济是通过价值规律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在单纯的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导致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从而影响到部分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基本人权,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主要体现。然而单纯的商品经济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基本人权,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市场经济中,雇佣工人失业是难免的,经济不景气,问题会更严重。如果社会上有大量的工人失业,必然给社会的稳定带来隐患,因此建立失业保险制度这个安全阀是十分必要的。雇佣工人在工作、生活中都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可能遭受意外,丧失劳动能力,也可能身患疫病需要巨额的医疗开支。无论哪一样,普通的雇佣工人及其家庭是无法承受的,因此建立医疗保险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住房应该是生活的必需品,尽管不少国家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一些低收入群体也很难在大城市有能力购买到一套宜居住房。所以,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不少国家实施了住房保障政策。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表明政府有形之手已经深入到商品经济的各个领域,加快了商品经济异化。 商品经济论文:试论商品经济发展与唐代均田制的瓦解 【摘要】本文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唐代均田制瓦解的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土地兼并的步伐,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对均田制的瓦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商品经济 均田制的瓦解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杨炎两税法实施后彻底被破坏,存在了近三百年。为什么均田制会在唐代中叶以后走向全面崩溃,很多人作过探索。均田制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几百年的土地制度,导致其瓦解和终结的原因很复杂。大部分学者从土地兼并、人口增加、户籍紊乱等方面进行分析[1];郭庠林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变化需要新的土地制度,统治者并未制定这种制度[2];杨际平、霍峻江认为均田制的内在矛盾是均田制瓦解的原因[3]。徐德麟、唐任伍等先生曾提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瓦解的影响[4],惜未作展开阐述。本文力图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稍作申论,阐述商品经济发展是如何对均田制的瓦解产生影响的。 随着唐代前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状况的改善,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大量的日常用品商品化,商业日趋繁盛。《唐国史补》卷下载:“凡货贿之物奢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裹,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大量的商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各行各业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南北间的物资交流愈加普遍。经济发展有赖于便利的交通,进而会促进交通的发展。武则天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舳万舰,交贸往来,昧旦永日”[5],水路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对唐代商业的盛况,杜佑有很生动的描述,“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6]交通之便捷,店肆之众多是盛唐商业繁盛的一个侧影。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相对凝固的中古田制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相对封闭的状态有所松动。唐代前期实行的是承继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葛金芳先生认为,“均田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人口的严密控制,二是地权流转速率的相对迟缓;”[7]商品经济的发展亦摇撼着均田制的两大基本支柱,土地所有权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频频转移,均田小农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地离开土地。商品经济发展充当了均田制走向末日的催化剂,以下分而言之。 一、商品经济发展加快了地权流转速率 (一)商品经济发展使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欲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粮食商品率有所提高。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有“胡氏子……农桑营赡,力渐丰足……其家令其子主船载麦,溯流州市”[8]。北京房山云居寺写经题记中反映开元天宝间范阳(治今北京)有“米行、大米行、粳米行”[9]。杜甫的诗中有“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10]的句子。这说明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粮食的集市贸易已有所发展,“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经营线条已经被打破。粮食商品率的提高推动了碾等粮食加工业的发展,“永徽六年,壅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顷,今为富商大贾等大造碾,堰遏费水,渠流梗止,只溉田一万许顷。”[11]唐资粮食加工业的除富商大贾外,还有贵族、官僚、权宦等,他们大建磨房的原因在于市场对粮食加工和商品粮的需求增加。磨房的发展也是粮食商品率提高的表征之一。 粮食生产的发展为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奠定了基础,茶叶生产异军突起,成为唐农业商品性生产中的后起之秀。玄宗时,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杂处园中”[12],可见,当时已开始以一定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这种规模经营的动力源于茶叶生产的可观利润,“蜀、楚、闽、粤,依山之民,畦种(茶)而厚其利,有十倍于农桑之所获矣”[13],很显然,种茶叶比种粮食更有利可图。不仅如此,茶叶贩卖亦开始走上经营日程,“天宝中,有刘真清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14],茶商已成为商人队伍的成分之一。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获利不菲,同样增加了土地经营的诱惑力。 另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土地因改作它用而身价倍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唐玄宗《禁赁店干利诏》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余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15]唐政府对官吏经商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一些清资官竟然也造店出租,可以推断,他们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上类似的现象应不在少数。虽然不可排除不付地价建房的可能,但大多数情况下,土地应该是有偿转让的。唐贞观中,“有裴明礼者,……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舍诸牧羊者”[16],不毛之地尚需“市”,何况一般的土地呢?这种城郊或交通要道等处占区位优势的土地往往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值,比用于农作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粮食商品率提高,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迅速,交通便利的地方的土地不断增值,土地成为有较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起了推动作用。 (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崛起的商人地主成为土地兼并的生力军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通常有两种形式,“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17],在唐代均田制被破坏之前,前者占主导地位[18]。尽管如此,入唐以后,商人已成为土地兼并的一支重要力量。高宗时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19],既经营工商业,又广占良田。玄宗时的诏书中有“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工商富豪兼并之家”[20]等词句,反映了当时工商之家以资买田已相当普遍。代宗宝应元年(762)四月诏书曰:“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21],这些殷富之家应包括商人。由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延续,中国商人多半信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圭臬,在经商获利之后往往转而买田置地,从而具有了地主兼商人的双重身份。“良田兼百顷,兄弟犹工商”[22],就是当时这类人的写照。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流动状态所取代,许多产品和生产要素进入流通领域,不断增值的土地作为财富的主要代表,也在所难免。这一点从政府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中可以略知一二。北魏的均田令早有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23];北齐时“露田虽不听卖,卖者亦无重责”[24]。可见,在唐以前被称为露田的口分田原则上不许买卖,只能有限度地买卖永业田。到唐朝,土地买卖的禁令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被土地买卖的洪流所冲决,从而不断松弛。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初定的租庸调法规定:“凡庶人徙乡及家贫无以供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得复授。”[25]口分田已经允许进入流通领域。法令开一条小缝,现实中就会开一个大口子。由于越来越多的均田小农的土地被买卖,永徽(650―655)中不得不再下禁令,“禁止买卖世业口分田”,但效果如何呢?“其后豪富兼并,贫人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26]。同样的一幕在开元二十三年(735)重演,这一年玄宗下诏曰:“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如闻尚未禁断,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宜更申明处分,切令禁止,若有违犯,科违敕罪。”[27]一方面国家在三令五申,另一方面,永业、口分田却“频有处分,未能禁断”,禁者自禁,卖者自卖。经济发展总是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使政治权力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应经济发展。唐代土地买卖的禁令一再被突破,政府一再重申禁止地权流通的法令,正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威力。到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又补充了几条规定,“卖充住宅、邸店、碾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其官人永业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限”[28]。在这些日渐松弛的律令的背后,大量的世业田、口分田、赐田在进行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土地被用来建造住宅、邸店、碾等,流通中的土地数量和类别不断增多,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到了流通领域。 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是权流通的内在动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突破政府的禁令而进入流通领域,而商人地主加盟助则长了土地兼并的气焰,各类兼并势力一起疯狂吞并土地,玄宗时已是“田亩转移,非旧时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29]。因而杜佑说“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愈于汉成哀之间”[30]。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流通量的增多,国家手中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的基础被动摇。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流动的最深刻原因,唐代经济的发展使魏晋以来社会的凝固状态逐渐松动,流动机会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均田小农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分化,涌现了出了少数据“高户之位”[31]的地主,但大部分小农则不堪重荷,剔屋卖田,背井离乡,武则天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32]。安史之乱以后逃亡更甚,到肃宗乾元三年(760)编户总数仅193万户,只占天宝十三载962万的20%[33]。其中绝大部分应是以“不课户”、“逃移户”形式而存在的脱籍农户,商业的繁盛则为这些脱籍的破产小农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 (一)部分脱籍农户以佣作自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破产小农大量进入工商业等非农领域谋生。他们或受雇于豪富之家、邸店、茶楼、酒肆、车行等处,或服务于来往舟船,求得一线生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曾出现过集中的劳动力市场。“有茅山陈生者……偶至延陵(今江苏镇江),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34]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在城市聚集的后备劳动力之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对佣工的需求增多。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除了王公百官、军队、文化人等居民以外,许多富贾亦聚居城市,《开元天宝遗事》中有“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的记载。城市人口的增多必然会增加对家庭服务的需求。“唐萧颖士,开元十九年擢进士第,……常使一佣仆杜亮”[35],区区一进士尚使仆,何况家累千金的富豪之家呢?前引杜佑对唐代商业的描述,重要的交通沿线,邸店、酒肆很多,这些场所无疑能够容纳大量的服务人员。另外唐代有专门租赁车或驴的场所,这里也需要一定的劳动力。“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36]当时,人们赁驴,往往由一小儿随往,返回时顺便牵驴,取回雇值。随着水路的畅通,富商阶层,特别是南方的大贾皆以船为交通工具。《唐国史补》卷下载:代宗、德宗年间,江淮名贾俞大娘仅操驾之工就有百余人之多。同时商船也需要搬运工为之服务,唐天宝中就有以搬运为业的“佣力负运者”[37]。这些行业都为流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机会。 (二)有些流入城市的小农从事个体手工业、服务业,或为公私手工业所吸纳 唐代史籍中此类事例所在多有。“则天时,僧仪光之乳母曾以鬻女红自给”[381;有个叫王承福的人,“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丧其土田,手镘(做泥水匠)衣食,佣以偿之。”[39]在失去土地之后,王承福进城,靠给人粉刷墙壁为生;大历中,有专门为坊市居民清厕所的“除溷者”[40];天宝初,在洛阳“有郭大娘以当垆为业”[41]。这些人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换取微薄的收入,为自己讨一条活路。“定州大户何明远有织机五百张”[42],这种大规模的私营手工业一定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在官营手工业中也使用愿意从业的流民,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盐铁使,“创立盐法……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免其杂徭,隶盐铁使。”[43]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部分流民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独立经营,为城居民创造生活上的便利,或受雇于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手工业中,在城市找到了生存门路。 (三)在城镇做小商小贩也是许多离开家园、流入城市农民的选择 唐代弃农经商之风颇盛。高祖在武德二年(618)下诏称:“趣末者众,浮冗尚多”[44];永隆二年(681)高宗曰:“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45]中宗神龙初,宋务光认为,当时“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众”[46];睿宗时,“正朔所及,封疆无外,虽户口且增,租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堕”[47]。民户抛却田园,以商贾为业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不在少数,安史之乱以后,经商小农队伍自然更为庞大。大历中,苏州常熟县元阳观的单尊师“常往嘉兴,入船中,……遍目船中客,皆商贩之徒”[48]。可见,农民改作小商小贩在唐代已非常普遍,这种投资少、回报快的经营方式是小农在异地求生的重要门径之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邸店、楼肆,还有富贾之家处对服务性行业的需要增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那些流落城市的小农或出卖劳动力,或独立经营手工业、服务业,或当小商小贩流落江湖。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业途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衣食之资。部分流民从事游惰之业,不复归田野,从一定程度上讲,它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使部分劳动者挣脱了中古田制框架束缚。随着人户的流移,政府不得不对逃户的流动性予以承认。这表现在对逃户的政策上,强制的行政控制因素日趋减弱,劳动者的自由度增大。杨际平先生对此作过研究,“开元以前,勒令逃户回原籍;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起,比较灵活:原则上应回原籍,但也允许就地附籍;安史之乱以后,就地附籍”。[49]均田小农大量脱籍外出谋生,政府不得不对起其附籍权予以承认。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土地兼并欲,将更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使商人地主成为兼并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手段,许多破产小农不必回归田野照样可以生活下去。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流转速率,另一方面加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动摇了均田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商品经济论文:战国时期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初探 【摘要】 战国时期,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繁荣达到了历史较高水平,主要表现在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广阔,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和拥有雄厚商业资本的富商大贾。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是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本文结合相关经济学理论,对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作出初步探讨。 【关键词】 战国时期 商品经济 农业 手工业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商品经济是战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诸侯国为实现富国强兵目的推行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使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活跃起来,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成长,形成了那个时代令人关注的明显景观。 一、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表现 1、手工业的繁荣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私营手工业有制陶业、制漆业、编织业、木器制造业、酿酒业、制酱业、屠宰业、矿冶业等等。其经营形式既有独立的个体家庭手工业生产,也有匠师与多个学徒所从事的作坊手工业生产,还有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当时个体家庭和作坊手工业生产普遍存在,故出现了“百工”阶层。大规模工场手工业生产比较少见,往往在开矿、冶铸、煮盐诸方面才有所发现。战国时期的这种私营手工业构成,奠定了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格局。 2、商业城市的出现 战国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中,最为著名的当首推“陶”,被誉为“天下之中”。齐国都城临淄也因商业发达而闻名天下。史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其商业发达和繁荣景象跃然纸上。 3、商品市场的完善 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春秋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市”的数量明显增加。这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设有市。如《左传》中记载的周“王城之市”,楚国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现了“齐桓公宫中七市”的现象。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乡之间也都普遍设有市场。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市”的建立已经成为普遍,商品种类更为丰富,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东西南北的土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更广,“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商品经济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二、经济学视角下战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分析 1、社会分工及所有制的变更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社会分工。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基础。因为社会分工,才提出了进行交换的要求,也才有了进行交换的可能。我们知道,商品的基本前提是发生于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分工。具体来说,商品的直观前提是社会分工,一些人可以生产出超过自己需要的某种产品,而另一些人需要从别人手中得到这些产品,于是发生交换,产品转化为商品。也就是说,分工所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统一,是商品形成的必须前提,生产和需求二者不可或缺。当然,仅仅有分工并不足以形成商品,它的基础是不同所有权的对立。马克思多次讲过,“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这种所有权的对立可以是私有权之间的对立,也可以是私有权与集团所有权的对立,或集团所有权之间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对立,产品交换才成为可能。 春秋以前,是一种奴隶制的“工商食官”的格局。工商业严格控制在官府手中,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需要,很少用于交换,即使民间有一些交换,也只不过是“抱布贸丝”的原始的物物交换,根本谈不上商品经济。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交换的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满足多方面的需求,生产者便必然要相互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去交换自己不生产而又需要的产品。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些手工业者在城里开设作坊,从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 第二是所有权。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由此才发生了交换行为。战国时期出现的这些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他们的生产过程就成为以直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过程。他们生产的产品,或是由自家销售,或是交给专门从事贩运的商人去销售。随着私营手工业的发展,社会需求的扩大,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货物贩运和销售的商人队伍。他们有的“居肆列货,以待民来”,在城里开设店铺,销售商品,故被称为“坐贾”;有的“负任担荷,服牛招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些被称为“行商”。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打破了奴隶制时代“工商食官”的格局,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商品交换 商品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标志就是铁器的普遍使用。春秋末期就出现了用于农业生产的铁农具。随着冶铁技术的提高,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有利于水利的兴修,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哀公9年,吴王夫差开凿了运河邗沟,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军粮,但后来却使运河两岸收获了灌溉之利。除此之外,魏国开通了鸿沟、建造引漳水溉邺的工程,齐赵魏在黄河两岸修建堤防,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都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水运交通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牛耕的采用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与生产技术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开垦了大片荒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从而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尽管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农民仍然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参加交换。因为他们必须从外界获得盐、铁等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和生产用品,也必须从市场得到货币以支付国家的税收。因此,尽管农民生产的基本目的是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不是主动、积极的商品生产者,但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用于交换,而仍然保留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可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增加使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均向右移动,商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下达到了新的平衡,但是交易次数相较过去更加频繁,从侧面反映出商品交换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三、战国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直接原因分析 1、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重商政策,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随着战国时期的“通商宽农”政策的实施及各国之间互通有无的社会需要,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分,加之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很强的区域性,客观上也要求商品交换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四民”之间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延续。在重商主义的政策下,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农民和手工业者各自可以自己的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正如司马迁所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2、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战国时期的各种农业经济形态中,小农的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因此在小农经济占据社会经济主导地位时,就会给商品经济提供最有效、最强烈的需求,从而推动市场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 小农的盛衰决定了市场的盛衰,市场的盛衰决定了国家农业税收形态,因此在小农兴盛的战国时期,我们不仅看到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也看到国家赋税的极大货币化。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二致,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见表1),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依托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进行初步的探讨。文章首先从经济学中的社会分工和所有权的角度分析了战国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主要对战国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作出探讨。其一,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差别,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商品经济论文: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思想与意识浅析 摘 要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洋货开始侵入中国市场,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输入中国的商品不断增加。到19世纪末,外国资本开始在中国设立商行,这种趋势不断瓦解着中国的自然经济,使之逐渐解体。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渐感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合时势,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思想和意识。 关键词 商品经济 思想 意识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天朝大国和地上的世界接触,从此中国被强行推入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近代化的过程,一般是指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本文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近代中国社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和反应。 一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思想,是指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强力冲击下,在中国社会形成的一种重视商业、发展商业和保护商业的经济思想。它的形成遵循了一个由高到低,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抑商思想。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洋货开始侵入中国市场,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输入中国的商品不断增加。净增值从1864年的4621万海关两增加到1874年的6436万海关两。到19世纪末,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商行已达到千家。这种趋势不断瓦解着中国的自然经济,使之逐渐解体。在商品经济的冲击面前,人们渐感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合时势,出现了反抑商的思想。如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提出“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①农工商“三者缺一,则莫人生”②的思想。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表明欢迎遵纪守法的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魏源主张把工商业放在优先地位。在实际改革中他们也注意维护商人的利益,起用民间私商。他们的反抑商思想,虽未摆脱“本”、“末”的限制,但与重农抑商政策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 2、重商思想。这是19世纪50到60年代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王韬、郑观应等提出来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的关口越开越大,依恃不平等条约,西方的商品潮水般的涌入,激烈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和人们的封建观念。这些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使过西方,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一种切身的体会,思想较一般封建士大夫开明。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重商”思想,批判和否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民以农为本,国以商为本”,马建忠在1890年提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则以先致富”,主张大力发展商业。他们的思想集中反映出以商本取代农本的观念。 3、工商并重的思想。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同样撞击着清政府的统治。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19世纪70到90年代,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下,先后办起了二十多家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采用了西方的雇佣劳动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这种情形的出现,反映了洋务运动兴起后,“工商立国,工为体,商为用”③等思想为更多官僚士伸所接受。民族资本主义也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张之洞的“以铁路为龙头,以军功为基地,以民用为重心”的“工为本,商为未”的思想。张骞的发展新式工业,带动农商实业救国的思想等代表了当时的工商并重的思想趋势。 4、成立商会,保护商业发展的思想。《马关条约》签定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开矿山、办工厂、修铁路,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中国的民族危机也空前严重。在救亡图存的影响下,“重商”“商战”由原来的一种口号变为一种思潮,一种抵御外侮的手段。许多官员绅士开始热心于经商办工厂,一时秀才工厂、生员工司林立,出现了一个投资办厂的热潮。在这种趋势下,人们的思想从重视商业、参与商业上升到成立商会,保护商业的方向发展。到1911年,全国的商会已有50多家,800余处成立分会。商会是商人立足于社会的依托,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须要求。商会的出现也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商品经济思想又提高了一步,更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已在中国成长起来。 二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意识,是指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商品经济思想的影响下,社会民众的生活观念、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等方面表现出的一种商品时代的心态观念反映。这种反映呈现出一个由淡到浓,由南到北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崇喜洋货的消费观念。西方的洋货初入中国市场时曾受到自然经济的抵御而不能畅销,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抵抗势头就减弱了,人们对洋货不再陌生,也不再敌视,而是表现出来了一种对洋货的向往和追求。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用它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最野蛮的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到19世纪未,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喜欢用西方的机制品,到清未时一些官僚士伸在生活上的洋化逐渐成为一种风气,与洋有关的一些日常用品走进千家万户,它以其物美价廉、方便耐用为一般民众所接受。 2、羡慕商人的价值观念。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之下,商人一直是“富而不贵”,位于“四民之末”,没有社会地位。但到近代中国,在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和重商思潮的侵染下,商人的地位不断提高。19世纪60年代,东南沿海一带崛起了一批近代商人,他们以特有的地位投资近代企业,而不是投资土地,很快成为既富且贵的上层人士。最突出的如状元出身的张謇投资创办企业达50多家。甲午战争以后,他了却宦途生活,“志意于实业、教育二事”。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下,商人已不可能再居于“四民之末”了。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价值变化的明显反映。 3、趋于务实的择业观念。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挤进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取士之路。随着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和衰败,科举制也越来越腐朽,以致“乡里之弟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书札”,“通人学士,或有问一里之长果几许?不能答者”。④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求将这些无有实用,无补于国家危亡的词章之学都束之高阁。到19世纪末,东南沿海一带,一些知识分子不再拚命挤身于科举仕途,越来越多的人由重科举变为重外语、重科技,“士多志在通英算,锐志科学,讲求实用”。⑤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不少知识分子或在近代企业中选职,或挤进一些新式学堂学习技术。人们选择职业主要考虑其实用价值以及利益所在。 4、公开趋利的生活观念。公开讲趋利、言利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涉及实际生活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哲学和道德问题。义利是中国划分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到近代中国社会,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人们一反传统公开言利、趋利。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投资办厂的人有增无减。生员公司、秀才工厂在甲午战争以后不断出现,除了“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之外,言利、趋利成为当时人们行动的基本出发点。“各行各业的人,无不蝇蝇趋利”。⑥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思想和意识,也不是一个有十分明显区别的两个方面。因为,在方向上两者同时并进,在层次上相互交织,在进程上新旧交替甚至中西混杂。有的人有思想无行动,有的人有行动无思想。不少为工商权利呼号的,自己又不去逐利,保持清高。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商品经济思想意识的提高与集中方面。意识是思想形成的前提和反应。在近代中国,思想是迅疾的,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发展商品经济,又深入到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往往是来不及消化,囫囵吞枣。而作为意识又平静地、迟缓地消然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之中。“社会结构的裂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进程中逐步实现的,不论社会变革的最终爆发形式和裂变如何,事实上它的爆发力量和变动趋向,早在社会生活的一般进程中缓慢的聚积和体现着。只有通过对日常生活及其关系的演化变迁,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时展的脉搏”。⑦总之,近代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思想和意识,均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反应,其意义和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 (作者:任职于甘肃张掖市委党校, 本科、学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历史) 商品经济论文: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及其当代思考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认识的深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点又是难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然而,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种种问题又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其中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一个全面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如何看待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国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以及如何发展商品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加深,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品经济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并没有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做详细的描述,而是立足于科学的立场和方法,揭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所有制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来社会生产资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而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的,消灭了私有制这一根源,商品经济也随之消亡,即在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而实行产品经济。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当做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把计划经济当做的共产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 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这一认识是有理论依据的。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P.286)私有制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决定性条件,消灭了私有制就是消灭了商品经济的根源。其他著作中也不断深化这一思想,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2](P.30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P.633)总之,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每个人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间的矛盾也彻底消除。这时,个人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无需经过商品、货币的迂回转化,这样商品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必然退出历史舞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只要未来社会实现了全社会的公有制,商品经济必然消失。应当明确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未来社会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整个阶段,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然也是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可是,马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是有理论前提的,即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在这一基础上商品经济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还不具备马恩所设想的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如何对待商品经济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究竟能不能搞商品经济,如果不能,中国要走怎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能,又该走怎样的商品经济道路。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对苏联经验的借鉴阶段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马恩由于历史的局限并没有亲身体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具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举措。而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她的建设模式和经验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事实上,苏联模式和经验对中国影响深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列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人,他对商品经济关系的认识与马恩是一致的,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1906年他在《土地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行、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有可能消灭剥削。”[3](P.124)在《19世纪俄国的土地问题》中说得更明确:“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消灭商品经济。”[4](P.111)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列宁曾设想利用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的形成,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总的来说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是按消灭商品货币的原则构造现实的社会关系。”[5]结果很快证明,这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于是产生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列宁开始恢复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并公开承认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6](P.514)列宁将商品经济看作是向共产主义的迂回过渡,是“强攻”(指消灭商品经济)的“退却”和转入“围攻”,是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向资本主义的后退,因此在利用商品经济的同时必须要警惕它。“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6](P.607)尽管列宁对商品经济的论述还存在某些局限,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商品经济的危险,但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提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有一个利用商品、货币的过渡阶段,为以后我国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 列宁逝世后,随着农业集体化的逐步实现和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的增加,30年代以后,反对商品经济的观点日益抬头。斯大林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一角度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又指出要分清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在一定时期能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不会引向资本主义。应当说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的探索有一些成果,但其商品经济思想仍有很大的片面性,是极不彻底的,商品经济只能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生存。 (二)商品经济理论探索阶段 继承和发展了斯大林的商品经济观点。首先,突破了斯大林两种公有制论的观点,提出商品经济的存亡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7](P.977)这对于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否要发展商品经济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衡量标准。其次,承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1962年进一步提出,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必须严格遵守的马列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最值得一提的是,正确区分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是他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作出了科学的说明。”[8]人们最容易困惑的问题是商品生产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或是商品经济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说清这一问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关键和核心。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9](P.439)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存在本质差别,提出我国发展商品生产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则是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并进一步提出判断商品生产的性质的标准:“商品生产,要看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9](P.439)言外之意就是,商品生产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这同邓小平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的是这一正确的思想并没有贯彻下来,而后他又主张限制、取消“小自由”,并且批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始终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他既希望解决计划的主观性和客观实际相脱离的错误,又要坚持那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的计划经济,对待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必然具有一定的反复性。 总之,在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珍贵的思想观点,虽然由于某些局限,许多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实践中一以贯之,虽然的探索并没有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但超越了斯大林,为邓小平理论创新积累了经验,也为当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阶段 邓小平借鉴并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和教训,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理论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第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我国最大的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前提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一问题,邓小平提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0](P.213)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远没有达到马恩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的最大实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利用资本和市场。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要符合这一标准的都应该而且必须用来发展社会主义,这就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前提。 第二,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在《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中,邓小平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市场和计划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说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0](P.203)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更加明确了这一观点,“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0](P.373)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误区。从根本上说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而且必须发展商品经济。 第三,计划和市场相结合,“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0](P.373)在明确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问题之后,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市场和计划的关系。邓小平看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各有优点, 因而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他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0](P.148)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上, 从讲以计划经济为主, 到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 这是一次重大变化和突破,打破了苏联模式下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传统框架,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第四,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舆论纷纷质疑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不少国外媒体宣称中国搞的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这也是邓小平想得最多和讲得最多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指出发展市场经济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并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10](P.138)这里,邓小平牢牢地把握住了保证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会走向资本主义的两个根本条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任何时候只要抓住了这两个根本条件,社会主义就不会导向资本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把社会主义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毕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是也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只有逐步积累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上获得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不断推进,不断深化,才能逐渐接近于科学真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展,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首先,如何正确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邓小平理论打破了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个传统观念,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实践证明,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是正确的。然而有些人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上认识模糊,甚至叫嚣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认为商品经济将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的始终,甚至要求实现全面私有化。这种荒谬的论点对当下和未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我们必须理顺二者间的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解决了把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制度当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提出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走共同富裕之路 ,这些都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然而在现实的发展中,剥削、两极分化这些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社会主义要消灭和消除的东西,却现实地存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当中。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我们的市场经济毕竟是从资本主义引进来的,在引进市场经济体制时,有没有同时把资本主义的某些制度性因素也引进来?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哪些因素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冲突的?……再则,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市场经济的规则究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推广?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否存在着过度市场化的问题?”[1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真正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消除而不是扩大非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深入地理论思考。 第三,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引进外资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举措,如今通过外资形成的制造业、加工型企业遍布中国,这些工厂、企业的引进确实活跃了国民经济,给我国的增添了不少活力,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危机。然而加工制造业毕竟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技术含量低,所依托的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在这些企业中,劳动者所从事的是大量简单机械的重复劳动,普遍存在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工资低,劳动者缺乏系统的职业培训、发展后劲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生产力系统中,人是最核心的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是提高人的素质,在这一产业结构中又该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贯彻到农村即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这一政策执行初期确实解决了农村人与地、产与收的矛盾,但一家一户的家庭式耕作毕竟没有走出传统小农经济的束缚,也阻碍了工业化的成就及时应用于农业生产。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村空心化、农民收入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三农问题尤为突出。农村生产力如何解放也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 第四,如何协调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中央多次强调要把市场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并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的配置应当建立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而当市场调节无能为力或调节得不完善时,就需要由政府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一方面,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有趋利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在完善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方面缺乏力度,市场也无法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求宏观调控介入。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也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能过度。目前的国企问题,很大程度上的争论就在于政府职能超越了一定的度,把本来应该由市场决定的事情纳入了调控的范围内。现实生活中,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效果最优化,同时又能把宏观调控的优势发挥在适当的范围和程度内,真正实现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完美结合,这是现实提出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当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种种思考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之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尤其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市场经济伴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正视市场的作用和优势。另外,市场的天然逐利性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贫富差距甚至是两极分化,对市场经济不能放任,无论何时都要加以引导,明确发展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都是围绕着如何协调、引导和发展市场经济使之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一致这一根本立场而展开的,对此要明确两个基本要点:一是明确发展为了什么,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但绝不是目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手段上升到目的的高度;二是明确怎样发展,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还是很不发达的,没有完成经典作家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任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以奠定物质基础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有重要作用,要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同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坚持。现阶段下,不论是公有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其发展都有一个度的问题,要实现的二者的有机统一就要把握这个度――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不断的增进社会主义因素,尤其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方法是我们的行动指南。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是停滞不前的,任何有生命的理论都是发展的理论,马克主义从诞生其就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结合本国实际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随着时展永葆青春活力,并在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完善自己。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完善,它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完善、永无止境的过程,任何时候都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始终要把时展的特征、历史发展的阶段、中国发展的国情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之中,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初中语文教学论文:谈情感教育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摘要: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语文课堂教学中实施情感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教学任务。语文教育本身就是人文素质教育,在除了进行语文知识的传授以外,还应进行情感教育,通过情感的渗透,让学生形成良好的情感素质。 关键词: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情感教育 初中语文课标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可见情感教育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作为优秀的语文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时,应充分挖掘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情感渗透。以下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对情感教育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谈几点体会。 一、情感教育含义及意义 初中语文的情感教育的含义,就是在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情感的积极作用,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提升课堂的教学效果。苏霍姆林斯基就曾指出:“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壤,知识的种子就播撒在这块土地上。”可见情感因素对学生成长具有重大影响,初中阶段学生的情感处于形成阶段,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有利于端正学生的品行,通过文章的学习,可以让学生体会到作者的爱国之情、友情亲情等,同时还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文学情感。如朱自清的《背影》,表面上讲述的是父亲为作者买橘子时的背影,实际上表达的是父亲对自己的爱,为读者展现了浓厚的亲情。 二、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是进行情感渗透的前提 和谐的师生关系是进行情感渗透的前提,心理学研究表明,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促进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进行情感渗透。不融洽的师生关系,会使师生间的交流陷入尴尬和不利的局面。初中语文教材中的作品,涵盖很多情感,没有和谐的师生关系,情感教育将成为空谈。在教学的过程中,师生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助的。作为教师应该用爱心和真诚感染学生,尊重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不管是课内还是课外,都要积极关爱他们,多倾听学生的感受,对学生感悟到的情感应该积极予以指导鼓励,如果发生偏差要予以纠正指导,帮助学生获得正确的情感,促进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 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创设情感渗透的氛围 兴趣是学习的最强动力,如果学生对一门课程产生兴趣,就会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为情感渗透创设氛围。初中语文教材的课文都是一些经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都饱含丰富的情感,如果学生对这些作品产生兴趣,就会产生情感共鸣。创设情感渗透的氛围,是通过创设与文章内容接近的情境,能有效地营造出浓郁的情感氛围,让学生可以准确地把握文章情感。在课堂上,我们教师可以安排几个同学通过表演展示文学内容,让学生亲身体验作者想要表达的某种情感。如在上《孔乙己》一课时,可以让学生将课文改编为剧本,自编自演,体会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体会旧社会的世态炎凉,从而让学生更加珍惜时光,热爱现有的生活环境,让学生的情感得以升华。总之,要用心给学生创设学习的氛围,要不断发现学生的兴趣点,调动学生的情感,引导学生真切感受作者的情感。创设情感氛围的方法还有很多,如可以通过多媒体素材来渲染气氛。在学《我的母亲》一文时,我通过播放歌曲《妈妈的吻》,通过音乐创设氛围,向学生传达母爱的伟大,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让学生能够感受到文章强烈的情感气氛。 四、正确引导品读感悟,是进行情感渗透的关键 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情感渗透,需要正确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帮助学生进行感悟。每一篇文章都饱含作者丰富的情感,作者将自己的情感隐含在作品的中,我们要引导学生仔细品味。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认真反复读文章,反复揣摩作者的心境,感悟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从而获得作者想表达的意图。多读可以让人安静下来,可以让人的思绪飞扬,从读中感悟,从读中升华情感。在课堂教学中,应该鼓励学生大胆读,大声读,读出感情,读出感悟,教师要从语音语调、动作、神情等方面进行指导示范。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无论是朗读的节奏、语音、语调、语速等,都会使人产生美的感受,在朗读时注意朗读节奏的轻重缓急,在朗读中感受文章的优美意境,享受文言文的语言美、意境美和情感美。而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感情基调悲凉,又蕴含激昂,在进行阅读时,应注意关键词的语调,适时的控制语速。 总之,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需要和谐的师生关系,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需要正确引导学生进行品读感悟。 初中语文教学论文:浅议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衔接”--兼谈学习新大纲、新教材的体会 一、 研究大纲是做好衔接工作的保证。 语文不如数理化之清晰,因而语文教学往往陷入了一种不可知论的状态,有人还美其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实,这是不可许的。作为一线教师如今须做到以下三点:1、研究92年大纲与2000年大纲之异同。2、研究2000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之异同。3、研究初中、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之异同。这三者的研究正如法律的确定,它使教师有了准绳,有了依据。 例如,92年大纲与2000年大纲之异同,也说明它们存在着继往开来的衔接关系:92年大纲对语文的人文性提得不是很明显,着重于工具性。而2000年大纲则将人文性与工具性相提并论。那如何做好这理念的认可与改变就尤其重要了。其实,语文是一种特殊的工具,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工具;语文的运用,离不开人的思想感情、阅历和素养的参预。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低年级应着重于工具性,而高年级再侧重人文性也不迟,那问题就是要如何做好这阶段过程的衔接工作。如初一年在小学识字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字,更加熟练地使用字典词典;在小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注重书写,并引导学生去认识书法家练字的经过;还有背诵默写等等都不能一下子松开。正如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先生他在起始年段也曾为了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对某一方面给予大胆的出其不意的肯定,从而使学生对语文产生极大的兴趣,这是从小学到中学“衔接”的典型,同时也是语文教坛一个佳话。发现两个大纲之异同,我们就能了解新大纲的意图所在了。其实,这就是新旧大纲间的衔接。只有真正做到对大纲之异同而心中有数,那在实际衔接教学过程中会有很大启示的。这样才能找到符合教学规律的教法,才能遵照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 再如,新大纲分明一体化设计,整体考虑,互相衔接,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由此可见,各方面的衔接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越来越受人们重视了。就背诵篇目而言,大纲规定小学不少于150篇,以绝句为主;初中背诵不少于80篇;高中背诵古文20篇,诗词、曲50首。这些无不说明从小学到初中,乃至高中的连贯性和层次性已尤为突出了。作为教师认识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对此,我采用每天一诗,先诵再背再懂,至于有些诗词懂与否,我认为随着孩子长大或年龄的增长会懂的。或在起始年段不提,在初二、三年再继续训练也不迟。这既能体现训练的层次性与序列性,也符合人的认识与发展规律。 二、 研究教材之间的衔接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一)、熟悉中小学教材,处理好衔接,明确教法学法。 现在属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种种迹象表明了,小学生升初中后,往往觉得小学学过,初中还在学,甚至于高中还学,教材内容的重复性,因而使学生产生厌学畏惧心理,这些表明了小学与初中、高中等在教材的衔接上出现了不应有的“软”的问题。这就严重影响了语文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往往也造成一种怪异现象的出现:大学厌高中,高中厌初中,初中厌小学;小学厌初中,初中厌高中,高中厌大学的恶性循环现象。其实,问题就在于“衔接”上,一个人的语文素养正如飞驰的火车,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等就象一节节车厢,如何使之能与火车头一块向前奔,这每一节车厢的交接处就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后果就难以设想了。这次新大纲很明显就给予了一定的考虑:小学低年级课文贴进儿童生活,充分考虑与儿童经验与想象的关系,课文类型以童话、寓言、诗歌、故事为主;中年级课文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并有一定数量的科普作品;初中课文古代诗词和文言文占30%左右,精读课文和略读课文各占50%;高中加强了文学教育的分量,在整套教材的选文中,古今中外的文学作约占课文总数的60%,使学生在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研读中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审美能力,丰富精神世界。这就使三个层次的教学侧重有所分清,再也不会出现那种高中的有可能在初中学,初中的有可能在小学学,小学的有可能在初中学,初中的有可能在高中学的不大正常的现象。简而谈之,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在教学生画知识树又何尝不是如此的想法呢?在画知识树的同时,实际理清了各知识之间联系。这正如新大纲所说的“语文教学中要加强综合,简化头绪,突出重点,注意知识之间,能力之间以及知识,能力,情境之间的联系。”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新大纲给语文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情况下,作为语文教师应将教材吃透了,研深了,才能充分把握意图,把语文教学带到新天地里。 (二)、初中阶段教材之间衔接问题的再认识。 92年的教学大纲曾给沉闷的语文教学注入了生命力,全国各线教师高兴劲甭说了。在注重主体作用方面,这套教材给予了极大的体现。试用修订本教材又进一步给予了重现,但更重要的是本次修订对三个阶段的认识有所变化。三个阶段体现着互相衔接,逐步递进的学习程序。第一阶段指导学生从整体上学习和把握运用语文的能力;第二阶段,进而分解为三种表达方,使对实用文体学习得到提高和逐步加深;第三阶段,从文章的学习过渡到初步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这样,由简及繁,由浅及深,符合语文学习的规律。这样,三个阶段的过渡衔接很显然地突出来了。这可关系到学生学习递进和加深,因此,教师应从宏观角度入手,及时思考各个阶段的侧重点,并将之施于教学备课中,充分考虑课堂各个环节的衔接,正所谓:有所侧重才能有所收获。 (三)、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与生活之间的衔接。 早在湖北省宜昌市语文教改课题“课内外衔接”的实验中,刘国正先生将此概括为“内引,外联,对比”,充分肯定了课内外衔接的好处和作用,说是语文阅读教学的“双冀”。究其实质,语文四种能力的培养无不与生活联系。新大纲特别注重这点“重视创设语文学习的环境,沟通课本内外,课堂内外,学校 内外的联系,拓宽学习班渠道,增强学习语文实践的机会。”刘国正先生又说“教室的四壁不应成为水泥的隔离层,而是多孔的海绵,透过多种孔透使教学和学生的生活息息相通。”同时,大纲也提出“小学鼓励学生自由阅读,有问题提出来,能与别人商量;初中要求阅读后有自己的心得,能提出看法或疑问;高中要求学生能对课文阐发、评价和质疑。”这是需要建立在对生活有着直接感受与间接感受的基础上的。为此,我大胆在课内外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1、根据速读的要求,即一分钟要500字左右,我适当选择了课外材料为内容,开展了听力训练。由缓而急,由简而繁,逐渐地使学生认识到听力训练单靠课本材料是不够的。如今经过一阶段的训练,部分同学的听力能力很明显地进步了。 2、根据课本中安排的活动课材料,进行了多次语文实践活动。如家乡崇武是个新兴旅游单位,为此我请学生到游览区作调查,写题为《我爱美丽的家乡------崇武》、《欢迎你到崇武来做客》的文章;为了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过去,我让学生就姓氏的来源作为调查,写题为《我从哪里来------“寻根问祖”姓氏来源调查活动》的报告;对中小学生错别字尤其严重的情况,我就开展了《请讲普通话 请用规范字》的活动;对中小生看电视非常严重的事实,我就开展了《关于中小学生看电视利与弊》的书面争论等等,不一而足。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学生对生活的再认识,体现生活主人翁的作用,使所学的不是死知识。 3、就课内而言,我主要围绕课文开展有关衔接工作,如学习了《数字杂说》,我就让学生写《也谈数字的妙趣》,(可填对联、谜语、诗词等等);学习了《皇帝的新装》,我就让学生编话剧(曾在校五四晚会上演,效果还好);学习了《大自然的语言》,我就让学生写《浅谈闽南农谚》等等。应该说这“读”,就是让学生投入到别人的直接的感受中去,对学生来说这其实是间接感受,因此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实际,否则的话,只能又回到那种令人生厌的学习中。而“写”是一种直接感受的表白,这就需要学生很真实地再现了。如何衔接,实际是离不开生活的。这正如刘国正先生所说的“……脱离生活,写就变成无源之水,技巧就变成无所附丽的文字游戏。而与生活结合,则读有嚼头,写有源头,全局皆活……”。由此可见,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与生活之间的衔接是必不可少的。 三、 研究学生是做好衔接,提高质量的重要因素。 1、心理学告诉我们;研究好各阶段学生的特点,各年段学生,各类学生的特点,这包括学生在学校、社会、家庭、年龄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现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素质参差不齐,这就给如何做好衔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只有正视这一点,才能做好教学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因此,教师应考虑这些环节的衔接。教育是没有小事,因为事事都有可能在今后给学生产生这样那样或好的或坏的影响。 2、作为语文教师,了解学生各个阶段学习语文水平,帮助他们做好思想、感情、知识等的衔接。特别是中下生应侧重于基础的再现与反复,优生可着重从拓展、加深方面考虑。 3、无论在哪个阶段,教师都应及时计划,及时总结,及时反馈,多与学生探讨,找出衔接的问题所在给予解决。 综上所述,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训练学生须考虑层次性和连贯性,促使各个环节的衔接联系,是学生整体优化,提高语文素养的关健所在。如何考虑“用好例子,用活例子,用足例子”,让学生真正从凭借的例子中找到衔接的关系,从而找到读活语文的办法,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教学方法!总之,无论是怎样的教学方法,都应“让学生带着社会生活的体验走进语文课堂”,“让学生带着语文课堂的收获走向社会生活”,经过积累、感悟、熏陶,注重各个环节的衔接与逐步提高,语文素养才会得以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才会螺旋式地上升的。 初中语文教学论文:谈初中语文教学的课堂提问技巧 新课程理念下的语文课堂教学是教师组织、引导、参与和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双边活动,这其中,教师的“导”起着关键作用。这里的“导”,很大程度上靠设疑提问来实现,有人认为提问是教师最重要的语言活动,是教师所有教学技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教学水平的一个体现。大教育家孔子认为“疑是思之始,学之端”;宋代著名学者陆九渊也认为,“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教育家陶行知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可见,课堂提问与教学的关系,其价值远远不在于形式上的热闹。课堂提问是一门艺术,运用得好,能帮助学生走进新课程,使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能开发学生潜能,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优化教学效果,从本质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课堂提问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一定的教学目的要求,针对相关教学内容,设置一系列问题情景,引导学生思考或回答,以促使学生积极思维,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提问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富有启发性,可思性,边贯性的提问能促进教与学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反馈,使教学活动变得快乐、轻松、有效。从学生方面来看,它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学生开动脑筋,诱发学生多问、敢问的治学精神,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和能力,养成从容沉稳,应对自如的表达能力。课堂提问有一定的技巧,首先要激发学生的质疑意识,让学生敢问、多问。教师既要给出学生“自己说话”的自由和“说自己话”的权利,让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用自己的心灵去体验,用自己的嘴巴去表达,获得自我满足,还要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善于捕捉学生星星点点的智慧火花,并适时给予表扬和鼓励,使他们时时处处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和创造的乐趣。第二要旁敲侧击,善于启发。在整体把握全篇的基础上,注重前后知识点的联系,巧设问题,吸引学生。有意识地把设问的过程当作开启学生思路的过程,激活他们思维的灵性。在学生思路梗塞时巧言启发,在对立或矛盾中诱其比较,站在新的角度,新的层面锻炼学生的思考力,使他们思维向纵深拓展,感受到思考的乐趣。第三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一个难的大问题,可以科学地分解为几个容易的小问题,步步诱导,让学生在快乐的学习中解决难题。设问要结合学生年龄、科研课题、能力实际,使他们回答问题时可望又可及,既不因为问题过难而使学生望而却步,甚至挫伤学生思考和回答题的积极性,也不因为问题过简单而使学生骄傲自满,思维惰性滋生,这样对于他们素质的提高毫无价值,有序地结合问题,有助于理解和正确利用知识,培养思维的逻辑性,又避免了语文教学杂乱零散的弊病。第四要适时设问,随机应变。设问的目的在于解决疑难,而不是把学生问倒,更不是作为花絮点缀课堂,创设“学生活动”的形式。是否适时发问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果。过早发问,造成气氛紧张,学生内心茫然,容易造成课堂冷场;过晚发问,学生勿需思考就能对答如流,使问题成为“瞎子戴眼镜,多余的圈圈”,毫无所值。此外,还要善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问题的难度,切入的角度,提问的方式,以把握知识要点,训练重点和教学进程。 建构主义教学观强调以人为本,无数成功者的历程表明,个人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远比知识的积累更为重要,语文课也同其他课一样,肩负着提高学生素质的重任。语文教材中有的作品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有的作品为学生展现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多彩的自然现象,有的作品能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有的作品能锤炼学生坚强的意志…………。这为我们开发学生潜能,提高学生素质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要实现学生素质的提高,必须在课堂上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能力,而教师的提问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是课堂调控,另一方面是投石激浪,引发学生积极思考。提问讲求技巧性,下列初中语文教学课堂提问的几种方式,以供参考。 一是抓住关键词发问。为了避免问题的空泛和学生思考问题的笼统、粗略,把学生的思维触觉引到家里行问,对文章的言语作深入细致的品味、分析,以形成严谨、实在的思维品质,教师应注意抓住关键词语发问。如:宗璞的《紫藤萝瀑布》一文的第8小节,教学时就可以抓住“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中的“那时”发问。“那时指什么时候?”“那时”指的就是4年浩劫,那时紫藤萝“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进而就能领悟作者的写作意图:“紫藤萝的命运,从花儿稀落到如今的繁花似锦,是整个国家命运的写照和象征。可见抓住“那时”一词发问,便抓住了文章的扣子,打通了全文的脉络。 二是迂回设问。就是不按习惯思维从正面设问,而从问题的侧面入手,引导学生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去思考问题。这利于拓展学生思维,不易形成思维定势。学习《孔乙已》,主题的提示有一点难度,教师提问的方式直接影响学生对问题的关注程度和思索的深度,请看下列: (1)作者通过人物的塑造反映了怎样的主题思想? (2)造成孔乙已悲惨命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3)“孔乙已的悲剧是孔乙已一手造成的”,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 以上三问,都是在引导学生分析小说的主题,(1)过于平实、直露,外开了作品的审美成分,程式化的设计,没有太多的吸引力。(2)与情节结合,学生会关注人物悲剧命运的自身原因和社会原因,问题的设计照顾到学习因素。(3)则从表面“责任”的追究入手,更多关注情节,引起学生的强烈兴趣,通过对作品的表象本质的分析,最终解决核心问题。它好就好在激活兴趣,引发思维,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同时,正确的引导学生鉴赏,分析文学作品,而不是机械地贴上“标签”。这样的问题将留给学生深刻的印象。 三是寻找比较因素提问。语文教学中的比较因素是很多的,仅阅读教学中就会涉及作者的比较,文体的比较,内容的比较,主题立意的比较,写作技巧的比较等等。同是送别诗,岑参的“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与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以及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所抒发的离别情绪大不相同。通过比较足以建立起信息之间的横向联系,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养成思辨的习惯。 四是递向设问。对于一些学生普遍误解或混淆的问题,不是从正面引导,而是从反而假设,刺激学生递向思维,通过比较,启发联想,分析矛盾来解决问题。在说明文的教学中,“下定义”和“作诠释”两种说明方 法学生容易混淆,“早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这一表述,很多学生认为是下定义,实际是作诠释。用概念揭示的办法过于抽象,不利于初中学生接受,我们可以采用递向设问的办法来解释,“同学们现在在骨头和龟甲上刻上字是甲骨文吗?”显然不是。下定义是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事物的本质特征,说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前面对甲骨文的解说并不严密,是作诠释而非下定义。递向设问改换了思考的角度,从矛盾的对立面设问,利用矛盾,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 五是平中问奇。语文教学之所以是高难度教学,就是因为学习的内容是母语,语文材料明白如话,似乎不学也懂。教学中就要针对这种心理,独具慧眼,去发现平常中的不平常,挖掘语文课的魅力,提高教学效率,初中九义教材第五册《范进中举》是一篇略读课文,很多老师和学生对这样的文章不屑一顾,无兴趣学习。教学这样的文章,可以提出以下问题。“作品写的范进,当他清醒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这对表现他一见报贴喜得疯起来,有什么作用?”“作家借一个报录人之口,设计治疗这种疯病的灵丹妙药是狠狠打他一个嘴巴,这里表现了作家怎样的思想感情?”“课文中哪一处透露像范进那样喜极发疯的并非他一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经过一番阅读,思索和讨论,它涉及文章主题,写作特点等许多重要问题。如果我们按传统教学模式按部就班地讲下去,就不能引起学生积极的思考和热烈讨论的兴趣,也不可能取得一定的教学效果。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只做到单向发问诚然不够,应该起到投石激浪,推波助澜的作用,让学生展开激烈讨论,在讨论中互问,与教师对问,使语文教学真正呈现自立、合作、探究的学习氛围。 “生活有多广阔,语文就有多广阔”,语文课堂提问的技巧也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健全成长,为了全方位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探索向学生激疑设向的方法,是每一位语文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初中语文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教学应给语法一定的地位 近年来,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忽视语法教学的现象比较普遍。初中语文要不要进行语法教学?作为一线教师我感到非常困惑,在此,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语法教学地位的缺失 《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提出:“可以引导学生随文学习必要的语法知识,但不必进行系统、集中的语法知识教学。” 同时,从人教版的课本教学内容的设置看,只是在课本后面有一个“语法修辞知识要点”的附录。语法知识只是在书后的“附录部分”被提及,并没有相关的知识要点和例题巩固。这样的课程要求和课本设置,明确地把语法“踢出”初中语文教学体系,也导致一线语文教师对语法基本上不讲、不上。 再从初中语文试卷题型的设计来看,语法已经不被列入考试的主要内容,顶多就是仿写句子和病句的修改,而这些并不需要系统的语法知识,花一定的时间进行强化训练即可。既然不考,那教师和学生就更不会去上繁琐的语法课。再加上,现在各种理论和研讨会对人文性的提倡,平时的语文教学中教师更多的是倡导学生对文学作品主体的感悟。从而使初中语法教学彻底陷入了低谷。 二、语法教学缺失的尴尬 但一个非常尴尬的现状就是,语文教师在具体的语文教学中并不能回避语法知识。 考试尽管不靠语法,但要考病句的修改,修辞手法的仿写等。这些并不难的知识点在九年级语文总复习课的教学中却成了难点。因为学生一直没有系统的接触过词、短语、句子等语法知识点。面对病句修改上的一些术语往往是不知老师讲的是什么。从基础开始重新讲语法,那是不现实的,但是不讲,让学生凭语感。凭语感,学生是会改但不知错误的原因,误人子弟。 不教语法带来的弊病不仅仅是病句修改,还有很多方面。如:考试中句子的仿写,就涉及到修辞的知识;阅读中句子的赏析,就涉及到修辞的作用;综合性学习中的对联,也离不开语法知识;文言文学习中更离不开语法知识,一个词类活用就会让学生分不清东南西北。 三、语法教学不能淡出 那么,到底要不要教语法?我觉得淡化语法是有道理和应该的,那些过于繁琐的语法知识,过于机械化的语法训练是应该淡化,但淡化并不等于淡出,常用语法知识的学习是有助于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的。 首先可以减少学生的错别字,了解了中国汉字集声音、形象、词义于一体的特性,学生就不会因为形近、音近而写错字了。其次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修改病句,学生了解了词性,句子成分以及句子的构成后,就能分析出句子错在哪。三是可以更好地理解句子的含义,掌握了修辞的用法后,阅读中句子的赏析,就能针对修辞手法的特点加以分析。四能提高学生学习古文、对联等内容的兴趣。 因此,初中语文教学并不能完全不要语法,需要的是去建构合理的初中语文语法知识体系。 四、构建合理的语法教学体系 首先可以根据学生知识梯度和具体的教学需要,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系统地向学生介绍应该掌握的语法知识要点。在专题讲座之前,可以让学生阅读语法知识短文的文本材料,先自己探究、分析。接着教师采用讲解、启发、点拨的形式进行专题讲座。采用这种方式教学可以包括这些知识点:形声字、实词、虚词、短语的基本类型、常见的四种句式、常见的单句、复杂的单句、常见的复句。 同时,结合学生和教材的实际,倡导学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在活生生的语言中随文强化。 例如:可以在文言文的学习中学习词性和词类活用。如《童趣》中的“捉虾蟆,鞭数十”中的“鞭”,学了词性知识后,学生就很容易知道它是名词用做动词,做“鞭打”解释。在教学中,我就根据不同的文言句子,适当的引入词类活用的现象,强化学生对实词、虚词的理解。这样既完成了语法教学,也完成了文言文重点字词的落实。 再如:在诗歌中的对仗学习中,可以强化短语和词性的语法知识。如《过故人山庄》中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句话就是对偶句。告诉学生对偶的基本要求:字数一致,词性相同,意思相近或相反,还有短语上下一致。在诗歌的教学中,有机的补充强化词性、短语的基本知识。 还可以在改病句和阅读教学中适当的学习句子知识。病句的修改对于学生来说是难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生对句子的知识不很清楚。像成分残缺、搭配不当等,必须涉及到句子的语法知识。在病句修改中,我就根据学生的特点,对句子成分的知识点加以强化。还可以在阅读教学中,把修辞手法的构成及其作用加以强化落实。 还是那句老话,教学有法而无定法,语法教学重要的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随机选择恰当的教法,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促进学生的终生发展。 初中语文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心理期待与学习后进生的转化 教师的期待,可以使学生产生积极学习的欲望,克服自卑感,提高自信心,形成对学习成绩的期待。它是 激发学习非智力因素的重要手段,影响着学生个人行为的选择。作为一位语文教师怎样通过心理期待促进学习 后进生的转化呢? 一、利用不熟悉的环境,造成“首因效应”,形成师生的 期待。 首因效应,即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所产生的效应,它可以给人以先入为主的作用,并由此扩展到其他方面 。从小学升入中学学生学习生活发生了重要转变,学生的学习环境改变了,见到的是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 。此时,差生心理上有一种想要改变自己形象的迫切愿望,期待着新的老师以新的眼光看待自己。老师如果因 势利导,给差生以新的期待,将会使差生燃起希望的火把,提高前进的勇气。 1.以“一封信”的形式表达对老师的期待。开学前新生接到录取通知书第一次到校,我让学生以“给任课 老师一封信”的形式,给语文老师写一封信,介绍自己语文学习的情况和对语文老师的期望。这是学生与任课 老师的第一次交流,在这封信里,学生们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并对语文老师提出了希望。刘志红说:“小学时, 每到考语文,如果有阅读部分,我一看心里就敲鼓,因此,总是在这里扣分,我真希望语文老师让我们多练一 些这类题,使我们的分析能力有所提高。”李卉同学说:“郭老师,跟您说,在小学里我最怕写作文,……希 望您能在这方面多帮助我,教教我怎样更好地搜集素材,在作文上多辅导我们。” 教师了解了学生的希望,就为语文教学和辅导打下了基础。 2.交一篇小学时最好的作文。我让学生在开学时将自己认为小学最好的作文工整地抄好,交给老师。这样 既了解了该生在小学的写作水平,以便制定提高措施,又激励了学生想要改变自己形象的愿望。据了解,有不 少学生为了给老师留下好印象,是将作文重新修改抄好之后才交给老师的。 3.第一次期中考试,要鼓励差生考好,使他们在第一次成绩亮相之后,得到较为满意的分数,以增强学习 的信心。那种在第一次考试时将他们打蒙,再来促使他们好好学习的做法,往往强化差生的心理定势,使他们 对学习失去兴趣,对老师失去信任感,从而失去了对语文学习的期待。 二、以心理暗示法促使后进生转化,形成角色期待。 心理暗示是指用含蓄、间接的方式,对他人的心理和行动产生影响的一种做法。在语文教学中,老师通过 自己的语言、表情、态度等方面的暗示、影响来改变学生对学习的态度,消除对语文学科的畏难心理,提高学 习成绩,就是这种心理暗示法的应用。具体做法如下: 1.给学生“吃偏食”,形成心理暗示,促使成绩提高。学习差的学生,上课大都不爱发言,老师也很不爱 叫他们发言,(因为他们的发言质量不高)因此这部分学生在课堂上往往被人遗忘。为此,我在布置作业之后 ,专门找班内的几个差生给予指导,并鼓励他们积极回答。另外,我还根据他们的特点,在一些教学活动中, 有意识让差生参与。如在讲授《变色龙》时排演小话剧,专门找了班内两个语文学习最差的男生,让他们分别 扮演奥楚篾洛夫和赫留金,使这两个人语文学习的兴趣提高,调动了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2.允许学生不断修改语文成绩,表明教师的期待,对学生心理形成暗示。对于语文成绩,如平时的作文、 小测验的成绩,我采用了不固定成绩的方法,对于你认为不满意的成绩可以重写或重测,分数由此也可以改。 这表明老师并未将学生“看死”,期待着他们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 这样做,学生的积极性很高,不少学生作文做了三遍,才得到满意分数。学期结束记分册上虽然多数人平 时成绩十分好,可这其中凝聚着学生的多少辛勤的汗水啊! 3.利用学生的“成才欲”,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实现自己的期待。主要做法是: (1)自初一开始、每学期编选《未来作家文集》,每学期期末,将一学期各次大小作文以及观察日记等内容 编为一本习作集,要求每本习作文集自起题目,自编目录,每篇习作后自写评语,并将每次作文分数标在目录 上。为了更好地激励学生,我要求每位家长为自己子女的习作题辞,写序言。三年六本,这六本真实地记载了 三年学生的作文提高过程。由于每篇文章要在目录上标上分数,因此,每次作文,学生相当重视,特别是差生 修改重写的积极性也很高。 (2)让进步大的学生在班里举办《×××作文展》,以激励差生。在作文展上,既有家长、老师的寄言,又 有自己的写作体会和反映自己写作最高水平的文章,这样做,是对差生进步后的激励与奖赏。 三、以目标激励法调动内在动因,启发学生形成正确期待。 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必须调动内在动因,面目标的确立为学习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是因为,目标在未 实现的时候,对人们的学习来说,是一种期望值。这种期待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因素,它激励每一个学生为提高 自己的学习成绩而努力奋斗。主要做法如下: 1.确立赶超目标,明确竞争对手。 要求学生明确自己在语文学习上的奋斗目标,并将它具体化。具体为在班内赶超某个同学,并在行动上处 处以其为榜样,不断调整自己的学习方向。如班内有个叫王云的学生,学习处在班内下等水平,初二第一学期 ,他给自己确定了赶超对手,并将对手名字写在文具盒里,等期中、期末考试后,再看与这些同学的差距,超 过一个划去一个人的名字,一年之后,靠着这股韧劲,终于超过了班内所有对手,由班内30名跃居为班内第一 。语文成绩也由倒数几名跃居为班上第五名。 2.给自己制定不同阶段的“座右铭”,以不断进行自我暗示。实施中,可采用不断告诫自己,进行自我反 省,并给自己制定不同阶段的“座右铭”的方法。如上文提到的王云,在他取得了成功之后,总结道:“当我 在学习上有些不用功时,我就记起了我的竞争目标,问自己‘不用功,学习能超过他吗?’于是我又打起了精 神,更加刻苦地学习了。”他给自己制定不同的“座右铭”,放在文具盒内,每当自己出现毛病时,就翻开笔 盒,看看座右铭,通过口头命令组织自身的心理活动,获得了精神力量。后来他在初三中考时语文为93分,中 考成绩为582,考入了北京师院附中。 四、创造积极的课堂气氛,给学生以成功的体验,以实现期待。 1.优化课堂环境。要打破课堂上中上等学生“一统天下”的局面,要为差生的发言,留有“一席之地”。 为此,要求教师在课堂提问时,差生回答不理想也要让他把话说完,给予耐心的指导。另外,要将差生安排到 学习的最佳位置上,并将好学生与差生混排在一起,使好学生成为角色榜样,对差生产生间接影响。这是因为 ,只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才能使学生学习减少干扰,提高注意力,而只有在课堂上有成功的体验,才能在全班 同学面前增强学习的自信心。 2.创设情境,使学生乐学。 兴趣是成功的先导。实践证明,单调、呆板的教学程式会使学生产生厌烦、乏味的感觉。生理心理学认为 :“长时间在一个单调的环境中,肯定有有害的影响,个人的思维损害了,他显示出孩子气的情绪反应,他的 视觉变得混乱了;……他的脑电波模式改变了。”“如果感觉剌激被限制为一种不变的环境的重复,单调的刺 激,它们就很快失去了这样做的能力,在这些环境下,皮层的活动受损,因而大脑的活动就不正常了。”(《 生理心理学》,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第一版,387页。) 为避免对大脑的单调的刺激所造成的抑制状态,教师必须在搞好基础训练的同时,改变课堂教学的方式。 几年来,我进行了以下实验: (1)设置情境作文,激发写作兴趣,促使差生写作水平提高。如在初一进行景物描写时,带着学生参观校园 一角,或公园一角,给学生以实际观察的机会;在进行人物描写时,以学生或老师作模特来临摹;在进行场面 描写时,让学生以两元钱去农贸市场买菜,设身处地体验;在进行说明文写作时,老师通过实验让学生懂得了 “有意注意”在课堂教与学中的作用,等等。这些活动激发了学生的写作积极性,使学生乐学。 在一次情境作文后,纪克的同学写道:“这节课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大家,45分钟很快地就过去了,下课铃 声响了,同学们惋惜地叹着气,觉得时间太短了,这节课可真有意思呀!” 梁李同学说:“上完了这节作文课,我还坐着回味这堂课的趣味,写完作文还兴趣未消。” 这样的作文形式,调动了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差生也受到了感染。实践证明,在这种情境下作文,差生大 都写得比较好,仅以《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一文为例,虽是难写的事理说明文,连平时最差的张超同学也写 了800字。 (2)课堂教学上激发学生的心理需要,调动学习积极性。如在学习《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时,讲课前开展有 将评画活动,先要求学生用简练的语言给班内错误思想画像,并配之以漫画,同时将学生的漫画在教室内展出 ,根据画像的准确性和语言的概括性让学生评奖之后,再让学生准备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评论,写一篇议论文 。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如何使语言更简练;二是怎样分析评论一种思想。学生 有了心理需要,便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此时再来讲课文、学生的学习就有了很大兴趣,不再感到这篇文章 “枯燥,没有意思了,”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又如在学习《听潮》一文时,先看录像片《观海》片断,这时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同时发生作用,感到一种 壮美,心中产生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此时让学生描绘海的壮美,并使之同课文作者的描述 相对比,反映出学生在语言表达上的不足。这种差异感,也是学生产生学习积极性的动力之一。 (3)利用“内驱力受阻”的原理,激起学生“跳起来”学习的欲望。 生理心理学认为:“人或其他动物的一种内驱力如果得不到充分满足,任何刺激便不能再引起它。另一方 面,一种内驱力受阻抑的时间越长,它会变得越迫切,而引起相应行动的刺激范围也越宽广。”“在许多行动 中,如果内驱力受阻抑的时间太长,在完全没有适宜刺激的情况下,行为模式也会出现。”(《生理心理学》 318页) 如在听评书时,说书人往往在关键处戛然而止,这种故意使内驱力受阻的形式,激起了听书人想要继续听 下去的欲望。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内驱力受阻”的原理,可以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 在讲《食物从何处来》一文中,运用了这种方法,收到了很好效果。初二七班陈伟征同学在作文中记叙了 这一情景:“上课了,这节课要讲新课《食物从何处来》。可首先,郭老师却不让我们翻书,而提出了一个似 乎与语文课文无关的问题:什么是食物。并设下了重重悬念,什么是水呀,药片呀?等等。并问大家,这是不 是食物呢?一下子,课堂气氛活跃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我们提出了好几种不同观点,纷纷争论着。 各抒己见,互不相让。郭老师这时却摆出一副坐山观虎斗的架式,直到我们争得面红耳赤,难解难分的时候, 他这才慢条斯理地说:‘请大家打开书,看一看第六课,看谁能用最快的速度把食物的定义找到。’我们急忙 翻开书。哦,原来这课书就叫《食物从何处来》,里面对食物的定义及来源说得清清楚楚,为了尽快知道争论 结果,我们便一起低下头去,认认真真地读起这篇‘枯燥无味’的说明文来。” 采用“内驱力故意受阻”原理,在课文教学中当学生有了强烈的阅读欲望时,故意“馋着他”而不让他读 ,只有当这种愿望积聚到一定时间才让它实现,这时这种强烈的阅读欲望就变成了一种迫切学习的行动。 我在情境作文中,也运用了这种原理进行过一次试验,效果是十分好的。在进行说明文写作训练时,我进 行了一次学生注意力的测试。在大家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测试了男生的注意力,结果记忆率很低。此时这部分 男生十分生气,认为自己没有注意,产生了要重测的欲望。而老师却不测男生了。反而在女生有准备时测试她 们。男生的内驱力受到阻碍,产生了极大的不平感。这种不公平的结果,老师又故意大加渲染,说:“女生聪 明男生笨。”激起了全体男生的“义愤”,这时我再来引导大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谈这堂作文课的“有意注意 ”在课堂听讲中的作用,学生一下子恍然大悟,此次难度大的作文,全班均达到本次作文的要求。 通过运用期待的理论对初中语文学习中的后进生进行实验研究,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仅以八班为例,语文 中考分最低为79分。就是这个学生(张超),其他科的成绩仅为2—30分,我一问他语文成绩,他还认为没有发 挥出正常水平呢。 经过实验研究,我深深体会到,对于学习后进生,教师决不能抱以成见,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应以满 腔热忱给予真挚的期待,这样才能激起后进生感情的“回流”,形成对自己学习进步的期待,这正是调动学生 非智力因素的结果。 初中语文教学论文:初中语文论文 教师素质与语文教学效率 课堂教学效率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课堂教学效率=有效教学时间/实际教学时间×100% 这表明,有效教学时间与实际教学时间之比值越大,教学效率越高;比值越小,教学效率就越低。提高教学效率,就是要提高有效教学时间与实际教学时间的比值。语文教学效率包括知识的数量、能力的训练、思想教育的效果等。决定教学效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学生因素、教材因素、教法因素等,但教师因素是影响教学效率的主要因素,因为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 一、人格与效率 人格即指人的气质、性格、能力等特征,也是人的道德品质的体现。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曾说:“人生有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人境界。”当今社会中处在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最多,进入道德境界的人少一些,进入天人境界的更少。我觉得合格的教师至少应该是道德境界中的人。试想一下,一个思想道德低劣,在利益面前斤斤计较,在上级面前卑躬屈膝,在有权势的家长面前唯唯诺诺,在出身低微的家长面前颐指气使,能不引起学生的反感么?教师没有事业心,不注意尊重学生,即使他的业务水平再高,学生也会对他产生一种排斥力,不愿意上他的语文课。在这种情况下,教学效率从何谈起?正如美国教育家林格伦在《课堂教育心理学》中所说:“当他的老师对待所教的学科马虎了事,毫无热情并且没有生气,那么他的学生也很少和很不会积极热情学习这门学科。”相反,如果一个教师在邪恶面前不怯懦、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正直善良,同情弱者,扶持落后者,关心上进者;永远拥有一颗火热、诚挚的童心,永远保有一双公正、诚实的眼睛;永远操有健康的心口如一的语言;永远想着带给学生新鲜圣洁的思想。那么学生就会对你产生信赖感、亲切感,深深地被你的魅力所吸引,学生就会对你所教的语文感兴趣。我国古代有“亲其师,方能信其道”之说,用人格力量征服学生,我们称之为“人格效应”。有了“人格效应”,教学效率肯定会提高。 教师的人格美还表现在教师的服饰穿戴一举一动上,因为教师的服饰也是他的生活观、审美能力人格化的体现。不修边幅,拖沓粗俗,或摆阔显富,珠光宝气,都不能让学生赏心悦目,自然影响教学效率。 那么,一个语文教师的高尚人格从哪里来的?它来自教师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来自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崇高的思想境界,来自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理解,来自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和对假恶丑的切齿痛恨,来自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宽阔博大的胸怀,来自对教材透彻而正确的认识,来自和学生共同奋斗的内在需要。 古人云“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就必须注意教师的人格作用。教师的人格就是教师的一切。由此可见,加强修养,提高人格力量是提高教师素质的关键一着。 二、思想与效率 语文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是反映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的科学,它“除了能给人以知识、能力和智力外,还具有思想教育、情感熏陶、道德感染、培养性格、意志和审美观念等功能”。(引自黄品泉《试论钱梦龙的“人格总体论”及语文教学观》一文。见1990年第6期《语文教学论坛》)同时,语文学科又是一门工具性、思想性、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这些性质与特征,便“决定了语文教学目标的多元化,不仅有知识、能力、智力方面的目标,而且还有认识、教育、非智力因素方面的目标。”(出处同上)这就是说,语文教育的整体目标,不仅在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素养,而且还在于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要想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 教师的思想魅力来自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关。这就要求教师必须经常学习哲学,关心时事,思想敏锐,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具有深邃的哲理。当一名教师摆脱了“匠人”的呆气,愿意向学生说心里话,愿意与学生交流思想,当学生发现了教师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体会到老师的思想活力,教师的点拨弥补了自己的思想和知识的缺陷时,他就会不由自主地由迷恋教师的讲课而喜欢上这门课,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事实上,语文教材中有许多文质兼美、历久不衰的佳作,感染力强,容易吸引学生,为什么学生还会感到语文课枯燥无味呢?有些小说,为什么学生课下初读时兴味盎然,而在课堂上经老师讲解后反而兴味索然呢?除了与教师陈旧的教学模式有关外,还有一点,就是某些教师的思想观点过于保守,照搬教学参考书,人云亦云,没有主见。如学习《故乡》,在分析了闰土的种种不幸之后,一定要冠以这“正是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弊端”的中心(人教版教参云),将一个活生生的闰土贴上历史标签。其实,在文中,作者又何尝没有对“我”与闰土之间的隔膜的悲哀情感呢?由此可见,教师缺乏思想的深度,唯上唯书,怎能使学生情绪高涨,提高教学效率呢? 再者,我们必须跟上时展的步伐,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滚滚而来,旧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正受到猛烈的冲击,社会变革的范围之广泛,内容之深刻、速度之迅猛都是前所未有的;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科学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我们若思想僵化,这必然会引起学生的反感。 三、技艺与效率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庄子》)一个教师的知识储备不足,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一个业务水平很高的教师是非常受学生的欢迎的,甚至成为学生崇拜的偶像。这种崇拜可以变成学生学习的强大动力。 语文教师必然具有较强的朗读能力,无论什么文体,语文教师读起来,应是字正腔圆,优美动听。 语文教师要有丰富的词汇量,与其他学科的教师相比,语文教师应该是一本“活字典”。 语文教师要有过硬的背功。语文教师的厚积,应包括背诵大量的文章。背诵课文令学生头疼,如果老师常常出口成章,名篇佳段不离口,学生除了佩服老师的文学功底外,主动背诵,欲与老师比高低,展示自己才华的心情就难以按捺了。教师若有学者的风范,学生就会如飞蝶恋花般地崇拜老师,崇拜知识。 语文教师必须能写一手好字,尤其是粉笔字。字要写得端庄大方,笔顺要正确,你要求学生有一个眉清目秀 的作文本面,可自己的板书龙飞凤舞,杂乱无章,你哪里还有说服力呢?语文教师还必须加强文学艺术修养。文学艺术修养体现在教学中,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文贵独创”,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去发现、去感受艺术作品中的言外之意,得到艺术的熏陶和教育。例如教《荷花月色》这篇课文,若逐段讲析,肢解课文,必然使学生感到枯燥,这就需要教者从艺术的角度去发掘。若注重朗读、设置情境,让学生去体会作者在文中流露的那种“淡淡的哀愁与淡淡的喜悦”,从而深刻地理解情与景之间的关系,效果要好得多。 语文教师在教好课的同时,还必须写好文,这也是提高教学技艺的重要一环。写文章不是为自己增添一层油彩,而是从心底深处去感应、领悟和阐释生活和人生。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觉得不仅要写教学论文,积极探索教育规律,研究科学、高效、有序的教学方法,同时还要写一点随笔、杂感,或者诗歌、小说等,尤其是下水作文。因为,教师只有写好文章,才能去准确地指导学生作文。教师若不写作,不体会写作之甘苦,指导作文必然是空洞的说教。 在中学各门学科中,语文课的综合性最强,内容覆盖面广,所以语文教师应成为一个“杂”家。从国际国内重大新闻到科技最新成就,从流行歌曲到流行服装,都与语文教学息息相关。只有更多的引入时代的活水,才能激活课文中蕴含的艺术生命力。 初中语文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衔接”的浅议 语文试用修订教学大纲规定:中学语文教学必须教学生“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听说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一言说之,即听说读写能力,即培养有语文素养的人。这就需要一个培养过程,即学习过程。有人曾说,一个人的学习过程是这样的:小学教学重在“扶”,中学重在“半扶半放”,高中重在“始放”,大学重在“全放”。由此可见,这个过程明显体现出逐步加深,互相联系的关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衔接”。何谓“衔接”?它指事物间相连接。试用修订教学大纲也明确提到初中语文教学是“在小学语文教学的基础上”,甚至更为详细地提到“在小学的基础上扩大识字量”、“熟练使用常用字典词典”。这说明了中小学语文教学之间的联系与衔接。 同时,系统论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研究和处理事物时,把对象放在系统形式中加以考察,始终着重从要素与要素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从系统的结构以及动态的角度,综合考察和处理对象,以求得到整体功能的最优化。这些无不告诉我们的确应该重视教学各个环节中的“衔接”。 根据系统论理论,如何研究“衔接”, 如何做到“最优化”,下面我就谈谈对“衔接”在三个方面的认识: 一、 研究大纲是做好衔接工作的保证。 语文不如数理化之清晰,因而语文教学往往陷入了一种不可知论的状态,有人还美其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实,这是不可许的。作为一线教师如今须做到以下三点:1、研究92年大纲与2000年大纲之异同。2、研究2000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之异同。3、研究初中、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之异同。这三者的研究正如法律的确定,它使教师有了准绳,有了依据。 例如,92年大纲与2000年大纲之异同,也说明它们存在着继往开来的衔接关系:92年大纲对语文的人文性提得不是很明显,着重于工具性。而2000年大纲则将人文性与工具性相提并论。那如何做好这理念的认可与改变就尤其重要了。其实,语文是一种特殊的工具,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工具;语文的运用,离不开人的思想感情、阅历和素养的参预。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低年级应着重于工具性,而高年级再侧重人文性也不迟,那问题就是要如何做好这阶段过程的衔接工作。如初一年在小学识字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字,更加熟练地使用字典词典;在小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注重书写,并引导学生去认识书法家练字的经过;还有背诵默写等等都不能一下子松开。正如着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先生他在起始年段也曾为了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对某一方面给予大胆的出其不意的肯定,从而使学生对语文产生极大的兴趣,这是从小学到中学“衔接”的典型,同时也是语文教坛一个佳话。发现两个大纲之异同,我们就能了解新大纲的意图所在了。其实,这就是新旧大纲间的衔接。只有真正做到对大纲之异同而心中有数,那在实际衔接教学过程中会有很大启示的。这样才能找到符合教学规律的教法,才能遵照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 再如,新大纲分明一体化设计,整体考虑,互相衔接,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由此可见,各方面的衔接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越来越受人们重视了。就背诵篇目而言,大纲规定小学不少于150篇,以绝句为主;初中背诵不少于80篇;高中背诵古文20篇,诗词、曲50首。这些无不说明从小学到初中,乃至高中的连贯性和层次性已尤为突出了。作为教师认识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对此,我采用每天一诗,先诵再背再懂,至于有些诗词懂与否,我认为随着孩子长大或年龄的增长会懂的。或在起始年段不提,在初二、三年再继续训练也不迟。这既能体现训练的层次性与序列性,也符合人的认识与发展规律。 二、 研究教材之间的衔接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一)、熟悉中小学教材,处理好衔接,明确教法学法。 现在属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种种迹象表明了,小学生升初中后,往往觉得小学学过,初中还在学,甚至于高中还学,教材内容的重复性,因而使学生产生厌学畏惧心理,这些表明了小学与初中、高中等在教材的衔接上出现了不应有的“软”的问题。这就严重影响了语文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往往也造成一种怪异现象的出现:大学厌高中,高中厌初中,初中厌小学;小学厌初中,初中厌高中,高中厌大学的恶性循环现象。其实,问题就在于“衔接”上,一个人的语文素养正如飞驰的火车,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等就象一节节车厢,如何使之能与火车头一块向前奔,这每一节车厢的交接处就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后果就难以设想了。这次新大纲很明显就给予了一定的考虑:小学低年级课文贴进儿童生活,充分考虑与儿童经验与想象的关系,课文类型以童话、寓言、诗歌、故事为主;中年级课文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并有一定数量的科普作品;初中课文古代诗词和文言文占30%左右,精读课文和略读课文各占50%;高中加强了文学教育的分量,在整套教材的选文中,古今中外的文学作约占课文总数的60%,使学生在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研读中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审美能力,丰富精神世界。这就使三个层次的教学侧重有所分清,再也不会出现那种高中的有可能在初中学,初中的有可能在小学学,小学的有可能在初中学,初中的有可能在高中学的不大正常的现象。简而谈之,着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在教学生画知识树又何尝不是如此的想法呢?在画知识树的同时,实际理清了各知识之间联系。这正如新大纲所说的“语文教学中要加强综合,简化头绪,突出重点,注意知识之间,能力之间以及知识,能力,情境之间的联系。”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新大纲给语文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情况下,作为语文教师应将教材吃透了,研深了,才能充分把握意图,把语文教学带到新天地里。 (二)、初中阶段教材之间衔接问题的再认识。 92年的教学大纲曾给沉闷的语文教学注入了生命力,全国各线教师高兴劲甭说了。在注重主体作用方面,这套教材给予了极大的体现。试用修订本教材又进一步给予了重现,但更重要的是本次修订对三个阶段的认识有所变化。三个阶段体现着互相衔接,逐步递进的学习程序。第一阶段指导学生从整体上学习和把握运用语文的能力;第二阶段,进而分解为三种表达方,使对实用文体学习得到提高和逐步加深;第三阶段,从文章的学习过渡到初步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这样,由简及繁,由浅及深,符合 语文学习的规律。这样,三个阶段的过渡衔接很显然地突出来了。这可关系到学生学习递进和加深,因此,教师应从宏观角度入手,及时思考各个阶段的侧重点,并将之施于教学备课中,充分考虑课堂各个环节的衔接,正所谓:有所侧重才能有所收获。 (三)、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与生活之间的衔接。 早在湖北省宜昌市语文教改课题“课内外衔接”的实验中,刘国正先生将此概括为“内引,外联,对比”,充分肯定了课内外衔接的好处和作用,说是语文阅读教学的“双冀”。究其实质,语文四种能力的培养无不与生活联系。新大纲特别注重这点“重视创设语文学习的环境,沟通课本内外,课堂内外,学校内外的联系,拓宽学习班渠道,增强学习语文实践的机会。”刘国正先生又说“教室的四壁不应成为水泥的隔离层,而是多孔的海绵,透过多种孔透使教学和学生的生活息息相通。”同时,大纲也提出“小学鼓励学生自由阅读,有问题提出来,能与别人商量;初中要求阅读后有自己的心得,能提出看法或疑问;高中要求学生能对课文阐发、评价和质疑。”这是需要建立在对生活有着直接感受与间接感受的基础上的。为此,我大胆在课内外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1、根据速读的要求,即一分钟要500字左右,我适当选择了课外材料为内容,开展了听力训练。由缓而急,由简而繁,逐渐地使学生认识到听力训练单靠课本材料是不够的。如今经过一阶段的训练,部分同学的听力能力很明显地进步了。 2、根据课本中安排的活动课材料,进行了多次语文实践活动。如家乡崇武是个新兴旅游单位,为此我请学生到游览区作调查,写题为《我爱美丽的家乡------崇武》、《欢迎你到崇武来做客》的文章;为了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过去,我让学生就姓氏的来源作为调查,写题为《我从哪里来------“寻根问祖”姓氏来源调查活动》的报告;对中小学生错别字尤其严重的情况,我就开展了《请讲普通话 请用规范字》的活动;对中小生看电视非常严重的事实,我就开展了《关于中小学生看电视利与弊》的书面争论等等,不一而足。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学生对生活的再认识,体现生活主人翁的作用,使所学的不是死知识。 3、就课内而言,我主要围绕课文开展有关衔接工作,如学习了《数字杂说》,我就让学生写《也谈数字的妙趣》,(可填对联、谜语、诗词等等);学习了《皇帝的新装》,我就让学生编话剧(曾在校五四晚会上演,效果还好);学习了《大自然的语言》,我就让学生写《浅谈闽南农谚》等等。应该说这“读”,就是让学生投入到别人的直接的感受中去,对学生来说这其实是间接感受,因此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实际,否则的话,只能又回到那种令人生厌的学习中。而“写”是一种直接感受的表白,这就需要学生很真实地再现了。如何衔接,实际是离不开生活的。这正如刘国正先生所说的“……脱离生活,写就变成无源之水,技巧就变成无所附丽的文字游戏。而与生活结合,则读有嚼头,写有源头,全局皆活……”。由此可见,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与生活之间的衔接是必不可少的。 三、 研究学生是做好衔接,提高质量的重要因素。 1、心理学告诉我们;研究好各阶段学生的特点,各年段学生,各类学生的特点,这包括学生在学校、社会、家庭、年龄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现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素质参差不齐,这就给如何做好衔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只有正视这一点,才能做好教学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因此,教师应考虑这些环节的衔接。教育是没有小事,因为事事都有可能在今后给学生产生这样那样或好的或坏的影响。 2、作为语文教师,了解学生各个阶段学习语文水平,帮助他们做好思想、感情、知识等的衔接。特别是中下生应侧重于基础的再现与反复,优生可着重从拓展、加深方面考虑。 3、无论在哪个阶段,教师都应及时计划,及时总结,及时反馈,多与学生探讨,找出衔接的问题所在给予解决。 综上所述,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训练学生须考虑层次性和连贯性,促使各个环节的衔接联系,是学生整体优化,提高语文素养的关健所在。如何考虑“用好例子,用活例子,用足例子”,让学生真正从凭借的例子中找到衔接的关系,从而找到读活语文的办法,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教学方法!总之,无论是怎样的教学方法,都应“让学生带着社会生活的体验走进语文课堂”,“让学生带着语文课堂的收获走向社会生活”,经过积累、感悟、熏陶,注重各个环节的衔接与逐步提高,语文素养才会得以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才会螺旋式地上升的。 初中语文教学论文:浅议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衔接”--兼谈学习新大纲、新教材的体会 2 语文试用修订教学大纲规定:中学语文教学必须教学生“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听说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一言说之,即听说读写能力,即培养有语文素养的人。这就需要一个培养过程,即学习过程。有人曾说,一个人的学习过程是这样的:小学教学重在“扶”,中学重在“半扶半放”,高中重在“始放”,大学重在“全放”。由此可见,这个过程明显体现出逐步加深,互相联系的关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衔接”。何谓“衔接”?它指事物间相连接。试用修订教学大纲也明确提到初中语文教学是“在小学语文教学的基础上”,甚至更为详细地提到“在小学的基础上扩大识字量”、“熟练使用常用字典词典”。这说明了中小学语文教学之间的联系与衔接。 同时,系统论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研究和处理事物时,把对象放在系统形式中加以考察,始终着重从要素与要素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从系统的结构以及动态的角度,综合考察和处理对象,以求得到整体功能的最优化。这些无不告诉我们的确应该重视教学各个环节中的“衔接”。 根据系统论理论,如何研究“衔接”, 如何做到“最优化”,下面我就谈谈对“衔接”在三个方面的认识: 一、 研究大纲是做好衔接工作的保证。 语文不如数理化之清晰,因而语文教学往往陷入了一种不可知论的状态,有人还美其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实,这是不可许的。作为一线教师如今须做到以下三点:1、研究92年大纲与2000年大纲之异同。2、研究2000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之异同。3、研究初中、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之异同。这三者的研究正如法律的确定,它使教师有了准绳,有了依据。 例如,92年大纲与2000年大纲之异同,也说明它们存在着继往开来的衔接关系:92年大纲对语文的人文性提得不是很明显,着重于工具性。而2000年大纲则将人文性与工具性相提并论。那如何做好这理念的认可与改变就尤其重要了。其实,语文是一种特殊的工具,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工具;语文的运用,离不开人的思想感情、阅历和素养的参预。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低年级应着重于工具性,而高年级再侧重人文性也不迟,那问题就是要如何做好这阶段过程的衔接工作。如初一年在小学识字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字,更加熟练地使用字典词典;在小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注重书写,并引导学生去认识书法家练字的经过;还有背诵默写等等都不能一下子松开。正如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先生他在起始年段也曾为了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对某一方面给予大胆的出其不意的肯定,从而使学生对语文产生极大的兴趣,这是从小学到中学“衔接”的典型,同时也是语文教坛一个佳话。发现两个大纲之异同,我们就能了解新大纲的意图所在了。其实,这就是新旧大纲间的衔接。只有真正做到对大纲之异同而心中有数,那在实际衔接教学过程中会有很大启示的。这样才能找到符合教学规律的教法,才能遵照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 再如,新大纲分明一体化设计,整体考虑,互相衔接,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由此可见,各方面的衔接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越来越受人们重视了。就背诵篇目而言,大纲规定小学不少于150篇,以绝句为主;初中背诵不少于80篇;高中背诵古文20篇,诗词、曲50首。这些无不说明从小学到初中,乃至高中的连贯性和层次性已尤为突出了。作为教师认识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对此,我采用每天一诗,先诵再背再懂,至于有些诗词懂与否,我认为随着孩子长大或年龄的增长会懂的。或在起始年段不提,在初二、三年再继续训练也不迟。这既能体现训练的层次性与序列性,也符合人的认识与发展规律。 二、 研究教材之间的衔接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一)、熟悉中小学教材,处理好衔接,明确教法学法。 现在属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种种迹象表明了,小学生升初中后,往往觉得小学学过,初中还在学,甚至于高中还学,教材内容的重复性,因而使学生产生厌学畏惧心理,这些表明了小学与初中、高中等在教材的衔接上出现了不应有的“软”的问题。这就严重影响了语文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往往也造成一种怪异现象的出现:大学厌高中,高中厌初中,初中厌小学;小学厌初中,初中厌高中,高中厌大学的恶性循环现象。其实,问题就在于“衔接”上,一个人的语文素养正如飞驰的火车,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等就象一节节车厢,如何使之能与火车头一块向前奔,这每一节车厢的交接处就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后果就难以设想了。这次新大纲很明显就给予了一定的考虑:小学低年级课文贴进儿童生活,充分考虑与儿童经验与想象的关系,课文类型以童话、寓言、诗歌、故事为主;中年级课文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并有一定数量的科普作品;初中课文古代诗词和文言文占30%左右,精读课文和略读课文各占50%;高中加强了文学教育的分量,在整套教材的选文中,古今中外的文学作约占课文总数的60%,使学生在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研读中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审美能力,丰富精神世界。这就使三个层次的教学侧重有所分清,再也不会出现那种高中的有可能在初中学,初中的有可能在小学学,小学的有可能在初中学,初中的有可能在高中学的不大正常的现象。简而谈之,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在教学生画知识树又何尝不是如此的想法呢?在画知识树的同时,实际理清了各知识之间联系。这正如新大纲所说的“语文教学中要加强综合,简化头绪,突出重点,注意知识之间,能力之间以及知识,能力,情境之间的联系。”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新大纲给语文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情况下,作为语文教师应将教材吃透了,研深了,才能充分把握意图,把语文教学带到新天地里。 (二)、初中阶段教材之间衔接问题的再认识。 92年的教学大纲曾给沉闷的语文教学注入了生命力,全国各线教师高兴劲甭说了。在注重主体作用方面,这套教材给予了极大的体现。试用修订本教材又进一步给予了重现,但更重要的是本次修订对三个阶段的认识有所变化。三个阶段体现着互相衔接,逐步递进的学习程序。第一阶段指导学生从整体上学习和把握运用语文的能力;第二阶段,进而分解为三种表达方,使对实用文体学习得到提高和逐步加深;第三阶段,从文章的学习过渡到初步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这样,由简及繁,由浅及深,符合 语文学习的规律。这样,三个阶段的过渡衔接很显然地突出来了。这可关系到学生学习递进和加深,因此,教师应从宏观角度入手,及时思考各个阶段的侧重点,并将之施于教学备课中,充分考虑课堂各个环节的衔接,正所谓:有所侧重才能有所收获。 (三)、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与生活之间的衔接。 早在湖北省宜昌市语文教改课题“课内外衔接”的实验中,刘国正先生将此概括为“内引,外联,对比”,充分肯定了课内外衔接的好处和作用,说是语文阅读教学的“双冀”。究其实质,语文四种能力的培养无不与生活联系。新大纲特别注重这点“重视创设语文学习的环境,沟通课本内外,课堂内外,学校内外的联系,拓宽学习班渠道,增强学习语文实践的机会。”刘国正先生又说“教室的四壁不应成为水泥的隔离层,而是多孔的海绵,透过多种孔透使教学和学生的生活息息相通。”同时,大纲也提出“小学鼓励学生自由阅读,有问题提出来,能与别人商量;初中要求阅读后有自己的心得,能提出看法或疑问;高中要求学生能对课文阐发、评价和质疑。”这是需要建立在对生活有着直接感受与间接感受的基础上的。为此,我大胆在课内外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1、根据速读的要求,即一分钟要500字左右,我适当选择了课外材料为内容,开展了听力训练。由缓而急,由简而繁,逐渐地使学生认识到听力训练单靠课本材料是不够的。如今经过一阶段的训练,部分同学的听力能力很明显地进步了。 2、根据课本中安排的活动课材料,进行了多次语文实践活动。如家乡崇武是个新兴旅游单位,为此我请学生到游览区作调查,写题为《我爱美丽的家乡------崇武》、《欢迎你到崇武来做客》的文章;为了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过去,我让学生就姓氏的来源作为调查,写题为《我从哪里来------“寻根问祖”姓氏来源调查活动》的报告;对中小学生错别字尤其严重的情况,我就开展了《请讲普通话 请用规范字》的活动;对中小生看电视非常严重的事实,我就开展了《关于中小学生看电视利与弊》的书面争论等等,不一而足。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学生对生活的再认识,体现生活主人翁的作用,使所学的不是死知识。 3、就课内而言,我主要围绕课文开展有关衔接工作,如学习了《数字杂说》,我就让学生写《也谈数字的妙趣》,(可填对联、谜语、诗词等等);学习了《皇帝的新装》,我就让学生编话剧(曾在校五四晚会上演,效果还好);学习了《大自然的语言》,我就让学生写《浅谈闽南农谚》等等。应该说这“读”,就是让学生投入到别人的直接的感受中去,对学生来说这其实是间接感受,因此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实际,否则的话,只能又回到那种令人生厌的学习中。而“写”是一种直接感受的表白,这就需要学生很真实地再现了。如何衔接,实际是离不开生活的。这正如刘国正先生所说的“……脱离生活,写就变成无源之水,技巧就变成无所附丽的文字游戏。而与生活结合,则读有嚼头,写有源头,全局皆活……”。由此可见,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与生活之间的衔接是必不可少的。 三、 研究学生是做好衔接,提高质量的重要因素。 1、心理学告诉我们;研究好各阶段学生的特点,各年段学生,各类学生的特点,这包括学生在学校、社会、家庭、年龄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现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素质参差不齐,这就给如何做好衔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只有正视这一点,才能做好教学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因此,教师应考虑这些环节的衔接。教育是没有小事,因为事事都有可能在今后给学生产生这样那样或好的或坏的影响。 2、作为语文教师,了解学生各个阶段学习语文水平,帮助他们做好思想、感情、知识等的衔接。特别是中下生应侧重于基础的再现与反复,优生可着重从拓展、加深方面考虑。 3、无论在哪个阶段,教师都应及时计划,及时总结,及时反馈,多与学生探讨,找出衔接的问题所在给予解决。 综上所述,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训练学生须考虑层次性和连贯性,促使各个环节的衔接联系,是学生整体优化,提高语文素养的关健所在。如何考虑“用好例子,用活例子,用足例子”,让学生真正从凭借的例子中找到衔接的关系,从而找到读活语文的办法,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教学方法!总之,无论是怎样的教学方法,都应“让学生带着社会生活的体验走进语文课堂”,“让学生带着语文课堂的收获走向社会生活”,经过积累、感悟、熏陶,注重各个环节的衔接与逐步提高,语文素养才会得以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才会螺旋式地上升的 初中语文教学论文:谈初中语文教学中塑造学生主体人格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体、主体性等概念,在中国的人文科学领域,特别是哲学领域,逐渐流行起来。教育理论界也随后提出了主体教育思想。主体教育思想是一种围绕如何看待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目标而阐发的教育理论。主体教育把发挥和培养学生的主体性作为一项核心目标。从外部功能看,主体性是指主体在与客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它集中体现为主体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内部心理结构看,主体性主要包括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和主体人格。本文研究的方向是如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塑造学生主体人格。何为主体人格呢?一般来说,主体人格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稳定态度,比如自信还是自卑,自强自勉还是自我放纵。主体人格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理性、意志、情感的表现,是人的个性的充分彰显。主体人格就是健康的自我。 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的人是一种“新型的完整的人”;人的一切潜能的最充分发展;人在身体和精神,脑力和体力得到充分和谐的发展,“成为全面占有自己本质的主人——自由人”;个人全面发展的职责、使命和任务就是全面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具有高度的创造才能,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从全面才能的自由发展中产生创造性的生活表现” 。据此,主体人格应是完满的智慧人格、道德人格和审美人格的内在统一,它应该具有创造性、自我实现、超越自我、充分发挥潜能等优秀品质,具有求真、求善、求美的本质要求。初中语文是各门学科中的一门主课,又是基础学科。初中语文内容最丰富,而且学科本身具有很多的人文因素。初中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并通过教学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审美教育、思维训练以及能力培养。因此,初中语文教学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对培养学生的主体人格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应如何培养学生的主体人格呢? 一、 在阅读教学中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 学生主体人格的培养与形成在初始阶段受外界影响较大,但当他们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判断力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特别是自我意识觉醒后,就会自觉地选择、内化外来的人格信息,以社会普遍认同的人格标准作为参照系,审查自我人格的局限,发挥自我人格上的优点,克服自我人格上的缺点,进而在实践中运用主体人格的标准来指导、调节自己的行为,不断提高自己的自制力、自我监督和自我激励的能力。因此,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相信每一个学生,发挥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激励学生借助自己已有知识和经验去感受作品,读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的真切体验,不仅要教会学生读书作文,而且要教会学生从所读所写中了解自己、对照自己、分析自己,进而提高自己。此外,充分利用课文的信息,帮助学生选择认同的对象,如可组织学生从课文中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民族英雄、革命领袖、杰出人士的成功中,探讨其人格因素对事业成就所起的作用,使学生从这些具体对象身上获得启迪,帮助他们克服成长道路上的困难,从而形成完善的主体人格。 二、在写作教学中塑造学生主体人格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好文章大抵是在“物不平则鸣”和有感而发下写就的。对于一个练习写作的学生,我们常常忽略真实情感在作文教学中的作用,这不能不说这是我们现行作文教学中最根本的失误。也只有反正这种错误的作文教学观念和行为,充分认识到丰富心灵的泽润培育、人生世相的深刻感悟、情感的真实展现是学生作文的基础,并贯穿于作文教学的过程中,才能使作文的获得生命。因此,情感的极大丰盈,心灵的培育和充分泽润,人生世相的真切体验和深刻感悟,情感的自然裸露和心灵的诚挚呼唤,才会使学生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学生也就不会为作文而犯愁。更重要的是他们会积极主动地运用作文的形式来表达出自己感情。这时候,作文就是学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心灵、真实的自己,也是他们真实的需要。 人格的教育,是初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人格的培养,无疑也应该成为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说在作文中,学生真实袒露情感,深刻体察人生世相,充分展示个性写作和自由作文,必将闪耀出作文生命的光辉。作为教师,应珍视这种在作文中反映出来的可贵的真实感情、真实心灵。因为这种真实心灵一旦展现在我们面前,那是对我们老师极大的信赖。作为语文老师应该关注学生心理的成长、情感的丰润、意志的坚定、人格的完善。作文教学应更加关注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人的尊严、价值、个性、理想、信念、品德、情操的渐次完美,以达到真正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境界。 如果说通过思想教育塑造健康人格偏重于“晓之以理”,那么通过审美教育塑造主体人格主要是“动之以情”。例如,我在教学初二时,课本上有一篇作文题目,要求学生给父母写一封信。我饱含深情地讲述一位老师和她女儿之间的故事:该老师回忆女儿小时侯的趣事;讲述女儿长成之时,二人之间的“热吵冷战”;说现在对女儿的牵挂,女儿去北方上大学了。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的。最后,他拿出女儿上大学之后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是一个长大的女儿对父亲的理解和思念之情。同学们沉浸在他们父女之间的深情当中,不少同学还悄悄地拭泪。这位老师鼓励学生在信中与自己的亲人交流,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该老师不仅启发了学生的思路,更深入触及到学生心灵深处。 三、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思想教育和审美陶冶中汲取完善自我人格的情感力量,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内化为具体的信念和行为方式,进而形成稳定的性格特征。主体人格的培养,决不能搞“闭门修养”,不能搞封闭教育,我们要从社会存在、社会条件、社会需要出发,大胆将社会情况立体地展示给学生,加以必要的分析指导,让学生在善恶美丑的社会现实中接受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和锻炼,在各种社会生活、社会变革、社会交往中经风雨、见世面,培养主体人格,做生活的强者。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做生活的强者,必须学会创造,学会创造应是我们面向21世纪 教育改革最为基本的内容和目标。 人的素质是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经过学习、实践等活动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身心要素的整体系统。促进和培养学生的主体人格,是教育的基本功能,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目标。语文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现代语文教学就是要为提高学生的综合语文素质服务,进而为培养学生的主体人格服务。这既是初中语文教学的目的所在,也是时代赋予初中语文教学的历史使命,初中语文教学应积极地承担起培养学生主体人格的光荣任务。作为21世纪的语文老师,就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在实施素质教育塑造主体人格中寻求出更好更有效的途径。 初中语文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教学学生想象力的培养 一、善于创设一些想象空间,让学生尽情畅想 如教学诗歌《在山的那边》,我创设了一些想象空间:“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是海!”(这是现实的)“———是用信念凝成的海,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同学们仔细想想,这个海还是自然的海吗?学生纷纷讨论、总结:是抽象的海———是诗人以及我们的信念、目标、未来等)。又如教学《羚羊木雕》,我试着创设了这样一个想象空间:友情重要还是亲情重要?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基础上展开讨论、总结,在此,我将几个组的学生代表分为两个大组请到前面来辩论,一个组代表万芳,一个组代表父母,下面的同学支持哪方可举手帮扶辩论。一方说,父母既然把羚羊木雕给了我,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万芳对我那么好,送她值得。一方说,父母给你并没允许你送给别人,羚羊木雕那么贵重,你为什么不可以送其他东西?你把父母之情放到了什么位置了?这样的辩论训练,学生需要通过想象情节,添枝加叶,联系生活实际,丰富课文内容,然后用自己构想的语句加以表达,参与辩论。这样训练,有利于锻炼学生的抽象思维,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二、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 学生听老师说“评书”听久了,看黑板上“开拖拉机”看久了,必然乏味。原来,我在教学《月亮上的足迹》这篇文章时,自认为准备充分,讲得也头头是道,可学生收效甚微。近几年,我改用多媒体教学这一课:演示了登月的几个过程:准备发射———火箭发射———飞向太空———箭体分离———成功登月———人类足迹———离开月球———返回登月舱———进入黑暗区———打开降落伞。重点演示了登月过程———登月准备、飞向月球、登上月球、胜利返航。学生看得听得津津有味,可知想得也是入味入神。课堂讨论气氛活跃,学生们的兴致很高,教学效果相当不错。因此,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可使教学内容变得更直观、充实、生动、形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三、加强语言表达训练 从小学开始,老师就对学生逐步进行语言表达训练。初中语文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初中是一个人思维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在进行字、词、句、段的说写训练时,学生适宜专门用一个笔记本,记录好词佳句以及自认为优美的段落。对重点课文的生字词,可要求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选取五到十个词语进行连词成句、成段的训练,在班上评选优秀的,进行宣读、展示,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这样长久训练,学生写出的好语段就会层出不穷。教师还宜定时对学生进行小的、驰骋空间较大的作文训练,逐步拓宽学生的想象空间。这些活动将会为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奠定很好的基础。 四、丰富学生的阅历 丰富学生的阅历,包括培养学生阅读课外书籍和体验生活的能力。学生要多读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中国的“四大名着”,《聊斋志异》;外国的《安徒生童话》、《鲁滨孙漂流记》《海底两万里》等。它们可以开启学生的智慧,能为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打下基础。在教学中,可通过特定的主题班会、综合性学习,让学生走进自然,让他们接触花草虫鱼、名山胜水。大自然的山川河流———秀丽景色会丰富他们思维中的表象,进而开启他们的想象力。让他们走向社会,去体味生活的酸甜苦辣,去体味人间的冷暖。生活的情节也会丰富他们思维中的表象,进而开启他们的想象力。这样,他们在书本和现实生活中捕捉的形象多了,积累的表象多了,就会通过粘合、夸张、联想等方式,创造出更多的想象意境,这对培养学生的想象力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总之,学生脑海里潜在的想象力是丰富的。鲁迅曾赞叹道:“孩子是可以敬佩的,他们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象地面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钻入蚁穴。”作为初中语文教师,我们应灵活施教,有方法、有策略地培养好、发展好学生的想象力,尽量让学生在教与学中去展开想象,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让想象在学好语文、用好语文、提高语文整体教学质量方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初中语文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教学研究性学习 学会做人、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创造是面向21世纪世界教育提出的一个响亮口号。我国的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的行动计划明确指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这是从幼儿教育到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共同任务。《初中语文教学大纲》也明确指出: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创新精神","要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尤其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初中语文教学采用何种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创造?教学中,我尝试着把"研究性学习"这一新的教育理念和学习方式引入到初中语文教学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 以尊重学生为前提,保证"研究性学习"中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 教育领域有一个很知名的"三主论",即"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这本是一个很不错的命题。但在教学中,"学生为主体"却得不到真正的落实,很多教师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并没有真正体会"主导"的实质含义,而把"主导"演绎成了潜意识里的"主人"和"领导"。于是就希望学生顺从、听话;于是就有了老师"专场演讲式"的"满堂灌"、"一言堂";就有了学生正襟危坐的"聆听"。课堂上积极主动地举手发问的学生凤毛麟角。 学生们似乎也早以习惯?quot;起立--作答--坐下"的形式,希望接受训导,不想自己探究;喜欢听讲,不喜欢思考;爱照着练,不爱用心去创造。华东师大教授叶澜说:"没有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育就可能蜕变为'训兽式'的活动。"一个智商再高的儿童,当他的求知探索的冲动一旦泯灭于最富相象联想的年龄段,这个人一生的发展也就有限了;而一个国家,当它的国民的创造性探索精神普遍消失于学生时代,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就必然充满危机。可见,还学生主体学习地位已是时代的必然。而研究性学习的应运而生为 我们医治教学上的"满堂灌"、"一言堂"这一痼疾提供了良药。狭义的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选择并确定研究课题,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地获取知识来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本文所谈初中语文课堂的研究性学习是从广义而言的,它的着眼点在于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学会必要的研究方法,形成初步的研究能力,养成平等态度,具备独立精神以及相应的实践习惯。研究不是追求某种"达成度",价值取向不是向外的,而是一种学习方式,是养成观念,是提高和发展自己,是为终身学习奠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以往"授--受"学习方式的一种挑战。同时也使学生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发展有了切实的落脚点。 要使学生这一"主体""主动地探索、发现和体验",教师必须切实转变观念,树立服务意识,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教学中要着力组织激励学生进行讨论研究,刺激学生的发现欲,从而让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让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得到充分的体现。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无论会不会答,都应给予热情的表扬和鼓励,表扬他们勤于思考的可贵精神,鼓励他们敢于在别人未发现问题的地方大胆质疑的勇气。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权利和学习个性,真正保证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 语文教学之所以要保证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也是由中国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中国语言文字本身就具有模糊性,由此也就决定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多义性。一篇文章往往能提供给读者多角度的理解。"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因此,对一篇文章,就应该允许有各种不同看法的存在,允许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既然如此,学生提出自己不同于老师、不同于教参的理解,又为何不可呢?教师的作用是指导学生学会阅读,而并不是一定要学生接受老师的观点。也只有这样,我们的语文课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才能真正让学生有属于自己的思维空间,从而使学生在主动的探索、发现和体验中增进思考力和创造力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二、 以课堂提问为突破口,营造"研究性学习"的氛围 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们 在符合他们身心特点和发展水平的探究活动中,常常兴趣盎然,动机强烈,情绪高涨,接受知识和综合运用知识的效率也特别高。而"研究性学习"较之其他语文实践活动更需要主体发挥能动性、创造性。可见,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对研究性学习来说具有重要的特殊的价值。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教材的兴趣。"只有学习者对学习内容充满兴趣和疑问,其思维才会处于积极主动的活跃状态,从而产生研究的欲望,积极主动地去阅读思考,对课文作出较为深刻甚至是独到的评判。 如在教授《死海不死》时,一开篇就让学生思考:题目中两个"死"是什么意思?"死"与"不死"矛盾吗?文末又说,"死海真的要死了",这个"死"又是指什么?这一番提问,很好地激发了学生对课文的兴趣,他们急切地研读课文找答案。最后,当学生理解了"死"的三个不同含义时,也掌握了死海的特征以及形成过程。本来一篇看似枯燥无味的说明文却能使学生学得饶有兴味,关键在于教者如何结合教材实际,抓住突破口,把它转化成学生感兴趣的"问"。 再如:讲授《孔乙己》时,一开始就问学生:"孔乙己姓甚名谁?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却又一下子难以回答的问题,很自然地迫使学生认真地研读课文,兴趣盎然地深究其名?quot;来源",在此基础上,教师顺势利导地让学生认识孔乙己没有名字的深刻性,也解决了本文的教学难点。可见,激疑激趣的疑问,会诱发学生研究的欲望,让学生学得主动积极,学有所悟,学有所得。 当然,要上好一节语文课,要使课堂始终处在一种研究性学习的氛围之中,单靠一两个提问是不够的,它需要教师站在高处,从整节课整篇课文来谋划,设计出一组有计划、有步骤的系统化提问,这样的提问才有一定的思维深度,才能激发学生研究的欲望,使课堂在研究性学习的氛围之中从多方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乃至创造能力。如在教授《变色龙》一文时,可以采用这种分层设问的方式进行教学。教师先提出问题:奥楚蔑洛夫斯的基本性格是什么?这个问题学生较容易回答出来--"善变";然后再问: 他"善变"的特征有哪些?这下学生的热情高涨,纷纷答"变得快"、"反复无常"、"蠢"、"好笑"等;在此基础上,老师继续问:他虽变来变去,但有一点是没变的,那是什么?学生由于有了前面的问题作铺设,可以不费劲地回答:"看风使舵"。最后,教师就顺势利导,提出下面有一定深度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他一变又变?作者为什么要塑造这个形象? 这样一组从易到难,环环相扣的设问,在教师的引导下,在学生反复研读课文地过程中,学生对本文重点难点的学习很容易地就解决了。 三、 以课堂讨论、辩论为形式,促进"研究性学习"的深入 《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指出:"教学过程应突出学生的实践活动,指导学生主动地获取知识,科学地训练技能,全面提高语文能力。要提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尤其是启发式和讨论式,鼓励运用探究性的学习方式。要避免烦琐的分析和琐碎机械的练习。"教学实践表明: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充分激活学生的思维,尤其是创造性思维,促进"研究性学习"向纵深发展,离不开课堂讨论和课堂辩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教师真正作到"精讲",学生已理解的坚决不讲,不是教学重点的不讲或少讲;不能面面俱到,不能全面开花,也不能不动脑筋地把教参上的东西和盘端给学生。而应当鼓励学生认真思考,鼓励他们质疑问难的探索,帮助学生克服思维惰性,帮助学生摆脱尽信书,尽信教师的思维桎枯。引导学生不仅从常规常式上去生疑,也从特殊变式上去生疑,教会学生思。并通过与人交流激活思维,解开思维的"死结"迸发创造的火花,发展创新能力。其次,要改变备课、授课的方式,把"教学目的"改成"学习目的",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详尽写出每课所需达到的知识、能力、情感、创造等方面的目标。从授课上,应留给学生教学活动的空间、时间。如果可能的话,每篇课文都要提供给学生讨论的话题,让学生思考和探索,拓宽他们的思路,进行多角度的思维。话题可以是学生质疑提出的问题,可以是课文中有争议的问题,也可以是对课文的评述性问题等等。这时教师的任务是为学生的讨论、辩论获得预期的效果提供帮助和指导,引导学生把"研究性学习"引向深入。 如上完《愚公移山》后,我就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组织了一场"愚公移山还是搬家好"的辩论赛,同学们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的学生认为愚公不必移山,他或可以搬家,或可以开山辟路,或是靠山吃饭发展经济;甚至有学生认为愚公"投诸渤海之尾"的做法是利己不利人,是破坏环境、破坏生态等等。在教授《曹刿论战》一文时,我就曾组织过一场"鲁庄公真的'鄙'吗?"的讨论会,引导学生结合时代背景辨证分析鲁庄公的形象,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会上同学们畅所欲言,有的同学说:鲁庄公作为国君,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不仅能够接见曹刿,,而且还能诚恳地与之探讨战前的政治准备,礼贤下士,任人唯贤,这说明他是开明的,这在当时封建专制社会是难能可贵的。还有的同学说:在"长勺之战"中,鲁庄公作为国君虚心听从曹刿的指挥,甘愿扮好"配角",这说明鲁庄公具有明君的胸怀……最后,同学们一致公认:鲁庄公并非传统说法的平庸国君、昏君,而是一位明君,只不过是一位缺乏军事才能的明君罢了。 在学习《孔乙己》《范进中举》这个比较单元时,我也采用了讨论为主的教学方式。鼓励不同意见的同学持之以据地分析,然后也从课本出发,点拨学生,让他们在相互交流与碰撞中,深入领会文章,从而达到了研究性学习的目的。 四、以小论文、小作文为依托,形成"研究性学习"的结果 初中语文研究性学习重在过程,思维方法的学习和思维水平的提高。语文研究性学习的成果不一定是"具体"有形的制作"成果",它可以是自己的一种见解,一种认识,甚至可以是一种由此及彼的联想。这一学习过程不在于学生观点是否新颖,见解是否独特,而在于研究性学习过程所体验到的学习乐趣,在于对课文深入理解领会后的倾吐表达,而这也正是大纲所要求的。因此,在进行完课堂讨论或课堂辩论后,我往往要求学生把他们讨论、辩论的结果、心得写成小论文或读后感,或就课文的思想内容、写作特点的某一点写出自己的认识。有时还要求学生对课文进行改写、缩写、扩写等等,以练为主,成文即可,不作过高要求,以此来培养他们的研究意识和写作能力。在小论文的写作中,我要求他们做到行文规范,所引用材料都必须标明出处,在文后注释;另外要符合逻辑,观点鲜明,论据充分不空发议论。以此养成研究的习惯,培养研究的能力。 如在学完《孔乙己》之后,同学们就写出了《我说孔乙己》、《孔乙己之死》《孔乙己是个可笑又可悲的人》、《孔乙己是个可怜又可憎的人》、《走进孔乙己》等文章,学生们深入挖掘教材各抒己见,由表及里,全面深刻的分析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从而带动了对文章主题的理解。 教育家赞可夫说:"学生积极的情感、欢快的情绪,能使他们精神振奋,思维活跃,容易形成新的联系。而消极的情绪则会抑制学生的智力活动。"实践证明,学生对语文研究性学习这种不仅以获取知识为目的,而且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式是有极大兴趣的,在活动中同学们焕发了极大的学习热情,在教师的引导下,深入挖掘教材质疑解疑,尝到了语文学习的快乐,主体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学生的语文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初中语文教学论文:关于初中语文教学中创新能力培养的探讨 论文关键词: 初中语文教学 创新能力 培养 论文摘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将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广大教师要适应时展的要求,在教学实践改革中适时正确引导,不断创造条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本文就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进行了探讨,首先从教师要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再到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然后要突破课堂教学空间,创设语文实践天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最后通过采用新技术,新手段,实现教师与学生的“零距离、无缝式”互动教学,从而实现对语文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众所周知,历史上凡是作出辉煌成就与突出贡献的人,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创新能力是立足于21 世纪的通行证,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那么作为培养创新能力的“主渠道”之一的语文课程[1-2],更要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语文课要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首先要立足于课堂教学。语文教学必须注重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为了使学生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我认为语文教学应进行下述的教学改革探索,这样不但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教师首先要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应试教育观念的束缚,有些语文教师教学模式单一,照本宣科,不让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有个性的学生不能积极看待,极大地挫伤了学生的创造热情。由此可见,教师必须更新教学观念,不断加强教育教学能力的修养,使自己首先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能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在语文课堂上的听、说、读、写的教学中,要突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注重学生参与意识、探索精神、合作精神与创新意识的培养,为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展提供条件、创设氛围。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语文教师首先要把自己视作课堂上的“导演”,由原先的演绎知识的“演员”转变为指导学生掌握知识的“导演”,要对知识的重、难点和来龙去脉吃深吃透,并要摸清每个学生的心理特征,掌握其思想的差异性,恰到好处地兼顾好、中、差各类学生的接受能力,让课堂的每个“演员”开动脑筋,主动表演。并且要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去感悟,去思考,去钻研,去实践,探索知识的奥秘。对于学生的见解和看法,不要马上给予肯定或否定,以免挫伤学生探索的积极性,影响学生踊跃回答问题的情绪,也不要在学生答案不着边际时出面,而要适当地鼓励、启发、引导,让学生品尝找出正确答案的愉悦,激发好奇心和求知欲。 三、突破课堂教学空间,创设语文实践天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语文创新教育的培养贯穿于听、说、读、写等实践活动中,语文教学应变传统的概念化教学(只注重知识传授的教学)为实践性教学。如教学《范进中举》一文时,我就让学生自己将其改编,这大大激发了学生积极参与的积极性,个个都积极地研究教材、把握剧本,都真正成了剧中人,想过把“演员”瘾,这样也就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动口、动手、动脑能力,突破了课堂教学空间,为学生开创了语文实践天地。同时开拓了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四、采用新技术,新手段,实现教师与学生的“零距离、无缝式”[3]互动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学及教育机构引进了多媒体教学设备,以提高教学质量,完善课堂授课效率,如果能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手段,实现教师与学生的“零距离、无缝式”互动,则一方面解决了互动与教学进度的平衡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了“不完全”互动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现阶段的互动式教学工具主要有“电子白板”和“抢答系统”两类产品。“电子白板”全名为“多功能交互电子白板”,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把许多宏观、微观的景象清晰地展示在学生眼前,带给他们非常直观的视觉感受,使得学生的体验更直接,感受真实,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是传统授课方式所不能比拟的。另外,抢答系统是基于无线通讯技术的互动教学产品,通过现有的多媒体教室进行互动问答,随堂测验等活动,能够将课堂上每个成员的情况及时反映到这个系统中来,学生可以通过自已手中的遥控器来查看自已的答题情况等。互动教学系统的广泛应用,将解决课堂教学的一系列难题,将为教学提升授课实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起到了卓有成效的、积极的作用。 创新教育已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主旋律,初中语文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其课堂教学应是实施素质创新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初中语文教学要立足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能力,想方设法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利用多种手段,多种技巧,多种途径,对学生进行创新实践训练,激发出学生智慧的火花,进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的一代新人。 初中语文教学论文:试析多媒体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论文摘要:在初中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突破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而多媒体课件的应用也使语文作业方式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革。但是需要教师注意的是,多媒体课件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的应用要适当、高效,不要喧宾夺主,更不可因为过多地使用多媒体课件使学生在课堂上缺少了文本的阅读。 论文关键词:多媒体 初中语文教学 应用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逐步走进了初中语文教学过程当中。因此,初中语文教师要能正视多媒体带来的优势,帮助学生通过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更好地掌握语文的基本知识,提高语文能力。但是需要教师注意的是,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是根据语文教学内容出发的,并非所有的语文教学课堂都必须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更不是在每节课语文课堂教学中过多地使用多媒体。只有适度,才会将多媒体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一、利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1.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让学生可以更好地进入教学情境。在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多媒体课件以其音、形、视频等多角度带给学生感官的刺激,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更容易进入到教学情境当中。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要制作符合学生心理特点以及教学要求的课件,让学生在教学课件的帮助下获得最大程度的帮助。如在初中语文八年级下册《小石潭记》的教学过程中,如果仅凭教师的讲解,学生无法理解小石潭的美景,而采用多媒体课件可以完美地展示小石潭美妙的自然风光、奇特的自然现象,可以将小石潭美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优美的教学情境当中,伴随着学生吃惊的眼神以及活泼、生动的乐曲,学生更好地体会到作者在小石潭边乐忧相间的心情。 2.多媒体课件的应用更好地促进学生的语文思维能力的提高。多媒体课件辅助语文教学,因为视频、音乐以及图像的介入使枯燥的语文课堂变得生动有趣,使学生对语文课堂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以及强烈的求知欲。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发展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借助多媒体课件的辅助提高语文应用能力。如在《小石潭记》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观看小石潭优美的景色视频,结合文本对小石潭的描写,谈一谈自己心中感受到的小石潭,再用语言描写出来,并说一说对所见景物的感受,从而更深入了理解作者的心境。另外,教师结合多媒体课件以及文本的景物描写加深学生的朗读效果,让学生在朗读中产生愉悦感,从而提升学生多方面的语文能力。 3.采用多媒体课件优化课堂教学,呈现给学生更多的学习资源。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使学生通过多种感官获得了最大的信息量,有效地优化了课堂结构,加大教学容量,使学生获取知识的效率提高。在多媒体课件的辅助下,语文课堂教学更趋于开放性,语文课堂也变得更有活力。多媒体课件不但将课本上的学习资源有效地呈现给学生,而且与课文相关的一些阅读文本以及视频资料也根据教学环节的不同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可以更为自主地进行拓展阅读以及合作交流,让学生的语文能力在阅读中延伸,在研读中发展。 4.多媒体课件的应用帮助学生更好地突破了教学重难点。多媒体课件走进了初中语文课堂,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更好地感知到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教师通过多媒体课件直观地启发学生的思维,从而攻破了学习的难关。如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第12课《闻一多先生的说与做》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多媒体课件出示作者简介以及作者与闻一多先生之间的关系,并介绍闻一多先生的生平,再通过多媒体课件出示应该让学生掌握的重难点让学生进行练习以及思考,使学生在词句的积累以及重点词句的品读中更好地品味闻一多先生的品质以及精神,步步深入,曲径通幽,较好地把握了文本阅读的重难点。 二、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使语文作业方式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革 1.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使教师当堂批改作业的方式发生了变革。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教学在传统作业方式的基础上,更加彰显了现代信息技术带给初中语文的变革。在语文课堂上,教师通过多媒体课件对学生当堂作业进行批改,让多媒体课件成为教师当堂批改作业以及辅助教学的重要工具,对初中语文的教学研究提供了帮助。 2.多媒体课件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完成教学过程,使语文很多作业都可以当堂完成。多媒体课件将课堂进行了延伸,使学生扩展视野,积极思考,主动探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习效率。因此,很多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学生在课下完成的语文作业都可以在课上通过多媒体课件解决,并且当堂批改有效地加深了学生的记忆。在这个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交互沟通、生生之间的互动都让学生乐于参加课堂练习,并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语文能力。 三、多媒体课件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的应用要适当、高效 1.多媒体课件的应用只能放在辅助地位,切不可主次不分。尽管多媒体课件的应用可以帮助学生掌握重难点,也可以帮助教师培养学生的语文思维,但是并不是说教师一味地在课堂上使用多媒体就能够创建高效课堂。在多媒体的使用上,教师只能把多媒体课件放在辅助的地位,而不能因为多媒体的使用忽略了文本本身的阅读,忽略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因此在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上教师要注意不要让多媒体课件喧宾夺主,要让文学语言的魅力占据课堂。如在《晋祠》的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中,教师可以通过逼真的图像、典雅的配乐展现晋祠的优美和悠久的特点,但是教师在学生进入情境之后,要让学生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朗读、品读思考,而不是让学生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美的视频中。 2.多媒体课件在语文思维的培养中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教师还要注意尽管使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但是要给学生预留想象的空间,让学生能够以自己独特的想象感受到文本的内涵,还要让学生通过相互交流以及独立思考完成语文能力的提升,切不可让多媒体课件代替学生思考,出现多媒体课件使用过多过滥的情况。教师除了关注多媒体课件带给学生的正面影响之外,不要忽略了师生交流以及生生交流,让人机对话削弱思想的碰撞和情感的交流。 总之,教师要想让多媒体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得到高效应用,首先要学会根据教学内容以及本班学生的实际制作适合本班学生的多媒体课件,其次教师要摆正多媒体课件在课堂中的位置,不要让多媒体课件喧宾夺主,要让多媒体课件真正发挥出应有的辅助作用。教师要采用多媒体课件更好地帮助学生突破教学的重点难点,通过多媒体课件对多种感官的综合刺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扩大课堂容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训练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以及语文应用能力。 初中语文教学论文:谈初中语文教学如何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论文关键词:人文素养 道德 规则 论文摘要:中学语文课堂以实现提升人文素养为目的,关键是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精神,使其成为具有高尚情感和道德修养的人。 中学语文课堂中,教师怎样紧紧围绕教材,挖掘其中的人文因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实现提升人文素养的目的? 首先,坚持抓住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培养这个根本。从学生人学开始,就教育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爱它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为它的富强尽心尽力;教育他们了解我们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为人类及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让孩子们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有自豪感的人一生是无比高兴的,是充满信心的,这样的人生才会有许多创造奇迹的可能。“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民族的楷模,詹天佑、钱学森为祖国和民族创造了奇迹,神五、神六、神七的六位航天英雄,没有对祖国的爱,没有铮铮铁骨为民族献身的精神,何以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教学中,应紧扣教材,结合现实,积极培养学生这方面的情感。 其次,爱的教育是主导,树立理想,拥有科学精神。人世间的一切作为都应该源于爱,一个有爱心的人是幸福的,也是快乐的,更是会有所作为的。我们对学生应进行广博的爱心教育,让他们爱惜生命,爱自己、爱家人、爱亲朋、爱自然、爱生活,用爱心去对待一切,才会甄别真善美与假丑恶,有了爱心才会对社会做出更大贡献。朱自清的《春》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爱,《谁是最可爱的人》更体现了爱的崇高。尽量张扬文体中爱的成份,让学生明白,爱人与被爱都一样光荣和幸福。 对学生经常进行理想教育,把每天做的事都称为理想,做好每一天的事,实现每天的理想,让学生有成就感,不盲目、不虚空;把短期目标与远大理想结合起来;七年级上册教材一、二单元的内容就是对孩子的人生理想教育,有了理想,就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催人奋进。 教育学生学习科学,相信科学,运用科学是认识一切事物的基本出发点,有科学精神和意识,用科学道理解释所有现象,让学生感到学而有用,更有一种探索的欲望和动力。现实中的事例证明了这些,“嫦娥一号”升空探月,“神七”多人多天飞行,成功出舱活动,让学生知道中国科技的发展水平,读一些科普文章,用科学的眼光了解身边的一切。 再次,坚持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感和道德教育。人最可贵之处应是讲道德,能合理渲泄情感;与家人、亲朋之间要讲亲情,父母的养育之恩不能忘,师生之间的培育之情不能缺,懂得感恩,学会感恩;利用教材对初中学生进行健康而高尚的爱情教育,遵守婚姻道德,这是人类良好秩序的开始。 我国是一个有优良道德传统的民族和国家,从文本中挖掘其本质内涵,教育学生从中吸取精华,讲社会公德,诚实守信,同情并帮助弱者,是一个不断走向完美的必然。让学生知道,追求高尚你就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追求低俗你就会成为一个低俗的人;高尚的人时刻受到别人的敬仰和爱戴,低俗的人则会被别人和社会唾弃。 最后,教育学生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守规则的人。社会进步要求人的文明和进步,特别在物质相对丰富的今天;人与人之间沟通日益密切与快捷,文明既是一个人素质的体现,更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让学生不断更新观念,多谈一些这方面的时新短文,体会其内涵。知道尊重别人,尊重自己,礼貌待人,与人友好相处,这是一个人走向文明高尚的必然之路,更是一个人继承和发扬礼仪之邦优良传统的义务和责任。特别抓住北京奥运期间的事例。感受讲文明、守规则会受到世人的赞誉和敬仰,我们也感到无比自豪。 社会要进步,更要协调发展,就需要用规则来看守这个世界,就要教育学生遵守法律和道德,更应遵守一些其他规则,如交通规则、网络规则、校纪校规等等。自己守规则了,也就有更多方便与自由了,大家都有了这种意识和做法,社会才会进步的更快。 要达到以上教育目的,当前语文教育应急需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教师敢于打破常规,教书育人并重。只有把学生、教材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才能体现教育的意义和实质。只要把学生引导到勇于创新,不断进取的道路上,教育的功效就会事半而功倍。 第二,必须改革评价体制。人的全面发展应当占有很大比重,它是一个指挥棒,左右着教育的成与败。终端管理有很大的片面性,使很多孩子被埋没,成为碌碌庸人,新课标三个阶段的培养目标是灵魂,是标准。根本改变考试、甄别、淘汰的做法,应该是考试、甄别、培养的模式,让人人都有成才的机会。 第三,营造一个良好的育人氛围。从社会到家庭、学校,从老师到学生及家长,都认识到人文素养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归宿。很少人认为这是个人问题,等大家都这样做了,我再行动,其实,人人都行动,良好的风气自然形成,润物无声的功效会自然显现。解决这些问题,从前面几个方面去培养和努力,我们定会培养出一大批有德有才,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有用的合格人才。 初中语文教学论文:新课标下农村初中语文教学之我见 四川省安岳县城北九义校 李少雄 新课标的推行,是对教师的一个最大的挑战,首先是教师应有的知识观的挑战。如果教师是满足于现有的状态,而不随着时代的步伐,那他一定会被时代所淘汰。我们的教师应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其次,教师的角色的转化。教师要有新型的教育教学观,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学生变为主动学习者。而不是以前的被动接受者。教师在这一点上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来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我认为农村学生的语文教学要和城市里的学生的语文教学要有所区别,要体现农村的特定环境。走一条适合农村初中语文教学之路。农村的学习环境决定了农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没有城市里的高。农村的孩子就业压力不大,认为只要吃得苦,学不学也没有关系。一部分农村家长也是这样认为。另外一部分,是学生家里经济压力大,学生不能安心读书。在这种特定环境下,农村初中生学习没有城里的学生主动好学。语文知识面太窄。再加之农村小学教育远比城市小学教育落后,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新课标一直宣传要注重“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孔子也说过要“因材施教”,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正视农村教学的薄弱这一现状呢?针对农村教育教学,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呢?这一条路肯定要和城市教学有所区别。是不是走一条城市包围农村的路呢,还是走一条农村自己的路?但这一条我认为还是要遵循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要做到因材施教。可以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实行继承、摒弃、改革、创新的教学观。这对我们农村的教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农村初中语文教学如何走自己的路呢?我认为首先还是要认识到语文是一门交际工具的学科。是一种和人们生活紧密联系的学科。也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审美观教育的重要基地。对学生字词句的积累仍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是学生理解说话写作的基石。农村学生和城里学生的差距也是从这里体现出来的。加强诵读。加强造句练习。加强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 特别是现代文的诵读,优美的语段的背诵。古诗文的背诵。这是传统教学中好的部分,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作文教学还可以降低要求,不要把每一个学生当成作家来培养。可以多增加口语交际的培养。在这方面教材还应加大篇幅,多设计生活中的情景。让学生多练习。这就是摒弃和改革。语文教学的创新要体现在教材的创新上,教材的内容要让农村学生所喜闻乐见,更要切合学生的实际。语文教学的创新还要体现在教师的教法的创新上,要做到因材施教。教师要针对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方法,以适应学生。其次语文教学的改革要体现在考试制度的变革上。这是对语文教师的一个大的指导性变革。语文试卷也要体现农村的特点。
社会教育论文:论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论文关键词]社会教育运动;乡村社会变迁;陕甘宁边区 [论文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教育运动,包括消灭文盲、改良卫生、反对巫术、劳动教育与“二流子”改造等内容。这一教育实践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而且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情感和意识。农民生活的中心由此从自家的场院转移到党所期望的集体行动框架中,从而为党的政治动员奠定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20世纪20年代以来,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西北地区开始活跃着革命的力量。但此时“陕西共产主义运动仅集中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小圈子里,与工人和农民隔绝。”随着中央红军的北迁和中共战略重点转向陕北,这一格局很快被打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革命政权在这里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这是一系列革命战略和政策实施的结果。本文选择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运动作为研究视角和切人点,来剖析这一区域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变迁过程。 一、革命前的社会生态 陕甘宁边区地处“五路襟吼、边睡之郡”的“秦地要区”。这一区域因处在陕甘盆地,向有“山高河低、无由灌溉”的特点。在冬季朔风强劲时,风沙蔽天。独特的地形风貌造就了西北地区特殊的居所结构—当地人称之为“土窑”。民国以来,陕甘军阀割据称雄,这里一度成为中国土地最贫穷、地方最荒凉和人口最稀少的区域之一。 这是一个典型的封闭世界。传统习俗主导着老百姓的生活:“一年四季吃冷水、常不洗脸不洗手,作饭不洗米,上炕不拖鞋”,“他们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妇女中没有剪短发的,很多人还缠足。这里的习俗还规定女子不能陪客人吃饭,她们“除了家庭缝纫造饭外,不事他事。’,在文化教育上这里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学校稀少,知识分子更是凤毛麟角。由于生存条件恶劣,这里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一项统计显示,在共产党进人陕北以前,边区一些地方成人的死亡率是3%,而婴儿的死亡率高达60% 。在这样的状态下,老百姓们普遍相信神和巫术的力量.它被当作可以治病的权威.因而存民众中享有普遍信仰,尤其“在缺乏卫生设备的乡村,几乎包办了民间的‘医药”,。“生病请巫神,不许说小孩子胖,有老毛病医治不好,或女人不生孩子,就要忌口或背上挂上一块布符。吃饭先敬神”。各种禁忌和习俗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巫婆神汉成为人们倚赖的对象。人们关注的也只是“自己那四面泥墙的小田地”,对思想、人类、文明并无兴趣。革命的力量进驻到这里时,面对的正是这样一块贫穷、封闭和被人遗忘的地方。 二、社会教育运动与革命改造 作为共产党进行社会改造的重要手段之一,社会教育运动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有相当的发展。随着中共战略根据地的北上转移,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战士将江西苏区的经验和模式在陕北扩展开来,从而使这一江西时期更多停留在文本里的“工农教育”路线在延安具有了充分实践的空间。由于这一路线强调大众教育而非精英教育,扫除文盲、传播日常生活的基本技能成为其主要诉求。 (一)普及教育,消灭文盲 1937年4月,特区教育委员会提出“普及教育,,的口号,要求“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给予“每个特区人民受教育的机会”。为了迅速改变老百姓的思想状态,边区政府在1939年制定了《普及教育三年计划草案》,提出强迫教育制度,来督促老百姓参加。一些区县利用自上而「的组织力式,利用各种办法来强制民众参与,包括限制人身白由(扭送基干班受训、接受组织批评等)和实物处罚(罚钱、罚油、罚柴禾等)等力.式。 1944年,为了适应陕北分散的乡村环境和老百姓“照顾门户”的需要,共产党在社教运动中开始实行“民办公助”形式。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每村都有一个民办的村学。各村通过村学组织来开办冬学、夜校、识字组、读报组等。在课程的内容设定、教员的聘用、资金的筹措、学习时间的长短等以需要和实用为原则。比如从当地农谚、春联、歌词或报纸中选择教学内容,教他们如何种菜、纺织以及记账、写信、写路条、写契约、打算盘;避开生产时间、灵活采用集中或分散的方式进行等。这些举措直接针对成年农民而设计,容易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受到乡村社会民众的欢迎。 (二)改良卫生,反对巫术 倡扬良好的卫生习惯,以科学方法接生,降低死亡率,促进民众身心健康是边区社会教育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党在边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进行这一教育和改造工作。比如进行普遍的清洁卫生教育,从身体、衣着、住宅、饮食、便溺等各个方面规定了详细的卫生细则:不喝生水,食物防蝇,灭蝇灭蛆,修好井水窖,人畜分居,修厕所,开大窗,通烟筒,勤洒扫洗浴洗衣晒被等,以其改变人们旧的生活习俗,形成新的卫生习惯;还特别对家庭妇女进行妇婴卫生方面的教育和指导,让妇女了解卫生常识,以新生法接生,从而减少因不卫生而导致的婴儿死亡;同时,在各地开设卫生门诊,派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培养医护人员,包括会新法接生的助产妇,改造巫神等;卫生教育普及很快成为边区群众文化运动的第一等任务,“救命第一”、“卫生第一”就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在提倡讲卫生,用科学方法治病之外,边区也进行了破除和改革其他旧习俗的努力,包括禁烟、禁赌、提倡放足、破除买卖婚姻等。比如在许多新秧歌剧中,直接以老百姓身边发生的故事、熟悉的人物作题材,采用当地的语言来创作或改编唱词和剧本,像《买卖婚姻》、《小姑贤》、《算卦》、《神虫》和《回娘家》等剧作就将当地老百姓婚姻生活中的童养媳制度、家庭生活中的家长制作法以及算卦敬神之类的旧习俗在舞台上展示出来,让那些顽固的坚持旧习俗的角色当众出丑,从而批判和谴责这些旧习俗。另一方面,将革新者塑造成代表正义和真理的高大形象,让老百姓在看戏中改进生活方式、废除不良习惯或转变看法。为开展反迷信运动,边区政府还发起反巫神运动和巫神坦白运动。“向群众暴露他们的罪恶,用群众的力量来斗争他,感化他,使他改邪归正,好好重新参加劳动,重新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公民。”边区还展开了推广模范医生—崔岳瑞的运动,以巫神的敲诈害命和医生的治病救人的事实提高老百姓的觉悟,选择正确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劳动教育与“二流子”改造 在社教运动中,对劳动和生产的关注源于当时边区为克服物质匾乏和生存危机而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但也因此在边区树立起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随着对“二流子”改造工作的开展,这一目标和诉求更加明显。为了强制“二流子”们的思想和行为转变过来,边区社会的各种力量都被调动起来。比如让小学生劝说他们身边的“二流子”戒烟戒赌,督促他们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黑板报、墙报等大众媒介上公开“二流子”们的恶性,或者报道“二流子”转变为劳动英雄的事迹,让其他“二流子”受到震动以改邪归正;或者让那些因受到感化而转变过来的“二流子”到冬学里来做讲演,讲述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自己所受的待遇,借以劝导其他“二流子”们参加劳动改造。 三、乡村社会的激荡与变迁 革命政权在边区进行的社会教育运动和改革计划给乡村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不仅乡村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新的讯息,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生活模式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某些变化。集体主义的革命新观念在民众中也慢慢扩散开来。 (一)“村民公约” 在1943年5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来自绥德县延家川二乡张家村“村民公约”,其内容如下: 一、全村人,勤生产,丰衣足食,生活美满。 二、不吸烟,不赌钱,人人务正,没个懒汉。 三、不吵嘴,不撕斗,邻里和睦,互相亲善。 四、多上粪,仔细按,人畜变工,大家方便。 五、秋翻地,锄四遍,龙口夺食,抢收夏田。 六、婆姨们,多纺线,不买布匹,自织自穿。 七、多栽树,多植棉,禾苗树木,不许糟践。 八、识字班,好好办,不误生产,又把书念。 九、抗工属,优待遍,吃的又饱,穿的也暖。 十、公家事,认真干,公粮公款,交纳在先。 一十一、生产事,议员管,服从检查,接受意见。 十二、好公约,要实现,谁不遵守,大家惩办。 这些公约大多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语言来表达,使老百姓一看就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随着这些新的公约、生活制度进人乡村社会,变工、生产、支前、读报、识字、卫生等行动便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规范的大众化和乡村化弥合了乡村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的鸿沟,进而为开展乡村社会集体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新式家庭会议” 1944年,《解放日报》连续登载了几则有关家庭生活的报道。其中一个报道是这样的:一个曾经实行家长制的旧家庭,由于内部不团结,家庭成员生产情绪低。后来,在政府人员的帮助下,全家订立了生产计划,组织起来进行家庭改造。结果,家庭生活走向民主化:家庭实行会议制度,在家长决定家务事时征求全家人的同意。在生产上则实行家庭内部分工,各尽所能。他们还实行节约和奖励制度,因而全家亲密又团结。文章最后将这个家庭誉为“新民主主义农民进步家庭中优秀的典型”。 在这些类似的报道中,我们注意到,改造旧式家庭的直接目的是促进生产,推动边区经济发展。在当时边区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这一点更为迫切。但同时,以家庭民主化为基础的新型家庭关系模式对乡村社会的秩序和改造带来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和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会议开得好,婆媳和睦了,两口子不吵架,打骂孩子的现象也少见了。”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又进一步加深了乡村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另一方面,家庭民主化的推行使得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儿童在家庭会议上都可以参与,可以发言和讨论。换言之,对边区社会的改造而言,家庭会议更为深层的意义可能还在于它“造成了一种智识活动和自由发问的空气”。它教会了人们如何组织、开会和讨论。许多新的信息、观点可以通过这一关系网络来传播、加工,然后得到理解。这是一个重要起点,它提供了一个政治启蒙和实验的场地。 (三)组织化的乡村生活 在社会教育运动开展的过程中,边区社会律市起广泛的大众教育组织,如小学、冬学、村学、识字组、夜校、民教馆、读报组、黑板报、秧歌队、卫律小组等。这些文教组织和经济组织(如农会、减租会、变工队、妇纺小组、合作社、运输队)、军事组织(如自卫军、民兵、少先队及儿童团)将边区社会民众纳人一个组织化的生活世界。 在这个生活世界,战斗、生产与教育融合为一体。由于个体处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新的信息、观点不仅会在那些最先受到感化的个体那里引起共鸣,随后也会通过各种组织和关系网络来传播和加工。因此,其他的群体或多或少也都会卷人其中。换言之,通过这些组织和关系网络,乡村民众的心理和意识被重新塑造,对于这一过程的意义和价值,曾深刻洞察:“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提高,文化也会进步,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不仅获得知识上的增长,也增强了对党的号召、政策的了解和理解,从而强化了对党的权威的接受和认可:“凡是有好的读报组和黑板报的地方,那里对政府政策法令和上级号召就容易贯彻,生产卫生教育各项工作就容易开展,而且可以少开多少会,凡是有好的通讯组织的地方,那里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就容易了解,而且干部在政治和文化上就能得到迅速的进步。”在这种团体生活中,老百姓的眼光开始突破家庭的小天地,他们开始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感受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浪潮”。 四、结语 社会教育运动的基本诉求是扫除文盲,推广农业生产和卫生保健的科学知识,并改造旧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而提高乡村民众的抗战热情。通过教育机会的大规模增加、基本医疗卫生设施的普及,以及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化,并辅之以丰富多样的组织形式、各种灵活机动的方针策略,党的文教工作者在乡村社会掀起识字扫盲、学习新知识、改造旧习俗的社会变革热潮。这一浪潮推动了乡村社会的改造和变革过程,扩展了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影响,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社会教育论文:抗战时期中共群众动员的组织机制论析——以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 [论文关键词]正式组织;社会网络;政治动员 [论文摘要]本文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阐释了正式组织和社会关系网络在党的群众动员中所发挥的功能及其互补作用。为了有效地动员民众,中国共产党首先以正式组织为起点,将动员对象最大范围地吸纳进来。在正式组织的框架下,以“革命道德”标准确定各个不同的群体在组织中的位置。在寻求行为一致、目标认同的基础上,党利用非正式组织来推动和促进集体行动,将湮没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激活。 1935年秋,随着中共长征落脚陕北,陕北成为中国革命新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进行着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革命和改造工作,力图使共产党的影响渗透到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以便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打下基础。而一种社会秩序基础的稳固性在于创造有效的社会关系。正如社会学家所揭示的,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但带来了行动动员的条件,也提供了适当的环境以形塑特定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中国共产党在陕北乡村社会的诸多举措,正是通过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过程,在边区乡村民众中间建立起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来塑造一个惯于集体行动的乡村社会,从而为党的群众动员提供结构性的条件。本文即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共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阐释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在中共群众动员中的作用。 一、正式组织的建立与乡村社会的组织化 将社会各群体组织起来是共产党的一贯工作方针。1939年,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明确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据一项统计,在陕甘宁边区,各类群众团体达25个之多。概括起来,在边区,一个普通的乡村社会大致可以分为3类群众性组织,一类是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如农会、减租会、变工队或扎工队、妇纺小组、合作社、运输队等;一类是群众性的文化教育组织,如小学、冬学、村学、识字组、夜校、民教馆、读报组、黑板报、秧歌队、卫生小组等;一类是群众性的军事组织,如自卫军、民兵、少先队及儿童团等。众多的组织将乡村各个不同的群体吸纳进来。经常的情形是一个农民可能参加七、八个组织,尽管许多人在有些组织中只是挂个名而已。 这些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产生,为执行党的政策展开工作。因此,尽管这3类组织性质不同、功能各异,但在人员构成上彼此交叉、重叠,使农民个体与组织都带有多重性特征。比如,在组织变工队时,往往先利用学校、读报小组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酝酿,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在开展社会教育运动过程中,也会借助生产组织来进行。经常的做法是直接将变工队、妇纺小组等生产单位变成识字小组、读报小组,利用生产之暇进行识字扫盲的社教工作。而自卫军组织也被认为是“最便利于进行社教活动的场所”。许多地方的民兵组、担架组同时也是识字组、读报组。在边区,每个小学的学生都要参加当地少先队,而教员则成为自卫军、少先队的文化政治教员,经常去给他们教字或政治课。李公朴在华北就观察到,在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儿童团里,妇女自卫队里经常有人报告时事,或是讲解当前重要的政治问题。他评论说,这并不是什么别的工作,而正是没有折扣的教育工作。 在社教运动开展的实践中,农民还发明出一种叫做“变工教学”的方式,将识字与生产的劳动力进行交换,使识字与生产两不误。1944年,《解放日报》就登载了这样的事例:在米脂县印斗区第七乡高家沟村,由于村子贫困而又分散,全村仅有村民高怀山读过4年书,全村人几乎都是文盲,乡里的指示经常被耽误。因此,当地民众便想出了“变工教学”办法,设立民众学校,由教员承担教育全村娃娃的任务,教员的地则由众人分工合作来负责。教员还组织成立妇女识字班、变工队读报组,这样既不耽误生产又开展了学习运动,两头不误。 在组织化的方针之下,边区社会的民众很快被纳入到各种组织中去。“各业工人百分之九十五加人了工会,农民全体加入了农民会,边区青年绝大多数加人了青年救国会,边区妇女百分之七十以上加人了妇女救国会”。在社会教育运动中,据称,在建立新延安之后,仅仅五六个月的时间,文盲和半文盲全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便已经过着有组织的教育生活了。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化的生产、生活成为社会民众所熟悉的状态。这正是党所期待的。在关于农民被组织到劳动互助合作社问题上曾有这样评论:“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提高,文化也会进步,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因此,正如外界人士所观察到的,真正的权力并不属于选举出来的议会或政府,而属于革命本身的机构,即群众团体,如青年团、妇女会、农民协会等。这些群众组织的革命职能即在于提供一种手段,或创造一种气氛,使新政权能够扎根、成长。换言之,这些组织抑或组织化了的民众是革命进程中的一环。尽管这一环可能只是革命奠基工作中的一部分,但这种集体劳动、合作互助方式“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感受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浪潮”,从而为乡村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动力。 二、组织框架下的乡村社会分层 如果说,“组织起来”是党的群众工作方针之起始点,那么,接下来的工作步骤即是在群众内部划分类型,对他们进行归类定位。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对这一工作方法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根据这一“三分法”,乡村社会的群体被划分为积极分子(如英雄模范)、落后分子(如二流子、巫神等)、中间分子等类型。随后的工作即是针对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从而实现以分进合击的方式改造并整合所有群体,并将他们纳人革命航道的目标。 首先,对积极分子,如英雄模范、优秀典型等,党给予充分的礼遇。他们是党所倚赖的对象,因为党的政策之推行与贯彻需要他们的首先响应、率先行动并组织其他人随后跟进。总结说,劳动英雄的作用就体现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因此,他高度重视通过活生生的榜样对民众的示范和引导。为了推动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要求各级党委“应即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和当地情况发出指示,并亲手检查几个乡村,发现模范,推动他处。同时,应在报纸上发表关于减租的社论和关于减租的模范经验的报道”;他批评说,“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上粪)推行于各地……是错误的”。他出席边区的各种劳动英雄大会,和各个领域的模范们交谈,颁发奖章,表扬他们。 其次,对落后分子的问题上,则是打击和改造双管齐下。如为了推进“二流子”改造工作,党的各级组织者首先对二流子进行了归类划分。完全无业而靠不良行为为生者,如巫神娟妓、贩卖鸦片烟的,是正式的二流子;有正当职业而兼靠不良行为维持生活者,是半二流子;如只有不良嗜好,就不能算二流子。查清了这些,然后将他们编成二流子小组,采用不同的方式区别对待。对于巫神等落后分子,也先对他们所犯错误程度轻重进行划分,采取不同处置方式,“巫神之以酷刑治病死亡者,应以法究办。至于一般的反迷信活动,则应依靠青年站的觉悟与自愿进行之,以免与群众相对立”。 再次,对于中间分子,包括旧社会遗留分子,比如旧绅士、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等,也包括那些在态度上游移不决、处于冷漠或观望态度的广大中间化民众,党的政策倾向于改造和教育。以社会教育为例,在对待私塾先生、民间教育家问题上,党的政策一方面是团结他们,充分发挥他们在扫除文盲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施以新的教育和改造,帮助他们提高。同时对他们即使是微小的改变和进步,也加以表扬。 显然,这种社会分层不同于传统乡村社区以士绅与大众二元格局为基础的划分,而代之以“革命道德”对乡村民众进行的重新划分。“革命道德”在乡村社会设置了一种选择性机制,凡是对革命贡献大的,对革命工作积极的,就是值得肯定的,是依赖对象。反之,则是否定的,被批判对象。依据不同的群体类型,对其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态度,或是激励他们、帮助他们;或是改造他们、纠正他们。这是一个联合和排除的双向过程,既可以划分出那些被认可的行为规范,也可摈弃那些为革命所不容的意识和行为。通过这种划分,党的精英试图使民众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得到鼓励的。正是这样一种“革命道德”的设置,使民众分散的选择或力量得以集中,同时也为使他们的目光从个人的天地聚集到革命的动员目标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三、社会关系网络下的群众动员 为了形成持续的动员力量,还需要更加耐心和细致的工作环节,这就是作为非正式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举措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和频繁沟通来传递信息,传播革命,并以积极分子的范例来引导民众接受和认同革命,从而把同情革命的旁观者吸收到革命中来。 人际互动的第一支力量就是乡村社会的儿童,尤其是上学的小学生们。1942年2月1日,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这一文件指出,小学学生应于课外参加破除迷信、讲究卫生等项宣传和社会教育及生产劳动,以补助其课内学习……边区各小学应利用假期、星期天、课外活动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如进行抗战宣传,帮助自卫军放哨、送信、探消息、查路条、捉汉奸,参加春耕秋收、优待抗属、动员新兵、读报、扫盲等。在有关冬学的经验总结中也指出,“我们应把平时的小学教育和普通的社会教育联系起来。采取适当办法来(进行)普遍的社会教育和训练小学生,提高每个小学生的责任心,将他们培养成为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传播者,即训练与实行小先生制,经过他们来影响与教育他们成年、老年或失学的父、母、伯、叔、兄、嫂、姐、妹等,将抗战知识广泛深人的传达到广大民众中去。”负责社会教育的组织机构—各县三科和社教指导团也都被明确要求每逢市镇大的集会都要领导小学生到会举行识字教育宣传工作,或小学组织宣传队,每礼拜到附近乡村去宣传识字教育工作,并在市镇交通要道张贴关于识字的标语。。 在边区社教运动的开展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在教育厅下发冬学计划到各乡后,各乡的小学就开始了冬学宣传周,小学生跑到家家户户作深人的冬学宣传。“娃娃儿童劝着爸爸妈妈读书,常成为最有力的动员方式”。“每个小先生都是清洁卫生、妇女纺织、劳动生产的宣传与组织者。小先生们教给每一个妇女儿童要好好劳动生产。”⑥绥德六区有个安家婆姨不讲卫生,徽得不愿生产,坤元(小学生)整天给她讲二流子变英雄等实际例子,现在安家婆姨家里常打扫好让坤元检查,几天来捻了一斤多好线卖了。这些小学生还帮助区上做事:区上每开会,他们便是基本队伍,去唱歌、表演秧歌,分头去动员到会的人。读报时他们也参加,还动员自己的爸妈去听报。他们还分工进行街道和家庭的卫生检查工作函。各学校还配有宣传队组织,每逢礼拜日到农村去进行宣传。宣传的内容均联系到抗战动员工作;还宣传禁烟,帮助军队放哨,检查路条、盘问逃兵、优待抗属、给她们挑水砍柴。还有的小学生督促家庭努力生产,劝说父亲戒烟,或说服二流子父亲转变。他们成为“学校和家庭的一个争辩的桥梁,情报的传达者和分析者”函。他们如同共产党进人乡村的导管,活跃在家庭、近邻和乡村社区。 人际互动的另一支中坚力量是地方干部,比如劳动英雄、变工队长、妇纺组长等。在社教运动中,通常的做法是让这些人首先站出来说话,宣传识字的好处,然后让他们推动和组织所在地的识字运动,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如华池城壕村劳动英雄张振财,不但自己识字,而且领导全村的识字运动。华池白马庙劳动英雄石怀玉除了自己学字,“还推动和领导变工队的读报组和识字组”。庆阳三十里铺的社火头黄润努力自修,编写新社火剧本,描写减租斗争、防奸斗争、识字运动、合作社方针等新事物,还推动陇东分区的民间新秧歌运动。在米脂高家沟,村民推举全村唯一识字的高怀山当教员,自办、自管、自教。学制分全日班、半日班,还有拦羊娃的早班,不固定年限,能写会算就可以毕业。“学校同时也是本村文化建设中心,成立了变工队员读报识字组,妇女纺织识字组,并与村、乡政府配合,开展卫生运动和文化活动。”这些人从社会基层产生,来自于普通民众。他们实际上成为一个村、一个区县的群众领袖者。他们表现积极,被誉为“新型文化战士”,在民众中拥有一定的威望。作为共产党开展工作的支点,他们支撑着革命运动的基本构架。 此外,还有一种人际互动的重要力量是由党直接选派的外来干部。在社教运动中,就是公派教员。比如在延安杨家湾,首先是教员到村里,帮助群众修理纺车,与群众建立感情和联系;随后教员进行家访,了解群众意见。在适应地方方言和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编著教材,开设语文、算术、卫生、常识、习字等课程。还教儿童学写便条,学珠算、记帐,“教育儿童民主与遵守纪律的习惯”,“讲礼貌、团结友爱,讲究卫生,尊重父母,家庭和睦的道德风尚”等。在教员的组织和领导下,这里还开展成人教育,推动全村卫生运动。在志丹县七区一乡则形成以教员为中心的巡回式学校。其特点是选定4个较大的村子作为巡回教学范围,教员每天轮教两个村子。教员轮到哪个村子,就将学生集合在一起教学。这样既解决了就地上学的问题又不误生产@。作为社会教育运动的主要承担者和党组织的权威代表,教员的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这一运动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也关系到革命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关系到乡村民众对新秩序接受和认同的程度。因此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各农家的常年顾问。“如分布在每一个角落的文化据点,把延安的号令贯注到一家一家去。”。 四、讨论与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有效地动员民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的群众工作方式,即首先以正式组织为起点,将动员对象最大范围地吸纳进来。党在乡村社会塑造了一个新的空间环境,将动员对象置于一个新的组织化的场景之中。这一组织化政策把相似的群体—无论是基于生产上的互助,还是生活上的合作而相似—集中在同一生态环境下。这样的生态环境加强了各组织之间、各群体之间的联系,将乡村社会纳人到一个巨大的组织化的关系网络中。因此,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不仅促进了组织和网络的形成,也有利于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农民们经过集体劳动和组织化的生活,不仅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生活得到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也起了变化……他们不独对经济有了兴趣,对政治文化生活同样有了兴趣……合作社是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核心,同时对农村中其他各种政治、武装的工作,起配合和推动作用。”同时,以集体、互助方式组织起来的乡村社会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活动场所,比如学校。大多数的革命活动和党的工作都通过这里传达、完成。它区别于乡村社会传统的宗庙祠堂、祭台神坛,开创了一个大众化的、广阔的、革命化的公共空间。正是这些公共空间提供了更多动员民众、联络情感的巨大舞台。此外,这种组织化改变了乡村社会人群的分布状态和聚集模式,促进了人际交往和融合。显然,这里的正式组织成为一种重要的动员资源。 在正式组织的框架下,还需要确定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因此接下来的工作便是以“革命道德”标准确定各个不同的群体在这个组织中的位置。它将对人的行为选择进行限定,也包含了对人们行为的塑造。因为这样的划分与归类极大地缩小了他们自我选择的空间和领域。在相互关系密切的群体内,意识形态或文化规范会使封闭的群体内成员之间出现模仿、跟进行为。再加上号召中心的存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这种相互感染,相互影响会日益强化。群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模仿,甚至通过对某些群体动用强制性手段,会使目标更加凝练、集中,会产生更多的认同感。“变工队使农活干得更愉快,更有效率,同时由于创造了新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他们对克服众所周知的农民的个人主义和氏族性质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换言之,随着农民被组织化的程度提高,农民集体化的倾向逐渐显著,已然引起若干心理上的变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以农民为主体的根据地民众被充分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之后,他们便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次生政治团体(即为了明确的社会目的自觉地组织起来的、形成科层结构的团体)之中,并通过这种团体与国家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团体生活中,他们的眼光开始突破家庭的小天地,他们开始普遍地形成强烈的政治认同,公民意识和国家观念也迅速长成。” 在寻求行为一致、目标认同的基础上,还需要将湮没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激活。因此,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工作,这就是利用非正式组织,即社会关系网络来推动和促进。以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可资利用的动员手段。这里的关键是信息的交换与传播。通过同一居住和活动空间下的人际交往和相互接触,经过交谈、讨论、解释和评价,革命的信息被理解并随后被运用,从而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进来。新的观点、信息首先在那些最先受到感化的乡村民众那里引起共鸣,而后在非正式圈子、初级群体和朋友网络中传播和加工。由于农民处在复杂场域中,因此,其他的群体或多或少也都会卷人其中。在这一过程中,集体信仰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建构和重建,整个乡村社会也日益趋向同质化。 社会教育论文:浅析影视文学对大学生的社会教育功能 影视文学是人类史上出现时间较晚的艺术,但却因其丰厚的创造力成为了现今生活中最具活力的艺术,它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与美术、音乐、戏剧和舞蹈等传统文艺一道成为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文章结合影视文学的发展现状,论述其对高校学生造成的社会教育功能。 一、影视文学对大学生道德情操的教育功能 高校教育的一大理念和目标并非简简单单地以专业学术知识武装人的头脑,更为关键的是,要将德育与普通学术教育相结合、将其渗透到文化教育中去。为实现后者的教育目标,影视文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样式,众所周知,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大都擅长采用特定的表现手法,有感染力的经典影视作品会由不一样的手法传达出准确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标准,实际上在赞善抑恶。大学生们在接受完各种影视作品的同时,也逐渐在潜移默化之中获得了灵魂上的启迪,同时,也会以影视文学里面的正面角色为榜样,树立起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引领大学生在将来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中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从这个视角来看,影视文学无疑对大学生的教育起着积极、深远的作用。 在近年来,有不少爱国主义题材的影视文学,这同时也构成了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生们欣赏这些影视文学的同时,能更牢固地坚定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信念,学习革命先辈们为了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气概,激发了大家的爱国情感。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地道战》作为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能鲜明地传达出中国人民在面对外来侵略者时的英雄作风和绝妙的作战方案,彰显了民族的伟大,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学生们在观看完影片后,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今天的幸福与安宁是多么来之不易,进而更加提升了个人的精神境界,使道德情操得以升华。 二、影视文学激发了学生发展民族传统艺术的决心 电影和电视两种艺术的出现间隔时间并不长,但两大艺术门类产生之后立马获得了肥沃的、广阔的生存土壤。在影视艺术发展的同时,理论和实践都在持续地创新,也促使影视艺术能够推陈出新、得到更好的传承。同时,影视文学也并非简单地让学生对每一部作品都能有一定的感性认识,而是在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和思想道德修养的同时,利用这个机会了解、把握这门技术,进而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为影视文学艺术的发展多做贡献。当然,大学生在欣赏影视文学时,有必要先学习影视的发展历史,拍摄方式和长镜头等常识,这样一来可帮助大学生运用独立的思维更准确、更客观地鉴赏影视文学作品,二来有利于学生强化对这门艺术的本质认知。基于此,大学生应当经由影视文学的教育功能,敢于和善于担负起影视文学艺术的传承、发展与创新的历史使命。 三、影视文学对大学生进行深刻地历史与现实的教育 大学生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建设者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了解历史固然重要,当然也要不能将历史所孤立,而要与现实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影视文学作品中透过花样繁多的手段证明历史、表达历史,同时也在衬托现实,这也是影视文学艺术的一个鲜明特征。 转贴于论文联盟 // 影视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故事均离不开相应的历史大环境,也就是说,大学生在欣赏影视作品时,首要的任务就是熟悉作品中的历史概况,否则就会感到非常模糊、不好理解。与此同时,这一套历史环境的引入往往又在强化大学生对特定历史发展时期的理解。例如,国产影视作品《甜蜜的事业》,就是讲述“”结束后,我国在农村地区的改革政策,也反映了所有制的变化,由过去的,到影片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学生们通过观看作品,也确实体会到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和普通家庭带来的巨大变化,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进而更好地拥护这一正确决策,增强了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历史背景的认识和理解,并由过去联系到当今,改革开放的34年间,由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巨大变化,大学生们会更有信心地拥护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同时也对祖国尽快实现现代化充满了期待与向往,对他们起到一个激励和鞭策的作用。 四、影视文学对大学生进行民族文化的传承教育 影视文学是一种综合的、实用的视听艺术,它持续在传达民族文化的精髓,更是传统文化在新世纪得到传承与创新的主要思想阵地。就我国目前来看,影视作品充分地展示了传统文化形态的本质外貌,比较典型的是,早期京剧《定军山》、越剧《西厢记》、黄梅戏《天仙配》和豫剧《花木兰》、《小二黑结婚》等均流露出了我国戏曲文艺的内涵。 再比如我国独具特色的功夫电影,武打演员所展示的不单单是中国传统功夫,更在影片中体现“人性”,大学生作为这类型影片的忠实观众,能够在感受中国传统“功夫文化”的同时,受到一些心灵的感应。无论是主人公的忠肝义胆,还是轻生死重大义,均会使大学生受到心灵震撼,并学习正面人物角色身上的精神和气质,为大学生将来的人生指引正确的航向。 影视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时刻影响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于提高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影视文学才具有强大的社会教育功能,推动并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社会教育论文:浅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及其的关系 【摘 要】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教育是关键,而教育又不是单方面的,它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学校教育是整个教育阶段的关键,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延伸,这三者就像一条链子,任何一方脱节,都会影响到整条链子的完整性。 【关键词】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最近看了几个关于青少年犯罪的报道、访谈,主持人谈到最多的是“子弟教育”问题,并且说要在学校教育方面下苦工夫。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完全没有提到,甚至连政府、公安部门都这么认为。把儿童和青少年存在的一切不良现象的问题,几乎都归咎于学校教育的不足与失误,这包括学生安全、犯罪等问题。就连学生的生活习惯、家务劳动等的教育都让学校负责,这样就无形地把教育等同了学校教育。夸大和泛化了学校的功能,把过重的任务放在学校的身上,让它担负着本身的压力和越俎代庖的压力。 一个人的成长、发育和发展过程,都是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构成的,教育成效往往都是这三方面合力的结果,如果三方面教育步调统一,互相促进,它们的合力就大,效果就好;反之,教育影响就被削弱。如何正确处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关系呢?笔者粗浅地谈谈个人看法。 一 要充分地重视家庭的基础教育 教育是随生命的开始而开始的,婴儿落地到幼儿上学前首先接触的是家庭,家庭是他们成长的摇篮,家庭是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的最基本、最初步教育的社会群体,特别是早期教育起着学校和社会教育都难以起到的奠基作用。 人的成长是一项系统的教育工程,但在这项系统工程中,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助手和补充。福禄贝尔说过:“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这句话哲理性很深,它深刻地说明了家庭的重要性。家庭教育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近年来家庭教育更是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那么,什么是家庭教育呢?家庭教育是指由家长按国家、社会的要求,对孩子实施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家庭教育;在相同的家庭条件下,由于实施的家庭教育不同,其效果也不同。我国现阶段的家庭教育,是由家长和其他年长成员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对培养人才的需要,按照国家的教育目的配合幼儿园、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要求,对孩子实施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因此,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按照国家的教育目的,参照园、校的教育教学计划、要求进行,以配合园、校教育,使之完满实现,使孩子更好地健康成长。 家庭教育有着早期性、基础性、长期性、持久性的特点。众所周知,学校教育是科学文化素质的教育,而家庭则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两者相比后者更为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即使有再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也不能有所作为。 儿童的可塑性很强、善于模仿、意识单纯、是非能力差,行为习惯还处于养成阶段,俗话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帮助他们分清对错、善恶、美丑等,会使人终生受益,为其今后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要克服把家庭教育简单地等同于协助老师督促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而应看成是促进孩子全面发展的一个工程。教育的重点应以品德教育为主,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包括家务劳动、青春期的教育、个性意志的形成、生活习惯等方面,这样就提高了孩子的综合素养。古往今来,有许多名人志士都是在幼年时期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日后才成为名家、大家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成员的态度,将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学校教育是主体 青少年在上学这段期间,受到教育是最集中、最系统、最牢固的,它为将来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青少年教育中心在学校,因为学校教育有很多优势。首先,学校,是对孩子进行专门教育的机构,应该是对孩子进行知识、技能、品行等更为全面的补充教育。学生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最集中,一天中除了睡觉、吃饭,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学校教育范围内进行学习,全身心地接受学校的教育和各种知识的传播。学校有着积极向上的氛围,它给学生们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优雅的校园、整齐的校舍、干净的楼道,以及各种教学设施,环境的布置,这些都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它有着和谐舒适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奋发向上,努力拼搏。学校的育人功能是按国家的德育《规程》来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学校的教育是主体,它对一个人起着动力、导向、保证作用。 三 社会教育是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继续延伸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社会教育无处不在,它对学生思想的影响极为广泛,社会教育既是多方面的,也是终生的。凡是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人际关系等,都会对学生浸透着许许多多的影响。尤其是家庭情感危机、市场经济侵染、安全诚信、不良文化因素等等,均对学生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和危害,所以要积极引导学生对不同的社会信息进行反馈,使学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增强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学生要深入到社会的大课堂,体验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学习社会规范,扩大社会交往,养成现代素质。 学校面向社会,社会参与教育。只有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好,才能使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需要,也才能使人的智慧、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四 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教育的责任,三者之间相互协调,紧密联系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设的“生活教育”,实践和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极其深远。 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在校是一名学生,同时他也是家庭中的一员、一个社会人。他的性格、能力和信念及责任心的形成都是在家庭环境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走进学校时,已经是在一定教育基础上的继续教育。学校教育就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引申、补充和完善,是连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枢纽。当然,良好的家庭教育也对学校教育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补充和促进。同时学校也应积极地与社会联系,使社会了解学校的状况,动员社会力量为学校的教育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消除不良的影响。 学校的教育使人知古鉴今、博览群书;社会的教育让人知书达礼、和谐共处;家庭的教育让人尊师重教、尊老爱幼。 学校、家庭和社会这三者之间是需要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虽然有一定分工,但其又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忽视了任何一方面的教育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要想使孩子全面健康发展,必须树立整体教育思想,实现学校、家庭、社会的有机结合。 社会教育论文:探析学校 家庭 社会教育协调发展问题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教育正处于由单一、封闭的传统教育体系向多元、开放的现代教育体系转变的过程,构建一个协调发展的教育网络体系,营造适于学生发展成才的教育环境,成为当前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结合”整体育人的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学校、家庭、社会都担负着重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学校是主体,家庭是基础,社会是依托。只有学校、家庭、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多管齐下,才能形成有利于青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环境。然而,在当前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会经常发现一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方相互脱离、互不配合的现象。 一、家庭教育不能配合学校教育,学校教育脱离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学生所受的两种最为重要的外部教育,由于主客观上存在的差异,这两种教育力量能否配合与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种配合与协调决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就家庭教育一方来说,它不只是简单地配合学校教育,家长需要在家庭与学校教育的互补关系中力图使两种教育力量在学生身上协调与统一起来,强化学生在学校中所受的正面教育,弥补学校教育中的不足。但是,目前不少家长的教育随意性非常大,缺乏科学性。有的家长溺爱娇惯,有的家长冷漠粗暴,崇尚“棍棒教育”,尤其是现在随着独生子女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家庭教育日趋表现出重智轻德、忽视全面培养子女的特点,甚至有些家长的教育与学校教育背道而驰,使学生在这种相互矛盾的教育中无所适从,削弱了学校教育的积极作用。比如,现在学校都在贯彻落实素质教育,全面培养学生能力,提高综合素质,但有些家长却只注重课本知识的学习,忽视品德、才艺等方面的培养。甚至有些家长为了让子女考取理想的学校,每天不断给孩子施压,让他们完全沉没在题海之中,其结果是学习成绩上去了,但其他方面的才华却埋没了。 另外,就学校教育一方来说,学校在对学生施教过程中,应该重视家庭教育的积极作用,将家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辅助。但是,目前有些学校在进行教育时却忽视了家庭教育的作用,对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是单方面从学校的角度去想办法解决,没有及时与家长沟通,共同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转化工作。例如: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时,很多学校只是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去分析和辅导学生的心理问题,而忽视了家庭教育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作用。现在青少年学生出现违法犯罪、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的现象逐渐增多,这些问题的出现和日趋严重化,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存在的相互脱离、互不配合现象。如果学校定期联系家长,及时向家长反映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情况并了解学生家庭教育情况,那么就可以及时掌握学生异常举动并纠正学生存在的不良言行,避免学生出现人格扭曲、心理变态等异常心理问题;如果家长有定期向学校了解子女在校情况,及时发现学生在校的异常表现并积极配合学校进行教育,引导学生的言行,那么这种违法犯罪、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的念头就会杜绝在萌芽之中。因此,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互配合,协调发展是教育好学生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 二、社会教育呈现疲软状态 社会教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途径,具有与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比拟的特殊作用。社会教育直接面向社会,又以社会政治经济为背景,它比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具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影响面更为广泛,更能有效地对整个社会发生积极作用;社会教育形式灵活多样,没有制度化教育的严格约束性,它较少受阶级、地位、年龄资历的限制,能较好体现教育的民主性等。但是,因为社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还处于辅助和补偿地位,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以致目前社会教育呈现出疲软状态。造成当前社会教育呈现疲软状态的原因有多种,就我个人认为,主要有如下二点:一是人们不够重视社会教育。由于社会教育的作用具有隐蔽性、长效性,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很多人忽视社会教育所具有的重要性;二是某些学校和教师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重学校教育,而忽视家庭和社会教育,重知识传授,忽视其他培养,学生负担过重,没有或很少有时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教育部门就针对我国在基础教育中长期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现象提出了素质教育理论并要求学校贯彻落实素质教育方针,全面培养学生的素质。素质教育自提出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是有不少学校存在轰轰烈烈讲“素质”,扎扎实实干“应试”的现象。有些学校为了追求高升学率,不顾教育部门有关取消学校补课和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等方面的文件精神,利用假期或周末的时间给学生补习功课,大大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还有些家长为了让子女能以高分考取理想的学校,利用平时休息的时间请家教补习功课,占用了大量娱乐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时间,限制了学生其他能力的发展。 三、协调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和谐发展的若干途径 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协调发展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教育部门、学校为了解决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协调发展问题提出了很多实用、有效的解决对策。如,建立家长委员会,让家长直接参与学校教育工作,共同管理、教育好学生;开办家长学校,提高家长素质,从而提高家长教育子女的水平,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建立家访制度,定期进行家访,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生活等状况……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有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代教育的需求,为了更好地解决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协调发展问题,需要在充分利用原有教育形式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采用一些新型的教育方式。笔者认为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解决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和谐发展问题,可以采用如下若干途径。 1.利用网络的便利条件,搭建网上教育平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很多家庭都配置了电脑,用于子女教育或上网获取信息。学校可以针对学生家庭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网络的便捷条件,搭建网上教育平台,从而更好地与学生沟通和建立家校联络体系。例如,随着在校学生人数的增加,教师已不可能完全深入到学生宿舍,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情况,那么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聊天软件、bbs、电子邮件等,与学生进行网上对话,掌握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心理等状况。同时,为了更快、更好地与学生家长沟通,互通信息,学校可以通过网络教育平台与家长进行沟通,了解学生在家的情况并将学生在校的表现及时反馈给学生家长。 2.制作家校联系卡,搭建空中对话平台 电话、手机已成为社会生活必需品,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拥有电话。学校为了能更好地与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可以制作家校联系卡,定期进行电话互访,掌握学生的相关信息。因此,学校可以在新生入校时收集学生家长的联系方式,汇总制作成家庭联系卡,发给学校每位教师;同时也将学校老师的联系电话制成卡片派发给每位学生家长,这样家校双方可以根据需求不定期进行互访,掌握学生的表现情况。如果发现学生有什么异常情况,家校双方可以及时通过电话进行交流,共同做好教育工作。通过制作家校联系卡,大大方便了家校之间的联系沟通,也方便彼此快速了解学生在校或在家的具体情况。因此,制作家校联系卡可以搭建空中对话平台,使家校互通信息更为快速方便,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心理、生活等状况。 3.挖掘社会企业教育资源,搭建校企合作平台 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延续和补充,没有社会教育参与的学校教育是不完善的教育。教育只有融入社会,才能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并参与教育的社会风气。社会的教育资源极其丰富,充分利用和挖掘社会教育资源,才能使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对接,形成校内外一致的教育网络体系。如:围绕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目标,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的企业资源进行教育,搭建校企合作平台,通过与社会企业合作办学,实行订单式培养教育,将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与企业的工作岗位能力培养充分结合起来。学生通过直接参与企业工作岗位的实践,一方面可以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另一方面也为学生提供理论结合实际操作的平台,积累工作经验,为今后的就业奠定基础。 4.与具有鲜明教育意义的单位合作,建立稳定的社会教育基地 社会教育资源的内涵非常广泛,只要对人能够形成教育的单位都属于社会教育资源的范畴。例如,历史文化遗址、博物馆、纪念馆、军事基地、养老院、素质拓展基地等单位都属于社会教育资源。这些社会教育资源是教育学生的好教材、活教材,学校要加强同这些单位的联系,充分发挥这些单位的教育作用,将这些对学生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单位作为学校长久的、稳定的社会教育基地,以此全面加强学生的教育。比如,将素质拓展基地作为学校长期、稳定的社会教育基地,不定期组织学生到素质拓展基地参加各种素质拓展活动,培养学生能力、锻炼学生体魄和意志,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协调发展网络体系是营造适于学生发展成才教育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学校教育没有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配合,学校教育则只是一句空话。正如《家教名言》中顾晓鸣所说:“构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互依靠、协调发展的格局,是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内容。” 社会教育论文:试谈博物馆社会教育与“以人为本”理念的结合 [摘要]免费开放的博物馆与社会的接触更为广泛和密切,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走进博物馆、感知博物馆。博物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机构也越来越彰显其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巨大作用,博物馆在向公众提供文化食粮的同时,也要积极关注社会的变迁,关注公众的需求。博物馆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打造博物馆精品文化;充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拉近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体现博物馆“以人为本”的理念,全方位为公众服务。 [关键词]以人为本 展览 社会教育 多元化 志愿者 2008年国家下达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政策,像春风拂面一样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温暖的气息。过去或许由于门票这道门槛而阻挡了一部分人群走进博物馆的脚步,而现在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实施,充分体现了国家大力实施的文化惠民政策,得到了广大公众的支持,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博物馆免费开放前期一度出现爆棚的情况,但在参观高潮之后,往往又会出现门庭冷落的尴尬局面。因此,如何把握免费开放带给博物馆的发展机遇,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这种局面,让更多的人群走进博物馆,将参观博物馆视为一种提升文化修养必不可少的文化休闲场所。让博物馆“以人为本”理念与免费开放有效的结合,也将是我们博物馆今后持续发展的一重要课题。本文试将博物馆“以人为本”服务理念为着眼点,从社会教育职能角度做以下几个方面的粗浅探讨。 一、“以人为本”的办展理念,增强展览吸引力,展示地域文化 实践证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博物馆适当地引进电子技术展示手段是对传统陈列展览的有效补充和完善。如青岛市博物馆利用幻影成像技术,在《岁月回眸——青岛近代史》陈列展厅内播放关于德占时期青岛华人区早晨生活的片段,就是从观众欣赏角度出发,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辅助陈列的一次有益尝试。从观众竞相观看和热情赞扬的情况来看,适当地引进电子影像技术会极大地调动观众的兴趣,加深其对展览的参观印象,并有效地改善以往静态展示而带来的弊端。因此,在这个资源共享的时代,博物馆要紧跟数字化时代的步伐,充分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展示手段,更加生动、形象地再现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魅力。 地域文化特色是一个地区的人文历史、自然景观中反映出来的蕴含浓厚文化意义的一种特质,是一个地区区别于另一个地区的显著标志。青岛这座移民城市,在近代史上曾被德国和日本侵占,因为这一特殊因素,从早期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建设等方面造就了青岛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显著特质。青岛博物馆以此为出发点,新增的设《岁月回眸——青岛近代史》陈列,充分发挥馆藏资源优势,展现了青岛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为观众提供了一道文化大餐。事实证明,此展览不仅得到了本地市民、外地游客认同赞赏,而且赢得许多国外友人的赞誉。加之配合展览增设的影像资料放映区,为观众滚动播放《百年青岛》、《青岛要塞》等影像资料,使观众在参观休息的同时能通过所播放的影视资料更好的了解近代史陈列展览意图,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办馆理念,让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而专辟的一个独立展厅作为观众互动区,也显示出本馆重视与观众交流以,开展互动活动的“以人为本”理念。目前,在观众互动区有配合《馆藏山东木板年画》展览而设置的木板年画印制区,此项活动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观众们踊跃参与此项活动,有的甚至多次来馆制作年画。博物馆以观众参与需求为出发点,凸显“以人为本”理念,取得了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效果。 二、“以人为本”的教育形式,体现多元化教育职能 社会教育职能的根基是讲解工作,讲解员是联系观众与博物馆的桥梁纽带,她直接代表着一个博物馆的形象。作为一线工作的讲解员每天与观众面对面接触,既使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意图和展品背后丰富的内涵得到充分表达,又直接感知观众对博物馆展览及设施的中肯评价,因此讲解员在博物馆教育职能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让观众更好的感受“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在讲解接待中必须要做到尊重观众,与观众达到心灵的沟通、交流和学习。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教育学者认为,知识的传播不再是教育者向受教育者的单向传播,而是双向交流学习。博物馆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教”,而在于帮助观众“学”,博物馆的教育职能体现在为观众自我学习所提供的一个巨大平台中。博物馆在许多国家已被看做是配合学校教育的第二课堂和成人终身受益的理想教育场所,而其中所体现的“以人为本”则是立足长远发展的重要话题。博物馆的先进文化是社会教育的优质资源,应该大力传播和弘扬;文化知识需要继承和发展,传播知识文化的博物馆,其教育功能也不可低估。博物馆在社会教育职能中展现着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和独特的教育形式与手段,是实施社会教育职能的重要阵地。通过这块阵地,可以将博物馆的性质、任务、陈列内容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使博物馆为大众所认识、接受并从中受益。 今年暑假期间,青岛博物馆针对未成年观众的兴趣和爱好,利用馆藏资源优势推出了“奇妙博物馆”系列暑期公益培训班,活动赢得了家长和小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培训班采取开放式教学方式,所有的培训内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来自于馆藏陈列展览,使家长和学生能共同感受到来自博物馆的不一样的兴趣培训活动,使学生们在学习培训知识的同时能更好地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一时之间公益培训班成为广大家长热议的话题,许多前来参与的家长及没能报上名的家长均希望博物馆以后能经常举办此类培训活动,培训班的成功举办也为进一步拓展博物馆社会教育服务职能又打开了思路。今年国庆和中秋节期间,开放教育部推出了彩绘泥塑月饼和彩绘脸谱活动,受到了广大家长和小朋友的喜爱。活动的成功举办既让学生们在高雅艺术殿堂中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也极大地宣传了博物馆,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此类活动以关怀祖国的下一代——未成年观众为出发点,尽显博物馆教育形式的多元化和“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 同时,博物馆还采取“走出去”的形式,充分发挥其教育职能,将流动展牌送进社区、老年公寓等地,一方面让更多人群感受博物馆,了解博物馆,激发他们来馆参观的兴趣;另一方面也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送上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休闲活动,让他们感受社会关爱,更好地体现“文化惠民”政策。此外,博物馆结合学校教科书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文物知识,为学校提供流动展览;制作历史文化讲座幻灯片;制作与文物、历史相关的文化包等,都是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博物馆通过丰富的教育形式,达到培养未成年人学习我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也是博物馆“以人为本”理念的一种体现。 三、“以人为本”的服务观念,利用志愿者资源,回馈社会 随着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深入,愈来愈多拥有较高个人素养、热心公益事业的人群加入到博物馆志愿者队伍当中来。他们当中有在校大学生、有在职工作人员、有离退休人员,虽然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但他们都怀着同样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来到博物馆无偿为观众提供服务。目前本馆志愿者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有展览讲解和场地服务两项主要内容,他们同专职人员一样都身处工作第一线,每天与观众热心交流学习。 志愿队伍已经成为博物馆免费开放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而志愿者也在利用博物馆这个平台为观众热心服务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的另一种体现,这对于博物馆和志愿者双方来讲都受益匪浅。在这一过程中,志愿者已完成从普通群众向博物馆主人翁的转变,因此他们能更直接地从观众角度出发,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也能更好地体现出博物馆“以人为本”的理念。博物馆志愿者队伍的不断壮大,让更多的热心人士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成为志愿精神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成为博物馆社会教育的重要力量。 着眼于博物馆的长远发展,我们应努力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立足资源优势,使展览更亲民,使教育形式更多样,使服务更加人性化,让博物馆更好的体现“三贴近”的文化宣传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将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与“以人为本”理念有效结合;才能利用博物馆博大精深的资源优势,精心打造博物馆文化品牌,使免费开放的博物馆更具长久的吸引力;才能培养观众的博物馆情节,展现博物馆的社会价值;也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社会的不断进步。 社会教育论文:谈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及其的关系 摘要: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教育是关键,而教育又不是单方面的,它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学校教育是整个教育阶段的关键,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延伸,这三者就像一条链子,任何一方脱节,都会影响到整条链子的完整性。 关键词: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最近看了几个关于青少年犯罪的报道、访谈,主持人谈到最多的是“子弟教育”问题,并且说要在学校教育方面下苦工夫。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完全没有提到,甚至连政府、公安部门都这么认为。把儿童和青少年存在的一切不良现象的问题,几乎都归咎于学校教育的不足与失误,这包括学生安全、犯罪等问题。就连学生的生活习惯、家务劳动等的教育都让学校负责,这样就无形地把教育等同了学校教育。夸大和泛化了学校的功能,把过重的任务放在学校的身上,让它担负着本身的压力和越俎代庖的压力。 一个人的成长、发育和发展过程,都是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构成的,教育成效往往都是这三方面合力的结果,如果三方面教育步调统一,互相促进,它们的合力就大,效果就好;反之,教育影响就被削弱。如何正确处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关系呢?笔者粗浅地谈谈个人看法。 一 要充分地重视家庭的基础教育 教育是随生命的开始而开始的,婴儿落地到幼儿上学前首先接触的是家庭,家庭是他们成长的摇篮,家庭是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的最基本、最初步教育的社会群体,特别是早期教育起着学校和社会教育都难以起到的奠基作用。 人的成长是一项系统的教育工程,但在这项系统工程中,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助手和补充。福禄贝尔说过:“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这句话哲理性很深,它深刻地说明了家庭的重要性。家庭教育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近年来家庭教育更是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那么,什么是家庭教育呢?家庭教育是指由家长按国家、社会的要求,对孩子实施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家庭教育;在相同的家庭条件下,由于实施的家庭教育不同,其效果也不同。我国现阶段的家庭教育,是由家长和其他年长成员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对培养人才的需要,按照国家的教育目的配合幼儿园、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要求,对孩子实施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因此,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按照国家的教育目的,参照园、校的教育教学计划、要求进行,以配合园、校教育,使之完满实现,使孩子更好地健康成长。 家庭教育有着早期性、基础性、长期性、持久性的特点。众所周知,学校教育是科学文化素质的教育,而家庭则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两者相比后者更为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即使有再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也不能有所作为。 儿童的可塑性很强、善于模仿、意识单纯、是非能力差,行为习惯还处于养成阶段,俗话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帮助他们分清对错、善恶、美丑等,会使人终生受益,为其今后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要克服把家庭教育简单地等同于协助老师督促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而应看成是促进孩子全面发展的一个工程。教育的重点应以品德教育为主,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包括家务劳动、青春期的教育、个性意志的形成、生活习惯等方面,这样就提高了孩子的综合素养。古往今来,有许多名人志士都是在幼年时期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日后才成为名家、大家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成员的态度,将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学校教育是主体 青少年在上学这段期间,受到教育是最集中、最系统、最牢固的,它为将来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青少年教育中心在学校,因为学校教育有很多优势。首先,学校,是对孩子进行专门教育的机构,应该是对孩子进行知识、技能、品行等更为全面的补充教育。学生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最集中,一天中除了睡觉、吃饭,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学校教育范围内进行学习,全身心地接受学校的教育和各种知识的传播。学校有着积极向上的氛围,它给学生们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优雅的校园、整齐的校舍、干净的楼道,以及各种教学设施,环境的布置,这些都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它有着和谐舒适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奋发向上,努力拼搏。学校的育人功能是按国家的德育《规程》来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学校的教育是主体,它对一个人起着动力、导向、保证作用。 三 社会教育是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继续延伸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 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社会教育无处不在,它对学生思想的影响极为广泛,社会教育既是多方面的,也是终生的。凡是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人际关系等,都会对学生浸透着许许多多的影响。尤其是家庭情感危机、市场经济侵染、安全诚信、不良文化因素等等,均对学生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和危害,所以要积极引导学生对不同的社会信息进行反馈,使学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增强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学生要深入到社会的大课堂,体验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学习社会规范,扩大社会交往,养成现代素质。 学校面向社会,社会参与教育。只有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好,才能使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需要,也才能使人的智慧、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四 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教育的责任,三者之间相互协调,紧密联系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设的“生活教育”,实践和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极其深远。 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在校是一名学生,同时他也是家庭中的一员、一个社会人。他的性格、能力和信念及责任心的形成都是在家庭环境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走进学校时,已经是在一定教育基础上的继续教育。学校教育就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引申、补充和完善,是连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枢纽。当然,良好的家庭教育也对学校教育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补充和促进。同时学校也应积极地与社会联系,使社会了解学校的状况,动员社会力量为学校的教育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消除不良的影响。 学校的教育使人知古鉴今、博览群书;社会的教育让人知书达礼、和谐共处;家庭的教育让人尊师重教、尊老爱幼。 学校、家庭和社会这三者之间是需要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虽然有一定分工,但其又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忽视了任何一方面的教育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要想使孩子全面健康发展,必须树立整体教育思想,实现学校、家庭、社会的有机结合。 社会教育论文:对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的认识 【摘 要】 本文以“药家鑫事件”为基点,阐述了学校、社会、家庭三种教育模式的关系及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作用并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思想水平,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关键词】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强调“让受教育者成才”的同时,一定要有先要“让受教育者成人”的理念。有媒体称“药家鑫事件”是高校教育的失败,有人称药家鑫父母是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这再一次引起我们对教育的再认识。我们往往把教育狭义地理解为学校教育,忽视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统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重新界定教育的使命时指出,为了实现世界公民目标,“不能只是强调认知学习,还要强调情感和行为学习”。为此提出:“青少年儿童的发展是家庭、教师和社区的共同责任”。教师要和家长“就儿童的成长以及和儿童家庭有关的问题,经常进行讨论、交流”,教师“要和心理学、休闲娱乐机构及家庭联合会等建立合作关系。” 一、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关系 家庭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学生接触的第一教育人和教育空间是父母和家庭。父母的文化程度、个人爱好、社会地位和家庭氛围、夫妻关系及父母的亲友团等,对学生的成长均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学校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主阵地。一个人从接受学校教育开始到走出校门,大致要用去十几年的时间,即人生的1/6左右的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1]。这个时期既是学生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过程,也是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育、发展、成熟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形成的至关重要的过程,是影响人的一生发展的重要阶段。社会教育是对社会大众的教育,教育对象广泛,实施机构众多,实施形式灵活多样。社会教育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文精神、社会环境等方面。学生能够直接感受到并能理解了的是电影、电视、广播、报刊、书籍、网络的内容以及周边人的行为习惯,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因素,对一个在情感、态度、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学生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社会教育对学生的发展成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展社会教育对学校教育给予有力的支持,而学校教育则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教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把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教育的理想境界。 二、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模式及存在问题 1、家庭教育模式及存在问题 家庭教育强迫式的教育模式。很多家长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当孩子没有取得父母所期望的结果时,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讽刺、挖苦、责备、打骂。孩子是有自尊的,如果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势必给孩子造成自卑、自闭等心理问题。当他们走上社会面对困难时,往往不能正确对待,做出极端行为。 家庭教育的金钱奖励式教育。过早的金钱至上、功利至上的教育,为药家鑫撞人后杀人埋下了隐患。当药家鑫进入大学并能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有了可观收入后,家长并没有教育孩子正确管理金钱,而是将其作为对孩子的奖励,从而助长了孩子的虚荣心理和攀比心理,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家庭教育的溺爱式教育。多数家长为了让孩子“更幸福”,对其照顾备至,甚至是“放任自流”,使孩子从小就爱享乐、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感和同情心。在面对挫折时,不是积极反省自己,而是倍感委屈,造成心理不平衡,缺乏抗挫能力。 2、学校教育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教书育人”是学校教育的宗旨。而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学校教育过度重视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成绩,而忽略了学生的人文综合素质的培养。 择优式的学校教育。这种方式一般在中、小学比较常见。大部分中、小学都有成立重点班,即将全校最优秀的师生都集聚在重点班。尽管这样做会使一些成绩较差的学生努力学习,争取进入重点班,但这也给很多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对那些很努力但没取得好成绩的学生,或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恐怕会永远也发展不起来了。这种人生的转折点使人消沉。 专业式的学校教育,这种方式主要是高等教育。进入大学后,学校和学生主要是针对专业课进行教学,对专业课以外的知识重视不够,比如理科院校对文科知识在课程设置、时间安排等方面并不科学合理,导致学生成为“知识侏儒”。 商业式的学校教育。有些人看准现在发展教育的商机,办起了私立学校,可他们主要以追求利益为目的,在学生的学习和能力方面缺乏科学管理和教育,在学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影响了学生的发展。 3、社会教育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社会宣传教育。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信息和科技时代,大量的信息可以通过科技工具轻松得到,如网络、电视、媒体等。而这些先进技术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给社会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如青少年网络成瘾、犯罪事件层出不穷。利用网络媒体宣传反动言论、扭曲的价值观等,都为影响和蛊惑大学生提供了“技术”上的帮助。“农村人难缠,撞伤不如撞死”,“我爸是李刚”等社会现象,正不断腐蚀大学生的思想。 社会活动教育。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比赛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引导。但是很多活动的功利性色彩比较重,不利于青少年价值观的养成。 三、创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1、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 学校是社会环境的一个特殊成分,学校教育应对不同阶段和层次的学生进行分阶段、分层次的教育活动。但不论在哪一个层次,学生在学校中所接受的影响有正规和非正规之分。在人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校教育中的正规因素。正规教育的因素中包括教师的教育、班主任工作、学校中团队活动、校园文化建设、校风建设等等。非正规因素包括学生因兴趣相近或由于空间距离近所组成的小团体、学生日常交往以及帮派活动等等。所以,学校在人才培养目标设定、教师素质评定、学生社团建设等方面要认真钻研,广泛征求社会和家庭意见,真正做到“教书育人”,从实践出发做好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 2、大力宣传家庭教育,做好家庭教育指导 “学校教育万能论”导致家长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思想认识不够,准备不充分,方法不恰当。孩子独立于社会之前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跟父母在一起的,父母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成人是至关重要的。家长要配合学校和社会,更新家庭教育观念,注意培养孩子的关怀意识和自立人格。对孩子进行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和责任意识。 3、政府加大社会教育力度,学校、家庭应主动争取社会教育力量 对于社会教育与家庭学校的结合,首先我们应做到依靠社会资源,增强教育实践。依靠社会资源,让国防教育、环保教育、交通法规教育走进校园,实现人力资源共享,增强教育实效。其次,让学生进一步走入社会,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组织学生进一步走入社会,开展更为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 总之,学校、家庭、社会都应该从自身的特点出发发挥各自不同的教育功能,达到协调,使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形成多层次、全方位、一体化的教育体系,努力做到学生校内校外有人管,离校不离教,形成良好的社会全员育人氛围,才能使学生在校做个好学生,在家做个好孩子,在社会上做个好公民。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才。 社会教育论文:发挥政府作用 促进社会教育公平的实现 摘 要 从教育财政学视角来看,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供给,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是政府的责任。文章对教育经费充足、教育效率、教育公平等概念也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教育经费充足 教育效率 教育公平 政府责任 随着人们对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及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认识的深入,教育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教育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教育通过培养人才,使人具有人力资本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教育还通过提高人的各种素质促进社会的进步,使社会更加民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空前高涨,通过制定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发展规划、教育发展政策和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来控制教育,使教育发展沿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轨道前进。从教育财政学视角来看,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筹措足够的教育经费;二是保证教育的高效率运转;三是促进教育公平。 1 政府应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供给 1.1 充足的含义及其衡量标准 教育经费充足是指“达成一定教育目标所需要的最低投入,它是教育财政学衡量政府教育投资努力程度的重要标准”。教育经济学界对教育经费充足及其衡量标准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叶,人们用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来定义教育经费是否充足。这一衡量标准一方面可以保证数据的国际通用性,便于进行国际比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从宏观上控制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使教育发展在社会经济各部门之间取得平衡。但这一衡量标准也明显存在不足,对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难以进行横向比较,同时对教育效率问题缺乏衡量,没有充分考虑投入与产出的效果。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教育经济学家们针对这一问题从重视教育系统成果的角度,提出了一套新的测定标准,这一新的测定标准得到世界银行认可并已广泛运用。它包括近乎普及的初等教育注册率;充分的初等教育巩固率以及保证中等教育学生数的相应规模和性别平衡;对全体人口高质量的教育以维持人们有文化的一生。即:小学入学率、中学注册率和成人文盲率。我国政府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关于教育拨款的“三个增长”的衡量指标。即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随后,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又增加了“切实保证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年有所增长”的原则。应该说“三个增长”的教育拨款衡量标准是我国政府对教育投入规律的深刻认识。它既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比较容易操作,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好标准。 1.2 政府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供给的原因及措施 对于政府为什么要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供给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从教育本身来看,我们知道教育通过培养人才来为社会服务,教育的效益不仅具有私人性也更具社会性,教育的收益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也就是说社会是教育的巨大受益者。尤其是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教育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轴心,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彰显。但是教育的发展需要资源支撑,这就需要其受益者社会来投资教育,保证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其次,从政府的职责来看,根据委托——理论,公民是委托人,政府是公民的人,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为公民提供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事业。这就要求政府投资教育,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供给。那么,政府如何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供给呢?第一,政府必须制定明确合理的教育发展战略目标;第二,办教育是一种花钱的事业。建立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第三,政府必须建立稳定的教育税费来源。 2 政府应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 2.1 教育效率及其量度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给效率下了一个较好的定义,他指出“效率是使用价值的出量对劳动工时的入量的比例。”显然,他是借助于马克思的工时概念给效率下定义的。这里的效率不仅有了输入量、输出量的概念,而且包含了时间的概念。教育效率人们通常也用教育产出(学业成绩)与教育投入(如班级规模、投入费用、教师经验、实验仪器设备等)的比值来表示。然而,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从教育经费投入的角度讲,它包括教育经费在公共财政中所占的比例、教育资源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分配以及教育资源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的配置三个层面。每个层面都存在效率问题,所以对教育效率的度量和评估就显得较为复杂。从教育产出的角度讲,教育产出是学生的能力素质的提高、知识的增进、思想品德素质的完善。通常以学生的学业成绩来替代。然而,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估一方面具有较大的弹性,另一方面与教育投入政策的相关程度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根据汉纳谢克的研究,“学校用以提高学生学业成就的典型投入政策(例如降低班级规模,聘用具有更多教学经验或更高学历的教师,提高教师工资以及提高生均费用)并没有显示与学生学业成就具有一致性的关系。”相反,“家庭背景特征似乎比教师和其他的学校投入特征更能全面地预测学生的成就。”这也说明教育效率评估的复杂性。教育效率评估至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教育过程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同于企业的简单的投入——产出过程。它包含有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它是教师、学生、家长、学校管理人员共同作用的结果,它还是一个人类个体心理的转化过程。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认教育投入对教育产出的重要性。 2.2 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途径 在我国一方面存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那么如何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呢?笔者认为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应从两个方面着手。 (1)从宏观层面上,政府应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就是说政府应确立合理的教育发展目标,教育发展重点。明确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还是优先发展中等教育,还是优先发展初等教育,还是三个方面齐头并进发展。是把有限的资源有轻重缓急地投入保重点发展,还是平均使用力量。同时,政府应在学校规模、布局以及规格上予以控制,以利于学校规模适度,布局合理,规格齐全。学校规模过大,学生人数增加,师生比例增大,不利于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势必影响教学质量。学校规模过小,师生比很难趋于合理,造成人力资源浪费、相应教学仪器设备,利用效率不高。在资源的配置方式上,政府应采取灵活多样的配置方式,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既可以沿用计划方式下达,也可以采用市场竞争方式下达,还可以依据项目采用招投标方式下达。 (2)从微观层面上,政府应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鼓励学校建立多种形式的激励措施,充分调动教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教育资源能够真正运用到提高学生学业成绩上来。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始终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得不到落实。中等、初等教育虽然实行校长负责制,但校长既无“财权”也无“人权”,校长在学校说话不响,不算数,责任负不起来。高等学校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法人的官僚机构”。高等学校作为事业单位,内部人员庞杂,非教学人员比例过大,教学人员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势必影响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影响教育成果的产出效率。同时高等学校内部组织机构齐全,等级分明。从纵向看包括校级领导、处级领导、科级领导和一般办事人员。从横向看既有党务部门,又有行政部门,还有后勤保障部门。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管理学角度讲,这势必造成信息沟通协调困难,容易形成官本位思想,也容易滋长人际关系中的冷漠和不参与意识。从而影响工作效率,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政府应该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充分下放给学校,调动校长及中层领导的积极性,让他们把学校的成绩与自身的利益挂钩。努力做到精简机构、精选人员,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3 政府应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3.1 教育公平的含义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大师罗尔斯提出关于公平的著名的三条原则:第一,每个个人有获得最广泛的、与他人相同的自由;第二,人获得的不均等待遇、其所获得的地位、职位、利益应该对所有人开放;第三,如起始状况(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同,处于不利地位者的利益应用“补偿利益”的办法来保证。依据此论述我们可以将教育公平划分为三个层次:教育权利公平,即确保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条件和机会公平,也就是说学生们接受的教育条件、教学内容、教育经费和师资水平基本相同;教育结果公平,也就是说通过享受公平的教育条件和机会都能够在自身能力和限度的前提下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然而,在我国,尽管教育权力平等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得到落实,但是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别和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城乡之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教育投入不同,造成教育条件和教育机会不公平,最终导致教育结果的不公平。 3.2 政府促进教育公平的措施 首先,各级政府应建立经常性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弥补落后地区对教育投入的不足,保证落后地区教育事业也能健康地发展。事实上,我国城乡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因素造成的。比如户籍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住宅制度和婚姻制度等,还有城乡供应不合理的“剪刀差”。目前,虽然这些制度已有所松动,但是它们的影响仍然存在。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形成虽然有历史上的原因,但也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实行区域重点发展战略,率先开放东南沿海地区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有关。所以,中央政府应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扶持农村僻远地区和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以实现教育公平。 其次,建立合理的学生资助制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招生并轨缴费上学。应该说这是实施教育成本分担,实现教育公平的有效措施。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贫困家庭的子女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造成了新的教育不公平。为了解决此类问题,政府必须投资建立合理的学生资助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实行了人民助学金、人民奖学金和学生贷款等学生资助制度。时至今日,学生贷款制度尤显重要,但是学生贷款制度却不完善,存在着贷款面窄、贷款金额低、还款期限短等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新的教育不公平就会产生。所以,在新形势下,政府必须建立合理的学生资助制度,以实现教育公平。 社会教育论文:试析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 论文摘要:20世纪社会教育运动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农村的社会教育逐渐地发展起来。其中民间团体对农村的社会教育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他们不仅有理论上的研究,而且在实际中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其他方面发展社会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在中国教育史上意义重大。 论文关键词:社会教育 民间团体 近代农村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中国社会早已存在。清末简易学堂的建立,图书馆、博物馆的兴办,《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的宣讲,广义上均属社会教育。i901年四川江津县张鹿秋设农业夜课,以新法启迪附近农民。河北省高阳县王玉斌设初等小学,男女并收,以教育农民ⅲ。但现代意义的社会教育的提出,则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事情。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于教育部中设社会教育司,在地方设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以实施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的素质。社会教育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近代的民间团体在发展社会教育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教育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北方大批农民被协约国招募到欧洲做工。当时在外的留学生鉴于华工知识浅薄,办理了华工教育,颇见成效。大战结束后,主持华工的教育领袖比如晏阳初、陶行之等回国,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倡“除文盲,做新人”办起了平民教育。从此,打开了对农民实施社会教育的大门。从1925年开始,以后逐渐形成了乡村教育的浪潮,到30年代末达到高潮,抗战结束后走入低谷。乡村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本土化的加强。他们在发展农村初等教育、扫盲教育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乡村教育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虽然乡村教育的倡导者们有着各自的立场、目的,但他们有一致的共识:即农村是一个整体,要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的问题,教育必须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各种乡村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以教育为枢纽,这样,使得教育改革本身进一步深化,产生了中国的乡村教育理论,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等,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倡导者们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实验的影响,都从实验入手,从1925年起纷纷建立农村教育实验区,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至1935年,各种实验区已有193处,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实验区使乡村教育不仅在思想上得到广泛的提倡,更主要的是在实践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涌现出各种教育思潮中,平民主义教育思潮便是潮流之一。蔡元培曾把社会的不平等归结为教育的不平等,他认为普及平民教育是改变这种教育状况的唯一办法,主张除正规学校外,应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美国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平民教育的参加者很复杂,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也各有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讲,他们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要求打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有钱人独霸教育权的局面。许多教育团体、教育家们开展了各种革新教育的实验,特别是在全国开展的种种平民教育运动推动了教育在民间的普及。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是北方影响较大的派别之一。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平教会根据前几年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和识字运动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以农立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农村,而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处于萎缩、停滞、落后的状况,不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社会的改革就没有希望。所以,他们希望通过乡村教育来改善农村生活和稳定社会。从这一点出发,平民教育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乡村平民教育成为平教会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1926年10月在河北定县以翟城村为试点,开展以村为单位的平民教育实验。1930年成立定县实验区,推广乡村平民教育,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中华平民教育会首先在定县翟城村的实验,实验内容极其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社会习俗,无所不包。其宗旨为“除文盲,作新民”。除文盲就是使12~15岁的不识字男女都能运用日常生活文字,成为有用的人才。设立识字班,编写课本《农民千字课》,针对80%以上文盲的情况,提出以学校教育为主,集中扫盲,办平民学校进行识字教育,以翟城村为中心逐步推广到全县。1926年10月~1930年6月,共办了初级、高级平民学校423所,学生10156人,女学生1011名,占总人数的10%。办高级实验学校、儿童班、男女育才学校26个,学生821名,学生年龄从11"48岁,多数为青年。在1927、1929年两次的调查中,第一次文盲率80%,第二次文盲率为67%,这说明在两年的时间内文盲率下降了13%。扫盲成绩显而易见。同时1930年3月平教会成立社会式教育实验所,举办夜灯教学,为失学的儿童、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还设立了问字处、图书馆、识字处等,实验区的农民对此交口称赞,并热心参与。 教育实验扩展到定县以后,学校式教育主要进行的实验有初级、高级平民学校的研究与实验,扫除文盲的研究与实验,乡村小学的研究与实验,妇孺教育的研究与实验,师资训练的研究与实验。其次成立了处、高级平民学校、实验小学来推广乡村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的教育程度和整体素质,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改进社会。在扫除文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注目。1934年的调查表明,全县14至25岁青年约82000人,其中文盲32550人,占39%,识字人数为49450人,占61%;女子文盲为28114人,占73%,识字人数为10396人,占27%目。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到文盲率与当时全国总的状况相比,文盲率仅为39%,这体现出平教会的努力成就。在定县实验区有平民学校的村庄,识字人数多,则文盲率较低;若无平民学校则刚好相反。1928年调查,翟城村11岁至24岁的人中,识字者占53%,不识字者占47%;东亭村11岁至24岁的人中,识字者占51%,不识字者占49%。文盲率均在半数以下,这个数字很显然低于其他农村的文盲率,在翟城村、东亭村等实验区文盲率较其它任何村为低。据1930年调查,定县7岁以上人口识字者占17%,文盲占83%;在定县县城内,7岁以上识字者占34%,文盲占66%。可见在广大农村没有实验区的地区文盲率依旧维持以前很高的比率。 以上就北方较有影响的实验区阐述了乡村教育派的教育实验,除此外,较有代表性的试验区,比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的改进实验区、浙江余姚诸家桥乡村实验学校等实验区,陶行知南京晓庄实验区,梁漱溟为代表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荷泽的实验区,江西农村改进社的实验区工作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各派从事乡村建设的组织、立场、观点很不一致,但其实施有相当之规模,对于农村的社会教育的发展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由于这一时期整个中国还没有具备在农村发展政治、经济、教育的条件,这些实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村问题。但综合起来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趋势:即各种民间团体都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普及国民教育,提高人民素质,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表明社会教育的普及已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部分,他们的经验教训为以后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在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方面做出的贡献,为以后的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直接借鉴意义的经验,发展农村教育民间团体功不可没。 社会教育论文: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初探 【摘要】:20世纪社会教育运动在 【关键词】:社会教育 民间团体 近代农村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中华平民教育会首先在定县翟城村的实验,实验内容极其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社会习俗,无所不包。其宗旨为“除文盲,作新民”。除文盲就是使12~15岁的不识字男女都能运用日常生活文字,成为有用的人才。设立识字班,编写课本《农民千字课》,针对80%以上文盲的情况,提出以学校教育为主,集中扫盲,办平民学校进行识字教育,以翟城村为中心逐步推广到全县。1926年10月~1930年6月,共办了初级、高级平民学校423所,学生10156人,女学生1011名,占总人数的10%。办高级实验学校、儿童班、男女育才学校26个,学生821名,学生年龄从11"48岁,多数为青年。在1927、1929年两次的调查中,第一次文盲率80%,第二次文盲率为67%,这说明在两年的时间内文盲率下降了13%。扫盲成绩显而易见。同时1930年3月平教会成立社会式教育实验所,举办夜灯教学,为失学的儿童、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还设立了问字处、图书馆、识字处等,实验区的农民对此交口称赞,并热心参与。 教育实验扩展到定县以后,学校式教育主要进行的实验有初级、高级平民学校的研究与实验,扫除文盲的研究与实验,乡村小学的研究与实验,妇孺教育的研究与实验,师资训练的研究与实验。其次成立了处、高级平民学校、实验小学来推广乡村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的教育程度和整体素质,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改进社会。在扫除文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注目。1934年的调查表明,全县14至25岁青年约82000人,其中文盲32550人,占39%,识字人数为49450人,占61%;女子文盲为28114人,占73%,识字人数为10396人,占27%目。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到文盲率与当时全国总的状况相比,文盲率仅为39%,这体现出平教会的努力成就。在定县实验区有平民学校的村庄,识字人数多,则文盲率较低;若无平民学校则刚好相反。1928年调查,翟城村11岁至24岁的人中,识字者占53%,不识字者占47%;东亭村11岁至24岁的人中,识字者占51%,不识字者占49%。文盲率均在半数以下,这个数字很显然低于其他农村的文盲率,在翟城村、东亭村等实验区文盲率较其它任何村为低。据1930年调查,定县7岁以上人口识字者占17%,文盲占83%;在定县县城内,7岁以上识字者占34%,文盲占66%。可见在广大农村没有实验区的地区文盲率依旧维持以前很高的比率。 以上就北方较有影响的实验区阐述了乡村教育派的教育实验,除此外,较有代表性的试验区,比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的改进实验区、浙江余姚诸家桥乡村实验学校等实验区,陶行知南京晓庄实验区,梁漱溟为代表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荷泽的实验区,江西农村改进社的实验区工作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各派从事乡村建设的组织、立场、观点很不一致,但其实施有相当之规模,对于农村的社会教育的发展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社会教育论文:浅析蔡元培的社会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蔡元培被公认为推动近代社会教育正式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第一人。本文试图考察蔡元培社会教育思想来源,阐述其社会教育思想内涵及其实施途径,以期为今天发展教育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蔡元培;社会教育;现实意义 在学校这种专门的教育机构产生之前,人类的教育活动都是以社会教育的方式进行的,但社会和教育的连用,最早出现在德国。我国“社会教育”使用最早是在1912年,人们普遍认为是蔡元培从德国把社会教育的概念引入了我国。他认为学校要向社会开门,服务于社会,教育应以平民主义为取向。他认为一所大学应负有引导社会风气的责任,主张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他把培养人才和民主共和事业相联系,深信 3 现实启示 蔡元培是一位富有理想和勇气的教育家。倡导平民教育、普及社会教育,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是他的理想。虽然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得到完全实现,但他为此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与实践为21世纪的我们如何发展社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财富。 3.1 大力宣传终身教育 朗格朗认为,在当今世界,那种拥有一种知识或技能后可以终身享用的观念已经过时,教育不再是单纯地获得知识,而在于促进个人的发展。所谓终身教育,“是从出生期到死亡的不间断的学校及校外教育,不存在青少年、成年的区别。与培养人格、与职业生活的训练相结合”。从蔡元培论及社会教育的内容、实施方式等方面来看,他坚持的是一种广义的社会教育观,既包括正规教育,又包括非正规教育;既包括学龄儿童又包括成人;其学习的内容、时间、空间都是广泛的,蔡元培本人就是很好的终身教育的范本。在《我的读书经验》中他说:“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60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终身教育打破了那种将教育限定在某个年龄阶段的传统认识并赋予成人教育以新的意义,是不断造就人、不断扩展其知识和才能以及不断培养其判断能力和行动能力的过程。 3.2 发展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的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先使用,后来被各国所承认的概念。近年来,我国对于社区教育形成了这样的认识:由地区居民自发产生的,为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及对终身学习的需求,由政府提倡并与地区基层组织共同推进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教育活动,其宗旨是提高地区的精神与文化素养,满足其自我完善的要求,切实保障地区居民的自主学习权利。社区公民教育的内容广泛,涵盖了科学、道德、法制、信仰以及其他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符的教育活动。社区应当成为公民教育的基本载体,通过各种形式的社区教育提升社区内居民的公民政治、道德与法律素养。 3.3 注重传播媒体的价值导向作用 蔡元培视报纸、杂志、无线电播音机等传播媒介对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方面的作用。诚然,媒体对于现代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通过媒体足不出户便能知道世界各地的奇闻逸事,捕捉到大众的喜好和品位,接受到各种各样的教育。但是现在打开电视,不是光怪搞笑的娱乐节目,就是蓬头乱装的武侠巨片,不是俊男靓女的感情纠葛就是尔虞我诈的商业阴谋。网上大肆宣传的“芙蓉姐姐”、“凤姐”、“艳门照”、“兽兽门”以及近期非常火热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更是把拜金、物质、功利等现代人所推崇的价值观暴露无遗。我想媒体是否应该肩负起正确引导社会价值观的重任,是否该为我们创造一个和谐、文明、礼让、规范的社会环境?媒体任重而道远,前方充满着荆棘和诱惑,布道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能够抵御诱惑、承担道义的人。 3.4 加强学校和社会的交流与合作 蔡元培指出“科举时代的教育,不过得一个便利机会,举成一己的才具,此外都不管了”,“废科举兴学校以后,一般人对于学校的观念还停留在此。造成这种状况长期持续的原因是学校与社会不能联络的结果。”这导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社会对他们也不满意。要扭转这种局面,需要社会教育发挥积极作用,主要通过与学校教育的联系得以实现。在社会教育过程中,一方面教师和学生走出校门,到民众中去;另一方面广大平民走进学校,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三个要素交互作用的方式发生变化,使学生、教育者与平民有大量的集聚接触和沟通,增进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加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深化了在学校中所受的教育。可以说,社会教育除了具有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和扩张功能外,还具有对学校教育的超越功能,即调整学校教育的不适应性。当前我国学校的资源开放仍属于保守阶段,既然学校的资源属于全社会共有,学校就更有理由把它的资源向社会开放,让广大的社会成员能够利用它,以实现其终身教育的愿望。 社会教育论文:社会教育是公共图书馆的核心职能 摘 要:通过对公共图书馆特点、职能的分析,指出社会教育职能是当代公共图书馆的核心职能,并就我国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如何发挥和拓展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社会职能 公共图书馆在我国通常是指由各级政府投资兴办的图书馆,公共性、公益性、开放性是其基本的特点。也就是说,公共图书馆是政府的一种制度安排,其从本质上属于公共物品,因此,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为每一个有阅读能力和阅读需要的社会成员提供免费的、平等的服务,这是现代公共图书馆致力追求的一种境界。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共图书馆宣言》所宣称的:公共图书馆是平民教育及国际互谅的生力军。公共、公开、共享、自由、平等、公益是当代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目标。 多年来,各级公共图书馆一贯坚持藏书为全民共有、服务为全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建设具有综合性、地方性、普及性藏书体系,将反映和揭示本地区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科研发展特征的文献加以系统收集和典藏,其目的就在于履行自身的职能,为将图书馆的服务普及到所有的社会成员而孜孜以求。 公共图书馆的特点决定了社会公众具有平等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权利。所有公众,不分职业、信仰、阶层或种族,公共图书馆应一视同仁,为其提供平等免费的服务。 2 公共图书馆是全民教育的基地 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教育专指学校教育。广义的教育即社会教育,它泛指一切以传授文化知识、影响和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及品德,增强人的综合知识及素质的活动。图书馆的教育,即是一种全民教育,是对社会全体民众所提供的教育,是一种社会教育方式。 从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史来看,公共图书馆事业与社会教育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在公共教育的发展还不能有效地满足公众对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的背景下,人们对文献、知识的需求不仅促使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更广泛地对公众开放,而且使它的全民教育功能日益彰显。公共图书馆作为“人民的大学”,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 在我国,图书馆作为一种教育机构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古代的皇家书院和藏书楼,不仅是万卷藏书之所,也是培养封建吏才之地。在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既有由古越藏书楼、东方图书馆等私人藏书发展起来的公共图书馆,也有新兴的京师图书馆和各省图书馆,这些新式图书馆的开放性,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机会接触各流派思想文化,公共图书馆也广泛地承担起了社会教育的历史重任。正如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所说:“近代图书馆以用书为目的,以诱导为方法,以养成社会上人人读书之习惯为指归。”公共图书馆实际上成了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是社会公众接受继续教育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基地。 3 公共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的优势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固然重要,但公共图书馆教育有其独特的优势。主要表现在:(1)教育对象的全民性。每位读者都拥有求知的权利,不论贵贱贫富,无论地位尊卑,图书馆一视同仁,其服务对象是全体国民。(2)馆藏资源的综合性。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也许读者学习目的和起点千差万别,但都能在门类齐全的馆藏资源中找到适合自己水平、满足不同阶段需求的知识资源;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随心所欲涉猎任何一门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趋势的知识信息。而且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是经过严格的科学分类、严密的主题标引的,体系完备,排列有序。对文献的这一深层次加工使读者在寻找资料时更加简便。高水平的馆员咨询服务又可以替读者解难释疑。因此,图书馆为人们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综合性教育条件。(3)继续教育的持续性。随着出版物的不断问世,图书馆的馆藏资源随时可得到补充,始终保持文献信息资源的新鲜性和时代性,使得图书馆的教育具备了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受教育者可以长期自由地利用图书馆进行学习,接受在职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同时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公平”、“有教无类”等理念。(4)教育手段的多样性。多年来,公共图书馆创造了丰富多样的 者服务方式和方法,其开展读者教育的手段是多元化的,适应了各类人群、各阶层读者的需要。随着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共图书馆早已突破了借还图书、阅览图书的浅层次服务,各种形式的导读、讲座、展览都成为当代图书馆的核心业务,人们可以在这里聆听讲座、参观展览、参加丰富多彩的读者活动,从而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得到美的享受。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在社会教育领域占据着独特的优势,社会教育职能应该成为公共图书馆的核心职能。 4 公共图书馆拓展社会教育职能的建议 4.1 强化图书馆意识启蒙教育 图书馆发展程度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除了争取政府对图书馆的重视与支持外,图书馆应充分利用“服务宣传周”、“全民读书月”等时机,深入社会,深入群众,结合实际,大力开展图书馆宣传活动,并通过介绍馆藏及服务项目,举办展览、公益讲座和各种群众性文化活动等形式,加大图书馆宣传工作的广度和深度,让更多的社会公众能够了解图书馆以及图书馆的服务,强化社会公众的图书馆意识,引导更多的人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多读书,读好书。 4.2 建设高素质的专业队伍 高素质的馆员队伍是图书馆发挥其社会教育职能的基础和保障,综合素质的提高来自于不断地学习,学习使人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只有馆员拥有过硬的专业素质,才能面对需求多变的读者,才能提供高质量和满意的服务。因此,公共图书馆应树立“有作为才能有地位”的观念,外树形象,内强素质,靠自身的有为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关心和认可,真正使图书馆担当起“终身学校”教育者的重任。 4.3 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教育服务体系 现代化的公共图书馆只有拓宽服务内容,增加服务种类,开发品牌服务,才能满足各种层次、各种类型读者的需求。近年来,辽宁省图书馆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服务方式,为读者的学习提供快捷、便利的条件。例如:在省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社区等建立图书流动站,开展送书、送信息下乡活动;设立低幼、少儿、老年、残疾人阅览室,配备专门设备,采购所需文献,为他们利用图书馆提供便利条件;开展招募志愿者服务活动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图书馆,提高了人们的读书意识,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导向作用,真正把图书馆办成了广大读者免费的学堂,为提高全民素质,构建学习型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4 建设适应社会教育需要的资源体系 任何一个图书馆在为读者提供信息资源的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需要,在扩大、丰富、补充馆藏资源的同时,图书馆应该将传统文献资源与现代信息资源有机融合,注重发挥现代技术的优势,科学处理馆藏文献和网络存取的关系,适当增加数字信息资源的采购比例,尽力满足读者的需求。图书馆充分发挥职业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发网络资源,并加以整理和归类,为用户提供引导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阅读需求。 4.5 充分开发利用共享工程的现有成果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部分,已在我国公共图书馆广泛实施。辽宁在文化共享工程推进过程中,不仅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惠民工程,更将它作为提高农村文化生活质量,推动农村文化向现代化发展的一项教育工程来实施。用已经覆盖全省98%以上地区的广播电视村村通网络,传输共享工程的信息资源,让广大农民朋友坐在自己家的炕头上,就可以通过电视机和遥控器享用共享工程提供的各项服务,基本弥合了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为全省广大农民群众送来了便捷丰富的信息服务,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学科技难、获信息难、看电影难、找市场难,这些困扰农民多年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破解。文化共享工程平台是公共信息服务的重要平台,它改变了传统图书馆教育形式的被动性,大大加强了图书馆教育的目的性和主动性,为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的拓展提供了技术资源和空间条件,我们必须抓住契机,有效利用好共享工程的享有成果。 社会教育论文:从富士康的12连跳看我国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角色的缺失 关键词:富士康;公共图书馆;心理教育 摘 要:富士康的十二连跳,折射出我国低收入阶层的心理危机,职业瓶颈的突破、生活改观等是化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之处。公共图书馆因其丰富的资源和社会公益性,应承担起公民继续教育的主要责任。 2010年,没有一个企业比富士康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从2010年1月到5月,这个企业竟连续有12名员工跳楼自杀,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些青年采用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能不让人瞠目结舌。 固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很多人不适应社会角色转换带来的心理冲击,做出一些过激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自杀已经不是偶发的社会现象,而且自杀者中相当一部分是青年人,这时,我们必须要重视公民的心理健康。 2 传统救济措施的种类及利弊 2.1 专业心理医生或咨询师 目前,我国无论是医院、大中专院校,还是企事业单位,大都设置有心理咨询机构,配备有专业心理医生或咨询师。然而从实践上看,效果不太明显。这种情况的出现,除费用因素以外,主要和长期以来社会公众对心理咨询的理解存在偏差有关。人们误以为只有精神病人才需要进行心理咨询、接收心理治疗,当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不愿意接受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医生的帮助。“富士康高层早就知道普通员工工作压力的,在2007年前后就特别设立了心理辅导室,但事实上,基本没发挥什么作用。”一位富士康生产线储备干部透露,他在富士康工作两年多,每天压力都很大,但从来没去过心理辅导室。 2.2 工会救济 工会原意是指基于共同利益而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这个共同利益团体的成员为同一雇主工作的员工或在某一产业领域的个人。工会组织的主要意图是和雇主谈判工资薪水、工作时限和工作条件等等。 目前,我国大陆地区有着大量的工会组织,但普遍认为这些工会组织实际为自上而下建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工会。工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企业内部的一个组织部门,并由企业高层进行工会人事任命,不具有相对独立的组织机构和行动模式,大多只是在某些节日进行象征性的福利发放、组织开展文体娱乐活动。 2.3 亲朋帮助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心理有了问题,他们往往首先向朋友求助。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流动迁移最为活跃的时期。流动人口,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据统计,我国流动人口从1982年的657万上升到2005年的1.47亿,而据2008年的数字,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01亿。流动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变更的频繁使以富士康职工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陷入人际关系“荒漠”化的境地。 综上所述,传统的心理救济措施,在解决大众心理健康方面效果并不明显,必须尝试和论证一些新的做法,来减少此类悲剧发生。“心灵的空虚、生活中的困惑与压力、梦想与现实的落差”,这些问题虽然可以通过外界疏导,一时排遣开,但心理疾病的根源无法消除。根治这种疾病,只能通过帮助他们实现职业瓶颈的突破,逐步改观生活状态来实现。换句话说,给他们提供自我学习或提高的平台,实现“终身教育”,让他们在锻炼人格的同时,怀揣幸福生活的梦想,才是降低高自杀率的有效手段。 3 公共图书馆辅助公民实施自我救济的对策分析 3.1 可行性研究 3.1.1 公共图书馆内的丰富资源 图书馆的工作对象是书刊资料,工作流程就是对书刊资料进行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丰富馆藏是各大图书馆开展工作的基础,省或市公共图书馆藏书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而我国公民尤其是底层的流动人口由于工作强度的增加、待遇的微薄,需要一个释放压力和提高能力的平台,公共图书馆内的丰富资源使公共图书馆有能力为人们解决这些问题。 3.1.2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公益性质 图书馆是广大社会成员共同使用馆藏文献的场所,尤其是各级公共图书馆,它主要是面向社会,为社会各阶层和行业的公众服务。1997年1月中共中央九部委《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指出:“图书馆是一种社会公益性的文化教育机构,在思想道德建设和 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图书馆所藏文献资料被读者利用得越充分,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就发挥得越大。 公共图书馆对我国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民工的作用尤为重要。这两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及其家属人数在迅速增长。但是,农民工往往是城市最边缘的群体,公共图书馆是他们目前进行自我学习和自我减压的唯一低成本路径。 3.1.3 图书馆固有的教育职能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已经意识到学习应该是一个人从生到死、永不休止的事情。能力的提高,是打破职业天花板现象的重要路径。而能力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学习,很多人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回到学校重新学习,图书馆正是弥补这一空缺的重要环节。图书馆的职能除保存文化遗产、整理、开发并传递文献信息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进行社会教育,这种教育主要是指图书馆为社会提供各种文献资源和自学场所。 3.2 我国目前公共图书馆进行社会心理救济的障碍 3.2.1 定位有误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一样定位于文化部门,隶属于当地文化主管,其职能主要界定为收集本地区内各种图书文献,并对它们进行加工、整理,使其长久地保存和流传。没有把它们当作教育系统的延伸和补充,没有把它们当作继续教育的主要阵地。这一定位使我国目前公共图书馆数量稀少,一个城市通常只有1~2个公共图书馆,同博物馆的数量差不多。 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经费由上级财政拨付,而且通常把剧团、剧场、群众文化事业和图书馆的经费拨在一起,再根据人员编制等进行分配,这样图书馆所得到的经费数量非常有限。近年来,公共图书馆因书刊价格上涨面临经费再度恶化,不少县级图书馆经费只能基本满足自身运转需求,没有多余的经费购入书刊,其作用也就难以发挥。 3.2.2 缺乏规范机制 目前我国图书馆普遍存在大锅饭状态,缺乏竞争、监督、制约,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许多图书馆的服务水平较低。同时,相当数量的图书馆领导者知识老化,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较低,大多采用传统行政手段管理,管理水平落后。由于缺少合理的评估机制,图书馆界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也很普遍。另外,公共图书馆出于经费不足的原因,通常选用折扣率大的图书,馆藏质量下降,读者需求得不到满足,更是业界常见的现象。 3.2.3 公共图书馆商业化倾向比较严重 由于经费不足,为了弥补亏空,几乎所有公共图书馆都存在办证收费现象,这无疑会将一些贫困阶层的人阻挡在大门外,不利于他们的自我充实与发展。一些图书馆为追求经济效益,将场地出租做经营性项目,更是损害读者利益之举。 3.3 对策 3.3.1 政府重视 富士康的人士说,作为企业,“我们既不具备管理城市的职能,也没有管理城市的能力”。有媒体和专家评论认为,把频频发生员工“跳楼”事件完全归咎于跳楼者个人或企业,“显然都说不过去”。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也认为,将公共服务延伸到外来工的集中生活区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全民心理健康的教育中,政府应该占据主导地位。 3.3.2 对公共图书馆重新定位 我们应改变以往把公共图书馆视为收藏文献部门的观点,把公共图书馆纳入教育系统,组织专家学者考察论证,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图书馆布局方案,并逐年加大公共图书馆在城市中的普及率。让公共图书馆真正成为国民继续教育的主要阵地。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在20世纪70年代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标准》规定,每5万人拥有一座图书馆,一座图书馆服务辐射半径通常标准为4公里,而我国目前每46万人口才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据统计,富士康目前在深圳共有42万多名员工,仅在龙华厂区员工人数就超过30万人,其规模堪比一座城市。按国际标准,仅富士康这一个厂区,就应该设置6个公共图书馆。 3.3.3 尽快制定一部公共图书馆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明确要求每个国家都应制定图书馆法,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只有制定并实施图书馆法,才能确保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我们可借鉴欧美等国图书馆法的内容,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图书馆法。 3.3.4 打造公共图书馆心理咨询基地 关注公民的心理健康,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图书馆应该在关注自己特色馆藏的同时,着 重加强对心理资源的建设,力求用丰富的资源打造出一个个心理康复基地,为读者提供免费的精神休憩家园。 3.3.5 寻求社会支持 公共图书馆是满足低收入人群自我心理救济的重要途径,但兴建这些公益性机构需要大量的资金,我国目前基础薄弱,一下子兴建这么多公共图书馆,政府财力肯定跟不上,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首先,寻求社会帮助。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社会捐赠是其中的主要手段,捐赠的主体可以是慈善机构、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可以来自于国内,也可来自于港台、海外。无偿捐赠是社会支持公共图书馆事业最普遍的一种方式,我国政府要加重对这种捐赠办馆风气的引导。其次,图书馆在无损于自身公益性的前提下,可接收企业赞助,达到双赢的效果。最后,在政府或相关机构协调下,低价购买或无偿调拨出版社库存积压图书。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亚洲之桥”基金会,专门负责收集出版时间较长、无人购买的库存图书,向世界各地的高校图书馆捐赠。我们可利用这个方法,来弥补公共图书馆的经费差额,丰富馆藏。 4 结语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让我们共同努力,使图书馆步入每一个公民的生活,让图书馆成为阅读的天堂、心灵净化的过滤器。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或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社会教育论文:博物馆社会责任与社会教育探讨 摘要:国家设立博物馆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对社会有所贡献,博物馆的主要责任就是为社会教育服务,使博物馆的文化进步和社会的进步相统一。博物馆的服务能够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博物院的重要职能是教育,博物馆拥有自己独特的教育优势,能够通过一定的有教育特色的教学方法对学生和社会进行教育。在保证博物馆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以教育为主要目的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公民的素质进行提高。 关键词:博物馆;社会责任;社会教育;探讨 前言: 博物馆的主要社会责任是指能够为社会和群众做出服务,这样有助于社会人们群众同博物馆的文化进行交流学习,让更多的人了解博物馆文化,使更多的人受到博物馆社会教育。博物馆确立以社会责任和社会教育服务为主要服务目标,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重视社会群众因素,在保证博物馆效益的前提下,能为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社会教育服务。在博物馆基本职能方面和教育服务的方面,博物馆都采用了和以往不同的方式进行。博物馆收藏的是人类文化的精华,讲述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通过博物馆和学校之间的教育联系以及博物馆和社会教育之间的联系都将加大博物馆行业的发展、推动国民教育的步伐。 一、博物馆社会职能和社会教育功能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博物馆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也发生了改变。博物馆的功能责任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文物收藏中心变成了教育和文化中心。博物馆社会职能发生的改变,使其教育功能逐渐成为了博物馆功能责任的中心。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不仅是自身发展的要求,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我国众多的博物馆发展历程来看,博物馆已经慢慢成为了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和自然科技的小课堂。博物馆不仅对学生能够进行社会教育,也可以帮助人民群众进行自我学习,丰富群众的文化知识。博物馆由于自身独特的教育资源优势,能够直观、科学、真实的向社会和人们传授历史科技文化知识,提高群众的整体素质。 二、博物馆社会责任中社会教育功能的方法 1、提高博物馆产品展示能力随着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博物馆中传统的陈列水平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在博物馆中学习知识的要求。从审美角度和技术角度对博物馆中物品的摆放和陈列手段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陈列手段包括图片展示、模型展示等,已经不能提起人们的兴趣。应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博物馆物品进行展览,如利用投影仪进行动态还原,加上声音的效果等多媒体手段都可以对陈列进行展示。通过这种多媒体手段进行展示不仅能够激发观览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还能够保证其学到真正的知识,而不是走马观花般的游览。使用高水平的多媒体手段,能够使游客在参观完博物馆之后对大自然和现代科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人类和社会发展有了更全面的了解。2、开展多种教育传播手段博物馆在通过自身展览之外还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手段对群众进行社会教育。现在很多地方生物博物馆已经开始和学校进行合作,一起组织活动来对学生的科学历史学科进行实践教学。教学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博物馆知识讲座、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和小小博物馆讲解员等。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学生学习知识的兴趣,还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在活动中更加良好的接受知识。博物馆还可以通过宣传等手段进行社会教育。通过到社会上进行展览的方式,让广大人民群众深切地了解到博物馆里的知识文化。出门展览包括国内展览和国外展览两种方式。国外展览就是指通过把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东西在国外进行展示,弘扬我们国家优秀的传统文化。国内展览就是指博物馆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展览,通过这种展览来进行一些历史事件和科技文化的传播,使全国人民群众都能够知道并且了解。博物馆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讲座和专题报道进行宣传,明确博物馆自身的社会责任,充分发挥自身独特的社会教育能力。博物馆还可以适当的提供一些优惠活动来调动人民群众来博物馆进行社会教育学习。3、加强讲解员讲解能力水平讲解员在博物馆中的位置举足轻重。讲解是一门艺术,让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学习到知识。讲解员的讲解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了游客学习文化知识教育质量的好坏。博物馆的讲解员首先要具备基本的科学讲解原则,保证讲解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要充分调动游客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使游客能够通过眼前的画面和听到的讲解产生无限的联想,使游客自身乐于接受知识。讲解的时候,讲解员要根据游客中年龄层次和文化水平的高低适当调整讲解的内容,保证讲解的良好效果。讲解员还要对游客的疑问进行解答,保证每一位游客平等公正。4、加大博物馆宣传力度博物馆是历史的精华和社会的沉淀,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文物资源。由于人们固守的思想,大多数博物馆管理者都不注重博物馆知名度的宣传工作。往往在一个大城市里,博物馆很少有人知识,甚至每天的游客屈指可数。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的社会责任是缺失的,也就不能有效的进行社会教育。所以,博物馆要大力进行宣传工作,在新传媒的影响下要利用可以利用的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微信、微博等手段进行宣传和普及,扩大博物馆的影响力。结论:综上所述,博物馆在社会责任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在我国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不断发展的科技水平和社会经济的条件下,传统的博物馆教育已经不能满足现在人们的要求,还需要通过一些多元化的教育方法来让人民群众了解博物馆文化,从而更好的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让博物馆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
责任会计论文:浅谈施工企业中责任会计的应用 摘要:由于施工企业的特殊性,责任会计在施工企业中的应用非常重要。推行责任会计,实行责任成本核算可以控制企业生产经营耗费和贯彻企业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利于将企业总体经营目标同各责任层的经营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企业加强财务管理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达到挖潜降耗,控制耗费,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关键词:责任会计;施工企业;责任成本核算 推行责任会计,实行责任成本核算不仅有利于控制企业生产经营耗费和贯彻企业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而且有利于将企业总体经营目标同各责任层的经营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企业加强财务管理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达到挖潜降耗,控制耗费,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正是因为施工企业具有上述与其它行业不同的特殊性,因此责任会计在施工企业中的应用更为重要,现试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1 首先,应该依据职权范围,来建立责任中心 划分责任层次,确定责任会计单位,是建立责任会计系统的关键。所谓责任中心,就是企业内部有专人承担规定责任和行使相应职权的内部单位,其划分的标准是管理上可分,责任可辩认。施工企业应依据责任会计原则,结合行业特点,采用成本分解法,对各职能部门或责任人职权范围内的可控成本分别建立收入中心、成本中心、安全质量中心、效益中心。其各自的责任范围为: 1.1 计划经营部门。这类部门应对本企业的施工任务承揽、变更设计的费用追加、调整索赔、生产经营投入计划安排等项工作负责。对下列因素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负直接责任: (1)因任务不足和工程投标报价严重偏低造成投入与产出不匹配,对上级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和影响产值收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2)因基础资料积累不全或准备不充分,形成变更设计、费用追加、调整索赔工作不及时或额度不足造成的经济损失;因对建设单位的验工计价不及时而影响拨款、产值收入所造成的损失。 1.2 计划调度、技术、劳资、物资、机运、财务部门,对工程的各地实际成本超支或损失负直接责任。其中: (1)计划调度部门为综合成本控制中心,对下列因素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负直接责任;①在下达施工计划时,因没有计算出各项定额耗用数量,或工序分包预算编制不合理导致施工单位造成工、料、机超耗的损失;②因验工计价不及时、不准确,人为地造成多支付费用或潜亏损失;③因对内对外签订的承发包结算合同不规范、条款不清不严谨,导致经济纠纷所造成的损失。(2)施工技术部门为技术质量成本控制中心,对下列因素造成的损失负直接责任:①因拟定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不切合实际或不符合规范要求而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②因技术指导保障不力和出现技术失误而造成的窝工、返工浪费损失;③因各种资料、数据(工程数量、材料消耗数量)提供不准或不及时所造成的各种经济损失。(3)劳资部门为人工费成本控制中心,对下列因素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增支负有直接责任:①因单位编制配备和定额套用不合理形成的人浮于事或影响工作、影响单位利益和职工生产积极性所造成的损失;②因工资管理制度不落实、工资控制不严造成的人工费用成本超支或增支。(4)物资供应部门为材料费成本控制中心,对材料费节超负控制责任,对下列因素所造成的损失负直接责任:①对自购、自制材料的价格控制不力而造成的损失或材料费超支;②在材料采购、运输、保管过程中出现选择料源不经济、运输方式不当、材料短缺、质次价高、损坏等而造成的经济损失;③因计划不周导致工程停工待料或库存材料积压向造成的经济损失。(5)财务部门为弹性费用控制中心,对本单位弹性费用的节超负控制责任。对因自身责任因素,没有及时保证资金供应而造成的各项损失或成本超支负直接责任: 1.3 安全质量监察部门及人员为安全质量事故控制中心,对本单位的安全质量损失负控制责任。对下列责任因素造成的各类安全质量事故损失负直接责任; (1)因安全教育或监督检查不够、安全措施不力发生违章作业所造成的各类安全事故损失;(2)因对贯彻标准质量体系检查监督力度不够而出现工程质量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3)在工程施工中,因对各工序交接的质量检查不彻底、不到位,对隐蔽工程及分项工程无检验评定报告而出现工程质量不合格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1.4 企业内部的第一行政领导和各级领导组织为效益中心,对本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负决策、管理责任,对收入、成本、安全质量监察中心负指挥、指导责任。对责任因素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负直接责任。 2 根据责任分工编制责任预算 在责任中心建立以后,就要编制责任预算,确定各责任中心的责任目标、实行目标成本管理,进行责任成本包干核算,工资奖金与责任指标挂钩。应该依据本单位历年经济核算资料,结合施工企业特点以及各工程项目所处地理环境、施工条件。采用成本分解法来编制责任成本预算,分别确定各责任中心的责任指标。 对收入中心的责任指标有:承揽任务中标志;承揽任务成本率;费用索赔率。 (1)对成本中心的责任指标有:成本降低率;工资利润率;返工损失率;设备完好率;设备利用率;设备闲置率。(2)对安全质量中心的责任指标有:工程质量优良率;事故损失率;人员重伤率;人员死亡率。(3)对效益中心的考核指标有:产值利润率;资金利润率。 3 编制业绩相告,对各责任中心进行业绩考核 依据经济活动原始记录台账和各责任中心的责任指标,编制业绩报告,用实际完成数值与指标比较,对各类责任中心进行业绩考评。 4 建立跟踪反馈控制系统 为各个责任中心建立一套监控责任预算执行情况的跟踪系统,它包括日常记录、计算和积累有关数据,并在规定时间编制“业绩报告”,用实际完成数与指标比较,对各类责任中心进行业绩考评。同时召开有关人员和各责任中心负责人参加的经济活动分析会,讨论分析各责任中心的责任指标执行情况和存在问题及其影响的因素,制定整改措施,完善责任制度,从而达到责任指标所确定的目标。 5 结语 总之,建立施工企业责任会计是会计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的内在需求,是施工企业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它涉及面广,专业性强,不可能一蹴而就,各个企业只有根据本企业特点,采取先易后难,分步到位,逐步过渡的办法并紧紧的与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结合。 责任会计论文:刍论我国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必然性 社会责任会计在社会上出现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但在我国至今尚未建立。笔者通过走访几十个企业,从掌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第一手材料中,深感我国企业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已刻不容缓。本文从本世纪末世界上出现的企业新概念和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出发,论述我国企业建市科会吉休会计的必然性。 一、企业新概念的提出必然要来我国建立社会责任会计。 企业一人道主义论坛协会会长约翰·马雷斯卡在其所著《企业新概念》一文中说:“今天世界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企业新概念,即企业已不再被看作只是为拥有者创造利润和财富的工具,它还必须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负责。这种企业新概念注定会改变人们对企业的看法,企业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企业在对世纪社会中的位置。” 社会责任会计是在传统的会计模式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会计分支学科,它是探讨、研究如何更好地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企业管理当局、政府、社会公众的相关利益集团和个人的决策提供特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其直接目的是通过计算和记录企业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真实地反映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损害,向政府及公众提供企业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它最终的目的是讲求社会整体效益,实现社会净贡献最大化。因此可以说,社会责任会计应是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其实质是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社会责任,并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 (一)企业新概念的提出,使企业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转移到开始重视社会效益上来。而社会责任会计的建立是正确衡量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的基础。在社会责任会计中,社会效益主要包括质量效益、环境效益、充分就业效益、社会保险及教育效益、外援效益及其他效益。而社会成本则主要包括社会物耗成本、社会人工成本、土地使用成本、资源耗损成本、资源使用成本、环境污染成本、社会管理费用、工伤及职业病成本和其他社会成本。传统会计对效益和成本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对企业的要求,而且单纯以交易价格作为前提,以货币作为计量尺度的会计计量方法,也难以担当对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的计量任务。 而社会责任会计却能以会计特有的技术和方法对各企业经营活动中所获得的社会效益和发生的社会成本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进行核算和管理;但对于一些难以用货币计量的指标则以一定的公认标准为基础采用科学的估计法,通过对各企业经营行业所带来影响的核算和管理,使其经营行为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达到均衡。即各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过程中,要通盘考虑,自觉地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最后以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核算和监督一个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对整个社会做出的总贡献和总消耗,从而使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得到充分反应。 (二)企业新概念的提出,要求企业不仅要对所有者和债权人提供会计信息,而且还应对员工、政府、社区、社团等提供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会计信息。这正是社会责任会计比传统会计提供更加丰富的会计信息的所在:即社会责任会计不仅要求企业提供一些经济上的会计信息,而且还要求提供社会性的会计信息,如对人力资源状态与贡献的揭示,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破坏的揭示,对这些以社会成本为代价获得经济效益的现象的充分揭示,迫使企业为维护企业声誉而必须向一般公众、地区居民及整个社会提供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三)企业新概念使企业责任开始向社会扩展,因而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也成为一种必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趋于多元化,公众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世界各国人民期望环境能得到保护,期望自己享受到作为人和劳动者的某些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企业新概念,不再被看作只是为拥有者创造财富的工具,企业作为现代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与未来有着重要关系,并且还关系到和平、稳定和全世界人民的安康。从这点来看,企业应对更多的公众而不只是对它们的拥有者和股东负责,且它与其所在地的社区,与国际社区和世界环境有着直接关系。 而社会责任会计的宗旨是要求企业在生产新产品的同时,还应无条件履行社会责任如环境保护、就业条件等并定期报告企业为社会所创造的效益和业绩。由此可见,企业通过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可以促使其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并能切实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四)企业新概念的提出,使有远见的和开明的企业家认识到一个安全和繁荣的社会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获利。前已述及,企业的社会作用新概念的发展趋势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今天,这种新概念可以通过对话和建设性合作而不是通过对抗,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新的态度呢?答案在于,过去所信奉的信条已经发生变化,已经有了新的价值观。过去,企业家认为政府干预是一件坏事。现在他们认为,大多数法律实际上对他们是有利的。同样,过去企业赞同“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教条。现代的企业家态度则不同,大多数认为企业的目标应该有利于社会,而不是“损害社会”。企业帮助社会,实际上也是帮助它自己。企业家利用社会责任会计来检查公司业绩,评估公司社会工作的成果,找出公司应做的社会工作,教育公司中的管理人员,使其能从社会角度来思考问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企业的信誉,得到社会的青睐。 (五)企业新概念的提出,使各国组织颁布了一系列原则、协定、准则,迫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就成为必然。如1999年11月在一些跨国大公司(包括壳牌国际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等50多家公司)高级代表的合作下,由利昂·h·沙利文教立起草了一套旨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原则,这个原则被称为“沙利文原则”。该原则要求:“对社会负责的公司,无论大小,都可以作为目标来调整内部政策和惯例以符合参照标准。”如联合国提倡的公司与联合国之间签署的包括人权行为、劳动条件和环境保护等内容的“全球协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公司自愿执行的关于职业标准、行业关系、环境、竞争和税收的“跨国公司准则”。这些原则、协定、准则的颁布,迫使参加签约的企业密切关注本公司业绩,履行社会责任,并且就义务的实施情况发表年度报告。 (六)企业新概念的提出,要求企业加强对环境的保护,从而能更好地合理分配资源和满足人类长久生存的需要,而社会责任会计的建立正能顺应这一客观要求,它有助于企业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损害。众所周知,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目前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正受到严重破坏。企业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细胞,大量生产、大量消耗也是现代企业的重要特征。企业生产的无限扩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致使环境危机不断加剧,而企业对这一危机的造成显然负有直接的社会责任,因而防治和根除危机也就理所当然。生产在扩大,自然界中的资源却在锐减,并且很多资源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为了人类的未来,为了保全这有限的资源和节约资源,为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限制,很显然需要社会各企业提供必要的社会报告,从而也促使了社会责任会计在企业内部建立的必然性,它能正确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经济活动保护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传统会计产生了新的挑战,它必然要来我国建立社会责任会计。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就是指代际间发展机会的平等性。根据1982年4月由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加告提出:“可持续发展能满足现在的需要,但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自身需要的能力。”它的直接含义是:在包括资源在内的广义财富的传递上,每一代留给下一代的都应该是平等的,即代际间的交换应当是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包括三个子系统理论,即:(l)生态持续理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生态环境基础之上;(2)经济持续理论:鼓励经济增长不仅要重视数量增长,更应重视质量。优化资源配置、节耗增收;(3)社会持续理论: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满足需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 会计提供的信息对于衡量和监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的会计仅仅是经济效益的维护者,还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追求比较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是传统会计的最大目标。至于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会计还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这是传统会计的普遍现象。并且从另一个方面看,传统会计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局部的、短期的利益,它阻碍着高生态效率的实现。可见,传统会计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必须面对新的挑战。具体讲,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会计带来的挑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l)会计目标。传统会计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会计应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企业的局部利益与社会全局利益,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二者存在矛盾时,应当把后者放在一个较高的地位,使前者服从后者。(2)会计方法。传统的会计方法主要是各种精确的计量方法。如折旧的方法、存贷计价的方法等。衡量可持续性的许多指标,如生态的破坏和恢复,环境的污染和治理等,是无法精确地计量其成本和效益的,这些指标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评估方法来确定。(3)会计报告。传统会计报告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对会计信息的要求。我们应当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会计目标,补充和完善一系列的指标体系。新的招标体系是在原有的会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有关环境保护和治理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内容。根据需要,也可以单独编制有关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的会计报告,并向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公布。(4)会计监督。传统会计在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上基本上处于旁观者的地位。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会计应承担社会道义的责任,自觉监督企业的行为,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 三、我国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客观必然性。 (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企业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建立良好的、有秩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建立与实践作为其保障措施之一。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既讲经济效益,又讲社会效益。讲求社会效益,必须依靠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以反映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以弥补传统会计的不足。所以,正在建立并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培育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社会责任会计也必将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 (二)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既是会计发展、改革的需要,又是实现企业会计财务的要求。社会责任会计在我国尚属超前性事物,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推动我国会计理论的深入研究和会计改革的深化。虽然会计也要履行其社会职能,以实现企业的社会目标。但是要真正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及有关方面的需要,诸如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环境保护、社区贡献等,必须借助于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作为补充。可见,企业社会责任是传统会计的逻辑拓展,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已势在必行。 (三)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国际化发展的要求。由于国家之间经济交往的增多,增强了不同国家会计趋向协调的要求。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要了解中国,中国就要建立自己的社会责任会计。 因此,在我国,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它反映了企业经济运行方式以及价值判断标准的重大变革;改变了传统会计中只重利润的观念,有助于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它的产生和发展扩大了报表和信息的使用范围,为会计理论的深化提供了广阔前景。 责任会计论文:浅析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体系 [摘要] 社会责任会计产生20多年来,西方一些会计学者对其理论体系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的探索尚处于初级阶段。为了加深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解,本文从建立体系的角度对社会责任会计进行了分析。? [关健词]社会责任会计 体系 对策 社会责任会计是在传统的会计模式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会计分支学科,它是探讨如何创建和谐社会,为企业管理当局、政府、社会公众的相关利益集团和个人的决策提供特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其直接目的是通过计算和记录企业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真实地反映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损害,向政府及公众提供企业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它最终的目的是讲求社会整体效益,实现社会净贡献最大化。因此社会责任会计是从宏观经济视角,是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对企业经营活动对社会的影响进行计量、确认和报告的,而并不是局限在某个企业本身的范围内。 1999年11月在一些跨国大公司(包括壳牌国际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等50多家公司)高级代表的合作下,由利昂·h·沙利文起草了一套针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原则,要求“对社会负责的公司,无论大小,都可以作为目标来调整内部政策和惯例以符合参照标准”。这些原则、协定和准则的颁布,迫使参加签约的企业密切关注本公司业绩,履行社会责任,并且就义务的实施情况发表年度报告。我国加入wto后,企业自然也应遵守国际法规,逐步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监督。 一、推广应用社会责任会计的可行性分析 1.从宏观经济环境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广应用社会责任会计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应当是公平的,也就是说,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应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同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之所以效益较低,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过多。应该让企业卸下过多的理应由政府和社会承担的责任,使国有企业轻装前进,该由社会办的事应还给社会。但从另一方面讲,企业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只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也是一个极端,长期下去,必然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应当承担适度的社会责任,不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应该是平等的,而这种平等,又应以所有企业经济地位和法律地位的平等为前提。 2.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依据。目前条件下能不能推广社会责任会计还要看企业到底应履行哪些社会责任,在法律上有没有规定。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一直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各项法律制度日趋完善。财政部颁发的《2002年企业效绩评价标准》专门增设了“综合社会贡献”指标,主要考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这方面的法律制度还会相继出台,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法律保障。 3.企业对自身社会形象的重视也为推广应用社会责任会计创造了内部条件。随着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我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形象,因为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对投资者和顾客会产生积极影响,这些为推广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便利。社会责任会计要提供企业的社会性的会计信息,如对质量效益和外援效益的揭示,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破坏的揭示。对这些以社会成本为代价获得经济效益的现象的充分揭示和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充分披露,无疑对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4.我国会计人员素质的逐步提高和计量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推广应用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首先,我国高等会计教育飞速发展,为企业输送了一大批既懂会计又懂管理的专业人才;其次,随着会计职称制度的改革,一些在职的会计人员参加资格考试,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理论和实务能力;再次,会计管理部门非常重视会计的后续教育,经常性地会计职业培训对于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高素质的会计人员为社会责任会计的实施带来了便利。随着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计量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大部分企业实现了会计电算化,使会计人员在处理数据的速度和准确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并且从大量的手工劳动中解脱出来,原来手工操作条件下不能实现的设计,在计算机的运用中成为了现实。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的日臻完善把计算机技术和远程通讯技术结合起来,为我国计量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可喜的前景。可以说,社会责任会计在许多计量方面的难题,随着计算机的应用都会得到解决。 二、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碍 社会责任会计在我国其理论和实务尚欠完善,尤其是我国会计改革尚处于初级阶段,又有自己特殊的国情,要在目前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并全面、系统地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存在诸多障碍,主要是: 1.社会责任会计准则制定方面的障碍 2006年2月15日,我国财政部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一整套新的企业会计准则,10月30日又了新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但是未能颁布社会责任会计方面的准则。由于缺乏社会责任会计行为规范标准,无法统一规范社会责任会计核算的对象及披露形式,致使社会责任会计核算与信息披露的可操作性差。同时,由于缺乏强制性的准则规范,大多数企业不会主动披露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或者即使披露了一些,也无相关标准去衡量其信息质量,不能取信于社会公众,影响披露效果。 2.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计量方面的障碍 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不完善,尤其是缺乏科学的定量方法及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使得需用货币计量、披露的社会资产与负债,社会成本与收益等信息缺乏可操作性的方法。如何突破计量障碍,避免会计计量单位的多元性或披露信息的多元性所造成的信息不可比,是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急需解决的问题。 3.社会责任成本合理分配方面的障碍 尽管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等经济原则,人们会接受“社会(环境)成本是企业相关成本的一部分”的观念,企业应对所耗用的自然资源价值和破坏的生态环境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实务上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分配标准,将环境成本在使用同一环境资源的不同企业、单位、部门之间予以分配。 4.环保立法方面的障碍 尽管我们提出了创建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但企业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要求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使企业不会自觉地转化为行动,即企业不会主动牺牲自身经济利益而去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的强制性要求,大多数企业目前将不会为减轻生态环境破坏而自觉增加支出。目前我国已制定了一些相关法律,但环保立法的深度与广度以及执法的力度都需进一步明确和加强。 三、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体系的对策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社会责任会计是在对社会责任观念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推广应用社会责任会计首先要解放思想,树立全新的社会责任观念。新的社会责任观念就是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既要立足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时又要考虑社会的整体效益,使二者有机地协调起来,避免把二者对立化。另外,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考评,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企业经济目标的完成情况,还应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考核,促使企业自觉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企业作为市场独立经营的主体,需要通过合法、公平的经济活动获取必要的利润,保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如果用浮躁、短期的眼光来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似乎是同企业的经济利益对立的,但是如果用长远的、可持续的视角来观察,两者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转变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念关键在于转变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观念,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如环保意识、人本意识等。在目前社会矛盾较突出,国家财力顾及不到,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一定难度的条件下,促使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协调一致就更具有现实意义。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履行社会责任已经不是企业可做、可不做的“善举”,而是企业要生存、求发展的必然选择。 2.健全会计法规,制定社会责任会计准则 借鉴西方国家推广应用社会责任会计的经验,建立我国的社会责任会计,必须由政府统一立法,用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强制企业执行。我国应针对社会责任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的现状,今后应加大立法力度。会计管理部门应从我国现实出发,尽快制定社会责任会计的具体准则,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方式做出规定,以指导社会责任会计的实践。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社会责任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使社会责任会计有法可依,使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有统一的标准,增强实务的可操作性与统一性,避免各行其是。具体做法是: (1)修改《会计法》。将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以法律形式确定它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将它付诸实施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2)健全会计准则。将涉及社会责任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成为必须披露的内容,防止有关部门和企业的短期行为。 3.加强社会责任会计的社会和政府监督 社会责任会计主要以企业为会计主体,核算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往往不能全面、如实地进行披露,因此,应加强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包括行政管理与监督和专项社会责任审计。其中,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国家审计机关进行的专项环境审计,可强化对社会责任会计的再监督,有助于社会责任会计的创建和不断完善。会计师事务所或国家审计机关依据国家有关的环保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会计法规、制度和准则,对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合理性、全面性、合法性及真实性进行审查与鉴评,以取信于社会公众,强化国家宏观调控,并促使企业加强社会意识,使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不断完善。近年来我国不少企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在改善职工福利和工作、生活条件的同时,积极承担了社会责任,这也为推行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有利条件。 责任会计论文: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摘 要: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是一门新兴会计学科,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和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形成系统的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和实际业务体系。因此,本文着重研究了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会计 信息披露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一直受到关注,最初的企业社会责任其实就是指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责任的内涵发生中重大变化。但是,从广义上讲,普遍能接受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社会合乎道德的行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是决策制定者在促进自身利益的同时,采取措施保护和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义务。具体地说,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所有者权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障生产安全和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和保护弱势群体等。因此,本文仅拟就我国企业责任会计及其信息披露的内容、方式等问题进行初步探究。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发展滞后,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还处于开始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开始以积极态度看待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如财政部1995年公布的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体系包括“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两项指标。虽然在过去的几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可忽视的是,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缺乏规范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是会计进行核算和监督的规范,有了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准则,不同企业可以使用相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计量,并使用相同的格式对会计结果进行报告。这使得信息使用者可以对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间的会计信息进行比较。我国目前企业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主要是包含在企业年度报告中,信息量小,而且缺少定量的信息,难以进行分析和对比。而有的企业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由于缺乏统一的格式规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难以发现有用的信息。有了规范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准则和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准则,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上述问题,让企业披露的信息格式统一起来,便于使用者比较和分析。 2、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核算范围界定不清 现代企业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依存于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企业在必须考虑与相关的各种利益团体(投资者、政府、消费者等)的关系的同时,又受到政治、法律、经济政策、技术水平、社会文化及道德规范等诸多条件的约束和限制。虽然企业应对社会承担责任,但是企业毕竟是社会中的经济组织,其职能是有限的。社会责任会计的职能包括有关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数据收集、计量以及将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提供给企业管理人员、政府机构和社会公众。所以,界定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即确认社会责任会计的核算范围就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而这导致了我国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不完整,不规范。 3、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审计机制 我国当前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主要是自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差的企业通常不进行披露,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好的企业虽然披露了,除了在提升企业形象上有些效果以外,不但不能获得其他的利益,反而需要支出大量的费用,长此以往,企业对履行社会责任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积极性被打消,要想再推进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工作就更加艰难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督和审计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督机制,对认真执行信息披露工作的企业给与奖励,而对于虚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要给与惩罚。通过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审计机制,可以确保社会责任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护认真执行信息披露工作的企业的积极性,体现出公平原则;另一方面也间接的保护了信息使用者的利益。 三、完善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建议 1、建立规范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准则 对于会计计量和报告而言,会计准则是会计进行核算和监督的准绳和规范,有了统一的会计准则,不同企业可以使用相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计量,并使用相同的格式对会计结果进行报告。这使得信息使用者可以对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间的会计信息进行比较。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自然和财务会计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建立和财务会计准则相似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准则和披露准则也就自然成为建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因此,若没有规范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准则来约束企业的社会责任会计工作,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工作也就失去了意义。 2、合理界定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核算范围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伦理的重要范畴,对那些不应由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则不纳入社会责任会计的核算范围,否则会加重企业的负担,所以应合理界定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核算范围。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1)对职工的责任。对职工人权、报酬及福利、劳动条件、健康及教育培训的保障等;(2)对消费者的责任。向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的、优质的产品及服务,向消费者赔付由于产品本身缺陷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3)对投资者的责任。对投资者提供真实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便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决策;(4)对政府的责任。为市政建设提供财务支持和捐赠;(5)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在财务上反映防止“三废”对环境的污染,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公共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等情况。 3、建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督和审计机制 一方面,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督评价机制,对认真执行信息披露工作的企业给与奖励,而对于虚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要给与惩罚。具体而言,相关政府部门要协商出台规定,比如:针对上市公司而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可以出台规定,对认真执行信息披露工作的企业,在发行新股和发行债券等融资方面给与优先考虑;而对于虚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暂停其发行新股或发行债券。另一方面,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审计机制,通过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对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进行审计,以保证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通过分析我国现有财务会计信息披露审计制度,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另外建立一套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审计体系,只需在原有财务会计信息审计的基础上,加以拓展即可。 责任会计论文:我省农垦企业推行责任会计的作法、问题和对策(1) 几年来,我省农垦企业结合实行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积极推行责任会计,使多数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有部分企业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使责任会计这一"机制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促进农垦企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现就农垦企业推行责任会计的作法、问题和对策分述如下,供商榷。 一、作法 几年来,全省各农牧场按照各自的产业优势,行业特点和管理模式,在推行责任会计方面逐步摸索出一套较为完整的作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确定责任实体实行原则性、实践性相结合。 1.原则性主要是指: (1) 能促进企业内部层层关心"总体效益",层层承担经济责任。 (2) 有利于改革企业的经营机制,给予责任单位一定的管理自主权。 (3) 有利于将市场经济的概念引进企业,有正确的责任行为、准则、规范。 2.实践性主要是指: (1)被确定的责任实体,必须能够"相对独立"的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拥有一定的管理控制权。 (2)确定的责任实体,必须能够创造规定要求的经济效益和业绩,做到能核算、能考核能操作。 根据上述要求,各农牧场在推行责任会计过程中,实行了"逐级承包"、"层次核算"。逐级承包是指:总场把直属工厂或分场确定为责任实体,直属工厂或分场再把所属的车间、或工副业单位定为责任实体,层层承担经济责任。层次核算是指:农牧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以后,没有搞逐级(总场、分场、生产队、家庭农场)责任核算,而是把责任核算有重点的落实在确有核算任务的场属工厂和分场属工副业。这样不仅不影响总场和分场财务汇总,且有利于总场、分场两级财务部门制定政策,调查研究,加强对责任实体的管理,控制和监督。 (二)合理划分经营权,实行集权、分权相结合。 权力是履行责任的条件和保证。在逐级承包,层次核算中,应体现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分权制"。各场根据企业法的规定和农场实际,对场级和责任实体的经营权限,大体做了如下划分: 1.场级(含分场)的经营权。凡是涉及企业总体和宏观调控的权力,仍应集中, 如制定企业总体规划和责任目标的计划;制定工资调整和资金分配方案;决定企业行政机构的设置;提请任免副厂级和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审定计划价格、核定资金、费用定额,控制产品质量,审核财务决算等。 2.责任实体的权力。凡是不触及企业总体和有利于微观搞活的权力, 可以下放到责任实体,如:责任实体在完成上级下达任务的前提下,可承揽对外加工任务和开发社会需要的小商品;确定在总额内的职工岗位工资等级和奖金分配形式;确定内部专业人员的设置和生产组织形式;对职工给予记大功以下的奖励和开除厂籍以下的处分(实施中向场备案);调度使用企业核拨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确定对外加工小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按照农场财会制度办理具体的财务结算业务等。 几年来,各场通过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对落实承包经营,推行责任核算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三)在核算经营成果上,实行两种目标相结合。 两种目标系指企业的"总体目标"和内部单位的"责任目标",实现结合的特点是: 1.首先企业会计(财务会计、责任会计)要搞好协调, 互相配合,通过预测、分析、选择、决策、制定出企业的"总体目标"。 2.企业的"总体目标"经场(厂)务会研究确定后, 按责任归属和管理层次分解下达,形成责任单位的责任目标。 3.责任会计对已下达的责任目标进行核算跟踪,实施过程控制,包括"定额控制"、"成本控制"、"质量控制"和"资金费用"控制。 4.定期对责任单位的工作实际与预定的目标相比较,并通过约束、调节、激励等手段,促使责任单位达到目标,进而保证企业总体目标的实现。 (四) 在核算总体上,实行两种管理相结合。 两种管理系指企业的"目标管理"和"基础管理",两种管理同步加强。 1."目标管理" 。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进行全面综合性管理,它以预定最优的最佳效果为目标,促使企业的各项管理都围绕的"目标值"的实现而统筹运动。 2."基础管理"。只有加强企业的基础管理,才能使目标管理有准确的数据来源。 为了实行目标管理,确保企业(各级)目标值的实现,应重视发挥企业会计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调节的功能。同时还要跟上基础工作,包括加强计量、整顿原始记录、完善定额管理,修定计划价格、及健全与此相配套的制度、措施等。同时为了实施责任会计核算,企业财会部门应及时制定出分级核算方案,对各级核算的方法、内容、程序、凭证和结转手续,都做出具体规定,严格制定统计、计量、检测、验收、考核等制度,并把企业计划指标、目标成本指标、定额管理指标、经济责任制指标归纳成统一指标体系,综合下达,同时制定出奖惩考核办法,做到奖惩严明。 (五)在核算体制上,实行两种会计相结合。 两种会计,是指企业的财务会计和责任会计。实现结合的特点是:企业的财务会计核算和责任会计核算,是在企业同一厂长或总会计师领导下进行;是在企业同一财会部门进行或在同一财会部门监督指导下进行;是在逐步加强和完善厂部(部门)车间、班组同一核算系统中进行;使用的是同一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和账簿;使用的是同一结账时间、同一结转方向和同一结转程序。 (六)在核算技能上,实行多种方法相结合。 多种方法,通常包括量本利分析、厂内银行、目标成本、标准成本、质量成本等,其中,与责任会计结合最多的是"目标成本"和"厂内银行"。 1.责任会计与目标成本的结合。 为了加强对责任成本的控制,企业要首先制定出车间目标成本和产品目标成本。基本程序和作法是: (1)首先要严格制定出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耗用各种材料,各种工时的计划单价(基础计划价格)。 (2)按"工序"和"部件"计算出产品生产中各种材料,各种工时的标准耗用量。 (3)按工时、材料的耗用量乘以计划价格,组成产品的"工序单价"和"部件单价"。 (4)各工序或部件定额单价相加之和, 组成产品的计划单价(注:各工序定额单价相加之和等于产品) 计划单价:各部件定额单价和总装工时费相加之和也等于产品的计划单价,也是产品的车间成本。 (5)产品的车间成本加上责任核算与财务核算的价格差异,即是产品的工厂成本(目标成本)。 制定产品的目标成本,是为了定期检查生产部门的绩效,实际成本比目标成本增加即为超支,比目标成本降低即为盈利(或节约)。 2.责任会计与内部银行的结合。为了加强对责任成本的控制,扭转到月末才知道经营结果的被动局面,一些企业把责任核算,事中控制的重点放在内部银行,并采取了以下步骤: (1)制定标准成本。根据目标成本的分解指标,按产品的工艺步骤(责任单位), 单位产品工时,材料的耗用量,各种计划价格和有关单耗定额,首先核定出单位产品的"工序标准成本"作为核拔定额资金的依据。 (2)核拨定额资金。月初, 按照厂下达的产量计划和工序标准成本, 核定出各责任实体的月份"资金定额",通过内部银行划拨、控制,对非生产部门核定"限额费用",通过费用限额卡加以控制。 (3)控制产、耗进度。内部银行通过内部结算、划转,随时观察各责任实体定额资金的"耗费值"和"产出值",促其产耗平衡,争取资金增值(盈利或节约)。 (4)调整执行差异。 通过日清日结,如发现某责任实体消耗高、产出低,出现了责任预算的执行差异,内部银行要随时汇报,并通过领导迅速采取措施,调整差异,限期达到目标,并对超耗的资金进行罚款加息。 (5)做好上下勾通。每到月底(规定的对账日), 内部银行要及时与财会部门、责任实体核对财务,使三方账目(内部银行账、财会部门账、责任实体账)相关指标达到一致,而后,填制有关的责任报表。 通过上述控制,对各责任实体提高产量、质量,降低消耗、成本,节约费用、资金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七)在核算对象上,实行两种成本相结合。 所谓两种成本,系指内部单位的责任成本和各种产品的实际成本。实现结合的做法是: 1.填制双项凭证。即以同一原始凭证填制同一记账凭证,在同一记账凭证中, 既反映上级统一的会计科目和费用项目,又要反映经济业务的责任单位和责任指标。从而既满足上级按统一会计科目、费用项目的检查汇总,又要满足企业内部的"责任跟踪"和"业绩考核"。 2.进行双项记账。双项记账就是在相关账户中(如应付工资、制造费用), 分别汇集各项费用,使双项凭证所反映的内容如实按"责任单位"、"费用要素"同步记载。 3.开展分户核算。分户核算就是在"基本生产"一级账户下, 按各责任单位名称(也是产品的生产步骤)设置二级账户,按责任单位核算责任成本,并与车间核算员的成本明细账同增,同减,以便上下监督。 4.实行逐步结转。逐步结转即采用逐步分项结转法。 将第一步骤(第一工序车间)发生的半成品成本,按照成本项目,分项转入第二步骤(第二工序车间)的基本生产账户,依次下转,直至产品入库。以分别计算各车间的责任成本。 5.认真调整差异。逐步结转的责任成本, 到最后工序车间,便可计算出产品的车间成本。但为了计算产品的工厂成本,还需调整各项差异。这是因为:在责任成本核算中,为了消除各责任单位的不可控因素,车间领用的材料、燃料、自制半成品,以及耗用的水、电、气和机修工时等,都是按计划价格计算的。因此,在产品车间成本的基础上,再加减各项价格差异,进而核算出产品的工厂成本。 6.显示双项功能,每一计算期结束后,分别编制"财务会计报表"和"责任会计报表"以显示"财务核算"、"责任核算"两个功能,以满足上级的指标汇总和内部的业绩考核。 (八)在业绩考核上,实行两个文明结合。 各农牧场在对责任实体的业绩考核中,不仅考核产量、产值、增加值、质量、成本、利润、设备、资金等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同时还要考核班子建设,企业形象、党群活动、民主管理、治安普法、职教培训、计划生育、财经纪律等执行情况。其目的是促使责任单位不仅完成预定的经济目标,同时还要增强社会效益和法治观念,从而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进取。 二、问题 当前,在推行责任会计中,有些单位违背推行责任会计的原理和原则,出现了一些不应出现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在划分责任实体中,搞假分立。 调查发现,有的资产负债率偏高的企业,不从改革着手,优化资本结构,盘活存量资产,强化内部管理,提高总体效益,反而搞"假分立",将企业划分成若干个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法人,名曰:大船搁浅、小船放生;划小独立、切块经营;主辅分离、分段搞活;其目的是逃避企业债务。结果各二级单位各行其是,不能正确执行企业的经营方针,打乱了现在工业大生产中专业化、科学分工及协作精神,内部管理混乱,完不成厂下达的目标计划,削弱了大中型企业的活力,甚至原来效益尚好的企业,目前却造成停产或破产。 (二) 在分级行使权力中,侧重下放财权。 有的在分级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是合理划分经营权力,使企业经营者和内部责任者协调行使生产经营指挥权,而是侧重下放财权。 对企业内部责任实体实行分立(各立门户), 分账(财务分割、单独立账)、分户(各自到外部银行开户)经营,从而助长了各二级法人弄虚作假,攀比消费,乱开口子及其它不正之风,结果形成企业资金分散、沉淀,财务管理失控,国有资产流失,经济效益下降,甚至出现经营者连任"年年盈",经营者变更大窟窿。 (三)在制定分级目标中,不按规范办事 有的企业在制定分级目标中,不是模拟市场,优化方案,先制定总体目标,后分解责任指标,作到责任保指标,指标保目标。而是不搞科学测算,盲目地定指标、形成以包代管、以分代定,造成财务预算与责任预算的分离,总体目标与责任指标的脱节,甚至不签置内部合同、协议,年初宣布,年底翻车,使企业经营目标全部落空。 (四)实施责任核算,失去财务会计监督 有的企业在实施责任核算中,不执行与财务会计统一的会计科目和费用项目,记账规则和结转程序,违背有关开支范围、标准和计价方法,基础工作薄弱,没有严格的标准、定额、计量、检测、验收、考核等制度,没有统一的计划价格体系,缺少统一的原始记录的填写、签署、传递、汇集、稽核等制度,使责任核算失去了财务会计的监督。形成两种核算(财务核算、责任核算)各忙各的账、各出各的数,致使个别责任单位出现了应提未提、应摊未摊、应列未列、应转未转、直至其它方面潜亏。 (五) 有的在考核责任效果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 在考核责任效果上,有的企业领导只注重产量、产值、成本、利润及相关经济指标的完成,甚至为完成经济指标,拼资源、拼设备。而不重视班子建设、党群活动、民主管理、治安普法、计划生育等精神文明指标,同时在兑现绩效奖惩上、重物质奖励、轻精神鼓励、更忽视企业精神,企业形象和社会效益,造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滑坡。 上述错误倾向,虽然发生在少数企业,但也不可忽视,应认真加以解决。 三、对策 为了使责任会计的"机制功能"得以充分发挥,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对策。 (一) 进行综合治理,强化领导责任。 推行责任会计出现的问题,责任首先在于领导。因此,应以多种方式,特别应以法制宣传、行政督导等手段,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1.增强法制观念。我们说,责任会计也是会计, 各级领导要增强会计法制观念,以身作则,严格守法、执法。要认真学习会计法规和会计知识,变外行为内行。要重视和支持各级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并在领导企业财会工作中,坚持做到不做假、不投机、不失控。如实反映责任状况和经营成果。 2.提高领导水平。针对部分企业领导对责任会计比较生疏的问题, 要以培训、帮扶、督导等手段,促其在健全、完善财务会计管理的基础上,学习、掌握、熟悉责任会计知识,并在划分责任实体、分解经营权力、制定总体目标、分解责任指标、实施责任跟踪、考核责任绩效等项目工作中,作出正确决策。作好财务会计与责任会计的结合,财务指标与责任指标的衔接。 3.加强综合治理。据了解,责任会计出现的问题和财务会计虚假密切相关,因此,要把纠正责任会计问题和财务会计打假结合起来,实行综合治理。会计管理工作(财务会计、责任会计)涉及面广、且情况复杂,实施综合治理单靠财政部门是不行的,要充分发挥企业主管、纪检、监察、审计、税务、银行等部门的作用,互相勾通,密切合作、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治理。在治理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要根据具体情节分析原因,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二)实施"系统"管理,加强制度监控。 系统管理即从专业角度,推行"系统"责任会计,强化对企业,企业经营者和企业责任会计制度的监控,以补充财政部门仅以财务会计制度约束的不足。 系统责任会计是指:在各农牧场的行业或企业主管机关,推行责任会计,这属于初级的"社会责任会计",它是根据国家下达的经济目标,在一个农牧场范围内,按照"管理系统"确定责任会计层次,以企业为主体建立责任会计单位,依据责任归属,对经济活动进行决策、计划、控制、核算和考核的一种会计制度。 系统责任会计,可借助主管机关综合、协调、调度、激励、任免等行手段;可通过制定总体目标,分解责任指标、谋化经营政策、规范经营形式、明确经营纪律、控制工资总额,实施考核核算,加强专业督导,实施审计监督,兑现绩效奖惩等专业手段,强化对企业(经营者、责任者)的监控。同时指导、帮助、督导企业会计人员建立、完善责任会计制度, 把住责任关口,严格责任考核,规范责任核算。 作到既正确记录、评价经营者(责任者)的业绩,又及时制止纠正其不正当的财务行为和责任行为。从而形成社会责任会计,企业责任会计同时并存,相互制约、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格局。 (三) 构造新型会计机制,严格程序管理。 为了更好地推行企业责任会计,企业应该建立"以决策会计为主导, 以财务会计为核心,以责任会计为重点,以内部银行为调控"的新型会计机制, 以突出发挥决策会计对财务会计、责任会计、内部银行会计全方位管理与监督的作用,建立、健全企业会计的自我约束机制。并严格实施以下工作程序: 1.根据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 由决策会计(总会计师或财务厂长)统一谋划总体方案、制定总体目标、确定责任实体、划分经营权力。进而做好企业责任会计关键环节的把关定向。 2.由财务会计(一般由财务科长主持)根据企业总体目标, 编制财务预算和责任预算,把企业的目标值定量化、具体化、细分化。所编制的责任预算必须与财务预算紧密挂钩。 3.由责任会计(可由财务副科长代表),按照责任预算进行指标分解, 制定管理措施,核算方案及报表体系,实施对责任实体责、权、利、效的监督与考核。 4.由内部银行会计按责任归属,进行核算跟踪, 实施对责任实体成本、费用、资金的核算控制与监督,并通过日清日结,发现问题,立即汇报,及时处理。从而使"会计机制"一环紧扣一环地强化责任会计监控。 (四) 提高会计素质,把握工作要领。 要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会计人员提高素质,增强执法意识,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和核算质量,尽快改变会计人员只忙于记账、算账、报账和只善于财务核算的传统习惯,从而步入参与管理、预测、决策和善于责任核算的新境界。 (五)要把推行、完善责任会计和学习邯钢经验结合起来。 要学习邯钢关于企业管理的核心是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的核心是资金成本管理,资金成本管理的核心是内部责任管理的经验。大力推行模拟市场,成本否决,狠抓突出"效"字定目标,落实"责"字搞分解,划分"权"字保运转,注重"质"字提品级,深化"改"字激活力,对准"实"字搞核算,把握"严"字来考核等工作要领,真正作到企业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完成指标保目标。促使企业以最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六)实施审计检查,严格责任约束 年终,企业主管部门要协调财政、审计等等部门, 在对企业进行年度决策审计的同时,延伸进行"责任效益"检查。其重点是: 1.查实施方案。即查企业年初制定的内部经济责任制实施方案, 在实际工作中是否得以落实;责、权、利、效的划分、监控是否规范; 财务预算与责任预算是否衔接; 对下分解的责任指标是否签署了合同协议。 2.查制度落实。即查企业是否制定、执行了严格的责任会计制度; 其会计科目、费用项目、记账规则、结转程序、开支范围、开支标准、计价方法等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应交纳的利、费是否及时上缴。 3.查指标衔接。 各责任实体的资产、负债、权益分项指标相加之和(抵销内部往来)是否与企业总体资产负债表分项指标相一致;累计各责任实体的生产经营成果(收入、收益抵减成本、费用和厂部支出)是否与企业总体的经营成果相吻合;企业的财会报表和责任报表是否能综合反映企业总体和责任实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4.查领导责任。对责任核算出现的差异和问题,要按管理归属查明责任, 对完不成责任指标,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故意弄虚作假,伪造数据、骗取荣誉、乱发奖金的经营者、责任者,要按规定做出处理;对超额完成指标任务和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级领导,要给予表扬和奖励。 总而言之,通过采取上述五个方面的措施,即综合治理抓领导,系统管理抓监控,健全机制抓管理,提高素质抓要领,审计检查抓落实,进而使问题得到纠正,使责任会计在搞好企业、搞活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责任会计论文:论科学发展观与社会责任会计的建立 【摘 要】 目前,国际上提出把社会责任标准(sa8000)作为约束和衡量 企业 行为的评估体系,而我国在坚持 科学 发展 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对于企业来说,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为此,作为 会计 工作者有必要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实现会计理论的创新。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社会责任会计; 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我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主要战略思想,建设和谐社会为主要目标,要更好地为 经济 和社会发展服务,迫切需要会计发展创新。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使企业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转移到开始重视社会效益上来,促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自觉地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企业的利益是同社会中其他市场主体利益紧密相连的,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它占有和处置了社会的大部分资源,理应对其他市场主体承担与其能力相当的责任。 负担社会责任所需的费用,却可在未来获得巨大回报:政府的支持与公众的认可,势必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利于股东利益的最终实现。jasonscott(2005)研究得出的结论证明,承担社会责任不仅为股东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且通过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商品和劳务而得到更多的回报,昂贵的社会责任成本对社会和股东而言就是提供好的商品。 二、科学发展观与社会责任会计建立的关系 (一)社会责任会计的建立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实现经济和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时,必须掌握运用 现代 化建设的基本 规律 ,企业发展,应该协调发展,更要求和谐发展。在近年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我国的企业可以说是挣得了很多的超额利润,创造了辉煌的 工业 文明。但是,在这些“辉煌”的背后自己付出了多少还没计入成本和潜在支出呢?很多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将自身的经济利益放在了首位,忽略了在环境保护,劳工福利等方面地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他们用国家的资源创造着自己的利润。作为社会责任会计是社会学和会计学的统一。正是通过采用会计所特有的计量方法来衡量企业的经营活动,促使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保证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因此, 四、社会责任 会计 的建立应与我国国情相适应 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 水平依旧比较落后。社会责任会计在我国的 发展 ,必须同我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在借鉴吸收国外会计理论界的研究成果时,应建立起具有 责任会计论文:我省农垦企业推行责任会计的作法、问题和对策 几年来,我省农垦企业结合实行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积极推行责任会计,使多数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有部分企业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使责任会计这一"机制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促进农垦企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现就农垦企业推行责任会计的作法、问题和对策分述如下,供商榷。 一、作法 几年来,全省各农牧场按照各自的产业优势,行业特点和管理模式,在推行责任会计方面逐步摸索出一套较为完整的作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确定责任实体实行原则性、实践性相结合。 1.原则性主要是指: (1) 能促进企业内部层层关心"总体效益",层层承担经济责任。 (2) 有利于改革企业的经营机制,给予责任单位一定的管理自主权。 (3) 有利于将市场经济的概念引进企业,有正确的责任行为、准则、规范。 2.实践性主要是指: (1)被确定的责任实体,必须能够"相对独立"的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拥有一定的管理控制权。 (2)确定的责任实体,必须能够创造规定要求的经济效益和业绩,做到能核算、能考核能操作。 根据上述要求,各农牧场在推行责任会计过程中,实行了"逐级承包"、"层次核算"。逐级承包是指:总场把直属工厂或分场确定为责任实体,直属工厂或分场再把所属的车间、或工副业单位定为责任实体,层层承担经济责任。层次核算是指:农牧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以后,没有搞逐级(总场、分场、生产队、家庭农场)责任核算,而是把责任核算有重点的落实在确有核算任务的场属工厂和分场属工副业。这样不仅不影响总场和分场财务汇总,且有利于总场、分场两级财务部门制定政策,调查研究,加强对责任实体的管理,控制和监督。 (二)合理划分经营权,实行集权、分权相结合。 权力是履行责任的条件和保证。在逐级承包,层次核算中,应体现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分权制"。各场根据企业法的规定和农场实际,对场级和责任实体的经营权限,大体做了如下划分: 1.场级(含分场)的经营权。凡是涉及企业总体和宏观调控的权力,仍应集中, 如制定企业总体规划和责任目标的计划;制定工资调整和资金分配方案;决定企业行政机构的设置;提请任免副厂级和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审定计划价格、核定资金、费用定额,控制产品质量,审核财务决算等。 2.责任实体的权力。凡是不触及企业总体和有利于微观搞活的权力, 可以下放到责任实体,如:责任实体在完成上级下达任务的前提下,可承揽对外加工任务和开发社会需要的小商品;确定在总额内的职工岗位工资等级和奖金分配形式;确定内部专业人员的设置和生产组织形式;对职工给予记大功以下的奖励和开除厂籍以下的处分(实施中向场备案);调度使用企业核拨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确定对外加工小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按照农场财会制度办理具体的财务结算业务等。 几年来,各场通过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对落实承包经营,推行责任核算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三)在核算经营成果上,实行两种目标相结合。 两种目标系指企业的"总体目标"和内部单位的"责任目标",实现结合的特点是: 1.首先企业会计(财务会计、责任会计)要搞好协调, 互相配合,通过预测、分析、选择、决策、制定出企业的"总体目标"。 2.企业的"总体目标"经场(厂)务会研究确定后, 按责任归属和管理层次分解下达,形成责任单位的责任目标。 3.责任会计对已下达的责任目标进行核算跟踪,实施过程控制,包括"定额控制"、"成本控制"、"质量控制"和"资金费用"控制。 4.定期对责任单位的工作实际与预定的目标相比较,并通过约束、调节、激励等手段,促使责任单位达到目标,进而保证企业总体目标的实现。 (四) 在核算总体上,实行两种管理相结合。 两种管理系指企业的"目标管理"和"基础管理",两种管理同步加强。 1."目标管理" 。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进行全面综合性管理,它以预定最优的最佳效果为目标,促使企业的各项管理都围绕的"目标值"的实现而统筹运动。 2."基础管理"。只有加强企业的基础管理,才能使目标管理有准确的数据来源。 为了实行目标管理,确保企业(各级)目标值的实现,应重视发挥企业会计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调节的功能。同时还要跟上基础工作,包括加强计量、整顿原始记录、完善定额管理,修定计划价格、及健全与此相配套的制度、措施等。同时为了实施责任会计核算,企业财会部门应及时制定出分级核算方案,对各级核算的方法、内容、程序、凭证和结转手续,都做出具体规定,严格制定统计、计量、检测、验收、考核等制度,并把企业计划指标、目标成本指标、定额管理指标、经济责任制指标归纳成统一指标体系,综合下达,同时制定出奖惩考核办法,做到奖惩严明。 (五)在核算体制上,实行两种会计相结合。 两种会计,是指企业的财务会计和责任会计。实现结合的特点是:企业的财务会计核算和责任会计核算,是在企业同一厂长或总会计师领导下进行;是在企业同一财会部门进行或在同一财会部门监督指导下进行;是在逐步加强和完善厂部(部门)车间、班组同一核算系统中进行;使用的是同一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和账簿;使用的是同一结账时间、同一结转方向和同一结转程序。 (六)在核算技能上,实行多种方法相结合。 多种方法,通常包括量本利分析、厂内银行、目标成本、标准成本、质量成本等,其中,与责任会计结合最多的是"目标成本"和"厂内银行"。 1.责任会计与目标成本的结合。 为了加强对责任成本的控制,企业要首先制定出车间目标成本和产品目标成本。基本程序和作法是: (1)首先要严格制定出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耗用各种材料,各种工时的计划单价(基础计划价格)。 (2)按"工序"和"部件"计算出产品生产中各种材料,各种工时的标准耗用量。 (3)按工时、材料的耗用量乘以计划价格,组成产品的"工序单价"和"部件单价"。 (4)各工序或部件定额单价相加之和, 组成产品的计划单价(注:各工序定额单价相加之和等于产品) 计划单价:各部件定额单价和总装工时费相加之和也等于产品的计划单价,也是产品的车间成本。 (5)产品的车间成本加上责任核算与财务核算的价格差异,即是产品的工厂成本(目标成本)。 制定产品的目标成本,是为了定期检查生产部门的绩效,实际成本比目标成本增加即为超支,比目标成本降低即为盈利(或节约)。 2.责任会计与内部银行的结合。为了加强对责任成本的控制,扭转到月末才知道经营结果的被动局面,一些企业把责任核算,事中控制的重点放在内部银行,并采取了以下步骤: (1)制定标准成本。根据目标成本的分解指标,按产品的工艺步骤(责任单位), 单位产品工时,材料的耗用量,各种计划价格和有关单耗定额,首先核定出单位产品的"工序标准成本"作为核拔定额资金的依据。 (2)核拨定额资金。月初, 按照厂下达的产量计划和工序标准成本, 核定出各责任实体的月份"资金定额",通过内部银行划拨、控制,对非生产部门核定"限额费用",通过费用限额卡加以控制。 (3)控制产、耗进度。内部银行通过内部结算、划转,随时观察各责任实体定额资金的"耗费值"和"产出值",促其产耗平衡,争取资金增值(盈利或节约)。 (4)调整执行差异。 通过日清日结,如发现某责任实体消耗高、产出低,出现了责任预算的执行差异,内部银行要随时汇报,并通过领导迅速采取措施,调整差异,限期达到目标,并对超耗的资金进行罚款加息。 (5)做好上下勾通。每到月底(规定的对账日), 内部银行要及时与财会部门、责任实体核对财务,使三方账目(内部银行账、财会部门账、责任实体账)相关指标达到一致,而后,填制有关的责任报表。 通过上述控制,对各责任实体提高产量、质量,降低消耗、成本,节约费用、资金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七)在核算对象上,实行两种成本相结合。 所谓两种成本,系指内部单位的责任成本和各种产品的实际成本。实现结合的做法是: 1.填制双项凭证。即以同一原始凭证填制同一记账凭证,在同一记账凭证中, 既反映上级统一的会计科目和费用项目,又要反映经济业务的责任单位和责任指标。从而既满足上级按统一会计科目、费用项目的检查汇总,又要满足企业内部的"责任跟踪"和"业绩考核"。 2.进行双项记账。双项记账就是在相关账户中(如应付工资、制造费用), 分别汇集各项费用,使双项凭证所反映的内容如实按"责任单位"、"费用要素"同步记载。 3.开展分户核算。分户核算就是在"基本生产"一级账户下, 按各责任单位名称(也是产品的生产步骤)设置二级账户,按责任单位核算责任成本,并与车间核算员的成本明细账同增,同减,以便上下监督。 4.实行逐步结转。逐步结转即采用逐步分项结转法。 将第一步骤(第一工序车间)发生的半成品成本,按照成本项目,分项转入第二步骤(第二工序车间)的基本生产账户,依次下转,直至产品入库。以分别计算各车间的责任成本。 5.认真调整差异。逐步结转的责任成本, 到最后工序车间,便可计算出产品的车间成本。但为了计算产品的工厂成本,还需调整各项差异。这是因为:在责任成本核算中,为了消除各责任单位的不可控因素,车间领用的材料、燃料、自制半成品,以及耗用的水、电、气和机修工时等,都是按计划价格计算的。因此,在产品车间成本的基础上,再加减各项价格差异,进而核算出产品的工厂成本。 6.显示双项功能,每一计算期结束后,分别编制"财务会计报表"和"责任会计报表"以显示"财务核算"、"责任核算"两个功能,以满足上级的指标汇总和内部的业绩考核。 (八)在业绩考核上,实行两个文明结合。 各农牧场在对责任实体的业绩考核中,不仅考核产量、产值、增加值、质量、成本、利润、设备、资金等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同时还要考核班子建设,企业形象、党群活动、民主管理、治安普法、职教培训、计划生育、财经纪律等执行情况。其目的是促使责任单位不仅完成预定的经济目标,同时还要增强社会效益和法治观念,从而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进取。 二、问题 当前,在推行责任会计中,有些单位违背推行责任会计的原理和原则,出现了一些不应出现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在划分责任实体中,搞假分立。 调查发现,有的资产负债率偏高的企业,不从改革着手,优化资本结构,盘活存量资产,强化内部管理,提高总体效益,反而搞"假分立",将企业划分成若干个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法人,名曰:大船搁浅、小船放生;划小独立、切块经营;主辅分离、分段搞活;其目的是逃避企业债务。结果各二级单位各行其是,不能正确执行企业的经营方针,打乱了现在工业大生产中专业化、科学分工及协作精神,内部管理混乱,完不成厂下达的目标计划,削弱了大中型企业的活力,甚至原来效益尚好的企业,目前却造成停产或破产。 (二) 在分级行使权力中,侧重下放财权。 有的在分级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是合理划分经营权力,使企业经营者和内部责任者协调行使生产经营指挥权,而是侧重下放财权。 对企业内部责任实体实行分立(各立门户), 分账(财务分割、单独立账)、分户(各自到外部银行开户)经营,从而助长了各二级法人弄虚作假,攀比消费,乱开口子及其它不正之风,结果形成企业资金分散、沉淀,财务管理失控,国有资产流失,经济效益下降,甚至出现经营者连任"年年盈",经营者变更大窟窿。 (三)在制定分级目标中,不按规范办事 有的企业在制定分级目标中,不是模拟市场,优化方案,先制定总体目标,后分解责任指标,作到责任保指标,指标保目标。而是不搞科学测算,盲目地定指标、形成以包代管、以分代定,造成财务预算与责任预算的分离,总体目标与责任指标的脱节,甚至不签置内部合同、协议,年初宣布,年底翻车,使企业经营目标全部落空。 (四)实施责任核算,失去财务会计监督 有的企业在实施责任核算中,不执行与财务会计统一的会计科目和费用项目,记账规则和结转程序,违背有关开支范围、标准和计价方法,基础工作薄弱,没有严格的标准、定额、计量、检测、验收、考核等制度,没有统一的计划价格体系,缺少统一的原始记录的填写、签署、传递、汇集、稽核等制度,使责任核算失去了财务会计的监督。形成两种核算(财务核算、责任核算)各忙各的账、各出各的数,致使个别责任单位出现了应提未提、应摊未摊、应列未列、应转未转、直至其它方面潜亏。 (五) 有的在考核责任效果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 在考核责任效果上,有的企业领导只注重产量、产值、成本、利润及相关经济指标的完成,甚至为完成经济指标,拼资源、拼设备。而不重视班子建设、党群活动、民主管理、治安普法、计划生育等精神文明指标,同时在兑现绩效奖惩上、重物质奖励、轻精神鼓励、更忽视企业精神,企业形象和社会效益,造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滑坡。 上述错误倾向,虽然发生在少数企业,但也不可忽视,应认真加以解决。 三、对策 为了使责任会计的"机制功能"得以充分发挥,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对策。 (一) 进行综合治理,强化领导责任。 推行责任会计出现的问题,责任首先在于领导。因此,应以多种方式,特别应以法制宣传、行政督导等手段,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1.增强法制观念。我们说,责任会计也是会计, 各级领导要增强会计法制观念,以身作则,严格守法、执法。要认真学习会计法规和会计知识,变外行为内行。要重视和支持各级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并在领导企业财会工作中,坚持做到不做假、不投机、不失控。如实反映责任状况和经营成果。 2.提高领导水平。针对部分企业领导对责任会计比较生疏的问题, 要以培训、帮扶、督导等手段,促其在健全、完善财务会计管理的基础上,学习、掌握、熟悉责任会计知识,并在划分责任实体、分解经营权力、制定总体目标、分解责任指标、实施责任跟踪、考核责任绩效等项目工作中,作出正确决策。作好财务会计与责任会计的结合,财务指标与责任指标的衔接。 3.加强综合治理。据了解,责任会计出现的问题和财务会计虚假密切相关,因此,要把纠正责任会计问题和财务会计打假结合起来,实行综合治理。会计管理工作(财务会计、责任会计)涉及面广、且情况复杂,实施综合治理单靠财政部门是不行的,要充分发挥企业主管、纪检、监察、审计、税务、银行等部门的作用,互相勾通,密切合作、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治理。在治理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要根据具体情节分析原因,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二)实施"系统"管理,加强制度监控。 系统管理即从专业角度,推行"系统"责任会计,强化对企业,企业经营者和企业责任会计制度的监控,以补充财政部门仅以财务会计制度约束的不足。 系统责任会计是指:在各农牧场的行业或企业主管机关,推行责任会计,这属于初级的"社会责任会计",它是根据国家下达的经济目标,在一个农牧场范围内,按照"管理系统"确定责任会计层次,以企业为主体建立责任会计单位,依据责任归属,对经济活动进行决策、计划、控制、核算和考核的一种会计制度。 系统责任会计,可借助主管机关综合、协调、调度、激励、任免等行手段;可通过制定总体目标,分解责任指标、谋化经营政策、规范经营形式、明确经营纪律、控制工资总额,实施考核核算,加强专业督导,实施审计监督,兑现绩效奖惩等专业手段,强化对企业(经营者、责任者)的监控。同时指导、帮助、督导企业会计人员建立、完善责任会计制度, 把住责任关口,严格责任考核,规范责任核算。 作到既正确记录、评价经营者(责任者)的业绩,又及时制止纠正其不正当的财务行为和责任行为。从而形成社会责任会计,企业责任会计同时并存,相互制约、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格局。 (三) 构造新型会计机制,严格程序管理。 为了更好地推行企业责任会计,企业应该建立"以决策会计为主导, 以财务会计为核心,以责任会计为重点,以内部银行为调控"的新型会计机制, 以突出发挥决策会计对财务会计、责任会计、内部银行会计全方位管理与监督的作用,建立、健全企业会计的自我约束机制。并严格实施以下工作程序: 1.根据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 由决策会计(总会计师或财务厂长)统一谋划总体方案、制定总体目标、确定责任实体、划分经营权力。进而做好企业责任会计关键环节的把关定向。 2.由财务会计(一般由财务科长主持)根据企业总体目标, 编制财务预算和责任预算,把企业的目标值定量化、具体化、细分化。所编制的责任预算必须与财务预算紧密挂钩。 3.由责任会计(可由财务副科长代表),按照责任预算进行指标分解, 制定管理措施,核算方案及报表体系,实施对责任实体责、权、利、效的监督与考核。 4.由内部银行会计按责任归属,进行核算跟踪, 实施对责任实体成本、费用、资金的核算控制与监督,并通过日清日结,发现问题,立即汇报,及时处理。从而使"会计机制"一环紧扣一环地强化责任会计监控。 (四) 提高会计素质,把握工作要领。 要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会计人员提高素质,增强执法意识,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和核算质量,尽快改变会计人员只忙于记账、算账、报账和只善于财务核算的传统习惯,从而步入参与管理、预测、决策和善于责任核算的新境界。 (五)要把推行、完善责任会计和学习邯钢经验结合起来。 要学习邯钢关于企业管理的核心是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的核心是资金成本管理,资金成本管理的核心是内部责任管理的经验。大力推行模拟市场,成本否决,狠抓突出"效"字定目标,落实"责"字搞分解,划分"权"字保运转,注重"质"字提品级,深化"改"字激活力,对准"实"字搞核算,把握"严"字来考核等工作要领,真正作到企业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完成指标保目标。促使企业以最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六)实施审计检查,严格责任约束 年终,企业主管部门要协调财政、审计等等部门, 在对企业进行年度决策审计的同时,延伸进行"责任效益"检查。其重点是: 1.查实施方案。即查企业年初制定的内部经济责任制实施方案, 在实际工作中是否得以落实;责、权、利、效的划分、监控是否规范; 财务预算与责任预算是否衔接; 对下分解的责任指标是否签署了合同协议。 2.查制度落实。即查企业是否制定、执行了严格的责任会计制度; 其会计科目、费用项目、记账规则、结转程序、开支范围、开支标准、计价方法等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应交纳的利、费是否及时上缴。 3.查指标衔接。 各责任实体的资产、负债、权益分项指标相加之和(抵销内部往来)是否与企业总体资产负债表分项指标相一致;累计各责任实体的生产经营成果(收入、收益抵减成本、费用和厂部支出)是否与企业总体的经营成果相吻合;企业的财会报表和责任报表是否能综合反映企业总体和责任实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4.查领导责任。对责任核算出现的差异和问题,要按管理归属查明责任, 对完不成责任指标,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故意弄虚作假,伪造数据、骗取荣誉、乱发奖金的经营者、责任者,要按规定做出处理;对超额完成指标任务和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级领导,要给予表扬和奖励。 总而言之,通过采取上述五个方面的措施,即综合治理抓领导,系统管理抓监控,健全机制抓管理,提高素质抓要领,审计检查抓落实,进而使问题得到纠正,使责任会计在搞好企业、搞活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责任会计论文:试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 [摘 要]近年来,我国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日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章选择典型企业为样本并结合国内专家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和西方国家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指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提高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建议 [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建议 一、引言 1968年,美国会计学家戴维·f·林诺维斯在《会计杂志》第11期上发表了《社会经济会计》一文,首次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指出“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社会学中的运用”,从而揭开了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序幕。社会责任会计是探讨、研究如何更好地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企业管理当局、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和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集团和个人决策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会计信息系统。其任务在于测定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社会各方面所带来的效益和损耗,并提供经济、社会指标,以利于企业决定其经营方针,评价其经营成果,揭示其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会计在国外四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我国来说,社会责任会计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与实务都相对落后,现有的会计报表体系无法充分反映企业的社会贡献及社会损害情况,无法满足有关各方对企业信息的需求。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是指通过运用会计特有的方法和技术,向企业内部和外部利害关系人反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等信息的过程。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为了比较直观地了解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状况,本文选取宝山钢铁、中远集团和中石化为研究对象,对其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分析。,通过搜集案例企业的年度财务报告、公司网站、招股说明书等资料中关于社会责任会计方面的信息,可以看出三个企业都在其网站设有社会责任专栏,并编制有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介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在其年度报表中也零星披露了社会责任会计的相关信息,已经初步具有了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进行披露的意识。但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还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披露内容不全面 中石化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对社会的奉献,宝钢则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员工、环境等信息,在报告中,基本都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正面信息的披露;几乎没有企业对社会责任会计相关信息进行全面披露,企业报喜不报忧,只披露其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很少提及其对社会的不利影响或忽略其应该承担而未承担的社会责任。 (二)以定性信息披露为主 宝钢、中石化、中远的会计报表定量信息中仅涉及企业对职工的责任、对政府税收的责任等,在其相关社会责任报告中,定量信息更少;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时,大部分企业采用大篇幅的文字叙述介绍,而没有通过运用具体的会计方法加以量化披露,且没有纳入会计信息披露体系中。 (三)会计核算中没有设置相关的社会责任会计科目 例如,案例企业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赞助和捐赠等均列入“营业外支出”科目予以披露,这样的会计信息处理方式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企业虽然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但是相关的信息却无法在会计报告中体现。 (四)缺乏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进行独立报告的动机 会计信息披露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社会责任会计相对传统会计比较复杂,社会责任会计不能像传统企业会计那样单纯地使用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它采用多种计量单位而且对社会责任会计事项的确认和计量难度较大,成本较高,企业往往不愿单独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进行披露,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发展滞后,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正处于研究和摸索阶段,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也是众说纷纭,企业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主要通过财务会计体系,采取自愿的原则进行披露,披露内容零散分布于企业财务报告内,而且很不规范、 三、西方国家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 (一)美国 美国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发源地,无论是政府机构、民间组织还是会计实务界都比较重视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和实践。其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都对社会责任会计起到了较好的规范作用,如美国会计协会先后成立了社会项目的效果计量委员会、组织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委员会、社会成本委员会等各种研究社会责任会计的委员会,加强对社会责任的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研究,推动了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发展。在会计实务方面,社会责任会计也取得了公司管理当局的重视,美国法律规定每个公司必须披露环境方面的信息,尤其是关于土壤污染以及其他可能造成直接财务后果的问题,包括环境负债、环境成本与费用、环境法规及遵守情况等信息。 (二)法国 法国被认为是对社会责任会计最为重视的国家。早在1975年,法国就建议各家公司每年公布“社会资产负债表”,即“社会报告”。1977年法国政府正式颁布法律,规定雇员超过250人的组织必须编报年度社会资产负债表,用货币金额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其主要内容侧重于职工福利等方面七大类项目实施情况。从1984年起,该表必须列示三年的数据,并按整个公司和所属行业分别编制,要求提供的信息更加具体。法国受宏观经济导向和社会福利主义影响,社会责任会计报告作为其主要会计报表之一,其规定是世界上最完整也是最有特色的。法国的社会资产负债表应披露以下七方面内容:雇员人数、工资及福利、健康和安全保护、其他工作条件、雇员培训、行业关系、企业为雇员提供的房屋和交通条件。在具体披露时,这些项目还需要进一步分解为若干具体的报表指标,而且指标的内容十分详尽。 (三)英国 英国公司普遍对社会受托责任比较关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大型公司的年报中就出现了自愿披露的有关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信息。自1975年起,一些大型企业编制了增值表,其目的在于改进公司的态度、精神和行为。近年来,在英国,具有特定规模的公司被强迫报告有关他们慈善捐赠情况等具有社会责任性质的信息,并提供有关职员条件和就业实践的可靠信息。英国财务报告准则建议企业除了编制传统的财务报表外,还应当编制增值表、雇员报告、企业与政府之间货币往来报表、外币交易报表、未来前景报表、公司目标报表等一系列社会报告,以满足企业外部投资者、债权人、职工、政府等不同利益集团的信息需要。 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改进建议 (一)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 息披露的内容 通过对西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内容的借鉴,结合我国国情及会计现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经营成果及其分配’情况。它主要反映各利益集团在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从企业获得的报酬。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既是企业追求的首要经济目标,又是种社会目标。 2.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信息。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企业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保护环境方面的贡献。它是对传统信息披露的有效补充, 3.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使用情况。如职工结构、技术培训、职务轮换、工资报酬、福利待遇、劳动保护、企业文化等。 4.产品或服务的性能与安全方面的信息。产品的使用效能、使用年限、产品的安全信息、产品的售后服务、公众对产品满意度、产品受罚额等,在信息披露中强化产品的服务性能与安全指标,将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更加全面地了解企业的信息。 5.企业对社会福利贡献方面的信息。比如支援灾区,扶贫助学,对下岗失业、老弱病残人员提供服务等等,这既是企业的责任,同时也是企业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建立和完善与社会责任有关的立法工作 社会责任会计实务与社会责任法规之间联系密切,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的强制性要求,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大多数企业将不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因此,要推动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发展,建立与完善与社会责任有关的立法工作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构建社会责任会计核算体系 会计实务界与理论界都应当充分认识到披露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共同努力构建我国社会责任会计核算体系。政府部门应当聘请专家对不同企业、地区的社会责任情况进行调研,及时制定出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准则和指南,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模式、原则等予以明确界定,为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提供依据。 (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企业是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主体,企业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的强弱程度直接关系到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能否披露,披露是否全面的问题。作为企业,不只是个别领导者和管理决策部门要具备社会责任意识,更依赖于企业全体员工很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五)实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审计制度 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树立和社会责任的履行有赖于严格的约束机制,没有经过审核的社会责任报告,比广告好不了多少。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应该通过审计确立公信力。目前我国企业审计主要侧重于财务收支方面的审计,还没有专门的社会责任方面的审计,所以各级政府审计机构应主动承担起监督职能,加紧研究和实施社会责任审计制度,借鉴国际已有标准,建立适用于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使社会责任审计有据可依。 (六)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模式 可以根据不同企业的规模分别采用不同的披露模式。 1.对于小型企业可以采用叙述性的披露模式,这是报告企业社会经济活动最简单的方法,以非正规的形式或文字说明企业经营活动对社会的影响,这种方法虽然没有用货币计量,但仍能向公众提供有关以上几方面的信息。 2.对于中型和大型企业可以在现有的四大财务报表的基础上增加一些项目或者在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例如在固定资产科目下设置“社会责任固定资产”明细科目,用来核算企业为履行社会责任而购建的固定资产;在“其他应交款”下设“应交排污费”、“应交矿产资源补偿费”、“应交矿产资源占用费”等明细科目,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环境治理等费用,这种形式可以与传统会计报表相衔接。 3.对于上市公司应当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社会责任会计报告可包括:“社会责任资产负债表”,反映企业因为社会责任问题拥有多少资产存量,背负了多少债务以及它们各自的构成情况;“社会责任利润表”用以反映会计主体因承担社会责任而发生的收支情况以及利润的形成情况;“社会责任现金流量表”动态地反映了企业因承担社会责任而使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发生变动的情况。除上述三大报表以外,作为企业会计信息的~部分,企业可以编制“社会影响报告表”等辅助报表。 责任会计论文:浅谈北京市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报告制度设计 【摘要】 文章根据项目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数据、设计实证检验模型、筛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相关项目之后,从三个方面设计了北京市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报告制度,包括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的原则和分类;各类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的定义、报告目的及指标分解;北京市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财务会计报告设想。 【关键词】 北京市;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报告; 制度设计 一、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的原则和分类 (一)企业社会责任定义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有两类定义,一是广义社会责任,例如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archie b. carroll(1979,1991)提出,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乃公司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之和。另一种是狭义社会责任,1948年,惠普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戴维·普卡德提出“企业不仅要赢利,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说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是赢利之外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益的义务。 本制度设计采用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认为本制度涉及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经济责任、人力资源责任、环境责任、社区责任、安全责任和创新责任。 (二)社会责任会计 社会责任会计(social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术语是美国戴利教授在1972年的学位论文中首创的,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一般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从社会角度,利用会计核算形式衡量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中有关社会性质的经济活动,从而揭示和测定这些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在于指导经济资源的最佳分配,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以提高社会的总体资产。 根据社会责任划分为广义和狭义,可以将社会责任会计也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社会责任会计是以企业完成其所承担的经济责任、人力资源责任、环境责任、社区责任、安全责任和创新责任的成本和效益为对象所进行的会计处理。狭义的社会责任会计是以企业所承担的、除经济责任(赢利责任)之外的人力资源责任、环境责任、社区责任、安全责任和创新责任的成本和效益为对象所进行的会计处理。本制度设计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是广义的社会责任会计,是从社会的角度衡量企业经营活动的成果,其对象是企业,属于微观会计。 (三)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评价指标的原则 1.构建 二、各类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的定义、报告目的及指标分解 (一)企业经济责任的定义、报告目的及指标分解 1.企业经济责任定义 企业经济责任最早仅仅被界定为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渐变化,企业经济责任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展,将企业经济责任定位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部分是近年来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的一种新观念。本报告采用国际经济伦理学会主席、美国圣母大学多萨商学院国际商务伦理学教授乔治·恩德勒的观点,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经济责任主要包括:(1)赢利或利润的最大化:短期的和长期的;(2)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生产过程的质量、产品和服务质量;(3)所有者与投资人的财富的保值和增值;(4)尊重供应商;(5)公平对待竞争者;(6)保护雇员利益,包括保留和增加工作岗位、公平支付工资和社会福利、对雇员进行再教育并向雇员授权;(7)服务消费者。 企业的经济责任是以使投资者满意并维持企业运行的价格,按社会需求高效率地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 2.经济责任会计报告目的 企业经济责任会计报告的目的是向社会披露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的过程中经济、法律、道德伦理方面义务的成本和效益。经济责任报告与传统的财务报告在内容方面有着重叠之处,但在原有通过披露企业财务数据来反映经营绩效的基础上,经济责任报告还应侧重于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资源配置、产业优化、管控能力、风险防范、客户服务、核心竞争力等信息的披露,从而达到全面、系统、及时反映、评价和预测企业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有助于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合理决策的目的。 3.经济责任的指标分解 根据上述分析,本报告将经济责任分为以下6类:经营理念类指标、经营目标类指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类指标、强化经营管理类指标、完善客户服务类指标和经营绩效指标。 (二)企业人力资源责任的定义、报告目的及指标分解 1.人力资源责任定义 社会责任会计中人力资源的责任是企业对其人力资源所负担的经济、法律、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责任。人力资源是企业一项不可或缺的发展资源,员工是企业的核心,是企业发展的引擎,是企业培养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具体说,人力资源责任包括:维护劳资雇佣关系,保护员工身心健康,提高员工素质进行培训,人才的晋升,关爱弱势员工和家庭。企业有责任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发挥员工在企业中的利益攸关者地位,维护好劳资、雇佣关系;企业有责任维护员工的身心健康,落实员工的保险保障权益,给员工提供归属感;充分发展员工的潜力,提供再培训再晋升通道;企业有责任关爱贫困员工及其家庭。 2.人力资源责任会计报告目的 社会责任会计中报告企业对人力资源责任的目的是向社会披露企业对其人力资源所负担的经济、法律、道德伦理方面义务的成本和效益。其中通过支付员工工资、激励机制等完成其承担的依法支付现金或股权等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通过员工培训、按时足额为员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五险一金”等,完成企业对员工的道德伦理责任。 3.人力资源责任的指标分解 社会责任会计中人力资源责任的指标可以划分为:工会与业主的劳资关系、个人与企业的雇佣关系、职工保障、工伤率、职工素质、培训、人才晋升通道、贫困救助等8项。 (三)企业社区责任的定义、报告目的及指标分解 1.社区责任定义 社区责任指企业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和企业自身盈利目的的过程中,对其所在社区应尽的义务,或企业对所在社区整体繁荣发展的责任。具体表现在企业带动所在地区的发展,为所在地区政府贡献财税收入,为当地居民谋福祉,促进当地经济整体均衡良性发展等。 2.社区责任会计报告目的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社区责任的目的是向社会披露对所在社区所负担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伦理责任的成本和效益情况。企业发展源于社会,回报社会是企业应尽的责任。企业应该把促进社会创造繁荣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承诺,以自身发展影响和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把对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和地区,作为企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上承担的一种责任,对公益事业进行捐赠,以期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3.社区责任的指标分解 考核企业社区责任完成情况的指标包括:贡献地方发展和公益事业捐款两个方面。 (四)企业环境责任的定义、报告目的及指标分解 1.环境责任定义 企业的环境责任是指在追求股东最大利益和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兼顾环境保护的社会需要,使公司的行为最大可能地符合环境道德和法律的要求,并自觉致力于环境保护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公司的环境保护责任是公司的一种社会责任,其产生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性、企业目的实现的客观性、公司权利的社会性及股东利益的相对性。 2.环境责任会计报告目的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环境责任的目的是向社会披露企业对社会环境所负担的经济、法律、道德伦理方面义务的成本和效益。通过建立环境保护理念和目标,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企业;通过环境保护设备、环境保护技术、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企业三废的治理等,努力减少对企业周边生态环境、百姓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履行企业的环境责任,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加大环保投资力度,完善环保管理及监督制度,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使环保设施与主机同步高效运行。同时,积极探索企业与周边环境友好发展、和谐共赢的有效途径,力争实现和谐共赢、共享共生的发展模式。 报告公司环境责任的情况是为了更好地反映企业在环境责任方面所做的成绩以及不足之处,有利于各方监督企业的环境责任实施现状,通过报告能更好地实现自我监督,有利于达到企业环境责任目标,实现环境、社会和企业三者的共同可持续发展。 3.环境责任的指标分解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的环境责任指标可以分解为:环境保护理念、环境治理目标、环保设备投入、环保技术投入、“三废”治理情况、厂区环保投入等。企业可以根据特殊情况设定特殊指标。 (五)企业安全责任的定义、报告目的及指标分解 1.安全责任定义 安全责任是企业对其安全生产所负担的经济、法律、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责任,包括应做好分内之事的安全义务和职责,以及未做好分内之事应受到的惩罚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某个岗位上开展安全生产活动时,根据个人社会角色的不同而承担相应的安全义务和职责,不同岗位的人员履行相应的安全生产义务,即职责;另一方面是对未能按照安全规范作出相应行为的安全主体给予相应的批评、惩罚。安全职责包括:(1)安全职位和安全职责,即一定岗位上的人员承担相应的安全责任义务;(2)职业道德定位,即安全生产责任的存在可以避免利用职务之便的徇私行为;(3)规范安全生产行为。 2.安全责任会计报告目的 安全责任会计报告的目的是向社会披露企业在经济、法律、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安全责任的成本和效益。通过落实安全责任的理念,制定安全生产总目标,建立安全管理体系和制度,通过对职工的安全生产培训,通过安全监查体系,安全奖惩体系,应急救援体系等落实责任,检查安全责任履行情况,从而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 3.安全责任的指标分解 安全责任会计报告的指标可以分解为:安全理念、年度安全生产总目标、安全管理体系、安全制度、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安全监察体系、安全奖惩体系、应急救援体系、安全监控体系、安全文化、安全绩效等。 (六)企业创新责任的定义、报告目的及指标分解 1.创新责任定义 企业的创新责任是承担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生产创新、经营创新、管理创新等责任。企业的生产创新可以通过进行研究开发投入,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机制,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加技术创新储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等实现;企业的经营创新可以通过采用新的运营模式,实现产业升级,取得结构优化等;企业的管理创新可以通过建立新的管理理念、创造新的管理流程、管理系统、管理方法等实现。 企业的创新责任,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产品技术上和应用技术上的创新,例如产品的设计、在组合功能方面的创新等;另一面创新就是企业的经营体制、管理体制、业务流程的创新,这个创新也是集中在如何提高效率、提高速度、提高竞争力方面。 2.创新责任会计报告目的 创新责任会计报告的目的是向社会公布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成本和效益。 3.创新责任的指标分解 创新责任会计报告的指标可以分解为:技术创新、设备创新、项目创新、财务创新、管理创新等。 三、北京市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财务会计报告设想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要求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至少应包括:企业对投资者、债权人的责任,对职工的责任,对政府的责任,对客户的责任,对周围社会的责任,对改善生态环境的责任。企业应履行的社会责任,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应披露的主要内容。 (一)北京市企业社会责任财务会计报告格式设想 本制度将社会责任会计报表分为六类,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经济责任。具体应当披露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情况以及企业的经营管理、经营绩效等。这是传统财务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基本内容,经济责任是一种基础责任,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既是企业追求的首要经济目标,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目标。 2.人力资源责任。披露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使用情况的信息,如劳资关系、企业职工结构、技术培训、劳动小时、薪酬水平、福利待遇、人才晋升通道等。 3.社区责任。披露企业对地方发展的贡献、对公益事业投入以及企业的公益捐赠等。 4.环境责任。主要披露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的环境影响,如空气污染、饮用水污染、沙漠化等,以及企业为优化环境所采取的措施,包括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减少稀有资源的耗用等活动。 5.安全责任,主要披露企业的安全管理体系、安全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安全培训体系、安全监察体系、安全奖惩体系、安全监控体系和安全绩效。 6.创新责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推动企业自身发展和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根本出路,也是改善我国贸易条件,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措施。 (二)北京市企业社会责任财务会计报告的披露 1.以财务数据为基础,多渠道采集数据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通常表现为实际付出代价,可以采用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进行核算和管理,社会责任相关指标的投入金额、成本费用以及实际收益可以从企业财务部门所掌握的财务数据中进行分离整理,因此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的数据来源主要是财务数据;而对于一些难以用货币计量的指标数据,也可以采用实物量或者相对数指标进行披露;同时,财务部也不是社会责任会计的唯一信息来源,一些财务部门难以掌握的指标数据,可以从企业的其他相关部门获得。例如,人力资源责任方面的数据可以由企业人事部门提供,创新责任方面的数据可以由企业技术部门提供等等。 2.兼用数据分析、文字说明等方法进行信息披露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报告主要由数据指标构成,但对于无法用数据计量的信息,可以采用文字说明的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定性说明。例如,环保责任指标中,某企业“环保先行,绿色生产”的环保理念,以及多年来将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共完成绿化面积87.33公顷,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良好,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并获得了“水土保持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等,需要在社会责任报告中以文字的方式进行说明。 3.特殊指标的计算公式说明 本文所提出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中,除了要求企业披露各项指标的上年数据和本年数据外,还单独设立了“贡献率”这个报表项目,用来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各项指标的投入产出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此外,由于企业组织形式和所处行业等方面的差异,还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增加专业性较强的指标,对于这些指标的计算公式与数据来源,应在报告中予以独立说明。 (1)履行经济责任的指标 1)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上缴利税等经济责任指标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2)资产总额、净资产及总资产报酬率经济责任指标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3)主要产品产量、生产动力、工作效率、计划完成度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4)产品销量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5)企业履行经济责任的成本对企业效益的影响。 (2)履行人力资源责任的指标 1)技术人员比例对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总资产报酬率的影响。 2)人均培训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3)累计培训人数与违章作业的次数的影响。 4)高级工的人数对环保技术投入和废气废水减排的影响。 5)企业履行人力资源责任的成本对企业效益的影响。 (3)履行环境责任的指标 1)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2)资源节约对企业生产能力、产品产量、销量的影响。 3)环保技术投入和废水废气的减排对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 4)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成本对企业效益的影响。 (4)履行社区责任的指标 1)企业履行社区责任指标对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2)企业修建城乡公路对当地区的社会贡献。 3)为当地建设消防站、防疫站、希望小学等公益事业投入对地区的贡献。 4)企业履行社区责任的成本对企业效益的影响。 (5)履行安全责任的指标 1)企业安全检查机制和安全事故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2)安检次数对企业的年生产能力的影响。 3)违章作业的次数对企业收益的影响。 4)专职安全管理队的规模对企业收益的影响。 5)工伤率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 6)企业履行安全责任的成本对企业效益的影响。 (6)履行创新责任的指标 1)创新责任指标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2)创新项目开发成本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3)创新项目开发收益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4)企业履行安全责任的成本对企业效益的影响。 (三)北京市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制度设计 1.健全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制度 为了报告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企业必须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制度,建立必要的科目收集汇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会计数据。这些账户可以在企业财务会计账外单独设账户进行会计信息的归集。 根据以上企业社会责任财务会计报表的结构,分别设计: (1)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本总账账户。例如:企业履行经济责任成本、企业履行人力资源责任成本、企业履行社区责任成本、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成本、企业履行安全责任成本、企业履行创新责任成本。 (2)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贡献总账账户。例如:企业履行经济责任贡献、企业履行人力资源责任贡献、企业履行社区责任贡献、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贡献、企业履行安全责任贡献、企业履行创新责任贡献。 账户格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本和贡献账户可以采用棋盘式格式。在账簿中,根据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报告项目的详略情况分类设置栏目,根据企业经营范围和管理的特点设置项目,分别累计企业的各种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会计信息。 计量基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本账户的数据可以采用历史成本进行会计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贡献账户可以采用公允价值或贴现值进行会计计量。 企业定期随财务报告对外公布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报告,及时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同时,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财务部门应随时更新和完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的具体指标项目,使报告可以同企业实际发展情况保持同步。 2.非财务类指标数据与本企业其他部门数据的披露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指标数据不仅来源于财务部门,与企业其他各职能部门的生产经营和产出成果也息息相关。因此,财务部门在进行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编制时,应注意各种非财务数据的日常积累,并且与其他数据来源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做到数据共享,从而保证所披露的数据可以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计的各方面情况。 责任会计论文: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责任会计制度的探讨 一、国有商业银行会计现行管理制度的缺陷 第一,内部职能部门的经济责任不明确,管理行没有用经济手段调节部门行为。 第二,测定业绩的“会计”与经营管理上的“责任”没有做到有机结合,影响了会计管理效能的发挥。 第三,商业银行会计工作目前仍使用财务会计,结算会计方式,为内部经营管理服务的责任核算体系不健全。 二、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责任会计制度的难点 责任会计制度包括设置责任中心,明确责权范围,编制责任预算,确定考核标准;提交责任报告,考核预算的执行情况,评价经营业绩实施奖惩制度。这些内容在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起来,确有难度。 第一,管理体系庞大,在一级法人与分级管理的体制下合理划分责任中心和对责任中心用同一标准进行考核和管理是有难度的。无论是专业银行时期的统一领导,还是转制以后的一级法人,其核心都是强调各国有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经营主体,在垂直领导的体制下,由总行统负盈亏、统一对外的这一体制貌似全国集中统一,全行上下形成合力,但实质上隐蔽着不少矛盾。同一个制度,同一宏观调控措施,怎么样考评东西南北中各类分,支行的业绩?这些问题统一到一点就是统与分的矛盾,即如何把握统与分之间的度。 第二,指标考核多元化,同责任会计提出的以利润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不一致。从而加大了推行的难度,降低了责任会计的管理效能。国有商业银行总、分行制的体制,从客观上决定了管理行必须借助于若干指标对分、支行进行业绩考核。利用指标考核业绩无可非议,但指标体系的综合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尤为重要,各家银行绞尽脑汁,试图在“三性”结合上有所突破,结果一直不尽人意,综合各国有商业银行近年来经营管理中指标的制定与考核,普遍存在着“三多三少,即时点指标多,时期指标少;数量指标少,质量指标少;绝对指标多相对指标少。在这种指标体系和考核方法下,各种弊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是重量轻质,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挖潜。二是为完成指标,重视单一的最后账面结果,事实上忽视了对经营全过程负责任的控制,忽视了对经营效率的关注,因而管理行与下级行之间,常常为争取更有利的计划指标而陷于无休止的讨价还价。本文关注的核心是计划完成与否,而不是效率和真正的效率。三是倚重于绝对指标的考核和管理。指标单一而又缺乏科学性,无法准确地衡量各行的创利能力和经营效率,最终对管理水平的促进作用甚微,反复考核之下,被考核的只是指标,而不是经营管理本身,与责任会计思想背道而驰。 第三,受现有体制下的财务制度制约,经营效益不能同利益分配切实挂钩,有效激励难以实现。现有的挂钩只能是拿出职工工资的一部分进行挂钩,而在目前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难以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现有体制下财务制度由财政部门制定,工资计划受上级行计划控制、费用总额、费用分配、工资分配的自主权很少,难解决超利润分配的问题,对经营效果差的也没有相应的有效制约和管理办法。 三、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责任会计制度的对策 第一,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组织结构,通过对经营要素的组织整合,使总、分、支行的职责各有侧重,为合理划分和建立责任中心创造必要的条件。按照责任会计制度的要求,国有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改革的思路应该是:总行侧重于强化市场研究、政策制定、电子信息技术应用、风险控制、大宗产品开发、监督检查等职能;一级分行侧重于强化政策落实、市场调查、营销策略、员工培训、发展特包服务等职能;一级分行营业部,二级分行重点强化直接面向客户的市场营销、公关宣传等职能;支行集中精力做好零售和部分批发业务。通过经营要素的组织整合,能够合理划分责任中心,明确职责权限,为实行责任会计制度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二,建立依托于责任中心的指标考核体系,使业绩考核与指标考核有机结合起来。管理行对其辖属实行责任会计制度或指标考核,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企业整体经营目标。如果两者相互割裂,都达不到预期效果;如果两者有机结合,结果一定是相得益彰。使业绩考核与指标考核有机结合的关键在于:指标考核体系必须依托于责任中心,做到责任明确;专业指标要服从于效益指标,保证目标一致;指标考核与业绩考核合二为一。以贯穿于业务经营全过程的责任会计的考核体系,取代传统的指标考核,使被考核者更注重业绩、效益。 第三,构建奖惩机制时,将干部任免、机构撤并、人员分流等与责任目标挂钩,以弥补因财务制度限制所造成的有效激励不足。划分责任中心,对责任中心的责任予以确认、计量、记录并形成责任报告,这些都是责任会计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如果会计工作到此为止,则全部责任会计工作都将流于形式,而无实际意义。所以商业银行实行责任会计制度,必须构建奖惩机制,对责任中心进行责任考核和责任奖罚。主要的奖罚方式应该是以责任中心的业绩决定每个人的经济利益。但是,在现有体制下,业绩与利益的完全挂钩很难实现,为弥补有效激励不足,将干部任免、机构撤并、人员分流、费用管理等同利润的实现密切挂钩,使责任成本核算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从而激发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实现责任会计的最终目的。 第四,与科技部门配合,开发简便易行的核算程序,提高责任会计核算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开发以常规会计核算为基础,信息资源共享的,独立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原始资料由常规会计核算体系中读入,形成与责任会计报告期相一致,不定期的普通会计报表,为责任会计中责任预算的编制,内部计价和业绩考核服务。 参考文献: 1、张文纲.管理会计在商业银行的应用[m].辽宁民族出版,2008. 2、沈如军.国有商业银行支源配置[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3、李明,黄金旺.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释疑[m].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 责任会计论文:工程建设责任会计成本管理应用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企业对财务工作方面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会计管理作为企业财务管理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现代会计管理已不仅仅只限于对会计核算、监督的管理,越来越趋对会计责任的管理,因而就产生了新的会计制度,即责任会计。责任会计能够对企业的各个部门的权责范围进行明确的划分,并开展企业相关的预算、记录执行以及考核评价等活动的管理,其本质是经济与会计的结合。基于此,本文对责任会计在工程建设项目成本管理中的相关应用进行了分析,旨在提高工程建设项目成本管理水平,进而促进我国建设事业的不断壮大。 关键词: 责任会计;工程建设项目;成本管理;责任成本 对于工程建设项目而言,成本管理贯穿于整个建设项目的始终,成本管理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程项目经济效益的好坏,是建设企业管理工作内容的重中之重。我国建筑事业发展十分迅猛,随着工程建设项目数量的不断增加,其成本管理也日趋复杂化,同时设工程项目施工质量以及经济效益方面还有待提高,所以需要寻找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一、必要性分析 对任何企业来说,追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是其经营的最大目标最求。然而想要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对企业的成本进行很好的把控。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采购、结算等经济活动十分频繁,如果企业的成本管理机制不健全或者执行力度不强,那么就很难将成本管理机制的优势发挥出来,企业的经济效益就会得不到提升。为了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目标以及促进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应借助责任会计这一经济制度来不断完善现有的成本管理机制。责任会计能够很好的明确经济责任,并且能够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各个环节成本做出科学、准确的评价与分析,这是当前工程建设项目成本管理所缺的。例如工程建设项目中的材料设备、设计方案、施工单位以及竣工结算等方面出现问题,都会对工程的工程造价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还有如果施工的材料供应不及时就会延误工期,间接的增加施工的成本,然而应用责任会计对这些环节进行管理控制,就会很大程度地提升成本管理机制的运行效率,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是工程本,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竞争实力,进而促进企业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责任会计在工程建设项目成本管理的应用 1.明确责任会计的主体以及内容。任何制度的执行主体都是单位的各个部门,这对于责任会计的执行主体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单位的各个部门的划分都是根据工作的性质与内容来进行的,对建筑企业而言,在建设工程项目开始之前,就应明确各个部门的责任。例如施工技术管理部门,其主要责任就是制定出最优化的施工方案,其使工程预算成本不超过目标成本,并结合施工的实际情况,协助其他部门一起做好成本的管理工作。材料采购成本,主要职责是对当前的市场进行充分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优化的材料采购计划,对材料的价格进行很好的把控,此外,还要确保材料的供给能够及时以及做好材料的管理工作。质量安全管理部门,其主要的职责是确保各个施工阶段的工程质量,并做好施工安全方面的管理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安全风险。对于设备管理部门而言,主要职责是确保设备能够正常的运行,并做好设备日常的维护工作,本着成本效益原则,尽量减少企业的支出。企业的财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出优化的资金筹集方案,资金的流出一定控制好让资金用到实处,对施工的成本要严格进行控制,对企业面临的财务方面的风险要进行分析、评估,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应对企业财务方面的风险。除此以外,企业财务部门应对各个部门的人员成本与管理方面的成本进行监督,从整体上把握工程建设项目的成本管理工作。 2.编制责任会计的成本预算。工程建设项目的成本预算是在施工之前就应该完成的。责任会计成本预算的编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要对工程项目的各个环节所涉及的成本费用都要进行充分的考虑,这就需要结合施工设计方案、材料的报价以及设备的报价以及人员的施工成本等资料进行编制。主要的步骤是:一是对整个项目的成本进行分类,通常会计中所说的成本包括料、工、费,也可以分为直接成本、间接成本、财务成本以及税金,但责任会计中的成本还应加入责任成本。这里所涉及的各项费用指出都有项目经理全面负责;二是编制人员工资的成本,为了提高编制人员工资成本的准确性,应当结合上年度企业员工的工资、绩效、津贴以及奖金等数据来对不同岗位的工资进行预算;三是编制材料责任成本,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建筑事业的不断发展,工程建设项目的数量与规模都在不断增加,所涉及材料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市场运行规律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导致材料的价格不断波动,因此想要掌握材料的第一手市场资料,企业应派专业的人员对市场做详细的调查,并结合专家的相关建议,对各种材料的价格趋势进行分析,然后找出价格昂贵的材料,看是否能够使用其他功能性质相同且价格更合理的材料来代替,从而达到降低材料采购成本的目的;四是编制机械设备成本的预算。对于工程建设项目而言,机械设备成本所占整个项目成本的比例是最大的,因此,在施工之前,就要对所需用的机械设备的租赁市场或者买卖市场进行充分的考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机械设备的采购与租赁,尽可能地降低机械设备的采购或者租赁成本。 3.工程建设项目施工阶段的责任会计成本管理。施工阶段是整个工程项目耗时最长且支出最大、不确定因素最多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成本控制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整个工程项目的大部分成本都是在施工环节产生的,所以我们应把责任会计成本控制的核心放在施工环节中。对整个施工阶段的工程造价应进行严格的控制,并对成本预算的执行过程进行严格、仔细、认真地记录。公司的各个部门应根据本部门的工作内容与职责制定相应的成本管理的方法,同时还要积极配合其他部门的责任成本管理,用实际行动来提高工程成本的管理水平。材料的管理负责人应根据编制好的材料成本预算进行材料的采购,严格控制材料的验收与领用,并对材料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杜绝材料浪费的情况,做到每份材料都发挥出其应有的功效。对于间接费用的控制,建立规范的报销审核制度进而对差旅费、招待费等相关费用进行控制。 三、结语 综上所述,工程建设项目想要对成本进行有效的管理控制,就必须使用科学、合理的成本管理方法。以前的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方法是粗放式的,这不利于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实现,会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因此,使用责任会计的手段能够有效提升工程建设项目的成本管理水平,从企业的各部门着手,明确各部门的责任,最大限度地降低项目工程的成本,提高项目建设工程的整体经济效益水平。 作者:解晓阳 单位:六盘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会计论文:责任会计制度下公路企业财务管理论文 一、责任会计制度在公路企业财务管理中的概述 (一)公路企业责任会计制度的内容 1.设置责任中心,对其权责范围进行明确。 严格遵循公路各部门运营活动的特征,将其进行多个责任中心的划分,对其职责范围进行明确,确保其能在权限范围内独立自主地履行自身职责。 2.编制预算责任,确定考核标准。 层层分解公路企业的整体目标,将每个责任中心进行具体落实,作为企业运营活动开展及工作效率评价的重要依据。 3.建立跟踪系统,控制反馈情况。 对每一个责任中心进行预算执行情况跟踪系统的建立,将实际数和预算数进行定期比较,找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并进行分析,对运营活动进行控制及调节。 4.分析评价企业业绩,建立奖罚制度。 利用业绩报告定期地编制,分析和评价各责任中心的工作成果,将实际成果作为奖罚的标准,对财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行最大限度地调动,从而起到提高工作效率的作用。 (二)公路企业财务管理中责任会计制度的设计原则 第一,责任主体原则。确保公路企业各部门管理人员充分享有运营决策权的同时,也要对其运营管理的有效性进行相应经济责任的承担。遵循公路企业财务管理的要求,进行责任中心的设置并进行责任会计核算体系的建立。第二,可控性原则。考核、评价公路企业财务管理中各责任中心的业绩,将责任中心的自我控制为原则。如责任中心自身控制力度不足,其项目建设或经营管理中产生的费用将无法对实际工作业绩进行真实、合理地反映,进而影响到财务管理的有效性及成本核算的真实性。第三,目标一致原则。在公路企业财务管理中,必须确定统一目标,也就是将企业整体目标向各责任中心具体目标的方向进行分解。但各个责任中心的具体目标必须和企业整体目标具有一致性,防止因过分追求局部利益使企业整体利益受损。第四,激励原则。要求确立合理有效的各责任中心的责任目标、责任预算。主要含有两项内容:首先,合理确定目标,确保其可行性。其次,确保目标完成后的奖惩与其业绩相符合。第五,反馈原则。向各个责任中心进行财务信息反馈,确保企业财务人员能够对预算的执行情况及时掌握,进而有利于采用相应地措施进行目标及预算的调整。 二、公路企业财务管理中责任会计的核算形式及方式 (一)核算形式 为防止工作的重复性、降低核算的工作量,进而起到完善和巩固责任会计制度的作用,在公路企业财务管理中,必须将责任会计核算与财务会计核算进行有效结合,进行责任中心的建立,对各责任中心进行责任成本明细核算。严格按照现行公路企业会计制度并与责任会计要求相结合,确保其核算内容、依据等资源的一致性,确保报表等统一性,这种情况下,公路企业责任会计的核算形式不仅要满足责任会计制度的要求,还要充分满足成本核算及会计报表编制的要求。 (二)核算方式 作为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重要方式,现行财务会计制度是各个企业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在企业经济管理中,责任会计制度的应用可以对其经济效益进行有效提升。公路工程核算的成本主要包括人工费用、材料费用及机械使用费和其他费用等,由此可见,在各项成本费用中其核算的内容、依据具有一致性,这就为统一核算奠定了基础。公路企业在现行企业会计制度统一规定的会计科目的前提下,进行成本类科目的设置及增设,其增设内容有主要基本生产等。 三、责任会计在公路施工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一)制定目标成本 公路工程建设主要通过招投标的形式获取,企业财务管理中主要依据会计主体进行责任层次划分,在责任会计组织体系建立过程中,可以根据公路企业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责任划分。在责任会计中心确立时必须依据现行管理制度进行,公路企业的劳动成果主要包含公路建设,健全责任会计制度,不仅可以有效减少投资成本,还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公路企业的社会效益。依据公路企业的施工定额及财务管理的现状,进行其材料费用、人工费用、机械费用的预测及进行成本控制,确保责任目标成本的科学性及合理性。 (二)划分责任中心 对责任中心进行科学划分是责任成本管理体系合理构建的重要问题,对公路各部门责任进行明确划分,对各责任中心之间的权责进行划分,防止责任推诿情况的出现。设置责任中心必须遵循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及单位现有机构编制、内部管理层次和劳动组织进行确定。按照公路财务管理的特点,并与具体项目情况进行有效结合,进行责任中心的准确划分。在责任会计制度中,可以将公路责任中心划分为几个部分,如:项目部责任中心、工程队责任划分等。在各个项目管理中,责任成本贯穿于整个项目管理活动,为提高公路工程项目责任管理水平,必须对其进行明确的责任中心划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升公路企业财务管理的水平,确保工程建设的质量,为企业发展提供有效保证。 (三)责任成本的预算和分解 在确保工程工期、质量及安全的情况下,责任成本预算是核定给项目部的成本限额,责任成本预算不仅是各成本中心的发展目标,也是考核责任中心业绩的重要依据。分解工程预算价,应按照市场经济对企业工程总成本构成的各项成本要素进行科学、有效地分开,为成本管理、控制及财务人员业务考核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按照公路工程总成本的构成,可以对其进行有效分解,如:项目部责任成本、项目部上级机构成本等。其中项目部责任成本也就是项目部无额定利润的工程成本,主要有项目部自身的开支和项目部所属施工队的各项直接费用。另一个部分项目部上级机构成本主要是指上缴税金、间接费用及财务费用。这两部分主要掌控机构为项目经理部和其上级机构,在责任成本限额内项目经理进行施工组织施工,公路企业在控制及管理项目部成本时,必须确保在成本限额内将指导项目部的任务完成。 (四)责任成本控制 在公路工程建设中其主要特点为大规模投资额、建设具有较长周期及施工难度大等。在建设中所使用的原料、机械设备及人工等费用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成本控制、工程进度等。因此,在下达责任指标后,目标责任成本完成与否,不能仅仅依靠指标对施工主体进行约束,还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在管理过程中多采用责任成本进行有效控制,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升公路企业的经济效益。如必须统一进行大量原料的采购,防止分散采购权,造成成本控制难度加大等,在目标成本管理实施过程中,应严格遵循月度、季度或年度的施工计划,采购部门对公路工程选用的材料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主要进行各种材料的质量、价格及规格等方面的调查,对材料价格趋势进行及时有效地分析,遵循材料的使用情况及工期长短等进行有效应用,才能有效地降低实际成本。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提高公路企业财务管理的水平,应结合企业发展的具体情况,选用与之相适合的责任会计制度,并将责任成本贯穿于整个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成本,实现企业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作者:王卫芳 单位:信阳市平桥区公路管理局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与研究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 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口述史在农村教育史研讨中的运用 一、口述史的特点 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将它引进到农村教育的研究领域中,这与它所具有的独有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一,研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一方面,口述史研究采访的对象都是某一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把自己对该事件的所见、所闻、所感用通俗的语言或者方言叙述出来,这样的描述最接近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研究者毫不保留地将受访者录音转换成文字稿,甚至连体现受访者心情的语气词都会记录下来,这样得来的口述史料不会掺有研究者本身的主观感受,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正如英国口述史学家塞缪尔所言:“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 第二,研究视角平民化。法兰西学院思想史教授米歇尔•福柯认为,所有的知识、思想及信仰,实际上都是和权力有关系,话语如果没有权力,话语就不能构造事实,只是耳旁风。在中国亦如此,知识代表统治阶层的利益,发言权只掌握在权力精英手中,只有他们才会发出“有价值”“有力量”的言论,而且经过历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王侯将相、豪门权贵等特权阶层的历史。而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说,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也就无法给历史留下任何记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口述史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以让普通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与现实密切联系,由此获得的口述资料便多了几分平民色彩。 第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口述史采访的对象是各种历史事件的各类亲历者,因此,它所涉及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纵向研究来说,口述史可以涉及明末清初、民国时期、建国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等长达400多年的不同时期不同专题的研究。从横向研究来说,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社会上层、精英人物,也逐渐开始向社会下层、普通百姓拓展,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范围。 二、用口述史来研究农村教育成为必然趋势 为什么要用口述史的方法来研究农村教育呢?这与农村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微观视角是分不开的。从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教育界在宏观层面上对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在上层社会或者精英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叙述和分析,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民众是怎样看待农村教育的,他们的生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农村教育的影响,这些社会微观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涉足,从而造成对中国农村教育实态研究的缺失。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引入教育史研究领域中,为我们拓展教育史研究的微观视野,构建出更具“现场感”的农村教育图景,探寻农村教育对于广大民众的真实意义提供了可能性。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教育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又对这些因素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关系是通过民众生活这一中介间接实现的。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习惯等因素首先体现和落实在民众生活中,并通过民众的观念和行动来影响农村教育的实施。 另一方面,教育是通过塑造民众的综合素质,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来实现对社会的反作用。所以,在教育和社会之间,民众生活是一个“中间环节”。我们要了解近代中国农村教育的实际状况,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下移,让民众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从乡村民众的真实生活中去考察。因此,通过把握民众生活来理解近现代农村教育,是教育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从乡土的视野来看,近代学校教育到底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是讨论教育如何在适应民众生活的基础上改造民众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也应该是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教育史学科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构建出了一个由各种通史、专题史和地方史构成的宏观图景,但是欠缺基于微观实证研究所提供的图景。正是微观视角的欠缺才导致国家对农村教育始终难以准确把握,使得近代以来历次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际的执行之间相距甚远。口述史研究方法就是提倡从民众底层视角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给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受教育经历,以及因接受学校教育而获得的生活变化情况,正是他们丰富多彩的教育故事和教育生活,才能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农村教育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可以使国家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密切联系现实,更符合百姓的心声。 三、用口述史研究农村教育的注意问题 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访谈来搜集声音资料。做访谈就要提出问题,提问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正式的、严谨的提问方式,也有非正式的、聊天式的提问方式。优秀访谈员可以灵活运用各种提问方式,取得更多更好的访谈效果,同时也要关心、尊重受访者,理解受访者的观点,静心聆听受访者的表述。第一,访谈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收集背景信息,仔细准备提问方式,既要防止死气沉沉的高度结构化的访谈,又要防止变成琐碎闲聊的无拘无束的对话两种极端。对于健谈的受访者,只需要掌掌舵、特别提示一下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对于说话简练的受访者,要提出范围广、没有限制的问题,并及时补充、提示。访谈提纲中的问题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直截了当,避免使用引导性的问题。 2.访谈前认真检查录音设备,麦克风应该离谈话者嘴边一英尺左右的距离,保证录音的音调正合适,提高录音质量。同时,也可以准备各种辅助记忆的物件。比如你要了解老年人的私塾经历,可以随身携带一本旧《三字经》,受访者看到它就可能不自觉地讲述自己当年读私塾的经历。类似这样的东西也有可能促使受访者拿出旧信件、日记、简报、照片等,成为访谈中最有价值的副产品。 3.访谈地点最好设在受访者自己家里,这样受访者感到自在便会畅所欲言。如果访谈是私下进行,会营造彼此充分信任的氛围,双方可以更坦率。 4.制定切实可行的访谈计划,在使用过程中要有灵活性和想象力。同时,要在访谈开始前简练地解释一下研究的目的和访谈的用处。第二,访谈过程中要保证受访者不被打扰可以完全自由的讲话,访谈员尽可能地不要插入自己的评论和经历,要给予受访者充足的思考时间,当然,聆听对方讲话时也要给予适当的回应,保证访谈是在相互合作、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访谈员需要保持敏捷的记忆力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提出已经得到的信息。同时,将那些可能唤起受访者痛苦回忆的问题放在访谈的最后,当受访者有所芥蒂时,千万不能对他施加压力,要尊重受访者的主观意愿。最后,用轻松的口气结束访谈,针对所获得的信息,向他们表示热忱的谢意。 作者:沙莉莉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史与高等教育的行政化 一、从古至今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表现 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外部管理行政化。清末时期,全国当时还没有管理新学堂的专门机构,各省学堂事务就由京师大学堂管理,为了保证高等教育走在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方向上,当时京师大学堂最高领导管学大臣下设教学和行政两套班子。国民党时期,以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教育更是成为高度重视、严密监控的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国家对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也是几经调整,大致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校长负责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20世纪7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20世纪80年代的校长负责制,直至1998年颁布《高等教育法》才明确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而逐步稳定下来。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行政化因素在我国高等教育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高等教育行政化的不良后果 1.不利于调动教育主体的积极性 高校的主体本来应该是教学、科研人员,行政人员,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也需要通过发挥教师的教学和管理的积极性来实现。但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使得行政人员成为支配学校的核心,教学科研人员成为行政系统中的“被管理者”,在行政系统运作中缺乏主动性,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和起码的主人翁感,结果,教学科研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受挫伤,行政系统制定的规章也不易得到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配合。没有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管理必定是舍本逐末,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不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长期发展。 2.导致机构膨胀 由于教育资源按行政权力的大小和权力涉猎领域来分配,于是人们的精力投向千方百计地机构升级上。收到利益的驱使,大量人员跻身于行政和后勤系统中,机构庞大,系统人满为患,从而导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容易导致学术与权力的界限模糊,很多高等教育机构中颇有成就得研究者和学者都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领导者,权力的拥有和行政职责会分散学者的精力,从而导致其在学术上的研究能力下降,故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三、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原因 对于高校形成行政化现象的历史原因,下文将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三个方面来分析。 1.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特点。秦统一中国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设置有“吏师”制度和博士官制度,从而形成了以国家法统宣教天下的局面。汉代统治者继承西周以来“天子视学”的传统,皇帝经常亲临太学视察,至东汉光武帝时期,乃成定制。隋唐时期,设立了专门管理学校的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专管教学事务。清朝时期,设国子监管理太学,祭酒、司业为国子监正副首长,另有监丞、博士、学录、典籍等各司其职,地方官学则有府、州、县学,与中央官学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官学体系。及至近代,国家为救亡图存而创设了高等教育,从外部宏观管理体制到内部微观事务,都可见国家政府干预的踪迹。时至今日,中国可以说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占主导的“人治”(实为“官治”)型的国家,“官师治教”传统根深蒂固,这就使得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在潜意识中有了治理一切事务的观念;而在现实中我国政府管理的制度设计又为此提供机会,因此,各级官员也会不自觉地插手教育事业。 2.国家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 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在强化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触角无处不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的深刻影响也使的我国逐渐形成了高强度的中央集聚资源和分配资源的“集权型”体制,教育体制也以计划的形态运行。尽管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央对高等教育的管制有所放松,但政府仍然在高等教育的人事、财政、招生、教学和科研等各个环节中有所涉及。 3.传统文化意识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摇篮 不可否认从文化意识的角度来讲,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从中国传统制度与社会环境两个角度上来说,几千年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治主导、伦理至上的国家,在传统文化意识里,民众早已习惯于个人服从国家、政治权力一元,所以高等教育管理权的高等集中于中央能够存在。传统文化意识里不乏有“中庸”等这样的意识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国如同一家,以安定为上。因而人民的权利意识极其淡薄,在心理上也习惯于服从,这为行政行为的高效运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四、结语 通过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本文论述了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不无关系。就像是一个人个性的形成脱离不了成长环境的影响一样,我国的政治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就决定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会与行政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些因素也只是一个从高等教育史的角度分析的,因此,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的分析还有很大的空间,只有充分分析了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才能够在肯定高等教育行政化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反思这种高等教育模式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寻求更合理的发展道路和方式。 作者:李妍单位:四川大学中美大学战略规划研究所 教育史论文:中外教育史对比分析 一、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初衷 当我们研究教育问题时,我们无法将一个个教育问题封闭起来,孤立地就事论事,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追根溯源,去探寻那些导致今天教育现状的种种因素;我们也无法将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割裂开来,闭门造车。因为历史的、别国的教育都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中,适应于它的需要”[1](P65)。忽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传统,我们的教育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生存的土壤。同时,“以正确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国外教育制度的作用”,以便“促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2],使本国人民意识到自己教育制度中的优势、缺陷,尤其是“对照别国,发现本国的弱点,并予以改进”[1](P63),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研究今天的教育时,不可能回避历史的和别国的经验。“古今贯通,中西融汇”,将古今中外的教育历史融于一炉,对其进行比较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既吸取我国教育历史中的精华,又借鉴国外教育历史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当前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建立起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史研究新体系,这是我们在硕士生阶段教育史专业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方向的初衷。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再发现———促使学生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路径 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一个事实: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于本科阶段的教育。相对而言,硕士教育阶段更侧重于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和科研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锻炼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呢?美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布鲁纳关于引导学生发现和再发现的主张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布鲁纳认为,人类的全部活动中的最独特之点,在于人类能够亲自发现,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有机体,人掌握概念、解决问题都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发现是教育学生的主要手段,教师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引导学生搜集、钻研有关资料,通过积极思考,自己体会,从而“发现”概念和原理。按布鲁纳的话来说,发现学习就是以培养探究性思维的能力为目标,以基本教材为内容,使学生通过“发现”与“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的学习。这里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布鲁纳指出学校中的发现学习不局限于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力量对人类文化知识的“再发现”,其实质就是把“现象重新组织或转换,使人能超越现象进行再组合,从而获得新的领悟,包括寻找正确结构和意义”[3](P465-470)。具体在教育史研究领域,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首先就在于使学生从历史上已有的教育现象出发,通过自己的探究性学习,深入体会造成此种教育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并通过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外教育历史中被遗忘的或尚未发现的新的研究领域。但更为重要的是,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对已有的史料、史实、知识结构和教育问题进行再发现,使这些教育现象在学生的头脑中重新组合,从而获得新的体悟,寻找出教育的真谛。这种发现和再发现的过程是一个相当艰辛的过程,甚至是一种痛苦的、需要付出巨大精力的劳动过程,但也确实是使人意志受到磨练、思维得到升华的过程。因此,通过中外教育史的碰撞与比较,着实可以使学生走出仅从中国教育史着眼或仅从外国教育史入手研究教育问题的局限,促使学生从比较的视野重新审视以往对教育问题的看法,积极思考中外教育的异同,“发现教育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办法,以及发展教育的原理或原则”[4](P436)。 (二)宽视野———拓展学生知识面的有效手段 在教育史领域,以往学生看问题,仅仅从自身所主攻的研究方向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学生,埋头于钻研中国教育史方面的知识和史料,虽能达到一定深度,但对外国的教育历史知之甚少,思路难以拓宽;而研究外国教育史的学生,虽然对外国的教育研究得比较到位,但却缺少对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的应有了解,因而难以很好地对外来教育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事实上,中外教育在历史上是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我们的祖先不仅曾以印刷术和指南针推动世界文化的历史车轮前进,更曾以儒家思想和考选制度有功于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建树”[5](P4)。而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化,西方的近代学制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型学校诞生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可以说,“我国既是文化教育的输出国,又是文化教育的输入国”。“妥善地把东西方教育史沟通起来和妥善地把中外教育史挂起钩来”[5](P4),有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教育历史的整体性。因此,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意在弥补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以上两种偏向的不足,拓宽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面,教会他们以比较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来看待中外教育发展中的史实,使其知识体系既植根于中国教育的肥沃土壤中,又能充分吸收外来教育中有益的成分为我所用。 (三)相碰撞———为教育改革寻找切实的借鉴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绝缘体”,“世界文化总是通过彼此接触而向前发展的”,“当各国在战火纷飞的时刻,他们的教育文化常常是和平相处或互相取长补短的”,“当今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5](P3)。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客观上使得东西方文化教育第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碰撞,产生了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之城———亚历山大利亚城,将当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教育集于一堂,哺育了欧洲文化教育几千年,成为“人类文化教育前进的渊源”[5](P4);在我国宋代,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理学大师们将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引入到儒学中来,使它们发生碰撞,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融合佛、道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并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主干,影响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达千年之久。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教事业的进步,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任何国家的教育事业都无法脱离其他国家而单独存在,也不能脱离历史传统来研究教育问题,而应从各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使它们与当前的教育改革发生激烈的碰撞,在碰撞中发现真理的光芒,使其成为我们切实有力的借鉴。如:我们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就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思想,意在充分发挥儿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参考了新传统教育派的主张,以便通过教师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学会“人类积累的知识”,掌握某些人类历史上“永恒不变的要素”[6](P236);而且,还主张发挥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对学生“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7]。实践证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确实可以促使中外教育在现实的基础上发生碰撞,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提供切实的借鉴。 (四)融多元———当代教育发展的呼唤 当谈及世界教育史时,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强势国家的教育,似乎世界教育的历史只有西方的历史,或仅仅是欧美几个强势国家的历史。而事实上,“历史从东方开始”[8](P160),人类教育的发达以东方为先。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教育是早于欧洲的希腊、罗马而兴起的,其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管理上,在当时堪称是相当完善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其不同时期的教育各有其特征,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就世界教育的肇端和进步来看,多元论恰是正确的。很多现在看似弱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都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如,古代阿拉伯的教育曾经为人类文化教育,特别是西欧文化教育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兴起之初,其文化教育是相当落后的,但是由于推行开明的文教政策和尊师重教、鼓励学术研究的有力措施,在继承东、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与教育,从而建立了“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9](P360)。阿拉伯伟大的数学家花剌子模创立了代数学,他编写的《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于12世纪传到西欧,一直到16世纪还是大学使用的教材。通过学习他的著作,西方懂得了使用阿拉伯数字。阿拉伯的医学家伊本•西那被誉为“医中之王”。他的《医学原理》一书讨论了传染病、寄生虫病、皮肤病、精神病等广泛的医学问题,记载了七百六十多种药物,因而有“医中圣经”之称,该书在12世纪至17世纪一直是西欧大学医学科教育的主要教材。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路西德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所作的注解、提示和摘要在西方流传了几个世纪,对西欧重新认识古希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3](P153)。阿拉伯的赫克迈大学是中古和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当波伦亚、巴黎、萨勒诺、牛津、剑桥还没有出现大学的时候,赫克迈大学已经将学术上的火炬高高地举起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成果,传入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几近陷于愚昧的欧洲,使那些久已忘记希腊学术的士子耳目一新,从阿拉伯的译著中重新发现古希腊文化教育的辉煌;使那些长期以来被基督教控制的学校从繁琐的宗教论证和枯燥的教条记诵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学科内容和方法,这不仅给予欧洲学术文化以生机,更为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为文艺复兴作了先导[5](P53)。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底格里斯河一带预备的,不是在顿河、泰晤士河、莱茵河、第聂伯河一带预备的。迈蒙、易斯哈格、萨顿姆、花剌子模和其他阿拉伯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佩特拉克、但丁、伊拉斯谟等,便是沿着这条路径走去的。文艺复兴既蒙阿拉伯人的引导,则人类文化应当感谢阿拉伯人的盛意”[5](P81)。因此,应该将东方古国教育史放在和西方古国教育史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世界教育,组成了世界教育史的框架。到了当代,世界的文明范围进一步扩大,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更加紧密,各国都必须不同程度地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如何正确地认识处在多元化中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消除彼此之间的文化偏见,增进对自己文化的自尊和对他国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议题。以历史的眼光、比较的视野积极思考每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存在的原因和价值,以及各种文化在一起互惠的益处,从而在世界各国不同文化教育之间进行积极的交流,使它们互相融合、吸收,取长补短,这是教育的使命,也是当代世界教育的呼唤。 (五)新领域———教育史研究的探新与拓展 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外教育史,近些年来,在国内除了少数几所学校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此研究方向外,其他学校少有涉及。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采用过这种方法,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著,但较有影响的还是张瑞幡、王承绪二先生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其中对中外教育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和比较,对后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可能由于篇幅所限,该书对很多教育问题仅作了一般性的论述和比较,尚缺乏更细微的、全方位的探讨和更深入的学理性分析。除此之外,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很难找到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既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也是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我们从2002年开始招收第一届该领域的研究生,至今已招收六届,其中已毕业三届,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进行了艰辛但卓有成效的探索。 二、近年来的探索实践 (一)筚路蓝缕———师生同下真功夫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正是我们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这条崎岖的山路上艰辛探索的真实写照。我们企盼摸索出一条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能提供有效借鉴的路径。为此,我们刻苦钻研、身体力行,师生同下真功夫。首先,导师以身作则,在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前已经在该领域探索了多年,数年如一日地埋头于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并与本校和兄弟院校的同行积极探讨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力求做到“经师”与“人师”的结合。与此同时,历届学生也以导师为榜样,刻苦钻研学问,广泛涉猎书籍,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专业积淀和兴趣爱好,初步确定自己的主攻课题,并细心钻研有关资料,其中既包括古文献资料,也包括外文资料,为自己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有益的素材。如:对教育家的思想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搜集并钻研有关资料,不仅仅只是教育方面的史料,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科技等各方面的资料;对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钻研宗教和教育方面的书籍和史料,包括宗教的产生、传播以及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宗教信仰的反作用等。在广泛积累的基础上,殚精竭虑,深入进行比较思考。此外,学生们还注重自发组织读书报告会和举办专业范围内的学术讨论会,交流思想,提高思维,互相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在导师的鼓励下,积极地参加专业领域内的各种学术会议以吸取学术营养;踊跃向专业学术期刊投稿,,将自己零星的想法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内化为自身的独特体悟。就这样,师生一心,伏下身去,埋头于中外教育史的浩瀚海洋中,下真功夫开创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的新局面。 (二)深思熟虑———把握选题,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价值 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可以说是硕士生阶段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它直接反映着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成果。而把握选题,又是整个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重中之重。为此,在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我们紧紧围绕中外教育史比较的有关问题,从严要求,认真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研究的价值,务使每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下面仅以2004级(即2007届)硕士研究生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例来说明我们是如何把握选题的。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它的可行性在于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是中西方高等教育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而且在办学时间上也大致相近,具有可比性;前人又曾从两者的形成机制、办学精神、教学管理、藏书功能等方面进行过比较,这可以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但是,从宗教的视域对两者进行比较,国外还没有此方面的论著;国内只有彭岚同志2000年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宗教对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影响之比较》的一篇文章。文中阐述了宗教对两者的影响关系,但该论文是把儒学当作宗教———儒教来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而把儒学作为宗教,在目前仍很有争议。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真正从宗教的角度去研究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之间关系的论著。而佛教、道教对宋代书院的影响和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一定的深度。王亚辉同学利用自己几年来对宗教和教育的研究积累,较深刻地探讨了佛、道对宋代书院影响与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影响之异同,这成为他的这个选题的创新之处。至于这一选题的价值,则在于它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去进行宗教对两者产生影响的共性及差异性的比较,透视中西方文化和教育,反思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文章有个性、有深度,从而有助于加深思考,并有助于解决当前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 (三)初显成效———探索取得了理论与实践成果 数年来的探索使我们积淀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在中外教育史比较方面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导师先后承担并高质量完成了国家教育部《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中外德育比较研究》、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中俄教育比较研究》等课题;出版了《人性:存在与超越的省视———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大起大落的命运———杜威在俄罗斯》等著作;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当代中外高教改革面临的共同问题》(《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之差异及其成因》(《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西方德育比较概论》(《河南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的中国特色: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河南大学学报》)等比较方面的论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研究生们经过学术上的磨练,也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的体悟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一篇篇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如:《伦理的政治化与伦理的哲学化———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及其践行过程之比较》(王娟华)、《传统的反叛:中西方现代教育的思与行———欧美现代教育运动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革新之比较研究》(于书娟)、《“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教育视野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西学思想之比较》(周娜)、《洪堡德与蔡元培大学改革思想与实践之比较》(徐晓飒)、《“道法自然”与“以天性为师”———中西方自然教育观之比较》(王文礼)、《返于自然与超越历史———卢梭与梁启超“贤妻良母”女子教育目的观之比较》(李琳琳)、《“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王亚辉)、《裴斯泰洛齐和晏阳初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之比较》(张爱梅)、《中美高师生教育实习发展之比较》(常艳丽)、《中英教育督导制度发展之比较》(王为民)、《中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发展之比较》(杨婧)、《余家菊和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之比较》(王雅芳)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比较研究,虽在某些方面尚显得有些稚嫩,但毕竟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学生也感到收获颇多。 三、探索中的体认与感悟 (一)难度之大,不容否认 如前所述,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只能在借鉴有限资料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者任通一史已是颇有难度的。就中国教育史来说,“中国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涌现出了众多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点和优良的传统”[10](P1)。如此丰富的教育内容,若要精通,必须深入钻研,充分占有史料不可。而中国古代的史料可谓是浩如烟海,并且大都是不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较艰涩的文言文。而外国教育史的内容也是极为广泛的,“从纵向而言,它涉及从原始社会直到如今的人类教育的产生和演变的全部过程”;“就横向而言,它涉及除我国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的发展”[5](P1)。这么宽广的范围、浩繁的内容、庞大的体系,即使原始材料全是现代汉语,研究起来也是颇有难度的,何况原始材料大都是用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或被翻译成国际通用的英语语言来书写。要将中外教育史两者结合起来,时兼古今、地兼东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它非要我们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不可。然而,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无论难度有多大,却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中外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宝藏,有些宝藏必须通过我们比较鉴别才能发现它的现实价值。“教育史学家说,研究物质变化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等,要在实验室中进行;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科学则不尽然,虽则许多比较具体的课题可以通过实验取得答案,但许多具有理论性、根本性和久远性的重大课题是无法着手实验研究的”[5](P1)。要论证或判断这种课题,继续借助历史发展的往事并在比较中来反思和解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史不啻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园地。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其中的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幼苗。 (二)知难而进,融通中西,寻找教育的真谛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也;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清]彭端淑:为学)。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追求学贯中西,是每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的人生态度。例如,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把教育事业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武器,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一生,为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创造人民的新教育而奋斗一生。陶行知先后就读于家乡私学、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为师,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新教育》杂志主任干事。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他完全可以得到高官厚禄,但是他却放弃优越体面的生活,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投身于广大平民的新教育、广阔农村的乡村教育的开拓中去。他轻视那种只是争权夺位的“政客式的教育家”,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或者“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11](P119)。怀着对民族、对劳苦民众、对儿童的深挚感情,他先后开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教育实验学校来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此期间又撰写了《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生活即教育》等文章,论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观点,将他所学的中西方教育理论贯穿起来,应用于当时中国的教育实际,最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本人也成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12](P1)。大师的境界也许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学者所能达到的,但是他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可以令我们追求的。面对困难迎难而上,追求学贯中西,以比较的眼光,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进程,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体察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到教育的真谛,为解决当前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是笔者数十年来所孜孜以求的。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 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 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考察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教育史论文:儒家教育史学科未来 摘要: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对教育史学科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加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同时注意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从而进一步增强自主研究的能力,以推动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史;教育史学科;教育专史;儒家教育思想 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去考虑和推测学科未来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近来曾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现把所想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与大家共同商讨,以利于集思广益,为学科未来的发展,预做一些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需要更加坚实 教育史以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为其考察研究的对象,掌握真实而充分的教育历史资料,是开展研究工作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教育史资料(包括文献、文物、档案、图像、录音、访问记录、调查报告等等)的广泛收集和整理,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学科基础建设工程。有些研究者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投身于教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或是汇编成专题性历史资料,或是汇编成断代历史资料,先后出版,公之于众,为学科的实证研究创造条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也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他们无私的贡献不可低估,应该向他们学习。 教育史基础建设是一项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工程,只有小部分先觉者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较多的志愿者参加,使这一工作系统化、全面化、持久化,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制度来加以保证,努力为后人留下完整的真实的教育史资料。至今为止,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在资料搜集、整理、编纂方面都分别做了一定工作,成果颇为可观,但还不完整,与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现代教育史部分因条件限制,只能提供已公开文件的汇编,档案没有开放,事情具体的因果发展过程未能了解清楚,进行研究有很大局限。所以教育资料还要进一步扩展挖掘,汇编成多种专题史资料,为教育史研究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 教育史基础建设虽不能一时就成功完事,但必须从思想上加以重视,逐步推进,终归会接近预期目标。相信有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建设,以后中青年从事学科课题研究,就不会像过去那样辛苦,工作效率会更高,出成果会更快,达到的水平会更高,因缺乏历史资料观在没有条件谈的问题,后人会有条件谈,现在未能有结论的事,后人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二、要进行教育史学科的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 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存在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学科设置和学科研究相互推动,有了学科设置,首先就需要教材,进一步还要充实教材内容,这就促进了学科研究,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用于丰富和更新教材内容。由于各历史阶段行政当权者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不同,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认识深浅不同,思想控制放松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大些;思想控制收紧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学科发展的道路比较曲折。随着形势的变化,文教领域出现不同的潮流:如保持中华文教传统、主张思想信仰自由、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实行兴无灭资、开展文化革命等等。随着这些潮流的更替,教育史学科也大大改变面貌,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加以认真总结。 有些研究者对教育史学科的现状感到不满,认为虽然研究成果不少,但理论水平不高,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理论指导。这一批评是很中肯的,促使人们加以反思,呼唤加强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些研究者有志于改变教育史学科的现状,并且开始行动起来,对教育史学科的有关理论问题开展逐个研究,有的已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共鸣。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需要一个由探索、逐步加深认识、总结理论、形成体系的过程,比较可行的是两途并进:一方面是借鉴和运用现代人文社科等学科新理论来研究教育史;另一方面是认真总结教育史学科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两途结合的结果是形成教育史学,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方法。教育史学既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它反转过来又对教育史学科研究发展起一定的规范作用。 我们期望教育史学的创建,它将成为教育史研究者入门的必读书,借以提高专业素养,这将有助于提高教育史学科整体的研究水平,对于评估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亦将会有共同的标准和尺度。 三、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和扩展生存空间 在高等教育中,教育史学科不像外语或政治理论,成为本科不分专业的公共必修课,也不像教育学成为师范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它只是师范专业之一的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传授教育史的基本知识,形成历史发展的教育观,养成热爱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这门课程在培养教育专业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 现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各级领导,因专业素养不同,对教育史学科在师资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别,在教育改革中对教育史学科就有不一样的态度:有的采取压缩教育史学科的措施,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半年;有的把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门课再合并为一门,为的是腾出时间用于增开引进的技术性、实用性的新课程。在全国性高师改革浪潮中,教育史作为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地位不稳,往往成为改革试验的牺牲品,到了阶段检查整顿时,又要求恢复原样,待到下一轮改革时,教育史再次成为主要对象,又压又砍,造成肢体残缺不全。教育史的基础课地位动摇,生存空间因减少课时而缩小,学科的特色难于体现,学科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不能发挥,这种状态实在让人担忧。 造成教育专业教育史课程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有其现实的原因,我国对外开放之后,教育改革就倾向学欧美,向欧美看齐,唯恐学得慢,欧化美化不够,改革中注重学习实用技术,忽视人文学科,淡化民族文化,放弃中华教育精神,用实用标准衡量教育史学科,视教育史为无用,作为被改革的重要对象。 要消除高师课程改革中忽视教育史课程的作用所发生的偏差,只有期待高师领导提高认识,端正指导思想,才有条件进行矫正。教育史研究者要自强不息,不懈地争取教育史学科在高师教育专业中确立基础课程应有的地位,并尽可能开设选修课,扩展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教育史学科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才会有光辉的前景。 四、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希望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以期对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有所启示。这种需求不是局限于领导层对宏观教育策略历史经验方面,而是各个阶层各种职岗的人对教育历史知识经验都有需求,但具体需求则因职岗的实际需要而不同,这种多方的要求,是多卷本教育史满足不了,也是高师教材教育史或教育简史或教育史纲要满足不了的,这一现状势必促使教育史学科更细、更专业化,分化出更多二级、三级分支学科,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有专史,教育的各组成部分、各方面的关系、各种重要问题也都有专史。各种职岗的人希望教育史结合他们专业需要,研究和编纂出分门别类的教育专史。专史不是小项目,但也不是大型项目,从规模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型项目,与上下都有密切的关系。重视专史,就会带动与专史内容有关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会丰富专史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专史的基础。专史能形成系列,又为系统的全面的教育通史进一步再提高创造了基本条件。专史的研究有较大的灵活性,联合三五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协作也可,个人自愿独立承担也可。专史由于规模不是很大,参加人员不太多,较易于调度,也可能在一定时限内见其成效。专史是由“术业有专攻”的专业研究者来参加撰写,是专家写专史,保证研究是专门又是深入,具有自己的专业特色,能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研究者投入专史研究,为教育史学科整体水平提高创造条件,这有待于教育史研究者的继续努力,不断贡献。 五、对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再评价 儒家思想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主流,而百年来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影响了教育史学科对人物学派的评价。教育史存在着如何评价儒家教育思想的问题,从20世纪延续到21世纪,想回避这个问题总是回避不了,今后还得对儒家教育思想再作评价。 儒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鲁国孔丘,儒家是在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主张走社会改良路线的一个学派,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虽然依靠私学传授扩大社会影响,也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并未居统治地位。但儒家对促进私学兴起,文化下移,宣扬民本主义,主张仁政德治,重视农民生活,建立社会秩序,有重要贡献。有人抹煞儒家对历史发展有积极贡献的一面,而抬高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或以赞扬佛学而贬低儒学,说儒学只讲伦理政治,哲学理论粗陋,不如佛学精细。这些评价因脱离历史实际,存在一定片面性。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儒家有不同的认识和对待。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曾对儒家实行专政,进行严厉打击,儒家被迫潜伏以求生存。西汉初,儒家虽可恢复活动,实际上还是受冷落。直到汉武帝时,国家达到相对富强,才由“无为”转为“有为”,利用儒家学说,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加以利用,因人而殊,并非持久一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曾多次受到冲击,几度起伏,这是政策变化造成的,要利用就加以尊崇,不利用就加以打压。二千多年来,经受无数的批判,结果是批而不倒,或倒而不亡,在民间继续流传,待时变境迁,重新振作,再登统治地位,受到罢黜和受到尊崇相互更替,这就是儒家在古代的经历。 20世纪的中国,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重大变革过程中,儒家思想包括教育思想总是争议问题之一,不同地位不同立场的人,对儒家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态度:一是完全否定,资产阶级西化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儒家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家是旧时代的产物,不能适应新时代,应该批判并抛弃,彻底决裂;二是基本否定,认为儒家对社会历史发展功不抵过,负有历史罪责,因它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保守,不能创新,阻碍社会进步,造成中国落后,要加以贬责;三是有否定也有肯定,认为儒家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虽在近代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加以扬弃,但也有些宝贵的思想可以继承改造,在现实生活中,既要发扬优良传统,也要适时创新,以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百年来,儒家的处境多变,由受批判被否定到受尊重再被利用,曾有几度反复。之后,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面临不少问题,都与中华文化传统有关联,如普及教育、因材施教、尊师重教、做人诚信、修养道德、以德治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家统一,都继续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这说明儒家思想不是一批了之,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再评价。 六、面对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中国要有独立自主的研究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设置学科时,依靠引进的教材。1905年开始,中国人有了自己编写的《中国教育史》,虽然内容仅是先秦教育,但已经有了开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本国教育史的学者渐渐增多,王凤喈、陈青之、陈东原等先后有着作出版,并被用为高师教材,外国人虽也有重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但毕竟外国人代替不了中国人研究中国教育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半封闭的条件下,只与社会主义国家有部分往来交流,国际社会很少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教育历史则更少,唯有日本人例外。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外国学者由研究中国经济建设成就进而研究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变化,逐渐成为新潮流,有人称之为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外国学者并不对中国教育进行系统的全面研究,只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问题感兴趣,有选择地做专题研究,较多的是采用比较法,如中日教育比较、中西教育比较,以尽快抓到中国的教育特点。外国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受到我国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积极加以学习,吸取其观点和方法,以作为先进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国内的教育史研究,以改变国内教育史研究的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时展趋势条件下,中国教育史的国际研究迟早也会成为现实,我国既实行开放政策,自然欢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变化的历史,相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会提出一些与我们认识有所差别的新看法,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吸取。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史,也会有他们的局限,他们没有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对中国教育并未全面了解,也未参加中国的教育实践。他们只是根据他们利益的需要,站在他们的立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选择和思考中国的教育问题,并提出他们的结论,对这些结论,我们不能一翻译过来就相信、就崇拜,我们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成为别人的思想附庸。我们应学习外国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本国教育史,本国人比外人条件更充分。中国的社会是我们长期的生活环境,参加教育实践,对教育现象有所见,对群众的教育呼声有所闻,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更深,所以我认为“不能依靠别人为我们提供结论”,要交流而不崇拜,要知情而不照搬,取其所长,为我所用。我们要立足中国,独立研究,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责任在肩,外国人无法替代。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整理。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幼儿教育史研究开展思考 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鲜有人问津,似乎也无问津的必要。事物向来如此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如此、只能如此。本文在对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回应与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就现实中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进行了思考,权作一家之言,愿就教于方家。 一、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倡导与落实。然而现实中,当前仍有不少人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为此,在具体论述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澄清是否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前提性问题。盘点起来,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观点主要有“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两种。 (一)目前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合时宜吗? 现实中有不少人都认为,当前幼儿教育需要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幼儿教育公平问题、幼儿教育制度建设问题……这些才是目前幼儿教育亟待研究的问题,而幼儿教育史研究虽然必要,但现阶段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尚不合时宜。初看起来,“不合时宜”说似乎很有道理,毕竟现阶段幼儿教育还有很多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亟待研究,而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貌似真的不合时宜。其实,进行史学研究常常会遭遇是否合时宜这一困惑,就连科学史之父的萨顿都曾质疑过自己对科学进行史学研究是否合时宜,其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曾如此这般问自己:“为什么要考察过去?为什么不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为了前进,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有那么多实际问题需要立刻得到解决。”[1]是啊,现在有那么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为何要追溯过去呢?对此,或许有人会说:“未来模糊不清,现在沉重不堪;只有毫无生气的、完结了的过去才适合于思考。那些观察它的人活得比它长久——他们是它的产物及其征服者。因此,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不足为奇。渴望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渴望理解历史的进程,这些是人类共同的特征。”[2]然而,“关注过去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特性,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3]。那么我们为何要关注那些离我们如此悠远的过去呢?事实上,“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4]。“只有借助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现在。使人们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们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5]具体来说,“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如果了解了中国教育史,再看当今的教育问题,就会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随处都能看到历史的影子,而且有些还在起作用。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这并不是说历史经验可以简单地移植或套用到现在,但认识到有些问题并非今日所独有,当有助于观察和理解现实问题”[6]。“通过对过去教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有助于认识现存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点和相互影响的重要性。”[7]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教育史是教育理论的源泉,这是无可争议的。”[8]由此可见,幼儿教育史研究不管是对当前幼儿教育的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践行都是十分重要、宝贵的,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非但不是不合时宜,反而是非常迫切和需要的。 (二)历史研究和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具体来说,关于历史研究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问题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历史研究能否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二是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对于前一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都知道历史学是很少关注幼儿教育这些“小问题”的。实际上,不仅不关注似乎还有些不屑关注。纵使有极为少数的历史学家在其言谈著作中涉及那么一点点幼儿教育的问题与思考,那也仅仅只是基于个人经验或感觉的随意之谈,是十分不充分、不成系统的,故企图用历史研究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是行不通的。既然历史研究不能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能否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对此,我们说这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存在很大隐患的。幼儿教育与历史的联姻并非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史学理论看作是一种“既成的”、先于幼儿教育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幼儿教育活动的结果。倘若诉诸史学视角审视幼儿教育,则史学是以外在于幼儿教育的状态进驻幼儿教育的,史学不是作为“幼儿教育问题”而出场,而是“为了”幼儿教育而被邀的,史学前来是为了“启蒙”幼儿教育,而不是“分享”。史学是高居于幼儿教育之上的,先知般的诱导者。这种高姿态割裂了与幼儿教育的血脉相连,史学的立场是空置的,导致人们容易采用一种“理论-应用”的思维模式来看这个问题,将历史视为高高在上的、完美的理论,而幼儿教育仅仅只是历史学的应用之域。幼儿教育史研究其实是幼儿教育和历史研究的有机组合,而不仅仅是基于历史来审视、考量幼儿教育的,历史高高在上,幼儿教育匍匐在地,如此以后,幼儿教育史研究将丧失其教育学立场,这是很糟糕的,不仅异化了幼儿教育史研究,同时亦异化了幼儿教育。综上可见,历史研究不可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对此我们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虽然目前学前教育史体系较为完善,但当前学前教育史大多关注的是学前教育制度、学前教育思想这些较为宏大的话语体系,虽然其间已有关涉幼儿的,但毕竟还是很少、很不系统的,可以说幼儿教育史仅仅只是个脚注而已,故学前教育史研究依然替代不了幼儿教育史研究。 二、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必须,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这既是务实之举又是当务之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是个系统工程,限于篇幅在此将不系统阐述,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初步展开。 (一)明确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 明确研究对象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倘若没有正确且明确的研究对象,就算投入再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也往往事倍功半、徒劳无益,甚至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对于一项研究来说,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关于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似乎无须多问,甚至有些明知故问,幼儿教育史研究研究什么?顾名思义肯定是研究历史上的幼儿教育问题了。这固然没错,但倘若就这么将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界定为历史上的幼儿教育,则不免简单、抽象。问题是研究的对象,但还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结论而已。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幼儿教育史研究到底都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哪些问题。唯有如此具体的思考,方能把抽象的结论具体化,从而较为精准地回答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具体来说,所谓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主要是指历史上幼儿教育的缘起、发展、演变以及性质样态等客观性问题,如幼儿教育是如何缘起的,其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每个时期阶段的幼儿教育又有什么性质等等。而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价值性问题主要关涉历史上诸种幼儿教育价值主张的竞争、排序问题,通过对历史上幼儿教育价值问题的关照,人们将能更为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历史上对幼儿教育所秉持的价值观。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上述两类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常常纠缠着共存于幼儿教育问题中的,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常常将其区分开来介绍而已。 (二)澄明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价值 事物的价值是实然存在的,但价值的发掘与发挥却仰赖于人们主观上对其的了解与认识。并且,对于事物价值的描述,既是对其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性揭示与显露,同时亦是对现实中该价值彰显的一种可能性敞开与导向。“教育史研究的功用或价值是教育史学科的关键问题。它既涉及教育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关系到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务的认识,关系到对具体的研究方向和问题的确定、选择,关系到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向。”[9]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具有一种‘求价意志’(WilltoValue),是一种‘价值’动物。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打上了价值的烙印。从理论上说,人类不会去从事那些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价值认识得越清晰、越深刻,就越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追求并最终实现活动的目的。“追求价值作为人们活动的一般目的,它直接规定和影响着活动的性质和方向。”[10]“价值对于活动的意义和力量还在于它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意志、情感,即强烈的活动意识。正确的和正义的价值目标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便产生了人们对价值目标的信念和渴求,强烈的渴求便形成意志、情感,使人们在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人们进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的保持与丧失,不仅对活动的持续进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关键时刻决定着活动的成败。”[11]教育史研究价值历来存在求真与致用之争,实质上,求真与致用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且必须统一的。幼儿教育史研究既要求真又要致用,求真是致用之前提与基础,但求真往往以致用为旨归。所以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树立求真达于致用的幼儿教育史研究价值观。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是通过中外幼儿生活,地位和价值认识的变迁,幼儿教育发展过程的展示和幼儿生活场景的再现,幼儿教育规律的揭示和把握以及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揭示出中外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幼儿教育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为现实中国幼儿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提供历史资料和启示。 (三)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除了必须十分明确并坚持它的研究对象外,还必须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两方面缺一不可。只讲方法而不讲对象,就可能南辕北辙,相去愈远;只讲对象而不讲究方法,就无异于海市蜃楼,望洋兴叹!那么我们该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叙事原是历史著作最早形式中的常用模式之一(如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李维、塔西佗的著作)。”[12]“叙事乃历史本身所固有的。”[13]“所有历史都有不可化约的叙事元素”[14]。叙事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长期以来,受史学传统的影响,教育史研究主要是叙事研究。叙事研究被看作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功和主要的研究方法”[15]。那么教育史中是如何开展叙事研究的呢?所谓的叙事研究主要强调教育史研究要如实地描述过去的教育实践,尽可能全面、客观、详尽地将教育史叙事清楚。事件是怎么缘起、发展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可以说叙事研究是比较重视教育事件的分期、时段以及发展演变的。公允地说,叙事研究之于教育史研究是十分必要、重要的,教育史研究的求真价值也主要源于叙事研究。但这种研究方式在效力于求真的同时无益于致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致用。为此,教育史研究方法有必要进一步丰富与创新,恰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斌贤教授强调的那样:“教育史学科要不断地发挥它的固有的社会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当不断改革和创新,与时代共同发展”[16]。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积极诉诸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这里提出通过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绝非随意,其也有学理上的考量与因循。比如在历史学研究中,法国年鉴派学者(主要以费弗尔和布洛克为代表)就提出:“传统史学只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种史学毫无益处。‘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此,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提出问题,必须用对问题的分析来取代对事实的平铺直叙”。[17]当然,这里提出要在教育史研究中积极开展问题研究并不是说不要先前的叙事研究了,对叙事研究简单否定、扬弃了,而是说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史的问题研究,以期对彰显教育史研究的致用价值有所裨益。故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这一传统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史问题研究。 (四)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常见问题 上面仅从研究对象、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这三方面初步探讨了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实际上,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还远不止这些,然限于篇幅在此不能系统阐述。下面将简要谈谈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常见问题,旨在从另一方面补充、完善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首先,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坚守教育学立场。所谓坚守教育学立场主要是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注意其历史之维,但不能过于沉溺于历史。我们关注历史上的幼儿存在、发展等状况,但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幼儿教育史研究缩水为幼儿历史研究了。虽然幼儿教育史研究是历史与幼儿教育史之联姻,但现实中人们在具体研究时往往会把其践行为幼儿历史研究,遗忘或遮蔽了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丧失其教育学立场。其次,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有大视野。这里所谓大视野首先是指我们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能只关注与研究我国幼儿教育史,同时还要关注与研究外国幼儿教育史,幼儿教育史实质上应该包括中外两大部分,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幼儿教育史或外国幼儿教育史。此外,这里所谓大视野还意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光要像传统教育史研究那样关注制度或思想,还要关注幼儿的存在、生活的问题。最后,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处理好其与教育史、学前教育学研究的关系。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学前教育史、教育史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前例,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可以说有所依托。但我们在欣喜“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树在树下难成材”。因为有前例在,我们难免会模仿与借鉴。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要模仿与借鉴,只是我们不应在模仿与借鉴中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丢弃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毕竟幼儿教育史和学前教育史、教育史不同,否则的话,也没有必要再单独进行幼儿教育史研究了。当然,以上仅是对幼儿教育史研究的一点初步构想,欲切实有效地推动幼儿教育史研究还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不断开拓新的资源,增强自我创新的能力,使幼儿教育史研究在现实中在更好地认识幼儿发展、促进幼儿教育方面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作者:张睦楚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学异同辨析 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是两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史研究始于18世纪后半期,而比较教育诞生于19世纪初,20世纪末两门学科又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学科危机”时代。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1],我国学者贺国庆教授认为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原本就是姊妹学科[2]。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究竟是怎样的学科?二者又存在哪些区别和联系?厘清两者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这两门学科及加强两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一)教育史学的性质教育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其发展历史比较短,学界对于教育史的概念及其基本特性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和看法。不过,只要是一门学科就应该有自己的基本界定,虽然这一界定需要不断完善,但这对于教育史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研究还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教育史是以历史法为主要方法,研究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教育发展的真相和规律并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经验的与历史学相交叉的教育学科。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既包括外国教育史也包括本国教育史,由此通常又可以划分为外国教育史和本国教育史两个不同的方向。关于教育史的学科性质,国内学者经过不断探索基本上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教育史是一门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它具有教育学的基本特征,是一门教育学的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门历史学科,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3]虽然教育史具有双重特性,但笔者认为,至少在我国,教育史应该归类于教育学科,教育学科是其母学科,教育史学主要是一门教育学分支学科,教育史的教育科学性质是主要的方面,并具有实践性和历史性的特性。教育史学科与教育学科所有的分支学科一样,都以回答现实的教育问题为己任,只不过教育史是通过历史的方法来观照现实问题的。[4]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史有其自身的学科目的和学科功能,而学科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张传燧教授主要从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分析教育史的功能。他认为,教育史的功能具体有四种:一是展现性功能,重在描述和再现教育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状况;二是思辨性功能,重在论述和寻求教育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三是应用性功能,重在发挥对当代教育实践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四是人文性功能,重在发挥教育史学蕴涵的育人作用。[5]总之,可以将教育史的功能概括为认识功能、借鉴功能、教育功能等。学习和研究外国教育史,可以扩大眼界,增长见识,并且加深对本国教育的认识;学习和借鉴外国教育史也可以为当今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教育史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开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比较教育学的性质比较教育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817年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学科诞生至今尚不到二百年的历史。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等问题的探讨也还处于不断地摸索和完善之中,笔者根据冯增俊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将比较教育学界定为“比较教育学是指以整个教育领域为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教育发展规律及特定表现形式,借鉴有益经验,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的一门教育科学”。这一概念首先明确了比较教育学是一门教育学科,揭示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教育领域,研究的范围是各国教育或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研究,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跨文化比较法,同时也指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教育的发展规律,总结教育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借鉴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功能是与其目的紧密联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识和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这是比较教育学的认识性功能。比较教育通过比较世界各国和不同区域内的教育,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信息,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教育现象、把握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提供基础,对教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促进国际教育交流,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应用性功能。比较教育诞生之初就源于借鉴的需要,是为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的,这是比较教育的最为初始和直接的目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而进行的研究,这种跨文化的比较可以增进各国教育之间的理解,促进人员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对教育的合作也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学术性功能。比较教育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各国和各区域教育的描述,还应该从各国教育发展的具体考察中,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揭示各国教育和各区域教育所具有的共同规律和特征,以此来深入探讨教育的基本规律和认识。四是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和素质,这是比较教育学的教育性功能。比较教育学课程可以对教育学院学生进行专业训练,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的融通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学科的所有分野和划分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和肤浅的。我们不是某学科而是某问题本身的研究者。[6]由于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研究问题的交叉使得这两个姊妹学科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康德尔认为,为了理解、体会和评价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真正意义,有必要了解该国的历史与传统,比较教育就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研究”;英国比较教育学家马林森认为“比较教育学要以理解、欣赏外国文化、风俗为基础。比较教育的学生必须首先是一个历史文化学家,了解某一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哲学态度、思维模式、宗教、政治背景”[7]。瞿葆奎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学科分支学科丛书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表中将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划分在同一类的直接分析教育活动的学科,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更为密切的联系。从学科属性上来看,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同属于教育学科,都是教育学科的二级学科。虽然教育史学既兼有教育学的学科特性又兼有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但归根结底教育学特性是其根本性的特性。比较教育虽然也由于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安德森等人的研究导致了比较教育学科与社会学的混淆,但比较教育学界普遍认为比较教育属于教育科学,而非其他的学科,即使是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危机问题也是关于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特性问题的争议,而非是否教育学科的争议。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虽然在研究的具体目的上有一些不同和侧重,但是从其最终研究目的上来看仍然是一致的,都是通过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科学,目的都在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促进国际教育交流,为本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提供思考与借鉴。教育史和比较教育虽然在研究时间维度上差异明显,但也有一些相同的部分。例如,教育史的现代教育史研究与比较教育主要为“二战”以后的研究在时间上是交叉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教育史研究一般很少关注现代的、当代的教育,认为尚未形成定论,变化莫测,不能盖棺定论而难以研究。随着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教育史研究的时间下线已经开始延伸到了现在,“过去的都是历史”的看法逐渐开始获得广泛认可。教育史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已经延伸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教育史学科也开始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从研究对象及内容来看,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极为广泛,它们都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及内容,研究教育的各种问题,教育学所关注的问题都可以成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所关注的问题。外国教育史的现代教育部分与比较教育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尽管教育史的研究注重的是教育发展的过程,即纵向的发展,而比较教育则对当代教育的某一个点进行横向的解析和剖析,但是由于教育史也可以采取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及综合比较的方法,比较教育也采用历史研究方法而使得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大大增强。近些年,由于比较教育的研究单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国家的省、市和特定区域的教育现象也成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虽然教育史主要以历史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以比较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两个学科还是借鉴使用了彼此的主要研究方法。教育史也常常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法的运用可以使得史学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精确,为教育史学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不同视角。教育史可以采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研究方法,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同样,比较教育也使用历史研究法。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现代,但是教育的发展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为了阐明当代教育现象发展演变的由来,比较教育需要用历史研究法对当代以前的教育现象做一追述。需要注意的是,比较教育的历史研究往往是研究的背景,而不是研究的主要内容。除了二者互相借鉴彼此独特的研究方法之外,作为同为社会科学的学科,两个学科还共同使用了许多相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观察法、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行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分析法、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等。从研究的相关学科来看,二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相关学科。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两门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尤其是教育史中的外国教育史方向,由于与比较教育有着更多的共通性,在关联学科上更为接近,所要求的基本学科素质也更为相似,如二者同样对外语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 三、加强科际交流与彰显学科特色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是教育学科中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学科。二者既有太多的交叉和融通之处,又有各自差异明显的领域和特点。二者的共通性决定了两者之间要加强科际合作与交流,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又要求它们厘清自己的学科边界,不断创新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完善各自的学科基本理论,凸显自己的学科特色。 (一)借鉴研究方法,加强科际交流教育史学科与比较教育学科应该加强合作和交流,谋求共同发展。外国教育史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8]加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相互借鉴研究方法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各有自己主要的研究方法,教育史学擅长于运用历史研究法,而比较教育则善于运用比较研究法。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这些研究方法伴随着自身学科的发展不断得以成熟而日渐体系化,借鉴彼此的优势研究方法可以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两个学科的共同发展。教育史学科应该借鉴比较教育的比较法。事实上,一门新兴的比较历史学已经兴起,受其影响比较教育史学研究也日渐多见。“美国历史学家需要一种跨国、跨界的视野,加强比较历史研究。没有这样的比较的证据,充分评价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9]我国一些比较教育学和教育史学的学者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张瑞璠、王承绪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将历史研究法和比较教育方法相结合,为教育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比较教育史学的新领域,而比较教育学老前辈王承绪先生的经典之作《比较教育学史》则是运用历史研究法研究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经典著作。这些成果属于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史学科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共同发展。比较教育研究也应该关注历史、借鉴历史。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曾经是比较教育发展史上因素分析时代的基本研究方法,随着比较教育进入社会科学方法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和多元,传统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历史主义方法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曾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研究方法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分析法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必然联系和密切关系使然,不应该因为大量的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诞生与运用,而完全抛弃历史分析的方法,使得比较教育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互相补充研究内容比较教育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关注的重点在现代,研究的是一种最新的教育现象,但是却往往无暇顾及更为深入的研究。一种教育现象的探明仅仅局限于当代是不可能的,某种新型教育制度、教育思潮、教育活动的结果怎样?成功还是失败了?有何经验和教训?呈现一种怎样的规律和普遍意义?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最终回答的问题。比较教育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在拓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及时总结和交流人类研究成果方面发挥着先锋的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对问题做更为深入的进一步的研究,因而,这些课题需要教育史学者做更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而对于一些不是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则更是一种相互补充和支撑。教育史学科是对教育现象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但对当代的动态性很强的现象它却很难给出一个定论,这是教育史的“求真”特性所决定了的。因此,教育史可以广泛吸收比较教育的开拓性研究成果,补充其不足,解决其未能解决的问题,还历史之本来面目,从学术性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更深入的、理论性的、规律性的探讨。3.加强研究人员交流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早期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是不分家的,两个学科原本就是一个学科,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领域的不断分化而逐渐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学科。因此,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应该加强研究人员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密切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教育史学研究工作者要关心和研究一些比较教育问题,比较教育学研究工作者也应该关注教育史问题,要注意彼此吸纳对方研究人员开展共同研究,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在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应该加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导师队伍的合作;研究生培养课程中也应该相互开设彼此的课程,教育史侧重于历史,比较教育侧重于现代,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学生具有更为完整的知识结构,才能获得更全面、更广阔、更深入的思维时空。 (二)厘清学科边界,彰显学科特色 1.完善学科理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无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合作和交流的同时要认真厘清两个学科的边界,搞清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不同。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边界在哪里?两个学科的性质、目的、对象、功能和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些基本学科理论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教育史在自身学科理论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教育史学的产生历史比比较教育学要长,但是,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却远远落后于比较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我国教育史学界开始关注学科自身理论建设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论文和专著发表,但整体来看,关于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仍然十分薄弱。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就开始了相关学科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关于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尚未也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在争论的过程中,比较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渐趋一致的看法和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10]比较教育和教育史学要获得更大发展都必须要加强学科基本建设,完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 2.创新研究范式方法论或曰分析框架是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学科基础。科学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一个学科要保持学科的生命之树长青就需要与时俱进,勇于探索,尤其要进行学科方法论方面的创新,探索独特的学科研究方法,并以此彰显本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教育史在研究方法的演变历史上明显表现出“借用”和“依附”的特征,主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更谈不上自身理论的建构,一直不能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学科媲美。[11]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在于对学科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更新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不断变革。[12]创新是21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键,唯有创新,教育史学科才能摆脱当前的危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创新的途径在于加强史料建设和引进新的研究方法。[13]显然,教育史要创新关键在于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教育史学者要不断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系统论的研究方法,甚至是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拿来为我所用。实际上,教育史学科自身有顽强的生命力,一百多年的教育史学科由诞生到壮大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恰恰是在学科的不断融合和交流中,教育史才获得了新生,才更突显了自身学科的特色和优势,当然这也是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不断创新,不断开放,建立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也是比较教育学目前的迫切任务。比较教育学科分析框架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来自于学科自身发展起来的内生型的框架,也有吸收引进其他学科观点的外生型框架。目前比较教育学界的许多理论框架都是外生的,比较教育学者更多的是借助于影响比较教育的“外部”理论,例如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等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理论来研究比较教育的基本问题,但源自比较教育学科“内部”的理论框架却不是很多。 比较教育学需要深入学科内部,深入挖掘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科历史等深层次的比较教育的理论问题,这是建构比较教育理论和独特分析框架的基础;比较教育还需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将之纳入比较教育研究中来,从而生成跨边界的新的比较教育的研究理论和框架,使之成为比较教育进一步成长的生长点;比较教育还要走不断创新之路,不抛弃传统、不囿于传统、突破框架、勇于尝试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使比较教育获得永不枯竭的发展动力。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理论建设剖析教育史研究重要性 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学这一学科的分支学科,更准确地说,是高等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理应包括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但更深的含义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有赖于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支持。 在史学研究上,有“论从史出”之说。这本来是说史论与史实、史料的关系。史论必须从史实以及反映史实真象的史料出发,概括引申出来,而不应先构想史论,再找史料来“小心论证”。但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明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源泉之一。 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渠道:第一条是教育史研究,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第三条是现实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高。这三条源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历史的与外国的,是借鉴前人和国外的经验及其所总结的理论,而现实的经验总结,是根据当前我国教育实践或研究者个人的教育实践所总结提高的。这三条源泉的价值比较,可以说第三条最为重要。历史的、比较的所获得的经验、理论,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通过实践经验,才能被确认而体现它们的社会价值。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实践经验有局限性。这些经验可能包含某些必然性的规律,也存在许多偶然性的现象。坐井观天,视野狭窄,很难看得深远,往往被许多表面现象所困惑、干扰。而历史与比较研究,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观察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视野开阔,又能集古今中外无数前人的智慧结晶和国外学者在不同情况下所提出的一些精辟见解,使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 如果对这些智慧结晶、精辟见解,不能很好地吸收,我们现实的理论研究,不但视野狭窄,以偏概全,流于肤浅,而且往往要重复历史上或外国已经历过的错误,在指导教育实践上难免不发生误导,这种教训是很多的。例如,“”前和“”中,所谓“教育革命”的某些理论和措施,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就教育本身来说,主要是对实用主义教育的精华与糟粕的无知,把实用主义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已被证明为糟粕的东西充作“革命”的货色,强行推广,造成教育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因此,在处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史的关系上,我们要批判。在50年代末的“教育大革命”中,有一种权威性的谬论,认为教育史所讲的是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中找出来的是剥削阶级的教育规律。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只能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以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育史的研究被迫中断,严重影响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提高。 这样说,是不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就只是为了服务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教育理论研究无裨于教育史研究呢?恐怕不能作如此理解。教育理论研究,有赖于教育史研究的支持;教育史研究,也有赖于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 史学研究上,还有“以论带史”的说法,如果说的是先有史论,再找史料来论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如果所指的是以新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必须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充分掌握教育理论,教育史的研究只能做到史料的罗列,很难从教育的历史演变中探讨教育规律,对教育现象和教育思想做出深入、正确的评价。当前高等教育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研究,还不成熟,往往使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感到困惑。例如,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为何产生,如何产生以及何时产生等问题。就何时产生来说,外国高等教育史就有五、六种说法,最远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古代,最近的只承认欧洲中世纪大学为高等教育的起源;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最远的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夏商,最近的只承认始于清末按照西方模式建立高等学校。为什么如此分歧,究其原因,是由于对高等教育这一基本概念大家的理解很不一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为大家所确认的界定。至少不要看到“大学”、“太学”一词就理所当然地比附为高等教育。在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说是源于中世纪大学,理由是中世纪大学已经具有近代大学的某些特征。例如,它是按几类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或行业来进行分科教学的。但中世纪不是近代,高等教育不可能超前于时代几百年。那么,中世纪大学如何、何时演变为近代大学?却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今还是高教史上的一个“黑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也同样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明清的书院就是近代大学了,一般则是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算起。把1862年作为中国新学校的开端,也作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倒也顺理成章。但如果近代高等教育的特征是按照近代科学分化来设置分科课题,则我宁愿认为,1866年的算学馆才算得上近代高等教育。 其实,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总要接触到许多高等教育的理论。例如,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高等教育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才观、质量观等等一连串理论或原则。至于对历史上高等教育思想和思想家的评论,就更需要高等教育理论作为依据。所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史研究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在当前,我们特别希望高等教育史研究,尽可能结合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带着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史。历史与现实是不可能割断的,要解决当前教育改革的问题,差不多都要了解其历史渊源、历史经验与教训,纵观历史发展的趋势,即所谓“观今宜鉴古”。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有许多问题,弄不清它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得失,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研究来弄清楚。例如,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教育观的演变,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作用与影响,大学在创造与发展文化上的作用,大学在促进科技发展上的作用,通才教育观的演变,学分制的演变及其在各国实施过程中的得失,各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中国留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经验,世界和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演变,等等。正因为如此,每一本高等教育理论著作,差不多都要有专章作历史叙述,每篇较完整的论文也要作历史回顾,但一般都不够系统深入。 教育史研究结合教育改革的需要,它的作用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古为今用”,为当前教育改革服务;另一方面,在“古为今用”中,教育史研究也能较好地体现其现实的价值,使研究工作富有活力与生机。当然,不应把“古为今用”作狭隘的实用主义理解,更不能要求每本书、每篇论文都要直接针对实际问题来写作,更不是像有人所误解的那样,要求教育史研究给处理具体问题提出什么方案。相反,教育史解决教育现实问题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在深层次上使人通过历史演变更好地认识教育规律及其作用。总之,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函需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等教育史研究下作者的合作。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实质性的意义。 高等教育史作为教育史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旱已有所研究。每部中国或外国教育史专著,都有高等教育的专门章节(主要是制度史);单篇论文,也早已屡见之于报刊。但作为高等教育史专著,据我所知,最早的一本是蔡克勇的《高等教育简史》(1982),其后有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83)。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史又出版了许多部。如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1992)、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1993)、余立与郑登云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94)等,以及曹拒生翻译出版格·芦茨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988),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也出版了修订补充本(1988),还有刘海峰和我合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高等教育卷》(1993)。至于外国高等教育史,公开出版的似乎只有国别史,如陈学飞的《美国高等教育史》(1989)。倒是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世界著名学府》丛书约50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高等教育史专著,各有各的特点。相对地说,中国高教史较多,系统的外国高教史专著尚未见到;从内容看,制度史较多,思想史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研究者较少,以致谈起教育思想和教一育家,就只有大家所熟悉的几位教育家的思想,见不到在高等教育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高等教育家的思想。希望大家在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同时,也重视外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的研究。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编写高等教育史就要写成高等教育史。突出高等教育,而不是大量转抄一般教育史资料。这在开始时,由于高等教育史料不足,研究工作刚刚展开,高教特点不突出,大量资料是从一般教育史摘抄来的,势所难免。随着高教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我相信这个间题是能够解决的。 我是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工作的,对于高等教育史只有一知半解,只能从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角变,提出问题,提出希望。希望高等教育史专家和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紧密合作,为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繁荣而共同努力。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诗的生命教育探讨 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的起始。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父教是根本,母教是重要补充。《歧路灯》塑造了许多误入歧途的形象,他们虽性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家庭教育中缺少了父教。在以父权为主导的封建中国,父教的缺失就等同于家教的缺失,其结果就会“少调失教”。小说在家教问题上对比塑造了两个典型形象,一个是谭绍闻,一个是娄朴。他们同从一师,资质相仿,外人对其评介也相当,说他们是“玉堂人物,……将来都是阁部名臣。”事实上,二人后来的发展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父教的缺失与否正是关键。缺了父教的谭绍闻走上了歧路,父教严格的娄朴功成名就。对父教的重要性,谭绍闻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老师娄潜斋家曾被师伯训诫,随后,娄朴与其有段对话:“家伯年老,未免语言重些,世兄只领略家伯的意思罢。”谭绍闻道“:咳!我若常有这位老人家说重话,未必不与世兄并驱,何至到这上不上下不下地位。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遂至今日与世兄相判云泥。”昔日同窗“相判云泥”,“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在这段对话中,父教的作用以主人公之口表达出来,意义非凡。 父教很关键,母教也很重要。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在诠释“礼乐”思想。笔者认为,父教体现出一种“礼”的意识,而母教则体现为“乐”的功能。关于“礼乐”的关系,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就家庭教育来说,父亲是让子女积极进取,并让其因发现与父亲之间的差异而生敬畏之心;母教是要在父亲与子女的不平等关系中达成一种协调,以和谐家庭关系。这是一种理想的家教分工,但事实上,由于父教的严厉,常常让母教陷入溺爱和娇惯。这可能是母亲弱化父亲意识的一种手段,也可能是源于女性一种本能的母性意识。但母亲的这种意识,常成为家教开展的障碍。 在《歧路灯》中,谭绍闻母亲王氏对儿子的溺爱娇惯就是这种作用的最有力诠释。王氏对儿子谭绍闻的败落是负有全责的,她“溺爱”、“无知”,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王氏本因溺爱而不明白,又由不明白而愈溺爱”。王氏中年得子,溺爱孩子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她却溺爱到了无知。她担心孩子受委屈,为孩子请来了只知道献媚学生家长、谋取教资的老师侯冠玉。侯先生当着王氏的面对绍闻说“:不出二十二岁,必中进士。后运且俱系佳境。………看来这是一二品之命,妻、财、子、禄俱旺,更喜父母俱是高寿”。王氏听完,认为“这样先生,天上少有,地上难寻”,因而“心满意足,喜的欲狂”,并且“几恨相见之晚”。王氏仅因侯老师的一番蜜语甜言便将其视作了儿子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而对侯老师的人格、学识不做任何调查,就做出相见恨晚的慨叹,着实叫人可叹、可笑、可惜。对王氏在教育问题上的无知,谭绍闻的父亲常为此气恼得大动肝火:“妇人坏事,如此可恨!”小说对王氏概括得很精辟,说她:“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母亲”,而“谭绍闻是个信马由缰的儿子”,小说将这样两个对立的矛盾形象置于同一个教育环境中,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中,为我们诠释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应有的素养和应当注意的一系列问题。简单来说,作为母亲,我们不能对孩子过分溺爱,即使是有一定程度的溺爱,也应该明辨是非曲直,不然,无知的溺爱不仅不能教育好孩子,反倒是将其推向歧途的幕后推手了。总之,家庭是子女出生后最初的教育场所,父母作为最初始的家庭教育元素,常常是子女成才与否的关键。 二、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保障,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八个字的诠释表达了他对社会教育的理解,而这八个字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理念。对青年人来说,“用心读书”是成才的基础,“亲近正人”是成长的保障。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人的一生中,健康的成长比成才更重要。当然,如果既能“用心读书”,又能“亲近正人”,便是两全其美之事。不过,若不能好好读书,那能否做到“亲近正人”,便是生命教育的全部了。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的判断,他说:“子弟宁可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明确推崇了“亲近正人”在生命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歧路灯》对“亲近正人”重要性的诠释也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的:在谭绍闻父亲活着的时候,年幼的谭绍闻交往的都是正经人,谭绍闻能依照家长为他设计好的目标用心读书。但在父亲去世后,他跟宦门浮浪子弟“换贴结拜”。在交往中,绍闻“竟把平日眼中不曾见过的,见了;平日不曾弄过的,弄了;平日心中不曾想到的,也会想了”。并最终在“匪类”的诱惑下,“有了邪狎之心”,以致弄出诸多丑事,染得一身恶习。《颜氏家训》中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行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歧路灯》对教育理念的诠释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小说在谭绍闻浪子回头之后借他自己的话现身说法,再度强调:“古人云,不可一日近小人,真金石之言。”可以说,《歧路灯》对社会教育问题的关注是很迫切的,这一点对当下的社会教育来说也有启发意义。 三、学校教育 李绿园做过老师,谙熟教育之道。在小说中,他借故事人物道出了许多至今还有重要作用的求师之道、教育规律、教育方法等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一)师德师才 小说认为师德是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俗语说,拜师如投胎”,因此,强调延师要慎重,要选择有良好的“师德师才”之人。小说中,谭绍闻先后师从了四个老师,但其结果却大不一样:第一次“延师”娄潜斋,他“端方正直博雅,尽足做幼学楷模”。他的教导为谭绍闻后来学业的继续及浪子回头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延师”侯冠玉,侯老师喜谈阴阳风水,看戏、饮酒、赌博,让谭绍闻“落得快活,脸上一点书气也没有”。这个侯老师是谭绍闻步入歧路、家庭出现变故、人生发生转折的关键。第三次“延师”惠养民,这位先生“心底不澈”,课堂上把谭绍闻讲得“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这是一次不关痛痒的经历,但对谭绍闻而言,浪费了光阴。第四次“延师”智周万,他“博古通今,经纶满腹”。结果“谭绍闻沉心读书,童生取了第三名,单候学宪按临,指日游泮”。对比前两次的教学效果可见,师者的品德与才能,对学生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教材与教法 除了对师德问题的关切外,李绿园在小说中也表达了对教材教法的关注。作为教师的李绿园曾采用戏剧的样式编写了《四谈集》(即谈《大学》、《中庸》、《诗法》、《文法》)作为他的教学读本,将儒家的经典理论用戏曲形式传递开来,寓教于乐,显现出了积极的开拓意识。在小说中,他对类似的启发式教学也是赞叹有加。小说写智周万善于启发、诱导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启发学生悔过自新的思想工作揉合到知识的传授之中。譬如他给谭绍闻出了一道“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论的作文题,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的思想巧妙地传达给学生。因谭绍闻深有体会,言之有物,得到其极力夸奖,在表扬和肯定之后,智老师见水到渠成,便因势利导:“尔文如此剀切。可以想见令先君家教。但昨日众先生俱言尔素行不谨,是何缘故?”谭绍闻这才向老师敞开心扉,真诚请求老师的帮助。智周万针对谭绍闻行动和思想上的弱点,写就一篇戒赌箴铭,使得谭绍闻“沉心读书。考试童生,取了第三名,依旧文名大振”。而对惠养民的教法,作者认为他“终日口谈理学,公然冒了圣人之称”、读死书、言行不一,批评这种策略是难以达成教学效果的。李绿园透过故事人物表达了他的教学思想及策略,强调只有“育人有道”,教育才能成功,对我们很有启发。 四、结语 总之,《歧路灯》作为一部有关生命教育的小说,用主人公的家族兴衰诠释了作者的教育理念,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展示了影响人生健康成长的积极或消极因素,对当下生命教育的开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孙振杰单位:平顶山学院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理论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 在当前人才竞争激烈的社会大环境中,高校的竞争就是人力资源的竞争。激励人的创造力成为高校核心的发展力和竞争力。因此,针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存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探寻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方式,对深化高校体制改革,促进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尚未成熟,管理重“事”不重“人” 当前高校正处于人事制度改革的转型期,但传统体制下的人事管理观念仍存在影响。传统体制下的高校人事管理把人假设为“经济人”,更多的是看到人的自然属性,比如物质需求,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如精神需求。人事部门多数管理人员都是非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出身,缺乏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知识,管理不规范,随机性大,偏重于事务性管理,在管理中往往忽视了人力资源管理中最本质的内容——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发展人,从而导致了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效能低下等种种弊端。 2.管理体制单一,激励机制无法真正满足教职员工的需求 高校内部考核的内容单一,普遍存在“走过场”现象,考核中的“优秀”指标分配常出现“轮流坐庄”现象,年终奖励中优秀员工和普通员工的奖金拉不开距离,分配不合理导致大家出现“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心理。评上优秀和未评上优秀的员工对激励的结果都不满意,激励机制无法发挥预想的效果。另一方面,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重物质奖励,忽视精神激励。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管理者常常忽视了与教职员工的沟通,校领导沟通的层面仅停留于中层干部,而极少深入基层与教职员工进行交流,基层员工的真实需求没有被真正挖掘出来,因而激励制度也未能有的放矢地发挥作用。 3.人力资源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 教职工本身缺乏竞争和忧患意识,自主创新性不够。部分教职员工容易满足于现状,认为高校是“铁饭碗”, 缺乏竞争意识和危机感。工作热情不高,积极性主动性不强,有些教师因为感到自身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而选择跳槽,有些则从事第二职业或校外兼职等。高校教师这种“显性流失”和“隐形流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高校人力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另一方面也在削弱高校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二、运用经济学理论加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 1.“温水煮青蛙理论”——加强高校人员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 “温水煮青蛙”来源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家做过的著名“青蛙实验”。科研人员将一只青蛙放在煮沸的大锅里,青蛙刚一进沸水,由于温度太高,青蛙本能地蹿出锅得以逃生。而将它放入一个装满凉水的锅里,再用小火慢慢加热,青蛙虽然可以感觉到外界温度的变化,却因惰性而没有立即往外跳,等到热度难忍时,它已失去逃生能力而被煮熟。“温水煮青蛙”道出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说明的是由于过分沉溺和满足于现状,缺乏危机感,对周围事物的变化毫无觉察,麻木不仁,失去戒备而招灾的道理。 当前中国高校正处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变革时期,许多高校已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人事及分配制度革命:铁饭碗被打破、教师聘任制兴起、职员制在试点、分配档次被拉开等等。2003年,北大和中大率先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在平静的中国高校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可见,体制改革在不断地深化和推广,高校中“青蛙”型的人员如果继续固步自封,安于现状,势必会影响和阻碍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进程,终将被淘汰出局。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必须更新观念,加强忧患意识的培养。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预见意识和防范意识,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增强忧患意识有助于广大教职工认清形势,更新思想观念,主动调整自己去适应改革的浪潮。第二,加强师资培训,包括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和专业培训相结合。建立组织型的学习梯队,使各层级的教职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把学习当成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中营造竞争向上的氛围。特别对青年教职工加强职业生涯规划设计的培训,使年轻的教职工能找准定位,及时将个人的发展目标和学校的发展目标紧密结合,最终推动高校战略目标的实现。 2.“边际效应理论”——创新高校激励制度 边际效益理论又称效益递减理论,它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它是指当其它要素投入的量保持不变时,如果一种投入的要素等量增加,在超过某一临界点后效益呈不断下降趋势。举例说,一个很饿的人吃到第一个包子的时候觉得很香,又能填饱肚子,但随着饥饿的程度降低,对吃包子的渴望值减少,当觉得饱的时候是边际效益点,如果继续吃包子,胃反而会因为太饱越来越不适(边际效益转为负)。 边际效应理论可以应用到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制度创新方面。通过有效的激励制度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人力资源开发永恒的主题,也是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和效益的关键环节。现在高校当中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考核和奖励制度,比如优秀员工、优秀教师,还有每年固定的岗位津贴考核,但每年都重复着相同的考核和奖励内容,容易导致教职工对奖励感到麻木,激励起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负作用。为了让激励机制能持续发挥效用,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首先,要遵循差别激励原则,一方面,高校中有不用类型的教职工,有专任教师、科研人员,还有行政人员等,他们因年龄、文化程度、工作性质、个人发展等方面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需求,这就要求激励制度能针对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情况施以不同的激励方法。同时在对高校中各类型人员的需求进行合理的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激励方案。其次,激励的内容注重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相结合,将管理的手段、方法和教职工的实际需求有机结合,有针对性地给予激励。第三,激励要注意正激励和负激励相结合,有奖励也有惩罚,比如适度的淘汰机制与岗位竞聘、轮岗等相结合,在教职工中营造能上能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激发教职工创造性的工作,从而减少与阻碍激励机制的边际效应递减现象。 3.“示范带动效应”——不断树立新典范,营造竞争向上的文化氛围 示范带动效应是群体中推举某个人为榜样,周边的人纷纷效仿和学习,由此所产生的连动效应。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能使组织成员对良好价值观、工作风格、理念、规范等趋于一致并立志遵循,从而驱动组织成员自发自动地投入工作,并为组织创造价值。在当前处于改革与创新阶段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应通过示范效应带动教职工倡导创新、敬业的核心价值观。首先,不断树立新典范。通过在各个岗位、各线条推选出标杆性人物,如优秀的学科带头人、科研骨干标兵、敬业爱岗的专任教师、勇于创新的行政人员等等,通过这些先进典型来激励和引导各个岗位的教职员工要追求先进,勇于创新。其次,高校要营造相互尊重、安定和谐工作环境,一个健康向上、相互促进的良好环境会对教职工的心理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教职工们在尊重、理解和支持的环境中,能主动工作,自觉接受学校工作规范的约束,产生不断提高工作质量的精神动力。 经济学管理论文: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比较 摘 要:人性问题是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在概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观点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管理学在人性假设方面的区别。认为,传统经济学关于人性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是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前提,新制度经济学则重新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更接近现实的研究,而管理学则由于其核心问题——对人的管理,因此,其对人性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构成了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赤裸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设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范畴基础上提出人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种本性,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未必可取。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存在,使“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增加了市场复杂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我们还应把握三点:(1)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冒险、寻找机遇及损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时表现为积极方面,有时表现为消极方面。(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总是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时才可能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使关于人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 1“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 除上述四种假设,管理学中还有两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即美国著名学者麦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性本恶”,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密控制,实现严格管理。y理论认为人“性本善”,以乐观、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宽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为员工发挥其智慧和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x理论中的人与亚当•斯密及泰勒的“经济人”一脉相承,而y理论中人与“自我实现人”有些类似。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者特伦斯•迪尔和阿兰•肯尼迪还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认为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观点,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四、比较分析 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 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 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 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 。“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 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性行为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 经济学管理论文:空中交通管理空域资源经济学浅析 摘要:空域一词,在空中交通管理文献中被定义为“地球表面以上可供航空器飞行的一定范围的空气空间”。空域作为一种“天然的资源”,和陆地资源、海洋资源以及其他空间资源共同构成一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总量,是国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空域是固定的,之所以能从曾处于闲置状态自然资源转变为创造市场价值的经济资源,凸现稀缺性特征,是由于航空运输业的崛起。本文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空域资源的研究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我国空域资源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空中交通管理财务方面的解决建议。 关键词:空域资源 现状 解决方法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国家空域资源利用与管理的研究、关于国家资源数量及其用于国家安全的比例的研究,从经济思想基础看,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福利经济学思想、凯恩斯(keynes)有效需求原理及乘数原理,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希奇(xejy)有关管理思想均有涉猎;此外,美国国防经济学家施莱辛格(sylejenc)提出的按照“替代成本原则”和“边际效用原则”配置经济资源的理论等,亦有论述。 在美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非常重视对国家空域资源利用及其管理的研究。例如,在充分认识空域资源的稀缺性方面,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民航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天然的空域资源,为国民经济服务,限制军方使用,规定其固定使用的空域只能占全国空域的7%。此外,提出空域资源归国家所有的政策主张,认为实行“空域管制一体化”,有助于公民享有平等使用权,从“空尽其用”中获取最大效用;这种“大一统”思想,在实践上表现为联邦航空局拥有空域使用的最高决定权。而且,积极主张“开放天空,放松管制”,进一步促进民航运输业发展,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 二、我国空中交通管理空域资源利用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空域资源利用率每年都保持另人可喜的增长水平,民用运输业的大力发展,低空的开放等都切实有效的利用了我国的空域资源,但由于历史的、体制的原因,我国空域资源的利用仍存在着以下不足。 (一)民用航空运输压力持续加大,军民航空域相互重叠 近十几年来,我国空中交通运输事业飞速发展,每年航班架次增长率都在15%以上,民航运输机队每年增加飞机150架以上。目前我国民用运输机场达到190个左右。到2020年,国内的运输机场数量预计会达到250个左右,运输飞机总数将会达到近2600架,航班起降总量将会达到近1000万架次。在我国少数机场和航路上,空中交通拥挤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北京地区、京广航路等;随着空军建设在国防安全中地位的提升,空军飞行训练任务的增加,加上我国军民航机场分布极不合理,有的机场为军民航合用机场,导致军民航空域相互重叠,空域资源更加紧张,常常造成飞机不必要的空中盘旋等待、地面延误。这不仅造成运营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同时也加重了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和飞行人员的额外负担。 (二)空管基础设施不能及时跟上空域资源开发,资金滞留严重 造成空输压力大,军民航空域相互重叠问题主要是我国空管系统财务制度的不健全导致资金滞留问题严重,基础设施兴建无法及时跟上空域资源开发利用所致。由于空管建设项目一般都涉及很大的资金数量,国家在项目安排上相当谨慎,很多项目都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协调,各环节上的审批检查也比较复杂,容易导致空管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滞后,投入无法及时到位资金的严重滞留等问题。再者,空管项目建设要经过规划、国内分布,地质勘探、测量、设计、招投标等一系列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工期能否按计划进行。 (三)空管自动化系统过于依赖国外企业,升级成本高 空管自动化系统主要功能是显示飞行目标、识别飞行目标、冲突监测和告警、飞行计划处理等,能帮助现代空中交通管制指挥员实施空中交通管理,对保障航空安全、提高航空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广泛应用于机场、空中区域管理中心等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因此,空管自动化系统的使用效率和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密切相关。而目前我国民航空管自动化系统的市场份额主要为:海外供应商法国泰雷兹公司的欧洲猫产品占全部区管中心大型系统、美国德雷费尼克公司占有多数中小型系统。由于空管自动化系统属于极高壁垒行业,行业准入条件较高,且空管行业关乎国家安全,一般企业进入需要很长的时间,导致竞争企业单一而且如果要升级,就需要重新做,而不是简单地在原来系统上增加软件功能模块,所以,空中管制自动化的升级需要大量资金,这种环境下,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空域资源的利用率,空中交通管理局无疑要付出很高昂的财政代价。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大规模新建、扩建和迁建机场 目前我国机场空间性与相对时间性严重分布不均是造成空管难度大、流量控制难、航空保障问题严重、空域资源状况紧张的首要原因,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历史的、体制的原因造成的。根据民航总局空管局统计,因空管原因(流量控制和航空保障)造成的航空公司不正常航班达到15-20%左右。针对种情况,我们应该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借着国家为解决此次金融危机刺激经济的4万亿投资的东风,在原有机场的基础上,视情况而定扩建机场。在空域资源宽裕处,根据统一合理的规划,新建或大规模新建机场。对于空域资源分配不合理,起不到积极作用,或没有达到预期作用的机场,则要进行拆迁整改,将其迁建到更适合的地点。 (二)简化审批手续,解决资金滞留 目前我国对空管部门的资金投入审批手续过于繁琐,是造成大规模资金滞留在企业手中,“有钱不敢动”的主要原因。建议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进一步简化对空管部门的资金审批,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利用效率更高。 (三)空管重大系统实现国有化 空管系统关乎国家安全,国家对空管重大装备国产化的要求十分迫切。而重大系统若能实现完全国产化自主生产,不仅可以节省空管财政的支出,降低成本,对空管系统的即时换代更新,乃至对我国惶恐事业,国防事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向工作在空管第一线的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你们的努力,我国空域资源利用的明天会更美好。 经济学管理论文:论管理经济学在商业银行管理中的运用 摘要:每个企业的运作都离不开必要的经济理论和管理知识,商业银行的运作也包含其中。只要通过对管理经济学的学习,就可以了解经济理论在企业运营决策过程中的科学理论依据,为企业实现业务目标提供经济分析工具。 关键词:生产函数 商业银行 内控管理 管理经济学 每个企业的运作都离不开必要的经济理论和管理知识,商业银行的运作也包含其中。只要通过对管理经济学的学习,就可以了解经济理论在企业运营决策过程中的科学理论依据,为企业实现业务目标提供经济分析工具。如果一个企业能成功地运用管理经济学原理建立自己的经营策略,并把它应用到日常商务管理中,将会给企业的运营带来很大的好处。如何把企业运营和经济理论有效的结合起来? 首先,可以将产品价格弹性结合需求规律,运用于市场。在市场条件下,一般商品需求规律是:所有其他条件不变,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价格上升,需求量下降。但是,如果要为企业的市场战略服务,就必须将需求价格弹性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在一般情况下,任何缺乏需求弹性的产品,企业都应设法提高价格。需求弹性充足的产品,企业可以降价销售,提高总收入。有效运用这个经济原则,用低的价格,可以薄利多销,进行更多的销售。快速销售可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利润率虽然低,但通过更多的销售,更快的销售可以增加总利润,加快资金周转。 再次,可以利用生产函数,对企业产品降低成本,增加产量。生产函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又称短期生产函数。公式为:q = f (l ,k0 )k0不变 ,l增加带动产出增加。譬如说,康柏公司从1993年起开始改革传统组织形式,在苏格兰的工厂试行“三人劳动组”制,结果证明这种组织形式大大优于流水线,每个工人的产出提高23%,实现了目标。“三人劳动组”运作情况如下:生产流水线一般由20名工人参加,每个人只干一种活。改革是将流水线的全部工种交给3个人承担,每个人要干6种~7种活。如第一个人负责把要组装的部件准备好;第二个人负责把那件组装到个人电脑的机壳内;第三个人负责全部测试工作,确保所有线路畅通无阻。“三人劳动组”的优越性表现在:(1)占据厂房面积小,平均每平方米的产出比流水线提高16%。(2)流水线的方式使电脑在组装的过程中触摸人数多,不但延长产品组装时间,而且增加影响产品质量的机会,因为电子产品质量的高低同被触摸的人数多少成正比。(3)流水线一旦出现故障或其中的一个成员在操作中发生问题,20个人都要停工,而小组若出现问题,受影响的则仅限于3个人。但是“三人劳动小组”要求每个工人能够干多种活,他们必须经过多方面的培训方能上岗。在这个案例中还运用到了边际产量原理,即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固定不变条件下 ,该可变要素投入量变动一个单位所导致的总产量的变动量,公式为:mpl =q/ l,边际产量是可变的,它涉及到固定的要素的数量,在一般情况下,单位可变要素平均配置的固定要素越多,边际产量就会更大;由公式可知,在总产出不变时,劳动力的减少可使产量增加。 从内部因素的影响,中国理念的商业银行及其制度的缺乏,制约了其内部控制和管理的有效性。从概念上讲,没有将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这两种关系有机统一,有一个片面的业务发展和风险规避的两个极端片面强调的重点。也没有真正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整个过程缺乏,品种齐全,完整的风险管理意识的概念。风险管理制度,虽然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往往商业银行的初步建立只能做到“看起来像”。管理制度的发展滞后于风险的发展最终建立还没有完全垂直,独立的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部门的设置,业务流程,岗位职责,也仍然有许多违反内部控制原则的情况。 从实际角度来看,金融诈骗和其他商业银行系列事件的出现或发生重大案件是对内部控制失控的反应。失控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很多,外部原因是对重新审核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外部审计的不足,也没有对商业银行监管当局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正确的评价标准,内容,方法和措施;银行的内部原因主要是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缺乏监督和约束机制,会计,控制或管理控制失灵,信息不充分交流,有效的内部审计评价和监督缺乏。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商业银行缺乏有效和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 首先,企业在决定上要做很多市场需求的分析。市场需求,价格弹性的产品分析,以确定产品价格,来判断什么价格可以提供最大的利益。通过定价策略,一个企业决策者,以改善企业状况,就必须明确产品的价格弹性,价格弹性不足,不够灵活削减下来,否则,就是自我毁灭。预测价格弹性是发展市场营销计划的关键。通过价格的营销推广,交易折扣,产品抽奖等,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企业管理者,你必须了解不同客户群体 和特定商品的价格弹性的喜好。也就是说,要知道是否销售价格上涨抵消了单位收入的下降。从经济管理角度出发,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企业从零产量开始,首先需要一个更高的价格,然后慢慢地降低价格,因为利润最大化的输出总是在适当范围内的需求弹性。显然,如果企业能够自觉地使用和管理的理性思维的经济原则,我们就可以得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第二,了解两公司之间的交叉弹性的产品战略决策具有重要意义。需求交叉弹性为正,具有较高的价值,在市场上更密切的替代品,是相互竞争。需求交叉弹性为负,在市场上互补性商品,就是合作关系。其替代产品,配套产品应密切关注和应用,最大限度地消除替代品,补充了企业的产品。把握消费者的喜好,产品与消费者需求相关的程度。控制广告和营销支出,以刺激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需求。 因此,企业运营商可以使用企业管理经济理论中的理性思考企业管理运作,将在企业的成功和生存中起到重要作用。有一些企业家仅凭着野心和热情,引导企业经营和决策,在经营上遇到问题仅凭自己的感情判断想法,尤其是如果他们有一些成功,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导致企业彻底失败,或误入歧途。这些同样可以适用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自成立以来,其开发的风险一直伴随着其日益复杂和难以识别、管理和控制。优质高效的中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管理,是抵御行业风险的基本保障之一。 经济学管理论文:浅谈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公共信息资源 低效 经济学分析 论文摘要:造成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原因很多,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造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原因,旨在为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提供建议与帮助。 1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与现状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水平作为政府和公共组织发展水平的标志,伴随着信息化社会的纵深发展,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国内学者看法不一。文献[1]认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是指围绕公共信息资源实施全面管理的一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它以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核心,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信息政策法规为保障,信息素质的培养为关键。”文献[2]认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社会行为主体及其网络化组织结构,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信息资源的全社会共享和信息资源效用价值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综合运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技术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在公共参与下实现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多元管理。”由于公共信息不仅属于公共产品,拥有公共性,同时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又具有信息的特殊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不仅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还属于信息管理的范畴。笔者认为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中,不仅要解决公共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效率以满足公共需要的问题,在管理过程中兼顾信息产品的特殊属性,掌握其传播与共享的内在规律也同样重要。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我国近些年来在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公共信息资源的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公共信息资源共享标准的制定以及政府电子政务的推广等。然而伴随进步的同时,相关的问题也开始凸现,例如由于缺少信息保障、信息制度造成的公共信息获取困难;由于责权不明确,监督无力而导致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公权部门失责;由于管理主体单一,市场化程度低,造成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低效及浪费等。这些现象不仅严重闲置、浪费了公共信息资源,还加剧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让社会公众对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的公权部门产生了不满与置疑,同时也阻碍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造成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局面。对于这些现象,国内学者多从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模式出发进行原因的探析。笔者认为造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现状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根本症结是由于其内在属性造成的内生矛盾,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试图找出造成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内生原因,旨在为提高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整体水平提供部分思路与建议。 2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经济学分析 2.1基于委托——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分析 2.1.1“委托——”理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委托——”理论,主要是指产权的所有者,通过选聘不是产权所有者的机构或者人员,在法律允许或授权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在委托一关系中,有3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委托者的授权不当可能造成经营损失;二是方的道德风险可能造成经营损失;三是委托链条越长,风险越大。 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委托——关系中,公众是公共信息资源的所有者,所以可被定义为委托方,依法享有对委托的权限、事项及方式的选择权和决定权。而拥有与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政府行政部门、公共管理机构可看作是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方,通过法律、法规的授权,形成委托关系,依法享有委托权事项的执行权。 2.1.2委托——关系下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1)过度授权导致者不正确用权造成的低效 者权力的大小及行使方式主要来自于委托者的授权,而这种授权关系主要以现有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而目前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行政部门究竟有多大的权,如何行使这些权,对不当行使权该如何处理,国内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既不具体也不明确。在者拥有“无限”权力而监督却无法具体和到位的情况下,者极易不当用权。 (2)委托链过长,导致的低效 由于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而我国各行政管理级从上至下,复杂冗长。公共信息的层从初始委托人公众到达最终人政府所要经过的中间层多达五六个。层级增多,意味着信息的传输更易滞后、失真,过多的委托关系不仅可能造成人对委托人目标的执行扭曲与偏离,还会模糊每一层级委托人与人的责、权、利关系,导致激励弱化。此外,层次越多,信息流越长,使得监督成本不断增加,监督难度也不断加大。 (3)道德风险导致的低效 道德风险的发生常常是在者自身利益与委托者利益产生矛盾,者利用手中的决策权,增加自己福利,而不惜损害委托者的利益。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经常面临利益的诱惑与选择,在乏力的监督与高额的违规回报的对比中,者不正确行使委托权、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增大。如114台出卖优先报号权、高招办出卖高考查分权就是者发生了道德风险的典型案例。 (4)约束、激励及监督体制不健全引发的低效 一方面,在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由于对公共信息资源合理使用与监督的体系不健全,委托人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基本是靠行政的“收放权”来进行的,激励手段的不明确,导致委托人对人的使用行为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另一方面,由于委托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利益关联不大,因此公众的监督欲望并不强烈。乏力的约束方式与监督机制;公众的分散性与淡漠意识;相关机构“同盟”事不关己的态度;媒体监督的缺乏效力(如很多不正确用权迫于媒体压力而停止,但者的行为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理,也无法保证此类行为不再发生),都使人增加了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从而导致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的低效。 2.2基于博弈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2.2.1博弈论理论 (1)博弈论(gametheory)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它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博弈论由3个基本要素组成:一是决策主体;二是给定的信息结构,又叫策略集;三是效用,是可以定义或量化的参与人的利益,又称偏好或支付函数。 (2)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博弈关系 从参与人的角度来看,公众与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者——政府公共管理部门构成博弈的参与人;从策略选择来看,可能的若干种选择,形成了博弈的策略集;从效用选择来看,溥弈各方都会选择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进行博弈。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共信息领域,博弈效用的最大获益者基本都是强势参与者。 2.2.2典型案例分析 (1)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以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由于有关部门怀疑爆炸可能污染松花江部分江段,地处松花江下游的哈尔滨市为确保市民安全,市政府做出了停水决定,并于11月21日发出了《关于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全面检修临时停水的通告》。在吉石化爆炸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中,由于地方政府采取了消息封锁的办法,并隐瞒了停水的真相,造成了市民恐慌与猜测的心理。哈尔滨当地盛传将发生地震的谣言,短期内造成了市民储藏食物,离家外逃等人心惶惶的局面。 (2)案例的具体分析 从参与的双方来看,作为公共信息管理的主体的政府决策部门因拥有较多的博弈资源,如财政、信息等资源成为博弈中的强势方,而公众作为博弈的另一方,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无组织状态,由于没有平等的博弈地位与信息资源,很难提出能够保护和发展自己利益的措施和建议,是博弈的弱势方。 从策略选择看,强势政府选择封锁信息作为博弈策略是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体效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对于应对突发应急事件,其途径有若干种,选择封锁信息,在于这一方案简单易行。对于政府而言,既不用为承担安抚公众不满情绪烦恼,又不用为损坏政府形象买单;而作为弱势方的公众,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被动情况下,反应只能是相信或猜测。 从效用选择看,博弈各方都会选择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进行博弈,强势政府选择既省事又有效的封锁信息的办法,不是平等博弈的结果,而是强势博弈方自主选择的结果。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政府而言,短期来看这种选择是投入最小,效用最大的一种。而作为公众,由于没有策略的提出并进行充分博弈,只能选择相信虚假信息或半信半疑、私下猜测,任何一种选择,都会造成自己效用的减少。 2.2.3基于博弈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如果仅仅认为上例中的哈尔滨市政府的行为与我国2003年非典初期部分地方政府采取消息封锁的办法只是一种偶然或个别现象的话,那么在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大环境下,政府或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部门采取类似的应对办法似乎是必然的。 (1)市场信息不完全 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上,信息分布足不均匀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相互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的利益主体披露其真实信息,因而,信息流动会受剥刮益阻碍。在一般情况下,信用双方如果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当掌握较多信息的人与掌握信息较少的委托人之问建立合同关系时,博弈的主要表现就是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隐瞒信息。 (2)博弈主体不到位 任何一种管理活动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作为指导。这个统一的规范,既是管理部门日常工作的行为标准,也是检验其工作质量与有效性的基本依据。为了充分保护和体现博弈各方的要求和利益,规范的制定者应该是博弈双方以外的局外人。而我国,目前有权制定相关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规范与法规的是各级政府,作为博弈的参与主体,身兼政策制定与行动执行的双重角色,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在制定规范时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完全自律。 (3)缺乏充分的博弈过程 制度经济学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允许的有限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产生个体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而制度的形成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因为只有多方博弈才能接近博弈的理想状态——即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同时促成博弈各方自觉自律行为,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好处,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的惩罚,从而得不偿失。公共信息管理的制度也不例外,它也应该是一个多重的、多层次的各方博弈的结果。而现行我国的公共信息管理市场化进程缓慢,远无法达到多方博弈的状态,不充分的博弈过程,使得博弈中的强势方违约、失德行为在短时间内成为必然。 2.3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2.3.1公共选择理论 以詹姆斯.m.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公共物品的生产是政府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责,因此将各级行政机关统称为官僚,而这方面的理论被统称为官僚经济理论。同时,由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管理是政府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责。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行为规则是由人制定,因此也需要人去决策,而执行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人”特征。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政府总是集体利益的代表和反映。行政机关也是理性经济人,同样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样也会犯错误。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与交易政治学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三大基石。 2.3.2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公共信息资源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公共选择的理论来解释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效率问题。一般而言,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公共部门(我国一般是政府机构)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将履行公共信息产品提供者的职能,常常直接提供市场可能供给不足的公共信息资源,并履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外在效应消除者等角色,管制自然垄断、处理信息不对称等。但由于公共组织自身的官僚机构的特性,政府根本无法高效地提供公共信息资源,具体原因如下: (1)垄断导致的低效 首先由于政府部门垄断着大部分的公共信息资源,做为官僚机构的政府,其垄断性质决定了其信息供给活动必然缺乏竞争。而竞争对于激励理性行为人的内在动力、提高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的垄断性不仅使其失去了竞争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同时也失去了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内在动力。公共信息资源的政府垄断,导致了公共信息资源难以及时有效地被供给、利用与开发。 (2)政府公共行为导致的低效 政府公共行为导致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低效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是“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政府官员虽然对公共信息资源有支配、占有、使用权,却无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因而没有提高效率使得成本最小化的激励。同时,与市场中的企业家相比,由于政府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因此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频繁发生,以上两点都导致了政府公共行为的低效。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励动力而导致的低效。一般行政机构中,官员的劳动补偿与其劳动成果和效率联系不大,或者说联系不紧密,不仅因为政府官员的劳动成果和效率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还因为政府给予官员的报酬也并非根据其工作绩效,更大程度上依据的是职位的高低和制度上的硬性规定,而且规定一旦做出就很难改变。 于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激励机制难以建立,官员只有争取职位和权力的动力,而没有提高效率和改善工作质量的压力。政府公共行为低效的无法避免,使得同为公共管理范畴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趋于低效成为必然。 无论是用委托——理论、博弈论还是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行为,都表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无法避免的内生矛盾使得管理的低效似乎难以克服。针对以上的问题,笔者结合现实,认为以下几点建议对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会有所帮助。 3 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效率的途径 3.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规范化 法律作为对行为责任的强制约束,在实际生活中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尽管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主体为各级政府,但普遍存在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的信息寻租、政治创租的行为,都呼唤更有力的法律来保证公共信息资源能够更有效的利用。笔者以为,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立法应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目的;②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具体程序;④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果评价与效率评估;⑤行政机关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的责任以及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相应后果等。 只有明确责任,建立对称的责任体系才能有效的限制权力的腐败与滋生,将公共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内在不可避免的低效性降至最低。 3.2探索多元化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模式,提高供给效率 3.2.1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 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我国可以通过探索多元化的管理模式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文献[10]指出“随着社会分工的专门化、公众信息意识的强化以及社会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展,社会结构也日趋复杂,组织分化程度不断提高,原来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功能等为一身的庞大政府行政结构也面临分化,并在事实上形成了多样化的信息资源管理渠道,为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开辟了新的道路。”政府可以鼓励多种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形式如公公合作、公私合作、私人参与等多种形式,打破长期以来政府一家垄断的局面。竞争机制的引进必然会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 3.2.2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分级分类,积极探索不同的管理模式 根据公共信息的类型,可以探索确立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涉及国家安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信息,完全由政府进行封闭式管理;而对不属于国家机密的并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信息,如政府法律、政策信息、公共灾害的防治信息,则可尝试由政府组织开发、利用,并免费提供给公众;而对于商业信息一能带来直接的经济价值并满足特定个体需要的信息,可以允许商业信息机构在公众信息的基础上开展增值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而政府可以完全退出此领域的管理,只作宏观调控。 3.3加强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加强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不仅需要提高基础设施的配套能力(包括软硬件的开发),建立高效的信息公开、共享制度,注重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协调管理与深度开发也同样重要。 3.3.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报刊、电视等大众媒体,同时要加快各级图书馆、文化馆、资料馆的建设,为社会公众获取公共信息提供便利,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进程。 3.3.2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加强部门信息共享 要加快建设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和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建立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交换体系,支持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推动不同业务部门、不同行业系统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问的信息共享。 3.3.3挖掘公共信息资源的内在价值,做好公共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 目前国内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大多还只限于对数据的简单统计、罗列和。而对于深层次的分析、预测却涉及很少。很多部门的公共信息,如进出口、旅游业、气象信息等,如果能对累积的资源进行深层次的加工与挖掘,不仅能为更多的企业和公众发挥指导作用,还能为其引进资金、开展国际贸易、更好的参与全球竞争提供机会。 3.4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参与的公众化,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必须保障公众更广泛地参与到信息资源管理过程中。一方面,管理机构受公众的委托,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管理,而公众作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委托人,无疑是最有权利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建议与监督的群体。另一方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作为公众的委托人,承担着对信息管理效果的回应义务,在信息收集、信息管理、信息利用的过程中必须给予公众了解、参与的过程与机会。国外在保障信息收集的过程中对公众的参与权,都有相关的法律作为依据,如美国的《文书节减法》。该法规定:机关在申请进行信息收集时,还要同与信息收集有关的公众或受影响机关协商,征求其意见,以评估信息收集的必要性、负担、效用等。再例如对于信息公开方面,发达国家也都有诸如《阳光政府法》、《公共信息法》等作为公众合法的获得公共信息的保障。在我国,也应该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广泛参与,才有可能真正的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效率的提高。 4 小结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领域里,政府做为“理性经济人”和“社会公益人”双重角色,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明确、约束无效率的情况下,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低效似乎不可避免。但公共信息管理部门如能从法律上加以限定,规范上加以约束,在管理上引入多元化,切实地保证公共信息的共享与利用的推进;另一方面,完善监督与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公众关注与参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 经济学管理论文: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第三次工业全球化浪潮的到来,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加剧,矛盾凸显,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暴露使得现代政府在作为政治组织的同时还必须作为经济组织承担起管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职能。传统的以政治学和行政学为理论基础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难于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公共管理学界出现了一股称之为“新公共管理”的思潮,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主张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来提升政府绩效,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作为一种政府改革实践,新公共管理模式在西方国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加入wto的现实,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起一个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形成新的管理模式。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正在于此。而改革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进一步划分公共事务治理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角色,促进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公共管理的现代化。[1]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的公共行政改革显然可以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 “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重塑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对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经济理性与“新公共管理” 一般来说,“新公共管理”不仅指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于西方国家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改革实践中,这种政府管理模式已经逐步形成一种弥补传统行政模式缺陷的新的理论范式。无论以哪一种形式存在,“新公共管理”都是经济理性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渗透和传播,是公共管理部门依托经济理性对传统体制进行的一场具有深刻意义的改造。 作为一场政府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是引入“企业化政府”的概念,即在公共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对公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政府的权力分散与下放、公共业务的合同外包、政府的绩效考核和评估等。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它包括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员工参与决策与管理过程、放松管制并推进绩效目标管理、信息技术的利用、顾客服务、使用者付费、合同外包、取消垄断性管制规定等主要内容。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不仅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还借鉴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等。休斯认为,经济学,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融合到新公共管理中,取代了官僚组织中高层人员信奉的传统公共行政观念。 总之,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新公共管理”有着重要影响。它不仅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还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教学的目标定位 在当今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可以借鉴吸收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背景下,经济学对于公共管理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凸显。然而,长期以来,作为公共管理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经济学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在于:首先,经济学通常在低年级开设,因此学生习惯于把经济学当成类似高等数学、英语等的公共基础课,而没有认识到经济学和公共管理之间的关联及其对公共管理专业的指导性作用;其次,从教学内容上看,经济学具有理论抽象、图形多且复杂、数学知识运用频繁等特点,对于文科生占大多数的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对经济学的惧怕多于兴趣。在这种心理下,大部分学生在学完这门课程之后,对所学知识感到既混乱又茫然,根本搞不清楚经济学究竟要研究什么和解决什么,更不要谈经济理性的培养。最后,由于经济学教学内容多,教学中往往采用“满堂灌”的传统方式,容易造成课堂教学沉闷枯燥,教学效果并不好。 为此,必须重新审视公共管理专业的经济学教学目标,合理地定位对于“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尤为重要。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考查经济学课程的定位。 1.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学科建设的影响 英国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先驱,以1979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为标志,其改革主题曾被有关学者概括为:私有化、分权化、竞争机制、企业精神、非管制化、服务质量、对工会力量的限制。[7]这场改革给20世纪20年代已经诞生的公共行政学科带来了很大冲击,以政治学、法律、社会分析等社会学课程为主的传统组合已经不能满足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的需要,英国各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的课程设置开始转向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课程组合,随着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的进入,公共管理学科逐步取代公共行政学科,成为培养未来政府公务员的基础学科。 2.经济学理论对公共管理实践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对公共管理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官僚制弊端的分析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官僚制的存在使政府组织的供给具有垄断特性,造成政府面临组织机构规模的不断膨胀和效率愈发低下的困境,解决出路就是打破政府垄断,引入市场、准市场机制,通过服务签约外包的方式建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竞争,提高公共物品及服务供给的效率。委托理论被用于分析政治家和下级官僚之间的科层关系,作为委托人的政治家和作为人的官僚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一致性,人有可能为追求个人利益而牺牲委托人利益,而政治家为监督双方利益上的不一致则需付出更多的成本,为此,需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官僚组织垄断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模式将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从而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应引入市场机制将公共产品和服务转由非官僚组织承担,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经济学还借鉴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提出了基于市场的公共政策设计。 综上,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为“新公共管理”实践开创了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又催生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形成。因此,作为公共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经济学应该定位在经济理性思维的培养以及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学习上,这样的课程定位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才培养的需要。 四、“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路 基于以上认识,为实现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教学目标,需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变革。在借鉴国内外大学应用能力培养经验的基础上,现尝试提出“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路。 1.设计体现“公共管理”特色的教学内容体系 对公共管理类专业而言,经济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应在保持其基本内容体系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增加和删减处理,从而突出“公共管理”特色。适当增加公共政策分析、公共产品的供给、公有资源的管理、税制的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在讲述各经济理论的同时,加大对政府出台的各类经济政策的分析,从而阐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同时,对于较难的理论模型及数学推导部分则可以进行简单化处理。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调整的目标在于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政府公共政策,提高实际应用能力。 2.采用引导—互动式教学法,实现讲授和自学相结合 “引导—互动式”教学模式是指通过教师的引导,采用互动方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实现教师讲授和学生自学相结合,“听、说、读、写”相结合的授课方法。教师的引导主要通过讲解要点、理清思路、启发思考、归纳问题、设计练习等来实现,学生的互动参与主要是通过自读自学、问题质疑、展开讨论、答题写作、迁移创造等形式完成。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把经济学理论分成基本理论和由基本理论推演而来的扩展理论两类。以弹性理论为例,需求的价格弹性部分属于基本理论,教师需在课堂上进行重点讲解,而需求的收入弹性、交叉弹性、供给的价格弹性等,则属于扩展理论,教师完全可采用启发式教学或学生自学方式进行。 3.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增加辅导课环节 在不增加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课程总学时的基础上,在每一章结束时,增加两学时辅导课,用于课程重点、难点、习题的讲解及案例讨论。利用辅导课,教师就可以通过案例引导学生深入讨论投资、政府税收、政府转移支付、进出口等因素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案例讨论是辅导课环节的重要内容,教师根据授课内容选择案例,学生采用小组讨论、自由辩论等多种形式就某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提高学生的理论运用能力。 4.建立多手段的综合考核体系 针对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学生考核采用期末考试和平时考核综合评定,平时考核包括日常作业完成情况、参与教学活动的程度、读书报告(经济学领域的名著)的撰写等项内容。在各种考核形式权重的设置方面,要增加平时考核的权重。建立多手段的综合考核体系,可以引导学生在学好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注重技能训练与能力培养。 5.建立突出“公共管理”的特色的实用性的案例库 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决定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交融贯通以及实际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可以将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的思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以及独立思考、主动求知和应变能力。目前,各类经济学教材中虽然包含很多案例,但较少涉及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管理专业的经济学而言,相应的案例选择就应契合学科和专业背景,多采用公共部门的管理事件和场景作为案例。 五、结语 在我国可以吸收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公共行政改革的背景下,以培养未来政府公务员为目标的公共管理专业应顺应时代的发展,审视经济理性对于公共管理的影响,调整经济学教学的目标定位,创新教学模式,从而培养新型的公共管理人才,加速我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进程。 经济学管理论文:劳动经济学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摘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人力资源,其在企业竞争中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企业都会从人才劳动市场中来获取高质量的职员,所以企业经济的发展与劳动市场是密切相关的。由于现阶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还存在着各种上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所以相关企业应该加强劳动经济学理论的学习。本文通过对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探究和分析,并相应提出了一些管理措施。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一、引言 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进步的关键要素,也是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的重要能源。由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多,企业管理中也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而劳动经济学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也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人力资源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筹码,但目前许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所以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应该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 1.什么是劳动经济学。我国劳动经济学主要是为了研究劳动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经常效益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问题,并且劳动经济学的重点内容就是研究如何利用最少的劳动投入来获取最大化的经常效益。由于国内劳动经常学出现地比较晚,所以其研究水平相对于国外经济学而言会有较大的差距,并且我国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单位非常少,因此,这样的劳动经济学是无法适应于经济建设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劳动市场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一些就业、失业等问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频繁出现。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劳动经济学研究者们应该要多多借鉴国外先进的劳动经济学理念和方法,并吸取历史经验来完善我国劳动经常学。2.什么是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基于劳动经济学以及人本思想下,通过招聘、培训、薪资等管理形式来对内外相关的人力资源进行组织与运用,这种管理形式也是为满足当前企业发展的需求,也是为确保企业生产目标顺利实现以及工作人员的最大化发展。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运用比较晚,相对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来说是不成熟的。但由于近几年来经济市场的变化以及一些外企管理模式的深入,国内许多企业也逐渐意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并且根据自身发展特点以及前景来提升人力资源的管理。通常企业内的人力资源管理都要以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来指导工作,并采用合理、科学、针对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充分发挥出人力资源的作用和效果,从而使人力资源的投入得到最大化的收益。3.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主要运用到就是劳动经济学的内容,并且劳动经济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也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就是经济学相关的理论,而人力资源管理则是运用管理理论,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是属于相互促进和影响的关系。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会将个人与企业的关系称为劳资关系,而人力资源管理中则将这种关系称为雇佣关系,虽然这两种关系在本质上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其研究的对象却有很大的差别。劳动经济学中主要研究是劳动市场,而人力资源管理则是指企业内部的劳动合作关系。劳动经济学中的劳资关系主要是通过劳动市场来进行调节的,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存在交易成本的,并且这种资源的分配效率会随着市场竞争力的加大而提高,相关企业也就可以借助这种关系来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而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雇佣关系所针对的是企业相关的管理部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是存在交易成本的,这种合作关系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三、当前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人才招聘方面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中许多中小型企业在进行人才招聘时并没有合理按照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来控制人数,他们只是根据自身的经验以及来应聘的人数来选择招聘的人数。通常招聘人数的偏差会使得企业在人才成本上出现偏差,这些偏差会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利润。企业应该要遵循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原则,并且企业劳动力收益与产品生产费用大致相同时,这个时候劳动力的人数是最合适的。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企业资金投入量和劳动力的投入量是可以进行控制的,企业通过对投入的资金以及劳动力的投入的控制来调整产品的产量。所以说人才招聘数量是不可以随意更改的,相关企业想要有效发挥出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就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以及目标,并结合相应的劳动经济学理论来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2.人才薪资管理的问题。企业内的薪资管理能够有效控制人力成本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并且对于人员的工作热情也有很大的影响。企业内部制度科学合理的薪资管理制度不仅能够控制人力的成本,也能有效促进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优秀的薪资管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劳动生产力,并且也能提高工作人员的生产积极性。目前有许多企业都意识到了薪资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却没有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这种工资长久不变的状态会导致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下降,从而也使得工作效率无法提高。虽然薪资涨幅过高会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但是也给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了负担。所以企业管理人员应该要制定适合企业发展的薪资管理制度,并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力度。3.企业管理效率低下,从而导致人才流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管理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再完美的管理制度没有高效的企业管理人员来执行也是无用的。如果企业管理效率低下就是无法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也无法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企业管理力度不够就无法合理地进行职责分工,这种状况长久下去会严重影响到整个企业的运行效率。工作人员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也会慢慢失去动力,从而就导致了人才流失的情况频繁出现。人才流失将会造成企业的巨大损失,由于一些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失会带走许多重要的技术内容,甚至是一些企业发展相关的重要信息,这些都会造成企业很大的损失。企业发展过程人才流失会严重影响到整个企业的正常运行,也会影响到企业内其他工作人员的凝聚力。 四、劳动经济学视角下人力资源管理 1.采用符合劳动经济学理论的人才招聘和培训形式。劳动经济学中基本理论就是组织劳动力的成本投入与劳动生产效益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收益,所以人力资源管理应该要注重人才的招聘和培训,通过对那些比较有潜力的员工进行培养,然后利用各种有效方法来开发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从而确保劳动生产力能够带来更多的效益。企业在进行人才招聘时应该要以企业发展的目标去对应聘者进行考核,对他们的生产效益进行准确的判断,最后再决定录用。企业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可以采用一些激励或绩效考核等方式来促进员工提高自身的要求。2.以组织发展目标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策划。劳动经济学中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就要以企业组织发展目标来进行策划。这种策划并不是指引入的员工在工作几年后才允许升职加薪,而要根据企业发展的目标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来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且这些计划是能够促进企业员工发展以主企业整体发展的。相关企业应该结合劳动经济学理论来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根据企业发展的目标来进行人力资源的策划。 五、结语 基于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劳动经济学是从投资和回报的角度来进行人力资源的规划,所以相关企业应该要结合自身发展目标来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要注重生产效率问题,并以最小的投资来获取最大化的效益。 作者:王博 单位:中铁置业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经济学管理论文:城市经济学指导下的数字化市政管理 摘要:近年,伴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在加速推进,城市的数量与规模大小都呈现出猛烈增长的趋势。在这种发展形势下,以人工管理为核心的传统型市政管理的缺点也日益显露,如:相关机构各自为政,信息共享差,相互沟通少。传统型管理方法只能有效发挥市政管理的基本功能,只适用于市政设施种类少,数量小的情况。一旦市政设施类型多样化,数量激增,落后的传统型管理方法就难以满足城市市政管理的现实需要。因此,进行数字化市政管理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一、城市经济学及相关概念 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不可避开的必经阶段,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会给城市带来层出不穷的难题。这些问题牵涉范围广,会触及土地、环保、市政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由于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人们对其的认识也日益成熟,而城市经济学也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应运而生。城市经济学是以城市综合体的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可以为公共经济资源在政府手中的分配,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就包括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城市规划不仅是政府的职能之一,体现了政府意志,更是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良好的城市规划是各界人士的智慧结晶,是党执政为民的政策的重要体现。时代变迁,科学技术飞跃,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以及信息时代的背景下,要想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势必需要政府运用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进行管理。城市市政管理系统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其主要特点如下:(1)地理分布特性。市政设施和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分布呈现出显著特征,市政管理中的各项活动如管网改造、检修等,都取决于位置距离、覆盖范围、街道分布等地理因素。(2)市政设施数量多,种类多,分布广。(3)动态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管道管线、市政设施等也相应会增加、废弃和更新。因此,在城市管理中,新情况新决策的出现都会带来海量的信息。 二、国内外一些城市的市政管理现状 在众多欧美发达国家,以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及可视化监控管理技术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已经在市政管理中实现了成功应用,且大幅度地提高管理效率、水平和力度,推动了城市经济向着可持续方向发展。如:美国运用GIS进行市政管理,从而实现了对部分市政设施的远程监控;加拿大通过土地信息系统,搭建起与土地有关的法规、政策性文件、档案以及申诉案件的信息库等。此外,在灾害及突发状况的应急处理上,美国、日本等果都各自利用GIS技术搭建起有针对性的紧急事故处理系统。这几年间,中国部分城市市政管理水平较高的城市也陆续建成了部分市政业务管理系统。例如,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户外广告管理系统、上海出现的管线管理系统、大连市政府使用的城市路灯监控管理系统等。上述管理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政管理工作的效率以及水平。下文将以广州、北京两座城市为例对数字化城市管理进行分析。 (一)广州的数字化城市管理 中国城市的数字化市政管理建设很晚才开始起步,为了实践建设统一信息平台的理念,2004年广州市园林局提出了建设“广州数字市政”的思路,即第一步是搭建一个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将整个广州市的市政公用园林设施都录入到系统中,从而得以实现对公用园林设施的实时的全方位的监控。此外,还可以将系统与模拟仿真技术相结合,在城市的安全保障和抗震救灾等方面为政府的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参考。这个系统要依据现实的基础条件以及实际的需求,进行分层次、分步骤的实施。该系统包括三个基本模块在内,如下所示:(1)地理信息系统(GIS);(2)业务管理系统(GIS);(3)AI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 (二)北京的数字化城市管理 由于城市管理服务水平始终难以获得有效的提高,北京被迫开始走上了数字化城市管理之路。北京政府在城市管理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下水道井盖失踪”等问题依然存在,市民的满意度不高。因此,基于数字化基础而建立的城市公共管理服务系统在北京被投入使用。自2004年4月份起始到现在,经过理论研究以及在实践中投入运行,北京市东城区政府整合多项数字技术,建立建成了以“城市监督中心”以及“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新型城市管理制度,利用数字化技术改革发展了城市管理模式,在城市市政管理中获得了显著的效果。北京市推行“数字市政”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借助北京市的城域互联网以及综合信息平台,使用移动通讯、互联网以及“3S”技术(即GIS,GPS,RSV),建立起一个结合电子政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和信息化社区,面向政府内部和社会群众的市政综合管理服务系统。 三、目前市政管理中的问题 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激增,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城市的规模结构继而产生了巨变。人口数量多的大城市数量达到了增长高峰;人口规模中等的城市的数量也持续增加,一些小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大,成长为中等城市。而这些新诞生的中等城市,市政设施的种类、数量也大为超出原本的规模。在城市发展的形势下,城市市政管理也出现了各类问题。传统城市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各大城市管理部门各自为政,职责权能划分不清,又难以统一调度。市政管理牵涉的部门众多,又由于各部门的行业和主管单位都不同,所以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差,沟通受阻碍。典型例子就是,刚修好又被拆的马路、房屋等。“刚修好又拆掉”不仅会影响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更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2)过于依赖突击式管理,缺乏切实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3)粗放型管理,信息获取和处理不主动不及时,效率低下;(4)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工作成效评价标准以及合理的、可操作性强的监督及赏罚机制,各种监督和制约制度都难以发挥作用;(5)过于依靠人工管理。管理人员利用基础通讯设备和长时间学习积累下来的个人经验,可以大致了解城市区域的基本情况。但大规模投入使用的新市政设施就会让管理人员一时难以掌握。台风、地震、火灾等突发事件,会使得城市的各种市政设施负荷大为增加。若缺乏良好的应对之举,管理者和决策者又不能及时获取充分、真实的信息,就难以及时了解现场的实际情况,从而可能出现管理决策、应急处理上的过失,甚至给人员、财产带来严重损害。(6)规划失控,城市发展建设急功近利,官员为了政绩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部分城市为了在数据上实现高水平城镇化,大量开设开发区、市民广场等破坏土地的项目。而且由于盲目的房地产开发,很多城市都供过于求,大量土地被破坏、房屋被闲置。巨大的浪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理念大相矛盾,也有违城市经济学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上述种种问题层出不穷,且久久难以得到有效的处理,绝大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化市政管理平台。各个市政管理部门,各管各家,部门之间缺少沟通和统一调度。虽然很大一部分城市的市政管理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点关注上述现象,也陆续颁布了一些相应的规定或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应对,但这些应对之举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作用,产生一定的效果,治标不治本依然是最大的问题,在根源上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只有从管理的基本制度下手,建立完善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各个市政管理部门间才能实现良好又有效的沟通,实现部门间的市政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走出各自为政的困境。 四、数字化市政管理的意义 城市各种市政设施的正常运行、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护离不开城市市政管理。城市市政管理有着极为丰富的涵义,广义范围上的城市市政管理涵盖了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城市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市政管理,如城市交通系统,给排水系统,通讯设施和线路,电网等。城市市政管理就是在各部门管理下,协调各类市政设施的运行、维护。但由于市政管理牵涉部门众多,而各工作部门又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体系,各自为政,互不交流,如此就导致一个看似简单的管理工作却需要几个不同的部门多次磋商,更甚者互相推诿的情况。数字化市政管理方法的使用会助推城市市政管理水平攀登到新高峰,大大提高管理效率,减少资源浪费。传统型城市管理中,各个市政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信息和资源缺乏共享;而使用了数字化技术的市政管理系统则可以有效地统一调度整个市政管理所牵涉的所有部门,在各部门间建立起良好有效的、及时的、高效的沟通交流机制,充分使用各部门的信息和资源。此外,因为各个市政设施和事件都有着统一的唯一性标识,全部被记录在数据库中,所以政府可以进行更精细的管理。数字化市政管理,可以大幅度地提升市政管理的工作效率。在各类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上,工作人员可以在相较之前极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所在,迅速地确定事件,快速地便捷地搜寻到所需的信息。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准确度,更及时有效地处理问题。此外,数字化市政管理对建设新型市政综合管理体系大有裨益,可以为科学合理决策提供有帮助的信息支持,并且还能够科学客观地评价市政管理的各方面水准,为市政管理的改良方向提供参考。数字化市政管理所具备的统计分析功能,能够直观地呈现出各项数据,为准确地分析问题及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五、建立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的举措 如今,数字化市政管理是时展的大趋势,搭建起统一的信息系统是信息革命的最终方向。但是由于各个城市市政公用基础保障供给领域缺少详细和集中的初始基础信息资料,想要建立起一个基础信息完善的GIS信息平台是难以一蹴而就的。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人口众多,数据统计难度大,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以用促建”的信息化建设方针,逐步深化完善信息内容。如今,三维可视化技术已实现了推广,众多领域中都有所应用,如城市规划、交通监测、地质勘察、气象预报、建筑设计、移动通信等大量领域。中国老百姓也能够享受到越来越精准的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服务,开车出行也能够在手机上或者通过电台获取实时路况信息,从而尽量避开堵车地段,减少等待时间,提高出行效率。所以,一方面要避免盲目跟风地建设“统一的信息平台”从而影响实际使用;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去欢迎不远的将来“统一的信息平台”的建成。城市公共基础保障供给行业在形成之初就产生了固定的传统管理模式,即始终由各具体行业自行管理。在这种模式下,各行业都有着一套较为独立的自我管理制度。短时间内想瓦解这种格局,强行推进信息共享方式下的统一管理难度较大,缺乏实际。而且这种变革不但与具体的技术方面、管理方式、运营模式等有关,而且更与社会文化观念的革新有关,是对信息共享理念的宣扬。在信息和资源共享的时代背景下,各地的市政设施都身处信息网络之中,就算各自为政,也会因“蝴蝶效应”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届时,“数字市政”将在保障城市市政设施平稳、健康、高效运行过程中发挥重大价值,促进城市经济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 作者:曾祥誉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浅论 摘要: 人力资源管理是现代管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经济学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重要应用最为普遍,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持,因此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大力引进经济学理论和相应地研究方法是适应时展的需要。本文就在现实的基础上应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重点探讨了人力资源规划分析、效益最优以及薪酬与激励机制,寻找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并相应地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希望对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效益 作为现代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其发展历史并不长,与经济学这种具有百年发历史的学科相比较现代很年轻,更不用说与哲学、数学、物理学等这些古老的学科相比了。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各个相关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人力资源管理也是如此,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相关理论,经济学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辐射作用,为人力资源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支持。 一、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内涵 早在十八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过系统阐述,他的《国富论》是最早的记载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理论的著作。现代的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重新解释,即运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将与一定物力相结合的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让他们尽可能的施展自己的才华,并做到各司其职,以求将人力和物力资源分配做到最优化,为企业谋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另外,管理人员还要通过相应地培训、训导等方式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保持工作的高效性,并达到高质量的完成组织任务的目的。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任务与范畴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人事部的主要工作,涵盖的基本任务主要有对本单位的人力资源进行分析和归纳,为企业招聘高素质人才,充实现有的人才梯队,并为企业从业人员创造平等的升职机会和提供相应的薪金、奖励等。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企业管理者关心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源管理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深入挖掘上,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实现了人力资源职能的巨大转变。时至今日,人力资源管理涉及的范畴已经相当广泛,从相关理论知识的关联程度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涉及的知识范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人力资源管理的首要对象就是人,实现人才的各尽其能需要具备相应的心理学知识,因此心理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涉及范畴;人力资源管理不可避免的面对复杂的管理问题,因而又涉及到管理学;任何经济管理活动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以寻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是现代市场活动中的主要内容,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又涉及到经济学和法学的相关知识。 二、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一)劳动力市场信息指导人力资源规划和分析 人力资源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企业提供适当数量、质量和结构的人才储备。在现代经济体制更加开放、市场经济更加繁荣的情况下,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因素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经理人员只有明确把握准确的市场信息和社会人才储备情况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管理。因此可以说,劳动力市场信息是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最主要的参考依据,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甚至劳动力市场信息会引导管理者做出作错误的决定,会存在逆向选择的情况,这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进一步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二)平等就业机会原则与效益最优原则 平等就业机会原则就是指各个事业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应该本着平等、透明和公开的原则,通过设置严格的招聘环节为求职者提供平等的待遇,保障求职者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公平的选才需要严格的监督制度作为保证,严厉杜绝徇私舞弊和金钱交易的情况发生,维护企业的良好形象,并保证为组织招聘到专业的高素质人才。另外,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以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保证了人才的公平竞争才能为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应该注意的是,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利益,有时候两者之间更是一种相互矛盾的关系,因此企业应该处理好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在完成制定的盈利目标之后尽可能的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三)员工的升职和薪资奖励 任何一个经济效益良好的单位都具备完善的员工晋升机制,并会对其中表现优异者给与一定的名誉或是物质奖励。当企业的相关职位出现空缺时,应该从下级单位中筛选出符合相关标准的人员来填补空缺的岗位,且在筛选过程中应该注重选择能力、资历、经验等最符合岗位需求的人员,因为企业管理者是通过对别人的任免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各级人员的工作能力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经济效益,恰当的选人、用人是实现企业良性发展的关键。另外应该考虑到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源结构和创造力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企业管理者在工作中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适时调整人力资源结构,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管理。 三、结束语 人力资源管理是当今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内容,新形势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企业管理者应该从企业自身情况出发,改善传统的人力资源分析和配置方式,改革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并通过完善现有的员工晋升机制和奖罚机制促进企业的长久发展。 作者:陈禹 单位: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旅游管理职能分析 摘要: 在纯粹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旅游经济的发展难免会存在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需要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可以说,政府在旅游管理方面所发挥的职能对旅游业发展来说具有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而政府本身也并不完美,在行使相关旅游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仍旧还存在着不少局限性。本文以经济学为视角,对政府为何要行使旅游管理职能以及政府要如何进行旅游职能管理这两个问题作了具体详尽的分析,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旅游管理职能的有效行使。 关键词: 经济学视角;政府;旅游管理职能 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到底应当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这在当前来看,仍旧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问题。相关实践表明,不少地方政府在旅游管理的过程中,依旧还存在着“错位”或者“越位”行使职权的现象,这也引发了很多争议,虽然引发这些争议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是政府管理职能邢世得是否得当必定是其中最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为何要行使旅游管理职能 (一)旅游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其实是指信息的结构不对称,即交易双方中的一方掌握了另一方所没有的、但却对其有着重要利益影响的信息。在这样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市场的价格机制在完全竞争前提下所具备的效率性就会被大大降低,甚至会被完全失去,进而影响交易双方“双赢”交易的促成。在旅游这一市场上,旅游产品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服务,几乎是不可能用一种非常纯粹的客观标准来对其进行测度和加以表现的。对旅游者而言,其在事前所能够获得具有较高服务质量的信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大多是根据根据口碑或者企业的宣传来决定其所要支付的价格的,旅游者在现场的消费特质才是影响其所获得的服务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其对支付价格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如此一来,那些质量非常好的企业在这样的市场中基本是不具备较大优势的,大多企业到后来可能够会选择降低相应的质量标准,或者是退出这一市场。正是因为这种事前的不对称信息,才导致了旅游这一市场中的“逆向选择”现象越来越严重,旅行社用尽各种各样的手段与方法来欺诈游客的事件更是层出不清,严重破坏了旅游市场的秩序,极不利于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合成谬误 在经济学研究当中,合成谬误是一种极为常见的认识性错误,即认为对某一个体中适用的情形,在整个群体当中也是同样适用的。而事实是,在特定条件下,某些对个体来说是理性决策的行为,对群体来说,也有可能是非理性决策的行为。在旅游业中,这种现象是极为常见的。一方面,旅游企业在价格上存在的合成谬误。某些个别的旅游企业为了增加收益,就刻意地压低价格,这时候在该企业的认知里,是希望其他企业保持原来的价格的。那么,对这个企业来说,这一降价增收的决策可以说是理性的。但是,当所有同质企业都通过降低价格来增加收益时,对这些单个的企业来说,不仅没有任何益处,还会使得自己的境地变得更加尴尬。且这种由企业间任性竞争导致的不良后果,通过企业自身的力量,是根本无法解决的,这就要求政府对其进行协调和调控。另一方面,在旅游投资上,也存在着合成谬误现象。当某一个旅游项目在获得成功之后,很多其他的旅游企业便会进行模仿,由于对旅游市场供需状况的把握不足,大多是通过对适用性的预期来对后来的收益进行推断,这种盲目性决策使得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相似性产品,市场的供需状况由此而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企业在这个时候就极其容易面临失败的威胁了。 二、经济学视角下政府旅游管理职能的实施策略 (一)明确政府旅游管理职能的内容 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中,作为政府,在行使相应的旅游管理职能过程中,应当要有弹性,对那些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就要尽可能地避免进行直接的干预。当市场出现不完备地方,或者处于失衡险境时,才进行有效的介入。在世界旅游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曾指出,政府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至少应当履行如下四种职能:立法职能、规划职能、协调职能和投资职能。与此同时,还要完成如下五个基本目标:为居民出行提供服务、满足居民度假和闲暇的权利、从事旅游文化开发与研究、推动旅游业在各个领域中的开发和建设、保护自然并协调环境的共生。对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来说,旅游发展的层次是不同的,所以政府所应该采取的政策与措施等也应该是有差异的,具体职能的行使也是有差异的。通常情况下,宏观调控、组织协调、政策法规、营销规划、公共服务以及信息管理等都是其应当要行使的基本职能。 (二)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针对中国的旅游业发展到底应该由政府计划主导,还是由旅游市场本身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就前者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而言,就是指根据旅游业的自身发展特点,将市场为主,对资源进行配置,由此而使政府主导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以为旅游业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后者市场主导型发展战略而言,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提法其实并不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国当前的旅游市场机制不够健全、人们更加倾向于接受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主导作用的发挥。由此可见,想要从文字上来对其加以区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从具体实践也可以看出,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该是明确的,作为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守夜人”角色,以促进市场作用的有效发挥。 结束语: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旅游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合成谬误要求政府必须要加强旅游职能管理。并且,旅游经济要想得到健康发展,就必须要能够找到政府职能行使和旅游市场作用的平衡点,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才有可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作者:李娜 单位: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学管理论文:医院卫生经济学经济管理探讨 一、卫生经济学原理基本概述及其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较新的学科类型,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卫生行业系统中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是经济学学科的有机构成。基于卫生经济学的学科特征和属性,其能够对医院经济管理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卫生经济学原理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医疗卫生改革的整体背景下,出于为人们提供更好地医务服务的目的,医院管理中需要借助卫生经济学原理,对相应的管理模式及流程加以优化设计。在医院发展新时期,医院的经济管理活动应在保障医院基本医疗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注重管理的低耗化,节约化。 2.医疗改革背景下,在医疗保险制度模式内,传统的医疗服务付费方式有所调整,医院正常运营所需的各项基础设施数量规模得以增多,此时医院的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多样化,需要通过卫生经济学原理,捋顺各方资金及费用关系。 3.现阶段,医院经济管理在相关决策的制定上,更加依赖于信息技术,一方面在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已实现了信息化;另一方面在医院技术及项目的研究、经济资源及人力资源的分配及考核等方面,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够使卫生经济学原理充分反映到医院经济信息数据收集整理环节,为医院经济管理决策的实效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运用卫生经济学原理,促进医院经济管理质量水平的提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医院管理模式的转变 在新时期背景下,医院管理运营逐步向市场靠拢,受政策制约影响的程度有所减弱。医院管理中面临着医疗资源竞争及患者资源竞争等多方面的压力,在这一形势下,医院经济管理要转变原有的等靠要思想,而要立足于医院内部,在成本上加以控制,保障医院经济管理行为的专业化、规范化。这一管理模式的转变,正是卫生经济学原理的具体体现。 (二)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 卫生经济学原理强调应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控制医疗费用的收支情况。在医院资源的配置上,早期呈现出不均衡,医疗资源消耗较大的现象,致使医疗资源的浪费问题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了医院经济管理的滞后。现阶段实施的医疗卫生改革正是基于对医疗资源加以优化的目的而推行的有效改革方案,通过医疗卫生改革,能够使我国的医疗服务更加科学合理,也能够有效减少医院的成本支出,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三)对医院经济管理中各部位的职责加以明确 医院经济管理工作牵扯面较广,要促进医院经济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应运用卫生经济学原理,对医院经济管理流程中的各部位职责加以划分。首先,在制定医院经济管理决策时,医院领导人员要在熟悉及掌握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本医院实际状况,立足于医院发展大局,统筹医院经济管理中的财务预算、财务决算、成本核算、财务审计、经济形势分析、药价管理等各方面因素。医院经济管理在具体组织实施上,在管理人员构成上要包括医院高层管理人员、医院的各个部门的财务会计人员、医院财务审计监督人员等。医院高层管理人员负责汇总医院经济信息,确定本阶段医院的各项建设规划工作;医院各部门的财务会计人员主要负责医院的经济账务管理、经济数据的整理分析、经济行为的具体实施等内容。在医院经济管理流程中,医院财务会计人员的职责更为重要,因此,对这一岗位的财务会计人员,一方面要全面考察其思想素质水平及职业态度,另一方面要注重其财务管理相关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的提高,通过相应的培训学习,使其能够充分履行经济管理职责;医院的财务审计监督人员要对医院的经济管理效果加以考核评价,确保经济管理各个环节顺畅规范。 (四)完善医院经济管理的措施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经济管理应在做好管理理念转变的基础上,采用适用于市场经济环境的措施方法,对医院经济管理活动加以完善。主要做好以下几点:首先,在医院的经济核算上,可以参考现代企业的成本管理及核算方法,对医院日常运营中经济行为产生的各项成本进行全面核算,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制定出适用于医院长远发展的经济管理规章制度,通过在日常学习培训中,对医院员工的成本控制意识加以强化,从而达到节约医院经济成本支出,抑制经济费用不规范增长,提高医院市场竞争力的目的。其次,医院要注重对经济管理财务会计制度进行优化改革,如在财务预算中,可以将原有的收付制度调整为权责发生制度,促进医院经济成本核算的有效实施。第三,医院要充分采用信息化技术,对医院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各类资料信息加以汇总,形成医院经济管理的信息化系统,以为医院经济管理决策的制定实施提供重要的数据参考。最后,要调动起医院各部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通过采用针对性的收入分配方案,打破传统的“一锅端”、“一刀切”的收入分配方法,建立起激励机制,永葆医院发展生机。 三、结语 卫生经济学原理是指导医院经济管理的重要原则,在新时期医院发展形势下,应充分利用卫生经济学知识,对医院的经济活动、经济决策、经济管理进行全面分析探究,制定相应的改进医院经济管理成效的措施方法,以确保医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作者:王琼 单位:南阳医专纪委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高校后勤管理人员发展研究 一、经济学视角下高校后勤管理人员的发展困境及成因 1.个体角度的高校后勤管理人员可有可无 经济学是基于个体研究的科学,从个体的角度,高校后勤管理人员具有明显共性的四个特点。一是学历起点低。就当前而言,多数高校后勤管理人员70%的第一学历在大专及以下,50%的第一学历在中专、高中及以下,他们主要通过招工、顶职(工人身份的父母提前退休,岗位由子女补缺)、军人安置等途径入职;二是工资待遇低。由于学历问题,后勤管理人员长期得不到轮岗机会,也就失去了很好地锻炼和提拔的机会,待遇的提高主要靠工龄积累和政策的“水涨船高”,这种积累的结果,在按基数增加工资的多数时间,是越积累差距越大。他们在对政策无可奈何的前提下唯一的对抗方式就是消极怠工,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视而不见”;三是工作具有可替代性。高校的专业教学、重要管理岗位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这就是高校为什么高薪“挖墙脚”和高薪留人才的根本原因,如果排开工作创新、放弃工作进步,后勤管理的工作重复而简单,不需要专业知识,在其他岗位从事过管理的人都可以胜任,因此,可替代性非常强,他们的危机感也随即增强。因此,他们为了体现自己的存在,外表表现一般强悍,物以类聚,长期“群居”的结果使得他们整体强悍。因此,被冠以高校“低素质”队伍。 2.偏好考量压缩了后勤管理人员的生存空间 偏好是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中的一个主要假设。高校的主要任务是育人,教学是中心,教师是主体,这个提法的准确性毋庸置疑,这个提法没有提到管理干部,但他们是校内政策的制定者。我们常说,工作没有贵贱,只有分工不同,这种说法的准确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实际上存在倾向性的考量。一是人才培养偏好。将年轻干部放到后勤管理岗位上去磨练,这已经是开明领导的做法,但磨练“成器”后会立即成熟一个调走一个,而将优秀管理干部放到后勤管理岗位并按照梯队培养的少之又少,这造成了高校后勤管理人才难留的局面,一般管理人员熟睹迎来送往之后成为“一摊死水”;二是教师偏好。在高校的主要任务是育人、教学是中心、教师是主体这个思路下,很多高校将资源、绩效的分配向教学一线倾斜,后勤管理人员再一次沦为弱势群体。 3.成本观念被动缺失导致了后勤管理人员的得过且过 成本观念是经济学应用最普遍最彻底的一个基本原理,企业要最求目标利润,就要进行成本核算,在技术不成熟,原材料成本无法降低的情况下,企业最常用的的方法是减员增效,这叫按需设岗。在当前体制下,高校却不能,一旦入编就“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在不能开除的情况下总要给他一份工作,这叫因人设岗,导致本应一人可以完成的工作由多人承担。经常听到高校领导说“如果这是私人的学校或是民办学校,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压缩多少多少”之类的感慨,这是高校领导的无奈,也是高校成本观念被动缺失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成本观念被动缺失的影响下,后勤管理人员逐渐形成了“三个和尚”效应,这就失去了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甚至失去了构建激励机制的可能性。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会要求进步,一般人员就会在“反正又不能开除我”的思维模式下不思进取得过且过,“阿弥陀佛”应运而生,“好好先生”随处可见,失去了管理的基础。 4.价值决定的把握影响了后勤管理人员的未来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构成之一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价值论。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决定价格,每个人都既有价值又有价格,这里的价格是价值的表象,也就是工资。个人价值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取决于内在因素,就后勤管理人员而言,从以上个体角度、偏好、成本观念的分析来看,个人价值受外在环境影响,但外在因素不起决定作用。价值决定原理把握好的后勤管理人员,他们会“先天不足而后补”努力提升自己,这部分人通过不断地努力不断地提升,提升了价值,决定了未来的发展,而另一部分人则不思进取,工作年复一年,既不总结,也不反思,更不会主动自我提高,价值相对越来越低,慢慢失去了核心竞争力,也就失去了对未来发展的把握。 二、经济学视角下高校后勤管理人员的发展对策 1.公平机会给予: 修正偏好经济学中的偏好假设是指个体在经济活动中因为理性,不会因为个人的喜好而做出决定,只会根据精确计算选择最优方案。在后勤管理人员培养上,高校要抛弃个人甚至集体偏好。一是根据高校自己的人才培养规划,合理调配资源,将后勤管理人才与其他管理人才放在平等的环境中培养,一般管理人员的调动不能优先由其他部门,放在一盘棋中考虑;二建立健全轮岗制度,高校中层干部的轮岗有些高校已经开展,也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但一般管理人员有计划的轮岗还没有开始,管理不是技术,管理是艺术,需要管理人员在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角度换位思考提炼管理艺术,以开创学校工作和个人双发展的局面;三有针对性的引进人才,大家都认为后勤部门重要,但多数学校在人力投入上得不到保障,出现了“教学引进、重要部门选拔、后勤部门被动接受”的惯例,造成后勤管理人员“年龄老化、思维退化、行为僵化”和“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不想办法”的“三化”、“三不”怪象。因此要象教学一样引进青年才俊来冲击思想,象很重要部门一样选拔由能力敢担当的人来纠正行为。 2.发展空间争取: 提升价值成为“稀缺”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决定于商品的相对稀缺性,越是稀缺,价格更高。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决定价格。可见,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商品的价值高价格就高,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商品越是稀缺的价格越是高,在此暂且不论两者的区别,就后勤管理人员来说,价值和稀缺性两者是可以统一的,即在替身价值的同时成为“稀缺”。一是提升自身价值,“天生我才必有用”讲的就是价值,后勤管理人员在从事每项具体工作中也体现了价值,当工作价值被价格(工资)所掩盖后,价值是不被发现的,后勤管理人员要通过提高学历、职称来提高内在价值,要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出成绩来提升工作价值,要用工作热情、工作激情来体现存在价值;二是要成为“稀缺”。后勤工作因为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管理人员只进不出或少出,如果将自己的工作发挥到极致,将管理艺术运用到极致,就难以被他人替代,就会成为“稀缺”,就会从被管理者变为管理者,从管理者变为管理干部,从后勤管理干部变为其他部门的管理干部。 3.提升后勤管理人员整体形象: 边际成本分析边际成本是指没增加一个单位产品或服务的产出或供给所增加的成本,边际成本广泛应用于工厂生产成本核算和服务企业服务供给核算。例如,一两从上海开往广州的客车,核定总座位为50人,单程总成本为1万人民币,每个座位的成本是200元,考虑利润,价格肯定高于200元,发车后,还有空位,一个游客在站外愿意花100元乘车,从成本核算上看,游客愿意支付的100元不到成本价,但从边际成本的角度,多增加的这个游客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一般情况下游客会如愿乘车,这就是边际成本。根据前面的分析,部分高校后勤管理人员整体形象相对其他部门还有差距,要缩小差距,除了前面的考量外,还可以在自然通过增加工作量,增加服务质量等方面来实现。一是增加工作量的边际成本分析,增加工作量无非两种情况:校园面积扩大(增加校区除外)和自然减员。例如某校园原有600亩,后扩大到1000亩,管理人员的工作量会随之增加,但只增加了管理人员巡查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增加的成本即边际成本不能按面积增加的系数来核定。这种情况不需要增加管理人员,甚至会出现责任增加责任心会增强的效果,这样,更少的人将工作做的更好,后勤管理人员整体形象会逐步提升。二是服务质量的边际成本分析。扫地是多少一扫帚地面会干净很多,更换水龙头多拧一扳手漏水的机率就小得多,服务时多一点微笑服务对象心里就温暖的多……而上述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此从边际成本来考虑,提高服务质量不一定要增加成本,但可以提升形象。 作者:顾裕文 单位: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现代化管理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摘要: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和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假如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摘要: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和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摘要: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摘要: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新问题。 既然道德和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重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假如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假如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摘要: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摘要: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假如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有关对财产占有的尊重和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熟悉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有关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摘要: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轻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摘要: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新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熟悉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定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和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定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靠、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靠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靠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功能。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新问题熟悉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新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和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新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碰到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假如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新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新问题或中国式的新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新问题。所谓中国式的新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新问题。也就是新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新问题、关贸新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新问题。当和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假如他不知道提出新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新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新问题。所以新问题意识很重要,新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新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新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假如有了这种新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新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新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练习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新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轻易的。 在此我们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我们中国人处理新问题有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处理道德共识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什么是自由这个概念。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摘要: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和他的竞争关系。卢梭当然很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羡慕这些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假如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发展到黑格尔极端的状态,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有关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用立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熟悉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假如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个手段,这就很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个人所主张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这样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边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别人,你向右边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大部分人立场都是差不多,没有多少人是希特勒,大部分人也不是完全不要个人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态度区分,态度区分非常重要。假如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悲剧或法西斯专制。处理得好就会出现市民社会或社区生活。这都是从两种态度的差别生发出来的。所以我强调先在态度上讨论。两种自由态度就是伯林的名言,一个是freeto,你做事情的自由,一个是freefrom,我避免事情的自由,我不愿意去干扰别人,同时我也从控制中避免出来。追求这种自由的人一定会承认他对别人同等的消极自由的责任,也就是在自由中间没有绝对的自由,这里有个度的新问题,那么为了维持这个自由的度,你将对其他人的自由负担你的义务,你只有这样按基本的对等原则(道德黄金律)做才能够有你的自由。否则我们之间就是野蛮的、互相杀戳的关系。所以消极的自由态度包含着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个人活动的空间,你的隐私、小天地(privacy),别人不来干涉你,另一面是别人不来干涉你的义务,是社会所有人达到的一种道德共识,比如像认为不应该闯入别人家拿了东西就去卖等等。所以,你在享受别人不干预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担负着尊重别人同等权利的义务。这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我们谈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而不是单向的自由,不是积极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确保最大限度的这种消极自由,我们迫不得以,非要加入这样一个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承担着对这样的自由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洛克说的产权。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中所说的道德共识。就是每个人在宪法上都签约摘要: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意尊重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基本自由、基本财产占有的权利。在这个根本宪法的签约之下,你才谈得上立法过程、执法政府,因为抽象的宪法不能解决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新问题。所以你要立法,要有符合宪法的政府。总之,这一套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内容。这一套之前是属于道德哲学的内容,只有在这两套体系之后,我们才能谈到所谓经济生活,经济生活才有一个规矩,才有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社会的结构——每个人都在服从一套规范,都在自己相应的网眼里自由地活动,同时,也充分地信赖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网眼中活动而不越轨。那么这个社会就成了德克海姆理想中的有机凝聚的社会。 假如我们将以上这套体系称为道德基础,又将道德事件规定为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中的一类行为,哪么道德事件怎么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里共同遵守的道德黄金律摘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我们发现都有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在孔孟思想中。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所以,我相信在目前所生存下来的7个文明中都有这个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传统中,欧陆和英美都有一个共同的希腊、罗马传统,也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正确推理摘要: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假如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道德金律。这是斯多葛传统,也是基督教的来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了两个分支摘要:英美的和欧陆的传统。而欧陆一派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一来他们有危机,还有他们具有不是新教传统的基督教传统,更古老的犹太教影响,导致康德的自由意志,他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而真正继续了这一思想的是萨特。 康德的欧陆传统要追求的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英美的在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有一个消极的自由态度就够了。假如你要追求你的自由意志,你线性地走下去,你可能就走到法西斯主义。这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所讲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现实世界物质约束的个人意志,是一种精神。但假如我们将它放到现实中考虑,我们每日每时都被现实所困扰,所以我们的意志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也就推不出自由意志下应该做的那些事。而这并不是康德的出发点,康德的出发点是我先要假设一个抽象的人,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去做因受日常生活烦恼不得不为之的一些事,完全是自由的,就像上帝那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应该做的事是什么。由此出发推出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那么如何从康德的思想推出道德金律呢?罗尔斯曾专门有一篇文章论述从康德的意志自由到罗尔斯的普遍主义正义原则。推理过程是这样摘要:首先,第一个检验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比如是否撒谎),你要用自由意志判定这件事对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此刻,假如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你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环境约束,你得出结论该做或不该做这件事,那么你再把这个检验深入到第二层检验,即是不是你自己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应该做或不做这件事,才能完成你的自由意志,假如也通过了,那你再问第三个新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做或不做这件事。假如是,那么做或不做这件事就应该成为普遍遵守的规则。 当然在伦理学史上有很多学者围绕康德的例子来批评,比如有人在追杀你的朋友,这时只有你知道朋友的隐匿之处,当杀手逼迫你讲出你朋友的藏身之处的时候,你是撒谎还是不撒谎。康德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他所讲的自由意志,这已经是不自由的意志了,因为你面临着有人持枪,他在物质上束缚着你。所以康德不回答这个新问题。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普遍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从两个对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得到道德金律。普遍主义原则下,可以出现看上去“非理性”的道德事件。 这里又涉及到道德新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它是非凡主义呢,还是普适主义。现在很多的道德探究都认为,仅仅靠普遍主义推出来的原则,可不可以推出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道德准则,恐怕还是不行。这就像宪法并不能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还需要商法、民法等等具体的法律。所以,为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麻烦、冲突,还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最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还得承认具体的义务、责任,也就是所谓非凡主义的道德。 就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除了孔子对仁的看法具有普遍主义外,后来是越来越相信非凡主义。像韦政通先生总是强调中国的差序格局,就是非普遍主义,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有差等。最爱的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再后是邻居,然后推及其他人,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扩展下去。这都是相对主义的、非凡主义的原则表现。这是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 面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们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分析也刚刚进行了一半。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非凡的环境考虑清楚,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你有父母、子女、亲戚、邻居、朋友,你把自己和这些人的关系都做一个理性的熟悉,做一个很深切的理解,判定你和他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按照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理各种关系,去和别人博弈,一直处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你就这样行为。比如,孔子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那么父亲犯了罪,儿子包庇,这里包含了正义。你说要大义灭亲,那不行,不现实。所以在一个非凡主义的文化中间,没有宗教传统的文化中间,就得从非凡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来判定,理性的判定,利己地但不是自私地来判定你应该怎样处理,而不是实际上怎样处理(是应然而不是实然)人际关系,然后以这个判定来指导你的行为。在道德准则之下,在道德理解之下,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就涉及到实然,实际上很多事情你不得不做,但你认为不道德,你认为可能不对。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解决的人生新问题、冲突,每个人总是处在这种冲突中,这是你的生命过程。这没办法,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一个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新问题就出来了摘要:就是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原则,那么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例如,当分工充分发达了以后,农民本来是一个村,通过婚姻关系都是新戚,本来是很有共识的。而现在搞乡镇企业了,你生产钢管、他生产水泥、我生产煤炭,有专业分工,就有了利益冲突,就面临启蒙时代人们所碰到的道德危机,原来的共识就开始崩溃,就开始“杀熟”,越好的朋友越宰你一刀,因为他没有办法不这样行事,因为这是在非凡主义原则指导下。结果有很多在乡土中国条件下可以达成的道德共识这时就达不成了。像义利之辩影响就很大,例如反暴利法的产生,就有一个文化背景,有一个传统。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普遍主义原则的社会,一旦走入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那么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联系就被冲烂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么和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宗教生活我们又没有,没有一个从中世纪带来的遗产,就是把上帝变成法就完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人们就开始追求最眼前的利益——货币,用钱来指导人的行为。这时你没有道德准则了,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假如按正常的状态,即便在一个非凡主义社会,也先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过程(civilization),而现在我们似乎不是这样,而是有点野蛮化过程,因为,没有人去指导,人们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来了。人们只是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效用函数,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严格地讲,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假如毁掉了名誉,以后就没办法和人合作。但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社会目前的假冒伪劣,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假如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结果就很危险了。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moralhazard),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假如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总举这个例子,就是人类学家(RuthBenedict)观察到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以能骗住所有的人为英雄人物的标准,就是大家都服骗术最高的人。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一直坚持这种标准,那就没有贸易、交换、信任可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崩溃了,结果这个部落几十年以后就会自然消失。 在目前的时刻,我并不是雷锋,我也不想让每一个人来考虑道德新问题,但我觉得道德的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假如我们处理不好,那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社会的发展都很困难了。 很可惜,对目前的状况,我提不出任何具体的办法。我在香港除了制度经济学,就一直都是探究企业家行为,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制度创新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理论家的行为。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使我们的道德危机得到缓解,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我总用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最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假如你不守规则,那你就死了。所以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里名誉非常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中小企业,那还得观察,这不是个理论新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新问题。但这是一种希望。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不是规则),就是竞争性原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我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竞争的产物,是制度创新,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竞争的结果可能是没有一个人满足,但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制度或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只有充分竞争才是我们得到好的制度,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这就回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阵营,只要答应我们自由交往,也许就可以建立规范及道德共识。 但是,现代经济学还不现代,因为它没有思索人存在的意义这个现代新问题,或上面我们说的现代危机这个新问题,我们声称现代只不过是数学用多了点。因此,为了使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必须首先回到古典,处理古典的新问题。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正是启蒙时代,正是那时候人们熟悉了现代危机。所以我们要回到古典经济学,重新梳理出现代传统,这才可以继续往前走,进入现代。假如缺乏这种眼光,就值得批判。我一直在思索现代经济学,我是从存在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来从新写经济分析。实际上我们做的任何一项经济分析都不可能脱离价值判定,我们的价值判定最基本的就是从生存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从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个角度,来给出我们的价值判定。在这个判定基础上,才可能有类似效用函数,博弈均衡的选择这些能动的选择,去改变传统、去改变均衡、去进行制度创新,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才现代化了。就是把人的意义考虑进来,而不是像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所表现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东西来控制。现代经济学无非做得动态化一些,像最优控制理论,但我们只要问人在哪里的新问题,就会发现现在经济学的缺陷。我想中国人假如说能够超越西方的经济学或者说能够继续它并超过它,一个可能出现突破的点就是结合我们的文化强势,也就是文化的比较优势,因为在中国哲学中的深厚的人文基础、人文传统,把人的意义带回到经济学中来,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摘要: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和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假如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摘要: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和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摘要: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摘要: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新问题。 既然道德和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重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假如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假如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摘要: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摘要: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假如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有关对财产占有的尊重和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熟悉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有关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摘要: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轻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摘要: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新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熟悉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定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和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定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靠、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靠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靠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功能。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新问题熟悉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新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和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新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碰到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假如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新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新问题或中国式的新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新问题。所谓中国式的新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新问题。也就是新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新问题、关贸新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新问题。当和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假如他不知道提出新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新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新问题。所以新问题意识很重要,新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道德管理 内容提要摘要:本文从经济学是否需要个人假定的分析单元出发,确定了经济假定有效性和简洁性的原则。比较分析了经济理论中几种主要的对人的抽象假定,并得出了偏向于“经济人”经典假定的结论。 摘要:假定个人社会经济人道德人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有关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假如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探究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新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足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总结;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和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预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征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重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探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征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假如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探究角度、探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探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和“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探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献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重的还有《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探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新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和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探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和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新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探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参考。 二、起点摘要:个人,还是社会?这是个新问题 我们的探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探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在讨论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探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假如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假如经济探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拟帕雷托的句式说摘要:“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 在这个新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楚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探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纵观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功能,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和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影响。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我们这里无意讨论哲学新问题,但社会和个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由的确蕴涵了太多的哲学思索。在这里不预备仔细讨论它们的关系(我想已经有足够多的大脑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我们并不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却一样能煎出美味的荷包蛋,因为我们以煎鸡蛋为目的从而以鸡蛋为起点。同样的道理,经济探究的目的决定了其起点。不同的起点也决定了不同理论的局限性。假如我们把经济学对象定义为穆勒的四分法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观主体是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那么一个准确合理的人的假设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探究的方向的功能也是决定性的,那么在过多的拘泥和谁决定谁也是不明智的。 这样得出结论也许有逃避新问题之嫌,那么我们再提出一种区分的方法——把变量较多,较难熟悉的作为假设前提进行抽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相对社会而言,个人的偏好和目的更难于把握也更难于追根溯源,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或者另一个偏偏不喜欢)?这样的原因实在是不好把握。我们假定的往往是不能通过逻辑推理而只能经验抽象的,那么社会就相对简单得多了。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言摘要:“口味这个东西是不能讨论的。”于是应该以谁为起点也就显而易见的。 最后指出的,我们不否认某些领域从社会出发会更恰当,一种骑墙的表述方式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这样探究者到底爱从条件还是主体来探究就自便了。这实在是个不受指责的好办法。 三、人的假定摘要: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 人类的经济模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社会学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人、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另一种方法;心理学也是这样。但是,从科学观点来看,真正的新问题是在这些工具中,即在‘经济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政治学模式’或‘心理学模式’等工具中间,找出最有效和‘竞争能力最强’的工具,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抓住人类社会的复杂本质,假如我们的经济学确实需要一个“人”的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假定,什么样的抽象才是最合理的?同样是亨利%26#8226;勒帕日(1977)给了我们一个标准摘要:“一种科学工具的价值是不能以其假设的现实程度来衡量的,重要的是这些假设是否简单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的假设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且有尽可能大的解释和预见能力的假设。”这是一种纯粹的效率原则。但是,经济学的确不应该含盖太多的价值判定。作为一门科学,主观上的价值判定会极大的影响其解释和预见能力,经济世界如同物理世界一样并不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就会如我们所愿。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在一时之间欺骗自己欺骗世界,但结果不是关起来的门窗终于漏了风就是屋里的东西最终发了臭。总之,笔者坚持经济学纯粹的科学性,因此这样的经济学也只需要一种假设摘要:最简单最有效的那种。 带着这样一个标准,让我们对经济思想史上一些流行或者曾经流行的假定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当然是最为经典的“经济人”假设。其核心内容即自利的理性人。这包含着两层意思摘要:其一,人是理性的,在决策行为时总是作出自己认为更好的选择,这样的大白话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就转化为“稳定的偏好”,并进一步有完备性、传递性、反身性三大性质作为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二,人是自利的,在进行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在进行交易时),人是以利己为目标的。以这样的定义,因该说亚当-斯密以来以致新古典经济学直至今日,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是在这个假定下展开的。所不同的只是对于其利己目标的不断变化调整,即经济利益最大化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经济人”的两大要素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尤其集中在后者上。闻名的“亚当-斯密新问题”即是其一,人们很不能容忍经济理论中自私利己的经济动物就是《道德情操论》中具备着高尚道德的“人”。对于这样的责难我们大可以看看亚当-斯密有关交易起源的描述摘要:“……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假如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轻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假如他要和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5利己之心假如是交易——经济学的现实之母——的基础,那么假如要抛弃它,就只好抛弃经济学。另一方面让我们提到标准对“经济人”假设进行衡量,对交易来源的解释证实了其有效性;假设的有效性又是和其简洁性相关的。接近现实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过分追求假设的现实性,只会增加其复杂性,甚至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列入假设条件,反而影响了假设的有效性。有关这一点,弗里德曼(1953)举的一个例子很有解释力。他说,一个理论或其“假设”不可能是完全“现实主义的”。有关麦子市场的一个“完全现实主义”的理论,不仅需要包括直接决定麦子的供给和需求的那些情况,而且还需要包括用于交换的现金或信用工具的种类。此外还有摘要:交易者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他的祖先及受教育的程度,他的家庭人数,他家庭成员的特征、祖先、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种植麦子的土壤种类,土壤的物理及化学属性;在生长期内的主要天气情况;种植小麦的农民及最终食用小麦的消费者个人特征,等等,等等,无穷无尽。为达到这样一种真实而作的过分努力,都只会使该理论失去真实有用的功能。从这一点上来说“经济人”假定用最精练的的方式得到了最大的解释能力,难能可贵。 至于“经济人”假定的种种弊端,即使不看国外,国内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口号的论著也有不少极为出色者,其中对“经济人”的批评横贯古今、旁征博引,出色之极,在这里就不多说了。6 “社会人“模式是另一种应用于经济学中的假设。它由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想以之来取代“经济人”模式。它的基本内容是摘要: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平安、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的需要;人所作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功能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靠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因此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和环境的关系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 历史证实,“社会人”这种替代模式对理论经济学家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具体层次上对人进行探究。作为一门学科,理论经济学对人的探究,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但这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全面地探究和考虑到影响人的所有因素。以“社会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说,无异于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价值。同时从简洁性的标准考虑“社会人”的模式也是复杂而无法把握的。 “管理人”是赫伯特%26#8226;西蒙在其“有限理性”假说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熟悉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足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管理人”分析模式把人的决策行为视为一种动态的选择、探索、适应过程,即摘要:根据既定的满足目标,对已知的少量替代方案进行选择,不久因环境变化而不能得到满足再探索新的替代方案,同时也对满足程度进行调整。着的确是一种比较接近现实行为的分析模式。但就其自身的逻辑而言,“满足”标准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解说,也很难获得数学上的支持。同时什么时候探索新的方案、什么标注下调低满足程度也是非常模糊的。最后,生产者假如都是根据“满足”目标展开活动,很难解释资源会产生稀缺状况。7 最后是不属于经济学假定范围的“道德人”,它仅仅是其它学科学派用以进攻“经济人”的武器而已。道德人对于经济新问题的解释能力非常小,一个例证是在制度方面的,制度提供了人们追求私利时的行为规则,由此形成了社会秩序,相反,假如不把人假设为“经济人”,而是假设为不谋私利的“道德人”或“圣徒”,那么制度及其约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遗憾的是,人不是圣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笔者的结论摘要:假如我们真需要一个经济学上的“人”的话,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仍然是首选的。 四、冷酷的科学之外 有两件事务我愈是思索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布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准则。它们向我印证摘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或许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侵犯的领土日益广阔,人们对经济学的苛求也日益严厉。从诞生开始就受到各种非难的“经济人”其所受到的绝大多数指责都不属于其所属的探究范畴。所幸的是他竟平安无事茁壮成长。这样的大幸和大不幸都源于经济学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近了,而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远非“科学”两个字所能解释。当我们讨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关系时往往掉进“我们该作‘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本文在前边以十分轻视的口吻评价了“道德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这源于作者坚持经济学是科学这一冷酷的论断。但绝不表示任何对闪耀的人性之光的高尚道德的轻视。事实上笔者甚至反对把亲情、友情以及助人为乐的美德放入所谓“效用最大化”中去解释,经济学的领土仍然在经济领域,过多的扩张是对科学的不敬也是对经济学的变相毁灭。而道德、感情,即使不能禁止经济学涉足,至少我们也可以说其在这一领域的解释能力是十分弱小的。 科学是冷酷的,科学中的“人”是冷酷的,因为假如我们不“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现实中的人,我们得出的结论就往往会过于乐观。但现实中的人绝不会有着最大的恶意。在经济学之外,我虔诚而又敬畏地遵循着心中的道德,假如没有它,我的人生将会了无生趣。在没有成本和收益曲线的感情世界里,我随时愿意为自己的亲人、爱人、友人牺牲一切。 经济学管理论文:政府行政经济学管理 一、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的性质和起源 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是按照列宁的“国际辛迪加”模式组织起来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支配权统统集中于中央,就业由政府统一分配,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物资实行统一调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几乎没有自主权可言;政府的行政审批成了一切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环节,几乎覆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覆盖全社会的行政审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护了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场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以新建企业为例,目前新建企业所需行政审批事项与程序,尽管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所减少,但基本框架几乎未发生变化(李郁芳,2001)。事实上,行政审批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催生市场、扫除市场化改革障碍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有学者认为,“特许式改革”是广东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事实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下,“特许式改革”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事情常常是这样进行的:先由企业或改革项目的实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级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特许后方可实施某项改革。这种以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动改革的方式,客观上必然强化政府的审批制度,使大量本应由市场本身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企业上市、市场准入等,需要通过层层的政府审查、批准程序方可实现。这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时期直接指挥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目前通过审批标准来控制微观经济运行中的融资、市场准入等关键性环节;然而,政府行政审批的实质仍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是政府企图控制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工具。 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其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市场机制;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其功能却是保持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换句话说,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起源,应被理解为保持政府的微观资源配置职能,不需要寻找“市场失灵”或“帕累托最优”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质上的区别可以归结为行政审批制度“为谁服务”的问题。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为市场服务的工具;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则是使市场机制服从政府意图的工具。 可见,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政府的公共选择有关。具体说,目前在我国政府的公共选择规则方面,有三个问题使当前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长期延续: 1.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构。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领域或“政治市场”上,“个人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改变角色(即从市场交易主体变为公共选择主体——引者)时,并没有变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347。)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下,政府部门在履行管理职责时可以运用行政权力收取各种管理费用,并与本部门的收入和个人利益发生了联系。这就在客观上推动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谋求更多收费项目,获取更多审批权力。正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果与审批所带来的收益有关,行政审批由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演变为政府官员追求本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奖金或福利的行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弃行政审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广州市清理出的1050项审批项目中,各部门自报要求保留的有949项,占90.4%,自报取消审批的只有10项,仅占0.95%(注:李郁芳.关于政府审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规模膨胀。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由于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利、酬金经营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员必然千方百计地扩大政府机构,争取更多的职能和预算。这就在两方面要求行政审批的加强:第一,膨胀的政府规模需要更多的行政开支,在现有“吃饭财政”的状况下,财政难以满足政府机构膨胀的要求,导致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发不出工资,迫使国家不得不默认行政机构审批收费。第二,扩大政府规模必然要求为新增加的公职人员提供工作机会,扩充政府行政审批项目是“因人设事”的简便办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规模持续膨胀,从1979年的505万人增长至2001年的1104万人,在国有单位职工总数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对政府的行政审批造成较大刚性压力。 3.政府官员的“设租”和“寻租”。如果说审批收费还是政府官员以合法的理由获取个人利益,那么“设租”就是以非法方式获得个人利益了。寻租理论中的租金是指一种由政府官员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们“寻求租金”,就像利润的存在刺激人们“寻求利润”一样。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制度在许多领域制造了垄断租金(即“设租”),而那些企图进入这些产业获取垄断租金的人会通过游说、贿赂、雇佣官员的亲属等方式去讨好、接近官员,以便通过行政审批获取租金。在这里,行政审批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审批权力的政府岗位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肥缺和争夺对象。这同样使行政审批制度形成长期持续的刚性。 可见,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府官员出于个人利益而选择的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审批的这种性质,产生了与西方国家行政审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产业准入问题上,我国的行政审批缺席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某产业制造了障碍;而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却是要取消或削弱进入障碍。当然,在西方管制理论中也有关于利用进入限制来防止新企业的“过度进入”而引起“过度竞争”的讨论,但这种讨论的目的同样也是要弄清“过度进入”是否会偏离帕累托最优,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企图控制市场机制的精神实质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逆向选择效应 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阻碍了企业的产业进入,这种阻碍是通过逆向选择实现的。政府行政审批制的逆向选择效应,与常规的逆向选择有区别。常规的逆向选择,主要特点是当事人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迫使信息劣势方对信息优势方采取一个武断的评价标准,低于此标准即停止交易;这使得高于此标准的信息优势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从而形成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效应。而对于政府行政审批制,即使政府审批部门与申请进入市场的企业之间是信息对称的,同样会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员为寻求审批收费、租金等自身利益,无论政企之间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必须为企业制定一个武断的审批标准,以便从企业那里获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这就将产生阻碍企业进入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下面我们利用信息经济学根据具体说明这一问题。 假定存在欲进入市场A的企业i,它预期进入市场后将获得利润R;但如果企业i选择进入其他市场,可获得平均利润S,即企业i进入市场A的机会成本是S。假定S是一个常数且R>S,即企业i进入市场A后将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率。这一假定意味着,由于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对市场A的进入管制,使市场A出现了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租金R—S,吸引新企业进入该市场。但企图进入该市场的企业未必就能够得到垄断租金R—S,因为企业i在进入市场时必须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这种行政审批将使企业i的成本增加W个单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个方面:政府审批机构的收费;因行政审批而耗费的时间;寻租过程中的成本。由于这些成本纯粹是在进入过程中遭遇行政审批而产生的,因此可视为进入成本。政府审批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将选择一个符合自己收益的审批标准,这个标准将使企业i付出进入成本W。在这种情况下,企业i是否选择进入市场A,将取决于R—S是否大于W,即进入市场后获得的垄断租金是否足以抵偿进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不进入;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进入。 不过,除上述垄断租金、机会成本和进入成本因素外,企业i是否进入市场A,还需要考虑企业进入市场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过低,则企业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垄断租金甚至亏损,它还是要选择不进入。而成功的概率则与企业的预期收益R有关,因为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是,高收益的项目蕴含着高风险(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业i存在连续多个投资项目,每个投资项目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成功的项目产生收益 从(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越高,企业i的进入成本越高,则企业i所选择的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政府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企业要进入市场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审批收费和寻租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要求企业在进入市场后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或垄断租金来加以补偿。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企业才会进入市场。只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随着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将因为不合算而逐渐被淘汰出局,放弃进入市场的尝试。但在市场经济中,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和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实际效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低风险企业选择不进入市场,而越来越多的高风险企业选择进入市场,从而企业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将因此而逐步下降。这就是的形成机制。可见,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在这里导致了“高风险的企业驱逐低风险的企业”,因此具有逆向选择效应。在这种体制下,优质企业有可能因为进入成本过高而不愿再与审批部门纠缠,放弃进入市场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拥有高风险项目的劣质企业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继续向行政审批部门“公关”。显然,政府行政审批制的这种效应,在提高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难度的同时,也使进入市场的企业的质量发生了下降。从长期来看,这是极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要解决企业产业准入问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审批制是不可缺少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行政审批制不仅没有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在制造市场失灵,亟需通过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转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在这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蓝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审批制长期持续的深层次原因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不现实。目前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需要对政府本身进行改革。 1.重塑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利益结构。据施蒂格勒对美国管制收费的研究,1969年美国的反托拉斯司、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等基本不收费,其他管制机构的收费也很低,仅占总开支的0.022%—0.229%不等。这些费用只能弥补一些变动成本和手续费,政府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政拨款。这种利益结构足以保证官员不把审批收费作为“创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就是官员的利益结构的改革。政府官员的收入只能来源于财政拨款,不能与审批收费挂钩。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可大大消除审批项目的冲动。这就要求通过财政拨款适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 2.缩减政府规模。如果政府规模持续膨胀,财政开支就难以满足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设事”的现象也难以避免。如果仅仅取消审批事项,而机构和人员编制不作相应调整,行政审批制早晚会卷土重来。所以,缩减政府规模也是改革行政审批制的一个必要条件。目前我国的困难是事业单位规模、人员膨胀,占用的财政开支过多,使财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链条:要改革行政审批制,需要缩减政府规模,而后者又要求缩减事业单位规模,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 3.建立制约政府行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说到底是要约束政府行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强制力和内在的扩张冲动,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难以奏效,前述广州市的审批项目改革就是例证。所以,改革行政审批制还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约机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场和政府之上的力量。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审批制纳入法治的轨道,真正做到依法审批,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审批项目的扩张。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政府行政审批的法制化,进而为实现法治社会创造条件。 经济学管理论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管理 摘要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 资本论 》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自然·历史 在阐述“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的问题时,马克思批驳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于“个人”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1,而马克思认为这“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12,“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3,换句话说,个人是历史的产物,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为“人”下的定义,即“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4。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放入历史/社会的范畴,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继承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思考动力和基本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思想,这种立场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前提之一。 当然,人也有自然的一面,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点,“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15,但是,这里的“兽性”(自然),是一种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自然观,与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自然观(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根本区别,前者虽然不否定人的自然属性,但是却蕴涵着把自然对象化/客体化和以人为认识中心的哲学思想。这种人类中心的观念,是马克思论述的基本前提之一,如在讨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时候,确定商品有没有“用”,显然是以人为参照的,而进行商品交换的基本动力,也诉求于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即“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16,也就是说,在物品凝结人类必要劳动时间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建立在物品是否具有对人类来说有用的使用价值上,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和历史活动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历史”17,从而确立了历史主义的信念和方法,同时也为人征服自然确立了伦理上的合法性。 进一步说,这种人类中心的思想,是与近代科学主义的兴起以及世俗化的进程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把人从上帝那里分离出来,确立人的自然性本身,即是一次重新发现人认识人的过程,这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之一。在“上帝-自然”的论述语境中,人归属了自然,但是马克思却强调人是历史的产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就是说,成功逃离了上帝阴影的人,并没有堕落到地狱,而是又回归到一种被称作“历史或社会”的故事里,这样“自然-历史(社会)”就形成了一组相互结构的话语关系,马克思对其意义生产的逻辑是放弃自然/非历史化的解释(抽离了历史经验的假象),而把阐释的原因归还历史(时间运动的一种次序)和社会(空间的结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在这里自然不再指一种客观化的对象即自然化的自然,而成为了一种区别于历史的解释学的动力源之一即自然而然,或者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自然是无意识的,这是达尔文意义上的无意义,人类生命中也没有目的,只不过是些偶然事件罢了,而历史是有意义的”19。而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论述“自然发生的东西是如何变成历史的东西”20,这也成为19世纪末兴起以来社会学家们的任务,即“社会学一直是一种非自然化的力量,社会学家的目标在于将人类行为解释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现象,而不是自然的现象"21。 在马克思论述“生产与分配”的辩证关系时,作为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就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22,也就是说,在生产的时间序列上,此时的“自然前提”,实际上是彼时的“历史结果”,“历史”也就把“自然”辩证地否定了。 共时·历时 “历时-共时”是结构主义的一组基本概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这组概念引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后来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话语方式。索绪尔区别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关系和心理关系。历史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23,也就是说共时强调“同时存在”的各“结构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而历时则是“一个代替一个”的时间过程,或者说,空间作为时间中的一个顷刻成为共时的,而时间作为空间的持续成为历时的,这样“历时-共时”实际上代表着“时间-空间”的思维方法,历史主义偏重于历时的考察,而结构主义的贡献则是把共时的结构关系作为思考的重点。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张力所在。 不言自明,马克思更强调一种历时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于历史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时间的一种看法或态度。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历史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向前发展的,是逐渐“进步”的。马克思这样的一种进步的时间观来自于黑格尔,而黑格尔又是从哪里获得这样一种以不可逆为运动动力的时间观呢?按照刘小枫在《历史的终结》24一文中的追溯,可以得知这样一种时间观来自于12世纪的修道院创始人尤阿西莫的著作《论三位一体的本质和形式》,他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即上帝的三位一体,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结构关系,而是一个历史的关系,也就是说,三位一体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圣父是一个阶段,圣子是一个阶段,圣灵是一个阶段。这样历史就有了起点、发生、发展、终结等一系列“历时”的属性。 当然,黑格尔的历史观是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意志的运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这无疑是唯心主义者的观点,他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变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5,从而为其历史主义的信念之外套上唯物的外衣,可以说,在价值论上,马克思和黑格尔有着截然对立的差别:一个是唯物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代言人,当然,这种区别是马克思为了确定自己而与黑格尔划定的界线,参照系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后设的,但是马克思在根本上确是与黑格尔共同分享着同样历史动力学,只是在价值指向上是颠倒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26,从而马克思发挥了“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27,使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辩证法在本质来说,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 确立了一种变化的、发展的、辩证运动的时间观就为马克思在历时的视野中得以叙述商品、货币、资本等概念提供了可能。但是,马克思在强调历时的语境中并没有放弃对于共时结构的考察,在阐述“生产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里就可以体会马克思是如何在历时运动中辩证地把握共时结构的。 马克思接受了法国重农学派魁奈对于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把经济交换过程看成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从而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和消费就成为同一个结构体系内部的不同要素,但是在这一共时关系之中,各元素之间又被依次分布在一个时间的顺序当中,即由生产到交换到分配再到消费,然后再进入下一次循环,而马克思的洞察之处不仅论述了结构内部的历时关系,而且阐述了结构内部的共时关系,即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生产与交换的辩证关系,进而马克思认为“它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28,从而把生产作为此结构进行运动的根本动力,进而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等概念也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分析工具。 不过,需要指出的,虽然马克思在具体研究中没有放弃对共时结构的关注,但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把历史放置在一种时间关系的讨论中,这样,区域空间上的差异在叙事上也就转化为一种时间序列,这突出体现在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变的看法上。他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把历史/社会划分为原始的、亚细亚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等四种经济结构的演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样划分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的继承和综合29,显然,马克思在接受黑格尔的历史观的遗产的过程中,也接受了这种把空间差异转化为时间距离的叙述模式,或者说马克思把空间抽象为具体的时间排列,这也许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造成的,同时,也与马克思把“共时”辩证地纳入“历时”的叙述方法息息相关。 一般·特殊 作为一种进步的发展的时间观,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具有先后次序的排列方式,进而这就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历史的发展具有进步即辩证向上的运动逻辑,那么如何理解低级与更高一级的关系,或者说处在当下的语境如何理解之前的低级与之后的高级呢?马克思使用了一个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30,这里,马克思为什么不说“猴体解剖对于人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呢?他强调了认识高等动物对于低等动物的意义,而为什么不说认识低等动物对高等动物的意义呢?这种认识论上的轻重差异,就构成了马克思叙述上的一个假定,那就是他认为认识高等动物比认识低等动物更具有意义。 这种认识论,在其论述中有两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一是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具有共同性,否则就不能借助一个去认识另一个;另一个则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否则一个就不会比另一个更高级。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识,却涉及到马克思叙述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话语结构即“一般-特殊”的关系,阐释它们的关系不仅成为马克思为什么要把首要的研究工作放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31的考察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其叙述上的紧张关系。 在论述“生产”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是研究“生产一般”还是研究“生产特殊”的问题。“一般”是一种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个时代都会拥有的共同点,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32,也就是说“一般”在历时中是重复运动的,并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则历史就只能原地打转了,而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33,所以,马克思认为对“一般”考察,并不能得出支配历史前进的动力,而那些推动时展的“差别”或“特殊”却是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他要突显事物在历史中的运动变化,而不是共时性的结构(当然正如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在事物内部结构时更重视其空间关系),所以说,马克思强调了以不同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不同历史阶段的阶段性、差异性和断裂性,而不太重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及其连续性。 进而,就可以得出马克思之所以倾向于人体(高等动物)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找出动物的一般属性,而是为了探求人体之所以为人体(高等动物之所以为高等动物)的特殊性来,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4,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所以,马克思要从生产方式最高级的资产阶级社会入手研究,但是马克思又说“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35。 可见,马克思固然没有否定存在着超越一切历史关系的经济规律,但这种“一般”并不能掩盖“特殊”,或者说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要把“一般”纳入“特殊”,因为“特殊”恰恰是“历史”的产物,强调“特殊”无非是为了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特征36。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依然要从探讨“一般”/“共时”的规律出发,而这种规律的探讨,马克思受了科学主义的影响,如他把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律类比为物理学上的实验。他认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定、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37。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来自于19世纪科学主义的影响,也给马克思带来了叙述上的矛盾。一方面这种“抽象”的个案研究,建立在马克思的进步史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坚信“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8,而这样一种把空间的地域差异转化为顺序的进步的时间分布的逻辑,是一种19世纪的普遍主义的人类历史观念,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20世纪以来,这种“时间距离转化为空间差异”的历史观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判,比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采用共时的空间结构来替换历时的时间的“陈旧的进化论”39;另一方面,这种诉求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的研究,如何在其研究内部运用“特殊”,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个案式的研究能否超越用形而上学的规律替代具体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研究方式。进一步说,马克思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典型地点英国”这一“共时”结构的探讨纳入到种种非英国的世界史的“历时”当中,以及如何在诉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研究里关照英国自身的“特殊”历史,也就是说,在“共时-历时”、“一般-特殊”的话语结构中,它们是如何运动的,马克思的答案是“辩证法”,他在“抽象-具体”这一基本的话语结构中详细描述了辩证法的运动过程。 抽象·具体 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在结构上相类似,“抽象-具体”是马克思论述这些话语内部的运动时所借重的概念。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马克思的阐释方法是放弃“自然/共时/一般”,而诉求于“历史/历时/特殊”,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对“一般”的研究,否则就不会探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把英国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那么如何协调“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的关系呢?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从而为这些话语结构提供了动力和具体形式。 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文中,马克思描述了“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他以研究人口为例描述了“抽象-具体”这一话语结构的运动方式,即“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40,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辩证法”的精彩运动过程,用图式可以表现为: 具体蒸发抽象再现具体 (“混沌的表象”)(“最简单的规定”)(“丰富的总体”) 马克思把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称为“蒸发”,这是17世纪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仅仅从“生动的整体”里找出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而没有进一步把这种“抽象”辩证地运动到“具体”,而马克思所谓的科学的正确的方法是不能少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马克思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精神意志里拯救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他批评了那种以经济范畴观察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图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这些范畴及其内含,重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41。 进而,这也使马克思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视野(具体)与形而上学(抽象)的叙述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那就是说辩证法作为方法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运动,其本身的产生过程既是辩证的也是历史的,即黑格尔完成了“具体到抽象”,而马克思则实现了“抽象到具体的再现”,或者说马克思把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再现”,这种“具体的再现”就成为马克思落实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叙述上的方案,这种叙述上的方案能否真正抵达历史,也就是说,“辩证法”本质上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运动过程如何与“历史”这一唯物主义的诉求纠结起来,或者说马克思是在“辩证之中”寻找“历史”的依据,还是在“辩证之外”纳入“历史”的声音?这似乎是关乎政治经济学命脉的问题,下面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辩证·历史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其去神秘化,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辩证的运动模式,反而成为上面所讨论的话语结构的叙述动力,并且在《资本论》开篇第一章讨论《商品》的问题时,就把“具体-抽象”的辩证法付诸了实施。在叙述的进程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一被马克思称为“幽灵般的对象性”42成为对“具体”的一种“抽象”,并担负着“抽象”向“具体的再现”转化或者说进行唯物主义落实的重要任务,而且马克思把这种“抽象人类劳动”通过劳动力来让渡给或者说物化到商品的价值中,使其完成价值增殖的过程,使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假定的这种“凝结人类劳动力的抽象劳动”也就成为其叙述上实现“辩证”到“历史”的唯物主义转化的“瓶颈”。马克思是否完成了这项任务,将决定着“抽象-具体”等一系列话语结构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科学和真理的叙述企图。 为什么马克思将商品理论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这是考虑到“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而不是其他社会关系的特性”43,我觉得除此之外,不得不考虑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资本论》一开篇,他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44实际上,马克思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表象,这种表象也就是“混沌的表象”(具体);二是这种社会财富可以还原为(或者说“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为)单个的商品,对于后一个理由,即“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叙述模式,在微观物理学上,探究物质构成的方法就是逐步分离的过程,马克思显然相信这样一种把复杂的事物还原(实际上也是一种抽象的方式)为同质的元素,进而考察单个元素(“最简单的规定”)也就可以达到认识整体即“丰富的总体”的方法,这是多么惬意地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法呀。 马克思的论述从商品的物质属性即使用价值开始,正如前面所说,这种论述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上,当然,在叙事上,马克思引入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使商品这一“抽象的能指”找到了一个所指45,或者说一个更“具体的能指”。运动总算开始了,紧接着,马克思就进入了问题的关键,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什么能够“实现”交换,这里,马克思没有把商品为什么能够交换放在心上,因为这依然是以人为本的思路,交换方实行交换的唯一目的或企图就是为了获得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所关心的(这也为后人攻击马克思留下了悬念46),他需要在“交换行为”内部为维持这种广泛的交换关系寻找到一个“一般”的理由、动力或者可能。 “一般”在基本的话语结构中意味着“共时”/“抽象”,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放弃具体、偶然、历史等可变因素中的交换活动,而把交换抽象为普遍的、同构的过程,把唯一的“特殊”性保留给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为这是交换得以进行的根本动力和唯一理由,那么,就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了,即使用价值凭什么能够交换,也就是说,这些因为使用价值不同而具有本“质”区别的商品依靠什么可以放置在同一个天平上,进而,马克思的任务就变成如何由“特殊/差异”蒸发为“一般”的了,也就是要完成“具体”到“抽象”的运动。 这时,马克思终于露出了他要实现这一推论的秘密武器了,这次,他借重的是数学这一为科学大厦奠基的方法。转折点体现在“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47,秘密就在这个“等式”上。“等式”不仅意味着“特殊的/个别的/偶然的”相等,而且更重要地是数学上的“等式”具有无限运动下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等号”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归整到它的旗下,这样“等式”就具有了“一般”,显然这里的“一般”依赖于本身已经被抽象过的数量,这样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放在等式的两边了,也就意味着交换双方的商品在某种形式的“量”上具有同质性,可以说,马克思把“特殊的质”的问题转化为了“同质的量”的问题,商品在使用价值上既具有了“特殊的质”,又具有了“一般的质”,这个“一般的质”被马克思命名为商品的“价值”,就这样“特殊”与“一般”被辩证地统一在了商品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辩证法已经具体表现为“二重性”48,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辩证法这一结构内部也赋予了否定之否定的历时运动和二重性的共时分布,如果说前者是螺旋上升,后者则是对立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上面提到的“历时-共时”、“特殊-一般”、“具体-抽象”等话语结构也被辩证地运用到辩证法自身了,进而,辩证法在马克思的手中既具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开放性,又具有自我缠绕、自我论证的自省特质,当然这种一旦把开放性和自省特质分别讲述的企图呈现出来的时候,另一种辩证统一的力量也就被辩证法“自行”启动了。简单地说,辩证法在叙述上的基本叙述方式表现为“既(是)……又(不是)……”,如马克思在阐述剩余价值诞生的过程中,这种辩证法或者叙述方式成为最终在叙事上完成“资本生资本”的秘密起着关键性地作用,即“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49。 当马克思由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的商品”论述为具有“一般的价值的商品”时,已经完成了由“具体”蒸发到“抽象”的任务,也就是说辩证法完成一半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如何由“抽象”再重新降落到“具体”。“同质的量”的价值成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出发点,显然,这里的“同质的量”还停留在抽象的数学的基础上,或者说,此时“价值”还是一个“空洞的能指”,这时,马克思需要为这个漂浮的“能指”找到一个“降落伞”,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正如他以人类中心的有用性来约束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他把商品是否投注了人类“劳动”作为其价值的所指,从而“劳动”这个词汇被马克思勾陈出来,甚至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0,这种付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类的劳动。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追问,马克思为什么会选择“劳动”来充当叙述的重任。 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51,也就是说“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态度,或者说人对自然的一种作用力或意志力,这显然来自于黑格尔所描述的“孩子向水面投掷石头而掀起涟漪”的故事,正如上面谈到的,人来自于自然,但“人/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却体现为一种征服与驯服的决断力,即人投射到自然身上的“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52,这与是否能有用于人类而作为衡量商品使用价值的逻辑一样,人通过“劳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自身。不过,马克思没有满足于这种在“人-自然”的框架里阐述劳动,因为这只能说明劳动的存在,而无法回答为什么劳动对于商品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克思说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几乎发现了劳动价值理论,但因为一个很简单也是最终的原因,他不能创立这样一种理论,因为当时劳动并没有商品化”53,也就是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54,可见,马克思在使用“自然-历史”的话语结构来为劳动寻找阐释力的时候依然选择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 当马克思把“劳动”放置在历史/历时的过程之中的时候,作为叙述动力的辩证法也随着开始启动,进而,可以看到,所谓的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依然是劳动由具体的/个体的,上升为抽象的/一般的,当然,“劳动”的历史演化也由原始的/简单的发展为高级的/复杂的。具体地说,马克思把劳动的认识大致分为这样一个历时的辩证顺序:“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到“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再到“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程去的、对象化的劳动”55,最后马克思把劳动抽象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56,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所谓历史观,不仅是一种进步的时间态度,而是一种辩证的时间观57,“《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就体现了这一辩证的时间观念,它通过改造和综合斯密和黑格尔的逻辑,创造性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58。 由抽象的数量,变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在某种意义上,这依然是能指自身的运动,或者说马克思为商品搭建的天梯还没有完成,但已经离地面不远了,或者说在马克思找到“等式”的时候,天梯的蓝图已经绘成了,很快,马克思把“抽象的人类劳动”量化为“劳动的量”,而“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59,这样,“抽象的人类劳动”就被换算为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抽象的数量终于羽化为了具体的时间尺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如果辩证法就此停止,具体的时间又将会变成特殊的/个体的/偶然的,这与商品拥有“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没有什么两样,这样辩证法就变成了循环论,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愿意看到,因此,这种通过时间单位度量的劳动时间应该是抽象的/一般的,否则就要走老路了。 辩证法继续前进,马克思引入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经过了长途跋涉,马克思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抽象的人类劳动的所指固定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因为它在共时的结构中具有稳定性,也就是说它对于一定的生产条件来说,是抽象的/一般的/不变的,但它又是一种时间概念,又是具体的/特殊的/差异性(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在量上也有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是抽象的(无法核算出具体的物理时间),又是具体的(可以用多少来度量),这是多么精彩的辩证法呀。 可是,叙述的危机也在辩证法结束之时随之到来。由“商品的具体的使用价值”到“商品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价值”再到“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过程中,辩证法就像写好的电脑程序一样自行运算,而“历史参照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商品在辩证法的旅行中充当了一个能指的角色,辩证法的动力或者说运动方式,则转化“能指寻找所指然后所指又充当能指再寻找下一个所指”的一种类似于拉康描述的能指在能指链上滑动的过程,比如作为能指的商品找到的所指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作为能指找到的所指是价值,直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出现,辩证法停止了,能指也停止了。这种能指自身的运动,在运动开始就把其参照物留在了叙述之外,也就是说,辩证法一旦进入叙述就会转化为能指趋向于所指的运动,而把历史参照物抛在一边。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无法进入“辩证法”,也就是说,历史处在辩证法之外。 不过,叙述的动力依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诉求。因为辩证法的运动,被展现为了能指不断滑向所指的运动,也就是说,驱使能指向所指运动的动因是为了暂时获得一个“意义”,以想象地完满能指的匮乏,这种追逐“意义”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落实唯物主义的叙述方案,在“能指/所指”的结构中,马克思实现了唯物主义的方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他在叙述上要实现是的符号与历史参照物的唯物主义诉求,而实际上,从分析“商品”的辩证运动中可以看出,他只能在“能指/所指”之间实现唯物主义,而没有让能指溢出符号抵达历史参照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着清晰地认识,他认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60,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由“辩证法”而寻找到的“先验的结构”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他认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61,这种“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的信念,成为马克思在叙述上完成“先验的结构”与“改变世界”的融合的动力,这种努力体现在马克思试图为这个经过辩证运动获得的“先验的结构”寻找一种“历史/历时/特殊/具体”的依据,就让我们从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理论中来体会这种努力吧。 剩余价值的理论,是关于“资本”的理论,即“资本(G)如何变成资本(G'''')”的理论。马克思首先发现,“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62,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劳动的二重性”这一被马克思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63上,即“劳动既可以表现为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又可以成为不同量的抽象劳动”,这样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即劳动可以成为商品,但同时,劳动又是商品的价值源泉,这种“独特商品”就造成了作为商品的价值与自身投注到商品的价值源泉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就是剩余价值的不二法门,即“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64。关于“劳动”的辩证法,在《商品》一章中马克思就已经论述过了,所以在论述“剩余价值理论”时,马克思引入了历史的声音,也就是把“剩余价值”落实到历史当中,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论述,即“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65,从而为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叙述上提供了历史的制度上的阐释。另外,马克思在对于“最初的资本从哪来的问题”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阐述上,更显示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魅力,而这恰恰是辩证法无力完成的任务。 结语 马克思与他之前的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6,这样一种强烈地把哲学活动指向实践的态度,导致了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从而在叙述上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辩证”与“历史”,即如何把“历史”转为一种“辩证”,如何把“辩证”纳入一种“历史”,这种叙事的张力可以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这四组基本的话语结构中体现出来。 我在上文中把商品在“辩证法”中的运动的过程,转换成了商品作为一个能指不断寻找所指的滑动,也就是说,语言学以来,“辩证·历史”的问题,被转化为“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的问题,显然,在辩证法内部永远也无法抵达历史参照物,可以说,历史在辩证法之外,即在辩证法开始运动之外或停止运动之后,历史才登场,这也许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吧。
小学基础教育论文:农村小学语感培养基础教育 【摘要】语感是语言的色彩化,是语言的一种感知力。针对小学语文新课程要求,本文提出改革小学生语感的培养方式,应以实践性为前提,以语感需回归生活,植与生活为突破口,立足小学生语感在生活化培养,打造小学生语感培养的快捷方式。 【关键词】小学语感语言回归生活 一、语感的定义和特征: 语感,是比较直接、迅速地感悟语言文字的能力,是语文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语言文字分析、理解、体会、吸收全过程的高度浓缩。语感是语言的感性和理性的综合体,是学生在长期的规范的语言实践中培养起来的一种意会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与生俱来的,如何使小学生能具备这种能力,怎样培养小学生的语感,以是小学语文教师最关注的话题。 语感具有如下特征: 1、内隐性:语感是看不见摸不着。如果不说破它,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有一定的甚至较强的语感能力,更不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在一些情况下必须借助想象和联想来实现; 2、直接性:语感是快速的反应、没有思维的直接参与,而直接对言语对象整体的、全面的、笼统的把握,兼顾方方面面各个层次的具体去理解的过程。 3、人文性:语感例外一个特征,是由人的精神情感做主自然而然地配合情境在脑中寻找相应的词语和组织句法的过程。 4、生活性。语感本身并不是一种能单独存在的东西,它往往通过同生活中感受、知觉而粘附在一定的表象之中。这是是语感培养的趋势所在。语感联系实际生活有助于小学生积极的去思考语感的生活化表现,懂的利用自己语言库去应对生活复杂的语言中所包含的情感,懂得用生活中的语感去验证理性的语感。 二、回归生活,让语感还于自然 1、利用生活情景培养语感 “要想会游泳,必须先下水。”加强言语实践是培养学生语感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语感是在反复的言语实践感受中积淀而成的。每一篇优秀的言语作品都寄寓了作者丰富深刻的情感、愿望、理想等,言语其实是精神客观化的表现。在激发学生对言语的理解时,不能就字论字。不能只讲言语如何如何好,词句如何如何恰当,而要把教学的目标放在作者的创作的心思意图上,否则学生找到语感的感觉,不管教师怎样启发也感觉不到言语作品的神韵。要使学生领悟文章的思想意蕴,感受作者的审美体验,要注意在教学过程中设立语感培养的生活情景,使学生不由自主地调动自己的生活情景,并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为进行语感训练创设条件。如:《草原》一课描绘“一碧千里”“小丘柔美”“翠色欲流”的情景时,可先让学生闭上眼睛,让小学生试想一下:假如你是一位来草原寻找灵感的诗人,你会低吟一首怎样奇丽的小诗呢?假如你是一位带团游览的导游,你又会怎样向游客来宣传草原的美景呢?当小学生已经用心感受到了那儿的风景之后。再放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一起来聆听一首献给草原的赞歌。这样,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学生的联想、想象参与感知活动,学生由被动地接受情景的熏陶,转为积极地营造课堂情景,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语感训练。 不同的语言能够引起不同的语感,有什么样的言语就有其特有的语感,因此语感培养有时必须借助于优秀的言语作品,调动理解语言情景。教师应在紧要处注重点拨,学生对语言材料的感受就会准确、细腻、真切。如《古井》一课,有这样一句话“古井不仅为乡亲们提供泉水,而且陶冶了人们的品格”,能给乡亲们提供泉水倒是可以理解,怎么陶冶乡亲们的情操呢?学生感觉不到,即使再读上好几遍,语感的培养还是收效甚微。语文教师不妨在讲此课前准备几个木桶,木桶先不要放水,组织学生拿着木桶去洗手池中去接水,这样整个的《古井》的“仿真版”就出现了,试想:这样身临其境的学习法,能不增加学生的语感吗? 2、口语交际,增强语感。 语感的形成来源于人们听说的生活实践。孩子学会说话的过程就包括了他语感的成长。我们就是要把这种“轻松式学习”搬到课堂上来,让小学生敢说话,让他们每个人都能走上讲台。上台演讲既能锻炼学生的胆量又可以提高学生的现场组织能力。对于台下的“听众”来说也是培养语感的极佳的方式,因为在课本上学的都是过去的事情,需要他们去站在文章作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现在是面对面的交流,台上演讲者的言语,以及一举一动带给台下的小学生的是现实生活中真是的写照。因此,在语文教学中,一方面要努力激发学生说话的欲望,另一方面要鼓起他们说话的勇气,把他们想说的话大胆说出来,表扬他们说话的点滴进步,为学生营造一个以敢说为荣的语言环境的同时,增强小学生的语感。 3、练笔感悟,丰富语感。 经常借助生活的现象练笔,也是培养语感的一条极好的途径。将自己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以真实的文字表达出来。写表达能力的培养没有捷径可走,但有一种快捷方式:先从他们熟悉的生活事物、现象、以及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的感受写起,这个不断现实化写作的过程,可以提高学生遣词造句的把握能力能力,使语言的运用得生活化的训练,从而培养出敏锐的语感。如:在学校有作文课是,语文教师不妨安排校外创作的内容,可以将学生置于树林、海边、山丘等,这样的环境具有创作的情调,有培养语感的浓厚氛围。看到树林,很多学生会课本上所学的《松鼠》,想象一下,松鼠做树林中雀跃的镜头,真的身在其中。这样让学生走进角色,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作者创作的氛围,为学生语感的培养提供了快捷方式。另外学生现实生活化的基础上,让学生练习扩写、缩写、续写、写读后感等读写结合、升华感悟、深化语感。 总结: 作为素质教育下的小学语文教师,在小学生语感培养过程中应围绕着生活实践为基础,善于引用小学生熟知的事物现象去分析语感,这样短期内可提高学生的接受能力,长期后可改变学生的学习观,对学生的终身学习十分有益。 新课程理念下小学生语感培养的“快捷方式”就是语感回归生活,强调语言基础知识与技能,突出语感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我们知道,只有回归生活,植根于生活世界并为生活世界服务的语感,才是具有价值的语言。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强调联系生活实际,才能使学生语感的学习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学习意义的自主建构和切身体验,提高学生对语文学科的学习兴趣,使之为生活所用。 小学基础教育论文:小学生主体人格基础教育 一、课题的提出 人格,即个人的心理面貌,个人的意识倾向与各种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心理学上也常常把人格同于“个性”。社会学、伦理学则把人格看作个人的道德行为倾向的总和。我们用人格来表示人的发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品质。 儿童处于人格发展的重要时期,一般认为,儿童期是心理和行为方式形成的敏感期、关键期,0至6岁儿童自我意识开始启蒙,6至12岁儿童行为习惯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10岁左右儿童性格开始形成,而至16岁左右独立人格基本形成。小学生正处于自我意识迅速发展,主体人格开始形成的重要发展时期,因此必须重视人格的形成、完善、发展。另一方面,儿童发展中的消极影响,例如独生子女得到过多的保护和溺爱,家庭社会乃至学校教育的某些失误,不恰当的伤害和压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儿童期人格的某些缺陷,如何避免乃至克服这种人格缺陷,也是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同时,儿童处于社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信息、文化、知识,面对未来社会的挑战,如何帮助儿童学习和适应社会是儿童发展的又一敏感问题。我们认为,健全的人格有助于对环境的适应与克服,有助于以积极的心情去面向生活,面向未来。 二、小学生主体人格发展教育的模型构建 1.影响小学生主体发展的基本因素 (l)环境因素。环境作为个体与社会的中间媒体对儿童人格具有重要影响,儿童的早期经验、经历(尤其是家庭教育环境与家庭生活经验)对于早期人格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学校教育是一种主导性的有目标的可控制的教育活动,那么我们力图通过这种可影响可控制的教育环境对小学生的主体人格产生积极影响。 (2)活动因素。影响小学生人格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活动是:游戏与交往、生活与劳动、思维与学习,本课题试图通过上述三大活动影响儿童的人格发展。 (3)文化因素。文化对人格的发展存在着现实的和可能的,显性的和隐性的,及时的和长久的影响。校园文化是发展儿童健全人格和兴趣特长的特殊和有效的途径。由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计算机网络的出现’(计算机网络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对儿童人格发展具有显著的意义。 2.小学生主体人格发展教育模型的构建 小学生的人格发展主要是通过三大系统实现的:环境、活动、文化。考察现代社会条件下小学生主体人格的发展,就应该具体研究这些基本条件(社会环境、社会活动、社会文化),乃至具体的学校教育环境、活动、文化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认为:第一,这些因素就其现实性、可能性上都可以加以诱导、影响和控制的;第二,上述因素也是交互影响的。 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底三面四层次”的儿童人格发展的模型(见下图):一底指主体,即儿童的自我意识培养或主体意识,这是人格的核心;三面指环境、活动、文化;四层次指自主性、参与性、合作性、创造性。 3.小学生主体人格发展教育的研究方法 以行动研究法为主,辅之以调查法,自然实验法与个案研究。 4.小学生主体人格发展教育的目标 教育目标是整个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内容,也是教育评价的依据。根据我们构建的“一底三面四层次”的假设模型,把现代人格教育的目标定位在自主性、主动性、合作性、创造性四个层面上(见下图)。 小学生主体人格的发展,大致表现于自主性、主动性、合作性和创造性。这四大特征的排列大体也表现了儿童人格由弱到强、由低到高、由里到外的系列。自主性: ①形成初步的独立判断,独立思考而不经常放弃自己正确的想法;②有恰当的自我判断能力;③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并有稳定、合理的习惯;④对自己有信心,独立完成学习任务。 主动性: ①有广泛的兴趣,对自我感兴趣的事物能主动选择;②有较强的求知欲;③有一定的成就动机,在乎学习成绩或在集体中的地位;④有一定的竞争意识或希望超过别人。 合作性: ①有参与学习、交往或其他活动的意识;②有适当的伙伴交往方式和参加集体活动的心理;③会适当地评价他人或引起他人的好感、注意;④适应环境,有初步的适应社会的能力。 创造性: ①有简单的动手操作能力;②有一定的发散性思维或具有较好的学习思维品质;③有创造的欲望;④有创新的意识或表现出与其他儿童不一般的能力。上述指标每一组别都可以有等级水平的差异(A一C)。 根据儿童的心理特征和年龄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又可以分解出分年级指标及其行为表现;再根据儿童交往、学习、生活这三项主要行为习惯,我们还可以分解出具体的学习和行为水平。 三、小学生主体人格发展教育的实施 环境、课程与活动构成了现代人格教育的三个面,也可以看作是发展空间。我们也把这三个面看作实施现代人格教育的主要途径。广义的活动包括学习活动(课程活动),为避免交叉,我们把活动限定为非课程活动即学生的自主活动。 1.环境对小学生主体人格的影响及其研究 环境是儿童人格形成、发展的现实性和潜在性因素,我们主要进行了下面几项研究: (l)社区环境对儿童人格的影响。 水上新村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社区。它建于60年代初,是政府为解决船民上岸居住而兴建的一个船民新村。尽管宝山城镇随着宝钢的建设而城市化,水上新村的居民成份也有一定变化,但总体上由于船民的职业、家族及文化传统,特别是家长的职业流动性多、外来妹多、下岗多这些特征,将会给他们子女的教育及人格的发展培养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学校、教师又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和完善他们人格的健康发展等都是我们探究的内容。(见专题研究报告:《水上新村社区环境对小学生人格的影响》) (2)家庭环境对儿童人格的影响。 我们一方面通过较为系统的家庭教育指导(家长学校等)对不同层面的家长进行调查、指导,从而引导家长建立正确的全面的教育观,这里突出的就是“人格本位”。具体专题有:儿童行为习惯的养成,情商与非智力因素,儿童心理健康与人格塑造,家庭教育的指导及其方法等。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近100个儿童人格发展的个案对不同类型的家庭教育状况及其影响作了调查分析。(见《现代人格教育》第二集《宝山区实验小学人格教育个案集》) (3)学校环境对儿童人格的影响。 学校环境是一个含义较多的概念。这里我们主要研究的是校园文化环境(追求一种文化的积淀,由洁净型向文化型的转变)、校园信息环境(以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为媒介,以校园网络为载体,开展了小队网络活动)与校园心理环境(提倡通过对学生交往、学习等方面的心理指导,来培养学生的和谐人格,并对个别学生的人格偏异进行针对性的矫治)对儿童主体人格发展的影响。 2.课程与学生主体人格发展的研究 课程是儿童期学生最重要的学习和实践活动。它体现了有计划有目标可控制的主要的教育过程。这里主要进行了素质教育课程化与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前者我们提出现代科技教育并形成办学特色;后者数学组进行了“主动构建,创新发展”数学教学模式、语文组进行了促进主体参与“自学指导”探索、英语组进行了“合作与体验”教学模式等的研究。这些研究以教学活动为载体,对儿童人格(自主性、参与性、合作性、创造性等)的发展有显著意义。 3.活动对于儿童主体人格发展的研究 个性教育活动化。从广义的角度,活动理论如同环境理论、课程理论一样构成了我们现代人格教育的重要基石,也形成了人格教育的三个“面”。个性教育活动化主要指的是课外活动,包括学生的兴趣活动、校园文化活动、少先队活动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等。我们开展了适合学生兴趣特长发展的许多课外活动:如数学奥林匹克、头脑奥林匹克、工艺美术、舞蹈等有二十多个课外兴趣小组。我们还建立了各种学生社团:如英语俱乐部、计算机之友俱乐部、青青草小诗社等。这些活动一方面促进了素质教育的开展,另一方面对于发展学生主体人格具有重要意义。(见《素质教育与儿童主体人格》)我们正是通过丰富多采的活动帮助儿童主动地学习,主动地选择,从而发展学生的主体人格。 四、小学生主体人格发展教育的评价 我们根据“一底三面四层次”的模型和目标要求,参考了国内外有关人格发展的量表,并借助于个案研究,归纳了人格特征的若干显著指标,分成A、B、C三级供学生自我测定和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评价。 试举例如下: (l)主体性 A.自我控制 问卷测试题:你正在完成作业,正好有你非常想看的卡通电视,你是怎样做的?选择:1.做作业2.看电视3.可以看电视但一定要完成作业 (2)主动性 A.成就动机 (3)合作性 A.合群心理 (4)创造性 A.创新意识 五、小学生主体人格发展的教育研究结果 小学生主体人格发展教育的研究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学生的个体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学习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近千名学生在区以上各类竞赛中获奖,还有约占全校60%的学生获学校的特长证书。 作为现代人格教育,我们的收获不仅是学生的发展,还有教师的自我发展。现在实验小学初步形成了具有现代教育理论、生气勃勃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我校100%的教师已完成大专以上学历,正在培养自己的本科生、研究生。几年来,我校教师中荣获全国优秀教师2人,市先进教育工作者1人,市园丁奖l人,有近40人在市、区级获奖。实验小学形成了现代教育的氛围,形成了有利青年教师成长的环境。一批青年教师在区内外崭露头角。(见《宝山实验·师德风范专集》) 我校在实施现代人格教育过程中形成了教育科研的氛围,近六年来,在省市以上报刊发表各类论文100多篇,编选《现代人格教育》专集7本,有的已经出版,获区教科研二等奖5个,三等奖7个。特别高兴的是,绝大多数老师参加了本课题的实验研究。 我校接受了区政府督导室的督导,被评为宝山区双高普九先进单位,优秀单位;区以法治校先进单位;区文明单位;区科技特色学校,还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荣获全国雏鹰大队称号。 我们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①现代人格教育的总的理论框架较大,受课题目标的制约,有些已超过基层科研人员的能力和学识水平。②对大量的经验状态的研究,如何提炼为科学的总结,还需要努力。 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完善这一课题,以期取得更大收获。 小学基础教育论文:小学基础教育发展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终身学习作为整个教育系统改革的指导思想,为根本解决基础教育的困扰提供了有效的思路。本文在梳理终身学习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介绍了英、美、日、法、挪威、瑞典等发达国家在构建终身学习体系背景下中小学改革的不同方案,提出了发达国家中小学改革的三大趋势。 关键词:终身学习;发达国家;中小学发展 一、终身学习思想的提出 终身教育的思想古已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终身教育思想,是在二战以后才发展起来的。1960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的国际成人教育大会,阐明了将成人教育纳入整个人生教育范畴的必要性,倡导“成人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1965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计划处处长,后任终身教育局局长的法国成人教育专家保罗·郎格朗,向国际成人教育促进委员会提供了一份关于终身教育构想的提案,首次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思想;终身教育应当贯穿人的一生,要使教育和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生不可缺少的活动;教育要连结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使今后的教育在每一个人需要的时刻,随时都能以最好的方式提供必要的知识技能。 “终身教育”这一概念当时是联合国为消除“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差距提出的,得到了世界广泛的赞同并在一些发达国家得到了贯彻和实施。 197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第19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成人教育发展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与终身教育并列的概念——终身学习。如果说终身教育的概念强调的是社会为处于不同年龄和不同环境之中的人们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机会的话,那么终身学习的概念则是站在学习者的角度,从学习者的主体性出发,强调终身学习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 20世纪60、70年代,发达国家工业高度增长,产业界急需大量适应性强的有知识的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者,可当时的成人教育、社会教育却无法满足产业界的需求,终身教育的思想才被提出。为此,少数发达国家为实现终身学习的努力大都侧重于在企业界的参与和支持下,在工作环境内外为劳动者提供多种形式的教育,同时学习的方式和内容也必须发生整合和切题的变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对于高等和职业教育而言,基础教育总体上参与较少,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中小学中开办夜校就已经是基础教育对终身学习的较大回应了。随后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原因,如企业的投资不能得到合适的回报,接受继续教育的成人也多偏于那些学历较高或取得较高工作业绩的人等等,对终身学习思想的重视程度也渐渐回落。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信息社会、经济全球化等趋势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成人学习者群体(包括妇女和老人)的丰富和增加也给教育和培训系统提出了新的挑战,再加上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压力的增加,对发达国家来讲主要是基本实现入学机会均等以后仍然大量存在的基础教育阶段内部事实上的不平等,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尤其是20世纪最后10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各发达国家了一系列的文件、报告和宣言,进一步阐述了终身学习思想对人类发展的战略作用,同时明确指出培养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以及社会和谐发展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因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纷纷探索建立终身学习体系。但是,中小学作为正规学校体系的起始阶段,在渴望实现个体终身学习的今天,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和挑战。在中小学内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学生学习兴趣、道德水准日渐下降的威胁,学校教育未能激发学生——尤其是学习成绩处于劣势的学生——获得终身学习所需要的学习动机和基本学习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在基本实现教育入学机会均等之后,学校教育没能有效地促进不同种族、性别、家庭背景甚至宗教信仰家庭孩子的平等发展,同时带来的两极分化也是困扰许多国家的难题;课程体系和教学形式在整齐划一和多样选择之间摇摆不定,与质量和公平无法兼顾同等重要的是尚未找到激发以终身学习为目的的或者以个体自主发展为导向的学习活动发生的有效途径。在中小学外部,社会对于提高中小学公共投资与扩展其服务范围的结果并不十分满意,教育资源不合理配置,甚至浪费的情况在有些地区和国家还很严重。 终身学习作为整个教育系统改革的指导思想,为根本解决基础教育的困扰提供了有效的思路,使我们认识到基础教育或基本学习就是指“人们为生存下去,为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为有尊严的生活和工作,为充分参与发展,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为做出有见识的决策,以及为继续学习”等方面所需要的“基本学习手段(如识字、口头表达、演算和解题)和基本学习内容”;因此评价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只要是具有挑战性,又能鼓励和支持每一个人终身都能进行学习并取得成功的教学形式就是可取的;基础性学习能力的培养绝不仅仅是学校基本课程的实施,而是注重自我调节性学习动机和能力的养成;无论是何种教育形式都应强调其资源配置的合理、有效和适当等等。同时,终身学习的思想从促进个体个性和智力终身持续发展的角度,打破了正规基础教育的封闭和独立,将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体系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一系列非正规教育相结合,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相贯通,为那些学业失败的学生提供更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和学习途径,并对这些学习经历和获得的经验给予有效性的认可;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强调要将个体一生中不同阶段的学习和在非常广泛的各种不同机构及团体中的学习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连接,而不仅仅是孤立地看待人们接受的各种教育和培训形式,或者忽视人们参与各种非正规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和收获。 因此,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和地区,中小学在终身学习的背景下在社区、或区域发展中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角色,在构建学习化社会的进程中应当如何改变自身的目的、结构和职能,必然成为研究、探索和改革的重点。 二、发达国家中小学的发展和改革 尽管学校教育有这样那样的弊端和不足,但它对于提高个体技能和能力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知识和社会发展与包容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样,学校教育在个体进行社会化以成为健康的个体和活跃的公民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从上述意义出发,中小学作为终身学习的起始阶段,就承担了更为重要的基础作用。《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指出:“基础教育本身不应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应是终身学习的一种基础”。显然,学习化社会到来之际,无论发生什么变化,这种基本功能是应当肯定的。 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均把基础教育视为终身学习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在终身学习的理念和框架之下开展中小学的改革。 (一)日本作为世界上终身学习水平最高的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文部省、中央教育审议会、临时教育审议会、内阁和产业经济部门、企业界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一起致力于在全国建立完备的终身学习推进机制,从改革社会教育入手,进而从建立根植社区的中小学、从强化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教与学的角度来把握终身学习,因此日本中小学的教育目标、课程体系和评价方式都随之进行了重大改革。 (二)美国则将终身学习的重点从“保障被剥夺教育机会或为偏远地区学习不利者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等补偿教育的理念”转为“追求促使美国人民生活更加改善、更加充实、并能不断促进建立健全的学习社会的远大目标”,从培养全体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角度强调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同时注重通过联邦政府设立大量项目资金支持地方教育机构、社会私立组织提供多种形式的学习机会,确保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 (三)英国同样给予了终身学习前所未有的重视,认为终身学习是确保英国未来繁荣,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全纳社会的中心策略,加强了中等后及成人培训的机会,并与中小学建立国家课程、改革考试、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等一起促进终身学习的发展。 (四)对于法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经济萧条以及以青年为中心的大规模实业等社会问题使得法国政府以终身学习思想为指导,确立教育为国家最优先发展领域,从在中小学采用弹性课程、精选基础教育的课程内容、强调对落后学生的个别指导等方面提高基础教育阶段青少年的学习能力和基本素质。 (五)挪威也把终身学习视作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终身学习作为整个教育系统改革的指导性、统领性理念,重点依靠现有的公共教育力量,通过对中小学教育的再改造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和能力,并为成人的继续教育提供多种机会。 (六)瑞典的成人教育传统悠久,经由回流教育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官方文件中正式提到终身学习,其中中小学引入“生命计划”的思想,采取各学校更加自由的选择教学内容、制定教学计划、综合中学增添职业教育的内容以实现普通教育职业化等措施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三、发达国家中小学改革的趋势 综观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终身学习背景下的中小学发展与变化,呈现出以下趋势: (一)终身学习已从思想层面进入法律和制度层面,为中小学改革提供了依据 其中日本、美国都颁布了专门的《终身学习法》,英国、法国虽然没有颁布专门的终身学习法规,但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和文件对社会和个人在终身学习方面进行了规范和约束。 (二)以终身学习思想为指导,广泛开展中小学内部改革 1、改革中小学教育目标,培养学生进行终身学习的态度和能力。例如日本政府就在中央教育审议会咨询报告《展望21世纪的我国教育的形态》,提出今后的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要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学校教育的目的应“变为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的教育,谋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丰富的人性和健康的体魄”……“着眼于终身学习,而不是把学校教育当成终结,重视自主学习、自主思考等生存能力的培养,打下终身学习的素质基础。” 2、扩大学校自主权,在加强教育内容基准化的同时设置弹性课程,加强个别化教学,改革中小学内部教学、管理思想和制度,适应终身学习社会的需要。如美国主要是通过缩小学区的作用而逐步增强学校的责任和权限。英国也通过缩小地方教育当局的权限、强化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等办法下放学校自主权,同时通过“国家课程”的设立提高学校教学的质量。日本则通过推行地方分权的改革,把管理和教学自主权还给学校,因此日本的中小学在教学和管理制度上也采取了不少改革调整的政策和措施,使之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法国则强调在精选课程内容的基础上采用弹性课程,同时强化对落后学生的个别指导。挪威甚至允许没有学习动力的学生离开高中在需要时重返学校。 3、以中小学为核心,吸引社会人士到学校任教,联合家庭、社会共同管理学校。日本在发挥社区教育力量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学校可以在教学活动中适当地利用具有较高资质和能力的社区人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根据《教师许可法》的规定,聘用一部分没有教师资格许可证的社会人士担任部分教学科目及课外活动的非常勤讲师或辅导员;还可以利用社会教育设施开展各种活动,如利用少年自然之家进行集体宿营活动,利用公民馆、博物馆、美术馆等设施,围绕学校的教育教学开展相应的参观及实践活动。英国1998年的《教育改革法》提出学校理事会成员由家长代表、校长及教师代表、地方教育当局和其他方面代表四方人员均等组成。2001年新工党了绿皮书《学校:构建成功》,年底新工党了白皮书《获得成功的学校》。这个白皮书提出,允许私有企业更多地参与国家学校中,私人的、宗教的和志愿组织均可参与支持失败学校和成功学校的管理,以这种方式开始的中小学和社会的结合也使得学校变得更开放。 4、加强中小学的信息化建设。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为终身学习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美、日、英、法、德等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用现代技术武装中小学,推广多媒体教育和学校网络化,为学生和成人提供充分的学习机会。如法国1997年1月到2000年为止,投入150亿法郎,在各地区中小学配备计算机。 (三)发挥中小学的积极作用,营建学习化社区 日本中小学在完成针对少年儿童的正规教育的基础上,也越来越多地向社会开放,包括设施上的开放以及教育活动的开放,如举办面向一般市民的各种讲座等等。在为社区做出贡献方面,开放学校的教育机能和设施,为社区居民提供学习机会。事实上,除了高中和专修学校接受国库补助举办对外开放的公开讲座以外,一部分中小学校也在举办这样的讲座,而在开放学校设施方面,则有90%的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实行对外开放。以后,中小学的任务是进一步明确学校设施开放的实施体制和管理责任,并力求实现开放设施的机能高度化,在不影响学校教学活动的前提下,使学校设施和社区设施相互补充、发挥一体化的作用。 英国主张建立扩展学校项目,在课外时间向社区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和活动,以满足学生、家长和社区的需要。很多学校已经向社区提供了包括成人教育、学习支持、信息交流技术和社区运动项目等扩展服务。教育技术部有《扩展学校指南——活动和服务》(ExtendedSchoolsGuidance-ActivitiesandServices)的文件,并积极实施社区领导培训项目(CommunityLeadershipTrainingPilots),其主要目的是使当地居民在其地方事务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各国对于建设终身教育体系达成了统一的认识,但是,目前看来各国还没有清晰地制定终身学习的整体目标。美、英、日的做法表明这些国家正在从终身学习所需条件的角度来改革各个部门,由于各国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求不同,因此各国优先发展哪些部门、促进哪一类的终身学习也就有所不同。 如有的国家强调工作能力和竞争力,而有些国家特别关注个人发展、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侧重点不同,有的国家强调基础学校的教和学,有的国家着重改善中等后及成人培训。因此,可能会出现大不相同的中小学发展模式,学校和社区之间也就会相应呈现不同的关系模式。如中小学可能成为重要的“社会中心”,在得到高层次的社会信任和经费支持的前提下,强调为学生的发展建构一个终身学习的基础:中小学也有可能成为“学习组织中心”,这个强大的学习机构能够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当然更为极端的例子就是以学习者网络和网络社会来代替学校本身。因此,在以知识型社会为导向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小学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中,可能出现多种发展趋向。这些相互不同、甚至是相互排斥的发展可能在目前状况下都潜在于一个国家中。因此,从制定终身学习整体目标的角度来确定中小学的发展方案,应是各国的首要任务。 小学基础教育论文:基础教育创新下儿童文学及小学语文教育 儿童文学是充分考虑到儿童的理解能力和审美需求的快乐文学,在儿童审美、教育、娱乐、认识、语言等方面有特别的作用和功能。儿童文学一直与小学语文教育紧密相连,是优质的小学语文课程资源。基础教育改革背景下,儿童文学作为小学语文课程资源的地位重新得以确认并进一步提升,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课程的重要资源 1.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材的重要资源 教材是课程的重要依托和负载。在我国儿童文学进入小学语文教材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之时,人们就亲切地称它为“小学校里的文学”。[1]1920年,教育行政部门通令全国,将中小学的“国文”改为“国语”,选用白话文作为教材,并大多以儿童文学为内容。30年代初,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者、现代语文教育的先驱叶圣陶先生亲自为儿童编写了国文课本《开明国语课本》(丰子恺插图),在社会上连续使用过17年。他在《我和儿童文学》一文中说:“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写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做的。”[2]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后半叶发生了儿童文学和语文教学“分家”的现象,“其结果不但使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提不起来,而且,更糟糕的是,还使他们害怕语文,害怕作文,对语文产生厌烦情绪。”[3]所幸的是,进入新世纪,随着“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4]1被肯定与传播开来,儿童文学的重要性又重新被语文教育界“发现”和“接受”。2001年6月,教育部制定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在此基础上,2001年7月制定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简称“语文新课程标准”),对阅读总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具有独立阅读能力,注重情感体验,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学会运用多种方法。能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受到高尚情操和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4]4《语文新课程标准》对各学段阅读文体作了规定,如第一学段(1~2年级)要求“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4]5。童话、寓言、故事、儿童诗等都是儿童文学的文体,这意味着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突出价值重新得以确认,儿童文学作为小学语文教育优势资源的地位得到了恢复。现行六年制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大量课文属于儿童文学(从文学角度划分统计)。现将内容改动较大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教科书中一、二年级的1995年版和2001年版儿童文学作品选文进行统计。上述统计资料表明,已有相当数量的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有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儿童文学作品进入了小学语文的新版实验教材,其中半数以上出自名家之手。这充分说明:小学语文课文的“儿童文学化”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5]3。 2.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课外读物和课外活动的重要资源 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是语文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方面。新课标中提出的阅读目标,仅靠语文课堂阅读是达不到要求的,必须依靠课外阅读共同完成。儿童文学是小学生课外阅读的首选。它之所以成为小学生的良师益友,是因为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文学,引领小学生认识生活、认识世界、接受真理;有助于小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能培养小学生的语言、思维、想象能力;能扩大小学生视野、增长知识等。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往往篇幅较长,一般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适合课外阅读。根据《语文新课程标准》的阅读阶段目标,第一学段儿童可以阅读儿歌、儿童诗及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第二学段儿童至少能阅读下列的儿童文学体裁:儿童诗、儿童散文、科学童话和科学故事、寓言、富有象征意义的童话、英雄伟人故事和历史故事。第三学段儿童感兴趣的儿童文学样式主要有:儿童小说、儿童报告文学、科幻作品、探险与侦探故事等。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依托儿童文学编写的小学语文读本和课外读物大量问世,儿童文学开始从更广、更深的层面进入小学语文的教育。尤其是2001年王尚文、曹文轩等主编的《新语文读本•小学卷》,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引起大批读物跟风出版。它的选文倾向于文学的一面,超过三分之一的文章是具有较高审美品位的儿童文学作品。“它成为了儿童文学转化为教育资源的成功标本,并成功引领儿童课外读物向相同方向发展,其后产生的集约效应,促使儿童文学在小学生新语文阅读、新课外阅读中进一步占据了主导地位。小学生的语文阅读运动、儿童的课外阅读运动、儿童文学的阅读运动得到了整合。”[5]253优秀的语文课外读物,将把小学生的阅读趣味引导到高雅的文学审美上来。此外,儿童文学也是小学生开展课外活动的丰富材料。小学语文课外活动是小学生在语文课堂教学以外进行的各种听说读写的具体实践活动,它是小学语文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小学语文课外活动,可以使小学生发挥特长,培养听、说、读、写等方面的爱好和能力。儿童文学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为各个学段的儿童开展课外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组织第一学段儿童开展儿歌儿童诗朗诵会;组织第二学段儿童成立班级图书角,举行童话故事比赛会;组织第三学段儿童成立文学兴趣小组,开展读书竞赛活动,合编诗集、表演课本剧等。形式多样的儿童文学课外活动,将会满足小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培养他们多方面的能力。正鉴于此,基础教育改革背景下,儿童文学不仅资源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儿童文学自身也因与基础教育的结合得到发展的机遇,儿童文学作为小学语文课程资源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小学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文本的教学 既然儿童文学作品被选进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学生学习母语的范本,那它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了,而是也承载着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能力培养的任务,因此在许多具体的教学策略上与一般的文本有着不少共同的地方。但是,一些小学语文教师的文体意识不强,把任何一篇文章都当作“记叙文”来教,每篇课文的结构、教学设计基本相同。“‘学习字词、认读课文、理解课文’三步走教学法是目前大多数教师教学课文的法宝。”[5]330其实不同的文体有着不同的审美特征,儿歌、儿童诗、童话、儿童散文、儿童小说、儿童故事、科学文艺、儿童戏剧等等,各种文体审美特征不同,具体到各篇作品,因为题材、表现形式的不同,更表现出各不相同的文学和语言形态。笔者以为,儿童文学文本最主要的是要教出儿童情趣来,教出童真、童趣来。儿童情趣是儿童文学的生命,儿童情趣能引起儿童的各种不同情感体验。教师教学时应重点从情趣入手,而不是让儿童文学文本承载过多的教化作用。同时,儿童文学作品的教学应少些功利性,不要把成人的想法甚至误读去影响孩子们的阅读,应让孩子们自由阅读,并“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6],带领孩子们去领会作品里的童真童趣,感受儿童文学文本的美感。下文以小学语文教材中儿童诗教学为例。儿童诗,以真率明朗的情感、富于音乐性的语言、纯真隽永的意境,体现了儿童特有的情趣,表达了儿童对生活的诗意理解,把儿童带入诗歌的殿堂。儿童诗,是儿童文学的重要文体之一,也是小学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第十一册专门安排了诗歌的综合性学习“轻叩诗歌的大门”,《语文新课程标准》对儿童诗阅读的阶段目标也作了详细的说明。为了发挥儿童诗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独特价值,小学语文教师在儿童诗教学时,不但要充分考虑到儿童不同的心理特点、知识经验、审美趣味,用儿童乐于接受的方法去讲解、分析、引导、游戏,让儿童真正得到求知和娱乐的心理满足。而且,教师还要很好地把握每首诗的特点,把儿童引入诗歌的意境中去,才能避免单一化的教学模式。 1.反复吟诵,初步感受情和趣 “诗言志”。儿童诗作者站在儿童的角度,通过写景、叙事、托物来抒发儿童内心深处纯真率朴的情感、天真善良的愿望、生机盎然的童趣。新课标第一学段要求“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4]5;第二学段要求“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领悟内容。”[4]7。小学每个学段教学儿童诗,朗读都是不可忽略的环节,通过朗读,可以让学生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浓郁的情趣感知优美的韵律。教师如果具备良好的朗读技能,就能引导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读,在读中思、读中议、读中练、读中悟、读中品,带领学生共同感受纯真的情感和美妙的童趣。教材第三册儿童诗《一株紫丁香》,当学生反复吟诵后,教师可以引导、拓展学生的想象,使他们在想象中领会诗歌的情感。比如“绿叶儿在风里沙沙,那是我们给您唱歌”,让学生想象它在唱什么歌,理解“疲倦”一词的意思;比如“满树盛开的小花,那是我们的笑脸,感谢您时时把我们牵挂”,理解“牵挂”一词的意思,回顾自己的生活体验,想想老师是怎样关心我们的。这样的引导,会让学生从诗歌中走出来,在现实生活中具体感受和品味师生间绿叶和花香的情意。第二册课文《看电视》是一首富有童趣的儿童诗,抒发的是一家人看电视时互相谦让的关爱之情。诗歌中“亲情”的主旨一般老师都能抓住,让学生反复朗读,感受诗歌的亲情以及音乐感、节奏感,并在教学中加以引导。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读完诗歌后,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来表达不同的感受,如快乐、温暖、感动、温馨等。但是,这首抒情诗如果只抓住“情”而不顾及“趣”,则未免有些偏颇。教师应该把握住“儿童情趣”引导学生:“你觉得这首诗最有趣的是什么?”而不是直接提问:“你从诗歌中懂得什么道理”。诗歌的“趣”首先表现在一家人对不同电视节目的态度上,爸爸明明听不懂京剧,只好“打盹睡觉”,奶奶虽然看不懂足球,却“和我们一起拍手欢笑”。让一年级学生通过反复朗读,初步体验这首诗是“趣”撑起了“情”的流动。此外,《致老鼠》、《爸爸的鼾声》等都是充满童趣的儿童诗。 2.想象联想,再现意境 意境是诗歌的重要美学特征,它指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境界。儿童诗的意境是纯真隽永的,而且充满了童稚。由于诗歌的语言是跳跃的,在阅读时,需要读者通过想象联想去“填补”诗中的“空白”。在反复吟诵,初步感受诗情的基础上,教师应拓展学生的想象空间,让学生透过文字展开联想,获得“内心视像”,勾勒出完整的诗意画面,这样的儿童诗才能感动学生,尤其是感动中高年级的学生。金波的《春的消息》是一首富有儿童情趣又意境绝佳的儿童诗,它运用取景、调色、拟声、准确的动词为儿童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光图。“风,摇绿了树的枝条,/水,漂白了鸭的羽毛,/盼望了整整一个冬天,/你看,春天已经来到!……”在反复吟咏中,教师应帮助儿童读者在大脑屏幕中幻现具体的画面。在《春的消息》中,可以从诗歌色彩的搭配和声音效果两方面帮助儿童读者再现画面。你看,仰视而望,翠色欲滴的柳树枝条柔软地垂在河岸边。鸟瞰河面,银白色的河水泛起粼粼波光,雪白的鸭子在春水的洗涤下,与翠绿波光交相辉映,这样一白一绿的构图,使图中的景物被层层点染,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然而,这样一幅画,虽则美丽,略显活力不足,诗人没有忘记添上点晴之笔:“再去唤醒沉睡的溪流,/听它唱歌,和它一起奔跑。”诗句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拟声词,但这并不妨碍读者透过物象去感知声响。“唤醒”产生破“寂”的联动效应,仿佛溪水叮叮咚咚的声音即刻弥漫出来,与画中孩子们欢畅的笑声融汇一体,既展露了童趣盎然的世界,又让学生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又如教学第五册毕国瑛《听听,秋的声音》,通过秋天落叶、昆虫、大雁、秋风的声音,教师帮助儿童读者再现画面:想象树叶像蝴蝶美丽飞舞的吟唱;想象蟋蟀和阳台告别的歌韵;想象大雁掠过田野时的叮咛……反复吟诵,使学生如临其境,深受感染;调动学生的听觉、视觉感官想象联想,三年级的学生才能体验到浓浓的秋的意境。 3.细细品味,探究技巧 人教版教材从一年级开始就选了不少儿童诗,但难度逐步增加,小学高年级的儿童诗已经不像低中年级那样直白,因为它运用了不少现代诗歌的技巧。《语文新课程标准》第三学段(5~6年级)要求“阅读诗歌,大体把握诗意,想象诗歌描述的情境,体会诗人的情感。受到优秀作品的感染和激励,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理想”、[4]9“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4]9如何教出高年级的特点来,教师应该思索。笔者以为,高年级诗歌教学除了朗读、再现意境教学,还应该教给学生一些诗歌阅读的技巧。因此,教师不妨自学一些诗歌理论,慢慢向学生灌输一点诗歌技巧,培养他们对诗歌的兴趣。第九册王宜振《斗笠》于2002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首五节二十行的小诗何以产生这样的艺术魅力呢?诗人回忆:“应该归结为小诗的亮点点燃了读者的眼睛……这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亮点,往往由奇特瑰丽的意象组成,一连串的闪光点,有时显得妙语连珠。”[7] 诗歌第一节:“孩子,戴上这顶斗笠吧,∕你便把故乡戴在头顶。∕走到哪里,你都是故乡的一朵蘑菇,∕娘在梦里也能看见你不斜的身影。”“故乡戴在头顶”,意象是新的,给读者一种新鲜的感觉,这是诗歌的第一个闪光点。接着“一朵蘑菇”,又是一个新鲜的意象,又一个闪光点。短短四行诗句就有两个新鲜的意象。诗歌每一节都有一至两个闪光点,一个又一个亮点组合起来就使整首诗闪烁发亮,产生的冲击力和穿透力抓住了读者的心,给读者一种新奇而别致的感觉。教师在教学时,可以让学生试着了解“新鲜的意象”这种创作方法。除此之外,王宜振的儿童诗还运用了“思想知觉化”和“自由联想”等现代诗歌的技巧,教师也可向学生略作说明。教师还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揣摩诗歌的声调、节奏和语言,细细品味诗情。除了欣赏诗歌声调的抑扬顿挫、节奏的优美动听、语言的准确凝练外,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体会诗歌的语言与其他文学语言的不同,认识诗歌语言本来就是日常语言的“陌生化”,这些语言的创作手法并不是拟人、比喻之类的修辞就可以概括的。例如第十册张继楼《童年的水墨画》中“阳光从脚尖悄悄爬上膝盖”“人影给溪水染绿了”,教师可以抓住这些有特色的诗句,让学生细细感受飞扬的童心童趣、品味诗歌蕴含的诗情。 再如王宜振《斗笠》第二节:“孩子,戴上这顶斗笠吧,∕斗笠里有我编进的鸟鸣。∕走到哪里,你都能听到来自故乡的声音,∕静静的夜晚,鸟鸣会滑进你的梦境。”这种语言方式对五年级学生来说,是陌生而新鲜的,如果用语法分析,甚至是“错误”的,但却给小读者一种新奇有趣、“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教师在进行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文本的教学时,不应一概地按字、词、句、段、篇、中心思想等固定格式和程序,把一篇篇充满了儿童情趣的儿童文学作品肢解得面目全非,上成令学生讨厌的课。这样既违背了儿童文学作品的本意,更违反了儿童阅读与审美的自由。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必须加强自身的儿童文学修养,扎实地掌握儿童文学主要文体的特征,才能上出儿童文学文本的特色。在新课改背景下,在程标准的理念下,随着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我们要让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程有效地沟通、整合,加强课堂内外阅读的指导,扩大学校与家庭社会的合作,最大程度地开发儿童文学的优势资源,提高小学生的语文素养。 小学基础教育论文:中小学管乐团建设中音乐基础教育的重要性 摘要:管乐作为素质教育之手段已悄然进入中小学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中。在管乐团建设和乐器技巧训练中往往会有忽视音乐基础理论与视听技能现象存在,从而致使音乐基础不达标成为乐器训练与作品演奏的障碍,极大的影响了管乐团建设的速度。因此认为管乐团建设应把音乐理论知识与音乐视听技能教学放在首位,并强调其在管乐团建设中的重要性,在课程设置中作为重要内容来抓,同时还应注意教学内容的筛选与教学方法的运用,奠定良好的音乐基础,管乐团建设才能事半功倍。 关键词:中小学管乐团建设;课程设置;音乐基础知识教育;重要性 管乐作为素质教育的手段之一,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学生素质教育的需求悄然步入中小学教育课堂。“从实施素质教育和面向全体学生的几点出发,把握并处理好学校艺术活动和校园文化环境的定性、定向问题。艺术社团和艺术实践活动本来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实践,让学生成为学校艺术的主人。”①中小学管乐团建设已成为较普遍现象,而在乐团建设与教学中存在一些微博教育规律的问题。如注重乐器技能训练,忽视音乐基础知识和技能教学;或者是先乐器技能教学,再回头补习音乐理论等现象,这无疑成为管乐团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最直接障碍。任何一种音乐技能训练都应先充实其音乐理论知识与视听能力,为后续的其它音乐技能培训铺好前行之路才是科学合理的教育思路。 一、中小学管乐团建设课程设置是关键 常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学习管乐也是如此。人才培养取决于课程设置,课程设置决定着管乐团建设与发展方向与速度,打好音乐基础是中小学管乐团首要考虑的问题。“每个乐手必须有好的音准观念。在演奏之前先有音高的标准,才有可能有的放矢,发出正确的音高。而音准感是有条件的,也可以通过训练解决的。只有乐手们具备了良好的听觉习惯和音准观念,乐队音响才有融合的基础”②。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必须先开设音乐基本乐科类课程,或与最初级的管乐吹奏技巧课程同步,基于学生的年龄特征可开设相应程度的乐理、视唱、节奏与听音训练、管乐曲赏析等课程。通过乐理课程教学,掌握相应程度的音乐基础理论,从理性上认知乐谱、节奏、音程、和弦等知识,通过视唱、节奏与听音训练从感性上、听觉上把握音程关系、音高概念、音乐流动的方式等,通过管乐曲赏析了解管乐器的性质、音色以及在音乐作品中的地位、所描述的音乐形象。相关课程的教学可以让学生从实践¬—理论—实践、从感性—理性—感性、从乐器—音乐—乐器本身有较为立体的认知过程,为学习乐器技巧与乐曲演奏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基本乐科知识技能是管乐技巧训练与作品演奏的基础 中小学生音乐基础知识所处初识阶段,远达不到管乐演奏要求的高度,在正式开始进行乐器教学训练之前,有针对性、选择性对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教学及音乐视、听技能训练是必要的。 (一)音乐基础理论教学内容的选择 就中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尤其对于小学生而言乐理知识有一定难度,在课程教学中应注意对教学内容进行筛选,应选择必用内容,由简及繁,循序渐进的教授音乐理论知识。1.音的长短、节奏节拍、音的高低等章节可以放在视唱、听音、节奏节拍训练课上,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讲解更容易被学生接受,这些内容应作为课程设置首选内容。2.音程、和弦、大小调式章节属必选教学内容。管乐器最基本的单一技巧训练与音高、音的长短和节奏节拍等理论知识及技能紧密相关,紧接着的简短乐句、乐曲的练习更需要以音程与大小调式理论知识为指导,这些内容可以稍稍滞后。3.和弦相对中小学生比较生僻,有一定难度,但管乐团是合奏性质的艺术表现形式,学生必须懂得音乐织体概念。在进行和弦教学时加一点和声织体的内容,由此及彼、由浅及深,引导学生理解和弦与和声的关系及含义,便于学生进入合奏思维模式。 (二)音乐视、听教学与技能训练 修学乐器必须具备一定水准的音乐理论知识和较好的视听能力。以恩施州硒都小学管乐团教学为例,学生看到一个符杆朝向变得与之前所见的不一样,就不认识音符了,这明显说明学员音乐基础知识的不完整性。在识谱教学过程中应将理论与技能训练相结合:1.在学习音的高低时掌握五线谱的组成。其中包括对线与间的关系、调号的认识、各种谱号的区别等;2.在讲授音的长短时认识音符。包括音符结构、符槓与时值的关系、符杆的朝向及节奏节拍的训练等;3.结合音程理论知识讲解音与音之间的关系,学习模唱音阶、进行识谱视唱训练;4.强化识谱视唱练习、听音能力、节拍节奏的把控能力训练,培养学生的自主视谱能力以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管乐基本技能训练与音乐基础知识的关系 管乐团是由不同的管乐器组成,不同的管乐器因为音域各异,所以在五线谱的记谱上有各自的轨迹,在进行识谱教学时要特别注意指导学生找准其所学管乐器主音的位置。例如:长笛的中音do在五线谱的第三间,单簧管的中音do则在五线谱的下加一线。针对这种知识性问题,如果没有先前的音乐理论知识作支撑是无法一下说得清楚的。再如管乐团在前期教学中忽视了基本乐科的教学,或者说基础知识和视听技能不过关,学员在管乐技巧训练中会出现识谱能力太差,视谱速度跟不上,吹奏乐曲结结巴巴、错误不断,缺乏音乐连贯性,更别说有表现力。如此状态,就必须回到起点进行识谱,视唱教学。如此反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教学效果必然是事倍功半。所以管乐团教学应把基本乐科教学放在首位,奠定牢固的音乐理论技能基础,严格要求学员多听多唱、熟练掌握识谱、唱谱、视奏方法以适应乐器技能教学。对小学生来说在训练中应多采用儿歌五线谱版本视唱,更有利于引导和培养他们的兴趣与乐感。 三、由直观的管乐演奏赏析教学引入管乐合奏排练 学员在乐器基训时只熟悉自己所学管乐器,对其他乐器并不了解。而管乐合奏是集西方或中西方管乐器于一体,开设管乐演奏赏析课程可以帮助学生直观感受管乐合奏的表现形式,让学生大开眼界,广泛了解各种管乐器。在赏析过程中应注意相关要点:首先进行宏观分析,乐曲中运用了多少种乐曲,布局如何,音乐的主题思想是什么等;其次进行微观分析,应根据乐器音色和所描述的音乐形象逐个进行引导性分析、辨识所用乐器,指出不同乐器在所赏析乐曲中的作用和地位;同时强调团结协奏精神,要告诫学员所有乐器都很重要,哪怕是只演奏几个音或几小节都是其他乐器不可替代的,相互协助才能完成一首合奏作品。通过管乐曲赏析,让学员认知不同乐器在合奏中所承担的任务和重要性,将管乐合奏赏析教学与合奏排练相结合,从感性到理性,做到活学活用。 (一)结合直观赏析合理安排管乐合奏教学内容与进程 管乐团呈现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合奏,良好的合奏效果建立在管乐团高超音乐素质基础之上。在管乐团前期训练阶段必须重视学生对各种节奏型与乐感的训练,在合奏训练时应强调速度和力度的统一性练习,在排练过程中曾遇到演奏的伴奏声部应为弱拍进,而时常因为受主旋律声部强拍起的影响而将弱拍奏成了强拍,加之速度的不稳定、不一致导致演奏音响混乱,这充分表明学员的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的不足,直接影响着管乐团合奏排练效果与进程。所以在合奏教学排练中应注意以下几个环节:1.根据作品的节奏节拍规律加强对学员基本音乐技能———节奏节拍、速度、力度的训练;2.对合奏教学内容的安排最好是由简到难、先短篇再长篇,循序渐进的安排合奏教学排练内容;3.所选合奏排练作品应先赏析再排练,先有直观感知,再进行理性认识与排练实践,使合奏排练教学进程合理化、科学化。 (二)结合直观赏析了解管乐演奏的多种形式与方法 管乐演奏形式多样,有单声部旋律进行的独奏、有几个单声部旋律同时进行的重奏、有单声部旋律与伴奏声部同时进行的协奏、有单声部旋律与多声部旋律相互交织的交响。在赏析教学内容安排上应尽量安排多种演奏形式的管乐作品,让学员能广泛接触高水平的管乐艺术作品,做到见多识广,培养其辨别能力。在进行合奏作品演奏时,首先要准确掌握节拍节奏与速度,尤其要注意弱拍起的伴奏声部,以保证整首乐曲织体结构平稳度。在单声部旋律与多声部旋律切换时,要注意节奏节拍的一致性、音量的平衡性,对乐曲的速度、力度要有相应的处理,做好这些需要演奏成员具备良好的听觉能力。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例:由小号独奏旋律引出,接着是气势磅礴的打击乐和低音声部,其它多声部合奏旋律紧随其后,其中各声部之间的衔接需严格按照作品要求的节奏与速度,以及对力度的把握进行演奏方能获得庄严肃穆的音响效果。布鲁诺•瓦特指出:“正确速度是能否有成效地完整表达一首作品的关键”。从排练方法上讲,在管乐合奏排练中强调音准以提高合奏的多声部协和性,强调对乐曲节奏节拍的预备性训练与准确性要求以稳定作品织体构架,强调速度力度的统一以确定作品演奏的情绪取向,强调演奏者从理解的角度调整情感变化以突出作品思想内涵。 中小学管乐团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教学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青少年素质教育过程。在建团初期科学、合理的开设音乐基础知识课程,长期开设管乐赏析课程,其意义在于奠定音乐基础知识、拓展视听范围、培养独立学习管乐技能的能力,提高学员音乐素养与人文素质,在中小学素质教育中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作者:杨华;吴勇 单位:湖北民族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小学基础教育论文:近年来中小学基础教育经费研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经费增幅不小,危机却日益加剧;高入学率和低投入的强烈反差;衡量教育经费水平的有效判据—一生均经费指数;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宏观分配上做文章;理顺机制,使基础教育必备的办学条件规范化、法律化,使保障制度化;人民教育政府办,基础教育经费应由中央和省级财政予以保证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拖欠教师工资愈演愈烈、各级学校预算内公用经费的比重、我国的基础教育以世界上任何大国所未曾有过的速度发展、普及、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和代价之一、我国各地经济状况十分不平衡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一、经费增幅不小,危机却日益加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全国财政预算内的教育经费1980年113亿元、1985年225亿元、1989年343亿元、1991年460亿元,直到1992年达539亿元,大约每五年翻一番。中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也显著增长:小学,1980年24元,1985年47元,1991、1992年分别为115元和139元;中学,1980年60元,1985年127元,1991、1992上分别达255和301元。尽管如此,近年来教育经费状况却空前恶化。 —一拖欠教师工资愈演愈烈。据报道,到1993年,除北京、西藏外,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有拖欠。对占553万小学专任教师超过1/3的204万“民办教师”,政府只给为数甚少的生活补贴。 —一各级学校预算内公用经费的比重(除人员经费以外的办学经费)降至1978年来的最低点,中、小学分别由1978年的37.4%和25.3%下降到1992年的18.6%和12.0%。1978年前公用经费已不敷应用,必备的教学设备、图书欠帐累累。现在下降到甚至不足1978年的一半,大多数中小学无钱购买图书,科学实验和音体美设备等教学必要设施严重缺乏,办学条件日益恶化。 二、高入学率和低投入的强烈反差 解放后,我国的基础教育以世界上任何大国所未曾有过的速度发展、普及。全国小学毛入学率1949年为38.1%,1953年达72.9%,到70年代就在全国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由于小学的普及,1990年15~19岁青少年的文盲率只有7.0%,不但远低于印度(34.4%)、巴基斯坦(50.5%),甚至比中上收入的巴西(7.9%)还低些;成人文盲率之低,也为其他低收入国家难望其项背。现有2.2亿文盲中的约2亿是小学未普及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消灭青壮年文盲的前景为期不远。 表1公用经费在预算内教育经费中的比重% (附图{图}) 表2教育投入和规模比较(1990年) (附图{图}) UNESCO在计算时仍沿用小学5年制为基础,如考虑5.6年制并存的情况,实际数要低些,约为115% 早在60年代,世界各国政府预算内的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一度普遍显著增长。工业化国家从约4%增到5~6%;发展中国家从约2.6%增至3~4%。我国到1980年,尽管教育规模已显著增大,教育经费只占GNP的2.5%,1983、1985年稍升到2.7%,此后又逐渐回落,1991年1992年只有2.3%,甚至更低。 我国要维持比其他低收入国家高得多的入学率(比印、巴分别高约30%和两倍半,比中、印以外的低收入国家平均高70%),政府财政预算对教育的投入却比这些国家低得多,这就是我国教育经费出现危机的症结所在。还应指出,在我国教育投入比重进一步降低的同时,十年来巴基斯坦却从原来占GNP2.0%提高到3.2%。 有人认为,低投入、大规模,正说明我国教育投资效益不低。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诚然,如达到同样的效果,规模大、投入少是效益高的表现。但是,我国由于教育经费长期短缺、导致教育质量严重低下,民族素质堪忧,已危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基。正是投入短缺,严重危害了教育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益。 三、衡量教育经费水平的有效判据—一生均经费指数 如何对教育经费状况进行历史的、国际的比较,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 库姆斯(philipH.Coombs)根据对美国、加拿大、瑞典三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惊异地发现:“即使教育质量依旧或下降,所有教育系统的实际生均成本呈逐年上升的反常(!)趋势。”(《TheWorldCrisisInEducation—一TheViewfromtheEighties》,OxfordUniv.Press,1985)在我国,教育经费虽然基本做到“两个增长”,中小学生均经费也增幅不小,但办学经费却更加拮据。 “我国基础教育是用占世界0.78%的教育经费培养着占世界19.81%中小学生。”(王浒:《办大教育的出路何在—一关于教育投资的思考》,《北京日报》1994年1月4日)据此,我国基础教育生均投入只有世界水平的1/25,难道这就说明教育经费短缺的程度,而需将生均经费增加24倍吗?显然不能。 千家驹等曾主张,发展中国家不能与发达国家比教育投入的绝对数,但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应当做到基本一样。对这个问题,一方面理论界有争议,另一方面也难以从各国实践中找到例证。 如何正确认识教育经费增长的规律,寻求定量的、科学评价教育经费状况的基本指标,已成为80上代以来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十年前,我们提出了教育经费“两个增长”的原理,并已成为我国政府的正式方针,是一大进步。质言之,教育是成本递增的事业,生均成本将随经济水平的提高而递增,这与物质产品生产迥然不同;教育投入受经济水平的限制,其在GNP中的比重应当,也只能随经济(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将后者表述为“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由于财政收入易受政策、体制调整的影响,这种表述虽较易监控,却不够科学、严密。后来的《纲要》就改为与GNP挂钩),因此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的比重很难达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拟的水平。同时,与此相联系地,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也不能不受收入水平的限制。一般来说(如没有还欠帐等问题)教育经费随经济同步增长的部分,只能用以补偿生均成本的增加,教育投入在GNP中比重的增长才能用以发展规模。可以说,做不到“两个增长”,必然会出问题,但做到了“两个增长”亦未必没有问题,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我国教育规划和宏观控制机制的研究”(“七五”国家重点课题)的重要成果,我们提出了生均经费指数Ce(生均经费与人均GNP之比)的概念,并正式纳入我国教育统计评价指标体系。令人高兴的是,NUESCO从1991年开始出版的《WorldEducationReport》正式列表公布世界各国三级教育的这项指标数据,大大方便了比较研究。表3中的Ce数据即自该报告。 生均经费指数所依据的原理是,教育的投入主要是教职工的工资,人员经费在学校教育的各项支出中是大头,而教师的工资水平一般又与所在国的国民收入水平(通常以人均GNP表示)相关联(少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些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以聘请发达国家的外籍教师为主办学,当属例外)。因此,不管国家贫富如何悬殊,生均经费与人均GNP之比应大体相若。Ce的大小反映教育投入状况和资金利用效益。 统计表明,各国之间Ce有相当的趋向性和可比性。综观全世界的一般情况,小学生均经费(指财政预算内)指数Ce[,1](下标1、2、3分别代表小学、中学、高校三级教育)一般在0.10~0.20之间,中学Ce[,2]在0.15~0.22之间,大学Ce[,3]在0.30~0.70之间。根据1000万人口以上国家的加权平均,Ce[,1]高收入国家为0.17,中等收入国家为0.13(其中中上收入国家为0.17),中国以外的低收入国家为0.12。中下收入、低收入国家的Ce比工业化国家和中上收入国家低些,主要是这些国家办学条件一般较差,并不说明所需成本理应较低。以印度为例,尽管其Ce[,1]为0.12,超过我国一倍,但中小学缺乏必备办学条件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根据“全印第五次教育调查”(1988年)的材料,80%的小学、73%的中学没有的足够的教室,现有校舍近一半不合要求,还有一些学校在帐篷里甚至露天上课。学校其他设施更差,如有厕所的初小、高小、中学分别只占6.3%、20.2%和48.7%,有27.9%的学校根本没有黑板,多数学校缺乏图书室和藏书,科学实验、体育设施等也很不齐全。可见,小学生均经费指数0.12仍然未能保障其必备的办学条件。 根据以上分析,要保证必备的办学条件和较高的教育质量,小学的生均经费指数须大体相当于中上收入国家或高收入国家(平均都是0.17)水平。 在UNESCO公布的世界115个有数据的国家中,只有多米尼加和巴拉圭两个小国的Ce[,1]低于我国。中学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我国的Ce[,2]为0.14,排在倒数第18名。如果提高到现有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或更进一步满足必要的需求,Ce[,1]须提高1.5~2.0倍。 表3各国三级教育1988年生均经费(财政预算内)指数比较 (附图{图})注:[1]表中将所有人口在4000万以上的国家单独列出,其中尼日利亚、印尼、乌克兰、墨西哥等四国缺Ce数据,表中未列入,国家分组及排序系按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即1991年情况。 [2]不包括中国的、人口在1000万以上国家的加权平均,以下各类国家同。 [3]根据国家教委财务司的计算,1992年为0.06。 [4]包括中学。 四、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宏观分配上做文章 根据上面的分析,要根本解决我国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并使经费来源有稳定的保障,政府教育预算需翻番,当前需至少增加到GNP的4~4.5%,高于印巴30~40%,这是难以想象的。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这样高入学率、高发展目标教育体系的经费短缺问题,出路在于跳出当前财政预算的圈子,从GNP的宏观分配做文章。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和代价之一,是维持很高的积累率。据世界银行报告,1990年我国的国内投资率高达39%,在125个国家中名列前茅。同期,印度只有23%,58个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也是23%,工业化国家平均为22%。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1992、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又增长37.6%和22.0%(扣除物价因素),其数额已超过GNP的1/3。加上配套的流动资金等,积累率当已突破40%!要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必须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国民收入(这里用GNP标志)这个大蛋糕,切成了积累和消费两大块。问题是,增加的教育投入(如GNP的2%),是去挤积累还是挤消费?既然我国消费的比重大大低于其他国家,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的比重)相当高,还有相当多的人有待解决温饱问题,再从已经大为压缩的消费上做文章,很难根本解决问题,也有悖于人民政权的宗旨。出路在于,从积累中挤! 进行基本建设投资是为了“明于”的扩大再生产。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关系到今后几十年国民的素质和中华民族竞争能力的提高,这种为了“后天”的发展的投资不仅更为重要,而且如贻误了时机,临时将无法补救。与其他国家相比,既然积累率能高出70%或更多,教育投入占GNP的比重也可相应高出70%。印、巴能达到3.1%、3.2%,我们就应有可能达到5.0~5.5%。这样,教育经费就有了充分的保障。作为第一步,先将教育投入增加GNP的2%,在总积累率不变的情况下,用于经济建设投资的比重只压缩约5%,由此可使国民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国民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经济发展的后劲加大,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的目标才真正有保障。当然,这们做绝非易事。但是,一旦目标明确,寻求妥善的对策,理顺机制,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也正是政府宏观调控的责任所在。 五、理顺机制,使基础教育必备的办学条件规范化、法律化,使保障制度化 基础教育是很规范化的事业,教学要求、必备的教学环节、设备设施历来都有明确的要求。但是,新中国成立45年来,我国绝大多数中小学几乎从来没有达到过必备办学条件的要求。 —一尽管在校舍、设备设施、必备教学环节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规范要求,长期以来一直将解决“一无两有”(无危房,有教室,有木制课桌凳)问题作为最主要的奋斗目标,但迄今仍未在全国根本解决。中小学为完成教学必需的科学实验及各科教具设备、图书资料所需费用仅要求占总投资的百分之十几或百分之几,但在绝大多数学校仍达不到要求,甚至完全没有。 —一有一个现象,一些地方40年代的校舍还坚固耐用,而“”时期,乃至七八十年代的校舍却需重建或改建。四川一个百余万人口的大县,现有校舍70余万平方米。从表面数字看,为普及初中只需净增20余万平方米,达100万平方米左右即可。令人为难的是,现有校舍只有20余万平方米能用到2000年,因此实际需新、改建的校舍相当于现有校舍的全部。这种由于长期经费短缺造成的恶果在全国决不是个别现象。 —一中小学教师的任职资格,历来有明文规定。我国现行小学、初中、高中教师的起点学历要求分别仅为中师、师专、大学本科毕业,本已过低。但仅此规定,在全国范围内也从未认真执行过。近年来经多方努力,1993年秋小学教师中师毕业及以上的也只有65%(加上高中程度的才85%),初中教师合格率只有60%。 —一实施义务教育,是双方的义务。政府提供合格的学校,家长送子女上学。问题恰恰是,政府的义务是软的,合格的学校不多。“法”不约束政府,结果一方义务软,另一方的义务也硬不起来。家长,“必须”送适龄儿童入学”的规定也只能是动员家长时的“威慑性”口号。 问题的症结在于,基础教育是典型的长期行为,其后果要在以后若干年间才会陆续显现出来。当前,某些决策者可能感觉良好,而几十年后出现的后果却可能成为我国现代化事业的灾难。教育的这种尴尬状况说明短期行为、表面文章对教育危害之深。 正是基于教育的特殊重要性和长期行为的特点,在宏观管理机制上必须来一个转变,不能停留在宣传、号召上,也不能仅依靠权威领袖的“教导”。否则,重视教育的程度、教育条件的保障将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当时当地领导者个人的态度,沦落为所谓“跟着感觉走”,“凭感情办教育”(某省教育部门负责同志语)。出路在于规范化、法律化、制度化。 规范化,就要明确规定中小学必备的办学条件和运行标准。这种规范要基于教育规律和保障教育质量和效益的要求。不同省区可以因地制宜、有所区别,同时期也应有调整变化,但都离不开保障教学要求和师生身心健康这个前提。国家教委1987年曾制定过法规性文件(教规字002号),少数省区(如近几年江苏的情况)坚决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收到很好的效果。可惜的是,由于认识分歧和习惯势力等原因,多数地区半途而废。 规范历来就有(尽管不完善),不付诸实行,等于没有。保证中小学按规范运行,应视为政府履行自己的法律责任。使中小学符合规范的要求,是按规律办事。严格地讲,在学校办学条件达不到标准的地方,强制适龄儿童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也就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有了规范的准绳,教育经费是否短缺就有了判别的标准,办学经费来源也就有了保障的机制。实行了这种机制转变,从效果而不是从动机去衡量教育投入,也就不必要规定各地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不可能找出一个全国各地都适用的标准),教育投入的节约才有可能成为效益的标志之一。 六、人民教育政府办,基础教育经费应由中央和省级财政予以保证 以效益为中心的质量竞争是面向21世纪的我国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政府应当是全国人民长远、总体利益的集中代表。人民教育政府办,基础教育经费应由中央和省级财政加以保证。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基础教育应以地方办学为主”。基础教育的投入应由政府负责予以保证,不但是各国的通例,在我国似乎也没有争议。把基础教育的主要责任交给地方,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分级决策,这是一大进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发展规模及速度。中央自上而下提出指标要求,尽管留有一些因地制宜的余地,地方决策的自主性仍往往有限。在对上负责(迎合中央要求)和对实际负责(特别是因地制宜,放慢一些方的速度)有矛盾时,往往不得不选择前者。另一方面,将经费支持的责任层层下放(当然,中央和省拨经费仍有一定基数),在“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口号下,一些经济较困难的地区,教育经费不可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我国各地经济状况十分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县、乡两级。人均GNP的差距,省与省只有一两倍,乡与乡可以上百倍,县与县也有差数十倍的。各地教育发展的要求固然不应一刀切,但面向21世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再容忍在一些县仍然存在大面积的青壮年文盲。因此中央政府确定在全国有步骤地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是完全应该的。义务教育在全国统一的要求与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相关联的是对教育投入的能力)的巨大差异,要求基础教育投入的责任不能层层下放,应当以省为主,由中央和省两级共同负担起来,中央要承担起支持少数困难地方和在全国宏观调控的责任。基于此,如把保证教育投入、教师工资的责任主要放在县一级不恰当的。 还要指出,前述生均经费指数概念不能简单地推广到省、地、县,因为在国家内部,工资水平主要决定于全国的国民收入水平,而不取决于各地的经济水平。经济较发达的地方工资可能稍高一些,而一些边远地区尽管人均GNP低于全国平均甚多,但教师工资水平却往往趋高。这也进一步表明,基础教育经费至少应由省一级财政统筹。 保障基础教育投入的主要责任在省和中央财政,并不排斥多方集资乃至收费学校的存在。认为义务教育阶段一律不应收费,于情于理都是一种误解。义务教育、普及教育、免费教育是不同的概念。依法普及一定年限的教育,固然是实施义务教育的最终目的,但实施义务教育直到普遍实现(普及)是一个需数十年努力的渐进过程。新加坡没实施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的普及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澳大利亚、美国等义务教育普及程度相当高的国家都有不少收费比较高昂的私立学校,公立学校收取部分费用(如学生实验课程所需费用)也屡见不鲜。实施义务教育,政府的责任在于,为那些不愿上私立学校或上公立学校无力交费的家庭的儿童、少年,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基于此,提倡办一些私立学校,甚至将部分热门的公立学校改为收费学校,或者一些学校收收取一定学费,并不悖于义务教育的宗旨。这样,政府财政可以集中精力办好所有的公立学校。 校办产业对短缺的教育经费来说确实不无小补。但有的同志提出,校办产业可以成为中小学生勤工俭学的基地。对此,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以创收(主要机制为减免税收)为目的的中小学校办厂,能在多大程度上兼顾学生的勤工俭学,理论上有待商酌,实践上也有待考察。按照现代社会分工原则,中小学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搞好教学,保证教育质量,其经费应由政府和社会予以保障。为了育人,现代中小学需要加强劳动和技术教育,更多创造学生动手操作,联系实际,了解社会的条件。要达到这些要求,非现在意义上的校办企业所能得兼的。何况,由于所处的地区环境,并不是多数中学都具有举办以赢利为目的的校办产业的条件,因此对此不能对全国中小学寄以不切实际的期望。 小学基础教育论文:浅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下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 小学思想品德课是我国小学开设的一门德育课。它是对学生系统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必修课程,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途径,多年来它对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等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新的教学理念使得《思品》课教学开始逐步走上了“生活化、活动化、自主化、情感化”的道路,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对学生道德、行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及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强调德育在各学科教育环节的渗透,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它使课堂教学真正贴近生活、充满生命的活力。也正因为这种种的原因对教师的教学工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新的挑战。 新形势下怎样才能上好这门课?带着这一问题我认真学习专家们的报告,积极查阅相关资料,与同仁们主动地进行交流,通过学习从理论上进一步理解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的教学理念,我认为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的更新上,新的教学理念更需要广大的一线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去实践,去贯彻。新的教学理念需要教师调动学生的情绪,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让学生想学、愿学、乐学。新的教学理念需要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在课堂上学生应畅所欲言,自主互动,充分地说出他们的所思、所感、所悟、所疑、所惑。通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下面就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如何落实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谈谈个人体会,希望领导和专家能给予指教。 一、课堂教学要体现新的学生学习方式 学习方式有很多种,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接受式学习方式,探究式学习方式。由于传统的影响,以往的思想品德课教学过分强调接受性学习,在教师的帮助下得出正确的结论,然后学生死记硬背,机械训练。考试时列出条目式的问答题,学生生搬硬套。也许学生的分数不会太低,但长期以来会抑制学生创新精神和道德行为的养成,也会让学生产生厌烦心理。新的理念要求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课堂教学,一起体验、探讨、研究,通过活动让学生逐步明白道理、分清是非,同时提高学生认识社会、参与社会进而适应社会的能力。 1、体现学生主体地位。教师要千方百计地让学生自始至终成为课堂的主角,而不是教师的“自我表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学生身上打主意。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都要尽量让学生去思、去做、去发展。教师想参加学生活动,那么就以和学生平等的身份来吧。 2、鼓励学生大胆尝试。教师不要担心自己不讲学生就无法学会,应该相信自己的学生能行,让他们尝试着自己去理解、去探索。学生尝试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探究的学习过程,即使结果是失败的,但过程也是有价值的。 3、启发学生质疑解难。孔子曰: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是获取知识的动力之源。在《思品》课教学中,要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大胆提出问题的良好习惯。要把课堂教学的起点放在学生提出的问题上,教师的“启”重在启发学生自己提问题。 二、注重情感熏陶与行为习惯养成相结合 新的基本理念要求《思品》课在强调培养学生行为能力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我们既要重视认知发展,更要重视情感的发展。教师要有意识地将不同板块的内容“整合”到课堂教学中去,促进学生的融会贯通。教师要善于从生活中挖掘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素材,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得到理性知识,然后结合自己谈看法,谈感想,最后规范自己的行为。例如在教学五年级上册《遵守交通规则》一课时,应先和学生交流:你平时最喜欢什么游戏?这种游戏有什么规则吗?由于学生都喜欢做游戏。相信他们会畅所欲言说出各种各样的游戏。然后指导学生观看课本中彩图,三轮车司机正在干什么?设想如果没有规则会怎么样?你知道的交通规则有哪些?然后让学生自我评价:你在生活中是如何守规则的。最后教师列举由于人们不守规则而酿成悲剧的例子,就能使学生强烈感受到遵守交通规则是多么重要,从情感上的认识会逐步成为现实中的自觉行为。 三、把握教材知识联系,加强课堂教学的综合性 教师要深入钻研教材,加强学科间教材内容的融合,把握教材的前后联系,密切课堂教学与学校、家庭、社会的关系,把实践活动落实到实处,既能使学生学到知识,又能培养学生能力。指导学生课前查阅相关的资料,做好课前调查,课上积极体验、阅读、探究、讨论,鼓励学生多动笔,把自己的感受、体验选择说、写、画等适当形式描绘出来,鼓励学生积极投稿,教师要把学生的作品进行归类、合并、展览,因而增大课堂教学容量,有利于培养学生开阔的视野和多维的思维方式。例如教学第八册《相信科学不迷信》这一课,教师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让学生搜集一些反对迷信的故事,讲清一些科学道理,指导学生课下去请教科学教师,比如;了解“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是面部肌肉疲劳的一种反应。根本不能预示灾难祸福。鬼魂神仙都是不存在的,科学算命、电脑算命也纯粹是骗人的把戏。还可让学生搜集反对迷信活动或邪教组织等图片资料,用科学知识去揭露他们的本质,用事实来说明迷信对人类的危害,从而提高了学生热爱科学的思想感情。 四、积极拓展课外资源,体现课程的生活性 社会就是大课堂,要想学好《思品》这一科,不能使学生局限在课堂知识的学习上,要树立“大教育”的观念,将教材作为一个范例,不能照本宣科,而要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实际,挖掘教材资源,创造性地开展教学,使课堂教学更有现实感,回归学生的现实生活。 1、让课堂知识在课外得以实践。课堂活动形成的知识,需要具体行动的检验,才会真正起到规范行为、养成良好品质的作用。这就需要教师想法设法把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延续到课外,使这种知识得以巩固和升华。 2、把课外知识融入课堂教学。课外学习的空间是广阔的,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根据当前国情、国策、国内外局势以及人们关心的敏感话题,从报纸、新闻、杂志上收集资料,自主选题,自主展开学习过程,自主总结学习结果,将课外知识融入到课内教学。例如:过“六・一”儿童节时,指导学生收集资料,了解其他地区儿童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正在做什么?正在想什么?让学生了解同一片蓝天,同一片土地却有不一样的家园。教师及时给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体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俗话说:“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新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不仅仅是通过课堂中教学行为来体现的,教育的空间是广阔的,生活中处处有教育,时时有教育,教师只有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综合运用身边一切可用教学资源,优化教学环节,才能使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及行为习惯,为他们进一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奠定基础。 小学基础教育论文:从北京小学看先进的基础教育 按照北京师范大学海威培训中心的安排,这期“吉林市第二届教育管理干部高级研修班”于2014年11月29日分组深入到北京著名的中小学开始了为期两周的挂职锻炼和实践学习。本人有幸被分配到北京市宣武区的著名小学――北京小学,学校人文氛围浓厚,突显了“以人为本、自主管理”的教育本质。短短的两周时间,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我国基础教育最前沿气息,感受到了素质教育、课程改革为孩子带来了乐趣,为教师带来了发展空间。 一、清晰的办学理念和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 在同吴国通校长的交流中,我们认识到把教育的目标定位在培养发展中的主体人、多元智能的个性人,推进“教育人”向“人的教育”的转变,把教育的本质定位在延续人生命的活力,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尊严和权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让教育回归――享受受教育的幸福。 北京小学年级组每个人都是管理者,责任共担。各年组或学科组可以自主进行活动,学校研究氛围浓厚,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研究课题,教师的研究课题没有命令性和强制性的,都是教师自主学习、乐于探究的领域,学校只是创造学习研究的氛围,为教师搭建展示的平台,鼓励教师总结案例,提升自己的思想,把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和提炼的理论作为学校的精神财富在校园分享。学校每周都有研究的问题、交流的话题。 在与领导、教师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北京小学在学校管理上有过深度的思考,概括起来说有“两个取消,三个重点下移,三个增加,三个走进”。 1. 两个取消:一是取消门口及校园中的红袖标执勤。原因是在严格的约束下学生是很不自愿、不情愿的,有被人管制的感觉,还不如把检查放在自然状态,让学生自主去做,由外在约束转向启动学生自觉,实施以人为本的主体德育;二是取消一日生活、学习制度的评比。传统的周评比越来越暴露了它的弊端,值周师生疲于应付,评比结果出来后班主任开始批评学生,造成师生关系紧张,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2. 三个重心下移:一是教育重心下移。各项活动由教导处下移到班级,每个班结合本班学生特点制定一学年的班训,明确目标,围绕班训制定班规操作的办法。二是校园文化活动下移。已往的由教导处大包大揽,下放到各科各组,要求各科各组拿出自己的活动安排,教导处的职责是服务、指导和参与。三是德育重心下移。学校倡导精神家园,让教师明确自己首先是教育者,其次才是学科教师,明确学生是教师品行最严格的评论家。 3. 三个增加:一是增加校园公益劳动日,培养学生的劳动责任感和劳动意识;二是增加校园“流动信息板”,扩大学生视野,启迪学生的思想,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三是评价内容的增加,增大做人做事的评价力度。 4. 三个走进:一是走进学生。与学生聊天访谈,了解学生心理想法、班级优点、问题等。二是走进课堂。看教师教育的细节、课堂活动、课堂设计。三是走进班级。参与班级活动进行指导交流,跟班了解班主任的困惑,解决管理中的问题,指导管理方法。 二、学校充满着浓郁的人文氛围 走进校门让你首先看到的是旗杆后面百余米的“血色长城”,主体的左右两边,一侧是学校的办学理念、校风、校规;另一侧是图文并茂的中华三字经。东侧的“音乐喷泉”与西侧“滴水亭”遥相互映,启发着师生“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在几十米的围墙上雕刻了我国古代的文明、科技的发展、学生活动的内容。进入科技楼,在宽阔的走廊衔接处,学校巧妙地设计了“宇宙星座廊”,把课本中的自然知识以实物形式展现在眼前,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亲近自然、亲近科学。北京小学管理完善,学生在午间、晚放后可随时到图书阅览室看书、借书、买书或到其它场馆活动,为学生提供了锻炼发展的空间,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两周学习生活转瞬即过,我们学到了丰富而充实的内容,但在基础教育改革中我们需要做的还很多,还要从一定的高度审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管理,不断丰富和提升教育的理念,从以人为本、以师生为本的视野中反思我们的行为,开阔思路,挖掘内在潜能,创造理想的基础教育。 小学基础教育论文:小学篮球基础教育过程因素与策略分析 摘 要 加强小学篮球训练,可以保证篮球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篮球运动得到振兴。本文主要针对小学篮球基础教育当中的因素和策略进行全面的分析,全面地分析教学当中的小学篮球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以及组织形式,将小学篮球课程当中存在的问题找出来,并且提出优化策略。 关键词 小学篮球 基础教育 过程因素 策略 当前小学篮球的氛围不断得到增长,在很多小学当中都会设置篮球课程,全社会都在推广篮球运动,人数也不断增加,但是仍旧没有取得很高的篮球水平,这主要是因为教育因素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就需要的就是推进小学篮球教育教学,这也是我国篮球运动得到振兴的前提。本文针对小学篮球基础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给予有效的建议,使小学篮球基础教育得到提高,将教育系统进行完善,对于我国的体育篮球教育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帮助,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一、小学篮球教学过程现状要素现状 篮球教学活动的主体就是学生,学生在篮球教学活动当中发挥着决定作用。相互之间具有差异性,在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和知识链结构和个性特点等准备情况当中都有所体现。在当前这个阶段,小学生的整体身体形态和素质都已经得到提高,尤其是身体素质表现的更加明显。在很多小学当中,体育课都是传授篮球基础知识和正确姿势以及规则。但是课后练习和进行娱乐都是男孩子,女孩子很少参与这项活动。由于学生的生长特点的影响,在这个阶段学生只是练习基础运球和篮下的投篮,其篮球水平仍旧是启蒙阶段,教师要给予正确的指导,才可以奠定坚实的基础。 篮球教学结合体育教学的规律,并且以篮球运动的规律特点为基础,这样才可以将篮球教学的目的完成。篮球运动具备集体性和对抗性以及综合性的特点,因此需要不同的教学方式。 二、小学篮球基础教育的策略 (一)培养学生的篮球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兴趣在体育教学当中是比较重要的,在平时教学过程中,教师培养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可以主动的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很多学生在生活当中都比较喜欢体育活动,但是由于在初级阶段比较枯燥,逐步减弱了学生的兴趣,因此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教学过程中,采取有效的措施增加学生的兴趣。 学校可以组建出篮球队,使学生对于篮球产生浓厚的兴趣。要想提高学生对于篮球运动的兴趣,可以通过篮球比赛这个途径,帮助学生积累比赛经验,可以让队员将自身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解,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篮球水平。 (二)重视篮球基础知识 当前小学篮球的基础知识教学仍旧比较薄弱,学校不会让学生在室内学习篮球知识,学习相关的篮球基础知识,可以促进篮球技术的提高。可以使学生对于篮球运动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针对篮球基础知识,主要包括篮球的起源和发展、篮球的比赛规则以及动作解析等等。学生在学习篮球运动之前,了解一些篮球基础知识,那么在今后的学习当中就会避免出现盲目学习的情况,少走弯路。小学针对小学篮球知识教学过程中的内容,学生通过教学可以对于篮球知识更加了解,使学生可以具备更加宽广的视野,这样学生才会具备学习的目标。 (三)加强团队意识 在篮球教学当中,利用良好的团队意识,使队员可以具备有效的提高的凭条,使团队战斗力和凝聚力得到有效的增加,在小学阶段,小学生的年龄通常比较小,接受能力也比较弱,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发展情况,制定出特定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可以重视团队意识,在篮球教学当中,利用团队意识,可以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和团队效能感,这样可以让学生深入的了解团队意识产生的影响。 有些小学生具有比较高的身体素质,他们很少有时间参加体育锻炼,体育教师的相关配置仍旧不够完善,教师在数量上出现不足的情况,针对教师的整体执教水平,通常情况下都是比较高。在教学过程中,有些学校重视技术教育,认知教育却得到忽视,教学方法比较系统,一些学校对于男生和女生的心理特点,采取性别分开方式的教学,可以提高不同生理特点的人群教学,但是有些学校对于学生的情感和知识认知却给予了忽视。 需要结合这个阶段的学生特点,采取兴趣培养,使学生可以主动的投入到篮球运动当中,在教学当中利用学生技术,采取全面系统的技术动作,可以统一教学方式和学习效果,完成教师的教学任务。 教师对于情感方面投入的比较少,并且适当的将室内课堂基础教学进行增加,学生对于篮球运动的好奇心进行满足,使学生的学习动力得到增加,在课堂教学中,对于相关的练习进行教授,可以将学生在练习过程中出现的损伤和技术错误进行减少。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为其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教学阶段,主要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可以让学生产生大局观念,使学生具备团队战斗力,对于篮球教学来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帮助。 三、结语 通过以上综合论述,对于小学篮球基础教育过程因素与策略进行全面的分析,可以针对当前小学篮球基础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发展对策,对于当前的篮球教学发挥着有效的作用。 小学基础教育论文:长春市中小学开设中国式摔跤基础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等方法对长春市中小学开设中国式摔跤基础教育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春市中小学校的师资、场地、领导支持度、学生喜欢程度及兴趣等几方面均具备了中国式摔跤基础课程开设的条件。并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合理建议,为长春市中小学校中国式摔跤基础教育开展的可行性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中小学体育课 中国式摔跤 可行性 近几年来,中国式摔跤在国内外的推广形势良好,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人群。通过查阅资料发现,由于国内研究中国式摔跤的学者大多关注的是中国式摔跤自身的发展问题,对于中小学开设中国式摔跤课的科研论文较少,理论研究尚缺乏深度和科学性,严重影响了中国式摔跤运动在长春市各中小学的开展。因此,本文对长春市7所中小学学生、教师对开展中国式摔跤课程的态度,以及各校领导、师资、学生、场地等相关因素进行调查,对开展中国式摔跤基础课程的条件进行分析,以确定中国式摔跤在长春市中小学开展的可行性。对丰富学校体育教学内容、促进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意识,及对长春市中小学中国式摔跤运动的开展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长春市师大附中、吉大附中、省二实验中学、108中学、师大附小、树勋小学、解放大路小学等7所中小学,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在收集具有权威性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有关的学术论文、书刊文献等资料,作为本文需要的基础资料。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2008―2012年全国教学期刊有关学校开展中国式摔跤方面的研究文献,为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2.问卷调查法 通过对7所中小学随机抽取280名学生及28名体育教师l放问卷进行调查,其中发放学生问卷280份,回收28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100%。发放教师问卷28份,回收28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28份,有效率100%。 3.数理统计法 对收集的数据运用Excel进行分类统计。 二、结果与分析 (一)长春市中小学体育课程内容 从表1可以看出,通过对7所中小学体育课程内容开设情况显示,树勋小学没有开设篮球;省二实验中学、师大附小、解放大路小学没有开设排球课;吉大附中、师大附小、树勋小学三所学校没有开设羽毛球课;108中学没有开设体操课。调查得知,没有开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些课程要求有充足的场地及设备,然而这几所学校地处市中心,又是长春市知名度较高的学校,近些年生源不断扩招,使原有校舍对于开设这些项目就更显得有些窘迫。因此,对于这些学校来说,开设中国式摔跤课程比较有利,因为此课程对于场地的要求不高,同时说明,中国式摔跤在长春市中小学开设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及发展空间。 (二)长春市中小学体育教师情况 1.教师年龄 从表2可以看出,教师年龄在25―30岁占21%,31―35岁的占25%,36―40岁的占17%,41―45岁占21%,46岁以上占14%。以上情况说明,长春市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大部分比较年轻。这部分教师精力充沛,敢闯敢拼;年龄及教龄稍长的教师具有很强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操作能力和组织能力,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较高的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是中小学体育教学的中流砥柱;队伍呈现出以青年教师为骨干的特征,这一年龄段教师能力充沛,对中国式摔跤运动的新动向和前沿的东西比较敏感,是新生代代表,也是长春市中小学开设中国式摔跤课程可行性及持续性的希望所在。 2.专业结构 从表3可以看出,长春市中小学体育教师中原始专业田径占28%,体操占7%,足球占7%,篮球占17%,排球占7%,武术占10%,跆拳道占7%,健美操占10%,摔跤占3%。以上情况说明,虽然中国式摔跤专业的教师所占比例较小,从师资力量上来看,虽然相对田径、球类等项目来说,师资力量薄弱一些,但也不乏擅长摔跤运动的人,只是由于在中小学长期未开展摔跤运动,故而影响了其发展。由于体育运动的迁移作用,这些人只要稍加学习和提高,将使体育教师可以很快掌握中国式摔跤的技能和教学方法,通过一定的专门培训,能胜任该课程的教学,能够较为有利地推动该项运动在中小学的开展。 3.教师学历结构 从表4可以看出,本科毕业的体育教师占67%,研究生占33%,本科以下和博士生均为0。以上情况说明,长春市中小学体育教师学历比较好,可以更好地针对中国式摔跤进行科学的研究,为其今后在各中小学规范、快速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满足了中国式摔跤在中小学开设可行性的条件。 4.教师对丰富体育课程内容的态度 从表5可以看出,认为非常需要开设新课程的从而丰富体育教学内容的体育教师占78%,认为需要的占15%,认为无所谓的占7%,认为不需要的占0%。以上情况说明,长春市各中小学大多数的体育教师希望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程内容。 5.教师对中国式摔跤开设作用的态度 从表6可以看出,在对开设中国式摔跤课程是否对中小学体育教学有促进作用一项时,体育教师认为有促进作用的占93%,认为不确定的占7%,认为没有促进作用的占3%。以上情况说明,长春市中小学大部分体育教师认为开设中国式摔跤对于中小学体育课程内容能够对贯彻新课标起到促进作用。这也为中小学体育课程增加中国式摔跤内容的可行性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三)学校领导对开设中国式摔跤课程的态度 从表7可以看出,通过对教师了解对于开设中国式摔跤课程的态度了解到,学校领导支持的占93%,不支持的占7%。通过调查,学校领导不支持的原因是认为中国式摔跤具有身体攻击性的竞技体育运动,稍有不慎便会出现身体伤害事故,是一种野蛮的运动。这种扭曲的见解也是中国式摔跤没有在学校开展因素之一,只有拓宽各阶层人士的视野,让其了解中国式摔跤的内在文化以及外在形式的含义,就会对此运动项目有正确的认识。以上情况说明,长春市大部分学校领导对体育课程开设中国式摔跤是支持的。 小学基础教育论文: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 摘 要: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而语文则是基础中的基础。在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发展中,如何提高教育质量是学校与老师一直致力解决的问题。基础教育中,小学语文教育是重中之重。小学语文教育关乎着孩子的交流能力、逻辑能力以及文化素质,在孩子以后的人际交往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更加能够提升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对小学语文教育中存在的误区以及重要性进行探讨,希望能够对教学教育贡献一点力量。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育;重中之重;基础教育 一、小学语文教育存在的误区 1.语文教育不应该是“填鸭式”教育 语文成绩好并不代表语文水平高。语文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应试教育上,在目前的教育中,大多数老师还是为了提高学生在考试中的成绩而进行“填鸭式”的教学。这种做法只能在短时间内提高学生的卷面成绩,而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在脱离试卷以后,学生都不知道该如何运用语文,这不得不说是语文教育的悲哀。一位真正的语文好手,即能应付语文考试,也能活学活用。语文并不是无聊的文字,而是表达思想的方式,不让语文成为无趣的应试教育,而是让语文成为学生学习如何在书籍中理解作者的思想,碰撞出思维的火花。 例如,在教学《小蝌蚪找妈妈》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去田野旁边了解蝌蚪是什么,并在父母的带领下了解蝌蚪最终能够变成什么。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便会迫不及待地讲述自己在田野中看到的样子,并说出当知道蝌蚪最后变成青蛙时的惊讶。教师应该让学生明白语文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更重要的是能够积累生活的知识,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2.语文教学不应该给学生太大压力 在很多家长眼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人中龙凤,希望孩子能够在考试中考到第一名。很多教师也依据成绩偏爱学生。这样只会把学生培养成一个考试的机器,而忽略了对孩子自身的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不仅是教会知识,更要学会做人。教师在语文课堂中给学生莫大的压力,只会让学生死记硬背,考试过关。心里却更加畏惧语文,教师应该意识到语文教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课堂中快乐地学习,产生对语文的兴趣。这样成绩自然而然就能提高。 例如,在教学《爱迪生救妈妈》时,教师可以在课堂中随机制造一些危险的情景,让学生进行表演,如何才能逃脱危险。学生对于情景表演一定会主动参与,发散自己的思维想出各种办法让自己逃离危险。教师可以把这个作为课前引入,让学生看看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是如何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救出自己的妈妈的。 二、小学语文的基础教育的重要性 1.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在学生从幼儿园升入小学时,很多学生都在幼儿园学过拼音。但大多幼儿园教师教的拼音并不标准,容易让学生读音出现错误,养成不良习惯。小学语文教学就是要让每一位学生在掌握拼音能力、在朗读时不会出现语音的不标准,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能够让学生在遇到每一篇陌生文章时都能准确朗读出文章的内容。在学生的生活中,说出的普通话也能越来越标准。 教师应该重视语文的基础教育,只有打好了根基,才能让学生在之后的学习中不会出现看到拼音不会读的情况。每一位学生都能准确读好文章内容,在口语表达时也能得到老师的赞赏,学生也会更加自信。 2.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写作源于平时的积累,平时积累得知识越多,在写作时就越能仔细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常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心中有墨水,写作水平才能提高。所以教师应该在语文教学的课堂中结合教材,选出适当的课外读物让学生阅读,这样能够更好地理解课文中表达的意思,也能让学生不断积累课外知识,在写作中得到合理运用。 3.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语文教学多会以儿童文学的角度选取一些适合学生理解的课文内容。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都是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不同的思维和判断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从教材中学习做人的道理。 比如,在教学《闻鸡起舞》时,教师可以找出一些相关的教材让学生了解学习知识的重要性。教师可以选取“凿壁借光”“悬梁刺股”等刻苦读书的故事让学生明白我们对学习应该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明白现在教育环境的美好来之不易。让学生能够珍惜现在的学习时光。相似的例子有很多,教师要结合教材,多给学生选取一些有意义的课外读物,既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知识,也能提高学生为人处世的能力。 教师要让每一位学生打好语文基础,这样才能在其他学科上有更好的发展。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能停止学习的步伐。中国的教育只有在教师的共同进步下才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小学基础教育论文:小学班干部制度:基础教育中不容忽视的一点 摘 要:本文从基础教育改革层面对我国的小学班干部制度进行研究。从宏观上看,现行的班干部制度并不只归属管理教育活动;从微观上看,家长误以为班干部与个人发展存在必然关系,教师则认为制定班干部制度是缓解教师压力的方式。综上所述,当前班干部制度可发挥培养学生能力的作用,故笔者提出改变当前班干部制度的新模式。 关键词:小学;班干部制度;新模式 小学班干部制度在基础教育中一直在改却效果颇微。在我国逐步恢复新中国成立初期班级制度基础上,班干部制度开始尝试改革,主要是推行班级学生的自主管理。这期间不少学校和班级曾经尝试班干部轮换制和选举制,但传统的任命班干部制度仍是主流,管理学生仍是班委会的核心工作。笔者认为,要分清楚班干部制度从何处改,就应该让从事基础教育行业中的人员思考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班干部制度的建立是要培养学生的哪些能力,二是现行班干部制度究竟有没有让学生在教育所期待的目标方面得到发展。只有理清这两个问题,才能由此进一步引发我们对我国小学班干部制度的深入反思。 一、我国小学班干部制度与学生发展的理解误区 1.家长的理解:班干部与个人发展紧密相连 有家长热衷于让孩子在班上担任一个班干部的职务,是认为班干部可以锻炼孩子的能力,促进孩子的发展。其实不然,我国大部分地区是从小学阶段开始实施班干部制度,在中国基础教育默认的评价体系中,班干部就是权利与能力的象征,班干部的职位越高,说明这位学生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可以理解为,这名学生拥有某方面的能力,他才有被选为班干部的机会。换句话说,并不是班干部制度中的某个职务促进了这个学生某方面能力的发展,而是这个学生本身具备某方面的能力才获得这个职务。因此,很多家长认为自己的子女当了班干部之后,其各方面的能力可得到锻炼,从而促进其发展。其实这种观念有偏差。 2.教师的理解:教师挑选班干部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 绝大多数教师赞成班干部制度,这样有利于分担教师的工作。除了教学任务,班级人数过多也会增大教师的管理难度,因此,一些教师会挑选班干部作为自己的助手,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左膀右臂,协助管理班级。班干部的产生的确缓解了教师在超负荷的班级管理中的压力。而我们时常可以听到学校里班主任之间的交流:“你们班那么好管,得益于选了一个好班长。”那么这种说法是说明班干部制度锻炼出了一个好班长,还是一个好班长的管理能力造就了一个好班级?这都说明班干部是教师精挑细选出来的能协助教师管理班级的有能力的学生,并非我们所说的挑选出来锻炼他们的能力的。 二、从来源理解班干部制度 我国小学中的班委会制度来自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它宣扬集体主义思想,我国深受影响,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班级管理模式。这种金字塔模式类似于管理学中科层制的运行模式,学生在班级中拥有的权力按照所处的等级被隐形划分开来。这种类似于科层制划分等级的模式,导致我国一些小学在实施班干部制度过程中出现官本位意识强、价值观被扭曲等问题。 基础教育是培育良好的国民素质基础的教育,要理解基础教育中要培养的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到底是什么。现行的班干部制度没有让学生体会“班干部”这个词所蕴含的意义以及由此获得的生命体验。这里我们要梳理一下班干部制度应该从什么方面培养学生:①培养班级责任感,为其他同学服务。“服务”这个词在国内似乎不太受某些人欢迎。其实,“服务”这个词的主要含义是“提供帮助”,即我所做的是为班级服务,让同学们觉得便利。②形成理性的世界观。小学是形成世界观的关键阶段,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努力,会让学生的世界观逐渐完善,因此一个良好的班干部制度应该构建一个人人平等的规则,让学生认识到“我”所存在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也逐步认识到所处这个世界的规则。③锻炼学生的自主性。每个学生的“质”不同,所中意的、擅长的领域也不尽相同,而学生便可通过班干部制度来发现自己是否有领导潜力或是自己对此是否感兴趣,从而以合适的角色主动参与到班级事务中。④维护民主权利。我国一些人的民主意识淡薄,不会正确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民主意识是从小事培养起来的,小学生虽不能真正意义上行使公民的选举权,但作为班级主人,他们绝对拥有自己的权利。因此,应从小学阶段让学生了解自己这个年龄阶段、在这所班级所拥有的权利有哪些,并且如何合理使用这些合法权益。 三、利用班干部制度促进学生发展的新对策 如今的班干部制度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如过分关注对个别学生的培养,班级管理效率低下;采取模式化班级方式,而忽视了学生的体验;对精神体验关注不足,从而使学生处于被权力挟持的窘境。要改变这种境况,第一是要将班干部制度中的权力意识转变成服务意识;第二是根据学生的发展需要为他们提供能够促进他们发展的职务。下图为笔者所制定的班干部制度模型。 笔者认为,低年级(一、二年级)可采用轮值制,考虑到学生刚进入小学,教师应该为每学生提供一个当班干部的机会,其目的有三方面:第一,可以让学生认识到自己是班级的一分子;第二,可以提醒其他学生,班干部是为全体学生提供服务的职务;第三,对于小学生来说,班干部工作当中的一切都是全新的存在,他们需要切实体验,这种体验能让学生发掘自己的潜能,同时让学生更了解自己,让教师与家长更加了解学生。 教师通过两年的观察,可以基本上把握学生的基本情况,同时学生适应了轮值制后,对班级里的日常事务有了一定了解。因此,在三年级时,教师可以简化或合并轮值制时设置的职务,针对自身班级现实情况进行职务编排。当然,这个环节必须要让学生共同参与讨论。四年级,作为小学中高年级的分水岭,学生的特质开始显现,兴趣、爱好、关注点也开始出现分化,个性也逐渐突出。有的学生好动,有的好静;有的偏好管理他人,有的更注重课外活动等。根据此情况,到四年级时教师可以对学生职务再进行调整,让愿意参与班级管理与服务的同学以“轮值制”的方式轮流管理班级事务,熟悉班级事务并可以进一步深入了解自己的喜好。最后到了小学高年级,则采用选举制,这是考虑到五六年级学生理性思维已经出现,他们可以开始思考自己的需要,并能在教师的引导下用理性的观点来分析问题。 基础教育改革中,更新知识层面的内容、改革评价体制等至关重要,班干部制度作为隐含在教育效果之中的一项内容也是不容忽略的。如果将学生作为管理工具,得到的必然是物质化的教育效果,如何将学生作为“人”来培养,需要教育工作者不断思考与深究。 小学基础教育论文:新课改理念下的小学基础教育研究 摘要:小学教育管理的问题随着新课改的深入进行,渐渐凸显出来,只有充分发挥新课改的推动作用,才能使目前小学教育阶段中存在的不足得到彻底的改善,从而促进小学教学质量和效果的进一步提升。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小学教育教学管理进行了简单的阐述。 关键词:新课改 小学教育 教学管理 目前,社会各界对于小学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同时长期以来在小学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因此必须根据新课改的实际要求,积极有效地推动小学教育理念的全面发展,并根据实际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提升小学教育教学管理质量的道路,从而促进小学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一、当前小学基础教育教学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目前,因为教育体制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在小学教育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具体有以下几方面:(1)现有的师资力量已经满足不了实际的教学需求。在全面发展小学教育的理念下,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教学能力、管理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协调能力,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大多数小学教师自身的教学能力以及专业素质并不符合目前小学教育的要求,而且还存在很多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等不良的思想状况,这些都是严重影响小学教学质量提高的主要因素。(2)现有的教学管理理念,已经不适应时展的需要。随着新课改的深入进行,人们已经将全面发展以及素质教育作为时展的趋势和潮流,但是很多小学现有的管理理念以及方式没有跟上时展的趋势,还是采用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师个性化思维的发挥,从而无法进行教学的创新,不但降低了新课改推广的效果,也无法有效地提升教学质量和管理效果。(3)没有对学生的主体地位给予充分的重视,教师也没有积极地引导学生,仍然是按照自己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对于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兴趣关注度较低,从而造成了学生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总是感觉枯燥乏味,经常产生抵触学习的情绪。同时教师在没有清楚具体原因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惩罚,从而导致抵触情绪被进一步放大。大量的课后作业,也增加了学生的负担,不但制约了学生其他情趣的培养和发展,还阻碍了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二、新课改背景下小学基础教育教学管理提升策略 1.提升小学基础教学教师队伍的建设 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策略都是由教师实施的,所以,教师教学能力水平以及个人素质水平直接影响了整体的教学效果。也就是说师资队伍的建设,是促进小学教育教学管理效果有效提升的主要工作。具体的说,首先,必须将小学教师的招聘门槛进一步提高,严格按照要求招聘,将责任强、专业素质高的教师充实到师资队伍中;其次,实行奖励性的薪酬制度,使教师的待遇水平提升一个档次,同时根据教师整体的考核结果确定最终奖励薪酬的高低,将教师教学热情充分激发出来;最后,定期进行教师专业素质、教学能力以及工作责任心等方面的培训,从而确保师资队伍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平,切实满足小学教育的需求。 2.营造小学基础教学创新氛围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持续发展。以新课改理念为基础,学校管理者在实际的教学管理过程中必须进行创新,才能促进小学教育教学管理效率的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刚刚踏上教育岗位的年轻教师,必须给予其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创新,同时对其创新行为给予积极的鼓励。这样不但可以促进学校管理质量、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而且也为小学教育教学管理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3.对小学基础教学评价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教学评价的进一步优化,将新课改背景下的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充分体现出来。同时新课改也提出了建立全面的学生发展评价体系这一新的要求。学校进行的评价机制的改革,也是学生发展的核心。但是,目前教学评价工作在小学基础教育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往往都是只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而严重忽视了针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客观评价。因此,必须以新课改教育理念作为指导,进行教学评价机制的深入优化,将学生从只注重学习成绩的思维中彻底解放出来,实现学生心理素质、自主能力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使学生可以充分认识自我,激发出其各方面的潜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结语 总之,小学教育教学管理在新课改的影响下,不但迎来了迅速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管理者必须充分发挥新课改的推动作用,从实际出发,总结学校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这样不但可以创造一个良好的小学生全面发展的环境,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小学教学的效果。 小学基础教育论文:新课改形势下小学基础教育的创新 【摘 要】音乐教学能够有效帮助学生的身心健康的发展,塑造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这是有效的方式,在新课改形势的要求下,教学工作者需要改善令学生感到枯燥无趣的教学方式,这样的教学需要学生有一个轻松地学习心态,能够有效的促进新课改的实施。 【关键词】新课改;小学基础教育;创新 伴随着现在国家新课改政策的不断实行,传统的教学方式不断在淘汰和改善,传统教师和学生的课堂角色也在不断改善和转换。新课改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以提升小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传统小学音乐教学比较,新课改形势下的音乐教学理念,不论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教学结果评价方式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改善。面对新课改的要求,对于习惯传统教学方式的老师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正确理解新课改下教育的创新 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思维模式已经根深蒂固在教师和学生心中,严重影响着音乐教学思想观念的转变,对于教学过程和教学成效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的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必须积极正确的引导教师向正确的思想教育模式和教学观念上转变。音乐是民族的灵魂寄托和舒缓方式,现在人类愈来愈离不开音乐。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对音乐有着美好的向往,喜欢并且乐于接受音乐的,但是,纵观我国的音乐教育工作,却是遭到学生的大力排斥或者是厌恶。学生厌恶或者是排斥的不是音乐本身,而是他们的音乐课,甚至有极端的现象让学生们感觉“上音乐课犹如上断头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现在音乐教育过于应试教育,不能按照小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王同学说“我本身是喜欢音乐的,一想到要上音乐课,一想到迎面而来的音符,我就头疼的厉害,更让我受不了的是老师需要我们背下那些可怕的音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小学生的性格就是需要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现在背记式上课模式让小学生对学习产生了厌烦,觉得上课就得完成一项任务,――此类现象数不胜数,学生的话语值得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深思。回顾以往,不难发现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们的音乐教学存在很大的问题:教学内容单一、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教学模式死板、形式陈旧、违背艺术的本质等。所以,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不能为了教学而教学,教师不应该只注重个人情感体验而忽略了教学的主体对象。因此,教师需要在课堂上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技能,让学生在课堂上感受到音乐艺术的带来的美感,丰富学生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逐渐提升小学生的审美能力,小学生自身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从而激发起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对音乐的创造力。教学工作者不应该只是把音乐教学当做一门基础的学科,它更是学生的基本素质教育的学科。通过音乐艺术这门课程,使得学生对音乐产生身后的兴趣,无限的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创造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对美的感受和认知能力,早生活中积极正确的引导学生向健康客观的方面发展,促进学生人格和个性的发展,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的。基于以上种种分析,教育工作者需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的教学理念,对教学模式进行改变,以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切入点,正确引导小学生去认识和感受生活,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和健康个性,从而使得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在实施新课改后,在音乐教学方面,更加注重“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模式,关注对学生的培养,突显音乐本身的特性,为学生创造出一个自由、和谐、健康、富有美感和以人为本的音乐学习氛围,在老师的带领下,步入音乐的殿堂,在音乐的殿堂里遨游。让小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学习音乐,感受音乐的美。 二、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正确引导学生 音乐艺术有着很大的延展性和跳跃性,存在于每个领域,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教育学科。但是由于年龄、个体差异、性别、知识层次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使得学生本身对音乐有千万种态度。因此,在开展教学工作中,老师不应该只局限于知识范畴的教学,应该拓宽教学范畴,把“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的教学理念作为教学之根本,使得“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素质教育得到充分的体现。教育工作者应该在课堂上摒弃老师的权威和降低姿态,融入到学生中去,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掌握学生喜欢或者讨厌什么,然后在教学工作中制定出专门的教学方案,循序善诱,引领学生积极主动的去探索美妙的音乐世界。教师即使老师也是朋友,不再是说教者,教学课堂也不再是呆板、枯燥的学习氛围,相反,教学从学生的需求出发,以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切入点,研究解决学生学什么、如何学等问题;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也能积极主动的进行学习。这样来看看,教学和学生有效的结合在一起,成为了课程的创造者和开发者,从而实现了教学的目的。 三、尊重学生的情感体验,与学生之间实现平等相交 音乐教学与其他基础学科的教育不同,其有着特有的性质,音乐的魅力在于以情动人。它通过各种艺术活动来调动人的兴趣爱好,走进人的内心世界,营造出一种欢快、自由、和谐的氛围,让人在享受中接受教育。而且,我们在教学中严重忽略了学生自身的情感体验,把教授者自身的情感体验附加在学生身上,让学生在已制定好的思维模式和学生方式下接受教育,使得学生逐渐丧失个体本能对于音乐艺术的感受、感知和感悟能力。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对于学生来讲,最好的教师是在教学中忘记自己是教师,而把自己的学生视为朋友的那种教师”。身份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情感是没有的。学生和教师有着同样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体验,在艺术的角度上,人与人是平等的。基于这种平等和艺术情感表达所具有的模糊性,那么对于音乐艺术的感触和对音乐艺术的理解就是不同的,所有教授者不应该强加自己的情感体验在学生身上。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情感流露,学会聆听,多和学生进行交流、探索,积极鼓励学生,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被动变主动,我们的音乐课堂才能变成一个欢快、愉悦、和谐、自由、平等的课堂。 四、注重培养学生对美的感知能力,将“技巧性传授”变为“艺术性指导” 美是人的灵魂寄托,审美是一个人爱自然、爱万物、的过程。人在审美中,寄托着自己最善良、最美好的情感,尤其是爱的情感赋予给了审美对象。审美也包括爱,但是审美意义上的“爱”与其他伦理道德上的爱是截然不同的,它丰富人的情感和充实人的灵魂,具有深远而持久的意义。一个富有爱心的人其审美感受是最丰富的,相反,一个有着丰富审美感受的人,其是极富有爱心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培养学生的技术能力,远不如培养学生的爱心。技能培养是短暂的,也是最容易遗忘的,而艺术情感的培养则对学生是永恒的,也是对学生最受益的,音乐教师教会学生如何审美,对于小学音乐教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转变传统的技术性教学,变为艺术性指导,增强学生对音乐美感的鉴赏。 五、结语 总而言之,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学工作者始终要适应新课改的要求,秉承“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指导教学工作的进行,关注学生的人格发展,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师生角色等方面进行改革,适应新课改的要求,促进新课改的实行。只有这样,我国的小学音乐教学才能跟随时代的发展,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杰出的人才。
中小学心理健康论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分析及对策 摘要:中小学在教育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关系到我国的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小学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成为教育事业中的工作重点。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进而提出了合理化对策,旨在培养中小学学生健全的人格,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字: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对策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小学健康教育越来越成为我国教育工作中的重点领域及。关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有利于加强对其的心理素质的提高,健全人格,从而实现中小学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但是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了一些问题。如何针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的解决对策成为当代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 1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中的现状 1.1没有充分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的重要性 该情况将造成各中小学不能平衡发展,一些学校没有深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只为应付上级部门检查,没有安排专业教师作为心理辅导教师,心理专业知识不足,难以对学生正常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这都将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产生不利影响。一些学校还将心理咨询工作作为对一些精神障碍学生的处理机构,将心理健康教育视同与一般卫生知识学习相类似,对心理咨询中心没有创造必要的条件,在组织管理、人员安排及经费等问题上没有进行必要的投入,与教育部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1.2很多学校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都不够理想 预防教育与心理素质的提高是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核心,进行心理辅导与咨询主要是以课堂作为主要渠道,但目前很多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际情况还不够理想。一是有些学校教务部门将课程紧作为理由,不能将心理教育课程积极纳入教学管理体系;二是一些中小学开设同类课程基本还是无序状况,由多人独自开设课程或讲座,协调性不足,或在课堂中只对一些个人偏好的心理调节方法进行讲授,没有系统科学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甚至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采用的教学模式还体现出课程化、成人化、知识化。很多中小学采用的说教简单生硬,对心理学专业知识生搬硬套,使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成为主要对心理学知识进行传授的学科,要求学生对很多名词解释进行背诵,对不同年级规定训练目标任务,这不仅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不利,也使学生在无形中增大了心理负担。 1.3中小学心理咨询普遍不具有良好的工作条件 心理咨询与常规的中小学教学活动不同,对工作环境具有不同要求,但各中小学心理咨询工作条件还比较简单,办公室达不到所需面积,设施不足,有待于尽快予以改善。部分中小学心理咨询室面积不足,或与其他办公室在一起办公,这与心理咨询工作原则和要求不符,心理咨询不配备专职人员,经费投入不足,值班时间不固定等现象也都比较常见。 1.4专业人员没有配备,现有心理咨询人员业务素质不高 中小学目前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基本上很少出身科班,很多都是由班主任或政治教师进行兼任,因没有经历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所以在工作中应用心理专业知识对中小学学生的指导能力普遍不足。 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的技术性和专业性都很强,其方式方法、原则及技能都各不相同,与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差别较大,因此对于从事中小学心理咨询人员的业务素质要求较高。若只是依靠个人热情而科学精神不足,或由于工作所需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就势必会影响对学生心理咨询的效果,严重的还将采取不当措施而导致较为严重的后果。 1.5学校在辅导上处于工作重心,而对家庭社会的配合不够重视 中小学教育一直以来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关门搞教育”的实际情况,心理健康教育更是这样。尽管在一些地区中小学学生心理辅导的成绩比较突出,但很多的细腻教育也还是停留在上课和开展心理健康活动,最多聘请专家进行讲座等方面,主要是为提高中小学声誉,但远没有达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作用。由于中小学学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庭和社会中度过,可以说,家庭的支持和社会的配合相脱离的心理健康教育是不全面的,教育效果也是不明显的。 2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2.1加大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力量投入 首先中小学校要加大师资力量投入力度,学校应该应聘专门从事心理学和教育学工作的主要教育人才,让更多的心理健康教育人才涌入教育事业中来。对在校老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对于培训后的优秀教师,让他们转换岗位,从事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2.2建立健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学校领导作为学校管理工作的决策者,应该建立健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立以学校为主,家庭教育为辅的心理教育管理机构,学校要加强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管理能力,提高组织能力和决策能力,并由专门的教育心理学和教育专业定期为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指导和成立专门的研讨机构,学校根据中小学生的自身实际情况,结合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规律制定相应的教育方法、教育理念和最终的教育目标,将学校的心理教育工作落实到位[3]。 2.3建立多元化的心理健康教育途径 针对全校学生,中小学校可以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过教师讲课、学生讨论、课外活动等形式来加深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解程度,培养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针对于每个学生的不同心理健康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引导,使其的心理朝著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同时,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内容,通过参加公益活动、社会实践,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从而保证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效开展。 3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基础性工程,是加强新时期人才建设的根本保证。本文通过论述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发现目前其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存在教育系统不完善、师资力量不足、教育途径单一和方法僵化的问题,从而提出了加大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力量的投入力度、健全教育体系、建立多元化的教育途径和学校要转变思想观念,加深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认识理解的对策,目的在于不断促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有效、科学的发展。 中小学心理健康论文:克拉玛依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的调研报告 摘要: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对于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提升师生的幸福感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一个立体工程,它既需要有教师专业能力的打造与提升、硬件设备的配备,更要有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及学校管理层的重视、支持与落实,缺一不可。 关键词:中小学心理;现状;调研 一、问题提出 为进一步做好克拉玛依市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全面了解我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现状,为自治区统筹规划和规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依据而作本调研。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于2016年10月16日至10月25日对全市47所中小学(中学18所,小学29所)全面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调研工作。 克拉玛依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市教育局的领导下,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经过近20年的发展,目前已达到87%的中学配备了1-2名专职心理教师,100%的中小学配备了兼职心理教师。通过组织区内外的培训,目前获国家心理咨询师证书的教师有203人。其中二级心理咨询师38人,三级心理咨询师165人。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多为校编,少数学校使用北师大及其它版本教材。课程开设情况中学开课情况好于小学,初中开课情况好于高中。2014年以后随克拉玛依新一中模式的推广,近一半转型学校(4-5所)改为选修课或讲座。 根据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指标要求,我市所有中小学均建有心理健康辅导室。中学使用情况良好,小学使用情况一般。克拉玛依市教育局领导高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2012年市教育局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设一名心理健康专业高级教师职称人员专项负责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局领导市教育工会主席专项抓心理健康工作。这些举措使得克拉玛依市中小学在心理专兼职教师的业务培训,心理咨询师的培养,组织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目前基层教师、学生、家长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大幅度提高。 由于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辅导)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要求非常高的工作[1],市教育局工作要求是思政科,教师培训是市教育工会和继续教育中心、心理专项督导是督导室,日常具体工作是由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负责。多头管理,实际各部门都只负责这项工作的一个方面,且大家都各做各的,没有信息互通和联席制度,没有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联动机制。大大削弱了我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导致基层心理健康工作如果出现问题,各部门可能就都没注意到因此没管或想管管不了。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对于自治区建设平安新疆,实现新疆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以及克拉玛依打造平安、高品质城市和校园、克拉玛依能否再次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能否提高广大师生及家长的幸福感,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调研内容 本次调研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开展的。即我市各区、直属单位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构设置、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建设情况、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设和教材编写使用情况、心理健康辅导室建设情况、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及活动开展情况等。 (一)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构设置 2013年市教育局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中小学心理健康部对全市47所中小学进行了实地调研走访,提出成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建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的建议。市教育局中小学心理健康部每学年、学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计划,2016年市教育局将心理健康教育专项工作纳入十三五教育规划。目前各中学基本成立以校长或书记为组长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建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或咨询中心。克拉玛依区各小学成立了以德育主任为组长,以心理教师、大队辅导员、班主任和部分科任教师为工作小组的机构设置。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的设置,为开展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了保障,搭建了平台。 (二)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建设情况 2015年市教育局联合新疆教育学院、克拉玛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培训民汉心理咨询师共158名,获证书者124名。考试通过率达78.5%。目前各中小学参加区内外各项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的总人数达到587人。 我市各中学大多数配备有1-2名专职心理教师,各小学配备1名兼职心理教师,学校还配备若干名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具体情况如下图表: 从上图表中可以看出:我市心理咨师队伍近年来获得长足发展,培训总人数的绝对值创近年最高。获国家心理咨询师证书者,中学优于小学,三级证书获得者优于二级证书获得者;小学心理辅导员比例高于中学,小学心理辅导员多取得资格证书,中学心理辅导员多无证书,只是口头称号而已;中小学专职心理教师人数及其匮乏,中学专职教师占总培训人数的2.21%,小学为0.85%,中学情况稍好于小学;小学兼职心理教师优于中学,但多数中小学兼职教师身负多职,实际用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精力和时间屈指可数,工作一忙,事情一多,心理工作可能就不了了之了,导致工作效率大打折扣。从取证情况来看,我市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已经具有较专业的资格。 (三)心理课程开设及心理健康教育教材编写使用情况 我市中学共18所,其中完中9所,初中6所,高中2所,九年一贯制1所。有初中部的学校16所,开课学校有14所,未开课学校2所;有高中部的学校11所,开课学校4所,未开课学校7所。初中部学校开课情况好于高中部学校。8所学校使用校编教材,1所学校使用地区编教材,其余为北师大、华师大、人教版、乌鲁木齐地方课程各1所学校。开课年级1-3个年级不等。 我市小学共29所。开课学校有18所,未开课学校11所,白碱滩区4所均开课,准东中心2所小学利用每周班会、主题教育、报告、讲座等方式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情况比较好。13所学校有校编教材,2所学校使用北师大版、3所学校使用大百科全书版,1所学校使用开明出版社版本等。开课年级1-6个年级不等。 中学校编教材质量高于小学校编教材质量。 (四)心理健康辅导室建设情况 所有的学校都建立了心理健康辅导室,中学各功能室发展快,功能室种类较多,使用率高,但校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有些中学只有一个简陋的咨询室。中小学各类功能室总计126个。具体情况如下表: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中学的功能室多于小学;中小学各功能室中接待室、个体心理辅导室、沙盘游戏室占比例较高;中学团体心理辅导室、心理测评室明显优于小学。 (五)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及活动开展情况 1.管理工作实现三级网络制度 2012年以来,我市教育局创造性地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逐步形成以市教育局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部为核心,各区教育局、直属单位为二级单位,各区中小学为三级单位的市、区(直属)、校三级网络管理体系。市教育局中小学心理健康部负责国家和自治区文件的上传下达,心理健康教育日常工作的组织、管理与具体落实。 2.以培训为抓手,以教研为突破口 近三年,市教育局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对专兼职心理教师进行专业培训6次,对各学科教师进行心理咨询师取证培训4次,对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和广大教师开展EAP员工帮助计划培训12次。定期组织每月1-2次的中学专兼职心理教师教研活动,组织教师参加北师大心理课题研究,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与素养,许多专业教师在教学研究的过程中进步很快。2013年举办了克拉玛依市“首届心理健康教坛新秀大赛”。1名教师获市级教坛新秀称号,1名教师获教学比赛一等奖。2016年又成功举办克拉玛依市“首届心理健康教学能手大赛”。1名教师获市级教学能手称号,1名教师获优质课一等奖荣誉。 3.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体 市教育局组织沙盘游戏治疗师成长系列沙盘制作活动,面向广大中小学师生的“5.25硬笔书法比赛”及“5.25心理健康教育征文比赛”活动,中高考期间组织中小学专兼职心理教师开展中高考心理辅导巡讲活动,每学年开学初及结束期开展教师心理健康教育集中宣讲活动,组织全市中小学心理教师、生物教师、校医开展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活动,举办每两年一届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学术年会,目前已成功举办两届。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展,提升了广大中小学师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极大提高了他们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4.重视校内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横向服务 全体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以服务学生为主体,兼顾教师心理健康。通过课堂教学服务于学生,通过学科渗透及讲座、活动体验服务于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包括专兼职心理教师、取得资格证的心理咨询师、心理辅导员、参加资格证培训但尚未取证的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志愿者等。我市南湖中学还成立了中学生健康人格讲师团,充分服务于校园师生。各学校通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举办心理讲座、办心理小报和板报、心理健康班会、心理情境剧比赛、心理漫画赛、沙盘游戏、心理咨询、团体辅导等方式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树立师生的心理健康理念。 5.重视家校、社区合作,拓展心理健康教育途径 市教育局还通过举办家长学校课堂,走进社区巡讲,与社会办学机构协作,与市文化馆、市卫计局、市妇联联合开展社区居民、学生、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断拓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收到良好效果。 三、目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我市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一些困难亟待解决。 (一)问题:没有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联动机制,心理健康工作指导与督导脱节。 1.心理健康师资队伍培训完成后,部分中小学校没有把培训教师的作用发挥出来。培训完了心理工作就完成了。学校整体心理健康教育的面貌与前相比,没有改观。 2.由于年度预算资金缺乏或不到位,且没有专项资金,多数中小学校配备的心理咨询室不达标。 3.由于我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业人员的岗位编制问题,各中小学校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没有享受与班主任同等待遇(班主任津贴),在时间上得不到保证、激励机制跟不上,导致专兼职心理教师没有积极性、工作效率低下。 4.多数中小学校缺乏校园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学校出现的严重心理问题以及问题导致的严重后果,没有引起学校领导层高度重视,一旦出现问题,草草了之。缺乏责任追查制度和意识。 5.学校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对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不清楚,对心理健康教育制度、规范、岗位职责不清晰,学校管理缺乏明确的要求和长远规划。 6.自治区德育达标校评比、自治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校验收,督导与心理专业人员没有同时参与。 7.高水平的心理教育专业人才的匮乏是制约我市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瓶颈。学校心理咨询室等各功能室建成后,如何使用,使其发挥作用需要进一步的专业培训。个别学校心理健康工作者人数偏少,导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存在一定的困难。 (二)建议: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长效、联动机制。 1.政府支持建立地州、市、h级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组建市、区、校三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专门负责本区域内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管理工作。 2.充分利用内地各省市援疆机遇,争取援疆省份对口支持各地州、市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从心理健康专业角度加强工作指导与帮助。尽可能多的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学习、培训、观摩和交流机会,加速新疆本土心理专业人才的培养。 3.各地州、市县通过创建国家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规范各地区、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向专业、科学、精准、高效的方向发展。 4.随克拉玛依中小学教育转型后,全员心育的工作思路需要进一步强化与落实。 5.注重广大教师、家长心理知识的培训与普及。 心理健康教育是学生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心理健康状况。心理学大量的对比研究发现,品行端正、学业优良、身体健康的学生,通常其心理健康水平也比较高,而心理健康状况不良,往往会妨碍学生思想品德的提高,降低其学习能力,损害其身体健康。因此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要落实“治未病”工作理念。十三五期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自治区建设平安新疆,实现新疆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以及克拉玛依打造平安、高品质城市和校园等方面将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深知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形式依然严峻。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趋严重,心理健康教育资源严重不足,部分学校中层领导、教师、学生家长对心理健康重视不够,这些都表明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需要更多人的关注。我们心理健康工作者们也将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相信,心理健康教育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中小学心理健康论文: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与发展 【摘要】心理素质会在很大程度影响一个人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持续深入,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注重。但就实际发展而言,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仍存在着很大的不足,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和重视。为此,本文将对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进行研究分析,以期给相关研究者以有益借鉴。 【关键词】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 发展现状 1.当前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分析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就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指出要充分认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各种有效措施的理论不断强化广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效能。此外,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也于2007年开始实施,特别是心理专业师范生的占比更是非常抢眼。2012年教育部制定了关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大纲要求,特别指出,广大中小学应在教育教学全过程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体现,通过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开展,逐步提升广大中小学学生群体的心理素质。由此可见国家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持续深入,心理健康教育受到了越来越多学校的关注和重视,且已经有很多学校基于自身实际情况,通过心理健康服务的提供、心理咨询的介入和心理健康课程的开展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尝试。还有一些中小学学校更是在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尝试和探索中下足了工夫,针对性的进行了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索小组设置,并为学生配备了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各地区也通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资格认证的制定和教育培训教材的编制不断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尽管广大中小学学校已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心理健康教育对于学生发展的重要影响,且也对此予以积极的准备,但心理健康毕竟是一门相对较为专业的学科,其自身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指导性,而很多学校的组织体系混乱、课时保障不足等问题也必然会使得这一学科的教育效能难以获得有效发挥。在绝大部分已经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探索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仍以兼职为主,他们往往没有经受过体系化、专门化的心理健康培训,甚至很多教师只是“名义”上的心理健康教师。总之,教学体系、教学标准和评价标准非常混乱,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稳定发展。 2.基于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的思考 2.1关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原则的思考 在实践操作中,全体中小学学生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但学生个性的普遍性决定了教育教学中总会出现一定的特殊情况,例如,一些已经产生了情绪困扰、心理障碍和行为偏差的学生,尽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面向全体的开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这些学生显然需要更为针对性的教育引导,而此时,面向全体的发展型和A防性教育显然作用非常有限。在既要面向全体,又要注重个别的要求下,大多数学生的心理健康开展相对较为容易,但是那些情况特殊的学生也需要针对性、特殊性的教育,例如,需要根据学生心理障碍的实际情况及时的进行校正和干预措施应用,以帮助他们尽快走出心理困境,积极进行自身危机应对,以提升自身的适应能力和发展健康水平。因此,广大中小学应对此予以积极的应对,通过各种有效措施的利用,不断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专业性和实践操作性水平,以更好的帮助学生,促使他们更好的发展。 2.2明确、辨析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就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而言,其起步相对较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和心理健康教育支撑体系,因而,广大社会组织和人士应对此进行积极的认识,同时,需要注意,学生的内心需求和实际生活需要应是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来源,例如,帮助学生进行学习态度转变、督促他们进行积极自主的学习,引导和培养学生的自我情绪调节控制能力,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锻炼他们的适应能力和挫折应对能力等,这些都应该是广大中小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且在社会的持续发展,还应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创新,以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同时,还要注重心理健康教育开展过程中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的创新和完善,以全面提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和教育效能,促进学生更好、更稳定的发展和成长。 2.3要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任务、目标和对象予以明确 当前,帮助学生更好的进行生活和学习应是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基本任务和主要目标,应力求通过这一目的的达成,帮助学生更为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自己,以实现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和自主生活能力的有效提升。同时,对那些具有行动干扰和心理障碍的学生进行有效的心理帮扶,让他们尽快走出困境,更好的投入到学习生活中。因此,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应在坚持“全方位推进、突出重点、指导细化和协调发展”原则的指导下,积极的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具体问题分析和应对,全面、积极的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活动,以帮助学生不断完善自身的“三观观念”,进而实现更好的发展。 总之,中小学时期是一个人“三观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广大中小学学校应通过各种有效措施的应用,不断强化自身心理健康教育效能,帮助学生更好的发展。 中小学心理健康论文:试谈当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误区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常见的误区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这些误区既存在于社会,也存在于学校;既存在于一些普通教师中,也存在于专业的心理工作者中。因此,我们在思想上还应该有一个较大的转变,才能适应新时期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关键词: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 误区 中小学生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心理健康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成为当下的社会热点之一,许多学校纷纷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建立心理咨询室。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人们对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还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误区。这些误区存在于社会,也存在于学校;存在于一些普通教师中,也存在于专业的心理工作者中。我们在思想上还应该有一个较大的转变,才能适应新时期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误区一: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就是有病 造成这种误区的根源在于人们对于心理健康的内容还缺乏全面正确的理解,对于心理咨询还缺少足够的认识。在一般人看来心理问题就是“精神病”、“神经病”,加上社会上一些人对精神类疾病患者持歧视态度,学生怕被人们认为是“神经病”而不敢走进心理咨询室。同样,我们的一些教师也对心理健康的内容缺乏了解。有的学校简单地将原学校医务室改牌为心理健康教育室,将里面布置得像医院里的病房一样,心理教师也要求穿白大褂,让学生一见就感到害怕,更谈不上去要老师解决心理问题了。甚至有的学生心理本来很正常。只因一次考试怯场或与同学关系不和或生性活泼好动,教师就凭主观臆断把其定性为有“毛病”,动辄“障碍”、“疾病”、“分裂”、“多动症”、“孤独症”等等。这些,就更加加重了人们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误解。 误区二:心理健康教育可以解决一切心理问题 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健康教育就是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因此。有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学生的各类心理问题都应该迎刃而解。这种误区产生的根源在于:过分夸大了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混淆了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治疗学、医学临床心理学及心理障碍与心理疾病之间的关系。首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并不是心理治疗,更不是医院的心理门诊,有一些心理疾病并不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范畴。例如:精神分裂或严重的人格障碍等心理疾病就不是心理健康教育能解决的。其次,即便是心理治疗、医学临床心理学在现阶段也不可能人们解决全部的心理问题。 误区三:心理健康教育是面向少数人的 许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只是针对少数问题学生,而不是针对全体学生。产生这一误区的根源在于:应试教育的传统观念。在应试教育中,学校的各种活动都是为应试服务的,心理健康教育也不例外。人们往往忙于抓两头“小”而忽视中间“大”,即重视“尖子”学生和问题学生而忽视中间大多数的一般学生。在这种观念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服务对象很容易就被定位在少数心理和行为“有问题”的学生上。这样就违背了教育的全体性原则,心理健康教育应当面向每一个学生,无论是在制定心理健康教育的计划还是在选择具体的内容和形式的时候都要考虑大多数学生的共同需要和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尽可能让所有学生都参与其中,尤其是那些平时不太引人注意的学生。 误区四:心理健康教育就是心理教师的事情 在许多学校校长和其他教师都认为:心理健康教育理所当然就是心理教师的事情,与自己毫无关系。因而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常是心理教师孤军奋战。产生这一误区的根源在于:将心理健康教育简单化、孤立化,没有看到心理健康教育与其他教育环节之间的联系。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合力的作用,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都包含着心理健康教育的因素,每一位教师实际上都应该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者。在学校以外,在社会、在家庭也都在对学生进行着心理健康教育。 误区五:心理问题就是思想问题、品质问题 把学生的心理问题看作思想问题或品质问题,从德育的角度人手,很少从心理角度着手进行疏导,导致工作上脱离学生心理发展实际,教育上主观片面、牵强生硬的政治说教,缺乏必要的心理教育手段。产生这一误区的根源在于: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混为一谈,没有分清两者间的区别与联系。对人的素质要求过于强调政治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而忽视了人的心理素质。 误区六:心理健康教育是形式,可有可无,是学校的门面 存在这一认识误区的人很多。虽然现在各个中小学都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但是却多数是浮于形式。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阵风”,不能持之以恒。他们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可有可无,但却是一种时尚,可以显示一所学校的办学实力,可以使学校上一个档次,用于应付检查或吸引生员。在一些学校腾出一间屋子,摆上几把椅子,找上几个政治老师,就算心理健康教育了。产生这种误区的根源在于:没有真正意识到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或是虽然认识到了意义,但却在“应试教育”的束缚下不愿花时间、精力、财力去实施。改变这一误区的关键是从根本上认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转变原有的教育思想观念,同时加大评估检查力度,进行规范化管理。 误区七:心理健康教育就是一门学科课程 在一些学校,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误区:心理健康教育和语文、数学一样是一门学科课程。在学校中大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在课上,教师和上其他学科课程一样,通过传统的教学方式传授心理学方面的各种知识,在期末通过考试来考查学生对于心理学概念的掌握情况。他们认为这就是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可以通过记住概念来改变自己的行为。产生这一误区的根源在于:没有认清心理健康教育的学科性质,没有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仍旧以传统的教育观念来认识心理健康教育。 误区八:心理健康教育难见成效 许多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者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进行了几年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为什么见不到成效呢?产生这种误区的根源在于:第一,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想法;第二,是没有认识到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此外,还存在对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评价的问题。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是形成、维护、促进受教育者的心理健康,这就决定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在于预防和发展。而这一点是不能用类似于语文、数学等学科课程可以用分数来衡量的。另外,还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几年的实践下来学生的心理问题不减反多呢?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于心理健康的关注程度在增加,以前并不是没有心理问题,只是,我们没有去关注而已。 中小学心理健康论文:“互联网+”背景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家校合作研究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日益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点服务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已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学校与学生家庭共同合作解决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互联网+;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合作;中小学生 1 互联网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结合是“互联网+”的充分体现 1.1 “互联网+”的含义 “互联网+”是当下信息时代互联网发展的新形态,是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必然趋势。简单来说,“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和传统的各行各业的结合,充分发挥互联网丰富的信息资源优势,为传统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平台,使得传统行业有了更大的提升空间。“互联网+教育”是当下一个热门的模式。将教育资源网络化,使得知识普及面扩大,更多的碎片化时间补充知识,为素质教育提供了新的方向。 1.2 互联网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结合的优点 1.2.1 能促进心理健康教育信息化 首先在教材方面,互联网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结合能使教材信息化。所谓教材的信息化,也就是教材摆脱书本的桎梏,让内容的展现不再只是平淡的文字和图片,借助互联网变得更加形象生动,不仅包含文字和图形,还能呈现声音甚至动画。其次在教学资源方面,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任何信息都能通过互联网实现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享,教育资源亦是如此。对于中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来说,面临的一大困难便是教育资源的缺失,开发网上教育资源能让广大师生能通过网络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这正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教育资源缺失的问题。 1.2.2 能促进心理健康教学模式多样化 互联网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结合能让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如远程教育的实现则打破了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口传身教的传统教学模式,让学生能够自由地选择听课的时间、地点,不仅促进了学生学习的自主化,还能让老师与家长之间,老师与校外老师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校外学生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促进了经验的交流与信息的共享。 1.2.3 互联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是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趋势 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所说:“‘互联网+’对传统行业不是颠覆,而是代换升级,把互联网和传统行业结合起来,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而互联网与中小学心理健康的结合能使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在教学效率、效能方面得到极大的提升。互联网与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结合产生的优点也表明,“互联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将是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趋势。 2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家校合作的必要性及现状 2.1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合作的必要性 在一般情况下,父母和孩子接触最早,接触时间也最长,这就使得父母最了解孩子从而做到能从孩子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对孩子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学校作为学生教育的主力,在学生成L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而家庭教育则是学校教育的有力补充。 然而,当今家庭教育确存在各种问题,如:家长和孩子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忽视孩子的心理健康、过分关注孩子;对子女的成绩要求过高等。学校作为专门的育人机构,很有必要对这一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力量做好指导工作。家庭与学校的合作,能让老师有更多的机会与学生家长沟通与交流,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家庭教育,找到合适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让孩子能在“家庭”这股重要力量的正确引导下健康的成长。 2.2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家校合作的现状 由于许多中小学校缺少专业教师、缺少具有针对性与实用性的教材、缺少经费、缺少时间等原因,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并不好,更别提构建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合作模式了。在一项以资阳市为例的四川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老师只有在学生犯错或者遇到心理问题时才与家长联系,而平时没有犯错或者没有遇到问题的同学,老师几乎不主动与家长联系,更无从谈起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问题了。 3 利用互联网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家校合作的必要性 3.1 互联网的特点 互联网具有传统教育方式无法取代的优点:传输信息方便、快捷,信息更新速度快,信息交换不受空间限制,信息存储量大等特点。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学校和家长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信息的传送,共享以及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咨询,甚至提供帮助。这都是传统家校合作模式无法比拟的。 3.2 家庭个性的差异需要互联网 对于学校层面来说,家长和学校的沟通与交流是长期的也是频繁的。但个别加他面对面地交流有时难以进行。要让家长普遍都能够在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合作模式中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学习到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家校合作模式就必须要联系到互联网平台。互联网与传统教育结合能让教育内容信息化,教学远程化的特点,便能很好的解决因为家庭个性差异。 4 “互联网+”背景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家校合作新模式 4.1 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相关的机制建设 教育部在2012年修订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在心理健康教育的组织实施中提出强调:加强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领导,制定规章制度明确责任部门和负责人。 建立学校、家庭、学生三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平台,需要一定的组织作为前提和保障。在以资阳市为例的四川地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调查问卷中,老师们反映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是班主任或科目教师承担,但老师们工作压力大,时间紧,学校相关经费投资少,缺乏监督和管理导致工作效率低,成果不明显。这些现象都表明了成立相关组织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4.2 统筹协调各方作用 4.2.1 充分发挥学校在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 学校作为专门的育人机构,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建立在互联网上的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合作平台上,学校应当充分发挥自己在教育方面的优势,认清自己在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尽职尽责,在专业知识方面给予学生和家长给予积极、耐心的指导;在互联网平台运行发展方面安排专业人士对平台进行细心的维护和管理。让家长对心理健康的认识在老师的指导下不断深入,让平台在运行中不断完善。 4.2.2 利用互联网平台逐渐将家庭教育归入大教育体系中 校方利用互联网平台定期发表相关刊物、开展网络课堂、进行心理测试,为学生和家长提供计划性和系统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并通过网络给学生和家长提供一些现实生活中学生心理问题的相关案例,引起学生和家长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进而提高家庭教育的计划性和系统性,提高家庭的教育质量和水平,使家庭教育成为自觉地教育活动。 4.3 家校合作网络平台的构建和维护 学校充分利用互联网构建和维护家校合作网络平台,能让老师、家长、学生之间实现更方便的沟通交流,让家长能够更容易地取得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资源。同时,家长是这个平台的重要参与者,而现在许多家长尤其是长期居住在乡镇地区的家长,τ诨チ网的使用相对生疏。所以对于这个基于互联网的合作平台来说,界面简洁、操作简便是对于平台网站最基本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再实现平台的形式多样化,让家长和学生能够通过各种途径、用各种方法获得资源和帮助。 家校合作平台除了要满足界面简洁、操作简便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之外还,平台自身还必须要是稳定的、安全的、完善的。所以,一个优秀的互联网家校合作平台建好之后,还需要校方做好后期维护管理工作。做好平台的维护管理工作则是让平台安全、稳定发展的必要措施。网络共享性与开放性使得人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索取和存放信息,若平台里的信息没有经过严格编辑和整理,就会导致各种不良和无用的信息大量充斥在平台上,给老师、学生和家长选择、利用平台信息带来障碍。所以校方还应当为平台建立一个良好的质量控制和管理机制,这样才能让平台能够成功统筹协调老师、家长力量,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 中小学心理健康论文:对于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几点体会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小学生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及生活的压力,往往会感到不适应,学生中心理不健康人数达到15%~30%,甚至更高,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他们形成良好和健全的人格有着现实的意义。教育部1999年15号文件,即《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明确指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任务之一是对全体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使学生不断认识自我,强调自我调控,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心理品质。做为一线教师要做好学生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工作,就得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全面深入了解学生 一个将军要想打胜仗必须了解敌情,一个医生要想治好病人必须了解病情。同样,一个教师要想教好学生就要全面、深入了解学生,这是教育成功的前提。要做到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就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较强的思维能力。 敏锐的观察力是洞察学生内心世界,掌握学生心理活动特点,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有针对性教育的前提条件,是一个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教师只有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及时发现学生的一些细微变化,才能捕捉到最佳的教育契机,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2 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心理调节窍门 2.1 把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结合起来。学生的主创意识和自主学习的品质,可利用讲座、表演等形式放手让他们结合教材内容去感悟,使健康正确的心理属性内化,形成强烈的内聚力。 2.2 把教材内容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目的是通过对教材的现象去感悟,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锻炼适应社会的能力,形成良好的心理健康品质。 2.3 把学与练结合起来。“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生在学完课文后,教师要有目的地设计形式多样、新颖活泼、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练习,让学生在练习中明辨是非,巩固正确的理念,形成良好的行为表现。 3 组织心理咨询活动,针对学生的反馈信息进行分析,对学生加以正确的引导 在学校里对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可在班级里,学校内开设“悄悄话信箱”、“知心热线”等,让学生以纸条或其他形式把信息反馈给教师。也可直接找老师以聊天的形式,把信息反馈以教师。针对学生反馈的信息和老师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教育、指导、启示等让学生的各项问题得以解决。对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作为老师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3.1 对遇到心理困扰的学生提供帮助,帮助他们找出自己的烦恼和困惑的深层原因。青少年儿童正处在儿童向成年的过渡时期,是成长发展过程中矛盾最为集中的时期,因此遇到各种心理困扰,产生各种心理问题的概率比较高,如学习困难及对学校不适应的问题、各种学习障碍的治疗问题、人际交往问题、青春期心理问题,这些典型的心理问题,只有在教师的正确指导下,帮助他们顺利度过危机,促使他们心理健康更好地发展。 3.2 帮助学生增强自知之明,确立正确的自我观念,增强抗挫折的能力。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言下之意是一个人能够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自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青少年时期是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其中尤其是自我评价方面的问题表现最为突出,许多心理冲突与困扰都与此有关。所以,教师要帮助学生要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确立适合自己计划标准,使自己的期望值适合自己的发展标准,才能承受挫折的打击,更好地正视现实,接纳自我。 3.3 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诊断,作出初步的鉴别和判断。有明显心理问题的学生应从其认知、情绪、行为、人格等方面进行全面了解分析的性质,程度做出准确的判断,并在此基础找到矫治的方法。为家长提供学生的第一手资料,使学生和家长关系融洽、和谐。 作为一位人民教师我们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而且也是学生心灵的塑造者,是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者,更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医生”。现在,国家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广大中小学教师做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担当“保健医生”的角色,为新世纪和谐的社会培养出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的下一代。 中小学心理健康论文:我国西部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 摘 要: 为了解我国西部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本文采用SCL-90和自编问卷对四川渠县中小学教师进行整群抽样测试和访谈,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369份,筛选有效问卷329份。结果显示: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知识普及程度不够;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较差;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在躯体化、强迫、敌对、抑郁等几方面。 关键词: 西部农村地区 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 四川渠县 2010年5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特别强调教育公平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缩小校际差距,加快薄弱学校的改造、提升,必须着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水平,其前提之一就是了解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提出相应的维护建议,有利于缓解教师的心理压力,使其以更佳的工作状态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 自2000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出“要重视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把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的一个方面,为教师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提供必要的条件”以来,心理健康教育正在得到各级政府的普遍重视,许多经济发达地区已经配备有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但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普及程度不够,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逐渐成为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制约着教师队伍建设的发展。 因此,重视我国西部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对于改善教师教学成效,提高西部义务教育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都有积极的意义。 1.研究方法 1.1研究样本。 本次研究以渠县中小学教师为总体,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渠县8所中小学的专任教师为调查对象。根据该县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将学校分为两类(一类为城镇学校,一类为乡级学校)。抽取一类学校4所:渠县外国语学校、渠县流江中学、渠江镇第六小学、天星镇第三中心小学;二类学校4所:河东乡中心学校、板桥乡中心学校、渠南乡中心学校、渠北乡第二中心学校。调查时间为2009年7月。 1.2研究工具。 1.2.1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问卷共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个人信息。 第二部分是症状自评量表(SCL-90),“SCL-90总量表的同质性信度为0.97,各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在0.69以上,重测信度大于0.7,内容效应和结构效应也较好”。①该量表分为10类因子90个项目,分别为躯体化(12项)、强迫症状(10项)、人际关系敏感(9项)、抑郁(13项)、焦虑(10项)、敌对(6项)、恐怖(7项)、偏执(6项)、精神病性(10项)、其他(7项)。根据症状分为没有、很轻、中等、偏重、严重五个等级,采用5级评分制。它包含有较广泛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从感觉、情绪、思维、行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均有所涉及。 第三部分是自编的访谈提纲。主要了解被试对心理健康的态度认识和了解程度。 1.2.2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调查采用团体施测的方式,用统一的指导语以不记名的方式答题,问卷当场收回。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369份,回收率92.25%。筛选有效问卷329份,有效率为89.1%。 1.2.3数据处理 采用SPSS17.0软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2.研究结果 采用SPSS17.0将此次调查所得数据与全国成人常模进行对比,可见西部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SCL-90的检测结果与全国常模,差异显著(见表1)。 表1 西部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SCL-90因子分与全国常模比较(X±SD) 注:*P 在调查的九个因子中,除人际关系敏感一项得分低于全国常模之外,其它八个因子及总均分、总分均高于全国常模。这一结果,与2006年桂祈蓉的研究结果类似②。其中,躯体化、焦虑、敌对、恐怖、精神病性与全国常模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说明西部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亟待改善。 3.讨论 当单项因子均分(X)大于2时,即视为阳性表现,具体又分为轻度(2≤X 从单项因子来看,强迫症状者最多,占总数的25.7%,其余依次为:躯体化、抑郁、敌对、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偏执、精神病性、恐怖。 表2 各因子阳性检出率 调查表明,渠县教师躯体化症状显著。“躯体化症状是指器质的不适症状,即感到身体不舒服,包括呼吸、消化、心血管以及其它系统的不适症状,如头晕头痛、肌肉酸痛、背痛以及由焦虑引起和胃肠道不适等躯体症状的表现④”。 本次调查发现,渠县中小学教师强迫、敌对、偏执阳性症状检出率分别为25.7%、21.4%、18.3%。“强迫指明知没有必要,却难以控制的、没有价值的想法和行为等,另外还反映一些一般的行为认知障碍;敌对主要表面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三方面,具体体现为脾气不可控制地爆发、摔砸物品和厌烦等;偏执主要指投射性思维,敌对、猜疑、妄想、被动体验和夸大等⑤”。 教师形成这些心理问题症状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教师自身的角色压力。一直以来,教师职业一直被冠以一种写意的、近乎虚拟化的修饰,诸如“人类灵魂工程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等,一旦选择并接受了教师这一职业,就必须尽量想办法满足社会各方面对自己的要求,并常常将自己的真实情感掩饰起来,形成一种压抑的心理状态,最终导致心理失调。二是外界对教师期望值过高所造成的压力。“为人师表”几乎是社会对于每一位教师最基本的要求,如何才能达到这些最基本的要求呢?教师必须时刻提醒、警醒自己,造成教师过分追求人格的完美,对人对己都要求苛刻。 在自身的角色压力和外界高期望的压力之下,近年来,中小学教师身上表现比较明显的有:(1)强迫型人格。这类教师的脑子里始终盘旋着自己的某种想法,对人对己要求苛刻,要求学生必须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不能灵活变通,很难换个角度考虑问题,刻板守旧;(2)敌对型人格。这类教师情绪易冲动,自制能力差;(3)偏执型人格。这类教师喜欢用一种敌对的视角看待问题,敏感且多疑,对别人不信任,人际关系紧张,缺少对学生必要的包容态度,一旦与学生发生冲突,便以一种强硬的作法对待学生。 此次调查还发现教师不良情绪明显,有抑郁症状的教师比例最高,达到22.8%,其它依次为焦虑(18.7%)、恐怖(12.5%)。访谈中,很多教师反映,在互联网时代,教师越来越难当,学生越来越难教。尤其当前强调素质教育,也同时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人们要获取各种信息已经相当便捷,想知道什么,“百度”几乎无所不能,这就打破了以前人们对于教师职业的崇高认识,教师代表知识的权威形象正在不断地丧失。加上中小学教师职业社会地位不高、收入偏低等因素,教师的心理负担不断增加。 4.建议 4.1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关注教师心理健康。 调查中发现,渠县教师心理健康知识匮乏,对心理健康不甚了解,教师和管理人员普遍把心理健康方面出现的一些症状归结为“性格”的原因,认为这是一个人情感、诉求的不同表达方式,把心理问题比较明显的教师归结为“性格怪异”。教师的心理健康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幸福,影响自身的生活和工作,更关系到教师对待工作的态度。教育管理部门应该加大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力度并贯穿到职后教育和继续教育培训中去,通过培训帮助教师建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掌握心理健康调适技能。 4.2在教育管理体系上要重视教师心理健康。 教育管理体系是服务于教育教学工作、服务于教师并对其具有一定约束力的系统。要解决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必须加强教育管理体系上的重视程度,制订一套着眼于心理健康服务的制度。管理体系上对教师心理健康的支持,特别是对教师直接的管理者――校长对教师心理健康的支持,能够有效地缓解教师的心理压力,减少其心理问题的产生。要积极建立教育监督系统和教师申诉机制,构建公开、透明、合理、民主的教师评价机制,对教师反映的热点问题要及时予以反馈意见。 4.3引导教师培养良好的心理维护能力。 在促进教师心理健康外部因素建设的同时,帮助教师培养心理自我维护能力,引导教师正确认识自我,合理宣泄情感,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新事物,接受新思想、新经验;对人对己不苛求,抛弃凡事要求完美的观念,在育人的过程中提高锻炼自己,增强自我价值感;形成善恶分明又有一定弹性和张力的道德观念,须知道德观念缺失是心理不健康的体现,但是过分追求完美,对自己偶尔犯的一些小过错耿耿于怀,无法开怀,也是不健康的;学会在工作中享受各种愉快的体验,以此化解所遇到的各种心理压力。 中小学心理健康论文:盐城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现状研究 摘 要: 利用自编量表,对所选择的被试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施测,发现盐城市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是好的,但是在道德情操、人际关系、自我意识等方面存在问题。因此,可通过学校和家庭两个方面对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干预,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 盐城市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 现状 一、研究目的 总书记在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全党全社会必须共同承担的重大任务,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希望,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当代中小学生基本上都是独身子女,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生理、心理的发育和发展,竞争压力的增大,社会阅历的扩展及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和自我意识等方面可能会遇到或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有些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将会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不良的影响,严重的会使学生出现行为障碍或人格缺陷。因此,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必须从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入手。 二、研究方法 调查范围为各县(市、区)城市、农村有关中小学共9所学校。问卷调查采用自测题问答形式,小学生为42题,中学生为52题;测试内容包括道德情操、情感意志、人际关系、自我控制、理想信念等方面。共调查了中小学生713人,其中小学生290人,中学生423人。 三、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表明,我市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总的情况是好的,道德心理、学习心理、交际心理、情绪情感等方面主流较好,心理健康的小学生占88.8%,中学生占85.6%,由此表明绝大多数中小学生对社会、对他人、对人生、对自我的看法较为理性,处理问题往往符合社会道德行为规范,有一定的控制自己情感和情绪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道德情操。调查发现,中小学生在心理发展的过程中显现出一些优秀的心理特点,如责任心强,富有正义感和荣誉感,自尊心、进取心强等。74%的小学生和70.1%的中学生有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精神,表示能主动救助“在路上突然晕倒的人”;85.2%的中学生有集体荣誉感;89.4%的小学生乐于参加集体活动;91.5%的中小学生在家“经常”或“偶尔”做些家务;54.3%的学生将父母给的零花钱用来“买学习资料”或者“存起来”;91.9%的学生有一定的宽容谦让精神。 2.情感意志。正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随着身体发育的成熟,在心理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第二性特征出现,普遍感到“自己已经是大人了”。每当别人对他们投以注意的目光、在和成年人差不多等高的视线下谈话时,都会产生一种成熟的自豪感。同时自我意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有独立行事能力,89.9%的学生能“独立做力所能及的事”,他们开始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86.3%的中学生“注意自己衣饰整洁及仪态的端正”,说话做事守信用;94.8%的学生做到“行为与言语基本一致”。 3.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学把人们在物质交往与精神交流中发生、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心理关系,叫做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侧面,其外延很广,包括朋友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系等。我们从这次问卷调查统计结果发现,大多数中小学生能与人保持良好的关系。89%的学生“喜欢与别人交往”;98.5%的学生“愿意团结帮助别人”;84%的中学生认为不应对别人“求全责备”。 4.自我控制。自我控制能力就是对自己有恰当的评估,有自知之明,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能够自我约束;遇有不如意的事情,能够迅速调整自己的情绪和状态;经得起表扬,又受得了批评;成功时不自傲,失败时不气馁。调查显示,89.6%的中小学生在心情不愉快时、遇到挫折时能自我排解,“没有”想“摔坏和破坏东西的冲动”;88.9%的中小学生“学习、做事时能集中注意力”;96.8%的小学生没有“打人或伤害他人的冲动”;81.4%的中小学生极少烦恼和激动。 5.理想信念。人不能没有理想信念,没有理想信念的生命就等于没有灵魂,一个人一旦丧失科学正确的理想信念指引,就会造成人生道路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错误,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只有坚定科学的理想信念,才有不断前进。据调查,我市大多数中小学生有着高尚的理想信念, 88.2%的小学生对自己充满信心;97%的中学生表示不放弃自己,觉得生活有意思,感到有前途有希望。 6.渴望了解“性”知识。青少年因为性生理的成熟和性心理的发展,脑子里满是有关生命的疑问。这次调查中,我们让学生直面这一问题。16.9%的中学生在“同异性相处时感到害羞和不自在”,4.9%的较为“严重”;46.4%的中学生“想了解有关性方面的知识”,45.8%中学生“为一些有关性的想法而感到苦闷”,本能地对性表现出一种敏感,开始对性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另外,这次调查研究显示,11.2%小学生和14.4%的中学生心理反映有异常现象,且城市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城市为15.7%,农村为9.5%。中小学生心理不健康因素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一是中小学生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所表现出的情绪不稳定性、情感脆弱性也越来越强。调查中发现,18.6%的中小学生“容易烦恼和激动”;17.8%的中小学生“感到孤独和苦闷”;10.4%的中小学生在“心情不愉快时有想摔坏或破坏东西的冲动”。这些数据说明少数中小学生情绪具有冲动性,不善于自控,行为不易预测;有21.7%的中学生容易与别人发生争论。 二是中小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父母、老师间的沟通减少,出现了对长辈的心理闭锁现象。心理闭锁是指学生在遇到苦恼问题时,不愿意同家长、老师说,通常都是自己解决或与朋友交心。在这次问卷调查中,在“你主动和老师、家长沟通”的选择中,小学生选择“经常沟通”的只有33.7%,有66.3%的学生选择“偶尔”和“从不”和老师、家长沟通;而中学生选择“经常与老师、家长沟通”的只有19.8%,有80.2%的选择“偶尔”和“从不”和老师、家长沟通。在选择“你遇到烦恼倾诉渠道是什么”时,小学生选择“告诉老师”的占14.7%,“告诉家长”的为35.7%;中学生选择“告诉老师”的为7%,“告诉家长”的为14.2%。66.4%的中学生表示“偶尔”和“从不”向父母谈论班级同学及老师的情况。从这些数据中我们看出,中小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父母、老师的沟通概率在逐步缩小。 三是少数中小学生由于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和学习的压力,对生活的信心不足,对今后的目标不明确,对职业的选择表现随意性。在这次调查中,竟有9.6%的小学生、12.4%的中学生对生活丧失信心,认为“活着没有意思”;9.8%的中学生“感到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对于未来职业的选择,71.5%的中学生选择“其他职业”,只有14.2%的人想做“公务员”,14.1%的人想成为“科学家”。 四是城市中小学生心理不良表现多于农村。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城市各项改革措施(如国有企业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的不断推进,城市居民面临压力加大,城市家庭对子女期望值大于农村,许多家庭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把子女的成绩看作关系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对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50%的学生认为最大学习压力来自于家庭,一些学生承受不了这种压力,造成心理异常。在这次调查中,有17%的城市中小学生“感到大多数人都不可信任”,而农村为7.9%;15.1%的城市中小学生“感到孤独和苦闷”,农村为10.5%;20.2%的城市中小学生“容易烦恼和激动”,农村为13.5%。 四、对策与建议 综上所述,学校、家庭要高度重视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视之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基础。 1.各中小学校要进一步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充分发挥学校主渠道作用。 一是建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组织领导机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落实,需要一定的制度、组织领导机构和专兼职人员作保障。二是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教育课或相关讲座,注重利用广播、电视、录像、黑板报等宣传工具,针对学生的心理特点及知识要求,让学生多角度、多方式地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其身心发展特点,掌握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转变不良行为,从而具有良好的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 三是通过各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学校的许多课程都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教师应积极深入地挖掘,对学生实施自觉的、有意的影响,达到润物细无声之效。特别重要的是,教师要转变观念,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多给学生爱和尊重,多表扬,多鼓励,创造和谐的教学环境,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只有这样,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内驱力才能激发。四是通过组织开展文体活动手段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实验表明,经常参加中等运动量的体育锻炼的学生在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等方面的健康水平较高。体育锻炼能改善心理环境,增进心理健康,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学校应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促进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 2.成立盐城市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和所有家庭都应该关心的一件大事。盐城市要创造条件成立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为中、小学生提供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素质、心理健康的测试,对他们的心理疾病辅之以治疗。同时还要把对家长的培训和对社会的宣传作为一项工作来抓,积极开展家庭教育,对家长进行辅导,不断提高家长教育子女的水平;要让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让社会各个方面都来关心我们的学生,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 3.学生家长要共同配合搞好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 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来进行。学校心理辅导的对象主要是学生,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家庭是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极为重要的生活空间和文化环境,学生们的心理与言行无不与家庭的氛围息息相关。实际上,任何一个问题学生的偏异心理状态和行为,都可能从家庭的教养方式和家庭人际关系中找到某些直接或间接的根由,甚至是家庭问题的表现和延续。因此,无论是了解学生心理与行为偏异的原因,还是辅导、矫治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取得家长的积极支持和紧密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学校心理辅导的开展,要兼顾对学生家长的宣传。学校可以通过开家长会,使家长掌握心理教育的基本知识,规范教子行为,在家庭生活、家庭教育中创建健康的家庭环境,使学生在民主、平等、和睦的家庭教育环境中陶冶出健康的心理品质。 中小学心理健康论文:亟待理性回归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公开课 〔摘要〕心理健康教育课是一门新的课程,开设之初没有太多的经验借鉴,因而以公开课为切入点就成了研讨教学、推动课程向纵深挺进的最佳途径之一。但因种种原因公开课出现了不少病症,失去了“可看、可学、可用”的价值。“做时间的主人”公开课中的一节“常态课”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引发了我们重新审视公开课、理性回归常态课的思考。 〔关键词〕 心理健康教育;公开课;回归;常态课 近日,包头市教育部门组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公开课,笔者受邀聆听,听后有不吐不快的冲动。 一、公开课中的一节“常态课” (一)没用多媒体课件的公开课 “课件”作为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产物,在教学中的作用毋庸置疑。正因如此,课件才成为公开课必备的教学手段,成为公开课上秘而不宣的决胜法宝。可一堂公开课下来,全部都是在放多媒体课件,教师的精神被多媒体操纵,学生的思维被多媒体束缚,师生共同成为“被多媒体牵着鼻子走的人”。 但“做时间的主人”(初三)公开课没用多媒体课件,围绕两个主题活动顺利展开。 主题活动一:放飞你的“飞机” 材料:每位学生发一张一面用过的A4纸。要求如下: 1.请同学们在没有用过的一面把纸平均分为九个格,格中填入初中学习的九门课,语数外政史地物化生,顺序随意。 2.请同学们对喜欢或不喜欢的课程进行一点修饰。(有画笑脸的、哭脸的;有打对勾的、打叉的;等等) 3.依据你对每门课程不喜欢的程度,在相应的格子中撕掉一部分。(有撕得谨慎的,一小片一小片地撕;有撕得豪气的,大片大片地撕;有撕得出气的,一门课、两门课地撕,一张张纸已经支离破碎。) 4.仔细端详你手中的纸。(有做鬼脸的,有静静沉思的,有展示给同学看的……) 5.请你用手中的纸叠一架飞机。(课堂哗然,有暗自庆幸的,有叫苦连天的,有感觉上当了、懊恼,但没有放弃叠飞机的。) 6.放飞你手中的飞机(有能飞翔的,有勉强飞翔的,有不少基本不能飞翔的;有抢别人飞机放飞的,有羡慕他人飞机飞翔的……课堂气氛达到高潮。) 7. 在笔记本上,写下你的感悟。 8.请愿意分享的同学,谈谈你的感悟。(因为活动体验较为深刻,所以感悟也很深刻。也许还因为黑板上“做时间的主人”的标题,学生联想到时间,感悟多与时间有关。有部分学生的感悟与手中的飞机有关,同时联想到人生。) 9.请把你撕掉的部分找回来,连同你的飞机夹在笔记本里。 主题活动二:生活圆饼图 材料:每位学生发一张一面用过的A4纸。 师:刚才有同学说撕掉的岂止是我们不喜欢的课程,撕掉的是我们在初一初二浪费的时间。我们初三一年还有多少学习时间呢?也许一年很难算,但是一天很好算。 1.请同学们在没有用过的另一面把纸平均分为两个格,在一个格中画一个圆,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圆分成24小时的作息表。回忆你过去的24小时发生的事情,并把这些事情记录在相应的时间段内。 2.思考: 时间用在主要目标上了吗?原因何在? 哪些事情根本不必做的?在记录中占多少时间? 哪些活动可以再少用些时间?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别人浪费了我的时间吗?我浪费别人的时间了吗? 3.请同学们在另一个格中画出自己理想中的24小时生活圆饼图。 (活动结束,在老师没提醒的情况下,学生们把生活圆饼图夹在了笔记本里。) 一堂课,两张“废纸”,“废纸”在学生手中变成了自己的作品,学生把它视为珍品夹在笔记本里。相比一些公开课上使用的精美的彩纸或其他高级的轻薄材料,这些简易的“废纸”并没有影响学生的参与,也没降低教学的效果,反而传递了更多的信息。 一堂课,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学生的实际情况、自己的风格等等因素选择了粉笔,放弃了多媒体,看似少了课件美丽的画面、优美的音乐;看似少了新颖的设计、全面系统的内容;看似少了观赏性……但不少的是学生积极主动自觉参与活动,深刻地体验、感受和领悟自己的“作品”,凸显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较好地体现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的主体性、活动性原则,这是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核心。 当然,这样的点评,并不是排斥多媒体,只是想就当下公开课上多媒体泛滥的现象,大声疾呼课件只是一种优化课堂教学组织与设计的手段,而不是课堂教学的全部。 (二)没有小组合作学习的公开课 “小组合作学习”是新课程理念下值得倡导的学习方式,其在教学中的作用也毋庸置疑。正因如此,小组合作学习也成为了公开课的家常便饭,一堂公开课如果没有两三次的合作,似乎就没有体现新课程的理念,没有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才值得合作学习讨论,怎样找准时机合作,怎样有效地组织合作?忽视了这些问题,一味地“跟风”,简单模仿,只能步入为合作而合作的怪圈。 “做时间的主人”没有小组合作。就此问题问及上课老师,老师很直白地说,教室不大,学生不少,组织合作前后同学扭着身子,且不说别的,就这姿势能坚持多长时间。关键是这节课的内容合作的意义不大,每个学生自我体验感悟反思更重要。 (三)没有“模式化”的公开课 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课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尝试起步至今也不过三十年。三十年间心理健康课在不断的摸索中,提炼了一些模式。最常见的模式就是“游戏(故事)导入―事例分析―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升华―总结”。 当然,不得不提的是心理健康教育课是一门新的课程,开设之初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供借鉴,再加上从事教学的教师多数是兼职的,有专业背景的专职教师很少;另外,一个学校最多一至两个老师从事教学,在工作中基本处于孤独奋战的状态。因而以公开课为切入点就成了研讨教学、推动课程向纵深挺进的最佳途径之一。然而一旦一些模式在公开课上使用,又获好评,这些模式就被推崇,于是不少常规课、公开课都竞相采取这种模式或僵化地套用这种模式,最终导致“模式化”。 “做时间的主人”没有套用常规模式,向我们证明了一点,不是所有的课都要采取某种模式或僵化地套用某种模式。 (四)没有哲理名言、励志故事的公开课 曾几何时,哲理名言、励志故事等成了心理健康教育公开课必备的“菜肴”。讲励志故事、用哲理名言并没什么错,关键是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侧重点在于挖掘提升励志故事背后主人公们行为的动机,是出于内心的需要、兴趣,是出于内心的渴求,让学生从中感悟、理解并反思。但目前不少教师却通过一些哲理名言、励志故事,灌输一些道理,告诉学生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其实这已将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混淆,单纯注重按照社会要求来规范学生个人行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学生内心的需求,违背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价值中立、重视学生内心体验和感受的原则。 从“做时间的主人”这节课的题目来看,它是最能用上哲理名言、励志故事的,但这节课没有。 (五)缺少教师“自觉参与”,留下“硬伤”的公开课 公开课结束,掌声响起。能感觉到掌声不是礼节性的,也能感觉到这堂课振奋了听课的同行。评课开始,除了溢美之词还是溢美之词,当然还有对目前公开课的不满。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也认为这是公开课中难得的一堂“常态课”。没有作秀,没有形式主义,没有追风,没有僵化的套用,注重实效,让学生在课堂上有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发展。作为公开课,它在不少方面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 但“做时间的主人”这堂公开课的的确确有硬伤,有着所有常规课和公开课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问题,比如,教师的“自觉参与”在哪里?教师自觉地给予学生的影响在哪里?因为“课堂教学不仅应该是有效率和效益的,而且应该是有灵魂的――我们需要自觉地给予学生怎样的影响?”[1]心理健康教育课更应该考虑,教师需要自觉地给予学生怎样的影响?但笔者没有这样直接提出,只是在表达了自己的认同后,提出了对该课的探讨。“让学生填写24小时作息表时,如果老师在黑板上同时填写自己的24小时的作息表,效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讨论结果,一是效果比现在还好,二是现在就不错了,学生感悟了,体验了,收获了就行了,三是以后不妨试试。不管是怎样的结果,我深知老师们没有真正理解我的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心理健康教育课上,“旁观者”和“局外人”比比皆是。讲“给情绪找个家”,教师引导学生如何如何;讲“如何面对压力”,教师引导学生如何面对;讲“悦纳自我”,教师引导学生如何悦纳;讲诚信,教师引导学生应该怎样怎样……总之,心理健康教育课的目的在于优化学生的心理素质,所以我们以“旁观者”“局外人”的角色引导学生理所当然。可这些问题何尝不是我们教师自身也要面对的,就本节课而言,我们自己不需要做时间的主人吗? 心理健康教育课不同于学科教学,在学科教学过程中,教师对知识拥有权威性,但心理健康教育课就未必了。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往往是最直接的,学生心理问题的解决首先取决于教师对心理问题的解决及行为习惯的养成意识。一堂心理健康教育课,教师能否以“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的态度引领,教师能否以“当事人”而非“局外人”的角色引领,这是至关重要的。它将直接影响心理健康教育课师生是否共同发展、共同成长、共同激励;它还将提供一种唯有在这个学科的学习中才可能获得的经历和体验,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课独特的学科美。 二、重新审视公开课,理性回归常态课 (一)公开课的定位 目前公开课变味,丧失了自身原本的价值,是因为公开课定位在“公开”上而非“课”上,因此被赋予了太多额外的价值。公开课遭人指责,是因为人们对公开课还抱有希望,希望它回归,发挥它该有的价值。“做时间的主人”在一片指责声中获得好评,向我们证明了一点,回归其实并不难,要放下“额外的价值”,在“课”上做文章,而不是在“公开”上做文章。这就意味着要遵循课堂教学和学生认识活动的基本规律,反映教学的实际情况和师生的真实水平,把公开课回归到真实的日常教学上来,拉近公开课与常态课的距离,让大家觉得可看、可学、可用,从而体现公开课的教学价值[2]。 (二)公开课的评价 不得不说公开课的不少病症源于评价,尤其是心理健康教育课。前文提及心理健康教育课是一门新的课程,开设之初没有太多的经验借鉴,以公开课为切入点就成了推动课程向纵深挺进的最佳途径之一。再加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评价标准,一直处于研讨状态,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今天有人说心理健康教育课学科化倾向严重,我们就以活动为主;明天有人说模式单一,我们就形式多样……心理健康教育课在各种评价中,艰难尝试着、行走着。如此一来,一旦哪节公开课被认可,被褒奖,一味地“跟风”,简单地模仿就是必然的了。 出台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评价标准势必对公开课的病症有所治疗,对常规课、公开课的评价起到引领作用。但老师们的自觉反省,也是公开课回归的强大助推器。 (三)公开课: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 心理健康教育课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对教师的专业素质要求也很高。目前,存在部分心理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认识不足,培训学习不够,心理教师的待遇、职称评定等缺少相应的制度保障等问题。种种原因导致一些心理教师盲目跟风,心理健康教育公开课的简单模仿越演越烈,成为公开课回归的一大障碍。 目前,公开课仍然是心理健康教师专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我们必须充分发掘现有的教师队伍中蕴含的巨大资源,建立校际间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共同体,为他们搭建与同行进行交流的平台,走出目前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在工作中无人交流、孤独奋战的尴尬局面。通过各级教研和各种公开课的参与,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内容、模式、方法进行研究和探讨,深刻领悟课程的核心和要点,提升教师对工作的专业认识和工作能力,推动教师基于专业对话和学术批评的交流,强化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体现公开课的研究价值,最终促进心理健康教育课的健康发展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 编辑/刘 扬 终校/刘 芳 高 杰 中小学心理健康论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 摘要: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中,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应受到充分的重视。要保证在中小学有效、持久、规范地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除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外,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的理论研究以及对该课程实践效果的系统反思与总结。以及结合我校实际情况进一步开展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关键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问题;课程建设 在实际工作中不难发现心理健康课程开展的难度之大,放眼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课发现其中依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中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一、中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中学心理健康课程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但时至今日,这门课程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很多中学心理健康课程处于虚设状态,在建设过程中缺乏科学态度,存在明显的问题: (一)忽视学生需要 我国学校开展心理健康课的历史仅有20多年,作为一门年轻的课程,仍有很多的学校对其教育目标的认识模糊,将这门课仅仅理解为一门教育课程,过分强调课程的教育性,希望通过这门课使学生成长为一个样板、成为教育者所希望的具有共同的社会规范的个体,但这种忽视学生年龄特点和主体特点和需要的教育目标指导下的教育效果却不尽人意. (二)教学内容缺乏渗透性 中学设立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我国学校课程建设的进步,但一些学校由此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将所有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推给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而在其它课程教学中忽略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和内容,将学生当成了任意灌装知识技能的容器,这种众多教育课程心理教育渗透性的缺乏既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动力,也导致心理健康课程在教育过程中孤军奋战,缺少了心理教育理念和应用的支持,降低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三)课程模式单一 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本身也存在着内容随意性大,呈现出无序状态等诸多问题,相当一部分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套用一般教科书的写作路子,没能实现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有机统一,忽略了突出中小学生的活动、体验与践行,缺乏灵活性与开放性,缺少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本应具有的“个性”与特色。 二、心理健康教育课的定位及特征 (一)心理健康教育课的定位 心理健康教育课既不是单纯的学科课程,又不是纯粹的活动课程,它是融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于一体的一门综合课程。 (二)心理健康教育课的特征 心理健康教育课作为一门新型的课程,与其他学科相比,有其独自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时代性。 (2)相符性。 (3)趣味性。 (4)活动性。 三、深化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的思考 (一)科学规划教学内容 我国基础教育目标是使受教育者身心得到健康发展,这需要各门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体现相互和谐和助长,一方面,个体任何一方面的发展都需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作为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各门课程都应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以呼应心理健康课程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心理品质的形成与渗透教学在时空方面处于趋同状态,教育目标得以实现的时候,学生心理品质也在逐渐形成,也更好的促进心理健康课程的内容在中学生成长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二)中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应体现连续性和科学性 在基础教育中,不同年龄段的教学内容应具有衔接性。中学生处于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重要变化和发展时期,是自我意识高涨和同一性形成的时期,也是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心理健康教育是非常关键的,在延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如情感教育、人际关系教育、性心理教育、人格教育、学习心理教育、能力训练等的同时还应重视性心理教育、考试心理引导、升学和就业指导教育、消费心理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一些延续性的心理教育问题,应结合各年龄特点和本校实际情况,有的放矢。 (三)科学运作教学模式 1.传统学科教学模式。 2.团体训练教学模式。 3.活动课教学模式。 四、我校应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相关问题任务及措施 (一)加强专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的建设 我校非常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队伍建设,重视引进高素质人才。目前我校有两名专职专业心理教师,我校配备的专职专业心理教师突出的特点是――专职专用。我校在职心理学硕士1人,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2人。 (二)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我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置主要分为发展性教育和补救性辅导两个方面。根据中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和身心发展的规律,参考《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为依据,学校针对各年级各个阶段的角色任务以及心态上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各个年级侧重的心理健康课的主题在保证深入的基础上有所调整和变化。 (三)完善心理咨询中心,规范心理咨询室职能 我校继续健全和完善心理辅导室的各个功能场室(教师办公室、心理咨询室、音乐放松室、心理发泄室、团体辅导室等等),使心理辅导室成为设备齐全,硬件配置在全区处于领先位置,成为学生心灵成长的家园,成为有效开展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想场所。 心理咨询师坚持每天开放,除了安排专职心理老师开展心理咨询工作外,心理辅导室的部分功能室(音乐放松室、心理宣泄室)同时预约开发,致力于满足了我校师生的心理健康需要。同时坚持做好心理咨询记录。 同时,确保心理咨询工作卓有成效,及时有效地减轻甚至消除学生的各类心理障碍,在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使我校学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接受心理咨询,不再把它神秘化,而能普遍地接受和主动地寻求咨询,大部分学生通过心理咨询后能全面、科学地认识自身问题,并提高了对心理保健的兴趣与重视程度。 (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 根据学生实际需要确定讲座的专题,如青春期心理辅导、高考、中考考前辅导等,原则上每学期举行一至两次讲座。心理讲座由专职心理老师负责,也可请心理专家来学校为师生举行讲座。 (五)创设良好的校园心理健康教育氛围 做好心理健康教育的宣传工作。要通过黑板报、宣传展板、橱窗、广播、校园网等大力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如心理保健常识、调节情绪的方法等等。通过教师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和谐的人际关系等人文因素,营造良好的校园心理氛围,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健康人格。通过创建良好的校风、班风、考风以及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校园心理氛围,使学生耳濡目染,提高心理素质。 五、总结 我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要逐步做到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尽快形成我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特色,以此推进学校的进步与发展。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要创设和谐的教育环境,促进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要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于小学生日常生活中,促进小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要开展心理辅导;家校要密切配合,巩固发展小学生的健康心理。 中小学心理健康论文: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浅析 摘要: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不仅影响教师个人的生活质量,也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本文将分析中小学教师健康水平不高的成因并提出对策。 关键词: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成因;对策 一、影响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原因分析 影响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社会因素 在中国,人们对教师的要求历来存在着理想化、完美化的倾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高社会期望值使教师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 首先,在一个“全民为考试、学校为升学”的社会大环境下,教师们普遍感到压力增大。全社会的期望都压在教师身上,可以说,教师的肩上一头挑着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一头挑着千百万家庭的幸福与前途。社会对教师的要求,家长殷殷的期盼,都沉甸甸的压在教师身上,使教师不堪负重。 其次,当今世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一切都要求教育要超前适应,要求教师必须努力学习,跟上时展,不断更新观念、更新知识、更新技能,否则就会落伍甚至被淘汰出局,这使教师常常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感和紧迫感。 (二)职业因素 教师职业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创造性使教师承受很大的压力,容易造成心理失衡。 首先,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任务极其繁重。教师除了要完成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等常规教学工作以外,还要承担大量的班级管理、课外活动指导等工作,繁重又烦琐的工作使教师身心疲惫,处于精神紧张状态。 其次,教师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教师需同时扮演多重角色。教师不仅要扮演学生的知识传授者、人格塑造者、心理调节者、知已和朋友的角色,还要扮演家长人、班级管理者的角色。 最后,中小学教师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学校、家长各方对教师的评价多以学生成绩和升学率的高低为标准。 (三)个体因素 中小学教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的交际范围、社会地位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健康。 首先,中小学教师属于一个比较孤立、封闭的群体,活动范围除了家庭就是学校,这使得教师与外界丰富多彩的世界缺乏有效交流,合群需要和获得支持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这就很容易使教师形成自卑、忧郁、压抑等不良心理。 其次,教师一方面享受着“尊师重教”宣传式的幸福,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口号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中小学教师心理失衡。 二、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维护 教师心理健康的维护,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学校和教师三方面通力配合。完善社会支持系统,改善教师的生存环境 首先,要理解教师工作的专业性、繁重性和创造性,采取果断措施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使教师这一职业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受人尊敬的职业。其次,深化教育改革,减轻教师的升学压力和心理负荷。 (一)改进学校管理制度,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 首先,学校要尽力创设良好的工作环境,满足教师合理需要。学校领导对教师应给予充分的尊重、理解、信任与支持,要在学校内营造一个团结、奋进、和谐、宽松的良好氛围,高度尊重教师劳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实行民主参与的管理制度。 其次,适当控制工作负担,减轻工作压力。在学校管理中应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教师的过重负担和过大压力。具体措施包括:合理安排教师的工作量,杜绝超负荷工作的现象;奖惩标准要合理,改变单纯以考试成绩作为考核唯一标准的做法;分派工作任务时应尽可能照顾教师的兴趣爱好,发挥专业特长;利用工作丰富化的技巧,改善教师的工作态度,增强自我效能感,减少职业倦怠的消极体验。 再次,健全与完善激励机制,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学校在管理中应建立一套完善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二)加强自我调适,提高抗压能力 首先,教师要正确认识压力,灵活调整自己的心态。学会把繁重的工作压力视为一个激发自己潜能的机会;当遇到自己认为不公平的或使自己感到沮丧的事件时。要能换位思考,重新调整认知,降低期望值。 其次,教师要掌握控制情绪的策略。在学生面前应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不把挫折感带进教室,更不能发泄在学生身上。常保一颗平常心,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学会树立坚定的人生目标,增强自我克制能力;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当不良情绪高涨时,要有迅速转移注意力的能力。 最后,教师要有合理的宣泄策略。心中淤积的消极情绪若得不到适当的宣泄,会对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教师要学会适时适度地宣泄自己的消极情绪,减少消极情绪对自己和他人的不良影响。 中小学心理健康论文:农村中小学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成因及对策 【关键词】 学生;心理健康;原因;体系;培训 素质教育不仅仅包括知识、技能教育,而且也包括心理教育。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处指出:“学校是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最适宜的场所,学校可以教给学生一些解决问题的技巧,并通过特殊问题的干预和心理咨询,转变学生的行为。” 一、造成中小学生心理障碍的原因 1. 家庭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对孩子的教育和学习影响最关键、也是时间最长的学校。而目前不少农村家庭的父母不懂得青少年生理、心理发育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不能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帮助、关心、教育孩子,甚至于连平等对待孩子也做不到。由于父母文化水平比较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重男轻女现象严重,致使部分学生心理发展不平衡。除此之外,大多数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以升学和分数来统揽一切,盲目地限制学生生活中的自由,这就扼杀了孩子的个性发展;有的家长对孩子的低分数,随意指责、羞辱,加大了孩子的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有的孩子父母离异,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保护,他们的心灵蒙受很大的阴影,受坏人引诱而导致犯罪。据调查,单亲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约有三分之一的未成年人犯罪源于单亲家庭。 2. 社会环境。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就业的压力、腐败现象、幻想一夜暴富和贫穷差距的拉大等都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心理问题。同时,近年来腐朽文化思想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各种地下刊物、黄色淫秽音像制品、暴力电子游戏的泛滥,对涉世不深、可塑性很强又缺乏理智的中小学生影响很大。其中网吧、暴力电子游戏是最容易诱发青少年犯罪的因素。 3. 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校的教育思想方面。对于中学生来说,来自学习方面的压力是最大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应试教育”主宰、“分数”第一、课业负担过重,造成学生心理紧张,以致产生厌学、逃学和对抗情绪,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其次,教师的心理状态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教师的烦躁情绪、讽刺挖苦、轻率粗鲁、缺乏同情、悲观消沉等不健全人格会对学生的情绪起到干扰的作用,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有些教师为了提高成绩,不惜对自己的学生采取种种措施进行制裁,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严重扭曲了学生的心理。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中学生面临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对许多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但又不知如何解决。许多孩子无法逾越心理障碍,只好寻找逃避的场所,以至于沉湎于网吧而不能自拔。 二、针对学生心理问题采取的对策 1. 建立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中小学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让学生了解心理科学知识,掌握一定的心理调节技能。课程应分为两部分:心理卫生与健康理论部分和实际训练操作部分。前一部分为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课,后一部分主要包括角色扮演、相互询问、人际交往训练,让学生掌握一些转移情绪、宣泄痛苦、发泄愤怒、克服自卑、树立自信心的心理调节手段,防患于未然。 2. 对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与培训。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是学生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一是通过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来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还原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学校应在师生中,多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加强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不断构建融洽的师生关系。二是增强教师敬业爱岗的奉献精神。只有那些热爱教育事业、能够在工作中不断寻找乐趣的人,才能保持健康的心理,才能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三是改变现有的“分数第一”的单一评价方式,采用多元性评价,把学生的成长放在第一位,树立“学生的成长大于成绩”的观念。把学生从成绩与考试压力中解放出来,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成长。 3. 设立心理服务室,进行心理咨询与治疗。由于中学生对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要求日益迫切,心理咨询服务室的建立也就势在必行了。心理咨询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关键在于咨询老师要信任学生、理解学生,同时还要遵循“聆听、保密、疏导、交友性”原则,这样就会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心理咨询老师要有意识地和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建立起“关心―尊重―了解―指导”的师生关系,并根据情况的需要,采取适当的心理治疗方法,减轻或消除学生的不适应的心理现象及行为,培养适应性习惯,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是当前素质教育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是时展对教育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在农村中小学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势在必行。编辑:蔡扬宗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探析 【摘要】20世纪80年代开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逐步在中小学开展起来,目前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不过就其发展现状而言,仍存在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现状的探索,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对策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中小学生心理素质的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小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生理、心理的发育和发展、社会阅历的扩展及思维方式的变化,特别是面对社会竞争的压力,他们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升学就业和自我意识等方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或问题。[ 庞海云,文冬,周艳红:《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成效研究》,载《职业时空》2012年第12期,第100页。]因此,有必要在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必须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科学技术教育、道德教育等相辅相成。教育部于1999年8月和2002年8月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标志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从民间推动向官方主导发展,从基层探索到国家有计划地推进,促使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逐步走上规范、有效发展的轨道。[ 魏书堂,彭虎军:《陕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载《商洛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31页。]本文通过对当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尚且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相关建议。 一、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发展形势喜人。从1999年教育部相关文件以来,各地都相继成立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与指导委员会,并制定了与之相配套的文件进行规范,因此各地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展迅速。[ 廖全明:《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载《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147页。]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虽然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1、心理健康教育学科化 在我国,很多中小学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到学校的正规课程中,当做一门学科来对待,在课堂上系统讲述心理学的概念、理论,方式单调、乏味,学生则在课本上勾勾划划,课下认真背书,完成作业,更有甚者还安排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课的考试。然而,心理健康课是为了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生活、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烦恼,以及出现的诸多不适应的发展倾向,帮助他们减轻心理负担,使其轻松学习。[ 刘建瑛,曹文涛,刘秀琴,张艳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误区及教育模式的演进》2010年第5期,第294页。]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施来看,主要是依赖地区教育部门和学校自发开展,受到教育者的观念、硬件和软件环境的影响。由于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地方性课程,没有国家统一规定的教材,为了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有计划、有系统、易操作,各地根据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与中小学生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编制了相应的教材和参考书。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评价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实际教学中很难操作。[ 周春淼:《中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比较研究》,载《黑河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15页。] 实际上面对考试的压力,学生只会将心理健康课程作为一门理论课学习,这样并未达到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专业性强又很复杂的工作,其不仅仅是一门课程,更应该是一种理念,应该渗透到教育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来实施。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学生参与其中,置身其中,才能从中获益。 2、心理健康教育形式化 心理健康教育虽然得到了重视,但是在实践中很多时候都流于形式。不少中小学领导和教师并没有真正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没有深刻认识到心理素质是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试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只关注学生升学成才,未关注学生健康成人。[ 魏书堂,彭虎军:《陕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载《商洛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32页。]有些学校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并非出于自愿,但在现有的教育背景下,迫于多种原因或压力,又不得不进行,于是各种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在有的学校,不论心理健康教育计划、教材,还是心理咨询室、学生心理档案等,都一应俱全。然而,所有这些或者是假的,或者就从没实施过。之所以这样做,有的是为了应付各种各样的检查、评比或达标,有的则是为了扩大学校的知名度而故意搞假宣传。[ 潘福勤:《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载《当代教育科学》2007年第23期,第53页。]这种有名无实的心理健康教育只会造成心理健康教育不断健全的假象,而越来越多的问题会被掩藏于这些假象之下,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3、师资力量较薄弱 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需要从教人员具备一定的心理健康理论素养和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化程度是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化水平的主要标志。目前,学校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教师相当匮乏。理想状态是每500名学生配备1名心理学教师。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两名兼职教师需要服务几千名学生。教师既要上心理健康教育课,又要开展心理辅导与咨询,还要开展各种心理训练,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心理服务的需要。[ 董静静:《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29期,第322-333页。廖全明:《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载《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150页。]而且目前大部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必定缺乏必要的专业素养,包括专业技能心理学工作的职业道德以及与心理咨询相关的法律知识等,不能很好地区分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用说教代替心理辅导和咨询,不仅不能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还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阻碍青少年良好品质的形成。[ 陈显莉,郭平:《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职前培养初探》,载《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年第10月,第4-5页。] 此外,由于国内心理健康教育教育资格认证标准缺失,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专业地位一直难以得到正面认可,进而使得我国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难以成为一种科学的、独立的、受认同的专业性工作。[ 石建军:《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基于“国培计划”心理项目首批学员的调查与思考》,载《中小学教师培训》2012年第3期,第54页。] 4、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存在误区 心理健康教育是个舶来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提高,已被逐步接受,并肯定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多数家长认为只有当孩子表现出问题后才需要找老师咨询。[ 陈庆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探析》,载《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126页。]很多学校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少数学生的心理问题和咨询上,忽视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服务对象是学生整体,归根结底是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概念把握不够准确。[ 安欣:《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载《学理论》2012年第32期,第231页。]其实,心理健康教育包括发展性教育和补救性教育两项任务,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一般以发展性教育为主、补救性教育为辅。心理咨询是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途径,就目前的开展情况看,它主要是补救性的。把心理健康教育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心理咨询,在实践上会导致只重视个别学生具体心理问题的解决而不重视全体学生的心理发展,从而背离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目的。[ 潘福勤:《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载《当代教育科学》2007年第23期,第53页。] 此外,还有些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混为一谈,把心理健康教育简单看做学校德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没有必要单独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还有甚者将心理问题和思想品德问题混为一谈,用德育的方法来对待心理问题。实际上,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的目标、任务、实施方法有明显的区别。[ 李静:《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思考与策略》,载《滁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90页。] 二、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核心是提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建设,也就是要追求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实效性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理由,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动力,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生命。[ 石建军:《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基于“国培计划”心理项目首批学员的调查与思考》,载《中小学教师培训》2012年第3期,第54页。 ]针对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及时、切实地行动起来,通过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不断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1、深化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 就目前的情况看,全社会虽然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仍存在轻视的观念,这与我们应试教育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不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家长更多地关心的是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忽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对此,应该加强在中小学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的宣传工作,通过心理健康教育的宣传与普及,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心理健康教育事业,形成社会、家庭和学校三位一体的教育环境与氛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中小学要增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从而自觉地支持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魏书堂,彭虎军:《陕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载《商洛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33页。]更重要的是,应当建立有利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评估导向体系并认真贯彻执行。既可以在素质教育评估体系中加大心理健康教育评估标准的权重,也可以建立独立的心理健康教育评估体系,突出其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把心理健康教育的评估结果与基层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绩、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估、教师的业绩等挂钩,并落实到相应的奖惩制度中。心理健康教育的评估应实行多种监督,通过上级教育检查、学生感受、家长反映、社会反馈等多种途径获得可靠资料,了解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际情况,从而产生较准确的综合评估结果。[ 陈子立:《提高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效的思考》,载《南方论刊》2010年第2期,第102页。]这样才能促进全社会,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深化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只有充分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才能够切实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避免心理健康教育流于形式。 2、创新教育模式 如上所述,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专业性强又很复杂的工作,不可能仅通过生硬的课堂授课或者小范围的心理咨询获得有效的成果,我们需要多种渠道、多种途径,全方位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在美国的心理健康教育中,研究者和实践者基本的理念是:心理健康教育是为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而不是要传输专业的心理学知识。例如,在美国的中小学里,很少有专门的心理健康课程,除了一些学校开设心理学或社会学的选修课中含有一些心理健康的知识之外,其余大多数都是各种各样的技能课或生活常识课,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帮助学生形成有益于心理健康的生活习惯,减少学生由于不适或不能而带来的紧张和焦虑,通过增加学生的自信心来增进学生的心理功能。[ 周春淼:《中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比较研究》,载《黑河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17页。] 我们应该借鉴美国关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工作经验,把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渗透在灵活多样、富有情趣的教学实践中,通过不同教学途径,变化多种教学方法,运用每一个教学步骤,在传授知识、训练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除了运用相关课堂教育内容进行教育外,还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良好习惯。[ 王洪彪,张艳侠,陈晓艾:《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刍议》,载《现代教育科学》2011年第6期,第31页。]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会遇到不同的心理问题,因此应该依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设计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相关内容可以包含学习心理、人际交往、性格锻炼、青春期性生理与性心理、心理疾病预防等。同时,还应该考虑各年龄阶段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之间的连续性,以形成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体系。 3、积极开展师资建设和师资培训 师资队伍建设是全面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要让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取得实效,最重要的是要建设一支专业素质优良、专业知识技能扎实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目前心理健康教育师资欠缺直接制约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开展。[ 魏书堂,彭虎军:《陕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载《商洛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33页。]因此,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努力提高心理教师的专业水平。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担负着提高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的重任,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素养,包括职业人格魅力和维护自身心理健康的能力,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统筹资源、合作教学的能力和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能力等。[ 陈显莉,郭平:《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职前培养初探》,载《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年第10月,第5-6页。]为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建设,学校应加大力度从高校心理学专业学生中招聘具备相应专业素养的毕业生,让更多的专业教师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此外,还要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在职教师培训。如果在职教师都能够具有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掌握一定的心理健康技能,并将其灵活地运用于教学实践中,必将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这样也能增加心理健康教育的灵活性,使得心理健康教育进入多元化的教学实践中。[ 陈庆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探析》,载《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130页。] 4、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通力合作 从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来看,学校、家庭、社会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学生的心理健康是其所处环境中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不能仅依靠学校的单独努力。学校应重视与家庭的沟通协调,引导和帮助学生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以良好的行为、正确的方式去影响和教育子女,以便家长与学校互相配合,共同促进学生心理素质的提高。此外,学校还应创办心理专栏,树立良好的校风、学风,与公安局、社区等配合,共同改善周边环境,以减少或避免周边不良因素对学生心理的侵蚀。[ 张丽丽,黄泓嘉:《当代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及其对策研究》,载《群文天地》2012年第2期,第264页。]通过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通力合作,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才能够维护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势在必行。通过对近年来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任重而道远。只有针对现有问题,及时地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才能整体推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持续发展。 中小学心理健康论文: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容忽视 摘要:教育界认为:“没有良好的身体、心理素质的学生是废品,没有良好的智力素质的学生是次品,没有良好的品德素质的学生是危险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德是做人的根本”。所以,在学校培养目标的德、智、体、美、劳诸方面中,德是主导,是灵魂,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教育教学的中心工作,所以在教学中我们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中心而不能偏离这个中心。 关键词:心理素质;宽松氛围;奋斗目标;控制情绪;有的放失 中小学生面对父母期望得眼神,加上学习压力的日剧增大,学生的精神长期处于紧张无序状态,致使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超出自身极限。进而产生严重的心理疾病。如何使中小学生尽快走出心理困境,笔者认为应从如下方面入手 : 一、学校为学生提供一个民主、宽松的学习氛围 在学校中,对学生的行为规定了许多禁区,这也不准、那也不准 ,似乎学生的一切必须服从老师的意志 ,容易使学生觉得生活在没有“自由”、不能越“雷池”半步的环境之中。如果教师过分强调自己的意志 , 哪怕是为学生好的愿望 ,也容易造成缺乏民主、呆板、拘束的气氛 ,结果使学生失去健康成长的机会。因此 ,能否为学生提供一个民主、宽松的环境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教师是营造民主、宽松气氛的关键 ,以民主活泼的风格来组织班级生活,开展集体活动 ,无疑将有利于全体学生的心理健康。 二、教育学生正确确立奋斗目标,不要过分苛求自己 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度的,而且各有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只有正确地评价自己,才能正确地确立奋斗目标,以避免目标太高或目标不符合自己的能力优势而遭受不必要的挫折。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遭受适当程度的挫折有利于激发斗志,保持良好的进取状态,但如果遭受挫折太重、太频繁,就会适得其反,造成心理障碍。经常遭受挫折的人容易自我否定 , 否定自己的能力、否定自己的价值,甚至于否定自己存在的必要,严重者还可能自杀。如果奋斗目标适当 ,个体不仅会体验到奋斗过程的乐趣 ,也会体验到目标实现时成功的快乐 ,从而增强自信心 ,保证心理健康发展。因此必须教育学生正确地估计自己 ,确立正确的奋斗目标。同时 ,教师也必须正确估计学生的能力水平和能力优势 , 不要在班上对学生提出过高的要求 ,以避免学生产生过大的压力。 三、帮助学生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心情开朗、轻松、安定、精力充沛 ,对生活充满乐趣和信心 ,对身体良好的自我感受 ,这是稳定而良好的情绪状态的标志。如果一个人患得患失、喜怒无常、忧心忡忡,情绪状态不稳定 ,而自己又不善于排遣和调节 ,就会导致心理障碍。因此 ,要维护和保持心理健康 ,就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教师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情绪自控能力 ,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情绪状态。 四、鼓励学生多交往 ,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生活中 ,人们遇到令人不愉快和烦闷的事情,总会找好朋友、同学、亲友倾诉,这是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方法。因为在倾诉过程中 , 不良的情绪能得到发泄、压抑的心境可以得到缓解 ,失去的心理平衡能逐步得到恢复 ,而且还能得到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理解 ,获得新的认识或新的思路 , 从而能增强信心。教师可以通过组织有特色的课外活动 ,教给学生交朋友、建立友谊的方法 ,有了亲密的朋友 , 可以避免学生形成孤僻的心理特点。 五、教育学生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不要盲目地与别人竞争,以避免过分紧张 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但是如果盲目地处处与人竞争,就会使自己陷入过分紧张的境地,长期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结果导致心理障碍。现在孩子多争强好胜,处处不愿服输,总要事事比个输赢。教师在组织班级活动时要引导学生使他们认识到,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常胜将军”,难免会遇到挫折与失败。虽然竞争无处不在,但真诚合作更为重要;而且合作往往会消除紧张,使个体处于一种心情愉快的情境之中,有利于维护和保持心理健康。 六、教学生学会自我娱乐,防止心境长期压抑 一个人若能注意培养和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 ,进行多方面的自我娱乐活动 ,就可以在寂寞孤独、烦闷抑郁时通过自我娱乐的方式 , 防止心境的压抑 ,使心理活动在自我娱乐中得到休整与放松 ,预防心理障碍 ,这是心理保健的一条重要原则。因此 ,教师通过“兴趣小组”等形式引导学生开展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 ,不仅能培养学生多方面的才能和爱好 ,更重要的是能丰富学生的生活 ,拓展其视野 , 为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 ,有效地防止心理障碍奠定良好的基础。 七、家庭应也要为孩子的键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学校要利用家长学校对家长进行有关的培训,要求家庭对孩子的要求要切合实际 ,不能期望过高 ,以免造成其极大的心理压力 ,但也不能任其自然发展。家长除了在物质上关心他们,在学习上要求他们之外,还要认真地客观了解和认识他们的思想感情,理解他们的苦衷,给孩子更多的理解和宽容,给他们一些必要的心理支持。 总之,作为教师要加强学习,切实转变教育观念 ,有针对性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同时积极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活动,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中小学心理健康论文:上好心理健康课 从中小学抓起 今天中午和孩子谈心,不经意间问起他们初二即将结业的地理和生物课。我问他复习的怎么样了?他说:差不多。我说,昨天看你做完作业以后,灯还亮着,你就早早的睡着了,还是我给你关的灯呢?他说,睡着了是睡着了,可是我想着背地理了。我说,想着背不等于背好了。只有想法没有行动又怎么能有成果呢?就像人人想发财,可真正发财的有几个人呢?我想拥有一架飞机,可是哪有一架飞机属于我呢?孩子说:你不会去抢吗?我吓了一跳,本来以为我的类比说理把他说服了,可他竟然冒出这样的念头?“别说妈妈抢不来,就是能抢来,下一阶段就是妈妈进监狱被判刑啊!”,他急了,进就进,谁怕谁?我压住火气接着说:人来世界上走一遭,就为了进监狱吗?我们是来享受快乐的,不是吗?他沉默了,不再说话。 十多岁的孩子还没有走进社会却过多地接触了网络游戏,真实与虚幻之间造成了心理的空虚与扭曲。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死了的人可以复生,拿刀拿枪杀人是司空见惯的小事儿一桩。像你抢我的、我抢你的这种事情更是普遍了,他根本就没想到犯罪这个概念。很多初中生在网上聊天儿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可一旦让他面对老师、同学、家长说话时他却不知该如何说起,面对手机、电脑他们生龙活虎,可真正的现实生活里,他们却如同一只病猫,每天打不起精神,只喊累、没劲儿。长此以往,孩子们和老师、同学们无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势必会积聚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如果不及时沟通、疏导,孩子们的心里就会筑成堡垒,别人想进去就很难了。而这个堡垒筑到一定程度就会因为某件事情的触动而崩塌。一旦崩塌对孩子的打击就是毁灭性的。现在更有一些学生存在自我封闭、自卑自弃、妄自菲薄等心理问题,也有一些学生存在厌学、逆反、敌对等现象。单亲学生、留守学生等群体的心理问题更甚。单靠学生自己迈不过心理这道坎。事实也证明,个别学生的心理疾患得不到有效治疗,会发生让人痛心的悲剧。前几天网上的新闻:初中生模仿蜘蛛侠坠楼身亡、初中生杀死幼女分尸等等令人不忍卒读的文字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培育健全人格,让阳光照进学生心灵,一刻也不能等。 教育首先不是成绩和分数,不是升学率。舍弃了健康乃至生命,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教育部也要求: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中小学心理辅导室,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同时要提高全体教师特别是班主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加强生命教育和青春期教育。 心理健康课,应该从中小学抓起。心理健康课,应该扎扎实实的上,走进每一个孩子的心灵。让每一个孩子快乐的成长,朝气蓬勃的生活是我们的期望,更是孩子们的心声。
经贸论文:高校国际经贸专业教学考究 一、国际经贸专业中外学生同堂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专业课程知识平台的复杂性:非母语教学存在欠缺国际经贸专业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涉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运输与保险等多个学科基本原理与知识的运用。如何用纯英语对其进行正确、生动和传神的讲解和描述,是中国教师面临的首要难题。中外学生同堂教学问卷调查显示:88.6%的被调查学生对教师的英语口语表示满意;65.7%的学生能够完全听懂并理解英文教学的内容;62.9%的学生认为授课内容需要加以引申和扩展。在全英语教学中,教师无法做到像用中文讲课那样旁征博引、游刃有余,从而导致授课效果大打折扣。一般而言,留学生任课教师都具有较高的英文水平和专业基础,而缺乏对讲课内容或专业知识进行像母语一样的扩展、驾驭和引领的能力,存在中式英语的现象。(二)语言文化存在差异性:师生、中外学生之间沟通不畅留学生是一个多元群体,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教育和社会经历。尽管大多数留学生都具有较好的英语基础,但其英语交流有着各自的地域语音特色,与标准的“英式”或“美式”英语不尽相同,这使得留学生与中国教师之间、中外学生之间仍面临一定的语言交流障碍。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教育经历也对学生的思维表达方式和沟通习惯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例如,一些来自南非、欧洲国家的学生有着直接而丰富的表现能力,他们思维活跃,在课堂教学中会随时打断教师的讲课,提出自己的疑问;在课堂讨论时,经常会因为某个问题与其他同学争论不休。这种开放式的交流在西方课堂中比较普遍,但却让许多中国及亚洲国家的学生感到尴尬。中外学生同堂教学问卷调查显示:62.9%的被调查者喜欢自己的异国同学;54.3%的被调查者能够与异域文化背景的同学进行良好的沟通;91.4%的被调查者认为需要加强授课中的语言文化沟通交流。因此,如何克服因语言文化差异导致的交流理解困难,是师生各方需要共同应对的课题。(三)中外学生学习风格异质化:传统教学模式局限性凸显由于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影响,中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学习风格,如中国学生关注知识本身,重视对规则与惯例等抽象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而留学生则更关注知识铺陈,重视形象知识的理解,喜欢通过具体实例来揭示或论证相关原理;中国学生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只在具备必要知识或观察他人经验的基础上才会进行实践,而留学生则强调知识的实用性,会通过个人的反复实践来学习如何解决问题和获得结论;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学生倾向于与他人合作或向教师求教,以人际交流为基础进行学习活动,而欧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学生则喜欢进行个人研究式的学习,倾向于独立完成学习任务。学生学习类型的个体差异对教学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然而,受传统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的影响,同堂教学仍主要沿用“教师讲授、学生听课”的单一模式,教师习惯于从概念、结论出发,按课本的知识体系循序教学,既无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能力的培养。中外学生同堂教学问卷调查显示:84.2%的中国学生和56.3%的留学生对教学方法和手段表示“满意”或“十分满意”,84.2%的中国学生和63.7%的留学生认为教师能够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8.9%的中国学生和43.8%的留学生认为教师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中国学生的满意度明显高于留学生。可见,现行的教学模式比较符合中国学生的学习习惯,但不能满足具有不同认知风格的留学生的学习需求。 二、国际经贸专业中外学生同堂教学的改进对策 (一)积极推行合作式学习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合作性学习是以教学目标为导向,以异质小组为基本组织形式,以教学各动态因素的互动合作为动力资源,以团体成绩为奖励依据的一种教学活动和策略体系。国际经贸专业推行中外学生同堂合作教学,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帮助其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培养自主学习和团队合作的能力。在推行合作教学模式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根据“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将中外学生组成各种学习或讨论小组,明确小组成员的分工和角色,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和主动性,保证每个小组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开展合作与竞争;其次,精心设计各种合作学习任务,如问题讨论、计算练习、个案剖析、情景模拟等,这些任务仅凭个人力量难以完成,但通过小组成员的合作可以顺利完成,从而督促每位成员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紧密合作;第三,出于协助教学的目的,授课教师可以让各小组将课堂讨论或任务完成的情况进行总结,分别推选一名中国学生与一名留学生进行阐述,授课教师现场点评,并结合相关的理论要点进一步分析和讲解;第四,教师应注意监控和评估学生合作学习的过程,如是否认真履行职责、是否积极参与讨论、能否与组内其他文化背景的成员有效沟通和合作、对团队任务完成的贡献等,充分利用评价的导向作用,激发学生与他人合作学习的积极性。(二)灵活运用多种互动启发式教学方法中外学生学习类型的多样化,要求教师在设置教学内容和组织教学活动时应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征,加强对学生的启发和引导,灵活运用案例教学、任务或项目教学、情境模拟、对比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以《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为例,对于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国际贸易术语、国际货物运输及货运保险、国际贸易货款的结算等基本知识,可以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或问题讨论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和记忆;对于报价核算、合同草拟、单证制作等操作技能,可以布置适当的任务或作业要求学生课后练习和完成,确保学生熟练掌握有关技 能;对于贸易合同的履行、贸易风险的防范等综合性技能和技巧,可以选取一些现实的案例进行专题研讨,帮助学生将各业务环节的关键点及操作规范联系起来,促进专业知识学习的系统化;对于交易磋商、争议解决等实战技巧及规则,可以设计相关的情节和场景,由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仿真演练,并由教师进行现场评议和总结。此外,基于教学相长的出发点,可以安排不同国家的学生对本国对外贸易的管理和习惯做法进行介绍,将其与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进行比较分析,以便师生共同开拓视野,更好地认识各国对外贸易具体实践的差异性。(三)加强中外学生同堂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沟通中外学生同堂教学对任课教师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教学领域和研究课题,尤其是涉及到对外教育,一定要谨慎对待。首先,应加强与留学生的交流和沟通,充分了解不同国家学生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尊重学生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习俗,在留学生面前展现中国教师良好的职业素养、渊博的专业知识、友爱相助的热情等,通过自身努力来赢得学生的尊重和好评;其次,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增强其跨文化沟通的意识和能力,鼓励中外学生结交朋友,通过交流和互动来实现不同文化的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第三,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区分和熟悉英语词汇与实际语境的关系,充分调动学生用双语学习国贸专业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每章小结、关键术语、思考与练习用中英文双语进行讲解和分析,确保学生能够正确完整地掌握相关知识。(四)进一步增强教学服务理念和完善服务措施中外学生同堂教学不仅仅是教学语言从纯中文到中英双语的转变,更要涉及教学服务理念和各个环节的转变,如教务安排、学生课外辅导、实验和实践基地建设、教学效果评价、教学文件归档、全英语氛围的营造、教学软件和图书资料的准备等。留学生一般都有较好的英语基础,但中文阅读和理解的能力差异较大。他们求知欲望强烈,学习经验也比较丰富,对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和操作技能的训练更为关注。因此,针对留学生的各种教学服务措施,如学分制和双语选课系统的完善、各种行政管理文件的双语化、课程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课程配套实验实习软件的更新、课外专题讲座和专家指导、图书馆相关英文资料的馆藏量等都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才能有效契合专业课程中外同堂教学,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经贸论文:四川省与俄罗斯区域经贸合作路径探析 摘要: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中俄区域经济合作迎来新的战略发展期。在此背景下,四川省与俄罗斯的区域经贸合作迎来发展新契机。在现有合作成就的基础上,四川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面临着中俄两国高层重视、两国各级政府积极支持、双方区域发展的战略需要、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等大好机遇,应充分发挥四川省的多方位优势,制定对俄开放总体方案,建立对俄协调机构,打造对俄优势产业与品牌,培养对俄专业人才队伍,建立区域经贸合作运作平台,实现以川俄合作带动并深化川渝经济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局面。 关键词:四川省;俄罗斯;经济贸易 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区域经贸合作是中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发展增长点。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中俄区域经济合作迎来新的战略发展期。新形势下,四川省应抓住发展机遇,积极调整对俄经贸合作战略,发挥四川省独特的人力资源优势、产业结构优势、政策优势,开辟恰当的合作路径,为开创四川对俄经贸关系的新局面,丰富中俄区域合作的内涵,为促进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全面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一、川俄经贸合作发展的新机遇 近些年,中国与俄罗斯为满足两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并积极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高度重视并实施了区域开发与发展战略。俄罗斯提出西伯利亚与远东开发战略,中国进入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阶段。中俄双方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四川与俄罗斯的区域经贸合作提供了新契机。 (一)中俄两国高层高度重视 中俄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对于相互毗邻的两个大国,中俄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两国领导人会晤时也一再强调两国经贸合作尤其是区域合作的重要性。2007年8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在上合组织会议上与俄普京总统的会晤中,提出“早日启动协调两国地方发展战略,制定中俄地方合作中长期规划”。普京赞同的建议,提出两国有关部门可就落实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全面深化务实合作问题进一步加强沟通,制定方案。2012年9月7-8日,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女士一行49人访问四川。会晤时,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希望进一步深化四川与俄罗斯的交流合作,加强科技和自主创新合作,欢迎更多的俄企业来川发展,也将鼓励和支持四川企业到俄罗斯投资发展。马特维延科强调,俄中两国合作潜力巨大,两国地方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合作的重要内容。俄联邦委员会将努力推动俄地方与包括四川在内的中国地方的合作,希望双方通过建立合作企业、互相投资等方式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这为四川与俄罗斯的区域经贸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合作的拓展与深化。 (二)中俄两国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为促进中俄区域经贸合作,两国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上也积极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中国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体现为:一方面,国家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对西部地区的发展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201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深入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会议强调,西部地区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应该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建立有利于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机制。2012年12月,作为“十二五”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性文件《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出台。该规划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流动和重组,有利于西部地区积极参与国家分工,全面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沿边开发开放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经济结构深刻调整,有利于西部地区充分发挥战略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该规划对“十二五”时期西部大开发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其中之一,便是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新突破,全面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同时,四川省政府十分重视对外开放合作。2010年,在四川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指出,要清醒认识四川在西部发展格局中的现状,把“巩固扩大优势、走在西部前列”作为努力方向。投资环境要更优,使四川成为内外资投资西部的首选地和窗口;体制机制要更活,成为西部大开发最具发展活力和标志性的地区,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巩固和扩大四川的优势和领先地位。近年来,作为金砖国家及新兴国家之一的俄罗斯,对其外贸战略也做了调整,开始加快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西方主要经济体发展速度减缓、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加大,俄罗斯更加注重和加强与亚太地区特别是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三)中俄区域合作战略发展的需要 中俄区域合作的实践表明,对于发展经贸合作的国家而言,除开展互补性合作外,还须以此为基础进行全方位互动合作。中国对俄合作,应从近几年客观形成的以北方地区为主的格局,过渡到全国范围内的南北兼顾、东西联动、优势互补和分工合作的格局,保证享有信誉的中国商品、技术和资金进入俄罗斯市场。目前,俄罗斯正大力实施开发远东地区的战略,俄政府希望将东部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同中国西部的发展联系在一起。2000年,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启动。同年6月,俄就宣布俄已决定正式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此后,俄罗斯与中国西部地区政企之间接触逐渐频繁起来。2010年,中国政府进一步确定了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明确提出要“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四川省在“十二五”规划中也强调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充分开放合作战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突出南向、加强东向、畅通西向,拓展对外开放大通道,改善开放合作的区位条件,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加强与中亚、俄罗斯等地区经贸与投资合作。这都为四川发挥地缘优势、加快对外开放、深入发展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新契机,并将丰富中俄区域合作的内涵。 (四)俄加入世贸组织对规范川俄经贸合作的有利影响 2012年8月23日,俄罗斯正式成为世贸组织(WTO)的第156个成员国。这将为中俄未来国家间与区域间经贸合作提供良好机遇。首先,加入世贸组织后,俄罗斯关税保护水平平均将下降3.5个百分点,加权平均税率2013年将降至7.6%,2014年将降至6.9%,而2015年将降至6%左右。四川对俄罗斯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轻纺产品上。“其中,机电产品关税由20%下调至7%,轻纺 织品平均关税由20%~15%下调至7.5%,蔬菜、水果等商品的关税由48%下调至10%左右。”其次,俄罗斯出口到四川的商品价格也会下降,这将促使俄罗斯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刺激中俄贸易增长。再次,加入世贸组织后,川俄经贸环境将逐步规范化。世贸组织对贸易规则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营造公平有效的贸易环境。各国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国际贸易的公平和正义。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俄罗斯必须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如开放市场、推进相关领域的立法等,以保障其他成员国在俄的商业利益。这都为四川对俄贸易创造了良好条件。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企业也可能面临着反倾销的投诉,中国商品将面临着在俄罗斯市场的严酷竞争,俄罗斯将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有力对手,等等。但总体来讲,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对中俄贸易包括川俄区域贸易而言利大于弊,且机遇与挑战并存。 (五)经贸通道日益完善,为川俄经贸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川省是中国最具发展活力和标志性的地区,属于经济后发地区,对外经贸通道日趋完善。以航空业发展为例,成都市已逐步成为中国“航空第四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处于欧亚航路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独特,地理位置不可复制,从成都中转出发4小时航程可涵盖东亚、东南亚和南亚,6~10小时航程可通达中东和欧洲。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向纵深推进、成渝经济区的深入建设和全球重要电子信息制造业基地的开发,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将充分利用欧亚航路中转驿站的地理优势,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构建起高效、便捷、通畅、安全的现代交通系统和物流体系,建成与北京、上海、广州比肩的中国第四大国家级航空枢纽,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同时,鉴于四川地处中国内陆的地缘特点,其对俄贸易通道的完善也须与其他省市协同共建。2011年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就“大开放的四川”答记者问时表示,四川省非常重视加强与俄罗斯的交流合作,成都到贵阳、成都到兰州两条快速铁路的建设,将以成都为枢纽,形成由广州、深圳经过成都,再经过阿拉山口,到俄罗斯、欧洲的又一条欧亚大陆桥。这就把中国的华南地区通过成都与中国的西部地区联系起来,进而进人俄罗斯、进入欧洲。这一条欧亚大陆桥会使中国与俄罗斯的交流合作有更大的空间,也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四川省政府正在积极推进,利用新的欧亚大陆桥,加强与俄罗斯在经济、贸易、旅游、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合作。 二、四川与俄经贸合作成就 (一)川俄贸易总体态势较好,成效显着 近年来,俄罗斯已是四川省的主要经贸伙伴之一和重点开拓的新兴市场之一,四川省与俄罗斯区域经贸往来较为频繁,详见表1。 同时,川俄双方举办的系列经贸合作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2006年5月,四川省与俄罗斯驻华使馆在成都联合举办了作为中国“俄罗斯年”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四川一俄罗斯联邦州区经贸合作周”,俄罗斯各友城州区经贸界二百多人包机前来参加活动。2007年9月,四川省在莫斯科市举办了作为俄罗斯“中国年”活动内容的“魅力四川”系列文化、经贸、旅游推介活动。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充实了国家交往的内容,拓展了地方对外交往渠道,达到了“以我为主、展示形象、密切往来、促进合作、互利共赢”的目的。 (二)合作方式多样化、产品结构多元化 目前,四川对俄罗斯出口的主要商品有:钻探设备、电视机等机电产品、鞋类和纺织服装。电视机等机电产品所占比例为40%,鞋类占37%。着名的四川宏华集团在俄钻机销售额强劲增长,从2006年的1台跃升到2012年的90多台,每台钻机单价至少千万美元。这也让宏华集团目前在俄罗斯进口钻机数量中排名第一。中国家电巨头企业之一的四川长虹有限责任公司,用骄人的“战绩”向世人展示了俄罗斯市场的独特魅力,成功跻身于俄罗斯几大家电热销品牌。鞋类是四川对俄罗斯出口的重要商品。人们常爱说起一句话:每三位俄罗斯女性脚上穿的鞋,就有一双来自成都。川鞋在研发、舒适度和性价比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俄罗斯是川鞋出口的一个传统大市场。而四川从俄罗斯进口的主要商品有纸浆及纸制品、橡胶及其制品、金属制品、矿产品等,其中纸浆及纸制品的比重高达70%。四川主要对俄出口商品种类逐渐增多,除了传统的轻工业产品鞋帽等,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速加快,进出口商品结构逐渐优化。近年来,川茶对俄出口的份额逐年增加,俄罗斯成为川茶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川茶在俄的口碑很好。据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统计,2011年,四川茶叶对俄出口共392.4吨、货值314.77万美元,与2010年同比分别增长77.8%和118%,川茶出口自2009年以来连续三年大幅增长。 (三)在俄川人口碑较好,劳务合作潜力较大 作为人力资源大省的四川省,每年有大量劳务输出人员赴俄。四川省对俄劳务输出主要分布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及两国边境沿线,大多数集中在农业种植、养殖业、建筑、森林采伐、商业服务、餐饮和医疗等领域。大多数在外的劳务人员技术好,上手快,效率高,在俄罗斯建筑承包和劳务市场上竞争力较强,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通常受到俄罗斯雇主的欢迎,并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以四川菜农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有超万人次的四川菜农去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库尔干州、新西伯利亚州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等地,先后在数个农场共承包种植土地、生产各类蔬菜。他们将先进的种植技术陆续带人当地,以“勤奋”、“专业”赢得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 近年来,川俄经贸合作呈现出向多领域拓展的态势,技术合作潜力巨大,对俄劳务输出势头强劲,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基于中俄区域合作的良好基础和强劲发展趋势,川俄经贸合作发展已进入相互促进与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三、川俄经贸合作的路径选择 应该承认,四川与俄罗斯的区域经贸合作已取得了不俗成绩,但如将四川同欧美一些国家的经贸合作规模相比,还存有一定 的差距。同样,在中俄区域经贸发展进程中,四川与黑龙江、吉林、辽宁、广东、海南等省对俄区域经贸合作规模相比,也存有不小的差距。也应该看到,这些差距的存在,说明了新形势下四川省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间和潜力。笔者认为: (一)须转变对俄开放合作理念 诚然,产生上述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双方观念上的原因应引起足够重视。四川省如何从观念上发挥自身优势,更加重视俄市场,实施有特色的战略,是值得思考的。理念上的转变与更新,对四川对俄经贸战略的有效实施起着关键作用。首先,对俄经贸应逐步推进。对俄经贸合作应扎实去做,规避风险,谋求长远的合作与发展。其次,强化协作理念。四川省外贸企业既要同省内外企搞好合作,也要协同国内企业开展对俄合作。在合作中,应避免“恶性竞争”,进一步强化合作意识、团队意识和大局意识。再次,加强质量与法律意识,须进一步提升四川对俄贸易与投资的层次和质量,取信于俄罗斯市场。应加强依法经营理念,摒弃不合法的贸易形式,树立文明经商形象,开展规范贸易。同样,俄罗斯也须从自身角度思考如何更重视和挖掘同内陆大省四川的区域合作潜力,将中俄经贸、川俄经贸合作引向深入。 (二)制定对俄开放总体方案 尽管四川省在积极开展对俄贸易,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推介会、洽谈会等,但若要凸显四川省对俄经贸的优势与强势,应充分利用相关资源组建对俄对策研究思想库与智囊团,制定四川省对俄经贸合作的政策、措施、方向及不同时期的合作重点。尤其是在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俄经贸面临新机遇、西部大开发战略处于深入实施阶段、俄罗斯大力实施远东大开发战略的大背景下,应抓住俄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利时机,凸显四川省多方优势,大力拓展俄罗斯市场,推动川俄区域合作深入发展, (三)建立对俄协调机构 川俄经贸合作是中俄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属于两国非毗邻地区的区域经贸合作范畴。在具体合作过程中,由于双方各地区可能存在着文化地域差异及不同偏好,必须有能够进行协调的务实的机构或部门。这个机构或部门应能以四川省对俄经贸合作为平台,积极推动扩大川渝经济区包括整个西部地区对俄经贸合作的规模和范围。跳出省份对俄经贸合作的概念,发展更大意义上的区域对俄经贸往来。 (四)打造对俄优势产业与品牌 俄罗斯具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产业,如航空航天、能源工业(水电、火电、核电、核能)等,但轻工业等领域不发达。而四川省具有优势特色产业,轻工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有些技术与俄罗斯存在差距。因此,一方面,应对四川省的优势特色产业及先进技术进行梳理,强化并推出面向国际市场的特色优势品牌。另一方面,可研究确立引进俄罗斯的先进技术,以实现技术互补和共同发展,打造川俄区域产业优势集群。 (五)树立对俄新形象 多年来,中俄经贸取得了喜人成就,但不和谐音符也时常出现,如双方的误解、欺诈等不规范行为。其中,中国人的诚信与中国商品质量等问题也屡见俄报端。现今,俄罗斯借大力开发东部地区广泛吸引外资,四川省作为西部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应在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程中、国家实施对外形象战略的框架下,发挥媒体优势,完善自身形象,重塑诚信,吸引俄罗斯的更大关注,从而有效助推川俄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六)培养对俄专业人才队伍 未来四川对俄经贸合作中,迫切需要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应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既懂俄语,又懂技术、经济、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完善人才管理体系,对俄科技产业化合作必须要有一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来实施。四川省应以川内高校如四川大学为依托,健全完善培养复合型俄语人才体系,积极构建川俄高层次经贸人才培养基地,采取多措并举的方式,联合建立中俄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基地,邀请或引进中俄两国一流专家,为双方培养急需的领军人才。 (七)建立区域经贸合作运作平台 平台的搭建要求中俄双方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协调和努力,可考虑设立中国—俄罗斯区域博览会、俄罗斯联邦驻成都领事馆等平台运作机制,为各方创建良好的协商沟通渠道。首先,借助每年在成都举办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增设中俄区域合作论坛,为俄罗斯各地区商品进入中国、乃至经过中国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条件,一定程度上将促进、拓展和深化中俄区域经贸合作。在一定条件下,四川省可协同西部各省区向中央政府建议成立中国一俄罗斯区域合作组织等相关机构。其次,可建议设立俄罗斯联邦驻成都领事馆,争取外交部的支持,邀请俄罗斯各州市及大型企业机构选择在成都开设办事处。目前,俄罗斯联邦在北京设有大使馆,在沈阳、上海、广州、香港设有总领事馆,而在中国西部地区则未设领事机构。若邀请俄罗斯在成都设立领事机构,对于深化中俄关系、加强四川与俄罗斯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合作、加快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贸论文:试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发展问题及对策 一、中印经贸合作现实意义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不仅是亚洲地区的重要经济体,而且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为518亿美元,是2000年的17.8倍。据印度《金融快报》报道,2009年7月27日,印度商工部部长表示,由于对来自美国产品需求疲软,而对中国产品需求旺盛,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度两国的贸易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仍保持了较为旺盛的活力。中国和印度是在此轮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之下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而这两个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却迥然不同。印度力图仿效中国的成功,希望在制造业领域为其日益庞大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而中国则试图仿效印度在IT、医药产业等知识含量比较高的领域取得成功。中印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印关系的新亮点,也有助于提升亚太地区应对金融风暴袭击的信心。 二、金融危机对中印经贸合作的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周期的双重打压,在此情况下,中印两国虽然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速明显下降,外部金融动荡加剧,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恶化。中印经贸合作的主要行为体是企业,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民众消费信心下降,企业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导致大量企业倒闭,许多企业收缩生产规模。一些已经上马的工程被迫停工,一些原先签署的协议可能作废,中印经贸合作受到冲击。例如中国是全球铁矿石第一大需求国,印度是继澳大利亚、巴西之后中国的第三大铁矿石来源国,其铁矿石出口的80%销往中国,并占据其对华贸易的70%以上。经济危机使中国钢铁生产大幅下滑,尽管全球铁矿石价格已大跌,但中国企业的铁矿石需求整体萎靡,对印度铁矿石的需求也呈下降趋势,从而进一步增加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印度则求助于对中国出口的其他商品采取反倾销政策,冲击两国经贸关系。经济危机主要带来的不良影响是: (一) 印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中印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印度对中国的商品准入 文秘站: 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呈上升趋势。印度虽然自诩自身增长模式是内需驱动型,一度自认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甚至认为金融危机为其提供了赶超中国的机会,因为依靠出口驱动增长的中国受到冲击较大。但现实情况是,印度并未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印度经济也遭遇卢比贬值、股市缩水、企业倒闭、资本流动性紧张等问题。 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扶持本国企业生存,印度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尤其针对中国发起了多起反倾销行动。特别是在2009年 1月23日,印度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玩具,后虽对部分产品放宽条件,但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言自明。 (二) 发展模式之争加剧 目前,国际社会上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欧盟为代表的福利资本主义、日本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及新兴国家的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欧日经济问题较多,其发展模式已偏向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美国模式”即“华盛顿共识”,其宗旨是强调市场自由原则,主张政府角色最小化,完全的自由化、市场化。“中国模式”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发展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中国模式强调务实,反对意识形态为纲;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强调统筹政府和市场两个大局。“印度模式”与中国不同,其基本思路是在民主体制下推进经济的自由化,逐步放松传统的政府管制,鼓励私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金融危机下中印经贸合作的对策 (一)挖掘经济互补性,深化经贸合作 与“安全困境”相比,经济领域的共赢机会更多。中印发展模式虽然不同,但互补性强。中国劳动力效率高,印度资本效率高,两者结合将产生“经济增效”作用。未来双方可着重加强以下领域的合作。一是商品结构的互补。从商品构成看,印度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仍以原材料或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中国出口的商品更加多样化,且附加值较高,如重型机械。由于双方经济的整体发展模式及具体产业发展层次存在差异,这种商品贸易的互补性可以持续下去。二是相同产业内的互补。两国在相似部门如化学药品、机械设备及纺织业等领域开展产业内贸易也完全有可能。两国可结合自己的发展特色,不断提高各自在相似产品价值链的不同层面上的比较优势,不断扩大同一产业内的互补性。例如,中印在纺织品出口领域的竞争使中国企业从印度进口纺织原料,而自己生产和出口服装。这样,两国通过纺织业内部贸易得以将竞争转化为合作的新机遇。三是IT服务领域的互补。印度软件发达,中国硬件发达,两国在IT领域建立合资企业有相当广阔的前景。 (二)推动企业走出去,加强相互投资合作 印度对中国始终抱有戒心,在诸多“敏感”领域对中资企业投资设限。金融危机发生后,印度为疏缓严重的资本流动性紧张问题,放宽部分领域的外资进入限制,并鼓励企业海外融资。2008年10月,印度证券管理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外资最高40%的投资限额规定,以“挽留”正迅速流出的国外资金。 2009年2月,印度政府表示将放宽外国资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凡是印度资本占 50%以上的合资企业所建新的企业一律被看做印度企业。按照原来的法规,凡有外资加入的印度企业建立的新企业仍被看做合资企业。按照新规定,所有印度资本占多数的新建企业将不受到政府关于外资对不同行业投资比例的限制。印度政府的上述举措无疑为中国企业进军印度提供了机遇,经济上相互依存度的提升势必可作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器。另外,两国大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实力较以前大为提升,并加快“走出去”步伐。印度私企实力雄厚,在经济生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仅塔塔和安巴尼两家家族企业的销售额就占印度GDP约5%。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可凭借雄厚财力,通过注资、并购和直接投资等方式,加快进军国际市场。国际金融危机下,许多西方大 公司资产缩水,甚至面临破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较之前大幅下挫,为中印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经贸论文:电子商务——外经贸系统的发展的必由之路 安徽省技术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解晨光 摘要:本文概述了外经贸系统电子商务的发展情况,然后着重对我国外经贸系统的电子商务环境进行了分析,最后,简要提出了建设外经贸系统电子商务的模式与策略。 关键词:外经贸、系统、电子商务信息化建设 电子商务就是基于互联网的商务活动。1997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商会的权威定义为:电子商务是指实现整个贸易过程中各阶段贸易活动的电子化。简言之就是网上做生意。目前,国际网络商业交易额正以几何级数增长,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电子商务的兴起是全球经济的一次革命。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使世界市场变得进一步融合,促进了世界商品和服务的发展,扩大了世界贸易。中国“入世”,可以从根本上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贸合作,有利于引进外资和扩大进出口,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入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经济发展又促使我们必须加紧发展电子商务。加入WTO后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方面都会发生不小的变化,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子商务,既带来发展的机遇,又面临世界同行的挑战,但从世界领域来看,电子商务的大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中国加入WTO将打开国外直接在INTERNET方面投资的大门。根据中美双边WTO协议,国外服务提供者将能够涉及到INTERNET服务的所有方面。在经过同意的情况下,外方可以在合资企业中保持30%的股份,一年以后可达49%二年后达50%。中国同意按照竞争管理原则承担WTO文件中规定的所有义务。其次WTO将会使中国的法律制度增加透明度。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要求政府出版所有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并迅速或至少按年度地将新法律法规或方针告知服务贸易理事会。第三,中国将与WTO成员国进行更加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能与全球贸易伙伴互相影响,以便对电子商务形成一种统一的方法。 从1993年起,欧共体的贸易方式已正式大量使用EDI方式;1999年,欧洲15国又开通了国际电子商务网。在北美、西欧等发达国家的国际、国内贸易中,EDI电子数据交换已成为贸易信息传输的主要方式。1997年3月亚太经合组织40国在日内瓦签署了《信息技术协议》。1997年7月美国政府批准了《全球电子商务框架》。1999年1月1日美国政府采购全部采用电子商务方式。 外经贸部刘山在副部长在1999年初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上指出:“2000年,世界电子商务方式交易额可达3000亿美元,电子商务将成为未来世界各国经济实力较量的重头戏。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大趋势,不能及时调整对策,我们将被开除国际贸易的球籍。” 外贸行业远领先于其他领域的企业,原因可能是因为出口企业在与国际接轨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对国际贸易中电子商务趋势的感受和认同相对来说是靠前的。调查也显示出口企业计算机的普及率、触网率都较高,对互联网的认识较有深度,对互联网的使用较为广泛,对互联网信息的需求很强烈。 从目前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的现状来看,国内出口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的主要途径有两种渠道:一是大型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因其有着良好的商誉,加之本身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使之能够较容易地把其原有的整个供应链移植到互联网上,并向其他公司包括中小企业开放它的这一渠道;二是新兴的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平台,为中小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一个较为便捷的选择。对中国来说,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型跨国企业,所以国际贸易方面的电子商务平台更多是将是新创的电子商务网站。事实上,这些新兴网站在目前和今后对外贸易电子商务方面已经和将要承担起十分重要的角色。经过有关媒体调查表明,42.6%的企业目前已是相关电子商务网站的会员,27.3%的企业正考虑在有关网站注册,另外有30.1%的企业目前还无此打算。在所注册的网站中,40.2%的企业是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注册,29.8%的企业是亚洲资源的会员,23.6%的企业在中国出口商品网注册,21.5%的企业选择美商网注册,15.4%的企业在阿里巴巴注册。 国内对外贸易电子商务要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必须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 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有效结合起来。在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电子商务 ! 2、 在企业战略上要把市场运作与传统资源有效结合起来。中国目前的出口体制基本还是处于一种管制状态下,电子商务网站必须有效利用好传统体制资源,并且在市场运作上要不断创新。 3、 在网站建设上把商务与内容有效结合起来。国内对外贸易电子商务网站一定要在完善电子贸易功能的同时,下大力气推进网站信息内容建设,这样才能增强网站的吸引力,从而拓展商机。 4、 注意把技术与经营有效结合起来。电子商务企业不能忽略作为自己经营基础的技术研发与进步。真正成功的网站必须至少在初期阶段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向网络技术创新方面倾斜。 5、 注意把人才的使用与培养有效结合起来。互联网企业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如何有效地发现、使用和培养人才决定了企业现实和长远的竞争能力。关键是要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抓紧培养既懂外贸又了解网络的复合型人才。 机遇与挑战并存,外经贸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好处很多,简单地概括为四个字——“两增三减”,即“增加贸易机会,增强客户服务,减少库存,减少产品周转时期,减少经营管理费用。”外经贸企业将是国内最先进的开展企业与企业方式电子商务的企业,主要因为: 1、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逐步普及电子商务,如不能利用电子商务,就可能失去贸易机会。具了解,上海、广州等地部分优秀的外经贸企业已迫切地需要利用电子商务增加贸易机会,减少成本,提高产品售后服务质量,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2、外经贸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基础条件好。外经贸企业员工授 教育程度高,外语水平好,而且已普遍运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企业管理。 3、国际贸易的主要支付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采用信用证方式,货物交付方式仍然会采用比较传统的运输方式。我国不发达的网上支付、货物配送系统并不构成国际贸易领域电子商务的障碍。 经贸论文:中俄文化差异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摘要:当今世界,日趋呈现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态势。不同的民族文化,对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或制约,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也会给两国间的经贸、政治往来等带来影响。中俄两国贸易往来历史悠久。进入2012年,两国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迈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车道。研究中俄文化差异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可以规避在两国经贸合作中因文化差异带来的风险,促进两国在人文等更多领域的合作,进而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文化;经贸 当今世界,日趋呈现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态势。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发现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文化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因素对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着促进或制约的效应。这样的促进或抑制效应,同时作用于国家间的政治、经贸往来。 所谓文化为一种复合体,包括人们的风俗习惯、法律道德、宗教信仰、一个地区或民族所具有的整个价值体系,是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中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因此,不同的民族在历史沿革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导致各国家各民族间语言沟通、宗教信仰、人生观、价值观、风土民俗等等形成差异。 中俄两国经贸往来历史悠久,长久以来文化因素在中俄经贸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12年,随着俄罗斯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俄两国都已经迈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车道,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本文从文化因素的一个切入点即中俄文化差异人手,分析其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并对如何解决文化差异给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带来的负面效应提出意见建议。 一、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现状 (一)两国经贸合作处于史上最好时期 1 21世纪以来中俄经贸合作成效显着 中俄两国经贸往来历史悠久,其间历经数次贸易的中断或不畅。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大形势的发展,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益密切,两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往来也频繁起来。2000年,中俄贸易额达到80亿美元,此后逐年增长(见图1)。这得益于中俄之间政治友好,得益于两国间交往、交流频繁带来的互信。2004年9月24日,国务院总理与时任俄总理弗拉德科夫签署了《中俄总理第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双方均认为,中俄经贸合作已经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双边贸易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并作出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并超过600亿元的预想。2006年,国家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中再次表明,要实现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00元至800亿美元的计划。 近20年来,中俄贸易额扩大了12倍,2011年已达到835亿美元,中国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中俄两国互相举办了对方国家的“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来加强交流与了解,中俄关系进入史上最好时期,中俄经贸合作也因此广被看好。2012年这一美好前景再次被印证。4月,国务院副总理访俄期间表示,力争中俄贸易额2020年达到2000亿美元,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成为中俄两国达成的共识。[论文网] 2 中俄展开多领域合作 回顾中俄经贸史可以看到,中俄经贸合作领域十分广阔。除食品、机械、电子、钢铁、化工业和矿业、轻工业、林业、航空航天等传统合作领域外,还扩展到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领域,尤其在煤炭领域的合作近年达到60亿吨左右,未来俄罗斯将成为中国进口煤炭最主要的供应国。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电力资源也在借地缘优势输入我国。此外,物流、金融业、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建筑业、高新技术产业、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也逐渐在中俄两国间展开。 在国际大背景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日益密切,加强了两国经贸领域更广泛的合作,多领域合作必然成为中俄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 3 双边贸易纳入世贸组织的统一轨道,更利于未来的合作 2012年8月,俄罗斯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给中俄经贸合作带来了新机遇。 首先,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会更开放。俄罗斯总体关税水平将从2011年的10%降至7.8%。其中,农产品总体关税水平将从2011年的13.2%降至10.8%,工业制成品总体关税将从9.5%降至7.3%。约1/3的商品从加入世贸组织之日起下调进出口关税,1/4的税目将在三年内调整到位。关税水平下降,有利于中国工农业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 其次,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后,会取消进出口与国境铁路运输费等的区别定价;跨国企业合作规则也将被纳入统一的框架中,中俄双边合作将更规范,这也会带动中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 此外,俄海关管理制度在世贸组织规则约束下也会更加规范,知识产权法等相关法律也会逐渐完善,中俄经贸合作未来会更有序、更良性、更健康。 (二)两国贸易繁荣背后仍存在不足之处 尽管近年来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有了长足发展,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单一、贸易不平衡、文化差异等等问题导致双方经贸合作水平并未充分体现出两个大国的经济实力。 1 中俄贸易相比中国和其他经济合作体并不突出 2011年,中俄贸易额达到835亿美元,这个数据可谓喜忧参半,喜是这开创了中俄经贸合作史上贸易额的新高,忧是中俄贸易额相比中国和其他经济合作体而言并不突出。中俄虽然政治友好,经贸合作深入发展,但双边贸易额与中日、中韩等国相去甚远。中国商务部官网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美、中日、中韩贸易额分别为4467亿美元、3449亿美元和2139亿美元,而中俄贸易额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相较于中俄两个大国间的友好 往来,经贸的合作成果并未达到理想状态。 不仅如此,2011年,俄罗斯才刚刚超越新加坡、荷兰和印度,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而此前2000年到2011年间,中荷贸易总额分别为79.2亿、87.3亿、106.8亿、154.4亿、214.9亿、288.2亿、345.1亿、463.4亿、512.1亿、418亿、561.8亿、681.5亿美元,中国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仅与中荷贸易额相当。 2 中俄贸易合作还存在很多障碍 中俄贸易的水平不高,是中俄经贸合作领域还存在着诸多障碍最直接的体现。中俄两国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在所难免,双边经贸合作过程中时常出现漏洞,例如“灰色清关”,严重影响了中国商人在俄罗斯的利益,也导致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的不畅。 在2012年前,俄罗斯一直没有加入世贸组织,而中国早已加入,这就导致贸易上的不平衡。双方时常无法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经贸往来。这也使中国的很多产品无法进入俄罗斯市场。 文化上的差异也给中俄经贸合作带来不可忽视的障碍。中俄两国虽为邻国却分属东西方两个文明体系,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文化导致道德差异、观念差异、语言差异等等文化差异的存在,进而在中俄经贸往来中出现很多误读与误解。如因文化差异导致中俄跨国企业在对方国经营的难以维系。跨国公司中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投资人、经营管理人员之间,由于文化差异而不断产生各类摩擦和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决定企业生死命运的力量。文化差异导致中俄双方在经贸谈判中对谈判目标、谈判方式等有不同的看法,这会直接影响谈判的最终结果,进而影响经贸合作的顺利发展。 此外,法律的不完善、贸易产品的质量和信誉问题,都或多或少影响着中俄经贸合作顺利进行。 二、中俄文化差异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 文化差异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产业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与众不同的历史沿革,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中俄两国在长期的经贸合作中,不仅相互向对方国输出自己的产品,也将自己国家的文化输入对方国。经贸行为过程中,产品输出、商务谈判、跨国经营等环节都融入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因此可以说,在中俄两国经贸合作过程中,因为两国文化的差异性,经贸行为本身也肩负着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 2 促进了多领域的经贸往来 中俄间的文化差异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两国文化的互补性,而文化互补是国家间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等活动的前提条件之一。以中俄之间的旅游业为例。无论是旅游产品还是旅游服务都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内涵,因而中俄两国的旅游资源也存在着差异,存在独特性、互补性。正是一个国家旅游资源所具有的文化独特性吸引着对方国游客不远万里而来。 3 文化差异带来新的消费需求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间的文化渗透与冲突逐渐加强。各国文化在相互渗透和融合中给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都带来强烈冲击,而以商品为媒介的文化传递不仅满足了不同文化群体的需求,更开发了新的和更多的文化需求。中国具有轻工业、食品资源丰富的优势,应该借此在中俄经贸合作过程中寻找新的商机。如将取材于中国民间传说的“冰哥雪妹”做成套娃画面,以类似融合了中俄文化差异的产品来带动俄罗斯人的消费需求。 (二)消极影响 1 观念差异阻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 中国人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庸、务实、利他、平和的观念,而俄罗斯人坚持个人主义,利己、极端。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的人身上,而经贸活动最终也是由个体的人来完成,文化差异带来文化冲突,时常导致经贸合作中出现不愉快的情况。尤其在中国人赴俄经商问题上,俄罗斯人依照传统观念将其一概称为“中国威胁”,这样的偏见长期存在于俄罗斯的普通民众心中,无法令我们理解,也使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吸引中国的人力、物力时顾虑重重,进而阻碍了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2 思维方式与语言障碍导致两国对法律的认知程度出现偏差 思维方式与语言差异问题一直是中俄经贸合作中难以规避的障碍之一。这最直接地体现于商务谈判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思维和整体优先,即注重事物整体性、关联性,注重总体性原则,总是在总原则一致的情况下,再去谈具体条款和细节。俄罗斯人属分析性思维方式,非常注重实证与分析,通过归纳、演绎推导,强调合同的细节问题而缺乏总体原则。这样时常导致谈判陷入僵局。而思维方式、语言、法制观念甚至宗教信仰等的不同还会带来对对方国法律的认知出现误读。不必要的误解与认知上的偏差,时常使中国人在俄罗斯处于窘境。如“灰色清关”事件,它是俄罗斯市场机制不健全的体现,但也反映了两国人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不同,表明在中俄经贸合作领域极缺懂俄语、懂俄罗斯法律的人才。 三、中俄经贸合作中如何应对文化差异 (一)接受文化差异,多途径促进文化交流 1 政府应加大促进中俄文化交流的力度,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从近年来中俄的政治往来可以看到,双方都为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最大努力。化解文化差异最为直接的办法莫过于认识到差异的存在,了解对方的文化。近年来,中俄高层领导频繁互访是促成两国文化交流的最好时机,中俄“国家年”、“语言年”和“旅游年”的成功举办在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也卓有成效。鉴于此,我国还应该利用中俄互办“旅游年”来增加相互往来的机会,以加强文化交流。此外,在俄罗斯已经有12所孔子学院,这是俄罗斯人了解中国文化最好的平台,我们应该加强孔子学院的建设,为两国语言文化交流创造条件,增进俄罗斯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还应该鼓励民间文化团体互访,并设立常设机构助推中俄文化的交流。 2 鼓励民间以留学、旅游、考察、经商等方式了解对方国文化 赴对方国留学、旅游、考察、经商一直是了解对方国文化的一种具体方式。中国学生赴俄罗斯留学的人数并没有赴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那样多。在旅游方面,受到地缘因素等的影响,俄罗斯人来中国旅游的目的地多集中在东北三省、北京等地。而中国人赴韩国、日本、美国、英国、希腊等地旅游的人数都要多于去俄罗斯旅游的人数。因此,具备地缘优势的省份和国家相关部门应该与俄罗斯合作,在赴俄留学、旅游、考察等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推出吸引人眼球的亮点,让更多的人关注俄罗斯文化、了解俄罗斯。 3 建设相关的官网,为想了解俄罗斯文化的人搭建网络平台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网络时代,这句话依然适用,不同的是,这句话不再用来形容秀才的知识如何渊博,而是告诉我们通过网络可以了解到你想知道的一切。中俄两国一直是国际关注 的焦点,俄罗斯的新闻、消息也屡见于中国的网络媒体之上。 在国内,有关俄罗斯的网站发展可谓良莠不齐,这类网站多集中在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或在有地缘优势的省份,但一些过于专业的网站因为受众太少常常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鉴于此,我们应该整合国内已有的与俄罗斯相关的网站资源,建立具有门户性质的综合性网站,以满足人们了解俄罗斯文化、加强对俄经贸的需要。 (二)多渠道培养相关人才 在商务领域、跨国企业经营过程中,参与中俄经贸合作的人应是具备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这就要求我们培养既懂专业知识又精通俄罗斯语言的人才。在有地缘优势的省份的高校内应开设更多有关俄罗斯的课程。同时将俄语专业的课程开放,实现教学资源共享,以培养更多懂俄语并且了解俄罗斯法律的复合型人才。 除了研究俄罗斯问题的科研人员和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师、学生外,就是住在边境市县的人也并不怎么了解俄罗斯,更别说了解俄罗斯文化了。建议有条件的省市可以定期举办俄罗斯问题论坛、讲座以加深人们对俄罗斯的了解,弥补文化差异给两国间带来的误读。在边境市县可定期举办中俄联谊会、文化展等来营造相互了解的氛围。 (三)培养跨文化意识,寻找文化差异带来的新商机 1 以文化差异为契机,培养新的市场需求 中俄毗邻,有着几百年的邦交史和经贸史,对对方国的文化有一定的认同,且随着近几年两国间的友好互动更加深了彼此的认知。在此基础上,以文化差异为契机,寻找新的市场需求便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新亮点。例如,可以在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上下工夫,带来贸易往来与文化互通双赢。在旅游开放方面,尤其是边境省市,应该借中俄“旅游年”之机会,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开辟一些以了解中国文化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吸引俄罗斯游客来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同时,中国人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俄罗斯文化。 2 以文化差异为契机,创造新奇特的产品 中国人从来不缺少对新奇特产品的创造灵感,中俄文化差异性也早被人们熟知,我们如果一味地迁就对方国,总是以生产制造符合对方国品味的产品有时候可能会给人留下没有新意的印象。我们可以利用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同时适当渗透中国文化,将双方差异性文化相结合定会增加产品的新奇特性,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经贸论文:试析高职经贸类专业顶岗实习的全过程管理研究 [论文摘要]文章引入全过程管理思想,采用过程方法,将高职经贸类专业顶岗实习活动划分为准备、实施与评价三个过程,并围绕这三个过程就如何保证顶岗实习的效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全过程管理 顶岗实习 高职经贸类专业 全过程管理是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要求之一,它是指要向用户提供好的产品或服务,就要从市场研究开始,直至将产品提供用户使用为止的产品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的质量管理。过程方法则是iso9000∶2000族标准的八项质量管理原则之一。恰当地识别和划分过程是过程管理的基础,而过程的划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任何一组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活动都可看做是一个过程。 顶岗实习是高职学生毕业前的一次综合性实践,是实现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保证,是高职毕业生走上社会和工作岗位前的必经阶段。顶岗实习效果的好坏,直接决定着高职人才培养的质量。而经贸类专业毕业生顶岗实习具有产学结合性、社会现场性、基地分散性等特征,这又决定了其过程管理对效果取得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的全过程管理思想,采用过程方法,细化顶岗实习的每个环节,对高职经贸类专业顶岗实习的每个环节进行规范化管理,对于深化高职经贸类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切实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根据高职经贸类专业顶岗实习的开展情况,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过程:准备过程、实施过程与评价过程。 一、准备过程 准备过程是顶岗实习活动的起点,准备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顶岗实习的效果。这一过程环节多、时间长、牵涉面广、决策要求高,主要包括制定专业技能标准、编写《顶岗实习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制定《顶岗实习实施计划》(以下简称《计划》)、编写《顶岗实习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建设顶岗实习基地等。 1.制定专业技能标准。专业技能标准是学生在专业技能方面的培养目标,反映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专业技能方面的追求,也预示着高职顶岗实习的行为方向及其结果。因此,科学、准确地制定专业技能标准是提高顶岗实习质量的前提和关键。 目前,我国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存在两类专业技能标准:一类是由政府机构设定的,适用于全国或某一区域同类院校或同类专业;另一类是由各学校或者校内某系、某专业自行制定的,只适用于本校、本系或本专业。 对我国高职经贸类专业而言,可供采用的政府机构设定的专业技能标准(国家职业标准)还较为缺失。而大多数高职院校在制定自己的专业技能标准时又过于随便,调查研究不深入,使制定出来的专业技能标准与企业的实际要求存在较大差距,造成毕业生的“零距离”就业存在困难。在这一环节上,各高职院校的经贸类专业应在学院教务处的统一协调下,组织专业教师深入各用人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弄清各用人单位对本专业人才的技能要求以及测评的标准。然后与企业一线人员一起制定内涵界定准确、易于衡量的专业技能标准。教务处应对专业技能标准制定的整个过程进行督查,并组织企业相关现场专家对专业技能标准进行认真审核,以确保专业技能标准的质量。 2.编写《大纲》。《大纲》是编制《计划》、组织学生实习和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顶岗实习基地和进行顶岗实习质量评估的重要依据。因此,制定科学、规范、完整的《大纲》是规范顶岗实习的基础。由于顶岗实习环节的规范性较差,《大纲》编写的难度较大,再加之受传统的重理论教学、轻顶岗实习思想的影响,高职经贸类专业《大纲》的编写工作很不规范,一部分高职院校甚至没有制定独立的《大纲》。 为规范管理,高职院校应由教务处统一规定《大纲》编写的原则、内容与格式,并由教务处对各专业《实践课程教学大纲》进行统一收审论证、统一管理和印发。一般来说,《大纲》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实习性质、目的、任务与要求,实习内容、形式与时间安排,实习考核、成绩评定办法与成绩评定标准,实习纪律与注意事项等。 3.制定《计划》。《计划》是按照《大纲》的要求,结合实习单位的条件而制定的实习教学的具体执行程序。 制定《计划》是保证顶岗实习质量的核心所在。但当前多数高职院校经贸类专业顶岗实习的重要地位没有得到体现,部分高职院校的顶岗实习是纯粹的“放羊式”模式:由学生自己于第五学期结束后寻找顶岗实习企业,学校不对学生进行任何管理,从而使得顶岗实习流于形式,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为此,各高职院校教务处要对各专业的《计划》制定过程加以规范管理,要求经贸类专业制定《计划》,并通过对过程资料的检查来加强对这一过程的监管。《计划》一般应包括:实习内容、实习单位、实习时间、方式与地点、实习日程安排等。 4.编写《手册》。《手册》是规范毕业生顶岗实习行为的指导性文件,是学生实习期间的必备资料,能帮助实习学生了解学校的相关实习规章制度,记录学生的实习状况。 为提高顶岗实习的效果,各专业应编写《手册》,明确学校的《实习管理规定》《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学生实习安置程序》《学生实习期间意外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生顶岗实习(就业)协议书》《学生校外实习安全责任书》《推荐实习(就业)登记表》、顶岗实习期间月度工作总结、《学生实习鉴定表》“职场宝典”等内容,并发放到实习学生手中,便于学生实习。实习期满,学生须将《手册》交辅导员,教务处则应加强对《手册》的检查,以推动顶岗实习工作走向正规化。 5.建设顶岗实习基地。建设相对完善、稳定的校内外顶岗实习基地,是做好高职经贸类专业顶岗实习的必备条件。在基地的选择上,应考虑经贸类专业定岗实习分散性的特点,同一班级学生的实习要相对集中,原则上选择在同一城市进行,以3~5个实习点为宜。 对于顶岗实习基地的建设与管理,目前各高职院校主要存在两种模式:一是成立实训部,对学院顶岗实习基地进行统一管理;二是由各系部自己负责管理顶岗实习基地建设。我们认为,毕业顶岗实习基地的建设应以学院实训部或就业办为主,由实训部或就业办根据各专业校外顶岗实习基地建设规划,对全院校外顶岗实习基地的建设进行统筹开发、统一管理,提高校外顶岗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的效益。 二、实施过程 实施过程是实习指导教师通过引导和督促学生完成顶岗实习训练过程,并对学生实习训练过程加以指导,以达成顶岗实习预期效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应该强调的是实习指导教师的自我管理及其对学生顶岗实习训练的指导、管理与控制,学校相关部门的管理监督只能起辅助作用,不宜过度强调和过频实施。 1.选择实习指导教师。实习指导教师是顶岗实习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其水平的高低以及其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是决定顶岗实习过程效果的主导因素。 目前,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绝大部分高职院校均没有实习指导教师的认定标准,其顶岗实习的指导教师往往是由理论课教师或辅导员担任,其中,许多教师和辅导员是“从校门到校门”,本身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专业操作技能不强。这极大地影响了顶岗实习的效果。 为切实保障顶岗实习的质量,学院应制定实习指导教师管理的相关办法,对实习指导教师的任职资格认定、职责、聘任、管理与考核等作出明确的规定。由系(部)负责根据管理办法尽快建立起一支符合任职资格的以企业一线专家为主的专、兼结合的实习指导教师队伍,并由教务处和督导处负责督查,不具备任职资格的指导人员坚决不允许担任实习指导教师。 2.对顶岗实习的组织、引导、督促与指导。这一环节是整个顶岗实习活动的主体,其效果的好坏直接决定顶岗实习质量的高低。这一环节具体又包括如下几个阶段:(1)组织教学。任何类型的实践训练,都必须做好组织教学工作。组织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在思想上、物质上都做好实践训练的准备。具体做法是:点名检查学生的出勤情况,填写考勤表,向学生分配实习任务,并检查实习所需的各种材料是否符合要求等。(2)入门指导。这一阶段,实习指导教师首先需要向学生讲清楚顶岗实习的目的;其次是要讲清楚顶岗实习中技能操作的相关知识、操作要领、操作步骤及安全事项,引导学生认识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再次是要有预见性,讲清操作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应如何处理,让学生心中有数,出现情况时能灵活处理,不会手忙脚乱。考虑到经贸类专业定岗实习具有社会现场性的特点,因此要特别强调安全管理,包括生活上、操作上和与顾客纠纷处理等方面的注意事项,确保万无一失。(3)巡回指导。在学生顶岗实习进行操作的过程中,实习指导教师应该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地对学生的各种技能操作作全面、细致的督查和指导。通过这样的具体指导,使学生的操作技能和技巧不断提高。这是顶岗实习的中心环节,所用时间较长,是学生形成技能技巧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实习指导教师主要是检查、指导学生的操作流程和操作方法的规范性,督促学生严格按具体操作程序开展工作,即使最简单的步骤,也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一丝不苟地操作,而不只是简单地追求结果。在指导中既要注意共性的问题,又要注意个别差异,共性问题采取集中指导,个性问题作个别指导。(4)实践训练总结。学生每一阶段的实习岗位工作结束后,顶岗实习指导教师都要对学生在实习中的表现和实习效果作出点评,引导学生认真总结在实习中掌握的操作技能,分析操作效果,找出消除缺点的办法。 3.提交实习作品和顶岗实习报告。在这一环节中,应该要求每位参加顶岗实习的学生都要在实习结束后,向实习指导教师提交其实习作品(或其通过实习所取得成果的证据)和一份顶岗实习报告(主要包括个人参加顶岗实习的过程、所取得的主要收获、对今后搞好顶岗实习的意见与建议等方面内容),作为学生顶岗实习成绩评定和效果评价的依据之一。 4.指导教师总结。这是实施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应该要求实习指导教师在完成顶岗实习过程后,从教学的总体情况、存在问题及今后改进措施等方面对顶岗实习活动进行认真总结。加强这一环节的管理,不仅有利于实习指导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实践指导能力,而且对顶岗实习过程各个环节的改进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三、评价过程 评价过程是顶岗实习过程的最后一环,是由相关部门对顶岗实习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对顶岗实习的效果作出评定的过程,主要包括对学生顶岗实习效果的评价和对实习指导教师工作过程的评价。 对顶岗实习效果进行客观评价,不仅可以对实习指导教师和学生均起到监督和激励作用,而且可以了解顶岗实习各方面的情况,从而判断它的质量和水平、成效和缺陷,有利于今后的提高。评价工作应在顶岗实习结束后及时进行,最好不要超过一周。 1.学生顶岗实习效果评价。对学生顶岗实习的效果进行评价,就是通过各种检测手段对学生的实习成绩进行评定的过程。学生的实习成绩是对学生通过顶岗实习所掌握的专业技能的最终反映,也是衡量顶岗实习效果的主要标准。因此,实习成绩评定是整个顶岗实习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应按照科学、准确、公平、公正的原则认真进行。 目前,由于各方面原因,在高职经贸类专业顶岗实习活动中,学生的实习成绩往往是由实习指导教师对学生在顶岗实习中的表现凭印象直接给出的,缺乏科学性与准确性。同时,由实习指导教师直接给出的成绩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作为顶岗实习效果衡量标准的作用。 为提高学生实习成绩评定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并能将之作为衡量顶岗实习效果的主要标准,学生实习成绩最好由以下三部分组成:(1)实习态度。顶岗实习要用企业的要求来要求学生,顶岗实习的目的除了掌握相应的专业技能外,还要培养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因此,这部分成绩可占实践总成绩的30%左右,由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在顶岗实习中的出勤情况、实践训练的表现评分,并由教务处和督导处根据实习指导教师记录的出勤表、教学日志以及学生填写的《手册》进行抽检。(2)操作技能。操作技能的掌握是顶岗实习的主要目的,因此,这部分成绩应占实成绩的60%以上。这部分成绩评定应实施指导与评定分离,由教务处组织相关教师,根据学生的顶岗实习过程材料和实习作品(或成果)作出评定。必要时,直接组织相关教师根据学生的技能操作过程进行评定。(3)实结。这部分成绩占实成绩的10%左右。由教务处组织相关教师,根据学生所交实结的质量进行评定。 2.实习指导教师工作评价。(1)过程评价。这一环节主要是通过检查各种顶岗实习档案,对实习指导教师指导过程的规范性进行评价。在这一环节中,应由教务处对顶岗实习档案材料的形成进行规范。要求在顶岗实习开始前,实习指导教师必须制定《计划》;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实习指导教师必须填写考勤表与《顶岗实习日志》,学生必须填写《手册》,顶岗实习结束后,指导教师必须填写实习指导总结,学生必须提交实习作品、顶岗实结和《手册》。最后,由教务处和督导处对顶岗实习档案进行检查,从而促进顶岗实习活动各环节的实施,对提高顶岗实习质量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2)效果评价。这一环节主要是通过对学生满意度的调查和对学生通过顶岗实习所掌握的专业技能的测定,对实习指导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科学、严谨的评价。 一般来说,应该在实习指导过程结束后,由教务处在一个星期内组织相关人员对学生的满意度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与学生的实习成绩一起作为实习指导效果的评定依据。 经贸论文: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中的问题及其应对 摘要:在经过若干年的探索实践后,目前中国高校双语教学已呈现式微之势。作为相对更适合实行双语教学的国际经贸专业,其双语教学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分析了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在教学师资水平、学生外语素质及参与主动性、双语教材以及双语教学管理与支持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了相关对策。 关键词:双语教学;国际经贸专业;问题;对策 作为教育部于2001年要求率先实行双语教学的六个专业之一,国际经贸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已为各界所认识。随着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国对外经贸领域迫切需要大批具有较高外语水平、精通wto规则以及国际经济贸易业务规范的复合型商务人才。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带动下,中国高等教育也需要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在此态势下,国际经贸专业由于其专业特性,通过教学改革实行双语教学已是大势所趋。 然而,双语教学在中国仍属于新生事物。虽已经过若干年的探索实践,但受各类因素的影响制约,近几年来,中国高校双语教学正呈逐渐萎缩之势[1]。在此大背景下,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也不能独善其身,其推行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教学质量亟须提高。本文结合笔者从事双语教学的实际体会和观察认识,分析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应对之策,以期对促进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的开展有所裨益。 一、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制约双语教学开展的因素,一般可分为不可控因素和可控因素两类。前者指社会文化环境与社会性质、国家双语制度、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学校的性质与规模、学生的家庭背景等;后者则包括师资水平、学生外语水平、教学方法、教材、教学计划、教学管理等[2]。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背景下,与其他专业的双语教学类似,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面临的问题更突出地表现在后一类因素方面。 1.师资水平有待提高。当前,国际经贸专业师资队伍一般以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年教师为主,并正迅速补充以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青年教师。这样一支教学队伍在常规汉语授课方面已相当胜任,并具备进一步提升教学水平的空间。但双语教学目的的特殊性,要求教师在课堂上能够顺畅地运用外语将课程基本概念、相关理论以及重点内容等讲授清楚,并通过与学生的现场互动了解其掌握理解情况。这对教师的外语口语、听力以及知识表达能力等提出了较高要求。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相当数量的教师缺乏在国外系统学习或工作的经历,其外语能力不全面,语法知识不系统,外语发音不标准,知识内容表达不规范,在授课中难以使用外语与学生做有效沟通,完成双语教学任务显得相当吃力。 2.学生外语素质及参与主动性需要加强。学生的认可和积极参与,是双语教学能得以顺利开展的基本前提之一,而这又是以学生的外语水平及学习主动性为条件的。较之其他专业,国际经贸专业学生的外语基础应相对较好。然而笔者的直接感受是,近些年来,随着高校持续扩招,该专业学生的外语水平似亦呈下降之势,且良莠不齐现象明显。同时,受传统教育模式影响,大多数学生仍只是被动地听课、接受教师提问和参加考试,缺乏主动性及与教师的交流互动。笔者曾就《世界经济》双语课程对学生做过问卷调查,关于双语课程教学过程的侧重点所在,仅有少数同学选择“学生的主动参与”。在课堂教学中,面对沉默且外语水平参差不齐的学生,教师只好多唱“独角戏”,难以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3.缺乏适用的双语课程教材。教材是课程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交流的平台,是实现双语教学目标的基本工具。没有一套好的、难度适中的教材,双语教学的开展不啻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据要求,高校双语教学要使用原版教材。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一是教师获取原版外文教材的信息渠道较为狭窄,常常难以做出恰当选择;二是在结构及内容上,原版教材与其对应的中文教材往往不相匹配;三是原版教材价格一般较高,学生缺乏购买积极性;四是原版国际经贸教材通常部头较大,其中专业词汇较多,知识涉及面广泛,对高校师生都存在一定难度。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教师在授课时既要考虑到学生的专业外语水平,又要如期完成教学计划,结果难免顾此失彼,也降低了原版教材的利用率。 4.教学支持条件尚显不足。据调查,目前高校双语教学缺乏相应的配套支持机制,如双语教师培养机制、教学效果的评价机制、激励机制以及教学研究机制等,从而使教师的双语教学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双语教学的推进[3]。由于多数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所体现出的宏观性和发展性,要求教师在培养熟练的外语应用能力,特别是较高的听说能力的同时,还需要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知识,及时了解国际经贸理论及现实动态,部分课程还要求教师深入对外经贸实际工作部门,了解其业务流程。这些都要求教师付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目前各高校普遍重科研而轻教学的背景下,教师在双语课程方面的付出未必会使其获得期望的回报。此外,高校开展双语教学所需的硬件条件,如图书资料、数据库、校园网、多媒体教室等,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之处。 二、推进国际经贸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对策 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当前制约高校国际经贸专业实行双语教学的主要因素。虽然它们错综复杂且相互影响,但仍属可控因素。通过实施系统而有针对性的对策,将能有效地克服这些问题的不利影响,推进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的顺利开展。 1.培养与引进合格的双语教学师资。为提高双语师资水平,应实行培养和引进“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在高校现行体制之下,要使双语教学持续系统地开展下去,教学主力只能是在职教师。聘请外籍教师授课,其从事的是外语教学而非双语教学;聘请对外经贸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或他校教师,也仅能起点缀或过渡之用。因此,除在职教师需主动设法提高自身双语教学水平外,高校也要创造条件对现有教师进行双语教学技能培训,包括选送优秀人员赴国外对口高校接受培训。此外,当前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员已学成归国,高校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因此有条件从中选拔出专业知识理论水平高、外语口语及书面表达能力强并且有志于献身教育事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现有双语教学师资队伍中去。 2.提高学生双语学习的能力和主动性。应继续强化大学公共外语教学,使学生切实提高外语听说读写能力,为后续双语教学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同时,针对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参与程度不够的问题,教师除要抓好其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环节外,还可采用研讨式、启发式及辩论式等生动活泼的创造性教学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发挥其学习的主动性[4]。双语教学还须考虑到学生的承受能力,教师应根据班级内学生外语水平的差异情况,确定授课内容中的适当外文占比。应该指出的是,鉴于课程成绩在学生参与评优、保研以及毕业求职等方面的作用,教师需对双语课程考试方式以及外文试题的占比、难度、涉及面等进行综合权衡,以使考试成绩能相对客观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成果。 3.开发出适用的双语课程教材。鉴于高校的现实状况,笔者以为目前双语教材建设的一种较好方法是,由国内知名高校的资深学者在选择高质量国外原版教材后,参照对应的中文教材的结构和内容,对原版教材的章节和内容进行精选和改编,并在添加注释、名词解释、练习题、小结等内容后汇编成教材。以笔者负责的《世界经济》双语课程为例,由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当代世界经济》教材包括中文版及英文版各一本,其在内容上完全对应且篇幅适中,很便于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当然,广义的教材不仅包括教科书本身,还包括ppt课件以及相关的教学参考材料等。这就要求教师在选定教材后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制作形式生动的教学课件以及从有关外文网站上选用材料等手段,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将相关领域内的新理论、新方法及新情况等告知学生,充分提高双语教学效果。 4.加强对双语教学的管理和支持。双语教学的顺利开展需要得到教学管理部门等方面的大力配合支持。教学管理部门作为双语教学活动的直接组织者,一方面要设置双语课程准入门槛,实施教师授课资格制度,设立双语教学评价体系,督促教师不断提高授课质量,加强对双语教学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将双语教学及其授课质量同教师的业绩指标和待遇挂钩,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并同时为双语教学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硬件条件保障。要尊重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教材选用、考试方式、学生成绩判定等方面给予教师必要的自主权,避免凡事搞“一刀切”。此外,教学管理部门还应会同学校其他有关机构,为教师参与国内外进修、异地参加教学研讨会及教学观摩、发表教改论文和出版双语教材等,提供相关信息、机遇以及必要的财力支持。 三、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双语教学既是实现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的一个主要途径,也是提升高校教学质量的一种重要方式。当前,囿于各类主客观因素的制约,高校双语教学的开展整体上并不顺利。在“全面地用英语讲课,帮助学生掌握一些在英语教学中不常接触到的术语和单词,这才是双语教学的标志。” [5] 这种“规范的”双语教学难以一步到位的状况下,推行双语教学还需要管理者、研究者以及任课教师去不断总结和探索。国际经贸专业由于其更适于实行双语教学的内在特性,在探索和推行双语教学方面责无旁贷。本文结合笔者作为一线任课教师的实践与体会,分析了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及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不足之处期望有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经贸论文:试析高职经贸类专业校企合作的实现途径研究 [论文摘要]文章对湖南高职经贸类专业校企合作的现有实现途径进行了梳理,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降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扩展就业服务职能以向在校学生提供兼职服务、加强与历届毕业生的联系等促进校企合作的对策,对当前高职经贸类专业校企合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论文关键词]校企合作 经贸类专业 高职 途径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校企合作在高职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性为所有高职院校和高职教育者所认识,有关校企合作的研究与实践不断深入,取得了较多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但是,由于政府缺乏有力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企业行为短期以及缺乏长远合作机制等原因,目前我国校企合作模式本质上还是一种“以学校为主的校企合作模式”,校企合作的实现途径较少。特别是由于经贸类专业毕业生具有的就业流动性较强、容易掌握企业客户与渠道等方面核心资源等特点,客观上造成企业不愿意为他们提供顶岗实习等实践机会,再加上高职经贸类人才培养所具有的专业化、大批量特点与企业对经贸类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小批量特点之间存在的矛盾,使得经贸类专业开展校企合作的难度更大,校企合作的实现途径更少。可以说,校企合作实现途径的开发,已成为困扰经贸类各专业教师的一大难题,成为制约高职经贸类专业健康发展的瓶颈。本文就高职经贸类专业拓展“校企合作”途径作一论述。 一、湖南高职经贸类专业校企合作的现有实现途径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途径,是指路径,即如何到达目的地。因此,本文所指校企合作的实现途径,是指高职院校与相关企业要如何才能实现校企合作,而不涉及校企合作的具体方式方法。通过本课题组的广泛调研,目前湖南省高职经贸类专业校企合作的主要实现途径有如下几条。 1.以行业主管部门为纽带,实现校企合作。湖南现共有行业主管高职院校30所,接近高职院校总数的50%,而在这些行业主管的高职院校中,开设了一个以上经贸类专业的有27所,占总数的90%。由于这些行业主管的高职院校大多是由原来行业举办的办学条件和水平不错的中专或职工大学升格或转制而来,计划经济时期多年的行业办学经历,使它们与行业内企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有着较好的校企合作经验和基础。正因如此,以行业为依托,以行业主管部门为纽带,成为当前高职经贸类专业实现校企合作的主要途径之一。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行业主管部门早已不再对行业内企业和高职院校进行直接的行政管理,其在促使高职院校与行业内企业保持不同程度的技术交流、协作研究、员工培训、教师挂职等业务往来关系,促进行业内校企合作的实现方面的作用已大不如前,且其影响力有日渐减小的趋势。同时,随着高职院校的大规模发展,许多高职院校经贸类专业的行业色彩日渐淡化,服务行业的针对性有所减弱,也使学院与行业内企业进行校企合作的基础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 2.以学院教师与企业相关人员的私人关系为纽带,实现校企合作。由于各方面原因,在当前校企合作途径开发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多数高职院校出于人才培养水平评估和示范院校与精品专业等项目建设的需要,动员学院教职员工利用自己与企业相关人员的私人关系来寻求校企合作关系的建立。特别是对于经贸类专业而言,一方面由于企业经贸类工作人员相比技术等类工作人员更注重社会人际关系的营造,社会交往较广泛;另一方面,与理工等类专业的教师相比,经贸类专业教师的市场意识相对较强。因此,高职经贸类专业的专任教师往往与企业相关人员有着更为广泛的联系,他们也因此而成为当前高职经贸类专业实现校企合作的桥梁和维系校企合作的主要力量,有效地推动了湖南经贸类专业前期校企合作教育的发展。但是,这种靠感情和人脉关系而实现的校企合作关系是很脆弱的,无法形成校企双方合作的长效机制。同时,大多数高职院校尚没有就动用专任教师与企业相关人员的私人关系这一特定个人资源建立相关的激励与补偿机制,很多专任教师为校企合作的实现而背上了沉重的人情债,使专任教师利用个人资源实现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也使这一桥梁的作用受到削弱。 3.与中介公司合作,实现校企合作。随着高职教育的不断发展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不断推进,部分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敏锐地意识到以一所学校面对多家企业、一家企业面对多所学校共同合作的“多对多”的校企合作形式,将有利于化解经贸类人才培养所具有的专业化、大批量特点与企业对经贸类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小批量特点之间的矛盾,更符合经贸类人才的培养与使用规律,更有利于学院和企业双方的发展。同时,鉴于他们掌握着丰富的企业信息资源,在促进“多对多”的校企合作关系方面具有其他企业(组织)难以比拟的优势,因此,这些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开始利用自己的优势,充当高职院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承担起为企业引进经贸类人才和为高职毕业生联系顶岗实习企业的职责,与高职院校签订合作办学协议,按企业人才需求共同对专业进行改造,并选择不同类型的企业签订输送学生顶岗实习的合作协议。由于在这种校企合作方式中,企业通过与中介公司合作,可为自身发展提供源源不断、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并可降低在使用顶岗实习学生中的管理成本及风险成本;而高职院校则由于中介公司的存在,降低了校企合作中的运作成本、管理成本和风险成本,从而使这种方式为企业和高职院校所接受,迅速成为当前湖南高职经贸类专业实现校企合作的另一主要途径。但是,在这种校企合作方式中,作为中介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为了补偿其投入并获取一定利润,通常要从高职院校(学生)一方收取一定的所谓专业改造与顶岗实习安排费用(一般为生均三千元左右),这笔费用的支付,无疑加大了高职经贸类专业学生的经济负担。 4.以校办企业为平台,实现校企合作。校办企业是指由学校作为投资人投资发展起来的企业组织。自20世纪80年代,许多高等院校开始兴办和直接经营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促进了高校的“产学研”结合,在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培养创新人才以及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校办企业在实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独特作用首先引起了一些以理工类为主的高职院校的重视,部分院校以自己的优势专业为依托,通过独资、股份制合作等多种方式创办了相关企业。在这些院校及专业的示范与带领下,近年来,湖南科技职院、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也以经贸类专业为依托,开办了校内超市、校办管理咨询服务公司等经济实体,并利用这些经济实体对相关专业学生进行实践教学,从而使校办企业成为湖南经贸类专业实现校企合作的又一有效途径。但是,由于湖南高职院校办学资金本就极其紧张,能够用于兴办校办企业的资金极其有限,使得高职院校的校办企业规模一般都很小,而各高职院校经贸类专业的招生规模都较大,因此校办企业所能提供的顶岗实习岗位数量相对于满足经贸类专业实践教学的巨大需求来说,可谓是杯水车薪。而且,校办企业普遍存在的管理体制不科学、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运营难以规范、资产监管难以到位等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校办企业本身的健康和持续发展,甚至给高职院校的稳定和安全运行也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学校办企业这一模式本身就值得反思。 二、完善高职经贸类专业校企合作途径的对策 1.降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是实现经贸类专业校企长期合作的关键。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个体,盈利性是其本质特征,是否能赢利是其是否参与任何项目包括校企合作的根本因素。因此,推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关键在于能否关注企业的经济利益需求,让企业从校企合作中享受到实惠,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而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企业参与校企合作,需要安排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兼课教师、实习指导教师,提供实习场地、设备,支付实习生工资费用等,使企业的劳动成本大幅增加;而由于高职经贸类专业服务企业的能力较低,经贸类专业人才就业的流动性较强,企业很难从校企合作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也很难通过优先录用毕业生而获取间接收益。这可以说是目前企业对参与校企合作反应冷淡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校企合作难以开展的关键瓶颈。为克服这一瓶颈,我们认为关键是降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为此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降低毕业生顶岗实习期间的工资待遇。目前,由于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经贸类专业均将学生顶岗实习时间安排在第6学期进行,实行的是“放羊式”的管理,由学生自己寻找实习单位,只要于毕业前能交回实习证明(或就业证明),就给予学生“毕业实习”课程的学分,因此绝大部分学生实际上是将第6学期作为寻找就业单位的时间,学生的学业并没有按专业教学计划完成。而极少部分通过校企合作到企业顶岗实习的学生,则以提前就业的学生为参照,对顶岗期间的工资待遇提出较高的要求,高职院校乃至政府相关部门也因要“防止学生成为顶岗企业的廉价劳动力”而对学生的要求给予支持,从而使企业不得不放弃接收顶岗实习生的打算。其实,企业接收高职经贸类专业毕业生顶岗实习,不但不能减少原有正式员工的数量以减少用工成本,反而需要派出大量一线技术骨干担任实习指导老师,使企业的协调和管理成本增加。而对于高职经贸类专业毕业生来说,进入企业顶岗实习,应是其完成学业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不应考虑取得与从事同等岗位工作的工作人员同等报酬,而且还应当为完成学业支付一定的成本(即学费)。因此,降低高职经贸类专业毕业生顶岗实习期间的工资待遇是非常合理的,高职院校所应做的应该是切实加强对顶岗实习的管理和考核,既要加强对学生的纪律约束以协助企业降低管理成本,又要积极与企业沟通,落实实习岗位和指导老师,防止企业将顶岗实习学生安排到非专业对口岗位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 第二,采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降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运用政策、法规推动校企合作,是不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之一。目前我国关于校企合作的文件虽有不少论述,但这些校企合作的文件大多是针对高职学校一方的,且都属于提倡性的文件,这对达到校企合作的目的并不具有法律意义,根本不能激发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为破解难题,政府部门应制定和落实相应的政策法规,对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并给予税收与政策优惠,以补偿其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从而激发其参与校企合作的热情,推动校企合作的发展。 2.扩展就业服务职能,提供兼职服务,是经贸类专业实现校企短期合作的有效途径。经贸类专业的学科背景突出表现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融,作为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的领域,其劳动对象是人,劳动过程是为人提供有使用价值的服务,行业活动虽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更侧重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从业人员工作的内容和过程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同样的工作岗位,在不同的企业,其工作内容与过程也往往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因此,高职经贸类专业学生应更多地遵循“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原理,积极利用课余时间去企业兼职,以更多地到实际工作场景中去体验,探索工作技能。而目前,尽管企业的各类短期促销活动、各种展销会与博览会等为高职经贸类专业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兼职机会,但由于学生平时身处校园,缺乏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获取兼职信息的平台,使经贸类专业学生的兼职变得比较困难。同时,学生外出兼职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学校对这一行为缺乏应有的管理。为此,可以将学生兼职作为经贸类专业实现校企合作的有效途径,通过扩展就业服务部门的职能,一方面,加强与各人才服务公司及相关企业的联系,及时兼职信息,为经贸类专业学生兼职提供一个权威的信息平台;另一方面,通过该平台,由专业实践课教师和就业指导老师联合对在校经贸类学生的兼职加以指导与管理。 3.加强与历届毕业生的联系,是高职经贸类专业实现校企合作的又一有效途径。对于一些开办经贸类专业较早的高职院校来说,历届毕业生是开展校企合作的一笔不可多得的资源。这些毕业生对促进所在企业与母校进行校企合作、帮助师弟师妹联系顶岗实习和就业单位与岗位、担任师弟师妹的实习指导老师等事项都有着较高的热情。高职院校经贸类专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不断开发校企合作途径与合作对象,以化解其不可能通过与少数几家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来彻底解决的高职院校对经贸类各专业人才的持续性大批量培养与企业对经贸类各专业人才的阶段性小批量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一是经常组织跨年级的集体活动,鼓励不同年级的学生之间加强交往与联系,形成“传帮带”的良好基础;二是加强与历届毕业生的联系,通过他们掌握有效的专业人才需求信息,推荐毕业生到相关企业顶岗实习与就业,并聘请其中的优秀人员担任顶岗实习教师;三是邀请历届毕业生中的优秀代表回母校开设讲座和召开座谈会,指导、帮助毕业生成功走向工作岗位;四是通过与历届毕业生的联系,既能及时、准确地掌握企(行)业发展动态及其相关工作岗位对技能要求的变化,同时又广泛收集历届毕业生对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的意见与建议,以此分析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方向和方法,促进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 经贸论文:浅谈佳木斯市对俄经贸科技合作分析 摘要:近年来,借助中俄两国政府的推动和市场发展的需要,佳木斯市对俄罗斯区域经贸科技合作日渐繁荣,基础设施逐渐完备,政府和民间经贸科技交流频繁,初步建立了合作技术平台。黑瞎子岛部分回归后,成为政治、经济热点,引发各方对俄贸易投资热潮。文章着重从发展机遇方面阐释了佳木斯市对俄罗斯经贸合作的特点与优势,提出了扩大对俄经贸科技合作的着重点以及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战略通道;口岸;黑瞎子岛;资源 佳木斯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处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流而成的三江平原腹地。隔乌苏里江、黑龙江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比罗比詹相望,是中国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被誉为“华夏东极”。现辖两个县级市、四县、四区,全市总人口252万,幅员面积3.27万平方公里,周边有鹤岗、双鸭山、七台河、伊春、鸡西等百万人口城市,辖区内有21个大型国营农场、2个劳改农场、2个森林工业局,经济区内人口1200万。佳木斯市以雄厚的产业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市场空间、优质的人才储备、发达的交通网络、便捷的对俄通道、独特的旅游景观等诸多优势,成为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区经济、金融、科技、交通、文化中心,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对俄贸易重要口岸。 一、佳木斯市对俄经贸科技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佳木斯市立足本地区优势,实现对俄经贸科技合作战略升级,对俄贸易稳定、快速发展。2010年全市对俄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35.32亿美元,是2005年的9.8倍,年均递增52.77%,居全省第三位。提前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对俄贸易发展势头强劲。 (一)对俄贸易口岸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佳木斯市初步形成了对俄水、陆、空立体交通通道,总运输能力约400万吨。水运方面,五个口岸现有泊位42个,口岸吞吐能力达到300万吨;陆路方面,同江至俄下列宁斯阔耶港浮箱固冰通道运营良好,基本实现了四季运营,全年通关,佳木斯-俄比罗比詹客、货运输线路正在洽谈;空运方面,佳木斯市国际航空港开通了飞往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韩国首尔航线,对哈巴罗夫斯克的包机正在办理开通事宜。同时,佳木斯市加紧开通和建设一桥、一岛、三港和两路、两机场。抚远至黑瞎子岛公路2010年建成通车,黑瞎子岛上岛桥和防洪工程正在建设,口岸开通事宜正在会谈中;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2011年第一季度开工建设;同江口岸西港工程项目建成后货物吞吐能力将达到600万吨;抚远深水港项目、前进镇至抚远铁路项目在建;已动工的哈佳铁路客运专线建成后,佳木斯至哈尔滨铁路运行时间将由6小时缩短为1.5小时。抚远东极支线机场项目、佳木斯机场迁建项目已落实;同江、抚远口岸被国务院批准实施外国人入境落地签证。 (二)园区基地建设全面展开 佳木斯市先后规划建设了15个具有现念、先进经营模式的对俄园区。黑瞎子岛对俄合作示范区成为重点项目,黑瞎子岛保护与开放开发总体规划已经黑龙江省常务会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面积192平方公里,总投资额1700亿元,已晋升为省级高新区,其中辟建了110平方公里的对俄经贸科技基地;围绕中俄跨江铁路大桥建设,规划了同江桥头经济开发区;围绕黑瞎子岛保护与开放开发,谋划建设抚远黑龙江中俄沿边开放示范区作为黑瞎子岛外的出口加工和旅游服务基地;围绕《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建设下列宁斯阔耶中国木材加工园,年加工木材100万立方米,该项目已纳入《中俄共同开发和利用犹太自治州森林资源合作规划》,成为国家级境外园区项目;境内外农业种植基地众多,在俄境农业开发面积已达到74.7万亩,农业合作项目点50多个。 (三)对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 佳木斯市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共青城市、比罗比詹市、南萨哈林斯克市、萨哈共和国纽尔巴区等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关系,双方政府定期会晤,经常互访和举办各类经贸、文体交流活动。目前,佳木斯市在俄远东从事民贸、劳务人员达到2万多人,已建境外企业35家,投资总额2500万美元。2010年,全市签订对俄劳务合作合同15项,合同金额3600万美元,对俄劳务输出2305人次。佳木斯大学与哈巴罗夫斯克工业大学等8所俄罗斯高校建立了互派外教、留学生的交流机制。依托佳木斯大学建立的中俄科技合作中心与俄方签订技术合作项目52项,储备国内、国际科技项目368项。佳木斯市对俄医疗合作也在逐步扩大,佳木斯康复医院每年收治俄罗斯脑瘫患儿50名以上。 (四)对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2010年1-7月份,佳木斯市对俄贸易进出口完成5.87亿美元,同比增长28.71%。目前,全市拥有外贸主体528户,其中年进出口额超亿美元的企业在5户以上,5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达到28户;全市生产的农机、水泥、玻璃、毛毯、电机等产品在俄远东市场的份额逐渐扩大,并逐步向俄腹地延伸。 (五)对俄合作平台初步建立 2010年4月,在佳木斯市举办的中俄农机产品展销洽谈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参展业户包括众多全国明星企业236家,参展人员达3万多人,来自俄哈巴边区、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及萨哈共和国的260位客商和地区政府高层领导参加了展会。展会现场销售农机3800多万元人民币,总成交额7.9亿美元,其中签订对俄农机农业类贸易与合作项目3.6亿美元。中俄农机产品展销洽谈会已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农机类专业展会,也是全国唯一的对俄农机展会。 二、佳木斯市对俄经贸科技合作的优势 (一)地缘区位优势 佳木斯市是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区的综合性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是黑龙江省乃至全国对俄开放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抚远县对面的哈巴罗夫斯克市是俄远东最大城市,也是俄远东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商品集散中心,人口约65万人,占俄远东总人口的10%。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建成后,与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直接深入俄远东资源富集区和主要消费市场。俄罗斯哈巴边区、阿穆尔州、犹太州的木材、矿石等资源直接由同江铁路口岸入境,比牡丹江绥芬河入境缩短运距近700公里。抚远三角洲是我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直线距离最近的地方,省内货物经抚远港通过江海联运运至日本仅需6天,比经大连港至日本节省三分之一里程。 (二)口岸通道优势 一是口岸众多。佳木斯市有国家对外开放一类口岸6个,其中,水运口岸5个,航空口岸1个,是我国对俄开放口岸最多的城市。特别适合运输进口大宗资源类货物。二是发展潜力巨大。未来同江铁路大桥、前抚铁路和黑瞎子岛上公路口岸通道建成后,佳木斯市对俄过货能力将达到3050万吨,“十二五”期间,全市对俄贸易额有望突破100亿美元。 (三)资源互补优势 佳木斯市毗邻的俄远东地区人口密度低,资源储量大。我国市场需求量大的煤、铁、石油、木材等资源极其丰富。此外,金刚石、金、锰、锡、锑、汞、硼、石墨、水镁石等矿产资源储量也居俄罗斯前列。俄罗斯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远东地区瓜果蔬菜的70%、日用消费品的60%、肉类的50%依赖中国市场。俄远东地区劳动力匮乏,每年缺口达500万人,对我们扩大对俄劳务合作十分有利。黑龙江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资源、劳动力、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等方面的互补性,为佳木斯市与俄远东地区开展多领域贸易与合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四)合作基础优势 佳木斯市农业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机电、食品、轻工业较为发达;全市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长年为俄罗斯远东地区提供充足稳定的货源,蔬菜、水果、大米,佳木斯产品占有率始终第一。佳木斯市各级政府、部分企业人士同俄罗斯各界建立了良好关系,贸易中熟悉俄方有关规则、适应俄方的环境;政府交流对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日益加强;培养出一大批精通外俄罗斯国情、政策和外贸的人才,不仅是佳木斯市对俄合作的优势,更是全国开展对俄合作的宝贵资源。 三、对俄经贸科技合作的主要着力点 佳木斯市正面临着对俄经贸合作大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一是国家和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对俄经贸合作的政策,强力支持边境地区对俄合作。二是黑龙江省政府提出推进对俄合作战略转移的发展思路,为继续扩大对俄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三是《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的实施拓展佳木斯市对俄合作空间。在《规划纲要》中涉及佳木斯市的口岸通道项目9个,产业项目4个,园区项目1个。四是黑瞎子岛的开放开发和同江铁路大桥的建设使佳木斯市成为国内外的关注热点,人流、物流、资金流涌向佳木斯市的局面正在形成。五是黑瞎子岛公路口岸和同江大桥两条通道的打开,使佳木斯市有望成为黑龙江省对俄贸易规模和总量最大的地区,真正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桥头堡和枢纽站。今后,我们将以加快对俄经贸科技合作战略调整为核心,坚持以黑瞎子岛公路口岸和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两条通道建设为突破口,建立黑瞎子岛对俄合作示范区、佳木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同江桥头经济开发区、抚远中俄沿边开放示范区四大园区支撑体系,打造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沿江对俄开放带,带动沿江口岸和内陆县市共同发展,逐步把佳木斯市打造成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对俄加工中心、商贸中心、物流中心,成为引领对俄合作的大基地、大通道、大平台,成为全国对俄贸易合作新的增长点。力争今后5年对外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利用国内外资金的年平均增幅达到20%以上,到2015年突破100亿美元。 四、进一步扩大对俄区域合作的对策建议 第一,发挥佳木斯市已有的对俄合作基础、发展优势,特别是黑瞎子岛开放开发和同江中俄铁路大桥建设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应将佳木斯沿江区域开放列为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重要节点,将之提升为国家战略。 第二,在黑瞎子岛的开放开发上给予更大的支持。一是给予黑瞎子岛“对俄合作示范区”最优惠的政策,包括岛上经贸区保税政策;岛上海关后撤,实行“境内关外”封闭管理;给予中俄公民持有效证件自由往来、自由上岛政策;对第三国上岛人员实行“落地签”政策;简化企业投资手续;将黑瞎子岛保护与开放开发用地列入国家二次土地总体修编规划;保税区内允许各国货币流通等。二是对黑瞎子岛开放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资金支持,将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国家规划,保证建设资金投入。三是在国家层面建立黑瞎子岛开放开发的高级协调推进机制,由国务院副秘书长以上领导专门牵头负责,相关部委作为成员单位,对黑瞎子岛各种项目审批进行综合协调。 第三,解决边境游异地办证问题。佳木斯市于2008年8月,正式向省政府申请在佳木斯市恢复异地边境游办证业务,省政府已向国务院相关部委转发。按照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要求,已做好准备工作。恢复佳木斯市边境游异地办证业务,必将带动全市旅游和贸易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全市的对外开放。 第四,建立重大项目国家、省、市及边境口岸四级对俄沟通协调机制。定期会晤协商解决重大项目建设中的问题,中俄双方形成有效互动,推动项目的顺利进行。 经贸论文:世界经济形势逆转时我国对外经贸战略的调整 一、世界经济形势的逆转 2000年底,美国经济开始告别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期,进入增长率逐步下降阶段。虽然连续多次降息,布什政府还启动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但2001年第二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依然只有0.9%,第三季度终于进入负增长阶段。在美国经济放缓的同时,欧洲经济也出现放缓的迹象。日本经济经过政府财政的全力刺激后,在2001年第一季度只有0.10%的增长率,第二季度出现负增长,出现了10年来的第四次衰退。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了过去20年来很少出现的美国、日本、欧洲三大经济体同时下滑的局面。而"9.11"事件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世界经济本已出现的颓势,对世界经济无疑更是雪上加霜。事发的当周和美国股市开盘的第一周,全球股市高度震荡。这次恐怖袭击事件,对世界经济火车头——美国经济的打击尤为严重。 国际经济形势的这种变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如果说东亚的金融危机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的话,这次的挑战则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因为危机之后东亚的经济复苏主要依靠出口,特别是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而且出口还越来越集中在电子信息产品。但2000年开始的美国经济下滑、网络经济的泡沫破灭,美国的进口下降,尤其是对电子信息产品的进口需求大量减少,再加上这次祸不单行的恐怖事件,给东亚地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1997-1999年的金融危机破坏了东亚许多地区的内部经济结构,它们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银行的坏账等问题越来越严重,除了政府能够动用微弱的公共开支之外,基本无法增加经济内部消费和投资的力度。从总体上看,东亚地区虽然不至于出现第二次金融危机,但肯定会出现一次较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且,这次经济衰退和外部市场的出口衰退结合,将会进一步加重这些地区原来就存在的内部问题。总的说来,东亚经济(中国大陆除外,但包括香港和台湾)的较长期停滞和重大结构调整是很可能出现的。 二、中国出口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美、日、欧等国际市场的收缩,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同样,东亚其他地区的经济陷入衰退,汇率贬值,进口大幅度减少,也会给中国出口带来更多的压力,但中国同样也获得了机会。 从表面上看,随着东亚其他地区的出口下跌,中国的出口也在下跌。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出口有两个特点:一是下跌的时间更为滞后,二是下跌的幅度较小。从各国出口市场来看,2001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对日本增长13.7%,对亚洲整体增长8.3%,对欧洲增长11.5%,对北美洲增长6.1%,对美国增长6.0%,平均增幅为8.8%。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国际市场的收缩和东亚经济的衰退,中国出口要继续保持出口值的增加,有相当大的难度。 但另一方面,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这次挑战,进一步增加自己在第三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这个过程,已经被1997-199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的经验所证实了。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看,目前中国出口的竞争对手主要是东亚其他地区。在美国的进口市场,1996年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是6.51%,中国台湾是3.78%,韩国是2.86%,新加坡是2.57%,中国香港是1.25%,四小龙之和是10.46%;到1998年中国大陆上升到7.79%,中国台湾是3.62%,韩国是2.62%,新加坡是2.01%,中国香港是1.15%,四小龙之和下降到9.40%。2001年前七个月,中国大陆的份额为8.10%,而中国台湾为2.95%,韩国为3.04%,新加坡为1.34%,中国香港为0.82%,四小龙之和进一步下降到8.15%,已经与中国大陆的份额相差不大。中国大陆与东亚其他地区的国际市场份额呈此消彼长的趋势,在日本市场体现得最为明显。1996年,中国大陆在日本的市场份额为11.58%,韩国是4.57%,台湾是4.28%,香港是0.74%,新加坡是2.10%,四小龙之和是11.69%;1998年中国大陆的份额为13.22%,韩国是4.30%,台湾是3.65%,香港是0.62%,新加坡是1.68%,四小龙之和为10.25%;2001年的前七个月中国大陆为15.48%,韩国是5.12%,台湾是4.37%,香港是0.42%,新加坡是1.68%,四小龙之和为11.59%,中国大陆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早已超过四小龙之和。 "9.11"事件之后,中国产品,尤其是电子信息产品要在呈现衰退的美国、日本和欧洲市场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重复原来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低价优质策略,重演20世纪90年代中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成功渗透策略。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低迷,内部需求疲弱不堪,市民的需求转向质优价廉的商品,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的返销商品和其他商品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每年以0.6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到2001年前七个月已经达到15.48%,与日本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美国只差三个百分点。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相当多的产品,尤其是价格需求弹性较高的电了信息产品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但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市场需求越弱,价格竞争越激烈,越有利于低价位的中国商品的渗透,我们的企业,尤其是电子信息产品企业必须要有这种信心。实际上,石油危机后日本产品能够大举进入全球市场,也是依靠当时的全球经济低迷,选准了市场切入点,形成了优势地位。中国需要仔细研究借鉴日本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市场扩张的经验和教训。 三、中国对外经贸政策的战略性转变 "9.11"事件的发生,可能对世界经济的格局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因为"9.11"事件缓解了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力,重新赢得了和平建设和迅速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中国可以借这个机会在对外经贸方面实行战略性转变。 第一,增加出口鼓励力度,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出口(特别是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出口)肯定越来越难。但这种困难对所有地区都是一样的,如上分析,中国完全可以采取低价策略,在总额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张自己在美国、日本和欧洲进口市场的份额,目标是战胜台湾、韩国、新加坡等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受到的财务压力远较中国为大),为未来中国企业全面进入国际市场,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扫清障碍。在具体政策方面,可以增加退税的力度,对出口企业给予更优惠的银行贷款等等,以帮助企业度过难关。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对出口型企业的帮助,可能更需要考虑政治目的,而不能仅算经济账和财务账。 第二、培养外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首先,树立新的管理理念。这是培育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前提,直接决定企业的兴衰成败。突破传统的企业管理理念,强化战略管理,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培养这一主线展开多项管理工作,把企业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战略性资源优化配置到有利于企业长期性生存和发展的方向上。其次,掌握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两种基本方式:整合与创新。外贸企业既要注重从无到有的核心竞争力的创造,又要采取有效措施整合已有的部分核心竞争力。第三,深化国有外贸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国有外贸企业是我国外贸企业的主体,而目前有不少国有外贸企业的资产产权关系不清,破坏了企业的自主权,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给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加了难度。因而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第四,营造优秀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规范功能等,其核心是企业精神,它是企业发展的无形动力。外贸企业通过企业文化的创建,建立起勇于创新的企业精神,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的发展。 第三,以扩大进口为武器,建构行业性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中国进口将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一个亮点。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都在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而且这种自由贸易协议以投资和电子商务等行业为主。(与传统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不同)它们在构建自由贸易协议的过程中,往往将大中华地区排斥在外。未来数年,中国完全有可能以进口为诱因,与韩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可以选择在电子信息产品领域和投资方面,主要是用中国庞大的电子信息产品市场来交换韩国的技术,同时对中国台湾产业形成新的压力,迫使它们进一步向大陆转移。在与其他地区建构自由贸易区方面,2001年底中国与东盟已初步达成协议,计划用10年时间建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此外,还可以借中美关系相对好转的机会和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时机,进口一大批高新技术和设备,加速完善中国的装备工业。 第四,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中国加入wto的背景和"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安全神话的破灭,将会推动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一方面,外商(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寻找新的金融工具,将国际金融市场的短期资金和热钱(特别是未来可能从美国撤出来的资金)转变为对中国的长期投资。从这个意义上看,1993年香港市场上的中国概念股和h股,1996年的红筹股都有此性质。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机构应该与香港积极合作,尽快推出新的、具有上述功能的金融工具,为中国进一步引入外资,促进经济发展。 第五,加快对外投资和对外移民,提前为中国在全世界的崛起作经济方面的部署。大量资金进入中国,势必会对人民币带来升值的压力,也可能形成某种程度的泡沫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依然应该坚持资本账户不开放的原则,因为中国尚不具备这种承受能力。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必须主动引导中国资金向外发展,提前为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做出战略部署。在此之前,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投资和中国移民持相当强的防范态度,而"9.11"事件以及此后可能出现的全球经济下滑将给中国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操作得好,可以让大批中国人借此走出国门,到海外定居,从而为10年、20年后中国经济强大和全面走向世界提供支持。因此,现阶段中国应当大力鼓励年轻人到世界各地留学(特别是要到知识水平较高的欧洲和澳洲等发达地区),鼓励中国居民到全世界旅游,鼓励中国个体户到全世界推销(特别是要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时,鼓励中国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外出投资,特别是到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投资。 因此,全球经济下滑和"9.11"事件虽然可能给中国的外经贸工作带来压力,但如果中国应对及时,完全可以化被动为主动,趋利避害,为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完成战略性部署。 经贸论文:关于福建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发展的契机及对策分析 论文摘要:东盟是福建的传统贸易伙伴之一,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福建与东盟贸易在未来也将面临多项抉择。本文根据福建与东盟多年的贸易发展现状,结合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发展契机,对福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国家经贸合作提出若干发展对策,希望对中国与东盟双方的经贸合作具有一定的借鉴。 论文关键词:福建;东盟;经贸合作;契机;对策 一、福建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发展的现状 (一)投资方面 东盟是福建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区之一。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福建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业逐渐展开,东盟已经成为福建首选的对外投资地区,东盟国家来闽投资主要集中在东盟的五个老成员国,这五个国家占东盟在闽投资总额的90.24%。截止2008年底,东盟在福建省累计投资3426项,合同外资金额83.8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4.07亿美元;福建省核准在东盟设立境外企业86家,累计投资金额2.8亿美元,项目涉及贸易、铁矿开发、木材加工、农业开发等方面。我国与东盟之间实现“零关税”贸易,借此机会,福建企业进一步扩大了在东盟的投资。 (二)机电产品贸易方面 福建从东盟进口的机电产品从2002年的9.04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12.41亿美元,其中95%以上为戴尔、松下电子等外资企业以加工贸易形式进口的电子元器件,东盟成为福建重要的电子元器件供应地。福建的机电产品对东盟的出口额从2002年的5.72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23.00亿美元,每年均提供40%的出口增量。机电产品出口种类不断丰富,发电机、船舶、液晶显示器、汽配等多种产品对东盟年出口额突破亿美元。 (三)民营企业与东盟的贸易方面 福建积极鼓励省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开展对东盟国家的投资,扶持福建省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电子、机械、轻工、纺织、建材、医药、家用电器行业的对外发展;充分利用华人、华侨的特殊桥梁作用,扩大福建省机电、轻纺等产品对东盟的出口。2010年前7月,福建私营企业对东盟进出口29亿美元,增长69.9%,占同期福建对东盟贸易总额的41.1%;福建省民营企业出口持续高速增长,规模日益壮大,在双方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福建省对东盟进出口的主导。 (四)对外工程和劳务输出方面 目前东盟已经成为福建省第一大对外工程承包市场和第一大劳务输出市场,目前已近30家企业在东盟从事劳务、海产品加工、电机制造等行业。2006年福建省对东盟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总金额3320万美元,完成营业额7041万美元,劳务输出2961人。福建省正在进一步加大对东盟市场的开拓力度,为实现中国与东盟提出的“2010年双边年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的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五)旅游合作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来闽旅游人数不断上升,2006年,东盟国家有25万人来福建观光,2009年1-10月份来闽旅游的外国游客达到139.17万人次,其中接待东南亚五国游客12.35万人次,占到了8.8%。东盟游客主要来自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福建人均收入迅速提高,居民出境旅游快速增长。由于地缘、亲缘的关系,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已成为福建出境游者的首选之地。 二、福建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发展的契机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刺激效应 中国-东盟自贸区不仅在政治上有利于促进和巩固中国与东盟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有利于改善双方的地缘政治环境,保障区域安全,而且也为福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首先,其有利于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福建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增长。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各成员国关税将大幅降低,这为福建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对东盟出口提供机遇。同时cafta贸易便利化进程,将涉及各国之间通关、检验检疫、产品技术标准、市场准入门槛、人员流动便利等诸多环节的衔接和相互承认,非关税壁垒将逐步消除,区内贸易、相互投资将大大方便;其次,其有利于优势互补及合理分工,进一步深化贸易互补性。东盟各国资源丰富,以盛产橡胶、矿产品、石油、塑料原料和树木等原材料闻名,而福建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与东盟产品相比,福建的服装、鞋类、食品加工、车辆零配件、小型机械等产品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福建与东盟存在不同产业间的贸易互补性,可以说在双方之间一种新型的产业分工和产业循环机制已初现端倪;最后,其为福建企业提供了更加广阔便利的区域性市场。目前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启动,福建企业投资于区域内可以享受到区域内国家相互开放市场和提供优惠的好处,这些都将极大地促进福建对东盟的投资。 (二)2010年东盟六国的零关税效应 从2010年1月1日起,我国对进口东盟的7000种产品实行零关税,东盟方面也将作类似安排,这将为福建省机电产品、农产品、建材、鞋服等行业对接东盟市场带来新的机遇。在建材行业方面,目前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用住宅建设出现新一轮热潮,其建材产品大多数依赖进口,每年建材的进口需求额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这不仅为福建民营资本创造了投资机会,同样也为建材供应商带来巨大的商机;在机电产品方面,东盟已成为福建主要的机电中间产品来源地,机电产品一直是福建出口东盟的最大宗商品,其中外资企业占对东盟机电产品出口的55%,如捷联电子的液晶监视器、冠捷电子的crt监视器、友达广电的液晶显示板、厦门建松电器的电动机;在纺织鞋服方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则为中国制造提供了一个新的潜力市场。零关税必然会带来低成本,因此福建企业可将规模效应应用于东盟报价上,有益于提高成交量。目前,我省与东盟之间呈现的主要是一种规避贸易壁垒的区域性合作关系,企业利用关税优惠,将线纱、布料、鞋材等中间产品出口到东盟,再加工成鞋服成品后在当地销售,或使用东盟的配额出口到欧美地区。 (三)以海西建设为依据开展投资合作 海峡两岸的经济融合,无疑为东盟十国加速发展创造更多机会。东盟是台湾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福建省可以结合国家“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战略,积极寻求与尚未被纳入自贸区的中国台湾地区分享自贸区的优惠政策,台商可以通过在福建建立合作基地来拓展东盟市场。目前在福建从事加工贸易的台资企业,销往东盟地区的产品占很大比重。海西建设可以加强台商在福建投资,从地缘、人缘还是从合作的基础等方面得到很多的便利。利用在福建已设立或者进一步设立的投资合作平台,台资企业出口东盟各国的产品将同样有机会享受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各项优惠政策,这对于促进福建与东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促进。 三、福建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发展的对策 (一)加大对东盟自由贸易区国家的直接投资 首先,要积极引导福建民间资本投向东盟。调查数据显示福建民间融资金额仅次于浙江,但是由于大量的民间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而处于闲置的状态,去东盟投资一方面可以为这些富余的民间资本找到出路,另一方面,对于福建民间资本来说,进一步扩大东盟合作的机遇已经到来;其次,加大对东盟各国“边际产业”转移力度。新加坡和文莱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居东盟国家的第一层次;马来西亚和泰国属于第二层次;印尼和菲律宾属于第三层次;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是第四层次。东盟这种多层次的经济水平与产业结构,使得福建企业在东盟中下游国家进行投资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成为福建转移“边际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场所。东盟中下游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并且实施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这些国家的经济与福建有很强的互补性,同时文化背景方面的类似性构成了东盟国家的区位比较优势,可以减少福建投资的进入障碍;再次,引导台商以与大陆商家合资方式投资东盟。 (二)利用产业结构互补,进一步扩大双方经贸合作 东盟各国与福建贸易互补,特点各异。工业方面,福建产业基础完备、产品性价比高,建材、船舶、汽配、纺织服装、鞋类等产品出口优势明显,东盟为其提供6亿人口的大市场,同时也是福建资源型、原料型产品、高科技零部件的重要来源地;农业方面,相对于东盟优质水稻、棕榈油、橡胶和热带水果等,福建深加工的水产品、蔬菜以及柑橘等具有互补优势;服务业方面,福建在建筑、海运服务等方面竞争力较强,而东盟则在航空运输、金融、酒店、会展、旅游服务方面独具特色。根据比较优势原理,结构互补性就是进一步扩大经贸合作的直接驱动力。因此,双方应充分利用这种贸易互补性,加强合作交流。 (三)改善民营企业的管理机制,加大开拓东盟市场的力度 福建省民营企业应着力发展优势资源和特色产品产业群,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在东盟国家打造强有力的、具有保税功能的特色产业区,鼓励并带动相关企业进行投资,以现有优势产业的多元化战略来拓展区域产业集群的宽度,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区域产业的附加价值,构建福建—东盟国家中小企业合作的平台。 (四)加强企业跨国经营人才的队伍建设 高素质的从业人员队伍是适应市场竞争的基石,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现实和长远需要。因而,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吸收优秀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将是企业壮大自身规模、开拓东盟市场的紧迫任务。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地分析人力资源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机遇,从制度上建立起完整的人才体系,有针对性地招揽人才;其次,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积极创造条件,重视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留住高素质人才。 (五)政府要构建投资促进体系与服务体系 政府在企业开拓东盟市场中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其支持体系是促进福建企业海外投资的制度保障,因此,政府应着重提供经济合作的政策和制度环境等服务。首先,政府应进一步健全信息服务体系。政府应发挥和利用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和中国东盟博览会等投资促进平台,加快电子商务网络建设,加大信息服务力度,不断增强中介机构在促进对东盟的出口和投资中的地位,协助民营企业产品的出口,引导发挥涉外经济咨询、法律、会计、市场调研等中介机构作用,为福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和保障;其次,政府应进一步简化手续,简化项目核准,以高效的管理和服务降低企业行政成本。 (六)应充分利用华侨网络 广大的华侨华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福建作为全国著名的侨乡,全省拥有1000多万的涉外同胞,其中90%居住在东南亚国家,相近的地缘关系、相似的宗教文化,使得福建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厚的贸易基础,有利于双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华人华侨是推动福建—盟区域合作的一支不可或缺的人脉资源,资本实力雄厚的东盟华人可以为福建—盟区域合作提供充足的资金。福建省要积极主动地与东盟华人华侨组织、机构和社团等建立密切的联络渠道;合作双方要及时调整政策,改善软环境,加强人才培养,提高科研能力,适度引导华资转向新兴的高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大型投资项目,在巩固传统产业内贸易基础上,推动产业内贸易的深化发展。 经贸论文:CEPA协议对内地经济及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cepa;港澳:内地:台湾:经济 [论文摘要]近年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协议实施加速了香港和内地经济的融合,促进了两地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回顾了cepa实施以来的进展情况,分析了cepa对香港和内地经济的影响尤其是珠三角各地区的经济的影响,并以此为前提,分析在cepa协议的基础上内地与台湾经贸关系的发展方向。 1 cepa协议的签署 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kong,简称cepa)在香港签署,并于2004年1月1目的正式实施。在香港与大陆签定cepa后,澳门也签署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两个独立关税区之间建立起来的经济合作框架。是区域贸易自由化的一个新尝试。这是中国签署的第一个实质性自由贸易协定,是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所采取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中国内地与港澳经贸合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迈出重要一步。 2 cepa协议的内容和背景 在2003年6月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之后,又分别在2004年10月27日签署的《(安排 补充协议》;05年10月18日签署的《 安排 补充协议二》;2006年6月27日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三》。2007年6月29日签署《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补充协议四》。2008年7月29日香港特区政府与商务部签署新一轮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五也于200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cepa其核心内容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方面。总体目标是逐步减少或消除内地与港澳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减少或消除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最终实现内地与港澳的贸易自由化。 香港是内地最大的转口基地、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而内地作为香港经济的腹地,已是香港最大的港产品贸易出口、进口及转口对象,为香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香港也是内地的最大投资者,截至2008年12月底,内地累计批准港资项目298620个,累计吸收香港直接投资3495.7亿美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着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再提升一个层次,就需要在经贸合作机制和合作体制上有所创新。减少和消除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中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内地与香港之间各项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经济上的融合,成为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与经济发展内在要求。 3 cepa协议对港澳及内地经济的影响 自2004年1月1日cepa实施以来,促进了香港产业结构升级。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民生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cepa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金融旅游合作和专业人员资格互认等方面对港澳作出了开放程度较大的优惠安排。 在货物贸易方面,目前已享受到零关税优惠的港澳产品已达2178种。基本囊括了港澳全部现有产品,并为未来有可能在港澳地区投资生产的产品预留了发展空间。截至2008年5月底,内地累计进口港澳零关税产品16.6亿美元,免征关税额12.3亿人民币。在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在金融、法律、会计、建筑、旅游、医疗、物流等40个领域分别对港澳实施了221项和209项开放措施,涉及内地30多个政府部门。多数行业对港澳投资放宽或取消股权限制,降低注册资本、资质条件等门槛,放宽投资地域和经营范围等。已有2322家港澳企业按照cepa的优惠条件申请投资内地。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内地与港澳在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透明度,商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质量标准,中小企业合作,产业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合作和品牌合作9个方面加强了合作;已有1154家符合cepa服务提供者资格的香港公司按照有关优惠条件投资内地;内地累计赴香港“个人游”旅客超过2500万人次,占同期内地赴香港游客的41%;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累计达439家,市值占香港股市总值的58%。 cepa是类似于自由贸易区的协议。遵循了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产业有明显差异,互补性较强。在内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内地引人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主要来源的就是香港。cepa建立后,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经贸合作机制进一步促进两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双方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因而,cepa的积极影响不仅仅限于香港,而是对内地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促进作用。粗略分析,cepa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港澳对内地的扩大投资,进一步促进内地产业升级和调整,从宏观层面促进内地产业竞争力;第二,有利于内地和港澳资中小企业的发展;第三,由于更低的门槛,鼓励港澳资金流向中西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第四,奠定三地经济—体化基础。 与内地其他地区相比,cepa对珠三角的意义尤为明显。虽然ce-pa打破了珠三角独霸港澳的优势,但是同时也给珠三角与港澳进行更深入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优越条件。cepa协议中的各项优惠条件清除了两地在经贸往来上的制度障碍,使得珠三角与港澳经济合作的成本进一步下降。在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中,珠三角将在cepa框架下寻求新的定位。 cepa对广东省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创造不少新的就业岗位。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2004年广东省港澳企业增长较快,全年新登记港澳资企业5066户、投资金额96.7亿美元、注册资本63.1亿美元。分别比2003年同期增长17.9%、2.3%和7.1%。其中,港澳服务业企业增长迅速,全年新登记1259户,投资总额28.9亿美元,注册资本17.8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56.9%、11.6%、14.8%,占全年新登记港澳资企业三项指标的24.9%、29.9%和28.8%。与香港经济联系密切的地区,如位于珠三角东部的东莞、深圳等地受惠更大。 在制造业充分合作的基础上,香港和内地在服务领域上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根据广东省政府的“十五”规划,第三产业规模从2000年的3600亿人民币的增加值上升到2005年的6800亿元,几乎翻一番。而这一时期,香港服务业的强势无疑将对广东经济发展形成新的动力。由于香港服务业的介入,广东在印刷业、旅游业等方面居全国领先地位,中介、市场调查与咨询等服务产业也将加快发展。更加便利化的服务对广东的招商引资提供的良好的环境。除此之外,随着在2009年1月1日cepa补充协议五的实施,旅游、医疗、教育、福利机构等更多的专业领域进一步扩大对香港的开放,粤港两地的服务贸易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4 cepa协议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 内地与港澳cepa协议的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与此同时,与内地隔海想望的台湾是否也能够参与自由贸易的过程当中,取得和港澳同等的贸易地位,也是我们值得考虑的问题。 自1992年台湾正式开放企业赴内地投资以来,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密切,台湾是祖国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五大进口来源地,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台商主要的投资地。在投资方面,根据台湾经济部资料显示,到2007年底,台湾共有36,538件投资项目登记赴内地投资,投资金额达到648亿美元。内地已成为台湾对外投资金额最多的地区,为台商海外主要生产基地。在两岸贸易方面,以2007年为例,台湾与大陆贸易总额为1,022亿美元;台湾出口至大陆之商品及劳务约为742亿美元;自大陆输入金额为280亿美元,台湾享有562亿美元贸易顺差。但是在目前的两岸四地,香港和澳门都先后和内地签订了cepa协议。四个单独的关税区域中只有台湾没有与内地签定类似的经贸协议和建立制度性的经贸合作机制。所以在货物贸易上台湾也就不能享受诸如cepa协议中出口内地零关税的待遇,即使将来内地依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逐步降低进出口关税,台商还是会在内地市场与港澳的竞争中以及在区域性分工格局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在两岸投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再加上两岸共同面对全球化、区域经济整合等国际经济大趋势,确实有必要建立经济合作机制加强彼此经贸往来。构建两岸创新的经济合作机制,在这制度框架下推动两岸的经贸关系深入发展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2008年12月15日两岸“大三通”的实现给内地和台湾之间经贸来往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社会环境。两岸之间往来便利,降低了相关物流成本及时间上的成本,提升了台湾的产业竞争力。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与台湾签订cepa协议是两岸同胞所共同希望的。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政治上的争议,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发展自由贸易,形成整个中华的经济贸易区,从而促进中国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两岸四地经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经贸论文:聚焦中国与南非经贸关系 摘要:南非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是非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影响力最大,也是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主要成员。1998年1月1日,中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较快,相继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经贸联委会协定、贸易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动植物检疫检验合作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航空协定、海运协定等经贸合作协定。2004年两国确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同年6月,南非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代表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与中国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2006年6月,总理对南非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关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合作纲要》,鼓励扩大双边贸易,以实现平衡、互利的贸易关系,两国将鼓励各自企业寻求发掘贸易潜力的机会,并相互积极支持对方国家企业前来投资。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与南非迎来了建交11周年,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关键字:经贸关系,双边贸易 一、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现状 (一)双边贸易发展迅速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我国在非洲的第一大出口市场。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78.24亿美元,同比增长26.9%,占中国与非洲国家贸易总额的16.7%。其中,中国向南非出口85.93亿美元,同比增长15.7%,自南非进口92.31亿美元,同比增长39.6%。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上半年,南非与传统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额大幅下跌,仅中南贸易保持稳定,微跌3,99%,中国从南非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一跃成为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南贸易在南非对外贸易结构中的比例从去年的8.45%大幅提高到11.94%。上半年南非对中国出口30.21亿美元,同比增长29.48%,南非自中国进口38.31亿美元,同比下跌20.25%。中国成为南非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和进口来源国。 (二)贸易产品结构符合双方比较优势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经过二十多年的开放与发展,已经在机电、纺织等行业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南非是世界矿产资源大国,黄金、铂族金属、铬矿砂、锰矿砂、钒、铝硅酸盐、钛等矿产的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钻石、煤炭等储量也居世界前列。在过去五年中,南非经济增长率达到5%,已经成为最有潜力的新兴国家之一。中南贸易产品结构反映了双方的上述比较优势。中国对南非出口的主要商品为服装及衣着附件、钢铁制品、机械器具及零部件,电气设备及音像制品,车辆及零部件等,出口金额由2002年的5.44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43.09亿美元,2008年占中国对南非出口总额的55.17%;从南非主要进口矿砂、矿物燃料、珠宝、贵金属及制品和钢铁等商品,且占我国自南非总进口的比例迅速上升,2008年占来自南非的总进口额的73.12%。 (三)相互投资逐渐起步 在中国与南非双边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两国在投资方面也逐渐起步。截至2008年底,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南非累计直接投资额为8.3亿美元。涉及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包括纺织服装、家电、机械、食品、建材、矿产开发以及金融、贸易、运输、信息通讯等。中兴、华为、海信、中钢、酒钢和紫金矿业等中国企业已经在南非建立了生产基地,并迅速打人非洲大陆市场。中钢集团是投资南非的最大的中国企业,它在2008年承诺对南非林波波省新增投资4亿美元。此外,中国工商银行在2008年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2009年7月,中国建设银行与南非第二大银行集团——南非第一兰特银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中非发展基金2009年3月已经在南非设立了办事处,旨在鼓励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目前它正为在南非的多个电力和可替代能源相关项目的融资提供评估。 南非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据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介绍,南非是少数几个能利用中国国内市场的非洲国家之一。截至2007年底,南非在华投资项目共计594个,实际投资4.75亿美元,南非一些大企业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规模较大且技术含量较高的投资合作。到2009年底,sasol(沙索合成燃料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和神华集团等大型中国企业合作的煤制油项目的一期投资即将完成;世界最大的优质造纸企业sappi注资约5800万美元扩大在华项目。此外,米勒公司(sab miller)于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时进入中国市场,自那以来,这家在伦敦和约翰内斯堡上市的啤酒企业与其政府合作伙伴已在当地市场赢得15%的份额;南非两家最受尊崇的矿业公司——goldfields和在伦敦上市的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目前也正在中国开展投资;南非最大的传媒集团naspers在《北京青年报》的一家互联网公司持有相当规模的股权。随着中国一南非直航班机的启动,南非数以百计规模较小的企业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力。 二、双边经贸发展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双边贸易不平衡 按照中方统计,中南双边贸易中,中方一直保持少量顺差状态。然而按照南非政府的统计,南非对中国贸易存在较大逆差。例如,2006年南非对中国出口21.2亿美元,从中国进口72.9亿美元,逆差高达51.7亿美元。为了保护本国产业、降低对华逆差,南非宣布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实施配额管理,中国与南非政府签署了一项包括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实施进口配额的协议,限制中国对南非纺织品服装的出口。这对处于行业结构调整中的南非纺织业来说是一个利好,中国政府希望此举能保护南非当地的就业市场,同时也能促进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健康有序地出口南非,彰现了中国政府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负责任的精神。按照中方统计,2007年以来,中国自南非进口增长率均远远大于对南非出口增长率,贸易不平衡出现了改善迹象,2008年,中国对南非贸易逆差创纪录地缩小至6.38亿美元。 (二)贸易产品结构凝固化 尽管中国与南非双边贸易产品结构符合双方比较优势,然而南非主要对中国出口矿砂、贵金属等资源性产品,自中国进口机电、服装等制成品,此种结构并非为南非政府所乐见。例如,中国对南非出口的纺织品、服装近年来高速增长。有资料显示,大量廉价商品进口使得南非不少服装和纺织品工厂倒闭。由于南非对中国纺织品进口增加非常担心,中国首次采取了单方面主动限制纺织品出口的做法。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国在2008年底之前就31类产品对南非的出口进行设限,并帮助南非纺织业提高竞争力。在南非副总统恩格库卡看来,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协议,代表了双方的诚意。 (三)贸易摩擦时有发生 南非是非洲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提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截至2006年底,南非已先后对中国丙纶毯、平板玻璃、不锈钢制品等产品提起37项反倾销调查,其中许多产品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迫使中国多种产品退出南非市场。截至2006年底,南非对中国产品仍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有14起。 (四)企业投资热情高但缺乏完整投资计划 南非经济的发展以及中非论坛的召开在中国国内掀起了新的南非投资热。正如中国驻南非大使钟建华所说,近期到南非考察的企业络绎不绝,“每一个的口气都很大,一来就都想投10亿元以上的大项目”。然而,这些企业往往缺乏对南非社会的了解,也无任何完整的投资计划。实际上,到南非投资要认真研究南非市场,选择合适的经营产品并寻求好的合作伙伴,在此基础上还要制定一个长远规划,以产品质量和信誉取胜。 (五)投资项目技术含量有待升级 过去几百年间,南非一直名列世界第一黄金生产国,拥有大量的煤、铁、铬等资源。中国企业到南非投资往往是看中了南非丰富的矿产资源。例如,中国中钢公司、酒泉钢铁公司皆在南非投资铬矿,在当地将矿石进行粗加工之后,再运回中国作为生产不锈钢的主要原材料。然而,这一传统做法现在正在受到挑战。2008年3月14日。南非贸工部副部长罗伯·戴维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南非正在研究改变自己的贸易政策,可能限制矿石或者粗加工矿石的出口,要求投资者将附加值更高的深加工环节留在南非当地。 三、进一步发展互利共赢的中南经贸关系 目前,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也于2009年上半年跃居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中南贸易还不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l%,约占南非对外贸易总额的10%。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中南应积极发挥双边经济互补优势,以及建交以来发展经贸合作的良好政治优势,充分挖掘经贸合作潜力,共同应对金融危机。 (一)拓宽经贸合作领域 南非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其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矿山开采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实力,中国不断扩大开放领域为南非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南非是非洲大陆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由于其经济稳定发展,自由化水平高,双方经贸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如中国的采矿、发电、汽车等方面的机电产品在南非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双方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对方的市场潜力,必将获得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二)适时贸易转投资 南非本身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还是进入其他非洲市场的门户。南非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国,在南非投资意味着直接进入南部非洲市场。同时,南非在为非洲大陆提供能源、救济援助、运输、通信和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南非传统上和欧盟关系密切,南非商品进入欧盟市场可享受最惠国待遇,8%的出口商品可以免税。因此,在南非生产的一些产品如纺织品,可以绕过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和配额限制,充分发挥优势。近年来,南非对外商投资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在南非投资生产的产品除在当地销售,还可向周边国家辐射,甚至出口到欧美发达国家。这些对中国企业来说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随着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市场潜力的不断显现和投资环境的成熟,中南双方以商品贸易为主的经贸联系也将渐渐转为贸易与投资并存的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 然而,要有选择、有准备地在南非投资,应注意并妥善处理以下问题: 一是社会治安问题。南非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失业率高则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南非的治安状况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对投资造成一定的影响,企业投资南非时必须对这一问题有所防范。 二是黑人劳工地位问题。南非政府为提高黑人地位和生活水平,缓解失业压力,要求南非的所有企业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黑人。然而相对而言,一些黑人办事效率不高,思维不活跃,对数字不敏感。在南非投资,应充分了解当地对企业雇佣员工的要求,以及员工的生活和工作习惯。 三是劳工权益问题。南非政府非常重视劳工的权益保障,南非的工会拥有很强的势力,罢工现象十分普遍。在南非投资应充分了解当地的政策法规,充分考虑所有不利因素,并制定应对措施。 中国与南非互补的经济基础是双边经贸迅速发展的坚实基础,只要双方妥善处理好双边经贸中的关注点,未来经贸合作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经贸论文:佳木斯市对俄经贸科技合作分析 摘要:近年来,借助中俄两国政府的推动和市场发展的需要,佳木斯市对俄罗斯区域经贸科技合作日渐繁荣,基础设施逐渐完备,政府和民间经贸科技交流频繁,初步建立了合作技术平台。黑瞎子岛部分回归后,成为政治、经济热点,引发各方对俄贸易投资热潮。文章着重从发展机遇方面阐释了佳木斯市对俄罗斯经贸合作的特点与优势,提出了扩大对俄经贸科技合作的着重点以及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战略通道;口岸;黑瞎子岛;资源 佳木斯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处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流而成的三江平原腹地。隔乌苏里江、黑龙江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比罗比詹相望,是中国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被誉为“华夏东极”。现辖两个县级市、四县、四区,全市总人口252万,幅员面积3.27万平方公里,周边有鹤岗、双鸭山、七台河、伊春、鸡西等百万人口城市,辖区内有21个大型国营农场、2个劳改农场、2个森林工业局,经济区内人口1200万。佳木斯市以雄厚的产业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市场空间、优质的人才储备、发达的交通网络、便捷的对俄通道、独特的旅游景观等诸多优势,成为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区经济、金融、科技、交通、文化中心,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对俄贸易重要口岸。 一、佳木斯市对俄经贸科技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佳木斯市立足本地区优势,实现对俄经贸科技合作战略升级,对俄贸易稳定、快速发展。2010年全市对俄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35.32亿美元,是2005年的9.8倍,年均递增52.77%,居全省第三位。提前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对俄贸易发展势头强劲。 (一)对俄贸易口岸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佳木斯市初步形成了对俄水、陆、空立体交通通道,总运输能力约400万吨。水运方面,五个口岸现有泊位42个,口岸吞吐能力达到300万吨;陆路方面,同江至俄下列宁斯阔耶港浮箱固冰通道运营良好,基本实现了四季运营,全年通关,佳木斯-俄比罗比詹客、货运输线路正在洽谈;空运方面,佳木斯市国际航空港开通了飞往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韩国首尔航线,对哈巴罗夫斯克的包机正在办理开通事宜。同时,佳木斯市加紧开通和建设一桥、一岛、三港和两路、两机场。抚远至黑瞎子岛公路2010年建成通车,黑瞎子岛上岛桥和防洪工程正在建设,口岸开通事宜正在会谈中;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2011年第一季度开工建设;同江口岸西港工程项目建成后货物吞吐能力将达到600万吨;抚远深水港项目、前进镇至抚远铁路项目在建;已动工的哈佳铁路客运专线建成后,佳木斯至哈尔滨铁路运行时间将由6小时缩短为1.5小时。抚远东极支线机场项目、佳木斯机场迁建项目已落实;同江、抚远口岸被国务院批准实施外国人入境落地签证。 (二)园区基地建设全面展开 佳木斯市先后规划建设了15个具有现念、先进经营模式的对俄园区。黑瞎子岛对俄合作示范区成为重点项目,黑瞎子岛保护与开放开发总体规划已经黑龙江省常务会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面积192平方公里,总投资额1700亿元,已晋升为省级高新区,其中辟建了110平方公里的对俄经贸科技基地;围绕中俄跨江铁路大桥建设,规划了同江桥头经济开发区;围绕黑瞎子岛保护与开放开发,谋划建设抚远黑龙江中俄沿边开放示范区作为黑瞎子岛外的出口加工和旅游服务基地;围绕《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建设下列宁斯阔耶中国木材加工园,年加工木材100万立方米,该项目已纳入《中俄共同开发和利用犹太自治州森林资源合作规划》,成为国家级境外园区项目;境内外农业种植基地众多,在俄境农业开发面积已达到74.7万亩,农业合作项目点50多个。 (三)对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 佳木斯市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共青城市、比罗比詹市、南萨哈林斯克市、萨哈共和国纽尔巴区等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关系,双方政府定期会晤,经常互访和举办各类经贸、文体交流活动。目前,佳木斯市在俄远东从事民贸、劳务人员达到2万多人,已建境外企业35家,投资总额2500万美元。2010年,全市签订对俄劳务合作合同15项,合同金额3600万美元,对俄劳务输出2305人次。佳木斯大学与哈巴罗夫斯克工业大学等8所俄罗斯高校建立了互派外教、留学生的交流机制。依托佳木斯大学建立的中俄科技合作中心与俄方签订技术合作项目52项,储备国内、国际科技项目368项。佳木斯市对俄医疗合作也在逐步扩大,佳木斯康复医院每年收治俄罗斯脑瘫患儿50名以上。 (四)对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2010年1-7月份,佳木斯市对俄贸易进出口完成5.87亿美元,同比增长28.71%。目前,全市拥有外贸主体528户,其中年进出口额超亿美元的企业在5户以上,5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达到28户;全市生产的农机、水泥、玻璃、毛毯、电机等产品在俄远东市场的份额逐渐扩大,并逐步向俄腹地延伸。 (五)对俄合作平台初步建立 2010年4月,在佳木斯市举办的中俄农机产品展销洽谈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参展业户包括众多全国明星企业236家,参展人员达3万多人,来自俄哈巴边区、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及萨哈共和国的260位客商和地区政府高层领导参加了展会。展会现场销售农机3800多万元人民币,总成交额7.9亿美元,其中签订对俄农机农业类贸易与合作项目3.6亿美元。中俄农机产品展销洽谈会已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农机类专业展会,也是全国唯一的对俄农机展会。 二、佳木斯市对俄经贸科技合作的优势 (一)地缘区位优势 佳木斯市是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区的综合性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是黑龙江省乃至全国对俄开放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抚远县对面的哈巴罗夫斯克市是俄远东最大城市,也是俄远东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商品集散中心,人口约65万人,占俄远东总人口的10%。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建成后,与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直接深入俄远东资源富集区和主要消费市场。俄罗斯哈巴边区、阿穆尔州、犹太州的木材、矿石等资源直接由同江铁路口岸入境,比牡丹江绥芬河入境缩短运距近700公里。抚远三角洲是我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直线距离最近的地方,省内货物经抚远港通过江海联运运至日本仅需6天,比经大连港至日本节省三分之一里程。 (二)口岸通道优势 一是口岸众多。佳木斯市有国家对外开放一类口岸6个,其中,水运口岸5个,航空口岸1个,是我国对俄开放口岸最多的城市。特别适合运输进口大宗资源类货物。二是发展潜力巨大。未来同江铁路大桥、前抚铁路和黑瞎子岛上公路口岸通道建成后,佳木斯市对俄过货能力将达到3050万吨,“十二五”期间,全市对俄贸易额有望突破100亿美元。 (三)资源互补优势 佳木斯市毗邻的俄远东地区人口密度低,资源储量大。我国市场需求量大的煤、铁、石油、木材等资源极其丰富。此外,金刚石、金、锰、锡、锑、汞、硼、石墨、水镁石等矿产资源储量也居俄罗斯前列。俄罗斯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远东地区瓜果蔬菜的70%、日用消费品的60%、肉类的50%依赖中国市场。俄远东地区劳动力匮乏,每年缺口达500万人,对我们扩大对俄劳务合作十分有利。黑龙江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资源、劳动力、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等方面的互补性,为佳木斯市与俄远东地区开展多领域贸易与合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四)合作基础优势 佳木斯市农业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机电、食品、轻工业较为发达;全市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长年为俄罗斯远东地区提供充足稳定的货源,蔬菜、水果、大米,佳木斯产品占有率始终第一。佳木斯市各级政府、部分企业人士同俄罗斯各界建立了良好关系,贸易中熟悉俄方有关规则、适应俄方的环境;政府交流对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日益加强;培养出一大批精通外俄罗斯国情、政策和外贸的人才,不仅是佳木斯市对俄合作的优势,更是全国开展对俄合作的宝贵资源。 三、对俄经贸科技合作的主要着力点 佳木斯市正面临着对俄经贸合作大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一是国家和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对俄经贸合作的政策,强力支持边境地区对俄合作。二是黑龙江省政府提出推进对俄合作战略转移的发展思路,为继续扩大对俄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三是《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的实施拓展佳木斯市对俄合作空间。在《规划纲要》中涉及佳木斯市的口岸通道项目9个,产业项目4个,园区项目1个。四是黑瞎子岛的开放开发和同江铁路大桥的建设使佳木斯市成为国内外的关注热点,人流、物流、资金流涌向佳木斯市的局面正在形成。五是黑瞎子岛公路口岸和同江大桥两条通道的打开,使佳木斯市有望成为黑龙江省对俄贸易规模和总量最大的地区,真正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桥头堡和枢纽站。今后,我们将以加快对俄经贸科技合作战略调整为核心,坚持以黑瞎子岛公路口岸和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两条通道建设为突破口,建立黑瞎子岛对俄合作示范区、佳木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同江桥头经济开发区、抚远中俄沿边开放示范区四大园区支撑体系,打造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沿江对俄开放带,带动沿江口岸和内陆县市共同发展,逐步把佳木斯市打造成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对俄加工中心、商贸中心、物流中心,成为引领对俄合作的大基地、大通道、大平台,成为全国对俄贸易合作新的增长点。力争今后5年对外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利用国内外资金的年平均增幅达到20%以上,到2015年突破100亿美元。 四、进一步扩大对俄区域合作的对策建议 第一,发挥佳木斯市已有的对俄合作基础、发展优势,特别是黑瞎子岛开放开发和同江中俄铁路大桥建设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应将佳木斯沿江区域开放列为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重要节点,将之提升为国家战略。 第二,在黑瞎子岛的开放开发上给予更大的支持。一是给予黑瞎子岛“对俄合作示范区”最优惠的政策,包括岛上经贸区保税政策;岛上海关后撤,实行“境内关外”封闭管理;给予中俄公民持有效证件自由往来、自由上岛政策;对第三国上岛人员实行“落地签”政策;简化企业投资手续;将黑瞎子岛保护与开放开发用地列入国家二次土地总体修编规划;保税区内允许各国货币流通等。二是对黑瞎子岛开放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资金支持,将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国家规划,保证建设资金投入。三是在国家层面建立黑瞎子岛开放开发的高级协调推进机制,由国务院副秘书长以上领导专门牵头负责,相关部委作为成员单位,对黑瞎子岛各种项目审批进行综合协调。 第三,解决边境游异地办证问题。佳木斯市于2008年8月,正式向省政府申请在佳木斯市恢复异地边境游办证业务,省政府已向国务院相关部委转发。按照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要求,已做好准备工作。恢复佳木斯市边境游异地办证业务,必将带动全市旅游和贸易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全市的对外开放。 第四,建立重大项目国家、省、市及边境口岸四级对俄沟通协调机制。定期会晤协商解决重大项目建设中的问题,中俄双方形成有效互动,推动项目的顺利进行。 经贸论文:国贸专业实施“错位发展”养纺织经贸人才的实践研究 普通纺织院校如何秉承工科优势和本校的纺织特色学科,合理利用产业技术资源形成错位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贸易业务分工的细化为全国几乎各类学校均拥有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带来了新的多样化的需求,文、理生源学生应担负的不同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同时学生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种形势的变化就要求不同类型高校培养的人才应具有不同的特色。天津工业大学是以纺织强势学科为特色的普通高校,面对以纺织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在我国对外贸易格局作用的不断变化,实施"错位发展"对提高天津工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质量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一)确定专业方向的定位和人才能力培养定位 到各类院校、纺织行业协会、用人单位等进行调研,听取意见和建议,成立了由政府部门、学校、纺织企业专家学者组成的专业指导委员会,分析社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学校的优势特色、自身的基础条件等,准确定位专业方向和人才能力培养目标。 (二)修订并实施了基于错位理念的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中模块化设置必修课、专业限选课和专业任选课。必修课主要夯实基础,限选课突出行业特色,任选课体现分层培养。必修课程中增加了纺织产业通识课程。调整了15门专业课的授课内容,使课程讲授紧密结合纺织、材料等行业(企业)实际;建立了针对纺织行业(企业)的包含认知实习、课程实习、模拟实验、课程设计、学年论文、专业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的实践教学体系和方案。限选课中,纳入体现纺织特色的课程组;增加专业技能课程,如海关业务演练、贸易案例实战与开发、模拟博览会谈判、贸易实务课程设计等;加大实验和实践学时,开设了26个仿真实验和实训。在各类实验实训中又依照基础和兴趣分层培养。任选课中一是增加了《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纺织工程前沿专题讲座》等选修模块,满足学生继续深造的需要;二是开设了职业生涯规划、材料工程等10余门选修课及以纺织经贸为主题的长效化化系列讲座,并建立了课内、课外、校外结合的“一、二、三”课堂结合的大课堂体系,在不同的平台上进行能力的分类分层培养;三是聘请外教开设韩语和英语口语等,并鼓励学生用英文完成论文和答辩,满足学生更高的专业外语能力需要和出国留学深造需要。 (三)构建与实施了学生能力错位培养、教师培养、课程支撑、教学质量保障“四位一体”的保障体系 为实现上述目标,构建了与之相适应的学生能力错位培养平台、教师队伍支撑平台、课程支撑平台、教学质量监控平台组成的“四位一体”的保障体系。 1、学生能力错位培养平台 校内建设三个实践教学平台:实验教学平台、实训教学平台、创新教学平台。同时在校外建立了 “河北海盛威纺织集团”、“盛大雅伦国际货代公司”、“天津市津翔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美国新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实习基地和滨西社区、涞源塔儿中心小学等社会实践基地,完成不同人才的错位培养。 搭建多层次的竞赛平台。一是校企合作每年举办如 “新径国际贸易实务大赛”、 “清源杯报关业务大赛”、 “华泰杯证券投资模拟大赛”等;二是创办“经蕾杯”英语竞赛、统计知识竞赛、商务谈判大赛、外汇期货模拟竞赛等,每年一次;三是设立基金资助学生参加如“全国国际商务谈判大赛”“金蝶杯”全国商业物流企业经营模拟大赛、“世华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投资模拟交易大赛、全国高校学生调查分析报告征文比赛、天津市“职场精英”挑战赛等。 搭建外语能力培养平台。每年聘请田纳西大学教授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英文培训班;每年举办中美文化周,邀请美国教授专题讲座;举办“经蕾杯”英语竞赛;设立英语角、英语桥,免费播放新概念英语视频讲座,开展英语演讲比赛等;指导学生撰写英文毕业论文和英语论文答辩,近四年共21篇。外语学习平台的搭建取得显著效果,本专业二年级末英语四级通过率始终保持全校第一;仅2007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二等奖 3人、三等奖 6 人;每年有近10%学生出国攻读硕士学位。 搭建学生研究能力培养平台。从05级学生开始实行导师制,学生参加教师科研。近三年学生参与科研项目30余项,公开70余篇。 2、教师能力错位培养平台 按学生能力结构错位培养要求将教师合理定位。从事应用型知识能力培养的教师,实施了“双师型”教师教学能力建设,同时50%的教师完成纺织经济、纺织贸易课程的进修。为培养教师的国际交流能力,自筹资金有规划的每年选派1-2人去国外交流;5-10人参加多层次的学术会议。利用每年的中美文化交流月安排教师为美国学生授课,同时和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科研团队的教师作为培养学生研究能力的主力。 近四年培养市级教学名师1名,教育部跨世纪人才1名,天津市131工程第三梯队1人,天津市“五个一批”人才(青年理论家)1人,12人次到国外学术交流,其中2名教师受邀讲授中国纺织经贸,获得lincoln fund 1项,fulbright fund 1项,1人被邀主持国际会议分会。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使近四年学生评教的优良率为100%,中青年专业教师中有电子商务师、物流师、金融分析师等相关职业技能证书或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占50%;获得包括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重点课题《环渤海高等教育“四位一体”合作模式研究》、21世纪初天津市普通高校教学改革项目《贸易经济新课程体系构建及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天津市教委《天津市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就业问题研究》、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国贸专业特色实践教学的研究》、天津工业大学重点教改项目《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等各级别教改项目25项,在国内各类期刊发表教改论文20篇。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及各类科研项目百余项,并将成果融于教学之中,推动了错位培养体系的实现。 3、课程支撑平台 依托校外知名专家、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业务骨干等组成了专业指导委员会和大课程教学组,促进课程建设。实务性强的课程,如: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合作、外贸函电、海关业务等15门课程采取校外专家、业务骨干进课堂,教研、科研成果、企业业务进课程,实现教科研与教学之间,学校和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设立了课程建设基金, 建立了8个课程团队,包括: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函电,国际经济合作,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微观经济学,统计学,货币银行学。 4、教学质量监控平台 建立了教学管理团队,构建了以院学术委员会为主体的课程跟踪检查评价机制。其中跟踪检查评价的课程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通过深化教学改革,实现一、二、三课堂有机结合。实施课程教学中以分类错位培养为主旨,针对学生的不同定位安排在二、三课堂完成相应的作业,并纳入课程学习考核。研制了一个符合iso9000质量标准的全过程、各环节、多方法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并于2004年在全国高校中率先通过iqnet和cqm 认证中心普通高等院校iso9001:2000本科教学管理与服务质量体系的国际认证,后经连续两次复检均合格通过,有效地保证了改革实施。 综上,以“应用型”为主旨,紧密联系学校强势纺织学科所属产业,突出地方特色的实践模式,为该专业错位发展提供前提,高仿真、互动式教学实验、实训平台、创造性模拟公司、自主开发性案例教学场所、常态化竞赛机制等为学生能力错位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对提高天津工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学质量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经贸论文:浅谈对外经贸与外贸英语人才的培养 [摘要] 我国对外经贸联系的日益频繁,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外贸英语中展现外贸业务中各环节,涉及许多交际事件,建立业务关系、询价、报盘、还盘、订货、付款、装船和索赔等。本文讨了在如何在外贸英语教学中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问题。 [关键词] 外贸英语 交际能力 随着我国对外经贸联系的日益频繁,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外贸英语函电是对外经贸活动中使用的专业英语。培养具有较强交际能力的人才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着积极意义。 外贸英语在培养国际商务人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成功运用商务知识、发挥才能、顺利开展经贸活动的钥匙。 一、何为对外经贸中的“交际能力” “交际能力”最初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提出。他认为“交际能力”可理解为一个人对潜在语言知识和能力的运用,包括语法、心理、社会文化和概率等方面的判断能力。该理论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新一代的语言学家,扩展了语言研究视野,引发了一股强大的外语交际教学法趋势。交际能力的含义现在发展为:一个人运用语言手段和副语言手段来达到某种特定交际的能力,包括理解和表达。随着各国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化,为满足特殊的交际需要,产生了esp(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s)课程。esp课程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交际需要。esp课程的目标和内容是以特定的语言交际功能和学习者交际需要而确定的。它以学习者的目的来确定教学目标,安排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是一种实践性、应用性课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功用性,使学习者的专业或职业英语知识和技能专门化。外贸英语函电就是一门esp课程,培养学习者交际能力是成功教学的核心。 二、外贸英语教学中交际能力的培养 1.交际能力的需求分析 munby的外语教学的需求分析的观点,外贸英语课程学习者主要是高等院校商务英语或国际贸易专业的中、高年级学生,有一定的英语基础。教学中英语用于写作符合规范的外贸信件。使用环境涉及对外贸易的公司、企业或招商局。学习者要学会如何与买方、卖方或银行、保险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就贸易中具体环节进行咨询、协商或洽谈。外贸英语教学要求达到的程度,视各学校情况而定。外贸英语中展现外贸业务中各环节,涉及许多交际事件,如建立业务关系、询价、报盘、还盘、订货、付款、装船和索赔等。交际过程中要掌握清晰简洁、礼貌貌周到等原则和对方本位的立场。 2.培养兴趣 要让学生能全身心的投入的学习,教师应采取措施帮助学生了解和引导他们喜爱该课程。教师的人格魅力是培养学生兴趣的一个直接因素。热情、亲切、幽默、开明、宽容的教师往往容易获得学生的好感和喜欢。对老师的喜爱会逐渐转化为对教师所教学科的喜爱。课堂话题也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商贸领域生动鲜活的事例或其他领域的话题,只要有助于教学内容的理解和培养学生的兴趣,都可以选择来讨论。多媒体和网络资源也可以加以运用,以便丰富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不断让学生体验到自己的进步和学习的快乐,也是增强学生学习兴趣的一个途径。在课堂上给予学生展示学习成果和进步的机会,同时建立一个全面而理的评估机制,对学生进步予以及时的反馈,激励学生不断进步。 3.提供真实的语言素材 近年来外语交际教学法被广泛应用于外语教学,尤其是esp教学。交际教学法认为教学材料是影响课堂交际和语言使用质量的重要因素,能促进交际性语言使用。常用教学材料有以篇章味基础的材料,以任务为基础的材料和以及实物教具。函电课程主要涉及的是前两种。课本提供了大量的经贸信函。教师还可以补充些其他的语言材料。如讲到装船一章时,可以上网搜索国内外海运公司网站,查阅真实素材。即使是中文材料也可以给予学生很强的感性认识,有助于推进学习者的认知过程。 4.开展丰富的语言交际活动 根据交际教学法,外语课堂应是一个充满“交流”的场所,“用语言去学”,交际能力的获得依赖具体的交际活动。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可根据各单元的主题,精心设计相关的情景活动。任务活动的开展需要较多时间,因此在设计任务时,要抓重点。学生基本掌握该单元信函的特点后,单元中的其他信可由学生课后自习,可另外安排时间让学生上台展示学习成果。展示形式可采用演示文稿,分析各信函中的交际事件、交际手段、写作特色、语言重点;或发挥想象力,进行角色表演,生动展示交际事件。教师应有针对性的评点,并把学生的作品与课文中相关的范例进行比较。学生通过实践,认知到其中的差距和优势,能发现各自应获取的新知识。教师可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接受和领悟能力,进行适度的文化导入。讲解翻译练习时,通过对比突现英汉语言结构与文化间的异同,使学生获得跨文化交际的文化敏感性。还可通过学生喜爱的讨论方式进行文化导入。 5.抓好校外实践工作,增强商务交际能力 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也是提高学生商务实践能力的平台。外语的学习毕竟是不同于母语的学习,它需要有一个从学习知识到运用知识的转变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实现就是在实训基地。学生在实训基地的锻炼,可以让语言学习和实践同步进行,学生直接服务于社会,简化了就业环节。许多院校在加大校企结合的力度。在面临很多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积极与地方企事业单位签订长期接纳实习、互利互惠的合同,逐步建立合作、协作伙伴关系,使其成为实训基地,让学生在走向工作岗位前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成为应用型人才。 6.加大师资培育力度 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着外贸英语教学的质量。外贸英语教学对教师提出了较高要求。教师需要主动钻研教学理论、学科知识,还应联系企业、海关等相关单位,做到多请教、多实践、多总结,借此提高教学水平。另外,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学校应该有计划地进行师资培训。 经贸论文: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的现状与对策 【摘 要】当前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面临良好发展机遇。本文对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的现状进行分析,然后结合双方在经济合作中的问题和不足之处提出自己的一些对策和意见。 【关键词】新疆;中亚;现状;对策 一、新疆与中亚贸易的现状 2011年新疆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28.2亿美元,位列全国各省区市第l9位,增长50.8%,增幅为全国第四位,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额168.3亿美元,位列全国第18位、西部12省区市第一位,增长61.1%,增幅为全国之最;进口60亿美元,增长11.7%);全年利用外资5.58亿美元,增长21%;境外投资协议额达到4.18亿美元,增长11倍;境外工程承包营业额达到4.7亿美元,增长1.3倍;输出劳务6070人次,增长两倍。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占我国与其贸易总额的76%;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总额占新疆进出口总额的82%。同时,新疆在中亚五国中的贸易地位不断上升,并且对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俄罗斯中部以及外高加索地区产生了较强的辐射作用。可见,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研究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一)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良好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亚国家就与中国新疆开展过许多合作与交流,双方的合作轨迹基本上可概括为20世纪50年代上升,60年代下降,70年代停滞,80年代恢复,90年代调整、提高和21世纪初全面提升的几个发展阶段,并呈现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和多方位合作的新局面。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二十年来,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合作层次不断提高,贸易合作方式来看,从90年代初的易货贸易为主,到目前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一般贸易为辅,且增加了加工贸易、技术贸易、展会贸易等形式,如2008年新疆边境小额贸易额188.1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84.6%,居于绝对主力地位。就其规模来看,2006-2011年新疆对中亚贸易有了较快的增长,贸易额从2006年的,91.03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28.2亿美元,年均增长50%以上。 (二)哈萨克斯坦与新疆贸易往来中但有主要地位,双边外贸发展迅速 2011年,新疆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28.2亿美元,其中对哈萨克斯坦贸易占46.5%,哈萨克斯坦仍是我新疆第一大外贸伙伴。2011年,全国对哈贸易额为249.5亿美元,其中新疆占42.5%,新疆仍是哈在我国内各省区中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由此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在中亚经贸合作中的重要性。在新疆与中亚的贸易中,哈萨克斯坦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所占比重较小,但增长速度较快,发展潜力巨大。 (三)对外投资初见成效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疆便开始利用自身的区位和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与中亚国家(甚至在西亚、南亚更大的范围内)开展了双边、多边的跨国经济合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近年来,随着新疆企业拓展周边市场能力的增强,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已从经贸合作初期的纯贸易行为发展到相互投资建厂。双方企业通过贸易合作积累资金,逐步开始投资合作,进一步推动贸易规模的扩大。 二、新疆与中亚贸易存在的问题 1.从国家层面来看,制约新疆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进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双方合作机制不健全。中亚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不完善,一些针对国际间合作与开发的相关文件约束性不强,法规建设滞后。②中国与大多数中亚国家都签订了双边运输协议,但是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致使新疆通往各周边国家的运输线路长、道路设施落后、收费站设置多、收费不规范等。与此同时,客商出入境面临着很多障碍,通关查验不顺畅、口岸通关效率低、货物积压时间长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2.从新疆方面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①信息渠道不畅,企业缺乏创新能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许多部门和企业的观念跟不上时代变化,缺乏创新精神和能力,不能及时针对新形势、新问题调整或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再加上信息不对称,掌握信息的部门和中介咨询部门找不到服务对象,具有合作意向的企业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致使很多商机没有得到有效利用。②企业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和全球化的战略意识。进军中亚的企业缺乏寻求与中亚国家主动合作的强烈意识,缺乏一批有实力的从事跨国 资经营的企业,企业缺乏全球化战略意识。③经济合作的领域主要是边境贸易方面,以能源、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为主,而且商品品种较少,结构不平衡,特别是技术含量高,效益显著的项目很少。 三、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的对策 (一)借鉴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渐进式合作 按照当前经济的发展趋势,新疆与中亚各国经贸合作的层次、规模、结构水平都会不断上升,但是由于区域经济合作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参与成员的数量较多,要想取得较好的效果,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有步骤、有层次、由低到高逐步推进。在这方面,欧盟的经验值得借鉴。新疆与中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也应当采取“双边合作,之后统合”的策略。各国应当从本国的根本利益着眼,冷静、理性地处理各国关系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鼓励国内外投资者以独资、合资、合作、参股或者控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国内的建设。只有将“走出去”和“引进来”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使中国经济与中亚经济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推动中亚区域经济的整合。 (二)政府在经贸合作中不仅要发挥制定、执行各项政策法规的职能,更应当为企业进行对外贸易提供便利 加强政府职能。应该发挥政府的作用,为各贸易主体开展对中亚经贸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当前,特别要在争取国家对边境贸易的优惠政策,以及对加快推进中哈自由贸易区、乌鲁木齐出口加工区等各类经济特区建设方面给予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加强新疆外经贸人才培养。总体来说,新疆的外贸人才比较匮乏,应当在注重人才数量增加的同时提高外贸人才的素质。还应当结合新疆的外贸特点,在培养大量英语人才的同时加强培养俄语人才以及相关的专业人才。 (三)加强反恐合作,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创造良好合作环境 中国新疆一直遭受极端宗教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的困扰,中亚国家也长期处在外国政权的干涉中,因此,加强各国间反恐合作是区域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区域合作的目标之一。各国政府应当在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强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上的合作,为经济圈的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稳定、安全的贸易投资环境。 作者简介:张双杰(1987-),男,江苏镇江人,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金融。 经贸论文:经贸院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借鉴探究 摘要:通识教育在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论文回顾了通识教育的历史溯源,系统介绍了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开展情况和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并从统一通识教育课程框架和实施标准、建立多层级通识教育统筹机构、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规定、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等方面对更好地开展通识教育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高职院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自2015年教育部推出《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后,高职院校纷纷启动了优质校建设,探讨新形势下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着力点和线路图,力争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提升服务中国制造2025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在此期间,通识教育在培养技能专精、务实致用、圆融优雅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受到关注。部分高职院校虽已启动通识教育课程的整合与调整,但师资力量不足、课程规划不系统、适用教材较少、校际交流合作缺乏等诸多问题,使得通识教育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1通识教育的历史溯源 通识教育即西方经典的LiberallArtslEducation,又称作博雅教育、人文教育、文科教育、素质教育、通才教育等,原指在西方古典时代一个自由的城市公民应该学习的基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阐释了通识教育,即“广博的锻炼和均衡的发展,而非狭隘的专门化,使学习者不致沦为机械呆板的知识学习”,其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与中国先秦时期的“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的“儒家教育”有许多相似之处。进入现代社会,通识教育被认为是一种面向社会人的通才素质教育,不同于专才教育和专业教育强调的职业训练或专业训练,其更加关注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以培养全方位发展的理想人格。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最早提出了新式学制的教育目标,规定了学堂的立学宗旨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鲁迅先生在1917年《文化偏至论》中也有具体阐述,“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於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直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现阶段,通识教育在各个地区的名称虽不相同,但大家都认可在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学校应该提供人文训练,培养人文素质。 2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开展情况 高等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但其具有明显的“毕业即就业”的“工具性”特点,也因过于功利导致接受了良好知识教育的学生缺乏生活教育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职场拓展空间不足,职业生涯跃迁困难重重。教育管理者随之开始了对高职教育本质的思考和对高职教育功利性倾向的反思,提出高职教育应由“专一精深”向“广博宏通”、“务实致用”向“圆融优雅”转变。[1]llll在大部分地区,通识教育的实施大致分为两种模式,即共同与通识课程均衡选修模式和通识均衡选修模式。第一种模式将共同科目定为必修的基础课程或核心课程,通识课程设置多个领域供学生选修,体育、军训及服务课程也都纳入通识教育。第二种模式将共同科目通识化之后,调整原有共同科目的内容或属性(列为通识必选课或者完全开放选修),再将课程规划为不同学科领域供学生交叉选修。随着时代的发展,近年来通识教育也日益呈现新的趋势,表现为综合型大学愈加重视,开课数量愈趋多元;高职领域新设学校规划配套愈趋完善活泼;全人教育与关怀教育日渐获得重视;课程逐渐融入社会参与社区互动;专业课程逐渐向通识课程倾斜,融入服务学习元素;强调生活学习与品德教育的复古趋势明显;三创元素愈来愈得到重视,日渐成为通识教育的内涵[2]。 3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体系分析 3.1教学目标和课程设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始建于1952年苏南镇江商业学校,几经改制和整合,2002年由江苏商业管理干部学院和江苏省商业学校改建成高职院校,主要为商贸和现代服务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学校历来重视并扎实开展通识教育,已累计为江苏省乃至全国输送了近7万名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赢得了“江苏商界黄埔军校”的美誉。学校通识教育的教学目标为:培养学生发展美好生活与完善人格的全人教育,成为健康、真诚、自律、慎思辨、明是非、关怀社会、热爱生命且具有创新创意动能的健全现代公民。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由正式课程、非正式课程和潜在课程三大类组成,其中正式课程包括博雅通识、品德教育、基本能力三个领域。其中,选修课程中的人文艺术领域旨在启发人的心智能力,增进对自我的了解,培养文学与艺术的修养,进而探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自然科学领域旨在了解科技对文明的贡献,注重科学方法与伦理的培育,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社会科学领域旨在促进人际的和谐相处,培养对社会的关怀,认识当前社会问题并适当参与,启发以创新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生命关怀领域旨在培养对自我生命的珍惜与所有生命的尊重,促进生命价值与美好人生的实现。 3.2发展趋势 近年来,学校通识教育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规划与开设更多元、更活泼、更能指向未来社会且符合学校发展目标的博雅通识课程;追求与专业教育更紧密的融合与汇通,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与基本能力;为学生蓄积发展的可贵动力,即愿意提升更美好的人生境界、开拓更广远的人生视野、创造更丰美的人生价值的动力;全力推动主动式全生活品格的学习模式。 4对高职院校开展通识教育的几点思考 4.1统一通识教育课程框架和实施标准 目前,高职院校已充分认识到通识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对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开展通识教育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但通识教育的实施过程和推进方式取决于学校自发层面,缺乏统一的课程框架和实施标准,部分院校还停留在书面探讨阶段。因此,统一通识教育课程框架和实施标准,是高职院校推行通识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4.2建立多层级的通识教育统筹机构 通识教育能够较快地得到全面实施和推进,主要是将综合型大学完善的通识教育体系成功移植到高职院校,形成多层级的通识教育统筹机构,为通识教育的推行创造了必要条件。高职院校开展通识教育可以借鉴专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模式,成立通识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不同领域的分教学指导委员会,统筹制定高职院校通识教育课程框架和实施标准。其次,高职院校可以充分整合资源建立学校层级的“通识教育中心”,统筹规划实施学校通识教育活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可以将其提升至一级教学机构。再次,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出面统筹协调高职教育领域通识教育的实施,出台相关制度规定以提供更好的行政支持。 4.3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规定 目前,高职院校通识教育课程主要有公共任选课、公共限选课和公共必修课三种形式。开课教师资质审定、课程评估标准和课程评估方式等均缺少制度依托,课程教学质量无法把控。因此,制定和完善学校层面的通识教育相关制度规定,做到通识教育的科学化、规范化、可控化,是高职院校开展通识教育的方向和目标。 4.4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现阶段,高职院校从事通识教育教师的学术活跃度偏低,通识教育课程基础性、公共性的特点造成该领域高水平的教育教学研究成果鲜见,各种学术交流平台和活动的缺乏也让高职院校通识教育领域正在寻求更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经验共享的机会。因此,有效提升通识教育领域的学术活性,对通识教育长期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院校之间可以通过交流会、分享会、研讨会、论坛、学术期刊等各种平台和载体,为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提供良好的条件,保持通识教育的活力和生命力。 作者:陈志刚 单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经贸论文:探索经贸专业职业素质培育体制的构建 一、高职经贸类专业职业素质描述 为了能胜任毕业后即将面对的不同职业,同时获得个人职业前景的顺利发展,学生除了掌握必须的文化知识,同时还要养成针对不同行业的熟练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高职经贸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特点,决定了高职经贸类专业职业素质会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其内容既包括与经贸活动有关的专业职业技能,例如基本商务知识、法律知识、英语和计算机等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包括如下一些内容:一是良好的心理素质。例如自信心、抗挫折、团队合作精神、情绪控制力、主动、灵活、坚持等,二是人际影响力。例如沟通、说服、演讲、关系技巧等,三是自我管理能力。例如时间管理、个人形象管理、自我规划等,四是审美管理能力。例如礼仪、社会和职业形象管理等。 二、构建高职经贸类专业职业素质培养体系的途径 1.开设经贸类专业职业素质培养系列课程,创建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 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必修课程中,除了要开设一些基础职业素质教育课程,例如《职业生涯规划》、《心理健康》、《创业与新新》、《就业指导》、《职业道德修养》之外,经贸类专业还需要特别开设例如《职业形象塑造》、《人际沟通》、《中国传统文化》等与经贸文化和人文素质有关的选修课。而对于经贸类不同的专业,职业素质选修课应有所区别。以国际贸易专业为例,应增加跨文化沟通内容,而对文秘专业的学生则侧重个人形象管理和礼仪知识方面的内容,对营销专业则加重心理素质训练方面的选修内容。 必修或选修的素质系列教育课程要贯穿三年的学习过程,构成完整的课程体系,循序渐进,逐步培养学生经贸类职业素质。与此同时,要改变以往只以学习成绩为唯一考核指标的考核体系,加强对学生包括学习和日常行为在内的全方位的跟踪考核,构建全面的职业素质考核体系。经贸类专业应增加例如商业道德、行为规范、组织能力、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等方面的考核,并给予一定的分数达标要求,把隐形的职业素质通过一套有形的指标体系反映出来,给每位学生建立完整的学生素质测评表,同时要把此表反映在毕业生推荐表上,供用人单位参考。 2.深入推进与经贸类企业的互动与合作,积累职场实践经验 企业是学生将来的工作环境,让学生更早更多地接触企业进入企业,将更加有利于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学生通过岗位认识、参观学习、课余兼职、工学交替、顶岗实习等方式,充分融入企业氛围之中,传递企业的效率意识、服务意识、竞争意识和团队意识等,也客观地认识到工作岗位中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从而全方位做好胜任未来岗位的准备,为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工作环境打好基础,以职场实践促进职业素质的提高。邀请行业、企业的专家、一线工作人员、业务骨干和优秀毕业生进入学校,为在校学生作如“财务人员职业能力与素养”、“物流业发展与学生职业能力提升”等职业素质系列专题讲座和报告等,让学生在校园内就能获得有关企业的信息、企业的用人要求,感受来自于企业的文化,触摸到市场的脉搏,有效的缩短学生从“校园人”到“职业人”转变的时间。 3.打造独特的经贸类校园文化,提高人文素质 良好的职业素质培养,不是靠哪一门具体课程就能实现的,也不是靠一两次活动就能完成的,而是在一种具有职业特色的校园文化的长期熏陶中,在潜移默化中养成的。因此,为了培养适合经贸类专业的职业素质,就应该有针对性地营造经贸类特色的企业文化氛围。例如可以让校园的每一面墙都会“说话”,说“行业话”、说“企业话”,把一些著名的商业企业照片、成功商业人士的个人成长故事、企业用人的最新要求等与经贸类职业相关的内容,张贴公布在校园的显眼位置,而且一定要定期更新,让学生感受到经贸类行业的日新月异的特征,增强自身学习的紧迫感和学习动力。其次,有针对性地开展与经贸类有关第二、三课堂,开展各种经贸类社团活动、各种经贸类协会活动、企业社会实践活动,举办经贸类职业技能节,开展各种技能比赛,提高学生动手操作的意识和能力,营造浓厚的经贸技能操作氛围。支持鼓励学生们参加如“全国职业院校外贸技能大赛”等经贸类全国各地技能大赛,重奖技能竞赛的优胜团队和个人,激发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对专业的热爱,提高职业技能素质。开展素质拓展训练,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团队精神,进行创新能力、决策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的有效辅导。 4.加强职业规划与创业指导,培育积极向上的职业意识 将职业规划从入学开始就引入学生职业素质培养中,倡导学生科学系统地将专业、学业、职业统一起来。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学生们就能与专业教师和同专业的毕业生面对面交流,通过“了解职业倾向”、“职业近路及职场探索”、“职场伦理测评”等方面的在线测评,分析出学生的各种职业素养,并给出适合的职业选择,形成该学生的“人才DNA资料”。根据测评结果,系统地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分析,根据自己的兴趣、性格来做好职业规划,并指导他们根据所选职业的要求来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和素质,合理安排好3年的学习计划。 例如,某一经贸类专业新生在入学时将自己的职业定位暂时选择为“人力资源”,他则可以通过专业课程学习、选修课学习和“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证书的考证,来让自己在未来的3年学有专攻,为自己走向社会选择职业打好坚实的基础。在帮助高职学生进行职业规划的同时,给予学生一定的创业指导,帮助学生熟悉自我与社会,着力培养学生包括心理承受能力、吃苦耐劳品质、合作精神,提升就业竞争力,提高创业创新能力,实现大学生由择业、就业逐步发展到职业、事业的终身可持续发展。 作者:张明 单位: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初探 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初探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促使大批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立足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运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我国国内没有统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从而导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异,致使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1. 公共管理学研究陷入“西化”误区 多数学者和研究成果以介绍国外研究现状与评论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或者是试图按照西方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来解释中国。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固化西方经验,陷入“西化”误区。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用西方话语系统来解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论研究过程充满了直接移植和加工痕迹。在一份“行政管理学前沿与热点问题研究综述”在谈到研究薄弱环节时认为,特别是在对国外政府管理经验的研究方面,一般往往停留在介绍和引进层面,缺乏深入的分析,对于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真正有效实现西方经验与中国政府管理实践的结合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不可否认,引进和吸收是理论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数量积累阶段和创新准备时期。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暗含着一些包括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的当然前提条件,比如他们认为当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以及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这种结果形成其典型的畸形研究范式就是从西方现成的理论出发,依据西方最新流行理论,对照中国公共管理现实,指出实践中不符合理论之处,把原因归结为根本体制(暗指难以改变的基本制度)。于是,提出对策和得出结论就必然习惯性地陷入“体制无奈”,造成公共理论研究实践中无为。盲目的寻找理论根据并生搬硬套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容易导致学术上的坐享其成消极思想的养成,而且无法结合我们的现实国情,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共管理模式的建立都是一种误导。 2. 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实质性知识的增长 公共管理学研究热衷于理论概念的“时尚”与研究成果表达方式的“语言陌生化”,偏离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有学者概括,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发言最多但水平不一定更高的现象:观点炒作多理论创新少,应景之作多,知识积累少;学风浮躁者多,治学严谨者少。在西方所谓“普世”理论与中国基本“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出现了两种倾向: 2.1西方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的盲目引进 我国过于追求理论时尚,对国外最新流行的公共管理理论采取“夹生饭”引进方式并加入个人喜好,专注于制造一些似是而非概念,以“西化洋化”的姿态出现。首先,表现为对外来知识和历史知识消化能力不强。知识没有国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引进大量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理论,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知识的空白与不足,非常必要。但其中让人感到消化能力不强,如照抄照搬,很多理论仅停留在移植层面,和我国现实的结合还是两张皮。 2.2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反思 国内学界受到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各种范式争论的强烈影响,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常常从自己原来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呈现出完全相同的理论观点但却各自表述的状态,看似百家争鸣,实则原地踏步,理论对话与争论陷入缺乏反思的“自说自话”境地。西方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正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西方的公共管理学在逐渐的意识到自己在知识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地完善和改进研究,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身份”和学科地位,实现公共管理知识的有效增长。相比之下,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缺少必要的“声音”与“反思’。 3. 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 “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指把产生于国外的公共管理学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及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使其从概念工具到知识范式、从精神底蕴到具体方法,均符合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心理特征、交往行为、价值取向、情感诉求等,以便能够最充分地体现和适应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公共管理学本土化研究,最核心本质的问题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理论。 因此,公共管理的机制主要不是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对于经济和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都较高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突破的公共管理创新模式,而中国的现实显然与此相去甚远。还有如废除科层制、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改革等主张也是如此。长期习惯于奉行西方“经典”理论,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最应有的对中国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具体制度,毫无经验可循,立足本土化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中国理论界对于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但是,关注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公共管理研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管理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公共管理的特色。因此,需要有特殊的公共管理理论来为之服务,需要将公共管理的理论民族化”。再如,“领导者”难题。在任何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领导者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政治决断力和能力决定着改革的命运,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公共部门的领导者是任命的,并且没有严格执行任期制,变动较快。这一方面导致了诸多改革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终止,另一方面也使得新到任的领导人为了获得任命部门的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频繁地以“创新”的名义做出各种决定举措。因此,公共管理改革也受困于“政绩工程”之累。即使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改革强人”也会遇到“人走政息”的难题,也必须面对“过激”的改革措施,遭遇到公共管理部门内部既得利益的阻挠。 总之,借鉴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过多,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本土化研究的文献越少,对我国“真实世界的公共问题”的深入研究就越缺乏。 公共管理学论文:案例教学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发展和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阐释了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和意义,分析了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并在基础上探讨了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完善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是培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级管理人才的主要阵地之一,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教学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教学方法的运用是否恰当。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在国外近几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专业实践的教育与培训的诸多领域,如法律、医学、商学、公共管理、教育,等等。这种教学方法在国内的应用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教学过程中科学地应用案例教学方法,就成为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及意义 案例教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10年的美国哈佛大学。如今,在哈佛商学院,所有课程都用到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要学习400-600个案例;肯尼迪政府学院60%的课程运用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学习100-140个案例。哈佛的案例教学极为注重启发、讨论与互动,强调把现实问题带到课堂、把理论变成解决问题的公开讨论、把教师的单向讲授变为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把个人的思路变为集体的智慧。哈佛大学商学院对“案例教学法”的成功运用和实施,使其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学方法走向的成功教学模式。特别是在培养应用型、实战型的管理人才方面,它具有独到的功能和效果,受到管理界、教学界的重视、支持和欢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课堂讲授、案例研究、研讨会等九种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分别在知识传授、分析力培养、态度转变、人际技巧提高、接受度和知识保留力等六个方面对各国专家做了广泛调查,结果发现案例研究的教学方法综合效果名列第一。那么,什么是案例教学方法呢? 关于案例教学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小劳伦斯·e.列恩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教师们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特定教学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和技巧。”与传统教学的单一讲授方式、教师独自选择教学内容、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控制等方面不同,案例教学方法具备如下特点:1.教学以讨论为基础;2.学生知道得多,教师的知识并不是权威性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学识负责;3.知识和思想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双向流动,并在学生中间互相交流;4.通常学生是关注的中心,在论题选择和讨论方式上教师与学生共享控制权,而且教师经常作为辅助人员或资源提供者处于次要地位;5.总的目标是提高和增强学生的评论性的、分析性的思维和概括能力、辩论能力及说服力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心。 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对于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队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改革实效化的需要。作为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基本理论并不晦涩难懂,难就难在如何权变的应用理论上,只有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才能让学生明白。所以引入案例教学对我国高校管理教育思想及教学方法的改革发展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其次,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务员考试与公共管理教育职业化的需要。随着《公务员法》的颁布与实施,公务员考试与录用进一步规范化,具有了更强的筛选与鉴别作用。此外,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有较强的进入公共生活的择业诉求。为了适应这两方面的需求,以公共管理案例分析为契机的教学模式转变必须关注公务员考试及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基本职业能力和职业潜能的培养。再次,案例教学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加强学界与政界的联系。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会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更新。透过案例,可以大致了解管理环境的变化趋势,发现现有理论的薄弱和不足之处,从而推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同时,通过学界与政界的交流与合作,既可以提高公共管理教师的实践能力,又可以提高政府部门人员的理论水平。 二、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 首先,教师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有的教师没有意识到案例教学是在教学观念和方式上的一次深刻变革,他们认为,“案例”就是“例子”,举例说明某个知识要点就是案例教学,而没有真正转换教学思维,也就不会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更不会使教学效果有明显的改善。有的教师则认为“案例分析”是一个专门的课程,可以通过开设一门“行政案例学”课程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案例教学是可有可无的,不一定有效。他们认为案例教学无法替代社会实践,学生们通过交流不成熟的意见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其次,学生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由于长期的传统教育模式而形成的被动接受知识的依赖心理的影响,学生对案例教学的适应能力还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不愿主动学习、不愿参与讨论的惰性。另外,我们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在课堂上的反应。尤其是受我国传统文化的无形影响,很多学生即便对讨论的问题有想法也羞于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 再次,案例收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公共管理研究还不深入,我国多数高校的公共管理教学仍然采用老套的“灌输式”教学,以“两教(教师、教材)为主体,“耳提面命”式地向学生讲授单纯的概念和课程逻辑体系,而对案例教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滞后,尤其缺乏适用、规范、本土化、针对性强的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案例,影响了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具体而言,在公共管理的案例教学中存在“三多三少”现象,所谓“三多三少”,即:旧案例多,新案例少:第二手案例多,第一手案例少;西方案例多,本土案例少。 三、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对策 1.建立和不断优化案例资源。开展案例教学首先要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案例资源,建立一个各教学单位可以共享的案例库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成立案例搜集制作组,建立具有相应社会性的案例专门研究机构以形成稳定的案例工作队伍,明确任务,专门负责对外的实际调查,搞好和政府及其他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以期比较容易地获得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构建全面而准确的专业案例库,为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提供案例源。一方面,高校可以聘请一些公共组织的工作人员作为学校的兼职教师,帮助制作案例。这样,既可以保证公共管理案例的真实性、及时性和指导性,又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更加贴近实际的素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整合公共管理的研究人员,形成稳定的力量,组成业务网络,建立起各研究单位可以共享的公共管理案例库。比如,美国早在1948年就由纽约卡内友公司资助,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撒拉克斯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组成了公共行政案例编写委员会,研究成果由各大学分享。 2.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教学案例。要有效地开展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其前提是要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在案例选择过程中,为确保案例的典型价值,应坚持以下原则:首先,案例的选用要符合教学目的。要充分考虑到案例与理论教学内容的相关性,选取的案例要与教学理论知识相吻合,针对这些知识的重点、难点。比如在“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教学中,我国“大部制改革”就十分引人瞩目;其次,选取的案例应具有典型性、真实性、时效性、针对性。所选案例必须是反映公共管理实践某些或某类情形的代表性事例,最好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内涵具有普遍意义,内容真实可靠,可信度高,通过对其分析可以获得一般性的知识和技能,从而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比如在“公共危机处理”这一主题下,“911事件”、“抗击非典”、“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出租车司机罢运”、“农民工上访”等问题导向明确且较具代表性的个案就很易备受关注,具有典型意义。再次,教学案例应该具有开放性与挑战性,能够引发不同的观点、思考和争论,能够对分析者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形成一定的挑战,使得这些能力经由不断磨炼而得以加强。 3.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和手段配合案例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案例教学方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在高度的拟真性和鲜明的教学目的中,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案例教学不仅在教学理念和方式上与传统教学不同,而且要求与一定的物质安排相适应。采用现代技术手段配合案例教学必然是未来案例教学的发展趋势,选用声像结合的案例,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富于动漫色彩的课件,辅之以适当的背景音乐和短片,能够创造界面友好、形象直观的交互式学习环境,提供图、文、声、像并茂的多种感官综合刺激,还能按超文本、超链接方式组织公共行政管理学科知识和公共行政管理教学信息。因而对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帮助,可大大提升课堂的直观性,让学生身临其境、深受启发。现在国外甚至于已有学校尝试租用卫星通道,进行远距离乃至跨洲的案例讨论与学习。这预示着,未来的案例教学将是“无缝式”的,案例教学传统上被划分为学习者先独自对案例作分析,继而以小组和全班的讨论这样一种学习环节的界线将逐渐消失,学习将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 4.加强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能力。案例教学是由教师、学生、案例三要素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它要求教师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和高超的教学技能,教师教学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高校应加大投入对教师进行系统的案例教学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的能力。首先,教师必须转换传统的教学思维方式,发挥“引导者”的作用。所谓教师、学生和案例三者积极互动,就是强调教师以案例为主要素材,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情怀影响学生,以情带学,以平等的姿态带领学生一起进行案例的分析和研讨。教师要做导演、主持人、组织者,而不要做演说员、评论员、仲裁员。其次,完善案例研究,加强案例写作。案例教学法须以高质量的案例研究为基础,唯此才能真正高效地展现“问题”中所涵的冲突,发掘更多的洞见,更好地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奔巴萨特等方法论学者指出,案例研究要注意的程序是:(1)研究主题与目的的确立;(2)分析单位的设计;(3)单一个案或多个案的研究设计;(4)选择对象的研究设计;(5)资料研究方法的研究设计。[5]p396再次,借鉴国外做法,积极开展高校与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合作,聘请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中具有丰富的政府工作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兼职老师,传授公共管理中的实践经验。比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品牌教授、“大腕级”骨干教师多数有从政的经历,有些人担任过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还有一些人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经济、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等方面的高级顾问或助理,大多是毕业于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他们从政经验丰富,社会声望高,学术功底扎实,影响力大,特别是在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防与外交等方面见多识广,研究成果丰富。 5.注重评估,建立案例教学效果测评系统。 课堂案例研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案例教学的完成。因为与传统课题教学相比,案例教学中开放式的讨论虽然更能激发学生的智能和各种技能,但缺乏客观的评价依据,增加了教师评估学生知识接受程度的难度。因此,跟踪研究教学实践,注重教学评估意见的收集和反馈,建立与案例教学方法配套的教学效果测评系统就显得非常必要。每次课后,教师应及时召集学生针对本次课堂案例教学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和建议,听取学生对案例教学效果的反映,以便为案例教学的改进奠定良好的基础。譬如:对学生的负责和鼓励程度、课堂上的主要观点和看法的清晰程度、课堂讲授与自由讨论之间的平衡程度、教师的优缺点、案例及阅读材料的质量等情况向每个学生分发征求意见表并及时收集整理反馈,督促有关教师做好改进工作,提高案例教学水平。 公共管理学论文: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 摘要:公共管理学科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学科,但是因为发展时间较短,所以还存在许多弊端需要解决。以当前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为基础,结合近年来的工作经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学院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战略及战略应用方式,为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学院发展;公共管理;发展战略 一、引言 公共管理学是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是一种学科,对公共组织、政府组织等进行研究,明确各组织的学科群体系。国家近年来一直在强调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并且还在不断的强化社会管理创新,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下文将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 二、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阐述 1.内部整合战略的应用。充分的利用各大学院内部资源,对公共管理学科资源进行高度整合,并发挥出其应有的优势,促进校内公共管理学科与地区之间公共管理实践的相互结合,使二者可以深入互动,以此来提升公共管理的影响力。内部整合战略的内容集中在打破当下校园内部不同学科专业隶属界限,并对学科资源进行集中处理,全面实现专业整合。将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当成主要的学科集群来看待,结合一些强有力的工作模式,对政策进行调整,并将公共管理学科当成当下学院学科新增长点来看待,集中院内的资源促进其发展。当下学院公共管理学科一般都是集中于多学科基础之上的一种应用型学科,所以教师必须要对各种力量进行整合,并通过共同承担的形式,来做好项目研究以及跨学科培养,促进不同学科交叉融合。2.外部联合战略的应用。学院方面不但要抓住时代所赋予的各种机会,同时还要尽量多的挖掘各种资源,全面实现外部联合。外部联合战略是一种比较全面的战略,不仅要政府和其余的部门相互联合,同时还要构建项目实训中心,打造实训基地,让所有的教师都可以真正的步入到公共服务工作前线中去,提升教师对社会问题的认知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构建理论化的市场服务工作体系,通过各种形式来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学院的科研水平,促进其形成良性循环结构体系。学院方面还要和国外的一些著名院校或者是著名的科研机构相互结合,强化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深度以及合作深度。在院校内部,选择一些潜力比较大的学生或者是教师,将其送到国外来学习先进的经验与学员公共管理学科的技巧。3.横向发展战略的应用。学院方面不仅要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同时也应当尽量的做到集思广益,多吸纳来自于社会的资源,促使校方可以真正的做到横向发展,解决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学院横向发展战略包含了社会需求与校内实际需求这两个方面,要积极的对学院所在地区优势专业进行申报,并适当的拓宽公共管理学科范围。4.纵深拓展战略的应用。纵深拓展战略是学院发展过程中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需要全面综合社会需求与校内的实际发展情况来开展相关工作。充分利用当下社会学术繁荣与崇尚科学技术的机遇,积极的对各种资源进行协调,并申报公共管理硕士点及MPA,实现纵向拓展,减少来自于外界的威胁。 三、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措施 1.提升学科队伍综合素质。所有的组织想要正常发展,都必须要有专业化的团队,并不断的提升团队综合素质,吸纳来自于社会各界的人才,人才也是团队组织最核心的资源之一,与组织核心竞争力相关联。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学科队伍,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学科的正常发展。相关工作人员要尽量的增加投入,利用外部引进结合自身培养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学科带头人,带领团队走向专业化。学院与公共管理学院要积极的相应国家公共管理学科相关专家学者的号召,吸纳其先进的理念与公共管理方法。尽量为这些专家学者提供优厚的工作条件与待遇,从中寻找学科带头人。观察教职员工,在员工中寻找最具潜力且个人能力比较强的在职教师,将这些教师送到国内外各种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比较深入,或者是发展比较快的环境中进行培养,使其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学科带头人。从外部引进高水平专家,可以带动学科发展。让学院内部的教职人员可以和领域内的专家零距离接触,学习各种公共管理方面的知识。这种老带新模式可以让教师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但是成本比较高,聘请来的专家学者对学院的忠诚度也比较低。学院内部自主培养学科带头人,不仅需要耗费的成本比较低,同时这样的带头人自身忠诚度也比较高,便于日后工作的开展。但是自主培养成长速度相对较慢,而且只能实现个人成长,如果教师转业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离开岗位,还会出现师资流失的问题。所以需要将引进来理念和内部培养模式融入到一起,不仅可以带动公共管理学科高速发展,同时还可以培养一些专业化的人才,营造出更加理想的学术氛围,全面提升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吸引力,避免出现师资流失等问题。高校是智力密集型行业之一,高校及相关学科想要正常发展,离不开教师队伍的支撑,必须要做好教师队伍培训工作,才能保证高校的正常发展。教师工作强度比较大,需要承受来自于社会、家长、院方以及学生等诸多方面的压力,所以心理压力比较大。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激励方式来对教师进行激励,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员工需求差别方面的问题,会导致激励手段出现短暂性缺失。所以要综合地区文化以及学校教师特点等,构建更加完善的激励工作机制,言出必行,进而调动学院内教职员公日常工作积极性,带动教师的工作激情。2.对公共管理学科下的所有专业进行全方位整合。当下许多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下属专业都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严重影响了学科的正常发展,所以需要对当下现有的专业隶属进行整合,将其规划到公共管理学院旗下。该处理方式优点比较明显,不仅可以帮助院方对学科进行统一化管理,同时还可以实现充筹兼顾,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院方可以按照当下国内的实际发展形式,结合院校的实际情况,突出日常工作的重点,并加快相关专业的发展速度,借助专业化的力量来进行全方位推进。将所有隶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专业都整合到一处,便于后期专业资源的利用,还可以强调学科群整体发展优势,提升发展速度。 四、结语 上文首先从纵深拓展战略的应用、横向发展战略的应用、外部联合战略的应用、内部整合战略的应用四个方面,对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进行了阐述。之后分别从对公共管理学科下的所有专业进行全方位整合、提升学科队伍综合素质两个角度,提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措施。希望可以为学院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参考,促进相关产业链条的不断完善,提升工作质量。 作者:王宇峰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情景模拟教学分析 摘要: “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的目的是通过案例教学,让大学生模拟面对实际问题时的感受,思维,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思维能力。“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是公共管理学科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一种重要途径。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如何培养学生在轻松的学习环境中掌握到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要点,培养学生适应各种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提高学生处理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的能力,这是人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重要性;实施 一、引言 近几年,培养高校学生的实践能力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教学法,在理论知识和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搭建了一座桥梁,即在模拟过程中巩固了专业知识,又增加了实际操作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的内涵 “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是案例教学法和情景模拟教学法的融合,是一种以教师提供实践案例,学生对案例进行思考、分析、讨论,对案例反应的问题作出判断和结果,模拟自主解决问题的一种互动式教学方法。教师围绕某一教学主题,提供一个实践案例,创设情境并引导学生扮演角色,将整个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情景再现,让学生通过角色扮演,设身处地的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三、“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应用的重要性 第一,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演示法、教授法等为主要教学模式,学生觉得枯燥无味,学习效率低。“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教师主要起到组织、引导的作用,大学生占主导地位,成为信息加工的主题,从而可以让学生高效率的学习知识要点。第二,目前大学生实际操作技能严重缺乏,“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具有实际模拟性,用真实场景的管理实践中的一些实例,真实地反映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也可以培养学生实操技能,增强学生对突变环境的分析能力、应变能力、组织能力,同时也可以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让学生更快地融入社会。第三,“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能充分的调动学生学习、运用公共管理知识的主观能动性,培养良好的学习兴趣,将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索,养成积极主动的学习习惯:首先,“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实际教学中实施过程:其一,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学习基本的理论知识,是教学中实施“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的关键所在。教师应先根据教学目标选取基础理论知识进行讲授,使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知识。除此之外,还应学习模拟场景的基本理论知识,这也是在“案例+情景模拟”教学中顺利进行的关键所以在;其二筛选合适的案例。案例的筛选至关重要。就目前“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应用过程中采集案例的途径比较单一,大部分只能采用国内其他高校教师编写的案例,不能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现状针对性的教学。在筛选案例的时候,人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这个案例能否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实施,能否通过情景模拟来达到教师预期的教学效果,还有就是要考虑到这个案例在最后是否容易进行评估反馈;其三编制方案。在实施“案例+情景模拟”教学中,由于受到课堂现实条件的制约,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的场景,要求模拟的情景接近现实。遵循模拟场景的基本原则,设定好时间、参与人数,角色的设计与分工,以及模拟的目的、预期效果等各个环节。在编制方案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学生的自身学习状况,进行不同的分工,也可以互换角色,锻炼学生处理不同问题的能力;其四师生共同参与“案例+情景模拟”教学。在情景模拟中,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教师引导学生研究案情,分析各个角色的作用,同时也要维护好课堂秩序。教师与学生要注重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同时要遵守模拟场景应有的程序。参加案例情景模拟的学生要考虑现实众多因素,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当学生所扮演的角色在模拟过程中出现问题,教师应该立即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如果在模拟过程中出现不同观点陷入困境时,教师应该及时补充一些专业信息,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待情景模拟活动结束后教师要及时评估反思,对在模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加以分析,找出解决的办法。 四、结束语 总结“案例+情景模拟”教学通过符合教学内容的案例进行场景再现,让学生通过亲身体会来进行讨论的一种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可以增强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今后走向社会更容易融入工作中打下基础。 作者:朱辉 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黄山市分校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课程建设思路改革研究 一、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现状 1.国外现状综述 公共管理的学科前时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对西方政府管理的研究,但当时公共管理学是附着于政治学之中没有独立出来(薛澜,2002)。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开创性文献,伍德罗•威尔逊(1887)发表的《行政学研究》(TheStudyofAdministration)标志着公共管理学的正式诞生。在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公共管理学》作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专业基础课,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国外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已有超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源起于1924年美国希拉丘斯大学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成立。随后,很多国家相继成立了公共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应运而生,逐渐成长为各国公共部门培养研究生的一门核心课程。美国作为最早开展MPA教育的国家,其MPA教育发展颇为成熟,其他各国在学习、仿效美国MPA教育的基础上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MPA课程,但公共管理学始终为其核心课程。美国曾对218所MPA教育机构展开调查发现,公共管理学都是作为其最早的核心课程加以设置。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作为美国MPA教育的首选核心课程,突显其在MPA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虽然西方并没有“精品课程建设”相关说法,但从公共管理学被列为核心课程可以窥见西方国家对公共管理学的重视程度。 2.国内现状综述 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较晚,直到1986年,其前身——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和教育才得以恢复。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设立了管理学门类,下设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农林经济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5个一级学科。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9年5月第17次会议上正式批准在我国设立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教育,我国MPA教育已历经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001年国务院首批MPA试点院校为24所,2003年新批MPA培养院校23个,截止2012年,我国已有102所MPA培养单位。《公共管理学》作为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核心课程,已在所有MPA培养单位开设。与美国相同,《公共管理学》在我国MPA教学中也是首选的核心课程。笔者以“精品课程建设”和“公共管理学”作为主题词,以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作为检索源进行文献检索,截止2014年12月30日,检索到与此主题相关度较高的文献只有1篇。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高校精品课程建设现状,笔者又以“高校精品课程建设”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到相关度较高的文献共有326篇。由此可见,自2003年教育开始建设精品课程以来,学者们对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逐年上升,到2010和2011年达到高峰,直到2012年才有所回落。由文献检索结果可以看出,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未达到深入的层次,这些研究大致集中在精品课程内涵、问题等的较为泛泛的基础性研究上,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去专门课程的研究,由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的文献可见一斑。由此,未来我们对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趋势应聚集于对具体课程建设的关注上。 二、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要素解析 精品课程建设是一个结构严谨的系统工程,由若干要素构成。既包括一套适宜的教学方法、追踪前沿动态的教学内容,一支优良专业的教师队伍、一本优秀的教材,也包括教学管理建设。 1.教师队伍建设 精良的教师队伍是精品课程建设的主体,直接关系到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效果。教师队伍建设与精品课程建设是相辅相承的。一方面可以通过精品课程建设促进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的教师梯队的形成,并保证这支队伍成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主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培养教学名师,不断提升教学水平,保证精品课程建设顺利的、可持续性的、高水平的完成。 2.教学内容建设 教学内容的创新性和前沿性是精品课程建设最突出的特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落脚点,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精品课程的教学内容要保证创新性和前沿性,就必须广泛吸收先进的教学经验,学习优秀的教学成果。对于MPA学生来说,实践性的教学内容应予以重视,因为MPA学生更多需要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因此,必须实现理论讲授与实践学习相结合。 3.教学方法与手段建设 恰当的教学方法是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教学内容必须更多依赖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得以体现。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会带来不同的教学效果,对教学内容的把握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同样,对于MPA学生而言,教学方法也应更加契合实践教学内容。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和手段应在教学过程中多加以应用,贯穿始终。条件成熟后还可以考虑建立公共管理模拟实验室进行实训教学。 4.教材建设 教材是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知识载体,也是从事教学的基本工具。是支撑和推动着精品课程的基础和关键性环节,它的特色和创新对精品课程建设意义重大,它直接影响到精品课程建设的成败。故而,我们应该重视精品课程教材的建设,一般来说,一本优秀教材应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丰富的实用性,较强的前沿性,同时配以相关的案例,习题库。5.教学管理建设对精品课程建设进行规范管理对于促进教学工作的整体改进和提高,保证教学质量和课程建设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通过建立课程建设档案来实现规范教学管理,课程建设档案包括课程背景材料、教学团队总体状况和结构分析、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参考资料、课程建设报告,教学研究论文、教学成果与评价等资料。 三、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思路与改革路径 课程建设应从前提、核心、特色、关键和保障五个方面探索课程的改革和建设。具体而言,前沿化的教学内容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前提;精良的教师队伍建设是精品课程建设的核心;创新的实践教学内容是精品课程建设的特色;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关键;规范的教学管理是精品课程建设的保障。为此,我们为课程改革和建设精心准备了改革措施: 1.明确课程定位,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1)选用优秀教材和教辅资料。我们选用在公共管理领域受到广泛好评、适合MPA学生使用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陈振明,人大出版社,2009)一书作为教材。相比其他教材,这本教材设计的讨论话题,有利于理论知识和现实问题相结合,启发学生发散式思维,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同时结合所用教材将西方公共管理学的经典书目列为学生参考书目,并鼓励学生讨论阅读心得,丰富和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2)追踪学科前沿,展示最近研究成果。教学内容应根据理的相关理论知识与时事变化紧密结合起来。(3)精选和编写公共管理案例集,理论与案例相得益彰。对于MPA学生而言,公共管理学的案例讨论分析在公共管理学课程设计上应占有较大份量,因为MPA学生多为有实践经验的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所以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将实际案例嵌入其中,使得两者相得益彰,既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又升华了对实际案例的分析。 2.加强师资梯队建设,推进教学改革 (1)组建校内外教学梯队,完善教师构成。积极组建由理论课教师和实践课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本课程组由三名教师组成,一名教授,二名副教授,两名副教授负责主讲教学、辅导教学等作用,教授负责案例研究及案例库构建。我们将聘请政府实务部门的负责人作为实践导师,指导课程实践教学,并逐步建立起实践教学基地。(2)大力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精品课程建设的教学改革,不是一劳永逸,需要随着知识的发展而不断地与时俱进。显然,作为主导课程教学改革的教师,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其成功开展的关键的因素。”因此,课程团队应围绕精品课程建设大胆推进教学改革,不仅保障精品课程建设的顺利推进,而且保障教学水平的大幅提高。 3.实践教学内容、模式与考核的科学化 作为专业的核心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特色。实践教学内容丰富,本课程初步设定3学分,48学时,其中实践课时10学时。(1)实践教学模式多样。根据MPA教学特点,需要实施多样化的教学模式。首先是案例教学。按照公共管理学学科特点及前沿动态,将其划分为多个专题,以专题为单元进行案例教学。针对不同专题准备不同的案例,案例紧紧围绕专题内容展开。案例的准备应有针对性地从报刊、互联网、电视、社会调查、专题研究等不同渠道精心搜集和制作案例,并根据教学实践的反馈,对案例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同时要与时俱进的更新案例,强化学生对专题的理论和掌握。案例教学除了案例讨论分析的形式外,还辅以情景模拟、角色扮演,视频播放等,增加案例的生动性、新颖性,同时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和效果。其次是实践教学基地参观学习。最后是进行社会调研。(2)实践教学考核科学。与传统考试考核不同,MPA公共管理学的考核应将实践教学环节作为重要一环纳入其中。在课程教学考核中,期末理论考试成绩只占到总成绩的50%,将学生的课堂讨论、案例分析作为实践教学的一部分加以考核,占到总成绩的50%。这样考核的初衷是基于MPA学生的特点而设置的,主要是出于强化实践教学的考虑。校外课程实践的成绩可通过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和学生自主互评三方评价机制,即校内导师占总分的40%,校外导师评价占30%,学生自主与互评占30%。这种考核方法,既考察了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与把握,又考察了学生对基础理论的实践应用能力,同时也检验了教师的教学效果,富有成效地促进了课程的教学相长。 4.改进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迎接慕课时代的到来 (1)实现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多媒体化。随着慕课时代的到来,任何人都有机会接触名校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接近了普通人与名校的距离,因此,可以借鉴慕课优质资源的建设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设出优质的开放教育资源,实现优质资源共享的目标。(2)组织学生进行科研创新活动,开展研究性学习。教学与科研互为支撑,密不可分。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组成研究小组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公共管理学的前沿知识和案例进行探讨和研究,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创新能力。可以通过沙龙形式,研讨会形式,学生授课和展示案例的形式,促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在参与、讨论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寻找研究兴趣点和切入点。 5.规范教学管理,搭建课程、专业与学科共同发展的平台 精品课程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通力支持。教学管理涉及课程建设的方方面面,能够给精品课程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因此,必须对教学管理加以规范,全面推进精品课程建设。这不仅要加强对精品课程建设的动态监控和管理,还要建立切实有效的激励和评价机制。严格申请、评审程序,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监管过程和验收指标的双重动态管理,确保课程的精品性和示范性。 作者:郭蕾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究 一、公共管理人才需求与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设置存在趋同现象 目前,黑龙江省本科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专业设置存在趋同现象。很多学校公共管理学科相关专业原来都是省内唯一,而随着高校不断扩容,开设相同专业的学校开始增多,其课程设置、专业培养目标等都很相似,结果就是虽然学校培养的人才数量增多,但由于各校的培养机制不能充分体现学科背景特色,导致毕业生缺少优势和竞争力。由于新增专业的师资力量、培养条件等方面存在不足,使得毕业生在理论基础、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 (二)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匹配 目前,黑龙江省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较快,开设公共管理的学校较多,专业设置较为齐全。但从专业对口的角度来看,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供给与需求不匹配,虽然此分析是针对黑龙江的公共管理毕业生就业情况,但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映射出全国的情况。 (三)政府、学校、社会之间协同度低 政府的人才发展规划及政策中对于人才的需求和培养要求是孤立的,与实际社会需求脱节。各级学校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上也是各自为政,没有考虑到全省的整体状况,忽略了与其他学校的沟通,因此导致政府、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协同度较低。 二、跨部门协同理论对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启示 跨部门协同分为紧急状态下的协同和常态管理中的协同,后者是核心所在。跨部门协同强调的是通过部门间的协作提高效率。跨部门协同理念给予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启示: (一)各部门间协调不够是产生供需矛盾的根源 导致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在地方政府人才开发规划、社会需求、学校人才培养方面产生不匹配现象的原因是不同部门的出发点不同,都是围绕本部门的发展和利益做出各种设计,各部门协调不够导致供需矛盾。政府应结合地区发展需要拟定人才开发规划,提出人才培养的数量要求。学校根据学科发展、专业设置以及综合实力等方面制定招生和培养方案。企事业等用人单位依据年度用人计划确定用人要求和数量。学生则根据自己的分数以及对学校的喜好程度、录取的难易程度做出选择。因此,不同组织间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与培养失衡,导致急需人才供不应求,而同时很多毕业生却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局面。 (二)通过跨部门协同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公共管理类专业的总体培养目标是能够有效胜任政府部门行政管理工作和非政府部门的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的人才,因而必须梳理好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做好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通过跨部门协同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三、跨部门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对策 (一)重视协调学科申报与审批的关系 无论是新学科点的设立,还是重点学科的申报,各学校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目的就是让学校的学科体系更庞大,增强学校的综合实力。然而,任何学科和专业的建设都需要考虑学校的学科优势以及社会需求,如果不能进行充分论证,即使通过了学科申报,未来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会遇到各种问题。而这不单单是学校一方的责任,学科审批部门不能宏观把握学科发展的整体趋势和充分了解社会需求,仅根据一般性的评价标准去设立和论证新学科的申报,应当负有重要责任。从跨部门协同的角度出发,需要处理好学科申报和审批的关系。政府主管部门与学校之间、用人单位与学校之间、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要充分协商沟通。对新学科以及专业的设立应充分采纳不同部门的意见,在审批程序中要增加社会需求指标的比重,避免学科重复、专业雷同。 (二)处理好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关系 跨部门协同强调“目标——执行——效果”之间的相互促进。从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角度来说,就是处理好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一切教育和社会资源,为社会各种组织培养和输送公共管理人才。整合不同层次的学校、机构的培养目标以适应社会人才需求,紧紧围绕着社会需求调整专业培养方案并有效执行,以达到预期效果。使学校及人才培养机构的专业设置更加科学化,转变传统的培养理念,树立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增强学校之间的协调和沟通,避免因专业设置趋同而带来的资源利用效率降低。 (三)建立“培养——使用——评价”长效机制 构建“培养——使用——评价”长效机制,建立组织间协同的标准、原则、机制,实现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监督和反馈。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有效使用和评价人才来衡量人才培养的质量。建立人才评价机制,就需要学校与社会组织间进行必要的沟通;建立人才使用机制,就需要用人机构与学校间形成顺畅的联系通道,传递有效的人才需求和使用信息。 作者:刘西涛 王炜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重点及方向 [摘要]尽管公共管理学科设置时间不长,但其在高校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因此,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重点与发展方向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关乎高校的稳固发展,因此,本文对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特征以及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希望这些建议能对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有所帮助。 [关键词]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发展方向 自20世纪80年代起,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历经了重建、发展和提升三个时期,且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良多。至2001年底,我国具有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高校已有132所。2003年底,在北京举办的公共事业管理骨干教师培训班吸引了来自全国150多所高校的200多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骨干教师参加培训班。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有了新的发展趋势,但其发展一直以来存在着许多问题,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相关人员解决现在已有的问题,还需要其为它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1公共管理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其一,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在课程的设置上会有避重就轻,主次不分的短板。调查研究发现,很多高校都只重视公共管理的学科性,而对其专业管理的职业性严重忽视,这完全是一种喧宾夺主的行为,不能突出专业特色的课程设置也忽视了独特的专业性。这种重专业、轻能力的课程设置,致使大多数学生对公共管理的实际操作掌握较少,只是掌握了理论知识。一方面,这种避重就轻的课程设置方式,使公共管理专业的进步和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另一方面,也致使学生因其在校所学的知识与实际操作中所需的知识相矛盾,所以在择业就业和工作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制约的境况。更重要的是,这样没有特色性和系统性的专业课程设置更不会形成一个符合实际的、有着清晰明确的公共管理发展思路为指导的建设规划。总的来说,这严重阻碍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发展。其二,新兴的公共管理学科还不曾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很多毕业的学生在就业中遇到了诸多问题,能力不被认可、行为不被重视也是屡见不鲜的。因其认可度不高,很多高校开设这样的学科专业都不被大多企业所知晓,其专业内容更是不被了解,好多本专业的学生也面临着就业困难等问题。再者说,不成熟的专业规范、模糊不清的专业课程设置、专业培养不定向,所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学校、社会三方之间互不了解。学生所学知识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无用武之地,学校所培养的人才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在很多企业和用人单位的招聘人才信息中他们没有招聘公共管理学科专业学生的考虑。此外,在我国很多正在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地区,都会采取不再招聘新人的策略来使编制大大缩减,此种策略使那些就业困难、前景不好、又缺乏经验的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大大增加。其三,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师资团队的教学水平和学术素养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为实现教育大众化的改革目标,高校要招收大量的公共管理学生,因学生数量迅速增多,原本的教师数量短时间内难以适应且根本满足不了教育发展的需求,教师数量严重短缺问题在许多高校都存在。这说明较少的教师要承担的教学任务是以前的好多倍,无形中加大了教师的压力,致使教学质量受到了严重影响,难以进行创新来促进学科发展。除此之外,公共管理学科教师的基本素养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当今时代,很多高校都实行学科带头人负责制,其中,很多高校明确提出需要学科带头人要更好地进行学科建设工作,特地为此成立了专业人才工作小组。一般情况下,学科带头人工作主要是负责执行本学科一些具体的建设工作,例如主持设计本学科的建设发展规划;负责对学科建设经费进行预算、利用、分配和管理;带领、指导、培养一些青年教师组建学术团队;进行学术研讨交流活动等。因为学科带头人作用重大,并影响着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所以近几年来公共管理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一直是各大高校十分重视的事情。尽管如此,学科带头人依然匮乏,其质量和数量远远满足不了理想的状态,以至于很多高校不能形成完整的教师梯队。单从教师本身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能及时接受新鲜事物、不懂得融会贯通、思维陈旧老套、创新能力不足、眼界不开阔、不能适应学科的发展要求等众多问题,在各大高校屡见不鲜,这些问题使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长期原地踏步,科研成果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 2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对策以及重点发展的方向 2.1完善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方向 为了实施多方面、多层次发展方略,相关人员应该抓紧时间着手整理和完善公共管理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从实际的专业发展方向来说,其可以调整人才培养的规格,为了使公共管理学科积极培养本专业的研究型人才,相关人员可以在减少和控制本科专业规格的条件下,尝试新模式,如进行公共管理专业本硕连读。另外,相关人员还应该加强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科研管理,狠抓科研,切记不可掉以轻心,应以本校此专业的办学特色为首要目标,快速建立本专业课程最为完整的题库。 2.2改进课程设置的策略 一方面,课程框架体系的确定要求高校应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笔者之所以觉得在专业课程中应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程设置为理论知识的总体构架,用来培养广大学生的政治素养,是因为公共管理学科展示着一定时期或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未来社会对公共管理学科人才人文素养的要求是高校现今应该做好的事情之一。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是为了学生综合素质稳稳的提升。高校设置的人文素质基础课程需要以综合化和系统化为原则,所设定的专业培养目标之一是使学生拥有一个扎实的人文基础。总的来说,高校应格外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2.3改进师资团队的策略 师资团队的结构建设应该引起高校的重视,每一所高校教师团队的整体质量是由师资团队的结构进行反应的,学校科研能力以及教学能力都受其影响。师资团队结构大体上由年龄、职龄、经验、学历等几个部分组成。作为一门刚刚开始发展起来的公共管理学科,师资团队的结构建设就更应该被重视起来,一成不变的、保持原本的师资团队结构、不引进新的“源泉”的陈旧模式终究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因此,源源不断招聘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综合发展的人才,是高校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只有这样,师资团队的结构才会稳定,教师团队才会被优化,为了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高校必须这样做,同时这也是使公共管理学科师资团队不合理现状得到有效改善的方法。高校应该采取定性、定量两者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对教师进行绩效考核。定性考核要求的主要考核内容是教师的品德和教学科研中的优秀表现,主要考核手段是以群众积极参与和组织谨慎评价来确定的;定量考核要求的考核内容是以教学的业绩和水平作为考核标准,其考核依据是指岗位的量化指标。为使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学科课程设置更有规范性、更加成熟、更加完善、各有不一样的专业特色,高校可以通过相互派优秀的高年级学生进行交叉培养,然后留校教学、相互派青年教师访问讲学等多种办法,提高教师的能力,为形成新一批的优秀教师而努力。强化师资力量的办法不止一种,强化师资培训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要通过进行“人才引进”、积极地让许多教师参加各种各样有意义的学术研讨会、专业培训班以及向许多名牌高校输送国内优秀的访问学者等多种途径,达到本校师资水平显著提高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从全方面上提高全国的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教学水平,高校可以在校际间开展互相评课活动,多多增强学术交流,积极进行名牌教师、名牌课程、名牌教材的“三名工程”建设,培养出许多高质量、优秀、年轻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尽快与同类高校、省内高校和非名校三个层面建立起横向的合作关系,这也是使教学科学研究横向合作得到增强的重要步骤。促进成立全国分省分类高校专门学科指导委员会分会、一起合作编著相关主要课程的教材、开展科研课题的合作研究等方式,都可以有效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优秀人才,进而使优秀学生培养战略可以得到很好的实施。此外,使学科专业的师资力量得到充实的方法也不止一种,高校可以选择从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中挑选出一批文化学识水平高、办事业务能力强、娴熟掌握公共政策并有扎实理论基础的领导、事业单位的干部或公务员,主办专题讲座或者是担任本专业的课程导师。 2.4改进人才培养策略 为了方便在体育、文教、社保、环保等公共事业的行政部门开展管理工作,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将具有当代管理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素养,具有可以将管理知识融会贯通、熟练应用到实际操作能力中的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因此,高校更应该在人才的培养上训练学生基本的管理技巧和方法,并积极灌输给学生现代管理学方面的知识。为了提高管理能力,高校应充分利用公共管理的办法进行计划、规划、协调、组织和决策。在人才培养的大方向上,高校应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对以前只知道读书而不注重创新的培养模式进行改变。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和社会的实际需求,借鉴国外的公共管理学科专业人才优秀的培养经验,对专业所包含的知识和范围,充分积累经验,结合国情对人才进行培养。在人才培养的途径上,高校应对人才培养的模式进行创新,使知识和能力相辅相成,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大量丰富的理论知识,提升专业能力也可以为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提供很大的助力。增加实习和实践课在所有课时安排中的比重,调整原有的教学模式,明确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使学生成为公共管理专业的主动参与者,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灵活的教育模式在当代的中国是有发展前景的。高校应该采用灵活的教育模式,培训并教育出公共管理领域所需要的综合型、应用型的中高级专门人才,这也是公共管理学科高等教育的目标。在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建设中,运用灵活的教育模式,给在校生提供更多值得珍惜的学习机会、模拟真实的公共管理情景,提供更加方便的培训途径和提高自己业务能力的机会,以提供现在社会中真正需要的从事公共管理的工作人员。对所有学生而言,灵活地进行学习应是学习者个人的事情,而不是其他人的责任,学生进行学习行为应该是自己主动去做的事情,而不该是由他人支配去做的被动行为。高校应注重培养学生去主动学习,因此,高校应通过调查、体验、参与、合作、探究等各种学习方式,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增强实际的工作能力,在此过程中,还要使其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去发现、解决、完善问题,通过虚拟化的实践,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 作者:艾政公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恢复和重建了公共管理学科,经过了差不多30年的建设与发展,该学科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推动了我们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并为空额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和方法。可在公共管理学科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科学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特别是建立有效的分析研判学科发展出现问题后的解决机制,准确判断给学科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来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与挑战。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国务院学会委员会的调整下,才首次作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出现在高等学府中。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属于新兴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经济与管理、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从改革开放至今,公共管理学科以爆炸式的发展速度赶超其他学科,到现阶段,公共管理学科在各个不同层次的学校均有开设,学科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并在逐步完善成熟。 一、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科学探索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迅速,在保证学科发展的同时,更应加强科学研究,提升学术品质,丰富学科内涵,促进学科发展。第一,从方向上,应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进一步结合。目前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框架是由学界的前辈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再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初步构建的。因为我国国情与国外不同,而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还在发展完善中。对公共管理学科来说,不同的二级专业,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无论哪个专业,都一定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从方法上,应该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是本学科基础,但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科具体探索中的引入、学习和应用。第三,从地域上,应联系实际,将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本土化。一方面,应加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建设,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由此可以与别国学者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学科交流,共同探讨在全球范围内公共管理领域的差异与通性。另一方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别国国情有所区别,所以应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出本土化理论。 二、公共管理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与主要任务 为培养出21世纪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肩负起国家和社会赋予公共管理学科的使命,我们高等学校公共管理领域应找准目标定位、回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扛牢学科本土化的责任,切实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加强科学研究,通过提升科研水平来促进教学质量发展。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内涵所在,是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我们初步建立的一套学科教育体系,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学科支撑平台。未来学科的发展,应该转向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创造新理论。为此,需要我们必须规范学术研究,厘清研究方法,理顺利于本土化理论创新的基本思路,及时把科学研究的创新内容转化为教学,使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发挥引领未来、适应发展需要、挑战全球竞争的作用。第二,着力加强教学质量,不断促进教学水平。要突出教学质量这个关键,凝心聚力加强教学质量建设,培养出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公共管理型人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应调整专业和教学模式,创新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推动教学模式改革发展。现在,国家教育部实施了教学“质量工程”,这位改变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模式提供了有利契机。我们要积极支持并参与“精品教材”“教学名师”“教学团队”“精品课”“教学创新实验区”等活动,加强、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培训模式体质增效。第三,学科应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笔者认为,公共管理学科近年来发展势头过猛,现有规模与学科实际内涵已存在不相配的为题。所以可以暂缓学科规模建设,根据教育规律及市场需求科学办学,一面专业失衡,从而引发就业或其他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第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创新型师资队伍。学科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本支撑,有一流的师资才有一流的科研和教学。公共管理学科是理论与实践交叉较为典型的学科,这要求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既要有多元化学科的知识背景,又要有敏锐的实践洞察力,具有参与、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 作者:包文涛 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下现代社会分层分析 摘要:社会分层现象并不是某一时代的产物,人类存在之初它就诞生了,并且它还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化。刚开始的社会分层十分简单的,有着明显的特质。而如今,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让社会分层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研究现代社会分层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将帮助人们理解分层的原因以及分层标准。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现代社会分层研究意义变化 前言 社会分层现象并不是在特定的时期形成的,哪里有人类哪里就会有社会分层,哪怕是世界上最偏僻、最落后、人数最少的部落内部也存在分层现象。“分层”这个词最早存在于地质学中,但社会学家发现这个词语很适合用来形容人类社会的差异现象:因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占有程度,社会成员以及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差异。比如美国和中国。中美两国的社会体制以及法律制度有着千差万别,资源占有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两国的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等简直没有相同点。如今,美国是发达国家,而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这些都体现着社会的不平等,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分层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把公共管理学和社会现状结合在一起了,寄希望于用系统科学的理论知识把社会建设的更加美好。 1、社会分层的形成过程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现代社会分层结构已慢慢显现出来。我国当代的社会分层结构正在向着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靠拢,而且这种结构也已经度过了最容易起伏的阶段,逐渐地稳定下来。分析这种机制的形成过程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社会资源的价值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来定义的,同一样的事物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会被赋予不一样的含义,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同一事物所包含的价值也不相同,比如中西方的不同价值观;第二,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资源的分配规则是决定社会群体地位的关键因素,比如教育资源的分配。在我国,高考分数线的划分以及录取工作一直备受关注,很多人口大省如河南、山东考生和北京上海考生做同样的试题,录取分数能相差几十分。有一个笑话曾嘲讽过这个现象:高考成绩出来后,北京考生:“老爸,我考了530,比一本分数线高53分!”“儿子真有出息,走去上海旅游去!”河南考生:“爸,我530,跟一本线差了42分”“真没出息,别上了,滚去上海打工吧!”上海考生:“爸,我530送我出国吧”“行,去学个工商管理回来帮我吧,今年又从河南招了不少农民工。”虽是笑话,但却犀利的反映出了资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第三,社会流动。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会受到社会流动的影响,进而主动或被动的到达社会分配的、高低不同的层级位置上去,这就是所谓的“地位准入”机制。社会结构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只有消除了“地位差异”才有可能实现公平,才有可能消灭社会分层,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2、研究现代社会分层的意义所在 “存在即合理。”马克思揭示了阶级产生的根源和阶级的本质,这才建立了科学的阶级和阶层分析方法。他认为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和演变的基础,而生产资料和劳动占有关系则掩盖了社会分工的原生产基础地位,共同的生活方式、阶级利益和教育程度则成了划分阶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为后辈们的研究提供了有实际意义的参考。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就是受到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启发,随后帕累托就在《普通社会学总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经营阶级理论。作为社会学分层研究的先驱们,这三人都提到了研究社会分层的意义。研究现代社会分层学的意义就在于:第一,现代社会分层现象的研究涉及到对社会群体分类的根本问题。分层研究首先关注的就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造成这些不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方面;现代社会分层对于中国社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非常讲究等级制度的社会,封建制度下的王权大于天,人分三六九等。即使现在,中国人还是非常注意级别顺序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也有着非常大的变化,社会处于一个相对不是很稳定的状态,分层问题几乎涉及到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社会分层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因此研究现代社会分层现象对于中国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3、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分层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公共管理学对现代社会的分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会分层受到社会管理体制的制约,而社会的管理体制又是公共管理体制的一种,这都属于公共管理学的一部分。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下,社会管理体制在制度、组织和机制层面上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具体表现为国人经济价值观、教育价值观等方面的进步:当代国人经济价值观的变化。经济利益是社会分层的根源。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引起了国人的重视。为了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人们想方设法地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力图实现全国经济均衡发展,而且人们不再“重义轻利”,而是尽量做到“义利统筹发展”。人们的经济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正视并重视金钱的作用,不再过度的“视金钱为粪土”,勤劳致富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经济价值观;国人教育观上的改变。封建时代,人们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身的飞黄腾达,教育过度地被赋予功利的色彩。现如今,人们开始关注教育的实用功能,开始重视素质教育。虽然教育还是被看做改变命运的方式,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但人们已不再执着于通过教育获得怎样怎样的成功,而是开始从提高个人修养和素质的方面来看待教育。“知识改变命运”的教育理念并不过时,人们认为教育就是一种投资,而且是一种十分划算的投资。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接受教育的人有着很大的差别,个人的谈吐和修养都会不一样。 4、结束语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社会分层结构中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本文主要从公共管理学、现代社会分层、研究意义和变化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作者:胡振忠 单位:河北省委党校唐山工作站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创新研究 一、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内涵界定 (一)公共管理学科内涵界定 公共管理是一项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为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整合社会各种力量和资源,依法运用各种手段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公共部门活动或公共事务实践的学科,公共管理学正是一门综合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知识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如何活动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学科。“单一学科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能力需要借助相邻的学科,学科发生交叉与融合,打破了原有的方法和体制的界限,一个新的学科就此孵化,或者由潜学科逐渐演变为显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由此产生,根据教育部最新专业目录的规定,公共管理作为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五个二级学科。公共管理学科力求使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具备较高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旨在为公共部门和公共组织培养和输送复合型、应用型和创新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指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按照教学计划的统一安排,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训练,以提高实践能力的各种教学形式的统称。”公共管理的交叉学科属性决定了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过程中,必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使课堂教授与课外实践互为补充,实现各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实践操作为重点,通过各种形式的课程范式加强学生专业能力训练,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公共管理涉及各种行业各种领域的公共事务活动,如以应急管理课程为例,可能涉及水库安全、交通安全、电网安全等领域,只有根据交叉学科的特有属性,广泛开展案例研讨、情景模拟、学科竞赛、专业实习、暑期实践、社会调查等活动,才能为学生提供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的平台,使其在具体实践中掌握和建构理论知识,深化对理论知识的认识,从而形成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和综合能力。 二、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的必要性分析 公共管理学跨越多个学科门类,广泛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专业知识,涵盖了文化、体育、民政、环保等众多领域,学科知识体系庞杂且动态发展,涉猎内容宽泛,从而使得这个学科具有复合性的特质;同时,公共管理学旨在为公共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培养应用型高层次公共管理人才,公共管理理论来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深化和建构知识,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当前社会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公共管理前沿问题为导向,不断创新教学内容与形式以迎合时展的要求,培养与时俱进的交叉型综合人才,又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公共管理学科的这些特质决定了实践教学是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重要环节,积极探索实践教学体系建构,创新多元实践教学模式,规范实践教学过程十分必要。 (一)实践教学顺应教育政策的要求 近年来,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对于高校的教学如何与时俱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高校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摒弃传统理论教学的思想,实践教学逐渐被教育界所重视,在教育改革中更加突出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教育部2001年4号文件就明确指出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指出:“实践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具有特殊作用。”教育部2007年1号文件中也提出“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建设内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2010-2020年)》中提出“教育改革重点是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同时提出要“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课程教材等基本建设”、“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这说明了国家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视,实践教学顺应教育政策的要求,也是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实践教学适应社会需求的增长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社会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加大,并趋向于向应用型和技能型转变,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必须加快学科建设,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开发教学资源,提高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水平,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更好地满足社会和时展对于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 (三)实践教学促进交叉学科建设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科理论教学是基础和核心,让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基础理论与公共部门管理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是要将理论用于实践,实践教学环节必不可少。面对公共管理学科交叉属性的知识体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对知识的理性认识,掌握起来会有一定困难,尤其对于行业性的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因此,高校必须突出实践教学的地位,使得学生在实践教学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联系实际,在具体的案例操作或社会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同时锻炼其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过程中,整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各环节,将课堂教授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不断提高学生知识水平与实践能力,真正实现学生学用结合从而推动整个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 三、实践教学中的失范现象 近十年来,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迅速,学科建设成效显著。然而,实践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仍然处于薄弱环节,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范现象,制约了公共管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一)实践教学的交叉意识淡薄 “交叉学科研究本质上是借鉴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拓展研究领域和视野的思路和方式”,实践教学交叉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多学科理念的滞后及学生重视程度不够。传统教学观念突出理论教学的重要地位,认为实践教学依附于某理论教学而存在,忽视了实践教学是实现学科交叉的重要平台。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高校将理论知识学习和掌握的程度作为评估学生在校学习水平的重要标准,考试成绩的高低成为衡量学生能力的关键因素,从而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难以提高学生综合运用交叉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制约着了实际教育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主要体现在重形式轻能力。在目前开展的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实践活动中,并未用认真严谨的态度去对待。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大多数是靠学校组织,学生很少自己联系参加实践活动。同时参与社会实践的周期普遍较短,有的甚至并未进行任何实践活动,而仅仅以一篇论文草草了事。另外,在专业实习中也缺乏能动性和创新性,只是机械的完成工作任务,缺乏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反思,难以把理论转化为综合实际技能。 (二)实践教学动力不足 实践教学动力不足主要包括资金缺乏及制度缺位两个方面。“教学经费的构成由教学人员经费、课程建设经费、教学设备经费和实验室建设经费、学生实验实习经费、教学研究的经费、图书资料经费共六部分组成。”目前,高校为了提升竞争实力,更侧重于对科研经费支出,教学经费更主要目的是维持教学正常进行。在教学投入中,优先保障教学人员经费、课程建设经费及教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加之存在经费利用不合理、支出结构失衡等问题,因此,用于实践教学的经费更加有限,以致对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投入资金严重缺乏。另外,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及评价机制缺位也是制约实践教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在管理制度方面,高校对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缺乏规范化管理条款,即使制定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也存在流于形式的失范现象。同时,由于公共管理实践教学评价机制不完善,对实践教学的过程及质量难以进行科学评估,实践教学过程缺乏有效规制。以上都导致实践教学动力不足,制约着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进程。 (三)实践教学师资薄弱 在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中,学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而教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公共管理学科教师不仅要掌握交叉性质的多种专业理论知识,更要具备较强的公共管理实践能力。然而目前,一些教师刚毕业就走上教学岗位,缺乏实践操作技能和实践经验,难以为学生实践提供有效指导。同时,多数高校未配备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专职教师,通常是由专业课老师兼任,实践教学总体师资水平不高,学生缺乏专业化引导。另外,部分教师对于信息化设备运用水平较低,多媒体设备多用来展示课件内容,教学手段较为单一,没有充分运用丰富的多媒体资源来增强与学生的互动,这就导致教学过程较为枯燥,也难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从实践教学经费支出角度来看,根据一般高校的经费管理制度,在实践教学经费支出中,侧重于对学生本身的支持而忽视了对教师的支出补贴,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往往会自己付出相对于理论教学更高的经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教师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 四、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策略 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失范现象,往往是忽视了学科的交叉属性,很难实现教学与实践、多学科知识的衔接,这严重制约着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阻碍了整个学科建设的发展。因此,高校必须结合结合院校学科性质和特色,探索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的最佳途径,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一)课程交叉科学化 公共管理学科是融合了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知识的交叉学科,并且其目标是为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培养应用型、创新型的高层次公共管理人才。因此,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庞杂的理论知识内容的教学过程较为枯燥,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并且学习质量不高,因而在课程体系中必须加入实践课程的内容。在课堂理论教学过程中融合案例研讨、情景模拟等内容加强与学生互动,让学生适应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角色转换;实验室营造实践创新氛围,创造开放活跃的教学环境,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有针对性的开展课外实践课程,包括认知实习、专业实习及社会实践等,为学生提供政府或企业实践平台,对其进行体验式训练,体验公共管理活动及服务过程,使得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建构知识。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实现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 (二)管理制度规范化 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和评价机制是实践教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管理制度的建立使得教学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评价机制的完善有利于实现对实践教学的过程控制,从而保证教学质量。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管理制度,明确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以及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等,提高教师与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改变单一理论教学模式,实现理论教学向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转变。另外,评估机制是对教学成果进行考核和检验的重要标准,应包括学生学习成果的检验和教师教学过程的评价。建立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改变以考试成绩为主的单一评价标准,将考试成绩与课外实践能力纳入评价体系之中,对教学成果的评价综合考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时对教师教学过程进行监督和考核,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三)教学资源多样化 教学资源是为保证正常教学有效开展的各种可利用资源的总称。公共管理实践教学资源应包括教师资源、实验室资源、多媒体资源、实践基地以及各种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资源等。首先,面对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高校应致力公共管理学科“双师型”、“交叉型”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培训、外聘等各种方式,协同校内校外优质资源,培养多学科理论与实践能力兼备的复合型师资;其次,广泛吸引政府及社会投资,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为实践教学提供充足资金,加大实验设备投入,建立公共管理教学实验室,“为学生搭建校园内实验场所,为学生提供教学设备、软件和模拟场景”;最后,加强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合作,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校外实习基地及实训基地,实现高校、政府及社会资源共享,构建以高校教学为主导、政府和社会资源为协同的教学模式。 作者:王守文 单位: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1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内涵 公共管理学的前身是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公共行政学。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涉及到公共管理的学科基础、研究视野、理论主题、学科框架、知识体系、学科分支等多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新的理论成就。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目前,该领域的学者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将公共管理学坚定地等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公共行政是指政府特别是执行机关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活动。二是把公共管理学看作是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关于公共行政的项目设计、组织机构化、政策和管理计划,经由预算系统的资源配置、财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评估和审计的应用方法论方面的总的看法。而目前国内外更多的学者则持第三种看法,即把公共管理学看作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分析的新途径、新范式或新的学科框架。厦门大学陈振明教授认为,公共管理学研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及其环节(如组织、决策、沟通、协调、监控、评估等);研究如何5应用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科学知识及方法来解决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以促进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 2公共管理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 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种信息机构迅速崛起,互联网的便捷性和丰富性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图书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提供信息的场所。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正面临着社会的变革,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既然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事务,而公共管理的核心要素是管理好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那么,可以这么说,公共图书馆有条件并且有必要与公共管理学相结合。将公共管理学的某些理论运用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不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并且能增加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形象。 3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理论的影响 近十年来,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和图书馆实践者自觉学习和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比如,杨小玲,肖希明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依托,研究了“新公共管理与图书馆管理”的基本问题,提出新公共管理对转变图书馆管理理念、定位图书馆管理职能、调整图书馆管理方法和提升图书馆管理效能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介绍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图书馆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比如:在图书馆管理中,必须合理处理分权与控制之间的关系,优化组织结构、保障图书馆控制、协调部门间的沟通,避免产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改革中出现的机制裂化问题。比如: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组织,首先推崇的是图书馆的公益性,所以应该对新公共管理中对经济价值的过分强调,忽视公平和正义这一缺陷进行批判的借鉴。刘海新运用公共治理理论探讨了“图书馆治理研究”的基本问题,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我国图书馆界将完成从单一主体管理模式向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的转变”。宋晓蓉也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探讨了图书馆管理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提出适当分权,改善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变“纵向管理为横向型、矩阵式管理”,引入企业管理理念和市场经济观念,并重视人才的培养。笔者以为,公共管理理论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管理,而且完全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顶层制度设计(包括图书馆立法)、图书馆组织行为、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的制定、图书馆事业发展与政府等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图书馆绩效考评、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方面。不仅可以影响到这些图书馆专门领域的实践,而且也应该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专门领域的理论研究。比如,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某专家对记者提出“图书馆、博物馆无条件开放是条歧路”。下文即以此为例进行简要分析。首先,某专家通过记者公开传播的这个观点,是一个不科学、不正确的说法,文化部、财政部在2012年《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的原文是“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公共空间设施场地的免费开放,二是指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向群众提供”,是“基本服务健全并免费服务”,而非“无条件开放”。其次,国家相关行政部门正是在履行自身处理公共事务的职责,结合中国目前综合国力、公民阅读需求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站)行为进行治理,制定符合现代社会公平理念和图书馆本质理念的免费开放政策,调整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关系,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第三,“三馆一站”免费开放,从公共政策层面确定了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目前条件下还属于准公共物品状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这一点来看,公共图书馆免费向社会开放是正确的,旨在保障所有公民都公平使用公共图书馆资源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杭州图书馆允许拾荒者入馆阅读(实际上国内大部分公共图书馆都是这样做的)的行为和理念。再比如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之一是高校图书馆是否应该免费向社会开放,在这一问题上无非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应该免费开放,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将高校图书馆当作了公共物品,认为应该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所以必须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第二种观点是不应该免费开放,持这种观点的人普遍认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职责是服务本校教师及学生,主要任务是支持本校科研与教学工作,不应该和公共图书馆一样,免费开放;第三观点是持中立态度,认为高校图书馆可以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但是需要建立一种严格的准入制度,以此既能区别于公共图书馆,又能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这里面,同样有着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做支撑,比如公共物品理论,比如公共财政理论,所以说上述问题究其根本原因也是公共管理学问题,主要是政府投入不足,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所以才有人提出高校图书馆免费开放的问题。 4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影响与拓展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上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本身就是应该结合图书馆实践需求培养适用人才。尽管在国家现行普通高校本科和硕士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属于两个平行的一级学科,但既然公共管理学已经影响到了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两个层面,那么,公共管理学同样可以影响到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层面,拓展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等诸多方面。 4.1人才培养目标层面 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目标,基本上都是从知识学习、专业技能掌握及适于工作领域等几个方面去设计。过去,由于专业研究思路过窄,以上几个内容基本都仅仅从图书馆(顶多扩大到信息服务机构)角度进行设计。既然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公共管理学的影响,我们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也就要适当扩大,比如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方面就需要增加公共管理学的内容,专业技能方面也需要增加社会工作的能力要求,而在适于工作的领域,也可以适当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他部门。除了上面所说的几个方面,在学生的专业人才职业素养方面,应该更多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感。 4.2课程体系层面 除了中国大陆特有的公共课程以外,在学院平台课程、学科平台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等方面,我们都可以添加适当的公共管理学及其相关的课程内容,比如“公共管理导论“”公共财政学“”社会调查方法”等。添加这些公共管理学的相关课程内容,旨在增加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竞争力和思维灵活性,以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为基础,适当地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设计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至少能使图书馆学更好地与公共管理这一实用性理论相结合,突出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在以后灵活地将公共管理学和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应运到工作实践中,这也是突破狭窄的专业性的限制,开拓视野的一种教育改革方式。 4.3课程教学层面 教师在讲授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时候,特别是基础理论方面的课程,完全可以在坚持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同时,适当地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分析和诠释图书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比如,可以适当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分析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属性,运用公共行政、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等概念诠释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基本问题,运用公共治理和制度研究理论分析图书馆事业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还可以运用公共管理学的相关方法来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相关问题,为解决图书馆所存在的问题提供方法上的支持。比如,案例分析,通过对热门图书馆话题的讨论及分析,了解图书馆的发展动态;比较分析法,通过对不同图书馆的横向比较和同一图书馆的纵向比较,更全面地认识图书馆;案例调研法,其中提倡的文献研究、访谈、座谈、问卷调查、实地调查等材料收集方法对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在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收集方面提供了指导,面对信息爆炸的信息时代,作为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搜索能力更是需要加强,而这些方法恰好是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做课题研究所需的方法。 作者:王茜 杨玉麟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管理学理念下公共管理学论文 一、从管理学演进到公共管理学:汲取及超越 (一)对于效率的追求 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完成了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在19世纪末进入了托拉斯等垄断型资本主义阶段。虽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严重的社会矛盾随之产生。而管理学的发展主要就是解决这一方面的社会矛盾,关键是对社会生产提供更多的效率支持和解决思路。在这样的过程中,以管理学家泰勒为主要代表的科学管理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泰勒围绕生产力效率提升的问题进行研究,从生产者的各个工作环节入手,从工作的时间、工作的环境等采取标准化的研究方式,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工作定额方式,并且限定科学的标准工具。泰勒认为工人应该在标准化的作业环境当中开展,并且采取激励性的薪酬制度,鼓励员工在生产单位内发挥自身的生产潜力,提升劳动生产率。科学管理提出了一种标准化的观点,并且对此后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标准化管理等观点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关于公共管理的观点。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对于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及其扩大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围绕政府的行政运行问题展开了管理学方面的考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政府的行政职能也逐渐复杂起来。过去的行政机构往往是少数人控制,但是随着管理越来越复杂,大批人员进行主管已成为常态。因此,过去的行政管理理念已经无法满足逐渐膨胀扩大的行政机关的实际。传统的公共管理理念是朴素的、碎片化的,无法对不断扩大的行政公共事务领域提出有益指导,因此,公共管理的系统化和科学化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科学管理提出了效率的分析方法,它是人类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典型结合范式。公共管理也关注到这一方面,即是对于政治行为当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抽离,进一步追求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高效性。威尔森在其行政学著作中提出了对于独立的公共行政学形成的思考,认为独立的行政科学能够促进行政和政治思维的分离,将行政管理作为一项技术性活动。这也是后期一些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者提出“技术官僚”概念的原因。因为行政管理是具备通用性的,某一领域的承接工作需要一些人员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政治却具备特殊性,政治本身是一些政治家提出个别政治主张的思想和行为活动,所以在威尔森的观点中,行政管理的目标与执政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政治不需要直接干预具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在社会服务等方面,这能够大大提升公共事务服务的水平。行政事务和政治事务的二元区分在威尔森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演绎。在很多政权模式中,国家的意志与政府的执行能力二者存在明显的功能区别,这种功能区别可以理解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因此,依弗兰克的观点,行政本身就包含司法、商业引导行为等具体的工作,行政本身是为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士提供公正的服务,这种服务也需要纳入效率之中,这也就是行政效率的体现。被赋予效率概念的行政服务行为就进入到技术的衡量当中,也就是政治通过民主进行决策,而行政通过标准加以执行,二者在目标上是一致,但各自具备功能定位。这表明,公共管理学已经发展出效率的观点。这一点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效率管理、标准化管理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二)公共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学科演进 公共管理学显然是从管理学的母体中产生的,但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中,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客观的学科抽离状况。公共管理学是针对公共事务管理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因此,与管理学逐渐产生了区别。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者则是针对公共行政本身,缺乏一定的哲学框架,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也缺乏指导思想,认为新公共管理学应该从效率的层面转移到对社会公平的重新关注,并且把社会的公平性作为考察公共事务部门的一项重要的根据。虽然这样的一种发展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逐渐形成哲学的框架,但实际上公共管理学仍然没有实现理想的成长。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新公共行政学观点提出后,更多传统的公共管理学者仍然认为效率对于行政部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认为公共行政管理的价值就在于高效地运转,特别是美国的公共行政部门尤为重视效率,因此,在社会公平概念刚刚提出时,公共管理学并没有和传统的管理学产生真正的分野。公共管理学的社会公平价值观,最终在官员的民选过程当中逐渐受到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因为文官系统的职位任免,并不能够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来实现,虽然行政命令能够让文官系统任免更加高效,但实际上非公平选拔的文官其最后的行政效率是十分低下的,负责社会服务的技术型文官应该通过合理的形式进行选拔,这一点也正是社会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便如此,社会公平价值观并没有纳入到公共管理学的哲学思想中,因为公共管理学在学科形成的过程中,仍然侧重对政治伦理以及标准化问题的思考,因此,社会公平观点并没有形成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虽然已经发展出自我的学科意志,但这种学科意志并没有完全苏醒,尤其是在从管理学母体中抽离独立的形式上,公共管理学还缺乏真正的独立的核心,仍然对管理学的基础存在一定的依赖。学者在批判公共管理学缺乏独立性的同时,也认为企业的管理模式能够对行政管理提供一些积极的帮助,特别是绩效考核、层级控制等,能够对权力均等化的现象进行反对,从而保障行政机关的高效率。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扬弃行政机关并不是单纯的低成本以及高效率产出的企业,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而言,传统管理学的理论必然被扬弃,公共管理学必须处理行政机关特有的技术问题。对于公共管理学当前所出现的管理主义倾向,实际上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合理的扬弃,重新塑造科学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并且凸显公共管理学的公共性质。因此,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重新审视和批判,能够让公共管理学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学科意志,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对公共管理行为提出理论支撑。 (一)公共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回归 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应定位于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的本质就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当前,对于公共利益的定义从本质上仍然是不清晰的,这也就很难在公共管理学的科学范畴中对其进行具体化的操作。公共利益不同于企业营利,不具备标准化的特征。企业营利通常可以采用货币形式进行表现,例如,传统的资产以及新兴的品牌价值,都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表达。而公共利益并不能够进行直接的市场兑换,往往是一种无形的观念,更会随着行政区域的变更而产生变化。所以,公共利益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服务项目,而是公共管理学的精神与价值追求,其本质的推动力是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事务负责的态度。仅凭管理学的效率至上观点,并不能完全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因此,公共管理学的价值评估尺度并不是纯粹从效率高低进行出发,关键在于政府的服务对象以及服务定位等问题。因此,从新公共管理开始走向效率至上的观点后,对公共利益价值观的回归是公共管理学重新找回使命的重要支点。 (二)公共管理的主客体塑造与定位 对于公共管理而言,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不仅是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治理网络。这种治理网络的主体塑造以及定位,是公共管理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公共事务、实施公共管理的模式已经逐渐显现出疲态,现今出现了公民、第三方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等更多个体与组织的介入,从而呈现出公共管理的复合主体格局。一个互相之间可以分享权力以及进行功能补充的公共管理格局是公共管理发展的重要趋势。产生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化的管理结构,也要求传统的公共管理学不能纯粹在管理学的基础上停留,而应该有自身的学科意志。同时,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定位于社会公共事务,也对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学科探索路径。公共事务不能如同企业的事务一样采用标准化进行管理,其在管理上的技术以及方式具备特殊性。公共事务所接触的广大人民群众,其意识、情感以及文化程度不同,对于政策的自我理解能力不同,因此,公共事务管理相对于企业事务管理而言,不仅仅在内容上有所差异,在管理方法上也存在客观的分野。公共管理在对公共事务介入的过程中,更需要采用柔性的手段,这也表明了公共管理必须发展独特的管理艺术。 三、总结 综上,虽然公共管理学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但对于公共管理学的独立学科研究范式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基于公共管理学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之间仍然存在继承的联系,公共管理学在可预期的发展过程中将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实现科学公共治理的目标,需要公共管理学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需要其基于历史任务与现实使命,对公平以及效率进行重新整合,并且鼓励公共管理实践围绕实现公共利益社会价值观的目标发展,这也是公共管理学科经世致用的重要社会使命。 作者:吴燕单位:西安财经学院陕西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部门界定和公共管理学范围兼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研究分析 摘要:公共管理学科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大进步。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现状入手,概述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和必要性,并认为学科培养体系较为单一、人才培养不足、公共管理学科团队建设有待加强、学科界限难以界定以及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有待强化是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难点所在。因此为了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的整体发展水平,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本文建议应构建多样化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加强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提高研究团队的合作创新、进一步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内涵研究,以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创新 一、引言 公共管理是一门综合类的学科。纵观公共管理学科的国内外发展,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共管理学院。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起步较晚,国内公共管理学科主要借鉴的是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我国政府多次派学者赴国外学习先进的公共管理知识,从而提高国内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水平。国内的著名大学,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设有公共管理学院。然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起步的时间较短,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大部分高校对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培养需要提高和改善,国内学生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识还有待加强。因此,本文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进行研究,对于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的整体教学水平,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的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上,关于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研究较为丰富。RendonandSenider(2010)、Halligan(2016)认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不断发展能够促进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政府部门的公共决策需要大量的公共管理类人才的集体参与。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大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政府应运用公共管理作为行政决策公益化的推动力。Cepiku(2013)以意大利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其研究发现了意大利的公共管理学科类专业,已在管理类专业中占据主要位置,公共管理学科类专业在意大利的发展中已渐成规模,受欧洲政治与行政路径的影响,其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必将更加迅速和扩展。JordanandGray(2014)、Jensen(2015)指出,公共管理学科不仅包括传统的管理学内容,还应该包括研究方法的创新。公共管理学科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重问卷调研方法的运用,通过方法创新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随着公共管理学科在国内的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强化建设研究也越来越丰富。朱立言(2006)、杨卡(2011)、张志和龚健(2013)及刘西涛和王炜(2015)指出:加强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是适应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应加强创新,处理好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关系,注重实践,加强师资教育和培养,以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娄成武(2010)、肖茂盛(2014)和马亮(2015)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应强化对学生的实验能力培养,注重研究方法的教育,鼓励学生掌握定量和定性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将公共管理学科理论和实验方法相结合,是公共管理学科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王乐夫(2005)、陈振明和李德国(2009)、唐秋伟(2011)及徐玉佩和施向峰(2015)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内容涉及多个交叉学科,加强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要深入分析其可能涉及的交叉领域的学科,通过多方向多维度的学科领域研究可以较好地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现状的考察,研究目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难点所在,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对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二、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状况 (一)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现状 公共管理学科是培养商界、政界和社会名流的学科,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基本位于政府部门、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以及事业单位等,公共管理的毕业生是引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推动力量。据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开设社会保障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高校分别有143所、321所、82所、472所。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了专业范围,目前公共管理学科范围包括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等17个本科专业。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适应了我国加快培养高层次公共管理专业的人才需求。 (二)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历程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行政体制改革逐渐演化出各种公共管理研习班,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最初发展形式。1988年中国公共管理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正式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各高校也相继开设了公共管理专业的二级学科。进入21世纪,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获得了快速发展。公共管理学科体系日渐成熟,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也更加注重内涵培养。直至今日,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在近30年的发展中,已逐步扩大并被各个高校所接受和推崇。 (三)建设公共管理学科较为紧迫 公共管理学科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要加快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建设公共管理学科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培养的多数是管理类的精英,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管理类人才的需求也逐渐扩大。公共管理学科的诸多二级学科,如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教育经济与管理其主要培养方向均为精英管理的培养。二是加快学科发展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虽取得迅速发展,但同其他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仍处于发展劣势。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知名度尚需加快学科建设的步伐。三是构建专业团队建设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尚未完全成熟,这与缺乏专业的公共管理团队有一定的关联。国内公共管理学科较为著名的团队建设是社会保障30人学术论坛,但其他学科却很少有这样常设的学术论坛,足见公共管理团队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难点 (一)学科培养体系较为单一 公共管理学科的培养体系较为单一。多数院校开设的专业不够全面,以安徽财经大学为例,目前公共管理下设硕士二级学科仅有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其他如土地资源管理、公共管理等均没有硕士点。学科在培养中大多以教学为主,缺乏实地调研的经验。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设置,并不能体现出培养的方向性。课程设置各专业之间具有重叠性,难以体现出本专业的特色。同时,公共管理学科各专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难以将公共管理学科形成有效的合力。公共管理学科内容培养体系的单一性,也阻碍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二)人才培养不足 公共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有待加强。限于专业的就业前景和培养方式,大多数学生在对专业的选择中,往往都倾向于热门专业,如金融、会计等。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来源往往并不是第一志愿招收,而是通过调剂的方式选拔,造成了公共管理学科人才来源渠道较为匮乏。对于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培养,还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培养体系;同时,公共管理学科缺乏高层次人才,设立公共管理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高校,与其他学科相比还远远不足。以社会保障专业为例,全国设有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点的高校仅有69所,且限于招收规模和学生报考,培养的人才数量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公共管理学科团队建设有待加强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缺乏团队建设。设有公共管理学科的高校,相比较其他学科而言,公共管理学科属于弱势学科。高校内部以及高校外部之间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缺乏交流,高校对该学科也不够重视,不利于研究团队的组建。即便有相关专业的公共管理学科研究团队,但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建设还有待加强。国内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相关学术论坛比较匮乏,难以通过学术交流会集公共管理的精英。许多高校尝试组建公共管理学科团队建设,但这一团队建设方案还处于初步的探索中。 (四)学科界限难以界定 公共管理学科的界定难以体现出专业性。现阶段开设的公共管理学科的相关课程,与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课程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具体的公共管理课程的设计上也难以体现出公共性。而较多的体现公共性的课程则大多数与政治类课程相挂钩,学科培养难以体现出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专业性。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对该学科的研究方法难以取得突破,多数教材的撰写仍局限于引进西方传统的逻辑和思维体系。在具体的培养方案设计上,公共管理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其具体的课程没有较多的改变,人才培养难以体现出层次性,培养的深度和难度有待进一步强化。 (五)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有待强化 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在具体的科研创作中,限于所学专业的局限,鲜有独到的具有创新的研究方法。现阶段公共管理学科培养学生,其研究方法多数以定性研究为主。而目前国内主流的经济和管理研究方法则以定量研究为主,公共管理学科与经济学的课程有一定的交叉,但却难以学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等课程,很少有有关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此外,公共管理学科作为管理学类的分支,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应与经济管理的学科融合,不应该和主流管理学的思想相脱节,应以管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设计具体的课程。 四、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创新思考 (一)构建多样化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构建多样化的体系,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应立足于高校的实践探索。笔者通过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归纳和思考,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可从提升学生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制度保障三个角度推行,以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升学生素质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应将提升学生素质放在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首要位置。加强教师的培养则是重点所在,教师起到的是育人教学的作用,对于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着导向的作用,公共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需要一支专业技能过硬的教师队伍。而制度保障则是公共管理学科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离不开配套制度的完善。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构建较为完善的体制框架。传统公共管理学科的制度框架较为单一,多局限于教学方面,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从提升素质、教师培养、制度保障三个方面加强公共管理学科体系构建,可以为今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供较好的借鉴。具体内容可包括以下方面,从提高学生素质方面看,可以设立公共管理精英班、激活本科生导师制、设立公共管理名家大讲堂、建立大学生公共管理学术沙龙;从加强教师队伍角度看,应加强教材建设、强化教学团队建设、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加强研究生和MPA的培养教育;从制度保障看,应设立大学生公共管理学会、建立交流刊物、强化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 (二)建立多内容的公共管理学科培养方案 从公共管理学科具体培养方案的设计来看,公共管理精英班主要培养学生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精英人才,强化精英的选拔标准,综合培养学生的学习和实践能力。激活本科生导师制,主要是建立本科生——硕士生——导师“三点一线”的本科生导师制,以研究生作为交流的结点,通过研究生指导本科生、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方式,提升本科生和硕士生的综合能力,以提高导师制的运行效率。公共管理名家大讲堂,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前来讲学和指导,具体通过定期邀请学者讲学、要求参会学生写思想感悟、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要根据每期的内容进行学术思想创作的形式,来增强学生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识和了解。而公共管理学术沙龙则是思想交流的平台,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学术沙龙活动中可以畅所欲言,和大家交流自己的思想观点,不仅可以提高研究生的学术能力,还能锻炼本科生的思维能力。加强教材建设是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教材建设主要包括《公共经济学》和《社会保障学》其中《公共经济学》则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涉及经济、管理、法律等多学科兼具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征;《社会保障学》则对于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都具有重要影响,加强社会保障学的教育,能深化学生对社会保障的认知。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是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基础,优秀教师是公共管理学科成长的保障,应该强化专业团队建设目标、选拔教学和科研团队带头人、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以提升团队运转能力和效率。而研究生和MPA的培养则是培养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保障,要强化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的综合培养,加强应用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的双向培养,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学生公共管理学会是一个自我学习、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一个组织。能够起到团结同学、增强学生团体的服务意识、提高学生办事效率的作用。公共管理学科可分为办公室、宣传部、学术部和实践部,通过公共管理学会各部门的分工合作,提升学生的集体意识、合作意识和团结意识,逐步锻炼和培养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建立《大学生公共管理探索期刊》,可以为大学生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和写作的平台。其文章主要来源于全校师生,这不仅可以激励全校师生积极投稿,而且方便大家资源共享、共同探讨学术、交流心得。强化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是公共管理学科定位的根本要求。公共管理实验室主要承担着《电子政务应用实验》、《管理定量分析》、《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公务员实务》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多门实验课程和开放项目的授课任务,公共管理实验室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三)加强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匮乏,是阻碍该学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加强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应该以高校作为培养基地,在符合条件的所有高校开设公共管理学科,提高培养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基数。同时,还应将研究生作为重点培养的人群,对于硕士研究生,不仅应培养其科研创作能力,还应提高其实践能力的培养。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的主体,扩大公共管理学科在这一群体的覆盖面是当务之急。对于博士研究生,则应该重点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提升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学术研究水平。而对于有条件的专科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的设置应该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强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让大中专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毕业生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四)提高研究团队的合作创新 公共管理学科科研团队的建设,可以根据各个二级专业组建不同的科研团队。每个科研团队应该定期申报一定的课题项目,以强化团队整体科研能力。加强对科研团队教师队伍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可根据实际需要,组建跨学科的公共管理学科队伍。引用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来解决科研过程实际问题,此外,应鼓励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入科研团队,建立起导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之间交流的结点,这样不仅可以提升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强化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联系,还能够培养本科生的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科研团队的各个成员应该充分合作,完成本职工作,以此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五)进一步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内涵研究 提升公共管理学科内涵研究,首先应界定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研究应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管理能力,而不是只局限于单一的公共事务管理。公共管理学科应与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学科有关联,但更应该注重自己的特色,培养公共领域的综合管理人才。其次,应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公共管理学科应打造自己的特色研究模式,围绕公共管理领域的重点课题进行特色研究,提高研究的可行性和实践性。最后,应打造品牌特色专业。公共管理学科应强化特色专业研究,对于特色专业应该围绕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特点进行,如社会保障学,应该围绕社会保障学课程的特点,探讨社会保障热点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带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发展。 (六)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内外兼容性建设 公共管理学科应该是一门具有兼容性的学科。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的兼容性建设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首先,应开设多类型的经济和管理学课程。公共管理学科不应该只培养学生的公共管理能力,还有加强学科的渗透性培养,如开设《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电子商务》等具有实用性的课程。其次,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研究方法的创新应该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将有益的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引用到本学科的建设中。最后,应注重学科自身体系的建设。公共管理学科的兼容性建设,其基础是本学科具有一个完整的成规模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在自身发展完善的基础上,加快各个科学之间的相互探索学习,可以有效地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又好又快的发展。 作者:秦立建 周德水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辩论式案例教学研究 陈振明认为:“公共管理学既是实证的(重视经验研究,从经验中汲取出知识),又是规范的(提倡研究‘应该不应该’的问题,用以规范公共管理行为)。因此,案例分析成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核心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活动过程和环节的研究中,案例分析成为一种核心研究方法,那么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中,案例分析同样成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多数课程中的案例教学部分所占比重超过40%,有的达50%以上,期末考试也常采用案例分析方式出题,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我国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教学中引入了许多的案例教学方法,但也出现了“案例选用不当、选择质量不高,盲目引入案例教学、忽视案例教学方法的研究,案例教学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等问题。近年来,笔者在燕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和行政管理本科生课堂教学中引入了辩论式案例教学,进行了试点教学。因此,本文将根据笔者的辩论式案例教学经验来研究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以期丰富我国目前案例教学方式,改善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教学效果。 1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概念 辩论式案例教学的历史悠久,其雏形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精神接生法”,苏格拉底从现实中的案例开始,通过提问和回答的方式与学生展开辩论,将真理蕴含在辩论中,通过在辩论中取胜让学生信服,将所辩论的问题及其真理传授给学生。通过这种方式,苏格拉底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批判思维及辩论能力,也使得自己成为赫赫有名的雄辩家。本文所研究的辩论式案例教学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辩论教学,更具有系统性与教学针对性。“当人们使用一个含义过于宽泛、内容没有精确界定的术语却未对其中包含的不同意思加以区分时,混淆就产生了,大多数争论皆源于此。”需要界定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概念,同时将其与传统教学和一般案例教学区分开来。笔者认为,辩论式案例教学是在一般性案例教学的基础上采用辩论的方式,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用所学专业知识去辩析案例中的问题,通过教师、正方学生与反方学生的互动来提升能力的教学方式。在辩论式案例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都是参与者,围绕着案例展开活动,教师担任主持人,学生分为正方和反方,三个主体以案例为基础形成互动关系。辩论式案例教学活动中三者以案例为基础展开辩论的互动关系使其独特于一般案例教学,通过教师主持与总结、学生展开辩论的方式,增强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系统性思考的能力和辩论能力,其效果超越传统教学与一般案例教学。现将传统教学、一般案例教学和辩论式案例教学进行比较分析,如表1。根据对比分析可以总结出,辩论式案例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和一般案例教学,学生的参与度增大,参与主体增多;课堂的教学及学习方式变得多样化,更加具有灵活性;学生以案例为基础展开辩论,提高了思辩能力。辩论式案例教学在辩论与案例教学的基础之上,将其二者相结合,很好地发挥出了各自的优势,达到了“1+1>2”的效果。“案例辩论式教学法经过一年多来的实践研究,不断补充完善,可以说在大多数经管类专业课程中能够正常应用,而且反应效果非常好。”贵州大学伍国勇将辩论式案例教学法应用到经管类课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笔者相信辩论式案例教学应用到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也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2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分析 辩论式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新颖的教学方式相对于传统教学与一般案例教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笔者将从教学目标、教师能力、学科特性和课程教学4个维度探讨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1)教学目标:有助于提高学生积极性和综合能力。在辩论开始前告知赛后评出优胜队一个和最佳辩手一名,以此调动辩论队和选手的积极性,并对辩论赛全程多角度录像,以提高学生的兴奋度和参与精神。在课堂辩论中,学生之间的论辩唇枪舌剑、针锋相对,锻炼了学生的睿智、思辩能力,能在紧张的环境中快速应变是公共管理型人才的应有之义。 2)教师能力:有助于丰富教师的教学经验、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扮演着教学活动设计者、主持人、仲裁者三种角色。教师策划整个教学活动的能力,主持整个辩论、控制辩论进程与场面的能力,驾驭辩论、应对学生提问的能力都能够在案例教学中得到提升。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注重知识的多维度传输,辩论中没有唯一的答案,而是知识、观点的多元化融合。在辩论中产生的思想扩展了教师的思想视野,丰富了教师的教学经验,辩论式案例教学成为了教师授课的一张“王牌”。 3)学科特性: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公共管理学强调的实践性、应用性和它相关理论来源的外来性,要求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模式的创新必须满足这些特点。辩论式案例教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公共管理需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概括出公共管理理论,同时也要用公共管理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罗伯特•达尔说过:“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也要本土化,辩论式案例教学要着眼于我国实际本土案例,通过案例辩论概括、总结出管理经验,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4)课程教学:优化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文化。辩论式案例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加强学生之间的协作,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团队精神。“使用案例教学法不只是对教育模式的改变,更是对大学校园中教与学文化的优化。”教学文化可以理解为在教学情境中,师生基于教与学的接触、交流、对话等活动过程而呈现出来的文化形态,如师生地位、师生互动的文化意蕴,学习方式、思维范式的文化透视等。”辩论式案例教学改善了公共管理学科中的教学文化。从师生地位角度看,将师生对立文化变为参与伙伴文化;从师生互动角度看,将师生孤立文化变为师生合作文化;从学习方式上看,将应试教育文化变为学生思辩文化;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师扮演着主持人与仲裁者的角色,与学生共同参与到辩论中,形成伙伴交流关系。 3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辩论式案例教学将辩论法引入到了案例教学中,结合了辩论与案例教学的优势,让学生成为正反两方,基于案例展开辩论。近3年笔者在燕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和行政管理本科生的课堂中进行了试点教学,选择的题目有“高薪是否养廉”、“小岗村土地的分与合”(本案例为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入库案例,案例编号201512520050)、“‘周口平坟’奈若何?”(本案例为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首批直接入库案例,案例编号201412520226)、“南街村与华西村的发展之路”等,根据笔者个人的辩论式案例教学经验,从教师与学生两个横向维度,从准备、总结、反馈三个纵向阶段论述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3.1准备阶段 首先是做好教学准备。教学准备就是教与学的准备,教师与学生都要做好准备。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要选择一个好的案例,并结合所讲课程为学生确定一个辩题。“哈佛人认为,一个好的教学案例有五大因素:在教学上的用处;引发冲突;强制性的决定;案例的综合性;教学案例要简洁。”教师在选择案例之前还必须对学生进行需求调查分析。教师应该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点和知识的掌握程度,来确定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次数以及重点。教师应该在学生感兴趣和知识掌握较差的范围实施辩论式案例教学,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其次做好配套措施。不应当把辩论式案例教学当做一个小的教学活动,而应当做一种教学方式制度化,要有一定的配套措施给予支持、提供条件与环境,包括学校政策、教师评分以及教学环境。在学校政策方面,主要体现在教务处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应当结合学生的平时成绩,提高学生参加辩论式案例教学积极性。辩论式案例教学除了在相关政策,即“软”的条件上准备外,还需要一些“硬”件设施的辅助。笔者在实际教学中发现需要以下几个辅助设施:(1)宽敞的教室及可移动的桌椅,学生在进行辩论时可以挪动桌椅分成正反两方;(2)一个清楚的投影仪。播放案例,进行电子记录,学生也可播放文件、视频、图片帮助其展开论证;(3)小卡片,方便学生记录语言、陈述观点。 3.2实施阶段 辩论式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新颖的案例教学方式,改变了传统教学中师生的单一角色,教师既是参与者,又是展开辩论的主席,学生不仅听教师讲授理论,还担任正反方辩论的角色。因此,在辩论活动实施时必须研究参与人员的角色扮演问题。 1)人员角色。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不再是课堂的操纵者,而是案例讨论的设计者、组织者、引导者和仲裁者”。因此,任课教师充当着活动设计者、主持人、仲裁者三种角色。(1)活动设计者是任课教师从宏观上把握整个课程教学,并对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整体流程进行设计;(2)主持人主要体现在控制和引导两个方面。任课教师主持辩论的整体活动,控制时间;从内容上掌握方向,引导学生朝着所讨论问题的方向辩论;(3)仲裁者是任课教师在辩论结束时对辩论的整体情况进行评价,并对正反双方的观点在方向上有一个引导,得出一个结论。任课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充当着这三种角色,学生也相对应地充当着活动主要参与者、辩论的正反方辩手、活动效果的反馈者。(1)活动主要参与者是指在任课教师的活动设计下,学生积极参与到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来,选择辩题,展开辩论;(2)正反方辩手是指学生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充当对阵双方辩手的角色,在实施中为自己所赞同的观点积极辩论,试图说服对方;(3)活动效果的反馈者。任何一个教学活动的开展,其效果如何都是从学生身上体现出来的。在活动的实施中,只有明确了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才能根据参与者的情况开展教学活动。 2)课堂辩论。(1)辩论首先选定正反辩手各4名,采取报名方式,由于思想工作准备到位,学生积极性很高;正反辩手入座后,其他同学自由选择支持的辩论队,并坐在自己支持辩论队的后方,以示支持。主持人(任课教师)介绍辩题相关背景资料,简单介绍比赛流程和规则;(2)开篇陈词,正反方代表先后发言,并在3分钟之内做完本方的立论陈词;(3)双方展开攻辩:正方二辩对反方二辩或三辩提问;正方三辩针对反方二辩或三辩提问;反方二辩针对正方二辩或三辩提问;反方三辩针对正方二辩或三辩提问。每一阶段时间为2分钟,提问时间不超过30秒;(4)双方进入攻辩小结环节,限时2分钟。小结结束后进入小组讨论或休息环节,小组在此时可以商量剩余环节的对策,教师分别对正反双方进行指导,对前几阶段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并提出自己对两方辩论策略的建议,指导学生用专业理论知识去辩论说服对方;(5)自由辩论环节,双方轮流站起来自主发言,既可以陈述本方观点,也可以指出对方辩手观点上的错误,或者提出问题让对方辩手回答。每一方限时5分钟,时间用完则不能辩论,双方共计10分钟。自由辩论环节是最能锻炼和体现学生反应能力、辩论能力的,教师也可以在此环节向学生抛出更有价值的问题,由学生回答,此环节教师的参与有利于引导双方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为自由辩环节学生辩论很容易偏题;(6)总结环节,双方代表综合各自意见做此次案例辩论的最终结论陈述,时间限制为5分钟。这一环节是学生总结能力、概括能力的体现,教师应当认真听取双方的总结,对学生能力的改进进行指导。 3)总结反馈。在总结陈词结束之后,辩论式案例教学并未结束,而是进入了总结反馈阶段,包括三个方面:(1)活动总结。在辩论结束后学生应当做总结,一是对自己所持观点的总结,二是对本团队以及个人在辩论中的表现做总结,为自己的表现打分。教师也应当进行案例本身总结和学生表现情况总结;(2)效果反馈。教师应当听取学生关于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意见,学生谈自己的感悟和能力的增长,通过学生的话语来判定其效果如何;(3)成果体现。每一次的辩论式案例教学都应有一定的成果体现,教师应将辩论的整个过程及学生陈述的总结记录在案,形成一份案例教学报告,并将学生的感悟也纳入其中,形成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教学案例,为之后案例教学的开展提供参考。辩论式案例教学的开展离不开教师与学生的双向配合,教师需要调查需求、选择案例、确定辩题、主持辩论、总结评价,学生需要熟悉案例、选择辩题、确定团队、展开辩论、感受反馈,最终通过教师的指导、学生的配合,二者都能从中有所得,如图1。综上所述,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结合了公共管理学科教学实践性、案例性的特点,针对其关注社会管理、公共问题的特征,将现实社会中的真实案例结合辩论的方式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有效地改善了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质量。 4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应用中的策略优化 成功的辩论式案例教学离不开一个好的、适合公共管理学科的案例,离不开明确的教学目的和围绕公共管理案例展开的辩论,同时还要规避辩论式案例教学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要使得辩论式案例教学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在选择案例、辩论环节以及规避问题三个方面实现最优。 4.1案例选择:坚持争辩性、针对性、全面性、本土性 从教学应用性上来看,小劳伦斯认为教学的案例是“一个描述或基于真实事件和情景而创作的故事,它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学习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后从中有所收获”。教师在做案例选择的时候必须明白什么是一个好的、适合公共管理学科的案例。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认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因素:(1)案例中问题的争辩性。从两个方面辩论都各有道理,这样才易于引发学生的争辩,要让学生像在进行军事战争的敌我双方一样用自己的思想去“战斗”;(2)案例有针对性。案例的选择应针对所学课程的专业知识;(3)案例论述的全面性。这样学生在展开辩论的时候就能有所依据,利用案例提供的线索展开辩论;(4)案例并不只是故事,而是以现实为基础。“案例反映的情况要与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及实践紧密结合,使其具有中国特色,易于理解和分析。”用案例对学生进行培训,目的是使学生能够解决现实中的公共管理问题。 4.2案例辩论:坚持专业化、理论化、开放性、效果性 学生在课堂辩论过程中经常出现偏离主题、生活化语言辩论、混合辩论甚至争论的情况。因此,在课堂辩论中教师要向学生们明确案例辩论专业化、理论化、开放性、效果性的原则。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课堂中更强调的是公共性和管理性的问题,所以,学生在课堂中应当更多地用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管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去理解案例、参与辩论,辩论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公共管理专业知识与能力。在课堂辩论中不仅要保证专业化,还要使得辩论观点上升到理论分析的高度,既要用理论去分析案例,又要将案例中总结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 4.3规避问题:坚持效率性、控制性、协调性、重点评价性 在笔者实施辩论式案例教学过程中,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效率低、时间耗费较长,课堂辩论秩序混乱、过于开放,辩论双方僵持不下、无法得出案例问题解决结论。因此辩论过程中要在教师的指挥下坚持效率最大化原则,学生尽可能地简化语言。教师需要按照辩论规则在时间节点上有效地去控制辩论秩序,指挥正反双方进行辩论,对于辩论混乱的情况要及时制止,让辩论有序进行。对于正反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教师要发挥仲裁者的角色,协调好双方。教师在评价时由于所评学生较多、标准也是多样的,很难给出准确的评价,因此,教师要坚持重点评价原则,对于所考核项目中重点的项目给予评分,突出学生优势和长处。 5结束语 我国公共管理学实践性、应用性和理论外来性的特征要求在公共管理教学过程中,关注中国公共管理、政府改革和社会公共问题等具有前沿性、实践性的案例,要将案例引进公共管理学的教学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大多是引进国外的公共管理理论,这种理论外来性的特征要求在其教学过程中必须要结合中国实际案例,将其本土化,就要求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学生应当具备批判性思维、多元化分析问题的能力、应用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辩论式案例教学将辩论法与案例教学相结合,以案例为基础展开辩论,在辩论中激发学生批判性思维与多元化的思想。实践证明,辩论式案例教学是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有效方式,其将案例、辩论和公共管理专业相结合,满足了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要求,改善了教学效果,对于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学生和教师能力的增强,而且对于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以及教学方式和文化的改善都有很大的作用,并且对于其他学科也具有很大的推广性。 作者:韩兆柱 翟文康 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问题浅析 一、公共管理学科特色 1、综合性。 公共管理学科一门综合运用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研究公共管理主体管理公共组织及其行为的规律的科学体系,其不仅拥有厚重的理论背景,而且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所涉猎的内容也更为多样化,有基于此也就要求所有运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更具有综合性。 2、实用性。 公共管理学科实际上就是一门运用公共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应用性科学,一般来说公共管理学研究多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如何解决某类公共问题方法或手段的内在规律,并进行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归纳总结。 3、交叉性。 公共管理学科的交叉性是基于其学科理论基础和研究的问题内容而言的。公共管理学科以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对某一公共管理问题的研究都必定涉及到多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 二、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重要性及案例选取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重要性 1、理论与现实结合,完善知识体系。 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就是一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它不仅仅是教师讲某一理论和相匹配的案例结合起来的一起分析,更是一种学科理论知识与社会的接轨。 2、丰富教学形式,活跃课堂气氛。 一般来说,社科类学科教学总是显得比较呆板,学生会认为理论性太强,课堂缺乏一个活跃的气氛。然而案例教学正是破解这一困境的好方法,现实性的案例总能给学生一些可触感,尤其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公共管理案例更是让学生感同身受,这样案例教学不仅是对教学形式的一种丰富,更是能很好地带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自觉地参与到教学中来。 3、实现教学相长,促进教学工作接地气。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但如若把教学简单地理解为只是老师单向将只是传输给学生,总难免有些狭隘之疑。实际上,教学也是老师学习一个很好的形式,这种学习体现在老师对知识的熟练程度提高上,也更体现在老师对知识的再思考和更跟新上。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能够帮助教师尽可能接触更多的公共管理领域的社会性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都是很具有实时性的,在案例对认识收集、认知、分析、讲授系列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帮助教师学习到了更多的新知识,并使得教学工作接地气,不归属空中楼阁。 (二)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中关于案例选取的一些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早已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问题,在理论研究上已然有很多成果,在实际的教学中案例教学也已是相当普及,但存在的问题也依然是很多,尤其是在案例选取上。本文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案例选取存在的一些问题小作阐述。 1、难离理论式讲授,案例少。 虽然公共管理学科领域在教学中长期以来都在极力推崇案例教学,但或许是出于社科类学科的通病,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依然还是难以走出思辨的窘境,难离理论式的讲授,选取案例很少,甚至是以老僧读经般的精神去不厌其烦地带领学生咀嚼无味的理论。 2、陈年旧事,缺乏时效性。 不容否认公共管理学科领域存在很多经典的案例。但公共管理学科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总具有的时代性又决定了其研究内容的时效性,如此说来,公共管理学科中的案例也就必然不存在永世的经典。 3、不具典型意义,缺少代表性。 案例作为个案来分析研究,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说明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或为了找出解决这问题的具有普适性的方法,无论基于哪个原因都无疑要求所选取的案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意义。而现实总会有不少教学案例的选取过于随性,不能代表某一类问题或说不具备典型性。4、过于高大全,脱离实际。当知识也有了统一的标准,总难免会出现一些高大全的东西,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不外于此。在标榜了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标准化后,不少教师容易在教学中紧扣标准要求,在选取案例过程中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模范案例,而忽然了现实环境,严重脱离实际。 三、关于案例选取的想法 1、穿插讲授,突破理论化的枯燥。 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案例的选取不仅要考虑数量和质量,还应对案例出现的时机予以考量。案例扎堆出现容易偏离中心理论主题,理论过于集中又容易让学生反感理论的枯燥,所以选择在合适的时机穿插进去案例显得尤为重要。 2、结合最新时事,注重案例的时效性。 前文我们已经对案例时效性的重要做了相关阐述,新的时事总会具有很强吸引眼球的功能。教学过程中选取新时事作为案例来讲解,不仅能加强学生对案例相关理论学习的兴趣,也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学会用更多理论知识去分析时刻发生在身边的事物。 3、讲典型,注重案例的代表性。 典型性案例不仅有很强的代表性,也很能加强人们对它的兴趣。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典型性案例的一般都是一时间在一定范围内广为人知的事情,选择这类案例来结合理论讲解,能很好地带动大家参与到课堂的案例分析中来。并且,由于大家都案例有一定的了解,在参与分析中也会有更多的同学能够有较好的思考和发言,这也是案例教学中极为难得的。 4、案例接地气重生活,解析要通俗易懂。 案例选取应该接地气,即应多从学生熟悉的生活中来。如教师跟学生讲国家治理雾霾来作为环境治理的案例,肯定就不比与学生分析其家庭所在社区对公共卫生环境的处理更让他们有亲切感和参与较为强烈的参与愿望。在案例的解析中,也应该尽可能地通俗易懂,动辄就跟学生讲大家们的公共管理理论多会让课堂变得更为陌生和沉寂。 作者:郭恒 单位:河池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优化思路 一、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优化的必要性 所谓课程体系就是将课程按照一定的原则经过选择和组织而形成的供传授用的系统。一个专业所设置的课程相互间的分工与配合,构成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高等学校课程体系主要反映在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及其之间的比例关系上。课程体系一方面是根据培养目标和要求来设置的,另一方面它又将培养目标和要求具体化,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内容和环节中,从而对人才的培养产生现实的定向和规范作用。 (一)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构建要适应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要求课程体系必须适时调整或更新。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及时将课程进行整体优化,各课程之问就可能会因为内容发生冲突而无法彼此协调。公共管理学科作为一个发展迅速,需求旺盛且很有前景的新兴学科,其课程体系尚处在建立和探索之中,课程体系的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一个专业的课程体系是否合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学质量的高低,影响到人才的培养质量。大学教育的整个过程,主要是围绕课程教学而展开的,课程教学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途径。实现专业培养目标,不是靠.-tl或几门课程所能奏效,而是靠整个课程体系的协调来实现。课程体系的优化,是课程设计中很重要的内容,同时,在专业的课程设计中,还必然涉及列课程体系内部各门课程的有关教学内容、教学条件以及教学方法等。合理的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应该有一个长远的教学计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课程的整体优化设计。 二、目标导向理论与课程体系 目标导向理论是管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目标导向,指任何行为都以是否对目标完成有帮助来考核成果,所有动作都以完成目标作为指导原则。目标导向理论认为,要达到任何一个目标必须经过目标行为(实现过程),而要进入目标行为又必须先经过目标导向行为(设计、选择和寻找目标)。高等学校的专业课程体系作为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内容,其设计要符合目标导向理论。以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综合考虑学生所需的知识、能力结构,进行课程设计。美国课程论专家舒伯特(wHSchubert)将典型的课程目标导向分成四种:一是普遍性目标导向一~基于经验、哲学或伦理观、意识形态或社会政治需求而引出的一般的课程目标导向,从而成为了某一课程领域的一般性、规范性的共性目标导向;二是行为性目标导向——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加以陈述的课程目标,它的特点是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三是生成性目标导向—_二.在教育环境中随着教育过程的展开而自然生成的;四是表现性目标导向——在教育情景中不断出现的,在教师的创造需求和学生的个性需求中得以强烈表现的。目前国内部分高校构建课程体系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以预期学习成果为本的课程体系构建模式,以能力为本的课程体系构建模式,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构建模式,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构建模式,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动态课程体系的构建模式,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的构建模式,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高职课程体系构建模式,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课程体系构建模式。 三、基于目标导向的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优化应注意的问题 (一)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要符合大学的定位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的类型必然是多元的。大学的定位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每个学校都应科学定位,安于其位,争做每个类型和层次上的一流。课程体系的构建要与之相对应。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课程体系中通识课课程比例最高,学科基础课次之,专业课更次之。教学为主型大学培养应用型人才,注重学生的专业课程,基础课以够用为度。职业大学培养职业型人才,注重专业课程和职业技能,专业课程的比重最高。 (二)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要符舍人才培养目标 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综合性大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多层次、多类型的,分为高层次、厚基础、少而精的基础性人才;复合型、创新性拔尖人才;知识面广、能力强的应用性人才;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公共管理办学和培养人才的目的在于要为公众服务,捍卫和提倡公共利益。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体系设置要围绕是否有利予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能力来进行。还要遵循科学性原则即要培养具有现代管理知识的科学管理人才。要遵循应用性原则,即以课程学习为主的同时,也重视案例教学,做到教学、科研、社会实践三方面并重。要遵循针对性原则,即要充分考虑和关注社会需要、专业需求和学生的具体情况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课程的设置。此外,还要强化基础,多科渗透,拓宽知识面。 (三)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要动态满足社会的需要 应建立动态的、开放的课程设置体系。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开办的社会基础是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与此相适应,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应该建立动态的、开放的课程设置体系,不断根据社会变革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体系加以修订。以河南大学为例,每年都要根据社会的需要对教学计划进行调整,结合实际情况增设了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方向模块、电子政务方向模块、企业行政管理方向模块、社会工作方向模块社会保障方向模块、劳动关系方向模块、人力资源管理方向模块、教育经济与管理方向模块、社会医学与公共卫生管理方向模块、城市管理方向模块、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方向模块,增开政府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政务、小组沟通、个案工作、公务员制度、谈判与沟通、管理创新思维、医院管理学、流行病学、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教育投资与项目管理、社区工作、政务礼仪、绩效管理等一系列课程。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调节获得了优化,培养的学生获得了社会的一致认可。 (四)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要符合科学规律 所谓科学是指课程设计的基本理念都是围绕着如何培养学生的分析、管理和倡导三种核心技能展开的。学科基础课、专业课以及模块课的设置应该符合学科发展规律,具有层次性,注意先修后继关系。学科基础课是为了确保基础学科知识与专业学科知识之间的有序衔接、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而设置的,学科基础课的学习是学生能够更深入、细化地研究专业问题、提炼出独特观点的前提条件。在保证知识系统性的前提下,学科基础课应在内容和时间安排上满足专业课教学的需要,显现出专业特色,加深学生对专业的感性认识,使其热爱专业,学好专业,以至开拓专业,创新专业,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的比例要合适。在限制与自由,共性与个性之间寻找平衡点,促使通识教育自身达到实现价值的目的,能够对学生个性发展给予充分的尊重。采用系统学方法优化与构建课程体系,使之成为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体系,兼顾自由和秩序、灵活性和规范性、多样化和专门化、宽度和深度,兼顾个人兴趣和学校指导。科学地处理好各教学环节之间的关系,注重课程设置和内容的有机联系,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教学活动形成有机的整体。注重各专业间课程的整合,科学合理地构建融会贯通、紧密结合、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避免简单设课和重复设课现象。鼓励开设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普及性课程,文理交叉课程和艺术类课程,以使学生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五)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要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强化实践能力培养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课程体系优化要明确各实践教学环节在总体培养目标中的作用,加强实验教学的创新与改革,加强实践教学与实践训练,将实验教学、实习、社会考察等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形成完善的实验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要求学生在掌握知识技能的基础上,学会动手动脑,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课程体系优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我国正在进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管理科学的重要性,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我国各高校教学条件的改善、教学基地建设的完备、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科学研究和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相结合的日益密切等内部环境的优化,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