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近年来，展现历史风貌和表现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成为纪录片题材的重要来源”[1]。其中，关于诗歌文化的纪录片尤其值得关注。《诗行天下》《诗词中国》《掬水月在手》等一批优秀纪录片相继问世，它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诠释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恒久魅力。不同于上述影片，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5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创新性地从诗歌与旅行的角度切入，以探访五位唐代诗人的一段生命旅程为叙事线索，通过“具身认知”式的旅行来唤醒古典诗词中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同时，影片没有忽略对现实的观照，不仅真实地记录了诗歌文化对当下生活的重要影响，勾勒出现代社会的诗意图景，并从多维度展现了中国诗歌文化的当代价值，最终询唤了观众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完成了文化自信的时代表达。 一、聚焦文化记忆：诗歌与旅行的双向交融 “文化记忆”是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的理论概念。他指出，“文化记忆是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2]。在历史长河中，文化记忆是人类延续民族精神、确立文化认同的重要参照。所谓“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文化记忆不仅能够帮助今天的人们追寻历史印迹，同时还对当下及未来产生着深刻影响。因此，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记录、延续、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毫无疑问，文化记忆的传承需要载体。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附着于具体的记忆形象，源于文字、图像、音乐、舞蹈、诗歌、节日、仪式、建筑等”[3]。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古典诗词是独具文化气质和民族精神的记忆载体。它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学形式，更蕴含着先贤们千百年来的生命思索与智慧结晶。当读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勾起思乡之情；当想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脑海中即会浮现母亲的伟大形象；当吟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能召唤出我们强烈的爱国精神……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上到老人，下到孩童都能脱口而出。中国古典诗词经过千年流转，历经岁月洗涤，在一代又一代国人的传颂中“高度成型”，最终凝结为一种“根基式”的文化记忆。然而，作为一种“根基式”的文化记忆，多数人对古典诗词的认知，主要聚焦于对诗词文本的学习和解读上。而那些书写在诗句当中的人文山水，暗藏在诗句背后的心路历程，却鲜为人知。事实上，诗歌与旅行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大量诗歌是在诗人的游历途中被书写的，“虽然地点之中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是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的意义”[4]。由此，诗人的旅途不仅浓缩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同时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正是切中了这一要点。该片总导演李文举在谈及创作构思时说道，“我们从小读唐诗，却很少有节目展示诗人们走过的那些足迹……把唐诗和旅行这两个元素结合起来，用今天的方式去旅行，用今天的人的眼光去看，去感悟唐代诗人当年的感受，去揭示他们当年的经历”[5]。正如导演所言，与以往的诗词文化纪录片不同的是，该片并未将目光单纯聚焦于诗歌文化的科普介绍，而是选择重返“唐诗现场”，重走诗人旅程，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去体认千百年前诗人的心路历程。通过将旅行与诗歌的双向交融，以此唤醒关于诗歌背后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从而询唤当代观众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认同。 二、唤醒文化记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 通过诗歌与旅行的双向交融，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聚焦于唤醒古典诗词背后潜藏的文化记忆。然而，文化记忆的唤醒并非一蹴而就，而须经几个步骤来完成。在纪录本文微信网页版片中，五位唐诗寻访人从重返现场到亲身体认，从感官体验到心灵感悟，经由寻访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最终得以唤醒。 （一）从文学符号到具象景观 扬·阿斯曼在谈及文化记忆时曾说道，记忆的留存与唤醒需要各式各样的辅助工具，这些辅助工具也被统称为“记忆场”（lieuxdememoire）。“记忆场是一个符号系统”[6]，它表现为蕴藏民族历史、激活文化记忆的载体及情境。因此，建构关于诗歌的“记忆场”便成为唤醒诗歌文化记忆的重要路径。值得指出的是，《跟着唐诗去旅行》在呈现诗歌文化、建构诗歌“记忆场”时，并未止步于诗歌文本的罗列与堆砌，而是通过纪录五位唐诗寻访人的旅途行程，重返诗歌中的人文山水、江山形胜，将原本作为文学符号的诗歌转化为具象的真实景观，使得观众可以依据现实场景，找寻到诗歌文化记忆的切入点。以第三集《长安》为例，学者郦波跟随诗人王维的行迹，以西安为起点，游碑林博物馆触诗人刻铭，驻灞河河畔感惜别之情；会友人重吟渭城曲，居教坊再听古乐音；后又前往辋川，登蓝关古道、再走鹿柴、临孟城坳、访鹿苑寺；最终行至终南山，在自然韵律里感受诗句描写的花草树木、雨雪风霜。经由寻访人重返唐诗发生地，那些原本静躺在古典诗词中的文字符号倏而跃然于屏幕之上，变成了旅途中可触、可知、可感的具象景观。而借助具象景观的显现，影片同时还揭示了现实中的自然风光、人文山水与诗歌创作的内在关联。当寻访人走过送别胜地渭水河岸，不难领悟诗人当年写下“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时的不舍之情；透过东西走向的哑呼崖沟，更加理解“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现实来源；看过如今稍显破败的鹿苑寺，愈发明白“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的浓浓禅意……《跟着唐诗去旅行》通过影像记录寻访旅途的所到之处，还原诗歌书写过的地点与场景，使其跨越历史时空的界限，以具象景观的方式重回观众的视野，成为唤醒文化记忆的辅助工具。与此同时，又以诗人的生命行迹为线索，通过寻访人的线性行走，将这些散落在诗人不同生命阶段、不同心境之下的诗意景观串联至一起，最终聚合成诗歌文化的“记忆场”。 （二）从书面理解到具身认知 然而，“记忆场”的建构，只是影片唤醒诗歌文化记忆的表层体现。若要挖掘潜藏在诗句背后的“秘密”，则意味着需要以“具身认知”（embodiedcognition）的方式“身”入其中。“具身认知”也称“涉身”认知，其核心内涵是指“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认知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而形成的”[7]。在纪录片中，五位叙事者将身体作为“媒介”，通过行走、徒步、登高、骑行等一系列“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将观众对诗歌作品的书面理解体验化、真实化和立体化，以此勾勒出诗人的鲜活形象，进而深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诗歌文化记忆。在第一集《江湖》中，西川从陇南出发，踏上追随杜甫晚年的漂泊之旅。在险恶延绵的群山之中，他切身体认到“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句中饱含的“厌山”情绪；采食甘苦的橡栗，味蕾的刺激令西川深切体味到“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所流露的不幸与艰难；途经成都，西川走访“白夜”诗会，与故友畅谈诗歌，仿佛亲身体验到杜甫当年入蜀后的惬意舒闲；在杜甫草堂，西川通过亲手修缮屋顶而体悟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背后的胸怀与担当；在街边，西川与好友大快朵颐，在筷勺交错、语句碰撞间讨论杜甫关于“吃鱼”的诗句，为这位诗人的“苦难形象”增添了一抹生动光彩的新鲜趣味；渡船至三峡，行走于风高浪急之中，登临至巍峨山峦之巅，西川得以真正领悟到诗人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对于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伤……在全片中，诸如此类的身体实践比比皆是，都可作如是观。纪录片通过寻访人“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将关于五位唐代诗人的文化记忆塑造得更加立体鲜活。对于寻访人来说，“具身认知”的方式是重返历史情境，帮助观众深化文化记忆的关键所在。身体的实践不仅揭示了诗歌创作与旅行路线的紧密关联，勾勒出诗人真实丰富的生命形态，更是将潜藏于书本、文字、史料当中的文化记忆生动地“活化”出来。由此，诗人与诗歌不再仅是书本中的文学符号，而是活现为真实可感的生动形象。 （三）从身体实践到精神在场 经由诗歌文化“记忆场”的影像建构与“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千百年前的诗人形象愈发鲜活，关于诗歌的文化记忆逐渐清晰。与此同时，“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对情绪与情感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8]，而情绪和情感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记忆的生产与重构。因此，五位寻访人在找寻文化记忆的旅程中，不仅仅是充当知识科普、完成叙事任务的“叙事者”，而是主动将自我的思维、记忆与情感完全融入其中的文化记忆参与者。在纪录片中，当西川重走杜甫的“漂泊之旅”，两位诗人的对话让他触碰到杜甫胸怀天下的伟大灵魂，由此他生发出“有什么样的山水，就有什么样的诗歌；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诗歌”的深刻感触；鲁大东重游孟浩然的“疗愈之旅”，抒发出“人到中年，需要改变”的人生感悟；郦波重访王维的“归隐之旅”，道出了“唐诗只是一个引子，生命才是最鲜活的内容”的心灵启迪；杨雨重回岑参的“荒凉之旅”，置身于边塞时她不禁哽咽，忽然意识到行走其实是在找寻自我；韩松落重归李白的“永恒之旅”，在名川胜地中感受到李白诗句里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将对李白的公共感情转化为了私人情感……当面对诗人曾经走过的山河古迹，感官的刺激与身体的实践，情感的触动与记忆的浮现，共同促使寻访人与诗人之间产生强烈的精神共振与生命联结，最终完成了自我生命的价值重塑。从具象景观到“具身认知”再到自我重塑，经由五位寻访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一套关于诗歌文化记忆真实且完整的“影像证据”。观众即便无法真正参与其中，但借助观影行为，与寻访人形成情感呼应，共同从诗歌文化记忆中获得“精神感召”，达成“精神在场”，从而达成对诗歌文化记忆的深层共鸣。 三、询唤文化认同：历史与现实的双层呼应 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对诗歌文化的记忆唤醒，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展示诗歌文化的历史价值，更是将历史中的文化记忆引申至当代语境，以现代视野诠释五位诗人高尚可贵的精神品格，并以此为鉴，启示后人。同时，影片使用大量篇幅真实地记录了诗歌文化对普通人及日常生活的积极影响，实现了从历史回到现实、从唐诗回到生活的人文观照，由此促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加深了对于诗歌文化及诗人精神的理解，最终完成文化认同的意识询唤。 （一）价值确认：文化记忆的历史启示 如若说影片唤醒了诗歌文化记忆，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丰厚，那么对于当代观众而言，这些“活化”的文化记忆又有何现实价值呢？实际上，“历史——那些已然消逝的过去，对于当下的意义——无论是盛世荣光还是乱世哀鸣，都有着必然的历史规律，挖掘出掩埋在古老时光中的那些宝贵的经验、规律的精髓，以之馈赠给今天的人们，才是历史对于今天的真正价值”[9]。换言之，只有在映射当代、呼应现实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确认并凸显诗歌文化记忆的价值所在。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通过诠释五位唐代诗人的生命境遇及人生选择，为面临同样处境、经历同样考验的当代国人提供了来自历史的另一番解答。杜甫一生艰难，但他却没有选择回避，反而将写作与时代深切地联系在一起，用诗歌诠释了独特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孟浩然一生不仕，却在中年“华丽转身”，以“人生不得志，便向青山游”的豁达心境启示后人，“人生不止在庙堂，还有诗与远方”；在大唐盛世中，王维因时代的洪流而无法左右，但他却难能可贵地保持着一片心灵净土，由此给予后人“坚持自我，回归内心”的精神指引；岑参两度策马向西域，不仅用诗句书写下报国雄心，更是以身先士卒的方式提醒后人，面对祖国山河要有发自肺腑的深情与担当；李白一生放荡不羁、自由洒脱，无论面对山川湖海抑或世道人情，永远怀抱着一颗赤子之心，以自我的浪漫豪情告知后人，或许追求永恒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命题。借由诗歌文化记忆的探寻与唤醒，历史的纵深得以打开。诗歌文化作为连通历史与现实的记忆纽带，对它的价值确认不仅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历史命题，更是成为指引当代国人“到何处去”的精神力量。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突破对诗歌文化的表面呈现，向文化记忆的更深处挖掘，最终将追寻“何为诗意”的记忆回溯转化为“诗意何为”的当代启示，为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国家复兴提供了重要的“镜鉴”意义。 （二）询唤认同：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 通过对诗歌文化记忆的价值确认，无形中指向了本片主题的真正指涉——询唤文化认同。毫无疑问，“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发展与国家强大都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否则，民族国家将失去生存的土壤、精神的家园和前进的动力”[10]。因此，在影片中，询唤文化认同是确认历史文化价值的意义归属，也是唤醒文化记忆的终极目的。回顾全片不难发现，影片通过大量篇幅真实记录了与诗歌文化相关的不同群体。他们不仅是诗歌文化的参与者和讲述者，更是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者。无论是为碑林文化奉献青春的讲解员杨烨，还是在辋川坚持寻找王维足迹的退休教师张效东，又抑或是杜甫草堂的小小讲解员尹麒竣，通过他们在镜头前声情并茂地讲述，影片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个用生命热爱诗歌、用行动传承文化的鲜活人物。此外，影片中还出现了许多“不知名”的素人形象，如“误入”镜头讲解杜甫雕像意义的路人阿姨，在西川忘记诗句时“接话”的青城山道士，将王维诗句脱口而出的邮差老人……这些素人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行为、言语，已然于无形中显露出普通百姓对于诗歌文化记忆的延续与传承。不论是否能够意识到，诗歌已经在他们的精神深处化作一种滋养，一种本能和一种文化自觉。通过真实记录这些和诗歌文化相关的群体，影片将散落于当代社会的诗歌记忆凝聚在一起，并让观众深刻地意识到，原本在书本、教材、文献中静躺的文化记忆，其实早已跃出既定的框架，潜入到日常的一言一行、一呼一吸之间，成为你我与民族、国家紧紧相连的文化血脉。同时，在唤醒文化记忆的过程中，通过影像建构“人人读诗歌，人人爱诗歌”的素人群像，询唤了当代观众的精神共鸣与文化认同。正如学者郦波在影片中所说，“诗和远方的终极之处在哪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那个独属于华夏文明的烙印，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四、结语 从文化记忆的聚焦、唤醒到认同，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搭建起一道连接历史与现实的记忆桥梁。在宏观层面，影片通过展示山河之美、体认诗歌之美、观照生活之美，向观众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宝贵价值与恒久生命力；在微观层面，影片通过对不同群体的鲜活纪录，建构出热爱与坚守诗歌文化的人物群像，透过他们的行为举止，观众得以感受到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认同。因此，《跟着唐诗去旅行》不仅在创作层面对诗歌文化进行了创新性表达，更是立足于时代语境，强调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注释： [1]张欣.近年来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分析[J].中国电视，2015（10）：27. [2]冯亚琳.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1. [3]孟洋.网络诗词：新媒体时代的文化记忆[J].当代传播，2015（01）：80. [4]［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44. [5]《跟着唐诗去旅行》：唐代诗人走过的路程远超我们想象。 [6]扬·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16（6）：23. [7][8]叶浩生.具身认知：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J].心理科学进展，2010（05）：705，708. [9]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从历史中探寻真正的价值——谈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构思[J].中国电视，2015（12）：9. [10]刘振怡.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微观研究[J].学术交流，2017（10）：23. 作者：刘向阳 庄紫涵 单位：上海立达学院传媒学院

文章从美育发展的四个维度进行构建并形成审美教育的基本内涵，以“审美教育创新思维”“美育课堂创新”“美育育人体系”与“美育实践支撑”四位一体体系建设为起点，探索新时期审美文化中创造性认知思维的新探索。美育，谓之审美和教育，人类自原始社会以后便有了审美的意识，在我国古代尤为重视，其是以诗教和乐教为主。“教育”最早出现在《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1]。上古“乐教”《尚书》记载：八种乐音均可调和，尤以秩序为准，则神人通达合一[2]。西欧中世纪成为七艺，源自古希腊的传统（六艺、七艺、骑士七技均是审美教育的传统形式），美育概念的形成根源于《美育书简》一书，在17世纪由德国诗人席勒所提，站在学科建设的视角下提出“审美”观念，被称作审美教育的先行者。 席勒提出关于审美教育的认知，意义在于使人们能够养成感性思维与理性精神的整合，创造合而为一的融合，将美学教育界定为情感教育的特质。中国现代美育的真正开创者和奠基者是蔡元培先生，依据席勒曾经使用过的德文词组，最终确立了“美育”中文概念。中华传统美学源于华夏礼乐文明系统的审美判断，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教化同一的系统，培养通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的多能完备人才，纵观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美育培养与当下综合教养本质相同。现代“教育”范畴已经从单一维度向多维转换，将全面育人以德育为本。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个维度出发，将健康体质、认知广度、道德素养、鉴赏能力的拓展作为教育内涵。符合设计教育培养目标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开拓创新、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核心精神。 一、审美教育，创新思维的核心教育 审美文化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是营造知识更新迭代的主导路径。创造性思维能力是艺术审美创新、创造的主导，更是从事专业设计研究的核心。同时，审美文化以及创新活动能够激发大脑皮层，增加神经元的连接形成大脑高效工作，设计教育创新思维的培养离不开审美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美学教授王旭晓在第三届全国美育大会上的学术报告中，以《蔡先生美育代宗教组长的历史背景及学术思想分析》为题，通过科学数据阐述对蔡元培先生在美学教育方面的理论思考与践行。“美”的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缓解当时的现况问题，最重要的是为了中国的前瞻发展，纵观史镜、预设未来。审美文化，可以提升情感感受力、激发道德反思，拓展创造性思维，是审美教育的核心。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将审美教育纳入道德素养的范畴之中，要将美学内涵融入高等院校培养的始终。面对目前教育现况，重新审视设计教育的责任与意义，即什么教育要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思考美育视域下设计教育如何引导学习者创意思维能力的新探索。将美学思考融入思想道德素养、文化知识内涵、社会实践能力各环节。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上进行了重要发言，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确立了新时代的教育路线，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工作的总纲领、总灵魂、总遵循。依高等院校的教育规范要求，明确教育改革的发展思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学术界与教育界将美育的意义在当前一个时期做出了充足的认知以及具体的实施工作。为此，高校在人才培养方案建设的目标中着实按照当下新时期的务求，广泛接收教育学、美学、心理学等交叉学科、多领域的研究成绩，建设新的美育理论与实践，突出时代特点和现实属性，从美育关怀的角度正确处理专业教育、艺术教育、理论教育与美学教育之间的关系，实现新的时代要求下审美文化诉求的创新探索。 二、崇德尚艺美育课堂是设计教育的和谐之本 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为美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建设指明方向、清晰思路，将审美教育作为高校发展的重要内容，重点突出内涵建设是学校各项工作稳步发展的生命线，设计教育的和谐本源是在美育认知的基础上，思考审美的价值、传播美学的内涵，同时融合广度思维与深度思维进行较为全面的渗透式、参与式、互动式建设。在加强设计教育创造性思维建设过程中，美育工作面向在校大学生建立“班导师”指导制度，带领新进校园的学生共同参观校史馆，举办以校园文化建设为主题的党日实践活动等，从美学教育的角度审视，美育的融入可以纠正现代教育中存在的目的机械化与功利化的现象[3]87。审美教育已然成为人们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同时在高校教育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增强，站在一名高校艺术设计教育工作者的视角下，提倡一种和谐为本的审美人格教育、根植本土的审美视野教育以及崇尚创新的审美人格教育，有利于强化人文性和精神性取向[3]87。2015年开设《设计认知与思维导入》课程是在一年级搭建的多学科、跨专业的基础平台建设，艺术方向新学员是扎实基础认知和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关键时期，此课程以建筑专业、城乡规划专业、艺术设计、工业产品等多个专业创建审美教育的基础平台，依托大设计平台的建设着力培养交叉融合的创新型、复合型高级人才。使设计教育文化的多样性被新一代学子所了解和掌握，从而缔造出跨越专业与文化界限的交流沟通能力，培养学生多元、和谐的平衡向心力。其目的在于将设计教育课堂搭建人文精神素养提供了持续动力，使创造性思维贯穿于美育课程的各项环节，体悟设计的魅力，培养青年学习者创新续航能力，这也正是审美教育的目标。教育不只是知识传授，教育的根本是具有创造性素养的人格力量，而美育课堂是重要审美人格的和谐本源。审美教育培养的是具有尊崇道德、归尚艺术、具备美学素养的健全人才，美学文化的前沿基础是专业知识与设计实践。依循美学文化的源头建设高校审美素质、审美视野以及审美诉求的表达是艺术设计教育的和谐根源。课堂为此应结合设计专业课程进行美育教育，着重对高校学习者艺术想象力、审美判断力、理论逻辑能力的培养，运用开放式引导、互动商讨以及主、客体转换角色的教育授课形式开展。其次，开展美育课堂跨专业教育，将审美人格教育作为核心目标，发挥不同专业的特点及优势，提升在专业教育中的美育传播，将美育内容有机整合，增强课程的综合性和美育文化传播的新内容，实现审美诉求在教学发散过程中创新思考的探索与开发。 三、全程式美育育人体系是设计教育的发展动力 全程式美育育人体系遵循的夯实基础就是美育文化的传播，培养与建设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站在设计学、美学的视角下形成价值观和审美能力。深度挖掘传统与现代，融合民族与世界美学视野为一体的教育体系，统筹思考全程育人的质量管理，为实现高等院校育人环节的优质化、梯队化建设，形成审美素质的文化体系，同时为创造性思维在审美教育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强化国际视野对现代教育的意义，不断建立和扩大对外交流的渠道，紧抓创造实体的双文明意识[3]88。在我国审美文化的发展体系中，将审美与文化教育相结合是新时展的必然，更是民众对美育的文明盼求。审美教育的育人体系源自于发现美、认知美、实践美的能力培养，依据不同受教育者的外部因素以及内在需求作为发展动力的原点，将“审美”的抽象概念具象化，感性情绪理性化、从事物的表征走向本质，挖掘审美主体背后的文化发展脉络以及历史现实意义。审美教育是客观存在的恒定量服务于受教育者的变量，美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来自于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的习惯养成以及现实影响等因素。基于此需要建立健全审美文化的理论研究基础，为受教育者搭建艺术赏析平台等系列活动，为实现全程式的美育育人体系和培养高水准的审美能力提供依据[4]。 （一）美育文化与专业课程建设 美育育人体系需寻找并结合学科自身的特点，我们对美育文化进行顶层设计时，要站在大设计的思维视域下进行规划整合，审美教育不仅是融会贯通的，更是连接高等教育综合发展的纽带，将美育体现在各学科、各专业以及各门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形成认知审美课堂教学建设的育人合力，创设具有美学素养的专业建设。蔡元培不止一次指出，“自由、平等、友爱为德之大纲，而所以育之者，仍不外科学、美术”[5]。审美教育扎根于专业课程，“以符合审美规律的教学方式，来帮助受教育者增加知识，提高修养，陶冶性情，升华人格”[6]。基于课程建设吸取了不同方向、不同思维模式碰撞下诠释对于美的理解，创造出一个具有直觉意象的审美空间，激活受教育者创作的热情。将审美人格的内涵建设与艺术教育有机融合，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在大设计的维度下，重新理解艺术设计与审美教育之间的关系，其中教学实践环节与审美行为也具有内在依托关联性。作为信息传播与审美认知的前沿，切实提升审美教育与专业素养建设高效统一。以《信息设计》课程实践环节为例，运用了案例引导方式、互动讨论程序、结构化研讨、练习实践环节、逆向思维训练、市场调研数据等综合交叉的授课方式。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使学生在愉悦中感知美、在探索中获得新知，提高了自身的审美能力，激发学生创造美的兴趣和欲望，提升了他们对民族艺术的热情，较好完成课程设置中学生整合信息能力的审美判断,不断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9]。信息图表设计环节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学生独立完成设计命题的调研任务，通过互联网、图书馆以及实地现场问卷调研数据采集，使学生形成直观的审美认知与判断。第二部分为信息草图方案计划，通过前期调研资料作为依据，形成明确主题并进行创意思维草拟出方案雏形，学生通过自己讲授选题并分享、形成预判以及方案反馈信息，以推出较好的成果信息图。学校艺术学科需要重新审视美育文化对于受教育者创造性思维的内涵，依托OBE教学理念，教学成果已不仅仅局限在专业成绩、就业率、以及专业技能的成熟度，程式化的标准准则并不是判断一个受众的单一尺度。可尝试将美育纳入学生的综合指标，此评测指标使专业教师考虑到教学过程中不同阶段如何将美学教育更为科学且更具实施性和操作性，实现创新要求高标准、强优势的成果展示。审美教育传承中华文化且与时俱进，艺术设计专业建设以更高要求满足社会的传承，与新时代社会发展进程相统一，在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的回信中，强调美育文化在专业课程建设中对新生代学子的身心发展、素质要求以及专业精神提出了希望与要求。高校教师需在专业发展的角度，根植于受教育者综合设计能力的协同发展，以四个自信严格要求并付诸行动，变为名副其实的审美文化的播种人、实践派和缔造者。 （二）美育文化与学生培养 审美文化教育是培养学生崇高的信仰、社会道德观以及思想和行为的习惯[7]。5G时代道德教育成为最重要的突破口，文化发展趋同的背景下，我国第一次将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并以最高级别的文件作为国家教育重点内容，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从党的领导到国家政策，对学校审美文化建设重点培养与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美育关系到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和更高水平的精神追求[8]。作为接受审美认知的主要载体，更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不同的专业方向以及不同区域环境下的单元个体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艺术设计专业门类的学生大多性格突出、思维活跃，执行力强、善于沟通，授课主题融合文化延伸至课堂，将学生个体的差异细化思考，深入浅出地引导并积极带动学生受教的乐趣，从而使学生获得审美判断、感知力以及创造美的能力，使学生在具备专业能力的前提下同时健全审美人格。设计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其核心是品味和审美的诉求，在社会和未来发展中还有一些新课题，如：品牌设计的人性化服务、产品包装的情感化审美、展示空间的实体体验环节、大数据的信息系统视觉概念、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实验、数字媒体与新材料应用的安全设计、公共空间的儿童关怀导视以及设计可持续发展等，如何提升学生审美能判断，营造一个欢愉、智趣、高效的课堂，艺术设计专业以较为丰富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美育培养的是受教育者对自然、人文和社会的美学观、欣赏观和消费观。致力于培养学生拥有赏心悦目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艺术设计等内容，兼具了审美、时尚和实用的多重艺术功能[10]。总上内容，审美教育追求严谨科学的态度与理性逻辑的思考、创意成果的呈现与设计思维培养，应明确审美教育内涵的方向，达成文化共鸣，为受教育者获得审美的判断创建平台，这其中夯实文明发展的民族自信是建立审美教育的基本前提条件。美育的本质是审美情感的教育，鲁迅先生认为，如果没有审美活动，人类社会就会陷入片面性，人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人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对于美的核心是在探寻关于人的素质本源，剖开物象外化形式还原本貌。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11]。 四、立足本源的美育实践是设计教育的价值体现 在美育环境下实施并展现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是师生共建人文素养与审美品位的重要载体，搭建开放的美育平台，开拓与高校、社会企业公司、艺术传播团队等合作的广度，为创造“大美育”的设计理念，创设高等院校美学实践需要扎根于育人环境的各项活动，文艺活动的传播、校史馆历史沿革的发展、专业方向主体性汇报会、社会调研实践策划等系列内容建设，是坚持美育实践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依托校园环境的熏陶使得美育文化培养有了更丰润的土壤，对审美教育的开展有着深远意义的影响。2018年本院党委组织党员教师、学生共创社会实践活动，围绕张家口仝家窑村墙体形象改造计划，实施计划为迎接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师生共建创造新认知[12]。设计实践分主题、分形式、分团队开展活动，将文化艺术的思考与乡村建设相融合，使团队成员体悟传统艺术与审美判断的重要性，村容村貌艺术墙体彩绘活动，重塑团队基于创新主体意识与文化传播的指导意义，明晰艺术方向美学教育在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呈现。人类的审美表达自古有之，从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受伤的野牛》便见证了艺术审美的地位，呈现出对大自然的探索认知，随着时代推演审美范畴延伸到社会领域、文化领域中，当下以高等院校在校生为主要群体的审美活动越来越成为5G时代下的新内容，者不仅仅是承载着大学精神和崇德尚艺的文化传统，营造浓厚的大学文化氛围，更重要的是通过美育平台传播大设计的核心理念。2014级毕业生围绕艺象·意向主题，意指艺术印象，从象征意义到内涵诠释艺术设计创意的无限可能性与创造性。企业实践平台参展并反馈当下艺术设计毕业生实践能力及内在潜力，特别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成果展以实体设计整合包装、海报、书籍，将毕业生的设计作品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展览，创建营造出校园美育文化传播的一道独特风景。历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随着全党建设美丽中国目标的日益清晰，随着全党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作为今后工作方向的部署，以高雅的审美提高全体公民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将成为当代美育工作者的新使命和新任务……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才能顺应新时代的新发展。 五、结语 设计教育培养创造性思维新探索是广泛的、多元的，新青年的一代是祖国的明天，这一代的审美底蕴彰显着明日发展的核心驱动，需要设计者要有坚持使命担当，高校教育者是核心原动力。基于“审美教育创新思维”“美育课堂创新”、“全程式美育育人体系”与“美育实践支撑”四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全面建设，继承蔡元培先生“美育代宗教”的信仰诉求[13]，实现特定人格的塑造和健康心灵的达成，还能得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14]。审美教育的核心目标能够成为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因素，实质是提升受教育者审美素养的内涵，更是新时展进程中对高校教师提出的新要求，艺术设计美育范畴不仅仅涵括创造性思维引导、理论原理以及设计方法，而是在共创交融的过程中不断为社会提供艺术审美资源和创新平台，为适应国家文化发展进一步完善美育视野下创造的无限可能。 参考文献： [1]赵建玲.孟子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5(3):113-115. [2]何璐.先秦乐教到诗教演变问题探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5. [3]韩旭.美育视角下国际化特色创新人才培养路径研究[J].艺术教育,2018(24):87-88. [4]王小梅,丁晓昌.教育理念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论文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 [5]祁志祥.蔡元培的多重角色及其思想结构[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8(3):295-301. [6]张文文.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与美育结合的实践探索[J].艺术科技,2014,27(07):14-15+27. [7]林家阳.设计鉴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8]许洪帅.改进学校美育:改革开放40年学校美育重大政策研究[J].美育学刊,2018,9(6):17-25. [9].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15-10-14.[2018-12-20].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10]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M].赵玮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11]张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报，2018－09－11(001)． [12]朱彦妮.弘扬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7(5):39-40. [13]王一川.美育树信仰:互联网时代大学美育的目标[J].美育学刊,2018,9(5):25-30. [14]孙俊三.净化与美化:西方古代审美教育的理想[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7(5):40-43. 作者:田瑾 孟庆军 单位:河北工业大学;河北师范大学

浅谈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有关建立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探讨 摘要：随着经济、科学文化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及健康水平普遍提高，人口平均年龄延长。加上我国独有的国情因素，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明显快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目前，重庆城区只是初步建立起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如此不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使建立完整健全的养老服务体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课题。我们应该尽早提出更新的服务观念，充分利用政策法规、专业护理人才，转变管理模式，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服务；管理观念 伴随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加上我国独有的国情因素，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云阳县地处重庆市东部，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是三峡库区生态经济走廊承东启西、南引北联的重要纽带。全县幅员面积364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60679公顷，自然条件极差，处于贫困状态，系国家级贫困县。总人口134.2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4.43万人，是重庆市8个百万人口大县之一。辖22个镇、16个乡、4个街道办事处，截至2009年末全县60岁以上老年人19678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4.68%。云阳县现有城乡养老服务机构58所，民办养老服务机构8所。然而，国办养老服务机构入住平均率不到50%，民办养老服务机入住率不到30%。面对如此情况，完善养老服务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云阳县城乡敬老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各个击破，进一步健全完善院养老服务体系。 一、完善政府供养制度，加强养老资金保障 一直以来，对于养老服务，我们始终认为，养老服务属于社会福利事业，政府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未能以发展养老产业市场化、产业化角度引领。直到现在，还不能从积极争取社会投入、扩大福利彩票发行等多种渠道去开发相关社会资源，加强养老服务的资金保障。从成本角度上出发，不仅前期要投入数额庞大的床位费，后期更是要不断补充资金支持正常运营。为了给市场输入新的血液，我们应该使养老服务社会化，推动民办养老机构，实现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 二、转变政府角色，确立以监督、考核和评估为主的地位 当前，政府在养老机构中充当的角色较多，不仅是养老机构的出资者，而且还是养老机构的服务提供者，要作为监督者的角色对民间服务机构进行考核和评估，从而为民间机构提供意见和治理措施，为进一步完善民营机构的管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提供技术支持，让养老服务资源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 三、调整管理模式，运用招投标方式确定养老服务机构 目前，市场对养老服务的前景认识不足，参与性较低。政府往往只有通过鼓励补贴的方式吸引民间力量，然而也给了某些投资者投机倒把的机会，出现了借助建设养老机构骗取政府资金的情形。另外，随着政府对养老服务的重视，不少投资者参与到养老服务行列中来，为了避免投机者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在养老服务政策和经验还不完善的今天，政府委托多家养老服务机构投标，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养老服务机构。若老人对服务机构的满意率较低，可以要求更换服务机构，政府也可以吊销其营业执照，为进一步提高养老服务效率提供保障。 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要强化措施，深化认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是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首先，着力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按照功能配套、小型多样、就近就便的要求，建设和改造一批星光老年之家、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鼓励各类中介组织和社会服务企业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依托城市社区服务信息载体，在社区普遍建立紧急救援系统、养老服务热线、数字网络服务系统，建设便捷有效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其次，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争取政府重视支持，通过转变、整合或置换用途等方式，将闲置的企业、学校、医院以及各类活动中心、公办培训中心等公共设施资源改造用于养老服务。鼓励社区各单位的文化体育和生活服务设施向老年人开放。再次，大力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居家养老要以上门服务和日托照顾为主要方式，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康复护理、家政服务、生活照料等服务。建立社区、街道、县三级社区居家养老网络和服务设施。应当加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无障碍改造和建设，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五、提升养老服务的规范化水平 我们要站在推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健康发展的高度，切实加强养老服务的专业化、信息化、标准化和法制化建设。首先，推进专业化建设，培养和引进中高级专业人才，形成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和养老机构院长岗前培训制度。大力开展养老服务志愿服务活动，在养老服务领域率先培养和使用一批高素质的社会工作者。逐步实现志愿活动的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其次，推进信息化建设，利用先进的信息数字技术手段，掌握养老服务的发展动态和基本底数，建立起规范的养老服务信息系统，为行业规范化发展、公众接受养老服务、政府采集行业信息提供信息支持。再次，推进标准化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实现标准化。制定和完善养老服务质量、服务产品、服务环境监测、服务安全卫生、服务设施、服务规范、服务资质等标准化。制定失能老年人评估标准，为失能老年人提供适的养老服务提供依据。最后，要完善规章和法规制度。要抓紧研究制定理顺管理体制，养老机构的管理办法，构建公平、公开的规范的准入、监管、退出机制，完善配套各相关的法规制度，对各类养老机构实行实时动态监管。同时抓紧研究制定养老服务相关地方规章、制度以及规范性文件，为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重庆市云阳县城乡敬老院） 浅谈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 【摘要】 随着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我国传统家庭赡养模式面临巨大的冲击，此时如何立足国情加快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在我国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深入剖析了目前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我国目前社会现状，提出了旨在完善社会养老服体系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老龄化 少子 近年来，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根据全国31个省份公布的各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有21个省份都属于少子化范围，11个省份甚至属于超少子化。其中，北京、上海的青少年人口比重在全国最低，均不到10%。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国有26个省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已越过7%的“红线”，老龄化趋势开始向全国扩散。这组数据意味着，一方面是青少年人口越来越少，一方面是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今后我国将不得不面对少子老龄化、高龄空巢化的严峻局面。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指出：与西方的“接力模式”不同，我国传统社会就是采取“反馈模式”来解决赡养老年人这个任何社会都必须给予解决的问题，即多数传统家庭以三代或四代共同居住方式，在扩大家庭中“反哺式”地实现对老人的经济保障、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然而，随着少子老龄化形势不断深化，必将给我国传统的家庭赡养模式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现阶段必须立足国情加快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经过10年的探索和实践，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基本框架，但是还很不完善，仍存在许多问题。 一、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1、居家养老发展滞后 居家养老是指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它是对传统家庭养老的补充与更新。传统的家庭养老是完全由家庭对老人提供经济保障、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而居家养老则是通过在社区建立一个支持家庭养老的社会服务网络，让老人不离开家庭，仍然也能够享受到一定专业水平的养老照料。《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强调，“护理年长者的一个基本原则应当是使他们能够在社区里尽可能长地维持独立生活”，并且建议“应尽可能充分地在社区范围内发展保健和与保健有关的各种服务”。因此，目前依托社区进行的居家养老已成为国际社会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全球共识，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现如今美国、德国、荷兰、日本等国，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比例都超过90%。2008年2月22日，由全国老龄委、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劳动保障部、财政部等十部委联合推出了《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该《意见》的推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为了破解我国日趋严峻的养老难题，必须马上把“居家养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虽然我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已初具规模。但从整体上看，其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到目前为止，很多地方政府的兴奋点仍然停留在发展经济上，对居家养老的重要性、迫切性认识不足。表现在：一是专门针对居家养老服务建设的政策文件极少，仅有的政策也大都散见于民政、社会保障、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工青妇、老干部局等多个部门的规章之中，缺乏有效整合，即便现有的政策也没有很好执行。二是财政投入也比较欠缺。由于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公共财政政策尚未建立，政府对各类组织和个人的资金补贴仍显不足。在社区服务发展所需经费中，发达国家政府投入一般占服务资金构成的50%以上，而目前我国政府的投放最多占30%。 （2）社区服务供给不足。目前社区所能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缺乏广泛性和针对性。就服务对象而言，服务的重点是分散供养的“三无”老人、享受低保且生活特别困难同时子女享受低保无赡养能力的老人。可见，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有一定偏斜。但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养老方式，它不是“补缺型”而是“普惠型”的，因此服务的对象应是有服务需求的全体居家老人，但显然目前社区的供给能力相当有限。就服务内容来说，当前社区服务的重点放在了满足老人的生存需求（多是为老人提供家政服务），而忽视了老人的精神需求和发展需求。可是，随着“空巢家庭”数量的快速增加，空巢心理障碍症已经悄然成为了威胁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隐形杀手，如果以上心理问题得不到足够重视和及时解决，就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居家老人的生活质量。但目前社区实际上真正提供的服务与老人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位。 （3）服务队伍人员缺乏。一是专业服务人员欠缺。根据测算，2009年我国老人中至少有1130万失能失智人口，如果按照3个人配备一位养老护理员计算，至少需377万护理员，但是目前全国能够持证上岗的有养老员护理资质的全国加起来仅有2万多人，专业服务人员奇缺。二是志愿者队伍不稳定。社区志愿者也是社区居家服务人员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目前我国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许多社区居民对于志愿者服务活动的了解不深，对志愿精神及志愿服务者权利义务等理解不清，有些抱着凑热闹或体验一下的态度加入其行列，在参加几次活动后，热情减弱，常出现年头报名、年中退出的现象，导致志愿者队伍不够稳定。 2、机构养老社会化进程缓慢 截至2010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99万个，床位314.9万张，平均每一百位老人拥有1.77张床位，与发达国家平均每百位老人5―7张床位相比，差距较大。据保守估计，目前我国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数量至少在300万张以上。面对如此巨大的机构养老需求，完全依靠政府去办养老机构，不仅经济负担重，而且资源浪费突出，因此大力推行养老机构社会化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必由之路。但社会化不等于市场化。迄今为止，大多数人认为：“民办”的养老机构是市场化的产物，政府不应该过多地关注“民办”的养老机构。这也就致使“民办”养老机构被边缘化，不能有效地和“政府办”养老机构同平台竞争。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缺乏对“民办”养老机构的培育与支持，致使“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困难、举步维艰，这不仅大大抑制了民间养老机构的发展，也造成了我国机构养老社会化进程缓慢。对于我国绝大多数中等和中低收入的老年群体，想选择一家合适的养老机构确实是非常困难。 基于以上存在的这些问题，应如何着手完善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呢？ 二、加快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 1、加快社区建设，充分发挥居家养老的基础作用 （1）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一是制定好发展规划，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作为保障老年民生的重中之重，摆上议事日程，纳入当地社会发展规划，应从居家养老的角度来规划和发展社区。二是整合资源，居家养老不仅仅是民政部门的事，还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因此政府应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协调整合民政、社会保障、老干部局等多个为老服务部门，盘活各类闲置资源，实现各部门为老服务的资源有效对接。三是加大投入，政府应提供可持续、制度化、多元化的财政支持。各地结合具体市情既可以采取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将相关福利补贴发放给老人的方式等多种不同形式来增加财政资金的有效供给。 （2）健全社区服务功能。要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双管齐下，齐头并进。一是加快社区硬件建设。首先，要规划好社区内各项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位置，要能最大化的方便老年人；其次，在预算允许的前提下，配备比较完善且实用的医疗、康复、家政等设备设施，并组织好设备的保管和维护；再次，必须完善社区的通讯条件，保证老人的应急救助。当老人遇到突发状况或者需要帮助时，能够第一时间赶到老人家中，为老人实施救助。二是加快社区软件建设。首先，社区应建立健全居家老人的资料档案，了解老人的家庭和健康状况；其次应针对不同的老人，开展不同的服务项目。根据居家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年龄患病情况的不同，分别提供不同层次的服务；再次，将服务内容从关注老年人物质需求向关注老年人精神需求发展，特别应关注精神居家养老。针对空巢、单身老人因孤独造成心理严重失衡的现实问题，应如何有效应对？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哈维格斯特提出的著名老年理论“活动理论”认为，老年人应该积极参与社会。只有参与，才能使老年人重新认识自我，保持生命的活力。从该理论来看，老人若要摆脱孤独的困扰，就必须维持足够的社会互动，拓宽交际活动的空间，重新融入社会，因此，必须在社区营造居家老人之间相互沟通的人文环境。通过社区定期组织的丰富多样的有益活动，为居家老人提供一个广交朋友、互相交流的平台，为老人搭建了互相帮助、重造家园的桥梁，这样才能使整个社区的服务更上一个台阶，才会更加贴近居家老人的实际需求。 （3）加快服务队伍建设。队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建设一支专业化和志愿者相结合的养老服务队伍成为当务之急。一是培养专业服务人员。2010年11月24日，全国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在北京拉开帷幕，本次竞赛是建国以来首次举办的国家级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可见，国家对如何尽快提升养老护理员的专业素质也是高度重视。因此，应以本次竞赛为契机，尽快建立以在岗培训为重点、多元化培养方式相结合的模式。通过专题讲座、传帮带、实习提升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强化专业知识培训，尽快建立一支适合居家养老需求的专业技能人才队伍。二是大力发展社区志愿者。应重视整合和充分利用现有社区资源，特别是要重点开发利用“年轻”老人这个庞大的群体，因为，很多老年人尽管已经卸下了工作重担，但依然期望“老有所为”。因此，社区可以尝试建立多种激励机制，让志愿服务可学、可做，充分鼓励和支持“年轻”老人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争当志愿者，走“以老养老”、“助人自助”之路。 2、加大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机构养老的补充作用 在我国确定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机构养老虽是补充，但其仍是社会养老服务中的重要一环，因此，必须加大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机构养老的补充作用。面对当前“民办”养老机构艰难的生存局面，应大力推广“民办公助”制度。所谓民办公助，就是对多种社会力量投资举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行为，由各级政府给予政策扶持和引导性的资助。 （1）突破土地供应瓶颈。只要社会资本承诺按与政府的约定运营“非营利性”养老机构项目，政府就应在土地取得方式、获得土地的价格等方面给予与政府事业单位相同的待遇。 （2）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对于非营利性的民办养老机构，必须加大资金的扶持力度。政府既可以在建设期按照建设规模、投资总额、土地租期等指标，一次性或者分期给予建设补贴，又可按照床位数、收养人数、入住率等指标，给予一定的运营补贴。通过这些措施都能有效的鼓舞社会资金的投资热情。 （3）政府承担部分风险。政府应承担易于控制的一部分风险，如实行托底支持等，从而有效提振社会资本投资信心。 总之，现阶段必须加大扶持力度，尽快把一个个优质的养老机构建立起来，就是社会为老人尽孝。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建设需要多个子系统的配合协调，我们必须尽快整合政府、家庭、社区、个人和民间机构等各方资源，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更加积极的去应对少子老龄化的挑战。 浅谈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解析和重构 摘要：日益加剧的老龄化趋势，要求加快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我国当前 “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表述，没有揭示养老服务的本质特点，存在着核心功能不够明确、目标人群较为模糊、内部诸要素呼应性较差、运行机制开放性不足等问题，在实践中也碰到了一些困难。通过需要理论阐释养老服务的特质，从系统论出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可以重构为“为老人提供有效照护，以居家为基础，机构为支撑，社区为平台，社会服务为依托”。这种体系表述揭示了照护是养老服务的核心；前置了养老机构的支撑作用；明确社区是综合性照护服务展开的平台；引入社会服务以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优势；强调服务传递的载体是资金和设施。 关键词：老年需要；系统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建立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要求。目前，政府提出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在实践中取得较好成效。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和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碰到了不少新的问题，亟需进一步探索创新。本文从系统论角度分析该体系存在的问题，从需要理论角度阐释养老服务的特质，力图以此重构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一、当前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源起和意蕴 有关养老服务体系的含义，以往学界很少涉及，直到近几年才有探讨。目前使用的表述主要是由政府有关文件提出的。200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在文件中明确，“在供养方式上坚持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社会福利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发展方向”①的社会福利社会化路子。由于养老服务在社会福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概括逐步演变为专指养老服务体系，并于2006年前后最终确定为 “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服务体系”②。 2010年前后，有关体系的研究和表述开始增多。在政府方面，国家发改委、民政部于2009年开始在全国实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试点”，确定了一批试点省份。对“基本”两字，国家发改委认为，政府提供的服务是基本的：“在大力增强政府提供基本养老服务能力的基础上，引导各种所有制投资主体进入养老服务市场，鼓励发展各种性质、各种业态的养老服务机构，形成多元开放、层次多样、竞争有序、监管有力、覆盖城乡、体系完善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格局” 苏国：《“十二五”期间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宏观经济管理》2011年第2期。 。2010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据此，在2010年11月召开的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推进会上，民政部长李立国说，要“立足基本国情，着力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符合、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资金保障与服务提供相匹配，无偿、低偿、有偿服务相结合，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公众互助相结合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李立国：《积极贯彻优先发展方针 加快构建适应老龄化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国社会报》2010年11月12日。 。2011年，民政部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正，“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资金保障与服务保障相匹配，基本服务与选择性服务相结合，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服务体系” 民政部：“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记者会，2011年3月8日(wwwchinacom 。梳理政府的表述，这几年有四个明显变化：一是增加了“社会”两字，表明需要以全社会之力做好这项工作，即充分发挥政府、家庭、机构和社区等的作用；二是改机构的“补充”为“支撑”作用，对养老机构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的肯定；三是强调了服务的性质和价格问题；四是指出服务保障要和资金保障相配套。 从学界看，对养老服务体系也有几种讨论。一是同意或接近政府的提法，这是主流意见。大部分学者在论述养老服务体系时，都采用政府的表述。有的虽有不同，但基本接近。如刘益梅提出“要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刘益梅：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探讨，《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就包括以居家养老为基础、机构养老为补充，多主体、多元化、多层次提供服务的涵义。二是宽泛意义上的提法。金双秋、曹述蓉认为要建立健全“养老服务机构体系、老年人服务制度体系、老年人供养服务体系、老年人医疗服务体系、老年人再就业服务体系、老年人继续学习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人力资源开发体系” 金双秋、曹述蓉：《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构想》，《社会工作》（学术版）2011年第1期。 ，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这就把有关的为老年人服务的内容都包括在内了。三是更为广义的提法。即把养老服务体系看成是一个大系统，特别是把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内容列入，认为这是重要的经济保障。“建立一个由个人、家庭、社会、企业和政府共同组成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 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模式。” 强调“我们应当提倡一种混合经济模式, 整合政府、非政府、社区和企业各机构的资源, 提供各种有差异的、不同模式的服务, 来构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以及实践我国养老服务事业。” 刘畅：《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基于系统论的视角》，《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有的虽然肯定“我们要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料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但在行文中仍然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养老保险问题 张晓霞：《江西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及完善对策》，《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也有学者分析了家庭、居家、机构等各种照顾系统的不足，提出“需要建构一个多样化、个性化、家庭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范灵璐、郑梓桢：《不能自理老年人照顾方式调查与养老服务体系的建构――以广东省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学界的上述提法有的不能反映养老服务体系的本质特征，有的甚至大而无当。资金问题是养老服务体系中十分重要的因素，但不能由养老保险制度来解决。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主旨是解决人老后的基本生活风险，不可和养老服务混为一谈。老年人作为社会人，在社会生活中需要各种社会服务，不能把各种供养、教育、再就业、医疗等服务都放在体系中谈，否则就很难抓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根本。相比之下，政府的提法更接近于养老服务的本身涵义。这一体系的设计及其实践，使得我国的养老服务事业取得突破性发展，其历史性贡献不可磨灭。到2010年底，全国有各类养老机构39904个，床位3148万张，收养老年人242 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115 页。 。大力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方面，截止2010年，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153万个、城市便民利民服务网点539万个②；建成含日间照料功能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12万个，留宿照料床位12万张，日间照料床位47万张 引自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文件《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国办发60号）。 ；大大提升了社区养老服务能力。 一是第一次从体系高度提出了养老服务问题。新中国的养老服务，发端于福利院、敬老院，靠这些机构承担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供养和服务问题。改革开放后，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吸引社会资本建设养老机构，共同承担社会养老服务。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不断迫切，仅靠养老机构难以满足。因此，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展起了居家养老服务。养老服务体系的提出，把机构养老、居家养老服务联在一起，有了整体推进的基础。 二是第一次从居住角度对养老服务进行了划分。老年人居住在家庭（里），接受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居住在机构，接受机构养老服务。大部分老人是住在家里的，因而居家养老服务是基础。入住在机构的老年人人数相对较少，因而是补充性的。 三是第一次引入社区服务改造传统家庭养老服务。始于1987年的城市社区服务发展起来后，为居住在社区内的老年人提供服务逐渐成为重要内容。这些服务简便、成本较低，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原先由家庭成员提供的服务，受到了老年人欢迎。 四是第一次提出了服务性质的划分。把服务分为基本服务和选择性服务，比一开始提出的“无偿、低偿、有偿服务相结合”要更清楚。这是对政府提供的服务和市场提供的服务的区分，明确政府提供的服务是基本性的，是老年人必需的服务。 二、系统论视角下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困境 尽管如此，我国目前的养老服务事业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无论服务供给，还是服务质量都远不尽如人意。其很大原因在于体系设计没有从系统论角度揭示养老服务的本质，特别是缺乏功能的设定，以及围绕这一本质形成的各要素的相互呼应。笔者曾专门撰文讨论过这一问题，肯定政府部门的提法,但认为不能仅仅以居住角度来布局养老服务，养老服务需要进一步研究 董红亚：《中国政府养老服务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5期。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体系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这种功能，源于目标任务的设定。一般来说，系统内部存在多元要素，既有多样性，又有差异性，是内在的统一。开放是体系生命力的源泉。不存在一个不受外部环境影响的自给自足的系统，如果没有外部信息、资源的输入，系统可能遭受熵变，使系统逐步丧失自我控制能力，最终走向分裂或解体。良好的开放性系统，能够使内部各要素紧密协作，产生协同效应，提高绩效水平，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目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存在,它的功能是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要，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围绕这一目标定位，体系要和外部实现各种资源的交换，并将其转化为服务产品，提供给老年人。只有这样，整个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和任务。以此观照现有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其问题是： 一是核心功能不够明确。养老服务的本质，即为老年人提供有质量的服务，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核心功能。但现有体系只是反映了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是在家庭还是在机构，没有对“养老服务”这一基本问题做出解释，明确其核心功能，致使养老机构发展缺乏分类，居家养老服务浅表化，由此模糊和淡化了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目标。由于没有明示养老服务的本质，围绕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方式、性质、标准、资金给付等各要素，就失去了为之努力的目标，并进而导致体系内各要素的离散和紧密性的降低。 二是目标人群较为模糊。现有体系看起来是为全体老人服务的，但又是不清晰的。在实践中出现了两种偏向：其一，把服务目标定在10%老人，弃90%于不顾。一些地方提出的“9073”、“9064”的养老服务格局，90%的老人在家自主养老，由家庭提供服务；7%或6%由社区提供养老服务，即由政府购买服务；其余的3%或4%到机构养老。有的还据此提出了居家、社区、机构三种养老服务方式。如果这样的提法能够成立，那就意味着政府和社会不需要解决90%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这不仅有违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原则，也不符合社会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律。其二，直接导致机构福利反导向。一方面，公办机构目标人群入院率低。公办的福利院、敬老院本来是为无依无靠的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对象，以及家庭无力照料的老年人提供的。但实际上，全国5563万农村五保对象、893万城镇“三无”对象，进入养老机构的只有1871万,其中五保为1774万，约为总数的31%，而“三无”对象不到9% 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0、204，48页。 。从失能老人入院率看，2010年，全国养老机构收养的老人中，自理的为1908万人，介助(半自理)为35万人，介护(不能自理)为168万人②，自理和介助、介护老人比约4∶1。需要指出的是，不少介助、介护老人，是由长期在院的自理老人转化来的。可以说，由于缺失入院评估和审核，没有对入住老人的条件限制，从一开始，大量老人都是身体健康者，国家投资的福利设施，被经济条件、身体条件都比较好的老人享受着。这就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由于福利机构床位的排他性质，经济条件和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老人入住机构支付费用远低于市场交换的费用，却较长时间（入住后长则30年以上）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公共资源。 三是内部诸要素呼应性较差。现有体系安排中，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以及保障措施等各要素大多交代不清。特别是国家、社会和家庭三个供给主体职责不够明晰，或者说是基于此的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三大平台缺乏呼应，甚至相互隔阂。具体表现为由政府推动的机构服务和居家服务，因为主管部门的不同，有各自服务对象，政策的相互隔绝，服务对象和内容层次定位不清；也表现为家庭成员提供的照护服务得不到支持或支持很少的问题，致使体系整体有效性不足。落实到具体中，“以居家养老为基础”，只说明了绝大部分老人住在家的现实情况，其服务要“以社区服务为依托”,由此把居家养老服务转化成了社区服务，实际上混淆了在社区服务和由社区提供服务。居家养老的核心是老人就地养老，养老不离家、养老不离社（村），强调的是在社区接受服务；并不是说，养老资源也来自于社区，都由社区来提供。把机构养老定为“支撑”，按有关部门的解释，是考虑到入住机构的老年人都是家庭无法提供有效照护服务的，只有机构才能提供专业服务。因此机构是独立存在的，和居家没有直接联系。在政策执行层面，不少地方由民政、老龄工作部门分别执掌机构和居家养老，各自出台政策，力度各不相同，补助资金和服务不能共享，既限制了老年人在居家和机构间转移的选择自由，又导致了社会力量对彼此支持热情的差异。 四是运行机制开放性不足。现有体系实际上把居家老年人的服务限定在社区的地域内，由社区居委会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提供，排除了市场化机制。尽管有不同的理解，但基本的共识是社区服务是依托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发动社区力量开展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居民服务业 邓伟志、李一：《中国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探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从其发源来讲，社区服务都是一些便民服务店，具有规模小型化、管理人员就近弱势化、经营简单化等特点，若把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限制在社区，就难以实现专门化和专业性。在现代社会，市场化不足，意味着资源不能得到有效整合，服务质量难以提高。可以说，把养老资源局限在社区内，是目前社区养老服务浅表化、无法深入的重要原因之一。社区工作人员辛苦组织、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集中在简单的保洁、文化娱乐方面，广大老年人需要的社区照料、康复等福利服务严重匮乏 王振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大批居家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得不到专业的服务，有效需求没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养老机构自成一体，比较封闭，既不对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支持，又不和社会进行充分的资源和信息交换，服务质量也就无法提高。封闭有余开放不足的运行机制，即不能利用市场机制配置养老服务资源，结果必然是服务质量的差距。 三、老年人需要和满足――养老服务的本质分析 老年人的服务需要和其他年龄段的人群相比，具有异质性。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即具有特质性。养老服务是针对老年人的特质性需要而给予的满足，也就是养老服务是各类供给主体根据老年人的特点提供的提高老年人生活和生命质量的有偿或无偿的活动。围绕这一过程形成的复合系统即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一是老年人服务需要的内容丰富，工具性需要渗透全方位。丰富性是指老年人需要的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概括为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工具性需要 凯瑟琳・麦金尼斯―迪特里克（Kathleen McInnis-Dittrich）、隋玉杰：《老年社会工作 生理、心理及社会方面的评估与干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 ，尤以工具性需要最为突出，即需要更多地借助各种工具和辅助设施。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老年人难以通过自身努力做好原来由自己的手、脚、眼等完成的基本生活需求，必须全部或部分交由他人来做，或借助其他设施设备来完成。一少部分人还由于智力的衰退造成失智，完全需要他人服务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在老年人的服务需要中，作为社会化内容的工具性植入十分重要，它渗透在老年人需要的方方面面及其需要满足的全过程。没有社会力量的帮助，老年人的工具性需要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是老年人服务需要的层次多重，缺乏型需要更为突出。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五个层次，其中前四种需要为缺乏型需要，只有在满足了这些需要后，个体才能感到基本上舒适。自我实现需要为成长型需要，旨在促进个体的成长与发展。这些需要由低到高，具有逐级满足的递进性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0-64页。 。这种需要的一般性理论，对于老年人群体来说，却不完全适合。也就是说，老年人需要并不完全按马斯洛的需要层级理论发展递进。其原因是，按照撤退理论，老年人从成年期参与的社会活动、担任的主要角色退出了，因而其自我实现需要减弱，甚至消失。反而缺乏型需要，特别是低层次需要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走上了前台，重新起着主导地位。对其中一部分失能老人来说，有时候生理需要还可能更急迫。因为他们无法通过自己而必须借助他人实现这些最基本的需要。 三是老年人服务需要的线性变化，专业化方面上具有递进性。从本质上看，老年人的基本需要基于他们的身体条件。每一老人个体，其生理机能的衰退及疾病的发展都是一个程度不断深化及反复的过程。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需要及满足，也因此不断变化。但这种变化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初始阶段，由他人提供一般性生活服务；继而寻求专业机构服务，并逐步趋于更多的照护服务。总体看，老年人需要的实现在借助社会力量方面随着身体机能衰退专业性不断提高。 四是老年人服务需要的方式多样，选择上偏重社区人文性。从居住形态的角度看，老年人的服务需要可以在家庭内完成，也可以走出去，在社区完成，或直接到机构中完成。但由于长期形成的安全性感受，其中最主要的是社区的人文文化氛围，也有部分出于成本较低的因素，老年人更容易接受居家式需要的满足。换而言之，老年人居家接受服务时，因处于熟悉的社区中，更具有心理安全和低成本的优势，更能接受这样的实现方式。 概而言之，养老服务的本质是照护，即照料和护理。对于所有老年人来说，生活照料满足其基本的工具性需要、缺乏型需要；对其中的失能老人来说，在生活照料的基础上，护理更为突出，而这种护理具有专业性。就老年人服务的方式来看，他们需要在熟悉的社区获得综合性、连贯性的服务。 四、以满足照护需要为核心重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基于上述老年人养老服务需要特征，有必要重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未来一个时期，为适应人口老龄化，我国应着力构建为老人提供有效照护，以居家为基础，机构为支撑，社区为平台，社会服务为依托，制度、设施、标准、补贴、队伍等各要素相互支持互为补充，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切实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体系构造如下图。 这一体系是对原有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既是对养老服务本质特征的回应，也是对实践困境的破解。其特点在于： 第一，揭示照护是养老服务的核心。照护，即日常生活照料和专业护理。老年服务需求包括生活照料、护理、教育、文化娱乐、法律咨询等内容，但就最急迫和必须的服务而言，是正常生活所需的照料以及家庭照料所缺乏的专业护理；尤其从政府职责来说，承接的是家庭无法又无力承担的服务内容，确保的是老年人及家庭的基本服务需求。明确社会养老服务内容的核心是照料护理，有利于重组各类服务提供主体，形成新的基础、支撑、平台和服务机制；组合服务制度、设施、标准、资金、队伍等要素，在新的目标下形成各个部分所不具有的整体力量。在此目标导向下，建立养老机构分类扶持政策，大力发展护理型机构；加强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建设，由此夯实居家服务的基础地位。 第二，前置养老机构的支撑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高龄化趋势，养老服务发展初期的粗放型模式已难以为继。要实现有效照护，必须发挥机构的作用。通过养老机构，提高照护服务的技术含量，增加有效性。肯定养老机构的支撑作用，并把它的位置提前，是要明确机构不仅直接承担着部分特定对象如失能（智）老人的服务，还必须承担对居家老人养老服务的支持，进而对整个体系起到支撑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建立在观念解放、深刻理解社会发展、再造机构职能基础上。 一是从社会现代化高度看待机构在家庭养老服务社会化中的作用。工业革命后，社会进入现代化，出现并不断强化了家庭小型化、住房板式单元化和就业异地化等 董红亚：《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家庭养老服务难以为继，需要进行创新。这种创新，从社会化角度看，有两类形态：一类是彻底社会化，即家庭不再承担养老服务，由社会全面完成，表现为老人到专业的养老服务机构接受养老服务。一类是一般社会化，即老年人仍然居住在自己的住房里或和家庭成员同住，他们所需服务部分由家庭成员提供，部分由社会提供；也可能全部由社会提供。在社会提供服务的背后都有机构的影子。在现代社会，服务的组织化是重要特性之一，不存在单纯地由家庭独自承担社会服务的情况。 二是从社会服务高度大力发展各种性质多种形态的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是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遵循着社会服务的基本规律。在社会服务领域，机构无所不在，有着多种形态。落实到养老服务，不但要建设综合性住养和专业化照护并存的传统养老机构，也要发展以专业化照护为主的养老机构，它们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特别是要发展企业性质的养老机构。这类机构至今凤毛麟角，2010年底统计，全国只有92家 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缺乏养老服务企业，是导致养老服务领域竞争不激烈、服务质量不高、活力不足的重要因素。 三是要从职能再造高度扩大机构服务范围和提升服务质量。机构要从办在远离社区逐步向社区靠近，直至融入社区，成为社区型养老院。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深感机构远离社区的弊端，开始“去机构化”，实行aging-in-place，在老人居住地附近设立各类养老设施或机构，为生活能够自理或部分自理的老人提供住养或日托 王思斌：《英国的社区照顾与中国的社区服务之比较》，载夏学銮编《社区照顾的理论、政策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此类“社区照顾”模式，是机构存在于社区内，是居家养老的组成部分。要一改以往养老机构雷同化模式，分类管理，提高服务质量。着眼入住老人身体状况，把养老机构分为护理型、助养型、居养型机构，分别专门照护失能、半失能和自理老人，重点支持发展护理型机构。通过分类管理和专门化服务，不断提高机构为老服务质量。 第三，明确社区是综合性照护服务展开的平台。老年人长期居住在社区，环境熟悉、生活便利，他们更愿意在社区接受相应的服务。作为一个地域概念，社区又能放置各种养老服务设施，设立养老机构，提供各种各类服务。因此，无论对老年人，还是各类机构，社区都是一个重要的服务平台。在这一平台里，设施、服务、资金、队伍能够得以整合，老年人能够从中获得综合性的、连贯服务，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要逐步实现“星光老年之家”向居家养老服务站及综合社区照料中心的提升发展，整合社区各类设施和服务机构，提供综合服务。 第四，引入社会服务以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是一种产品，也是一种商品。养老服务虽有其特质性，但同样具有服务的共同特性。引入社会服务，使得居家养老服务不再局限于过去的社区及其服务，也不再局限于过去由社区仅对居家老人进行支持；使得养老机构走上集团化、连锁模式，或外包部分职能，如和医疗机构合作，将专业医护交由医院完成，将清洁卫生等任务交由家政服务公司完成。原有体系设计尽管也强调市场化，但由于分隔了居家和机构，实际上相当于用行政手段进行指令性配置，切断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尊重市场，还表现在尊重机构之间的竞争。已有公办机构由政府部门直办、直管，投资是政府的财政性资金，收养对象却为全社会的老人，建设成本较低，收费价格也低，客观上造成民办机构无法按市场形成的价格收费。换句话说，养老机构的收费对市场价格不敏感，缺乏弹性，因而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浪费。养老机构床位的总量不足和空置率较高并存的问题即是其中的表现。 第五，强调服务传递的载体是资金和设施。服务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对养老服务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老年人得到服务，解决了其因身体机能衰退而必须借助他人的需要后，他们的心理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这种依他性，有两个重要而具体的载体：资金和设施。资金用来购买服务，其来源既可以是个人的，社会的，也可以是政府的；政府的资金既可以直补供方，也可以直补需方。以往的体系建设，资金比较多地源于政府，在传递途径上一般由政府到机构，多用于设施建设，特别是养老机构的建设。这往往造成低效益。新的体系要建立服务补贴制度，改过去暗补机构为明补老年个人，由老年人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自主选择服务方式，可以用于居家，也可以用于机构服务。同时，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是基本服务。服务的另一传递者是设施。严格意义上，服务一般不以实物形式出现，而是满足他人某种特殊需要的劳动形式。但在现实生活中，服务是与实物紧密结合的。这种实物从广义讲，包括养老院、居家养老站、老年食堂、无障碍通道、老年学校、老年活动中心、信息服务平台、一键通呼叫器等一切与老人相关的东西。没有这些实物支持，服务就难以提高质量。 浅谈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摘 要】本文从提高思想认识；顺应社会养老模式变化趋势，制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财政投入，吸引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加强对社会养老服务市场和从业人员的监督与管理等方面，对如何积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关键词】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当前，我国老年化社会进程正在加快，由此带来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如何应对和解决，是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过程中面临的一道新的课题，因此，努力探索，积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意义重大。 一、提高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是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前提 1.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 自从党的十六大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各项事业都快速发展，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处在向更广、更高、更深入的方向调整之中。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我们要努力奋斗的小康社会的目标更为全面、具体、明确。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尤其是近年来，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初步落实，使全体人民“老有所养”正在逐渐成为现实。在此背景下，积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正是顺应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虽然针对的仅仅是“老有所养”的问题，但对于进一步实现全面建设更高层次和水平的小康社会目标，意义非凡。 2.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促进社会就业，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能够直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首先，各类养老机构的设施建设，能够直接拉动内需，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提出的建设目标，增加日间照料和机构养老床位340余万张，实现养老床位总数翻一番，仅此一项就需要数千亿元的投资。其次，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老年人口的增长，老年群体在日常生活、照料护理、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正在催生一个巨大的老年消费市场。“据推算，2015年我国老年人护理服务、生活照料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超过4500亿元，养老服务岗位潜在需求将超过500万个。”以养老服务为核心的老龄产业，作为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其对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发展，以及促进就业的作用不可小觑。 3.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更是积极应对老年化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 根据人口普查，我国在九十年代开始进入老年化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剧，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1.85亿，并呈高龄化趋势。家庭小型化、空巢化作为独生子女政策的效应，已经彻底显现。据统计，我国城乡空巢家庭已达50%，部分大中城市达70%。一对年青夫妇供养四个老人一个小孩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已成为城市绝大多数家庭结构的常态。我国长期以来，建筑在子女成群基础上的家庭养老这一传统的养老模式，因丧失了多子女的前提条件，而无法维系。尤其是高龄化、空巢化、病残化已日益成为家庭养老的难题。家庭的稳定和安宁与否，势必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近年出现的年青人因不堪病残老人拖累，而助老人“自杀”的案例，尽管只是个案，但其间透露出的信息不得不引起社会的重视：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严重滞后，无法适应社会老年化发展趋势的需要。积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成为应对老年化社会，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 二、顺应社会养老模式变化，制定相应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是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 1.要依据当前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的养老模式十分单一，除了个别特殊群体（孤寡老人和伤残军人），由政府奉养，实行机构养老外，绝大部分老人都是采用居家—家庭养老（由子女奉养照料）模式。随着独生子女政策效应逐渐显现，居家—家庭养老模式在一些家庭中渐难以为继，由社会提供有偿服务的机构养老模式渐渐兴起。但由于我国传统的文化、生活观念的影响，以及经济和养老机构等方面原因，许多老人不愿或无法采用机构养老的模式。于是，由社区为老人提供一些必要服务的居家—社区养老模式应运而生，并受多数老人欢迎。居家—家庭养老、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多元化的社会养老模式逐渐形成。针对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变化趋势，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必须顺势而为，将规划的重点放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方面。构建以社区老人服务中心为核心，相应住宅区老人服务站为网点，涉及老人日常生活（采买、做饭、洗衣）、医疗保健、家居清洁、日间照料、文化娱乐等内容的服务体系。 2.要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做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作为社会建设的子系统，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必须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其规划自然也必须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相衔接、相协调，而不是另起炉灶，独立行事。因此，要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进行规划，要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当地城镇化发展、社区建设方面的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城镇化建设和社区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其中进行整体规划。同时，规划还要突出近期目标与长远发展的结合，既优先考虑满足当前社会急切需求的社会养老服务项目的规划和建设，又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着眼于长远，突出规划的前瞻性。为此，相关部门要深入实际调研，了解当地老年人生活状况、服务需求和消费水平，根据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分出轻重缓急，制定出相应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确保规划的科学、合理、切合实际。 三、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吸引和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是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根本保证 1.政府要加大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 随着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变化，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将进入一个急剧增长的态势，而当前各县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普遍处在起步阶段，迫切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各级政府应按照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目标，加大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并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内容，纳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保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2.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加大对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企业和个人的扶持力度 政府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通过税收减免、土地出让、人员培训等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和扶持民间资本投入社会养老服务行业。对进驻社区老人服务中心，提供社区所需的养老服务项目的企业和个人，政府免费或低租金提供营业场所。对住宅房地产开发中，为住宅区提供养老服务站场所的开发商，给予相应的优惠鼓励政策。以此动员和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 四、在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同时，强化对社会养老服务企业和人员的监督与管理，是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市场竞争是保证市场主体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提供优良产品和优质服务的根本途径，社会养老服务作为新兴服务业，也必须走市场化发展道路。要充分鼓励社会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企业和从业人员，通过市场竞争，发展壮大自己，为老人提供价廉质优的服务。社会养老服务又与普通的服务业不同，其社会效益占据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同时，必须强化对社会养老服务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监督与管理，才能保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健康发展。 1.通过制定养老服务项目的行业标准来强化对养老服务企业的管理 各地应从养老服务市场的需求出发，结合当地的生活和消费水准，由民政、物价、社区组织等相关部门，会同老人协会（消费者代表）和相关企业，在实践中探索并制定出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项目的服务和收费标准，实现所有服务项目的明码标价。这样既便于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又能让老人们明明白白、踏踏实实地享受实实在在的服务。可以仿照酒店服务管理的办法，对提供养老服务的企业，根据其提供的服务项目、服务能力、服务水准，给予考核定级。每年或每两年定期考核一次，确定企业是晋级还是降级。对社会满意度高的企业给予晋级，并优先享受政府提供的相关优惠政策。对服务达不到标准要求的企业给予降级，并下调其收费标准，以此促进企业提高服务水平。 2.加强对社会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作为对社会养老服务企业考核晋级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企业制定从业人员相关的行为规范，并严格按照行为规范的要求，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首先进行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培训，强化从业人员对老人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其次，要重点进行专业能力方面的培训，尤其对从事失能老人护理工作的从业人员，不仅要进行专业培训，还应对其进行考核认证，做到持证上岗。通过在老人服务中心设立服务投诉电话或监督台，约束从业人员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 浅谈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摘要]养老是民生之本，保障老有所养是保障民生的大事。根据“十二五”规划的要求，需坚持把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同时加大大方面的工作力度，保证建立起养老服务的长效机制，提升养老服务的规范化水平。 [关键词]养老服务　民生　体系建设 “十二五”规划建议中，鲜明地提出了“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要求。我们一定要按照要求，坚持把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法制化、标准化、信息化和专业化建设，在提升养老服务的规范化水平的同时，加大财政投人，加强服务设施建设，建立养老服务的长效机制。 养老是民生之本，保障老有所养是保障民生的大事。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基本框架。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立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以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标。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能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充分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先的治国理念，积极适应了发展的新需要和群众的新期待，加快推进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切实解决了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同时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增加社会就业岗位，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重点在以下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完善和落实扶持政策。首先，要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包括对养老机构相关服务营业税的免征，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自用房屋、土地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以及在社会力量对养老机构等公益事业进行捐赠时，要根据一定标准享有税收优惠等。其次，要落实和完善土地供应政策。要求优先保障养老机构建设用地，对新办的养老机构采用划拨方式供地，以及在地价上给予适当优惠；鼓励有能力的地区对新建、扩建的民办养老服务机构，财政上给予适当补贴。再次，需落实医疗服务政策。鼓励在养老机构内设置或合作设立医院、门诊等医疗机构，经审查合格，可纳入城镇职工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范围。最后，需在落实原有优惠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有针对性的研究可操作性强的优惠政策，从而为社会各方开办养老服务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更多的社会热心人士从事这项工作，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二是推进养老机构建设多元化和营运规范化。一方面，要在充分发挥公办养老机构主导性、示范性、辐射性作用的同时，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兴办养老机构，大力推动“民办公助”、“公建民营”等社会养老服务模式。养老机构建设主体的多元化，既能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又能增加养老服务机构的社会供应，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养老服务需求，进一步缓解养老服务机构的需求和供给的矛盾。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养老机构的管理和监督。首先，要保证公办养老机构的建设质量，为社会各方兴办的养老机构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其次，要强化监管措施，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杜绝一切有损老年人权益的事件发生。最后，要建立健全养老机构的准人、退出机制以及评估、评审制度，规范养老机构建设标准，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的服务和设施建设标准。 三是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功能，充实服务内容。依托社区的居家养老方式，集中体现了传统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的优点，既可减轻老年人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又可满足老年人对家庭的心理依赖，同时为财政减轻负担，因此完善社区的养老服务功能，充实服务内容具有重大意义。要加大社区的资源整合力度，推进社区在满足生活照顾、医疗服务等基础需求的同时，不断拓展服务范围、充实服务内容。应从老人实际需求出发，不仅关注老人的物质需求和身体状况，更要重视老年人精神领域的发展需求。同时应对处于不同年龄阶段和身体状况的老人，采取不同层次的照料形式：对低龄老人，可以尽可能的满足他们发挥余热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工作岗位；对生活基本能自理但仍需要生活照料的老人，可以尝试采取托老所的形式，日间老人进入托老所，生活用品和基本服务能够被满足。对高龄老人及病残老人，以上门照料服务为主，提供医疗、康复、护理、家务等全方位服。 四是切实加强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化建设。首先，大力培养从事养老服务的专业性人才，进一步提高养老服务队伍的专业技能水平。鼓励大学开设老年福利、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为养老服务行业输送高端人才。鼓励医护专业人员到养老机构就业，支持大专院校开展养老服务的职业教育，鼓励学生到各类养老机构实习。其次，开辟养老服务培训基地，在进一步加大对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的同时，充分重视对志愿者、家政服务人员以及社区参与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养老服务队伍整体的专业技能水平。最后，推行职业资格制度。实施与我国现阶段梯度的等级认定标准，对拥有不同专业化水平的服务人员实行差别对待：志愿者和其他流动性大的社区服务群体进行短期培训。在考试通过后颁发初级的资格认定证书；对在大中专院校的专职服务人员，授予中级资格认定证书；对在高等教育机构学习过的专业服务人员，授予高级资格认定证书。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医药论文:中医药的建筑文化探索 “道生一”:“道”及“道理”,经过对于场地周边情况的分析,重庆市中医院地块西南方向和两高架路沿途为重要的视线方向,在一期工程完成时,建筑群必须在这两个方向有比较完整大气的建筑形态。因此,在设计中形成—条主要的“建筑中轴线”和“一条景观主轴线”来确保建筑群在这两个方向上都能展示整个医院的风貌。同时,秉承传统的思想也确立了我们建筑的基本母型———“U”字型三合院。“一生二”:两个庭院。在这里,建筑中轴线被实体化为“医疗街”,两边是局部底层架空,让轴线两边的“三合院园林景观”能相互渗透,让患者更加“接近自然”、“享受自然”。该部分包含急诊、门诊、医技及部分病床。高效地人性地解决了医院复杂的流线。“二生三”:一期工程由三个庭院组成,两个基本的“U"字建筑母型,一个变异的建筑母型。科研交流培训部分是一期工程的重要功能,在靠近东面主干道的位置设立了这部分的功能,单独设立入口,与医院病患流线分离,比邻医院的医技及部分病床设置,相对是一个安静独立的环境。“三生万物”:“三”及为一期工程,“万物”在这里引申为整个一,二期工程的设计。二期工程主要为康复、住院及医院后勤、制剂办公大楼。建筑轴线在中心节点转折,按南北朝向布置建筑,照顾了周围的道路关系和城市肌理,同样也合围了两个小庭院和一个大庭院,以环境为先,自然为先,尊崇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一种人类回归自然、钟爱自然的情感真实地渗透其中。中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医学中讲究的“气脉通畅”在重庆市中医院的建筑中均有体现:底层的关键位置的架空,让各个大小庭院间视线相互畅通连续,又以广场、道路、连廊使各个功能块得到互补和渗透,并且融于山水园林的波光绿影之中。脉络和理念的连续性必然性带动了整个医院区的起步和发展,天然之气流动于建筑群落中。 1建筑形象 建筑形象主要包括建筑立面形象和建筑造型,在其中融入中式建筑元素能很好地展示它的中医药特色文化,体现中医药文化的思想特征,使老百姓从建筑本身就知道这是中医药单位,从而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1.1建筑立面在中医药机构的建筑立面或建筑造型上采用中式角楼、琉璃瓦等中国元素,并在大门广场树立醒目的名医雕塑、代表中医药符号的塑像,可以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向社会宣传中医药文化,使老百姓很容易分辨中西医文化区别,进而有利于患者选择就诊机构。 1.2建筑外观中医院的外观建筑形式应抓住中医院的文化特色,反映中医院的气质,将其体现于形象设计中。作为中医院,其内涵是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中医学注重“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和“整体观念”,在中医院建筑规划中宜采用风格典雅的琉璃瓦角楼,其造型秀丽,轮廓优美。与建筑外观设计相呼应,中医院园林环境设计宜采用田园式风格,门诊楼与住院区以典雅的拱形门相联接,各庭园设计应环境优美,水池,假山,荷香,绿树成茵,空气清新,有曲径通幽之感,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神韵。患者处在优美的环境中,没有恐惧感,心境平和,心情安定,有利于身体康复。[1] 1.3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实例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造型中,借鉴中国传统建筑理念,融合古代风景园林精髓,充分考虑原有地形跌宕起伏的山地特点和西部特有的民风民性,重点提炼传统概念中的物质内容和精神功能。活用现代设计手法中对建筑功能的合理分区,建筑流线的自然组织,以及对采光、通风、能源利用等建筑科学的充分重视。在传统空间和元素的基础上进行演变和概括,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为—体,在有限的空间内,把自然美与人文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了一个建筑与自然协调共生,天人合一,中西合璧的综合医疗群体。 2庭院环境 将中医药特色文化融入庭院园林建设中能够有效延伸和扩展中医药文化的外观文化。庭院可作为医院外观建筑的延伸与补充。通过对医院内各功能区域之间的过道的利用,同时加以园林小品、主题文化墙、主题雕塑、名医雕塑、建筑小品、亭榭、山石、盆景、碑刻、地面文化造型、药用植物园等建筑形式可烘托出医院宁静内省的建筑环境和精神空间主题文化[2]。利用医院中医药外观文化的特征和庭院中传统风格与中医药文化信息,整体营造出宽松和谐的传统环境,使缓和享受感增强,有利于对患者进行心灵抚慰和增加安全感,同时也对患者和院内职工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庭院建设元素众多,重点一是绿色园林主题中显现中医药文化;二是地面中医药文化造型运用;三是中医药文化历史人物雕塑。庭院中绿化、地面造型、雕塑碑刻等在于传统与中医药文化、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因地制宜、和谐搭配。 2.1绿色园林中的中医主题绿色是园林永恒的主题。关键还在于中医药文化的有机融入,如药用植物园,其主体对象以药用植物为主,是具有完整档案的药植物活体保育机构;通过园林这个载体,结合中医五行、阴阳、辨证论治、经络学说,天人合一等思想,弘扬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充分展示出中医药文化的底蕴。例如以牵牛花为造型,让中医药文化自然融入庭院整体环境;种植金银花、急性子等花期长,既有观赏价值又便于管理的药用植物,也能很好的体现中医药文化元素。 2.2地面造型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在医院的地面环境中运用中医药文化造型如悬壶济世的大葫芦、太极图、扁鹊妙手等等[3],适当地采用中医药文化元素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体现出“悬壶济世,弘扬中医”精神和“医者仁心,普济众生”的行医宗旨,使医院的核心价值以视觉的形式得以外化。 2.3庭院雕塑中的中医文化主题在庭院建设中普遍应用了名医雕塑,其造型的位置、色调、环境、大小及其所体现的人物相关文化信息特征处理得恰当,雕塑人物鲜活灵动不呆滞,摆放位置醒目,能够产生视觉冲击又能融入周围环境,则能发挥良好的中医药文化传播作用。 2.4重庆市中医院庭院设计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重庆市中医院建筑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手法: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以“单座建筑”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建筑组群”。这种组群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组群与内部单元之间的关 系,被借鉴到设计当中来。设计以一种平和心态,用含蓄的方式来展现传统,在传统与现代协调的同时,用更合乎现念的语汇来注解我们的建筑,使其既尊重传统文化,又能展现出城市发展的活力。 3院内中医文化装饰 中医院内中医药文化装饰是来访、就医者最直接感受中医药文化氛围的场所[3]。中医院内部装饰主要包括在门诊大厅、走廊、诊室、病房、药房、治未病中心、国医馆等地方,采用文化长廊、橱窗、展柜、墙饰及宣传栏等装饰手法(如图5),因不受外界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所以有很大的自主发挥空间,甚至可以弥补中医院在建筑外观和庭院建设中中医文化元素不足的遗憾。 3.1诊疗环境在诊疗环境中,门诊大厅、治未病中心、中药房、国医馆可作为重点,是打造气氛,感受中国医药学文化的主要场所。门诊大厅的文化墙与治未病中心突出“上工治未病”思想的大气布局,中药房药的色调、格式和材质遵循基本标准,国医馆传统装潢大到气势,小到各处办公用品细节都可以渗透中医药文化。只是需要考虑传统装潢的适应区域,在呼吸病房等不需要画蛇添足之处避免院感风险。 3.2院内专科和名医特色介绍医院、专科、名医特色介绍是医疗机构最基本的装饰。院内的文化宣传栏是除电视以外最容易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慢病防治、治未病理念没有前期教育认同的铺垫,就诊者、来访者的自觉行为就难以转化。首先是理念接受才会有来访、就诊行为,直接影响医院事业的发展。同样从上墙的色系、材质、字体等等都应考虑与几千年厚重的中医药文化相配合。内容上若能把宣传的教条式内容换为通俗易懂的解释,能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 4核心理念物化 核心理念物化在整个医院文化氛围打造中起到的是画龙点睛作用,是整体文化彰显的手段,重点在于:一是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二是办院宗旨;三是大国医精神。文化墙是其最常见的展示形式,可以在庭院中、也可以在医院大厅、楼层转换等显眼位置,如图6。重庆市中医院在每个病区都设计有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墙、文化墙,以孙思邈《大医精诚》理念为代表的大国医精神是中华民族为医有德的标志,在大厅以浮雕形式做成的“大医精诚”文化墙,如图7;将办院宗旨、院训等粘贴于病区显眼处;将白求恩示范医院铜像放于医院大厅主通道处,如图8,与整体中医药文化氛围融为一体。 5结语 综上所述,医院中医药文化在建筑硬件上的体现需要从医院外观建设、庭园建设、内部装饰三部分共同打造,核心理念物化画龙点睛。让市民走进中医院如同走进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是传播与学习中医药的文化基地,才能真正达到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目的。 中医药论文:如何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促进中医医院和谐发展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有的医药文化,时代的发展和中医药事业的不断进步也使得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医药文化成为中医院的特色文化,是中医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也是极其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中医院实力的提升和竞争力加强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新医改的背景下,医院管理者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医药文化的重要作用。医院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日益受到医院管理界的重视,并被逐渐引进到医院的经营和改革实践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了加快中医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中医药文化对中医院的应有作用,在2009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和《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并于多次在全国中医院进行中医药文化建设试点,推动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继承和创新,最终达到提升中医院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1 中医院文化建设的内涵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生活中传承了几千年,其天人合一、整体观念、预防保健、辨证论治、平衡调节、以人为本等重要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底蕴和潜力,而且与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相吻合,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魅力。因而在现阶段中医院文化内涵建设包括有:医院宗旨、院训、医院精神、医院发展战略以及中医院外在形象标志、员工的行文规范及文化娱乐等在内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管理文化。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是国家“七五”期间重点建设的七所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之一。医院成立于1961年,具有五十多年的建院历史,是一所中医特色突出,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康复服务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省级教学医院。近年来,医院在文化建设方面不断深入,吸收各方面的优势文化,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社会责任、行为规范、团体形象、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营方式和行为方式。医院建立了以救死扶伤、患者至上的医院宗旨;精诚仁和、继承创新的院训;以人文本的人文精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刻苦专研的拼搏精神、爱院如家的主人翁精神。以及质量建院、特色兴院、人才立院、科技强院的医院发展战略。 2 中医院文化建设的实践 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是彰显中医院特色优势的重要手段。在现阶段中医院发展受到了西医的竞争,甚至是否定,有些中医院出现了萧条的状况。中医院要想在现阶段生存和发展,必须要进行创新式的发展。中医院文化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它以提炼、形象和创新等特有的功能成为医院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新形势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因而中医院应大力加强中医药文化实践建设,发挥其优势。 首先在价值体系上,要根植于中医药整体观理论思维、个性化辨证论治以及“治未病”健康保健方法。使得中医院在医疗技术方面要走不同于西医发展的道路,进行差异化竞争。充分发挥中医药的诊疗优势,弘扬和挖掘中医药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技术方法,从整体上把握传统医药的主体特征和特色,保持发扬其精华。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坚持以中医为主体的办院方向,拥有脑病、骨伤、肿瘤3个国家级重点专科;脑病、心病、眼病、消化科、肛肠、针灸、肾病等7个省级重点专、学科;1个国家中西医结合传染病临床基地。各重点专科在临床诊疗中广泛应用中医推拿、按摩、火罐、艾灸、针刺等传统浓厚的中医特色,广泛应用研制的中药特色制剂,形成了院有专科、科有专病、病有专术、专药的专科建设新格局,并且取得了显着的效果。 其次在医院规范管理上,要将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融入各种规章制度、工作规范以及员工手册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并优化医院环境形象建设,为患者提供合理舒心的医院布局、方面快捷的服务、优美宁静的诊疗环境,使得患者和医院职工都能得到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慰藉。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对医院环境建设进行优化,在医院门前有药王孙思邈雕像巍然耸立,并建设具有特色的综合病区外景、中医文化专栏、中医药文化长廊等特色景区,整个医院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给患者和医院职工提供了温馨舒适的环境。在医院管理上,医院通过大胆创新,建立了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和科学规范的管理模式。全面落实医疗质量、医疗安全、医疗服务、医疗费用管理。通过落实科学管理方法,取得了明显成效,医院的门诊量和住院病员数量也大幅上升,病人满意度也得到提高。 最后在精神文化上,坚持以人文本。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要弘扬人文精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时代精神的主旋律。药王孙思邈认为医者首先必须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仁爱之心。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还说“凡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秉承以人为本经营理念,始终以追求一流的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作为医院发展的永恒主题,坚持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技术、优质的医疗服务。因而,医院提出了“六声”(来时有迎声,走时有送声,治疗时有称呼声,接电话有问候声,操作失误有道歉声,合作后有谢声);“六心”(接待病人热心,解释工作耐心,护理工作细心,听取意见虚心,改进工作诚心,病人家属放心);“九主动”(主动迎接入院病人,主动自我介绍,主动了解检查结果,主动收集资料,主动落实护理计划,主动汇报患者病情,主动巡视病房情况,主动进行健康教育,主动满足病人合理要求)和“感动服务十个点”(爱心多一点,冷漠少一点,微笑多一点,脾气小一点,解释多一点,埋怨少一点,宽容多一点,苛求少一点,沟通多一点,距离小一点)的服务要求。 3 结语 中医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全面加强中医院文化建设是中医院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中医院未来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坚实基础,通过不断加强中医院文化的内涵和实践建设,提升中医院新形象,提高核心竞争力,促进中医院持续和谐的全面发展。 中医药论文:浅议中医药学校无机化学教学改革 摘要：无机化学是中医药学校中药、中医、药学等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无机化学的教学在中医药学校的整个教学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校应根据学生生源状况、职业发展的需要，从教学内容、教育观念、教学方法等几个方面对无机化学教学进行改革，从而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中医药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中医药;无机化学;教学改革;更新观念 无机化学是中医药学校中药、中医、药学等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它不仅为后续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中药化学等相关课程奠定基础，提供必备的思维方法和综合运用能力，还肩负着使学生尽快适应中医药学校的教育模式和学习方法的重要任务。因此无机化学的教学在中医药学校的整个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学校培养适用型人才，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目前中医药学校无机化学教学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对学生的分析 目前，我国中医药学校的生源主要是升学无望的初、高中毕业生，且录取时几乎没有分数线。在这些学生中，许多人对化学不感兴趣，基础差、学习目的不明确且学习方法不当，造成有些学生是想学学不会;而有些学生是根本不想学，认为上中职学校毕业后用不到化学，学不学化学无所谓，于是中职学校的化学教学中出现了“教”与“学”不适应的问题，已没有那种“我要学”的现象，使化学教学难上加难。 (二)对教材的分析 目前，大多数中医药学校的无机化学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需要不适应，内容繁多、抽象、枯燥、乏味，专业性过强，涉及的化学结构式、反应过程复杂，学生难以理解。且课程安排衔接不当，与专业课内容脱节，这与满足教育转轨的需要、适应学生就业的需求有较大的差距，无法满足学生学以致用、举一反三的实际需求 。 (三)对教师及教法的分析 由于教材的权威性，专业知识的严密性，使教师教学受到制约，对枯燥难记的概念、化学反应必须按教材讲授，以保证化学知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完整性，限制了教师的课堂发挥。化学教学缺乏直观的教学用具，传统教学方法难以动态表述化学结构的变化特点和化学反应过程，而运用多媒体教学时，教师制作课件存在困难，时间不够、水平受限，制作的课件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四)对无机化学在中医药学校中的地位分析 中医药学校是以一定的专业教育为基础的，这种中等职业教育的特性决定了学生在校期间，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是学习的主旋律。为了抓住专业技能这根中职教育的生命线，中职学校在课程设置和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都非常突出“专业课”的地位，人为地使得“专业技能”与“文化基础”之间失去平衡，不重视对学生进行基础文化素质的培养，使化学课缺乏分量，得不到学生重视。 二、中医药学校无机化学教学的改革策略 (一)结合实际调整教学内容，构建适合中医药学校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 中医药学校要根据生源状况、职业发展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教学内容要注重遵循专业培养目标，淡化化学学科的独立完整性和系统性意识，尽量与本专业其他课程之间紧密联系、互相呼应，既要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又要防止重要内容的疏漏;严格把握教材内容的深度、广度和侧重点，突出应用型、技能型教育内容;避免理论与实际脱节、教育与实践脱节、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倾向;注重将中医药领域近年成熟的新理论，以及普遍推广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成果，根据需要吸收到教材中来，体现新的时代风貌。 (二)摆正“专业课”与“化学课”之间的关系。 中职教育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来改革、完善化学课教学，提高对化学课教学的认识。化学课教学不仅关系到培养一技之长的“技能型”人才，还关系到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不仅关系到学生成为技巧型、应用型人才从而解决就业问题，更关系到学生潜能开发、终身发展的问题。因此，要将化学的教学安排放入整个人才培养方案和整体课程结构中，使化学课真正体现其学科价值。 (三)更新教育观念、改变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 无机化学的特点是知识繁杂，有人戏称无机化学为“无理化学”。如果教师不注意更新教育观念、调整教学方式，一本教材、一支粉笔、面无表情地教，那么学生也只会死气沉沉，按部就班，心不在焉地学。在无机化学的整个教学中，教师应立足改革，更新观念，树立教师教是为了学生学的思想。。根据中医药学校的特色、学生的实际情况、听课状态、学习方式，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法。教师可采取提问、讨论、多媒体教学等方式活跃课堂气氛;采用贴近生活、通俗易懂、趣味性强的实例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教师还应创造机会让学生发问，加强课堂教学的双向交流，做到教学相长，师生互动。另外，教师还应加强学生的能力培养，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四)多媒体教学方法与传统方法相结合，提高教学质量。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由于具有文字、图像、动画、声音、视频，可以刺激学生感观系统，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并能展示传统教学难以描述的动态变化过程或微观结构。例如：在教授原子的构成、电子云、电子得失、晶体的微观结构时，借助多媒体变小为大，变静为动，把微观粒子扩大为宏观的示意图像，用动画的形式给学生以生动的启示，形象直观，受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也不能夸大多媒体的作用，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凭借嘴、粉笔、黑板，灵活地把握教学进度、充满强烈的感情色彩、及时的反馈与亲切的交流，这是计算机所不能完全替代的。可见，多媒体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两者各有所长、相互完善。教学中应相互结合、相得益彰，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总之，中医药学校无机化学的教学改革，应适合学生的特点，突出中医药学校的特色，更新教育观念，改变教学方式，现代教学手段与传统教法相结合，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中医药高素质人才。 中医药论文:浅谈中医药的心理应激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中医药 心理应激 分析 论文摘要: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目前对心理应激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和深入。通过回顾几年来国内中医药对应激的研究发现,有关心理应激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系统研究报道不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显示出较好的科研前景。本文拟就近年来中医药有关心理应激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综述。 心理应激是机体通过认识、评价而察觉到应激原的威胁时引起的心理、生理机能改变的过程。 一、心理应激模型的制作 中医心理应激动物模型的制作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中医的脏象理论和七情学说。目前较为成熟的动物模型有“怒伤肝”和“恐伤肾”两种。须惠仁等采用夹尾刺激的方法复制中医肝郁证大鼠模型,但根据中医发病学原理以及其造模的方法,有学者认为该模型应属于急性“怒伤肝”大鼠模型。赵晓林等以束缚制动作为应激源制作“怒伤肝”模型,形成慢性激怒应激反应,此种模型从制作的方法来看,比较符合中医情志致病的特点,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此外,岳文浩等采用电刺激猫“怒吼中枢”(groaning center, GC)和破坏大鼠双侧膈区的方法复制中医“怒伤肝”模型,也具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恐伤肾”的模型目前有3种:第一种为猫吓鼠致恐伤肾模型;第二种为人吓猫致恐伤肾模型;第三种为爆竹吓狗致恐伤肾模型。以上3种方法从制作的思路上来讲,比较符合中医病因学理论,体现了中医理论的特色,作为研究心理应激的实验动物模型较为合适。 二、心理应激的研究分析 专家认为,中医的七情学说与现代应激理论在认识的方法上有着相通之处,其扼要模式是一致的(S-R s-外界刺激,R-人体心理性的、生物性的多层面的反应),只是二者所观察层面倾斜的不同而已。中医学注重主观体验的描述而表达为七情,应激理论多侧重于躯体反应的生物学微观指标的检测,二者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参照。 目前中医有关心理应激的研究多从肝、肾两脏入手。李峰等依据中医理论,结合现代研究认为在心理方面,中医虽然有“心主神明”之说,但是对于情绪变化,尤其是在调节情志因素(心理应激)引起的各种变化时,人体调节应激反应的核心是肝脏,肝脏通过对气机、血液和情志等的影响,调节人体的应激反应。王朝勋等根据中医理论结合现代生理学研究认为,中医所说的“怒伤肝”与大脑皮层的兴奋及抑制、植物神经特别是交感神经功能、内分泌系统功能等多种因素有关。 在有关“恐伤肾”病理机制的研究,沈雁等观察了3种不同类型的恐伤肾动物模型后发现,惊恐对小鼠、猫和狗的睾丸和脑垂体等组织在形态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电镜观察证实,小鼠的睾丸精子成熟过程受阻,脑垂体促性腺激素细胞等均有胞浆内细胞器变性、坏死,细胞核固缩、核溶、坏死等表现。 由此认为,恐伤肾的病理形态上的改变主要在垂体—性腺轴。王米渠等以猫吓孕鼠造成恐伤肾模型,分为一、二、三级恐吓组进行恐的情绪遗传的实验研究,并 移植在遗传行为学研究中,计算二便数量作为恐的情绪度的客观表征。同时创立了独立钢管的行为测试方法,以动物在情绪性的应激紧张状态下站立于钢管顶端的时间作为衡量情绪性的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在插入猫叫刺激后,一、二、三级恐吓组和非恐吓组的亮盒排便反应均有显着性差异,尤其是一级恐吓组二便粒次数量明显高于非恐吓造模组,其大便颗粒亦较非恐吓组小鼠大便颗粒小。在独立钢管试验中,在插入猫叫刺激后,虽然各组独立时间都相应延长,但一、二、三级恐吓组与其他组比较,在统计学上更具有显着性差异。 此外,王慧等观察了镇静安神类的中药对心理应激反应大鼠心血管和内分泌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此类中药可拮抗大鼠在应激状态下的血压升高,降低心肌缺血基础上的心律失常发生率,缩短心律失常的持续时间,并使血清中的皮质醇和催乳素水平趋于正常。说明镇静安神类的中药具有抗应激的作用,且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调节作用有关。 三、展望研究 从现代应激理论入手,结合中医的脏象理论和七情学说,探讨中医证候及脏象的本质不仅是一条新的科研思路,而且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应着重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1、加强理论研究,将中医固有的脏象理论和七情学说同现代应激理论进行有机地结合,从而寻找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点。如中医理论认为心、肝、脾三脏与七情内伤关系密切,而“心主神明”、“肝主疏泄”以及“脾主运化”等功能又是如何调节机体的情绪反应的,其机理如何?物质基础是什么?再者,中医的脏腑虽然是一个系统概念,而心、肝、脾等脏都涉及到调节情绪反应,那么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具体形态学上的定位?其间有无差异等等都有待于深入研究,同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医不同治则复方的治疗机理研究,通过对药物治疗作用的观察与探讨,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反证中医脏象及其病理证候的本质,而且可以更加深入地揭示中医治法方药的某些作用机理。 2、从心理应激角度,开展七情辨证的研究。中医有关七情辨证目前尚未有统一和规范的标准。现代应激理论,任何应激反应都有一个过程,应激反应的不同类型、不同阶段其生理病理也必有差异。结合中医证候的形成及特点,对于应激反应的慢性或反复过程,是否可以进行中医的辨证,即以不同的心理应激源作为病因,以机体应激状态下所表现的症状、体征并结合实验室检测和药物治疗效应作为证候形成的主要要素进行辨证,这些研究对今后中医药防治心因性疾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以中医病因理论为指导,加强研制符合中医情志致病理论的心理应激动物模型。鉴于中医固有的七情学说,即将不同的情绪反应归属于不同的脏腑,而在实际动物造模工作中,要完全制作出符合中医七情分类的动物模型是极其困难的(不排除采用较高级的实验动物)。因此,今后的工作中,除了可采用一些比较成熟或获得认可的某种具体情绪反应的动物模型外(如“怒伤肝”和“恐伤肾”等),更为重要的是研制出相对较为纯粹的心理应激反应的动物模型,即尽可能地排除躯体性应激反应因素的干扰。 中医药论文:市中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实施方案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和方法体系，是中医药服务的内在精神和思想基础。中医医院作为中医药文化继承和创新、展示和传播的重要场所，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有利于体现中医医院的基本特征，有利于巩固中医为主的发展方向、更好地保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有利于提高核心竞争力。 为促进我院中医药文化发展，我院组织广大职工认真学习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及相关文件，根据各级卫生主管部门部署和要求，结合我院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医院作为中医药文化继承和创新、展示和传播的重要场所，要以中医药文化为主体，以大力培育和倡导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念为核心，融合时代文化特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体现中医医院个性特征和区域文化特征；促进科室建设、技术服务、学术研究、人才培育等各项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基本原则 坚持突出特色。以中医药文化为主体，融合时代文化特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与时俱进，充分体现我院中医药文化特色。 坚持统筹规划。中医药文化建设与医院总体发展规划相衔接，与医院文化建设相结合，做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环境形象的有机统一。 坚持因地制宜。按照总体要求，从我院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建设工作充分体现医院个性特征和区域文化特征。 坚持促进发展。紧紧围绕医院改革发展的中心工作，以中医药文化建设促进科室建设、技术服务、人才培养以及科学管理等各项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主要目标 在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环境形象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进一步增强我院中医药文化底蕴，彰显中医药文化氛围，提高中医药服务质量，扩大社会影响，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管理文明的有机统一，通过中医药文化建设，使人民群众从诊疗环境、就诊方式、服务态度等方面切实感受到独特的中医药服务。 二、医院文化建设的内容 （一）价值观念 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主导着中医医院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要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中“医乃仁术”、“大医精诚”等价值观念，认清自身价值需要、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关键，在思想理念、价值取向、培育方针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医药文化。医生和护士是直接为病人服务的人，必须确立和强化“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把维护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感动人，通过开展以“一张笑脸、一声问候、一次详细的入院介绍、一张舒适的病床、一壶热水、一个整洁的环境”的活动，为病人提供温馨、细心、爱心、耐心的服务。各科室要在医院价值观念体系中充分体现中医药文化，切实改进科室建设、技术服务、医德医风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 （二）医院宗旨 医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我院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坚持“诚信为本，仁德为先，人性关怀，科技兴院”的宗旨，推动医院文化建设，行风建设，不断提高医院管理水平。 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即待人处事真诚、讲信誉，言必信、行必果，本义就是要诚实、诚恳、守信、有信，反对弄虚作假。仁德即是要对患者做到想起所想，急其所急，心系患者。这反映时代特征，具有前瞻性；有利于激发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建院方针 年来，我院坚持“科技打造医疗，疗效树立品牌，服务善待患者，关爱铸造人生”方针 ！ ，不断强化科技技术含量，引进现代化的诊疗设备，营造专科特点，打造专科优势，为每一位患者提供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人性化、现代化的医疗服务。同时，坚持以中医为主的办院方向、保持中医药特色优势的灵魂，不断改进医院各方面工作、增强员工凝聚力。这是提高医院创造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是中医药事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四）行为规范 1、诊疗行为规范 医务人员要加强法律意识，要尊重病人的知情权、隐私权；在医疗活动中，要遵守卫生管理条例、行政法规和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以免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事件；要规范医疗文书的书写，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书写；要加强医务人员的责任心，避 免在诊治过程中出现误诊、漏诊等现象发生。2、言语仪表规范 我院医务人员在接待患者和家属时，必须遵循文明服务用语规范，使用“您好”、“请”、“对不起”、“谢谢配合”等文明词语，做到一要有称呼，二要有礼貌，三要用亲切的语言，大力提倡文明敬语，坚决禁止使用禁语。 医生上岗统一着装男性必须配长裤、皮鞋，夏天不得穿大短裤、露脚趾凉鞋。女性也可搭配裙装，裙边不能超过隔离衣下摆。冬天不得穿长统靴上岗，夏天不得穿鞋拖。冬夏装更换按医院统一时间要求，不得擅自更换。隔离衣保持整洁无皱褶，每周换洗一次，特殊情况下随脏随洗。 3、教学传承规范 规范教学传承行为，有利于我院中医文化的发展，也有利于我院人才的培养和医院的长期发展。教学传承规范，是传道授业、学医习业等方面的行为准则，应弘扬中医尊师重教、教学相长的优良传统，老师应为人师表、修身正行，平易待人、乐育英才，乐教敬业、口传心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示人规矩不示人以巧；学生应尊师重道、谦逊恭敬，持之以恒、精勤不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学贵专一、思贵沉潜，继承创新、与时俱进。 4、特定礼仪 我院建立健全保障中医药特色优势充分发挥的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将各种行为规范通过制度固定下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明确、切实可行的体现中医医院特点的《员工手册》。 同时，将《员工手册》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全员培训中，定期开展讲座，并注重培训形式的多样性、趣味性，提高培训效果。将行为规范的执行情况纳入目标管理，制订考核指标，建立奖惩办法，落实考核结果。 我院曾多次开展此类竞赛及考核，在全体员工中开展执行行为规范的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活动，立标杆，树典型，发挥先进的模范带动作用。 （五）环境形象 医院环境形象是中医药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展示与传播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方面。我院在进行环境形象体系建设中充分彰显中医药文化，有利于体现中医医院的基本特征；有利于巩固中医为主的发展方向，更好地保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有利于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管理文明的有机结合，达到医院内部的和谐统一；有利于提高医院的竞争力。 建筑外观和庭院建设 我院占地面积40余亩，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建筑上采用全新的环保材料，独特的建筑风格，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建筑的色彩，结合中国古代建筑习惯，选用红、黄、米、灰、褐色等，要因地制宜，合理搭配，体现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庭院中草木茂盛鸟语花香，碧绿的草坪中还有一弯浅浅的小水塘，水中还有小鱼在游动嬉戏，一派和谐景象，尽情展现了一排和谐文化。 内部装饰 我院内部的大厅、走廊、候诊区、诊室，住院部的大厅、走廊、护理站，办公区域等都有许多的装饰品，包括一些国画、毛笔字画等含有中医药元素的陈设及装饰，营造浓郁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尤其是一些医院发展史和成功病例的展示板，弘扬中医药历史和我院发展历程，同时也让患者更加了解我院的办院理念和中医药治疗的特色。 还有宣传*知识和介绍治疗*的特殊方法，主要是宣传和介绍中医药的基础知识、养生保健方法，以及中医药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方法，常用中药的识别和功效、中药煎煮常识和我院特色治疗方法。 （六）医院标识 标准院名 我院的标准院名为“__中医*医院”，这是医院标识中最直观的基础要素。医院名称按规定经有关部门核准的名称，并由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吴阶平题写，汉字使用规范，字体端庄易识别，外文字母应规范。 医院网站 我院也通过建立医院网站来扩大医院知名度，宣传中医药文化。网站版面简洁，样式风格非常具有中国风，让人感到中医药的特色，棕色的色彩渲染了古香古色。 三、工作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是党和政府振兴中医、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举措之一，不仅对促进文化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促进人体的和谐、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医院在充分认识开展中医药文化建设重要性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医药文化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全院的中医文化建设的领导，医务科、护理部和门诊部统筹协调，确保中医药文化建设规划的有效实施；各科室主任负责各科门诊室内、病房的文化建设，门诊楼走廊、大厅由门诊部具体负责，楼外庭院由总务科具体负责，办公楼由医院办公室具体负责，明确工作职责和内容，制定年度工作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形成职责分明、分工协作、有效落实、逐步推进的医院文化建设责任体系。 （二）形式多样，内容广泛。 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以中医人文关怀促进医患关系和谐，把中医药文化建设成为一项群众性的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宣传普及中医药文化，一方面充分利用院内会议、学术讲座等各种场合与途径对医院文化进行宣传，以医院网络和宣传栏等作为宣传阵地，采用书法、图版、标语等多种表现形式，切实把中医经典、医德警言警句等富含中医哲学思想内容渗透到医院文化建设中来，开设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科学实用的中医药科普教育专栏，介绍中医药的基本知识、诊治原理，普及中医药防病治病知识，宣传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中医药知识、方法、观念，力争使人从中感受到中医药文化氛围，接受中医药文化的 陶冶。（三）加强培训，提高素养。 各职能科室要采取有效措施，对从事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不断提高其工作能力。加强对职工尤其是青年医护人员的中医药文化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培训，努力提高全员的中医药文化素养，使其言行、举止、思维、诊疗工作无不体现中医药文化的内涵，鼓励各科室建设富有自身特色的个性化科室文化。 （四）长远规划，持续发展。 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任务，医院对此要有一个长期规划，建立长效机制，落实科学发展观，力争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从建筑风格、内部装潢、诊疗环境、形象识别等方面入手，通过传统文化元素和艺术手段(书法、绘画等)展现中医药文化，营造中医药文化环境的氛围，体现中医药古朴典雅、简约大方的特色，体现中医院的与众不同。塑造优秀的医院形象，鼓励广大职工积极参与，使长期规划得到具体落实，中医药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 （五）加强考核，注重实效。 医院将文化建设列入各科室年度考核目标，定期检查督导，根据调查信息统计及反馈的结果进行阶段评估，重点对理念的认同情况、行为能力的程度、表象文化建设的进度和效果作出评价，制订必要的奖惩措施，切实把这项有利于事业发展，有利于体现医院价值观念的工作，做好、做实、做出成效。 中医药论文: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参与治疗的若干问题探讨 【关键词】 ,乳腺癌 [摘要] 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乳腺癌的生物学特性不断明了,其治疗观念发生了转变,如手术范围有缩小的趋势、术中可能采用一次性大剂量放射治疗以及术后早期的辅助化疗等,使得围手术期干预因素有所变化。本文就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便使其日臻规范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关键词] 乳腺癌; 围手术期; 中西医结合疗法 中医药在参与围手术期处理方面已有许多研究报道,其结果显示中医药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缓解手术创伤和麻醉干扰等带来的副作用,促进术后恢复。随着人们对乳腺癌认识不断深入,乳腺癌围手术期干预也将发生变化,如手术范围有缩小的趋势、术中可能采用一次性大剂量放射治疗以及术后早期的辅助化疗等。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研究至今仍少见报告,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且某些问题仍值得商榷。本文就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治疗日臻规范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1 乳腺癌“围手术期”的界定 “围手术期”是指以手术治疗为中心,包括术前、术中和术后的一段时间。Dorland医学词典对围手术期解释为:从患者住院准备手术到术后出院的这段时间[1]。国内有学者认为:围手术期是指从确定手术治疗时起,到与这次手术有关的治疗基本结束为止的一段时间。基于上述观点并结合临床实际,我们将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概念界定为:从确定手术治疗起,至手术后第1周期辅助化疗完成止的一段时间。在乳腺癌的当代治疗概念中,包括在术中和术后早期(1~2周)进行化疗以及新近开展的术中一次性大剂量放疗,用以减少因手术操作引起的癌细胞入血和原发肿瘤切除后残留癌细胞生长活跃所造成的复发转移。而乳腺癌的新辅助化疗因持续的周期较长,不便计入围手术期中。 2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目的 在我国目前新发现的乳腺癌病例中,ⅡⅢ期患者仍占大多数,各种根治术仍然是当前的主要术式,术后仍有一些并发症的发生;且多数属于中、老年患者,常常伴有并存疾病。围手术期处理的目的在于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以及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减少手术对机体的创伤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因此,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1)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因乳腺癌患者本虚标实,特别是中晚期患者,正气已亏。手术虽有祛邪之功,却有耗气伤血之虞,通过扶正培本的方法可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2)并存疾病的治疗。心、肝、肺、肾等重要器官的合并症,需要在手术前进行纠正。(3)处理手术、麻醉带来的副作用。术后机体功能紊乱、疲劳综合征、术后早期的血液高凝状态等,可引起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如皮瓣缺血、皮下积液、下肢血栓形成等,影响患者的康复。中医药通过益气健脾、养血生津等法可改善疲劳、增加食欲;通过活血瘀法改善皮瓣血运、减少血栓形成以及淋巴渗液的产生,促进术后恢复。(4)术中、术后放、化疗的减毒增效作用。通过益气养血、滋补肝肾等法治疗骨髓功能抑制,升高周围血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益气健脾、和胃降逆等法改善化疗所致的恶心、呕吐等消化道反应。 3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指导原则 3.1 整体与局部相结合 乳腺癌治疗的“整体观念”是基于以下3个方面的认识:首先,目前已公认乳腺癌是一种全身疾病,根据Fisher的生物学理论,在疾病的早期就可能有癌细胞转移入血,并潜伏在骨髓中,当原发肿瘤被切除或机体抵抗力下降时即可迅速繁殖,成为临床所见的转移灶[2]。其次,乳腺癌的局部手术处理依赖于机体全身良好的状态。如患者伴有其他严重疾病,如心、肝、肺、肾、脑血管等重要器官合并症以及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需要控制好上述病情后才能施行手术。第三,乳腺癌局部处理也影响机体的整体状态,如手术创伤和麻醉过程所引起的机体功能性、甚或器质性改变等。因此,手术作为乳腺癌局部治疗的重要方法,也必须服从整体内治法,坚持以“整体观”进行实施,这对中医药参与围手术期的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2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也是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根本大法。乳腺癌患者常有不安、恐慌、抑郁、焦躁、孤独感和失败感,再加上对癌症和手术的担忧,往往形成肝气郁滞证;而且手术创伤和麻醉干扰,术后常见脾胃虚弱证、气阴两虚证、气血两虚证。这是辨证论治的基础。然而患者并存疾病的处理以及术后并发症如皮瓣坏死、淋巴渗液、气管插管所致的咽喉部炎症等,又需要我们施行辨病治疗以弥补辨证论治的不足[3]。 3.3 扶正与邪相结合 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是因虚致实,又因实致虚,形成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复杂病理过程。在乳腺癌围手术期,正邪变化规律是,术前邪盛正亦盛,术后邪去正亦虚。因此术前以祛邪为主,扶正为辅;术后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扶正祛邪是中医药参与围手术期治疗的大法。乳腺癌围手术期邪之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术前以癌毒之邪为主;术后癌毒之邪已去,六淫之邪易乘虚而入形成外感之邪;手术也易损伤局部脉络,血溢脉外而形成内伤瘀血之邪。乳腺癌围手术期祛癌毒之邪的方法主要有手术及化疗,手术邪直接而迅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祛外感六淫与内伤瘀血之邪的方法主要有解表法与活血法;而扶正的主要方法为健脾益气法、益气养血法等。 由此可见,中医药针对癌毒之邪较常用的“以毒攻毒”法,对可手术的乳腺癌且综合治疗明显进步的今天已不常使用,乳腺癌的围手术期也不宜使用。因此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治疗应在扶正固本大法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结合不同疗法的特点,本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注重扶正与祛邪相结合。 3.4 按期分治 围手术期又分为术前、术中及术后3期。术前处理目的是治疗并存疾病,改善机体功能,增强应激能力,使患者能以最佳的状态进入手术,为手术成功提供保障。术中处理主要集中在全麻过程中生命体征的改善方面,中医药参与的成份相对较少。术后处理目的在于预防和减少手术与麻醉产生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尽快地恢复机体功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使患者尽早地康复。各期处理目的不同,其处理方法亦不尽相同,应根据各期不同的特点制订相应的治疗措施。 4 乳腺癌围手术期的中医辨证论治 根据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由于手术与麻醉药物的干预,乳腺癌围手术期的证候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术前患者因对肿瘤、手术的恐惧与焦虑,常表现出精神抑郁、失眠、纳差、烦躁等肝气郁滞证与肝郁脾虚证的征象;术中的证候变化多因麻醉药物的干预,使患者出现肢冷、肤白、脉缓等阳气亏虚的表现;术后因手术、化疗药物的干预,患者多出现神疲乏力、少气懒言、面色无华、纳差、脉细等脾胃虚弱、气阴(血)两虚等表现。因此,相应的治疗方法应为:术前以疏肝解郁、疏肝健脾法为主,方药以逍遥散加减;术中静脉给药扶阳固脱,方药以参附注射液为主;术后脾胃虚弱者,治以健脾益胃,方以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气阴两虚者,治以益气固表、养阴生津,方以生脉散加减;气血两虚者,治以益气健脾养血,方以归脾汤加减。 5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存在的问题 由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是中医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缺乏规范的诊疗措施,在乳腺癌围手术期的证候诊断方面目前尚无公认的、规范的辨证标准,也就没有相对固定的治疗方药。在辨证证型和治疗方药上各自为政,不利于疗效的系统评价及推广应用。目前的疗效评价标准不统一[4],需要确立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现代医学的近期疗效指标有疲劳综合征、术后并发症、平均住院日、经济学指标、血液生化、各种量表等,我们理当可以借鉴。在评价临床疗效的研究中,对照组的安慰剂是目前实施的困难之处,汤药的色和味难以与治疗组类似,丸药和胶囊剂可能是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之一。目前还没有中医药围手术期干预的大样本随机临床试验,因而缺乏可循之经验。 6 展 望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不断涌现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必将渗透到中医药参与的围手术期治疗研究之中。然而,完善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干预治疗的诊疗体系与疗效评价体系仍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乳腺癌术后上肢水肿、皮瓣坏死以及顽固性淋巴渗出等的适宜中医药治疗的技术亦是研究的重点。解决以上问题的措施首先应该成立乳腺癌中医药治疗的多中心协作网络,开展围手术期多中心协作的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完善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辨证标准和相对固定的基础方药,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将现代医学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整合到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研究之中。如将中药药理学以及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引入到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研究中可能推动研究的进度及深度;而将循证医学理念引入到本领域的研究中,从卫生经济学着手,进行成本效果效益的可行性分析,将有益于客观地评价中医药在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中的特色与优势,以便推广运用。 中医药论文:对于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中医与京剧、书法、武术并称“四大国粹”,中医药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上有着重大影响,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热爱和欢迎。作为基层中医医院可根据群众的需求,结合本地实际和业务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增强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推动中医药的业务不断发展,巩固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成果和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工作成果,掀起中医药事业发展热潮,以利提升中医药业务技术水平,开创中医药工作新的局面,同时造福社会。基层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中医药工作的基础和动力,在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底子簿、基础差、起步晚,这项工作的开展有一些难点和问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组织保障,政策引领,明确重点,统筹兼顾 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医院须成立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院长亲自挂帅,由专人具体负责,根据《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全国基层中医药先进单位评审标准》的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具体计划和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针对继往进展慢、内容少、投入低、特色差、措施弱等情况,强调“三个重点”,做到“四个坚持”。“三个重点是”:培育医院核心、完善医院行为规范,优化医院环境形象;“四个坚持”是:一是坚持突出中医药文化特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二是坚持与医院总体发展规划相结合,努力做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环境形象的有机统一;三是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从现状、人员、资金、设备、程序、范围、方式方法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四是坚持紧紧围绕医院业务发展的中心工作,以中医药文化建设促进医院管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等工作水平的提高。 2 多措并举,扩大宣传,营造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几千年来人民群众在认识生命、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的过程中形成了天地一体、天人合一、天地人和、和而不同的思想基础、整体观、系统论、辨证论治的指导原则和以人为本、大医精诚的核心价值。从实践来看,中医药文化建设关系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关系到保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关系到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到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理解与支持,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健康和幸福。中医医院是中医药文化继承和创新、展示和传播的重要场所,更应当从传承发展中医文化的高度,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基层中医医院可以结合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和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在各级主管部门的强力支持下,扩大宣传,加大中医药文化建设力度,以中医药政策、理论、技术、演变、特色、成果等为内容,院内采取图板、视频、讲座、带教、参观、自学、培训等形式,院外采取城乡义诊、电视专题、知识竞赛、对口支援、理论培训、技术推广、发送资料等形式,丰富内容,形式多样,长期宣教,力求实效。 3 充分做好三项工作,努力夺取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新成果 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基层中医医院更加光荣的、艰巨的历史使命,必须通过中医药文化建设让中医药事业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为烘托中医氛围,彰显中医药特色优势,需长期侧重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经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普遍认为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可以概括为“仁、和、精、诚”4个字,即:以人为本、医乃仁术、天人合一、调和致中、大医精诚等,可把这些理念融入到医院发展规划、院训、院歌、规章制度、工作规范、《员工手册》、医院管理及环境形象建设的方方面面,并以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活动;二是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强业务建设。主要是招聘中医药院校毕业生,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创办中医特色学科,鼓励中医传承创新,设立中医发展基金,购置中医诊疗设备等,不断探索和完善诊疗行为、医患关系、言语仪表、教学传承、同道相处等方面的行为规范;三是在医院环境形象体系建设上注意突出中医药元素,营造浓郁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在院内显着位置布展华佗、李时珍、扁鹊、张仲景等中医药先辈的图像资料、中医名家名言警句、院训、院歌、中医药防病治病图板等,并向群众制发宣传图册资料;在新院建设上可与设计单位一起进行了整体筹划,在建筑外观、庭院建设、内部装饰、医院标识等方面,以彰显中医药文化为主线。 总之,中医药文化建设需要有良好的内外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加强组织,统筹协调,明确目标,突出重点,细化要求;同时,基层中医医院应在中医药的文化建设及业务发展上积极发挥龙头作用,扶持、带动乡镇 卫生院、社区服务站和村卫生室的中医药业务的发展,使中医中药的影响更加广泛、深入。 中医药论文:对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对 中医与京剧、书法、武术并称“四大国粹”,中医药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上有着重大影响,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热爱和欢迎。作为基层中医医院可根据群众的需求,结合本地实际和业务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增强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推动中医药的业务不断发展,巩固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成果和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工作成果,掀起中医药事业发展热潮,以利提升中医药业务技术水平,开创中医药工作新的局面,同时造福社会。基层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中医药工作的基础和动力,在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底子簿、基础差、起步晚,这项工作的开展有一些难点和问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组织保障,政策引领,明确重点,统筹兼顾 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医院须成立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院长亲自挂帅,由专人具体负责,根据《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全国基层中医药先进单位评审标准》的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具体计划和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针对继往进展慢、内容少、投入低、特色差、措施弱等情况,强调“三个重点”,做到“四个坚持”。“三个重点是”:培育医院核心、完善医院行为规范,优化医院环境形象;“四个坚持”是:一是坚持突出中医药文化特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二是坚持与医院总体发展规划相结合,努力做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环境形象的有机统一;三是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从现状、人员、资金、设备、程序、范围、方式方法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四是坚持紧紧围绕医院业务发展的中心工作,以中医药文化建设促进医院管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等工作水平的提高。 2 多措并举,扩大宣传,营造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几千年来人民群众在认识生命、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的过程中形成了天地一体、天人合一、天地人和、和而不同的思想基础、整体观、系统论、辨证论治的指导原则和以人为本、大医精诚的核心价值。从实践来看,中医药文化建设关系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关系到保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关系到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到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理解与支持,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健康和幸福。中医医院是中医药文化继承和创新、展示和传播的重要场所,更应当从传承发展中医文化的高度,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基层中医医院可以结合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和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在各级主管部门的强力支持下,扩大宣传,加大中医药文化建设力度,以中医药政策、理论、技术、演变、特色、成果等为内容,院内采取图板、视频、讲座、带教、参观、自学、培训等形式,院外采取城乡义诊、电视专题、知识竞赛、对口支援、理论培训、技术推广、发送资料等形式,丰富内容,形式多样,长期宣教,力求实效。 3 充分做好三项工作,努力夺取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新成果 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基层中医医院更加光荣的、艰巨的历史使命,必须通过中医药文化建设让中医药事业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为烘托中医氛围,彰显中医药特色优势,需长期侧重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经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普遍认为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可以概括为“仁、和、精、诚”4个字,即:以人为本、医乃仁术、天人合一、调和致中、大医精诚等,可把这些理念融入到医院发展规划、院训、院歌、规章制度、工作规范、《员工手册》、医院管理及环境形象建设的方方面面,并以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活动;二是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强业务建设。主要是招聘中医药院校毕业生,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创办中医特色学科,鼓励中医传承创新,设立中医发展基金,购置中医诊疗设备等,不断探索和完善诊疗行为、医患关系、言语仪表、教学传承、同道相处等方面的行为规范;三是在医院环境形象体系建设上注意突出中医药元素,营造浓郁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在院内显着位置布展华佗、李时珍、扁鹊、张仲景等中医药先辈的图像资料、中医名家名言警句、院训、院歌、中医药防病治病图板等,并向群众制发宣传图册资料;在新院建设上可与设计单位一起进行了整体筹划,在建筑外观、庭院建设、内部装饰、医院标识等方面,以彰显中医药文化为主线。 总之,中医药文化建设需要有良好的内外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加强组织,统筹协调,明确目标,突出重点,细化要求;同时,基层中医医院应在中医药的文化建设及业务发展上积极发挥龙头作用,扶持、带动乡镇 卫生院、社区服务站和村卫生室的中医药业务的发展,使中医中药的影响更加广泛、深入。 中医药论文:论中医药对子宫内膜容受性改善作用 1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实验动物研究 大量的动物实验表明,中医药对实验动物ER有较好的改善作用。经过中医药的应用,可以改善实验动物子宫内膜胞饮突的发育,增加子宫内膜的厚度,改善子宫内膜的血流,并通过调节多种细胞因子、活性蛋白的功能以提高ER,提高受孕率。闫文杰等[15]研究中药助孕方对促排卵和胚泡着床障碍小鼠ER的影响,结果表明,中药助孕方可以提高小鼠LIF蛋白OD值、整合素β3蛋白OD值和妊娠率,认为中药助孕方可以通过上调LIF和整合素β3的表达来改善ER,提高妊娠率。宋殿荣等[16]观察补肾活血方中药对妊娠大鼠ER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肾活血方能明显改善胚泡着床障碍大鼠子宫内膜表面胞饮突的发育,并显着提高子宫内膜整合素β3mRNA的表达,有助于ER的建立,最终提高胚泡的着床率。周惠芳等[17]观察补肾助孕方对大鼠胚胎着床期子宫内膜细胞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及整合素α5、β3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肾助孕方可下调胚胎着床期子宫内膜细胞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的水平,提高整合素α5、β3蛋白水平的表达,改善黄体功能不全状态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受孕环境。陈倩等[18]研究发现紫丹饮(主要由紫河车、丹参、熟地黄等药物构成)含药血清在子宫内膜免疫微环境中可显着促进子宫内膜细胞LI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表明中药紫丹饮在子宫自然杀伤细胞(uNK)的旁分泌作用下通过增强ER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改善ER。曹蕾等[19]探讨补肾健脾中药复方对肾虚模型大鼠模型E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补肾健脾中药复方能够有效改善肾虚模型大鼠子宫内膜腺上皮细胞功能,调节子宫内膜NK细胞亚群含量,提高内膜LIF表达,从而改善其ER。王振迎等[20]观察寿胎丸加减方(其方药组成:菟丝子100g、杜仲100g、黄芪100g、当归100g等)对超排卵小鼠种植窗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蛋白表达的影响,研究表明寿胎丸加减方可提高超排卵小鼠种植窗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蛋白的表达水平,改善小鼠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张雏怡等[21]观察针刺对克罗米芬促排卵治疗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大鼠ER的影响,结果发现,针刺有上调大鼠子宫内膜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A10(HOXA10)、LIF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的作用,能显着改善克罗米芬促排卵治疗导致的ER不良状态,促进胚泡着床。 2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关于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已有许多报道。研究显示中医药对ER的改善作用是明显的。 2.1单味中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苏念军等[22]选用单味中药阿胶30g自月经周期第7天开始给予口服至下次行经或证实临床妊娠为止,期间观察子宫内膜、子宫动脉血流阻力指数(RI)和搏动指数(PI)。结果显示,通过口服阿胶,子宫内膜厚度显着增加,增加值为(3.88±1.54)mm,子宫动脉血流RI和PI明显下降,表明阿胶能增加诱导排卵助孕周期子宫内膜的厚度,加速子宫内膜的增长并改善子宫动脉血供。 2.2中成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韦艳萍等[23]探讨左归丸对黄体功能不健所致不孕症的治疗作用,设治疗组和对照组,结果显示,治疗组妊娠率(40%)高于对照组(17%)。治疗组中医证候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血清孕酮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认为左归丸可能通过舒肝补肾来升高孕酮水平,健全黄体功能,提高子宫内膜表达,从而影响ER,治疗不孕症。孙振高等[24]通过超声检查评价补肾中药改善超排卵过程ER的临床价值,将进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治疗周期的不孕患者随机分为两组。选用控制性超排卵方案。分别用二至天癸颗粒(由女贞子、旱莲草、枸杞子、菟丝子、当归等药物组成)联合促性腺激素(治疗组)和单用促性腺激素(对照组)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改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分型、内膜及内膜下血流、子宫动脉PI和RI方面优于对照组,两组临床妊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在IVF-ET过程中联合应用补肾中药,可改善诱导排卵周期子宫内膜厚度及分型,显着降低HCG日PI和RI,改善ER,提高临床妊娠率。 2.3中药验方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刘雁峰等[25]观察二补助育汤(着名老中医肖承悰教授调治ER低的经验方,由骨碎补、补骨脂、巴戟天、桑寄生、续断等药物组成)对ER的作用,对因ER低造成IVF-ET失败的肾虚型患者,给予二补助育汤服用3个月,结果显示半年随访受孕率为57.1%;治疗后临床症状积分较治疗前有显着改善;治疗后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厚度明显大于治疗前,且雌激素水平较治疗前显着升高。表明二补助育汤在改善ER低患者的症状、增加子宫内膜厚度、提高雌激素水平等方面都有较显着的疗效。 2.4中西医结合治疗对改善ER作用的临床研究 李秀然等[26]将促排卵周期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中药组加服助孕增膜方(菟丝子、淫羊藿、熟地、当归、川芎、首乌等),西药组加服戊酸雌二醇。排卵日B超监测显示,两组内膜厚度改善情况无明显差异,中药组对内膜类型的改善情况与西药组相仿,对PI及RI的降低及临床妊娠率优于西药组。提示助孕增膜方能促进子宫内膜生长并改善子宫动脉血供,改善ER,有助于胚胎着床。冉雪梦等[27]将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促排卵、联合中药(含当归、白芍、熟地、山萸肉、续断、菟丝子、紫石英等)促排卵,与正常排卵周期妇女的着床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后两者整合素β3表达强且无差异,提示补肾调经中药增强了促排卵后着床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表达,改善了ER,有利于孕卵着床。徐淑萍[28]将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黄体酮治疗,试验组加用补肾汤(由紫河车、熟地、巴戟天、菟丝子、丹参、当归等组成)治疗。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后肾虚证候积分低于治疗前,黄体中期血清雌二醇及孕酮水平均高于治疗前;治疗后试验组肾虚证候积分低于对照组,血清孕酮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表明补肾汤联合黄体酮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有较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与提高黄体功能、改善ER有关。连方等[29]探索中药参芪寿胎丸方(由党参15g、黄芪15g、菟丝子15g、桑寄生15g、杜仲15g、川续断15g等组成)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的疗效,将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参芪寿胎丸联合西药组(试验组)和西药组(对照组),结果显示,试验组临床肾虚症状改善优于对照组;排卵期血小板活化因子(PAF)及黄体中期孕酮血清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试验组服药后黄体中期子宫动脉血流及子宫内膜血流的RI、PI均低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服药后黄体中期血清雌二醇水平均较服药前升高。试验组妊娠率高于对照组。表明参芪寿胎丸方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有较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与调节子宫内膜血供,提高黄体功能,改善ER有关。张敏等[30]探讨温肾活血汤联合克罗米芬(CC)促排卵治疗后对ER的影响。结果发现治疗组在内膜厚度、周期排卵率及周期妊娠率高于对照组,未破裂卵泡黄素化综合征(LUFS)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表明温肾活血汤能提高CC促排卵治疗后的妊娠率,其机制可能与促进排卵、降低LUFS发生及改善ER有关,其改善ER的效果优于阿司匹林联合CC。 2.5针刺疗法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陈雪梅[31]探索针刺疗法对提高ER的效果,将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三组:针刺测试组取穴关元、中极、子宫(双)、三阴交(双)、归来(双)、血海(双),针刺对照组取穴风市(双)、阳陵泉(双)、外关(双)、四渎(双),空白对照组不行针刺治疗。结果显示,妊娠率分别为58.69%、38.29%、33.33%,针刺测试组高于后两组。妊娠组螺旋动脉的血流指数PI、RI均显着低于未妊娠组。结果表明,螺旋动脉的血流指数和ER呈相关性,针刺疗法可以提高ER,进而提高妊娠率。潘碧琦等[32]观察腹丛刺辅助促排卵治疗的效果,该针法施针部位是子宫、附件的体表投影,针之所及,直达病所,具有活血化瘀之功效,发现经施针后的患者RI、PI较未施 针患者明显降低。因此认为腹丛刺可以改善患者盆腔血循环,使血流更为充沛和流畅,排卵率提高,ER和营养条件得以改善,因此妊娠成功率提高,同时流产率降低。 3结语 ER引起胚胎着床障碍的机制,尚未找到特异性的环节或因子。目前西医改善ER的措施有激素、抗凝剂以及手术,临床有一定疗效。中医药在IVF-ET的应用已做出有益的尝试,研究表明中医药对调节ER的作用是肯定的。中医学以其整体观念为指导,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中药复方调经促孕的作用是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的。在临床与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临床上经验性治疗较多合理但疗效不确切,作用机理尚未十分清楚,而且,对某些研究结果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在评价ER方面,至今未有统一并公认的指标,也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这些问题有待今后不断地解决。 中医药论文:中医药类风湿关节炎教学创新 笔者从事风湿科临床工作多年,本方应用得当,收效颇着,此方若无黄柏、苍术、川芎三药,疗效会明显降低,使用时应加注意。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中心,是知识的主动构建者。由于学生的原有知识结构和经验不同,导致学习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因此中医药特色的风湿科临床教学创新探究不仅要考虑到班级的专业特点,比如:中医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运动康复专业、针灸推拿专业等,而且更要考虑到每个学生的特点,要根据学生的现有水平和个体的差异来确定合适的教学目标。老师应该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教师在学生学习中充当指导者和帮助者的角色,教师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创设真是情境,提出高质量的问题。目前的临床实习课教学中,较以往传统老师的讲授与学生的接受而言,形式和内容上已有很大改观,但如何使学生更有兴趣的接受知识,理解、掌握并灵活运用知识,是临床实习课教学老师更为关注的问题。 在教科书中关于川乌这味中药的描述如下:药性:辛、苦,热。归心、肝、肾、脾经。功效:祛风湿,温经止痛。应用:1.风寒湿痹;2.心腹冷痛,寒疝疼痛;3.跌打损伤,麻醉止痛。这些中药书上的知识点对于考试来说,甚是重要,但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这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川乌是一味中医风湿科常用药,笔者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通常给实习医生讲医案的同时,喻方于理,讲授清楚用药的宜忌,让同学们生动地理解并掌握风湿科药物的应用,共同探究中医药特色风湿科临床带教的方法。为了检试乌头的毒性,近代名医张山雷曾以身试之。张氏云:“予曾以天生之乌头附子等分为末,试服二厘,至一小时,力轻浮微茫,如分剂再加,即至眩晕,因知此药先至脑部。”张氏此举,颇有献身精神,深受医界赞誉。古称乌头为“大辛、大热、大毒”之品,乌头的块根中含有乌头碱,有很强的镇痛、镇静作用,但具有强烈的毒性,2~4mL的乌头碱结晶体或2~4mL的乌头酊就可以使人中毒而亡。 乌头碱中毒,病人很快会感到头昏眼花,口舌及四肢发麻发胀,由于乌头碱对迷走神经的强烈兴奋作用,出现口角流涎,恶心呕吐,腹泻,出冷汗,心跳减慢。又由于乌头碱对心脏的直接毒害作用,而表现出各种心律紊乱,甚至出现心室肌肉颤动或心脏停搏。乌头碱对神经系统,特别是呼吸中枢有麻痹作用,出现呼吸困难,手足抽搐,神志不清,二便失禁,血压下降,以致呼吸心跳停止而死亡。乌头的有毒成分为乌头碱,而有效成分也是乌头碱。据日本矢数道明博士研究,发现乌头含有六种生物碱,其中四种是有毒成分,另两种是无毒乌头碱,前四种在高温下,可以被破坏,后两种则不能被破坏。日本研究乌头,是有血的教训的。《头注本草纲目》的作者白井光太郎博士,就是因为乌头碱中毒而献身的。这种用生命换取的教训,在日本国研究中药史上,还是很少的。现在,日本加工无毒乌头的方法很简单,用高压锅加温120度,经过2h就可把有毒成分全部破坏掉[4]。 从上面的两个医案我们不难看出,临床用药是很灵活的。我本人从事临床教学工作多年的经验之一是:学生很喜欢这种灵活的教学方式方法,记忆深刻,学生更愿意主动学习知识,使学生正真意义上成为教学双边关系、临床实践的主动方。中医是一门实践医学,中医风湿科的临床病症更是注重实践。学生学习知识的主动性在中医风湿科的临床病症实践中更显现出尤为重要的作用。注重实践论是从辨证论治,还是遣方用药都能深刻的反映出之一道理。 所以,单单是川乌这一味风湿科最常用的中药来说,都有这么多的知识要理解、掌握、灵活运用,我们临床带教老师的责任还是很重的。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生命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不同医学始终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如何取长补短、结合创新变成了又一重要途径。随着中医药特色风湿科临床教学创新的深化,中西医有机结合与互补的临床教学已成为医学生重要的教学环节,它将越来越受到师生的重视。只要我们遵循一定的教学规律,并结合其自身特点,勤于思考,努力探索,就能更好更多的解决学生重书本轻能力、依赖性强,缺乏创造性、灵活性与主动性的问题,能够切实地解决学生在临床学习、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误区,提高风湿科中西医结合实践教学质量。 中医药论文: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与思考 1环境形象体系建设 征集确定了院徽、院旗、标准院名、标准色系等医院形象识别系统,并将医院形象识别系统广泛应用于医院信笺、信封、档案袋、贺卡、纸杯等办公用品以及标识标牌各个方面。建成名医堂、养生堂、中医药文化广场、院史馆等中医药文化形象工程。自创设计制作了《中华医药五千年》百平米长卷木刻壁画系列,“诗画中医”木刻文化长廊系列,“大医精诚”、“橘井泉香”、“悬壶济世”艺术铜浮雕、木浮雕文化墙系列,“水墨中医”科普宣传系列,廉政文化东阳木雕装饰挂件系列四大系列文化工程。 2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 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是中医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医药认知度的有效途径。在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工作中,医院以中医中药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为切入点,采取群众看得懂、听得懂、易接受、参与度高的形式,积极推广中医药文化。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学校开展中医药义诊咨询、举办中医药科普讲座、展示中医药科普宣传展板、发放中医药科普宣传资料,面对面解答群众的健康问题,给出健康指导。每年夏季傍晚利用人们聚集广场纳凉休闲时机,组织医务人员在广场开展健康咨询、义诊、播放中医药科普宣传片、组织市民开展健康知识、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有奖问答等科普宣传活动,市民参与激情很高,普及效果显着。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种手段,向社会广泛传播中医药文化。结合专科专病预防以及养生保健指导,与新闻媒体联合开办《健康有约》、《小穴位、大作用》以及《漫谈中医药》等文化科普栏目,其中系列养生科普宣传作品《漫谈中医药》获得“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组委会”最佳科普作品奖。与当地主流媒体联合策划的主体选题《中医席位》在本市引起市民良好反响。积极组织编印科普着作,先后编印并出版《春夏秋冬养生食谱》、《赵和平临床经验集》、《中药百花赏析》、《诗画中医》等科普系列丛书。 3讨论 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要在历史中沉淀和团队中提炼。目前医院核心价值观的确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领导集体研究决定,二是向社会征集。第一种代表少数几个人的意愿,第二种脱离单位实际,这样产生的核心价值观难以得到团队高度认同。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应该是医院发展历史的沉淀、长期实践的提炼、群体正向价值的聚焦。医院领导层要充分了解医院的历史,从中挖掘推动医院发展的精神特质。要广泛征求员工的意见建议,鼓励员工抒发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从中提炼积极向上价值观。这种总结历史与现实、代表群体意愿的核心价值观易被员工认同,成为共同追求的目标,整个团队目标同心、力量同向,团队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也就形成了。行为规范的养成要在实践中培养。行为规范是医务人员从事医疗活动的行为规则和标准。良好的行为规范的养成,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必须通过长期实践和持之以恒的训练。中医医院的医务人员要养成中医人特有的行为习惯,也就是用中医的思维、中医的理论、中医的知识、中医的方法为病人服务。这就需要在工作实践中坚持不懈地强化中医经典的诵读和中医“三基”训练,加强中医药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培训,努力提高员工的中医药文化素养,使其思维、言行、诊疗服务处处体现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并养成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中医药文化建设要融合地域文化特点。地域文化是指某一地域内人们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特定文化现象,得到这一地域人们的共同认可,对当地民众的性格养成、人文精神、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有着长久而又深远的影响。十堰境内有两大风景名胜,即武当山和汉江。武当山被誉为“天然药库”,世有“十道九医”之说。武当山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历代医学名家陶弘景、孙思邈、葛洪、李时珍等均来武当山采药修炼。道教的一些养生术,如按摩、行气、调息、导引等被纳入了中医领域。其外丹术应用于现代制药领域,内丹术丰富了现代医疗手段。这里的人们对中医以及中医养生有着高度的认同和特别的喜爱。而汉水文化的公而忘私、牺牲奉献,太和博爱、厚德载物,注重孝道、道德至上,独立求真、不懈探索的文化特征和精神特质与中医药的文化的“仁、和、精、诚”的精神特质是一致的。十堰市中医医院注重将中医药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对接,吸纳和融合地域文化的精华和成果,从而培育和发展成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医院院文化体系。 中医药论文:国内中医药英语着作的发展 【摘 要】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有关中医药英语着作的整理、归纳,从中医药英语教学角度探讨了目前主要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还需要更加全面地开展中医药英语教学及其改革,促进中医药的推广,增强国际交流,同时培养更多全面的中医药人才,有利于中医药的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中医药 英语着作 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宝之一,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直到今天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日益受到世界的重视,对国际医药学产生越来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意到中医药的疗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任中医药。这为中医药的发展、增强其国际文化地位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从2001 年以来,在积极推动英语等外语对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进行教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很多中医药院校都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迎接现今时代所赋予的挑战,中医药专业的双语教学无疑势在必行。[1]但有研究显示由于中医药的特殊性,其双语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有待于思考的地方,其中教材和相关着作的缺乏不容忽视。[2]因此本文通过阐述国内相关着作发展情况,从而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纵观近20 年国内中医药英语翻译着作的发展状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中医药相关英文着作 1.丛书系列 1990 年张恩勤主编,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其中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上、下册)、《中医诊断学》、《中医临床各科》(上、下册)、《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养生康复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国药膳》、《中国气功》、《中国名贵药材》、《中国名优中成药》,该套丛书在国内尚属首部。之后1991~1994 年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徐象才主编了一套《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其中包括《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单验方》、《常用中成药》、《针灸治疗学》、《推拿治疗学》、《医学气功》、《自我保健》、《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骨伤科学》、《肛门直肠病学》、《皮肤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急症学》、《护理》、《临床会话》等。2002 年左言富任总主编、朱忠宝等总编译,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该套从书包括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医养生康复学》等14 个分册。2001~2006 年间刘公望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图书《针灸基础学》、《针灸临床学》、《方剂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发挥》等,同时刘公望于1994 年和2007 年主编了《针灸学基础篇》和《中医临床基础速览(伤寒、金匮、温病)》,均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2.教 材 1998~2000 年间北京中医药大学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委托,编译了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教材,并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中医本科系列教材”《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基础理论》等系列丛书。在2007 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来华留学生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汉英双语教材编审会指导下,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汉英双语教材,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针灸学》、《推拿学》、《中医养生学》、《医学基础知识导读》。 3.单个着作 (1)英文 1)中医基础理论 2003 年刘干中、徐秋萍、王台主编《中药基础知识》(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1998 年徐象才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诸病中医中药外治大全》。2007 年李经纬主编的《中国传统健身养生图说》(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3 年谢竹藩编着了《英文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3)针灸推拿 1981 年Chen Chiu Hseuh 编着《Acupuncture: A ComprehensiveText》。1999 年程莘农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中国针灸学》。2002 年金义成、彭坚所着《中国推拿学概要》(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7 年李鼎原着,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编译《针灸学释难》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 (2)汉英或英汉 1)中医基础理论 1990 年陈慰中着,俞昌正译《西方的中医五行学说(英汉对照)》由学苑出版社出版。2007 年马伟光、和丽生主编《英汉双解简明中医基础理论教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3)中药学 2006 年苏子仁、赖小平主编《汉英·英汉中草药化学成分词汇》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4)针灸推拿 4.工具书 二、讨 论 可以看出,在以上出版的中医药英文着作中,丛书系列大致可分为四套,主要为汉英或者英汉双解形式编写。教材主要有两部,基本包括中医药主要科目知识,一部全英文,一部汉英双解。而个人着作最多,全英文形式较少;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三部,针灸推拿五部,主要集中于汉英或者英汉形式出版;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各科及词汇十五部,主要集中于针灸推拿学的着作编写,共有二十八部,中药学仅一部。工具书包括有十六部,均为汉英形式。 1.目前国内中医药英文着作以及普及存在的 问题 (1)专业英语教材:专门针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的中医药专业英文双语教材还呈现一个短缺状况,尚需进一步编辑完善。 (2)专业英语人才培养:还缺乏一支数量充足,既掌握中医药专业技术,又精通中医专业英语的外向型中医药人才队伍在医疗实践中大力宣传中医药,使中医药难以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在国外医疗体系中不易取得合法地位和共际认同。 (3)全英文着作:中医药英文着作目前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相关从事中医药人士的学习,因此编写形式以汉英或英汉双解为主要形式。而以全英文形式编写的着作相对较少;中医药知识全面传播还尚存缺限。 (4)中药学以及其他中医药经典医籍:由于国际社会对于针灸推拿已经比较认同,但对中药学和一些中医经典医籍,如《金匮要略》等的英文着作编写较少,相对限制了有关理论的交流和传播。 2.解决之道 加大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教材的补充和编写,培养更多的中医药专业外向型人才,扩充全英文中医药教材和着作的编写,尤其注重中药学等学科的英文着作发展。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进行创造,改变以往独立作战、各行其是,既无方便的途径相互交流切磋,也无专门机构加以协调的状态,使中医专业术语的翻译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在高等中医药院校中积极推广加强双语教学的改革,加大既懂中医药专业知识,又有较高英文水平的创造型人才的培养,相互促进,既有利于今后中医药的专业英语教学发展,又有利于中医药着作的继承和发展。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已经被世界所瞩目,中国作为中医药的根源之地,需要培养一些从事中医药事业优秀的外向型人才,不断宣传中医药文化,使世界更了解中医药,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而这些就需要有更多的中医药英文教材、书籍的编写去宣传发扬,既有助于国内学生和对其感兴趣的人们学习,对于国外友人也可以提供更多机会认识中医药、使用中医药,使中医药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同时还可以为其他国家的人们的健康做出一定的贡献。 中医药论文:浅谈中医药法的特点及我国中医药立法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我国中医药学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独特的理论体系，卓越的治疗效果，它是中华民族在与疾病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中医的现代化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该怎样看待中医药？怎样研究中医药？中医药该如何发展？本文从中医药法的基本特征出发，着重分析我国中医药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立法问题从而得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中医药法;特点;问题;对策 中医药法是伴随着中医药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兴起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目前，已成功将中医药立法的国家和地区有新加坡、越南、泰国以及加拿大卑诗省、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等，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立法呈现出乐观景象。由于各国卫生保健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状况及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因此中医药立法也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世界各国对中医药的立法，都有相同之处。[1] 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中医药法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其有别于其他部门立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我国，中医药法就是指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以调整中医药社会关系、保障人们的中医医疗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与我国其他部门立法相比，我国中医药立法虽起步较晚，但其发展较为迅速，目前，我国中医药法的内容已经涉及到医疗机构、从业人员、中药品种、中医药教育等许多领域，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医药法的特点及我国中医药立法现有的一些问题，并探讨完善我国中医药法的途径和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医药法的特点 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中医药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但由于它所调整的是中医药医疗及其发展而引发的各类社会关系，从而决定了其必然具有某些自己的特征。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性 与其他的部门立法相比，中医药法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首先，就调整对象来看，中医药法的调整对象是中医药社会关系，具体的就是指因中医药教育、认证、医疗、管理、规范、发展而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是由许多种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所以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关系。其次，调整对象的综合性，决定了中医药法所采纳的调整方法和手段也是具有综合性特征的。再次，从体系上来看，中医药法律体系是一个较为庞杂的法律体系，该体系中不仅包括了其他法律部门中的许多调整中医药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大量的技术规范、标准和操作规程等等，可见，中医药法律体系也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特征。 （二）伦理性 伦理道德是医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中医药法的调整对象是中医药社会关系，所以，其在对中医药临床医疗活动调节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伦理与道德问题。这就要求中医药法做到以下两点，即：它既要对某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同时又要对某些新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以决定是否应予以认同和保护。这样一来，中医药法必须将某些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纳入自身的调整体系，并上升为法律规范；同时对那些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加以禁止。因此，中医药法具有浓厚的伦理性。 （三）科技性 中医药法的调整对象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还包括人类与生物圈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中医药法就必须要建立在中医药科学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要遵从基本的中医药科学规律，如中医学理论中有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两个特点，对人体的生理有藏象、精气血津液神、经络、体质学说四部分，以及对疾病、防治的病因、发病、病机学说。[2]中药的基本理论还有中药来源、产地、采集、炮制、性能、功效以及临床应用规律等等。[3]这就是中医药法的立法基础。而中医药科学的技术性决定了中医药法必然也具有科技性的特点。表现在：首先，中医药法必须将中医药科学的某些成果作为自身的内容之一，如我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试行）》中关于中药等术语的解释就明显是中医药科学成果在中医药法中的反映和体现；其次，在中医药法律体系中，拥有大量的中医药技术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如我国的《中药材GAP认证检查评定标准（试行）》等。 （四）预见性 中医药法是以保护中医药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为目的的，而中医药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中医药法必须正确预测中医药科学技术的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的中医药科技活动作出恰当合理的引导和规制。一方面，中医药法要保障中医药科技工作者的中医药创新权，另一方面，它又要对中医药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权予以必要的约束，对那些可能产生社会危害后果的行为加以严格规制。这就使得中医药法在立法过程中必须特别注重超前立法的原则从而在立法内容上具有极强的预见性。[4] 二．我国中医药立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中医药立法起步相对较晚 ，其内容涉及到了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教育科研、药品监管、中医药标准等领域，虽然拥有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制定程序规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乡镇卫生院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励管理办法（试行）》、《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等，然而，就总体来看，我国的中医药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 （一）立法步伐滞后，缺乏预见性 立法滞缓是我国各部门立法的一大通弊，在中医药立法领域，这一弊病更加明显和突出。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我国中医药方面的立法不论从数量还是从广度都比起其他部门法去之甚远，直到1982年才由卫生部制定并颁布了《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再如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建国后相关的法规《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及〈执业中药师资格认定办法〉的通知》却直到1995年初才姗姗而来。这充分暴露了我国中医药立法的滞后性。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 法律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5]总体上来看我国中医药立法体系还远没有健全，甚至严格一点来说，这些立法还难以真正成为一个体系。其主要表现在：在我国中医药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一部能够承担起“领头羊”作用的基本法,这就使得我国中医药法群龙无首，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 （三）内容不完善 当前，我国的中医药立法对中医药科技活动的规制基本上还只是采用行政法律规制一种形式。表现在具体法律制度上是我国尚未建立中医药科技活动的民商事制度和刑事制度；另一方面，某些有必要法律化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规则尚未被纳入我国中医药法之中。例如，知情同意原则等，都显然还没有明确成为我国中医药立法的规则，这也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中医药立法内容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完善我国中医药立法的对策及建议 法律并不总是消极地承认现状，它还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秩序的一种勾画、设计和引导。为此，需要立法者在总结经验、认识现实的过程中，正确把握立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分析事物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便做出科学的预测。[6] （一）国外的中医药立法 1．中医药立法在美国 1971年以后中医针灸在美国出现的“针灸热”，使加州的中医针灸展现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景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适时出台了加利福尼亚州针灸条例和针灸执照法。后来加州在1980年通过了《中医行医规范法案》，该法案对中医的执业行为进行了规范，规定了中医师可以使用的行医方式。目前，在美国针灸是以州法律的形式被列为医疗手段，中医药总体上已逐渐为美国卫生行政部门所接受，并被批准为公众合法的医疗保健手段。[7] 2．中医药立法在澳大利亚 20__年5月3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通过了《ChineseMedicineBill》（中医注册法案），这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中医注册法案。该法律执行后，维多亚利州的中医行业已经逐渐洗脱江湖郎中的习气，改变了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中医生形象，中医师的执业行为走上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并且，有多家保险公司承保中医治疗保险，包括诊费和针灸费，治疗者可按比例由保险公司偿付在中医药方面就诊、吃药的费用。中医师有资格使用医生(doctor)的头衔，并被赋予处方权。中医同西医一样，具有了平等的法律地位。[8] 3．中医药立法在新加坡 新加坡传统中医药管理局1995年发表了《传统中医药报告书》，对新加坡中医药状况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提出了不少可行的建议。20__年国会通过了《中医师法案》，从而确立了中医药在新加坡的法律地位。现在针灸师注册工作已经完成，一些综合性现代医院已设针灸科,新加坡的中医药事业在今后十到二十年内将大幅度发展.[9] （二）我国《中医药法》的立法构想 1．中医药法的名称 关于中医药法的名称，学术界提出了两种主要的选择方案，一种方案是制定传统医药法，其中包括行中医药、民族医药与中西医结合等内容；另一种方案是制定中医药法，非中医药的部分不纳入立法范围。在科学上中医药学可以表述为：“以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医学体系。”[10]而西医生物医学的定义是：“以还原性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11]“中西医结合”不是相对独立、成熟的医学体系。它更不能与中医药学与民族医药学相提并列。而民族医药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其中包括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傣医药、壮医药、苗医药、瑶医药、彝医药、侗医药、土家族医药、回回医药、朝鲜族医药等等。[12]它与中医药也不是同一范畴的事物。所以在界定我国的中医药法的范围上,只包括中医、中药两个方面，不应该包括民族医药和中西医结合的部分，即采用第二种方案。 2．中医药法的宗旨及基本原则 1）我国中医药法的宗旨应该是：保护人体健康，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保障和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步伐，支撑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快速、协调发展。以往法律原则总是把人的本位置后，而中医药法则应该把保护人体健康放在首位 ，这不仅是由于本法的性质决定的，更是由于现代法学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只有保护好了就医者的健康，中医药事业才能在全社会更好的继承与发展，才能更好的进行现代化和国际化。 （2）中医药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中医药法之中,指导中医药法制定、执行、遵守以及解决医患纠纷的基本准则。笔者以为，我国中医药法的原则大致上有：继承与创新并重原则、中医中药协调发展原则、现代化与国际化相互促进原则、多学科结合原则。具体来说，继承是中医药发展的基础，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动力，两者并重，才能更好的发展新思路，探索新方法，开展新实践，争取新突破；中医是中药应用的指针和开发的源泉，中药是中医医疗保健的主要手段，中医中药协调发展，才能使中药研究成果为中医临床服务，促进中医药发展；国际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目的之一，现代化是国际化的前提和基础，两者相辅相成，所以要互相促进；中医药理论融合了多学科的知识，多学科结合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然途径，通过多学科、跨领域的发展才能博采众长，有所突破。[13] 3．政府在扶持、发展中医药方面的职责 （1）加大投入 集成国家相关计划支持中医药创新发展，形成项目联动机制。比如可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使中医药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当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医疗需求，统筹安排中医医疗机构的设置和布局，完善城乡中医服务网络”。[14] （2）政策扶持 制定若干鼓励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法规，推动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标准规范的建立与完善，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和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建立成果、信息管理和推广、共享机制；制定积极的人才政策。条款中可以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及名老中医设立多种形式的中医医疗机构，开展相关诊疗服务”；“国家鼓励中医药开发、研究的国际交流合作，鼓励中医药的医疗、教学、科研机构依法到境外开展医疗及学术交流活动”。[15] （3）组织协调 加强中医药发展战略和机制研究，协调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推动本规划纲要的实施，充分发挥区域资源特色和优势条件，积极支持组建以中医药现代化为目标的区域科技协作共同体，引导企业和社会参与，拓展国际合作方式与渠道，通过政府、国际组织、学术团体、行业协会等推进中医药国际化进程。 4．医疗机构 开办中医医疗机构，应当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中医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和当地区域卫生规划，并按照《中医医疗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从事中医医疗活动。 5．从业人员以及执业规范 从业人员的规范包括考试和注册、执业规则、考核和培训等方面，我国目前的中医师准入基本上能够贯彻《执业医师法》考试和注册的要求。[16]执业规范应该包括诊疗、继续教育、保护患者、完成病历、紧急救治、知情同意、突发事件的灾害防治等方面。 6．中药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 由于中药成份的复杂多样性，因此，应该在中药的生产、经营、管理的法律规范上弥补质量控制的不足，充分体现“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的基本原则。可规定，申请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注册，一般不需要进行临床研究。需要进行临床研究的，化学药品可仅进行生物等效性试验；需要用工艺和标准控制药品质量的中成药和生物制品，应当进行临床试验。对一些可能导致品种质量差异的注册申请，应该规定进行临床研究从而保证申请注册的品种上市后的安全和有效。于中药的特殊的用药历史，以及其活性成份的复杂性，有时仅改变一些工艺条件又不足以改变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特征，故需规定，改变剂型或生产工艺时，如果生产工艺无质的改变，可减免药理、毒理和临床的申报资料。 7．教育与科研创新制度 按照我国中医药发展的具体情况，其教育体系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模式：大学教育模式、继续教育模式、传统师传模式。前两种需要政府加大投入，而后一种有的专家认为已经过时或者不可信，实际上，我国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不平衡，这不仅体现在中医药教育投入资金的流向上，更反映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上，我国中医药人才分布不均，水平层次不一，在农村很多地方主要是传统师传模式，即“乡村中医师”、“民间中医师”，所以政府加大对中医药的投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在这些方面下大工夫，例如立法中可以将“地方政府通过对乡村中医师、民间中医师进行培训，承认其执业资格，保护其执业行为，并创建相应的执业环境。” 关于科研创新制度，需要建立中医药创新发展平台，如立法可以规定，“国家建立中医药科技创新平台及其运行机制，通过重点研究室（实验室）、临床研究中心和产业化基地建设，以及中医药基础数据库和国际化信息库的建设，促进适应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需求的创新体系的建立，提高科技支撑能力。” 8．保障制度 国家可以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来促进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在地方政府要严格把关，防止将中医药事业经费挪作他用。立法可以规定“国家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中医药事业经费挪作他用。” 9．奖励制度 我国中医药奖励制度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阐述：（1）奖励范围：学科领域新规律、新事实、新概念的研究成果；中医药的基础理论实质和客观规律研究成果；中医证候、诊法、治疗、针灸、经络、中药防治疾病的机制和原理研究成果；医史文献研究成果；软科学研究成果；标准、信息研究成果。（2）申请途径：其途径可以分为申报和推荐两种。申报是指由个人、集体申报。在推荐中应注意推荐人的范围，例如可以规定由以下单位和专家推荐：①、省级中医药学会及中华中医药学会各专科分会；②、解放军中医药学会；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④、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有关部委局及直属单位；⑤、中国针灸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等学会。（3）评审：评审工作实行初审、终审的二审终审制。初审实行差额推荐，终审对初审推荐授予一等奖的项目进行答辨，并实行差额评定奖励项目。申报奖励的项目按创新性、科学性、实践性、他人引用程度等四个条件进行综合评定。（4） 公众监督与争议处理：公示制度，对公布的获奖项目如有发现其有作弊行为的，应该规定其应该追究的法律责任。（5）奖金：可以成立国家中医药奖励基金会,采用基金的方式专门管理和发放中医药奖励资金。 10．法律责任 本法的法律责任对象的主要包括：中医药管理的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教育机构、非法行医的个人。可以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 （三）行业自治体系的建立——中医药行业协会的引入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具有相同高等教育经历、高超专业技能，执业道德要求较高的专业群体应当实行行业自治，因为行业自治能降低政府管制成本，加强群体自律，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而要达到上述目的行业协会必须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强制和唯一)和惩戒性，并能在这一基础上做好服务协调、自律和发展工作。 目前我国法律在中医药行业协会的定位问题上没有规定中医师强制加入职业组织的规定，这一点将加大社会的管理成本，也对保护外资医疗机构的中医师权益不利，尤其难以做到从道德上管理医师，因此《中医药法》首先在这一点上有所作为，应当明确中医师加入中医药行业协会的强制性，有了充分的法律基础，则中医药行业协会组织自律、协调、服务、发展的功能就会更好地体现。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医药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也有待解决，运用行业自治组织，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成熟经验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 中医药论文:中医药大学生人格类型及其归因和应对方式的调查研究 论文关键词:中医药大学生 人格类型 归因 应对方式 论文摘要:目的:探索中医药大学生人格类型差异,及其不同归因与应对方式,为进行针对性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参考。方法:测查河南304名中医院校大学生,采用卡特尔16PF测验、内—外心理控制源量表、应付方式问卷进行测试,对测试有效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所测中医药大学生可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积极型、稳重型、一般型和情绪型,P 0.001;四种类型学生在归因和应对方式上得分差异大多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结论:所测中医药大学生可分为积极型、稳重型、一般型和情绪型四种类型,每种类型学生具有不同归因和应对方式。 对中医药大学生进行人格分类与归因和应对方式测查,以便更好地了解不同人格特点的学生不同的归因和应对方式,进行针对性教育。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调查河南中医学院1~3年级5个专业学生304名,回收有效问卷265份,男生117名,女生148人。其中大一学生90名,大二学生92名,大三学生83名。平均年龄21岁。来自农村222人,城市43人。 1.2　方法 采用问卷法,随机抽样团体测试,让被试完成三个问卷:(1)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16PF),包括187道题,16个人格因子。(2)美国社会心理学家Rotter编制,于欣修订的内—外心理控制源量表(I-E量表),包括23个项目和6个插入题[1]。(3)肖计划修订应付方式问卷,包括62个项目,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6个因子[2]。 1.3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测试数据进行K-Means Q型聚类分析、F检验和LSD多重比较分析。 2　结果 2.1　被试与全国大学生常模16PF测评结果比较结果见表1。 表1所示,男生兴奋性、世故性、独立性低于常模,恃强性、幻想性、忧虑性高于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女生恃强性、兴奋性、怀疑性、世故性低于常模,稳定性、有恒性、敏感性、幻想性高于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被试人格、归因和应对方式相关分析见表2。 如表2所示,归因与应对方式和人格多个因素具有相关关系,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归因和应对方式具有相关关系,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2.3　被试人格聚类分析 采用K-Means Q方法进行聚类分析,共迭代10次,将被试分为四类:积极型、稳重型、一般型和情绪型,遗失2例。对四类进行描述统计、F检验及LSD检验(见表3)。由表3可见,四类学生人格绝大部分因素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说明此分类较为合理。 由表3可见,a类学生怀疑性、忧虑性、独立性、紧张性诸因素得分最高,乐群性、稳定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幻想性诸因素得分最低,敏感性、世故性得分较高(居第二),表明此类学生沉默孤独,忧虑抑郁,易敏感激动,即非智力因素较差,容易陷入不良情绪之中,命名为情绪型,共计57人,占21.5%。b类学生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兴奋性、敢为性、幻想性、世故性诸因素得分最高,忧虑性、独立性、紧张性诸因素得分最低,恃强性、有恒性、实验性、自律性得分较高(居第二),表明此类学生乐群聪慧,情绪稳定,能干自信,又较好胜争优、自律谨严,即智力和非智力品质俱佳,故称积极型,共计63人,占23.8%。c类学生有恒性、实验性、自律性诸因素得分最高,恃强性、敏感性、怀疑性、世故性诸因素得分最低,聪慧性、敢为性、独立性得分较高(居第二),表明此类学生有恒负责、自律严谨,谦逊理智,即心态平衡,行为稳重,命名为稳重型,共计75人,占28.3%。d类学生恃强性、敏感性诸因素得分最高,聪慧性、实验性、自律性诸因素得分最低,其余因素得分基本处于中间水平,表明此类学生较好强固执、感情用事,行为保守,故命名为一般型,共计68人,占25.6%。 2.4　被试不同人格的不同归因和应对方式见表4。 由表4可见,各类学生在归因和应对方式上得分差异大多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情绪型学生多采用外部归因和退避的应对方式,最少采用求助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积极型学生多采用内部归因及解决问题和求助的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得分都是最低。稳重型和一般型学生归因得分居中,能比较理智地分析内外因,应对方式较多采用解决问题,较少求助、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一般型学生自责、幻想和合理化得分最高,较多求助,解决问题得分与情绪型和积极型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所谓“归因”是指对人的行为原因或事情结局进行解释或推测,可分为外部控制点和内部控制点,前者指将行为原因或事情结局归因于外部因素,如客观条件、社会背景、运气或其他人;后者指将行为原因或事情结局归因于个人内部因素,如个人行为、个性和能力。心理学家韦纳研究指出,把失败归因于内就会使人产生内疚和无助感;把失败归因于外,就会产生气愤和敌意[3]。心理学家罗特认为多内部控制的个体通常多有不现实的信念,而多外部控制的个体一般表现出较低自尊和较高焦虑。两种极端在社会适应中会遇到困难和障碍。人们的归因在内外两端的平衡过程也是人格不断完善的过程,即归因具有人格上的差异[4]。应对方式指个体面对挫折或压力时所采用的认知和行为方式[5]。同一生活事件发生在不同个体身上所引起的应对方式不可能完全相同。面临某一生活事件时,采用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可能会受到个性特征、情绪状态、生活经验、所处环境的影响[6~9]。对中医药大学生进行人格分类及归因和应对方式的测查,可以了解不同人格特点的学生不同的归因和应对方式,进行针对性教育。 从研究结果看,归因和应对方式与人格的多个因素具有相关关系,归因与应对方式具有相关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人格特点及归因和应对方式,采取相应方式教育引导。 从研究结果看,积极型学生情绪稳定,心态积极,聪慧进取,面对困难时能积极解决并适时求助,这类学生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受人喜欢和信赖,但多采用内部归因,将事情结局过多归因于个人的行为和能力容易使这类同学在遇到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失意和挫折时产生情绪困扰,教育时注意培养其平和宽容心态。稳重型学生自律严谨,谦逊理智,面对事情时能比较理智地分析内外因并积极解决,这类学生心态较平衡,能较好地适应学习和生活环境。一般型学生有着年轻人常有的感情用事和好强固执,同时智商一般,行为保守,面对事情时能比较理智地分析内外因并适时求助,但多采用自责、幻想和合理化的应对方式不利于他们心智健康发展,教育时对他们有必要进行认知调整和行为训练,培养其良好思维和行为习惯。情绪型学生沉默孤独,忧虑紧张,容易陷入不良情绪之中,面对不如意环境时怨天尤人,认为事情结局主要是因为自己运气不好、社会背景差或其他人影响,不是去积极解决和求助,而是退避,自责、幻想和将其合理化。这是一类不易接近却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学生,应该是教育者重点关注和帮助的对象,对于他们不仅进行情绪认知调整和行为训练,培养积极心态和良好行为习惯,还有必要进行个别心理咨询、团体心理咨询和心理危机干预,帮助他们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和学习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生活中表现出成熟的行为方式和稳定的个性特点。 中医药论文:浅谈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探讨 [论文关键词高等中医药教育　师资队伍　建设 [论文摘要]文章提出了高等中医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是发展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关健所在，从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师资队伍存在的问题与其师资队伍的建设举措两大方面阐述了提高其师资队伍建设的根本方法和根本措施。 随着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深人并成功的推进。为了振兴农村中医药事业，解决农村缺医少药、医药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低下的现状，进人21世纪以来，相继有多所中等专业中医药学校升格为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在中专向高专转化期间，由于培养对象和目标的不同，两种层次的教育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其中师资队伍的建设迫在眉睫，培养和建立一支高素质、有特色的高等中医药教育教师队伍是发展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关健，是高等中医药学校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而一所学校能否立足社会、市场、产生品牌效应，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师资水平决定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反映学校的学术地位和综合实力。建设一支具有良好政治业务素质、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大计。 1师资队伍存在的问题 1. 1教育观念滞后因教师均从中专医学教育体系转换而来，对高等教育的理念、培养目标、教学规律、教学方法和手段知知甚少。教师在教学上更多地沿袭了中专时期的一套教学方法，教学和研究的学术性不强，任课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动手能力不强，理论和实际脱节。教师下临床没有硬性规定，无法及时掌握医学发展最新动态。 1.2学历职称偏低，年龄偏大因历史的原因，原中专学校仍有大批中专和大专学历的教师，其职称只有中级。加之中专学校受编制的影响，新进教师较少，造成教师年龄结构失衡，有些课程有高级职称断层的现象。 1.3师资来源渠道窄中医学校教育起步均较晚，大部分从原西医卫校改制而来，一方面教师绝大部分来自非师范学院，一方面中医药学院的轻中重西，导致师资整体素质偏低。 1.4继续教育不系统从事中专层次教育的教师，因教育任务繁重，进行医学教育理论学习和实践的继续教育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课程体系的限制，医学院校教师在校教育中未受过系统的教育理论训练，这就不可避免地对医学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 1.5实验教师素质低创新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而创新体系的基础是实验室高职高专人才更需要优秀的实验教师。改革开放以来，实验室及实验教师队伍得到迅速发展。但仍在存在着诸多问题。如重硬件投人，轻软件环境建设;重理论教育，轻实验教育。实验师资不稳定，实验教师整体学历层次偏底，高职称人才更是缺乏。 1.6临床课教师知识陈旧单一刚进人高职高专教师行列，临床教师一般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原学校从事临床理论教学的教师，他们缺乏的是临床知识;二是从附属医院聘任的临床教师，他们的缺点是对理论教学缺乏系统培训。 2师资队伍建设的举措 2.1加强学习，转变观念首先以全国第3次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等为纲领，组织师生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通过学习，使教师了解“以教育改革为核心，以教学基本建设为重点，注重提高质量，面向农村基层，努力办出特色是中医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思路”。通过学习，使教师明确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通过学习，使教师进一步明确中专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区别所在，促使教师逐步树立适应社会发展的先进人才观、质量观和教学观。 2. 2深化管理，改革体制，拓宽教师来源渠道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应该在管理体制上恰当引人人才市场机制，一是要引进竞争机制，严格把好新教师引入关，可采取聘任、招聘等方式补充思想政治素质好、各方面能力优秀的教师。要改变传统的选留方式，通过人才市场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到高校任教，按需聘任，竞争上岗，可先在有条件的系部搞试点。二是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正确的政策导向，公正合理的物质利益与分配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医学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并且使其得到保护和健康发展。三是建立自我约束机制，通过比较完善的制度、法规及职业道德规范、奖惩措施来规范教师队伍管理模式，将教师队伍分为固定的编制和流动编制两部分，紧缩固定编制，扩大流动编制，减少专职，吸收兼职为主并实行资格与聘用分开的做法。 2. 3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稳定骨干教师队伍采取有效措施，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层，努力建设一支高学位、低年龄、高职称的教师队伍。(1)调整断层。要在职称评聘中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采取倾斜政策，对拔尖人才，要创造条件，予以破格评聘，力争晋升一批40岁以下的教授和35岁以下的副教授。(2)培养青年骨干教师。要在3一5年内精选、重用、厚待一批青年骨干教师。使他们能独立地担负起教学、科研重任，顺利完成新老交替工作。(3)建立学科带头人梯队。要结合实际情况建立不同层次的学科、专业带头人梯队，鼓励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第一，要立足省级专业和重点学科，培养一流人才争取在国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第二，要立足校级重点学科和专业，建立一支省级水平的学科专业带头人梯队;第三，建立一支学校青年骨干教师队伍。(4)根据本校实际和发展需要，确定师资总体发展规模，力争在3 -- 5年内使教师年龄、学历、职称、学科比例结构达到最佳状态。 为了稳定骨干教师队伍，应采取必要措施和倾斜政策，为骨干教师和教学成绩突出的青年创造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们提供自我提高的机会。同时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倡奉献精神。重要的是要把学校办好，使学校教学质量高、社会声誉好，才能真正把愿意献身教育事业的工作者团结住，增强学校的凝聚力。 2. 4组织培训，注意“双师型”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师资培训工作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份，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时结合实际，努力改善内部环境条件，不断调整培训的目标和计划，落实《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使师资培训工作达到规范化、制度化。当前学校可根据教师的年龄、学历、知识等采取不同形式进行培训。对青年教师可采取:(1)参加同等学历硕士学位教师进修班;(2)参加助教进修班;(3)参加骨干教师进修班。对中年教师可采取岗前培训，短期研讨班、讲习班，单科进修，常规培训如外语、计算机、普通话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提高高职教育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关键。首先，教师要具有全球化眼光，深刻洞悉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标准，了解本专业知识国际发展的态势，熟练掌握国际交流工具，了解国际医学教育基本规格，实现教育的国际接轨;其次，知晓教育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应该以培养应用性人才为己任，重视科技成果的开发和应用工作，教师不仅要具备本专业基本理论知识，还应具备一定的实践和实际操作能力，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模式，培养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再次，强化对现有在职教师的时间差，分批将一些教师安排到临床或相关单位进行实践锻炼，以提高他们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第四，注意从医疗机构第一线人才中引进那些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经验和动手能力的“‘双师型”人才，强化专业教学，充分利用行业特点，聘用行业的专家或知名人士指导工作，带动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学术氛围。 2. 5注重科教互动，加强学科建设对高校的教师要实行教学、科研、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政策。通过科研可以紧跟学科的发展.掌握科技发展的新动向，充分利用现有的科研成果，不断向学生灌输科研思路，提供信息量，起到活跃课堂气氛，启发学生思维、开拓学习创新能力，同时，可将学科的研究热点融合于教学中，提高了教学质量，从而加强和加速了师资队伍的建设、学科建设和实验室建设，特别是学科带头人和主讲教授的培养。 总之，师资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工作，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刚步人高校行列的中医药学校一定要以教育部评估达标为契机，以评促建，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数量足够、有中医药教育特色的师资队伍。迎接挑战，参与竞争。

商业银行会计问题篇1 经过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之后，我国当今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银行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越来越多。不得不承认，我国商业银行的会计内部控制机制存在很多不足，而会计内部控制作为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证银行经营的安全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对商业银行会计的内部控制采取相关的改善策略，才可以让我国商业银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获得更大的优势，并获得真正的长足发展。 一、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的意义 早在1992年，美国COSO就发表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自此以后，内部控制问题越发受到各界人士关注。内部控制从宏观上来说，对规避社会经济风险、规范市场行为等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微观上来看，内部控制对应于企业的经营风险、抑制非效率投资等有深远的意义。如今，学术界对于内部控制的研究已经渐渐平和，但是内部控制仍然是企业运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商业银行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运营情况的好坏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十分重要，且若商业银行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对于社会的稳定与进步也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对于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的研究与探讨相关解决策略等是不可或缺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展业务，银行内部建立起来各种控制机构以实现银行进行资产交易的过程中减少各种错误的发生，达到安全且正确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拥有一定的内部控制机制，但尚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商业银行会计的内部控制要求商业银行有一套完善的管理、监督体系，其对于降低银行的风险，并提高经济效益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1.商业银行在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为了保持我国已有优势并且能够在全球化时代不被淘汰，我国应当建立起更符合当前社会具有国际化水准的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制度。不可否认，我国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制度目前还较为落后，存在大量的不足，其业务水平等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很多的业务操作还存在不合理之处并且其业务的监管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中，第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便是监督的问题，如今大部分的商业银行的会计风险较高，所以会计内部控制制度的监督功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优化。 2.会计风险意识淡薄，对内部控制缺乏科学认识 在会计风险意识上，也存在一定问题。由于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在识别风险和评估风险的方法上还需要改进。当前大多数应该没有建立一个专业的风险管理队伍，存在人数不够、能力较差的问题，而且面对内部控制出现的风险评估也有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此外，对于已经发生的风险，大部分银行也不能及时判定其严重程度，导致发现情况时已难以进行补救，从而使银行出现不可避免的损失。 3.银行会计核算电子化方面的问题 虽然当前商业银行积极引进了会计的电算化技术，但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会计核算电子化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由于在电算化过程中绝大部分银行只注重完成核算任务的效率，电算化技术的内部控制机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这让电算化技术的实时监督、防范风险的一面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银行必须认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并利用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完善银行的电算化技术，让电算化技术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4.会计内控制度执行不严格 因为我国的管理机制的问题，导致会计人员疲于各级的检查任务，同时还要面临出差等工作，这使其在内部监督上容易出现疏忽，正是由于这种疏忽的出现，导致基层出现违规操作时会存在侥幸心理，由于会计专业人员的缺少会出现如岗位的轮换、休假等制度执行力不够，而一岗多职的情况也让岗位间的监督、制约难以完成；而且，内控制度的不严格也使商业银行的内部稽查控制不到位，当稽查人员人数不够、分配不均且素质较低时，内部控制需要的自我诊断能力便不能得到满足，由此出现了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难以发展的死循环。 5.银行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需要提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银行为抢占市场份额而招聘了一定数量的会计人员，然而，事实上会计人员的专业素养方面却没有得到与其相匹配的重视。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依旧有大量的会计人员的综合能力等较为浅薄，银行当中真正具有高水平的专业银行会计人员的数量很少，并且有大量的商业银行新职员由于刚入行，经验不丰富，对银行的相关制度与章程不熟悉等问题，而导致在工作中出现诸多的问题。此外，由于部分会计人员风险意识较弱，职员之间存在盲目的信任，且相关风险防御机制较为落后，导致其会计人员难以应对风险的发生。银行虽然有进行一定的培训，但是还是相对薄弱，培训力度也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总而言之，商业银行会计人员的专业水平以及综合素质能力等需要得到提升。 三、加强商业银行会计的内部控制与防范策略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建设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结合相关的思考与分析，笔者认为可用以下举措来加强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 1.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文化，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需要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建立健全的会计内部控制制度是让会计人员积极配合内部控制改造的一个重要内容，只有会计人员对内部控制有了相应的行为实践和参考目标，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文化才能良好的建立；由于良好的内部控制文化需要会计人员的积极配合，这对会计人员的素质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在对银行会计人员的培训上需要管理者引起重视，只有提高会计人员的风险管理意识，让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以及职业素养都得到高层次的提升，让银行会计团队的综合能力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的解决才能积极地开展。 2.改造控制环境，增强内控动力 想要加强商业银行会计的内部控制，改造控制环境，增强内控动力是十分必要的。当工作环境拥有了内部控制的概念时，在这个环境中的会计人员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其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建立内部控制理念并使其成为一种企业文化，让会计人员获得统一的目标，这不但让会计人员之间懂得相互交流共同进步，也让会计人员有了自我审视、自我调节的能力，在减轻管理人员的负担的同时达到实现内部控制的目标。 3.加强监督制约，发挥监督作用 商业银行应当在内部建立一支监督团队，专门对会计人员进行一定的督查，这样的做法对于更好地利用会计资源取得良好的效益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管理者得到了监督团队的协助也能更好地进行相关工作，除此之外，监督团队定期对会计人员的业务素养进行相关评估，并采取一定的赏罚制度，对提高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并督促会计人员提高个人的专业素质水平等有着极为有利的影响。最后，安排工作经验丰富、能力水平强的会计工作人员进行内部稽查工作，保证内部稽查质量，发现问题立即解决，做到由内到外监督制约。 4.创新会计内部控制手段，构建内部安全控制体系 除了建立监督团体、选择专业人员进行内部稽查工作，会计的内部控制还可以采取其他的措施，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商业银行还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来创新会计内部的控制手段，这样更有利于减少主观影响，减少风险的发生，另一方面建立会计内部控制的信息系统并对会计人员进行数据分析与评估，完善内部安全控制体系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银行风险管理的能力。 5.建立严密的分级授权制度，加强重要岗位控制 商业银行的岗位务必要采取职位制衡原则，严格禁止一人多职的情况，对于轮岗制度等也要积极实施，不同的业务要交由不同的部门负责，与此同时，管理者也要保证各个部门都有相应的处理相关业务的权力，重要事项一定要采取授权审批的方式，以达到各部门间相互制约、职责分明且权责对等的制度体系要求。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商业银行的会计内部控制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只有加强商业银行会计的内部控制与防范，让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得到完善与合理的运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等才能做到走在世界的前列，面对未来的机遇才能有更强大的自信去迎接挑战。 作者:段晓言 商业银行会计问题篇2 一、前言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一大批国际大公司如美国著名的安然、施乐等公司因为财务会计丑闻，导致企业的诚信受到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质疑。而在我国，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使得企业间的竞争愈发激烈。为了适应这种竞争，使企业在合理财务化的同时在竞争中得到优势，就必须提高其内部的管理水平，建设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其中特别要关注企业内部控制的大环境。这能为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打下基础，也是在激烈竞争中不可回避的现实。企业内部控制是由企业的各级人员共同实施的对组织内部活动的各种制约和调节计划与程序。而合理保证企业在经营与管理中的合法性合规性，保证企业资产的安全与完整，保证会计数据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财务报告及其附注的真实与完整性则是由基本规范规定的内部控制目标。 二、商业银行会计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内部环境缺失与内部监督不足 朱荣恩教授在2008年提出，与会计准则相比，《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更多表现的是理念、要素和框架，在企业实际运营过程中实施难度和评价难度都较大。因此，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在内部控制中的地位逐渐凸显了出来。目前我国前行的内部控制评价系统仅仅只关注了其中的某一具体要素，而非权衡大局；二是我国内部控制评价的指标体系设计并不科学，缺乏可操作性。当然，这种现象在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了《配套指引》及其他相关条款后有所改善。此外，管理层意识不到位，监督检查或奖惩机制不到位也会导致已建立的内部控制体系难以有效运行。作为一类特殊的行业，商业银行在自身运营中普遍存在着管理层内控意识不足这一问题。在观念上，很多商业银行认为内部控制管理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风险管理问题，管理层会认为只要内控制度设置完善、机构设置合理就可以有效运行内部控制制度，而并未意识到一旦内外部运营环境发生变化时原有的规章制度就可能失灵的情况。除此之外，商业银行在进行内部控制管理控制工作的重心主要为基层操作人员，而忽视了对各级管理层的监管，处于放任管理状态。但其实各级管理者不同程度地操控着基层人员、企业财物等，由其引发的风险性更高、危险性更大。最后，我国的中小型商业银行个别员工对待内控管理工作的意识还停留在接受任务的低层次阶段，没有真正理解内部控制管理工作对于保障自身业务发展、推动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风险意识较弱且风险评估机制缺失 合理完善的内控制度要求商业银行设立切实可行可辨认的风险评估机制，以助于商业银行了解自身已经存在或潜在的风险，并及时加以适当处理。一般来说，分析按惯例要求商业银行按照公司的经营战略，采用各种风险分析技术，识别出风险，并采取适当措施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在风险评估这一内控要素上出现漏洞的企业还有华夏证券公司。在风险容量方面，华夏证券公司的风险承受限度大大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能力与证券行业的整体指标。比如说华夏证券的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持股比例达到19%以上，超过我国证监会所规定的10%的上限。在风险识别方面，公司并未能及时识别可能影响其运营安全和财务状况的内部因素及相关风险，以及可能影响银行、证券市场的其他外部风险。此外，公司没有建立自己的风险数据库，对潜在风险的认识不到位，没有制定相关的应急风险策略，最终由于冲仓持有太极集团等三只股票造成浮动亏损导致公司亏损严重。 （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成本过高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成本过高及成本费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小型商业银行相对而言规模较小、业务结构单一，因此抗风险能力弱，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信息变化迅速的大环境下，小型商业银行的内控执行效果和其内控成本大大被抬高，特别是其管理成本在这种环境下会逐渐增加。不仅仅是针对小型商业银行，这是我国部分中小型企业的通病。另外，内部控制的成本包括内控制度的设计成本和执行成本等多个部分组成，内控成本的结构组成也会影响企业内控运行的有效性。小型商业银行在目前的财务状况中，管理费用的比重较高，甚至占到企业总成本的一般水平，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企业的管理结构混乱、流程过于复杂所造成的。 三、商业银行会计控制完善的措施 （一）优化内部环境 作为内部控制其他各要素的基础，只有完善的内部环境才能使控制活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具有保证。而优化内部环境，我认为首先应完善商业银行组织控制结构。纵然其内部各个结构的设置都相当完整，但有些职能结构有所重叠，信息在各层级人员间的传递并不畅通，沟通困难，高层管理部门虽拥有管理权但对其下属部门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公司可考虑采取更为中立的组织结构，如跨越功能的团体。这种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弹性化，有效避免专业分工带来的僵化与协调问题。除此之外，还要强化董事会在商业银行中的主导地位。在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建设中，董事会是最高级别的管理层，只有董事会发挥能力和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对内部控制的监控与引导作用。其次为了使内部环境优化更大化，商业银行应考虑其文化氛围。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规范企业员工的道德素养，形成一种不触规忠于职责的大环境。此外，建立切实可行的激励政策也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措施，把经营者的利益与商业银行的经营和财务状况相挂钩，以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 （二）明确内控管理职责，完善监督管理机制 首先商业银行要明确有业务交叉时内部控制管理的部门和职责。商业银行的各个部门都应明确自己在内部控制管理活动中自己的分工职责，使工作内容更实效，将内控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在监督检查方面，以上述存在问题的商业银行为例，其总部及各分支机构的各个部门都要严格履行各自的内部控制管理职责，加强自身的监督检查机制，特别是对重点部位与风险点要更加防范。要加强内部控制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也要将内部控制管理与监督工作覆盖到业务经营的各个方面。针对热点的问题或者风险隐患较大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开展重点检查，并做好对业务管理部门自身内部控制管理的再监督工作。 （三）加强内部控制成本管理 在第一点优化建议中所说的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在内部控制成本预算中同样受用。有成本管理的理念是商业银行进行良好成本管理的基础，内部控制成本预算的理念要求商业银行各级管理层及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必须要有控制成本，使其合理化的意识，通俗地讲就是要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商业银行成本管理的终极目标正是使在合法且效益相仿的情况下使成本最小化。此外，商业银行应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以减少在内部控制制度运营中所发生的错误成本。特别是在内控成本体系较弱的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定期对管理层进行内部控制系统培训，提高管理控制水平，增强其针对商业银行和下属员工的内部控制监督能力。另一方面，针对商业银行员工，商业银行要加强对他们的职业技能、个人素质等方面的培养，尽量降低业务错误率。 作者:张敏华 商业银行会计问题篇3 一、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内涵 商业银行内部会计控制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核心内容，是商业银行为了实现其经营目标，是为了维护客户和银行的资金、资产安全,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可靠而制定的一系列规范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和会计核算与管理的程序和方法，是商业银行在内部形成一种自我协调、自我约束的控制系统。为确保商业银行业务处理各个环节及操作规程的镇密运行，必须建立严格、科学、覆盖业务操作全程的会计内部控制机制。因此，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显得尤为重要。 二、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发展状况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WTO框架协议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日益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1997年发布的《指导原则》已明显不适应新经济的发展要求。2002年9月，央行发布《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取代了1997年5月的《指导原则》。于2004年12月又发布《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2005年2月1日起施行，明确要求应对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实施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这就为我国对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评价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思路，也成为我国内部控制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又一次升华。 （二）我国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缺陷 1.对会计内部控制重视程度不够 一些商业银行分支机构重经营轻管理，没有认识到内部控制也是实现其经营目标的重要手段，一味追求业务规模和发展速度，忽视风险管理，控制制度的健全让位于业务的发展。仍有一部分银行管理者对会计内部控制认识不全面，不完整。 2.内部控制的环境差 商业银行主要强调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对控制环境建设并未加以重视。具体表现如下:(1)对内部控制认识不到位；(2)会计部门职责不明确；(3)缺乏良好的人文环境；（4）岗位设置和人力资源配置不尽合理；（5）内部控制文化尚未真正形成。 3.会计内部控制制度不完整 2007年新的会计准则颁布实施后，许多业务发生了变化，但我国商业银行相关的规章制度没有及时修订，导致了会计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特别是目前新的金融业务品种、金融工具不断推出，如果不及时调整、补充内部控制制度，必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导致各种会计风险发生。 4.信息管理手段落后 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受管理层次重叠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有效的信息管理系统尚未建立，导致横向的信息交流不顺畅，更容易造成信息失真，不能对内部控制的管理提供有力的支持，甚至有损企业形象。 5.监督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由于新业务、新科技的发展，使得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手段不能完全适用，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不够，监督力量配备不足，内部审计的频率偏低，覆盖面不够，而内控评价往往只看重结果，不重视过程。 三、完善我国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的对策研究 （一）创新内控管理理念 内控管理不到位，将不能为产品和企业创造价值提供支持和保障。同时随着经营环境和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各级管理者都要正确处理好业务发展与内控的关系，树立“内控优先”的思想，内控的要求也应适当的调整，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办理，以形成防范风险为目的的内控管理理念。 （二）创造优良的内控环境 控制环境是整个内部控制体系完善和有效运转的基础，为满足银行内部的管理需要，会计部门的主要职能应适当、及时调整，会计人员要加强新业务、新知识的学习，适应社会需要，逐步实现自身角色转换；对现有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进行全面整合、梳理和优化；构建集约化的营运格局，再造和优化业务流程。 （三）完善与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借鉴国际银行业内部控制惯例，结合商业银行实际，对现有内部控制体制进行完善，银行管理层对每一次经营活动和会计业务活动指定相应的政策和业务管理制度。对内部的各岗位进行合理有效的分工，这是建立内部控制制度的基础。要明确各种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制定合理的操作流程，必以避免出现组织管理混乱、制度约束性差等问题。 （四）建立完善的信息体系 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管理信息系统，将信息技术运用于管理过程，不仅可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而且可以尽量避免在信息传输过程中造成的信息失真，为内部控制提供全方位的高效、准确的信息资源，并为经营决策提供支持和保障，确保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 （五）加强内部控制的监督与评审 建立一套合理的监督方式和完善的评价体系，才能使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在实践中具有可运行性和有效性。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加强内部审计监督，科学设置内部审计机构，合理配备内部审计人员，内部审计授权要合理，明确内部审计的范围和内容，建立健全审计机构内部质量控制，从而整合内部管理资源，促使会计内部控制与管理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徐龙华．银行监管政策对内部审计的影响及对策．金融会计，2007 [2]张小霞．现代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6 [[3]朱玲华，许金辉．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会计控制问题研究．哈尔滨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 [4]李璞．商业银行内部会计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市场论坛，2009 作者:卢晓玲 单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财政研究论文:构建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摘要:公共财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手段,构建和谐社会也对财政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国财政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了一定制约,应着力构建“和谐财政”: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努力解决“三农”问题;完善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建设“生态财政”。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财力支持。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生态财政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财政建设的要求 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由此也决定了和谐社会内涵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不同学者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和谐的利益关系;有的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还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综上所述,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内部本身以及社会与其自身相关的事物之间保持的一种协调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与之相配套。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给其带来的实惠,使其自身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避免各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是和谐财政政策。所谓和谐财政政策,是指既能有效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又能保证财政体系自身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与以往的财政政策相比,和谐财政政策应更加注重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更加注重财力分配的基本均衡,缩小地区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财力差异;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公平公正,为各种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 二、财政政策对构建和谐社会制约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各项制度建设滞后,难免产生各种不和谐因素。诸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地区、城乡差别问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以上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财政政策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从公平角度讲,同一个国家居民应该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因居住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各地不会有太大差异。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在现行的财政政策框架下,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多少与当地政府财力有直接联系,而政府财力又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不同省区之间,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距非常明显。2003年人均财政支出,最大与最小的省份差达8.58倍;并且同一省区内财力差距也较大,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人均可支配财力分别是东西两翼和粤北等山区的7.7倍和6.6倍。财力差异造成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 2.“二元”财政结构彰显城乡差别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政府财政应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相反,由于我国“二元”财政结构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别。一是政府对于同一种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提供方式不一样。如在教育、道路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低价甚至免费使用,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而在农村则主要是通过名目繁多的非税方式由农民自己承担,财政只给予少量或根本不给补贴。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广大农村居民尚未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步加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了社保对象范围,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在占全国人口60%的农村人口中,社会保障仅限于在小部分城镇劳动者中实施,使得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 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财政调节乏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维持相对公平。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甚至同一单位不同岗位之间都呈现持续拉大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很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现行财政调节功能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一是不同收入阶层税负不均衡,从税负公平角度而言,税负应与纳税能力相适应。而我国事实上却出现了中低收入者税负相对过重,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现象。由于当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又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且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二是税制体系不完善,财产税相对缺失。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财产税。由于我国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的缺失,使税收难以发挥对高收入群体的“削峰”作用。 4.财政宏观调控乏力,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短缺、国土沙化、饮用水源的污染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很大制约。然而,财政宏观调控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构建和谐财政的设想 公共财政应通过完善各种政策、制度,构建“和谐财政”,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基础 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消除地方差异和主体差异,各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全国一般标准和居民的生存需求,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重点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变基数法为因素法。按照因素法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人口、教育状况等因素作为转移支付的主要依据,通过对各种因素综合分析确定支付规模,提高转移支付的科学合理程度;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转移支付形式。要把一般性补助、平级补助、专项补助、特别补助等形式有效结合;三是调整转移支付结构。现行转移支付很大一块是通过税收返还形式进行的,经济发达地区税收返还所占份额最大,反而加剧了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由于税收返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为抵消其不利影响,应调整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重点向中西部贫穷地区倾斜。 2.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财力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差距过大的现实,应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使财政收入分配适度向“三农”倾斜,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财政投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二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农村,进一步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城乡“一体化”供给。三是完善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维护农民的正当利益。四是增加农民就业培训支出。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能力,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3.完善税收制度,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税收制度则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要逐步完善税收制度。一是完善税制设计。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应放在高收入阶层,适当减轻中等收入者的税负,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减免退税制度等,缩小中、低收入者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应将目前的分类课征制改为混合课征制或综合课征制,有利于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力度,真正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同时,应将各种补贴、福利等全部纳入工资范围征税。二是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逃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对私营企业家、文艺体育界明星、外企高级雇员、房地产开发商、知名经济学家、律师、官员等“新富阶层”的收入实施重点监控。三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遗产税是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可以有效防止个人所得税的流失。此外,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还应开征赠与税,以防止被继承人生前将财产通过赠与方式逃避缴纳遗产税。 4.建设“生态财政”,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应加强财政在生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支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财政政策上,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建设“生态财政”,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及节约型社会的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二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资源循环利用领域,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立。 财政研究论文: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关键字：公共财政进程市场化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后，我国关于公共财政改革的研究和讨论逐渐兴起。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配合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总体认识日渐清晰的同时，我们对公共财政具体内容和活动范围的理解却比较混乱。本文的研究基于如下判定：公共财政的出现旨在纠正市场失灵。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公共化决定了财政的公共取向，这是公共财政产生的制度性根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政府的动态关系决定着公共财政的范围。因此，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本文的研究方法将着眼于历史数据和经验的分析（注：由于时间跨度和各国的差异，统计数据的口径会有一定出入；另外转轨国家数据的准确性也存在一定的质疑。但不会对本文的观点产生影响。作者在采集资料过程中尽可能做到统一和标准。），有些材料可能是读者熟知的，但希望通过本文结构的安排和选取资料的特殊角度，能有助于论题的阐述。二、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Ⅰ：纵向演进的线索就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而言，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我们以欧美的财政理论和美国的财政实践为主来进行考察：1.自由竞争时期的全面排斥阶段。这一阶段的市场被认为从三个方面实现着自我调制节：（1）供给为自己创造需求，市场经济不会发生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2）市场经济有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倾向；（3）利息率能调节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政府不应干预生产资源的配置。在这样一个无阻力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严重和长期的危机和萧条状况被认为不可能出现，市场机制总会通过供求调节而自行得到恢复。在这种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受到否定和排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对立起来，政府经济活动范围局限于很小的领域。“廉价政府”决定了财政对资源的配置权也是弱小的、无足轻重的，公共收支规模较小、活动范围狭窄（注：公共财政的形成是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夺取公共收支的最后控制权是其形成的根本标志。1787年英国国会通过“统一基金法案”，标志着现代国家预算制度的确立。在美国由于整个世纪政府所需资金有限，加上关税收入充足，不太需要通过支出来制衡收入，其预算和会计法令以及预算署到1921年才确立。也就是说在联邦政府成立（1789年）后的132年中并没有规范的国家预算制度。）。“市场失灵”的范围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的，主要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法律、公共工程与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低于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0年前，联邦政府支出仍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在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的确基本能够靠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行。2.1929年大萧条后的全面干预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制度演进产生的内在矛盾也在日渐累积和深化。到1929年危机和大萧条爆发时，其严重程度已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存，人们发现“一旦抛弃了完全竞争，那个推断自由放任的作用很可能导致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不复存在”（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定义为一种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短期非均衡状态。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市场机制得以重新恢复。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核心在于消费倾向，其政策传导过程表现为财政政策手段收入分配变化社会总需求改变财政政策目标实现。这一阶段“市场失灵”的范围是凯恩斯主义的，除了传统范围的“市场失灵”，更主要是指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对称等。这些缺陷的弥补客观上需要政府介入，在微观领域以效率准则为主导，关注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和政治决策的效率；在宏观领域以公平准则为主导，关注收入再分配和宏观调控问题，通过政策调控稳定经济运行。公共财政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三大职能，即有效配置资源、公平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注：musgrave，r.a.，thetheoryofpublicfinance：astudyinpuliceconomy.newyork：mcgraw-hillbookcompany，1959.）。财政活动的范围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而迅速扩大。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从1960年占gdp的28%迅速上升到1994年的50%（注：imf工作人员：《世界经济 展望：1996年5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美国的政府支出比重虽然一直偏低，但仍然从1929年的10%左右跃升到30%左右。随着对“市场失灵”认识的深化，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确立，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动形成了一体化和相互替代的关系，公共支出广泛进入新的“市场失灵”的领域，传统的支出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从美国联邦支出的变动情况来看，1945-1975年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的比重从89.49%下降到26.03%；而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健康、医疗、收入保障、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付，其中收入保障从1.23%上升到15.09%，社会保障从0.29%上升到19.46%，整个转性支付的比重从1.75%上升到42.21%.可见联邦支出应对“市场失灵”的领域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的还有联邦净利息支出的大幅增长，其比重上升了一倍：财政支出结构的以上变动，尤其是转移性支付在公共总支出中地位的上升，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工具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直接表现，也是政府直接实施其公平社会收入政策的表现。在收入方面，税制结构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美国这一时期以所得税和薪给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取代了早期以关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配合了这一时期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实现政策目标的需要。3.“滞胀”之后的适度调整。凯恩斯之后，新古典综合派的“混合经济”思想居于主流，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促成了二战后20多年的繁荣。但是由于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心理因素的调节解决流通环节的疏导和价值实现问题，而并不解决生产环节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矛盾，只能缓解问题、暂时解决问题或使问题以被扭曲的方式出现，而不能真正消除市场实现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并且政府作用的滥用也带来了“政府失效”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就是一个例证。随着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所暴露的失灵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向新古典主义复归，西方社会出现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后私有化已突破了原先被认为自然垄断的领域，如电力、电信行业等。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有所回落，尤其是在欧洲，美国政府支出的比重也停止了继续攀升的势头，趋于平稳。支出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美国联邦支出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防支出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6.46%；转移性支付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已达到56.73%，但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的支出比重已逐渐趋于稳定，有关社会保障、医疗等福利性支出比重继续上升；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净利息支出的比重已上升到12.46%.财政活动范围的逐步趋于稳定，公共支出的效率、公共产品的私人供应受到重视（注：科斯理论的贡献正是对公共产品一定要由政府提供提出了质疑，推动了公共产品私人供应问题的研究。）（如福利制度从公共生产转向私人生产），资源的公共使用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和调整。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线索表明，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配置资源高效率的一面不断提高，其配置失灵和无效的一面也不断显现。这种失灵由传统的公共性产品的提供扩大到市场运行的机制性、功能性障碍，突出表现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内在矛盾的调和需要政府的介入，调控成为一项重要的职能，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和作用的增强使财政逐渐走向公共经济化。但是这种调和是动态的，市场的高级化本身会消化一部分失灵（注：一些交易费用学派的学者认为，市场失效与市场发展的层次有关。市场失效只是说明了某种最简单的契约形式，在节省交易费用和保证有效的激励方面的失败，并不是广义的市场（包括企业制度等复杂的契约关系）的失败。正像货币和银行制度没有发明出来时，人们发现很多经济活动将不能通过物物交换的低级市场进行，人们可以说那是市场失效。实际上，正是低级市场的失效产生了对高级市场形式和制度创新的需要。（参见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第16-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使市场重新替代政府，同时政府的介入本身也有失灵的一面。二者的关系处于动态中，公共财政的范围也必然处于实践演进中，呈现出从国防、行政管理等守夜人职能到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共产品的生产、收入分配的公平，再到以福利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等特征。可以说西方财政制度的演变史，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公共财政始终以弥补市场失效为职能界定的依据。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Ⅱ：横向展开的比较除了市场经济纵向演进中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在横向展开的线索中，一般市场经济原则下形成的不同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不同的政府—市场关系、不同的财政活动范围，也是个分鲜明的。同样在自由竞争时期，与英法为代表的财政少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反，德国历史学派提出并实施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希望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经济发展，克服其后进性 。其基本观点是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主张实行社会改良主义，宣传国家有机体学说，强调国家活动的生产性，主张扩大财政职能和财政支出。德国历史学派的出现和政府—市场关系模式的形成，显然并不主要是市场经济一般意义的要求，而是其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注：这一思想虽然后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的渊源，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论据，但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财政调控经济的原理并不同于历史学派的背景，而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般要求，二者在出发点和目标上都有差异。）。1929年大危机后，随着政府干预经济的加强，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普遍扩大，但是各国增长的幅度又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29年的10%左右上升到30%左右，最高年份在40%以上；瑞典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早期低于7%，到20世纪末全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3（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市场经济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公共财政的范围和作用也趋于稳定，政府—市场关系的差异性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的制度模式。比如美国政府微调型市场经济模式，法国计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市场经济＋国家调节＋社会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瑞典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政府支出比重的差异性反映了这种模式的多样性。政府支出结构的差异性也有助于描述这种特征。以1995年为例，在公共产品的支出中，美国的比重最高，其中主要反映了其作为超级大国在国防上的庞大开支；merit产品（优值品）支出中，瑞典、法国、德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都比较高，反映出对教育、健康等社会服务的重视，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不高，但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却最高，说明政府对这方面的支出也是十分看重的；转移支付在各国政府支出中几乎都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可以看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的重视。瑞典的转移支付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虽然不是最高的，但占gdp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体现了福利国家的特征，法国、德国的此项支出也很大。经济服务支出主要是指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投资和对农业等的补贴，德国、日本在这方面的支出比重明显高出其他国家很多，体现出政府对这些领域的积极介入，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最低，则与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特征有关。公债利息支出中，美国所占比重较大，反映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持续后果，瑞典所占比重较大则反映了福利开支过大带来的压力。不同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的形成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差异性，表明在市场经济一般性规律之外，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在改变着政府与市场效率的比较，在影响和决定着一国政府的职能和财政配置资源的权限。从上述国家的比较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着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决定了“市场失灵”的范围和政府职能的范围。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会比较突出，政府既要培育市场发展，又要弥补市场不足，组织经济活动。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实施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2）一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战略的制约。先行国在其经济社会充分有序发展后开始进入起飞阶段，在国际竞争中享受先发优势。后起国大都在内部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面对现代经济的压力，必须要通过制定有偏重的发展战略，借助外部先进技术和资金等后发性优势实现经济起飞，而这一点是一般性的市场调节无法做到的。经验证明没有发展战略和国家创新机制的比较优势，只会使落后国家处于竞争的低端。国际竞争环境从外部决定了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并最终决定了政府在发展战略中的特殊作用。日本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资源按市场原则进行配置，政府以强有力的计划和产业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行导向，以达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3）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的制约。财政对资源的配置并不是通过供求调节和价格波动来完成的，而是要通过特定的政治程序来安排，并受到特定的国家利益或政党目标的制约。比如美国分权自治的联邦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政权决定了其政治民主化程度较高，权力制衡机制较为完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容易受到监督；东亚国家大都具有政治专制与经济自由相结合的二元特征，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较强；瑞典模式的核心实际上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历史性妥协”，在混合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4）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非经济因素的初始条件的差异对市场经济模式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影响不容忽视。比如美国坚持传统的个人奋斗的信条，德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观念受到康德国家的生产性功能、黑格尔国家“非物质资本”论等思想的深刻影响，东亚国家政府作用的发挥则受到儒家伦理精神所塑造的集体主义、忠诚奉献等思想影响。日本市场经济制度 模式的形成既受到历史上农业社会和财阀的影响，又受到二战后特定统制时期的影响。四、转轨经济中的财政公共化Ⅰ：csb、cis国家的考察（注：csb：中、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地区、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cis：独联体国家，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乔治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有时还用到ceb：中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现代市场经济总体上具有国家干预的特征。在正常演进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基本上同“市场失灵”的范围相适应，政府—市场的边界有一个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转轨经济中，由于市场是通过体制转换来建立，没有自然形成的过程，人们的观念、市场制度的建设、经济发展水平、转轨中的体制关系等因素，使情况又更为复杂一些。既然以现代市场经济作为转轨的一般目标模式，向市场机制的过渡就并不意味着政府从经济活动中完全退出，而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即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未来新的市场体制基础条件下，如何使政府职能处于恰当的位置。另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主要推动力量的政府，还对市场形成本身起着重要作用。1989年以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和东欧各国先后制定并实施“向市场经济过渡”纲领和计划。在财税体制转轨方面，主要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方案，通过改革使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缩小原有的财政范围和规模。财政职能转变的重点是两个：一是财政作为政府行为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二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由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以间接经济方法为主，通过实行分税制，在中央级预算中建立转移支付项目。但在实际执行中，情况远比预想的差甚至完全相反。“休克疗法”的核心是政府从传统资源配置方式中迅速退出，这一步骤主要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来完成。但政府退出的结果并不是预期中的市场配置效率，而是产出的大幅下降，企业经营状况的持续恶化。在国家收入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各国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出现了大幅下滑的趋势。一方面政府的迅速退出导致财政汲取能力的大幅下降。在转轨国家中，企业曾经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改革初期大量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国家对于这些企业失去控制就意味着对失去了对财政的控制，cis国家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38%下降到1998年31%，csb国家则从44%下降到了39%（注：worldbank，adeeadeoffiscaltransition，workingpaper（15031）。）。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比重的迅速下降意味着政府基本放弃了对经济的调控。cis国家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56%下降到2000年的33%；ceb国家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48%下降到2000年的42%.在这种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国家最大限度地离开市场经济的结果是经济的大幅衰退和持续的通货膨胀。以俄罗斯为例，1992年1月关于价格自由化的总统令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效，标志着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基本方向的经济转轨开始（注：其中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1）从1992年1月2日起，一次性大范围放开价格，90%的零售商品和85%的工业品批发价烙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2）实行严厉的双紧政策，即紧缩财政与货币，企图迅速达到无赤字预算、降低通胀率和稳定经济的目的。（3）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允许所有在俄境内注册的经济单位可以参与对外经济活动，放开进出口贸易。（4）卢布在俄国内可以自由兑换，由原来的多种汇率过渡到双重汇率制（在经常项目下实行统一浮动汇率制，在资本项目下实行个别固定汇率制），逐步过渡到统一汇率制。（5）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在随后的一年内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规模从资源配置中退出。配合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完全放弃，财政范围不断缩小，财政支出大大削减。政府过快退出带来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转轨过程中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形成对峙局面，导致稳定经济与稳定财政的措施相互矛盾。如果采取稳定经济、遏制生产下降的措施，则必须运用政府手段扩大投资；如果着眼于解决财政危机、压缩预算赤字，则要求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减少国家投资。二者的不相容性使稳定经济和稳定财政这两个目标不可能兼得。在这种矛盾下，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优先稳定财政货币的紧缩政策，但在短缺和衰退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国内经济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同时，紧缩财政政策还造成企业税收负担过重，税额竟占企业利润的70%，而政府为追求无赤字预算又竭力压缩国家集中生产性投资，结果整个经济缺乏投资主体和投资热情。由于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在转轨初 期的迅速退出，政府支出从1992年占gdp的51.9%下降到1993年的39.9%，导致1992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减少45%，gdp增长率为-19.0%，通货膨胀率高达1353.0%，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和周转条件被全面破坏。经济运行从此进入漫长的恢复中，到2000年俄罗斯的gdp总量仍然只相当于1990年的64%（注：worldbankcountryofficedata：maddision（1982）。）。二是形成了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使转轨失去了应有的驾驭。“休克疗法”的失败除了目标设计上的脱离实际，其实施的路径一开始就排斥和否定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否定政府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一味地追求理想市场条件下的理想结果，即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结果导致了新旧制度衔接上的制度真空，引发资源的非法配置，财政无法实施有效的干预。与此同时，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和保护本国经济方面软弱无力，经济衰退引发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这种转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动荡和贫困一直延续了多年之后。才引起各方的反思。“华盛顿共识”因拒绝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轨中的积极作用而受到广泛批评（注：stiglitz：moreinstrumentsandbroadergoais：movingtowardtheposterannuallecture（helsinki，finland）。）。1999年底普京总统提出“俄罗斯思想”，重新强调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作用，即通过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与加强中央权力，保证俄罗斯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注：普京指出：1.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这是指让俄罗斯国事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合理的社全发展目标和规模、为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的机制。2.在经济转轨的方法上，今后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切忌19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强调俄罗斯必须寻觅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3.重视社会政策。对俄罗斯来说，任何会造成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改革与措施基本上已无立足之地。（［俄］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原载《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9年俄罗斯经济出现复苏，1999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工业生产增长8.1%，基层企业的财政状况良好，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外贸顺差约为400亿美元；2000年在全球经济出现颓势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反倒爆出亮点，经济增长率达到9.0%，工业产值增长率约为9.5%，一些部门特别是轻工业部门增长更快，达到150-200%，投资比上一年增长了近20%，外汇储备达到300亿美元，全年的国际收支差额达到10年来最高值约6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21%以内。2001、2002年gdp分别保持了5.0%和4.3%的增长速度（注：imf，worldeconomicoutlook2003：growthandinstitution；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2000年12月21日电。）。五、转轨经济中的财政公共化Ⅱ：中国样本的分析从实践来看，我国将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作为新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不断增强、国民经济不断发展、财政改革不断深化而逐步认识和明确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和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在这期间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的目标模式，但我们已经在财政“公共化”实践中进行了很多探索与突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的配置服从于国家计划，市场的作用受到排斥和禁止。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决定了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传统的财政理论将财政职能定位于生产建设型，财政代替企业成为社会投资主体，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构成要素。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的80%以上由财政拨款安排，财政基本建设拨款在整个财政支出中占30-40%，居于首位。这一阶段财政运行机制的基本特征是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低工资为基础，企业利润上缴为主要形式的特殊财政收入机制（注：在1957-1977年的20多年里，通过农副产品低价这一形式，逐民承担了总额约6000亿元的“低价暗税”；1956年以后城镇职工经常性的工资升级被中止，在以后的20多年里基本没有变动；企业留利率也一直很低，1978年只有3.7%.），大而宽的财政支出机制（注：财政职能延伸到社会各类财务职能中，包揽生产、投资乃至职工消费，覆盖了包括政府、企业、家庭在内的几乎所有部门的职能。），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机制。经济运行的好坏直接取决于财政投入产出的效果，财政安排生产、安排消费—积累比例、安排基建的效果。经济运行的矛盾直接反映为财政收支的矛盾。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财政的首要任务是直接发展经济。我国财政公共化的改革是与市场化进程相衔接的，在渐进的过程中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财政通过逐步退出传统的资源配置领域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以存量缩小的方式体现自身职能向公共化内涵的转变。从改革开始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之前，是我国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一个比较长的量变积累期， 时间跨度大致从1978年到1992年。这期间从转轨而言是要在打破旧体制约束的同时引入新体制的活力，并使新旧体制配置资源的能力和范围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使新的体制逐渐酝酿、形成；就发展而言是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世纪末基本达到小康，完成经济发展的前两步。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同时包含了改革与发展两个主题，财政活动范围的界定十分复杂。一方面财政作为计划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枢纽必须被打破，以便让体制外的资源能够寻求自发组合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讲的财政放权让利的过程。放的是资源配置权，让的是配置资源的范围，从而在计划体制的边界上才有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企业和个人收入分配比重的提高、银行经营业务的扩大、物资流通的放松等等，而这一切正是形成以利益为导向、以供求为平衡、以资本社会动员和形成为核心的市场化机制的雏形。另一方面，在配置方式的转型过程中，财政必须继续承担确保社会经济基本稳定的任务，这其中包括保持财政－国有企业的纽带关系（税收）以确保基本的平衡能力、支撑能力；保持对经济建设的较大投入以确保对经济总量的基本维持能力；保持对利益受损者的补贴以确保转轨的平滑度。这时的财政既要主动推进改革，又实际承担着改革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收支矛盾加大，平衡能力下降。财政对经济的干预方式是多重的，既有直接作为生产主体、投资主体的部分，也有让出一部分资源让市场因素、市场主体经营的部分。财政的角色是多重的，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也比较混乱、复杂。由于市场机制尚在形成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界定还不清晰，市场缺陷和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不突出，财政的职能也缺乏清晰界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这一阶段总体上是一个传统资源配置方式逐渐被削弱、瓦解的过程，这种被削弱、被瓦解既表现为财政在经济增长中地位和比重的下降，也表现为财政体制内部分权化过程中，中央财政地位和比重的下降。其实质是财政对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下降和中央财政对整个财政资源配置能力的下降。由于与这种下降对应的市场化配置资源和分权化配置资源的上升，因此在本质上是一个机制转换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严格地讲，财政在这一阶段属于被改革的对象，其体制变动既来自于改革的压力，也来自于对维持基本平衡能力的底线的死守，因此还没有找到适应新体制要求的体制框架。但是这种渐进退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效果是积极的，既推动了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又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与俄罗斯相比，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也呈下降趋势，但这种趋势是平滑的、渐进的，体现着政府传统职能的渐进退出和市场机制的渐进生成。另一个支撑这种渐进退出的证据是在这一阶段长期保持的财政对国有企业、居民等的各种政策性补贴。这些补贴在改革初期的迅速增长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下降形成反向作用，在总量缩减的同时起到了结构性补偿的效果，对于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经营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第二阶段：财政通过自身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框架，逐渐将财政公共化的目标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以增量拓展和存量的结构性调整，继续完成传统职能的退出和对改革进程的驾驭。1992年我国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并判定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后，我们实际上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时期。在此以后的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的效率和失灵都同时暴露出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也在明显地显现出来，人们对市场、对政府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注：我们在政策导向上开始明确提出“我国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必须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经验证明，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有必要的集中和相应的手段”。（参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9月28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468页））。我们在实践中逐渐突破了市场化初期将市场经济等同于无政府、将政府等同于“守夜人”的极端、古典思想的束缚，对财政地位及职能的认识也就更深入了一步。即经济体制转轨、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财政按传统方式配置资源能力的削弱，并不应该等同于财政地位的被削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介入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基本保证。财政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在推进市场化改革、退出传统资源配置领域的同时，如何通过职能转型以适应新体制要求。1994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工商税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第一次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财政收 入占国内生总值两个比重，1994-200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加2.14倍，年均增长17.8%，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体制调整后迅速由1992年前的38.6%左右提高到55%左右，实际运行中一直在52-56%之间。这次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财力结构的调整，是财政在财权上的振兴。“两个比重”的提高主要是通过税制改革扩大税基、分税制改革划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所带动的积极性的提高来实现的。这一改革改变了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1.2%连续15年日益积弱的趋势，增大了财力安排上总体的回旋余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财政体制承载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能力。因此，从实际效果来看，体制对市场化进程的适应与配合是积极的。但是体制在某些方面的过渡性特征也是明显的，突出表现在财政职能的界定和各级财政的关系界定上，并导致财政在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上缺乏明确的界定，财政收支结构和范围还不尽合理；财政在支持其他事业发展方面的职能界定还不清晰。这些过渡性特征仍然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体制性的约束。在随后的近10年中，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又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比如“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注：参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强调“衡量财税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根本标准，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是否有利于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注：参见：《关于财政税收工作问题》（2000年1月19日），《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在努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满足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公共需要，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公共需要……”（注：参见李岚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2000年11月20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新时期市场—政府的关系作了新的界定，明确提出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的同时，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要“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要在完善财税体制的基础上，“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注：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第21-23页。）。伴随这一过程，我国在税制方面的改革（如所得税分享、税费改革）、支出结构的调整（增加对社会保障、教育、科学等的支出）也在渐进推进中。总体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为了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新旧制度的有效衔接，政府在改革出台的时机、步骤的把握、利弊的权衡、变迁进程的调整等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财政也为推动制度变迁掌握着资源配置权限与范围的进退尺度，在市场培育和市场弥补两方面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以及财政政策的效果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的肯定。根据1996年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每年组织和公布国际竞争力评价，转型国家国际竞争力比较要素及排名中，中国以26名的高分排列在所有转轨国家的第一位。在对政府作用进行评价时，中国在6个大的方面、30多个指标综合排名转轨国家第一位。六、小结关于如何认识公共财政的范围，本文有如下基本看法：（1）财政活动的范围是围绕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展开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问题转化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的私人特征和效率原则决定了财政的公共特征和公平原则。二者构成了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和两种价值取向。因此研究公共财政的隐含前提是市场经济背景，首要内容是这一背景下动态的政府—市场关系，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定了政府职能的边界，并最终决定了公共财政的范围。（2）在这样的认识下，公共财政的研究既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框架。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只是囿于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其公共财政的进展程度以及与其配套的职能、体制、管理系统会有很大的不同。（3）并且财政在作为一个经济范畴的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范畴，既要强国富民，又要治国安邦。财政通过收支活动进行的资源配置，从方式上讲不是以价格波动 和市场出清来进行，而是通过政治程序来完成；从目标上讲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长和效率最大化，还有特定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因此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使公共财政的内容和形式更为复杂。再加上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同一个公共财政命题下，实践框架呈现出多样性和特殊性。（4）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关于政府职能强化、财政活动范围扩张的案例至少有两种类型：一是市场过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条件下，政府干预以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市场机制运行的内在矛盾深化，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替代和矫正。（5）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公共财政建设有着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的历程。西方的公共财政是在市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在政府财政活动中自然形成的；转轨国家的公共财政则要在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在政府职能转换中、在传统计划型国家财政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主动安排和作用来形成。不论转轨路径如何选择，财政公共化的内涵事实上都包括两个步骤：一是以财政传统职能的退出推进市场化的形成，二是以逐渐生成的市场机制界定和规范财政活动的范围。因此财政公共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契合情况直接决定着转轨的绩效。关于“市场失灵”和公共财政的关系，从已有的实践来看下列方面都曾经是必须考虑的因素：（1）市场自身固有并随其发展而发展的缺陷。包括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垄断使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市场交易量低于均衡交易量，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市场出现障碍；市场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行为外在性问题，无法协调的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宏观经济均衡问题。（2）市场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缺陷。主要是指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成长阶段的限制，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还残缺不全，各种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缺乏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不灵敏、不准确，不能及时正确地反映产品、劳务和资源的真实成本，从而导致市场本身应具有的资源配置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对于这种性质的缺陷总体上要通过市场本身的发展来消除，但在转轨过程中政府一定程度的弥补和替代、政府以积极措施促进市场发育（如明晰产权、加强法制建设等），是必须兼顾好的两个动态方面。（3）政府应该退出尚未退出导致的市场缺陷。主要是指政府干预过多或不适当干预所造成的市场扭曲，这是转轨经济中特有的现象。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从传统职能的退出、财政从传统资源配置领域的退出，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政府退出与市场进入的过渡状态，传统的“政府缺陷”仍然发生作用，配置的冲突和扭曲会普遍存在，如诸候经济、行政性垄断、双轨制、按隶属关系划分的财政体制等。这些缺陷的消除将取决于改革进程。（4）转轨过程中由于改革战略的失误、试错、纠错而产生的市场失灵。如激进改革战略失误所造成的经济衰退、资源配置低效、非法、经济社会政治动荡等，这种失灵的代价巨大，并且必然伴随一个重新强化政府和培育市场的过程。另一类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认知能力不足而在“边学边干”中试错的成本，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影响。（5）在转轨本身的发生、发展上的失灵。市场不可能在计划体制下自发产生，不可能自发地设定转轨的路径，也不可能自发地推动转轨向前演进。政府必须始终对体制转轨秩序进行控制和调节。政府是新制度的供给者，通过逐步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来组织市场，完成制度变迁，软弱的政府不可能完成推进市场化进程的任务。（6）制度属性对市场的约束。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指导下进行，必须考虑特殊的政治制度。引导非公有制主体在追逐利润目标的同时兼顾社会福利目标，消除经济运行的盲目无政府状态和保证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要通过利益机制和制度约束来实现（注：例如邓小平对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性界定是，“我们的改革，竖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包括对冲突的控制（体制冲突、利益冲突）、对发展战略的控制、对经济的保护、对变革路径的选择、对受损者的补贴、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总体上是在资源配置方式的替代过程中对制度设计、步骤、目标，对由此对经济运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影响加以控制和管理。转轨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财政活动的范围覆盖了上述所有的六个方面。评价政府行为和财政活动的标准并不是对某些西方规则的符合，而应以经济运行的效率根本（注：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将经济转型的长期目标界定为，“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到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显然对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有严格限定的。），至少狭隘地理解公共财政是难以满足实践要求的。 财政研究论文:地方财政研究论文 关键词：财产税地方财政税收归宿 一、引言 按照受益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可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覆盖整个国家，每个区域的居民都能同等消费，因而代表区域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不会自愿提供，只能由代表整个国家居民利益的中央政府提供。相反，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受益仅局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因而其他区域的地方政府不会提供，只能由代表该地区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因而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的划分也应当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相对应。为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中央政府；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而选择在区域范围内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地方政府。 作为地方支出项目的资金来源，财产税在世界各国地方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①。然而，目前各国学者对财产税是否属于受益税的争论尚未停止，一些学者也在试图寻找能够替代财产税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其他税种（Oates，2001）。财产税税负最终由谁负担？用于何处？能否采用其他收入予以替代？通过研究财产税归宿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有利于明确财产税的经济效应和在地方财政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合理制定财产税政策，改善地方财政状况。 从研究方法上看，税收归宿可以分为绝对税收归宿、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绝对税收归宿考察当其他税和政府支出不变时某种税收的经济影响，是最基本的税收归宿分析方法。平衡预算归宿考察的是税收与政府支出计划相结合所产生的分配效果。也就是既分析税收的归宿，又考虑通过税收取得的政府支出的用途。差别税收归宿考察的是政府预算保持不变时，以一种税替代另一种税的归宿差异。本文从的财产税绝对税收归宿入手，对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二、绝对税收归宿：谁负担了财产税 传统观点在分析中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并将财产税划分为对土地课税和对建筑物课税两部分，认为财产税是对土地和建筑物课征的一种货物税，税收归宿取决于相关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对于土地而言，只要数量无法改变，其供给就是完全无弹性的，因而全部税负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如果土地的供给不是固定的（例如城市土地供给可以扩展至毗邻农用土地的市郊地区；同样，通过填埋改造也可以增加土地的数量），那么税负则由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分担，比例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弹性。对于建筑物而言，由于建筑业在长期内可以按市场价格取得所需资本，因而建筑物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水平的。如果资本无法在建筑部门取得预期收益，就将转移至其他部门。因此，对建筑物征收的财产税能够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对于财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传统观点指出，对土地部分课征的财产税，取决于来自于土地所有权的收入是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同样，对建筑物课税的累进性取决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住房部分的收入是提高还是下降②。 与传统观点相反，Miesezkowski（1972）采用Harberger的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两个生产部门、全国范围内固定的资本存量以及一定的政府服务水平）分析地方财产税的归宿。后来人们将Miesezkowski，Zodrow，Wilson等人的观点合称“新观点”。Miesezkowski指出，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没有考虑整个经济中所有地区广泛征收财产税时的一般均衡效应。他在模型中假设全国的资本供给完全无弹性，因此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承担全国范围内的财产税。 Miesezkowskiki将这一效应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由于资本所得在富有阶层收入中所占比重更大，因而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具有较高的累进性。该结论与上述传统观点截然相反。此外，在税收相对较高的地区，财产税使资本从该地区流出，降低了该地区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要素回报率。资本流入税收相对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工资和土地价格提高而住房和商品价格下降。Miesezkowski将其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货物税效应，并指出，货物税效应扭曲了经济中的资本配置，使资本从高税收地区转移至低税收地区，直至所有地区资本的税后收益相等。 可见，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与采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假设前提与结论的差异是显著的。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源于对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传统观点想要解释的是某一特定地区的财产税归宿，而一般均衡方法着重考察一个国家整体的财产税归宿。当考察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时，结论产生某些差异就不足为奇了。况且，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当某一地区的财产税相对于全国的平均税率而言较高时，该地区的消费者就将以更高的商品购买价格承担这种货物税效应。这时，财产税归宿的传统观点就可以视为一般均衡观点的一种特例。实际上，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地方政府在讨论征收财产税所产生的效应时，似乎并不关心其他地区的资本收益和房屋的消费者，它们只考虑本地区居民所负担的税收以及对本地区经济所造成的扭曲。地区税收负担的增加，主要是通过货物税效应产生影响，利润税效应作用很小，因而总体效应是累退的。其他地区的利润税效应将被货物税效应的收益所抵消，从而将所有税收负担留给课税地区。课税地区的税收归宿不仅是累退的，而且该地区承受所有的税收负担。从整个国家的财产税体系上看，财产税的税收负担则包含累进性因素，但地方居民则视财产税为累退的。由于财产税主要是作为一种地方税发挥作用，因此后一角度显得更为重要，即货物税效应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三、平衡预算归宿：受益观点与新观点之争 由于财产税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分析财产税归宿时，考虑财产税的用途显然是必要的。对于财产税的平衡预算归宿问题，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被称为“受益”观点。该观点基于Tiebout（1956）的分析框架，假设消费者具有“用脚投票”的完全流动性，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这使得各地区的公共服务相对于个人需求而言具有同质性，因此在该框架下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总能保持在有效的水平上。受益观点最先由Hamilton（1975）提出，他将财产税作为地方最重要的筹资手段纳入Tiebout模型，并从四个方面对模型加以扩展：假设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是满足私人需求的产品，因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是固定的，地区规模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无关；通过居住用财产税为地区服务筹资；房屋市场模式明确，有足够的地区可以满足住房和公共服务需求，换言之，与理想的税收及支出对应的住房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地区法规，能够确定地区内住房的最低价格。在上述情况下，个人不会因财产税的征收或提高调整其房屋消费，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正如在最初的Tiebout模型中，配置到公共部门的资源是有效的，因为财产税作为一次性总付税，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此外，用于住房的资本配置是有效的，各家庭间不产生收入的分配效应。换言之，具有严格地区法规、能够保证同质住房以及财产税的完全资本化在房屋价格上体现出差异的居住用财产课税体系，相当于不具有扭曲效应的使用费。Fischel和White将这一方法扩展至对工业资本征收的财产税，假定企业在地区间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同样，在适当的地区法规下，工业财产税相当于为政府公共服务支付的费用（GeorgeR.Zodrow，2001）。 另一种观点即“新观点”。以Miesezkowski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Zodrow-Miesezkowski（1986）在考虑财产税用途的前提下，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假设政府在模型中按照Coumot-Nash方式竞争（认为其他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资本收益不变），因此地方税收和公共支出是内生的；模型考虑地方公共服务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个人效用函数包括地方服务，允许个人对地方服务具有不同的需求；按照Tiebout和受益观点所强调的个人对地方公共服务需求不同，允许个人在地区间流动，每个地区中的个体在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是同质的；模型包括一种简单的土地使用范围形式。分析的结果表明，引入Tiebout特征后，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并未改变。只要资本随着地区间财产税的差异而在地区间流动，且资本供给在全国范围内固定，财产税归宿中就将包含利润税和货物税两方面的内容。 这说明，尽管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前提和结论存在差异，但在二者的分析中，某一地区的地方支出都与财产税负担紧密相连。实际上，由于地方土地所有者（尤其是房屋所有者）居住在课税地区，消费者价格的提高局限于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因此新观点中明显具有受益观点的特征；换言之，通过提高地方财产税筹集地方政府支出而增加的负担完全由地方居民负担。 新观点的受益特征与实际的受益观点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得到结论的过程与后者不同：按照新观点，地方要素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产生于因课税而导致的资本流出。对于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争论，一直以来从未停止。笔者认为，既然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那么在考虑地方财政支出时将其视为一种受益税显然更符合财政联邦制的概念——各级次的政府在其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并自行为之付费③。然而，这种受益税是相对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地区间或各政府级次间受益税，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间受益税。在绝对的受益税情况下，税收实际上成为一种使用者收费，即公共服务的价格，因而不产生超额负担，对资本市场没有扭曲效应，研究其归宿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财产税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受益税——从全国范围上看是累进的，从地区角度看则是累退的。 四、差别预算归宿：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 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是地区受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有必要掌握自身的收入来源。作为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产税一直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有重要比重。然而，在实践中，财产税的估价容易导致征纳双方的争执矛盾，按季或年度征收且由纳税人直接缴纳又经常使纳税人感到税收负担格外沉重，因此地方居民往往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减轻财产税负担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对地方政府而言，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主要包括销售税（或增值税）、所得税、使用者收费，以及来自更高级次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上述收入中，使用者收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颇受欢迎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被广泛地用于为卫生服务、开发许可、公用事业、文化景点等筹集资金。但是，作为一种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筹资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局限于具有排他性的服务。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有义务提供的很多产品和服务（如贫困救济、基础教育、治安等）而言，使用者收费是不合适的。 除使用者收费外，销售税（或增值税）和所得税也是地方政府考虑的主要对象。与地方财产税相比，地方所得税和销售税确实具有一些优点。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中央政府或州、省级政府）通常也征收这两种税，因此，由更高级次的政府代为征收和管理，能够节省遵从和管理成本。此外，这两种税收的弹性都要好于财产税，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自行申报。相比之下，财产税的税基需由税务管理部门进行估测，所费时间较长，而且通常被纳税人认为是武断和不合理的，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将销售税和所得税作为地方收入主要来源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同时征收销售税和所得税，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边际税率将会非常高。另一方面，销售税和所得税的税基要比财产税税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个人完全可以通过在邻近的地区购物或工作，以避免缴纳地方销售税和所得税。 更高级次政府的补贴是地方政府的又一收入来源。事实上，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中都包含着自身收入和上级补助，但二者所占比重各地差异较大。一种极端的形式是Tiebout-Hamilton-Fischel模式，地方政府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家庭选择适当的居住地区，以享有其希望得到的公共产品。在该模式中，地方财政具有市场化的特征：家庭在选择居住地区时“用脚投票”，有效地“购买”希望得到的公共服务，税收如同市场决定的价格一样发挥作用。另一种极端形式则在地方财政体系中强调地方服务的平等性，地方政府应发挥基本的再分配作用。在该模式中，地方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转移支付，中央政府通过征收全国性的税收在筹集收入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央分配大量的补助给地方政府，用于地方公共支出。支持后一种模式的人认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收入的财政体系更有效率，也更为公平。因为更高级次的政府可以更为有效地使用累进税，这一方面提高了税制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无法通过在各地区间迁徙而避税，减少了扭曲性地区决策引起的超额负担。此外，在集权财政体制下，可以采用平均的方式将资金分配给地方政府，从而使各地区间的财政机会更为平等。尽管这些观点指出了更高级次政府补贴的优越性，但笔者认为，该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税收与政府支出决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地方政府想要作出正确的财政决策，就必须权衡公共支出的成本与收益——理想的结果是将支出调整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如果资金来源于其他地方，这一联系就被割断：公共支出项目的边际收益不再等于其边际成本。有关地方公共服务范围和水平的决策很可能变成地方与更高级次政府间关于地方公共项目补贴规模和形式的谈判结果。因此，决定在边际上扩大还是缩小地方公共项目时，地方税收必须发挥主要作用，以使这些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在复杂的决策中成为主要的决定力量。 五、中国财产税改革：税收归宿理论的引申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渐进性的改革，并于1994年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后，中央政府收入由之前的20％左右提高至50％以上，并且至今一直保持着这一水平（国家统计局，2004）。然而，在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大大降低的同时，其支出任务并未相应减少，70％的公共支出仍由地方政府负担，其中超过55％的部分落在县、乡政府肩上（WorldBank，2002）。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集权化和原有地方支出责任的保留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为了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在众多可选择的渠道中，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预算外收入和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非预算收入不在中央政府的预算控制范围之内，成为地方政府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两种最为常用方法⑤。世界银行（2002）估计中国目前的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占GDP的20％，其中2/3由地方政府支配。Wong（1998）估计1994年中国的预算外资金高达2100亿元，占GDP的4.7％。Gang（1998）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乡镇政府的大部分公共支出是通过非预算资金筹集的。例如，广东省某镇1993—1994年90％的基础教育支出成本通过非预算资金弥补；浙江省温州地区某镇94％的道路建筑资金和50％的政府行政支出来源于非预算资金。按照他的估计，中国南方城市的政府收入中，1/3来源于预算收入，其余部分由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弥补。 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的使用反映了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进步和改良，因为二者体现了地方纳税人对地方公共产品的偏好与满足这些偏好的资金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使财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尽管具有上述优点，但二者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首先，由于各地方政府征集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能力不同，因而地区间差距进一步扩大。实践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比不发达地区更容易从地方经济中取得资金，结果是不发达地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由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征集会减少中央财政的收入规模，因而中央政府采用转移支付以减轻地区差异的能力同样降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状况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其次，由于非预算资金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不受中央政府监督，因而地方政府往往以降低其税收负担为条件要求企业为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入资金。换言之，相对于预算资金而言，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可以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或非预算资金。这无疑将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利于达到稳定经济的政策目标。最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取得大部分是无规则的。这种不透明的制度安排也为地方官员的腐败敞开方便之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范地方财政体制，减少通过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筹资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加快财产税的改革将是解决该问题的一剂良药。该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的税制改革已经到了必须处理省级以下财政关系的阶段。虽然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但并未明确省级以下财政关系。实际上，与中央——省级政府收入——支出不配比一样，省级以下政府也存在这一问题。尽管大多数公共支出发生在县乡级次上，但收入分配却并未与支出模式相符。因此各级地方政府间也应建立规范的财政关系。财产税属地方税，如果下一步的改革集中于地方财政体制，那么财产税必然成为主要的改革对象。第二，加快财产税改革也符合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愿望。实践表明，每当中央政府试图抓紧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省级以下政府通常都采用非正式的预算安排予以应对。可以说，忽略省级以下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式必然无法削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使用。因而，在未来的改革中，中央政府必须对地方财政予以重视。财产税的改革不仅不会使中央利益受损，还将有利于帮助其实现建立以税收为基础的财政体系和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目标。允许地方政府拥有财产税的管理权将有助于激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向正式的预算体系转化，从而更加便于中央政府监控。第三，推进财产税的改革还将有助于防止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财产税不仅征收了地理位置租金，而且要求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受益者支付成本。用财产税替代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无疑有助于消除非正式预算筹资方法所导致的负面激励效应，实现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财政研究论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财政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既不违背WTO农业规则，促进本国农业的发展，又能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合理组织农产品生产，扩大农产品出口，增强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农产品生产与贸易发展战略的出发点。本文根据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与资源耗费情况，以及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提出提升中国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措施。 关键词：农产品竞争力国际贸易财政支持政策 世界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世界农业发展专业化生产并实现国际分工。农业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世界农业多边管理框架基本形成，农业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农业技术合作日益增强，农业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农产品国际贸易日益扩大，其主要特征是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市场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由于生产销售国际化的发展，任何农产品都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断取长补短，趋于融合。 中国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对农业投入明显不足的同时，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又较落后，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根据比较优势原理，采取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比较优势反映了一国资源禀赋与贸易结构关系，反映出国家之间由于一国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导致的产业以及对外贸易结构模式的差异。决定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较多，其中以国内生产成本、边境价格、汇率最为显著。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生产成本由于国内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最小化，边境价格由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汇率将更为真实地反映本币的换汇成本。根据Pearson提出的国内资源成本理论（DomesticResourceCosts，简称DRC），测算出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如下： 粮食产品中，大米具有比较优势，小麦和玉米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1-DRC）来看，小麦在1993年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度降为-0.20。2001年小麦比较优势度为-0.11。玉米从1996年起缺乏国际竞争力，2001年为-0.07。只有大米仍具有比较优势，2001年为0.35。 油菜籽、大豆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两种评价方法看，大豆在1990年-1994年均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5年开始，大豆的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均持续下降，1995年比较优势度为-0.03，社会净收益为-0.04元/公斤；2001年比较优势度为-0.04，社会净收益为-0.09元/公斤，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油菜籽在1990年-1995年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6年起油菜籽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下降很明显；社会净收益2001年为每公斤-0.06元，资源配置效率明显下降。 棉花比较优势下降很快，已缺乏竞争力。1996年起棉花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度1996年为-0.05，2001年降为-0.46；社会净收益1996年为-0.51，2001年为-0.37。 生猪具有稳定的比较优势。生猪是中国少有的一直保持比较优势的农产品。1990以来生猪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37-0.59之间，最好优势度在1993年为0.61，2001年为0.42。从社会净收益来看，生猪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1993年-1995年维持在高收益水平上，社会净收益分别为每公斤1.17元、2.44元和1.83元，即使在农产品收益普遍下调的1999年，生猪的社会净收益也有1.30元，2001年达到1.6元。 苹果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从比较优势度和社会净收益看，苹果的比较优势很显著。苹果在1990年-2001年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74以上。苹果的社会净收益NSP也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收益水平，1990年-2001年期间有8年超过每公斤2元的收益水平。苹果是目前中国较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分地区来看，农产品比较优势表现为： 华北、东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小麦生产具有比较优势。最具比较优势的是黑龙江省，其次为山东省，其后比较优势度依次为河北、天津、河南、安徽，说明这些地区更适宜发展小麦生产。而西北、西南地区的小麦生产则明显处于比较劣势，这些地区小麦生产不具有竞争力，不适合发展小麦生产。 稻谷生产总体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稻谷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产量一直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种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22%-30%。稻谷生产主要集中于华南双季稻作区、华中双季稻作区、西南高原单双季稻作区、华北单季稻作区、东北早熟单季稻作区和西北干燥区单季稻作区等6个大区。大米生产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地区是整个东北地区及华南和西北部分地区，而华北地区大米生产不具有比较优势。 玉米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仅次于稻谷和小麦，其生产主要分布在东北春播玉米区、黄淮海平原夏播玉米区、西南山地玉米区、南方丘陵玉米区、西北灌溉玉米区、青藏高原玉米区等6个主产区。东北地区玉米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大豆生产主产区有比较优势。大豆原产地在中国，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和优质蛋白来源，全国各地均有大豆生产，但以东北和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为主。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豆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黄淮地区大豆生产除河南、陕西和山东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外，其他省区均缺乏比较优势；福建和云南则缺乏比较优势。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需顺应农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国内外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着力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实现农业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据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传统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主要围绕农产品数量增加为主要内容，投入重点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上，对改善农产品质、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投入不够，投入力度也不足。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中国政府需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并按照WTO农业协议，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逐渐压缩竞争性项目的投入，扩大公益性、服务性项目的投入。 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世界农业发展经验证明，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规模对农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作用。农业是高度依赖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维系农业的稳定发展，首要条件是农业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农业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价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收制度的完善等。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力度仍显不够。在财政经济明显转好的情况下，每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量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4%左右水平，这一比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很低的；财政对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投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7%-8%之间，如果扣除具有广泛外部性的水利基础设施等投入，则这一比例更低，仅4％-5％之间，这种投入力度对于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是不够的。WTO农业协议及中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不仅未限制政府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而且还为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不仅可以争取没有上限的“绿箱”政策，而且可以在农业生产总值的8.5%或某一个产品产值的8.5%以内对农业或某一特定农产品进行“黄箱”政策范围内的支持。因此，国家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不断增加的同时，需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在未来5年内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需达到5%以上，10年内需达到10%的水平（含“绿箱”投入）；财政对农业投入额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应逐年有所提高，近5年需达到10％以上的规模，10年内需达到15％以上的规模。 优化财政对农业投入结构，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 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结构集中反映出财政资金在农业支出中的分配构成，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投入重点和投入方向，是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的组成部分。不断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是财政投入政策追求农业投入效率的主要路径。 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未来几年内，财政需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改善重点流域的水利设施。注重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投入，支持农田水利设施的配套建设和维修保护，重点支持节水灌溉设施建设，支持小流域治理和雨水集蓄利用，以及土地的整治，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注重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投入。中国目前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较多，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具有典型外溢性特征，属于公共财政职能范围。在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中，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不足。1950年-1962年13年间，以及1968年-1970年3年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基本上没有投入，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列入到财政预算中。1950年-200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支出为85.08亿元，仅占这期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0.78％，剔除未列入当年预算的年份16年，财政对农业科技年均投入仅2.43亿元，这一比例比世界上最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还要低。《农业法》规定国家对农业科技投资增长率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但实际上，从《农业法》颁布实施至今，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一直维持在每年10亿元以下，1997年以前还只在5.5亿元以下，1985年-1995年每年仅2-3亿元，根本就没有增加，有些年份还有所减少；1998年开始才有所增加，但也只有9.14亿元，1999年还有所减少，为9.13亿元，2000年有所增加，为9.78亿元。按照《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增长每年应高于当年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由于基数很低，即使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增长幅度高出经常性财政收入较多，其总额也很少。因此，根据中国现有农业科技水平、农业发展状况及财政经济实力，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首先应在总额上有大幅度增加，基数至少不低于30亿元。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和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增长幅度确定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就财政农业投入结构而言，目前需将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由现在占财政农业投入总额的0.8％左右提高到2％以上，适当减少对具有竞争性项目，如农业综合开发方面的一些生产性投入。 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和世贸组织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原则，逐步扩大对农业事业性投入的比重，压缩对农业生产性投入的比重，注重对农产品质量标准与农业病虫疫情防治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投入。 注重财政资金的投入重点，加大对一些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区域的投入 稻谷、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生产在东北具有比较优势；水果、蔬菜、生猪的生产在华中、华北、华南均具有优势，国家财政宜选择在这些地区建立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集中财政资金进行投入。2001年由农业部在东北组织实施的“大豆振兴工程计划”已取得明显的成效，值得推广。 用好WTO农业规则，优化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 财政对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最主要手段。中国现有的农业国内支持（AMS）水平很低，1996年-2001年间的国内支持水平还是负值，平均为-79.36亿元。这种支持水平固然说明了中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以及加入WTO以后不需要承诺减让农业国内支持，但是，如此低水平的农业国内支持，无论与国外相比，还是出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考虑，明显不利于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因此，政府除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外，还需不断优化财政补贴政策，建立和完善政府的农业补贴机制。在补贴对象和补贴重点的选择上，目前除重点补贴粮食生产者外，还需注重对农业保险业的补贴，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 财政研究论文:科学发展观中性财政研究论文 财政部长金人庆同志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上提出，中国财政政策将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转向中性，这一与时俱进的财政政策调整思路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在财政领域的充分发挥和集中体现。 一、财政平衡观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经过对财政平衡问题长期不懈的研究，我总结出“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的基本命题，即财政收支是绝对的不平衡与相对平衡的对立统一体。因此，财政可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相机抉择”的办法，担负起以自身收支的短期不平衡实现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进而积极达成在更高收入水平上动态、长期、稳固的财政平衡的实现，为下一轮“逆风向而动”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而要实现这一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就在于把握好财政失衡导致政策不可持续性所引致的淡出时机的选择问题。 我国自1998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我国主动、自觉根据外疲（世界经济疲软，影响出口）、内缩（通货紧缩，国内需求不足）的严峻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的一次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益、成功尝试，拉动我国经济逐步走出周期性低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以社会供需总量为主要调控的对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只是一定时期内的特殊政策，本身具有的双重不可持续性也决定了其淡出也需相机抉择。首先，以“补平波谷”为己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也必须随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而调整，敏锐地判断时机并积极采取措施化解在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新矛盾。其次是财政赤字规模与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而导致的政策实施上所具有的不可持续性，因为过度扩张财政政策所引发的财政收支失衡矛盾的加剧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如巨大的赤字不但会丧失动员社会资源功能，而且由此而来的政府债务危机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有可能引起经济总量更严重失衡，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等宏观问题，倒逼财政政策此时不得不被动调整。 目前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主动淡出、积极向中性转向的最佳时机。首先，期望以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解决需求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的政策目标已实现：从1998年以来平均拉动我国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促成2003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1%，国民经济出现增长态势，进入了经济增长的上升通道，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功成身退”了。若缺乏对宏观形势判断僵化思维贻误政策调整最佳时机，则可能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形：一方面过度增加的国债基本建设投资作为政府行为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投资的政策效应也必将出现递减，甚至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平衡，另一方面中央国债投资往往需要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国债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也可能造成银行体系的坏帐问题等。其次，积极财政政策持续6年，从判断政府偿债能力的两个实质性指标来看，即国债偿还率和中央债务依存度不断提升并早已超过警戒线，我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面临很大的偿债压力和很高的债务依存度，而且地方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问题如无法妥善解决，最终还得依靠中央财政，所以国债风险恐怕比表面指标所表现的更严重。因此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渐进性的安排，在保证必要的继续工程和重点支持高科技、西部大开发以及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资金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压缩新增国债规模，尽可能地放慢支出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尽可能地通过加强征管增加收入，积极、适时减少财政（税收）政策扩张倾向，而逐步淡出的这么一个动态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实现向总量平衡的中性财政政策逼近的过程。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结构性宏观调控与中性财政政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得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我们党和政府的发展理念，其实质是要求我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即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协调就是要在发展中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只有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有效的调控，才能从制度上、体制上根本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点中性财政政策仍将责无旁贷。 中性原则是一个政策目标，也并非绝对的不偏不倚，正如相对税收中性论，从微观机制与宏观导向相结合角度来诠释社会主义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两者矛盾统一关系。现阶段中性财政政策意味着保持财政收支规模不人为扩张或压缩，保持财政收支的相对平衡，因此对中性财政政策不应该作为绝对理解，而应该以相对中性意义上理解，即宏观总量中性影响与宏观结构调控的对立统一。公共财政论作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运行论，是有值得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市场失灵论：市场失灵既包括了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又包括了外部性、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收入分配不公等，这些正常运行的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可能导致经济、社会结构性失衡，因此财政要以非市场化方式作用于这些领域，这点是与财政本质论的财政调控职能不谋而合的。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我们还担负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任务，这些都要求财政在尊重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前提下，“相机抉择”地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扩张、紧缩和中性的财政政策就是依据对总量调控力度大小而言所作的划分，而无论何种财政政策，只要是健全完善的财政政策也都应内在的包含着“对症下药”的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任务，现阶段我国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就是力求实现向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的目标逼近，以保持社会供需总量基本平衡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同时“有保有压”、“有奖有抑”地调整支出结构，侧重于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调控，以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正是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分配差距有拉大倾向、经济粗放式增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需进一步深化。从投资、消费、出口这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的表现来看，首先是投资增长率偏高，投资结构不合理。就投资产业而言，2004年1至5月，第二产业投资以超出一、三产业数倍的速度增长了47.8％，虽然6月份增速下降为16.2％，但由此得出过热宏观经济已实现了“软着陆”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就投资行业而言，部分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出现投资规模偏大、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而在这些投资过度的行业中，其内部一些有利于提高技术水平、环保节能、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的投资项目却仍显不足，直接导致产业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投资形式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由此带来重要原材料、能源及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加剧了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其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居民消费倾向长期偏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因为积极财政政策而得到根本解决，集中体现在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健康运行的因素。中国平均消费倾向在积极财政政策实行后经历的不升反降现象，不仅是平均收入提高所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素引致的，而且很可能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集中反映。首先，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二元结构导致基尼系数有可能超过了40％，高收入组的低消费倾向直接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劳动力就业人口排挤效应，失业对这部分人群消费能力的抑制；最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基础教育在部分农村地区非义务化，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倾向，都增加了居民的储蓄倾向。第三、出口结构低层次。虽然2003年我国已挤身世界第四贸易大国，但却仍非贸易强国，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不仅不利于提高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也容易遇到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方面的贸易摩擦。 因此，目前财政政策的目标应适时调整为预防通货膨胀、为各项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而此时主动转向中性财政政策可谓是正值时机、对症下药。 三、以人为本，积极促进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说明了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也必须以人为本，才能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新一轮体制性、结构性税制改革要注重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统一，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模式的税改涉及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地方税、农业税制和税收管理体制等方方面面，体现了广义税收中性所内含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效率原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行政效率原则，提出了税务工作应努力减少自身给微观主体带来的效率损失，具体而言我们应进一步优化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简化税制和办税手续，增强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意识，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人性化轨道。二是经济效率原则的宏观非中性，即税收应发挥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调控的“奖抑效应”，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有利于实现五个统筹的投资、消费实行低税率、轻税负，相反，对于一些发展过热的或环境污染、能源浪费严重的行业或行为加征重税，倡导人们的健康投资和消费观念，促进市场机制发挥最大效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平原则同样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公平承担税制负担以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社会公平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特别是要坚决取缔农村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逐步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实现横向公平，同时更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内在稳定器”功能，实行综合与分类征收相结合，提高扣税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运用免税手段支持弱势群体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促进各阶层以能力为标准分担税负的纵向公平原则的实现，充分发挥税收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功能；二是经济公平原则，要求我们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完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推广工作，消除重复征税，激发民间投资消费热情，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为社会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2、调整直接财政支出范围、增加转移性财政支出比重，多渠道落实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国债直接投资除了继续完成积极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在建项目的收尾工程外，向五个统筹领域倾斜并注重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功能，比如进一步支持西部生态破坏严重地区“天保工程”的顺利实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平衡的协调统一，打破过去仅仅以财政投入拉动多少GDP增长速度为考量政策的唯一标准，更多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只有当经济、社会与自然三者协调发展，才能使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维护生态文明，创建精神文明，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探索财政补贴、贴息等转移性支出形式，加大转移性支出力度，改善转移性支付的办法，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更切实的让人民群众受益。如在向三农倾斜方面，配合直接投资向农村诸如水、电、气、道路基础设施倾斜，财政转移性支出可以采取“增收”与“减负”并举的方式：在增加农民收入这方面，一方面在流通环节间接补贴保护农民的合理收益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如利用财政资金建立农副产品的价格保护机制，以合理的保护价收购农副产品，并对农民购买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必须的生产资料实行优惠价格供应，另一方面可以运用粮食风险基金作为资金来源，更多采取直接补贴农民方式，并加大这一补贴占粮食风险基金的比重，此外还可拨出财政资金用于农业生产性专项贷款，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贷款实行贷款贴息，以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转型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如财政能有效的支持逐步取消农村地区的基础义务教育收费，则根据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收费水平，作一个保守的估计，许多农户每年就可从这项教育体制改革中减轻负担200－300元，同时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和健康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加快预算制度改革，实现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阳光财政。以人为本的中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应该在强化预算内部监督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多的重视来自审计部门、人大以及作为纳税人的公众的外部监督，促进预算高度透明、谋取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为特征的阳光财政的实现。为此，首先要在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预算管理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预算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继续推进部门预算的基本管理模式、国库集中收付模式、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采购制度等一系列预算改革：部门预算中的细化预算、透明预算是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改革的基础；规范的国库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又是落实部门预算、保障政府采购的条件；政府采购反过来又为部门预算提供依据、为国库集中收付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提供操作客体，这些同步推进、相互配合、彼此促进的改革必将极大的提高预算透明度和内部监督的刚性。其次，注意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的结合，提高监督有效性。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的干涉，但由于其归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系统，既要对同级政府负责，又要审计监督同级政府的财政行为，因而审计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客观性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和削弱，另一方面，宪法、预算法和审计法赋予了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计监督权，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的工作班子还欠缺为人大及其常委会提供有效、高质量的服务能力，因而在目前建立人大审计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得人大与审计机关对财政监督工作更富成效、更具权威。最后要自觉转变政府观念，积极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能够了解预算、参与预算、监督预算。要逐步做到政府预算收支计划的制定、执行以及决算的形成等过程都向社会公开，让人民群众知情，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听取和注意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阳光预算、阳光财政。 财政研究论文:农村资金财政研究论文 一、农村公共品的理论分析 农村公共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用于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公共需要的一类物品。对于农村公共品而言，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财政保障作用，通过一定的机制，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这是由农村公共品的性质决定的。 （一）农村公共品具有一般公共品的性质 1.农村公共品具有非排他与非竞争的特性。由于存在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将会出现“搭便车”现象，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供给不足，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而政府的强制性融资方式能够很好地解决该问题，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2.大多数农村公共品具有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将导致私人的边际效益与成本偏离社会的边际效益与成本，无法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是无效的。为了保障其有效供给，政府需要建立财政保障机制，通过矫正性的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调整私人边际效益或成本，矫正外部性。 3.部分农村公共品具有规模效应。部分农村公共品的单位成本会随着供给规模的增加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就农村科技推广这一公共品而言，小村庄的分散供给是低效率的，但是当土地相对集中后，可以更好地使用新技术、推广机械化，产生规模效应。这类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同样是无效的，会出现私人收费成本过大、浪费性重复建设等问题，所以应当由政府通过一定机制保障其有效供给。 （二）农村公共品具有区别于一般公共品的特性 1.农村公共品具有生产分散性。农村公共品的生产分散性是指农民能够用于公共品供给的资金较为分散，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村分散的经营方式决定的。由于存在这种生产分散性，一些在城市中可以由私人提供的公共品，在农村中只能由政府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保障作用，保障其有效供给。 2.农村公共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农村公共品的受益范围相对较小，因此农民就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反映其实际需求，上级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农民的需求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供给决策。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是否有效提供，直接关系农民的受益程度，因此农民也愿意表达其需求意愿。基于这一特性，政府的财政保障机制，应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基础，使上级政府的供给决策能够反映农民的需求意愿。 3.农村公共品具有边缘性。所谓边缘性是指农村社区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底层，乡镇以上各级政府提供的全国性或地方性公共品都有可能覆盖到农村，这就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具有多层次性。这一特性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保障机制，应当以供给资金均衡为目标，通过合理确定其供给决策，保证公共品在农村分布的数量和质量。 二、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缺陷 （一）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有限 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地方财政收入，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收入主要由一些税源广泛、税收收入稳定、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组成。但是，相比之下，基层财政收入则主要依靠一些小额、零星的税种，基层财政缺乏支柱财源。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农业税和特产税取消后，基层财政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预算赤字缺口比较大。为了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巩固与完善，2006年起财政每年将安排1000亿元以上的资金，其中中央财政每年将通过转移支付补助地方财政780亿元，但这与税费改革之前政府和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各种形式每年实际收缴的1500亿元～1600亿元相距甚远。税费改革使得基层财力受到影响，削弱了其能够用于农村公共品的财力保障。 （二）基层政府支出范围不合理 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之一就是提供辖区范围内的公共品。但是，目前基层政府的支出范围偏大，挤占了原本应当用于公共品供给的一部分财政资金，导致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不足。目前，我国县乡两级的人员经费支出增长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增长，尽管近几年对乡镇进行了合并或撤销，但也存在减机构不减人员的问题。行政体制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政府运行成本上升。 （三）转移支付难以体现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扶持 1.专项拨款难以体现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在各项转移支付中，专项拨款应当能够促进基层政府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积极性。但目前专项拨款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资金范围太宽，用于支持准区域性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所占比例较低，数额较少；另一方面，在确定拨款额和配套资金的配套率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地区间公共品提供水平上的差距，而且容易诱使一些地方政府伪造配套资金，调取专项拨款。 2.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目前财政部门只管拨款、不问资金使用去向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这使得中央拨付的资金在使用中存在严重的挤占、挪用、截留、沉淀等问题。而这些资金经过层层截留，下拨到农村后，基层政府往往还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资金、项目运作，这些机构和行政人员也占用了大量的资金，这都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导致能够真正用于农村的项目资金很少。 三、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对策 （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范围 1.应改变现有基层政府的财政体制，借鉴先进省份经验，全面推广“乡财县管”。乡镇的财政可以由县级政府负责管理，这样可以利用县级政府的财力，有效提供农村公共品，同时利用县级财政的约束力，防止腐败现象、资金挪用现象的发生。 2.乡镇作为一级政府仍有必要存在。截至2004年底，我国县级单位共有2862个（其中县级市仅374个），而村民委员会共有652718个，不可能由县级单位直接面对行政村，在二者之间应当有一级乡镇政府，并逐步将其发展为社区公共事务活动的中心，这将更加有利于农村的发展。 3.基层乡镇政府的职能应当有所转变。即从现在的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向有限功能的政府转变。其首要职能应是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满足辖区范围内居民的公共需要，其职能范围应当被界定为接受县级政府的委托，负责农村公共品的具体提供过程，并向县级政府负责，保证农村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 （二）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供给资金来源 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财政保障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间供给决策权的混乱有关，因此，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决策权，才能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确保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应当负责提供全国性公共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并确保其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均匀分布。对于地方性公共品，应根据受益范围，由地方各级政府提供。对于准区域性公共品，如农村病虫害防治、农村职业教育等，在地方政府供给的同时，中央应适当干预地方的供给决策。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确定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品资金的供给问题。 （三）完善地方税体系，壮大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财力 取消农业税之后，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的负担比较大，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为此，必须加强地方税体系的建设。 1.在合理界定地方收入规模的基础上，明确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建立地方流转税（包括营业税）和地方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双重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主要措施是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将其由附加税改为专门的地方流转税，从而保证地方税税基的广泛、收入的稳定、征管的便利。 2.完善辅助税种。财产税是地方税收的重要税种，具有税基稳定、税收收入保障性好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在规范地方税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完善财产税、资源税及一些行为目的类税收，并将其作为地方税收的辅助税种。 3.在全国统一税收政策的前提下，中央下放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地方根据情况确定税种，决定具体税收制度，确定开征或停征，即地方对一部分税种具有相对较完全的税收管理权限。 （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1.建立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为了保证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的均衡分布，应通过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地区之间的既得利益，逐步缩小地区之间财政保障能力存在的差距，实现财力水平的相对均衡。特别是对目前财力不足的贫困地区，应提高无条件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 2.注重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逐步缩小辖区内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加大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利用转移支付制度来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保证不同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均衡，特别是对存在辖区外部性的农村公共品（如环保和教育）应当通过转移支付，对供给方做出一定的补偿，实现外部性的内在转移。 3.调整现行转移支付的结构，充分发挥专项拨款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保障作用。对专项拨款进行合理分类，同时在确定地方政府配套比率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保证专项拨款的合理分配，同时加强对专项拨款资金的管理，争取实现转移支付资金的“一步到位”，避免资金的再分配。 （五）完善其他配套措施 1.农村金融扶持。考虑到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投资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政府应适当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首先，给予支农贷款税收政策优惠，对支农贷款给予合理的补偿，如建立贷款利息补贴制度，通过补贴贷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其次，建立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如通过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以及向农业倾斜的信贷激励机制，对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而使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奖励，从利益上鼓励金融部门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有效供给。 2.简化政府层级，推广省直管县。我国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都和我国政府级次过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实行“一级政府，有一级财政”，而且每一级政府又都要求机构健全，并与上级政府部门相对应，这无疑会导致基层政府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员增多。为此，应借鉴国际经验，简化政府层级，推广省直管县，将市级政府与县级政府改成平级政府，市级政府只管理城市自身，县级政府改由省级政府直接管理，取消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的结算关系，从而减少财政资金的流转环节，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财政研究论文: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研究综述 【摘要】本专题文献综述共涉及四个部分。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第一部分将就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进行文献研究综述；第二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支出；第三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收入；最后一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预算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 ⒈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关系的基础 尽管有少数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非公共财政学的研究范畴赵志耘、郭庆旺，但目前学界大多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社会保障，尤其是基本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社会保障纯的公共物品性质胡鞍钢。正因为如此，社会保障成为最大的政府开支方案，。虽然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并非纯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乎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个别需要之间的，在性质上难以严格区分的半公共物品，但仍然承认它常常要由政府部门给以提供高培勇。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拨款成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个固定的和主要的来源渠道，也是政府站在社会保障前台的标志郑功成。总而言之，社会保障的公共或半公共性质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重要作用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基础。 ⒉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 林治芬认为，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随着經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财政体制和社会保障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财政体制从原来的国家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方式从原来的企业保障转变为社会保障。因此，市场经济是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共同的来源。从时间顺序上看，社会保障则先于公共财政产生。在社会保障普遍发展成为一种制度时，就自然融入了公共财政之中林治芬。除了来源上的一致性之外，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共同点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林治芬：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的主体都是国家；分配对象都主要是剩余产品；分配特征都包括强制性和无偿性；两者的作用目标都是为了弥补完全市场的缺陷。因此，社会保障的本质是一种财政分配关系。相应地，公共财政理论也要求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有效的稳定机制而存在刘颖，财政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是政府转变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张左己。 此外，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的三大职能之间也联系密切：林治芬认为，从公共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方面分析，国家发行国债常常借助于社会保障基金，世界各国普遍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一定比例用来购买国债。公共财政分配职能中的福利性转移支出本身就是社会保障的内容。在公共财政稳定经济的职能中，社会保障税税率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波动林治芬。而张馨、袁东等人认为，通过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来平抑经济运行的萧条与过热，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实现稳定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下的济贫支出和失业保险费支出与经济形势的反向运动具有促进经济回升或抑制经济衰退的作用张馨、袁东。 目前，学界已基本达成普遍共识，认为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关政府高层指出，要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将财力主要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方面李岚清。在学术界，有学者通过对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历史发展的研究，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健全，与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保障是国家财政资金运用和现代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家新、乔均。另有学者分析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的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尚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使整个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蔡社文。社会保障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也表示，各级财政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目前的％左右逐步提高到％％。财政预算超收部分除法定支出外，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张左己。相应地，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也已是普遍的共识：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财政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对社会保障事业投入力度不够张高峰，社会保障是目前财政收支项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缺位”领域高培勇。而正是由于政府支出用于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很少，使得公共预算没有引起公众关注刘怡。除了资金上的支持之外．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还体现在：承担社会保障运行的费用和实行税收优惠两个方面郑功成。 当然，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林治芬认为，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主体而言，政府是财政分配的唯一主体，而社会保障中的分配主体除政府之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社会性团体；第二，社会保障的集中分配程度要低于财政分配，社会保障的分配是财政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财政资金的分配完全遵循无偿性的原则，而社会保障这里主要是指社会保险的分配则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林治芬。 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收入和支山两个方面林治芬：从收入方面看，社会保障基金实质上是财政资金的转移和让渡，如果不征收社会保障税费，那么这部分价值就会以利润或所得税的形式流入财政收入。同时，社会保障基金节余为政府举债提供可能，社会保障基金成为政府公债的重要筹资渠道，这必然会对财政分配产生很大影响。从支出方面看，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和支付方式、范围和标准等的确定与调整，都会影响到国家财政支出。比如企业社会保险费税前列支会减少财政的所得税收入。至于由财政预算内支付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项目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力就更为直接了。社会保障的资金收支数量直接、间接地影响财政收支分配的规模和结构。社会保障多收了，财政势必要少；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必然加重。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性质有所区别，与公共财政的关系也因此有所不同：国家财政应当对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事业承担主要责任，而由于社会保险最终追求的是自我平衡，因此国家财政应当与社会保险保持适当距离，全国社会保险基金也不宜盲目追求规模，应当适量郑功成。林治芬也认为，在社会保障的三个子系统中，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财政性要强于社会保险。就社会保险而言，国家只承担一种组织管理职能而不应过多介入林治芬。但是面临目前社会保险资金紧缺，尤其是养老保险基金的历史欠债问题，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政府有责任通过扩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来弥补历史欠账。 另有学者研究了预算外资金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预算外资金也应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但它是各个部门、地方、单位、企业小金库的基础，由各个部门自行筹集和使用，除了用于公共支出外，很大一部分用于实物发放、职工福利和应付政府各个部门的集资摊派。这种做法与地方社会保险金社会化的统筹，存在利害冲突，违背了社会统筹同舟共济的原则，阻碍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中国城市社会救济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 财政研究论文:浅谈财政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 【摘 要】现阶段，财政研究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在了解财政收入及支出、制定科学决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财政研究有效性，还能够保证财政工作顺利进行。文章将对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及其重要意义进行分析和研究，并阐述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我国财政工作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财政研究；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应用 一、前言 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我国财政工作面临的压力日渐增大，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财政分析工作，积极引进统计分析方法显得尤为必要，利用统计分析方法，不仅能够更加直观、清晰了解各项工作实际情况，还能够提高财政分析工作准确性，为此，加强对财政研究中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二、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及其重要意义 1.概念 统计学主要研究对象为客观事物数量特征及关系，作为一种关于数据收集、整理及分析等一体化方法论科学，也是实证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统计分析法将研究对象的数量、规模等各类数量关系作为基础，通过揭露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律等，最终对事物做出准确的解释及预测。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电子应用设备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不可缺少一部分，为统计分析法的推广提供了极大支持，统计分析法也逐渐成为各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在具体应用中，通过利用分析法中的数学方式、模型等获取相关数据、信息及资料，并进行整理及分析，最终获得定量结论，实现研究目标。 统计分析法是一项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具体应用中，要确保历史统计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如果缺乏准确性，势必会直接影响后续决策科学性。 2.重要意义 统计分析法在财政分析工作中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统计人员及部门需要完成任务的重要手段。一项完整统计调查活动涉及调查、设计及整理等多项内容。为此，在完成调查工作后，便要进行分析工作。利用统计分析法开展财政分析工作，不仅能够为管理者提供完整的统计分析报告，提高决策科学性，还能够客观、具体反应财政各项工作实际情况、提高财政人员工作质量及效率，在编制统计分析报告过程中，能帮助财政人员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积极进行学习和提升，以提高财政研究工作水平，为此，利用统计分析法开展财政分析工作显得尤为必要。 三、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1.合理确定选题 选题是财政分析工作的首要环节，具体可以通过积累统计数据方式进行，将数据进行对比，并对不同之处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确定选题方向，还可以通过对工作情况等进行了解，将实际工作作为根本出发点，以更好地完成分析报告。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了解时事等方式完成选题工作，并将本企业作为题目，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章制度，为后续财政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2.收集相关资料 资料作为统计分析工作的主要依据，没有资料的支持，那么研究工作也将无法开展，在进行分析之前，收集相关真实、完整的资料十分必要。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需要加大对资料严谨性的关注力度：首先，利用统计报表，由于统计报表各项目较为完整，利用报表收集相关资料，能够保障资料完整性；其次，收集相关部门资料，财政研究工作涉及范围较广，为此，为了能够提高资料全面性，要加强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再次，整理专题资料。整理的专题资料主要是对某个目标进行研究，具有一定针对性，利用这类资料，能够提高研究工作有效性；最后，实际调查是最为直接的一种方式，财政人员能够直接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料，能够保障资料质量。 3.加强对资料的整理 通常情况下，原始数据资料不能够进行直接汇总，需要进行相应加工和整理。目前，可以利用计算机软件代替手工形式整理资料，如利用excel软件统计数据，将数据录入到计算机当中，便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同时，财政人员可以利用平衡推算、因素推算等形式对数据进行相应的估算，对数据进行排序和分类，最后构建统计图表，以清晰的查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相比较传统统计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失误，提高财政研究有效性。 4.选择合理方法进行分析 统计分析作为关键环节，选择合理方法能够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常见的财政研究统计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对比法，将存在关系的要素进行对比，如静态或者动态对比；第二，分组法，主要是指按照统计分组理论，将数据资料进行分组处理，如比例等，而后开展分析工作；第三，平均法，利用平均指标分析财政现象的构成特征、依存关系等，揭露财政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等。除了上述方法之外，还包括动态法和因素法，在具体使用中，可以结合实际工作需求，选择合适的方法。 5.制定分析报告 制定统计分析报告是对上述过程的总结和归纳，为此，统计分析报告要在统计资料基础之上，应用简洁、明确文字进行表述，充分反映客观现实。在统计分析报告编写中，要注重采用说明性应用文体，提高措辞规范化，清楚的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 结论：根据上文所述，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为此，财政人员要重视该方法，并加大对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力度，结合丰富的实践经验，使统计分析法在财政研究工作中最大限度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提高财政研究工作有效性。 财政研究论文: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特色与趋势 摘要：地方财政研究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为更好地解决当前地方财政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提供了智力支持。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的数据为基础，对20年来中国地方财政问题研究的特色与趋势进行描述和分析。我国地方财政在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助力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学术界对地方财政问题的关注度基本处于有增无减的态势，从文献检索中发现虽然地方财政的发文数量在增多，但是综述性统观的文章仍然偏少，即便是已有的综述也仅是对已有文献在内容上的简要概括和重复，缺乏地方财政研究领域相关基本数据的支持。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要注意前车之鉴，已有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在未来的研究中持续出现，要结合实际调整研究方向，既需要在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实证研究，更需要根据地方财政运行中显现的种种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好地推进学科向纵深领域不断发展。 关键词：地方财政；府际财政关系；财政结构：财政研究 一、引言 地方财政是我国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地方财政具体包括省（直辖市）级、市（地区）级、县（市）级和乡（镇）级四级，保持地方财政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按照“放权一让利一分权”的路径逐渐展开，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进行了调整。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特别是省级财政）在分配关系上实现了规范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改革还是有一定的遗留问题，比如省以下的分税制并未彻底落实。我国地方财政在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助力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学术界对地方财政问题的关注度基本处于有增无减的态势，从文献检索中发现虽然地方财政的发文数量在增多，但是综述性统观的文章仍然偏少，即便是已有的综述也仅是对已有文献在内容上的简要概括和重复，缺乏地方财政研究领域相关基本数据的支持。以数据为基础的文献考察不仅能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坚实的事实基础，也能提供某种理论延伸的契机。 为了弥补既往研究所缺，需要系统、科学、客观地分析我国地方财政研究的重点领域和趋势，本文将根据CNKI 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检索的相关数据，通过对有关文献标引的关键词进行考察分析来展现这一研究的发展和变化。对于论文来源需要作以下两点说明：（1）不可否认，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超过3000家，发表地方财政研究的论文很多，CNKI来源期刊是其中一小部分，但CNKI来源期刊无疑是有极高的文献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且覆盖每一个学科与空间，目前是作为考察与评价我国学术现状及学术影响力的有力工具，权威性毋庸置疑，因此，其有效性是明显的；（2）CNKI收录的文献来源包括期刊、报纸、硕士博士论文、会议论文、图书等，每一类型文献都有自身特点，从文献的时效性、规范性、理论性等方面综合考虑，学术文章能兼顾上述特征，因此本文数据检索与统计的基础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当然，少部分符合此条件的期刊没有进入中国知网，但由于本文并不对某一特定期刊进行统计分析，而是较长时段的总体情况考察，因此对结果的影响差异可以忽略。 二、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概况 从CNKI中选取1994-2013年这20年有关地方财政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后，基于分布与聚类考察的目的，首先将每年出现频率最高的部分关键词列出，并统计这些关键词在每年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这样做一方面考察了每年地方财政研究中“最热”关键词的分布，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地方财政研究重点的变迁。表1就是从CNKI的中国地方财政研究文献中选取的在各年份出现频率较高的13个关键词，关键词旁边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该关键词在当年文献中标引的次数。其次就是将选出来的13个关键词按照相近性或相关性进行分类，根据每一类中各关键词主要涵括的研究领域进行“分块”研究，以便我们对地方财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更清晰明了的认识。 为了使关键词所反映的主题既有针对性又不失全面性，本文对所选取的关键词进行了一定的处理： （1）去掉了一些虽然出现频率非常高但含义过于宽泛或者针对性不够明确的关键词，比如“地方政府”、“财政政策”、“转移支付”和“公共财政”，这样做更容易抓住关键词所反映主题的针对性和时效性；（2）合并了含义大致相同的关键词，比如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并入“地方财政支出”，将“物业税”划人“财产税”统一用“财产税”进行统计，“地方财政困难”和“地方财政困境”虽然一直出现但是频次不那么高，所以统一划入“地方财政风险”进行统计；（3）每年度选取标引次数最高的13个关键词，对于频率相同者，选取和地方财政研究领域关联性较大的进行统计；（4）有些板块的研究与板块中具体关键词重复，如地方财政收入板块与关键词“地方财政收入”相同，这表现出总体与具体的差别。 表1反映了1994-2013年间我国地方财政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及研究发展变化的过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每年地方财政研究中出现频数最高的关键词，表明了当年研究的“最热点”，也为大致掌握中国地方财政研究方向的变化提供了客观的数据和资料。通过对1994-2013年间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初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地方财政研究涉及地方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重点研究地方政府收支活动。与此相关反映在表1中就是有些关键词虽然不是每年都以最高频出现，但始终排在前列，只是排序稍有变动，如“分税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多的一次财政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历程中是极为重要的篇章，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其影响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有些关键词在前几年几乎未出现过，但是在后几年突然变成了高频关键词，比如“地方政府债务”，与此相反，有的关键词在前几年出现频率较高。但是近几年出现的频率在减少，比如“农村税费改革”，这显示出了地方财政研究的政策导向性和时效性。20年间，“分税制”和“农村税费改革”各占据了5年的最高频关键词，“地方财政风险”变动的幅度与其他关键词相比显得较大。总体上来看，各关键词在每年出现的频数基本都在增加，表明对地方财政研究的关注度在不断上升。 三、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板块结构 在对1994-2013年CNKI中地方财政研究文献标引关键词进行粗略的分布考察之后，我们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更细致的聚类分析，同时也从一定角度对关键词分布的内在联系进行考察。根据表1中所列地方财政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将20年间地方财政研究领域划分为以下四个板块：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地方财政运行，每一板块下再划分细的分支研究方向。以下就是将表1中所列关键词对应到上述四个板块中进行的简要描述与分析。 1 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按照来源主要分为税收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非税收入②、债务收入和其他收入。表1所列的文献标引关键词中主要涉及如下三个：地方财政收入、地方税、财产税。考虑到部分关键词间的关联性，下文会将这些关键词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图1中“地方财政收入”词频变化的总趋势为先下降再上升，1994--1999年基本处于下降阶段，1999---2003年较平稳，2004--2012年上升速度很快，词频从14增加到了125.9年间增加了近8倍，到2013年又略微有下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2007年以来，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首次超过中央财政收入。2011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10.37万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3万亿元，地方本级收入5.24万亿元，这也是1999年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首超50%。这就不难理解近几年地方财政收入研究迅速上升的原因，撇开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提高这一事实不说，对财政收入的研究是地方财政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其重要性在地方财政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分析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及其规模，使其管理更符合现代化建设和保证地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由地方政府征收、管理和支配。1994年分税制改革划分了国税和地税两套征管系统，对地方税这一新出现的概念的研究必然会呈上升趋势，随着改革的推移，地税系统逐渐完善，对地方税本身的关注度逐渐降低，标引次数也随之略有下降。2005年之后，对地方税的研究开始处于平稳状态，但这并不绝对代表着对地方税的研究在减少，合理的解释应是对其研究不再停留在宏观层面，而是细化到对地方税具体税种的研究，对地方税某一领域的深入研究逐渐成为地方财政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财产税。从图3中可以看到对财产税的研究从分税制开始时就有，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趋热，2011年之前基本处于上升状态，但真正开始被研究是在2004年。2009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属于财产税），对应在图3中表现为2009年到2010年财产税这一关键词的标引次数陡然上升，一年内增加了63%，在2010年达到了峰值。再进一步细分，对财产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业税，也就是后来的房产税上，2011年房产税在上海、重庆等地开始试点改革，可以说多年探讨开征可行性的研究初步有了结论，当然在此并不是说房产税在全国开征有了可行性，只是既然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再去探讨可行性的意义就不再那么显著，对房产税的研究就逐渐开始下降，因而财产税的研究标引次数也就开始下降。 我国现阶段地方税具体包括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等。很多国家都把财产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目前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与土地、房地产有关的税收和收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财政④，因此，构建较为完善的地方税种体系，培植较为广泛和稳定的地方税税源就显得很有必要，同时将现行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整合为财产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开征的可行性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2 地方财政支出 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对应的是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是地方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重要手段，主要用于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致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科教、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支出。地方财政支出的方向直接显示着地方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不断扩大，对支出的范围、结构、规模和监管是研究的主要方向，本板块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地方财政支出、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 在进行标引关键词统计时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并人了“地方财政支出”，事实上地方财政支出研究的分支很多，但在数据统计时发现只有“结构”这一分支标引次数靠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从图4中不难发现，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从1994年到2005年间变化并不太大，这是因为我国对财政的传统研究以收入为主，随着近年来要求以支出规模为主进行预算的改革意见的提出，对支出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并在2009年达到最大值，再结合我国政府在出现变化的年份中出台的相关政策进行考察，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就比较明显了。中央政府2006年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2009年开始实行新农保试点，这些举措都使地方政府开始面临更为严格的财政纪律约束，也迫使地方财政为执行中央的政策而增加了支出。当然我们应该意识到，虽然惠农政策一直在提出，但是财政对“三农”的支出力度依然不够，而对基础建设的支出又过高，支出结构需大力进行调整，所以伴随着支出结构的调整，要着重解决地方财政支出“越位”和“缺位”的问题，优化支出结构，新农保和农村税费改革就涉及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 新农保的全称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为原则，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将对农民缴费给予补贴，并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解决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尤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民的养老问题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提出改变了以往农民自缴保费的筹资模式，由政府对农民投保进行补贴，而这项对农民养老提供保障的重担主要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身上，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责任，由此也引出一个问题，即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否到位是政策落实的关键，各地方政府在财力方面存在差别因而面对的财政压力也不同，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到了县一级的地方政府，地方财政的筹资困境已经成为制约新农保良好运行和顺利推进的一个阻碍因素⑤。我们从图4中已经发现在提出新农保试点改革的当年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有明显上升，可见地方财政支出对新农保这一政策落实的重要性，虽然新农保本身的研究稍显滞后，但是也明显的反映出了研究的政策导向性。 同样作为惠农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是由中央自上而下推动的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和新农保一样都是为了解决好“三农”问题，是规范农村分配制度的重要举措。这一改革最初于2000年在安徽省进行试点，然后从2002年开始逐步扩大到全国各省市，因此在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标引关键词从2000年开始出现大的变化，整个发展趋势呈倒V型。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税费改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也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因此该有的各项支出就无法到位，比如乡镇学校经费捉襟见肘，义务教育投入不足，无法偿还已有债务等，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的实力。 无论是财政支出结构改革还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及税制改革，都是围绕着“公共财政”这一改革方向和目标进行的，归总到一点就是要对我国的整个财政体制不断进行优化，亦即地方财政体制改革。 3 地方财政体制改革 中国的财政体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多次变迁，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是要从1978年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说起，财政体制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又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之一，归结起来主要是三点：财权、事权、财力，只有这三个要素分配的均衡和谐才能使每一级政府都正常运行，更好地履行各项职能。图7显示了对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两个比较密集的时期。一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调整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对省以下财政关系怎样理顺并没有做具体要求，而是由各省自行处理省级以下政府财力的划分，但事实上省以下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分税制，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也没有明确合理地划分，这就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基层财政困难和基层政府职能的弱化。这种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方式虽然改变了中央政府财政拮据的局面，但却使得县乡政府出现负债，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责的履行，如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医疗等，虽然中央政府出台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比如“土地财政”的出现与发力。另一个研究集中期是2008年至2009年，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开始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09年中央政府了2000亿元地方债，我国的《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人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⑥，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快速增长，再加上地方政府之前以各种名义举借的债务，不得不考虑此时发债可能引起的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对土地政策、房地产市场、公共服务的提供等产生影响，因此中央政府发行地方债这一行为必然引起学界的关注。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步，采取的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渐进式改革，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财税制度。本着“朝前看”的指导思想，使我国的财政体制朝着更加规范合理的方向迈进，同时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即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提到的，使其更具有竞争性，促进中国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⑦。在分税制的实施初期，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其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优势方面。比如它使得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趋于稳定，直接增强了中央的财政实力。按照税种划分了国税与地税两套税收征管系统，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同时也有效防止了税收流失。由此可见分税制改革对我国经济调整和优化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没有任何一项制度是可以解决经济社会中所有问题的，分税制也如此。在实施的后期，分税制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显现，比如所谓分税只分到了省一级，省以下税收收入的划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事权、财力具有不确定性，在“非对称分权”的情况下，出现了地方财政困难的局面，在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中西部地方，县乡政府负债的现象并不少见。从图8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分税制的研究基本是处于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研究方向转向了由分税制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在后面的图11中可以看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分税制实施的后期上升明显。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协调力度加大是促进财政分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4年分税制改革就是一种财政分权的尝试，西方财政分权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地方政府更接近公众，更了解辖区内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选择偏好及效用，因此能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国的财政分权是在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与西方财政联邦主义的重要区别⑧。在分税制之前的财政改革主要是围绕着让利和放权来进行，但是有“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怪圈。分税制引出的财政分权，是一种新体制框架的构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各级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权责利关系，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边界，这一次分权的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增长，但也引出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在图9中对财政分权的研究在2007年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我们可以理解为随着中央治理方式和中央地方之间关系的变化，财政分权这一改革措施引出的一些在制度设计之初未考虑到的后果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比如近几年的地方政府债务，这些问题在分权的初期是没有显现的，但由于分税制和地方激励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随着分权的运行逐渐显现出来。 由于财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央财政紧张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的财政体制更加规范健全，但是也引发了地方财政运行的种种问题，比如地方财政风险、土地财政等。 4 地方财政运行 财政体制改革至今，主要有两次比较重要的调整：第一次是1994年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构；第二次是1998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建立以公共财政为改革目标，试图按照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模式建立财政为公共产品服务、提供财力保障并满足公共需要的财政管理体制。目前对于体制层面的宏观研究已慢慢淡出研究的重点领域，从以下几个图中我们可以发现研究领域开始转向了由这一制度运行而对经济社会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主要包括地方财政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土地财政等等。 地方财政风险主要有债务风险、收入风险和支出风险等，风险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引起风险的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即政府能否有效化解风险。从纵向来看，因为一些制度层面的原因，我国地方政府中省市一级财政风险相对较小，而县乡一级政府普遍有财政困难的现象：从横向来看，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不同地区的地方财政风险的程度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也有所不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风险的问题就相对比较突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东部地区，抵御财政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在图10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集中在2003年前后，结合国家的财税政策来看，2002年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改革的重担实际上最终落到了基层的县乡一级政府身上，在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情况下，农村基层政府普遍存在收入困境，政府运转不灵。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本身是好的，但在落实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非常值得引起注意，因此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自然就上升了。另外，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在2011年前后又有小幅的上升，可以理解为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又重视起来了。 可以说地方政府债务是造成地方财政风险的最主要原因，虽然目前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但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却普遍存在着，尤其是县乡一级政府债务问题比较突出，而且债务来源相对于省市级政府来说更为复杂，这与现行的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都不无关系。目前大多数省以下政府的税收收入分配方式采取的是分成制，更进一步来说，一方面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不清，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又造成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县乡政府缺乏稳定的财政收入，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甚至不到位都是债务形成的原因。从图11中可以发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从201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明显变化，标引关键词从2009年的41个增加到2011年的109个，两年间这种成倍的显著变化反映了学界对地方债务问题的高度关注。根据统计署2010年的第35号公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是2009年本级地方财政收入的3倍，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占15.58%。2010年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严格控制地方信贷规模，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在2010年开始大幅上涨的原因，伴随着控制债务规模的政策出台并付诸实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逐渐开始下降。 税负水平和地方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地方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税制的优化和税收收入的增加，同时税收政策又是影响地方经济的重要因素，税制不合理会阻碍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此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相对其他年份比较多。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地方经济稳定增长的能力是每一个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上文分析到地方政府债务在2010年左右膨胀到了非常庞大的规模，这极大地增加了地方财政风险，这种负债的形成除了与财政体制有关外，与地方政府一味追求地方经济发展速度也不无关系。由于缺乏健全的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铁公基”等对地方经济发展和GDP增长有直接拉动作用的项目，虽然这确实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土地大幅增值，但是也造成了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负担，这就不难理解对地方债务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在2010年都呈上升趋势，作为二者结合造成的后果，“土地财政”引人关注。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形式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土地财政，这一现象是伴随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土地使用有偿化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出现的，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是普遍存在性和存在的规模不容小觑。在图13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对土地财政的研究是在2009年以后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转移支付力度不够以及不被允许主动发行地方债的情况下，要维持政府的基本运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地方财力的增加，而地方税收收入又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增长，房地产业的迅速兴起正好为此提供了契机，在现有的“招拍挂”制度下，地价和房价互相推动着上涨，已成为欠发达地区和新兴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同时也在各级地方政府中普遍存在着，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然而这种给地方政府带来收入的模式却使得地方财政收入结构脆弱，经济结构失衡，耕地流失严重，引起民生问题凸显，从长远来看，“土地财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加以改变，尤其是在近几年房价的涨跌成了全民关注的热点话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土地财政的研究必然会呈上升的趋势。 四、总结性评述：特点与趋势 以上就是对1994-2013年CNKI中地方财政研究文献标引关键词的分布与聚类分析，所选取的这些关键词涵盖了当今地方财政研究的大多数领域，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也包括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从这些关键词在20年间的分布和数量变化大致可以观察到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变迁特点，并且可预测其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 首先，地方财政研究与时下政府出台的各项财税政策联系密切，注重时效性和贴近现实性，偏向于政策导向型。从上文的图表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各关键词峰值出现的年份往往都是在某项与之相关政策出台的同期，可以说财税政策的变化引领着地方财政研究的发展方向。并且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未来的研究中，政府财税政策的变化依然会左右地方财政研究的走向，即地方财政的研究依然会是政策导向型。财政本身就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政府出台的各项财税政策、法律法规或多或少都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造成影响，因此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必然会随宏观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过去20年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从哪个角度或哪个层面去切人理解各种政策或者改革措施，则因人而异。 其次，规范研究多于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实证研究较少。某些财税政策在出台的初期公众对其比较陌生并且在当时有意义，因而可能规范研究多一些，但随着治理方式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该政策不再如出台初期那样符合实际情况，此时就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因此可以推测，未来地方财政真正有意义的研究会偏向于实证研究，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从关键词分析中可以发现，目前对地方财政运行过程中的困难、问题的成因和对策研究相比1994年前后纯粹的财政理论研究要更加突出。比如，地方财政研究主要围绕分税制来展开，对于分税制制度本身的研究已渐渐淡出，相反，分税制等一系列财税改革措施对现实的经济生活产生的各种影响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因为分税制的继续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对其实际影响的研究以及如何去补救负面的影响显得更有实际意义，也再次体现出地方财政研究的时效性和现实性。 第三，地方财政研究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并存，微观层面的研究日渐凸显，即更偏向于研究大框架下的小分支。在关键词的统计和选取过程中发现宏观层面的词数量非常多，虽然宏观研究也是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在如今中观、微观研究的学术价值可能更高一些。中央出台的财税政策本来就是宏观的，如果研究再从宏观层面去进行，就显得缺乏实际意义，作为应用经济学的财政学，尤其是地方财政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然应该选取较小的主题切入，从微观的层面去研究问题，从学术角度验证具体财税政策的合理性，提出改进意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成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辩证过程，这样有利于中央各项财税政策在地方的落实过程中得到带有学术研究支撑的科学评估，为政策的落实和完善提供实证分析的理论支持。 第四，地方财政研究不仅涉及经济学领域，也涉及政治学领域，“财”和“政”互相影响，密不可分，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地方财政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为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契机。随着“公共财政”改革目标的推进，以及地方财政贴近人民群众现实利益的特点，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必然还会出现新的领域。近年来“土地财政”研究的兴起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再加上地方财政与地方政府的各种行为联系密切，在进行研究时地方政府学是不可回避的理论支撑，因此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出现也不是问题。 通过对CNKI 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的关键词相关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从大多数已有文献综述不同的视角出发，对近20年来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对地方财政收入板块的分析发现，对财政收入的研究呈下降趋势。近几年的研究只是在引起收入变化的具体税种方面有上升趋势，研究方向需要聚焦到“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上来，使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公开透明、收支管理更加规范化；对地方财政支出板块的研究发现，与地方财政收入研究呈下降趋势相反。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呈上升趋势，这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关心的话题，这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不无关系，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近年来呈现膨胀趋势，地方政府普遍负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财政体制改革板块的分析发现，财政体制研究是最具有政策导向性的，在一项宏观政策颁布的当年和前后一两年对该政策的研究一定会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提醒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也要注意紧跟宏观政策的变化，多做实证研究；对地方财政运行板块的研究表明，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财政体制改革所引起的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后续效应，并适时地提出了科学评估的合理化建议。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要注意前车之鉴，已有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在未来的研究中持续出现，要结合实际调整研究方向，既需要在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实证研究，更需要根据地方财政运行中显现的种种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好地推进学科向纵深领域不断发展。 财政研究论文:我国公共财政研究综述 摘 要：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引起中国经济体制剧变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财税体制。公共财政作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学术界引起广大学者的极大关注。当前，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公共财政的内涵、特点，存在问题、实现路径及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研究，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对公共财政研究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公共财政；改革；研究综述 一、公共财政的内涵与特点 （一）公共财政的内涵 关于“公共财政”这一概念，学术界有如下几种观点：张馨将“公共财政”定义为：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或模式。高培勇认为“公共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财政收支活动模式。 贾康则认为“公共财政”是指以社会权力中心代表公众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发生的理财活动，属于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上的公共分配。社会主义财政，即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财政分配。 白文杰给出了公共财政的基本内涵：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套制度框架，是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核心内容，以弥补市场失灵为活动范围的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方式。 虽然学者们对“公共财政”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都涉及到“市场经济”、“社会公共需要”和“分配”这样的关键词。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对“公共财政”本质、内涵方面的理解是一致的。 （二）公共财政的特点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共性”是公共财政最显著的特征。高培勇从三个方面总结公共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公共性。以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作为界定财政职能的口径；第二，非赢利性。以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三，规范性。以依法理财作为财政收支运作的行为规范。同时指出：上述的基本特征，只不过是一个相对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底线”，而非全部。张映芹认为“‘公共性’作为公共财政的典型特征，必然贯穿于公共财政全过程”。 冯俏彬总结公共财政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为主，表现在财政支出上，公共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重；二是公众参与各项财政决定。其中第二个特征由于涉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更具有实质意义、更加重大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因此认为公共财政即民主财政。 二、我国公共财政建设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自1994 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无论是在政策效果、还是在经济效益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分税制财政体制、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但是，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建设依然面临很多的问题。 白文杰指出，我国公共财政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1）公共财政收支规模问题；（2）公共财政收支结构问题；（3）公共财政预算管理中的问题；（4）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问题； （5）财政政策问题。 戴微认为，我国在财政信息公开上存在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财政信息公开的内容不完善、财政信息公开的质量不高、现行财政信息公开机制难以满足多层次需求。 许金柜从体制改革的角度，认为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存在的、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财政的公共性不足。（2）财政体制改革法治化不足。（3）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整体上均等化效应不足。（4）地方事权与财权、财力不匹配，县乡财政日渐困难。 三、我国公共财政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公共财政中出现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邓子基认为，要使公共财政制度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要改革完善相关财税政策和制度，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支持建立市场化交易与补偿制度。杨志勇则从构建规范化的政府预算制度、规范化的政府收入体系、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高效的财政政策调控体系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曾康华提出，还须在省以下财政体制、结构性税制调整及预算管理的精细和民主等方面深化改革。 贾康从六个方面针对我国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提出建议：一是实行“扁平化”改革，减少财政层级；二是进一步理清政府事权和职责，形成三级支出责任明细单；三是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呼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税源总分制度；四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五是构建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和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财税体制；六是改进和优化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白文杰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我国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思考：（1）回归政府职能本位，以“公共财政”建设为核心；（2）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与方向，努力由“建设财政”、“吃饭财政”转向公共财政与民生财政；（3）加强公共财政预算改革和管理。 综上，学者们对公共财政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在公共财政的内涵、特征、存在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不少共识。在取得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主要表现在倾向于研究政府在公共财政中的作用，对地方政府、公民、社会组织这些主体的研究较少。这为本文进行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研究方向. 财政研究论文:土地财政研究: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大规模的城市发展，土地财政收入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形成了靠卖地筹资并将资金投入大规模城市经营，形成的财政缺口进一步靠卖地来弥补的地方财政恶性循环，并引发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土地财政作为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已广为诟病。 土地财政一直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对于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财税制度不合理。二是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三是政府行为失范。笔者认为，土地财政作为一个复杂的问题，绝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引起的，但各方面因素却应有主次之分。土地财政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应从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入手分析问题的内因，并以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来解释其他因素的作用机理。 一、土地财政现状及问题 （一）土地财政的现状 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收入所占比重近几年一直呈上升趋势，2010年全国水平达40%，远远高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的20%。2011年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3万亿元，同比增长22%，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额36.60%，创下历史新高。而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17936亿元，同比下降23.1%，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出现财政危机。由此可见，土地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性过大。 （二）土地财政引发的问题 首先，引发了地方财政的恶性循环。地方政府借助“市场化”的土地出让方式推高房价地价，进而带动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引发资本大量流向该行业，同时房价的居高不下对其他消费品产生挤出效应，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其次，土地财政还引发了一系列城市发展问题。在以政府为主导、土地为保障的城市建设中，城市土地利用率极低，盲目横向扩张，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城市的规划扩张中，大量的拆迁引发不和谐因素，侵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 二、土地财政原因分析：基于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 （一）地方政府的“经济人”行为模式 1.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假定。根据布坎南的理论，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和人，首先应具有“政府人”的特质，该特质要求地方政府完全代表该地区人民和社会的总利益，除此之外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目标。其次，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由具有“经济人”特质的官员组成的机构，也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质。 2.地方政府在“经济人”行为模式下多重利益权衡。地方政府利益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的利益：地方利益、地方政府部门利益、地方政府官员利益。首先，地方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责任，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宏观利益。其次，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政府部门的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中观利益。再次，地方政府是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官员的“经济人”特征决定了其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微观利益。 3.土地财政中地方政府 “经济人”行为的具体表现。土地财政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利益分解的偏误。地方政府过多地注重政府部门利益和政府官员个人利益，忽视地方利益，在政府双重角色的权衡中更多地偏向于一种“经济人”的角色。具体到土地财政当中：一是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最大限度地赚取收入，忽视了对土地利用的后续管理。二是地方政府热衷于将财政收入投入到对城市的经营中，进一步推高房价地价，赚取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溢价收入和相关税费收入。 （二）土地财政中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的产生原因 1.激励机制不合理――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我国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并非一种完善的激励机制。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设置及权重划分上，往往片面强调用经济增长指标考核干部，不能反映社会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公民的实际利益。例如，只看重GDP、财政收入之类数量指标，轻视反映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潜力、经济运行成本等指标，导致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而忽视经济质量的优化。 2.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预算约束制度和行政问责制。第一，缺乏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土地财政作为一个财政问题，本应受到预算的严格约束。土地财政的失控发展则表明预算约束严重不足，这是由于我国地方政府预算监督机制的法定性破坏严重。一方面，各级政府预算不具有法律效力及约束力；另一方面，执法主体、法律责任的不明确，不可操作性致使部分执法机关和监督部门不严格执行预算法，且无法追究他们违反预算约束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二，缺乏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度。我国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权责对等意味着首长具有一等的决策权，这就容易造成寻租行为和决策失误。在土地管理中，政府决策失误或失败现象随处可见，但少有官员为此而被问责。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的行政问责制存在不足：一是行政问责主体局限。行政问责的主体目前只局限于政府部门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这在上、下级存在连带责任关系时是无效的。而土地财政基本上是地方各级政府都存在的问题，其引起的后果在各级政府中也都相似，上级政府基本不会就此类错误追究下级政府责任。二是行政问责范围局限。目前行政问责仅局限于那些已经造成不良影响或重大影响的失职事件，而对于那些尚未产生不良影响但可能存在失职情形的行为还没有纳入问责范围。而土地财政问题中的决策失误、短期工程，其危害性在近期一般不能表现出来。三是行政问责程序局限。行政问责启动程序上，目前还局限于党政机关，很少由人大、法院或公众等其他主体来启动。 三、政策建议 （一）构建地方政府综合型绩效考核系统 西方国家在绩效考核方面起步较早，已做出了一些成功的尝试。当前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虽还处于雏形阶段，但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已有了成功的案例。比如香港和山东烟台的服务承诺制，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笔者基于比较适合于我国推行的服务承诺制，提出以下制度建设的参考意见： 1.完善立法。中央应完善绩效考核方面的立法，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同时中央各相关部门应当依据本部门实际，在法制要求的基础之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明确公民在社会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享受的权利与服务，拓展绩效考核的深度。 2. 加大服务承诺的公开化。首先，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以“服务公众，发展经济”为出发点，提出政府各部门的服务承诺，并向社会公开。其次，应该将服务承诺的标准、投诉程序、违约责任向社会公开，便于公众监督，使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再次，在各个部门的承诺到期日，部门应当做出相应的总结并将其公开，便于公众了解上一工作年度服务承诺的兑现情况。 3. 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通过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可以使承诺的兑现考核明晰。例如香港屋宇署为加强对服务承诺的监督，将客户服务经理的姓名写在办公地点的总接待处，并公布监察机构名单，承诺每年将服务情况的检查结果与已定标准互相对比， 接受监督。参照这些经验，政府部门可以采用内部对比考核以及外部公众实时监督反馈的形式建立考核机制，确保服务承诺的有效兑现。 （二）完善土地相关收支的预算管理制度 1.确保土地收支预算管理的刚性。与土地相关的各项收支要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不得随意变动或超收、超支。另外，可考虑建立土地出让基金制度。 2.确保土地出让专项基金的独立性、安全性及科学性。对于土地出让专项基金，应严格按照《国办10号文》的规定，地方国土资源部门应与财政部门、人民银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定期对账制度，确保土地出让专项基金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土地专项基金的使用要科学化，明确各项用途的支出比例，确保惠及民生的项目资金到位。 （三）完善地方政府的问责制度 通过借鉴国外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在构建完善的问责制度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 完善问责制度的法律保障。我国行政问责制度还比较松散，缺乏完整的确保行政责任的法律体系，也没有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制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宪法规定的政治问责制度，由于缺乏明确细致的程序性规定而难以发挥效力。所以，要构建系统的问责制度，必须在法律层面对其进行规范和保障，将政府官员在决策和日常政务当中失职的情形详细列举出来，对问责的启动和实施程序固定下来，便于实施。 2.扩展问责制度的调整范围。我国的政府官员问责制主要处理政府主要官员违风党纪或影响较大的行为，调整范围过小。政府官员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不应只用接近于法律底线的准绳约束其行为。所以，应加大问责制度调整的范围，将政府日常管理和投资决策的效果也纳入问责范围，对于决策失误、行为示范应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具体到土地财政问题，就是将政府对于土地出让基金预算的违反，以及城市建设项目投资当中的项目决策失误、低效浪费的面子工程都纳入问责制度调整范围。 3.扩大问责制度的主体范围。我国问责制度的问责主体主要是上级领导，是一种内部问责，缺乏来自社会其他组织以及公民的问责途径，责任的判定不是自下而上的反馈结果，而是由上级主观认定，很难实现客观公正。所以，要实现对地方政府官员全面、客观的问责机制，必须扩大其问责主体。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财政研究论文: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及对当前财政改革的启示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财政理论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研究体系也逐渐完善。尽管民国时期财政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但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来源、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地方财政等五个方面,这对当前的财政改革仍然有着强烈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民国财政思想;财政制度变迁;经济思想史 民国初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财政理论研究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研究体系逐渐完善。鉴于对民国财政思想的研究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在对民国时期财政研究的概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来源、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地方财政研究等五个方面对民国财政思想展开全方位的透视。 一、民国财政研究概况 据民国经济学家唐庆增先生的统计,从1928年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经济学社丛书共19种31册,在中国经济学社丛书19种中,财政类书籍居第一①,财政类7种,金融类5种,劳工与人口2种,其他5种。 胡寄窗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1901至1949年间自撰和翻译的经济著作刊行总数进行了多角度的统计分析,按照学科分类,财政学、经济原理、货币学位列前三。已有的研究表明,“五四”以后,由于自西方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高等学校经济科学的讲坛,加之20世纪最初20年译自日本的经济著作多是由西方引入,于是,西方尤其是英美经济原著的译本数量在这一时期一直占据压倒优势。但是,通过对经济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细分可以发现,财政学著述中以日文译本为多,而经济学原理和货币银行方面则以西文译本为多。以下依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对民国时期的财政学著作出版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财政学理论,二是中国财政问题研究,三是外国财政问题研究。 (一)财政学理论 对民国时期总书目的整理发现(见表1),这一时期中国的财政学体系已经比较完善,财政学著作包含财政学、比较财政学、财政政策论、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决算、政府会计、税收、国债、地方财政、战时财政等领域,国人的财政学专著已经超过译著数量,但对于国外财政学著作的翻译仍占据很大部分,译自日本的财政学著作在整个财政学译著中仍然占主要部分,租税理论和市政研究著作则主要译自美国。 (二)中国财政问题研究 由表2中的中国财政问题研究著作构成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税收制度研究是财政问题研究的重点,而在税收研究中田赋以及所得税问题的研究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其次关于财政制度与管理体制的研究在民国时期财政制度现代化改革中处于显要地位,关于财政制度的研究专著有《中国财政制度与财政实况》(杨汝梅著,中华书局,1935),《公库制析述》(秦汉平著,公利出版社,1941),《公库制度》(阮有秋著,新建设出版社,1941),《中国现行公库制度》(杨骥著,正中书局,1941),《中国公库制度》(杨承厚编著,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中国预算制度刍议》(吴贯因编著,内务部编译处,1918),《中国之预算与财务行政及监督》(吴贯因著,建华书局,1932),《中国预算制度与财政实况》(杨汝梅著,中国计政学会,1934),《五权宪法的预算制度》(王延超著,博文书局,1944),《国地财政划分问题》(李权时著,世界书局,1929),《中国财政收支系统论》(马大英著,中国财政学会丛书,1944)。 对中国财政宏观问题的研究突破就财政论财政的研究视角,将财政制度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紧密结合,著作有《中国财政论》(金国珍著,商务印书馆,1931),《中国经济建设中之财政》(贾士毅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1932),《中国财政问题》(罗介夫著,太平洋书店,1933),《中国财政问题》(朱契著,国立编译馆,1934),《怎样检讨财政问题》(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6),《中国财政的经济基础》(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6),《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7),《中国财政之病态及其批判》(孙怀仁著,生活书店,1937),《中国财政问题》(叶云龙著,商务印书馆,1937),《中国战时财政论》(闵天培编著,正中书局,1937),《战时的财政和金融》(符灿炎著,商务印书馆,1938),《中国的战时财政》(金天赐著,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马寅初著,商务印书馆,1948)。 公债作为政府筹资手段不断在国家财政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关于公债问题研究的专著逐渐增多,如《公债论》(晏才杰著,新华学社,1921),《国债与金融》(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30),《中国战时公债》(尹文敬著,财政评论社,1943),《公债市场》(投资周刊社编,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国债辑要》(蒋士立编,商务印书馆,1915),《内国公债史》(徐沧水编,商务印书馆,1923),《中国的内债》(千家驹著,社会调查所,1933),《中国之内国公债》(王宗培著,长城书局,1933)。 民国时期对财政史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代表著作《民国财政史》(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17),《民国续财政史》(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32),《中国财政史》(胡钧著,商务印书馆,1920),《中国财政制度史》(常乃德著,世界书局,1930),《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史》(霍衣仙著,北新书局,1936),《中国财政史纲》(谭宪澄著,工商学院,1937),《民国财政简史》(贾德怀编,商务印书馆,1941)。 (三)外国财政问题研究 在对外国财政的研究方面(见表3),统计表明国人对日本财政的研究著作在数量上和研究的广度上都远大于对英国、美国和苏联的研究。对日本的财政问题研究主要涉及财政制度、战时财政、地方财政、公债、税收、国库制度和财政史等几个领域。主要著作《日本财政》(赖季宏编著,商务印书馆,1939),《日本之地方财政》(刘百闵编,日本评论社,1933),《日本之地方财政》(周宪文著,正中书局,1933),《日本财政制度》(南柔编,日本评论社,1933),《战时日本财政》(陈宗经著,商务印书馆,1943)。对英国财政研究的专著有《英国所得税论》(金国宝著,商务印书馆,1924),《英国战时财政金融》(财政金融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40),《英国战时财政论》(张白衣著,商务印书馆,1945)。对于美国和苏联的财政书籍主要是编译或译著的形式。国人这段时期之所以对日本财政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英美和苏联,原因有二:一是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都受到过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但在走向现代国家方面日本却远远领先于中国,是中国前进的榜样;二是日本崛起后率先将魔爪伸向中国,成为中国的大患,因而国人无论是处于学习的需要还是御敌的需要,都不能不将极大的注意力转向日本。 除了财政研究著作之外,民国时期以“财政”命名的期刊有43种,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财政公报,主要公布国民党政府和财政部的命令、法规和章程,第二类是财政评论和财政学报,主要研究财政金融理论,并对有关政策和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第三类是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刊物,刊登政府的财政法令、公文及财政状况以资事实上和学术上之研究。1939年元旦创刊的财政学学术刊物《财政评论》是我国民国时期创办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财政学学术刊物,发表了许多财政名家的学术成果。此外,还有一些经济类期刊涉及财政问题,如《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社年刊第1卷,1929年3月,商务印书馆发行),刊载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17篇。《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学社年刊第2卷,1929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发行),刊载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13篇,主要是学社社员在1928年财政会议与经济会议中的各种提案。《经济学季刊》(1930年4月创刊,1937年5月停刊,商务印书馆与黎明书局发行)刊登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49篇,在该刊物的各类文章中位居第三。 二、民国时期财政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学理上的“公共财政”思想与实践中的国家资本财政 民国时期中国的财政学引入西方的“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等现代财政术语,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财政学教学体系。陈启修1924年的《财政学总论》指出:“财政者公共团体之经济或经济经理也;易词言之,即国家及其他强制团体当其欲满足其共同需要时关于所需经济的财货之取得、管理及使用等各种行为之总称也。”类似的分析和观点,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财政学著作中都存在着。如我们现今所能见到的20世纪20年代的寿景伟、张澄志,30年代的姚庆三、李权时和尹文敬,40年代的王延超等人的财政学论著,在财政概念的分析上无不如此。而曹国卿的《财政学》在1947年的第三版中,通过分析“财政”词源,明确使用了“公共财政”的概念。当时的公共财政观是从公共经济的角度分析财政问题的,对于公私经济的讨论出现在诸多财政学书籍中。陈启修在其《财政学总论》中基于经济主体的不同将经济分为五大种类,一为个人经济,二为企业经济,三为公共经济,四为国民经济,五为世界经济,并讨论财政这一公共经济与其他经济的一般关系。他用图形的形式生动地表述为“个人经济为几何学上之点,则企业经济为由点而成之线,公共经济为包含点与线之面积,而国民经济则为包含点线面之体积,以个人及企业经济之厚薄为高度,乘面积而得者也……世界经济为各国民之经济之结合,故可用包含各种体积之球形体表之”[1]。 在绝大多数财政学教科书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以“财务行政秩序论”,“公共经费论”,“公共收入论”,“收支适合论”作为基本框架的同时,有学人基于财政趋势的变化,认为应将公共企业论作为单独的一部纳入财政学中②,虽然这一建议未被著者采纳③,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从学理上认识到了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的区别,虽然当时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的关系问题还没有较深的认识,但是在民国的财政实践过程中对于国家资本的财政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是值得当下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毕竟这一问题也是至今困扰我国公共财政改革的重大问题。 (二)财政制度改革 公库制度、预算制度和超然主计制度是民国时期财政制度改革的三大主体,这是在广泛借鉴各国财政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出来的。关于推行计政的几个问题,在《计政季刊》中有如下论述,“一国政治的设施,赖财政为基础。而财政又须计政为之监督与推进。在积极方面,则国家凡百兴革事业,有所准绳。可得按既定实施计划。在消极方面,则防止贪污,杜绝舞弊,避免横征暴敛非法之收入。减少不经济之支出。”[2]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府奠都南京后,首先以整顿财务行政为急务,先后公布各种财政法规,成立审计部,又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确立超然主计制度,其理论基于联综组织原则,互相平衡,互相牵制,冀国家财政进于健全清明之途。此联立系统构成包括收支行政系统(统一的收支命令系统),超然主计系统(建设的计政系统),就地审计系统(监督的计政系统),公库出纳系统(独立的国库系统),其执行机关为财政部或财政厅(执行收支系统),主计处或会计处(建设计政系统),审计部或审计处(监督计政系统),中央国家银行或之金融机关(执行公库出纳系统)。以上组织,在纵的方面,则系统分明,各自独立。在横的方面,则联立综合,互相衡制。 在公共财政制度建设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在三民主义的发展框架下,国家资本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国家资本经营运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成败,因此学术界在讨论国营事业内部经营制度的同时,也开始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讨论国营事业的预算问题。目前掌握的关于国营事业预算问题的资料有《论编造公有营业基金预算之范围》,载于《财政评论》第5卷第3期;《论国营事业之预算制度》,《我国现行营业预算制度之商榷》,载于《财政评论》第12卷第5期;《公营事业应否适用公库制度论》,载于《银励》(重庆市银行业学谊励进会编)第1卷第5期。 (三)财政收入思想 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也是贯穿民国时期税制改革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设立中央财政机构和地方财政机构。中央财政机构为财政部,作为南京政府管理监督全国财务行政的总机关,总揽全国财政收支。地方财政机构有两类:一类是中央派出处理国家收支的机构,如财政特派员、关监督、盐运使、统税局、印花烟酒税局、直接税办事处等。另一类是处理地方财政收支机构,各省设财政厅,管理全省财政收支预决算的编制以及对县财政的监督。县设财政科,管理全县财政收支、预决算的编制及各项税收。针对北洋政府时期各级财政收支不清,地方截留中央财力的现象,南京政府1928年11月正式公布施行《划分国家收支地方收支标准案》,将财政体制定为中央与省二级制。1934年,南京政府又公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将财政体制由过去中央与省二级制改为中央、省、县三级制,提高县市地方政府的地位。1941年起,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实行国家与地方自治两级财政,省级并入中央。1946年7月1日,南京政府修正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重新确立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 税收改革思想是民国财政思想的主体,不仅在民国时期对中国财政问题研究中有关税收的论著占据了绝对的多数,而且在时人的论著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对于税收改革思想的重视,“财政学中之最关重要者厥惟赋税”,“将来中国要整理财政,当然首先租税,而租税之中,尤以田赋一项为最重要。”[3]民国时期税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整顿旧税,创办新税,建立新的税制。这一时期由于大量国外的税收译著的出现,国人对租税问题已经有了更新的认识,但民国战乱不断的环境影响了税收制度的改革,严重迟滞了现代税制建立的步伐。 (四)财政与金融的关系 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政府财政与资本市场之间关系的问题。资本市场和政府财政间的相互关系,从微观经济学视角看,是公私产品生产和融资的两种不同机制;而从宏观经济学视角看,则是媒介储蓄与投资的两种不同机制。从交易费用视角看,两者在资本要素配置上具有基于交易费用比较基础上的制度替代关系,而从产权视角看,两者又具有了内生关系。因为国家是产权结构界定的主体,自然成为影响资本市场效率的根源,而国家之所以构造出特定的产权结构则与其获取租金的财政需要息息相关,反映在中国制度变迁实践上就是:国家及其财政需要既是资本市场兴起的关键,而国家单方面获取租金的财政需要又是造成资本市场困境的根源。 民国时期以财政与金融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有贾士毅的《国债与金融》(商务印书馆,1933),崔敬伯的《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 ,1937),其他关于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问题散见于报刊中,马寅初和章乃器是当时对这一问题探讨比较多的学者,参见《马寅初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和《章乃器文集》(华夏出版社,1997)。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于财政与金融关系的认识已经较为成熟。崔敬伯在《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中从学理上对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做了精辟的阐述,“‘财政’与‘金融’无论在辞义上,或是在实际上,都应该分清,而不容相混。财政是‘国家经济’(State Economy)的经理,金融则系‘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的权衡。在‘社会化经济’未曾实现以前,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在体制上,是要分别保持其独立性的。因为国民经济的活动,妨害了国家经济,固不可;但是因为国家经济――即财政――的方便,遂以国民经济为牺牲,使之陷于长期的混乱,当然也不是‘健全财政’(Sound Finance)所能容。所以在实际上,财政与金融,务必要系统分明,不相侵扰” [4]。同时,他也从经济现实出发,认为“现在的经济流通,早不是实物交换经济,也不尽是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的时代。不仅国民经济要受信用经济的支配,国家经济――即财政――也要受信用经济的支配。政府财政的收支,在数量上很难恰恰相抵,在时期上也不容易恰恰相值;为财政与金融彼此调剂起见,收入多而支出少的时节,可以存在银行,转而流通于市场;支出多而收入少的时节,也可以借自银行,藉资财政的周转。在这信用经济时代,政府虽然属于公经济的主体,无妨同私人经济一般,也可以同银行开户头,也可以向金融市场行贷借;财政与金融,尽可以取得自然而合理的联系,这便是财政学上所称之‘公共信用’(Public Credit)或公债(Public Debt)”[5]。 民国时期财政与金融关系认识的成熟与实践过程中的由财政与金融逐渐融合所导致的局势的失控是否可以作为如今构建立宪式公共财政制度的否证,将是探索财政与金融关系问题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五)地方财政研究 陈启修在《财政学总论》第五编设“地方财政论”专章,给以地方财政学研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地方财政学者研究地方自治团体之财政之学问也。地方财政学上之原理,与国家财政学上之原理,相同者固多,不但从一般的理论上言之,所谓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学实必须包含二者而后始得完全。且即从特殊的问题观之,仅观国家财政上之事实,亦实不足明问题全体之真相……故研究国家财政学者同时必须研究地方财政学。” 关于何谓地方的概念问题,直至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1942年)依照《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划分之后,自治财政系统才从以往向以省地方为单位改为以县市为单位。中国行政序列向来没有市的建制,城乡之间在行政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1908年清廷实施预备立宪,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明确城市为一政治单位。从此,中国开始了城乡合治向城乡分治的转变。但是,在自治财政建设初期,根据地方税收的实际情形,中央已陷地方于附庸之地位。而欲实现县地方为有独立性之自治单位,举凡地方之管、教、养、卫诸要政,均为实现新县制之中心工作,凡此各项经费当以地方自筹为原则。由于中国县地方原无独立财源,而原有各项规定收入与建立自治财政的要求殊难适应,因此剖析地方财政现有特征,并在建立系统的公共财政进程中探索如何处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问题,同时立足于自治财政,建立地方的税收制度,尤其是理顺田赋与土地税的关系问题,并不断建立健全地方预算制度、审计制度,以及完善地方财务机构建设,提高地方财务行政管理效率,如此诸多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就成为民国时期伴随着地方财政建设始终的重要问题。 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市政改革实践的推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市政问题的新思潮,产生了一批市政学著作,如前文所述,同时出版了《市政评论》,《市政研究》等刊物。与此同时,面对当时的县乡财政困境,学术界通过调查研究和撰写专著对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县财政及地方赋税紧密相关的调研即有定县赋税调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县政调查”、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田赋调查以及中央大学经济系田赋附加税调查等等。除调研之外还有大量相关论著出版,如汗血月刊社编辑的《田赋问题研究》、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下)、刘世仁的《中国田赋问题》、程方的《中国县政概论》,彭雨新的《县地方财政》,朱博能的《县财政问题》。此外,在《地政月刊》《东方杂志》《中国农村》《财政研究》《财政评论》《复兴委员会会报》《益世报财政周刊》《汗血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等刊物上还发表了大量与县财政及地方赋税相关的文章。 三、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当前财政改革的启迪 通过对民国财政研究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中国来说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建国以后形成的计划经济型财政模式将公共财政内化到国家财政当中,淡化了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关系处理的问题,但现阶段转轨过程中建立的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的“双元财政”模式又再次将处理两种财政之间的关系问题摆在了改革者的面前。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民国时期的财政制度改革实践及由以产生的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关系的认识进行整理研究,无疑是对目前公共财政制度建设问题认识的一个有益的拓展。 近代以来随着信用经济的发达,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逐渐紧密,而以政府主导的社会经济变革又将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糅合在了一起,因此对于财政与金融关系处理的得当与否就成为国民经济是否良性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和金融制度的逐步健全与完善是离不开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和推动的,“财政中的金融统制”,“财政政策中的金融措施”等等提法足可见这一时期财政与金融的融合。时人从学理角度对财政金融关系问题的探讨与实践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实施之间的差异,对我们认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如何处理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问题提供更为厚重的思想史实。 民国时期的地方财政建设是整个财政制度改革中的重要部分,伴随工业化出现的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问题,时人在引入国外地方财政研究的同时,从国情出发进行了试点建设并展开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料对当前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总之,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中国目前财政改革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重视对民国财政思想的研究,这样才能古为今用,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大数据方面论文:大数据背景下电子商务专业的教学改革 一、大数据概述 大数据，也可以称之为巨量资料，指的是一种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数据，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撷取、管理、处理，也无法整理为有助于企业经营决策的资讯[1]。大数据具有数据量大、数据种类繁多、处理速度快、价值密度低等特性。大数据的特点为电子商务带来了更多的技术创新与商业契机，受到国内电商的广泛关注。以阿里巴巴为例，该公司迈出了大数据应用的第一步，构建了“淘宝数据魔方”，开放网站所有的交易数据，把数据利用和分析做到极致。 二、电子商务专业的教学现状 在传统的电子商务教学模式下，理论脱离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课程设置不尽合理，固守传统的教学方案，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相脱节；其次，课程内容不够新颖，只注重传统知识的讲授，没有加入专业前沿问题的探讨；最后，教学模式脱离实际，以理论传授为中心，忽略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利于培养实用型人才。由此可见，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大数据背景下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需要，电子商务专业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三、大数据时代对电子商务专业教学的新要求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带动了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对电子商务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应予以关注。 （一）对数据收集处理的新要求 在大数据时代下，数据信息量急速增长，在数据的收集方面，庞大的信息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企业的信息基础架构的承载力；在数据的处理方面，对数据实时处理的要求，远远超过了企业现有的计算能力；在数据的挖掘方面，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变得极为困难，增加了大数据应用工作的繁重性。由此可见，大数据应用于电子商务面临着收集和处理的困难，这就要求在电子商务教学过程中，引入数据仓库、数据挖掘、OLAP等先进的理念，构建数据仓库来装载庞大的信息量，采用数据挖掘技术从海量的信息中找到价值量大的内容，利用OLAP技术对大数据进行多维分析，以克服大数据应用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二）对人才专业技能的新要求 企业将大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后，往往不能直接将其作为管理决策的依据，仍然需要电子商务人员凭借专业知识，对数据进一步分析，将其转化为对管理决策有价值的信息。基于此，许多电子商务企业正在积极部署大数据战略计划，不断引入数据分析人才，创建大数据研发团队，从技术的软层面真正解决大数据的挑战[2]。由此可见，仅具有收集处理大数据的能力是不够的，对于大数据的分析能力才是电子商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就要求在电子商务的教学过程中，重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授课的过程中，除了传统理论知识的灌输，还应将电子商务领域中最前沿的课题引入课堂，使得理论学习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增强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以满足企业的现实需求。 （三）对课程培养方式的新要求 面对庞大的数据量，电子商务仍然在原有的平台构架中运行，容易造成架构不稳，随时可能出现数据资源及系统资源不足的实际问题，导致平台操作缓慢不畅。因此，为了保证平台的正常运行，时时监测系统的运行状况、对系统构架进行现场维护尤为重要，并且需要针对平台出现的具体问题，制定与其相适应的操作方案，而不是理论知识的生搬硬套。由此可见，大数据在电子商务应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系统故障等突发性问题，这就要求在电子商务的教学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讲授课程的同时，引导学生到企业中进行实训，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敏捷度，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四、大数据环境下电子商务专业的教学改革思路 针对当前电子商务专业的教学现状，结合大数据时代对电子商务教学提出的新要求，可以从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授课方式等三个方面对电子商务专业的教学提出改革思路。 （一）优化课程设置，引入商务智能技术 在课程设置方面，电子商务专业应该迎合大数据发展的需要，引入商务智能等前沿课程。相应的增加数据仓库、数据挖掘、OLAP等相关课程，引导学生构建数据仓库收集数据、采用数据挖掘处理数据、利用OLAP分析数据，使电子商务专业向智能化方向发展。通过优化课程设置，学生可以掌握更多的商务智能技术，从而增强收集、处理、分析数据的能力，以解决企业在大数据应用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二）调整课程内容，注重前瞻性与新颖性 在课程内容方面，教师在讲授基本理论的同时，还应补充电子商务前沿问题，注重教学内容的前瞻性与新颖性。在大数据时代下，教师需要以互联网为基点，对电子商务中出现的新理念、新思维加以研究，在此基础上，以“互联网加思维”的方式，对电子商务的授课内容合理设置，以提高教学质量[3]。通过调整课程内容，学生可以了解本专业的前沿问题，掌握研究问题的新方法，发现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从而迎而合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需要。 （三）改进授课方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授课方式方面，可以引入产学研模式，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产学研模式是一种全新的人才教育方式，在开发学生创新思维、提高创新能力的同时，能够强化学生的专业技能，使学生在知识应用方面的能力得以提高[4]。以产学研模式为基础，以实际工作岗位为纽带，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还增加了与知名企业沟通交流的机会。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生可以提高各方面的能力，成为新时代下社会需要的综合型人才。 五、结论 在大数据背景下，电子商务在企业的应用面临新的挑战，电子商务人才需要提高专业素养以满足企业的需要，电子商务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在电子商务专业的教学改革中，通过优化课程设置、调整课程内容、改进授课方式，学生可以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成为信息经济时代下的复合型人才。 作者：孙婧豪 刘吉成 颜苏莉 单位：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数据方面论文:云计算技术在医疗大数据挖掘平台的应用 1前言 在海量数据时代环境下，以往的主流软件工具已经无法满足大规模数据的存储和计算要求，对于医疗行业来讲同样面临着大数据的挑战。云计算和大数据是相辅相成的，云计算技术为海量的、复杂的、多样化的大数据的存储和计算提供了有效平台，该平台下的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在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条件下快捷地收集到可靠真实的医疗信息，而且云环境下的数据集存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进一步优化了数据挖掘模式。 2大数据与云计算 随着医疗信息化的发展，医疗数据规模迅速扩大，数据的种类和数量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不论是病理分析图还是医疗影像都产生了大量的医疗数据。区域医疗数据虽然是医疗大数据的组成各个部分，但其数据来自百家医疗机构和百万人口的区域，一个患者的信息资料要保留50年以上，而且数据量呈不断增长趋势。医疗数据中每个患者的数据不仅包括临床诊断以及用药建议、医疗影像以及分析决策、（非）结构化文档，还包括患者大量的在线实时数据，仅仅一个社区医院就可以生成多个TB级甚至PB级的（非）结构化数据，所以说海量医疗数据名副其实。云计算技术是被称为是21世纪的技术和商业革命，如今已成为IT行业主流技术。云计算技术是在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存储、数据计算以及数据动态分析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基础构架和商业模式，该模式可以为用于提供便捷的、快速的、可用的、足量的计算资源，并且用户按照用量付费，只需要进行少量的管理工作以及与云计算供应商进行必要的互动。云计算技术是在大数据背景下产生的，对于云计算来讲，大数据是一种重要应用环境，而对于大数据来讲，云计算则是其IT基础和驱动力，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随着大数据规应用的广泛推广，云计算技术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在医疗数据规模以几何级形式增长的情况下，数据挖掘平台是医疗数据中病历数据、诊断检验数据、影像数据等内在数据得到有效应用的关键所在，所以基于云计算的医疗数据挖掘平台是医疗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3云计算在医疗数据挖掘平台中的应用分析 数据挖掘技术的概念可定义为“从大量数据中获取有效的、新颖的、潜在有用的、最终可理解的模式的过程,能够发现隐含在大规模数据中的知识,从而指导决策，主要涉及特征化、区分、关联或相关分析、分类、聚类、演变分析等。”数据挖掘在金融、交通、军事、电子商务、医疗等等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相同其他领域，医疗领域中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有很大不同，因为医疗数据包括患者诊疗过程中的所有相关信息资料，例如诊断记录、影像资料、治疗决策、用药方案等等，这些数据除了包括结构化数据之外还包括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因此医疗数据挖掘的应用效益和收获最大。基于医疗数据的复杂性，医疗数据挖掘也存在极大难度，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诊断记录、治疗决策、护理过程等复杂的医疗程序导致了医疗数据的海量性特点；二是医疗数据类型多样化，不仅包括数值型数据，还包括图像、语音、视频等等类型数据。总之，医疗数据的海量性和异构性为医疗数据挖掘带来极大难度，需要具有强大数据处理能力的技术提高数据挖掘的效率和准确性，这就是云计算。 3.1基于云计算的医疗数据挖掘平台架构 云计算是一种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模式，其强大的数据存储、数据处理以及数据管理能力让大数据丰富的信息积淀不再是镜花水月，云计算在改变计算机运行模式的同时也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云计算以及其分布式结构是实现云构架的重要途径，云计算的应用实现了网格计算并行计算、分布式计算等概念，通过互连的计算机来完成计算任务，并根据应用需要获取各种资源和服务。中国电子学会将云计算技术定义为“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大众参与的计算模式,其计算资源(包括计算能力、存储能力、交互能力等)是动态、可伸缩、被虚拟化的,并以服务的方式提供”。云计算环境下的医疗数据挖掘平台的设计结构主要包括云计算环境、数据采集、数据清洗以及并行分析4关键个部分。海量数据挖掘技术对云计算的应用主要是其低成本分布式并行计算环境，云计算的应用不仅极大减少了应用成本，同时也为海量数据挖掘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和途径。 3.2云计算环境下的医疗数据挖掘的应用 医疗大数据挖掘技术应用主要表现正在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医学图像挖掘、生物信息学研究以及促进公众健康等方面。1）数据挖掘技术在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云环境下的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得到大幅度提升，这使医疗数据中非结构化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分析是难题（例如图像分析和识别技术），对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功能的进一步优化提高系统智能性。可以为医生对患者的诊疗提出有效建议，同时也可以将诊疗医生的大部分工作内容和时间流向护理人员，让医生摆脱繁琐咨询，有利于规范医疗工作流程，提高诊疗效率。2）医学图像挖掘：医学图像时医疗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医学图像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价值越来越高，例如CT、MRI、PET等等影像学资料为人体各种疾病或者损伤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有效手段。3）生物信息学-DNA分析：生物学研究领域开展的基因组计划产生了大量的基因组信息，基因信息的识别以及鉴定是基于工程的重要研究内容，将高效的数据挖掘技术应用于基因工程有利于进行基因信息分析，可挖掘潜在的更高价值的信息，为基因工程的研究提供决策支持。4）促进公众健康：利用医疗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对传染疾病进行快速检测，对疫情的发展态势进行实时监测、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应对策略。另外，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建立可以覆盖全国的患者电子病历数据库并及时准确地提供公众健康咨询，提高健康风险意识，这将有利于改善公众健康监控，降低传染病感染率，创造了极大的社会效益。 4结论 云计算在医疗行业的应用是大数据时代医疗信息化的必然趋势，云计算作为一个新型资源共享平台为医疗信息应用提供了低成本、高质量的资源和服务，而云计算环境下的医疗信息服务也将新的建设平台。随着数据挖掘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时代环境下的医疗大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处理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作者：林枫 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骨伤科医院 大数据方面论文:大数据时代微企网络安全防范分析 近几年，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时代，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科学信息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一点点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各种云物流、物联网、云计算等大数据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然而，近几年随着大数据时代信息的来临，信息安全问题、数据泄露问题开始频有发生，对于一些微商企业，信息技术是其发展的载体，大数据是其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来源，而信息泄露问题的频频发生，在损害其利益的同时，也为其发展带来了许多困扰，大数据时代，微商企业的发展需要对网络安全进行防范。 1概述 大数据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巨量的资料，具体是指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力、高增长和多样化的信息资料。在新时代，大数据的广泛被应用为一些微商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数据支持与发展机遇，大数据推动了信息技术发展，同时也为微企的发展带来许多问题。 2微企网络安全现状 2.1计算机网络安全意识不足 大数据时代，人们需要加强对网络安全技术的保护意识，虽然在大数据的安全防范上拥有一些严密的防范程序与防范手段，但是，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一些用户仍然缺乏安全意识，很多用户在各种网站登录的用户名与密码非常的简单，有的甚至是多个网站登录使用的都是同一个用户名与密码，并且在登录时不设置安全口令，在一些公共场合随意地登录公用WiFi，并在使用公用WiFi的情况下进行网上金钱交易，通常会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盗用客户信息与银行可信息，这对用户自身信息的维护与金钱的保护非常不利，一些非法的黑客很容易从用户的登录信息中获取用户身份具体信息，进而对用户造成许多不同程度的伤害。 2.2管理制度的落后 在实际对网络安全维护的过程中，由于管理制度的缺乏对网络安全造成的问题是在管理中涉及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大数据时代，微企开始慢慢走入人们的生活，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在微企购买到自己需要的各种商品与生活用品。用户在购买商品时，需要在购物网站注册一些诸如姓名、年龄、性别、家庭住址、银行卡账号等各方面的身份信息，微企网站管理者可以很轻松地获取到网站用户的各种信息，由于缺乏管理制度的约束，管理人员对网站疏于管理，对于用户信息没有进行及时的维护与权限保护，导致一些非法分子有机可乘，利用一些非法的途径盗取用户的身份信息，进而给用户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困扰与财产损失。 2.3计算机病毒对微企网络安全的危害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对网络信息的处理上，网络技术人员研发了许多新的防毒软件，对用户的计算机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保护，但是，任何的防护措施都不是绝对安全的。防毒软件在不断更新的过程中，病毒软件开发者为了进一步获取用户信息，也对病毒软件进行了非法改进，为其穿上合法的内衣，对各种病毒的开发与散播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形态，进一步对用户计算计与身份信息造成了威胁，计算机病毒通过各种不一样的形态与方式，无孔不入，用户在进行网络浏览时，在不知不觉中计算机可能就被病毒侵害，而目前，网络上一些病毒对大数据的侵害攻击程度也在不断加大，并且对大数据进行攻击程度也在不断加大，集中对用户的各种信息进行盗取。通常，计算机被病毒侵入可能会使之整个运行系统瘫痪，而对于一些在微企网站有过交易信息的用户来说无疑会造成身份信息泄露、造成其财产信息无法得到保障等后果。 2.4网络自身的系统漏洞 就网络自身系统来说，一般计算机网络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某些漏洞。一些软件设计人员为了给自己提供方便，通常会给自己的软件设计“后门”程序，这种做法当然也会给黑客带来一定的方便，而倘若这些漏洞被利用，后果可能不堪设想。一般用户在使用各种程序以及硬件的过程中由于一些人为的因素，也可能会对网络系统造成漏洞危害。微企是以网络技术为发展载体的，当网络系统由于用户自身使用不注意而造成漏洞危害时，其破坏性往往是非常强大，这些漏洞的存在给许多不法分子盗取用户信息的机会，进而对用户自身造成危害。 3微企网络安全防范措施 3.1加强网络安全意识，提高网络技术 加强网络使用安全防范意识，提醒用户在登录购物网站时一定要避免在网站登录时设置过于简单的用户名与密码，尽量使用数字、字母等相组合的登录密码，同时避免在多个网站登录使用同一个用户名与密码，并且要不定时地更换密码，提醒用户在登录网站时要设置安全口令，对自己网络路由器的设置，在设置时要尽量选用不同用户使用不同的访问权限方式，在公众场合不要随意登录公用WiFi，并且不要随意使用公用WiFi进行金钱交易，以免造成个人银行信息泄露，进而导致金钱利益的损失。加强对网络管理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管理人员在对网站信息进行管理时要具有充分的责任意识，并且需要具备一定的网络信息管理技术，在发现有非法分子企图盗取用户信息时能够及时地找回防护措施，提高管理人员网络技术，可以为微企网络大数据的发展提供一个网络技术的保障，技术保障对微商企业未来网络技术的开发与发展具有具有重要意义。 3.2完善计算机网络管理制度，提升微企用户信誉度 在社会主义国家，每一行每一业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任何企业的发展与管理都需要制度的协调与规划，建立健全网络管理制度，加强对网络技术、软件的管理，建立一个有体系有制度保障的网络信息管理环境。实行规范化管理，对于一些与管理技术无关人员要杜绝他们接触任何与网络管理信息相关的计算机、路由器、信息管理平台等，将用户信息泄露的几率降到最低点。完善网络管理制度，对管理过程中出现工作人员为盈利出卖用户信息的行为，根据相关管理制度予以严厉处罚。 3.3加强网络病毒的治理与防范 在大数据时代，网络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网络病毒，一定程度上对微商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困扰与隐患。对计算机网络的治理与防范需要采用一种积极且又强硬的态度，首先，可以加强对计算机防火墙的部署工作，将那些对网络安全造成危害的不安全因素排除在外，进而提高网络环境的安全性。同时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网络管理人员需要定期地利用特制杀毒软件对所使用的计算机网络环境进行杀毒处理，并且及时地对杀毒软件进行更新处理，确保杀毒软件能够及时地识别出对计算机网络安全具有威胁的病毒软件。 3.4加强对网络系统漏洞的修复 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发展速度飞快，网络世界变化日新月异。计算机网络技术更新速度极快，在这速度的背后相应的也隐藏着许多的问题与漏洞，计算机网络系统在不断更新的过程中需要确保整个网络系统的安全性，计算机系统的网络修复能力以及正常运营效果。加强对网络技术系统的修复，需要避免网络病毒的攻击定时修复补丁，提醒微软用户不定期地下载新型的漏洞修复软件，及时地安装漏洞修复软件，通过这些防范措施，加强网络系统的漏洞修复工作。 4结语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微商企业的发展是一次机遇同样也是一场挑战，大数据时代下的微企发展之路更为艰难，微企需要在技术更新、软件更新、信息监督、漏洞修复、安全管理等各方面严格进行管理为企业发展创造动力，大数据时代下的网络安全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微企网络安全问题涉及用户各个方面，大数据时代的微企网络安全问题不仅需要专业人员的技术指导与管理，同时，作为网络信息技术的使用者，需要提高自身的网络安全意识，为建立健全网络信息技术，为营造一个良好的微企信息网络环境而不懈努力。 作者：李瑞 李栋 单位：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大数据方面论文:大数据时代下合同管理标准化研究 一、概述 西方有句谚语，财富的一半是合同，合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数据时代下的经济活动具有种类繁多、数据量大等特点，这需要企业的管理者具备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合同管理贯穿经济活动的整个流程，合同管理能力的高低则是管理者流程优化能力的重要体现。合同管理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商务活动的集合，包括前期考察、调研、谈判、拟定文本、签订等环节；二是对经济活动的监督与控制，是企业风险控制的重要环节，包括对合同履行风险的控制，以及合同各环节的参与者的监督。利用标准化的管理方法进行企业合同管理，可以更为有效地避免签订对企业不利的合同、提高合同管理工作效率。 二、当前合同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企业管理者对合同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多数企业管理者重生产、重订单、轻管理，尤其对合同管理不够重视，有的企业没有相关的合同管理制度，有的企业没有专门负责合同管理的部门或管理人员，有的虽有相关合同管理制度及合同管理部门，但管理混乱或无序。企业管理者对合同管理工作的无视或不够重视，造成合同管理工作主题缺失或管理无序。 2．合同审核不严，缺乏风险控制机制。由于很多企业没有专门负责合同审核的法律事务部门或企业法律顾问，有些企业设立了法务部门，但企业法务部门的法律顾问和各有关人员在合同管理中的具体责任和权限的规定不够明确，不能充分或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如在合同谈判和签订时把关不严、合同条款表达含糊、法律或合规性审核不够严格、合同履行监督不到位等问题，将会给企业经营带来潜在风险。 3．合同的管理和履行效率低下。企业缺乏高效、科学的合同管理制度及审核程序，合同的洽谈、起草、审核、签约、履行等环节无法紧密衔接，造成合同管理无序混乱，合同履行效率降低；合同履行过程中缺乏准确高效监督及反馈程序，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消极影响。 4．缺乏标准化管理体系。没有制定涵盖合同起草、谈判、审核、签订、履行、监督的合同管理制度和统一的合同编码体系，使合同管理缺乏制度依据；没有按照一定的程序对履行合同条款的能力进行评审，对于企业常用业务合同进行文本格式化和通用条款优化等标准化工作没有开展。 三、合同管理标准化的必要性 合同管理也是一门科学，要尊重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在大数据时代下，合同管理亟待建立科学的标准体系，使企业合同管理标准实用可行。 1．推行合同管理标准化是经济和时展的客观要求。各种经济合同客观地反映着生产和流通的现实经济情况，它作为联系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纽带与桥梁，在保障生产生活、经济发展顺利进行，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行，混合所有制和大数据引领经济发展新时代的到来，企业改革和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愈加活跃，经济合同的数量也随之增加，构成了大数据时代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元素，社会经济和时代的发展，就客观地向我们提出了合同管理标准化的问题。 2．合同管理的现状是推行合同管理标准化的潜在动力。由于非标准化合同管理带来诸多问题，给经济合同的审核、履行、监督等环节带来很大困难与不便。要做到提升经济合同的履约率，减少合同纠纷，减少合同管理方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必须实施合同管理的标准化，大力推行合同管理制度化、编码体系的标准化、内容条款规范化，以及合同文本格式统一化。 3．合同管理标准化是降低合同管理沟通成本和提升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通过合同管理的标准化，可把合同管理的各项业务活动内容、业务间的衔接关系、各自承担的责任、工作程序等用标准的形式加以明确，这样可以使合同管理工作规范化、程序化，大大提升合同管理工作的效率。 四、合同管理标准体系的模式 企业合同管理纷繁复杂，在大体上可将标准体系划分为管理和操作两个层面： 1．管理层次包括《合同分类编码体系》、《合同审核管理标准》、《销售（采购）合同管理标准》、《特殊合同类管理标准》等标准，这些管理标准分别对合同分类编码及各类型的合同在拟定、审核、签订及履行全过程中的管理部门及其职责、管理方式及程序等做出明确规定。 2．操作层次包括《合同格式文本标准》、《合同要约推荐标准》等标准，格式文本是企业结合自身业务特点，一般在积累总结经济活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完善的，完备成熟的格式文本不仅可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还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五、合同管理标准化的具体措施 1．合同管理制度的动态化。制度是基础，没有制度，任何管理工作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合同管理工作亦是如此。任何企业都要建立健全适合于自身的的合同管理制度。首先要看有没有合同管理制度，其次要看合同管理流程有没有严格按照合同管理制度执行，最后要看现有的制度是否适应目前的企业合同管理，若不适应，则要对制度进行修改，将合同管理制度纳入动态化管理，合同管理制度要随着合同管理工作的发展、管理范围和形势的变化而改进，不能一劳永逸，更不能让制度成为制约合同管理工作的瓶颈。 2．合同编码体系的清晰化。一个企业的合同的编码体系一般包括合同承办部门的代码、合同签订日期、合同序号、合同分类等，在合同编码体系中，合同承办部门代码和合同分类较为重要，一个能够清晰地表达了合同承办的主体，一个能够清晰地反映合同的类型，合同承办部门代码一般以部门英文缩写或部门在企业的习惯性代号作为编码，合同分类一般按照合同的经济性质分为销售合同、采购合同、技术合同、担保合同等，合同分类看似简单，但直接关系到合同处理的方法，如果处理不好，会为以后的合同管理流程带来很多不便。 3．合同审核流程的层次化。企业的合同管理要有一个明确的合同审核流程，审核流程要分类制定，各审核人员要责权清晰，层次分明，将一般合同、重大合同、特殊合同审核和签订的权限具体化，由于合同履行和监管也大多是由合同审核的参与人负责，通过完善合同审核流程，将合同审核流程层次化，进而明确各层次在合同管理中的权限与职责。 4．合同档案管理的日常化。合同管理中的档案管理工作极为重要，它是一个与合同管理相关数据的归集、整理的过程，在大数据时代，合同数据更加复杂，应当更加重视合同档案管理工作。合同承办人或者合同管理人员要按照合同管理的相关规定主动收集合同相关数据，包括合同签订前的项目审批文件、考察、咨询、谈判会议记录、法律及合规性审核等材料，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标的物签收、核验、合同变更等材料，合同履行后的经济效果评价、合同总结等材料，形成完备的合同管理档案。合同档案要纳入常态化管理，做到合同管理数据随产生、随收集，做到洽商记录不过夜、合同备案和审核意见表填制不过夜。 5．合同管理相关岗位的互控化。合同管理相关岗位的工作是一个互相衔接、联动的体系，每个岗位虽然分工不同，但对其他岗位都有纠错、互控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才能相互促进，提升合同管理的水平。 6．合同文本的格式化。合同文本的格式化首先以合同法为前提，尤其是格式化合同涵盖了法律规定的主要条款，在客观上起到了法制宣传的作用，提高合同参与者的法律意识和履行合同的自觉性，加强合同文本格式化的普及，也可大大减少经济合同纠纷。 7．合同管理的信息化。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化是提升管理工作的有效手段，也是促进合同管理标准化的重要保障，要应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加强合同管理工作，开发适用企业自身的合同管理软件系统，加强合同处理流程的信息化，不断提升合同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六、结束语 企业要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和合同管理规范的需要，制定出适合自身的经济合同管理体系标准，同时，要充分发挥现代科技手段，不断提高经济合同的管理水平，更好地适应大数据时代下的现代化经济交流。 作者：陈杨 宋晓庆 靖哲 单位：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京兴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大数据方面论文:大数据背景下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分析 1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之概念界定 大学生社会实践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认识其重要性，并在实际工作中切实加以落实，应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大学生社会实践，一方面加强了他们相应专业学科技能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大学生将专业学科技能和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为以后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基础。鉴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性，高等院校一定要在其中发挥良好的组织协调作用，积极探索社会实践的各种模式，尤其要重视和社会发展形势变化相结合，推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新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模式来，更好地为大学生教育服务。 首先研究生和本科生相比，各方面表现更加成熟，他们在基本心态、突发问题处理、适应性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相应的对社会实践的看法和应对方式上都有了很大的不同。本科生的社会实践更多抱有一种应付的心态，游玩的心态，想着无所谓只是出去增长点见识、增加点阅历，遇到问题很容易退缩而不是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社会实践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而研究生的社会实践，一方面和其专业知识有了更加紧密的结合，另一方面也是锻炼以后走向工作岗位后的实际问题处理能力，因而带有更强的目的性、实用性，相应的也就更加认真更加重视了。同时本科生社会实践的最终成果大多是一个心得体会而已，但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则要提交相应的社会实践报告，甚至有调查问卷，的要求等等，特别重视对于其社会实践成果的要求。 其次，作为医学研究生，和其他专业研究生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医学院研究生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实验、临床实习。实验、临床时间占去比较多，社会实践的开展多集中在第一学年的暑假。因此，为了充分利用社会实践机会，并将实践成果服务临床，医学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大都设计比较缜密，将实践的地点放在基层，将自己在学校中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与基层群众的具体需求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检验自己、提高自己。通过在基层的医疗卫生实践经验，医学研究生可以了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疾苦，了解国家医改政策在基层的实施现状，从而能够为国家医改建言献策，加快其成为合格的医学人才。明确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的自身特点，这是我们加强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管理和创新的基础。上述研究生和本科生相比的特点，医学研究生和其他专业研究生相比的特点，这两方面内容还是比较容易把握的，比较困难的是在当前大数据背景下利用云计算、互联网等数据分析技术，对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的相关数据信息加以有效分析整合，从而提出新的社会实践模式改革与创新，保障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的长期有效发展。 2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存在的问题 首先，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的学校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缺乏全局设计、相应的激励和考评机制，专业导师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力度不够，学校各级研究生管理部门对研究生社会实践的开展情况和实际效果缺乏有效的指导，多数高校用于社会实践的经费不足，难以满足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实际需要，不利于社会实践活动长期稳定开展。其次，社会参与度不够，大部分的医学院校缺乏稳定的，与专业结合度高的社会实践基地，与当地的企事业单位缺乏长期的合作，往往会挫伤指导老师和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性，这也是社会实践活动有效开展的制约因素之一。最后，医学研究生课程、临床实践和科研压力大，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参与社会实践。由于地域和经费等方面限制，医学研究生的社会实践长期在固定的地域内开展，且活动形式单一重复，多以义诊结合问卷调查，不同时期开展的调查内容也容易出现重复，即内容和形式没有创新性，学校实践活动的开展是孤立的，没有统一可供社会、学校和研究生参考共享的数据平台。面对目前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存在的问题，在国家全面推动教育管理信息化的大环境下，医学院校利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可以推动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的个性化和数据化，从而解决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存在管理脱节、课题设计不够新颖、不够深入，社会、学校和研究生之间相互孤立等问题。 3大数据背景下的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发展对策 大数据是一般软件工具难以捕捉、管理和分析的海量数据，通过现有的数据分析技术，云计算等技术，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挖掘交换、整合、分析，促进数据资源的充分利用，进而带来数据大共享、知识大融合、科技和经济的大发展。④在教育领域，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是大数据的主要应用。大数据与教育的结合是方方面面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应用就是通过对高校主要数据模型的梳理，对高校管理、教学和科研所产生的数据资源进行行挖掘、分析和整合，建立一个学校、学生甚至与社会交互式的共享数据平台，使学校利用平台进行教学管理决策，减少决策行为的盲目性。医学研究生是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高层次、高素质人才，不仅要有掌握深厚的理论基础和高超的医学技能，也要兼具一定的创新能力、服务意识和人文素养。社会实践使医学研究生的理论知识得到实际应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服务群众的主观意识得到强化，是培养研究生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的有效开展必须得到重视。新时期要确保医学研究生实践活动长期稳定开展，学校、社会不仅要参与进来，还要抓住大数据技术带来的。 第一，学校的制度与投入保障。在完善管理制度方面，医学院校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特点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结合管理经验编制社会实践指导手册等。结合医学研究生学专业背景、学科特色及培养目标，将社会实践作为研究生培养课程之一，提高医学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采用项目制等形式来加强专业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的结合程度。学校还应在课题设计、专家指导等方面加大投入，指导研究生社会实践提出新的设计思路和形式，突出时代和地方特色，变阶段性实践为经常性实践，有层次分时段地开展实践活动。最后，根据医学专业特点，筛选出具有较高理论或者实际研究价值的实践项目，作为研究生硕士论文课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促使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 第二，要让社会参与到实践中来，是保障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稳定的关键。社会实践的开展不是学生或者学校单方面的活动。社会实践的有效开展，必须是学生、学校与社会三方面高度配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学校和社会要共同努力，积极探索校企之间互惠互利的合作、发展新机制，为医学研究生提供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克服教学与实践脱节、学校与社会断层等问题，保障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有效开展。针对社会实践经费不足的问题，学校和研究生要一起努力，主动吸纳社会资源，通过企事业单位赞助冠名、学校与政府联名合作等方式，为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 第三，要抓住信息社会大数据的机遇，提高辅导员和研究生的信息素养，医学研究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其培养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活动，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应系统的管理和整合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信息，加强对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信息的分析管理，在医学院校在研究生社会实践方面加快推动信息化水平，指导学校和研究生有效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大数据时代医学高等院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在加强研究生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开辟一个社会实践信息化管理模块，建立一个共享的信息平台，并对实践活动数据进行分析，形成相关的分析报告，建立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模式评价标准，以优化社会实践开展机制，促使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得到不断创新，提升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确保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持续、有效、健康发展，促使医学研究生社会实践的规范化、理论化、系统化和信息化发展。 作者：孙平 单位：遵义医学院研究生院 大数据方面论文:大数据时代下软件工程关键技术分析 1大数据时代下的软件工程服务工程和群体软件工程 在软件工程的发挥在那中，近几年来面向服务的软件工程越来越多，即软件服务工程。以服务为建设的基本原则，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变化，通过分布式的应用和互操作性虚拟化管理对对软件工程进行维护。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将网络中的软件虚拟化，强调互操作性，解决分布、动态变化情境下和异构环境下数据，解决的系统集成和协作的问题。在多个新兴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例如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随着网络化、服务化的大环境，软件开发也逐渐变得开放，通过信息共享、学术交流，进行协同开发合作，在用户评价的基础上建设性价比较高的软件。其中，开源软件是目前较为成功的软件习作模式。因此，开源社区中的合作模式、结构等，也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但是，常规的研究方法并没有较大的突破，一些学者开始使用社会网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一些规模较大的项目中，开发组的结构逐渐从核心成员趋向外围开发者，并产生了更多模块化的特征。除了开源软件具备一定的典型性之外，群体软件工程中更提倡的是建立在众包基础上的开发方式。众包是一种分布式的解决方式和生产模式，无论是开源软件还是其他的商业软件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责任分配、提出创意或解决问题等。因此，在进行软件设计时，无论哪个阶段，都可以通过众包的方式对重难点问题进行分析。 2众包软件服务工程中的大数据 在软件服务工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密集型数据，包括历史密集型数据和流式密集型数据。目前国际上已经有很多学者在关注众包软件服务工程中出现的密集型数据和流式数据，尤其是在线服务。如何将密集型数据的分析、价值、平台、基础设施等作为服务，是目前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软件服务工程的核心问题。从众包软件服务工程来看，不管是服务消费方、众包服务开发提供方，还是平台管理和运营方，都有着离线密集型数据和在线的流式密集型数据。这些数据的传输直接决定了软件的服务寿命，和众包软件能否进行良好的开发协作、正常运行管理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些密集型数据，本质上仅仅对内容的数量进行了描述，但是并没有标注出内容的特点，缺少语义化单位矢量。因此在对密集型数据进行分析时，不仅仅要对原生数据进行分析，还要对密集型数据的主体——数据所属领域的专家进行分析。以知识为核心，对密集型数据进行分析，保证软件服务的寿命。 3密集型数据科研第四范式 在2007年，吉姆•葛雷提出了数据密集型科研发现“第四范式”的愿景。提出在进行密集数据的研究时，要建立统一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强调了大数据存储在计算机发展中的重要性。在实践研究中，传统的一、二、三范式的研究方法难以对密集型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目前大多数的软件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存储、管理为有效的服务信息。我国有学者在2012年，在进行大数据方面的研究时，不能仅仅局限在计算机模拟，即第三范式中。要建立独立的科研第四范式对密集型数据进行研究。其主要原因是密集型数据所需的研究方式和传统的研究方式有较大的区别，不仅要在研究方式上进行转变，还要转变思维模式。在进行研究时，首先要建立科学、完整的第四范式，当有了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之后再逐步转变为第三范式。因此，在进行大数据的研究时，首先要确认第四范式的方法以及结构，并对存在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分析。在对第四范式进行研究建设时，首先要对大数据整合驱动的软件服务价值进行分析。在对密集型数据进分析时，传统的数据生命期信息学流程已经难以适用，无法对大数据进行有效的模拟。要由原本的数据、信息、模型、模拟推演的过程逐渐转变为数据、信息、知识、价值服务、策略意义的第四范式模型。在全新的研究模式中，要对数据整合驱动、需求度量价值、情境约束等进行分析。其中，知识及价值服务是整个研究的基础和重点，要针对密集型数据整合服务领域，对密集型数据将的处理、管理、分析、应用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建立统一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提高密集型数据生命期信息学流程驱动软件的服务生命期，对目前第四范式建立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解决，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 4结语 在大数据时代下，软件工程的发展涉及到多个领域，需要具备高度的专业性和实践性。在软件工程中，要在实践中进行研究，而不是在研究中进行实践，核心在于如何对传统的软件理论进行创新突破。在其中就涉及到有关大数据第四范式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如何将其和第一、二、三范式的理论、算法、技术标准等进行融合。大数据在最初提出时具备三种特征：体量、增速和多样。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大数据的特征也越来越多，如价值、真伪性、可证性、可变性等，对软件工程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软件工程的研究中，要不断的创新传统的软件技术，解决限制软件工程发展的客观条件，结合互联网的发展，对大数据时代下的密集型数据进行有效的处理，促进行业发展。 作者：王符伟 单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符尔锡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大数据方面论文:大数据时代下农业信息化问题初探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农业发展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农业正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大农业时代的到来。如何充分发挥农业信息化在大农业时代的作用，成了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1]。农业信息化是将信息技术普遍而系统的运用于农业的过程，其本质表现为将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当中，以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业及相关行业人员收入，并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2]。 1大数据时代下的农业信息化的重要意义 1.1农业信息化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必由之路 农业信息化具有集成化、专业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等特点。农业信息化集成了现代科技的多方面技术与成果，如3S技术、数据库和互联网通讯等；农业信息化的专业化表现在可针对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任一环节进行全面专业的分析与管理；网络化则主要体现在农业信息化以互联网，电信网和广播电视网等媒介为依托，充分利用了网络技术的优势；多媒体化则体现在农业信息化的传播方式多样化，如文字文本、图形图片、声音和视屏等。 1.2农业信息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 实施农业信息化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农业信息化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农业产业结构的科学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增加了农业收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民收入与科学素养，改善了农业人员的生产生活环境[3]。 1.3农业信息化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的形成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农业产业化具有市场化，区域化，规模化等特点；同时，是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农业信息化实现了对传统农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农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调节，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的良性发展轨道。 2大数据时代下农业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2.1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政府投入有待进一步加强 农业信息化的中心思想是实现信息化，但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区域，电信和互联网基础设施普及率偏不高，许多乡镇村无配套的农业信息化设备或是配套了设备，却因为无网络而导致无法进行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导致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现象。 2.2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与政策支持 虽然，现在每个乡镇都设有农业技术推广站，但相关工作人员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专业技术知识落后，许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人员推广的是已经过时的农业技术；同时，农民又苦于没有及时专业的技术指导。这就要求相关部门需加大力度对基层技术人员进行及时的技术更新，以便于其更好的推广新型农业技术，并且要加强技术人员与农民的技术交流，第一时间掌握农民需要什么技术，及时调整更新[4]。同时，制定详细的政策以支持农业信息化的长期有力发展。 2.3缺乏统一的标准与管理，信息共享程度低 由于涉农信息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如农业、水利、土地和气象等部门，而各相关部门在信息的管理上又没有建立统一的标准，这就导致了信息分散冗余，共享性差等问题。减缓了效率的同时，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因此，建立统一的信息标准及管理，构建共享平台也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之一。 3建议对策 3.1发挥政府指导地位 由于农业信息化是一个涉及多部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因此，政府应该加强重视程度与支持力度，在信息传播上，政府是主要的传播主体之一，政府应积极提供农业信息化所需要的平台。 3.2继续加强政府财政投入力度，制定健全法律法 规政策政府部门应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促使我国的农业信息化快速有序的进行。同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促使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有法可依，并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做到违法必究，切实运用法律法规与政策引导等措施，为我国农业信息化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3.3加强农业互联网与农业数据库的建设力度，大力推广电信终端服务 现在，人们的生活正被互联网改变，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捷，但是，互联网在农业信息化的领域相对其他领域来说还是显得单薄，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农业互联网与农业数据库的连接，将极大地方便人们的生活，并能实现数据的自由共享，并提升数据的使用效率[5]。同时，也应大力鼓励研发推广电信终端用户软件，如农业类APP等，以方便大众及时获取第一手资料[6]。 4结语 虽然我国的农业信息化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相比过去仍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只要能积极面对并改进农业信息化中的不足，抓住大数据时代这关键的机遇，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一定能够实现真正的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 作者：尚海滨 史国强 郭艳双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大数据方面论文:大数据时代的职业教育管理变革趋势 1对大数据以及职业教育管理大数据的分析 大数据也就是数据较大，PB以及EB数据量级较为典型。在大数据中，还涵盖发现、收集以及挖掘、应用数据，相比于常规传统的数据库以及软件技术而言，其规模以及复杂程度较高，且处理范围较广。 1.1对大数据进行分析 所谓大数据就是将数字计划让的结构状态作为基础，将其划分为三类，分别为：结构化、半结构化以及非结构化数据。将数据的应用类型作为依据，也同样可以分为三类，即：海量交易、海量交互以及海量处理数据。对于大数据而言，其具有较为明显的特点，概括起来可以表述为“4V”，也就是Volume（容量）：指出大数据具有较大的数量容量，且有较好的完整性，对于非结构化数据而言，在总数据量中，其规模以及增长就占80～90%之间，相比于结构化数据增长速度而言，超出10～5倍；Variety(种类）：指出了大数据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异构性特点，较为典型的代表为：视频，图片，微信以及微博等，也就是需要在海量以及种类较多的数据之间找到其内在的关联性；Velocity（速度）：大数据具有较快的传播速度，能够适应发展实时性需求，但是在应用中需要借助实时分析以及非批量式分析两种模式；Value（价值）：应用大数据进行操作的最终目的就是借助此数据使洞察力得以提升，分析价值得以体现，这同时也是大数据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大数据时代具有较深的影响，且已经涉及到各个领域中，纵观历史，大数据并非现代社会的新产物，在过去时代，也涉及大数据的应用，但是在应用中处于较为落后的地位，大数据一直处于潜在状态，没有得到较好的发挥。近年来，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科学以及网络技术的快速进步，大数据才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其不但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技术，已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例如企业、统计、医疗、科学、互联网以及移动等数据。 1.2对职业教育管理大数据的分析 大数据的预警性、预测性、共享性、动态性以及差异性特点较为明显，应用在职业教育管理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在职业教育管理中，大数据也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例如在职业教育管理系统中，在课程管理平台以及在线学习平台中应用较多。 2对大数据背景下职业教育管理变革趋势的分析 2.1大数据的预警性特点反应了职业教育管理及时性特点 对于大数据的预警性，具有一定的标准，一旦数据有异常情况发生时，就可以借助一定的机制做出警告信号，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有效解决问题。此种方式也满足了底线管理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利用大数据的预警性特点时，需要具有一定的容忍度以及临界点、基准点，对发生的情况进行判定，判断其是否可以接受，在超出可接受范围内时，就应该及时做好应对措施。例如，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的“魔毯”，能够对病人的病情进行有效的监控，借助家用地毯，将传感器按照进去，以对老人下床以及行走时的速度、压力进行预测，以便对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检测，一旦有异常情况发生时，还能够通过信号装置将警报发送给系统绑定的亲属，大数据的此种应用方式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在职业教育行业中，可以借助大数据的应用，对学生的出勤状况以及课堂表现、精神状态进行分析，杜绝一切可能发生的隐患，以使学生都能够得到健康的成长。 2.2大数据的预测性特点反应了职业教育管理前瞻性特点 在预警工作中，还需对临界点进行参照，以对不良现象进行判断。但是预测则不同，其没有参照点，也不会有不良现象产生，主要判断依据就是事情的发展趋势以及可能性。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大数据的预测功能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例如，在各个电商网站中，利用对点击对象的搜集，成功交易记录，对相关关联性进行挖掘，以对用户的兴趣以及需求做好预测将销售的前瞻性特点得以有效发挥。此外，较多商家还借助评论等环节使自己的信用增加，借助收藏操作使用户黏性得以增加。在职业教育管理中，充分应用大数据，能够有效预测学生的学习以及需求、职业教育舆情以及决策，在职业教育管理中前瞻性特点较为明显。在对学习进行分析中，就是借助数据以及模型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潜在表现做好预测。比如：对于单个学生来说，就可以借助计算学生回答问题的停留时间、复习情况、对错情况、参与讨论情况等，做好记忆分析，从而评价以及诱导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于学生群体而言，可以借助对鼠标点击情况的记录对学生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进行分许，以此找出需要重复以及强调的知识点，对学生群体行为的活动轨迹以及规律进行预测。 2.3大数据的差异性特点反应了职业教育管理个性化特点 对数据的预警以及预测需要借助大数据的宏观性，对于大数据来说，还拥有微观的特点，也就是借助对用户相关细节的记录以及分析，从而将学生的偏好判断出来，以使管理的精准性特点得以加强。职业教育的理想目标就是因材施教、个性化管理以及培养多样化人才。而应用大数据能够将不同个体数据作为依据，对其差异性进行辨别，使职业教育以及管理的针对性、精准性加强。在学习中，各个学生有不同的水平、学习方法、接受能力以及学习内容，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使学习的负担得以减轻，学习效率也会有所提升，学生也能够达到较好的学习效果。在实际应用中，还可以应用平板电脑，在其中录入课本内容以及课后习题，以使学生能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学质量以及教学效果也能够有效提升。此外，电脑还能够精确的计算出操作各项程序所耗费的时间，以便对学生实施因材施教的教学策略。针对思政职业教育管理工作，也可以充分应用大数据技术，从而分析出某一特定时期学生的思想动态，以便开展针对性较强的职业教育以及管理。对于传统职业教育而言，教师占据主导地位，以单向灌输作为主要教学方式，学生往往无法对知识内容进行选择，针对性较低，长此以往，学生也会有较强的厌倦以及逆反心理产生。而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职业教育工作特点较为新颖，其主要就是针对小众，强调师生互动，学生也可以借助网络的方式搜集各类职业教育信息，从而对知识内容进行选择，充分体现了个性化的特点。 2.4大数据的共享性特点反应了职业教育管理整合性特点 对于职业教育管理，应该充分应用整合性服务理念，其主要就是将学生作为服务的中心，将信息技术作为服务的平台的一种综合服务。为了使海量数据资源能够服务于不同的用户，就应该充分发挥大数据的开放性以及平等性、自由性的特点，从而完善整合性服务。在学校内部，应该将信息平台充分的应用起来，从而使校内各部门之间的数据都能够做好整合，管理的便捷性以及高效性也会随之提升。也就是说具有高性能的计算系统能够使软件资源更为丰富，使开发的平台能够服务于全校用户。 2.5大数据的动态性特点反应了职业教育管理权变性特点 所谓权变管理理论，其认为没有适合各类情况的普适性管理原则以及方法，所有事情都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作为管理者而言，应该对内外部因素做好分析，并对其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展趋势做好总结，以便能够采取较为适合的管理模式以及方法。 3职业教育管理策略分析 首先，应该将教学观念转变，在质量意识增强的同时，还需要使市场意识得以增强。此外，还需要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国际意识增强。其次，需要将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起来，对学生进行专业素质训练，同时，还需要做好教学设计、课程体系设计。最后，将教学质量监控体系进行完善，将师资队伍进行扩充，以使教学质量得以提升。 4结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改写了职业教育的管理制度，在带来一定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作为管理者，就应该加大重视力度，以使职业教育管理的变革更为顺利，促进职业教育行业的有效发展。做好大数据的应用，能够使教育管理者的数据素养以及能力得以提升，转变了管理者的教育观念，实现了数据共享，使职业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管理的科学化以及信息化，为我国的职业教育管理改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作者：李晓龙 单位：河南省会计学校 大数据方面论文: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对财务会计的作用 回顾人类会计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财务的产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财务会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得到了完善和更新。从这一发展规律中不难看出，财务会计的发展必然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或做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实现财务会计的发展与经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协调。随着现代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企业的数据量逐渐增多，并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趋势、数据结构复杂化的发展变化态势。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无论是国有大型企业，还是私营的中小企业都在加快脚步追赶着大数据发展的脚步，希望从中能够发现企业实现财富的途径和资源，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自身价值。 一、大数据时代对会计工作提出的要求与产生的影响 随着人类时代背景的不断演进，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步伐必须紧跟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与时俱进、及时创新。作为时展的必然产物，会计工作的发展必须与时代同步，必须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完善，因此，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会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会计工作应收集并存储更多的具有多种结构的数据资料 信息时代的发展所带来的大数据所蕴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有用信息也是无法估算的。大数据技术更为全面的反映企业的经济业务所需数据治疗提供来便利条件。企业通过有效的收集各种大数据，帮助企业有效的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成为企业抢占竞争优势的一种必然趋势。企业的会计部门作为直接与各种数据、资料、信息相接处的部门，如果能更好地利用这种大数据时代所创造的大量的数据资料，将为企业的信息使用者提供第一手的信息资料，便于企业进行各种决策。因此，这就要求企业的财务人员必须能够熟悉信息技术，能够快捷的、准确的从众多数据资料、繁杂的数据形式中探寻到有价值的数据，用以全面反应企业的经济业务的发展状况，消灭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问题。例如：对于企业的成本控制与内部控制人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微利时代成本的高低将成为企业获利的关键性因素，在大数据时代下，专业的成本分析与控制人员，不仅要具备丰富的、扎实的财务专业知识，还必须对企业的各项生产工艺流程、生产环节、企业的内控流程等进行了解与高度关注，对各种指标及时进行把控(如：生产效率、产品报废率、各种产品成本的差异、各种费用的使用情况等数据指标)。并在成本控制系统地帮助下，充分挖掘相关成本数据，并对成本数据进行合理的分配、归集、构成分析等，从而为企业成本的有效控制奠定基础，为企业的决策提供帮助。 (二)会计工作应更加关注非结构化数据带来的价值 目前，各企事业单位的会计处理中主要是针对具有结构化的数据进行各种处理，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的普及等都为会计人员进行结构化的数据处理提供了便利，在这方面已经基本趋于成熟，对于结构化的数据计算、汇总、统计等工作已经非常娴熟，即使是在遇到较大的数据量时，也能在相应的商业软件的协助下完整这些工作。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很多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和组件成为数据界的主流，这种本质上的取代和飞跃不仅仅体现在数据量的变化上，更充分体现在数据所产生的价值中。因此，这就要求会计工作要想真正从海量的数据资料中找到具有丰富价值的数据，就必须充分分析这些数据中的价值，并努力从中挖掘非结构数据，数据价值挖掘的越多越能为企业的经营发展带来竞争的优势。 (三)应不断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个性化需要 会计工作是一项为企业的经营者提供决策信息的系统化工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各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们对于经营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适用性等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关注，这也就引发了企业会计工作目标的变化，并逐渐完成了由经济管理的责任向决策责任的转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云计算的应用、数据信息容量的增加、信息使用者的需求逐渐变得更加多元化、复杂化、个性化，而这些要求对于会计工作而言是难以预测的。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企业的决策者们更加关注会计信息的个性化发展趋势，这对传统的会计工作是一次重大的挑战。会计工作在大数据时代的改进中应努力遵循这一基本原则，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四)有效提升了会计信息的准确度 在传统的会计工作中，企业的财务报告的编制主要是建立在基本的确认、计量、记录的基础上的，由于技术手段的缺乏与不完善，企业的财务数据、相关的业务数据作为企业管理中的重要资源，并未将其价值充分发挥出来，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有的企业在进行决策时由于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对于决策需求的数据信息并未及时的、充分的得到收集、整理、分析、评价，导致数据之间的整理存在难度，数据的使用效率偏低，从而影响了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精确性、可用性，例如：很多财务管理的数据在为企业生产财务报表后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和价值而处于休眠状态中。但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技术的发展，企业可以高效率的处理、整合各种海量的数据，并从中挖掘更有价值、更能促进企业发展的数据，从而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数据的准确性，使其向着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向迈进。 (五)全面促进财务人员的角色转化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企业的会计人员拜托了传统的角色性，不仅仅进行简单的记账、符合、报表分析等工作，而是想着进行高层次的会计管理工作的方向转变。传统的会计人员通过对报表数据的分析，简单的为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决策者提供数据依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的加剧，建立在财务报表基础上的简单的数据分析不足以满足信息需求者的需要。在大数据时代，企业的财务人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探寻企业发展所需的信息，彻底打破传统的Excel数据分析中所不能实现的数据分析难题，通过这些数据的本质看到企业在发展中的问题、现状，并及时的对企业的经营状况、经营成果进行客观的评价，从中揭示企业的不足，为转变经营者的思路提供明确的方向。 二、大数据网络时代会计工作的新思路 (一)顺应时展作为会计工作的总纲领 会计工作实务是在不断变迁的外部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并伴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革。因此，会计工作必须结合密切的时代背景、生活背景、社会背景，让会计的发展顺应时展的潮流。在大数据时代，人们获取数据信息的途径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快捷，因此，会计工作的发展必须以适应时代潮流作为总纲领。 (二)树立以人为本的重点工作 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成为企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源泉，并在企业价值的创造与转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看似稳定，实际上隐患重重，很容易在员工中造成相互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传递呈现出碎片化的现象们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才能提高海量数据的生产力，因此，以人为本将使大数据时代对会计工作的转变。例如：长期以来，财务人员都是脱离了企业的业务实际，坐在办公室中部门造车，业务财务人员则实现了将财务与业务的完美结合。要求财务人员必须深入打破企业的各个业务部门和环节中，将业务信息直接转变为各种有价值的财务信息，为企业提供更为专业的财务分析。在这方面海尔集团的业务财务人员的成功转型就做的较好。 (三)信息技术的支持将大大提升财务管理能力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物联网、互联网、企业内部网络之间的迅猛发展，也促进了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因此，离开了信息技术的支持，针对打大数据的收集、处理、输出、分析等将受到重重阻碍。因此，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竞争中获胜的重要手段、成为击败对手的重要武器。例如：物联网就以其广泛的通信网络作为基础，实现了物联网与信息需求的结合。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先进的信息技术为了顺应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需要而得到不断的发展，企业的财务管理者在大数据背景下，降低了资金成本、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总之，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企业选择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整合数据的能力将不断增强。面对新形势，企业的会计工作必须及时进行创新才能确保企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作者：陈娟英 大数据方面论文:微信大数据营销客户关系管理 在过去，传统的客户销售是通过展会、用户登记、购买客户资料等方式取得客户线索，然后通过电话、邮件、上门拜访等方式推进客户下单。传统的CRM就在于维护和关怀这些已消费的客户过程中，促成客户的再次消费。现在，随着实名制社区和电子商务的普遍化，用户之间产生的人际关系链，也就是人脉价值，通过这种人脉价值最终能实现交易数据跟交互数据的融合。微信这一优秀的SNS传播工具体现的正是这种人脉价值。用户注册微信后，可与周围同样注册的“朋友”形成一种联系，不存在距离的限制，用户直接订阅自己所需的信息，商家通过提供用户需要的信息，推广自己的产品进行点对点的直接营销。这种商家与用户一对一的交流，可以帮助商家实现CRM（客户关系管理）。但是，如何利用好微信平台的这种客户关系管理的功能，很多潜在的商家却不知道如何下手，实质上，这是由于对微信CRM的本质和原理缺乏认识。 一、微信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客户关系管理（CRM）是利用信息科学技术，实现市场营销、销售、服务等活动自动化，使企业能更高效地为客户提供满意、周到的服务，以提高客户满意度、忠诚度为目的的一种管理经营方式。也是一种以"客户关系一对一理论"为基础，旨在改善企业与客户之间关系的新型管理机制。客户关系管理既是一种管理理念，又是一种软件技术。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理念是CRM实施的基础。微信CRM的本质，是在微信渠道上利用微信的特点和接口而扩展的CRM系统。商家可以通过CRM插件（由专门的软件技术公司制作）对每个关注它的用户进行标签、分类等，从而形成动态的SCRM（社会化客户关系管理）。利用这个动态的CRM，商家可以完成针对客户关系链大数据的客户调研、用户结构等调查工作。微信SCRM，实际上是将微信用户粉丝从关注、查询产品信息到接受服务咨询、参与调查与调查或营销活动的信息进行智能分析，形成用户的特征描述，并基于这些特征将微信用户加以分类、存入CRM数据库，作为后续传播、营销的基础。所以，如果微信平台上没有用户关系链大数据，则无法实现此类精准的行为跟踪、归类以及后续营销活动。1.微信CRM的功能当前的微信CRM有许多开放式的对外接口，最广泛的是短信，通过短信可以给顾客发送信息。另外，扫描二维码也可能进入一些应用场景，例如让顾客通过扫描二维码快速录入商品信息，查询商品、价格、款式等。在不同的企业CRM的功能设置是不同的，但通常都具有以下几种功能。1）小型企业可以通过Excel等方式管理查询客户信息，但大型企业需要更快速地查询客户。微信CRM是用户关系链中的用户信息集成的客户数据库，包括客户的联系方式、特性、成交记录、跟踪记录等。2）通过庞大的微信CRM用户数据库，可以建立上层分析系统，从而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3）微信CRM可以规范企业的作业流程，让各个部门之间按照CRM系统的业务流程工作。4）利用CRM的“自定义菜单”功能来实现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有效互动，例如了解最新优惠信息、查询消费记录、开展“电子会员卡”等。2.微信CRM的典型模式一般企业的CRM管理过程会面临两类典型情况。其一，为众多的客户提供通过一次交互完成的、高频次的交易。其二，为较少的客户提供通过多环节完成的、长周期的交易。而微信CRM的典型管理模式通常有三种。（1）一对一模型：企业将收集大量用户数据，并尽可能地使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每个客户的需要。在面对公司大业务量客户和重点客户时，适合采用一对一模型。（2）传统的CRM模型：传统模型中，用户数据主要用于客户分类。针对不同特点的用户群体进行分类管理，向其提供不同种类的产品和服务。一般业务量较少的客户，适合采用传统型CRM模型。（3）个性化沟通和目标定位模型：本模型面向所有客户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基本相同，也会结合客户的个人偏好及目标市场的需求对产品与服务进行适度调整。一般地，对比例较大的非核心客户强调的是服务范围和服务的及时性；对数量较少但对公司收益贡献较大的重点客户则提供较集中的、纵向的、积累的成长型服务。3.建立微信CRM的步骤对于企业建立CRM的目标即是建立真正以客户为导向的组织结构，以最佳的价值定位瞄准最具吸引力的客户，最大化地提高运营效率，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企业建立微信CRM一般遵循CRM的管理思路，从以下五步建立CRM系统即可。（1）建立客户信息数据库。建立客户信息数据需要搜集用户的资料信息，包括：对客户类型的划分、客户基本信息、客户联系人信息、客户跟踪记录等，此外还包括可能的与目标客户和维护老客户相关的信息，如业务商机信息、行业动向信息、产业动向信息，变更信息、用户投诉等。（2）分析和了解客户。通过搜集和详尽分析市场的信息对用户有较深层次的认识后，可以对客户进行细分营销及管理。一般，可以从企业的性质、企业规模、主要业务类型、业务量、行业发展、经营状况、风险评估状况等全面地反映客户的实际情况。（3）客户关系维护。在这个阶段，主要是老用户的维护，由客户服务人员配合销售部做好重点客户的维护和服务，将公司资源集中于“黄金客户”的关系管理，完善客户的维护管理，加大关系营销的力度。（4）客户关怀与服务管理。此功能主要包括服务请求、服务内容、服务收费等的管理，详细记录了服务全程进行情况，将相关信息反馈传递至信息部门。（5）客户增值管理。结合公司新业务的拓展及根据客户信息库获得的资料分析客户潜在需求，为客户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使得客户的价值得到最大化的挖掘。 二、微信关系链管理 如果微信平台上没有用户，微信SCRM的价值则无法体现。所以通过微信的社交功能，建立微信关系链是实现微信CRM的前提。1.建立人脉资源数据库的策略人脉既是资源也是资本，有效建立人脉资源数据库可以使得企业的经营效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微信企业的客源人脉，一般是指在运营工作中与各类客户打交道而形成的人脉关系。有效管理维护好企业的经销商、商、客户等人脉资源，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交网络工具通过直接的沟通交流，能够创造口碑，赢得推荐，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微信平台的人脉资源关系链的裂变形成了人脉资源库的大数据，能够为企业促进商机。所以，在制定人脉资源选择行动计划时，资源结构要科学合理，例如性别、年龄结构、行业结构、学历与知识素养结构、高低层次结构、内外结构、现在与未来的结构等。人脉圈子结构若过于单一、单调，会影响人脉资源的质量。在拓展人脉资源的过程中，要从长远考虑，应注意人脉的深度、广度和关联度。人脉的深度即人脉关系纵向延伸的情况，达到了什么级别；人脉的广度及人脉关系横向延伸的情况，范围（区域与行业）有多广；人脉的关联度则指人脉关系与个人（或企业）定位从事行业的相关性。所以，利用裂变效应拓展建立人脉资源圈，需要关注成长性及延伸空间。企业在运营微信平台拓展人脉资源的规划时，通常可以按以下步骤实施：确定发展规划评估人脉资源现状明确人脉资源的需求设计人脉资源结构制定人脉资源规划制定拓展营销行动2.基于用户行为分析的精准锁定微信公众号的信息传播通常是由用户主动选择的，排斥性较小，并且发送的消息类型丰富，形式比较灵活多样。企业通过对微信媒介平台微信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就可以给有需求的用户发送需要的信息，加速推动了精准营销的发展。精准营销是为产品、业务、内容等寻找可能会感兴趣的潜在目标用户的方法过程。要尽可能地精准地锁定目标客户，就必须对目标用户的行为、兴趣爱好等进行分析，并与需要营销的产品、业务、内容相匹配。通过微信，将用户行为细分为若干个可操作的维度，例如，进行用户分组、地域范围控制等精准消息的推送，根据不同的分组特点，给用户发送个性化的内容，让主动添加公众账号的用户都能接收到自己想要的内容。这样，营销人员便能根据既定的营销目标，结合规则模型来实现精准选取用户，进行精细化营销，同时能够结合客户行为分析挖掘更丰富的客户价值，也可以根据用户行为对用户进行细分，发现未能满足其需求的细分群体，挖掘新商机，开发针对性的产品。 三、线下数据分析和商业决策的大数据营销应用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圈子营销属于小众营销，但由于互联网的“喇叭口”效应，很容易造成一种“势”，圈内意见对于圈内外消费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现在很多人购买产品时，首先会上网搜集信息，会到各类论坛上寻找其他人的使用感受等资讯，因此网友圈子就成了信息的聚合点。比如搜房网上，一些楼盘的业主对于楼盘的评论，几乎成为了影响其他人购房决策的重要因素。按照大众营销做广度、小众营销做深度的原则，圈子营销最重要的就是做深做透，突出个性化服务营销的特点。企业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进行圈子营销。第一，组建圈子，做好线上交流与线下的各类活动；维护圈子数据库，做精准客户营销。如，长安铃木通过组建铃木车友俱乐部，通过线上交流、线下交友、出游活动来扩大长安铃木的品牌知名度，并通过扩大圈子影响力及实际的服务工作，影响到了更多的潜在客户，对扩大销量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圈子营销是较为精准的营销手段，由于同属某一类爱好的人群，容易建立信任并建立联系。铃木车友俱乐部按照车友们的不同属性类别建立起关联数据库，当有新品信息或者活动时，就按照不同属性类别有选择地发送信息或者组织活动，这种精准的圈子营销能够达到快速品牌推广并形成口碑传播的效果。第二，与目标圈子群体进行合作，支持和赞助圈子活动，或者制造正面新闻话题，让圈子成员广泛参与，开展有针对性的客户营销。如一些户外运动装备企业经常与各类登山野营的团体、协会、“驴友会”等组织合作，通过这些组织的进行信息传播和营销渠道的建立，可以扩大品牌知名度取得很好的营销效果。又如，必胜客曾与社交网站及网上聚集地360圈作为合作对象。在360圈上参加必胜客活动的用户，都可以加入必胜客的“食尚”潮人圈公众圈。必胜客的营销策略是通过人群特性与产品特色融合的方式进行的创意营销。活动按照参与人群的不同性格进行用户细分性格类别，再将不同特色的必胜客食品与之相匹配，向不同性格的食客推出不同特色的食品，取得了较好的营销效果。第三，与部分圈子中的意见领袖合作，通过意见领袖传播品牌价值。必要时可以进行合作，共同分享和发表产品的信息及使用经验和感受等，以实现低成本营销。总结随着社交网络的全球扩张，企业在互联网中应逐渐转型，借助数据库技术为生活服务，数据大爆炸正在改写市场营销规则。客户关系管理（CRM）是企业在信息经济时代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并提高企业价值的必然要求。实施客户关系管理旨在建立新的营销系统，使企业在客户服务、市场竞争、销售以及支持方面形成彼此协调的关系实体，为企业带来长久的竞争优势。微信客户关系管理大数据营销正是通过对人脉资源的关系链的整合同时通过线下活动与微信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的创新营销。 作者：陈嘉雯 单位：广州华夏职业学院管理工程学院 广东省电子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 大数据方面论文:大数据思维对开放教育数据挖掘的启示 一、大数据思维 （一）大数据思维的内涵 对于大数据思维的诠释有多种说法，《大数据时代》的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认为：所谓大数据思维，是指一种意识，认为公开的数据一旦处理得当就能为千百万人急需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1]。王建华认为：大数据思维，指的是用大数据思想文化去思考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大数据思想文化也就是用大数据去反映事物发展过程的环节、要素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多种模型模式加以控制，以达到精准解决各类问题的目的[2]。黄欣荣认为：人们迅速地以数据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和理解、解释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就是所谓的大数据思维[3]。不管哪一种诠释，都包含两层意思：数据可以反映问题、数据可以指导问题的解决。借助大数据思维，开放教育教学工作者能够进一步靠近并挖掘教育教学的潜在现实，有机会深入探索教育教学的变革与发展。 （二）大数据思维的特征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从数据本身出发，认为大数据有三个主要特点，分别是全体、混杂和相关关系。全体，指的是收集和分析更多数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看到很多随机抽样得不到的细节。混杂，指的是接受混杂，大数据时代追求的，是在宏观上失去精确性，在微观上获得准确性。相关关系，则是指应该关注“是什么”，而非“为什么”[4]。黄欣荣将大数据思维与小数据思维相比较，从数据的增长速率、使用范围考虑，认为大数据思维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平等性、开放性、相关性和生长性等六大特征[5]。周世佳从数据产生的状态、处理的模式、结果的呈现样式出发，认为大数据思维的特征是：整体性与涌现性、多样性与非线性、相关性与不确定性、并行性与实时性[6]。大数据思维是大数据时代形成的特定思维方式，与传统的数据思维有所差别。本文从数据对象、关注点、数据处理方式、支撑技术等方面总结归纳了大数据思维与传统数据思维的差异，如表1所示。 （三）大数据思维的教育应用 大数据思维在商业、金融、通讯、经济、医疗等行业的应用已有较长时间，近期伴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的发展而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7]。然而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并不深入，“教学应用大数据分析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几年才能成熟。”[8]2012年10月，美国教育部了《通过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促进教与学》的报告，宣告了“数据驱动学校，分析变革教育”的教育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掀起人类教与学的又一次变革[9]。目前，大数据分析已应用到美国公共教育领域，成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力量[10]。美国教育部门创造了“学习分析系统”——一个数据挖掘、模化和案例运用的联合框架，旨在向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多、更好、更精确的信息，从而了解学生到底是“怎样”学习的[11]。美国的新兴企业“希维塔斯学习”（CivitasLearning）运用预测性分析、机器学习来提高学生成绩。加拿大“渴望学习”（Desire2Learn）教育科技公司的“学生成功系统”（StudentSuccessSystem）通过监控学生阅读电子化课程材料、提交电子版作业、在线与同学交流、完成考试与测验，让其计算程序持续、系统地分析每个学生的教育数据[12]。2013年是中国的大数据元年，也是我国大数据在教育领域应用研究的起步阶段[13]。国内教育技术领域掀起了基于大数据技术促进教育改革和创新发展相关研究的热潮，大数据的教育应用研究迅速发展起来。部分高校开始实践对教育数据的挖掘与利用。清华大学的“大规模在线教育研究中心”，通过大数据技术对众多学习者在平台留下的学习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学习者对哪些知识点比较感兴趣、哪些学习工具和学习资料使用频率最高等规律[14]，进而打造更具适应性的智能学习平台。华东师范大学对校园网站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改善用户体验[15]。浙江大学通过对资产的归纳、整理，最终形成权威、全面的资产数据，并基于资产数据提供数据查询和分析服务[16]，帮助教务处更好地利用教室、实验室等资源。 二、开放教育领域教育教学数据应用现状 （一）开放教育领域教育教学数据类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远程开放教育领域部署了众多学习管理系统，比如三级“电大在线”远程教学平台、形成性测评系统、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除此以外，还有招生、教务、考试报名等信息管理系统，这些系统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不但存储着海量学习者信息及学习过程数据，还存储着大量的管理数据。2012年，葛道凯等人根据教育活动中技术手段的差异，将教育数据来源划分为传统教育数据和远程教育数据。根据业务活动的不同，将教育数据挖掘的数据来源划分为教学数据、管理数据、科研数据三大类。[17]1.教学数据挖掘远程教学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类数字化学习环境，既可以是保存在服务器和客户端上的日志数据[18]，还可以是图片信息、动画、视频、地理位置信息等，前者多为结构化数据，后者多为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随着智慧课堂等信息化项目的建设，各种电子教具、智能设备逐渐进入课堂，课堂教学过程也会产生并保存丰富的数据。对教学数据进行挖掘，对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信息进行深度分析，能够实时洞察学习者的行为，从而预测和把握每一个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学习风格、学习态度乃至学习模式，学校、教师可以为不同学习者提供合适的学习内容与指导，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教育。2.管理数据挖掘管理数据主要来自于教育机构、部门使用数字化管理系统过程中录入、保存和管理的数据，主要表现为结构良好的报表形式。比如人事管理、招生管理、学籍管理、教务管理、师资管理等常见系统。在现今管理中，学校决策很多时候仍然主要依赖领导的经验和直觉，而非基于客观的数据。大数据思维可以重构决策路径。挖掘并分析管理数据，能够为教育管理人员提供参考，实现对管理对象（学生、教职工）及各种业务流程的更好理解，并据此优化各项管理工作。3.科研数据挖掘目前许多与科学研究有关的信息资料已被转换为数字形式，存于数据库中，并可通过各类检索系统检索使用。科研数据结构良好，非常适合进行数据挖掘。将科研数据库，如文献数据库、政策数据库、语料库等的原始数据转换为有用信息，可提高研究效率，优化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实现全面、快速、准确地了解某一研究领域的现状，并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比如，基于CNKI期刊论文数据库的“终身教育与远程教育”之关系的文献研究[19]。 （二）开放教育领域教育教学数据应用现状 尽管开放教育领域早已形成了“大数据仓库”，但学校缺乏对数据的集中管理与有效利用，对数据的应用相当有限，绝大部分数据只是沉寂在数据库中，很难从中发现规律和有价值的信息，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业务部门难以提出数据的准确需求学校的业务部门对数据的采集、整理、分析主要出于业务驱动，业务流程结束后，数据也随之沉睡，数据分析处于被动状态。此外，很多业务部门不了解大数据及其应用场景和价值，尚未形成大数据思维来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提出大数据的准确需求：要优化某项业务，到底需要哪些数据？这些数据应当如何获取？采集的数据要按什么标准进行整理、挖掘和分析？数据的可视化处理应做到什么程度？2.对数据的应用受制于平台和技术学校各级各类学习系统、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产量很大，但对数据的保存和利用率总体偏低。就数据的存储和处理来说，存在数据类型多样化、数据读写瓶颈、存储压力、系统性能瓶颈、数据分析效率低、数据安全等问题。比如开放教育的教务管理系统，庞大的学生成绩数据已超出传统系统的存储和分析能力，导致对成绩数据的处理停留在简单的查询、统计、打印和报表阶段，未能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获得有利于教学工作的信息[20]。3.现存的数据分析是零散的、割裂的大数据时代，强调形成机构内部各模块数据、数据库网、多媒体数据、各类平台数据、各类信息载体数据之间的互联，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数据。但现有的教育数据存在机构化、部门化问题，数据呈现割裂、零散状态，数据分析也较少关注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比如，教务处会有意识地整理每学期的在籍生人数、各专业人数、开设课程明细、学期选课人次、学生到课率、按期毕业率、学位获取率、退学率、终结性考试及格率等数据，但却很少挖掘这些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和影响关系，更不用说不同部门数据之间的联动关系。4.缺乏专门的数据分析岗位及人才大数据时代带来很多新的理念和技术，拥有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数据存储和处理模式，但现有的系统管理员、数据库管理员仍然习惯使用传统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短期内很难具备面向未来的数据分析技能。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学校对数据分析相关岗位和人才的需求态度尚未明朗，另一方面，新技术应用门槛较高，许多大数据技术在成熟度和可访问性方面暂时不及传统数据库和数据管理套件，可用于帮助系统管理员熟悉这些环境的补充分析工具也非常有限。 三、大数据思维对开放教育数据挖掘的若干启示 （一）自上而下，形成教育教学管理的数据思维 随着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的转型，成人院校在办学种类、办学规模、专业结构和数量、师生来源、甚至所处环境都会发生变化。对开放教育数据进行挖掘与分析，有助于成人院校找准办学定位，提高教育、教学、管理的科学性，也为学校改进和加强宏观管理提供了有益的检测模式和评估技术。大数据思维的推广应用，需要学校的管理方式、架构、技术均与大数据时代相适配。因而有必要在区域或学校层面形成整体的大数据战略，并将此作为学校的重要任务，通过大数据思维将信息化教学、信息化管理、远程教育支持服务与学校日常工作相整合，通过协调化方式，所有部门共同培养和提高收集、存储、管理、分析和共享海量数据所需的思维与技术，逐步实现数据管理的常规化、即时化、网络化、公开化。 （二）从智慧校园建设入手，为数据挖掘与分析创造充分条件 随着云计算和物联网的出现，校园信息化建设应尽快从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过渡。智慧校园建设通过把传感器嵌入到校园的各种系统中，将校园管理的众多软件系统平台融入到校园云，实现云、物联网、互联网的串通联接，由此可实现校园实时数据的获取、存储和加工分析，从而为学校发展和教学应用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智慧校园作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一个实体，对实践大数据的价值提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1]。此外，智慧校园还包括大数据的标准体系、校园数字化生态环境以及相应的信息化组织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建设[22]。从基础设施建设着手，逐步开展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应用，实现对教师网络教学行为、学生远程学习行为、学生个性特征等的分析和预测，为促进学生身心发展提供适时引导和帮助，提供学校运转的实时动态数据，助力教学管理科学化、智能化。 （三）脚踏实地，充分挖掘和分析现有数据 大数据时代，数据类型丰富，除结构化数据以外，还混杂着大量的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掌握分析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能力对大多数学校来说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学校应将结构化数据挖掘作为大数据思维应用的切入点，注重收集和存储用户信息和行为数据，为将来各项应用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借助已有的数据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借助数据指导开放教育的发展。在初级应用阶段，可以考虑从教学数据、管理数据两方面进行教育数据挖掘：1.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数据挖掘（1）学习者特征识别：识别学习者特征，特别是学习者群体的特征，并依据某些关键特征对学习者群体加以细分，有助于做好前期的教学设计，并为个性化学习的实施提供依据。比如“学生数量统计与趋势预测”和“学生特征分类与相关分析”。（2）学习者在线学习行为分析：基于网络教学平台中师生学习过程的数据，针对教师和学生的行为方式，如登录、浏览资源、发帖、练习等行为和行为发生时间，以及各类资源、课程模块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可视化和挖掘。比如“学生登录行为分析”、“学生资源浏览模式分析”、“师生交互论坛分析”和“学生行为影响因素分析”等。（3）师生交互分析：对网络教学平台交互论坛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帮助教师诊断学生对教学目标的掌握程度，以便给学生提供及时的反馈和指导。2.基于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挖掘（1）教职工管理：从人事信息数据库、后勤信息系统、师资管理和测评系统挖掘现有数据，对学校在人才引进、教师绩效评价、教师发展、职业规划、后勤管理、教育决策支持系统等方面提供快速、准确的决策帮助。（2）学生管理：基于学籍数据库、招生数据库开展数据挖掘，优化学生管理工作，为学校的招生决策、就业指导、毕业生追踪、课程设置等提供有益帮助。比如挖掘学生修业结果数据，开展毕业生（辍学学生）特征分析、毕业（辍学）结果影响因素和毕业（辍学）时间影响因素分析，进行毕业（辍学）结果预测规则和毕业（辍学）时间预测规则等。 （四）着眼未来，做好数据型人才储备 大数据时代，学校的管理决策、课堂的教学决策和对成人学习者的学习支持服务决策都将依赖于海量数据的分析结果，数据分析与挖掘将逐渐成为学校的常规工作，除了注重提升各部门人员的数据分析能力外，成人院校还需有意识地培养和储备以下人才：1.大数据管理人才在大数据教育应用的萌芽阶段，学校对大数据管理人才需求的迫切性要远超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过去的教学、管理经验甚至可能成为现在的束缚。为了应对新时代的挑战，除设立专门的数据管理岗位外，管理者必须要有意识地转变思维方式，学会用数据思考、说话和管理；必须学会用大数据的方法，去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2.大数据技术人才[23]要想对教育教学数据进行充分挖掘，成人院校无疑需要一批懂得大数据，且善于研究大数据、深挖大数据的专家。这部分人才要综合掌握数学、统计学、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多方面知识。（1）数据科学家：具有数据分析能力，精通各类算法，能够直接处理数据的人。（2）数据架构师：精通开放教育各项业务，了解业务需求和业务系统架构，能够把数据和业务进行对接的人。（3）数据工程师：能够搭建数据存储、管理以及处理的平台，并支撑数据科学家提出的数学模型或算法的运行。 四、小结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开放教育和成人教育理论创新和教育教学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大数据不仅是一种实用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法。开放教育必须从以往的小数据思维迅速转换成大数据思维，以适应这场急速的变革。通过对数据的获取，分析和智能化信息挖掘，为学校的教学、管理、服务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信息，帮助学校形成科学的决策，为教育教学活动的改进提供客观依据。如此一来，开放教育制定的教育政策将更具前瞻性和引导性；远程开放教育的实施将真正考虑到学习者的个体发展，教育模式将逐步从传统课堂的集体教学向数字化个性教育发展；教育评价和学习分析将从传统的经验性向客观性发展。 作者：马祖苑 单位：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成教学院 大数据方面论文:大数据时代下档案管理应对策略 一、大数据时代下档案管理的意义 首先，为智力劳动成果提供有力保障。档案管理是一种对最新智力劳动成果进行保护的重要方式，越来越受到智力劳动者的重视。在大数据时代下，档案管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智力劳动成功进行有效保护，使得人们在智力劳动中更具有积极性，更能够发挥其在社会生产与服务中的作用。其次，推动档案管理工作信息化。随着我国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与工作节奏大幅度提升，使得档案管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大数据时代下，档案管理能够有效推动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提升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使得档案管理工作能够与时俱进。再次，促进档案管理工作适应新时代的需求。目前，计算机在档案管理单位的普及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相关的软硬件配置也在逐步提升。然而，由于档案管理单位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使得相关投入不足，进而导致信息化深入程度不足。而在大数据时代下，档案管理工作须要进一步提升其紧迫性，进一步提高其信息化管理水平，进而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二、大数据时代下档案管理的应对策略 在大数据时代下，档案管理应具备智慧化，其目标是通过运用新兴信息技术，最大限度提升档案资源的整合建设能力与开发服务能力。档案管理部门应当摆脱传统思维的限制，建设“大档案”，尤其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逐步来临，更应该积极改革，促进我国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 （一）以数字档案馆为载体构建档案大数据 在大数据时代下，档案数据资源庞大、结构复杂、种类众多，档案管理部门要坚持成本和效益原则，以数字档案馆为载体，加强档案大数据资源的建设，是未来大数据时代档案馆的重要发展方向。其一，要严格按照“存量数字化”原则，积极推动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当前，绝大多数的档案还处于传统载体状态，其数量巨大，将其数字化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我们档案管理者充分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要注重整体规划，循序渐进地推动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其二，要严格按照“增量电子化”的原则，全面开展原生电子文件的归档与接收工作。目前，在很多企业与政府单位办公中，自动化的普及程度正在逐步提升，各级档案馆的新增档案大多有数字副本，面对这一现状，须要从源头上抓起，将新形成的电子文档及时归档，并将其及时地接收进档案馆。 （二）以社会需求为准则利用新兴技术扩展档案服务 要严格按照“社会需求”的准则，积极运用新兴技术，拓展档案服务。每个机构每天都在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各不相同，这就需要我们的档案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善于运用新兴技术，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快速而准确地确定那些最能够反映该机构专业的业务资源及社会需求的信息资源。要积极改变传统的“收、藏、借用”的一般性服务，而是对档案数据进行深入挖掘、编辑及研究，开展丰富的、高质量的服务活动，进而满足社会日新月异的需求。 （三）以云计算为手段重新评估档案基础设施 在大数据时代下，传统的数据仓库架构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仅仅从存储层面来看，仓储构建者需要面对两个方面的压力：其一，大数据规模急剧增长，现有的共享磁盘难以适应其海量数据的存储。其二，海量的大数据结构非常复杂，现行的以结构化数据为主的存储方案难以兼容无模式的非结构化数据。云计算作为大数据时代非常重要的技术，能够有效解决这类问题。而由于不同档案业务之间的硬件需求是不平衡的，不同服务的应用高峰期也较为分散，这就使得存储期与服务器常常会出现空闲时段，如果这种问题长期存在，便是对硬件设施投资的一种浪费。而将云计算融入其中，对整个档案行业的服务器及存储器进行整合，为各级档案部门提供基础设施服务，能够有效地节约重复性的设施建设成本，同时，还能够有效免除那些技术能力较弱的档案部门在应对日常运行与维修方面的困难。 （四）注重大数据技术在档案智能检索的运用 不同的档案数据具有不同的价值，而在海量的档案数字资源中获取有用的信息对于用户而言是非常具有难度的，因此，如何从这些海量资源中提炼并挖掘有价值的档案信息，并且将其以人们很容易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给用户，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将大数据技术应用在档案智能检索中，能够有效提升传统档案利用服务的流程，让用户能够更加便捷、快速地查询档案资源，对于提升整个档案公共服务能力也具有莫大的积极作用。 三、结束语 在新世纪，随着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的海量信息衍生了巨量的数据，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档案管理工作中档案资源的收集、存储、挖掘、编辑、检索等环节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加深对大数据的认识和分析，加强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是提升当下乃至未来档案管理的重要应对策略。 作者：周姝莉 单位：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 大数据方面论文:大数据时代民俗文化资源开发 一、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意义 1．有利于地方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民俗文化是地域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环境变迁，地域性民俗文化逐渐消失，出版作为文化积累的一种有效形式，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走进书店，有关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民俗风情旅游类的图书琳琅满目，这是一些地方出版社重视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结果。湖北拥有灿烂辉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独具风格的民俗文化，将此类文化资源变为出版资源，可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湖北民俗的方方面面。以孝感的孝文化为例，先后出版的图书包括《董永传说》“孝感（孝南）民俗文化丛书”等。这些图书的出版被著名剧作家沈虹光认为是“抢救民俗文化遗产，功德无量！”可见，开发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就是以编辑出版为手段，以图书为载体，挖掘地方文化的精髓，实现对地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扩大其传播影响力。 2．增强出版产业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早在20世纪初，中国民俗文化就成为文化出版的一个重要源头，为出版产业提供丰富的内容资源。民俗文化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既有朴实的物质民俗，也有丰富的精神民俗。以《湖北民俗志》为例，它分为劳动生产、经纪商贾、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令、宗教信仰、医药卫生、民间文学、民间语言、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民俗工艺、名胜古迹，共13编，每一编下面又分为若干个大目和子目。对出版业来说，这些类目蕴含着丰富的选题资源，搜集、整理和出版这些资源，可以增加图书选题的多样性，繁荣文化出版市场。另外，即使是相同的出版内容，变换一下出版形式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推出“中国民俗文化丛书”，该套丛书以内容广、价格低而受到读者的欢迎。随后，2014年吉林出版集团又推出“流光溢彩的中华民俗文化（彩图版）”系列丛书，将我国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文并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3．推动“中国元素”走向世界文化市场 在全球化的今天，具有地方色彩的民俗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中具有突出的价值。纵观这几年的图书版权贸易，中医、保健类传统文化图书一直是版权输出的主打品种。例如，在2014年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鄂版图书《禅意东方》《新编家庭中医疗法大全》等传统优势类图书与反映现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图书并驾齐驱，成为输出内容题材的主力军。我国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条件，各地区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元素。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不再局限于某地某人，而是能转化为文化资本进入全球的文化市场[1]。因此，对民俗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民俗文化产品，有助于推动“中国元素”走向世界文化市场。 二、大数据对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影响 1．大数据理念的力量 民俗文化出版利用大数据的关键，是如何从海量的民俗文化资料库中发现价值，寻找隐藏于其中的市场前景，将大数据转化为可向受众传播的知识信息产品。基于大数据的民俗文化出版，不仅可将某些“小众需求”的民俗文化内容推送给特定读者，还可以根据读者需求定制某些特定内容，更好地实现营销与内容相关联。长久以来，我们对待民俗文化的态度重在保护，比如抢救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本土民俗事象等。然而从长远来看，只有将保护与创新相结合，文化与科技相融合，才能真正实现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大数据改变了信息的搜集、储存和传播方式，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市场转化率，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传播信息和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一方面，出版机构可根据大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市场预测、选题策划和营销，将大数据转化为出版生产力，从而实现按需出版；另一方面，对民俗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来说，大数据为其提供了了解用户的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更精准的为公众传递信息和提供服务。 2．大数据技术的支撑 众所周知，大数据的价值在于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获取有用的信息。因此，大数据的分析方法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支撑对获取最终信息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很多省市都开始注重地方特色文化的信息化存储与开发，建立了很多特色文化信息资源库。无论是出版者还是民俗文化拥有者，都必须明确原始数据的采集与存储是开发民俗文化出版资源的基础，如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利用才是资源开发的关键。大数据分析技术包括数据挖掘、可视化处理、预测性分析、语义搜索和数据管理等，除大数据分析专家以外，普通人一般会选择借助第三方数据分析系统来完成分析任务。例如，“开卷在线（B/S）全渠道数据查询分析系统”，用户通过浏览图书信息及销售数据，即可一站式完成市场信息的调研。该系统为编辑的前期市场调研与选题策划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参考信息，可以启发编辑的选题思路、印证选题的合理性、指导选题的后期策划，还可以通过查看各渠道榜单及不同渠道之间的对比数据，来了解不同渠道的销售特点、消费者的接受态度等[2]。 三、大数据视角下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内容 出版资源是出版产品形成过程中可利用的各种社会资源，包括人才、信息和物质资源[3]。本文所探讨的出版资源主要是指信息资源。由于民俗文化范围广泛、种类繁多，有关民俗文化的信息资源非常可观，这里根据湖北省民俗文化的特点和优势，选择了四种类型的出版资源来展开论述。 1．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湖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丰饶的荆楚大地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遗产是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近年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名录体系日益完善，理论研究和数据库建设初见成效。目前，湖北省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项、国家级名录80项（106个项目保护单位）、省级名录312项（466个项目保护单位）、市（州）级名录903项、县级名录2815个项目，涉及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技艺、美术、医药等。较有代表性的有秭归端午节、鄂州雕花剪纸、云梦皮影戏、恩施摆手舞、荆州花鼓戏、大冶石雕、天门糖塑、武当山庙会、嫘祖信俗、潜江草把龙灯、巴东民间历法、松滋烟茶礼俗等，这些非遗资源为文化出版提供了丰富的图文音像素材。无论是荆楚文化、三国文化，还是屈原、诸葛亮等名人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每一项都蕴含着巨大的开发潜力，都可能成为图书选题的对象。然而目前，出版市场上选题雷同、内容重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说明文化资源开发能力不足，文化活力未得到充分发挥，文化市场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尤其对地方出版社来说，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是其重要的选题资源，应该用富有创意的内容和形式来展现其独特之美。比如，吉林出版集团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汇集起来，对其深入挖掘和边缘探索，编排出34本“流光溢彩的中华民俗文化（彩图版）系列丛书”，内容涵盖民间节日、饮食、民居、技艺、美术、礼仪、传说、音乐、武术等。 2．民俗文化旅游类出版资源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与旅游热相对应，旅游类图书也出版市场上大放异彩。根据亚马逊中国2014年11月的数据显示，游记图书是近三年旅游类图书排行榜的榜首。可见，一个地区的旅游升温往往能成为旅游类图书的新宠，比如西藏的骑行热就带动了以西藏为主题的旅游类图书大量问世，出现《慢骑中国》《飞行骑：笨鸡走川藏》等[4]。现在有很多地区将民俗文化与旅游结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风情旅游。此类旅游需要对当地的民俗文化有一定了解，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大众对民俗文化信息的需求，出版社在这块领域是可以深入挖掘并有所作为的。湖北被称为“千湖之省”，既有美不胜收的山水风光，也有深厚独特的人文韵味。近十年，湖北103个县市区共诞生了136个文化品牌，包括以“中国书法名城”“中国孝文化之乡”“中国编钟之乡”为代表的20多个国字号文化名城和文化之乡。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更是将8个市（州、林区）的多种自然景观与人文资源融为一体，诞生了十大核心景区，包含武当山、明显陵、长江三峡、古隆中、荆州古城、昭君故里、曾侯乙墓编钟、龙船调等诸多令人心动的文化旅游符号[5]。这些传统符号或品牌在现代化环境下可以转化为资源优势，以新的载体形态在文化市场发挥新的魅力。 3．少数民族出版资源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有53个少数民族，人口达283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68%。全省过万人的少数民族有土家族、苗族、回族、侗族、满族和蒙古族6个。湖北有1个自治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个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土家族是湖北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恩施土家苗族是土家族的重要聚居地和巴土民族文化的诞生地，这里有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有吊脚楼、风雨桥等民族建筑，有哭嫁歌、摆手舞等民族歌舞；有南戏、傩戏等地方戏曲以及牛王节、女儿会等民俗事象，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巴土文化资源，不仅是湖北少数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出版文化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构成元素。不少出版社以此为选题，打造出多个图书品牌。例如，湖北人民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先后推出“巴土文化丛书”第一辑和第二辑，内容包括巴人源流研究、巴地域研究、长阳名人传略、长阳土司源流研究、土家族撒叶儿嗬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除学术研究性质的出版，少数民族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也有一定的市场。目前，恩施不少学校已把民族民间文化纳入教学内容。如百福司民族小学，每周有一个下午是土家语课程，帮助当地青少年了解土家族的历史文化[6]。作为教育的配套，少数民族语言类教材和教辅资料是出版社的又一突破口。 4．数字化出版资源 在大数据时代，出版业的最大变化在于从图书出版转为基于数据的内容服务。内容服务的前提是出版资源的数字化，以及服务对象的明确化。近几年，数字出版的发展势头迅猛，数字出版对民俗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突破了传统出版的时空限制，大大提高了民俗文化传播的效率；第二，它的大容量、便携性等特性扩大了民俗文化的受众面；第三，它将图、文、声、电等多媒体元素融为一体，以非线性的方式丰富了民俗文化内容的表现形式。因此，数字出版是重塑民间民俗文化品牌的重要渠道。湖北不仅有丰富灿烂的民俗文化资源，而且是华中地区数字出版产业的聚集地，拥有国内首个以“打造产业生态”为概念的华中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还拥有以江通动漫、海豚传媒等为代表的原创动漫等系列文化品牌，这些都是湖北数字出版的文化资源宝库。开发湖北民俗文化数字出版资源，可以湖北已有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为基础，用科技手段为其注入创新元素，将传统文化产品的内容优势与数字出版的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全面提升出版产品的文化含量和经济附加值，使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的活力。例如，荆州云文库（非遗文化）数字出版中心，旨在将荆州地区的非遗文化资源向数字出版方向发展，是民俗文化数字出版资源开发利用的典范。另外，网络文学中也不乏一些表现民俗或民族文化的优秀之作。例如，荣获2010年度“长江杯”网络小说大赛一等奖的作品——长篇小说《巴方舞者》（曹宗国著），被认为是民族文学中表现土家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品，该作品后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更名为《巴山旧事》，并参评茅盾文学奖，实现了民俗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升级。总之，对民俗文化来说，在大数据理念和系统的支撑下，可以把一般性资源变为优质的出版资源，将传统传播模式变为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新模式，从而实现民俗文化新的繁荣和出版市场新的突破。 作者：张炯 单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大数据方面论文:大数据时代会计信息质量探析 1大数据时代及其特征 1.1大数据时代的概念 “大数据”一词最初是由欧美国家提出的，正式提出“大数据”清晰概念的是20H年6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所的报告一一《大数据:创新、竞争力和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Bigdata:Thenextfrontierforinnovation，Competitionandproductivity)。报告中强调，“数据己经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并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世界己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既不是新产品也不是新技术，而是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所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但这一现象的出现，却直接促使我们进行创新和变革，创造出更多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1.2大数据时代的特征 随着大数据进程的深入，大数据时代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1）数据容量大且来源广泛大数据一般是指规模在10TB以上的数据量。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数据量，首先是因为各种现代化仪器的广泛运用，使人们能够更快捷、完整地感知更多的事物;其次是因为通信工具的利用，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克服空间和地域进行联系，特别是机器——机器方式的出现，交流的数据量得以成倍增长;最后是因为集成电路价格大幅度降低，使很多物品都有了智能的成分。（2）数据种类繁多并蕴含巨大价值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的种类由过去以直接数据为主导的结构化数据转变为以音频、文档、图档等为主导的非直接数据。由于非直接数据未经过任何的加工处理，使得其所包含的数据和信息并没有发生折损，所以这样的数据中包含着更加巨大的价值。（3）人们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信息需求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大数据对于价值挖掘的重要性，于是，人们的信息需求也变得膨胀起来。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越发展，人们获取信息、挖掘价值的能力越进步。随着信息获取的通道日益增多，对人们来说信息的获取己不再是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信息获取如此容易，人们转而注重能满足自己个性化需要的信息。 2大数据时代给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带来的影响 2.1会计信息数据呈海量化趋势 企业将从实体销售布点，建营业实体门市经营模式，向利用互联网虚拟门店销售模式转变，苏宁易购，王府井网上商城，成百上千亿的网上交易，如淘宝一个服装网上门店一天的销售量，就可能达到100多万件。海量采购、海量供货、海量结算，体现企业经营交易大数据、海量化。有交易，就有会计信息。这海量的交易数据，会计上如何及时有效地核算存货、往来；如何及时有效地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对会计人来说，无宜是会计核算新的革命。 2.2海量交易使会计核算数据来源多元化 企业新经济模式，体现企业经营环境与外部组织的更加协同，交易信息的更加扁平，而结算的信息化要求更加迅捷。淘宝网、易购网，供货不在企业内部，而在实体企业，通过网上采购供货方式；资金结算支付，不在企业内部，而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实施。因此，会计信息生成方式已不仅仅依赖于企业内部生成，企业第三方反映海量交易的数据和结算数据采集与交换，成为企业会计核算信息的重要来源，是会计核算数据重要组成部分。 2.3会计数据处理量大，核算周期要求更短 根据现行会计准则，我们会计核算周期界定为月报、季报、半年报和年报；按照海量交易的会计核算要求，以月、季、年的报账方式，显然不符合数据时代交易频繁、数量庞大的特点。网络交易，如果一天不进行会计报账处理，就会产生大量数据堆积，退货的、报损的、交易结算误码的，给会计处理带来的问题，也是成批量的。面对大量交易产生的会计数据，唯一办法就是加快会计核算周期，及时处理产生的所有会计问题。 2.4会计信息化已成为会计核算的必然趋势重要工具 应对数据时代交易，会计核算的进一步信息化，显得十分迫切。基于企业闭环建立的企业会计核算模式、信息化系统、企业会计制度，已难以满足企业互联网时代海量交易的特点。过去企业，一套会计软件，可以解决会计核算问题，现在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大的会计系统，才能满足会计核算和管理的要求。 3大数据时代下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具体对策 3.1会计人员与信息使用者应实现按需定制 大数据时代，会计信息使用者不仅需要财务报表，也需要报表背后的数字，更多的数据可以让使用者看到企业更多的价值。会计信息使用者需要的一是经过汇总加工后的综合信息，二是这些综合信息背后的明细信息。在大数据时代下，为了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会计信息要改变传统直接数据式的单一接触点模式，要将其发展为“三接触点”模式，即经济业务数据、会计数据+会计信息、知识+行为模式。会计人员不仅要按典型的信息提供流程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会计信息，还要及时获取信息使用者的行为结果反馈，以对自己提供的信息形式及内容进行调整，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信息使用者则不仅可以获得会计信息，还可以获得经济业务数据。 3.2推进会计人员与信息使用者协同收集数据的模式 在收集与加工阶段要扩大数据源，不仅收集传统会计流程中会计人员关注的信息，还要将其他能够反映经济业务全貌的信息收集到会计流程中来，其中既应包括直接数据，又应包括非结构化数据。无论是从企业业务部门还是从第三方传来的数据即应包括直接数据，又应包括诸如原始票据、合同、电子邮件、影像资料等的非结构化数据。如此一来不仅扩大了财务数据的来源，又挖掘了财务数据的深度。另外要将与企业进行交易的第三方纳入到会计流程，提供印证经济业务的信息，强化业务的真实性，丰富数据来源。通过财务上对供应链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管理，企业能够实现财务信息的集成和共享。在企业内部之间、企业与供应链企业、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壁垒被突破，会计人员利用与外部组织的信息便利，充分集成信息，收集能够反映经济业务全貌的信息，既能顺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又能对整个流程进行有效的控制，监督资源的配置。 3.3缩短会计核算周期，提高会计信息的时效性 在大数据时代，由于储存处理的数据特别多，所以为了能够缩短会计核算周期，一定要引入处理能力特别强的电子计算机。它不仅能够大量的存储我们所需的各种数据，而且及时、准确的对这些数据进行核算处理。将电子计算机运用到会计核算领域，实现会计电算化，打破了以往的人工核算操作的局限性，为经济管理工作提供了更具体、更准确的信息，提供了会计信息的时效性。而且，电脑代替人脑更有利于提高会计工作的效率，这不但节约了会计成本，而且使计算机中的数据实现共享，从而减少了核算中的错误，适应了大数据时代的要求。此3.4提高会计云计算应用，提高会计信息化水平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云计算在近几年兴起并应用于会计信息系统上，在云计算模式下，企业可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普及会计信息化，但云计算的应用要保证其安全性和高效性，对此，企业在选择服务商时必须根据自己的业务情况慎重选择云会计服务商，同时还要对服务提供商进行评估从而在源头上保证会计信息的安全。另外企业还应加大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因为当企业实施云会计之后业务流程、机构设置都将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若不能提前做好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仍然不能快速有效的提高会计信息化。 4结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是科技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数据时代不仅给人们获取信息带来了多元化的有效渠道，而且使得很多社会信息变得更为公开和透明，在大数据时代下，对于企业而言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机遇在于如果企业能够及时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要，调整原有的会计信息核算模式、提高会计信息化水平，提高员工素质、多渠道的收集会计信息并做好反馈评价工作，那么企业必定会做出更为明智的未来发展策略、获得更多的客户支持和利润回报，反之，如果企业仍固步自封，满足于过去单纯的会计系统统计会计信息模式不仅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潮流，更会使企业陷于危险的境地，总之，大数据时代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数据的数量、来源、核算周期以及会计信息化水平等诸多方面，企业要想在发展的浪潮中立于不地就必须要适应这几个方面的改变，适时调整会计流程重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作者：温航 沈英 单位：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大数据方面论文:大数据时代下新闻传播研究 一、大数据中的新闻传播理念 大数据改变了我们的新闻呈现形态、原有的新闻生产方式以及对新闻的态度，这将直接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念，久而久之意识形态自然就会变化。于是，新闻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必须具有某种特定思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尹明华提出“新媒体的本质就是数据分析。我们已经从信息时代走到了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如果数据被赋予背景，它就成了信息；如果数据能够提炼出规律，它就是知识；如果数据能够借助于各种各样的工具在分析的基础之上为我们提供正确的决策，它就是资源。”获得的数据量越大，挖掘到的价值就越多。大数据本身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它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本身。大数据思维概括大致有三个纬度：定量思维、相关思维和实验思维。其一是定量思维，大数据的原则是一切数据都可以被采集，一切数据都可以被监测，尽量贴近大众的生活体验，用精确的具体数据来分析时下的新闻事件，赋予其背景就可以提供更多描述性的信息。其二是相关思维，一切数据都存在无限的联系之中。当代社会，新闻传播作为社会群体性沟通的一座桥梁，着眼于微观的数据收集和内容分析，提炼出其中隐含着的规律，就可以通过相对复杂的交互式、动态化的图片和视频等形式来呈现这类新闻，使新闻传播研究主题更丰富且视角更多样化。第三是实验思维，一切数据可以被测试，并且联系消费社会，大数据所带来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制定决策，形成不可预估的资源。那么新闻传播理念随之变成首先是描述，然后是预测，最后产生定制，以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快乐原则”为宗旨，适应并满足受众的需要，并根据其需要的变化来加以创作，一方面是出自新闻传播自身展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不断创新消费需求的结果。 二、大数据中的新闻传播方法 大数据是大势所趋，它开启了时代转型之门，我们要审时度势，积极主动学习、利用大数据。数据并不完全是客观的，在大数据的大背景下，沿用传统研究方法显然不能解决问题，新闻工作者需要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处理以及数据分析，寻找出有价值的信息，继而参与对相关事件发展趋势的预测，让新闻和数据相结合，从内容到形式都指向精确和深度报道的要求。大数据是因为对它的分析使用，才产生和体现它的价值，由于数据的嘈杂，如何分离信息与噪声就显得至关重要，这种方法显然代表一种新的趋势和全新的视野，即基于受众使用和满足的考察中，加强对新闻传播效果的关注，与先进制作技术接轨，告别静态图表，生动展现新闻事件全貌，这就需要专门的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和专业传媒技术人才，拥有与之相符合的职业素养，数据并不代表真相，只有有用的信息才是决策的关键所在。所以，大数据时代的新闻生产模式和呈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创新的，新闻传播研究也应顺应时代潮流，做出相应变革，拓宽视野，与大数据的大背景结合起来。 三、结语 大数据的潜力十分巨大，对于新闻传播研究来说，面临时代变化做出积极应对是必不可少的。大数据现在并没有定型，但是从大数据视野下看新闻传播研究，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映，新闻传播是动态的，其发生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等尽管难以预测，但大数据也是动态的，其背后存在的逻辑与规律，数据分析可以提供有效的帮助。大数据改变了传统观念的新闻生产方式，在数据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无法摆脱数据对于新闻传播的影响，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打破传统思维，重新来审视当下的新闻传播研究。从根本上说，其内涵侧重于在当今社会所引发的信息方式的变革，数据统计、信息生产和目标精确性已然造成新闻传播理念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但海量的数据信息以及数据之间互相关系如何分析处理，同时也给新闻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当然，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也是对新闻工作者专业敏感以及数据加工和处理能力的考验。 作者：邱小璐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现代化论文:现代化文明监狱狱政管理标准论文 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现代化的监管改造设施和健全的狱政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改造的社会主义监狱。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必须以良好的狱内监管秩序和改造环境及有效的狱政管理活动来保障。 一、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具体内涵 标准化是近代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和现代化生产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并且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美国人泰勒在1911 年提出了以标准化为基础的科学管理方法（亦称“泰勒制”），其主要内容是：工人利用标准条件，根据操作标准进行标准作业，完成按标准时间计算出来的生产定额，超额者奖励，完不成定额者受罚。“泰勒制”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效率和企业管理水平。当前国际经济领域流行一种说法：“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当前，标准化建设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标准化建设从工业领域向农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行政管理系统等领域拓展。 把标准化管理理念引入到监狱管理领域是一次重大尝试。推行监狱管理标准化，就是要依据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将监狱各项管理工作制订量化考核标准，建立和完善监狱管理工作的指标体系和标准化体系，把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融于实际工作流程中，避免执法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从而实现监狱管理的转型升级。监狱管理标准化必须体现以下特征： 1、科学性。实现监狱管理标准化，既是监狱法治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又是衡量监狱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参数。因此，在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中的各项标准，要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把能促进监狱管理、提高改造质量和强化监狱职能的最佳方案纳入标准中去，并随着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提高，使监狱管理标准化活动始终保持科学性和先进性。 2、导向性。确立标准是监狱管理标准化的起点。标准一旦确立，就对监狱管理活动所指向的预期效果具有导向、激励和评价作用。监狱管理标准化活动，既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完善，又是今后一个时期新的目标和要求，它通过总结过去的实践，设计未来的目标，科学地确定总体标准，分层次、分等级地确定各科室、各专业、各职位的分项标准，并以纵横交错的网络方式连结和协调总标准与分标准之间的功能，构成一个彼此协调、相互支持的标准系统和标准网络矩阵，引导监狱每个职位角色将注意力集中于实现标准上，使监狱的工作秩序、改造质量、管理效能和社会效益始于标准、终于标准。 3、实践性。在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全过程中，贯彻标准、实践标准是关键。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实践性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制定、颁布的标准必须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二是标准化的效果只有标准实施以后才能获得，没有付诸实践的标准只能是一纸空文。三是标准的准确性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才能不断完善标准和迅速建构标准化体系。如果实践标准的环节中断了，标准的循环发展过程也就中止了。 4、协同性。监狱各执法岗位彼此间纵横交错，构成监狱的动态工作系统。其协同性主要体现为: 一是制定和实施标准既要考虑和兼顾到各部门、各岗位的特点，又要从整体出发，建立起相互依赖和支持、整体联动和制约的群体标准化体系；二是监狱各部门和岗位的分项标准，都是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的组织部分，必须服务于总标准；三是要做好监狱各部门和职业角色之间的协调工作，合理地分解和量化分项标准，使所有人的活动都在期望的规范之中，实现管理标准化活动的同步化、和谐化与整体化。 5、权变性。在实施标准的过程中，随着主客观环境条件的变化，监狱工作者要不断追踪标准，及时修正标准，使标准在反馈调控中日渐规范和科学。监狱各项标准只有通过不断的制定、颁布、实施、反复修订、再实施的循环往复过程，才能最终形成真正科学严谨的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 二、 监狱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的关系 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就是要通过强化监狱一切工作的法律、法规、工作制度或公认标准管理，在管理效果上实现监狱设施完善、装备先进、法制健全、执法公正、管理文明、改造手段科学、队伍素质过硬、物质保障有力。其基本要求是：监狱的各项工作依法依规制定建立相应的标准，严格按照标准管理。从哲学层面分析和考量监狱管理标准化与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二者主要有以下几种关系； 1、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管理正规化是通过监狱各项工作的标准化运作体现和反映出来。离开了管理标准化建设，监狱管理正规化将成为空中楼阁；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的显现，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的。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升级在每个具体执法环节和执法管理流程的具体显现。 2、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一切事物都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管理标准化是从微观的角度，以监狱管理各个环节为着眼点，以推进监狱狱政管理、生产劳动、教育改造、生活卫生等各项工作标准化为着力点，通过制定岗位标准和工作标准，促进监狱各项具体管理环节的标准化进程。管理正规化从宏观的角度，着眼于监狱管理的整个领域，强调全盘考虑，从宏观的角度探索监狱管理的转型升级。 3、管理标准化 与管理正规化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基础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的量变，而管理正规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的质变。管理标准化是管理正规化的前提基础和必要准备，是实现监狱正规化的有效途径。监狱管理正规化是旗帜，是方向，是管理标准化的必然结果。管理标准化达到一定程度实现质的飞跃就是实现管理工作正规化。监狱管理正规化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通过管理标准化的量变过程来逐步实现。 三、推进管理标准化建设的具体途径 1、科学设置岗位是前提和基础。要实现监狱管理标准化，工作岗位设置标准化是前提和基础。换言之，要把警力资源配置从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人才资源开发管理转化，做到人尽其才。要对监狱内部人力资源的获取、整合、激励、使用与增减进行统一管理，从执法管理岗位设置、岗位人员资格、工作内容、职责与权限、检查与考核等方面制定严格标准，特别是要量化工作内容，明确岗位职责，强化考核和奖罚，以实现人力资源最大化。同时，要对专业技术岗位的层级、比例、结构、程序等问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科学设置，逐步建立与职务岗位相对应的岗位薪酬制度，完善警察津贴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警察的工作积极性。 2、加强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是关键。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是监狱管理标准建设的关键因素。加强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应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在监狱警察招录中，要结合警察队伍的现状，分析队伍结构的现实优势、潜在优势和存在不足，根据实际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需要，确定招录警察的学历、专业和技能。二是加大分类培训力度，完善专业技术人才管理模式。树立大教育、大培训的观念，结合岗位需要和警察个体状况，建立警察个别培训教育档案，建立一套系统性、针对性、吸引力和强制性兼容的知识更新和技能培训制度，将“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归口管理、分级实施”的培训工作体制贯彻到位；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广泛开展业务知识和实用技能培训，着重培养警察的履职能力，实现警察队伍整体专业素质的跨越。三是建立健全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成长机制。建立健全警察岗位考核制度，将岗位考核成绩与年度评优、津贴发放、职务晋升挂钩；建立专业技术人才的正常晋升机制，建立专业人才库，逐步形成鼓励成才、促进成才的长效工作机制。 3、建立健全监狱制度体系是重点。所谓现代监狱制度，是指具有中国特色，以现代科学理论为指导，与中国现代社会建设相适应、相协调、相一致的科学文明公正法治的制度体系。监狱制度是一项政治制度，但同时它又是一项技术制度，体现的是矫正技术。健全完善监狱制度体系，能规范监狱日常执法行为，提供业务指引，使监狱警察日常执法行为在制度的允许框架内进行，树立法律的权威。一是建立监狱各执法环节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明确监狱每个执法岗位的工作标准，岗位职责、责任划分，使警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二是加强执法流程衔接制度建设。建立部门间和部门内部工作流程对接制度，建立单个执法环节的标准化结算制度和零违规操作目标责任制，确保执法链条的每一环都不存在违规操作、随意变更和变通的问题。三是加强执法流程监督制度建设。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保障机制，监狱执法管理流程标准化将会是一纸空文。因此，加强业务监督、层级监督、纪律监督和警务监督等各种形式监督的制度建设，建立全方位、动态的监督体系，增强执法工作的透明度，确保执法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从而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4、监狱工作流程标准化是手段。监狱每个执法环节标准化是整个执法管理流程标准化的组成元素。要实现监狱工作流程标准化，就是要通过对现有工作流程的梳理和工作流程网络信息化，实现工作条理的规范性及增加现有相关工作流程的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完善管理体制。一是流程的汇总与补遗。采用较适合宏观层面的完备性检查法和较适合微观细节层面的逻辑性分析法，对每个流程进行检查、分析，发现流程不全、尚需要补充细化的，要及时与业务部门联系，回溯补遗。二是流程的对接与整合。梳理工作应从内而外进行，先在每个部门内部进行流程的对接，之后再处理各部门间流程对接的相关工作。从业务流程间的关系来看，可以分为串行流程和并行流程两类。串行流程的特点是一个工作节点连接的对象是唯一的。以减刑假释程序为例，从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监狱长办公会决定、人民法院裁定的过程，就是一个串行流程。而并行流程的特点是所面对的节点对象是多个，例如，生产现场执法管理环节的参与人员不是一个人，任务分配面向的流程就是一个并行流程。当然，执法管理工作流程可能不是完全串行或完全并行，有时会产生某个阶段是串行而另一个阶段是并行的混合情况。因此，在流程对接工作中，较多地会涉及两类流程节点间的处理，即串行节点的对接整合和并行节点的对接整合，实现执法管理环节与另一执法管理环节“无缝对接”。三是流程的监控和查询。每个工作流程结束后将自动归档，经过授权的相关人员及操作人员可以检索和察看已经发生的工作流程。所有工作流程的发起者将在整个流程的流转过程中随时看到流程进程的位置，并且还可以看到所有已经完成操作的角色和他们的动作，也就是说流程发起者可以对整个流程的处理过程作以监控，实现工作流程的透明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现代化论文:民初法学教育和法制现代化 近代新式法学教育自清末兴盛后,到民初仍沿着强大的惯性在运行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所不同的则是将法政学堂改称为法政专门学校。这一时期新式法学教育潮流的激荡起伏、奔腾分衍,不仅表现了民初社会政治法律发展对教育变革的急切呼唤,而且也折射出志士仁人对法制现代化的执着追求,是近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下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果,对我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民初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民初,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历史转变。在辛亥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既继承和发展了清末学制的合理部分,又批判和改进了它的不合理部分。经过此后逐步深化的教育改革,1922 年诞生的新学制———壬戌学制, “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1]由于民初学制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先天不足导致理工类生源奇缺,文科类却因政体变革的特殊需要形成法政专业的一枝独秀。其发展之迅猛,与清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唯法政专门教育。尝静验之,戚邻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2]黄炎培的这番话生动地描绘了民初法学教育遍地开花、盛况空前的局面。据统计,1916 年8 月至1917 年7 月,全国共有专门学校65 所,其中法政科就高达32 所,占49. 2 %.[3]与此同时,为适应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法学高等教育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 在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的《专门学校令》中,高等学堂被改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4]为宗旨。其中,法政专门学校得到了充实,分为法律、政治、经济3 科。但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初法学教育的兴旺仅仅表现在量的增长上,其教学质量却相当糟糕。当时各地法政专门学校承清末旧制,多于本科、预科之外办有别科,还有不设本科而专设别科者。从民初教育部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法政学校泛滥的程度相当严重。例如广东省的法政专门学校“多办别科,有本科者殊少;且学生程度亦参差不齐,非严加甄别,恐不免冒滥之弊。”[5]民初法学教育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与其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定相违背,严重制约了法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针对民初法学教育貌似繁荣实则混乱的办学局面,1913 年10 月,教育部下令法政专门学校应注重本科及预科,不得再招别科新生,该年11 月,又通知各省请各省长官将办理不良的私立法校裁汰。1914 年9 月,教育部又责令各省将严格考核公立、私立法政学校。在政府的严令限制下,民初法政教育“遂若怒潮之骤落。其他专门教育机关,亦多由凌杂而纳于正规。”[6]1916 年,法科专校已降至学校总数的42. 1 % ,学生数降至55. 7 %.[7]尽管如此,法政学校的数量仍高居各种专门教育之首。 民初法学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一枝独秀不是偶然的,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原因: 1. 民初政治法律制度的革新迫切需要新型法律人才。民国肇建,百端更新。资产阶级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后,迫切需要对在职官员进行法律培训,使各级政府人员更新旧有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和文化素质,从而征集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新知识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在订定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法律的高潮中,更迫切需要从西方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理论依据,急需大量的法律专门人才。可以说,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是民初法学教育兴盛的根本原因。 2. 受到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推动。民初法政专门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之人才”, [8]但由于法政学子入仕做官具有相当的优势,众多学子受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淫浸,出于功利考虑,竞相投身其中。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学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9]民初北京政府鉴于“改革以来,举国法政学子,不务他业,仍趋重仕宦一途,至于自治事业,咸以为艰苦,不肯担任”的现状,提出“法政教育亟应偏重造就自治人才,而并严其入宦之途”的整顿方针。[10]显然,民初法学教育兴盛有其深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3. 法学的学科特点,为其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民国肇始,教育经费严重短缺,若兴办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类大学,现有师资、校舍和实验仪器设备根本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而开办法政专门学校则不然,所需经费较少,不需多少仪器设备,校舍可因陋就简。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法政学校与理工类学校不同,其主要靠 教师之口授和私室之研究,每班人数略多也无妨。 加之,在自清末兴起的留日热潮中,大部分留学生进入的是法政类学校,其中一部分已学成回国,此时比较容易凑齐办学所必需的师资队伍。这些都为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兴盛提供了客观条件。 综上所述,由传统律学教育向现代法学教育的转化,是民初社会转型的本质要求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潮流。同清末相比,虽然民国时期无论在法政专门学校的制度、教育规模、学科标准、教育质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进步,但法学教育仍过度膨胀,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此外,民初法学教育的大发展,虽与近代中国社会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总趋势相符,但也折射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不可能一下子失去作用。中国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必将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的转型过程,其对民初法制现代化的影响,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二、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推进 从总体考察,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是与社会变革、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对正在兴起中的法制现代化起着促进作用,这是它的积极方面,也是它的主流。这主要体现在: 1. 民初法学教育有助于普及法律知识,并培养了一大批新型法制人才。民国建立伊始,孙中山就明确指出:“现值政体改更,过渡时代,须国民群策群力,以图振兴。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11]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和量多质不高的问题,但也有部分法校办得卓有成效,造就了一大批懂得近代法律知识的人才。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骤然勃兴,对普及法律知识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旧教育的崩溃和新教育的生长,促进了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清末新式“学校的种种办法与其课程,自然是移植的而不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西方文化的逐渐认识,社会组织的逐渐变更却都植基于那时;又因为西政的公共特点为民权之伸张,当时倡议者为现行政制的限制而不能明白提倡民权,但民权的知识,却由政法讲义与新闻事实中传入中国,革命之宣传亦因而易为民众承受,革命进行亦无形受其助长。所以西政教育积极方面最大的影响,第一是西洋文化之吸收,第二是中华民国之建立。”[12]而民初壬子—癸丑学制,原以癸卯学制为蓝本,自然民初新式法学教育也继承和发展了对西方法文化传播的传统。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对中国社会法律知识的普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 民初法学教育促进了法制建设,推动了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清末,以日本学制为楷模而订立的癸卯学制,已在法律形式上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民初法学教育则进一步深化了从清末开始的法学教育改革,批判和改造了它的不合理性,继承和发展了它的合理性,充实和发展了清末法学教育的内容和体系。在西法东渐的大背景下,西洋法学对民初法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民国仅仅继承了大清帝国为数有限的法律文献,而又无法读懂西洋法律书籍,这便很自然地转而求诸日本人大多以汉字写的西洋法律着作??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为例??学校所用教材的70 %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13]由此,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加快了资产阶级民主法律制度的建设和西方法的移植。 3. 民初新式法学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立法,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现代化。民初政策的制定者和法学教育工作者继承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传统,大力引进西方法学教育制度,推动了教育立法。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14]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1913 年1 月,在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15]法科又细分为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三门,并详细拟定了各学科的学习科目。自此,大学学科门类有了比较完整明确的划分,课程设置的规定也大体适应甚至个别超前于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针对私立法校办学质量的低劣,1913 年11 月,教育部又为此专门颁发了《1913 年11 月22 日教育部通咨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酌量停办或改办讲习所》,[16]进一步调控法学教育的规模,整顿法学教育秩序,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 民初法学教育立法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适应了民初社会生活及其主体的利益需要。在新式法学教育立法的带动下,民初陆续制定并颁布了涉及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留学教育等方面的一批教育法规,从而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法律体系。其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毕竟对民初资本主义教育起到了确立、规范和积极推进的作用,为民国教育法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民初法学教育的勃兴及其立法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育转型的必然,是西方教育立法影响的结果,它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历史演进现代化。可以说,民初法学教育及其立法活动,总体上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基本精神,顺应了世界教育发展大趋势和教育法制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三、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无限生机。但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偏差,存在着种种弊端,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民初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造成教育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质量下降。民初法政专门学校数量居于专门学校首位,大约占专门学校的一半,其结果是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郭沫若回忆说,辛亥年间“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在成都一个省城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17] 据统计,1912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9 633人,而法政科学生为30 808人,占77. 7 %;1914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1 346人,法政科学生为23 007人,占73. 3 %;到1920 年,法政学校学生占全国专科学校学生之总比例,仍达62 %以上。[18]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使此时教育内部结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法政学生相对过剩而其他门类毕业生相对紧缺。 民初法学教育发展在规模失控的同时,其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民初不少法政专门学校,尤其是一些设在地方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并不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它们的创办多由利益驱动, “借学渔利者,方利用之以诈取人财。有名无实之法校,先后纷至。”[19]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泛滥的程度已相当严重,其教学质量自然毫无保证,结果使法政人才培养陷入到名不符实的尴尬境地,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 2. 民初法学教育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严重脱离中国国情,致使仕途拥滞,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的腐败。由于清末民初勃兴的新式法学教育的样板是西方法学教育,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因而在创办新式法学教育的过程中只好照搬照抄西方法学教育模式。以民初学制为例,壬子—癸卯学制效仿德国,壬戌学制则承袭美国。人们满以为新式法学教育制度引进后,就能造就满足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法制人才,但历史的发展却告诉人们,西洋教育不能整体照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民初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并建立新式教育后,其实际状况是:“凡所以除旧也,而旧之弊无一而不承受,而良者悉去矣;凡所以布新也 ,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至今日而图穷匕现。”[20] 民初刻意追求的新教育精神,受到了科举陋习的侵蚀。就民初新式法学教育而言,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人才”,但此时学生受“学而优则仕”的引导, “以政法为官之利器,法校为官所产生,腥膻趋附,熏莸并进”,亟亟乎力图“以一纸文凭,为升官发财”铺路。[21]因而民初“专门法政教育,纯一官吏之养成所也??萃而为官吏则见多,分而任地方自治之事则异常少见也”,[22]使得地方自治人才缺乏,地方自治事业难以推进。 为克服青年学生热衷仕途之弊端,民初规定对于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不得与以预高等文官考试及充当律师之资格”,[23]欲以此堵住法政学子进入仕途的通道,但收获甚微。据梁启超估计,民国初年全国“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24]其中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就是求官大军中的主力之一。 为求得一官半职以遂心愿,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四处奔走,钻营请托。1914 年,北京举办知事考试期间,学习“政治法律者流咸集于各馆,长班颇为利市,考员亦复打起精神到处探询何人可得试官。”[25]大批法政学生跻身仕途,腐蚀败坏了社会政治,“凡得官者,长官延揽百而一二,奔竞自荐计而八九,人怀侥幸,流品猥芜”。 综上可见,民初新式法学教育在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问题,拖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后腿。这充分表明,民初法学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曲折中前行的 现代化论文:医院培养技术带头人,促进现代化建设交流材料 加强技术带头人培养促进医院基本现代化 近几年来，我们结合创建基本现代化医院，认真对照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市新世纪科学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的意见，在县委人才工作领导组的指导下，我们切实抓好对培养对象的培养管理和考核，不断提高我院医疗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了医院基本现代化进程。具体做法如下： 一、健全规章制度，形成管理体系。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重视了规章制度的健全，着力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培养管理体系。我们坚持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每一批培养对象首先与他们签订三年目标责任书，切实增强这些高级人才的目标责任意识；坚持档案管理制度，经常与培养对象联系，全面掌握他们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及其取得的业务成果和考核、奖惩情况，并做到将他们的有关情况及时存入其个人档案；坚持定期报告制度和领导与专家联系点制度。院领导与4名“××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建立了联系，经常关心他们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科研经费、科研设施等各种困难，使他们能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充沛的精力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 二、重视宣传工作，营造双尊氛围。为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热情，我们着力加大优秀知识分子的宣传力度，认真组织实施了高级人才典型事迹宣传活动。全院高级人才，得到不同形式的宣传表彰，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都得到宣传报道，院部进一步加强与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单位的合作，明确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由他们派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同时利用《医苑之窗》特聘通讯员，组成宣传小组，配合做好宣传工作。通过这次活动，总结宣传了这些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的奋斗业绩，展示了他们在社会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投身于科研的工作热情。 三、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理论水平。我们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着力提高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为了切实提高学术、技术带头人的政治业务素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组织引导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组织各类拔尖人才，包括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学习政治理论，进行了知识经济、医院经营创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形势与发展前景、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知识讲座。通过培训，大家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促进找材料到文秘站网网上服务最好的文秘资料站点了观念转变。选送部分培养对象到外地参加业务进修、学习。与此同时，还组织培养对象报名参加与南大联合举办的研究生课程班，以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和业务水平。 四、落实上级政策，搞好优质服务。为加强对学科技术带头人的培养和管理，尽量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促使其尽快提高学术技术水平，根据市、县两级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培养管理办法规定，我们真心实意地为知识分子办实事、做好事，积极改善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财政确保津贴的发放，确保科技项目资助经费的到位。另一方面还坚持每年为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五、逐一对照标准，认真实施考核。自收到海委人才办20__5号组织“关于做好我县20__年以来确定的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管理期满考核工作的通知”后，召集院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以及相关培养对象，专门开了会议，并要求各考核期满的培养对象，围绕《××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工作双向目标责任书》履行情况，就政治思想表现、学术技术水平、主要工作成果实绩等方面进行总结。院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对培养对象的总结进行逐一对照评比，经过认真考核，4人在考核期内都能按照自己所定的目标，积极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现代化论文:加强军队人才素质教育走现代化之路学习心得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军队的人才建设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军队各级党委都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各类人才在军队建设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任何一级领导都懂得，事业的传承靠的是一批接着一批的人才群体。这些年来，我军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步伐，人才队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仍然存在令人担忧之处。如相当一部分的中高级干部的科技文化素质、战略素质与信息化战争形态不相适应，特别是一方面急需的人才十分缺乏、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人才不断流失的现象同时存在，说明了在人才管理机制上亟待调整改革。 一、用系统的军事教育培养人，在教育的竞争中发现人才 最近几年，随着社会事业的进步、征兵制度和军官来源的调整改革，初级军官的科学文化基础状况已得到很大改观。但是，军事教育的整体情况并不乐观，中级和高级军事教育存在着短期行为与互不关联的状况，应当进行必要调整，形成与社会教育相衔接、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军事教育体系，使不同层次的军官都具有坚实的军事基础素质。无论是指挥军官的三级培训，还是技术军官的两级培训，都应既与军队基本结构相符合，又与人才成长规律相适应。 在基础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商与刻苦精神，这是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在应用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将知识与实践结合的能力，也可以看做是接受社会知识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素质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在高层次教育（如战略）中的情况决定了人才发展的最大或最后空间，或者说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与军事舞台上所能表现的最活跃、最精彩的结果。所以，在各个层次的学习情况是衡量人才质量的第一个指标，学习成绩或学习能力不好的人，不能成为培养的重点。 在初级教育的改革中，重点是解决科学文化、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的扎实程度和系统性。在进入军官队伍的门槛后已经解决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军事教育主要应解决好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由于初级教育是打基础的阶段，所以在教育中的目标不宜定得过高，只有少量的淘汰或决定其仅能从事初级职务即可，给更多的人以平等发展的机会。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军事基础教育时间短，培训效果达不到部队官兵的期望值，形成了新任军官以自身的弱势状态起步，不仅使一些很有潜力的人从此丧失了进步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即使是以后发展成才的人，也始终存在基础知识薄弱和技能不扎实的问题。 因为能够进入中级教育的人已是经过逐级筛选的优秀的初级军官，培训的对象和目标一是担任师团级指挥员或中层管理人员，二是产生一批将来能够担当重任的精英，所以在中级教育中，重点是扩大学员的知识面，不仅要学习新的军事与科技知识，还要学习战略知识，提高思维层次，具备对各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和创新发展的能力。对这一层次的人在普遍解决军事硕士学位的基础上，鼓励其争取博士学位或社会学学位。在全方位的考察检验中，一批综合素质极佳的人才就会显现出来，这是军队建设的中坚骨干，也是可以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力量。对这一批人要冠以荣誉或称号，作为在今后的任职过程中始终予以重视并优先培养使用的依据之一，也是选拔担当重任者的必备条件。我们现在中级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培训的性质与种类不稳定，时间太短，所学的内容有限，学习和任职使用脱节，在一个军官成长进步的过程中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 高级教育是进入重要领导岗位的最后一道门槛，应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进行系统扎实的战略学习，时间不少于一年，学习成绩的优劣决定他们是否具备晋升的资格，这样就可以保证我军的高级军官都能够用本文//新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履行新的职务，在战略层次的工作得心应手。二是用多次短期轮训的方式集中研究重大的国际、国内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达到统一思想、集思广益、找出对策、减少失误的目的。 二、用丰富的工作经历锻炼人，在多种岗位的能力积累中选拔人才 最近几年，军委总部积极推行干部交流使用，这项措施在锻炼干部、提高军官素质以及加强风气建设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使干部交流能够更加完善、更加持久地坚持下去，主要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形成规范的干部交流制度，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干部交流实行了几年的时间，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完全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规范干部工作。这个制度要明确，交流的对象不仅是提升的人，也包括平职调整的人；交流的时机为任职二三年之间、并不得高于三年；交流的层次要降低，交流的范围要扩大，其中排职在团、连职在师、营职在军、团职在军区、师在全军交流。通过交流不仅开阔干部的眼界、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而且可以有效地消除经营小圈子的不正之风。二是建立单位人员结构标准。无论是机关还是部队，现在综合性、合成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对每一个单位的人员各种结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各个单位根据年龄、专业和来源等理想的结构标准决定人员的进与出，不仅能够保持良性循环，还与培养人的工作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三是将任职经历作为一个干部的可视化能力与晋升的资格。作为任何一级指挥员，都应该要求其具有下一级或下两级岗位和机关的任职经历，这样就提高了胜任的概率，也明确了干部成长进步的导向。一个单一经历的人难免存在能力的缺失，要胜任新的职务总需要一个补课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造成工作的损失，把人才的进步放在工作成本的增大或不必要的付出上是不明智的做法。为了保持工作（或战斗力）效益的稳定或将损失尽可能减到最低，其主要措施就是丰富军官的任职经历。我们现在应该努力的是使每一个主官都是多种任职经历，并且把任职经历作为晋升的重要条件。 三、用完善的考评机制检验人，优先提拔使用在各方面都得到优异结论的人才 现在有很多干部怕交流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权威的干部考核制度。一个人年度工作的状况、在一个岗位的业绩只是在小范围内知晓，而且与提拔使用、个人进步并无必然联系，如果换一个单位则可能荡然无存，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因此，干部制度完善的重点内容是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这个机制应能够对干部一年中各个方面的情况（其中主要是能力和业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评价的结论来自多种途径，其中上一级主官评价以及下一级的综合评价应占主要份额；要能够将几年的情况综合成岗位的任职结论，这个结论能够在同等级别、资历的群体中进行比较并产生优秀分子。这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对每一个人的评价结论都由众多人的意见集中后形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可以遏制将干部的命运过多地集于主官手中而滋生腐败的情况。每一个人都具有评价其他人 的权利，实现了优秀人才在群众的监督和培养中产生，实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实行计算机管理，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偏差，增加公信度。这是一个减少领导决策负担而又没有降低领导权威与责任的机制，能够让领导干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主要工作上，无需为用错人而担忧。 四、通过重要的事务看本质，确保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才让党和人民放心 在干部队伍中，爱学习、勤奋工作、待人诚恳、有熟练的专业技能的人很多，但是，如何在平凡的好人群中，选拔出真正的优秀者确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又是非常困难的事。我在工作实践中体会到，看似众多的人群，从本质上可以概括为事业型、职业型和利益型三种。其中事业型的人，其特征是具有远大的、明确的目标，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有在任何条件下坚韧不拔的刻苦精神，是我们选拔人才的主要对象。职业型的人，稳定和平常的心态为主要特征，是一个为数较多的群体，既可以通过教育把其中一部分人引导为事业型人才，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一些暂时的困难和不顺而走向滑坡甚至堕落，所以这些人应当是主要的教育对象，也是优秀人才的储备队伍。利益型的人，没有理想和志愿，明确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无论利益的大小都会不择手段地摄取，因此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对各种私利的贪婪性，以及手段的隐蔽性、多样性、欺骗性。对于这种人，各级领导和机关应予以注意，不能让其进入关键岗位，不能给其更多的权力。 区分这三种并不困难，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是两种。一是根据对工作、对事业的态度来判定，通过在作战、抢险救灾、职务变动、生活环境变化中的表现，是主动还是被动、是乐观还悲观、是有所作为还是仓促应付，基本上可以做到一目了然。二是看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中对待个人利益的态度、个人财富的占有程度与支配的方法途径。这些问题看似凡人小事或个人隐私，但却反映了一个人的本质，留心一下不难掌握，完全有可能列为评价干部的重要条件。 选拔优秀人才必须抓住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有求实的作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一定是经过多种环境选拔、锻炼和考验的干部，一定是让党和人民放心的、让广大官兵尊敬的精英分子。 五、建立让优秀的人才优先得到提拔任用的机制 为了让党和人民放心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必须采用把学历及成绩，经历及业绩（立功受奖）、年度综合考评的结果（历年累计）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基础条件，再与新的单位人员结构要求和岗位任职标准结合起来产生人选的方法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做到科学公正，降低用人失误，还可以对军官个人的成长进步起到明确的导向作用，对避免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和预防腐败也是治本的硬措施。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在干部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机制一经建立，不仅可以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推动军队建设的发展，而且对其他方面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干部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大大增加，是杜绝不正之风的利器；促进民主集中制的落实，提高党建工作的活力；把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多地用在作战能力的提高上；对军官成长进步的导向作用最为明显，每一个人进入军官队伍后既可依此为自己设计出一条明确而又理想的发展之路，同时又可预见到几种可能的人生结局，因此成为对官兵进行生动的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是军队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也是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论文:探析公司现代化经营体制的构建 证券公司是服务于证券交易活动双方的组织,当前我国已经建立的很多大型的证券公司、商务大楼,这些对于证券行业乃至金融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促进作用。在沿用早期经营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传统模式的不足之处。因而,构建“现代化”经营模式则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一、传统证券经营的成果 早期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社会经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而证券作为新兴金融行业的代表,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虽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也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价值。早期证券经营的成就包括: 1.效益增长。与银行相比,尽管证券公司出现较晚,且在社会群众的意识中较为陌生。但经过5-10年的经营改革,“证券”开始被人们所熟悉,大量的投资者开始加入到证券投资行业[1]。证券交易活动的广泛开展,为金融行业效益增收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2.持续经营。国家为了保证证券行业的长期经营,制定了许多有助于证券公司发展的法律,其中最为着名的则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证券法》,该法律的颁布为改革开发之后的证券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了证券公司经营至今的一个关键的法律保证。 3.扩大就业。在证券公司经营的同时,其必须要招纳相关的人才致力于公司内部建设。公司“人才引进”计划实施之后,相对增加了社会就业人数,为那些经济专业人员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从现在看来,公司在聘用人才之后给自身带来的利益是相当可观的。 4.跨国经营。这里提高的跨国经营实际上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想象,这主要还是由于早期我国的证券公司依旧持续着“封闭”状态。在为数不多的世界经济交流活动中,证券公司开始认识到走跨国道路的意义。虽然没有得到全面实施,但在理论上的构想为现代证券跨国打下了基础。 二、现念发现的问题 长时间的摸索、尝试之后,我国对于金融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而回顾早期的证券公司经营方法,笔者发现了传统证券模式中的诸多不足之处,这对于未来高层次的经营战略创建是很不利的。 1.混业经营。“混业经营”是现代金融行业提出的新概念,其旨在强调把“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产业联合起来经营,实现业务、交易、经营上的往来,让所有的金融机构实现一体化经营。很显然,这种混业模式在传统的证券公司经营中几乎没有实施。 2.市场范围。改革开放之前的证券公司只重视于本国内的证券经营,对于进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未能正式考虑。世界是一个相互融合的“大市场”,每个国家之间需要加强证券交易往来,彼此之间才能发现经营优势。从现代市场理念看,传统证券公司没有做到“世界市场共融”。 3.分配制度。对于分配工作主要是指证券投资者们的收益分配,早期证券存在两方面的分配问题。首先,分配方式混乱,这使得证券公司于投资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证券投资群体减少;其次,分配利益失衡,证券公司私自操作收益,收益分配达不到投资者预期。 4.资金收支。当筹集到一定的资金之后,证券公司不能对资金科学管理,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而所有的资金都集中于证券这一个行业后,对于其它行业的收支会带来影响。且证券公司管理意识上的疏忽,造成公司内部资金没有充分利用,影响到了正常的经营计划。 三、构建先进的证券模式 经济全球化必将带动世界金融的一体化经营,针对这一未来发展趋势,证券公司必须要顺应时展潮流。证券公司作为金融经济的机构之一,其应当从我国的金融行业为出发点,对当前的经营模式不断优化调整,创建出先进的证券模式来满足经济需要。 1.国际经营。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等诸多经济学理念的提出,足以证明世界各项经济都在走一体化模式,这也决定了我国证券公司必须要坚持“国际经营理念”。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跨国经营指日可待。 2.产业升级。证券虽是金融业的分支,但当期发展壮大到特定程度后则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因此,证券公司应该做好产业升级准备,对内部经营结构不断调整,在人员、体制、管理上改进变动。 3.遵守原则。“原则”是证券公司经营中必须压坚守的,没有了原则整个经济行为就缺少了稳定性。公司在参与证券交易活动时,应该把“公正、守法、规范”等当做重要宗旨,所有经营活动以此为准。 4.管理体制。对于证券公司日常经营涉及到的各项问题加以管理,不仅可以严格控制经营活动,还能保证经营效率的提高。如:财务管理可降低成本,业务管理可增大收益等,都是管理中需要注意的。 早期的证券经营模式已经适应不了当前需要,“现代化经营”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为了满足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适应全世界金融体系的变动,证券公司必须要从早期经营模式中吸取经营,创建符合现代化需要的新模式。 现代化论文: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对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梳理。文章论述了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仍在于提高效率。行政民主是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取向，不能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目标相混同；改革要兼顾机构改革与政治职能两个方面，使二者协同发展；目前改革的难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形成良性互动，行政体制本身的改革并不配套和适度，改革在操作层面上有很多阻力。对此，文章提出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对策，并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应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进行。 【关 键 词】政府/权力/行政体制/行政改革/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理论是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自本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也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当然，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应当说在政治学和行政学恢复重建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并不局限在政治学或行政学界，虽然那时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尚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关研究也不可能明确上升到“体制改革”的高度。改革开放以后，在广大政治学、行政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实践的呼唤下，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内容也相当丰富，为构建我国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底子薄，基础理论较为肤浅，有关研究又深受现实政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理论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系统观点，学术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比较多，富有理论创新的成果还不多见。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迫切要求学术界在体制改革理论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在此情况下，总结和分析建国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对于切实推进21世纪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繁荣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等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的地位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战略中的地位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两个结构。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于经济主导模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注：参见胡伟等：《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第329-3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矛盾日渐积累，引发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未能彻底解决。 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中国政府传统行政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影响，以及政府及其成员本身的权力利益关系，政府缺乏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三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即行政体制。（注：参见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94-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学术界予以相当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予以论证。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2月21日。）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行政体制改革先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取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 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注：参见汪玉凯：《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工人日报》，1998年10月14日。） 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剥离出来并取得重要地位，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看，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行政体制改革能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注：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产物，而是转型的特有问题，包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等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注：参见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这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基本达成了一致性认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完全认同这一定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企业改革时，必然要研究下放权力、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等问题，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时，也必然要研究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的原因”。（注：鲍静：《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顾家麟同志》，《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第4期。）在政府制定和贯彻的国家改革政策中，也基本体制了这种厘定行政体制改革自有范畴与三大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的关系，把行政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总之，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不过，学术界在基本肯定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结合部”地位的同时，对于上述“三大体制改革”的先后序列、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驱动与制约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式的基本序列，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再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6月23日。）于是，在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载体——行政机构提出了改革要求，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基本方向就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有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弊端。 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学理上对此进行了阐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政生态论，即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及其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注：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着不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交互作用，行政体制的发展始终处于与外部社会环境“适应——不适应——变革——又适应”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之中，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体制也因此显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关系格局。（注：池如龙：《改革：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行政主体自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行政系统必须周期性地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注：张安庆、：《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阶段性地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需求，以避免更大的社会不满和推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上述观点也是伴随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主流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理顺政企关系，调整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政府功能。 但也有学者比较偏重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内生变量。由于上述“适应论”主要把行政改革作为一种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看待，正像有学者评论说：“正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才把行政改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领域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改革，不是主动根据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行政管理的特点出发加以设计和推进的，而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注：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与误区》，《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虽然需要政府自身去完成，但不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体制改革并非由政府自身发动”（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3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政府缺乏自动力机制，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改革的模式必然是渐进主义。与此相应，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摆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刺激——回应”的逻辑局限性，推行行政体系的自我革新和主导型的行政体制改革。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系统一直在进行着适应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1982年、1988年和1992年三次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系统的角色无形中被定位为社会经济的“ 消防员”和“稳定器”，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亦步亦趋的应景式的调整，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注：汪永成：《新一轮行政改革应选择新的战略方向》，《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2期。）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注：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行政变革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政治行政上的显著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显著变化；二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落后于外部的发达国家，因此遵循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政府主导特点非常鲜明，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为中国“追赶型”现代化任务一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本质上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正像有的学者看到的，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王沪宁：《论九十年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文汇报》，1992年6月26日。）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有的学者以“发展行政”的概念定义这一取向，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从行政发展转变为发展行政。发展行政区别于行政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行政是以积极主动的行政行为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特点是政府保持有强大的权威和行政目标取向上的超前意识。（注：参书云等：《行政管理与改革》，第2-6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李泽中：《论发展行政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4期。）上述思路尚未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指导思想，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效率与民主之辨 确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以后，就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少学者认为，正确界定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行政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在回顾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时，认为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51-11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提出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不同阶段，改革已越来越触及到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日趋明确合理。与改革的实际进程相适应，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也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一个问题。但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及其相应的改革内容，在理论界至今尚无完全共通性的界说。其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和层次上谈论行政体制改革的话题和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为导向，包容着一个多元内涵的价值体系，它可以涵盖“精简”、“高效”、“统一”、“民主”、“廉洁”、“法治”等一系列目标单元。例如，有学者提出行政发展的目标是建立高效、公平、廉洁、开放的行政系统；另有学者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即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等等。（注：王沪宁：《论90年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动力与方向》，《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胡象明：《试论行政管理现代化及其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8期。）这些目标的提出，从不同角度设计了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但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 从近年来理论界诸家观点来看，可以说以效率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基本是一个共识，虽然一些学者在效率这个目标之外还会设定其他一些目标。对此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提高效率或实现政府高效化是行政体制普遍追求的目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政府及其行政活动能够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一般社会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正像“帕金森定律”所表明的，政府具有权力和规模上的自我扩张倾向，庞大的政府体系不仅会越出自身的行政职权边界，侵犯社会私人领域，而且会导致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等行政危害，这些都造成了行政低效。因此，如何克服上述不良现象，提高政府效率就成为行政改革的首要问题，效率导向也就必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此提供有力的支持，指出“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或梅奥的行为科学时代，还是当今系统理论时代，一切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模型设计、决策导向、公务员行为规范）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注：孙柏瑛：《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政府行政效率体现为行政体系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务或一定服务水平条件下能够减少更多的行政成本。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控制机构膨胀，紧缩过度职权，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是现代国家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正像西方学者库夫曼指出的，传统行政体制的目标价值可以概括为效率、代议制度、政治中立能力和（科层组织的）行政领导四个方面，其中效率是行政体制的核心目标或终极价值，其它目标只是维持和保证行政效率的充分实现。（注：Herbert Kaufman:"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29 January-February,1969.）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在管理职能、管理领域、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建设一个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从而有效地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节矛盾、整合利益差异，顺应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第二，有的学者也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出发，认为提高效率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优先目标。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的政府职能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较为次要的，仅仅扮演了“守夜人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角色，即仅仅局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付外敌侵犯的功能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变化与数量的增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强化，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因此，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为了有效解决现代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早发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府功能成长并主导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追赶型”现代化所需化解的各种矛盾，包括消除贫困、扩大参与、转换体制、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等问题，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性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正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地发挥主导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能的行政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 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其二在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优化”（注：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可见，从中国作为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言，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强化政府能力的首要选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目标。 虽然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效率目标一般比较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如何平衡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确立“效率优先、兼顾民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平衡模式。（注：参见王颖：《平衡模式的选择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学者提出民主（或公平）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主张行政民主。（注：参见张成福：《行政民主论》，《中国行政管理》，1993年第6期。）主张行政民主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本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官僚制行政管理危机引发了旨在重塑行政思维与运行模式的新公共行政学，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注：参见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新公共行政学突破了威尔逊、古德诺创立的传统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框架，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行政对决策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危机的积极治理以及社会最少受惠者对公平的切实需求，行政改革应建立起“民主行政”的目标范式（注：奥斯特罗姆：《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民主应成为行政改革的最核心价值追求。(2)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是行政体系事实上处于国家机关的中心，行政管理的对象广泛，管理内容丰富，即所谓“大行政”。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行政）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企业和公民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的理顺必须以民主化为根本目标。 实际上，上述对西方行政体制演变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它把“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探讨当作了西方行政改革的实际进程。从历史上看，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权力的集权化。（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03-1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一些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指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议会权威逐步衰微、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注：参见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第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上述现代化成果在当今并没有实质的改革，行政集权的状况仍在延续，在行政官僚系统内部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至少“民主”不是其行政官僚系统实际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汲取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的一些理念，譬如把“企业型政府”、“顾客导向型管理”等思想用于研究中国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但不能把即使在西方国家还只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当作中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况就中国而言，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建构起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现代行政体制或者说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只是初显雏形，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老化的危机。所以有的学者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应当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商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注：宁骚：《行政改革与行政范式》，《新视野》，1998年第3期。） 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也确实需要对政府的具体功能作出区分，从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更为准确的界说。（注：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行政的双轨制结构—功能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各级人民政府都具有行政功能（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2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从广义上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涉及到共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际针对的行政体制，一般只涉及人民政府自身。而涉及共产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面，通常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现代行政学把行政活动视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处理好系统内部的关系，又要涉及系统外部的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内和政府间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过程的关系，行政系统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几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中国行政改革已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机构改革只是结构层面上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改革越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把政府与外部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指行政体系内的改革，体系外的变动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注：参见左然：《精简、统一、效能——完成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到公共行政改革的转变》，《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 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和“体制外功能”的区分。而就政府体制内功能而论，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科层制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功能，这是政府履行体制外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政府履行体制内功能与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政府系统作为一个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管理必须是上下主从的行政命令式的，在这方面没有民主和平衡可言，也不需要讨价还价，权力必须是集中统一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体系，只要它是健全的，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就必然是如此。（注：胡伟；《政治功能的二元范畴：建构一种体制改革的规范》，《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6年第4期。） 但是，政府的“体制外功能”或“行政系统外部关系”所产生的“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恰恰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主和效率当然都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这两大目标必须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些学者主张把民主列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新的核心目标，把行政系统与外部社会、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本原内容，这主要是没有从理论上厘定行政体制改革的主体范畴。实际上，政治发展要兼顾民主和效率，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而不是把行政体制改革自身扩大化为政治体制改革。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民主化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保障，其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美国社会学家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和民主的统一。既然当前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按照“三大改革”的设计展开，就必须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加以区分，而不能让行政改革去承担它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任务。如果混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混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这不利于从总体上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因此，中国的改革在总体上应达成政治民主化、行政集权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的“三位一体”目标。（注：胡伟：《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应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核心目标，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在处理内部关系时，也要积极理顺外部关系，努力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结构——功能协同发展取向 行政效能 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不少学者进而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 “职能转变”进行了探讨，这构成了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具体方案进行理论设计的主题。同时，沿着这一主题，学术界也形成了关于行政体制内外部改革的深层思考。 由于行政体制说到底是政府系统内进行职能划分、机构设置的权力机制，行政权力机制的重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目标，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调整和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权力机制的理顺。而中国行政体制的创建，是适应产品经济和高度集权需要的产物，其结构、功能和运行关系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政府体制理论、苏联行政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对这样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单纯在机构规模和责权的大小上做文章，而不去改变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功能范围；或者反过来，只单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但不对政府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精简，都是不可能取得长期效果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问题和主要任务看，有效地改善行政权力机制的关键性工作在于行政体系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注：参见何颖、李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行政权力重构》，《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8期；沈荣华、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改革》，《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1期。） 上述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当中可略见一斑。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政体制改革一般以机构改革为外现形式展开，建国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改革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在政府规模上做文章，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及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这就是说以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围绕政府的权力结构展开的，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精简机构，都没有跳出这一范畴，因为精简机构明显是政府内部结构的一种规模变化；而下放权力意味着政府权力自上而下地流动，也只是政府内部上下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往历次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都没有取得持续性的理想效果，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变动，行政改革难以触及管理体制本身，外延式的机构改革跳不出“精简——膨胀”循环往复的“怪圈”。同样，对于下放权力，学术界的批评之声也未间断过，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就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争论。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积极发展。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中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倒挂”现象。 正是在经历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种种磨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以往单纯精简机构的改革方案进行了否定。与此相呼应，有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单纯的下放权力也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良方，甚至也非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种认识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形成。有经济学家曾总结了两种改革的基本思路，不仅涉及到经济改革，而且也关联到了行政改革。第一种思路认为：(1)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端是决策权力过分集中，抑制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改革的要旨，在于改变这种状况，充分调动地方和生产者的积极性；(3)调动积极性主要靠下放权力来实现。第二种思路则认为：(1)旧体制各种弊端的根源，是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2)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经济而言，唯一可能有效代替行政命配置资源方式的，是通过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制度来配置资源；(3)因此改革要以建立生产性市场制度为目标同步配套地进行。就政府功能而言，前一种思路即旨在调节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下放权力”，后一种则是旨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第二种思路显然优于第一种思路。 现代化论文:现代化进程中妇女发展展望与对策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主体，它包括价值观念现代化、思维方式现代化、心理结构现代化、行为方式现代化等。妇女发展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的现代化过程离不开妇女的发展。 妇女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妇女作为一个由性别分层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进行自我超越，追求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妇女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即妇女自我意识的高度觉醒，与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尊严、人格与价值，平等地参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务，发挥自己的潜力与才能，但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妇女发展却面临着诸多问题。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总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在现代化进程中相对于男性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困难，尤其是“男尊女卑”思想依然比较严重，阻碍着妇女自身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发展的追求，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在现实生活中还得不到真正实现。一些发达国家的妇女发展道路也警示我们，现代化并不一定带来妇女的发展与进步。如在美国，妇女追求自身的独立自主和人生价值，年轻时就离开父母独立学习、谋生，婚后许多人仍承担社会职务。但这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她们中许多人牺牲家庭与生育换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妇女中独身者迅速增加，即使结婚也不要孩子，结果导致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而在日本，女性从学校毕业后暂时就业工作，结婚后便退职回家，专事生儿育女和家务劳动，结果导致妇女自我价值被埋没，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这两种极端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也是不可取的。此外，目前有关衡量现代化的主要评价指标中，还没有一项能够准确地反映作为性别分层的妇女群体发展水平的。而一项未曾考虑性别因素的战略，往往会带来片面的发展和新的社会不公。 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妇女发展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以彻底解决。但是任何强调客观，甚至消极等待、观望、无所作为的思想也是万万不可取的，我们必须用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切实有效的行动扎实推进妇女的发展。 一、要真正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各级党和政府是现代化目标、任务、政策的决策者。决策者的认识、行为和认同度直接影响着性别意识在决策中的位置和作用。决策者在制定法律、公共政策、方案和项目时，只有把男女平等作为参照值，充分考虑发展过程中将会对男女两性特别是对仍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造成的影响，才能使妇女的发展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应抓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将妇女发展内容列入现代化目标和现代化衡量标准之中。一要将妇女发展规划与现代化总目标以及各级有关现代化发展的子规划、公共政策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之中，加强性别统计、性别分析，以及时采取有效的对策。二要将妇女工作真正纳入政府的职能之中，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实质性的妇女工作部门，更有效地承担起促进妇女发展的职责，改变目前各级政府虽然设有妇女工作机构（协调组织）而实际工作仍由不具备行政效力的群众团体——妇联来承担的状况。三要继续建立完善有关妇女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坚持打击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为妇女平等参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四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法律的、行政的、宣传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消除“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的影响，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五要关注和有效地解决妇女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如占妇女人口70的农村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权益保障问题，确保妇女参与国家和地方各级决策管理机构、平等地行使权力问题，妇女潜在的人才资源向显性的人才资源的转化问题，消除色情服务业滋长问题等等。 二、广大妇女要更自觉地参与现代化建设，以素质、作为求发展。妇女只有不断提高素质，积极参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实践，作出贡献，才能使自身发展获得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而未来的社会以知识为本，以能力为本，将为妇女创造更多更好的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机遇。广大妇女要树立起自我意识、成就意识、成才意识、竞争意识，不仅仅把参与社会作为解决自身生存的问题，而且要把参与社会作为人生不断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善于自我设计，在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的基础上，有志于向更高层次迈进，努力做到在思想观念上不断更新，在志向目标上不断追求，在知识能力上不断充实提高，使自身发展获得持续的内在动力。 三、各级妇联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承担起推进妇女发展的神圣使命。要紧紧围绕“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基本职能，在四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一要通过参政议政等渠道，更有效地推进男女平等国策和性别意识进入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各项决策之中，从根本上为妇女发展创造条件。二要进一步密切与各界妇女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情况和问题，加强对策研究，为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三要进一步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教育，唤起妇女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引导帮助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提高素质，实现自我超越，发挥“半边天”作用。四要适应现代化需求，加强妇联的自身建设。以改革、创新、务实的精神，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妇联干部队伍，努力探索和改进新时期妇联的思维模式、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断提高妇联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 现代化论文:我国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分析 [内容摘要] 我国宪法的现代化应当基于两个维度：一是针对原有宪法存在的问题，一是尊重宪法的普适性价值。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二是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关 键 词] 宪法 现代化 人权 民主 价值 形式主义 现代化是一项双向比较运动：一方面，现代化面对过去，过去构成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变革与创新，或者对传统的扬弃。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变革、创新或扬弃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指向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模式是以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为原型来描述的，其结果，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向发达国家靠近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是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或超越的过程。就“面向过去的运动”而言，由于各民族国家背负传统的差异，在变革与创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而对“指向未来的运动”而言，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内容与过程都必然带有某种普遍性。这些普遍性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因此，现代化必然既是一个转化传统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纳普遍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在结果形态上大体一致，但若将各自确立的现代化目标分解成若干细目，则可发现在这些细目的选项上存在着差异。 因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和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现代化。这是在现代化问题上传统因素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同国家宪法的现代化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定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考虑两个维度：一是要针对原有宪法及实施中存在的特有问题确定解决方向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从发达宪政国家的现代宪法中概括出基本的普遍性要素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确定为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一是推进宪法的形式主义。 一、厘清宪法的价值承载 （一）价值在宪法中的意义 1、价值判断与宪法学 根据哈耶克的研究，18世纪到19世纪初，科学尚未分化。像政治经济学这类现在看来非常明确归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在当时既可以称科学的一支，也可以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19世纪上半叶，科学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而科学的成功导致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 实证主义正是这种“专制”的哲学解读——它“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制于事实领域，因为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 韦伯也主张，“社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它不是应当价值中立，而它就是价值中立的”。 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侵入了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一切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为了追求客观性，它也运用所谓“物理的”科学的方法，试图消除科学家的任何主观因素，法律科学家必须审慎地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调查中。 “实证主义导致一切价值判断都是非理性的说教”。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个人的或者集体方式相同的基本评价，也就是说，人员对某一对象物的种种感觉状况转换解释为该对象物的一些特征，亦即被客观化。东西不是美或者丑，行为不是善或者恶，等等，而是一些人员或者人员圈子对它们的中意还是不中意，赞成它们还是不赞成它们。 价值判断被认为是主观的，而且仅仅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确认：如果多数人对某物持共同评价——他们赋予其相同的用途，或者期待它在相关的人看来具有相同的效用，那么，该事物就有价值。实证主义理论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无法真正做到所谓“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 与法律实证主义相反，一些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完全置于价值判断之上，如古斯塔夫·拉特布鲁赫。对他来说，整个法哲学是“法的价值的观察”，法哲学必须探索各种价值，在各种价值的基础上，某一种实在法的法制显示出是公正的或是不公正的，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法。 事实上，法学研究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边沁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是，“（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 宪法学的研究也应该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一是确定宪法是怎样的，二是确定宪法应当怎样。无论你如何小心，只要你冀望确定宪法应当是怎样的，则无法避开价值判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看到（Seeing），从任何重要的意义上来看，都依赖于我们的看（looking），看反映了关切、理论、目的和理念的整个系统，它们引导我们去追寻所考虑的事物中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本性。 马丁·洛克林反问道：我们真的能够在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辩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他说，在我看来，这一学科中的知识必定关系到人的目的以及我们赋予给周遭情境的意义。这标明：首先，知识必须到意义中去寻找；其次，知识是关系性的。知识的这些特性表明：我们不可能在人类目的的社会背景之外来确定真理或谬误。 可以得出结论，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任何一个从事宪法学研究的人，他必须先为自己预设必要的价值判断，至少他必须确认对宪法学的研究这一活动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判断构成了他研究的出发点，他在研究中可能改变其价值判断，而在改变之前，他一定又接受或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其次，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成果的性质与历史意义。再次，价值判断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宪法学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是宪法学学术进步的前提。黑格尔曾从哲学的角度强调了一个学科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对于该学科的重要性：“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 我国传统宪法学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而忽视了其他价值判断的存在。这导致宪法学研究的单调，缺乏创新，研究本身不过是对某种价值 判断的注释。 2、价值与宪法文本（或宪法规范）。 林来梵博士将宪法规范喻为“单纯的容器”，认为它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因此，事实与价值可以相对分离，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而注入宪法规范。 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事实上，并不存在价值中立或者不含任何价值观念的宪法规范。首先，事实上，宪法所特有的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之前而产生的。 制定宪法的动议及制定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宪法在制定时就已经被预设了价值理念。此时，价值是制宪者为宪法预设的道德目标。宪法规范只是作为这种价值理念的实现手段才被确定下来的。因此，宪法规范根本不可能与价值分开来，“单纯的容器”是不存在的。正如马丁·洛克林的断言：“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 其次，并不是宪法文本中每一个宪法规范或每一具体条文都能读出价值内涵。但这并不排除一些规范或条文，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直接表述宪法的价值，这类规范可以称为宪法的价值规范。其他不直接表达宪法价值的规范可称为非价值规范，它又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类。从形式上看，相同或类似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在任何一部宪法都可以找到，它似乎不含任何价值观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一部宪法中，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总是要与价值规范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宪法规范的整体，而且，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只有在促进价值规范的实现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此，即使内容完全一样的技术性、社会性宪法规范，在纳粹德国和其他真正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实践中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倾向。从根本上讲，宪法的价值是通过所有宪法规范组成的规范系统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来体现的。再次，宪法一旦颁布实施，其价值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隐藏在规范的背后。价值必须借助于概念和逻辑的形式，尽可能精确地转化为调整具体宪法行为、宪法关系的规则体系，才有可能在具体的行动领域得以彻底、全面的贯彻。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宪法规范获得了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为宪法规范及宪法规范的具体适用过程获提供了评价的标准。 我们以往的宪法并非没有确立价值，而是所确立的价值仅停留在纸上，换句话说，宪法文本叙述的价值与宪政实践中的实际价值诉求并不一致。 （二）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 1、对人权保障作为宪法价值的一般考察 （1）西方国家一开始就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其经典表述是：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自近代以来，宪法在西方世界一直是一个极具价值意义的概念。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为我们建立起一套关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学说。同时，为实现人权保障价值，他们还绞尽脑汁设计出以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制方案。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特别是1791年获得批准的“权利法案”，使这套价值体系及以此为基础的政制方案在北美洲率先实证化。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 1789年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人权价值成为宪法存在的前提，法国革命者们情绪化地高喊：“无宪法，毋宁死！” 法国1791年、1793年、1795年宪法都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作为宪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 1946年、1958年两部宪法序言虽未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但都确认了1789年《人权宣言》所载权利与自由。至此，“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 美、法两国宪法极具示范效应，以人权价值迅速获得了普遍认同。到上个世纪，亨金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 人权保障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几乎在当今170个国家的宪法中都被奉为神圣。 （2）近代以来中国接受宪法的直接动机是富国强兵，人权保障未成为宪法的核心诉求。 在中国，宪法是舶来品，对宪法的接受不是基于价值认同，而是别有原因。面对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先是在器物上感到不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举办洋务。及至中日甲午一战，洋务运动破产，人们才痛切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不止于器物，更在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 “日本有宪法而强，中国无宪法而弱”。 于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 立宪强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基本共识。1904年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念：“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他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 孙中山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 在谈到1954年宪法时也说：“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清末以来的各种政治力量之所以“接受”宪法，其实都是将宪法当作某种政治工具来看待的， 保障人权未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哈耶克曾追问：“难道宪法的作用仅仅在于使政府顺利且有效地运转，而不管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吗？”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难道宪法仅仅在于富国强兵或者国家稳定，而不问国家的目的？ 不过，1949年后的几部宪法在形式上似乎更关心人权，但其理论基础并不是前面提到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哲学。几部宪法在价值上都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始终没有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宪法的主要目标仍然不是保障人权，每一次修宪都发生在国家重大政策、方针发生变化之后，每一次对宪法的修正都不过是为新的政策、方针提供“合法性”。第二，即使宪法文本中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放在更为显著的位置，或者把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得特别完善、全面，但由于未规定违宪审查、宪法诉愿等制度，这些基本权利的规定常常停留在纸面上，难以落到实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全面规定并将这部分内容放在显著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第三，强调国家或民族的集体权利如发展 文秘站: 2、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彻底贯彻，仍然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这一目标意味着：（1）要确立人权保障价值相对于秩序、效率等其他价值的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人权保障价值具有一定程度的终极性，在人权价值与其他价值冲突时优先保障人权，不能在秩序、效率等的名义下损害乃至牺牲人权价值。（2）要将这一价值贯穿整个法律体系，保障人权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精神。这就是说，不仅是宪法，而且其他法律规范体系也都要以人权保障为其价值目标。（3）价值是制度和规范的灵魂，但价值不会自动实现，它必须化为具体的制度和规范（即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及其保障制度）并通过制度与规范的执行来实现。这要求人权保障制度如宪法诉愿、违宪审查等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完善。（4）为避免绝对化的理解，我们还必须明确：强调人权保障价值对于宪法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人权价值是绝对的。相反，“权利观念承认对权利的一定限制是允许的，但限制本身应受到严格限制。”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在以下两方面是可以被接受的：一是平等的要求。即人人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平等地受到保护。为保证每个人都平等拥有权利而产生的限制是可以容忍。二是紧急状态的要求。国家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瘟疫及严重的社会动乱如战争等紧急状态下，为防止因紧急状态的发生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可依法对公民合法权利进行一定范围、 一定限度的限制乃至剥夺。但这种限制或剥夺，其范围和程度必须事先严格限定，而且还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底线。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下公民权利是不得克减：人的生命权，不得施用酷刑，不得使用奴隶，不得仅仅因无力履行约定而被监禁，不得把追究溯及既往的行为定为犯罪，人格权受尊重，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不可侵犯，等。当然，还必须明确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受侵害时必要的救济手段和途径。 在这一底线之下，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其他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廓清宪法的民主价值，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与民主的法律化。 1、代议制成为实现民主的根本形式。 在十八世纪的英美世界，民主是“表示由人民治理的政府”，即“它不只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而且实际管理政府的权力也在人民手里。” 这种理解在当时被称为简单民主或纯粹民主制，也即后来所谓直接民主。美国制宪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看好甚至反对民主，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将民主理解为直接民主。 根据卢梭的教导，由于规模等难题，直接民主是不可行的。 同时，当时的思想家们还存在另外一个担忧：多数决定原则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 古希腊时期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民主”的名义对人权的践踏与忽视，都是“多数的暴政”的显例。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美国宪法中通篇找不到“民主”的字眼。但是，美国的宪法确实是对民主的确认！不过，这种民主即美国早期称为“共和”的代议制度，而非直接民主。代议制度被认为是“用少数来取代多数”，最早来源于英国。十八世纪的英国人相信，在下院他们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自由建立起制度的保障。他们将“民主制”（即代议制）一词与君主制和贵族制合在一起使用，都作为其混合政府或者平衡政体的一个核心部分。 2、宪法对民主的确认。 现代宪法理论认为，民主是宪法产生的前提，宪法是对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各国宪法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确认了民主： （1） 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确认。“人民主权”原则是民主的精髓， 它已经成为各国宪法的通则。美国宪法序言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1958年法国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的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第4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0条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合作的联邦国家”，“全部国家权力来自人民。” 我国1949年以后的几部宪法也都规定了这一原则。1982年宪法第2条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2）规定代议民主的制度构成和程序。民主在本质上是一套程序。程序对于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法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确保代表或议员不会偏离选举人的意志行使权力，使他们能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民主是一种多数决策的过程，在决策前并不存在预设的实体结果，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结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事先接受了形成这个决策的程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程序决定了实体。在这方面，我国的宪法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宪法规范的内容重实体而轻程序。宪法对民主的程序规定篇幅很少，残缺不全。 二、宪法中未确定正当程序原则。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是“正当过程”条款（the due process clause）。 （3）规定对代议民主的制约和补救。从各国宪法来看，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创制、复决权。这实际上是承认一定条件下公民享有直接立法权，以克服或纠正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不能有效地反映民意甚至违背民意的现象。二是规定全民公决。这是通过由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某一重大问题的制度，它通过公民以主权者的身份直接行使的决断权。三是规定对代表或议员的监督与罢免。我国宪法未规定公民享有创制、复决权，也未规定全民公决制度。对代表的监督与罢免的规定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3、民主应当成为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极为推崇。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因为，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于是“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 笔者对所谓“历史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但仍然非常赞同福山的初步断言：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 民主原本具有手段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但人们逐渐发现，民主早已超越了其手段或技术的意义，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对人权的程序保障在某种程度上比实体保障更为根本，人权的实体保障最终通过程序保障来实现。民主本身也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 从民主的价值出发，我国宪法现代化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民主化。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付诸实施的活动。 权力是政治的基本要素，政治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用。因此，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所有公共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所有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反映人民的意愿。 （2）民主政治法律化。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行都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或者都由宪法和法律进行规范。这要求宪法对公共权力的获得与运行要作出完备的规定。民主可分为人治民主即以人治方法实行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即以法治方法实行的民主。法治民主的基本特征包括，用法律来集中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并按照“服从法律的就应当是法律的创造者”的精神与要求来制定法律；法律至上；国家权力受宪法和法律限制；已制定的法律得到严格实施。 法治民主所蕴涵的正是民主政治的法律化。 （3）建立以权力制约机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就我国目前而言，最关键、最紧迫的是，尽快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二、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一）形式合理性优先：宪政的法律之维 理性在启蒙运动以来被用以为价值之源和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启蒙运动的开展及其对宗教的猛烈批判，整个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即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过程，这实质上就是一个世界走向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他对经济、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的分析工具。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则指由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来衡量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从根本上不具有可精确计算的属性，因为用以判断实质合理与否的价值是无限多的，不仅仅有来自于政治上、伦理上和习俗上的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理论、观念和原则，就是在那些信奉同一种政治和伦理学说的人们中间，也不大可能有两个人的价值标准在一切方面都完全一致。 可见，实质合理性意味存在着一套主观的、价值的标准。学界虽然承认存在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但终究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甚至探究这种确定标准的手段也难以获得。追求实质合理性的道路充满崎岖，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追求难有实质意义上的结果。从法律的方面看，强调“实质合理性优先”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的正义理想，但它在 司法领域的贯彻，将导致个案正义优先于普遍正义，法外的标准优先于法律的标准， “直接追求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实践也总是难以摆脱人治、专断、反复无常或神秘主义等非理性力量的控制。” 诉诸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导向一种人治的司法模式。 而“法治主义强调形式合理性优先”。 法律的形式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起码的要求。 韦伯在其关于法律的论述中，特别强调法律的形式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他赋予法律的形式理性以相对独立的地位。D·M.特鲁伯克将韦伯的法律形式理性解释为：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制度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其逻辑性也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具体体现和原则被有意识地建造在法学思维的特殊模式里，那种思维富于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因而只有从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或原则的特定逻辑程序里，才能得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 韦伯还进一步揭示了法律形式理性的意义：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它把法律过程看作是和平解决利益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让利益斗争受固定的、信守不渝的“游戏规则”的约束。 形式合理性是法律的生命所在。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指用理性化的法律来判定是非曲直”。 因此，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从根本上讲，它要求宪法必须成为法律，而不能是政治宣言、道德原则，这已经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这就要求，宪法的内容尽可能采取法律的外在形式，即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跟其他法律一样，能以特有的“法律”的方式或依实施一般法律的基本原则、基本手段予以实施。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实质就是宪法采行法律的形式，宪法的形式合理化即是宪法逐渐采行法律形式的过程。 那种认为宪法主要用以确认个人尊严、基本权利与自由等价值，其关键是合理确定权利与权力的界限并有效制约权力以实现权利的主张，体现的是一种对宪法的“实质合理性”理解，它将宪法所追求的目标确定为“实质合理性”。这意味着，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优先考虑实质合理性。我们承认，宪法的确对人权等最根本的、最重要价值目标给予了正式确认。但是，宪法也是法律，因此在制（修）宪的过程中，也同法律一样，“应当最大限度地将实质合理性转化为形式合理性”，“最大限度地把实质合理性由个别存在物转化为普遍存在物，由分散无序的状态转化为理性可以把握和预计的固定形式”；在宪法的实施中，也须“借助于而不是绕开形式合理性去实现实质合理性”。 因此，宪法也不例外，其生命也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 强调宪法的形式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对宪法实质合理性的否定或排斥，它仅仅表明：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相对于实质合理性而言，具有优先性。即：（1）宪法的实质合理性通过形式合理性予以实现。（2）在宪法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以形式合理性所确立的标准来最终判定实质合理性。（3）宪法的所有内容尽量实现形式的合理化。“在所有理性化的法律制度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 因此，宪法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必然意味着宪法形式主义的兴起。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都以追求实质合理性为目标。这体现在：（1）宪法详细而全面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却没有规定保障的具体制度和途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受到侵害，却无法有效的救济。（2）宪法规定了国家机关权力的范围、种类，甚至也规定了行使的程序，但却未规定违宪审查制度，面对大量存在的违宪行为，宪法却无能为力。（3）宪法中过多地规定政策、方针及其他非规范性内容，一些本来是规范性的内容却又未具体规定如何处理，等等。这些都表明，我国的宪法至今仍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其价值诉求的。因此，我国宪法的发展必然有一个形式合理化的过程。宪法的形式合理化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二）程序正义优先：宪法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指人的从事和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具有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其次，存在一个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的实践理性即意在探寻法律的正义在实践中确定的判定标准。那么，在宪政实践或宪法实施过程中，我们将根据什么方式来确定“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行为的结果，一是根据行为的过程。如果借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正义概念，那么，就前者而言，可以理解为实体的正义，它“意味着只要结果正确，无论过程、方法或程序怎样都无所谓”； 后者可理解为程序的正义，它意味着“无论处理个案的过程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这一过程都应当受到某些实体正义之外的其他正义原则的指引和限制”, 也即是说，要考虑程序自身的存在理由，或者说是要确立程序的独立价值。 问题是，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这才是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关键。宪法的实践理性要求在宪政实践或宪法实施中获得一套客观的、确定的标准，是依实体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抑或依程序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取实体正义优先还是程序正义优先？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 罗尔斯以分蛋糕的比喻为例将程序的正义分为三种：一是完善的程序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对什么是公平的分配有一个独立的标准，一个脱离随后要进行的程序来确定并先于它的标准。”而且，“设计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结果的程序是可能的。” 由于标准不在程序之中，要探究这一标准是困难的，因此，罗尔斯警告说，“完善的程序正义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罕见的。” 实践中，我们并非要真正的、绝对的达到平均分配蛋糕，而只需确定由动手切蛋糕的人最后领取自己的一份，即可认为它符合正义。可以认为，只要设计的程序被认为是正义的，其结果也被认为是正义的（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并非这个结果就真的是正义的）。二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其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时，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 刑事审判被罗尔斯分类为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某被告是否真正犯罪存在着绝对的标准，但除了万能的上帝，人类并不掌握任何时候都能满足绝对标准的认识手段，实际中采取的方法在实质上就与分蛋糕并无多少区别。 也就是说，在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情况下，仍然是以程序是否正义来判定结果是否正义的。三是纯粹的程序正义。它“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只要程序正义，其结果就一定正义。 从理论上讲，在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三种分类中，程序的地位是略有差异的。但在实践中，结局都是一样的：实体的正义最终都由程序来保证，即程序正义决定实体正义；或者，在二者冲突时，程序正义应当优先于实体正义。 关于正义的理论适用于法律的领域，产生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及其关系的问题，在确定以什么标准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时，出现了实体法中心观和程序法中心观两种对立的主张。前者认为，完美无缺的实体法是前提，程序法仅仅是“助法”或“附带性规范”，即“程序仅仅是以判决的方式产生出其结果的机械性过程或就是这个机械本身。” 程序法中心观则认为，程序法并不是助法，而是实体内容形成作用的法的重要领域。实体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主张或“权利义务现象”，只是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或实定化。 程序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实体法是通过程序法来确定的，即所谓“程序是实体之母，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针对我国目前在宪法实体规定方面已趋完善，程序的阙如使实体规范不能有效实现而成具文的现状，笔者曾撰文指出，“与其让完备先进的实体规定留在纸上，还不如先完善程序，使实体规范完全得到实现。同时，优先发展程序，并不否定实体规范的适时发展，只是强调在现阶段宪政建设的侧重点是发展程序。” 在该文中，笔者讲的是一个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即宪政建设的先后次序、以何者为重点的问题。这与本章中笔者提出的宪法程序正义优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已了然于胸。 宪法程序正义优先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的意蕴。其基本含义是：第一，宪 法内容的程序化。它要求，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化为一种程序性规范，或者说，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通过程序规范体现出来。宪法的实体价值隐藏于程序之中。这意味着从立宪、修宪到宪法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循法定程序，意味着国家权力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不同机关的权力均由法律加以明文规定并严格按照预设程序运转，意味着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第二，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一方面使宪法程序尽可能合理、科学、完善；另一方面，赋予宪法程序以独立的地位，以及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冲突时优先考虑程序正义的合法性。 （三）当前我国宪法形式化的主要内容 本章所讲宪法形式化，既包括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也包括宪法的程序正义优先所导向的程序化倾向。实现宪法形式化的一个前提，是存在一套以宪法形式主义为目标的、完整的、内部协调的概念、范畴体系，一套能对当前绝大多数宪法现象做出自洽性解释的、完备的宪法理论。针对我国宪法的实际，当前关键是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宪法文本的形式合理化。（1）制定一部可包容香港、澳门及未来台湾等与大陆实行不同制度的统一的宪法典。（2）重订宪法序言。应减少序言中对历史、政策等的叙述性说明。（3）宪法内容的规范化。最大限度地使宪法中的内容都成为宪法规范，尽可能使宪法条文中规范结构完整。（4）减少宪法中的政策性、道德性等非规范性规定。 2、建立、健全四大宪法制度。（1）健全宪法解释制度。（2）建立违宪审查制度。（3）建立宪法诉讼制度。（4）健全宪法效力保障制度。 现代化论文: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治理腐败能力现代化 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灵魂和主线。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提出明确要求，在理论上有一系列重大创新，在政策上有一系列重大突破，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高度自觉和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坚定决心。当前，我们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以改革精神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逐步实现治理腐败能力现代化，坚决遏制腐败蔓延。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 方向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政治性、政策性都非常强。只有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有针对性地设计时间表、路线图，才能实现改革成本最小化、成果最大化。 紧扣“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突破，就是第一次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统筹考虑、系统谋划，体现了当前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既是“五位一体”改革的重要组成，也是重要保障。各项改革要顺利推进，都离不开风清气正的改革环境，都需要全程加强反腐败工作。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等改革措施，本身就是源头治腐的重要举措。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不能单兵突进，必须与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同步谋划、同频推进，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紧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主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中央纪委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定位作了进一步明确，就是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任务，全面履行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从浙江的实践看，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通过调整机关内设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等举措，收紧了拳头，突出了主业。当前，要把这一要求贯穿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始终，通过改革推动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进一步强化执纪监督职责，集中精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紧扣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目标。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效果如何，干部群众能否满意，关键是要看腐败蔓延势头有没有得到遏制。当前，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必须着眼于这一形势，全面破除不利于坚决查办案件的体制弊端，弥补权力监督制约不力的制度缺陷，使惩治更加有力、预防更加有效，以腐败遏制度、群众认可度、社会信心度等实际成效检验改革成果、取信广大群众。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 总书记在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目前反腐败体制机制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就要在这些紧要处发力，通过“小切口”解决“大问题”。 强化党委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这些新要求针对性强，关键是抓好落实。建立党委领导班子定期研究、带头检查责任制落实情况，以及党委每年向上级纪委报告责任制落实情况等制度，以加强对党委主体责任的动态考评。近年来，浙江省坚持推行“三书两报告”制度，通过给党委、政府领导发送责任分工报告书、落实任务建议书，给牵头部门发送责任分工函告书，党委常委会听取党政领导专题报告，纪委听取牵头部门情况汇报等，强化了党委的主体责任和主体意识。同时，要制定责任追究办法，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重大违纪违法行为，既要追究直接责任，也要追究领导责任，增强责任制的刚性约束。建立健全启动程序，注重从信访举报、案件检查、执法监察、巡视等工作中发现问题，确保责任追究及时、准确。 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这项决策符合党章精神，切合实践需要。当前，关键是要研究制定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指导性意见，进一步明确双重领导的具体内容和方式。特别是在查办腐败案件和下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等方面，亟须出台更加细化、明确的操作办法，使上级纪委加强领导有章可循、下级纪委接受领导有据可依。 强化派驻机构的监督职能。派驻机构是各级纪委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好这支队伍作用，等于增加了一个纪委的力量。党和国家机关领域广、部门多，全面派驻很难一步到位。要从实际出发，条件成熟一个派驻一个，逐步实现“全覆盖”。此外，要在纪检监察机关设立专门机构，强化统一指导和协调，防止派出机关内设部门多头下达任务，解决派驻机构疲于应付、工作难以深入的问题。 强化巡视制度的监督作用。当前，巡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坚决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新要求，全面推进巡视工作制度创新。从近几年浙江省巡视实践看，注重拓面延伸、加快节奏、发现问题，巡视监督作用不断彰显，实现了机关、地方和企业的“全覆盖”。在巡视重点上，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放松，适时开展专项巡视和重点巡视，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在结果运用上，要加强问题分类处置，建立快查快办机制，对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时移交、快速启动、立巡立查。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路径 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有先例可循。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规律，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使各项改革措施逐步落实、逐见成效。 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到2020年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从现在算起，只有短短7年，时间紧、任务重。要统筹谋划、倒排时间，尽快出台更加细化、量化的“一揽子”改革进度表，抓好责任分解和任务分工。要结合实际，在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研究制定一系列能落地、能管用的举措，注重制度设计的细节。要把监督检查贯穿始终，充分运用专项督查、重点抽查等多种形式，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对不及时推进、不按规定改革的，要限期整改、倒查责任、传导压力。 坚持试点先行、循序渐进。改革既要谋变，也要求稳。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涉及权力、利益再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要从外围到核心、从增量到存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做到“小步走、快步走、不停步”。对于推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等新部署的任务，以及推进新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等工作，可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推开；对于完善派驻工作机制、改进巡视监督制度等已有实践基础的改革措施，要抓好经验总结和顶层设计，迅速启动、加快推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坚持群众路线、鼓励创新。改革是开创性事业，力量在于群众，办法来自基层。从浙江省反腐倡廉实践看，正是基层和群众在建设村务监督委员会、防止利益冲突、防控廉政风险等方面的创新创造，提升了治理腐败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必须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对于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探索中的新招、实招、硬招，要及时发现、认真提炼、积极推广；对于改革探索中的一些失误和不足，不搞求全责备，积极加以引导，不断改进完善，更大限度地释放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 现代化论文: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与促进对策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内涵 特点 制约因素 对策 摘要:基于学界对农业现代化基本内涵的不同观点,提出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概念的认识。指出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同于世界各国的个性特点以及影响其发展的诸多制约因素,进而提出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及途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关系着中国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建设更加富裕型小康社会的实现,而且关系着中国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可以说“三农”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大局。因此,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途径。在党和政府日益关注“三农”问题的同时,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一直给予了高度重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农学等学科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其中农业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学术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自20世纪中期我国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来,学者们围绕着农业现代化的科学界定、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长时期的讨论,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转变论。人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出发,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世界范畴的、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它作为一个动态的、渐进的和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传统的生产部门转变为现代的产业部门的过程。 第二、过程论。学者们认为农业现代化不是农业领域一个方面、一个过程的现代化,而是全方位、全过程的现代化。包括生产过程的现代化、流通与消费过程的现代化及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 第三、制度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于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推广而引发的组织制度、管理方法的变革与创新。 第四、可持续发展论。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完整涵义是用现代技术和生产手段装备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素质,把落后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能保持和提高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的过程。 我们认为,对农业现代化的界定,不能仅从一个或几个方面来界定。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应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所应有的“共性”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个性”上去把握。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依据国际公认的现代农业的标准来定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我国农业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与教育、科技发展水平、生态资源及劳动力条件等因素,走自己的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科技、农业管理、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组织的社会化、农业生态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 在分析、界定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的同时,学术界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位学者的观点表述上虽有差异,但通过疏理后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主要是研究视角的差异。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来审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认为:从世界上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来看,农业现代化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以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为代表,他们主要走从现代机械技术起步到现代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道路;二是以日本、荷兰、比利时等国为代表,主要走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起步到现代机械技术的发展道路;三是以法、德、英等国为代表,走机械技术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同步发展道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既不能走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特征的道路,也不能照搬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物技术的实现为主要特征的道路。而应根据中国特定的条件,走资源节约、技术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现代生物技术与现代机械技术、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与现代农业科技、机械化、半机械化与手工劳动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5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至少应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工程化等三个显着特点。6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加农村工业化,其发展道路应该是走集约农业、高效增收和持续发展的路子。 把农业现代化看作是一种过程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应从其所具有的动态性、区域性、世界性和时代性、整体性上去分析。因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性较强的概念,只有阶段性目标而没有终极目标,即在不同时期应当选择不同的阶段目标以及在不同的国民经济水平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同时农业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同一区域的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有很大差异。但强调这一点,并不能否认我国农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要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因而也应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分析农业现代化,依国际标准来确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种手段的学者们则从农业现代化的构成要素上来分析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认为: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生产技术科学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决定因素;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以上学者们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特征的表述,都有可取之处,如同我们讨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一样,对其特征的描述 也可以是多角度的。我国农业现代化应避免重复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但也要避免“一刀切”走灵活多样的发展道路。从整体上看至少应具备如下特征:第一,把现代生物科技与机械技术结合起来,寻求传统的精耕农作技术和现代化农业在保持生态良性循环下的有机结合;第二,农业现代化必将与农业的商品化、产业化、集约化相伴随;第三,就全国而言,农业必将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第四,把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与城乡差别、地区差距的缩小、农村工业化与乡村城市化以及农民的现代化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因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农业内部,它与国家经济结构、产业政策的调整、城乡关系的调整、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密不可分。 三、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虽有长足进步,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有学者参照国内外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建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并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比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具体描述。10也有的学者从区域农业发展的现状出发,对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做了实证研究。11如果我们不去探究学术界在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上的差异(2001年前后,国内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有数十种之多,白人朴在《关于衡量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的探讨》中有详细论述,原文刊载在《实验研究》2001年第2期),学者们大都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无论在速度、规模、结构、效益、程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都有较大差距。这一客观事实,使人们日益关注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制约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从农业生产要素的层面来探讨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未能向现代农业转型,劳动者(高素质)、土地、科技、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欠缺、要素市场发育迟缓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没有高素质的、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懂得现代经营管理知识的新型劳动者,中国农业要实现代化是不可能的。12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支撑。资金短缺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瓶颈,如何建立一个与农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与资金保障体系事关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土地市场化与农地使用权流转一直是研究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关注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目前中国农业经济、农业产业化水平、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等问题,而且关系到农民的利益。 其二,从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层面来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起着很大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中就曾断言: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制度的变革。学者们对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历史及制度效益进行了历史考察。18对农业制度变迁的内涵、特点及制约当前农业经济制度创新的深层障碍,如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机制不灵活、非农偏好的国家资源供给、分配制度、不清晰的产权制度、不合理的税收制度与风险分摊制度等,展开了充分研究。19 在对农业制度变迁进行审视的同时,还有学者们从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国家公共政策的取向等方面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20 21 其三,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认为,目前实际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滞后的城市化是导致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是通过制度变迁、制度效率的改善来影响其他各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和效率来实现的,其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直接贡献与间接贡献。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同其他投入一起共同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直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对其他要素投入起保证、激励、阻滞或诱导作用,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制约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主要有: 1.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农业机制尚不健全。尽管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严格地说,目前市场农业的发育还很不成熟,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尚不健全,要素流转和生产安排仍有盲目性。(1)农户没有真正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户在投资决策上还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盲目性、产品的单一化、市场行为的趋同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2)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足。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尚未根本改革的户籍制度妨碍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使以劳动力为典型代表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始终滞后。(3)社会化服务体系滞后。服务体系在多数地区还不健全,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所需的信息、技术、资金、物资、加工、销售等社会服务体系明显滞后。 2.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灵活。未能建立与健全有效的土地流转与集中机制,使土地难以在很大范围内流转与合理配置,妨碍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3.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没有形成,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产潜力下降、农业公益福利事业的投入也严重滞后于城市水平,使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福利事业体系发育不足。 4.不清晰的农村产权制度为侵害农民的利益提供了可能。按照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属农村社区公有。在这种规定之下,农村集体资产性质模糊不清、资产所有权代表不明确,诱使各行为主体、尤其是拥有垄断行政权利的基层政府和部门对农民利益的侵害成为可能。 四、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措施 如何化解制约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从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好的对策、建议。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1.土地制度改革,实现规模经营。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可行性的思路是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消除土地投资的制度风险,克服农民的短期行为;另一方面,实现经营权的自由流转,有利于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适度集中。 2.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农业就业在社会就业中所占比重的降低,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在我国现行条件下,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 3.加强农业市场体系和产业化组织建设,进一步协调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为此,国家要积极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流通、科技开发的各种专业性服务机构;大力发展农业市场组织,对农业生产和流通环节,提供技术、资金、信息、经营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市场咨询和服务,使农村经济和市场经济接轨;消除各种自然的以及人为的经济和行政的市场阻隔障碍,使农村经济发展纳入统一的市场经济轨道。 4.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其转化和应用步伐。其一是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在鼓励社会多元化投入的同时,应大 力提高政府对农业科技的财政支持力度;其二,加大对农业科技的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其三、把农业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体系转向社会化,逐步形成以企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各种产业化组织为主体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5.大力加强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开发力度,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他们成为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的现代商品生产者。 6.实现城乡统筹,消除二元经济阻隔,在加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 7.不断深化改革,消除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性障碍。31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解决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农业制度创新。在不断推进农业制度创新的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不能随意改变其制度内核。 第二,坚持农地集体所有,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目前土地制度创新的关键是要在明确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规范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增强生产要素重组的灵活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通过规范流转行为、明确利益关系,鼓励农业的规模经营与生产的专业化。 第三,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扶持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集群,提高农业的组织化、集约化水平,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坚持多样化,不搞一刀切。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农业制度创新形式的选择与推进,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不要强行移植,也不能靠行政推动,必须坚持多样化发展。 8.结合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来推进农业现代化。 9.从历史借鉴的角度来论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这主要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方面来阐述。 现代化论文:中国物流现代化及其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物流是进行生产和建设的物质前提，是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客观基础，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 一、中国物流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就与问题 实行改革开放19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9．9％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每年增长7．4％。物流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逐步改革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分配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突破了在国有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是真正的商品的束缚，培育和发展了生产资料市场，改变了物资流通格局。 第二，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了“物流”概念，借鉴其理论和方法，从大流通的视角，不仅把运输、装卸、仓储、包装和流通加工等物流环节作为一个系统，而且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流通、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视为一个整体，从而有利于货畅其流，提高效益。 第三，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规模增加了物流设施。中国交通运输的主力是铁路，其营业里程从1978年的4．86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5．46万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从1978年的 10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9700公里。公路从1978年的89．02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115．7万公里。1996年又新增公路2．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增加11 17公里，已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里程达2141公里。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1978年的83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 17200公里。远洋运输的国家的主力船队——中远集团船队于1996年已发展到1700余万载重吨位的能力。民用航空运输仅机场建设从1980年至1995年共投人475亿元，1955年底全国拥有137个机场，其中4个可容纳波音747-sl个可容纳波音737。包装已经形成包括包装材料。包装制品、包装机械。包装装境印刷等门类齐全的新兴产业。在装袭搬运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叉车、托盘以及其他机械等等。 第四，通过国内研制、生产和从国外引进，提高了物流技术水平。如大力发展集装箱运输，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装产业已研制和开发数千项新产品，基本上适应国内资源特点并符合国际包装的发展方向，大大提高了包装水平和质量，不仅在出口商品中基本扭转了“一等商品、二等包装、三等价格”的现象；而且也明显改变了重大产品由于包装不善造成的损失，如改变了水泥包装，每年大约节省水泥土500—600万吨；改进了化肥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l亿多元；改进了平板玻璃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100多万重箱。与此相联系，推行了物流标准化，而集装单元标准化是其基础，已经从单一商品的标准化逐步走向商品系统整体的综合标准化，也就是从货物分类编码、计量单位。包装方式、装卸设备。运输工具、库存条件。安全要求等等，逐步实行统一化、系列化、通用化，并与国际物流接轨。 第五，在物流管理方面，1991年初国家体改委和前物资部在无锡进行以配送为突破口的物资流通制综合改革试点，近几年又进行了制试点，并推选连锁经营。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700家连锁公司，1万多个门店，钢材与汽车销售的金额已超过250亿元。由于采用了这些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促进了管理水平的提高。 第六，在物流信息方面，从流通企业到管理部门，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从八十年代末以来，较多地采用微机，各物流部门已初步形成覆盖面广、横向纵向相结合的信息网络。 总之，物流的发展保证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流通部门的一些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二是很多国有生产资料流通企业转换机制较慢，管理不力，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有的出现亏损，近两年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三是物流的整体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例如准高速、高速列车今年才起步，由铁道部部主持的时速200公里及其以上高速列车综合试验至1999年年初才成功。四是物流系统中的“瓶颈”制约未完成克服，交通运输尤其是铁道运输仍然比较薄弱。五是对减少环境污染重视不够，如包装材料在生产和使用中，回收利用不够，造成污染，尤其是塑料包装制品造成白色污染比较突出等等。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流现代化的内容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幅员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技术落后，人均资源较少。经过48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综合国力有很大提高，有些部门的总量指标在世界上已位居前列。 落后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与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并存，以大量的文盲、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为基础的落后科学技术与少量的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并存，广大的经济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与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发达地区并存。因此，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一）时间上的长期性。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实现现代化一般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如亚洲的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起步，至七十年代基本完成。但据中国国情，具有巨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能急于求成。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于1964年12月在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而实际起步则是1978 年的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完成大约要到21世纪中叶。包括在四个现代化之内的物流现代化，显然也要到那时才能全面完成。 （二）地区间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经济比较发达，改革开放以来，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省五个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开放了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了经济开放区等等，现代化进程很快，大约到2012年，可以基本实现物流现代化，正如所指出的：“力争经过20年的努力，使广东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至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应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特别是沿边地区还有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发展潜力都很大，可以加快开发，但完全实现物流现代化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三）技术上的多元化。由于中国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也由于各种货物具有不同特性并对物流有不同的要求等原因，在技术上应兼容必要的手工劳动、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和高技术自动化，形成多元结构。 （四）宏观上的调控性。物流现代化不仅需与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协调，而且需要在地区协调。同时，各物流环节之间也需要协调，从而涉及到国家的总体规划、经济政策和技术政策，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功能的同时，必须有国家的指导和扶持，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基于上述，中国物流现代化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 （一）物流设施现代化。现代物流设施，是物资空间转移和在一定时间内必要停留的载体，时至今日，在数量上仍然不足，例如还有相当大的地区不通铁路，又如港口泊位不足和有的泊位装卸效率低，仍有压船压货的现象等等。可见要建立一个综合的高效的现代化物流系统和网络，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二）物流技术现代化。与物流设施现代化紧密相联，必须使物流技术高度化。仅就铁路运输而言，蒸汽机车占有较大的比重，时速较慢；电气化铁路1960年才从四川铁路宝成线上出现，至今也不过1万公里左右；准高速列车1999年4月1日已经起步，要在各中心城市之间建成高速、超高速铁路网尚需较长的时间；此外，需要建高速公路网，建立高效能的机场和港口，发展集装箱运输，建立立体仓库，利用改造废矿井作为地下仓库等等。 （三）物流信息系统现代化。信息在当代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建立中国信息高速路的同时要着力建设物流信息系统。 （四）物流管理现代化。物流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都应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在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和增长方式转型的两个转变过程中，应建立现代财务、成本、质量管理和科学决策制度；继续发展、配送连锁经营等新的物流方式和经营方式，发展集约型的配送制，推行佣金制，推进连锁经营的规模化、规范化；采用价值分析、价值工程、最低库存（Just－in－time inventory）甚至零库存等新的管理方法。 三、中国物流现代化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12亿多人口，经济规模大，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潜在市场。仅就直接以物流为基础的商品市场而言，1996年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614亿元，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为35700亿元，外贸进口总额为1388亿美元。到21世纪初，中国将向世界提供将近7000亿美元的市场。中国物流现代化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临进亚太地区的国际合作 首先，促进中国与接壤的周边国家的合作和开发。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促进澜沧江一循公河流域各国的合作开发。1996年8月底在中国昆明市举行的澜沧江一循公河区域经济合作第6届部长级会议上，一致赞同以泛亚铁路和中泰铁路为核心的东亚铁路网建设计划。也就是计划修建以新加坡为起点，经吉隆坡。曼谷、金边、胡志明市和河内抵达尾明的泛亚铁路，并计划修建支线通到仰光和万象，预计 2000年完工；同时计划修建以昆明为起点，经祥云。思茅、景洪、琅勃拉邦、万象、廊开抵达曼谷的中泰铁路，也将于2000年竣工；这就将中国铁路网和中南半岛铁路网联接起来。显然，这不仅将大大促进该流域的合作开发，而且将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2、拆进图门江地区的合作开发。1995年 12月6日，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五国代表在联合国总部正式签署了关于开发图门江地区的三项协定，即五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门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图门江地区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谅解备忘录》以及中。朝、俄三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门江地区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积极支持这几个国际合作项目。中国物流现代化将有利于推动这一项目的实现。3、促进沿亚欧大陆桥有关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特别是俄罗斯及中亚各国与中国存在着资源互补、资本互补、技术互补、产品互补、人力资源互补、经验互补。地缘互补、基础设施互补等八种互补性，中国物流现代化无疑将推动沿亚欧大陆桥各国的合作开发。 其次，促进中国与太平洋诸岛国以及太平洋彼岸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随着中国海运和航空的发展和现代化，有利于在平等互利、相互开放、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上述各国的经济合作与贸易交流。尤为主要者有两个国家：一为与日本的经济技术合作。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两千年的友好交往，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日益加强。二是与美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这种合作虽然在总体上得到不断改善和发展，但常受美方的重大干扰。今后只要对方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流现代化，中美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将不断扩大。 此外，应当指出，香港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信息中心， 1997年 7月三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对加强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促进亚太地区 的国际贸易 各种物流设施是外贸商品的载体，物流现代化将大大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1996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经达到2899亿美元，比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了13倍，平均每年递增 15．79o。在外贸总值中，对亚太地区的进出口值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美国、日本、香港地区是名列前茅的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进出口总值的快速增长，将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人活力，同时也影响国际市场行情，仅就中国的某些进口产品而言，如合成树脂（聚乙烯、聚丙烯等）、纸浆、谷物、大豆和棉花等的进口，由于数量较大，就曾经直接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上涨或停止下跌。预计在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将达到4000亿美元，无疑将对亚太各国经济发展将提供新的推动力。 （三）促进亚太地区投资的旅游业的发展 中国物流现代化可以大大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截止1996年8月底止，中国批准的外资项目超过了28000个，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中国吸引外资最近已连续三年在世界上占二位，这一势头，正方兴未艾。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亚太地区各国进行投资，也将日益增加。 物流设施中的交通运输部分，同时也可以运送旅客，其现代化可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发展。 1996年中国的国际旅游创汇达102亿美元，与1978年2．63亿美元相比较，增长了37．8倍，18年来平均每年递增22％以上；国内旅游收人为1638亿元人民币，中国旅游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外，中国人出境旅游也与日俱增，其中多数是往亚太地区，尤其是往东南亚各国，可见也将促进亚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 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正在深入。这一讨论一直存在不少热点和分歧。不同意见的讨论 与商榷，对理论研究大有裨益。应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来诠释全球化的内涵，考 察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全球化的讨论。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右派、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 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 度。 首先，应承认国际社会中“资强社弱”的客观态势。其次，不应过分强调“两制”之 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的一面，而应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之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与 俱荣俱损的特点，抓住机会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看到，在全球经济中 ，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恰恰是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占我 国出口贸易量的75%。其中，中美两国贸易犹为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与贸易 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景气，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外部条件就宽松，发展就相对顺畅。“9·11事件”以后，美国经济严重受损，中国的 出口状况马上由睛转阴，出口立即转为负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两制”的经济合作竞 争状况将决定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反之亦然，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将最终影 响“两制”的竞赛结局。在和平发展时期，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尽快壮大社会 主义经济实力，应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的大 旗才能抵抗更大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对西方一些仍抱有冷战思维的人士的“和平演变” 企图，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囿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 思维惯性不能自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转换，意识形态与 政治制度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下降，经济与科技因素成为主导因素。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更多地已不再表现为冷战时期那种你死我 活的“零和”关系。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主义制度，现时并无能力也无可能取代强势的 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力量应在图存自强的目标下，积极推动相互间的竞争合 作关系，以求共存双赢的局面，这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力量最现实与理智的战略选择 。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重塑’中的得与失──美国新社会史学评析 [摘 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 美国的 “统一的价值体系” 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社会史应运而生，向长期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冲击。新社会史家强调多元文化的美国中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特别是族群特性。他们反对精英垄断的政治历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新社会史学在史学目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出现很多偏差。特别是对多元文化、多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使历史学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受到巨大损害。 [关键词]多元文化 统一性 特殊性 “自下而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族群性 一、美国新社会史兴起的背景 美国“新社会历史”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已，是所谓美国“统一的价值体系”几乎面临崩溃的时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和国内外矛盾的相互交织，如民权运动的高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高涨、新左派的活跃，等等，都使美利坚民族的“统一意志说”受到深刻的质疑。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被迫再次认真地探究和思考美国“民族的发展历程”。 “新社会史”的出现也有其史学思想的渊源。一百多年来，美国史学史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代表是进步主义史学。当时的史学对政治相当关注，目的是探索美利坚民族的起源和命运，核心主题围绕着美国历史上“特殊利益”和“人民”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第二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竭力挖掘美国的特性，代表者是美国的“利益一致”历史学派(consensushistory)。这些历史学家强调，美国的发展方向早已被超越族群和阶级区别的、被广泛认同的美国价值体系所决定。一般认为，新社会史是美国史学史的第三次浪潮。它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向美国的传统史观发起挑战，在美国史学界内掀起轩然大波。首先，他们对“单一和统一的民族命运”这一概念提出置疑；其次，他们力图否定“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存在。再者，20世纪60年代这种平民主义史学思潮的崛起还提出了疑问，即只对领袖人物进行的研究足以反映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吗? 总体说，美国的新社会史是向长期以来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的挑战。这派史学家认为，包括部长、律师和政治领袖在内的新教精英们的思想根本无法代表全体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社会。所以，从本质上讲新社会史所体现的新潮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性”的追求，强调的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正如凯瑟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指出的，新社会史“是对不同集团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多样性的承认”。新社会史学家们努力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之间的有力而活跃的“相互影响”，以此了解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彼此竞争。从他们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概念，即在一致的国家目标的形成过程中，种族、性别和族群性等因素是如何发挥它们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的。 从理论来源讲，新社会历史受到西欧学术思潮的影响。首先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重视历史的结构，即深深潜藏、长期延续的“结构”，而相对忽视具体历史事件。他们认为，战争、条约、皇族婚姻远不如地理、人口变化、气候和贸易模式，以及地区食品这些结构性的东西来得重要。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把重点放在物质的“存在真实”和深入的地区性研究。他们还运用人种学技术，扩大资料来源，试图通过微观的方法发现较为宏观的结构问题的线索。他们的研究得助于两种彼此相悖的知识体系。 一种是社会科学行为学派使用的经验方法。它反对主观性，追求精确性，采取社会现实中更为中立的立场。帕森（TalcottParson）关于社会现实世界中系统关系的理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发现“有序化原则”。他的社会平衡和社会有机体自我保持能力的观点，表明用“结构”这一概念能够较好地理解社会组织机构。他们发现，向现存结构发起冲击的新事件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团体中的变化。总之，这派历史学家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促成社会稳定和静止的结构性因素上。 另一种理论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这派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物质根源，并接受年鉴学派关于历史有科学规律(sientificrules)可循的观点，突出生产在近代社会关系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人民内部相互冲突的利益，并通过阶级区分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冲突历来是敌对的，它们所孕育出的不同政见，在特定情况下便对现存政府构成威胁；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推动力是历史变化的动力。 二、美国新社会史的贡献 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可分为两大阶段。60年代之前的称为”旧社会史”，之后的叫作“新社会史”。“旧”与”新”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新社会历史家改变了对美国历史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他们认为，美国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文化。由此基本理解出发，他们试图“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人口之间强劲的互动；了解这些利益集团和阶级为获得权力进行的竞争”。结果便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种族、性别和族群特性如何铸造或防碍了一个属于全美的共同目的”。 就研究的主题而言，“旧社会史”相当狭窄。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生活领域；强调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如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时期对贵妇的限制；基本的工作习惯，等等。因此，难怪有人称之为“壶与盘”的历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历史”。旧社会史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它狭隘性的原因是，这些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婴儿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是由社会精英和那些“语言清晰的决策人”决定的，而社会史的功能只能对主流历史解释的边缘加以润饰。 “新社会史”却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为“一场洪水”，骤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领了历史探究的方向，改变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写作的本质问题。这派史学家基本上是“左倾”的年轻学者，决心重写美国历史，撰写“把政治排除之外”的历史，即把政治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一部由社会下层做主角，通过他们的眼光观察和解释的历史。他们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下层阶级”，或称“社会底层”，对穷人、奴隶、黑人、妇女、仆人、工业工人和长期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给以特别关注，开发了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劳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体的社区史等领域。当时，判断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它是否对普通大众的历史经历进行了深入探索，是否总结出某一社会集团的自身特点，以及它们如何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说，新社会史关注以下几大范畴。 第一，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问题。新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思想、大众的信仰系统和能够证明这一信仰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和实物。围绕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普通土生美国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阶级、族群和种族区别影响到人的规范和行为?对日常生活和劳动阶级文化的探索，已经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千差万别的不同思想和目标，怎样造成美利坚民族的分崩离析。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各阶层对“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工匠们认为它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或表示在社会中不断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则是摆脱政府的压制而取得的某种自由；中产阶级妇女把它看作是创建有教养的公民权的号召；工人阶级白人妇女却把它解释为把她们在贫困中挣扎和繁重劳动与奴隶制的恐怖区别开的一种自由。这又引发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普通人倾向的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些体系是阶级、种族、性别(gender)、族群背景差别、居住地不同的产物，还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种结合?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创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对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为社会史的前缘。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试图解释劳动阶级文化是否影响到历史的变化。 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对文化产生根源问题的分歧。有人认为，文化是人民大众吸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则认为文化是从个人工作和生活经历而来。经过争论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论证，新社会史学家至少达成以下共识，即半独立的、特点鲜明的子文化使民间的各类人群获得某种程度独立的基础。 既然认为劳动阶级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种分离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强化和延续的？问题的答案同样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释实际上出自对文化本身建设的争论。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总结出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的文化——父权温情主义文化。在他看来，美国黑人奴隶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为是南方种植园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因为这些奴隶对这种文化也是部分认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学家则认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隶制残酷压迫等因素，使黑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 在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中，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历史学家至少有三点贡献。其一，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对社会和物质现实之间、个人和集体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二，他们的辨证分析用多种方法揭示了普通人民的意识，当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固定的象征性行为以及宗教进行分析；其三，对社会认同和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聚焦，开启了对“文化”本质、如何发现和定位这种文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的长期辩论。 第二，美国人口史研究。社会史学家通过日常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去发现人口变化和人口移动(迁徙)的本质。这就要求搜集和解释量化的资料，确定人民曾经居住过的地点、家庭和社区的规模和形式，以及人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搬迁。其他一些史学家对学校和教堂等制度化结构进行探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控制的经纪人，作为文化传承和保持传统价值观的机制，这些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比如，威尔（RobertWell）的美国人口史研究，就是旨在说明家庭规模的变化和个人生活周期既可作为史料又可解释变化中的社会模式。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家庭的来龙去脉、族群根源、家庭成员的年龄、都为了解社会变化等宏观问题上人民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社会流动性研究。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问题之一，目的是考察“美国梦”的生命力。这方面得到关注的问题是：首先，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upwardmobility）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次，它是否合理地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研究者还特别关注普通百姓与工业化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技术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技术在此结构中发展，并反过来支撑这个结构。在更宽广的层面上，社会史学家关心的是，由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出现在社区所在地和社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介入这些变化的；“无产化”、“近代化”、“工业化”这些术语不仅论及抽象的过程，而且更涉及到人们与新环境之间发生的具体的相互摩擦（abrasiveinteraction）。这些问题要求社会历史学家去解释：当新的生产技术与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发生碰撞时，传统文化会产生什么变化？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抵抗这种变化的；有人则强调，某些特殊群体却认为技术与工业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们所引起的变化在总体上是有益的。还有人认为，二战后技术的发展，如电影、电视、无线电使美利坚民族更加趋于团结，而不是分裂。 第四，城市化过程及其后果的研究。在这方面，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贫困和犯罪的增加吗？它的影响对不同阶级和族群集团都是相同的吗？环境怎样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杰克逊（KenethJackson）的研究表明“美国梦”和郊区化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它详细研究了美国的郊区化历史，指出这一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两种原因的结果，即政府政策和美国人喜欢独立居住的倾向。城市化研究得出了某些结论：城市的贫困问题和家庭解体并不是城市拥挤和社区崩溃的结果；暴力与城市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城市史研究还直接与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联系起来，并提供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族群性研究。当时的美国，族群、性别、年龄等都成为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其中，对族群凝聚力的研究一时十分兴盛。其研究重点是传统上“默默不语”的下层社会集团，其中族群特性成为新社会史的研究焦点。族群特性意指某族群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机构的总和。族群性研究为的目的是发现族群性是否可以同更大的权力结构共存。对于美国这一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言，这种研究无疑对美国社会中各族群—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高加索人（欧洲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亚文化的保持和发扬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如果再进一步细化，新社会史也不忽略某些“微观”社会行为领域，如精神疾病史、犯罪史、医学社会史、宗教史、娱乐史。关注这些生活方面的历史，是为与当代美国社会联系起来，作为发现和测定美国社会是否健全的一种方法。 新社会史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史料概念的拓展。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史料来源，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要想准确地揭示“美国思想”)，仅仅依靠政治领袖和知识精的文字材料是根本不够的；民族“思想”的概括要求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并且需要发现集体心态的新方法，所以史料的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某一工人的讲话或信件、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工会集会的记录；移民的报刊；劳工阶级的口述自传等都被视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对下层社会文化的研究，由于文字资料相对缺乏，历史学家便注意分析普通人的“行为”，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如游行、骚乱、抗议示威、礼仪、庆典、投票选举等群体行动。此外还注意普通人的迁移方向、食品结构、消费和储蓄习惯、家庭规模、联盟.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外在特征的剖析，以及对理性的和非理性行为的分析，来解释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倾向，去发现动机与行为的关系。 新社会史最体现其新意的地方，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者们使用计量方法和量化材料，如慈善协会的报告、详细的地方记录、人口普查结果、时间表、城市指南、税务记录等，来追踪普通人的生活史。 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倾向的弗克思·吉尼威塞的研究典型反映了新社会史的特点。她在《种植园大家庭之内:旧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妇女》一书中批判了美国“利益一致史学”，并把研究聚焦于“性”之上。根据她的观点，“性”不但是一个社会范畴，同时也是在确定南方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此作为一把钥匙，她研究“性之间的关系”“性角色”和“性的认同感”。其中，“性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构筑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而且是任何一个个体自我意识的核心，因为性关系说明了任何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这部著作还表现了新社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是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她把南方作为一个另类社会，把妇女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且把微观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试图从社会的“最底层”来描述美国旧南方社会的总体画卷。其次，是对史料和叙述方法的运用。为重建内战前南方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从多重角度，运用不同类型的丰富资料，深入挖掘家族内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南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研究中，她主要依赖于南方女性白人奴隶主家中的日记、人口记录、人口普查报告，生死记录、经济与商业记录、日志、家庭文书和通信，等等。 三、美国新社会史的缺陷 新社会史显然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把历史研究的视角从社会精英转向普通百姓；丰富了历史资料来源、品种和规模，并为取得更精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样化的方法。 但是，美国的新社会史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对社会史研究的一套系统方法；缺少能够把五花八门的课题统一起来的对美国基本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它在规范化、学术水平和理论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因新社会史“缺乏综合与归纳”和“漠视理论”，许多史学家一直认为它无助于了解文化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变革的结构。另外，由于新社会史主要关注长期的变化，结果呈现的社会史的静止状态，防碍了对宏观历史过程的动态理解和解释。 另外，因为历史根本无法把政治完全排除，自称“排除了”政治的社会史便谈不上是真正的社会史。某些历史学家怀疑否真的存在一种“完全排除政治的历史”。倍克(CarlL.Becker)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编写把政治排除在外的社会史是一种错误…我绝对无法理解为什么政治不属于社会范畴”。无论美国社会的社会群体—种族的、性别的职业的、阶层的—如何繁多，无论它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如何千差万别，无论它们的思想怎样超脱上层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们所处时代的国家政治的影响。在研究社会集团和思想之间不断竞争的过程中，脱离了国家政治是无法有力地揭示问题本质的。 因此，新社会史思潮对政治史研究首先产生了直接影响。新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使社会史学家有意忽略美国历史上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铸就了美国历史和遗产的著名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果，政治家（statesmen）一词被弃而不用，而改为“政客”（politicians），公民（citizens）一词被选民（voters）所取代。政治史在新社会史家的眼里，不过是政客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玩弄选民于股掌之上的游戏记录，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历史的价值。 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使定量分析完全排斥了定性分析，把原本可用定性分析的专题和史料局限在定量分析的框架中，造成历史研究的狭隘和贬值。而摈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便丧失了历史的可读性和易记性。此外，对象征物的过分依重，并以此分析行为和动机关系的方法也受到一些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它揭示的只是一种“静止”的模式，注意的是”中断”，而历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历史的变化和延续。 就史料的类型而言，也出现了偏颇。很多传统上认为重要而关键的史料，如宪法、法律、司法决定和辩论、评论、论文等的史料价值受到社会历史学家的轻视，而民间和私人文字记录的价值却远远胜过官方和正式的资料。 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黑人、工人、妇女、市民、农民、移民、青年这些特别的独立群体，逐渐建立起独自的领域，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举办自己的会议，开展有关史学史的辩论。社会史研究无论从机构而言，还是从研究理论上讲，都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更谈不上一个把所有的社会史研究有机凝聚起的核心。结果，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没有形成特点鲜明的统一的美国社会史学派。 这种状态，最终引发美国的史学危机。由于新社会史过分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在重多历史学家笔下的美国史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主线，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美国价值观。美国史变成松散的、各社会阶层间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灵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盘。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历史学失去了其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这一危机引起了某些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忧虑。有些社会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最优秀的社会史…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对美国社会更加复杂而全面的解释：这个美国社会即不是建立在不断的冲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谐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团之间微妙和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的结构之上，建立在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倾向之上，以及他们为保卫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动之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摘要]精心设计的课堂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为上好本堂课打下基础。而创新教学能捕捉课堂锲机、挖掘学生潜能，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拓展思维，发展能力。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新课标 创新教育 探索与实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创新教育时代。素质教育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这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以学生为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 在新课程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加快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我们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抢占制高点的关键所在。学习贵在创新，老师的责任就在于通过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健全的个性。而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是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场所，面对新课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教育要创新，就必须课堂创新。笔者就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育谈一些浅见。? 一、 结合现实生活，培养创新精神?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中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探究欲望，他们不满足于对书本知识简单地死记硬背。随着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和知识、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初步形成了对个体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有责任感、有创意、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是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阶段；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书本知识的接受性学习，向往成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想方设法结合生活实际，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有效地有步骤地开展创新，让学生开发思维，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如在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 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时,首先提问学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外知名品牌有哪些？”［如有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运动服装；T0SHIBA（东芝）、SONY（索尼）、SAMSUNG（三星）电器；McDonald's（麦当劳）、KFC（肯德基）快餐；MERCEDES-BENZ（奔驰）、TOYOTA丰田汽车；IBM、DELL（戴尔）电脑等等。］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大家知道这些国外品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身边呢？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从而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追根溯源要归功于整体世界的形成。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六·在生活中感受工业文明》，教师课前悬挂中国政区图，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最远到过哪个地方，乘汽车还是乘火车、乘飞机，需要几天行程。也可让学生指出自己在国内距离最远的亲戚朋友住在哪里，从家乡坐火车或坐飞机多久可以到达那里。然后让学生量出图上直线距离，按比例尺算出实际距离，计算一下，如以步行日行80里的速度，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通过比较，让学生感受工业文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达到激发兴趣、感染熏陶的目的。? 二、营造学习氛围，点燃创新之火? 在新课程的要求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伙伴，是引导者，是平等中的首席，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很强的服务意识，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必须转变角色，做学生的引导者、合作者、组织者；是学生的朋友，不要觉得高高在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学习氛围，才能合作的探讨，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和个性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集思广益、相互启发、相互探讨，实现信息交换，扩大信息和思维容量，以求得解决问题和深化认识。教学观念通过师生及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来达成目标。通过师生及生生的活动来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创新思维的广泛性(发散性)和深刻性，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通过学生间相互合作探索，使学生相互吸收、相互完善，激发思维碰撞，产生思想火花，在活动过程中，实现对问题的理解、认知、探索和创新，同时得到体验、交流和表现。学生合作、交流、讨论应该是课堂教学实践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如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教师可首先提出问题：“在古代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今天，我们能不能不与外面的世界交往、联系，只靠自己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然后组织学生讨论。在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由此导入新课。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五·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教师可引用一个观点，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被动局面，形成师生互动、生生有问的良好局面，培养他们自主探究、善于创新思维的意识。? 三、创设教学情境，开展创新实践? 人的思维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借助于某种环境因素的刺激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创设的情境，正是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条件。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情境中产生的。具体的情境，能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他们的情绪。学生一进入情境，就会与画面、老师的语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创设出教学情景，让学生置于情景中去观察、去分析和去发现，达到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目的。如上八年级第七单元第五课《万众一心的抗日战争》，放映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相关影片，引导学生齐唱国歌，提问：“国歌原先叫《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什么时候由谁创作的？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原是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当时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以此导入新课。影片导入容易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情感，有助于教学内容的展开，又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 总之，时代在呼唤教育，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为突破口。因此我们不能只片面追求升学率而使历史教学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以致于历史与社会课在学生的眼中变的越来越枯燥、乏味。我们要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邓小平理论 【内容提要】要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就要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确切地描述，就需要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考察，尤其需要分析三次技术革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的，它在回应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世界性挑战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没有经受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考验，没有能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地回应，从而走向衰败。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理论是在回应当今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要进一步回应时展的挑战，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 【 正 文 】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它根源于粗放发展，要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就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这一点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识，到1971年写入苏共决议。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奏效，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由于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要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风险产业有的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到80年代苏东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危机是成功地进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注：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西方国家这次体制转换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等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在战后有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到70年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滞胀。正是这一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改革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注：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危机加机遇，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妨碍改革的传统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与原有的体制相对应的，而原有的体制曾经带来巨大的成就。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过时的观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提出了正确的新观念，也很难取得共识，甚至可能被当作异端。最后，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危机的发生，提高了人们对这种利益调整的承受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是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危机。正是这场危机推动写《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尽管它的口号是反对苏修，但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从而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是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出现。与苏东国家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它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时展要求的当代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诞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认清苏东剧变的历史含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结合为什么发生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成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时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为什么要进行改革？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为什么说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新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开放不仅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而且将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浪潮所淹没。为什么要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发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总结。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生产（科研和开发）和传播（教学与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创造能力。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经济的出现，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走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强烈的回应，就会丧失机遇，就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们忽视工业化的发展，片面发展信息化，信息化就会失去工业和技术基础。 总之，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反应。一方面，已经认识必须作出反应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还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进一步推动的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们这个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不断提出尖锐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并存。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经有了三批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为此人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的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如果这次技术革命给这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机遇，而它又抓住了机遇，那么它就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否则，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重。当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同时侵略了俄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应。俄国反应最快，率先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力度较小；日本反应最强烈，改革的力度也较大；中国的清朝政府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当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它就给日本和俄国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机遇，而中国却没有条件抓住机遇，终于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提供的机遇去回应挑战。说：“100年前，当20世纪来临之际，世界科技进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当时和以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当时处在政治黑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去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潮流。现在，当21世纪来临之际。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同100年前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世界科技又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关键是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8月5日会见杨振宁等六位著名科学家的谈话。）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进行科技创新当然要增加投入，这方面还需要逐步到位。但它不仅涉及投入问题，而且涉及体制问题。苏联为了改变在新技术革命方面的落后局面，曾不断增加投入，科研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1961-1965年占2.6%，1966-1970年上升为3.5%，1971-1985年进一步上升到4.8%。这一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新技术革命中还是越来越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不行。美国研究人力资本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对此作过如下的分析：“在费用和科学家的数量上，苏联和美国都很大，但是不同的是，苏联的效率方面比我们低得多”，“在人体和生命科学方面，获得高学位的科学家数量苏联要略微高些。在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数量两国大致相等。而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我国的科学家数量则要大于苏联。在农业方面获得高学位的苏联科学家至少超过美国百分之六七十”，“我了解到，除了向日葵外，在苏联没有一项农业生产率进步是来自其研究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89-90页。）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提出必须同时进行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经济体制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要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就必须实现理论创新。说：“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经验，并将为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出贡献。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展的挑战中，在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创新的同时，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它将在进一步回应时代挑战中得到新的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 引言：时代“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 如果我们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一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乾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考据学”。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著，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一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一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时尚或向权威挑战的人。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乾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 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一。章学诚还同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考据学家戴震有来往，并受到戴震的不少影响，[6]尽管他对戴震有所批评。 是什么理由促使章学诚选择非主流或非正统的学术道路呢？或者说，他何以要同乾嘉考据学对峙呢？对于那些把学术作为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并要求在此获得传之久远成就的乾嘉考据学家不是更应该加以肯定吗？他们不正是韦伯（Max Weber ）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那一类人吗？也许有人会马上提出反驳，说他们并不是真心愿意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他们只不过是对乾嘉文化专制主义（如一般所说的“文字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他们之所以乐意钻在“故纸堆”里，只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7]但问题是，如果这不是一项在他们看来是值得去做的工作，我想他们宁愿无所事事，也不愿自讨苦吃，去触动那没有什么诗意的发黄的故纸堆。说到底，他们的追求仍然体现了学术所需要的那种执著精神，何况他们又取得了在今天看来是传之久远的成就呢？而且考据学家们所使用的被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从“科学的”角度加以看待的方法，在文献研究中不是也应加以肯定吗？批评考据学家的章学诚，实际上并没有对从事任何学术都需要的献身精神提出质疑。他也没有在某些非常具体的语言文字等问题上向考据学家们提出挑战。他对考据学方法表示了某种不满。章学诚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在关键的地方提出。他断定考据学家的“学术前提”（或出发点）完全错了。他们“根本上”误解了儒家“经典”的意义；他们“根本上”弄错了“学术”所要致力的“方向”。他们因误入第一个歧途，进而误入到第二个歧途。这是致命性的消解。在这种消解性工作中，章学诚同他的时代正统性或主流性的考据学对立了起来，并由此也奠定了他的“独特性”的经学思想。 一 “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就大的方向来说，我们对文本（不管是经典性的，还是普通性的）的解释，有两种似乎是对立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文本的“本义”或“本来面目”的存在。按照这种设定，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排除主观“先见”，发现作者的原意或本义；与此不同，二是并不设定文本的“本义”，更直接地说，这种方向不承认有所谓离开解释者的“文本”的原意，解释者的“先见”或“理解结构”不仅不是解释文本的障碍，恰恰是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对于实际上是传统解释学和现代解释学所包含的这两种对立性方向，我们不打算作出评论。我们直接要寻问的是章学诚的解释意识，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简单地说，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肯定文本本义的存在，并要还原它的本真性。章学诚学术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围绕着寻找或还原他所设定的儒家经典（“经”）的“本义”而展开的。实际上，作为权威和一切合法性基础的儒家经典，一直不断地被解释着，这在章学诚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章学诚不满意甚至抱怨以往人们对“经意”所作出的解释，因为他认定已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解释儒家“经”的意义的。 我们直接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一基本命题说起。这一出现在他的《文史通义》开篇的命题，极其简明地含盖了他经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当然也是他对“经”所作出的一种解释。按照这一命题，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自然就意味着要剥掉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有“历史”根据吗？如果这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臆测，他的“还原”工作本身就陷入到了“非历史性”的困境。以“史”为本位的章学诚当然要避免这种结局。 章学诚把“经”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国“始源性”的“三代历史”为根据的。也就是说，他把“经”还原为“史”，是通过把历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时空中来实现的。章学诚相信，在儒家津津乐道的“三代”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经”。他论证说：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述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P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8] 照这里所说，“经”是指“纲纪”、“经纶”（“匡济”），而不是所说的“经典”。 如果说三代没有所谓以著作或典籍为“经”的“经”，那么后人所说的“经”，在三代 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说，章学诚把它断定为“史”。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要对“六经皆史”这一命题达到“具体的”理解，就需要来讨论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的意义。[9]照我们现在一般对历史的理解，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意味着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如“史实”、“史事”；二是意味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描述，如史书、史记等。[10]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我们回到章学诚那里，来看看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胡适等人曾把它解释为“史料”。[11]但是周予同、汤志钧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把它解释为“史意”。[12]有趣的是，仓修良又回到了胡适的解释中，拒绝周、汤的说法。[13]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学诚在《史释》中是如何界定“史”的。章学诚说：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14] 照章学诚这里所说，尽管“史官”有不同的种类和分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 如他更明确地说“《六经》皆周官掌故”。[15]从统一的方面来考虑，章学诚所说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和掌管的与政教有关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质和与他紧密相联的历史制度“遗留物”两个层面。[1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还从其它不同侧面对“经”作了类似于“六经皆史”这种论式的“还原”，如他所说的“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7]所说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18]所说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等，[19]都是其比较典型的表现。对此应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迹所以迹等，都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就“理”、“道”等同“六经”的关系来说，清代考据学一般都相信“道”和“义理”等，都存于“六经”之中，[20]并且相信通过训诂等方法能够把握住“道”和“理”。说起来，章学诚并没有完全割断“六经”同“道”和“理”的联系，[21]但是，在他看来，“六经”的首要东西或最根本的性质则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没有离开“器”和“事”所谓单纯的“道”和“理”。如他这样说：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 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于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 与言夫道也。”[22] 从章学诚这里所说来看，所谓“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 “事物”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 常生活。按照章学诚的这种理解，他与考据学家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清代考据学的“道在六经”观念，可以说是针对“束书不观”的“尊德性”之学而发，目的是为了把人们引向对经典的研究上来。对考据学家来说，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实证性研究，就算是“实”了；但是，对于章学诚来说，考据学即“经”而求“道”，仍然是“空”，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认识到“经”的本质是具体的“事”和“器”，二则他们没有把对“经”的研究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回到经典之“实”，就是要回到六经最“本然”的东西──“器”、“迹”和“事”等具体实际中。 这里也许容易发生一个疑问，即章学诚对“六经”性质的种种说法，是否能够都统一到“史”的意义之下。看来并不困难。一是章学诚对“经”的似乎都带有界定性的种种说法，基本是“相通”的，不管是“事迹”、“器物”，还是“典章”、“政典”或“掌故”，对 章学诚来说，它们都是三代帝王政治实践和教化的体现，都是“事”（“史”的一个意义），并且都是由“史官”记载和传承下来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在章学诚那里的“核心性” ，因此“六经皆史”可以作为他对“经”的性质所作的一个“总体性”界定。对“史”的注重，使章学诚走得很远。他不仅视“经”为“史”，而且把“子”、“集”也归结为“史”，“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23]至此，章学诚已经为自己打上了无限扩展历史使用范围的“泛历史主义”色彩。 为了“历史性”地来理解“经”本来只是三代政教文物总和的“史”，就需要回到“三 代”更宽广的历史空间中。章学诚在申述“经”原本为“史”的时侯，一直是把它同“三代”的“特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的。换句话说，他不仅是要寻找“经”原本为“史”的历史根据，而且也要寻找“何以”本来只有“史”而没有“经”的历史基础。在章学诚看来，“三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文字只是用于公的政教方面，没有私家之言，当然也没有著述之事；“官师”没有分化，“政教”是合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只能存在于“王官”之中而不能存在于“王官”之外，而记载和掌管政教文物的“史官”，恰恰就具有“学”与“官”的双重身份；另外，“学”往往都直接与实际性的政治和教化相关，并没有离开政教、公共事务等“实事”和现实实践的所谓“学”、“道”或“空理”、“空论”、“空言”。而“史官”之“学”，恰恰就是政教之实的具体体现。 把“经”还原为“史”，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广义说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 是章学诚“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的“独特性”所在。当然，这并不排除章学诚从先前的思想家那里获得这一问题的启发、灵感，甚至是已经明确的说法。我们看到，人们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这一思想的寻根，已经有了一些探讨。钱钟书相信，在先秦道家那里，就已经有了这一思想的实质。他引用子书的话并揭示说：“《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纷⒁?紊畚?盾黥哟?罚?囚游剑骸?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24]但是，钱钟书的这一断定，实在难以令人接受。究其实，他所引用的话，其意旨与章学诚所说恰恰是“貌合”（严格说貌也不合）而“神离”。很显然，章学诚把“六经”归结为“迹”，决没有贬低“六经”的意图，他更不会说“六经”是“糟粕”。[25]相反，章学诚通过把“经”还原为“史”，恰恰是要寻找“经”的“本真性”和“始源性”。更重要的是，章学诚没有把“道”与“迹”对立起来，他认为，道不离器，道不离迹，必须即器而思道。他这样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26]也有人从司马迁、班固或王通那里寻找“经”即“史”的来源，但是，充其量他们也只不过是“偶然”地具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因素罢了。我们倾向于认为，明代思想家（如胡应麟、王守仁、李贽等）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了“六经皆史”思想并且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章学诚。王守仁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27] “五经亦只是史。”[28] 李贽也说： “《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29] 比章学诚稍大几岁的袁枚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如袁枚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 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30]从以上引文来看，“六经皆史”的说法和思想因素在章学诚之前已经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章学诚第一次把它变成一种“学说”、一套“理论”。他为它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使它作为特定的“思想”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实践愿望。 二 从“史”到“经”：“经”的演生 如果说章学诚对“经”所作的“史”（或“事”）的还原──即寻找“经”的本来面目， 恢复它的“本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纠正对经的误认和对它的始源处的“遗忘”， 是通过把“经”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三代”中来实现的，那么，章学诚对“经”的出现、对“从史到经”演生的考察，则是通过对历史推演过程的认识来把握的。如果说从“经”回到“史”，是对“经”的历史所作的“逆向”溯源，那么从“史”到“经”则是从“史”出发对“经”的历史变迁所作的“顺向”测量。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或环节。很明显，本来只有“史”而无“经”是“历史”，“从史到经”也是“历史”。如果章学诚只是把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体现在对“经”作历史性的逆向还原，而不管“经”的“实际”发生历史，他就仍容易陷入“非历史性”的困境。幸运的是，他对“经”之演生的认识，避免了这一结局，从而唤醒了另一“历史记忆”。 本来只是作为“史”的形态而存在的东西何以又会以“经”的形式而存在呢？这是章学诚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对章学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结构中的问题，而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此，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考察从“史”到“经”的演变来完成的。作为出发点的“史”，是在“三代”中存在的。“史”在三代中如何存在以及它何以能够存在的历史根据，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那么，三代之“史”，何以在三代之后会以“经”的形式来表现呢？在章学诚那里，“三代”之后“经”的产生根据，恰恰也就是“史”的根据的丧失过程。如前所说，“三代”是一个政教、官师、政学、道器“合一”的时代，学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文字也没有成为一家之私言。为政者与典章制度，史官与守掌故，都是统一的，这就使能够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史”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间。但是，“三代”之后，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丧失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春秋到战国，三代那种官师、政教等一系列的统一状态，就开始分化，为政、为官者与为师、为教者一分为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应运而生。作为私人著述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阐发三代之史的“传”的出现。在章学诚看来，“经”的名称，正是随着“传”的产生而产生的，“经”首先是作为“传”的对应物而存在的：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31] 对章学诚来说，儒家之“经”并不只是因“传”而有，它还与其对典章的“尊奉性”认同相关。在战国诸子争呜中，儒家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与诸子抗衡，把他们所依据的“文本”或典籍，提升到“经”的地位上，于是就有了“六经”的说法。章学诚说：“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述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32]说庄子是子夏门人，并无确实根据。但把儒家“经典”这种形式的出现同信仰和认同联系起来，则是可信的。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对儒家早期基本典籍的信仰和认同，被大大强化，“经”作为知识、真理和价值的源泉获得了“权威”和“神圣”的地位，并成为政治教化和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在历史的推演中，儒家“经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些被章学诚认为是阐发“经”的微言大义的“传”，也升格为“经”。章学诚对这一过程解释说：“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心为经。……后世著录文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33] 但是，在章学诚那里，儒家权威性“经典”形式的确立，不管是与“传”相关，还是与“尊奉”相关，它们都是历史变迁的结果，都是“起于势之不得已”。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本来“只是”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演生为“经”的形态，是否合理？从整体上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社会历史境况及其产物的“史”加以“理想化”的倾向，与此相应，“三代”之后社会境况的变化和“经”的出现，对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衰变”。[34]但是，章学诚与那些坚持“历史退化论”的儒者并不相同。对他来说，“三代”之后历史的变迁及其“经”的出现，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必然性（“势”）。这不只是反映了章学诚主观愿望上的无奈，也反映了他要为其赋予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他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35]章学诚最关心的是有关政教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在此意识支配下，他自然要肯定把作为典章制度大全的儒家“六艺”称之为“经”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同样意识的支配下，他甚至也赞成那些记载国家制度、法令而被名之“经”的非儒家典籍。我们也看到，章学诚还肯定了其它诸子学派如墨家、法家等在其著述中“自分经传”的作法。他认为这都是“因时立义”，未可非议，“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36]章学诚对历史“衰变”的不满，集中在“私人”著述这一点上。在他那里，这似乎成了“不幸”的根源，它导致了“立一家之私言”并“各道其道”的“分裂性”，导致了“实不足”而争于“文”的“虚妄性”。章学诚注重的似乎只是“统一”的“制度”（或“政典”），他轻视那些超出此的“多样性”的思想和著述（他视之为“私言”）。这就促使他对后儒和儒家典籍之外的无关政教、纲纪的著述也以“经”的形式出现作了“独断性”的否定。如他说：“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37]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深藏着制度政教“正统性”和“垄断性”的观念。他把“制度”的制作之“权”，限定在“政治统治者”身上。周公之所以能够成为“制度”和“六艺”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有位有德”，他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担当“制作”之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但章学诚最终又把这些都归结为“时会使然”，避免了以“主观”加以解释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对周公的这种“客观性”解释能够成立，也不意味着“无位者”就没有“制作”之权。同样，也不能通过把周孔之“道”同普遍性联系起来，使“道”独为儒家所有，而把其它诸子所说的“道”作为“非本真之道”、作为“道之裂”加以否定。但是，对“道”的垄断意识（当然包括对“经”的垄断），使章学诚相信，唯有“周公”之道才是普遍之道，其它之道皆为“非道”：“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自尊其所出矣。”[38]章学诚没有意识到，“道”是不断被“垄断的”，“大道”恰恰就在众多的“道”之中。“经”也同样，它怎么就只能成为儒家典籍或用之于典章制度的专用符号呢？ 三 实践意识：“经”与“经世”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不管是把“经”还原为“史”，还是寻找从“史”到“经”的演生 过程，都贯穿着章学诚对儒家“六经”的根本看法，即它是三代典章制度的载籍，是三代社会政治统治者实践的产物。正如“经”的古义（“经伦”、“经纪”）本身所意味的那样，在章学诚那里，儒家“经典”之“经”恰恰就是“经世”的结果。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如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39]又说：“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40]这两段话，都强调了儒家“经典”之“经”是来源于“经世”。这既是章学诚对“经”所作的解释，又是他要求“经”同现实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据。既然“经”就是“经世”的结果，那么，它也就只能在不断地“经世”中显示其生命力。但是，作为“三代”之“史”的“经”（在特定条件历史下形成），它对不同于三代的以后的历史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呢？如果说有效，它又如何才能发挥出它的实践（“经世”）功能呢？ 从一般意义上说，儒家具有损益因革、适时而应变的观念，但这又恰与如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的儒者的“厚古薄今”意识纠缠在一起，并导致了一种简单地以“古”律“今”的思维方式。从我们以上的考察来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识，而接受了儒家适时应变的观念。他与那些“食古不化者”根本不同，他要立足于“今”而对“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批评“好古者”说：“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41]照此所说，制度都因时而变，从来没有固定的适合于一切时代的制度，“三代”的制度也是相应于三代之时而形成的。通过把“制度”放在“时间”之流中使之相对化，制度的效用和价值就会“因时”而不同，对制度的创新和转化也就成为可能。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42] 如果说制度都是因时而变，“三代”之“经”都是“时王”之制度，“经”就是“经世”，这都为我们提供了制度转化和创新的理论前提，那么，立足于“今”的制度创新和转化，立足今的“经世”，又何以可能呢？答案就蕴涵在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看法中。如上所说，章学诚把典章制度根本上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强调“经”决不是空言和著述，决不是离开“实事”、“器”和“人伦日用”的“理”和“道”。这正是他在“三代”创制的经验中，在对“六经”本然的追问中寻找到的“精神”。对他来说，这种“精神”决不像“三代”或“经”中所载的“具体”制度那样，是因时而变化的，它是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普遍精神”。章学诚始终都不关心“三代”的“具体”制度，也不探讨某种“制度”是否适合于他的时代的需要，他关注的是一种普遍的“经”之“经世”精神，关注的是“道”和“理”都离不开时代的“器”和“事”这种普遍的实践意识。这样，原本上是作为“三代”之“史”或“三代”之典章制度载籍的“经”，因其它具有的普遍的“经世”或实践精神，它就同每一时代的“实践”理性结合了起来。章学诚说：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之文，奇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43] 据此而论，立足于每一时代的“经世”，就是立足于每一时代的“器”、“事”和“人伦日用”，从每一时代的实际境况和实践需要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重建。至此，我们还没有谈到“经世”的主体。在“三代”之时，“经世”的主体是一种统一的“人格”（即“王师”、“圣教”、“史”等统一的人格）。他们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担任着行政职务，又是师教和典章制度的确立者。但是，三代之后，统一的“官师”人格开始分化，“学”和“著述”变得“个人化”。章学诚并不要求恢复“三代”那种“官师合一”的统一“经世”主体。对他来说，“分化”的单一角色的主体，仍然可以“经世”。只是主体不同，“经世”的方式当然也不同，“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义。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44]在此，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学术”与“经世”的关系。这一点在他那里至关重要。如果说章学诚把“六经”还原为“史”以纠正考据学家对“经”的误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兴趣，那么，这一兴趣则与他要把“经世”贯彻到“治学”中去的实践动机密切相关，或者说最终是服务于这种实践动机的。可以说，章学诚的学术出发点是“六经皆史”，落脚点则是“六经”经 世”，“史学”“经世”。“六经”和“史学”“经世”的根本，就是把“学术”完全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彻底克服考据学家那种脱离实践、不关人伦日用的“空言”和“著述”： “史学之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著述者，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以言史学也。”[45] 在学术中贯穿实践意识与直接的实践显然不同。章学诚并不要求学人直接去“经世”，他强调的只是“治学”必须同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必须具有“学以致用”的客观效果。他反对空言和无关实践的著述，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都脱离了“经世”的方向。章学诚意识不到，“学术”并非只有同现实之“用”或“经世”结合起来才有价值，“学术”所要从事的“事业”，要比直接的现实实践广泛得多。“经世”只是“学术”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六经”也不都是“经世”的内容。章学诚把“学术”完全限制到“经世”的方向上，把“六经”（特别是他专门讨论的《易》、《诗》和《书》）完全看成是“经世”的产物，显然使学术陷入了狭隘的“实践实用主义”中，并把“六经”丰富的思想“套入”到了“单调”的格式中。仅仅就此而论，章学诚经学思想的归宿可能使我们感到失望。况且，“经世”观念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新鲜”。单就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来说，就给我们提供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46]章学诚治“经”以“经世”的思想，必须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学术风尚中，才能显示出其“独特”价值。明清之际那种通过回到“经”以达到“经世”目的的“学风”，到了乾嘉时代，已经被“遗忘”了。考据学家彻底回到了“经”，但却根本上离开了“经世”的方向。回到“经”，不仅不是为了“经世”，恰恰成了相反之物“离世”、“忘世”，恰恰成了“逃世”的方式。这是非常吊诡的逻辑。章学诚的经学思想就是对此而发，他通过对考据学偏向的纠正，复兴了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并由此而获得了超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论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论文关键词]历史 社会课堂 情景教学法 讨论法 游戏法 [论文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理念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强调“动”，本文从情景教学法、讨论法、游戏法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树立开放的、综合的课程观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观，要保证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并在活动中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现代教学过程是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向学生单纯传递知识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师生共同参与，采用启发诱导式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一、情景教学法，让学生的大脑动起来 情景教学法，就是教师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运用多种知识和教学手段，设置课堂教学情景，启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在情景教学法中，尽量为学生创设各种情景，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感悟，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渗透历史与社会知识，从而达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转变，不但能使学生学得轻松，而且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时，可创设“中国文化餐——约翰的中国之旅”的教学情景（课件展示）：（1）约翰是一个澳大利亚青年，他准备到中国旅行，请你为他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2）约翰来到北京，见到了这样一幅图案（2008年奥运会会徽），请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文化要素？它的设计有何妙处？（3）约翰拍下了三张民居照——蒙古包、窑洞、傣“高架桥”。猜一猜：约翰去了哪三个地方？他在当地吃到什么风味小吃？看到什么特色娱乐？约翰的疑问：人们为什么要建造这样奇特的房子？（4）结束中国之旅时，约翰由衷地发出了赞叹，当你听到他的赞叹，你心里怎么想？以上情景的创设，在学生心理上造成某种悬念，可以调动学生的认知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究欲和思维的积极性，使其在主动探究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 又如在教学《》时，插入“”前后经过的记录片录像，用5-6分钟时间，能直观再现当时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演讲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中国人民“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决心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然后在此情景下与学生一起探讨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影响。这样，就使学生的大脑真正动了起来，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 二、讨论法，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 新课程理念要求学生不仅要多动脑，而且还要多动嘴。讨论法教学，可以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讨论法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围绕一定的主题，各自发表意见，共同研究，达到理解知识、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讨论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的最好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对某些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见解，做出评判，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教学《万类霜天竟自由》时，为了理解竞争的含义，作用，可设置以下一些栏目与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1）说一说：你所知道的竞争是怎样的？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有哪些？你们参与过哪些竞争？（2）议一议：参与竞争有什么作用？你的观点和依据各是什么？（可与你的同桌讨论回答）（3）辩一辩：竞争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四人小组讨论，派一代表发言）这些问题一提出，学生便争先恐后要求发言。尤其是第三个环节“辩一辩”时，正反两方代表进行课堂大辩论。课堂上唇枪舌剑，双方代表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一活动训练了学生的辨证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巩固了所学知识，提高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学生的个性得到了释放和张扬，学生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又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独特民族文化的作用”时，教师可虚拟一个“四城申博”场景——法国、埃及、日本、美国各一个城市申办2015年世博会。四个国家邀请四小组同学分别担任本国文化使者，在评委面前大力展现该国风采。一组代表发言，其他三组当评委。尔后出示影像资料——四国文化图片欣赏。让学生准备三分钟来展示才华。这一活动一开始后，学生情绪非常高涨，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十分热烈，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推荐的代表发言铿锵有力，表达清晰，口头表达能力显现，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这样，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轻松，课堂效果明显提升。 三、游戏法，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 游戏法，就是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游戏的本质是假设、模仿，在想象的外部环境中有意识地模仿活动。游戏实际上是为学生创造一种极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故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动手的机会，动手游戏促使学生思维敏锐，使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实效。如在教学《大洲和大洋》时，可安排让学生自己动手搞拼图游戏，让学生“先认图，再拼图”，学生拼好图有了直观印象后，再让个别学生用鼠标点击七大洲四大洋，把它们放到各自的位置上。课堂上学生十分活跃，动手游戏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的欲望与自信。在游戏中，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潜力得到充分挖掘，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平时学到的知识得到充分运用，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又如在教学《应对资源危机》时，为增加学生对节约资源感性的认识，可设计一个“你会垃圾分类吗？”的游戏活动，让学生用动画形式把垃圾分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活动中去。本课结束时可设计让学生书写“你的节约倡议”，然后出示教师制作的“残缺的地球”，要求学生把写好的倡议逐一贴在“残缺的地球”上，学生通过这一个游戏活动结束本课。这些活动贴近学生实际，唤起学生节约意识，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使其主动参与，课堂变得更加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充分激发，同时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新课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只有让学生动脑，动嘴，动手相结合，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良好氛围，这样的课堂才会真正“动”起来，学生才会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就能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去领悟，从而获取知识经验，就能促进学生发展，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真正做到“轻负优质”，真正落实新课程教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 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 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 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 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 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摘 要 题】法治讲台 【正 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注并探寻西方法治产生的深 层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时代挑战，对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无论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还是注重资产阶级兴起的作用，亦或 是强调多元集团与自然法的结合，都不得不以西欧11世纪史实为起点，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纪 西欧历史的多元性。[10][16][11]这表明，近代法治的历史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独特性 ”。 众所周知，中世纪开始后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景观，进而造成了特有的权力均势与张力。[ 1] (P22—23)首先，王权需要教权的支持和正名，教权则需要王权的封赐和保护，同时，王权 和教权又在为争夺社会统治权而斗争。尤其是教权窥伺王权，以至后来以“双剑论”和教权 至 上思想，凌架于王权之上，并在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职权之 争”中达到高峰。其次，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诚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但同 时，封君总是凭其优势地位，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其王权，并加强对封臣贵族的控制。而封 臣贵族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力和契约权利。这种斗争是中世纪一幕重头戏，并促进 了 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2](P438)再次，教权与贵族权在利益冲突和权力分割中，既有合作 也有对立，即有时二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有时其中一方与王权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方。[3]（　第四章）可见，这种多元权力的斗争与妥协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均势与张力，普遍争取特权的 斗争不仅使特权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导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并 “反对绝对权威”，[5](P10)从而抑制了专权的滋长。“既然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必须让 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 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 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1](P24)正是这一特 有的多元权力土壤，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从而提供了城市市民 社会生长的良好空间。而“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 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6](P427)其重要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其关键则“在于取得了 政治权利”。[7](P35)因此，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权利斗争史，也是一部城市 文明的扩张史。它“作为特殊的权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权、地方领导与居民之间政治力量的 角逐之中”，“正是这种角逐推动着新兴的封建国家的向前发展”。[8](P106)即从个人君 主制到民族君主国，从城市市民社会到近代市民社会，并在宪政历史过程中，形成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分离与对立。[9]这样，属于欧洲旧社会的一切因素和特点就转化为两大事实：自 由探索和中央集权。“一个表示精神领域里推翻了绝对权力，另一个却是绝对权力在世俗社 会中的胜利。”[1](P203)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胜利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一旦以新兴资产 阶 级为主角的、日益自由化的近代市民社会，发觉王国悖离公共秩序、普遍公道和共同利益 护卫的承诺，就会起来反抗甚至摧毁它，何况王权集权化进程是与市民社会自由追求进程相 伴的。因此，就展开了两个取向共生共进的历史运动，即一个是市民社会力图使国家权力复 归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一个是面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扩张而维护和保障其自由权利。正 是 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界分与冲突中，确立了近代法治精神与原则。 （一）人民主权对公共权力的契约性复归和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在西欧的政治传统结构中， 议会与王权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议会总体上仍是受控于王权的，尤其是在16—17世 纪的专制主义时代。然而，从12世纪起，就已经有“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 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的理论主张。[10] (P343)在等级会议不断制度化并向议会转化的过程中，“等级之间及等级与王权的竞争鼓励 人们制定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公开的法律，以此规定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对各方来说， 日益重要的是确认王室权威终止的领域及超政治的基本法开始发挥约束力的领域。如果国家 尚无规定这些限定，各方应制定一个社会契约，用以确定全国性政府的结构及其限度。”[1 ](P153)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 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他们通过持续的议会斗争来争取其自由民主权利，最终在 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爆发了开启新纪元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这样，在民主契约的价值 原则下确立了人民主权，使国家权力在形式上恢复其公共属性，并服从和服务于市民社会的 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需要，国家权力合法性也由上帝神谕而移至民众手中，这就“结束了 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 为人民在政府之下”，而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12](P322)而代表市民社 会要求的议会，则“从主要为发现法律而存在的机构发展为创制法律的机构，”[13](P236) 而 且，“人民应受法律的统治；判决只有凭借对滥用权力负有责任的这样一些法律来实施， 在此，这些被进一步解释成，一切涉及到这个国家所有自由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诉讼 ，均应以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议会不应该干涉正常的行政管理或是法律的执行，因为法律 只是权力的原则部分，正如以往的议会一样，议会的职能是规定人民的自由以反对政府的专 断。”[13](P253)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法律，依法行事，以确保其来源和运行的合 法性，使“国王和人民都受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14](P30)这样，法律就由上帝理性 转化为对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的追求，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法的统治、法律至上的治 国精神与原则也就得以逐步确立。 （二）市民社会权利主张、公权力分立制约对良法之治的诉求。恢复公权力的本来面目，只 是市民社会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它只解决了公权力的性质 问题。要有效控制权力的扩张性和腐化性，还必须以社会权利对公权力的范围进行厘定，并 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规制。因此，近代西欧议会斗争与革命的另一向度，则是市民社会的多 元权利主张、保障和公权力的分立制约。早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人们就已经能够通过 教堂、市政厅及集市广场等建筑布局，“分辨出司法行政权、宗教和经济权的存在”。[15] (P2)随着城市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和市民阶级逐渐成为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 们“在保持和获得其摆脱君主及其官僚助手的独立性方面的成功”，对法律秩序的问世具有 “决定性意义”。[11](P63)在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他们主张和捍卫其自由及财产权利。 尤其在英国，“每当问题涉及捍卫私人权益、家庭或公民的利益时，也就是说个人的自由权 时，下议院就坚韧不拔地去完成职责，从而建立起许多构成英国宪法基础的原则。”（注：下议院从产生时起，就以中小贵族和市民为主体，后来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控制，成 为近代市民社会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代表。参见[1](P206)。）1610 年下议院著名的请愿就郑重宣称：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 利赋予他们更宝贵及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以确定无疑的法律统治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 而不是受那种不确定的、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因为，前者给予下议院领袖及其议员们以本 该 属于他们的权利。……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由 这个国家的普通法或是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 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其他任何惩罚。”[13](P249)同时， 律师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开始对英国法律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其目的是在于剥夺君主特 权、限制政府职权使之充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护者”。[16](P249)以维护市民社会自 由自主权利，并置国家权力于市民社会权利之下。随之而来的，受洛克、孟德斯鸠、卢梭、 潘恩等人思想理论所鼓舞的17—18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地位 ，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利法案（注：西方史家指出，英国光荣革命“维护了议会政府的原则，维护了法治，乃至维护了反对 暴政的造反权利”。[7](230)它成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中权利要求和权利斗争的先锋 与布道者。），并进一步在使所有世俗权力当局服从人民意志之后，又 在人民意志周围设下一些限制，使议会立法权力旨在“颁布法律和确定规则，作为保护社会 全体成员财产的壁垒，以便节制权力与缓和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位成员的统治” 。[13](P269、256)以防止议会与国王一样专断，保障自由和权利，并为自由起见，要求“ 政府大可放下一切职能，只须保留国防，维护国内外交通体系和维护治安等功能就够了。” [16](P256)从而使“国家向它的具有完全不同私人利益的公民提供追求框架”。[17](P96) 并开始缓慢和稳定地传播。孟德斯鸠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建构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 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完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18](P154)这一理论在美国革命进程 中付诸实践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立法机构受到司法审查的限制，从而使法院成为一道通不 过的防波堤，“防止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揽权行为对于任何宪法中由权利宣言规定了 的权利的侵犯，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抵抗”。[13](P287)受启蒙思想家的分权学说及英美 革命的影响，法、德等大陆国家在经过议会斗争和革命后，也相继建立起权力分立的政治体 制，并倡导“法治”或力图建立“法治国家”。虽然受卢梭“人民主权”思想和法、德社会 状况及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行政权力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扩张之势，但应运而生的行政法 院，对制约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则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西方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 ，“它现在给予公民的保护，使他不受行政当局酌情裁量行为的侵犯，其保护之周到，比当 代英 国所能做到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3](P304)这样，通过议会斗争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市 民社会权利主张、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分立制约，使公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要求， 并只能在必要的、为权利实现所需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从而以市民社会权利来勘 定、制约国家权力，以权力分立原则制衡国家权力，进而确保市民社会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 肆意侵犯，保障多元广泛的市民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一进程始终以且只能以对宪法和法律的 诉求而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现实保障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 ，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 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 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1](P47)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 制度有一个前提，即对“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立法机关颁布的、并非普遍性规则的东西 ”加以明确区分，[13](P289)从而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良法之治，诚如哈林顿所言，一个市民 社会得以在共同权利或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是法治而非人治（注：参见[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另见[1 3](P244)）。 （三）市民社会权利保护与法律程序的理性化。有西方学者指出，欧洲人的习惯两次演化为 理 性的法律制度——罗马法和普通法。[19]（绪论P1）虽然有柯克关于英国“老田生新谷”和狄 德罗关于法国“旧偶像倒塌”的法律发展隐喻，[16](P262-263)但是，他们忽略了英法法律 发展都离不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历史演进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市 民社会自由化和权利保护运动，则有力地推进了西方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在英国，虽然有强 大的中央集权，但地方法院曾掌握在领主手中，它们无力解决镇压叛乱、执行判决甚至土地 所有权纠纷，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是简朴而非理性的，于是“人们把获得强有力和迅速的救 济希望寄托于皇室法院”[20](P243)，这就促进了程序优先于权利的令状制度和统一的普通 法的形成。渐渐地，“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 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 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 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21](P355)普通法遂成为理性的体现，并需保持其 连续性（注：英国御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曾撰著《英国法总论》(1628—1641)，力图使普通法现代化 并适应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倡导议会和普通法至上，并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 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它应不断改变但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而衡平法最初是基于弥补普通法的机械令状制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从神明裁判 向具有理性的人的裁判进行转变的结果”。[19]（绪论P6）但衡平法院随后却发展成了王室特 权法院，遂与普通法院发生冲突。普通法对衡平法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权利对权力的 胜利。另一方面，商人曾支持用王室权力创设特别法庭，来将基于民法的理性化法规推行于 经商和海运，以至“都铎王朝制度曾被用作资产阶级打退封建势力顽抗的铁锤，但契约性经 济关系的广泛扩展，以及产权关系在宗教改革的解决中获得的保护，意味着1600年以后已不 再需要都铎式制度了”。[16](P256)于是普通法律师与商人联盟展开了限制王权特权，保护 贸易、财产及自由权利的司法改革斗争，并发动了一场不仅反对高级调查团和星室法院，而 且也反对普通法庭之外一切司法机构的运动，宣布普通法法庭有权制止教会和特权法庭的诉 讼程序，并随即使君权法庭被取消。这样，“建立新刑事诉讼程序的道路打通了，民众对起 诉和定罪过程的监督因此可以成为制度，作证方式也将更合理化。确立大陪审团制度、重申 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这些乃是三项重要改革”。同时，“传闻 证据否定法”作为一项制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合理的法庭诉讼程序基础”。[16](P256 —257、260)这些新的、合理化的诉讼程序不仅能有效地限制封建权力和保障社会权利，而 且也为市民社会权利之间的平等保护、法律的公平适用提供了必要和可能。1688年光荣革命 后，英国对其法律又进行了重大改革，私法得到快速发展，种种诉讼程序得到革新、重申和 保护。尽管还存在着中世纪的传统遗迹，但是，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法律，满足了 当时市民社会权利平等保护和社会安全与秩序对法律程序理性化的需要。 在大陆国家，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则是与罗马法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罗马法复兴正 是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新兴资本主义成长、市民阶级权利和利益要求、以及君主权力扩张 的反应。为保护市民平等权利，在城市首先开始了废除决斗等非理性的取证手段、确立理性 法和建立一种特殊的城市诉讼程序的运动。[22](P610)而接着受罗马法复兴思潮的影响，教 会法开始强调理性和良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也决定禁止教士参与求助于神意 裁判或上帝判决的诉讼程序，这也就排除了此前诉讼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不合理证据制度。 因此，以教会法为榜样的，一种新的、较合理的、也较复杂的书面而非口头诉讼程序，在欧 洲大陆各国逐渐被采用了。它不仅引起了司法组织深刻而有决定性的变革，也为社会受法律 支配观念的确立和法的统治开辟了道路。（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46页。当然，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对英国也有很大影响，它导致英国对陪审制度的倍 加重视和最有效地利用。参见[20](P245)）在此后的罗马法复兴过程中，地方习惯法、教会 法、商法与罗马法互相竞争和渗透，但最终还是导致了欧洲大陆对被视为“成文的理性”的 罗马法的接受，这样，“已经被认可的罗马法发展成了获得解放的市民社会的法律”。[23] (P86)罗马法的突出特点是重私法、重实质，也即注重确定个人间的权利和义务，但诉讼程 序也十分重要。因为按罗马法观念，诉权是对权利的保障，甚至认为“先有诉权而后才能谈 到权利”。[24](P855)欧洲大陆对罗马法接受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过滤”和改造 ，[25](P22)出于适应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新贵族和市民阶级的权利平等保护要求 及扼制封建司法特权的滥用和非理性化的需要，公开审理、言词辩论、自由公证等诉讼原则 得到重申和发扬。正是“由世俗和宗教两方面都进行的诉讼的双重合理化，蔓延到整个西方 的世界”，[22](P722)法律规则的至上性和市民社会的普遍规则秩序观念得以逐步确立。经 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及欧陆的法典编纂活动，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和制度， 把权利和权力、权利和义务都纳入法律有效规则的框架之中，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建 立。 （四）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与法律形式化运动。随着城市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一种新的 精神面貌由此形成，这大致上正是仍在彷徨中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面貌，包括一整套 规则，一系列可能性和计算，同时又代表一种生活和致富的艺术”，[26](P609)在相当程度 上，这些城市对外是摆脱封建束缚而自主自治的，对内则是摒弃封建等级而自由平等的，从 而孕育了民主参与、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法律和秩序等思想观念，富有了一定的自由理 性精神和历史意识。这种观念、精神和意识体现在城市法上，就是其“共有特征”、“世俗 特征 ”、“宪法特征”及“发展能力”。而为满足贸易发展和商人阶级需要而出现的商法，则是 “典型的资本主义法”。[10](P475、407、479—481、424)这些法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内容 和体系，并确立了理性审判程序，从而开始了法律形式化运动。 其次，“3R”运动推动了市民阶级法律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罗马法复兴的真谛并不在 罗马法本身，而在于以它为承载而体现出来的时代要求。罗马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法精神，[2 7]其市民法和万民法包含着对自由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遗嘱自由、财产私有等市民社会私权 利的确认、契约自由和衡平原则的肯定及法律理性化倾向，这正与中世纪城市市民社会精神 相 吻合，“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 了现成的”。[28](P454)而按时代需要对罗马法精神与原则进行改造，进而构建新型理性的 、形式主义的法律规则体系，恰是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并突破其城墙而向全社会扩张过程中所 要求的。文艺复兴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充分肯定上，并 “呈现一种新的市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注：[7](P68)一些历史学家就曾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 利。因为象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国家是世俗性的，他们强调公民的责任、忠诚和关心 公 共福利。他们发展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它本身的利益。参见[5](P1 25)），而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坚持的力量是太大了， “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控制”。[29](P67)进而成为自由理性的 近代市民社会精神的重要源泉。它与罗马法复兴运动相汇流，不仅加速了罗马法的传播和接 受，也为市民阶级的法意识、法观念注入了人文精神及理性因素。对教会而言，它曾将行商 算作朝圣者一类而予以保护；它动用了大量资源来研究包括商业法在内的罗马法；它掀起贸 易是否合于道德的争论，并在结果上大大有利于市民阶层；它还发展了法庭和诉讼程序体制 。可见，城市市民社会及其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宗教息息相关的。而且，“没有教会 ，新兴市民阶层是不可能建立和传播正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16](P56、54)从11世纪开 始的“十字架反对弯月”的十字军东征，使“一种新的、专门运用于商人需要的法律，在十 字军东征时期兴起于热那亚，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16](P61)市民 意识形态 也随之扩散。而在16世纪城市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君权主义抬头及文艺复兴运动深入展开 基础上发生的宗教改革，则促进了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即“在宗教领域里坚持自我权利， 其程度和政治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里的情况十分相似”，也“促进了民主，至少促进了有限君 主政体”。[50](P215)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自由精神及权利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世 俗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方面日趋得到加强。”[30] (P34)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早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西方历史的第一个重大 转折点，它不仅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源泉，而且也是西方其他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的源泉。” [10](P642) 再次，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兴起促动了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市民社 会公共领域是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相分立，而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对抗的公众舆论领域。在这 里，公众通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与论辩，形成公众舆论并进行理性批判，从而 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分离并获得自主性的 结果。这时国家权力才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市民社会成员的私权利也获得了确 认，因而，从等级身分和血缘纽带中走出来而成为独立、平等的“单个”经济人，并形成具 有批判精神的公众。因此，直到18世纪初，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才率先在英国出现，成 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 能从作为编纂法国革命宪法的一个构成要素很快就变成了传遍整个欧洲的口号。”[23](P24 、80)至此，城市市民社会走向近代市民社会过程中所涌动出来的，并日益高涨的自由理性 的市民社会精神，就不仅获得了理性、人权、社会契约、法治等为核心内容的成熟的自然法 理论形态，（注：中世纪中后期“法治”观念所依赖的超验的神与自然的正义，已为人权、民主的价值及 相关的信念，即古典自然法理论所取代。参见[10](P359)）而且从边缘走进中心而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功能和载体，获得了更加经常、 更加有力、更加自觉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导向地位。这个“公共王国恐怕不只是用批评态度监 督国家运行，而是启发、指导和控制它们。它这样做的合法性恐怕是由于它代表了市民社 会流行的观念，此外，恐怕还由于它是作为统治者制度的赞助者而不只是它的臣民。公共王 国一旦作为一个置于国家真正中心的选举的议会来构成，便可以为选民服务，并且激活国 家通过制定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的方法，以它的名义代表在选举的代表中形成的多数或少数 对既定的问题所持的流行的观点的倾向。”[17](P85)事实表明，法德等大陆国家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确立和法典编纂运动，法、德 、奥等国家《民法典》的产生，“不仅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且动用了市民社会的特殊 媒体：它们都经历了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反复公开批判。通过有奖征文和问卷调查，公众舆 论对法典的制定做出了贡献，甚至在没有议会机构的地方或议会机构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拿 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基本上也是如此”。[23](P86)从上可以看出，在整个18世纪，公众舆论 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它“试图为社会 领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标准之外，还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这一客观 标准。”[23](P58)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私法经典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反映出从 最初的城市起义开始就一直推动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精神”。[16](P246)这样，自由理性的市 民社会精神就以至上性的自然法为理论表现，凭借公共领域而注入法律体系之中，成为西方 法律形式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注：当然，法律的形式化运动也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相关的，也即专制君主在谋求市民阶级支 持而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必然会对法律理性化给予深切的关注。参见K·巴基、S·巴里克： 《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另见公丕祥： 《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27页。）。 纵观西方近代法治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昂格尔关于西方法治产生的论断的深刻之处 （注：昂格尔断定法治的产生得益于多元集团和高级法（自然法）这两个条件。参见[11](P59)）。但是，更具有历史底蕴意味的是，西欧独特的历史条件和遗传因素，导致了中世纪中后 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扩张，进而开始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和对立的发展进程，从而使 市民社会权利能有效伸张并与国家权力相抗衡，最终通过“市民社会革命”使国家权力服从 服 务于市民社会权利，并把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纳入一致性、普遍性的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同时，市民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涌动出来的自由理性精神，为这一制度框架提供了必要的 内在合法性支撑，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也就成为西方法律传统首要而基本的价值。[31](P 3、7)纵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是近代法治产生的全部因素，至少它也是最深层、最本质的因素 。 二、走向现代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其当代挑战 虽然经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相继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确立了近代 法治，但是，这些国家的法治在确立、发展并走向现代法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却并不 相 同，即以英国为代表的“法的统治”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法治国”最为典型。这一人所共知 的事实表象背后，反映了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作为法治基础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 差异。应当说，封建贵族、教会、市民与王权之间的多元对抗与妥协，是中世纪中后期的普 遍特征，但是，英国与大陆国家所不同的是，“没有一种旧因素彻底消亡，也没有一种新因 素彻底胜利，或者某一种原则取得了独霸优势。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多种利益和要求 总 是在折衷调和”，即使是在正当纯君主制如日中天的都铎王朝时代，我们也会“看到民主的 原则、公众的力量在同时兴起和壮大”，而不像大陆国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内的多 种社会因素——君主制、贵族统治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接”。[1](P218 )这种更为复杂、更为活跃的社会政治局势的机制，推动了英国议会的成长和职能强化，[32 ](P194)而且为近代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并创造了宽容和 自由的社会精神，形成了英国反抗王权、维护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无疑加速了英国市民 社会及其契约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其市民社会的力量日益强大，并逐渐能够左右国家前进的 方向。正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力量，通过议会形式与王权进行长期斗争，并 在哈林顿、洛克等人的法治思想鼓舞下，形成并发展了“英国人受法律的统治而且只受法律 的统治”的法治模式，它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除了代议制立法机构的权力之外，所有 政府权力都应当由适当明确的法律来分配和限定”。[32](P34)这样，作为市民社会代表的 议会，就获得了至上的主权地位，并通过“法律的统治”把国家公共权力框定在法律规则之 下，以制约国家权力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权利、利 益的主张和要求，从而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并继而在美国的法治构造 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注：美国法治的发展，又对英国产生了影响。而詹宁斯则对戴雪法治的经典定义进行了检讨 ，进而对“法的统治”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参见[33](P30—43、211—220)）。[13](P297) 与此不同，德国从9世纪起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长达1000年之久，王权衰微。虽然城市十分 发 达，但因王权十分弱小，教会力量强大和封建势力顽固而无法统一起来，未能占据社会主导 地位。[33](P216～217)当16世纪西欧改革运动使西欧大部分地区市民社会快速发展，并逐 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时，德国却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梦想之中，“导致民族国 家、主权国家的建立进程停滞，工商业和农业发展延缓，成为旧封建主义文明的殉葬品”。 [34](P406)这样，就造成了德国市民社会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议会也与英法不同，市民 社会代表的成分很小，而成为封建贵族的表决器。而1848年德意志革命与英法革命的一个重 大不同，就是要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专制两大目标，但最终由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新 兴资产阶级与容克相妥协而建立了宪政体制，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35](P52 )然而，德国宪法并非是阶级及统治关系革命性转变的结果，而是“一方面是出于发展资本 主义所必需的保障各种秩序，同时在另一方面往往会尽其可能使旧体制得以温存”，因而是 “外表性立宪主义型的市民宪法”。[36](P42)这样，虽然使用法治国家的近代词汇，包装 上近代国家的外观，但仍可以使普鲁士的封建、绝对主义权力继续存在。[37]为此，在普鲁 士议会里不得不进行围绕“法治国家”原则的多场斗争，直到19世纪才创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法治国家”才赋有了新的内涵而有所改观。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市民社会没能像 英国那样发达到足以对抗国家，并使国家服从于自己的程度，而在外来压力下进行资本主义 改造和引进法治原则的背景下，必然要产生偏重于国家的“法治国”理论并付诸实施，从而 构造了德国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家”。日本近代化进程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其 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导致的强国家、弱市民社会的结果，而且它是在西方文明压力下而后发进 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因而自然很容易地接受了德国“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36](P18)[37 ] 不管是社会优位型的“法的统治”，还是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都开始出现相互接近的倾向。在英国，管理私人生活和公民财产的行政权力机构呈现快速增 长之势，且新的社会和经济立法赋予这些机构以不断增加的处置权。“更为极端的是，法律 甚至赋予行政机构决定某种‘一般原则’的权力，依据它可以剥夺公民私产。这样，行政机 构就拒绝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固定的规则”，对“法的统治”的尊重也明显下降。这种状况在 美国也有几乎同样的发展，[13](P384)因而出现了“法治国”的某些因素和倾向。在德国， 自 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创设行政法院来监控行政权力，以防止行政权力威胁个人自由和权 利，从而开始为“法治国”注入实质内容，直至前西德基本法才实现了由“形式法治国”向 “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转变。日本在二战后则采取行政权力的“法律保留” 等形式予以转化，这就出现了“法的统治”的某些因素和倾向。此时，“法的统治”与“法 治国”理论和精神，也在概念、重视基本人权、重视行政权和用征税完成社会福利等方面发 生 了趋同，[39]并且共同面临着时代的挑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科技迅速 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和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使得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变异，即一方面是福利国家对市民社 会的更多干预和公司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 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加之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使得“政府 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政府和市民社会也“并不存在 永久的界限”。[39](P77、83)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异，必然引发对西方法律传统 的挑战——“不仅包括过去数百年的所谓自由的概念，而且也包括源于11和12世纪的西方法 制的结构”。[10](P39)其突出表现就是法律及其运行对集体主义和公共政策的强调、行政 立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更多的实质性正义关怀及国际法对国内法的效力优位要求等等， [10](P38—48)[11](P180—206)[57]这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诸多特征的改变，[10](P43—46 )并直接危及到其传统法治精神与原则。对此，西方法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注：作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倡导者的哈耶克就宣称，法治“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 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因此，在一个有过多计划的社会，法治就不 能保持。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 性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个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 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3](P352)昂格尔则指出，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导致了法治的衰落和 对实在的、公共性的法律的冲击，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法治已趋向于解体。[11](P18 0—189)基顿、伯尔曼等人强调福利国家对法治的侵蚀。（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10](P45—46)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认为，自由主 义法治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并没有导致彻底中断自由主义传统，而是表现了连续性。他 们之间的关系在于，“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中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 改造，因为它也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一旦国家本身上升为社会 秩序的支柱，它就必须在对自由主义基本权利作出严格规定之外，明确说明社会福利国家发 生之后‘正义’如何才能实现。”[23](P257)弗里特曼、艾伦等人也指出，回到与自由主义 法治 概念相应的“守夜人”国家去，太脱离现代民主的现实了，也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480—481页。）甚至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开始讨论福 利国家与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三波”问题。[57](P5)而后现代主义法学则对西方法律进行了 解构，进而寻求“对法权的关怀，即对人类的关怀”。（ [德]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 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国家和市民 社会关系发生变异，“后工业社会”冲突、现代性的“断裂”和全球化对世界的“压缩”等 所导致的外在冲击和内在危机的产物。（参见[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 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8页。）面对西方国家与市民 社 会的变异给法治带来的种种危机，昂格尔概括提出了超越现代社会法律的“循环论”和“螺 旋论”；[11](P221—225)伯尔曼注重西方与非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研究，探求 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以摆脱其危机。[10](P53)哈耶克力倡明确肯定的、普遍主义的法 治对国家权力的规束，以捍卫自由、民主和私域权利。（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第82—86页；《自由宪章》，第321—348页。）而哈贝马斯则提出新型的“程序主义范式” ，以期找到走出“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二者“难局之途”。（ [德]于尔根· 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 与法社会学论丛》(3)，第9—10页。））。 事实上，近代市民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与国家并立发展以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一直是困扰西方世界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 干预主义也始终是影响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思潮，并且此消彼长。[40]而高度 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市场与计划、企业与政府、微观规范和宏观调控 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41](P3)个人主义学说的化约论也使自己处于要么否认政治主权而陷 入无政府状态，要么否认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主义的困境之中。[42](P246)人们逐渐认识到 ，自由主义应“承认公众的和私人间的矛盾，承认个人和公民、个人和群体的双重角色。问 题在于：怎样找到共同的目的，同时又保留达到共同目的的个人手段；怎样确定个人（以及 群体）的需要并找到满足需要的共同手段。[43](P341)而平等与效率的艰难选择及市场失灵 与公共失灵的现实困惑，也迫使西方人殚精竭虑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设计与权衡（注：参见[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王忠民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 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面对经 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变、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流变，[44]西方国家 则开始企业化的行政改革，由此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45](P300)超越“左”与“右” 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逐渐兴盛起来，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市民社会参与国 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等。[46]（导论）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权威为基础、以自上 而下的单向度权力运行标志的“统治”，渐渐被以多元权威为基础，以分散化、相互的多向 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治理”所取代，力图形成政府和公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合作关 系，以实现“善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2000年版；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旧路还是新途》，载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 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善治”赋有“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和“有效” 等基本要素，然而，其十分重要的要素则是合法性和法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在西方有关“有效治理”的含义中，法治居于首 位。参见[法]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肖存毛译，载俞 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第268页。）。法治诉求自然难以机械固守西 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原则，但是，它也绝不会为福利国家的过度权力扩张而张 目。因为“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 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主、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47](P15)而且 ，“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都已表露出明显的缺陷（注：“自由法律范式”主张法律主体应理性地追求其人生目标，自主地构设“私法社会”（所 有权和契约自由），期望只要保障个人自由领域即可实现社会正义。可是，它忽略了法律能 力的平等因素，因而“一方面，私法的现有规则必须作实质性的详尽说明；另一方面，必须 引入基本的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主张更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以及更有效地防止社会导致的 威胁”。而在批判“自由法律范式”基础上产生的“福利国家范式”，则出现了福利温情主 义，它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力位势（差别）的努力，导致了类似“标准化”干预，“这将再 一次限制假定的受益者对自主的人生目标之追求。”参见哈贝马斯：《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 系》，景跃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年（总第9期）。）。为此，“第三条道路” 政治的指导性原则，就是深化并拓展双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 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40](P73)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作为西方 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也呈现明显的对立与互补之势，[48](P127)其核心是重新思考国家行 动的形式和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二者良性互动关系，以期协调自由与平等、个人/群体与 国家、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境下，“追求政治合 法性，追求一个以尊重权威和法律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意味着追求民主自治模式的必要性” 。[49](P416)可见，西方法治正面临着挑战与创新并存的局势，虽然它尚不十分明朗，但其 力图回应和超越的趋向却清晰可见。而亚洲赶超型国家（如日、韩等）是在“外生后发型”现 代化进程中，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关系，川岛武宜就曾直言：“我们缺乏市民社 会和作为其政治反映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态势的支配下，向中世纪甚至向‘神话时代’的复 归，否认个人的自由，比近代法意识及伦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结果只能是靠权力‘从上 面’强行地控制”，[51](P48)这难免会导致一种权力规则秩序。因而，其法治进程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以市民社会为目标来构建多元社会，衡平“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韩国 甚至有学者极端地主张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逐渐向辅以社会多元立“法”、执“法”过 渡，并最终以社会规范来取代国家法制。[52]而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也同样构成了当代非 洲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52](P197—198)从上不难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发展关 系的变化，决定着法治的走向和模式。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发展关系，不仅奠 定了法治产生和运行的社会基础，也设定了法治运行的边际或界限。 三、启示：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构与中国法治之路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其演进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为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且其唯物史观 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第43页；《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然而，东西方的市民社会与 国家呈现的确实是迥异的发展道路。古希腊城邦是一种公民政治共同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 活相“复合”而使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17](P96)而古罗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发生 了分离，[54](P22—26)但奴隶制商品经济是在国家政治、军事和法律的支持与保障下获得 繁荣发展的，因而呈现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状态（注：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上），第428—440页，《世界文明史 ——凯撒与基督》（下），第512—527页；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第102—103页、第27—28页、第75页等；金观涛、唐若昕：《西方 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而进入中世纪，表面上是“无国 家”状态，实质上则是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形成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噬（只不过 这种吞噬是脆弱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第284页；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 史》，第2卷，第11页。），直到近代市民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与国家并立发展。在印度、中 国、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及斯拉夫等东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则没有那种曲折发展的 经历，从国家于社会中产生之时起，便反过来侵吞了社会，形成国家同化、吞噬市民社会的 “东方专制主义”。它没有古希腊那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合”，也不同于古罗马那种国 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更不具有西欧中世纪国家吞并市民社会所附有的那种多元权力斗 争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而是坚固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单一性。这种“总合统一体”的国家 神圣气质成为东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和历史遗传基因（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刘学灵：《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75页、第301—364页。）。不仅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也使民 主法治无以产生和发展。直到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严重压力之下，东方国家才纷纷以革命 或变革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赶追现代化，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也才提上日程，民主与 法治也才开始起步。虽然我们不能囿于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及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那种僵死的二元论（注：进入20世纪后，西方中心论在斯宾格勒、汤因比、马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努 力下，逐渐转变为人类文化多元论或全球文明论，它“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 方人或非西方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西方学者萨义德、中国学者日知等也对传统二元思 维模式及“东方专制主义论”提出批评或质疑。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 ，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第266页；日知：《中西古典学 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434页。），但东、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迥异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确实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法制在东西方的不同历史命运。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建构已成为一种世界浪朝。就是说，“只 要现代国家还趋于动员和重组它的国民生活，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种界分似乎就一定会继续 起作用”，[56]它构成了民主生活和民主秩序的核心特征”，[49](P394、396)并呈现一种 “ 全球走向”。[56]可见，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即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 当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应当说，尽管西方一直在努力调适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以应付其民 主与法治受到的严峻挑战，但受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局限，他们是难以确立起其国家和市民社 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域与私域、权力与 权利、个性与共性才能真正最终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故而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切实确立 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过去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片面 乃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之传统东方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曾推行高度集权 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国家同化乃至兼并了市民社会，不仅扼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阻滞了民主法治进程。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 行市场化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取向来调整和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以适应全 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我们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民主政 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一“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及其实践，更不应仅仅是法 律制度的简单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及其实施，而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 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互动、双向制衡、民主合作的 良性互动关系，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即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并努力推进其自主性 ，立足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需要而缩减并转变政府职能，进而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 力 权威和“良法”之治（注：多元社会权利包括个人私权利、民间社会组织权利、基层自治（如村民自治、乡镇自治、 街委自治等）权利、公司自治权利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权利等等。公权力权威意指职能少而有 力的公权力，而不是职能多而无力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应限于宏观调控管理并依法赋权和 运作。“良法”之治是指法律应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社会主义正义法精神，赋有至上地 位并成为治国之根本。），使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相回应和契合（注：即依法治国应立足于对社会的回应，并以市民社会自主自律的内生秩序为源泉和根基， 以 避免“依法治理”中的权力法律化和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懈怠主义倾向。）。只有这样， 才能以多元权利来分享、平衡和制约权力并扼制腐败，才能使权利和权力共同纳入法律规制 框架之中并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威，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也才能最终 确立起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必须纠正教学偏差，深入贯彻课程改革理念，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知识整合的基础，在互动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更重视学生的品德、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本文探析了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改革中存在的若干典型问题，以求得对新课程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课程理念 教学偏差 途径策略 “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程把现实社会生活作为教材的基点，强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注重运用概念、知识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参与社会。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有些偏差，教学中也存在许多偏差。我就普遍存在的一些教学偏差入手，结合教学实际谈谈自己对“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粗浅的看法。 一、纠正学会收集资料等同于学会运用资料的偏差，培养学生处理材料的能力 让学生收集资料是新课程教学中经常用到的方法。在一些学校布置的课程改革展示中，往往能看到学生们制作的精美的资料册。但在这些精美的资料册背后却是：有的学生只是从电脑上下载资料，装订成册就算完成任务；有些教师将学生制作的资料册收上来，便束之高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没有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阅读。教师更没有引导学生运用所收集的资料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时间和纸张的浪费。 学会收集资料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学会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学会分析资料并运用资料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第一，教师应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资料，避免让学生收集一些漫无边际的、大而无当的资料；第二，收集资料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分类和取舍；第三，教师应帮助学生通过资料的阅读，概括出当时对所探讨问题的研究结果和进展；第四，根据对资料的研究，让学生提出质疑、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教室里应留出学生展示资料的空间，使资料得以为学生们共享。 二、纠正“自主”变“自流”的偏差，加强教师的组织和指导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的主体，学生能动的创造性的学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和教育的途径，实现自主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本质要求。但是现实的教学往往把学生“自主”变成了学生“自流”。强调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有的教师上课便让学生自己看书，没有指导，没有提示，没有具体要求，由学生一看到底，典型的“放羊式”，有人称之为傻读；有的教师甚至一味强调学习内容由学生自己提(喜欢哪一段就读哪一段)，学习方式由学生自己选(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学习伙伴自己挑(想和谁交流就和谁交流)，典型的“自流式”。这样做，学生表面上获得了自主的权利，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因此，自主学习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教师要设置动态的教学设计方案，善于放大学生思维中的闪光点，引领学生进入积极的思考状态，师生之间产生思维的碰撞，一起完成教学任务。自主学习强调学生自主探究，不等于学生自己学习，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撒手不管。学生讨论时，教师应该以听、看为主，把注意力集中在讨论上，在此基础上，迅速地加以思考下一步的教学应该做哪些调整，哪些问题值得全班讨论，哪些问题需要教师讲解，教师要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只要教师持之以恒，课堂必定会变得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 三、纠正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重视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突显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特征，也是教学具有教育性规律在新课程中的体现。但是，这不意味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可以“独立”和“直接”进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只有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融为一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于是许多教师通过开展活动的办法，落实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有为活动而活动的倾向，因而不会成为有效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对学生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实际的作用。 新课程所提倡的活动是外显活动与内隐活动的统一，是操作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统一，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动口、动手、动脑,亲自体验过程。例如，有位教师在讲《我的压岁钱怎么用》这一课时，就让学生在活动中深入体验正确的理财观。 师：关于理财，希望我们的同学都把算盘打得精一点。做到收益多多，生活棒棒。过春节时亲戚朋友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岁钱吗?平时父母也会给你一些零花钱吗?现在花了吗?怎么花?假如今天你的小金库里还有800元钱，请为自己订一个理财计划。 生：日常花费，如买零食、乘车费、学习用品费；娱乐费，如看电影、玩游戏等。 生：准备一个小本，在上面记录花费的用途、时间。 生：每周自己进行结算。也可以交给爸爸、妈妈审核，以便获得改进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的自我金钱管理的指导。 生：理财计划单(略)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感悟到什么? 生：安排支出要科学，增加收入要选择。 师：个人生活这样，家庭生活这样，国家生活也是这样。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过好今天的生活，并期待明天的生活更美好。衷心祝愿我们的同学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科学的理财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这样的课堂活动是根据学生自己生活经历或经验进行情景设计的，就使新知识在学生的经历和经验的共鸣、碰撞基础上产生。通过“压岁钱怎么用”的角色体验设计，让真实生活经历、体验与虚拟角色体验相结合，通过这些生动的情景角色体验，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自然渗透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 四、纠正“历史”与“地理”简单累加的偏差，切实体现新课程的综合性 不少教师一时难以适应新课标的要求，照旧按传统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如有关地理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地理学科形式上课，有关历史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历史学科形式上课，从而割裂该课程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历史、人文地理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有机整合，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及学习方法上也力求整合的新课程。新课程性质要求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其综合性。新课标要求教师做到以下几个“综合”：对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对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综合，对某个事件或现象的分析、认识进行综合，对基本方法和技能进行综合，让课程“综合运用”。比如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有大量的地理知识，很多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地理因素。我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这一历史内容时，改变过去悬挂《隋运河图》向学生介绍开凿年代、运河分四段等讲法，而是挂了一幅《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中国水系的特点。从中国东部的河流多是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南北交通十分不便入手，“开凿一条南北的河”，通过测量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沟通支流”……可见，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凸现出课程的综合性。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根据学科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还可做如下尝试。 1．古今相联。“通史”是为了“识今”，是为了展望未来。为此，平时的教学要与当年、当月，甚至当今的社会热点结合起来。讲科技就会讲讲“神六”，讲讲mp4；讲和平，就讲讲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讲讲巴以最新冲突，讲讲最新恐怖活动，讲讲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文理交融。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综合联系与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讲到赵州桥，可引导学生进行赵州桥的受力分析，从而理解为什么它会历千年而不倒，体会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3．文史哲相融。历史与哲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可持续发展观点本身也是一个哲学观点，“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求我们用全面观点去思考、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另外，七年级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业有方，信用无价”，八年级的“感悟沧桑巨变”等课题本身都充满了哲学思辩色彩。另外，文史之间的交义点是很多的，特别是古典文学(如诗词)更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对课改的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再认识，在反思和实践中逐渐将新课程的理想变成现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实。政府驱动,而又明显带有技术驱动色彩的自主创新,最怕的是脱离市场需求,最终事与愿违,落得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成为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1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即公私机构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10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2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 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才短短的20年,却是辉煌的20年,队伍硬软件设施的建设是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吗!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有人说,若两人互换位置,可能都不成功。也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麻省理工学院(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但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到中西“体”、“用”之争,从晚清开始我们就经历过多次“体”、“用”之争,但都回归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1]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 (1)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们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也说:“人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必须从2 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寻求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们和社会公众的国学热可作旁证。 (2)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真髓,融合中国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化的若干管理学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学界。 (3)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包括马克思、的管理思想;中国人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的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粤商、浙商的非凡经营能力等都是值得“接着讲”的命题。后2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多,需求急迫,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3 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 3.1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3.2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和挖掘较少,处于弱势和“拿来”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停留在克隆一个美国商学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观念和术语,因为毕竟语境不同。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做些实证研究。目前管理学院在处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过于偏重培训教学,偏重MBA,这也是由于竞争,人们对学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长们对市场的敏锐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长们也应冷静地思考长远目标和学术地位。 3.3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中国管理学界队伍还很年轻,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把科学精神定义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和专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约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要有质疑、批判、反思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才能产生。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引领未来。我们看到在老一辈管理学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相信中国可以出现像泰勒和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大师,涌现出大批企业领袖和公共管理精英,应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伟大的管理实践可以造英雄。 3.4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这是大学教改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在学术成就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以及学科发展与国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结合点。但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这取决于大环境,而目前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对一般硬科学有所谓国际“接轨”,“统一的评价体系”,但对像管理类软科学来说有点难,有学者就提出“什么是轨?”,“不接轨又怎么样?[2]”有几篇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尴尬处境就会改变?但应该有信心、有目标,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3.5 一个悖论 有的管理学者提出一个悖论:一国有竞争力的成功企业与领袖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一定与一国成功的商学院相联系,日本与德国似乎就是两例。这到底是商学院的错,还是两者并不一定有相关性。国内外对商学院的质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声音,如“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斯坦福大学菲弗),“商学院如何误入歧途”(南加州大学本尼思)以及MBA的颠覆者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3],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学术性过于关注和追求,而导致对管理实践的忽略。 TCL的李东生处于国际化的熬煎中时,我们学界何不从并购的财务陷阱、文化差异、市场风险、组织控制等研究上帮他一把,而作壁上观。上汽韩国双龙也苦于处理罢工风潮。20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时,据说美国学者给出谋划策,轮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谁来出点子? 3.6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满10周岁,年资助金额也已超亿元,自然科学基金的任务是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但寻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们紧迫的前沿,领袖又牵涉到一个评价体系,撒银子是个很潇洒的活儿,但撒到好处,却是个学问和责任,需要大家的指点。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对科学和文化的认知、思想与世界观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进了各种社会的转型。 例如，希腊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并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有了较频繁的来往，但疫病也随之传来。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及战争中爆发的多次大瘟疫给了古典文明以巨大冲击。文明的中心雅典据说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苏格拉底在这场危机中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命题开始，探讨个人的道德与知识追求。“医学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传说在这场瘟疫中采用了正确的防治方法而名声大著。此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成就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开始向“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演变。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了它的最大扩张极限，地域横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现了被称为“安东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据传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罗马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司·皋勒留写出了《沉思录》，表现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认为人是自然机体的一分子，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基督教在此的影响迅速增长，尤其是耶稣治病救人的事迹在此时颇能打动人心。罗马帝国公民的自豪感开始让位于对个人拯救的关心和对整个世界所有人命运的思考。 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远征，但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续到8世纪。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场瘟疫影响到这次收复失地的失败，由此使欧洲东西方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欧洲西部诸国将罗马皇帝与希腊正教的文化抛在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和宗教权威、罗马教会与教皇，并形成了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对欧洲及世界影响最大的瘟疫流行发生在14—17世纪，这场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场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产生的影响更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欧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黑死病涉及地区人口死亡多达1／4甚至1／2，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土地占有关系也难以维持，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与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和货币地租的发展，人对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瘟疫的冲击中开始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潮涌现出来。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也是由于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文艺复兴的思想对他们就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人对健康、完美与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纪从德意志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在瘟疫的阴影下酝酿的。16世纪初德意志瘟疫横行，当时的许多画幅描绘了死亡瘟神到处横行，降临到每个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会却在出售赎罪券敛财，这是激起民众普遍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医生的地位较以前更被重视，而医生是当时主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哥白尼、帕拉赛尔苏斯、塞尔维特、诺查丹玛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医而知名的，尤其是他们研究和医治过瘟疫。他们的名声也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得到发表和传播。陈旧的医治观念与巫术虽盛行一时，但终因无效而逐渐被较为科学的医疗方法取代。人们开始接受疏散、隔离、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干净的饮水、新鲜流通的空气等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些地方和国家当局对于防治瘟疫是否关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纪各种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对统治者进行评判的一个主要方面。 瘟疫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称之为“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们带来的疫病成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杀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状态下，对外来的疾病毫无抵抗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陆续死亡。农业发达的墨西哥死亡人口达90％，秘鲁达70％以上，加勒比海地区本地人则完全灭绝，这就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据点，但却由于无法抵御热带疾病不能深入内陆，于是就想出来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当奴隶的办法，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运往美洲，特别是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巴西等美洲本地人灭绝殆尽的地方。当然，美洲也将梅毒等疫病传到欧洲，最初它是一种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症，后来才衰减为一种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现对欧洲近代性伦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此后，欧洲殖民者对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当地居民的大多数因其带来的疫病而死亡。而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则因为“亚欧大陆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数千年历史，没有造成大的疫病，欧洲人将亚洲殖民化的企图终未成功。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也带来了疾病的全球一体化，它影响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当然这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西方社会”首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世界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的关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国家社会活动范围由于领土扩张、征战、商贸而扩大，战争、饥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会的衰败使国家或社会管理体制僵化无能，人心涣散，旧有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包括巫术、迷信和错误的防治方式)不但无法应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负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冲击又往往大大加强了以上诸因素造成的危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变以应对重大危机的挑战，如通过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减少或停止劳民伤财的征战扩张，改革国家社会的统治管理体制或进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观重新整合社会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环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学秘密，提高人的身体与精神生存质量，采纳更先进和符合卫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会生活中重视对周围的人与环境的关怀等。在古代与中世纪，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延续发展。在解开许多古代文明的兴亡之谜时，疫病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尽管有了先进的科技与医疗手段，但从艾滋病到“非典”的一系列疫病流行，说明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以史为鉴，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与反思。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课堂教学论文 1营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氛围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4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精心的设计教案，在课堂教学中，给足学生思考的时间和学习的空间，在不违背新课改要求下，尽可能的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真正的是实现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经济法论文:循环经济法制建设浅议 论文摘要 循环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我国有关的循环经济立法存在许多疏漏,应予以完善。应确立循环经济法预防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分担责任原则和“3R”原则;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发挥政府公众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循环经济 法制建设 经济增长模式 循环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法制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保障。如果说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制约,那么循环经济的发展就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强化循环经济法制建设,涉及每一个公民的衣食住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必要途径,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步伐加快,依法治国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追求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给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拟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法制建设的现状入手,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 一、循环经济的涵义 1970年,A.克尼斯等人基于生态系统的危机,即物质代谢结构的崩溃而撰文提出了“物质循环分析论”,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应当包括资源、能源的投入生产加工分配流通最终消费排放废弃物的全过程,这是首次在经济学理论中提出经济循环与物质循环相适应的思想。 以物质循环分析论为基础,物质循环全过程管理理念逐渐形成,即对物质从生产直至废弃各个阶段实施全过程管理的过程,除了回收、再生循环和再商品化外,还必须促进和管理全社会的物质循环,体现了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外延。 二、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现状及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出台十余部环境保护法律,包括《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节约资源法》、《水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土保持法》等。在《清洁生产促进法》中首次提到“循环经济”,这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历程中是一次尝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规定了国家对固体废弃物污染的防治的内容,该法中的这项规定充分体现了实施减量化的基本理念,为固体废物的处理提出了法律依据。而《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循环经济发展创造了基本的法律构架,但是我国并没有相关的行政法规对循环经济做出规定,只以有《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退耕还林》细则中有所规定。 下面从我国法律体系方面具体分析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国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有许多领域法律没有涉及,而在一些领域又存在规定上的重叠,给执法者带来许多麻烦,同时也不利于普及法律知识,例如我国环境保护法并没有对循环经济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污染物存在跨行业的特性,对于这些特殊的物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 第二,立法过度集中在工业领域而忽视农业方面的立法,第三产业更是少之又少,同时工业立法因缺少相应配套措施也变得举步维艰,可反映出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没有在立法上给一、三产业相应的重视。 第三,环境立法存在的效力较低的固有问题,常常流于表面形式,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提倡和口号比较多,没有规定权利和义务,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可能性较小。 第四,建设主体规定的并不明确,法律只规定政府部门的公开信息义务,对于企业及其他主体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具体执行不畅。 第五,对生产责任延伸方面没有相关的监管保障,在发展循环经济的下,建立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在责任主体上规定了生产者不仅对本企业的产品负责,企业有对产品进行回收和清除的责任,看似完备的制度设计其实缺乏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和政府的执行监督文件。 三、我国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对策 (一)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确立循环经济法律原则,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使国家、企业时刻保持正确的方向,明确保护环境的义务和责任,更加注重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同时强调清洁生产和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废物合理排放的重要性。 1.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是针对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环境破坏提出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亟待寻求合适途径解决。环境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及各种生物的生存环境的安全,不利于实现人类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源头上分析、解决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落实预防原则的根本,特别要注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针对汽车尾气和燃放烟花爆竹、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也要格外关注,通过制定限制排放量等具体的措施,运用相关的奖惩机制,鼓励公民和企业为保护环境做出一份贡献,同时更是造福人类和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是实现政府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广泛凝聚群众智慧,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低碳循环经济领域只依靠政府力量力量是单薄的,效果是不显着的,通过政府制定政策办法指示,并在企业许可、监督管理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提高公民对参与低碳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欧洲国家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生产的滞后性,使欧洲各国在上世界中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问题。欧盟各国在经济政治地理文化等方面存在各种相似,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各国协同合作,特别注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要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通过公益广告、志愿者讲解等 宣传模式形成良好的氛围。 3.“3R”原则 3R原则即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的简称,是面对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资源总量急剧减少,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矛盾突出的现状应坚决贯彻的原则。我国人均资源严重不足,同时资源的利用率相对低下,能耗太高,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由此产生的环境与资源问题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瓶颈。再利用即面对资源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为解决资源短缺与资源不能满足人类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问题而提出的。要实现再利用,首先要政府加大科技投入,研发开采资源和利用资源的先进设备,同时要求不断提高各类社会主体节约资源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再循环,是与资源的再利用一脉相承的原则,通过对剩余资源和废物的再利用延长产业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既能克服废物排放的难题,又可以增加经济总量,是一种一举两得的措施。减量化,是指通过减少排放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通过企业清洁生产,特别注意生产流程的低碳化和无污染,减少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 4.分担责任原则 循环经济责任原则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国家、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对环境应尽的义务以及破坏环境承担的社会责任。严格区分不同主体的责任,使环境保护落到实处,如政府主要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企业要更加注重清洁生产和减少排放;公民培养从小处着手,从点滴做起的意识,要按照有关规定对生活垃圾进行排放,坚持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模式。通过各方努力,使环境保护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条不紊地推进。循环经济责任原则就是更加明确了各个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以及管理过程中的责任,使国家、政府、企业和公民共同配合,形成密切联系的整体。通过确立政府、企业和公民在资源综合利用、废料回收再利用、清洁生产、生态保护、绿色消费等方面的权利、义务,最大限度地实现环境资源分配方面的公平与正义,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 (二)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对策 我国循环经济起步较晚,发展比较缓慢,本身缺乏经验可循,并且面临技术、人员、管理、资金等诸多难题。因此,在法律法规和制度方面有较大空间可待提高。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随着经济发展,法律往往显示出其滞后性和保守性,必须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政策,将保护环境的各项要求落实到实处,使百姓和社会享受到循环经济的好处,比如在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入保护环境的具体规定,作为约束竞争主体的一项准则,同时,其它法律中也要更加明确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关于垃圾处理和废物利用等具体环节缺乏具体规定,在执行过程中难免存在各种问题,因此要从法律的角度给予充分的重视。 其次,政府要加强监管。加强与我国民间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的合作,建立专门机构监管各类主体义务履行情况,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要求拒绝承担义务或者未按要求安排生产生活的人员承担责任,对有效控制排放的主体给予物质奖励或者精神奖励,同时发挥国家宣传部门的作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转变发展模式必须依靠坚实的社会基础,必须牢固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强转方式调结构的紧迫感,增强群众绿色生活的意识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再次,进一步建立废物控制管理制度。在日本,由于消费者数量庞大、分散,不利于统一管理,而生产者则不然,生产的产品废物的责任完全由企业自己承担,完全具有可操作性。我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制定策略。现阶段我国各大生产行业还存在于生产链中技术落后的情况,因而产生的废物量超出法律规范要求的比例。《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对企业生产、已有约束性条款,但由于引进减排技术、再生利用废物的代价远高于废物产生的成本。因此,大多中小型生产企业多选用落后的经营模式,依然延用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违背了国家发展节能型经济的宗旨,极大阻碍了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经济进程。所以,在循环经济法制建设中需要进一步建立废物控制管理制度,加强对废物产生量的控制。可以建立抑制废物产生制度,以预防为原则建立循环经济基本的法律制度,健全我国废物产生标准,建立从事废物处理工作的行业和产品的规范标准。鼓励更多科技人才投身到环保新兴技术的研发中。 经济法论文:经济法视角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探析 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居民收入差距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我们应以制度推进为手段,以有效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以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改革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收入分配改革 垄断性国有企业 财政税收 经济法作为一个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法部门,其核心是社会本位,这来源于经济法对实质正义、社会效率、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的追求。因此,基于经济法的目的、价值观念、理念和特性,它理应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初次分配排除垄断和再次分配促进公平方面,发挥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业政策法和财税法的系统作用,本文也着意从这一方面来展开。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曾对分配和生产的关系做过这样的经典论述,“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豍.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的实现首先需要所有制问题的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会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消失。但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现实状况不同,居民收入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据北师大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李实课题组测算认为,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0的水平。而按照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基尼系数等级线,0.40是警戒线,0.50是危机线,0.60是动乱线,这说明我国已经濒临危机线甚至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危机线竖.由此可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 所谓“顶层设计”,原本是来自网络工程学的一种说法,英文原文是top—downdesign,它是说在进行一个大系统的建设前,要从顶层开始,由上到下的进行设计豏.因此根据此理论,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以怎样的理念和原则来指引和设计合理、有效地收入分配改革实践。 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否合理关系到收入分配改革的成败。基于经济法的视角,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我们认为对待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以制度推进为手段,以有效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以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改革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三、如何有效落实我们的分配制度 落实好收入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劳动报酬;二是财产性收入。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一)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当前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格局之下,劳动报酬即工资仍是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靠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和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1)近几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一直得不到完善和有效运作,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是无法靠政府一方面的力量来解决的,还要靠工会等社会自治团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经济法主体角色的特定性以及劳动者力量的薄弱,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及其他NGO等自治组织成为协调政府与企业、个人利益,建立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有效途径。当然在培育工会等自治组织时,应避免“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提高其自治性和自愿性,使其能够真正代表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和诉求。(2)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是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所在,对于保障底层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底限性公平的体现。在这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形成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度。 (二)下大气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了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决策。但目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是很不乐观的,仅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小部分,迫切需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大力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尤其是在拆迁、征地和征用公民财产的过程中,要确保公民的财产权利和财富增加值权利不受侵害;(2)进一步明晰产权,使之能够在抵押、转让、出租等交易流动中广泛运用,这主要涉及的是居民的不动产方面;(3)在动产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主要考验的是居民的理财能力。因此要靠金融机构的努力,拓宽居民金融理财渠道,让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金融理财工具和产品,同时加强对交易行为的规范,确保居民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犯。 四、垄断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 在收入分配领域,垄断性国企高收入群体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乃至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典型缩影豑.据国家统计局5月3日的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足见两者差距较大。因此,收入分配 领域的国企改革对收入分配改革具有战略性的全局意义。但是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能笼统的一刀切,我们主要应是针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收入分配进行改革,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而且单纯采取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减收政策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应坚持扩大体制内竞争和“结构性减薪”并举的总体策略。具体如下: (1)通过扩大体制内竞争来改革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法和反垄断法的作用。首先通过产业政策立法,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中来,尤其是在我们的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性行业。让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这样不仅有利于私营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使其职工工资增长,更有利于市场竞争化程度的提高,使国有企业面对充分的竞争而焕发活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其次,加强反垄断法和公司法的有效实施,使垄断性国有企业向着政企分开的现代化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发展,尽最大限度减少某些垄断性国有企业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并存的现状,以优化市场竞争秩序,提高竞争水平。(2)主张对国企职工采取“结构性减薪”的做法,即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职业和特定岗位的人群实行减薪。首先在国有企业职工群体中,收入较高的是国企管理人员,原因有二,一是这些人员多由行政指派,没有在其任命上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是这些高管的工资与企业绩效关联不大,且信息披露不全面。对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严格规范国企高管人员的薪酬管理,原则上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坚持市场才是企业家最好的定价者豓,并把管理因素对于企业的贡献作为其薪酬的重要衡量因素。其次,对于国企职工并非一味的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对于国企非正式职工,退休、下岗职工而言,要提高他们的工资福利水平。 五、财政税收改革 如果说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是基础,那么在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则是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关键所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对于再分配领域来说,则是经济法特别是财税法发挥其作用的最好舞台。财税法范围较广,以下着力从预算法和税法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们再分配领域的改革。 (一)预算法与再分配预算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和取得、使用和分配以及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本质是对政府收支活动的控制。近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有的地方增长率甚至已经超过了15%,大大超过了同期的GDP增速和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如何花好这些钱,如何让政府把钱花的更合理,则需要预算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使我们的国家预算更好地服务于收入分配改革,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1)促使合理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成。加大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扶持力度,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保民生、促增长上,使社会发展惠及人民大众。(2)减少行政权对预算权的干预。按照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各级人大行使预算审批权,其他机关不得干预。但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尤为严重,尤其是在各级地方。因此必须切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使政府在制度框架的束缚下合理分配财政支出。 (二)税法与再分配根据社会契约论,税是公民从国家获得的利益的对价,黑格尔也曾说过税是个人对国家作出的牺牲。从其本质来看,税收是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的二次分配,理应对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发挥应有的作用。税法与再分配应着力处理好两点:(1)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即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减轻一部分群体和税种的税负水平。尤其是对于个人所得税而言,要合理制定个税起征点,实行综合所得制,即对收入总额实行累进制,多收多交,少收少交。(2)收入不公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财产的不公,因此要开征财产税,即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财产数量或价值额为征税对象的类税,包括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许多学者也做过很多可行性研究,立法应尽快做出回应,出台相关法律,我们认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有助于解决社会成员发展不公的问题。 六、结语 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法制的规范,随着依法治国和法治社会建设的逐步推进,经济法必将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收入分配改革保驾护航。 经济法论文:经济法角度下国家职能的运营 一、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治原则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通过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同传统的国家统制职能必须由不同的职能机关诸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监督机关分别行使、实现一样,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作为因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国家职能,由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中国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作为部级事业单位,对金融资本市场进行独立监督、调控。不过,政府是法律授权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最重要的载体,政府依法行使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是国家通过法律授予其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具体表现,而且不再是行政式的管理,更多表现为一种监管、一种积极的引导。国家以法律授权的方式选择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是因为政府具有比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更明显的优势:一方面政府机关设置健全,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各种职能部门、机构能够有效地执行复杂的任务;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履盖面广、多层级的网络框架,对国民经济运行形成及时、有效的管理。同时,国家法律的执行素由行政机关来承担,对现实问题及时作出反应并不符合立法和司法的性质,因此,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以法律授权形式授权政府实现是一种必然选择。 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来源于法律授权,这意味着政府实现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根据法律授权对市场经济运行生成的各种问题作出准确的回应并且提出解决方案,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其经济调节的职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的定位和角色的转换,这是因为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使得政府习惯于以权力干预市场运行,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问题,由此可能导致政府在实现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存在严重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而且政府内设机构职责交叉、权责脱节、效率不高等问题也严重制约市场机制效能的发挥,妨碍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国家对市场的经济调节职能只能是法律的执行者,这种定位决定了政府必须完成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角色转换。 法治原则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准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治理中的法治既区别于人治,也区别于法制。英国法学家洛克认为法治就是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法治的核心思想是要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因此,法治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的关键在于制约权力。同样,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机制,法的规定是社会管理的根据和手段,法的实现是社会管理的目标和要求。人治的本质是“贤人政治”,即依靠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国方略、方式,具有随意专横的性质,政以言兴,也以言废,人治以权力为核心,轻视法律。法制虽然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泛指国家法律的体系、体制与架构的整体,法制既可能是约束权力的法治之下的法制,也可能是为权力控制的人治之下的法制,但法治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权威,任何人均必须遵守法律、服从法律;而且法治约束权力,尤其是对公共权力或者国家权力的约束,一切权力都必须服从法律,在法律之内活动。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是因应市场经济而生的新型国家职能,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既反对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又需要权力纠正市场机制的外部性缺陷,需要政府运用权力纠正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对权力的两面性决定了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须严格依法处理市场问题。 法治原则要求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有所作为。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是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因素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自行调节经济运行的有机统一的系统,由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以及竞争机制构成,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唯利性和滞后性特点,由于市场本身存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以及外部性、公共物品不充分等市场障碍或市场缺陷,市场失灵成为市场机制不可克服的矛盾。 市场机制的内生性缺陷会直接导致资源配置失调、供求失衡、分配不均以及市场垄断等问题,进而扭曲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因此,微观领域的无序竞争和宏观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需要国家调节机制,即运用公权力,由“政府约束和指导”市场,调节宏观经济活动和规制、监管微观市场主体行为,限制“经济力量的自由运用”。 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限制 政府调节或干预市场必须依法办事,这是法治经济的应有之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最根本的任务是制度供给,通过制定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和市场运行法律规则,确立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规范,达成公开、公正、平等、有序、自由的竞争秩序。政府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来源于法律授权,其行使也必然受到法律的限制。 (一)政府经济调节的理念限制 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共同构成市场经济整体,微观经济涉及市场参加者及其经济行为,宏观经济则以国民经济运行为对象,表现为经济总量关系,主要是国民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重要指标。宏观经济由不同的微观经济组成,微观经济运行受宏观经济指导。无论是宏观经济领域还是微观经济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调节都会因市场固有的缺陷导致运行偏差,解决和处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问题、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则是政府经济调节职能的根本任务。从理论上看,政府依法调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分别采用“规制”和“调控”的不同思路和理念。 规制即规范、制约,是规定、制度的动态表现。简言之,规制就是以法律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制度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这是一个具体化、范畴化、目的化的动作概念。微观规制就是政府依法对参与市场运行的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干预。对于微观市场而言,只有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和规范,才能克服不同市场主体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多元利益与市场秩序的冲突,才能建立一个统一行为规则、统一评判标准的平等、公平、公正、开放、自由的市场。因此,政府对微观市场采用“规制”的干预理念是对微观市场结构、特征理性分析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弥补和治理市场机制缺陷,规范和矫正市场活动、净化市场环境、确保市场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行。微观规制通过对市场主体准入、退出、行为和市场秩序维持的规范,实现政府与市场运行的最直接的接触。 调控即调节、控制,是一种综合化、系统化和间接化的行为方式。宏观调控是政府为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对宏观经济运行所为的经济总量调节和控制。政府对宏观经济领域采用调控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对宏观经济利益主体多元而复杂、对象广泛全面而又不确定、内容抽象而又不断变动等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体现了国家作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安全的公共利益代表者的高度责任心,也体现了政府在驾驭市场全局性问题上的独特优势和能力。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依据法律和政策,运用计划 、财政、货币和产业等调节工具,平衡经济波动和促进社会经济平衡发展。 政府对市场调节采取不同的“规制”和“调控”理念,在根本上是由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所存在的质的差异性决定的。政府为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在微观经济领域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直接禁止或强制要求市场主体行为,因此,规制是国家强权力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对清除市场机制的“毒瘤”、“赘肉”具有“速效”、“强硬”的功能,留给市场主体选择的余地较小;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却只能以间接的倡导、鼓励和利益诱导等方式,引导和促进各种利益主体的市场主体行为,达成实现整体经济战略、控制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目的,调控的特质决定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柔性属性。 (二)政府经济调节的权力限制 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性在于市场需要,但政府干预同样面临失灵的危险。古典政治学家从政府的本质出发普遍认为政府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人们通过一定的契约关系建立公共组织管理社会,并认为政府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因此,政府是社会性的,没有自己的利益。但现代经济学家从“经济人”概念出发,把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体看待,认为最大化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是政府的基本属性。不仅构成政府的官员有自己的私利,而且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政府自利性弱化了政府的自我控制能力,政府在自利性驱使下的非理性行为最终导致产生政府失灵的危险。这是因为政府权力不仅仅是一种能量,而且也是一种动量,富有扩张性、侵略性和进犯性。 政府依法获得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由此政府也承担了法律设定的积极作为和有效作为的义务。与权力是一种强势的政治资源截然相反,义务是一种负荷、一种负担,义务的先天特质具有劳务性、公务性和服务性,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压力。权力与义务的各自特质决定了政府的选择偏好。从自利的动机出发,政府及其公职人员面对权力与义务的选择,最优的理性行为是努力实现自身公共权力的最大化,同时尽力将其依法承担的公共义务最小化,即尽可能逃避或推卸公共义务。政府及其官员对公共权力与义务的不同偏好决定了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然存在缺位、越位或错位的现象①,“法律、习惯、传统、道德教育这些设计出来和演化形成以限制或控制这些短期私利的做法”。 为克服政府失灵,防止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肆意干预市场或者怠于履行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职责,必须强化政府宏观调控权与微观规制权的法律限制。从经济法实践看,授权本身即构成政府权力的法律限制,因为在法治时代政府活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基础,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政府均不得作为。经济法在授权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行使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的同时,也明确设定政府的法律义务,明确政府权力行使的条件、程序和方式、方法。以《价格法》为例,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规制大多属于常规性规制,但《价格法》第30条至第32条对政府非常规的市场价格干预设置了相应的条件,即当重要商品或服务价格显着上涨或者有可能显着上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国务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或者部分区域内采取临时集中定价权限、部分或全面冻结价格的措施;在据以实行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情形消除后,应当及时解除干预措施、紧急措施。《反垄断法》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职责、认定标准、调查程序、调查措施、法律责任进行了严格的法律限制。 (三)政府经济调节的手段限制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把最具权威性的法律手段与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放在同一层次,这种观念对法治社会、法治理念的构建具有相当的消极影响。行政手段是政府行政权的产物,具有“人治”属性。行政手段是政府采取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调节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手段,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垂直性的法律特征。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实质是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国家经济统制,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行为①,“在人治类型秩序中,由于倚重个别精英的聪明才智或超凡能力,致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于不确定状况,很大程度取决于个别领袖的判断与偏好”。由于行政手段来源于行政决策的指令,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实施,而行政决策受多种因素影响容易出现失误和偏差,导致政府行政干预手段的滥用和干预市场的负效应。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消极行政到积极行政的演变,行政权力的扩张一方面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使得市场获得政府公共权威的协调和保护,但另一方面行政权力不合理增长和被滥用又使得个体利益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政府行政干预与市场主体自由权利呈现冲突状态,单纯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是一种无节制、危险的干预活动,必须把这种手段上升为法律手段,以法的规定性使政府干预合法化、程序化、责任化,才能杜绝行政手段的随意性和无制约性。 经济手段的抽象性必须转换为法律制度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往往运用经济手段,即从经济体系中找出某些关键的经济变量作为杠杆,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加以影响,只有那些具有杠杆性质能对国民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变量才能构成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手段,如财政、货币或者产业的经济变量调整手段不仅操作性强,而且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它要求国家运用经济杠杆干预市场必须谨慎,慎重使用经济手段。为防止政府在推行经济手段干预市场出现决策冲动和混沌,有效发挥经济手段在调控经济中的作用,也必须使经济政策的内容、手段法律化,使经济手段上升为法律手段,以法律手段贯彻、落实经济政策的思路和理念。 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则,法律手段中的法律责任的归宿是任何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所无法仿效的,法律责任对主体行为的制约和威慑也是其他手段所无法实现的。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关系国计民生,影响社会全局,必须通过责任的追究才能达到慎行的目的。人的责任心与法律责任成正比,法律责任越重,人的责任心越强,法律责任越轻,人的责任心越弱,没有法律责任就没有人的责任心。为了杜绝政府干预经济中草率、主观、不负责任的现象,也为了昭示市场规则的严肃性,必须追求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法律化。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都不是国家的任意行为,而是依法治理市场的法律行为,通过法律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法律化是西方市场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转轨型国家职能的实现方式也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由单一的行政干预转向行政、经济和法律并用,且逐步迈向以法律调控为中心的轨道。 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命题出发,国家调节经济的途径应该是法律手段,政府必须依法采取法律规定的方式、方法、措施,严格遵循法律设定的程序调节市场运行,克服或消除市场运行过程中遇到的特定障碍,不应当存在法律手段以外的其他手段,这些手段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撑和约束,即容易造成权力对市场的侵凌或任意干预,显然有违于法治经济的精神。因此,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无论是行政手段、经济手段,还是法律手段,最终必须采用法律形式。 当前政府调节市场的手段除应将经济手段纳入法律范畴外,还应尽可能降低行政手段使用的频度和 幅度,以提高市场治理法治化水平。同时,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政策也必须付诸立法,形成确立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措施的具体法律制度,确定负责实现政策目标的政府机构以及通过这些机构实施法律的责任,以达成政府贯彻实施经济政策时对市场的干预适度、合法和接受法律约束的目标。 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实践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受市场体制影响呈现不同的运行模式。从历史角度看,经济调节职能孕育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因应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以法律手段规范市场运行是其最直接、最原始的功能,而依法运用货币、财政以及产业政策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结构则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衍生的经济调节职能的重要内容。 美国政府经济调节的职能始于对垄断的排除。1890年《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即谢尔曼法①就是美国立法机关基于企业组织扩张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和民间运动强烈的利益需求所作的回应,它确认“任何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用以限制州与州之间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是严重犯罪”。1914年的《布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授权联邦政府贸易委员会根据谢尔曼法及其配套法律,禁止或限制垄断市场、操纵价格等排斥、妨碍竞争行为,达成市场健康运行的立法目标,实现国家“对私法的传统领域进行干预和渗透”的经济调节职能。罗斯福新政则针对经济危机引发的市场萧条、产业结构失衡、贫富悬殊加剧等社会经济问题,于1935年至1939年间颁布了大量旨在调整经济总量平衡、保持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法律,其中《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法律授权联邦政府运用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强化市场干预。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抵押贷款债务减免的税收豁免法》、《一揽子经济刺激法》、《住房和经济恢复法》、《金融救援法》、《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抵押贷款改革法案》以及《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等,强化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授权联邦政府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介入、干预市场活动,恢复和刺激美国社会经济活力。德国对经济活动统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经济立法,以“国家干涉主义”为思想基础,德国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扶持其卡特尔组织,只要不滥用其地位,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得以自由发展,即使是190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未对卡特尔组织予以规制。1914年8月,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参议院有权在战时“防止经济损害所必需的措施”。1919年颁布《钾经济法》、《煤炭经济法》和《卡特尔规章法》,这些法律强化了煤炭、钾等重要资源型企业的社会化力度,政府对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主要物资供应实行直接的干预和限制。1923年《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的颁布,标志着德国政府对卡特尔组织滥用经济权力的态度从扶持向削弱的转变。二战后,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以反对市场垄断、促进公平竞争、稳定经济发展、均衡社会发展为目标,以《德意志联邦基本法》②为基础,确认国家有义务对经济过程带来的不利于社会的结果进行干预,由此建立了现代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制度,包括《反对限制竞争法》、《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损害赔偿责任法》、《缺陷产品责任法》等。这些法律要求德国政府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从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依法调节市场,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 日本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在二战前仿效德国,具有强烈的经济统制色彩。针对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日本政府从资金、价格、金融等方面制定了门类繁多的宏观调控法,如制定《制造事业法》以保护重工业、化工业发展;制定《出口补偿法》等各种扶助和鼓励出口的法律,扶持和振兴日本工业,尤且是日本中小企业。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日本颁行了大量的促进卡特尔发展的法律,如《出口组合法》、《重要产业统制法》、《重要出口产业组合法》等,同时颁行《银行法》,通过提高银行最低资本金数额,挤压小银行,引导和促进金融资本的集中和规模化。应当指出的是日本这一时期的经济调节立法虽然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与真正意义上的体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立法尚有相当的差距。日本战后经济民主化进程催生了国家适度干预市场而不是统制经济的法律。从市场竞争机制的培育出发,日本于1947年颁布《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即《禁止垄断法》,强行解散各种特殊公司、垄断集团,同时,推行产业合理化经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企业合理化发展,这些法律包括《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煤炭矿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中小企业基本法》、《农业基本法》等。①这些法律在实践中依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经过反复修改而不断地被赋予不同的历史使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实施效果。 上述市场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表明:不同国家的经济调节机制决定于其不同的市场机制,美国注重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政府原则上并不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对市场的干预和调节局限于市场失灵,目标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德日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国家权力的强行介入,侧重于积极地整合经济资源、规划和管制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和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对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却具有共同的特质,即“市场失灵—国家干预—法律”,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政府既不能逾越法律授权的范畴、途径和方式,也不能怠弃法律确认的职责和义务,市场机制的需求是国家干预的前提,市场缺陷的克服是国家调节的目标。我国确立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法律实践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由微观规制到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 与市场发达的美、德、日诸国以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契入点建立国家经济调节机制不同,我国的市场调节机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蜕变过程中边除旧边立新的基础上培育、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法律机制,因此,构建多元而独立的市场主体是我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首要任务,“先规则后市场”则成为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法律机制确立的独特路径。为满足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市场主体立法必须赋予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摈弃计划经济条件下主体的所有制身份色彩,减少和消除国家和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强权与市场管理者身份的冲突,同时,用法律形式固化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门槛要求,这表现在立法上一方面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为基础,逐步健全集体所有企业、私营企业法律制度,赋予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以独立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颁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为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相应的法律环境和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建立,《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制定和实施宣告了以企业所有制性质立法的实践不复存在,各种不同性质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为市场机制确立法律基础。 法对政府实现经济调节 职能的限制是在授予政府市场监管权和社会主义市场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所采取的限权措施。与发达市场国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经历一个自由竞争的发展过程,对于一个后发市场,我国也没有选择市场国家先市场后规范的发展路径,而是选择了一个边发展边规范、先规则后市场的发展方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战略的法律支持,国家颁行了一系列旨在确立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保障市场机制健康运行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以《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审计法》授权政府依法成立产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管理局、物价局等各种部门机构,负责监管微观市场运行中的产品质量、竞争秩序、市场价格,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以《反垄断法》授权政府设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经营者垄断协议、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以及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实施监管;以《土地法》、《房地产管理法》以及《城市规划法》授权国土资源局、房地产管理局对房地产市场的土地供给、开发、经营进行监督管理。针对金融业技术性和金融市场高风险的特质,《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证券法》、《保险法》授权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在中央银行统一指导下分别实施对金融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的监管,这些机构在性质上属事业单位的非政府组织,这意味着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在金融领域的剔除,政府“万能”的角色定位被扭转,政府规制市场行为的方式、手段、范围、程序均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宏观调控法律机制涵盖财政调节法、产业调节法以及区域经济协调法。宏观调控的本质在于稳定经济均衡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宏观调控立法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分配与平衡为中心,以国家财政、预算、货币政策以及税收政策法律化为基本手段。1994年的《预算法》确立了一级政府一级预算、中央和地方分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应保持收支平衡的法律原则,授权政府有权编制预算和预算执行,《预算法》授权国家及各级地方人大对政府预算实施监督管理,审查和撤销同级政府编制的预算报告。1995年颁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有权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权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维护金融资本市场稳定。 以《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增值税法》等法律、法规为中心的税收法律体系为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奠定了物质基础。相对于较为发达的财政调节法,产业调节法与区域经济协调法则显得相当滞后。产业调节法是以财税、金融为手段确立的产业倾斜、产业扶持法律制度,产业调节除《中小企业促进法》、《科技进步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外,基本上还停留于政策层面,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意见》、《“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区域协调发展法作为新兴的综合性的法律调节方式,政策色彩更为浓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2003年的《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与2006年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基础,国务院制定和实施了以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区域扶持为内容的各种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 宏观调控立法滞后既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法治原则的精神。一方面,宏观调控政策化倾向导致立法进程缓慢、立法层级偏低、法律呈结构性偏差,如计划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民经济增长法、产业合理化促进法等缺失使得宏观调控行为过于随意、过于原则,对市场机制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缺乏必要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约束,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不统一、不协调和不连续,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各种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措施,因缺乏明确界定的法律标准,各资源型城市为申报资源枯竭型城市不断“跑部进京”。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法律化、系统化需要国家尽快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需要一个基本法来统一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协调不同的调控手段之间的分工、衔接、交叉、配合和矛盾的处理,需要确立一个系统的具体规则和明确的法律责任标准,以满足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求 经济法论文:分析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论文摘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灵魂和建构经济法体系的依据,体现经济法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是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有很大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本文主要论述经济法的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和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基本原则 社会整体利益 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释义 “原则”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rinciPium,译为“起源、基础、准则,”按汉语的词义是指说话、行事所依据的准则。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所下定义:所谓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 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原则是体现发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神经中枢;周作翔教授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指一定范围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精神、指导思想,是具有综合性、本源性和稳定性的根本准则;周旺生教授认为,法律原则,就是体现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原则,是法的原则体系的上位阶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一切经济法规中,体现经济法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始终起指导、规范、引导作用的总括性原则,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诸多经济法原则中更具根本性的经济法原则,它最为充分地展现着经济法主要价值并最为集中地承载着经济法的核心理念,它是经济法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基准,是经济法体系内具有最强普适性的原则,是经济立法的基础,是执行经济法律法规,进行经济管理、处理经济关系的依据,对经济立法、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是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所有的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行为都以它为基础展开。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有很大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二、我国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现状和确立标准 (一)我国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观点我国经济法学已有20余年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我国经济法的研究也欣欣向荣,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但是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却是各成一家,没有定论。而一个学科基本原则的确立对于促进本学科的繁荣发展有重大作用,比如,民法确立了“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原则,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行政法确立了“实体性和程序性方面的”原则,而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法之一,却没有统一的基本原则,确实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1)经济上的公平与公正原则;(2)违法行为法定原则;(3)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 第二,潘静成和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平衡协调原则;(2)维护公平竞争原则;(3)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 第三,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原则为:“注重社会总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 第四,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资源优化配置原则;(2)国家适度干预原则;(3)社会本位原则;(4)经济民主原则;(5)经济公平原则;(6)经济效益原则;(7)可持续发展原则。” 第五,张守文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调制法定原则;(2)调制适度原则;(3)调制绩效原则。” 第六,程宝山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社会本位原则;(2)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 (二)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标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笔者认为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如下标准: 1.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经济法基本原则能够统领整个经济法,是经济法基本精神、基本价值的高度抽象,是价值观念和法律规则的汇合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法规总是带有滞后性,因此可以弥补经济法律法规的不足,解决经济法法规法发展滞后的问题。 2.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质的特定。不同社会关系的特质决定了调整该社会关系的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特有的。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是经法所特有的,像“违法行为法定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可以认为是所有法律部门都应具备的原则,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着更多是我们处理社会问题的立场、原则,也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3.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是社会法,它是在社会化条件下,国家基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对经济进行干预、协调、参与等进行规范和保障的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根本准则,以维护、实现、发展好是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体现出经济法社会本位法的本质特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具有高度抽象性、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基本原则,体现出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以上三点是判断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有力标准。 三、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17、18世纪以保障个人自然权利为本位的古典自然法哲学思潮向重视社会利益为特征的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的转变,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盛行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于该时期——即近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多元社会。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无限制追求和对他人、社会利益的漠视导致产生垄断,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导致市场失败,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对市场进行积极的调节和控制,从而形成了集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于一体的混合经济体制,这种特定的经济结构迫切需要既尊重市场调节,又体现国家干预。 “我们考虑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它在确定自己的调整对象的时候,都应当有一个基本出发点,或者说本位思想,正是这种本位思想构成了一个法 律部门区别另一个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志。”经济法正是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社会整体利益所追求的是一个个社会的实体,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整体利益。所谓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社会之中全部合法利益的有机统一。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体相加,而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通过对不同利益的对比特别倾向于对弱者的保护,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通过对当前发展的合理调节与限制,保存和创造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使得个体利益能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个体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强调人的理性,认为在个人理性的指导下,整个人类社会最终会形成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经济法的理念是站在社会本位的高度追求对国家、社会、个人的平衡下调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中国经济法天然以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己任,其从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为其使命。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根本原则,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其他基本法律原则是为社会整体利益原则服务的,同时社会社会整体利益原则也是消除其他各种原则之间冲突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保障社会主要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最本质体现、最基础内容。 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的确立,是由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决定的,明确了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共利益,为经济法具体法律制度的实施起到根本的指导作用。 (二)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指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强调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相互不能取代。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不同于“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并重”表明同样重视,同等看待,缺一不可,其强调不分主次,彼此之间不能取代:“兼顾”指的是同时照顾(两方面以上),描述的是有所选择地对另一种、另一些事物或情况加以关注,其更多地体现的是主观意识。显而易见,“并重”比“兼顾”更能突出重要性。 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方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平要以效率为前提和基础,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效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来源于公平,没有公平就难以有效率,难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一定要把公平与效率统一并重地看。在当今社会,我们只有把“蛋糕”尽可能地做大,并且把“蛋糕”公平合理的分配,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安心、放心和舒心。 市场经济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率,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效率,而且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同时不会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是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提高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政府和市场积极的发挥作用。公平更多的要政府主导,效率要市场主导,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折射,政府和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只有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协调并用时,才能使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市场能调节、能调节好的,应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在市场失灵的情形和领域下,则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旨在提高效率,政府重在促进公平,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能使市场和政府的定位更加科学,发挥的作用更加合理。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故要不遗余力的提高效率;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即必须要确保公平。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经济法,其价值要体现为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则需要经济法具有特定的功能和作用,这样才能解决相关问题。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能更好的指导经济法律实践。该原则的确立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能够指导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的实施,具有现实操作性;而且纠正了以往过分强调公平而忽略效率或者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使公平与效率原则更好地指导实践,更好地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提高,更好地促进经济平衡协调发展。 经济法论文: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分析 摘 要:体现国家渗透市场理念的经济法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的二元结构,确立了自己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逻辑基点和路径选择,以市场与政府的互动结构作为自身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机制。而就业歧视问题也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其形成机理与经济法的基本机理具有相通之处。因此,运用经济法这一解决机制来解决就业歧视问题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关键词:就业歧视;经济法;政府管制;解决机制 一、就业歧视与经济法解决机制 1.就业歧视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 所谓就业歧视,是指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或劳动关系建立后,对招聘条件相同或相近的求职者或雇员基于某些与个人工作能力或工作岗位无关的因素,而不能给予其平等的就业机会或在工资、晋升、培训、岗位安排、解雇或劳动条件与保护、社会保险与福利等方面不能提供平等待遇,从而取消或损害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或雇员的平等待遇权的现象。在就业过程中,就业歧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 ①性别歧视。性别歧视是各种歧视中历史最长、最突出的问题。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广告中都公开注明要求应聘者“须为男性”或“男性优先”。在条件相当甚至更优秀的情况下,女性经常仅仅因为性别问题而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 ②年龄歧视。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将35岁作为一个界限,“35岁以下”屡见不鲜地出现在大量招聘广告的限制性条件中。年龄在40岁、50岁上下的求职者更是就业困难,形成了中国特有的“40、50”现象。 ③健康歧视。残疾人就业受到各种歧视自不必说,一些病毒携带人群也受到歧视。如“乙肝歧视”问题,已在全国一亿多乙肝病毒携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根据《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规定,乙肝病毒携带者除不能献血及从事直接入口的食品和保育员工作外,可以照常工作。 ④户口歧视。有的用人单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本地户口。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也推波助澜,公然违背国家政策,干预本辖区内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利,要求用人单位优先录用本地人,如广州市人事局于2003年底通知,要求用人单位优先解决广州生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⑤其他歧视。如学历歧视,用人单位人才高消费现象十分突出,许多用人单位不顾客观需求片面追求高学历;地域歧视,河南人的形象近年来被大肆破坏,许多用人单位明确规定不招收河南人,还有的用人单位拒招东北人;相貌歧视,有些用人单位在挑选求职者时,优先录用相貌好的而不是能力强的;身高歧视,不少单位都对身高有限制规定,如有的用人单位规定男性不低于一米七,女性不低于一米六等;姓氏歧视,有的用人单位拒绝录用姓“裴”的,理由是“裴”和“赔”同音,不吉利等等。 2.经济法解决机制的概念及其特征 经济法解决机制是指将就业歧视问题交由市场和政府共同解决,市场基于效率至上的原则,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用工行为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来引导雇主做出是否采取歧视的行动。但市场调节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主要体现在:某些歧视问题市场无法调节;抑或虽然能够调节,但会由于对效率价值的过分追求而牺牲社会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公权的介入。政府基于正义原则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但政府管制也存在不足,不是管了应该交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就是对正义的过分彰显而牺牲了效率价值,这些不足同样需要市场的及时调节。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就是在“市场调节政府管制”这样的双向运行中对就业歧视现象进行有效的调整并达到预期效果。它具有以下特征: ①市场调节性。市场调节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机制,其理论假设前提是相关市场的主体都是理性的,这种理性贯穿于市场主体对自身行为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在自由平等的竞争中基于经济理性做出合理决策。如果自身行为通过市场调节带来的是低成本高收益的结果,那么该主体就会积极从事此行为,这就是理性;相反,如果市场调节带来的是高成本低收益的结果,该主体就会排斥和放弃此行为,这同样也是基于理性的结果。 ②政府管制性。由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对于歧视问题的解决能够起到重要的弥补作用。具体而言,这种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公权力的介入,能够针对歧视行为给被歧视者带来的无效率问题进行有效的管制和救济,通过对实施歧视行为者赋予法律责任等强制性手段,促使其将外部性内在化以避免歧视,同时也使被歧视者获得相应的补偿。换句话说,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可以起到惩罚歧视者和救济被歧视者的双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具有国家强制性的保障。第二,对于无法通过市场调节加以改变的歧视心理偏好,可以通过国家公权力的强有力干预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国家公权力的管制对于人们的歧视心理偏好能够起到强制性的改变作用。第三,由于市场调节手段重视效率至上,往往 忽略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而体现国家意志的公权干预较市场调节手段在彰显公平正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③综合运行性。经济法解决机制所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经济运行的系统中使市场和国家机制各行其是,各尽所长,在相互配合的基础上相得益彰。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是一对矛盾体,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经济法在市场和国家这对矛盾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并力图找到两者的最佳契合点,即实现两者的和谐,兼顾市场和政府的共同发展,在两者的动态运行过程中共同作用于就业歧视的治理行动中。 二、经济法解决机制是解决就业歧视的理想路径 就业歧视问题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其形成机理与经济法的基本机理具有相通之处。具体表现如下: 1.就业歧视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 应当肯定的是,市场作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方式和力量具有一定的有效性,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从事歧视行为可能会产生高成本和低效益的不利后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市场主体(用工主体)会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不得不放弃歧视行为。然而,将市场作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手段也有着其天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①市场对被歧视者的无效率是无能为力的。市场主体是否会采取歧视行为完全取决于歧视是否给其带来高收益,当歧视行为产生正效率,主体必将会采取歧视行为,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歧视现象便是有力的说明,可见歧视有时对于歧视者来说的确是有效率的,当然也有无效率的时候。但是对于被歧视者来说,那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没有人会乐衷于遭受歧视,并以此为快乐。然而,对于被歧视者的无效率,市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这种无效率状态将会更加恶化。 ②歧视心理偏好是无法通过市场调节加以改变的。由于我国是一个深受古代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国家,一些传统文化观念和意识根深蒂固,如男尊女卑、城乡差异、等级森严等。这些不合理的传统文化观念内含着一种歧视走向,而且随着时间的长期积累会演化成一种歧视文化和心理,这种歧视文化和心理偏好也不是通过简单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就能够加以改变的,即使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在分析某一歧视行为的成本收益所付出的信息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2],这一点也足以使我们对市场调节手段产生很大的困惑,从而导致人们对市场调节手段的质疑和排斥。 ③市场调节无法对抗不合理的政策导向。我国政府出于特定时期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制定相应的就业政策和制度,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或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有许多限制措施,而很多地方政府也为了从本地区利益出发,制定一些限制农村和外来劳动力的土政策,人为地制造城乡差别和就业歧视,这些都非市场所能解决。 ④单纯的市场调节无法兼顾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市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出发点在于对效率的考虑,通过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来引导市场主体基于效率考量做出理性决策,但并不能考虑到对于公平正义这一人类永恒的情感和诉求的尊重。片面追求高效率,有可能会忽略对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基本价值的兼顾,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 2.就业歧视体现了政府管制缺陷 尽管政府管制作为弥补市场调节本身不完善的必要手段,但公权介入作为市场力量的替代手段并非都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和任务,毕竟政府管制也有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政府管制在某些情况下呈现出无效率性。有些歧视是有效率的,如果采取政府管制直接加以禁止反而体现出一种无效率性,这时,我们称之为合理歧视。比如用工主体限制或拒绝雇佣年老的劳动力,我们不能通过政府管制一概予以禁止,因为雇主之所以要限制雇佣年老工人,并不是说他们比年轻工人效率低,而是因为判断和具体评估工人的工作效率孰高孰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要想清楚地做出具体评估,恐怕所需信息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不能通过政府管制一概予以禁止,否则必将遭受“非效率性”的责难。 ②体现政府管制的法律实施会使被歧视者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可以起到惩罚歧视者和救济被歧视者的双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考虑到,规定有对歧视者进行惩罚内容的法律一旦实施,就会迫使理性的雇主将法律规定的不利后果最小化,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被歧视者利益受损,比如法律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禁止性别歧视行为,那么雇主就会积极地在那些需要雇用妇女的岗位上采取以资本投入替代劳动投入等应对法律规定的行动,从而就会减少被雇用者的就业机会,最终受损的还是被歧视者;同时,反歧视法对雇主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成本会以提高价格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3],最终导致消费者公共福利受损。 ③政府管制在微观层面上可能会降低企业效率。有的国家为了规制就业歧视,政府要求企业必须雇用一定数量或比例的特殊人群,一般都是弱势人群(如残疾人、妇女、年老失业人员等)。但是这种政策完全不考虑企业的效率和成本负担,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增加并降低企业效率,因为这类照顾人群未必能满足企业的需求,而且这一做法也无异于任意地剥夺了本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而获得此工作岗位的其他不受特殊保护的人群的就业机会,有违公平之嫌。 ④政府管制如不加以有效控制就会浪费社会资源。公权力管制需要成本付出,管制成本一般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成本及大量机会成本,其中,立法、执法、司法成本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反就业歧视专门法律法规,并由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机构执行以及国家司法机关就歧视问题进行法律适用、案件审理等活动所需社会资源的投入,其成本是巨大的;机会成本是指采用政府限定的措施会导致本来其他也许更为有效的措施不能采用的损失,如果对政府管制不加以有效限制,其付出的机会成本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也应当值得注意,那就是当政府滥用公权时可能会带来社会成本的损失。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就业歧视问题凸显出市场调节失灵与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而作为新兴法律事物的经济法,正是伴随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适度干预而形成的法律。它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的二元结构,确立了自己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逻辑基点和路径选择,以市场与政府的互动结构作为自身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机制。因此,运用经济法这一解决机制来解决歧视问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案,经济法解决机制将成为解决歧视问题的理想路径选择。 三、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的具体构想 1. 运用经济法“市场调节政府管制”的双向运行机制,建立就业歧视标准的双重审查机制 将就业歧视问题交由市场与政府共同解决的经济法解决机制,是在“市场调节政府管制”的双向运行中实现对就业歧视现象进行有效调整的新型制度。笔者认为,在确立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时,这种双向性应当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方面要注重市场调节的效率标准,另一方面又要兼顾政府管制的公平标准,两者缺一不可。效率标准主要是从市场用工主体在录 用雇工时的内在需要角度出发,即用工主体的用工条件是否基于岗位和工种的需要,当被雇佣者不符合岗位与工种的内在需要时,对于雇主来说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公平标准主要是从政府管制的出发点入手,国家应通过法律在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来实现其公平正义价值。就业歧视从本质上说是用工主体滥用用工权而损害劳动者的就业权,当就业权与用工自主权发生冲突时,政府应扮演“利益衡量者”的角色,本着优先、倾斜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原则,协调好双方的利益冲突,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经济法解决机制在确立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时,就应当坚持内在需要标准与社会公共利益标准相结合的双向标准,两者缺一不可。 2. 契合经济法的现实主体制度设计,建立反就业歧视的专门社会团体组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与利益的日益分化,各多元化阶层与主体正不断被组合为各利益群体,整合为经济规模、认知能力差异巨大的弱势与强势群体[4]。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具有“后现代法”特征的经济法自然要关注被边缘化、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平衡其与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而作为一种矫正机制,经济法要以法律制度设计上的不平等矫正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形式不平等达到实质平等,给予弱势群体以特殊的关怀。因此,在传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强调个人利益的市场主体之外,还应当关注介于两者之间,作为过渡带和平衡带的社会团体[5]。相应地,经济法主体制度设计则需要突破传统主体的两分法,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团体确认为一种新型的、第三类经济法主体。 鉴于经济法解决机制“市场与政府”间的双向互动性,笔者建议我国应当专设一个介于市场与政府间的社会中间组织,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向社会市场用工主体宣扬公平就业政策,劝诫雇主摒弃歧视性雇佣措施;另一方面可以代表劳动者争取权益,一旦与用工主体调解不成,可以代表劳动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我国的国情,可以单独设立“劳动者公平就业保护协会”,赋予其以下职能:向各机关团体或民众提供有关就业歧视的咨询服务;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就业市场秩序的监督与检查;就有关劳动者公平就业问题,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查询,提出建议;对于求职者或受雇人提出的就业歧视申诉案件进行协商、调解;运用歧视标准的双重审查机制对就业歧视的认定或消除歧视提出建议;就损害劳动者公平就业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劳动者提起诉讼,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协助各企事业单位或有法人资格的雇主或社会团体订立公平的就业政策。同时,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对劳动者公平就业保护协会履行职能应当予以支持。 3. 强化经济法的司法解决机制功能,建立符合经济法诉讼程序要求的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 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之法,它以社会本位为基本价值取向,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宗旨,无论是国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调节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宏观调控法律关系,还是在管理市场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市场规制法律关系,都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一旦这些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当事人之间产生经济法冲突和经济法纠纷,社会经济秩序和经济公益必将遭受严重破坏。但是传统法律理论认为,维护社会公益乃国家之职责,对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理应由国家适用公权力追究其责任,公民私人无权亦无需介入;法院被认为是处理个人利益之间的纠纷,而不是管理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行政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干预,起诉资格的限制正是用以阻止法院过分介入行政机关的事务。相应地,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传统诉讼法体系立足于维护个人私益,对于公民个人间的私益纠纷可以通过法院适用司法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对于遭受损害或有损害之虞的社会公益之维护,因对公民个人无直接利害关系,法院大门是紧闭着的。因此,对传统诉讼法理论加以突破,畅通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渠道,建立能够吸收公众参与社会经济公益维护的经济公益诉讼机制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基于对经济法本质所达成的共识,涉及社会经济公益与国家干预则构成经济公益诉讼的本质特征,经济公益诉讼与经济法的内涵特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公益诉讼是对传统(民事、行政)诉讼法进行理念性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是经济法的诉讼程序法[6]。 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劳动行政管理的单一运行机制,它通过劳动行政主管机关行使劳动力市场公平就业秩序的监督管理职能,排斥公民参与,严重忽视了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这种单轨运行机制使我国的就业歧视问题呈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当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致使公平就业秩序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如我国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问题等),法律应当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公平就业秩序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称其为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7]。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既是蕴涵市场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反歧视双向联动机制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法诉讼程序在反歧视领域的具体体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起诉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反歧视公益诉讼中,法律有必要在就业歧视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公平就业秩序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经济法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 【内容提要】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出现了许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新变化和新问题。本文试从宏观角度，对经济全球化所涉的国际经济法的对象、国家主权、非政府行为主体、国际经济法的实体规定和执行机制等几个问题作一初步的讨论和分析。 【摘 要 题】特别推荐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间的关系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无疑，国家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当然仍是最重要的主体。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势下，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和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经济全球化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不过，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主体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经济全球化导致单个国家无法单独对某些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借助于国际性组织协调管理，这样，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WTO的作用日益突出起来。 然而，国际经济组织所涉事务越广泛，对国家政策的约束越大，成员国在调整这些经济事务上的自主权就会越受限制或被削弱。例如，WTO规则是国际社会成员协调意志的产物，这种协调必然导致在某些领域国家主权行使的某种限制。这样，WTO与其成员方间、WTO各成员集团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解决和处理好这一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国家主权问题，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主权绝对化和主权淡化。主权绝对化的观点过于强调主权绝对性一面，把主权概念推之极端，认为主权不能限制，不能让渡，否则就是对主权的侵害。这种观点现在显得已经过时。 相对而言，淡化主权的观点在西方正在流行起来。有些西方学者为了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主张淡化主权。实际上，大国的主权和利益从来不会被忽视、被淡化。被淡化的只是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所谓淡化主权的观点往往被用作让弱小国家服从大国意志的理论根据。因此，对这种观点需要特别予以注意和警惕。 诚然，经济全球化要求国际社会成员对某些事务协调一致，这就必须赋予WTO这类国际性组织以一定的管辖权。当国际组织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事项行使权力并形成国际共同规则后，成员方有义务遵守和实施，其在相关领域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权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限制。这种限制是自愿的、必要的，它有助于维护国家认可的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防止个别国家滥用权力，损害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整体的利益。 国际经济组织的管辖权与成员国主权间并不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原则上说，国际组织不应该损害成员国的主权，而应该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成员国之所以愿意将某些事项的管制权交由国际组织来协调，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已经超出一国的界限，客观上需要国际协调管理；同时这种权力是由成员方共同行使的，这种共同行使是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体现。 然而，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不同，其在国际组织的实际发言权和影响也不同。就拿WTO来说，WTO某些协议虽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产物，但其现行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决策程序可以说主要反映的是西方大国的意志和利益。将一些形式上平等的规则平等地适用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成员方，所产生的是实质上的不平等。乌拉圭回合就三个新议题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服务贸易总协定》，从总体上看，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对发达国家则更为有利。 要使国际组织既能有效地行使其职能，又不妨碍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就必须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保证有关国际组织在成员国赋予的权限内活动。对于WTO来说，它是一个贸易组织，所处理的应限于贸易或与贸易直接有关的问题。但目前发达国家却想极力扩大其职能范围，并试图将一些片面反映发达国家标准和利益的不平等的规则纳入WTO的体系。如果采取“一揽子”协议的通过方式，那么弱小国家在这些事项中的自主权实际上就被剥夺，主权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对哪些问题应列入WTO的新议题，是一个事关国家主权的大问题。 其次，应将规则的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实现公平互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要使国际性规则得到尊重和统一实施，同时也应赋予有关国家根据本国情况适时调整其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在本国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有寻求适当救济的权利。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使国际社会各成员的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都能得到发展，在制定规则时就不能“一刀切”。对于WTO来说，应特别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其有制定和调整本国经济政策的更多的自主权。虽然说现行WTO的协议对发展中国家已采取了某些特殊的待遇，但从总体看来，还是很不够的。 再次，应改进和完善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机制，使其能反映和照顾到国际社会全体或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和利益。在WTO等国际经济组织中，大国的意志和利益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弱小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仍被忽视，决策体制还不民主，这种不民主的决策体制无疑对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都具有损害。 三、经济全球化与非政府行为主体 经济全球化正在逐步消除国界的影响，世界已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在这种相互依赖的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利益也是多元化的，因此，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代表各种利益的行为主体也就呈现多元化的局面。近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在考察经济全球化的现象后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国家主权的弱化以及其他经济行为者的作用的加强。主权弱化之说自然不当，但除主权国家外的非政府行为主体的作用和影响的确是加强了。 1.非政府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国际平面上协商和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及不同群体的利益。于是，代表着国际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为使这些全球化问题的解决能反映其利益和愿望，就在国际社会上作为“压力集团”来发挥其影响。特别是在国际人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例如，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跨国经营活动，这就使得与其相联系的民间利益群体或集团，如工会、消费者组织、环境组织等，也不得不在国际上积极进行活动，以便能有效地对跨国公司的活动施加影响或予以限制。 在国际上，人们现在将由非政府组织(NGO)及其它非国家行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称之为“国际市民社会”(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与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相对应或相区别。“国际市民社会”不具有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那样的权力和能力，但是，它们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对国际立法和国际法的执行有着重要影响。例如，在国际环境领域，许多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一些环境条约的协商和起草；世界银行在世行项目方面开始注重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协调；在经合组织关于《多边投 资协议》的谈判以及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均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所以，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国际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运作中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同时也是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主体的转变，并认为这是国际法律程序和制度的民主化，有助于促进国际立法的民主化和透明度，改善国际治理。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法律上提出了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非政府组织能否成为国际法主体？目前国际上许多学者的看法是，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但除少数组织外（如国际红十字会），它们一般不是国际法主体。然而，也有些学者主张，某些非政府组织也可以被看作是部分国际法主体。其理由是，这些非政府组织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例如工会和雇主组织就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参与者）；赋予其有关国际权利和义务，既有助于促进国际立法和决策的民主化，也有助于对其行为予以规范。 无疑，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的动向是个值得关注的新问题。虽然其绝大部分目前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但它们在国际上作为一种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力量和行为主体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许多国际组织现均注重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例如，《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5条就规定，总理事会可就与涉及WTO有关事项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协商和合作作出安排。随着实践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将会逐渐提高。 2.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它们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全球化中还在不断增长。因此，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是重要的行为主体。 由于跨国公司是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的产物，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是不是国际法主体的问题，仍然颇有争议。传统国际法只承认国家和国际组织是国际法主体，个人（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和义务不直接受国际法支配。 然而，在现行的法律结构下，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单个国家的法律已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管理；而传统国际法又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它不能直接适用于跨国公司。这就可能使得关于跨国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存在着某种真空状态。这种状态无论是对国际社会还是对跨国公司来说都存在问题。一方面，跨国公司需要国际社会保护其权利，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跨国公司对其跨国经营行为负责任。 于是，近年来，国际上提出了“全球公司公民”的概念。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公民”既包括责任，也包括权利。在“公司公民”前加上“全球”，强调的是跨国公司在构成其“社会”的全球竞技场所中的权利和责任必须一致。跨国公司并不只是其经营所在国的合法公民，也是“全球公民”。公司这一概念是在符合东道国法律规范的意义上使用的，并不详细说明其使用的标准是全球性的还是国别的。作为“全球公司公民”，跨国公司拥有有关国家和国际管制框架授予的权利，又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虽然“全球公司公民”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概念，但至少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跨国公司权利和责任一致性问题的关注。 另外，不少学者认为，个人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成为国际法主体。例如，从实体上看，个人根据某些条约可享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同时，现行的国际法对个人和公司也规定了义务，违反这种义务就要承担责任。从程序上看，个人和公司有权在某些特定的国际法庭提起诉讼。因此，个人和公司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或国际法上的特殊主体或部分主体。有人认为，跨国公司依据国际法承担责任是必要的、可能的、不可避免的。 对于上述非政府行为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我们应注意从动态的角度、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主体是多元化的，既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这样的国际法主体，也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这样的非政府行为主体。虽然一般来说这些非政府行为主体目前还不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但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其法律地位也会逐渐发生变化。不可否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经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某些非政府行为主体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成为由国际法赋予权利和设定义务的主体。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实体规范 （一）国际经济法中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关系变化 国际经济法调整的是广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它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既包括公法也包括私法。但以前的国际法规范所涉领域有限，其影响和地位也不是很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WTO体制的建立，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的关系也发生了某种变化。 1.一些原先纯属国内管辖和控制的经济活动，现也已同时置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之下。以前，国际法很少涉及和调整各国国内的经济活动。因此人们在谈到国际法在某个经济案件的适用时，经常发现没有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但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WTO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已十分广泛，甚至已涉及到成员方的国内经济生活。因此，许多原先纯属国内控制的经济活动现须受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管辖。 2.WTO的规则和要求已使调整相关经济活动的国际法规则与国内法规则基本一体化或趋同化。WTO的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它要求成员方的国内法与WTO的规则保持一致。一方面，国家对经济实行管理的政策和措施，如关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逐步在协调一致，成员方的国内法不得与WTO规则相抵触；另一方面，在民商事法律规范方面，有关的国内法规范与国际法规范也日趋同一。例如，商业秘密是否是知识产权问题，以前在理论上和各国实践上都不一致，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明确将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加以保护，从而使这一问题不再存有争议。因此，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间的相互联系更为密切。 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WTO体制的发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的地位显得突出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以前国际多边条约对贸易、投资、金融交易规制较少，例如，GATT以前主要调整货物贸易问题，没有涉及到投资、服务贸易、金融交易等领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主要调整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关系，不涉及金融服务贸易问题；关于投资方面甚至没有一部实体法的公约。因此，调整这些经济交易主要是依靠国内法规范。然而，WTO体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WTO规则已广泛涉及到贸易、投资、金融等交易领域，并对各成员方具有约束力。这样一来，WTO及其规则在这些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有时甚至处于主导地位。 （二）国际经济法各部门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 经济全球化与自由化也导致各种经济交易、经济活动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例如，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影响已为国际社会所认识；金融服务已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与非贸易问题的联系，如贸易与知识产权、贸易与环境等，已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相应地，调整某一经济活动的措施也可能对其他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WTO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相互联系，并已经将其触角从贸易拓展到金融、投资、知识产权等其他重要经济领域。 1.贸易与投资措施 贸易与投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向国外市场提供货物和服务的主要方法以及组织国际生产方面的一项主要因素，正在日益影响着世界贸易的规模、方向和构成。因此，投资措施对贸易具有重要影响。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对某些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予以规范。这一协议既有利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同时对国际投资法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贸易措施也会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规模、方向和构成产生各种影响。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市场准入限制；市场准入发展优惠；出口鼓励措施；出口限制措施。这些贸易措施对贸易流动具有直接的、第一层次的影响，同时，它们对随后的外国直接投资具有第二层次的影响。通过改变与特定国家或地区相关的贸易环境，这些措施有 助于形成具有某种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影响潜在投资者的决策进程。因此，与没有政府干预而由市场力量引导的情况相比，这些“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可以改变外国直接投资的分布形式。而外国投资的变化对未来有关的贸易流向又具有重要的第三层次的影响。因此，对与投资有关的某些贸易措施，国际社会也应规范与协调。 2.金融服务、服务贸易与投资 金融服务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各国管制最严的行业之一。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将金融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对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作出了规定。 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要在东道国提供服务，通常就必须在该国设立机构或营业场所，这就涉及到投资问题，特别是市场准入和国际待遇等问题。因此投资法对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就具有直接的作用和影响。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稳定会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维护金融稳定就不能放弃金融监管。金融的审慎监管无疑是保证金融自由化稳健发展的重要措施。这样，金融服务自由化必须处理好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显然，服务贸易、投资、金融问题在这里相互融合在一起，调整服务贸易、投资、金融的政策和措施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3.贸易与环境 贸易与环境问题现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WTO已将其作为下一轮谈判的重要议程之一。 贸易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贸易自由化虽可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也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和资源的过度开发，给环境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过分强调环境保护又会限制或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有时环境问题也可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 因此，在WTO体制内如何处理好可持续发展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无疑是个新的课题。而贸易与环境问题既涉及到多边贸易体制和各国贸易法的有关制度和规定，也涉及到多边环境协定和各国环境法的有关规则，需要我们将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此外，关于贸易与其他非贸易措施的联系还可能包括贸易与竞争问题、贸易与劳工问题、贸易与人权问题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国际经济法的新领域。 五、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执行机制 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以前被称之为“软法”，因为它们往往仅是宣示一些有关的原则和规则，在国际层面上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在经济上更为相互依赖，这就必然要求国际上具有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同时还要有相应的机制来保证有关规则的实施。否则，经济全球化就会受到阻碍。在此情况下，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应运而生。这一机制使WTO的多边贸易规则能有效地得以实施，并大大改善了国际经济法规范的“软法”形象。 （一）WTO规则的实施方式 从实施的角度看，与以前的国际法不同，WTO规则有了更加明确、具体的实施规则。《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其协议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WTO的有关协议要求各成员方以统一、公正、合适的方式实施其规则。WTO的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有关争议时，也是强调各成员方的国内法律措施不得与WTO规则相抵触，若与WTO规则相抵触，成员方就必须修改其国内法或采取WTO规则允许的其他救济措施，美国为了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也于1995年和1996年对其专利法进行了修改。显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际法优先的原则。 至于WTO规则在成员方境内以何种方式适用，则取决于成员方各自的法律规定。各国在实践上对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做法不尽一致。我国学者一般认为，WTO规则在国内没有直接效力，它们必须经过法定程序转化成国内法，才能在国内适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国内法可以背离WTO规则或不受WTO规则的约束。毋庸置疑，成员方可以基于本国利益，积极地或消极地通过国内法实施WTO的规则。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成员方的国内法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若因成员方采取了某些违反WTO规则的国内法措施而产生争议，就必须依靠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议。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强制力。这主要是因为其争端解决机构具有强制管辖权，勿需当事方同意，即可通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经争端解决机构同意后，胜诉成员方可以采取相应的交叉报复措施，这种措施具有较大的威慑作用，使那些其国内措施违反WTO规则的成员方不仅面临着国际社会道义上的谴责，而且还可能因其措施不具有合法性而受到经济制裁，使其经济利益受到影响。实践证明，这一机制在解决成员方的纠纷、保证WTO规则的实施方面，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WTO争端解决机制受理的争议范围十分广泛。因为WTO所涉的领域已不单限于货物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金融服务等都属于WTO协议所调整的范围。特别是，许多原来缺乏强制实施措施的一些国际经济条约，也已被纳入WTO体制内，从而取得了强制执行的效力。例如，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方面，《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录制者与广播组织公约》和《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公约》等都纳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样一来，由这些协议产生的争端也就可以提交到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解决。目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已审理了多起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争端。 随着WTO今后涉及的范围日趋广泛，WTO争端解决机制将在调整国际经济各领域的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WTO新回合的谈判若就所涉新议题达成协议，如就贸易与环境问题达成协议，有关争端也会提交给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这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可能因为纳入WTO体制而成为强制执行的对象。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无疑是国际经济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当然，它在实践中也还必须不断地完善。 首先，机制在解决争端中，如何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个需要予以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直接发生争端的情况下，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讨价还价力量对比上处于弱势，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予以特别考虑。另外，发达国家间的争端解决，也可能对作为第三方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保护。 其次，在裁决的执行方面，也仍然会产生争议。尽管争端解决机构采取了“反向一致”的程序，从而使机构的裁决能比较顺利地得以通过，但这并不等于裁决就能顺利地得以执行。有的成员方可能采取“换汤不换药”的手法，变个花样，仍旧采取与以前的违法措施实质上相同的措施，使得争端的实际解决会况日持久。也有的成员方可能宁愿选择接受报复而不愿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 再次，如何保证争端解决机构在审理案件中尊重国家主权，不越权，以及不将自己的管辖权延伸至其他领域，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WTO成员国的措施是否与WTO的规则相冲突，是一个涉及到成员国主权的敏感问题，涉及到WTO体制与成员方的权力分配和平衡的问题。争端解决机制赋予专家组审查成员方国内法律和政策的权力，若争端解决机构处理不慎，就可能损害成员方的主权。 此外，还有些学者提出，在采用协商方式解决争议方面，在透明度方面，在司法化方面，争端解决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这些意见无疑也是值得考虑的。 经济法论文:会计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改革的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经济法对赋予社会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社会对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为此,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坚持以市场经济需求为导向、培养高素质的经济型、复合型会计人才为教学目标。然而,我国当前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教学内容缺乏、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等等。然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会计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实现、人才的培养都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因此,为了不断优化会计学学生在实践中的应用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就必须深化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在教学中夯实基础知识,以满足学生在日后考证、就业和职称提升的需要。 一、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 经济法课程本身是一门实用性、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然而,当前很多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让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存在很多误区。首先,传统的教学方法过分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上,老师是教学的中心和主体,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这种应试教育的体制下,老师忽略了给予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独立意思表示的机会,忽视了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容易让学生把经济法看成是一门枯燥无老师在法律法规的介绍中引入的很多案例比较陈旧,要么是与最新修改的法律法规不符,缺乏针对性,要么是与当前的经济形势不符,缺乏时效性。最后,老师在教学工具的应用上缺乏创新性。很多教师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有效地把教授、板书、多媒体、以及互联网有机的结合,教学方式单一。 (二)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 会计学是一门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专业。而经济法是会计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当前,经济法教学内容普片缺乏针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学章节缺乏针对性。目前,经济法还没有集中于一部法典型的规范性文件中,而是散见于大量经济法规之中。经济法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法和商法中,民法主要包括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物权法、合同法,商法主要包括合伙企业法、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和票据法,除此之外,还有经济法相关法律制度。所以,从教学内容上看,经济法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广。然而,在有限的课时下,老师不可能把所有章节都面面俱到,需要选择性地讲解,因此,老师在章节的选择上可能参差不齐,随意性较大,特别是对会计学专业缺乏针对性。第二,章节里的内容缺乏针对性。经济法每一章的内容都有一个特点,即内容多、杂、细。学生在初学时很难全面的掌握所有知识点,更难理清知识之间的联系。结果很多学生对章节的内容的认识什么都想学,但就是不知道学什么;什么都学了,但什么都没有学到。经济法教学缺乏针对性和目的性对学生现在的学习、以后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隐患。第三,学生在学习经济法时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体现出不足,尤其是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无法把经济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现实结合起来,无法活学活用。 (三)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 当前我国很多高校学生期末考试评定成绩的方式是期末考试卷面成绩(70%)和平时成绩(30%)组成,经济法也不例外。这套成绩评定方法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的积极性都会产生很多弊端。由于很多学生对经济法的学习方法都存在着误区,认为经济法只是一些法律条文,只要把它记住就可以了。然而,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比达到了70%,导致很多学生为了考及格,就在考前临时抱佛脚,通过死记硬背记住相关的法律条文,而对其内含根本没有理解到,更别谈运用法律条文来分析现实经济主体的法律纠纷。虽然平时成绩占比30%,但很多老师是仅依据学生的出勤情况来决定平时成绩,而忽略了学生课堂上的积极参与讨论,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果导致很多学生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只要老师点名到了,平时成绩就有了,至于在课堂上能不能学到知识,很多学生并不在乎。所以,在当前这套成绩评定体系下,对学生学习经济法的积极性和培养学生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很大的伤害。 (四)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 经济法是经济学和法学两大学科的交叉学科。由于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与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故在教学中就很难两全其美。从事法学研究的老师因会计学专业知识的欠缺,很难把法融入到实际的经济问题中去分析;而从事会计学研究的老师因为法学知识的欠缺,在经济法的讲授中可能会出现法理知识不足、法学知识深度不够等问题,让学生对经济法的认识缺乏深度。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因为教师专业知识的欠缺而影响到了教学效果。 二、会计学经济法教学的改革思路 (一)采用多种形式的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又称为个案研究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和研究具体案例,掌握分析问题的原理,进行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这一教学方法通过案例向学生展示生活中真实的情景,让其针对案例进行认知、思考、分析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将原本抽象的理论、概念,具体化、形象化,且提高学生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口头表达等素质。[1]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第一,选择的案例要贴切。老师在选择案例时需要结合某个章节,或者某一个知识点的含义需要来选择,案例要具有代表性、针对性和启发性,能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第二,选择的案例要新颖。老师可以从分利用互联网、电视等途径,选择当前的热点、重点、经典案例,这样既能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当前热点问题,又能大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第三,案例分析要注重讨论和总结。在讨论过程中,老师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做出意思表示、相互辩讨。同时,让学生明白,在课堂上讨论结果不是最主要的、讨论过程才是最宝贵的,不要怕出错,错了通过讨论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然后予以纠正,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充分发挥老师的引导作用和主导地位。老师要要求学生围绕讨论的主题,不能偏离主题;当学生发现分歧或讨论结束,老师需要对上述讨论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根据相关法律得出正确结论,以实现预期的案例讨论教学效果。 (二)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相融合 在新常态下,社会更需要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在现有实践教学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于会计专业而言,为了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就需要老师在经济法教学中中,既要夯实基础知识,又要注重资格证书考试(会计从业资格证、助理会计师、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等等)。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融合并不意味着经济法教学是以通过资格证书考试为目的,而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满足社会需求的会计专业人才为目标,以资格证书考试为风向标,注重拓展学生的经济法律知识面,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资格证书考试从某个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会计学专业人才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学生参加各类资格证书考试既能检验自己的实际水平,以便为自己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和目标,同时也为将来职业的发展和职称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三)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 改变过去重考试,轻平时训练的现状。很多学校学生的期评成绩来源于平时成绩(30%)和期末考试(7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仍占绝大部分,很多学生忽视平时的训练,仅通过期末考前的复习也能通过考试,为此,应积极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首先加强考试改革。通过应经计算机考试系统,实现考试无纸化和试卷差异化,改变过去期末考试学生同一张试卷定成绩的局面,降低考试作弊的概率。其次,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降低期末考试在期评考试中的比例,提高平时上课的表现和出勤率所占的比例,比如采用期评成绩=期末考试(50%)+上课表现(30%)+出勤(20%)。把平时学生上课的表现成绩引入到期末考试成绩中,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试卷题目设计改革。降低单纯记忆性的试题比例,增加案例分析的试题比例;减低客观题的比例,增加主观题的比例。把期末考试试题与相关资格证书考试试题看齐,经济法把期末考试办成为检验学生实际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的考试。 (四)提高教师专业知识 要提高会计学专业经济法的教学效果就必须提高老师的相关专业知识。无论是会计学专业的老师,还是法学专业的老师,要上好经济法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素养。法学专业的老师需要学习会计、税法、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以及票据等相关专业知识,同时时刻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时刻训练自己把法学知识融入到经济问题中,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以便在实际教学中能结合相关法学知识分析当前经济热点,提高教学的效果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会计学专业的老师也需要不断自学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民法和商法,以提高自身的法律理论功底。同时,时刻关注经济法的修改,以便把最新的法律法规融入到经济问题中,促进学生对经济专业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科研和教学相结合。通过申报经济法相关的教研课题,深入研究经济法研究,明确教学目标、改善教学方法、准确教学定位、增强教师教学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结语 总之,培育“懂经济、懂管理、懂法律”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是21世纪国家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为了培育这类人才是一个系统化、长期化的过程,需要我们教学工作者在一线的教学工作中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 经济法论文: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论文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学课程教学的特点 与研究型高校的专业法学教育相比,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 1.经济法课程集法学、经济、技术等知识于一体,课程内容繁多,课时通常为32-48学时左右,在有限的课时内要讲清楚庞杂的内容,比较困难。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大纲,选择适合该专业学生需要的相关经济法知识; 2.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生主要是二本和三本的学生,学生在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方面比较缺乏,在教学中常常显得比较被动,如何让学生能够对课程产生学习的兴趣,如何组织教学中师生互动是教师在设计教学时需要重要考虑的因素; 3.经济法课程的授课对象主要是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学生的法学基础能力相对薄弱,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需要普及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等基本法学概念。要满足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应用”、“实务”等要求,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课程的教学中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教学方式。 二、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在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实践运用 案例教学法,一般认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187年创造的,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判例教学。案例教学法以真实的案例为教材,教师采用苏格拉底问答法,一步步引导学生从矛盾中发现案例中蕴含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原则。我国于2世纪8年代开始运用于经济、管理等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教学。案例教学的适用性价值一直体现在对学生分析能力、创造能力、表达能力等诸多能力的培养上,在教学实践的一线一直得到师生的欢迎。案例分析法和经济法课程的有机结合,是提高经济法教学效果常用而且有效的方法。笔者在这些年讲授经济法课程的过程中,一直在运用案例教学法,获得了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但仍处于不断摸索和提高的阶段,仍面临诸多困惑。 (一)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基本模式和经验 我国是以制定法为主要特点,判例法尚未取得法定地位,所以在实施案例教学上存在和普通法系国家不同的地方。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笔者认为应坚持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地位,通过一些简明、具有现实意义的案例来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和信息化手段,选择和搜集经典经济法案例,采用视频、图片等多种方式演示案例,主要采用课堂问答、分组讨论以及模拟法庭等方式来设计课堂教学和实践环节,探索适合应用型本科高校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教学方式。在进行案例教学过程中,针对应用型高校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等诸方面的特点,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需要把握的因素: 1.选择合适的案例。 合适的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关键因素,案例应与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相适应,所以应选择内容相对简单、具有新颖性、典型性同时兼具一定趣味性的案例。在取材上,可以引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比如《经济与法》节目中的一些案例来自于现实生活,学生会比较感兴趣,容易激发其学习热情。选取的案例应是近期发生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学生能够对所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有基本的把握和理解。 2.课前准备工作需充分。 主讲教师应在课前将下次课程主要讲授的案例内容发给学生,让学生先查阅相关资料,可以要求学生按分组以PPT形式来准备课堂发言。师生之间有诸如QQ群之类的交流平台,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查询资料的途径和方法的技术指导。 3.课堂讨论中需充分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 课堂中教师可以采用分组讨论以及模拟法庭等方式来灵活开展案例教学。在课堂讨论中,老师要起到理性主持人的作用,要启发学生的思维,能积极调动学生的热情,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讨论中去。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适当的、及时的评价与分析,结合案例将理论知识点讲授清楚,从而使学生全面深刻地领会到该案例中所涉及的知识点。 4.案例讨论后的总结需条理清楚。 教师在总结案例时,要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案例与所涉及的法学原理、法律条文融合起来,使学生能够通过案例分析来掌握经济法课程中的基本基本概念和理论,从而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目前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实践教学中面临的困境 案例教学法在英美法系国家占主导地位,我国和英美法系国家在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教学目的上都存在差异,我们的学生在习惯了“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后很难适应开放式的案例讨论这种教学形式。因此,案例教学法在实践中还是面临诸多挑战。首先,课前准备过程难以控制。案例教学需要学生进行比较好的课前资料搜集和准备工作,这些有赖于学校的教学资源是否丰富,学生课后搜集资料的条件和实施是否完善,同时,还取决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其次,课堂中学生习惯被动接受知识信息,缺乏主动提问和探讨的积极性。案例讨论无法热烈和深入。再次,由于学校教学管理方面的限制,过程考核给老师增加很多工作量且操作难度较大,很多教师还是习惯于采用笔试作为最终的考核方式。因此,有些老师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说明这种讲授形式,并没有真正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优势作用。 三、创新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的几点思考 (一)改变传统授课模式,与学生进行“对话式教学”,注重学生的信息反馈 要实现“对话式教学”,对教师和 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需要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极好的课堂管理、语言组织能力,同时,教师要用充满激情的语言将学生的脑细胞充分地调动起来。开展对话式教学,笔者认为教师可以将课程内容分为几个主题或模块,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次课程分为导入、形成和巩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由小组在讨论的基础上再做小组总结发言。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反应,在总体上把握课程的节奏。比如,理论性强的内容,比如经济法总论,教师讲授的时间应多些;实践性强的内容,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学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来把握,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来作准备和阐述。课后,教师可以通过访谈或调查问卷等形式了解学生对课程的反馈意见,从而不断修正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以期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二)案例选择动态化,构建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 社会经济生活瞬息万变,不断产生新问题、新情况,经济法律法规作为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也应适应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为着眼于应用,经济法课程的案例教学应始终保持对经济法理论前沿、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动态与行业需求乃至社会热点的及时响应,所以要对案例进行时时更新,教师要具有对经济法学前沿知识的敏感性,对身边发生的法律事件保持关注,从而将最新的案例设计到课程教学中去,构建起主动适用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 (三)课程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和过程化,规范实践教学环节的评分标准 要开展互动式教学,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对教师来讲,对教师的考核应重点体现在其教学质量上。应用型本科高校是教学型高校,应该立足于自身定位,以教育的“产品”质量,即学生的质量而非论文的质量去评价教师。以此为标杆,制定相应的制度以引导教师研究教学,使得对教学质量的追求成为教师们的内在动力。对学生来讲,要提高课堂表现在课程考核中所占的分值和比重,应对课堂讨论认真参与的同学给予一定的奖励。评价模式的过程化与多元化,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四、结语 要实现评价模式的过程化与多元化,就有必要规范实践教学环节的评分标准。实践教学的评分不像笔试成绩那样容易获得,并且实践教学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需要教师长时间对学生的关注,通过听取课堂讨论、批改学生的案例分析报告以及观摩学生模拟法庭的表现等诸多形式而获得,因此,教师有必要设计一系列相对规范的评分标准。比如,小组讨论占课程分值,模拟法庭实践如何打分等,在制定评分标准时,如何体现公平公正是教师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经济法论文:论信息失灵与经济法 摘要： 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及错误是信息失灵主要表现，它们对市场效率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因此需要由各种制度对其加以克服，在诸多制度中，经济法具有独特的优势。经济法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使市场信息充分、对称、准确，从而提升市场效率。 一、计划、市场、信息与决策 市场体制是一种决策分散化的体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决策主体；而计划体制则是一种决策高度集中的体制，在该体制中，中央政府是最主要的决策主体，其他主体几乎没有决策权。[1]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中的资源配置都是特定决策的结果。只有确保这些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才有可能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而这首先有赖于决策所依据的信息的充分、准确及均匀分布。如果信息失灵，即决策所依赖的信息不足、不对称[2]及错误，则将导致投资、交易等决策在质上产生偏差甚至错误，在量上则会大大减少，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信息流动是有差异的，计划体制的信息是纵向流动的，而市场体制的信息流动是横向的。信息流动的差异导致了两种制度的不同效率。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对私人信息[3]的正确使用问题。计划体制不承认私人信息，因此对事实上存在的私人信息也就不予以尊重，从而导致了信息的错误及计划的失败；而市场体制作为一种分权的体制正是适应了“每个市场主体都拥有垄断性的私人信息”这一现象，保障了私人信息拥有者作出决策的权利，从而导致了相对较高的效率。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和市场体制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使他们的计划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4]就确保私人信息被利用的充分性而言，市场体制肯定要强于计划体制。 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都存在着信息失灵的现象，但两者存在着质的差异。计划体制的信息失灵主要在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即不可能存在一个如超级电脑般精英政府对所有信息进行收集并作出正确处理。运用计划和命令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机构存在着一种“致命的自负”，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危险的知识自负上的。[5]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在中央决策型体制中直接导致了决策者过重的信息负担，面对众多的信息，决策者会无所适从。在前苏联，能源研究和发展委员会的关于增殖反应堆对环境的影响的报告长达5000页，共10卷。对任何一个决策者来说，纸张的总量常常多于他所能消化的数量。[6]计划体制的失败主要在于信息失灵，这种失灵是不可能被很好地克服的，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毕竟有限，完全理性的神是不存在的。但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1985年仍认为，当发展计划所需的大量信息的收集、调整、分类和分析在全国范围内出了问题时，解决的办法或许是在于改进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工具，而不在于放弃计划本身。[7] 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体制具有信息上的优势，这首先缘于每个主体都是独立的，都拥有私人信息并具有决策权，这种分散的决策体系使更多的私人信息可以得到有效运用。“配置资源的权力以可以变化的方式分散在许多能够实际决定这些资源用途的人手里才能使分散的知识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个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利用。”[8]但市场体制中的信息同样也会存在失灵的现象，这种信息失灵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准确。[9]与计划体制中的信息失灵不同，这种失灵直接导致了市场对制度的需求，且不同的失灵形式导致了不同的制度形式和内容。经济法当然是克服市场信息失灵的一种重要制度。 信息不充分是指决策所依赖的信息在量上不足。导致信息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信息的公共产品性使信息只有很弱的排它性。“信息的生产成本高，而再生产的成本却极低，信息常常遭受惨重的失败。”[10]这里所说的再生产成本低就是指信息的弱排它性，这种弱排它性一方面使信息提供者的收费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很容易使各主体在信息提供问题上产生“搭便车”现象，从而导致无私人主体愿意提供信息。此外，信息作为一种无形产品其价值是不确定的，而信息的稀缺性又是价值的源泉，要确定信息的价值又必须对信息予以公开，而这又会降低信息的稀缺性，也就是说，“不可能在不损害其稀缺性的情况下精确地确定其效用，因此其价值，就象稀缺性一样，不可能完全确定。”[11]信息的这一特性提高了信息产品的风险性，使以信息为投资对象的投资者对其望而却步。第二，信息收集、处理存在成本，并且存在着边际成本递增的现象。斯蒂格勒认为，信息成本是从一无所知变为无所不知的成本，极少有交易者能负担得起这一全过程。信息成本的存在使充分信息成为一种理想状态，决策者也只须寻求决策所需的最佳信息量而无须去追求一种完美状态，即决策者在信息收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时停止信息收集才是理性的，此时的信息是一种收益最大化的信息。但对决策主体而言，最佳信息量的获取也是有难度的，由于信息成本直接构成了投资成本、交易成本、立法成本、执法成本、监督成本等，这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和受制于资源代价的公权主体而言，会不得不在信息与效率之间作出权衡。[12]第三，信息收集、处理者的信息能力有限。[13]信息能力的有限直接导致了信息的不充分，其中，有部分不充分是可以通过改变信息主体而得到克服的，有部分是不可能得到克服的。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交易主体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被称为信息优势主体，另一方则被称为信息劣势主体。信息优势主体往往可以利用其优势地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获得不法利益而使劣势主体受到损害。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二，第一，由于分工的不同，信息在初始状态就不对称。如关于某件产品的质量问题，生产者必然要比购买者了解得更多。第二，由于信息优势是成功欺诈或获得其它非法利益的前提，所以最大化自身利益者往往会维持其信息优势地位或人为制造信息优势。 信息不准确是指信息在质上与客观事实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直接导致决策主体决策的失误。信息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信息在被收集、传递及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如计算错误、分析方法错误等。第二，出于某种目的，如为了获得某种资格或非法利益，而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制度虚假信息主体有可能是市场主体，如股市中庄家制造虚假信息使股价异常波动；也有可能是地方政府，因为各级地方官员是向上级负责的，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制约，他们“总是把那些对其仕途有利的信息禀报上级，即他们采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考虑‘来自下面的压力’，”[14]从而导致信息扭曲。人为制造虚假信息的主体还有可能是中央政府，如在前苏联，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经济信息经常被扭曲。根据前苏联经济学家N.西梅勒夫和V.波波夫的报告：“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末的30年中，统计数字被篡改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连普通的数字也未能幸免。”[15] 信息失灵会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降低市场的运行效率，因此需要以经济法为主体的制度进行干预，以使市场的信息充分、准确且在各主体之间分布均匀，从而提升市场效率。[16] 二、信息失灵对市场效率的消极影响及制度克服 （一）信息失灵导致市场低效率 1.信息失灵增加交易费用 在纯粹市场机制中，如果没有其它制度的支撑，信息不对称必然会增加信息劣势主体的防御成本，增加其信息收集成本。由于市场主体都作为经济人[17]而存在，每个人都力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交易者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所占有的关于交易对方的最大信息，除此之外，交易者在交易时很难了解交易对方是否会采取合作的态度，为了防止自身受害，只能在与对方交易时加强防范，从而增加支出；同时如果不借助于其它制度的支持，诚实信用的交易者也很难证明自己在与他人进行交易时会采取合作的态度，如果要证明自己不会损害他人或自己的产品质量很好，其证明成本也很高，这都会影响市场效率的提升。如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叫Chamber繁荣的商业区中约有60个放贷者，每个放贷者都建立起了一个由可信的客户组成的紧密圈子，他们很少会向圈外人放贷，因为甄别新客户的成本很高。在接受新客户之前，放贷者通常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在交付贷款以前，放贷者通常与借款人在其它方面进行一笔劳务或商品的交易，时间至少长达两个季节；此外放贷还通过走访借款人所在的村庄、与他的邻居和过去的商业伙伴交谈等办法，对借款人进行广泛的了解，以确定其可靠性和品质。如果放贷者在经过严格的筛选和长期等待以后决定向借款人放贷（拒绝率约为50%），他通常首先从一笔试验性的小额贷款开始，只有在试验性的贷款偿还后，放贷者才能增加他对借款人的信任，才能提供符合其需求的贷款。20世纪80年代初对Chamber放贷活动的调查表明，年利率平均为79%，但这一很高的平均数也包含着很大的差异：利率从18%（仍然高于12%的银行利率）到200%不等。许多利息被用来弥补非正规市场上信息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高成本。调查者的结论是：利率与放贷者放贷资金的平均成本大致相同。这意味着他们的利润接近零。[18]该实例中，在信息不对称即放贷人不知借款人是否会按时归还本金和利息的情形下，放贷人承受了过高的验证成本，过度而合理的防御行为使放贷人还承受了巨额的防御成本，同时也导致了这种自发金融市场的高利率。 2.信息失灵导致市场萎缩甚至消亡 （1）由信息失灵而产生的关系交易导致市场被割裂 在没有制度支持的情形下，信息失灵会产生关系交易，即人格化交易，因为这是确保交易安全、降低信息成本、减少交易所需信息量的有效途径。这种交易在自然经济中相当普遍，但与市场体制的要求不相一致。关系交易的弊端在于交易范围很窄，使市场被人为分割，虽然关系内主体间的交易成本很低，但与关系外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却很高，支撑交易的信息量也要求很大。如在尼日利亚北部扎里亚附近4 个穆斯林村庄中，400户人家结成一个关系紧密的群体，群体成员对有关各自的需要、活动和境况的信息了如指掌，几乎所有的借贷都发生在群体内部，借贷没有书面契约，完全凭借信任，每20笔借款中只有1笔拖欠，但与村庄外的借贷关系几乎没有发生。[19]在市场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人格化交易很容易成为克服信息失灵的首要选择，但它是反市场的，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2）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会导致市场消亡 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最早是保险学中使用的一个概念，指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投保人知道自己的风险特征，而保险人则不知情，因而不能对不同风险类型的投保人进行区分，从而不能对不同风险的投保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而只能收取以风险的平均概率为基础的保险费。在这样的收费体制下，高风险的投保人具有更多的保险激励，而低风险的投保人则更倾向于退出保险市场，保险市场因此萎缩。1970年阿克洛夫（Akerlof）在《旧货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的论文中以旧车市场为例对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把逆向选择概念一般化。在旧车交易中，买卖双方关于旧车质量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买方因此以旧车市场上车的平均质量为基础出价，这会使质量高的旧车卖主退出市场，从而降低市场上旧车的平均质量，买方了解此信息后，又会降低出价，从而使质量稍好的旧车卖方退出市场，因此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使旧车市场消亡。[20]逆向选择问题在旧货交易市场、失业保险、汽车责任保险、医疗保险尤其是老人医疗保险等领域中普遍存在，如果没有有效制度对其的支持，这些交易将不可能长久存在。 3.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直接导致市场的低效率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最早也是保险学中的一个概念，指投保人投保后，对其保险标的的注意程度会降低，从而增大了保险标的的风险程度。经济学家对这个概念一般化以后，主要指委托人对人没法进行有效监督，人因此可以为所欲为，损害委托人的利益。[21]道德风险导致市场低效率是相当明显的，如在团队生产中，因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无法被低成本地观测到，偷懒行为的部分结果会由团队中的其他人承担，从而激励更多的偷懒行为。如在动物租借合同中，出租方对动物是否被正常使用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承租方因此可以过度使用动物畜力，损害出租方的利益而最大化自身利益。这是以动物作为畜力的租借合同不可能普遍存在的原因，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因此导致物不能尽其用。又如在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由于经营者处于信息优势，投资者对经营者的行为不能进行有效监督，经营者因此可以欺骗投资者，获取不法利益。[22] 4.信息失灵导致决策不当或失误 就市场主体的单方决策而言，信息失灵导致决策不当或失误。决策者在信息不充分的前提下作出的决策往往因缺乏事实基础而失误；在信息不充分的态势下，信息劣势者也往往会主动作出损害自身利益的决策；决策者基于错误信息而作出的决策必然是错误的。 （二）信息失灵的制度克服 如果没有充分、准确及对称的信息，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都不能有效地运转。计划体制中的信息失灵导致了计划的失败；而市场体制中的信息失灵则导致了各种替代性制度的产生。这不仅已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也经历了制度实践的考验。在经济学中，信息既应被看作是对交易的一种支持，也应被看作是一种交易的对象。市场体制下克服信息失灵的制度构建应在此两方面同时展开。布瓦索认为，制度代表一种长期的集体投资，旨在降低社会交换的信息成本；[23]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是指出，企业是对市场制度的部分替代，这种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包括信息费用在内的交易费用；[24]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有节约信息费用的作用；[25]科斯洛夫斯基认为，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能够把囚徒困境转变为一种自信的游戏；[26]斯密德认为，消费者节省信息成本的一种方法是有权期望物品只有在满足一定标准要求后才可以出售。……采用一些公共的集体计划来减少不确定性是可能的。如欧洲的现代化计划。[27]施蒂格勒认为，经济组织的某些形式或许可以用它是消除质量不确定性的方式来解释。可以把百货商店看作是一个谋求商品的高质量以及确保商品的高质量的组织。[28]还有 学者认为，恰当的制度能在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中引导个人决策者，并能帮助我们减少对信息的需要。[29]此外，在现实中出现的保证、担保、品牌、连锁店、著名商标和广告等私人制度也能降低信息成本；某些中介机构的存在克服了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了交易；某些强制性保险制度克服了逆向选择问题；对人的利益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道德风险问题；政府直接提供信息增强了市场主体的理性，降低了市场主体的信息成本等。这些制度产生的历史长短不一，有的与市场一样长久，有的在最近才出现；有的属于私法；有的则属于公法；有的在市场内部产生；有的则依赖于第三者；有的属于正式制度，有的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在众多制度中，最有成效的是公权介入后而产生的制度，这种制度属于经济法范畴，也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 三、信息失灵的经济法克服 个人理性要能起作用的话，是以获得和交易有关的信息为先决条件的。[30]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进行交易的价格体现所有和交易有关的买卖双方的信息的情况下，交易才能最优化，市场就能达致高效率。但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与买卖有关的信息不可能全部体现在价格中，价格制度因此也不可能构成经济制度的全部，所以只有构建非价格制度，进行信息制度的创新，克服信息失灵，市场的高效率才有可能。这种解决市场信息问题的非价格制度的欠缺意味着市场常常是萎缩的，不是发展的，因为人们没有那种进入交易的强烈愿望，所以政府应该作为一种干预主体介入市场对信息失灵问题进行干预。政府[31]克服信息失灵的主要依据有四，第一，政府拥有垄断性的强制力，因此可以强制性地赋予私的主体的说明义务，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运用其强制力让私的主体说真话，说其该说的话。而私的主体自身是不可能强制性要求对方作出说明，因为各私人主体之间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第二，政府作为超越于私人主体之上的公共组织，其综合信息收集能力及处理能力要强于私的主体。此处并非指政府的信息能力绝对要强于市场主体的信息能力，事实上两者的信息能力是各有所长，市场主体拥有私人信息，政府不可能拥有，但政府的独特地位导致其综合信息能力要强于市场主体。第三，政府具有组织优势，可以更有效地降低信息成本。第四，政府权威的存在使其提供的信息具有公信力，政府因此对其所提供的信息只须承担较轻的自我证实责任，自我证实的成本也很低。[32]政府提供信息的方式主要有三，第一，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市场主体说明的义务；第二，直接收集、处理信息并向社会无偿提供；第三，进行制度创新，以直接避开信息失灵问题，即在该制度下，根本不存在信息失灵问题。以下对政府运用经济法的制度形式克服市场信息不足、不对称以及信息错误等缺陷进行深入探究。 （一）信息不足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关于市场总体信息量不足问题的克服，有多种路径选择，主要有二，第一，信息由政府直接予以提供，指导性计划是主要信息载体；第二，政府公权力介入私人主体对信息的生产及交易领域，以促进部分信息由私人主体予以提供，减轻政府的信息提供责任。[33] 1.政府直接提供信息 第三者直接提供信息并由市场主体无偿使用可以克服市场主体在信息提供问题上的搭便车现象，[34]这个第三者非政府莫属。因为政府有以税收为方式的财富汲取能力，这种能力是政府所特有的；政府还是一种非营利性的组织，不象企业那样时时进行利润的核算，这使政府无偿提供信息成为可能。但政府提供的信息是否必然有效？这需要我们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即政府理性是否必然要强于私人理性？政府理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增强私人理性？如果政府理性低于私人理性，则由政府提供信息成为不可能，也没有私人主体会去相信并采用政府提供的信息。我们认为，政府理性和私人理性在不同领域会有不同的强度，在私人信息领域，私人理性要强于政府理性；在非私人信息领域，[35]政府理性有可能要强于私人理性。在政府理性要强于私人理性之处，私人理性可以借助于政府理性而得到增强，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得到克服。这是政府理性的主要功能，也是相关制度的主要作用。“培育制度的必要性源于人性的某些固有特质，如在信息吸纳、评价信息和保留知识上的有限能力。”[36]正是人性的这些特质使经济法的功能得到凸显。 由政府直接提供信息克服市场信息不足的主要法律载体是计划法。[37]计划法并不是以指令性计划直接配置资源的法律形式，而是以指导性计划优化市场主体决策的法律形式。指导性计划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增加市场主体的有效信息拥有量，弥补市场不能提供充分信息的缺陷，又能降低市场主体所需承担的信息成本，从而激励其作出生产、交易等各种决策。指导性计划既能增强市场主体的理性，又能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由此对市场交易形成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促进市场体制的发展。“指导性计划实质上是一个过程，籍此，许多决策者能够互相交流有关市场条件的预期以及各自计划的信息，使他们的计划和市场预期一致起来。”[38] 2.对信息的私人生产及交易的公力支持 前已所述，在市场体制中，信息既是一种对交易的支持物，也是一种交易的对象。信息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物而被交易，是因为信息具有的内在价值和其稀缺性，交易信息能够给信息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带来效益。但信息的弱排它性使其他主体产生搭便车的心态和行为，因而使信息生产者很难获利，从而影响其对信息的生产。这使公力对信息生产和交易的支持成为必要，这种支持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是《信息生产与交易支持法》，我国目前尚未制定这方面的法律。该法的主要功能是降低信息生产主体的排它成本，减少信息的正外部性，确保信息生产者获得应该获得的利益，从而激励更多、更优的信息提供。因为信息的弱排它性不仅会使信息生产主体的排它成本增加，还会使信息主体不敢进行交易，从而不能实现其投资的目的，急需获取信息的主体则没有拥有最佳信息量而不能使其决策最优化。政府运用公权对信息产权进行直接保护，一方面可以降低信息主体对其所拥有信息的排它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信息主体对其所拥有信息的安全感，从而促进信息交易，增加信息产出。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并不是指所有信息都具有同等强度的特性，相对于非公共产品，信息的排它性确实很弱，但不同信息的排它强度是有差异的，有的信息产品的排它性较强，有的信息产品的排它性较弱；随着经济情势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公共产品特性也会变迁，有的信息产品由于有高科技的支持而发展出一种廉价的收费方式，从而使其公共产品的特性变弱甚至消失，这使某些信息由私人提供并实行有偿使用成为可能，而政府的公力支持则使这种可能性进一步的增强。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由私人提供，对于具有纯粹公共产品特性的信息还是应该由政府予以提供；此外，对在政府公力支持下由私人主体生产和交易的信息，如果政府的支持成本过高，则政府应该放弃这种支持，由政府自身直接提供相关信息。《信息生产与交易支持法》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对信息生产的制度支持和对信息交易的制度支持两个部分，其中，对生产的制度支持是通过降低信息生产的难度、增加原始信息获取的途径和加强对生产企业的组织支持等方式实现的。对交易的制度支持是通过确保交易的安全性、降低交易的成本、降低对交易的利益获取比例以及加强对非法获取、使用和披露信息的主体的惩处等方式实现的。 （二）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目前信息不对称的情形相当严重，也相当普遍。在美国， 人们断定每五位住院病人中可能有一人根本不必呆在医院，而医生比任何人都清楚哪个病人需要住院，哪个病人可以提前一天回家，哪些检查是不必要的，而病人自己则很难知情，其利益因此受到损害。[39]在我国，各行各业都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因此而产生了较多的消极影响。如出租车行业中 司机的不合理绕道问题；医疗行业中的不合理用药问题；经营者对不安全、不卫生的消费品的销售问题；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犯问题等，都缘于信息不对称。[40]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法克服有多种路径可以选择，主要有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和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克服有三种方式，其一，让信息优势者直接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其二，激励其他知情者说真话；其三，由政府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从而使信息分布均匀。信息不对称的间接克服也有两种方式，其一，避开信息问题进行制度创新，在该制度下，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其二，创新一种非价格机制，作为对价格信号的补充。 1.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克服 （1）强制性赋予信息优势者说明的义务 《证券法》中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政府进行强制性信息平衡的主要表现之一，在我国及发达国家的《证券法》中，信息披露制度相当完善，必须披露信息的范围、信息披露的程序以及信息披露的准确、及时、充分性的确保等都作了专门的规定，[41]应该说这是一种设计相当良好的制度，应该切实予以实施。只有进行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才会有投资的安全感，才会进行投资，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研究成果表明，会计制度健全的国家，经济增长也更快，因为健全的会计制度不仅能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还能降低信息制造主体和信息需求主体之间的不对称程度。一项研究估计，如在90年代，把阿根廷的会计标准提高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将能使该国的GDP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4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赋予了经营者的强制说明义务，该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但与《证券法》中系统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区别，该法关于经营者说明义务的条款仅此一条，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该法第19条第1款有两部分组成，即“经营者应当说明真实信息”与“经营者不得虚假宣传”，前者是命令性的规范，是一种强制性说明的义务，后者是禁止性的规范，两者之间是并列的，并不存在层递关系。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并没有对违反强制说明义务设置相应的责任，而只在该法的第50条第5项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设置了几种法律责任，这说明该法第19条第1款的重点在于禁止虚假宣传，而不在于赋予经营者强制性说明义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方式在于确立经营者的自我说明义务，许多消费者只有经由经营者的说明才能对商品或服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虽然第19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的询问，应当作出直接、明确的答复，但在很多情形下，消费者根本没有能力就商品或服务的问题向经营者询问，因为问题的提出也是以对商品或服务的一定程度的了解为基础的，如果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不了解，也不太可能提出适当的问题使经营者回答，所以问题的关键首先不在于消费者的提问，也不在于禁止经营者的虚假宣传，而在于经营者就商品或服务的自我陈述，在于在法律上直接赋予经营者的强制性说明义务。所以法律的修正应该增加设置第19条第1款关于强制性说明义务的法律责任，并且对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也应当加以明确。因为在该条款的规定中，“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是一个范围相当广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概念，在实践中，经营者究竟必须说明什么？这是一个相当不好操作的难题。首先我们可以确定说明义务的限度，如涉及到经营者商业秘密的事实，则不应在说明之列，如果必须说明，应同时规定对方的保密义务。其次应该明确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在立法技术上，可以采取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如经营者应该对商品的名称、规格、质量、产地、性能、用途、有效期限、有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其它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43]向消费者作出准确、充分、及时的说明。 （2）激励其他主体说明真相 让其他主体说明真相需要有制度的激励，如果没有制度确保对该主体进行以物质为主要方式的激励，则让他们说出真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经济领域，每个主体首先作为经济人而存在，最大化利益是其主要目的，如果在说出真相之后，没有任何直接可获取的利益，则社会上绝大部分主体都不会作出这种选择，何况说出真相还会使其承受不利后果。我们不能否认社会上确实存在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而不计报酬的举报者，但这毕竟只是少数，这些少数人所掌握的信息也是少数，尚不足以使信息不对称得到克服。所以政府应该进行制度创新，设立悬赏举报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多的信息，还能获得在其它制度下所不能获得的信息，这种制度在我国目前应该普遍地建立。以食品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消费者处于信息劣势，消费者在进行食品消费时，很难知道所消费的食品是否卫生，不可能知道所吃的菜是否有过多的农药残留，不可能知道做菜的油是否是潲水油，不可能知道作为原料的肉是否是病猪肉，……甚至不可能知道经营者的厨房是否符合卫生标准等。这方面的信息对消费者而是至关重要的，但消费者一般不能获得这种信息，因为获取这种信息对消费者而言成本过高，过高的成本使消费者获取这种信息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对经营者而言，采用不卫生的原料、按照不确保卫生的程序进行食品生产，其自身承担消极后果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食品卫生监督部门由于受制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不可能对所有经营者时时刻刻进行监督，也就是说，该部门不可能获取所有经营者在所有时刻的不法行为信息，因此对其进行处罚就丧失信息前提；而这种不卫生的食品被消费者消费后，并不一定立即使消费者致病，甚至消费者不一定会有感觉；而在不卫生生产的成本过低的情形下，食品经营者进行不卫生生产的可能性就极大。[44]在这种食品卫生监督部门和消费者都不能获取充分信息的情形下，政府应该改变思路，考虑选择另外的方式获取信息。在食品的不卫生生产过程中，总有人会知晓不卫生生产的情况，政府应该设法让这些人说出真相，而悬赏举报制度是让这些知情者说出真相的最佳的途径。这种制度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因为利益激励是一种最强的激励方式；此外，政府的利益激励还可能打破不法人员之间的利益联盟，因为这种利益联盟的稳固性本身就不强，利益激励可以改变各利益联盟主体的利益构成，从而促使其中之一者说出真相。事实上，悬赏举报制度是政府花钱买信息的一种制度，相对于其它信息获取渠道而言，这是一种低代价的、有效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45]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年的立法中，我国已经开始注重举报制度的引进和建立，如2000年修正的《产品质量法》第1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向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检举。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对检举人保密，并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 规定给予奖励。这是我国立法中至今为止规定的最为完整的悬赏举报制度。国务院在最近颁布的《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中第（八）项规定，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制度。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通畅的渠道，认真受理群众和企业的举报、投诉，制定并完善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46]1999年修订的《会计法》第3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行为，有权检举。但没有关于奖励的规定。我国目前有关举报的制度散见于各法律法规之中，各自规定不一，也不成体系，某些法律对举报的规定很不完善，因而在实践中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所以我国应该制定《举报法》，详细规定对举报者的保密制度、奖金来源及发放制度、对打击报复的处罚制度、举报信息的使用制度等，以使举报者在举报时既有安全感，又能及时、足额获得奖励，还能使举报信息尽可能地得到充分运用。 除了建立悬赏举报制度以促使其他知情者说明真相外，经营者之间的有效竞争也能促进信息披露。竞争如何促进信息披露？如何降低信息成本？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竞争对信息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影响，因竞争而导致企业利益的直接减少有可能使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而非法获利以增加利润；而竞争的存在则也有可能使企业不敢制造虚假信息，因为竞争对方是最佳的打假能手；此外，竞争的存在还会减少企业的私人信息，增加市场的公共信息，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如我国邮政部门在为提高邮资而上报的材料中称，全球600万邮政职工为60亿人服务，而我国60万邮政职工要为12亿人服务，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因此提高邮资势在必行。但事实上全球邮政每年完成的信函总量达4030亿件左右，而我国邮政处理信函的总量却仅为70亿件左右，其劳动生产率不足世界平均值的17%.[47]若我国邮政行业存在竞争，则其劳动生产力低下的事实肯定会成为一个公开的信息，邮政部门在为提价而上报的材料中肯定不会再作上述比较。经济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反垄断法》维护了竞争，确保了竞争的有效性，从而增加了市场中的公开信息总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信息的不对称性。 （3）政府或其它机构直接对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 在信息严重不对称之处，政府提供有关信息能够直接减少外部性。外部性存在的原因很复杂，如产权不能明确界定、经济人对自身利益的极端追求等。信息不对称是外部性的私法克服的障碍之一，因为外部性的制造者与受害者之间就外部性的事实的信息不对称有可能直接妨碍受害者向外部性制造者提出赔偿要求，从而也不可能使整个社会作出进一步的反应。政府提供相关信息能够使民众了解外部性存在的情况及严重程度，从而使民众作出反应成为可能。以环境污染的控制为例，世界银行的一个工作组最近研究了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菲律宾的股票市场对环境状况报道的反应。这四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拥有实施环保的记录，但是，在企业的良好环保状况得到当局认可的消息公开报道后，该企业的股票价格平均上升了20%，当公民抱怨污染的消息公布后，企业的股票价格下降了4-15%.[48]印度尼西亚利用克服污染企业与被污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方式较为成功地控制了污染。该国的环境影响管理局开发出一项“污染控制、评估和环境评级计划（PROPER）”该计划从工厂中获得关于污染的数据，对其环保状况进行评级，并将环境评级情况向社会公布，通过金融市场对污染企业造成影响，因为金融市场会对企业的环保评级作出反应，利用公众的压力来迫使污染企业执行环保法规。由于受环境污染的人们参与计划之中，因而它在企业与有关方面之间达致了力量的平衡。[49]实践证明，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形下，政府向公众提供有关环境状况的可靠信息，是解决相关环境问题的最佳路径之一。这种信息直接增加了反对环境污染的主体数量，增强了环保的力量。 政府直接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不仅可以降低信息劣势者的信息成本，还能向信息劣势者提供其自身不能获得的信息。《产品质量法》第24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定期其监督抽查的产品的质量状况公告。这种信息是消费者个人很难获得的，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获得这种信息向社会公布后，能增加消费者的信息拥有量，从而促使消费者作出合理的消费选择。消费者的消费知识有限，如对免熨衬衫是否可达到免熨效果，消费者一般不知道，往往要进行消费以后才能知情，但对免熨衬衫中含有甲醛并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的事实肯定不知，在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委托有关部门对免熨衬衫进行抽查后，得出结论，绝大部分免熨衬衫含有甲醛，而免熨衬衫的免熨效果则几乎没有。这对消费者而言是一种最好的信息。国家质量监督部门在近一年内向社会公布餐具洗涤剂、白酒、农药、电池、微波炉、西服、强化奶粉、啤酒等近百种产品的抽查结果，在公告中详细列出了每种商品的合格品种和不合格品种，并说明了不合格的原因。[50]这有利于消费者作出正确的选择。但政府克服信息的不对称，除了首先要确保信息准确性，更重要的是确保信息公开的普遍性，如果准确信息的公开度不大，则对信息不对称的克服贡献也不会大。我国目前政府在提供这类信息时，公开的方式仅限于电视、报纸及专门的公告等，从形式上看，似乎公开度已经很大，但实质上，由于信息劣势主体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些主体接受这些信息往往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相当部分人是得不到这种信息的。如含有PPA的药品被禁售之时，各种媒介都了这一消息，但在某些偏远农村地区，康泰克这种药还在销售，一些人也还在服用。所以，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越严重的领域和区域，就越需要政府直接提供信息，政府提供信息除了须承受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成本外，还须承受信息的公开成本，由于受制于资源限制，[51]政府不可能克服所有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信息不对称最严重的领域，进行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还应把有限资源用于在信息不对称最严重的区域，专门用于信息的公开。 2.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创新 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从表面上看并不着眼于信息本身，但它或者在实质上能降低各主体对信息的需求，或者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从而促进原来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易。强制性保险就是一种绕过信息不对称而克服逆向选择的制度，这种制度对信息的要求几乎为零；利益激励制度也能降低信息劣势主体对信息的需求量；中介性机构的出现使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机构得到了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政府的工作；而非价格机制的发展使信息劣势主体信息获取可以多元化，有些非价格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被高度浓缩的的信息，因此有利于信息不对称的克服。 （1）强制性保险等[53] 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一些没有被 私人开发的保险市场，如养老保险、失业和残疾保险等，都应有政府的正式保险计划。[54]为什么存在没有被私人开发的保险市场？其原因比较复杂。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信息不对称而在保险领域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最终导致私人保险市场的消亡。对此，由政府进行强制性保险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经济学家的论证也认为，当市场失灵严重到私人保险不能提供足够的保险项目，就很可能需要由社会保险，即由政府提供的强制性保险来发挥作用。[55]我们认为，强制性保险等制度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是相当可行的。它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制度。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根本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这种制度对信息的需求量很低。以强制性失业保险为例，所有劳动者都必须投保，这对劳动者而言是一个不能选择的强制性行为，这使逆向选择问题的产生丧失了行为基础，政府在接受投保时也无需去辨认该主体是否更容易失业，信息不对称由此得到克服。 （2）利益激励制度 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利益激励是最佳的克服路径选择。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存在着相当的矛盾，奴隶主要得到奴隶更多的劳动产品，而奴隶则想得到更多的闲暇。就奴隶的劳动质量而言，奴隶主处于信息劣势，奴隶因而可以怠工、偷懒，为此奴隶主可以做出两种制度安排以促进奴隶劳动：（1）强迫奴隶劳动，不劳动则不供给食物或严刑处罚。这种制度的执行，奴隶主要花费资源监督奴隶劳动的整个过程，这会导致巨额监督费用，并且劳动过程的某些阶段根本没法监督；奴隶主还要承受对违规奴隶处罚的成本。（2）对劳动产品与奴隶实行分成制。这种制度的执行奴隶主只需监督奴隶的劳动产品，而不需监督劳动过程，因此不存在监督费用问题，而且分成制使奴隶有更大的劳动动力，无论从产品质量还是数量来说，这种制度都要优于强迫劳动制。[56]强迫劳动制并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反而加重了奴隶主的监督责任，使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趋严重；而分成制通过利益激励使奴隶能够进行自我约束，这种约束降低了奴隶的监督责任，因而减少了奴隶主对奴隶劳动质量和数量的信息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的不对称。在现代企业中，用利益激励去克服信息的不对称是相当必要的。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应该赋予最有信息优势的人，以使这些人不滥用信息优势。向国有企业委派稽查特派员对企业进行稽查并不是一种最优的制度，这种制度的主要目的也在于克服信息的不对称，但这种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思路存在一定问题，它是从信息劣势方着手以获取更多信息，这不仅不能使信息不对称得到克服，反而产生其它一些负面影响。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的克服应该主要从信息优势方着手，给予其一定利益，以使其与信息劣势者的利益大体相一致，从而减少信息劣势者的信息需求。 （3）中介机构 市场体制中的中介组织的功能和作用相当值得研究。这种组织也能克服信息的不对称。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就能使上市公司股东了解公司的具体情况。经济学家发现，因为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旧货市场如果没有非市场制度的支撑，是不可能存在的。目前这种市场能够较普遍地存在是因为得到了一些非市场制度的支持，如专门检测旧货质量并出具报告的机构出具真实的报告，一方面可以免除旧货卖方的质量证明责任，可以降低总体的质量证明成本，还可以使买方确信产品的质量状况，从而促成交易的进行。但中介机构在发挥其克服信息不对称功能时，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其提供的信息的公信力如何，如果中介机构普遍存在信任危机，市场主体对其所提供的信息根本不予信任，则信息不对称也无法得到克服。所以如何确保市场主体对中介机构的信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理论上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使中介机构成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由于不追求处自身利益，非营利性组织容易被市场主体所接受，但不追求自身利益的特性同时会使非营利性机构处于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的局面，这会影响市场主体对该机构的认同。第二，强化营利性中介机构的行为责任。《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证券法》等都对一些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我们认为，因为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政府行事，并且面向社会大众，所以其违法行为的消极影响会相对更大些，故应该对其配置相对较严厉的法律责任；并且在法律执行过程中，也应强调严厉，因为若对其违法行为不依法处理，会引发民众对这些机构的信任危机，从而影响整个行业；此外，应该尽可能使这些中介机构负无限责任，各投资主体之间负连带责任，从而约束并促进其提供正确、有效信息。第三，在民众对不同层级的政府的信任程度不同的情形下，尽可能提升中介机构的成立审批部门和监督管理部门的层级，使更多民众能够更信任该中介机构。如《产品质量法》第19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在这规定中，把审批部门设在省一级，一方面是为了提高门槛，以确保检测质量；另一方面则为了增强民众对该机构的认同，提高对由该机构提供信息的信任度。 （4）非价格机制 “在信息不完全可得的情况下，聪明的人类总会在市场上找到一些非价格的东西来补充价格机制。我们对这些非价格机制的依赖也可以理解为我们为购买信息而进行的投资。”[57]非价格机制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只不过不是一种价格信息。非价格机制所内含的信息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利的。以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制度为例，内部管理科学、产品质量过硬的企业通过质量体系认证以后，在与其他主体进行交易时，可以不进行既费时又费力的自我质量说明，而交易对方也可以减少进一步的信息收集行为，从而既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又可以促进交易快速进行，还可以降低交易对方的防御行为。这种机制是克服信息不对称、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消极影响的最佳制度。康佳集团在全国彩电行业首家获得ISO9001质量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国际和国家双重认证。这一信息极有利于康佳集团的彩电销售。90年代初在杭州营运的中巴车车身上写着大大的“国营”两个字，这是在个体私营者多次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形下出现的。国营两个字有深刻的信息内涵。它意味着经营者不损人利己，意味着不过度追求利润。这个重要信息能免除消费者被宰的忧虑，从而促成交易。产品质量免检制度也具有这样的功能。此外，交易者的良好声誉也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一种非价格机制。“商誉这个词意味着质量的持久性，而信誉是有价格（或罚金）的，因为它使搜寻变得经济。”[58]企业的良好声誉能够减少其在与金融机构、消费者进行交易时的信息提供量，还能降低双方之间的合作成本总量，如《商业银行法》第36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企业的良好资信对银行而言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的存在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自我证明责任，另一方面减少了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企业不提供担保而得到贷款直接减少了其借贷成本。 3.信息错误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经济法在禁止错误信息、促进正确信息的提供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对错误信息的直接禁止 经济法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规定。如《会计法》对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禁止；《广告法》对虚假广告和不当比较广告禁止；《证券法》对错误信息的禁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对欺诈行为的禁止；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及第21条对假冒行为的禁止，第9条及24条对虚假宣传的禁止等。这些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市场中的错误信息，另一方面也直接促使了各主体提供真实信息。 （2）政府直接提供正确信息 对市场中有较大影响的虚假信息，政府应该通过提供真实信息的方式直接予以克服。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之下，政府有说明的义务。政 府的这种说明义务主要来源于两点：第一，在市场中存在较多错误信息的情况下，政府是最佳的僻谣主体，其他主体都没有足够的公信力进行僻谣。第二，与单个的市场主体相比，由政府直接做这个工作可以节约更多的辨认、筛选、处理错误信息并予以公示的成本。 （3）禁止价格扭曲及对扭曲价格的矫正 “当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可以自由发挥作用时，价格衡量稀缺的程度。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价格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因为它们传递着关键性的经济信息。”[59]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是信息的主要载体。价格是一种高度浓缩的信息，它虽然只表现为一个数字，但它所内含的信息量很大，市场主体主要依据这种信号做出决策。市场的良性运行有赖于价格信号的正确性。但价格很容易被人为扭曲，成为一种错误的信号，从而影响微观的效率和宏观的有序。经济法对价格扭曲的禁止及对扭曲价格的矫正主要体现在《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中。《价格法》第7条规定了经营者定价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了经营者定价的基本依据；第14条第2项规定了禁止低价倾销，第3项规定了禁止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行为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确保价格能够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确保价格信号的正确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3条规定，抽奖式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这个禁止性规定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因奖金太高而使价格扭曲。《商业银行法》第31条与38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和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存款和贷款利率；第75条对擅自提高或降低存款或贷款利率的行为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规定主要在于确保利率这个价格信号的正确性。 4.经济法降低信息成本的路径 信息成本过高并不是市场体制中信息失灵的直接表现，但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及信息错误往往导致市场主体自身承受巨额信息成本。经济法在克服信息失灵的过程中，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主体的信息成本，从而直接增加市场主体的利益，在总体上提升市场效率。经济法降低信息成本的路径主要有三，第一，通过政府提供信息公共产品降低市场主体的私人信息成本。第二，通过制度降低对信息的需求量，减少市场主体对信息的搜索行为，从而降低信息成本。第三，通过赋予信息优势主体强制性信息公开制度，减少信息劣势主体的信息成本。此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经济法通过克服信息失灵降低信息成本的同时，也直接降低了市场主体的自我防御成本，从而提升了市场主体的获利水平。 经济法论文:国家失灵与经济法 摘　要：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是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之一。文章首先探讨了国家失灵的定义、表现、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看法，认为经济法的概念中不应包括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经济法的产生并不是为了克服国家失灵，经济法的功能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的法律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并认为严格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经济法。 关键词：市场失灵；经济法；国家失灵；行政法 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与经济法的关系，目前经济法学界研究得比较深入，基本上已有定论。由于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导致了垄断、外部性（主要指负外部性）、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信息偏在、巨额交易费用、经济周期、分配不公等市场失灵形式出现，市场的自由、放任发展合理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在资源有限的客观条件下，市场失灵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从而造成了有限资源的浪费，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水平。市场不能自动纠正自身的失灵，只能借助外力来克服，从而引致了国家力量的介入及相应的制度需求；国家干预及相应的制度供给，促成了现代经济法的诞生。“市场缺陷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一，这是我国经济法学界近乎一致的观点。”[1]但国家失灵（governmentfailure学界有时翻译为“政府失灵”。下文还要论及政府失灵与国家失灵的区别。）与经济法有怎样的关系，学界的意见却并不一致。[2] 一、国家失灵的概念剖析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市场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使市场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相对于市场失灵，所谓的国家失灵是指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国家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导致其配置资源时也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学者针对市场失灵的概念，提出所谓的“非市场失灵”（non-marketfailure）概念，指“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率，认为非市场因素不仅仅指政治、政府、行政等“正式规则”的内容，还包括文化、习俗、宗教、传统等“非正式规则”的内容。[3]但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一般仅指市场和国家两种，其他的非市场因素并不被直接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所谓的非市场失灵，也主要是指国家失灵。 这里需要对“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作一区分。大家一般是把二者放在等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但相对于这两个概念，有学者对“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4]这种观点认为，不管“政府干预”论的理由是什么，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推动或限制，主要是通过国家的立法进行的。法律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它们的贯彻和执行不能因为政府的更迭而受到损害。因此，这种干预是国家的干预，而不是政府的干预。该观点还认为，政府不是贯彻执行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的惟一机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为了避免政府决策错误，有些经济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组织来承担的，例如关于稳定货币的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中央银行作出的。借鉴这一区分理由，便合理地推导出有必要区分“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本文切入论述的基点便是“国家失灵”，而非“政府失灵”。但政府作为国家的人，政府失灵也必然体现为国家失灵，而且国家失灵又大多表现为政府失灵，因此，本文也多是从政府失灵这一国家失灵的常态和典型入手展开论述的。 二、国家失灵的内容表现 “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5]这种国家作用的不到位、越位或错位，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了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具体说来，国家失灵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6] 1.政治决策失误。政治决策作为非市场决策，有着不同于市场决策的特点。市场决策以个人作为决策主体，以私人物品为对象，并通过完全竞争的经济市场来实现。政治决策则以集体作为决策主体，以公共物品为对象，并通过有一定秩序的政治市场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产生，只是各个利益集团间或政策受益方和受损方之间博弈的结果。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也证明，经过各种政治决策方式得到的，所谓科学的、最能体现尽可能多人意志的政策目标，其实只是受投票规则、投票程序操纵的政治产物。政治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存在着种种的困难和障碍，使得国家难以制定并实施好的或合理的决策。 2.国家过度增长。“政府部门的普遍增长这一重大的发展变化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7]首先，国家赋税和政府支出急剧增长。19世纪初叶，欧洲国家的赋税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8%-10%；今天，却已吞噬了国民收入的30%-50%.其次，政府机构急剧膨胀。这不仅表现在政府机构数量的急剧增加，而且表现在政府机构中供职人员数量的急剧增加。再次，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日趋扩大。政府将越来越多的企业活动与家庭活动置于各级政府的监护之下，这种转移导致了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从而损害了企业与消费者利益。 3.国家机构低效率。国家机构垄断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缺乏竞争，它们倾向于预算规模的不必要扩张，增加工作人员，提高薪金和办公费用，造成大量的浪费。同时，国家官员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国家官员的目标并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规模的最大化，以此增加自己的升迁机会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势必导致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另外，作为监督者的政治家和公民，完全可能受到被监督的国家官员的操纵。监督的失效导致国家机构的低效率状态更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克服。 4.分配不公正。市场活动引致了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而意在克服市场分配不平等的国家干预，其自身也可能产生权力集中与收入上的分配不公正。国家机构及其官员从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中得到额外的利益，会给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一种负向激励，从而降低社会 劳动的效率。查尔斯·沃尔夫认为，任何一种国家干预，都是由一部分人将手中的权力强加到其他人的头上，并且这种权力总是有意地并不可避免地被交给一些人，而不给予另外一些人。这种权力的再分配给滥用职权获取灰色或非法利益提供了机会，进一步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 三、国家失灵的原因溯源 1.国家的经济人属性。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产生以后，社会关系和秩序变得复杂和充满矛盾。因此就需要有一种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一旦产生，便拥有了自己的利益追求，不断地从社会中猎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并逐渐予以固化，从而渐渐异化为社会的对立面。在这一“经济人”动机的作用下，便会出现国家失灵。 2.国家的有限理性。国家逐渐作为独立于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它也不是万能的，它具有“经济人”一样的弱点，它也要面临着决策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丢失、决策成本过大、决策者智慧不足、决策者利益约束等方面条件的制约，[8]并不能找到准确地干预市场的“度”，许多政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3.国家的官僚主义属性。首先，国家官僚追求国家机构规模的最大化。按照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力和酬金经常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其次，国家官僚的行为不受产权的约束。由于国家预算是公共所有的，因此政府预算可出现赤字，其额度也可以通过国家立法追加税收来提高。第三，国家官员的行为不受利润的支配，他们的收益仅与最大化预算正相关。 4.国家的垄断性。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围。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被供应的产品，缺少一个可靠的参照系和反馈机制来检查国家机构的运行状况，从而不具有直接和有效的方法来影响国家。同时，由于监督机构的信息多仰赖于被监督机构来提供，监督者完全有可能受到被监督者的蒙骗和操纵。 四、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联分析 从以上关于国家失灵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国家失灵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由它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以后便具有的客观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人们只能力求减少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却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国家失灵现象的发生和存在。在这一前提下，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经济法的概念与国家失灵。经济法的概念是进行经济法学习和研究以及学科体系构建的平台。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是以先验的、主观的经济法概念去演绎所谓的经济法现象呢，还是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客观社会现象，从中归纳出经济法的概念，然后再去演绎各种经济法现象呢？在这方面，笔者同意“经济法研究中的语境论进路”观点。[9]该观点认为，法部门（包括作为传统法律部门的民商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等与作为新兴部门法的经济法）的观点和实践皆与特定的语境相关，经济法则是经济的集中和垄断（市场失灵）、现实主义法学思潮、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社会本位）、规范主义的方法论等特定语境的产物。依现在学界的通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诞生于十九世纪末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首先在美国出现了解决市场失灵的法律机制，德国则把“经济法”这一词汇引入了立法，继而促成了经济法学研究的兴起。“英美法系的国家至今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谢尔曼法在美国被划为商法。”[4]（P697）但大陆法系法学家为了研究的方便，同时也是研究深入的结果，结合德国经济法的实践及其产生的语境，统一将这种克服市场失灵的法律规范称为经济法。这是由客观的社会现实存在归纳出经济法的定义，即经济法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由国家对特定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之后，经济法的概念才逐渐传播到东方，如日本、中国等国家，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包括“法治国”的理念，何尝不都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许多学者也承认，“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促进社会公益为目的，为矫正市场失灵而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和规制，这样的法才是经济法。”[10] 当然，这里又牵涉到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问题。依据上述对经济法概念追本溯源的考察，应该说，严格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存在经济法的；或者说，可能有“舶来品”的经济法概念，但是不存在经济法现象。因为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市场，当然也不会发生市场失灵，这时所谓的经济法（有学者认为这时也存在经济法），“与其称为经济法，不如称其为经济行政法。”[10]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市场化取向改革，这时涉及到了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市场失灵现象也才逐渐浮现，此时市场和国家的关系才进入了经济法调整和研究的视野，这时才可以说，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需要由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对经济法的制度需求。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11]使这一语境下的经济法及其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不能因为经济法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而改变经济法概念的质的规定性，这样的话，就是颠倒逻辑顺序，等于先定义一个经济法的概念，将克服所谓国家失灵的任务纳入进来，然后得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经济法，甚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经济法的结论，这样可真是匪夷所思了。 2.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并无直接的联系。现代经济法概念的诞生表明，经济法最初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克服市场失灵的需要，克服国家失灵的任务并不应该由经济法来承担，相反，产生经济法的最初动机是需要国家的干预，经济法正是对在国家克服市场失灵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政府失效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恰恰是经济法实施所必然产生的一种负效应。也有学者提出经济法的本质与功能在于国家（政府）为解决市场失效而对经济运行进行矫正或调整，市场失效的特征及其对矫正或调整手段的要求，决定了经济法不可能在解决市场失效的同时，又解决政府失效的问题。[12]当然，关于政府失灵问题，有文章认为，国家规制的底线应是政府失灵，正如经济法的运用应“以民法对市场失灵彻底克服上的力不从心为前提”[13]一样，笔者认为这倒是一种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较好定位。 3.经济法的功能与国家失灵。结合上述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则不属于经济法的调整任务。正如上所述，笔者认为经济法中国家克服市场失灵的底线是国家失灵，而国家失灵的法治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 有文章探讨了经济法是授权于国家还是制约国家之权，认为虽然经济法授权于国家规制市场经济，但同时国家又只能在经济法范围内对市场经济进行规制，而不得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国家必须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平等地遵循经济法。也就是说，经济法对国家而言是一面“双刃剑”。与此相似，有学者曾形象地说，法律本来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笔者认为，砍的这一刀便决定了矛盾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只要这一刀砍的位置是经过周密的调查论证，是科学的、合理的，那么，这一刀就成了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分割和界定，双方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定分止争”。因此，国家 干预的权力在经济法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使，则既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赋予，又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限制。经济法通过科学、合理地界定国家干预权力的边界，达到更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的目的。国家相应机关依法行使其干预权力，可以避免国家失灵的出现，但这并不表明经济法的制度功能里包含有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它只是努力避免或减少出现国家失灵而矣。 而关于国家失灵克服的法律制度选择问题，则应是“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而不是经济法的任务。”依本文的观点，国家失灵不仅仅包括政府失灵，还应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的失灵。行政法主要克服政府失灵，而且政府失灵是国家失灵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也正是一般意义上，大家总把政府失灵等同于国家失灵的原因。现代意义上三权分立或者相对区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国家政体模式的出现，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诞生的，这时才出现了单独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这时国家失灵便也可以通过这些机关表现出来，但它们并不是国家失灵的典型表现形态。这些机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原来的行政机关里分离和独立出来的，从表面来看，好像国家机构增长了，本身便是一种国家失灵的表现，实际上其本意是要克服政府失灵，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不致对市民社会和公民权利造成不可控制的损害，但谁又能预料到这本身便构成了国家失灵了呢？ 这些政府以外国家机关的失灵可以依靠宪法性法律制度安排来加以解决，如相应的国家机关组织法、相应的程序法等，由它们来对这些国家机关的权力边界和机构组织运行程序加以界定，以克服其失灵。政府失灵则是早已存在并为人们所意识到的现象。人们由于害怕行政权力的过于强大和不可预期对自己造成损害，很早便设计出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来对行政关系进行规范，从而使国家行政行为被纳入法律制度规范的范围，使国家不能再肆意侵犯公民的权利，这一法律制度便是行政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存在不同的功能取向。行政法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是界定行政机关具有的权力，第二是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定条件，包括行政程序，第三是对不法行政行为的救济。[14]无论行政法作用的保权说、控权说还是折衷说，[15]行政法都通过自己对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规制，力求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减少决策失误，接受公民的依法监督，努力提高办事效率，严格限定政府的规模，规范政府机构的权限，从而来克服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的危害。这不是经济法可以安排和解决的。 经济法论文:从市场失灵看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所谓机制，依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实质就是系统本身渗透在各个组成部分中并协调各个部分使之按一定方式运行的一种自动调节、变应的功能”（注：孙培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问题研究》，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实际上就是指经济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调整并形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它主要包括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作用方式及作用结果等。我们知道，经济法是商品经济社会中，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而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学者将经济法定义为：“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李昌麒《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无独有偶，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定义，如日本学者江上勋认为，“经济法是以自由经济为基础，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无力解决的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法规”，法国学者德让认为，“经济法是以给予公共权力机关能够对经济采取积极行动为目的的法律规则的总称”（注：李昌麒《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正是经济法的这一特性，决定了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影响，或者说决定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以及表现形式。 但从经济法在我国近二十年的表现来看，虽较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由于经济现实的原因，经济法在我国多以政策法为表现形式，因而出现了对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在理论上不甚清晰，对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偏离或抛开经济法应有的价值，并造成经济法作用范围随意确定，作用方式随意改变，以致出现经济法的作用结果与经济法的应然目的相悖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我们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探讨了经济法的作用机制，探讨了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等几个理论问题，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经济法的作用机制所面临的两难选择 1、 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自由与干预的矛盾。市场调节实质上意味着市场主体要求自由发展，而国家干预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介入。在资本主义早期，主张谋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认为在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引导下，既能够实现其自身利益，也可促进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如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理论家，就强烈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对工商业的一般事务进行干预，认为国家干预会造成减低利益的结果（注：〔英〕埃克里·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4～152页。）。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发生于本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市场自发调节功能不可克服的缺陷显露，国家干预经济的存在就成为必然选择，并且这种国家干预也确实给西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实际效果。但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出现，“国家干预”理论又受到了排斥。于是一些学者（包括法学学者）又认为，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必须同时作用于经济领域，实行“双轨制”。依此理论似乎既解决了经济问题，又解决了经济法问题，但是到了70年代以后，国家干预同市场机制之间的冲突又开始显现出来，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市场机制失效时，国家干预的作用明显，而市场机制功能恢复时，二者的调节方向又有可能发生冲突，致使国家干预调节效用递减或市场机制功能受到阻碍。不仅如此，由于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存在序列差，即前者是横向的、瞬息变化的，后者是纵向的、相对稳定的，加之“市场对自由、平等和权利总是积极要求的，正象人对权利的态度是积极的一样。相反，市场对权力的介入和干预却总是本能的表现出消极态度，甚至是排斥，这又恰如人对义务的态度”（注：孙笑侠《宽容的干预与中立的法律》，《法学》1993年第7期。）等等原因， 致使现实生活中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矛盾的出现。如在我国，经济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就是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如何界定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范围及调节、干预的程度，具体到经济法领域就表现为如何进行经济立法及经济立法的内容。 2、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传统法理认为公平与正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律的价值目标，一些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的论著，又将效益视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并将其视作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以解决效益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等，但公平、正义与效益二者在经济法中如何体现及在现实中如何操作，也是经济法难以解决同时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法律效益一般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律投资与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之间的比例；二是指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与立法所确定的预期目标的差别。具体到经济法中又体现为两种效益，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公平指的是最大化缩小个体之间的差距，在经济法中主要表现为竞争环境、经济收益和社会分配的公平，因而属社会效益的范畴。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社会，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只能是市场主体自己，他在追求经济效益时，便希望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斥外力的干涉，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国家干预“或多或少地侵害了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的自由，或减少了这种努力的安全，从而影响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增加”（注：转引自顾培东《法学与经济学的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只是由于市场主体的自身条件不同， 其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的结果也必有差异，要达到或体现公平，又需外力（主要是国家权力）干涉，从这一意义上即国家权力对竞争环境及竞争结果的干预，同时，公共管理职能又要求国家在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顾及其他社会效益，因而又出现了对市场主体的自由经济活动也进行干预等，即出现了干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等问题。这似乎又追索到自由与干预的矛盾，具体到经济法领域又表现为经济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虽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着互补性，效益与公平也具有统一性，但在经济法的具体规范中却难以体现，如针对某一特定的地区、部门或某一特定的市场主体，如何解决其效益及与其它地区、部门或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问题，即经济法“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注：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即既实现公平又促进效益， 却是很难确定的。 3、管理与服务的矛盾， 这里是指国家对市场管理和对市场服务的矛盾。管理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市场调节功能的介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市场调节功能的改变，服务指的是国家权力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这一矛盾体现在经济法中就是如何确定国家权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因为，管理要求国家权力处于主导地位，而服务又要求国家权力处于辅助地位。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调节的任何偏差，所带来的结果都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经济的巨大衰退。如果经济法把国家权力定位于次要、辅助地位，即国家仅仅充当“勤劳的守夜人”角色，此举虽有利于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使市场机制日趋完善，但同时，市场机制愈完善，又愈容易使市场的自身缺陷显露出来，愈难以保证供求总量和结构总量的均衡，此时，国家权力反将成为市场失灵的“帮凶”。“企图回到纯粹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国家缩减到仅执行收税员、警察和披戴甲胄的护卫之类的老的最小限度的职能，实际上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注：〔英〕艾伦《法律与秩序》，转引自孙笑侠《法理学》。）。反之，如果一味强调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又会导致市场调节功能的弱化，甚至使市场调节功能受阻，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实施结果，已为我们提供很好的示例。因而，经济法如何解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即在确立国家权力的地位的同时，又能使其最大化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无疑也是经济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4、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孰轻孰重的矛盾。 现代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一般皆以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作为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经济法尤为突出。但同时，在经济法作用于现实经济的过程中，却又经常出现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的冲突。 所谓经济手段是指国家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从物质利益的原则出发，运用经济杠杆组织调节和影响社会经济的活动，其核心是通过经济利益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而行政手段则是依靠行政组织按照行政方式来管理经济的方法，其核心是通过一种带强制性的、命令性的方法来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经济手段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具有滞后性，不能及时改变经济状况、实现经济目标；行政手段虽能弥补经济手段的不足，但不适当地扩大行政方法，强化行政手段又易导致脱离经济规律。虽然经济法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是双管齐下平等适用，还是有轻有重，区别对待？以及如何区别对待等等，也是经济法所面临的又一难题。 二、市场失灵与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前述经济法所面临的诸种矛盾，究其原因，关键在经济法的作用机制由于理论上模糊不清，以致在经济立法、执法的过程中，多为应急措施或短期行为，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所致。我们知道，法律的出现系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经济法也是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因国家自觉干预经济、弥补市场缺陷和矫正市场失灵而产生。 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经济领域推崇市场机制，崇尚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反对国家干预，认为“政府唯一的合法职能是使由私人契约创设的义务得到履行”，因而，无论在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还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实践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都十分有限，只是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市场机制调控经济的运行过程主要是通过供求关系、价格信号和自由竞争等一系列环节来实现资源的配置，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运行机制却在不断变形，市场调节功能的缺陷也日益明显。主要表现为：第一，市场机制调控经济是通过自由竞争来实现的，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垄断，使市场机制失去了调控功能。垄断使市场主体无法实现自由竞争，价格指示器的显示功能在垄断条件下明显地减弱了，即通过价格的调节解决整个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也无法实现；第二，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也决定了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平等、迅速、完全地获得市场信息）、价格信号的时滞性（价格信号的显示过程不是迅速的并具有波动性），导致了经济运行紊乱、社会资源浪费、宏观经济效益降低等；第三，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外部负效应，即市场主体生产所带来的社会负效益，如环境污染问题。并出现市场主体不愿从事一些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产业，造成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不合理，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无人提供等问题；第四，市场机制的调节无力解决社会产品分配不公及社会保障问题。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垄断的出现，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市场仍然不是万能的。国家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弥补和矫正市场的这些缺陷，即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经济法也正是基于此而产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尚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但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面自觉干预社会经济，完成了国家从自发、零散干预经济到自觉、系统干预的转变，并使现代经济法日趋成熟起来。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又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改变这种局面，经济立法及其内容又逐渐出现了同时体现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成分，经济法的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然目的也日益被公众认同，并将经济法中国家干预成分定位于有限、适当干预，以期与市场机制保持一致。所以，我们说是市场失灵决定了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即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作用方式等均以市场机制为中心，主要在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与不足，消除市场失灵，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市场调节功能的缺陷与不足，导致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并促成了经济法的产生。正是经济法的这一产生条件，决定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及作用方式。 1、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 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协调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平衡，促进社会进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总的来说应是协调与发展。 第一，经济法追求法的一般价值取向-公平与效益。传统法理一直将公平正义视为法的基本价值，“无论在中文、西文中，用以表示法的词都有平、正、直的含义”，“平即平等与平衡”，“正即正当与公正”，“直即正直或公道”（注：卢云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所以，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公平正义是任何一个社会及其成员所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这也是良法应有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在体现公平正义的同时，还应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效益作为当代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已为众多法学学者所接受的原因。法律制度正逐渐受制于公平正义与效益的二重评价，经济法更是如此。 第二，经济法服从于市场机制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干预调节并 不是取代市场机制，而是为了恢复、纠正和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从经济法内容可以看出，国家规范市场主体、反对并限制垄断、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建立竞争秩序规则、进行宏观调控等，都是为了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并非完全抛开市场调节。国家干预市场调节的目标与任务，首先是为了恢复市场的功能，保证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如反对并限制垄断、建立公平的竞争秩序规则等；其次是纠正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建立、健全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体现经济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再次是弥补市场功能的缺陷，如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进行宏观调控等。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主要以维护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作为自己的存在目的和作用限度。必要的有限的国家干预措施必须遵守“与市场一致”的原则，这也是经济法作用机制走出两难困境的途径。而市场机制的价值取向就是如何有效地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就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经济法作用机制的目标-协调与发展。“经济法不外是适用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换句话说，经济法也就是为了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注：〔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经济法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 协调各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平衡。因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机制下，由于市场失灵所带来的供求总量及供求结构失衡、社会分配不公及社会公害、缺乏社会保障等，国家干预或说经济法就是通过规范市场主体、市场规则、保持总量及结构平衡、消除或减少社会公害、建立和健全社会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保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为自由市场竞争创造和保持所需的制度条件，使市场机制更具效力；二是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保证社会的公平与安定，协调社会平衡。由于社会经济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就是运用国家干预，在协调的基础上，维护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2、经济法的作用范围 这里所说的经济法的作用范围主要是指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工具，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缺陷和不足的范围，即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它不仅体现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更展示了国家在干预经济过程中体现的协调与发展的价值要求。 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概括而言有以下四类：一是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对市场运行的环境和制度条件予以调节、完善。因为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不仅将导致垄断的形成，阻碍和削弱竞争、导致不正当竞争行为、出现脱离产品价值的垄断价格、产生垄断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还将因垄断技术而阻碍技术进步，从而损害垄断企业与消费者的权益，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就是通过经济立法，通过市场竞争规则，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二是对市场运行过程进行干预，即改变或创造经济运行条件，对市场主体的利益和优先地位进行重新分配。国家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计划、投资等手段，对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进行调节，实现总量与结构平衡。三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市场主体都是在最大化的追求经济效益，同时由于经济规律的左右，任何产品或服务供求关系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化，大量的生产者和社会资源总是集中于利润较高的行业和部门，其结果往往又造成利润较低的基础行业衰退，尤其一些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更是如此。这也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原因。四是国家干预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实施社会保障。“‘看不见的手’可能惊人地有效率，但它同时也带来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注：〔美〕萨缪尔森《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十四版，第555页。）， 为在市场机制的分配基础上尽量做到社会公正，保证社会安定，减少人们的生命、生活风险负担，国家必须干预市场调节的社会产品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 3、经济法的作用方式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其作用方式主要是指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即国家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缺陷与不足的方式。从上述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经济法作用的范围）可知，国家除直接参与有限的经济过程外，主要在于对市场的管理、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所以经济法的作用方式也必须为其特定的作用范围服务。 从现代经济法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力度不同，经济法作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如最早的现代意义的经济法-1890年美国颁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纯粹是禁止性规定， 而一战后的经济法则出现许多授权性规定。 进入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作用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于凯恩斯理论所导致的成熟的现代经济法过份强调国家干预，随着二战后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功能的恢复，导致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出现了矛盾，因而体现经济法作用方式的国家干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法由于产生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九十年代后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传统的制度模式和法律意识作用，致使我国的经济法作用方式并没有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往往出现通常所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经济法从法律形式上看，应属公法范畴，但其作用的领域却又是私法作用的领域，出现所谓的私法公法化。由于公法的作用方式是强制命令式，这又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利的。所以经济法的作用方式不能单靠公法的作用方式；但同时，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又不可能完全采用私法方式，所以在经济领域就出现了公法化的私法作用方式。国家干预经济虽往往以国家直接参与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式进行，但其重点却是弥补和矫正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这也就定了经济法作用方式的重点应是如何使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有效地结合，共同调控经济的运行，促进社会的发展。 经济法既然是上述意义上的公法与私法的结合，其作用方式自然也就是公法作用方式与私法作用方式的结合，具体说来就是协调、平衡。 陶广峰 杨仕兵 经济法论文:发展与创新：经济法的方法、路径与视域 摘　要：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自生自发，群体互动，历经数载的艰辛探索，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推动下，现在已经是成绩斐然，举世瞩目，特别是一批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中青年学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文章从研究方法、分析路径、审视视域三方面入手，对我国中青年学者在经济法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进行了梳理与评介。笔者期望通过此种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综合研究，能对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潜深拓新有所助益。 经济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非常年轻的法律部门，也是我国法学领域中逐渐长成的一个新兴学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学界的老一辈学者为经济法理论框架的建构、主流学说的确立、经济法思想的传播做出巨大的理论贡献，奠定了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与法学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在经济法的学科研究阵营中，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他们敢于创新、敢于尝试、敢于实证，为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发展添上了一笔笔浓墨重彩。我作为老一点的经济法学研究者，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因此觉得很有必要对我国中青年学者在经济法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与评介。这既是对他们研究成果的一种赞赏，也是对经济法不断拓新研究领域与研究进路的一种倡导。 需要说明的是，囿于资料的限制，难免挂一漏万，事实上，对我国经济法理论做出过贡献的中青年学者远远不止我在文章所提到名字，今后我将继续关注我国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理论的研究成果，以便从中吸收养料。 一、方法维度：推陈与出新 法学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的基本性能、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的思维方式、工具、规则和程序的总称。法学的发展与法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法学研究方法本身就是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法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法学方法的每次变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了法律理论的突破和变革，而法学理论的突破和变革，往往又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1]（P8）我国经济法学界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这里所谓的‘新’既包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又包括历史上曾有过但我们没有使用或者没有很好使用过的，或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创造性使用的研究方法或者思维模式。”[1]（P8）我国中青年学者研究经济法的方法，可以说是法哲学方法、经济分析法学方法、社会学法学方法和法律史、法学史方法交相辉映。因此，对中青年学者的一些研究方法进行检视和评价，有利于促进经济法理论的繁荣。当然在对他们的方法论进行讨论的时候，并不仅局限于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分析，而是要将运用该方法所取得的一些理论成果一并纳入讨论范围，以研究方法带出理论成果，以理论成果佐证研究方法。因为研究方法毕竟只是手段，而理论的发展、创新才是目的，并且二者实际上也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一）法哲学研究方法 我们知道“法律哲学始终是与某种一般哲学有联系的，但往往以后者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2]（P10）事实上法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移植哲学方法中的价值分析法，其运用价值判断来评价经济法律现象，以社会对经济法的需求为出发点，研究经济法怎样满足人的需要，探索经济法的价值。中青年学者在研究经济法理论中广泛采用了法哲学的研究方法。 程信和从经济法基本范畴的角度研究经济法的基本理论，认为每个成熟的学科都有特有的范畴，范畴作为一个学科的细胞，它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反映了并且决定着这门学科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前景。经济法的最基本范畴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协调（宏观平衡和微观平衡）和国家经济安全，即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三位一体。[3]此外，其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法的发展观经历了从“促进经济发展”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再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演变；经济法的效益观是追求社会整体效益，且必须反映环境效益；经济法的公平观在内容上除包括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外，在时间跨度上应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经济法的安全观还必须把人口、资源环境安全纳入其中考量。[4]在这里，我更看中把经济法的全部作用归纳为发展、分配和安全的理论，应当说这种揭示抓住了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目标。 张守文针对经济法理论中行为理论的薄弱现状，从经济法主体、主体的权力和权利，以及其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提供了“调制行为”这一重要范畴，以区别于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从而进一步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制度。张守文将经济法主体分为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而且主体的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主体的法律责任具有双重性（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和社会性。他认为，所谓调制行为，就是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调控、规制行为，即在宏观上通过调节来控制，在微观上通过规范来制约，从而在总体上通过协调来制衡。调制行为在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和经济法制建设中占核心地位。[5] 单飞跃从经济法的研究路径、经济法与法治运行的协调性、经济法与法治发展的路向一致性等方面的整合角度出发，从法治理念层面指出经济法的“法治理念”为4个方面：（1）自由理念，即市场竞争自由，经济政策民主；（2）公平理念，即规则公平、信息公平、分配公平；（3）发展理念，即持续发展理念、公平发展理念、快速发展理念；（4）安全理念，即宏观经济安全与发展安全。并进而说明了经济法不是异法治范畴，而是与法治共生共融的科学体系。另外单飞跃还从哲学的角度对经济法的价值范畴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经济法的价值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了经济法的目的与宗旨，决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原则，揭示了经济法的存在意义。他从4个方面论述了经济法的价值范畴： （1）存在价值———商品经济的普遍性，经济法是以商品关系为生存基础的法，是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规范。 （2）法权价值———权力的规制，即经济法是对私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进行双重限制的限权法。 （3）资源价值———发展公平。发展公平包括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受益公平、地区公平、产业公平。 （4）社会价值———经济安全。即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提供保障。[6] 此外，邱本通过法哲学的研究方式论证了经济法的基本范畴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认为它们是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法所有的制度、原则、规则都要由它们来厘定和阐析。[7]（P254～310）王全兴认为研究框架是衡量一个学科的成熟与科学程度的重要标志，经济法的研究框架包括经济与法律互动框架、经济法规体系框架、主体———行为———责任框架，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复合法益主体框架、当事人———相 关人框架、当代人———后代人框架、比较框架以及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8]（P38～65）。 史际春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表现为实质主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统一。经济法的实质正义，是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它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效益，不只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而自由和秩序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自始就将公法与私法融为一体的经济法，天然要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9]（P152～159）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本位是经济法价值的实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等经济法价值是利益的具体表现。[10]程宝山对民法和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前者着眼于增加个别交易的效率，后者强调社会总体效益；前者强调机会公平，后者强调结果公平。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主导法，两法的价值体系具有一致性、谐和性和互补性。[11]而卢炯星则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宏观经济法”的概念，认为宏观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为确保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宏观性、总体性。 （2）主体一方必定是国家及其授权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3）各主体经济权利义务之间具有相对不对称性。 （4）具有变动性。[12] 尽管法哲学的研究方法非常传统，但中青年学者却能从多角度、多维度运用此种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基本概念等理论进行新的诠释，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进一步巩固了经济法的地位。由此可见，法哲学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运用法哲学方法去研究经济法的同时，也应当研究经济法对法哲学的理论贡献。有学者指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目前经济法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不太多，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影响了经济法学学科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13]这是我们在采用法哲学研究方法时应当予以重视的地方。 （二）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 经济分析法是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兴起的西方法学思潮之一。它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的思想是效益，即以价值最大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为其宗旨。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经济分析法学已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正如庞德所指出的，“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14]其研究方式对我国中青年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 吕忠梅、刘大洪运用经济学的成本与效益理论、供给与需求理论、均衡理论对经济法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性”，包括节约、效益和经济手段三个方面的含义。节约即节约交易成本、资源消耗和权利配置的费用；效益指用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经济手段是指非民事、刑事、行政手段。作者认为由于市场失灵，国家就必须调控干预经济的运行，为了保障经济运行的效益，经济法就必须存在，经济法的独立存在关系到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但国家的干预是有范围的，交易成本的大小就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界限，即当交易成本不大时，仅有民商法即可，只有当交易成本过巨时，经济法才有干预的必要，这就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角度对“适当干预的原则”作了较为深层的解读。同时作者还主张从另一层面剖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深入地考察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政策及其趋势和未来走向，并由此得出结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当是国家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规制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据此经济法主要是由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规范两部分组成。[15] 朱崇实在《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再思考》一文中，采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因为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或垄断，因此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在调整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公平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存在外部不经济效果，因此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在实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公共物品只能由国家提供，因此经济法也调整国家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在完成公共收入和支出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国家有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并且会开办某些国有企业经营以及供给某些公共产品，因此经济法也要调整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最后市场机制会产生收入与消费中的极大不平等。要消除或降低这种不平等，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依靠国家来实现整个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所以经济法也要调整国家作为社会公平的维护者，在实施二次分配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至此可完整的表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周林彬认为经济法律的经济根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交换社会化理论。各个经济根源的内容虽有所侧重，但实质内容都与“合作”有关，因此“合作”是经济法的基本经济根源。以此为研究进路，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性质及其边界这一困扰民商法和经济学界的所谓“调整对象”的问题，则可以从“博弈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答案。作者认为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是以平等人之间的同意（合作博弈）为基础的，区别仅在于民商法在市场主体之间小范围的两人谈判不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更为有效，而经济法则在主体之间的两人以上谈判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更为有效。因此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边界就位于市场主体两个私人交易或两人以上的公众交易之间，由于两人以上涉及公众的利益，所以经济法所反映的公众利益（表现为国家利益），也是一种公法利益。[16] 王继军主张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应当采用利益结构的分析方法，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在本质上是一个涉及利益结构调整问题，在现实中，利益结构的调整是不能完全等同于法律条文的，利益变动的力量有时可以超出法律的框架，所以，以追求稳定性为目标的法律来规范不断变化的利益结构，其难度可想而知，这就需要在法律领域内引入利益结构的分析方法，也许在某些法律领域如刑法涉及的犯罪问题，为了“除恶务尽”，我们不去计较执法的利弊得失，但是其他的法律特别是经济法我们必须谨慎评估其经济后果和利益得失，这样的评估能使我们了解社会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社会成本以及经济法律法规 是否真正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把这个观点继续延伸，实际就是一个立法成本和执法成本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往往在实践中被忽略了。 陈乃新在探讨经济法的本质时，从增量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法能够最有效的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为只有经济法才能调整人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剩余（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剩余（增量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其中，企业法和竞争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两大部分，前者对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微观领域的初次调整，后者对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宏观领域的再调整，两法共同规范增量利益的生产和分配。他认为，在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竞争中，调整存量利益关系的民商法已不宜作为现代法治模式的主导，取而代之的应当是经济法。[17]此外基于经济学上剩余权的基础，他还提出了一种新的适合经济法的“法权原则”。其认为，在社会化生产之前的古代社会，存在的是“个人所有权绝对”与“国家行政权绝对”的旧法权原则，它们局限分别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而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产生的经济法，则以其“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来缓和剩余权冲突，这就是为在剩余权冲突的两部分人之间调剂利益分配并保障无限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成为现实提供制度保证。[18] 应飞虎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对我曾经提出过的“需要干预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他的探讨，我并不在意他对我的观点所作的符合我的本意的合理性的说明，我更在意的是他提出了高于我的一些认识，这是我为之感到欣慰的。他认为“需要干预论”的特殊价值就在于有准确的切入点导入干预（市场缺陷理论）并运用了“需要”两字加以配合。作者认为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在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的差异；又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而“需要干预”的概念则能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干预环境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市场和国家的职能边界，最终达到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和谐。并且“需要干预论”内含均衡干预、有效干预、被干预者对干预者进行干预、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单纯干预论”的不足。作者进而指出“需要干预论”有助于确定国家干预范围，建立国家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有助于及时进行制度变迁，克服政府惯性行为；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和有助于改变国家完全理性之假设。[19]此外，其还从信息视角对经济法功能进行诠释，认为市场体制中的信息会存在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准确，在分析了信息失灵对市场效率的危害性之后，其提出了经济法克服信息失灵的具体制度设计，从而为我们认识经济法的功能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路径。[20] 此外，有的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体现。其中“经济生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它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全过程。“干预”指的是国家之权利依法律对经济生活的干预。[21]有的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西方国家对“政府失败”的反省之下，经济法正在形成一对新的矛盾性格，即规制“市场失灵”和匡正“政府失败”。因此，“国家调节（政府干预）”和“匡正政府失败”都是经济法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2]有的学者从交易角度考察社会关系可有效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即经济法调整的是因长期交易而形成的有机经济组织内各角色与组织的协调关系及各角色相互之间协调关系。其特征是以直接调整角色与组织的关系而间接地达到角色之间关系的调整，且以后一种关系调整为终极目标。[23] 采用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研究经济法的意义是明显的，首先，它运用了经济学的价值观念或者效益观念去评判现行的经济法，从而摆脱了传统的就法论法的论证方法；其次，它深入地揭示了经济学和经济法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有助于克服法律与经济两张皮现象；第三，它对经济法的实证性经济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优势，它使经济法学者的思维更加准确，研究也更具科学性。但是，我也要注意到，有的学者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时往往将效益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然而法的价值是多元的，因此，在经济法的研究中应当将法的价值目标置于经济法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去进行考量。此外，法律的经济分析应当依据我国的数据资料，如果在分析时不是运用经过调查、统计的数据进行分析，那么实证分析的效果就会打些折扣。有学者指出一些中青年学者的著作中所引的数据和图像有欠准确。[8]（P30）这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方法研究时必须加以注意。 （三）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 法社会学是指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学。它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中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突出的成就，[24]（P107）就方法论层面而言，我国中青年学者借鉴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属性、主体、本土资源、法本位等基础理论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史际春在对经济法的研究中注重和强调社会的实证分析，对社会实践始终保持着关怀，在其《经济法总论》一书中许多论据直接引自近年各种传媒报道的热点经济问题以及党和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政策文件，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汽车销售的地方封锁、分税制改革、电信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诸多方面。他注意发现同类事例所反映的规律性的要求和问题，从现象入手解释经济法制度的内在根据，把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的呼声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25]他对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也从社会的角度予以阐释，认为“经济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端之深层原因，是社会化与私有制的不兼容性；推而广之于任何性质的社会，包括我国今日之社会主义市场社会，其产生和存续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社会经济的社会化同社会各别主体的利益和意志之间存在的矛盾”[9]（P76）。另外他并不主张把调整对象作为论证经济法独立的标准，而是提出改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9]（P132）在我看来，立足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解决社会公众普遍希望解决的问题，无疑应是我国经济立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王全兴对传统的“政府———市场”二元研究框架进行了反思，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绝对的对立，他们往往通过一定的中介来发生联系，并且在现代社会，非政府公共组织大量涌现，它既履行了政府的某些职能，也替代了原来由市场主体享有的某些职能，因此在经济法的研究中应当采用“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三元框架的范式，并提出以社会学中的自治组织论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社会中间层主体资格确认、保障和规制等等。[26]另外面对全球化的思潮，王全兴认为经济法的诸多理念和制度，都具有特定的时空维度和典型的本土色彩，加上中国经济法有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发展历程，因此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应更倚重本土资源。[8]（P32）而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之中。[27]关注本土资源的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将经济法置身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大环境之中，[28]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对社会法性质进行研究时，王全兴认为社会法中的“社会”应当秉承德国学者齐美尔、法国学者杜尔凯姆所主张的唯实论，而摈弃美国学者吉登斯、法国学者G·塔尔德所主张的唯名论，并对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法属于广义的社会法。[8]（P32）在这里，我很看中在“政府———市场”的二元结构中引入社会中间层这一经济法主体，这正好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将原先由政府行使的某些职能剥离出来让位给那些社会自治组织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相契合。 郑少华也认为对经济的研究应采用三元框架范式，不同的是他认为社会结构是“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他认为传统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人们依据“社会契约论”将权利让渡给国家的结果。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各种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于是产生二次“社会契约”的缔结，即从国家和个人手中再让渡一部分权力给社团。这就是三元社会结构产生的理论基础———“动态的社会契约”。与之相对应法律也应当是“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郑少华认为经济法的本位是“社会本位”，经济法的调节机制是社会调节，经济法的规制范围是经济团体社会，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公共干预与公众参与，经济法规范的特征是“强制性”与“任意性”，“禁止性”与“倡导性”相结合，经济法的调整模式是社会基准、团体契约、个人契约，经济法的法律关系具有社会公共性，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社会责任，经济法的程序法是以团体诉论与公众诉讼为中心展开的。至此，从以上十方面把握，可以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和行政法较好的划分开来，而确证其作为社会法的本质。[29] 鲁篱在对经济法重要主体———行业协会进行研究时，也较为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它将行业协会置于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语境之下进行了考察和审视，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对行业协会加以分析，借助汤姆·R·伯恩斯的理论认为所谓的普适性法律的终极意义上不过是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的反映，那么其便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借助韦伯关于习俗、惯例的分析认为应关注规则是否具备对成员的外部约束力以及是否具有专门的强制班子；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根据制定机关位阶的高低就当然地否弃集团规则和习惯等效力的做法和思想进行了否定。[30]作者将规章制定权作为自治权的其他权能的基础进行了重点剖析，通过对“制定法中心主义”的批判以及行业协会规章及制定法互动关系的考察，创造性地得出一个结论：即行业协会规章与制定法强调性规定相冲突并不当然无效。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行业协会规章与司法审查的关系及标准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应当充分肯定行业协会自治权的合理性，承认并尊重行业协会的监管权，非法律惩罚权和争端解决权，原则上行政机关不得介入，而司法审查也必须充分谨慎和合理。作者对行业协会自治所勾勒的制度框架和其所得出的结论是对传统行业协会自治模式的全面解构和颠覆，对认识行业规章等民间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拓展了经济法对社会生活中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另外有学者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回应性”角度研究，其理论的意义体现为经济法理论须立足本土资源，与时代同步，重跨学科研究。[31]有学者从利益群体的视角中分析了经济法的社会性，认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种既非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又非经济活动中被管理的微观单位的社会实体（即作为各利益群体之代表的社会团体）应运而生，经济法应当将其纳入主体范围，并赋予相应的权益和义务。[32]还有学者依据社会学研究成果，从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角度论述了社会团体对于转型之中的中国的重要性和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途径和方式。其指出，社会团体的使命在于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在此意义上，社会团体凸现了其重要性和作为经济法特殊主体制度、特别调控机制的价值。[33] 在肯定上述学者以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当对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不足有所认识。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从研究方法和理论重心看，社会学法学注重法的作用和效果，强调法所要促进的社会目的。”[24]（P107）然而中青年学者在研究中似乎更多的只是引入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学说，而对具体的社会学法学研究方式，如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却很少涉入。这说明了在研究手法上还存在着某些不成熟。此外，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是实证定义哲学，这种哲学的理念往往对价值不甚关注，这也是我们采用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时必须注意的地方。 （四）法律史、法学史研究方法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个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34]历史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经济法的研究当中，主要有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 法律史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对经济法的思想与制度轨迹进行考察，从中发现和总结经济法现象的基本规律，使经济法的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考察基础之上。我国中青年学者认识到：“应该开展和加强经济法学说，尤其中国经济法学说史的研究，以便对中国经济法学说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中国经济法学的成就及其贡献做出恰当的评估，对中国经济法学的主要研究课题和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35]邱本在《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将经济法学说分为4个阶段加以研究，分别是1979～1982年、1983～1986年、1986～1992年、1992年至今。他对每个阶段的经济法学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最后总结为：经济法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之法；经济法目前仍处于自我证成、自我巩固、自我完善时期，应当夯实基础；经济法必须强调实用性，加强具体制度的研究；经济法、民法、行政法是市场经济的“三驾马车”；经济法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需要人们的理解和关怀；经济法研究需要求新求探求真精神；经济法的研究应当在原有学说的基础上发展创新。[36]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肖江平把经济法学史的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最后诞生了可称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法学学术史的专著。他从学术史角度，“展开中国经济法学学术史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揭示脉络、评判得失、发掘积淀、提升规范，以此梳理学科基础语词、范畴、现象、原理的源流，剖析观点、理论和学说的成因与流变，总结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促进中国经济法学学科的发展和成熟。”他史论结合，在对各种学说的分析基础上强调了共识： （1）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共识：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中，国家或政府总是或者常常是一方主体；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家“施加影响于”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国家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施加影响于经济运 行过程中产生的。 （2）经济法价值的共识：公平、效益、经济民主、经济秩序、社会利益。 （3）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共识：社会整体效率原则；经济公平与公正原则；经济协调行为法定原则。 另外作者还将“特质”概念引入经济法的研究，认为它是一种接近本质的属性，其抽象程度高于特征但低于本质。经济法的深层特质是其协调性和现代性，经济法的浅层特质至少包括其经济性、政策性、规制性和综合性。从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经济法的个性加深认识。[37] 用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展开研究，无疑对总结经济法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挖掘经济法的学术陈积，认识经济法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还缺少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从理论根源的角度拓宽拓深我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夯实经济法的基础理论。 综合以上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学者们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往往并不拘泥于某一种方法，相反他们很注意各种方法的综合使用，例如张守文在论证经济法现代性这一重要特征时，就综合运用了时间维度、经济学、社会学的分析方法。[38]本文对上述4种较重要的研究方式单独予以分析仅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另外除上述研究方法外，中青年学者采用的还有：系统科学应用研究方法，[39]进化论研究方法，[40]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整体主义方法论和合作主义方法论，制度法理学中分析实证与社会实证相结合的实证分析主义进路，从经济法分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和归纳经济法一般理论的研究方法等等，[41]由此可见，经济法研究方法丰富多彩，推陈出新。 从法学研究层面对方法问题进行再思考，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展开，一是应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应当是什么，采用价值评判的方法；二是实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实际是什么，关注经济法规和立法技术，采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法；三是社会事实，即经济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功能，采用社会实证分析法学。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层次，我们有法哲学和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式①。在第三层次我们有社会学法学研究方式。但在第二层次，中青年学者虽然都较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却很少人涉猎语言分析法学方法。②新分析法学运动20世纪下半叶兴起后在英美等国家表现出特别的张力，并且还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这种研究方法受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响很大，维特根斯坦宣称哲学就是对语言的批判，[42]在中国，有的研究其他部门法的中青年学者已自觉地在运用此种方法，[43]经济法学的文章要真正摆脱不被认为是经济学文章的尴尬境地，就必须完成从经济学语境到经济法语境的转换，这就必须加强语言分析法学方法的研究。可见虽然经济法研究方法呈多样化状态，但并不完整，仍需中青年学者的拓展。 二、路径向度：国家与市场 作为新兴法律事物的经济法，依何种进路对之进行本质界定，达至揭示其内在质的规定性之目的，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难题。多向度的认识视角，可以开启事物分析的诸多路径。体现国家渗透市场理念的经济法，正是市场与国家博弈的均衡解。经济法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与国家和市场有着本然的亲缘关系。经济法的研究者们正是通过把握这对矛盾统一体，围绕国家与市场之关联，建构经济法的理论平台。历经数年理论研究的自生自发，群体互动，中青年学者将经济法的理论考察置于国家与市场这一基础平台之上。就经济法的认识路径，抽象出以下5种主要认知范式。 （一）经济法：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干预之法 市场的作用巨大而不可抗拒，然而，很多情形下，市场的资源配置方面却呈现出低效运行的非理想状态。市场并非完美无缺。反之，市场失灵却呈常态，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由于公共物品缺位、外部性、垄断等市场缺陷的存在，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空间，然而，政府亦非万能，有限理性加之经济人特质，政府极易陷入干预失灵的泥潭。正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双重困境，蕴涵了作为国家干预经济基本法律形式的经济法的逻辑基点。许多学者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二元结构入手，对经济法进行了系统的剖析。 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维度，张守文认为经济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充分发育，自由竞争导致的垄断普遍出现）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部门，经济法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产生的理由和存在的意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为防止市场失灵而需要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划，这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通过立法加以确定，即产生了经济法。于是，他认为战时经济统治法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或者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国家所制定和探讨的所谓“经济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44]因此，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重要假设，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难免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如何克服国家在调控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失灵，也即如何做到“调制适度”是经济法发展的重心议题。[5] 吕忠梅以市场经济为起点，借助“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两个基本假设，采用法学和经济学的基本方法，选取政府行为为主要视角，围绕经济法之一般与中国经济法之特征这一基本主线，对经济法理论进行了分析。其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调节和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1）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它在提供公共物品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2）市场竞争的失灵；（3）市场不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4）市场调节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市场经济的弱点和消极方面表明，市场并非是万能的，它在建立及维护竞争秩序和社会秩序、提供公共物品、保护经济和生态平衡方面是无效的；市场经济在自身的运行中，存在着增长与波动的矛盾。这些都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及其他调控手段来加以引导。现实表明，与市场机制的运作失灵一样，政府也有失灵存在。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下，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社会偏好。因此，政府事实上很难做到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适当的强度实施对经济的干预。并且，即使作为理论概念的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能以保证具体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府意志的忠实贯彻。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但由于上述原因，它也会带来巨大的成果。市场失灵是政府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市场失灵的治愈的确需要政府行为，但是，政府行为在克服市场失灵时，同样存在导入和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为此，必须深入研究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把握政府干预经济的“度”，而这正是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经济法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15] 陈云良认为，民法无法防止市场负面作用的发生，无法防止市场失灵、市场垄断、市场失衡，经济法正是适用市场这样一种需要———弥补民法的不足与缺陷———而产生的，所以，从经济法的产生机制来看，经济法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使命。从反面来看，虽然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自由竞争的充分发挥，需要有政府之手灵巧的点拨，即使强调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但是政府权力又极易膨胀和扩张，一不留神，就会滑过界限侵蚀市场，侵害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产生政府失灵现象。政府之“恶”容易引起市场之痛，破坏市场效率。所以，经济法不仅要赋予政府一定干预市场的权力，保障市场的“长治久安”，防止市场失灵，但同时又要防止政府越界、政府干预失灵，反过来又要规范、限制政府的干预。市场为了保护自己，反过来要干预政府。所以，为了保护市场免受政府侵害，保护自由竞争秩序，经济法要规范和限制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力。[45] 应飞虎 认为，市场缺陷产生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产生干预需求，干预需求产生干预供给。而干预供给的法律形式则是经济法。政府作为市场的干预主体除了追求公共利益以外，应该没有自己的特有的偏好。但现实中的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并不是强相关的，政府并不过多地实现公共利益，而可能过度地关注自身偏好。政府自身虽然是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存在，但由于组成政府的自然人是经济人，他们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政府也摆脱不了经济人的特性（只不过由于制度的约束，这种特性没有市场中的经济人那么明显），政府失灵由此而产生。政府失灵论说明为了克服市场缺陷，政府是必然的干预主体，但不是最优的干预主体。换言之，政府存在着自身的能力边界，不能克服所有的市场缺陷，在某种情形下，反而会使问题更复杂、更棘手。应基于需要干预论，指出需要干预基于市场干预需求导入国家干预供给，力图寻求两者的均衡并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确立了良性的双向互动制衡关系，国家基于对市场的尊重而对市场进行干预，市场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对国家进行干预。所以，就内含了均衡干预、有效干预、经济民主、对干预者进行干预及树立经济法应有权威的基本理念和价值。[19] 应当说，双重失灵的分析视角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经济法的本质特性，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肇端于19世纪末的经济法，正是伴随国家对社会经济适度干预而形成的法律部门。市场失灵理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强力支持，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却又使得干预论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制度规范化的结果，经济法在调整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过程中，一方面克服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又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定，遏制政府失灵。依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路径解析经济法，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否同为经济法存在的依据，目前学界尚有分歧。有的学者指出，克服政府失效只能由行政法和宪法来完成，经济法对于政府失效的关注仅表现在制度设计上。可见，要完善经济法理论大厦，有必要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进一步深入探究。我认为不妨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思维逻辑，即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灵，民法或行政法能不能调整，如果用它们去调整会产生什么法理学上的困境，然后考察经济法能不能调整，不能调整为什么，可以调整它又有什么样的优势，这样或许能够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经济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辩证统一之 法源于对国家主义盛行的回应，20世纪末以来，全球出现了一股市民社会思潮。相应地，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也迈入新的阶段。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界，也兴起了一股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热，一些理论著述相继出现。我国法学界对之逐渐引起了重视，亦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出现一些学者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框架中，进行经济法理论研究。 单飞跃认为，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孕育的法治成果，其超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孤立自我与严格分野，在市场———国家———社会三者的互补、互动、互长关系结构中演绎、丰富和诠释着自由、平等、公平、安全、发展等基本法治理念，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法律动力。经济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辩证法。传统理论框架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当进行严格分野，并且以宪法作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订立的契约，划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洛克式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政治国家”架构与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架构，所表达的是市民社会绝对化与政治国家绝对化两种极端主张。社会发展的实践及理论研究说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都存在着天然的缺陷与失灵，市民社会孕育的市场能保障机会平等，但结果不一定公平；政治国家孕育的政府能保障前提公平，但结果不一定富有效率。因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逐渐由一种彼此相克的状态向彼此相依状态转化，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寻求一种调和理念。经济法正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联动的法律辩证法。[46]（P149）市场与国家的利弊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其互相弥补、互相促进的需要也是客观的，法律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问题上所起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树立“楚河汉界”将二者分割开来，对二者之间深层次的矛盾与交叉视而不见，坐而不管，而应对其基本矛盾运动进行调和。经济法为了约束市场私权与国家公权的过度膨胀，将以下两点作为自身立足点：一是基于民商关系的非经济合理性与非社会合理性而实施的对私人权利的限制。二是基于国家在经济力资源、经济政策资源分配与再分析关系中的主导性与优越性而实施的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其目的在于保障资源分配的规范有序与合理，并防止对私人权利的随意侵犯。经济法整合了市场与国家的矛盾运动，使之具有趋同性、同向性，经济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达至“双赢”的法律路径。经济法基于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基本特征的深刻认识，捕捉到二者互补、互动、互长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不断发展、普遍联系的辩证立场，对二者的良性互动做出了法律回应。[46]（P217） 吕忠梅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是经济法的分析框架和分析视角，市民社会的内在缺陷，是国家借助政府经济行为进行干预的内在理由和依据，因此，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而市民社会自身性质和特点又限定了政府干预的限度与范围，在此意义上，经济法又可称为“干预政府之法”。合理安排市场化的限度与政府经济行为的边界是经济法的重心。[47] 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观念的拓展，致使源于亚里士多德城邦意义的市民社会范畴，演进为与政治国家抗衡对立的事物。经过众多理论大师们的扩展，使人们习惯于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对立起来。认识到传统二元对立模式掩盖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造就的一面，理论界已出现了抛开体制内外的分野，在传统框架外寻求一种利益整合的解释。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历史已经明证，其自身的自然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天堂的福祉。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正是市民社会自身的失效，导致了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介入。国家公共猛兽的性格，却又要求对其强大权力必须予以限定。实际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不是天然的敌人，二者是可以共存共生的。从法律的视角来分析，能够连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正是公私性质兼容的经济法。国家与市场的和谐互动，正是其关怀目标。在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我很赞同史际春、陈月琴所作的这样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经济法“她像一位和平的天使，一只手握着崇尚自由却柔弱哀怨的市民社会，另一只手握住强悍却孤立的政治国家，让它们和平共处，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48]依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辩证统一这一思径取向审视经济法，应该继续深入下去，这无论是对于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拓深，还是对于目前受到我国学界青睐的市民社会理论进一步的深刻认识，都将大有裨益。 （三）经济法：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关联耦合之法 19世纪末，传统上以市场调节为绝对主导、排斥宏观调控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受到了垄断性经济现实的严峻挑战。市场机制自身的顽疾，要求国家介入经济生活，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体制因此得到了确立。与之伴生的是，法律体系也发生了相应变迁，协调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可以说，正是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催生的产物。从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是经济法研究的又一视角。 徐孟洲认为，经济法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的产物。他借用物理学上的耦合概念，将两种社会现象通过某种条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客观事物，称为耦合。并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磁场”）下，通过民主法治途径促进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互结合、共同作用于社会生活，亦是一种耦合现象。基于市场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市场主体利益多元化格局、市场竞争自由发展导致垄断的严酷现实以及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等因素，作为社会现象中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耦合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由于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耦合，使得具有社会性与管理性内在结合性质的经济关系得以产生。这种经济关系超 越了私法调整的原则，又具有公法调整对象类似的某些特点，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公私利益协调兼顾与融合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是具有这种社会性与管理性相融合的经济关系。同时，他认为同一种社会关系可以由不同的法律形式来调整，经济法调整对象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调整对象部分交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正常现象。经济法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耦合的产物，经济法以具有社会性和管理性相融合的性质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因此，经济法的体系由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两大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产品质量法、价格法、市场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计量法和标准化法；后者主要包括财政预算法、税法、金融法、产业结构规制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法、对外经济贸易法。他还指出，调整市场经济的法是根据经济关系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并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传统市场经济排斥宏观调控，否认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这种经济条件和思想理念下，是不会产生经济法的。人类社会进入19世纪末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性与私有化之间矛盾的激化，以致要求现代国家介入市民社会与经济生活。特别是20世纪初国家干预的进一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中得到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现象的客观存在，需要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为之服务。反映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要求的、以促进和稳定二者耦合为主要调整任务的经济法，正是这种新的法律形式。[49] 张守文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着民商法无力解决的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破坏市场机制的现象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外部性等问题，因而要求国家必须行使其规制经济的职能，以减少交易费用，防止“市场失灵”，保障社会公益。为此，国家就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这种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必须要求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体现，以弥补民商法调整之不足，由此便使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应运而生，此即经济法。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是统一的、互补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的营利与群体（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就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应该是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领域。经济法有其独特的调整对象，即国家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形成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规制经济关系的二元结构，而且这两种经济关系具有统一性、互补性。以调整对象的二元结构为基础，经济法的体系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构成。[44] 纯粹市场本质上是无法持久存在和运作的，绝对完全的市场经济即使在西方也不曾出现过。现代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在促进发展中相互作用。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非自恰性，决定政府需以宏观调控加以协助。转型时期，我国面临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益关系的再整合，经济失调、失业、贫富差距迅速加大等现象都将导致社会的动荡，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特定时期更是凸现出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有别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干预。政府宏观调控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以间接调控为主，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动态均衡。以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思路来认识经济法，是一种值得继续探究的方法，我们也期待着今后这方面更多理论成果的出现。 （四）经济法：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均衡协调之法 竞争是商品生产经营为争夺消费者以实现自己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活动方式。或者说，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为了在市场活动中取得有利的产销条件而进行的相互争斗。历史已经证明，凡是有商品经济的地方，就存在着竞争，商品经济愈发展，竞争也愈激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调节结构安排，同时，也是市场活动的核心。竞争作为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无论在哪种社会制度下，其作用都是二元的，即正当的竞争可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正当的竞争会阻碍甚至破坏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很重视运用法律力量调整市场竞争关系。 邱本以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为基点，分析了经济法产生的各种基础和对象，构建了经济法的体系，确定了经济法的地位，提出了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并明确了经济法的原则与宗旨。他认为经济法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在由个人所组成的私人领域和由国家所支配的公共领域之间所存在的一个中介领域，最根本的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如果再集中一点说，就是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经济基础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思维到辩证思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从政府主治到市场主治，都说明了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是任何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实质上可以归结为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问题，这一问题是经济法所应表明和记载的基本经济关系。与经济法相应的社会正义理论是既要求国家干预，又限制国家干预，经济法是这种正义理论的规则化。由于要求国家干预和限制国家干预核心又在于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因此，经济法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思想的规则化。从市场经济的本质出发，他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市场经济在自由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垄断性、盲目性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新质的社会关系，由于它具有垄断性，就需要政府进行反对以促进市场自由竞；由于它具有盲目性，就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以促进市场有序发展。他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为依据，建构于经济法体系，总括地说就是由调整反对市场经济垄断性的市场竞争法和克服市场盲目性的宏观调控法所构成。前者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后者主要包括计划法、财政法、金融法、产业政策法、外贸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关系密切，市场竞争法必须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宏观调控法必须以市场竞争法为依归。他认为，自由、竞争和秩序是经济法的三大基本范畴，经济法的所有制度、原则和规则都要由它们来厘定和阐释。由经济法的基础决定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两个：一是市场竞争原则；二是宏观调控原则，这两项原则有所分工，各有侧重，但两者又是密切相关、内在统一的。依据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他认为经济法的权利（力）主要是自由竞争权和宏观调控权所构成。[7] 竞争之于促进经济效率作用的理论分析，已有大量文献详细阐释，在此无需过多说明。与其他可行替代安排的制度相比较，竞争具有效率意义上的优越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近代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鼓励自由竞争的制度，其结果是带来经济的持续繁荣。现代经济学理论已从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走向有效竞争理论。完全竞争的不可实现以及过度竞争对市场自身的危害，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由竞争也存在适度的问题。自由竞争是在秩序规约下的自由竞争，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自由竞争市场，国家通过法律规范，对自由市场进行秩序调整，以求市场自由竞争适度、社会公平正义、经济繁荣发展，经济法正是这一协调功能的承担者。 （五）经济法：私法与公法互动交融之法 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私法分类以来，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就成为许多国家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分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法学界遵循公法和私法是资产阶级法学家为了掩盖法律的阶级性而作的划分这样一种认识，不承认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公、私法的划分。即使有这种主张声音，也未引起更多的共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人们才提出在我国仍然需要区分公法和私法的主张，并且认为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前提。我国经济法学界，也引入了公、私法的研究方法，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史际春认为，经济法具有综合性特征，经济法综合性首先体现在公法因素与私法因素之综合。经济法或以行政、刑事等“公”的手段，去调整企业、 合同、价格、利润、利率等“私”的关系；或者将平等对立、协商较量、等价有偿、恢复补偿等“私”的手段，引入有政府和公权力加入、为公共利益考量之“公”的关系。[9]（P64） 徐孟洲认为，在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耦合的条件下，出现了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现象，经济法既不是传统的公法，也不是传统的私法，而是公法与私法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第三法域。 单飞跃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对峙，直接导致了私法与公法分立的二元法律结构。私法固守私人利益关系领域，公法则以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与相互联动，对法律制度架构产生了巨大冲击，传统公法与私法界分明确的二元法律结构日益模糊。由于市场需要微观平衡以及市场与国家之间需要宏观平衡，因此国家便通过立法形式直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经济法这一第三法域现象。[50] 周林彬认为，商法和经济法独立的共同法律根源之一，是法律社会化趋势下的公法与私法的兼容。其中，一方面，私法兼容公法根源于绝对的私法自治和私权优先导致的传统私法因强调私人利益的保护，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和不公平结果等“市场失败”现象的发生。于是针对传统民法疏于或无力对社会正义的保护和不正当竞争的矫正这类“私法失败”现象，运用公法规范限制私法自治，维护社会公益。另一方面，公法兼容私法根源于绝对的公法和公权优先导致的传统公法强调国家利益的保护，加剧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对立和官僚主义、权钱交易等“政府失败”现象的发生。于是针对传统行政法疏于或无力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和行政垄断这类“公法失败”的现象，运用私法规范限制公法优先，维护市场主体利益。并进一步指出，经济法是从传统民法、商法和行政法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兼容公法、私法因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21世纪法律发展方向的重要法律部门。[51] 公法和私法是法律规范的基本划分，但是，在现代法社会中，又确实存在公、私权利互相渗透和互相作用这一法律事实，因而，相应地也就存在着一种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一种法律规范，或者用这些规范所构成的独立法域。将经济法归为私法，显然不恰当，因为从本质上讲，经济法的许多方面所体现的恰恰是对私权关系的适度干预；将经济法归于公法，似乎也值得商榷，因为，经济法所体现的公权对私权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公权对私权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其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完全用于公法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也倾向于经济法应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既不同于作为私法的民法所调整的完全体现“私法自治”的关系，也不同于作为公法的行政法调整的完全体现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因此，将那些既有公益成分又具有私法成分的经济法绝对地划分为公法或私法范畴，都是不恰当的。那么，公、私法兼容的法域就有其存在的客观必要性了。把经济法归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一种法律部门，它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够避免在“干预”与“自治”这两个目标中走向极端。 经济法论文:经济法如何保障交易公平——从功能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 摘要：合同法是规范交易的基本法，但不足以保障交易机会配置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通过抑强扶弱等手段保障交易公平，从而促进交易。从交易促进的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可以较好地构建市场规制法的内部结构，从而使市场规制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法子系统。 关键词：交易公平 纵观经济法学史，对市场规制法的研究很少从交易的视角展开。由此而产生的弊端主要有二：第一，市场规制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阐释，其与合同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区分第二，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对市场规制法进行研究，因此归属于市场规制法的各项法律似乎独立存在，其内在的关联却没有得到认识。这就阻碍了对经济法的深入研究，使目前对经济法较多问题的认识只停留在表层上，同时在研究路径上使经济法学与民法学相割裂，更给人一种经济法杂乱无章的感觉。本文从功能的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如何在民法的基础上促进公平交易，并基于这一功能研究市场规制法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各法律之间的关联。 一、交易公平的障碍分析 交易公平是指交易机会配置的公平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时时会发生，但交易公平并不会随之而来。有诸多因素会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如交易双方地位、信息拥有量、讨价还价能力、财产拥有量等的差异都会破坏交易公平的实现，成为公平交易实现的障碍。就其关联而言，地位障碍是从交易主体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信息障碍是从交易标的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资源障碍则是从交易标的和交易纠纷处理能力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 （一）地位障碍 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会直接导致交易的不公平。因为这种差异往往使处于弱势地位者在交易决策时不敢讨价还价，从而使其自身利益不能在交易中得到体现。如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公权机关与私人主体之间，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②均因地位差异而使弱势方（奴隶、私人主体、劳动者）的利益受损。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既可能是事实上形成的，也可能是法律造成的，因此需要研究法律如何减少这种差异，对要消除的差异如何运用法律的力量进行消除。 （二）信息障碍 对交易双方而言，交易是一种决策，而决策需要充分、有效信息的支持，如果信息有错误或不足，决策往往也会错误或不当，从而导致交易的不公平。换言之，信息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的讨价还价能力，而能力弱者的利益在交易中往往会受到损害。实践中，影响交易公平的信息障碍主要有二：第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即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处于信息优势，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可以利用其优势信息侵害信息劣势者的利益，而信息劣势一方则因为信息拥有量不足而无奈受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分工的普遍化，信息不对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法律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就显得相当必要和迫切。第二，交易一方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都有制造虚假信息的动机，如果没有良好法律的抑制，则交易双方制造虚假信息的行为也会普遍化，以通过这种虚假信息骗取交易对方的利益。 （三）资源障碍 从广义上说，上述地位障碍和信息障碍都属于资源障碍，但此处所说的资源仅指交易双方拥有的财产。财产拥有量的差异导致不公平交易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财产拥有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交易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因而进一步影响到其交易决策。进言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产拥有量小的主体所做出的交易决策要劣于财产拥有量大的主体做出的决策。第二，在信息充分的情形下，不公平交易往往在交易者之间产生纠纷，而纠纷的解决也需要耗费资源，所以财产拥有量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解决交易纠纷意愿的强弱和能力的大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之下，当交易双方财产拥有量差异很大时，财产拥有量小的交易者在解决交易纠纷时会处于相对更为不利的地位，而这会导致后续的、更多的不公平交易。 由于众多障碍因素的存在，公平交易并不是某一个部门法所能实现的，而需要借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作用来实现交易公平。具体言之，公平交易的实现既需要作为交易基本法的合同法，又需要作为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既需要直接规范交易行为的法律，又需要优化交易环境的法律。 二、合同法规范公平交易的不足 合同法是有关交易的基本法，但作为一种私法，其对公平交易的贡献主要在于确认形式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这里的“平等主体”和“法律地位平等”是一种典型的对形式公平的确认。形式公平是“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念在合同法中的具体化。它排斥了人在法律地位上的绝对差异。然而，在一个等级森严的身分社会，法律地位差异的现象相当普遍，其直接后果是社会交易范围的缩小以及交易公平的丧失。法律确认形式公平，就意味着取消身分限制，使身分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同时，这种形式公平也使任何人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强制。这就是合同法对交易公平的贡献。但这种形式公平并没有彻底解决人类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对事实上存在的不公平问题通过法律宣称公平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形式公平只是公平交易的前提，没有形式公平，根本不可能有交易公平可言，但只有形式公平也并不表明一定会有交易公平。虽然法律可以宣称交易双方地位平等，但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往往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是合同法很难甚至不能改变的。虽然《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但事实上，只依据法律地位的平等是很难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因为交易各方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往往使其权利和义务的确定出现不公平。正由于合同立法只重视形式公平而不考虑实质不公平的现实，故其实现公平交易的能力十分有限。对此，我们还可以从交易资格与交易能力的角度进行分析。交易资格是一个法律问题，合同法上的形式公平只是使尽可能多的主体都拥有交易资格，亦即只解决交易资格问题；而交易能力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不同的交易能力导致在交易中做出不同的交易决策，从而使交易主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程度也会不同。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差异越大，交易不公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般而言，交易能力的改变主要通过对强者的抑制或对弱者的扶助等方式实现，但这是作为私法的合同法力所不及的，不能要求《合同法》必须在确认形式公平的基础上创造各种实质公平，实质公平环境的创建应该是经济法的功 能。但《合同法》可以对因实质不平等而导致交易不公平的这种结果设定相应的矫正制度，如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无效。第54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或合同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这种制度确实有助于促进实现交易的公平，但这种公平的实现是事后的，是一种对已然的不公平交易的事后解决。如果进行经济分析就会发现，相对于经济法构建交易前公平交易环境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的成本是很高的，并且其对不公平交易的减少或消除是间接的，其功能也不在于对不公平交易的预防。因此，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不应该成为应对实质不公平的惟一制度。对由实质不公平导致不公平交易的问题，更应该考虑一种事前的预防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不公平交易的数量会大大减少。 《合同法》作为现代法对实质公平所给予的应有关注，还突出地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上，即将以往仅以判例、学说、习惯为依据的附随义务，在《合同法》中予以明确肯定，使之转化为法定义务。如“总则”中第42条关于缔约责任的规定，第43条关于先合同义务中保密义务的规定，第60条关于合同履行中的通知、协作、保密等义务的规定，第92条关于后合同义务的规定：“分则”中也有许多条款，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分别对若干种合同的重要附随义务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对于附随义务的形态变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助于交易中实质公平的实现。但是，合同法的私法本质决定了其对实质公平的追求仍存在局限。这主要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并未改变其在合同当事人义务体系中的附随地位，并且其内容在《合同法》中仍不够明确和具体；法定化的附随义务仅有违约责任制度一般保障，《合同法》并未给予特别保障。因此，不能期望仅靠《合同法》将附随义务法定化就能达到理想的实质公平目标。③ 三、经济法对公平交易的贡献及市场规制法的内在结构 合同法直接规范交易，经济法则并不直接规范交易，而旨在促进交易，其在交易公平促进问题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交易前公平的构造。作为公平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其体系中的市场规制法。它构造公平交易环境的主要路径有二：第一，禁止人为制造不公平交易环境的行为，如对制造虚假信息行为的禁止。这种禁止性的工作必须由经济法完成，作为私法的合同法由于缺乏公权的支持和法律责任形式的不足往往不能胜任。第二，抑强扶弱以在一定程度内实现实质公平，如对垄断力量的抑制和对信息劣势者直接提供交易信息等。需要指出的是，《合同法》中存在两处类似抑强扶弱的条款。《合同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该条款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事实上剥夺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缔约权，这主要是为了排除出现过多的不公平交易现象。在这种权利剥夺的背后更主要的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是对弱者的扶助。《合同法》第39-41条对有关格式合同做了详尽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些规定采取了与一般合同法完全不同的一边倒的做法，使格式合同提供方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同时也给予了格式合同接受方更多的利益。与市场规制法中的促进公平交易的制度一样，这种类似抑强扶弱的规定的功能之一也在于促进交易的公平，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法和经济法在功能上的衔接，但其中还是有区别的，《合同法》中的制度仅限于对交易一方的权利限制，没有涉及公权的成分。鉴于《合同法》不可能运用公权进行大范围的限权，所以大规模的抑强扶弱工作还是需要由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来完成。 一般而言，市场规制法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价格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构成。这些法律看似互相独立、互不关联或关联度不强，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环环相扣，互为补充，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特有功能”，④存在着极强的关联度。虽然每部法律自身可能有多种功能，但它们共有的促进公平交易的功能却不容忽视。正是这个功能才使这些法律具有了共性，使其自身能归属于市场规制法子系统中，同时也使市场规制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法律体系。 （一）竞争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竞争的标的是交易机会。对经营者而言，交易机会是一种利益，而丧失交易机会最终会破产。交易机会的获得有正当和不正当两种途径。一般而言，不正当获得交易机会的途径有三：第一，虚假信息；第二，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强制性力量；第三，非法利益的给予。对虚假信息的禁止和对强制性力量滥用的禁止就构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对11种反竞争行为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其中除了5种属于垄断行为外，有6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假冒（第5条）、回扣（第8条）、虚假宣传（第9条）、不当有奖销售（第13条）、贬低竞争对手（第14条）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第10条）。除侵犯商业秘密和回扣问题外，其余4种行为都与虚假信息有关。虽然制造这种虚假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排斥竞争者，但对竞争者的排斥是通过不当获取交易机会而实现的，而这种交易机会的获得又是通过虚假或不当信息的散布而实现的，因此交易的不公平也就在所难免。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禁止了这种信息，在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同时，也促进了公平交易。如该法第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1）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2）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3）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4）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这些假冒行为制造了虚假的市场信号，使交易对方做出错误的交易决策，从而使其自身利益受损。而法律对假冒行为的禁止就可清除市场上人为制造的虚假信号，从而保障潜在的交易主体能够做出正确的交易决策，促进市场交易的公平进行。 至于反垄断法促进交易的公平则更加明显。因为垄断的存在形成了市场中的强势力量，导致交易各方之间的实质不平等，而力量均衡是公平交易的最重要保证，没有力量的均衡，就不可能有公平的交易。反垄断法就是一种使交易各方力量相对均衡的制度。通过对垄断者的权利限制甚至对 垄断主体的拆解来抑制强者，这种抑制的过程就是实现实质公平的过程。反垄断法由此促进交易机会的公平配置和交易进程及结果的公平，实现力量相对均衡。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种弱者保护法，其对弱者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对强者的权利限制和义务赋予以及对弱者的服务而实现的，它是合同法的补充法。合同法讲求的是形式公平，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体现实质公平，这与劳动法中劳动合同制度对劳动者的保护具有同样的性质，但体现了更强的公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所有规定直接构成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条款，这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交易成本，增强了消费者对正当利益的预期，既保障了消费者的交易安全，又提升了消费者的交易利益。这种安全保障和利益提升的功能是合同法所不能实现的，也是合同法所不必追求的。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中，消费者处于明显的劣势，主要表现有二：第一，消费者信息上的劣势。就特定商品而言，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处于信息上的劣势。这种信息不对称不可能通过众多消费者自身的信息收集而克服，因为消费者在收集信息时面临着三大困境：其一，消费者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其不能收集到充分的信息；其二，收集信息的边际成本的递增导致了消费者不愿收集充分的信息；其三，经营者的信息垄断行为增加了消费者收集有效、充分信息的难度。所以，政府的干预成为必要，这种干预主要是通过对经营者私权的限制而实现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二，消费者经济实力上的劣势。一般而言，经营者比消费者有着更大的经济实力得到法律专业人员服务，在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纠纷解决等问题上明显处于优势。而消费者个人则往往对合同法知识了解不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出现显失公平的合同在所难免；在纠纷解决时，消费者会面临着举证上的困难，又往往缺乏专业法律服务，所以可能产生对其不利的判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际上是消费者的免费法律顾问，这并不在于消费者能够轻易地看懂条款并予以应用，而在于降低了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职责。这是政府向所有消费者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具有强制性，无条件地成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的组成部分。它实质上是对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根据合同法而签订的合同的一种强制性修正，是对根据私法而签订的合同的一种直接的公权干预。这种干预降低了消费者为实现交易的公平而需做的努力程度，从而促进了交易的公平。 （三）产品质量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产品质量法促进交易公平的功能也主要是通过提供交易信息而实现的。因为交易必然涉及对交易对象的质量认定，这对买方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交易公平也就很难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中的绝大部分制度都为买方认定产品质量提供了信息依据。如《产品质量法》第二章包括第13条的质量标准制度、第14条的企业质量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第15条的质量抽检制度以及第三章的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等都可以反映特定产品的质量信息。以质量抽检制度为例，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把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排斥出市场，从而可排斥不公平交易。对特定的交易者而言，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降低了买方在交易过程中对产品的质量认定责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就会因此而降低，交易的公平因此可顺利实现。 （四）广告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广告是一种吸引交易者的信息，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虚假的。广告法促进公平交易正是通过禁止虚假广告以保障提供正确信息而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该法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以这一规定为中心展开的。第二章“广告准则”中的诸多制度以列举的形式规定广告主体在广告活动中应该提供的正确信息；第三章“广告活动”中还对制作、虚假广告的责任主体和责任方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排除市场中错误的或具有误导性的广告信息，从而使接受广告信息的主体不因虚假信息而受害。 （五）价格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第1条所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其中“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保障交易的公平。实践中，交易不公平往往是通过不合理定价实现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市场又常常处于波动之中，因此当交易者在不拥有充分信息时，往往可能会主动接受不合理的定价，从而使交易不公平。《价格法》中的定价规则和价格准则排斥了交易中的诸如产生暴利的不合理价格，也使交易价格有了一个相对更公平的标准，⑤从而可促进交易的公平展开。 （六）招标投标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机会能够自动实现公平分配，但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交易机会也不可能自动实现公平配置，而合同法对公平配置交易机会无能为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运用公权力强制性规定了必须进行招标投标的项目，并规定了详尽的招标投标程序。该法的有效实施能够排斥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交易机会的现象，从而实现交易机会的公平分配。与此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也具有公平配置交易机会的功能。 经济法论文:任务驱动教学法在经济法课程中的作用 一、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法主要包括任务设计、任务分析、任务完成、任务交流、任务点评等几个环节。 (一)任务设计 “任务驱动”教学法首先要做的是根据教学目的设计课堂学习任务———即任务设计。所设计任务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决定课堂教学的效果。在这一环节,需注意两点:(1)任务设计要生活化,案例要有针对性和典型性。设计的任务或案例可以是教师从生活中或实际工作中寻找的,也可以是学生的亲身经历。这样既能让学生感到实用,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如在《合同法》中合同的订立这一内容,可设计如下任务:同学们去时装屋买衣服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分析哪是要约?哪是承诺?如果你跟老板发生纠纷,如何根据合同订立的过程来解决纠纷?(2)任务设计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设计的任务应充分考虑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技能水平等情况,不能太难、也不能太易,要做到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否则学生会失去成就感和兴趣感。 (二)任务分析 教师应结合提出的工作任务,引导学生逐步进行分析,使学生从分析中明确完成此项任务需要掌握哪些理论知识、需要补充的有哪些、需要搜集哪一类资料、从何处获取有关的信息资料。学生接受任务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任务分析。由于多个学习小组知识积累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问题,教师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及时跟进和指导。如在《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合同的拟定”一节,教师首先将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法律条文和一些已经解决的判例等资料发给学生,学生据此对任务认真分析,并不断提出问题,教师再根据学生的情况引导学生查阅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有关线索,起引导作用。通过任务分析督促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和交流,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三)任务完成 学生通过任务分析已掌握解决问题的相关资料,并在对任务进行判断、分析、自主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路。这时,教师让学生按小组尝试用现有的知识资源解决问题,自主完成工作任务。虽然学生在任务分析时已对相关知识有所理解,但是把握得深度还不够,特别是有些法律条文,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准确把握并活学活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要对学生感到缺乏的知识进行详细地讲解,学生需要掌握哪些基础知识、哪些基本技能,教师就讲解哪些基本知识和技能。讲解中应紧紧围绕任务进行,以必需、够用为度,使学生能完成任务为限。 (四)任务交流 为了达到知识互补及相互学习的目的,任务完成后小组之间要进行成果的交流。这个环节要注意趁热打铁,培养学生举一反三和活学活用的能力。在完成任务后及时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以巩固所学知识。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可以让学生以自己经历过的事件或媒体上的热点案例为任务,让同学们一起讨论解决,如“打折商品不保证质量”、“在节日促销中一些比较隐蔽的霸王条款”和“影院禁止自带饮料入场”等案例。对这些案例,让学生们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仅会巩固知识,还会激发学习热情。 (五)任务点评 为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使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让学生感觉到每次课都有收获,教师针对任务完成过程的知识要点、技能要点及学生整体情况进行有效的学习评价和归纳,即任务点评。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学生每完成一个任务,教师需对其完成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时刻关注学生是否完成了对新知识的理解、掌握。另外,可设置各种奖励措施,使学生始终保持学习的兴奋点,逐步提升学生自信心,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能力。 二、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的效果 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充分结合高职生学习的特点,改变了以往学生听、教师讲的教学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首先,它真正做到了由“听”到“做”的改变,赋予了学生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使课堂教学充满了活力,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学生为了能完成任务,要思考,要动手,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其次,它真正做到了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改变。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主动查询相关知识和资料,并用知识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任务交流中,学生自由演绎、自由发挥,有效地释放了学生的个性和潜能,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最后,它真正做到了“个体”向“团队”的转变。传统教学中,有些学生只是闷在墙角。而在任务驱动教学中,为了完成任务,每一个学生都积极行动,一起分享成果,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既是知识内化为能力的过程,也是协同合作精神培养的过程,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增进了师生的交流,可谓一举多得。 三、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需注意的问题 学生在十几年的学习过程中一直是教师讲、学生听,久而久之,有些学生产生一些惰性,不愿动手动脑。但任务驱动教学法要求每一个学生要有学习的自主性,所以事前一定要跟学生进行交流。否则,如果没有学生的积极配合,教学就很难进行。在整个任务完成的过程中,要始终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紧紧以学生为中心。如任务设计要综合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设计的任务要难易适中;任务点评时要及时对学生的良好表现加以肯定,对完成情况不好的应耐心帮他们找出问题及改进方法。任务的完成要由团队完成,需特别注意加强对个别学生的辅导。任务是按学习小组来完成的,若个别学生在小组中不承担或不积极承担任务,必将会影响组内其他成员的学习积极性。教师需要加强对这些个别学生的辅导,促使他们尽快融入到学习中去,培养其团队协作能力。为使任务驱动教学法发挥最好的效果,需适当改革评价方式。传统评价考核方式一般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占40%,通常由考勤、课堂表现及平时作业成绩组成;期末考试成绩占60%。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后,可以考虑适当改变评价考核方式:一是将 平时成绩比例可以改为60%,二是需要将学生执行任务的能力和表现,及时纳入考核范围。 经济法论文: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内容提要】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经济法的外部独立性问题，即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一是经济法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即经济法具体调整哪些对象。解答好上述两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法学界对此问题的长期论争。 【关 键 词】调整对象/独立的调整对象/具体的调整对象 一、引言 自从法学界提出“经济法”这一命题后，论争与质疑就一直伴随着经济法的整个发展历程。这些论争最为根本的分歧集中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上，笔者将之归结为两个主要问题：其一，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其二，经济法有哪些具体的调整对象。从逻辑上看，第一个命题解决经济法的外部独立性问题，第二个命题解决经济法的内部结构性问题。两个问题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可以说如果能够很好地解答这两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关于经济法理论的长期论争。然而我们又深信，这一定是两个十分难以澄清的“理论死结”，否则也不会令如此之多睿智的学者们感到困惑。以下文字是我们对上述两个问题予以解答的尝试。 二、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 （一）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 根据对经济法独立调整对象的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将以往观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否认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下称“否定说”）；另一类是承认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下称“肯定说”）。否定说认为经济法不具备特有的调整对象，人们所谓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其实都是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所以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基本部门法。人们熟悉的较为典型的否定说有以下几种：1.综合经济法论。即认为经济法是分属于其他各部门法的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综合概念（注：王家福：《综合经济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2.学科经济法论。即认为经济法是研究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规律的法律学科（注：佟柔：《学科经济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227页。）；3.经济行政法论。即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全部或部分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对于这一部分的经济关系，或归行政法调整，或在行政法下设立一个新的行政分支，即“经济行政法”。（注：梁慧星等：《经济行政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194页。） 作为对否定说的回应，我国部分经济法学者对独立调整对象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主要有：1.纵横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2.密切联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第二个时期是1992年以后，主要有：1.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特定经济关系。（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2.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4.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因国家调节而引起的，以国家（其代表者）为一方主体的社会关系。（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5.社会公共性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 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独立性问题多持肯定态度，但80年代的观点有“大经济法”之嫌，而且对“独立性”的关键问题，比如与行政法的分野，基本上不作回答，故难以令人信服。92年以后的观点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在这些论著中基本上都有经济法与行政法、民商法等部门法关系的专门论述。然而，这些论述往往有意无意地避开调整对象这一根本性问题，而多从目的、任务、价值等侧面论述它们之间的区别，尽管这些论述不无道理，但是一旦涉及独立调整对象问题就难免陷于尴尬，只能以两者之间多有“交叉”、“密切联系”等模糊理由说明。尽管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独立性的论证作了不懈的努力，却仍无法为其他学者特别是行政法学者所完全接受。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分歧？我们略加考察可知，持否定说的多为非经济法学者，而经济法学界则多数持肯定说，从表面联系上看，学术争论蒙上了浓重的门户之见的阴影。我们同样是经济法的研习者，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件事物的整体独立性受到质疑的话，那么来自于外部的意见往往具备一定的价值，旁观者的思路尽管粗线条，却往往是清晰的。经济法学者多年苦苦思索，总是无法摆脱论争，是否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思路会存在问题？当然其他法学家多年“围剿”经济法，却无法遏止其发展壮大，是否也应该意识到，这一事物的独立存在应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分歧刺激我们去探索，去寻找一下论争的症结所在。 （二）论争的症结 传统法理学的一般观点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同时还应适当考虑法律调整的方法。“而所谓法律调整的对象，也就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 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同一法律部门。（注：孙国华主编：《法理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这就有一个问题：既然调整同质社会关系即可构成法律部门，那么经济法学界不是说得很清楚：经济法调整国家管理（调节、协调、干预）经济而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不就是同一类社会关系吗？为什么还会有论争？民商法、行政法都可以抽象自己调整的社会关系，为什么经济法不可以呢？难道仅仅是由于这些社会关系有重叠而前两者历史较长就不允许后者独立存在吗？道理显然不这么简单。所谓调整对象就是社会关系，那么什么叫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一个极大的范畴，是十分复杂、交叉与多层次的，以社会关系作为划分部门法的标准，是非常空泛、开放与不确定的，因为这个“标准”本身还需要标准来划分。法理学界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提出，除了调整对象外，还要适当考虑法律调整的方法，并举出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即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多方面的，其之所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就是因为它是以刑罚制裁的方式对这多方面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注：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表面上看，这些理由很能说得通，实际上一推敲，就知道这其实也是很模糊的一种理论。首先，这两个标准之间关系是什么，是缺一不可，还是居一即可？其次，刑法真的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吗？如果我们把它的调整对象表述为“国家用刑罚制裁的手段惩罚犯罪而发生的社会关系”不可以吗？这就是一类统一的调整对象（实际上它的调整对象也是应该这样表述的）。国内法理学说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答案，为了澄清这些疑问，我们不妨追本溯源地研究一下这一理论的来源地——前苏联法学界的观点。前苏联法学界曾对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进行过长期的论战，1936年M·A·阿尔扎诺夫率先提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注：《苏联法的体系及其发展前景》，《法学译丛》1983年第1期，第1页。）此说很快为人们所接受。不久勃拉图西提出，法律调整的方法也应当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尽管有人反对，但这一理论最终也被人们所实际采用。到了1956年，前苏联法学界的观点达成一致，即“将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和法律调整的方法相结合或者统一起来，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或依据。”（注：《苏联法的体系及其发展前景》，《法学译丛》1983年第1期，第1页。）无疑，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两个标准应该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然而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及的，由于“调整对象”这一“标准”是虚拟和空泛的，而“调整方法”标准却是清晰、实在的，把这两个标准“统一”“结合”之后，第一个标准不知不觉地被第二个标准所吸收和异化，从而令“调整对象说”反而依附于“调整方法说”，最后这一理论被引申为“要形成一个法律部门，此种社会关系的质的特性必须达到需要特种法律调整方法的程度”（注：【前苏联】C·C·列克谢耶夫：《苏维埃法律体系的一般理论问题》，转引自拉普捷夫《经济法理论问题》。）。至此，所谓的“双标准说”沦为实质上的“调整方法单标准说”。否定说否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具备独立调整对象，实际上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经济法无独立的调整方法。 显然，若是顺着这一理论的逻辑进行推演，经济法是不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的（因为其没有独立的调整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回应，不少经济法学者曾花费笔墨论证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是“弹性的”、“间接的”、“经济性的”、“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补充性的”、“宏观性的”等等，从而区别于行政手段的“刚性”、“直接性”、“非经济性”、“命令性”云云。笔者认为这种辩解在法理上难有支持。从法律的层面来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法律实践还尚未催生出不同于这三类方法的其他调整方法。再说，对行政法学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行政法学界早已提出，在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变迁后，行政手段已不再只是“刚性”、“命令与服从”了，“一些间接的、非强制性的，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管理手段开始得到应用和推广”。（注：王克稳：《行政法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经济行政法之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第65～73页。）所以从根本意义上讲，论证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方法是徒劳的。然而如果完全接受这一划分方法，就会导致一种结果，即“经济法本身连带婚姻家庭法、劳动法等成为法的部门都会成问题了。这样实体法就只有民法、行政法和刑法这三个部门了。”（注：史际春：《在改革开放和经济法治建设中产生发展的中国经济法学》，《法学家》1999年第1期，第199～205页。）这显然是一种现代社会法律实践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但确实又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法理学界也意识到实践对理论的抵牾，所以在提出这一划分标准之后，又在具体列举法律部门时列出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自然资源和环境法、刑法、诉讼法以及军事法、国际法等多种法律部门（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108页。），从而呈现以外延否定和修正内涵的理论局面，这一矛盾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理论界理论上的停滞不前与实践上的务实倾向，以及两者脱节之后不求甚解的心理。鉴于此，我们认为，所谓经济法有否独立调整对象问题的论争实际上早已被异化，沦为一场理论上论证经济法有否独立调整方法与实践中概括经济法现象的共性这两者各执一端的“游戏”，论争失去统一的焦点。若从传统理论出发进行逻辑推演，否定说无疑大占上风，若从现实出发进行归纳概括，肯定说当更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两派争论各扯一张皮，难怪多年争执不休，却无法统一意见，这就是论争的真正症结所在。显然要解决这一症结，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固守传统理论，同时阉割现实以令其适应传统的理论容器；另一条是尊重现实需要，但要对传统理论进行批判和修正，以令其适应现实生活的张力。两条路，走哪一条？笔者认为，学术一旦脱离实践，割袭现实，只满足于自我的理论抽象，满足于坐而论道，其生命力无疑将是脆弱的。毫无疑问，我们选择第二条路——尊重现实，改造传统理论。 （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既然依据“调整对象暨调整方法说”划分法律部门无法适应现代法律实践的需要，那么应该以什么理论来取而代之呢？实际上早在前苏联时期就有过这方面的努力。1947年拉伊赫尔对只按一种标准来确定法的体系和划分法律部门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可以用基本法律部门的规范来构成综合法律部门。B·φ·麦舍拉也认为，可以根据法律制裁形式（即调整方法）的性质，把法分为民法、刑法、行政法这三个基本部门法，其他各种实体法如土地法、 财政法、劳动法、集体农庄法、海洋法等都是综合法律部门。（注：【前苏联】勃拉图西：《苏维埃部门法：概念、对象、方法》，《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这与我国否定说的“综合经济法说”一脉相承。但与后者直接否认经济法为独立法部门略为不同的是，前者认为综合法律部门是低一层次的法律部门。“综合法律部门说”观察到现代社会立法中传统行政法、民法、刑法、程序法等调整手段有机联系、综合使用的现实，从而对单一的调整方法划分法提出挑战，具有十分可取的思想价值。不过这一理论没有说明综合法律部门的最终地位，反而以此论证这些法部门没有独特调整对象（只不过取之于各基本部门法）和调整方法，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从而落入传统理论的俗套，继而引发“基本”法律部门对“综合法律部门”的歧视，结果又是论争不休。受这一理论的启发，最近国内有学者提出，应对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进行改造，“改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而且“既然是法律部门，当然也就是独立的部门，不独立又何以能成为部门”。（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4页。）显然，该观点摒弃了传统法部门划分理论，提出以社会活动领域为主的法律部门划分法，令人耳目一新，在某种程度上与笔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不过该学说对“客观论”的改造似乎过于彻底，以致于把“调整对象说”也随“调整方法说”一并抛弃。笔者认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妨碍对其合理成分的继承，法律调整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鲁滨逊在荒岛上有活动，有行为，但不需要法律（规则），一旦多了个星期五，就需要一定的规则来调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法律的生命力就植根于社会关系，这是法学发展史上最基本和最为成功的理论抽象之一，不可（目前也没有理由）轻易抛弃。我们至今定义法律部门，无一例外地采用“某某法是调整某某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且根据我们的理解，所谓的“社会活动领域”实质上与“调整对象”一样都是一种空泛待定的“标准”，两者并无实质性区别。事实上前述观点也认为，部门法下定义应为“为了某某目的而规范某类活动，调整在此类活动中形成之各种社会关系的法”（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总的来看仍属于“调整对象说”。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法律部门中规定使用各种法律调整方法进行综合调整早已是大量存在的现实。现代社会的立法实践是：立法者为了达到对某一类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往往在同一法律中将民事、行政、刑事等各种调整方法根据需要进行有机结合，综合使用。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增加对这一问题的直观理解。比如现代海军的编成。虽然海、陆、空三军分立依旧存在，但是在现代海军中早已突破纯粹的巨舰大炮概念，出现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等原分属空军、陆军概念的编制，混合了海陆空三种力量形式，理由只有一个：适应现代战争需要。而它们为什么要叫海军而不叫别的，是因为它们统一于一个共性：通过海上作战平台向指定作战区域投送军事力量。从未听说过有空军或陆军愤愤不平而试图肢解海军的先例，因为这些力量已经形成有机结合的统一体，不可分割。否则军令不一，势必为其协同作战演练制造障碍，从而极大地降低其作战效能。回过头来，法律的发展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 我们的观点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仍是“调整对象说”，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调整对象”不再是受“调整方法”异化的调整对象，应予以还原。但正如前文所述的，“调整对象”是一种空泛、未定的“标准”，还需要其他条件进行结合使用。现在这一“其他条件”不再是“调整方法”，那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根据现实需要，抽象其共性。也就是说，划分法律部门不再有万能的标准，而应根据法律实践的客观需要结合一定的前瞻性认识，对调整社会生活中某一类具备一定共性的社会关系的同质法律规范进行综合，形成一个法律部门。这样，是否形成一个法律部门就取决于两点：第一，这些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应具备某种“共性”；第二，将这些具备共性的法律规范进行综合并上升到法律部门的高度来研究是必要的。这又需要我们考察：一、实践中这类法律规范的存在已经达到一定的数量；二、将这些规范综合为法律部门具备理论上的价值，即能更好地认识和总结规律，并更好地指导实践。显然，不是任何具备所谓共性的法律规范都可以“占山为王，自立门户”，自称为一独立法律部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是渐进的，是长期法律实践选择的结果，因而也是历史的、具备客观必然性的。现有的几个法律部门，无一不是这样产生的。以新兴法律部门军事法为例。“在过去，这一法律部门的有些法律规范归属于宪法法律部门，如兵役法；有些归属于刑法法律部门，如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条例等等。但由于军事管理与国防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增强，这一领域的法律规范将独立成为一个法律部门”（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08页），“军事法作为单列的一个法律部门，主要考虑到我国立法的传统，军事与民事的相对分离以及设有专门的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的现实而作的处理”。（注：乔克裕主编：《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回到经济法命题上，我们同样知道，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具备以上诸条件的。首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备“共性”的，这个共性就是“国家管理（调节、干预）经济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其次，具备这一共性的法律规范已经达到十分庞大的规模，任何人都不可能视而不见（这为大家所熟知，在此不一一列举）；其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经济调控职能已经成为国家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把国家管理经济活动方面的法律规范进行归纳、抽象、总结和整合，有利于提高对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认识。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他们立足于法学领域，但又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具有较强的宏观把握能力与微观参与能力。我们强调培养复合型人才，这就是一种复合，是行政法、民法、刑法等基本知识乃至于法学和经济学知识在国家管理经济这一共性上的复合，实践证明这一种知识结构是十分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的，经济法独立发展具有毋庸置疑的理论价值，对于指导和推动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济法又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 综上所述，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仍是“独立的调整对象”，只是这一“独立”并不意味着“绝对专有”，而应理解为一种“共性”。至于这一共性是什么，为什么独立，则应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沉淀进行抽象。社会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交叉、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把社会关系理解为一张薄饼，用一种方法进行平面式的瓜分；法律部门的划分应是立体式的，其标准是多元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划分”的提法本身是不够准确的，在现代法律实践条件下，与其称为“划分法律部门”，不如称之为“构建法律部门”。“划分”容易导致平面式的理解，从而划地为牢，这种提法只适用于历史上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关系简单的时代，在当今社会连带关系大量产生，多元主体多元利益交叉整合的时代里，法律学的思维也应是立体、多维与开放式的。相比起“划分”提法的割裂、封闭与边缘清晰，“构建”提法的联系、开放与边缘模糊显然更能体现和适应现实的需要，而“构建”的核心就 是我们所讲的“共性”，即所谓的“独立的调整对象”。 （四）“经济行政法论”辨析 鉴于近年来，经济行政法论在法学界较为流行，故对此问题进行专门辨析，藉此加深对经济法独立调整对象问题的认识。 既然具备“共性”的法律规范可以构成一个部门法，那么具备“行政管理”这一共性的法律规范不也可以构成行政法吗？而经济法作为其一部分即“经济行政法”，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表面上可以讲得通，但不能为我们所赞同。理由有三： 第一，该学说忽略了一点：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中除了两个标准外，还辅有几个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均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考虑各法律部门之间法律规范的规模和数量之间保持大体上的均衡，不能使某些法律部门的内容（即规范）特别多，而有些法律部门的内容特别少”。（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经济法就曾有过所谓“大经济法”的时代，其实根据我们的理论，把经济法定义为“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本身并无不可。但是由于违反了均衡原则，其调整对象过泛，抽象困难，从而导致理论混乱，最终缩小至“国家管理经济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范围内。到了这一层次，经济法学者才有空暇去探求现代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精髓，才能对经济法的独特的价值目标和原则有较为系统和正确的认识，经济法终于变得越来越真实。同样地，如果按经济行政法论所持观点，行政法将会扩张到极其庞大的规模，从而使行政法这一部门法的划分丧失意义，从研究角度来讲，也是行政法学者力所不逮的，实际上行政法学者的研究领域从来就没有这么大过，基本上还是固守于自己的“本土”，就算是持“经济行政法论”的学者也只是在“耕作自留地”的间歇，目光所及，从理论上论证了一下经济法是他们的“飞地”而已，得到理论满足后则继续耕作其自留地，并未（实际上也不可能）实行“有效管辖”，这种学术上的“圈地运动”是非理性与非建设性的，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笔者认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家勃纳德·施瓦茨所说的，“行政法的要害是程序法，而非实体法”；“在美国行政法要回答的问题是：1.行政机关可以被赋予什么权力？2.这些权力有什么限度？3.用什么方法把行政机关限制在这个限度之内？”（注：【美】勃纳德·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行政法应着重以程序法为核心展开研究，其精髓在于控权，在于维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力量平衡，在国家职能极大膨胀的时代里，这已经是一件十分复杂、精细与重要的任务了。作为一个部门法概念的行政法应进行特别定义，不能将行政法等同于行政性法律规范的总和。当前行政法学界将行政法定义为“调整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注：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似乎过于宽泛。能否最终锁定在行政组织法与行政救济法的领域里？美国行政法学家古德诺认为，“行政法是公法的一部分，它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行政救济。”（注：【美】古德诺：《比较行政法》，转引自应松年等《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我们认为，这一定义是可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部门法在“构建”之后还应与其他法律进行“整合”，作较为科学合理的分类。可以说，法律部门的内涵与外延在历史进程中是相对与变动的，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处于不断的异化与还原运动中的，当这一运动超越了一定的度，就可能成为不同质的法部门的研究对象，从而需要重新界定与整合，以令法部门体系的构建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发展需要，这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的。 第二，经济行政法不能不适应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关于这点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述及。我们可以把经济法划归行政法范畴，但是行政法学者对这些经济行政法的理解仅仅是形式化的、限于手段层面的，因为客观地说，行政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相比，在对经济及经济学的了解方面应该相对欠缺，故而影响其对国家调控经济活动形成深刻认识，自然也就影响经济立法、执法等活动的效能。以行政法视野研究经济法，恐怕只能为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与手段提供理论垫脚石。从这一点来讲，肢解经济法，否认经济法的独立性是极为不明智的，是一种倒退。 第三，尽管行政法也具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即认为行政法除了调整传统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外，还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关系，但是经济法除了行政法规范外，还拥有大量的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如果前者（民事法律规范）还可以勉强纳入“大行政法”的话，后者（刑事法律规范）由于其异质的调整方法，却是行政法无论如何也无法包容的，仅从这点来看，经济行政法论就无法自圆其说。某种程度上还不如综合经济法论来得实用与科学。 至此我们对本文开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算是作了回答。经济法独立的调整对象问题实质上也是经济法独立法部门的问题，只有解决了经济法的外在独立性问题，我们才能着手进行内部的体系构建，从而回答本文的第二个问题。 三、经济法有哪些具体的调整对象 （一）观点的评述 在前文所列的经济法诸学说中，关于经济法具体调整对象的划分是各不相同的。80年代的“大经济法”时代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涵括了纵向、横向、内部性三大关系，由于其恰当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经济现实而风靡一时。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提出与建立，国家经济职能逐步还原与回归，以上观点逐步丧失了实践土壤而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反思，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重新进行了界定，提出了表述各异的观点，在摆脱了大经济法阴影之后的这些经济法学说，其观点基本是相近或相容的，故不宜用“论争”形容之，本小节仅以“观点的评述”为题。 关于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较为流行的学说有以下几种： 1.经济协调关系说。该说将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分为：(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2)市场管理关系；(3)宏观调控关系；(4)社会保障关系。（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2页。） 2.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具体有：(1)微观经济调控关系，包括国家对经济组织的调控及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关系；(2)市场调控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分配关系。（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具体分为：(1)国家经济管理关系；(2)市场运行关系；(3)组织内部经济关系；(4)涉外经济关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社会公共性说。具体包括：(1)市场管理关系；(2)宏观经济管理关系；(3)对外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2页。） 5.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具体包括：(1)市场规制关系；(2)国家投资经营关系；(3)宏观调控关系。（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6.国家管理经济领域说。此说直接以具体调整对象的罗列式为经济法下定义，具体包括：(1)经济管理关系；(2)维护公平竞争关系；(3)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与协作关系。（注：史际春等：《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0页。） 7.来自经济行政法论的观点。具体分为：(1)宏观调控法 ；(2)市场管理法；(3)国土资源、国有资产管理法。（注：王克稳：《行政法视野中的“经济法”——经济行政法之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第65～73页。） 还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由于大同小异，此处不一一列举。就内部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以上诸观点均较为成熟和稳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的需要。当然也各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在此择要评述之。比如有的学说认为，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应纳入经济法调整范围，理由是“民法只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关系，不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其中包括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如果硬要民法调整，就会造成民法的调整对象的混乱”。（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实际上这是对民法定义作了过于直观式与字面式的理解，只抓住民法的“平等”的外壳。其实企业（包括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是与自然人并列的市场主体，民法中对自然人的主体资格有具体规定（比如准治产人、禁治产人等），对法人等组织也有一般条款规定，这些都属主体构造法，只不过公司等企业组织是人为拟制的产物，远较自然人复杂，因此自然人只需几个条文即可规定，而企业却需要整部甚至多部法律进行专门规范而已，但这仍难逃主体构造法的范畴，应为民法之特别法。民法的上述定义主要说明主体之间的关系，至于如何构造主体，则在定义中略去，由此引发误解。其实民法中多有条文规范各种内部关系，既无“平等”，又无“之间”，若逐条套用定义，是根本行不通的。再如有观点将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关系、环境与资源保护关系一并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笔者认为，这些法规范中除了经济法的同质内容外，还有许多与经济法异质的内容，对这些法律规范的归类应持慎重而有所区分的态度，对此本文随后将会述及。 （二）本文的观点 划分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范围应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态度进行。从某一种意义上讲，经济生活只有宏观和微观两大领域，这点从经济学的分类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论述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时往往也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予以解说。可以说，宏观调控领域与微观管理领域是具备极大弹性的两个领域，其他所有领域都是从这两大领域中分化独立出来的，从逻辑上讲也是可以还原与归位的。然而我们肯定不会只满足于对经济法作如此的二分法，事实上诸学说中哪怕最简练的划分法都不只是二分法。那么具体要把哪些领域独立出来呢？这要视社会经济生活现实与发展的需要，在这一层面上，理论要服从于实践。据此，我们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作如下具体区分： 1.宏观调控关系 这是经济法毋庸置疑的一类调整对象。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当经济运行到一定复杂与发达的程度，“市场之手”的缺陷就会暴露，其个体利益取向的单一与短视会令经济陷入资源配置无序化与严重浪费的泥淖，社会迫切需要另一种超然于市场之上的力量对此进行规制与引导。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竞争的无国界，各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在全力推动经济增长。发达国家需要创新，发展中国家需更升级与跟踪，工业化的号角还在耳边萦绕，信息时代接踵而至，任凭经济的自然发展与演变显然是远远不能适应这一趋势的，从而需要国家之手的全面干预与促进，我们把这种国家引导和促进经济产生的关系称为“宏观调控关系”。 2.微观规制关系 有竞争，就会有垄断，就会有不正当竞争，这是市场的辩证法。放任无形之手的恶果应由国家之手予以修正，在这一领域中，国家的干预往往直接针对个案。同时由于垄断组织势力强大，不正当竞争普遍猖獗，为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法律多以强行性规范为主。对于这一领域的社会关系，我们称之为“微观规制关系”。 3.国有参与关系 国有参与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动用财政力量进行社会投资比例再分配的一系列活动。从这点来看，国家参与关系显然是从宏观调控关系中分化出来的，我们之所以把它独立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基于国有参与在世界范围的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这类关系之间的共性——通过国家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实现宏观经济目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国有参与往往集中在高风险、高投入、基础性行业以及一些公用企业领域里，在中国国有参与的外延却要大很多。这些应放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大背景下进行恰当的梳理和整合。顺便提及的是，以往人们常常用“裁判员”来形容现代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角色定位，以此区别于“运动员”时代的国家职能。立足于国有参与这一领域，我们认为，其实“裁判员”还不足以准确形容现代国家的角色，现代国家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更接近于“主持人”的角色，根据需要调动气氛（宏观调控），维持会场秩序（微观规制），必要时还须赤膊上阵，临时客串（国有参与）。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当国家从事远景规划之类的活动时，不只是主持人，恐怕还要“制作”、“导演”一身兼了。 4.对外管制关系 对外管制属经济法的特别领域，其共性在于“涉外因素”。把它列为经济法的一类调整对象是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对矛盾范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假设中的制度前提，其实国家绝对主权的存在就是一个最大的制度前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提出，经济学应分为“私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而后者又可以分为“世界主义经济学”（或“万民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他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世界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假定“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满足国家利益”。（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2页。）李斯特据此提出“国家干预”的理论，其要义正与我们所讲的经济法如出一辙。笔者认为，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条件下，无原则无计划地开放国内经济是危险与被动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必须掌握一定的国际经济交往的主动权，才能化弊为利，发展自己。从制度规范看，国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一般采取与国内迥异的管理方法，手段往往十分强硬，故称为“对外管制”，这是经济制度的一块“特区”，有必要单列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这一划分对可能长期处于经济劣势而需要实施一定对外管制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更具意义。对于站在WTO门槛上的中国，如何更加娴熟与巧妙地运用国家对外管制的权力，为我国经济的全面现代化争取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是我国经济法学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5.市场监管关系 时下论著中，鲜有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笼统归于宏观调控领域，其实宏观调控主要应定位在国家运用价格杠杆、财政杠杆、利率杠杆以及结构调整杠杆等对国民经济实施整体的、间接的影响和导向。这些措施需要作用于具体市场上，而市场是富于噪音的，反应是滞后的，甚至要经历破坏性的运动过程来作出正确选择，因此保证国家经济意图的正确贯彻和顺利实施需要国家对市场继续予以关注，并不断作出调整，确保市场对宏观调控要素作出适当而又积极的反应，这一过程即可称为市场监管，市场监管中的微观因素令宏观调控难以将其完全涵盖。 第二，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列入微观规制领域，笔者认为微观规制主要应定位在竞争法的范畴，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它的调整是被动的、个别的、滞后的，手段是强制的，规则是稳定的，而市场监管除了市场秩序的维持外，主要配合 宏观调控，保证其落到实处，它的特性应该是积极的、灵敏的、主被动结合的、事前预防与事后处理相统一的，手段是综合、有弹性的、规则是灵活的。这些特征正是承袭于宏观调控领域。可见市场监管中的宏观因素又令其特立独行于微观规制关系之外。 第三，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研究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以金融市场监管为例。现代虚拟经济的发达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高流动性、高泡沫性、高投机性与高风险性，在投机家的恶意炒作等内外部条件作用下，金融市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被极度放大。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至今仍令人触目惊心。对金融市场实施有效监管在许多国家都被当作首要经济课题予以研究解决。经济学家吴晓求认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将从产业经济向金融经济过渡，而金融市场监管将成为现代国家的首要经济管理职能。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而又崇尚自由的美国，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和细度也是有增无减，由美联储主席亲自监管的经济数据就高达上万个，在我国这一极度缺乏市场意识的经济土壤上培育各类市场，自然更需要国家的理性监管。虽然市场监管本应分属于宏观和微观两个领域，是两者的结合，但鉴于现实课题的挑战，无论把它归属于宏观调控领域还是微观规制领域都不足于很好地表彰其独有的内在特性与极端重要性，故予以单列研究，这又必将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以上五类调整对象是有主从之分的，其中宏观调控居核心与灵魂地位，其他关系服从于宏观调控。实际上在国家管理经济中，任何一个领域都或多或少会受到宏观调控因素的渗透与影响，国家即使进入微观层面，也是“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即使是强制性的反垄断领域，也常常要受到宏观政策的异化，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在肢解微软的同时，却促使波音合并麦道。“宏观性”、“整体性”正是经济法的精髓。经济法应以宏观调控法为统率，以微观规制法、国有参与法以及对外管制法为主体，以市场监管法为保障，从而形成经济法的有机统一。同时我们还认为，这一体系应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因为除此之外，一些其他的社会关系如社会保障关系、劳动关系、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关系等某种意义上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是同质的。比如社会保障关系属于国民经济再分配领域，众所周知，生产、分配、消费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分配直接影响消费，消费则驱动生产。所以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并不利于我们更加全面与准确地考察国民经济运行与规范的效能。对于这些社会关系不妨将其视为广义上（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区别于前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注：顾功耘主编：《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5页。） （三）经济法的定义 论述清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定义经济法自然就十分简单。笔者认为，经济法应是调整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定义表明，经济法是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其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是国家，另一方是各种市场主体。但还需搞清一个问题：在具体的经济法中，往往会有许多条文并不是规范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的。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该法中固然有许多国家规制不法经营者的内容，但也不乏调整发生在经营者与经营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规范，如生搬硬套经济法的定义，显然无法作出圆满解释，若将这些关系从经济法中剥离，无疑将是现行法律体系的灾难，因为这种调整不同主体关系的法律规范并存于同一部法律中的现象在任何一个法部门中都比比皆是，如何剥离得了？当然因此抛弃调整对象说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认为在上述经济法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以作第二层面的表述：经济法是以经济法律规范为核心或主体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有机总和。不妨把这称为经济法的外延式（具体）定义，而把前面称为经济法的内涵式（抽象）定义。当然，这样一来所谓“定义”的含义也得到一定的拓展。这一做法是适应现实生活的，因此也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只能永远纠缠于无意义的思辩不得解脱，从而在理论虚无与脱离实践的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四、结语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也许是法学史上最富于争议的命题之一。其实这一争议的实质是普遍性的，其他法律部门同样存在，之所以把经济法推到前台予以聚集，也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需要争议，因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同时学术也需要理智，因为学者是社会良知的载体。曾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说过：科学的批判使明智的理论家努力消除自己的虚妄理论，让它们代替自己去死亡，而信徒则随他自己的虚妄而死亡。任何一个理论的提出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不是它的终结。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刻，让我们以更大的勇气面对经济法新课题的挑战。

古诗词群文阅读教学篇1 一、文献综述 赵镜中教授的一次演讲提出了“群文阅读”这一概念。因为“群文阅读”是近几年来兴起的，所以相关资料有限，本论文的研究仅以国内的相关群文阅读研究为主。因为“群文阅读”提出的时间短，所以不论在研究的深度和实践的广度上，都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并且有关群文阅读的书籍也是寥寥无几。在有关群文阅读的书籍中，较为被大众所了解和接受的是由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蒋军晶老师编写的《让学生学会阅读——群文阅读这样做》以及于泽元、王雁玲、石潇编写，西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群文阅读的理论与实践》。通过查找大量文献资料，不难发现群文阅读的相关研究逐年增加。笔者通过查找发现：群文阅读这一阅读方法在初中及高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将“群文阅读”和“初中古诗词”结合在一起，全网只能搜到3篇。笔者将会从四个方面进行综述。 二、群文阅读的概念 群文阅读并非近几年凭空产生的。日本佐藤学教授曾在《课程评论——走向公共性的重建》中提出“群书阅读”的关键，倡导构建学习共同体。大陆也早有专家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和研究。都在群文阅读方面进行长时间的探索与研究，目标都指向了语文课堂教学的变革与发展。那么，关于群文阅读的概念，代表性观点如下，蒋军晶老师将其概括为：群文阅读就是在较短的单位时间内，针对一个议题，进行多文本的阅读教学。［1］针对较短的单位时间这一限制性条件，蒋军晶老师将其解释为：对较短的单位时间，对“短”没有清晰的条件规定，但是从教学习惯来看，一般指一两个课时。针对议题，蒋军晶老师认为选择这几篇文章的依据就是议题，既可以是人文主题，也可以是作者、体裁、写作风格等，既具有丰富性，又具有多元化。多文本就是在群文阅读课上，教学文本至少需要两篇，文本之间关系平等，没有主次之分。从这一方面看，蒋老师把群文阅读看作是语文教学课堂的一部分，强调的是课堂现场所呈现的文本教学。 三、群文阅读理论研究现状 群文阅读的研究由来已久，日本佐藤学教授提出了“群书阅读”概念。佐藤学教授初步展示了群文阅读的原型即“群书阅读”并且将学校和家庭、社会相结合，充分展现阅读教学的多元化［2］。之后赵镜中先生在《从“教课文”到“教阅读”》中提出了群文阅读的描述性的概念即教师要在统整课程的背景下，结合教材及课外读物针对相同议题进行多文本的阅读教学。初步提出了“群文阅读”这一概念，但并未将其具体化，也并未进行大范围的应用。［3］于泽元、王雁玲、黄利梅2013年在《群文阅读：从形式变化到理念变革》中对群文阅读的概念进行了更细致的界定，确定群文阅读的概念即围绕着一个或多个议题选择一组文章，在此之后教师以及学生围绕议题展开阅读和集体建构，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4］于泽元、王雁玲、黄利梅在总结群文阅读理论的基础上又将群文阅读与主题阅读进行了区分，便于师生更加了解群文阅读的概念及群文阅读教学的实施过程。浙江教育名师蒋军晶2016年出版的《让学生学会阅读：群文阅读这样做》介绍了在不同文体中应用群文阅读的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为一线教师进行群文阅读提供了具体的方向和方法。 四、群文阅读在初中古诗词教学研究中的应用研究现状 群文阅读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针对群文阅读的应用研究也大部分局限于小学，初中内容涉及较少。在群文阅读在初中古诗词应用研究这一部分，更是少之又少，主要围绕议题的确定，文本内容的选择，教学步骤几方面的研究。王雪艳在《群文阅读在古诗词学习中的运用》中指出古诗词学习的现存问题即“阅读量不够”“重视程度不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并提出了运用群文阅读进行古诗词学习时要把握两个方面，分别是把握氛围和萃取文本。［5］在营造氛围方面紧紧抓住佐藤学教授的观点即构建学习共同体，充分发挥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作用，便于古诗词群文阅读的有效开展；在萃取文本时主张循序而读更能贴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提高学习效率。刘瑜2018年在华夏教师第2期84-85页《比较：走向古诗词群文阅读的佳境》中指出群文阅读能够提高阅读效率，教师可以采用比较法，从学生实际出发，根据主题、作者、意象、内容等方面选择并确定比较点，引导学生通过阅读一组相关的古诗词组块进行比较、思考、自主探究，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分析能力。［6］文中通过群文阅读的比较阅读法引导学生多角度理解古诗词的意境，掌握古诗词鉴赏方法，更加系统的学习古诗词并学会迁移运用，便于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学会深化所学内容和进行拓展迁移。谢丽梅老师2020年在《提高学生古诗词文本解读能力初探》中指出提高学生古诗词文本解读能力应双管齐下，一个是文本细读，一个是群文阅读［7］。从群文阅读中读相同点能够高效积累古诗词知识，读不同点能进行比较鉴赏，提高古诗词的文本解毒能力。有关群文阅读教学议题的选择方面，蒋军晶老师认为可以将“作家”作为议题，了解作家的写作风格；将“体裁”作为议题，可以了解各种体裁的特点；将“观点”作为议题，便于读者在很多信息中辨别信息的真假，做出自己的判断；将“表达方式”作为议题，可以了解不同表达方式的效果；将“人文主题”作为议题，可以让读者在这样的群文阅读中思考各种问题；将“阅读策略”作为议题，让读者抓住“矛盾”，进行追问、思考。这样师生对文本的理解便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王雁玲、何立新2017年在语文建设第2期28页《基于问题解决的群文阅读教学实践尝试》中指出议题的提出务必集中、明确，符合学段语文学习目标要求。［8］在此，王雁玲老师将议题的设计更加细化，强调议题应立足于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学习能力。文章内容的选择也是群文阅读进行的基础。在议题确定后，选取何种文章进行群文阅读考验着老师的阅读视野、能力以及阅读教育理念。蒋军晶提出各版本教材的互文性做得还不够好，各个单元的互文性都不够强，要求教师在选择文本要增强互文性。对此蒋军晶老师也提出了相关方法增强互文性。王雪艳2017年在《群文阅读在古诗词学习中的运用》中指出在群文阅读过程中，萃取文本是最重要的环节，在萃取文本时要明确主题、循序而读和同中求异。在这里，王雪艳更加注重学生的实际能力，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对文本进行整合，在教师的教学中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方东流在《群文阅读的文本组织策略》中指出文本的选择可遵循六个原则。方东流指出文本组织可以遵循“1+3+3”其中“1”是组织基础即议题，第一个“3”是刚性原则，第二个“3”是塑性原则［9］。这一文本组织策略中，文本异质为教师进行群文阅读教学提供了新思路。张慧敏老师2017年在《群文阅读需构建立体选文思维模式》中指出在单元内部进行选文能够提高主题意识，跨年级选文丰富了群文阅读资源，教材外选文能够拓展阅读的广度［10］。以上三点建议为教师进行选文提供了最基本的思路，并且无论如何选文都能提高和拓展学生的阅读学习的深度与广度。刘瑞生老师在《初中语文课堂群文阅读教学选文策略实践研究》中指出选文要整合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有层次地选取文章；把初中语文教材作为教学的基础，结合初中生的年龄特征进行选文。保证选文的多向性、开放性和结构性，采取一定的科学选文策略以保证群文遇到教学的顺利进行［11］。刘瑞生老师在立足学生的接受能力基础上，又提出了选文要注意文本难易程度和文本数量。群文阅读的成效取决于问题的设置。老师提出怎样的问题就决定了学生怎样的思考。蒋军晶、刘大伟老师在《群文阅读教学：概念、价值及实践路径》中指出有关问题设计的三点要求即：要提解答域宽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鼓励孩子有依据的说出自己的观点。［12］文中不仅指出了传统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也为群文阅读教学的进行提出了建议，为一线教师教学提供了新路径。高维老师在《基于教学实践理性思考群文阅读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在进行群文阅读教学时，布置学习任务要凸显教师的主导地位，但也要减少自己的干预次数。可以设置悬疑性主问题和制定自主阅读任务单［13］，这一方法不仅能够保证了学生阅读的整体性和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师的主导性。 五、相关研究述评 笔者通过对文献综述的研究及梳理可知，群文阅读在我国应用较为广泛。相关学者及一线教师尝试在群文阅读领域进行教学，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效。对于学生来说，群文阅读能够增加学生的阅读量，丰富阅读内容，拓宽阅读视野，提高阅读效率，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进而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对于教师来说，群文阅能促使教师的职业角色更加多元化；并且群文阅读能够激活教师的想象力、创造力，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和质量。从教学层面来说，“群文阅读”带给语文教学的价值不可忽视。无论是教学理念还是教学方法，无论是从教学过程、教学模式、还是教学效果看，“群文阅读”都为我们展示了其独特的价值，它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挖掘、探索。 作者:王倩丽 单位:渤海大学文学院 古诗词群文阅读教学篇2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古诗词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中，古诗词阅读教学是重中之重，而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发展，传统的诗词教学模式逐渐显示出其弊端和不足，因此，探寻和创建新型古诗词阅读教学模式的重任便落在了语文教师的身上，群文阅读教学因此而生。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选编近百首古诗词，均匀地分布在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涵盖古体诗、近体诗、宋词等多种类型，它们之间既具有相同点，又具有不同点，教师利用它们展开群文阅读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明确不同古诗词之间的关系，还能有效拓宽他们的诗词阅读范围、增加他们的阅读储备。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古诗词群文阅读教学具有深远意义。 一、群文阅读的概念阐释与主要特征 对群文阅读的概念，学术界众说纷纭，笔者综合学术界的研究情况，对当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和阐释。赵镜中提出“群文阅读”的概念并对其进行阐释，他在《从“教课文”到“教阅读”》中简单地将“群文阅读”概括为“针对相同的议题，进行多文本的阅读教学”。蒋军晶在《让学生学会阅读：群文阅读这样做》一书中指出：群文阅读指的是在短时间内，围绕一个议题，展开多文本阅读教学活动的一种教学方式。而现在得到最多认可的是于泽元的观点，他认为群文阅读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针对一个或多个主题，选择一组具有相同点的文本进行阅读，并相互讨论，最终达成共识。[1]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笔者认为，初中古诗词教学中的群文阅读，指的是一种围绕特定的议题（一个或多个），教师指导学生搜集课内外诗词文本，并据此展开深度阅读的“1+X”阅读模式，它旨在增加学生的阅读积累、强化学生的阅读技能、提升学生的概括能力。教师只有准确把握群文阅读教学的特征，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首先，结构化特征。群文阅读不是将几个文本简单地堆叠起来，它需要教师和学生根据同一主题，对不同文本中的信息进行提取，并将提取到的信息优化和整合为一个结构，利用这一结构进行文本的对比分析和深入解读，将结构中的文本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其次，开放性特征。群文阅读的重点不在于如何“教”，而在于怎样“学”。通常情况下，教师只需利用“1+X”中的“1”，传授学生选文、立意技巧即可。待学生掌握后，教师便可指导学生展开自主阅读，让他们在开放的阅读环境中获得丰富的阅读体验，达成思行合一的教学效果。最后，主动性特征。传统的阅读教学模式具有被动性特征，学生往往在教师的要求下对文本的基础字词和语句等进行解读，存在固化思维，而在群文阅读中，教师会鼓励学生质疑和反思，让他们打破固有思维的束缚，主动地发现文本之间的联系，思索文本之间的共性，0132022年8月从而全面体现出群文阅读的价值。 二、初中古诗词群文阅读教学的有效策略 议题、文本组合和环境是群文阅读教学中的主要元素，议题的角度是否新颖、选文的质量是否过关、环境感染力的强弱等，都会影响群文阅读教学的实际效果。因此，在古诗词群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以多维发展、内外联结和优化环境为主要原则，完善古诗词教学的形式和内容，让学生在多元化、拓展化和情境化的语文课堂中，提升诗词阅读的有效性。[2] （一）多维发展，精选阅读议题 群文阅读教学的核心是议题。因此，教师要依据初中生实际的思维特征、教材内容和文体特征等，精选阅读议题，从促进学生多维发展的角度，设定具有不同侧重点的议题，丰富学生的阅读体验，帮助他们构建多样化的诗词储备体系。总的来说，群文阅读的议题可以从诗词标题、诗词题材、诗词意象、诗词作者等角度进行选择，教师和学生根据不同的议题选择对应的诗词文本，体现出议题的引领性和导向性特征。角度一：诗词标题。通常情况下，诗词标题凝练了诗词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思想，按照标题的特征和构成要素精选议题，有利于学生轻而易举地发现群文文本的关联性，也能使学生主动地依据标题特征，从课内向课外拓展，寻找在标题上具有相似性的诗词素材。以七年级上册《秋词（其一）》为例，从标题的结构特点来看，这首诗是组诗中的其中一篇，对此，教师便可利用这一特征，设定“比较《秋词（其一）》和《秋词（其二）》这两首诗，分析同一标题下，其立意的角度有何不同”的阅读议题，利用标题的同源性和相似性特征，指导学生进行群文阅读。此外，在议题的选择上，根据本诗的标题，教师还可以将宋代陆游的《秋词》和唐代徐锴的《秋词》等一并纳入群文阅读体系中，让学生围绕着文本标题，解析不同诗词之间的异同点。角度二：诗词题材。初中阶段的古诗词，以爱国、边塞、送别等为主要题材，并集中地分布于教材的各个单元中，具有整体性和单元性相结合的特征。因此，针对同一题材的古诗词群文阅读，教师在精选议题时可参照单元主题，用同一议题把同一单元中的古诗词串联起来，让学生围绕议题展开深度阅读和学习，继而在高度集中的阅读课堂上提升学生的阅读效率。以山水诗的群文阅读教学为例，教师可根据八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唐诗五首》中的《野望》《黄鹤楼》《使至塞上》《钱塘湖春行》等诗词，以及本单元的单元导语，确定“‘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通过反复诵读诗词，感受诗人笔下秀丽的山川以及诗人所寄托的情怀”的群文阅读议题，让学生在阅读中感受自然山水的雄壮、秀丽之美，进而获得审美体验。角度三：诗词意象。意象是古诗词中的重要构成元素，是连接诗人和学生之间情感桥梁的关键要素。鉴于意象的地位和作用，教师可从诗词意象的角度精选群文阅读的议题，构建以意象为中心的群文阅读体系。比如，“月亮”是古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它常被用来表达诗人的思乡之情，在群文阅读中，教师可设定“‘月’为古代诗人擅长描写的意象，他们往往通过描写月亮的形状、形态来表达情感，结合诗词说明具体表达了怎样的情感？”的议题，并据此议题选择文本，从而深度解读“月亮”这一意象蕴含的深刻意义和人生哲理。角度四：诗词作者。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经历不同的事情，同一个诗人的创作风格、写作角度等往往会发生较大变化。基于此，教师可以从诗词作者的角度，巧妙地设置群文阅读的议题，以此为线索，让学生对诗人所创作的诗词文本进行深入解读，从而加强学生古诗词阅读的深度。从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来看，李白和杜甫的诗词作品在古诗词中占较高比重，教师可以将杜甫作为案例，设计“纵观杜甫的诗词作品，品味其在不同人生阶段中的创作风格，了解其时代背景和命运轨迹”的群文阅读议题，让学生在阅读古诗词的过程中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使他们能够在阅读中学习表达不同情感的写作技巧。在古诗词的群文阅读教学中，教师按照诗词中的意象、标题、作者等基本要素，探寻精选议题的路径，由此选择契合古诗词特征的议题，这样便能够在无形中为群文阅读教学奠定良好基础，也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诗词文本的内涵。 （二）内外联结，增强选文质量 文本组合是群文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构成元素，也是凸显议题的载体，文本的组合方式和选文的质量对古诗词群文阅读的实际效果有着重要影响。当前部编版语文教材大多将具有相同人文主题的诗词放在一个单元里，但其关联性不够明显，因此，教师将群文阅读的理念融入诗词教学中，能够有效地弥补教材编排上存在的缺陷，以严格的文章组合方式，体现群文阅读的教学价值。在选文时，教师要遵循内外联结的原则，不能单纯地拘泥于课内或者课外文本，而是要着重考虑诗词文本是否具备矛盾张力、是否具备显而易见的规律等等，从而提高选文的质量。首先，以矛盾冲突为起点，选择群文文本。在群文阅读中，观点相悖、风格迥异的诗词，会激活学生的认知冲突，让他们在矛盾和冲突的刺激之下，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例如，根据“落花”这一意象构建群文阅读体系时，教师可以选择观点相左的诗词文本，如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其五）》中，作者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展现了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而李清照《醉花阴》中的“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林黛玉《葬花吟》中的“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等都表现出了词人悲观消极的情绪，学生将它们作为“落花”意象的群文文本进行对比阅读，能够体味不同文本中同一意象显现的极大的矛盾张力，有利于激发学生对阅读和品味诗词的兴趣。其次，以写作手法为起点，选择群文文本。在选文时，教师要关注诗词之间的关联性，不同诗词常有相同的写作手法，教师将写作手法作为联结课内外诗词文本的中心点，有利于学生深度挖掘古诗词的特征。比如，围绕“借用典故”这一写作手法，教师可从课内外联合的角度，选择《赤壁》《泊秦淮》《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作为群文阅读文本，深度解析诗词中的历史典故，使学生明确其中暗含的嘲讽、警示等情感态度，体味诗词的深刻性，这样的诗词组合，也有利于加深学生的阅读深度。最后，以内在规律为起点，选择群文文本。教师将具有相同规律的诗词组合起来，要求学生自主分析和解读诗词的内在规律，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也能帮助他们全面了解诗词的特征和规律，促使他们在对比异同点的过程中，准确把握诗词的创作规律。比如，在进行“律诗”的群文阅读教学时，教师可以将课内《唐诗五首》中的《黄鹤楼》《野望》《使至塞上》《渡荆门送别》《钱塘湖春行》作为基础，在对比中明确律诗的内在规律为“首联点题、延续首联、转换视角、总结抒情”，待学生明确律诗的内在规律后，教师可将选择群文阅读文本的任务交给学生，让他们按照规律在课外寻求律诗文本。在古诗词的群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围绕矛盾冲突、写作手法和内在规律三个主要角度，引导学生选择具有典型特征的诗词文本，让他们将诗词内容联结起来，并明确群文阅读的议题。在组合文本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能意识到诗词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也能通过课内外相联结的方式，扩充自己的诗词储备。 （三）优化环境，提升阅读实效 环境是影响群文阅读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在古诗词的群文教学中，教师应将学生的需求作为创设环境的主要依据，营造契合群文阅读特征的环境，以此激活学生的内在潜力、提升阅读教学的实效性。一是要创造具备感染力的环境，即教师利用现代教学技术、语言引导等方式，将古诗词意象和意境的主要特征展现出来，让学生在环境的感染和影响下，鉴赏诗词，获得审美感受，增强阅读体验感。例如，在以《使至塞上》为主的边塞题材的群文阅读中，为了让学生感受诗词的意象美，教师可以借助动画资源，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孤烟”“落日”等带有萧条、孤独等特征的意象展现出来，让学生通过动态化的素材，品味其中蕴含的意境美，进而从诗人的视角出发，深入了解边塞战士的生活。二是要创造具备引导性的环境，即教师利用问题教学法，激活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一直处于思考和探究的过程中，借此深化学生的群文阅读效果。例如，在送别诗的群文阅读中，教师将《渡荆门送别》《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作为群文阅读文本，精心设计具有导向性的问题，如： 1.同属于送别诗，《渡荆门送别》与其他诗歌之间有哪些异同点？ 2.如果你即将与朋友分别，你会选择哪种意象寄寓你内心的情感？围绕着教师提出的问题，学生在群文阅读中进行文本对比和分析，课堂上的学习氛围会愈渐高涨，学生的阅读热情和探索欲望明显增强。而在引导性较强的环境中，学生不会满足于现有的学习成果，他们会在教师的启发下，将课内掌握的阅读方法和技巧，应用于解读其他诗词的过程中，从多元化的角度分析古诗词的背景、意象和创作风格等等。由此，初中生的古诗解析能力会不断提高，这也有利于推动诗词教学的长远发展和稳步前进。 三、初中古诗词群文阅读教学的注意事项 结合实际的诗词阅读教学经验以及上文分析中的结论，笔者认为，古诗词群文阅读应处理好两组关系。一是精读和群读的关系。群文阅读要求学生在短时间内获取信息、整合信息，十分考验学生的阅读速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精读不重要，恰恰相反，基于古诗词词汇深奥、意蕴深厚等特点，学生对关键词和关键句进行精读，往往能够挖掘出诗词的深刻内涵和审美意象。所以，在教学时，教师要指导学生把握好群读和精读之间的关系。二是教读与自读的关系。一部分教师在教学时对群文阅读理念存在错误理解，他们完全不注重指导学生如何阅读，导致学生出现阅读效率不高、深度不够的情况。教师应正确认识教读和自读之间的联系，在传授学生基本阅读方法的基础上，为学生创设自主阅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群文阅读在古诗词教学中的作用。 四、结语 总之，教师以初中阶段的古诗词文本为载体，选择多元化的议题，联络课内外诗词文本，优化课堂教学的环境，将群文阅读理念与古诗词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是提升诗词阅读教学水平、增强学生语文思维的主要途径之一。教师在实施古诗词群文阅读教学计划时，应分析和研读其概念和特征，并以学生的需求为主，对阅读教学的方法、技巧等进行创新，让初中生能够形成“举一反三”的思维模式，从而真正提升阅读实效。 作者:康燕玲 单位:福建省福州屏东中学 古诗词群文阅读教学篇3 古诗词群文阅读是改变原来古诗词教学单一的模式，把学生从“在阅读”引向“学阅读”和“会阅读”。它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具有突破性的阅读教学实践，一般围绕一个或多个议题选择一组文章，教师和学生围绕所选议题展开阅读和集体构建，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在初中古诗词群文阅读教学中，探析如何挖掘古诗词的人文内涵,培养学生鉴赏古诗词的审美能力,提高审美品位和情趣的策略，是语文教师的首要任务。 一、在高度重视古诗词群文阅读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语文课程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审美感受能力是审美主体根据自身艺术修养、生活体验、审美趣味有意识地对审美对象进行鉴赏，从中获得美感的能力。所以，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多种尝试，适时融入古诗词教学，努力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认识诗词，激发兴趣。引导同学们认识到“腹有诗书气自华”，诗词能激发不同年龄段人的感情共鸣，能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悸动，会让你有高雅的气质，给你的心灵以美的熏陶，给你的内心以甜美的休憩。爱上诗词，浸润灵魂。学生充分认识到学习古诗词的妙处及对学好语文的重要性，自然会重视古诗词的学习。为此，从初一进校开始，笔者首先对学生进行为期一周的“爱上诗词”“学好诗词”的主题演讲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力求让诗词浸润灵魂，提高学生的审美和创造能力。 二、在吟诵古诗词群文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感受能力 审美能力是指人感受、鉴赏、评价和创造美的能力，也称艺术鉴赏力，而吟诵是学习古诗词的重要途径。在吟诵中，注意吟诵节奏、重音、音韵等对表达情感的主要作用等技巧指导，引导学生感受古代文人笔下所描写的自然美、家国情怀美、哲理美等。 （一）深情吟诵，陶醉自然美景 在所任教班级开展“每日吟诗一首”活动，提前布置上台吟诵的学生做好准备，根据文人笔下描写得自然景物进行选择，每天语文课前轮流上台吟诵一首诗，说出诗意、情感、写法等，并谈谈自己的感悟。循序渐进，步步推进。随着兴趣的培养，吟诵水平的提高，由吟诵一首诗，过渡到“吟诵群诗”，如“水”“山”“月亮”等。以水为例,那奔流不息的大江,烟波浩渺的大海,那绚丽的湖光山色,潺潺的小溪……常常使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读了荡气回肠，震撼无比，因为它是那样的变幻多端,那样富有生气。李白笔下的“水”多情而又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王维笔下的“水”多秀丽清新，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勃笔下的“水”如画般美丽，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作者的笔下，这些“水”仿佛都有了生命，有了情感，是那样的清明透彻，那样的鲜活可爱。此外，那些秀岳名山、辽阔草原、迷蒙烟雨、小桥流水、落叶残花，无不向人们展示出一幕幕美景。在这里，尽情地让学生想象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个如诗如画的优美境界中。 （二）在吟诵中,引导学生感受群诗中所展现的家国情怀美 放声高歌，感受家国情怀美。古诗词适宜放声高歌，它能营造学习氛围，激发学习热情。轻轻吟唱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感受词人借月抒怀，表现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美好生活的祝愿以及乐观豁达的精神；吟唱李白的《静夜思》，眼前仿佛浮现那充满浓浓思乡之情的李白正在屋内抬头望月；吟唱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岂能不被诗人的爱国情怀所打动？吟唱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岂能不被诗人的“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所震撼！ 三、在鉴赏古诗词群文中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 含英咀华受熏陶。数学家苏步青在《苏步青谈如何学语文》中说：“作为中国人，总要先学好中国的语文。中国的语文有特别好的地方。譬如诗歌吧，‘绿水’对‘青山’，‘大漠孤烟直’对‘长河落日圆’，对得多么好!外国的诗虽然也讲究押韵，但没有像中国诗歌这样工整的对偶和平仄的韵律。一个国家总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作为中国人，怎能不爱好并学好本国的语文呢？” （一）每日必读，日积月累 每日让学生坚持阅读一篇诗词鉴赏性文章。人手一本《唐诗三百首鉴赏》《宋词三百首鉴赏》，从熟悉的唐诗宋词开始，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古诗词蕴藏着人们的思想、行为的价值观、道德理想、人生追求以及对世界感知的方式和审美情趣。坚持课前演讲、检查督促背诵，这样既陶冶了情操，丰富了想象，增强了语言表达能力，又使语言构建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理解与传承的语文核心素养得到提升。 （二）摄取消化，活学化用 开展群文阅读鉴赏实践，感知古诗词魅力，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以统编教材八年级下的《送友人》为例，根据“送别”的主题，和“诗情画意”的议题，将《送友人》与《送元二使安西》《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进行群文阅读教学。采用“求同导入”“比异赏析”的方法，引导学生从这组群诗中发现它们都选择融入作者情感的意象，构成一种韵味无穷的诗意画面，表达浓浓的离情别意，都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充满诗情画意，富有很强的感染力，给人以美的熏陶。体会五首诗犹如千古绝唱，流传至今的魅力。它们体现了诗人各自不同的情思，再读此诗，虽然时隔千年，但那一幅幅送别的画面却又浮现在人们的眼前，使人不得不感慨诗歌中的诗“情”画“意”之美。 四、在仿写古诗词群文的写作教学中提高审美创造能力 写作是提高逻辑思维能力、语言概括能力、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写作中，让学生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因为“写”是“说、读、听”的深化。 （一）写鉴赏性文章或读后感 在吟诵、鉴赏、背诵古诗词群文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根据自己喜欢的“议题”，自己选择一组古诗词，进行古诗词群文模仿创作训练，读写结合。最初对古诗词的鉴赏,同学们往往借助于名家的赏析文章,如他们参考《唐诗三百首鉴赏》《宋词三百首鉴赏》。经过半年时间，同学们对古诗词接触多了，特别是班上古诗词爱好者，文章文采飞扬，底蕴深厚，对同学们影响很大。笔者就让同学们学写鉴赏性文章,要求课前写好100-300字左右的诗歌鉴赏文字,在课前三分钟，上台脱稿演讲；有时,笔者选择简单的古诗,要求学生在课前三分钟写简短的赏析文字。这样,学生对古诗词的鉴赏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于长期积累,学生对古诗词的悟性提高了,鉴赏和写作水平也很大提高。同学们对古诗词有了兴趣，有了“感觉”。尝试让学生写800字左右的古诗词群文阅读感悟。 （二）再创作或仿写 古诗词群文学习，提高了学生的写作水平和审美能力。在学完古诗词，让大家模仿创作诗歌和童谣。如：致班主任授业传道者，莫负好年华。指路书山引，明灯应海霞。燃烧红烛泪，吐出细蚕纱。化作春泥去，落红更护花。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引导学生学会观察生活，深入挖掘，发现生活中的美，在想象中创造美，陶冶情操。总之，在初中古诗词群文阅读教学中进行审美策略探析，能更好地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情感丰富，具有高尚审美情趣的人，能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作者:陈乃云 单位:滁州市第三中学高级教师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史教育对于生物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的作用 摘要：人文精神培养是生物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加强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学中的趣味性，并可以帮助学生继承优秀的历史传统、树立优秀品德，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要遵守客观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 关键词：科技史 生物教学 人文精神 生物学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学科之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生物教学对于学生生态观、环境意识的树立，以及生物学科在现行高考制度下的重要地位，我们就不能不对生物教学加以足够的重视。 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化推进、科学的不断进步，如何在生物教学中体现人文精神，成为了广大教育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在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寻找到对于现代生物教学有所帮助的宝贵资源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育中的趣味性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大家喜闻乐见的诗句、谚语、民谣与故事等不仅会使学生有效记忆，同时还可以增加趣味性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在给学生讲解草本和木本植物时，我们就可以使用《诗经・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以及《卖炭翁》中的“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简短的诗句中包含了物候学、植物学以及爱情观等多方面内容，从中学生中朦胧的感情认识入手，对于草本植物以及木本植物的区别可以激发学生对于科技教育的兴趣。 在世界科技史上类似的内容也很多，例如如孟德尔发现豌豆的遗传规律、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沃森以及克里克创立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在讲伴性遗传病时，我们就可以向学生讲道尔顿在圣诞节时想给给母亲买长筒袜，从而最终发现色盲症这一伴性遗传病的故事，把相对枯燥的理论知识发现历程转化为趣味性较强的故事，这样学生听了之后便会想知道“色盲症”的发病原因，这样，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学习欲望就会更加强烈，也就更容易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科技史教育有助于继承优秀传统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有关生态的优秀传统，例如“天地君亲师”虽然有明显的封建说教色彩，但是它在客观上对于人们生态保护意识树立、国家立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学生经常使用的“网开一面”、“以时入山林”等词语，我们完全可以从原始的生态保护观形成以及现实的环境污染问题入手，调动学生积极性，为环境保护献言献策。 再如在中国的正史中，也有许多有关环境保护的资料，《明史・职官志》中就记载：“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凡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宾客膳羞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岁下诸司采捕：水课禽十八，兽十二；陆课兽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网罟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类似的资料我们可以联系“网开一面”等早期环保政策，强调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对于环境保护的延续性，为学生理解贯彻国策方针提供帮助。 （三）科技史教育有利于高尚品德的塑造 德育教育是我国整体教育方针的中的基本组成部分，生物教育同样也不例外。在科技发展历程中包含着许多相关的科学家爱国主义品质、良好道德风范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道德教育的良好素材；讲解这些科学家的故事，就能够使得学生明白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不平道路上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科学的顶峰，生物科学的发展凝结了众多科学家艰苦的劳动，缺少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畏艰难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具体到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从诸多生物科学家的生平简介、重大成就及其影响入手，尤其是在生物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迹，重点突出在科学创造过程中的背景，体现了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将这些科学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在生物教学中运用起来。并且还可以在讲到一个科学家时，还可以把同期这方面研究和发展都系统地进行讲解，这样就有利于学生构建知识框架，把握生物科学发展的最新进展。 应该说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是广大科学家们在崎岖山路中不畏劳苦奋力攀登的历史，是一个个问题得到解决，一个个神秘现象被逐步破译的过程。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知识的产生和完善过程及背景,充分理解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并通过科学家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塑造学生的优秀品德是十分重要也是必要的。同时广大教育者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内容充分挖掘利用生物科学史实创设问题情境，增强教学效果。 （四）科技史教育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的具体方法 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在生物教学中进行科技史教育也可能会存在着主次不分、条理不清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扬长避短，最大限度的发挥科技史教育在生物教学中的长处呢？我们如果从内容选取上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入手。 科学史教育的内容去粗取精，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选取材料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 第二、选取的内容应该具有教育价值应较高，并能给学生以多方面的启迪，避免为强调史而介绍史。 第三、削枝强干，使教材中的科学史线索明确不枝蔓、脉络清晰准确。 （五）小结 学习科学史本身就是科学素养的重要内容。科学史作为一种珍贵的科学教育资源，其教育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介绍科学知识本身，还在于提供了学习使用这些知识产生的过程与背景。如果在科学课程中能将科学史知识全面有机地融入科学教学过程中，并将其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科学精神展现给学生，就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科学知识，学会科学思考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深入理解科学的本质，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将科学史的内容融入到科学课程中，也就是将人文精神带入到了自然科学的领域。科学与人文同源共生，相互补助，会有利于学生在将来的科学探索中形成正确的追求目标。所以，虽然是科学教育，但是使人文精神的渗透其中是不能被忽视的，通过科学史的教育可以架起被视为理性的理科教育与被视为感性的人文教育之间的桥梁。 中国科技史论文:从历史的角度论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重大发展 摘 要：科学、技术、生产力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 关键词：历史；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先进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创新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关性的历史演进 1.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这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也极低，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 2.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关系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 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相关联”阶段 工业社会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以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 （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只有微观物理学的发展，原子能技术才得以产生；没有无线电电子学和数理逻辑的重要发展，就不会有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与发展 1.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发展 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但他对科学技术生产力功能的认识也是明确的。1956年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而奋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所以，“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ZW（DY]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59.[ZW）]并号召向“向科学技术进军”和进行“伟大的技术革命”。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和实践极为丰富、深刻和卓有成效。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ZW（DY]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378.[ZW）]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他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3.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科学技术信息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内容和指标也在不断丰富和提高。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新的实践和形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战略思想。高度重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思想，以此为基础结合时代特征，作出了新的判断。在中国共产党建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的科学论断和理论创新。 科学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内在要求。高度重视创新，把它视为民族之魂。“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ZW（DY].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70.[ZW）]他的科技创新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系统地思考了科技创新体系，把科技创新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工程，都是使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作用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往往会引起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从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事业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 记者从科技部获悉：近五年来，我国政府始终坚持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举措，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我国科技事业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第一，科技投入取得历史性突破，科技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五年来，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累计2670亿元，比前五年增长一倍。全国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从509亿元增加到104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64％提高到1.1％，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央财政还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家86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知识创新工程等专项投入。科技投入成为国家创新的基础条件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的重要保证。 第二，科技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基本解决。一是《关于深化转制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使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创新性成果大量涌现。“龙芯”系列通用芯片研制成功，CPU方舟3号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使我国结束信息产品“无芯”的历史迈出了关键步伐；联想万亿次计算机研制成功，使我国超大规模计算机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二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比重达到65％，已经成为研究开发活动的主体。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一大批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崛起。三是应用型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主要导向的研究开发新格局，使其创新能力和活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产业规模和效益大幅度提高。四是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取得进展，确实需要国家支持的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得到切实加强，一支稳定服务于社会公益型事业的精干科研队伍正在加速形成。五是通过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使我国科技结构和力量布局更加趋于优化。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取得积极进展，对学科结构、管理体制等进行了调整和优化；中国工程院在国家工程科技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高校科技事业发展迅速，在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园和基地建设以及教育信息化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高校已经成为知识生产、知识传播、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地方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取得进展。 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效显著，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在鼓励科技人员创业、外商创业投资发展和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五年来，我国政府在国家高新区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以及软件、集成电路设计、生物技术、光电技术、新材料等专业孵化器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我国53个国家高新区共有企业2.5万家，2002年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创造了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0％，1998年至2001年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5.2％，是全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期增长速度的3倍。1999年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以来，政府共安排资金近30亿元，资助项目近3800个，平均资助强度75万元。 我国依托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初步建立了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支撑服务体系。现拥有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460多家，数量居世界第二，在孵企业1.5万家,育成科技企业4000多家；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865家，服务企业近8万家，增加社会就业48万人;一大批充满活力的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总数超过10万家，总收入近1.9万亿，从业人员达650万人，增加了社会就业。我国政府积极推动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2001年风险投资额已达119亿元，投资项目超过1500个，促进了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此外，通过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结合国民经济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了城市智能交通、高附加值船舶、绿色纺织技术、镁合金、稀土应用、汽车新材料、镍氢电池等应用开发与产业化，推动了相关领域的产品换代，使产品开发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近年来，程控交换机等大批高新技术成果快速实现产业化，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远大溴化锂直燃空调、地奥心血康等一批科技产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 实践证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 第四、加强原始性创新初见成效，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我国高度关注和重视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不断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和环境，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1998年我国专利申请量为12.2万件，2001年达到20.4万件。2002年，SCI、EI和ISTP三大国际科技检索共收录我国科技论文6.5万篇，国际论文数排序跃居世界第六。我国科学家在有机分子薄膜上实现了超高密度的信息存储；具有独创性的“量子避错码”和“量子概率克隆机”等研究，被国际权威专家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一批重要的非线性光学晶体新品种的诞生，使我国在人工晶体研究开发方面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此外，我国TD－SCDMA被确立为第三代移动通讯国际标准、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并网发电成功和“神舟”号系列飞船发射等成就表明，我国在当今国际前沿科研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超级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塔里木克拉2号、苏里格等大型油气田勘探、三次采油配套技术和先进钻井采油技术的开发应用等，使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对解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老油田稳产增产等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第五，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工业技术升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农业领域，制定了《农业科技发展纲要》；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奶业等专项，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农业领域科技攻关计划的实施，一批高产优质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成功，促进了粮棉油等农产品的全面增产，丰富了优质农产品的市场供给。 目前，科技进步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已超过40％。另外，通过节水农业、生态农业等项目的实施，使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明显增强。共培育农作物新品种600余个，开发新产品近1000项，建立试验基地近2000个、示范点近5000个，为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工业领域，建立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0多家；五年共认定新产品7094项;积极推动制造业信息化，目前CAD技术已在29个省市、3000个企业得到应用和普及，CIMS技术已在20多个省市、10多个行业、200多家示范企业得到应用，制造业信息化工程已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46个中心城市、近2000家企业推开；一批重大技术难题的攻克，解决了三峡、“西气东输”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急需的关键技术和设备；高效连铸技术关键装备等一大批共性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 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和《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推动清洁能源汽车、洁净煤技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应用；开展了水资源及其污染治理、工业和生活污水的处理及其资源化利用、农业和工业节水、海水利用以及洪涝灾害减灾等科技攻关；针对城市大气污染、气象预报等开展了综合对策研究；开展了中药质量标准、新药创制、重大疾病诊断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促进了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六，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科技合作局面基本形成。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启动实施了“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通过积极推进人类基因组计划、全球环境变化计划、欧洲核子中心等双边、多边科技合作，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和重大科学工程，使我国科学家更多地走上国际科学舞台，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局面已经形成。 五年来，我国政府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6个国家签定了政府间合作协定；共加入了1000多个国际科技组织。 目前，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和港澳台专家已达44万人次，派出培训人员已达4万多人次，并且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兴办留学人员创业园、实施海外学子创业工程、举办大型海外学子创业周活动、设立海外学人基金和专项等，使学成归国的留学人员以每年平均13％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北京、上海、深圳等部分重点城市已经形成了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的热潮。 我国政府积极鼓励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战略，支持技术与经济结合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开展，使我国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更加开放；推动各类高技术企业走向世界，引导和鼓励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批准了10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对外开放的科技工业园区；IBM等一大批世界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办了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推进中美马里兰创业园和中俄、中新科技园等国外科技园建设。 目前，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已成功地纳入APEC合作和亚欧科技合作的倡议框架，丰富了国际科技合作的内容，并在推进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促进“南南合作”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科技史视野中的“同文馆之争” 摘要：通过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揭示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关键词：洋务运动；同文馆之争；技术管理；科学观 史学界对“同文馆之争”的原因、经过、性质等问题，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论析，但其中仍有未发之覆，特别是对争辩过程中洋务派提出的“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主张少有论述。本文试从科技史的角度考察“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借以揭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一、从工匠到士人：近代科技群体的扩大 在古代中国，工业领域的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受到士人的鄙薄，掌握和传承科学技术的主要是工匠。“考工利用，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大致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但中国历史跨入近代以后，便对士人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和“西学东渐”的序幕。作为“西学”重要内容的西方科学文明，开始传人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很快成为中国先进人士的共识。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看到的是西方科学文明的器、技层面(即所谓“坚船利炮”和“长技”)。由于传统的社会分工，在时人的言说中，工匠成为当然的引进西方器、技的群体。如在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中，“师夷长技”的人群即是工匠。但是，随着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介绍，人们渐渐认识到，“坚船利炮”和“长技”的背后隐藏着科学原理，而高深的科学原理却是中国工匠难以掌握的。 成书于1861年的《校邻庐抗议》(冯桂芬著)，即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思想主张，标志着先进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已从器技层次进到学理层次”这里的“西学”是包括算学、重学、光学、化学等学科在内的自然科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以往论者所忽略的地方)，冯桂芬还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要素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冯桂芬指出，输、佳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圬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普通工匠很难掌握精深的科学原理，而能够掌握科学原理的“聪明智巧之士”，却鄙薄体力劳动，不屑将之应用于生产实践。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冯桂芬在洋务运动的前夜，从理论上预料到了即将兴起的近代军工企业发展中的难题。 几乎与《校分庐抗议》问世同时，洋务派掀起了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创办军工工厂的浪潮。据统计，于1866年底“同文馆之争”发生前兴办的近代军工企业有：1862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1863年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创办的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1866年崇厚、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在生产实践中，洋务派果然遇到了冯桂芬所料到的困难：为了引进西方技术，就不能不去学习作为这些技术之基础的科学原理，但高深的科学原理又是工匠难以掌握的。1864年’李鸿章不得不承认，洋炮局的工匠“造成炮弹虽与外洋规模相等，其一切变化新奇之法窃愧未遑”1866年左宗棠认识到福州船政局的工匠在学习科学技术方面的劣势：“今之入局学造者，内地正匠耳。执何伐柯，所得者不过彼柯长短之则”。工匠科技素质的落后，造成军工企业生产的枪炮、弹药等很难达到西方先进水平。“愿为者不能为”的难题，成为洋务派实现自强理想的障碍，迫使洋务派拿出解决方案。如上所述，冯桂芬认为只有士人才具备掌握科学原理的智力条件。洋务派便循此思路，提出“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试图将士人引入学习西方科学的队伍。 二、“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漏洞 1866年12月，洋务官僚奕新奏请朝廷于同文馆中“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并建议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此举遭到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顽固官僚的反对，遂引发了一场围绕同文馆应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而展开的论争。这场论争被后世史家称为“同文馆之争”。在论战过程中，奕新提出了“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这一思想主张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它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技术的学理层面晚清国人有时称际西方科学为“理学”、“理科”“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范畴，掌握“理”的方式是思考和领悟(即所谓“格物穷理”)，属于人的心智活动。奕新等人奏请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天文、算学，正是基于智力条件的考虑：“查天文、算术，义蕴精深，非夙知勤学用心之人，难以渐窥底蕴，与专习外洋语言文字之学生不同”。而科甲正途人员“研经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洋务派还进一步将西方科学纳入儒家“格致”之学的范围，认为“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这就对士人研习西方科学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能够在文化心理上减缓引进西学的阻力。 第二，它提供了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一方面，洋务派为了吸引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一再强调“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以投合士人鄙薄体力劳动的心理。这对于消弭“能为者”(士人)的顾虑，进而解决“能为者不屑为”的难题，无疑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洋务派之所以选取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乃苦于“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人手”的现实，认为“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自相授受”。也就是说，士人学有所成后，须用所学知识来攻克军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关以及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一按照冯桂芬的说法，就是“从受其法，以授众匠”。洋务派相信，“愿为者”(工匠)一旦得到士人知识方面的指引，其“不能为”的问题也就得到解决。 “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在理论上不失为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但它也存在某些逻辑思维E的误区和漏洞。从历史的事实来看，这套方案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给洋务运动带来消极影响。 首先，洋务派高估了士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方面的优势对引进西方科学的难度认识不足。中国传统经史之学与西方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以经史之学见长的士人，在掌握西方科学方面，并不如洋务派所幻想的那般“程功自易”。顽固派就曾敏锐地指出，“窃明天文、算法委曲深细，本系专门之学，与策论等项不同。每有学问索优而不明历律，亦有推步甚密而不善词章，盖文理可托之空言，而数学必归于实测，聪明异用，难易攸分”。洋务派之所以夸大士人学习西方科学的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深受“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的华夏文明中心观的影响。而顽固派否认士人的优 势，并不能说明顽固派已经摆脱了华夏文明中心观的束缚。因为顽固派否认士人学习科学的优势，是为了论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士人，“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其文化心理较洋务派更为狭隘。 其次，洋务派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将西方科学形而上化，客观上规定和强化了士人以冥思、领悟的方法来学习西方科学。这种方法与西方科学注重实验和操作的实证方法背道而驰，却被广泛地应用到洋务学堂的科学教育中，最终严重限制了科学人才的培养。1896年，李端椠在总结三十年来洋务学堂办学经验的奏折中就指出，“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器图，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自无实用”。直到1897年，梁启超还强调用“触悟”的方式去学习西方科学：“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学，衣被五洲，震栋万国，及推原其起点，大率由目前至粗极浅之理，偶然触悟，遂出新机，神洲人士之聪明非弱于彼也，而未闻有所创获者，用与不用之异也”嗍。从深处说，这是“空谈性理”的传统文人心态在作祟。 第三，如上所述，洋务派精心挑选的士人，将面临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学习西方科学，二是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但洋务派似乎始终忽略了一点：学习西学是一回事，指导工匠又是另一回事。这些士人并不是天然的管理人才，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有效地利用工匠的手。同样是顽固派观察到了这一点。顽固派指出，“今使科甲人员明其理，悉其源，将来造轮船时，势必引绳削墨，一一教工匠制作，又必纷纷探明江海水势浅深，教水手运用制敌之法，有如是之劳而能成功者乎?”不可否认，顽固派确实看到了某些问题的症结所在。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同文馆之争”还关涉到洋务派与顽固派围绕引进科学的人呢才要素、技术管理等问题进行的论辩。而这正是以往学术界所忽略，本文所致力揭示的重要面相。 三、余论 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还有助于深刻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 洋务派用“理”、“事”这一组互为形上、形下的范畴，确立了科学对于技术的基础地位。需要指出，技术科学化、技术以科学为基础是近代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洋务派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表明他们的时代观察力是深刻的、敏锐的。但是科学对技术的基础作用，不能简单地归为科学直接地指导技术。很难想象基础自然科学(如洋务学堂开设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就能够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因为“自然科学规律仅仅指出解决技术问题的可能性，技术具体的发展方向、规律和速度主要取决于社会因素，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需要以及资金、政策、人的素质等各个方面”。过分地强调科学对技术的指导意义，表面上看是对科学的推崇，实则使科学沦为技术的附庸。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是工具主义的科学观了。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邓小平的科技生产力思想 ［摘 要］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从不相关到弱相关，再到相关联，最后到强相关的演进过程，阐明了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立足于历史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关键词］ 历史 科学技术 第一生产力 近年来，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倍受理论界的关注。目前的研究多认为，这一论述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邓小平同志这一伟大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这一论断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研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实践的相互关系，探讨科学技术是如何逐步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是极其必要的。 科学和技术是人类智慧和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最美丽的花朵。科学（know-what）是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体系；技术（know-how）则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中所应用的知识的系统；生产力则是指人类在自然界活动形成的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三者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邓小平同志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大体经历了不相关、弱相关、相关联、强相关四个阶段，而最后一个阶段正是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阶段。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当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极低。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初民靠采集和渔猎为生，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先民在采集和渔猎时，主要是靠天吃饭，智力作用是微弱的。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 在远古采集和渔猎社会中，科学和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作用甚小。生产力系统与技术系统互不相关，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由于当时严酷的环境，劳动者非群集就无法生存，劳动资料又简陋，劳动对象的多寡就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应列在公式的首位。哪里的自然条件优越，哪里就聚集较多的人群，哪里的生产力水平就相对高一些。因此，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长江、黄河流域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阶段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人类基本上结束了一万多年迁徙不定的生活，步入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以金属农具为代表的全套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因此，在人们被分为不平等阶级或阶层的同时，科学和技术也就分割开了，科学受到窒息，技术也多被湮没在历史的青冢里。 尽管如此，技术仍然在生产力中显示了初步的作用。冶金、纺织、建筑等技术的应用，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可以说，技术已构成为生产力中的一个非实体性要素。科学系统和生产力系统仍未产生直接联系。这时生产力公式中增加了新的内容，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技术。由于生产工具是以手工工具为主，其动力主要是人力、畜力，而劳动者的智力因素远远比不上体力因素的作用，劳动者在体力方面的差距又极为有限，所以劳动者的人数就成了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首要因素，劳动者也理所当然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列在公式之首。农业时代的统治者大都鼓励人们生育，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相关联”阶段 多少年来，人类社会一直是受生产―技术―科学这种传统的经验模式支配着，在盲目摸索中前进。在工业社会里，这一单向运行的模式遇到了挑战，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反方向运动，开始了先有科学实验再有技术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在以19世纪中叶为界的工业社会的前期和中后期，这一情况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工业社会初期。在农业社会时代，尽管“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但因科学和技术长期被分割开来，只有技术是生产力。16世纪以后，以牛顿力学为首的科学革命，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使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开始了科学与技术结合的时代，人类步入工业时代，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倾向，科学开始成为生产力的一个构成要素，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在蒸汽时代，科学与技术已初步结合，科技的生产力功能也表现出来，但从历史的发展看，这种关联性尚不十分明显。生产力可以象征性地表示为：生产力=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其中，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取代劳动者而成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原因有二：一是在蒸汽机械为标志的大机器生产中，机器的出现和使用引起了生产过程的巨大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较大提高；二是因为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还处在较低层次上，作用尚不十分明显。 2.工业社会中后期。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19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由落后技术和生产的局面一跃而处于领先地位，彻底摆脱了生产―技术―科学的传统模式的支配，使科学―技术―生产的新模式趋向明显增强，科学越来越起到推动和指导生产和技术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和直接的是电磁理论对生产和技术的影响，导致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生。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使劳动者成为掌握了较高科技知识的劳动力，使劳动资料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使具有高质量的足够数量的劳动对象的供应得以保证。总之，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理论源自实践，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给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新情况和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经验、新趋势，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大大发展了唯物史观。当然，这一思想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75年9月26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的见解。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它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由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广西现代科技史研究 摘要：通过访谈调研，文章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广西在少数民族科技史、学科史等领域的研究历程，概括了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特色，同时也提出了促进广西科技史研究的一些举措。 关键词：广西；科技史；发展历程 广西最早涉及科技史研究的学者是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西大学教授石兆棠(1909―，广西柳江人)先生。1938年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较长时间从事世界科技史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将国外科技史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的工作，这些都凝结在1942年出版的《科学概论》1中。该书“以自然科学为经，以社会科学为纬”，1943年1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评价该书为“一本用新观点来写的科学理论书”，该书是中国学者较早将国外科学技术按历史发展脉络介绍到中国的书籍之一，对当时广西乃至全国科技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后，科技史的研究曾一度中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室升格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始制定大型系统的研究计划2(P1)。广西也迎来了科技史研究的春天，并逐步建制化。 一、建制化 20世纪80年代后，广西的科技史研究逐渐形成了建制化、特色突出的两大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一)研究单位及概况 1.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1985年，黄汉儒(1943―，广西忻城人)倡导成立了以挖掘整理、研究提高壮瑶等少数民族医药学为目的民族医药研究所。1986年至1992年的6年时间里，该所在广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医药普查及民族医药史料收集工作，收集到了许多珍贵的少数民族医学史料，并编撰了少数民族医学史书籍，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1993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作为该院的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研究基地之一，加挂“中国中医研究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牌子。黄汉儒也因其在民族医药研究与实践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该研究所已成为集科研、临床、医疗、教学、办报、科技成果产品开发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科研机构，承担和参加各级各类的科研课题近200项。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得到了自治区乃至国家领导的高度评价，1989年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志由广西卫生厅厅长蓝芳馨陪同，在南宁西园饭店亲切接见和宴请黄汉儒和部分民族医药专家并留影纪念。1985年以来该所与广西中医学院合作招收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 2.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早在1983年，广西民族大学的前身广西民族学院，先后在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开设专门史，并在文科系部开设自然科学概论和科学技术简史课程。1986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成立，共有研究人员15人，万辅彬(1942―，安徽繁昌县人)担任研究室主任。 2000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依托该校民族学与社会科学学院民族学专业招收科技史硕士研究生，2002年，该研究室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科学技术史”硕士授权点并于2003年正式招生。2006年11月，研究室与广西民族大学各方面的力量整合，成立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现有研究人员23人，有在校硕士研究生35人。目前受聘为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并为研究生开设课程的知名学者，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副所长张柏春研究员和苏荣誉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李晓岑教授和广西大学梁国钊教授等。 该中心(包括其前身)20年来，在学科带头人万辅彬教授的带领下，将少数民族科技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包括南方民族技术史、科技考古与科技文化、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等。涉及南方少数民族的冶金铸造、农业技术、水利、造纸、建筑等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与优势。现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科学史系形成一南一北两个主要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基地。并在教学、研究和社会咨询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几年曾多次应用跨文化的知识，参与世界银行投资项目社会评估、政府决策咨询、区域科技经济策划等研究，成效显著。研究室自创立以来，已承担了多个国家与省级项目以及其他横向课题，特别是2001年以来，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取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出版各类著作10多部、论文200多篇。 该研究中心与美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并主办和合作主办了五次国际学术会议。2005年第22届世界科学史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国科技史学会将该研究室作为中国有特色的八家科技史研究机构之一推荐给《科学时报》3。中心现正在积极筹备2007年第11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 3.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系和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983年，广西中医学院设立了壮医药史研究室从事医学史研究，黄汉儒任主任。1985年，该校的全国首批知名老中医班秀文教授、黄瑾明教授与黄汉儒等一起招收了第一届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在壮医药史研究室基础上，2003年广西中医学院获得了壮医史硕士点，与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壮医医院等单位联合招生，2005年4月正式成立壮医药系，并于2005年10月正式改名为壮医药学院。该学院是挖掘、整理、研究和继承壮医药优秀遗产及培养壮医药高级专门人才的教学、科研基地，其中多数教师就是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进行壮医史研究的同时，也为今后壮医史研究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点于1998年获得授予权。该点将科技史与科技发展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代表人物有梁国钊教授和蒙绍荣教授。 (二)研究刊物――《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年，兼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主编的万辅彬教授带领同事完成对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改版工作。将科技史和科技文化研究作为主打栏目，由知名科技史家担任主打栏目主持人，并以著名的科技史专家学者做封面人物，目前已介绍的专家有席泽宗院士、柯俊院士、李迪院士、吴文俊院士、朱清时院士、刘钝教授、刘广定教授、江晓原教授、张秉伦教授、何丙郁院士、杜石然教授、陈美东研究员等。该刊现已成为科技史界宣传学术成果和研究进展 的阵地，有关科技史的论文目录与摘要被国际科学史领域最权威的杂志ISIS(爱雪斯)收录，为全国乃至国际科技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被专家誉为“独树一帜”。该刊2004年获得全国高校科技期刊二等奖；2005年获得第五届广西优秀期刊；2006年被评为首届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这是广西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学报。 (三)学会民间研究组织 1.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1988年，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会上万辅彬教授被选为常务理事。会议还决定编纂《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从书(现已出版7卷)。出版的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丛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是广西出版界第一次正式介入科技史研究。 1998年第四届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出会的代表有美国、法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共有正式代表83人，收到论文、论文提要70余篇，其中广西的论文有8篇。 200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改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同年10月，在西昌举行的第五次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上进行了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工作，万辅彬教授被推选为理事长，蒙绍荣教授任秘书长，黄世杰任副秘书长。自此，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学院。 2.广西科技史学会。“广西科技史学会”成立大会，经万辅彬教授等人一年多的筹划，于1987年10月在广西区科技馆举行，大会有来自全区各高等院校、研究所及政府有关部门的84名代表参加。会议参加者向大会提交了论文57篇，专著4种。会上万辅彬被推选为学会会长。 广西科技史学会作为一个专业委员会现隶属于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万辅彬教授任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 3.广西民族医药协会。1987年1月5日，在黄汉儒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协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黄汉儒任会长。该学会现有会员2000余人，主要吸纳民族医药与民族医药史专家和有关人士。学会成立至今共举行了12次全区学术研讨会，3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并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资料。 二、各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概况及所取得的成果 (一)少数民族科技史 1.铜鼓研究。1985年，广西民族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和广西博物馆联合成立了以万辅彬为组长的铜鼓研究课题组。他们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铜鼓取样进行矿料来源考证，首先在北流型铜鼓矿料来源的考证上取得重大突破，发现北流型铜鼓的铜矿料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这一结果在第二次早期金属国际会议上发表，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接着课题组又用实验证明灵山型铜鼓的铜矿料也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科技大学的两位研究生参与了万辅彬教授的课题，陆续弄清了各类铜鼓的矿料来源。最后确认最早期万家坝型铜鼓原料来源于滇池附近及滇西地区，从而否定了泰国、越南的观点，得出铜鼓发源于我国云南的结论。还理清了铜鼓传播线路，认为铜鼓是以云南(滇西)为起点，向东、北、南三个方面传播和发展的。李世红教授等通过考察发现广西北流型铜鼓和灵山型铜鼓背有辐射状刻痕，刻痕作同心圆状排列，这种排列形状符合现代声学里所说的圆板振动模式，并发现北流型铜鼓的基频都调到浊黄钟(相当于低音1)。该项成果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被认为是该刊成立10周年来重要的有影响的文章之一。万辅彬教授与李世红教授还发现铜鼓分为公、母，从声学上看，其依据是基频的高低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先后在英国剑桥“第六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第一至第三届“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古代铜鼓与青铜文化国际会议”、“早期金属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科学通报》《物理》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并被美国《化学文摘》(CA)转载。对铜鼓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同，并被认为填补了铜鼓研究的多项空白，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铜鼓研究课题组，至今已主持和承担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多项省部级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古代铜鼓研究通讯》上100多篇，其中部分成果已结集为《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北流型铜鼓探秘》等专著出版。铜鼓是一部“百科全书”，它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反映，铜鼓研究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特别是冶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理交融的研究方法也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鉴于万辅彬教授在铜鼓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1992年10月他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2.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它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技术史的活化石，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除了研究铜鼓的铸造工艺外，还涉猎了壮族、瑶族造纸及酿酒等方面的研究。韦丹芳的硕士毕业论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广西贡川壮族纱纸工艺的研究”就是诸多成果中的优秀代表，发表在2004年《中国科技史料》上，她的研究成果还有“融水县杆洞苗寨水碾调查”、“广西壮、瑶、汉民族传统造纸比较研究”等。目前该研究室的师生正与英国剑桥大学合作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濒危传统工艺进行调查研究，已有十几人投入到该项目的田野调查中，目前已对广西隆林苗族的蜡染工艺、广西三江侗族传统建筑工艺、钦州坭芯陶的传统工艺、壮族造纸传统工艺和瑶族草医草药进行了调查，这一合作项目将长期进行下去。2003年，万辅彬教授还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铜鼓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研究，目前正在结题。 3.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1982年，广西第一位医学史硕士学位获得者黄汉儒毕业后回到广西中医学院工作，将目标锁定在对少数民族医药史料整理及建立系统理论上。但由于壮族、瑶族等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千百年来，大量历史积累下来的壮、瑶医秘方、验方、疗法散落民间，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这使得史料收集异常艰难。黄汉儒等人通过了大量田野调查，搜集、翻阅了数以百计的地方志、正史和野史，考察了绵延数百里的花山壁画、铜针、银针等民族史和医史文物；并将考古学等多学科知识运用在研究中，如1985年，广西文物考古队在武鸣县两座古墓中发现了两枚金属针灸用针，黄汉儒和他的研究生们对两枚针灸用针作了详细研究，发现了骆越民族2500年前使用的医疗用具。 黄汉儒等人历时6年，搜集到民族医药验方、秘方1万多条，民族医药手抄本、民族医药古籍及其他民族医药文物一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药物标本室和民族医药陈列馆，并对长期散居于民间的 5500位民族民间医生进行了造册登记，整理编撰了《壮族医药史》(1998年出版)，1999年，该书获得国家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的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全国优秀民族图书一等奖，并被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医史专家蔡景峰誉为“壮族医药史上的里程碑”4。《壮族医药史》填补了壮医史上医药专著的空白。 此后，黄汉儒等人整理编撰的《广西民族医药验方汇编》共收集了失散民间的民族药方几千条，是壮、瑶、苗等民族医学史的宝贵资料，并编纂了《中国壮医学》《中国瑶医学》等民族医药专著10多本，发表了数百篇关于壮、瑶医药的学术论文，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2002年，黄汉儒等人主持的“壮医理论的发掘整理与临床实验研究”顺利通过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研究院等组织的权威专家委员会鉴定，壮医药从此可称为“壮医药学”，提高了壮医药的地位。 4.壮族科技史研究。2000年，在自治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由覃尚文等30余名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壮族科技史课题组开始了《壮族科技史》的编写工作。历时2年多时间，《壮族科技史》一书于2003年出版。该书以研究壮族科技发展史为线索，贯穿了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多学科内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图文并茂，在地域处理上讲究古代与近代的结合，使古代的壮族先民与现代民族相互连接，相互印证。该书是我国有史以来编撰的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第一部壮族科技史。我国著名的科技史家陈久金先生在《广西日报》评价道：“这样规模的专门论述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科技史的专著，到目前来说尚属首次。”4可见其价值和意义。 目前，编写《壮族科技史》的专家学者们正在为研究编写《广西科技史》而紧锣密鼓地工作着，这将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又一个大飞跃。 (二)学科史 1.骨伤科技术史研究。在广西医药史研究中另一个有突出贡献的是韦以宗教授，现任北京光明骨伤医院院长。 1974年2月，在广西平南县工作的韦以宗被派往广西医学院进修西医骨科。在这里，韦以宗对西医骨科学进行了系统的研习。韦以宗发现，虽然我国的中医骨科学历史悠久，但所遗留下来的文献十分缺乏，且大多零散地存在于其他学科著作中。韦以宗萌发了撰写一本关于中医骨科发展史的想法，他用了3年的时间在广西医学院、广西玉林医学情报所的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对其中中医骨科学的内容进行了收集整理。1981年，他撰写的《中国骨科技术史》5终于完稿，两年后，时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的施杞先生慧眼识珠，在他的大力推荐下，《中国骨科技术史》得以出版。该书填补了骨科领域的空白。如今，这本书不但成为国内大中专院校的教材，还被翻译成日文，进入日本中医教育的课堂，促进了中医的国际交流。韦以宗凭借这一著作先后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出贡献知识分子奖、广西科技成果二等奖、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等奖励。《中国骨科技术史》一书的成功给韦以宗极大的鼓励，1988年他又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骨伤科教材《中国骨伤科学》610卷本。2001年、2003年，韦以宗主编的《中国骨伤科学辞典》7和《现代中医骨科学》8相继出版。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连续两天播出“韦以宗仁心铁骨”，介绍韦以宗发掘整理中医骨科学及中国骨科技术史的成就。 2.电磁学史研究 广西在物理学史方面研究成果最丰硕的是宋德生(笔名宋佰谦)，曾任广西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 1978年，宋德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有幸成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著名磁学家李国栋教授的弟子，西方电磁学发展史成了宋德生的研究方向。 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的第二年，宋德生被分配到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工作，一方面负责电子工业部的“现代化电子工业发展模式研究”的课题，一方面从事电子工程史和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通过多年对中外电磁学史的研究，宋德生对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战略策略有独到的见解，先后在国内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 宋德生的处女作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技术史著作《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该书虽只有5万多字(走向未来图书系列之一)，但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他在电磁学方面研究的代表作是和其导师合著的《电磁学发展史》，该书是他在读硕期间阅读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外文文献积累的成果，该书1981年完成手写稿，1987年才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关于静电学、静磁学、电力力学和经典电磁场论发展的科学史著作，是我国电磁学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填补了我国一项空白。该书出版后，全国有88所高校邀请宋德生做学术报告，北京大学一位资深的物理学教授给予的评价是“我为我们中国人能写出世界级的东西而感到自豪”。 宋德生在电磁学史方面的研究紧紧围绕一个“电”字，分电磁学史和电子技术发展史两条主线。单在电磁学史方面他的论文就有200多篇。 (三)科学技术与社会 1.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属于科技战略与科技管理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科技史研究的成果、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把握企业发展的整体趋势，以解决企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为目标，开展科技战略的宏观研究，体现了“以史为鉴”的特点。 2003年，万辅彬教授带领研究生共14人，开始研究编写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技术进步发展史――《技术进步――企业发展的永恒的动力――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科技进步简史》(以下简称《动力》)一书，在教学与科研服务于社会方面作了有益的偿试。该书历时一年半时间里，六赴茂名石化，四易编写大纲，五易书稿，才完成了该书的编写工作。该书不仅记载了公司技术进步的历程，梳理了公司各阶段技术发展脉络，而且还总结了公司以技术带动整个企业发展的经验，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借鉴。2005年该书正式出版，获得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高度评价，并认为是“献给茂名石化成立50周年的一份厚礼”。《科学时报》记者贺根生在《科学时报》2006年5月18日“科学・文化版”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书不仅是第一部记载茂名石化科技进步的史书，也是迄今出版的首部中国企业科技史书，为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专门为一个企业技术进步立碑树传的专著，《动力》在我国却是第一本……它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为科技史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9 企业技术进步发展研究可谓是给科技史研究开拓了又一片新的天地。 2.科技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属于科学文化研究范畴，科学文化研究是科技史研究的延伸，有助于进一步凸显科技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以科学发展与文化演进的互动为研究对象，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传播和整合。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万辅彬教授就和南开大学的刘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博士生田松等人倡导开展科技人类学(科学人类学)的研究。2002年，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南宁举办了中国首届科技人类学研讨会，到会的有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北京大学刘华杰副教授等许多著名专家。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万辅彬教授、秦红增教授和韦丹芳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科技人类学的论文，如万辅彬的《科技应用：科技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走向》，秦红增的《天人合一：从神话到哲学的文化嬗变》，黄世杰的《揭开蛊毒之谜》等等。 (四)科学精神、科学方法 科技重大事件往往是科技发展的里程碑。每当世界出现重大科技事件，梁国钊都会以特有的专业敏感性密切注意事态进展，从自己研究方向的视角给予理论思考，如超导热、克隆热、非典的出现都引起了他密切关注。其中关于超导热的《超导研究突破的方法论启示》，一发表就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中对超导材料选取的哲学预言很快被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刘宏宝的实验证实。“非典”期间，梁教授密切注意非典病原探索的进展，并适时组织了《论钟南山精神》、《非典病原发现的方法论反思》、《非典病原探索中假说方法运用的反思》3篇论文，分别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医学与哲学》和《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连同《浅析日本“诺贝尔奖计划”的可行性》、《从结构方法学到面向对象方法学》一起5篇论文，一年内在科技哲学全国四大专业杂志发表，这在广西科技哲学界处领先地位，在全国科技哲学界也不多见。 现代科技重要人物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现代科技舞台的主角，研究他们具有重要的意义。梁教授第一篇专门研究重要科技人物的论文《爱迪生科学方法研究的特点》发表在《学术论坛》上，迅即被多杂志转载。其专著《科研与道德》是国内出版最早的科学道德方面的著作之一，而《失败的科学》则作为国内第一本从方法论视角系统研究科学失败的案例式专著。 梁国钊教授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发表著述约170万字，包括5本著作(其中1本2人合著)。论文约70篇，科普文章120余篇。这些著述有18篇(部)被《新华文摘》等7家报刊转载、索引。 从事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研究的还有广西大学物理系的阳兆祥教授，他的论文如《爱因斯坦与马赫》《牛顿的绝对空间的再认识》等都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1992年，阳兆祥教授负责组织了该年在广西大学逸夫楼举行的“纪念德布罗意诞辰暨量子物理史学术讨论会”。 (五)其他 广西民族学院的李瑶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科技史研究。她是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科技史学的第一人，曾先后师从教育家陈鹤琴、史学家扬荣国等先生。其著作《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问世后获得了较好的评价。她的科学史方面论文涉及了教育、天文、医学、历史等多个领域，如《珍重先进成果正视落后原因――中国古代科技教育初探》系列文章等20余篇。 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容志毅教授师从姜生教授从事中国道教文化史研究，主攻道教科技史。完成国内外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4项，出版道教史专业著作4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 1987年，原广西科协副主席王铭洛等人进行了陶瓷科技史方面研究，发表了论文《陶瓷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对殷商“白陶”的科学探讨》，该成果1988年获自治区科协优秀论文奖；郑连第等人还对广西的灵渠进行过较详细的研究，1986年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了《灵渠工程史述略》一书。广西大学的罗汉军对中国建筑史研究有较深造诣，曾在《中华建筑》上发表《中国建筑空间意识的形成与发展》(1995年第2期)等多篇论文。 另外，蒙绍荣教授的科技史方面代表作《历史上的炼丹术》获得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并于1996年被评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4月与人合著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晋卷》列入国家社科规划“九五”重点课题。 三、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与特色 (一)经验 回顾60多年来广西科技史研究发展历程，广西科技史研究人员由少到多，研究方向由一元到多元，研究范围由区内到国内再到世界，研究成果不断，在国内外同行中影响日渐增大。其经验可概括为： 1.科技史研究者重视打实打牢基本功。科技史家杜石然提出搞科技史研究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西科技史研究成果突出的学者，如梁国钊、万辅彬、宋德生和黄汉儒等，虽多是理科出身，但正是因为他们读书破万卷，在文科方面有深厚的功底，科研时坚持文理兼融，所以，在多个领域研究都取得可喜成果。另外，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交叉点上寻找生长点，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等，也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经验。 2.紧紧抓住少数民族地区特色选题开展研究，并不断推陈出新。如黄汉儒的医史研究，从壮族医学史研究发展到苗、瑶等少数民族的医学史研究；万辅彬教授从早期的铜鼓研究，发展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再发展到如今的科技管理与科技战略、科技考古、传统文化研究等，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抓住了少数民族地方特色的基础上，不嚼“别人嚼过的馒头”，推陈出新，从而开拓新的领域。 (二)研究方法特色 1.注重田野调查 由于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如壮族、苗族、瑶族等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故千百年来，这些民族的“科技史料”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而主要以传统工艺、民间传说和口碑史形式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第一手资料往往要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获得，如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开展的少数民族医药资料挖掘整理工作，资料的重要来源就是田野调查；广西民族大学进行的科技史研究，田野调查是重要的方法。像铜鼓研究、《贡川壮族纱纸制造传统工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和《壮族医学史》等等研究都得益于田野调查。 2.注重科技考古 黄汉儒等人开展的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运用了大量的科技考古手段。万辅彬教授领导的极有地域特色的铜鼓研究，运用金相分析、频谱分析、同位素分析等一系列现代科学实验手段，对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进行二次信息提取，揭示了其技术奥妙和科学内涵，并先后在《科学通报》《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核心期刊，这都是运用科技考古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3.注重与人类学结合 人类学在地方性知识研究方面有丰富的积累，很多方法值得借鉴，如壮族医学史研究、瑶族巫医与草医研究、南方巫蛊的科技人类学考察等，都是科技史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四、建 议 推进广西科技史研究深入发展，除坚持以往的成功经验外，还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应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 不断进行交流总结，是科学创新精神得以永续不衰的保证。如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该实验室能培养出11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其经验就是该实验室在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倡导自由的学术氛围下，频繁进行学术交流和问题讨论。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在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积极活动下，广西科技史研究异常活跃，参加研究的人数多，人员覆盖面广，从而培养了许多广西今天的科技史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如侯德彭、万辅彬、梁国钊等等。如今，虽然研究会还在，但各种活动却相对少了很多。所以，应重新发挥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作用，以它为纽带，推动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并交流经验，鼓舞斗志、相互启发、共同发展。 (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一是组织一支热爱科技史的多学科青年队伍，在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尽快成长起来；二是加强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优秀的本科生是研究生良好的生源保障，优秀的研究生为研究工作的开始创造有利的条件。三是提倡业余和兼职研究并重。 (三)建立科技史图书档案馆 档案馆可以为科技史研究提供众多的图书资料，还可收集广西濒危的传统工艺品、档案资料、民俗民歌、古籍和仪器等，另外也可以收集著名科学家的手稿、书信等。这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技史论文:经国以自强为本教育以人才为先武汉大学:自强 弘毅 求是 拓新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让我们看看武昌起义前后，湖北自强学堂向武汉大学的转变历程。 1893年11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朝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这座新式高等专门学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外语)、算学、格致、商务4门，重视科技教育。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1896年，矿务、化学学堂并入自强学堂，后者增加自然、工程教育。方言一门逐步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东文(日语)5门。自强学堂是晚清洋务运动后期建立的一所新式科技工矿学校。 1902年10月，自强学堂迁往武昌东厂口，改名方言学堂。课程设有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方言学堂因教育经费紧张被迫暂停办学。此后湖北时局动荡，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迅速灭亡，方言学堂无法立即复校，办学中断。 1913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规划在全国设立6所高等师范学校，决定以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9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9月，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国立武昌大学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设有大学部和文、理、法、经、医、预6科、17个系、2个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汉大学，下设文、法、理、工4个学院。1929年2月，法学家王世杰成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位正式校长。他认为国立武汉大学不能满足于现有的4大学院，提出要把学校办成拥有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的万人大学。1930年3月，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l期工程正式开工。1932年3月，学校由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1934年武汉大学由于体育成绩显著曾受到民国教育部表扬并通令全国大专院校，授予时任体育、卫生主任为教会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体育教学方案执行人。1935年，学校开办研究生教育。1936年，学校成立农学院，从而发展成为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5个系2个研究所的综合大学。 1937年，国立武汉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浙江大学统一进行招生考试，从而跻身“民国五大名校”。同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发动“七七事变”，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此后上海、南京相继被日军占领，武汉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国共两党大量政治军事人士云集珞珈山校园指挥对日抗战。1938年，因日军攻打华中地区，国立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四川乐山继续办学，农学院并入国立中央大学。武汉沦陷后，日军将武大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1日，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复校委员会，1946年10月，学校迁回武昌珞珈山，恢复农学院。1947年，学校设立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形成了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21个系8个研究所。国立武汉大学是武大百年历史中办学质量最高、国际影响最大的阶段，至今仍无法被超越。 1950年，武大副校长吴于廑教授在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动员大会上，把“国立武汉大学”牌楼按由左至右顺序来读，以《学大汉武立国》为题，作精彩讲演，使师生员工深受鼓舞。“学大汉，武立国”从此名满天下。武汉大学的理工科也一直有着优秀的传统。 1993年，自强学堂建校100周年之际，校务委员会审议决定，武汉大学新校训为：“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自强”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自尊自重，不断自力图强，奋发向上。武汉大学前身为“自强学堂”，其名也取此意。 “弘毅”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语。意谓抱负远大，坚强刚毅。武汉大学20世纪30年代校训“明诚弘毅”就含此一词。 用“自强”、“弘毅”，既概括了上述含义，又体现了武汉大学的历史纵深与校风延续。 “求是”即为探索规律，追求真理。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拓新”，意为开拓、创新，不断进取。 概言之，武汉大学新校训的整体含义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树立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刻苦学习、积极奉献的伟大志向，以坚毅刚强的品格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绩，办好社会主义的武汉大学，不断为国家作出新贡献。 目前，在科技教育方面，武汉大学积极利用自身的科技、智力资源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方式，与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共同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平台，联合创办了7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学校还参与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在南北极科学考察、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等科技攻关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马协型、红莲型杂交稻，高频地波监测雷达，GPS全球卫星定位与导航，高性能混合动力电池等应用型科技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理论价值，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则充分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积极探索关系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保证和智力支持。大型汉语工具书《故训汇纂》、译著《康德三大批判新译》、学术专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等成为新时期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求知在武大，成才在珞珈。武汉大学率先提出“创造、创新、创业”教育的新理念，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人才，积极探索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自1893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至今已经历了118个春秋，这悠长的历史纵观全国高校也难有几个能匹敌。这些年岁中有进步、有失败、有革命，更有发展，武大人心中那厚重的历史感和责任感常常是其他大学的人无法拥有的，而闻名遐迩的珞珈山校园中随处散发的文化底蕴更仿佛是自然天成。 百年名校，人文荟萃；珞珈山下，卷帙飘香。值得特别一提的是，600多万册馆藏图书，居全国高校第2位。曾在武大任教的易中天教授曾经说过，武汉大学的图书馆是当时吸引他来到武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科技史论文:十七大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带来历史机遇 2007年10月31日下午，科技部三里河机关火炬中心会议室。北京用友软件集团、北京启明星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微点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华为公司驻北京代表处等10余家民营企业代表与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领导和专家们共聚一堂，共话“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主办，科技日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与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杂志社共同承办。 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刘振堂主持。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会长韩德乾在会上指出：“民营企业要把十七大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以十七大精神为动力，肩并肩手拉手共同创建美好明天。” 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汤东宁介绍了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和心得体会，他认为，学习十七大要明确十七大有哪些新观点、新思想、新主张、新任务。 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张序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七大召开是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关键时期，意义非常重大。主要体现在：第一，十七大是一次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意志的会议，确定了今后党和国家路线。第二，十七大准确指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审时度势做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同时，明确了奋斗目标：到２０２０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三，十七大把科、教、文、卫明确提出，并将科技与经济紧密联系一起，提出科技是国家战略核心，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必须以科技为支撑。 针对民营企业发展，张序国指出：十七大完善了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民营企业迎来大好发展机遇。张序国指出：“民营企业应做好思想准备，把握十七大机遇，认真理解十七大精神，为进一步谋划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真正做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品牌。”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习委员会主任彭树堂说，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自己很有感触：民营科技企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实践成果。改革开放３０年，民营科技企业这条路是科技工作者探索出来的，是科技知识分子的一个创举！” 在聆听各领导谈话后，企业代表根据自身体会和企业实际情况讲述了各自看法。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赵武进书记说，自十七大召开以来，公司员工都在关注十七大、学习十七大。此间，员工受到很多教育和鼓舞。为了贯彻十七大精神，企业将加大力度搞自主创新，在自己强大同时不忘回报社会。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感言道，民营企业发展真正敢上了好时代，国家给予了自主创新战略性高度，这给了我们民营企业发展机遇，民营企业的创业、生存、成长之道，就是自主创新。但是，民营企业发展着实有很多困难，在自主创新道路上我们需要更多呵护，需要好的创新环境和成长空间，呼吁国家能够在这方面给与更多支持。这引起了与会企业代表共鸣。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十七大给了民营科技企业以历史性机遇。现在正是民营科技企业快速发展黄金时期，民营科技企业应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握机遇，继续担当自主创新的生力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自己贡献。 史家小学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始建于1939年，是一所享誉全国的京城名校。1991年，学校明确提出了“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明天”的指导思想和“三全三爱三服务”的办学宗旨。1992年，卓立校长确定以“和谐教育”为学校的办学理念。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屡经修缮改造，以“绿色校园，科技校园、艺术校园，和谐校园”为指导理念的现代化史家小学新校舍于2005年5月8日建成，学校在原有基础上迈上了新的台阶。 近些年，学校先后被评为东城区以及北京市中小学校园环境示范校，东城区科技示范校，市级德育先进校、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外事工作先进单位、教育科学研究先进学校、少先队工作特色校，先进教工之家、小学学生营养工作好单位，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评优成果突出校。学校少先队大队获市“星星火炬”奖。同时史家小学还成为中国最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俱乐部成员之一。 这是一所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无论在艺术、体育还是科技方面，学校师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06年3月，中国科协与史家小学共同投资建设的一个试验项目――史家小学科学教育资源中心成立。资源中心的主体为学校科技馆，由科技馆主馆、科技长廊、创新工作室、木工房以及三个科技教室组成，它不仅为史家小学及周边社区青少年提供免费科学实践的机会，更为学校的科技创新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多年来，学校坚持将科技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开展科技教育活动，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朱一帆同学设计的夹心肥皂，曾获得北京市优秀发明奖。刘岸同学发明的刻度毛衣针，获得了第八届北京市发明展览铜牌，并获得国家专利。石天旭同学设计的新型饮料瓶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异想天开》栏目播出。潘丹琳同学发明的防“非典”游戏棋和讲卫生好习惯游戏棋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30分》《东方时空》《大风车》等栏目报道；她于2006年5月发明的奥运礼仪棋获得了第五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银奖；在《中国少年报》《北京晚报》《中国科技奖励》杂志和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拍摄的《小小少年的发明故事》中，分别刊登和报道了她的事迹。 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伟大祖国即将迎来60华诞之际，在国际天文年的钟声敲响之后，史家小学的师生们充分发挥聪明智慧，在天文科学知识普及和创造发明活动中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绩，为学校的70周年大庆献上了一份厚礼。在张培华老师的辅导下，刘健庭同学发明的绿激光寻星仪获得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金雨晴，李珏菲发明的新型光路演示箱获得了二等奖，刘听睿，吴惠琳、李昕钰发明的夜光书在北京市中小学生天文观测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学校师生申报了5项国家专利，另有4项发明正在设计之中。 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型教师，史家小学拥有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的科技教师队伍。孙雷老师不仅在模型制作方面是个行家，在发明创造中也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发明的书包曾获得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金奖。张培华老师不仅在天文科普教育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创新教育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辅导的学生频频获奖，获得专利，他本人也拥有多项专利，曾获得香港国际专利发明博览会金奖。 中国科技史论文:中国翻译史上的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之比较 摘 要：从明末清初至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了两次翻译高潮，即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它们在翻译形式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在延续时间、译者队伍、著述情况及翻译主张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关键词：科技翻译 西学翻译 相同点 不同点 1.引言 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会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与当时的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科技著作，由此引发起科技翻译高潮，被称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有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及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与这次科技翻译高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9年以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活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向西方探求真理，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掀起了西学翻译即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是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等。我国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与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本文略谈两者的相似点，着重讨论两次翻译活动在延续时间、翻译形式、著述情况、翻译主张、翻译影响和意义方面的不同之处。 2.两次翻译高潮的相同点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前的西学翻译都采用过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在科技翻译时期，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开了“中西合译”之先河，熊三拔、汤若望皆仿效此法与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陆续译出一些西方典籍。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翻译高潮前期，不审西文的中国士大夫与粗通中文的来华传教士也使用了中西合译的译书之法，他们中比较有名的是英国的伟烈亚力、傅兰雅和中国的李善兰、徐寿等。鸦片战争以后 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广学会等都有多部合作译著问世。 3.两次翻译高潮的不同点 中国翻译史上第二、三次翻译高潮由于涉及不同的翻译实践，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的思想方法，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 从延续时间上看，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将近一二百年的时间。而西学翻译活动则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止于1919年前夕，持续了八十年左右的时间。 两次高潮的译者队伍也存在很大差异。科技翻译时期，在我国从事翻译的主要是外国来华的耶稣会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罗明坚、熊三拔，西班牙的庞迪我和日耳曼的邓玉涵、汤若望等以及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冯应京、李天经等。西学翻译时期译者队伍比前一时期得到壮大。冯桂芬把翻译工作提到了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高度。著名的翻译评论家马建忠主张振兴翻译事业以挽救民族危亡。梁启超在当时的维新派领袖人物中较早地译介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严复被称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他学贯中西，首倡翻译标准，一生译著颇丰，是近代卓越的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林纾被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他第一个把西方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1］(P91-92)康有为赞之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从著述情况来看，明末清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共译书400余种，其中有关科学的占130种左右，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译著就多达75部。［2］(P447-448)从学科上来说，天文学和数学是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洋科学的中心。“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耶稣会士翻译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徐光启共译历书一百几十余册。这一时期的典型译著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等。在西学翻译时期，国人主译或国人与国人合译作品大大增加。严复独自完成了11部译著，其中他所译《天演论》、《原富》等“八大名著”最为有名。林纾一生翻译的西洋小说约有180余种，共一千数百万字，是其他译者无可企及的。［3］(P120-121)林纾的代表译著主要有《巴黎茶花女逸事》、《黑奴吁天录》、《伊索语言》等。 从译论发展情况看，明末清初，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的翻译家未能留下系统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在一些著述中所阐述的对翻译的看法却极具创造性。徐光启强调求知，求真理，和抓重点，抓“急需”。他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主张“借我华言，翻出西义”并指出“学者之病有四：浅学自，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锢习，三也；恶闻胜己，四也。”杨廷筠指出了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急迫性，“……而我华人，又鲜肯虚心参究与其功力者。所以后先数辈，率皆赍志以殁，而学不尽传。”王徵提出了翻译资用思想，并指出在翻译材料选择上，应重“关切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之所急需”者。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时期，则在我国的翻译思想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马建忠提出“善译”说，指出译文应“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他还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建议设立翻译书院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道：“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议之理；三曰，养能译之才。”“三义”论从译材选择，译名统一及译才培养三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精辟的理论论述，时至今日仍具有借鉴意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明确提出了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这著名的翻译“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4］(P65-71)他还提出了“达旨”或“译述”的翻译方法并主张重视“译才”。林纾主张“存旨”，要求翻译达到“神会、步境、怡神”境界。他 强调指出，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5］(P48-51) 4.结语 明末清初进行的科技翻译，促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但这一时期没有留下宝贵的翻译理论财富。从鸦片战争至前的西学翻译时期，中国的翻译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翻译论争非常激烈，翻译理论精彩纷呈，取得重大发展。总的说来，两次翻译高潮推动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在中国翻译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需要把培养年轻一代的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历史课堂教学在中学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对学生进行科技教育的主阵地，历史教学在提高学生的科技素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探讨： 一、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 科技教育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对科技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妥善处理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十分必要的。简单机械的传授只会使学生静态、被动地吸收知识，变成科技知识的“存储器”，而不是科技观念的传承者和科技意识的实践者。只有让学生获得切身体验和直接经验，才能帮助学生树立对科技正确的价值观。 在七年级下册《科学技术（上）》的教学中，我有意识地将课后的思考题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引用大量的资料，仔细分析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详实地论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帮助学生树立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观。 二、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 科技素养的培养首先取决于学生对科技知识的掌握程度。现有的历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史内容，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运用各种手段，在课堂上营造出浓厚的求知氛围，激发学生对科技的持续兴趣，进而引导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在有效了解科技知识的基础上，尽可能使学生领略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不为某些假象所迷惑，从而提高对科技知识的理解能力，这是进行科技教育的基本体现。 如在讲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课中的“詹天佑与京张铁路”一目时，教师上课时用预先制作好的青龙桥地段的复杂地形模型，给学生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请他们提出减缓坡度的方法，并根据当时的条件选择最佳方案。同学们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由于是亲自动手实践得出的结论，印象就特别深刻，物理学上的力学等概念也显得容易理解了。通过动手实践，学生领悟到科技需要学习，更需要创造的道理。 三、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探究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探究者。而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新课标突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的基础是探究，没有探究就不可能有创新。 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为了人类的光明，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究、失败、再探究，终于发明了电灯。科技探究是新课标的灵魂，科技探究能力是在学生探究性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教学中，教师必须向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学生亲自参与实践，体验科技探究过程的曲折和乐趣，学习科技方法，发展科技探究所需的能力并增进对科技探究的理解。在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时应注意通过各种教学资源，以保证活动的落实，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课堂上进行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究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经历科技探究过程，使学生在不断的活动中，学会科技探究，在探究中提高自己的科技素养。 四、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实践能力 同志曾经说过：“实践出真知”，自然界丰富多彩、奥妙无穷，如果学生在课堂上面对教师苍白的讲解和书本的文字，对历史学科就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不可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因此，教学必须注重它的实践性，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让学生走进大自然这一魅力无穷的殿堂。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实践活动。如在讲到“改革开放”时，指导学生调查了解自己家庭或家乡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变化。或问自己的父母长辈，或走访乡镇企业，或看城镇街道楼房的日新月异，或了解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学生自己去感受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活动，写成历史小论文或调查报告，最后组织学生把各自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实践活动能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往合作能力，使学生更深切地感受到历史学科在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中的广泛作用，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科技研究的方法，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通过历史课堂的科技教育，提高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养成科技思维的习惯，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科技价值观，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寓科技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以积极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社会、他人和自己，同时以科学家的敬业精神鞭策他们，增强学生迎接挑战的能力。 （作者单位 江苏省沭阳县怀文中学）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创新及会计理论发展:历史轨迹与基本影响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而技术是人类为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客观规律和物质世界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造人工自然系统的活动，并由此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自十六世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科学就与技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管理思想和方法推陈出新，会计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也在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后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本文沿着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结合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分析科学技术创新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并从成本管理会计的视角系统地阐述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重大影响。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 (一)近代两次技术革命及其影响　―是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始于十八世纪60年代，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为背景，革命的中心在英国和意大利。这次技术革命揭开其序幕的是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而主要标志是蒸汽机的广泛应用。1712年第一台蒸汽机的出现，使热能转变成为机械能。后经瓦特的改进和创新，在1765年首创单动式蒸汽机和在1782年制成双动式蒸汽机，并能够驱动机器直接进行生产。其大大推动了纺织、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等工业的迅猛发展和交通运输工具实现蒸汽动力化，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英国工业革命也正是从新兴的纺织业开始并于1830年达到高潮，到十九世纪60、70年代，美、法、德等国也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将社会生产推进到机器时代。二是近代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70年代，主要标志是以电机为代表的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1866年，号称近代德国科技之父的西门子，以电磁铁制成了发电机，为电器工程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1866年电机发明并在1875年前后用于工业生产，大大改变了动力设备和生产过程，随后又解决了远距离输电问题，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地方条件的限制。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电机、电话和电灯这三大发明在美国兴起了一场电力技术革命。1882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实现了电力技术产业化，完善了欧洲的钢铁、化工和电力三大技术，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也完成和发展了汽车、飞机和无线电技术这“三大发明”。人类历史跨进了以电作为动力、照明、通讯生产的“电气时代”，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张，并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发生了飞跃。 (二)现代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　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40年代，是以原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首先发生于美国，其后发展至欧洲及世界各地，世界科技的中心转向美国，美国开始领导世界科技的潮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又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发生了原子物理学的革命，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揭开了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建成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并制成了第一颗原子弹，开始了人类利用原子能的新时代。1945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给人类带来了生产自动化、科学实验自动化、信息自动化，生产效率成倍增长。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空间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式。第三次技术革命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都是历史上空前的。它不仅显著地改变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而且改变着社会阶级状况和国家关系，为战后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第一产业急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 二、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及其对学科发展影响 (一)新科技革命的概况与基本特点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为代表的第四次科学革命兴起于美国，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在以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横向科学、综合科学发展的推动和影响下，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信息科技(IT)革命(有人称其为第四次技术革命)于二十世纪70年代兴起，并在二十世纪90年代后得到发展。新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九大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新能源新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环保技术。新科技革命的特点表现在：一是规模大、范围广。这次新科技革命在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和生产技术的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是整体化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科学揭示了自然界更深、更广、更久远的层次和各种极限状态下的物质运动规律；另一方面，系统科学与生命科学正逐步阐明与人类关系更密切的各类复杂系统的行为规律。三是综合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以基础自然科学新成果为先导的高新技术成为现代技术体系中的领导者。各门类技术相互渗透与促进，并在某些技术领域围绕一个大问题或大目标的解决与实现而形成庞大的综合性技术群。四是科学对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指导了技术革命，而技术革命又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的过程大大缩短，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如果说前三次科技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工业化社会，那么这次新科技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后工业化社会”，即信息社会。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使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交易方式和货币电子化、企业虚拟化和学习化的趋势大大加强。 (二)新科技革命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学出现了高度的分化和综合的趋势：一方面科学的分支越来越多且细；另一方面，在各个学科之间又出现了一系列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这些学科的产生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产技术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迅速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边缘学科。边缘学科是对现实世界不同层次的交错点进行研究，在两门以上学科的结合上成长起来的学科。它们是应用一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另外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使不同的科学方法和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揭示物质世界不同层次的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二是综合学科。综合学科是以特定的物质世界的客体为对象，采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之进行研究的学科。例如：计算机科学、空间科学、环境科学和材料科学等，它们都是原有学科在相互交叉、互相渗透的基础上又产生的一批综合性学科。这标志着现代科学向综合化、整体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反映了人们希望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客观世界。三是横断科学。它不是以客观物质世界的某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为对象，而是以许多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的某一个特定的共同方面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因此其研究对象覆盖各门学科的横断面，带有方法论的性质。例如： 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老三论”)与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新三论”)等。“三论”所代表的新兴基础科学不同于以往的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对象是许多物质运动形态和过程中某一共同的侧面，即从不同侧面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以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三、科技创新对会计科学体系发展及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一)科技创新对近现代会计科学发展的影响 一是近代会计。会计之所以能从古代会计跃进到近代会计阶段，科技进步发挥很大的作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要求改进和提高记账方法。1494年，卢卡・巴其阿勒《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的出版被认为是近代会计开始的里程碑。但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仍比较缓慢，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才有了较大地发展。特别是适应大生产需要的股份公司的出现，对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引起了会计服务对象和内容的变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业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社会化和激烈的竞争要求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核心是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随着泰罗制的广泛应用，“会计如何为提高企业的生产和工作效率服务”的问题产生。作为初步尝试，一些与此相联系的方法开始引进人到会计中来，如“标准人工成本”及其延伸出的“标准材料成本”、“标准制造费用”和“成本差异”等。1919年美国成本会计师协会成立，推动着标准成本会计突飞猛进。这一时期，会计方法比较完善，会计科学也比较成熟，而成本会计的产生也被认为是会计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二是现代会计。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分离。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战后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并广泛应用于生产，使生产力迅速提高；资本进一步集中，企业规模日趋扩大，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经营更趋复杂。特别是股份公司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得到很快的发展。股份公司是以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为特征的，为保护“外部利益人”所有者的利益，逐渐形成了以对外提供信息为主、接受“公认会计原则”约束的会计，即财务会计。同时，为适应企业内部管理更加合理化、科学化的需要，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直接冲击了泰罗科学管理理论而代之以现代管理科学。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功应用，为现代管理会计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早期管理会计的技术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拓展了会计的管理职能，即从解释过去转为控制现在和筹划未来。基于管理当局的对内部会计信息的需要，管理会计逐渐地同传统会计相分离并形成一个与财务会计相独立的领域。二十世纪60年代，管理会计的各种专门方法和基本体系初步确定，现代管理会计的出现是近代会计发展为现代会计的重要标志。会计新学科的出现。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显现，信息技术特别是Intemet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更是使人类跨入到信息时代。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也必须融入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潮流中，以适应和服务于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所以会计呈现出新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国际会计的产生发展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会计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电算化会计，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会计信息处理从手工逐渐发展到电算化，这是会计操作技术和信息处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对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促进电算化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电子商务会计，电子商务作为商品贸易形式中的新兴方式，已逐渐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它打破了传统贸易形式的时空间限制，使企业与消费者、合作伙伴及供应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得到极大的增强，大大加速了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作为电子商务与传统会计的结合物――电子商务会计的出现，对传统会计的确认基础、计量标准、报告内容及至整个财务会计的理论框架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科技创新对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如果说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簿记完成了向近代会计的历史跨越，第二次科技革命促进了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质的飞跃，那么，第三次科技革命则使现代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得以建立从而形成现代会计学科体系，而新的科技革命则使企业管理向集成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会计管理范式趋于虚拟化。我国学者王开田指出，会计管理范式的创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会计假设虚拟化与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会计假设虚拟化。会计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企业之间相互渗透，很难分清会计主体的边界，传统意义上的会计主体假设已不复存在，相应地持续经营与分期核算假设也就失去了基础。二是会计程序及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会计程序的创新。由于会计假设的动摇，传统“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簿报表”的会计行为程序已不再适用，而是改为事件驱动方式(Event Driven)，即平时只是将原始信息分类输入数据库中，把信息使用者所需信息按其动机分类，并按分类设计程序。当使用者需要某种信息时，使用不同的事件程序，就可获得不同的信息，实现会计信息的及时组合。三是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传统的现金制和权责发生制已经不适应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金流动制的确认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全面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的损益状况，又能反映现金流量、存量、流向和流速以及企业的偿付能力和应变能力，能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客观的信息并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此基础上，公允价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属性也必然更广泛使用。四是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信息成为主要的经济资源，因而无形资产或虚拟资产已经成为会计反映的主要对象。五是会计规范的创新。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社会中，会计规范标准有逐步趋同的趋势，逐步趋同的高质量会计准则应该成为全球会计规范的准绳。六是会计报表的创新。会计报表格式上多样化，项目编制上按会计要素创新能力和获取知识能力、信誉度进行排列，体现会计要素的质的区别；内容上不仅反映有形资产、历史成本信息、财务信息，还应反映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信息和非财务信息；方式上即采用适时报告、互动式按需报告和报告的无纸化。 四、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影响：以成本管理会计为例 (一)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及其对成本管理会计的冲击科技创新与发展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具体体现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是由各计算机功能软件集合成的一个整体系统，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测试(CAT)、电脑辅助工程(CAE)、弹性制造系统(FMS)和管理信息系统(MIS)等多个系统，将“人”、“设备”、“信息”汇成一个协同的整体，以实现生产自动化、弹性化，达到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和灵活生产的目的。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弹性 化适应了市场消费的个体化；企业中对信息系统特别是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准确性要求更高；使企业生产高度自动化，大量需求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企业的生产管理组织也要重组，改变以往的部门而以作业组(Work Team)为中心组织。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发展使成本管理受到冲击。主要体现在：一是成本结构的变化将导致产品成本计算不正确。在新制造环境下，成本的构成比例发生了变化，电脑辅助生产系统使得人工成本比重大大降低。但制造费用剧增并多样化，其分摊标准如果只用人工小时已难以正确反映各种产品的成本。另外，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也会大幅增加。二是成本控制与管理困难，控制方法发生变化。传统成本管理会计，将预算与实际业绩编成差异报告，即将实际发生的成本与标准成本相比较。在新制造环境下，这一控制系统将产生变化。例如，为获得有利的效率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片面追求大量生产，造成存货的增加；为获得有利价格差异，采购部门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原材料，或进行大宗采购，造成质量问题或材料库存积压等。因此，成本控制方法将发生变化。例如：成本控制中心由各责任中心变为作业组；作业成本法得到应用等。 (二)科技创新引发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创新及其带给成本管理会计的新技术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管理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创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发展就源于企业制造环境的变化以及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成本管理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一是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asting，ABC)与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 Management，ABM)。作业成本计算是指以作业为间接费用归集对象，通过资源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资源费用到作业上，再通过作业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作业成本到产品或顾客上去的间接费用分配方法。作业成本计算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制造费用的分配上，它克服了单纯以直接人工成本等标准分配制造费用的局限性，按引起制造费用发生的各种成本动因将间接费用和辅助成本更准确的分配到作业、生产过程、产品、服务及顾客中。因此，ABC法较传统成本计算方法更为精细，成本数据更加准确。作业基础管理就是利用作业成本计算所提供的信息，将成本管理的起点和核心由“产品”转移到“作业”层次的一种管理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求、实现投资者报酬价值最大化而运行的一系列有密切联系的作业的集合体，企业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而资源消耗的同时又是价值的积累过程，即价值从一个作业转移到下一个作业，最后全部累积到最终的产品或劳务―全部作业的集合也是全部价值的集合。因此，作业链又表现为价值链。从购买产品或接受劳务的顾客那里收回的价值，形成企业实现的收入，收入补偿完成各有关作业所消耗资源价值总和后的差额，即为企业利润。作业成本管理要求成本管理深入到每一作业，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防止资源的消费，最大限度地提高从顾客那里回收的价值，以实现预定的经营目标。它将企业的工作流程视为一系列作业的集合，根据市场的需求，以顾客订单为起点，从后向前确定相关作业，核定作业消耗量、作业成本，揭示成本动因，进行成本动因管理、作业管理，以提高作业运行效率，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 二是适时制(Just In Time System，JIT)与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 Management，TQM)。JIT是一种严格的需求带动生产制度。要求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紧密协调配合，原材料、零部件、产成品要保质、保量并适时地送到后一加工(或销售)环节。其目的是使原材料、在产品及产成品等各类存货保持在最低水平，尽可能实现“零存货”，以降低存货成本。在存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会计人员为简化存货计价，可能采用倒推成本法，即当产品完工或销售时，倒过头来计算在产品、产成品等生产成本。TQM是二十世纪60年代从传统质量管理发展起来的，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企业竞争的战略武器和由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驱动的、持续改进产品质量的管理哲学。TQM是一项通过多种政策和实务确保产品或服务超过顾客期望的技术，包括提高产品功能、可靠性、耐用性和服务性。成本管理被用来分析不同设计的成本后果、质量和提高质量的各个方面，包括停产、生产缺陷、浪费的人工和原料、服务电话的数量、顾客抱怨的性质、质量担保成本和产品召回。TQM的目标就是公司在生产的各环节追求产品“零缺陷”，并由顾客最终界定质量，从而建立品牌忠诚度并帮助企业更快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三是是目标成本法(Target Costing)与生命周期成本法(Life-cycle costing)。目标成本法是从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直接产生的一种方法，它以给定的竞争价格为基础决定产品的成本，以保证实现预期的利润。即以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和企业目标利润倒推出目标成本。生命周期成本法是估计和累计产品或设备整个生命周期成本的方法和程序。这里的“生命周期成本”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只是从产品和生产企业角度看成本问题，即所谓生产者成本，而进一步拓展到同时从产品的使用者视野看成本问题，即使用者成本。也就是说，生命周期成本识别的是一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从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到产成品的配送及服务的全部步骤)，而传统的成本仅仅关注第三个步骤生产成本。 四是标杆管理(Benchmarking management，又称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日文为Kaizen)。所谓标杆(或基准)就是以公司外部或内部最优的业绩标准来衡量自身的生产活动。标杆管理是一个过程，企业通过它识别关键成功因素，研究其他企业(或企业内其他部门)的最佳实践，然后实行改进措施以追赶或打败竞争对手。Kaizen具有“持续不断改进”之意，持续改进是一种管理技术，起源于日本生产商对质量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所以，持续改进常与标杆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联系起来。它意味着管理人员不是一次性地确定基准，而是持续不断改进提高的过程。基准和持续改进被称为“永无终点”的比赛。Kaizen成本计算是指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进而致力于现有产品的制造阶段逐步降低成本。为此，经理人员和管理会计师必须深刻洞察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进一步改进的潜力，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使生产经营经常处于不断改进的状态中。 五是企业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与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BPR是一种创造企业竞争优势的过程，企业按客户的需求对现有经营过程进行思考和再设计，重新组织其生产与管理职能，利用新的制造、信息技术及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打破传统的职能型组织结构，建立全新的过程型组织结构。在全球竞争压力激增的情况下，许多企业都视流 程再造为降低管理生产成本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对企业战略竞争优势的再思考，而成本管理通过提供相关的信息支持流程再造实施。与科技创新与发展历程相联系。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经历了从MRP、MRPⅡ到ERP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中，MPR主要对制造环节中的物流进行管理，使企业达到“既要保证生产又要控制库存”的目的；而MRPⅡ则集成了物流和资金流，将人、财、物，时间等各种资源进行周密计划，合理利用，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MRPⅡ主要面向企业内部资源计划管理的思想逐步发展为怎样有效利用和管理整体资源的管理思想，ERP随之产生。ERP在功能和技术上超越了传统的MRPⅡ，它是以顾客驱动的、基于时间的、面向整个供应链管理的企业资源计划，将供应链、企业业务流程和信息流程都囊括其中。ERP的核心管理思想就是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将设计、制造、销售、运输通过集成进行各种相关的作业，为企业提供了对质量、适应变化、客户满意等关键问题的实时分析能力，是实现制造企业整体效益的有效模式。也为企业的成本管理提供了工具，将财务和成本管理纳入到系统中来，对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行预测、计划、决策、控制、分析与考核，并进行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分析。 六是约束理论(Theory 0f Constraints，TOC)。约束理论是帮助企业有效改进“周期(cycle time)”即原材料转换为产成品所需要的时间的一种战略技术。根据TOC，每个公司至少有一个瓶颈制约着其发展，约束理论可以识别并消除这些瓶颈。约束理论把企业看成一系列链状相连的过程，如果薄弱的联结处得到了加强，那么整个链也就得到了加强。约束理论认为产品开发、配送和生产的速度是最重要的。约束理论使得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认识到，在有些情况下不能一味强调降低成本和费用，要在企业的薄弱环节加大投入量，“为了省钱而花钱”，以求得总体效益增加，这也是“成本―效益”原则的另一种诠释。 七是大规模定制(MassCustermization)与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ing Management)。许多企业发现，顾客希望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他们各自独特的需求。大规模定制(或称作大规模个性化生产)中，营销与生产流程均被设计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问题。这些重新设计包括大量小型的生产流程和特别的营销服务职能。在大规模定制下，多样化复杂生产会增加生产成本，尽管其营销和服务成本会降低。对于顾客众多且顾客对价格和质量期望不一的行业，大规模定制十分适合，也贯彻了顾客为本的理念。战略成本管理是运用成本数据和信息，为了获得和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的成本管理，其基本要求就是要明确企业成本管理在企业战略中的定位，开展企业价值链和成本分析，重视和控制战略成本动因，从战略上寻求取得成本优势的途径。在战略管理的分析框架中同成本因素紧密相关的分析工具主要有三个：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成本动因分析。 五、科技创新与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结论及启示 (一)科技进步对会计学科产生的重要影响　会计学科经过古代、近代而发展到现代的过程中，科技进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科学技术水平制约着现代会计技术和手段的使用，对会计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脱胎换骨的改变，促进着现代会计学的变革与发展，进而改变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方式，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会计理论和实践的逐渐完善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会计在未来接纳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了准备。会计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推动力量是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其进化规律可以概括为：科技革命一经济发展――会计发展――经济发展――科技革命。所以，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会计革命是共生互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对会计发展的影响已超越经济等其他影响因素，成为第一会计环境因素。科技进步在促进会计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使会计学科的发展更加完善；会计改革与发展应与高科技的发展需要相适应，以更好地发挥加强经济管理的作用。 (二)高科技影响下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的产生　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具有共性意义的产物。我国在科技发展上经历过曾经辉煌的古代、停滞落后的近代和奋起直追的现代，纵观我国会计发展的历史，也同样如此。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现代科技革命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新问题日益增多，企业会计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深化改革。这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因此，我国应抓住机遇，在推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结合实际国情，进一步引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会计技术、会计方法及管理思想，以促使我国会计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模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科技史论文:高中科技史教学需要人文主义导向 摘要：高中科技史教学的困境并非是科技成就的不理解，而是教师观念缺陷。而理解了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标，就能以人文主义的要求来统率课堂的教学内容，解决高中科技史教学中的难点。 关键词：科技史；人文主义；导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学历史新课程应该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但在教学实践中往往被教师简单带过，教师并非不重视，而是觉得科技史教学难度大、又枯燥，所以只把重要科技成就按书本的逻辑告诉给学生了事。科技史教学陷入比较困难的境地。 一、科学技术史教学的困境与不足 困境首先来自教师对科技内容的不理解，因为历史教师一般高中读的是文科，所以对科技史中的科技现象、科学规律、重大科技发明原理等等知之不多，甚至一窍不通。所以课堂上教师常常照本宣科一带而过。因此，科学课的味道浓厚，没有体现历史学科的特性。但是中学科技史的具体成就按照书本表述就可以，不必再深入去探讨。按笔者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是教师在科技史教学中观念错误，没有理解科技史的特点与教学目标，所以教学内容唯一关注的就是科技成就本身，这就是科技史教学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的出发探求科技史教学内容的选择策略。 二、科技史的特点 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科技史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但也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作为中学科技史的教学方向除了了解重大的科技成就外更要关注历史学科的教学特色，即更要关注学生的人文需求。 三、中学科技史教学的目标 1.为现实服务，主要体现在将科学史赋予意识形态的功能 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更好地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更自觉地投身于“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实施中去；再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还可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2.科技史学科在推进素质教育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 科技史的基本功能是打破文理隔阂，让理科学生懂得一些历史，让文科对自然科学有一个基本的概览。 四、中学科技史的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1.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内容首先要有人及科学家本身的活动 因为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正如人文主义传统的其他分支一样，科学史研究的焦点是人，却是很特殊的一类人――科学家。有了人，课堂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当然，科技史课堂中的科学家必须有科学家的特征，他们的特征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对真理的崇拜。他们主要是科学传统的载体，牛顿和爱因斯坦是他们的卓越代表。 2.科技史教学必须大力宣扬人的创造精神 科学史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更要让他们对科学知识有一个明智的看法：科学是人类的创造，人不应成为自己成就的奴隶。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在介绍具体科技成果内容的时候，必须交代这些成果取得是科学家并没有被本已存在的思想或技术所束缚，而是超越前人的经验与成就有创新性地发现。蔡伦改进造纸术、牛顿的万有引力提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莫不是这种创造的体现。让学生了解这些科技成果，不但使学生认识创造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而且能自觉不自觉地培养创造的意识。 3.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贻害人类 科技究竟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取决于人自己，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人如何运用它。科学技术这把钥匙，既可以开启天堂之门，也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究竟开启哪扇门，则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因此，科技史教学中必须有科技影响的内容，当然其影响既有对人类社会发展积极影响的内容，也该提示科技发展对人类的负面作用。让学生思考人类该怎样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后果，积极影响对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作用。而科技带来的对地球资源无节制的利用、环境的破坏，甚至于核武器威胁全人类等等此类科技的消极性，更是需要学生去深思的问题。 总之，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如科技史杰出学者萨顿所说：“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因此课堂上有了科学家的活动才是真正的科技史教学，才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历史课。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五乡中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一次对中国电影史的检阅 [摘 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有什么样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电影史。把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放到一个大众传播的视野中来考查，它包括了三个层面的选择：信息传播者的选择、媒介守门人的选择和信息接受者的选择。以上三个层面的选择形成一股合力使得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出现了部分信息的不真实和部分信息的缺失。中国需要一部融入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各层面，融汇内地和港台的综合的带有比较视野的“华语电影史”。 [关键词] 传播；选择；中国电影史 关于对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要“以史还史——它要求任何史家在主观上都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用史著者所在时代的流行观念去裁剪乃至‘塑造’历史”[1]。这样固然好，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可能真正地“以史还史”，也不能做到历史的完全真实与客观。道理很简单，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历史是在被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构建某种历史分析而利用某个‘事实’时，这个‘过去的事实’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在全部可用的历史资料中仅仅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事实’并不能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历史论据的一部分让它们说话。”[2]史学家们是在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阐释历史。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与研究也不例外，而这种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又是相对复杂和多层面的。这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作一种传播媒介，从资料搜集、编撰成书到它的传播过程，去研究一个动态的中国电影史中所存在的选择性。 一、信息传播者的选择 传播学的编码理论认为，语言是静态的、抽象的，而现实是动态的、实在的，而且在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偏向因素。偏向就是信息的书写者、传播者存在着对所描述主体有利或者不利的选择。[3]在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各种对历史书写的缺憾和书写者对电影史各个时代各个细节的偏向性选择和按照编写者自己的逻辑或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去做出的选择。 （一）书写者对历史事实认识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电影传入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电影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之前的电影史如：“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认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青莲阁第一次放映电影；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却认为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九年（1903年）的事。”[4]而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们翻阅了大量的报纸等资料最终确定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是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5]8。到今天，对于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还存在一些争议，有许多电影史家还在进一步考证，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考证，还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不只是对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课题，而是对中国电影史的许多其他事实也会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得到不同选择和更新的认识。 （二）电影和电影史观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前面我们说了，历史都是今人眼里的历史。所以电影史家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对电影史的书写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就电影的本质而言，它应该包括社会、经济、艺术和技术四个层面的内容。那么相应的中国电影史的写作也应该有这么一种考虑并融入四个层面因素的综合的电影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他层面的因素，而无限放大其中的一个因素。 1.意识形态标准。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社会文化功能（意识形态）成为电影的惟一评价标准。当时在电影界流行的一句话叫：“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6]。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正如李少白所说“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好到捧上天，坏到踩入地；右至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变天账’，左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6]。在谈到该书的局限性时，大家常说的是，得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主流的观念，当时的文艺观、电影观和电影史观。该书难免带上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印痕，在史料的选择、史实的阐述评价上就难免带上了一些左的思想。例如：人们常提起的，根据吴祖光的《正气歌》改编的《国魂》被评价为反动的影片；由《火烧红莲寺》开启的“火烧系列”武侠片，该书评价为：“这股邪风一直狂吹了四年之久”[5]136；开创了中国式谍战片类型电影，引起较大轰动的《天字第一号》，该书评价为：“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7]。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研究“十七年”中国电影史的学者认为：“电影作为一维性的语言，即只是影片在‘说话’。一旦与新中国这一段意识形态起着超常作用的历史相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主宰一切，新中国电影史就其本质而言就必然成为一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史”[8]。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应该是：“进步”和“反动”。影片类型大体上有三种：进步电影、趋向进步电影和商业电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电影史著作还没有超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著作出现。该书的极左，大家都知道了；对一些影片的评价不当、漏评也知道了。谁敢保证今天你来评论，再来重写就一定公允？其实，治史只是一种选择，一些人或者一个时代的选择。 2.艺术标准。“”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刚刚从“”中过来的中国电影一度特别强调电影的艺术性。这一时期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中国电影人拍摄了大量探索性的艺术片，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等。在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电影史著作如：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郦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等都特别看重电影的艺术性和美学追求。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国家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核心,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历史题材电影未来趋向 对于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拍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影片最合适，影片中战士们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会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国家的繁荣发达而奋斗。相信这类影片，一定会受这一年龄段观众的关注，其观后感更是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群体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的挑战。但是人类学家墨菲说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和特征、行为样式和模式。”可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阶段的人们，一定要增大对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和博大精深。例如史上的唐朝丝绸之路，它是如何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聪明的中国人是如何克服困难险阻、又是如何将当时的中华文化传到国外，这些类型影片的播出都反映出中华文化深远的影响，更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进而激励当代国人，唤起他们心中对中华文化的热情。 从观众角度展现历史题材影片的魅力效应 （一）文化传播：满足了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有调查显示：文化程度不同最影响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选择，而获取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进程是观众观看历史电影的第一需要。教育程度不同的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兴趣度不同。首先，历史题材更吸引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次，观众文化水平越高，对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受程度越高。比起其他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历史剧在题材上对观众而言最为陌生，不论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是人物生活环境、背景等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从未感受和经历过的，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根据这种心理可以推测，观众迫切想要了解和体验的心态，而历史题材影片便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渠道。《花木兰》为我们细致地铺陈了木兰替父从军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使我们深刻地记住了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伟大之处；《鸿门宴》为我们全面地呈现出了盛宴上的危机四伏，让我们明白了沽名钓誉的霸王项羽为何功败垂成……如果不是这些历史题材剧，我们只能单纯地从文学语言中去想象人物的形象，只能从黑白的照片中想象着那些遥不可及的轰轰烈烈的场景，而电影这门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用影像将文学语言中的人物转化为荧屏形象,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慢慢地品读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广大观众普遍认为，通过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可以很轻松地学习相关知识，丰富历史知识，增加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二）怀旧效用：补偿了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有强烈的“怀旧意识”。而历史题材影片恰好满足了中国大众这一心理需求，这是其他类型题材影片无法替代的。《建党伟业》为我们讲述了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为祖国赴汤蹈火、誓死保卫国家的感人事迹，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对其战友的怀念之情是深刻的。当然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观看影片后，便会更加感念党的丰功伟绩，怀念为国牺牲的战士。此时，历史题材影片的怀旧效应就彰显出来了。（三）入世作用：替代了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中国民众有着传统且悠久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人们学习求知不光是为了解释人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现代民众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是十分关注的。可现代社会中官员贪污、干部腐败等政治问题比比皆是，民众看到问题却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途径，郁闷情绪无处发泄，只得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正义。纵观近年来的电影市场，很多影片都与社会黑暗现象息息相关。例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看贪官污吏最终绳之于法，看英雄好汉为民除害，观众们看了都觉得扬眉吐气、大快人心。这就是这些电影的票房始终居高不下的一个首要原因，因而，也可以作为今后历史题材影片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观众接受角度预见历史电影未来的走向 强化各种类型影片的创作一个好的剧本是一部电影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根据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需求来选择一个好剧本。既要做到文化传播、能够满足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又要达到怀旧效用，能够补偿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还要起到入世作用，能够替代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好剧本难求，这就要求导演们在寻找剧本时不能马虎应付，而应该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积极应用3D、4D技术根据观众对影片展示方式的要求，我们应该尽量做到提高影片的画面质量和增加电影的立体效果。而3D制作由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欣赏视角，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3D制作是值得尝试和借鉴的有效模式之一。而4D电影相对于3D多的是灯光、音响效果以及水、雪、雾场景和适当震动感，其播出的影片真实感更强。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应该在这块下足工夫，相信前景会一片大好。 结语 翻看中国电影史，与其他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一样，尽管中间都经历过一段崎岖坎坷的岁月，但令人庆幸的是，最终它还是生机勃勃走到了今天，其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相对于其他影片，其更有一种厚重感，更肩负着还原历史原貌、达到教育后人的重任。在好莱坞电影的汹涌攻势下，中国电影人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雪珺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中强盗片女性形象 【摘要】强盗片是伴随着美国社会现实以及技术发展而诞生的一种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便已形成其固定的模式,而女性又是强盗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文章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出发,分析强盗片中的女性形象观众,及其引发的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关键词】强盗片；女性形象；心理机制；意识形态效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禁酒令的颁布,从1919年至1933年处于禁酒时期,所有酒类饮料制造、销售和运输都被禁止;二是1929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导致商业下滑,造成了大量失业。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成了强盗价值的建立--为实现“美国梦”,强盗们来到大城市,期待能够一夜暴富。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强盗的成功是不被社会容纳的。所以,强盗们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类型片对那些想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暴富的人们说一声“不”! 在强盗片中,强盗们用非法手段暴富,他们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之后,女人和枪支、汽车一样成为他强盗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Tommy(《人民公敌》)在做完第一笔私酒生意,穿上代表着绅士的西服,走进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酒店后,认识基蒂、艾伦;亨利(《好家伙》)不仅有爱慕他的妻子Karen,还在婚后拥有不止一个情妇;Tony(《疤脸大盗》)看上他老大的女人艾薇拉,这个女人在他成功后跟他结了婚。 强盗片中的女性以两种身份出现--亲人或者爱人:金娜是蒙大拿的妹妹(《疤脸大盗》)、汤米的母亲(《好家伙》)、康妮是教父的妹妹(《教父》)、苏利文的妻子(《毁灭之路》);伊迪是尼尔的情人(《盗火线》)、艾薇拉后来成为蒙大拿的妻子、艾波洛尼亚是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妻子(《教父》)、凯是麦克唐纳的初恋情人,后来他们变成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教父》)。这些女人们在强盗们的生命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或者她们仅仅是作为满足观众“窥淫癖”的“奇观”而存在吗? 一、男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列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 在以父系文化为中心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女人被作为奇观放入电影中,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窥淫癖。而男性不会对男性的身体产生兴趣,因此,女性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满足电影中男性人物的欲望,更是通过观众对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认同从而满足男性观众自身的“窥淫癖”。 从强盗片中的女性角色看来,无论是Tommy的情人还是蒙大拿的妻子艾薇拉,或者麦克•柯里昂的妻子,又或者尼尔一见钟情的伊迪,无一例外都是很漂亮的。她们外型漂亮,衣着时尚,并和男主角相爱。而这些女性不仅成为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色情对象,她们是强盗的情人--强盗用自己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满足这些女性的物质欲望,让她们过着像上流社会女人们一样的生活;她们满足了强盗们作为男人的一种征服欲和情欲,同时也满足了电影世界之外的男性观众的色情欲望。 “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的人物的色情对象,亦即作为观众厅内的观众的色情对象,因此在银幕的两侧之间存在着不断变换的张力。” 影院作为一个封闭的环境,电影中的世界与银幕外的世界被相互隔绝,而影院中的黑暗也为观众制造了一种隔绝感,并成为满足他们的“窥淫癖”的温床。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成为男性观众的银幕替代者,男性观众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到电影中的男性人物,对其认同后,通过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控制故事进程并进行色情的观看,满足感自己的窥淫欲。 《美国往事》,35年后已经年老的“面条”重新站在他少年时经常偷看黛博拉跳舞的马桶上时,视点的置换让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了黛博拉跳舞的过程。 1、客观镜头,从仓库里,透过墙孔拍摄一双眼睛的特写,是老年“面条”的眼睛。 2、“面条”的主观镜头,透过墙孔看见黛博拉在跳舞,镜头逐渐推进,后停在一点上。 3、切到黛博拉的近景,黛博拉看向摄影机 4、客观镜头,特写一闪而过的眼睛。 5、客观镜头,眼睛又转回来继续偷看,只是换成了儿时的“面条”。 跟着不断切换的视点,观众的身份也不停的在旁观者和“面条”之间不停变换。当镜头切换为面条的主观镜头时,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黛博拉跳舞,以及换衣服的过程。 二、女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女性气质开始发展之前的某一时期--即所谓的阳具崇拜时期,即使在女性身上,想要变成男性的渴望,也是与她的自我相协调的。” 首先,在以父系文化为主社会中,影片中男性视点的快感是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无论是男孩或者女孩都经历了男性(阳具崇拜)时期,女性气质是由男性气质产生的。女性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阳具崇拜时期”本身就有一种变成想要变成男人的渴望;其次,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一书中,“男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而女性没有被建构为一种差异,只是被界定为男性“二律背反意义上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一界定,使得女性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摆动。大部分故事片依照的是“主动性/男性”这一成规来建构的,故事提供了一种主动性视点的认同,所以即便是女性观众也总能够适应这个成规,把自己当成男人一样与男主人公产生认同。 “那些故事的''''语法''''使读者、听众或观看者与男主人公站在一起,而电影院里的女性观众不仅有自身的记忆,而且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她适应这一成规,以减轻她从本身性别转换到另一性别的痛苦。” 因此,当女性观众在观看被作为色情编码放入银幕上的同性时,首先从“男性”的角度来欣赏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满足自己作为“男人”的偷窥欲望,女性观众甚至可能会同男主人公秘密地产生认同。 其次,女性观众会在“主动与被动”这一具有对立关系的两者之间不停转换,时而女性气质占优势时而男性气质占优势。当女性观众的“女性气质”占优势时,她又从强盗片中获得怎样的快感呢?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对女性(无论是亲人还是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有责任心,同时又拥有权力和地位,他们不仅给女人提供金钱,还付出感情。而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强势的追求下投入他的怀抱,她们漂亮、柔弱的“女性气质”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契合,对男主人公同样付出感情,通常女主人公会答应男主人公的求婚。此时,在“女性气质”占优势的女性观众中,她们由于有着“正确的女性气质”而跟女主人公一样,与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结合在一起。 karen受辱后给亨利打电话,亨利让她先回到自己的屋子去。karen从窗子里看到亨利用自己的枪把侮辱她的男人打得半死,当亨利把枪递给karen时,karen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害怕,相反的她接受了亨利的并为其倾倒最后嫁给亨利。 BV当看到影片中男主人公为保护女友去揍人的时候,女性观众内心“女性气质”会在此刻占优势,女性内心渴望被强势的男性保护的欲望显现出来。而karen是得到保护的女性,因此女性观众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karen身上并得到满足。 蒙大拿一成功之后就找到妹妹和母亲。他不顾一切的爱护自己的妹妹,看到一个男人对金娜意图不轨的时候,他把那个男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当他在失踪几天的曼尼家里看到穿着睡衣的金娜时,他愣住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跟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强盗结婚。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好朋友--金娜身边的曼尼。 让自己的愿望通过投射到银幕上的女性身上得到实现。女性观众正是通过自己银幕代替者--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谈了一次浪漫的恋爱。 尽管如此,黑帮电影中的女性仍然处于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也被摒弃在男性血腥的世界之外。Tommy对艾伦虽然有感情,但是一听说好友纳尔森被他自己的马摔死了后,二话不说离开艾伦家,去跑马场买下那头摔死纳尔森的马,把马杀掉(《人民公敌》)。麦克•柯里昂杀了妹夫卡洛,面对妹妹和妻子凯的责问,他拒不回答,在凯一再追问下依旧谎称自己没有派人杀卡洛。尼尔在认识伊迪之初编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揭穿后,伊迪打算和他一起离开,此时尼尔却看到跟踪而来的警探(艾尔•帕西诺饰),他转身离开了伊迪。 小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盗片同好莱坞的其他类型片一样,仍然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女性只是作为一种满足男性快感的色情形象放进电影中。 三、意识形态效果 根据苏姗•海瓦德在电影学关键词中论述强盗片中的女性“与男主角有浪漫关系的女人的作用在于赢得观众的心,他们爱屋及乌,甚至会同情和理解强盗:当武装到牙齿的执法者包围这对筋疲力尽的情侣时,强盗经常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通过对电影本文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在强盗片中的出现并非仅只是作为一中色情编码而存在。事实上,她们的存在对强盗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着道德秩序给予强盗们关怀。 首先,在强盗的血腥生涯中,女性的出现为他们带来极少的宁静,成为强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份。 麦克为父报仇杀了索拉索后,为躲避风头而回到西西里岛。在这里,他邂逅了美丽西西里姑娘艾波洛尼亚,麦克对她一见钟情,并在她父母的见证下跟她恋爱,举行婚礼。这一段中导演使用意大利音乐家Ni?oRota创作的“lovethemeformthegodfather”,一首具有典型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塔朗泰拉风格的曲子,用意大利传统乐器曼陀铃演奏,节奏舒缓且深情。在充满阳光的西西里岛上,麦克过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平静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打猎、娶妻,远离血腥。然而,当艾波罗尼亚被麦克身边的奸细害死后,他平静地生活就此结束。麦克回到美国和凯结婚,成为新一代教父。 尼尔和伊迪偶遇,他们的交谈让一直保持警惕的尼尔放下戒心。在伊迪山顶上的家里,两个人站在阳台上俯瞰夜色笼罩下的城市,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自己的家人。刚刚经历过一次生死搏斗的尼尔,得到片刻的安宁,这里没有城市里嘈杂的车声和人声,也没有枪声和打斗声。尼尔说菲济有一种会发光的海藻,每年会浮出海面一次,像极了这城市的灯光。 当尼尔请求伊迪和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去新西兰,这样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获得新生。伊迪答应了!(《盗火线》) 蒙大拿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妹妹,当他在夜幕下开着自己的豪华车来到她们的住处时,城市的灯光氤红了半边天,为夜晚增添了些许暖意。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这里同样很宁静。他的母亲了解到他这些钱是怎么得来之后,拒绝再跟蒙大拿来往。从此,他没有家可以回,金娜被带到他的社会中去。而蒙大拿回家时的这段音乐在后来的影片中再也没出现过。(《疤脸大盗》) 亨利、汤米、占米三人开车出去埋尸时,路过汤米的家。汤米家只有他的母亲。在汤米的母亲看来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杀完人。汤米的母亲给他们做饭,催促汤米赶快结婚,讲笑话给他们听,给他们看自己的画。依然是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亨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关怀。这时的情景与他们刚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形成强烈对比,也和停在屋外的车里发出的碰撞声形成反差。这近三分钟的时间,在他们的生涯中似乎再也不会有了。(《好家伙》) 其次,女性还是强盗们所犯下的罪过的承担者--特别是帮派之间的火并行为。对强盗的所作所为几乎毫不知情的女性,往往仅只因为她是强盗的女人而被毁灭。 夜晚回到家的伊芙,看到床上有一个枪眼组成的人的形状。来追杀“面条”的人就躲在他家,他们再三追问伊芙都没有得到“面条”的去处,后把伊芙杀死了。(《美国往事》)新晨 麦克•苏利文和唐纳出去执行任务时,被藏在车内的苏利文之子麦克看到他们杀人的场面。为了避免泄漏消息,心狠手辣的唐纳趁苏利文不在家的时候,杀了苏利文的妻子和小儿子。(《毁灭之路》)亨利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警方追捕,一家人陷入贫困之中。担心亨利成为警方的证人占米对他起了杀心。知道自己境况不妙的亨利让Karen代他去找占米拿钱,这让karen差点成为亨利的替死鬼。(《好家伙》) 蒙大拿深爱他的妹妹,他害怕自己的妹妹受到伤害。当看到好友曼尼和金娜在一起时,他没有听任何解释杀死了曼尼,这一行为让金娜接近崩溃。金娜穿着睡衣来到蒙大拿的房间时,他的对手也潜进他的房间,在他眼前杀死了金娜。(《疤脸大盗》) 艾波洛尼亚和麦克•柯里昂结婚后,就被前来西西里追杀麦克的人炸死在车里。(《教父》) 结论: 强盗们的成功方式--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美国梦”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注定他们要被毁灭。当看到强盗对女性--无论是亲人或情人无微不至的付出时,观众们也看到了嗜血如命的强盗们人性化的一面,也是他们人性中除了兄弟道义之外的闪光点。如果不是对妹妹极深的爱,蒙大拿也许不会死;尼尔留下伊迪一个人,是为了不把她卷入危险之中。不过强盗们通常死得都很孤单:Tommy被仇家杀死后,尸体扔在家门外;蒙大拿被对手乱枪射死在自己的豪宅里,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艾薇拉、妹妹金娜都离开了他;尼尔抛下伊迪在医院,自己在机场里被警察击毙;不可一世的柯里昂死时,身边只有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孙子。就连《邦尼和克莱德》这对一起犯罪的雌雄大盗,被警察射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汽车里,一个人在汽车外。尽管麦克•柯里昂没有死去,但他形影单只,精神孤独,这也是强盗片将强盗们推出主流社会的另一种方式。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文化变迁 电影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文化变动的聚焦点。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百多年间，举凡影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电影想象力的重要源泉。60多年前席卷全球、对人类历史及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各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并产生了诸如《倾听伦敦》、《意志的胜利》、《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辛德勒的名单》等能够代表各国政治立场、民族文化、审美趣味及影像风格的二战经典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华民族展开的自卫战争，也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关注点和表现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审美风格、影像语言也都是各异的。这其中，虽然贯穿着创作者较为自觉的艺术个性的追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 一、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寓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日战争。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抗战的爆发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淞沪战役”之后，此前集中在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星公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战火不仅毁坏了很多摄影基地、制片机构，而且电影的创作人员和观众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必然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电影自觉承担起宣扬抗战、鼓舞士气的责任。战争爆发后，电影界首先掀起了一股记录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潮流，像《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东战场》等等，及时记录抗战前线战争的进展，是中国抗战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也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倾向。比如《东亚之光》、《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都是把抗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搬到了银幕上。其他一些影片像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保家乡》都采用无声手段，所有场面均使用实景在露天拍摄，使得影片用比较逼真的画面展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暴行。尤其是何非光的《保家乡》，“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注：罗卡《何非光侧影》，载黄仁编《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第11页，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还有一些影片，如《中华儿女》、《孤岛天堂》等，在故事片中穿插纪录片或新闻片的镜头来增强真实性。抗战时期纪录片的兴起及故事片纪实倾向的创作潮流，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现象，表现出电影人力求迅捷真实地反映抗战现实，传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影片都设置了大致相同的故事线索，即主人公原有的平静生活被侵略的炮火打破，在目睹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或饱受苦难生活磨难的情况下，最终坚决地加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潮流中。例如，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而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第一个故事就叫《一个农民的觉醒》，在南京郊区的农民刘二哥逃难回来，迎接他的是妻子被日军蹂躏致死、老母奄奄一息的惨状，亲人的死伤使刘二哥觉醒，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第二个故事叫《老公务员之死》，刻画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在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后，以毒酒宴请日本军官最后同归于尽的抗敌壮举。第三个故事叫《抗战中的恋爱》，着重反映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一位“中间人物”由于敌机轰炸而使自己的爱人惨死，亲人瞬间的离去使他觉醒，也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第四个故事是《游击女战士》，描写一个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年轻女战士机智完成任务的故事。再比如，孙瑜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表现的也是太行山区老矿工马老汉受尽日军摧残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最后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 抗战结束后，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是，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对峙、分流的局面。一方面，“中电”作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出《忠义之家》这样借用抗战时期一个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的“忠义之家”的抗战故事，来传达包含明显政治含义、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也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这场战争表达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争岁月与一支抗日救亡演出队中主要人物的聚散离合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手法，真切地传递出民众悲苦生活的时代气息。而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在香港“早期中国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柯灵文集》第31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以抗战为背景，不仅表现战争的摧残性，更从战争及历史的进程中透视家庭伦理、道德情感，厚重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这部影片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艺术经典。 二、新生国家意识形态下的赞颂之歌 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于一个参与过抗日战争、紧接着又通过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政权，经过28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建立的这个新生国家历史认识的基础，因而表现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仅在1949—1952年间，东北、北京、上海和文华这四家电影制片厂，就先后拍摄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来》、《中华女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关连长》等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在内的战争片25部，占这几年全部影片数量的40％左右。总的来看，与30年代相比，“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表现中心并非纯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是将其整合在新生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中。新生国家的权威话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建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即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分，一个链条或者说是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历史观的指导下，“十七年”有关抗战内容的电影从抗日主体、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影片主题、审美格调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一时期抗战电影所独有的特色。首先从抗战的主体来说，无论是《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突出和强调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士或游击队员，共产党是维护民族大义的代表，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其次，在影片的创作中，往往是以“二元对立”即“我军”和“敌军”的艺术形式来结构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我军”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备受压榨的农民，他们出身贫苦，英勇善战，大公无私，忠实可靠，乐观开朗。这些人物也有显著的外在相貌特征：身材高大匀称，精神饱满，眼睛黑亮等等。“敌军”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汉奸，国民党军队及其特务，以及地主恶霸土匪等。这些人残忍、自私、贪婪、愚蠢，最终走向失败或灭亡。身材矮小肥短、贼眉鼠眼、凶恶丑陋，是标明他们邪恶本性的主要特征。这种艺术结构形式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一时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倾向。 英雄主义是“十七年”抗战电影的主题。抗战电影的创作者大多数来自解放区，比如凌子风、成荫等，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们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这些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视角去表现战争。如前所述，抗战进行时期的电影人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参与过战争，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启蒙的视角去表现民族战争中民众的觉醒。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启蒙主题被迅速淡化或压缩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亲自参与过战争的电影创作者全心全意地赞颂和讴歌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这种赞颂的激情是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时代情绪。比如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诗《新华颂》、胡风的大型交响乐诗《时间开始了》都将浓烈的赞颂之情熔铸在诗歌创作中。就连一向审慎的巴金也表示：“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颂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注：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与这些作家直抒胸臆对未来美好社会期待和想象的赞颂之情相比，经历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崇高”物像，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中华女儿》中，当八位抗联的女战士投江自尽、英勇牺牲之际，雄壮的音乐响起，画面上映现翻腾的江水，叠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物像，深情地传达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狼牙山五壮士》还直接引用历史典故和诗词寓意寄托景仰赞颂之情。影片开始，阳光从云海中穿透，照射在苍茫的山川之上。此时，浑厚的男中音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接着介绍这首诗的典故，以古寓今：“岁月悠悠，两千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随着激情的朗诵，镜头从空中俯拍，画面横移，依次映现蜿蜒的河流、高耸的山峰、长城烽火台，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和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并在仰拍的纪念碑上叠印出片名《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过程中，景别越来越小、镜头尺数越来越短，传颂的情感也越来越强烈。 乐观主义构成了“十七年”抗战电影的审美基调。由于八年艰苦抗战是以最终辉煌的胜利结束的，紧接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又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十七年”战争电影的创作者也是新生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并不在意战争过程的残酷和艰险，甚至回避战争的暴力和血腥，而是特别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电影像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等重在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影响、观照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价值所不同的是，50、60年代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表现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群体风貌和战争的现实结果。此外，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突出集体主义的力量，英雄不会在战争中轻易死亡，即使死去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或雄壮的气氛来冲淡它的悲剧性。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战争中受到的残害或损毁也因为集体最终的胜利而消解，其结果就是这种以道德价值的认识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也消解了“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悲剧美学效果，形成昂扬乐观的审美基调。 “十七年”战争电影的繁荣不只体现在战争电影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战争电影的艺术探索上。这种探索表现在艺术家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借鉴和发挥上。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素有所谓“游侠”、“绿林”、“侠义”等题材，其艺术结构和审美范式一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十七年”电影艺术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活泼自由、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并加以创新，打破了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一度过于刻板的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形成了中国特色战争惊险片的新类型。这类影片并不正面展现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是主要选取游击抗战题材，设置非同寻常的情境和紧张曲折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极力渲染战争的传奇性和趣味性，也大大增强了战争影片的观赏性。比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那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莽撞好斗、喝酒赌钱的草莽英雄习性，让观众更真切感受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林海雪原》吸引观众的不仅是那五位个性鲜明的侠胆英雄，更是“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情节。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影片中，也散发着民间文艺的质朴和清新。就连《地道战》这些当时原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增加趣味性，“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任旭东《回顾〈地道战〉的创作》，《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三、思想解放潮流中民族记忆的文化反思 “”期间，除了几部“样板戏”之外，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陷入荒芜的境地。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文艺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朦胧诗、实验话剧、先锋文学、摇滚音乐等都纷纷活跃在文艺创作的舞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推崇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个性解放一直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主题。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抗日战争，自然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并成为第五代导演吹响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号角。这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与以往通常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中正面凸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所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和八个》并未涉及太多炮火纷飞的场面，而是把影片的主角，一个共产党员和几个土匪、逃兵、奸细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在这里，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出新一代创作者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民族战争与过往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导演自己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一个和八个》自始至终全面贯串。”（注：张军钊《从〈一个和八个〉到〈弧光〉》，《电影艺术》1989年第1期。）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意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张艺谋所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注：罗雪莹《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第3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而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中，“我奶奶”最后被日寇扫射而死的惨烈之状，在大片血色殷殷强烈视觉冲击的画面中，战争的残酷直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就以《一个和八个》为例，共产党员王金被怀疑被隔离的境遇，与其说是战争年代确认爱憎立场的一种特殊情境，不如说是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真切传达。而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影像造型也集中在对困境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全片除个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人物很少处理在画面中心位，一般只占一个边角。”“压缩的空间表现，正是对精神层面、灵魂搏斗的有形揭示，正是对扭曲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的可视展现，从而给观众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强烈震撼。”（注：郑国恩《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新电影的造型突破》，载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第47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在影片的结尾，锄奸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字几乎占满画面，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真正的人性得以张扬。作为第五代代表之作的《红高粱》，借抗战的背景、东方民俗的仪式，着力渲染的也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强力，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无论是《一个和八个》重在造型，还是《红高粱》着意色彩，第五代导演影像语言的大胆与创新，正契合了80年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主题。 四、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娱乐诉求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社会的中心地位。这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中国的电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影业陆续被推向市场，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工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能否受到观众的认可并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能否生存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利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重的影响。80年代备受推崇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冷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注：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电影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抗战题材电影在90年代也注重电影的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其中，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无论从片名立意还是叙述手段，都采用了戏谑的游戏化手法。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借用这个著名的漫画人物和大量偶然性的情节使战争游戏化。比如，三毛意在举枪杀敌，却朝空鸣放打下一只鸟；炮响过后炸出的却是水池中的鱼等等，此类细节贯穿全片。此外，影片还将京剧《沙家浜》的场面和《白毛女》的造型穿插在一起，把“西班牙斗牛曲”、京剧音乐、电子游戏“魂斗罗”的音乐混同在一起，通过这种拼贴、模仿和混同，增加了影片的戏谑性，在营造荒诞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权威认识，重新表达了对战争、历史、英雄的理解。如果说《三毛从军记》是通过漫画、喜剧幽默调用观众的某种解构情绪的话，那么，姜文的《鬼子来了》则是通过设置人物的尴尬身份来试图颠覆曾经的集体记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马大三，必须在日本军的眼皮底下看守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既不能让经常来村里扫荡的日本军知道，又不能痛快地杀了他们，甚至还得尽心尽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三和他的乡亲们来说，这样做的缘由也许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他们这些日本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本身就处于民族的、政治的尴尬处境中，无论认同什么，都摆脱不了注定悲惨的命运。影片运用黑白和彩色影像对比，在戏剧化的情境中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除此之外，更多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不是通过对艺术通俗化的探求来达到与观众、市场的沟通，而主要通过离奇的情节包装、甚至战争暴力的渲染以及色情的暴露，在诉诸大众心理及感官刺激的同时，迎合大众对娱乐消费文化的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这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也许仅仅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场面，而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在成贤医生那个中日混合的家庭悲剧的情绪化影像中失落；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在《电影艺术》所列的1995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红樱桃》以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创造1300万元的票房收入高居榜首。突出电影的娱乐功能、重视电影的经济收益，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规模是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出路。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出台，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之外，电影创作者在追求市场效益、制作大量商业类型片的同时，更要注重娱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对于当前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渲染暴力和色情的模式，积极借鉴以往创作的艺术经验，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导演个性与时代特色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我国电影史学的建构 一、创一个时代：史学建构与传道育人 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历程，历经沧桑，在发展的道路上时而突飞猛进，时而步履蹒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记载着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兴变，折射出时代的悲欢和历史演进的轨迹。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起，到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大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学家们可谓鞠躬尽瘁，他们一边冷静客观地书写着中国电影百年巨变，一边又为其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跃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学家，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撰写了大量历史、理论文章及专著，其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中国电影史》等均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论结合”的电影史书写方法与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了几代人。他对中国电影史始终怀有温情，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对历史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这部“官修”史曾经成为李少白人生的“污点”，在“”期间被指摘为“毒草”，但正是这样的“污点”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同时，李少白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写作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这本历史巨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电影史研究者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它的流产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却开启了后世电影史研究的康庄大道。李少白同时又是一个电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他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比如《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电影民族化再认识》《论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本性纵横谈》等。他从电影的本性、艺术性、美学、创作规律、历史与现代性等多个方面论及电影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李少白不但是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电影理论专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研究人员，为电影学人才培养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申报电影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的专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丁亚平、陆弘石、钟大丰、王汉川、鲍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赵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这些专家学者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带头人。《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学观念、电影理论和教育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当前在中国电影行业从事电影学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郦苏元、陆弘石、陈墨、丁亚平、李道新等，他们或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学生后辈，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生活中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李少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探索。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的学者，能够从本质上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诗人之气与历史之魂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选、诗选49篇，这是他非常珍爱的文字。诗言志，歌咏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心灵轨迹写进诗里，也透出几许对生活的无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站在古崖上的诗人，衣袂飘然，怀着几分时移世易的喟叹，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给人一抹孤独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写半句空。半生辛劳，治史一生。李少白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头还放着他珍爱的电影史书籍。但他又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丁亚平在书中写道：“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如何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的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作者写下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时，或许眼角噙着泪水，或许被记忆拉向了更悠远的历史深处。李少白的诗与他的史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着诗人的孤绝与浪漫，也有着史学家的赤诚与执着。他的这种诗人之气和历史学家的灵魂也契合了中国电影史学书写的文笔要求。 三、看向历史的纵深处：血脉传承与电影史学史的建构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过程，又能看到电影史学的一脉相承。这位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几经漂泊，而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史的研究。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影史为何物的年代，他却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看向未来，为电影这门历史并不久远的艺术门类书写历史。李少白的选择，实际上根植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史学意识和历史传承精神，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许对这一选择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将这份血脉传承的过程记录下来，它与以往的传记类书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一本人物回忆录，更是一本兼学术思想与史料结合的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对老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书写，本身就属于史学史的范畴，它将新中国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过程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下来。里面大量的采访和回忆类的文章、书信、工作报告等将电影史的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丰富的史料、原点性的素材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该书还秉持了治史一贯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收录了大量对李少白评论与缅怀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写，将李少白的点点滴滴、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用温情的笔触记载下来。这些从记忆深处“捡”来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料的运用、对历史的尊重。全书资料新颖、范围很广，各作者以与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写成，集几十位专家学者之回忆，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朴素而真诚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该书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书中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电影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李少白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读者对其思想进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他们都是李少白的后辈学生，对老一辈电影史学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电影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为电影史的研究和书写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学观念也在这些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该书的三个主编都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自己的老师。丁亚平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热忱，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十余种，发表学术文章400余篇，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国家、省部级奖十余次，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电影电视卷主编。陆弘石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影视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副主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电影史》（与舒晓鸣合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等，是李少白学生辈的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亦师亦友。高小健则是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和文化、戏曲电影方面的专家，出版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等，同时发表了许多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和影视评论。李少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血脉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显学”。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辍，却从未为自己著书立传，这本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他的史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位前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得以传承。该书以最真挚的情感和史学家治史的专业精神淬炼而成，不但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电影史学家，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郭双丽 中国电影史论文:体育电影发展历史及落后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视听手段，作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综合艺术，其发展已上百年，人类也竭尽所能地将其发挥到极致，而作为人类强身健体的体育与电影的结合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独特展现。从卢米埃尔尝试用胶片记录赛马运动到里芬斯塔尔伟大的《奥林匹亚》，再到奥运献礼片《一球成名》《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近一个世纪以来，凭借艺术与体育的双重影响，体育电影吸引了一代代观众，虽不是主要的电影类型，却已成为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响亮音符。 我国体育电影发展历程在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体育题材的电影也对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新中国体育电影史，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到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初见端倪，体育电影虽数量不多但体现了不俗的艺术品质，如《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等。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女篮5号》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了新旧中国对发展篮球事业的迥异态度，反映了新旧两代人的别样人生，该片不仅真实再现了篮球比赛的紧张、生动场景，而且对年轻运动员的心理情感刻画细腻，不愧为中国体育电影银幕上的经典之作，曾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一时期电影主要以弘扬民族主义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强大的反响，也成为我国体育电影初步发展的基本模式。 2.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始深入挖掘，将体育精神与人生意义相结合。代表作是《沙鸥》，影片中沙鸥为实现自己个人生命价值———夺得金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同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该片通过对中国女排姑娘训练、比赛、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排历经风雨终见辉煌的艰辛历程。此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潮流涌动，许多国人处于迷茫阶段。影片中女排姑娘心怀对祖国母亲、对排球运动的热爱，不畏失败，不怕挫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女排精神，为国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此外还出现了《加油———中国队》《京都球侠》《一个女教练的自述》等一批体现爱国主义的电影。而体育故事片的佼佼者当推《一盘未下完的棋》《棋王》，两部电影以“棋”为媒介，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寓意。前者政治色彩较浓，体现了历经磨难，中日人民之间依然保持友好的政治主题。后者主要展现了象棋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主人公“棋呆子”痴迷于棋的性格刻画，表现出主人公“贫贱如乞却又心融万汇，行于浊世而又超然物外”的处世哲理。它揭示了“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是一部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某种经典意义的艺术片。［1］ 3.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电影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女帅男兵》中，人物形象多面化，性格刻画真实，还涉及了体育竞赛中的一些黑暗现象，如假球等。此外，爱国主义的影片有《黑眼睛》;群众题材的影片有《赛龙夺锦》《我的九月》;残疾人体育题材的电影有《赢家》《跆拳道》，等等。［2］这一时期，借北京亚运会东风，体育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各行各业，中国体育电影人物开始多样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专业运动员，电影《我的九月》，围绕一群即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小学生展开故事，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体育对青少年成长的教育价值。 4.21世纪初至2008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全国电影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热忱的爱国情怀，精心策划拍摄了一批以迎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题材影片，向北京奥运会献礼，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买买提的2008》等。这一时期可谓是体育电影的繁荣时期，体育与电影相辅相成，电影使体育传播更加广泛，体育使电影银幕更加绚烂瑰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近年来，体育电影出现了很多如《女足九号》一类的优秀影片，但是因为在人物性格刻画及命运把握上不够深入和立体，所以这些影片的问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电影主题不够深入。纵观中国体育电影，其内容大多是运动员遭遇挫折，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勇夺金牌，对人物性格、命运、影片主题没有做深入的挖掘，只是一味关注竞赛的最终结果，忽略了电影中一条主要的法则:讲述故事过程往往比告诉大家故事结果更有感染力。［1］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现状纵观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也曾有过辉煌，但是与世界体育电影相比，显得单薄许多。 体育题材影片数量少，优秀作品不多，与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化的兴盛很不协调。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挖掘不够，缺少好的剧本创作。体育电影往往含有励志的成分，这是它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主人公在比赛中经历种种磨难，却并不退缩，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夺得荣誉。这是大多体育电影的老套路，由于过分强调主角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最后获胜这一主题，而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上没有很好地设计，对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够深入:人物扁平化、主题统一化、模式固定化，成为大多体育电影的缺点。而这些方面，国际优秀影片向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百万宝贝》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生命过程本身远远比追求其结果有更大的意义”这一深刻道理。剧中麦琪笃信命运是自己主宰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改变的，只要你拥有生活的信念和不泯的激情，充分体现了体育电影励志的一面。麦琪在其事业高峰期，在一次比赛中被对手偷袭而成为全身瘫痪的植物人，由于无法承受要求安乐死，最后其教练弗兰基含泪拔下输氧管，麦琪面含微笑地安详逝去，让观众看到了体育电影中人性的光芒。好的剧本创作是电影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电影主题深入人心的根本，我国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虽然继续民族主题，但是对个人价值的展现，对体育运动极限的挑战深得人心，堪称一部优秀的体育题材影片。但是这么优秀的题材竟然被埋没如此之久，这在美国体育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体育是美国文明与政治的象征，而我国体育政治体制未能充分认识体育电影在传播文化及政治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上失去了繁荣发展体育电影的驱动力，体育题材剧本创作也就被边缘化，好的体育题材剧本就更是少见。 2.电影制作人员及演员专业技能欠缺。电影制作人在体育电影各个项目方面缺乏专业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在画面和细节上的描写和刻画，冲击力不够强，感染力也大大削弱。体育明星演技不够优秀，非专业演员的体育技能又不够专业，这些因素容易造成细节失真。同时，粗糙的情节设计，离谱的体育场景描绘也会影响电影质量。体育电影要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比赛氛围，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选手眼神动作传达出的内心情感，现场观众的积极反应等。所以在体育电影中对体育素质和体育精神要求相当高。我国的体育运动员更多地把体育当做一个职业来看，体育人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被隔离的区域，一般大众对其环境规格并不熟知，这在体育电影拍摄上需要极大的投入，才能为观众展现一种竞技的冲击力，强大的感染力，而我国电影界缺乏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作为非专业演员的技能训练也并不长久。美国《百万宝贝》电影女主人公在拍摄电影前每天技能训练三小时，持续长达5个月，最后拳击技能达到能与中量级冠军对决的水平，这为我国体育电影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3］ 3.我国对体育电影的研究不够重视。体育电影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展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个人精神、体育精神甚至民族精神。体育电影在美国作为一种与政治文明挂钩的项目来展现，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对体育影片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在我国，回顾电影史，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停留在《女篮5号》《沙鸥》等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的作品，中国体育电影市场低迷，体育电影数量不多，优秀影片更是甚少，自古“弱国无外交”，而中国如今俨然已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公认的体育大国，但体育电影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不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屹立世界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电影研究对2008年前后学术界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电影研究在2008年达到一个顶峰，有二十多篇，而在其前后每年均为个位数，甚至少到只有两篇，由此看出，体育电影作为一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载体并没有被中国大众乃至学术界认可，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这将成为我国电影学研究的一个缺陷。 4.体育题材特色不够突出。体育电影作为电影类别中最独特的一类，深受电影观众的热爱，因为其题材的独特性，竞技场面的真实冲击性更是得到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狂热追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偏差，不同国家其体育电影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像美国，拳击、棒球、橄榄球、赛马等题材较多，其中拳击是美国体育电影中题材最多的，百年电影史中高达500多部，这与美国人崇尚暴力，追寻刺激，崇拜英雄的性格特征有关，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洛奇》这部拳击题材影片的出现成了美国精神的寄托，鼓舞了美国民众走出困境，因而拳击运动也成为美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拳击题材影片已经成为美国特色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其相媲美。中国的体育事业并不薄弱，越来越多的得奖纪录展现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强大、体育健将的伟大，但是，回顾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哪一项体育运动能作为中国特色来展现，即使是被称为国球象征的乒乓运动题材电影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结合中国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制作迎合大众需求，能与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特色体育影片成为扩大我国体育影响力，兴盛我国体育电影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今，奥运精神“更强、更高、更远”的展现成为世界体育电影互通的主题，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以“横扫千军如席卷“的磅礴之势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如此辉煌的体育风景，蕴藏着众多为国拼搏的动人故事，人们期望电影予以展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更是需要优秀的体育电影来激发运动员及民众的昂扬斗志，真诚地希望中国电影界能以此为契机，为自身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使得中国体育电影告别低迷，走向兴盛，涌现更多展现中国健儿自强不息的华美篇章。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历史长廊 【正文】 一 2001年，美国学者格瑞·刘易斯(GregLewis)启动了一个叫做“新中国电影英译”的项目，迄今为止，已为15部时代的影片配译了英文字幕。为了制作影片的剧情介绍，他参考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并采访了几位电影史编纂者和在世的老一代中国电影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史学者的描述和评价与活跃在时代的电影艺术家的回忆颇有不合之处，这引起了刘易斯的特别注意。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采访与感受，写成了《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一文。 刘易斯所谓的“历史”，是指中国电影史学者有关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受到他关注的电影史著作有《当代中国电影》(1989，集体合著，十七年部分由张建勇撰写)、《中国电影史》(1998，陆弘实、舒晓鸣合著)、《新中国电影史稿1949—1959》(2002，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2000》(2002，尹鸿、凌燕合著)以及两部电影史教材《中国电影史》(2005，倪骏)和《中国电影史纲》(2005，王晓玉)。关于时代电影的“神话”，是指对那个时代电影的正面颂扬与肯定。刘易斯认为，在过去10年间，传统官方的声音完全被上述历史叙述所掩抑。但近年来，民间开始出现这一神话的复兴，如崔永元在2003—2004年制作的《电影传奇》，再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美彪的15集系列片《求索与创新——新中国电影1949—2001》，还有近年来电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再演绎。因此，刘易斯预言说，随着对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以及对毛时代日益高涨的正面肯定，这些非官方的神话叙述将与史学新著及电影人的回忆一起，共同融入新的史学编纂当中。 中国电影史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史料丰富翔实，成为新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史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该著作没有涉及建国后的情况，而是截止到1949年。随后的中国电影史编纂处于停顿状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史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渐渐成为显学。作为《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人之一，张建勇首次系统梳理了十七年电影，此后，如刘易斯所述，涉及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电影史纷纷问世。刘易斯尚未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1995)、舒晓鸣的《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2000)以及陆弘实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2002)。 在中国电影史中，十七年电影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它以质朴的影像叙述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想象，它的曲折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相交织。随着对中国革命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再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的叙述也将相应地更加深入全面。本文拟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的问题，或许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二 上述电影史论著大多采取褒贬参半的策略评价那个时代。受到褒奖的自然是那些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从《南征北战》到《平原游击队》，从《红色娘子军》到《李双双》，从《林则徐》到《甲午风云》，还有《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五朵金花》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它们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受到肯定；而受到贬抑、谴责、批判的则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右运动、拔“白旗”、、反右倾等，它们被认为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发展。由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十七年电影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轨迹，因而便有了几次低谷几次高潮之说。但是，问题在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总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反右之后迎来1959年新中国电影的高潮，60年代初期的文艺整风也没有阻挡住《李双双》(1962)、《小兵张嘎》(1963)、《农奴》(1963)、《独立大队》(1964)、《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5)等优秀影片的问世。那么，在当时政治批判的苛责声中，为什么还能存在如此大的创作空间？艺术家还能保持饱满的创作激情？比如，在描述批《武训传》后的电影发展时，舒晓鸣说： 在批判《武训传》及此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不少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在检查思想，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初期电影创作出现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很快衰落下去，进入“荒年”。1951年电影产量严重下降，当年，除决定拍摄《南征北战》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影片投入拍摄。（注：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第1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既然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怎么又能拍摄出《南征北战》(1952)这样非同寻常的史诗性影片？是批《武训传》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还是产量下降另有原因？抑或是这部作品的成功纯属偶然？孟犁野认为，影片的初衷在于阐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但艺术实践的结果却远远超出这个近于军事教科片的任务，而似乎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拍出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称作‘准史诗’式的战争片。”（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但实际上，该剧所调集的创作力量十分雄厚，编剧之一沈默君后来又创作了著名影片《渡江侦察记》，导演成荫和汤晓丹都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前者是北影厂“四大帅”之一，后者30年代就在上海、香港拍片，执导经验非常丰富，还有著名摄影师朱今明的加盟，如此强大的阵容却“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创作出了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影片，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那么，为什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会陷入如此明显的逻辑困境？回顾“”结束以后的中国思想变迁，我们发现十七年电影史的写作基本上属于新时期思维的范畴，这一思维的核心是全面否定“”，进而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政治批判运动。比如，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胡乔木同志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文中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其他像反右、、“”前夕的文艺整风等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了，从而导致历史叙述链条的断裂和逻辑的混乱。因此，十七年电影再反思的任务之一，就是暂时“悬置”新时期思维所提供的历史框架，用客观、中性的立场重新检视复杂的历史过程。 比如，《南征北战》的拍摄与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支持有直接关系。1950年出品的《荣誉属于谁》和《内蒙春光》相继受到批评，前者被认为没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力量，后者则被认为在描写对待上层人物的策略时犯了错误。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经提议，1950年7月成立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目的是“对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注：《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但在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该委员会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孟犁野认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给起步阶段蓬勃发展的电影创作带了消极影响，它仅在一年多时间中，便“枪毙”了40多部电影剧本。（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胡菊彬也认为，该机构在具体工作中“事无巨细、统揽包管，大至题材规划、生产计划，小到具体对话或字幕顺序，他们都一概不放过。这种严重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其结果是窒息了电影创作”。（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然，否定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孟犁野所说，“在指导思想上置前述1948年《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精神于不顾，违背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规律，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主张，诸如要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工作者写出具有‘史诗性’的‘重大题材’作品……”（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讽刺的是，《南征北战》正是源于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1950年9月8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拍摄军事影片，认为当时迫切需要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委员会议还指出，有的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强，但是这些军事斗争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剧本《南征北战》获得通过。事实上，《南征北战》基本验证了当时的判断，该片虽然不以人物刻画和戏剧冲突见长，但却以战争场面的宏大、惊险的阵地争夺以及整体战略思想的表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多见的史诗影片。 也许确如孟、胡所说，电影指导委员会曾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过种种负面影响，如过分强调史诗性题材的创作，影响到其他题材影片的拍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委员会在其他方面的过失而不承认它对《南征北战》的贡献。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意味着要冲破流俗之见，以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复杂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当时的政治信仰对电影创作提供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十七年电影取得的成就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基础。刘易斯对当年活跃在影坛上的导演、演员、剧作家、评论家的采访，从感性、经验的层次上弥补了电影史叙述的很多不足，也有助于校正电影史叙述中的偏见。老一代电影人对某些政治运动的宽容与理解，对工农兵电影的认同，还有对革命时代的热情，都与电影史编纂者的态度和立场形成反差。比如，批《武训传》受到学者的一致否定，但老一代电影人对它的记忆和评判却宽厚得多，当年他们也大多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和参与文艺界的整风与思想改造。据谢晋回忆，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世桢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也很难说它就代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批《武训传》及随后的思想整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上影响了电影人，影响了哪些电影人，其所导致的创作停滞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做具体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接近历史原貌的十七年电影史。 三 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还意味着要冲破新时期以来占主流的电影本体观，以把握十七年电影的人民性。我们知道，在新时期的思想背景之下，电影界在1979年曾就电影特性问题展开论争，从有关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发展到有关电影语言和电影特性的讨论。这场围绕电影本体问题的讨论肇始于白景晟的《丢掉戏剧拐杖》和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是否定以往时代电影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它的潜台词是电影应该脱离政治，应该非意识形态化。郑洞天导演曾描述1979年及以后电影的变化，明确谈到电影不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艺术家表现个人经验和思考的媒介，电影也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分化出多元的形态。在新时期，电影的美学追求代替了电影的政治功能，“审美”也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这种电影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对十七年优秀影片的评价，也大多集中在电影语言的分析，很少考虑到十七年电影的观众，以及电影在当时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除了影像特征外，十七年电影的特质还在于它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及其独特的人民电影品格。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下，十七年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观众面最广的电影。《大众电影》(1950年创刊)这个刊名最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本质。 回顾历史，在1949年之前，除40年代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曾在重庆、武汉、成都、北平有一些拍摄活动外，中国电影的制作基本上集中在上海一地，电影放映也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广袤的内地及乡村仍然是在戏园或村头的土台上寻找视听的快乐。而且，即使在城市，电影观众也主要来自那些经济收入稳定的人群。根据胡菊彬整理的材料，与其他物价相比，旧中国的电影票价是相当高的，特别是一些高档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是银元4块，约合大米2斗半。如此推算下来，即使是末流影院，也不是一般百姓能经常出入的场所。此外，上海的影院大多集中在商业区，工人集中的地区反而没有一所电影院。因此，早期中国电影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富裕阶层，包括买办阶层、公司职员、教师、学生等，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主体人群相比，这一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小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4亿5千万人口只有600座电影院，而且还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 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彻底改变电影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通过2000多个流动放映队，电影被送到工矿企业和乡村，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8亿2千2百万人次，其中工农观众占70％以上。（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而且，低票价为电影的普及提供了保证，当时城市影院的票价平均2角，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收费平均5分。（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时农村放映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观影方式，即“映前介绍”和“映间插说”，放映员在放电影前以幻灯片、快板书等说唱形式介绍剧情、人物和人物关系，在换本或其他空隙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进行解说，或阐释导演意图，或对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或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据《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河北省昌黎县农民放映员张子诚为了解说《槐树庄》，还特地学习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银幕上地主崔老昆躲在后门偷看，张子诚就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狼被打伤了，可是伤好了还会咬人。把地主比作狼，起到了提醒观众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作用。（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我们用审美的、本体的电影分析方式，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独特的观影经验。 而且，由于地区与接受群体的差异，十七年电影的传播与接受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要比简单的文本分析远为丰富。比如，当时上海与广大内地乡村在观影经验和审美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便一直浸染于欧风美雨之中，西片一直垄断上海的放映市场，“就上海一地而论，在解放前美国影片的放映数占全部影片(包括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百分之八十以上，每月观众平均一百四十万人，占全部观众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注：顾仲彝《加强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载《大众电影》1950年第7期。）因此，好莱坞影片已培养起市民阶层的趣味。十七年电影中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影片常常引不起城市观众的兴趣，就像钟惦棐在他著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里说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统计数字来源于上海，探讨票房低的原因也应考虑城市市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其中的作用。有趣的是，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城市中非难很多的《人往高处走》，在农村却有3300万观众。（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该片拍摄于1954年，也是合作化主题，描写东北某农村的老孙头，如何轻信挑拨，不愿参加合作社，后在自然灾害面前认识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在重述十七年电影史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在艺术上的粗糙直白，而是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理解它的影响力。 十七年电影完成了从市民电影到工农兵电影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电影人的认同。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率先尝试将工人形象搬上银幕，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讲述铁路工人如何苦干，在短时间内修复铁路桥，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时任东影艺术处长的陈波儿指出，“《桥》的成功，是风格上的成功：它具备了工农兵的风格，新的文艺风格，新的电影风格。”（注：《陈波儿同志关于〈桥〉的发言》，载《东影通讯》总第34期，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13页。）这种风格就是以朴素的影像突出表现工人阶级觉醒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试图探索新的电影表现方式，新的分镜头方法，使影片通俗易懂。也许他们的尝试不十分成功，但这种探索工农兵电影新手法的设想，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对长期处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来说，这种意识是弥足珍贵的。当时活跃在东影的电影人，如成荫、水华、吕班、凌子强、沙蒙、王家乙、王滨、苏里、武兆强等，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所谓“延安派”，具有部队文艺工作经验，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实现了对工农大众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队伍及其思想基础上，新中国的银幕上才出现了富于厚重生活质感的人物形象。 同时，来自国统区的上海老电影人也积极转型，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农兵电影的创作。比如老导演史东山，亲自深入白洋淀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白求恩大夫》；沈浮拍摄了反映北大荒军垦生活的《老兵新传》；老演员兼导演刘琼拍摄了革命历史影片《51号兵站》；原本气质儒雅文弱、擅长塑造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孙道临曾亲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从而在人物刻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果敢、干练的李连长形象，后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李侠的形象。谢晋在接受刘易斯采访时说：“我们从东北电影制片厂那里学习了很多拍摄工农兵电影的方法。”（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在新型的工农兵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人以新的价值观探索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新生。十七年电影史叙述应该给予工农兵电影以更恰当的评价。 环顾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影坛，我们似乎又重回到了“小众”的时代，曾经极力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束缚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加速度地坠入商业化的深渊，以探索沉重的文化主题而自豪的名导手忙脚乱地树起票房大旗，而中国电影却难逃小众化的厄运，点缀在大都市的豪华影院成为白领、小资的朝圣之地，广袤的乡村则告别了打谷场上露天电影的笑声。如今，影像与资本联手，艺术与财富联姻，在被铜臭味窒息的当代文化环境下，仍有人在追忆曾经的年代，流逝的纯真。正如刘易斯所注意到的，《电影传奇》等系列片的拍摄，弥漫着对十七年的怀旧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会像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与十七年电影的新时期叙述相融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的新时期立场依然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红色的怀旧情绪也转化成严谨的学术立场，确立另一种十七年电影叙述。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 提要：历史剧创作中诸如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民族性”与“个人性”、“批判”与“认同”等矛盾，客观上注定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中国电影史论文:网游影像精彩 微电影进化史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手持设备功能的强大，一种名为“微电影”的新鲜事物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作为国内营销炒作最火爆的网游行业，当美女、酥胸、美腿一度成为网游营销主流的时候，微电影的出现又能给网游宣传带来一种怎样的风气？虽然微电影刚刚出现不久，但是却已被多款网游应用其中，并经历了几种“变迁”。 封印之剑 关怀至上 《封印之剑》并没有像传统网游微电影那样选择美女、搞笑或是贴近生活的清新元素，而是选择了倡导低碳生活的环保主题。看似与游戏风马牛不相及，讲述着一个网游玩家在游戏的同时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并如何努力尽一部分社会责任。公益和关怀至上，《封印之剑》的微电影是别有风情。 神鬼世界 依旧低俗 本人印象中，已经不记得是哪款网游最先拍摄微电影的了。但是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有关于网游微电影的记录是完美旗下打着暗黑名号的《神鬼世界》――“十国美女”。但这部微电影仍然没有脱离网游低俗的本质，十位所谓的外籍美女暴露的着装一开始就为其奠定了低俗的基调。 星辰变 清新低俗 《神鬼世界》微电影不久，《星辰变》也拍摄了一部名为“宅男送”的微电影。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微电影关于“宅急送”和“星辰遗忘者”的植入或多或少的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片中美女并不暴露，但是着装难免让人遐想，算是一种隐晦的低俗吧。 古域 穿越高校 《古域》的微电影“少女就爱救宅男”则以一种搞笑的形式来讲述男女主角的穿越故事，虽然没有了裸露美女的助威，没有华丽的特效和精美的屏幕，但《古域》的这部微电影更能取得大家的认同。 Dota 还我男朋友 许多男性玩家因为着迷于dota而废寝忘食，甚至忽视了自己另一半的感受。而由玩家根据上述情况拍摄的微电影“还我男朋友”则以一种真实、感人并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深深触动了无数dota玩家或是他们女朋友的内心。目前为止，这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部微电影。 当低俗营销一直是网游主流宣传手段时，我们在不经意中发现，微电影带给网游的不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更有那清新脱俗的表现。期待它会这样一直下去。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人物的电影书写 [摘要]武则天是历史上惟一的女性皇帝，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本文试图对电影《武则天》的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加以分析，以期历史剧《武则天》更具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关键词]电影《武则天》；风格定位；人物形象；影片立意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空前绝后，她是历史上百余位皇帝中惟一的女性，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她的功过是非、她的个人生活、她的谋略与智慧一再进入史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中。史料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虽有语焉不详和中断之处，但对于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太宗时代入宫封为才人，太宗驾崩后感业寺出家，高宗时代二次人宫受宠，争夺中宫之位，数次更易太子，平镇李敬业叛乱，登上帝位终又还位于李唐等。史料中的记载还是基本一致的。此后，这些历史片断作为基本故事元素，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以不同的逻辑和方法重新组装设计，就生成了不同观念和内涵的艺术作品。 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优势主要在于历史人物自身的鲜明个性和传奇色彩。题材本身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以及恢弘壮丽的史诗气魄，人性、欲望、智慧、权谋可以在一部戏中得到极致表现，既富于历史质感，又不乏戏剧冲突，这对于历史剧来说是难得的创作条件。难以驾驭之处在于，武则天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早已家喻户晓，并一再进入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中，观众对人物及其故事太过熟悉。使得再度创作难寻新意，难以在观众已经熟悉的历史中挖掘出仍具有新意和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也难以建置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于深度并能让今天的观众普遍认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个符合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立意。 本文是关于电影《武则天》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是影片进入剧作阶段的前期史料研究和方案策划，目的在于正式进入创作阶段之前，理清影片的创作目的、看点分析、受众定位以及剧作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章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第一，风格定位。关于影片创作的所有研究展开之前，须先理清一个问题，即要拍一部什么样的《武则天》，是历史正剧还是戏说?正剧的标准是什么?在观众对历史人物相对熟悉的背景之下，正剧是否仍然具有看点和存在价值? 第二，截取历史。在武则天82年的生命历程中，可圈可点的重大事件很多，对两小时片长的电影来说，只能重点着眼于人物生平中的关键时段和事件，而不同的截取方式对应着影片剧作的不同方案和立意。 第三，影片立意。研究影片如何依从于史学家认定的基本历史事实，用现代的人文意识，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发展、行为逻辑和功过是非，进而获得现代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人物形象定位。参照史书记载以及已有传记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研究武则天形象的历史流变，从前人对于相同史料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上，发现合乎情理且富于人性的人物形象定位，挖掘人物行为表象中的人性深度，为影片寻求合乎情理、富于深度同时又被广泛认同的人物形象定位。 一、风格定位 影片风格贯穿影片创作始终，是影片策划和创作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将《武则天》定位为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片和史诗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这里涉及一个正剧的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正剧?一个相对通俗的标准叫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历史正剧必须对要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做到主要事实和主要人物符合史籍记载，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时代背景、符合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以戏剧化手段，建置情节冲突和人物关系、放大细节和适度虚构。 前面提及，当下将武则天这个人物作为电影题材，最大的难度之一就是观众对这个人物及其故事相对熟悉，而正剧的原则是不能超越基本史实，那么这就意味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及其最终结局观众是知晓的，那么作为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价值和看点又在哪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略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她的惟一，恰恰就是人们对她的兴趣点，也是武则天故事的卖点。反复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编织的武则天故事，不难发现，对于后人而言，武则天故事的最大看点在于这样一个历史悬念：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何以登上帝王之位?她有怎样的自身条件(美貌、谋略以及智慧)，又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她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以及种种的机缘巧合)?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尽心竭力的狄仁杰，与母亲心智酷似、却貌合神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对待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 从好奇和释疑的角度。后人的确需要一个真实的武则天，然而，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历史经过了太多的涂抹。首先涂抹的是她自己――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的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次是史家的涂抹――在武则天身后的千余年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的男权社会中，一个女皇是难以为历史所包容的，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混淆了视听。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陋习一再篡改着本已十分凌乱的历史，即便是近代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变化无常、褒贬不一。武则天时而是“实无丝毫政绩可记”的昏庸帝王，时而又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法家代表。时而又担当起妇女解放的代言人。但武则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或者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为她提供了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给了她机会，或者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带着观众去回望那些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境，品味这些故事对于今人的启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凡剧都是戏，也就都是戏说，但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正剧，是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去想象和再现历史的，所以它最接近历史真实，情境设计也最符合历史原貌，其中的人物性格也最合乎逻辑与情理。《武则天》的时代，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民心向上，八方来仪，大唐盛世令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女人靠着她的智慧、权谋与种种机缘巧合神奇地升腾崛起，这正是今天人们 对于武则天故事的关注点。惟有作为历史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才可以带领观众接近那段历史、那个人物，理解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任何编造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都暗淡无光。惟有最贴近历史的想象力，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影片。 二、人物塑造――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关于武则天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两个方面的成果可以借鉴：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武则天和文艺作品中描述的武则天。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惟有沿着仅有的历史事实、以今天的观念去想象和诠释过去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不一。唐中期，对武则天的评价较高，一方面是因为执政的帝王基本是武则天的直系子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代初期，儒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样深入。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后人又为武则天翻案，赋予她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如此反反复复，武则天的故事一再被演绎、戏说。 历史上关于武则天的小说、戏剧(包括电影)为数众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武则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参与的人数之多也达到了空前状态，从“五四”新文化先驱宋之的、柯灵、田汉、郭沫若、林语堂，到新时期以来当代先锋作家北村、格非、苏童以及女性主义作家赵玫、须兰，还有众多的通俗作家及著名编剧导演纷纷投身其中。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武则天这一人物的阐释各异，不同的阐释体现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这些人物形象大体归类如下： (一)淫荡女人或蛇蝎妇人形象 从南宋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清时期甚至有“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的评价。虽然到了近代，因为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对她的评价开始翻案，但或源于儒学文化的漫长影响，或出于以艳闻野史取悦受众的的低俗文化需求，各类史书和文艺作品中仍时时出现她滥杀无辜和与男人淫乱的记述。 (二)巾帼英雄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开始为他写翻案文章。当时一批左翼作家一方面深受西方先进人文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切意识到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把武则天塑造为一个反封建、反压迫的女性英雄形象。此类作品包括宋之的话剧《武则天》(1937年)、柯灵的电影剧本《武则天》(1937年)、田汉的京剧剧本《武则天》(1947年)，直至50年代郭沫若的《武则天》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如杨书案的《风流武媚娘》、李端科的《女皇武则天》、甄秉浩的《武则天登封传》、吴因易的“则天皇帝系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延续了这一主题。郭沫若的《武则天》承袭了这一观念，但笔下的武则天以雄图大略、爱民如命的开明君主面貌出现，其形象被高度政治化，但基本回避了武则天作为女人，甚至作为人的亲情、爱情等富于人性内含的合理生命欲求和身体欲望。 (三)现代人文视角下的武则天――矛盾困扰中的女人与女皇 随着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关于武则天的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也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着重对其内心和情感意识的挖掘，尊重人的情感需要。注重解析人物的心路历程，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行并重的生命个体，把历史人物悖论性的生存处境和绝望孤独的情感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提升为对普遍人类生存的关怀和思考。 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虽然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对女性解放的理解。继承了郭沫若《武则天》的叙事逻辑，但这些作品大多开始试图摆脱歌功颂德式的叙述，努力表达一种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挣扎。文本中不再回避她的私人生活，描绘了武则天的美貌，写了她与太宗、高宗、薛怀义、二张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再因为肯定她的政治才华而回避她的残忍、狠毒，努力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对她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使其形象从符号向人靠拢。例如1984版的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中提到，武媚娘幼年即熟读诗书，聪慧机灵，志向远大。14岁入宫，结识九王子晋王李治，李治淡泊名利，童心未泯，武氏也玩心甚重，两人经常结伴捕蛙捉蝉，戏水谈心，日久生情。二次入宫后，服恃李治以感恩报德，卑职屈礼以事皇后，但仍遭妒忌。独受专宠并大展才华后，才野心膨胀；再次受到攻击后，才变得猜忌善妒，极力排除异己。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武则天从女人到女皇的蜕变，真实再现了她的纯洁与世故、性情与野心…… 以今天的视角看，武则天一生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的矛盾性。在身份上，她既是女人又是皇帝。在性格上，她自信又迟疑，冷酷而又温情。在执政方面，既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国库充盈。但同时又有均田制瓦解、民户逃亡造成的国家税收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既有任人惟贤的用人方略，又有酷吏政治打压异已；既促成了文化昌盛。也消磨了尚武精神；既推陈出新，又施以强大的政治干预甚至不惜血醒杀戮。这是一种站在现代人文立场上对武则天进行的诠释，正是有了这种矛盾性和多面性，才使得武则天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展现于人们面前，让人觉得亲切可信。 三、历史截取与影片立意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享年82岁。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有故事的女人。唐贞观九年(635)。利州都督武士镬之妻杨氏生得一位千金，传说中，神相袁天罡曾观其相，谓其：“口角龙颜，龙瞳凤颈，伏羲之相，贵人之极也”。之后，这个“伏羲之相”的女子14岁应召进宫，26岁被迫出家。28岁3L--度进宫，五年内登上皇后宝座，很快便铲除王皇后、长孙无忌等异己力量，稳定了后位，并逐步成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者。公元690年，66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在垂暮之年，她又将帝位归还于李氏家族。 历史地看，武则天一生的这些关键因素对于其人格形成以及人生历程各有意义。以电影剧作视角来看，人物在不同时段折射出来的人格特征、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影片立意、人物建置以及可以挖掘的情节线索和矛盾冲突。 这里，我们把武则天跌宕起伏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崛起”。指武则天从太宗的才人变成高宗的皇后这一阶段。中心事件：废王立武。 第二，“弄潮”。武则天入住东宫之后，与高宗并肩执政，通过亲蚕、移宫、封禅、泛阶、平乱等举措，建立威信，培植势力，使高宗形同虚设，最终登上皇位? 第三，“归去”。武则天称帝后，引发储位之争，内外交困中，武氏最终选择还位于李唐。核心事件：夺嫡大战。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改朝换代，建立了 大周王朝，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一代王朝治理为世界强国。武则天的一生是辉煌壮丽的一生，又是充满矛盾纠结的一生。在位执政时，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均田制又导致民户逃亡；她任人惟贤，却同时实行了酷吏政策；促进了文化昌盛，又消磨了尚武精神。她充满自信，敢在男权社会立威；同时，她又高度的不自信，在位15年改年号23次。武则天身上矛盾性的根源在于她的行为背离了当时的社会传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于是会和社会原有秩序和规则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她与权利交替之时，都会有激烈表现。对应于前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崛起”和第三阶段“归去”，都涉及与武则天有关的权力更替，是人物一生中冲突感较强的时间段。下文重点针对这两个时段的剧作方案进行分析。 四、方案分析――人物关系与情节设计 (一)“崛起” 1.立意 一般认为，武则天的前半生相对更具传奇色彩，从剧作角度看，历史事实本身契合了电影剧作要求的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启承转合――时而顺风顺水高潮显现(得太宗恩宠同时又有太子垂青)，时而又跌入低谷甚至陷入绝境(感业寺出家)，她不断地获得机会(二度人宫)又不断地受到挫折(觊觎东官不断受挫)。武则天26岁二次人宫并用五年时间登上皇后宝座阶段，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个性张显最为淋漓的阶段――她野心勃勃、欲望膨胀，同时又聪慧过人，在内与王皇后、萧淑妃斗法，在外与长孙无忌等朝臣较量，以她为中心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又清晰地分为敌友两大阵宫，她劲敌无数(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但同时也不乏同盟(高宗)和帮手(许敬宗、李义府)。以电影剧作的视角看，这是历史事实赋予影片的戏剧冲突，甚至非常好地吻合了“英雄成长”式的剧情模式。武则天的成功和所有银幕英雄一样，武则天的成功是因为她有着杰出的才华、非凡的能力和永不言败的个性。 1939、1963年版的电影《武则天》都截取了女皇的前半生作为剧作的重点时段，1939年版《武则天》就是从其28岁二次入宫开始，写到她登上皇位。1963年版的《武则天》虽说是对武则天一生的全景展示，但重点还是武氏二度人宫到66岁登基称帝这段历史。 以今天的视角看，在人物塑造和立意上，可以挖掘的看点有两个方面：其一。人物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和不让须眉的极品智慧。今天观众眼中的武则天既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定的扭转乾坤的巾帼英雄，也不再是男性视角下放荡不羁的蛇蝎美女，而是权力欲望主宰下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致的普通女人。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朝廷内外顽强挣扎并以非凡的智慧达到权力的巅峰，对现代人最具吸引力。其二，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在权力之争中交织发展的独特恋情和共同理想。选择这个段落作为剧作的主打段落，不利因素除了观众对这段历史包括细节都太过熟悉，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是一段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历史，要让这样一个故事站得住脚，则需要找到一个为当下观众愿意接受和认可的立意，即为权力之争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写这部分戏，应该为人物找到这种复杂的行为动机，有环境的压迫和自保的需要，有权力欲望的驱使，也有才华施展的条件和契机。据《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此时的武则天与高宗不仅是夫妻还应该是同盟，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也是高宗及武氏与长孙无忌等权贵大臣之间权力之争。不仅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及宫廷的倾轧和肮脏。更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武则天如何在唐高宗和武后那个广阔的历史空间励精图治，为大唐走向隆盛奠定的坚实基础。以这个时段表现武则天。将展示一个智慧非凡的女人，一对励精图治的伴侣，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 2.人物 (1)武则天 王皇后带武则天二次人宫，只是给她宫女的身份，用作打击萧淑妃，在她看来，武则天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要是一般的女人，从青灯古佛的寺院回到锦衣玉食的宫殿，已然是天大的幸运了，但武则天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既有见识又有才智且敢作敢为的女人。打击萧淑妃的任务轻而易举地完成，她低调拥有了皇帝。她也很快发现，与自己相比，地位高高在上的皇后无论才华、见识都不堪一击。于是她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以无名无份的宫女身份侍寝了，而恰在此时，上天又给了她机会，生下龙子的她顺利升为昭仪。 武则天不是生来就想当皇帝的，她的帝王野心是渐渐积累起来的。她的美貌和才华有目共睹，作为皇帝的丈夫对她欣赏有加。公正的大臣们是敬佩她的。惟有报着偏见和一己之私的人才会排挤她。丈夫病痛带来的机会让她越发认识到自己过人的能力。也成就了她深埋于心底的勃勃野心。于是。这个才华横溢、聪慧过人的女人开始绝然反击，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2)高宗李治 李治初出茅庐登基皇位。但并没有享受到皇帝应有的待遇。皇帝的舅舅、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人的重重包围，让皇帝半点儿展不开手脚。在李治登极后的第三年，长孙无忌利用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爱的案件大开杀戒，硬是“审出”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皇帝的哥哥和叔叔也被诬陷进去，皇帝请求赦免他们的死罪，却被大臣们一句冷冰冰的“不可以”挡了回去。长孙无忌的志得意满和高宗李治的落寞无奈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酿出了灾祸。一场甥舅之战。拉开了大幕。偏偏这个时候，高宗得到了武则天这样一个绝顶聪慧的女人相助。高宗和武则天一起，借废王立武打击了前朝老臣的势力。所以，高宗与武则天不仅是恩爱夫妻，更是利益共同体。 高宗李治是一个宽容公允的男人。他是那个时代的模范丈夫，她对武则天欣赏有加。因此，武则天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他给予的。 (3)王皇后 王皇后的天然缺陷，简单地说就是骄傲自负。她败在太过轻敌。王皇后与唐高宗的问题。此前与萧淑妃的竞争，后来与武则天的竞争，其实质都是感情竞争。在这个激烈的竞争中，重要的条件及核心人物是唐高宗。但是，她的战略既考虑了唐高宗的感情，利用武则天就是看中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感情；同时又忽略了唐高宗的感情，他既然喜欢武则天，又怎么会舍弃武则天回头来找王皇后呢?与此同时，她更没有考虑武则天的感情。或者说结婚多年的王皇后对于感情问题还相当无知，她更相信，门当户对这些外在条件才是感情的基础。所以，在她看来，萧淑妃有南朝皇家背景，有萧璃这样的爷爷，在竞争中击败自己具有必然性；而武则天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父亲虽然是唐朝开国功臣，但是已经去世多年，武则天本人既当过太宗皇帝的才人，自身也年纪偏大，不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许。他还认为。武则天这样的人在内官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不该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不可能不对皇后大人礼让三分。她也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以色恃君的女人，但事实上她错了。 (4)长孙无忌 在大唐帝国的臣子中。长孙无忌权位最高、权势最大。他既是太尉、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又是李治的亲舅舅。他的实权比李治还要大，他能一呼百应，风头甚至超越了李治，李治竟然惟他是从，不敢抗拒。虽然如此，但李治毕竟是一国之君，年轻气盛，所以，甥舅之间的矛盾从高宗当朝就暴露出来了。 (5)许敬宗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与王皇后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朝廷内的高官产生了分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为首的一帮老臣是坚决的反对派，而以许敬宗为首的一拨人则为拥护派。许敬宗是贞观老臣，是“十八学士”之一。但在贞观时代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原因是他的人品让李世民很质疑。到了高宗一朝，许敬宗风生水起，二次创业成功。究其原因是李治和武则天已无李世民的道德判断标准，或者根基尚浅的他们还无法顾及这个标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术，因此有才无德、做人没有底线的许敬宗得到重用。在这一点上，武则天的用人标准只能是但求有才，不求有德。 3.可以发展为影片情节的历史故事 (1)二次进宫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是唐太宗去世的周年忌日，王皇后随丈夫及宫妃、文武大臣来到感业寺，为死去的公公祭酒祈福。唐太宗生前的嫔御自然也在队伍之中。仪式之后，王皇后看到一位俏丽的少妇走到丈夫面前，娓言倾诉着离别之情，泪珠夺眶而出，抽泣之声令睹者为之动容，更激起唐高宗的无限怜爱之情，使他凄然泪下。望着这旧情浓烈的场面，一个计谋在王皇后心中油然而生。王皇后接武则天进宫做了身边的宫女。决定利用她遏止萧淑妃的专宠。 然而，王皇后此举让长孙无忌等大臣十分不屑，武则天以为有机可乘，有意接近长孙无忌，但在长孙的眼中，武则天更不值一提。武则天发现自己虽有皇上专宠但依然势单力孤。 (2)低调做人，意外晋升 二次入宫的武则天，选择了低调做人的方式。一方面，她把王皇后当作救命恩人和再生父母，平日低三下四、无微不至地伺候她，在她面前尽情扮演着一个宫女甚至是奴才的角色，为的是让她在李治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另一方面。武则天看到王皇后质朴实在，平常与身边的侍从很少交谈，她的舅父中书令柳贲出入宫禁时对宫内役妾们也无谦和之礼。于是，她专捡王皇后和柳贲不礼重的侍从和宫人结交，还常常把自己得到的赏赐送给她们，以求得她们的拥戴和保护。这样，那些得到好处的宫人们都成了武则天安插在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身边的耳目。因此，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的一举一动武则天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永徽三年(652)七月，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武则天身价暴涨，李治大笔一挥，册封武则天为昭仪。这对武则天本人也是意外的惊喜。 (3)甥舅矛盾 永徽三年(652)，高阳公主谋反案的审理中，长孙无忌有意扩大范围，将李治的六叔、司徒、荆王李元景，李治的三哥、司空、吴王李恪等数十位李氏宗亲定罪。长孙无忌丧心病狂屠杀李治亲人，李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但是，他要救出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六叔李元景，另一个则是他的三哥李恪，这两个人位居司徒、司空。平时和李治关系亲近，于是李治哭着向长孙无忌求情，但是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李元景和李恪最终被杀。这使得李治与舅舅隔阂日甚。后宫里，从感业寺二次进宫、尚无名份的武则天开始与丈夫谋划如何排除异己、共建未来。 (4)万年宫大水 永徽五年(654)三月，唐高宗李治率领一班大臣前往万年宫。一天夜里，山上下了大雨。引发山洪。大水冲击万年宫的北大门(也叫玄武门)，宿卫的战士看见水势凶猛，四散逃命。这天夜里。值班将军是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眼看着士兵四散逃命、大水涌进宫内。正是大家熟睡之时，皇帝和武昭仪也在其中。在薛仁贵的帮助下，李治与武则天一起跑出宫殿，登上高处，大水已经淹进宫殿。高宗惊魂未定，太医报奏：武昭仪再次怀上龙种。数月后，武氏生下一位小公主。大水中高宗和武则天成为生死同盟。 (5)野心初现 独享专宠又生育龙种，武则天升昭仪，成为众嫔之首。美貌和聪慧一再得到高宗认可，但王皇后又显然不给她机会。对王皇后而言。武氏显然是功高盖主。于是武氏交心不成，起了野心。狡猾的武则天发现，唐高宗只是宠爱自己，却没有让自己取代王皇后地位的意思。于是，她心生一条毒计，嫁祸于王皇后。武则天所生女儿满月，王皇后出于礼节，前来探望。谁知王皇后刚刚离开，武则天竟偷偷地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然后又照样盖好被子，若无其事地离开婴儿床，和宫女们谈天说笑。唐高宗回宫之后，她嬉笑撒娇，让丈夫去看看可爱的女儿。唐高宗怀着兴奋的父爱之心掀开被子，却见可爱的女儿死在那里。武则天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唐高宗逼问左右侍从，都说只有王皇后进过内室，看过婴儿。唐高宗大怒，认定王皇后因为嫉妒之心而丧失妇德，杀了他的爱女。武则天又乘机添油加醋，欲置王皇后于死地。由于王皇后对此事难以自明，矢口否认也无济于事。从这以后，唐高宗便产生了废立皇后的念头。 (6)争取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后宫斗争进入白热化，李治倾向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他想寻求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为了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专门御驾前往长孙无忌家中，不仅将长孙无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为五品朝散大夫，还格外奉送十车金银财宝。皇帝和武则天都下了血本，长孙无忌却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频频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帮助。长孙无忌也无动于衷。礼部尚书许敬宗在武则天的授意下频频游说长孙无忌，然而却屡遭长孙无忌的驳斥。 长孙无忌在奋力抵抗，他在维护皇室尊严和传统礼法，希望外甥李治能够明白他的苦心，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李治已经长大了，羽翼日渐丰满，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视舅舅，甚至没有平视，他已经恢复了一个帝王惯有的俯视角度。武则天要的是皇后的名分，而李治要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的权柄。 (7)李义府奏疏 作为长孙无忌最反感的人，李义府在大唐的前景本来已经黯淡无光，长孙无忌更是准备把他赶出长安，从中书舍人贬到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做一个小小的司马。由长孙无忌起草的诏书已经出台，只是还没有下达到门下省，一旦诏书下达，李义府就得乖乖地收拾行李前往壁州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司马。李义府找来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向他咨询避难的方法。王德俭带李义府找到许敬宗并求得妙计：现在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如果能上书力谏武昭仪，方可避难。于是李义府连夜写好“废王立武”的奏疏，然后到内宫大门投递。接到奏疏的李治随即召见了李义府，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从李义府那里，李治得到了莫大支持。接见完毕，李义府得到了赏赐。 (8)改立皇后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得偿所愿，原来的王 性情感的复苏等。都促使武则天决心召回儿子，并立他为太子。可这一放弃江山屈服于血亲关系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5)赐太子姓武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突然采取了一个奇怪的行动：赐太子姓武，并召来武姓侄孙及李姓儿女在庙堂察告天地，顶礼宣誓，保证彼此相扶，共保帝业。 (6)盟誓 武则天终于想到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的方法，那就是盟誓。圣历二年(699)四月十二日，洛阳的明堂上，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如期进行。参加这场盟誓的有皇太子武显(不久前赐姓武)、相王武旦、太平公主以及定王武攸暨等武姓亲王。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在武则天的主持下，他们一起写下盟誓，然后一起焚香祷告，将盟誓内容写在铁券上，藏进了国史馆。 (7)恩宠狄国老 狄仁杰与武则天一起外出游逛，意外发生了。意外由一阵大风引起。狄仁杰的帽子被刮到了地上，而马也受到了惊吓，先前跑了起来，武则天见状，赶紧让太子武显冲上前去为其解危。 (8)默许的政变 太子李显趁女皇病危。在老臣宰相张柬之的鼓动下发动政变，逼她退位，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加封李唐皇族，铲除张易之、张昌宗余党，恢复唐制，史称复辟。武则天革命的痕迹和女性威权被逐渐清除。 武则天对此次政变洞若观火，此时的她已经超然，故意不动声色，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着子孙们的所谓义举。 五、结语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观照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她既不是单纯的巾帼英雄，也不是一味的蛇蝎妇人。而是一个在权力欲望与人性情感中纠结的女人。相对而言，第一阶段是人物的上升期，冲突感强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剧作模式，是较为理想的剧作时段。第二阶段外部冲突显得稍弱，但却涉及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张力。饱含了人物一生的渴望与纠结，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剧作时段。相对而言。后者着眼于老年武则天，以传嫡为主线勾连起种种矛盾冲突和错综状况，能够集中体现人物一生的欲望和情感纠结，也更能突出她的智慧和胆识，使人物更具张力，同时也更具新意。参考2006年英国影片《女王》等，可以预见，在当今影坛。内敛、深度和智慧可能超过年轻、华贵与时尚，深入、真实地刻域一个人物可能胜于张扬地展示其外表的美貌与浮华。当然，如果剧作中能兼顾人物青年时代的场景，再加入太平公主等年轻女性，影片的可看性会大大加强。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上那辉煌的一刻 桃李芬芳育英才，薪火相传六十载。2010年10月23日这一天，是我国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日。六十年一甲子，为了迎接这隆重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动，学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筹办校史展、拍摄宣传片、联络海内外历届毕业的在电影业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准备三大奖项等等，本刊主编马宏锦先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86级电影美术系进修班学员，也在去年第九期杂志推出了题为《春华秋实――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进修班风采录》的专刊，集中介绍和展示了同学们多年来在电影和美术方面的作品、工作成果、专业成就等，为校庆献礼，感谢母校的教育，报答母校的栽培。同时，马先生在校庆日也应邀回校，参加庆典，和众多校友、老师们欢聚一堂，并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立于1950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如今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专业艺术教育高等学府，教学设施和人均拥有设备值等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7000多部影片中，75%以上由该校毕业生主创拍摄，历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获奖作品中，电影学院毕业生主创作品达到百余部，该校毕业生的作品还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东京电影节上摘得大奖。 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花甲之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在校庆那一天是热闹非凡的，是隆重庄严的，也是辉煌耀眼的。庆典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整整持续了一天。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们济济一堂。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贾樟柯、韩三平、于洋、张铁林、张丰毅、蒋雯丽、袁立、黄晓明等许许多多从这里起步，从这里放飞电影梦想的大牌导演和一线明星们纷纷从各地赶来，为母校祝寿。 院长张会军在发言中说：建设世界电影强国是我们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的电影学院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会始终牢记学院的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我们将共同创造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崭新的历史，我们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身。 北京电影学院校友、著名导演陈凯歌在代表校友的发言中说：我们和在座的前辈、后辈，都在电影学院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我们是后第一批学生，那时校址在昌平的一个叫朱辛庄的地方。我对朱辛庄很有感情，那个地方很适合读书，每天课上完之后，或者从城里回学校的路上，都有一番自由的讨论。电影学院带给我们的除了专业的技能，除了作为一个行业的工作者的必要的知识，还有我们对电影的感情，让我们在其后的生涯中缓缓地展开，拍出一些比较精彩的作品。之所以说‘一些’，是因为后续的路还很长。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母校的哺育。正是因为你们的教诲，有点一心向上，想把中国电影拍好。 听着陈凯歌此次温和的发言，现场许多校友不由得想起1993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82届（78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举行的“十年首聚”活动上，写的慷慨激昂的同学会宣言：“遥想当年朱辛庄内一百五十三同学少年无忌十足狂妄评点古今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世称‘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豪情无减一笑仍是童颜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洞彻人生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此宣言在电影圈曾一度传为佳话。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代表、摄影系主任穆德远教授在发言中说： 60年前，一大批活跃在中国电影创作一线，具备专业水平的从业者投身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们有三十年代参加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老艺术家，有延安电影团的精英，有中国电影教育的元老，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战地记者，他们挺起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脊梁。 60年来，且不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所有获奖影片中几乎找不出一部没有学院师生参与的影片，就说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学院师生的身影。无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现场，还是在南极的科考队中，还是在唐山、汶川地震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中都会有人自豪地说，我在！穆德远教授说：都说教员是蜡烛，他们燃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作为电影学院的教员，即便燃灭了自己，但并没有照亮了别人，我也无怨无悔。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是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脊梁！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我们深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在发言中说：北京电影学院从创建开始就一直承担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重任，60年来始终坚持以党的唯一路线方针为办学指导，以培育全面发展的电影高级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步为己任，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摇篮，在国内外电影和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是培养中国电影专业人才的重要场所。从电影学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享誉中外的艺术家，有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有担当中国电影重任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也有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年轻新锐，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更为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造就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品牌。 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新中国电影开拓奖”，该奖项颁发给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做出特殊努力和贡献的优秀电影人夏衍、袁牧之、陈波儿、章泯、白大方、吴印咸、钟敬之等近三十位老前辈，当大屏幕上一一显示他们昔日的形象和风采时，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宣读的颁奖词说：“你们点燃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火炬，注入了那些年轻的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勃生机，必将永远镌刻着你们的足迹。” 在这一特殊奖项的颁奖过程中，主持人还讲述了新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故事：1938年秋天，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电影《四百万人》的摄影师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把自己的摄影机送给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这台摄影机让新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人，携带着特殊的武器穿梭于祖国的各个战场，用特殊的方式战斗。年轻的他们不畏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用一部部影片书写着共和国走向成功的辉煌。也就是这台摄影机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师，同时也点燃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火种。这台摄影机述说着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历史，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华彩乐章。 活动的第二个奖项“新中国电影教育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学院历年来在电影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电影人的谢飞、郑洞天、齐士龙、马精武、谢铁骊、崔新琴等教师们，颁奖词说：60年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而一辈辈的先生把知识传授给一代代电影人，一代代电影人在这里起航。 第三个奖项“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则几乎涵盖了新中国电影行业中近半的幕前幕后精英，其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韩三平、黄建新、贾樟柯、顾长卫、霍建起、于洋、王小帅、陈坤、赵薇、蒋雯丽、唐国强、李少红、姚晨、陆川、余男、宁浩、叶大鹰、许晴、袁立、张丰毅、尤小刚、尹力、王小列、王丹戎、王兴东、王志文、冯小宁、宁瀛、艾丽娅、吕乐、孙周、安澜、米家山、何琳、吴天明、吴玉芳、吴子牛、沈丹萍、张建亚、宋春丽、张军钊、肖锋、邵兵、候咏、俞钟、陈国星、陈强、姜武、赵小丁、胡玫、夏钢、娄烨、郭宝昌、郭晓冬、富大龙、黄蜀芹、蒋勤勤等500多位知名影人 在颁奖典礼过程中，大屏幕上播放着历届毕业生拍摄的优秀电影片段，从《风雨江南》到《那人，那山，那狗》，到《童年往事》，到《香魂女》，再到《云水谣》；从《老井》到《暖》，到《梅兰芳》，再到《小城之春》，等等，在场校友再度感受了自己或自己的同学曾经创作出的那些让人激动万分的作品。 在代表校友上台领奖时，于洋说：今天是电影学院60周年的生日，我们老中青少聚集在电影学院里，不由得让人想起60年前热衷于电影教育事业的陈波儿、白大方和袁牧之同志，他们现在在天上看到我们电影学院到今天如此的辉煌，一定非常高兴。他们是我们电影学院的骄傲，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张艺谋说：中国的电影事业是由一代一代人传承过来的。今天，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祝母校60周年生日快乐。 活动期间，学院还在A 楼大厅举办了主题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60年校史展。展览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沿，包括学院的校址变迁、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学院历任和现任领导。第二部分为前史，主要展示了解放前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包括电影公司的演员培养与左翼电影（最初的电影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及电影教育（电影高等教育的起步）、解放区的电影教育等。第三部分为学院起航篇（1950年―1976年）。第四部分为成长篇（1977年―1999年）。第五部分为腾飞篇 （2000年―2010年）。校史展中还专门开辟了三大块主题墙，包括人物历史墙、人才培养墙和创作实践墙。 除了平面图片展示外，还展出了延安电影团使用过的第一台摄影机、16MM摄影机、金陵大学时期孙明经教授电影教育的授课手稿和钟敬之老院长在学院创办初期的教育手稿等，还有学院早期的毕业联合作品分镜头剧本、1978年的招生简章等珍贵实物。同时，还展出了学院历届师生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的奖杯，这些奖杯凝聚了学院历届师生的辛勤创作和努力拼搏，金灿灿的奖杯在灯光映照下犹如母校60年的光辉历程般熠熠生辉。 六十年的凝结与汇聚，六十年的灿烂与绽放，六十年的回顾与怀想，六十年华诞大庆这一天，对于北京电影学院来说，无疑是一个辉煌耀眼的时刻，对于中国电影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电影史论文:走向新百年的《中国电影图史》 2006年12月24日，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耗时四年，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图史》宣告完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资深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和中国影协名誉主席、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等发表了讲话。李行、吴思远、王晓棠、谢芳、陶玉玲、黄仁、罗卡等一百多位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史学专家，以及在京电影单位的有关人士出席了首发仪式。 统一中国电影史 赵实在贺词中高度评价了《图史》诞生的重要意义，它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两岸三地一次成功的合作范例。的确，多少年来，虽然中港台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三种各自孤立的政治文化形态。反映在电影史上，是长期的分歧。 现在三地流行的电影史，有三个版本最为人重视：大陆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所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杜云之所著的《中国电影史》以及香港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这其中，余慕云的著作囿于港岛一隅，自成系统；而程季华和杜云之的著作都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为主，可着力点不同，对立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考虑到两者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述，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难以避免的。 时间悄无声息间流过了三四十载，在多元开放的新世纪，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电影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成果的“大中华电影史”，成了电影工作者心中共同的夙愿。 契机出现在2002年11月。程季华回忆道：“当时，我和李行导演在无锡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相会。谈话中李行提出，是否可以集合两岸三地之力合作著书，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李行先生为此特意提到：“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 这正是耄耋之龄的程季华未了的心愿，两人当即一拍即合，统一电影史的工作得以迅速有效地展开。 四载磨砺成正果 无锡之行后，程季华返回北京，立即与有关人士进行商议。而李行则与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取得联络，邀请香港电影工作者共同实施。经过北京、台北、香港之间频繁通信，决定将该著作称为《中国百年电影图史》，由程、李、吴三人担任召集人，推举三地电影史的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 此时，他们得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正在筹划中国电影百年史研究项目，遂与北京广播学院商议，决定四方合作，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主持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和香港电影资料馆为协助单位，鼎力支持。 据记者在首发式现场与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先生交谈得知，为了《图史》的顺利出版，香港电影资料馆几乎奉献出了所有的馆藏精品，大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都是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而台湾方面的电影资料以前甭说是普通民众，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是知之甚少。这次《图史》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主要编写者黄仁先生已八十有余，他精神矍铄地声称自己身体倍儿棒，“因为工作关系，好几回自己一个人拎着大箱子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 好事多磨，《图史》的出世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4月，原本预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由于“非典”肆虐，被迫延迟到9月。其时，作为香港电影史元老级人物的余慕云先生也亲临现场。可惜，去年4月8日，余先生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他没能看到《图史》一书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再启百年新征程 其实，在前年12月，《图史》的撰稿工作便在两岸三地电影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如果赶一赶进度，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礼物奉献出来。“但经过编委会和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审慎的考虑，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专家们再一次对已完成的书稿进行审核、修订和打磨，一年后才正式出版”，程季华说：“由于错过了百年庆典，遂将书名《中国电影百年图史》改为了《中国电影图史》。” 《图史》全书近千页，130万字，2700多幅图片，如此浩大而繁琐的学术工程，如果没有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面对这部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大中国电影史著作，怎么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欢欣鼓舞呢? 但也正如谢铁骊导演所言：“《中国电影图史》已经出版了，但是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就让我们以此为献礼，献给中国电影所走过的100年的岁月，更献给它无限美好的明天。” 中国电影史论文:“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以民间视角书写当下或历史 [摘要]“第六代”电影包含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记录精神，它以记忆和想象混合的普通人物的视觉来还原历史。“第六代”电影人物的边缘性则主要把握了社会底层的特点，其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当下和历史中普通人的感情和情绪，表达了一种新的电影精神。 [关键词]“第六代”纪实风格记录精神民间边缘 引　言 我们在“第六代”的电影中看到了地道的平民化叙事，看到了银幕上从伟人到凡人的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和微妙的心理体验得到诠释和表达。平民化叙事的另一重要视角就是强化人物的无奈与焦虑，表现小人物在各自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幸和困难。显然，“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进行着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平等的、宽容的和关怀的交流。影片中的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或者说生存于都市和农村的小人物以真切的存在唤起观众的动情。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无意回避社会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逐渐地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竞争逻辑体系中的人们以胜者和败者来分类，使得边缘人群更加边缘化。“第六代”电影对之进行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为了创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美好生活，还是盲目追逐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1] 一、纪录精神[2]：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第六代”电影在事件之中蕴含社会生活的‘寓意’，不仅无法忽略，更无法否认。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如实指出，承担社会代价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Ssocialvulnerablegroups)，没有话语权或很少有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3]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更大的压力。思考减少社会代价的路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思考如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由于被边缘化而受到的种种损害。 “第六代”电影，与其说是哀悼“边缘”的挽歌，倒不如说是呼唤“边缘”尊严的呐喊。虽然他们的电影很难说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科学走向启人深思，但它们至少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若干问题，启人深思。这一点恰恰是“第六代”电影所要表达的重中之重。对此，导演章明的话，犹如“第六代”社会性立场的宣言：“我们要拍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伸手可触的世界之中。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太平盛世，许许多多人的简单的情感得不到满足。这些电影，更关心这些基本的生命存在。”我们从《巫山云雨》、《十七岁的单车》、《小武》[4]、《哭泣的女人》、《扁担・姑娘》、《盲井》等作品能更清楚地看到“第六代”的纪录精神。 《巫山云雨》的故事发生在由于三峡工程开工而即将被淹没的地方――长江边的一座小城巫山。这个地域背景隐喻着人存在的空虚或虚妄。作为一部注重人的生活状态的电影，《巫山云雨海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几乎不被彰显，而他们在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是导演十分在意的。例如，吴刚作为警察，在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麦强作为信号台职工，在社会生活之外(非现实或抽象中)。生活在纷乱、复杂社会的人们，实际上各不相干。麦强和陈青偶然相遇，发生了关系，但这并没有使两个人的情感得到确定，他们似乎是不相识的人，重新回到原位，只剩下魔幻般的叫喊和期待一这隐喻着在当今社会情感的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艰难。情感只存在于期待之中。与此同时，身体的结合等待着或回避着伦理的认同。麦强和陈青影片结尾时才再会，麦强和陈青是否会结合呢?全无交待。导演似乎要表明生活是在没完没了的期待中进行的，新的期待出现时镜头保持了沉默。由此，我们看到了人物在勇敢地面对现实和追求幸福中萌生的希望。 在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中，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郭连贵和高中生小坚在一辆自行车的所有权上发生了纠纷，而他们使用同一辆自行车的目的不同，说明两个男孩儿生存处境存在差异。一辆自行车，成为两个17岁的成长中的少年不同意味的自我身份认同标志：对于郭连贵，自行车能使自己顺利完成从一个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过渡，是绝对的生存道具(市场经济社会，要获得金钱(资本)，需要提高劳动效率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心理依托；对于小坚，自行车是同龄群体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无论如何，他们同样面对困境，同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状态。 事实上在失去速递公司的工作之后，肯吃苦耐劳的连贵也许还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他却放弃了换一种生存方式的机会，由于对自行车的过度迷恋，他短时间内无暇顾及其他工作。这反映了农村群体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倾慕(影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反映着同样的心理：比如连贵亲戚兄弟关于天天喝红糖水、吃排骨面的向往：小保姆总是不停变换着家主人的衣着)。 对于连贵和小坚来说，自行车具有不同的意义。连贵对自行车的迷恋既来自对城市的向往，也来源于守卫“自尊”的下意识。因为那辆自行车是他用辛苦工作赢得的，是“苦尽甘来”应该得到的。对小坚来说，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同龄群体中心理优势的标志：女生提出要和小坚一同回家时，失去了自行车的小坚粗暴地回绝了。影片中的女生并未因为小坚失去自行车而改变对他的态度，但小坚在未被群体抛弃之前，却首先因为外在物质标识的缺失而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自我放逐。他主动放弃了成为群体中一员的可能性，偏执地用自行车这一外在物质作为自身价值的具体标识。诚然，这种身份认同方式与不健康的恋物癖(fetishism)有关，但也有社会性心理依据。因为他的同龄朋友大体上都对自行车过度地迷恋。没有自行车，他就觉得无法在同龄社会中表现自己，失去了群体的肯定(正因为这样，小坚才敢偷家里钱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在一个未成年人心中，外在物质标识的认同作用被无限夸大，以致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而这与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物质万能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故事与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它结构松散，情节平淡，叙述开放而流畅。扒手儿时的朋友小勇的结婚典礼没有邀请小武。对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小勇来说，小武虽然是老朋友，但也是“手艺人”，请他来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正如社会学者所分析的：“在中国，一个人不给别人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问题，要么他过去可能伤害过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么人们不认同他或她的资源的来路”[5]，小勇嫌 小武的“钱来路不明”，连小武的红包都拒绝接受。其实，在小武看来，小勇所从事的所谓贸易就是走私，所谓的娱乐业就是赚歌女的钱，他们同样是不道德的。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小勇在以违法的手段赚钱，利用法律的过渡期的漏洞积聚财富，他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惩罚。而小武自始至终是一名小偷，一名警察眼中的罪犯。小武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如小勇的“企业家”，也许他没有搞生意的资本，因而他始终是“手艺人”。他“手艺人”的身份来源于他的穷。小武失去了希望自己能做靠山的梅梅，[6]家里雪上加霜地冷待他，最后他被警察逮捕，于是小武在爱情、亲情上都受到疏离。也就是说，小武在坐牢前就受到一系列社会惩罚――“在金钱成为社会机制的基本动机和社会表象的实质性调节器的国家，小武可以说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金钱统治着今天的中国，而小武又被这一原则所统治。”[7] 从刘冰鉴导演的《哭泣的女人》，使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而我们越看到真实，我们就越想哭泣，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紊乱。在北京打工的贵州女子王桂香，偷卖的CD和VCD被警察没收，成为他们可心的玩意儿。丈夫因赌博而动手打瞎了别人的眼睛，结果被抓去坐了牢。王桂香被迫回到了家乡小镇，这个脆弱的女人开始独自面对困顿的生活。在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她与在镇上做殡葬买卖的旧情人合作，当哭丧婆，死亡也成为生意的对象。而这时候，她所目睹的是――在葬礼中请“哭泣的女人”的体面(甚至有狗丧，也请哭丧婆)：为哭丧钱而吵架；监狱所的腐败和丈夫坐牢的痛苦。其实，“哭泣的女人”王桂香是错综复杂的善和恶的复合体：虽然她对小孩不温柔不多情，但还是养育着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为了目标，王桂香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为了丈夫，她跟旧情人重新在一起：为了丈夫，她不顾一切赚钱给监狱长，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作品揭露了警匪一窝的现实。我们可以认为，王桂香的婚外恋和越轨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现实黑暗中的生存挣扎。影片结尾，王桂香听到丈夫在越狱后半路上被公安击毙的消息，她只是发呆，无声无息，该哭时，哭不出来了。但在之后，在一个老板的葬礼上，她哭得眼泪汪汪，这样哭泣让奔丧的人误以为她只是个“好泪女”，挣了不少红包――真正的眼泪也只能归于赚红包的生意中。好歹，这回她用不着像平时那样为钱吵嘴，斤斤计较。她的哭泣，不仅是她的生存方式，更是她的赎罪、自慰和解脱。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边缘生存境遇中的人们往往是暴力的施行者或受害者(例如《十七岁的单车》、《二弟》、《青红》)，在《扁担・姑娘》中也不例外。外来民工高平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价值。他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本来，城市对民工的需求是劳动力，而高平将它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他这样执著地强行撬开通往城市的门，而这样的努力最终使他丧命黄泉。仍旧以扁担为生的高平老乡东子只好静静地看着高平寡不敌众，坠入江中。作品表达的是城市和农村注定了的隔阂，“扁担”一旦要对抗“城市的游戏规则”，就难以回避卷入其规则设置的陷阱的命运。一旦侵犯了社会，就很难逃脱相应的惩罚。[8]这是社会弱者在城市边缘中无法挣脱而出的现实体认。影片结尾定格在“扁担”东子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它预示着是虚弱而坚韧不拔的希望。 在当代中国，善与恶有时交叉，有时分立，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扁平的，能清楚找到原因并且依照既定原则――劝善惩恶――予以判断。“第六代”电影人性批判是冷峻的，基本上可分成善(元凤鸣)、恶(唐朝阳)和亦善亦恶(宋金明)三种类型人物。《盲井》叙述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它反映了底层社会面对经济起飞所产生的困惑，面对金钱的诱惑与困顿，人性的泯灭与复苏。《盲井》并非简单展现煤矿工人生活的悲惨，作品借影像媒介引发观众的思考：“人要过好日子，是否需要采取非法或灭绝良知的手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主人公是冷酷和邪恶的杀人犯，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把赚的钱寄回家的家长。因此，《盲井》给予我们展示的是贫穷产生邪恶，而穷人害死同样穷的人的残忍的人生断面。他们在“咋鸡巴走路呀！”骂人的开私家车的有钱人面前，没敢吭一声，面对金钱的力量时，他们委屈自己，这正反映了他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和信奉。两个贫穷的挖煤工丑恶的欲望和其中的混沌的故事《盲井》，在主人公看到腐败官吏被捕的电视新闻报道时聊天的场景中，他们看着新闻说：“矿上那点事，他们差远了”，“别说几百万，有几十万我都知足了。”底层人贫穷和邪恶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的腐败，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此时电影探讨的焦点已从人性问题提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拷问。 在追逐下一个暗算目标――16岁的元凤鸣――时的犹豫，说明此时矿工宋金明的灵魂面临了严重考验。宋金明在贪欲和良心间愁苦徘徊时，使元凤呜丢掉了童贞，预备好万一他死了，自己内心能获得心理安慰。这个场景与前一段落唐朝阳和宋金明当嫖客的场景隐喻着性／身体的快乐，对不能够享受多样的文化生活的底层阶层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发泄欲望的手段和得到快乐的通道。 两个矿工在“盲井”里的最终死亡，是人性两极斗争的必然结果。唐朝阳彻底地丧尽天良的拜金主义与宋金明在善恶之间徘徊的心灵冲突，表示出人性是懦弱的，但同时有微弱的希望。作品显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穷人一枕黄粱的暴富梦的破灭――生命凄凉的绝望。元凤鸣在煤矿办公室称宋金明是二叔，当时王矿长说“废话”，矿长本来就不在乎他们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对他而言，死一个人给“亲戚”发3万元就一了百了了。在宋金明死后，元凤鸣作为“侄子”获得了赔偿金，也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而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作为观众只好设想元凤鸣会把本应是社会弱者宋金明孩子的学费钱好好珍惜或用在学费上。王矿长“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话表达了当今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真实的地位，影片贯穿着一种悲悯和讽刺。 二、记忆或想象：民间视角的历史还原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凝结着民间视角的历史记忆还原。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和贾樟柯的《站台》(2000)都构造了基于个人记忆或想象的历史，以电影书写了一代人的“野史”。另一部姜文电影《鬼子来了》，脱离官方主旋律话语，从真正的民间的和人性的角度暴露日军的残忍性和农民的单纯，从而更鲜明地表达了战争带来的伤痕和恐惧。通过“三线建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小根和青红青春男女感情终究被彻底否定的故事，《青红》冻达着纠缠于国家话语、家长的意志和年轻人的情感欲望间的痛苦和茫然。 《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个体成长经验出 发，不去触及“”的伤痕、苦难，在姜文的视角下，“”是与浪漫、青春重叠的记忆中的痕迹，“与第五代的中年民族伤痕南辕北辙”[9]，“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初期的底色”[10]。《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这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作品对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使用了在当时中国较为新鲜的超现实手法，把青少年的暴力和爱情描写得朦胧和残酷。由于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时间管“马小军”们。于是，在特殊时期，孩子们在混沌中长大了。影片试图逼真地描绘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和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时代的特征。其实，幼稚和无知何止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整个国家和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无知和暴力的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用青少年的眼睛和故事描画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混乱状态与成长中面临的考验。 姜文虽然没有亲历过日本侵华战争，但他觉得《鬼子来了》中的马大山也许是自己的前生。[11]他如此投入地演绎电影人物的命运，活生生再现了他所谓前生。《鬼子来了》不愿举着“全民皆兵”的爱国主义抗日电影的旗帜，[12]作品虽然融入了一些喜剧性元素(农民纯朴的思想和语言，决定处置两个黄麻袋日军过程中的阴差阳错等等)，却是一部敢于正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使观众深思历史真面目的佳作。《鬼子来了》表现北方偏僻山村村民出人意料地遇到灾难，它对中国军队和农民人性的客观冷静的描写，具有尖锐的反思历史的意味。正因为这样，姜文将忧患意识注入故事中，以更深刻地开掘日军残暴行为的反人性。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撤退的中国军队在村民马大三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并说会回来取，而他们却迟迟不来，半年都不见踪影(共产党部队的缺席是这部影片大胆之处)。翻译官为了保护自己而误导农民(不让农民看到问题的实质)，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虽然他对死亡的恐惧是自然的，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使这部影片的批判性提升到中国人自身反思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农民的纯朴人性使其始终害怕“杀生”，他们没想到日军在战争中的“残忍”，愚昧、盲目地相信日军，做俘虏和大米的一桩“以人换粮”的交易，这也是无依无靠的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选择及导致的灾难。影片的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场面多多少少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日本留学时看过的幻灯片场景的意味。[13]马大三应该这样死吗?周围的人们好像在“看热闹”的欢乐之中，令人感到困惑――到底他们是怎么想，难道那么多人都盲目地认同对马大山这样的处死?[14]结尾的场景是姜文对新“鲁迅”的呼唤。通过历史的另类视角的还原，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思考也更深一步。 80年代，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文化上渐渐出现了多元的态势，人们也有了日常生活上更大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站台》是关于这时代变化的汾阳县文工团年轻人的“民间记忆”，[15]是一首散文诗似的历史书写。文工团适应市场需求要准备一台轻音乐节目，而团里的年轻演员，在接受生活、时代的变化上各有不同的态度。汾阳文工团的这群青春男女，暧昧的、若即若离的情感，一时是在浪漫中、一时是在无奈中，跟着《站台》和《成吉思汗》等流行歌曲一起飞翔的期待，是他们青春的宿命。钟萍和张军的离别，崔明亮和尹瑞娟的再会，说不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岁月的安排。他们都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人生灿烂的时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滑入了平庸的人生轨道。这部电影展示的十年岁月，是理想的冲动慢慢变为日常生活平常心的岁月。汾阳文工团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走，寻找一种单纯的信仰，但最终谁也无法走出生命的圆圈，城镇文工团也是一种“革命”时代的副产品，一旦遇到社会潮流的转变，就渐渐接近了破产。这时，他们回到了汾阳(也是他们的出发点)――“站台”。十年似乎就是一个轮回。 电影《青红》作为历史记忆和想象，别具震撼力。上个世纪80年代，青红等许多孩子们的家庭为了“三线建设”，随内迁的工厂，从繁华的上海等大城市迁移到了内地贵州的一个边远之地，无论“三线建设”是否存在着对人才的需要，青红的父母盼望着回“故乡”上海，他们已经等得太累了，这个移民家庭一直以“上海人”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感到贵州是早晚应该离开的地方。而青红毕竟生长在贵州，对当地有深厚的感情，青红父亲强烈的回乡意识，给觉得自己是“农村的”的青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父亲严峻的反对和对她一举一动的监视，青红和当地工人小根情窦初开却只能变得若即若离，对于青红而言，徘徊于感情和家庭之间是难挨的青春考验。青红的好友小珍私奔的不幸结局使青红对自己感情问题的归居不免有太多怅惘。由于“三线建设”移民到贵州，是青红父母争吵的原因，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想早已在枯燥和单调的现实生活中被淹没了，剩下的只是痛苦和焦虑。青红父女的矛盾；中突根本上来源于“三线建设”等大规模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强制导致的结果。小根向不得不离别的青红表白，欲望和现实的矛盾激发了他对青红的强暴，它证明了父亲对青红的担心和对小根的歧视。而青红面临的是情感的彻底毁灭，爱情变成罪恶是她难以接受的现实，她竞至自杀却未遂。在被青红父亲告成“强奸犯”的小根最终被枪毙的广播声中，青红的家庭走向上海的梦想在实现着，青红父母在年轻人的死亡中感到困惑和内疚，而青红只能发呆。这部电影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运作给普通家庭带来痛苦和梦想的回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背景的青春男女相亲相爱，遇到的是不同身份认同意识造成的激烈对垒。梦想只是在明天，今天只有无奈和忍耐。 结语 在“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营建中，社会弱势群体里的人物占据了主要位置，许多观众不难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品承担起了使我们回顾生活的作用――现实人生承受的压力和困惑生活中包含着的生命最普遍、也最真切的情感，变化飘移的命运――展现在银幕上。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往往蕴藏着触及人们情感底线的真诚与劫难，它打动着那些游走不定的灵魂。另一方面，“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中对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既是纪录精神的体现，也是对部分阶层被异化的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现。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关注，“第六代”电影显现了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表明了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期待。 显然，“第六代”电影不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而着力于另类观点的阐发，由于敞开了多元视角的历史话语[16]空间，还原了民间的历史，它们都显现出新鲜的纪实风彩。并且，这些电影中的历史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渺小事件的漫长积累，把历史拉进“民间”的生活里，挖掘了历史中普通人们具体的存在感和生活经历，历史由此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国家或民族中心话语或权力话语。 中国电影史论文:是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 [摘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反思其吴学功能一定叙述历史：即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的三个阶段；二足折射现实：即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和台海关系；三是创造艺术：即悲剧风格、喜剧精神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 抗战电影叙述历史折射现实美学反思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抗战题材的影片始终是翻涌不息的惊涛骇浪，从1935年的《风云儿女》到2005年的《常隆基》，其间我们的银幕就不断映现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战斗身影，中国的影坛就一直回荡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强音-如果从1905年算起，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从1935年算起，抗战影片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这100和70之比，大概就是在中国战争类型片中，抗战题材电影所占的比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烈火金刚》、《黄土地》、《红高梁》、《战争子午线》、《铁血昆仑》、《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太行山上》等等。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电影评论家明振江少将说：“战争一经发生，便开始成为战争电影的表现对象。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同一场战争不断地搬上银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百余次被我们不同时代的导演再现于银幕，它们已形成了有关“日本鬼子”和“太阳旗”、“中国军民”和“青纱帐”等类型化的记忆和概念，那么，我们的抗战电影究竟是要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抑或是其他、综观七十年的抗战题材的电影历史，笔者认为：它们呈现为三种类型，而每一种又分为三个阶段? 一、叙述历史：人民抗战――政治抗战――民族抗战 毫无疑问，借助现代科技电影是迄今为止记录历史的首选方式，可是这种记录决非是再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的：“电影给我们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艺术形象，如果略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艺术形象完全是非现实的(例如特写镜头和音乐的作用)，而且是根据导演本人在感性和理性上的表现意图再安排过的。”因此，用电影来叙述历史，只能是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历史、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就经历了“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三个阶段。 首先是“人民抗战”阶段。始于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终于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一江舂水向东流》。其间著名的有：1937年费穆导演的《联华交响曲》，1938年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和《还我故乡》，同年应云卫导演自的《八百壮士》，他在1940年还导演了《塞上风云》，1947年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前后阶段，前期的记实性的居多，以《八百；隆士》为代表，紧紧追踪时代风云，反映战争事件，表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可屈服的伟大精神；后期的反思性的居多，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表现了这场战争灾难给中国人民的普通家庭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 其次是“政治抗战”阶段。始于195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史东山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终于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董克娜导演的《烽火少年》，其间著名的有：《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小兵张嘎》、《地道战》、《鸡毛信》、《八女投江》、《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用“共产党积极抗战，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即以强烈而单纯的党派政治视角来看待八年抗战，取材的几乎全部是敌后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是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而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因此，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只能是共产党的政治意图抗战历史的写照，也正是这些电影几乎影响了几代人关于抗日战争的观念和记忆。 最后是“民族抗战”阶段。始于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终于2005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常隆基》。其间著名的有：《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黄土地》、《晚钟》、《战争子午线》、《黄河绝恋》等等。以上电影抛弃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中国共产党单一的抗战”变成“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淡化了国共党派的政治意识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注重的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尤其是这一阶段大量涌现的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就有效地弥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的不足；还有即使是以八路军为主角抗战，也凸现的是两个民族的人性在战场上的较量，如《将军与孤女》、《晚钟》。 二、折射现实：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台海关系 诚然，电影以其所创造的“在场感”与“想象性”的高度融合，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艺术千百年来一直难以克服的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相互分离的美学矛盾，然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决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早巳不可还原，那么任何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都要受制于创作的特定时代和现实，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电影理论家蓝爱国通过论证电影历程的由“影戏”到“电影”的演变，指出：“当我们今天改影戏为电影时，我们突出的是电影的机械化特征，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不同于任何传统既有的方式，从而也就具备了现代文化的独有特征――一种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性格的表现手段。”中国电影的几代导演就借助“抗日战争”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亚洲和世界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首先是对应于“人民抗战”阶段的“中日冲突”的现状。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危机四伏。1925年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而引起的“五卅罢工”，1926年的“大沽口炮台事件”，1928年“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抗战，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的全面爆发。如《保卫我们的土地》以东北流民刘山一家的流浪经历，记载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揭露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鞭打了民族败类的丑恶行经，表达了人民抗战的伟大决心。还有《八百壮士》是取材于1938年“凇沪抗战”中国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四行仓库”的悲壮战斗。《塞上风云》则以1933年中国军 队的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蒙汉人民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都的紧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日两国的敌对状态。 其次是对应于“政治抗战”阶段的“国共对峙”的状态、随着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执掌国家政权，海峡两岸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了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竭力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消失殆尽，于是银幕上只有共产党抗击40％的日军的场景，而没有国民党抗击60％日军的情形，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而没有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如《东进序曲》中的韩德勤、《沙家浜》中的刁得一。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活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和《八女投江》。为了宣扬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我们的电影还塑造了很多“游击队”的形象，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和《地道战》、《地雷战》等，也借此来强调“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的抗战历史叙事。 最后是对应于“民族抗战”阶段的“台海关系”的形势。 二十世纪的后半段，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主潮也呈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走向。从七十年代末国务院的《告台湾同胞书》，到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到1995年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而继续奋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展，台海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令人可喜的变化，民间的经贸、体育、文化往来和旅游探亲日益增多。我们的抗战电影日渐淡化政治意识，努力回归历史的真相，在这样两个方面折射出时代形势。一是，大量的描写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如《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也塑造了一大批像李宗仁、杜聿明、宋哲元、唐生智、张治中、卫立煌、吉鸿昌、王铭章等爱国将领银幕形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突出地刻画超越战争的人性意义，如《归心似箭》、《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黄土地》、《晚钟》、《黄河绝恋》等，它们透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和人道情怀，通常意义上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三、创造艺术：悲壮风格――喜剧精神――象征意义 抗战电影，如果说是叙述历史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再现性美学功能；如果说是折射现实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表现性美学功能!然而，无情的时间能改变曾经的事实真相和冲淡往日的恩怨情感，而今银幕上呈现的只是经过编剧、导演、美工、布景和演员模拟的场景、情态和形象，这就是电影的电影性――既再现又表现；既写实又写意的艺术特性所在。“作为画面和音响相统一的多维时空艺术，电影具有表达客观外在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充分潜能和能力，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和展示这种能力，”这些许许多多选取抗战题材来拍摄的电影艺术家们，究竟给我们创造来了哪些艺术美感呢? 一是，“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从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冒险的乐园，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是捷足先登，先是侵占东北，继而蚕食华北，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最早的表现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为这一阶段抗战电影奠定了悲壮的风格。史东山1938年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址映后重庆的评论界称赞它具有“崭新的取材，崭新的风格，前进的思想，用拳头代替了大腿，用呐喊代替了没落的歌声。”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塑造了在凇沪抗战中，孤军奋战，誓不投降，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的中国军人，还有上海各界民众尤其是女童子军杨惠敏穿越炮火向守军献上国旗的壮烈场景。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正是以悲愤豪壮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敢，唤起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也是大战当前我们民族需要的精神力量啊! 二是，“政治抗战”阶段的喜剧精神、1949年至1975年大陆的抗战题材的电影，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先入为主”导致艺术表现的“主题先行”，在贬低、忽略国民党抗战的同时，也一方面妖魔化了日本军人，如在称呼上的“鬼子”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神魔化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因此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喜剧精神。出现在银幕上的国民党都是假抗战、真反共的“摩擦专家”，如《东进序曲里的韩德勤、刘玉坤，《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刁得一，这些人说话阴阳怪气、做事诡计多端。那些日本鬼子几乎是凶残加愚蠢和好色加野蛮的典型，如《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地道战》里的山田、《红灯记里的鸠山，《铁道游击队涯的岗村-至于正面人物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机智勇敢，《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和《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几乎就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典型，就连《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民兵也是身怀绝技，神出鬼没。这些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主体对惨烈的蔑视、对邪恶的嘲笑，无不充溢着胜利者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不屑一顾的神色，征服困难和压倒对方的喜剧精神。 三是，“民族抗战”阶段的象征意义。电影是艺术，那么就必然它要超越形象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而进入审美的象征境界；战争电影要表现的生命极端状态，那么它就得透过生与死的际遇而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里的“傲德萨阶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色彩转换，美国《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即将走进焚尸炉的“红裙子小姑娘”，《拯救大兵瑞恩》的“七小于一”的不等式、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充分开掘了电影艺术的审美空间。张艺谋的影片非常注重色彩的象征。《红高梁》突出了红色生命的野性，《黄土地》渲染了黄色文明的厚重；吴子牛的影片就格外关注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喋血黑谷》讲述了国民党军长吴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晚钟》直面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并肯定中国士兵的善良和宽厚和对和平的向往；《南京大屠杀隔开了人性与兽性的对比，呼吁对生命的尊重。冯小宁开掘了反战主题，《战争子午线》用战争中的小八路与和平期的小朋友的交错视角，《黄河绝恋》和《紫日》都是通过中、日、美(苏)三方来表现战争摧残美好、扼杀人性。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教学的多元化初探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史教学实践的梳理，探讨影视教学中的一些手段，方法与途径。在影视教学理论上，提倡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主张培养学生对多种审美形态的鉴赏。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尝试，提高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感受力。 [关键词]电影史审美心理情感体验更新内容 影视教育作为当代最具发展潜力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教育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在我国，影视教育已被纳入审美教育的范畴，正处于初期的探索与发展阶段。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影视院校，但是，对影视教育观念及教学模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 电影史是影视艺术学院各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理论课程。它对学生较系统地获取中、外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知识、把握电影观念和电影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各国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电影文化素养及艺术感受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艺术形态，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吸收了传统艺术的各种元素与成果，但又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视听语言来把握世界。因此，在电影史的讲授过程中，就必然涉及到电影自身的艺术与技术不断完善、丰富、充实、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经济、各门艺术……多种因素在电影中的表现与反映；电影创作者个人经历与性格、社会思潮、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等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等。因此，电影史的教学不可能只是将电影现象及其文本独立起来的封闭式的讲解，而应该是开放的、多方位的分析、体味与感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在尊重电影史的基本体系的同时，力求贯穿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所独有的审美品格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生命内涵。 一、把握学生审美心理，体现人文教育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育人”，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习惯的培养，都是教育最基本的内涵。而高等教育更应把构建人文修养和人文精神作为最基本的职能。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在将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将这些知识所体现的价值，即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素质，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使其身心得到和谐地发展。 电影作为艺术，其教学过程必然体现为艺术作品的接受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对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审美心理特点的了解与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心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审美心理结构逐渐成型，但还不够稳定 (二)审美趣味多样，但发展不平衡 (三)审美评判自主，但带有盲目性 (四)追新求奇，但鉴别力尚差 (五)反传统意识较强。但仍带有民族审美心理特点 鉴于学生的上述特点，我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对教材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增添。如课程的《绪论》部分，是具有引导性的，关手整个课程的教学定位。我自拟了标题《感悟电影》。在对课程的目的、特点及学习方法作简要介绍之后，安排学生看一部电影。每学期放映的影片不固定，基本是根据学生的专业、年级及当时社会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选片。比如：近两个学期我为学生安排的第一部影片是《迁徙的鸟》(又译为《鸟与梦飞行》)。这部由法国著名制片人、演员雅克・贝汉担任总导演的影片，是一部意境优美、寓意深刻、令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影片开始的第一行宇幕是：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影片将侯鸟迁徙途中那无与伦比的风光展现无遗，大海、冰川、山丘、沙漠的无比壮阔的航拍景象让人如痴如醉；本片音乐更是堪称天籁，那如教堂里唱诗班一样的优美圣乐和声，将鸟类的迁徙的优雅与悲壮，升华到极限，传达着对鸟类的真切关怀……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我适时地向学生们介绍影片的拍摄情况：本片的拍摄是一个由300多名成员组成的摄制组，包括50多名飞行师、50多名鸟类专家组成，拍摄时间3年，跟踪候鸟的种类有27种，拍摄地点历经36个国家175个地区，行程近10万公里，所用胶片长度45万米(150万尺)，耗资4000万美元。作为一部展示自然奇观的记录片，它既是对电影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其在技术与艺术双重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影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的创作者都满怀着对自然界深沉的爱，用纯美的目光关注着鸟的遭遇……学生们的目光被画面所吸引，心灵被鸟儿的命运所打动，当他们看到鸟们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了对回归的承诺时，他们对影片的认识也便从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上升到对其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的思索与感悟。 这是一次心灵之旅，让学生在一部充满“鸟文主义”精神的影片中，理解什么是“人文关怀”，懂得生命是自由和平等的，应该学会尊重与关爱。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以票房为目的，还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电影艺术又是人类集体智慧与力量的凝聚，它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默契与和谐……最后，我用雅克・贝汉的话对影片进行小结：“对人而言，美好的情感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人们需要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因为人类不可能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教材的第一章是《电影的诞生》。为使学生对一些抽象的科技知识、原理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我在向学生介绍了本章学习的内容、重点、难点、目标之后，便为他们放映一部表现英国电影发明家坎坷一生的传记片《魔盒》。对影片中涉及到电影发明的相关知识时，我采用回放加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加强记忆和理解；影片结束后，又与他们探讨电影艺术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影片的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你如何认识和评价他?通过学生的答案，我再给予提练、概括：电影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要，正如片中主人公所说的：发明“活动的照片”，是为了要“捉住动作，因为美就意味着要有动作”。其实，人类最初的渴望便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观照与审美表现――它最直接、最具体地展现了人类活动着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生命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影片主人公倾其一生所有，不为同时代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摇，不断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电影的发明，为了完善电影技术，他最终妻离子散，抱着新研制的彩色胶片，幸福而又满怀遗憾地死去……这种执着与坚韧的品格，是每一位电影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习的。 审美是交织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统一的关系中的互动的情感体验。因此，创设优美的教学语境，以趣味高尚的审美对象感染学生，引领他们在美妙的视听形象里、 在对人和自然的情感体验中走近电影的世界，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激励学生――这样的教学鲜活而深刻。 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透视文化的差异、传承与融合 (一)中外电影的横向比较 在课程的第一阶段，主要讲授外国电影史。但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我打破了教材的编制顺序，将表现中国电影萌芽期的影片《西洋镜》与《魔盒》对比放映。从中既看到了我国电影观众与西方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时的共同反9向，也看到了电影在刚刚进入我们的国土时所遭遇的从排斥、抵御到接纳的过程同时，外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提对生活的重现，是写实主义的；而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却是一部记录我国传统京剧表演的戏曲片，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风格。在比较中，让学生体会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则充分体现了它的兼容性、世界性。 (二)本土电影的纵向比较 在讲授中国四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史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文艺片的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作，体现了近代中国电影在人物心理刻画和民族风格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备受电影人的青睐。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我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重拍了这部电影，以示对此片及导演费穆的敬意。时隔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电影艺术的观念及制作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两部影片进行比较放映，学生们兴味盎然地对其优劣成败展开讨论。其中有关风格的话题谈及最多，两部影片因导演生活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无论从审美观念、人性理解，还是视听语言的艺术处理上，都有所不同。大部分学生更喜欢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对此，我也发表了个人观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产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时代性，学习电影史，首先是要将作品放置在它所生产的那个年代去评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就是将其放到历史的演进历程中，用发展的眼光观照它之于这种艺术的承袭性与开拓性。并提醒学生：对这两部作品比较，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通过这种论辩培养他们对不同审美形态的鉴赏。艺术家要保有自己的个性，懂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而不同。 三、运用新思路，走进电影人的心灵 近两年来，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很高，许多电影理论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亚平博士就提出了“人物志电影研究”的新观点。对于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也效法着进行了一点尝试。 传统的电影史教材，基本上是以影片和导演为主线的，对演员往往提及甚少。而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生命体验过程的独特呈现方式。而作为未来的电影工作者，大学生的情感比较脆弱，呈受力不足。为了对学生的教学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感，我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教学中，重点介绍了电影演员阮玲玉及其在我国默片时代的地位。不仅为学生放映了关锦鹏导演的影片《阮玲玉》，而且还对阮玲玉之死进行了剖析。并让学生结合文艺界许多名人的自杀现象谈自己的感受，如玛丽莲・梦露、三毛、张国荣等。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分析，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懂得善待生命，珍惜美好的情感，学会坚强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这样，才能在将来的艺术活动中，经受住各种压力与不幸，和谐地与人相处，乐观而豁达地迎接社会与人生的挑战。 在讲授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企业及制片政策时，我重点为学生介绍了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并为他们放映了《好莱坞百年百名超级影星》的记录片。透过银幕上神采各异的明星，让学生回答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电影的艺术特点和审美趣味让学生了解，当电影以一种商品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演员的地位和价值就成为制片商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改变了影片的叙事，也由此创建了一种长盛不衰的“影迷文化”；从电影自身的发展来看，好莱坞把电影视为大众化艺术的一种传统，而类型电影则强调了艺术家与他的素材、素材与观众的关系。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告诫学生，明星本身类型化意味着艺术的僵化，更是对他们艺术生命与心灵的一种扭曲…… 四、扩展课程容量，更新教学内容 近些年来，电影的国际化倾向愈来愈明显，许多小国家的电影创作异常繁荣，打破了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有关这些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及作品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为让学生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电影的格局，我补充了教材以外的相关内容。如增开了当代韩国电影、伊朗电影的专题研究等。例如：与阿巴斯同行――寻找心灵的家虱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及其思考，当代韩国爱情片赏析等。引导学生以开放的视野、多元地思维方式，关注不同民族电影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语言形态，思考电影创作与时代的社会心理、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的关系，感受不同审美形态所带来的不同的审美体验 五、关注新作品、新动态，为学生提供最新电影资讯 前面讲过，大学生这个群体喜欢追新求奇。作为电影教学，在保证教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感。因为，相对于古老的传统艺术而言，电影太年轻了，它的演进过程是迅速而充满活力的。因此，密切关注当代电影的新动向、新作品，是教师必需要做的功课。利用网络和期刊杂志，查阅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将最新的创作动态、影视信息及时地介绍给学生，如：各大电影节的作品选送、获奖及相关评论；记录片热潮中所包含的深层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审美意味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内容及参赛作品、电脑特技与当前电影创作的关系以及最新影片的评介……等等，都成为课堂上探讨的话题。以此引导启发学生把握电影的发展趋势，加强危机意识，以便在专业学习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学术意识，适时地在有些章节学习之前，为学生布置练习：课下利用各种媒介查找相关资料、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如从“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看当代类型片的延伸与创新；李安现象分析、如何看待“韩流热”等。在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多视角地对某一论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理智与情感的交融中体会艺术的内在品质。 六、结束语 作为一种教学探索，实践才刚刚开始。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影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学术层面上，我以为，高校的影视教育，除对电影艺术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外，还应在教学领域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作为一线教师，更应力求通过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的探索(如教学课件的建设等)，寻找一条更加切合电影教学实际，并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情感经验、培养其健全的审美心态和开拓性思维能力的途径。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畜牧类论文:高职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化学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研究 【摘要】阐述高职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化学类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畜牧兽医类专业课程及岗位能力要求，探讨化学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方法。 【关键词】化学课程畜牧兽医类专业教学内容改革 据统计，国内目前共有82所高职院校开设了畜牧兽医专业，广西开设了畜牧兽医类专业的高职院校仅有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和广西职业技术学院。随着广西养殖业的发展，社会对畜牧业人才需求逐年递增。高职院校畜牧兽医专业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而化学类课程是畜牧兽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包括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等内容，为学生后续学习动物饲养学、动物病理学、兽医内科学、兽医临床诊断学、动物药理学、动物营养学等专业课程奠定基础，课程内容在专业课程体系中起到理论基础和基础技能培训的作用。本文以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探讨高职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化学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一、高职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化学类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课时不足。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思维与能力，给学生更多自主学习的空间，近年来，各高职院校都在削减课内学时，化学类课程也不例外。目前，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类专业化学类课程被削减学时甚至取消。分析化学课程由原来64学时减为48学时，动物生物化学课程由原来64学时减为40学时，取消了有机化学课程的开设。 （二）教学内容取舍难度增大。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使用的化学类教学用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徐英岚主编的《无机与分析化学》，以及潘亚芬主编的《生物化学》，这些教材均按64学时编制，编写时凸显高职教育特点，强调应用性训练，如果从这样的教材中再筛选出符合40-48学时的教学内容，难度极大。勉强选择的内容并不能满足畜牧兽医专业课程学习的需要。 （三）学生动手实验技能掌握的程度降低。实验教学的目的是强化学生实际动手操作技能的培养，而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量的积累过程，需要大量的动手实验。化学类课程课时的减少，压缩了学生动手操作的时间，影响了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不符合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二、高职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课程及岗位能力要求分析 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化学类课程在畜牧兽医类专业中的作用进行定位，与畜牧兽医专业的课程改革密切结合，掌握畜牧兽医类专业对化学类课程知识的要求，并根据这些要求确定化学类课程应开设的内容。 目前畜牧兽医类专业学生的基本岗位包括家畜饲养工、家禽饲养工、家畜繁殖工、家禽繁殖工、兽医化验员、乳品检验员、动物疫病防治员、动物检疫检验员、饲料检验化验员等。拓展岗位包括宠物养护员、宠物美容师等。畜牧兽医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中对化学类课程要求的基础知识技能为：应用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生物化学基本知识和实验操作技能。畜牧兽医部分专业课程知识点与化学类课程知识点的衔接内容详见表1。 由表1可见，化学类课程与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具有基础支撑作用。若衔接出现断层，势必影响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 三、高职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化学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一）教学内容整合。目前，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专业化学类课程主要开设分析化学、动物生物化学，以及化学类综合实训课程，共计96学时。在授课过程中，由于两门课程同时进行教学，导致一些相同的内容重复讲授，浪费学时。如在分析化学课程中，吸光光度法属于仪器分析法，该教学内容安排在学期未，且因时间关系只来得及安排一次仪器分析实验。而动物生物化学在学期初的第二章蛋白质测定、第三章核酸测定、第五章血糖测定等实验中均要使用分光光度法，导致两门课程一前一后都讲授了该项内容，但又因学时有限，讲解和操作都不够透彻，学生理解不深刻。对此，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合并课程进行授课，将分析化学课程中溶液配制内容与后续的分析化学实训和动物生物化学实训相结合，在后续实训中所使用，溶液均指导学生计算和配制，既可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知识和技能的连贯性，又可以工作过程为导向，避免学生今后在实际工作岗位上不知道实验用的溶液是怎么来的，还可以节约试剂，保护自然环境。 （二）合理取舍教学内容。有机化学是动物生物化学非常重要的前修课程，也是动物药理学、动物营养学等专业课程的前修课程。但因学时限制，很多高职院校畜牧兽医专业取消了这门课程。合并化学类课程学时后，可对分析化学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化学分析法只学习酸碱滴定法，删除沉淀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配位滴定法等滴定法的内容，加上动物生物化学不需重讲分光光度法的时间，可节约20学时，用于增设溶液配制和与动物生物化学相关的部分有机化学内容。由图1可见，整合前，由于开设课时有限，糖、脂肪、蛋白质三大营养物质的结构、核酸的代谢等内容未能讲授，整合后添加了这些相关内容，并有更多的课时用于技能训练，使知识和技能训练连贯性更强，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有利于培养基础厚、能力强的养殖业人才。 （三）加大技能操作训练。比较表2与表3，发现课程内容整合前，技能操作训练仅占总学时的37.5%，理论教学占了较多的时间，整合后，技能操作训练所占学时可达47.9%，较原来增加了10.4%，而且可以将溶液配制这项基本技能贯穿于课程中，充分体现了分析化学对动物生物化学的基础作用，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 综上所述，基于高职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普遍削减课内学时的实际情况，应对化学类课程进行教学内容改革，这不但可以增加相关理论教学内容，还可以增加技能训练学时，提高学生的技能操作能力，更有利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畜牧类论文:中职畜牧兽医类专业现状及教学研究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早在2001年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就了中等职业学校养殖专业教学指导方案，以促进养殖专业在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发展和普及，2010年教育部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中也列入了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畜牧兽医等多个畜牧相关专业，足见国家和教育部对畜牧兽医类相关专业在中等职业教育中的重视，但时隔多年，开设相关专业的院校寥寥无几，搜索整个网络，也难以找到几篇中等职业教育相关专业的论文和研究报告，足见此类专业并没有预想的那样蓬勃发展、遍地开花。那么，我国农村面积广大，而相关专业如此遇冷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中职畜牧兽医类专业遇冷的原因 1. 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是农业大国，也是靠农业起家，绝大多数人口还是农业人口，即便是从事工业生产和服务行业的人员也有相当大部分从事过农业生产，过去刀耕火种的生产经历已经给人们留下深刻的烙印：从事农业生产是相当辛苦的事，做农民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农民也是一个落后的群体，很多家长给孩子灌输的观念就是走出农村到大城市发展才有出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大量的学生选择了便于在城市就业的专业，如机械自动化、幼师、计算机等专业，制约了畜牧兽医相关专业的发展。 2. 我国畜牧行业发展落后，工作条件差，孩子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形成矛盾。我国的畜牧业相对落后，大多畜牧企业规模比较小，生产条件差，有的甚至没有任何自动化设备，完全靠人工喂料、清理粪便进行饲养管理，这就造成养殖场工作的脏、累，加上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长娇生惯养，本身就缺乏那种吃苦耐劳精神的培养，遇到这样的工作唯恐避之不及，那里有什么热情。 3. 养殖场用人观念传统，薪资水平低。由于多数养殖场管理经验缺乏，条件差，又不愿意花高价招聘有技术的饲养员，造成具备较强技能和工作能力的人员不愿意到养殖场工作，致使养殖场只能低价雇佣一些年老体弱的人从事生产活动，久而久之形成养殖企业劳工素质差、工资水平低的普遍现象，长期无法打破，同时限制了新的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加入。 4. 校方不重视，开设专业不积极。这主要体现在近几年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带动了计算机、外语、机械自动化等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大量的学生更喜欢选择这些热门、容易就业的专业，适合城市发展的专业，而校方则喜欢投其所好，把大量精力放在这些专业科目的发展建设上，挤占了畜牧兽医相关专业的资源和精力。 以上4个原因经过长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就造成畜牧兽医专业无生源或生源不足而无法开班的情况，进而限制了专业的发展。但是这恰恰表明畜牧兽医专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我国畜牧兽医类专业发展的巨大空间 首先，我国幅员辽阔，农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对畜产品的需求量巨大，因此必然需要大量的人员从事畜产品的生产，这是畜牧兽医专业发展的“钢性”需求。 其次，我国的养殖业管理水平正由粗放式向集约化方向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将有大量的自动化设备被应用到养殖管理中，这就需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员工进行管理和操作，这些养殖企业即将向我们职业学校发出人才订单。 第三，迫切需要解决低薪低能的员工与提高养殖水平的矛盾，养殖场由于饲养员水平低而造成生产成绩低下的情况已经形成恶性循环，随着管理人员水平的提高，已经深刻认识到只有雇佣有技术、劳动能力强的员工，才能使生产成绩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而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而由于过去对畜牧人才的不重视，造成我国各层次畜牧人才都十分匮乏，呈现断档的形式，随着养殖场员工的更新换代，畜牧人才的缺口将逐步显现。 三、畜牧兽医类专业的教学研究 面对即将到来的畜牧兽医相关专业的培养需要，作为一线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根据畜牧兽医专业的特点和实践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 1. 理论教学方面，要根据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设定教学的内容的层次。中等职业教育的教材基本上就是高等教育的精简版，有的没有专门的教材，甚至直接使用高等教育的教材，但其中很多内容已经超出了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目的，中等职业教育应该更倾向于饲养管理的执行环境，而放松深层次理论的学习。作为中等职业教育，我们的学生年纪比较小、学习能力比较弱，就不能像对待高等职业教育那样，要求他们掌握那些比较高深的原理，领悟知识的来龙去脉，更多的是让他们领会生产的操作过程，只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能达到怎样的生产效果。以母猪的背膘厚度生产性能和使用年限的关系为例，中等职业教育中我们只需要要求学生知道母猪的背膘厚度会影响其生产性能和使用年限，如何用设备测量背膘厚度，具体的标准和数据去哪里查找就可以了，而不要求他们掌握为什么最适合的背膘厚度是这个数值。 2. 校企对接，让学生从劳动实践中提高技能，便于就业。职业教育的目标就是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所学专业的劳动，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的职业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针对畜牧兽医专业的特点，理论讲解的再多也只是纸上谈兵，必须让学生深入到养殖企业中去，亲眼去看，亲手去摸，这样才能理论联系实践，将书本上的知识刻进脑袋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实践后，学生还会发现哪些东西书本上没有，哪些东西与书本上讲的有差异，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我们的学校必须与养殖企业搞好对接，一方面可以给学生提供充足的实习机会，深刻地体会劳动生活的感受，另一方面可以便于学生的就业，学生在养殖企业中实习，企业在题供实习机会的同时，也会感受都有劳动技能的劳动者能给企业创造更多价值，从而积极地招聘有技能的员工。 3.根据现代养殖业的发展状况，对教授的内容进行及时补充。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自动化设备被引进养殖企业，如自动降温设备、自动消毒设备、自动喂料设备、自动清粪设备等等，我们要根据掌握的最新情况对知识进行更新，教授学生最新的设备功能和使用方法，这样习得的知识才具有及时性和先进性。 将畜牧业相关法律法规列入学习内容。最近几年国家由于对食品安全监管力度的加大，颁发了多部关于养殖业的法律规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动物源性饲料产品安全卫生管理办法》等。过去我们只重视养殖技能的教学，而这些法律法规也与养殖业的生产息息相关，只有懂法才能不违法，才算是合格的畜牧业人才。 将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的生产方法和生产标准列入教学。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安全，尤其是畜产品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很多的养殖企业也在生产达到国家标准的无公害、绿色或有机畜产品，这就对我们的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有好的饲养管理水平，还要懂得更高级别的畜产品生产流程，懂得在生产过程中哪些饲料和药物不可以使用，哪些是可以使用的。 综上所述，我国畜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相关专业的人才，相关专业有着非常广大的发展空间。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人才需求的逐渐旺盛会改变养殖企业的用人环境和薪资水平，也会逐渐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最终会促进专业的发展。作为畜牧专业的教育工作者，要根据畜牧兽医专业的教学特点设计好教学方案，达到培养中等职业人才的教育目标。 作者简介：高亮（1981-），吉林省汪清县第一职业技术高中教师，中学二级。 畜牧类论文:浅谈高等职业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实验室的药品管理措施 摘要：随着高等职业院教育的快速发展，畜牧兽医实验室承担的教学及科研任务不断增加，药品种类增加，数量增多，管理难度加大，本文对畜牧兽医实验室药品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就解决这些问题从领导重视、制度健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畜牧兽医；实验室；药品；管理 我院畜牧兽医系有5个专业，包括动物医学、畜牧兽医、宠物养护、兽医医药和实验动物。随着高等职业院校教学改革的不断进行，实践教学的比例不断加大，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实践教学都在60%以上，除少部分（约10%）实践课在校外实训基地进行教学外，其余实践教学都在实验室进行，实验室承担了所有实践教学任务的50%左右，学生和教师在实验室每天都要使用各种药品，其中有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等化学药品；有动物手术的麻醉药品；有疫病诊断的生物试剂盒等。药品种类的多样化，管理难度较大，笔者在畜牧兽医实验室工作多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现就畜牧兽医实验室药品管理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实验室药品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实验室药品存放分散。畜牧兽医专业经历了“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办学水平评估”及“国家级示范校重点专业建设”，新建了“胚胎移植中心”、“种禽繁育中心”和“宠物训养中心”三个校内实训基地，扩建了“动物医院”和“兽药生产与检测中心”两个校内实训基地，加上原本有动物药理学、动物微生物学、动物营养与饲料检测、动物疾病诊疗、动物手术、兽药检测等十五个实验室，便于教师进行实验，各实训基地及实验室都配备了药品，导致药品分散，达不到药品的共享，时间久了存在大量过期药品，尤其化学试剂过期的数量比较多。 2.教师的实验药品采购计划与开设的实验项目存在差异。学院耗材管理办公室要求，在每学期的期末上报下学期实验耗材计划（包括实验药品计划），教师虽然有新学期的教学任务书，但是通常还没有做出实验、实习及综合实训的教学计划，就报了实验耗材计划，这样就会造成耗材与实验内容不相符合，作为耗材一部分的药品也不例外，存在差异，导致药品多余或不足。 3.药品管理制度不够完善。药品是搞好实验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基本保证。如果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作支撑，必然在药品的采购、保管、使用等方面出现问题。除常规的药品管理制度之外，要完善特殊药品（麻醉药、毒性药品、生物制剂）的管理制度。 二、提高畜牧兽医实验室药品管理水平的几点建议 1.建立药品申请、审核、审批制度。教师根据实验、实习和综合实训计划，制订药品采购计划，由实验管理人员审核并统计，在清点库存药品的基础上，取消库存药品中的申购药品，综合考虑药品使用情况，适当的补充药品，进一步完善申报计划并签字。然后经系部主任审批签字，交学院中心实验室耗材管理办公室，根据学院经费情况审批并采购。药品申购只有层层把关，才能防止重复购买带来的过期浪费。 2.建立药品分类管理制度。建立药品分类及保存管理制度，降低损耗，防止事故发生非常必要。实验管理人员必须掌握药品试剂的性质、分类与存放保管等多方面的知识，才能实施分类摆放好药品。畜牧兽医实验室药品有以下几类：（1）化学药品：化学试剂按无机物、有机物分类存放；无机物按酸、碱、盐；盐类中按金属活泼性顺序分类存放；不同性质的药品要分类摆放，氧化性和还原性强的物质就不能放在一起，一旦发生事故就会产生爆炸。如氯酸钾和高锰酸钾就要离还原性材料远一些；酸性物质和碱性物质也不能放在一起，因为他们混合后会放出大量的热，也会产生危险；容易自燃、或者受撞击能爆炸的材料要单独放置，离其它材料远一些；易挥发的材料需放置在通风柜里，最好不要放在密闭的地方；有毒、有害的物品需要做出明显的标记。最后，在药品柜上的位置，标出药品名称，并且在记录本上写药品的数量。（2）兽用药品：根据畜牧兽医实验室常用药品类型，本着便于保存和使用方便的原则，一般分为以下几类：注射剂、片剂、散剂、溶液剂。注射剂种类多、数量大，按药理作用分为：抗菌药、神经系统用药、心血管系统用药、泌尿生殖系统用药、呼吸系统用药和消化系统用药等几类。分柜或分层摆放这些药品。（3）生物制剂：根据试剂要求存放，使用时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4）特殊药品：畜牧兽医实验室的特殊药品主要指麻醉药（如陆眠醒、舒泰、巴比妥类、静松灵等）和有毒化学试剂（如亚硝酸盐、丙酮、有机磷类），依照《药品管理法》，对这些药品实行特殊管理。①采购应做好年度计划，按规定逐级申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到指定兽药公司采购。②入库应按最小单位包装逐支逐瓶验收，并做好验收记录。③药品存放在加锁的铁柜内，专人负责保管和领取。④药品仅限本系兽医实验和科研使用，不得转让、借出或移作它用，严格按规定控制使用范围和用量，实行领用经申请、审批、双人登记签字的制度。未使用完及时归还库房登记入库。 3.建立生物制品低温保藏领取制度。畜牧兽医实验室生物制品主要有：疫苗、诊断抗原及阳性血清、疾病诊断液及生化试剂盒，具有价格贵、运输、保存条件要求严格等特点，采取集中保存专人管理的有效措施。药品入库时，至少有两名人员参与，做到账物相符，使用时认真填写领取登记表并签上姓名日期，表示经手认可。有两点建议：一是后勤部门保证实验室冷藏设备的正常供电，如有特殊情况要提前通知。二是实验管理人员应该经常注意设备的运行情况，如发生异常情况应及时关掉电源停机，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想办法妥善保存好生物制品。 4.建立药品定期核查管理制度。严格执行药品的库存清点制度，对库存试剂必须定期检查，发现有变质或有异常现象要进行原因分析，提出改进贮存条件和保护措施，并及时通知相关领导处理。发现试剂瓶上的标签掉落或将要模糊时立即贴好标签，无标签或标签无法辨认的试剂都要当成危险物品重新鉴别后小心处理，不可随便乱扔，以免引起严重后果。兽用药品及生物制品要重点核查有效期。 5.建立完善的药品报废销毁制度。原则上失效、过期、破损的特殊药品每年报废一次。对于兽用失效、过期药品，如注射剂、片剂、散剂、酊剂等，可以暂不处理，特别是过期药品出现变色、沉淀、分层、析出等变化时，可放在展示柜内，供学生在药理课上作为识别过期药品的样品。 6.实行药品计算机管理。实验管理人员将实验室各类药品的规格、数量、有效期及具体柜号输入计算机，实行计算机管理，极大地提高了管理的科学性。实行全院范围内联网的管理模式。定期更新网上资料，有利于相关系部及中心实验室及时解药品情况，在审核采购计划时作为重要依据，控制了药品重复购置带来的过期报废损失。帮助使用者在网上快捷查找所需药品，极大地提高了办公效率。 三、结束语 实验室队伍的建设及实验室管理工作需要相关领导关心和重视，需要一整套完整科学管理制度，并能执行到位。实验管理人员要掌握科学管理知识，全身心投入到实验室工作中，学院应该经常组织安排实验管理人员到相关学校参观学习，吸取别人的先进经验，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为教学和科研提供坚强的保障。 畜牧类论文:各类污染源及其造成的危害与畜牧业污染治理对策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畜牧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等，这在很大很程度上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丰富的畜产品和副产品，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而日益严峻的污染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这一问题也是导致我国畜牧业产品质量不高，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原因。鉴于此，本文拟从畜牧业污染的概述、畜牧业污染的各类污染源及其造成的危害以及应对畜牧业污染的对策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期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程度。 【关键词】污染源；畜牧业污染；危害；治理对策 畜牧业在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所带来的污染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仅会给周围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同时还会对其它生物甚至是人类自身的生命与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在对畜牧业污染进行深入分析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畜牧业污染的基本概念。 1.畜牧业污染概述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主要从畜牧业污染的概念和畜牧业污染产生的原因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1.1畜牧业污染的概念。所谓畜牧业污染就是指在畜禽饲养以及活体加工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排泄物和废弃物，这些排泄物和废弃物会对人类、其他生物以及畜禽自身的生活环境所带来的污染。 1.2畜牧业污染产生的原因。畜牧业污染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归结起来主要有经营方式的转变、肥料使用的转变以及种养的分离等几个方面。首先，经营方式的转变；其次，肥料使用的转变；最后，种养的分离。现代畜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就是其向城市周边的转移，这就导致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分离，畜禽的粪便无法得到及时的消纳。 2.畜牧业污染的各类污染源及其造成的危害 造成畜牧业污染的污染源也是种类繁多，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粪便污染、水质污染、病原微生物污染以及药物残留污染等几个方面，这些污染源对畜牧业的发展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与破坏，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2.1粪便污染。这是所有污染源中对畜牧业造成最大污染的一种类型。这种污染在一些规模养殖场比较常见。据有关资料统计，畜禽的粪便和尿液中含有大量的氨气、硫化氢以及硫醇等物质，不仅会造成空气污染，对动物自身的呼吸道和嗅神经等带来一定的损害，而且还会极大的危害人类的健康。除此之外，如果将这些含有有害物质的粪便播撒到田地中，又有可能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带来不利影响，从而使作物减产。 2.2水质污染。水质污染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畜禽散养户习惯将畜禽的粪便露天堆放，一旦下雨就会使其排入水中，从而造成水体污染。受到污染之后的水体中通常会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成分，不仅会给地表水带来污染，甚至还会严重污染地下水的水质。除此之外，一些病死的畜禽尸体如果处理不当，同样会给水体造成一定的污染。 2.3病原微生物污染。病原微生物污染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处理，很容易就造成畜禽之间疫病的传播，甚至还会波及到人类，给其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比如近几年出现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非典和禽流感了。这种污染主要是通过一些患病或者是隐性带病的畜禽排出的寄生虫卵等进行的。 2.4药物残留污染。药物残留污染给畜产品以及环境所带来的污染是一种潜在的污染。畜产品中所残留的药物种类比较多，比如兽药、医药、消毒药以及农药等，目前最常见的就是瘦肉精残留了。这些药物一般残留时间都比较长，其所造成的污染也不易消除，在使用时，一定要考虑其残留的因素。 3.应对畜牧业污染的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与现象，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以更好的治理畜牧业污染，提高我国畜产品水平，保护环境等。具体来讲，我们可以在以后的实践中，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其一，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其二，加强畜禽污染的环境监测；其三，建立人工生态型养殖场；其四，控制畜禽排泄物，大力发展沼气；其五，严格控制药物残留。 3.1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目前，我国也制订了不少的关于畜牧业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总体来看，有些定义界定比较模糊，而且存在很多很明显的漏洞，这都给相关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困扰。所以，为了使畜牧业的发展有法可依，应该尽快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进程。 3.2加强畜禽污染的环境监测。要尽量吸取某些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加强对畜禽污染的环境监测力度，一旦发现污染超标，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以为畜牧业的持续生态发展提供可靠保障。目前有不少的畜牧业生产部门将其污染监测纳入到环境管理工作当中来，积极开展对畜牧业污染现状的调查，以更加科学地掌握畜牧业污染的情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3.3建立人工生态型养殖场。建立人工生态型养殖场应该是未来畜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其主要目标就是减少畜禽排泄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以实现发展利用各种资源的良性循环。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将农牧、果牧以及牧菜等多种生态养殖模式结合起来，加强对畜禽粪便的无害处理与综合利用，走出一条既环保又可持续的良性发展道路。 3.4控制畜禽排泄物，大力发展沼气。要想实现对畜禽废弃物的有效处理，一个比较重要的方法就是大力发展沼气。沼气是一种清洁能源，主要是以人、动物的粪便以及植物的秸秆等为加工处理的对象，它不仅可以缓解部分地区能源紧张的局势，还可以对畜禽的粪便加以综合利用，有效减少污染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值得进行大规模推广。 3.5严格控制药物残留。根据我国以及国际上有关管理的规定，对畜禽的用药要进行严格的控制，限制对某些维生素等的滥用，以减少污染和保证畜产品的安全。除此之外，对病死畜禽的处理也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必须加大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设备投入，严格规范对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步骤，以更加彻底有效的减少畜牧业污染。 4.结语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只重发展不重污染的问题与倾向。对于畜牧业发展来说，这种观念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畜牧业发展水平不高，畜产品质量不达标，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足够的竞争力等。本文从畜牧业污染的概述、畜牧业污染的各类污染源及其造成的危害以及应对畜牧业污染的对策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希望可以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某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在论述的过程中，肯定存在不少的问题和漏洞，需要加以及时有效地规避。 畜牧类论文:畜牧兽医类科技的现状与发展策略分析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和深入，畜牧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快速的发展和不断的完善当中。畜牧兽医科技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畜牧行业的主要发展目标，畜牧兽医类科技的发展同样的也是畜牧行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畜牧兽医；科技现状；发展策略 随着畜牧兽医行业的不断发展，对于其行业的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现代化的技术才能够适应当下社会的发展进程。良好的科学技术可以加快畜牧兽医行业生产方式的快速转变，提高其产业化、区域化和标准化的经营水平，增强其畜牧业的生产能力以及畜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使农户的收入有所提高，促进畜牧兽医行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1 畜牧兽医类科技的重要性 现今农业主要是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并且以畜牧业作为主体，畜牧兽医行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的发展进程，牧业的发展进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畜牧兽医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其自身的科学技术，只有以科技作为底蕴才能更快的促进该行业的快速发展，以科技作为向导力量，市场的发展作为方向，以加工业作为生产的保障，这样才能使畜牧兽医行业得到更好的发展。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西部大开发等进程，我国的农业结构做出了很大的调整，畜牧业在其中所占的地位也更加的重要，其发展的好坏将会直接的影响到人们的收入、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且还将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所以，畜牧兽医行业的发展就显得尤为的重要，想要其得到快速的发展就要逐步的提升其科技的发展。 2 畜牧兽医类科技的现状分析 2.1 资金不足，技术设施简陋 当前，许多的地方都缺乏和行业发展的规划相应的配套设施以及相应资金的投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畜牧兽医行业良性的发展。没有相应的配套设备做为基础，这就没有办法实行新的技术来进行该行业的运转，这样也就使其在生产中的效率有所降低。另外，资金的投入不是很够，这样就会影响到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导致科技难以跟上现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没有了先进科技的支持，就不能满足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上的多种需求，所以，要想畜牧兽医类科技得以发展就要有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这样才能保障现代化的生产发展的需求。 2.2 队伍整体的素质较低 当前，畜牧兽医行业相关的从业人员整体的素质比较低，业务的水平也不高，这样不仅影响到行业的实施水平，更是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科技研究开发的工作。因为，畜牧兽医行业的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是比较低的，对于知识的掌握力度本身就是处在比较匮乏的状态，所以就很难会对该行业的创新发展做出贡献，也不会使畜牧兽医类科技得到有效的提高。另外，工作条件太差的情况下是很难吸引大量的专业人才来工作的，这样就走入到恶性循环当中，吸引不到人才，就不能很好的对其科技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样就不能很好的促进该行业的发展。 2.3 保障缺乏力度 当前没有很好的制度来为畜牧兽医类科技的发展做保障，这样就很难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导致其发展过于缓慢。没有相应的奖励制度，相关的科研人员就不会有更深的投入，畜牧兽医类科技的更新也就会随之减慢。另外许多的科研人员没有基本的保障，全靠自身来获得研发的资金，这样是很不利于科技的更新发展的。 3 加强畜牧兽医类科技发展的策略 3.1 增强资金投入的力度 要加强对于畜牧兽医行业资金的投入力度，建立配套的技术设施。资金的投入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研发资金的问题，可以有效的为畜牧兽医类科技的发展做出有力的支持，有了资金的保障，就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做出相应机制的转变，研发最新的科技以此来适应市场的发展进程。配套的基础设施可以更好的使畜牧兽医行业的工作开展得更加的有力，使其更快的发展。 3.2 加强工作人员素质的培养 要加强畜牧兽医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和知识的培训工作，使其在畜牧兽医行业工作的同时，也能够为其科技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要注重相关人员创新能力的培养，有了良好的创新能力，才能够提出新的科技发展的方向，促进畜牧兽医类科技的发展。此外还要使工作人员的知识跟上时展的需求，不断的更新所需的专业知识。 3.3 建立相关的保障制度 建立相关的制度来保障科技研发人员的研发积极性，这样可以更加快速的使其科技得到很好的发展，另外一些奖励的制度建立，就会增强研发人员之间的竞争，有竞争才有动力，这样良性的竞争能使其发展更加迅速。 4 总结 畜牧兽医行业的发展将影响到农业的发展进程，优良的畜牧兽医类科技可以促使畜牧行业快速的发展，所以加强其科技的发展，就能很大程度上促使农业的快速发展。 畜牧类论文:畜牧兽医类中利用标本的重要性分析 摘要：概述标本的概念分类、畜牧兽医学科的特点，并以此看出标本对于该学科的重要意义。　对于研究动物疾病的原因、发生、发展和转归规律及患病动物物质代谢、机能活动和形态结构变化的兽医病理学，动物标本有着极其重要的素材作用。 关键词：畜牧兽医 标本 重要性 标本是指将动物或植物的整体或局部进行一定的整理后，经过加工，保持其原始形态或特征，并保存在科研单位或学校的实验室中，供教学、科学研究或陈列参观用的实物。标本的制备与研究是一类重要的科学学科。标本兽类标本、鸟类标本、鱼类标本、昆虫类、植物标本、骨骼标本、虾蟹类标本、化石类标本等。标本在科学研究、教学、科普工作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畜牧兽医等学科的教学以及研究中标本是最为直观、生动的素材，能够给研究者，学习者最直接的感官刺激，使其在学科的学习中对研究对象有更为深刻的印象，不会发生凭空猜测所造成的错误或失误。 1、标本是科普工作的最佳助手 在我国的大中型城市，有许多不同特色的标本馆，成为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标本馆收藏了形形色色不同特色的标本供参观者学习。标本馆的建立能很好的丰富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生动的标本吸引着居民参观、学习。以标本馆的方式对畜牧、兽医等科学常识进行科普宣传教育比起文字宣传的方式明显具有吸引力，能让人们在悠闲的休息时段汲取科普知识。 2、标本是畜牧、兽医学科教学中的重要素材 畜牧兽医学科是十分贴近生活实际的学科，对于这类学科的学习不能单凭书本知识。仅学习书本知识，学生很难建立起对某些概念的形象，很难透彻的理解教学内容的全部过程。而采用标本这种方式，能够给学生建立起最为直观的观感，对于教学内容理解起来更加容易。以家畜解剖学为例，作为畜牧兽医类学科中一门重要的基础专业课，是对于本学科学生来说操作性、实践性较强的形态学科，是本学科学生掌握实用性专业技术的不可缺少的专业课程。对于家畜解剖学的书本教学内容来说，其专业的名词术语较多，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并且需要记忆，因此学生单纯学习书本知识难免感到枯燥无味。 使用畜牧兽医标本可以完全改变这种状况，生动的器官标本能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能加深学生对内容的记忆，确实是一种优秀的教学素材。例如教师在讲授肺脏的形态结构时，采用肺支气管铸型标本，支气管的细小分支和血液循环的过程栩栩如生，一目了然，学生对于教师可能在讲解中漏掉的细节也能有较深的印象，能更加全面的理解教学内容，这种教学方式生动、有说服力，值得推广。当然，通过使用多媒体教学也能展示直观的器官形象，同样能做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仅仅依靠多媒体展示，学习者距离器官较远，不能通过触摸等方式亲自感受到器官的形态，也在学生认知的方式上有所缺失。使用图谱也是一种常用的解剖教学手段，解剖图谱的覆盖内容多，使用面广泛．可提供畜牧兽医学学生研究者不同需求的学习参考资料。但是它同样不能给学生提供直观观感，不具有吸引力，由于其专业性显得尤为枯燥乏味。因此，标本是一种实现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认知的最为全面的教具，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然采用现场解剖进行解剖教学是最生动直接的教学方式。它能让学生身历其境，直观清楚，各种感觉都覆盖。 3、标本是进行兽医病理学研究的重要素材 对于研究动物疾病的原因、发生、发展和转归规律及患病动物物质代谢、机能活动和形态结构变化的兽医病理学，动物标本有着极其重要的素材作用。其有助于阐明疾病本质、认识和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为防治疾病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是以患病动物为研究对象,患病动物的临床症状、组织器官的眼观病变、组织学显微病变及超微病变等是研究的重要具体内容。兽医病理学是一门具有临床性质的应用科学，可直接用于疾病的诊断，因此实践或实验教学是兽医病理学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鉴于部分疾病的特殊性(例如部分疾病的发生具有季节性)及一些条件的限制性(例如一些严重的人畜共患病，需要在规定的高级别实验室进行解剖和研究，其他研究者不能取得一手的病理样本)，不能取得完整的实际患病体样本，另外其储存也有较大的难度，因此，动物病理标本是日前实验研究的重要对象。故在兽医病理学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断收集临床病例材料，制作病理标本，使研究者能够了解当前疾病主要特征；保存疾病的特征性系统病理标本。使研究者能充分掌握疾病的主要特征病变，可以加深研究者对于疾病病理的认识，对于有效探索出病因病理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应规范并重视兽医病理方面的标本采集制作，对于发展兽医病理研究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畜牧类论文:畜牧业对人类社会进步的贡献 [摘 要]畜牧业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进步曾经作出了非凡贡献，主要表现在： 畜牧业的诞生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畜牧业的发展引发了家庭形式变革， 畜产品是商品交换的源泉和最初一般等价物， 畜牧业的拓展是培植世界文明的丰厚沃土，畜牧业促进人类科技进步和物质精神生活提升。 [关键词]畜牧业；人类社会进步；贡献 畜牧业产生于人类的远古时代，还在人类进入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在欧亚大陆，就已开始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并逐步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畜群。畜牧业哺育并伴随人类及人类社会由野蛮走进文明、由落后走进现代，人类社会也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它们彼此影响，共同发展，一起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今天，我们借助于历史的启示， 一起来追思那遥远的过去，共同感悟畜牧业对人类社会进步的非凡贡献。 一、畜牧业的诞生实现了人类社会第一次大分工 人类相聚为群，又相分为业，相聚为群成为社会组织，相分为业即为分工而作。人类社会迄今已经实现了多次大分工，但在最初的人类社会却没有分工，早先的社会生产是猎取自然界的天然物资。人类是在经过若干万年的狩猎历史之后，在与野兽殊死搏斗换来的血的教训中，逐步学会拘兽为畜，即开始对捕获的野兽进行圈养，从此，诞生了畜牧业。而选择畜牧业活动的部落，不久就和原来的采集、狩猎相分离，分化独立成游牧部落。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产生了人类社会第一次大分工，它标志着人类从此摆脱了对自然界的完全依赖。 由畜牧业带来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影响了整个社会生产。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固定的财富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装饰品，以及用以获得食物和制作食物的工具，如小船、武器、最简单的家庭用具等，而日益前进的游牧民族，已经有了马、骆驼、驴、牛、绵羊、山羊和猪等畜群，这些财产，只须加以看管和最简单的照顾，就可以愈来愈多地繁殖，供给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以前一切获取食物的方法，现在都退居次要地位了；打猎在从前曾经是必需的，如今也成为一种消遣了。 畜牧业的诞生还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其他社会分工的先声。例如，最初的采集生活，使人们发现了一些可以食用的植物，因此开始出现了零星的植物栽培，后来为了给圈养的家畜准备饲料，便使植物栽培这一新型的劳动形式发展和固定下来，形成原始的种植业，也就是说，谷物的种植最早首先是因为要给牲畜提供饲料而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谷物也可以供自己食用，于是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并由此发展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农业。 二、畜牧业的发展引发家庭形式的变革 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人类婚姻家庭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原始群婚阶段，实行的是多夫多妻制，家庭婚居形式实行从妻居，所生孩子知其母不知其父，血统按母系计算。这是因为人类早期是按自然本能生活，社会所依存的重心在于人类自身生产，它对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得有直接影响，妇女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在当时占据着重要地位。 原始社会末期，畜牧业诞生并发展，推动人类出现了新的劳动分工，此时的生产，对人的自身生命的威胁降低，而体能要求上升，这样一方面使身强力壮的男性成了社会生产的主力，另一方面也为男子优势提供了表现其自身能力的历史舞台。男性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为男性统治家庭提供了依据。生产决定分配，男子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怎样才能利用不断增强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的愿望。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男子要明确属于自己的那份私有财产，并且想把它传给自己的亲生子女，就必须废除母权制，实行丈夫对妻子的独占同居，即建立一夫一妻制。由此，人类家庭形式发生变革，家庭婚居形式由从妻居向从夫居过渡，结婚也变为女嫁男娶，人类进入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阶段。 三、畜产品是商品交换的源泉和最初一般等价物 人类最早的交换活动是偶然的物物交换。随着畜牧业的兴起，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他人多，而且也不相同，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使偶然的交换变成了经常的交换。 本来，交换只是在部落氏族间进行，但随着家庭及其私有财产的产生，在氏族内部，也产生了家族或家庭之间牲畜和畜产品的交换及其与农产品、手工业品的交换，并且交换的范围、规模、数量不断扩大。这时，生产不再以生产者自身对某种产品的直接消费为界限了，开始出现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由此，物物交换成长为商品交换。 那么，如此丰富的私有财产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原来，随着集体狩猎过渡为个体家庭饲养，产品（畜群）也由氏族公有而变为一个家族所有，以至一个家庭所私有。由于牲畜能提供大量的肉类、乳类和皮毛，是重要的生活资料；畜力又能用作交通运输，繁殖又快，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因而成为家族或家庭的第一批私有物品。当时曾流行以猪作牺性和以猪的下颚骨和猪头的数目来衡量财富多少的习俗。从原始社会遗址的墓葬中发现，各墓均有多少不等的随葬猪头和猪下颚骨，如大汶口133座墓中，有45座墓随葬了猪头或猪下颚骨，其中有1座墓中有猪头14个；邳县刘林遗址中发掘出猪下颚骨171块。可见，猪既是我国原始部落最先普遍驯养的家畜，也是最早进入私有的一项最重要的财产。 既然是商品交换，就必然会派生出一般等价物。历史上，又是牲畜等畜产品首先充当了这一角色，获得了货币的职能，成为早期重要的实物货币之一。根据有关文献资料查明，在我国大汶口氏族里，猪作为重要的私有财产，在交换中曾起着一般等价物作用。比殷商还要早的时候，牛马等活畜都已是主要的交换媒介。我国研究也发现，在贡山独龙族的交换中，猪作为一般等价物，其交换比率是：大尖（小猪）1头=8寸锅1口=苞谷50筒，桑都（中猪）1头=1尺6寸锅1口=苞谷60筒，拉美木楞（肥猪）1头=2尺锅1口=苞谷250筒。另外在古希腊“荷马时代”，人们用来交换的主要物品也是家畜，特别是牛，它是交换媒介，也是主要财产形态。当时，1口3条腿的大锅值12头公牛。 另外还有考古发现，有角牲畜、骆驼、羊、马曾经都是广泛使用的“活货币”。因此，在若干语言中，牲畜一词曾被用来指称“货币”，例如，拉丁语中的pecunia（钱）一字，来自pecus，即“牲畜”。梵文中的rupa一字，意思是“牲畜”，印度币卢比，也是从这个字演变来的。在古希腊“荷马时代”，人们用来交换的主要物品也是家畜，特别是牛，它是交换媒介，也是主要财产形态。当时，1口3条腿的大锅值12头公牛。 四、畜牧业的拓展是培植世界文明的丰厚沃土 人类最早、最原始的宗教是氏族宗教，主要形式是图腾崇拜。原始社会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信仰， 图腾多为动物，其次为植物，其中由人类驯服或驯养的牲畜和禽类是当时各个氏族主要的图腾崇拜对象。 我国古代的华夏族，曾有一强大支系以蛇为图腾，该支系取得支配地位后，在长期的畜牧生产实践中，他们观摩牲畜，吸收了其它支系及其他民族图腾的某些特征，形成了马头兽脚、鱼鳞狗爪、马尾鹿角、怪模怪样的龙。炎帝族则曾以羊、牛、鱼、龙等为图腾，黄帝族曾以狗、马、鸟、龙等为图腾，尧舜禹族也都是以龙图腾为主。苗族、瑶族和畲族以狗为图腾，侗族以牛为图腾等等。 图腾崇拜留给人类社会的影响源远流长。图腾文化既是宗教文化，也是社会文化。因为，它包含宗教、法律、文学艺术、婚姻和社会组织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后来各自发展成为自成一体的文化现象。例如，图腾仪式、图腾圣物、图腾圣地等，是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图腾起源与宗教起源是密切不可分的。 中华民族至今仍称为龙的传人。鼠、牛、虎、免、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些曾经被狩猎、后又大多为人类驯服、饲养的动物，起先曾被作为图腾对象，进而被用于纪年、月、日，用以计算人的年龄等，最后成为流传至今的人的十二生肖。我国姓氏中，许多也是由图腾演变来的，其中与饲养的动物有关的就有：马、牛、羊、鸟、熊、毛、皮、冯、方、水等等。我国许多地方至今还有佩带动物吉祥物标记的习惯，用来驱恶避邪。现代汉语中，有许多语言来源于畜牧业，如“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对牛弹琴”等等。至今印度人仍敬牛如神，北美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一项重大的庆典活动也仍是图腾舞会。考古也证实，人类最早的文学源于有关图腾神话传说的表达；象形文字的开端源于有关图腾的绘画；有关图腾声音、动作的模仿，则是声乐、舞蹈的萌芽；而有关图腾的保护神像，又成为人类最初的雕刻艺术成就。 五、畜牧业促进人类科技进步和物质精神生活提升 蚕养业是人类社会早期畜牧养殖业之一，它的存在和发展推动了人类科技进步和物质精神生活提升。从《诗经》中“说于桑田”，“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可以看出，周末时代种植桑树已经具有规模。 蚕养业的发达推动了纺织业的科技提升，我国古代所用的服用纤维有葛、麻、毛、丝等，其中蚕丝属最珍贵华丽者。蚕养业的兴旺发达也促进了我国古代印染业的快速发展。据考古分析，马王堆一号汉墓的丝制类织物共用了20多种色泽，且已用明矾作媒染剂，表明当时浸染、套染、媒染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在古代的服饰用纤维中，粗糙的麻类无多少染色价值，倒是华丽的蚕丝激起了人们的染色欲望，从而也促使人类审美观的进化。《诗经》中的“缟衣綦巾”就是形容丝帛类织物的。可以说，没有蚕养业，我们很难想象我国古代乃至延续至今的服饰色彩和水准，也不会有载入史册的“丝绸之路”。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畜牧业及各种养殖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更加密切，除了原有功能外，新的更高层次的功能被不断开发、创新和造福社会，如动物为人类导盲、作为生活伴侣等，并且成为器官、皮肤的主要供体以及药物或功能食品的制造者，成为影响人类寿命、改善生命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憧憬，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畜牧业对于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必将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畜牧类论文:刍议畜牧养殖中风险的种类与管理 摘 要：畜牧业的发展对我国现有的经济状况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使得我国的经济状况又有一定的提高。而且畜牧业的存在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进行相应的畜牧行业的管理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我国现在存在的畜牧业在养殖管理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些风险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就导致了畜牧业的发展受到阻碍，因此这就需要对畜牧业养殖中存在的风险进行详细的分析，并针对分析结果对畜牧业养殖中的风险进行相应的管理。 关键词：畜牧养殖；风险；种类；管理 畜牧业的发展对现在社会的发展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具体表现会使得我国现在的经济状况有一定的改善。而且畜牧业与我国农业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关联，也就是说畜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得我国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提高，因此做好畜牧业的管理使其得到良好的发展对我国社会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现在畜牧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畜牧养殖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而导致畜牧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因此对畜牧养殖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进行合理的分析就显得格外重要。 1 畜牧养殖中风险的类型 在现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畜牧业的发展也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畜牧业能够使得我国的现有经济水平得到更加良好的发展。但是在现在畜牧养殖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风险因素限制了畜牧行业的正常发展，因此这就需要对畜牧养殖中出现的风险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使得能够对这些风险进行一个有效的治理。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畜牧风险的存在会使得畜牧行业的经济状况受到一定的损失，而且不同的风险对畜牧行业造成的损失也有很大的不同，在这里就需要对畜牧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风险进行一个分类，并根据不同的风险提出不同的解决对策。 1.1 市场风险 畜牧行业存在的根本意义和其他行业存在的意义相似，都是为了获取相应的收益，使得自身的经济水平有一定的提高。因此在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中就需要涉及相应的市场，而且近几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处在一个发展迅速的时期，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现在的畜牧也发展也逐渐开始了大规模的经营，这种大规模的经营在很大的程度上就需要涉及相应的市场经济，因此，社会市场的变化就会导致畜牧行业市场风险的出现。 1.2 技术风险 总的来说进行畜牧养殖并不是一项简单的过程，而是需要相关的技术进行配合的一项过程。在很多时候，养殖人员对在养殖过沉重出现的技术手段都表现出非常依赖，这种依赖就使得风险有大幅度的提升。 在很多时候为了防治相应畜牧疾病的发生都会对畜牧进行疫苗的处理，从而完成相应预防的工作，但是这种疫苗的处理对畜牧行业来说并不能完全保证畜牧能够对疾病起到全面的预防，在很多时候还会给养殖人员的经济带来一定的损失。 对畜牧的品种方面也需要进行合理的选取，这是因为选取品质优良的畜牧会对养殖专业的经济状况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选择优良的畜牧进行养殖也是畜牧养殖工程得到良好发展的基础。 对畜牧养殖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对畜牧所食用的饲料进行一个良好的管理，而且近几年来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相应的饲料质量也有了一定的提升，这种提升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畜牧的养殖得到更好的发展。尽管如此，在现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劣质的饲料，这些劣质的饲料的存在使得畜牧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风险的频率变的更高。 2 畜牧养殖中加强风险管理的有效对策 2.1 树立一定的风险管理意识 在畜牧养殖的过程中，风险是普遍存在的。作为畜牧养殖专业户，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需要做好相应的风险应急准备。可以说风险和经济效益是相互影响的，养殖专业户不能为了个人的效益而忽略风险对生产经营的影响，而没有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也会带来相应的经济损失。因而，就需要对畜牧养殖风险有着正确的认识，并且树立风险管理的意识，清晰地了解现阶段畜牧养殖业发展的现状并进行分析，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特点，来制定明确的风险管理措施。 2.2 对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做好预防风险工作 畜牧养殖风险管理主要包括风险的管理和风险的预防，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提高养殖专业户的经济效益。而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对风险的类型和影响程度进行合理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对可能产生的风险有正确的认识。养殖专业户对风险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要保持清醒的思路，要及时发觉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变化，从多种渠道来了解市场各方面的信息，为做好风险预防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畜牧养殖的经验也是不容忽视的，为了共同的经济效益，养殖专业户之间可以建立有效的沟通，共同来应对各种风险，从而尽可能的减少风险给他们带来的经济损失。 2.3 政府需要发挥其职能，制定相应的政策 近几年畜牧养殖业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也相应的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因而政府需要对畜牧养殖业的发展引起足够的重视，根据当前的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在畜牧养殖过程中，个体农户的比重是非常大的，因而相关政策对他们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十分显著。政府所出台的政策的合理性对养殖户有着一定的影响。为了发挥政策对畜牧养殖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政府需要对畜牧养殖业市场的情况进行合理性研究，从而制定出更为科学的政策。应该加大对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让养殖户能够及时了解政策的变化，从而尽早调整自己的风险应急措施。 结束语 在现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相应的畜牧行业也得到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我国的社会经济有一定的提高。但是在现在的社会中对畜牧行业的发展在养殖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些风险使得畜牧行业的发展受到相应的阻碍，因此合理的解决这些风险的出现对我国畜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我国的畜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 畜牧类论文:畜牧兽医类本科《分子生物学》理论及实践的改革探索 摘要：分子生物学技术与畜牧兽医相结合是21世纪畜牧业发展的热点，给畜牧兽医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为了培养符合现代畜牧兽医需要的复合型人才，需重视《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及实践教学。本文针对《分子生物学》课程的教材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实验操作等方面提出探索性改革意见，以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及竞争力。 关键词：分子生物学；教学；探索 分子生物学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是从分子水平阐述细胞活动的规律、揭示生命本质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生命科学深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类了解生命活动规律的必经阶段，对生命科学领域的各分支学科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随着DNA的结构与功能、RNA在蛋白质合成中的作用、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遗传密码及基因调控的本质等被相继阐述，几乎所有的生命现象都可以深入到分子水平去寻找本质。所以分子生物学诞生后迅速与细胞学、微生物学、动物遗传育种学、兽医药理学、兽医传染病学、兽医免疫学、动物营养学、人畜共患病学等学科融合，形成了一系列的交叉学科，其研究手段和方法已成为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2]。 我国作为畜牧业生产和消费大国，迫切需要具有专业理论知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这就使得高等农业院校教育的使命转移到培养理论和应用并重的复合型人才上。因此，重视和加强畜牧兽医类本科生《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及实践教学，对培养在畜牧业领域既有理论又有实验技能的优质毕业生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分子生物学》理论和实验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下面就结合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分子生物学》的教学现状，对理论及实践教学的改革问题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理论改革 1.选择合适教材、优化教学内容。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最直接来源，合适课程教材的选取对于学生入门分子生物学尤为重要。我院的分子生物学课程开设于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在此之前已经教授过动物生物化学和动物遗传学，而这两门课程在部分内容上与分子生物学有交叉，学生们对于核酸、蛋白质以及遗传信息的传递等基础知识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并且，相当一部分的大三学生已经进入到实验室，开始接触到PCR、质粒构建、蛋白表达等基础的分子实验操作。因此，对于此门课程的学习则应偏重于帮助学生了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如：DNA、RNA、蛋白质的操作技术和基因功能的研究技术等，真正满足学生的现实需要，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学习和资源浪费。 现代分子生物学发展飞速，各种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涌现，国内外教材版本更新极快。虽然我院的分子生物学推荐教材为朱玉贤等主编的第3版《现代分子生物学》，但这个版本出版于1997年，不能满足学生对于新知识的渴求。因此，通过对多种分子生物学教材的分析和比较，我们最终选择了朱玉贤等主编的《现代分子生物学》第4版。该教材除了系统讲解遗传物质的复制、转录、翻译以及调控机制外，还着重介绍了分子生物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和当前热门的基因组测序技术，具有内容紧凑、逻辑性强、图文并茂等特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征询学生意见并结合畜牧专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调整授课内容：对学生学过的章节进行简单回顾；详细介绍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新内容、新技术；重点介绍与生产实验相关章节，使整个内容不仅理论联系实际，又紧临当今生物科学发展的前沿。 2.丰富教学形式、调动学生积极性。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世界，但在表述内容上却稍显抽象、复杂和较难理解。单纯依赖书本的介绍和教师的讲述难以在色彩、形象、质感、尤其是动态上给学生一个准确的印象。现代化多媒体课件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能够将文字、图像、声音和动画等信息同时输出，形象化理论的、抽象的东西，具体化空间的、难以想象的内容，还可以在课件中展示自然界的直观现象、重现研究过程并模拟微观反应，创造出愉悦的教学情景，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积极性[3]。如：先向学生讲述真核生物的DNA通过转录形成mRNA、出细胞核并在核糖体等的协助下翻译出蛋白质的内容，再给学生放映国外专业网站下载的堪比好莱坞大片效果的此过程模拟动画，便很容易在学生脑中留下深刻印象，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从知识“被动接受者”到“主动介绍者”身份的转变，会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鼓励学生动手动脑，发表不同看法，质疑问难，有利于培养学生探索创新精神。因此，在教学中我们抽出两次的授课时间，让学生自主选择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癌症与肿瘤、病毒或基因与发育等不同主题制作PPT，然后每个学生花5～10分钟介绍PPT。整个过程锻炼了学生查找资料、获取信息、制作多媒体课件和演讲的能力，由于知识是由学生自己通过探究获得的，所以理解记忆更加深刻，掌握起来较为容易，不易被遗忘，还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践改革 分子生物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实验教学是分子生物学课程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实用性很强的技术：核酸的提取与纯化、PCR扩增、电泳分离与鉴定、限制性内切酶切、质粒构建、细菌转化、蛋白质表达等等，这些都是畜牧兽医专业学生在之后的学习、研究和工作中经常用到的基础专业技能。此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同学们可以将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并促进学生分子生物学理论知识和实验操作技能的全面发展。 1.设计针对性强的实验课程，注重实际应用。高等农业院校的教育宗旨是培养与社会实践接轨、具有实用技能的新型农业人才。为使分子生物学实验课程更有针对性、注重实际应用，建议增加实验课时数并分阶段安排实验课程。首先，掌握最基本的基础性实验，包括：DNA提取、RNA提取及反转录、PCR、酶切连接转化、感受态制备、蛋白质表达纯化等。通过基础性实验的练习，使学生达到理论与实验熟练于心的效果；然后，针对畜牧兽医的专业要求及社会需要，开展具有实际应用的实验项目[4]。例如兽医传染病学，需要学生对病例的实验室诊断具有一定的掌握。在学生熟练掌握基础实验技能的基础上，通过设计病原引物、基因扩增及测序等应用性实验来确诊病原，这样不仅让学生了解分子生物学技术在本学科的应用价值，同时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将所掌握的基础实验技能应用于实践中[5]。 2.培养扎实操作技能，调动学生积极性。由于分子生物学实验过程长、所用试剂及操作仪器较多，传统实验课模式为：教师做好准备工作、讲解演示、学生实验。这样的授课方式存在学生的参与度不够、基础的操作技能掌握不扎实、良好的实验习惯养不成等弊端。建议将实验的整个准备工作，包括EP管、移液器枪头和玻璃器皿的灭菌，试剂的配制以及实验室规范使用和卫生清理等，全部交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此过程以让学生更好地融入实验，发现问题，深入理解规范实验的重要性。逐渐让学生在循序渐进、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此外，对于简单的实验步骤，让学生自己设计、讨论并验证，最后对比前人做的工作，得出结论。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学习者，增加了学生对实验课的参与程度，同时也可激发学生对实验科学的探索热情。 三、结语 作为高等农业类院校，搞好教育工作、培养优质专业人才是学校的头等大事，而好的教育模式需要教育工作者们不断地提高自身专业水平、改革高校教育理念、建立科学的教学实验管理模式、不断完善和创新，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分子生物学的兴趣，为国家培育出更多、更优秀的符合现代化畜牧兽医发展需求的高质量毕业生。 畜牧类论文:中职类畜牧兽医专业高效化学实训课堂从何而来 化学实训课是中职畜牧兽医专业学生必修的实训课，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养成良好的科学态度的实验性学科体系，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与专业有关的化学基本知识与实训技能，为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奠定化学基础。但是，目前中职类学生对化学实训课的学习仍然是困难和低效的，因为有多方面。怎么提高化学实训课的学习成效？怎样让学生在一次实训课中学有成效？本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培养良好的化学实训学习方式 对于中职类中职类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来说，化学是一门头痛的学科，实训课更是难之有难。怎么学？怎么样能学好。古人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以在新学刚到校的最初几次课，教师就要为学生解决这些问题，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学化学，为什么要上好化学实训课，培养他们学习化学的兴趣、方式和习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1.基本操作的培养 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授课时，可以从最基本的实训操作开始授课，反复讲解，讲练结合，多次示范。如玻璃仪器的洗涤、酒清灯的使用、酒精喷灯的使用与保养、75%酒精的配制等内容要反复讲练。对操作规范的学生，要用多种激励方式，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对学习的兴趣。 2.培养学习的集体程序 化学实训课是一种技能操作课，只有在熟悉掌握后才能对其它专业的化学相关技能做到举一反三。为保证课堂效果和质量，化学实训课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个体的学习方式和习惯，还要培养集体的学习方式和习惯。这种培养应该从新生入学到校的第一次化学实训课的时候做起。 2.1明确课堂纪律。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通常需要创造活跃的课堂气氛。在有张有弛的课堂中，安全、顺利地进行学习和操作。如本人就在上课前，和所授课班级的班主任取得联系，对该班学生进行详细的了解，然后制定针对该班的实训室规则的提纲，在课堂上以头脑风暴的形式引导学生制定出他们能接受的化学实训课十大规则。并以作业的形式将他们的成果展示出来，当场给出分数，这些举措，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并修订了他们的课堂行为准则，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 2.2培养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的习惯 在化学实训课中，必然会有同学间的相互配合。怎么才能发挥学生的合作学习、自主学习呢？这需要教师积极、有效地指导。 首先，划分实训小组。在新生入学的最初学习时，教师根据学生的特点，能力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分组，选出组长。在分组活动中，教师注意观察学生的参与度，引导学生进行合理分工，让每 一个学生都有参与动手操作的机会，防止一些学生被一些能力强的学生全盘包办整个实训过程。其次，要激发学生合作探究，通过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与探究活动实现学生认识、理解、技能与态度上实质变化。再次，引导学生反思与总结。实训是实践活动，是感情思维和理发思维相互事例的过程。在实训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在实训操作的基础上，观察现象，分析产生实训现象的原因，深入反思实训条件和实训现象的变化，总结实训规律。例如溶液酸碱性的测定实训中，引导学生掌握常见药品、溶液的酸碱判断的规律，并将这些技能与专业生产中的应用联系起来。 二、培养良好的课堂纪律 纪律问题纪律是困扰化学实训课堂的主要问题之一。课堂上，教师在声嘶力竟地讲解、示范，而有些学生却在交头接耳、玩手机。组织小组活动时，表面上学生在积极参加，但实际上有很多学生却在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情。良好的课堂秩序是高效课堂的保证，只有做好课堂纪律管理，课堂教学才能有序进行，教学质量才能提高。当然要求学生自始自终安安静静地听课是脱离实际，但一味喧闹又会令学生过度兴奋，难以安心下来学习、操作。因此化学实训课堂气氛应当避免两个极端。既不刻板，死气沉沉，又不能像乱糟糟的菜市场。结合中职学生的特点，应当动静结合，一张一弛，相得益彰。 总之，创新中职牧医类化学实训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有很多，教师只有在实践中结合新课改的要求、学生实际、校本实际，因地制宜地开展实训教学活学，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畜牧类论文:可持续发展畜牧业的远景如何? 摘 要：人类对肉类需求量的增加促进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全球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正面临健康（包括家畜和人类）、公平发展和环境问题等3个主要挑战。肉类需求量的增加和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会给自然资源的利用、动物健康、人类健康以及生产结构带来负面影响。另外，畜牧生产工作环境也有待改善，这需要得到公共政策的保障。面对这些挑战，我们提出5 条原则：1）优化资源利用；2）保护自然资源；3）保障畜牧生产者的生活水平；4）加强生态系统和社区组织建设；5）协调公共和私有机构的主动创新。本文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畜牧业的挑战。 关键词：世界挑战；环境；健康；公平发展；可持续发展 根据联合国2013年资料，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加到96亿。人口增长在农业地区更加显著，部分地方已经出现较高的粮食安全风险。怎样才能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加强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呢？畜牧生产体系的多样性使得公共畜牧政策的落实变得困难重重，另外，也限制了人们对当前挑战难度的认识，并加大了提出惠及大众政策的难度。由于目前还无法给出应对肉类产业挑战的完整方案，本文旨在提出并讨论当前和未来的一些关键问题和争论。 1 消费需求的增长 到2050年，畜牧产品的消费需求将增长70%，而肉类的消费需求将增长80%。主要原因是世界人口的增长、城市化和收入的总体增加[1]。肉类和蛋类的消费量在发展中国家增速明显，而谷物以及块根块茎产品消费量总体稳定（图1）。 增速最快的地区是东亚，人均肉类消费量从1961年的4.5 kg增加到2011年的56.3 kg。在南美洲，人均肉类消费量也将近翻了一番，从1961年的38.9 kg增加到2011年的78.5 kg。欧洲的肉类消费增长在90年代初期达到平衡后，人均年消费量维持在70～75 kg之间。 这个消费量的增长发生在一个自然资源有限、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公平发展诉求逐渐增加的大环境下，而由消费需求增长推动的畜牧业发展带来了以下问题： 1）健康（包括家畜和人类）问题；2）公平发展问题；3）环境问题。 2 畜牧业与家畜及人类的健康 畜产品是保障粮食安全的要素，也是人类的营养必需品。它们满足人体26%的蛋白质需要和13%的能量需要[1]。特别是对于生长期儿童、育龄妇女和通常患有肌肉减少症的老人来说，畜产品是他们的主要营养素来源。但是，过量食入畜产品，特别是含大量饱和脂肪酸的肉类，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如心血管疾病[2]。关于过量吃肉和肥胖症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大量的报道[3]。所以，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考虑改善人类的健康，而不仅是满足食品安全问题。这就需要恢复人们的理性消费。 畜群疾病会给畜牧生产和活体动物的贸易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对人类健康也造成巨大威胁，最终将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最近3年发生了6 次大的动物流行病疫情，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估计，这些疫情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总额可高达800亿 美元。而且，畜群疾病也威胁着人类的健康：60%的已知病原体来自动物[4]；另据世界卫生组织，通过食用畜产品致病并死亡的病例高达每年180万 人。由于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等原因，新型动物疾病和动物传染病正以史无前例的频率出现，非新型疾病再爆发的几率也在增加[5]。 3 畜牧业与公平发展 在发展中国家，60%的家庭养殖动物。全世界有 17亿 人口完全或部分依靠畜牧生产来维持生计。他们中有10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这其中包括1.5亿牧民[1]。畜牧业在农村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家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商品化，可以以家庭为单元进行生产，其价值通常高于农作物种植。由于从事畜牧业生产获得收入相对较快，使农村家庭（特别是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村家庭）可以轻易参与当地经济发展。家畜可直接作为农业生产的役力（如耕作），还可以作为间接的资金储备。家畜可以利用农副产品（如糠麸、糟渣、秸秆等），其粪便还可以作为肥料。全球畜牧业正在快速发展（每年增长率3.5%），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图2），发挥了促进整体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作用。 为数众多的畜牧养殖者可从畜产品消费需求量的增长中获益。另外，畜牧业的发展还增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牧草产业和畜产品加工业间的联系、维持了商业平衡、促进了粮食安全保障，且降低了动物产品的市场价格。全世界消费需求的增长给广大农村家庭带来了机遇。但大量小型生产者仍然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城市周边的大型生产机构占据了主要的市场[6]。畜产品的世界贸易额目前超过了1.8亿 美元/a，2006年肉类出口量是1980年的3 倍[1]。尽管大部分畜产品都在出产国直接销售，但出口量仍在不断增长。目前，大约16%的鸡肉、12%的猪肉和15%的牛肉都用于出口。这个数据掩盖了不同国家间的数据差异。巴西、中国、印度和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仅有的肉类净出口国。欠发达国家越来越依赖进口，其中进口肉量占肉类总消费量的比率从1960年的1%提升到了2010年的8%，这已经导致食品生产的自主性下降和环境污染的转移。为满足消费需求的畜牧业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各产业的竞争来推动。 4 畜牧和环境 畜牧生产的持续扩张对全球范围内的自然资源造成了日益增长的压力，这导致了资源的枯竭和退化。例如，为了生产动物饲料，森林被砍伐；水资源逐渐匮乏，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逐渐增加；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动物遗传资源逐渐减少。世界草原面积占陆地面积20%左右，其中70%的草原处于干旱地区，且由于过度放牧、水土流失等原因而不同程度的退化。这个趋势在干旱地区更加严重，因为畜牧生产往往是当地人口唯一经济来源[7]。为生产动物饲料的开垦和放牧扩张，是造成热带地区和赤道周边地区森林砍伐的主要原因。森林砍伐带来巨大的环境危害，如大量二氧化碳的释放和物种的灭绝[8-9]。淡水资源逐渐匮乏，畜牧生产消耗的淡水占人类消耗总量的十分之一。畜牧是造成水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使河流和地下含水层出现富营养化，也在沿海地区造成“缺氧区（或死区）”、破坏近海的珊瑚礁[10]。 据笔者估计，大约有80%的畜产品增长量是通过城市周边的大型工业化养殖实现的。这些在人口密集区的畜群养殖场是大量排泄物、抗生素和激素残留污染的源头，且畜产品和其副产品的加工（如制革厂等）也造成大量化学污染。 与此同时，畜牧业可以将人类无法食用的资源转化为高营养食品，如农副产品、食品加工副产品和食品废料（图3）。虽然全球畜牧生产消耗约30%的粮食，但很大一部分饲料资源（如采食80%干物质，图3）对人类食物资源不构成竞争，且如果没有畜牧也的消耗，一些地区的草原可能会退化。如果管理得当，粗放型的畜牧生产实际上能够促进生物多样性的维持、防止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保护水资源，且有利于大量的碳储存。 最后，气候变化也对畜牧生产造成了很大影响，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如沙哈拉和非洲之角地区（图4）。减少畜牧业的污染排放已刻不容缓，但同时也要加强依赖畜牧业维持生计人群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 5 结 语 在自然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解决畜牧业发展的问题，目前存在3 种观点，每种观点都运用不同标准来评价畜牧生产体系[11]。首先，主张绿色增长。观点认为食物，特别是肉类产品不能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所以必须提高产量，降低资源消耗量和污染量，即绿色增长，也就是要提高每千克畜产品的生产效率。评价标准可以是生产每千克肉的耗水量，或生产每千克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二，主张降低动物产品的消费量。减少动物产品消费量既可以减缓资源匮乏的压力，也可以减少过量吃肉带来的健康困扰。因此，用绝对方法来评价畜牧生产效率，如人均土地面积，或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后，解决食物分配的不平等问题。食物的公平分配权确实应该进一步改善，但这需要制度和经济政策的保障。畜牧生产体系的改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整合这3 种观点。以气候变化为例，畜牧生产要尽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减轻气候变化。据笔者估算，在不转变生产体系、没有技术创新且不降低产量的情况下，30%的减排目标可以达到[12]。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缩小高效和低效养殖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差距。事实上，当前不同畜牧生产体系之间温室气体排放量仍有差异（图5）。 为了提高畜牧业的生产效率，还需降低损耗和避免浪费。据笔者估算，每年生产出来的食品有30%被白白浪费掉。乳和肉类又占浪费总量的11%。在工业化国家，销售和消费阶段是主要的浪费环节，而发展中国家的浪费主要是在生产和加工环节。提高生产效率是减少畜牧生产对环境影响的一项重要措施，减轻排放强度的措施还不能有效控制总排放量。假如全世界肉类产量到2050年增加80%，就要将排放强度减轻80%才能维持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而且这个预测还没有考虑资源和食物分配不均等的因素。所以，提高畜牧生产效率并不能单独解决减排温室气体带来的压力。 这也反映在前述3 个观点的差异上。无论是生产者、消费者，还是政府官员或科学家，大家对于畜牧业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认识仍然存在偏差。总的来说，为实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归纳出以下5条原则：1）效率：提高资源，无论是自然资源、能源或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2）保存：通过可持续发展的畜牧业来保存自然资源，并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3）保障：保障畜牧生产者的生活条件，改善社会公平、社会福利和食物分配的均等；4）抗冲击能力：加强社区和生态系统的抗冲击能力，特别是抵抗气候变化和市场波动影响的能力；5）治理：协调公共和私有机构的主动创新，加强从业人员责任心，确保公平、公正，并完善法制建设。 畜牧类论文:浅谈畜牧业中肉类营养成分及卫生 摘 要：在人类的饮食方面，肉类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食品，其营养成分和营养价值突出，尤其是一些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人，对于肉类的需求量正在不断增加。但是，肉类的卫生状况却成了人们关心的重点，主要是由于近年来的肉类食品卫生状况不达标的问题层出不穷。实现肉类的营养价值和卫生状况的平衡是相关工作人员工作的重点。本文主要对肉类食品营养和卫生状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保证肉类食品营养状况的同时提高其卫生水平。 关键词：肉类食品；营养；卫生 肉类食品中富含丰富的水、无机盐以及蛋白质等营养元素，这都是人类身体所需的成分。另外肉类食品的味道鲜美，受到人们的一致喜爱。但是，在肉类食品进入千家万户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肉类污染事件，不仅给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同时还对社会的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人们心理的恐慌严重制约了肉类的销量，其价值明显降低。因此，相关的工作人员需要对肉类食品生产以及经营的各个环节加强重视，保证家家户户都吃上放心肉。 1肉类食品营养价值的概述 通常情况下，肉类食品都来自于家禽或者是家畜，其内脏和肌肉等经过加工和制作都会成为人们饭桌上的一道美食。一般来说，人们使用的肉类食品中都含有胶原纤维以及脂肪等成分，其含量不同，但却是一种混合构成物。对于人体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这些成分的营养价值较为明显，其中包含适当的氨基酸，矿物等等。在食用的过程中，由于肉类中的成分很容易被消化，因此，其风味独特。而且，肉类食品和其他食品相比，人体的吸收率也相对较高。并不是肉类食品的营养成分含量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动物，不同的部位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如，肉类的肥瘦程度不同，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就不同。因此，人们可以根据身体的所需或者是口味的不同，来对不同的肉类进行摄取。其中维生素、无机盐、氨基酸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肉类食品中所包含的成分特点不同，相关的技术人员应该充分认识到各种成分所占的比例以及科学的摄入量等等。这样保证肉类的营养成分均衡。 脂肪：众所周知，脂肪在肉类食品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而仅从脂肪的含量来说，猪肉是首选。脂肪的基本功能就是为人们提供身体各个部分运行所需的基本热量，另外，还能产生适当的脂肪酸。但是如果脂肪的含量过高对于身体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蛋白质：猪肉中的蛋白质占15%左右，而牛肉中的蛋白质却占据20%左右，除此之外，动物的肝脏中蛋白质的含量也相对较丰富。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可以适当地补充蛋白质成分，做好身体营养成分的均衡。脊背瘦肉中的蛋白质含量相对较高，其中所含的氨基酸是人们身体所必须的成分，而这种成分恰恰是人类自身无法合成的，因此，必须依靠肉类来实现营养成分摄取量的平衡。 无机盐：在肉类食品中，无机盐的含量较少，仅占1%。而且肥肉中的无机盐含量明显低于瘦肉。同样，内脏也是无机盐含量最多的部位，其中铁的含量最丰富，营养成分和利用价值也相对较高。除了铁之外，钠、钾、镁等矿物质的含量也比较多。 维生素：肉类食品中较为常见的就是维生素B，其中维生素A和维生素D的含量稍逊色。铜、铁、锌的含量也是肉类居多，明显高于植物类的蔬菜以及水果。 2国内外肉类食品卫生安全事件综述 肉类食品的卫生不达标问题不仅在国内沸沸扬扬，在国际上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其中，疯牛病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件，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等等在美国都曾盛行一时，另外，口蹄疫以及禽流感事件也是影响食品卫生的重要因素。不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还给人们的心理留下阴影。我国的肉类卫生事件也层出不穷，出了死猪肉、双汇瘦肉精、注水猪肉之外，还有金华火腿以及太仓肉松等。这些肉类食品安全卫生问题需要受到卫生部门的广泛关注，要从肉类食品选材，制作等各个环节入手，保证食品的安全性。 3影响我国肉类食品营养与卫生问题的主要因素 3.1动物饲养环节的问题。首先，饲养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其中包括空气、水体等成分。其中较为严重的就是工业废水，其中含有大量的污染元素，给动物的生长产生各种病变问题，直接影响着人类的身体健康。另外，有些商家为了获取眼前的经济利益，在动物的饲料中加入大量的激素或者是药品，造成了动物肉类无法达标。其次，养殖设施的完善程度还需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不完善就会严重影响到疾病的预防效果，交叉感染的现象时有发生。另外，动物的饲养过程中会出现动物疾病的问题，在治疗中注射到动物体内的注射剂也是影响肉类本身质量的最重要因素。 3.2加工环节的影响因素。肉类在成为食品的过程中要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加工和制作，但是，从现如今加工的水平来看，加工指标很难达标。而且加工环境也没有达到一定的卫生标准。表现出的加工问题相对较为明显。另外，加工厂为了保证肉类食品的美味，往往在其中添加一定的添加剂，对人体的健康状况造成严重的影响。我国的一些肉类卫生问题多数都是由于加工问题出现了差错而产生的。 3.3运输销售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肉类食品对于运输队伍的要求较为严格，但是，目前的肉类食品运输大部分都没有专业的运输团队，在运输中对肉类食品的冷藏和保护做的不到位，使部分食品发生了变质。销售环节还是冷藏设施不到位。 4 加强我国肉类食品卫生安全的重要举措 4.1由于屠宰的畜禽主要来源为外伤、中毒或病死，所以在进行屠宰食用前必须确定死亡的原因，若是外伤死亡和疾病死亡，没有发生肉质的变质和腐烂，可以进行高温的处理后用于食用。 4.2在进行畜禽的屠宰之前应让畜禽充分休息，防止出现胃肠道膨胀现象污染肉尸，同时要避免在屠宰前12h内进食进水，屠宰时进行全面的清洗并倒挂放血。待刮毛完成后应迅速的进行剖腹，防止细菌增生繁殖引起腐烂。 4.3进行屠宰后的卫生检查工作，头部检查的要求主要是进行化脓病变、炭疽以及结核的检查。之后检查淋巴结的病变情况，判定是否有传染病，一般来说，病原体进入动物体内后首先在淋巴结上表现出来，所以要认真检查淋巴结。 结语 肉类食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食品，其营养价值与卫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纵观国内外的各类肉类食品安全事件，总结出影响肉类食品卫生的主要因素。只有从这些影响因素具体入手，才能使我国的肉类食品营养与卫生步入一个新台阶。 畜牧类论文:动科类专业《畜牧生产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策略 【摘要】在畜牧业中，《畜牧生产学》作为专门传授先进的动物生产理念和知识以及生产技术的实践性科学，是动科类专业的主干课程，也是学生必须掌握的课程之一。从当前情况看动科类专业《畜牧生产学》课程的教学还存在一定问题，本文主要从其内容体系和教学问题出发，对动科类专业《畜牧生产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策略进行探讨。 【关键词】动科类专业 《畜牧生产学》 课程 教学改革 动科类专业《畜牧生产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主要传授先进的动物生产理念、专业知识及生产技术等。在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变革以及畜牧企业的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使得《畜牧生产学》课程不得不紧跟时代变化做出相应改革。因此，为了促进动科类专业学生能力的培养，使教学效果与当前畜牧业生产情况相符，必须注意动科类专业《畜牧生产学》课程的教学改革。而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对《畜牧生产学》的内容体系及当前存在的教学问题有相对的了解。 （一）《畜牧生产学》的内容体系及当前存在的教学问题 《畜牧生产学》课程在内容上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除了包括畜禽生产系统、生产原理外，还涉及生产技术和生产效果等。畜禽生产系统主要立足生态学角度，对影响畜禽生产的各种生态经济因子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畜禽生产原理分散在《畜牧生产学》的许多章节中，较为分散，缺乏一定系统性。畜禽生产技术主要介绍不同生理阶段中畜禽饲养管理技术，对操作性和实用性比较强调，重点为操作规程和过程。畜禽生产评价主要是对畜禽生产效果的评价，畜禽生产力是畜禽生产效果的表现形式，从这点来说评价生产效果就是评价畜禽生产力。该部分内容以畜禽生产效果优劣的确定为重点，同时比较强调生产组织和技术应用检验的合理性等。 《畜牧生产学》属于动科类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动科类学生的必修课，该课程设计的相关理论很多，尤其一些理论不仅复杂而且十分抽象。其次，《畜牧生产学》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课程的大部分内容涉及到实地生产技术。因此，要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并不容易。当前《畜牧生产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教学方式比较传统，缺乏实践内容和创新，师资不足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学生主动性，同时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和不利。 （二）动科类专业《畜牧生产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策略 1.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进行改进 为了帮助学生对畜禽生产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点以及关键技术更好地掌握，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进一步增强，《畜牧生产学》课程教学应该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将课内学习与生产实际有效结合起来。在理论教学方面，教师在课堂讲授中将板书与多媒体、图片等结合起来进行教学。也可以在《畜牧生产学》课程教学采取双向式和启发式教学法，通过课堂预习提问和学生演排讨论增强课堂上的师生互动，由学生自主讲解或演示讨论结果，之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变枯燥的课堂学习为主动、生动的学习。也可以采用演示法和现场讲解法及课后辅导答疑法进行《畜牧生产学》课程理论教学，尽量使课堂更为生动，避免整堂课都在黑板上搞养殖。在《畜牧生产学》的实验教学上，可以将实验内容分为三类，即基础实验、提高性实验、综合设计性实验，根据学生掌握程度进行分类教学。也可以提前提出实验目标，让学生自行整理制作实验方案，独立操作完成实验。在生产教学实习上学校应该对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的作用充分发挥，让学生接触畜禽生产真实的全过程，从而对畜禽生产过程有直观的了解，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2.注重创新能力培养，在课程教学中强化先进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鼓励学生对教师的有关科研活动积极参与，将科研项目与自己的毕业课题结合起来。教师应该通过言传身教的形式，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观察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锻炼，对学生勤奋努力、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进行培养。其次，教师应该在《畜牧生产学》课程教学中强化先进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实现课堂的多媒体教学。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制作课件，增加课件的生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对《畜牧生产学》课程网站进行建立，将课堂的大纲、教学录像以及实验教学内容、试题等全部上传到课程网站，以方便学生自主学习。在课程网站上可以对在线自测题库加以建立，学生通过自我测试，可以了解自己《畜牧生产学》学习的程度。还可以在《畜牧生产学》课程网站上建立留言板，使学生与教师在课堂之外也能实现交流和互动，为学生创设良好的网络教学环境。教师可以征集学生课堂意见，通过网上留言对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及时改进，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同时可以对自己的课堂课件进行上传，实现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资源共享。 3.增加生产实习课程比重，对畜牧生产科学知识及时更新 在《畜牧生产学》中，目前理论教学的比例仍高于实践教育，但《畜牧生产学》课程实践性较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增加学生生产实习课程比例。在增加学生实践课程上，学校可以采用在生产基地直接教学的方法，训练学生的现场操作能力， 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各种畜牧生产和养殖技术，与此同时应培养学生掌握繁殖、培育、饲养管理、产品生产等技术。这种方式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一方面促进了学生积极性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完美地将理论与生产实践融为一体。随着畜牧生产企业规模化生产的飞速发展，现代畜牧生产学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因此，在《畜牧生产学》教学中除了要增加生产实习课程比例外，教师还应不断更新畜牧生产科学知识。在教学过程中对畜牧生产学及其相关的最新知识和学术动态以及发展前景进行搜集，并随时介绍给学生，以不断开拓学生的视野，增长该课程知识的新颖性和实用性，使课堂教学始终保持与时俱进。 4.对教师资源进行整合，对师资队伍加强培养 在教学活动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之一是教师素质。在《畜牧生产学》课程教学改革中，我们可以对动科专业教师资源进行整合，在引进和培养提高等措施下，对《畜牧生产学》课程的教学队伍逐步加以充实。也可以将国内外专家和技术人员聘请到校内做专门的指导，保证教师教学水平与学科发展始终同步，促进《畜牧生产学》教学梯队的有序形成。其次，《畜牧生产学》课程组可以建立专门的兼容教学、科研、技术教学团队，实行高职称、高责任感、高技术教师“传、帮、带”新教师的方式，使年轻教师得到更好地成长。在我国农业中，畜牧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畜牧养殖单位较多。学校可以建立与相关畜禽养殖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关系，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对“双师型”的教师队伍着力培养。 畜牧类论文:如何创建畜牧类优秀农民专业合作社 畜牧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由发展同类畜牧产业养殖和从事畜产品经营服务人员组成的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主要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饲料、技术、信息、设备、畜产品销售、加工、运输、储藏等服务，也是农村比较活跃的经济组织。近年来，陕西省丹凤县认真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不断引导、培育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狠抓专业合作社的基础组建工作，全县已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畜牧专业合作社12个，其中：生猪专业合作社5个、蛋鸡专业合作社3个、肉鸡专业合作社2个、肉牛专业合作社2个。已经注册无公害“商凤”牌鸡肉、“山凹凹”和“鸡窝凹”牌鸡蛋产品3个，目前正在申请无公害“高峪”牌牛肉产品。从专业合作社组织形式来分，有能人带动型9个，龙头带动型3个。他们在发展畜牧产业，带领农民致富方面做出了表率。但从其发展运行来看，还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法规学习不深 合作社在发展运行中，片面追求数量和规模，忽视成员对《畜牧法》、《动物防疫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和《种畜禽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学习。有的将养殖场建在人口密集处、水源地、低洼处，粪污缺乏无害化处理设施，养殖环境脏、乱、差，防疫条件审查难以合格。一些成员在畜禽养殖环节依然使用假冒、伪劣、过期药品，抗生素长期在饲料中添加使用，药物未按休药期规定使用，畜产品质量安全难以保证。一些种畜禽场系谱档案不健全，未有种畜禽合格证。个别营销人员对活畜及其产品检疫检验存在逃检行为。这些都反映了合作社成员对畜牧法规知识的缺乏和深入理解。 技术指导不力 合作社成员忙于发展生产，缺乏技术培训和知识更新，技术人员凭着经验指导生产。引种达不到种畜禽标准，家畜配种方式实行本交，饲养管理粗放，畜舍规划布局乱且标准低，疾病诊断治疗手段落后，科技含量低，养殖生产效益不高，规模难以提高。 作用发挥不明显 合作社缺乏与外界的业务联系，发展自行其事，成员间缺乏利益纽带，工作运转依然单家独户，生产杂乱无序或有章不依，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强。监事会形同虚设，成员权、责、利意识观念淡漠，开拓创新能力不强。 财务管理混乱 合作社内部财务会计报表资料不健全，没有财务年度报告、盈余分配和亏损处理方案，个人账户记载内容不全，不能如实反映出资额、公积金份额和交易额。 社会支持不够 合作社在发展中，由于资金缺乏，致使科技信息、技术培训、畜产品认证、设施建设、市场营销、技术推广等服务水平落后。加之宣传重视不够，导致一些畜产品不被社会认可。 以上问题是阻碍丹凤县畜牧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的主要症结，笔者结合实践，体会到要创建优秀农民专业合作社，应从五个方面抓起： 加强法规学习 首先，要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办社的宗旨，搞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和怎么干的问题，进一步确立发展思路和目标，迎难而上，坚定做大做强畜牧产业的信心。其次，要加强涉牧法律法规学习和理解，建立种畜禽调运制度、动物防疫条件审核制度、养殖档案登记制度、兽药饲料使用制度、畜禽防疫检疫制度、粪污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制度，确保无公害畜产品质量安全。最后，要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做到知法守法，尽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科学指导组建 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基础不牢地动天摇”，必须抓好抓实。一是为合作社派驻的辅导员要熟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能科学指导合作社组建，掌握设立登记、成员组成、机构设置、财务管理，以及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程序，做到指导不包办、参与不添乱。二是制定好合作社章程，这是指导合作社高效运行的“宪法”。因此，必须经成员反复酝酿、讨论和修订，并征得同意后公布执行。三是必须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成员间地位平等，实行自愿联合、民主管理。 规范运行机制 专业合作社运行状况对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是建立社员大会制度。合作社成员较少时，应召集全体成员参加，成员超过150人可设立成员代表大会，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如有30%成员提议或监事长、监事会提议或重大事项需商议时，可临时召开成员大会，及时反馈信息，加强沟通。需要成员表决通过事项，可实行一人一票制，且经决大多数成员同意后执行。二是明确职责。理事会应根据产业发展，合理设置工作机构，明确分工和责任。监事会在监督理事会工作的同时，特别要抓好生产环节及投入品监管，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三是及时公布账目。合作社应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会计报表，编制年度财务报告，为每个成员设立账户，明细记载出资额、公积金份额和交易额，让成员知晓合作社的盈余和亏损等经济运行情况。 增强服务能力 合作社应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不断发现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一是定期开展培训，可聘请畜牧兽医专家为合作社成员进行饲养管理、疫病防治、市场营销等技术培训，提高生产技能，解决疑难问题。二是注重收集、整理有关生产、市场等各类信息，进行分析和预测，及时为成员提供准确的生产和市场行情，回避养殖风险。三是加强合作，利益互惠。合作社应积极走出去，与生产发展有关的饲料生产单位、畜禽场和屠宰、销售公司及科研单位联系合作，引进生产资料，销售畜产品，以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实现成本最小化，商品利润最大化。四是注重品牌效应。合作社应不断加强产地环境和投入品质量监管，开展无公害畜产品认证，注册商标，打造优质畜产品牌，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养殖效益。 社会关心支持 合作社发展是带领一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需要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政府部门应积极整合资金为合作社发展，解决水、电、路、用地、绿化及粪污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畜牧部门应抓好畜舍规划设计、技术培训和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防疫监督和信息服务等。财政部门应安排一定资金，实行以奖代补，支持合作社发展，开展无公害畜产品开发认证。金融机构应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解决生产发展所需资金问题。税务部门应按国家规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税收优惠政策，调动和鼓励畜产品开发。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今后引领农民产业化发展的一支主力军，是推进畜牧产业迈向标准化、组织化、规模化发展的关键力量，其发展壮大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作为畜牧工作者，我们应充分发挥技术和信息优势，为合作社的规范运作当好参谋，使其真正发挥市场与农户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地促进农民致富，推动产业发展。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传统书籍插画设计论文 一、中国传统书籍插画的构图特点 构图，在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被称为“章法”、“布局”、“经营位置”，是表现作品主题思想的手段，是实现插画视觉美感的关键。中国传统书籍插画构图的第一个特点是主次分明。这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体现，是长期以来在封建君主统治下形成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在美学上的反映。中国有很多经书插画，构图都是有主有次，例如在表现释迦牟尼像的时候，就会将其放在画面的显著位置，画得比较高大，其他僧众们则排放在其身后或者周围，处于次要位置尺寸较小。第二个特点是画面平衡而工整。中国古代文人画家崇尚含蓄、中庸之美，一般通过对称、均衡这两种手法达到画面的平衡。例如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图书插画，就会用对称的手法来构图，这种符合自然审美规律的构图不仅能使插画的画面显得工整，还可以较为客观的诠释文字内容。像一些娱乐性质的书籍插画，如小说、戏曲书籍的插画，比较常见的构图手法就是均衡，即利用画面中各个元素之间的呼应、对比，使画面具有变化但不失工整，既不显得呆滞，又不会杂乱无章。第三个特点是中国传统书籍插画独特的透视法则。中国书籍插画与中国传统绘画在构图上有着共通的特点，使用的透视法则与西方的焦点透视有很大的差别，被称作“散点透视”，即画面当中经营布局的元素不受到视点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定，可以把山前山后、室内室外、远近不同、高低不一的事物安排在同一画面中;可以把不同人物同一时间在不同场合发生的故事描绘出来，如《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著作的插画作品，就是采用这种透视方法来完成故事情节的绘制。 二、中国传统书籍插画的表现形式 中国传统的书籍插画有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以线造型。书籍插画通常利用大量复制来达到信息传达的目的，因此印刷技术对插画的表现技法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民国之前的传统插画以木版画为主要表现形式。自唐代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以后，木版插画在出版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那时的插画作品多为雕刻行业的工匠完成，虽然雕刻的技法纯熟，但作品的艺术水准却不高，主要以图解功能为主。木版插画艺术在明清时代进入到了黄金时代，也成为了我国古籍插画史上的高峰。明清书籍插画的最大特点是当时文人墨客的参与。明代中期，书商出于竞争目的，纷纷邀请当时知名书画艺术家创作画稿。因为有了文人的参与，使得以往粗犷的书籍插画更加精美，更具文化内涵。这些木刻插画以刀刻线，以刀，用木刻线条来表现传统绘画中笔墨的感觉。中国传统绘画在表现形式上十分重视笔法，强调线条的表现力。线条是造型艺术中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也是插画创作中表现力最丰富的艺术语言，它独特的形式美感体现出中国传统艺术家深厚的造型功底，积淀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内涵。线条能让画面产生一种节奏感与韵律感。在木刻插画作品中，线条所表现出的强弱对比，疏密变化，都能形成一定的节奏与韵律，从而丰富插画的画面效果。明清时期的仇英、唐寅、陈洪绶等书画名家就充分发挥了木版插画的艺术特性，创作出了大量以线造型的精品木刻插画，并使作品具备了画家的个人艺术风格，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当然，在印刷技术广泛应用之前，也出现过大量的手绘书籍插画，如宋代的建筑技术书籍《营造法式》中的插画，最早的版本就是手绘而成，书中精美绝伦的插画使用白描的技法画成，通过黑色的线条直观、科学地展现了各种建筑设计的用料、结构、比例等方面的规范，通过插画的形式为观者解读了这本中国古代建筑行业的权威性巨著，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 三、中国传统书籍插画的文化内涵 书籍插画作为绘画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时具备独立性和从属性这两个特性。脱离文字内容，一味强调画面独立美感和视觉冲击力的作品，是不能称之为书籍插画的，因为它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假如过多地强调插画的从属性，只是按照书本文字内容进行描绘，又会失去创造性而成为简单的说明图解。要想使插画在书籍中获得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就必须准确领悟文字的内涵，深刻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并以此为基点进行视觉形象的创作，这样插画的艺术表现力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中国优秀的传统书籍插画结合传统绘画的风格，运用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重在意境的传达，忠实于文字又不为文字所局限，融入了画家的情感与想象，通过契合原著精神的绘画风格和表现形式，自然地把阅读者引领到文字作品的意境中去，这就是画家对文学作家思想情感的深入体会，对文学作品的独到见解，就是中国传统书籍插画表现出来的意境之美。同时，传统书籍插画反映着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时期，书籍插画都代表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趣。例如，在佛教盛行的时代，书籍插画更多的是为宗教服务，出现在经书中的插画作品反映出来的是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意识。而在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平稳的时代，人们对书籍的需求不仅仅停留在宗教读物上，转而追求一些陶情怡性的通俗类书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小说、戏曲类的书籍插画大放异彩，许多杰出的中国画家利用自己深厚的绘画功底，通过对原著精神的深刻领悟，创作出了大量贴合原著的经典人物形象，故事场景的布置也和中国传统人物画、山水画的创作理念颇为相像。如《西厢记》、《水浒叶子》、《博古叶子》、《楚辞》等书籍插画作品，既是经典的艺术品，又是社会文化的见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这些作品对以后的书籍插画创作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的书籍插画设计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出了自己的设计风格和时代风貌，并且影响着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插画艺术，比如日本的“浮世绘”就是受到中国书籍插画设计的影响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一现象应该引发我们的深思，中国的文化成为其他国家的设计源泉，而中国本土的设计师却没有从中获取设计灵感，延续本民族的设计风格。笔者认为，造成现代中国书籍插画设计进入困境的原因，是由于多元化文化的强势影响。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科技的发展，国际交流日益密切，各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形态之间相互影响，使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在现代商业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影响下，他们更愿意欣赏一些个性化的、想象力丰富的、充满情趣的插画作品。王受之在他的《美国插图史》中评论道:“在人类插图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以往的那种有领导风格的局面结束，在插图上不再有某种风格领导插图创作的霸主地位。”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书籍插画，都应该带有这个国家的文化痕迹。在国际交流日益增强的形势下，设计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显得愈发珍贵。当代书籍插画设计中国风格的确立，需要借助于对传统书籍插画设计的理解与转化，并跟随时代的步伐，融合时代的精神而获得新生。 作者：杨淑 单位：云南财经大学现代设计艺术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多元文化教学插画设计论文 一、插画设计教学内容的广泛性 目前，在我国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教学课程体系中，将设计课程分为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设计课程三个教学阶段，插画设计课属于专业基础课程。基础课程中的“三大构成”为插画设计课程奠定了基础，而插画设计课又为后期的专业设计课起到一个承接的作用。插画设计作为一门设计学科，自身的学科结构所包含的分支领域和边缘学科，与科学技术、人文自然和社会经济等学科相互交叉，形成一门综合体系。插画设计融合了传统艺术和美学等学科领域，形成了插画设计的构图、色彩、表意等内容，而地理学、历史学、心理学、美学、经济学、哲学等诸多学科与插画设计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或多或少地体现在插画设计的历史、表现、形式等各个环节。因此，在多元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插画设计课程与其他艺术设计课程之间不应存在间隔，应将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贯通学习，拓宽插画设计的教学内容，对插画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灵活设置。当下，插画设计教学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教学内容的不明确，这致使插画设计的教学内容过于狭隘，依旧停留在出版物的插画需求上，忽略了其他行业对插画设计的需求以及市场经济大环境的需求，导致插画教学内容不能更大的拓展。因此，插画设计教学内容应与时俱进，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将教学内容拓展到广告、游戏、网络、动画、出版、数码媒体等领域。同时，在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下，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化都是无限的创作资源。数字插画作品创作中，我们可以将横向、纵向获取到的资源进行重新组合，融入新元素、新概念、新思想。这样，所涉及的题材才能耳目一新，真正做到多样化的信息诉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中外美术史的课程内容，系统深入地讲解中外插画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引导学生尽可能地深入领悟本土文化，客观借鉴外来文化，提倡创作出个性化作品。 二、插画设计教学形式的多样化 在国外，大部分艺术院校都设置了插画设计专业，随着动漫和网游的繁荣，插画教育已发展成熟。在国内，插画师的市场需求也呈现出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大多数设计院校的课程体系中，插画设计教学最初以传统的构图教学为主。自上世纪80年代初由国外引进了基础课程“三大构成”教学，为插画设计教学奠定了一定设计基础，直至90年代，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计算机的辅助设计在插画设计教学中也逐步普及。时下，作为新媒体艺术，数字技术迅速贯穿于艺术设计的不同领域，同时也影响着插画设计的表现形式，使其更为丰富多彩，极大地开拓传统插画的范畴，同时让人们对插画有了更新和更为广泛的认识。在传统的插画设计课程教学中，更多的是教师在课堂上教学，学生在教室拿笔画或是用计算机去表现，没有外界物质介入，形成单一无趣的插画设计，使插画设计游离于社会之外。这是插画设计教学改革中的难点，也是多元化教学模式急需渗入的本质体现。随着插画设计教学提出多元化教学，在当前艺术设计教学承担着艺术教学与软件技术教学双重任务背景下，如何解决教学内容层面的拓宽问题，以及如何组织学生有效、积极主动地学习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对于插画设计的多元文化教学模式，在基于插画设计课程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下，可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插画设计教学模式，建立开放式的插画设计教学环境。 （一）开发多元文化的课题设计 优秀的课题设计是设计专业基础课程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教学形式之一，也可成为课程知识体系的密集区。按课题的课程内容方式，将插画设计等若干设计基础课程围绕某一个设计课题构成课程循环，循序渐进地推进课程教学，同时将知识通过实践进行运用，完成综合设计教学的融会贯通，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将插画设计的理论知识和表现技能一一解析到课题中的目的、要求、方法、技能、过程和效果中。这不仅解决了学生关于插画设计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同时学生的实践技能也有所提升。 （二）专题形式的课堂教学 在教学中，教师应把插画设计的多元文化贯穿于专题中进行教学，在专题设置上，力求以实际案例为基础，覆盖层面多样化。例如，将插画设计与美学中的色彩心理及新媒体中的互动文化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关联性作为专题范畴，以此深挖插画设计创作中的深层文化内涵，以及不同形态的美学意识和创新工艺技术，激发学生在插画设计艺术领域中求新求知的探索动力。创新式的专题教育模式要求学生不局限于本专业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将专业知识与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以培养求知欲、开发创造能力为目标，提倡学习的多元性和自主性。专题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践中通过教师及合作团队产生的影响，受到启发，在学习中感悟，获得真知。 （三）社会实践开放式教学形式 插画设计课堂中社会实践的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设计合作能力。同时，可加强教学内部的交流氛围。通过社会实践的参与性，让学生在掌握插画设计体系中最为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的同时，又能展示学生各自的插画设计能力。目前，在插画设计教学中，教学实践的安排一般都以虚拟的题目展开，学生的思维一般都比较程式化和概念化。在进行插画设计创作过程中，主要以考虑美观为主，较少考虑插画作品的经济性和实用性，导致设计的插画没有考虑到具体的应用环境和面对的受众群，从而作品过于主观，缺乏适用性。因此，插画设计教学与社会实践的结合，能为学生提供一个在商业环境下工作体验的机会，使学生在插画设计中亲身体验真实的设计过程和环节，更加全面地了解设计的全过程。 三、插画设计教学中的教学相长 面对数字时代与全球化背景带给插画艺术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以及现代社会工业生产对于插画设计人才质量的高要求，迫切需要在高校教育阶段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目前，我国大专院校的插画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已呈现出滞后现象。要想改善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必须做到教学相长。插画设计教学中除了对教师的教学形式提出多元文化内容的拓展要求之外，更要紧扣时代信息，及时更新知识，保持对多元文化的敏感度。不断开拓自身的知识广度，具备基础教育中的课程论、课题设计、心理学、艺术教育学等知识和写作能力等。同时，也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了要求，作为学生应主动学习多学科知识，扩大知识面，拓展视野，提高人文艺术修养。只有依靠教师和学生双方的共同努力，插画设计课程中多元文化的教学才能顺利有效地完成。插画设计作为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代设计教育的需求，采用个性化教育模式更能体现其行业的发展特色。传统的教育模式发生转变，教师的角色也需发生转变，教师的职责更侧重于信息资源的调配和创作思维的引导，在知识传递过程中，更应注重协作、讨论、引导、启发，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最终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组织者、协助者和引导者。插画设计的教育重点是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要立足于社会实践，从不同层面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和学习积极性，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的专业设计能力得到全方面的完善。插画设计的多元文化教学是相互贯通的，其教学形式可以借鉴其他学科对于文化问题的教学经验，依据插画设计学科教学的特点加以开发，同时形成多元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果，产生新媒介、新载体等不同插画设计的创新应用类型。 四、结语 综上所述，插画设计教育的重点是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的专业设计能力得到全方面的完善。以宏观的视角来看，插画设计的多元文化教学是相互贯通的，其教学形式可以借鉴其他学科对于文化问题的教学经验，依据插画设计学科教学的特点加以开发，同时形成多元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果，产生新媒介、新载体等不同插画设计的创新应用类型。这赋予了插画文化新的内涵，带动当代插画设计教学模式中一种全新的启迪。 作者：葛慧 单位：湘南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手绘墙插画设计论文 一、插画的装饰性特点 在插画众多的艺术特征中，装饰性是尤为显著的。它以自身特有的抽象化、图形化、符号化、风格化的装饰语言和极具表现力的审美价值，在室内家居空间中得到很好的运用。装饰性是指在一定的视觉艺术中所呈现的特定的表现形式特征。它是集概括、提炼、夸张、变形等一系列形式法则为一体的形式表现语言。装饰造型通过形式表达，以对形式的强化为主要表现手段，追求形式上的美感，从而形成鲜明的造型特征。装饰形象大都与客观的自然形象相区别，是人们通过一些美学的形式法则和装饰手法所设计和创造的主观形象，是设计构思到装饰形式表达的实现过程。 二、室内家居墙画中的插画设计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追求个性与时尚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普通的白墙已经满足不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充满个性与创意的手绘墙画日益流行。作为室内墙面装饰重要组成部分的手绘墙画，丰富了室内装饰设计的创作语言与表现形式，并在家居环境设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室内家居墙画中的插画设计题材丰富，也呈现出多样的风格，有典雅复古的中式风格、简约时尚的北欧风格、自然恬静的田园风格、童真童趣的卡通风格等。中式风格的墙画图案主要选择中国传统的图案、纹样等，或以中国画写意的表现手法表现的山水、花鸟图案；北欧风格墙画图案多为比较抽象的图形，色彩上崇尚黑白灰的色系或者艳丽的色彩；卡通风格的墙画图案多为色彩明亮丰富的卡通动物、人物形象。不同风格的确定及墙面插画图案的设计要根据家居主人的年龄、职业、性格、审美品位等特征以及家居空间的整体装饰风格和功能需要进行设计，同时在色彩设计上也要和整体的设计风格一致。 三、卡通风格手绘墙画设计实践 笔者根据家居空间的功能需要，结合室内家居墙画设计中插画设计的要求，进行儿童活动室的墙画设计实践，根据空间和墙体结构特点，设计并绘制了三块墙面，整体设计上把握了图案的连贯统一。画面主体选择儿童熟悉并喜爱的经典卡通形象，如美丽的白雪公主、欢快的维尼小熊、粉红小猪、跳跳虎等，并配合梦幻的摩天楼、欢快玩耍的儿童和各种小动物以及各式各样的气球，使整个画面场景丰富多彩。屋顶墙面张开双臂的卡通太阳令整个空间似乎充满了阳光。插画图案的选择符合儿童的审美要求，多种卡通造型相结合并融入画面场景，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受审美能力和年龄与心理特征的影响，儿童一般更喜欢鲜明艳丽的色彩，因为这些色彩对他们具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所以在色彩的选择运用上，墙画设计大量使用了原色和纯色等鲜亮的颜色，运用丰富的色彩，配合作为背景的蓝天白云、大片的绿色草地，用强烈的对比吸引儿童的注意。根据幼儿期儿童缺乏空间与透视概念的特点，在绘画表现技法上，笔者采用平面化的表现方式，这样更容易被儿童接受。配合色彩缤纷的儿童游乐设施，墙面插画设计和整个空间融为一体，生动而和谐地构建了一个梦幻童真的童话世界和充满童趣的嬉戏空间。此次墙画设计中，绘制的颜料选择丙烯。丙烯颜料有很多优于其他颜料的特征，如上色快、色彩鲜艳、保持时间长、防水速干、抗腐蚀、抗自然老化，且不褪色、不变质脱落、无毒环保，是现在流行于家庭墙画设计的绿色环保绘画颜料。 四、结语 手绘墙画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家居环境，并在现代家居装饰设计中广泛应用。运用插画设计的装饰性特点及独特的创作手法和造型语言进行手绘墙画的设计与创作，能更好地营造和谐、个性、时尚的家居环境。手绘墙画通过插画设计展现卓越的艺术魅力，也奠定了其在家居装饰设计中的地位。 作者：杨凯 单位：南通理工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插画设计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一、插画设计的发展历史背景 在华夏，插画最先插画首先体现在雕刻，佛教文化是有传染性的，宣传教义和“伪装”在圣经经典图形。为宣传教义而在经书中用“变相”图解经文。在中国最早的打印记录，《陀罗尼经咒图”是从唐肃宗的问题。唐一西安通九年（868年）的金刚般若”由“封面图案也出世。到宋，金，元时期的三插图的书有很大的发展。它的领域范围一直发展到了医书、历史地理书日用百科书等书籍中，彩色套印插画也出世了我国古代插画最发展的时期是明清时期，我国到处都有这个行业。 二、插画设计的发展过程 插画设计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其不断地发展和延伸到艺术中的多元应用领域中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技术时代中，人们把视力高度集中到很多创新的信息中去，其充分体现出插画艺术形态给大众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感知，它的风格特点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它已经演变成了现在社会中必不可少的表达方式。经过具体探讨艺术插画在文学插图和商业插画中的应用，再纵观插画艺术被传统绘画与中国民间绘画的深刻影响，真正的表现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核心价值。 三、插画设计作品的创新之处 插画设计更加大大地提高了插画设计师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利用其它的应用领域来做贡献的意识形态，还更加加大了其自身的发展空间。提高了大家的生活品质，插画艺术设计它以文化艺术传达方式体现在现代设计领域中。它具有形象代表性、绚丽的色彩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它的特色给现代设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我们应该勇于去研究插画的艺术魅力和它的艺术价值，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好的视觉文化艺术。人类在插画艺术设计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吸取了很多适合自己的艺术需求，它的风格特点及其应用都可以通过社会把它充分反映出来，插画艺术的发展制约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插画艺术延续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丽动人。 四、插画设计的历史背景 1、插画设计的概念和演变 我国古代插画的是随着版画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此外，它也是民间的年画史，年画史是一种很独立的商品，它建立在商业插画的基础上。随着插画的发展，插画设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插画艺术它不但让我们学到了更多的知识，还让我真正认识了插画艺术的优势。让我们对插画有了更深的了解，让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广。因此艺术的日益商品化和新的绘画材料及工具也就开始演变而来了。慢慢地插画艺术就融入到商业化时代，早已超越了时代的变迁。如今插画家们的绘画风格不会再被限制，它们往往会发挥自己的潜力，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干出了一番超乎想象的事业，这样一来，插画艺术的发展领域就越来越广了。 2、插画设计的意义 商业插画发展到当今社会，不仅招贴和海报上有它的存在，它还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种不一样的商品领域中。它的风格特点不断地发展以至于超越了很多艺术作品。它通过各种不同的风格特点来相互融合，再充分运用商品的特性来更好的发展它的优势。不过任何事物都需要无限的想象力的。不管它是什么风格的商品，充分的想象力是商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样它才能更好的完善和与时俱进。最终深受人们的喜爱。 五、总结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新古典主义的绘画就诞生了，古典风格最早被法国资产阶级所爱戴，它们提倡古希腊、罗马的艺术语言、样式、题材、风格等等，它们的主义目的是为了大力推广古典文化艺术，并把它充分和现代艺术相互融合起来。因为法国大革命的与新古典主义的密切相关，我们就提倡了新古典主义的内容与形式让很多设计师与插画家都不会限制于古典主义的艺术文化。它主要是以古典文化风格、自然美和理性的概念相互融合来推广的。它还必须具很好的特征和题材。当然作品的塑造性与完整性也是必不可少的；也要把理性和感性相互结合起来；分清各种不同类型艺术作品的风格特点。 作者：尹红 单位：贵州省凯里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插画设计形式的风格特征 一、插画设计的风格特征的发展历史背景 在十九世纪，插画的发展是由报刊、画册的变迁慢慢演变来的。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就开始了它真正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美术作品中就把插画分离出来了，但它有着很好的艺术色彩，现在很多职业画家都已经从事了插图这一项工作，它们通过抽象表现技法的功能不断创新从具象演变为抽象派。一直发展到70年代，插画又开始重返到自己独特的写实风格。 二、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在插画设计中的表现形式 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设计是黔东南本土设计，它充分反映了当今广大消费时代的来临，是通过用当今社会的方法迅速发展民族风格插画艺术的表现设计形式。现代插画已经已经发展到很广义的概念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杂志、报纸、各种刊物都可以看到插画。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拉丁文的字义里，我们把它理解为“照亮”的意思。它原本可以添加书籍中的文学乐趣，把书籍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精彩，更加打动读者。但是在当代的不同书籍作品中，插画更胜于所谓的“照亮文字”的这个陪衬地位，还能体现出它的主要内容，甚至能增强艺术感和它的独特魅力。 三、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设计的历史背景 1、插画设计的概念和演变 插画是一种视觉传达形式，它是现代设计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的形象是很直观的，它以视觉传达来体现它直观的形象性，在现代设计，其现实与真挚的艺术生活美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已经广泛应用在现代设计的很多领域中去了，有文化活动、社会公共事业、商业活动还有社交等很多方面。插画艺术的不断发展，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还有很大的内涵。自古以来的插画洞窟壁画，它们都演绎了插画的发展历史。在十九世纪，插画就已经随着杂志、画册发展历程而逐步发展。虽然插画被美术作品分离出来了，但它却还是有着很好的色彩感。 2、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 在现代插画设计的运用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设计给黔东南本土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今社会的发展方式体现在民族风格插画设计之上。当今的插画已经从狭义的含义变成了广义的含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报纸、杂志、或儿童画册也会有插画的存在。它还可以让书中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以至于吸引读者。在现代社会中，插画远远超越了其它艺术。在现在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不但能发挥它独特的魅力，而且还洋溢了一种很强烈的艺术气息。 四、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设计介绍及设计意义 1、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设计介绍 新古典主义是独立的艺术流派，在18世纪中叶，它以装饰及艺术绘画建筑最早出现在欧洲大陆，在法国就开始了它的设计理念和概念总结，随着欧洲资产阶级的不断影响，艺术家们就保留和增加了传统的艺术语言形式，不断出现了新的材料和新的工艺，新古典主义就这样诞生了。随着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发展匀速，它不但有着典雅的气质，还结合了新的意识形态，使古典时期文化从狭义的文化意识走向了广义的文化意识。 2、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设计意义 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设计是黔东南本土设计，它充分反映了当今广大消费时代的来临，是通过用当今社会的方法迅速发展民族风格插画艺术的表现设计形式。现代插画已经发展到很广义的概念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杂志、报纸或画册里都可以看到它，书籍里所加上去的图片，我们都把它命名为“插画”。插画，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拉丁文的字义里，我们把它理解为“照亮”的意思。它原本可以添加书籍中的文学乐趣，把书籍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精彩，更加打动读者。但是在当代的不同书籍作品中，插画更胜于所谓的“照亮文字”的这个陪衬地位，这充分说明了插画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五、总结 新古典主义的设计风格就和改良后的古典主义风格差不多。人们对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发展从单一到聚集、从整体到局部，优雅的气质和精致的打造都十分热爱并努力追求它。它的风格不但材质、色彩相互统一能融入到一起。与此同时，它也不是像那些让人觉得看了之后很烦躁的肌理，而是很简单的线条和装饰。同样需要具备一种多元化的思考方式，把古典的浪漫意识和现代化人们对生活的需求相互融入在一起，同时把古代追求典雅高贵的气质和现代社会追求时尚完美的理念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后工业时代个性化的美学观点和文化品位。以至于让现代的艺术发展得越来越好，使社会发展得更快。 作者：尹红 单位：贵州省凯里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艺术插画平面设计论文 一、插画的概念及发展历程插画 1.也许很多人对于插画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小人书或者是连环画的领域中，这样是不全面的。插画，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顾名思义是指穿插在书中的图画，它以一种传递信息的艺术形式存在着，对文字内容进行更直截了当的解释说明。在我国，插画最早是以木版画和石版画的形式出现，继而受到西方插画的影响，整个插画的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都渐渐脱离了本土化。随后插画被广泛的运用在各种书籍出版物中，这为我国小人书和连环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插画的表现形式也慢慢的在涌现，它不止局限于图和画，还包括一些摄影作品，手绘作品以及图表和图形符号等。 2.插画与平面设计插画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历史悠久，它经久不衰，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与它的特性是密不可分的。插画的通俗易懂让人们能在第一时间读懂它所传达的信息，幽默风趣的特征展示着其独有的魅力，让人们更易与其产生共鸣。插画的独创性表现出设计师们独具匠心的创意理念，让人们在细细品味的同时爱上插画这门艺术。插画是平面设计的一个重要视觉元素，它可以弥补设计中信息传递的缺失，用最直观、最快捷的方式让人们在欣赏中接受信息。插画得天独厚的优势让其逐渐成为了一门独立的艺术，例如漫画的发展就是从插画慢慢演变过来的。如今在漫画产业繁荣的日本，一些出色的漫画作品直接影响着日本社会的发展。虽然插画开始逐渐走向独立，但它在平面设计中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撼动的。插画与平面设计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插画的日益更新给平面设计带来了福音，平面设计的创意提升同时也带动着插画产业的发展。 二、插画艺术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1.书籍装帧中的插画常言道，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承载着传播信息的功能，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媒介，那么如何做到与阅读者进行无障碍沟通呢，我想仅仅凭借文字的力量是很难达到的。插画的运用，可以将文字内容以一种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让书籍变得生动形象。书籍中的插画类型分为儿童插画、文学作品插画、科技插画这三类，其中儿童插画的需求量是最大的。例如在很多儿童读物中，大量色彩艳丽的插画替代文字内容吸引着孩子们的眼球。可见插画在书籍装帧中的运用是不容忽视的。 2.包装设计中的插画在商品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包装设计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出色的包装不仅可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同时也对商品进行了一定的宣传和保护的作用。现代的设计师习惯在包装上运用实物摄影的图片，真实的色泽与质感充分体现了商品的本质，然而他们却忽略了插画的抽象或具象的独特个性。插画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是艺术与商品相互渗透的过程，在显现产品个性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插画有着不同的绘画风格，同时不同的风格也定位着不同的消费群体。例如毕加索生硬线条的形态，又如梵高那激烈奔放的色彩风格。它们在很好的诠释插画的同时也充分的揭示着产品的特征。 3.招贴设计中的插画招贴设计的视觉感染力是强烈的，成功的招贴设计对信息的传达有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特征。插画的强烈趣味性是它视觉冲击力的保证，它在招贴设计中的运用可以直观生动的传递产品信息，在很好的强化产品感染力的同时也激发了消费者的兴趣。招贴设计中插画的运用在体现自身优越性的同时也为招贴设计提升着艺术魅力。插画对招贴设计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创意主导的设计世界中，插画也愈发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四）广告设计中的插画插画在广告设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设计师们利用插画的视觉优势来传达广告信息。在创意就是灵魂的当今广告市场，要想在众多竞争者中鹤立鸡群，我们就要不断的寻求新角度，运用独特的方式来表现。例如心相印集团的很多广告中运用了少女系列的插画，在形象的传达广告信息的同时，其优美的画面表现让人们印象深刻。五、结语在中国，随着设计理念的不断推成出新，插画风格也日益多样化，设计师们对插画的偏爱愈发强烈。插画艺术的自身优越性不仅让人们对它爱不释手，更是使其在平面设计的运用中大放异彩。插画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它是不可替代的，更是平面设计中一颗璀璨的星。 作者：汪小卉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插画艺术平面设计论文 一插画在设计中的形式 特征好的设计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较生动有趣，形状的图案和颜色都比较协调，有强烈的美感和艺术性。一个好的插图设计，应该包含更多的有趣的设计元素，不仅仅是一个元素的产品信息或产品特性，其中包含有趣的艺术。你可以一目了然立即感受到插图本身最真的部分，和触摸共鸣。比如现在的插图艺术的配套产品，在社会上也很受欢迎，如手机壳，鼠标垫，卡通杯衍生产品的开发，也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因此，插画艺术应具有有趣性的形式特征。设计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而不仅仅是装饰，装修。今天的插画，在现代生活中流行的设计元素上占据更多，人们越来越注重实用的插图设计。其性能要与华而不实的产品相比较，人们更愿意购买的产品有一定的使用价值。由以上特点分析来说，插画艺术应具有趣味性，通俗性，多元化，形象化等形式特征的艺术表现方式。 二平面设计中插画的艺术表达形式 1插画在文学插图上的应用 以及艺术性插画在文学插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文学作品中，如果载入人类心灵和情感的活动，文学既有现实的插图，也有装饰插图。那么，里面插图文学为主要特征，是孤傲的文学在千变万化，开放的艺术表现形式的重要成员组成的文学作品。插画在平面设计中应具有写实性手法和装饰性手法。作为一个例证，显示了很多的内容，一些插图，甚至具有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连接到一个插画，如此逼真的插图，一般喜欢使用蒙太奇的表现。现实主义文学插图艺术，在电影蒙太奇的表现手法道路上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甚至时间和空间的形式，和现实生活中是不一样的电影的时间和空间。 2插画在商业插图上的应用 以及艺术性伴随着商业市场的不断成熟，插画市场涌入了大量的视觉文化信息，商务信息，尤其是在强调商业插画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按照不同的媒体商业插图，插画平面设计，插图，版式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装帧设计，海报设计，电脑游戏和网络媒体中的插图，被广泛应用于商业市场，引导和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群体，为商业插画的经济繁荣发展，提供必要的营养物质。现代艺术对商业插画，其影响是在快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前提下，一方面，战后经济的逐步复苏期间，每个国家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的前景，价值观，审美趣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的快速发展，也促使国内文化消费水平一天一天的提高。现代插画艺术的演变，从抽象的艺术，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达达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艺术，在艺术市场为商业插画带来了新鲜的设计灵感。 3商业插画的表现风格及应用 商业插画设计的性能特点，往往是在不同文化行业之间的合作。一种流行的插图，不仅成为了大量的印刷杂志发行宠儿，而且也可能被改编成动画片和电影电视节目。这个时代真正的态度是一个充满生机和短暂的发展阶段。作为一个商业插画，也是值得玩味的。商业插画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广泛，它在自然背景的图案符号，从书本上插入一直延伸到各种布局，户外海报，包装，以及尖端的时尚，今天的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商业插画的明天。产品的包装设计是更广泛的插图。产品包装设计，包括标志，图形，文字三个要素。它具有双重的使命：一是介绍产品，二是树立品牌形象。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是在平面和立体设计之间。 三结语 当今社会的插图，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插图艺术不仅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心灵，而且还开阔了我们的心胸，让我们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随着艺术绘画材料工具日益商业化，插画在商品经济时代对经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张强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图文结合插画设计论文 一、图文结合插画设计的作用 1.图文结合的形式使,插画主题更深入 插画设计具有从属性，对所插附的文章或者广告有解释的作用。所以插画的设计需要表达出明确的主题，并且能把主题准确地、简单地表达出来。对想要表达的主题要围绕“是什么”，需要设计的插画内容和内涵是什么。“怎么做”，怎么表现这些内容和内涵，用什么样的形式表现，以致达到信息传达的作用，画面还要具有一定的美感，才能体现出插画的自身价值和附加价值。文字的表达能力是图画永远无法代替的。而图画大多时候也很难把明确的主题表现出来，所以在图形里加入文字进行设计，并对文字的笔画做相应的调整，使之与图形完美地融合，这样能帮助受众理解插画与文章，这种设计方法更令人感动。作品中的文字成为“表现思想的工具”。文字加入图形中并不是对图形作品进行说明和理解释，而是对作品的含义进行一些提示。 2.图文结合的形式,使插画更具创新性 著名的作家莫泊桑在《漂亮朋友》里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我感到，死神正在和我在一起，因此常想伸过手去，将他一把推开。天地虽大，但到处都有他的身影。我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踪迹。路上被扎死的蚂蚁，树上飘落的黄叶，朋友胡须中出现的一两根白毛，一看到这些，我的心就会像刀割一样，因为它是死神肆虐的见证。”设计与人、蚂蚁、树叶一样同样具有生命，如果我们不进行创新，设计出具有创新、进步的设计，等同死亡。所以插画设计要表现出独特的创意，具有创新性，插画家就需要有一定的想象力。伟大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形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说明了想象力在插画设计中是相当重要的。只运用图形设计的插画太过于常见，现在插画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这跟插画家拥有神奇的想象力息息相关。如果插画家们尝试运用文字与图形结合，并把图形和文字之间的关系高度整合，紧紧围绕主题而设计。这种创作方法比传统的形式更独特，具有创新性。设计就是要不断地创新才称得上设计，如果一直保持原来的设计风格和用陈旧的表现形式，那就无法称为设计，插画设计亦是如此。近年来在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设计中，大多运用摄影图片表现广告创意和产品的形象，摄影能够直观呈现物体的形象，而插画设计相对与摄影来说有着绝然不同的效果。插画的形式相对来说更有幽默性、装饰性、创新性、趣味性等，而且有些运用图文结合的插画表现形式制作广告和产品包装设计等，并能在众多广告和产品包装设计中脱颖而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因为这够特别、够创新。可想而知，我们在设计插画是必须要有创新性。 3.图文结合的形式.使插画更具趣味性 具有趣味的图形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引发人们去思考。图文结合的插画相对常见的纯图形插画更具趣味性，它的形式、画面效果都有情趣。如果文字的笔画没有任何的变化，通常显得呆板和严肃，反之，文字的笔画富有变化甚至延伸出图形或者图形代替文字的某些笔画，使图文插画显得有美感、新奇感等，同时具有趣味性就非常容易吸引受众关注，对于商业插画的宣能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房屋”两个字，我们在绘画的时候，把“房”字的“方”部分设计成房子的门口和屋梁，把“屋”字的“尸”部分设计成传统瓦房的屋顶，画面的趣味感就瞬间展现了出来。又如插画主题是想表达一个跳舞的形象，可以运用适合的文字编排成一个正在舞蹈的人，或者用一个“舞”字进行变化设计，把“舞”字的最后一个笔画与正在舞蹈的脚的图形结合设计，同时对文字笔画的形态反复修改，使之与舞蹈的形象完美结合，看设计出来的“舞”字即能看出是一个“舞”，同时也明显看出是一个正在翩翩起舞的人。该画面简单易懂，形式又具有趣味性，富有趣味性的画面最容易让人产生情感共鸣，这种巧妙的设计无论是少年、中年、老年人看到这样的插画都会瞬间喜欢上这种感觉。 二、常见的几种图文结合成插画的表现形式 文字和图形结合在一起，经过设计组成一幅插画，可以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这就是文字成图的表现形式。图文结合设计时，需要考虑文字和图形的内涵是否一致或有关联，插画家要根据设计主题用图文结合的形式设计插画，使文字的内涵与最终的插画效果达到高度统一。表现形式有将文字设计成图形；将文字外形延伸出图形；将图形融于笔画里；运用文字代替图形的局部。 1.将文字设计成图形 将文字设计成图形时，我们通常都会把文字当做图形，因为它是图形组成的一部分，但受众在看文字的时候，通常也会根据文字含义去理解或者想象出一些画面。比如，“打篮球”这几个文字，受众直接理解或者想象出一个正在打篮球的动态或者打篮球的场面。如果把“打篮球”几个字重复排列，编排成一个正在打篮球的形态或者打篮球的场面，最终插画的画面呈现出生动活泼、有娱乐效果和动感的感觉来。另外也可以把文字的笔画设计成图形，比如，云朵两个字完全设计成云，插画的最终看到的既是“云朵”两个字，同时也是一朵云的形象，这种表现形式为画面增加创新性和趣味感。 2.将图形融于笔画里用图形 填充在文字的笔画里面，同时需要保留文字的属性和功能，可以不改变文字的外形和结构，而是把图形填充到文字的笔画里。设计这类的插画，文字通常运用一些笔画较粗的字体，或者把字体纤细的文字笔画调宽，文字笔画较粗才能看出现充在笔画里面的图形效果，如果文字笔画很细，图形显现的效果就不明显。表现这样的插画，有时为了画面显得更加灵活，图形也并不完全填充在笔画里，有一部分图形伸到笔画的外面。这种表现形式让画面显得更加活泼生动，文字因为有了图形的装饰显得更有生气，图形因为有了文字的外形和文字的含义显得更有层次感。 3.文字外形延伸出图形 文字的笔画向外延伸出图形，也可以说成图形融于文字的某个笔画里，同时图形向外伸展。这样的形式，我们通常看到的图形都把它当成是文字的某一笔画，因为这种形式一般保留文字的功能，稍微改变文字的外形和结构，用文字的一个或者两个笔画向外延伸出与主题统一的图形，就如“叶子”两个字，可以在这两个字中的一些笔画延伸出叶子的形状，使画面既保留有文字的识别功能，叶子图形的装饰同时增加了画面的生动性。 4.文字代替图形局部 文字与图形结合的插画设计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把文字融于图形中，代替图形的其中一部分。比如在画一个留着爆炸头发形的人物，用“头发很爆炸，超有个性”等与图形相呼应的文字编排成爆炸头的形象代替头发。一般这样的图文插画中文字变形比较大，这种变化是单个文字或所有文字的字体变形，因为文字要适合图形的变化进行某些部位的调整。除此之外，文字还需要根据图形的形态而变化，如果图形很流畅动感，文字的变形也必须设计出流畅动感的形态。图形如果是静态的，文字也要跟随图形而设计出安静的感觉。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字和图形结合设计成插画的表现形式够特别、画面灵活不呆板，并且作用良多，它使画面的主题更深入，更具创新性和趣味性，同时插画运用在包装设计、平面广告、书籍设计等平面设计作品中的传播效果更佳。现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喜欢这种图文结合的插画形式，因为它不仅明确地表现主题，还具有趣味性，容易让人产生情感共鸣。 作者：陆春连单位：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民间剪纸艺术与插画设计论文 一民间剪纸艺术在插画中的应用 1在特殊节日中的应用 民间剪纸艺术中最常用的纸张颜色是红色，这种颜色自有的热烈、喜庆的含义，加上剪纸作品所展现的具体形象，使剪纸艺术成为中国传统节日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艺术形式。如今，很多针对传统节日所设计的插画作品，大量地应用民间剪纸艺术，以剪纸艺术团作为插画的背景，来凸显传统节日的民族气息。例如在春节的时候，插画中经常出现贴窗花的画面，这实际上就是对民间剪纸艺术的应用;在传统节日元宵节的时候，大量插画都以红灯笼剪纸作为背景来烘托节日气氛等。 2在突出插画风格方面的应用 民间剪纸艺术是我国固有的传统艺术，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和韩国这些流行插画的国家，都没有这样历史悠久的剪纸艺术。许多插画都以中国风为基调，但在形象设计、技法应用方面却流露出日韩风格，受到欣赏者的质疑，但是，一旦在插画中应用剪纸艺术元素，无疑就标示了插画的“中国风”风格，欣赏者对插画作品的认同度会大大提升。 3在插画细节诠释方面的应用 插画艺术设计中的人物形象受日韩画风影响，在细节方面多有雷同，而剪纸的应用，则可以对插画的细节进行特殊的诠释。在刻画人物时，使用可爱的人影形态，没有脸部表情，胖胖的身体，小小的四肢，简单的红白相间颜色。它的意义在于，它是每一个普通的、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的影子，不一定要有漂亮的脸孔，不一定要有魔鬼的身材，而喜庆的胖胖身体中一定装着一颗满满幸福的心。这就是民间剪纸艺术的神奇力量之所在，它可以用简单的图案创造出生动、丰富的形态，而对于这些图案进行一定的提炼与变形，能够创造出了千百个不同的形态，每个形态的气质、精神，都能够得到完美的诠释。 二民间剪纸艺术对插画的实际作用 1为现代插画艺术添加审美价值 现代插画艺术被应用在图书出版、广告设计、会展布置等方方面面，如此广泛的应用使得插画艺术的审美价值变得不稳定，插画艺术价值的范畴始终难以确定。而民间剪纸艺术在插画艺术中的运用，却使得插画艺术的审美价值稳定下来，一旦有剪纸元素的出现，插画从整体气质上就显得传统并且具有亲和力，应用的限定性就更强，审美价值也就从简单的装饰品成为烘托气氛的必需品。 2对传统艺术的继承 人类制作某种图案为某种文化目的服务，而当这种图案长期代表特定的意义之后，它就具有了这种特殊的含义，人们随意使用它的自由就会受到其背后意义的限制。剪纸艺术以简约的符号为表象，表示着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在插画艺术中使用剪纸艺术，使得插画也具有这样的艺术意义，这实际上就是插画艺术对传统艺术的继承。 三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剪纸艺术与现代插画设计的结合，是现代美术艺术对传统美术艺术的继承和发扬。民间剪纸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记录价值以及生活审美价值，这是与现代美术艺术发展的基本思想相吻合的。民间剪纸艺术被应用在插画设计的方方面面，使插画设计的应用性更强，风格也更加突出。在插画设计中使用剪纸艺术，会使插画设计的艺术价值有所提升，值得每个插画设计师进行尝试。 作者：杨硕单位：西安工程大学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水彩与插画设计论文 1水彩在现代插画设计中的运用 电脑CG艺术的发展让计算机绘图已经慢慢成为插画行业的主流，较之传统的插画，电脑绘制让插画变得更多产且便利。但同时，由于电脑绘图的普及，对于插画作者的美术能力要求也有所降低，即便许多优秀的CG艺术家及他们的插画作品可以看出其扎实的美术功底，但是插画行业的门槛却成下降的趋势。所以，传统手工绘制的插画显得小众而可贵。手工绘制的插画往往借助油画、版画、水彩、丙烯、色粉等绘画工具完成的。其中，油画和版画因为成本与工程量的原因，作为现代插画来说可行性不大，即便是有，也是极少的，而且几乎全部集中于纸质装订的插画中。而水彩却是手工插画的极佳选择，水彩既可以画出细腻及丰富的色彩效果，也可以充分地表达出体积与空间。同时，水彩这种工具的属性本身就让画面有着通透感，具有良好的视觉审美性。水彩画以水为媒介，调和色与色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经验丰富、技巧娴熟的艺术家笔下，水彩可以制造出极好的效果。在电脑CG艺术出现以前，水彩可以说是插画最为便利的工具了。现代的插画中，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化，所以即便是选择传统的水彩画作为创作工具，也不一定要像以前的插画那样以完整的具象手法来表达，可以不用绘制出完整的水彩作品，而是有更多的表现手法可选择，如以线条为主，将水彩的色块依附于线条上面，也可以绘制纯平面的图形。只要紧扣主题、格调，保持图像美感，在此基础上，无论是传统的具象插画，亦或受到极简主义影响的符号式图形插画，都是优秀的插画作品。由于现代插画不仅仅是用于书刊，而是广泛用于电子多媒体中，所以水彩插画的运用必须扫描至电脑才能得到更广泛地使用，因此，许多人会选择直接使用电脑绘制插画，但水彩插画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比如在宫崎骏的动画中，许多场景都是水彩绘制的，虽然动画不同于插画，但是单帧的动画场景跟插画还是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不难看出，水彩具有电脑CG无法模拟的效果，尤其是对于场景风景的表现，水彩营造的画面光感更真实，空间表现更加深远。现在有许多绘图软件在模拟水彩等手绘效果，像photoshop的水彩笔刷，以及artrage和corelpainter，但是还是无法达到真实手绘所带来的特殊质感。 2水彩与现代插画设计结合的基本要求 水彩画与现代插画设计结合是一种提炼又保留传统绘画的结合，是在现代快速多产的商业美术中独树一帜的产物。将两者结合，要达到实用与审美效果，有如下基本要求。 1设计师需要有扎实的美术能力。纸上手绘是设计师美术能力的直观体现，电脑作画容易做出各种效果，而水彩画则不然，如果设计师没有经过专业美术训练，很难能够胜任水彩插画创作。 2设计师需要有现代的设计理念。现代插画不同于传统插画，更不同于水彩艺术作品。是一种服务于商业主体，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实用美术，理应做到满足于受众群的需求。现代插画风格更具多样化，既包括写实，也包括卡通，设计师需要对风格进行把握。题材上不仅仅是风景和人物等写实题材，还包含了拟人化的动植物等想象化事物，所以设计师如果没有现代的设计意识，是不可能将现代插画做到位的。 作者：邱小婧单位：湖南科技大学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码绘插画设计论文 一、当前的插画市场和以往的插画市场已经有所差别，现在的插画市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买家: 1、儿童插画买家。这是一个全国最大的消费群体，他们的服务目标为所有的低龄小朋友，甚至有的时候服务于小学生和初中生。这个市场养了中国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画手。这个买家的中介是什么形式呢，现在这个买家的中介以出版社、中小书商、私人等几种群体方式来体现，而平台也基本以纸质媒介、电子出版物等流行的方式来实现。这个买家养的画手的生存情况如何呢？那么现在，国内的低幼插画家，基本的稿酬以一张a4纸张为例，单纯的线稿以20-40元不等，色稿为20-40不等，也就是说一个画手如果兼任线稿和色稿，那么他一张能得到的稿费大概在40-80元左右，一般成熟的画手一天能够完成4-5张的稿子。这个群体属于插画中的低收入群体。当然这个群体对于画手的要求也不是很高，门槛较低，一般的学生如果进入这个门槛，能很快的开始独当一面，但从发展前途上来说，没有更好的晋升阶梯。 2、绘本插画买家。这是一个中端的消费市场，教材中将插画细致分成很多门类，实际上当前在国内的市场，插画也就是大概分成三类左右，其余的细致的门类，插画师是随时可以跨门类制作插画的，在要求不是很苛刻的情况下。绘本类，基本服务于小资人群，当人也有一部分服务于儿童，但是绘本的特点是精美，对话性比较强，不会有大段的文字，基本以绘画为主，所以，绘本类的插画更适合快餐式的小资人群，也适合喜欢收藏精美插画的人群。那么绘本的制作者都是什么样的画手呢？绘本的制作者基本是属于画手里的中档级别，由于绘本入门要求比较高，写实的功夫和良好的色彩感受力都是硬性要求。 3、卡牌插画买家。这是一个高端的市场，我们可以把游戏的插画设计和卡牌的插画设计分成一类，因为卡牌也是一种游戏，那么卡牌我们都知道从日本的赛璐璐平涂画法到美系的写实厚涂画法都有自己的一定的市场。那么我们国内有一段时间最为流行的一套卡牌《三国杀》就是在游戏的过程中，夹杂了大量的美术元素。当让国内的卡牌由于制作经费有限，可能制作的时候并没有花费很多的费用，有些甚至是有赞助的情节出现。但是美国的“万智牌”做为全世界卡牌最受欢迎之一的牌种，它的美术价值，就非常惊人，据说一张成熟的“万智牌”稿费能够达到80000人民币左右。日本的二次元卡牌虽然稿费不比美国的惊人，但是也是能够让国内儿插的作者足够吸口冷气的，日本二次元卡牌稿费基本都在3000-30000人民币左右，这个中间差距根据成品的质量和卡牌画手的技术成熟度拉开。那么，卡牌的买家是什么人呢，卡牌的买家可以说从学生到社会青年到卡牌收藏者，覆盖面比较广。但卡牌的制作时间也比较长，实际上一张卡牌从草稿到线稿到色彩稿子，最少要经过半个月的制作周期。在插画当前的市场中基本以上述所表述的几种为主，其余的基本都能容纳到三个种类某一种类其中。那么如何让学生进行学习呢？ 二、笔者认为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引导学生： 1、要让学生针对商业插画的制作下一定的功夫。插画不同与以往的速写，有更多的商业约束在其中，所以，要尽可能的让学生真正接触到一些插画的商业单子，通过真正的单子让学生练手。我们一些院校缺少这种让学生实践的平台，由于个别老师也避讳共享个人的机会，学生很难接触到客户，这就形成了学院教学的课程总是与实践有中水中望月、雾里看花的朦胧感，学生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制作的作品是否能够合乎市场的需求。因此，这中结合是非常有必要的。 2、要让学生大量的接触优秀的插画作品，国内国外的插画大师经典作品能够让学生打开眼界，增强自我的经验积累，并且对于美丑的界定能够更明晰。 3、积极引导企业接触院校，让学生与企业互动。在让学生接触社会的同时，社会上一些企业也在了解学院，也在进行积极的良性接触，这就会形成象国外一样的企业扶持学校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的商业链条，我们恰恰需要的就是这种链条的形成。 三、通过学习更加深入的了解 目前应该掌握的软件和表现技法。对于技术的层面，现在教材中所涉及的一些cg绘画的软件基本是圈外人的一些熟知的软件，真正服务于商业插画的一些软件教材很多基本没有提及，象painttoolsai、posestudio、opencanvas等，教材中提及的ps软件等都是公用的一些软件，并不是专业级别非常强的软件。怎样把电脑变成一件超级画具？电脑可以做些什么？用电脑绘画，可以去到什么境界？这是插画家需要了解的。那么，对于学生除此之外必须要了解的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数码绘的重要性，现在，基本上在商业插画的制作流程中，纸笔为媒介的方式不多见了，基本以数码绘为主，那么选择一块良好的数码绘手绘板就非常有必要性。在学生了解插画买家市场与插画软件后，并且有了自己一定的基础和手绘板后，就可以开始进行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了，可以勇敢的去尝试接一些单子，在很多国内的论坛或者威客都有插画任务，可以去竞争，当然也可收集优秀的一些资料作为参考，从中来利用有用的成分服务自己的竞标，《幻想艺术》就是一本优秀的国内刊物，由于某种原因，暂时处于停刊状态，但是以往的过刊却都是非常经典，可以作为个人收藏和参考使用。从2006年开始，《幻想艺术》将国内优秀的动漫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推向了国际舞台，让世界各国的人们走近中国的动漫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当然由于国内的出版竞争情况和书籍出版政策多变性导致其刊物最终停刊，但这个刊物不得不说是一本经典的融合中西优秀作品大成的刊物，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复刊。对于学生说，成功后的果实会让学生真正体会到一个插画工作者所感受的艰辛以及市场的真实性，而不是光躲在书桌后听老师在幻灯放映机前讲文字内容和其它人的作品。 四、总结 总之，要想真正了解插画，就必须分析商业插画所处的境地。这种了解也正是学生技术能力养成的前提。当前，国内的教育方向是培养技术性的人才，很多院校甚至直接改成了技术类型的学校，这种改改必定能使教育真正的开始服务于市场，而我们也不能光把自己当做理论工作者，我们教师也应该在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真能学到知识，起码在走出校园的时候，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能够很快的得到一个生存的席位。相信，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上升为理论，这种良性循环的形成，真正能促使教育成为强国之力。 作者：李也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民间剪纸艺术插画设计论文 1民间剪纸艺术 1．1民间剪纸艺术的形式民间剪纸艺术是民俗文化的产物，采用剪刀和纸张，使用纸张的“实”和被减掉的部分的“虚”，以自然的生活实物作为背景，来体现剪纸美术的画面感。我国不同地区的剪纸艺术是不一样的，其中，黄土高原地区的民间剪纸艺术最为著名，已经成为我国民俗艺术研究中的一大派别。 1．2民间剪纸艺术的艺术价值民间剪纸艺术发源于古代普通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是人们将对生活的渴望、希望，对美好未来的想象以及对美好事物的纪念，通过最常见的家常事务表达出来的形式。因此，民间剪纸艺术具有浓厚的生活艺术价值，承载了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理解。通过剪纸艺术中的内容变化，我们也很容易能观察到不同时代的平民文化的变化。 2民间剪纸艺术在插画中的应用 2．1在特殊节日中的应用民间剪纸艺术中最常用的纸张颜色是红色，这种颜色自有的热烈、喜庆的含义，加上剪纸作品所展现的具体形象，使剪纸艺术成为中国传统节日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艺术形式。如今，很多针对传统节日所设计的插画作品，大量地应用民间剪纸艺术，以剪纸艺术团作为插画的背景，来凸显传统节日的民族气息。例如在春节的时候，插画中经常出现贴窗花的画面，这实际上就是对民间剪纸艺术的应用;在传统节日元宵节的时候，大量插画都以红灯笼剪纸作为背景来烘托节日气氛等。 2．2在突出插画风格方面的应用民间剪纸艺术是我国固有的传统艺术，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和韩国这些流行插画的国家，都没有这样历史悠久的剪纸艺术。许多插画都以中国风为基调，但在形象设计、技法应用方面却流露出日韩风格，受到欣赏者的质疑，但是，一旦在插画中应用剪纸艺术元素，无疑就标示了插画的“中国风”风格，欣赏者对插画作品的认同度会大大提升。 2．3在插画细节诠释方面的应用插画艺术设计中的人物形象受日韩画风影响，在细节方面多有雷同，而剪纸的应用，则可以对插画的细节进行特殊的诠释。在刻画人物时，使用可爱的人影形态，没有脸部表情，胖胖的身体，小小的四肢，简单的红白相间颜色。它的意义在于，它是每一个普通的、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的影子，不一定要有漂亮的脸孔，不一定要有魔鬼的身材，而喜庆的胖胖身体中一定装着一颗满满幸福的心。这就是民间剪纸艺术的神奇力量之所在，它可以用简单的图案创造出生动、丰富的形态，而对于这些图案进行一定的提炼与变形，能够创造出了千百个不同的形态，每个形态的气质、精神，都能够得到完美的诠释。 3民间剪纸艺术对插画的实际作用 3．1为现代插画艺术添加审美价值现代插画艺术被应用在图书出版、广告设计、会展布置等方方面面，如此广泛的应用使得插画艺术的审美价值变得不稳定，插画艺术价值的范畴始终难以确定。而民间剪纸艺术在插画艺术中的运用，却使得插画艺术的审美价值稳定下来，一旦有剪纸元素的出现，插画从整体气质上就显得传统并且具有亲和力，应用的限定性就更强，审美价值也就从简单的装饰品成为烘托气氛的必需品。 3．2对传统艺术的继承人类制作某种图案为某种文化目的服务，而当这种图案长期代表特定的意义之后，它就具有了这种特殊的含义，人们随意使用它的自由就会受到其背后意义的限制。剪纸艺术以简约的符号为表象，表示着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在插画艺术中使用剪纸艺术，使得插画也具有这样的艺术意义，这实际上就是插画艺术对传统艺术的继承。 4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剪纸艺术与现代插画设计的结合，是现代美术艺术对传统美术艺术的继承和发扬。民间剪纸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记录价值以及生活审美价值，这是与现代美术艺术发展的基本思想相吻合的。民间剪纸艺术被应用在插画设计的方方面面，使插画设计的应用性更强，风格也更加突出。在插画设计中使用剪纸艺术，会使插画设计的艺术价值有所提升，值得每个插画设计师进行尝试。 作者：杨硕单位：西安工程大学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特殊技法插画设计论文 中国画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工笔画，另一类是写意画。工笔画强调的风格是工整、细腻、清新，绘制的速度比较慢；写意画强调的风格是粗犷、洒脱、率真，绘制的速度比较快。白描的描法有许多，仅人物画就有所谓的“十八描”，如高古游丝描、铁线描、行云流水描、钉头鼠尾描、曹衣描、兰叶描、战笔水纹描、减笔描、橄榄描、柳叶描等。创作工笔画的步骤可以是：确定好白描稿后，先用深浅不同的墨分染十次左右，然后用调好的颜色一至三遍地罩染。 我国插画艺术的发展道路是漫长的，其与传统的中国画艺术息息相关。大量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都体现出浓厚的插画意味。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古图虽然已遗失，但根据考证，该书都是附有插画的。现存于世的明清诸家《山海经图》中精美的畏兽异鸟图像对理解这本天下“奇书”、认识远古社会以及山川信仰，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又如20世纪70年掘的马王堆帛画《社神图》《天文气象杂占图》等，这些关于历史题材的图画，一方面标志着中国传统绘画的起源，另一方面说明了插画早期的基本形态，开辟了中国文化史上以图叙事的先河。再如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传世摹本，作品中文字与图画相得益彰。由此看来，最初的插画和国画白描相辅相成，是一个整体。 在造纸术和印刷术没有发明之前，书籍只能靠手抄本作为宣传的手段，使用中国画白描的表现方法是手抄本的主要表现方式。随着印刷术的推广，书籍的出版和插画的复制就更加省力了，并可大批制作，使得插画的形式逐渐丰富和成熟起来。此时，版画已发展成为最为主要和独特的艺术门类，与插画相伴左右。如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品《金刚经》，它的卷首扉页刊记的年代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它采用雕版印刷而成，布局精美，线条流畅，刻画圆熟，展现出了成熟的版画插图技法。从五代十国起，中国的插图已经用于历书和类书了。到了宋代，由于人们对通俗读物的需求日益增加，各类图书大量印刷和出版，著名的作品有《尚书图》《梅花喜神谱》《列女传》等。这些作品从图到文刻印俱佳，使用价值很高。元代宗教插图继续占有重要的地位，插图在实用书籍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如《全相平话五种》是连环画的通俗读物，共有插图228幅，人物动态生动自然，且无雷同之处，表现出当时较高的版画水平。 综观中国插画的发展历史，宋元是插画快速发展的时期，明清以后就有所停滞了，这和当时的闭关锁国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之后，西方的文化思潮、绘画风格、艺术流派对我国的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木版水印逐渐被西方的铜版、石版、照相制版等印刷方法取代，原来以白描和小写意为主的绘画造型方法在西方艺术形态的影响下，展现出了崭新的面貌。20世纪30至60年代，是中国插画的繁荣时期，徐悲鸿、李叔同、高剑父、高奇峰等文艺青年到日本或欧洲留学，他们回国之后，提倡中西结合、洋为中用的绘画风格，创作了《鲁迅小说全集》《阿Q正传》《小二黑结婚》等一批文学插画。20世纪60年代是插画艺术在明清之后的又一鼎盛时期。这些插画艺术多采用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表现手法。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的现代插图发展了起来，改变了仅仅用中国画的手绘表现效果，借鉴了西方绘画的众多表现形式，如立体派、未来派、达达派、超现实主义、风格派和构成主义等。这些表现形式给插画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变化。插画风格多样，包括中国古代传统写实的风格，还有抽象表现风格、超现实主义表现风格、装饰表现风格、卡通表现风格等。插图的绘制材料广泛，工具不仅仅是画中国工笔画的工具，彩色铅笔、炭笔、色粉笔、蜡笔与油画棒、水粉、水彩、丙烯、马克笔、彩色墨水、喷笔、计算机等都可以用于插画设计。插画的应用范围也扩大了，中国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传统插图在文字中间帮助说明文章的内容。现代插图不仅应用在书籍中，而且应用在宣传品广告中、商品包装中、网络中、影视作品中等。其中，宣传品广告主要包括招贴广告、牌匾灯箱广告、年报样本以及宣传页等广告媒体形式。商品包装插画包括唱片包装上的插画、T恤中的插画、徽章中的插画等。 现代的中国工笔画创作也改变了传统的绘画方法，出现了许多新的表现技法，如用细砂纸打磨熟宣纸：在表现石头、牛仔裤、粗布等粗糙质感时，可以用细砂纸轻轻打磨纸，然后再在打磨好的位置上色；丙烯点染：纸面上的一些位置经过反复擦洗后会出现斑驳、模糊的特殊效果，由于丙烯有耐水性的特性，而用丙烯点染过的地方还是清晰的，画面形成对比的效果；积水撞色法：先用淡墨或者颜色画出形状，水分可以多一些，然后再用浓墨或颜色点染，让其自由流动，这种方法可以画树干或者迷彩服等；蘸吸法：首先把纸面打湿，用撞色法混合颜色，等到稍干后，用毛巾或海绵对色彩进行吸附，可以得到微妙和丰富的肌理。 古代中国工笔画和插画艺术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联系得十分紧密。但是，现代中国工笔画创作和插画设计都按照自身的艺术规律绽放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魅力。现代中国工笔画创作按照纯艺术的特点，画面效果达到供人们欣赏和陶冶情操的目的，在传统中国工笔画的技法中，使用一些特殊技法能够使画面效果更加丰富。而插画设计按照实用美术的特点，特殊技法多样，工具不限，只要能够为广告、包装、网络、影视等行业服务即可。 作者：李丽华马媛单位：中州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商业教学插画设计论文 一、深入浅出地进行临摹和构图训练 在课程的第一周可以通过临摹、构图训练的形式进行切入。对没有插画基础的学生来说，提起笔来往往会感到不知所措，所以开始的课程以临摹展开，学生首先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品进行临摹。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临摹的学习也可以让学生对插画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认识，而且临摹大大降低了作业的难度，不会让学生感到无从下笔。很多学生刚接触插画课程时构图都很呆板，不是把人物放在画面的中心就是安排在黄金分割点，为了打破他们的思维定式，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构图训练，构图能力的训练可以从简单的草图小构图开始训练，可以安排学生在A3大小的纸张上画12到16组小构图。构图有一定的变化，体现不同的视角，可以有仰视、俯视、平视，还可以有近景、远景、中景等，还可以练习主体在画面中的偏离构图、局部特写、散点式构图等，打开学生的思路。 二、充分利用各种设计软件展开教学 作为设计类的学生对于各种设计软件的熟练运用是他们的一个优势，随着软件技术的发展，使用软件进行商业插画创作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充分利用软件技术进行短期插画教学，收效十分显著。可以通过软件在照片的造型基础上进行插画创作。比较常用的PS、AI、CORLPAINTER等软件都有图层的功能，通过该功能就可实现将照片作为底图，借助照片的造型进行插画再创造。这样大大降低了插画初步起稿的难度，也可以摆脱造型能力的欠缺对学生插画创作的束缚。通过软件对插画进行上色也是设计软件进行插画创作的一个优势，可以随意更改颜色、修改画面、增加颜色细节等，相比运用水粉颜料、水彩颜料、油画棒等进行插画创作节约时间成本和材料成本。通过软件优化手绘插画，喜欢手绘、基础不错的学生通过软件功能的学习也可以在电脑中对手绘插画进行优化，以使其手绘作品符合商业使用的要求。Adobe公司出品的Photoshop软件对手绘的后期处理功能可以对学生手绘作品进行有效优化。如调整画面的对比度、调整出对比强烈的效果增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修正画面的瑕疵等，这些手段弥补手绘插画的缺陷。 三、通过硬件设备技术弥补基础的不足 可以向学生推广一些插画设计的硬件设备，如拷贝台、数码绘图板等。拷贝台又叫透写台，是制作漫画、动画时的专业工具，主要就是由LED灯，或是一个灯箱上面覆盖一块毛玻璃或亚克力板所组成。使用的时候将多张画稿重叠在一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底层画稿上的图，并拷贝或者修改画到第一张纸上，通过拷贝台的使用可以用来将草稿描绘成正稿。数位板，又名绘图板、绘画板、手绘板等，是计算机输入设备的一种，通常是由一块板子和一支压感笔组成，与手写板等作为非常规的输入产品相类似，可以在电脑软件中找回拿着笔在纸上画画的感觉。高端的数位板可以分辨出画者下笔的轻重缓急，可以分辨由于力度不同所造成的笔画的粗细变化，根据执笔的倾斜角度，变化笔触的形状，还可以模拟各种各样的画家的画笔。如模拟毛笔、喷枪等画笔的质感，甚至可以利用电脑的优势，做出使用传统工具无法实现的效果。 四、训练内容偏向平面设计的就业需要 首先，训练学生运用平涂、勾线、点绘、色块归纳等平面设计的表现语言进行插画创作。平涂、勾线、点绘、色块归纳等表现手法相对传统绘画表现手法来说更易掌握，见效快。其次，在插画训练中着重追求图形的整体性和艺术性，这样插画设计课程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可以与其他平面设计的核心课程，如图形创意、标志设计、招贴设计等实现对接，也更符合学生的知识结构。对于短期插画课程来说，本文探讨的是如何找到教学的捷径，在短期内让基础薄弱的学生通过作业训练提高插画技能。但对于插画这一门艺术表现形式来说，通过扎实的基本功训练让学生掌握线条表现能力、造型基础以及色彩能力才是教学的主攻方向。对于有志于走向专业插画道路的学生来说，过早接触以上“捷径”会淡化学生对绘画基本功的认识，削弱学生的基础能力，影响学生在插画这条路上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捷径”也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会使学生更加疏懒或者转而追求画面的华丽、表现效果的光炫而忽视了绘画的本来意义。而通过冷冰冰的硬件以及程式化的软件表现手法进行插画创作，也会使学生忽略了对人类情感的表达。所以在使用这条“捷径”时也应该适当有度，根据学生不同的基础以及学习目标因材施教，向学生清楚地阐述“捷径”的利弊所在，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基础和学习目标做出个人的选择，教师可以设计不同难度的作业题目让学生选择完成，通过个人辅导、课外基础练习等形式来提高短期插画教学的效果，以满足不同基础和不同就业发展方向的学生需求。 作者：张晓帆单位：百色学院艺术系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水彩画技法插画设计论文 一、插画构思的快速表达 构思是指插画在创作过程中围绕最终绘画效果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设计构想。这种构想无论是插画师瞬间灵感的涌现，还设计师对素材的不断修改与完善，无一例外都需要运用一种恰当的方式快速准确地体现在纸面上。水彩材料简洁方便、易于携带，非常适合进行插图素材的收集和记录工作。水彩的表现技法丰富多样，例如干画法、湿画法、晕染法、淡彩法、重彩法等。插画师可以通过不同技法，直观、生动、准确、快速地表现插画的主体形象、色调氛围、材质肌理等视觉要素。首先，在建筑插画的设计中，通过水彩的渲染、色与色之间渗化、润合、沉渍，图像在纸面上层层叠加显现，将建筑的光影、质感、体量、结构关系以随机的、灵动的、鲜活的艺术方式重新加以诠释，将实用的建筑插画提升为艺术审美层面。其次，在影视动画与游戏场景的插画设计中，水彩画技法同样有着独特的优势。插画师可以利用水彩颜色之间能够均匀过度的特点，快速勾勒出画面场景的设计效果，水彩的透明效果更能够拉开主体形象与背景的空间关系，充分体现插画师的设计构思。 二、意象化的信息传达 意象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范畴，应用于插画创作中，强调的是以感物为基础，借物抒情、以意造像等。作为一种信息表述的载体，无论是出版物插画还是商业插画，都是插画师在充分理解、领悟原文字信息的基础上，结合受众特点、传播媒介等因素进行的二次创作。经过插画师的二次创作，插画已经不单纯是对文字内容的说明与图解，更蕴含了插画师个人的主观意识、个人情感和独特个性，并且，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受众在正确接收信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插画独特的视觉美感，引起人们的心理共鸣。设计师在进行插图创作时，运用水彩画技法有助于主体形象的意象化表现。借用传统绘画工具和材料等要素在交融变化的作用下达成透明、流淌、润泽的画面效果。这样的创作手法下所形成的水迹斑痕带有很强的随机性与抒情性。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绘画手段成就了插画的主体形象，这样的主体形象既保留了写实形象的真实感，又带来了设计师高度理想化、单纯化的处理，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主体信息的表达所创造出的形象属于客观物象本身，而插画师的主体创作则是艺术思维与客观物象融合的统一体，是一种精神符号和情感形式。通过插画师们有意或无意的绘画实体来表达内心中的“意象”，一方面体现了插画师的主体创造意识，提升了插画表现的丰富审美内涵，另一方面，在信息传达过程中，受众也可以调动自身的视觉经验，将感知过的事物在大脑中再现的具体形象作为记忆内容，激发心理反应，产生联想，达成情感和思想的沟通。在受众与插画师之间形成互动交流，使信息传达向深度发展。 三、个性化的表现语言 插画艺术不同于一般的传统绘画艺术，由于商业化的信息传达需求，使它的审美标准必须具有独特的个性化的特征。插画创作中运用水彩技法，能够赋予插画独特的视觉感染力和强烈的个性表现力。“水”和“彩”兼有是水彩画技法的优势，舍此技法便丧失了水彩技法独立存在的价值。在插画创作中必须充分发挥水彩画的这一优势，并且要想方设法的在这一点上发展运用。水彩画有别于油画、水粉、丙烯的浑厚、浓重。其特定的纸质需求，使它色泽被水稀释后所产生的变换莫测的艺术效果，体现出透、薄、轻、秀等艺术特点，构成了水彩语言的个性特征。水彩技法的用色讲究随意赋彩、赋彩制形。插画师们可以将自身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与意念融入对主观色彩的夸张、组合、创造之中。水彩画中柔软而富有弹性的笔触，使画面带有强烈的随意性与抒情性。画笔运动中的水迹与斑痕，则产生出奇妙的变奏关系，形成了空灵虚远、自然天成的视觉艺术效果，尤其适合表现空灵通透的画面意境。 例如台湾著名的插画家几米，就善于利用水彩画的艺术手法创造出诗意浪漫的画面，其画面中水意的酣畅淋漓、色彩的简练通透、用笔的洒脱自如，都赋予其插画作品独到的视觉感染力和含蓄内敛的语言表达。水彩画本身具有极其宽泛的艺术包容性，不仅可以和不同的画种间相互借鉴融合，而且还可以结合不同材质产生独特的画面肌理效果。例如可以与钢笔、马克笔、铅笔、彩铅、水粉、丙烯等画材相互结合使用，产生丰富多变的画面效果；还可以用涂蜡法、撒盐法、滴彩法等绘画手法创造出各种新颖的肌理效果。水彩画是一种源自西方的绘画种类，然而在视觉表现上它的艺术表现力却与中国的水墨艺术极为相似，都讲究水色交融、笔法写意、空灵通透。在插画艺术的创作中，可以将水彩技法与水墨艺术相融合，在用笔上吸收水墨写意的骨法运笔，将笔锋变化的韵味糅合进水彩艺术的表现之中。通过水彩绘画来丰富插画设计的精神内涵并拓展其形式外延，实现插画艺术的本土化发展。丰富异常的水彩绘画语言为插画设计增添了强大的艺术表现力，越来越受到插画师们的青睐。在插画创作中采用水彩技法，能够带给插画师以新的创意灵感和设计理念，为中国插画设计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元素和拓展空间，促进插画艺术的发展。 四、数码技术与水彩技法的融合 伴随着电脑以及各种数字化媒体设备在设计领域的广泛运用，很多艺术形式开始借用数码技术进行艺术创作，插画领域亦是如此。传统插画的表现是一种建立在绘画基础之上的艺术形式，一幅插画作品的诞生既需要插画师具有深厚的美术功底，同时也需要插画师们一段时间的反复修改，才能最终成稿。而面对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迅捷的信息传播手段每天都会向受众展示数不胜数的图像信息，而传统的手绘插画形式已不能满足设计市场快速发展的需求，而数码技术融入到插画的创作与设计之中，才为水彩技法在插画中的运用带来技术支撑与革新。现代数码技术中的各类制作软件层出不穷，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这样的设计媒介也为水彩技法的表现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支撑。 首先，利用数码科技的发展，已使插画师们手中的调色盘、画笔逐渐演变为计算机和键盘、鼠标、数位板等数字化工具。绘画过程在“无纸”的状态下完成。在作画过程中，设计师可以随时进行变动、修改、存储和进行二次创作。将插画师的从传统的作画过程中解放出来，使作品的反复修改变得快捷方便，既节省了大量的创作精力也节约了绘制的时间。 其次，数码绘图软件的开发相对方便，这也使插画师们随心所欲地针对设计画面的效果进行多种艺术处理。数码软件的利用可以将传统绘画的技艺虚拟化、程序化。当鼠标和光标笔进行轨迹移动时，计算机进行计算，在电脑屏幕上出现对应如实的图形和色彩。例如Painter软件者提供了大约600种画笔触的效果，而且每一代软件更新还会增加不同的艺术画笔效果，并可以利用数位板和压感笔对笔法的干湿度、透明度以及角度变化进行合理地调控。可以让传统的水彩图示以一种自然，新颖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其色彩上更具层次性和丰富性，为插画带来的清新淡雅、自然仿真的视觉效果。全球互联网的普及与覆盖，使得插画家与外界受众可以零距离接触，在插画创作的过程中通过网络技术，以最快的速度将其作品流行传播。例如网络Flash网页、电子出版物、网络广告、电脑游戏中都有这种插图的出现。现代数码技术完全能够结合音效、文字、光照、色彩、动画等多种“非物质性”媒体形式，促使传统水彩技法由二维向三维转换，带给受众以视听结合的信息感受。 当然，数码技术与传统水彩手绘相比，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如水彩技法运用的每一笔的浓淡、干湿、粗细、虚实，都是不会重复的。这也是任何设计软件都无法模仿的艺术手法。计算机手绘硬件和手绘软件的出现，调和了手绘设计与数码设计之间的冲突，使电脑技术与传统水彩手绘之间有了完美的交叉点，插画师可以将自己的手绘稿通过扫描仪存储到电脑当中，再利用手绘板、压感笔对图形加以修改与完善，这样的方法既保留了水彩技法的神韵，又能够自由使用各种艺术效果，创造出传统水彩技法所描绘不出的视觉效果，给人们带来全新的感受。数字化时代背景之下的插画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趋势，表现技术的选择对于插画的成功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插画创作中融入水彩画的艺术风格，不仅为插画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也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插画设计风格增添一些新方法，为中国插画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商业价值。 作者：王薇单位：青海师范大学美术系

传播学论文:探析网络电影流行的传播学 摘 要:该文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了网络电影的流行的四个特点:参与性、自主性、个体性和匿名性,及其所带来的个性的伸张与自我的释放,由此刺激作品的丰富,引发观赏的热潮等效应。 关键词:网络电影;传播;电影 网络电影,也称“网上电影”,顾名思义,是在网上放映的电影。但是,仅仅在网上放映电影,还不能称之为网络电影。2000年5月,据称是全球第一部网络电影《量子计划》出炉。《量子计划》是全部数码制作,片长只有32分钟。2000年5月5日在全球首映。同年6月,好莱坞全数字影片《405:惊魂时速》上网首映。仅一周时间,便有25万人次下载观看了该片,尤其在与iFilm公司签约之后,《405:惊魂时速》更是创下了100万次下载的空前纪录。iFilm公司程序设计部主任称,《405:惊魂时速》堪称个人制作网络电影的开山之作。 2000年8月18日,另一部声称是“第一部真正的网络电影”《175度色盲》在我国台湾正式诞生。这是一部兼具多重实验性的电影,在播放方式上增加观赏者自主,并配合网络互动性。网友可以依照顺序正着看、倒着看、跳着看。2000年9月14日内地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正式开拍。每个网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天使的翅膀》的故事、人物及对话和细节提出自己的创作想法。创作人员和网民实现全方位实时的互动影片采取在网上边互动、边拍摄、边播出的方式,以吸引有志于从事影视创作的网民。 网络电影,不是指以网络故事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比如《网络时代的亲密接触》。也不是指放到网上发行、播放、宣传及付费下载的传统电影。那网络电影究竟是什么? 陈思之在《何为网络电影》一文中,对网络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播放时间为5分钟,最长不过30分钟。”子荫、白木的《网络电影:为电影插上翅膀》一文中,也认为:“网络电影是特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过30分钟。”而陆琼在她的论文《谈网络电影的人性化互动》中,一方面承认当下流行的网络电影的定义是:“指在网上观看的电影”,但同时,她认为这只是“所谓的”网络电影,与真正的网络电影不同,她给“真正的”网络电影以不同的定义:“真正的网络电影参与性极强,首先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化的电影软件,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剧情。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电影制作。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通过扫描仪输入本人影像扮演戏中角色。其次可以上载自己拍摄的电影与网友共享,不仅满足了影视爱好者,培养了电影观众,也把人从固有的接受模式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网络电影又称网络短片,一般意义上而言,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它寄生于网络,与一般的电影院电影不同。同时,如果超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网络电影特指那些在网上发行的,超越了简单的观赏性,而增加了更多的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小影片,这是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1.参与性带来个性的伸张 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色色的方式。 2.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 3.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 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网络电影的观众同样是匿名的。这使得人们在这个社会时时处在“看”和“被看”的地位暂时被改变,人们卸下“被看”的包袱,可以完全轻松的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网络电影的内容。不必在意某些片子恶评如潮被定性为违反了什么纲目,就因此而放弃观看它的欲望。只要想看,就可以选择观看。这使网络电影进一步流行。 网络电影的评论同样是匿名性的。这种匿名性使得网民在发表自己有关某些网络电影的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愿意表达的内容通通表达出来,不必像日常生活中那样,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相同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奉承巴结或无能,也不必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所敌视。这样,网络电影的评论者可以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的释放。这也促使了网络电影的热度越来越高,使网络电影不断传播和评论。 总之,网络电影于网际的流行,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的结语以“乐观的年代”为标题,他认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电影,也在不断地成长、变得更为成熟。有全球电影人的共同努力,网络电影必将推动一场新的电影文化的革命。 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 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传播学论文:关于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内容摘要】 国际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但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等问题。本文认为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应从国际传播本体研究、国际传播史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传播学论文: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平台作用——基于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传播学 手机媒体 公共信息传播 厦门PX事件 【论文摘要】：手机媒体开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逐步走向公共信息传播的历史舞台，在2006-2007年度的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传播表现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探讨手机媒体在厦门PX事件的不同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和作用，揭示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潜力和优势，为开拓民意表达和政府信息寻找一个崭新的渠道。 近年来，手机媒体迅速发展,手机媒体传播已经逐步走向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历史进程,从而成为新兴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 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信息社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而“信息时代”则是指社会个体在生活、工作中可以及时得到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样的社会可称之为“充分告知的社会”( sufficiently informed society) 。[1]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需要好的制度, 还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平台保障。 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到“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崛起，公共信息平台逐步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尚在争议中的“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也因其强时效性、信息落点明确、交互性等特点开创了民主社会意见表达的新渠道和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的新方式，当仁不让的成为“信息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有力承担者，尤其是在近些年来一些突发性公共信息传播的表现来看，手机媒体的应用将成为实现“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角度,以2006—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为例分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和特点。 一、手机媒体与公共信息传播 手机最初的功能只是通话的工具, 是人际交流中重要的传播媒体。然而, 随着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机逐渐显现出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时至今日, 从人数来说, 全国已经有超过4.6 亿的手机用户。[2]从技术来说, 手机也已经昂首进入了“3G( 3Generation) ”时代。3G 手机是手机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它能够轻松完美的在手机上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Web页、电子邮件、实时影像、实时语音等各种多媒体功能。3G手机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 它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诸多特点, 同时还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便携、互动、定向。因此, 有学者将手机定义为多媒体的、交互的, 可以随身携带的大众媒体。[3] 手机媒介基于其锁定目标受众精确,信息抵达率高,传播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实现了新闻信息在社会中的迅速传播。因而,在传播学视野中,我们将手机定义为有意识的或专业化的传播者,以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向特定的或数量众多的对象大规模传播信息的电子媒介。[4]伴随着使用人群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手机突显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建立起独特的信息传递模式。 从手机媒体的产生到手机媒体的逐步发展，它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在公共信息传播领域的作用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知。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伊拉克战争爆发、非典疫情蔓延，许多人出于及时获得信息和远距离交换声像的需要，普遍使用手机短信，并将数码摄像机（DV）与网络传播结合起来使用。从那时起，一个主要用来说明手机媒体的新名词“第五媒体”便在我国迅速流传，手机媒体开始被看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后正在兴建的公共信息传播高速公路。 2007年3月起所发生的厦门PX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PX原指厦门海沧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其延伸意在于该种化学元素对厦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厦门和邻近区域人民所构成的健康危害。然而，随着事件的近一步发展，PX被解读为“保护厦门”（Protect Xiamen）的第二含义。在此事件中, 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这两个因素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冲突。当官方信息渠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足以满足信息需求及传播需求，而“第四媒体”互联网所谓的“完全自由表达”也受到了限制和质疑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了公共信息平台的承载者。 为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是，在厦门PX事件中，不仅民间力量的大声疾呼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其民意表达和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作为官方力量的厦门市政府从最初的信息解释、与民间力量的沟通、组织民意调查以及项目缓建的暂时决定到将化工厂迁至漳州古雷半岛的最新决策，也都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通过解析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将对手机媒体所起的作用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这一公共信息平台对于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失误救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样本。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 二、从厦门“PX”事件中的不同阶段，解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传统大众媒体的失语及原因 2006年5月起，居住在厦门市海沧区大型楼盘——未来海岸的业主们开始发现“未来海岸”成为了“味来海岸”，不远处开始飘来浓重的酸臭味。业主们通过询查惊讶的发现，在他们的居住区旁边将形成一条庞大的石化产业链——一座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将开始兴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运用QQ联系和团结附近户主，在当地的两家房地产论坛上不停发帖以示抗议，但帖子一发出去就被立刻删除了。他们随即向海沧区政府和环保局发去投诉信，无效。2006年7月他们给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寄去投诉信，得到了《关于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PX）及配套工程项目的核准的批复》。与此同时，他们还拨打了多家媒体热线但答复均为不予报道。随即，传统大众媒体开始“一边倒”的为政府及企业辩护，宣传“PX无害”的环评观点。 根据大众传播学中对于媒介控制的相关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和政府的媒介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5]在厦门PX事件中，业主们的呼声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集中表现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予报道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由政府领导、受政府监管。因此，必然将保证在舆论导向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反而言之，当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出现了失误和漏洞时，传统媒体不能够及时的表现出监督和纠错的能力，即使该能力得以发挥，也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 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则较多的体现在房地产网站和相关网站上，当标榜“自由表达”的互联网也受到了牵制和束缚的情况下，“意见的自由市场”成为了虚幻的“乌托邦”。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引以为傲的“把关人”则成为了制约言论自由的樊篱，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取舍过程中，传媒组织所形成的“关口”也成为了迎合主观的报道方针，舍弃和拒绝某些新闻素材的关键之所在。 2、手机媒体的运用开创了新的媒介格局 在传统的大众媒体集体失语，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也受到严格限制：禁止或删除反面意见的情势下，手机媒体成为了“自由”及“自主”发言的唯一渠道，成为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当民意诉求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短时间内一条短信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该事件的关注升级，“百万市民共发一条短信”导致PX事件迅速走向白炽化。“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冲突引发了官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对峙。 尽管早在两会期间，就有《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厦门PX项目提议迁址一事做过报道，而舆论的强势则肇端于2007年5 月28 日前后，厦门市民手机里突然出现的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 由于短信内容事关自身的健康和安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一信息在厦门市民间不断转发、流传，据称有百万厦门人收到并传播了这条短信。尤其在当地媒体传达着同一个声音，为PX 项目的合理及合法性做竭力的申辩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可以容纳异议和争辩的重要场所。希布坦尼的研究表明，有关危机和谣言的传播会对之产生影响，“尤其在媒介来源被剥夺或减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导致人们更积极地去从非媒介信源寻找信息” 。[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信源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报刊、广播、电视事实上是和人分离的, 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 实际上是把人给“淹没”的。手机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连接, 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 而是“ 人的延伸”。[7]手机媒体作为一种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构造的媒体，在传播公共信息中体现了突出的优势，如：（1）传播主体的自主性。当其他媒体面临壁垒和被动时，手机媒体的自主性则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播，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延伸”。（2）高度的便携性。手机媒体与人之间几乎相伴相随的密切联系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这也实现了手机媒体所传递信息的高时效性。实现了人与媒体的高度合一性。 正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信息传播进程中，手机媒体的应用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显示的新途径。 3、“意见领袖”在手机媒体中的力量显示 在这一事件中以人大代表曾华群为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为代表的专家意见、以连岳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倡导言论的作用都体现出了在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同样非凡的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无名氏”通过手机媒体完成了信息传播以及民众组织的行为。 两会期间，105位政协委员（包括人大代表曾华群、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而这一消息和“议案”的详细内容则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了民间传播。专栏作家连岳通过连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呼吁厦门人打破当地的信息封锁，展开自救。而著名的“厦门市民12条”也是通过手机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的。当所有的积极力量开始着力于冲破信息防线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急先锋和领导者。 6月1日,当几千名厦门市民汇聚在“散步”现场,以“有纪律、无组织”的温和游行示威行动表达争取权利的决心和凝聚力时，厦门市民、乃至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民众，表现出了完全具备推行更充分民主政治必须的公民素质。而这次大规模的“散步”活动也是在手机媒体的平台之上，由无数“无名氏”推行并号召的。 在12月中旬举行的厦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座谈会”中，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厦门市民踊跃发表了理性而专业的意见，让人们见识了惯为官方忽略的民间智慧。在此背后，是手机媒体、网络媒体公共搭建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削减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层距离，从而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联合。 4、手机媒体的信息传递有效性 手机媒体信息落点明确,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手机的私人拥有使手机媒体传播信息论点明确, 可以直接关系，从“百万人同发一条短信”和“六一散步”事件的高号召力中就可见一斑。 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对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具有一定作用,但信息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被接受或吸收,即信息有效性,则取决于它与特定受众之间的匹配。[8]手机是私人工具,在十分相知的人们之间最能发挥功能,因此,传受双方通常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或原有人际关系的延伸) ,这种非制度性传受关系使得其可以跨越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具有高可信度的心理优势。而手机媒体的传播活动又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可控性,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这也是手机传播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它大幅度地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可信性（credibility）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第二是专业权威性（expertness）。[9]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的重要传播平台，恰好具备了“信源的可信性效果”的两个要素。手机媒体的传播大多具有社会关系的相关性或者身份的可识别性，在“传播者的信誉”上具有别的媒体所不具备的亲和力，而“意见领袖”尤其是专家学者的介入，使“专业权威性”得到了最广泛的信赖和认可。 手机媒体所进行的传播活动还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高效的特点，这一特点加剧了信息传播者之间的意见交换，形成了“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有利于达成共识，形成“舆论”。 5、手机媒体所开创的自由表达空间 当政府运用各种媒体表达一方观点，如：《厦门日报》等重要大众媒体发表相关评论、政府公开网站的通知、公安局公告和政府发放的宣传册等方式企图压倒反方观点时，手机媒体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实现不同声音的意见表达。 手机的普及创造了打破信息垄断格局的可能性,信息工具向个人手中转移,手机用户个体的交流空间日益延伸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播格局。而如果“去中心化”的个体“众声喧哗”,无疑将动摇传统大众媒介的权力基座。[10]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信息的迅速及大量扩散表明,手机短信虽然“同样不具有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但其传播途径沿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而且由于发送效率增加,一个信息接受者可能收到多人发出的相同信息,更增加了信息的感染性。”这也警示了如果大众传媒与大众社会自我绝缘,最终将难以胜任媒介公共产品所应有的职能。 在“散步”事件之后，厦门市公安局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游行组织者三日内自首，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同日，《厦门日报》发表名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评论，厦门的其他媒体也相继动作，发出反对信号。 当代表社会普遍声音的传统大众媒体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的时候，当 “意见气候”和“多数意见”对“少数”或“劣势意见”产生压力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却失效了。这是由于手机媒体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保证了意见信息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6、民间及官方运用手机媒体所做的“议程设置” 随着关于“PX有害”的短信在以厦门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迅速的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厦门市民为核心的公民维权意识开始萌发，人们逐渐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形成了反对在海沧地区建立化工厂的共识。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1]5 月28 日至6 月8 日期间《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对厦门PX事件做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手机媒体也传达了与这几家媒体较为一致的公共信息。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特别是新闻、时事与评论的生产有能力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系列获得解释与受到限制的、经过选择的问题，同时忽略其它的问题”。[12]在与厦门PX事件相关的手机媒体消息中，人们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环保”和“民意”这两大主题。从而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关于民主政府、议事程序、决策论证和媒体沟通的共同思考。 否认剧毒传言，平息舆论纷争是官方议题建构的两大主题。官方机构通过运用手机媒体进行公告和声明，随时通知关于项目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论据，掌握在手机媒体上的主动权，建立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打破手机媒体上的单方面信息传播，以信息的对等和客观尽量争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社会中离散个体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进一步消解了“大众”的概念,提供了媒介使用者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可能,传统传播中“中心—受众”二元结构因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13] 在手机引领的交互时代,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交互而得到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得到更多更全面且多元化的信息,并能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它意味着公共信息政策的相应变革。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平台上传播控制与传播层级的划分。手机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其私人化和隐秘性的本质使得信任度高,传播效果明显。而互动性则使用户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单向的传播方式开始转变为网状的交互性模式。参与式的信息交流环境使手机用户处在信息传播权与信息接受权平等的位置上,而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能够得到更多全面的多元化信息,品头论足、针砭时弊都变得简便可行。这些优势使手机在行使大众传播的模式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手机建立起了一种平面化、无层次、无壁垒的传播环境，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层级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如国务院各部门公开发言人名单及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联系方式,“市长短信”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原本高不可攀或者隐秘的社会管理层级走向社会公众可以触及的领域,同时意味着迅速沟通的契机,一种公众信息至下而上,快速流通渠道的建立。[14] 基于手机传播的特性，手机信息平台在引导舆论方面，比传统媒体更人性化，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他大众传媒的不足。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也并不只局限于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时的运用，事实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建设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特别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促进信息社会的健全。 而手机平台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也必然会向移动电子政务方向发展。移动政务意味着公众也可以在各种场合利用移动通信终端随时办理各种事务。有专家称，移动政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一个“充分告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目标，而被充分告知的个体，还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反馈，对政府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15]作为一种高互动性、高参与度的媒体，手机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其功能显然不是单向地提供政府信息，它也可成为公众意见的一个汇聚渠道，一个民意的调查渠道。 如果可以充分开发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互动功能，那么，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也可以促进社会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这种作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但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也逐渐显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和不足。如：“把关人”功能的弱化所带来的信息权威性和可靠性的质疑；手机大众传播信息的定向性违背了人际交流对于“安全”和“隐私”的需要；“手机病毒”和“手机流言”也是削弱手机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 对于手机媒体, 我们应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有效监管,使这一媒介成为传播公共信息、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的渠道，在实现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失误救济、维权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使其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传播学论文:浅析从传播学角度浅析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重构 论文关键词：电视剧《手机》　影视文化　社会文化　重构 论文摘要：社会文化重构是受到大众传播冲击的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较为强烈。本文以电视剧《手机》为例阐述剧中传播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张受众在观看电视作品时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影视中传播的文化，以便更好的去构建社会文化。 电视剧版的《手机》热播后，使得信任危机、谎言、工具奴隶、文化工业等等引得受众再次思索，同时一些剧中一些“经典”的台词，比如“囤”、“很牛彩”、“没我扛不住的事儿”“要做一个好人不难，但是要做一个不说谎的人，难”、“男人出轨，女人出门，这就叫中年危机”、“人在江湖飘，手机是把刀，有些电话就是不能接”等等再次成为为生活流行词汇。 电视剧版《手机》是对电影《手机》和小说《手机》的再次诠释，也是一种文化重构的过程。文化重构，即对于已有的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也是人们对于已有的文化现象的再次认知。视觉时代意味着所有视觉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世界的重述，重述或重构的含义是指向视像与事实世界的关系。电视本身重构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力使它成为世界的最真全面且富个性的观重述与传播者。现代大众传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不自觉地将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当做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尤其是电视剧中的一些“真实”剧情更是人们了解“现实”的一种重要途径，人们在收看电视剧过程也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一种思索的过程，我们以电视剧《手机》为例浅析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所传播的理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电视剧中，严守一主持的“有一说一”是一个受欢迎的电视谈话节目，“真诚的沟通”是这一节目的宗旨。镜头面前的严守一在受众的心目中是个有知识和文化的主持人，而生活中的他则成为一个现代工具手机的奴隶。在观摩严守一这个角色时候我们是作为电视剧里人物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解读的，“有一说一”的受众是把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下的严守一和客观现实中的严守一混淆起来。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大众媒体去了解世界，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大众媒介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手机》中的剧情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但是也有力的用隐喻的方式暗示定义了现实世界，仿佛剧情诠释了现实世界存在的现象，这就使得我们按照“剧情”作用于现实世界，去翻查手机、对婚姻充满恐惧、甚至觉得谎言充斥着世界。影视剧中表达的虽然反映了客观现实的一些现象，但是同时受众对电视剧创造的影像世界作出了客观反应，深深地影响了客观现实存在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构建。 费墨，“有一说一”策划人，他坚持做有深度的节目，坚持传递主流的价值观，不愿趋附权势和大众口味，坚持精英文化传播。费墨作为“有一说一”的策划，也是把关人，话题、问题和语言由他编辑，严守一表达的大部分是费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节目背后的集团由于经济驱使和收视率的压力，让严守一和费墨把“有一说一”变成娱乐性节目时，严守一选择了屈服于权势和现实，而费墨选择去别的节目讲国学，结果是费墨得到了爱戴，而严守一因绯闻和收视率等原因，被他的媒体组织和受众所抛弃。在我看来，费墨是一个在文化工业时代并没有被完全异化的一个人物，他想通过大众媒介这一平台来影响大众，来引导主流文化的传播，想解除商业化社会中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失落的惶惑。今天，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像剧中“有一说一”这样的节目提供的话题、理念、价值观等等一系列传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思考方向和价值理念，对受众的生活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牛彩云，剧中一个特别出彩儿的角色。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任何特长的女孩，怀着明星梦来到北京，穿着和妆容夸张地向明星靠拢。牛彩云去考电影学院时，引以为豪将一个生活中的剧情（她和他妈妈吕桂花以及于文海卖饺子时候被城管人员逮到，牛彩云用哭和撒泼的演技骗过了城管人员）搬到了考场，却没有考上。她的妈妈吕桂花说：“喜欢戏的人，如果真干了这行，那就得把戏和生活分开，演戏是演戏，生活还是生活”。这样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在大众传媒参与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能分清戏和生活吗？在牛彩云的理解当中，明星要带大墨镜要有博客，明星的生活应该和电视上塑造的那样光鲜亮丽，但是当最后明白了什么事演戏，什么生活时，真实爽朗地说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一个土的掉渣的人给观众深深一击。大众传播媒介混淆了现实与媒体提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对现实感知变得愈来愈混沌和麻木。牛彩云的明星梦和开通博客的行为也让我们联想到，娱乐化趋势的今天，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选秀和大众传媒的平台迅速实现梦想。电影电视明星是电影电视产业利益、大众传播媒介、偶像崇拜和大众审美尺度等综合相结合的产物，他们是普遍社会心理活动的外化合象征。观众对意义的解码活动有赖于某种反复进行的消费模式，即一部又一部地观看由同一演员露面的影片或者关注同一个人的大众传媒塑造的形象。牛彩云不停地找露脸的机会，比如去试镜、串场儿、参加“有一说一”选秀、开博客等，这样的一系列行为说明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的重要平台，也从一方面说明大众媒介提供的影响力对受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对受众的文化层面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手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现实负面生活的反拨，这部电视剧用逼真的生活场景营造了一个类似现实的“真实生活”，在传达的过程中，包括了小说作者的思想，导演的、演员的演绎还有镜头的选取等等，它的每个切面都想表现出与生活的相同之处，同时剧中加入的幽默的成分更发人深思，剧中传达的社会道德、知识、社会规范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会被模仿和认同。电视文化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即电视信息的“拟真性”导致了观众将电视信息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大部分人会相信电视剧中画面真的存在，进而也会相信画面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电视剧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往往可以按照“可能的社会”的标准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意识形态观念。，众可以从人物角色的解读,从中吸取人物生活经验并用于现实生活中，但是也希望受众在解读电视剧人物和剧情的时候，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从而有助于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文化的建构。 传播学论文:浅谈以建构跨文化观为旨归的跨文化传播学教育探议 论文关键词:传播　跨文化观教育　运行机制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传播专业学生应拥有的跨文化观在其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探索建构跨文化观教育良性运行机制,引导传播专业学生形成科学跨文化观,以合理而有效的交往形式优化自身生存状态,迎接跨文化交往时代的挑战,最终完成肩负的传播使命。 教育无论其自身发展还是其所涉及到的对象的发展都是动态可持续的,都应当有一个良性的运行机制来保证这一发展趋势,传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亦不例外。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跨文化观与跨文化观教育 根据笔者的检索结果,类似跨文化观念、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思维之类的表述散见于各类刊物,但学术界目前尚无“跨文化观”这一明确指称,笔者迄今只在郑庆庆的《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婷婷〈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解》一文中看到了这一表述,但该文未对此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只在文中将其归结为“通过平等交流与对话、互补互通、和谐相处的跨文化交际思想”。很显然,这里的跨文化观被简单地等同于跨文化交际原则或意识了。这里,笔者试对跨文化观(intercultural concepts)概念定义如下: 任何一个人类个体在与他者(个体或群体)接触或交往的过程中,为达至交往的和谐目标而逐渐习得并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观念形态,由此确立该个体对于它文化的态度,形成其跨文化交往的能力。 本文将跨文化观教育界定为: 跨文化观教育(education on intercultural concepts)是对某一文化(acertainculture)的受教育者进行的对于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态度等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实践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以此引导受教育者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的跨文化态度,具备有效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对话能力,尽可能遏止跨文化对抗(尤其是战争形态跨文化对抗)的出现,建构和谐的跨文化交往社会,保护与促进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共存,促进人类不同文化的和睦共存与相互学习和借鉴,倡导跨文化交往致力于走向注重人的终极关怀的和谐层面,促进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最终实现由构建和谐社会走向构建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 由此可见,跨文化观教育主要涉及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也包括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教育活动(即多元文化教育或跨民族文化教育),并延伸至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群体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跨文化观教育的立足点在于使受教育者确立起一种理念——态度——能力三位一体、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跨文化观教育应当是跨文化传播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的建构 关世杰教授在其题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的文章中指出:今后十年我国与世界国际传播强国的差距不在传播的硬件,而在传播的软件。人员素质是关键,在外宣人员素质中,跨文化传播的素质是薄弱环节。 (一)批判继承借鉴,提高跨文化价值判断水平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文化发展史也证明:继承借鉴是手段,革新创造是目的,没有继承借鉴,革新创造就失去了条件;而没有革新创造,继承借鉴就失去了意义。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既是宇宙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同今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全藕合。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发挥作用,就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更新与升华,消除自身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生。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结合,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把立足于本国实际的继承借鉴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这一深刻见解为在跨文化观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提供了思想指南。 中华文化在其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难免有封建文化的杂质混杂其中。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也有沉滞抑郁、腐朽落后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分清精华与糟粕,经过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原则批判改造后,使之向现代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血肉。传播专业学生在分清本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还应增强对异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鉴别力,从而在跨文化交往实践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迷失自我。 (二)推动文明对话,形成文化认同的有序机制 社会哲学认为,对话以人类相互交往、沟通、理解的实践旨趣为导向,目的在于通过对话,培植社会共识,形成主体间性,从而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有机整合。“对话重视对话者之间的理解,并以理解作为进一步对话的基础。理解被视为解释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他人心理或精神的复制和重构过程。”理解也是一种情感和生活的再体验,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生活的同时,也体验着自己的丰富人生,因为理解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总是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密切联系。 因而,基于平等、尊重态度,以交往、沟通、互动为实践旨趣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一方面,将促进未来传播人按照社会需求去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按社会发展的要求顺利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必将有利于社会以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大学生,进而使社会发展反映大学生的需求。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构建新时期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就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突出本国特色和适用性,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性,符合国际规范和时代潮流,只有二者兼顾,才能有利于未来传播人的社会化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以制度和规范来引导其跨文化观的发展与更新。 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要立足于国际战略,培育学生的国际眼光。要着眼于引导学生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世界变化中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信念。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一个国际参照,就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努力学习,积极迎接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自己的最大光荣、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最高认同。这种认同自然是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结果,其核心是理解,强调的是心灵沟通与视界的融合。 (三)不断创新发展,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感召力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过程中,不断应对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挑战,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文化综合创新,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古典定型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结果是形成了以老子、孔子、孙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整合创新;第二次是一千年前后的两宋时期,通过儒释道三家文化近千年的磨合、交流、冲突与融通,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综合创新;第三次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阶段性的综合创新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过程尚未完结,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与创新正在继续。 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文化不断创新。只有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坚持对文化进行创新与整合,重新构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文化整体,增强文化的时代吸引力和感召力,才会在大学生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应有的位置。 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求我们以创新的文化成果去吸引和凝聚人民群众。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创新,用创新的文化成果吸引人、感召人。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还要敢于正视和解决矛盾。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要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把广大未来传播人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就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在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整合中西文化,引导形成科学跨文化观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就是整合中西、综合创新。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成功开掘其现代意义的理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方面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又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的精神内涵;而脱离了五千年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长的根基和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我们应遵循所说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同时,要切实掌握鉴别、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基本方法,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鉴别、评价传统文化,并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考察传统文化,将历史的与当代的两种视角有机贯通、结合起来,才能对传统文化做出客观评判与选择,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于2004年1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重要演讲中指出:“文化交流是各民族深入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十分重要。”2004年1月30日,在参观埃及国家博物馆时又说:“我们既要坚持和发展中华的优良传统,也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在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交流和发展中获得生机与活力。 当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的质和量都在发生嬗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步入正轨,这些生生不息的变化,不仅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产生变革,而且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实现文化范式由旧到新的根本转换。因而,我们正在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文化,它是既具有独特的民族品格,又与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相连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色。中国先进文化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我们对中西文化的整合创新,将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而其主流实践者——当代大学生当然而且应该首先在这一伟大实践中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传播专业的学子则更是首当其冲。 (五)加强实践环节,探索跨文化观教育有效途径 跨文化观教育的实践应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展现人文关怀的理念,使这一实践过程真正地成为充分肯定人、尊重人、关注人、关怀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过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人、影响人、引导人。因而,我们探索形成传播专业学生科学跨文化观的有效途径,就应当在加强实践环节上下功夫,通过融合、互动、实践等诸方法在实践中使受教育者逐步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 首先是融合,就是在相关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将跨文化观的知识目标、态度目标、能力目标等全部系统地融入,让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跨文化观的教育。 其次是互动,就是师生以不同文化的表现者形象出现并展开教学,让受教育者在跨文化互动中感知外来文化。如师生共同探讨某种文化现象,在开放式的、平等性的、交流式的讨论中,使学生在讨论中自觉地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跨文化态度。当然,教师在讨论过程中也应当以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态度来组织讨论,这样地态度渗透于教学实践地全过程,才最终真正有益于受教育者正确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当然,在讨论中,教师应组织适宜引起讨论的材料且不直接给出观点。 再次是实践,就是让学生在参与跨文化交往的亲身实践中去获取跨文化知识、形成跨文化态度、培养跨文化能力。实践法可以引导学生对跨文化实践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跨文化实践中的热点如新闻事件,难点如历史问题等展开专项分析,也可以使学生在以各种形式与外国人进行的交往的成功与失败中形成合理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参照、传播和对话能力。为充分利用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跨文化观教育的有效性,在这种直接交往进行之前,教师应辅以必要的知识、意识及能力准备;而这之后,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相关专题讨论,及时总结、提高,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笔者认为,外籍教师在这一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各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来华任教的外籍教师越来越多,无论其任教何种课程,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文化的因素总是无法不起作用的。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综合以上教育实践方面的途径,笔者以为,面向传播学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应当研究和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开展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成果;在传播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层面,全面倡导跨文化观教育思想;在传播学教育的各门具体科目中,全面加强跨文化观教育,明确不同科目具体的跨文化观教育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倡导未来传播人在社会、学校、家庭氛围中参与的跨文化观教育实践活动。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传播主体　媒介　传播内容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 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 》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图书馆专业论文:纺织高校图书馆专业纸质期刊的管理和利用 摘 要：纸质期刊是高校图书馆重要的馆藏学术资源，具有很高的参考利用价值，目前大部分高校图书馆专业纸质期刊利用的现状是“重藏轻用”，服务模式仍延续传统的“守株待兔”，在很大程度上影期刊的利用率。为了从根本上提高纸质期刊利用率，图书馆应该从用户需求角度出发，利用图书馆微博、微信、官方网站等网络工具，增加期刊的信息量输出服务工作，发挥纸质期刊应有的价值。 关键词：纺织高校 图书馆 专业纸质期刊 期刊管理 期刊，出版周期短、时效性强、情报价值高、信息刊载量大、代表着最前沿的学术动态信息，是高校科研工作者们教学与科研中不可替代的文献参考资料。在现在网络化、数字化电子期刊充斥的信息时代，科研工作者会逐渐青睐于使用简单方便，鼠标一点就可获取到最全的资料，图书馆期刊工作者如何深入挖掘、利用好专业纸质期刊文献资源，更好地为师生们服务，值得图书馆期刊工作人员深入思考的课题。 1 纸质专业期刊存在的问题 1.1 期刊上架滞后 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中的电子期刊资源由于很多原因一般会滞后3～6个月不等，按正常程序来说纸质期刊发行的时效性比电子期刊更好一些，由于该馆在期刊管理中存在很多问题与漏洞，也涉及订购，采编部，期刊阅览室分管，各个环节容易出现断层现象，再加之各部门馆员之间不经常沟通协调，你推我、我推你的推卸责任，就导致我们期刊阅览室需要及时上架的新刊在验收环节那里一直积压，进而会滞后3～4个月才上架，每次送来都是好多捆，每次将缺的期刊返给采编部，之后就不了了之了，这就造成了很多读者经常阅览时发现阅览室总是不能及时提供最新的期刊阅览，最新纸质期刊上架的时间和电子期刊出现的时间是一样的，还不如在网上下载方便，久而久之，形成惯性，读者也就不太愿意来期刊阅览室了。 1.2 期刊管理方面 该校有两个校区，因而图书馆设置金花校区图书馆和临潼校区图书馆，期刊阅览室在两校区均有设置，由于该馆99%的期刊均无副本，为保证期刊所谓的完整性、连续性，防止期刊丢失、破损，规定纸质期刊一律不外借，读者如果进入阅览室查阅资料，需要将自己的书本和包存放在外面的借阅柜子中，如果读者觉得哪一期的论文特别好，想复印一下带回去继续阅读，还得将借阅证压在期刊阅览室工作人员那里，出去复印（该馆两校区没有设置自助复印机），这样跑出去，再跑回来，学生觉得非常麻烦，一般就不太愿意复印了，管理模式过于死板，过于落后，不考虑用户使用是否方便，进而也就大大降低期刊的有效利用率。 1.3 利用不均衡 在期刊阅览室日常工作中发现，科技类的纸质期刊都是怎么上架，就怎么下架，几乎没有学生读者翻阅过，都是崭新的放置在期刊架上，无人问津，到了装订的时候又机械性的搬下来打捆送去装订，除了纺织类的期刊，经常会有学生查阅一下，总体来说，读者还是比较青睐于社科类的大众娱乐性期刊，阅读率普遍要高一些。 1.4 期刊工作人员服务方面 阅览室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言行举止很关键，该馆的期刊工作人员均是60年代的馆员，他们的服务很单一、很原始，主要以守阅览室为主的工作模式，就只是简单的将期刊上架、下架，刊架整理工作，而不会主动去引导读者找需要的资料，或者学习一些新的查询文献技巧的理念或者方法，总是认为现在都是在网上下载需要的电子资源，觉得纸质期刊没人用就算了，就干好这一点就行了，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仅仅是守株待兔，坐等读者上门，缺少积极性、主动性，也缺乏工作热情。 2 应对建议 2.1 调整期刊排架 该校的特色学科是纺织、服装，比如将利用率比较高的科技类纺织的中文、西文现刊，甚至纺织类过刊可以设置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形成一个特色阅览区，可以放置在刚进阅览室比较显眼的位置，可及时引导学生关注此区域，做的时间久了，也可做一些相关的专题咨询服务工作，不仅可以扩展学生的学术视野，也提升了对工作的满意度。 2.2 纸质期刊开放短期借阅 纸质期刊如果一直实行静态管理的模式，将使纸质没有充分利用的空间，利用率将大打折扣。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图书馆一些专业学术期刊，比如纺织类的特色刊，经常来阅览的用户也就固定那几个研究者，一般的学生由于其太枯燥基本没有人阅览，到装订下架的时候，很多期刊装订后就直接堆在过刊区域无人问津了。图书馆花了那么多钱订购学术性的核心期刊，又有那么多管理人员验收期刊，上架期刊，完后又下架装订期刊，装订回来的过刊又得上架，费时费力又费钱，到最后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全部都静静的躺在无人问津的黑房子，确实是极大的浪费。我们期刊工作人员更要克服困难，更新观念，做好期刊的短期借阅工作，根据期刊的特点，可借4～6 d不等，以保证期刊流通起来，提高利用率。 2.3 做好期刊的宣传工作 为了改变读者对期刊阅览室以守阅览室的形象，加强与读者的联系互动，做好期刊的对外宣传工作。比如，图书馆期刊工作人员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的官方微博、微信、网站宣传期刊阅览室的布局，服务内容范围，向各个学院老师们介绍最新专业学术期刊的到刊信息，也可将学校特色学科最新的杂志、名家、学科前沿动态进行简单的编辑摘录放在宣传区，让科研工作者们及时获取最新的信息；定期做一些期刊知识海报粘贴在宣传栏。 2.4 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 期刊阅览室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整个图书馆的形象。首先，我们接待期刊阅览室读者要以非常热情、主动而友好的态度去引导读者查找所需的文献资源，有足够的耐心去满足读者的各种需求，同时可以以问卷的形式了解不同层次读者的不同需求都有哪些，及时改进服务模式。我们面对的服务对象基本上是教师、研究生、高年级的本科生，尤其是一些研究生，在引导其查找纸质期刊资料的同时，也可同时辅导学生如何利用中西文期刊数据库怎么查全所做课题的所有文献资料，有必要的条件下，也可开展相应的专题学科服务工作，提供相应的信息咨询服务工作。 2.5 保证最新期刊的上架率 为了保证让我们的读者可以看到最新的期刊，我们要改变以往懒散的工作作风，积极克服各种困难，及时查新刊的到架率，积极与采购部门协调，催促书商及时送刊，做到书商送刊后，及时验收，及时交接，及时上架，这样就避免了新刊滞后的问题。 2.6 建设纺织、服装特色过刊文献库 该校是以纺织、服装为特色的院校，最起码纺织类、服装类过刊收藏应做到完整性和连续性，积累几十年也就形成了自己的馆藏特色，过刊属于馆藏固定资产，具有长期的使用价值。期刊馆员更应该做好特色馆藏资源的宣传工作，可以先设计问卷，在日常工作中，可实际调查经常来阅览特色期刊的读者层次，他们经常会追踪的专业期刊，或者对期刊管理的一些好的建议等，调研完后及时统计问卷，从读者需求的角度出发改进我们的服务模式，同时也可对特色过刊进行短期的借阅，4～6 d不等，让过刊也流通起来，更好的为每一位师生服务。 3 结语 在电子期刊备受青睐的网络化时代，科研工作者越来越习惯于使用电子资源，但其缺点是：由于大部分电子期刊资源是建立在纸质期刊资源上，在时效性上会比纸质期刊滞后3～6个月，同时电子期刊资源因为版权原因或者论文作者其使用版权，也并不是全部收录了公开发行的期刊，纸质期刊可以弥补这一缺点，给科研工作者提供最新、最全、最准的学术信息，我们应该彻底改变以守阅览室的服务管理模式，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利用图书馆网站、微博、微信，提高期刊的信息宣传服务工作，期刊短期借阅，建设特色过刊文献库，提高纸质期刊的利用价值，更好的服务每一位读者。 图书馆专业论文: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构成与培养 关键词：阅读转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专业素养 摘要：文章阐述了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任务，分析了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构成，提出了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培养方法，指出阅读转型背景下对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培养馆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成为高校图书馆面临的首要问题。 所谓阅读转型是指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习惯以及阅读内容向数字形式转变，传统的纸质文献不再是读者阅读的唯一内容。与此同时，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方式也向数据化转型，虚拟网络平台成为阅读推广服务的主要阵地。高校图书馆所服务的对象是紧跟时代潮流的学生读者，因此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方面更要体现出阅读转型的特点和内涵。关于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服务模式和发展策略，学界已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1]，然而对于具体提供服务的馆员的研究相对缺乏。实际上，馆员是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构成中最具创造力和能动性的要素，也是赋予阅读推广工作生命力的关键，对馆员专业素养构成的分析、探究如何培养并提高馆员的工作能力，将成为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研究热点。 1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任务 在阅读转型时期，高校图书馆的时代结合切入点集中体现在阅读推广活动上，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馆员不仅仅是任务的执行者，更被赋予了激发师生阅读兴趣、策划营销推广活动、阅读推广服务的管理、充当师生读者的阅读顾问等多方面的任务。 1.1激发师生阅读兴趣 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广馆员的素养。首先，馆员是沟通图书馆与师生读者的桥梁，推广馆员通过调查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向其推送相应的阅读内容，以激发师生读者的阅读兴趣。其次，推广馆员在推广方式上的创新也至关重要，如何准确定位、贴近读者的生活习惯，成为推广馆员的工作重点和难点。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任务更加艰巨，大数据环境和阅读氛围的改变要求推广馆员要开展与时代契合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以便充分激发已有用户或潜在用户的阅读兴趣，使师生读者真正将阅读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加强其与高校图书馆的黏性，培养高校师生读者的良好阅读习惯[2]。 1.2策划营销推广活动 高校图书馆吸引师生读者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将读者需要的信息及时、准确地进行推广，阅读推广成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营销策略，因此阅读推广馆员也肩负着营销者的责任。首先，高校图书馆的阅读营销推广需要馆员的前期数据调查与中期跟踪推广，明确师生读者的阅读兴趣，找准自身的服务定位。其次，在具体的阅读推广服务过程中，推广馆员采取何种服务方式、推送哪些阅读内容，都将成为影响推广服务工作的重要因素，这需要推广馆员的统筹规划，即将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来看待，既要考虑各要素单独的影响力，又要兼顾各要素之间的整合规划[3]。最后，高校图书馆毕竟要服务于师生、服务于科研，阅读推广馆员还应根据高校图书馆的服务特色进行推广活动的策划营销，以突出高校图书馆的科研精神。 1.3阅读推广服务的管理 传统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工作中，馆员更多的是充当服务者的角色，即根据图书馆的要求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服务工作。在阅读转型背景下，一方面读者的主体地位被凸显出来，要求图书馆提供个性化、差异化、主动化的服务；另一方面馆员的能动性也有所提升，馆员开始参与到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中，在新阅读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馆员已成为阅读推广工作的管理者。馆员在日常工作中，不仅要为师生读者提供资源检索方面的帮助，还要对文献进行管理，同时对阅读推广内容、阅读推广平台、阅读推广成效进行监督、调整与管理[4]。实际上，开展阅读推广服务工作的目的在于促进师生读者对高校图书馆的深入了解，让师生读者体会、感受高校图书馆的服务。由此可见，阅读转型时期的推广馆员在具有丰富管理经验和图书情报学理论的同时，还要对师生读者有所了解。图书馆任何一个阅读推广工作的成功，都离不开推广馆员的管理和努力。 1.4充当师生读者的阅读顾问 阅读转型背景下，资源文献的阅读方式向数据化、网络化转变，师生读者与资源的接触面更为开阔。实际上每一个高校师生都身处阅读推广的环境中，只是有的师生对自身的阅读需求不够了解，阅读推广没有对他们的阅读动机产生有效的推动力。如：有些大学生读者不清楚哪些图书更加适合自己，对自己的阅读类型缺乏明确的概念，这时就需要阅读推广馆员主动充当阅读顾问的角色，椭大学生读者选择符合自己兴趣、符合自己学习或科研需要的图书。阅读转型为大学生读者带来的另一个困扰就是图书资源过于丰富，令人难以选择，良莠不齐的资源常常扰乱大学生读者的判断力，在这种情况下，阅读推广馆员更应该成为大学生读者的顾问，帮助他们选取正确、有效、高质量的阅读内容。总之，大学生读者在阅读方面的经验尚浅，对资源的选择存在疑惑，需要阅读推广馆员给予他们积极主动的帮助[5]。 潘彩勤：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构成与培养 2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构成高校图书馆是高校的文化中心，拥有丰富的馆藏文献，为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提供了资源基础。同时，阅读推广工作离不开馆员因素，馆员作为阅读推广环节中最具创新力和能动性的要素，其专业素养构成成为影响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成效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构成主要包括情报学理论专业知识、心理素质及创新科研信息素养三方面（见图1）。 2.1情报学理论专业知识 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师生读者的阅读内容不再局限于图书馆的纸质文献资源，更多的是倾向接收数字化多种类的信息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馆员只掌握基本的文献检索及文献整理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高校图书馆需要的是一支具有情报学理论专业知识的复合型、高素质馆员团队，具体包括图书情报、计算机应用两大方面。阅读内容数据化要求馆员能够掌握纸质资源的数字化处理技术，阅读方式网络化又要求馆员能够熟练应用计算机，能够实现数据推广和网络平台建设的服务工作[6]。推广馆员只有熟练掌握信息学、系统学、计算机学等专业知识，才能做好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工作。 2.2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是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必备的专业素养，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馆员是沟通师生读者与图书馆的桥梁。一方面，阅读推广馆员要指导读者进行有效阅读，提升读者对图书馆的好感与黏度。同时，阅读推广馆员还要收集读者的反馈，为图书馆推广服务工作做数据准备和营销目标。另一方面，阅读推广馆员要对图书馆的总体规划和文献构建有所了解。可以说，阅读推广馆员承受的压力是双重的，因此，阅读推广馆员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至关重要。具体来说，推广馆员的心理素质构成包括三方面：认知能力、意志品质、情感素养[7]。只有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适度的情绪调整、积极的态度建设、敏锐的信息观察力和优秀的道德品质，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阅读推广馆员，才能符合阅读转型背景下对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要求。 2.3创新科研信息素养 阅读转型背景下，我国高校图书馆逐渐从传统服务转向现代化、数字化、网络化服务，阅读推广的内容和方式也向数字平台倾斜，因此阅读推广馆员也必须具有创新精神。此外，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师生读者，具有科学、科研的特点，阅读推广馆员要把握高校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在阅读推广内容的选择上和服务方式上突出科研特色。笔者认为，创新科研信息素养在广义范围上还包括馆员在自身工作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馆员只有具有不断创新和提升的精神理念，才能要求自己不断进步，从而推动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信息化技术提升和创新发展。总之，阅读推广馆员是否具有创新科研信息素养，将对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工作起到关键作用。 3阅读转型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培养方法结合阅读转型背景的特点与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特色，笔者认为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培养方法要从馆员吸纳、在职馆员培养和馆员监督三方面入手，分阶段、有重点地提高阅读推广馆员的服务水平。 3.1重视创新人才建设，提高推广馆员整体水平 首先，高校图书馆在建设馆员团队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吸纳高素质、高学历、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从入口把好关，提高入职门槛。其次，面对阅读转型背景，高校图书馆推广馆员的个人素质和创新力至关重要，提高馆员文化水平和服务能力是创新的基础，创新型人才有利于高校图书馆推广服务工作的转型，有利于契合大数据环境下师生读者的服务需求。总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人才建设的关键在于对人员的筛选，应以青年创新型馆员带动图书馆整体服务水平，从而提高推广馆员的整体素质[8]。 3.2加大馆员在职培养力度，贯彻终身学习观念 对于大部分高校图书馆而言，馆员的人员流通速度较慢，从事阅读转型背景下阅读推广服务工作的大多是一些老馆员，这就带来两点弊端：①馆员的素养达不到新时代、新背景的要求，他们的服务观念陈旧被动，不利于阅读推广工作的展开。②馆员的年龄层较高，对新技术、新方式的掌握有所欠缺，不利于推动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工作。因此，笔者认为，对在职馆员的信息技术化培养，也是提高馆员素养的重要措施。以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为例，该馆2013年通过校外聘任讲师、校内人员考核选拔、集中开办讲座、馆员外出学习、在线网络培训等几种方式对本馆的阅读推广馆员进行了专业技能与计算机能力上的培训，提高了阅读推广馆员的服务水平和新型阅读推广服务模式的适应力，同时贯彻了终身学习观念，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工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9]。 3.3加强馆员管理和监督，完善阅读推广机制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尚处于发展阶段，在阅读推广工作体系上还存在疏漏与空白之处。在阅读推广馆员管理与监督方面，笔者认为可以对阅读推广馆员进行阶段考核，从推广内容的读者满意度、推广方式的创新性和阅读推广的长效性几个维度进行测评。此外，高校图书馆要在阅读推广机制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例如一些阅读推广馆员局限在理论研究方面，缺少实践经验，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是造成阅读推广工作开展难、成效低的重要原因[10]。因此，培养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发展是必经之路。 4结语 综上所述，阅读内容和阅读方式的转型为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对阅读推广馆员提出了挑战。新的背景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馆员不仅要激发师生读者的阅读兴趣、策划营销推广活动、管理阅读推广服务，还要充当师生读者的阅读顾问，因此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十分重要。阅读推广馆员的专业素养由专业技能、心理素质和信息素养三方面构成，在素养提升方面要加强馆员吸纳力度，重视馆员的在职培训和馆员的监督。在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图书馆服务环境中，高校图书馆唯有提高阅读推广馆员的素养和服务水平，才能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发挥图书馆文化服务的作用，为师生读者提供创新、多元的阅读推广服务。 作者简介：潘彩勤（1971―），上海健康医学院助理馆员。 图书馆专业论文:专业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中的文化运作方式 摘要：本文在介绍了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理论中“以人为席？内容的同时，阐述了在专业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吸引、录用、保持、发展、评价和调整等六个环节与职能，认为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专业图书馆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吸引人才、使用人才和留住人才，而且要注重培养人才、促进人才的成长和发展，这样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专业图书馆文化管理的宗旨和目标。 关键词：专业图书馆 文化建设 人力资源开发 文化运作方式 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中的人本概念，标志着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管理重心的转变。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以人为本的内容有：①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的人本管理，将人作为专业图书馆的中心，将人的主体自觉意识以及积极性、创造性的自觉发挥放在文化建设的首要位置；②图书馆员是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专业图书馆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读者日益提高的业务研究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树立图书馆员的主人翁意识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文化建设中的团队精神就难以实现，图书馆员和本单位的价值观就难以实现全面整合；③在处理内部关系时，强调从事情报服务的同质性，尽可能淡化等级意识；④将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理解人和教育人相结合，做到以人为本、育人为先；⑤将效率与人性相结合；⑥将制度、职务和情感相结合。⑦实施分权化管理。 一、专业图书馆吸引人才环节中的文化运作方式 从专业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看，其吸引人才的活动有以下三点：①确认本单位的工作要求；②决定岗位技术要求和所需人数；③对有资格的申请者提供平等的聘用机会。一座专业图书馆能否吸引优秀人才前来应聘，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这座专业图书馆的长远目标和发展前景、声誉与形象以及工资福利待遇等。在上述诸多因素中，声誉与形象就是其文化要素之一。因此，加强专业图书馆良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是其吸引优秀人才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文化运作方式。塑造和传播良好的形象，表明一座专业图书馆不仅重视图书馆员的个性发展和全面需要，而且说明这个单位中的人际关系融洽和谐，文化性内耗少，更说明图书馆员的工作积极性高，从而吸引更多的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前来加盟，最终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使该专业图书馆所收藏的信息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日本松下公司总裁松下幸之助就曾经说过：“吸引求职者的手段不是高薪，而是企业所树立的经营形象。” 二、专业图书馆录用人员环节中的文化运作方式 1.对于应聘人员的录用应该考虑与该专业图书馆组织文化的变革与发展相协调。也就是根据专业图书馆组织文化的变革与发展的需要来考察应聘人员的价值观和本单位的价值观的异同和差距，并作为录用的标准之一。如果专业图书馆录用那些与本单位价值观相同或者比较接近的专业技术人才，就比较容易对这些新录用人员的个体文化进行整合，使他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与专业图书馆的其他图书馆员融为一体并步调一致；如果专业图书馆已经感到原有的组织文化不再适应发展的要求和环境变化而需要变革时，那么，专业图书馆就应该选聘那些工作态度与价值观适合新的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的专业技术人员，这样有利于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的变革；而当专业图书馆原有文化已经严重阻碍本单位的生存和发展而亟待变革时，选聘新的专业图书馆领导，对于这个单位的重要意义就显得尤为突出。新选聘的领导者能够为专业图书馆注入崭新的文化管理观念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2.在专业图书馆的人员录用环节应该树立“择需录用”和“人尽其才”的文化观念。以科学正确的用人观念为指导，是现代专业图书馆人员录用环节当中实施文化运作方式的重要特点和前提条件。在专业技术人员录用环节当中，专业图书馆应该采用在“择需录用”的基础上，实行“择优录用”的方式。因此在专业技术人员录用环节中，首先，应该确认应聘人员是否符合单位对于员工的基本要求。其次，还应该确认应聘人员是否符合所录用岗位的资格要求。在专业技术人员录用环节中，还应该树立既着眼于专业图书馆的发展需要，又注意使受聘者“人尽其才”的指导思想，实行“最适录用”的方式。在人员录用环节中，不应该对应聘者求全责备，而应该注意发现其所长，重用其所长。前来应聘的专业技术人员是国家和社会的人力资源财富，来专业图书馆应聘也是对本单位的尊重与信任。因此，专业图书馆领导不仅要着眼于单位的工作需要，而且也要为应聘者负责，使他们的智慧资源和个人潜能能够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据此，专业图书馆应该采取科学的方法对于应聘者的品德、个性、才能、素质、潜力、抱负和激励动力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的考察和测评，以确认其是否具有胜任某一既定岗位工作的能力并尽最大可能发挥其长处，再决定是否予以录用。 三、专业图书馆人员保持环节中的文化运作方式 从专业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人员保持环节包括：第一，保持图书馆员有效工作的积极性；第二，保持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在这一环节上，要求专业图书馆领导者的职能责任和管理活动分别是：公平对待每个图书馆员，尊重人格，提倡协作，面对面解决争端及按贡献评奖制；酬劳及福利，健康安全以及雇员服务等。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坚持以人为本管理的理念以及营造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氛围，是专业图书馆人员保持环节中文化运作方式的重要特征。 1.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管理理念，真正做到“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信任人”。“以人为本”的文化管理理念是专业图书馆“留人”环节当中文化运作方式的根本特征。首先，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决定了只有图书馆员才是专业图书馆的主人翁，一定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图书馆员的需要具有多层次性。只有尊重人，才会满足图书馆员自尊的需要；只有关心人，才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满足图书馆员的友谊、归属和感情上的需要，从而形成专业图书馆对他们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只有信任人，才能充分地发挥图书馆员自身的能动作用。 2.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如果一个专业D书馆中的人际关系良好，那么，图书馆员之间就会情感融洽，工作协调一致；而人人心情舒畅，图书馆员就会热爱这个单位并愿意为她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专业图书馆人际关系和谐的目的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指图书馆员之间相处融洽，没有人际关系矛盾和激烈冲突；二是指图书馆员之间目标期望值的相容性；三是指图书馆员之间目标的一致性。因此，专业图书馆应该尽最大努力营造出一种亲密和谐的文化环境，这种文化环境氛围能够把专业图书馆、领导者和图书馆员紧密地联系成一个整体，从而使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发挥出来。 四、专业图书馆人员发展环节中的文化运作方式 1.树立专业图书馆人员发展环节中正确的管理理念。从专业图书馆的性质来看，图书馆员是单位的主人翁；从专业图书馆文化管理的主旨看，它是“为了人而进行的管理”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从专业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只有将图书馆员的个人发展作为其不可或缺的环节与职能，才能够充分地调动图书馆员的积极能动作用。因此，专业图书馆不仅要树立正确的人员发展观念，而且要建立一种有利于图书馆员发展的良性培育机制，才能够让他们看到自身与单位发展的美好远景，从而发挥出最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2.开展各种方式的培训和教育活动是专业图书馆人员发展环节中的重要职能。进行专业图书馆文化建设的教育与培训是文化运作方式的显著特征。专业图书馆在对新录用人员的培训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化建设培训。 3.对全体图书馆员进行专业图书馆文化培训。从专业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对图书馆员的培训一般包括态度培训、技巧培训和知识培训。对图书馆员的态度培训包括：①战略意识，也就是在做具体工作时始终不能忘记本单位的战略目标，以避免机械盲从；②彻底的“现场主义”，所谓现场就是直接面对读者的地方，也就是情报服务第一线，而服务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本单位的服务品牌的建立和发展前途；③“自主管理”的意识，也就是每个图书馆员既是劳动者，又是所在岗位的管理者，要时刻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想方设法改进工作，革新创造；④“尊重人性”的管理意识，也就是要体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在以上四种意识培训中，贯彻并落实“尊重人性”的管理理念，是实现全体图书馆员态度培训目的的最终选择，而这也正是专业图书馆文化管理的主旨。 4.专业图书馆要采用各种激励方法调动和发挥图书馆员的能动作用。运用精神鼓励的方法和手段是专业图书馆人员发展环节中文化运作方式的重要特征。专业图书馆精神激励的主要方式包括：（1）目标激励；（2）内在激励；（3）形象激励；（4）荣誉激励；（5）兴趣激励；（6）参与激励；（7）情感激励；（8）榜样激励。 五、专业图书馆人员评价环节中的文化运作方式 在专业图书馆人员评价环节中，士气评价的指标化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1.士气评价是比较抽象复杂的工作。因此必须分清士气表现和评价的指标性结构，才能够使其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从士气的表现形式及其评价指标来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首先是精神面貌；其次是对于专业图书馆的忠诚度；最后是团结协作精神。 2.开展士气调查，并为士气激励打下基础。士气调查就是要调查图书馆员对专业图书馆组织所抱的态度及其精神状态。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图书馆员对于专业图书馆发展的希望、感想和满意程度以及他们的归属意见和工作积极性。进行士气调查的主要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人事统计法、自由陈述法、态度量表法、面谈法和事例分析法等。_展士气调查对于专业图书馆的人力资源开发和组织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可以使专业图书馆了解图书馆员对工作、对同事和对单位的态度，从而为协调内部人事关系、改进专业图书馆的组织管理提供重要的依据；其次，开展士气调查可以成为专业图书馆上下级沟通的重要手段，有利于提高图书馆员对于管理工作的信赖感，实现上下级的谅解与合作；最后，可以使专业图书馆有针对性地进行士气激励。 六、专业图书馆人员调整环节中的文化运作方式 1.专业图书馆的人员调整环节应该坚持“因材施用”的理念。专业图书馆在进行人员调整时，应该兼顾单位发展和图书馆员个人发展的共同需要，才能够做出最佳决策。为了做到因材施用，专业图书馆应该采取允许并鼓励图书馆员在单位内部“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措施，使大多数的图书馆员找到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工作岗位，这样就能够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种做法不仅能够使图书馆员的个人发展目标与专业图书馆的人事规划更加趋于一致，而且还有助于图书馆员在工作变动较多且更加“符合自己心意”的情况下，加倍地努力学习和工作，使自己的素质和能力得到较快的提高。 2.对于图书馆员的晋升应该引进功绩晋升制度文化，并建立相应的竞争机制。专业图书馆的人员调整包括职务的升降和平行调动。职务和职称的晋升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内在激励，能够使图书馆员产生较强的责任感、成就感和事业心；同时职务和职称的晋升也是专业图书馆留住人才和推广“以馆为家”精神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在干部聘用制度中引进功绩晋升制度文化并建立相应的竞争机制，依靠素质竞争上岗，根据绩效升职或者降职，从而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各个职位的择优用人，而且有利于专业图书馆不断地发现和提拔杰出人才。功绩晋升机制本身就是鼓励图书馆员积极进取，完善素质，不断提高能力，做出成绩，在实现专业图书馆的组织目标和职位要求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 3.专业图书馆对于图书馆员的退休和解聘等人员调整环节应该体现相应的礼仪文化。不论图书馆员退休或被解聘，抑或自行要求调动的，专业图书馆都应举办相应的礼仪活动，来体现单位对于人才的关心和尊重。这样做不仅能够体现一个专业图书馆成熟的人才观，而且还表明了单位对图书馆员的尊重，并且能够通过此事吸引愿意来应聘的有用人才以及让留下的图书馆员增强对单位的信任和责任感。 图书馆专业论文:高职院校图书馆围绕专业开展服务模式研究 [摘 要]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步入快车道，围绕专业教学和实训开展服务是图书馆作为教辅部门的职责体现和服务内容的革新。本文以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全面介绍了图书馆围绕专业开展服务的活动背景、思路、目标、内容和效果。 [关键词]高职图书馆；服务模式；专业群书库；专业服务 以传承文化为使命的高职院校图书馆，过去一直将文化教育作为基础职能，在专业服务方面较为忽略。如今高职院校图书馆面临的教育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图书馆必须根据学校的发展目标及方向调整服务内容及方式，主动融入到学校的整体战略发展过程，才能更加有效地体现图书馆的价值。 近年来，随着政府和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关注逐年提高以及外部环境逐步改善，高职院校的专业内涵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不少院校把专业内涵建设当作学校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专业建设是学校办学思想和办学思路的具体落实，是实现人才培养的载体，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和学校办学特色的集中体现[1]。在此背景下，作为教辅部门，如何更好地为专业建设、专业教学、专业实训提供服务成为高职院校图书馆必须面对的课题。本文拟以首批28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的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南职院”）图书馆围绕专业服务所开展的实践活动为例，全面介绍活动背景、思路、目标、内容与效果，为高职院校图书馆实施专业服务活动提供参考。 1 专业服务内容框架 依托于图书馆在文化传承、信息保障及作为大学生专业学习的第二课堂等方面的优势，建设专业群书库、毕业设计作品展厅、工艺美术基地、桂菜博物馆等一系列为专业建设服务的场馆设施，开展专业体验课进图书馆、嵌入式专业信息素养课、“教授有约同读书”等一系列活动，为学校专业建设及学生的专业学习提供服务与保障。整体专业服务活动框架如表1所示。 2 案例解析 2.1 空g布局 图书馆建筑规划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图书馆的服务职能与发展目标，将文化教育与专业服务并重，在环境营造、专业服务与文化展示等方面做了重点规划和设计。 2.1.1专业群书库。“专业群”是高职教育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常用名称，蕴含着高职教育教学组织观念和专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专业群为教学单位，将专业作为课程的组织形式，以专业群为背景开发课程，通过课程整合与重组实现更高水平的专业培养，将专业群作为学校内部资源使用与人才产出的实体组织，以专业群为单元组建二级学院[2]。“专业群书库”是将存在资源关联的专业文献信息资料包含图书、期刊、报纸、电子数据库等，通过空间分布上的“集聚”打包形成独立书库或者阅读空间，是对传统图书馆文献资料馆藏布局方式的一种变革，是基于“以读者为中心”服务理念打造的综合统一的服务平台。其完成了两个维度的整合，一是服务流程的整合，集书库、阅览室、自修室为一体，将藏、借、阅、学、赏、用融为一体；二是服务内容的整合，将专业群相关的多种载体的文献资源陈列于同一空间，专业资料一站式获取，大大提高了读者专业资源的获取效率。 南职院构建了7个重点专业及特色专业群，与广西机械制造、建筑房地产、商业流通、旅游服务、东盟国际贸易、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对接，图书馆主动适应学校发展战略，对应设置了7大专业群书库，服务师生读者（图1）。 2.1.2 工艺美术基地。图书馆与校艺术工程学院合作建立的工艺美术基地由陶艺设计制作实训室、模具成型实训室、装饰绘画与漆画实训室、雕刻制作等实训室组成。满足陶艺设计、泥模雕塑、模具制作、锻铜设计与制作、装饰绘画、壁挂设计与制作、木雕设计与制作、漆画设计与制作等课程的教学需要，同时承担室内设计行业对民族工艺品样式的研发与生产工作。基地的建设以工学结合为主线，突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和创新，以学院为主体、行业企业深度参与为机制，以重点专业建设为龙头，为全面推进课程体系、实训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和教学团队的系统改革发展建立平台，创新具有工艺美术特色的艺术类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打造产、学、研、创一体化教育基地。 基地的建设与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和服务实现了无缝双向对接，一是要发挥基地产、学、研、创的功能离不开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支撑，打通了资源建设与资源使用的壁垒；二是中心为图书馆的场景化服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比如嵌入课程服务、嵌入实训服务、嵌入产品研发创新服务等，同时基地内大量手工艺作品形成了图书馆的实体特色馆藏，丰富了馆藏内容，用于为读者提供体验式服务。 2.1.3 桂菜博物馆。图书馆与旅游学院共建的桂菜博物馆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于一体，通过点、线、面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人物与事件结合，实物与文字结合的形式，全景式、多方位展示桂菜的发展历史和演进过程。这是以桂菜文化展示为主题，集旅游、休闲、娱乐、美食为一体的桂菜美食文化庄园，便于向读者普及桂菜文化起源、演变及发展，让读者了解学校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的建设、教书育人、科研水平及图书资料等情况。该博物馆是全国职业院校第一家地方菜系展示、宣传、交流和教学中心，拉近了普通读者与广西餐饮文化之间的距离，搭建了专业读者与专业文献资源之间的桥梁，同时作为一个产、学、研、创一体化的全国学术交流平台提升了图书馆的知名度。 2.1.4 作品展厅。作品展厅以书架和展板为主要设计元素，利用不规则陈列的书架，主题相关的书籍和作品将读者紧紧包围，打造出时尚感、交互式、阅读氛围浓厚的主题图书阅读空间，为读者创造出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 南职院艺术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的学生毕业成果以毕业设计作品为主，每年大量的建筑装饰设计、游戏动漫设计、系统仿真应用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技术含量，在展厅展出有利于学生作品的宣传和专业的传承，对低年级学生的学习有很好的示范效应，起到指导、督促和带动的作用，引导更多学生走进图书馆、使用图书馆。 2.2 专业服务 2.2.1 “教授有约同读书”。每年的世界读书日及孔子诞辰日，图书馆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但此类活动大都缺乏连续性、系统性。如何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学习型阅读？如何引导读者阅读更多的经典书、专业书？如何打造品牌化、持续性的读书活动？如何分享教授、专家、学者的读书方法，让更多人受益？南职院图书馆自2013年起推出了“教授有约同读书”活动，每月定时邀请校内外行业专家、教授走进图书馆，与读者圆桌座谈，平等对话，分享个人阅读经验与方法，探讨行业特点及趋势，推荐专业必读经典，用专家、教授的独特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引导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活动利用抢票平台，限制每期参加人数，还利用微信直播扩大影响力，自推出以来，受到了同学们的大力追捧和欢迎。 2.2.2 专业信息素养课。为了应对海量信息带来的挑战，适应时展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已经成为大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必需的素质之一。高职院校的学生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中重要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提高信息素养对于提高其自主学习与就业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高职院校中开展信息素养教育非常必要[3]。目前，高职院校图书馆普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信息素养教育，但大都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未能做到与专业的结合，故而成效不大。笔者在《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一文中提出相对于单独设立的信息素养课程，将信息素养教育嵌入专业课程更加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缩短学生学习时间，同时有了专业教师的参与，还可显著提高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教学效果。从结合的方式来看，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部分介入，图书馆只参与专业课程的部分内容；另一种是全部介入，图书馆全程跟踪专业课程的教学，与专业教师共同完成教学大纲、教学设计与教授课程等任务。 南职院图书馆自2015年起开设了嵌入式专业信息素养课，选派图书馆教师担任二级学院联系人。一是专业课备课期间，授课教师提供推荐书目，图书馆负责图书保障，纸电同步，子书做成二维码，一键扫描即可获取；二是搜集专业课程相关信息资源，包括纸质资源（含图书、报纸及期刊等）、电子资源（含学习平台、学习资料、电子图书、网络在线免费资源等）、专业学习论坛、行业名师及相关名人的微博/博客等，在专业课授课期间，利用1至2个课时嵌入到课程教学讲授信息素养基本理论及专业学习资源，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提供信息服务。目前该课程已覆盖全校9个二级学院，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2.2.3 专业课进图书馆。专业群书库、工艺美术基地和桂菜博物馆的建设为专业课走进图书馆搭建了一个基础平台。一是专业群书库收集整理了相关专业的各类纸质和电子资源，为师生教学提供了便利；二是工艺美术基地、桂菜博物馆为课程教学实践部分提供了理想的场地和环境；三是主动对接人文大讲堂、插花艺术等人文类课程。以上做法不仅提高了图书馆的人气，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图书馆的学习和读书氛围，丰富了图书馆的服务内涵，增加了图书馆资源的使用率。 2.3 院馆合作，应用RFID 目前图书馆界RFID的应用正以每年30%的递增速度在飞快发展，关注并积极应用RFID技术对于图书馆实现数字化全覆盖、泛在智能化的新型服务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4]，主要体现在自助借还、自动分拣、图书查找与定位、图书上架、架位注册、图书盘点理架、图书剔旧、安全防盗、标签转换、智能书架、智能便携式找书器等方面，可以大大提高图书馆智能化管理水平和改进用户体验。随着应用及推广RFID的时机逐渐成熟，很多图书馆都在积极探索并规划行动。但是RFID高昂的建设成本对于很多图书馆尤其是高职院校图书馆来说都是难以企及的，有没有可能借助于二级学院的力量完成建设升级呢？南职院图书馆大胆创新，开创院馆合作新局面，实现了共赢。 物流管理专业作为南职院国家级重点专业，2014年申请到德促贷款用于建设物流实训基地，鉴于图书馆的藏书和流通业务与物流管理是相通的（表2），图书馆与物流管理专业所在的商学院进行了紧密对接，探讨了在图书馆打造物流实训基地的可能性。调研发现在图书馆应用RFID技术建设物流实训基地的方案具有可行性，一是利用现有成熟独特的空间优势，无需再投资建设场地；二是方便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在校内进行学习和实训，可以第一时间让学生体会到新技术在物流仓储中的使用情况，基地配置的自动分拣系统，手持式盘点机和智能书架，微缩了物流中的分拣、远程盘点、货物整理跟踪的所有功能；三是实现了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升级。 3 效果分析 （1）有效拉近了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提高了资源有效利用率，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2）有效拉近了图书馆与各二级学院之间的联系，在开展其他阅读推广活动时，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3）通过院馆合作模式，图书馆使用RFID技术，实现了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升级，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资金使用率，对于普遍缺乏经费的高职高专图书馆来说，主动寻求与二级学院的合作是一种值得参考的选择和途径。 （4）提升了图书馆在学校的形象和地位，图书馆与二级学院合作建设的工艺美术基地、桂菜博物馆等已经成为学校领导接待嘉宾的必到之地。 （5）围绕专业开展服务的模式得到了全校教职工和读者的认可，图书馆在近三年的年终考核中连年获得最佳服务部门称号。 4 结 语 从实施效果来看，围绕专业开展服务项目的模式是正确的，今后专业服务项目的开展要在这两方面进行加强：一是提升图书馆馆员专业服务的能力，通过培训、交流等措施实施馆员能力提升计划，为进一步开展专业服务提供人力保障；二是打造图书馆专业服务项目品牌，加强活动营销与宣传，扩大活动辐射面与影响力。 图书馆专业论文:高职院校图书馆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的建构与实施?鄢 摘要：专业是高职院校办学育人的核心平台。高职院校图书馆从制度规划制订、实施路径建构、实施条件保障三个方面入手，创造性借鉴学科馆员制度，创新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切实落实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建立学校文献信息资源中心的要求。 关键词：高职院校图书馆；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建构与实施 目前，许多高职院校图书馆提供通识性信息资源开发服务多，提供专业性信息资源开发服务较少，难以发挥学校文献信息资源中心作用。教育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教高[2015]）14号）文件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图书馆只有全面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缺少一支专业服务型馆员队伍，是图书馆难以胜任学校教学信息资源开发服务工作的主要原因。高职院校必须适应学校信息化建设需要，建构和实施图书馆专业服务型^员制度。 建构和实施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首先是高职院校图书馆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历史必然。网上信息资源浩如烟海，从中获取有用的专业性信息资源犹如大海捞针。据统计，我国图书馆界和各类情报所藏的中文文献70%以上未被利用， 外文文献90%以上长期未被利用。而许多教师在教学、科研工作过程中至少要花40%―60%的时间去获取信息。第一，一方面是大量价值很高的文献信息未被开发，另一方面是教学、科研需要的大量有价值的文献信息无法获得。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专业馆员提供主动创新的信息服务。第二，是高职院校图书馆适应专业教学转变服务方式的必然结果。高职院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学生和教师对文献信息需求的专业性强、岗位工作关联度高，往往是在实践教学现场边获取边应用。建立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满足学生和教师的专业信息需求，也有利于专业文献信息的深层次开发和利用。第三，是高职院校图书馆适应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需要。应用研究与社会服务是高职院校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阵地。研究与服务人员从制订科研与服务计划、申报课题项目、开展研究与服务，到出研究和服务成果都需要切实到位的专业信息资源服务支撑。第四，是高职院校图书馆馆员提升服务能力的需要。在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文献信息数量急剧增长，文献信息的载体多种多样，读者需求更加个性化、专业化的背景下，普适性信息服务能力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读者的需要，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的出现，是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向深层次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将大大激发馆员的提升信息服务能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优化高职院校图书馆馆员队伍结构。 一、图书馆专业服务型馆员的内涵与特征 专业服务型馆员是高职院校图书馆专业馆员群体中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一是要具有某种专业背景，达到本科以上学历层次或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二是受过文献情报专业训练，并有一定的图书馆工作经历，达到图书馆专业硕士学历或具有图书馆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三是有一定的企业工作资质和经验，或有职业资格证书，或有企业工作、挂职锻炼经历。能够在专业与图书馆服务之间搭建相互沟通的桥梁，及时准确地收集特定专业学生学习信息资源需求信息，教师教学、应用研究、社会服务信息资源需求信息，以及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信息资源需求信息；能够熟练面向特定专业开发数字化信息资源体系，在建设、使用和管理网络化信息资源应用系统中发挥核心骨干作用；能够主动地、有针对性地面向特定专业领域学生、教师提供深层次、个性化信息获取与利用服务。专业馆员的信息资源服务有如下主要特征。 （一）信息服务的专业性。指专业服务型馆员面向专业的人做服务专业的事，具体说就是围绕学生学习、教师专业教学、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问题、项目、任务等，定位服务目标、服务内容、服务职责、服务方式。其工作职责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与分院、专业共同制订专业信息资源体系建设规划、年度计划，开展专业信息资源体系建设、应用与管理工作，定期征求对专业信息资源体系建设和服务工作的意见；二是根据学生学习需求，教师教学、应用研究与社会服务需求，提供信息资源，开展信息资源应用培训和咨询指导；三是负责课题项目申报、开题前查新、文献检索及原文传递服务，以及课题项目研究全程中的文献跟踪服务。上述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职责要求专业服务型馆员既要具有某种专业背景，同时具有文献情报专业服务能力，能够有针对性地向特定专业领域的教师和学生提供深层次、个性化信息资源获取与利用服务。 （二）服务时空的泛在性。专业服务型馆员基于网络平台、信息与智能技术和专业性信息资源体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随时随地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2014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读者调研结果表明，80%以上学生对图书馆学习需求已经从专业知识习得、文化休闲，向解决实训实习问题和工作实践问题、完成实训实习项目和工作项目任务拓展；学习时空从课堂、图书馆向实训、实习、实践现场拓展；学习内容从系统化掌握知识向碎片化应用知识拓展；学习过程从先学习再应用向工学结合拓展；学习方式从个体学习向团队协作学习拓展。许多学生都利用电子邮箱、短信、微信相互推荐分享学习。75%以上教师对图书馆学习需求，已经从学科专业知识更新、文化休闲，向解决教学、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问题，完成教学、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项目拓展；学习时空从办公室、图书馆向教学、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现场拓展；学习内容从系统化掌握知识向碎片化应用知识拓展；学习过程从先学习再应用向工学结合拓展；学习方式从个体学习向师生互动、科研团队互动、社会服务团队互动学习拓展。许多教室都利用电子邮箱、短信、微信相互推荐分享学习。泛在学习即线上线下结合、随时随地、学用融合、交流分享、召之即来取之即用，将成为高职院校师生学习的新常态。高职院校图书馆必须与时俱进，建立实施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资源获取和利用服务。 （三）服务方式的嵌入性。指专业服务型馆员将图书馆专业性信息资源服务融入学生学习和教师的教学、应用研究、社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远程教育课程教学中，馆员整个学期都与班级在一起，为学生查阅课程Email，组织图书馆利用方面的讨论；学生们认为嵌入课程中的馆员对他们的学习非常有帮助。目前国内外一些大学图书馆通过实行学科馆员制度，推动专业服务型馆员走进院系、融入学科团队、嵌入研究过程，利用手机移动服务、2RSS服务、桌面工具、学习网站服务等技术手段为读者提供嵌入式服务。高职院校图书馆应结合自身实际借鉴这一经验，建立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团队合作精神、学习协调能力的专业馆员队伍，为专业服务型馆员融入专业教学、应用研究研发、社会服务过程，创新满足高职院校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需求实际的嵌入式服务模式，促进图书馆服务更加紧密地贴近师生专业学习需求，促进馆员与师生的深度融合与全面合作，推动学生、教师加快转变学习方式，提升学习与教学效率。 （四）服务过程的共生性。“共生”一词源于生物学，共生理论和方法20世纪中叶以来被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在高职院校专业信息资源服务体系中，专业服务型馆员、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学生教师四方是一种“共生关系”。专业服务型馆员、教师学生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学习，协同进步，共同成长的共同体。专业服务型馆员的成长促进学生教师的成长、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同时，学生教师在成长过程中，也必然促进专业服务型馆员的成长和进步，促进信息资源体系的不断完善。 二、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的内涵与特征 制度，这里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为维护正常工作、劳动、学习、生活的秩序，保证各项政策顺利执行和各项工作正常开展，依照法律、法令、政策而制订的具有法规性或指导性与约束力的行动的准则和行动依据。制订和实施制度的过程是国家法律、法令、政策的具体化的过程。高职院校建构和实施图书馆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的依据是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规程”指出：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与中心，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高等学校可根据学校校区分布或学科分布设立相应的总图书馆、校区分馆、学科分馆和院（系、所）分馆（资料室），分馆（资料室）受总图书馆领导或业务指导，面向全校开放。图书馆馆员包括专业馆员和辅助馆员，专业馆员的数量应不低于馆员总数的50%。专业馆员一般应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层次学历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经过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或系统培训。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是根据高职院校办学育人信息资源需求特点，结合高职院校专业信息资源服务特点，落实《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制定的，旨在充分发挥图书馆信息资源集散与服务中心的作用，保证专业服务型馆员有序高效开展信息资源服务工作，是具有指导性和约束力的图书馆工作准则和管理依据，包括专业服务型馆员工作职责职能，专业服务型馆员工作流程，专业服务型馆员工作规范，专业服务型馆员专业技术职称与评定岗位聘任办法，专业服务型馆员工作质量控制与业绩考核办法，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实施办法，专业信息资源集散与服务中心建设、使用与管理办法等，专业服务型馆员专业发展工作指导性意见，专业服务型馆员专业能力标准与测评办法等，有以下特征。 （一）指导性和约束性。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从职责职能、工作流程、工作规范等方面，明确了专业服务型馆员的责任目标、工作任务、工作路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对专业服务型馆员职业定位、职业成长、职业发展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同时明确了专业服务型馆员与其他专业馆员的区别，对专业服务型馆员职业定位、职业成长、职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同时，对学校、图书馆如何建立、管理专业服务型馆员队伍，促进专业服务型馆员成长发展，也具有指导性和约束性。 （二）鞭策性和激励性。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从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与岗位聘任、工作质量与业绩考核、专业能力标准与测评等方面，明确了专业服务型馆员职业发展方向和目标、职业发展的上升通道，以及在专业知识结构、职业能力资质、职业素质等方面的复合型要求，对专业服务型馆员履行工作职责职能，规划职业生涯发展，专业学习和业务培训提高等具有较强的鞭策和激励作用。 （三）规范性和程序性。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为依据制订，经过岗位需求调查分析、专家小组起草、学校学术委员会论证、办公会校长讨论通过等工作程序，是专业服务型馆员有序开展专业信息服务工作的行为准则，相关部门实施图书馆专业信息服务工作管理遵循的依据，对专业信息服务工作程序实现规范化，专业服务型馆员岗位责任实现法规化，专业信息服务工作管理方式方法实现科学化，专业服务型馆员业绩评价标准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 协调性和保障性。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的建构和实施，是一项涉及学校人事制度改革、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专业建设与发展、学校信息资源体系建设、图书馆馆员队伍结构优化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一个系统性的、较为完善的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有利于协调有关各方整合优化组织资源、管理资源、政策资源、经费资源，形成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构建与实施的合力与保障机制，有序有效推进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的构建与实施工作。 总之，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既是一个专业服务型馆员有为有位，实现自身价值的工作平台，也是学校对图书馆专业服务工作的管理平台，是高职院校在互联网环境下，根据专业发展需要和图书馆自身发展需要，对图书馆专业信息资源服务体系建设和实施，做出的具有合理性、现实性、发展性和预见性的制度安排。 三、图书馆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的规划与实施 （一）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是对学科馆员制度的借鉴与创新。学科馆员制度在国内外有不同叫法，如学术联系人（Academic Liaison Librarian）、联系人（Liaison Librarian）、学科专家（Subject Specialist）、学科馆员（Subject Librarian， Faculty Librarian）等。最早出现在美国、加拿大等一些欧美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图书馆里，是图书馆定题服务的延伸。1981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推出跟踪服务，由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出击。学科馆员制度是图书馆外在环境受到挑战和自身抢抓机遇发展的结果。20世纪七八十年代，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读者的信息环境和信息能力得到极大改善，非图书馆的网络化信息服务以其简单、易用、交互、集成、融合等特点更具吸引力，图书馆的生存受到威胁。但图书馆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许多图书馆以读者为核心从完善自身业务流程和内部管理做起，倡导一站式整合服务，使新技术被广泛应用在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上，馆员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LIB2.0的概念、理论、技术、方法和实践使图书馆管理发生颠覆性变革，IC等设计思想使图书馆成为最理想的学习场所。学科馆员制度经历了第一代制度范式――专业参考咨询、数据库检索、用户信息素质的培养、学科联络机制、对口院系联系、收集资源建设意见等，到第二代制度范式转变――建立嵌入用户科研过程的集成化学科服务机制、贯穿项目申报与研究结题过程、项目及衍生物报奖查新、新产品研发申请专利，推动学科馆员从文献服务走向信息环境的构建服务、文献信息资源与服务的推广、用户信息环境的规划设计、科研过程中资源的推送与合作，建立了基于学科的资源和服务平台、资源整合平台，以及机构仓储、学科导航、开放获取机制。当下，大学图书馆系统总分馆模式将推动第三代服务范式转变，促进学科馆员形成学科团队服务，成为专业馆员的主体，使学科化服务成为未来图书馆最主要服务；不断深化课题文献长期跟踪服务、把握学科前沿引领学科发展、利用现代网络交流工具开展信息服务等。[3]高职院校是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主，通过输送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应用研究、行业企业服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类型，通过专业结构对接产业结构实现创新发展和办学育人功能。与研究型大学以学科为中心提升研究型人才培养能力和学科研究能力不同，高职院校围绕专业建设和发展，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能力，应用研究和行业企业服务能力。因此，高职院校需要学习借鉴学科馆员制度构建与实施的思路，创新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加快推动图书馆把信息集散与服务重心放在专业平台上。 （二）基于专业信息需求特点规划制订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第一是划制度目标，把教育部对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中心的定位，设置学科分馆和院（系、所）分馆、专业馆员等要求，落实到图书馆近期、中长期、长期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确定专业服务型馆员服务的目标；第二是健全组织机构和制度，主管副校长牵头成立由图书馆、教务处、科研处等部门参加的专业信息资源服务工作委员会，图书馆成立专业信息资源服务中心，同时出台一系列管理规章制度；第三是遴选专业服务型馆员，条件包括具有对口的专业知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硕士学历或中级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第四是角色定位，专业服务型馆员具有专业背景、图书馆学专业和计算机应用知识，具有观察能力、沟通能力、信息素质、科研能力、综合判断能力，具有甘为人梯的精神，做图书馆信息资源服务和用户需求之间的桥梁；第五是工作内容定位，通过掌握对口专业网络信息资源，对口专业学生学习进度、信息需求，教师教学、应用研究、社会服务信息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信息资源服务工作，打通图书馆与对口专业之间的服务链，能够完成专业资源筛选、个性化集成、编写使用指南，开展用户培训、征求用户资源建设和服务意见、课题文献检索、专业导航、专业课程咨询、课题文献述评、给出科研建议和意见、重点课题文献持续跟踪等工作。 （三）基于嵌入式服务建构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实施路径。第一，建立快速流畅的服务反应机制，及时了解用户信息和服务需求，及时反馈给图书馆相关部门，提出并落实解决方案，全程监控解决过程，及时了解用户满意度及进一步需求，打通服务链，提供集成化的一站式信息服务。第二，建立馆员服务嵌入专业建设发展机制，通过教学资源库建设、运行和管理将资源与服务嵌入学生课程学习和教师课程教学、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过程。第三，建立馆员用户互动机制，引导用户参与用户体验，通过泛在的合作授课、合作学习、合作研究融入用户。第四，建立个性化信息服务机制，通过建立LIB2.0个性化服务平台，及时把握个性化需求，实现个性化采集集成、个性化推送呈现、个性化检索。第五，切实把握专业服务型馆员上岗后的几个重要环节，如通过专业服务型馆员推荐函寻求分院、专业的支持，与班级、教师建立联系，做好岗前培训工作，参加专业的科教研活动，定期开展学术研讨，对服务能力、服务流程、服务目标达成及时总结。总之，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实施，是图书馆信息服务从有限到无限、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环境、从整体性满足到追求个性化需求、从单打独斗到馆内协同甚至多馆合作、从数量保障到质量提升的转型升级过程。第六，建立专业服务型馆员服务评价机制，总的评价原则是用户满意。通过图书馆+用户满意的测评双向考核；评价的原则是定性+定量；定性考核内容包括是否已经开展了富有成效的专业信息服务，是否与对口专业用户初步形成密切联系、动态跟踪和不断更新的方法和机制，是否熟悉专业核心信息资源、服务系统和检索与处理工具；定量考核指标包括与对口专业建立联系的数量，重大研究项目跟踪服务数量，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用户服务数量，泛在式服务的范围和推送服务数量，用户满意度测量，培训活动数量与规模，需求调查次数和范围，专业信息需求分析和馆藏发展报告的数量和质量。 （四）全面优化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实施的保障条件。外部保障：第一，提供工作岗位保障，重点是明确：岗位的数量、类型、层次，专兼职岗位比例。第二，提供信息服务条件、设备与经费保障，优先为专业服务型馆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第三，建设服务技术平台，有效支撑专业化信息服务。第四是通过制定政策，健全规章制度，保障专业化信息服务可持续发展。内部保障：第一，通过遴选、培训、聘用、考核、激励等措施，从信息服务“广、快、精、准、特”等方面，切实提高服务能力。第二，把馆员职业生涯规划、成长成才指导、专业能力培训等纳入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建立健全馆员专业发展机制。第三，不断优化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通过不断探索和总结，把服务目标、馆员资格审定、聘任、奖惩、工作量、培训内容、服务手段、服务效果等通过制度固定下来。第四，完善图书馆组织管理水平，按《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要求安排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担任馆长，充分发挥专业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作用，有效参与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规划制定、组织实施、培训评价。第五是专业服务型馆员遴选要严格把关，宁缺毋滥，特别要重视善于沟通、主动学习、积极参与、尽职尽责等素质。 四、结语 专业服务型馆员制度，是高职院校图书馆在互联网+环境下，为迎接新机遇和新挑战，从自身信息服务的专业性、泛在性、嵌入性、共生性特点出发，借鉴普通高校学科馆员制度，落实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从制度规划制订、实施路径建构、实施条件保障三个方面入手，对图书馆服务体制、服务模式、管理机制做出的制度性安排与实践。 图书馆专业论文:关于高校图书馆管理专业问题的探究 摘要：图书馆管理在平时应用较为广泛，对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科学发展都显示出是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图书馆管理中，我们必须要对现代图书馆管理基础体系有着充分的认知和定位，本文将结合当前实际情况，针对图书馆管理专业教学问题展开分析与探究。 关键词：图书馆管理；教学；模式 前言 高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应用中，其主要目的是采用新的观点和新的审视角度出发，提高教学效益，完善学生的能力培养体系。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高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已经深入到各个行业，使社会技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相应的图书馆管理方法和应用都在椎陈出新。在高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工作开展过程中，要充分以社会需求为目标，坚持培养高素质伏秀人才为己任。面对与社会需求发展不适合或其他实践环节中的问题，及时采取调整方案，通过不断进行科学改革与改进，实现现代教育的应用性。 一、高校图书馆管理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高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所涵盖的知识点数量是巨大的。在图书馆学诞生之后，教育学家开展了大量D书馆学的实际应用实验。经过了长时间的试验之后，发现很多人对文献分类法的理解仅仅局限在表面，而忽略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的理解还停留在表面。当前阶段，我国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负于表面，没有深入研究如何加深图书馆学的内涵，仅仅有少量的学校重视了信息用户研究，使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浮于表面，脱离实际，教学质量自然难以保证。学生与教师都不接受当前的教学方式，需要一种全新的教学形式来改变这一现状。 在最初的图书馆管理当中，图书馆学仅仅作为单一的学科出现，而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与创新，图书馆管理已经成为了集大成为一身者，涵盖了多学科、多专业的知识，在其涵盖的领域内不断发扬壮大。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当中都能看到图书馆学的身影，无论是代表人类最高科技水平的科学界，还是与人们衣食住行机密联系的基础制造业，图书馆管理都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由于人类迈入到信息行业，接收到的信息呈爆炸式增长，越来越多的专业都受到了图书馆学是研究和开发的影响，因此高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发展前景是巨大的，应该在教学当中就融入科技文献检索的内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图书馆管理专业构建的重要性分析 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发展，图书馆管理专业在教育教学、人才培养与办学定位方面都需要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图书馆管理是社会领域多个高精尖行业的基础，充分领会图书馆管理专业的精髓，并结合其他领域进行专业化应用，才能够充分体现出该专业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带动下，图书馆管理的需求量也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这就要求在高校中加强对图书馆管理专业的重视。对于一些没有开设此专业的高校，更是十分有必要加强对图书馆管理专业的构建认识，以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传统的高校课程教学以理论为主，而现代社会需求则更加强化应用性。应用型本科教育是社会经济、科技不断发展的基础。图书馆管理专业的构建要充分以培养社会市场需求的大量能力强、职业素质高的人才。 对于图书馆管理专业的科学构建更能够实现学生自身价值的需求。在新的就业形势下，学生要想在毕业后能够快速融入社会岗位，就需要在高校内充分储备好图书馆管理专业应具备的知识，锻炼职业素养能力。在专业构建中，高校要以全方位、多层次以及多环节培养出高素质优秀人才为目标，使学生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三、高校图书馆管理构建实践 1、重视引进人才与培养人才 要通过重视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方法不断壮大师资队伍。在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管理专业，要支持与鼓励引进40岁以下的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平均每年推荐三名优秀的青年教师参加博士研究生考试，为创造引进具有博士头衔或教授职称的重点学科带头人。 要以质量为目标，加强对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在系教学指导组的组织下，选拔敬业精神强、工作负责、教学质量高的副教授以下的教师为导师，发挥其指导作用，做好青年教师的引领作用。引入竞争意识与激励机制，对青年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指导与对比，促进其在教学与科研方面的不断进步。 2、强化课程教学改革 在图书馆管理专业教学中，要充分认识到学生的特点与社会需求，不断对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进行调节，培养出全面均衡的学省，同时注重为学生专业特长的培养提供良好的条件与环境。一般在前两个学期安排基础性课程，从第四学期开始设置专业知识课程，同时开设图书馆管理方向的系列选修课。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特长进行选择性学习。在第七学期开始设置教育实习，以不断提高学生的实践与动手能力，以社会需求为目标，增强实践效果。 现代教学方法改革中，要充分认识到专业建设以就业为指导、以技能培养为主线，以现代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建设与完善新课程体系。将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教育、专业技能教育与职业能力教育模块充分结合。在构建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与其他学科、专业的结合，不断拓宽学生的思维界线，以提高数学素质与综合素质培养与建立。 3、加强学生学习应用技能训练 所有专业课程的学习都是以应用为目标，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需求背景下，学生的应用技能培养体现出了其重要性。学院应该充分听取毕业生所去单位的意见、毕业生的建议，对培养方案不断进行改进与完善。根据专业的意见，要不断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训练。其中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是一种良好的应用模式，引进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教学指导，掌握教学实训技能。把院校安排的教育实习与顶岗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在应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图书馆管理应用效果。要积极承担国家与各级政府、企业事业的研究项目，在项目运转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技能，提高其参与度，创造更多的价值。另外通过素质拓展活动，将专业学生的思维、品德、人际交往能力等同时进行培养，满足社会复合人才需求。 四、当前图书馆管理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专业定位不明确 图书馆管理专业的定位包含着多重因素，有基础理论、实际应用、应用领域、应用目的、应用原则、应用环境等，同时其还要遵循着数学价值优先的原则。我国高校均开设有图书馆管理专业并不多，不同的学校对专业的认知不同，且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在该专业的定位也不同，对专业定位明确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社会经济服务方面有着很大的作用，专业分位不明确的高校，培养的人才在实际应用和研究中，目标也较为模糊。 2、我国高校的教育观念和数学观念较为陈旧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教师的教育观念较为陈旧，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图书馆管理观念，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校老师对现代图书馆管理的目的和应用方法等认知不全面，在理论依据和实际应用操作方面的思考不深入，在真正的学习上和应用上都有所欠缺，直接导致高校毕业生的社会竞争力低下，实际动手能力低下等现象的发生。我国高校对图书馆管理的应用主要停留在图书馆管理的理论上，教学方法班采用死硬背和机械式学习，影响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学生的图书馆管理专业理论知识薄弱 我国多数高校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认知只停留在图书馆学表面的认知中，同时，高校对图书馆管理专业的认知不同导致其定位不明确，有的高校将图书馆管理专业定位在时代的前列，有的高校对该专业定位在各个领域的实际应用中，导致不同高校对图书馆管理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定位不同，影响学生的认知。高校对图书馆管理专业的理论知识教育应该加强，必要时可以增加公共课和公共选修课来减少专业知识薄弱对学生的影响。 4、教学内容过于陈旧 通常而言，我国教学模式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教学知识、课程知识、教学内容知识、学习知识、教育环境知识、教育价值的实现和教育历史基础知识。教育课程知识和教学内容知识是整个教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是图书馆管理专业的内容。老师对该专业的理解也往往较为落后，例如教育专业的课程内容知识依然停留在普通教育学和心理学，其理论和教育方式和中学阶段数学教育有很大偏差，甚至脱离。此外，部分高校开设的解题研究课只把中学数学习题作为研究对象，对实际问题的理论解决缺乏学术性探讨。 5、教学评价单一 教学评价是教育体系中检验教学是否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手段，在对教师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状况反馈中有着重要的的作用。我国的教学评价多数注重对学生的成绩进行评价，忽略了对教师的评价，过重关注学生的成绩结果，对学生们学习图书馆管理的过程评价弃之不理。科技文献检索的评估下，忽略了学生的创造性和主观主动性，评价方式过于单一，没有个全面、客观公正的对图书馆管理专业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估。 五、图书馆管理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当前在图书馆管理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高等院校必须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改进与完善。下面我们将主要从教学观念、教学方法、培养计划、教学内容、改革模式、应用能力等方面对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改革问题做出探究。 1、对图书馆管理教学观念进行改革 转变学生的教学观念，在教学中要突出高校教师的教学观念的先进性、正确性、教学性等，通过对学生的教育，教会学生如何正确的解决问题，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重视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力的学习，同时不针对学生的反应意识、学习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等观念进行限制，突出图书馆管理的科学价值和实际应用美学价值。 2、对图书馆管理的培养计划进行改革 在教学中，需要对图书馆管理专业进行多样性、实践性教育，充分运用现代化教育模式，不断重视该专业的理论知识，还要作出应用型教育的培养，在培养计划的修订中，需要提高教育科研能力，对必修课的基础予以要求，同时，对选修课的范围予以拓宽，保证学生们对图书馆管理专业的充分认知和学习。 3、制定有效合理的图书馆管理专业教学目标 教学知识目标中，不仅仅包括了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管理、信息管理概论、信息用户研究的基础知识、思想和方法，同时还包括了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世界观、价值观等，使学生对数学与数学应用专业的学习兴趣和信心、学习能力和研究、对情报学科学价值的认知和应用价值的认知有全面的提高。 4、重视学生对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管理、信息管理概论、信息用户研究专业的学术性研究 在新世纪的发展中，不仅仅要有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还要有针对专业的研究能力，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对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管理、信息管理概论、信息用户研究专业进行研究，实现数学教育研究到课堂教学的转变。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撰写图书馆管理专业的论文来提高其研究能力。 5、强化教学方法 为了提高高等院校教学质量，培养创新性专业人才，必须强化图书馆管理专业学生的教学方法，完善改革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培养学习兴趣，完善教学建设，还必须转变传统的教育模式与方法，在情境教学、互动教学中，给学生足够的思维空间和学习空间，这样就能提高学生独立思维的能力，并且提高创新品质。通过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在尊重自主精神与学习精神的同时，让学生的首创与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通过打破传统的“轻实践，重理论”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树立起良好的学习观念，将课堂教学和实践过程结合起来，这样就能提高学生实践创新的能力。 六、结束语 总而言之，由于图书馆管理起源于生活，发展于生活，因此图书馆管理涵盖的知识面十分广大。在对图书馆管理的探讨中，需要充分了解各个领域的应用状况，深入了解图书馆管理的基础理论知识，结合实际情况，综合研究图书馆管理的应用，只有才能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用更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图书馆管理教学，这也是当代教育的最终目标。 图书馆专业论文:浅谈图书馆非专业馆员入职倾向及未来发展 [摘要]随着各公共图书馆新馆的建立以及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改革中的运用，近年来部分图书馆得以招聘大量青年馆员，而对馆员的选择已不再仅局限于图书馆学专业。图情领域部分同仁对此颇为担忧，认为非图书馆学专业馆员的增多易淡化图书馆这一职业，不利于图情学科教育的发展。笔者认为图书馆员非专业化的趋势是图书馆在新时期提升读者服务的产物，并不是“洪水猛兽”，适时的引导、建立成熟的继续教育体系加以培养才是解决隐忧的良策。 [关键词]非图书馆学专业；引导；常态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可分为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专业人员指取得相应学历应聘到图书馆工作的人员，非专业人员指从事维修、清洁、装订、驾驶等工作的人员；图书馆专业人员又可分为图书馆学专业人员和非图书馆学专业人员，图书馆学专业人员指图书馆学专业以及相关的情报学专业、档案学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的图书馆工作人员，非图书馆学专业人员指非图书馆学专业及相关专业毕业的图书馆工作人员。 1馆员非专业化的趋势 图书馆员的非图书馆专业倾向是图书馆界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在公共图书馆还是在高校图书馆，对于非图书情报专业背景员工的聘用近年来大大增加，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现代图书馆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方面已迥异于传统图书馆。计算机信息存储与检索系统、自动借还书系统、采访编目应用系统等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图书馆的日常工作。这些技术的应用替代或简化了部分图书馆传统工作，导致图书馆对传统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减少，对计算机操作、外语水平等通用知识技能则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说，图书馆员正日益成为一个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职业。图书馆人才需求也因此呈现多重取向，不仅需要既懂信息技术又懂专业知识的新型图书馆员，也需要有其他专业背景、善于管理、有自主学术研究能力或者有社会影响力的各类型人才的加入[1]。 以金陵图书馆为例，该馆为江苏省副省级城市图书馆、国家一级图书馆。2006―2016年，十年来该馆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57人，占全馆总人数的518。其中，计算机类专业16人，图书馆学专业9人，应用语言类专业7人，新闻学专业5人，中文专业4人，教育类专业4人，会计专业2人，艺术设计专业2人，数学、法律、历史、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摄影、电子信息工程、哲学专业各1人。 由图1可以看出，2006―2016年，该馆招聘的图书馆学专业应届毕业生占招聘总人数的16，不足两成。2006年之前入职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包括本科）学历的馆员比例较低，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馆员更是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1）图情学院毕业生真正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不太多；2）图情学院不仅包含传统的图书馆专业毕业生，出版、档案、情报专业占比也不小；3）图书馆专业毕业生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越来越远离图书馆实践，所学即所用并不能显现。4）图书馆实践也需要各个专业的人才参与其中，激发与活化图情专业人才的固有知识。 2公共图书馆馆员非专业化的成因与现状 21 对传统图书馆业务而言，馆员专业性需求在降低[JP] 211 采编工作。多年来，图书的采访与编目一直是图书馆传统业务的核心之一。据调查，在图书馆各种岗位上，采访编目是与图书馆学联系最为紧密的岗位，也是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最能发挥专业优势的岗位。随着计算机网络的迅猛发展和全国联合编目中心、CALLS、地区采编中心的建立，近年来该项工作多已外包加工，即使馆员自行加工，不少都是直接套录、下载编目数据作为参考，大大简化了编目流程，进而对于馆员专业背景的依赖也大为降低，非专业图书馆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即能上岗，专业馆员已从繁琐的编目工作中解放。 就采访工作而言，现在许多图书馆拿出一定的书经费，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除了蒙文必要入藏的文献外，其他入藏文献的决定权放手给读者，采用“你选书，我买单”的方式，降低了采访从业人员的专业要求。另外，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或学科馆员参与相关专业文献的采购工作，提高了学科专业性，降低了选书人员的能力要求。 采访工作的纲目采购也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从而影响了采访岗位职数的要求。 212 参考咨询工作。图书馆参考咨询被誉为“图书馆的心脏”，是读者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政府、企业、社会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咨询。 传统的参考咨询馆员，具有对各种印刷本的检索工具了然于心的先天优势，具有各类型数据库检索技巧的特殊本领，随着搜索引擎越来越强大，商用数据库开放了题录与文摘，再加上高校对文献检索课程的普及，用户检索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对图书馆咨询馆员的需求。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图书馆的参考咨询者所具有的先天优势已不再那么明显，尤其是综合性的咨询课题，需要不同专业的学科背景作为支撑；除此之外，随着图书馆参考咨询由传统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的转变，具备相应的网络信息技术与知识的自我更新能力对于合格的参考咨询员来说变得尤为重要。 213 流通借阅工作。流通借阅部门一直是图书馆开展公共服务的主要阵地，随着图书馆信息化的沿革，早期的手工作业大部分已被数字检索与加工替代，自助借还设备、自助办证设备也已应用于各大公共图书馆，图书的顺架与上架工作仅需要基本的图书馆常识即可胜任，对工作人员的图书馆专业知识要求不高，部分图书馆的借阅工作已由编外人员、临时工、志愿者完成。另外，有统计数据表明，印刷型文献的借阅量整体占比呈现下滑态势，原因之一就是已有相当比例的读者使用在线电子资源和掌上阅读，越来越多的读者不用到图书馆就能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资源。 214 关于业务外包。为了整合资源、优化人员配置、节约人力成本，很多图书馆业务外包的范围越来越大。业务外包的范围包括专业性业务外包（如图书采访编目、图书加工、报刊装订、书目数据库建设、现代化技术）和事务性业务外包（如图书上架、整架、公共卫生、安全、消防、绿化、设备的保养维护和管理等）[2]。图书馆通过业务外包，一方面有利于节省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优化人员结构，提高工作效率，使图书馆可以选择人力资源成本更低的兼职人员或非专业人员从事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业务外包的一个主因是对图书馆核心工作的再认识，越来越多的单位在考虑进行此项工作。 22 对创新图书馆工作而言，馆员非专业性需求在扩大 221 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广泛应用，对计算机专业人才需求倍增。近年来，随着图书馆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资源开发与服务已经是各大图书馆的重要工作，自建资源的开发以及商购资源的整合管理与服务逐渐成为图书馆的日常事务。移动互联网络高速发展的环境下，新媒体的发展又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空间，微信、微博、APP等已成为图书馆的对外宣传的有效传播方式，也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深层次的、个性化的服务。为了扩大图书馆的服务半径，践行普遍均等的全覆盖服务，总分馆体系应运而生，无论是正在规划中的还是已经建成体系的，网络架构以及VPN技术都是保障总分馆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与支撑。为了提高图书馆运行的效率，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自助设备等各类信息设备得到启用，对于操作和维护人员的专业技能也有一定的要求。 222 阅读推广工作已然成为建设书香社会的重点与热点，需要各类型人才为其服务。雪城大学图情硕士项目（MLIS）的参与者Mia Breitkopf曾经说过：“差的图书馆构建馆藏，好的图书馆构建服务，伟大的图书馆构建社区。”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现代化图书馆的竞争已由馆藏和建筑转向管理和服务。图书馆需顺应读者需求和时代潮流做出改变，馆员不再仅仅追求图书的静态管理，而是需要根据服务人群、内容、地域的不同做出相应变化。图书馆已经肩负着公共文化传播、社会教育的职能。图书馆不断努力营造和谐氛围，树立图书馆品牌，吸引公众眼球，把握发展的主动权，通过公益讲座、名家论坛、馆报馆刊、文化沙龙、阅读活动等不同类型与形式的宣传推广活动向读者积极展示自身的形象、资源与服务。各种活动的开展从方案策划、前期宣传、项目执行、事后总结等环节都需要不同专业、不同专长的人才保驾护航，涉及的专业包括艺术设计、传媒学、会展、中文、行政管理、摄录、外语等多个领域。 当今图书馆发展的重点是读者服务和信息技术应用，而图书情报类专业并没有在以上两个方向有特殊的优势。图书馆员正日益成为一个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职业，不仅需要既懂图书馆专业知识又懂信息技术的新型图书馆员，也需要有其他专业背景、善于管理、有自主学术研究能力或者有社会影响力的各类型人才的加入[3]。图书馆需要传统专业出身的馆员，同样也需要非图情专业的馆员，人才引进需要有不同涉猎，全面发展，有机结合。 3非专业馆员在图情领域内发展的利弊与引导 31 非专业馆员职业发展中的利与弊 图书馆学专业本身应用性较强，源于多年形成的理论基础，图书馆要求馆员具有一定的学术独立研究能力。大部分非专业馆员的专业与图书馆工作基本联系不深，对图书馆学科体系和系统业务流程缺乏深入理解，许多图书馆的流通借阅服务还停留在日常事务性的工作阶段，相对枯燥，专业与技术含量较低，容易让馆员产生厌倦情绪，而图书馆的事业性质是名副其实的“铁饭碗”，淘汰机制的缺失也让较多馆员产生惰性思维。而馆员如果没能利用好时间和精力进行自我学习和充电，离开院系良好的学习环境，想再提高自身专业知识就存在困难，知识结构老化明显，图书馆在研究人员的选择上也倾向于将课题交给图情专业的馆员，非专业馆员实现自我价值也就成了一句空谈，更有甚者产生职业歧视，职业放弃。 32 非专业馆员依托专业优势走出颇具特色的职业化道路 前文中提到，现在的图书馆服务不再局限于传统模式，新理念、新思维以及围绕数字资源展开的读者服务应运而生，这也为部分非专业馆员提供了施展其专业素养的平台，从事的工作与原有专业相关，那么在夯实原有专业技能的基础上，通过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在具体工作中提升专业素养，将本专业学习过程中所应用过的方法和手段，移植到图书馆建设中去。例如，在图书馆有效管理上，有管理学专业背景知识的馆员在提高图书馆管理的合理化上能提出更具建设性的意见；具有经济学专业背景的馆员能在文献经费的有效利用上提供专业性的模型来使效率最大化；具有文学或新闻学专业背景的馆员能在图书馆宣传推广与新媒体应用中寻找热点、合理策划、整合包装，提高图书馆公众形象；具有理工科专业背景知识的馆员，则在技术上更有可能打破图情专业馆员的固有模式，在图书馆的关键技术上找到突破口[4]，为图书馆的领导者提供新思维的启迪与新方法的实现。这种基于学科研究方法和手段上的不同所具有的优势，是非图书馆专业馆员所特有的。 纵观国内外，有很多非图书馆专业的学者或馆员凭借自身的努力在图书馆界取得或大或小的成就。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早年攻读并教授数学，在其从事图书馆工作后才逐渐在印度图书馆界崭露头角，并最终凭其《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分类法导论》等著作闻名于国际图书馆界。 33 积极引导胜于负面担忧 图书馆非专业馆员的增多引起业内的担忧，一些专家认为图书馆部分业务外包，会导致核心竞争力与控制力的降低，非专业馆员的增加削弱了图书馆员队伍的专业性，图书馆的职业将被淡化，使得图情专业的毕业生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下降，不利于图书情报学科教育发展等等。笔者认为担忧不无道理，可为了合理优化人员配置、节约人力成本，图书馆部分业务外包早已势在必行；而图书馆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和思路以及其他人为因素造成了非专业馆员的存在，图书馆应建立成熟完善的继续教育体系，通过正确的引导才是消除隐忧的良策。 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外包商套用的数据都是全国各图书馆专业人员智慧的结晶，业务外包只是资源共享的结果，无损于以图书分类法为核心的图书馆相关业务的重要职业内容。从机械劳动中解放的人才可以集中到读者服务的薄弱部门，向一线倾斜，从事务技术性向信息参考咨询、信息追踪和信息挖掘的专家型转变，进行深层次的信息服务和读者服务[5]。 非图情专业的图书馆员的增多，也没有淡化图书馆员的职业特性。他们的读者服务活动丰富了图书馆的职业特性，专业学科背景也为参考咨询工作提供了广度与深度，为阅读推广活动积累了多种可能，这都是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续教育方面，以金陵图书馆为例，针对近年来图书馆青年工作人员的增加，该馆除了利用自身学术优势，还定期邀请图情领域＜叶郧嗄旯菰笨展内部培训，尤其对非专业馆员进行图书馆学理论知识普及，修满学时并测评合格的馆员才有资格参与职称评定。除此之外，通过各种形式调动馆员积极性，参与未来发展规划，激发馆员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从图书馆多元化的角度为读者服务，根据现有岗位结合自身专业和特长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考核，奖惩结合，赏罚分明。学术研究方面，利用团队的力量，以老带新，以弱带强，给非专业馆员提供学术提升的机会与平台。 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曾说：“最精锐最有实力的馆员是那些带着广博知识或一门专业知识背景而进入图书馆行业的人。” 4结语 随着图书馆功能进一步扩大和延伸，它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和服务技能，已经远远不是“图书馆学”这个专业所能全部涵盖和提供的。要满足当下读者多元的文化、信息、娱乐的综合性需求，图书馆必然需要多种跨边际的学科加以支持，例如文中提到的传媒学、营销学、阅读学等这样的“非专业”进入“专业”，在将来更为普遍。所以图书馆职员最好是一专多通，基于对现代图书馆和未来图书馆的准确理解和判断的基础上，给自己确立理论和技能上的思考和定位，这样才能满足工作要求。 图书馆专业论文:论高职院校图书馆与特色专业建设 摘 要： 本文对高校图书馆的工作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特色专业建设服务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特色专业建设 信息资源 人力资源管理 进行特色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在新的形势下求生存及获得持续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特色专业是高职院校教学基本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办学特色的基础和核心，是人才培养的前提基础和保障条件。学校图书馆作为本校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文献信息中心，它的中心工作必须与学校的发展同步，这是学校图书馆存在的根本。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对促进特色专业的教学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将促进高职教育的发展与进步。实践表明，学校图书馆积极主动地参与特色专业建设，既是促进其自身建设发展的需要，又是办出特色、创建品牌形象的需要。图书馆如果积极参与特色专业建设，其自身的定位就得到保证。特色专业建设是学校发展的发动机，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就是特色专业建设与发展的推动器。 一、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的重要性与特色专业建设 专业建设是高职教学内涵建设的核心，是提高高职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首先，专业建设是教学改革的切入点，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速度较快，教育部开展的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工作有利力地推动了高职的办学条件建设和教学内涵建设工程。其次，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办学特色的集中体现，每一所高职院校都有自己的特色专业及面向社会主要服务的行业和企业，与区域经济有着较多的联系，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再次，专业建设是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 何谓特色？“特色”指的是既表现与众不同，又显示优于众者。特色专业是指高等学校在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过程中，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显著特色，培养的学生在素质和能力上明显优于其他专业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有较高的声誉。只有以特色专业彰显办学特色，以办学特色显现学校品牌，才能呈现出生机勃勃，走出一条具有生命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如何有效运用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为特色专业建设服务 图书馆作为高职院校的文献信息保障中心，其特色资源和服务应与办学特色和发展水平协调统一。为特色专业提供专业化服务是高职院校图书馆拓展服务的必然，如何运用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为特色专业建设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专业化信息资源是特色专业建设的重要基础，信息资源专业化建设是高职图书馆开展专业化服务的关键因素。（1）建立特色化的藏书体系。由于高校图书馆为教学、科研服务，读者对图书馆的需求相对集中，这种以需求为导向已成为图书馆的各自不同的藏书特色，在网络环境下电子文献、网络信息数量增加、类型丰富、资源共享已成为可能。高职院校应该依据本校的特色专业，利用自身的优势密切配合广大的科研人员，及时了解学科发展动态，构建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情报价值并形成一定规模特色的藏书体系。努力使自身的藏书体系既能为本校的教学科研服务，又能为实现资源共享提供资源保障。（2）加强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信息网络使图书馆的资源基础突破了传统的馆藏局限，在网上获取时效性强的信息对丰富馆藏信息资源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图书馆必须在馆藏数字化的基础上加强对网络信息资源的深层开发，充分了解网络资源的基本分布状况和获取路径，形成特色专业需要的信息资源并为之提供理论基础。（3）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图书馆进行数字化建设过程中，要针对现有的馆藏特色确定一定的建设项目，将馆藏文献有计划有重点地数字化，除了将文献信息组成联机目录数据库实现馆际互借、资源共享外，还应该加强具有自身特色的数字库建设，根据本校的教学科研需求，立足自身的馆藏文献特色，建设全文数据库或专题数据库，为读者提供一次性文献。 （二）信息资源专业化建设能提高专业读者使用信息的质量和效率。在高校图书馆的用户群中，绝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及活跃在教学和科研前线的教师，他们对信息的专业性和深度都有较高的要求，这就对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供增值服务，决定着一个图书馆在信息时代继续生存的能力。高校图书馆必须依靠网络环境，提供完善的创新型的服务，才能为提高学校的创新能力和科研竞争能力做出贡献。网络信息资源对读者的信息素质提出新的要求，要从根本上提高网络资源的利用率，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培养读者的自我信息服务能力。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教育应以网络信息检索技能为主要内容，特别是对虚拟用户认识和利用虚拟馆藏能力的培养，是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教育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 三、当前高职图书馆存在的问题 （一）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浪费现象。学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主要是指馆员，是指具有专业技能的或者有较高工作能力的或者有较雄厚学科背景知识的馆员。特色专业资源建设要求图书馆提供专业人才保障，要求馆员必须是既懂信息技术又具广博的专业知识的新型图书馆员，必须具备利用各种检索系统检索和捕捉信息的能力，能指导用户有效地利用信息系统的资源，从而实现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的综合保障。就目前情况看，学校图书馆在人力资源方面存在着浪费现象，主要表现在：第一是闲置浪费：表面看每个职工都有岗位，都被安排了，但实际上有的职工的岗位不明确，信息资源深层次开发和研究的业务工作却没有组织人力积极开展。第二是配置浪费：在图书馆人事安排的过程中存在人为因素，不是因岗要人，而是因人设岗，岗位人员的搭配不合理等。第三是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得不到有效发挥而造成的浪费。在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中，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实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等政策，馆员的工作潜力、积极性等得不到正常有效发挥而造成的浪费。可见这种人力资源状况根本就不能保证为特色专业建设提供服务。 （二）组织机构不完善不合理。图书馆业务运作以其机构设置为基点，图书馆的组织机构是其业务运作的保障。图书馆传统的组织机构以“文献信息为中心”，按文献类型和加工利用时序及行政职能设立采访、编目、流通、阅览、参考咨询、现代技术（或称为系统部）和综合办公室等部门，这是一种职能部门化的物流管理结构，这种机构设置模式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在很长时期内保持了稳定性。但随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随着图书馆现代化的发展，它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也日显突出。比如，数字资源发展是图书馆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有必要设立数字资源开发与服务的一个组织。学科服务是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提升读者服务档次和图书馆形象的重要方面，有必要设立专门组织或设专人实现这个功能。所以图书馆传统组织机构模式不可能为特色专业建设提供良好的业务运作环境。这就需要图书馆调整或增设一些信息服务部门并对其进行有效地管理。但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有不少图书馆在设立专业岗位时，还是沿用计划经济的模式，普遍存在因人设岗、因人录用的现象。因为岗位设置不合理、不完善，使员工产生不满情绪，失去工作热情，对工作产生许多不良的影响。 （三）文献信息资源缺少规模和保障。学校图书馆为特色专业建设服务的运行系统中，提供服务人才保障和良好的业务运作环境是基本的前提条件，而文献信息资源系统是专业建设的物质和保证。学校专业建设需要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先进的实验仪器设备，同时需要有全面支撑能力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系统。学科的发展定位决定了学科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规模和层次，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层次影响着学科文献信息的深度，相关学科及其发展定位与水平制约学科专业文献信息，尤其是交叉、边缘学科文献信息的丰富程度更是制约学科专业文献信息建设。其次，读者对文献信息的需求水平、文献信息资源的获取渠道、文献信息资源的保障水平等都是影响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因素。以专业建设为轴心，建立特色专业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系统是必要的。 四、结语 高职教育专业建设与高等学校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与高校图书馆的建设更是密不可分。作为学校三大支柱之一的学校图书馆是教学、科研及学科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学校要办出特色，关键是加强专业特别是特色专业建设。在特色专业建设中，图书馆要积极参与，对提升图书馆服务工作，提高学校知名度和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图书馆专业论文:论新时期基层图书馆馆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及职业精神与专业水准 摘 要： 图书馆工作的主体，是信息资源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图书馆事业要全面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现代化的管理人才。要求图书馆馆员从图书保管员的角色转变为知识导航员和信息服务员，要求解决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因此，要胜任新时期图书馆工作，图书馆馆员不仅要具备专业的基础知识，还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更具有较强的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 关键词：图书馆 馆员 基本素质 专业水准 在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事业要全面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现代化图书管理人才。特别是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普及应用，传统图书馆正朝着自动化、信息网络化、数字化方向发展，要求图书馆馆员从图书保管员的角色转变为知识导航员和信息服务员，解决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本文从事图书馆工作多年，对此感受极深，图书馆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其中人员 素质问题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一、图书馆馆员具备的基本素质 1.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 1.1是应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扎实的理论知识，较高的理论研究能力和服务水平。图书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图书馆馆员向读者进行思想、道德、纪律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宣传教育，帮助读者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首先应该具备坚定的政治信念、明确的政治方向、清醒的政治头脑、扎实的理论知识等，应坚决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始终做到对社会主义抱有坚定必胜的决心，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1.2是应热爱图书馆事业，工作认真负责，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图书馆内的资料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的记录，是知识的宝库。没有图书馆里的各种资料辅助，没有馆员对图书的收集、整理、保存、传递，就没有大批科学家的出现，就不会有大量的科学技术成果流传于世。 1.3是应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周到的服务态度、团结合作的集体的意识。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是图书馆的根本宗旨，也是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的核心，图书馆员应热爱本职工作，对读者热情周到。图书馆的工作从采购、分类编目、登陆上架到阅览、借还等等是一项系统工程，图书工作人员应由集体意识，团结合作、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各尽其职，做好所在部门的工作，这样才能搞好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2.业务水准 2.1为较高的文化素质。图书馆收藏着众多古今中外图书报刊，并各有不同的文字、载体、版本和内容，浩如烟海，如果没有广博的文化素质，馆员工作起来一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图书馆社会文献的整序工作是具有独特的科学性，购置、收集的图书文献杂乱无章，处于无序状态，经过馆员的整序工作，图书文献可变成井然有序、联系紧密的文献整体系统。为此，馆员应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必须向“博学家”的方向发展，博览群书，有了渊博的知识才能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 2.2为熟练的业务技能。应精通本职业务，熟练的掌握图书情报学的理论方法和技能，用科学方法把搜集到的文献分类、编目、整理的有条不紊，然后提供给读者。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图书资料越来越杂乱，管理手段和管理设备也在不断的更新，计算机管理已进入图书馆工作，需要馆员熟练的使用计算机对图书资料进行管理和应用。 2.3为掌握新知识新方法。馆员应不断学习新知识，跟上时展的步伐，在现有的业务素质基础上，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新知识，探索新方法孜孜以求，不断进取，不断创新，努力增强本职工作的基本技能，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数据库、文献信息服务类产品，为读者提供信息资源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做到优质服务，在开发人类智力资源的工作中发挥作用。 3.现代科技素质 3.1是应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熟悉馆藏资源。图书馆馆员应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既能开发网络信息资源，又能对图书馆文献进行整序的能力。对于在流通、阅览部门工作的官员来说，应懂得图书分类法，掌握文献借阅服务的工作内容、工作规律，了解馆藏、熟悉馆藏。作为称之“活动图”的书库资料室工作人员来说，应更好地做好“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工作。 3.2 是应有独立获取信息的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随着文献信息业的发展，文献信息技术发展很快，图书馆馆员应尽快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全面掌握计算机操作、维护及软件研制、开发等方面的知识，使计算机成为文献信息管理中的重要工具。 3.3 是应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及较强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读者进入图书馆的目的是获取得知识，求助于帮助的，但不同的读者其需求不同，作为图书资料工作者应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机智的反应能力，应该主动热情地根据读者的不同心理和需求积极地为读者服务，这样才能使读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二、提高基层图书馆员素质的途径 1.加强教育，提高思想素质 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经常性的组织馆员学习政治理论和党的反方针政策，提高图书馆员的政治理论素养。要强化职业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高尚的道德品质是开展图书馆工作的前提，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才能搞好图书馆工作，才能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职能，提高读者的思想品质。 2.参加培训学习，做好继续教育工作 目前，基层图书馆员大多数是从其他岗位改行来的，缺少图书馆业务基本知识和技能，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应做好继续教育工作，对馆员应根据不同业务素质进行不同的岗位培训，使馆员的知识不断拓宽和更新。 2.1 全员普及培训。对全体馆员的培训学习，应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一是走出去。让全体馆员走出馆门，轮流参加省图书馆每年举办的业务培训班，系统进行的图书管理理论知识的学习，提高综合素质。二是请进来。邀请有关专家和学者来基层图书馆，对图书管理人员进行图书管理知识和现代设备管理的讲座，在培训中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要学习计算机管理和网络管理的技能，尽快地适应图书馆现代设备的管理工作。 2.2岗位专项培训。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根据各项工作轻重缓急及每个人的知识层次，岗位要求来确定培养目标进行岗位培训，使馆员有针对性地补充、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综上所述，图书馆工作人员只有具备了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较强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以及现代科技素质，才能胜利和适应新时期图书馆工作。馆员素质提高了，图书馆的能动作用才能发挥的更好，也才能在图书管理工作中争创一流成绩，推进图书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图书馆专业论文:军校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浅议 摘 要: 本文作者对军队院校图书馆专业人才的要求、图书馆目前专业人才的现状和管理作了客观分析,就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 军校图书馆 人才培养 管理 随着全军军事训练网的建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军校图书馆正在经历着一场由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转变的历史性根本变革。院校图书馆是院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院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地,是实施现代化教学的重要支柱,那么,图书馆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呢?笔者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取决于图书馆专业人才。笔者就专业人才培养和管理问题谈点认识,与同行商榷。 1.军校图书馆专业人才的要求 21世纪的军队院校图书馆将是一个电子信息资源网络化和藏书体系逐步电子化、数字化、集多种文献于一体化的信息资源系统,成为利用最新技术手段获取信息和机读载体信息源的独特的信息服务中心,这给图书馆的专业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常言道,“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正常情况下,每年要有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转业到地方,又有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补充到图书馆队伍中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军校图书馆现役干部受编制名额的限制,一大批专业技术干部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位,先后补充相当数量的非现役文职人员,这就是军校图书馆与地方院校图书馆的不同之处。所以,军校馆专业人才队伍在梯次衔接、专业配置、结构合理上,要有长远规划。这支队伍在层次结构、学科结构、职能结构和年龄结构等方面的比例要有比较合理的搭配,即既要有从事现代管理方面的人才,又要有用现代技术从事信息收集、加工、整理的专业人才;既要有年富力强的管理人才,又要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专业人才。只有这样,军校图书馆专业人才队伍才能适应新世纪信息时代的需要,才不至于如遇有干部转业,造成人才梯次断档的现象。笔者认为,军校图书馆专业人才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 1.1甘当无名英雄的思想素质 军校图书馆专业人员首先应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热爱图书馆事业,有积极进取、乐于奉献、治学严谨、谦虚谨慎、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思想。 1.2全面厚实的知识智能 图书馆工作人员不是以他们的工具迎来读者,而是以他们的渊博知识迎来读者。那么在新世纪信息时代,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知识包括军事信息结构,则提出更高、更全面的要求。面对广大读者需要提供的知识领域,图书馆专业人员必须具备广博的学科知识,能为读者提供所需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能解答各类读者各门学科领域性的知识咨询,提供文献综述、信息分析等层次较高的信息服务,指导读者充分利用馆藏资源。 1.3开拓创新的工作能力 图书馆专业人员各方面的知识都是通过工作能力来体现的。只有通过能力,才能服务于具体业务工作,因此,图书馆专业人员应具备以下能力。 1.3.1信息搜集、加工、处理的能力。根据读者的需要,把握最新动态,勤动脑、勤思索、善于研究、分析新问题。在文献信息资源开发服务工作中,通过综合分析的专门研究来挖掘信息资源的各种价值,并对信息进行筛选、整理加工,向读者经常不断地提供专题目录、信息研究报告、课题与方案论证等二、三次文献信息服务。 1.3.2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信息的表达是靠语言文字来体现的。图书馆有很多语言文字方面的信息,语言文字表达尤为重要。专业人员要将搜集、筛选、深加工后的信息准确地向用户传递,则必须要求文字表达精练、流畅。 1.3.3组织、协调能力。新世纪信息服务对图书馆人员来说更高、更深化,图书馆业务工作也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专业人员能够根据当前图书馆面临的新形势,紧密结合院校教学和部队训练的新情况,把任务落实到人头,形成组织严密、分工协作的集体行为。 1.3.4信息管理能力。信息管理主要包括管理信息的处理过程和管理整个系统和数据库资源两个方面,强调的是要充分运用技术的手段来实现信息有效管理。在信息资源管理中又对涉及信息活动的各个要素(信息人员、技术、机器、机构等)进行合理组织与控制。因此,这也是一种集成化的管理手段。技术人员必须具备这种能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 2.目前军队院校图书馆专业人才队伍现状 目前军队院校图书馆专业人才队伍,从总体上看政治素质是好的,也有一定的业务水平。特别是近几年来,总参军训部通过不同的形式举行图书馆专业和计算机网络培训班,他们的现代技术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图书馆专业人员为我军院校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从新世纪信息时代的要求看,图书馆专业人员队伍与时代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队伍的总体能力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2.1队伍结构层次失调 从军校图书馆调查情况看,高学历、高职称的图书馆专业人员比例偏低,大部分为中、初级职称。有一部分同志水平达到了高级职称的水平,但由于名额受限,很难被评为高级职称,队伍结构不够合理。21世纪,军校图书馆随着院校教学深化和部队训练的不断改革,图书馆应有30%以上的高级职称专业人才作为业务工作的带头人,60%的大批中级职称专业人员作为业务骨干,一小部分初级职称作为辅助人员,形成较合理的专业队伍结构,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 2.2现代专业人才缺乏 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将图书馆馆藏的文献载体发生变化,而且影响着图书馆传统业务工作程序和技术的变革,图书馆大部分人员中仍然习惯于传统的管理和陈旧的服务方式,而对现代管理知识、电子计算机和光盘技术、网络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应用方面了解不多,多数人成了新技术的文盲。为此,工作需求与人才供需矛盾还比较严重。所以,应尽快在图书馆管理专业人员中,更深层次地普及计算机等现代新技术知识的学习和培训。除此之外,计算机专业和图书馆专业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员偏少,经调查得知,有很多馆近三年内招聘非现役文职人员5―15名不等,其中计算机和图书馆专业的也只有一至两名,30%的馆招聘的文员中100%是非图书馆专业,所以,现有的计算机专业和图书馆学专业的同志就成了“宝中之宝”,他们工作离不了,进修深造走不了,久而久之必然造成知识老化,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3.培养新世纪军校图书馆专业人才对策 近几年来,虽然总参军训部通过不同形式,分批分期培训过专业技术骨干和馆长,但参加人员还是只占少数,面对目前的形势和图书馆人员素质,还是有一定差距。图书馆专业人员只靠现有的知识来完成新世纪赋予的任务是远远不够的。在目前,大批淘汰低素质人员或大批引进高新技术人员都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要高度重视,并尽快地加强图书馆中、青年在职专业人员的培养教育。 3.1军校图书馆专业人才教育内容 3.1.1科学管理知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仅要靠先进的技术,而且必须依靠科学管理。科学管理出效益、出人才、出成果,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军校图书馆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大多数都没学过管理,加之平时重技术轻管理,因此图书馆专业人员必须加强对现代化管理科学理论和管理技术知识的学习,尤其要加强管理者――军校图书馆馆长和各业务部门主任(组长)科学管理知识的培训。 3.1.2专业理论知识。军校图书馆专业人员中,占很大的比例来源于不同的行业,对图书馆专业理论知识缺乏系统的学习,往往是在干中学、学中干,在工作中逐步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理论。实践证明,他们理论基础根底较薄,所以,对军校图书馆专业人员专业理论知识补充和更新,使其及时了解和跟踪国内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最新发展,吸收和掌握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领域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尤为重要,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3.1.3情报处理技术。军校图书馆专业人员必须掌握先进情报处理技术和方法,通常包括情报信息加工、情报信息服务、用户的研究和了解,以及计算机在情报处理方面的应用,计算机数据库及其使用,网络技术、远程通信技术等。 3.2军校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途径 军校图书馆专业人员的年龄、学历、职称、知识结构千差万别,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专业人员的教育方式也多种多样,因此,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主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3.2.1学历、学位教育。军校图书馆每年将需要接受学历、学位正规教育的干部名单、专业、院校等情况及时上报学院干部部门,争取到指标后,将其分期分批安排到地方高校培养接受教育。考虑到军队院校图书馆人员编制较少和文献资源服务保障等因素,每年到高校学习的数量以一至两人为宜。 3.2.2在岗培训。军队院校图书馆应根据工作情况需要,集中时间、集中人员、集中内容,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这样时间短而见效快。 3.2.3参加军队和地方学术机构举办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图书馆领导要与军队院校协作中心图书情报协作联系会和军队院校所在地的省市图书馆学会保持联系,了解和掌握办班信息,及时选送馆内有关人员参加培训班。 3.2.4参加学术交流会。学术交流会是专业人员交流学术思想、科研成果的好场所,也是图书馆专业人员获取最新信息的好机会,只要条件允许,图书馆专业人员就应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学习借鉴别人之长,补己之短。 图书馆专业论文:简述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 摘 要: 古籍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是高校专业图书馆,尤其是历史学专业图书馆的重要馆藏文献,对其进行多方位的保护,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为此,本文着重对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方向和重点展开了论述。 关键词: 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 古籍保护工作 开发 利用 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是高校内由掌握专业历史知识的专门人才系统地、有针对性地采集、整理、加工、收藏专业文献,为教学和科研单位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专业发展提供文献利用及信息咨询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文献效益的机构。它收藏历史学科(主题、领域)文献信息的图书,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是学校图书情报信息系统的终端部分,与学校图书馆在馆藏建设、信息收集及服务对象等方面既有共同之处,又各自有所侧重。 为了适应教学科研的需求,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加大了对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以提高专业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水平。而古籍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高校专业图书馆尤其是历史学专业图书馆的重要馆藏文献,旨在为教学和科研提供完备与多样性的图书资料、多途径和多方位的信息服务,是研究、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成果的宝贵财富。随着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高校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看重古籍的学术参考价值。客观形势要求历史学专业图书馆必须做好古籍图书保护工作,使馆藏古籍尽可能以其完备的形态呈现于读者面前。 古籍一般是指1911年以前历朝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实际工作中也把民国时期影印排印的线装书籍如《四部备要》、《四部丛刊》等列为古籍。古籍材料从甲骨、石头、竹木、绵帛到后来的纸张,其装订形式也从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而至后来普遍流行的线装。古籍是我国历史文化的记录者和见证者,某些善本还具有文物价值。作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在现代图书馆藏书中占有特殊地位。但由于长期以来的主客观原因,大多数馆藏古籍文献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利用。 古籍的主要成分是植物纤维素,在阳光照射或高温潮湿的情况下,纤维素易发生氧化反应和水解反应,这样古籍就容易发黄、发脆、易碎。另外,霉菌、蠹虫、水火灾害等也是影响古籍保护的因素。 长期以来,各高校专业图书馆都着力健全完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但对古籍的管理却处于空白阶段。而且由于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受一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对古籍的保护需要权衡利弊,并采用切实可行的“性价比”较高的方法。 一、采取严密的防火安全措施 安全防火对图书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必须采取一系列严密的防护措施,具体如下:修建和维修书库时,首先要考虑到电路的合理安装和利用,以及负荷量的成倍增加。存放古籍的书架,宜用不燃材料制做,若使用木质书柜,应对其进行防火处理,珍贵的古籍善本库,最好能用防火墙隔绝开;图书馆内除安装防火报警系统,书库内还必须备有简易手提式灭火工具,以便随时使用。 二、加强防光措施 如不能把书库建成无窗书库或地下书库,则应当减少窗户的数量和窗口的面积,以减少进入库内的光通量。书库东西向墙不宜开窗,南北向的窗户应小而少,古籍阅览室应防阳光直射。此外,还应设法阻止光线尤其是紫外线直接射入书库。可采取在书库窗户上加设窗帘、不透光遮帘、百页窗等,在书库窗户上设置永久性外遮阳设施(如遮阳板、搭凉棚等),用毛玻璃、花玻璃等安装窗户,减少光的透过量,使用彩色玻璃或在玻璃上涂布紫外线吸收剂等措施。 三、严格温湿控制 适宜古籍保存的温度为16℃至22℃,相对湿度45%至60%。古代由于科学技术落后,温度湿度控制只能采取很简单的方法,如开窗通风、定期晒书、藏书不放底层、用石灰石撒地、建立厚墙体保持恒温恒湿。现代高校专业图书馆除建立符合密闭、隔热、防潮要求的库房外,还需投入一定经费,购置空调设备、除湿机等控制温湿设备,力求创造恒温恒湿的室内环境。不过由于古代通风和晒书的办法,对于维持空气流通,去除潮气都很重要,而且经济简便,也特别适合高校专业图书馆日常采用。 四、做好古籍防虫工作 现今较通行的杀虫方法包括物理杀虫法、微波杀虫法、化学熏蒸法等。而其中微波杀虫法最环保,符合绿色理念。γ射线辐照杀虫法是利用放射性元素钴60产生的γ射线来照射介质杀菌。波长极短的γ射线能穿透固体物品,通过破坏细胞壁来杀死微生物,达到古籍除虫除菌的目的。这是一种“冷处理”,即处理过程中古籍并无明显升温现象。γ射线辐照消毒具有灭菌彻底、无污染、操作简单迅速、可以连续作业等优点,是值得在高校专业图书馆推广的一种古籍保护方法。 五、植入科技理念,加强现代化技术在古籍保护中的应用 用电子扫描等方法生产出电子版古籍文献,可以防止原始文献的被毁。所谓电子扫描就是用扫描仪将文献扫描进计算机从而进行数字处理的一种现代技术,对古籍文献的保护很有现实意义。扫描后,古籍原件的数字图像可在计算机内进行多种修复处理,弥补古籍原件的缺陷。譬如,古籍原件的字迹模糊、褪色,可以通过改变数字图像的亮度,调整画面反差,增强图像效果,从而加深那些淡化的字迹,最终使之恢复原貌。扫描后的古籍图像还要进行存储,并刻制光盘。有了光盘版,读者不会舍易求难,再去翻检那些古籍。因此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应加强这些现代化技术在古籍保护中的应用和推广。 此外,作为高校专业图书馆的管理者,也应在保护古籍的行动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提高自身业务素质,进行科学管理。管理人员要定期检查书籍的虫蛀破损情况并维护好室内环境卫生,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日晒,室内最好配置吸尘器,对古籍定期除尘、消毒。与此同时,从在校学生抓起,通过举办讲座和实物展示等活动,让广大师生明白古籍保护的重要性和正确保护古籍的方法,使之成为古籍保护的宣传员和实践者,为古籍保护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同样不能忽视提高管理人员业务素质,适当投入一定的资金,培养和稳定一支古籍修复队伍,强化他们的敬业精神,用专业化的理念、知识和技能来补救、完善这项工作。 古籍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对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馆藏古籍进行多方位保护,无疑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因为,只有在保护古籍的基础上,才能谈及对古籍进行最大程度的开发与利用。 图书馆专业论文:论新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对专业研究生的信息素质教育 摘 要: 文章讨论了什么是信息素质与信息素质教育,阐述了信息素质教育的几个层次及其区别,并重点探讨了对专业研究生的信息素质教育,指出实施信息素质教育的主体是高校图书馆。 关键词: 信息素质 信息素质教育 专业研究生 网络环境 高校图书馆 在信息社会中,人们必须不断更新知识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被社会淘汰。知识的更新必须以信息为基础,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才能实现知识的更新。信息的获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网络环境下庞大的信息量会造成信息过剩,人们在信息的海洋中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获得所需信息。要获取有价值的信息,除了信息获取动机的强度、信息意识、信息环境等因素之外,还包括具备一定的信息能力,即在对所需信息及问题所在的了解与确定的基础上,掌握信息检索技术,培养从各种信息源中检索信息、分析评价及筛选组织信息、使用信息的能力等。简单地说,要更新知识,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素质。信息素质是信息社会劳动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是实现终身学习和更新优化或重构知识结构的基础,是进行创新的基本要求。 一、信息素质与信息素质教育 什么是信息素质?信息素质的定义有很多,如:信息素质被定义为从各种信息源中检索、评价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是信息社会劳动者必须掌握的终身技能。[1]有从将信息素质定义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定义是通过列举具有信息素质的人有哪些特点或能力来对信息素质进行描述;第二类定义是通过信息素质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来描述信息素质;第三类定义是利用现象学研究方法来分析信息素质的内涵。[2]美国图书馆协会在1989年提出定义:具有信息素质的人能够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信息,并能够有效地获取、评价和利用所需要的信息。[3] 虽然信息素质的定义很多,但是基本都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信息意识与信息观念。信息意识即能够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和作用,对基本信息源有所认知,能够明确自身的问题所在及信息需求,并且能够意识到准确和完整的信息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信息观念是指对信息及信息价值的认识、对信息持有的态度。(2)信息能力,包括能够掌握一定的信息检索技术,制定相应信息检索策略,从相关信息源中检索获得所需信息,并且能够对检索出的信息进行评价、组织、使用、更新现有知识结构,乃至有所创新。(3)信息道德,简要地说,是指人们在信息活动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如保护知识产权、尊重个人隐私、抵制不良信息等。[4] 从什么是信息素质及其内涵中可以说明什么是信息素质教育。简单地说,信息素质教育就是通过教学使学生具备信息素质以适应知识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信息素质教育的实施者主要是高校图书馆。 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型社会,要想在这样的社会立足,首先要不断掌握新知识以更新知识结构,其次要具备创新精神,最后,无论是调整知识结构,还是能够做到勇于创新,都离不开终身学习,只有做到终身学习,才能够不断获得新知识,实现知识结构的调整,有了经常更新的知识结构做基础,创新之泉才会源源不断涌来,不会枯竭。 更新调整知识结构、创新与终身学习都要求具备信息素质:信息意识与信息观念能够明确对知识与信息的认识与需求,在浩如烟海的知识和信息中迅速明确所需知识信息的性质;信息能力能够帮助更好地获得、掌握所需知识信息,是调整知识结构、创新、终身学习的基础保障;信息道德保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正确利用信息,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调整知识结构、创新与终身学习。 因此,开展信息素质教育,培养信息素质是十分必要的。 二、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的层次及其区别 信息素质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持久性的教育,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包含了七个维度,每个维度又有若干指标,由此可以看出信息素质教育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性质。 信息素质教育的对象不同,教育对象具备的信息素质不同,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也不同,信息素质因此呈现出多层次的局面。 在高校中,信息素质教育对象包括学生、教师、图书馆员,不同对象信息素质教育内容与侧重点各不相同。对学生进行信息素质教育的目的主要是辅助学习,比如专门进行图书馆资源的利用技巧,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的讲授,等等;对教师进行信息素质教育的目的是辅助教学与研究,比如开办有关科技信息检索的讲座;对图书馆员进行的是专业的信息素质教育,帮助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如信息环境、资源环境、用户需求的变化),以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高校学生又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对这两个群体的信息素质教育也有区别,对本科生进行信息素质教育又可分为对大一、大二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与对大三、大四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 本科生主要是学习某一专业的基本知识,在完成本科阶段学习之后可以具备从事该专业相关工作的职业素养。对本科生进行信息素质教育,主要注重其信息意识、信息获取能力的培养,以及与进一步深造或是走向社会的准备与衔接。大一、大二学生主要是学习专业基础知识,大三、大四学生重点学习专业核心知识。根据专业学习侧重点不同,信息素质教育内容也不同。对大一、大二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其信息意识、信息观念,授予信息的基本知识,使其能够了解认识基本信息源,掌握信息素质的基本内容;对大三、大四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是培养其信息获取能力(主要指信息检索能力及初步的信息组织与评价能力)和信息道德的教育。通过信息素质教育,学生在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之后,能具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研究生主要是对其专业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生经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已经接受过上节所述的信息素质教育,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根据研究生的需求特点与信息素养基础,对研究生的信息素质教育与本科生的信息素质教育应有区别:(1)纵向上,对研究生的信息素质教育更深入,层次与要求更高,包括掌握一定的专业检索技能与检索策略,能够对检索结果进行组织、评价并利用结果调整或重构知识结构或知识体系;(2)横向上,对研究生的信息素质教育更倾向于为专业服务,通过信息素质教育具备的信息素养,能够实现独立或团体合作解决某一专门研究问题或完成某一课题、项目。 可以说,对研究生的信息素质教育是对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中最高层次的教育,下面就此进行探讨。 三、对专业研究生的信息素质教育的探讨 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对某一专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信息素质是开展学术研究必备的基础能力。具备了相当的信息素质,研究生在该阶段的学习和科研中,能够具有强烈的信息意识和明确的信息需求,灵活运用掌握的信息技术与信息检索技巧查找信息源获取所需信息,根据信息需求与专业知识评价、判断、筛选、组织、管理检索到的信息,将最终确定的信息融入自身的知识体系中,重构新的知识体系,并且能够有效地利用信息来完成该学习阶段要求的任务或研究项目。可以说,专业研究生要求具备更加全面和专业的信息素质,以更好地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科研任务。因此,对专业研究生进行全面、深入、专业的信息素质教育是十分必要与重要的。 1.对专业研究生信息素质教育新环境的探讨 这里所论述的新环境有两个意思:一是教学方式上除了传统的课堂中采取面对面授课方式对学生进行信息素质教育外,还可以采取网络教学方式。二是信息环境不仅包括传统的信息,而且包括丰富的网络信息,进行信息素质教育除了传统信息源之外也不能忽视丰富的网络信息源,网络信息源所占据的分量越来越重。 因此,对专业研究生进行信息素质教育要从专业研究生自身的特点与需求出发,采取传统授课与网络授课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要包括传统信息与网络信息,更加侧重于网络信息。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现代人的生活与计算机、网络密不可分,网络已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尤其是现在的学生使用计算机和网络已十分频繁和熟练,根据这些特点对学生进行信息素质教育,注重网络环境下的信息素质教育,将事半功倍。 2.新环境下对专业研究生信息素质教育的探讨 传统授课与网络授课都有符合其自身特点的教学方式与教学方法,下面就两者分别论述。当然,无论是传统授课还是网络授课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教学,培养学生的信息素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其一,也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1)对传统授课的探讨 根据专业研究生学习、研究的特点,采用传统授课方式进行信息素质教育,可以将开展专门的信息素质教育课程这一方式与将信息素质教育融入进专业课教育这一方式结合起来。采取结合教育的方式,既可以帮助学生掌握信息知识、信息技能,解决专业学习、研究中遇见的问题,又可以通过与专业课教育的融合进一步巩固信息素质教育的学习内容,具备将信息理论运用于专业实践的能力,提高信息素养。 专门的信息素质教育课程一般是在固定的场所,由高校图书馆员进行授课,由浅入深,授课内容主要包括大型数据库知识及其在专业方面的资源与利用的知识、检索工具及检索知识、专业数据库及电子资源知识等方面的内容。 将信息素质教育课与专业课教育相结合,由实施信息素质教育的图书馆员与专业课教师在进行商讨、交流、沟通后,选定一个与专业课教育相关的议题,明确专业目标,由图书馆员制定具体教学步骤,最终帮助学生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培养专业能力、提高信息素质。具体来说,专业课教师与图书馆员沟通之后,专业课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就某一知识点向学生布置一个研究课题,由学生自行完成,在完成这项课题的过程中,图书馆员不断引导学生,明确需要哪些信息,获得这些信息的信息源有哪些,如何去寻找、选择、使用这些信息源,对获得的信息如何进行评价、鉴别、筛选、组织、管理、使用,并最终将有效信息融入到现有知识结构中,调整、优化知识结构,完成作业。最后,由专业课教师对最终结果进行评讲,深入讲解该知识点,学生重新修改研究课题作业并提交给专业课教师评分。通过学生自我解决问题,再由专业课教师有针对性地评讲,对知识点作进一步讲释,学生不仅印象深刻,而且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该知识点,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同时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这一教学过程中,信息素质教育涉及到检索知识与技术、信息组织知识、信息道德规范等方面。这样的教学方式一方面能培养学生的专业研究能力,另一方面能提高了学生的信息素质,为学生在以后的工作研究中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更加明确了准确和完整的信息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深入强化信息意识和信息观念。 (2)对网络授课的探讨 网络授课主要是在图书馆主页上设置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开通信息素质教育课程,保证学习地点和时间的自由性。 网络授课,可以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设置不同的权限,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实施不同层次的教育,也可以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水平设置不同起点的学习培训课程,控制学习效果和进度。例如,先对学习者进行在线测试,依据测试结果,进入不同层次水平的学习,学习结束后,对学习者进行测试,以确定是否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这样做,可以避免重复学习,也可以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网络授课有专门的在线平台,可以保证教学的全面、丰富、个性化、多样化、针对性、灵活性。网络授课由于不受时间、课时的影响,具备传统授课所没有的优势,学习自由度和选择性较大,灵活性强。所包含的授课内容可以由多个图书馆员从各个方面来设计,保证授课内容的全面、丰富,如图书馆馆藏资源在线使用课程、网络资源使用指导、数据库资源学习指导、检索技术等,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习,也可以根据其它要求进行学习。网络授课在线平台可以实现在线咨询,通过实时咨询、E-mail、网络留言等方式对学习者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由于可以一对一地解答问题,对学习者的指导更加具有针对性,通过对学习者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学习者产生困惑、疑难的原因,并对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在网络环境下授课,同样可以在网络上布置相关的作业,在网络上进行学习指导,将传统授课的内容在网络环境下实现,图书馆员与专业课教师都可以在网络上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指导,体现网络教学的个性化,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网络信息素质教育还可以实现联合共建,类似于资源共享,由多个高校图书馆联合进行。各馆根据自身情况和特点设置专业的或通用的信息素质教育课程,课程通过网络设置权限,允许其他高校学习者培训,也允许本馆用户通过网络学习其它高校的信息素质课程。这样,可以发挥各个学校的专业特长,丰富信息素质教育课程的内容并保证其专业性,学习者可以通过网络学习到更多需要和感兴趣的知识,还可以互相进行专业交流、借鉴。联合共建网络信息素质教育课程不是简单地实现课程的共享,通过网络,各图书馆的信息素质课程其实是联合成了一个全面、完整的综合性的信息素质教育课程,建立一个管理中心统筹协调课程的设置和建设,使得这个综合性的信息素质教育课程具备系统性、组织性,同时也避免了课程的重复建设。网络信息素质教育的联合共建除了上述的综合性之外,还可以是专业之间的联合共建,各馆分别设置与专业相关的信息素质课程,以满足专业研究人员更深层次的需求。无论是综合性的联合建设还是专业之间的联合建设,都保证了专业研究生信息素质教育资源的充足,为专业研究生提高信息素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素质是信息社会人们所必备的技能,开展信息素质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对于专业研究生来说,信息素质是学习与研究的基本保证。在新环境下,信息素质教育通过传统授课与网络授课两种方式的结合,实现教学手段的灵活性,教学内容的丰富、全面,教学富有个性化和针对性的特点,教学效果显著。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信息素质教育也将不断发展,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手段和方式、教学平台,都将不断改进和发展,以满足人们不断产生的新需求,同时,实施信息素质教育的图书馆员也要不断学习、进修、研究,从实践中总结提炼,促进信息素质教育更好地发展。 图书馆专业论文:试论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对美术院校图书馆发展的影响 摘 要： 本文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例，浅谈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对美术院校图书馆发展的影响，介绍了美院的发展阶段，分析了美术学科体系对美术院校图书馆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专业美术学科体系 图书馆 美术院校发展 影响 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自1928年创建以来，一直是中国美术学院教育、教学、科研、创作的重要辅助机构，经过数十年、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美术院校中最好的专业图书馆之一。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发展的成功，固然可能可以归功很多方面，但是本文认为紧紧围绕专业美术学科体系来发展图书馆是成功的关键。所以，本文通过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的发展历程，来揭示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对美术院校图书馆发展的影响，为其他专业性高校发展专业特色的图书馆提供些许新思路。 一 在中国美术学院80多年的辉煌岁月里，随着一代一代老艺术家对美术专业的执着研究，中国美术学院的专业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发展，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紧跟专业学科需要，历经风雨，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创阶段（1928年―1937年）。中国美术学院创立，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也相应建立，早年称图书课，最初的科主任为刘开渠先生。首任院长林风眠等有识之士仿效西方美术学院办学方式，组建相关系科和班级，“以美育代宗教”，发展为班级、专业化授课制，以便于更多学生接受美术教育。同时坚持以“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学术目标，设置了中国画、西画、雕塑、图案等专业，主要采取了调和中西绘画教育的方法，课程设置除本专业教学内容外，还涵括了相关其他专业的技法课程，并增设了中外美术史论、美学等一系列艺术理论课程。图书馆内的藏书不仅有中国传统书画，而且包括了一批留学欧美或日本的美术家带回的书籍。整个图书馆规模不大，但是专业性很强。 第二阶段，苏化阶段（20世纪中叶―改革开放前）。这个时期中国美术学院的美术教育也是围绕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术主流，全盘学习前苏联，引进前苏联系统性与科学性的美术教育方法体系，特别是全面推广契斯恰柯夫素描教学法。专业学科体系更加细化、科学化、有序化。图书资料相对单一，基本与西方前沿的美术信息绝缘。名师的画室教学制度更是回归到了中国传统的师徒授受教学，进一步压制了图书馆的发展。 第三阶段，多元发展阶段（1978年―20世纪末）。改革开放，国门打开。西方美术突破了以前的现实主义主流走向，把艺术个性与风格多元化作为追求目标，给我国封闭多年的美术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中国美术学院也顺应潮流发展，提出了艺术教育的多元发展，并在1997年明确归纳为“两端深入”思想：中国传统艺术及其精神要精，西方现代艺术及其思想要通。以此，构筑了中国绘画新的学科发展，创设了书法系、史论系、新媒体系，扩展了工艺系。此时，图书馆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学院集中了全年经费的10%，购买了9万元的国外美术图书资料，并开设了一系列的展览，吸引了大量在校学生和国内的艺术青年。这不仅一举改变了学院专业图书匮乏的状况，而且使得学院的艺术教学蓦然置入了国际艺术视野之中，置入了中西文化互动激荡的格局之中，影响着一代学子。此后多年，学院一直将图书采购作为重点，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以两位数的速率不断递增，藏书类型也不断丰富，各种国外杂志、新书也不时地出现在书架上。 第四阶段，全新发展阶段（21世纪初至今）。新千年以来，中国美术学院树起了“多元互动、和而不同”的学术旗帜，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一人双环六学科”的学科构架：一人指的是以美术史论为心脏、以中国画和书法为头脑、以油画和版画为左膀右臂、以雕塑和新媒体为迈动的双腿、以综合艺术为联通四肢的躯干的工作室人形结构，将造型艺术创作的多元追求孕育而成共生互动的生命整体；双环六学科是指以这一人形结构为内环，以设计艺术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建筑学、艺术学为外环的双环结构，强调高点学科和人文关怀对于六个学科的核心的引领作用。随着新学科体系的构架成为新千年中国美术学院未来的发展目标，图书馆也迎来了它新的发展机遇。截止目前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由南山校区总馆、象山校区分馆组成，总建筑面积约15221平方米，设有各类阅览学习场所，总阅览座位1320个。图书馆藏书以中外文美术专业图书为重点，囊括了美术学、设计学、电影学等多个学科门类的图书，并配备了丰富的数字化文献资源库。现有文献资源累积量达118万册，其中纸质图书58万册，电子图书65万册。外文原版期刊及报纸近400种、中文期刊及报纸900多种。馆藏纸质文献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中外名作精品复制品和22600余册古籍善本书，以及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捐赠的私人藏书5000余册。 二 通过分析中国美术学院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和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的互动关系，我们认为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对美术院校图书馆发展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界定、删选的作用。美术院校图书馆与社会公共图书馆和综合性大学的图书馆的功能是有很大区别的。社会公共图书馆的功能主要是保存和提供图书资料，满足普通读者的休闲娱乐，提升公民基本文化素质；综合性大学的图书馆为教学科研服务，满足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师生的需要；美术院校图书馆除了上述的功能外，还承担了艺术品的保存、修缮。所以，要实现美术院校图书馆的专业功能，不是任何图书资料都可以成为馆藏图书。那么如何判断是否可以成为馆藏图书呢？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就是最好的标准，它起到了界定、删选的作用，凡是符合这个学科体系的就可以进入，不符合这个学科体系就一定要拒之门外。当然学科体系也是不断变化的，如近些年来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美术与材料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交融，所以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地按照学科专业体系的变化调整馆藏书目。 2.指导作用。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对图书馆馆藏图书和资料的上架、分类也具有指导作用。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决定了（1）学科发展的侧重、从属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2）招生的数量、生源的知识水平和结构；（3）教师的专业层次和知识结构。所以，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具有指示指导图书馆的发展，如要增加什么书、增加多少量的书、流通速率等。 3.促进图书馆存储方式的变化。通常认为，当代的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已经不仅是传统的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等，而且出现了工业设计、平面设计、染织服装、建筑艺术、景观设计，还有动画、摄影、影视、音乐等专业或方向，迫使图书馆的存储方式从传统的纸质存储介质向数字化存储方式转变，图书馆也从收集整理单纯的书籍、画卷向获取电子数据、整合数据库信息等方面发展。中国美术学院正努力建设数字化图书馆，包括将馆藏图书电子化并购买了其他数据库资料，形成传统图书馆服务和数字化图书馆服务两不误。目前，馆藏电子资源除“书生”、“超星”等电子图书外，还包括“故宫在线”（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资料）、“世界美术资料库”、“皮影数字博物馆”、“美术学学科资源导航”、“EBSCO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网上报告厅”等多个数据库。 总之，虽然影响美术院校图书馆发展的因素很多，如人的因素、社会的重视程度、技术的革新等，但是专业美术学科体系却是美术院校图书馆发展的根基，如果没有专业学科体系的支撑，美术院校图书馆就是无根之树，无特色可言，也将失去存在的价值。所以，专业美术院校要发展成为具有自身特色的图书馆，一定要立足于专业美术学科体系。由此推之，其他专业院校要发展具有自身特色图书馆自然也离不开专业的学科体系。 图书馆专业论文:第十四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暨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综述 摘 要 论文记录了2016年7月17日至20日在甘肃省张掖市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暨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的概况，并对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今后的工作规划做了全面的介绍。 关键词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 全国民间读书年会 阅读推广 全民阅读 书香社会 2016年7月17日至20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张掖市图书馆承办的“第十四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暨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在甘肃省张掖市举行。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部分委员及国内图书馆界专家与同行，以及阅读推广导读刊物主编、民间读书刊物主编一百余人参与了此次盛会。 1 主旨报告话“阅读”，说“书香” 7月18日上午，会议于甘州区演艺中心正式开幕。张掖市甘州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张洪清主持开幕式。张掖市副市长王向机在欢迎辞中，对“金张掖”的历史、地理、人文和书香建设情况做了简要介绍。著名作家、藏书家、苏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王稼句在嘉宾致辞中，回顾了历届民间读书年会的成就，并认为本次年会将对“书香张掖”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接着，南京大学教授徐雁代表中国阅读学会研究会，分别授予了甘州区“书香甘州”，以及甘州区金中学、马神庙小学“华夏书香校园”荣誉牌匾，并向张掖一中、张掖二中、金安苑学校等8所学校赠送了由中国阅读学会研究会参与编纂的《华夏书香校园论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开幕式结束后，徐雁教授应邀作了题为《最是书香能致远――“全民阅读”行动与“书香社会建设”构建》的主旨报告。徐教授近年来大力倡导“四分阅读推广”理念（即分类、分众、分级、分地阅读推广），在业界影响广泛。报告围绕着“全民阅读”行动与“书香社会”建设两个主题娓娓道来。 首先，徐教授结合全国民间读书年会的主题，对《张掖阅读》《今日阅读》《阅微》《书林驿》《开卷》等读写类报刊做了推介。例如创刊于2000年的南京民间读书刊物《开卷》由南京凤凰台饭店主办，是凤凰读书俱乐部的指导阅读刊物，作为民间读书类期刊，至今已出版一百多期。董宁文先生以业余时间编此小杂志，记载报道当今学人的行踪、研究动态，写作计划以及有关书稿的评析。在《开卷》一周年、《开卷》百期、《开卷》十周年、《开卷》十五周年的时候还分别举办了研讨会，并将其中的“开卷闲话”栏目结集出版了《开卷闲话》（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开卷闲话：续编》（岳麓书社2005年版）、《开卷闲话三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开卷闲话四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开卷闲话五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他指出，此类报刊对于全民阅读风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他从阅读文化学的专业角度，为大众普及了“分众阅读推广”“分类读物推广”“分级阅读推广”“分地阅读推广”等专业概念，吁请阅读推广人和图书馆馆员以及家长、教师面对不同对象、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受众，采取不同的推广方式。他结合书目推荐、亲子阅读、书香家庭、书香校园的话题，为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提出了三点转型升级的建议： （1）从以往侧重倡导“阅读情意”（重要性）的培育，转向夯实“阅读价值观”的人文基础（如阅读需要、阅读兴趣、阅读爱好等）； （2）从努力追求“全民阅读推广”领域成就的全面开花，向不断争取“分众阅读指导”（如公共图书馆的读者工作，不仅要重视对儿童而且要重视对老龄人的阅读指导；不仅要重视对“新市民”而且要重视对公务员的阅读指导等等）的实证成果方面努力； （3）要以“读者自主型阅读”为基础，努力开创“阅读推广人导航式阅读”（如“好书漂流”活动等）的新局面。 最后，徐教授从家藏的百余件形态生动的“书偶”中，选取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如诵读《圣经》的小天使等十余件藏品，一一讲述其收藏故事、背景典故，在旁征博引中，阐述了“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冰心语）的文化内涵。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主任、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长钱军研究馆员对徐教授的报告作了总结点评，认为该报告主题深刻，内涵丰富，富有前瞻性、针对性和指导性。报告启发我国当前的全民阅读工作从外延式行动走向内涵式行动；从局部性行动走向全局性行动；从外化式行动走向内化式行动；从民间性行动到融入全社会力量的合力行动；从精英行动到大众行动。 2 读书年会精彩纷呈，畅所欲言 全国民间读书年会自2003年在江苏南京开办以来，先后在湖北十堰、北京、内蒙古呼和浩特、江西进贤、山东淄博、内蒙古鄂尔多斯、四川成都、浙江温州、广东东莞、上海、湖南株洲、天津等地举办了十三届，每届读书年会均有不同地区的读书刊物发起、组织系列的读书活动，国内著名学者、专家、作家和读书人多有出席。每一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都有自身特点，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影响深远，对建设书香社会起到了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2003年在南京召开的“首届自办读书报刊讨论会”是民间读书年会的前身，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余家自办读书刊物代表参加了会议，交流分享了创办民间读书类刊物的经验，探讨了民间读书刊物今后的发展[1]。第二届读书研讨会在湖北十堰举行，芜湖的倪建明先生专门为年会制作了藏书票。会议成果由《书友》工作室全程记录，并选粹编印了特刊《民间书声》。第三届年会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召开，姜德明先生、袁鹰先生、文洁若先生等名家云集，更有珍贵民国书刊展览，满足了广大读书人的心愿。第四届年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让书友们了解了塞北的浓郁读书氛围。 从第五届开始，“民间读书报刊研讨会”改名为“全国民间读书年会”。第五届年会在江西进贤县举办，也是目前唯一一届在县级城市举办的年会。农耕笔庄鼎力支持，特为这届年会创刊《文笔》杂志，目前仍在印行。第六届年会在《日记报》的创办地――山东淄博举办，《日记报》是最早的专业民间报纸，现名《日记杂志》。第七届年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召开，会议期间举办的小型拍卖会主要拍卖旧书，包括民国的、解放后的，还有一些珍稀的报刊，让书友们有机会得到喜爱之书，成为该届年会的一大亮点和特色。第八届年会在四川成都的毓秀苑宾馆举办，和第一届在书香氛围浓厚的凤凰台饭店举办有相似之处。凤凰台饭店在每间客房摆放了《开卷》等读书报刊，而毓秀苑宾馆则组织了书刊展览，总台还放置了琳琅满目的作家签名本。《开卷》《点滴》《温州读书报》《清泉部落》获得了民刊民报优秀奖。崔文川先生特意为该届年会制作了藏书票两枚。第九届年会在浙江温州举办，承办方温州图书馆编印有《温州读书报》，并长期寄赠全国各地书友，开创了民间报刊界与公共图书馆合作办会的新模式，向全国书友展示了图书馆服务全民阅读的理念。第十届民间读书年会在广东东莞举办，承办方东莞图书馆还得到了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与社会阅读委员会的支持，民间读书活动与图书馆全民阅读工作进一步携手合作。第十一届年会由巴金故居《点滴》杂志在上海承办，这次盛会也是刊物《点滴》的作者座谈会，与会代表就民间读书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广泛探讨。第十二届年会在湖南株州市召开，由株洲新闻网和株洲市图书馆共同承办，会上探讨了民间读书刊物的生存状态，会外热议株洲“湘江边的旧书摊”，并有书签、藏书票展览，让全国书友大饱眼福。第十三届年会在天津举行，该届年会由天津市问津书院承办，书友们参加了藏书票艺术论坛，《开卷》杂志十五周年研讨会以及民刊发展的困境与突围主题讨论，参观了藏书票名家“书”主题设计展，还首次邀请国外书友意大利那不勒斯孔子学校校长安娜・玛丽亚、东方大学历史系教授朱里罗和设计师马戴奥・拉尼等人来到读书年会的现场，并与问津书院进行了中意图书交流，给读书年会带来了特别的气氛。 今年第十四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在甘肃张掖举行，不但有常规的书友新书首发，还举办了中国藏书票精品展、崔文川藏书票艺术展、张掖书展，交流分享了《金猴集》《厦门文艺》《张掖阅读》《易读》《书林驿》《阅微》等一批读书类书刊。五湖四海的读书人以书会友、饱览书情书色。7月18日下午，本届年会的新书会及分组会议在张掖图书馆举行。《我在书房等你》《问津书韵》《袁定邦诗文集》等在版新书首发。黄岳年、朱晓剑、王振良等就所编新书的缘起、主要内容进行了说明和推介，并向与会代表赠送了新书。 《我在书房等你》（古吴轩出版社2016年版）的执行主编朱晓剑在序言中说，该书“其实更像是一个文朋诗友聚会的场所，在这里分享阅读体验，交流新旧书资讯，都在还原一个爱书人的最日常的生活。”[2] 《问津书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是2015年春第十三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的记录文集，全书分为“渤海书声”“问津书事”等八辑，收录了与会代表记录该年会的种种文字。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代表性的人物。能代表张掖，也能代表张掖文化的诗人中，袁定邦是十分突出的一个[3]。于是，张掖人编纂了《袁定邦诗文集》（敦煌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以纪念这位教育家、书法家、佛学家和诗人。 接下来的开放论坛将场上气氛推向了高潮。大家就读书报刊的发展，网络环境下“读书型城市建设”“非虚构文学”与“真人图书”，读书类著作的编写、出版与发行四个专题畅所欲言，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3 专委会工作会议承前启后，务实开拓 7月18日下午举行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成立会及首次工作会议。来自全国11个省（市、区）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会的十余名代表参加了成立会。本次会议的主题为“阅读推广常态化建设”，会议由专委会副主任、金陵图书馆李海燕主持。 作为专委会的分工指导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徐雁教授在致辞中，首先说明了新一届专委会的成立背景，然后表扬了上一届专委会的工作，高度评价了已连续三年成功举办的“馆员书评征文活动”及其获奖书评文集《书读义见》（李海燕主编，华龄出版社2015年版），同时还提出了新要求――既要继承上一届专委会的工作成果，也要探索前进，不断创新，建议在本届专委会的工作中，积极探索实践“阅读推广人文空间建设”及“校园阅读推广”“分地阅读推广”。 作为上一届专委会的主任，原南京市金陵图书馆馆长严峰，总结了前五年专委会的工作和体会，并和与会代表交流了对阅读推广外延与内涵的认识，提出要认清阅读推广的目的，以打造阅读共享空间、编辑内刊等形式固化阅读推广成果。 新任专委会主任钱军先生在主旨发言中提出了新一届专委会工作的新要求：一是要顺势而为，提高对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工作关系的认识；二是要承前启后，创新性地做好新一届专委会工作，并提出了新一届专委会的工作思路。他认为，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是图书馆内涵建设的重要部分，也是图书馆导读工作的延续和弘扬，馆员书评活动可以作为图书馆工作的抓手、提高馆员队伍业务素养的手段。当前的全民阅读工作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更加注重均衡化发展；二是更加注重阅读推广的个性化和针对性。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工作要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注重特色化、品牌化和实效性，避免阅读推广千孔一面的发展怪圈[4]。 钱军主任还就专委会的工作计划做了部署：一是专委会要发挥好平台作用，搭建委员单位交流平台、资源共享平台、学术交流平台；二是加强微信群建设；三是开展阅读共享空间建设条例的制定；四是发挥委员单位在各地的引领辐射作用；五是继续做好馆员书评活动；六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适时开辟阅读共享空间前瞻学坛建设，结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高等院校校园阅读氛围危机干预研究》（项目主持人徐雁）、《泛在知识环境下校园经典阅读推广体系构建研究》（项目主持人钱军）进行实证研究；七是逐步推进专委会工作会议的常态化，将工作会议和各地阅读推广亮度展示相结合；八是做好中国图书馆年会分会场的工作，在阅读推广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与其他专委会合作。 接着，来自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的与会委员，就阅读推广常态化建设、阅读推广导刊与书香校园建设、阅读共享空间建设等方面作了交流发言。 张掖市图书馆馆长黄岳年先生被聘任为本届专委会的副主任。他在发言中介绍了张掖市图书馆的历史及新馆阅读空间建设，以及编辑《张掖阅读》报的经验。李海燕副主任介绍了馆员书评工作以及金陵图书馆阅读推广品牌活动“朗读者”的工作经验。李军委员介绍了新疆克拉玛依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基本情况；卢礼阳委员介绍了温州图书馆建设情况，以及民间读书会联盟和微信推广经验，强调民间读书报刊的建设关键在于连续性；周冬英委员介绍了常熟阅读促进会的工作经验；李金瓯委员作为宁夏图书馆学会秘书长，与浙江图书馆学会秘书长吴荇委员共同表示，将积极利用省图书馆学会的平台，开展阅读推广工作；聂凌睿委员谈了书评对于馆员自身业务提高与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互相促进的感想。 在来自高校图书馆的委员中，周金林先生介绍了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打造的“吴文化阅读空间”的经验，以及高职院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侧重点；黄群女士介绍了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与校宣传部合作开展的读书日活动，并表示努力恢复馆刊建设，开展分类、分时阅读推广活动；周婷女士介绍了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导读类馆刊、阅读推广平台《书林驿》编刊特点以及一年三季常态化书香校园建设和阅读推广共享空间建设情况。 通过交流，与会代表达成共识：本届专委会与上一届相比，名称由“图书评论专业委员会”改成“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外延更加广泛，工作也将更多元化；新一届专委会委员不但包括公共图书馆、高校高职图书馆的馆员，还吸收了部分省图书馆学会成员，来源更广泛，年龄层次更丰富，覆盖地域更广，新一届专委会的委员将发挥在各地的影响作用；同时本次会议在甘肃张掖市召开，也展示了西北地区阅读推广的亮点。 图书馆专业论文: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专业化建设研究 摘 要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专业化建设是图书馆队伍专业化建设工程的“重点工程”。应强化以人的发展需要为动力的专业化建设顶层设计，优化和完善业务部门领导专业任职条件、专业任期考核和职称职务晋升等方面的制度规范，创设激励专业人才成长发展的环境，促进专业化建设的延续性。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业务领导 专业化 高校图书馆管理队伍专业化及其建设虽然是个老课题，研究成果也不少，但近年来相关研究仍热度不减。之所以引人高度关注，除了问题本身研究领域比较宽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近年来许多高校图书馆管理队伍的“非专业化”现象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加重之势。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变化？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本文拟就此开展相应的调研分析，并对此提出相应对策。 1 调研目标与思路 许多专家学者对图书馆专业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刘晓英认为图书馆立法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缺乏、现代信息技术的挑战、信息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图书馆员职业自信心的缺失是造成图书馆管理队伍专业化弱化的主要原因[1]。陈传夫等人认为营造图书馆员终身学习环境、慎重对待核心业务外包、变革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是防止图书馆员非专业化倾向发展的有效措施[2]。张峰认为建立图书馆员专业化标准、提高馆员素质和创设良好的专业化制度环境可以有效加强图书馆队伍的专业化进程[3]。专家学者的研究为“综合治理”图书馆行业“非专业化”问题提供了学理层面、制度层面、方法层面和多理论视角的有价值的分析和对策。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处在承上启下、带动群众的重要支点位置，同时也是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基层“把关人”和业务骨干，其专业化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高校图书馆管理队伍专业化的整体水平，决定着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整体质量高低。以往对图书馆专业化的研究多专注于政治思想、职业道德、体制机制、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分析和建设，而从人的需求层次进行价值取向的研究还有较大空间。由于人对各层次需求的追逐，具体集中表现在对资源平台的渴望、对事业成功的期盼和对身份地位的追求，因此实证研究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任职、晋升、流动等变化的状况和原因，对队伍专业化建设有一定价值。 高校类型、规模不同，图书馆及其队伍情况各异，选取调查样本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检索有关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文章，并进行作者单位和研究对象等方面大数据分析，以及与部分学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进行初步访谈，判断高校图书馆管理队伍“非专业化”现象普遍存在，比较严重的主要是中小型高校和新建新晋高校。因而选取调查样本主要以具有典型性的中小型高校和新建新晋高校作为对象；按照地域南北中分布，选取了成都、北京、南京三地的6所高校；部属高校2所，省属公办高校3所，民办1所。考虑到管理干部4年一个任期调整，调查内容为近5年（2010年至2014年）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背景情况、职位变化情况，以及他们职位变化受价值取向影响的情况。调查研究方法：一是通过固定关系人，具体详细了解6所样本高校图书馆领导和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背景和职位变化，以及变化的基本原因；二是跟踪6所高校图书馆网站，了解和佐证固定关系人提供的信息；三是与部分样本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进行访谈，深度了解他们职位变化与价值取向的关系；四是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研究结论。 2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背景和影响力 2.1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背景 专业背景，通常指某人学习过的专业和从事过某种专门职业的经历，因而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背景，既是衡量其专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图书馆业务部门工作质量的保障。业务部门领导是队伍的管理环节干部，业务部门工作的专业工作要靠业务部门领导去一一推动和具体落实。因此，图书馆业务部门干部要有一定的专业背景，才能胜任专门业务工作。对6所学校调研的结果显示，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大多数有专业学习（表1）和工作经历，业务素质较高。特别是他们的专业化水平高于馆领导的平均值，也高于普通馆员的平均值。可见，各校对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任职的专业背景比较重视，建设措施能落实到位。这是保证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质量极其重要的一环。 2.2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影响力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大多是各个业务部门的业务尖子，也是因为业务工作水平高、业绩优秀、职业素养高而被选拔到领导岗位的。因而，他们的工作标准和工作业绩，他们的成长经历和发展道路，对其业务部门下属员工的工作质量和成长发展，具有直接和显著的引领示范作用。公平、公正、公开的良性竞争发展机制和环境一旦形成，就会促使整个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并取得明显成效[4]。从6所学校图书馆调查情况看，馆员们对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干部的专业化水平认可度较高，但个别学校、个别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影响力较低，仅占11%的比例。 3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专业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中层领导的发展前途与专业化程度相关性弱 发展是硬道理，每个人都有全面发展的追求，这是人类万世不竭的发展动力。在以阶层、地位、职级划分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下，发展最直接的显现即是职位、职务、职级的变化。尽管我们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内心的成长和成熟，但发展毕竟是要看的见、摸得着，能够被感受到的现实。因而，一般而言，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发展的主要标志，一个是职称的晋升，一个是行政职务的晋升。然而，根据调查统计，6所院校近5年内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职称晋升明显低于同级普通馆员平均值，行政职务晋升与专业背景的相关性并不明显。 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职称晋升低于同级普通馆员平均值，主要原因是由于行政性事务繁忙，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在职称晋升成果准备方面明显不足。大多数馆领导不是从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中产生，而是由学校从其他部门任命而来。行政职务晋升与专业背景的相关性不明显，各校图书馆领导产生方式和现任领导班子结构，与图书馆管理专业化要求难以适应，也会导致一些业务部门领导把许多精力甚至是主要精力放到拉关系、搞政绩上面，对图书馆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非常不利。 3.2 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任职的专业背景要求不明确 从6所院校情况看，多数学校在业务部门领导的任职条件上没有明确的专业背景要求，并没有把业务部门领导当作专业能手和标杆要求，而是当作普通行政管理者对待。虽然非图书馆学及相关专业的仅占20%，没有专业经历的仅占23%（见表2），但不明确作为任用条件，不仅会使实际任用干部的选择范围和不合理可能性增大，还会使人们对这一岗位的重要地位和核心作用产生认识上的模糊，认为什么人都可以干，对图书馆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危害性很大。根据6所院校的调研，图书馆骨干队伍稳定性堪忧，特别是新进馆的博士和硕士，大多有谋求其他发展的意向，一有机会就会离开图书馆岗位。南京某校图书馆连续3年每年进1名专业博士，可目前1名也没有留住。根据前人经历，无法明晰和确定个人发展目标会导致工作缺乏动力，也将导致对队伍整体发展目标难以认同，难以齐心协力。 3.3 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能力没有作为考核指标 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在管理队伍中的地位特殊，作用重要，专业能力要求较高，应当成为业务能手和标杆，为队伍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5]。而进行规范的业务考核和专业能力评价，正是不断提高专业素质的关键环节。从6所学校情况看，对业务部门领导的年度工作考核，所有的学校虽然依照德能勤绩廉干部考核要求，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专业标准和专业能力评价，将专业能力考核混同于一般的能力考核之中，也就很难根据专业能力和业绩的评价，来进行奖优罚劣和落实竞争机制了。不把专业能力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并要求不断达到更高的标准，会导致图书馆管理人员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是图书馆管理队伍建设，特别是专业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6]。 4 优化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专业化建设的建议 4.1 图书馆专业化建设要把握人的发展需求这一重要动力 高校图书馆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业务部门领导专业化建设是这个系统工程中的重点工程，也是带动全局的有力抓手。要破解制约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关键问题，补齐短板，就要不断优化和改进以人的发展需要为动力的专业化建设思路和顶层设计。 美国著名心理学教授戴维・麦克利兰（David C.McClelland），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该理论的核心概念“自我实现”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他认为，人类的许多需要都不是生理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人的社会性需求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得自于其生活的环境、培养教育和人生阅历等；人的需求很难从个体的角度得出共同的、与生俱来的心理需要，不同人在不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下，其需求不同，“自我实现”的标准也不同。麦克利兰在其代表作《渴求成就》和《权力的两面性》中进一步阐述了作为社会人的三大类社会性需要：对成就的需要、对（社会）交往的需要和对权力的需要。根据麦克利兰的这一“成就需要理论”，图书馆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要认真解决好中层业务部门领导的发展需求问题，解决好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队伍人性化发展和提升这个关节点，培养选拔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领导者，创建公平合理的良性竞争发展机制和环境[7]。 4.2 充分保障业务部门领导的晋升优势 按照专业化标准建设图书馆管理队伍，必须有专业水平高的带头人、领头羊负责队伍建设。作为图书馆领导的后备干部，业务部门只有在组织上、制度上和实际任用上具有馆领导的晋升优势，才能保证图书馆领导班子里有源源不断的内行和专家型领导，才能带出专业化的队伍。从6所院校情况看，多数学校对图书馆领导竞聘者进行任职条件考察审核时，虽然都会对其专业方面是否对口和业绩情况进行审查，但是都没有作“具有图书馆学专业或有图书馆工作经历”的硬性规定。实际情况是，有3所学校图书馆领导班子中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领导，另有3所学校有不到一半符合。其实，充分保障业务部门领导的晋升优势，既符合图书馆队伍专业化发展的人性化导向，也是解决图书馆诸多复杂性问题的有效措施。 4.3 严格进行业务部门领导的任职考核 既然按条件任用了业务部门领导，就要要求业务部门领导专业化水平要始终达到标准和不断得到提升。所以，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和考核程序，对业务部门领导进行年度业务考核，组织专家对业务部门领导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同行评议和论证。通过专业任职考核，维持和促进队伍专业化水平提升，有力支撑高校育人工作。从6所院校情况看，多数学校对业务部门领导的年度考核中虽然有“业绩考核”一项，但是都没有明确的专业、职业标准要求，个别学校仅有行政领导管理要求。专业人员行政化的考核方式，助推了高校图书馆专业管理队伍的行政化。严格进行业务部门领导的专业任职考核，才能从导向上保障图书馆专业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4.4 明确限定业务部门领导的任职条件 鉴于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在队伍专业化建设和全局工作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任用业务部门领导的要求要更高、更严格，在专业能力上要达到规定的任职条件。从6所院校情况看，各校对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仅有学历方面的任职条件要求，而没有图书馆及相关专业学历或经历的任职条件要求。尽管这样的要求做到很难，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专业条件的限制，或者没有相应专业优先的保障，就难以把住图书馆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关口，就会造成许多心理上的不平衡，对队伍建设的破坏力很大。 4.5 充分保证业务部门领导不断“充电加油” 作为业务骨干和中坚力量的业务部门领导，要站在自己所从事专业和所负责业务的最前沿，了解和参与学科前沿研究，随时学习和研究应用新的科技成果，跟上时代脚步，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部门领导要想掌握自己所从事专业和所负责业务的最新动向，不仅要注重平时的学习和积累，还要经常与国内外高层次同行专家进行交流和合作，从而提升高校图书馆管理队伍专业化的内涵和品位，提升专业化建设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从6所院校情况看，所有学校对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外出开会、交流等进行学术活动都持支持态度，但有一半的学校因经费问题不能完全满足相关需求。因而，提供业务部门领导更多“充电加油”的机会，也是高校图书馆专业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5 结语 关注高校图书馆业务部门领导专业化建设的特殊性，从实际出发，根据对象的特点和建设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实事求是地对症下药，把高校图书馆队伍专业化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做好，能够带动全局，推动高校图书馆各项工作健康发展。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论文 一、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必要性 1.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以创造力为核心的创意文化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创意经济迅速崛起，并席卷全球。中国创意文化产业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壮大。创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音乐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和创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学校通过积极开展广泛的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各方面知识，为以后学生成功创业铺平道路。 2.满足音乐学专业教育内在要求 音乐学专业教育是培养文化创意人才的重要来源，在音乐学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学生对音乐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也要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创业本身就是对现实的超越，就是一种创新。任何真正获得成功演出作品只有依靠创新，才能不断得到提升和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全方位的创业教育，让学生不仅能领悟创新对于创业的重要性，也会激发学生自身创新意识，同时还能让学生从创业者成功的事例中得到激励和启发。并结合本专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3.增加就业途径、缓解就业压力 随着高校扩招，音乐学专业的招生人数也在不断递增，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远远超过传统的就业市场需求，传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基础教育。计划生育基本政策的推行多年，我国音乐基础教育的学生也逐年减少，音乐教育师资也逐年超编，传统的音乐教育人才需求趋向饱和，就业市场日渐萎缩。音乐学专业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就业面相对较窄，就业压力也更大。通过开展创业教育，转变教育理念，改革音乐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引导音乐学专业大学生积极创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缓解和解决就业压力。 二、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创业观念滞后、缺乏科学的创业理念 中国的创业教育发展较晚、基础比较薄弱，而且大部分高校对创业教育在新形势下的教育体制改革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充分，缺乏对有关学生创业教育的专项课题研究，对创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区分点的认识比较模糊，导致在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培养目标不明确，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势必缺乏科学的、标准化的指导思想，学生得不到真正的创业方面的培训和提高。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绝大多数毕业生毕业之后，喜欢去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认为市场前景广阔，以期待更大的发展。现实情况不容乐观，音乐学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已接近饱和，创业业机会越来越少，这就需要音乐学专业的毕业生要转变创业观念，适应社会需求。 2.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匮乏 大学生成功创业要具备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目前高校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够完善。音乐学专业的学习只要基础知识、实践技能方面的。在创业能力、创业素质方面的培养力度不够，没形成创业所需要的独有品质。毕业的音乐人才在虽然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方面学有所长，但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学生对社会、对市场、对产业、对经营都缺乏应有的了解，在创业过程中毫无头绪、到处碰壁，甚至导致创业失败。从近几年毕业生创业的反馈信息来分析，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创业素质不容乐观。受传统择业观的影响，学生大胆创业的意识不强，即使参加创业活动，往往是头脑发热、跟风创业，一旦遇到挫折，就缺乏长久坚持的创业意志。一些学生眼高手低，只到条件好的大中城市创业，不愿意到拥有广阔天地的乡镇基层创业，创业情感投入欠缺。这些充分显露出学生的创业知识层次和结构不完善，创业素养要不断加强。 3.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不完善，学生创业实践缺乏 创业教育课程的合理设置是创业教育的基础，也是创业教育实施的媒介，在国外有着较为完备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国高校将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体系的课程设置还不普遍。在教学内容上缺乏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接轨的统一教材。在教育方法上以以校园为中心、教师为中心，忽视社会实践环节，忽略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势必会影响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创业教育中提倡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冒险精神的培育还相差一段距离。音乐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技能性很强的专业，在常规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践，以实践为主的教学理念。教学实习、校外实践演出等都只是专业实践，并不能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创业者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创业经验的缺乏使得学生对于自主创业缺乏评估、顾虑重重，缺乏开拓市场能力，对市场潜在风险的防范不够，在创业过程中把握不了方向，创业难以成功。 4.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薄弱 高校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目前大多音乐学专业的创业教育由学校招生就业部门的科员及一部分音乐学专业教师担任创业教育课的工作。前者虽然直接在招生就业部门工作，了解就业市场的一些知识和信息，但毕竟也缺乏专业的创业教育学习，创业教育课也只能是就业指导课。不能把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很好地融会贯通，进行全方位的深度指导。后者由于传统学校管理中，限制在职教师开展第二职业，部分教师有一定的本专业的社会实践经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业经验，创业教育也只是专业教育的的拓展。即具备的教学经验又有创业经验的创业师资比较缺乏，成为制约高校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向深层次发展的瓶颈。 三、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策略 1.营造校园创业氛围，培养学生创业意识 四年的大学生活对学生性格和品质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今后的人生有着非常强大引导和激励作用。学校在常规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千方百计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让学生不出校园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浓厚的创业氛围，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发创业热情。利用校园信息平台、广播站、宣传栏、展览馆等校园媒体积极宣传创业教育，使创业意识渐入人心。举办以围绕音乐学专业的模拟创业大赛，让学生通过模拟创业体验创业的酸甜苦辣。定期举办创业讲座，邀请音乐界创业的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给学生讲述创业经历和创业经验，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促进学生创业能力的提高。还可以在校园成立学生创业协会，邀请各个系部学生参加创业协会，并通过协会成员在各系部宣传创业教育，培养学生锐意进取、敢于创业的创业精神。 2.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 音乐教育应重视并开展创业教育，将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优化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促进课程设置改革和实践，培养学生合理的创业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增强学生自主创业能力。把培养具有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技能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纳入到音乐人才培养方案中去，把培养创业型人才定为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同时，围绕培养音乐创业人才的目标进行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改革，在创业理论教学中增加创业理念、市场营销、财务管理、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等知识的教学。通过创业案例进行讨论交流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拓宽其思想认识。在实践教学中，组织学生到文化传播公司、音乐培训学校、地方演出市场、工商、税务部门等实地了解熟悉市场导向、创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为学生将来创业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 3.组建科学合理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 培养出具有创业精神的音乐人才，需要一支专业素质高、创业知识、创业经验丰富的教学师资队伍。音乐学专业要想改变当前创业教育师资不足的现状，学校应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努力构建一支符合本校、本专业创业教育师资队伍。一方面，要加强对音乐学专业教师自身创业知识相关教育培训，选拔一批具有创业意识的青年教师到在创业教育走在前列的院校去调研学习。安排有创业潜力的青年教师到企业去兼职，鼓励专业教师直接参与到创业实践中去，并定期开展创业教育案例示范教学和研讨会。另一方面，可以从校外聘请创业成功人才作为特聘教授对创业的学生进行现场指导，现身说法，让学生熟悉创业过程中市场运作方式，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率。 4.加大创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建立切实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 在校学生虽然想创业敢创业，但缺乏创业所需要的环境和资金，这就使得一部分有自主创业意识的学生对创业望而却步。音乐学专业学生在创业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资金就成了他们创业最大的障碍。学校应该积极筹措资金加大对创业教育的投入，建立创业综合实训基地，更新实验实训设备，拓展校企合作框架等，为音乐学专业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创业后续保障。此外，学校制定出台相应的激励保障措施，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成立创业教育协会，出台创业资助计划等。将创业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保障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随着“十二五”规划建设的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建设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梦”的崛起，中国将进入崭新的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人才。预示着创业市场大繁荣的到来，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充分综合社会优质资源，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积极开展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不断推动高校创业教育前进。 作者:廖星麟 单位:湖南郴州湘南学院 音乐学论文:现代教育技术下音乐学院学校管理论文 一、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应用的科学内涵 实际上学校管理中将涉及大量信息，如学校的基本要素：教师、学生、财务、设施、信息等等。如果不能对这些要素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学校运营就将变得混乱，如果学校本身混乱，教学质量就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但实际上仅一项要素就会产生大量信息数据，如仅靠人力进行管理十分困难，且极易出现失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有效优化了管理环境，为学校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学校中的各项要素信息通过现代教育技术的信息处理功能便可实时、快捷、准确的进行处理，现代教育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了现代学校管理中的重要管理手段。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学校管理信息量猛增的今天，学校管理信息处理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只有加强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才能保障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对音乐学院学校管理必不可少。 二、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一）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包括：课程编排、课表调度、选课、教学档案管理等等。现代教育技术实现了通过软件将学校所有的教学信息建立教学信息数系统。教学信息系统实时、精准收集教学信息，分析学生成绩，查询学生在校期间各科目学习成绩，通过教学信息系统可以直观了解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教学计划可随时根据教学信息系统反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调整，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有效性。 （二）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对于学校来说，学生就是发展的基础，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学校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学生管理中从招生、教学、升学都会产生大量信息，学校管理信息中，学生信息量是最大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对：招收信息、学生基本信息、毕业去向信息、学习成绩信息等都进行了处理，大大提高了学校管理中对学生管理的效率。 （三）教职工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管理的另一个重心就是对教职工的管理，教职工是学校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教师，学校无从谈起，保障学校的发展必须做好教职工管理。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教职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教师信息管理效率和水平。此系统由基本档案信息系统和业务信息系统两部分组成。基本档案系统包含着教师本人基本情况及家庭情况等信息。业务信息系统中包含着任教时间、教学能力、科研成果等信息。教职工信息系统的分类、索引功能可精准调取教师信息。 （四）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传统学校财务管理都由人工进行统计和核对，但由于学校的特殊性，财务中不仅要涉及到学校自身财务、物资、开销等等，还要涉及到学费及其他各项费用，所以学校财务信息不仅量大并且既散又杂，人工处理十分容易出现错误，传统人工处理效率也十分不理想，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利用电子技术进行财务管理，不仅提高了财务管理水平和效率，更提高了财务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实现了学校资产、财务的有效管理，避免了人工核对中的财务风险问题。 （五）图书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物资中书籍资料最多，并且种类繁多，在借阅和调度时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人工处理具有一定的难度。通过现代教育技术中图书资料管理信息系统的采编管理、流通管理系统来辅助学校图书馆及资料室的管理工作，实现了对书籍资料的实时管理，通过查询功能便可清楚了解到图书使用和调度情况，省去了繁重的人工查找作业。 三、结论 音乐学院是培养音乐人才的中心，为了保障音乐学院的健康发展，加强学校管理至关重要。通过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升音乐学院学校管理有效性，提高了学校管理水平，保障了教学质量。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学校管理中必然趋势。 作者:刘春园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高校音乐学钢琴教学论文 一、普通高校音乐学与社会钢琴普及教学现状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教育部颁发的高师教学大纲就明确规定：“以培养中等学校合格的音乐师资为主要的办学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于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尤其是音乐文化的要求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对于音乐教育者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以往单纯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目地的师范音乐教育系统，既要满足学校教育体系的需求，又要满足整个社会音乐普及教学的需求，显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1999年3月《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提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学校积极参与…。”在此之前，部分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就已开始设置音乐教育类课程，《意见》以后，各类综合大学纷纷进入这一领域，当前已形成了普通高等师范院校、专业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各类文理科综合大学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态势。随着从事这一专业的师生数量大幅度增加，社会人群中能够提供音乐普及教育服务的群体总量大幅上升，缓解了人才资源的供需矛盾。但是,随着各高校招生规模连年扩大,也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办学单位不断增加，招生数量膨胀，生源质量和教学质量均受影响。办学单位的增加，大幅扩招已常态化。“2011年，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110人;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外省计划)280人…一些本来不以音乐教育见长的理工院校或综合类院校，招生人数也不少：山东农业大学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80人……而除了本科扩招，研究生层次也有扩招趋势。音乐学专业在校学生呈几何数增长。”争抢生源造成招生门槛放低,生源质量随之下降，教学质量的滑坡难以避免；其二是教学目的混淆。师范类音乐院校和专业音乐学院虽同属艺术教育系统，但究其本源在教学目的和方法上是有着显著区别的,是“上讲台与上舞台”的差异。专业音乐学院和师范院校在培养音乐教育人才这一大的前提下，应多加考虑如何发挥各自固有的教学特点和优势，而不是简单地相互模仿和复制。在师范院校中当前普遍存在“教育系的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目标更倾向于单一专业的发展”。在音乐学院中，则多模仿和复制了师范教学的一般模式，没有发扬在表演和创作等专业领域形成的教学传统，更多地进行着“通才教育”，事实上抛弃了“专才教学”的优势。其三，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培养模式相悖于市场需求，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随着就读本专业学生的增多，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部分高校音乐学专业实际就业率连10％都达不到，少数高校出现零就业率现象也并非只是个传说。”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目地，已无法适应当前社会多元化的音乐教育需求，学生的就业角色早已不是单纯的中小学音乐教师，成为少年宫、文化馆、私立音乐学校等社会音乐培训部门的专职教师，已成为众多毕业生的首选。其四，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长期以来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专业本身课程系统庞大，仅与教育学相关的理论课程就多达十余种，钢琴虽然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比重也只是略高于其他公共课程，在学程和课时上都受到限制。学生的钢琴基础条件有限。如果按照钢琴艺术固有的艺术规范要求衡量，对于多数人，在本科阶段能够真正掌握中级（相当于车尔尼练习曲Op740）要求都非常困难。虽然本专业的钢琴教学不以培养演奏人才为目的，也并不要求很高的钢琴水平，但是，钢琴教学作为一个传承了300多年的艺术学科，其艺术规范不容颠覆，教学要求也不容人为降低。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与其让学生泛泛了解钢琴艺术，不如把钢琴基础教材使用、基本奏法要求、教学法等方面内容予以强化，将钢琴教学系统中的基础性部分实在地掌握好。自上世纪80年代“学琴热”兴起后，历经30余年的发展，当前社会钢琴普及教育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社会钢琴普及教育师生供求比例逐步转变。在对全国教育群体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前“教师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实质性变化，二是结构性变化。教师供求关系由过去的绝对的卖方市场开始转变为买方市场……”。这种态势对于普及性钢琴教学影响非常明显。在“学琴热”初期，由于能够承担教学的从业者较少，求教者众多，在较长时期内“一师难求”，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如今，大批接受过较正规钢琴教育的毕业生开始从业，钢琴教师已不再稀缺。加之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整体人口数量得到控制，钢琴学习的主体—儿童大为减少。如今对于相当多的从业者来说，寻找生源成了较大的问题,钢琴普及教育已由原来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其次，学习者开始趋于理性，选择学习音乐的方式逐步多元化，学习钢琴的规格要求大为提高。 1.随着社会音乐生活的越发丰富，音乐学习的内容变得多样，对于许多人来说，钢琴已不是第一选择，近年的社会音乐考级就直接地反映了这种现象。“上音管弦乐系主任孙铭红教授说，上海的管乐考级目前每年按增加千余人报名的速度在增加…现在，不但音乐类考级涉及到各种乐器，还出现了舞蹈考级、美术考级等，钢琴考级‘一枝独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2.钢琴学习者的学习规格开始提高。早年“学琴热”的琴童们已长大成人，这一群体，基于自身的学习经历，已具备相当的分辨能力，对于自己下一代的学习会有高于自身的要求，这种要求同时还影响着身边大范围的人群，对于钢琴教师的选择也自然由过去的“盲选”变成了今日的“精选”。 3“.新手”现象亟待改变。钢琴启蒙阶段的学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前，从事钢琴启蒙的大多是教学上的“新手”，他们虽具备一定的钢琴弹奏能力，但在教学上基本没有相应的从教训练。在这些“初教者”和“初学者”的教学过程中，很少有相关的教学监督和指导，几乎完全依靠“新手”们自己探索来解决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当他们真正能够驾轻就熟，难以想象要付出多少学习者的失败为代价。在这些“新手”当中，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窘境对于钢琴事业的发展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负能量”。 二、培养基础教学能力为目的的钢琴教学系统 教师教育专业注重于各个音乐学科从事基础教育人才的培养,从根源上将各种艺术规范在社会上加以推广和应用。综前所述，原本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教学目标，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就钢琴教学而言，探寻一种既适应多元化社会需求，又能够让毕业生快速融入其中的教学系统，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本专业的钢琴教学，要适当调整教学思路，在提升学生基本演奏能力的同时,侧重钢琴基础教育的实用性教学，尤其是启蒙阶段的内容，诸如钢琴音乐基本知识、教材选择与搭配以及如何使用、奏法架构和运用规则等等，同时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构建一个以培养普及性钢琴基础教学人才为目的的教学系统，这不仅能够促进钢琴教学本身，同时更具社会意义。首先，在当前高校师资和生源两方面，已经为这一教学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师资方面：当前在高校从事钢琴教学的教师，绝大多数接受过钢琴表演专业的系统教育，能够在教学上系统化地传承钢琴艺术较高的规格和要求，是教学质量重要的保证，同时也是重要的教学优势。生源方面： 1.入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多为全日制普通高中的学生，知识体系比较健全，理论学习能力较强，他们能较快地理解和掌握钢琴教学的理论知识体系。 2.这些学生要经历艺术联考，部分院校还要进行自主招生的业务考核，有相对较好的钢琴基础。 3.当前许多高校采取的专业必修课和主修课两段制教学流程，能够筛选出更为适合钢琴学习的学生。因此生源质量有较好的保证。其次，就如何按照这一目标进行教学,在此借用黄瑞科先生提出的一些基本观念,即“系统地学到一些钢琴演奏理论与钢琴教学法知识。这些知识包括钢琴及钢琴学科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与一般性法则;钢琴技巧训练的基本要领与方法步骤;各类作品弹奏的技术运用与艺术处理原则,以及教学中‘常见病’、‘多发病’的纠正处理,特殊技巧与疑难间题的研究;教材的选择与教材教法;心理素质培养与心理操作机能锻炼等”。以上这些都为教学系统的构建形成了较为扎实的基础。这一教学系统整体架构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二是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三是教学实践。 就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1.学时的要求、基本教学内容和教材使用。在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对于钢琴课教学目标和基本内容均有表述，在此不加赘述。关于教材使用，自198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针对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程后,国内陆续出现了多套类似教材,如《高师钢琴教程》(上下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世纪高师音乐系列教材钢琴教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在本系统中推荐使用的主体教材是《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钢琴必修课教材》（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让学生熟悉钢琴教学系统的基本内容;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的音乐风格，提高音乐的审美能力，提高技术运用和艺术处理的能力等等。力求在提高学生们原有钢琴弹奏水平的同时提高其对于钢琴艺术理解和表达的综合能力。 2.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以当代钢琴专业的教学法理论为指导，按照钢琴艺术规范化教学的基本要求，将钢琴学习初始阶段的常规教材引入日常教学，通过对教材的梳理，明确钢琴基础教学系统的内容和要求，逐步掌握钢琴基础教学的整体流程。基本构想是，从新生入学后第二学期开始，以《钢琴全面训练基础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为主干教材，遵从“立体化全面训练”的教学理念，搭配汤普森、沃特曼等常用教材。争取在两年的钢琴必修课时间内，让学生们了解从钢琴入门到车尔尼Op.849阶段的主要内容，如基本奏法、识谱与读谱理解、作品的搭配使用等。通过这种对基础知识系统化的学习和梳理，可以使学生更加明确“如何学”，同时为将来“如何教”进行准备。经过两年的学习，在三年级钢琴主修课阶段开始进行教学实践。 3.教学实践。是帮助学生进入社会自主教学前做好准备，将理论与实践有机互溶，形成整体教学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要组成，实施方式可采取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校内实践可采用：在主教教师的监督下，进行如声乐、民乐等其他专业的钢琴副科课教学；小组教学观摩等多种形式进行内部教学演练。校外实践则是要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当前钢琴普及教学单位林立，通过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可以为此类学校提供专业化的教学标准，又为学生找到实践平台,也在根本上保证社会业余教学与专业教学标准的一致。这一系统的构建，希望形成理论学习—实践教学—成效反馈—专业督导的有机架构，使本专业的学生既能接受完整的系统教育，又能为将来走向社会进行充足的从业准备，从而培养出合格的钢琴基础教师，继而成为承担推进和提升社会人群整体音乐修养的新一代教育者。 作者:束谦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论文 音乐新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专门对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倡导体验、模仿、探究、合作及综合式的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设便于师生交流的教学环境，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旨在改变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启发学生在亲身体验或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习。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转变旧方式?新的方式会给音乐课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下面，就以三个教学片段为例，评析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一年级的起始课》案例背景说明:这是一堂一年级的音乐起始课。对象是刚刚离开幼儿园，不满7周岁的核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现的欲望强，但自我约束力差，再加上我们学校音乐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课)，没有桌子、椅子，却有镜子、把杆。如果不教给学生正确的走、坐、站等常规知识，那么就不能保证以后的音乐课能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单纯的讲述音乐课的常规，要求学生这样、那样，学生对音乐课就会失去兴趣。失去了音乐学习的兴趣，音乐课程就有可能成为虚设，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从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特点出发，从这堂课的重要性出发，我给这节起始课制订了以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通过音乐游戏的形式来初步建立课堂常规，缩短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集中精力主动投入教学中，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课。教学内容：1.了解进出音乐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规。2.学唱音乐问好曲。3.学习坐、站、走的正确姿势。4.初步养成听、唱的好习惯。为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的“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我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案例实景：1.带孩子去音乐教室：目的：让学生在排队、行走时做到快、静、齐，养成良好的习惯。师：告诉小朋友一个小秘密-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咪，因为小猫咪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很乖啊。你们想不想学学小猫咪的走？做一回老师喜欢的小猫咪，好吗？我要带上最乖的小猫咪去参观一个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生：安排排队-按教室座位，排成四队，一队跟着一队轻轻走到音乐教室。2.学小鸟的动作走队形，并能找到自己坐的地方。目的：通过“小鸟找家”的游戏来熟悉学生在音乐课中坐的位置。师：带领学生，学小鸟的动作在教室绕圈后到座位（由四个竖排绕圈后呈四个横排，坐地上。）师：我看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小鸟表现很好，现在让你们在音乐中自由的飞舞，尽情地玩耍，不过，等音乐停了，你们可要马上找到自己的家哦！生：单行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教室里自由飞翔，音乐结束时迅速回到原位。（接着双行的小朋友做小鸟飞。）师：现在所有的小鸟要一起飞出去了。大家要当心相互不能碰撞，这样尽的小鸟，才飞得最高、最远、最安全，回来时可别忘了自己的家。（音乐声中全班学生飞出，飞回。）3.学习坐的正确姿势目的：通过有节奏、有律动地朗读练习，掌握正确的坐姿，并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出示：台钟图片师：看！这是什么？（小闹钟）小闹钟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它说些什么，并照着做，比谁做得紧棒！小屁股坐稳了；小胸脯挺起来了；两只小手放膝盖；小眼睛快睁开；看看谁更像小闹钟。生：根据小闹钟的要求学坐的姿势，并跟着老师边念边做动作。动作-拍手两下，双手拍小屁股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胸脯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双手在眼睛旁做闪烁状两下；拍手两下，摆正坐姿。4.学习站的正确姿势；目的：掌握正确的站立姿势，并通过听辨高音与低音，来形象地练习坐和站，并为下一课“音的高低”做铺垫，让学生初步懂得音有高低。出示一颗笔直的松树师：谁能像这松树一样站立?(请几个同学来示范)师：大家都站得不错哦，听听和小松树说的要求是不是一样了?谁站得最像小松树就能获得一棵小松树。(纸做的)①脚跟脚跟找朋友脚脚并拢。②左手右手快回家五指并拢贴近大腿两侧。③小小皮球藏起来双手捧住腹部。老师说:"小皮球出来了，"学生挺腹。老师说:"小皮球藏起来，"学生收腹。不断反复练习。④两只肩膀往下压-老师先让学生:"做怪人"肩耸起，说"压下去"，学生双肩下压。不断练:"做怪人"，"压下去"……¨⑤挺起胸膛要开门-老师请小朋友把双肩往前关，像关门一样。老师说:"笃笃笃!"生问:"谁呀?"师:"是我"生:"请进请进!"把肩往后打开。⑥头要放平看前方-眼光有神。师老师弹一个高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站像一棵松"，边按刚才的要求直立;老师弹一个中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坐像一台钟"，边正确地坐下。通过反复练习，奖励做得好的学生。5、结合第一课欣赏《玩具兵进行曲》，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走。 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兴趣培养论文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它通过声音来打动人的心灵，使人们在“音”的行进中得到情绪的抒发和心灵的感受。从而提高人的身心素质。 在音乐教学中一般是通过学生的“听”.“看”“悟”来增强教学的效果。而这些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前提，否则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现实问题就是“激发兴趣”。若教音乐仅仅让学生依赖于课本上的文字、符号、乐谱等内容的学习，那只能把学生带入枯燥无味的文字怪圈当中，使学生逐渐失去想象中音乐对他们心灵的启迪和感情的抒发。随之就会产生乏味、厌烦、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态度涣散的可悲现象，而教科书只能记述文字、符号、乐谱这类可看、读的内容；而不能表现出这些文字、符号、乐谱所代表“音”的实质性东西，也就是“听”的内容，我们只有解决好“看”和“听”这两方面的问题，使“看”和“听”有机的结合起来，让学生经常处于一种声、韵、义融为一体的兴奋状态，加强对乐音的感受，曲艺的理解，乐境的体验，以乐激情，动情生悟，才能达到增强教学效果的目的。那么，怎样才能把二者结合呢？ 前人已在实践中尝试过各种辅助方法，运用了如，幻灯机、投影仪、CD、VCD等各种手段来为教学提供帮助，并且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为我们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电脑已成为我们社会各领域主要运用工具，它也毫不例外的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的“得力助手”，它能包容大量的信息，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 诸如此类的教学工具和教学设备，我们都概括为“多媒体”，怎样更好的把多媒体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了解多媒体的特殊功能，对运用这些功能为音乐教学更好的服务十分有益。 一、幻灯机、投影仪的运用。 在经常的教学中，要引入大量文字、歌曲、乐谱、图片和相关的辅助资料，仅仅依靠板书，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进度和接受的效果。 如果我们在课前把需要板书的内容以幻灯片的形式精心设计制作出来，在课堂上适当时机用幻灯机、投影仪放出来，那么，在课堂上就能节省更多时间去讲授更丰富的相关内容。 另外，由于“新、奇”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利用幻灯机、投影仪可以将鲜艳的图片，新颖的谱面、重点突出的文字说明，引入学生的视野，这将给学生在视觉上产生大的刺激，从而把“教”与“学”推向一个较高的境界。 二、CD、VCD的运用。 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在对一首乐曲进行情绪方面的讲解和调动时，教师在讲台前讲得精精乐道，而学生则可能听得无精打彩，并没有和老师达成共识，这就是“教”与“学”的脱钩，学生经常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没有积极，主动参与。教师只是“讲”，学生只是“听”，讲与听不能融为一体，这就不能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为了解决这种脱钩现象，我们必须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实践证明，让他们参与其中，如采用CD、VCD配合教学，就会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更能在音乐的情绪、节奏上受到深刻的感染和教育，例如：我在给学生分析《二泉映月》这首乐曲时，便采用了CD、VCD辅助教学。一边让学生了解阿炳《华彦钧》坎坷遭遇和当时历史背景的同时，一边让学生聆听乐曲的演奏，努力使学生体会乐曲表现出的那种痛苦、忧伤、呻吟、愤恨的情绪，使学生被作者在乐曲内所表现出的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和对光明的追求所打动，并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对作品的分析探讨中，这样，长此以往，学生就会不断提高对乐曲的感受和理解，提高音乐鉴赏力，为学生更加深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另外，CD、VCD与磁带、录像带相比，在音质、音色、画面上更有优势，在选曲方面采用数码编辑系统，灵活快速，十分方便。快进、快退、定格、慢速播放，可随心所欲，大大方便教师的操作。 三、电脑的运用。 当今电脑已运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为其强大的功能所叹服，同样，在音乐领域也毫不例外的运用到它。现在有很多关于音乐制作的软件，如《世界乐器大百科》就较全面的介绍了乐器外型、音响效果，代表的文化习俗，《震撼2001》大量的记载了各国作曲家及其作品和生平介绍，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的教学。另外《Encore》为我们作曲、写谱、制卷提供帮助，它可显示多种谱表，可随意改动，点动音符的同时，实际的音高也会随之发出。能和《Cakewalk》配合使用那就再好不过了，它具有丰富的音色储备和方便的制作程序，能使作曲家的想象充分得以发挥，原来由几十人演奏的曲子，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独自完成，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曲式教学中，我采用了多种软件共同使用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在分析舒曼的《梦幻曲》时，运用《震撼2001》调出作家的肖像，生平以及创作初衷和历史背景，利用预设的MP3进行乐曲音响的播放，采用《Encore》打出不同格式的谱面和各乐段，乐句的曲式划分，这样整个乐曲的分析就很容易的在电脑前完成大半，同时采用这些手段、方法又能给学生在视觉、听觉上造成更强烈地刺激，对提高学习的兴趣大有益处。 多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给音乐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的广润空间，为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长期坚持，对促进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也是十分有益的。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研究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产生与研究对象论文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研究宏观总体分析论文 会议由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邹建平教授主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冯健亲教授、党委书记文晓明教授先后在开幕式、闭幕式致词。随着我国音乐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吸收和借鉴，在当代音乐学的研究中，显得尤其重要。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学术氛围下，与会的代表就音乐学的整体构架及未来发展、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音乐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学术创新、学术规范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设立意义论文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N颐敲挥醒刑殖鲆惶子泄乇究啤⒀芯可⒉┦可际钥颇俊⒛谌菁八蕉ㄎ坏牟馐员曜肌SΩ盟担杂谝衾盅ёㄒ档目纬躺柚谩⒉煌愦嗡降难芯浚唤瞿芄槐阌谥贫ㄒ衾盅ёㄒ笛难翱颇俊⒎较颉⒛谌莸龋遥苑且衾盅ёㄒ等嗣堑囊衾盅У难耙簿哂屑匾囊庖濉K裕颐鞘紫纫饩龅氖且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侍狻9赜谝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欠窨梢宰饕韵录父霾愦危?nbsp;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ㄒ当弦档难鹂础U庖卜稀耙虿氖┙獭钡慕逃枷搿S捎诶返脑颍写笈且衾盅ёㄒ档难芯可乇鹗欠且衾盅г旱难芯可蛐枰股细有枰衾旨寄芊矫娴目纬獭8荼究扑ёㄒ担凳虑笫堑恼攵匝芯可那榭鲋贫ㄑ凹苹C运车募忧恳衾旨寄艿牟钩溲啊6遥捎谀芄唤胙芯可锥窝暗难壤⒉淮螅裕衾盅У闹饕纬毯湍谌萦Ω迷诒究平锥瓮瓿伞L乇鹗且衾旨寄芎图际蹩纬谈Ω迷诒究平锥瓮瓿桑蛭杂谝衾中翁旧淼牟涣私猓苣焉钊虢幸衾盅У难芯俊R环矫妫绻衾掷砺鄣难芯柯畚模皇谴罅科桌亩鸦挥械览砜山玻蚪驳亩际谴蟮览怼⒕傻览淼龋鞘遣恍械摹5牵硪环矫妫绻皇谴永砺凵稀⑽幕辖擦诵矶嘁衾值牡览恚荒芤砸衾值氖导世又髌涞览淼目蒲浴⒑侠硇裕踔谅畚闹辛芯俚囊衾掷踊蚯灼桌肫淅砺鄄幌辔呛希蚋尚ΑR虼耍⒁桓龌境商逑档摹⒂胁愦蔚囊衾盅Ы萄Э纬碳匾R韵钟械囊衾盅У慕萄Э纬躺柚媒械髡⒉钩洹F┤纾肥涤幸恍┦粲谝衾盅У目纬棠谌荩怯值娜防胍衾直咎灞冉显叮衾治南籽У木褪鞘粲谡庋囊桓隹纬獭R严低车囊衾治南籽У慕萄谌莘旁诟呒兜牟愦谓逃腥淌凇F涫担夜澄幕难芯恐校丫幸徽壮商逑档姆椒ǎ凶懦墒斓奈南籽啾冉希颐强吹皆谝衾掷砺鄣难芯恐校；咕啦谘芯康亩韵蟆⒎较虻任侍獾奶致壑惺呛苡字傻摹T谌鲜读宋南籽У幕痉椒ㄖ螅颐蔷筒坏貌凰伎既绾伟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盅У难芯恐校绾谓⒁衾治南籽У任侍狻N南籽欠椒郏跹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掷砺鄣难坝胙芯恐兄档盟伎肌?nbsp;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 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学论文:浅论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特性 内容摘要：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本文将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作为关注点，浅论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中的几点重要特性。 关健词：民族音乐学 学术论文 特性 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 “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其学术论文的写作研究，则是其理论成果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它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用著述的形式予以展示。学术论文的最终形成则被看成为所研究课题的成果体现，无论是国内国外，学术论文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始终受到高度重视。 一.实地考察性 民族音乐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民族学的内容，注重研究各个民族不同的传统音乐及发展。由此，民族音乐学在研究考察的过程中，大多数专家学者一致认同的一种搜集学科资料来源的基本方式就是田野考察法。 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最常见和最基本的一个特性就是实地考察性。在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中，“采风”是民族音乐研究者研究过程中最为熟悉词语，对中国的传统民间音乐、民俗音乐进行实地的考察，是中国音乐研究的传统之一。例如，乔建中先生在其论文集汇编《土地与歌》一书中，去到了甘肃、青海等地了解“花儿会”；到达壮族聚居地探寻“三声部”民歌等。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实地考察性，是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二.科学描述性 当我们从田野中考察得到的相关民族音乐资料整理后，将所见到的音乐事象转化为学术论文上的文字，这就需要科学的对音乐事象进行客观叙述和真实描绘。 在我们的学术论文中，科学性的描绘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在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描绘前，需要写作者的合理构思，并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画面。其次，在对论文进行合理布局后，论文则开始了文字描述工作。一方面，写作者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进行全面，详细性的描述和陈述；另一方面，写作者也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经过自己的筛选，提炼精华，将所看到的音乐事象用总结性的描述方法体现出来。最后，当搜集到的音乐资料有曲谱、器乐等声音形态或演奏时所用的乐器，写作者更应该注意声音资料和乐器资料的专业描述术语和描述方法，需要时用乐谱或照片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 三.理性辨析性 学术论文的写作，与普通写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从学术论文的前期准备，搜集材料到论文形成，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科研过程，它需要研究者的理性辨析。在采风时，研究者可能会面对各种繁杂的音乐现象，这时理性的辨析力则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能够帮助研究者从繁乱中看到音乐事象的内在本质和形成规律。 正由于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理论型音乐学科，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和其他学术论文一样，需要写作者对其论点进行不断的解释和论证，那么，经过理性辨析的具有实际证据的音乐资料则为这些论点和创造性的观点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创造创新性 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一个重要的共性就是要有创造性。“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论文，只要在研究过程或结论中显示出它是一项新成果，那么它就具有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研究者从论文准备，写作至完成，在这期间运用的一切研究方法和理性辨析思维都是为了使其学术论文中的过程、结论或成果具有创造性。按照伍国栋先生所说，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可以在研究过程中有新的创造，也可以在论文结论中有创新性的成果。 此外，当我们在判断一篇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创造性时，应注意它是否符合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是否突破了固有的观点和理论，站在研究领域的前沿去发展和创造。当这些方面的某一点得到满足，一篇学术论文的创新和创造性则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民族音乐学重点研究各民族音乐性质、规律，其学术论文是该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用论文的方式解释具体的学术问题，需要研究者有理性辨析能力、创新创造力、坚持实事求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不断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扎实写作功底、丰富自己的实际经验。只有这样，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才能不断的蓬勃发展，人类的科学事业才能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学科视野下《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构建初探 摘要：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该专业学生独立完成各类音乐论文写作的能力，培养学生进行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这也是音乐专业学生应当掌握的基本技能。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认为音乐专业的《论文写作》课程应贴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顺应学科发展需要，在向学生传授基本写作技巧的基础上，紧密结合音乐学各学科内容，从而构建完善的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 关键词：音乐学 论文写作 学科知识 体系构建 笔者认为，作为名词来看的“音乐”研究涉及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图像学、音乐音响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创造的一切音乐；作为动词来看的“音乐”则涉及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音乐人类学、 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一切与音乐有关的行为。俞人豪先生的《音乐学概论》①一书中认为音乐学所研究的范畴应该是包括一切与音乐有关的事物。书中将音乐学的各个学科总分为三大类，即历史音乐学②、体系音乐学③与民族音乐学。由此可见，音乐学涉及的各门学科中有“双重”或者“多重”的研究范畴亦有“边缘”或者“中间”的学科知识交叉。因此，针对音乐专业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皆应囊括上述各学科知识，以便启发和引导学生更好的选题和撰写音乐专业论文。 一、文献搜理是起点 文献“是记录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一切载体的总称”④。因此，对于撰写音乐论文来说，确定一个选题后，首要任务便是搜集相关音乐文献，并通过案头整理、分析和研究进行适当的取舍。因此，在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还应讲授有关文献与文献学的相关知识。音乐文献相较于其他学科的文献虽有共通性但更具其学科的特殊性。音乐文献不但包括以书面文字记录下来的文本类资料，还包括与音乐有关的各类实物乐器、乐谱、图像以及录音、录像等，上述种种都应纳入文献搜理的范围之内。 目前音乐专业学生在撰写论文时搜集文献的途径一般以图书馆藏书和网络资源为主。相对于图书馆中书籍类的文献来说，网络上的文献资源更加多元多样，但其中也不乏谬误和糟粕之说，因此鉴别网络文献真伪以及针对选题筛选可用材料也是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应当授予学生的重要内容。目前常用之网络文献资料较多，如CNKI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即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即维普资讯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超星数字图书馆等等，皆可从中获得相关学术期刊论文、硕博论文、会议纪要、年鉴等作为可靠的文献参考。 二、历史研究奠基础 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了解任何事物之基础，就是想要明了其历史，音乐也不例外。对于音乐专业的本科生来说，在其必修课程里安排的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或欧洲音乐史）等史学类课程都是与历史音乐学密切相关的，是音乐学学科中关涉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基础内容。在音乐专业毕业论文中单纯的阐述某一音乐现象或某一乐种历史的研究算是最初级的追源溯流，对于学生来说掌握一定程度的相关历史便可完成。然而，若上升至对某一音乐历史的研究，则不但需要熟悉历史，更要掌握音乐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步骤，包括对前人已有研究的分析与总结；对史料搜集整理与辨析使用的能力；对史学研究状况的通达与展望等。 此外，与音乐历史有关的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也对研究历史有极大的帮助。利用考古学的学科知识对与音乐相关的实物史料进行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和音乐图像学的基础工作，可以认为是历史音乐学中的一个范畴。东方音乐也好，西方音乐也罢，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民族的音乐，都或多或少留存下相关的实物材料，即经历了历史淘涤留存至今的一切与音乐有关的遗物或者遗迹。这些埋藏在地下若干年的古物，经过考古学家的发现与挖掘，在音乐学家的辨析与整理后得以重见天日，像当代世人展现出古代人类社会中音乐的面貌，比如墓穴中挖掘出来的古代乐器、棺椁中的生活用具，再比如石壁上绘述音乐的壁画、雕刻，亦或是图书馆、博物馆中收藏的乐谱等，对于历史音乐学的研究来说皆是重要的实物史料。 三、学科交叉助认知 在音乐学学科分支中有不少是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授粉的。其中有的涉及自然科学，有的涉及人文科学；有的涉及社会科学，有的涉及精神科学。 一般认为自然科学是增加人们对所生活的整个自然界的认知、总结众多自然规律从而引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本质的学科知识。当自然科学类学科与音乐学交叉授粉后，就形成了诸如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生理学等分支学科。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在选题时关注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是有一定难度的。若要展开此类研究，必须要具备一定程度的相关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比如物理学、解剖学、数学等，这也是较少有音乐学本科毕业生倾向此类选题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有关音乐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原理知识也有助于音乐专业的学生更好的认知音乐的本质。比如音乐音响学有助于音乐专业学生从本质上了解体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甚至电鸣乐器的发声原理，从而在演奏时有更好的感受和领悟。再如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则有利于学生认识人体发声的原理以及大脑接受音乐的感知过程。这些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对于音乐专业学生不但在实践中起到引导的作用，在论文写作中也会有所帮助。 音乐学学科中还有一些是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密切相关的分支学科。这些边缘学科有的是从哲学角度探究音乐的内容和本质，如音乐美学；有的是研究社会与音乐关系的，如音乐社会学；还有的是以实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挖掘世界各民族传统音乐存在与发展的，如民族音乐学等等。这些交叉学科的学科知识是音乐专业学生撰写论文时极大的理论支柱。不但引导了学生的选题方向，更促进了学生理论研究的深度。在思考和撰写论文时，若能准确结合这些学科的知识，则更有助于学生把握论点，充实论据，提高论证的说服力。 四、结语 音乐专业教学中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专门针对各院校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因此在传授基础写作技巧的同时，更应当紧密的结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突出该专业特色与亮点，引导学生选题和撰写。音乐学学科范畴极宽泛，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情况也较多，这也是音乐学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和创新的体现。 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相关的音乐表演或实践能力，也不能忽视自身的专业理论研究能力。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尝试性的提出在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糅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其目的在于构建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以期学生在该课程中形成健全的学科理念，在进行选题和撰写论文时能充分的体现音乐学的学科特征。同时，愿以此文作抛砖引玉之效，与诸多教授本门课程的教师共探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的改革与发展。 音乐学论文:幼儿音乐学习教育论文 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应该重视幼儿的音乐教育，用音乐来丰富幼儿的生活，陶冶儿童的情感，使儿童的性情通过音乐的洗练，而达到至精至纯的陶冶，以至于引导儿童以快乐的精神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这种“情感”牵动着无数颗童心，使他们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在唱唱跳跳中受到美的熏陶、形成活泼开朗的个性。让幼儿在喜闻乐见的教学活动中情趣盎然地学习，具体的有下面几点： 1引入情景故事激发幼儿学习音乐的兴趣 兴趣是指一个人经常趋向于认识，掌握某种事物，并具有积极情绪色彩的心理倾向。达尔文曾说过；“就我记得，在学校期间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而多样的兴趣，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入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可见，兴趣对学习是很重要的，语言在音乐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音乐艺术的造型基础与创造核心。如果在音乐教学中失去了优美、生动的语言、就会使其变得枯燥、无味，失去了艺术的魅力。俗话说“言为心声，音为心语。”。如：《抬花轿》这首歌用的是流行歌曲的旋律，我们给它配上一个有趣的故事，歌词是“八只小狗抬花轿，老虎坐轿把扇摇，一只小狗跌一跤呀，老虎狠狠踢一脚……小狗抬轿到半山腰呀，……一二三，向上抛，老虎跌个大老跤……”孩子们边听故事边学歌曲，学的可认真了，并且孩子们自发的加上了相应的动作，很快的就学会了这首歌曲。 2设计打击乐伴奏促进幼儿学习 教完歌曲的词曲后，我一边让孩子们演唱，一边用打击乐器伴奏。这样增强了幼儿的参与意识，不但能主动地去参与音乐实践，去直接感受音乐，并克服了音乐课以唱为主的枯燥乏味，使活动氛围生动活泼；同时也巩固了节奏概念，增进了幼儿对音色的了解，掌握了乐器的使用方法，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如中班活动《加油干》中，孩子们学完这首歌后，重点让孩子们用铃鼓、碰铃、圆舞板合奏这首歌，孩子们兴趣十足，在愉快地劳动中都能较熟练地掌握节奏，并引导幼儿不断地完善创新，幼儿在探索的过程中，会初步感知节奏、音色、情绪的不同变化，进而把这些体验逐步升华并加以理解。幼儿从内心品味着成就感，渐渐对用打击乐来为歌曲伴奏更有兴趣了。 3歌曲表演激发幼儿情感表达、体验 幼儿天生好玩好动、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往往是喜欢通过各种动作表现出来。所以，要提高音乐活动的质量，就应根据孩子好动好游戏的心理特点，把孩子的音乐学习与游戏、舞蹈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孩子通过自身的活动，在音乐世界里蹦蹦跳跳、轻轻松松的获得知识、技能。如《找小猫》是小班幼儿非常喜欢的音乐游戏，在游戏中我扮演“猫妈妈”、孩子们扮演“小猫们”，躲的时候提醒他们可以躲在小椅子后面。而当游戏进行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不满足于仅仅藏身于椅子后面，有一部分孩子一唱到“找个地方躲躲好”的时候，就已经往边上的小桌下、钢琴后面躲藏了。见此状况，我也未加阻止，依旧扮演妈妈吗“镇定地”去找小猫，而被我摸到头以后，小猫们也乖乖地回到了座位上。可见孩子们在游戏中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他们的兴趣很可能会转移到躲藏的地点上去。针对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可以适当满足孩子们的需要，让他们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有所创意的游戏。通过有趣的“找小猫”游戏，培养了幼儿听声音迅速躲藏保护自己的能力，幼儿在愉快欢乐的游戏中学习音乐，发展音乐听觉能力和节奏感。 4通过创编歌词激起幼儿创编兴趣 让幼儿给熟悉的歌曲增编新的歌词或改变部分歌词，这既能提高幼儿唱歌的兴趣，也有利于幼儿创造力的培养。在活动中，我把注意力放在保持和增强幼儿对创造型活动的兴趣方面，如小班音乐《小手爬》里唱“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头顶上；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小脚上”。这首歌曲的音乐以它特有的活泼、轻快的节奏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活动中采取边唱边和幼儿一起玩的形式，幼儿在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歌曲和动作。在我发出“我们还可以把什么变到歌里去？”的问题后，孩子们的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孩子们大胆地创编：“脸蛋、辫子、肩膀、膝盖、小背、小腿”等都跑到我们的歌里来了，孩子们越唱越高兴，都愿意到前面表演给大家看了。这个活动在孩子们愉快的情绪体验中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首趣味无穷的歌既激发了幼儿对音乐的兴趣，又开阔了幼儿的眼界，还打开了幼儿思维的窗户，充分发挥了幼儿的思维想象能力。因此在大量的音乐活动中，幼儿的智力得到了很大地发展。 5音乐在一日活动中的渗透，让幼儿潜移默化受熏陶 我将音乐渗透在幼儿一日生活之中，早晨来园时，播放一些轻松活泼的音乐，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来园，使孩子一进园就进入一个快乐的氛围中；在每次集体活动前我都会弹一首小律动歌曲，让孩子们做律动安静下来，告诉孩子们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午餐时轻声播放一些悦耳的世界名曲，给孩子一个安静、舒适的氛围，陶冶幼儿的情操，丰富幼儿的生活内容；组织幼儿洗手时，一边放《洗小手》歌曲一边组织幼儿排队，“伸出小手比一比，看看谁的最干净”，既杜绝了等待的现象，又达到了培养良好生活卫生习惯的目的。 总之，幼儿能从音乐的学习中受益，音乐不仅可以陶冶儿童的情操，更可增强其学习能力，协助其建立情绪技巧。在教学实践中，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音乐的独特的教育效果，它在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方面，有着其他教育手段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希望孩子们能在跳动的音符中，丰富更多音乐经验，健康快乐的成长!! 作者:高丽娜 单位:山东省莘县实验幼儿园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改革论文 钢琴教学是高校音乐学当中一门较重要的课程。对于钢琴教学的模式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努力实现完善的教学课程系统话，丰富课程内容。使这门课程具有科学性，实战性。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社会需求的日益加大。逐步反映出现在如今的钢琴教学还是按照传统的思路来学，忽视学生对钢琴技能的实战。高校音乐学专业其特殊性，使其在教学过程当中占有既特又重要的地位。由于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教育，其专业的重要职能是向社会输送音乐教育者。这就要求合格的高校音乐学专业师资必须要有好的钢琴基础。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会影响到音乐学的前途和发展，会对今后的钢琴事业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钢琴教学的改革是在新的体制下的必然产物。教学应向多样化发展趋势进行。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同步发展，既要有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还要有一定的即兴伴奏能力，同时还要学以致用，这些也是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的。在这就钢琴培养的目标，钢琴教学的内容，钢琴教学的理念来浅析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 一、钢琴培养的目标 当下，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喜欢的钢琴的学生也多。原来传统的钢琴培养目标是就是单一的练好钢琴作品。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社会上需要大量的可以即兴演奏钢琴的人员。而目前培养的学生中大多数都不太会弹奏即兴这部分，这就使得大多数学生不可以积极适应社会，不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这就使得我的钢琴培养目标该进行调整，在保证正常的钢琴作品的演奏情况下，也熟练掌握即兴的演奏.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音乐学专业最终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音乐教师。《新课标》要求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钢琴上要好的演奏教学能力，同时还要有好的钢琴教学能力。而学生到今后的工作岗位上缺乏实践锻炼，心里素质差，一上台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毛病。更多的希望学生在校期间大好良好的基础。音乐学的学生必须要会往实践中走，而后又返回学习当中去，不断的提高自己。我国一直都在开展素质教育，大大地增加了音乐学科的课外活动。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在培养音乐学学生在钢琴方面的登台表演经历和艺术实践活动能力，那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必需作出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让每一名学生都参加艺术实践活动中，多去校外实践基地实习。 二、钢琴教学内容 传统的钢琴教学当中，大量的都是世界名家做的钢琴作品。比如有拉赫马尼洛夫音画练习曲，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等。更具不同人的喜好有些同学喜爱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那有些学生喜好拉格泰姆，爵士，布鲁斯等黑人音乐风格音乐元素的借鉴。在音乐学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即兴伴奏的强与弱，对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钢琴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有钢琴的课程，更开设即兴伴奏这门课程。但是这门课开设，在这些年也反应出。由于学生钢琴基础水平的高低不一样，使得教师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难题。即兴伴奏是钢琴技能，基础课程融合的一个综合性科目。在学之前应该要学生具备车尔尼599,849水平，学习内容该重点强调说有大小调音阶琶音和弦。同时还要求学生具备很好的和声基础。在钢琴教学内容中多多了解内容，情绪，风格。好的伴奏能力是通过多次的实践长期练习获得的。学生该主动多完成谢曲目，在完成老师留作业以外，还要多去找比较生疏的曲目进行练习，这样可以提高识谱能力。生选用的教材上太单一化。可以通过改革实现巨大的包括性，把钢琴基本的弹奏技能知识与即兴连起来，进行重新编写。那这样的教材也大大提升的教学效果。授课时时会对学生进行集成练习部分，有音阶，琶音，和弦以及哈农还有各种练习曲以外，可以加入伴奏音型，和弦的连接训练。这样使我们学生在刚刚开始学习内容中就得到丰富。同样要严格要求学生弹奏内容同时，更该让学生多多弹奏乐曲的伴奏部分。让学生多听旋律和声以及伴奏织体。例如学生弹拉赫马尼洛夫的作品时，就应该注意多多分手练习，多体会和领悟旋律的走向。 三、教学理念 破原有思维模式，敢于创新。音乐学的学生是要求钢琴，即兴伴奏，艺术实践活动三个大方向合成的。这三个部分是依托关系，缺一不可。虽然在学习过程当中这三课程由不同主教老师分开教学，但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好的将这三门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三个课程的老师应相互协商，相互探讨。如何让这三门课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突破我们教师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更多的教师参与进来，多交流，多合作。并长期教师之间形成很好的交流，大大提倡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三门课程的教师该多多找找科目的通性，及不同的地方一并解决。在基础和的同学生身上要多多发现好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让老师和同学共同总结和完善教学方法。这样会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进度。同样在每个学期中，举办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观摩。根据音乐课的特点，定期开展以系部，班级为单位的教学观摩，同时也较强的促进学生之间的学习，以提高他们学习积极性。对于考核我们要多样性发展，把艺术实践的成果也计算学生的成绩之内。这样学生会更主动的学习。对于高校的音乐学钢琴的改革，必学坚持以科学为主导，主动放弃陈旧的课程观念，使钢琴这个大学科能够互相促进，这样才能使这一学科培养更多的人才高校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考虑的面广，量大。应该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勇于突破和大胆创新。这样的音乐学钢琴教学的实质发生了改变。才可以真正推动我国高校音乐学钢琴教育事业的发展更稳，更科学，更有活力。最终使学生好老师都满意，社会高度认可的改革。 作者:方飞 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历史研究;文献系统;图像系统;昭君出塞 对于几乎每一个美术史家而言,他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潜在的“已有观念”。这种“已有观念”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先验存在。这种已有观念虽然可以通过某些图像系统获得,但是,毫无疑问,其绝大部分是通过文献系统获得的。对于美术史研究而言,图像系统是其研究的主干,图像的色彩、绘画技法等因素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美术史学的研究回归到图像本体上来,才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图像复制的困难及图像独立审美功能的缺失,图像在真正的美术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尴尬。因此,还原美术史研究视域中图像系统应有的地位,结合文献系统与文图关系的实际,方是美术史研究应有的立场。有鉴于此,本文以“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为中心,探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图关系,以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系统:“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而今在茫茫大漠上只留下矗立的青冢,她的哀婉、悲怨以及为国为民的大义成为两千年来文人题咏与画家刻绘的重要题材。在此过程中,围绕王昭君的出塞,衍生出各类不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创作,呈现出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延展,形式不断变换的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文献系统。 一是历史文献。昭君出塞和亲,是正史载记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根据班固《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人。王昭君本是“良家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前阏氏子代父立为单于。王昭君依照当时匈奴的习俗,嫁给后单于。这就是昭君故事的简单史实。 其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王昭君的事迹。他在史书中明说:“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就是说,王昭君因入宫多年未得皇帝恩幸,而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并非《汉书》所言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不仅写明王昭君的态度和心理,而且对她的仪表也有生动的描绘:“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在这里不但有对王昭君容貌衣饰、风采仪态的描绘,同时也描述了汉元帝欲赐不忍,欲留不能,既爱怜昭君国色天姿,又不肯失信于匈奴的矛盾心理。此外,《后汉书》还交代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嫁给继任单于的继子,曾“上书求归”,但“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情形。 由上可见,《后汉书》所记载的昭君故事,已经不像《汉书》那样简略,可能吸收了部分民间传说,而且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描写,王昭君已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也记录了王昭君的事迹。与《后汉书》相比,《西京杂记》的杂史记载更具传奇色彩。在此书中记述了王昭君之所以多年未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于是,王昭君故事中又增添画工索贿的情节。及至“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被斩画工共有毛延寿、陈散、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六人。 二是音乐文献。与《西京杂记》几乎同时的音乐文献《琴操》一书中也记载了王昭君的故事,与《后汉书》、《西京杂记》相比,《琴操》虚构成分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该书记述王昭君不肯依“胡礼”再嫁,“乃吞药死”。这是从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出发,对《汉书》所载王昭君史实做出的重大改动。此外,《琴操》还写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境内,“胡中多白草,而此冢青”,交待了“青冢”这一说法的文献由来。 王昭君出塞事迹与音乐文献关涉的,还有创作于《西京杂记》与《琴操》之前的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该辞序文中,石崇曾说:“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王昭君从西晋始又被称为明君或明妃。石崇还写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从此,王昭君又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此,在历史文献与音乐文献系统中,后世昭君出塞故事的所有元素均已基本具备,如入宫、不见御、画工毛延寿索贿、昭君心存怨恨、和亲、再嫁、思乡、琵琶、青冢等,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开始形成。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国势颓败,北方边疆又饱受异族侵扰,许多家庭离散,不少人被掳而离开家园,在动荡中惨死他乡。所以,王昭君的命运便得到民众的深切同情,他们纷纷在昭君故事中倾注他们自己的爱憎,从而使昭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三是文学史文献。到了唐宋乃至元明清时期,昭君出塞的主题元素又屡屡被文人利用,并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敷衍传承。唐宋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内,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歌咏王昭君的诗作。与此同时,《王昭君变文》为后世昭君故事小说化开了先河。元明清时期戏剧的隆兴,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又被大规模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据《录鬼簿》载录,元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皆已亡佚。现存剧作只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燕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作品,也是昭君出塞故事系列中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昭君戏。这部杂剧集中了前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根据时代的需要,使昭君出塞故事有了重大的发展。明代以昭君出塞故事作为题材的剧本有陈与郊的杂剧《昭君出塞》(现存《盛明杂剧》本)、无名氏的传奇《和戎记》(现存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以及《青冢记》三种。清代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戏剧有尤侗的《吊琵琶》杂剧、薛旦的《昭君梦》杂剧等。不过,明清时代,昭君戏曲虽广为流行,但多歌颂昭君与元帝爱情,昭君自杀,既为朝廷殉身,又为元帝尽节,这些戏曲主题统一于爱国、忠君观念中,皆与史实背离。独《昭君梦》,以梦境结构全剧,并遵照史实令其和番,下嫁呼韩邪单于,与众剧迥异。 中国美术史论文:从“四个认同”的高度谈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摘 要】在新疆，高等教育的使命更重，它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关系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对新疆的未来而言，培养什么人、传承什么文化才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认同”教育主线，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胸怀祖国、建设边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进步，为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美新疆的到来努力奋斗！ 【关键词】四个认同 新疆高校 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难解难分，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同时，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相互学习，成为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个多民族共居共建的家园。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来说，近些年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对新疆不断渗透破坏，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此时，“四个认同”理论的提出及如何贯彻学习“四个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四个认同”即是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而 “认同”又称“归属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我们认为，“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治本之策。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分裂，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危亡。 新疆处于反分裂前沿，青少年由于受地域、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等同于与敌对势力争夺未来。当前，新疆各高校在青年学生中都开展了“四个认同”教育以及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等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对青年学生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意义非常深远。针对“四个认同”教育，新疆各高校也建立了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多所院校的教师及理论研究人员对“四个认同”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如新疆师范大学吴常柏教授的《新疆高校坚持“四个认同”教育的经验》一文，新疆农业大学的寇新华、何建忠教授的课题《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该课题先后在新疆多地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掌握了有关“四个认同”教育的第一手翔实资料。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李瑞君、贺金瑞教授也撰写了对《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一文，对新疆高校“四个认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新疆各高校抓住重要纪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但是，落实“四个认同”教育，仅仅通过理论教育这一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对其行为倾向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此，如何在学习“四个认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例、历史资料、考古发现来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四个认同”的更深入理解，切实增强新疆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新疆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不可分割的考古发现、现存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数不胜数，但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在利用此类视觉历史资料完善“四个认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尚属空白。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新疆特殊的区情、政情，如何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此类教育就具有既迫切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美术史课程的学习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各学科学生对古今社会的认识，提高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高尚的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新疆高校的学生来说，在中国美术史课程中充实、完善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目的就是强化“文化认同”， 明晰“归属感”。而这种“认同”的学习是直观的、可视的、有翔实史料可查的。这种学习就是对“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图谋的正面回击。从而使学生从艺术史学习的角度观照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祖国几千年的脉络关系。这是“四个认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未来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需要。再者，新疆高校中的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疆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价值观认同，直接关系到新疆未来人才的培养、塑造，关系到孩子们正确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因此，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中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导入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沛翔实的视觉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传播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从各个侧面影响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形成。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俗等，从而奠定了西域与祖国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权建制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开始，整个西域地区就处于中央王朝统辖之下， 新疆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量的考古挖掘史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这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 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有传播，它主要体现在新疆现存的大量佛教壁画中，这些壁画作品如在美术史教学中加以利用、学习，势必大大增强新疆大学生对祖国文化与新疆关系的认同。 （三）中原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的体现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与西域人民不断加强往来，中原内地的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也得到传播。这种传播从日常生活到丧葬习俗都有体现。不仅如此，中原彩陶、丝织工艺品以及中原书法、建筑艺术在西域也大大得到普及。这也足以证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已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总之，丰富的现存及考古艺术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四个认同”学习的实践性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客观依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青少年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按 语：巫鸿（Wu Hung）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1978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年5月5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把武梁祠中所有的画像连在一起考虑，希望知道这些画像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其背后显示的又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这也就像是研究《史记》，其中的每篇都可以单独来读，但是也可以作为整部书的组成部分来看。后面这种读法所发掘的不但是司马迁对全书的想法，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某种观念。这种研究方法是首先重构一个基本的建筑体，然后通过这个建筑内的整体图像程序重构当时的审美和思想，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政治观念等。 “重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实际的东西，因此还是得从具体的图像、建筑、器物入手。然而，我们继承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离开了原来原境（context）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很具体的碎片出发来重构原来的实体。特别是我称为“礼仪艺术”的碎片，它们原来都是为了某种宗教、政治目的服务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建筑体。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些碎片能不能重新拼起来？它们背后的建筑体是怎样的？如果这种重构能够做成，就可以接着去想，接着去重构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比如像武梁祠，我们就可以进而考虑武梁祠和武氏墓地中别的祠堂的关系，考虑武梁祠石刻的大环境，甚至整个东汉时期墓葬的理念。这都可以算作是“重构”。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原境——实际上都需要重构。但是在美术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这些领域分得比较清楚。有的时候学生会操之过急，还没把第一步做好，没把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做好，就一下子跳到很高的层次去谈政治、历史的问题，显得缺少中间环节。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文献的搜集、解读与利用 主讲人：陈智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地 点：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我已经多年没来南京了，这次来南京，黄惇教授邀我给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同学作一次讲演。能有机会同大家就艺术史的问题进行交流，很高兴。 要认真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也同研究中国历史一样，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经历一定的阶段，达到一定的标准。我想用三个环节、三句话、三个字、三个个案来概括我今天的演讲。 三个环节，指历史研究的三个阶段，也就是史料的搜集、史料的考证和解读、史料的运用。 三句话，是与上述三个环节对应的：一是“竭泽而渔”，对应史料的搜集；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应史料的考证和解读；三是“正确而充分”，对应史料的运用。 三个字，是上述三句话的概括：全、真、准。“竭泽而渔”就是求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是求真；“正确而充分”就是求准，准确地反映历史。 三个个案。原则有时并不复杂，但要实践这些原则，达到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今天要就先辈的经验和个人的实践，说明艺术史的研究如何求全、求真、求准。在这里还需要说明，历史研究的三个环节或三个阶段，在时间划分上不是绝对的，比如史料的搜集，即使已经比较完备，随着研究的深入，到第二甚至第三阶段，还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补充。我这里举的三个例子，也不是全面论述研究的全过程，因为这样一来，时间会拖得很长，而是各有侧重。 一、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的研究 明末清初，常熟一带出现了“四王”、“吴恽”六位著名画家。他们是太仓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1592～1680年）、太仓王鉴（字圆照，1598～1677年）、常熟吴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1632～1718年）、常熟王翚（字石谷，号耕烟，1632～1717年），武进恽寿平（字正叔，号南田，1633～1690年）、太仓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1642～1715年，时敏之孙）。 吴历不但是著名画家，还是一位天主教神父。20世纪初期，陈垣先生因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开始注意到吴历的神父身份，写了《吴渔山与王石谷书跋》，说明两人都有天主教信仰，只不过王翚是信徒而吴历是神职人员。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他对书法的兴趣与钻研，他对中国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有了深厚的认识，不止一次地提出：“书画是相因的，能书能画是大佳事”，在1931年10月23日家书中就有此论。在他1939年作的《汤若望与木陈忞》说：“以书为美术，与画并称，舍中国日本外，世界尚无此风俗。”他开始收藏书画，并从宗教史和艺术史的双重角度来研究吴历。1936和1937两年，他集中发表了有关吴历的多篇论著。这其中，有（一）文献的考订。包括《墨井书画集录文订误》、《墨井道人传校释》和《墨井集源流考》；（二）图像的订正：《清代学者像传之吴渔山》；（三）专题研究：《吴渔山入京之酬酢》；（四）集大成者：包括《吴渔山生平》和《吴渔山年谱》。这两者各有侧重，前者类似纪事本末体，分专题论述，并有考证。后者类似编年体，是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研究的总结。两者至今仍然是研究吴历必须参考的著作。它们在历史文献学方法论上的意义，更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极富教益的启示。 首先，他深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应从哪里去搜集有关史料，怎样才能做到没有遗漏。他搜集的史料，包括吴历本人的诗画，各种画录，吴历同时人的文集，以及教会方面的文献。在二万五千字的《年谱》中征引的文献就有八十种之多，搜集以后经过考订而没有引用的史料更远多于这个数字。 其次，是他对史料的精细考订。就以《吴渔山生平》的第一章《吴渔山之家世及生卒》为例，这一章共考订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吴历的家世。陈垣先生首先从不同文献的记载中发现了矛盾，也就是发现了问题。《墨井诗钞》所收的陈瑚《从游集序》和张云章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都御史吴讷的七世孙；而《朴村文集》本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吴讷的十一世孙，陈瑚《确庵文稿》与此相同。陈垣先生认为后者正确而前说错误。理由是：（一）张云章所作吴历传记《墨井道人传》有三个版本，各种版本文字上有差异，吴历家世的差异就是其中之一。陈垣先生仔细研究过这三种版本，他根据的是康熙末年张云章自刻的《朴村文集》本，当然应该以此为准。（二）《从游集》是吴历的诗集之一。收入陈瑚《从游集序》的《墨井诗钞》是吴历死后陆道淮所编。但陈瑚自己的文集《确庵文稿》（汲古阁本）并没有收入这篇《从游集序》，却收录了他为吴历母亲所写的《吴节母王孺人墓志铭》，其中说到吴历父亲是吴讷的十世孙，吴历当然就是十一世孙了。如果陈垣先生没有深厚的版本目录学造诣以及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确凿无移的结论的。而他表述这个问题，仅仅用了不到两百字。 第二个问题是，吴历是否是孔子弟子子游（言偃）的后代。明人冯复京所作《常熟先贤事略》说吴历是子游后代，他的先辈“坐事亡匿”，因为子游封于吴国，所以改姓吴氏。吴讷取名“讷”，是藏“言”于“内”的意思。陈垣先生根据吴讷自己写的《吴氏谱图序》否定了这种说法，同时指出，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吴讷的五世祖迁居常熟子游巷，和子游巷的言子故宅紧邻。他还根据雍正初年衍圣公孔传铎所作《复言子宅记》指出，言子故宅在明末变成了天主教堂，雍正二年禁止天主教，各地天主教堂被废，言子故宅才得以恢复。吴历长期与天主教堂紧邻，这和他晚年信奉天主教可能大有关系。这虽然是推论，有待证明，但可能性很大。 《吴渔山生平》类似这样的考证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里还要介绍陈垣先生在1939年3月26日的家书中说的一段话：“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吾撰《渔山年谱》时，本可同时撰“四王”并南田年谱，以欲推尊渔山，故独撰之，其实找渔山材料时，各家材料均触于目也。竹汀先生撰二洪及陆王年谱，亦此意，然知此者鲜矣。”这段话给人以很大启发，如果我们要编艺术家年谱，可以同时编相关数人；写艺术家传记，也可以同时写相关数人。一句话，既要下苦功，也要讲方法，苦干加巧干。 二、石破天惊之作《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西域人华化考》全书不过八万字，字数远远少于现在的博士论文，甚至不如许多硕士论文，但它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世界级学者的地位。它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元西域人华化考》作于1923年，用陈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作为一位有强烈爱国心和责任感的中国史学家，他写这部书，就是要“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以此唤醒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振兴中华文化。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元代的西域，范围比以前扩大了许多，不但包括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新疆，更推广至葱岭以西，甚至到达东欧。元朝统治者把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公文中称西域人为“色目”，在一般著述中多称“西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西域人就是指色目人。陈垣先生还解释什么叫做“华化”：“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所以“先天所赋，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他从儒学、佛道两教、文学、美术、礼俗五个方面论证了在元朝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的历史事实。 陈垣先生元代西域人华化的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全面搜集、严格考证史料的坚实基础上的。这部八万字的著作，引用的史料就达二百二十余种之多，还不包括没有引用的。该书引用材料的特色是，除了一般史学家常用的正史、方志等等，光是元、明人的诗文集就有近百种，所以有的评论说，材料“如此的繁富而多样，仅有晚年的陈寅恪和顾颉刚差堪匹敌”。而这时的陈垣先生不过四十三岁。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主要论断，发人之所未发，讲的是历史，但极富时代特色，有现实意义，所以蔡元培先生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 下面着重介绍《华化考》中美术篇的史料搜集与考证。 各位老师、同学从事的都是艺术的教学与研究，对美术篇应该会更感亲切。陈垣先生根据中国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特点指出：“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而“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与书法同源。因此，他将书法、绘画和建筑作为美术篇的内容。把美术提到文化的高度，并说“文化之感人，其效力比武力为大”，用今天的话来讲，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华化考》美术篇在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上有它的特点。他关于书法和绘画部分充分利用了两部现成的文献，因此可以不用“遍览群籍”。这两部书就是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和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华化考》关于西域人中国书家和中国画家两章，就是以上述两书为基础，钩稽而成。当然，他的利用并不是全盘照搬，对这两部书的许多错误和遗漏，他利用《元史》、《佩文斋书画谱》、《西湖竹枝词》、《录鬼簿》、《寰宇访碑录》、宋濂等人的文集、《普陀山志》、《画旨》等各种各样的文献，以及故宫博物院的藏画等，加以纠正和补充。 怎样才能找到最有用的史料，怎样才能充分吸取前人的成果？又怎样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发展？陈垣先生为什么能在上述几个方面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有心的读者如果能根据上述提示认真学习《华化考》的有关篇章，定会得益匪浅。 三、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考释 这批信札包含了许多艺术史的史料。关于这批信札的考释，我已经出版了三大册的专著，今天只能着重从信札的考证和确认收信人的问题谈谈我探索的经过。 1997年我作为哈佛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到了波士顿。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和善本部沈津主任都向我介绍了他们图书馆珍藏之一的七百多通明人手札，并建议我进行研究。 在初步检阅了这批信札之后，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促使我下决心的是这样一些事实。第一、这批信札共有七百多封，是海内外现存最多的一批明人信札，其次是上海图书馆的五百多封。第二、收信人基本上是一个人，这就大大增加了这批信札的史料价值。第三、这批信札先是在19世纪流传到了日本，又在二战后的1955年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流传海外的我国珍贵文献。 信札和刊本不同，刊本用规范的字体雕板，基本没有辨认的问题。信札也同抄本不同，抄本一般都用楷书，也不难辨认。信札和甲骨文、金文、简牍等类似，首先需要辨认。这项工作有相当难度，这也是信札多作收藏而少利用作史料的原因之一。 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这一批不同笔迹、不同字体的信札作出释文，也可以说是“认字”的工作。因为不首先作出释文，怎能读懂它的内容？怎能为别人利用？当然这一批四百八十多人写的733封信札、190通名刺的释文，直到我的书出版后，也还有热心的读者加以补正，至今也还有极少数字没有认出，但绝大多数释文已经确认。 我的第二步工作就是辨伪。在这里我要借用“有罪推定”这个法律名词，就是说，凡是新出现的历史文献，在未经确证它的真实性之前，必须先推定它是虚假的、伪造的赝品。所以先要辨伪，反过来说就是要考证。 具体到我要考释的这一大批信札，如果它们是赝品，无非是收信人伪造了一批别人写给他的信，特别是名人写给他的信，以抬高自己的身份，求得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好处。 从常理出发就可以否定这批信札作伪的可能性。因为要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伪造几封名人信札就够了，而这批信札写信者达四百八十多人，其中固然有不少名人，但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要伪造四百八十多人的笔迹，编造九百二十多封不同内容的信札和名刺，而且还要一一符合写信人的身份地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叫做理证。 不仅如此，我还从核对笔迹、考察信件内容等方面进一步求证这些信札的真实性。王世贞是写信人中的第一名人。王世贞来信的笔迹同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他的墨迹完全相符。来信中说“黎少参书久已题讫”，我考证出，黎少参指黎民表，是王世贞的诗友，“续五子”之一。“黎少参书”指黎民表为收信人写的一幅隶书陶渊明诗。此事见于汪道昆和方弘静的文集。收信人和王世贞交往的可能性及途径，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样，这批信札中王世贞信的真实性就得到证实。 到目前为止，经过我的考证，这批信札的绝大部分的真实性已经证实，也就是说，这批信札总体的真实性已经证实。 下面要着重谈一谈确定收信人的问题。在我到哈佛大学之前，有一位访问学者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专门介绍这批信札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明确说，收信人是“万历间兰溪人方太古”。这个判断好象有一定根据，因为这批信札的上款，有的称“黟江”，最多的是称“元素”，还有一些称“元素方老丈”，而兰溪方太古确实字元素。但当我不断收集有关方太古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同信札的内容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一连串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文献记载的方太古的众多友人，包括王守仁、陈献章、沈周、文徵明等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的信件出现在这批信札中；而另一方面，这批信札的有些写信人，例如王世贞和汪道昆，根本不认识方太古，也没有给他写信的可能。 其次是时间的矛盾。这批信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一封是嘉靖三十四年（1564年），最晚的一封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方太古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也就是说，这批信札中已知年代的，最早一封写于方太古死后十七年，最晚的更在他死后五十一年。可以确证，兰溪方太古绝不是这批信札的收信人。 这篇文章由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因此整篇文章错误百出，误导读者。“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我们从“方太古说”的失误中可以汲取重要的教训。作者在确定收信人这个关键问题上，仅仅从某些工具书中查到明代方太古字元素这样一点线索就下结论，而没有细考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稍为认真地翻阅这些信札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也没有考虑出现同姓同字的人的可能性，总之，在运用材料和思辨两方面都显得草率，失误就不可避免了。 否定了收信人为兰溪方太古，并不等于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到真正的收信人。茫茫人海，怎样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收信人呢？我们不能凭空假设，只能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出发，而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就是这批信札本身，包括它的内容和一大批写信人的名单。经过反复考虑，我确定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是从信札内容中确定收信人的籍贯，以缩小搜寻的范围；一是查阅写信人的诗文集或其他著作，从中发现有关线索。 细读这批信札，不但知道收信人是徽州人，还可以更具体的知道他是徽州歙县岩镇人。歙县今天是安徽黄山市徽州区。我还发现信札中有两封是收信人的亲友为他写的介绍信。因为是介绍信，所以一定要称他的名，知他姓方名用彬。沿着这条线索，我在写信人汪道昆、方弘静、胡应麟、欧大任、姚舜牧等人的文集中找到了有关收信人方用彬的许多重要材料。1999年，我根据掌握的一点线索，到安徽省博物馆查阅馆藏的几部方氏族谱，果然在康熙十四年（1701年）刻印于扬州的歙县环岩《方氏族谱》中找到了收信人方用彬的确凿资料：“用彬，字元素，号黟江，国学生。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廿六日丑时，卒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廿八日。娶汪氏、樊氏，合葬上荫山。二子彭龄、龄。”这些记载同这批信札的内容以及收信人、收藏人（方用彬的曾外孙）所写的识语可以相互印证。收信人方用彬的确认，为我进一步考释这批信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先讲到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很愿意同大家继续交流。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再现民间玩具历史面貌 遗产日”，由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于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约370组八百多件民间玩具精品，将于9月3日结束。此次展览的作品均是从中国美术馆六千余件（套）藏品中精心遴选而出，一件件异彩纷呈、稚拙可爱的玩具精品将为观众带来一次视觉盛宴。据中国美术馆介绍，该展既是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民间玩具专题陈列展，也是中国美术馆多年征集、收藏民间玩具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按照儿童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顺序，以“成长”和“成才”主线分为“希冀”、“启智”、“尚德”3个部分。从婴幼儿的生命呵护、祝福祈愿，到低龄儿童的智慧开启、创造力、观察力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知识学习、树德立志，3部分内容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将“寓教于乐、玩中启智”的展览主旨不断深化。我国民间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响球、陶连环等玩具出现。千百年来，民间玩具以其造型的稚拙可爱、色彩的鲜明亮丽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成为我国民间美术资源中最独特和最有趣的类别之一。 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级造型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其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大规模的收藏民间玩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30年的积淀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术馆宏大而丰富的民间玩具收藏体系已具规模。中国美术馆的民间玩具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既涵盖泥、陶瓷、竹木类的民间玩具，也包括风筝、花灯、小脸谱、面人和彩塑；既有名家名作，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陕西凤翔胡深的泥塑作品，也有偏远山区佚名艺人的天才创作，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云南建水与贵州牙舟的陶瓷玩具。因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既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民间玩具的发展历程，也系统的保存与再现了民间玩具的历史面貌。 此前，结合“从延安走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推出“从延安走来”专场少儿赛”颁奖仪式的少儿代表、指导老师及家长，在“从延安走来”展厅现场参与了一次艺术体验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少儿，是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思奇培训学校、艺格文化艺术工作室等20余家北京校内、校外教育机构的“绘画大赛”获奖少儿代表。（杨子）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中西方比较 摘要：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作用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 关键词：文化差异；思维方式；学术分科；身份；造神模式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 首先中西美术史研究的差异性，根本的是文化的差异导致。西方崇尚理性哲学，而中国思想以儒道释为主要代表。其中禅宗讲究：不利文字、得意忘言；儒家“天人合一”等思想，映照了中国的传统思想追求。在宗教观上，西方认为宗教是文化语言、精神方向，比种族更重要；中国的宗教非常世俗化，在近现代社会革命中建立无神论之后，事实上我们更加容易自己“制造”无数的“神”。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一种体现。 二、学术分科的传统 中国古代历来不分科的学术传统，导致了一种“模糊”状态，中国美术作品的图像库也呈混乱状态。中国的佛教徒认为：“抄写”是一种美德。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的书画界中也尤为盛行。后人多对前人名家的临摹与复制，并仿造其风格进行创作，而且往往并不署名，这也导致原作与摹本流传中，“真与假”的界限更加模糊，加上后人理论著述的“造神”行为，使得对作品真实情况的研究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古代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或者说是集二者与一身。以董其昌为例，其提出的“南北宗”画论，对中国花坛影响深远。董其昌是著名的书画大家，收藏家，又位居官位，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这种状态延续至今，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中，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也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这或许反映了中国美术的传统。其中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双重身份的兼备。即美术史论家兼画家，或画家兼美术史论家，这一部分人较多，特别是国画界的居多。 一种是身份的转换。原来是画家或雕塑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美术史论家；或原来是美术史论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画家。 三、中国美术史中的造神模式 种种的问题也导致了目前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困境。“英雄主义情节”和“神话色彩”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屡见不鲜，对艺术家的研究容易落入“神仙模式”。中国在艺术上讲究游“戏”，而不重“术”（美术），遵从“乐趣”即价值的观念。这种独特的思想导致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西方相比，在观念和方法上有很大不同。 传统美术史方法论上英雄美术史观，其主要特征是用神话传说解释美术的起源和以线性发展的历史观描述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造神”模式： 二王（找代表） 皇家装点（政府操作） 正统地位 文人神化 “书圣”。在这种操作模式中造假不可避免，并贯穿在艺术品的收藏和理论的建设中。 四、西方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进步性 西方近现代的史论学术的发展，受其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等突飞猛进的发展所带动影响，自身的学科建设已经远远的走在中国之前。西方的美术史研究具有：讲究理性、学科的界限和跨学科、与经济分开等特点。注重材料学，并与考古学相结合，注重实证，细致入微的考察艺术各个方面的情况。通过实证、材料、环境研究等，更真实的探寻艺术家生存环境条件，从琐碎的细节入手，并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考察，关照艺术家各个方面的情况，来进行研究。树立更加科学的方法，自然的打破“造神”的美术史书写模式，更希望去发现流派之外，并引领观念的东西。 例如，著名史论家白谦慎的著作《傅山的世界》中，并不是孤立地探讨傅山的书法，而是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藉由学术思想、物质文化、印刷文化之发展史的角度，由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情结的角度。来观察、诠释傅山的生活，以及由之生发的学术观念与艺术创作。 西方的中国美术史界有着许多杰出的人物，如：高居翰(James Cahill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克鲁纳斯（Craig Clunas）、方闻（Fong，Wen）、何惠鉴（Wai-Kam Ho）、徐小虎（Stanley-Baker, Joan）、李慧闻（Celia Carrington Riely）、Yukio Lippit等。 美术史的研究书写，需要带有情感的去表达我们想要表达却表达不出的东西。这也是其真正的智慧所在。 五、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需要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这样才能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往中建立自己的途径。使中国美术史研究，既带有西方实证色彩，又能深入的理解中国艺术精神，或许这样才能逐渐树立中国自己的研究体系，把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带进新的纪元。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这是为促进党的整风运动的进行、促进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而召开的。出席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是日为第一次会议，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五个问题。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2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作“结论”发言。座谈会结束后，、、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凯丰、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图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开宗明义地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继承与革新、文艺的源与流、文艺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一系列重要范畴，作出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 现在让我们回顾中国革命文艺走过的光辉历程，那些美术工作者以《讲话》中倡导的艺术观念，在时代（从《讲话》至1976年逝世）所创作的部分美术佳作，重温的《讲话》精神。这些作品包括版画、新年画、宣传画、中国画、油画等。中国美术从《讲话》开始即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美术作品弘扬主旋律，讴歌工农兵大众，讴歌新时代、新生活。 版 画 《讲话》“引言”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讲话》发表后，其精神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并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讲话》内容和美术家的学习体会。1942年秋，从延安带来一批木刻作品回到重庆，并于同年12月19日举办了“渝延木刻联合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943年这批作品又到苏、美、英、印等国展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延安美术是中国美术的排头军，也昭示了时代美术的未来走向。当时的古元、彦涵、肖肃、力群、沃渣、马达、罗工柳、李桦、荒烟、黄新波、黄永玉等，他们的作品都显示了个人的艺术风格，各以显著的个性色彩独步于版画界。如表现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灾民生产自救、安置灾民、组织移垦、帮助灾民渡过灾年的《移民图》（图2，彦涵1944年作），表现军民鱼水情的《给老百姓修车》（图3，力群1945年作）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版画得到了很大发展，表现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新人新事及带有宣传性的作品成为创作的主流。如表现人民获得幸福生活的《丰衣足食图》（图4，力群1949年作），表现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传到康藏高原》（图5，牛文、李少言1952年作），表现农民劳动情景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图6，李桦1963年作）等等，举不胜举。 “”期间，版画也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表现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原迎新》（图7，石虎1969年作），歌颂国际主义战士的《白求恩》（图8，李福来1973年作）等等。 《讲话》精神对版画作品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和深远意义，它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社会进步的趋势。 新年画与宣传画 《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新年画是中国老百姓最喜爱的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当时的解放区里就已风行，如表现群众学文化运动的《随时随地学文化》（图9，韩茂堂、张树德1944年作），表现农村生活的《丰收》（图10，聂云挺1945年作）等。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了经亲自修改的第一号文件《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把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文教宣传工作中重要任务之一……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众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 《指示》发出后，得到了全国各地美术机构的重视和积极响应，由此所形成的新年画运动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讲话》及《指示》的精神均成了画家的创作动力和目标，特别是参与创作的画家几乎都是当时国内的专业美术家及一流的美术家，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如表现各族人民团结在周围的新年画《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图11，叶浅予1952年作），表现全国英模大会盛况的新年画《劳模会上的好姊妹》（图12，俞微波1957年作），表现在校学生边劳动边学习，即勤工俭学的新年画《半工半读》（图13，刘旦宅1960年作）等等。 “”时期，一些新创作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的新年画和宣传画，是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如表现革命样板戏深入人心的新年画《演革命戏做革命人》（图14，李中文1975年作），表现画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宣传画《斗争生活出艺术，劳动人民是主人》（图15，王维新、王利国1973年作），表现社会新生事物的《农奴女儿上大学》（图16，潘世勋1975年作）等。 新年画与宣传画的创作，一直与的指示及《讲话》的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以视觉图解的形式建构了时代的美术基础，特别是表现工农兵形象的美术创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画 《讲话》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1949年4月开始，对中国画改造的一系列来自美术界高层领导的文章纷纷在各大报刊媒体发表。如1949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之后》（指4月，由北京80多位国画家的近200件作品组成的新国画展览会在中山公园举行。这次展览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的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4月25日，江丰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国画改造第一步》的文章，说明国画改造运动是与延安以来的文艺方针相一致的。 中国画之人物画可谓陡然崛起。现代水墨人物画开拓者蒋兆和原本画西画，即从传统造型之人物结构入手，以水墨人物画技法进行创作。当时学西画的方增先、周昌谷，以及以速写、年画等技法擅长的黄胄、叶浅予、李琦等也以人物画进行创作，开了近千年中国画史前无古人之新篇章。如表现人民首次参加普选的《一辈子第一回》（图17，杨之光1954年作），表现农村青年劳动与爱情生活的《约会》（图18，黄胄1953年作），表现在和平的环境里，老人和儿童文娱生活的《第一回胜利》（图19，程十发1956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花鸟画除齐白石、陈之佛等的写意或工笔外，也努力选择生活或革命的题材。如表现人们热爱和平，以谐音传情的《和平》（图20，齐白石1950年作），表现革命圣地井冈山上杜鹃红的《东风朱霞》（图21，郭怡1962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山水画画家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等，自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作品都体现出高昂、健康和催人向上的激情，显示出新时代的特色。如描绘故居的《韶山》（图22，傅抱石1962年作），有些山水画则借用诗词句意而创作的，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图23，傅抱石1965年作）等等。 艺术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国画改造对中国画本身的视野拓宽具有积极意义。 油画与历史画 《讲话》“引言”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油画创作的主力队伍有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林风眠、董希文、周令钊、罗工柳等人，当时创作题材的主流为肖像、风景和静物等，而随着解放军部队中的美术工作者创作的油画，其主体均为解放战争、工农兵等革命历史，受到了油画家们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油画家进行革命题材的历史画的创作，其中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曾先后四次组织画家进行历史画的创作。从作品中可看到创作者多是历史画中的亲身参加者，他们将《讲话》精神真正化作自己行动的指南。当然，对于历史画的创作，最注重的就是历史的真实，用绘画的语言去再现历史。如再现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图24，董希文1953年作），表现青年学生闹革命的《》（图25，周令钊1951年作），表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解放南京》（图26，杨建侯1956年作），表现群众学文化的《给奶奶读书》（图27，吴作人1958年作），表现广大青年支援农业建设的《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图28，葛维墨1958年作）等等。 这些油画作品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人的革命激情，以生动的画技及形神兼备的形象描绘，给人以感动和力量，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作为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至今70年了，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美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绚丽局面。我们的美术作品始终与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和事件相关联。如表现社会文明新风尚的新年画《五讲四美开新花》（图29，何永坤1981年作），表现香港回归祖国的新年画《香江竞舟图》（图30，廖开明1997年作），表现将“非典”疫情坚决控制，全国人民共同抗击“非典”的宣传画《万众一心抗击“非典”》（图31，国家邮政局2003年设计），表现北京奥运会的宣传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图32，北京奥委会授权2008年设计选定）等等，举不胜举。 美术家们不论用何种技法从事创作，都以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具有鲜明的表现，今天仍令人神往。这些作品渗透着《讲话》的精髓，并具有了文献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被称作“红色经典”，在屡次的拍卖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些美术佳作是永恒的历史记忆。（责编：李禹默） 中国美术史论文:浅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摘要］我的艺术创作方法，我的思维，我的人生正在迎接历史性的转变。随着顺利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即将展开里程碑式的转变。随着更高的艺术殿堂的洗礼，把我本科阶段的单纯无知和稚嫩洗涤荡尽。反思总结我在之前的艺术创作，更多是纯粹的课堂习作、对前人的临摹和基础技法的练习。 ［关键词］艺术创作 中国美术史 创作上少之又少，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尚未进行探索，就连毕业创作也是偶发的一念冲动和被动地进行加工，之后就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形成艺术创作的持续。历经一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再次回到艺术的怀抱，仿佛阔别已久，初次执笔，犹如年幼时咿呀画图，思绪万千。既然再次走上这条道路，我就要毅然地走下去，并且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咋一谈到艺术的创作，感觉无从下手。再不能返回本科时期的盲目绘画中去，要想有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要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自己现有的作画手段，探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之前的我，太多重视绘画基础，轻视了创造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绘画的技法，这和画匠、木匠、石匠等技师没有什么区别。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能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式”提示出来，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艺术的价值。就像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90年代张小刚的《大家庭》等等。细细揣摩他们这些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无一不是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上结合当时艺术的发展对旧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改造，最后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阐释。这其中就介入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中国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 作为一个“80后”，我应当怎么去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来说，经历了“伤痕美术”“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85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艳俗艺术”等等艺术观念，我应该走像罗中立、何多苓等等他们的乡土艺术？像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搞抽象？还是去疯疯癫癫玩行为艺术？亦或是跟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的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等当代艺术F4的艺术道路模板？ 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应该去走的道路。我没有生活在乡土艺术家们所处的年代，没有插过队，去乡村体验那种艰苦的岁月，不可能创作出《父亲》《春风已经苏醒》《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体验不到“”结束后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还有失意落寞和精神缺失的情绪，不可能创作出《1968年×月×日雪》《春》《大家庭》那样的作品；也没有亲身接触过“85新潮”，怎么会勇敢、真诚地用相应的视觉图式来唤起社会的感奋。 作为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是否应该转向“图式化”的创作方法，“卡通式”的画面表征，“肤浅性”的无聊心理这种新风格呢。身边的人都说，中国社会的创作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卡通一代”势必雄起，你也走这条路子吧。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相同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同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艺术创作不完全像书面上对“80后”描述那样，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性格，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差异，他们所持的艺术观是多元化的，进行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如沈桦、黄淋是两位出生在70年代的艺术家，但他们不同于朱其等人对70年代人以青春残酷、卡通等的定位，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社会，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都关注社会矛盾；有些人走向抽象与观念，何桂彦在2006年策划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绘画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川美的影响力，为我们展示了“70、80后”一些艺术家的另一种创作状态；有些人则跟风“卡通一族”，“卡通”一时间成为“过街之鼠”。 我要怎样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要有一个怎样的方法呢？ 首先，我要尽可能地忠实自己，做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感觉的作品。我会避免让自己产生8：“我要做一件让世人惊讶的作品”。之前我做作品，脑子里总想着一鸣惊人、惊世骇俗，或者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动机肯定是值得质疑的。“忠实自己”是忠实自己加以反思过的某种真实，是从独立意识中出来的某种需要去试探的真实，这时候的自己也许成为了需要去判断的对象。“忠实自己”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作品与“问题中的自己”的关系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作品背后做如此长期的思考，就是要在常见的忠实中去寻访出“问题中的自己”来。这个寻访的过程，有时我把它视为自我批判的过程。我要贴近自身，表达自我的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颓废的，且不计较，这应该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 其次，艺术是件独立的事，能够得到的只是内心的共鸣，因此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独立的前提。现实中，也许有许许多多能够引起内心共鸣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为何会让我最感动，我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去记忆并转化。然而，共鸣断然不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共鸣断不能长久。都说与我们相关的，可以说更多的是物质而非精神，而这些又要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支援，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是无法独立的。但是在此又有必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我们“80后”就是堕落的。现在人生对于我们而言仅仅是开始，而在现代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关乎时代深刻的命题，找活命的东西，难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吗？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更应该独立。我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具有某种担当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规范也有着别样的要求，看待现实的眼光也是独特的、锐利的。 再次，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许多人都评论我们这一代承担不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命题，不会指望我们会像8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去预示、发现、再现着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更现实，更现实地流露出了在这个即将属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自我”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发现“问题”。我要勇敢地阐述社会极端腐败的现象，或是人心的丑恶，或是社会的各种风气，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作品去说明问题，给现代人一个启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总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毕竟“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毋庸置疑，年轻人总为未来代言。我就要以我们这种年轻人的态度、年轻人的思维、年轻人的活力去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这个时代。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摘要]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 [关键词] 素质教育 作用 知识结构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在1982年党和国家为了坚决反对片面的追求升学率即反对应试教育,提出了坚决实施素质教育以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93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七条规定:“中小学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至此,素质教育模式开始在中小学实行。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1996年4月10日颁发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模式逐渐影响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国民整体教育体系。素质教育是党和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教育模式所提出的,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素质教育模式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素质培养、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等,而中国美术史也能为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提供教育素材和资源。 一、中国美术史是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一个窗口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作为一个大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发展是自身所要具备基本知识素养之一。试想之,一个大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了解,谈何热爱国家,谈何建设国家?而这些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都无不打上了美术的烙印。远古时期的石器工具、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工艺、秦砖汉瓦、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造像、唐三彩、宋元时期的瓷器、明清时期的园林建筑等,古人们创造出的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是供我们当代人欣赏的一道文化大餐,也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发展提供着信息。 美术能陶冶人的情操。所谓情操指的是人对具有一定文化价值或社会意义的事物所产生的复合情感。而美术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情感性,人们利用美术来宣泄自己的情感,是人类情感表现的方式之一,也是人类情感升华的重要途径。人的情操属于人的情感中特殊的一类,如道德感(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荣誉感等)、美感(对美的感受、欣赏与追求等)、理智感(与满足认知和解决问题相联系的情感)。情操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心理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情操产生的过程。通过美术,人们的情操不断的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同时,美术又是集历史学、文学、美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体。美术创造必须要有生活基础,所以,在我国历史中出现的和美术相关的文物及文献都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有着历史研究价值,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学习中国美术史能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就是国民在日常生活体现出的一种民族精神,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谓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合。 闪耀着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光辉的中国美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中国画中意境的表现方式影响到了19世纪欧洲的现代设计艺术,再如以中国园林艺术为代表的东方园林深刻影响着东亚各国的园林及城市规划建设,这些影响也表明了中国美术不仅是中华文明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美术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三、学习中国美术史能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 所谓知识结构,是指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体系的构成情况及其结合方式。它与知识掌握程度的结合形成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全面反映了个人所拥有的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有层次、有序列的整体知识信息系统。而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审美教育的过程,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的。 审美教育能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趣味和正确的美学观念,提高人们欣赏美、感受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在进行审美教育的同时,也教会学生学习和思考的方法。科学的审美教育能使我们形成良好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原理和方法论,站在历史的角度和辩证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可见学习中国美术史不仅有利于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有利于大学生运用正确的思维和方法来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理解到,学习中国美术史是和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为大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窗口,增强民族自豪感,丰富知识结构有巨大的帮助。在高校中除了与美术相关的专业外,其他专业开设中国美术史的欣赏和学习,是当前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给素质教育注入了新的内容,充满着新的活力,将会对我国素质教育模式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中国美术史论文:试论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刘海粟 美术教育 美学 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 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 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这正表现了他所坚持“融合中西以创新”，“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从创新中得到美的统一”。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个性发挥，无论国画或油画都充分展示他特有的性格。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他的作品是由自然、生活所激发，真切而实在的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白，体现了时代、民族特性。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刘海粟特别强调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主观意识，突出艺术家的个性。1982年10月，他和南京艺术学院学生谈话时说：“黄山有永恒的美，但她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使我永远画不尽，要知道学无止境，艺术无止境，每上一次黄山，就是跟大自然较量一次，也跟自己较量。我画黄山，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新意。”因此，“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发展”并重是刘海粟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认为表现就是艺术家强烈的渴望用独特的、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三、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刘海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现代绘画美学体系，其精髓就是情感、个性和主观表现说。他发表了许多论著和译著，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梵高》、《高更》、《欧游随笔》等一系列著作中，渗透着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可以说，中国美术表现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确立是由他开始的。刘海粟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之一。他对艺术史见解独到，认为“一部艺术史，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刘海粟的观点洒脱，对艺术的抒发强调创新，从统摄艺术史趋势入手，敏锐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脉搏。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回顾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使我们从他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精神中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和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概况 摘要：本文主要在悠久的中国美术史学传统之外，简要介绍了海外的一些研究者在古代绘画史方面的成就，他们从异域的角度开辟了新的治学道路，尤其集中在几位有典型代表性的学者作品上。如高居翰和苏，立文，从早期汉学研究的格局逐渐分化出来。凭借扎实而有份量的著作使中国画学的独立性得以彰显，他们的方法既有考证严格的优点，又具备方法论的自觉，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外研究中国画学的学术群体。 关键词：中国绘画 形式风格　外部因素 从国人眼光来看。中国美术(古代美术)的文献资料已蔚为大观，即便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学院建制和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业已多年，这一基本事实构筑了中国美术史学的初步框架，至少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文献搜集、资料分析、画作风格研究、画家生平介绍等几个方面从现代分科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而富有成效的搜集整理，而且更在日益发展的图像学研究上从形式分析角度吸收了当今海外学者的新进方法，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新月异的中国美术研究不再停留在搜集材料的初步方法上，以往“中国”这一词汇只是地理文化范畴上的对象，即研究的对象必须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艺术品，包括绘画作品、礼器艺术、建筑雕刻等类别，而现今研究者则涵括进了本土之外凡有志于中国文化且浸润其中经年有日的海外群体，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受到了国内相关专业领域的重视。如果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教学过程中对此现象毫不加以关注的话，无异于抱着本土的研究目光固步自封。本文就拟从中国美术史学中传统绘画的角度谈谈海外近几十年来中国美术研究的一些概况和突出的表现，以期得到一点启示。 绘画在中国传统美术中取得的尊贵地位与传统文人观念的发展密不可分，并且自有画史记载的作者始，就已经纳入了一个延续有脉的承传系统。海外很多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把眼光和精力从对青铜礼器的研究转到了对绘画的极度关注上，从而把中国画这个概念在文化内涵的界定上与西画作为两个独立发展的范畴来加以观照，由此构成了一个中国本土传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稳定性。中国绘画在历史文化中的脉络和中国文人在特殊历史现象中的精神展现就成为一些西方学者所着重处理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他们在具体接触画家作品时，不会仅仅论述风格形式上的特点，在展开与前代作品关系的阐释基础上会引入画家当时文化社会史的面貌，甚至是画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者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就是这一研究潮流中一位杰出的专家，应该说他的名字对于国内同行研究者来说是相当熟悉的。高居翰研究中国晚期绘画史的三本巨著《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中文译本已经出版，其中对元代和明代绘画着力甚深，而山水画又成为高氏所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他审慎而又精彩地阐述了那一历史阶段的画家之间无与伦比的关联性和画史上的复杂性，尤其是《气势撼人》一书由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座讲稿结集而成，主要讲述17世纪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对董其昌在晚明画史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重新给予了定位和介绍，还从新的角度驳斥了以往画史中对一些职业画家的习惯性偏见所造成的盲目判断。可以看出，高居翰除了对中国古代绘画史极为熟稔之外，本身在价值意义系统和“方法论”方面保持着高度的自省态度，从不人云亦云，没有从传统认知的角度和简单的视点去看待历史上的创作者，而是从相关语境尽力挖掘创作者在面对庞大传统遗产时所采取的回应方法和选择上的困境，同时涉及到对他们作品的品评和分析。 高居翰教授在美国研究中国画学史领域应属第三代学者，就像有的论者指出第一代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应属于汉学家，言下之意指的是早期欧洲影响下的凡属“中国学”研究范畴的专家行业，包括像语言、文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那个时候美术学还没有从“汉学”领域中独立出来：第二代学者则是二战后具有影响的对美术史学科独立性有相当自觉的研究者，像罗樾(Max Loehr)等，他不仅懂中文，而且对中国艺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加上吸收了德国美术史学家沃尔夫林的图像学成果，即对作品形式风格的演变持有自足说的论点，好像不太会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罗樾在此基础上针对青铜器纹样的研究发表了很具影响的论文。高居翰就是罗樾的学生，但是他没有完全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对待艺术史的写作，而是在广泛参询画家对于社会历史的反映。把当时创作者和地域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做出了既宏观又带有很精微特质的画家个人情绪对于画作影响的论说方法。 海外学者凭籍着他们的语言写作优势和很好的研究环境(比如很多国宝级书画藏于海外博物馆)提出了一些国内学者所不易看到的问题，加上他们不忽视对文献资料的细密考证，也研读了很多先辈学者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声势的海外中国美术学研究群体。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可能都有涉及，论述中多有挂一漏万的嫌疑，像很多这方面有特色的专家，比如美国的李铸晋、方闻、包华石，班宗华等，所治领域和观察角度多有不同，像包华石近来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系列论文来看，他侧重于在相对政治文化环境下，海外中国美术史学领域存在的一些偏见和“盲视”，甚至是权力关系下存在的文化歧见和“误读”，其重点并不在于分析某个画家作品的精妙(就像很多论著那样)，而在于受到西方学术大环境影响下新的研究角度的阐发，不着力于通史和断代史的长篇论说，构成了当前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中的新趋势，同时也冲击了固有的“学科”边界概念。 方闻作为普林斯顿大学荣退教授，长年来对中国传统画史的研究形成了很有影响的“东部学派”，近几年方闻也调整了自己的方法构架，以回应各种新出现的问题。由是想来。这一“内”一“外”之别只是相对和方便的命名，并无绝对界定的必要，任何画史对画家和作品的研究都要有“内外”的兼济才行。实际上，中国传统画史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并不与这种方式矛盾，只不过比较零散和不系统，不像西方学科那样分门别类而极具理性法式，它们之间相互还可以借鉴对方的优势而体察自己的不足，不然的话，别人说的老拿西方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把“中国”仅仅当成了材料和解析的范本，才是我们在学习海外学者成果时应该引起反省的地方。 中国美术史论文:案例型教学在中国美术史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案例型教学；中国美术史教学；教学改革 中国美术史是美术学科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同时也是专业理论的主干课程。而在21世纪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改革的大潮中，美术史作为高校艺术学子必须掌握的一门理论教育课，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潜能性和前瞻性，同时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在充分发挥着其特有的作用。著名的美术教育家陈传席说：“只有技能学习，没有理论学科的学习，不能叫美术教育，文化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而技能则不能。”他的这一理论更是精辟地阐明了美术理论教育在美术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传统教学方式的弊端 美术类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及培养模式改革，要求优化课程结构，加强美术史论和相关人文知识教学。但是，长期以来，美术史论课程与教学总是处于陪衬地位，不少学生对这类课程缺乏起码的兴趣与热情。这主要是由教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不当造成的。因此，加强美术史论教学要从改革教学方法入手。 我们在美术教学中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有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直是重专业技能的训练而轻视理论学习，认为不学美术理论同样可以画好画。这种现象也是现今美术教学的现实且严峻的话题。为什么美术专业理论课引不起学生的重视与兴趣？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教学工作者的思考。多年来，我们的美术理论教学基本都在套用一种相同的模式，即教师在授课时对美术理论讲授较多，对艺术作品分析不深入，学生的参与程度不够，导致对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能力培养不足，不能很好地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鉴赏能力，对艺术作品的鉴赏也是人云亦云的状态，并且学生也容易忘记所学的美术史论知识。有些教师习惯于按时间顺序讲解美术发展的历史，以美术发展的历史作为讲授的重点。这种方式，可以将美术发展演变过程讲得很详细，但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艺术作品的分析。这样枯燥乏味的理论教学只适用于一般常识的欣赏课，这样的授课方式对学生的艺术认识没有多大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就必然形成学生对美术理论学习的轻视和学与不学都无关重要的心理。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理论的热情以及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呢？ 二、案例型教学的构想 (一)“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 提倡“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要强调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给学生自主权，注重发展学生鲜明的个性，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激发其展示自己才能的欲望，进而发挥其潜力。这样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和教师及时沟通，同学互相学习，教学真正做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二）“从实验中获得知识” 在美术史论教学中，如果加强艺术作品的鉴赏，用直观的艺术作品直接刺激学生的视觉，必然会引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主动性，调动学生在艺术鉴赏活动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师生处于一种急于交谈的良好教学氛围之中。这样的教学环境不仅有利于教师传播知识，有利于教师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审美文化素质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要改革美术史论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一定要重视和加强实验教学,因为这是诱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环节。让学生在不断的尝试中发现科学事实和概念， “重要的是让他们去做”、“要通过实验来解决问题”，将实验放在十分基础和重要的位置上。 三、“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 （一）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 “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首先是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所谓基础性，是指授课时要讲述美术本体所包含的绘画、书法、工艺、雕刻等等，但又非只是客观地介绍材料，而是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使趋于感性的视觉经验上升至理论高度。这既可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能够促进他们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直观性是指讲课时尽量展示可视形象。大量的视觉形象展示，使授课内容生动、直观，使学生在尽情领略中国古代美术杰作的同时，掌握中国古代美术发生、发展及美术本体的特殊规律，从而激发起学生对古代美术杰作和杰出美术家的崇高感情。 （二）传统教学与新成果的融合 传统教学观念滞后，缺乏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受传统应试教学模式的影响，现在的试论教学往往偏重于基础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案例型”教学方法充分注重吸收和利用最新考古资料和美术理论界最新研究成果，力求授课内容的时代性和前沿性。授课过程中，注意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的比照，启发学生思考其现实意义；对美术史研究的空白点和热点加以重点提示，并对观点不同的研究成果进行简明扼要的比较，提出教师自己的看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课堂讨论中，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 （三）传统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相融合 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生活，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这种教学方式往往是以书本为中心，很少能把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案例型”教学在这里主要体现在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当中。以课堂教学为主，以课堂讨论和实地参观考察等为辅进行教学。其中将课堂讨论作为关注的重点，使之成为师生互动的纽带，并以此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地参观考察的教学方式突破以往较为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使教学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 四、案例型教学的实施效果分析 在“案例型”和传统教学有机融合的过程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他们的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加强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创造性思维渗透到其中，提高学生对视觉艺术作品的形象思维能力、审美感受能力和艺术创新能力。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研究，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主体实践为主，培养了学生创新素质和健全人格、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思想，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有效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得到稳步提升，为学生将来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许江在呐喊 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八五”85中国美术学院校庆 依旧波光潋滟的西湖，晴方正好的南山路217号，中国美术学院迎来了它的85岁华诞。本次校庆特别安排了“八五” 85，展览作为最主要的内容。而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的展览宗旨更是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开幕式上，身为艺术家和美院院长的许江先生慷慨激昂的讲话给在场的每一位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讲话与其说是讲话毋宁说是呼号。多年来多次我看到许江先生的讲话总是慷慨激昂，侃侃而谈，这一次，我特别深切感受到许江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院长，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在为中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勃兴在鼓呼和呐喊。 校庆期间，我同众媒体同仁采访了许江先生，他依旧是激情四溢给我们回顾了那段激情的岁月无数的故事...... 许江院长围绕 1985年那个难忘的岁月回顾了学院85年的发展历史、结合展览的内容阐述了学院的精神。他说，屏幕上放映的短片，由85年前真实的影像剪辑而成，我们在此重温历史，重温激情，感受三十年来生命与校园的巨大变迁。历史的浓缩总是在用某些“不变”或者是“骤变”的因素，令我们怦然心动，仿佛一下子面对家园。 这次展览的策划和实施主体是70、80后的年轻人，他们在去年夏天就提出以1985年作为岁月考古的平台，采集85位亲历者的人生片段，改校庆的典礼为学术的追问。他们冒着酷暑去捕捉历史兴怀的可能的现场。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将历史还给岁月。让亲历者在现场说话，抚今追昔，去钩沉那段曾经经历的岁月，重叙那段岁月于上下文之前涌动的意涵，以此来彰显我们学校85年来的学脉精神。年青一代对整个展览的创意和他们在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忍、所兴怀的记忆、所秉持的求真的理想，是这个展览的亮点之一 “85”是一个横轴，让我们重返那些难忘的现场。在那些坐标式的往事当中，回溯大时代变革的踪迹，揣想历史的发生及其可能性。85位受访者则是一条竖轴，每个人的记述都与“85”的往事相对照，每一个书桌里面都存有那个时代各自不同的思想和生活的工具箱。这横轴和竖轴结成一个“十字”，成为我们回望岁月的生动的、纠结的十字坐标。我们每个人将在这个坐标里、这次展览中，找到中国变革时代的精神地图，找到学院能历85年不衰的学术脉络。 许江先生还说，在众多的亲历者的记忆中，那段岁月有两个突出的征候是之前甚至之后的很多年代所不具备的：一个是开放。打开国门，打开历史之门，众多久违的东西蓦然出现，尤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前卫艺术的变革浪潮，及其蕴藏着的新学思想，走马灯似地影响着中国的学院，仅仅1985年就有美国史学教授维罗斯柯的持续十六讲的讲座，赵无极绘画讲习班及其展览与学术活动，万曼壁挂艺术初来学院掀起跨媒介的艺术运动；与此同时，以学报为核心的编译者们正加快阅读与译著一系列揭开形式思考和艺术诘问的西方名著。另一个突出的状态就是解禁。学院的开放可谓步步为营，但每一步都以某种思想和学术的解禁方式突破出来。正是这种解禁深深地诱发着一代青年的叛逆者和趋新的风向，也诱发着那种源自民间、源自底层的自我解放的力量，具体地、持续地给予每个创造个体以变革驱动的活力。虽然那个时代的开放程度远不如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但解禁仿佛是向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无边大地不断地开拓，时代的思想者们仿佛垦荒者一般被赋予那个时代特有的顽强而丰沛的实验激情。所以，“八五”往事中记忆犹新的有关于油画系创业创作的论辩，学院中青年创作组的展览，关于素描教学、新水墨画教学的论争与探索，同时还有燎原全国的关于艺术形式的自觉与讨论，清理人文热情的观念端倪，各种后来被称为“八五新潮”的新艺术大爆发。 在谈到当年的八五精神在当下的意义时许江院长说：历史还在继续“八五·85”的意义正在于让八五精神，让美院85年持续的精神，重新和不断地活在校园，让美院的历史活化为一个未竞的事业整体，让参加“八五·85”学术活动的青年艺术家们涵融其中，代代传承，梳理振兴，发扬光大。 讲到美院悠久的历史包袱和传承的关系时他说，1660年前，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慨然写道：“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我们今天也站在历史长河的一个点上，向另一个年代怀想致意，内心必然感慨而系之，此所以兴怀。但我们不悲观，而是努力将曾经的生命能量存留在那里，让将来的兴怀者，“有感于斯文”，有感于代代传承的时代精神。 许江院长还兴致勃勃地讲述了这次展览的对“八五”85概念的意义。我们选取了在美院发展历史上85为重要的人物，其中有艺术家、教授等，他们在85时期都发生过许多重要的作用，展场将85个人的故事制成道具箱，将构成一场贯穿85个 年头的影像戏剧：“论争”“突围”“历程”“新潮”四个“片场”，呈现1985年美院的集体记忆。第一场是“论争”，重现构建当年的毕业答辩现场。在第二场“突围”则包括中青年创作组、维罗斯科讲座、中国画教学座谈会、实验水墨、赵无极绘画系列讲座、万曼壁挂运动和编辑部七大版块，搭建起美院的地标性事件，唤起1985年美院人的集体记忆。第三场“历程”作为整个展览的思想库，以黑板报的形式呈现了自1928年建校至今都在扭结中的有关艺术革命与革命艺术的事件、潮流和论争，涵括了“艺术运动社”、“新兴木刻运动”、“倪贻德：从创造社到决澜社”与“艾青：革命文艺领袖”、“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 史画”、“浙派人物画”、“人间思想”八个部分。第四场“新潮”，重点聚焦于对“’85新潮”的追忆，由“’85新空间·池社”、“谷文达”、“红色幽 默”、“厦门达达”、“北方艺术群体”、“三步画室”、“部落部落”、“最后的画展”、“新学院派”这九个内容的展开，重新勾画出了当时以浙江美院为策源地辐射全国的“’85新潮”路径图。 采访结束时，许江院长意犹未尽，向大家谈起了许多往事，一些源自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与许院长谈到了各自的状况的人生目标。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出现了新趋势，主要是从哲学层面上对艺术进行反思，在方法论上对传统的实证性艺术史理论进行批判。这些反思和批判从外在的视角审视艺术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艺术史的研究思路，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的著作《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论说艺术史的终结未免偏激，但是艺术史学科的确处在一种危机中。《艺术杂志》1982年冬季号正式提出了艺术史“学科的危机”这一主题。奥立可·格莱巴的《论艺术史的普遍性》也发表于同期《艺术杂志》上。格莱巴指出：“当下艺术史家的工作，即是去发现各国或各民族文化的某种（不同的）视觉语言之含义。”11 发现各国或各民族视觉语言的含义，体现出了一种在方法论上对艺术“普适性”的认识，艺术史的这种“普适性”概念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学者们普遍警醒这种“普适性”。芝加哥艺术学院埃尔金斯在《为什么不可能写出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中表述的很明确：“不管多元文化的美术史如何做出无懈可击的努力，所有撰写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的尝试均导致为西方的目的服务的西方化的叙述。”12 他的《西方美术史学的中国山水画》一书就极力避免这种“普适性”，转而寻求新的突破。方闻对此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他在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主任谢伯轲的访谈时谈到：“在我看来，不同的视觉语言各有其不同的族群文化意义，为获得一个可观照不同艺术史的公共视野，我们需一套共同、适时的现代分析和诠释工具。这些工具或许最初发展于西方艺术史，但也应借由研究非西方视觉作品所获得的洞识，加以修正和扩充。” 历史主义的强大力量使得艺术史家在黑格尔时代精神的启发下，确信艺术提供各种手段使人类精神以某种特有的历史化方式显现出来，历史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在这种历史主义的引导下，19世纪和20世纪初许多文化史家和艺术史家便认为，一切艺术风格均是文化各个方面的反映，任何风格的创造、发展及其演变都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一种现象。当代社会艺术史家因此提出“艺术本身是历史吗”这样的命题，主张艺术史研究应进行从对风格史的关注向“片段历史”，或“微观历史”的研究转变。高居翰在2005年的《亚洲艺术档案》上发表了《中国绘画“历史”与“后历史”的一些思考》一文，其中反思了中国绘画史没有像西方绘画史一样建立起一门坚实、详尽的历史学。他借用西方后现代历史理论来研究元明清绘画，用“后历史”这个带有浓厚指向意义的词语处理中国艺术史。高居翰的这种处理方式割裂了中国绘画的完整历史，既忽略了中国艺术史中固有的师资传授系统，也没有遵循西方历史主义的研究现实。 面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科危机，方闻首先从理论的高度出发作出了回应。他在《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一文中持有艺术史普遍性观念，并确信中国画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表现方式的独一无二性。随后，方闻在文中从传统中国谱系的艺术史学和中国画中再现与超越再现的风格历史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最后，方闻写道：“倘如问，中国或者日本绘画哪些方面的研究可为现代艺术史学提供理论基础？答案必然要看不同的视觉语言及其独特含义的历史性描述。”13 海外的中国绘画史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迷茫和机械地借鉴之后，越来越多地具有了作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的精神特质，它开启了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也对西方文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某种参照和思想资源。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应该为全球的学术合作提供一个契机和可操作的平台，中国美术史是一部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区域性和多元化的历史。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中的原始植物崇拜思维 摘 要：源于生产生活需要和精神向往两大要素，原始人类产生了对植物的崇拜，原始崇拜往往是原始艺术创作的现实驱动力，所以美术史上所呈现的植物艺术题材，通常牵系着原始人的心灵世界。本文将主要探讨原始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如何摆脱“自然属性”而趋向于艺术，探讨其在中国美术进程中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原始；美术；植物崇拜 人类自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一直不断进行，在一个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中，“自然”无时不对人类的思想意识造成一定影响，而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产物的美术，势必会和“自然”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远古时期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状况，许多客观的规律不能被原始人理解，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从而对原始美术创作产生崇拜驱动作用。这种原始思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并被原始人所接受，以致于它不能完全的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隐退，从众多美术绘画作品、纹样中我们仍能看到它的影子。原始人的植物崇拜情结就是一例。 在江苏省连云港发现的将军崖岩画上刻画着以植物茎叶连缀的人面和天体星象图案，创作于新石器时代，这是较能体现原始人对植物有着特殊感情的一件作品。岩画中人面造型奇特，夹杂着某些星象的元素，画上的人面与植物茎叶相连，而且人面形似果实，显然是有意识创造出的人与植物合一的艺术形象，是祈祷获得植物的力量？还是他们认为人是由植物而生呢？答案已经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植物在原始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原始人类认为万物有灵，“先秦时就有一种司木之神，名曰‘句芒’，为古代的树神。‘夸父逐日’弃杖化为‘邓林’，就是桃林有灵的记载。”①中国的许多古汉字，也都与原始人的植物崇拜相关，如“氏族”中的“氏”本意为木本，即植物之根；而与植物关联的“臬”字，则含“法则”的意思。“华夏文明是在植物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孳生发育的，华夏民族的称谓本身，就保存着原始植物崇拜文化的信息。华、花二字在殷代卜辞里是同一个形体，便是佳证。至于本象花蒂之形的帝字，其最初语义的蕴涵的意念，即是对植物的原始崇拜，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植物而言，开花结果，生生不息，花蒂是其根本。植物花蒂的这种带根本性的神异力量，很自然会引起人类的重视和崇拜，进而成为自然界至尊神的化身。”②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中对被神化的植物，并不像其他对象崇拜多有祭祀活动，而是主要表现为敬畏，禁忌折伤或砍伐崇拜物。《礼记·月令》中规定：孟春之月，禁止伐一切树木；季春之月， “毋伐桑拓”；孟夏之月，“毋伐大树”。③ 《搜神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灌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④这一描述给植物附加了人的机能， 进一步发展了崇敬心理。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出现也并非偶然。远古时期大地上多覆盖广阔的森林，植物生长茂盛，原始人的生活与它们息息相关。制作棍棒弓弩狩猎，采摘果实，用树藤结网捕鱼；采集树叶制成衣服；燃烧植物获取、保存火种，御寒取暖、防止野兽攻击、驱走黑暗和恐惧、烤熟食物，原始社会两大主要的生产方式——狩猎和采摘，以及原始人文明进化的重要元素——火，都需要通过植物来实现。可以说，植物是原始人类衣食住行的基础。“人通过实践劳动创造了一个以他为中心、以实践为媒介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会被打上人的印记，不仅自然界的高山原野、河流星空成了人的无机的躯体，而且经过劳动实践，人进一步产生了思想和观念。”⑤在生产生活中，原始人会不自觉的将一些自然物与人类自身进行对比并能判断出异同。原始社会外出狩猎和采摘是非常危险的，时常可能面临野兽致命的袭击和一些突发的自然灾害，他们的生命相对脆弱而且寿命也很短，拥有强健的体格并且能够长寿成了一种最直接的愿望，于是植物此时起了必然的参照作用，树木的高大粗壮、长生不死都被原始人看作是一种神奇的现象；植物的枝干断了还可再生，原始人在同野兽的搏斗中和可能经常损失身体部位，“再生”也成了他们的渴求；原始人在狩猎追赶野兽很可能迷路，高大或者有特殊标志的树木植物就成了他们辨别方向的依据，由此产生信赖感；植物种子落地生根，强盛的繁殖能力也是原始人类所向往的；原始人类认为鸟和神是相通的，他们把鸟看成是神的使者， 而鸟栖息的植物这无疑会让他们觉和神有一定联系。可见，植物在原始人类的思维中是具有强大力量感的。一方面，在物质上他们必须接受植物的赠与、依赖植物生存；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他们羡慕植物并渴望获得植物的某些特殊能力。就如同人类的童年思维一样对那些自己不能控制的神奇事物生出一种又爱又怕的感情。由于长时间受这种情感的困扰，力量感很快变成了原始人类强大的心理压力，原始人屈从于这种力量之下，产生了植物崇拜。 植物作为美术创作的重要素材，在美术史中经常出现，而崇拜思维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植物艺术形象内涵的变化上。他们通常会不自觉的以某些方式再现他所敬服的这种力量。在许多原始绘画艺术都有所体现，显示为祝愿对这种力量更强大，并能为己所用、为生产实践活动服务，带有实用功利性。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物中有的陶盆口沿部位装饰有稻谷禾苗纹样，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丰收的向往。有一块陶片上刻有植物形态，五片叶子茁壮舒展，表现了蓬勃生长的状态。”⑥原始先人绘制着这些装饰和纹样，也绘制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但这种憧憬只是源于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原始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依赖植物，那么原始美术中的植物形象也应会随之减少或消失。所以早期的植物形象艺术作品实用意义多于审美意义。“原始人类在有意识的利用物质材料表达主观目的、主观精神时，其美感与想像、思维、情感、动机交织在一起而创作出的作品和创作过程具有多元意义。此时的创作和审美处在蒙胧混沌状态。”⑦ 人类度过漫长的蛮荒时代后，其美感意识得到发展和增强，审美活动逐渐独立和清晰起来植物崇拜思维也开始向“艺术阶段”过渡。此阶段的许多作品虽然仍含一些实用的指向意义，但都格外明朗的呈现出美感，而且还占主导地位。如汉代墓室画像石砖中常见的“扶桑树”，取材造型都隐去了原始功利的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实用目的，仅作为一种吉祥物的象征，为祈求生命不朽和灵魂的安宁等。六朝时期崇尚清雅之风，主张复古，而此时植物纹样繁盛，卷草、忍冬等纹样流行，这些纹样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非常符合形式美法则的要求，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在这样反复的创作过程中，人类对原始植物单纯的屈从崇拜淡化了，对植物形象美感的意识渐进成熟。此时原始的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开始发生演变。 现代社会客观规律通过科学方法得到合理解释，原始人所敬畏的神秘力量成为普通现象，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所谓的心理压力不复存在，经过长时间的变化和发展，植物形象开始具备独立的审美特征，成为一种艺术形象。在内外因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自然属性”完全蜕变了，一种对大于本身的力量的屈从演变成了一种对于自己熟悉并带深厚感情事物的欣赏。 结语：自此，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经由了从“自然”到“艺术”的上升过程，而且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等各类因素的影响，植物的艺术形象也完成了从实用性到审美性的过渡。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活动中人类的美感意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这种美感意识源于对巨大力量的崇拜，随着这种力量减弱，植物的形式特征开始成为人类的审美重心。

文化产业论文:对金融危机环境下的文化产业思考 [摘要]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而言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文章阐述了后危机时期我国文化产业所处的背景与现状,提出了经济危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这一观点,认为我国应当抓住机遇,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推动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金融危机;文化产业;发展机遇;基本策略。 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已蔓延全世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所难免。但是,金融危机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如何应对挑战,转“危”为“机”,推动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一、后危机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 (一)金融危机刺激文化消费拉动文化产业发展。 一般而言,越是经济萧条年代,公众越有闲暇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经济之危反倒成了文化之机。有声电影、无线电广播、彩色动画片、摄影技术、动漫产品等传播手段都是在经济危机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数字出版、手机增值服务、网络游戏等低价位、新科技的传播方式必将受到市场追捧,成为文化产业创新传播手段与培育新型业态的重要突破口。当前的国际金融形势刺激了人们需要感受温暖美好的愿望,文化消费也就成了人们的需求热点。总理在2009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促进文化发展和繁荣,既可以拓展消费领域,也有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①根据国际经验,一定的人均GDP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以及一定的文化消费支出存在相关性,文化需求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不断增长。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对应的文化需求在个人消费中的比例应占到20%以上,文化消费支出总量应该在4万亿元以上,而目前文化消费支出不足8000亿元。②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潜力还远未得到释放,文化消费的空间非常大。因此,完全可以把提升群众的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精心组织生产应对危机的实用性文化产品,积极提供帮助人们精神减压的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消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 (二)金融危机催动科技创新助推文化产业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重大科技成果往往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与繁荣。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0世纪40、50年代计算机、合成材料等新技术的兴起,使得美国在战后迅速走向了经济繁荣;最近一次的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也有力地帮助美国从1987年的经济危机中复苏过来。着名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伴随了克林顿时期持续8年的经济增长,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科技创新已成为克服金融危机的利器,国际社会在这方面都已经有着惊人的共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有关经济政策的重要演讲时曾表示,美国有走出金融危机的信心,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仍然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和发明创新。中国国务院总理在2008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指出:“历史表明,每一次大的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经济的复苏,都离不开技术创新。通过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知识和科技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力量。”③以我国的网络游戏出版产业为例,在新闻出版总署为增强我国网络游戏的自主研发能力而实施的“中国民族网络游戏出版工程”的推动下,2008年中国网络游戏研发公司已达131家,从事研发的专业人员达24768人,比2007年增长了17.8%;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总数超过286款,比2007年增长了14.4%,一些大型的网络游戏研发公司,如完美时空、腾讯、金山、网龙等在2008年均推出了至少一款以上的网络游戏作品。2008年中国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实际销售收入达110.1亿元人民币,比2007年增长了60%,占中国网络游戏出版市场总收入的59.9%,原创网络游戏已经连续四年牢固占据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在排名前十位的最受欢迎的网络游戏中,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占据了6席,实现了市场价值和用户人数的双突破。④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转化,契合文化生产与消费领域对科技的旺盛需求,必将极大地促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加速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就可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支撑和引领我国文化产业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三)金融危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凸显文化产业优势。 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时代,以创新为核心和本质的文化产业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同时,因其自身对物质和能源的低消耗被视为是最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产业。2006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线,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李长春同志也撰文指出:“经营性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集中体现,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发展潜力大,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调整经济结构和繁荣文化市场的着力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⑤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强烈地冲击了我国的经济,但也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机会,在此过程中那些高能耗、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将被淘汰或被迫升级,我国的产业结构将向低能耗、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转变,文化产业可以抓住这个机遇加快发展。金融危机助推我国文化产业升级,文化产业绵长发散的产业链亦能反向刺激低迷态势,带动经济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就业。这对于缓解我国资源、环境和社会就业的压力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金融危机下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态势发生新变化。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正在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国外文化 企业进入我国文化市场的步伐明显放慢,竞争态势暂时趋缓,国际文化产业的经营发展出现阶段性疲软,为我国文化产业加快“走出去”提供了一定的市场空间和有利条件。文化“走出去”,主要是通过三条途径:版权“走出去”、成品“走出去”和实体“走出去”。其中版权输出简便,但相对被动;成品输出见效较快,但受到语种局限;而在海外创办实体,实施本土化战略,则既能贴近国际社会的实际和受众,又能为我所用,能有效进入国际主流市场。目前,国际市场对具有中国文化元素产品的兴趣正在日益浓厚,这就为我国的文化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合作等多种形式在境外直接建立自己的生产研发基地,使自己的文化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遇。⑥只要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机会,出台政策支持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经营能力的文化传媒企业,尽快构建起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我国文化产业的航空母舰就会乘风破浪,直驶蓝海。 二、后危机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 (一)着力推行文化体制改革。 发展文化产业,必须解决体制问题。一是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积极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建立强有力宏观调控。要实现政府从“办” 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通过“服务、咨询、监督、协调”等方式把文化市场的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二是积极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造。要对少数国有文化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使它们变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文化企业,赋予它们在推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中流砥柱的责任。同时,根据文化产业可经营范围,研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文化市场的文化项目和鼓励其投身文化产业的产业政策,为民营企业进入文化市场提供可供操作的具体政策。最终形成以公有文化企业为主体、国有文化企业为导向与非公有文化企业并存的文化企业多元发展格局。 (二)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法律体系。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处于快速发展期,传统产业继续发展,新兴产业不断涌现,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产生,文化产业必须顺应发展趋势,尽快出台急需法规,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予以规范、促进和有效管理。一是加强立法。产业立法不但要紧跟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且要与体制改革相促进。要根据文化产品的可复制性、文化产品对不同人群的适应性、文化产业所需的政策环境等,制定有关法律和法规;根据文化团体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文化消费人群对不同文化产品的接受能力的不同,制定文化市场准入的法律和法规;根据发展文化产业引进资金的需要,制定文化产业的投融资及财税优惠的法律和法规;根据文化产业人才和技术的需要,制定引进文化人才和技术的法律和法规等。二是加强执法。强化版权意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包括盗版、伪造、假冒、侵权等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保证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在法制轨道上运行,并促进其发展的持续、高效、稳定。 (三)大力实施文化产业集群战略。 文化产业较强的融合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整合各种资源,而文化产业集群产生的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也成为其发展的驱动力,这已是被国外实践所证实了的。美国的迪斯尼、好莱坞以及时代华纳集团等都是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典范。我国的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基本上处于“割据状态”,资源分散,集约化程度很低,难以产生规模效应,难以形成整体的品牌优势。 因此,必须大力推进资源整合和企业重组,提高产业的集中度。要依托有竞争力的企业(包括文化与非文化企业),通过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联合、重组等多种方式,促进优质资源向重点企业集中,打造规模化、集约化、复合型的文化产业集团,培育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骨干文化企业,把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加工、销售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的产业链条,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规模效益,使文化产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 (四)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文化就是财富”。把文化作为资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文化类型极其丰富,积累了难以估价的文化资源。 但是,目前我们对丰富的文化资源尚未做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相反地,总是被外国公司抢先开发。比如,《花木兰》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却被美国迪斯尼包装成票房过亿的动画大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被日本和韩国改编成动画、游戏后,卖到中国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事例提醒我们,在当前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开发利用是无地域、无国界的,谁的文化意识超前,谁的艺术手法先进,谁将占领文化资源开发的制高点。如果不迅速提高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整合能力,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历史的精品被打磨成别人的商品。⑦如何减少上述类似的被动和尴尬,如何使中华文化在我们自己手里真正发扬光大,是我们今后要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五)加大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力度。 发展文化产业,人才是关键。中国文化产业之所以缺乏强大的竞争力,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一批懂市场、懂经营、懂管理、懂技术、懂艺术、有品味的专门人才。⑧我们应制定人才流动和培养的政策,打破行业和国家、省市的地域界限,完全按照文化产品的生产规律,实行人才自由、合理的流动、交流和合作。必须改变传统的文化人才地区、单位所有的体制,实现人才资源管理的社会化和人才供求的市场化。要注意培养文化产业方面的经营管理人才,尤其是能适应数字技术环境中多种产业需求的文化资本人才、数字艺术软件开发人才和媒体产业经营管理人才。要培养文化创作与生产方面的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还要重点栽培文化产品营销人才。 要积极举办各种大型创意设计展览,打造设计师们相互交流、碰撞的平台,激发创意人才创造原创文化产品的激情和动力。要全面推进中小学艺术教育,培养未来的文化艺术创造者和消费者。要建立健全文化人才的培养、引进、选拔、激励等机制,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使人力资源得到最佳的配置,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在金融危机或经济萧条时期,文化产业通常会逆势发展、迅速崛起。只要审时度势,及时做出前瞻性的研究和规划,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我国的文化产业定会化危为机,逆势而上,有所作为,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文化产业论文:关于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六届九次全会讨论通过《邯郸市大产业、大基地、大园区、大项目发展指导纲要》和《中共邯郸市委、邯郸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力推进大产业、大基地、大园区、大项目建设的若干意见》，我们结合某县实际，积极谋划实施好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方面的项目，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扎实有效地推进。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 1、文化旅游方面。①“龙都”龙文化旅游开发项目。该项目位于前大磨乡泊村,总投资6亿人民币，规划占地1800亩，建设面积66万平方米，共设八个景观，20个中型景点。主要景观有：天龙下凡、龙宫、龙文化展示、龙都大厦等。项目建成后，将掀起海内外华人寻龙根、拜龙祖的高潮，进一步弘扬龙文化，以此拉动县域经济的跨越发展。目前，泊村“龙都”已在国家正式注册。经过十余年深入调查、研究、编写的《华夏龙乡神话记》一书正式出版。20集大型连续剧《龙魂》文本已写好，正在筹资拍制。聘请清华大学教授设计了国家一流的龙文化展示区。泊村舞龙队多次参加国内外舞龙大赛，扩大了“龙都”泊村的知名度。原创：//泊村被省命名为艺术之乡。②农业生态观光旅游项目。某县是“中国鸭梨之乡”，依托20万亩梨园，建设以生态农业、绿色食品、休闲娱乐、观光度假、旅游产品销售等为一体的农业生态观光旅游园区。项目总投资20__万元，建成后可产生以下效益：一是季节性景观资源——梨花节、金秋采摘节客源市场：因其特殊的品牌效应和景观品质，将形成短时期内高强度的客流，且辐射力大，可吸引全国各地的客源。二是常年性景观客源市场：根据目前农业休闲观光旅游的市场调查显示，一般选择此类旅游的游客大都来自都市，选择在双休日采取短线游的形式，逃离都市、远离喧嚣、亲近自然、回归田园是此类游客的普遍心理和出游目的。此类景观资源的辐射范围在邯郸市区及晋、鲁、豫的周边城市和地区，市场辐射力为二级客源市场，每年可吸引游客30—50万人次。三是旅游产品市场效益：特色产品精品鸭梨、温室水果、高科技无公害蔬菜、食用菌、纯天然土特产、农家饮食、梨木工艺品等是都市游客追求的目标。目前该项目已列入邯郸市旅游总体规划。县委、县政府已作为重点项目，把农业观光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所涉及到的村庄已全部建成文明生态村。对规划区内道路进行了硬化，设置了木制垃圾箱，修建了高标准公厕、旅游餐厅、生态走廊。县政府筹措专项资金编制了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③图书馆建设工程。投资180万元兴建某县图书馆，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力争年内竣工投入使用。同时，“十一五”期间完成县体育场的搬迁改造。 2、教育方面。①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布局调整。围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目标，按照“因地制宜、方便群众、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要求，积极稳妥、扎实有效地推进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统筹整合农村教育资源，促进全县教育均衡发展。利用4年时间，投入2.4亿元规划新建、改扩建中小学70所，撤并中小学283所。到20__年，全县初中、小学达到95所，其中：小学71所，初中24所，基本符合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20__年，全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任务为17所，目前，每所项目学校均绘出平面规划图，河北省冶金建设集团对项目学校进行了地址勘察，由邯郸市天工设计有限公司对施工图统一设计，工程委托邯郸市正泰公司做为招标，招标公告已在邯郸建设工程信息网上，招投标工作正在按程序进行中，近日即可开工建设。②教育扶贫济困工程。20__年县政府确定教育扶贫筹资目标任务为360万元，救助贫困生5.3万名。截止目前，全县已筹资365.8万元，救助贫困生3.5万名。③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总投资792万元，其中争取中央、省配套资金437.6万元，市配套213.4万元，县配套141万元。年内，全面完成建设任务。 3、卫生方面。①中医院搬迁项目。由于中医院占地面积小，现有房屋面积远远不能满足全县群众就医需求。为此，确定投入3000万元，规划建设占地50亩的新中医院，目前正在进行征地工作。项目建成后，可有效改变就医条件。②医技楼建设项目，投资500万元，建设5500平方米的县医院医技大楼，投资1000万元购置医疗设备，提高医疗水平。目前主体工程已竣工，年底前投入使用。③合作医疗项目。已争取到明年在某县实施农村合作医疗。合作医疗通过个人、集体、国家三方共同筹资，建立一种新型的互助机制，做到共同承担疾病风险，原创：//合作医疗的实施，有效地 解决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④年内完成18个卫生院、110个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目前2个中心院正在建设，5个卫生院正在招标，其他卫生院正在图纸设计。110个村卫生室已完成80个村卫生室达标建设，其他正在改建中。 4、科技方面。大力加强农业科技传播站建设，年内建成农业科技传播站2家。现已建成1家，正在筹建1家。依托绿洲兔业公司投资18.5万元，占地98.6亩的回隆镇农业技术传播站已全面完成。据统计，该站已举办培训活动6次，其中专家授课4次，培训人员达4500人次，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目前，该站正待省市有关部门的验收。依托某县新世纪林果花卉良种试验场，投资6万元建设鸭梨技术传播站，此项目在筹建，预计年底前建成。 二、主要工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推进小组，由2名县级干部分别任组长、副组长，县文体旅、教育、卫生、科技、建设、财政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从相关部门抽调精干工作人员组成专门办公室。抽调人员全部脱离原单位工作，实行集中办公，保证强有力的工作力量。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县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的组织、协调、督导、调度，搞好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的工作调研，并向县委、县政府及时反馈，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定期召开调度会，研究解决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保障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二是实行县级领导分包项目制度。为将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落到实处，县委、县政府实行了县级领导分包项目帮办推进制度，每个重点项目明确一位县级领导分包。同时，实行县级领导分包、相关部门承办、项目业主建设的“三位一体”捆绑机制。分包项目县级领导和承办部门每周必须到项目建设一线现场办公，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县每月召开县四套班子会，专题听取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三是建立督查通报制度。县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推进小组对各项目建设开展经常性督查。督查采取听、看、查、访的办法进行，即：听取部门、项目业主关于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有关工作情况的简要汇报；看建设现场情况；查部门、项目业主的有关帐表、帐目等相关资料；走访有关干部群众。对工作好的及时通报表扬，对工作不力、进展不快或无进展的全县通报批评，推动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扎实有效开展。 文化产业论文:中国美学与当代文化产业 今天的演讲我想以“中国美学与当代文化产业”为题,讲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当代中国美学的角色转换,我认为是从“启蒙功能”转切到了“市场功能”。第二,描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亦即“日常生活审美化”,并试图找到文化产业在其中所占据的位置。第三,谈一谈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第四,对当代“中国文化产业模式”的发展之路进行前瞻,我想称之为“第三条道路”。 一、从“启蒙功能”到“市场功能”:中国美学的角色转换 众所周知,美学作为来自欧洲的哲学分支学科,在东亚诸国的出场必然经历“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便形成了一个历史过程,亦即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的”美学。 追本溯源,对于中国而言,美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产物,又是中西文化会冲与融合的成果。它最初是依据西方的学科分化和学术规范构建而成,而又必然具有本土的特质。然而,这种中西互动却造成这样的悖论:中国审美主义虽以康德意义上的“审美非功利”为基本理论预设,但又都强调审美之“无用之用”的实用性功能。这种功能具体表现在,美学在中国总是与(外在的)“理想社会”和(内在的)“理想生命境界”相互关联起来。[1] 这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美学的主潮,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潮。从“审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学的主流是一种“泛感性论”的生命哲学,它具有三重意蕴:其一,将“生命”与“审美”贯通;其二,赋予艺术以“宗教式”的救赎功能(以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为代表);其三,以“泛审美”的目光观照世界。归根结蒂,“生命的艺术化”是中国审美主义的核心,它要藉审美之途来安顿此岸的生存,现代中国美学家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与宗白华的“艺术的人生观”,就是其典型化的形上境界。 因而,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与80、90年代,中国的审美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成为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的急先锋。特别是在80年代,出现了全社会皆学美学的“美学热”,这是一场以抽象理性形式所表达的“感性解放”,当代思想家和美学家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和具有人类学意味的哲学思想在其中占据了主导。这便是美学在中国的“前导性”的问题,它犹如幽灵在汉语思想界内游荡和隐现。实质上,“审美人生”与“理想社会”犹如一张纸的两面,前者往往为后者提供着内在依托和主体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外在实现和客观显现。而华夏古典文化重个体生命的安顿和体贴,则为“生命艺术化”的思想奠定了传统基源。由此来看,从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解脱美学”与梁启超“社会关怀美学”的二元并置,直到世界末关注生命的美学思潮与审美文化研究的共时性的出现,都是在从内、外不同的角度论述着相同的主题。 然而,中国美学所承担的“启蒙功能”,却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得到了转切。这是由于,市场经济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秩序的获得便主要依赖于政治活动的强力整合作用,经济活动对此则很少贡献。于是,政治活动便不可避免地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并使得经济与文化活动服从于自身,从而使得三大活动领域以政治为中心统合为一个整体,即诸“领域合一”。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经济活动本身就直接构成了一种保证社会秩序的整合力量。由此导出的结果是,各个领域间将不再存在一种直接的从属关系,而是相互拉开了距离,相对地分离了。此可称为“领域分离”。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这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时“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最为根本性的转型,它深刻地影响着文化运作方式、文化结构及文化内容的转变。[2] 历史地看,20世纪中叶后的中国,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渐分离,中国文化的总体发展格局也经历了三大阶段。就历史发展的顺序来看,最先是意识形态的一度空间,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随着社会转型的开始,精英文化开始游离出来,形成意识形态与精英文化的“文化二元分立”局面,这是80年代的基本情况;最后则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兴起而来的“大众文化”漫卷之势,并由之而构成与“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并存的另一极。至此,“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便已出露端倪,从90年代开始这种局面基本形成。可见,中国文化的格局变化是一个由“整体统合”到“逐渐裂变”的历史过程,我们称之为“复调文化时代”的来临。[3] 在当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当中,中国美学自觉地介入到社会转型和文化分化的进程当中。在“文化二元分立”阶段,美学自觉起到了“思想启蒙”的功能。这意味着,美学在精英文化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与之形成二元格局的历史进程当中,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说充当了一种“分离者”的角色。这充分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凸显、“主体性”思想的彰显和“文化热”的浪潮当中。 然而,到了文化“三分天下”的阶段,美学便自然被赋予了“市场的角色”。在中国,美学研究者们对“大众文化”和“审美文化”的理论研究的提倡,恰恰是同大众文化的繁荣共步发展的。当大众文化真正繁荣之后,知识分子又发现了文化背后的经济要素,于是“文化产业”的理论与实践便成为了当代的社会热点。可以说,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前奏,从事文化产业研究的学者也大都具有美学的学术背景。当然,这里必须区分出两种意义的美学,一种是狭义上的“作为学科”的美学,另一种则是广义的美学,介入现实和文化的美学,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研究更多属于后者。无论怎样,文化的经济化、商业化和市场化,已在当代中国成为了既定的事实,尽管知识分子对此所持的立场各异。 二、当代焦点:“日常生活审美化”及文化产业位置 “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是当代欧美文化研究中的热点专题,这一观念主要来源于社会学界,以当代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德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思想为代表,常常被视为“后现代文化”中“文化边界崩溃”的特定内容。[4] 在中国,这种观念已经被大量地用于描述当代中国文化的某种现状,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当然,与欧美主流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不同,中国社会仍处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多元共生和并置的格局里面。 简单说来,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5] 就是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越来越多的“艺术的品质”所充满,亦即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把审美特性授予原本平庸甚至‘粗俗’的客观事物”,或者“将‘纯粹的’审美原则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物”。[6] 当审美消费可以实现在任何时空中,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审美消费物的时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极端状态。从时装、首饰的“身体包装”到工业设计、工艺品和装饰品的“外在成品”,从室内装璜、城市建筑、都市 规划的“空间结构”到包装、陈列和编辑图像的“视觉表象”,都体现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关怀。同时,不仅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及其周遭环境都得到了根本改观,而且,就连人自身,只能属于每个自己的“身体”,也难逃大众化审美设计的捕捉。在当代社会里面,从美发、美容、美甲再到美体,皆为直接面对身体的审美改造。这样,“消费文化中对身体的维护保养和外表的重视提出了两个基本范畴:内在的身体与外在的身体”。[7] 当设计的对象转向主体的时候,就不只包括对人的外观的物性设计,而且还包括对“灵魂、心智的时尚设计”。这也便是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所描述的人们不只在美容院和健身房“追求身体的审美完善”,而且,还在冥思课程当中“追求灵魂的审美精神化”。[8] 这两方面都指向了一种所谓的“美学人”(homo aestheticus)的存在。 在这种大众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审美化当中,随着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接合,“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9] 阿多诺(T. W. Adorno)晚年所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1975)一文中,就认为“大众并不是衡量文化工业的尺度,而是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10] 实际上,“文化工业”一反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命题,从而成为“市场所宣告的有目的的无目的性。”[11] 换言之,“文化工业”以其商业的实用目的,用市场的交换价值取代了文化的使用价值,从而也就收买了无目的性的领域。如此看来,“文化工业”就将——文化的无目的性与市场的目的性——两种原本相反的形式合而为一。一方面文化工业是以纯然消遣形式出现的个体接受,另一方面却又是以实用消费形式出现的市场经营,二者在“文化工业”那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在这种经济动力的要素的注入后,显然会进一步推动“大众对自身与周遭生活越来越趋于美化的装扮”。于是,文化工业就利用其“有目的的无目的性”驱逐了康德美学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然而,“日常生活审美化”起码还可以做出这样的区分,一种是“表层的审美化”,这是大众身体与日常物性生活的“表面美化”。但还有一种“深度的审美化”,这种审美化应该是深入到了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因为,外在的文化变迁总是在慢慢地塑造和改变着大众的意识、精神、思想乃至本能,“深度的审美化”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了。 在大众文化层面上,这种“深度的审美化”更与“拟像”(Simulacrum)文化的兴起息息相关,大众也在通过视觉接受这种文化对自身的“塑造”乃至“改造”。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创建了一套“拟象三序列”(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cra)理论,其主旨就在于要从历史序列的角度,为这类“后现代文化”设定一个坐标系。他认为,拟象的三个序列与价值规律的突变相匹配,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依次递进:⑴ 仿造(counterfeit)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导模式;⑵ 生产(production)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⑶ 仿真(simulation)是被代码所主宰的目前时代的主导模式。[12] 第一序列的拟象遵循“自然价值规律”;第二阶段的拟象遵循“市场价值规律”;第三阶段的拟象遵循的则是“结构价值规律”。在鲍德里亚的眼里,第三阶段的“拟象”,主要用以描述后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图像转向”(the pictorial turn)或“视觉文化转向”(the turn of visual culture)。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突出呈现,就是仿真式“拟像”(Simulacrum)在当代文化内部的爆炸。当代影视、摄影、广告的图像泛滥所形成的文化事实,提供给大众的视觉形象是无限复制的影像产物,从而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包围。这些复制品由于与原有的摹仿对象发生了疏离,所以就成为了一种失去了摹本的“拟像”。它虽然最初能“反映基本现实”,但进而又会“掩饰和歪曲基本现实”,最终“掩盖基本现实的缺场”,不再与任何真实发生关联。[13] 这种诉诸视觉化的文化由“眼”而入直接塑造着人“心”。于是,“拟像”创造出一种“第二自然”,大众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拟像”文化。如此一来,“拟像”世界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被销蚀了。“虚拟真实”与“实存真实”区分的抹平,带来的正是一种“超现实”(hyperreality)的镜像。[14] 质言之,后现代审美文化的最核心特质在于:“拟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得以“内爆”,一切都笼罩在“审美的灵光圈”之下,后现代的文化现实从而成为“超现实”的,不仅真实本身在“超现实”中得以陷落,而且,真实与想象之间矛盾亦被消解了。在这里,文化“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与“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y)便承担起了其应有的角色。这是由于,作为“文化工业”的当展形态,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了一种“以知识和创意为本的新经济”(knowledge and idea based new economy),这种“知识经济”或“创意经济”已经成为当代“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核心和动力。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化产业已经实现了由传统的“文化工业”向当下的“创意产业”转向,这亦是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三、市场与政府: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内在张力 在20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文化市场的真正出现,应该是结束后的1979年。随后经营性文化活动场所的竞相开业(主要是营业性舞厅等),打造出中国文化产业的历史起点,尽管直到1987年办营业性文化场所才被官方认可。当然,此时的文化经营活动主要属于国有的文化事业部门。在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把“文化艺术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入国民生产统计的项目中,从而事实上确认了文化可能具有的“产业”性质。 在官方的文件里面,文化产业获得合法地位,经历了渐变的过程。1988年,“文化市场”的字眼出现在官方文件里面;1991年,国务院文件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1992年,“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战略被正式提出,“文化卫生事业”被当作了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文化产业”的官方说法也出现在这一年。2001年明确提出计划发展文化产业;2002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为了“进一步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应该“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同年,“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也被界分开来,“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问题被凸现出来。可见,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文化产业越来越受到政府的提倡,这与韩国政府的文化产业国家战略是类 似的。但在中国,对文化产业的提倡还是与“文化体制改革”纠缠在一切的,从而来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与之颉颃,在市场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却率先在大城市当中尤为迅猛。以北京为例,其文化产业1998年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分别是4.4%,其所创造的增加值已达87.9亿元,如果再加上旅游业所创造的增加值,总值将达到281.2亿元,占全市GDP的14%,已显现成为支柱产业的势头。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到了2003年,从总量上看,2003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3577亿元。占GDP(11.69万亿元)的3.1%,2003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7.44亿人)的1.7%。到2004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290亿元,占GDP的6.8%;上海445.7亿元,占6%;浙江669.7亿元,占6%;广东1123亿元,占7%。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大力提倡的事业,各种辅助性政策不断出台,中国的文化产业市场得以迅猛发展,这种市场与政府共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局面而今愈演愈烈。但无可置疑,无论是文化体制改革还是文化产业发展,它们共同努力的方向都是——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 新世纪以来,当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三个新的动向: 首先,从结构上看,出现了“行业的分散化”之发展趋势。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如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在以往仍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核心层”,然而,而今新兴的文化产业部门所形成的“外围层”却出现了位居主流的趋势。以2004年为例,传统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有223万人,实现增加值884亿元;另一方面,新兴文化产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为主构成“外围层”有从业人员422万人,实现增加值835亿元。[15] 如此看来,不仅新兴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超出传统行业近1倍,创造的价值已接近传统产业,中国新兴文化产业的规模行将超过传统文化产业,其在整个文化产业的带动作用已经日益显现。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结构,包括艺术表演业、大众娱乐业、视听业、大众传播业、图书出版业、电影业、网络服务业(IT)、电子娱乐游戏业、体育业、文化培训业、艺术品拍卖收藏业和会展业的各个部门和门类。 其次,从地域上看,出现了“地区的集聚化”之发展趋势。在千禧年之前,中国各个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基本呈现出“各自为战”的局面,但各级地方政府都已纷纷制订出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皆以“文化产业产值”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随着各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地区性规划”的重要价值被凸现了出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开始建立了一批具有开拓意义的“创意产业基地”,这是一种以“政府行为”为主导的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化”发展,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中”的共同发展格局。以上海为例,其所设立的创意产业集聚区正在向第二展,也就是从以创意产业为核心的服务业,转向了以“主题性创意产业链”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 再次,从技术上看,随着“三网合一”未来国际走势,有了“跳跃式发展”的趋势。所谓电话网、计算机网、有线电视网的“三网合一”,目前来看其建设成本正在逐步降低,以更低的价格实现网络稳定和高速运行在未来将是可能的。在这种背景下,网络信息技术与文化结合营造出巨大的创造空间,中国文化产业当中的“数字内容产业”得以异军突起。这种文化产业发展的急先锋,注重将信息数字技术,将文化与数字结合起来,具有“起点高”的特点。从未来走势来看,必然会实现数字技术、网络、电视等技术的相互融合。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社会的建立,使得中国文化产业有望抓住“数字化”的历史性机遇,搭上了“数字融合”的快车,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从而“渐入佳境”。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文化产业正在出现以创意产业为龙头的发展大势,它更加依赖于文化自身的“创新意识”,文化产业的创作、开发、再加工、营销和配给的产业链已经形成,当代中国文化产业不仅已成为了中国国民总产值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也在力求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这表现在,一方面,在中国的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越来越取决于全球市场和技术革新,另一方面,作为贸易平衡的的构件,中国文化产业也在力图成为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出口税收和外汇的朝阳产业。在这个意义上,韩国的文化产业可谓先行了一步,在中国所设的韩国文化振兴院正是为同样的目的而设置的。 四、第三条道路:当代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模式 实际上,整个的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还需要得以深入的反思和总结。我们已经看到,文化与市场的张力结构始终左右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关键还是在于“谁来塔台”与“谁来唱戏”之间的关系,在以往的情况下,“塔台”的更多是政府,而“唱戏”的无疑是本应担当文化产业真正主角的文化企业。然而,未来适合中国发展之路究竟在何方呢? 当代中国文化产业要“走自己的路”,要打造出一种文化产业的新模式。这就需要借鉴当代国际文化产业大国的有益经验。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两种文化产业的成熟模式,一种是“英国模式”,另一种则是“美国模式”,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后者则是“自下而上”的。 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性。1990年,英国政府要求大英艺术委员会协同英国电影协会及各地区行业委员会共同起草英国文化发展战略。经过两年的调研、研讨和论证,在1992年形成“国家文化艺术发展战略”讨论稿。1993年以《创造性的未来》为题正式公布,这构成了英国文化产业的政府主管的核心理念部分。其实, 英国政府早已形成了被称为“一臂间隔”(Arm's length)的文化管理经典模式。1964年,当“鼓励音乐和艺术委员会”(CEMA)演变为着名的大英艺术委员会,它就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家直接支持的分配政府资金的艺术机构”,这是“全球第一个体现了一臂间隔原则的中介组织”。 今天的英国,已经形成了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非政府公共部门(与各级政府对应的、作为准自治非政府部门的公共组织)、各种行业性的文化联合组织(包括电影协会、旅游委员会、广播标准委员会等38个机构)的三层文化管理体制。“一臂间隔”正是在这三层结构中得以实现的: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其所属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形成的是纵向的“垂直分权”,而在政府与非政府公共部门、各 种行业性的文化联合组织之间形成的则是横向的“水平分权”,亦即在政府与各级艺术和文化机构之间达成必要的协定,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来管理文化资金和文化项目的运作。[16] 与之颉颃,美国政府虽然没有直接管理文化的政府部门,但却对文化产业给予了鼎力的扶持,否则美国文化产业也不会具有如此庞大的规模并引导了整个世界文化市场。然而,这种支持是并非是(来自政府)“自上而下”实现的,而是“自下而上”来完成的,政府只是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和严格的法律保障。在这种自由和安全氛围的促进下,美国对文化产业采取的是多方投资和多种经营的方式,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各种(包括国家和亚国家)政府是文化政策形成的基本场所,但私人提倡也可能非常重要,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可能是最为重要。此外,独立的组织,即非政府组织艺术家协会等,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也可能具有影响力。近年来许多国家中经济活动向私人方面的转移,表明在文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需要在政府、公司和社区外加入新成员,因为过去纯粹以国家为基础来制定文化政策的方法,已被更广泛的跨地区和多层次的方法所代替。”[17] 其实,美国政府仍没有忽略对文化的政策性支持,他们用于资助文化事业的经费亦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先由政府核定,再由议会审查批准。如果政府和议会就某一文化议题产生争议,那么,法院将出面对冲突予以裁决。显然,“三权分立”原则在文化领域亦贯彻到底了。[18] 实际上,在所谓的“英国模式”与“美国模式”之间,当代中国文化产业模式在未来可以走出“第三条道路”。 一方面,中国政府可以适度地借鉴英国“一臂间隔”模式的有益要素,使得政府真正实现从“直接办文化”向“主要管文化”的转变;另一方面,还是要将企业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真正主体,在进行“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同时,争取民间资本在文化产业各个部门内更大地投入和融汇。当中国文化产业更多地走出国门之后,在强调中国本土文化产业之“民族性”的同时,还可以借鉴“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的模式,在其他接受中国文化产业影响的国家之内设立“中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在国际的范围内增加当代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 无论怎样,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可谓“高端起步”,它业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和经济的新的生长点,在不远的将来必然迎来其发展的崭新时代。 文化产业论文:大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近段时间，在发展大文化产业课题调研中，我们与市直有关部门进行了座谈，实地考察了中心城区的旅游文化资源和环境，并到长沙学习取经。在此基础上，思考大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提出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要借鉴创“三城”、办农运会的经验与作法，才能有效地推动大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大文化范畴内，我市中心城区的体育、教育、广电、报业相对发展较快，在省内兄弟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中部设区市城市中也屈指可数。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市的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产业相对落后。但发展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产业又不是旅游和文化两个专业部门能够抓得起、做得好的事情。现在市里的一般工作方法是上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我们感到这种非常设的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机构，要发展大文化产业很难真刀实枪地抓得起和做得好。回顾前几年创“三城”、办农运，之所以能够大见成效，是因为政府集中了必要的人力、财力、物力，特别是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集中抓，有一支精干得力的队伍专门抓。因此，要想中心城区大文化产业三年见成效，五年大发展，就必须借鉴创“三城”、办农运的经验，弘扬“××精神”，建立市区两级联动的工作机制，创新大文化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要整合部门行政资源，变分而治之、各自为战为统一管理、协同作战 目前，我市的文化旅游资源由众多的部门分而治之：旅游局管理旅游宣传促销、星级饭店评审、旅行社业务指导；文化局管理演出团体、群艺馆、图书馆、博物馆和重点历史古迹；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管理辖区内的规划建设；民宗局管理宗教事务和重点寺庙；林业局管理森林公园；城管局管理市区各公园。旅游局、文化局、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局都是正处级建制，但有的或人少事多，或人多事少，或事多钱少，或钱少人少，很难开创工作新局面。大家都普遍感到，××不缺旅游资源，但缺文化包装，缺宣传、促销手段与能力。要在旅游上进行突破，必须用文化包装旅游，给旅游注入文化。但现在旅游局人手少，没有能力顾及；文化局和文联有人手，却没有这方面的硬任务；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独立作战，筹划规划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觉得，可以重新洗牌，将文化、文联、旅游、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行政资源进行整合，统一领导、统一人员、统一经费、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对外可以保留旅游局、文化局和文联的牌子。这样，就可以让“文化包装生态，给生态注入文化”和“文化包装旅游，给旅游注入文化”成为硬任务；市直文化、艺术单位的所有创作演出人员的主要任务，都应当围绕旅游生态环境的包装和休闲娱乐文化的发展，来从事创作、宣传、演出、展示；广电、报业传媒要大力支持配合，为大文化产业发展宣传造势；市外宣工作的重点也应以宣传推介我市的旅游文化资源和生态休闲度假优势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我市难出巨资到央视和海内外媒体广告促销的尴尬，且能全面提升我市禅宗文化、农耕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旅游文化的品位和名气。 三、要着眼于提高城市文化品味，在新一轮城市开发建设中，预留发展大文化产业的足够空间 随着新行政中心筹建工作的展开，中心城区重点向北拓展已成为定势。但如何才能把城北人气带旺？如果仅靠超市一类的商贸带动，就成不了气候、上不了档次。理想的办法是要以文化娱乐休闲带动，这就需要预留发展大文化产业的足够空间。几年前市里曾在袁山西南规划过近300亩的文化园区，但以后有了变更。纵观××中心城区近代现代的建设，还没有新出现像××台、古天文台、大成殿这样的传世之作。现体育中心建筑群，尽管目前在省内一流，在国内地市级也数得上，但限于都是现代钢架混凝土建筑物，使用寿命最多也只有100年。庐山号称万国建筑博览园，但庐山的旧建筑中，体量最大，档次最高的至今仍是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庐山大厦、博物馆、图书馆和庐山剧院等几幢标志性建筑。因此，我们认为在行政中心和市政广场南边，应当规划一个比较大的文化中心广场（园区），预留大剧院（市会议中心）、图书馆、博物馆等几大标志性建筑的地盘。可以用市场运作的办法，先行建设文化广场周边的娱乐休闲设施。在资金紧缺时，几大标志性建筑不宜仓促上马，避免建成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低档建筑物，避免为后人留下骂名。如果将来能够在文化广场建成几幢高标准的标志性建筑物，成为××中心城市的传世之作，这对改善中心城区的文化生态，提升城市的文化品味具有历史意义。 文化产业论文:试析关于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初步思考 论文关健词：文化产业　文化资本　文化资源　文化市场 论文摘要：我国加入WTO后，国外强势资本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快速进入我国的文化产业市场，使我国的民族文化产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体现在资本、资源、市场等诸方面。应时新的形势，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民族文化产业，应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增强市场运作能力，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我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提升市场竞争力，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对这一间题作一些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 一、我国文化产业面临的冲击 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属于强势产业，而中国的文化产业则属于弱势产业。中国加人WTO所带来的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使中国的文化产业受到国外强势文化产业的强烈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文化资本方面 在竞争中，谁拥有强势资本，就意味着谁拥有市场份额。目前已登陆中国的德国贝塔斯曼、美国在线一一时代华纳、澳大利亚新闻集团，都是资本逾百亿美元的文化产业集团。中央电视台堪称我国传媒业的巨子，其一年的广告收人达5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CNN的一个音乐频道，年广告收人就高达50亿美元。可见差距之大。 国际文化资本可以以合资、参股购买、兼并等方式将大量资金注人国内较有实力和市场前景的文化企业，使许多国内文化产品尤其是传统文化产品的版权经过一定的市场转换而为外国公司所有。 更应引起注意的是，许多很有市场前景的文化资源原来并没有为我们所认识、所承认，这样，国际资本完全有可能以极低的价格将我们宝贵的文化资源“一网打尽"。 2、文化资源方面 中华民族有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这些资源不再为中华民族所独有，而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满足着世界人民的文化需求。这是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中国文化资源的开放带给世界积极的一面。然而，中国文化资源的开放也给我国文化产业带来了消极的一面，即它将加剧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资源的争夺，强化中国文化资源的有限性，客观上限制中国文化产业对本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程度。 以美国为例。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文化产业的生产能力空前膨胀，它在把文化产品的生产引向虚拟空间、虚拟人物的时候，也把它的生产空间拓展到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中国，利用中国的文化资源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创造本国的文化产业利润。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花木兰”，这个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故事本来是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一部分，但将它拍摄成动画片，燕得巨额票房并获得全球品牌效应的却是美国的迪斯尼公司。现在，世界数亿观众铭记在心的已经是“迪斯尼”的花木兰，而非“中国”的花木兰了。这无疑影响了中国文化产业对这一素材的再创作。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资源利用的被动性就被显现了出来了。 3、文化市场方面 中国本土有13亿人口，海外还有7000多万华人，对作为以开发、销售文化产品为主要职能的文化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华语市场。据有关部门测算出，中国文化市场文化产品的潜在消费能力将达到6000亿元。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市场潜力巨大。 我国文化市场的主要矛盾，是市场需求空间巨大而产品制作、供给能力严重不足，二者形成鲜明反差。说到底就是拿不出足够多高水准的、消费者愿意掏钱购买的、自主开发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文化产品。 市场毕竟是通过消费者的自主选择实现产品评价的，例如，国外电影、音像制品等科技含量高的文化产品，对国产同类产品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西方资本看到了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文化市场中的无限商机，他们以各种手段试图从控制个别文化市场开始，逐步发展到控制整个中国的文化市场。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国家千方百计地抢占中国市场。他们在电影、电视、等优势项目上不断增加资金投人和市场开发力度，比如迪斯尼斥巨资拍摄《花木兰》，目标直指中国市场;好莱坞的电影公司早就对中国电影消费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摸底，并购买中国影片进行剖析研究;在音乐市场，国内几乎所有流行歌手签约的唱片公司都有外资背景。此外，还以种种方式向出版业、广告业以及体育文化市场渗透。比如欧洲引进中国足球球员，其市场战略意图远远大于技术意图。这必然使得中国的文化市场受到强烈的冲击，从而威胁到中国文化产业的生存和发展。 二、做大做强我国文化产业的对策 1、增强文化产业的资金实力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发展同其他产业部门一样，也需要以资金作为后盾。为了解决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资金来源，我国应加强文化产业投资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在加大各级财政对文化产业投人力度的同时，拓宽文化产业的资金投人渠道，逐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多途径、多形式的筹资机制和投人机制。具体办法如下: （1)吸纳社会闲置资金 据统计，全国约有10万多亿元的社会资本没有合适投向。因此我们要逐步完善政府投人与社会投人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文化产业开发模式，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 （2)降低文化产业的准人门槛 尽快出台文化开放领域的市场准人标准、准人程序及管理监督办法，降低文化产业准人的门槛。凡是允许外资进人的文化产业领域，都应首先对社会资本开放。 通过引进新资源和新机制，盘活国有文化资产存量;有计划、有步骤，按照专业分工和规模经营的要求，运用联合、重组、兼并等现代企业的资本运作方式，优化和提升国有文化资产，促进其竟争能力的迅速提高。 （3)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 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的目的是对文化产业的主导行业和重要产品提供资金支持。基金的筹资方式以国家拨款为主，同时也可以吸收社会资本和国外资本。 2、提升文化产业的文化资源利用能力 文化资源是可以重复利用的，但要转化成有用的文化产品，就必须与今天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相联系。所以，文化资源要想在今天发挥作用，就得经历一个现代的转换，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活动。美国的《泰坦尼克号》不仅赚到了观众大把的眼泪，而且从全球观众的腰包中直接拿走了18亿美元，间接地还从附加产品中收人了53亿美元。 我国的文化资源虽然很丰富，但是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文化资源的商品转化率很低，文化产品的精神内涵和艺术精致程度也很低，不仅没有深度开发国内市场需求，而且很少能走出国门与国外的文化产品展开竟争。 因此，我们要启动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有效机制，提高文化资源的商品转化率，把中国丰富的、独特的、珍贵的文化资源加以开发、包装，使之转化为全世界亿万人都能享受的文化商品。这样一方面可以创造数以百亿计的利润，另一方面又可以把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审美观，传播到全世界，达到弘扬中国文化的目的。 3、增强文化产业的市场运作能力 文化企业不仅要生产出优秀的文化产品，还要努力使自己的产品在市场竟争中尽量占有更多的份额，要让更多的消费者在市场中了解和接受自己的产品，并树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传播思想，这就要增强文化产业的市场运作能力。对此，我们应采取以下对策: （1)通过调查研究不同消费者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生活方式、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准确而迅速地把握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生产出适合国、内外文化市场需要的产品。当前要特别注重两个方面文化产品的开发。一是要注重开发科技含量较高、市场竟争力较强、效益较好的文化产品，力争抢占世界文化市场的制高点;二是要针对农村和城市不同的文化消费需求与消费特点，开发能够贴近老百姓生活、容易引起老百姓共鸣的优秀文化产品。 （2)建立稳定而广泛的销售网络，以实现文化产品的快速流通和扩大文化产品的筱盖面。 （3)采取更加灵活的销售方式。例如:可采取会员制、商品快递服务、电子商务、送货上门、强化售后服务等销售方式等，节省消费者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逐步建立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良好社会形象，使优秀的文化产品被更多的消费者接受。 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复杂而又急需解决的间题，牵涉到政策、资金、市场、资源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只有政府重视、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把握好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线，做大做强我国的文化产业，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得到极大的弘扬和发展。 文化产业论文: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文化产业 现实价值 现实意义 论文摘要：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在新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能够承栽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级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能保障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解决广大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栽体，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途径。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它的发展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一、 文化产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是 GDP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单位 GDP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符合 “绿色、环保、健康”理念的文化产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共识。进人21世纪以来，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地渗透进经济活动，使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态和动力，成为一个国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最根本、最难替代和模仿、最持久与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文化产业开发具有可重复性、多层次性和持续性的优势，成为不受资源物质载体限制的可持续发展产业。文化资源的开发既可以不同时期重复、多次进行，也可以同时、多层次进行，而每一次开发都是对文化资源的创新和发展，赋予文化新内涵，从而使文化资源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逐渐丰富。文化资源的这一特性与一般物质性资源的日益枯竭、不可持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很少带来物质性的污染，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二、文化产业能够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 随着资源配置空间的不断扩大，当代国际分工已经走出了以自然禀赋和物质性产业比较优势参与分工的时代，已经走向以科技进步、人才优势和文化创新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时代。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新兴产业向负载着高密度文化内容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直接导致了新兴文化产业群的急剧膨胀，并迅速改变着传统第三产业的格局。以高技术、低能耗等为特点的文化产业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发展方向。 文化产业的波及效应强，产业链条长。既可以波及到运输业、信息产业、流通产业、旅游产业等，又可以波及到制造业、能源产业、建筑业等。通过提升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产业层次，填补和增强产业链高端环节，实现产业发展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创新型、节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促进文化产业与教育、科技、体育、休闲等产业的联动发展，与工业设计、城市建设等经济活动相结合，扩大文化经济增长空间。较强的波及效应使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良性互动，从而大大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文化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的创意产业，它的发展可以提高产业结构的知识含量和知识层次。以动漫、信息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产业，与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高新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是高新技术与创意的完美结合，它的发展可以加速高新技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应用，提高产业结构的技术含量，提升其技术层次。 三、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 文化是一种生产力，其在生产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现代文化通过渗透影响生产主体、生产要素、生产过程，而创造更多的增加值。因此，文化不仅是衡量一国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准，更成为财富生产与价值创造的主力之一。随着高新技术向文化领域的广泛渗透，文化产业作为全球经济的战略增长点迅速崛起，文化与经济合二为一创造了十分可观的经济价值，起到增加就业、刺激消费、涵养税源等重要作用，占据经济总量的比重越来越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98年提出的 《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文化将成为2l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文化产业作为当代人类社会新的财富创造形态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倍数效应，正 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抢的战略高地，开始对世界格局产生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影响。 四、发展文化产业是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保障 文化产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还融合着不同形态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是影响和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在应对国外文化产业的挑战中，我们的文化产业既担负着增强综合国力的职责，同时又承载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精神状态的历史重任。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模式，与现代市场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它使文化生产兼有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市场的商品属性。在当前的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强调文化产业的经济功能，也不能忽视文化产业隐含的意识形态功能。要高度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充分考虑文化的产业属性，努力生产和提供既有良好社会效益，又有良好经济效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我国正处于一种多元文化共生的状态，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功能潜伏在娱乐的表象下，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语境中，面对群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多样化、选择的多样化，我们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提高民族文化产业中的马克思主义渗透力，构建正确的舆论导向，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提升我们宣传工作的质量，讲究宣传方式与技巧，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引导民众，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而这一切应该是平等沟通、互动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共识。 五、发展文化产业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途径 文化竞争力不仅表现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也是精神控制力的体现。文化安全的内部表现是建立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和统治地位，并通过现代传媒手段来实现；其外部表现是通过增强文化要素的竞争力来抵制西方有害文化的入侵，维持一个较高的文化安全系数，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借助文化产业的具体载体来实现。冷战结束后，文化产品成为文明冲突的重要载体，对他国文化市场的占有率与对他国的精神控制程度成正比。L3 西方不仅把中国文化市场看作是贸易机会，也看作是开辟思想战场、加紧文化渗透、传承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绝好机会。当前，严重的文化贸易逆差带来了较大的政治和文化不安全，因此改变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的 “文化赤字”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争夺文化市场的文化贸易成为国际焦点问题，因此，如何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维护民族文化独立的文化身份，对外发挥民族文化的竞争优势，保持文化多样性的生态平衡，成为 “新千年的最大挑战”。 引面对新千年挑战，我们只有大力扶持和发展本国文化产业，弘扬民族精神，致力于向外推介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其意义已经不仅仅是满足 GDP的增长，还在于保护和发扬本国、本民族文化，只有如此，才能在文化竞争中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文化产业论文:新疆农村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经营性文化 文化体制改革 农村文化市场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新疆农村的精神文化需求程度提高，为经营性文化产业拓展农村文化市场提供了条件。应积极培植农村的文化市场．鼓励文化经营单位深入农村．不断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所谓经营性文化，是指由市场机制推动的文化活动。它包括图书发行、文艺演出、音像出版、文学作品、影视创作及网吧经营等多个方面，旨在活跃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加人们的娱乐和情趣。与它相对应的是公益性文化，即由政府组织的、面向全体民众的非营利性的文化活动，旨在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用积极、健康的文化产品，陶冶人们的情操、增强人们的身心健康，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经营性文化与公益性文化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必需的，只是各自的组织方式、运行机制有所不同，其社会功能、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一、经营性文化特征及其意义 与公益性文化相比，经营性文化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盈利性。通过有效的经营活动，在提供文化产品的同时获得相应的收益。第二、娱乐性。文化活动所具有的趣味性，它通过多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使人们在欣赏文化产品中得享快乐，在偷悦身心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增加人们的生活情趣。第三、教育性。文化活动的内容反映着社会文明的要求，体现着社会进步的价值趋向，对人们世界观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人们的是非判断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第四、时尚性。文化产品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创新、提高，使之永远保持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五、交际性。文化活动的组织为人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提供了便利，人们通过参加文化活动聚集在一起既交流感情又沟通思想，并由此结交更多的朋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满足程度大大提高，随之会对文化产品产生更多的需求。在市场的推动下，经营性文化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除了由市场机制引导的诸多经营性文化产品之外，还有更多原来的文化事业单位改制后成为文化经营单位。这对繁荣文化事业、搞活文化市场无疑是有益的。它不但弥补了公益性文化产品的不足，而且其多样化的产品形式增加了人们选择文化产品的范围，其灵活的经营方式为人们接受文化产品提供了方便，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对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的推动，城乡文化市场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农村的文化市场开始出现新的变化，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农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较以往更为迫切。这得利于国家多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农村的社会文明程度随之提高，农民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明显增强了。 由此可见，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对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农村开展经营性文化活动，更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客观地讲，近年来新疆农村的文化生活并没有与物质生活水平同步提高。致使农村中一些不良的习俗滋生蔓延，农村青少年中酗酒、打架、赌博等不良行为增多，这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形成。因此，必须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丰富多采的文化产品。遏制各种不良文化的侵袭，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应该看到，自治区人民政府近年来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通过“三下乡”活动把农村急需的教育、科技、卫生等服务送到农村，又通过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为农民打开了解外部信息的通道，提供了新的娱乐形式。正是这些公益性的文化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许多地方的农民文化站、农民图书室得以建立，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我们看到，一些经营性的文化单位也把农村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各种面向农村的文艺演出、图书巡展等已经在全疆农村开展起来。不过，就目前全疆的农村文化市场发展而言，这些经营性的文化活动规模还不是太大，数量还相对有限，难以满足农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 二、新获经营性文化现状及农村文化市场的特点 目前新疆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间题是:首先，各文化经营单位尚未形成合理的经营规模，这使得他们的经营成本过大，在市场上不具有竞争的优势，反过来又限制了他们自身的发展。其次，各类文化经营团体缺乏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各演出单位在节目的类型、演出形式上都有趋同化的倾向，这极不利于吸引目标受众。第三，乡村文化市场的开拓成效不大，许多为群众所熟悉的文艺形式在乡村萎缩了，对它们的挖掘、创新工作显得不力。最后，经营方式单一化，不善于针对不同的受众进行灵活的调整，拓展市场的能力显得不足，往往过失良机。 这些方面的问题虽然在城市文化市场中也有反映，但在面对农村文化市场时显得尤为突出。关键在于这些文化经营单位不善于分析农村的文化市场，甚至对拓展农村文化市场缺乏信心，因而没有制定出拓展农村文化市场的经营策略。我们注意到，近两年深人农村的文化经营单位都是一些小型的演出团队或临时性的展销，专业演出单位几乎没下过乡，图书市场更是与农村文化市场无缘，音像产品虽然在乡村市场较为流行，但真正适合农民的音像产品并不很多，网吧更受通讯、电力等基础条件的限制发展较慢。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文化经营单位自身的问题，也有农村文化市场的客观条件限制。对于文化经营单位来说要深化改革，了解农村文化市场，积极拓展农村的文化市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为农民提供丰富多采的文化产品，自身也在为农民服务中获得收益。这就要求他们充分认识农村文化市场的特点，有序地拓展农村的文化市场。 具体来说，新疆农村文化市场的特点反映为:第一、农村的生产时间具有季节性，他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多集中在农闲时节，这就决定了农村文化市场在时间上是相对集中的，而非全天候的。第二、与城市相比农村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农民的收人水平相对较低，全疆除了个别地区农村人均收人较高外，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人均收人都不高，这就客观上决定了农村的文化市场需求程度不会太高，面向农村的文化产品价格不可能太高。第三、由于基础教育的落后使得全疆农村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对文化产品的理解，同时又使得他们对某些传统文化产品情有独钟，这是乡村文化得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第四、新疆的绿洲经济特征决定了农村地域分散，广布于全疆的各个绿洲。这种分散的区域分布使得农村文化市场之间联系较为困难，增大了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成本。第五、新疆农村文化市场的区域文化氛围差别较大。由于新疆是个移民人口居多的地区，各个地区之间由于绿洲经济而相对独立，这就形成了各个地区因移民成分集中程度不同而出现的区域文化氛围。比如一些地区河南人相对集中，豫剧便在此地很有影响，另一些地区陕西人相对集中秦腔便很受欢迎，如此等等，在全疆各地农村便有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习俗，形成了新疆经营性文化产业特有的文化氛围。 三、推进新班农村经营性文化发展的措施 创建文明新村，推进新疆的农村文化建设，提高新疆农村的社会文明程度，满足广大农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除了继续加大公益性文化建设力度外，更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促进经营性文化产品在农村的拓展，为广大农民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为此，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第一、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提高农民的收人水平。毕竟经营性文化产业具有营利性的特征，他的服务水平要与其经营收人相联系，农村文化市场的需求状况，直接影响到文化经营单位开拓农村市场的积极性，而农村文化市场的需求程度受农民收人的制约。所以，稳定地提高农民收人会有利于吸引文化经营单位下乡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活跃农民的文化生活。 第二、普及农村的义务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这是农村文化市场是否活跃的主体要素。再好的文化产品都是由人来欣赏和理解的，农民的文化水平如何决定着他们对文化产品理解的程度，也决定着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的程度，同时又对文化产品品位的高低产生直接的影响。老百姓不但喜欢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更欣赏格调高雅的文化产品，从而推动着经营性文化产业不断提高产品档次、更新产品内容，创作出积极向上、风格迥异的优秀作品。 第三、用市场化方式来运作经营性文化产业，使之在竞争中发展、提高。总结近年来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要真正推进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使之形成品牌、具有竞争力，还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由此才能壮大实力，在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方面、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得到切实的效益，赢得发展空间，开拓发展思路，形成一支具有竞争力的团队。显然，结合市场机制的威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文化生产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是文化生产力的一次本质提升，对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而言，影响深远、潜力无穷。 第四、实施规范化管理，以确保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文化产品的社会功能在于它的教育性，这就决定了它不同于一般市场的经营行为，也正因为如此，要求我们对经营性文化产业进行规范的管理，要坚决杜绝低俗的文化产品进入市场，必须实行严格的市场准人制度以确保文化产品的质量。前两年我们在城市中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管理，一些不良文化产品的经营者便转移到农村继续其经营活动，个别演出团体在农村演出中出现了一些粗俗的表演，内容不健康的图书、音像制品等也时常在农村销售。对此，必须加大打击力度，在巩固城市文化市场管理成果的同时，把文化市场管理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文化市场上去，净化农村文化市场，使广大农民真正接受到优秀的文化产品，使他们在欣赏这些文化产品的过程中美化心灵，陶冶情操，以利于他们成为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第五、政府要对农村文化市场的拓展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应该看到，新疆农村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在农村开展文化活动成本是较高的，这会影响到文化经营单位下乡开展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如果没有政府必要的扶持，单靠市场来推动，则很难使农村的文化市场活跃起来。文化产品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单纯地依靠市场来运作。政府有责任为它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政府当然不能在业务上对文化经营单位实施干预，它的作用在于对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宏观的政策支持。可以考虑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通过税收手段、政策性补贴等方面，降低经营单位的成本，引导他们深人农村为广大农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产品。从新疆的区域特征来看，政府在这方面的有效扶持其社会政治意义是不可小视的。 为了推进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各文化经营单位经过体制改革不断创新，城乡文化市场日趋活跃。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借市场机制的推进，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不但深受群众的欢迎，而且它们经过创新具有了现代的形式，在市场竞争中重新焕发了活力，成为现代社会中百姓精神生活中的一道精神文化大餐。比如东北的“二人转”，近年来走出东北在全国文化市场上尽显风采，显示出群众文化的巨大活力。地处西部落后地区的青海省贵南县石乃亥村，在文艺人才的带动下，把当地人的歌舞习惯变成致富的手段，全村90户人家中80%人参加歌舞演出，借助文化中心户的带动脱贫致富(2006. 11. 11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新疆的乡土文化根基深厚，民间文化题材极为广泛，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良好社会基础，只要善于组织、有效挖掘，新疆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关键是要利用市场机制加以创新，使之具有现代的表现形式，真正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从而赢得应有的市场发展空间。这才是今天我们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文化产业论文:试论濮阳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 论文摘要：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作为河南一部分的濮阳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创新的现代文化，通过分析濮阳城市现在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分析出相关原因，找出相关政策和对策，促进濮阳文化的发展，为实现“文化河南”交出满意的答卷，振兴中原文化。 论文关键词：文化 综合国力 濮阳市 一、濮阳市简介 濮阳市于1983年建市，之前隶属于安阳地区，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位于中国河南省的东北部，黄河下游北岸，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东北部与山东省的聊城相邻，东、南部与山东省济宁、菏泽隔河相望，西南部与河南省的新乡市相倚，西部与河南省的安阳市，北部与河北省的邯郸市相连。东西长125千米，南北宽100千米,城市建成区面积49.5方千米，总面积4266平方千米（约占全省面积的2.5%）。 濮阳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在濮阳西水泊出土了距今6400年的珍贵文物蚌塑龙形图案，使华夏文明又向前推移了一千多年，在国内外考古学界引起轰动，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因此，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命名濮阳为“龙乡”。濮阳市因中原油田的开发而兴起，迅速成为河南重要的化工城市，兴建了国家级大型化工企业中原大化、中原乙烯等，并建立了一系列的化工产业规模体系。石油是非可再生资源，要适度开发可持续开发，所以不能把化工产业作为唯一的支柱。除了发展化工业，旅游业也是重要支柱。拥有历史悠久历史文化古迹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是城市发展的重点方向，逐渐形成了戚城公园、濮阳市博物馆、中华第一龙等品牌旅游景点。濮阳文化和工艺品牌丰富多样，龙乡文化，濮阳麦秆文化，杂技文化，戏曲文化等都在国家甚至在国际文化博览会上取得骄人的成绩，并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国家保护。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濮阳将成为具有魅力的城市。 二、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五）传统文化企业较多，缺乏创新性现代性文化企业 本市的文化企业形式比较单一，基本上就是传统上的形式旅游开发企业文艺演出企业，如主题公园，博物馆，文艺演出，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文化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高、核心竞争力不足，企业的创意、研发、制作水平较低，没有相应的动漫和影视开发，内涵深刻、风格独特、形式新颖、技术先进的精品力作和知名的文化品牌较少，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六）丰富的文化资源未被充分开发，文化传承力不足 濮阳市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物质文化遗产较多的城市，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先天条件。但由于资金和人才不足，文化资源未能开发，如龙乡文化就没有形成一个品牌，缺乏宣传，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这是龙乡，这就应该向本省的城市洛阳和开封学习，学习充分利用资源形成品牌效应，洛阳的“牡丹文化节”“豫剧戏曲文化”开封“宋都文化”。 文化产业论文:中国玉都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 旅游是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步提高而不断增长的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正在成为一项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随着近年来世界各地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旅游目的和方式都由过去的休闲观光旅游过渡到层次更高的文化旅游。显然，提高旅游文化层次、充实旅游文化内涵，使旅游者在参观、饱览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同时，开阔文化视野，增长文化知识，已成为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使旅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必须将文化融于旅游之中。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只有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旅游才能显示出无限生机。有人把文化称之为旅游发展的“加速器”，一点都不过分。本文将对我中国玉都岫岩县旅游文化发展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初见成效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发展战略，主打“岫岩玉牌、资源牌、民族牌”这三张精品牌，开发自然景观，挖掘人文景观，提升旅游品牌，旅游产业正成为岫岩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我县已成为辽宁省旅游强县，共有国家A级以上风景区5处，“国石之旅”、“生态之旅”和“满乡之旅”三条旅游热线年接待游客逾百万，年旅游综合收入达5亿多元。具体表现在： 打“岫岩玉牌”尽展中国玉都风采。岫岩县政府始终坚持“琢玉兴县”战略，打响岫岩玉牌，弘扬岫岩玉文化，振兴岫岩玉产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先后参加了“中国国石”竞选，以市民投票第一名和专家投票第一名的成绩荣获“中国国石第一候选石”称号；参加了中国矿业名牌城市竞选，成功获得“中国玉都”冠名权，成为中国矿业名牌城市；1996年12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岫岩玉星”，在全国开创了以矿产资源名称命名小行星的先河，岫岩玉和岫岩的知名度、美誉度大增，为国内外所共识。 打“资源牌”彰显自然山水魅力。为了创造更好的旅游环境，几年来，岫岩县政府投入巨资综合开发了药山、清凉山、龙潭湾等现有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兴建了大洋河水上乐园，完善了水上娱乐项目，开发了前营仙人嘴温泉、哈达碑沟汤温泉，推出了“清凉山世界之旅、药山健康之旅、大洋河漂流之旅”等精品线路，形成了独具岫岩山水特色的旅游优势。同时，我县还积极加快生态大县建设，抓好大洋河、哨子河两大水系及沿岸的开发和保护，使得空气清凉宜人、水质清澈甘洌。 打“民族牌”散发浓郁满族风情。岫岩50万人口中，90％以上都是满族，有着鲜明的满族特色，洋溢着浓郁的满族风情。近年来，岫岩县政府已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满族博物馆，存放陈列大量史籍资料和文物，并全面详细展示了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同时，岫岩县政府还积极兴建药山满族风情村，在城镇着手兴建满族风情一条街，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满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形成独具岫岩地方民族特色的精品旅游热线，弘扬满族传世文化。 以上三张牌，说明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称之为特色旅游。但是，我们的这种特色旅游，只是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形态，它是以初级观光旅游为主，是“粗放式发展、低效率经营”的状况，旅游的高级形态是要提升旅游文化的含量，在旅游文化上大做文章。 二、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县旅游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旅游文化发展的理念没有真正竖立起来。 我县目前比较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忽视文化的经济功能，导致一些相关管理部门只有文化事业的概念，没有文化产业的观念，缺乏对市场条件下如何适应新形势新时期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文化资源的深刻认识。对现代文化旅游业的产业功能、发展规律以及如何实现文化与旅游的结合缺少正确认识，对文化旅游业的性质、地位、特点、规律等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导致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思路不清晰，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规划不重视，缺少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对策和措施。造成了“文物资源多（文化遗址遗迹426处），但开发利用不够；玉文化、满族历史文化深厚，而挖掘利用不足”现象的产生。 （二）、旅游资源文化品味不高。 1、岫玉旅游的文化含量较低。岫玉使我县文化旅游的最大品牌，但是这一品牌因文化含量较低而黯然失色。首先岫玉购物场所建筑风格没有地方特色、卫生环境不尽人意，与玉所具有的“高贵”、“典雅”的身份和品质格格不入。第二因岫玉本身的硬度、韧性等物理性质所限，加上雕刻技术以及急功近利的思想，目前在市场上出卖的大部分岫玉产品雕刻不是特别精湛，民俗题材的作品较多，有创意的题材较少，精品更好，与其收藏品身份不吻合。第三巨型玉体、岫玉的“四大天王”等特色资源尚被充分开发利用。第四玉石开采过度，市场供应量大，价格很低，市场形象不佳。这不仅削弱了岫玉作为主导旅游产品的市场吸引力，也严重影响了岫玉进一步与旅游嫁接的潜在价值。因而，扭转岫玉在市场上的不良形象已迫在眉睫。 目前，岫玉开发的目标完全是玉器加工和交易，将这种宝贵的资源是同煤炭或其他矿物资源一样进行开发利用，没有意识到这种资源本可以转化成对当地可以有持久经济生命力的旅游资源。这种观念影响了岫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2、满族文化遗产整合开发利用水品较低。我县满族文化遗产是我县发展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但是，对其整合开发利用很不到位。目前我县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岫岩玉雕工艺、东北大鼓、皮影戏、满族剪纸、满族刺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岫岩单鼓、满族民间歌曲等7项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婚俗、农民画、民间鼓乐等13项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具有岫岩特色、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仍严存在着后继乏人的问题，在活动上每年也只有一些象征性的表演和展示；426处文化遗址遗迹连我们岫岩本地人知道的也不多；我县中国第一陨石坑遗迹开发缓慢；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大都只能在岫岩博物馆中见到；满族的民族语言、服饰和习俗多已消失；满族饮食为主的餐馆几乎没有；满族民俗村建设雷声大、雨点小。如此状况，使我县的满族风情特色很难体现。 3、岫岩山水生态旅游层次较低。我县境内山川秀美，峰峦叠嶂，群山滴翠，犹如一幅山水画卷：有怪石嶙峋、涧水潺潺的辽宁四大名山之一的药山；有数峰突起，浓荫蔽日的青凉山；有深藏古寺、秀色可掬的卧鹿山；有风光奇丽、银链悬空的石湖瀑布；有水秀潭美，如嵌明珠的龙潭弯……奇峰异景美不胜收。这一切使岫岩成为辽宁和东北地区的“绿色屏障”、“生态斑廊”和“生态飞地”，为城市提供了“绿色之肺”、“天然氧吧”，因而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优越条件。但是，我县生态旅游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比较粗放；没有形成“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为一体的完整的旅游产业体系；经营仍停留在门票经济阶段，还不能满足游客的多方需求，也就带不来较高的旅游综合效益；环保设施落后；生态文化衍生产品的开发几乎为零；没有着力于山水景区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要努力发现其生态文化价值并赋予其灵性、且要涵盖对相关人文元素的认识与发掘。景区景点是形式，文化内涵是魂魄，两者相得益彰，方能魅力四射。比如一个景区，应形成若干或荡气回肠，或缠绵悱恻，或幽默诙谐的优美传说和民间故事，在导游声情并茂的讲述下，欢乐游客，并且给人以启迪，即使景点并不是上佳的，也足以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旅游者参与性项目不丰富，主要是静态展示。文化旅游要使旅游者真正参与其中，通过娱乐性的节目，真正领会文化的内涵，才能实现游客和景区双赢。我们的文化旅游的表现形式单一，主要集中在文化资源的静态展示，缺少大型的、专业化的与文化旅游相关的文艺表演活动，在听觉上吸引力不强，在视觉上冲击力不够，影响我县文化旅游整体形象。 （四）、旅游业基础配套设施比较薄弱。我县旅游产业体系尚未形成，还难于满足游客食、住、行、游、购、娱多方面的需求。虽然已经形成以岫岩镇为枢纽的放射状交通网络，但是道路级别不高，可进入性较差。全县仅有一家旅行社——嘉平旅行社，国家导游员3名。床位数超过50张的酒店有6家，其中三星级酒店两家——岫岩宾馆和贺临假日酒店，床位总数约1000张，接待设施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以KTV歌舞厅、游戏厅、酒吧、茶吧为主的娱乐业规模虽然不小，但缺乏特色，品位不高，层次不丰富，不能同时适应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的口味。按说，由于岫玉一枝独秀，名播远近，岫岩的旅游购物品本应是最值得称道的旅游行业，但是目前玉雕产品主要针对商人，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性活动，很少针对旅游者。因而，在题材、体量和雕工诸多方面没有发挥旅游纪念品的功能。 （五）、旅游商品特色不明显。玉件不算，与深厚的人文资源形成反差的是我县旅游商品开发不尽如人意，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旅游纪念品缺乏，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标志性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忽视挖掘旅游品牌的形象价值和拓展旅游品牌的产业链条，经营规范、信誉良好的旅游购物场所也没有设立，致使来我县旅游的绝对人数增长较快，但旅游综合消费却相对较低。 （六）、从业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我县旅游从业人员中，高中级管理人才还很缺乏。旅游产业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产业，我先旅游文化产业目前尚处在起步和培育阶段，各种层次的旅游专业人才十分缺乏，景区景点的旅游服务人员也缺少正规培训和专业培训。整体看，目前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仍停留在一般的接待阶段，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要求相比还不适应。旅游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还没有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和措施上落实。 （七）、资金投入不足。旅游产业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景点开发再到旅游产品包装宣传推介，都需要足够的资金做后盾。近年来，虽然我县多方面争取资金，不断加大基础设施等投入，但总量上仍显不足，从而制约了旅游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发展我县旅游文化产业的措施 当前全国各地到高度重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岫岩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利用现有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突出岫岩旅游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树立岫岩旅游的整体形象，创岫岩旅游的精品。学习和借鉴其他兄弟市、县，像大连等，加快和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旅游精品战略，使岫岩的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从而实现岫岩“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一）、必须增强旅游产业开发中的文化意识，确立“大文化、大旅游、大产业”发展思路。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业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惟有充分挖掘旅游产业中的文化内涵，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旅游的文化品味，才能够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实践证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是一种依托关系。只有景观加文化才能留住远方的游客，没有文化底蕴的景观是留不住游客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以文化为支撑的经济，文化因素渗透经济活动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紧密结合，对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文化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成为经济竞争的关键。文化内涵成为商品价值的重要源泉，商品的文化含量越高,使用价值、欣赏价值、附加值就越大，市场竞争力也就越强。要树立“抓旅游就是抓经济”、“抓旅游就是抓发展”观念, 。 （二）、加强创新，增强文化含量。旅游离不开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越丰富，它的知名度就越高，也就越吸引人。针对我县目前旅游景点文化含量不高的问题，应集思广益，开拓创新，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地增加文化含量，使之锦上添花。 在山水生态游方面，要深入挖掘景点的文化价值。请些国内文坛名家艺界高手在适当时候来我县著名景点游览并组织笔会，把他们的作品配上作者简介和照片结集出书，择其名篇名句请书法金石家在相应景点刻字或制匾、联，以流传后世，给游客留下高品位的珍藏纪念品。要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学、建筑、工艺美术、园林、民族服装设计以及音乐、书法、绘画、雕刻(塑)、装潢等专业人员的智慧，充分依靠艺术手段和科学手段，将旅游资源进行艺术化处理，使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能够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 目前景点的介绍和评价，还停留在“是什么”、“怎么来”这个层次，而它们在岫岩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什么变化，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呼应，它们对岫岩满族文化的影响则很少被提及，这就无法全面展示其文化底蕴。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必将成为旅游产业在新世纪的发展主流，要树立岫岩旅游的文化品牌，必须在现有旅游产品和资源的基础上不断予以创新。 在玉石之旅方面，除了提高玉雕的创意水平、多出精品外，可创作一篇戴玉佩、玉镯给人带来好运的民俗传奇故事，让购玉者都在这个美丽的故事中购买玉件。另外，改变“采玉兴县”，实施“观光（玉）兴县”的发展战略。这个思路的要点是玉石文化的功能转换。——将前来岫岩买卖玉器转化为前来岫岩观赏玉石文化；实现以开发利用本地玉石资源进行玉石加工向主要采用国内外宝玉石资源，以发展玉雕业为主向多种宝玉石原料加工并举的模式转变；引导和推动玉产业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中实现量的新扩张。我县将在“玉皇”原址兴建中国玉博物馆，并规划在岫岩县城中国玉雕会展中心和哈达碑镇中国玉博物馆之间建设一条长37.4公里的旅游观光带，这将为玉石之旅带来一道炫目的亮点。 在魅力满乡游方面，应做到满族文化、满族乡情、满族民俗景观三者的和谐统一。如果说满族文化是“根”，满族民俗乡情是“叶”，那么，满族民俗景观则是“花”。 旅游者不辞远程之苦来到岫岩满乡村落，主要是想看到满族文化与满族乡情的载体——满族民俗的景和物。 做到使景更美、更自然，实物更丰富、更真实。对于满族民俗村要加快建设。总之，在我县文化旅游的每个环节都要注重突显文化的内涵，突出地域和民族的特色，突出浓郁的民风民情。 （三）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既要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和本真性，又要通过旅游开发向外界宣传推广。对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生产性保护方式，加以合理利用，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鲜元素。对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注重原真形态的展示，另一方面通过编排，成为具有满族民族特色和市场效益的文化旅游节目。要整理和生产一批满族民族文化艺术精品节目。要鼓励对我县现有演艺资源进行整合利用，鼓励社会资本以投资、参股、控股、并购等方式进入旅游演出市场。鼓励运用现代高新科学技术，创新演出形式，提升节目创意，突出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打造我县优秀旅游演出节目。旅游景区（点）要广泛吸纳文艺演出团体和艺术表演人才以多种方式灵活参与景区经营，不断提高景区（点）的文化内涵。 （四）、要搞活投融资机制，加快旅游文化产业招商引资步伐。影响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开发进程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必须大力创新投融资机制，大力拓宽旅游投资融资渠道。今后，一方面政府应发挥文化开发的主导作用，积极争取国家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大力招商引资，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实行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与开发权、经营权相分离等措施，鼓励国内外大集团、大公司和民营企业投资，吸引内资、外资以及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开发，大力支持县内外投资商采用承包、租赁、入股、买断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实现资本与资源的最佳结合。要明确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要坚持内资与外资同等重要、内商与外商一律平等、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原则，按照市场规律“多轮驱动”，大胆开展资本运作，要着力改善招商引资环境，在优惠政策制定、提供开发条件、配套服务措施上下狠功夫，让外来投资者进得来、留得下、能发展。 （五）积极培育文化旅游人才。 加强文化旅游人才培训。根据我县市场需求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际，定期组织文化旅游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开展导游和讲解员培训，努力培育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旅游人才队伍；全面推行文化旅游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等级考试、持证上岗制度，为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六）开发一两种 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标志性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设计上可以和岫玉结合，体现中国玉都的内涵。这样既可以宣传岫岩，又可以增加收入。旅游旅游购物是直接拉动旅游收入最直接的重要因素，在旅游消费各要素中，购物作为最大需求弹性要素之一，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和拓展空间。在旅游业发展中，购物已成为决定旅游业效益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在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旅游商品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占40%左右，法国旅游商品、纪念品的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55%～60%，香港也高达50～55%。旅游商品具有很好的联动效应，旅游商品的发展可以为岫岩农业、商业、加工业、服务业、食品等部门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七）、要尽快制定岫岩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实行税费优惠政策。规划是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建设的龙头。做大做强特色文化旅游产业，首先必须把规划置于一个高起点的位置，做到起点高、审批权威、执行严格。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出特点、做出品牌、做出效益，推动岫岩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实行税费优惠政策， 内容包括：对外来投资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通过建立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实行“税费先征后奖”。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奖励额度可以实行：1、新建文化旅游企业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前3年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第4、第5年上述留成部分的50%，税费奖励不超过5年。2、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市属以上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3、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本级政府收取和支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免缴（办理相关证照和购买发票工本费除外）。4、实行政府对投资者补贴机制。凡新建规模以上的项目，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县政府每年按投资基数的5%进行补贴，累计补贴时间不超过3年。5、对新引进县以外投资主体来我县直接投资景区、景点开发及旅游文化配套服务项目建设的中介人，按到位资金总量的3%予以奖励。对投资方新开发的景区景点，荣获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10万元，荣获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30万元；荣获A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50万元。 （八）、加大文化产品宣传推介力度。没有宣传就没有市场，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必须与宣传包装相同步，甚至宣传先行。要以旅游集团、旅行社为主渠道， 以国内大型展会、全省旅游促销行动为载体，以新闻媒体采风报道和电视、广播、报刊、网络、户外广告宣传为主要宣传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多层次、全方位开展以岫岩文化为重点的旅游品牌推广和旅游产品推介。要注意运用大型节庆、电视专题片、宣传手册等多种手段展开包装宣传，通过举办论坛、投资洽谈会、项目交易会等形式推介岫岩的文化旅游项目。 今年的玉雕艺术节就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推介契机。 通过以文化促进旅游，用旅游传播文化，实现文化与旅游的良性互动，把文化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就会形成特色品牌优势，形成“人文、自然、文物、山水、民族、生态、产品”等交相辉映的旅游新格局，使岫岩旅游迈上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使旅游成为岫岩经济发展新的支柱产业。 文化产业论文:关于文化产业发展与商业银行对策 论文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创新；商业银行 论文摘要：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使近年来文化产业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商业银行应该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有所作为。 在经济和社会不断进步中，文化必将得到相应的发展，文化产业将逐步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对于这一生机勃勃的产业，商业银行如何积极应对，谋求在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中的合作与双赢，是一个重要而急迫的课题。 一、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文化产业及其地位和作用 关于文化产业，根据2004年我国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文件及《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文件， 可作客观、翔实的描述分类： 1.文化产业核心层：包括新闻、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广播、电视、电影、文艺表演、文化演出场馆、文物及文化保护、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群众文化服务、文化研究、文化社团、其他文化等。 2.文化产业外围层：包括互联网、旅行社服务、游览景区、文化服务、室内娱乐、游乐园、休闲健身娱乐、网吧、文化中介、文化产品租赁和拍卖、广告、会展服务等。 3.文化产业相关层：包括文具、照相器材、乐器、玩具、游艺器材、纸张、胶片胶带、磁带、光盘、印刷设备、广播电视设备、家用视听设备、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等。 根据以上文化产业分类，我们可以认为，文化产业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 首先，文化产业具有文化传承、传播的导引功能，关系社会的文明、进步，体现国家的“软”实力。 其次，文化产业提供基本的精神文化、娱乐消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断提升生活品质。 再次，文化产业要求相关产业提供物质和技术条件，推动技术创新的深化，借助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竞争优势。 （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1.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传承中华文明，复兴民族文化的需要。一个民族的崛起，归根结底要从文化的复兴上表现出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灿烂的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人类智慧，不断显示璀璨的光华。民族文化产业的兴盛担当着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 2.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人类对物质生活追求的过程中，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从未停止过，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对精神文化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创造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3.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推动经济转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面临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考验，适时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高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二、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与条件 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文化资源、文化需求以及政策环境等条件，以河南省文化产业为例来说明。 （一）基础条件：资源与需求 中原文化之厚重、文化市场空间之广阔，这是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不竭之源。 1.丰富的文化资源。河南省地下文物、馆藏文物、历史文化名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均居全国第一，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中河南省有17项，全国八大古都河南有其四。考古文化、历史文化、名人文化、红色文化博大精深，人文景观、山水景观异彩纷呈，民间工艺、民俗文化、戏剧戏曲源远流长。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文化资源的丰富多彩让人叹为观止。 2.巨大的文化市场空间。河南省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人口总量约占全国人口的9%，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目前，全省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达到1.2万元，国际通行的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城镇下降到34%，农村下降到48%。文化需求将逐步呈现全面扩张势头，市场潜力巨大，文化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巨大推动。同时，河南以其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区位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来中原旅游观光。 （二）推动因素：政策环境 2005年5月和9月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先后印发《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05－2020年)》，对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作出部署。2006年12月，河南省八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十一五”期间实现“两个跨越”的战略目标，即实现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跨越，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2007年12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又印发了《关于加快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若干意见》，对推动中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出进一步的指导意见。 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是基于文化产业国家战略的提出。党的“十六大”将中国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战略，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也成为国民财富增长的方式和领域。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以及弘扬中华文化等方面全面阐述。 三、文化产业的基本格局 （一）报业、出版、广播影视势头强劲。省电台综合实力进入全国5强，省电视台经营创收和卫星频道覆盖率、收视率、收视份额进入全国10强。河南出版集团综合实力在全国新闻出版、图书发行、广播影视等文化产业中位居第2名。《大河报》在全国晚报都市类报纸中的竞争力居第4名。河南省广播影视集团被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收入增幅居全国领先地位，所属奥斯卡电影院线全国排名进入前10位。戏曲电影艺术片《村官李天成》、电视连续剧《神探狄仁杰》、科幻儿童电视剧《快乐星球》等获得观众和市场的高度评价。《快乐星球》系列小说和漫画，也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 （二）文艺演出业推出一批精品力作。舞剧《风中少林》入选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剧目，并摘取了中国舞蹈界最高奖项“荷花奖”金奖，不仅把少林文化带到了全世界，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豫剧《程婴救孤》一举揽下全国所有顶级赛事的大奖，并荣获“全国十大文艺精品工程”；歌剧《木兰诗篇》、音乐大典《禅宗少林》等产生了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广告会展业较快发展。近年来，河南省国际经贸洽谈会、郑州少林武术节、洛阳牡丹花会、开封菊花花会、安阳殷商文化节、信阳茶文化节、中原书市、马街书会等节会,逐步成为区域乃至全国有影响的知名节会。同时，以郑州为中心的会展业正在广泛吸纳全国性的文化论坛、经济论坛、高科技论坛。 （四）文化旅游产业不断升温。以洛阳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郑州少林寺、开封宋都古城、安阳殷墟遗址、商丘古城、温县太极拳、炎黄始祖文化广场等古都文化、宗教文化、武术文化、寻根文化旅游，以大别山和红旗渠为重点的红色旅游，以云台山等山水资源优势开展的山水旅游等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省内外、海内外的游客。 四、文化产业的前景以及与银行的合作现状 （一）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 1.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产业发展必然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文化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 - 25% ,消费视听技术文化产品出口达到600亿美元,取代航空、航天工业居出口贸易第一位,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在美国400家最富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日本文化娱乐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 ,其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 2.文化产业战略的实施。以河南为例，“十一五”期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到2010年底，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4%左右，到2020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7%左右。同时，相应的系列政策配套正在逐步推出。文化强省的产业标志为：文化产业比较发达，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文化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拥有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培育一批知名文化品牌，形成科学合理的文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格局。 （二）文化产业与银行合作现状 1.商业银行尚未对文化产业形成系统规划。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商业银行对文化产业没有作为一个产业进行系统思考和统筹安排，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市场地位的传媒出版领域，文化旅游逐步进入视野，其他文化产业领域较少涉足。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文化产业的合作抱持审慎态度。 2.商业银行与文化产业合作方式比较单一。商业银行对现有的有合作关系的文化产业，提供的金融产品主要是存、贷款和结算等基本的银行服务，即便是贷款等传统产品，也因为抵押、担保等落实困难，最终不能到位。商业银行与文化产业合作中的创新还比较少，特别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往往难以得到商业银行的及时响应。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的文化产业数量还不多。 五、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商业银行对策 商业银行对文化产业巨大的发展潜力必须充分认识，对这一即将形成的支柱产业，要认真研究国家有关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加强统一的规划、协调，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运作规律和重要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出一些产品和产品组合，满足客户需要、引导客户需求，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使文化产业成为业务发展和经营转型的新的增长点。近期的工作首先是围绕重点文化企业，谋求合作上的新突破，要积极关注河南文化强省的传媒出版、文化旅游、武术健身、杂技表演、工艺美术和文博会展等六大优势产业。 （一）积极推动文化产业走向资本市场 文化产业通过境内外上市，可以筹措大量资金，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上市有成功的范例，河南省正在积极推动，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要求报业、出版、广电单位尽快启动上市工作，加强旅游企业的上市培育。对此，商业银行要积极介入，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对像河南出版集团这样转制完成列入首批上市目录并启动上市前期工作的文化企业。目前，由于国内金融业实行分业管理，商业银行可以依托自身优势或投资银行战略伙伴，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文化企业在境内、外上市。 （二）大力扶持绩优文化企业发展 存贷款、结算业务是基本的商业银行业务，为大多数文化企业正常运转所必需，也是目前文化产业使用最广泛的金融手段。商业银行要关注文化体制改革的动向，帮助文化企业特别是文化企业集团，建立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财务管理模式。对绩优企业，要在基本的金融服务工具基础上不断拓展领域，提供一揽子、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鉴于文化产业的现状，可以重点发展财务顾问业务，利用商业银行在客户、网络、资金、信息、人才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为文化企业的投融资、资本运作、财务管理等活动提供咨询、分析和方案设计等服务。从主要提供融资服务为主，逐步实现融资、融智并重。帮助文化企业实现良好的效益，达成经营和投资目标。 （三）不断创新文化产业的合作模式 商业银行支持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创新服务手段。2007年，招商银行发放贷款5000万元，支持电影《集结号》拍摄，成为国内商业银行与电影业合作取得成功的案例。事实上，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有相当部分是与商业银行合作的结果。商业银行要积极介入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的制作，甚至知名频道或栏目，如河南台的《梨园春》、《武林风》等，都可以寻求加强合作的机会。目前，商业银行与电影、电视、舞台剧合作的主要瓶颈是贷款的抵押担保问题，要探讨以电影院线收入、电视栏目广告收入、票房收入等方式设定抵押、实施封闭运作的可行性。 （四）不断扩大文化产业的合作领域 对文化旅游业，一般情况下，旅游景点属于事业单位，归当地政府管理，政府对景点实行预算外管理，收支两条线，收入全额上缴。景点收入来源主要为门票收入，其他收入包括补贴收入、旅游纪念品销售收入等。商业银行可以与服务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一并加以考虑，并在政策范围内，推动更大领域的合作。广告会展业抓好该领域的龙头企业，并通过龙头企业把握相关信息，寻求合作的可能性。对文艺演出业，加强与文化主管部门的广泛沟通，探索项目管理封闭运行的可行性。对于网络服务业、文化创意和动漫、网络游戏业等新兴文化产业以及文化娱乐业、体育休闲业、艺术培训业和艺术品业等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产业，应积极关注，把握适当的介入时机。共享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成果。 文化产业论文:以文化产业增添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 摘要：文化产业是国际公认的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朝阳产业”或“未来取向产业”，对于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综合国力和区域竞争力具有特殊意义。本文即以宏观视野对作为集南京历史文化之大成的玄武区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并基于目前存在问题，初步探讨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创意；资源整合；发展对策 在人类社会刚刚跨入新世纪之际，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了以民族文化为单元的多元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融合与互动的进程，文化产业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极具可持续发展力的朝阳产业，它的发展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从经济的边缘走向了中心，成为国家的支柱型产业，而我国文化的产业化及其文化产业则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理论和目标之后，如何充分发挥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的优势，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更显紧迫。 一、文化产业概述 （一）文化产业的内涵界定 文化产业是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文化和经济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概念是由英文词语Cultue Industy翻译而来（亦被译为“文化工业”）。但时至今日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称谓：它在美国叫版权产业，在英国叫创意产业，在西班牙叫文化消闲产业，在日本、德国、荷兰、韩国等许多国家叫文化产业，还有叫文化工业或内容产业。当前，国内外有关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也各不相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述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注：参见徐浩然,雷琛烨《文化产业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定了文化产业的内涵，我国学界和政府对“文化产业”一词的内涵仍有分歧，但为了统一，基本都将2004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所规定的内容作为标准，即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具体可分为3个层次9个类型。其核心层是(1)新闻服务；(2)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3)广播、电视、电影服务；(4)文化艺术服务。外围层是(5)网络文化服务；(6)文化休闲娱乐服务；(7)其他文化服务。相关层是(8)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9)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 （注：参见《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国统字［2004］24号文件,2004年3月29日。）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的本质特征 全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对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全球资本一体化进程，打破了生产体系的国家界限，把各个部分重构为全球生产体系，世界市场便不仅充斥着不同国家的物质商品，如汽车、日用品等，而且也充斥着不同国家的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书籍等。毋庸置疑，全球化使当代文化产业呈现出了显著的时代特征: 第一，文化产业的开放性。全球化的强大冲击力与信息社会的快速降临，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性加快，使文化产业的生产领域与拓展空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放射型状态，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成为真正的开放性的空间。就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而言，它包容了“以物质资本、经济资本为运转方式”的传统产业，还拓展了“以智力资本、文化资本、数字资本为运营方式”的新的信息文化产业。就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而言，它不仅关涉人的基本存在样式(如生老病死)，还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人的审美、休闲、娱乐)。 第二，文化产业的全球性与地方性。全球化的浪潮，把不同地域纳入到同一的、全国性的、甚至全球性的体系之中，从而促使人们的眼光从狭隘的、封闭的视野中摆脱出来，而把更遥远的地域范围作为自身的关注对象，对更遥远的地域出现的文化现象发生兴趣。就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而言，文化产业又具有地方性。如美国的大片大多数是在好莱坞制作完成的。在以信息化和全球化为主导的新经济模式中，地方经济能力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态势，这些发展趋势拓宽了地方文化结构，提升了地方文化竞争力。 第三，文化产业的创新性。在全球性的竞争压力之下，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样态日益呈现出了创新性的特征，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文化产业是一种创意产业，产业的整合与发展必须拥有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其二，文化产业的本质是文化的产业化，也就是说，文化产业必须运用业已拥有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去创造财富；其三，文化产业必须时刻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 （三）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必然打破原有的生产格局和市场格局，文化成为产品、成为商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普遍的经济现象。因此，文化产业的竞争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竞争，也是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的竞争。 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看。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重视培养与发展文化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将发展文化产业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之中。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充分显示了文化产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行业增加值逐年递增。截止200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共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实现增加值3577亿元。同时，当前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10000元大关,在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地区已经进入3000—50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收入的增加必然伴随着消费支出增多与消费结构的升级，为文化产品消费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文化产业还只是刚刚起步，要赶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从消费角度来看，在美国与西欧一些国家，文化消费已占到家庭消费的30%以上，而在我国，家庭消费支出仅有148%用于文化消费。从生产角度看，美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20%以上；在英国, 2001年文化创意产业产值达1120亿英镑，占英国GDP的82%；日本文化产业的产业规模比电子业和汽车业还要大，2000年达到85万亿日元，占GDP的17%，仅动漫业的年产值就在国民经济中占到第六位。而我国文化产业(包括相关产业)总增加值仅占GDP的4%，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注：参见祁述裕《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因此，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潜力巨大，又任重道远。 二、玄武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一）资源条件 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核心城区，玄武曾是东吴、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六朝宫阙御苑所在地，中山陵、总统府、玄武湖、鸡鸣寺等闻名全国的景点荟萃于此，六朝、明清、民国等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厚积于斯，有重点古迹、文物保护点72处，占全市主要文化旅游资源的40%以上，发展文化产业的先天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区域内有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科院等40余家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拥有南京图书馆、金陵图书馆、南京博物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众多公共文化场所，可谓科教发达、人文鼎盛，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雄厚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撑。 （二）发展情况 近年来，玄武文化产业已呈现迅速发展的势头，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到目前为止，已基本形成以长江路文化一条街为龙头，以1912民国休闲街区、毗卢寺佛教文化、总统府、梅园新村现代历史文化为依托的产业体，特别是1912民国休闲街区起到了全面提升品位，彰显新都市独特个性的作用，以其独特的资源与区位优势相结合，成为浓缩南京城市人文精华和历史发展风采并引领时尚的城市客厅。但整体而言，目前资源挖掘利用力度还不够大，文化产业还没有产生较高的知名度，经济贡献率还不高，对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与其在南京市文化资源中所处的地位还很不相称。 （三）存在问题 一是资源挖掘整合力度不大。多年来玄武文化旅游品牌就是中山陵、总统府和玄武湖等著名景点，不少六朝、明清、民国的旅游资源没有被充分挖掘、整合与宣传展示，深厚的文化积淀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吸引力，游客很难“旧地更重游”。二是产品创新度不够。促进产业发展的关键之一是产品，它决定游客的停留时间和消费水平。玄武目前文化产品大多是旅游观光型，以体验经济为代表的文化休闲、创意产品虽有一些开发，但远不能适应市场需要。三是投资渠道单一，开放程度不高。目前，玄武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财政仍是主渠道，没有或缺少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而且，玄武文化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刚刚起步，文化产业招商引资起步时间也不长，吸引外资规模不大。 三、玄武文化产业发展对策 （一）整合资源，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业 基于玄武自然禀赋和发展现状，发展文化产业要首先突出文化旅游业，进一步深入挖掘山水城林自然资源和六朝、明清、民国等历史文化资源，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塑造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旅游品牌。 一是打造长江路文化街。完善沿街10大文化景观（毗庐寺、梅园新村、总统府、中央饭店、江宁织造府、江苏美术馆、人民大会堂、金陵图书馆等），全面建成融艺术展览、文化交流、观光旅游、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江苏文化第一街。高标准建成江宁织造府，深度挖掘该遗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并进行相关的《红楼梦》、云锦、皇家文化等文化产业开发，最终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历史文化价值和经营特色的著名品牌，使之成为国际一流的红学研究和云锦织造研究基地，为海内外游客提供一个高层次文化交流与享受的休闲去处。重点实施梅园新村历史街区改造，修建、恢复具有利用和保护价值的优秀历史建筑，建成钟岚里休闲街区，最终把该地区打造成文化气息浓厚，并与周边梅园新村纪念馆、总统府及1912休闲街区相呼应的又一特色商业街区。 二是建设环玄武湖旅游风光带。依托明城墙，加快建设“明城汇”文化休闲街区，重点引进国际知名品牌，建成集餐饮、休闲、娱乐、文化艺术品交易等为一体的高品位文化休闲商业街。目前，该街区一期已成功运营，二期开发建设正加速推进。加快九华山景点开发，完善北极阁风貌区功能，积极跟进南都水乡项目，利用火车站广场、药物园、情侣园等景观资源，精心打造整体联动、国内知名的“观山、亲水、登城、听钟”生态旅游风光长廊。 三是完善文化旅游产业链。围绕长江路上的各主要旅游景点，建设古玩字画、旅游产品等特色市场及旅游中介市场。结合中山陵环境整治，在孝陵卫、卫岗、王家湾等风景区出口处发展旅游服务特色市场。在各景区配套建设各类服务设施，积极挖掘、推出六朝宫廷宴、红楼美食宴、民国公馆宴等特色餐饮服务，变游在玄武为食住在玄武，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加游客参与度。 （二）发挥科教优势，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智慧密集型的新兴领域，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势头最强劲的产业。对于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的玄武区来说，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对推动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依托徐庄软件产业基地动漫走廊和江苏文化产业园，重点建设涵盖创意设计、动漫游戏、影视制作、音像制作、艺术创作、工艺美术、文化旅游、传媒印刷等文化产业的孵化和培育中心，打造宁栖路文化创意产业街、板仓街文化特色产业街区、中央路300号休闲产业园、威孚金宁都市产业园、南汽都市产业园等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文化产业集聚区。 二是充分利用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等现代文化设施和资源，培育演出市场，发展设计、咨询、评估、调查、策划等文化创意产业，逐步形成规模优势。扶持一批国内领先、有较大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的文化企业，打造一批有发展潜力和重大创新意义的文化项目，力争形成一批文化产业品牌。 三是整合高等院校、文化企业、社会机构教育培训资源，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影响的教学和培训基地，开展文化产业相关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三）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拓展融资渠道 依据玄武实际，制定《玄武区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加大各项政策支持力度，建成结构合理、政策体系健全、运行质态良好的运行框架，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层次、多渠道、多体制办文化的新格局。 充分发挥政府在战略层面上的领导作用。成立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规范文化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加强政府组织引导力量。规范各类文化企业经营行为，积极引导合法经营，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合法经营者的权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定保护知识产权的地方法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高度重视思想发动工作，在部门、企业和群众中广泛宣传和贯彻已出台的各项促进政策，为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打牢思想基础。 充分发挥财政、税收的杠杆作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安排一定数量的财政预算资金、文化事业建设费作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引导资金。调整文化产业税收政策，制定差别税率、税金减免、先征后退等优惠政策，广开筹资渠道，支持文化产业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尝试建立文化产业基金，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向文化产业领域流动。形成以政府资金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基础、以银行信贷和民间资金为主体、以境外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弥补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中的巨大资本缺口。 文化产业论文:发展文化产业品牌浅析 文化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信息化和科技化、人文化和知识化的创造与消费的社会背景下所建构起来的新理念和新产业，同时也是一种在文化与经济实现相融互渗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新实践与新发现。它以创新为灵魂、以广涵为特点、以提升为手段、以增值为目的，通过打破二三产业的原有界限，为经济注入文化的内涵，对多种产业进行整合与提升，从而在二三产业的衔接、融合、易质与再生中实现创意化、高端化和增值服务化：它以促进文化创新和经济发展为目的，并通过文化这个介质的特殊作用而在全社会推动精神与智能的发展，实现社会机理的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升值。上述特点决定了文化产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均衡发展的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意义的时代选择，文化产业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理念，也为我们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它使我们觅得了一条两全其美的发展之路：既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又能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全方位的。因为文化不仅涵寓着知识、技能、科学、伦理、道德与人文，而且也越来越主宰着经济的运行机制、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代表着社会的发展趋势。基于此，本文分析郑州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文化产业的内涵及特点 文化产业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产业，被公认为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朝阳产业”或“黄金产业”。但是，人们对它的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国家统计局在与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从国家有关政策方针和课题组的研究宗旨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文化及相关产业概念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根据这一概念，文化产业的范围为：一是为社会公众提供的实物形态文化产品的娱乐产品的活动，如书籍、报纸的出版、制作、发行等；二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可参与和选择的文化服务和娱乐服务，如广播电视服务、电影服务、文艺表演服务等：三是提供文化管理和研究等服务，如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图书馆服务、文化社会团体活动等；四是提供文化、娱乐产品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如印刷设备、文具等生产经营活动：五是提供文化、娱乐服务所必需的设备、用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如广播电视设备、电影设备等生产经营活动；六是与文化、娱乐相关的其他活动，如工艺美术、设计等活动。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它应该具有提升人类生存，尤其是生活品质的内涵，更应该注重于提升人类精神生活品质的内涵；二是它应该具有可以进行商品性生产、流通以提供人们消费的特性；三是它应该与虽然可以提供人们消费但同时又具有商品性特征的某些纯社会公益性文化事业(如公共图书馆)相区别。 二、郑州市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我市拉动内需、促进文化消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重要着力点。经过不懈努力，全市文化产业发展步伐加快，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01.7亿元，比上年增长20.0%，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为4.2％，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20.8%。经初步核算，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28.7亿元，比上年增长20%，占全市gdp总量的4.3%。文化资源优势正在转变为文化产业优势、文化经济优势。 1、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础项目。以全市跨越式发展文化建设工程指挥部重点项目为着力点，着眼培育文化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指挥部先后组织实施了嵩山实景演出、中华炎黄二帝巨型塑像、郑州日报印务发行中心等16个重点文化产业带动项目。嵩山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一期工程投资1.5亿元，项目于建成。黄河风景名胜区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炎黄广场投资1.3亿元，建设完成，炎黄二帝塑像及山体夜景照明完成。郑州日报社印务发行中心项目总投资1.3亿元，主体施工完成。大河宠物文化公园一期工程总投资3亿元，主体已建设完成，部分区域的招商工作完成。中牟雁鸣湖生态风景区完成总体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大部分建成，累计完成投资2.87亿元。沿黄河文化旅游产业带战略规划编制完成，郑州沿黄河南岸一带地区将打造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旅游产业带。 2、打造一批文化产业品牌。这几年，我们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依托资源、面向市场，成功推出一系列的文化精品，大大提升了文化产业的影响力。一是在演艺业上。郑州歌舞剧院创作生产的大型原创舞剧《风中少林》和《云水洛神》、郑州天人文化旅游投资公司推出的嵩山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带动了全市演艺业的升级。《风中少林》开创河南大型原创舞剧的先河，连获多项大奖，并成功走向国外，今年1月到2月份在澳大利亚的 堪培拉、墨尔本、悉尼成功演出33场，历时40多天；《云水洛神》今年4月份在国家大剧院成功演出，反映很好。嵩山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走出了演艺业与旅游业共生共赢发展的新模式，去年克服旅游市场下滑的不利影响，完成收入2200万元。二是在影视业上。大型科幻少儿电视连续剧《快乐星球》填补了我国大型科幻少儿电视剧的空白，受到全国少年儿童的普遍欢迎，已生产三部共156集，第四部正在创作之中。历史题材电影《鸿沟》、《黄帝》和电视连续剧《豫商康百万》、《美丽潘郎》等正在抓紧筹备。三是在动漫产业上。“小樱桃”动漫品牌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小樱桃”动漫图书出口国外，动画片第一部26集于去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形成了以漫画、图书、杂志、动画片为核心，以“小樱桃”饮料、书包、糖果等衍生产品为支撑的产业链条，国家动漫产业基地（河南基地）由郑州小樱桃卡通有限公司承建。四是在文学艺术上。郑州百花园杂志社坚持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培养和造就小小说作家队伍，形成了“小小说”一流的刊物质量，使郑州成为全国小小说的中心，《小小说选刊》、《百花园》成为全国小小说的品牌。 3、规划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聚集区）。为了加快我市黄帝文化、黄河文化、商都文化、嵩山文化、少林文化等文化资源的开发，我们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基地建设，引导文化产业集中发展。一是加快建设登封嵩山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园区将全面挖掘嵩山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重点开发少林禅武文化、儒学文化、道教文化和古代天文文化，建设国家一流的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园区内的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未来计划投资100多亿元。二是加快建设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河南基地）。小樱桃动漫创业中心、动漫衍生产品展示交易中心等项目正式启动，小樱桃动画片第二部、第三部的创作生产正在进行。三是完成了沿黄河文化产业带规划。产业带将通过保护、开发黄河文化生态旅游资源，形成黄河南岸集文化、生态、旅游、休闲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发展新区域。四是郑州天人文化旅游投资公司、郑州中远演艺娱乐有限公司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五是启动建设中国郑州信息创意产业园。园区以发展动漫设计、软件开发、文化创意等产业为主，打造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已有4家高新技术企业和7家动漫影视传媒公司入驻。六是启动中华文化园建设。园区将保护古荥阳城为核心，依托周边历史文化资源，全面展示郑州历史文化。 三、郑州发展文化产业品牌中的问题 郑州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82.6亿元，增长12.2％(现价速度)，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4.1％，高于全省近一个百分点，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20.9％。从文化产业组成的三个层次看：核心层实现增加值29.2亿元，实际增长50.8％，占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的35.4％，共有从业人员4.3万人，占全市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25.9％。相关层实现增加值44.4亿元，实际增长5.0％，占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的53.7％，共有从业人员9.2万人，占全市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54.6％。其中，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实现增加值30.3亿元，在该层次中最多，同时从业人员以2.9万人领先。核心层、外围层、相关层实现的增加值之比为35.4：10.9：53.7，从业人员之比为25.9：19.5：54.6。可见，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头可喜，增长幅度较大。无论是实现的增加值，还是从业人员的数量都增长迅速，文化产业发展处于增长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在增大。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问题，具体如下： 1、缺乏系统的文化产业品牌建设观念。在品牌建设方面，品牌定位不准确、形象模糊，再加上品牌延伸不足，内涵缺失。如郑州，该市的文化品牌大多是孤立的，绵延3，600余年的商文化所赋予郑州的不止是一个少林寺那么简单，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却被人为地忽视了。宝马这样一个顶级的汽车品牌，竟然与服装、表、眼镜、领带、笔，甚至化妆盒等这些时尚产品紧密相连。宝马品牌下的系列生活用品，与宝马车一同诠释出了完整的宝马世界：华贵，同时也是亲近的。阐释品牌精神的意义远远大于现实的商业利益。正确的品牌延伸要建立在品牌的核心价值之上，比如几乎所有大牌时装都会推出自己品牌的香水，因为香水往往被看作“服装的最后一道工序”。但同时，品牌规划缺失、推进无助，加上品牌设计滞后、人才不足，这些影响了文化产业品牌的建设。 2、文化产业品牌推广方法陈旧，推广策略不当。文化品牌是先进文化的结晶。一座文明城市更应当是文化建设高度繁荣的地方，而文化高度繁荣的地方，一定具有相当数量的文化品牌，这是由文化品牌的作用及影响所决定的。文化品牌是文化精华的浓缩，凝聚着人们的理想追求，多种文化品牌的叠加效应，能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提升城市的新形象。品牌宣传推广力度不够，依托历史文化的品牌，因历史文化植根于本土，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在品牌推广上，缺乏对文化品牌内涵的深入挖掘、找不准宣传的切入点、感染力和影响力均不强成了文化品牌推广的绊脚石。而在宣传推广的方式方法上，缺乏现代化传播技术的应用是其成效不够显著的主要原因。 四、提升郑州文化产业品牌的对策 振兴文化产业，应从高起点的文化品牌战略出发，从品牌的核心价值中提炼出品牌战略主体思路，在锻造文化品牌中构建郑州文化品牌的基本框架，形成以低成本锻造文化品牌、高起点构建品牌的战略。 1、树立文化产业品牌意识，贴近时代和生活。锻造文化品牌，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文化强市”，建设“文化兴市”等发展要求出发，树立文化产业品牌意识。要注意本地市场的培育，依靠本地优势把市场做强做大，更要注意开拓外地市场以及海外市场，只有把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优秀文化产品推向世界，文化产业化发展才能获得更为广泛的空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文化品牌的锻造要具有全球视野。同时，“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既要立足本土市场，放眼全球，将文化品牌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又要面向本民族、本地区，把这些都结合起来发展文化产业。 2、对文化产业品牌进行清晰的市场定位。文化品牌的锻造应遵循品牌管理所形成的系统联系，在充分了解市场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品牌的市场定位，找出品牌的目标市场，并对目标市场作出具体的细分，借助于品牌锻造固存的模式创新来锻造文化品牌。有价值的文化品牌是具有灵魂而富有变化的，它以文化企业所具有的特质和条件进行量身订做，因而具有不可复制性。这种品牌的锻造又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它通过成功的市场定位，给企业带来相对稳定的消费群。所以，文化品牌的锻造，一定要以清晰的市场定位为前提。 3、对文化产业品牌进行科学的系统规划。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品牌，不是盲目推进形成的，而是经过科学的系统规划，经系统检验、消费者认同后所形成的。根据文化品牌规划要求的限定，郑州在文化品牌锻造中，一定要以科学的系统规划为基础，依托品牌的系统规划来锻造郑州文化品牌。 4、对文化产业品牌进行深层的价值提炼。凡既具有准确市场定位，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既是对所确定品牌深层锻造的结果，又是对所确定品牌内在核心价值提炼的结果。依据这一理念，在文化品牌锻造中，一定要以品牌核心价值提炼为重点，借助于品牌核心价值的提炼，形成独具品牌特色、又具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文化产业论文:我县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文化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随着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事业产业化的内在要求越来越强烈，运行模式已打破了仅由“国办文化”一家的模式，形成了国家、集体、社会、个人一齐上的格局。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我县文化产业已初具规模，现就我县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措施等方面作一汇报： 一、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近几年，我县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繁荣群众文化、丰富群众生活、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目前我县文化产业正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文化市场比较繁荣。文化服务以商品形式进入象山经济流通领域已有近二十年，在这期间，我们始终本着“开放搞活、扶持疏导、面向群众、供求两益”的原则，以“支持健康有益的、允许无害的、抵制低级庸俗的、取缔淫秽反动的”管理准则，积极培育和发展文化市常经过努力，文化市场布局逐步从县城向乡镇延伸，经营项目也日趋多样化、现代化，初步形成了音像、娱乐、演出、电影、美术、文物、图书、游艺、网络文化、印刷业等综合性市场体系，呈现了投资主体社会化、经营成份多样化、市场功能效益化的新格局。到目前止，全县各类文化经营单位（户）651家，其中网吧87家，歌舞厅62家，卡拉ok音乐茶座25家，书报刊销售出租店108家，电子游戏机室7家，营业性演出团体（个人）11个，演艺场所12家，音像零售出租单位101家，录像放映厅8家，经营性体育项目65家，印刷业164家（包括印刷企业、打字店），美术经营1家。文化市场的繁荣，既丰富了全县人民的精神生活，也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据初步统计，全县文化市场从业人员达5000余人，每年直接为国家上缴利税数千万元，同时还明显促进了饮食、交通、宾服等其他三产的发展。 二是文化经营单位发展迅速。象山县新华书店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及时转变观念，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增强服务技能，开展优质服务，在坚持图书门市销售的同时，组织人员送书下乡和送书到校，取得了较好的图书销售业绩，近几年年销售额均在1600万元以上，自身实力不断壮大。为培养文艺后备人才，增强文化发展后劲，同时为发展文化产业，我们于1999年7月由社会力量投入近100万元创办了全市首家艺术类职业高中——象山艺术学校，该校并于XX年升为职业中专，现学校开设了越剧表演、器乐演奏、声乐、舞蹈、宾服等专业，有学生120余名，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前几届毕业生就业率达90%以上，今年更是呈现了火爆的局面，就业率达100%，优秀毕业生供不应求。县文化馆于XX年开办了艺术培训中心，开设美术、声乐、成人舞蹈等培训班，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县图书馆在1997年创办了以销售图书、音像制品、文具用品、打字复印为主的经济实体——读者文化服务中心，4年来共创利26万元。在此基础上，县图书馆还自筹资金40余万元购置30台电脑，开设了计算机信息服务窗口——东海网景（现已停业），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XX年3月，我们开办了象山半岛演出策划公司，为促进我县文化与外界的交流，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演出公司充分挖掘演出市场，发挥演出经纪机构职能，平均每年引进各种a类演出团体20余家。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相继引进了乌克兰斯拉夫人歌舞团、黑龙江大庆歌舞团、宁波小百花越剧团、长春长影乐团、朝鲜牡丹峰杂技团等，成功策划了“开渔节晚会”、“黑土情”、“税务之歌”等大型组台文艺晚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此外，我县充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鼓励社会力量办文化产业，利用我县是“中国民间艺术（竹根雕）之乡”这一特色文化资源优势，目前正扩大生产规模，大力发展，兴建竹根雕艺术馆“德和堂”来进一步扩大影响；挖掘民间剪纸艺术，包装推出谢才华剪纸，剪纸作品产业化的路子已迈出坚实的步伐。 三是旅游与文化结合方兴未艾。歌舞厅、卡拉ok厅等曾经深受群众欢迎的娱乐场所已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些娱乐场所营日趋困难。而演艺市场在逐渐升温，特别是开放式、敞开式的露天广场文艺逐渐被群众接受。特别是近年来，我们致力于开发旅游业，以举办“开渔节”、“海鲜节”等具有丰富渔文化内涵的节会为载体，挖掘海景、海防遗址、游客参与度高的海上娱乐活动，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比较典型的有中国渔村（一期工程）的建成开放和石浦渔港古镇的旅游保护开发，使我县旅游与文化得到了有机结合。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政府缺乏较稳定的政策，使有些文化产业一哄而上，如电子游戏机室，XX年我县曾达89家，经过7、8、9三个月的专项整治，压减到26家，XX年又要求进行压缩和兼并，至XX年11月底，已关闭了电子游戏机营业场所19家，收缴整机271台，使全县电子游戏机经营场所压减至7家。对此，文化经营户纷纷反映政策不够稳定。对“网吧”的管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二是缺乏宏观调控和引导力度，几年来我县歌舞娱乐市场经营结构呈现重复式、平面式的粗放型状态，如歌舞厅、卡拉ok厅、电子游戏机等都是一哄而上，导致多、弱、孝散的局面，最后以撤、扩、并整顿告终。 三是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缺乏文化产业经营和管理人才。 三、下步对策措施 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在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既能够为社会提高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也能够涵养税源、解决就业，同时也是促进文化大县建设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从目前来说，我县的文化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巨大。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为动力，着力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积极为文化大市、文化大县建设服务。 一是加强文化产业规划，调整文化 产业结构。“十五”末及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将重点发展文化旅游业，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创新拓展边缘文化产业，初步形成行业门类齐全、内部结构合理、地域特色鲜明、整体效益显著的梯度文化产业体系。着力做好旅游与文化相结合的文章，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和半岛海洋资源，推出一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活动和文化旅游产品。改造提升影视娱乐业、演出业、体育健身业、图书音像发行业等传统文化产业，使之成为象山文化产业的支柱型产业。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引导力度，提高文化产业档次。目前我县文化经营单位存在规模孝档次低等现象，今后在审批过程中应注重这个问题，切实加强引导力度，不断提高文化产业的档次和水平。 二是深化改革，努力形成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借鉴经济领域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有益做法，加大改革力度，激发内在动力。切实转变文化行政部门职能，理顺关系，实行政事分离、政企分开，逐步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区分性质，分类指导，积极推进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加快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向文化市场主体转变，造就一批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管理科学的文化企业。将充分发挥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发展较快、民间资金充裕和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吸引企业、个人、社会团体和境外资金等社会民间力量参与兴办文化产业。 三是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维护市场经营秩序。认真贯彻国家有关出版管理、文物保护、著作权、专利、版权保护和文化市场管理法规。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打非”专项斗争，坚决扫除文化垃圾，净化文化市场，做到“以管理促规范，以规范促发展”。同时加强对文化经营户的法制教育，增强他们依法经营的自觉性；加强对文化市场管理执法人员的法制培训，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积极推进我县文化市场依法管理工作。 四是加强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人是搞好事业的关键，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要有一大批既懂文化管理又悉产业经营的人才，我们要注重这方面人才的引进和培训工作。 文化产业论文:浅析强化文化产业新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我市文化产业建设克难奋进，稳步发展。在上级文化部门的具体指导和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文化职能部门按照市委四届五次、六次全会精神，努力开拓、文化产业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文化产业机构866个，从业人员68633人，资产总额超过26亿元，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当前，我市的文化 产业应抓住机遇，借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的成功经验以及国外文化产业的崛起发展之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对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起到其独特的积极作用。金融危机之时，经济会出现低增长与高失业，社会消费心理随之发生变化，而积极的文化娱乐则可以给经济震荡中的人们一种精神安顿、慰藉与希望。考察外省、外市在经济危机时期的战略调整，不难看出文化产业在经济萧条时期的独特作用，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我市文化产业如何应对本次金融危机？这是大家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应该紧密跟踪、深入分析、不断调整应对步伐。本人与不少文化产业经营者讨论，根据以往经验，并结合现阶段文化产业特征，特提出以下思路：一是做好项目内容，稳定与扩大市场；二是降低营运成本；由于广告缩减影响媒体收入，企业应该在降低自身营运成本上下功夫，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必要情况下调整人员及机构，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三是开拓新收益渠道。开发新的文化产品、努力提高自主创新水平；文化产业可以拓展到不同领域，开发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及服务，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四是进行其他关联产业的开拓，抓住相关产业“抄底”进入机会；从宏观来说，拉动内需也是必然之势，在政府宏观政策指导下，在扩大内需同时，市场需求就会跟着放大，文化产业也应该进行相应的产业战略布局；五是文化产业有必要做好更长远的准备，以应对这场金融风暴。各企业应该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性质、资源结构、战略需要，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回避风险，寻找战机，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六是国际金融秩序的变动与文化产业的调整或许会给我市文化产业、企业的海内外直接投资带来机会。通过理性地判断，积极入股，融入国际文化产业机构，如音乐、舞蹈、书画等，推动企业的战略提升。 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引导。文化产品生产的初始成本较高，但它的产品复制和传播成本很低，其销售与传播的规模越大，效益就会越高。与物质产品的收益规律不同，文化产品呈现边际收益递增规律。文化产业主要依赖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与智力资源，在不消耗或很少消耗物质资源或能源的条件下，实现大规模的经济产出，拉动经济增长，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独特贡献。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需要政府的扶持才能够充分实现，通过及时而恰当的文化产业政策来推动这一战略性产业的快速发展，已是许多发达地区的共同经验。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与引导，这与文化产业所具有的特殊意识形态属性有关，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时期，人们的信心与凝聚力是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经济恢复发展的关键因素。 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拉动内需，刺激经济。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公共消费品的特征，文化产业的市场水平与区域内群体的日常生活方式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文化产业不仅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优化产业结构、创新就业机会、带动现代服务业、拉动对外文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文化产业是一个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发展潜力大的新型产业，正好符合当前我市调整产业结构、拉动社会消费、改变出口门类的要求，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支柱产业。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对高等艺术职业学院发展的几点启示 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是世界音乐教育领域内的著名教育体系之一。历经近百年发展，它日臻完善，逐渐形成一个以深刻的教育哲学为基础，兼具高标准艺术、高审美要求的音乐教育体系。该体系的创始人柯达伊・左尔坦教授（Kodály Zoltán，匈牙利作曲家，20世纪音乐教育家，1882年12月16日-1967年3月6）将方法论与教育观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使得该体系有效地规避了往昔偏重教学实践、轻理论研究的旧状，保持了发展活力。 1964年，柯达伊先生担任ISME（国际音乐教育协会）的名誉主席后，便开始着手向世界音乐教育界推广“柯达伊教育体系”。由于诸多不可抗拒的历史原因，我国比其他国家晚了近20年，于1987年正式接触该体系内容，并成立了由北京师范大学杨立梅教授担任会长的“柯达伊教育协会”。近年来，与该体系相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主要有：《柯达伊教学法之一：全面音乐教育》（Lois Choksy著，卡尔加里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与匈牙利音乐教育》，杨立梅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柯达伊教育体系中民族音乐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杨立梅著）、《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杨立梅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 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音乐教育的哲学思考”、“学校音乐教育的目的和教学改革实践”、“对早期音乐教育的认识”、“学校音乐教育的基础”、“学校音乐教学材料的选择原则”、“教师和教学方法”、“专业音乐教育与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等七个方面的内容。 柯达伊教授认为：首先，音乐是全民所共有的精神财富，人人都有接受音乐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而音乐教育也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学习内容。其次，在音乐教育过程中，由于人声是最好的教学工具，声乐教育理当作为音乐教育的基础课程。第三，音乐教育活动中所使用的教材应当由高品质的音乐素材组成。其中，民间音乐应作为音乐教育的基础教材，被置于教学活动的重要位置。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将用母语演唱的民谣传授给学生。第四，音乐教师的素质和教学方法将影响学生终身，因此，他们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教学水平。 通过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理念，其主要体现出：“注重民间音乐教学和声乐教育”、“重视首调唱名体系和系统的音乐读写、听觉、视唱训练”、“强调音乐教材的质量”等三个方面的特点。 随着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理论研究深入和教学实践水平的提升，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在我国普通大、中、小学音乐教育工作中已得到广泛推广，并已取得一定成效。那么，就我国艺术类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学工作而言，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又对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笔者以湖南艺术职业学院为例，对此进行了研究，所得启示可基本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尊重本土文化 我国的音乐教育历史悠长，音乐教育事业具有极其深厚的基础，其内容亦十分丰富。因此，要促进我国音乐教育工作的发展，就必须以本土文化为基础，结合本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实际特点，形成具有我国特色音乐教育模式方可长久。柯达伊的音乐教育体系之所以能够对其本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正是与他能以匈牙利本土文化为立足点，运行在美育轨道上，以推动对人的教育为根本目的所分不开的。 作为湖南唯一的国办综合性艺术高职院校，学院担负着培养造就一批具有演绎湖湘特色作品能力的艺术人才的重任。因此，学院应立足湖南实际，汲取湖湘文化精华，狠抓办学特色，在课程设置上努力向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内容倾斜，使学生具备赏析、演绎、传承的能力。 二、借助“首调唱名法” 首调唱名法是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的重要的教学方式之一，它始终贯穿于其各类教学活动。在首调唱名法中，Do的位置、高度并非一成不变，它可以应作品所需而不断变化。换言之，即：无论调性如何，凡是大调音阶的第Ⅰ级，其主音均唱Do；第Ⅱ级上主音均唱Re；以此类推。唱名既可显现出调式音级的功能、特性，亦是调式音级的命名和唱名。由于这一视唱法十分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在音乐教育活动中的综合能力，因此，首调唱名法可谓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的精髓，它对世界音乐教育，乃至整个艺术教育体系的重要贡献。 从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的课程设置来看，视唱练耳这一专业基础课在音乐、影视、社文、戏剧等四大系中均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该课程在各系各年级中的平均课时为每周2课时。随着五线谱的普及，固定调唱名法的使用频率不断增加，首调唱名法却逐渐淡出该学科领域。然而，对于高等艺术职业学院的学生而言，毕业即是就业，视唱练耳这一基本功将直接影响学生就业后的工作质量，亦是体现其工作能力的重要方面。因此，让学生熟练掌握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的精髓“首调唱名法”，以便其将多调号乐谱由繁变简，提高其识谱准确性，进而提高其综合能力十分必要。 三、重视“歌唱” 在柯达伊教育体系中，“歌唱”即我国学校教育中的“声乐”、“合唱”等课程，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内容。柯达伊认为，“人声”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乐器”，而“歌唱”这一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项有效表达个人思想情感的手段。在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的发源地匈牙利，即使是普通学校，合唱课与声乐课亦占有了相当大比重的课时。 就高等艺术职业学院的学生而言，其就业方向是相对明确的，即：艺术工作者。因此，将“歌唱”这一教学方式提升到学院课程设置中的位置有利于促进学生的音乐欣赏水平的提高，使其能更好地学会倾听、配合音乐旋律，更深刻地领悟、感受艺术的和谐与完美，增强其美感体验。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对于湖南艺术职业学院这所与音乐教育密切相关的，以舞台为中心，以培养音乐表演人才为主要目的的高等艺术职业学院而言，其中可供借鉴的思想不仅值得参考，更值得在教学活动中实践和推广。 （作者单位：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谈高等农业院校音乐教育 重视高等农业院校非音乐专业的音乐教育，是高等农业院校实施素质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之一，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培养高质量、高水平、高能力的跨世纪优秀建设人才的切实有效措施，对于促进大学生健康心理的养成起着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学校应要求学生选修一定学时的包括艺术在内的人文学科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艺术活动，增强学生的美感体验，培养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从而更进一步明确了美育在高等学校教育中的地位。21世纪人类社会是一个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崭新社会。科学与技术的高速发展，精神与物质的高度文明，要求适应社会的人除了具备超凡的工作能力外，还要具备全面的人文素质，不断提高自身在思想、道德、情操等方面的品位和修养。总书记曾在十五大报告中重申了贯彻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工作方针。中央有关领导也多次提出“高雅艺术进校园”，要切实加强音乐教育，要把音乐教育作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如别林斯基说的：人类认识世界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科学的，二是艺术的。音乐教育在整个素质教育系统工程中，虽不能说处在“中心”地位，但也绝不是处于“边缘”状态，音乐艺术教育具有知识面广、综合性强等特点。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艺术对于塑造高尚的情操、完美的人格、健康的身心都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贯穿于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中，具有消除腐朽、落后和污秽所产生的精神垃圾的功能。 在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的音乐素质大致可以分为乐盲型、音乐爱好型和音乐家三种类型。有些大学生别说五线谱，就连简谱都看不懂。有的学生哄抬周杰伦、曾轶可，却不知晓舒伯特、莫扎特。由于各学校或因自身条件限制，或因办学条件和学生基础水平有限，音乐素质存在较大差异。笔者就歌曲演唱能力、音乐鉴赏能力、音乐知识技能、音乐兴趣爱好等方面在湖南部分农林高校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的总人数为4，260人，其中2006级350人，2007级700人，2008级900人，2010级290人，艺术团成员1，020人。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有74％的学生所能演唱的歌曲是通俗歌曲，82％的学生承认大多数会唱的歌是自己听录音或看电视学会的，65％的学生只认识2-3样民族乐器。由此可见，音乐教育(这里具体指音乐曲目)已逐渐向流行的、现代的、通俗的、西方的内容倾斜。青年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一切从“自我”出发，遇事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乐于索取而不愿意奉献的思想意识有所滋长。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个问题，应如何发挥音乐教育的功能，使受教育者有理想、有抱负、有高尚的情操、有积极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高等院校究竟该怎样抓好音乐教育呢?国际面向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一项报告中提出“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这是新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与人交往、合作，学会与社会共处，不仅是人生的一种能力与技巧，更是做人做事的根本。而音乐教育说到底是人的精神文明教育，或者简明地说，是“修养”的教育，是“灵魂”的教育。它具有审美性、多元性、工具性等基本性质，它以情感体验和形象思维作为审美的主要途径，以技能技巧的传授作为审美的工具，使人在愉悦之中接受教育。音乐是通过音响的艺术形象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我国伟大的音乐家冼星海说：“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中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世界著名的音乐家贝多芬说：“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人为万物之灵，人类喜爱音乐就像是婴儿喜爱聆听母亲的心律声一样。学习音乐也就是学习人类交流，音乐最容易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情感上的沟通与联系，往往比语言更能深入心灵，使人们相互理解与默契。因此，音乐也可以说是一种情感艺术。一部交响乐，一部歌舞剧，可谓是一个博大的情感海洋：一场音乐会，一堂音乐课，亦是一幅色彩班斓的情感画卷。而音乐活动的集体形式，如：齐唱(奏)、合唱(奏)、群舞等，极有利于个体与群体的交往、合作，融洽人际关系，超越小我，融入大我，从而领悟共处的真谛。 有人说大学生以学为重，光考试都忙不过来，尤其是农业院校的大学生，专业与音乐根本没有实际的练习，还学什么音乐。诸不知有不少知名学者选修音乐，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1892-1982)在美国留学学习数学、哲学期间，曾选修和声学、对位法、作曲法及声乐，坚持弹奏钢琴，一生业余爱好音乐。在“五四“时期创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海韵》等一批声乐作品就代表了我国20年代音乐创作的最高水平。据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接受音乐训练的学生比未曾接受音乐训练的学生能够多记忆17％的文字资料。在日本东京有一座与众不同的音乐厅，人们戴上立体声耳机，轻柔的音乐声便悠然传人耳鼓，有森林中百鸟的争鸣声，山涧里潺潺的流水声，大海上奔腾的海涛声。使听众渐渐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30分钟左右大脑完全得到了放松，就达到了消除疲劳的目的。良好的音乐教育可以促使人的左右脑更好地平衡与协调，是突破单项思维的最佳途径，对于开发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有着巨大的潜在作用。 搞好音乐教育，开展学生音乐活动，对于培养学生高尚情操，抵制不良影响，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开发右脑，促进直觉，树立良好形象，增强组织、处事能力等等都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从音乐教育的特点上说，应该从小学起，循序渐进。大学期间要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系统学习音乐方面的专业知识是不现实的，因而李岚清副总理把普通高校学习音乐称之为“补课”。他说，即便大学里交响乐普及了，就不是补课而是提高的问题。我们的任务，应采取缺什么补什么的方式，从审美的角度教会学生如何欣赏、鉴别和创造音乐美，建立审美意识，端正审美态度，培养审美情趣，从而达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提高素质的最终目的。笔者认为，高等农业院校素质教育中的音乐教育应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1　把音乐教育纳入整体教育范畴。各高校领导首先应从思想上认识到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音乐教育真正纳入学校整体教育的范畴，特别是加强高等农业院校公共艺术课教育。以校长牵头，分管副校长负责，从机构上保证艺术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2　把音乐教育的“硬件”建设作为音乐教育的基础。音乐教育是一种形象教育，是以美的形象愉悦身心的。没有相当的音乐教育的“硬件”设施，就不可能培养出音乐素质较高的学生。首先是要有音乐教室。音乐课无论是欣赏课还是唱歌课，都会有很大的声音，势必会影响到文化课教学。因此，有条件的学校必须配备专门的音乐教室，与文化教学区分开，营造一个幽雅的环境，使学生一进教室就感受到美的气氛。其次是要有配套的音乐教学设施和活动中心。教学设施包括音响设备、钢琴、常见乐器等。学生活动中心包括排练厅、小型演艺厅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满足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的需要。 3　配备合格的音乐教师。新世纪的音乐教育需要新型音乐教师，这就要求音乐教师思想敏锐，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当前的社会现象和面对的种种问题，并用于指导自己的工作：有广博的知识，能带领学生对音乐作品进行理性的、全面的分析，领悟当代音乐的意境与真谛：具有“讲、写、唱、奏、演”等多方面的能力，做到因材施教，培养学生一专多能。 4　建立有关音乐教育的激励机制。音乐教育研究、教育实验和教育科研是发展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推动力。为了使音乐教育研究形成气候，学校必须建立有关音乐教育的激励机制，鼓励音乐教师积极投入音乐教育工作，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5　适时组织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尽管社会音乐环境在音乐教育内容等方面可能给学校音乐教育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它在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学生音乐素质，特别是音乐素质水平的提高。学校音乐教育一方面必须主动与社会音乐环境联手，形成合力，充分利用其有利于提高学生音乐素质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必须努力提高自身质量，适时组织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以增强学校音乐教育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的转变 一、钢琴教学的现状 长期以来,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技法课存在着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陈旧、课程设置不合理等现象。教学过程完全取决于教师的即兴发挥。教学效果则完全取决于学生自身的所谓“条件”。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音乐院校的钢琴教学活动中。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掌握钢琴演奏的能力还很有限,师资力量也普遍达不到专职演奏的级别。笔者认为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专业理想中的钢琴学习是把有关钢琴的弹奏法则、即兴编配、技能训练这三个要素融会贯通合理运用的一个过程。具体应为:能够流畅表达中型偏上程度的乐曲;在规定时间内能够即兴编配乐曲;具备较为专业的音乐鉴赏能力。 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专业均以钢琴课的技能小课和开展数码钢琴集体课相结合的方法来更好地反映钢琴教学的特点。一对一的技能小课适用于各种程度的钢琴学生,教学中理论和实践高度结合,老师和学生密切配合。课上有共同的规律也有个性的发挥。通过个别教学,教师可以十分细致而深入地观察并解决每个学生在钢琴弹奏中存在的不同问题。采用“一对一”的授课方式即每节课老师只针对一个学生的特点分配曲目还可以消除学生的胆怯心理,便于师生间的沟通。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师则是学习促进者。这种技能小课充分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容许学生按照自己的进度来学习,钢琴复杂的弹奏技巧,需要富于弹性的学习进度,这正符合“新”的教学取向的观点。“一对一”的技能小课可以使教师更好地因材施教,有利于学生演奏技能的发展。学习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学生能够得到教师的“真传”。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不同于音乐院校钢琴演奏专业的学生,钢琴课程对他们而言是必修课而不是“主修”课,由于专业方向、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大纲的差异、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不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钢琴练习。在这些学生之中,更有一部分人进校之前从未学过钢琴,从而使针对这部分学生展开的钢琴教学工作只能从“A、B、C”起步。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钢琴必修课程的开设年限一般仅为两年半至三年(各院校的开课年限及开课方式不尽相同)。所有这些学习程度与时限方面的不利因素,加之教师之间在教学水平、能力、经验、热情以及教学侧重点等方面所必然存在的个体差异,均会直接影响钢琴课程的整体教学质量。 针对这一问题,开展以几人或者十几人为一个教学单位,依靠数码钢琴的耳机功能和投影功能,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同时练习、学习钢琴。集体上课主要着眼于传授钢琴弹奏的基本知识、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解决在钢琴学习过程中较易出现的、又较具普遍性的问题,适于程度较低的教学对象。 集体钢琴课是个别技能课的补充。它不仅仅是学习基本弹奏法则,同时也是观摩的好机会。在课上,回课就是观摩,在观摩的过程中,每个同学都可以学习到其他人的长处,同时也看到别人的不足。比如,某位同学在某一个乐句,运用了特殊的力度变化,而使乐句有种惊人的效果,或是某位同学在力度的层次把握得很好等等。因而能取长补短,比较优劣,在不断的观摩比较中逐渐训练听力,提高了听觉的灵敏度以及对声音好坏的鉴别能力。在钢琴集体课中,自然形成了一种压力感,这种压力感迫使每一个学生努力表现做好。每堂课,每一位同学都必须在其他同学面前演奏,由其他同学给予点评。他/她弹奏时的好坏是否达到要求,同学们都会有非常直观的感受,个人的评语也直接受到影响。因此,课堂的这种环境,增强了他们的竞争意识,使得学生们努力的追求完美,力争得到最好的表现。这种压力感不仅锻炼心理素质,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演奏能力,使他们的演奏水平迅速提高。 二、钢琴教师教学实践的转变 在钢琴教学活动中教师始终是教学活动的促进者,教师的工作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教师要倾注大量的时间、精力去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特点和问题认真备课,不但要教会学生弹奏的技术,还要教会学生分析作品,理解和表达音乐的思想感情。从更高的层次来要求,仅知道教会学生怎样弹琴的教师还不是一位称职的教师。要学好弹琴首先要学会练琴,只有懂得怎样练琴的学生才能真正弹好钢琴。教师在教学生怎样弹琴的同时,必须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地教会学生怎样练琴,包括各种不同类型曲目、不同练习阶段、不同技术、技巧难点的具体练习方法,并鼓励和引导学生去创造性地发展各种练习方法。 一位优秀的钢琴教师应当在将育人贯穿教学全过程的同时,教会学生怎样弹琴,教会学生怎样练琴,还要教会学生怎样及时总结自己的学习,分析研究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安排下一步更深层次的学习。教学过程从依靠教师的教到逐步脱离教师的教,进而学生能够独立学习,完成这一过程,教师将达到教学的转变。 毫无疑问,作为钢琴教师,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演奏水平,才能更好地为学生示范,才能不断地拓宽教学曲目和更深入地研究教材。但仅如此并不够,钢琴教师必须不断地进修与提高是钢琴教师在钢琴教学中的地位和职责所要求的,而这种进修与提高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完善钢琴教师的修养与素质上。其中应当包括:重视提高教育理论水平;重视演奏水平和教学语言艺术的提高;重视音乐理论分析和鉴别;重视提高教师科研能力而进行的必要的有关进修;重视与钢琴教学有关的前沿学科,最新信息的学习进修。 要转变钢琴教学,教师需做相应的转变具体归纳为: 1、改经验教学为系统讲授。以往钢琴教学都是个别授课,以师徒传艺式的手把手、口传心授教学,教法单一,具有经验教学法的特征,理论知识教学不够完整系统。难免出现有太多的主观随意性和即兴性。所以教师必须把握好教学框架,有步骤有重点地讲授演奏理论与技巧方法,并采用螺旋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反复地强化基本概念和要领;要改变保姆式的教学方式,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引导学生对所学知识技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自我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一对一”的授课方式,虽然也讲究科学性、系统性,但要把那些老生常谈的基础性概念和要领给每个学生系统讲述一遍甚至多遍,教师常常会感到无趣和乏味,所以容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骑驴念唱本――边走边看。 2、改教学的随意性为统一标准。长期以来,音乐教育专业的技能小课存在着学生无教材、教师无教案、教学无大纲的问题,教学内容完全取决于教师的即兴发挥。这易造成教学无序,也使教学管理活动无法开展。因为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专业的技能课占到全部课程的70%左右,几乎是音乐类教学秩序的全部表现。没有统一的标准,学生学了什么、学得如何?老师教了什么,教得怎样?既很难检查也无法客观评估,教学管理更无从切入。所以,要强化管理,提高教学质量,需统一标准。统一标准要求教师以课题为引导作出统筹安排。课上有记录、课后有总结。便于技能教学过程的规范化和计划性,克服个别授课方法通常以曲目完成情况推动教学进度的随意性,避免盲目教学。 3、分级量化、提高效率。学生程度参差不齐、进度快慢不一是导致教学无法统一进度的根本原因。要解决学生进度保持基本一致,可以按学生程度进行分组,分级,量化标准。A、先考核,后分班。在编班分组之前对学生进行考核。按照学生的演奏程度进行分组。B、及时调整。学生用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要根据学生进度和程度重新调整班组。C、提供补救措施。对进度较慢的学生进行重点辅导,给进度快的学生提供附加作业。这样可以节约师资,提高效率。让教师可以同时指导更多的学生。 4、预设作业,规范教学。古语说,预则立,教师在布置作业时必须要有预告,要保证所有学生在独立练习前都做到心中有数。技能小课布置作业时,有些教师往往缺少必要的提示,使一些可以事先避免的错误发生,等学生回课时才去逐一解决。这也正是钢琴小课的特色之一。教师通过尽可能全面的预示,把每一课题的重点和难点提前标记出来,以便学生有针对地进行练习。教师在布置作业时对音乐内容与技巧方法要进行详尽的分析,对那些经常容易出现的错误和问题给予事先的提醒,对要点与难点做出清晰的讲解指导,并通过示范与模仿让学生弄清其中一些关键性的概念和要领,这样才能大幅度的减少学生练习中的错误,提高学习效率。 5、扩充教学内容,提高综合能力。钢琴是一件独奏性很强的乐器,因而在教学中我们往往容易忽视对学生合作演奏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而对学生今后的工作而言,良好的合作能力恰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弥补教学中的这一缺憾,我们应当在钢琴教学内容中适当地增加一些合作性曲目,如钢琴四手联弹作品、双钢琴作品、钢琴与其他乐器的重奏作品、钢琴协奏曲等等。通过合奏与给他人伴奏,开发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造能力。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钢琴伴奏能力,尤其是声乐伴奏能力,可以说是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专业钢琴课程最为实际的教学目标之一。 三、教学环境的转变 钢琴课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主干课程,其教学的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调整和拓展已经成为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环节。而钢琴教学科学水平和艺术水平的提高,又将积极作用于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在更高层次上的体现。要实现理想的钢琴教学目标,实施钢琴教学的创新,使钢琴教学向更高方向发展,将必须从管理制度、教学制度和评价制度三方面着手改进。 1. 教学管理方式有待改善 以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为例,艺术系自成立以来,技能小课的工作量计算是1节课算0.6个课时。教师的劳动没有得到完整的认可。并且在国家艺术教育倡导推广集体课、小组课的近几年,我院教师的专业课必须1节课上三个学生的内容,课时量仍算0.6个课时。这样一来,钢琴教师课量剧增疲于应付,劳动得不到认可,上课时间得不到保障,上课质量也大打折扣。导致相当多的教师不安心本职工作。 扩招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国家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报考艺术类的学生也与日骤增。加之师范类要求“全”而非“专”,入学考试仅凭会唱歌而招入音乐系。致使相当多的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钢琴基础差,有的甚至根本不会弹奏钢琴。这给教师的工作带来难度,也造成大批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不高。扩招学生底子差,“专”不过音乐学院,“通”不及师范人才标准。极大挫伤了教与学的积极性。 高速发展的办学规模令人措手不及。新增的表演专业和文化学专业等非师范专业,需要相应的师资保障。而盲目发展或过快发展使得这些新增专业还不够成熟,急于发展直接导致大批学生无法就业的不良后果。 2. 应规范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 钢琴作为核心主干课程的意义。钢琴可以独奏,也可以与其他乐器合奏、重奏和给演唱者伴奏。现在几乎世界各国正规的音乐学校,除了都设置基本的钢琴专业外,还将钢琴列为其他任何音乐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科目。实践证明,钢琴是发展学生综合音乐能力最有效的课程之一,学习钢琴弹奏的同时,学生一方面掌握乐器的弹奏技能,一方面通过五线谱上音高位置在键盘上有直观的反应,方便学生领会和声、曲式分析等音乐基础知识。通过钢琴进行作曲,通过钢琴缩谱训练指挥……都是音乐专业学生的家常便饭。 然而,从历届招生制度的情况看来,高等师范的音乐教育专业可以选择任何乐器进行入学考试。民族乐器二胡、琵琶、古筝、竹笛、扬琴……等主要是沿用简谱记谱教学,掌握这些乐器的考生由于缺乏五线谱记谱法知识而在入学后的学习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因为师范生音乐专业基础课(乐理、和声、曲式分析、视唱练耳、钢琴即兴伴奏)以及主课钢琴、声乐课,无时无地不依赖于五线谱实施教学。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和师范院校实行“艺术联考”。这种不考虑各学校实际情况以及培养方向的做法,是不够科学的。 霍华德・加德纳曾指出:“每一门类的艺术,都有其最适当的教育形式。师徒传授和集体授课这两种方式的差别,在任何领域里都不会像在艺术领域里那样明显。没有几千年也有几百年,学生总是通过师徒传授的方式学习艺术。”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中,钢琴教学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师徒传授式的个别授课,高师音乐系科也概莫能外。但近年来,随着招生数量的逐年增加,钢琴教师课量剧增、招架乏力。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个别授课方式,势必要大量增加教师的编制,大幅度提升培养成本,不利于钢琴教学的普及。 探索不同形式的授课方式。近几年倡导的“集体”课在我院几乎成为差生的园地。因为程度差底子薄的学生是没有资格跟老师上一对一小课的。这多么荒谬!最好的教学方式应为大小课结合。给基础好程度高的学生开展集体或公开教学,他们能够通过观摩、旁听反思自己存在的弹奏问题。另一方面,高级程度的学生要完成的曲目往往篇幅大,技巧艰深。完成一首曲目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一学期的时间反复训练。针对他们,进行公开教学作为小课的补充。恰恰是底子差的学生必须每周一次和自己的专业老师见面,得到具体的指导。定期举办公开教学,一方面可以促进教师对自身专业能力的提高,还可以起到降低教学成本的积极作用。 有关钢琴的弹奏法则、即兴编配、技能训练这三方面始终贯穿于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本科学习中。其中,为了节约教学成本可以把钢琴的弹奏法则和即兴编配列入集体大班课。技能训练则须按照这一课程的教学规律采取一对一讲授为主,辅以大课的授课方式。还可以开设公开课的形式,让学生自由旁听,以此扩充他们的曲目量。钢琴理论课在其中充分发挥其理论指导作用,学生们不但学会这些知识,更要会用这些知识去指导钢琴演奏的实践。通过合理优化课程设置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学生的优势,提高学生弹奏水平。 3. 应建立科学的评价制度和考试制度 对于评价乐器演奏的好与坏一直以来完全取决于教授乐器演奏教师的主观判断。然而,评价制度和方法是影响学生钢琴能力发展的重要教育因素。它可能抑制,也可能促进学生的钢琴水平。有效的评价应该是促进学生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学生发展水平的裁判者。因此,制定详尽的钢琴考试细则,使其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让学生和教师都明白无误并严格遵守。 常常会听到有学生这样抱怨:我用心准备了整整一学期的新曲目,可是分数却没有那些弹以往已经考过一次的同学得分高。更有甚者,一首曲子从进校一直弹到毕业。鉴于此,应建立每一位学生的专业档案,记录下每一位学生从入学的第一次考试直至毕业的考试曲目,以及各位老师给出的考试评语。尽可能多指出他们的优势和长处,从多侧面,多角度给学生提供进一步完善自我的指导,这样评价才不会造成学生的心理压力,而成为学生不断发展的动力。 综上所述,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还有诸多方面有待探索。只有遵循音乐艺术教育规律,符合潮流和市场的需要,培养出的学生才能成为高素质的音乐教师,才能称职于基础音乐教育的教师角色。社会的音乐艺术环境将依靠他们来传播传承。社会音乐艺术环境整体素质提高了,才能产生高、精、尖的音乐艺术人才。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如何提高高等音乐教育专业生的音乐鉴赏能力 摘要:音乐的鉴赏力是随着同学们逐步扩大的音乐视眼,丰富了音乐知识,积累了欣赏经验后,逐步提高音乐的听觉能力和音乐的想象力,培养了对音乐形象的感知,理解和感受力后而形成的一种能力。 关键词:欣赏 听觉力 鉴赏力 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专业培养国民音乐教育师资,人才的质量直接影响国民音乐素质的提高。在新形势下,社会对国民音乐教育师资的质和量上都有更新更高的要求,如何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是各高校关注的热点问题。当前,由于大幅的扩招好多高校音乐专业生的音乐基础比较差,在音乐欣赏方面的能力也比较弱。所以,在欣赏音乐时,我们不妨先培养学生对音乐形象的感知和理解能力。 音乐艺术是通过有组织的乐音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我们要让学生经过不断地体会音乐,在音乐形象和学生的感受之间建立一种比较固定的联系,积累一定的经验。在这里,培养学生的联想和想象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艺术欣赏是主客观的统一,客观是艺术的客观形象,主观是欣赏者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是靠联想和想象建立起来的。音乐音响的感受力是一种强大的和原始的力量,音乐可以把人们带到一种幻想的境界,但这种境界是靠人们的生活阅历经验去想象的。可以这么说,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欣赏。学生在初次欣赏音乐作品是,自行展开的联想可能与音乐形象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是无关的,这也没有关系,因为这种联想毕竟是由音乐引起的,是属于音乐的。在逐步扩大了音乐视眼,丰富了音乐知识、积累了欣赏经验后,能逐步提高音乐的听觉能力和音乐的想象力,也就培养了对音乐形象的感知、理解和感受能力了。 要提好学生的音乐感知和音乐鉴赏能力,有一门重要的课就是音乐欣赏课。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各个高校都可以把音乐欣赏课与作品分析课合并。这门课程可通过对相当数量的中外音乐家及音乐作品的介绍与分析,要求学生不仅从理论上掌握并分析曲式及音乐体裁、风格、流派,还要熟悉作曲家的生平及他们的代表作的创作背景及作品背景。首先,由于欣赏内容的加入,分析方法的拓宽(除图表分析外,还注重了风格分析、体裁分析、合生功能分析及音响分析等),由于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将音乐作品的思想意蕴同艺术美感一道传递给了学生,而使这门对学生来说原本是很枯燥的课程增加了可听性和趣味性,增加了这门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其次,由于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和组织能力作为整个教学的中心点,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发挥其创造性,在有限的授课学时中,始终保持一个较轻松的教学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另外,这门课在作曲家及作品分析的数量上要打破过去的界限,增加现代音乐流派的作曲家、作品、谱例及音响的内容,增加中国作曲家及作品的比重,在多方面为这门课程的开设提供更强的理论依据。 在音乐欣赏教学中,当然听音乐是最重要的,在听音乐时同学们一定要注意静心聆听。静心聆听绝不意味着被动消极、无所作为。“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想像赋予对象以生命,想像构成动态的精神活动。要达到音乐审美境界,首先就需要听者像作品敞开自己,通过作品与他人交流。这种敞开,感动和开启。在敞开的心灵面前,草木有情,山水会意,石雕具有体温,语词点燃光景,旋律呈现生命的曲线。静心聆听,是打开心灵的钥匙,是艺术想象、审美再创造的前提,是对音乐感悟的作用,是平面性的语义阐述、游离音乐之外的体态动作所远远不能相比的。欣赏音乐,进入的是一个语言和物质难以触及的世界,是在寻求一种精神存在的交融。欣赏者只有全神贯注,才能敏锐感受,才会有思维的积极活动、情感的自然投入,才能通过活跃的想象合体武将审美对象融入自我内在的生命律动,其精神才能在广袤无限的时空中自由驰骋,超越自我,与他人的生命体验相通,“在一个新的存在深度中实现和理解人的生命”,这些精神活动,无疑是音乐欣赏者最重要的参与。没有这种参与,音乐的意义就不可能呈现,音乐的接受过程就不会有没得再创造。 音乐不使用音乐世界的事物、概念、视觉图像,其形象比文字、会话要抽象,其意蕴不科学概念要模糊。但是,从听觉途径触动灵魂的音乐有着其他事物不可替代的价值。音乐之所以能从原始艺术的混合形式中独立出来并获得自律性发展,就是因为音乐能够直接快捷地影响情感。人类的听觉神经系统与控制情感的神经系统距离很近,因而,诉诸听觉的音乐能够直接渗透到心灵活动的内在发源地。汉字表示人类智慧的“聪”字用了一个大大的耳朵偏旁,可见中国人早就视聆听为生命的一个维度。在某种程度上,听觉重于视觉。两千多年前,中国春秋时代的音乐家师旷为了潜心听乐追寻至境,竟不惜用艾蒿熏瞎双眼。一部交响曲只有再把听觉以外的全部感觉加以排除的情况下,才能使人们享受到完全的满足。欣赏音乐,并非视觉、触觉、运动觉、乃至嗅觉、味觉等调动的越多越好。有时恰恰相反,在音乐面前,听觉以外的其他感觉最好暂时麻木一点。20世纪杰出的钢琴大师李赫特开独奏音乐会时有个习惯,除在钢琴上留一盏灯外,将全场灯火熄灭。他认为听众东张西望只会误导联想和分散注意力,成为欣赏音乐的障碍,而音乐只需要聆听和想象。随着心智的发展、生活经验的丰富和音乐经验的积累,要尽可能用音乐而不是其他食物来激发审美主体的兴趣,提高欣赏趣味,发展想象力。只有音乐本身和审美主体的想象,才有利于音乐审美力的发展;只有静心聆听,才能渐臻音乐审美的诗性境界。 同学们要提高音乐审美力和鉴赏能力,就要大量的欣赏优秀、经典的音乐作品。我们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常常呼喊出时代的强音,展示民族大众的身影,成为一面历史的明镜。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这部大型的声乐作品在当时演出后,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奋起抗敌的战斗号角。乐曲生动描绘出黄河浩浩荡荡的壮观风貌、黄河船夫在惊涛骇浪中顽强搏战、黄河儿女在黄河两岸劳动生息的景象,同时也揭露和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犯下的滔天罪行;形象生动地刻画了抗日健儿为保卫黄河,保卫国家而英勇战斗的雄伟画面。这类作品能充分诱发学生内在的感情,通过欣赏,能使他们认清当时的社会现实,激发起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起到极为有力的鼓舞作用,从而树立起把祖国建设的更加美好强盛的崇高理想。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使人们处在积极情感状态下,并且更为强大、丰富、充实,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欣赏贝多芬的《命运》时,便会觉得自己充满了与困难斗争的力量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通过不断地对优秀、经典音乐作品的欣赏,学生能对大千世界具有敏锐的感受力、观察力,甚至具有对声音的选择能力,更能享受浩瀚音乐作品海洋中的玉液琼浆。音乐家李斯特曾说:“音乐是不惜任何外力,直接沁人心脾的最纯的感情与火焰,它是从口吸入的空气,它是生命的血管中流通者的血液。” 广大的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专业的同学们,都有着强烈的审美需求,热切期望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我们应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用高雅、优秀的音乐作品教育、鼓舞学生,使他们在学习音乐专业时,感到身心愉快,从而陶冶情操,提高其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高等音乐教育的问题和不足 摘 要：音乐专业学生的专业化音乐教育是系统化的，从教育对象、教育目标、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要求都有着音乐学科所独有的特点，它不同于其它文理类学科，甚至于与高等院校的公共音乐课程也有很大的区别，它培养的是具有专业水平且热爱音乐对音乐有独立理解能力的专业型人才。 关键词：高等教育；音乐教育；问题 一、高等音乐教育的类型 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由来已久，但对于高等音乐教育所涵盖的内容却有不同的认识。有部分学者认为高校音乐教育主要是通过艺术课程的学习和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术活动，提高大学生的听觉感受能力和艺术文化素养，培养大学生的审美理解能力和审美情感，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将高校音乐教育作为公选课程，纳入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系统工程。然而，本文所论述的高等音乐教育并不是针对旨在提高大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素质教育，而是针对传统的高等学校音乐专业的教育及其发展。从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发展的内容来看，其主要存在着以下三种学校类型：一是专业的音乐学院，它以培养专业演奏（唱）人才为目的，重在研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演奏（唱）技艺；二是以培养实用人才为目的高等音乐师范教育，重在教育性；三是以培养硕士、博士研究型人才为主要目的的综合性大学，重在音乐理论的研究。 二、高等音乐教育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1.对音乐教学的认识不够，定位不准确 至今为止，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音乐教育的价值和重要性。甚至有人认为音乐不就是唱歌，学生自己唱就行了，何必开课呢？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在校大学生选修音乐课的不到10%，即便选择了音乐课，学习态度也不够好，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以有一半以上是谱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是科教兴国，虽然现在国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大大的提高了，高等教育已经变得大众化、普遍化。但是对于高等音乐教育，我国的投入还远远不够。其实音乐教育是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在对学生进行音乐教育的同时，学生的艺术素养也得到了提高，这对学生的培养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但是，我国目前高校的状况是英语、体育、语文是必修课，而像音乐、美术这类课程只有少数的选修课，这样就会导致有些学生想选选不到，或者是不会主动去选修。再者，课外活动中艺术节、歌唱比赛等的重视程度往往不如科研比赛、学术研究，由于这样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学术对音乐艺术追求的积极性，高校的音乐教育现在正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令人担忧。 2.课程设置不科学 首先对于非专业的学生，现在的课程过于专业，虽然只是一些基本乐理以及各种音乐风格的基础知识，但是对于基础、天赋、兴趣都不同的非专业学生，这些课程还是有一些脱层次。其次，课程的设置比较散，音乐课程设置基本上都是属于老师会什么、擅长什么就开怎样的课。由于国内高等教育对音乐教育的长期不重视，专业师资队伍配备少，根本不可能保证课程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出的课程都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 高等音乐课程结构、教育模式、教学内容、方法等相对滞后现象比较严重。由于长期受“重洋轻中”的音乐教育理念影响，高等音乐在课程结构上缺少民族音乐课程；在教学内容上给予学生的影响只是音乐学科本身的重要性。忽视音乐审美，忽视教学生演唱各地方民歌、戏曲和传授中国经典的演唱技巧，与中华民族音乐如声乐、戏曲的传承者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将来教授内容相脱节。在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基本上实行一对一的授课方式。师生之间在教学上缺乏沟通，学生之间缺乏学术上的交流……教学方法采用“你教我学”、“你讲我听”、“你唱我练”。不能以“学生为本”，学生个性发展被剥夺。与《标准》要求以“音乐审美体验”为核心。是“体验”、“模仿”、“探究”、“合作”、“综合”等基本理念相脱节。专业性过于突出，缺乏跨学科的文化知识，忽视教学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难以满足中小学音乐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 3.对于人才培养需求没有匹配良好的教育模式 目前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教学模式存在着许多弊端，这些弊端对音乐人才的培养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学目标过于单一，目前高校音乐教育的现状是一对一的关系，很少会有一对多或者是多对一的状况。第二，教学不能达到以学生为主体。当代教学模式所依据的重要思想就是以学生为主体。 4.音乐教学方法过于单一 现阶段的高校音乐教育没有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音乐实践的灵活性和必要性，有些高校仍然在采用传统的填鸭式、课堂教学的方式，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性，教学效果不容乐观。 5.高等音乐教育理念、培养目标不明确 长期以来，高等音乐教育专业遵循的主要是欧美音乐理论体系，采用的基本是培养专职演员的教学模式，强调的主要是学生的专业技能，忽视对教育学科理论、教育实践、综合人文素质及音乐教育的培养；同时受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就业的压力。高等院校在高等音乐教育专业的引导方向上，出现迎合市场需要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学生不能胜任中小学多元的音乐教学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另一方面导致所培养的师资民族文化意识淡薄，或使即将毕业的学生不愿从教。与现代高等音乐教育是培养综合型、创新型和具有师范性、专业性、基础性的合格的“通用式复合型”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工作者相脱离。 6.高等音乐教育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不容乐观 高等音乐教育教师队伍中经验型层面的教师较多，研究型的教师较少；游离于教育研究之外的模仿者较多，而自觉将教育研究作为自己职业生活方式的主动参与者、勇于探索者较少；满足于技艺水平的较多，以审美的心态享受创造的快乐的教师较少。普遍存在对教育理论、教育改革关注不够，教学方法缺少创新，科研意识与行为缺乏，不能驾驭高科技信息处理能力等现象。 7.生源质量下降，师资相对匮乏 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一些专业和文化素质较差的学生进入高等音乐教育队伍，由于音乐敏感性差、音乐理解力等相对欠缺，学生日后难能胜任教师职责，有些甚至不能完成学业。随着办学层次的提高，对高等音乐教师提出更高的科研要求，使高等音乐教师忙于教学或疲于写论文，不能有效协调教学和科研。造成高等音乐教师缺乏或相对缺乏，制约高等音乐教学质量的提高。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高等职业学院音乐教育中声乐教学模式的改革构想 摘要：近些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常快速，对于人才的需求越发的迫切。中、高等职业学院应景而生，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自素质教育实施以来，各个教育阶段，都非常的重视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增设了许多教学科目，而音乐教育就是其中之一。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最直接的体现，目前在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非常突出，但是在社会形式不断的变化下，要想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进行改革和创新是非常有必要的。笔者以下将主要围绕，高等职业学院音乐教育中声乐教学模式的改革，进行阐述。 关键词：高等职业学院；音乐教育；声乐教学；改革构想 引言： 声乐教学是音乐教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教学质量会直接影响学生未来的发展。学生是通过声乐教学，而学到音乐的基础知识，掌握声乐的发声技巧，为今后的演唱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在社会形式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现有的声乐教学模式已经逐渐的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改革迫在眉睫。我们应在新时期的教育背景下，切实的考虑学生的需求，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出具有高素质、高能力、高知识的音乐人才。 一、传统声乐教学模式中的不足 真正的声乐教学是一种集艺术性、实践性、知识性为一体的特殊教学专业，教师在教学中应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自身的指导作用，通过多种技能传授方式，达到教学的目的。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不仅要教授学生们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各项能力。但是，我国高等职业学院在声乐教学的过程中，大多是一个模式，固定的教学思路。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多为单独的教授模式，不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通常教师都是一边弹琴，一边给学生讲解内容，反复的示范，让学生听和记忆。这种以教师为主体，学生被动学习的教学模式，大大的降低了声乐教学的质量。教师不管是在教学理念上，还是在教学态度上，亦或者是在教学方法上，都需要改革和创新[1]。 二、声乐教学模式的改革构想 随着社会形式的不断变化，现有的声乐教学模式所培养出的人才，已经完全不能与社会的发展形式相接轨，对声乐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已是必然，笔者从以下几点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创新教学思想 要想彻底改变传统声乐教学现状，相关的声乐教师，首先需要改变自身的教学思想，只有具备了创新的教学思想，才能更好的实施教学行为。教师在教学中，应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明确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性，用不同的教学思想去看待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而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例如，在教学中，有的学生学习能力较差，那么我们就要注重巩固其基础知识；有的学生学习能力较强，可在教学时多教授发声技巧，培养其听觉能力等。通过不同的教学理念，挖掘每个学生的学习潜力，让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发展[2]。 （二）创新教学方法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习惯于“一对一”的教学模式，在讲解完声乐的基础知识后，让每个学生进行发声，一对一的听学生的发声情况，并进行点评。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浪费大量的教学r间，教师的教学负担还非常的大，还让学生产生强烈的依赖性，离开了教师，自己就无法进行学习，找不到问题所在，这对于学生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由此来看，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调整声乐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笔者在教学中就采用了小组合作学习的方法[3]。例如，笔者根据班级的人数、以及学生的学习情况，将学生合理的分成小组，每个小组6人，在讲授完基础知识后，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声乐练习和演唱。小组成员可以互相点评，取长补短，教师只要从旁进行有效的指导即可。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学以致用”是教育的根本目标。高等职业学院在音乐教育中，有效的落实声乐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在社会上更好的发展，成为适应社会的音乐人才。因此，教师在声乐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要一味的教授学生们理论知识，要注重学生的实践练习。让学生通过实践练习，巩固基础知识，熟悉的运用。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可多开展一些实践的教学活动。例如，笔者在声乐的教学过程中，就定期的举办演唱会，笔者带头给学生集资演出经费，还让班干部上社会上拉赞助，在演出上获得好成绩的学生，不仅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励，还有可能因展露自己的才华，而得到好的发展。这样的实践活动，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提高了学生的声乐能力，让学生明确了自己的不足，不断的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 三、对声乐教学中艺术实践的改革 艺术性是声乐教学一主要的特征，对于提高声乐教学的质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大部分的声乐教师，将教学的重点放在了提高课堂质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却忽略了对艺术实践的教学，这对于学生未来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强化对艺术实践的重视，积极的进行改革[4]。具体的改革措施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采用模拟的教学方法，可将高职院校低年级的学生，作为模拟对象，开展一些艺术活动，积累艺术经验。第二，采用实践教学方法，顾名思义就是增加学生的实践练习。例如，在学校组织文艺演出，也可在校外寻找合适的演出场地，进行演出，不断的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第三，舞台实践教学法，让学生自己掌控舞台演出的全过程，从舞台搭建、到主持的选择、到角色扮演等各方面，增加学生的演出能力。 结束语： 通过文章以上的论述，可知在高等职业学院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声乐教学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声乐教学的有效落实，可以提高学生的声乐水平，提高学生的艺术表演能力，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积极的进行改革，不断的完善声乐教学模式，促进学生的发展，培养出综合素质较高的音乐人才。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对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启示 卡尔・奥尔夫一生致力于研究基础音乐教育，由他开创的强调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音乐教育思想被引入中国后，给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带来了深刻变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目前我国各高校音乐教育中对奥尔夫的音乐教育理念认识还不到位，存在着教学目标较为模糊、教学内容较为西化、教学实践较为薄弱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奥尔夫音乐教育的核心内涵分析入手，充分认识当前高校音乐教育的问题与不足，为我国高校音乐教育改革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一、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 卡尔・奥尔夫（1895―1982）。德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原本性、本土化和实践性教育理念是其音乐教育思想的精髓。原本性音乐教育，是指演奏者参与其问，把动作、舞蹈、语言紧密结合在一起自己参与的音乐教育。奥尔夫认为“原始的音乐是接近土壤的、自然的、机体的、能为每个人学会和体验的、适合于儿童的。”是最接近自然、最原始的原本人类的状态；是一种融音乐、舞蹈、语言为一体，只能在比较原始的民族和儿童身上才能见到的音乐艺术。原本性的音乐教育思想决定了奥尔夫音乐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本土化。只有从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中才能真正寻找到那些原本性的音乐。奥尔夫音乐教学法诞生于德国，但因其独特的开放性使得它成为世界的、民族的音乐教育思想，在向其他国家、民族的传播中，具体的操作得以本土化的发展。音乐是最人性化的一门科学，这就决定了奥尔夫音乐教育将音乐实践活动作为教学的主要手段。通过人们的亲身体验，实现审美、人性和认知上的升华，这是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呈现的又一个特点――实践性和开放性。 总之，奥尔夫音乐教育是对人的教育、创造的教育、审美的教育，更有利于个性的健康发展。它强调的不是学习高深的音乐技能，而是重在人的潜能开发。可以说奥尔夫是关于音乐的启蒙，是起步，对我国高校音乐教育、培养优秀的艺术人才有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目标模糊 开展音乐教育要达到何种目的？这就是教学目标。通过对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的审视，不难发现。首先强调的是音乐的审美作用，其次才是对音乐技能的掌握。萧友梅提出“以根据美育原则，利用音乐之感化力量，陶冶学生德行，为第一目标；以学习音乐技能为第二目标”的音乐教育目标。但是，目前很多高校陷入了一种唯技术论的误区，过于注重培养学生的演奏技能、课本理论知识，却忽视了培养学生追求音乐本身美的能力。在校学生所接触的课程多是音乐的发展、创作及演奏理论。而对音乐本身的审美却淹没在了这些理论知识中，忽略了如何培养学生欣赏音乐的自身美。学生自己也是以练习演奏技巧、唱更高的调、创作出作品作为衡量才能的重要标准，却忽略了一首好的作品，好的演奏者、歌唱家，是要带给聆听者美的享受，而并非只局限于技术。很多学生开始自己的音乐梦想都是从专业学习开始，并且有很长时间的学习经历。对音乐的学习多是以提高演奏技巧、积累作品为主，而极少在练习、演奏过程中思考：演奏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的？多数情况下，专业教师只是强调了谱面上的演奏标记、强弱等，而我们也理所当然的认为，这就是音乐。大学课程中，每周的专业课上课情况变化并不是很大，仍然以打基础，改毛病为主。变化的是接触的曲目变难、变大了。且刚练熟一首作品后。就需要开始学习新的作品。所有学习过音乐的人都知道，想真正演奏好一首作品，除了要解决技术问题，了解作曲家的创作经历、创作特点外，作为演奏者还要在忠实原创作的前提下，加入自己的演绎，自己的情感。这样，才能表达出音乐的美，表现演奏者自己独特的演奏特点。 2、教学内容西化 奥尔夫音乐教育注重探索运用各种形式的原本性音乐，强调只有从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中才能真正寻找到那些“属于基本元素的、原始素材的、原始起点的、适合于开端的”原本性的音乐。对于中国而言，传统音乐就是具有本土性的，萧友梅先生也曾明确提出了“以国乐为根基”的主张，提出要将国乐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但是，目前各高校的教学内容却忽视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以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给学生制定的培养计划为例。在校生必修课包括了：视唱练耳、曲式和声、主项专业课、合奏课、艺术概论、中西方音乐史、音乐名作欣赏等。选修课包括了：音乐理论创作基础、世界民族音乐、音乐心理学、中国当代音乐、20世纪西方音乐等相关基础课程。通过这些课程设置可以看到，教学内容基本以西方音乐作品为主，本民族音乐类课程少之又少，仅有民族音乐欣赏这一门选修课。由此可以看出，民族音乐的学习在目前大学教育中处于劣势。 3、教学实践薄弱 音乐实践活动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学生自我表现的重要途径。它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潜能，也能让学生真切的表达自我情感，从中受到心灵的愉悦、情感的熏陶。奥尔夫音乐教育的核心是从音乐的本源出发来发挥人性的本能。“音乐之美，唯有在领略和演奏中方能体味。”“唯有经过真正的创作和演奏，才是学以致用。”但是，目前较多的高校音乐教学，对于艺术实践环节都没有一个强制性的评判标准。忽视教学中的音乐体验。教学模式基本上是按照书本知识，教师边教技法边让学生学习，这种形式比较乏味，不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和内在创造潜能。因而，导致很多同学在课下练习时可以正常发挥，但一旦公开演出，演奏水平就会大打折扣。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忽视了实践环节的教学，才使得学生缺失了这部分能力。 三、对策与建议 1、明确教育目标。创新教育理念 培养目标是高校各专业端正办学方向、加强专业建设、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指导原则。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高校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新课标指出“通过教学及各种生动的音乐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爱好音乐的情趣，发展音乐感受与鉴赏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提高音乐文化素养，丰富情感体验，陶冶高尚情操。”关键是让学生感受音乐、理解音乐、热爱音乐。所以，要想实现高校音乐教育的创新，就是要在明确正确的教育目标的前题下，不断创新高校音乐教师的教育理念。要将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审美能力和提高音乐素养做为所要追求的教学目的，而不是简单的音乐知识技能的学习。音乐教育目标的确立，不仅要引起从事高校音乐教师的重视，而且也应该引起每一位在校学生的思考。只有足够重视，学生才能在音乐中寻找自己心目中的美。学会如何体会音乐本身的美。对于音乐的学习才算完整。因此，正确的高校音乐教学目标应该以审美为核心基础上的技能培养。 2、结合学校实际。创新教学体系 要创新教学体系，必须从高校音乐教育实际出发，深入了解当今学生现有的知识结构，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音乐学习培养方案，逐步推行多元化设置，并不断完善，使学生的学习更为全面。要完善教学内容，必须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必修、选修以及相关讲座并行发展的多样音乐课程模式。同时，要平衡学生对于中西方音乐的掌握程度，多开设一些诸如民族音乐欣赏、民族音乐史等课程，并根据具体情况对课程设置做出相应的要求。要丰富教学模式，必须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努力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知识的效率。要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上学习，同时还可以听到更多前沿的音乐讲座。增加学生对音乐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 3、增强情感体验。提高实践能力 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性的体验，这种体验不仅是音乐内在存在形式，同时也是音乐教育实现的外在反映。艺术实践给课堂学习提供了展示的机会，从而更加有利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不能只强调艺术实践的重要。而忽视了课堂学习的重要。首先，要认识到课堂学习主要是打基础、学理论观点。只有打牢扎实的理论基础，才能深入理解音乐作品的深刻内涵。其次，要给教师、学生提供更多的实际操作演练的机会，并且将这种实践作为考核教师、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部分。青年教师要积极投入到音乐会、演奏会中，带动学生不只“纸上谈兵”，而且也要参与到各类音乐演奏实践中去。同时，要敞开学校大门，加强学校与学校、学校与艺术团体之间的交流合作，让在校生扩大视野，获得更多更广泛的机会。只有不断地完善教学体系和实践体系，学生才能最大限度地从中获益，真正学以致用。最后，要与自己未来的职业联系在一起。高校学生只有明确自己未来的职业取向，才能有所针对，加以强化。艺术实践活动的目的只有与学生未来职业角色活动、学习目的相协调，才能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只有把握音乐专业的专业特点，才能达到艺术实践的目的。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高等音乐教育的危机与转机 一、高等音乐教育的危机 近年来，音乐人才的结构性矛盾深深困扰着音乐行业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中小学音乐教师招聘中，几十个应聘者争报一个职位，可是校长们和音乐教研组老师们竟然挑不出一个满意者，问其原因？他们无奈地说，这些毕业生的专业太强了；音乐学院招聘新教师，同样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应聘者争报一个职位，系主任们和考核组的教授们竟然也挑不出一个满意者，问其原因，他们无奈地说，他们的专业太强了，可我们是高等院校不是乐团和歌舞团呀；交响乐团或民族乐团招聘演奏员时，也是几十个应聘者争报一个职位，团长们和演奏家们也抱怨招不到满意的演奏员，问其原由，竟然是他们的技术太强了；甚至在文化部门的音乐干部招聘是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难道专业强、技术强不正是用人单位最看重的吗？实际上，在专业强、技术强的背后缺乏必要的相关文化素养和思想理论的支撑，宛如一根根细细长长的脱离了土壤的豆芽菜，好看而不堪用。大部分音乐教育专业的毕业生要么只会唱歌，要么只会演奏某乐器，难以适应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和文艺节目编导的实际需要；音乐学院的专业音乐教师不仅需要较高的歌唱和演奏技术，同时也需要较强的音乐作品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而后者恰恰是应聘者较为欠缺的地方；乐团和歌舞团虽然需要技术强的专业表演人才，但同时也需要应聘者具备一般的总谱视奏、声部合作能力，而后者又恰恰是音乐表演专业毕业生的弱项。音乐人才的结构性矛盾致使大批音乐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难以就业，同时许多用人单位又招不到可堪使用的音乐人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出现了“该学音乐的没有来，不该学音乐的却来了”的乱象，音乐人才的结构性矛盾将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危机暴露得一览无遗。 “该学音乐专业的学生”是谁？就是那些以音乐特长生的身份增加50至80分，进入211级别的重点高校非音乐专业的学生。这部分学生上学之前就已经接受过较为严格的专业音乐训练，专业基础良好而且在社会音乐教育的业余器乐考级中有的能够达到最高的级别。这些学生有良好的舞台经验和对艺术的理解。他们对音乐有很浓厚的兴趣，而且文化课成绩优秀。这部分考生最终没有选择学习适合自己学习的专业的原因是，家长或孩子受到“理老大，文老二，艺术是小毛虾”之观点的影响。认为有了艺术的特长再加上家教育部关于符合学校艺术特长生招生要求的考生，可在高考中享受适当的降分录取优惠，考好的大学是不成问题的，问及为什么不考音乐专业时，有的考生认为自己较高的文化课成绩去读只需要很低的文化课分数的音乐专业“太可惜了”。 这部分考生进入重点高校后，因为以艺术特长生的特长测试合格后要与所上的学校签订协议，每周要保障4到5天规定时间的演出排练任务，成为学校参加各类音乐比赛的“运动员”；为学校挣得荣誉，为学校的窗口教育贡献力量。实际成为了学校乐团或合唱团的“苦力”，因为种种现实原因他们入学后无法接受更为系统性的音乐教育。自己的音乐特长并没有得到指导性和持续性的发展。 而“不该学音乐专业的学生”则是因为凭自己的文化课充其量只能上专科院校，有的学生分数倒挂，上三本都没有指望，只有考音乐了，因为音乐要的文化分数低。音乐基础不好的学生家长也会急功近利地练习考上音乐类的大学，因此专业基础也比较薄弱。 二、高等音乐教育的危机的转化平台 与高等音乐教育深陷危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普通中小学教育和普通高校非专业音乐教育。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是在音乐专业教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音乐专业原本是为了培养音乐表演、音乐创作、音乐教育工作者而设立的课程教学体系，《基本乐理》和《视唱练耳》是音乐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学校音乐教育肇始于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开设的“乐歌”课，“乐歌”课的教学目的就是通过学唱具有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内容的乐歌，实现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学堂乐歌是集体性的歌唱，学唱乐歌首先要学会识谱，学习识谱又必须首先学习基本乐理。音乐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和“学堂乐歌”的教学传统构建了学校音乐教育的课程教学体系，这个课程体系的教学内容就是以识谱为核心的乐理与视唱教学，教学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自主学唱具有特定的思想道德倾向歌曲的能力，这个课程教学体系后来也被称为专业本位课程教学体系。这个已经实施了近一个世纪的音乐课程教学体系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要，21世纪的学校音乐教育课程改革就是针对这个课程教学体系的改革，改革的思路就是打破专业课程教学体系，而建立音乐学科教育新体系。这个新的体系不再是以“识谱”而是以“审美”为核心价值的学科教育体系。普通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迅猛发展，对音乐教师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高等音乐教育的危机。当然，普通学校音乐的这场改革既深化了高等音乐教育的危机，同时也为高等音乐教育的转机提供了转折的平台。 普通中小学音乐课的课程改革助推了普通高校音乐通识课程教学的改革，音乐的“审美教育”观一时成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共识。如冯兰芳教授撰写的文集《普通高校音乐教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较完整地记载了普通高校音乐通识课程实施审美教育的探索、实践过程。在文集收录的《对音乐欣赏教学的一点看法》一文中提出“音乐欣赏课，重要的是教师应教会学生怎样去听音乐，使学生了解音乐的一般表现手段，启发学生在欣赏音乐时把音乐的表现手法同实际生活和人生的意义联系起来，使学生在欣赏音乐中得到较多的美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有益影响。”在《普通高校音乐欣赏课》一文中提出：“音乐欣赏课要给人精神上的愉悦与理性满足，使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在审美、情感、气质等方面得到陶冶，成为品格高尚、具有高尚审美情趣的人。”把育人因素放在音乐审美教育之中，也是冯老师坚持一贯的音乐教育思想，并在《音乐欣赏应重视审美四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出“培养大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大学生学习音乐的重要目的之一”的观点，认为普通高校音乐审美教育必须做到“把审美的四个要素――感知、想象、情感、理解相互渗透，有机地结合，做到你中用我，我中有你，才能使大学生在音乐审美的过程中达到和谐的状态，让他们获得真正的审美教育。”冯老师在《学校艺术实践中的审美教育》这篇论文中，还提出了一个音乐审美教育的新命题，那就是音乐审美教育不应仅是单纯、被动的音乐聆听，应在演唱和演奏的音乐表演实践中提升音乐审美感受。进一步明确了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不同于专业音乐教育的质的规定性，认为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的“课程特点不仅要有音乐方面的知识，还要有历史、文学、美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知识，不同风格的音乐要从不同的文化角度分析理解。”在《要重视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冯老师论证了“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的命题，通过对140名首都大学生的调查，证明了当今大学生出现的种种思想状况，“与他们目前所喜好的音乐的思想内容是相关的”，认为“儿时的艺术教育对儿童时期的素质的初步形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进而提出“美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谈审美教育》提出：“如果到了大学审美教育的目标还是以陶冶情操为主，那可能就违背了审美的规律”。认为各个年龄阶段应接受不同的审美教育，特别指出，当下的音乐审美教育，“一部分教材或多或少忽略了审美的培养规律和学生的年龄结构、心理特点，我们的传统教材赋予孩子太多的教育内容，如传承传统文化、精深的音乐知识等，过高的目标使教材填入更多的、不太符合青少年的知识与内容，这也许正是学生喜欢音乐而不喜欢音乐课的原因。” 2007年，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进一步提出了在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中，对大学生实施“四个一”的艺术素质量化标准，所谓“四个一”指的是：每一位大学生至少应在会唱一首歌，跳一个舞，演奏一样乐器，写一笔好字，画一幅画，能扮演一个角色中六项中挑选四项，并将“四个一标准”制度化，作为杭州师范大学毕业生的标准之一。首都师范大学关于普通高校“审美”教育的理论和杭州师范大学艺术实践的量化标准受到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专家们高度的赞赏，他们认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清晰的艺术实践目标，补充了普通高校“美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实践量化标准。对正在处于探索期的普通高校艺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与现实意义。” 在普通高校音乐通识课教学由专业本位课程教学向学科审美教育转型的同时，另一个更大的浪潮冲击着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学和学科教育，这个更大的浪潮就是让人迅不及防的“知识爆炸”的冲击波几乎动摇了普通高校传统的专业教学体系，迫使传统专业教学向学科教育的模式转化。“知识爆炸”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唐纳德・哈尔特（Donald J・Hart）出版的一本名叫《知识爆炸》（The explosion knowledge）的书指的是知识增长速度之快和容量之大的意思。据统计，以公元1世纪知识基数为1，到1750 年增长了1倍；而从1750年至1900年，这150年又增长1倍；1900至1950年，增长1倍需要50年；50至60年代，每增长1倍需要10年；70至80年代，每增长1倍需要7年；从1993至2003年，人类知识总量较过去翻一番；2011至2020年内，知识将增长4倍。知识和技术以几何数集的速度增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专业体系，甚至没等学生毕业就已经落后于社会的职业需要了，高校的专业教学远远跟不上社会的职业变化和发展，于是重视学科教育，淡化专业教学的高校教育转型也就悄然兴起了。 三、高等音乐教育的转机 专业副修在其他学科教学中本是常规教学模式，但是由于音乐专业有着比较苛刻的专业准入条件，所以音乐专业副修一直难以推行。但是，“音乐特长生”这个中国特有的时代宠儿为音乐专业副修提供了充足的生源储备。 冯兰芳教授建立的“音乐专业副修”指的是非音乐专业的大学生学习音乐，他们有独立的音乐课程体系，经过考试合格者获得音乐专业本科学历，其目的是通过学习音乐，对他们原先所学专业有所促进，为我国培养音乐与科技、音乐与人文等方面的交叉学科创新人才。关于音乐学副修学科的课程设置，冯兰芳教授在她的文集里这样记录：“音乐学副修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循序渐进地学习视唱乐理、和声、合唱指挥、中外音乐史、音乐鉴赏、器乐、即兴伴奏等音乐课程，掌握音乐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技能。它的教学目的、办学模式不同于专业音乐院校，不同于中小学教育，也不仅是把音乐教育作为作为普通高校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陶冶情操的手段等，它有相对独立的、系统的音乐课程与艺术实践的各种活动，并以音乐为载体，拓宽文化，注重音乐对创造性思维与智力的开发，塑造高尚人格、促进身心健康，增强人文修养，提高合作交往能力和倡导、促进艺术与科学相结合，拓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并培育科学创新精神。”在另一篇《音乐学副修专业是培养“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办学模式》里，冯兰芳教授论证了音乐学副修专业教育的宗旨与培养目标是：以培养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为宗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研究艺术与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音乐学副修专业五大课程群：1.技术理论课程。2.史论课程。3.音乐哲学课程。4.多学科交叉课程（为音乐学副修专业主课的核心课程）。5.创新型艺术实践五个层面的课程。音乐专业副修专业教育的学科理念、课程设置与实践、摆脱了对高师传统的课程体系的依赖，有了自己的核心课程体系。 音乐学副修专业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拥有不同的学术思维。副修音乐专业学生学科属性各异，对同一个问题有着不同的学术思考。这些学生在一起讨论又能够碰撞出不同的学术火花。多学科专业的背景和不同思维方式融合在一起，产生强大的学术力量。遵循这种学科交融理念进行办学，及时总结办学方式，办学方法以及办学效应，自然就会形成各自的办学特色了。因此，确立音乐学副修专业教育是以培养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为宗旨和培养目标。 音乐学副修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在音乐学副修专业学习的过程中，对大学生本科所学专业有所促进，如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钢琴虽然弹得程度不够深，但是能够开发出计算机“如何学习钢琴键盘”的软件，美术专业的学生学习了音乐能够写出《法海寺壁画中的音乐元素》等学术文章等。二是音乐学副修专业的学生交叉学科的背景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使他们在就业方面占有了相对的优势，出现了教师的“双重岗位”（如毕业既可以教自己所学的如物理、地理等专业又能教音乐）的复合型创新人才。也有的学生因为交叉学科的知识的丰富，学术视野的开阔被国家重要文化部门录用等的实例。三是为音乐学培养专门的音乐的交叉学科的人才，如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学习音乐心理学，教育专业的学生学习音乐教育，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学习音乐科技等。 最为重要的是为“该学习音乐的音乐的特长生”提供了继续学习音乐的机会，解决了音乐副修的生源问题，这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已经具备一定的音乐技能的训练和艺术实践。文化知识结构合理，专业知识相对稳固，经过音乐学副修专业的培养，使他们能够成为我国“音乐与科技，音乐与人文”的交叉学科的高级研究人才。高校的审美教育促进了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们人生精神境界的高远的追求成就了他们的人生。 现在虽然不能说高等音乐教育的希望在音乐专业副修，但音乐专业副修至少为深陷危机的高等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以下参考意见： 第一，高等音乐专业教育的招生不能只看专业，也要看综合文化素质，降低文化课录取分数线无异于饮鸩止渴。 第二，高等教育跨专业甚至多专业学习不是神话而是可以实现的事实。 第三，双学士学位甚至比硕士学位更符合“知识爆炸”时代的需要。 第四，音乐专业副修对“音乐特长生”有显著的创新人才培养意x，但对没有“音乐特长生”的一般高校而言，要慎重推行音乐专业副修。 第五，走出高等音乐教育危机的出路在改革，高等音乐教育改革不应是单项的孤立的改革，而应是包括招生制度改革在内的综合性的全面改革。 田耀农 杭州师范学院音乐学院院长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如何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高等职业学校思政教育中的功能 在音乐的功能认识上，人们通常只注意它的美育功能，而忽视了其德育功能。音乐教育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可以美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道德修养，音乐教育本身蕴含丰富的德育意义。 一、正确认识音乐教育的功能 音乐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音乐作品在展现人们生活风貌的同时，可以给人更高的思想道德的影响。在这方面，可能音乐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其他艺术表象形式，因为音乐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体现人的情感。他主要体现在音乐家在音乐作品中对现实做出的情感、政治、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评价，当音乐作品被人们接受的时候，就可以起到影响教育的作用，巩固原有的价值观念。高尚音乐可以对人们有陶冶和净化的作用。而低级趣味的音乐作品，会导致人们精神上的空虚、伦理道德的却是，以及是非观念的混淆。因此，在高职思政教育中我们应该正视音乐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功能。 二、营造浓厚的校园音乐文化氛围 学生是校园最主要的一个群体，因而学校应当努力为这个群体打造一个美好的、适合发展的校园，是学生能够很好地融入校园，并致力于自身的学习发展。而在学生求学过程中间，学生将在校园中创造一种新的、属于学校特有的文化，也就是校园文化。这种文化是大家的行为思想、价值观的有机整合，有利于促进校园的和谐和稳定发展，促进学生的进步。而学校的管理者和老师正是这种文化的强有力的推动者，所以教师应当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来与学生共同创造优秀的校园文化，推动价值观的和谐统一。音乐作为实施美育教育最主要的内容，也是校园文化中的主要构成要素，具有着极广的覆盖面，几乎贯穿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很大一部分是依靠校园文化体现出来的。我们要重视并致力于创造好的校园文化，以思政教育为地基，建造音乐文化的高楼大厦，使得在这个大厦中的学生既能够感受到各种美妙的音乐，又能一种更加轻松的方式很好地接受思政教育，从而是自己获得社会主义优良的道德素质，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提升。 例如选取或者编创能够反映班级风貌的班歌、举行红歌会、利用校园广播播放韵意浓厚、艺术性强的音乐、举办校园好声音、校园音乐艺术节、编音乐话剧等；成立艺术团、合唱团、舞蹈队等艺术类社团，定期举行汇报演出，或参与公益演出慰问社会团体等，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音乐的本质，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打造德艺双馨的和谐校园。 三、借助流行音乐的传播优势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流行音乐歌词通俗易懂，曲调回旋动听，借助网络等多媒体工具，其传播速度快，兼具娱乐性、学习性、新奇性、传播手段迅速，符合高职心理特征和需求，易于被接受。通过流行音乐可以贴近学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载体 ，很好的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交流沟通能力、帮助高职学生实现自我完善，可以恰到好处的给学生以思想上的引导。流行音乐虽然和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古典音乐之间有着许多的差别，甚至不被一些艺术家所认可，但是它的艺术的审美价值以及教育功能却是可以等同的。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找准切入点，把握流行音乐的传播优势，与思想教育完美的结合到一起。许多优秀的流行音乐都起到了增强爱国主义、坚定理想信念的作用，例如描写中国传统文化的《青花瓷》、《曹操》，为迎接香港回归而作的《中国人》，为澳门回归而作的《七子之歌》，歌词含义以及旋律节奏都使国人在听到后产生心灵共鸣，从而唤起内心对祖国深深的热爱。音乐除了可以传播美之外，也可以为思政教育的传播架起一座直通人类心灵的桥梁，是思政教育的思想更容易被人类接受。音乐往往在人类语言无法通行道路发挥其独特的魅力。音乐通过美妙的旋律使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产生一种共通的特殊语言，从而唤起人们思想情感的共鸣。所以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枯燥的言语也许会引起学生的抵触，但是音乐不会，而且音乐教育可以在学生的思想教育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吸收流行音乐这种顺应时展的新鲜事物到单纯依靠说教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可以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高高高等职业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四、优化师资队伍建设，合理设置课程 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教师的政治素养、道德品质素养、音乐艺术修养、工作态度以及个人品格等，都对学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这些都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知识广博度。一方面思政教育者可以很好的利用音乐为载体，加强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另一方面音乐教育者利用音乐生动活泼表现手段，充分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在实际工作中，也可共同开展教学教研活动。此外，高等职业教育是具有特色的职业教育，在高等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要建立起“音乐教育促进职业教育的音乐教育观”与专业课程的教学协同合作，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独特的功能。并根据职业教育特色和高职学生心理特点建立一套完善的高等职业学校音乐教育制度、设计合理的教学大纲，行之有教的教学评价体系。为培养品格高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努力。 五、改善音乐教学环境 要充分发挥高等职业学校音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对音乐教学的环境必须改善，加大音乐教育硬件设施和软件的资金投入。建设音乐教室和专门的提供学生能够进行音乐交流和创造的场地，并购买能够充分满足教师进行音乐教育需求以及师生进行音乐交流创造活动需求的乐器、教材和音响设备等等。保证音乐教育的顺利开展，发挥其政治教育功能。同时还应定期搞音乐艺术交流、讲座，聘请知名音乐学者在校内做学术报告，邀请艺术团体在校内进行交流演出。从提高学生精神文化素质、推进学生人格教育着手，加强对音乐教育的支持和投入，建立以音乐教育为新的载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使音乐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有效手段和载体。 音乐反应了社会的思想，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以音乐教育为新的思政教育载体，加强高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加强高职学生的道德修养，规范行为，还能够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使学生的个人素质得到提升，深化高职素质教育的内涵，提高社会对音乐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帮助学生今后更顺利地走向成长成才与社会建设之路，以促进社会关系的融洽、和谐社会的建设。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教育改革新形势下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业教师应必备的素质 从2001年至今，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已经经历了整整近九年的时间，各级各类学校都积极探索如何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稳步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然而有些方面还存在着缺憾仍亟待完善，例如作为教学改革关键因素之一的教师素质问题。这一问题虽然受很多因素影响，但是作为教师摇篮的高等师范教育可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如何造就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教师，早已成为高师教育的根本目标与重要任务。正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这种形势下对广大的高师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要具备极高的综合素质，如过硬的专业素质，广博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高尚的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等。然而，在过去的基础教育改革中没有充分关注这一环节，教育改革主要从基础教育本身开展，致使对教师素质的重构达不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追根溯源。权衡基础教育改革中的各个环节，高师教师必备的素质与建构问题已然成为了关系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全局的重要因素!鉴于此，音乐教育改革作为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要顺利开展，必然要求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教师具备极高的综合素质。 我国著名学者林崇德认为，教师素质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决定其教育教学效果且对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思想和心理品质的总和”。借鉴刘荣于2D05年4月在《教育探索》上发表的文章《教师素质结构研究评述》一文中的观点，教育界研究者普遍认为现代教师素质结构由五要素构成：教育观念、品德素质、文化素质、能力素质、身心素质；并且随着教育发展尤其在目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形势下，教育研究者对教师素质结构的构想中出现了新的关注点，如教师的研究能力和反思能力、教师的科学文化素养，现代化教育手段的运用等。 一、探讨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师必备的素质结构 1　教师专业素质，即教师从事本学科教学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教育观念，教学方法及所需要的各种能力等相关知识。 2　教师科学文化素质，教师除掌握本专业知识以外应广泛了解的科学文化知识。 3　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教师作为知识传授者，所应具备的职业道德，这是为师最为重要的素质。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师的专业素质。 二、具备高深的音乐专业知识与专业技巧 高等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专业的音乐教师，不同于普通中学的音乐教师，他首先应该是某一艺术门类的专家，他应该精通他所从事的那门艺术，并且对这门艺术研究的较深，既具有这门艺术的深厚功底又了解这门艺．术的整体状况和前沿动态。作为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师如果能这样把握自己的知识结构的话，应该说这样的教师就具有了相当深的专业造诣了。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学生所必修的是声乐、器乐、音乐理论三大类专业技能课程。作为教师来讲必须在其中的某一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并且能够胜任其教学工作。其中声乐、和器乐教学均属于表演性质的技能。根据赵宋光先生主编的《音乐教育心理学概论》一书中所述，表演类的教师应具有以下专业素质：1．有较好的基本功。2．掌握、积累和演奏一定数量的曲目3．教学中能胜任教学试奏的要求4．有分析大量作品的能力。音乐理论类教师应具有“一专多能”的特点，他们除了对本门课程有深厚的专业技能功底之外，还应在此基础上，有开设其他相关课程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讲，应是“精中求博”的专才。 三、作为教师应具备教学专业素质 高等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师，只具备高深的专业技能是远远不够的，作为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合格教师。作为一名高等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师必须具备成功组织教学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的素质： 1　具备不断接收先进教学观念的素质。教育家第斯多得曾说：“不好的教师是传授真理，好的教师是叫学生去发现真理”，这正如中国有句古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音乐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积极性，从“教”变“导”，实现传授者角色转化。即由重传授向重发展转变，由“齐步走”向根据差异因材施教转化，由重“教”向重“学”转变，由重结论向重过程转变，由单向信息传递向立体多向传递转变；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这是教师角色的本质转变；教师成为教学的研究者。 2　具备高超的教学能力。包括：良好的课堂教学组织能力；卓越的选择教材，因材施教能力：精美的语言表达能力：恰当的教具使用能力，广泛的教法借鉴能力，优秀的课外音乐活动组织能力：较强的科学教研能力等等。 3　具备勤于思考的创造能力。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创造能力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音乐教师已不能再遵循以往的传统教学模式。高等师范院校的音乐教师要培养具有创造力的音乐教师，要求高师教师本身具有卓越的创造能力：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能最大限度地帮助学生发展自己的想像力；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创新兴趣；能成功地进行音乐创作、理论研究、教学改革。 4　具备客观评价教学的能力。教学评价，即对教学过程及其结果的测量、分析和评定。涉及对教师自身表现的评价与对学生学习的客观评价两个方面的工作。前者主要指向教师的教学过程，重在评价教师对教学活动的设计、组织、实施是否符合教育学所阐明的有关原理或公认的“好的教学”的特征：后者主要指向学生通过教学所取得的认知、情感的、动作技能的进步水平。“君子日参省乎几”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必须具备客观自我评价和反思的能力，不断发现教学中每个环节中存在的不足，不断寻求适当的教学方案、教学方法等等，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教师的教学能力也达到了长足的进步。同时，教师应改变通过成绩评价学生学习的传统观念，音乐教育是重实践的学科，要具备在教学的每个环节中及时对学生的表现做出合理的分析和评价的能力。 四、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师的科学文化素质 一位教师无论教什么样的专业，都离不开文化积淀，音乐教师更是如此。音乐是一门艺术，音乐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数学，科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身为一名音乐教师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才能使学生深刻的理解音乐，实现音乐教育的教育与审美功能。然而现在在许多师范院校对音乐教育专业的师生存在着“没文化，没素质”的偏见。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受音乐类学生高考成绩低，学习过程中重实践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音乐系的师生在教学和学习的过程中只强调专业知识的传授与汲取，而忽视自身文化修养提高的现状所影响。 为改变这种状况，为素质教育培养出一专多通，一专多能，专博相济的合格人才，作为一名高等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专业的音乐教师必须具备。 1　不断学习的素质。我国大教育家朱熹所做的“半亩方塘 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四句诗形象的隐喻了，作为教师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在工作岗位上从容不迫的做好工作，必须要达到知识长流水，读书伴一生的境界。 2　对各类知识进行整合的能力。教师除了具备本专业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其他艺术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基本修养外，还应有意识地实行整合，实现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整体优化。拘于一隅，孤立地研究和精通专业以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高师教师必须具备对多学科进行整合重构的能力，才能够指导学生掌握对各种知识在头脑中进行重构的方法，不断建构综合的知识体系，以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对教师的要求。 五、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 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是教师素质结构中的核心，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教师要时刻起到表率的作用，用实际行动来感化教育学生，律人先律己，做到身教、言教并重，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学生的尊重和认可，在点滴中，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爱岗敬业，勇于奉献教师职业是一个社会进步，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崇高事业。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感叹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孟子日“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实乃人生一大幸事!”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必须热爱自己的事业．只有热爱尊重自己从事的事业，才能够在工作中产生不断攀登高峰的动力，从而具备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使命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爱岗敬业的同时还必须具备勇于奉献、乐于奉献的精神，不求功利，不求回报，全心全意精益求精的对待教学工作，才能把学生培养成新时代高素质的优秀教师。 (三)以人为本，关心热爱学生 中国传统的礼教教育观念，至今仍或多或少的影响着当代各个层次的教育，部分教师还不能把学生放在和教师平等的地位上来处理师生关系。大学生作为具备独立思维的成熟的人，教师在工作中应习惯换位思考，理解体谅学生，对学生“爱而不纵，严而不凶”用合理的发法引导学生，从而培养学生具备自信、自立，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优秀品格。 总之，作为一名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师必须要具备先进的教学理念、高超的专业素质、广博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以便通过言传身教教育出高素质的中小学音乐教师，以适应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高等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 摘要：西方音乐和传统音乐的有机结合是新时期音乐发展的正确道路，高校音乐教育应以此为宗旨，明确指导思想，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注意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 关键词：音乐教育；民族音乐；主流；心灵；流变；整合 多年来在艺术院校的音乐教学教育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理念占据了音乐教学教育的主导地位，无论是教学教育课程的设置，还是教学教育的方法手段，都以西方音乐“定于一尊”，而民族音乐教育却长期处于非主流状态，这几年虽有改观，但在某些学校某些领域依然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之所以呈现这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们首先来探寻一下西方音乐源于何处。大量的事实说明，西方音乐的基础起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是一个音乐的宗教，一个歌唱的宗教。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基督教的音乐最发达。基督教中的赞美诗是西方音乐衍生和发展的载体。巴赫、贝多芬等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们创作的音乐作品，几乎都与基督教有关。赞美诗的大量创作和基督教在世界范围的普及，使西方音乐得到普及和推崇。基督教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形象、意象和抽象的整合与共构的思维特色，反映在音乐上，则是浪漫而空灵、求知而重行、恢弘而玄奥，代表着西方人的生理条件、思想信仰、文化心态、审美情趣。由于宗教的支持，西方的音乐得以繁荣，从上世纪初传入我国，并很快取代中国的音乐教育体系。 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为我们留下的文物证实，早在7千年前我国的音乐文化已相当丰富，经历了漫长的无文字时代，民族音乐成为唯一的编年史和历史传说。在华夏这片礼仪之邦，56个民族音乐赖以生存的基础在于它有厚重的文化沉积，有着自身审美情节，根植于人民大众之中。各民族民歌、民谣集中体现了中国音乐本土文化传统特征，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作精华。诚然，中国民族音乐还缺乏世界级的音乐大师、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音乐教学教育体系，但多元的丰富的中华民族音乐本身就是无以伦比的瑰宝，在世界音乐中应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在崛起，中国音乐更要崛起，这正是音乐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人类文化的流变和整合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我们并不拒绝外来的音乐文化，艺术无国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西方音乐与民族音乐的关系也是如此。遗憾的是，在我们的高等音乐教学教育中，往往重视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教出来的学生对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了如指掌，而对祖先留下的大量的、珍贵的音乐文化遗产不知道，有些音乐硕士甚至不知道昆曲、评弹。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我们教出来的一些学生数典忘祖，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怎么能担任传承和发展中国本土音乐文化的责任呢? 音乐大师贝多芬在谈到他音乐创作时就说得很清楚：“这是由心灵深处而出来的，愿它也能到达人们的心灵深处”。贝多芬的这句话说出了音乐本质。艺术是心灵的语言，心灵感受是艺术的根本。人们常说，艺术是相通同的，就是因为它是心灵的语言，都在倾诉着源自心灵的感受信息。音乐同样不例外。那么从西方人“心灵深处而出来”的音乐，是否也能达到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呢?这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丝毫不否认西方音乐的艺术震感力，不过中国听众能从心灵深处感受它的并不多，这是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引起的。我所在的城市苏州，以评弹遐迩闻名，用吴侬软语唱出的评弹，苏州听众可以听得如痴如醉，而非吴侬语系的外地的听众就不一定如此了，这是地域文化不同使然。帕瓦罗蒂是世界著名男高音，但他不一定能唱好中国民歌，因为他很难准确理解民歌语言中内在的精神实质。同样道理，我们音乐的教学教育一味追求西方的一套，实际上很难能得音乐的精髓。譬如就拿声乐的教学来讲，语言是音乐的表意方式。字正腔圆本是歌者的基本主要追求，但汉语音节绝大部分是多音节，分字头字腹字尾，而这是我们的语言特点。也给发音的统一造成困难。欧洲发音的特点是单音节的，“阿”就是“阿”，“哎”就是“哎”。若用西洋欧洲声乐取代中国声乐教育，造成一些学生吐词含混，词难达意。中国学生不能很好地演绎中国歌曲，这是音乐教学教育中值得反思的问题。 我们一直提倡洋为中用。这方面有着大量成功的例子，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金铁霖致力于研究探索民族声乐教学教育的新方法，借鉴西方音乐合理的活性元素，使民族声乐的教育达到了民族性、科学性、艺术性和时代性，培养了一批杰出的音乐人才，取得了公认的巨大成果。 事实说明，西方音乐与传统音乐的有机结合，才是新时期音乐发展的正确道路。失去了传统的根基，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音乐便会枯竭。在认同西方音乐技术理论同时，也要认同传统是根，民族文化是本，这是音乐教学教育中也应该坚持的重要理念。我们在实践中如何坚持这个重要理念呢? 首先，教学教育的指导思想要调整。艺术院校的音乐教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是问题的关键。而这又离不开对西方音乐和民族音乐的认识及态度。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教育内容要改革，应以中国音乐为主。首先要把民族音乐学好，再言其他。如果把民族音乐当着落后的、老土的东西，或是作为支离破碎的选修课程，对它采取虚无的、不重视的态度，那么民族音乐很难在音乐教学教育中有恰当的位置，即使有，也是处于点缀的境地。从大环境上看，改革开放以后，外来文化有超过传统文化的趋势。外来文化已构成了对中国人传统文化和心理的巨大冲击，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受到长期的威胁。从文化的层面上理解，音乐也是一条由过去流向未来的河，它不应该断流，对民族音乐我们应该有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音乐教学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社会、面向群众，这是音乐教学教育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个理念不明确，中国音乐教学教育就不可能健康发展。 其次，把握好西方音乐与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辨证逻辑关系。从人类文化的流变和整合来看，文化的互相交融、兼收并蓄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强调民族音乐，也不应忽视西方音乐的精华。西方音乐的确有丰富的技巧，有较强的艺术性，我们必须加以分析、借鉴和利用。同时，也要看到，时代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民族音乐教育也不是简单地对过去一些曲目的保留，而要它选择和提炼，比如说，教学内容要改革，应以中国音乐为主。首先要把56个民族音乐学好，再言其他。西方音乐的艺术性，我们应科学分析、借鉴和利用。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我们的高等音乐教学不是对过去的保留，而是要改革创新发扬光大。以科学的态度与时俱进，结合使之符合时代潮流、符合结合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把中国音乐传承、发扬。其实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我们既要尊重共同的音乐规律，又要重视个性，即民族特色。掌握科学方法，突出民族风格，应该成为高等音乐教育的目标。 再次，要注意提高高等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文化素质修养。俗话说，写诗功夫在诗外，这一点对音乐教育也同样如此。单纯音乐教育，是培养不出优秀的音乐人才的。深厚的文化素质修养，是高等音乐教育的根基，根繁才能叶茂。从高等音乐教育的现状来看，这恰恰是大的薄弱环节。对民族音乐的淡薄，也与我们对文化素质修养重视不够有关。在一些人眼里，民族音乐“土”，似乎没有多少文化可言。这其实是错误的。一定的音乐是一定的文化体现。在高等音乐教育中提升学生文化素质修养至关重要。授人于鱼不如授人于渔，在高等音乐教育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把握几个方面内容： (1)培养鲜明的个性意识。音乐教学最忌千人一面。每个人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每个人应该充分体现主体意识和自由个性。音乐要把音符通过艺术的手段再现出来，是精神产品的再现。任何对音乐的诠释，特别对民族音乐应该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的风格。对这一点我们应该优于西方音乐。 (2)培养开拓进取的态度。民族音乐艺术是无止境的。音乐教育只是交给学生最基本的东西。开拓进取的态度是超越技能的心理状态，旨在拓宽文化视野，不断超越自我，树立在艺术道路上的不懈追求动力。 (3)培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当前市场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要真正做到不媚俗、不随波逐流，坚持以民族音乐为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以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为己任，没有这个理念，弘扬民族音乐就是一句空话。 (4)培养开放的文化视野。现代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种开放型文化，而不是封闭的文化。以西方音乐文化为背景参照，通过视野的开放来汲取有益的知识，丰富民族音乐文化，才能更新自我，使民族音乐更好地得到传承和发扬。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浅谈人文素质的培养对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的影响 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其着重培养的是学生的注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注重人的精神追求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方面内容。人文素质培养的目的在于通过教授专业知识和教学环境的影响,使学生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人生态度、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转化为他自身所有拥有的气质和修养。人文素质的培养已成为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国家关于音乐课程全新标准的出台,如何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培养出具有过硬专业技能及全面音乐素养,同时又兼具较好的人文素质的音乐教师,成为目前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理论界所关注的重点。目前我国的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中人文素质的培养的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理论学习和专业技能方面的影响和制约。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我国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培养过程中,经常出现对学生重视专业技能方面的训练,从而忽视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训练,造成了许多学生文化素质较为薄弱,知识结构单一的现象。这种素质的欠缺直接导致学生的学习过程中缺乏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想象能力。因为音乐与社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是不可分割的,相关人文知识的欠缺,直接影响学生的思维能力,制约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从而照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与音乐文化相关的多元文化的理解欠缺,造成了学生学习的僵硬,只能简单的认识歌曲(乐曲)的演唱(演奏)技法,不能正确理解歌曲本身说蕴含的寓意和内涵,在对作品演绎中往往情感的表现苍白无力,失去了音乐应有审美意义。 对审美教育的影响和制约。审美教育是我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音乐教育又是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音乐教育对于推进我国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音乐教育就是通过听觉进行教育的审美艺术。可以说,学生的情感认知是其审美意识培养的重要环节。因此,培养师范学生的审美认识是审美教育的重中之重。在我国的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中,因为学生自身的文化素养相对薄弱,由此就造成了学生的情感认知和审美能力的相对欠缺,对音乐作品的把握不够准确,理解不够透彻等现象,并对学生的审美教学产生了影响和制约。 对教学实践的影响和制约。培养优秀的中小学音乐教师是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专业的目标和责任,是全面贯彻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但我国的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专业往往是注重技能、技巧,而轻视文化课和教育课的培养。从而使得相当一部分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出现了文化素质不高,知识技能结构单一,综合素质不强等情况,造成了这些学生很难快速适应我国中小学基础音乐教育教学。主要表现为学生进行教学实践时由于人文素质不强,教师讲课时讲不明白问题,只能进行技法等方面的演奏,而不能进行背景等方面的讲述,从而照成自己“教不好”,学生学不会的情况。同时,学生也感觉学习的枯燥无味,单纯地被动地进行技法的“填鸭式”的灌输,这种情况会严重影响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长此以往会制约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实施。 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即为未来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将担负起“音乐使者”的重任,这就要求他们不仅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更要具有相当深度文化内涵,不仅要能上好音乐专业课程,更能在专业教学过程中教给学生如何做人的道理。培养在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的同时,又具备较为完善的人格及较高人文素质并能够适应未来音乐教育模式的师资联想,是我们应该担负起来的历史使命。针对我国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实践中人文素质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提高生源素质,重视学生的文化素质。在录取时不能只重视学生技法、技巧方面的素质,还要对文化课方面有更加严格的控制和要求。二是加强学生的文化素质方面的培养。在教学中,进行科学的文化课和专业课的比例设置,不能顾此失彼,使学生既能够学习好专业技法又能够学习好文化课的内容。我们在教学的进行中,要处处以发展角度去关注学生的精神世界。作为一名教师,只把功课教好还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要坚持教书育人,利用人文理念,开发音乐专业课程和教学过程中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感,净化思想,完善品格,使学生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全面型音乐人才。三是严格按照相应的国家培养理念,把基础音乐教育理念充分融入到日常的教学实践中去。课程设置与教学教法要既符合国家的基本教育理念,又要大胆创新,勇于探索,切实改变传统的、陈旧的教育观念,推动我国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的发展。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高等音乐教育招生与就业问题引发的思考 摘要:近年来,我国艺术类招生考试异常火热,全国新增设的艺术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我国的音乐教育似乎一片繁荣,但就业却持续低迷,高校音乐类人才培养出现困境,笔者探寻这些不和谐问题的深层原因,指出高校音乐教育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结构性的改革,才能够走出误区,找到出路,得到和谐发展。 关键词:招生;就业;艺考热;音乐教育;改革 近十年来,报考音乐类的学生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艺考热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目前我国音乐教育甚至整个艺术教育行业在招生与就业等方面出现两难困境,招生异常火热,就业形势持续低迷,这些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担忧,音乐类人才的出路在哪里?探寻问题的根源,我们当如何解决?音乐教育的和谐发展又该进行怎样的改革?关于这类文章很多,针对我国当前音乐教育的现状,笔者进行了一些思考, 从不同角度再探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一、艺考热高烧不退似“暖冬”,就业率持续低迷似“严寒”,高等音乐教育出现两难困境 1.春天般繁荣的艺术类招生考试 国内媒体多次报道艺考热持续升温,到2008年是一个峰值,2009年到2010年,全国艺术类报考人数稍有回落,各专业有不平衡,但总体招生情况任然火热。几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如:山东《大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山东省艺术类考生2002年为3.2万人,2003年是5.6万人,2004年猛增至9.3万人,2005年为14.6万人,2006年超过16万,2007年达到16.92万人,2010年90654人,比2009年减少6226人,2008到2010年有较大回落,总体看,山东省每5名高考生就有1人选择了艺术路。河南省高招办统计数据表明:与07年相比,08年河南省艺术类考生共有98456人,比去年82458人增加19.4%,其中美术类报考人数增加18.9%,编导制作类增加43.8%。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统计数据显示:河北省2008年报考艺术类的考生有61399人,比2007年增加15198人,增幅近33%,2009年103086人,比2008年增加4630人,增长4.7%。各类考生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值。江苏《教育在线》报道,08年江苏艺术类考生人数激增,2010年总人数有一定回落。其他如安徽、广东、湖南、辽宁等省份均呈现相同态势。 笔者认为艺考如此春天般的繁荣景象更像“暖冬现象”,而暖冬背后隐藏的是严寒,就业形势与人才培养质量等问题不容乐观,音乐类作为艺术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势比较其他艺术类更加令人担忧。 2.冬天般清冷的就业形势 一方面艺考正热火朝天,另一方面,据麦可思2007届大学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全国就业率最低的本科专业前10名中,音乐表演排第一,音乐教育紧随其后,就业形势相当严峻,至2010年,就业状况没有显著改善。中央一套“新闻30分”的一条新闻值得我们注意:“艺术类专业就业竞争激烈,考生对未来知之甚少,考生和家长还应该对艺术类专业的就业情况有一些了解。近年来,艺术院校招生持续升温,许多普通院校也都开设了艺术类专业。据教育部统计,2001年-2005年艺术类专业增加了两倍,全国开设表演艺术类的高校就有342所,开设动漫专业的高达1230多所。因此,许多艺术院校的学生面临着入学难,就业更难的‘两难’境地”。艺术、文学、管理成为全国就业率最低的三个专业。据央视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2005年艺术类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不足30%;70%的艺术专业毕业生为生存而改行;成为国内知名明星的几率仅为0.003%。因此,与目前愈演愈烈的“艺考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星梦”背后的就业隐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音乐类专业的就业出路问题可想而知。 面对“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的和谐社会目标,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分析当前形式,找出艺术专业招考率和就业率之间的矛盾根结,从而研究其解决的方法。 二、探询就业低迷问题的原因 1.高考学生的投机心理 多数中国人的大学梦是在“上大学等于好的工作单位,等于有保障的生活”的基础上,这几乎成为一条人人认可的社会定律。但伴随着大学扩招,就业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笔者认为,上大学不是唯一出路,文化成绩不行,通过突击学艺术考大学更加不可取。 首先,学生参加艺考时只求能上大学,却基本未思考就业问题。就业率低迷问题的出现和艺考热的“虚火”有直接关系。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学生因找不到工作或面临转行而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实际上这是由于学生在主观上对就业形势认识不足、盲目乐观、扎堆考试而形成的后果。 其次, 艺考生中有很多“投机学历”的成分。全国的教学资源相对紧缺,由于上学难,艺术类高考录取分数线又比普通文理科低二三百分,一些考生认为自己参加普通专业考试“上本科”无望因此“半路出家”。这样的学生往往缺乏艺术功底,容易成为“半吊子”,进入社会也往往缺乏专业竞争力。虽然开设艺术类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但师资力量、生源素质不佳,从而导致许多艺术类毕业生只能从事低端工作,其综合素质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 再次,“高不成低不就”是如今艺术生就业最突出的矛盾。艺术生教育成本高,工作期望值也高,毕业生都希望工作自由,环境舒适,福利优越,但有些学生水平不高,又怕吃苦,因此要想找到一份满意工作就更困难。 2.近期艺术教育盲目发展,出现结构性矛盾 笔者认为就业低迷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教学目标与培养计划制定不科学,专业化与群众化被混淆。艺术专业教育不能以普及为目标,而是要定位在培养“高、精、尖”艺术人才上,打着专业教育的旗号却培养业余艺术人才,其引起的后果必然是严重的。很多学生为升学而学艺,没有天赋可言,甚至并不喜欢艺术专业,这势必给教学和就业带来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培养出的人才只是群众性娱乐的水平,要从事专业艺术工作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这种缺乏专业精神的教育亦是对学生和艺术教育行业的不负责任。 其次,大学扩招和中学追求升学率为“艺考热”添薪加火也是就业低迷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艺术类招生录取率远远超过普通专业,有些学校达到1:50左右。另一方面,中学追求升学率,鼓励文化成绩差的学生考艺术,有学校甚至规定成绩在班级后20名的学生必须考艺术。同时,在“艺考热”支持下,高校对传统艺术专业的设置不做相对调整和改革,都直接导致培养与需求的供求失衡。一边是市场对传统的美术类、音乐类人才需求严重饱和,而另一边全国新增设的定位均相似的艺术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高校的这种不对用人市场做研究,似乎只管招生不管就业的状况,也直接导致艺术人才培养出现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 三、寻找出路,走出暖冬与严寒,音乐教育需进行自上而下的结构性改革 音乐教育中出现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音乐教育的发展步伐与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有些脱节,需要深入研究,大胆进行结构性改革,而音乐教育的改革从小学到高校乃至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改革哪一部分就能实现的,因此应该从音乐教育的观念着手,以宏观调控政策为手段,实现音乐教育的和谐发展。 1.音乐教育的结构性改革应从高校开始 高校音乐教育的改革是人才培养的结构性改革。市场是人才培养目标的晴雨表,因此高校音乐改革应从研究人才市场入手,分析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与要求,以明确培养目标。 (1)市场不需要低端人才,人才培养要面向市场 研究当前国家规定的专业目录,一级学科“艺术学”下设20个二级学科,如:音乐学、音乐表演、美术学、绘画、艺术设计、表演、舞蹈学等。资料显示,全部艺术类考生中报考美术类专业的考生占60%-70%,剩下的大部分学生则报考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每年20多万的招生计划都集中在这些方向就必然导致人才培养的结构出现问题,培养的人才类型与市场缺乏衔接,就业随之出现低迷现象。 高校音乐专业教育应该遵循“传道、授业、解惑”的思路进行,中国的音乐教育乃至全部教育,在课程设置上“授业”内容太多,“传道”内容比重太小,没有激励与成功学方面的教育,学生没有激情,不会做事,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传道不足,授业不精”,学生要有好的出路谈何容易。 显而易见,用老思路解决新问题是行不通的。研究人才需求问题需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评估,要么选择未来发展空间大或竞争对手少的行业或方向,要么成为某成熟行业的领跑者。因此,选择传统艺术与其他学科交叉衍生的热门专业,培养真正的复合型人才,是适应市场的最好选择。 (2)保持音乐教育的连贯性,阻断学历投机 西方音乐教育界认为,传统的音乐人才培养一般需9-12年的连续教育。笔者认为人才的培养应是连贯的,而我国艺术专业的盲目扩招给很多学生提供了学历投机的可能,一些学生想上大学却苦于文化知识差而被迫转学艺术,这种现象无论从文化素养方面还是艺术素养方面都打断了人才培养的连贯性,而这种双脱节的教育必定导致高校培养出一批缺专业缺文化的“半瓶子晃荡大军”。音乐教育目前这种不重文化基础的教育方式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盲目扩招后的学生往往缺乏专业热情和职业精神,这也使得投机学历的学生、学校甚至社会为此付出了沉痛代价。因此,现阶段首先要靠政策控制招生,严把人才选拔质量关,把确实不符合条件的考生拒之门外,防止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保持音乐教育的连贯性,阻断学历投机,确保高校音乐教育质量。 (3)不同高校的人才培养类型应有不同定位 艺术类高校人才培养类型应分工明确各有侧重。如专业类音乐院校仍走培养音乐精英路线,以满足人们高质量审美需要。而师范类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不能再继续借用音乐学院模式,应该着重体现“师范”性质,培养能够真正带领学生发现美、欣赏美、传承美、创造美的音乐教师。然而扩招后的问题就集中在师范类:靠这些不一定热爱音乐、却依靠音乐谋生的低端人才,中国音乐教育的振兴何时会有希望?如果培养的次品再去培养次品,艺考和艺术教育将限入“危险的循环”。 另外,新兴的综合类大学所开办的音乐专业培养目标应该依托综合类大学的多学科优势,培养宽口径、基础厚、综合能力强、有别于音乐院校和师范院校的复合型人才,多在音乐与科技或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上下工夫,不能做音乐院校和师范院校模式的再现。 同时,高校应严格控制招生规模和文化分数线,提高步入音乐专业的门槛,而国家应对高校专业严格评估,对师资不足的学校停止招生,以大力整顿音乐教育市场。目前,艺术类考试文化成绩的门槛已经提升,这也是近两年来艺考生下降的原因之一,宏观调控的效果正在显现。 2.音乐教育改革的关键环节在中小学 如果能够成功的进行中小学音乐教育改革,我国的音乐人才培养就总数而言不是过剩而是缺乏,音乐类专业充分就业的关键取决于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质”和“量”。 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是整个国家音乐教育事业的基础,发展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质”和“量”,我国音乐教育中很多问题将迎刃而解,当中小学音乐教育有一定水平的“质”时,通过音乐投机学历的问题会大量减少,当中小学音乐教育达到一定的“量”时,我国音乐人才总量将有很大的缺口,就业问题也解决了。然而,目前我国人才培养结构、比例及质量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却有很大差距,音乐教育的目标存在很多功利性,远没有达到音乐是一把钥匙和以人为本的要求,我们要看到音乐教育改革的路程任重而道远,中小学音乐教学的质量和大学的音乐教育改革息息相关,因此,大学和中小学的音乐教育要配合进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两者要互相倾听来自对方的声音,当中小学音乐教育水平有较大提高时,高校音乐改革才有坚实的基础,同时,国家宏观政策导向须跟上。 (1)加大中小学音乐课程在总课程中的“量” 从中小学音乐课在学校课程中的比例和重视程度看,我们国家是不够的,没有一定的“量”,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音乐学校的运作模式。如德国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化艺术素质,除学校每周的音乐课外,各区都有一所政府办的免费供学生学习的音乐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参加学习,至少每周二次,每次二至四小时。学校提供钢琴等大型乐器、音乐课本,并配备音乐教师,租用中、小学教室上课。若学生另请教师个别指导则必须缴纳学校费用(如教师的工资、场地租金等)的50%作为学费。在俄罗斯,实行儿童音乐学校课外教育7年加中等音乐教育4年的模式,是培养一般音乐爱好者的教育。全俄罗斯有近6000所国立初等音乐学校以及120多所中等音乐专科学校为所有喜爱音乐的孩子提供专门高质量的免费音乐教育。孩子在普通学校上学的同时,可再选择一所音乐学校。音乐学校的课程与普通学校的课程要求同样严格。相比之下,我国中小学的音乐课程比例非常小,课程重要性也不如西方国家,投资也是相当不足的。 (2)修正中小学音乐培养目标,提高音乐教育的“质” 好的音乐教育强调对音乐的全面理解和自我释放,不以片面的演奏技巧为标准,中小学音乐培养目标直接关系到音乐教育的“质”,目前,我国中小学音乐培养目标并不十分明确,在“通过学习音乐实现对人的培养”的问题方面,笔者认为我们应向法国和美国学习。 法国音乐教育讲究全面发展,其教学准则就是立志让每个学生都有充分的自我表现的空间和机会。学校每学期给每位学生都安排登台演出机会以发展学生实践能力,且教学思维灵活,讲究个性化发展,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特点。而美国音乐教育特别强调通过亲身的音乐活动来加强音乐感受。在美国,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目的不是为培养音乐家,而是为培养和提高国民素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育人的创造性,这是建设跨世纪的现代化强国的需要。美国音乐教育界认为“音乐是把钥匙”,是打开通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途径,虽然音乐本身并不等于这些领域。1996年,美国政府立法,将音乐课正式列为中小学必修课,与数、理、化、文、史五科齐头并肩,成为基础教育的“大六门”。 相比之下,中国音乐教育教学方法还比较死板,往往只注意单门技巧而忽略相关的专业基础课。因此学生往往基本功比较扎实,而缺乏对音乐的全面理解和自我释放。尽管人们已开始注意到学校音乐教育是全民素质教育的一个方面,可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又往往忘记了音乐教育之“超音乐”的目的。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有必要深入理解美国人将音乐学科列为中小学“大六门”之一的原因,同时也应该认真体会“音乐是把钥匙”的含义。 (3)音乐界应尽快提出我国的“豪斯赖特宣言” 实现音乐教育的变革和发展必须有一个意义深远的纲领和目标,在这方面,美国的《豪斯赖特宣言》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豪斯赖特宣言》旨在勾画美国音乐教育的新世纪前景,就音乐教育的重大问题在音乐教育界与相关机构和人士之间达成观念的共识及行动的联盟,并形成了对未来20年美国音乐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观念与行动纲领。 我国的音乐教育方兴未艾,国家提出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年)即将期满,在这关键时刻,我国音乐界也需要提出一个能够从更深更广的角度指导中国音乐教育下一阶段发展的行动纲领,我国也需要一个深入的讨论,为中国音乐教育的下一阶段勾画蓝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功能。 综观我国音乐教育的 “暖冬”与“严寒”,深入的改革势在必行,仅从音乐工作者的角度探讨是不够的,关键需要全社会的广泛认同,特别是决策者的认同,需要决策者从长远考虑,进行宏观调控,放弃某些眼前利益,渡过音乐教育的瓶颈时期。笔者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我国音乐教育改革必将迎来一个和谐的春天。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高等学校公共音乐教育创新性研究 摘要：在现代高校公共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音乐理解力是现代教学的意义之一。本文对高校公共音乐教学如何培养大学生的良好的音乐鉴赏力和音乐学习能力进行梳理分析，从而提高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教学水平和效果。 关键词：高校音乐；公共；乐理 创新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音乐教育在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陶冶高尚情操，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塑造大学生的性格，全面提高学生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学生音乐素质现状毫无疑问，学生初始的状态将决定教育教学目标的设定，并影响教育教学的要求与教学方法的选择。那么选择音乐公共选修课的学生在音乐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曾连续四届在音乐公共选修课中用同一问卷调查表对参加选修课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反映学生学习状态的调查统计 1.有半数以上的学生未能完整地接受基础教育阶段的音乐教育。 2.学生在基本的音乐知识方面基础较差，认知程度较浅。 3.基础教育阶段的音乐教育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力几近于零。 目前的大学音乐教学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为了使音乐教育在高校培养综合型人才的战略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承担高校音乐教学的教师就要在寻找高校音乐教育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探索更好的教学模式，并总结出较为科学的高校音乐课教学形式与方法，这是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与责任。“音乐与文化”在课堂教学中的提出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音乐与艺术教学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教学领域，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很少有现成的教学模式可供借鉴，所以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大胆尝试、大胆探索。还要明确，借鉴和利用其他学科知识与形式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目的是赋予音乐教学以新的内涵，从而加深对音乐的理解，不能仅仅是单纯传授其他学科知识，或音乐与其他学科知识的简单相加。再就是要坚持以音乐教学为主，处理好主次关系。教师在教案设计、教学组织和教学实施中一定要始终把音乐放在主要地位，防止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最后由于教学领域的不断拓宽，音乐课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但要掌握本专业知识，而且要广泛涉猎音乐之外的其他学科知识，不断扩大知识面，以适应音乐教学的实际需要。 以音乐比较研究为龙头，以中国传统音乐学研究为重点，在对中西方音乐理论与实践、音乐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带动相关学科发展。进一步探索中国音乐理论与西方音乐理论的共同性和特殊性，将学术前沿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继续推向深入，为建立中国音乐理论体系作出贡献。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加强高校公共音乐教育是教育部确定的教育发展方向。我个人认为，如果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理解，可能它有着最为坚固也是外行最难以攻破的技术堡垒，这一点同文学、美术还不太一样，一个没有经过专业音乐训练的人若想在音乐领域有所成就，难度是相当大的。然而，尽管音乐是带有极强的技术性要求的专业，音乐毕竟是一种文化，音乐是“人”的，是属于我们生命的，是我们生命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说音乐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人文。从这个角度来讲，要真正地学好音乐，领悟音乐，仅靠技术手段是不够的。综观国内外优秀的艺术家，从他们身上可以得到一个印证，即只靠技术是难以进入音乐高端领域的。上世纪80年代，我曾与傅聪先生进行过一次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对话，我们涉及更多的是文化的话题。傅聪先生很会聊，谈话中的他似乎对文化的问题兴趣更大，他更多是在聊一个学音乐的人在文化方面的感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傅聪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与他从小在父亲那里接受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分不开的。此外，像许忠，媒体报道许忠在学唐诗宋词，也开始有了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知觉，而我们音乐学院出来的很多学生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觉是不高的。也许是许忠进入国际音乐舞台的一些体验使他领悟到了建立更为广泛的知识结构和更深厚的文化素养底蕴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说我们公共基础部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的定位就在于此。目前我们虽针对工具理性价值而开设了一些课程，如外语等，但更多还是侧重于价值理性。因为倘若从《辞海》来观“人文”二字，它与价值理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所谓“人文”即人性及教养，换言之，它使人更成为人，或者说使人性能够跃升。人性一词虽然比较抽象，但实际上涵盖了很丰富的内容，例如一个完整和谐而又富有积极性的人格的确立就属于这一范畴，而这一点我想对于任何专业的学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人才的考量标准来说，倘若离开了这一部分，倘若一个人在人格方面有欠缺，甚至是分裂乃至断裂的，那他对于我们社会就可能会起负面作用。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在大学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如马加爵事件，其问题不在于知识，而在于人格与心理方面。北大医学院最近也发生了同宿舍学生残杀的事件，还有以前清华大学学生用硫酸泼狗熊的事件等，这些学生在知识领域都堪称高材生，然而在人格方面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从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上下工夫。高等教育发展对音乐教师的要求不断提高，对音乐教育的要求也不断提高。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应该积极地进行课程计划调整。首先要改变我们的办学思路，扩大招生范围，加大文化课在招生计划中的比例。其次，调整课程计划，增加合唱指挥课，建立合唱团，开设电脑音乐制做等课程。再次，专业设置要改变，不能统以师范专业来设立，比如通才专业就很好，开设舞蹈，书法等边缘学科的课程，不断提高音乐公共教育教师的自身素质，适应社会和素质教育的要求。 高等音乐教育论文:俄罗斯高等音乐教育之钢琴教学的优势 俄罗斯高等音乐一百多年来,培养了众多著名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他们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趋向。钢琴系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体系是完善和成功的,值得我们借鉴。 俄罗斯高等音乐教育水平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知名学者、杰出音乐教育家不胜枚举。其钢琴教学体系更是自成一派。钢琴教学成绩斐然,受到全世界钢琴演奏家、教育家的极大关注。俄罗斯高等音乐教育学府、师范院校和音乐院校在音乐教育钢琴方向的学生教学和钢琴演奏专业学生教学中,合理地运用同一个教学系统。培养不同发展方向的优秀人材。高师的教学体系与音乐院校的教学体系一脉相承,均以凸现音乐风格、强化技术要求、发展灵活多样的练习手段、明确客观完善的评价体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前者更注重一般学生钢琴教学,在教学方法上体现了继承和发扬钢琴教学理论的特性,以推广已有理论为目的。后者更注重精英教学,体现了对钢琴教学理论的创新和深入,以发展钢琴教学为目的。两种院校都以学术研究和演奏实践的密切联系作为发展钢琴教学的策略。其教学中演奏分析与理论分析的结合、实效性和系统性教材的结合的方式对我国高等音乐教育钢琴教学有借鉴价值。 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一些必修的音乐基础课程外,还开设一些理论课程,如在音乐学院开设了俄罗斯音乐史、钢琴教学法、室内乐课、声乐伴奏课艺术实践课等必修课程,而且都是教师一对一地授课。学校有专门的室内乐教师为学生助奏,专业教师则在一旁指导。又如师范大学的音乐系开设了高校音乐教育学、音乐创作、音乐创作心理学、音乐评论等必修课程。 钢琴系的本科课程包括全国性的公共文科课程、公共专业课程和地方院校专业课程。公共文科课程有:哲学、经济学、历史、国家宪法、心理学和教育学、外语、体育。公共专业课程包括:文化艺术史、美学、音乐心理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外国音乐史、俄罗斯音乐史、20世纪俄罗斯音乐史、专业技能课、室内乐、排练课、钢琴艺术史、现代钢琴艺术、钢琴演奏教学法、钢琴伴奏、指挥等。 俄罗斯的的钢琴专业分两类,一种是钢琴专业,另一种是钢琴伴奏专业。针对这两个专业设置具有专业特色的教学课程。钢琴专业则重视专业技能课、和声、复调、作品分析、外国音乐史、俄罗斯音乐史、钢琴艺术史、现代钢琴艺术、钢琴演奏教学法这些课程;而钢琴伴奏专业则重视钢琴伴奏、室内乐、声乐伴奏、器乐伴奏指挥。 学时安排得也很多,钢琴专业的学生钢琴专业课500学时、音乐史300学时、钢琴艺术史280学时、和声70学时、复调70学时、文化艺术史70学时、曲式分析70学时;钢琴伴奏专业的学生钢琴伴奏500学时、排练课280学时、室内乐280学时;两个专业的其他课程也都在70―120学时,可见俄罗斯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学量大、实践课多。 在俄罗斯钢琴演奏教学体系中,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艺术感的训练。钢琴演奏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手段。演奏家通过对乐器的演奏,形成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对这个世界的反映。所以,钢琴演奏的教学工作必须成套地全面地进行,甚至对于所有业余演奏者来说也应如此全面地学习。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钢琴是一个理想的乐器,因为它可以演奏一切音乐,包括交响乐、歌剧音乐、芭蕾音乐、室内乐等等。为了突出钢琴学习的专业研究方向,教师主张钢琴学生自主选择针对某一作曲家、某一演奏时期、某一演奏风格的系统性曲目,确立研究专题,并以钢琴演奏效果进行补充和论证。在理论研究发展领域内做到理论与演奏实践相结合,毕业音乐会曲目与毕业论文答辩内容相呼应。通过教师的引导和指导,全面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和弹奏水准。 俄罗斯钢琴教学以歌唱性、复调性弹奏为显著特点。因而,教师在教学中为学生选择曲目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强调曲目的音乐性和复调性。除了常见的音乐会演奏曲目。颇具新意的是激发学生音乐感的各类改编曲。这些作品的弹奏效果突出歌唱性、复调性和交响性,能充分强调艺术感染力和钢琴这一乐器的丰富表现力。学生在练习和演奏过程中,时时被音乐要求和演奏激情牵动,技术问题的解决很自然。达到自然的弹奏境界,音乐的美感就更为突出。这是钢琴教学中的一种良性循环,此种教学效果有助于学生建立演奏作品的良好心态。学生在练琴时,就具备自己能达到的音乐标准,实现弹奏教材和弹奏目的的统一,教材的实效性更为突出。 在对作品的理解上,他们普遍较为深刻,音乐思路比较完整,演奏布局严谨周密,音乐表现力丰富,既有抒情性,又具浪漫气质。俄罗斯的钢琴家们在演奏中注重整体结构的完美及细节的表达,讲究每一个音的质量。在乐曲处理上相当严谨,十分注意音色、分句和乐器的歌唱性。他们追求把优美如歌的旋律同技巧动作结合起来。俄罗斯钢琴学派的艺术核心特征就是强调歌唱性,以声乐的观点来阐述钢琴的声音,让钢琴这件乐器人声化。 俄罗斯钢琴乐派是俄罗斯文化艺术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领域的宝贵财富。深入研究和学习俄罗斯钢琴乐派的演奏、教学经验,对于发展、繁荣我国的钢琴艺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小学教育问题论文:环保科普与中小学教育体系的融合研究 摘要：文章从分析环保科普作品的微观视角出发，分析了当前环保科普作品的特征，结合当前中小学教育体制内环保科普存在的问题，对如何促进环保科普与中小学教育体系的融合进行分析。 关键词：环保科普；中小学；融合 中小学教育体系主要受众为：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和职业中学。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进行环保科普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小学教育扩展到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对提高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提升国民素质和环保意识有着重要价值。 中小学环保科普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展馆、课堂教学、环保科普宣教、环保类公益活动等，本研究试从受众主体为中小学生的环保科普作品着手出发进行分析。 一、中小学环保科普概述 本文界定的环保科普作品即以中小学生（6岁-17岁）为主要受众的，用适合中小学少年儿童的方式讲述环境保护相关自然、地理、人文、生物、生活、生态等主体内容的图书绘本、音像资料等。 1979年-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版）》和《中国环境问题十大对策》的报告的颁布，促进了我国环保类科普读本的发展。代表作有甘肃人民出版的《未来的燃料》，通过故事的小主人公参观能源进化研究的见闻，较生动的展示了能源进化的故事，适合中小学生的认知和心理。此外，还有《中学生读本――叶子》、《少年应知应会丛书――生物和环境趣谈》和《保护环境随手可做的100件小事》等。 2003年以后，中小学少儿科普作品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国内图书类购物网站上显示的包括国外译著在内有受众为中小学少年儿童的环保科普相关读本140件。如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联合编著的《美丽乡村环保科普读物》、韩雪的《我们的家园.环保科普丛书 痛苦的地球》、马向于的《地球环保科普儿童小说》、宋广成的《中小学科普读本―环保生活100问》等。 此外，译著代表作有英国埃里克.查林的《写给孩子的人文科普书，改变历史的50中植物、机械、矿物》，英国泰普勒集团的《趣味科普立体书》、法国奥林维娅的《贴近大自然系列》和英国埃里克斯.菲利斯的《揭秘海洋》系列等。 日本核辐射事件发生后，核辐射相关主题的科普读本也应运而生，举学者不完全统计，各大图书类销售平台公开出版销售的有22种，如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科学防辐射读本》、《科学防辐射挂图》，黄山书社的《核辐射普及读本》，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何来不怕：正确应对核辐射》等。 二、环保科普作品与中小学教育体系融合存在的问题 1.环保科普作品质量问题 当前的中小学环保科普读本与中小学的主体受众接受水平有所偏离。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1）很多作品创作都站在成人的视角来简单化各知识点，特别是很多本土的环保科普读本没有真正从孩子的视角出发重新发现自然与生态的世界； （2）环保科普读本说教形式容易让孩子失去阅读兴趣，如采用文字和部分图片的方式强制灌输知识点，孩子很容易产生对抗情绪不易接受；当前环保科普作品的形式以图书绘本为主，音像资料等作品较少，文字画面没有视听双重作品形式转变，也亟待加入VR、视频等多种表现形式。 （3）当前的环保科普读本很多是译著，环境背景直接影响到中小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同化力，同时，很多环保科普作品同质化严重，很多内容交叉重复，如何结合孩子们成长的环境特色进行环保科普本土化，也是当前环保科普读本存在的问题。 （4）出版行业的竞争导致一些环保科普作品在出版时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错误百出，如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科普丛书中的《解读人类与地球》系列一经出版就被反应很多未经严格审稿产生的错误，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固然与当前出版行业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相关。这种科普作品的粗制滥造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质量。 （5）出版内容上，环保科普作品以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基础知识为主，环境法规的形象普及、日常生活如环境与健康、较深层次的大气、水、海洋等科普相关的内容较少。中小学生包括大多数社会民众都只有初级浅显的环保科普知识，而环境法已出台三十余年，普及面依然很低。 2.中小学环保科普日不暇给 虽然一直号召保护环境教育要从孩子做起，但在中小学教育体制中，即使学生对环保科普的小活动和实验有兴趣，教师的科普观念和科普信仰大都比较落后，学校教育大都推行应试化，升学率才是考核教师和学校教学水平和教学理念的标杆，当环保科普教育时间遇上语文、数学、英语等主体课时间，当建设科普资源遇上建设评估资源，这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撞击必然导致科普教学与活动时间被挤占，这也是当前学校教育的常态。 三、环保科普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体系的融合 1.提升环保科普作品的创作质量 针对中小学生为主题创作的环保科普作品的深度不是越浅显越好，S着中小学生教育和认知水平的提升，过于肤浅和泛泛而谈的作品显然无人问津，优秀的具有一定深度又不缺乏趣味性的中小学科普读本才有吸引力。站在社会文明的高度深度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贯入环境保护历年并以文字和图画绘本或音频多种表现形式所展示的更受欢迎。 2.促进环保科普创作的本土化 当前的很多优秀环保而普作品都是翻译过来的舶来品，如英国的畅销书《奇趣大化学》，改变为动画片广泛传播的法国的《巴巴爸爸》系列，其实，本土化的环保科普作品更贴合中小学生生活实际，如果能融入华夏大地的生活背景和文化内涵，更能够被中小学生广发接受并传播。 3.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进行宣传普及 在新媒体和自媒体发展迅速、“互联网+”理念大量普及的今天，如何，中小学生接受环保科普教育的机会，不仅仅在校园、家庭，更多是这种新媒体的影响，我国环境污染的形式非常严峻，要在社会形成环境教育的合力，号召更多优秀的科普创作者加入环境教育的行列，创作出更多有创意、内容新颖、有一定深度的优秀作品，扩宽宣传渠道。 4.利用环保纪念日开展各类环保科普实践活动 结合各类环保纪念日，如4月22日“世界地球日”、5月31日“世界无烟日”、6月5日“世界环境日”、6月8日“世界海洋日”、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9UI额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10月14日“国际减少自然灾害日”等环保节日开展主题科普活动。如组织中小学生与环保组织、科技馆、博物馆等环保科普工作者参与环保科普讲座；举办各类环保科普知识竞赛、科普节和各类主题班会。鼓励中小学开设丰富的选修课程，包括生活中的环保小知识，提高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 5.政府层面提高奖励及支持力度，形成环保科普教育的常态化 为避免环保科普教育流于形式和场面，教育部门应加大科普教育在常规教育的比重，环境保护科学普及教育的课时编入教学计划、学校和教师必须按计划落实教学安排，避免出现科普教育被常规教育挤占课时的情况，同时，科普教育创作等成果适当纳入升学考核指标，提高科普教育的政策号召力。环保部门在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时应适当加大奖励力度，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奖励对号召环保作品突破单一主题进行更丰富、更有艺术生命的创作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也能够号召更多优秀的创作者加入环境保护教育的阵营中来，对实现中小学环境教育的常态化，环境科普教育融入中小学教育体制有着深层次的作用。 在环境污染形式严峻的今天，在环境保护成为社会公德的重要部分，呼吁“从我做起、人人有责”的今天，中小学教育体制内的环保科普教育成为当前重要的要议题。中小学教育体制内的环保科普教育主体是学校教育，同时，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也至关重要，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仅仅靠政府倡议和学校教育是远远不够形成社会合力提高整个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环境审美能力和环境保护B度的。 应联合各方力量，形成环保科普阵地和合力，构建保护环境，从孩子做起的环境保护氛围，才能从教育根本上保护环境。 中小学教育问题论文:中小学教育经费投入管理探讨 摘要：本文以中小学教育经费投入管理为研究对象，从中小学教育经费管理的必要性出发，系统介绍了S省中小学教育经费投入管理中存在的诸如投入总量不足、分布不均、投入绩效低下等问题，接着分析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如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各级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等，最后提出了完善S省中小学教育经费投入的建议，谨供参考。 关键词：中小学 教育经费 管理 对于大多数中小学来说，教育经费投入事关教育质量问题，加强中小学教育经费管理，可以显著提升教学水平，促进教育公平。当前，S省教育经费的管理，与内地尤其是发达地区相比水平较为低下，教育经费的监督机制也不够健全，加强中小学教育经费的管理非常必要。 一、S省中小学教育经费投入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投入总量仍不足 对于中小学教育事业来说，资金是教学质量改善的物质基础。近些年来，S省不断提升资金的投入比例，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有了较大的改善。但由于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资金的实际投入相对于内地、相对于教育事业发展仍显不足。 第一，经费的筹措渠道非常单一。在正常经费拨款中，学校只能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如果需要对学校硬件设施进行大规模翻新和扩建，则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对于学校而言，大量资金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或者社会各界捐赠。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政府应当保证中小学教育财政拨款的稳定增长，增长是否得到落实，是检验当地政府是否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地位的重要标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收入不断增加，地方教育事业的投入也出现了稳步增长，但就S省而言，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学校的宿舍建设和维护缺乏经费保障机制，学校容量需要扩建，乡村教师队伍需要稳定，边远地区留守儿童教育等问题的存在使S省中小学教育面临资金不足的严峻挑战。 第二，S省经济落后，财政能力有限。调查显示，从S省预算投入来看，S省公用经费投入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6%，但是由于本省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教育基础差，预算收入基数小、欠账多、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二）中小学教育经费投入分布不均匀 要想做到社会公平，首先必须做到教育公平。当前，S省中小学经费分配差距非常大，尤其在城乡之间学校、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之间差距更为明显。 第一，不同层级学校之间分配不均。调查数据显示，在2016年，S省中小学教育投入总计达到了600亿元人民币，其中初中和小学占据绝大部分，高中只占有一成左右的比例。 在S省，中小学经费投入差距最大的是高中，这种差距最明显的表现在城乡之间。在农村地区，许多高中的投入始终处于停滞状态，而县城高中的投入却处于稳步增长的状态，这使得城市跟乡村高中的差距越来越大，教育经费的差距达到了2.34倍。 第二，经费使用结构不合理。按照国际惯例，中小学生教育经费个人和公用比例应当是60：40。根据2007年至2016年的数据统计显示，S省中小学教育经费个人支出占比高达70%，公共支出占比只有30%。这一结构比例明显不合适，需要进行进一步调整。 （三）中小学教育经费投入绩效低 在使用的效率上，教育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的情况普遍存在。例如，一些学校的教室出现闲置的状况，一些学校不爱惜教学器材，容易造成教学器材的毁损。对于许多农村中小学来说，由于缺乏经费支持，校园面积非常狭小，学校运动场地等基础设施不能保障，校舍建设非常落后，安全问题频出，软件和硬件设施都存在大量问题，不利于校园文化建设和教学活动正常开展。一些学校虽然安装了先进的网络设施，但是没有将这些先进的设施合理利用甚至出现损毁的现象，这都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缺乏有效的预算制度。S省某些W校缺乏科学的理财观念，财政管理系统非常落后，在教育经费使用过程中缺乏有效规划，未做好教育经费预算工作，容易造成教育经费浪费。一些中小学存在着攀比的现象，这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 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了当地教育经费投入。由于中小学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而经济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当地教育投入。受历史等多方面原因影响，S省全省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非常大，这就决定了S省各地教育经费投入差距也非常大。分地区来看，省会城市L获得的教育资源更加充分，其他城市获得的教育资金相对较少，尤其是以偏远地区获取教育资源的经费更少。调查显示，L市的教育经费占全省教育经费的30%，存在明显的教育经费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也有L市在S省的经济地位决定，所以，要平衡教育经费的投入，根本出路还在于均衡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以推动落后地区教育经费的更快增长。 （二）各级政府对教育的认识偏差 近些年来，S省中小学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加，教学条件不断改善，通过制定农村中小学人均费用定额标准，推出免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规定，对平衡城乡之间教育经费差距起到了积极作用，2015年，S省投入13亿元人民币，对全省中小学教学设施进行改善，这些都对城乡和各地之间中小学教育的均衡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各级政府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首先关注重点中学，尤其是城市重点名校，在教育制度中受到了良好教育经费支持，许多农村高中却没有享受到同等教学资源，城乡差距越来越大，马太效应非常突出。 三、完善S省中小学教育经费投入管理的建议 （一）完善S省中小学经费投入机制 S省各级政府应当统筹收入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教育作为优先支出项目。在进行教育经费支出过程中，既要保持合理增长的态势，还需要做好统筹兼顾，平衡城乡之间的教育经费投入，保证教育公平。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小学生教育经费投入，应当建立完善的中小学教育财政制度。首先，各级政府应当明确自身的责任。对于中小学生的经费来源，应当以财政作为最主要来源，通过中央、地方各级比例分担，使得地方教育资金可以准确足额到位，要重点加强落后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其次，应当改革拨款方式。为使S省每一位学生都获得充足的教育经费，必须做好教育经费预算，合理地计算出所需要的教育经费数量，这样才可以给每个学校合理的经费，保证经费的合理使用。 （二）优化政府教育财政支出的分配结构 当前我国经费管理制度存在一些漏洞，需要进一步改善经费管理。在教育经费的分配上，要在保证中小学校教育经费总体增长的前提下，适度增加高中阶段经费投入。在S省，高中阶段经费投入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低，需要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强化对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经费投入，缩小城乡高中之间的教育经费差距，使农村和城市之间达到实质上的平等。例如在教育经费的拨付上，根据S省的城市化水平，可以考虑将教育经费的60%放于农村，40%放在城市，通过这种对农村的倾斜政策达到真正的平等。 （三）完善S省中小学教育经费投入绩效考评机制 S省地方经济落后，相当多的地区财政困难，挪用教育经费的问题屡见不鲜，使得教育经费不能够及时足额地拨付到位。对此，应当建立教育经费财务公开制度，通过公开、公示的方法，可以使教育经费在阳光下运作，防止贪、占、挪现象发生。同时，要通过将教育经费投入管理列入政府政绩考核内容，通过行政手段使教育经费可以合理使用，对教育经费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实行“一票否决”。 （作者单位：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教育局） 中小学教育问题论文:传统文化来袭,中小学教育应做些什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联想到前段时间央视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引发的海内外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捧，我们不难看出，新的一波传统文化的热潮滚滚而来。中小学校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单位，秉持着教书育人的天职，这就要求我们更应该主动作为。那么，传统文化来袭，中小学教育应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不论什么样的文化，要想发挥它的育人功能，就得将这种文化以与学校教育适合的方式方法浸润课堂。换句话说，想要进入课堂就得成为方便学生学习的课程。所以《意见》落地最好的办法就是充分利用学校教育在大教育中的主场优势，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整合当地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组织力量积极开发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校本课程。在操作实施中，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中小学校本课程的开发，应紧紧围绕区域和学校所在社区的实际，紧密结合当地的生产生活实际，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紧紧围绕传统节假日的文化价值这个核心，将目标锁定在培养人的全面发展方面，适应当地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需要，以及增强和坚定学生对“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理解与认同。 在牵住中小学开展传统文化深耕校园的牛鼻子――校本课程的问题之后，中小学校接下来最应该做的就是主动放下身段，融入大教育的熔炉，用符合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准，对业已存在的传统节日文化进行甄别、选择，古为今用，为我所用。积极引导中小学生融于社区生活情境中、家庭生活氛围中，让每个中小学生过好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在这过程中学校教育具体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准确认知自己的地位及作用，即导航中小学生在节假日心理发展的方向与进程。二要教育学生明确感知参与活动的目的，即通过参与节假日活动学会追寻蕴含其中的人文精神、传统美德、文化价值，为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节日奠基。三要通过活动进一步拓展，在活动中教育学生认识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生存之根、立世之魂、传承之本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正确辨析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传统节日其实就是活着的历史。让学生参与仪式感非常强烈的传统节日就是演绎历史，感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与历史渊源。四要让学生通过活犹逦虼统节日文化的价值，即传承民族血脉，提升民族精神的价值，强化民族文化记忆、心理认同的价值，维系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价值，激发与释放情感，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 如果把滚滚袭入校园的新一波传统文化――传统节假日比作一顶顶皇冠，那么，在学校教育情境中的学校管理就是镶嵌在皇冠上的明珠。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曾说过：“如果不坚强而温和地抓住管理的缰绳，任何功课的教学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说除上述两点外，假如实施《意见》中还有什么不可或缺的，那就是要加强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进校园的顶层设计。在学校管理中必须本着立德树人的初心，登高望远的胸怀，革新观念，摒弃“以权为本”“以章为本”“以分为本”的应试教育管理做派，转变职能，做到急为落实《意见》所急，想为落实《意见》所想。具体体现在中小学实施《意见》时要努力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要协调社区、家庭，引导学生把该过的节假日过足、过到位。以新课改开放理念，摒弃应试教育的束缚，放手让学生参与过节。然而我们知道，我国地域辽阔，虽然同属一个行政区域，但各地由于地理、人文、乡情民俗、社会经济发展不同等，在过传统节假日方面还是客观上存在“横看成峰侧成岭，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文化差异的分布态势，因此在《意见》实施中既要强调全面推进，也要注重因地制宜。二要整合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力量，对学生在节假日活动实行无缝监管，把该管的管住、管好。放手让学生通过社区、家庭参与节假日活动，绝对不是一放不管，而是为了腾挪出有限的教育资源更好地实施监管，转变学校管理职能，在学校管理的实际工作中针对不同域情、民情、学情等实施无缝式教育，涵盖学校、社会、家庭的联合监管运营机制，积极促成参与活动互联，活动标准互通，活动结果互认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中小学教育问题论文:日本如何治理中小学教育乱象 一、为何没有出现天价“学位房”与择校热 在日本，既没有出现为了给孩子“占坑”而抢购“坑爹”天价学位房的现象，也没有爆发中小学校择校热。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从主客观上杜绝了天价学位房与择校热的出现。 第一，实行严格地按照学区划分就近入学制度。日本自“二战”结束后，中小学招生一直实行严格的学区制。日本1968年开始推行“通学区域制度”，此制度规定学生在通学区域内的公立中小学就近入学。换言之，就是以居住地址为依据来决定学区和就读学校，即家搬到哪，就可在哪就近入学。小孩入学时，学校根本就不看家庭的房产证。所以，在日本很少有家长为了孩子上学专门在学校附近买房，若实在想上某所学校，在学校附近租房即可。再说，日本房价的高低与否，主要取决于其房源所处的地段、房子本身的质量、交通便利与否等因素，绝不因为是拥有一间或几间所谓的“名校”而拉高了房价。因此，在日本就没有所谓畸形天价学位房之说。 第二，法律与政策保障为全体国民提供均衡的教育资源。日本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与政策措施，保证全日本教育资源均衡。素有日本教育“母法”之称的《教育基本法》第三条（教育机会均等）言明：“所有的国民都应当有按其能力享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全日本从大都市到偏远乡村，中小学合理均衡布局，一般方圆6公里都设置有中小学。实际上，日本中小学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完成了“标准化”建设。从城市到农村，中小学都是按照日本政府所出台的“学校设置标准”等相关法律进行建造与配置，从校舍、图书馆、运动场到教育教学设施设备都按照全日本统一的“标配”进行建设与配备。所以，从教育教学的硬件上来说，全日本学校之间没有很大的差异。 此外，从教育教学的水平来看，全日本中小学使用文部省统一制定的《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课程标准），各地中小学都要按照此课程标准进行教学，这样确保了日本不同地区的中小学教学要求的一致性。为确保考试公平竞争，在东京的学生与在偏远海岛上的学生所掌握的知识相同，所以不需非要上哪间学校不可。 为了保障全日本学生接受义务教育机会的均等，以促进全日本各地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水平的整体提高，自2007年起，文部省重新启动全日本学力测试，测试对象为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学生，测试科目主要为国语、理科和英语。2015年，参加此学力测试的学校和学生数又创新高，参与测试的小学共19，522间，初中达10，526间；参与测试的学生人数小学生为1，034，957人，初中生达1，038，129人。 第三，实行教师定期流动制。每年4月，作为国家或地方公务员的日本中小学教师，按照相关规定，他们中的部分成员要从原工作的学校流动到另一所学校。教师定期流动，保障了学校之间的教学水平能够保持不相上下，确保了“名师”能在各学校之间公正、公平地分配。 日本《国家公务员法》《教育公务员特例法》规定，中小学教师为国家或地方公务员，中小学教师的定期流动属于公务员的人事流动范畴。《关于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营运法律》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教师流动的年限、流动的待遇等做出规定。其法律规定：教师任期满五年，就得调动到别的学校。因此，日本每年有四分之一的教师更迭。一位终身从事教师职业的人，整个工作期间可能会调换7所左右的学校。这就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教师流动的义务性，使教师基本处于流动的常态。 第四，政府刚性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没有择校自由。日本的中小学没有三六九等之分，因为政府不允许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中小学出现“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分。如果说有所谓的“重点校”，那只能选择私立学校或国立中学。因为实行严格按照学区划分就近入学制度，所以，日本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初中和小学没有择校自由。如果有特殊理由，可以改变指定的学校或者到本学区以外的学校上学。 日本没有爆发择校热的原因还有，日本中小学一直都重视培养学生热爱自己的学校，培养学生的“我们的学校”意识的形成，这样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日本的择校热。 但近20年来，为打破整齐划一和僵硬的公立学校体制，日本中小学也出现了有条件择校的现象。2000年，东京都品川区提出了“建设个性化学校”的目标，开始实行有条件的择校政策，即在学区制基础上的自由选择制。这种选择制是在坚持公平的原则下进行的。每所公立小学在确保招收本学区儿童的基础上，如有余力，可以接受其他学区儿童的申请，如果学区外的申请人数超过招生名额则通过公开摇号决定录取名单。 二、靠什么“高招”来规范校外补习机构的行为 在日本，类似于我国的各类校外补习、培训机构被称之为“学习塾”。从发展过程看，日本“学习塾”走过了一段从政府视而不见、放任自流、规范监管到与公立学校教育互补共生的历程。 日本人把没有上过学习塾的学生嘲笑为“未熟儿”。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各种规模大小不等的学习塾已达5万多家，小学至高中生在学习塾补习的人数逾5百万人，培训市场效益近90亿美元。 2015年，文部省学校基本情况调查表明，中小学生校外费用开销，公立小学六年级为15.3万日元，初中三年级为38万日元，高中三年级为18.7日元。在这些费用中除购买学习用品、图书资料，上钢琴课、学游泳等，实际上上补习班费用占了校外教育费的相当大部分。 日本东京等大城市，校外补习机构类型各异，有些补习机构还开设了国际连锁店，例如：公文式教育（Kumon）总部就在日本。日本补习机构疯狂举办各类补习班，但补习的对象主要是以“中升高”和“高升大”学生为主，而不是“小升初”的学生。日本学者橘本俊诏教授曾经对日本著名的私立高中“滩高”的学生做过调查，发现所有在校生在入该校前都上过补习班。该校大约有八成的学生在外面补课。所以，在公立小学生之后，校外教育费用比例最高的就是公立初中学生，因为那些学生要考好高中而去上补习班或请家教。 日本中小学补习机构如此火爆，政府靠什么进行管理与规范其补习行为？为保障补习机构有序健康发展，日本制定有完备的有关补习机构举办准入及监管的法律制度，实行依法管理与监督。日本《教育基本法》（2006）第三条规定，“任何个人可以利用所有的机会在所有的场所学习”，此条款应是补习机构赖以存续与发展最上位的法理依据，这里所言明的“所有的场所”理应包含了补习机构这样的培训机构。按照有关规定，补习机构被明确划为独立的服务型产业，归口经济产业省管辖，经济产业省通过制定与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对补习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 日本监管补习机构除相关法律法规外，还借助于行业性组织――社团法人全国学习塾协会，进行行业内部的规范和自律。该协会是受经济产业省委托的法人组织，专门负责全国学习塾的管理，包括制定行业准入基准与认证，评审学习塾的经营活动，对学习塾师资进行培训和能力认证，等等。该组织既是认证机关也是审查机关，对学习塾实行每2年进行一次认证制度。审查采用档案资料与实地审查两种形式，对不达标者亮黄牌并敦促其自行整改。 日本全国学习塾协会在其网站上有一系列自律性标准，同时还有儿童安全、数据保护及商业运作指南。此外，日本相关机构与学习塾协会合作以提高该行业的水准。例如：日本经济产业省邀请了商业团体在研发领域进行合作，而全国学习塾协会已经获得拨款以开发评估作为学习促进者的补习教师质量的措施。这项研究使日本全国学习塾协会推出了一个招聘新补习教师的资格测试，测试内容不仅包括专业知识，还包括他们的道德意识和实践能力。从行业标准上，把好了补习机构教师入门关。 日本学习塾各种基准与规范的建立，一方面，强化了举办者的社会责任，要求其遵守行业道德伦理，严禁夸大或虚假广告劝诱或蒙骗消费者，另一方面，便于社会监督，便于有效约束举办者的办学行为。 日本各N“学习塾”和补习班的教师一般都是专职的“学习塾”教师或退休教师，没有在职的国、公立学校教师兼职任教。因为作为教育公务员，日本法律规定，公立中小学教师在教育工作上有服从命令、专心工作等方面的义务。如果出现教师兼职，轻则受警告处分，重则被开除。所以，一般没有在职教师敢冒险去校外补习机构兼职或在家从事家教。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中小学教育问题论文:农村中小学教育现状及改革建议 摘 要 笔者对目前我国农村中小学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建议，为巩固我国基础教育的薄弱环节，促进农村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农村中小学 教育现状 教学改革 1 农村中小学教育现状 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而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发展和改革农村中小学教育，提高未来劳动者素质，培养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用人才，是加强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步提升，国家不断加大教育投资，加快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步伐，使得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然而，我国农村基础人群大、总体素质低，农村中小学教育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突出表现为信息化教育落后、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学生流失严重等。 1.1 信息化教育落后 农村教育信息化先期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投入，而设备到位后的后期维护和管理经费主要依靠当地政府和学校。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和中小学“一费制”的施行，使得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大幅度下降。然而，教育信息化建设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无论是硬件配置、软件开发，还是技术支持、人员培训等，均需要大量的经费来维持。由于农村中小学资金不足，虽然大部分学校都有计算机教室，但是设备老化、配置较低，甚至闲置不用，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化教育的需求。受r村经济条件的制约，无法建立良好的网络环境，中小学生无法通过网络获取最新的教学资源，使得城乡教育的差异依然存在。 由于信息化教育基础设施落后、教学资源匮乏，无法形成良好的信息教育文化氛围，加上教师进修学习机会较少，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信息素养水平普遍较低。由于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对教师掌握信息技术和理论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农村中小学教师所具备的信息技术知识滞后，难以满足信息化教育的发展需求。受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农村中小学领导只注重学生的成绩与升学率，不重视对教师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引导和培训。农村中小学教师也受原有的备课方式、授课方法以及教育思想的束缚，不愿意使用信息技术，使得本来有限的农村信息教育资源因闲置或使用率较低而大量浪费。 1.2 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 教师是教育的基础，是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力量。由于我国一直以来实行“只进不退”的教师录用制度，使得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中存在着一大批老龄教师。同时由于农村地区教师待遇普遍偏低，生活环境艰苦，个人发展空间较小，高校毕业生不愿意到农村任教，致使农村中小学优秀年轻教师尤为稀缺。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是按师生比计算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意见》的通知规定，[1]我国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为，农村小学、初中师生比为1：23、1：18；县镇为1：21、1：16，城市为1：19、1：13.5。由于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校点较多，加上近年来农村中小学生源逐步萎缩，使得按照编制标准分配的教师名额逐步减少，出现了名义上的“超编”现象。教师“超编”使得大量优秀的年轻教师无法及时引入，对师资队伍的更新换代以及教育质量的提高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由于早期体制不健全，“民转公”教师在农村中小学占据很大比例。“民转公”教师虽然在历史上撑起了农村基础教育的脊梁，但是由于学历不高，教育观念陈旧，知识结构老化，自我更新和接受继续教育能力较差，总体素质已经难以满足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要求。 1.3 学生流失严重 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民生活条件普遍好转，经济因素对农民选择教育机构的制约效应逐渐降低。尽可能为子女寻求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在广大农村成为新的需求，但由于农村中小学在硬件设施、教学质量以及师资队伍等方面与城市中小学存在很大差距，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让子女进城就读，造成农村中小学生的大量流失。近年来私立学校的大量出现与快速发展，也对农村公立中小学形成了新的冲击。由于私立学校不受国家编制政策制约，办学方式灵活，师资配置合理，资源利用率高。私立学校通常收取较高学费，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办学条件的改善与教师奖励的发放，因此私立学校教学环境与教师工资待遇远远优于农村公立学校，可以吸引大批年轻优秀教师，教师积极性与教育教学质量大大提高。再加上私立学校实行寄宿制，为广大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了便利，进一步提升了私立学校的竞争优势，导致农村公立中小学生源的进一步萎缩。 为了解决流动儿童在城市的教育问题，按照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各级政府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给予了很大照顾。[2]外出务工人员子女城市教育权利得以保障，大量的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中小学学习，加剧了农村中小学学生流失问题的严重性。农村中小学生在城市就读同样享受“两免一补”政策，免费接受义务教育，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中小学生进城就读的现象，造成了农村中小学在读学生大幅度下降。 2 农村中小学教育改革建议 2.1 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加强教师信息技术培训 由于现阶段单纯依靠国家的投资很难满足当前农村信息化的需求，地方政府应当加大在农村信息化建O方面的投入，对于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农村地区，政府应当每年预算专项经费用于农村中小学信息化教育设备、设施的维护与更新，确保信息化教育的正常运转与持续发展。政府和各级教育部门要拓宽思路，发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多渠道、多形式筹措资金，完善农村中小学信息技术的经费保障机制。积极争取企业捐助和个人捐助，鼓励和调动社会力量发展信息技术教育。也可以采取学校与商业机构联合投资的模式，鼓励信息技术企业参与农村中小学信息化建设。政府应放宽相应政策，允许信息技术产业的引进，以教企合作、创新融资等方式推动农村信息技术发展。建立城乡对口扶持制度，使得城市学校优质的师资、技术设备和农村中小学共享，带动农村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 发挥县级教师师资优势，对来自一线的优秀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技术能力培训，再由信息素养较高的一线教师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制定适合本校教师特征的培训计划和内容，整体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水平。引导鼓励高师院校与农村中小学联合建立师范生教育实习基地，积极吸纳信息素养较高的大学生到农村小学调研实习，促进农村中小学教师教育观念与教学方式的转变以及对学生信息素养培训的意识能力。制定相应优惠政策吸引信息技术专业毕业生到农村中小学从事信息技术教育工作，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课件制作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使用培训，提升教师运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能力。 2.2 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高师资队伍素质 为了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农村义务教育工作，国家于2006年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各级政府应积极行动，抓住“特岗计划”机遇，大量补充年轻教师到农村任教，优化农村中小学教师知识和年龄结构，增加农村中小学的生机与活力。加大农村教育的整体投入，促进农村中小学现代化建设步伐，改善农村教师生活与教学条件。同时设立农村教师岗位津贴，完善农村教师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教师福利待遇，吸引大批的优秀人才进入农村学校，推进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结构调整。 建立和完善城乡教师流动机制，引导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辐射与拓展，促进农村师资队伍综合素质的提高。农村中小学校长可以通过到对口城区中小学挂职训练，吸取最新的教育信息和管理经验，切实提升农村学校的管理水平和能力。选派优秀的城市中小学教师到办学薄弱的农村学校支教，逐步缩小城乡师资队伍差距，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制定科学完善的支教考核制度，并将教师的评先评优以及职称评定与考核成绩挂钩，从而提高城市中小学教师到农村任教的积极性。采用现代远程教育模式，突破农村中小学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以及交通因素的制约，使得农村中小学教师利用多媒体教材开展自主学习，逐步提升农村师资队伍整体素质。 2.3 合理调整布局，优化资源配置 农村中小学学生流失的根本原因是农村中小学教育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因此应当合理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升农村学校的办学条质量，逐步缩小城乡办学差距。由于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着布局分散、校点较多、办学规模较小等问题，可以通过撤并、改造以及新建学校等方式，把一些质量差、生源不足的教学点合并到一所中心学校，并集中资金、师资以及教学设备、图书资料等软硬件资源，改善中心学校的教学条件。布局调整可以扩大农村中小学的办学规模，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率；同时可以精简师资，优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与业务能力，提高农村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 各地政府还应高度重视撤点并校后寄宿制中心学校的建立，进一步加大专项资金的投入，用于完善寄宿制学校的食堂、宿舍等生活设施建设。同时还应为寄宿制学校配备负责学生日常生活的管理人员以及服务人员，切实保障学生和教师的基本生活。此外，在集中办校后还应为中心学校配置校车，解决服务半径内所有学生的交通问题，为农村中学学生提供安全保障。 农村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发展农村教育，使广大农民群众及其子女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是实现教育公平和体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面对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现状，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前进，建立健全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加强基础教育的薄弱环节，均衡配置教育资源，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中小学教育问题论文:关于构建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摘要：中小学教育是国家教育发展的基础，合理的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是落实教育督导制度，提升教育质量的有力保障。然而，对比国外研究现状，我国的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构建原则，建立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并制定实施程序，旨在保证教育督导制度的有效落实。 关键词：中小学；教育督导；指标体系；实施 一、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都存在渐进的过程，国内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 1. 国外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国外教育督导评价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发达国家的教育督导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研究时间早、督导规范、体系完整、专业水平较高。近年来，国外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1）由硬件达标转向软件管理。上个世纪70、80年代，发展中国家对于教育的评价还停留在办学条件的评价。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国外教育督导评价指标逐渐侧重于办学绩效，指标体系逐渐演化为以学生的社会能力和学习质量为主。（2）评价内容逐步全面化。英国督导评价的起点也是教育经费，后来才逐渐发展为对于办学、教师的督导。随着理论的发展，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不断完善，逐渐趋于系统化、全面化。（3）评价的核心由学生的学业转向对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追求。曾几何时，国外如当今中国一样，以学业论英雄，把学生学业作为评价的核心。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外开始关注学生全方位的成长，以学生的综合能力作为评价的核心指标。 2. 国内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我国对于教育督导评价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这个阶段的评价主要是由上级政府根据对学校的评价结果完成对于下级政府的评价。而对于学校的评价则主要针对学生入学及达标情况、经费投入及办学条件，评价指标体系更多的是对于硬件条件的关注，这一时期的教学督导评价是低层次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兴起了发展性评价热，这种评价的权利、主体及内容都是学校。通过分析各地的评价发现，发展性评价是以组织基础和自主发展为基础的，其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性指标和自主性指标，但缺少有关教育质量的核心指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部分学者把研究范围扩展至学校质量达标领域，更加突出有关质量的核心指标。但是，由于研究时间较短，其在认识、技术、机制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对于指标的设定也不够科学。2012年，国家教育督导办正式颁布《中小学校素质教育督导评估指标体系框架》，促进了我国教育均衡化发展，教育督导评价也得到更好的实施。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以中小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为主，评价对象略显单一，评价指标缺少教育督导评价的核心指标，增值性指标不够突出。 二、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国内外关于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的对比，进一步凸显我国现阶段在构建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不足。以下从构建原则、指标体系的构成、指标间逻辑关系三个方面，对中小学教育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阐述，以期完善旧的评价体系，促进教育督导制度的落实。 1. 构建原则 （1）整体性原则。复杂系统理论产生于上个世纪后期，是时代潮流下科学发展的产物。其迅速发展，逐渐影响到政治、科技、文化、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依据复杂系统理论，中小学教育督导是复杂的动态系统，通过内部元素或者子系统间的非线性作用，使得该复杂系统不断完成与外部环境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最终达到系统由无序向有序的转变。《教育督导条例》明确指出：“教育督导的内容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落实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督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教学工作的督导”，即“督学”与“督政”并重，这就要求在构建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时，从整体出发，全面、客观的进行指标梳理。 （2）过程性原则。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教育学家Nuttall和Clift正式提出了“发展性教育评价”理论，该理论要求以教育的发展作为研究的对象和目标，通过协调评价者和评价对象的关系，建立评价过程，强调过程对于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性教育评价理论得到教育各界的普遍关注。在中小学教育督导过程中，依据发展性教育评价理论，按照过程性原则，构建面向过程评价的指标体系。因此，中小学教育督导实现过程化管理，依据指标体系的评价促进了教育潜能的最大化挖掘。 （3）实效性原则。管理学大师Peter・Drucker提出了管理效能理论，该理论综合反应了管理者为了实现组织目标所表现的能力和获得的管理效率。根据该理论，中小学教育督导应关注学校发展的目标及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对于中小学教育督导应按照实效性原则，制定具有实效的评价指标，对督导对象进行全方位的效能评价。在构建指标体系过程中，力求与实际紧密贴合，同时需要考虑评价指标是否可以量化及其可行性。 （4）一致性原则。评价的价值取向决定评价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内容。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是对这种说法的最好诠释。任何关于教育督导的评价指标体系都需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相一致。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按照一致性原则，平衡指标与社会价值观的关系，以社会核心理念作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指导性方针。 2. 指标体系的构成 根据前文对于国内外关于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我们发现我国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并通过国外的指标体系得出了一些启示。本文的指标体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结合构建原t搭建完成的。其中，包含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以及39个三级指标，如表1所示。在本文的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中，充分考虑了“督政”与“督学”并重、家长与学生的参与。 3. 指标间逻辑关系 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办学方向、管理效能、教育效能、学生发展等一级指标，及它们各自涵盖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指标间相互联系与影响，如图1所示。 三、指标体系具体实施 1. 实施主体 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的实施主体可以分为被督导者与督导者以及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 （1）自我评价。自我评价是学校教育评价的重要手段，其作用越来越受到被评价者的重视。被评价者通过自我评价过程，及时发现自身所存在的优点和问题，放大优点、反思问题，将教学质量问题消灭在萌芽中。 （2）他人评价。教育督导部门依据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对被督导者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2. 实施程序 在《教育督导条例》实施的背景下，构建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后，在教育督导过程中应该考虑采用什么样的程序获取值信赖的评价所需的信息，以帮助评价者做出最为合理的判断。教育督导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直接影响着最终的评价结果。由于英国和美国关于教育督导已有很长的实践史，本文在制定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实施程序时有所借鉴。 一般实施程序包括：下发方案学校申报下发通知学校自评综合督导通报结果整改复评。首先，督导部门制定督导评价指标体系后，向学校下发督导评价方案，然后学校根据所发方案结合自身情况申报教育督导评价，督导部门再依据学校通知及其实际情况下发有关评估时间、所需材料的通知。在接到通知后，学校根据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展开自我评价，然后督导部门根据材料进行综合督导，最后督导部门对评价结果进行通报，再对整改过后的学校进行复评。 四、结语 本文构建的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意在为新形势下教育质量的提升做出努力。然而，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价的发展不在一朝一夕，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完善，才能充分挖掘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 （作者单位：湖南省邵阳县河伯乡河伯中学 422100） 中小学教育问题论文:当前我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主要误区及其对策 摘 要：教育作为社会延续，人类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文明传承，科技创新的重要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人口的知识，素质，和能力的发展基础与前进方向。在信息化大发展的背景下，一种新的教育形态―教育信息化出现在不同国家及地区。以教育信息化为龙头，带动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全面发展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发展已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仍存在一些误区，制约着教育信息化。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 误区 对策 1 教育信息化主要误区 1.1 设计架构为中心，实践流于形式 仅仅局限于设计架构，看重形式是制约教育信息化的一大误区。1994年，克林顿政府就已经提出让美国每个教室，每个图书馆都实现联网的计划。在1999年所做的国情咨文中，关于教育方面就有专门的硬指标，要求7个学生要有一台计算机，实际上，美国已有95%的中小学和72%的教室都连上了互联网，平均5个学生拥有一台计算机，而我国，平均121个学生才拥有一台计算机。伴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浪潮的推进，我国各地中小学纷纷对硬件环境进行建设，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配备了“高大上”的信息化教学设施。但却忽视应用软件和教学资源的开发，致使信息化教育设备无法投入到实践中去，只能流于形式。在我国中小学校园网络中，超过50%的设备都被闲置，不考虑耗费如此高额资金的信息化设备对教学是否真正产生了有效的作用。这样一来就使投资变成了一种浪费。并且在教育信息化过程中，教育信息化背后所支撑的理念，思想也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只是单纯的以为使用了信息化教学设备就是教育信息化，这是错误的观念，教育信息化的过程更应该是看作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转变的过程。只有将这种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融入到信息化教育中去，真正的信息化教育才得以实现。 1.2 主体框架强大，应用资源缺乏 应用资源匮乏，即使拥有再强大的主体框架也无济于事。教学应用资源是信息化教育的核心内容。若要促进信息化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则要保证应用资源的充足。如果偶尔使用一两次信息化教育技术，对于学生发展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要把信息技术作为学生平日里学习活动中的一部分，真正融入到教学中去，这就需要有应用资源的保证。而应用资源则是一个长期投资的过程，在我国一些地区的中小学即使面临着资金不足的窘境也要配备信息化教育设备，甚至觉得配备了信息化教育设备就是信息化教育了，这种观念致使应用资源配备难以达标，信息化教育难以实现。 1.3 教育者观念落后，应用模式不合理 即使配备了先进的信息化教育设备，教育者观念落后，缺乏相应的技能，应用模式不合理，设备的配备就体现不了价值的存在。大多数教师的教学还是习惯于传统的教学环境和模式，一个学校中熟练掌握信息化技术，具有较高的信息素养的教师依旧为数不多。这就严重制约了教育资源的应用水平，制约了中小学信息化教育的进程。教师信息素养亟待提高，这就需要教师不断的培训，紧跟时代步伐，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只要注重培训的数量，质量更值得关注。不仅仅是技术应用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教师教育素养，学科素养和信息技术应用整合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学生学习方式和教师教学方式的根本变革。 2 加强教育信息化的策略 2.1 为学校提供专业系统的指导 信息化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教育效率，及时了解和调控教育教学情况，保证管理部门之间信息的交互传递和政令的畅通，提高信息的使用价值。规范化、程序化是教育管理的基础，教育管理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管理而管理，而是利用信息技术提供实时性、共享性和公正性信息，提高教育质量。这就需要学校得到具有专业系统的指导。不仅在硬件技术方面给予指导，更应该提高相应的软实力。对于硬件技术技术上的指导，技术队伍要求掌握先进的信息化技术，为教学、科研和管理提供优质的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在软实力方面，具体体现在中小学学校教师所掌握信息化教育技术，在信息化这个环境下提高执教从教的能力，以及提高中小学教师的信息化教育的素质。信息化教育引发了传统教育的变革，最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可以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在职学习和短期培训，结合不同教师所在不同岗位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合理的进行培训，我们可以采取以在职培训模式为主、多种培训相结合、分层推进的方式，逐步提高教师教育信息综合素质。尤其是加强教育信息评价、信息处理和信息应用能力的训练。以提高教师的信息化教育素养，使信息化教育的作用在中小学得到充分体现。 2.2 建立积极的评价机制 在教育中，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率，这就需要建立积极的评价机制。全校教师共同制订一套教育信息化管理的规范和评价指标，使学校各系统管理部门在信息化建设中遵循相应的规范而协同发展，指导和促进学校的整体化信息建设。真正实现自己为自己立下规矩，定下标准，并进行实施。评价机制的作用就在于对信息化教育工作进行的实施和监督，并以此促进中小学信息化教育的发展，并保证信息化教育的质量。共同制定评价机制，这种制定方法对于本校教师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部分人担心的不公正因素，保证信息化教育的落实和有效性。 3 结语 信息化教育的实现需要中小学长期为之奋斗，随着各项技术的不断革新，问题也会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这就需要大家携手去探索和改进，提高中小学的信息化教育。 中小学教育问题论文:浅议“互联网+”时代的中小学教育 摘 要： 本文分析了中小学教育现状，重点针对中小学课程辅导如何信息化进行了详细探讨，结合经济学“反脆弱”原理提出了有效的可落地的实施方案，最后总结出政府要加大调控手段，应大力有效整合中小学教育资源和互联网技术，免费推出高互动性与鼓励个性化学习的在线教育服务创新产品，打击盗版教育产品，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关键词：中小学 教育 信息化 教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特别是中小学教育，事关国家、民族、家庭的大事。很多家长和孩子也都很发愁，到底该怎么学习，花最少的时间和钱就能换来好的高考成绩、实现利润和效益最大化？ 一、中小学教育现状 1.线下教育 目前，据我了解学校的老师讲课普遍没有90年代的教师那么认真，课堂上大部分时间用来考试和做题，然后就对一对答案，至于有些学生弄不懂的知识，老师也不耐心讲解。有些老师还利用周末办个补课班，顺便收取学费。在这个教育产业化的大背景下，老师的道德底线也在慢慢下滑。 由于中小学教师普遍待遇偏低。一高中教师每年收入大约5-8万元，普遍感到待遇还不如菜市场卖菜的小贩，更比不上那些演电影的演员和歌星。教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普遍不受尊重。久而久之，老师们的心里慢慢感到不平衡，他们面对高速飞涨的房价和物价，他们也有家庭和孩子，他们也要赡养父母，他们不得不为了生计去想办法开个课外辅导班，挣些钱来维持生活。于是各种课外辅导班就油然而生了，当然国家政府也明文禁止不准在校任课老师办课外班，但还是屡禁不止，原因是没有从根源上去思考和分析这个问题，即没有治本，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2.线上教育 有些企业钻了教育产业化的空子，他们大多以工具平台、pk竞技、题库、在线外教、在线评测、单词/口语学习、课程表及终端工具等学习app为主，缺乏创新，产品内容比较传统，就是把线下学习，搬到了线上，互联网还只是起到了舞台的作用。中国在应试教育背景下，这种模式还是受到很多家长和学生的喜欢，由开发者负责搜集各种考试、知识点资源在其app上，供用户在线答题冲刺，同时还提供了在线互动等功能，被广大学生族所追捧。有些不法分子不惜道德和良心，录制网校视频，通过网站和QQ群大力盗版视频，低价贱卖，互联网资源简直是一团乱麻。 3.存在问题 大量的盗版教育网站和盗版视频也纷纷粉墨登场，他们不惜代价在那里录制盗版视频，采取连环九扣的营销手段，先是低价勾引学生，然后慢慢下圈套，通过卖密码的手段欺骗学生，赚取利润，他们通过这种低价贱卖、薄利多销的手段获取了可观的利润。他们一方面侵犯了知识产权，不尊重老师；另一方面，对学生也是一种欺骗行为，伤害了学生，骗取金钱和浪费时间。 二、运用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 1.反脆弱的生存策略 著名哲学家尼采有句名言：“只要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更强大”。这句名言无疑是对反脆弱原理的最佳阐释。无论是想要最大化个人人生价值，还是想要实现伟大复兴的国家，如果能够汲取反脆弱的智慧，在错误和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波动和混乱中淬炼成长历程，从而变得更强大。 而作为社会中的学生，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波动的教育产业化大环境中，我们该采取什么策略，才能保住自己的学业，稳稳地走上人生巅峰呢？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其著作《反脆弱》中给出了我们答案。什么是反脆弱呢？在书中，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是如此定义的：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类事物，当他们被暴露在多变的随机性事件之中，他们不但没有遭受负面影响，反而能够在混乱中茁壮成长，不断壮大，这就叫反脆弱性。简而言之，反脆弱性可以让事物在混乱多变的环境中变得更好。我们的学生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阐释的反脆弱机制会得到很大启示的。 经济学，其实就是研究选择的学问，而选择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其结果的不确定性。愿我们以经济学的不确定性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以反脆弱的生存策略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顽强成长。 2.该出手时要出手 当执政者深入理解了反脆弱原理，明白了适度的混乱和波动有益于维持生存和实现繁荣，那政府就不会总是动用有形的手去抑制市场波动和小的经济危机。剥夺市场应有的反脆弱性的集权只会导致脆弱，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有悖于执政者的初衷的。政府要大刀阔虎进行整顿教育信息化市场，特别是要出台相关政策提高在职教师的待遇，整合远程教育平台，打击盗版教育视频。 三、建议解决方案 1.加强“互联网+教育”服务 智能题库、在线解答以及学习讨论社区等模式正在悄然兴起，线下机构的部分功能正在逐步完善成为可通过线上规模化实现的最佳形式。但二者融合度不够。我们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来融合优质课程，同时强化老师和学生的互联网意识。二者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2.加强家长和学校的互动性 传统教育机构长期面临的问题一定程度是由于购买者和使用者分离造成的，家长作为主要的决策人却几乎不参与整个教学过程。家长要积极引导，多花时间陪伴孩子，互联网可以有效强化学校和家长的沟通，解决家长和学校信息不对称问题。 3.大力开发移动端应用 目前市面上出现了许多互动答题的手机应用，包括背单词等都是为了满足人们零散时间学习的需求，同时要普及学生们使用手机学习的意识和乐趣。 总体来说，从经济学角度，笔者认为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十二年中小学教育应该是国家培养人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基础阶段。当下强烈建议政府要贯彻总理提出的““互联网+”行动，大力整合中小学教育资源和互联网技术，实现二者融合，推出实用和民生的在线教育产品，打击盗版教育视频产品，提高学生 “互联网+教育”学习的参与度。 中小学教育问题论文:感受美国中小学教育文化 摘要：中美教育文化向来是广受关注和争议的热点话题。2015年笔者有幸亲身感受了美国的教育文化。本文从美国的教育体制、小学、中学教育感受等方面阐述了笔者眼中美国教育文化的一些特点及特色。文中的几点切身体会希望能给国民大众、广大教育工作者及管理者带来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关键词：美国教育；中国教育；教育文化 中美教育文化差异一直广受关注，也是目前教育界研究的热点，孰是孰非，褒贬不一。2015年，笔者有幸作为访问学者出访美国西俄勒冈大学，亲身感受了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文化。本文中的几点切身体会希望能给国民大众、广大教育工作者及管理者带来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启示，同时也会对促进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点点有益的帮助与借鉴。 一、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体制 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学制总共是12年，一般是小学6年，初中2年，高中4年。同时，美国中小学教育通常实行小班化教学，每班20―30人，小学教师一般每天上5节课，教师办公室常常设在教室里专门的教师办公区域。简单说来，美国的教育体系分为私立和公立两大部分，但是没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在美国的中小学中，25%左右是私立性质的，他们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学费、社会捐赠以及宗教社团的支持等。75%左右的学校是由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实行12年一贯制的义务免费教育。而在美国的中小学生总人数中，大约有10%来自私立学校，90%来自公立学校。 美国小学教育的学习课程一般科目较少、内容较浅，同时学生在校时间短，课后家庭作业也很少，因此学生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安排课外生活，小学生也有充分的时间去玩。笔者所参观的一所小学是上午8：15上课，下午3点放学，一天上6节课。附近的一所中学也是一天上6节课，为了错峰，这所中学上午9：15上课，下午4点放学。美国中小学所进行的教育活动、教学内容乃至布置作业，都会尽量和学生的生活实际有一定的联系。现在，美国的中小学有毕业考试，但是不排名，也不作为升学的依据。此外，美国的教室面积大都比中国的小，但设备设施相对先进，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教学软件、配套资料等随时可用。在美国，穷乡僻壤的学校和城市的学校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别，虽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基本设施都有，所以美国上公立学校的W生基本上就不存在择校的压力。 二、感受美国的小学教育 为了切身体验美国的小学教育，通过邻居教育专家Sara的介绍，笔者获得了去美国西俄勒冈大学附近的一所小学参观学习的机会。下午1点，笔者随同Sara开车前往Salem附近的一所小学。由于是提前预约的，该校校长协同一位教师共同接待了我们，这位教师全程带领我们参观各年级的课堂教学。 参观的第一个班级是一楼的一年级。一进教室，笔者就看到岁数不同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原来这节课是安排五年级的学生一对一地教一年级的学生学习如何使用学校图书馆查找并借阅图书。在这所学校中，学会在图书馆查资料、借书是对每个学生的基本要求。其中，这所学校图书馆中的书籍条码都被形象化为不同种类的菜单目录，每一类型的书籍归属于不同的菜单目录下面。通过使用书类菜单目录，在五年级哥哥姐姐的帮助下，每个一年级的小朋友都学会了在学校图书馆找到自己喜欢的书籍的方法。接下来参观的是一个三年级的课堂，课堂气氛显得很活跃，后来听随行教师介绍这个课堂是三年级学生和四年级学生的混合班级。见笔者疑惑，随行教师补充说这种混合班级有助于培养高年级学生配合教师管理低年级学生的能力。随后参观的是一个二年级的课堂，一些小孩在用火柴棍之类的东西借助胶水动手搭桥，另一些小孩子则直接坐在教室图书角看书并讨论，其中还有个小孩是用左手写字画画。一个教师坐在讲台旁边一边看资料一边监控整个班级，并不干预学生的异常行为。参观的六年级学生是在上阅读课，教师和学生围成一圈坐在地毯上，教师讲得眉飞色舞，学生听得全神贯注，故事结束，教师让孩子们谈谈自己的感受。学生都是积极踊跃地发言，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 在课堂考察过程中，基本上没看到教师一本正经的在讲台上讲课。在所参观的学校中，我们看到走廊、教室墙上到处都悬挂着学生的故事集、小论文和一些图文创意作品和作业。此外，在本次参观过程中，笔者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走廊地上看挂在墙上火山爆发的图文资料，于是笔者就顺便问小孩：“是不是每天在学校都很开心？”当然，笔者得到的是不容置疑的肯定回答。 在与一些教师和学生的闲聊中，笔者除了发现小学教师包班上课和混合班级等事情外，还发现了一些现象。譬如：小学没有课本；小学升中学不必考试；在课堂上学生可以打瞌睡、可以看与本课无关的书籍；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随时接话或者是提问；学生学习环境比较轻松，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教辅”；等等。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所羡慕的美国小学教育。笔者以前对美国人的印象是他们活泼开朗、自信乐观、充满活力，然而当笔者深入了解他们的教育之后，才逐渐理解这些性格是来自教育上的培养。 三、美国自主研究的中学教育 美国初中生的课程内容与小学相比，开始逐渐加深，但是与我国初中生的课程内容相比，其难度仍旧低很多。在小学阶段，美国教育主要培养的是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到了初中阶段，美国教育主要培养的是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过，美国初中的课堂教学氛围还是和小学一样，都是比较活跃的，同时也都非常重视学生的兴趣培养，关注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在教学方法上，由全班性的教和个体性的学转化为小组化的集体教学。在这种教学方法的影响下，每个学生都会有较高的参与度。教师也不会以自己的思维模式和教材内容去束缚学生的思维模式，而是积极地鼓励学生进行大胆的质疑、联想或者是想象，引导学生进行一定的发散思维和求异思维。学生不仅能在轻松、和谐、开放、自主的氛围中进行学习，而且其兴趣、情感、意志和性格等非智力因素也都能在课堂上得到充分地重视和体现。因此，美国教育在注重培养学生创造性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学生独立能力与个性的培养。 美国的中学和高校一样都推行学分制、选课制和主辅修制。美国高中课程设置多元化，除了必修课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体育与健康等，剩下的全是选修课，因此也没有同班同学的概念，大多实行的是走班制。在选修课教学过程中，实行的是分层教学，分为初、中、高班，目的是因材施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尤其是那些动手操作比较强的课程很受学生们的欢迎，比如各式各样的体育项目、勤工俭学项目、演讲辩论比赛以及一些社会公益实践活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教育非常重视每个个体的综合发展和进步。同时，美国的中学培养完全是和大学教育接轨的，大学需要什么样的学生，中学教育就努力向什么方向去培养每一个学生，所以学生在升入大学后完全不存在不适应大学生活的问题。但是，美国的高中教育也是比较严格的，和中国的高中生一样，美国的高中生升学压力也很大，尤其是那些想要考取名牌大学的高中生，他们要努力学习，去尽力考取好的成绩，以便可以实现自己的名牌大学梦。 四、结语 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会在家里接受家长的教育，家庭教育的地位会越来越高，而这种教育方式是每个家庭的自愿选择，不是美国各州统一协调安排的结果。美国是一个追求民主和平等的社会，他们的教学目标是每个孩子都具备天生独特的优点，不允许每一个孩子落后，对待每一个孩子都应该一视同仁，不受出身和种族等的各种影响，这也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学习的先进教育理念。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教育正在进行一定的改革，也在学习我们国家的统一大纲和统一考试，因此我们也要看到我国教育的独特优势，不能妄自菲薄。 中小学教育问题论文:关于提升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水平的若干思考 【摘要】目前，贵州省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深度不断增强，合作效率加大，来黔留学和出国留学事业不断发展，但仍存在对外合作与交流的政策不健全，整w水平不高等问题。本文对我省中小学的对外开放合作现状进行分析，也对构建对外开放的相关制度政策、课程设置和社会支撑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指导中小学对外开放合作的实践。 【关键词】贵州中小学教育 对外开放 合作水平 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在招收海外学生，引进境外教育资源，开展境内外教育交流与合作办学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活动。？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和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是衡量区域对外开放程度的一把重要标尺。“十二五”以来，随着贵州经济、科技、文化对外开放合作的步伐越来越快，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越来越高，教育对外开放也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已经成为重要趋势。但作为基础教育的中小学，对外开放合作的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对于我国西部的贵州来说，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还处于起步的阶段。而对外开放合作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探索出一条符合我省中小学对外开放合作发展的道路。 一、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水平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深化改革，贵州对外开放合作的领域开始拓展到了教育领域。1999年，经教育厅批准成立贵州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它在贵州中小学对外合作和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了贵州中小学教育的对外开放，推动了教育交流合作向的发展，组织了一系列的对外交流合作活动，从合作交流的深度、广度和参与度都有了空间发展。不仅有教育资源的“走出去”战略，“请进来”的优秀资源也有了不断的加深和拓展。 “走出去”方面，省教育部门组织了教师学生多次的海外学习交流活动，以强化学校对外开放的发展意识和促进学生的参与意识。根据贵州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数据显示，2010年，组织了赴西班牙、瑞士的基础教育考察团，赴美国、加拿大的督导考察团。2011年，成功举办贵州中小学生赴美国、英国、新加坡的游学夏令营。2012年，组织部分中学生参加新加坡游学活动，参加新加坡立化中学承办的亚洲学生领袖交流与座谈会。2013年组织中、小学生参加韩国、英国、美国游学交流活动，澳洲游学冬令营活动。④2014年，根据“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贵州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组织中学生参加美国插班生活动；2015年，组织小学生参加新加坡、欧洲、美国、澳洲游学冬令营活动。 “引进来”方面，吸收各国的优秀资源，组织文化交流和合作办学，为资源的引入提供便利条件。2008年以来，教育部、外交部、贵州省政府在贵阳联合举办了九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通过合作交流拉近各国的文化距离，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009年，贵阳一中成为通过加方认证的“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教育部海外中学”，开设中加双高中班，采用两国高中核心教学大纲，参加中加两国高考，获两国高中文凭。2012年，贵州省教育厅于4月16日正式开通运行“来黔留学网”（http：///），开展留学资讯宣传的新渠道、新平台，支持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奖学金等一系列政策推动引进来政策的发展。 我省对外开放合作的进程的不断加深，显现出了以下特点： （一）双边与多边交流合作不断扩大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启了贵州教育对外开放新思路，来自中国及东盟的众多官员、学校校长、教育专家、学者一起分享经验、交流成果，开辟贵州教育对外开放新渠道，深化了教育合作，加强了双方互信，加快贵州教育“走出去”的步伐。充分利用寒暑假的时间，贵州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组织中小学的冬令营夏令营游学活动，包括了欧洲、美国、澳等国家。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和加强国际学校的合作等方式，促进优秀教育资源和人才的吸收，取长补短，对于我们教育文化的创新也是大有裨益。 （二）中外交流合作深度不断加强 2012年，贵州中澳合作学校省教育厅批准，由贵阳一中学与澳大利亚国际应用教育学会共同创办，注重学生个性及特长的发展，也可选择到美国的公立高中作交换生。2015年10月，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计划将于2016年1月下旬组织部分小学生参加澳洲游学插班生活动。通过一系列活动，使师生体验不同教学模式、不同教学方法和不同的师生交流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教师的教学技能，体验不同文化背景交流的方式，增强沟通技能，使中小学教师学生具有更强的文化融合能力。 二、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的不足 经过上述的特点的总结，可以看出贵州对外开放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仍然有很多的不足。 （一）政府交流合作政策和管理机构设置不完善 根据贵州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和“来黔留学网”公示内容显示，很多政策法规文件是针对高等院校，涉及中小学教育的非常有限，且展示数据不够规范具体，资料范围不够广，内容深度有待加强，导致交流合作制度不健全。留学资格和外籍教师考核审查和管理的监管缺乏专门的负责部门，对外输出教师的培训缺乏统一标准等一系列规定尚属空缺，使监管失职，造成职能部门权利责任混乱。 （二）学校水平不齐导致合作交流的水平不同，“引入”数量不足 据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中心数据资料显示，我省对外交流合作学校的质量和数量和交流对象的知名度有待商榷，交流的深度和宽度无一不受此影响。学校的交流安排限于国际班、东盟交流周和夏令营和冬令营活动，大多是海外游学活动，交流时间短，对于交流的内容把握有限，会导致教师的积极性不高。中小学生的外国语掌握水平有限，缺失对于交流的自主性。外籍教师水平考试制度缺乏，外来课程在贵州省本土的适应性缺少评估部门和评估标准，班级设置和课程设置没有严格规定等都需要学校各部门进一步完善。 （三）社会关注度不足 在贵州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和“来黔留学网”官网，未见与官方交流沟通的渠道，说明网页推广度不高，间接反映社会的监管和关注度不足。社会力量在对外合作交流中的地位可与学校比肩。学生家长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和力度对出国留学和出国游学的数量和质量有着重要影响。 三、提升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的策略研究 综上所述，贵州地区的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资料很不完善，学习和上升的空间很足。我们需要中小学的开放交流，我们需要培养中小学生的对外交往能力和开放包容的思想意R，我们需要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少年儿童，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的努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我们对外合作的目的，无非是要提高下一代人的素质和培养健全的人格，我们要利用各种资源和机遇，推动学生的发展。而教育理念和思维的差距，更要求我们从以下方面考虑中小学教育的走向。 （一）国家提升对外开放合作的意识水平，提高教育投入 首先，重视教育对外开放合作项目的信息宣传，宣传国外先进教育教学理念，有选择性的引进教育形式，使教育交流的观念深入人心，积极主动的开拓视野，更新教育观念，运用新的方式推动教育的现代化。出台教育开放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环境。如简化审批流程，制定人性化规章。其次，加强教育管理，完善法律法规等一系列制度，提高管理和监督人员素质，引进国外管理手段，提高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充分利用优势资源，比如充分发挥“中国―――东盟教育周”的重要平台作用。教育的发展速度、规模、质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经济的发展速度、规模和质量。财政收入增加后才有提高教育投入的能力。提升学校形象，引进外部企业投资，采用新型投资形式，如众酬等。提高教师福利待遇，增加教育经费总量。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积极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教育。 （二）学校优化开放合作的交流平台 学校这一教育交流开放合作的平台是师资力量、课程教学、学生发展、教师成长的暖床，是对外合作交流的主要场所。应借鉴国外灵活性和多样化的教育课程设置，积极创设开放合作性的课程，满足学生的不同发展需要，如个性特长、优势领域的发展等注重语言在对外开放合作中的重要作用，使课程设置更加完善。应注重师资建设，开阔国际视野。在面对不同文化时，教师应有对于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和学习力，了解国家间差异，尊重差异，并能在不同文化中引领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独立包容的人格。在面对学习内容时，有针对性的培养教师在对外交流合作中的学习和交流能力，利用科技技术，推动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主性。 四、结语 目前，近几年内，贵州省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在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应坚定国家领导，学校教育机构为基础，社会大众为支撑力量，以促进学生对外交流能力的提高为目标，完善和提升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水平。 中小学教育问题论文:探讨农村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 摘 要：信息技术在学校的教育教学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专业技术教师的缺乏导致了乡镇信息化建设发展缓慢，使乡镇中小学的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缓慢。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乡镇；教学点 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普及，即使在偏远的乡镇中小学，信息技术在学校的教育教学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过去的2015也是信息技术提升工程关键的一年，学校的教育信息化也大步跃进。城市中小学教育信息化这一新理念已初见成效并蓬勃地发展，然而乡镇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却不容乐观。 一、乡镇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 尽管乡镇的中小学远离城市，消息比较滞后，但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也有了一定的起色，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师要进行多媒体教学，就必须具有一定的电脑操作能力和课程整合能力。教师提升工程的开展以及学校多媒体教学设备的配置，为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打下一定的基础。 2.以丹江口市凉水河镇为例，最偏远的观音教学点的电脑在2015年都实现了光纤100M宽带接入，建成了校园网，还有的学校建立了自己的学校网站，乡镇中小学校园网的接入，让外界的信息变得触手可及，同时也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提供了很多优秀的网络资源，为学校教育信息化注入了一股强有力的新鲜血液。 3.校园网的建立让学校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革。利用网络办公，不仅有效地节约了纸张，还大大地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利用网络来进行学籍管理，利用十堰云平台布置作业，利用网络来召开视频会议，这些都是网络在学校教育信息化中好的应用和转变。 4.基本所有乡镇中学、小学都配置了电子备课室和网络教室，但是村小及教学点还欠缺，网络教室中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运用加强了信息技术与各学科的整合、融汇，提高了学校信息技术运用的深度和广度。学校电子备课室不仅提高了教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课程整合、制作多媒体课件的能力，还促进了教师教学手段与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加快了学校教育的步伐，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乡镇中小学信息化建设中的问题 1.领导对学校教育信息化的观念比较淡薄，对教育信息化的认识尚浅。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领导头脑中的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意识和观念，影响学校的发展，与学校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也有很大的关联。 2.学校教师所具备的信息技术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学校的发展和学生成绩的提高离不开全校教职员工的辛勤努力。学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更离不开全校教师的努力。教师基本每节课都会使用信息化设备，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普及、推广与教师所具备的信息技术能力密切相关。但由于是乡镇的中小学，大部分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还停留在找课件修改后上课的层面上，特别对学校的信息化教育设备的使用，很多时候都感到力不从心。这一点在教师对课程的整合上能很明显地体现出来。 3.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导致了教学设备的使用不充分。在乡镇中小学里存在一个比较普通的问题，那就是进行信息技术教学的专业计算机教师甚少。在大多数的学校里，信息技术教师不仅要承担教学任务，还要承担学校教育信息化的重任。专业的计算机教师在对学校教学设备的管理上也能得心应手。在乡镇中小学里，从事信息技术教学的教师大多是由教其他学科的教师兼任。 三、如何解决现阶段乡镇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问题 学校教育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是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为了使乡镇中小学的学校教育信息化水平得到提高，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1.只有领导重视了信息化建设，才会制定出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长远规划，领导重视是做好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前提，同时，教育信息化工作所需要的Y金管理、人力调配、政策制定等都要靠领导的决策，这样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才能正常推进。 2.加大培训，首先培训领导。在学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中学校领导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将这些新鲜且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式注入学校领导的头脑中，才能让领导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作出与这些教学理念、方式相适应的决策。其次培训教师。教师信息化提升工程恰到时机，教育局把教育信息化工作纳入学校考核之中，学校把信息技术的掌握和运用纳入对教师的考核之中，通过三级考核全面加强督导检查，健全激励机制，深化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极大地促进中小学教师实际应用能力的提高。 3.争创环境。教育信息化工作开展的关键在于教育信息化的环境建设。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资金，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做好资金的统筹管理，努力配足配齐硬件，丹江口市已经建成多层次、多规格、多功能的开放型教育信息网络；各级各类学校建成局域网，校际之间应该真正实现相互访问，资源达到共建共享，组织全市相同学科教师进行集体备课；加强专用教室建设，每个学校要配齐教师电子备课室、语音室、录播室、网络监控系统等。 教育信息化是催化剂，不断地推动着学校的发展，在实行新课程改革的今天，乡镇中小学更应该抓住这个契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完善学校教育信息化的各种机制，注重运用，讲究实效，加快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步伐，从而推动学校的教育现代化，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 中小学教育问题论文: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问题研究 摘 要 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大到教育政策的出台、教育体制的创新，小到教育手段的改进、教育方法的丰富，教育信息化已然成为推动教育改革的中坚力量，并促进着教育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进程。本文立足于中小学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尝试发现中小学信息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索相关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教育信息化 趋势 问题 建议 随着时代的发展，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计算等新技术逐步得到人们的广泛推广和应用，而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影响也是日益重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教育信息化对于教育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无论是促进教育公平还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都离不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同时，还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到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整体战略之中。教育部前部长袁贵仁曾在教育信息化工作大会上表示，要让教育信息化成为当前教育领域最出彩的工作之一，成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光辉里程碑”。由此可见，我国对教育信息化高度重视。毋庸置疑，教育信息技术对于教育结构的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教育的均衡发展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来促进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是推进我国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教育发展中难题的重大战略决策。所以，明确当今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发现信息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对策，是促进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信息化改革进程的重中之重。 一、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发展教师的教育信息化能力，能够开发丰富的教育资源，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创新学习方式，逐步实现教育教学和信息化技术的高度融合，让教育信息化助推教育均衡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影响力和作用进一步彰显。未来几年，教育信息化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1.数字化环境建设和应用能力提升并重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不断升级，功能不断优化，产品不断更新，信息技术会根据不同学科的要求进入不同的学科教室，以网络化、多媒体化、移动化和智能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环境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通过对学校进行数字校园建设的大力宣传和推广，以及对教学终端建设的加强，学校将很快实现互联网覆盖，学生也能够随时随地进行网络自主学习和在线学习。同时，还要加快对教育领域内网络的升级和改造，确保区域全覆盖，保障网络校园的顺利运行[1]。此外，随着环境的不断改善和提升，对管理者、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的应用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息技术不仅是现代课堂教与学的重要工具，并且随着新型移动设备和智慧型产品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使用，丰富了教师的教学形式，改变了传统单一授课的教学形态，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主动性。信息技术必将逐渐融入教育的全过程，在教育管理、课程建设、课堂教学、考试评估、教育科研、教师培训等各个领域都得到全方位有效地应用。 2.面向信息化的教师专业发展成为重要方向 教师是教学过程中的主角，在教育信息化的推进过程中占据着关键位置。因此，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和专业能力的发展，必须要和教育信息技术的发展相适应。今后，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的重点要由帮助教师掌握信息技术的操作技能，转向提高教师对教育信息技术的认识和把握，促进信息技术和学科教学的完美融合，创造性地开展教学活动。将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作为中小学教师任职基本资格条件之一，并通过要求教师进行电子备课、网络教学、在线学习和评估等多种方式来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从而促进课堂教学方式的转变。同时，通过实施教育信息化高端人才培养计划，有计划、有组织、分层次地培养出一批优课名师、教育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信息技术学科的优秀带头人，以及一大批农村信息化骨干教师。 3.教与学的方式更趋理性和多元化 虽然中小学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已逐渐进入常态化、普遍化阶段，但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总体上不高，在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的整合策略比较单一，信息技术更多是作为知识呈现和视觉辅助工具，这种情况在农村学校更为明显。许多配备了交互式白板的课堂，白板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使用，多数教师主要应用书写和多媒体课件展示功能，没有很好地体现白板的交互性和生成性，“以讲为主”的课堂形式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教师“为了应用而应用”的现象比较普遍。为了逐渐扭转这种局面，《规划》中提出要深化教育教学模式创新[2]。一方面依托教育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大力推动教师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应用，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微课程和翻转课堂等新型的教学模式，促进课堂教学的有效改革。鼓励新兴技术在教育中的创新应用，例如，虚拟现实的运用、3D打印技术、智能机器人等等，通过这些技术来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活动，进而促进创新探究实验室和数字化实验室的建立和推广。从学生的学习需要角度出发，按照教育教学目标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设计、选择和运用有效的活动、多元的环境和丰富的资源，能帮助学生达到学习目标，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借鉴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自主开发学生信息技术的能力标准，对学生进行信息技术的能力测评，能够提高学生运用信息技术开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促进学生适应信息化社会能力的提高。 4.数字资源组织方式和分享方式不断创新 中小学教育资源建设主要采取购买、网上下载、学校自制和交流交换等形式。这些资源主要是以教师讲课的形式和以知识点为线索组织的。随着新的教与学方式涌现，以及互联网上出现的大规模开放性课程和资源，教育资源的组织方式和分享方式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教师既是资源内容的消费者，也是Y源内容的制造者，他们从单纯的使用和索取向共同建设和分享发展。资源来源也从权威性向草根性发展，优质资源的重要来源不仅是名校名师，边远地区薄弱学校的教师同样可以提供优质资源。资源在形式上要具备个性化、便利性、反馈及时等特点，以适应移动学习、泛在学习和碎片化学习的发展趋势。因此，随着科技装备和技术的日新月异，学习者将成为教学工具和平台的主导者，将来的教学将从提供资源转变为提供工具与平台。 5.信息化环境下的教育治理能力逐步提高 进一步完善教育信息化管理和评价体系，基本实现教育主要业务信息化管理全覆盖，包括对学生的个人成长实施跟踪监控，并建立数据库；对学生的学籍、安全、健康、成绩等方面的信息进行自主归纳、搜集和数据分析；利用物联网和智能识别技术，实现学校人事管理、教育教学、后勤保障、装备使用监测、校车运行等方面信息数据的实时采集、跟踪定位、远程传输、动态管理。这些教育大数据通过搜集、提取、处理和分析，将会对中小学校深化教育改革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推进教育资源配置、教学质量监测、教育督导评估、教育科研管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方面作用显著。 二、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瓶颈 虽然我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已初见成效，但是教育信息化是一项新生事物，要实现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仍然还存在一些需要大力破解的问题。 1.对教育信息化的认识不足 部分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学校管理者对教育信息化在教育变革和教育创新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工作紧迫感不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重布置轻落实。教育信息化是各种业务与信息技术相融合的过程，需要大量组织、协调、沟通、讨论的工作。虽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口头上对于教育信息化都很重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处于力度不够和推动缓慢的状态，一些根本性、关键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二是重建设轻应用。有些部门认为教育信息化就是配设备，造成信息化投入比例失调，硬件投入大，而资源配置、教师培训、应用平台等投入比例通常不到10%，这已经成为制约教育信息化高效、快速发展的瓶颈之一。三是重教学轻管理。对教育信息化应用理解片面，认为只要在教学中开展应用，就是实现教育信息化，对教育管理信息化的作用和目标缺乏认识，管理方式落后、管理程序不规范、管理数据不标准以及信息共享程度低。 2.应用信息技术实施教育教学改革的能力不高 虽然广大教师的信息化管理和教学能力有所提升，但离实施课程改革、开展素质教育和培养面向未来创新人才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应用显现出低水平、简单化的状态。教学信息化在很多地方和学校呈现出应试教育和灌输式教育模式下的信息化，而没有用于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适应信息社会的能力。教育信息化在促进教育教学模式变革、改变传统管理方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引领推动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同时，无论是教学信息化还是管理信息化，普及程度和应用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城乡差距和校际差距有明显增大的趋势，显现出新的“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出现，意味着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处于失衡的状态，那么他们获取信息的机会也将出现显著差异。 3.管理模式和工作机制创新不够 教育信息技术作为一项极具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主要包括设施设备、教育资源、师资培训及教学改革等诸多环节。应用驱动是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路径，机制创新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在资源建设、运行维护、教学应用、教育管理、效益评估、师生发展等方面仍然显得创新不足。在投入上，除了政府专项资金支持外，还需要加大政、校、企合作模式的创新探索，通过一些政策性倾斜和社会化措施，多渠道充足教育信息化工作资金，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进程。如通过校企合作免费试点信息化项目、企业公益捐赠、建设经费分期付款、设备租赁、服务外包、BYOD（学生自带学习设备）等，逐步探索“社会支持、民间参与、共生发展、合作多赢”的新途径。在应用上，只有将信息技术推广到课堂教学的方方面面，推动教育领域从理念到实践各个层面的变革，才能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 4.对新数字鸿沟的重现程度较弱 我们无法否认受地域状况及经济发展的影响，学生在信息技术素养的提高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造成了所谓的“数字鸿沟”。缩小“数字鸿沟”的第一步就是让那些来自边远地区和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能够接触到信息技术，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但是，拥有了信息技术之后，学生应该怎么做呢？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技术来做些什么呢？不同地区的不同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存在哪些差异呢？这些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相关研究把它归纳定义为“新数字鸿沟”。所谓“新数字鸿沟”，主要是指在计算机的使用过程中，学生对信息的掌握、拥有、控制和使用能力上存在的差别。简单来说，就是在校师生在拥有了计算机和网络之后，会不会正确地使用计算机？怎样充分发挥计算机的功能？这是比给学校配备计算机更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值得人们的关注。相关政府和教育部门不仅要保证学校师生能够接触到计算机和网络资源，还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设施去保证师生能够正确且高效地使用计算机和网络资源，唯有如此，才能不辜负教育公平的初衷。 三、对策建议 1.不断提高人们对教育信息化的认识 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出台，教育部又组织编制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相关政策文件的相继出台说明，我国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首先，从现实发展情况来看，教育信息技术存在诸多的优势，譬如可以通过网上培训、互联网授课等多种途径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水平，可以通过扩大学生的入学比例来促进教育的普及化，可以通过提供优质的学习与教学环境、改善学习方法和手段等实现教育的公平公开，还可以支持和发展终身学习，提高人们的素质水平和竞争力等。其次，教育信息化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适用，而且和语言、文化、环境这些因素也没有多大的关联。只要你有机会接触到网络，就有机会接受教育。它可以扩大人们受教育的几率，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妇女和儿童，可以为学生提供广泛阅读的机会，可以为社会上的人提供学习的机会。教育信息化可通过种种方式和途径增加人们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人们受教育的能力。教育信息化使得全民教育的目标成为可能，人们可以共同分享高|量的教育，并有机会发展终身教育。再次，各地区应该加强对教育信息化的宣传和普及力度，增加师生有关教育技术方面的培训和实践机会，提高人们对教育信息技术的认识。同时，加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教育信息化方面的投入力度，保障学校计算机数量和网络的正常运行，提高师生使用计算机和网络资源的效率，以及完善教育信息化规划及其政策框架，评估与检测政策实施过程和目标的达成效果，发展教师和学校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促进移动学习。 2.提升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应用能力 要提升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应用能力，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要求。第一，加强管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前后的自评工作。对教师开展信息技术方面的培训工作，并不仅仅局限于培训前目标的制定、内容的安排、课程的设置和效果的评价，还需要对培训的教师展开培训前和培训后的自评工作。培训开始前，对教师展开自评活动是加强对教师信息知识的了解，为后续培训的展开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培训结束后的教师自评活动则是对照之前教师的基础，检测一下培训的绩效，同时，也为后期培训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和依据。第二，侧重对教师进行课程方面的培训，改善薄弱环节。经过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必须要对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才能促进各方面发展。（1）要加强教师在应用信息技术提高课堂教学能力方面的培训。信息技术一旦进入课堂，必然会带来学习方式的转变，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课堂教学的能力。（2）不同地域的教师要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进行培训，在知识的推广方面基本上不会存在太大差距，但是，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上会因能力和设施的完善程度存在鸿沟。因此，应该加强对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培训。第三，要完善培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评价制度。通过各方面的调查和研究，要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训进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式。主要是从教师培训前的能力现状和学习需求、培训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网络研修的合格率、实践成果等几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 3.完善教育信息化管理模式与工作机制 第一，建立统筹调度机制将教育信息化工作纳入政府年度重点督办工作任务，进一步落实相关责任，对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难点问题，能够及时研究协调解决，并形成会议纪要。第二，建立检查督导和领导包点联系责任制。成立试点工作专班，科学制定信息化试点工作线路图，将信息化试点目标进行细化，在明确总体目标的基础上细分层次目标，在教育信息化硬件建设、软件规划、教育应用和效果评价体系上将路径图分解为具有操作性的小目标，并在工作进度和时间节点上科学规划。第三，构建三级联动教育信息化推进机制。明确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是实施主体，教育局长是教育信息化工作第一责任人，校长是学校教育信息化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同时要求各校组建教育技术中心，选配专业技术人员担任中心主任，给予学校中层干部相应待遇，形成层层传导压力的工作机制，确保责任有人担，工作有人干，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第四，建立月报、通报制度。为了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及时总结典型经验和做法，建立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月报制度。要求各县（市）区每月报送一次当地推进教育信息化基本情况、推进情况、应用情况、政策保障及典型经验做法，并以工作简报的形式定期通蟾鞯亟逃信息化推进情况及推广典型经验做法。第五，建立绩效管理和激励表彰机制。将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纳入县（市）区政府、学校绩效目标管理；开展教育信息化先进县（市）区评选、示范校评选，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情况与评先、评优、晋级挂钩[3]。 4.多措并举弥补“数字鸿沟” 第一，促进数字弱势群体师生的信息技术能力，特别是较高层次的信息技术能力的学习和掌握，带领师生开展数字化信息技术方面的尝试和体验，让他们从中体会到乐趣，进而能够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有意义的学习和研究活动。第二，鼓励相关机构对偏远或者薄弱校区的师生信息技术应用情况进行调查和研究，发现其在教育信息化的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从而能够进行有效地指导和帮助。第三，完善对中小学师生教育信息化的统计，主要是他们对信息技术的具体使用情况，主要包括学校计算机数量、计算机的使用频率、应用的方式和目的等等。第四，加大对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方面的培训。对于偏远或者经济落后地区，计算机并不是家中的常备资源，所以，教师运用计算机的几率并不高。那么，学校则成为他们进行计算机学习和操作的主要阵地。教师的教育信息化程度高了，学生自然能在其带领下得到发展。第五，充分发动社会的力量，在图书馆、文化中心或者社区机构等地方组建一批精通教育信息化技术的志愿者，让他们通过闲暇时光向社会上的老人、小孩或者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长教授信息技术的知识和技能，让他们对教育信息技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掌握。

电影论文:国内电影的戏曲艺术研究 过往与现在生活的种种本该让玉纹的内心波涛汹涌,他们之间的相遇也应是一场即将上演的悲剧故事。但当导演将影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她却只变成了如倚靠在湖边杨柳枝旁一个妙龄女子那眉间的点点愁云一般的闲淡情感。影片并未将笔墨的重点放在周玉纹与章志忱的离愁别绪上。就算纵观整部影片,它的剧情发展也没有太强烈的戏剧冲突,甚至就连最最悲情的久别重逢都带着妹妹戴秀欢快的笑声和悠扬悦耳的歌声,而妹妹的角色安排无疑成为调节这部影片抑郁情调的调味剂,是灰色的、阴暗的人物关系中一抹明亮的、耀眼的白。事实上,故事的趣味性也正体现在这种悲中带喜、喜中含悲的故事编排上。这种悲喜交加的故事结构发展到后来已经非常普遍,甚至变成了电影叙事模式的一种方式。1990年香港导演午马执导的影片《舞台姐妹》,2000年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等影片无不体现出悲喜有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风格特点。《舞台姐妹》是一部以悲剧为结果的影片,但故事中间所展现的却大多是些轻松幽默的故事小插曲,直到影片将近尾声之时,镜头展现给我们的仍是青衣班众姐妹痛殴黑帮势力时痛快淋漓的场景,所以当影片最后定格在舞台众姐妹们被黑帮势力团团包围、个个脸上写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时故事戛然而止,导演午马直到最后也没有将青衣班众姐妹的壮烈牺牲呈现给观众,可以说影片在一个原本即将会上演的惨烈场面之前提前完结,正是对我国传统古典戏曲美学特征中“哀而不伤”的继承。 一、戏曲中新奇的故事情节对电影的影响 欧美电影非常讲求画面构图,追求宏大的场景,而中国电影特别是一部极具中国特色的电影可以没有漂亮的颜色和宏大的场面,但一定要讲述一个吸引人的故事,追求电影的趣味性和观赏性。我国的第一代电影导演张石川曾对他的员工提出“处处惟兴趣是尚”的要求,这里的“兴趣”更多的指的就是一个能吸引住观众眼球的电影故事。虽然张石川的这一电影观念是为了追求票房价值,他要拍摄的是大众喜闻乐见之事,但在客观上也恰恰反映出了观众的观影心理。中国观众的审美视角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喜好猎奇。作为中国电影之父的郑正秋先生认为,电影的准确叫法应为“影戏”,他认为电影就是没有声音、用摄像机记录的戏剧,而他对电影戏剧本体论的认同则直接体现在了电影剧作的创作中。包天笑回忆自己被邀进入明星公司时,郑正秋曾对编剧工作有过这样的一段讲述,他说编剧工作主要就是在想好一个故事之后把它写出来,而且要尽量将故事情节写得离奇曲折一些,而不要脱离悲欢离合的主旨而已。这里,郑正秋先生所指的离奇曲折似乎与李渔对戏曲创作上“脱窠臼”的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历程之中涌现的第一批电影题材就是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内容,这类题材的电影作品在当时风靡一时,如《孤儿救祖记》(1923),《玉梨魂》(1924),《苦儿弱女》(1924),《最后之良心》(1925),《盲孤女》(1925)等。这类作品多反映出于新旧社会交替下的女性的悲惨命运,因剧情曲折离奇而受到当时大众追捧。后来,当一系列反映妇女悲惨命运题材的影片已经逐渐让观众失去兴趣时,明星公司又于1928年推出了一部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火烧红莲寺》作为中国第一部武侠神怪片,凭借着天马行空的剧情备受喜爱,影片一经上映在观众间就产生了强烈反响,场场爆满,三年内连续拍摄了18集。该片在当时引起反响的重要的因素就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影片中不无传奇之处。此后,随着《火烧红莲寺》放映,武侠神怪片风靡一时,引发了一场拍摄武侠神怪片的风潮,更使武侠类片种走出国门,在世界电影中占具一席之地。从1928年到1931年,我国近40家电影公司拍摄了227部武侠神怪类型的电影故事片,如长城画片公司出品的《妖光侠影》,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古宫魔影》《王氏四侠》,天一公司的《儿女英雄》《梵灯鬼影》等,出奇的故事情节编排与神怪类型本身的趣味性成了这一时期大多数神怪片吸引观众的主要因素。 二、戏曲的线性叙事结构成为电影的主要表现方式 戏曲中惯用线性叙事结构,这种编排故事情节的手法应用在电影之中称为常规线性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按照时间顺序发展,整部影片中不存在倒叙或闪回等叙事方式,通常从一人一事讲起。因为它是电影叙事方式的一种,因此这类电影作品繁多。首先将这种传统叙事手法运用于电影之中的导演就是张石川与郑正秋。二人曾合作拍摄过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电影作品,在《戏剧春秋》刊载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中,着名的戏剧导演以及电影导演应云卫就曾指出,以张石川为代表的第一代导演的电影叙事风格是能让观众“不用十分费脑筋就可以看明白剧情”的,这就是电影常规线性叙事的优点。它通常具有清晰的主线和流畅的故事情节,主要讲一人一事,符合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所以,从故事片《难夫难妻》开始,深受传统戏曲影响的第一代导演所拍摄的故事影片几乎都在无形中运用了这种一人一事的线性叙事模式,而这种传统的讲一人一事的叙事形式终于做为一个经典的叙事模式保存下来,以致在后来的《小城之春》(1948)、《舞台姐妹》(1990)、《活着》(1994)、《西洋镜》(1999)等多部独具中国民族风格的优秀影片中都有出色表现。1925年,作为导演、编剧的侯曜在《影戏剧本作法》中为电影创作提出了一个规范要求,认为电影在创作中应按照起头、最高点、结局这样三段体的结构形式谋篇布局。后来这种传统的结构模式在电影中,尤其是在以时间发展为叙事顺序的线性叙事结构的电影中成为一种最常见的表述方式。,谢晋的电影比较突出地遵循了这一特色。在他的电影中,故事情节一般都遵循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征,“都有完整的‘开端(好人受难)——发展(道德坚守)——高潮(价值肯定)——解决(善恶有报)’的叙事组合”[2]。1923年张石川执导的《孤儿救祖记》就完全符合侯曜电影创作的三段式。逐出家门(起头)——余璞救祖(最高点)——祖孙相认(结局)这样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另外,类似的电影作品还有很多,如《一个小工人》(1926),《梅花落》(1927),《五女复仇》(1928),《乌鸦与麻雀》(1949),《舞台姐妹》(1965),《刀马旦》(1986),《厨子戏子痞子》(2013)等,以及一些以戏曲本事改编的电影故事片,如《梁祝痛史》(1926),《唐伯虎点秋香》(1926),《珍珠塔》(1926)《,薛仁贵征西》(1927)《,孟姜女(》1927),《乌盆记》(1927),《白蛇传》(1939),《林冲雪夜歼仇记》(1939),《西厢记》(1947)等,以及大多数武侠片和武侠神怪片,如《大侠白毛腿》(1927),《盘丝洞》(1927),《孙行者大战金钱豹》(1927),《哪吒闹海》(1927),《王氏四侠》(1928),《青蛇》(1993)等。 三、戏曲中的写意性特征在电影中充分运用 摄影机具有纪实性,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电影的特点在于,要用这种具有纪实功能的机器捕捉到的有形画面中所反映出的含而不露的深刻内涵,即在电影中表达出写意性特质。事实上,在我国的导演中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或自幼受到戏曲文化的熏陶或热衷于戏曲艺术,如导演郑正秋、费穆、徐苏灵、陈铿然、桑弧、吴永刚、杨小仲、崔嵬、应云卫、郑君里、谢铁骊、谢添、侯孝贤等,他们是电影导演,更是一些热爱戏曲艺术、迷恋中国传统文化的电影导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拍摄过戏曲电影,并深受其影响,“同时,又从戏曲艺术传统中汲取艺术的、文化的乃至艺术灵感的影响,以丰富电影故事片及其他类别的影片的创作”[3,p2],使他们拍摄的故事片中极具戏曲韵味,特别是极具戏曲中的那种写意性特色。其中,费穆与郑君里两人以戏曲美学特性和创作思维来执导电影故事片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高小健先生认为他们是“把戏曲艺术经验运用于故事创作的两位顶级大师”[3,p65],“二人的一个共同点是学习中国戏曲而使自己的影片具有一种浓厚的东方艺术韵味,在整体意蕴上洋溢着淡而愈浓的文人气质”[3,p1 0],可谓是建国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费穆是我国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对戏曲艺术有着独特的感受的电影导演。杨远婴评价他“代表一种人文理想,一类电影风格,一个创作流派”[4,p65]。早期曾执导过许多优秀电影艺术片,如《城市之夜》(1933年)、《人生》(1934年)、《香雪海》(1934年)等。他在电影的写实性与戏曲的写意性的结合问题上做过多次尝试,先后-80-拍摄了许多戏曲电影,《斩经堂》(1937)《古中国之歌》(1941)、《生死恨》(1948)、《小放牛》(1948)等,意在“吸收京戏的表现方法而加以巧妙的运用,使电影艺术也有一些新格调”[5]。正是因为费穆早期积蓄的这些拍摄戏曲电影的经验与实践,才使得“费穆导演在故事片创作时对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进行了大量的借鉴结果集中体现在他晚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小城之春》里”[3,p111]。《小城之春》被业界公认是戏曲艺术与电影结合的最高境界,它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特点就是贯穿于影片始终的写意性特征。杨远婴先生评价《小城之春》“顺应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的叙事逻辑,费穆以长镜头建构换面和节奏,精心营造影片的文学意境和绘画质感,使之成为最富于中国伦理美学特征的经典作品”[4,p70]。从出场人物来看,影片出场人物总共只有五个,除此之外,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戴家的邻居,采取了戏曲舞台编排人物出场的做法,追求的不是真实地还原,意在心领神会。另外,《小城之春》的写意美还体现在整部影片的完整性,它不似西方电影大片那样镜头切换频繁,整部影片采用许多长镜头,少有分镜头、特写镜头,无闪回,使整个故事娓娓道来。在这里,摄影机的关联剧情的作用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玉纹平静而富有魅力的旁白叙述。宁敬武先生曾评价说“:费穆将中国戏曲的写意性时空完美地体现在电影《小城之春》中以周玉纹的内心独白构成的旁白赋予摄影机以‘作者式’的视点,于是,双重的主观视点使得导演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从人物感情的处理上来看,玉纹与志忱、玉纹与礼言、志忱与戴秀之间的情感关系全部是含蓄的,犹如山水画中的粗线条,虽看似随意一抹,形态却尽在不言中。最后,整个小城这一背景的设置虽有似无,虽然始终支撑着整部影片却真正成为了“背景”而被忽略,让观众能将视野更多地放在剧中人物身上。费穆对戏曲写意性的借鉴是表现在电影中细腻的人物情感上,表现在虚拟的封闭空间中情感张力的宣泄上,此后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中那个发生在旧上海阁楼中的故事以及张曼玉与梁朝伟扮演的男女主人公含而不发的情感刻画与这部《小城之春》拥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但对戏曲写意性特征的借鉴绝不仅仅限于运用在空间与情感的表现上。郑君里作为建国初期导演代表人物,在电影创作方面非常注重对电影民族化的表现,这与他的从艺经历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在其撰写的《画外音》一书中,他曾多次提到自己从诗歌、绘画以及舞台艺术中获得的启示,并一直将这些民族艺术尊为实现电影民族化的重要因素。郑君里极其注重对电影画面的写意性表达,试图从有形的场景中描画出中国民族艺术中写意的风格来,因而在拍摄电影《林则徐》时,郑君里在表达林则徐送别邓廷桢这一场戏时充分运用了镜头的调度,将“孤帆远影”的景致与主人公的送别结合在一起,让人不禁联想到李白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句。此后,郑君里又拍摄了现代题材影片《枯木逢春》。对于该剧的拍摄,王炼先生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他(郑君里,编者注)对我说:他正想从电影的创作中摸索出一条中国电影的民族化道路。他过去拍的电影大都是历史人物的传记。他们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粹,就代表了中国的风格和气派,所以他决定选择一个现代题材的剧本,他在最初看到演出时,就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个戏从题材本身到叙述方式都有些跟传统的戏曲艺术接近,使他立即产生了一个意念:向中国戏曲艺术和其它古典艺术学习,使影片的叙述方式更能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7,p35]郑君里对电影场景做过各种尝试,试图运用戏曲场景中的意蕴特征来渲染现实题材电影的民族特性。根据王炼先生的回忆,在郑君里拍摄《枯木逢春》时,曾试图将序幕中的“离散”表现成为《拜月记》开篇兄妹“离散”的韵味,又从《梁祝》中的“十八相送”和“回十八”中得到灵感运用到影片的“重逢”一节中[7,p36],他尝试将这些戏曲场景的表现方式与电影镜头表现出的故事情节相结合,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电影故事渗透出民族戏曲意蕴来。 此外,从他与蔡楚生一同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到他后来的独立作品《乌鸦与麻雀》(1949),《林则徐》(1958)等,我们总能从他作品中的场景中体味到独具东方韵味的写意。另外,电影对戏曲写意性的借鉴有时还体现在电影的名称上。如1993年上映的影片《霸王别姬》就是借助了戏曲剧目“霸王别姬”的故事框架,整个故事以戏曲演员的人生起伏为主线,剧中张丰毅饰演的段小楼与他的师弟程蝶衣(张国荣饰演)两人搭档演出“霸王别姬”几十年,在舞台上他们是假霸王、假虞姬,但在生活中,他们二人各自的经历和情感又像是真霸王与真虞姬。面对时代的起起伏伏,师兄弟二人的生活也随之起伏。剧中的程蝶衣在严师“不疯魔不成活”的教育之下,唱着《思凡》中“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戏词强迫让自己变成了真虞姬,自此以后便下定决心要随师兄段小楼唱一辈子的戏,这是舞台上的虞姬给程蝶衣的精神暗示,所以蝶衣无法接受师兄娶妻,舞台之下的他带着虞姬的魂,惟愿与师兄永远相随,于是在20年后,当师兄弟二人再一次回归戏台时,当程蝶衣重新唱错了戏词,唱出了“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时,他恍然大悟,突然意识到他不是真虞姬,师兄也是假霸王,因此在那一刻,虞姬的魂便随着那句错唱出的戏词离开了程蝶衣的身体,而真虞姬的离开也终于让生活在亦真亦幻中的程蝶衣失去了精神的依托,使得空留下一具躯壳的程蝶衣在与师兄的这最后一场“霸王别姬”的演出中完成了现实生活中对师兄这个“假霸王”的最终告别,拔剑自刎。这就是对戏曲剧目“霸王别姬”的借用,使整个影片形成一种投射效果,而这种投射效果在观众目睹了片名时就已经起到了一定作用,使电影导演与观众之间达成了一种“照花前后镜,花面相交映”的心照不宣,这种心照不宣就是电影片名带给观众的写意性功效。后来于1999年上映演出的《夜奔》以及2001年由杨凡执导的《游园惊史》都同样采取了以戏曲剧目映射影片故事内容的手法。综上所述,中国电影从产生之初就深受传统戏曲艺术的影响,这不仅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体现了中国特色,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影视艺术的表现形式,增添了感染力和生命力,更使戏曲自身也得到了传承与发扬。 电影论文:先锋派电影介入动画 在传统的电影中植入动画的演绎形式,虽然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但至少是凤毛麟角。《迷墙》即是其中之一,这部对后现代主义充满自觉的电影,一上映就迅速风靡了整个世界。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影片主人公平克?弗洛伊德于1966年所组建的一支摇滚乐队的音乐魅力,将观众带入一个全新的MTV的影像时代。另一方面,在《迷墙》中将动画艺术植入真人电影之中与实拍交替并行,这种后现代电影的创新表现风格立刻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下面我们尝试着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解读动画艺术在这部电影中的植入功能。 一、加强渲染恐惧心理及心灵创伤 电影《迷墙》是依据影片主人公精神病态发展程度而先后在影片中植入了五个动画段落以及摇滚歌手平克?弗洛伊德演唱的多首歌曲,我们将依据这五个动画段落及某些歌曲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为参照,对其进行分析、解读。 影片的故事是由摇滚歌手弗洛伊德在旅馆中想象、思考、追问内心的苦闷、忧伤从何而来开始的。影片开始不久,观众便会看到:一群不满现实的青年,冲破铁链紧锁的大门,蜂拥走向街头,向当局造反与警察激烈搏斗的场景。镜头切换,二战期间,安奇奥桥头堡44号阵地上空,战机轰鸣,被烈焰吞噬的战壕火光汹涌,战场上尸横遍野、担架上伤痕累累的士兵、还有满身鲜血的弗洛伊德的父亲画面切换:在公园里徘徊、孤独的小弗洛伊德看到其他的孩子拥有父亲的陪伴十分羡慕,当他试图伸手去拉别的孩子父亲的衣角时,却被冷漠无情地推开。在小教堂中母亲双手合十虔诚地为已故的亡夫祈祷,旁边手持飞机模型的小弗洛伊德试着在空中盘旋飞行。伴随如上场景及低沉、哀怨的吉他旋律,弗洛伊德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追问:“父亲远渡重洋/只留下了记忆和家庭/相册中的照片/父亲,你还留了什么给我/这只是迷墙中的一块砖”。伴着忧怨的歌声,在他的思绪中又恍然出现了如下情景:自家的庭院中,一辆白色的童车,车里睡着襁褓中的小弗洛伊德,旁边躺椅上的母亲双目紧闭,早已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一只黑猫正在专注于不远处一只落在绿草地上的白鸽,黑猫试图捕捉,被惊扰的白鸽跃起飞出庭院,飞向辽阔无际的晴空第一动画段落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时空背景及音乐背景下插入的。 当白鸽飞出庭院,展开双翅在蓝天上奋飞时,突然全身开裂,鲜血四溅,须臾变为一只黑鹰,黑鹰展开双翅,凌空翱翔,继而转身向左平滑变为一只战隼,战隼忽然向下俯冲用铁钩般的双爪从土地上奋力抓起一大块鲜血淋淋的泥土,而后直冲战云滚滚的天空,随着战云消散,战隼幻化为一个巨型怪兽,怪兽圆瞪闪亮的双目瞬间化为一座城堡。紧接着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战机轰鸣作响地划过天空,顷刻大地上一切通通被无情地摧毁。在一片荒凉的大地上倒下一个个骷髅头似的人影,无数面大英帝国的旗帜,破损、散落,既而变为插在地上的无数支醒目的十字架,十字架上布满了鲜血,鲜血流遍了整个大地。整段动画令人心灵震颤、触目惊心。动画所表达的外部符号是显而易见的:白鸽寓意和平、战隼寓意战争、骷髅头象征死亡、十字架象征坟墓。 在这一动画段落中,影片中的一切动画造型都是基于影片主人公弗洛伊德对二次世界大战丧父,内心留下的恐惧心理与创伤而精心设计的外部符号。美国着名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说过:“由于电影只能以空间安排为工作对象所以无法表现思想,因为思想一有了外形,就不再是思想了,电影可以安排外部符号让我们来看,或者让我们听到对话,以引导我们去领会思想”(1)。《迷墙》已是大胆借助于动画艺术这一表现性极强的手段,以最为灵活的表现方式来隐喻、象征那些无法直接展示的思想、概念、心理活动等抽象的东西,从而加强了渲染战争带给人民的恐惧心理及永远无法抚平的心灵创痛,充分展示了弗洛伊德的内心世界,同时让观众清醒地看到:战争如何导致和平生活的远离,那种和谐、宁静的生活一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就是流血、牺牲、死亡及坟场。 二、着力表现内心世界与心灵深处 渴望爱情而结婚,平克?弗洛伊德以为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妻子的温情会抚平他童年亲情缺失的伤痕,但事实并非如此,婚后的乏味生活很快使两个人感情趋于淡漠,当他听到妻子已有外遇,从此心灰意冷,他陷入了极度痛苦的深渊。这时他开始不停向母亲追问:“妈妈,你觉得她对我够好吗?/妈妈他会带给我危险吗?”歌声低沉,琴声忧怨。观众从歌声中依稀可见,弗洛伊德的心房在流血,在震颤 第二动画段落开始植入,观众会清晰看到画面中的两朵花,很难说清花名,其中一株为雄性,另一株则为雌性,两条妖花伸张、卷曲、缠绕、绵连,动画的设计者运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对于男女间的情爱,给予了生动的象征、隐喻,这是任何传统电影语言手段都无法做到的。影片虽然没有任何语言上的展示、但留给观众的却是情绪上的骚动与无限的遐思 接下来的动画场景仿佛一场可怕的梦魇。一株小花伸展变形成铁丝网,画面转换,左侧一个小孩猛然跳起变为一个凶残的怪物,高举手中的棍棒将右侧一个骷髅形人头劈头击倒,四溅的鲜血冲击断墙,继而断墙冲毁城堡,城堡的碎片又迅速组成一个怪诞形状。镜头转换,一个粉色木乃伊似形象的人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吼叫着瞬间化为一株怪异的植物,植物卷曲、伸展变形为一支枪,枪口射出一束耀眼的鲜血,随即化为一辆汽车驶出画面。 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场景,只有在人的梦境或患有精神疾患的病人思想中才会出现。导演埃伦?帕克试图以动画怪诞的变形再加上异乎寻常的想象,给人以触目惊心之感。这时,“人们的眼睛彷佛被打开,看到了人的命运被遮盖的景象,而这景象是如此的惊人”(2)。 三、渲染紧张心理及精神病态 妻子外遇,婚姻失败,为了逃避眼前的一切,弗洛伊德躲到一个陌生的小镇上,他开始酗酒试图得到精神上的麻醉,与下流女孩鬼混妄图填补自己肉体上的空虚。然而事与愿违,眼前的一切不能带给他丝毫的精神快乐与慰藉,反而更加剧了他往日的创痛。 在精神遭受严重创伤,病情陷入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他的精神终于分裂了,主人公在深深的昏迷中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医生的抢救下,他痛苦地嚎叫,潜意识中又回到往昔的生活场景:老师手执棍棒满脸怒气,战场上冲天的火光与前赴后继的士兵,镜头转换,画面中,身着戎装,威严冷峻的弗洛伊德身后尾随着一群全副戎装的士兵,他们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地行走在大街上,镜头转换为一座宏伟的大厅,大厅内墙上悬挂着数面两只交叉的锤子标识的旗帜(使观众马上会联想到德国纳谇党卫军的旗帜)。飒爽英姿、全副戎装的弗洛伊德身后继拥着一大群士兵,当他健步登上舞台时,立刻赢得台下无数影迷的热烈掌声。伴随弗洛伊德的情绪,场内的呼喊排山倒海,一浪高过一浪镜头转换,第四段动画开始植入。一个运用拼贴手段绘制的怪物,从左侧跳入多画面,瞬间变成了一个手执棍棒的人,他用力猛击另一个人的头部,立刻鲜血四溅,接下来的镜头是一群青年学生与警察扭打(实拍)。镜头转切,画面中无数涌动的蛹虫缠绕成一团。镜头转换,画面中一个怪物奋力撕咬着一团鲜血淋淋的肉,画面再次重复拿棍棒打骷髅头的人。镜头转切,画面为一人头猛烈撞击墙的画面。镜片转换,画面中又一只怪物在凶狠地吞食一只羊,在吞咽的过程中,怪物头变形为一个骷髅头。 紧接着的动画画面是一只巨大的血色的拳头变形为两柄锤子。镜头画面在主人公手执高音喇叭的呼唤下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锤子行进在画面之中,锤子队仿佛军人的检阅队列,在画面中反复行进,履声震天、气势雄伟,好像一场残酷的战争即将来临。 四、构筑精神幻觉使情绪形象化 动画第五段落所运用的手段依然是以传统电影实拍技术与动画、音乐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没有一个事件是完整清晰的,我们尝试把它分为几个层次来逐一分析。 首先,从银幕上我们看到医院监管人员的一只手把一扇门打开,展示出动画所表现的场景。在正面全景视角中,中间是打开的门,出现一面森严、高大的墙,墙门左右两边各自摆放着五把锤子。一道明亮的光投射在高墙下面一个微小裸身的男子身上,环境空间与小人形成的反差,给人以极强的压抑感。它象征着影片主人公筑起的坚固的不可逾越的墙。 其次,在一个看似演出的大舞台,影片的主人公弗洛伊德是位着名的摇滚歌手,他平生大部分时间属于舞台生涯,这一设计与主人公有着密切的关联。镜头转换,一位身穿蓝色外衣的胖女人,此刻面对镜子在化妆,姑且算是本场大戏的主要角色,在蓝衣胖女人的导语下,舞台中央瞬间伸出五组蚯蚓似的长虫,蠕动着相互缠绕着如同泉涌般向上延伸,随后幻化成数个凌乱的骷髅,顷刻凝结成一个大口插瓶,瓶内一会儿窜出一只巨大的蛇形蛹虫,随后,蓝衣胖女人走到舞台中央在音乐的旋律中,左右摆动展露出她的大腹便便与丰硕的肥臀,舞姿低劣粗俗,形象丑陋淫秽。 再者,在一堵高墙的背景下,正在上演一出牵线人偶戏,被牵动的人偶扭动着、吼叫着。这场动画演绎了两个情景:一个被牵动的人偶正在旋转着一台绞肉机,并注视着绞肉机里绞出的肉馅;另一个情景是一个硕大的全身裸露的胖女人,手执长棍正在不时地抽打人偶的臀部,人偶却将一个幼小的裸婴提向高空。导演埃伦?帕克试图用动画这种艺术手段把某种情绪形象化,而这种情绪正是源自主人公自身的生活经历。 接下来,这组动画的象征性就更为明显了。字幕打出“我疯了”,画面给出了一个近景素描绘出的骷髅头像,片刻,从骷髅头左边黑色眼眶中飘出一片枫叶,枫叶在空中缓慢飘动,渐渐卷曲幻化成一个没有五官器质的男性裸体,在空中缓慢翻转而后又渐渐变为枫叶,这是一段完全出自精神疾患、心理幻觉而产生的画面,镜头中画面影像舒缓、平静,仿佛主人公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纷扰的万里晴空、充满阳光的理想世界。但现实并非如此,当裸体男子再次从骷髅头像右眼框跃出时,在层峦叠嶂的云层中,他一次次翻转,最后终于冲破了云层,身体失去控制,坠入了黑暗之中。很显然,这组动画象征主人公身临绝境已陷入感情的深渊不能自拔,这是一组具有精神幻觉因素的画面,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展示,也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人们只有在梦中或幻境时才会出现此种状态。 一直以来,先锋派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所谓彼岸世界,即无意识的世界;人只有在梦境和幻境展示的世界面前,才能摆脱一切束缚和约束,才能最真诚地显示出人的纯真面目。”(3)于是,他们把“挖掘新的心灵世界,将机运、疯狂、梦幻、错觉偶然灵感或无意识的本能等所提供的下意识主题,用形状表现出来。用纯真的心理动力,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去表达真正的思想过程”(4)视作他们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迷墙》的导演埃伦?帕克正是以这种艺术标准为准则,将《迷墙》中那些无法用传统电影手段所表现的精神概念、思维逻辑,用动画作为表现思维的形象手段,这种特殊的手段方式在银幕上为我们所呈现的是一个令人震撼、充满惊惧、令人遐思的悲剧式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动画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在真人电影中的植入所表现出的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 电影论文:电影小品练习：磨刀不误砍柴功 北京电影学院编剧专业的学生在学习编剧的时候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学习写作大的剧本的。因为一个能够拍摄90到100分钟影片的剧本是个很庞大的工程，人物多，情节线索交织，事件过程复杂，因此结构也必然复杂。初学编剧的同学尚不具备驾驿它的经验，如果从它开始，就常常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比如，剧中的某个人物性格构思还可取，但另外一些剧中人物却缺乏个性；一条情节线索尚构思不错，但当它与其它情节线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却一团混乱；顾及了高潮，却忽略了足够的铺垫；故事本身满有戏剧性，但由于结构安排失当，写出来却拖泥带水显得很枯燥…… 所以，初学编剧的学生最开始学习的是电影小品的构思和写作。在第一学年里，他们每个人都要完成10个小品的创作。每个小品只有三、四千字，如果拍摄出来，大概也只有10到20分钟的长度。然而我们知道，一部完整的电影虽然有100分钟左右的长度，但如果将它的结构作一下划分就会发现它依然是由一个个叙事段落组成的，每一个段落就是电影的所谓“一场戏”。而我们所作的电影小品练习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剧本中“一场戏”的长度。学会了写小的，大的也就比较容易掌握了。这样的做法反而比较扎实，比急于求成地盲目上马大剧本能够更快地掌握电影剧本创作的规律。今天我就根据自己近二十年来的教学实践，给初学电影剧本写作的朋友们简单地介绍一下电影剧作小品创作的要领，希望对大家能有一些直接的帮助。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电影小品： 电影小品《妞妞》 一、胡同 外 日 这是一条典型的北京小胡同，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胡同里还不似今天这样杂乱，秋日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到胡同里那株老槐树的树冠上，本来已经变黄的树叶便象染上了一头金发。 俯拍的大全景，灰色的屋顶错落有置。传来阵阵的鸽哨声和女娃娃们的儿歌声---- “小汽车，嘀嘀嘀， 里边坐着， 挂红旗， 气得美帝干着急。” 镜头顺着老槐树的树梢摇下，摇出一伙在树下游戏的小孩子们。女孩子在起劲地跳着皮筋，男孩在一边撅着屁股扇洋画。 妞妞的皮筋跳得真好，圆圆的脸跳得红扑扑的，两个羊角小辫上下跃动着。 画外传来呼唤声∶“妞妞！” 妞妞管自跳着，唱着。 画外∶“妞妞，快回家！” 妞妞还是跳着。 在妞妞不远的一侧，她家的院门前，妞妞妈妈朝跳皮筋的女儿喊着。 妞妞妈∶妞妞乖，快回家看看小姑穿上新娘子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妞妞跳坏了，生气地跺着脚。 妞妞∶人家就再玩一会儿嘛！(转身对伙伴们喊)刚才不算！刚才是我妈捣乱！ 妞妞妈∶看你把衣服弄脏我怎么收拾你！ 她无奈地回转身走进院子。 二、妞妞小姑的闺房内 日 一张年轻女孩的脸，化过妆，梳过头，头上还有朵鲜红的绒线花。她是妞妞的小姑，此刻正一个人坐在炕沿上发呆。从她的神情，看不出一点点新婚的喜悦。 屋里很静，听得到远远的妞妞他们的嘻闹声…… 三、大门外的胡同 妞妞他们仍然开心地玩着。 这时远出传来了小贩的吆喝声∶“换小泥人啦——换小公鸡兔爷啦——” 胡同那端，一个挑着担子的小贩向这边走来。孩子们立刻欢叫着迎了上去。 四、泥人担子前 孩子们跑过来，把担子围住。 担子上泥人的特写——花公鸡、摇头晃脑的媒婆、胖胖的泥娃娃…… 小贩是个头戴小圆帽的老汉，他对孩子们叫着∶“不许乱动！摔坏喽！” 妞妞看着面前的花公鸡，眼睛瞪得溜圆。 一个男孩∶(指着花公鸡)这个拿什么换? 小贩∶十个牙膏皮！ 男孩∶十个！ 孩子们向各家跑去了。 妞妞也向自己家跑去。 五、堂屋内 妞妞妈和妞妞奶奶在看小姑的嫁妆。 妞妞妈∶妈，您老就放心叭。您看这衣裳够多体面，这被面可是真正的瑞福祥的缎子哩！ 妞妞奶奶∶嫁这老疙瘩，不能让人家笑话。 这时妞妞急火火地从外边冲进来，一撩帘进了里屋。 妞妞妈∶妞妞，你疯跑什么? 六、里屋 小姑看见妞妞进来，眼睛亮了。 小姑∶妞！ 妞妞∶小姑好漂亮呀！象仙女一样！ 小姑∶妞，过来，小姨教你玩花绷子。 妞妞∶(犹豫)我还有事哩，等会儿好不好? 妞妞拉开抽屉乱翻，又把八仙桌上的胆瓶里的东西倒在桌上，可那里除了破梳子和一些头发卡子之类的小物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小姑∶妞，你翻什么? 妞妞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小姑小声∶“嘘----” 她一撅屁股，爬到了床底下，只把个小屁股露在外边。 七、泥人担子边 孩子们拿着各种各样从家里找来的小东西围着老汉叫唤着。 “这着行不行?” “我这个能换什么呀?” 老汉从一个男孩的手里拿过一个空牙膏皮看了看，给了他一个小泥哨。男孩高兴地吹着，跑了！ “我也要！我也要！” 孩子们吵着，伸出一张张小手。 妞妞跑来，挤近了担子。她的手里举着一把黄灿灿的大铜锁。 妞妞∶我要大公鸡！ 老汉拿过铜锁细看了一回。 老汉∶你拿这个跟家里人说了没有? 妞妞∶说了！ 老汉把大公鸡给了妞妞。 妞妞一把抢过大公鸡就跑。 妞妞把大公鸡的屁股对着嘴用力地吹，那鸡立刻发出“喔喔”的叫声。 八、妞妞家院子里 妞妞跑进了院门，呜呜地吹着公鸡。 九、堂屋内 妞妞吹着大公鸡跑进来。 妞妞妈∶妞妞，这东西哪儿来的? 妞妞一愣，看着妈妈，她的嘴边都是大公鸡染上的红绿颜色。 妈妈一把把公鸡抢过去，妞妞吓得“哇”一声哭了。妈妈一下子拉着妞妞就向外走。 十、大门 妞妞被妈妈强拉着出了大门。 妞妞∶(哭喊)我要大公鸡！ 十一、泥人担子旁 妞妞妈拉着妞妞向老汉冲过来。 妞妞妈∶她拿什么换的这个? 老汉看了妞妞一眼。 妞妞不哭了，怯怯地看着老汉。 老汉拿出了那个锁头。 妞妞妈一把抢过了锁头。 妞妞妈∶啊?一把铜锁就换你个这呀！(把公鸡向小贩的担子上一敦)你这不是骗人吗?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骗小孩呀，你亏心不亏心呀！ 老汉看着妞妞，眼神里是抱怨。 妞妞不敢看他的眼睛。 妞妞妈拉着妞妞边斥责着老汉，走了。 妞妞回头看。 老头可怜巴巴地低着头…… 十二、小姑屋里 妞妞趴在床上哭。 小姑∶好啦，妞妞不哭，以后小姑给妞买。 妞妞∶小姑嫁人了就不回来和我玩了。 小姑∶谁说的?小姑才不嫁人哩！ 妞妞∶骗人！ 小姑∶谁骗人谁是小狗。(挑起花绷子来)来小姑教你挑个新花样。 妞妞∶(哭)我要大公鸡！ 十三、胡同的全景 俯 天色向晚，屋顶罩上了炊烟。 十四、胡同里 傍晚 老汉的担子。上面的泥人已经不多了。 老汉默默地收拾起东西，准备走。他觉察到什么，抬起头来看—— 大槐树后面露出了妞妞的小脑袋瓜，虽然只是一闪。 老汉嘴角动了动，挑起了担子，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朝妞妞那里招了招手。 妞妞探出小脑袋，看着。 老汉又朝他招招手。 妞妞抿着嘴不肯从大树后面出来。 老汉拿出那个花公鸡，向妞妞晃着。 妞妞还是不动。 老汉把公鸡放在地上，离开了。 妞妞看着老汉消失在胡同的尽头。 那公鸡正静静地摆在当街地上…… 十五、堂屋内 傍晚 妞妞进来，她的衣襟下鼓着，里边当然是那只泥公鸡。 她把公鸡拿 出来，藏在屋子的角落里。十六、同上一景 夜 电灯亮着。 一家人在灯下吃着晚饭。 妞妞奶奶向小姑碗里夹菜。 奶奶∶多吃点，过了门就得给人家做饭了。 小姑满脸的不高兴。 妞妞很香地吃着。 妞妞∶奶奶小姑不想结婚。 妞妞妈∶又胡说。 妞妞∶我才没胡说呢，是不是小姑? 小姑对妞妞笑了笑。 妞妞却说∶小姑真傻，妞妞就想结婚！ “哟！”满屋的人全笑了。 妞妞妈∶真没羞！ 妞妞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妞妞∶结婚多好呀，能穿新衣服。 小姑笑着问∶可妞想嫁给谁呢? 妞妞∶(坚定地)嫁给卖泥人的！ 全家人又是一阵喷饭大笑。 十七、胡同 夜 黑黑的胡同里传出妞妞家的笑声。 老槐树在晚风中摇曳…… 这是一个规模比较标准的电影小品，我们现在根据它来看一看电影小品的特征和创作时所要注意的地方： 1、电影小品要突出一个“小”字，不能洋洋万言，所以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内容不能多。通常，情节围绕着一个小小的事件展开就够了。例如《妞妞》就是紧紧地围绕着妞妞用铜锁换泥人这个小小的事件展开的。不少初学写作的朋友常常会把小品的构思搞得过于庞杂。例如有个朋友构思的是一对男女青年从相识到结婚再到分手的故事，这样的内容足够写出一部完整的电影剧本了，硬将它塞在10来分钟的小品里表现肯定是做不到的。相反，象《妞妞》这样的一件小事，讲起来比较从容，就有足够的篇幅来描写细节，塑造人物性格。这个小品中的妞妞性格鲜活可爱，与笔墨集中就有很大的关系。情节集中当然和人物集中有直接的关系。通常，我们应该将笔墨集中在一两个人物身上。例如《妞妞》就集中描写了妞妞和卖泥人的老汉。其他人物都是一笔带过的次要人物或作为环境背景出现的人物了。 2、电影小品篇幅小，所能承载的主题思想有限，不可能将过于复杂的思想内涵交给一个短短的小品来完成。那样的做法只能造成什么都想说却什么也没说清楚的结果，弄不好，容易出现令人反感的说教气或故作高深的感觉。《妞妞》并没有很多的思想，但追求了情调和趣味。我们看过之后能感觉出一种质朴的老北京味儿，它象一首具有怀旧感的小诗，体验到一种温馨人际关系。一个小品，写出一件事情并不难，但写出点情调和趣味却不太容易。 3、电影小品创作应该努力塑造人物鲜活的性格。我们知道，创作一个完整的大剧本最最重要和最最困难的就是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小品虽小，却也能向一幅小小的速写画一样将人物的性格勾画出来。老舍先生是个塑造人物性格的大师，他有一个非凡的本领就是能在了了数笔之间将人物的性格勾画出来。例如《茶馆》中那个松二爷，在全剧本中老舍先生只给了他400来个字的台词，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性格印象。这就是功力！如果我们也想有这样的本事，就得在做小品练习的时候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妞妞》中，妞妞天真活泼又有几分淘气的性格表现得很突出，而这些性格又都是通过人物的行为揭示出来的。在我们当老师的看来，一个学生会生动地刻划人物性格比他拥有一肚子“深刻的”思想重要得多。因为任何深刻的思想在电影中都只能通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来体现，如果你不会刻划性格，也就必然不会表达思想了。 4、要用电影的方式写作，文字描述的应该是你电影思维的结果。有经验的人不难看出，《妞妞》是个很有电影思维水准的小品。它里面的所有文字都能通过视听造型体现出来，文字很有镜头感，场景的衔接也有蒙太奇经验。例如，在第十四和第十五场之间，作者省略了妞妞走过去从地上拿起老汉留给她的泥公鸡的过程却突出了她藏泥公鸡的细节。而第十七场将第十六场中快乐的气氛延伸作一种优美抒情的诗意。很多初学的朋友常常对“如何写得更象一个电影剧本”感到为难和无从下手。当然，电影思维的经验是慢慢建立的，但也并非那样神秘。您最初可以作这样一些事情来提高您电影思维的水准：比如找一些电影剧本来读，看看人家是如何用文字表现视听造型的。不要害怕“照葫芦画瓢”，最初，哪怕模仿一下人家的行文格式也是好的。也可以找来一部影片，从中间选择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用电影剧本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然后对照原剧本看看有哪些差异。总之，只有坚持实践，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就会不断进步。 5、在电影小品的练习中，可以在视听方面有不同的侧重。比如，用一些小品练习视觉造型的能力，而用另外一些小品来练习人物对话。我以为，最开始还是应该先训练自己的视觉表现能力。尽可能通过人物动作和其他视觉造型因素来讲述故事，而尽量减少对话。《妞妞》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品，其中对话的数量并不多。要知道，对话是一个十分难以掌握的手段，如果一开始就将对话作为自己的主要叙事手段，常常会阻碍视觉手段的发挥。当然，写一些小品来专门对话也是必要的，但我们不妨将它放在靠后一点的时候。在《妞妞》中，作者注意到了环境造型的重要性，无论胡同还是天空的鸽哨都给故事带来了一种浓郁的北京味道。核心道具泥公鸡也很有民间特色，都是构成作品风格不可缺少的因素。看了《妞妞》您一定也会发现，电影小品和戏剧小品有一点很不同：戏剧小品通常都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场景中，而电影小品却可以而且经常是多场景的。尽管您不能也没必要设过多的场景，但有场景更换却能锻炼您的蒙太奇思维能力，因为在场面转换中省略不必要的中间过程是电影时空的重要特性，是一个电影编剧必须掌握的。 小品最重要的是构思，第二步才是用文字把它表述成剧本。一个好的构思固然不一定能写成一个好的电影小品，那中间确实还有个写作功力的问题，但一个构思很糟糕的小品，无论你有多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创作不成好的作品。我常常看到学生在学习小品写作之初易犯过于着急的毛病，他们常常不在构思上下功夫，却草草地编上一个毛病很多的故事就急急忙忙开始写作了，其结果是将宝贵的时间全都浪费在写字上，很是得不偿失。所以，电影小品创作的首要环节是少写多想，通常，在一个题目下构思出五个到十个故事来，然后再从中选出自己最最得意的那一个写出来。 通常，我们是由命题小品逐渐过渡到自由命题小品的。所谓命题小品，大概就象学习作文那样，先有个规定好的题目，如后再根据这个题目展开构思。例如，我的学生常常会面对这样一些题目：《朋友》、《他与她》、《告别》、《相逢》、《失落》、《报复》、《伞》、《灯》、《照片》、《信》、《帽子》……所谓自由命题小品，就是您自己决定小品的题目，而这些题目常常是先创作出一个小品然后再为它设个题目。例如《妞妞》这个小品就是先有的小品后有的题目。您会发现，其实找到一个有趣的题目并不太难，难的是如何在这个题目下写出有情趣的内容来。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很有趣的电影小品构思： 《朋友》 拿到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不要急忙写作，而是要分析一下题目。很多人一看到“朋友”二字，就很自然地联想到男女朋友，然后就只能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打转转。其实，“朋友”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比如说，一老一少之间、两个残疾人之间、一个阔佬和一个电梯工之间……都可以是朋友。您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观察来选择一对独特的朋友来展开构思。比方说，在某个人和某种动物之间能不能成为朋友呢？请看下面这个构思： 阿弟6岁，刚上小学。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只他叫作“黑子”的大公鸡。这只鳮是他从小鸡崽养大的。阿弟每天一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召唤他的“黑子”，然后把放学路上捉到的虫子喂给它吃。然而，这鸡却给大人带来了麻烦。因为虽然他们家住在北京的大杂院里，但那里也有“八不养”的规定。更何况天一麻麻亮黑子就叫，吵得邻居们睡不好觉。所以，那一天阿弟的妈妈就同阿弟商量，要把黑子宰了。阿弟一听就哭叫起来，抱起黑子就跑。可他哪里扭得过大人？再说抱着黑子也不能上学呀！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家里的菜刀藏起来！这样妈妈就没办法杀鸡了！阿弟把刀放在书包里，带到了 学校。放学回到家后妈妈已经把饭做好了，阿弟吃得特别香。饭后，他四处找寻黑子却不见踪影，他这才知道，刚才他吃的那菜就是用黑子的肉炒的。阿弟“哇”地躺在地上大哭。从此不肯再吃鸡，连过去他最最喜欢光顾的肯德鸡大门也不肯进了……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构思： 这个单亲家庭里只有爸爸他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可儿子不知道什么心理原因，任何心里话都不肯对爸爸说。爸爸用尽了办法也一无效果，他因此很伤心。但是一天，儿子突然在学校里接到了一封奇怪的来信，写信的人叫“波波夫”，是他最爱的卡通人。那“波波夫”似乎很同情这个没有妈妈的孩子，甚至很知道他内心的苦恼和秘密。儿子开始和“波波夫”通信，他和从没见过面的“波波夫”成了好朋友。他把自己最最隐秘的事情对“波波夫”说，而“波波夫”总是在回信中乐呵呵地给他出主意。由于“波波夫”的指点，他开始理解自己的爸爸，这使爸爸非常惊讶。儿子甚至成了爸爸的好朋友。可是儿子生日的那天，他却有点伤心，因为他无法把蛋糕送给他最好的朋友“波波夫”吃。爸爸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爸爸病了，住进了医院。孩子在爸爸的抽屉里翻出了很多“波波夫”给他写信时用的那种带有卡通形象的彩色信纸。儿子立刻明白了！在医院里，他抱着自己的爸爸感动地说：“你这个坏爸爸！我其实早就知道‘波波夫’就是你呀！”再后来，爸爸的病好了，可儿子却总叫他作“波波夫”了。 您看，尽管这个小品构思规模大了些（估计要充分展开这个故事怎么也得30分钟胶片），但很有点动人的温情。而且它的内涵也比较丰富，它告诉我们，即使在父子之间若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真需要下点功夫。 《灯》 这个题目本身有一个核心道具，那就是灯。有经验的朋友一定会感觉到这个题目很利于电影小品的构思。因为灯是一件很利于进行视觉造型的道具，灯光具有很浪漫的色彩。在电影作品中人们经常会在灯光上作文章。再说，即便是灯，也还有汽车灯、路灯、手电灯、灯笼、油灯……各种各样的灯。这些灯用在不同的情境里就会出现不同的故事。电影小品构思本身就有着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开发作者的想象力和富有个性的创造思维！其实，灯这个道具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个道具揭示出人物的性格、他的内心活动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请看下面这个小品： 一个十分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每天一到傍晚十分，无论遇到多么“甜”的活他也不再拉了，而是急急忙忙地开车回家。他家里只有个老奶奶，不管有人没人总是在唠叨着。可司机已经习惯于听她唠叨，就好象没听见一样。小伙子径直穿过门厅，进到自己的屋里，就在窗前等待着。不久，路灯亮了，就会有个漂亮的女孩出现在路灯下静静地看书。他用望远镜看她，那是夏季，她穿着白色的裙子，就象悄然开放在他家窗外的一朵玉兰花…… 再一天，路灯坏了。这可急坏了小伙子，他顾不上出车，整整一天都在找人来修理路灯，可家委会推供电局，供电局又推街道……眼瞅着太阳已经偏西还是没人来解决。小伙子决定再也不等了，他自己找来灯泡，艰难地爬上高高的电线杆。可是就在他把电灯安好以后，自己却一个不留神摔落下来。 小伙子的腿打上了石膏，但当他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还是在华灯初上的时候等待那女孩出现。那天，女孩又来了，还是那样恬静地在路灯下看书。小伙子很入神地看着，是他的灯光为女孩子着凉了书本，他很高兴。但就在这时候，一个男孩出现在他的望远镜里！那男孩很亲热地与女孩拥抱……他看傻了，片刻，他拉动了窗帘绳，窗帘便象舞台幕布一样渐渐地合拢了起来…… 这个小品有点戏剧性。它围绕着一个路灯描写了一个小伙子暗恋一位陌生女孩，但最终失败了的故事。构思很集中，过程也很有趣，最重要的是灯光的运用很有创意。这盏灯似乎成了小伙子心灵的延伸。我们可以看出小伙子的性格特点来，他肯定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说话不多，唠唠叨叨的老奶奶不仅仅是个家庭环境中必须有的人物成员，也反衬了小伙子的寡言少语的性格。看来他的性格在感情表达和人际交流方面有一定的困难，但他木讷的性格下面却有着一种对情感的渴望和执着。这个故事有一种温馨浪漫的气息，象一首具有幽默感的抒情小诗。小伙子最后拉上窗帘的动作设计得也很有创造性，这时也许我们看不到小伙子，只看到了两扇窗帘在缓缓地向中间合拢，但窗帘的节奏却使我们看到了小伙子失望的和恋恋不舍的心情，甚至能体验到他与世无争的温柔性格。窗帘关闭的状态很象舞台徐徐拉上的大幕，它在那对青年拥抱的“表演”中合拢，很具有幽默感。您看，这个小品也没把过多的思想内含看得那么重要，但它很有味道，不是吗？我们国家的教育，有过很左的时代，总企图给人们以抽象的道德教化。可是我们的教育中间却缺少对美的能力的教育，缺少对人情表达和体验的教育，缺少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训练。这样的情况也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电影创作。我们的很多影片太象一本正经的教师爷，承载了太多的哲学，然而却缺乏机智幽默和微妙的人情。在创作小品的时候，有意地放弃思想说教，有意地追求情趣，将对一个初学者有很大的好处。 《信》 这样的题目构思是很困难的。大家知道，电影讲究的是造型，而如果一封信文字太长，就没有办法有镜头拍摄出来给观众看。在看初学者作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作者根本不考虑最后画面如何表现，就将大段的书信文字写满一页纸，并规定用特写来表现。试想，如果这样多的文字都用镜头拍摄下来观众需要读多长时间呀？当然，有的朋友在这时候会用画外音的形式把信读给观众听。这是个可行的办法，但也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那个作品的风格是否允许使用画外音，一般说来画外音具有主观色彩，不适合在纪实性较强的剧作中运用；另外，在使用画外音的时候很多初学者常常不构思与那画外音同时出现的画面内容。比如画外音在读信，而画面上微妙看到却依然是那信的特写，这时的画面就没有了任何存在价值，因为它没给观众提供任何信息。这时作者应该采取的是声画蒙太奇的方式，使画面内容与声音成对位关系。例如下面这个小品就有很好的构思： 这个小品的作者是个上海籍的学生，作品的特点是分为天南地北两个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动作交叉起来进行叙事的。一个场景是在上海一户普通家庭的卧室里，天色已晚，万籁俱寂，屋子里亮着一盏橙黄色的台灯，一个母亲在指挥着她上小学的儿子给远方的父亲写信 ；另一个场景却是在遥远的西藏高原，那里也是深夜了，但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在一个兵站里，战士们已经睡熟，只有军营静静地站立在大雪中。前一景中那孩子的爸爸就是这个运输连中的连长。孩子的妈妈不是不会写信，因为当孩子写不出字来的时候她总是告诉他怎么写，她是因为上次去部队探亲的时候与丈夫闹了别扭，不好意思给丈夫写信，便借着孩子的口气。例如她对孩子口述道：“亲爱的爸爸，上次妈妈回到家以后很伤心，我看得出妈妈很后悔和你吵架，她天天在盼着有信来……”后来我们知道，那次闹别扭的原因是妻子希望丈夫能早点复原回家。 当妻子的声音还在继续的时候，画面却切到了高原，集合号响了，丈夫集合了战士紧急出车执行人物。大雪纷纷，丈夫象老妈妈一样检查每个战士的行装，这时我们始终听到的是妻子指挥孩子写信的画外音。 镜头再次回到那个上海的家庭，妻子还在借孩子的口述说着对丈夫的思念，她说：“你对爸爸说说老师是怎么表扬你的吧。” 当画面再次切到西藏高原的时候，军车已经开出了军营，迤逦行驶在崎岖的上路上。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妻子的画外音。 就这样，妻子说了很多，镜头也一次次地切到高原。妻子期待着丈夫能早日回家，象别的家庭一样，周末的时候全家一起上游乐园，带孩子去吃汉堡包。可是画面上我们看到的确实汽车在风雪之中走不动的情况。到故事结束的时候，丈夫的汽车翻到了深深的陡坡下面，很多战士向下面跑去……而这时，妻子也指挥着孩子把信写好了，他们把信贴上，就上床幸福地关上灯，睡觉了…… 这个构思是相当有特色的。本来，一个妻子给丈夫写信也许没有什么。但是当作者采取了两个空间的两个动作平行表现的时候就出现了感人的诗情画意。上海那家人的台灯造成了温柔的暖色调，与西藏高原的青蓝色的雪夜的冷色调形成了对比。当画外音落在高原雪夜的画面上的时候，我们更加感觉到了丈夫默默的奉献精神的可贵。使本来很严肃的歌颂主题有了一层自然质朴的人情味。整个作品就象是一首轻声吟唱的摇篮曲，其中蕴含的深情让人信筒…… 可见，对于电影小品构思说来，找到一个好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没有足够的电影修养和经验，在这一方面要想有所创造也是很困难的。 今天，我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了电影小品构思一些基本规律。我的教学经验告诉我，对于初学的作者说来，“磨刀不误砍柴功”这话是个真理。小品练习是个“磨刀”的过程，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地找些题目来作小品训练。有趣的是，这样的活动不仅活跃了我的思维，而且积累起来的小品有的时候会成为我后来创作大剧本的一个部分。您如果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就拿起笔来试试看吧。 电影论文:新媒体对电影新时代的实用性 电影趋于“草根化”、“非专业”和“融合”化。这其实从中国导演“第六代”后的代系终结就可以看出端倪。越来越多的“非专业”的音乐人、作家、文化人、媒体人和商人已经开始涉足电影从剧本创意、制片制作、宣传发行甚至院线和影院的各个环节。这一现象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电影艺术最难之处在于其综合性,是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功底的大融合,从这个角度说电影在各个艺术门类中确实是最难的;但是同时电影也是最容易涉足的艺术。以导演为例,即便是没有在电影学院待过一天的人,花上几个月的功夫也能学会全部的实用知识,如果他再有机会跟一个经验老道的导演在摄影棚摸爬滚打,不出半年足以了解这神秘光环下的一整套“技能”,进而独立门户执导长片了。而后,唯一的“门槛”恐怕就是资金了,当一个电影市场每年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长而房地产和金融等其他行业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时候,这唯一的门槛也几乎可以忽略。渴望在电影产业分一杯羹的“热钱”完全可以雇佣最专业的团队和设备(而且数字化技术已经大幅降低了摄影器材和胶片及洗印的成本)。于是,我们看到了高晓松的《大武生》,看到了郭敬明的《小时代》,看到了“小燕子”赵薇的《致青春》,而为新媒体“定制”的“小电影”、“微电影”、“短片”更是比比皆是电影更趋于“个性化”。随着新媒体的应运而生,2000年兴起的博客(Blog)、2007至2009年兴起的微博(MicroBlog,国外是Twitter)、2011年腾讯针对智能终端研发的微信,已经开始让每一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成为可能。这恐怕是“第六代”导演对传统的怀疑、审视和个性化批判视角的进一步延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表达自己哪怕是不被多数人接受的观点,因为他们的宣言是:“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我在与我的同类对话!”电影更趋于“个体传播化”。新媒体让这些更有个人观点的作品能够很快的在一定的群体中精准的传播,这恐怕也是以往任何宣传都做不到的事情。 1新格局与新问题 新媒体时代到来,而传统媒体或坚守、或彷徨、或融合的背景下,这个信息化时代也如同整个大时代一样:新旧共生、新旧交叉。这个世界变得更多元,也更复杂,电影也同样,其水准和风格也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随之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整体艺术质量下降并引发观众审美的媚俗化;短时间内艺术水平参差不齐;更专注于个人诉求和个体表达而缺乏理性思考和大局观念;传播迅速、虚实难辨,甚至有引发社会负面作用的风险等等。 2解决办法 首先应该有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和包容自信的心态。新媒体的发展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也是不可逆的趋势,而电影本身也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大环境下,信息社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多元和融合,新旧模式交叉共生,电影所面临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所以就更应该抱有宽容和自信的心态去相互融合,共同促进和发展。法制化将是促进电影在新媒体时代得以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保证。通过法制的健全和细化,能让创作电影的人们的权利得以保证,能让投资和拍摄电影的过程控制在一定风险之内,能让市场的交易更加公平,能够让观众的消费更加安全,更重要的是能让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以及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依据诚信和互利的原则去生产、交易、消费和分享。市场化和产业化将是促进电影在新媒体时代得以壮大的保证。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公布的数据,截止2012年底,我国银幕总数从2002年的1845块迅速激增到13118块,2012年一年新增银幕3832块,平均每天10.5块银幕;到2013年上半年,我国共有银幕1.5万块,仅次于美国3.89万块位居世界第二;但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平均20万人拥有1块银幕,而美国平均9000人拥有一块银幕。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近年的电影票房能以不低于30%的速度连续增长:庞大的需求造就了市场,激增的银幕和不断涌现出来的影片仍然无法满足这个饥渴的市场。但同时另一个怪现象也出来了:影片在影院里“存活”的周期越来越短;投资来源越来越多样,但回报渠道仍然很单一(90%以上的回报依靠电影票房的产出),这就使得电影市场陷入了一个高风险产业的瓶颈。就目前可预测到的,解决这个瓶颈的“良方”之一恐怕就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于是我们看到了“乐视”影业的新媒体与电影捆绑的模式(其实无异于“索尼/时代华纳、NBC环球/维康公司的模式),也看到了优酷和搜狐视频等视频终端为电影提供了更多的电影院以外的观看渠道,当然还有电影网(隶属于电影频道)的电影资源授权模式鼓励互相促进、相互竞争和优胜劣汰。在一个新旧共生、交叉、多元的时代里,互相刺激和促进、竞争和合作都是必然的,只有经过大浪淘沙才有可能见到金子的光芒。比如我在前面提到新媒体会引发电影形态变化,随之会引发出的一些问题,这其实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转机和宝贵的活力:在电影越来越“小”之后会酝酿出更多的“大”;在越来越多“草根”和“非专业”人士的长时间积累后会磨练出更多的“精品”和“经典”;而新媒体的价值正是创造了机会和空间,让更多的人可以开始加入电影人的行列,也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渠道分享这些成果。总而言之,无论接受与否,新媒体时代到了我们眼前!电影的传播方式在变,看电影的人在变,电影形态也变,引发的问题同时也是机遇,因为再多的问题也不能阻挡新旧融合、新旧换代的大趋势,我们只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包容、自信的心态去积极的面临挑战解决问题,一定能使新媒体真的造就电影的“新时代”! 电影论文:浅论微电影的规制和引导 一、“微电影”的积极作用 1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 如今是一个释放和表达的时代。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如电影梦。这个梦想在过去对很多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但“微电影”制作的低门槛让更多有电影梦的草根阶层加入到了“微电影”的制作中,让他们通过“微电影”实现了自己的电影梦。如成立于27年的中国最大的草根电影剧组——“成都草根剧组”,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他们拍摄的45分钟的微电影《别摸我》成为国内第一部进入院线上映的草根电影。很多专业学生也是通过“微电影”走上了自己的电影之路,如北京电影学院的张思庆。他的毕业作品——3分钟的“微电影”《拾荒少年》,在2012年获得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短片奖。他认为拍摄“微电影”相对来说不需要太多的成本、不需要到影院上映,是专业学生练手的极好方式。 2提供娱乐的空间 “微电影”符合大众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和短暂的休闲娱乐的需求,为人们放松心情提供了娱乐的空间。娱乐“微电影”多采用恶搞、戏仿的方式。这方面的首创应该算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此后《春运帝国》、《绿领巾的故事》等也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此类“微电影”追求的是一种“娱乐精神”,创作者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了娱人娱己并追求一种心理上的成就感。在“微电影”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创作者和收看者都会获得娱乐上的快感。如2011年网上一段宿舍版《新闻联播》,引起了众多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这段视频根据CCTV《新闻联播》的板块模式改编,视频中公寓电视台的主播逼真地模仿中央电视台的主播,认真地播报有关宿舍的搞笑新闻,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达到了娱人娱己的效果。 二、“微电影”的消极效应 “微电影”作为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消极效应,主要表现在: 1容易引起“三观”误导 一些“微电影”中出现了追求高消费等不良生活的现象,这有可能会对受众的消费观带来不利影响,有可能让他们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还有一些“微电影”作品为了追求“眼球效应”,制作了一些不利于受众健康成长的内容,传递了一些负面的道德观。以《青春期》系列“微电影”为例,影片中展示了很多负面的情节,充斥着很多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有很大的影响力,可能会使青少年形成错误的“三观”。当年的《古惑仔》,有很多青少年正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效仿其中的内容才成了“不可救药”的一代,如前些年发生在天津市的“少年砍刀帮”一案。还有一些“微电影”由于忽视了自身内容的考虑,可能会无意中产生一定的负面社会效应。如2011年热播的“微电影”《红领巾》被认为“真实并讽刺”,而当我们冷静下来认真思考时就会发现该“微电影”中也存在一些对当前教育的扭曲展示,无形中会给观看此片的青少年受众传递一些负面的价值观,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2容易造成文化快餐化 社会竞争激烈的今天需要“微电影”这样一种快速、有效的放松方式。“微电影”为人们放松心情、减轻压力提供了娱乐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所附带的快餐文化存在的问题。“快餐文化”是指人们追求通俗,短期流行的,不注重积累和内在文化内涵的文化潮流现象。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很难有大块时间去做一件事情,人们日渐进入一种快餐式的生活状态。快节奏的生活让原本有限的空闲时间变得更加“碎片化”,“微电影”正好在时间上、空间上符合人们“碎片化”的需求,但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微电影”一般难以深入地表达深刻的道理,这种“浅尝辄止”的快餐文化可能不会对受众产生深入、有效的影响,不会引起受众深入的思考,不良快餐文化泛滥还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可能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众心中的影响力。 3容易造成内容“三俗”化 传统电影从制作到播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而“微电影”不需要经过这些审核,所以“微电影”相对于传统电影来说进入门槛要低得多。2012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也只是规定“谁播谁审”。而“微电影”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视频网站,“微电影”的评判主要由“点击率”说了算,所以一些视频网站为了应对激烈的行业竞争,吸引更多受众的眼球,提高“点击率”,可能会允许一些低级趣味的“微电影”在网上传播,从而导致很多“微电影”作品格调低下,在内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三俗”化倾向。这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必然会给整个网络世界和“微电影”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微电影”的规制和引导 “微电影”作为青少年亚文化,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经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所以我们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多管齐下,对“微电影”进行正确规制和引导,从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更多地发挥“微电影”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效应。 1政治手段: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 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第十八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因此对于处于网络亚文化的“微电影”我们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引导,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原则。一方面,我们要以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姿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微电影”的存在并引导其发展,发挥“微电影”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人们娱乐、宣泄、表达的平台,成为各种“大电影”的有益补充,成为文化多样性的有益尝试。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微电影”作为青少年亚文化具有反叛、解构的特点,对主流文化是一种挑战,所以要对其进行正确引导,用主流意识形态占领舆论阵地,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微电影”作品,“唱响网上主旋律”,使“微电影”永远传递正能量,传递爱与希望,如“美好212”等系列“微电影”作品。 2经济手段:加大经济投入和引导 现在的“微电影”作品层出不穷,但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不是很多。“微电影”作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具有很强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很好的新兴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所以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重视“微电影”这一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加大经济投入和引导,如举办“微电影”大赛,培育“微电影”人才,以多种形式和手段丰富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另一方面,对于广告类的商业“微电影”也要加以正确引导。除了发挥广告对品牌的宣传作用以外,最好加上一些反映品牌生命力、活力等向上的、对青少年有更多积极影响的内容。广告类“微电影”除了吸引青少年眼球,增加对品牌的购买以外,更应在增强青少年乐观向上的人生追求方面起导向作用。 3文化手段:加强对“微电影”的指导 目前“微电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滥趋势,品质参差不齐,恶搞严重,这也是众多被调查者反应的问题,所以为了保证“微电影”产业可以持续的繁荣发展下去,犹如电影一样,“微电影”还需要广大电影工作者与电影理论家的指导,从而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这样它才能成为互联网生活中一种有效的影视艺术的传播载体。中央电视台开办的付费电视频道《第一剧场》开设了一档周播栏目《微影天地》。栏目组希望能通过此栏目解读、宣传、推广有艺术品位的、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从而引导“微电影”市场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为进一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展现当代大学生文化追求与创作才华,教育部思政司等指导,文汇报、人民网等主办了“最美中国”全国大学生摄影及微电影创作大赛。通过正确的指导,这次“微电影”大赛中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微电影”作品,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了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4法律手段:制定准入机制、加大审核力度 “微电影”主要通过新媒体平台播出,所以会遇到网络等新媒体都会遇到的问题。网络的匿名性和低门槛性使网络的内容鱼龙混杂,如不加大审核力度,就会使那些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甚至充满血腥、暴力的“微电影”作品流入网络,对网络环境和“微电影”受众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微电影”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国内还没有具体翔实的法律法规保障“微电影”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的首要行动是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加强对“微电影”的管理,确保“微电影”向着符合政府需要、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通知》指出:“对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一律先审后播”。这大大地净化了网络环境。 5道德手段:加强“微电影”参与各方的道德素养 首先,要提倡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倡导行业自律、网民自律,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这是对整个网络正常运行的要求。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文明办网”,加大“微电影”在网络传播前的网络监管的道德审查力度,让那些反映消极、悲观、腐朽等内容的“微电影”在网络上没有传播的机会,才能净化“微电影”市场。对此《通知》要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切实履行开办主体职责,承担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对播出的“微电影”负责。”其次,要提升“微电影”制作人的自律能力。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指出:微电影要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外部环境,也有赖于行业的自律。“微电影”制作人对“微电影”的品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微电影”制作人在制作“微电影”的过程中要自觉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遵守各个层面的道德规范,自觉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发表立志、向上的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促进社会舆论环境积极向上发展。 总之,“微电影”以其全新的形式走出影院,走向大众。作为新生事物,“微电影”既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也有一些消极的效应,但随着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正确地对其进行规制和引导,“微电影”必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并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画出靓丽的一笔。 电影论文:论电影名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电影名时,应该考虑观众的文化语境,使译文与观众达成视域融合;同时,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异质文化因子,能够更好地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高潮,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高潮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 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 电影论文:电影广告化及其传播效果的优化 摘要: 电影广告化是一种广告利用电影媒介和电影元素实现传播目的的方法,也是近年来商业电影呈现出的一种大的趋势,它使广告在电影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如果得到良好的运作和处理,将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和市场效应,促进广告业和电影业的发展。 关键词:电影广告化 表现形式 缺失 效果优化 近年来,一种融合了电影元素的崭新广告样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它综合了广告电影和贴片广告各自优势,成为广告在新时展所激荡出的另一簇火花一一电影广告化。它的诞生,丰富了广告的存在形式,拓宽了广告的信息传播能力,同时也将广告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化。标志着广告对于电影元素的运用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是广告生存空间的一次极大扩展。电影里令人炫目的精彩画面,开始走进广告的现实之中。 大势所趋的电影广告化 电影广告化的进程最早从美国的电视栏目里开始。二战后,宝洁公司开始有意识的将其旗下品牌及具有代表性的符号融入电视节目当中。后来跨国公司看中了电影这种范围更广的传播媒介,充分利用电影的全球化传播宣传产品。今天,广告人对这种广告手段的运用日益成熟。即使在较为脱离实际的科幻电影和动画电影中,也不难寻觅到广告的踪影。 电影广告化即企业或类似性质的团体,通过赞助或支持某部电影的拍摄与制作,获得在影片中展示自身形象的机会,从而使电影越来越具有广告性质。这是一种崭新的广告投放手段,也是商业电影的一种发展趋势。另外,影片中对企业或团体形象的展示,通常跟电影的剧情发展联系在一起,采用较为隐蔽的表现方式,以避免引起观众的不满和反感。通过此类的展示,电影拥有了一定的广告因素,并在放映中起到了类似于广告的宣传作用。如在美国电影《变形金刚》里,诺基亚手机通过展示火种源威力的电影情节设置,走进了观众的视线并取得良好效果。观众在了解到诺基亚手机的原产地并非日本的同时,也看到了一部普通手机变形为战斗机器人的震撼画面。顺畅的情节设置和自然的人物对白消弭了其中的广告因素,观众并没有因此感到不满,甚至会对这部变形手机的型号产生兴趣,在他们眼中,这部手机就是一位可以发射导弹的机器霸王。 当今是一个娱乐化的崭新时代,广告要在这个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就必须寻找能够保证其宣传效果的表达方式。广告和娱乐业霸主电影的结合就是对时代变化的机警反应之一。广告电影和贴片广告也因此出现在广告领域之中。但很遗憾,两者都存在着一些十分明显的缺陷。广告电影受困于它的长度,丢掉了在电视上播放的机会:而贴片广告不合时宜的播放时间则抵消了它巨大的媒介优势。但电影广告化很好解决了以上两者的问题。电影巨大的发行网络可以充当广告的播放渠道,电影中精明的广告方式则保证着广告的播出效果。在这场商业游戏中,广告业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企业则成功宣传了自己的产品,电影人也获得了自己渴望的拍摄资金。这种利益与利益的合作是电影广告化存在的强大动力。 电影广告化的言说与表现形式 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叙事特点,而借助于电影平台存在的商业广告也必须考虑到每部电影的具体情况,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和情节中插入自己的相关信息,从而使电影成为一幅巨型的广告展示平台。具体言说与表现的形式主要有: 1、电影情节的广告化。即通过对电影情节的改造和干涉使其具有广告的功能。电影情节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将广告成功地融入电影情节中去,自然会取得不俗的收视效果。根据各个电影故事进展的不同,电影情节的广告化方法也必须随之进行改变。如出现在《变形金刚》里的诺基亚手机,如果没有展示火种源这段情节,或者导演认为拍摄火种源展示的情节会影响到电影的连贯性,那么诺基亚手机就必须寻找另外的表现空间。 2、镜头背景的广告化。即在一些镜头的背景中对企业品牌进行展现,并且镜头特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背景广告方法。《疯狂的石头》中将班尼路的品牌标识作为镜头的背景加以展现,而诸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大型跨国公司的路边广告牌更是屡屡出现在电影镜头里。电影中也可以用静态的镜头特写,去展示一件商品的外形特征或商标。 3、电影道具的广告化。即通过表现片中演员使用的物品来展示相关的企业产品和品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会不断接触各种商品的,电影要正常的表现故事,也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商品的使用。如果女主角在洗衣服,就让她用汰渍,如果男主角喝起了啤酒,啤酒的标签最好是嘉士伯…现实生活在电影中与广告接轨。《天下无贼》就对这种广告方法进行了十分精彩的运用:影片开头,刘德华用的佳能摄像机,随后,他借助敲诈的手段又开起了宝马汽车,到寺庙朝拜时更是十分猖狂的窃得若干部诺基亚手机。品牌与道具通过这些广告化的手段融合为一体。 4、电影对白的广告化。即在电影中通过人物的对话巧妙地对商品进行宣传。如《阿甘正传》里的经典台词:“见美国总统最美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可以畅饮‘彭泉’汽水”。《疯狂的石头》中,男主角误将尼康(NIKON)相机读作耐克(NIKE)相机,还疑惑的问别人“耐克也产相机?”。这其实都是对企业品牌的良好宣传。而且在台词中加入品牌名称,使得广告信息较前几种手段更为明朗化,更易加深观众对品牌和产品的印象。 当然,以上几种形式在实际运用中,往往不是单独出现,而是一个电影片段就出现数种表现形式,以期获得更好的广告效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电影的制作人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对电影的叙述和想法,直接影响着电影广告化的成功与否。所以赞助电影企业和其品牌必须与他们展开非常默契的合作,从而获得双方满意的结果。 电影广告化创作的主要缺失 目前,电影广告化的运用技巧和创意越来越高明、独特。在我国,伴随着《天下无贼》的成功上演,电影广告化现象正式进入人们视野,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商业影片中,愈来愈频繁地被电影赞助商使用。但由此也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主要表现在: 1、无顾忌的电影广告化。在电影广告化的运用中,应强调广告的加入不会影响到电影情节的发展,从而避免观众的反感。然而在我国电影中出现的广告往往严重影响到了电影情节的进展。《天下无贼》之后,无数国内电影纷纷效仿,却往往引发许多观众的批评。其中引起较大争议的是《命运呼叫转移》,该影片由于在某些片断上过分的突出要宣传的产品,影响了电影情节而引发影迷、影评人和网友的热烈讨论。对我国电影广告化的发展和广告新的生存空间的稳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2、无创意的电影广告化。我国的广告产业起步晚,在广告创意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告产业有着不小的差距。电影中的广告往往以非常相近的方式出现在观众面前,缺 乏丰富的创意手段。比如说,手机广告通常就通过演员使用手机来表现,毫无创意。《变形金刚》中手机变身战斗机器人的巧妙构思似离中国广告人太过遥远。我们所习惯的,还是一五一十的拿起产品用它一下,似乎这样做广告人省心,赞助企业也放心。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消费者在观看电影中的不留心。 3、无深度的电影广告化。中国的电影广告化依然停留在“我在电影中出现了”阶段。在许多电影中,和故事情节没有直接联系的商品,往往只能昙花一现地在电影中露一个脸。《天下无贼》里,男女主角在车中发生争执,一辆车身涂有“长城润滑油”字样的重型卡车迎面而来,险些与他们相撞。在这个 公路惊险场面中,长城润滑油只能显示自己的品牌标志,却无法进一步展现自己的产品优于其他品牌润滑油的地方。这种没有深度的电影广告化方式,完全不能保证电影播出后对企业产品的促销作用。广告及其表现的品牌和产品成为了鸡肋不如的配角而被人们遗忘。 4、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电影是一种非常情绪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往往可以通过镜头去表达电影制作者对事物对与错、美与丑的判断。如果电影中的广告对插入的内容和位置考虑不周,就会对品牌形象造成负面的影响。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和无顾忌的电影广告化不同,虽然它们都会对产品起到不利影响,但相对于电影来说,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并不缺乏对观众容忍度的顾忌,甚至某些电影广告是观众乐于接受的,只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被错误的人使用而对企业品牌造成了负面的效果。《疯狂的石头》中,当黑皮穿着一身班尼路对同伴炫耀时,全国人民都笑了。从此班尼路在很多人眼中成为了小偷式品牌,导致班尼路最大的年轻消费者群,却在电影疯狂的戏谑下成为了最怕购买这个品牌的群体。 电影广告化传播效果的优化 企业在电影中插入广告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必须对电影的特征、电影的故事情节有深入的了解,对自己的产品和品牌有正确的评估,并仔细研究插入的时机、场合和插入的内容,借助于独特新颖的创意才能实现广告传播效果的最优化。 1、植入情节,表现自然。为了避免广告影响到观众对电影的观看,削弱广告的实际效果,创作中须想方设法将广告植入情节,使二者自然融合。这种融合,不能仅仅止步于表面化的“主角拿起了一瓶可口可乐”,而是应该做到对电影剧情的发展有所帮助,以致观众无法想象少了它电影将怎么继续。同时,通过广告对剧情的推动,也可以更详细的去阐述企业产品的功能、特点和优势。斯皮尔伯格在经典科幻片《外星人》中对此种手段的运用可谓如火纯青。可爱的男主人公用赫雪公司的KISS牌巧克力豆引诱外星人从藏身的棚屋里走出来,而同属于少儿阶段的小外星人也终于忍不住诱惑,近乎贪婪的吃着洒在地上的巧克力豆。KISS牌巧克力豆在电影中不仅作为道具出现,还成功的通过外星人的馋嘴表现了自己难以拒绝的美味。伴随着《外星人》的热播,KISS牌巧克力豆在北美也取得了辉煌的销售业绩。巧克力豆在这部电影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整个情节生动有趣,和电影融为一体,广告自然表现产品的优势与特点,毫无生硬插入的痕迹。 2、幽默优先,娱乐大众。幽默是获取别人好感的一个重要武器。广告更不例外,尤其要将自己的产品表现在电影里,如果实在不能避免被观众识破,便可采用幽默手法,使人在没有防备的笑声中接受所要宣传的事物。《我的盛大希腊婚礼》中,女主角的父亲对稳洁洗手液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爱恋:“我老爸只相信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希腊人需要时刻教育美国佬,第二件事是任何身体上的问题,不管是红疹还是鸡眼,只要喷稳洁就好了……”这显然是在用一种夸张的幽默手法来宣讲稳洁的清洁功能,但博得观众一笑之后,谁又在意这是一则广告呢,说不定观众在购物的时候,看到稳洁就会忍不住微笑然后将它买回家去。在《变形金刚》里,当女主角抱怨男主角的雪佛兰汽车过于破旧的时候,雪佛兰表现得非常人性化,它竟把男女主人公同时从车里踢了出去,然后通过自己的特异功能变成了一辆崭新的雪佛兰跑车。这一情节在电影院反应极佳,引发了观众的阵阵笑声。也保证了没有人会因为电影花大量时间展示雪佛兰汽车的外形而对电影和赞助商产生反感。另外,诸如夸张、反讽的手段,如有合适的表达空间,也可在电影广告中应用。 3、选准广告投放的电影平台。电影是企业宣传的极佳平台,但每一部电影都有其特定的情节和独特的风格,某种产品可能适合这种电影,却不适合于另一种电影。如果不考虑电影的客观情况,而盲目的将产品广告投放进去,就可能使企业得不偿失,甚至会影响电影的质量。宝马汽车长期赞助007系列电影,邦德所驾驶的各种宝马座驾为巩固宝马汽车的高档形象添加了重要的砝码,使其平添了一丝神秘的气息。很难想象,一款饼干产品可以借助007系列电影这个平台来成功的宣传自己的产品并取得类似于宝马车的成就。因此,产品的定位和电影的定位一定要有重合的地方,这种重合是企业广告得以存在于电影的重要条件,也是增强广告宣传效果的催化剂。另外,适当的电影平台也给了企业产品增强其产品诉求的机会。以汽车市场为例,奥迪为了争夺年轻人市场,花重金赞助了科幻巨片《我,机器人》,并专门邀请设计师涉及了一款没有轮胎的奥迪概念车。这款在电影里大展神威的奥迪汽车,深深地影响了作为潮流先导的年轻消费者,在与奔驰争夺年轻富豪的战斗中占得了先机。 4、大力开展片外宣传。一部电影里很难有许多机会让赞助商的产品可以隆重的登场,给观众以印象。更多时候它们往往是不足数秒的短暂露脸,甚至观众还来不及认出这是哪款产品的标识,电影镜头就已经被切换,产品的特点和优势无法完全展现。因此,借助于电影这一特殊舞台,企业的宣传运作起着重要作用。淘宝网在《天下无贼》公映后的表现就堪称国内企业的楷模。电影中,淘宝网标识是作为偷窃集团的掩护道具暂时性出现的,甚至有网友在看过这部影片后开玩笑似的将淘宝网称为“掏包网”,然而淘宝网积极地利用这次赞助机会,在影片外的领域发动与影片有关的广告攻势。他们不仅出席每次《天下无贼》的宣传活动,电影公映后还利用自己的网络优势,在网站上拍卖影片中所使用过的道具,在影迷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各大城市的公交站台上也无不是“淘宝网赞助《天下无贼》”的巨幅海报,这种阵势甚至压制住了电影其他的主赞助商,淘宝网的网站特点和独特优势也凸显出来。 显然,电影广告化是当下广告业和电影业结合的最佳方式,它使广告在电影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如果得到良好的运作和处理,将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和市场效应,促进广告业和电影业的发展。甚而至于,在未来的某日,一种崭新的电影形式——广告式电影将诞生于世间。 电影论文:对电影名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电影名时,应该考虑观众的文化语境,使译文与观众达成视域融合;同时,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异质文化因子,能够更好地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高潮,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高潮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 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 电影论文: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 一 世界影坛上曾经出现了不少意识流电影，它们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我国电影界也有一些编导为了丰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拍摄电影，如著名的影片《苦恼人的笑》、《小花》、《樱》和《天云山传奇》等，但它们还算不上是意识流电影。 意识流电影是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影片样式。20世纪20年代欧美作家将“意识流”运用于文学创作，50年代才进入电影创作之中。什么是“意识流”?“意识流”这个名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他在《心理学原理》中说：“意识……并非以一段段的形式出现的，像‘链’或‘环节’那样。它不是联结起来的，而是流动的。河流或流水是描写意识状态的借喻。”这里的涵义在于强调意识活动的连续性，如水流一样不可中断。后来“意识流”被现代派小说广为运用，形成了“意识流小说”派。根据一些文艺史家们的意见，小说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早期小说，注重描写情节和人物外部活动；心理小说，着重描写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意识流小说，描写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不仅是理性内容即理智思想，还有非理性内容，如幻想、幻觉、情感波动等。由此可见，意识流小说阶段的文学作家们已开始运用人的意识如同水在流动着的概念去写小说，写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活动，改变了过去写事件、写故事情节的手法。 其实，一些作家面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复杂性，他们认为过去写实主义的方法已不足以表达已经被认识到的复杂性，需要寻找一种表现这种复杂性的恰当的文学形式，意识流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形成的，它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者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而展开的结构。故事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实际上，意识流小说用的主要技巧和手法就是“内心独白”。1887年法国作家杜夏丹最早采用“内心独白”手法，因而被认为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但“意识流”文学的真正鼻祖应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1927)，他们的创作实践受到了伯格森直觉主义学说和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强烈影响。二战以后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上世纪的60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新小说派，代表人物是阿兰·罗勃·格丽叶，他们就是用意识流方法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成就。于是，在新小说派的影响下，开始把意识流这个心理学概念引用到电影中来。 二 什么是意识流电影?它是指这类电影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要求在银幕上着重表现人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直觉活动的电影。 世界影坛上的意识流电影出现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世界电影史上被最早视为“意识流电影”的是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又名《杨梅树下话当年》)。这位有世界影响的导演，深受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善于通过意识流去体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他敢于运用假定性很大的意识流，如人与神并存、死人与活人重逢之类，但是他力图使这些场面富于纪实性，使环境与人物有机融合，很有电影特性。他的《野草莓》拍摄于1957年，剧情发生在现在时态的约24小时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一个78岁的医学教授波尔格在其儿媳玛丽安的伴随下，驱车前往一所大学接受荣誉学位。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重访了一些故地，使老波尔格不断地进入到往事的回忆和梦幻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影片结束，他开始有些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自私和冷漠，希望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互爱的关系。影片主要以人的潜意识为对象，运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人物的回忆、幻觉、梦境等，表现了一个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对孤独根源的探索和对生命再生的渴望。这部影片后来成为西方电影研究家们探讨意识流的“范例”。伯格曼的其他著名的意识流影片还有《第七封印》和《处女泉》等，前者描写一个中世纪武士参加十字军征战后，感到精神毁灭而回到瑞典。当时瑞典瘟疫流行，到处可见强奸、盗窃和杀人的罪行。他更感幻灭，要从信仰上帝找到精神支柱。后来他从死神那里得知自己死期快到，乃与死神对弈，故意拖延时间以便找机会在死前做一好事(救了一对夫妇)，以弥补虚度一生的内心悔恨。后者则着重心理分析，有三兄弟作恶多端，合谋强奸少女嘉琳，还杀死了她。她父亲为了报复而处死他们。为了消除内心恐惧，他先举行了异教徒的祭祀仪式。影片结束时，嘉琳尸体下涌出了泉水，象征着道德“干枯”的世界已恢复了精神平衡。 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也以运用意识流著称，其特点是强调直觉。他不但受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也受哲学家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他们认为，在人的意识中直觉最重要。没有直觉认识也就没有逻辑认识；没有逻辑认识却照样有直觉认识。所以他们极端强调直觉，反对任何理性加工，鼓励创作“内省作品”。费里尼于1962年拍摄的《81/2》(又译《八部半》)正是强调直觉的“内省影片”的典型。它描述了一个名叫吉多的电影导演在筹拍一部影片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顿与危机。这位导演准备拍一部表现人类末日的新影片。为此，他来到了温泉疗养院，边疗养边准备拍摄工作。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创作陷入危机之中。影片的主要布景已经搭好，但他的构思还是朦胧一团，处处是阻碍和矛盾，与此同时，他也深陷于个人生活的危机中，与妻子在感情上无法沟通，情妇又对他纠缠不休。他幻想出来的思想女性刚刚出现，立刻就显露出同样令人痛心的世俗态……最后，他举行了一次毫无内容的记者招待会，同请来的客人跳起了伦巴舞。这部影片是费里尼的创作转向表现人的内心现实的标志。它通过一个隐喻性的“故事”，探索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法国新浪潮电影流派干将阿仑·雷乃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也创作了震憾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尤其是《广岛之恋》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影坛上的“一颗精神原子弹”。这部具有反战倾向的影片，叙述了一位法国女演员，去日本拍摄一部关于和平题材的影片，她认识了一位日本建筑工程师，他们相爱了。在相爱的过程中，女演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那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她在家乡纳韦尔爱上了一位23岁的德国士兵，但是，他在纳韦尔解放的那一天，却被打死了。这位18岁的少女则因为与德国人恋爱而被打成“法奸”，关在地窖内，并被剃光了头，遭尽羞辱，一度精神失常。后来她去了巴黎，那一天，正是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子。“她”与“他”分手后回到旅馆，因忍受不住孤独的寂寞又来到街上，与徘徊至那里的工程师相会。“他”恳求“她”留在日本，但“她”却难忘巴黎的家。最后，两人互相告别，并深情地呼唤着对方象征的名字：“广岛!”“纳韦尔!”这部影片不少地方运用了“闪回”镜头，由现在转换到过去，由日本转换到法国。日本建筑工程师的任何动作，都引起这位女演员回忆二战 时的那位德国士兵和她在一起的情景。其中有一组镜头特别引人注目：早晨的旅馆里，女演员从阳台回到房间后，看见日本工程师还在床上睡，他的一只手在睡梦中蠕动。接着下面一个镜头，马上就是那个德国兵躺在地上，在临死前一只手痉挛的景象。这两个镜头的突然转换和连接，表明现在和过去的情景同时出现在女演员的脑海里了。整部影片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没有故事情节，展现的过去和现在、回忆和联系，全是女演员的意识活动。 雷乃的另一部代表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继《广岛之恋》后又一部涉及到关于记忆与时间以及遗忘之间关系的意识流影片。这也是一部没有传统的故事和连贯的情节、人物身份也极不明确的影片。描写在一座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中，聚集着一大群客人。其中有一位X先生，告诉一位叫A的女士，他们去年曾在马里昂巴德见过面。她当时答应过离开她的丈夫M，与他一起私奔，现在一年过去了，他不愿再等下去，她必须跟他一起走，A女士却无论如何也记不清有过这段往事，不承认与X先生有过交往。但在X先生的反复诉说下，她终于抛弃了M丈夫，与X先生一起离开了。 除了介绍以上几位世界电影大师的意识流影片外，当代著名的经典意识流影片还有法国的《老枪》等，也在电影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都具备着共同的创作特点。 三 世界影坛上出现的意识流影片的创作特点是极其鲜明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意识流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国外电影理论界围绕“意识流”问题历来有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作为现代主义流派的“意识流”与作为表现手法的“内心独白”应严格加以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意识流”也就是“内心独白”，它经过现实主义改造可以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运用。其实，当今世界影坛上不少电影导演都是按照第二种意见去做的。法国影片《广岛之恋》就是以其丰富的“内心独白”(意识流)深入生动地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深刻鲜明地表达了影片的主题思想。这部影片在主题思想上尽管有暧昧之处，不像传统电影那样直白单一，但从今天角度来看，影片既表现了一个异国恋情故事，又折射了战争，影片通过女演员视点中的广岛和回忆中的纳韦尔。她说：“我总是为广岛的命运哭泣。”接着以镜头中把相爱的美丽而赤裸的身体和受原子辐射烧伤、变形、腐蚀的人体相对照，这种蒙太奇组合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灭绝人性的屠杀和以爱情为象征的生命的顽强抗争。影片也插进了几个旅游者参观日本和平广场的镜头。她又说：“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一切都会重新开始。20万人死亡，8万人受伤，在9秒钟之内……”这些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画外音)是和各种纪录片镜头组合在一起的。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些特殊的含义：这是在告诫人们，警惕啊!不要“忘记”，“忘记”就意味着历史的重演。《广岛之恋》也是把文学与电影完善结合起来的成功典范。影片中优美的解说词与抒情的语调给影片带来了浓郁的文学色彩。因为影片的剧本出自法国著名的新小说派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之手。她曾发表70余部小说，10部剧本，当过14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她70岁高龄时发表《情人》，搬上银幕后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广岛之恋》的语言风格明显带有杜拉斯本人的风格特点。影片中大段的内心独白，祷文式的叠句，咏叹式的朗诵，确是其他影片所罕见的。加上导演雷乃又是个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创作者，他掌握了视觉和语言之间的完美的平衡，并且运用画面表现了人的潜意识活动，形成了影片中新颖的意识流手法。这部影片于1959年问世后，不久就荣获了第1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14届英国学院奖、联合国奖以及法国梅里爱奖和1961年纽约评论家协会最佳外语片奖。 第二，时间空间跳跃多变，大大丰富扩展了影片的容量，深化了主题。 意识流电影往往是打破了时间、空间、地点的界限，把时间、地点自由地交叉起来，因为这些影片编导认为，当一个人考虑问题时是没有时间、地点观念的，思想活动往往是没有逻辑性和规则的，他们还认为，要“真实”地表现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就要不受时、空、地的限制，一定强调时间、地点的统一，必然有“虚假”的成分，有“编”的痕迹。当然把时间、空间与地点混在一起的手法，在常规电影中也出现，有时也出现“闪回”、“倒叙”，但它是围绕一个主题和一个中心事件来处理的。意识流电影的“闪回”、“倒叙”却不同，不是为中心事件服务，完全是按照人的潜意识的不规则活动而混在一起的，从而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当代著名影片《老枪》就是成功的典范。 《老枪》这部影片由法国著名导演罗贝尔·昂里哥于20世纪70年代执导的。他成功地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电影传统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探索创新结合起来，使影片取得令人赞赏的成就，因而荣获了1976年法国首届最高电影奖——凯撒奖的最佳电影、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声音奖。这部影片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了“闪回”。“闪回”在影片中出现10余次，在时间上占据了全部影片放映时间的五分之二，这在一般影片中是少见的。这部影片由“闪回”在结构上形成了两个时空层次，即现实时空层次(客观的时空层次)和心理时空层次(主观的时间)。这两个层次清晰明确地将影片分成两个部分，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二次大战末期，法国医生于连为妻子女儿报仇，手拿老枪，孤身一人消灭德国残敌的故事。另一个是大战前于连和妻子克拉拉从一见钟情，到婚后生育女儿弗洛兰丝的幸福生活。这两个层次展开的两个故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互为因果，推进两个故事双向展开。现实层次触发了心理层次的展开，心理层次又为现实层次的行动提供动机，两个层次互相对比，互相衬托，构成了这部影片剧作结构的基础骨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意识流影片《老枪》中的“闪回”确实充分发挥了作用。传统影片中的“闪回”主要作用在于交代或补充某些事件，以保证影片讲述的故事有头有尾，完整无缺，很少用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老枪》中大量使用“闪回”，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将镜头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揭示人物心态，从而塑造了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因此大大增强了影片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如影片中的现实层次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心理层次则根据主人公于连的心态呈现出来的，与现实时间恰恰相反。第一次“闪回”，是于连的“想象”：妻子和女儿被德寇用喷火枪残害成“木炭”。这里用于连的想象就使观众亲眼看到了于连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体验到他的激愤之情。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个闪回，使观众从于连的心理角度，看到了于连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甜密的爱情生活。从这些“闪回”里，观众看到了战争在一个人心理上产生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英雄。这完全来自“闪回”手法的功效。因此说《老枪》是一部借助“意识流”刻画战争的成功影片。这个特色体现了50年代以来人们注重展露战争对人精神上的影响，而一反传统战争片从外部反映战争的老套。 再提一下《广岛之恋》，这部影片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故事和线性的叙事结构。它通过大量的“闪回”和画外音手段，打破了时空界限和对情节的外部描述，把过去与现在、经验与经验的描述交织在一起，在对记忆与遗忘，经验与时间等问题的探讨中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梦魇。影片中对过去的追求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是被深深嵌入今天之中，与今天构成了一种隐喻式的结构。影片中移动拍摄的广岛街头的镜头与同样方法拍摄的纳韦尔街头的镜头组接在一起。这种过去与现在的交融形成了影片一个时间性的主题，片中的“她”就是作为“过去”的一个代表，这两位都有着自己幸福家庭的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显然不能从一般的生活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毋宁说是一种象征。纳韦尔少女的个人遭遇 与广岛遭受的浩劫完全不能相比。但导演雷乃却有意把这两个相差悬殊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以一种独特的对比强调战争的残酷。这两个异地发生的事件又能从时间上联系起来(“她”获得解放之时，正是广岛遭受灾难之日)，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它们的空间界限，使其成为人类永恒的记忆。 瑞典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也是通过人物的意识在现实媒介刺激下自由地流动，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几乎概括了老教授波尔格整个的一生。影片在一段波尔格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片头后，就是他作的一个恶梦。在梦中，他看见一辆柩车在街上自己行走，棺材打开来，里面的死人伸出来要拉他进去。而他发现，这个死人正是他自己。梦中包含的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对自己进行反思。影片中波尔格探望老母亲的段落是用现实的形象来暗示他对自我的探索。影片中的另一个梦，象征着他对自己的判决，揭示了老教授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否定和自责，而又与他在现实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影片结尾，老教授又作了一个美好的梦，表现出他对新生活的渴望。伯格曼在影片中不但运用大量直接的心理画面来表现过去的反思，而且通过对现实情景和人物的规定，使其与过去紧密呼应，以强化人物的主观感受。这些现实中的形象既为波尔格的心理活动提供了依据，也使过去与现在、梦幻与现实构成了一个互相耦合的整体。 第三，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化结构。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故事片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而这些故事片都是戏剧式结构，故称戏剧式电影。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先有戏剧，后有电影，早期的电影模仿了戏剧。因此电影作为故事片样式从一诞生，就受戏剧影响，总是沿袭亚里士多德、易卜生等的戏剧编剧方法和舞台处理方法，即开始、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等5个阶段的结构方法，或为三幕剧方法，即第一幕开始，第二幕发展，第三幕结束。但意识流电影的编导们认为，这种创作规律和结构方法不符合电影的特性，电影的特性是能够开拓微观世界，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通过摄影机变成可见的。于是根据这个原理，他们更觉得电影应该表现人的内在的心理状态，只有反对戏剧性，反对情节化，摒弃“编戏的虚构成分”，才能“如实地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 因此，无论是《野草莓》、《81/2》，还是《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这些经典的意识流电影，它们的结构都是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结构，是反情节化、反戏剧化、反传统的舞台剧结构，也不要求有一个完整的戏剧事件在影片中贯串始终，而是打破时空顺序、随意跳跃、非理性怪诞、无逻辑的闪接。 第四，反对通过电影传达一般的伦理，而是主张“体现一种较伦理更为深奥的哲理”。 哲理化倾向表现在各种题材影片中，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方面，过去有不少电影编导，为伦理道德题材影片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创作途径。他们历来强调“哲理的深度”，力图深化主题和哲理化的探索。前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就拍摄了一部惊世之作——《第四十一》，到了50年代又重新改编搬上了银幕，可见编导的别具匠心。影片一直到今天还经得起时间考验。也在50年代法国拍摄的《广岛之恋》更震撼世界影坛，它把战争给广岛带来的灾难与法国女演员在恋爱问题上的悲剧结合起来，提出战争与和平、个人爱情与民族情感这样的哲理问题。因为单纯从人性角度来看，当年的法国少女与德国士兵两相情愿的恋爱是纯洁的，但从民族感情来看，少女的行为对法兰西民族是有罪的。而在意识流电影编导们看来，“传达伦理的影片只不过告诉观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应该要什么不应该要什么，要体现一种哲理的影片却是让人去理解人生思考人生的真谛”(转引自罗慧生著《世界电影美学思潮史纲》，山西人民出版社)。“文秘站有”版权所 电影论文:探讨中国电影的现况和问题 一、发行和营销 从发行环节看,目前我国电影的发行方式主要有五种:第一,投资出品加发行。这是目前我国大发行公司主要的发行模式,类似于好莱坞六大公司的模式,大发行公司同时也是投资公司。国内的排名靠前的发行公司多数在业务模式上模仿好莱坞六大,所以投资发行是其主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公司从项目研发开始介入,参与制片投资并负责发行,比如光线出品发行了《泰囧》。再如,中影股份2013年出品加发行约10部影片,以宣发代股份出品模式的发行近20部。第二,专业发行公司的发行。缺乏发行体系的制片方负责宣传营销部分,专业发行公司发行部分,按一定比例提取发行费。发行费一般为发行收入的10%左右。比如2013年中影股份发行了100多部影片,光线没投资制作却发行了《中国合伙人》。第三,保底发行。制片公司与发行公司共同商定一个票房保底线(通常是制片公司对影片的最低票房预期或者是保本线),发行方预先支付保底费并垫付前期发行宣传费用。[2]实现保底票房之后的票房分成,发行方占较大比例,比如《小时代》票房大卖,盈利最多的是以保底发行方式发行该片的乐视影业,因为保底线之上的票房,乐视分成为50%。第四,买断地区版权发行。这种方式一般用于国内发行公司对进口批片的发行。所谓批片,是指批量进口的买断地区版权影片,国内片商以固定的价格把国外影片的大陆地区放映权从国外片商处买断,而国外片商不参与票房分成。现在每年我国进口批片的配额在30部左右,批片多数是好莱坞六大公司之外的多样化的影片“,卖相”比不上好莱坞大片,且多数批片的国内发行滞后于全球。国内只有中影和华夏两家公司拥有进口片的发行权,其他公司可以协助推广的名义发行批片,在购得版权后找中影、华夏合作获取进口配额。2010年的《敢死队》以50万美元左右价格买断版权,获得2.15亿元票房;《伯纳德行动》以不到10万美元买断,获得1000多万元的票房。2010年《敢死队》大卖之后批片价格猛涨,亏损案例增多,比如《艺术家》370多万元被买断,但票房却不到400万。第五,进口大片的分账发行,这只能由中影和华夏垄断经营。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为例,该片最终票房约为5.68亿元,按照25%的分账所得,出品方20世纪福斯将收到2300万美元的票房分账。从2012和2013年的数据看,我国电影发行公司数量为70家左右。与制片公司上千家的数量相比,发行公司数量固然偏少;但发行环节是一个有规模经济门槛的行当,一个专业的发行公司一年需10部左右的发行量才可良性运转;在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院线发行的中外新片2012年为317部,2013年为305部)的情况下,发行公司不需太多。我国的电影发行业需要的是,专业的发行公司通过行业整合,加大发行吞吐量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竞争优势。从表2可以看出:2013年国内的发行公司前十名的市场份额总占比为57.81%,远低于好莱坞前十大发行公司在北美市场的市场份额,说明我国电影发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还不够。进入前十名的门槛是年度票房3.8亿元,占比为1.74%(寰亚数据),这个门槛其实并不高。 中国的六大发行公司分别是:中影、华谊、光线、乐视、博纳、华夏。如果把市场竞争力较弱、依靠政策优势垄断经营的华夏排除在外,则安乐和万达是本土六大公司的有力争夺者。另外,在其他发行公司中值得关注还有,排名第12的卡通先生专长于动画片发行,排名第15的福建恒业专长于惊悚片制作发行,该公司定位为“中国的狮门”。我国的发行环节面临的问题是:第一,中影和华夏占据进口片发行垄断地位,中影数字公司垄断了大部分影片的数字拷贝和密钥制作业务,这些有违市场公平原则,不利于产业竞争力的培育。第二,缺乏有竞争力的专业发行公司。除了中影和华夏凭借政策优势培育的发行能力,只有光线和乐视拥有地面发行队伍(“陆军”),从发行业务起家的博纳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其余的发行公司多数是投资发行公司,制片项目多则发行多,业务波动较大。多数公司还没有进化到好莱坞六大公司那样依靠发行量保持稳定市场份额的阶段。第三,发行公司对项目的掌控力较弱,发行模式同质化。分区域发行、分院线发行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只有《目击者》等少数影片尝试了细分市场发行。第四,优质影片少,小发行公司拿不到好片。除发行外,电影营销环节近年来发展迅速,正独立为电影产业链上制发放之外的第四个重要环节。由于我国电影产业总量逐步扩大,产业链也快速细分,专业化的营销公司逐步出现。2013年全国电影票房排名前十位的国产片中,只有《中国合伙人》这一部是出品方自己做的营销,其余九部的营销全部外包给了营销公司。传统观念认为,一部电影的营销费用是跟制片成本成比例的,但实际上营销投资更多是跟票房目标成比例的。2012年,我国电影营销费用总额达到24亿元,占全年票房的14%;2013年,电影营销费用为28亿,占总票房比约为13%。[4]目前市场份额较大的专业电影营销公司有:营销了《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和颂世纪、《致青春》的麦特传媒、《警察故事2013》的时代万华、《私人订制》的影行天下、《让子弹飞》的剧角映画、《厨子戏子痞子》的光合映画等。这些营销公司都有经典案例,但规模都不大,后进入者机会还很大。营销是电影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电影营销具有不同于一般营销的特点。电影营销的操作过程中定位和传播两个环节尤为关键。 常见的电影营销方式有近20种,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整合营销的方式,系统化地提升营销效果。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在电影营销中已经得到运用,可极大地提升电影营销的效率。当下中国的电影营销存在四类误区:第一,夸张营销:当下不少大片的营销都存在着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的问题,很多大把砸钱的营销活动最终却没有换来高票房。典型的代表是,大投资烂片夸张的营销大于内容品质,过多地炒作导致观众不再相信忽悠。在品质既定的情况下,铺天盖地的宣传倒不如适可而止的营销。此外,部分影片会打出“首部”、“第一”等夸张的噱头来吸引观众目光;或者试图通过开创新类型片来另辟奇径,如“惊悚喜剧”、“爱情悲喜剧”等。这类营销策略要慎用,因为超越类型常规太多的创意意味着越过了观众的“类型期待视野”,违反了观众与片方的“类型契约”,在吸引观众方面存在重大问题。第二,不分阶段的营销:电影营销可以分为概念传播、元素传播、价值传播、商业传播等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营销的侧重点应有所差别。比如,在影片的价值传播期最适合用网络互动的方式诠释影片价值,而非硬广投放。第三,混淆营销对象:电影营销面临着合作企业、院线/影院、传播媒体和观众等四个层面的对象,不可混淆。很多人认为,媒体认同+媒体传播=观众认同,事实上,媒体更加重视的是信息的新闻价值、话题价值,而不是影片本身的质量。所以营销团队在媒体认同并传播之后,还要注重针对观众的营销,才能奏效。第四,误入歧途的营销:多是把热点话题、八卦新闻等同于电影营销。制造话题和八卦新闻可以,但以此驱动电影营销传播,那么八卦的设计一定要和电影营销的诉求一致,否则话题带动的注意力无法转化为对观众的吸引力。之所以出现诸多误区,是因为我国电影营销还不够成熟。电影营销的理想状态是恰到好处,营销的基础仍然是内容为王,发展趋势是有智慧含量的差异化营销。尽管产业分工的细化是长期趋势,而且电影营销业发展迅速,但电影营销公司的发展有天花板,营销方始终是电影业的外围服务 方,无法从根源上改变电影品质。在目前优秀影片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一些更有抱负的营销公司已经在向电影产业链的上游制片环节攀升,比如影行天下已参与了上游的创意策划和剧本顾问业务,麦特参与投资了《全民目击》和《致青春》。 二、院线与影院 从2002年我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到2013年底,院线和影院发展保持了高速增长。2013年我国新增银幕5077块,银幕总数达18195块,同比增长38.7%,平均每天新增13.9块银幕。2013年全国影院放映场次达到2885万场,同比增长39.7%;2013年全国观影人次为6.134亿,同比增长24.4%。表3可见:2002-2013年,我国的院线从30条增加到46条,观影人次从不到1亿增加到6.134亿,银幕数是11年前的9.9倍。终端的迅猛发展无疑是近年来我国电影票房保持高速增长的基础。我们可以分别考察一下目前院线和影院的情况。从表4可看出,我国的院线目前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表4的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共有46条院线,人次排名前10名的院线票房总额为140.35亿元,占全国总票房的64.47%。第29名的北京九州中原票房为1亿元,排名30-46的都是1亿元以下的院线。排名45的中广国际院线年票房为442万元,排名46的安徽中安院线仅有3万元票房。由此可见,院线两极分化极端严重,排名靠前的几大院线主控市场,年票房不足1亿元的小院线,在未来很可能被整合淘汰。但是,由于我国的院系经营存在地区和行政壁垒,退出机制不合理,产业整合并不容易进行。在所有院线中,值得关注的是万达和大地。排名第一的万达院线以全年31.6亿的票房夺冠,同比增长28.7%。万达院线依托“影院+广场”的运作模式、定位于高端市场的思路和雄厚的资本开创了院线经营的万达模式。到2013年底,万达院线共有影院142家,银幕数1247块,其中3D银幕898块,巨幕114块,院线覆盖全国27个省市区,辐射70多个城市。[7]万达的票房从2009年到2013年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大地院线凭借定位于二、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和城镇的“蓝海战略”和适应小城物价的低价策略,在影院建设和票房增速两项指标上,已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截止到2013年底,大地院线共有影院379家,银幕1798块,其中3D银幕1336块,院线覆盖到27个省市区。2013年,大地已经成为银幕数最多的院线,并以15.7亿元票房一跃为全国第4大院线,同比增长43.9%[8]。 万达和大地为院线发展提供的启示是:民营资本主导,灵活经营,效率致胜;定位明确,或高端大气上档次,或零票房小城蓝海战略;快速扩张,对规模的要求先于对利润的要求;院线以有资产联接的影院为主,院线掌控力强。在院线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加盟影院对院线竞争优势的贡献在下降,院线参与投资的影院逐步成为产业终端竞争的关键。但就是在影院环节,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从表5可以看出:排名第一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2013年总票房为9195万元,场均人次为75.9人。排名第300名的绍兴蓝天国际影城2013年票房为1872万元,场均人次为31.1人。这两家影院的场均人次都远高于全国影院的场均人次21.26人。越是人次排名靠后的影院,场次、票房越少,场均人次也越少。实际上,影院的发展目前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2013年排名第一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拥有17个厅,单日最高票房为76.2万元,单月最高票房为1172万元[10]。该影城已连续几年并列总票房和观影人次的第一名,是唯一票房突破9000万的单体影院。同时,我国还有很多业绩很差的影院。2012年,票房超过1000万元的影院为512家;票房在200万元以下的影院为1623家,总票房占全国票房的4.82%。2013年,票房超1000万元的影院不到700家,占全国影院总量的17%;票房不足500万元的影院占影院总量的约70%,而这其中超60%的影院年票房不足100万元。[11]年票房不足100万元的影院已经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未来影院市场的洗牌不可避免,大批缺乏竞争力的小影院将被淘汰或者被改建。 电影论文: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 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全球化问题是相当时髦的，因为这一话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学者，甚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学者也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1)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2)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3)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4)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20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travellingcapital)，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2)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3)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4)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 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20__年版）以102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6)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7)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localization)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殖民化”(colonization)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8)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9)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 首先是80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Dionysiairit)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Apoloniairit)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 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10)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Deleuzian)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巴巴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ietween)，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11)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21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 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各种后现论的波及下始终在曲折地发展。虽然第五代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既定导演和生产模式已最终被“经典化”了，成为新一代导演们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如何发展这些技法并超越这些前辈便成为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电视业和其他媒体的冲击而导致的电影业的萧条，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入了自己的低谷：大批观众的流失和影院功能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除了好莱坞以外的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渗透，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电影 文秘站: 如果我们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诸多后殖民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更多可供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因 素，例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展现了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颇有后现代主义游戏人生的意味，另一部《东宫西宫》则探讨的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同性恋主题。这些“另类”电影文本都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分析阐释范本。尽管这些影片在大陆的影院是看不到的，但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地下”途径购得影碟或光盘在“家庭影院”里观赏，此外它们在海外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有些还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但却再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所曾达到过的空前的辉煌境地。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波及下，这些电影导演们越来越认识到，既然他们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卖座，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肯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为接近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第六代导演们执导的影片便更为接近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分担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们所关心的东西。因此，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之力量时所断言的，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13) 显然，全球化确实已经使大多数人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边缘化了，描写和反映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无疑应是包括电影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的任务，因此可以说，第六代电影在总体上是把握了当代的时代精神的。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人文知识分子感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文化和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大学的兼并、人文学科研究经费的削减以及网络文化的崛起等，不得不影响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生产。毫不奇怪，这一大潮始终受到本土化潮流的有力抵制。但不无矛盾的是，国内的不少人一方面欢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因为它可以促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文化上却担心全球化会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趋同”或被后者“殖民”。既然我们从事的是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那么我们必定能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对文化和电影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和电影的“趋同化”，它同样也可以使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学者不应为中国电影所处的暂时低谷而感到失望。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最为关心的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尽管事实上，文化全球化也许会模糊特定的民族文化的身份，但它仍然可以带来某些积极的东西。如果我们正视这种挑战，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以便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语境下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就有可能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美学精神，使其为世人所知。这样看来，顽固地以一种近似后殖民的本土主义态度来抵制全球化的大潮只能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再度对立，因为就电影的国际性和全球性而言，西方观众是很容易理解影片中所蕴涵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其逆向来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也即将其用来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和电影推向全世界。这样，我们就必须与世界进行更多的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加剧与西方的对立。在发展中国电影的过程中，我们既不可过分强调其全球化的因素，也不应一味偏向本土的情绪，采取一种超越的“全球本土”(glocal)之策略也许可以防止中国的文化和电影再度陷入危机的境地。也就是说，我们仍然可以在一种“全球本土化”的艺术形式---电影中描写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事件，以便加速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我们知道，必须保留我们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若一味强调本土化立场而排斥一切外来影响则会导致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加剧文化环境的不利的一面。我们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研究者应采取一种务实的对策来迎接全球化大潮的冲击：首先是要在不牺牲民族文化认同的情况下与之想适应，然后继续扩大与国际文化学术学界和电影研究领域的交流和对话。中国是一个有着辉煌的文化遗产和丰硕的电影生产和消费市场的大国，中国不仅应当在经济上而且更应该在文化上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电影论文:电影置景技术的运用和发展综述 一、置景技术的运用及延伸 (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革,电影也随之进入了多元化的艺术发展格局,对影片摄制水平和制作周期都有了更高、更快的要求。在重现历史场景、表现电影故事场面时,特别是大型电影场景,置景工作是保证影片拍摄顺利进行的关键。必须审查、熟读图纸,收集有关资料,编制施工组织计划,测定加工环境,制定加工范围,调查各种材料、设备及做好施工人员的调动和计划。并根据计划和设计图纸,对施工全过程中的进度、质量、安全生产及材料设备的存放以及运输等,进行协调、控制和指挥。其中抓好施工的调度工作是实现施工指挥的重要部分,要对施工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工种进行协调。在布景工程全部完成之后,再进行全面细致的自我检查(包括质量),彻底清理好施工现场。新形势下的布景制作要考虑制作时的运输﹑移动等特性。“分解式”框架布景,既可采用预制布景部件组装加工完善布景,又可满足对布景表面的结构﹑样式﹑色泽及新旧程度效果要求,做到形象逼真,尽可能避免人工修饰的痕迹,与周边建筑形式融为一体,使影片具有真实性的艺术魅力。从“绘画式”到“构筑式”及“分解式”布景制作,在银幕空间构成了技术突破。一部影片布景往往因为与人物事件非常和谐而不觉得它的存在。如果由于局部制作不细致而穿帮,让观众发现了布景的存在,这是影片置景的失败。长期以来,运用置景手段所搭建的场景,形成系列的银幕空间形象。 (二)20世纪60~80年代,电影置景技术又在不断的革新,在材料﹑技术﹑构造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电影的布景制作从此也有了自己专门机构和具体的分工,像:木工﹑瓦工﹑漆工以及花草﹑纸扎等,诸多工种,职责也比较清楚。电影置景技术开始自成体系,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成型木工是置景工艺的主要项目负责人,他依据美术师平面设计图纸要求,画出场景平面图的景位﹑区域等平面地线,并参照美术制作图纸,以木材为主要材料,按照木材的各种特性和具体要求,预制(包括地台﹑结构房架﹑门窗﹑廊柱﹑楼梯及山型框架等)部件。成型木工需要掌握木做材料的物理性能,继承﹑发扬木做工程的传统技术工艺,合理使用材料,将门窗﹑地板等制成布景成品,将木质框架与三合板材料加工成规格化﹑标准化的工具景片,运用“积木式”生材度量备品,随意组合,可搭建标准建筑规格备品。在木质构筑框架上,再钉上树皮﹑麻布或塑料山片。塑型瓦工利用泥土、石膏或聚苯泡沫(就是人们俗称的“白色革命”),在成型工艺的基础框架上预制﹑装饰﹑完善布景部件,加工搭建布景。成型方式大体有以下四种:①注塑成型:以塑料为原料,运用注射机成型为各种零星部件,如花草﹑树叶等。运用“模压抽塑机”工艺(聚乙烯)复制成所需要的部件,如浮雕花饰﹑墙面虎皮石﹑条石﹑瓦当以及成片的瓦顶等。②泡沫成型:将泡沫(聚苯乙烯)用电热丝加工、切割成各种形状的部件,如砖﹑瓦﹑浮雕饰等。③玻璃钢成型:用玻璃钢原料加工制作布景,是装饰布景的一种造型手段,也是制作树叶﹑屋顶房梁架﹑砖块﹑瓦片等较为理想的置景材料。制作步骤是先根据图纸设计要求,用胶泥塑造出部件原形,再用石膏复制出“阴模”(为了便于组装,其“阴模”要根据所制作部件的形状分解成若干块),然后以树脂为主要原料,用石棉布为辅料,在“阴模”上涂一层树脂贴一层布,待树脂稍凝固后,从“阴模”中取出晾干,切去毛边即可。如果制作立体部件则需把两块以上的部件,粘合到一起磨掉毛边。④聚氨脂(喷塑)成型:此工艺主要用于山、石﹑树皮等不规范布景造型成型上,它的生产过程是由两种原料在一定的温度下,通过专用的喷塑机吸收混合液体,喷到布景外形上,瞬间膨胀成型。 (三)通过前期布景工作的仿制并组装到金、石、木、土各式浮﹑凹﹑透、镂雕等建筑部件后(见图1、图2及图3),涂绘漆工模拟完成各式建筑及金﹑石﹑木﹑土质地与色彩效果;在成型﹑泥塑所完成的布景框架上,运用水粉色﹑广告色﹑石膏﹑油漆﹑乳胶或其它涂料,通过喷﹑绘﹑涂﹑表等工艺,给新搭制的场景做出生活痕迹和生活气氛。布景涂绘工艺关系到影片的布景基调和生活环境的真实感。布景的色调大多以中间色居多,以使场景浑厚稳重。遇有场景“做旧”,则需按要求特殊作加工处理,如:年久失修的建筑物墙面﹑破损剥落和灰暗色彩、与人经常接触部位的残旧﹑寂静深院中的青苔等,达到风吹﹑日晒﹑雨淋的自然效果。“做旧”大都采用火烤﹑水洗﹑油色﹑涂刷打磨及化学原料处理等方法,并把握“做旧”的分寸感和准确性,使之达到符合剧情的时间﹑年代所要求的生活环境和逻辑,见图4。运用绘景技术,以“喷绘”或幻、投影灯等手段造成场景空间延伸的效果,与所搭制的布景相结合,构成影片所规定的场景。如:天幕上喷绘出蓝天白云﹑晚霞等景象,以及在按所搭制场景的透视﹑比例和色彩关系,表现出延伸出来的街道﹑村落﹑宅院﹑山川﹑河流﹑树木等景色。花草纸扎人员用纸﹑绢、塑料等材料,仿制﹑组装﹑陈设各种花草树木。特殊时,置景还要融合一些其他工艺的协调合作,最终完成影片所要求的殿堂庭院﹑亭台楼阁﹑以及风﹑霜﹑雨﹑雪等特有的艺术效果。景随人移,宛若自如,达到制作景与自然景的和谐统一。在制作颠簸式布景时,要造成晃动效果,如行进中的火车车厢、轮船船舱、飞机驾驶室、座舱以及地震等场景,应在其下部要装有半圆形物体或地面弹簧等装置。拍摄时通过操作,造成摇晃、颠簸效果,颠簸的节奏和运动方向等要符合剧情、符合观众的观感,达到以假乱真、真假结合的效果,造成景物在景中的运动全貌,给人以真实感。运用海波或凡士林以及“玻璃净喷剂”等三种材料制作玻璃窗冰花,其中以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玻璃净喷剂”最为方便,具体方法以涂抹或喷、刷为主。运用硫酸镁、硫酸胺、精盐、大白粉、白灰粉、石膏粉、晴仑棉、白脱脂棉等,制作雪地场景及屋顶雪,用铺、撒、喷、粘、贴等方法,即可单独使用,也可二种或二种以上配合使用,根据“景”的要求进行。制作树挂,用水、泡沫灭火器等材料,冬季以喷、撒水后冻结为最佳效果;其他季节则采用泡沫灭火器喷、撒等。屋檐冰挂,则用玻璃管加工成长、短、粗、细形状各异的空心“冰瘤”,在冰瘤尖头的顶端留有Ф1mm的小孔。在拍摄前用无色透明的尼仑丝或钓鱼线,将冰瘤悬挂于屋檐口的滴水下即可,若需要融化滴水的效果,可在拍摄前由冰瘤上口注入水,即可达到滴水的效果(见图5)。 (四)总之,置景技术的应用,从制作手段到选材,都是为电影布景制作所沿用,并且已被全国各电影制作单位所接受。置景技术工艺在手段上也日趋精良,施工工序也大都采用了机械操作,如花草﹑树叶﹑浮雕花饰﹑墙面虎皮石﹑条石﹑瓦当以及成片的瓦顶等的制作。运用成型机将聚乙烯塑料通过加热抽风方法制成各种所需要的零星部件,用电热丝将泡沫(装填材料)加工切割成各种形状,复制成所需要的备品。特殊加工可使用便携式电动工具,高空作业则使用液压升降机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由于技术设备的进步,置景制作人员的 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提高,潜力得到进一步挖掘。通过置景加工的各种风格样式场景,再现银幕形象更自然﹑更含蓄,更丰富并富有意境。置景贯穿全剧的环境,运用了建筑艺术形式并借鉴大自然环境中的典型部分或抽象、或具体的几何形体、线条、平面、曲线等各部分的比例、对称、色彩、质感、韵律等统一和变化;从而获得庄严、雄伟、明朗、神秘、恐怖、幽雅、亲切等艺术气氛。在《马可?波罗》、《末代皇帝》、《火烧圆明园》、《红楼梦》、《骆驼祥子》以及《茶馆》等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影片中,置景发挥了重大作用,电影布景制作工艺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由此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置景技术高潮再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电影思维理念方式的转变,一系列情节新奇﹑怪诞﹑场景的变幻莫测,有强烈声画效果的影片相继问世,连同推﹑拉﹑移﹑摇等诸多摄影艺术表现手段的运用,布景制作也已进入“全方位”的立体场景阶段,置景人员的业务范畴已与过去有较大改观。置景部门在影片拍摄前,则要了解影片的建筑结构﹑场景之间的衔接以及表面效果的基调﹑风格样式,并依据美术师的设计图及分场景单体设计图样要求,编制全片场景的总预算,组织指导置景工程人员,准备置景材料,预制场景部件,加工与搭建布景,并对场景施工与工期负责。一部影片往往要有几个乃至十几个场景,而这些场景的体现都需要置景工程人员通过形体﹑色彩效果等多种造型,以虚实相间的技术手段,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全面细致的加工、处理,使之切实符合剧情要求,以此烘托、映衬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最终的布景艺术效果。如在完成“好莱坞式”科幻电影《五行战士》布景制作时,为提高影片布景质量,决定放弃以往所贯用的泥土﹑石膏等材料,选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SPRAY-FOAM材料,它的生产过程是由黑白两种液体原料在一定的温度下混合,瞬间膨胀成型,膨胀系数为1∶30至1∶50不等。这种材料主要用于制作大树表皮、藤条、土坑、窑洞等等不规则表面效果。具体做法是:先用麻布、丝网、塑料表皮等做外形,然后通过专用的喷塑机吸收混合液体,“喷筑”到布景外形上,即刻发泡成型。树及藤的形状不规范,只好根据需要,边“喷筑”边造型,最后达到了“生命绿活泉”、“活泉河流边”等诸多场景的效果要求(见图6)。“FIBRGLASS”及“PLASTER”等材料也大量运用,制作了反派战车内貌(见图7)效果得到了多方认可。其以假乱真的程度让目击者叹为观止。布景制作一要讲快捷,二要考虑成本,主要目的是要达到最初的设计要求。为此,需要有娴熟的技艺,巧妙合理地利用空间,科学地安排场景的平面布局,使之有效地占用拍摄场地面积。要尽量缩短更换布景的时间周期,利用借景、改变布景等手法,努力扩大纵深空间,使布景更富于层次变化,造成“一景”多用的目的。要准确无误地体现出场景空间造型,以反映布景的时代变迁和时间推移,进而达到改变环境气氛的目的,将移置的布景环境真实完整地再现出来。如《卧虎藏龙》“聚星楼”一景是在“祠堂”场景的基础上改建的,其场景质量不仅得到了认可,同时又节约了制作费用,缩短了拍摄周期。置景技术是直接为电影服务的,是电影艺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布景在制作思维、实践方面应得到进一步认识。对人体有害,且污染环境的置景材料终将被绿色环保材料所取代。制作工艺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淘汰。今天的电影已经向数字化发展,其以假乱真的技能要相当完备,因此,布景制作必将融合一些特殊工艺。像在影片《天脉传奇》中,搭建制作“卡尔家”(见图8)以及《恋爱中的宝贝》中的酒吧(见图9)场景时,除了运用传统工艺外,还大量运用了不锈钢工艺和加胶钢化玻璃制作工艺。这些工艺在以前的布景制作上我们从未接触过,通过与钢铁研究院以及特型玻璃厂的多次研究,反复实验,最终完成影片所要求的防破裂玻璃地面。此玻璃作为地面既可爆裂,又可承载两吨以上重量的摄影升降器材。同时开发利用了建筑业运用的耐冲击、无碎裂的“JS”复合材料,快速凝固成型。法国影片《最后时刻》(见图10)的场景利用PLEXI-GLASS材料,制作新型不锈钢效果墙面,钢架屋顶自动关闭系统。《天脉传奇》玻璃舞台上的背景活动板,用SERIES材料制作物品柜自动升降系统,通过微机操作,设定时间程序,让其自动转动,而且舞台灯光自动升降(见图11),实现了银幕形象的最终艺术效果。 三、置景技术的发展与未来 虚拟场景的构成,则是通过细致加工的景物,以蒙太奇手法有机地组合起来的虚拟场景。随着未来数字电影的逐渐发展,提高电影置景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尤为重要。未来的电影布景制作,必将使用新型环保材料,如电影《功夫之王》大殿以及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晁衡舘”场景,都是利用易溶于水的丙烯酸(俗称水性油漆)装饰的表面效果(见图12、图13),利用置景技术的展示功能,将其延伸到电影文化的建设中,并通过高科技声、光、电的艺术处理,加大对模拟制作景物﹑景观的科技含量和艺术含量,使之起到美化电影场景模拟建设的作用。今天的数字电影技术,已经对电影工业的生产、制作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下的数字技术语境,痕迹。搭建场景要预留摄影机运动机位,如《情迷大明宫》的场景“含元殿使节大潮会”(见图14),长安城“太液池歌舞大会”的场景(见图15)。对电影布景制作、建筑装饰都有了新的要求。以前电影场景惯用的竹帘、纱帘、线垂帘等效果很能表现当时的生活环境,但在数字电影场景里,就不甚理想,影片画面会出现爬格的现象。因此,数字电影布景在材料运用上要有选择,既要符合剧情,又要适合数字电影布景要求。IMAX3维立体影片场景的制作,首先要了解IMAX3维影片的特点,即:超大、场景与特效的结合或叫合成技术的特殊性,以及景深、运动方式等。在场景搭建中,首先要突出精细考究,尽可能地将影片场景的深度空间与浅度空间表现出来,处理好场景细节。在所有的施工场景中,不能有一点穿帮痕迹。搭建场景要预留摄影机运动机位,如《情迷大明宫》的场景“含元殿使节大潮会”(见图14),长安城“太液池歌舞大会”的场景(见图15)。置景专业在IMAX3维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尝试各种未开发的新型材料,特别是像三菱系列的SERIES的标准建筑材料,隔音、隔热、阻燃的LIKEAIR铝塑材料,它是透明度高、重量轻的PC中空材料。它的广泛应用,这正是置景专业艺术不同于其他建筑艺术形式之处。突出了电影置景是既源于生活的建筑艺术而又高于生活的建筑艺术形式。它不仅需要有一定的置景艺术修养,还要有娴熟的造型艺术和组织管理才能。当今社会,知识的释放已经产业化、系统化,高科技知识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竞争的主要力量。置景行业也将面临高科技布景的挑战。只有拥有专业的知识培训、严格规范的项目管理,才能提升置景工程的艺术质量,从而使置景施工、调度、管理等诸多环节提升至新的高度。置景人应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调动社会各方资源,除延伸传统写实工艺布景技术外,更应努力开拓数字电影布景制作技术,努力将环保、节能、低碳材料及工艺运用到未来3D电影布景制作中来。置景人除了将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应用于未来布景制作中外,更应在电影布景制作专业上树立创新意识,精益求精、拓宽视野,在置景技术上创造出独特的行业发展模式,以适应未来数码电影的发展,为置景工艺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最终赢得观众的喜爱与尊重。 四、结束语 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电影场景技术,才是中国电影技术发展的健康之路。在即将到来的2013年里,要直面困难、团结协作,让所有的电影工作者共同开创电影技术产业化、信息化、国产化的新局面。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置景人的不懈努力与追求,置景技术与艺术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电影论文:电影放映员上访原因、问题、政策和建议 一、电影放映员上访问题怎么回事 1、上世纪70年代初，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农村电影放映的指示精神，组建了电影放映队，且颁发了相关文件和管理条例，明文规定公社电影队是基层政府的文化宣传事业单位。全国各省市（港、澳、台外）于1974年前后相继建立。2、放映员的配备也是按文件精神每队2-3名，由政府和上级文化主管部门从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民办教师、退伍军人中择优选拔的，应具备能写会画，吹拉弹唱等条件，经严格考核、体检和业务培训后持证上岗的专职电影放映员，这一群体当时的确优秀。从7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坚守在农村电影放映这个艰苦的岗位上。为党的文化宣传事业工作了一辈子，无怨无悔，默默奉献了一辈子。3、由于形势的发展，近一时期电影受电视录相的冲击，使这一群体无用武之地，设备闲置，市场痿缩，但政府从未下文解散电影放映队，国家尚未取消农村电影事业，且在振兴之中，这一群体应随之并存。 中国首批公社放映员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关系到民生民意，以及社会稳定的大事。广电总局及文化部等有关部门已出台过文件精神要求各地予以解决，近年来此事引起全国老放映员的各级上访案件频频出现，也引起了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关注。为此广电总局在12月18日又就此问题召开了由广电总局，国家信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部，以及部分省信访局长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就老放映员的历史遗留问题做了分析研讨。这些七十年代的老公社放映员，在当年农村文化阵地上风里来雨里去，为广大基层群众送去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食量， 二、部分地区对电影放映员的政策 一是凡是在一九七七年前参加放映工作，一直坚持电影放映十五年以上，并持有“三证”、“一证明”的同志，按机关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完善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三证”、“一证明”是：1由山西省电影公司加盖钢印的《山西省电影放映证》。2由山西省文化厅加盖钢印的《山西省电影放映技术资格证》。3由原雁北行署文化局盖章的《山西省电影放映单位登记证》。4由所在乡镇府于年前为其本人出据的“证明情况”一份。二是凡是一九七七年以后参加放映工作，工作年限又不满十五年的，可参照国有企业、二轻企业改制职工安置补偿标准办法处理。三是以上经费，按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均由各县区财政和乡（镇）财政解决。四、解决乡镇放映员的待遇问题事关文化事业发展和稳定大局问题，政策性强，影响面广，各级政府一定要责成文化、财政、劳动、人事、乡镇有关部门认真摸底，严格把关，坚决杜绝虚报、漏报现象。五、在处理此问题时，应注意掌握“公开摸底、公平对待、公示结果、平衡周围”的原则，通过报纸等新闻媒体向社会进行最少两次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以免新的矛盾产生。 三、电影放映员上访情况 这群人现已年近花甲，随着年岁增高，其职业病遂渐出现 从起，这一群体相继上访，有的地方领导说上面没有文件难解决，有的文件已过时，没有可操作性。据调查，在这近十年的上访时间里，有些地方政府已产生了一些局部的解决方案，例如浙江省的台州市、山西朔州市，相继出台了相关的解决方案，且已实施，收到了稳定社会的最佳效果。 四、做好电影放映员稳控工作的建议 10月10日，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对全市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电影放映员上访要求的处理意见》(忻政办发130号文件)，对全市各县(市、区)解决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上访要求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今年1月18日又下发了《关于尽快落实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的通知》，同时组成督查组赴各县(市、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专项督查。多数县(市、区)积极行动，对文化站辅导员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如偏关县已将文化站辅导员趵生活补贴提高到每人每月500元，并列入财政预算。但有些县(市、区) 对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问题处理缓慢，致使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多人多次到省和市上访，要求落实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他们的编制、待遇问题。鉴于此，市人民政府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按照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认真对待，专题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和措施。同时提出如下补充意见： 一、对于过去多年从事乡镇电影放映工作的人员，已与当地县、乡政府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现在又无法解决编制和录用的人员，应根据《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和《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1481号)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予以辞退，并由当地财政部门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二、对于连续从事乡镇电影放映工作满三十年以上的乡镇电影放映员，应考虑到他们大部分步入中老年，工作无着落、生计窘迫的实际困难，可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出资加入到养老保险体系。 三、由于乡镇电影放映员的问题自七十年代至今已近30余年，涉及人员构成较为复杂，且各县(市、区)的情况也有较大差异，所以在资格认定方面必须由县级人事劳动和文化主管部门严格把关，依据由当地乡镇以上政府部门审批生效的录用聘用审批表、工资发放表或工分补贴记录对当事人予以登记和年限认定。 要求各县(市、区)扎实细致做好工作，认真帮助解决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具体困难，确保不得形成集体上访。 电影论文:论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与字幕翻译 1. 引言 当《功夫熊猫》将中国功夫与国宝熊猫融入美国式成长故事登上票房排行版的时候,当《阿凡达》改变传统的观影理念,将人们带入3D、IMAX影视技术时代的时候,当《泰坦尼克号》时隔15年再一次强势卷土重来的时候,观众不仅享受到了电影的盛宴,也感受到了电影做为文化纽带的巨大作用。 做为文化的载体,电影不仅 仅通过屏幕效果来实现其跨文化传播作用,电影字幕的翻译也为其顺利进行跨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2. 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2.1电影的传播属性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从经济领域开始席卷全球,在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也开始了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交流。全球化语境下,电影艺术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它必须服务于其社会本质。这决定了电影艺术的多重属性:电影不仅仅是一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影像语言,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产业。 带着它的多重属性,电影的传播模式打上了工业时代营销模式的烙印。电影成为了一种商品,它的传播行为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使观众乐意为获取较多信息和视听享受而付出较高金钱和较长时间。做为传播的艺术,要做到艺术的传播,电影必须在传播的5W模式,即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的5个W中找到最优化的组合,才能够完美地完成传播功能,实现商业价值。 2.2电影的文化特质 每一部电影刻上了制作者的文化意象,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如张艺谋电影对视觉审美的追求、对城乡差别的关注;周星驰电影中草根式的无厘头搞笑;吕克贝松的新巴洛克电影风格和独特的叙事策略;卡梅隆对科技创新的执着、对人类命运和责任的审视、对危机意识和人性的思考。然而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为了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赢取更好的票房成绩,影片的制作方开始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尝试。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功夫熊猫》,这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它以1.3亿美元的制作成本,在全球取得了超过6亿美元的票房成绩,其中海外票房过4亿美元。傲人的票房让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美国价值观念的成功跨文化传播,同时也反映出全球观众对承载丰富文化特质的电影产品的接受性与包容性。 2.3 电影与电影受众的文化主体性及其差异 电影传播过程中涉及两大文化主体,即电影产品和电影受众。 一方面,电影产品充当影片制作组织的发言人,它向电影受众传递着制作组织的价值观和精神。另一方面,电影受众是其所处文化的产物,带有特定的文化印记。人的生活环境由特定文化构成,告知他们道德和行为规范、赋予他们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这两大文化主体在文化特质来源、特点和话语权等几个方面是存在差异的。 首先,电影产品、影片的制作组织与电影受众身处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各自的经历和经验,受不同行为规范的约束,受不同价值观的影响,这造就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电影两大文化主体的特殊性。其次,电影属于大众传播的一种,其受众的特征类似于大众的特点: “(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 (4)流动性(5)无组织性(6)同质性” [1]。因此,做为意见领袖即影片制作组织的产品,电影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电影受众个体。 2.4 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 电影受众在面对电影产品时,不仅获得娱乐服务,而且会解读它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如文化知识、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及生活范例。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当然这种对话的单向性较为突出。 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电影的制作团队需要考虑两个文化主体在文化特质上契合度。当契合度较低时,文化分歧就会出现,分歧得不得调解,文化冲突就可能产生,这将直接影响到电影产品的票房收入。然而,即便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人文关怀却是世界性的,是全球观众都可以理解的,如对人性光辉的赞美、对人性扭曲的控诉、对自由追求的肯定等等。正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2] “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找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3]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策略。 影片《卧虎藏龙》将中国老百姓的“平民英雄”情结浓缩在武侠精神中,承载在中 国人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这正好与西方文化的骑士精神不谋而合,这种契合是该片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使其一举获得200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奖项。 中国不乏“盗”类题材的电影,但多是山匪路霸,或是绿林好汉,“外海内陆”的地形结构让国人对欧美的海盗文化知之甚少。然而相关知识经验的缺乏反倒刺激了他们对此类电影的 期待与需求,《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将黑暗世界里最富有活力、最自由的海盗文化展示给中国受众,在中国大受欢迎,据世纪环球在线网站统计,影片《加勒比海盗4:惊涛怪浪》(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On Stranger Tides) 在中国上映第22天就突破了4亿人民币的票房。[4] 3. 字幕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工具,电影承载着多方面的文化意象。每一部影片都是一定时期的历史文化、一定区域的社会生活或者一定人群的风俗人情的反映。[5] 电影中的语言是其所属社会文化的产物,必定要受所属社会文化的制约,显现该社会文化的特征,烙上其文化的印记。由于中西文化间存在社会制度、道德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文化差异越大,跨文化传播时的挑战也越大,无疑电影字幕翻译处理不同文化意象所做的努力也越大。翻译的优劣影响着观众的理解和欣赏,是电影跨文化传播成功的重要因素。 3.1 什么是字幕翻译 字幕翻译即影视中把原语的对白以共时字幕的方式译为目的语,通常位于屏幕下方[6]。由于字幕翻译不仅可以大大节约成本(费用仅为配音的十五分之一)[7],而且较译制片来说,更能节约制作时间,加速电影的上映速度,尽可能快地实现全球同步公映,因此近年来字幕翻译在中国也日益盛行起来。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字幕翻译还能让目的语观众体会到最真实的异国情调与语言魅力。字幕提醒观众正在经历双重体验——他们不单在看电影,同时也在阅读它[8]。 3.2 字幕翻译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电影字幕的翻译是通过大众媒介完成电影跨文化交流的手段之一,它具备跨文化交流的特性。 传播学界普遍认同传播过程就是信息的流动过程。为进军海外市场而进行的字幕翻译,它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可看成是一个由电影制作团队、所译电影、字幕译者、字幕和海外受众因信息传递而组成的系统。然而,该过程的参与者是各自所在文化的产物,“在潜移默化中成了 那个文化的一份子,接受了那个文化的习俗、观点与世界观。这些深深藏在一个人头脑中。他进行传播活动,他的文化业伴随在身边,藉着语言,也在语言中反映出来” [9]。 为了帮助海外受众更为准确地理解演员对白,享受电影的视听刺激,字幕译者在这个信息传递过程中,充当了“守门人”的身份。1947年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发表了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群体生活的渠道》,对“守门人”的概念予以理性的阐述。他认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总是沿着包含有检查点即“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而“守门人”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和过滤他所接到的信息。做为“守门人”的字幕译者,他决定着字幕信息的取舍,起着是否传递及如何传递字幕信息的重要作用。 “一个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易于和表现他所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共鸣,同时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约,也愿意接受他种地域,异族文化形成的艺术作品……”[10]中西文化由于地域和历史等原因两者存在显着差异,电影中也存在着不符合海外受众口味的文化因素。为了使两种文化对话更加顺畅,字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文化进行过滤,保证海外受众在理解对白的基础上,享受到异域文化带来的别样感受。 3.3 字幕翻译的特点 首先,字幕翻译具有传播媒介的特殊性。电影的信息传播媒介是多元化的,它依靠画面、音乐、文字等方式传递丰富的信息,给电影受众以视、听刺激,电影受众凭借眼、耳所接受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信息来欣赏电影。字幕翻译的文本必须与其他信息传递形式互为补充、协调一致,才能充分展现影片的艺术性。其次,字幕翻译文本呈现的短时性。众所周知,字幕的显示需与画面同步,配合演员的讲话速度,随情节更换。因此,字幕翻译的长度需适合观众的阅读速度,严格控制长度。最后,口语化是字幕翻译的重要特点。字幕翻译主要是针对电影对白。对白在语言类型上属于口语范畴,所以字幕翻译文本要通俗简洁、清晰自然。 3.4 字幕翻译受到的限制 通过分析字幕翻译的特点,不难看出字幕翻译受到的主要限制之一就是时间。字幕翻译将对白转化为电影受众阅读的文本,但是一般来说,人们的阅读速度比讲话速度要慢,为使字幕翻译文本跟上演员的讲话速 度,配合画面要求,尽可能同镜头同步切换,简洁性便成为成功的重要因素。另外,字幕翻译还要受空间的限制。画面上字幕过多,必定会喧宾夺主,影响画面整体美感,影响观众的审美体验,削弱影片的艺术性,因此,通常每一个画面上,“字幕最多不能超过两行,否则就占去太多画面,而每一行的字数也要受到屏幕宽度的限制”[11]。第三,字幕翻 译不同于文学翻译,它的时效性决定了不可能对它进行加注处理,无法使用语言类注解。然而,与字幕同时出现的画面、音效等却为电影受众的理解带来了丰富的提示。这三大主要限制对电影字幕的翻译构成了巨大挑战。 3.5 字幕中文化信息的翻译方法 3.5.1 直译 字幕译者在海外受众能够接受的前提下,将原语对白中的文化词原封不动地移入到目的语中,通过屏幕上的剧情为译文进行注解,方便受众体会真实的异国风情以及文化内涵。 在《老友记》第七季第五集中,罗斯向菲比要回他公寓的钥匙,菲比明明拿在手中,却说没有时,有这么一段对白: Ross:“It’s right there!” Phoebe:“Ok,Sherlock!” Sherlock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小说人物——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学苑音像出版社的中英文对照版本将它翻译成“侦探”,但如果能直译为“福尔摩斯”,一方面不会影响中国观众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对白的幽默特色,很好地诠释了菲比的性格特点之一,即常说出(更多是唱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在《阿凡达》中当Grace从实验连接设备上下来,工作人员用这么一句话提醒大家“Here she is,Cinderella back from the bal1.”字幕译者将其直译为:“这会儿灰姑娘参加舞会回来了。”对于“灰姑娘”和她的舞会,中国观众十分熟悉,译者采用这样的译法比直接说Grace实验结束回来更能活跃气氛,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3.5.2 意译 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存在巨大差异时,为了让海外电影受众取得与原语观众相同的语境效果,字幕译者有时会采用意译的方法,把译语文化放在高于原语文化的位置,体现译语文化及语言特征。 《阿凡达》中当新一批的士兵被送到“潘朵拉”星球上,打开机舱,老兵们是这么说的“Look at all this fresh meat!”,译者没有将“fresh meat”译为“鲜肉”,而译成了“菜鸟”,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缩影,也更好地体现出老兵们的不屑与傲慢。对于危机四伏的潘多拉星球,能生存下来的老兵自然会有这样的优越感来表达不屑。这样的译文让老兵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另外,虽然Jack双腿瘫痪,但仍能面对挑战去“潘朵拉”,所以军官对他的到来和坚持表示肯定的时候说“You got some heart,kid,showing up in this neighborhood.”译者译为“能来到这里,你还满有种的嘛”,用“有种”代替直译的“内心坚定”,这样就把一个铁血战士的无畏与勇气写得更为贴近生活。 又如在《闻香识女人》的结尾处,史雷德上校在全校师生面前为查理辩护,他说:“Boys, inform on your classmates, save your hide. Anything short of that, we're gonna burn you at the stake? Well, gentlemen. When the shit hits the fan, some guys run and some guys stay.”(男孩们,出卖同学,明哲保身,否则我们会干掉你?哦,先生们,当大祸临头,有人逃跑,有人留下。) 这段文字中“burn you at the stake”所蕴含的文化背景知识非常丰富。《圣经》中谈到犹太人最初的法律就是:亵渎神明罪和重婚罪的人要被施以火刑;公元前6世纪雅典人的第一部法典也规定用火刑来处死重罪的人;在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由于信仰的关系,火刑也是非常普遍的,那时候被判火刑的人一般或多或少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他们一般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烧烤而死。译者没有直译为“我们会将你烧死在火刑柱上”,而是用“我们会干掉你”的表达,不仅利于中国观众理解,同时也把权势之人排除异己的狠劲刻画得十分到位。 3.5.3 替代法 根据功能对等理论,“重构”是解决文化差异的方法之一,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12]。电影翻译中,影片中如有海外受众无法接受的词语或文化意象,那么译者可以选用译语中与原片艺术最相似、最贴近的,同时又能让观众易于接受的词语来替代。 《老友记》第七季第13集中莫妮卡向罗斯抱怨父母在他们搬出后把罗斯的房间奉为圣殿,而将自己的房间改造成健身房时说: Monica:“I got to say,a tanning bed and a stack of Victoria’s Secret catalogues,not a gym !”(我得说,一张日光浴床和一堆内衣画册,算不上是健身 房!) Victoria’s Secret(维多利亚的秘密)是美国顶级内衣品牌,它的名字是魅力、浪漫、纵容及女式内衣的代名词,据说该公司每分钟的内衣销量高达600多件,但中国观众对其不一定都很熟悉,因此译者使用替换法,用“内衣”来代替这个品牌的名字,使这句话的意思一目了然。 又如第5集中瑞秋向乔伊许诺送他十件拉尔夫 ·劳伦的衬衫,她说“I’11 give you ten free Ralph Lauren shirts.”Ralph Lauren是个有着浓浓美国气息的高品位时装品牌,无论潮流如何改变,它永远流露出一股自由舒适而华贵内敛的气息。做为Ralph Lauren的时尚顾问,出身千金小姐的瑞秋自然会选择该品牌来送朋友,译者考虑到中国观众对该品牌的认知度问题,用“名牌衬衫”来替代它,处理方式与上例相同。 当然,这种译法的缺陷之一就是削弱了原文的文化内涵,但考虑到前文所述字幕翻译所受的限制,这样的替代可以说是较好地完成了跨文化信息传递任务的。 4. 结语 做为大众传播的重要方式,电影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字幕翻译是这一力量得以顺利传导的重要工具。字幕中蕴含着原语文化中的多重信息,如物质文化信息、社会文化信息、宗教文化信息、语言文化信息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为有效传递这些信息,保证电影的可观赏性,进行字幕翻译时要结合其自身特征,充分考虑各种限制因素,将海外受众的心理诉求、审美期待等纳入翻译体系,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法,从而保证字幕各种信息的等效传播,为争取海外票房做出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种文化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对话,文化包容度增大,同时电影受众的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对艺术的理解日新月异,字幕翻译时可考虑对文化信息更多地采用异化策略,更好地保留电影中的异域风情。 电影论文:浅谈在英国看电影的论文 这两年往英国走得多,英国的电影院也进去了好几次,感触颇多,随手记下,和国内的电影娱乐环境作个比较。 英镑一张电影票 首先是票价。国内电影票价虚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全国整体银幕数量较少,使看电影并没有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日常业余生活形式,加上盗版猖獗,进电影院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的习惯。这就导致整个电影工业的不景气,投资者对市场没有绝对的信心,就不会花大价钱开那(文秘站:)么多的电影院,从而银幕数量仍然不足以支持每年产出的所有影片,更不要说把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分级播放了。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国内的电影票价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以杭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为例,平均一场电影的票价约为人民币70元;从全国范围来看,平均约在50元。以当年国内票房最高的影片《英雄》来计算,该片全国票房约为2.5亿元人民币,平均票价50元,全国观影人数约为500万,仅占中国13亿总人口的0.4%。而只要过千万元人民币的影片即可算是成功,观影人数仅为20万,占全国总人口0.015%。 那么我们看看英国的电影票价。平均来讲,在英国上映的影片,无论是英伦本土作品或是好莱坞大片,票房能够超过3000万英镑即可算作是票房大卖的成功作品。可是英国的电影票价平均仅约为3英镑,也就是说,一部成功的作品观影人数可以达到1000万人,占英国总人口的17%。而像哈利波特系列那种超级大片,票房可超过7000万英镑,即观影人数达到2300万,超过全国总人口的40%。这种比例和国内比起来,简直让人惊讶得合不拢嘴。 很明显,英国愿意去看电影的人比我们多。那么,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字对比。按大城市中产阶级计算,国内人均月收入可达到5000元人民币,平均一张电影票50元,占月收入的1%;英国人均月收入2500英镑,平均一张电影票3英镑,仅占月收入的0.12%。那么,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为什么电影票便宜。 电影论文: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类型 摘要:其实早就注意到电视电影中的一些喜剧因素,如《青春与共》《天天有太阳》《河沿儿》等。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的电视电影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恰恰又是几部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带有明显喜剧色彩的轻松愉快的影片,如《翻身》《装修良缘》《十全十美》《从心相恋》《失恋联盟》等,让我不由自主地要拿其中制作精良的电视电影比作优秀的低成本电影。虽然从1999年电影频道在电视节目中电影资源匿乏的情况下开始投资拍摄电视电影到现在,电视电影经历了风风雨雨,逐渐获得了不少专业人士的认同,“华表奖”“金鸡奖”中还设立了电视电影的专门奖项,电影频道也专门为电视电影设立了“百合奖”,可谓成绩斐然,但由于电视电影数量多,难免良荞并存。在很多人眼里,稍显粗制滥造的电视电影仍然不算是能与影院电影同日而语的艺术作品。但是,近期的几部具有喜剧色彩的影片却让我由衷地感到电视电影在探索过程中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是其中较显成绩的一方面。 关键词:都市题材 电视电影 喜剧化类型 电视电影成本低,平均每部影片的成本约为50万元人民币,即使用高清晰数字摄像机拍摄制作,平均成本也不会超过100万元。在这样低成本的制作氛围中,都市题材电影的喜剧化是有其现实的土壤的。首先是成本回收容易,创作者不必背负各种沉重的压力。据有关资料表明,电视电影只要在电影频道黄金时间播出一次,就可以通过广告收回成本,因此,“只要你选择好剧本题材、制作班底,别偷工减料,认真去做,就不用担心回收问题,可以把精力放在制作上面。”①其次,创作人员云集。国产电影的现状使得很多电影从业人员加人到电视电影的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率先拍了两部获奖影片《王勃之死》和《阿桃》、最先在电视电影中站稳脚跟的青年导演郑大圣②;还有一些徘徊在电影大门之外的年轻人,可以借助电视电影传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生活体验,如《从心相恋》的编剧邱怀阳,就是从自己熟悉的角度潜心编写了这个讲述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恋生活的故事。 再者,喜剧容易讨好。电视电影独有的播放形式,无论对创作人员还是受众来说,喜剧都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体验。“拍摄过程很轻松、很愉快,跟玩儿似的,……”③而某学院一位讲师在看完影片《翻身》后,兴奋地说:“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一部能让我从头笑到尾的电影了。”在生活压力日益加剧的今天,对喜剧的需求反映出人姗视电影】们对轻松、释放的需求。轻松、明快的喜剧自有相当的市场。 但既然是低成本,制作就有相应的制约,除了众所周知的不能用35毫米胶片,不可能有高科技,不会有大明星加盟之外,在题材、选景上也受到一些限制。大多数创作者都是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人,从自己周边比较熟悉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从性价比上考虑也符合低成本制作的要求。因此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场景通常选择在寓所、街道或城郊等地,很有一些“新现实主义”的特点。像《危险时刻》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郭第一的谨小慎微的男人在面临歹徒时还叫嚷着“一停二看三通过”,结果被见义勇为的、当出租车司机的妻子刘蔓所不齿,夫妻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郭第一通过具体的机智英勇的表现,化夫妻之间的隔阂为理解。影片的主要场景就是出租车、办公室、家、街道、歌厅等公共场所。 鉴于上述原因,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似乎可以成为电影频道自觉不自觉的策略倾向。 下面就2003年初的几部影片,谈谈大体印象。 意想不到的情节设置 喜剧电影通常以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为题材,用较夸张的手法,意想不到的风趣情节和幽默诙谐的语言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喜剧化,顾名思义,就是用喜剧手法使影片具有喜剧效果。因此出乎意料的喜剧情节是一部好的喜剧化影片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翻身》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设置的几个情节看似普通,如三个贼在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替察抓了贼首却又被两小贼给救走了,三个贼抢劫银行等。但是在公共汽车上,当贼挨个抢劫到其中不动声色、见机行事的替察乘客,该替察命令他蹲下的时候,他竟然顺从地蹲下了,同时还传达命令让他的两个同伙也蹲下。这一蹲和这一传达的反常动作,就把整个事件喜剧化了,既把一个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罪犯还没有完全适应狱外生活的一面在轻描淡写中反映出来,同时也刻画了这三个笨贼的本色:他们并不是那种杀人如麻的恶棍,因此和警察就有了以后的几场较量。他们抢劫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抢劫,而是不堪忍受警察的羞辱“笨手笨脚没出息”,逃跑之后决定抢劫警察所管辖的片区里的那个银行,让警察在他所在的派出所里“永远都翻不了身”。三个笨贼抢银行纯粹为的是争一口气,这使本来紧张有余的犯罪行为在愚笨的策划中得以消解,他们为抢劫银行特意准备了西服,因为“电影里都那样”;傻乎乎的老二绑架电影明星,在银行里却舍不得她死,私下摘了雷管的引信,还恳求她在自己的衣服上签名……观众不得不为情节中这些峰回路转的设置暴笑不已。 从严格意义上说,以悲剧结尾的《当爱情失去记忆》是一出悲喜剧,但其中的喜剧化因素占了相当篇幅,让人自然地以为导演刘仪伟是以一种轻快的方式在演绎一个爱情故事。典型的段子就是独在北京的丝丝不堪寂寞,夜里给远在长沙的李不肖打电话,李不肖在电话那头假装留言机:“……如再续留言请按1;如不想留言请按2;如想请我吃饭请按3;如需听我唱歌请按4;热烈庆祝北京申奥成功,请按5;坚决拥护手机单向收费请按6;如想知道昨天和前天的天气请按7;热烈庆祝中国足球参加世界杯,仅输9球,载誉而归请按8;如果你觉得电话机信号不太好,请用力摔打你的电话机;如果是丝丝来电,我在家……”我想,此时荧屏前的观众和电话另一端、握着听筒笑倒在沙发上、原本芳心寂寞的丝丝感觉是一样的。李不肖的性格也就在这样的情节设置和诙谐语言中跃然纸上,他和丝丝的感情也因此大大增进一步。 丰富平实的人物塑造 人物是影片的魂灵,人物的身份、职业和性格决定了一部影片的基调。喜剧化的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植根于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表现都市平民的原生状态,它所选取的人物通常为都市生活中的各类小人物。有时候,时尚的大众文化也给创作人员提供了足够的影像素材,如广播电台音乐频道的工作人员,如电视演播室的现场直播,如报刊杂志的记者等都在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中频频出现。 《失恋联盟》中的宋美美(宋丹丹扮演),带着上幼稚园的儿子和一个香港商客同居,满心盼望港商此次回来能和自己结婚,却没想到港商把两人合买的住所的一半抵给了 公司派来接替他工作的戴思挂(曾志伟扮演),一个长相困难的男。于是一个一心想有家有稳定生活的离婚女人和一个被迫接受“遗留问题”的中年男子住到了同一屋檐下。宋美美先是“傍大款”,后是被欺骗,再后来为了满足虚荣心的需要,和一个小自己十几岁的帅哥产生了“姐弟恋情”,最后终于明白真爱来自自己身边的这个相貌一般、年龄不小的男人。影片具有较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宋美美上网和人聊天(虽然网恋是一个俗滥了的话题),四十多岁了,还硬撑着陪小情人到酒吧喝酒熬夜,为了儿子和自己的未来,又希望能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放心依靠的肩膀。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活在都市里的生动的女性形象:眼看着青春已经逝去,却又不甘心步人即将到来的中年。 (装修良缘》中的刘船,是一个外地的打工仔,没有人际关系,没有文凭,没有在都市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除了一双会做木匠活的手和三寸不烂之舌。而这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不了想自己寻找装修工人的大学教授庄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过天桥时,一个迎面而来的行人推着自行车艰难地上台阶,不是因为刘船本能地走过去帮了一把,他的第一个装修活不知道会在哪里。也正是从刘船那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让庄老师,也让我们看到了被都市生活湮没了的微不足道的打工仔的善良本性。像刘船这样的一个边缘人物和雪村在《当爱情失去记忆》中客串的那个戴墨镜的街头卖艺人,同属于都市的特有现象。他在自弹自唱崔健的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一个路人拿了他的钱跑了,行人为他打抱不平正要追上前去,他摘下墨镜,拉住行人的衣角,煞有介事地说:“不用追了,我只不过是在做一个实验。我今天在这里已经站了一整天了,一共有一百四十九人给了我钱,只有十四人把我的钱抢跑了。啊,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而《从心相恋》中的男主角马晓涛(潘粤明扮演)则是一个在父亲的期待中每每失落的独养儿子,没有考上大学,有着一份不能令父亲满意的厨师职业,和一个青梅竹马的同是独生子女的李丹丹过早地结了婚,很快又陷人了买房和生育的尴尬矛盾中,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离婚。 离婚以后,两人又迅速相互思念,历经波折,总算重归于好,演绎了现代都市青年敢作敢当,勇于直面生活的情感故事。 相形见细的叙事缺憾 影片类型化是赢得观众的捷径之一。一个好的喜剧化故事,必定有一个吸引观众往下观看的开头,如《从心相恋》,影片一开始就自觉地运用了快节奏的平行蒙太奇处理方式,用以铺陈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人物关系,以期达到在“前6秒钟之内”吸引观众的眼球;同时要有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矛盾关系,如《翻身》中贼被警察羞辱,贼逃跑后开始策划抢劫银行报复誓察,而倒霉的警察偏偏只有抓住这三个贼才有可能让自己在年底的工作积分中翻身。另外,强化喜剧效果的细节也必不可少,如《翻身》中三个笨贼对《英雄本色》的模仿:在小马哥出征的背景音乐伴奏下,整齐划一地披上西服,英勇壮烈,起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再如《十全十美》,为了把刘家的调味品放到陈师傅的台面上,刘家奶奶亲自出马,腰缠调味品,和陈师傅来了一场周星驰似的“十全十美”大比试……可以说,这些影片已经努力在朝商业类型片的方向靠拢。 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些影片又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影像和叙事失衡的缺憾,或者说叙事技巧尚欠火候。虽然《从心相恋》的主创人员在反思自己作品的时候,认为影片后半部分之所以较前半部分平淡是因为自身阅历的局限,“如果再过几年,我们回头来看今天,也许我们会做得更好”。但是对故事节奏总体把握的不平衡更多的倒像是强弩之末,阅历本身的增多既融会在技巧训练的过程中。 郑大圣说得好:“……我认为电视电影可以变成民族影业最后的防线,可以为国产电影留一个人才和观众的蓄水池,使它不枯竭。……拍的人多了,它就有希望形成一股力量,出现一批又一批的从业人员。……”让我们关注一批又一批从业人员,为他们的不断进步叫好吧 电影论文:中国电影中文学经典重写方式研究 小说文本与电影也都以陌生女人写给作家信的自叙方式展开的,这种自叙方式是小说文本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在这种自叙的方式下,陌生女人充分表达了对作家的情感,将陌生女人的心理情感刻画得十分的细腻,电影在这方面也充分展示了与小说作家及其文本的默契。一般而言,对外国文学名着的改编都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陈和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中写道“:研究者更重要的工作是以事实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作家在创作活动中如何把外来因素和本民族的传统以及自己的创造个性相结合,铸造出崭新的艺术品。”也是就说,我们注重文学作品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不能忽略改编者的主体创性。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改编的最大独创性体现在将中国特有的民族元素融入到了影片中,显示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与世界的经典文本对接交流的广阔空间。 小说中是没有明确提出故事发生的背景的,徐静蕾改编的电影则将故事放在了中国动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会军和马玉峰整理的《所有的进步都是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得到的———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导演创作谈》中讲到徐静蕾选择这个时间过程的真实记录“:一开始我是想把它改成一个中国现代的故事,从70年拍到90年,基本上改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停止了,因为这个故事后面有一些问题我是无法逾越的,比如没有结婚就生孩子,做一个交际花等情节,放在现代里不是不可以,但要避讳很多东西,我觉得就违背了当初我拍这个电影的初衷。在这个电影里我只想讲情感,至于说社会道德批判,我想把它淡化到最淡、最远的地方去。我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给我一些建议,说是不是考虑放到三四十年代,一改之下就觉得很顺利,基本上就可以把我主要想表达的东西放到那个年代里去。”从徐静蕾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是为了故事情节进行下去的必要。文本小说中讲到作家R先生以出远门去旅行为由两次从陌生女人的身边离开,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到当代,这也是徐静雷不愿意的,放在动荡的年代,作家同时具有了记者的身份,面对时局的动荡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学生游行的街道上促成了他们的见面,以及为后来作家离开陌生女人都找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使故事情节非常顺畅地进行下去。徐静蕾将改编的故事放在三四十年代北平的四合院里,可以看做是徐静蕾为了纯粹地表达爱情故事,最有效地接近小说文本,同时又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无论小说或电影,人物必须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事件、情节和矛盾也是发生发展在一定的环境当中。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当眼前物体的形状接近于记忆中的某一形状时,知觉才可能把眼前的对象想象成记忆中的形状,或将二者合并在一起。受众对电影的欣赏也是如此,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生活的三维时空模式化后置于意识中,并将其作为观众接受心理的起点。只有影片中的时空环境和生活中的固有环境相近或相似时才有欣赏乃至接受的可能。再则由于审美心理具有保守性及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习惯于按照传统趋向进行。”电影的这种改编是十分符合中国受众的心理的。 电影在进行原有的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分散地展现出了很多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北京四合院,过生日吃寿面,踢毽子,丢沙包,写毛笔字,过年放鞭炮,吃饺子,街道上运煤的骆驼,人力车夫,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冰糖葫芦,窗花,旗袍式的棉袍,三四十年代流行的学生头,媒人为母亲介绍继父,女孩子戴在手上的银镯,刺绣,京戏,等等。这些元素无不是包含了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无不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和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已不可避免地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冲击下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丢失,而电影这种视觉的盛宴却能使现代的人们在生活的疲惫之余重温童年时代热爱的游戏,重温逝去的美好时光,可以说电影中的这些民族文化元素呈现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受众者的怀旧情绪。“怀旧的基本导向是人类与美好过去的联系,而在现代性的视域下,这一过去不仅指时间维度上的旧时光、失落的传统或遥远的历史,还指称空间维度上被疏远的家园、故土以及民族性;而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怀旧最重要的还包括人类个体及群体对连续性、同一性、完整性发展的认同关系。”怀旧的情绪让人们重新找到与逝去时光的美好联系,重新找回民族认同感,一切有关朦胧而遥远的回忆在受众者眼中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怀旧是神秘而美妙的,人们在这一情境的感性体验中寄托着某种稳定感、安全感或归宿感以此来弥合在当下现实中感受到的精神失落和人性分裂。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怀旧具有强大的乌托邦功能。而它形式化的例子在当今社会比比皆是,如古物收藏、博物馆艺术、老照片、老房子、老城市、旧歌翻唱,等等,现代怀旧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成了一种关于过去的工业文化。鲍德里亚把这一切归结为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他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大众是消费的主体,全部文化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内容。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片长九十八分钟,而在这九十八分钟内分散地呈现了十多种非常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应该说这不是种巧合,而是导演的有意为之,是对怀旧之风成为当下社会一种流行的精神时尚的一种迎合,可以说在影片中的这种独有呈现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商业运作手段,而对于电影改编而言,遵循观众心理规律:商业运作是无可厚非的。 电影改编还有一个独创之处在于运用了非常富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背景音乐,即以琵琶弹奏为主的《琵琶语》。《琵琶语》在电影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影片开头作家开始读陌生女人的来信时,第二次是在女孩初次与作家正面相撞并爱上作家时,第三次是在影片的结尾作家读完陌生女人来信展现其感受时。《琵琶语》音乐忧婉、舒缓,旋律简约而不失张力,如痴情女子的声声低吟,颇具感染力和表现力。琵琶声的哀凄注定了陌生女人悲剧痛苦的一生。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琵琶曲《昭君出塞》中的王昭君,都是具有悲惨命运结局的中国古代女性,两首曲子都诉说了她们悲戚的故事,琵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重要的表现女性不幸故事的独特人文内涵。徐静蕾在世界经典小说文本影响下的电影的改编,不仅让我们重新领略了茨威格这部经典小说自身的独有魅力,同时又展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使经典的改编打上了民族的烙印,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体现了中国的电影改编者对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主体性、独创性解读。我们应该赞赏徐静蕾独创的智慧,这种经典的重写实践“不但使原文本的影响在历时性的接受过程中一再得到强化,一再以新的精神与内容更新旧作,努力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并且把文本始终置于受众视野,使受众怀着重温旧情的预期心态,最终形成良好的传播与接受互动”。(本文作者:陈红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公共艺术论文:试析对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现状的分析与反思 [论文摘要]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前在我国，大学生对于音乐教育的渴望与实际具有的音乐素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本文结合当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对制约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内外部因素进行了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和实践探索。 [论文关键词]艺术素质　应试教育　课程设置　硬件设施 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种充满活力又独具特色的教育形式，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陶冶学生的情操，完善其人格及其人文精神的养成，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国家教委先后出台了有关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相关意见，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基本任务、艺术教育的管理体制，要求抓好艺术课程的开设等工作，尤其是明确了地方院校要体现、落实为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全国学校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年)明确提出，为提高大学生的音乐修养和人文修养，要求全国普通高校全面开设公共音乐教育课程。对高校从事公共音乐艺术教学专职教师的人数和限定性艺术类课程的学分都作了规定。2006年3月8日，教育部下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目的是推动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学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些重点高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开设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但是，我国高校除专业艺术院校和极少数高校外，大多数高校艺术教育的现状和学生的艺术素质不尽人意。 近几年，我们与杭州下沙高校的艺术教师对所任教学校的大学生进行了一次音乐素质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几乎100％的学生表示喜爱音乐，并认为在高校进行音乐教育很有必要。然而，在他们当中，能够识简谱的仅占2.6％，能够熟练掌握一种乐器的占0.2％，而系统学习过音乐基本理论的几乎为零，大学生对于音乐教育的渴望与实际具有的音乐素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笔者认为，当前公共艺术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公共艺术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提高公共艺术教育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艺术教育意义的理解和定位的偏差，在高校艺术教育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误区：一种观点认为，艺术教育就是对艺术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对艺术教育理论的传授。由此，在教学中往往不考虑接受者的艺术水准，造成曲高和寡、缺乏互动的状况。第二种观点认为，艺术教育是关于绘画、音乐、舞蹈等个体特殊能力的培养和塑造，把艺术与审美教育简化为艺术技能的学习和训练。致使有些有艺术专业的学校的艺术教育仅停留在专业学生或少数艺术特长生的层面上，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艺术团和个别节目的训练指导上。作为技能学习方式的审美教育，其个体的审美能力虽然会得到提高，但却削弱了艺术教育培养人的感性能力、个性以及创新能力的根本作用。有些高校领导者由于对艺术教育的功能和作用认识不到位，搞不清艺术教育活动与娱乐活动的关系，从而把一般的娱乐活动混同于艺术活动，把周末舞会、武术表演、周末广场娱乐活动等，统统视为艺术教育活动。认为艺术教育也不过就是唱唱跳跳、写写画画，把人文素质教育活动混同于艺术教育活动。 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不是只着眼于少数艺术特长生的培养的精英教育，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让每一个学生都受到艺术的熏陶，提升审美素质，形成健全的人格。也许有人会认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只是专业教育的事，加强艺术教育只是艺术院校、师范院校、最多再加上综合性院校的事。因此，一些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还处于一种相对自发、随意的状态，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不然。北京理工大学是一所以理工为主的全国重点大学，随着创建国内一流研究型大学目标的确立，北京理工大学把加强艺术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列为学校的工作重点之一，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再如，世界一流的麻省理工学院不仅科学教育走在世界前列，而且对艺术教育也相当重视，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第二，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设置和师资配备不到位。在一些高校，艺术教育工作还存在着间歇性、随意性和以活动代替课程、以讲座代替课程的情况，没有形成合理的满足学生需求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课程组织管理工作不够科学合理。开设的课程往往因校而异，学校之间、学生个体之间质量水平参差不齐、差距悬殊。即使开设了少量的艺术选修课，每周也只安排两课时。且不能占用白天正常的上课时间，只准安排在晚上或者周末。这显然不能满足学校发展和学生学习的需要。 教育部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中规定，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共8门，但在很多地方高校这8门课中的戏曲、戏剧、影视课程开课率几乎为零，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这方面的师资。笔者工作的单位有独立的艺术教育中心，但只有4名专门从事教学的教师。他们要面对全校7000多名学生。高校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人数与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失调，或因缺少专职教师编制，教师学历、职称偏低。常常出现艺术类课程设置量少、面窄的情况。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使用的教材很多是艺术专业教材的翻版，有些甚至直接用艺术专业学生上课的教材来授课，致使很多学生因为听不懂而不愿意学习这门课程。同时由于对本土艺术资源的不重视，不能根据本地的地域情况和民族特点对课程内容进行补充，也相对制约了大学生艺术素质的提高。 另外，公共艺术教育硬件教学条件不够理想。学校对公共艺术教育的投入有限，使得教学设备简陋或设施、器材等匮缺。其突出表现在音乐欣赏课所需的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资料，艺术技能课使用的钢琴、各种器乐、电视机、VCD播放机、画室、画具、颜料等都十分缺乏。由此可以看出，一些学校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的经费投入列入到年度预算中，在硬件配置上，依照教育部要求必备的艺术教室、艺术活动室以及艺术课程教学和艺术活动所需的器材等都没有达到标准。这显然与学校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素质教育的要求极不相称，影响了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艺术教育是高校实施美育最具操作性的重要形式和有效途径。没有艺术教育的高等教育是不完整的高等教育。艺术教育注重使受教育者置身于多学科的实践性审美活动之中，获得审美愉悦的体验，收到触类旁通、相互借鉴的效果，进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激情与灵感。爱因斯坦曾自我总结说：“没有青少年时代的音乐教育，就不可能有我现在这些科学上的成就”。总理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曾发出感慨：“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他多次提到“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因为我受到了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目前，世界上许多知名大学都在积极地实施通识教育，尤其在发达国家更是如此。例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大学对公共艺术课程的性质、地位，公共美术课程的目标、内容、结构等都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各个国家政府也都认识到艺术教育的独特意义和作用，都采取各种办法和措施加强艺术教育，普及艺术教育，推动艺术教育的深化，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美国有个“零点计划”，强调对国民进行人文艺术素质教育，并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规定艺术为“核心学科”，要求所有高校实行“通识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提供充分的艺术学习和艺术实践机会。英国的剑桥大学将艺术渗透到各学科进行教学，并把艺术作为检查、评估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内容。俄罗斯的艺术教育历史悠久，普及率提高，它将艺术教育普及到了普通大学生乃至社会民众。这些对我国高校艺术教育有效模式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艺术教育是中国教育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民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艺术教育的水平高低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教育质量高低的标志之一。高校的艺术教育不仅可以弥补中学音乐素质教育的不足，而且对大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全面的艺术修养，对丰富大学生活都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学的音乐教育不是摆设，而是学校整体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环。我校从2004年开始开设了“音乐与文化赏析”与“歌唱的训练与欣赏”选修课，参加听课学生人数从开始的每个班30多个人到现在的每个班超过一百人；学习动机也由原来的出于好奇或“挣学分”进而到现在的出于想真正地了解、学习甚至研究艺术；学习态度由原来的漠然，到现在的积极、主动地参与。参加学习的学生范围由原来仅有的中文、历史、音乐等文科专业逐渐扩展到了外语、生物、体育、美术、舞蹈、数学、计算机等专业。很多学生深有感触地说，原来不了解这门课程，但接触了这门课后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任何一门课程的建设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我们通过该课程的教学和实践也发现了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如艺术课程的学科建设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还缺乏一套较为适用的、完善的教材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音像资料，课程结构也有待于进一步的优化。 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不是培养艺术方面的专门人才的精英教育，也不是着眼于少数艺术特长生的培养，而是普及的、平等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教育。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21世纪，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大问题，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至关重要。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谁就拥有明天。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育人，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独特个性、富有审美情趣，具有创新能力的新世纪人才。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实施的审美教育，在我国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虽然我国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手段等各方面正在得到不断的拓展和丰富，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普通高校艺术教学是一个较为庞大的工程，观念的更新、标准的出台、教材的建设、内容的拓展、手段的丰富等，都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它在高校教育体系中是一个崭新的、基础非常薄弱的领域，不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艺术实践等诸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尚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尤其在地方工科院校遭遇的困难会更多，实施起来难度也会更大。从长远来看，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广阔的天地，是大有可为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以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态度来认识这些问题。 公共艺术论文:谈“公共性”建构与公共艺术 论文关键词：公共艺术　公共性　市民社会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辩证关系的探讨，以及对国家与社会和社会各阶层之间权利关系不合理配置的反映，提出将公共艺术的核心从“公共性”复归为“艺术性”， 从而较好地解决我国公共艺术中关于“公共性”的冲突与摩擦。 目前，诸多急待变化的公共艺术实践及其面临的批评与指责，使公共艺术存在的合法性深受质疑。批评界在针对当前某些艺术“公共性”的虚假命题的驳斥中，明确地指出公共艺术是一种“天生具有强迫性”的“意识形态的实践形式”。但是，本人认为，公共艺术当下呈现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不足以阻挡艺术回归公众生活的必然趋势。所谓“权力与民意” 的冲突与摩擦，只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历经的震荡过程。 17至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击碎了政治国家的千年神话，把被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使政治国家成为世俗化的市民社会的‘守夜人’，因而国家权力和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被分解为人权、公民权和特殊利益”①。“一方面，它展现了人类由特权社会步入自由平等的大众社会的非凡历程; 另一方面，则展现了由群体活动和团体价值期望走向个体活动和个性价值追求的伟大进步，并日渐形成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②。与此同时，欧洲市民社会革命的成功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也将艺术从教会和宫廷中解放出来，并把艺术曾经拥有的神圣特征，转变为一个任何公众成员都可以对其展开“业余的自由判断”的世俗化特征——公开展览，从而使艺术作品超越了专家而与大众直接接触，而“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③对应于艺术与教会、宫廷的分离，酝酿于20世纪60年代的“百分比立法”，使艺术走出了画廊和美术馆的封闭空间，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在文化公共领域中的自立性、参与性与主动性。可以说，公共艺术政策是对市民社会理论中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价值和原则的继承与发扬，而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建构，则为公共艺术奠定了合法存在的理论基石。 如果说欧洲市民社会革命的成功对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那么，封闭循环的社会历史进程则严重滞后了中国的公共领域建构和现代公民意识的确立。及至“五四”运动，中国才真正开始现代公民精神的建构。然而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大旗以及倡导“自觉的审美文化建设”的呼声，却几近淹没于内忧外患的烽火狼烟之中。而时期的集权垄断又再度遏制了私人领域的拓展。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方向，才开始了对市民社会的培育和现代公民意识的塑造。 与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形成相似，公共艺术也同样具有后发外生特征，而缺乏自发自觉、自下而上的社会内驱力。在很大程度上，公共艺术也是由国家和社会精英赋予公众，而不是公众自觉要求的。消极公民意识的历史积淀使公众对公共艺术常常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所谓的“公共性”因此无从谈及，公共领域广泛多元的理性价值批判更难以形成，市民社会理性也就无法上升为公共理性。当前，一些建立在史料分析和文献引证基础之上的公共艺术“考古”研究，或多或少地暴露出“中国也有”的情结，而忽略了公共艺术的西方移植色彩和语境分析。“公共性”既不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信徒式膜拜，也不是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单向推进或形式化附加，而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公众与艺术家之间自由对话平台之上的长期交互行为。忽略公共艺术与社会宏观发展进程的文脉关联，缺少健康发展的市民社会和清晰界定的公私领域，就不可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的生产不仅直接反映出艺术领域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而且清晰地折射出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结构、社会关系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复杂多变的利益缠绕，反映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市民文化和公共理性之间的分野、冲突与整合。由于我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上述矛盾关系便越发复杂和突显。当前我国公共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尴尬处境，以及批评界围绕“公共性”价值兑现而展开的争议和辩论，都深刻揭示出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与公共舆论、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等多极权利关系的分歧与摩擦。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价值震荡和价值真空，以及在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尚未得到彻底根除的腐败、权力滥用和官僚主义等现象，都极易造成社会成员价值选择的迷失，从而导致权利关系的不正当交换与纠缠。事实证明，那些浪费纳税人金钱、践踏艺术尊严、戕害公共精神的“城市菜雕”，正是一些艺术家借“艺术”的名义而不惜扭曲个人艺术追求，盲目迎合不正当权力的青睐而进行利益交换的物化形态。以公共精神为诉求的公共艺术，在话语权争夺以及权利交易的过程中反而沦落为一种编织精致谎言的道具。 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发展进程，既反映出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冲突与整合的复杂历程，也揭示出市民社会不断获得政治解放而展现人的自由理性精神的渐进性过程。只有培育出一个成熟理性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者的离心性和对抗性才可能根本转化为有机互动的统一体，公共艺术也才可能代表更加广泛的公共价值取向。因此，将公共艺术由后发外生型转化为自发内生型，即由国家向公众的附加，变为公众的自觉需求，是确保“公共性”建构的必要手段。 综上所述，公共艺术在我国的推行，必须通过“政府推进”与“公民演进”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才能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合力推动，进而形成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价值天平，使“公共性”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以及市民公民意识的逐步加强，艺术的公共精神将会逐步得以更大程度地呈现。与此同时，对公共艺术的探讨也逐渐会从以“公共性”为重心转向以“艺术性”为重心，公共艺术的根本属性最终将以艺术自身的美学价值得以呈现。 公共艺术论文:试析公众参与是公共艺术作品存在的理由 【论文关键词】公共艺术；公众；参与 【论文摘要】公共艺术是现代艺术的表现方式之一，其需要向社会的公众靠拢、向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靠拢，承载公众的共同经验与记忆、体现出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与公众真正产生良性的沟通与互动，才可能真正实现其存在的价值。 公共艺术作为一个外来概念，近年来在国内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公共艺术的设置应该以少数精英意志为依归还是以体现公众需求为考虑；应该强调公共性还是艺术性，两者的冲突与矛盾一直是公共艺术辩论中最有争议的议题。 一、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基本条件 公共艺术的关键在于作品是否体现出公共性，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最基本的条件。孙振华先生说：公共性的前提是对每一个个人的尊重；是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肯定和尊重；是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肯定和尊重。没有这些前提将没有公共性可言，也没有公共艺术可言。因此，怎样能体现出艺术作品的公共性，就是艺术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二、公共空间是公共艺术的必要条件 什么是公共空间，一般地讲，就是广大市民自由进出的，进行相互交流，休闲娱乐以及从事社会公共关系等活动的室内外环境。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 首先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在这个空间和场所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参与进来，就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表达各自的意愿、交换彼此的观点。 与西方社会相比，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存在公共空间的。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封闭压抑，城墙与院落的建造，都是阻断式和包围式的，在严密的等级制度下，决不轻易对外公开，更不能与人共享，这样的结果是彻底消除了大众参与行政决策和公共事务的可能。一般情况下广场的功能仅限于教化与宣传的场所，而忽略或不提供大众交往的条件。在很多特大广场上，仅有一座明显的高大纪念碑，而不提供座椅，使大众置于只有景仰的被动地位。 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型史诗性叙述的时代已经过去，高大宏伟的纪念碑开始从城市中心逐渐退出，公共艺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趋势，实施的场所从城市中心扩展到城市中的任何一个角落，它可能是一个站台、一个平凡的社区、一个不具有标志性特征的街道、一个能与公众相遇的任何地点，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美的共鸣与感动。 三、公众参与是公共艺术存在的理由 公共艺术的创作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与公众合作互动的产物，作品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公众的参与。在公共艺术中，艺术家要从个人的风格与公众的意愿之间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切入点。这不是艺术家向公众的妥协，更不是艺术品质的降低。因为公共艺术始终强调公众的参与，作品在公众的参与过程中不断完善，公众也在作品的影响下慢慢成熟。而公众审美情趣的提升，也能促使公共艺术作品的更好实现。在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里，关于城市文化的记忆才能真正被凝固下来，公共艺术作品才能长久的存在下去。 一九八二年卡塞尔文献展上，约瑟夫·波依斯的作品《给卡塞尔的7000棵橡树》无疑是个旷世巨作。波依斯要在卡塞尔种植7000橡树，并在树旁安放一座花岗石砖，之后他广泛发动市民出资来参与这项活动，每棵树500马克，申请人将会获得一张捐款证明和一张由波伊斯签发的植树证书。波伊斯在开幕式上栽下了第一棵橡树，希望在5年后的下一届卡塞尔文献展上种下最后一棵。现在的卡塞尔市，几乎随处可见树木，卡塞尔有了一座生长着的社会雕塑。他的作品强调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以及每个个体必须身体力行。正如他所说：我们需要社会艺术的精神性泥土，通过它，让所有的人变成创造者，能够掌握世界。 另一位华人女艺术家叶蕾蕾用了19年的时间，以艺术的方式改变了美国费城一个原本被和犯罪笼罩着的贫民窟。从1986年开始，叶蕾蕾在北费城贫民区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她首先带领着孩子种树，然后在更多人不断的参与之下建造了一个园林。那些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的人私下跟她说：当我完成那些作品时，听见别人对我的赞美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做人的尊严，那感觉实在太好了！在与叶蕾蕾一同改造社区的过程中，这里的人已经学会了自己改造环境，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感觉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这些公众自觉、自愿参与的公共艺术作品，反映了广大公众对公共领域、公共事务的参与意向。在公众参与、交流的过程中，公众的意愿被充分尊重，公众个人的记忆与群体的记忆交叉、融合，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体现了民主、开放、交流、共享的一种精神与态度。 四、结语 公共艺术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在面对公众以前就可以评定出好坏优劣，公共艺术成功还是失败的结论是开放的，社会公众是检验作品成功与否的最后的评判者，只有在互动中，在与观众的接触中，作品的意义和对作品的评价才能最后完成，同样，这也是公共艺术创作的最终目的。 公共艺术论文:关于新形势下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适应对策探究 论文关键词:普通高校　公共艺术　教育适应对策 论文摘要:本文从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大学生思维能力的全面发展、增强大学生的身心素质及有助于提升校园整体文化品位重要意义入手,通过对当今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对新形势下公共艺术教育过程中制定组织保障措施、加大基本设施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适应对策进行探索。 艺术教育是高等教育实践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和措施,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年学生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当代大学生实现自身全面发展、完善人格塑造的重要手段。 一、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 1、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可以使广大同学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形成科学进步的人生观、道德观,从而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促使大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以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心健康等全面素质的目的。 2、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可以促进大学生思维能力 艺术教育作为培养大学生想象力的最佳途径之一,能促进大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的发展。在艺术教育审美过程中,大学生们不断探索与创造,形成多维度、多层次的思考,其发散性的思维就能得到发展和提升。 3、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身心素质 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可以使大学生获得展示和交流的机会,可以丰富学生内心世界的情感表达,可以增强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此外,高校开展艺术教育,还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观和审美情趣。 4、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有助于提升校园整体文化品位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内容充实、具有艺术性、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使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艺术知识付诸于实践,在教与学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形成学术氛围与娱乐氛围相融洽的和谐校园文化,使公共艺术教育更好地发挥启迪思想、净化灵魂和益智的功能。 二、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公共艺术教育地位不高,机构不健全,体制不顺畅,缺乏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当今,公共艺术教育在各个高校的地位普遍不高,具体表现在:艺术教育机构不健全,运行体制不顺畅,缺乏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艺术教育处于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状态。目前,大学公共艺术教育机构名称多样,运行模式各异,可机构设置不健全、体制不顺畅却是制约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根本障碍。虽然很多高校成立了公共艺术教育机构,但其职责划分、发展定位、相应政策实施等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 2、对公共艺术教育设施缺少投入、资料匮乏 由于认识上的偏差,长期以来公共艺术教育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资金方面投入甚少,导致相当多的高校艺术教育设施和艺术教育资料极度匮乏。由于公共艺术教育教材的编写和资料建设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使得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领域一直缺少高质量、切合实际的系列教材及参考资料,这使得大部分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开展仍停留在低水平、低层次、松散的状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公共艺术教育的正常开展。 3、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及专业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 公共艺术教育的对象是来自于各个专业、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和需求的普通大学生,艺术教育教师在教育中扮演着引导学生增加自身艺术修养的角色。而现在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大多以从各专业院校毕业的年轻教师,存在的问题是其个人文化修养和专业技能一能统一起来。大多数老师有着较高的专业技能,却难以达到一般高校教师的文化素养。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有针对性的考虑授课对象的知识背景,同时缺少对公共艺术教育本身的教学规律的研究和对非艺术专业学生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探寻。这些都会影响了公共艺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三、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适应对策 1、制定组织保障措施 要使公共艺术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并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措施。首先,各高校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成立艺术教育专门机构。已成立机构的,要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并在机构的运作过程中要建立、健全制度,明确职责,确保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及艺术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其次,各高校要根据学校艺术教育的开展情况建立必修和选修相结合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要结合各校实际,将美育或艺术教育课程纳入公共必修课。同时要将艺术类课程作为通识教育选修课的一个类别,供大学生选修。再次,在艺术课程类别上,要尽量设置覆盖音乐、影视、舞蹈、美术、戏剧、文学等几大艺术门类。在课程层次上,应能兼顾理论、赏析、技巧等多个层次。在课程形式上,则应多样化,体现各艺术课程特色和个性。 2、增加基本设施和资料建设的投入 要使公共艺术教育得以顺利实施,并能有长足性的发展,必须下定决心,花大力气,增加基本设施资金投入。只有资金到位,艺术教育所需的设施、资料等等才能到位,才能确保艺术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各高校应当从整体教育经费中划拨一定的比例,作为公共艺术教育专项基金,用于基本设施和资料建设和日常的必要开支。这些都需要高校的领导者要从根本上真正认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作用,并对艺术教育所需设施和资料建设进行大力支持。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要花大力气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在师资配备上科学地进行统筹安排,在全面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素质方面抓紧师资的培训。首先要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对公共艺术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其次要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业务素质,教师要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专业造诣,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艺术表现力。再次是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最后学校要把全面提高艺术教育教师素质当作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常抓不懈,要在课程教学、教育活动等工作量上给以合理计算,专业方面给以科学、合理认定,并在职称评聘、进修培养方面给以适度倾斜,充分调动艺术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重要作用。 公共艺术论文:空间就是权力——关于公共艺术的思考 内容摘要 一部文化艺术史告诉我们：古今中外，在任何国家与地区，只要政治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也就必然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所以，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 一部文化艺术史告诉我们：古今中外，在任何国家与地区，只要政治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也就必然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所以，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许多出现在公共空间里的艺术品，最初无不体现着少数当权者的意志，而与当时人民大众是很少有关联的。尽管在漫长的时间里，有一部分出现在公共空间的艺术品，被大众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并逐渐演变成了具有“公共性”特点的艺术。例如耸立在郑州市中心的“二七”纪念塔由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化”建筑最终转换为特定城市的象征，便很说明问题。[1]但这与我们在今天所说的公共艺术并不能同日而语，也根本不是一回事。 公共艺术近年在中国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由新时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这就为一些城市与社区在公共空间里放置大量的艺术品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二，伴随着人民文化教育水平与民主意识的不断提升，一个公民(市民)化的社会在一些发达地区正日益形成，这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希望对如何在公共空间里放置艺术品拥有发言权。 从本质上看，所谓公共艺术的概念在中国得以提出既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完全可以说，它实际上提出了应该由公众来掌握空间支配权的问题。这是对既往历史的一种颠覆。因此，公共艺术又是一个带有浓厚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概念，而非纯艺术的概念。一些人往往把这一概念(问题)放在十分精英化的艺术小圈子里来谈，就好像让出现在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品具有某种公共性，是艺术家对公众的一种恩赐，殊不知这是公众的天赋权利。我们必须意识到，尽管近年来，有批评家与艺术家提出了艺术的公共性问题，[2]但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它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形态和一个应该为之努力与追求的目标。因为在中国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在公共空间里如何安放艺术品，从来就没有拥有真正的发言权。 在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那就是在一些精英意识严重的人看来：首先，人民大众完全不懂艺术，而且有些人还趣味低俗。如果按他们的想法去做艺术，只会导致艺术的倒退和堕落；其次，中国的人民大众不仅受教育程度低，还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能力，即使向他们去征求有关公共艺术的意见，他们也会置之不理。于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当少数艺术家从某地区或社区领导那里获取了支配空间的权力后，他们不仅从根本上忽视了公众的意愿，还对其实行了具有独裁性质的“视觉暴力”。也许，在一些艺术家的眼中，自己的作品无比高雅或无比艺术，但对公众来说，则与天书一般，根本无法自由进入，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交流。另外，也由于一些艺术品严重侵害了公众必须的生活空间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样情况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后，在一些地区或社区，甚至出现了公众坚决要求拆除某(些)艺术品的情况。久而久之，还形成了少数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严重对立。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坚持认为，中国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努力建立一个真正体现民主观念的艺术运作机制，此外我还认为，这应是中国今后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反对与防止少数人——无论是长官，还是艺术家——的独裁，进而将大多数人的意愿吸纳到对于公共艺术的决策过程中。否则，所谓公共艺术对于我们永远只是一种美好的空谈。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要真正形成具有民主观念的艺术运作机制，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通过权威的立法机构具有广泛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和相关政策。例如美国的一些州与城市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颁发了著名的“百分比艺术计划”，成立了“国家艺术基金会”，推出了“公共场所艺术计划”， [3]并配以一系列相关政策等等。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有力的举措，不仅从经济上为公共艺术的出台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也为民主程序得以真正实施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当然，这样的美好目标在缺乏相应制度传统与制度背景的中国是不可能短期实现的，它需要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行。不过，在缺乏相应法律文件与政策的同时，人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好的经验，先期在一些有条件的基层教地区(社区)进行自觉的探索，以便探索出若干可操作性强，且符合民主程序的做法与经验。在这方面，批评家孙振华在深圳园岭策划的群雕《深圳人的一天》就做出了很有意义的探索。[4]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形成一个具有民主观念的艺术运作机制。 二 我在上文所强调的让大众来行使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艺术家，更不意味着让大众都来从事具体的艺术品创作。从民主的基本定义来看，民主的本意如果要体现在做公共艺术的过程中，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按照平等的原则，应由公众直接掌握支配空间的权力；第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应由公众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做出必要的选择。这意味着，大众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最终会体现在对于某艺术方案或某(些)艺术家的授权上。而我们知道，在以往，类似授权一向都是由少数当权者任意行使的。它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公众的合理意见与根本利益，还会带来洗黑钱等诸多问题。事实上，只有在大众完全取得了对于公共空间的绝对支配权后，他们的想法与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我认为，如果要按照这一基本原则来设定推出公共艺术的运作机制，那么，当一个社区决定要安放公共艺术作品时，首先要做的便是召开社区居民的会议，以按照民主原则来决定在社区内的什么场地里安放什么样的艺术品。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在很大的范围内，人们总是很难为一两件艺术品召开全体居民大会，故在更多的情况下，要由为公众推选出来的居民代表大会成员来完成对公众意见的收集工作。而在更大的地域——如一个市或一个区，则应成立相关的专门委员会，并就与公共艺术相关的事宜，举行民调、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5]其次，由居民代表大会按照经费预算在社会上进行招标，而且必须引入中介的审计机构，以防止有人从中获取私利；再其次，将所有的参选方案予以公示，以便让公众选定某一方案，并针对其提出某些修改意见；最后，由居民代表大会按公众的意愿与特定艺术家签下有明确意向的合同，进而监督艺术家完成作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即只要艺术家有违反合同的行为，又不肯按公众的意愿加以修改，居民代表大会就可以对艺术家收回授权。 也许有人会认为，按照以上的民主程序进行操作，就会出现西方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经提出的关于“多数派专制”的问题，以及沃拉斯(Graham Wallas)和黎普曼(Walter Lippman)先后提出的在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这一层面所反映出来的“多数人无能”的问题。此外，还会出现多数人被操纵、被利用的问题。但是，如果因而推论让大众来决定对空间的支配权就会导致艺术秩序的天下大乱，那纯粹是对民主主义的无知或者诬蔑，更是对托克维尔问题的极大曲解。所以这决不应成为我们要否定民主程序的理由。其实，在解决所谓“多数人无能”的问题方面，职业艺术家的指导作用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其代表作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主义》中对民主政治所下的定义是：通过职业政治家个人之间竞争与人民投票的方式取得政治决定权的制度性装置。该定义的高明之处是把民主程序与强有力的专家治理的实体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按照这一程序性的设计，在民主制的条件下，人人都可以参政，但不可以人人都执政。支配权只能由赢得了多数选民支持的有专长、有卓识的政治人物来掌握。[6]正是由于熊彼特的表述把平等的选择权(全民投票)与合理的选择权(议会决策)结合在一起，基本上能够克服“众愚政治”的流弊。而当我们按这样的模式来设计公共艺术的民主机制时，就必须有意识地突出艺术家之间的良性竞争、大众的理性授权与相关机构——如居民代表大会——的必要监督。在我看来，这样就完全可以采取切实步骤防止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问题，并防止让质量低劣的艺术作品出现在公共空间里。而且，在未来的民主程序里，应该有条款保证让艺术家智慧地将公众的合理想法转化为艺术时，也可以对公众不太合理的设想提出修改意见。不过，对于领导与艺术家来说，公众永远只能被说服，而不能被压服。任何用强制手段推出公共艺术品的做法都是必须严格禁止的——哪怕某个或数个公共艺术品好到了极致。从这样的原则出发，艺术家在推出他的艺术方案时，应该想办法运用多种方式与传媒手段来做普及宣传的工作，以争取公众的支持。这样的过程也是对公众进行民主与艺术教育的过程。一旦艺术家的想法与公众的想法达成了一致，一个或数个既有艺术性，又有公众性的艺术品就会诞生。退一步来看，要是一个为专业人士普遍看好的艺术方案竟然不能为公众所通过，也只能说明艺术家的宣传普及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而当民主与艺术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必须牺牲艺术，这就是我们应该为民主所付出的必要代价。否则，个别人将会以各种理由推翻民主的程序，并使公共艺术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还存在社区居民对居民代表大会进行必要监督的问题，以防止少数人的集体专权，但由于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问题，故不作相关的论述。 毫无疑问，按照民主程序推出公共艺术的做法有时要比少数人做主的方式效率要差一些。因为“一言堂”在做出决定方面比“群言堂”更为快捷，而按照民主程序来协调不同公众的要求、争取多数同意，需要经过辩论、审议、妥协和表决等法定步骤，有时是会贻误机遇的。但是，在整体的情形下，民主决策在增强效率方面至少有以下优点：(1)与艺术家、政治领导的专断相比，经过民主程序的决定即使有所失误，也不会一错到底，更重要的是，由于有公众的监督，错误比较容易得到纠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决策效率的相对提高；(2)民主开放程序既为广大民众的主体性参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大的余地，也使得公共艺术作品会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效果；(3)民主程序的开放性、透明性使得决策机构——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的成员必须而且也能够不断从艺术界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新颖的建议。可以说，这种让公众与艺术家自由沟通的方式就是它最为发挥威力的地方；(4)作为民主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监督机制，特别是相关审查制度以及大众舆论的大胆揭露和批评——包括传媒的参与——也会不断地刺激决策机构的进取心，不断地改善决策的透明度和质量。由此可见，关于民主会妨碍公共艺术作品产生效率的命题只会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才有意义。而从更大的范围思考问题，我们还可以说，为了维护更多人的根本利益，我们也必须有所付出。更何况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比起出大错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这种小小的付出还是很值得的。 现在，只要是一提到推出具有民主意识的艺术机制，就会有人说时机不太成熟。按他们的说法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但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整体文化教育水平的不断普及与提高，加上媒体的巨大整合力量，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程度也好，民主参政意识也好，审美欣赏水平也好……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绝非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低。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中国发达城市的一些社区为例，高素质的居民往往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中有的是白领阶层，有的是文化精英，有的是科技人才，有的是学校教师，有的是商界决策者，有的是退休老干部，有的是在读的大中学学生……如果在这些文化十分发达的社区内也不能推行民主的艺术机制，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可以推行民主艺术机制的地方了。 三 以上所强调的民主运作机制，不过是一种基本的设想而已。因此它又是可以被批判与讨论的。作为乐观主义者，我坚信这样的理想，即在理性的相互碰撞与交流中，一个能为各方面人士接受的民主方案最终会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到那时，非公众性的艺术品就难以出现在公共空间里了。而我们即将面临的问题是，在民主化的艺术机制中，艺术家的创造性还有没有发挥的余地？我的一个艺术家朋友在与我讨论本文的观点时，就不无担忧地问我：难道艺术家在做公共艺术时仅仅是做“命题作文”吗？我的回答则是：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艺术家做公共艺术就如同做“命题作文”一样，但这一过程决不是消极被动的，而应是积极主动的。从我对国内外公共艺术产生过程的浮浅了解中，我感到，在更多的情况下，公众的意见总是天然合理的。至少，也含有合理的成份。如果艺术家能够从公众的合理想法中获取灵感，并加以巧妙的转换，就极有可能创造别具新意的公共艺术，甚至形成对以往优秀作品的超越。这比闭门造车、胡思乱想要强得多。不过，公众的平均趣味总是相当难以确证的，有时还会相互矛盾。怎么办呢？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家的特殊作用就是，在充分研究了公众的多种需求后，他必须以历史与当下文化背景作为基本的框架，以便从中找出最合理的因素加以创造性的发挥，然后再用使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艺术方案与必要的宣传工作去积极地影响公众。我们的艺术家必须明白：做公共艺术与在室内做所谓纯艺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所谓纯艺术强调的就是自律性，也就是说，在追求与生活实践脱钩的同时，它的重心转向了纯形式本身或艺术家的私密性经验。公共艺术却不同，它在追求政治的有效性时，强调的恰恰是与现实生活的联姻，这也使公共性经验处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由于公共艺术是与公众发生联系的一种特殊文化方式，所以，对于公共艺术而言，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个人化倾向明确的自我表现与无限制的个人扩张，从而将公共性真正作为公共艺术创作的核心与标准。 其实，所谓公共性也并不是一个虚幻的文化指标，应该说，在做公共艺术的过程中，它至少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应该努力体现公众的生存经验与他们所关注的文化问题，从而使作品的意义具有可交流性与开放性。在更为成功的作品中，作品所涉及的公共性问题还会有机纳入特定社区的公共性话语中；第二、应该恰当使用公众性的话语方式或努力表达公众的视觉经验，进而体现出平等交流与公共关怀的价值观，这样还可为不同层面的解读预留充分的空间，并拉近作品与公众的心理距离。 综上所述，我倾向于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公共艺术决不是单一化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人或数人与大众合作交流、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从事公共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必须努力在个人的创意与公众的意愿之间寻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点，进而创造出既有艺术性又有公共性的艺术品。当然，创作公共艺术，还会涉及如何融入特定环境、历史与习俗等问题，由于这些都不属于本文关注的范畴，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批评家殷双喜曾经在一篇名为《自由与交流》[7]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当代艺术的公共性，最重要的内涵是艺术的社会性和艺术的民主性，它首先表现为对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公众人格的应有尊重，它应该具有对那些无名的广大观众的一片爱心，真实地表现人，深刻地触及带有普遍性的东西。艺术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揭示公众所忽略的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和现代人的误区，但这应是自然而然地平等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尼采式的居高临下的宣谕以及粗暴的视觉挑衅。” 我感到他的话虽然针对的是当代艺术，也同样适用于公共艺术，这也正是我以它作为本文结束语的原因。 鲁虹简历：1954年生，祖籍江西。198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任职于深圳美术馆研究部。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术作品5次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多次参加省市美术作品展览。个人出版的学术专著有《鲁虹美术文集》、《现代水墨二十年：1979——1999》、《为什么要重新洗牌》、《行为艺术在中国》(与孙振华合作)。有约六十万字的文章发表于各丛书及专业刊物上。曾参与《美术思潮》、《美术文献》、《画廊》等美术刊物的编辑工作。主持或策划了“重新洗牌——当代艺术展”、“进入都市——当代实验水墨展”、“观念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展”、“图像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展”、“国画改革二十年理论研讨会”及“第一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等重大学术活动。多次出席国内外重大学术活动。2001年主编出版了六卷本的画册《中国当代美术图鉴：1979——1999》，2004年主编出版了四卷本的丛书《新中国美术经典：1949——1989》。 公共艺术论文:简析城市公共艺术传承传统美学 【论文关键词】美学；公共艺术；西方美学；中国传统美学 【论文摘要】本文以传统美学理念为切入点，论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对中西方传统关学观念的传承，强调西方羡学观念的核在于形式论，而中国传统美学中，意境说、格调说和气韵说占主导。 1.传统美学观念 1.1表理论 美是一种直觉，直觉就是表现，纯粹的直觉获得纯粹的表现，直觉是具有特殊的目标知觉，是一般意志的实践转化为道德活动。因此，美既不是有用的，也不是愉悦的或者真善的。 1.2朦胧论 认为美是一种朦胧的清晰、模糊的明确、似是而非、不似之似、似而不似的直觉感受。美的理论是凭直觉中的感受，美中含有一定成份的真与善，但是美的事物特别是形式美，当美达到相对的审美标准时，具有一定虚假和丑恶成份的事物仍然觉得美。 1.3幻觉论 美是“观念的外观”("das Scheiene der Idee")。这一定义，部分是形而上学的，部分是实在主义的。美，依赖于这些第二性的质的组合，因此，美不能存在于外在世界真实的物理对象之中。 1.4精神分析论 弗洛伊德(Freud)及其许多门徒初创并发展了精神分析美学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理的主要定义是怎样从永恒的“冲突”的观念出发，再进一步，这一压抑的行为又是怎样在无意识当中创造出一个观念相冲动的体系。这一体系，从人格的其他部分孤立出来，术语上称“情结”(complex) 。 1.5体验论 近代科学美学创立者费希纳，把关于美的科学当作普通心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他所开创科研理论，是把实验的方法介绍到美学中来，就是一种“从下而上”("von Unten")的方法，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他用这一方法来代替旧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即“从上而下”("von Unten")的哲学方法。 1.6移情论 对于这一特别生动的美感经验—近年来多数哲学家都称之为移情(Einfuhlung )—所作的还不够成功的解释，不是在《小宇宙》中找到的，而是在《德国美学史》中找到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批评了赫尔德的极其类似的看法。在赫尔德方面，曾经以炽烈的想象的热情维护过内在生命的自由而又完整的表现。作者告诉我们，这一过程是建立在观念多样化的联想或回忆上面的。 1.7现象学论 只从事于现象("phanomene")的描述，只关心显现在知觉中的对象，而完全不管对它们在因果上的说明。它抓住对象本质的内在特性。“所采用的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中抓住每一个对象的一般特性。象这样所显示出来的事物的内在基本特征。 1.8完形心理学美学论 完形心理学美学是当代西方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完形心理学又称“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一词的音译。他通过对音乐曲调的研究，认为音乐绝非仅仅是曲调音响的总和，音乐中的曲调旋律除了一系列的音响外还有别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格式塔特质”。 2.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对西方传统美学观的传承 2.1模仿说 古希腊美学家认为:艺术就是模仿自然。准确地说，就是艺术是模仿自然、社会和现实。依据模仿论的美学观，艺术品的审美判断标准就直接取决于模仿的真实与否，这样艺术家的创造力就大大削弱。 如今的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很多设计作品就是这种对生活和现实的再现，特别体现的城市雕塑上。 2.2表现说 艺术表现论认为:艺术起源于情感表现，艺术的本质也在于情感的表现。 所谓艺术的表现论，主要指:艺术家作为个体感情的存在，强调艺术的目的仅仅只是表现个体独特的、微妙的、难以言说和不可重复的感性体验。而产生与人类心灵之中的情感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冲动，只能借助外在的形式把感情表达出来，成为可以观照，可以感受的东西。 2.3形式说 形式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就艺术而言，反映现实生活也好，表现主观感情也好，都必须纳人一定的审美形式，才能成其为艺术。“艺术的形式性”就是认为形式构成了艺术之最根本的特征。 对形式的认识，后来逐渐发展为“有意味的形式”。 具体显现为:对称与均衡;反复与节奏;多样与统一。 城市公共艺术设计通过对交通的组织、用地功能的分区、各种公共设施的配套、绿色环境的开发、街景形象的塑造、特色环境的创造、城市天际线的表现，把城市的各种环境要素进行合理的安排，从形态、功能、人的行为心理等各个方面，使景观组群由无序变为有序，使城市的景观环境得以发展和完善。 在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创作中必须把握好组织与被组织的关系，在制约中寻找自我，使设计师更客观地对待创作的客体，进人无模式的境界之中，再自由地走出来。这样创作出来的客体不会与其他的城市公共设计雷同，不会是随便从别处抄来，也不能随便搬到他处，而是“特定”环境中的特殊表现。 3.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对中国传统美学观的传承 3.1意境说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观念。 意，指创作者在作品中流露的主观思想感情。 境，指创作者对客观形态的描绘与刻画。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写实，不是自然主义的描绘对象具体的形态，要求达到内在精神的神思，强调“似与不似之间”，现代画家齐白石说:“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象用在似与不似之内”。 当今，许多城市公共艺术设计作品继承了意境说美学特点，尤其是雕塑作品。 3.2格调说 中国传统美学往往强调“虚实相生”、“以简就繁”、“计白当黑，妙在无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城市公共设计是对人类的生存空间进行的设计，公共艺术设计的对象是构成人类生存的空间，而产品设计创造的是空间中的要素。这就需要设计师对其进行总体的综合的规划与设计，首先要注意协调各对象之间的关系，协调各要素之间的虚与实，简与繁的关系。 3.3气韵说 气，本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指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韵，本指和谐的声音。气构成事物，韵则决定事物的雅与俗，高与低，美与丑。气韵，就是说，具有高雅气质的人才能做出高雅的艺术品。 中国古代美学重神而轻形，这种美学理念直接影响当代的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在城市雕塑和城市水体设计时，往往追求一种意境。如由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等单位合力完成的奥林匹克公园，主要创意是整个设计像荷花在荷塘中繁茂生长一样。运动员、裁判员和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好比被荷叶呵护的水中和水面上丰富多彩的生命活动。中央的步行区域和必要的交通设施是关键。整个设计弱化了具体形态的描绘，极力营造出一种荷塘意境。 4.小结 本文重点对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美学传承进行概述: 4.1以传统美学理念为切人点，首先阐述传统美学观念，解决什么是美?什么是美学等问题; 4.2论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对西方传统美学观念的传承，强调西方美学观念的核心在于形式论; 4.3论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对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传承，中国传统美学对环境艺术设计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重点从意境说、格调说和气韵说三个主要方面进行阐述。 公共艺术论文:灵魂的铸就 ——公共艺术设计理念的思考 一、公共精神的构建 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的公共性。所谓的“公共”，按照现代英汉大辞典中的解释，有如下几个层面的理解：公有的，公众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的，为公的；国家的，政府的，公家的，公立的；公开的，当众的；知名的，突出的；全国的，国际的，普遍的。所谓“公共性”，是基于一定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建立。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1]根据以上的理论诠释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和未来人类的理想追索，“公共性”应具有如下的基本内涵： （1）开放性、自由性、交互性。人们在一定的开放的场域相遇，可以自由的交流、碰撞、吸取、磨合，共同谱写人类精神的交响乐章，共同铸就文明的累累硕果。 （2）独立性、批判性、超越性。在公共的场域，每个相对的个体具有独立性，他不依附任何的权力，具有自我表达、自我展示以及对他者进行评判的权利，因而，公共性，从深层次上讲，应该具有一种独立性与批判性、超越性。 （3）民族性与类的融合。在公共时空中的个体是独立的，但不是无所归属的，并且，任何的公共场域都不是虚幻的存在（这里当然不包含虚幻的设计），因而，它首先体现着一定的民族性的精神昭示，而这种民族性又充分蕴涵着人类的终极指向，这即表现为差异性、多元性的共在。 （4）公与私的融合。公与私向来被框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诚然，按照辩证法的逻辑，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相互依存而又独立，没有公即没有私，反之亦然。但是，在应用和诠释中，二者的对立性往往成为唯一的存在，并内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在真正的“公共性”精神内质中，公与私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圆融。这种圆融共在的精神内涵，不是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公私二元的对立，而是受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识慧命：“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芥子纳须弥”、“壶中自有天地”，在此种“天人合一”、万物圆成自在的生命精神中，个体之“私我”、“小我”即涵纳于宇宙天地之“大我”的境界中，这是一种保存自我而又与他者共生共存的精神理念。 基于此，我们所谈到的“公共艺术”之“公共性”，应作为广义的理解，它更在于通过艺术的多种形式以进行公共精神的构建。因而，单纯强调“公共性”或“艺术性”都会有失偏颇，从而造成对“公共艺术”的曲解和误读。“公共艺术”首先是一种艺术，只不过这种艺术形式有着一种特有的灵魂构筑，即公共精神的指向和铸就。艺术家有权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展示自我的设计理念，但这种设计同时又是面向公众的，具有公共性。因而，通过艺术的感召传达公共精神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合理内核和必然归趋。实质上，艺术所传达的公共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征和显现，是对人之为人的不懈的追问，是使人最终臻达于真善美圆成自在的精神昭示。人们既可以尽情地徜徉于纯艺术的瑰丽殿堂，又可以有感于鲁迅那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精神朗照。在公共艺术的世界中，艺术家在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与他人相遇，这便构成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交流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即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生命的交流和对话，生命与生命的相沟连、相依偎。公共艺术的生命精神正在于此。艺术家的生命力在这种公共的场域中被进一步的激活，从而得以延续和增盛。汉娜•阿伦特曾谈到：“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它就不只能为一代人而建立并只为谋生而筹划；它必须超越凡人的寿命。……与基督教理解的公共产品不同—一拯救人的灵魂是一种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关怀一—公共世界是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死亡就弃之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寿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一样；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们的渺渺一生之后仍将延绵持续。这不仅仅是我们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也是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世界。但这一共同的世界只有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这一程度上，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经久不衰。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在缠绵几百年的时间里，将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都融入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辉。”[2]我们生存的世界将逝去，而人类共铸的灵魂将使这个世界绵延共在。艺术家的使命及其所珍视之处便在于此。 以奥运景观设计为例。此次北京奥运景观的设计艺术，是一次充分展示自我、彰显民族精神、与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绝好时机和平台，在铸就和高扬公共精神的设计理念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省思。北京奥运景观的艺术设计，遵循“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宗旨，尽情地展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真情关爱、对和谐世界的心灵企盼、对自然的挚爱情怀。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设计，吸纳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精神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精神核心呈现出来。在奥运雕塑的作品展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以多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表达着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对文化的解读和对生命的诠释：有抒情的、幽默的、挑战的、可爱的、情趣的，或温润或激情，或内敛或勃发，或传统或前卫，或写实或抽象，尽显艺术家的个性的同时，也在与他者的相遇中进行着自由的交流，公众在这种交流、欣赏、品味和省思中建构着公共精神。 二、诗意的蕴涵 中国曾是充满诗意的国度，一片云尽知心灵的缱绻，一落叶可涵纳春秋，鸟儿可谛听诗人的吟唱，花儿可饱含愁韵与温情。曾几何时，国人能尽享诗意的精神家园。但这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的生存中，特别是在大都市的生存境域中，浮躁、奔忙、沉郁、疲惫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写照，人们在片刻的消遣、娱乐之中渴望的是感性的狂欢、压抑的心灵释放，但这片刻的狂欢结束后仍是精神的困惑与茫然。因而，现代人的心灵充满着乡愁，企盼文化的记忆的苏醒。所以说，现代的生存不是要隔断传统，而是应回归精神家园，在其中诗意的栖居。 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着生命的诗韵，在这种诗韵中的艺术是对生命的诠释与传达、对性灵的言说与展现。徜徉于中国的艺术世界中，人们可行、可游、可居，“应会感神”、“怡情悦性”，进而获得生命的游弋与安顿。现代的艺术创作应从这种生命的哲思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来健康自己，从诗意的灵动中获取心灵的慰藉来润泽近乎干枯的艺术生命。海德格尔曾说艺术能够昭示人存在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就是诗，“艺术的本性是诗”。正是有了这种诗性，艺术才具有塑造、穿透人类灵魂的能力，具有延脉、展示生命的无穷魅力。黑格尔谈到：“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3]因此，作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公共艺术，亦应提取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本民族艺术的生命精神，以营建现代人生存的诗意空间。诗性是人内在的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心灵的诉求，也是性灵的彰显，而公共艺术的展现正应根植于这种生命体验之中，因此，诗性理应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灵魂主宰，一种理想的精神诉求。 在北京奥运景观设计的很多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得到呈现，浓厚的诗意萦绕其间。如在建筑景观中，国家体育场“鸟巢”，虽然利用的是现代的建筑材料，但它的视觉形式以及营造的意境却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即古典又浪漫。鸟巢的设计者迪默龙先生说，鸟巢是个形象的比喻，它可以使人联想到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事物：棂花窗、冰裂纹瓷器、镂空玉器、新石器时代陶制器皿上的网状图案。而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鸟巢的外观最易使人联想到自然中的一个鸟儿的乐园——那就是它的家，倦了可以休憩的温暖的家；它同样会打开尘封的记忆——儿时游玩的天堂。如此意境，会撩动现代人一种归根的意识，一种激情澎湃后的宁静追求。因而，鸟巢的建筑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古典的、诗意的、浪漫的。 奥运的雕塑景观凝结了东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中不乏蕴涵诗意的作品，如《奥运之翼》，男女并肩携手向前奔腾欲飞，奥运五环化为其羽翼高飞飘举，这一情景在蓝天白云无垠天宇的映衬中，展现了人类以自己的奋争来圆梦的激情与渴望，也寓意着人涵纳在宇宙之中，与天地同在的和谐境界。与优雅婉约的诗情相比，此种诗境更增添一种生命的豪情与奔放，亦具一种超越飘逸之感。诗情缘自生命基底的情感，这类公共艺术作品正是巧妙和谐的利用了空间的视觉效果，撩动着人们的内心情感，营造着诗意的空间，从而展现着生命的张力和亲和力，进而触动灵魂的深处。 但是，颇为令人遗憾，也是值得反思的是，奥运雕塑景观的作品精品甚少，缺乏那种震撼心灵、具有独特审美效果的作品，传统文化的底蕴表现不够，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有些作品明显是没有领会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只是摘取一些表层的东西进行装点，因而，作品的表现不仅肤浅，而且显得忸怩做作、搔首弄姿，人为的、强制的、雕琢的痕迹太浓、太盛。不仅是对中国的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理解都有过于表面化的倾向。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不仅仅是符号、装饰、风格、形式的因袭摹写，她都有着鲜活深邃的源头活水，即她的生命精神，她的生存基底，这只有创作者以其生命来领会、体验、把握到这一文化的精髓，才能够有震撼心灵的、永恒的艺术作品问世。 三、意义的生成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且依凭意义而生存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根本的层面之一，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生存的物种。何以如此？弗兰克尔认为，人寻求意义缘自人类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基本动因即是“意义意志”，它能够使人超越现世生存去获得终极的意义。弗兰克尔的这种观点很有启发，意义的追问以及求解意义的生存本是人之生命的自然归属，人无法容忍生存的空虚，尽管现代人有时会把意义的追求嘲笑、蔑视，甚至给予抛却、碾碎，但是，他们的空虚的痛苦，心灵的漂泊感正说明“意义意志”之于他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进行关注和叩问，柏拉图认为“意义是永恒的原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考虑人间事务时，不能把人当作原本意义上的人来加以考虑，也不能在凡尘俗世中去探寻什么是会泯灭的，而只能在他们具备永恒的可能性这个程度上来考虑他们。”[4]将意义同永恒性相涵纳，说明人的意义生存贯穿于人类的生命历程，且成为人的最终的形上追求与生命的归依。由此可知，意义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在艺术领域尤其显著。艺术的意义呈现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传达自我的生命意义以及对于社会的存在意义，正如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所言：艺术创作是为了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要“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5]正是在艺术家的不断的创作中，意义不断地生成，从而照亮并且主宰人的生命行程。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不懈地追问着生命的真谛。对于公共艺术来说，其所铸就的公共精神、所陶冶的艺术灵魂，都不仅仅是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其个人的意义生存，而是在用各种公共艺术的符号语言对公众言说着一个意义世界，构筑着一种精神生命的屏障。创作者与公众相遇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建立意指关系的过程，也就是符号意义生成的过程，这种意义会根据场的变迁不断地变化、延伸、衍生，进而还会生发出新的意义，因此，意义的生成即可看作是生命的不断地提升和超越的历程，进而臻达理想的彼岸。公共艺术的存在的意义正是可通过与公众最亲近的艺术形式，最现实的生存方式进达那种已经被现代人淡化出去的理想境界，能够穿透其灵魂，深入人性的基底。 鉴于此，如何在公共艺术的设计中使创作者与公众能够达成这种意义的生成共识，是值得当代公共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和探索的问题，这关系到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应该说，公共艺术不仅仅追求艺术形式和视觉效果的问题，它还关乎场的意识、艺术家的文化底蕴、对公众的理解和挖掘，以及公众的参与和文化的选择等等。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说，看看城市的公共艺术，即可知道艺术家的兴趣、追求和使命，即可明晓公众的思想、生活和文化，即可呈现意义是否在生成着、支撑着人们的生存。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事业，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等全方位的社会互动活动。《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的宗旨要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6]可见，奥林匹克运动是提升人的意义生存的一项活动，因而，相应的公共艺术设计也应是以建构意义的生存方式而进行。如雕塑景观《天行健》，由来自台湾的杨奉琛创作，雕塑蕴涵着深厚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呈现着厚德载物的醇厚博大与天行健的搏击阳刚，张扬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之美。一些具有历史记忆的作品也会使人们在历史的行程中、在文化的积淀中回味、省思自己的生存。 艺术的真谛在于艺术给予人的不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且是契入灵魂深处的生命的意义体验，从而臻达有灵魂相守的人生境界。精神生命获得永恒，艺术亦永恒。 公共艺术论文: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 公共艺术（public art）是一个外来语，又被称为公众的艺术或社会艺术，它不隶属某一类艺术流派或艺术风格，也不单指某一类艺术形式，它存在于公共空间并为公众服务，体现了公共空间中文化开放、共享、交流的一种精神与价值。 一 公共艺术与城市发展 学术界对公共艺术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从狭义的角度界定，另一类则从更加广义的角度加以阐释。从狭义上讲，公共艺术是指放置在公共空间中（如：公共绿地、广场、建筑以及城市道路）的雕塑、壁画、装饰、园艺、标识、广告、地景等艺术形式。广义的公共艺术包含内容更为丰富，不仅包含前面提到的诸多艺术形式，还包括由公众兴办或参与的公开的表演艺术和其他公开的艺术活动。 公共艺术涉及范围广泛，从形式上说，它有雕塑、摄影、广告影像、壁画、表演、音乐、园艺、装饰等多种表现；从功能上说，它可以分为纪念性的公共艺术、装饰型的公共艺术、休闲型的公共艺术、实用型的公共艺术、游戏型的公共艺术以及庆典型的公共艺术；从空间布局上看，它可以有立体和平面之分、室内和室外之别以及地景和空间相对。从载体上说，它可以是硬性的，如雕塑、陶器、围栏，也可以是软性的，如编制物、灯光、挂饰，还可以是以多媒体的形式出现的，如照片、音乐、影像等存在形态。 公共艺术最根本特征是公共性。公共性的涵义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形式的角度看，公共艺术与私人艺术和架上艺术有很大差别，这表现在，一方面，它进入的是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可能以私密的形式建构；另一方面，公共艺术的公共空间性必须要面对公众，公众可以主动选择美术馆、音乐厅中的艺术，但必须要面对城市中的公共艺术。二是从内涵上讲，公共艺术已进入到广泛的社会交流中，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精神，它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就不能是随意与私人的。它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局部装饰和简单介入，而是以美学、文化、艺术观点为指导，从整体上介入公众的生活方式，以不断引导和满足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需要。 城市是公共艺术的载体，公共艺术属于城市，它随城市而生，为城市而存。 从发生学上讲，公共艺术从产生时期就与城市结缘，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公共艺术的最早发端应追溯到古希腊雅典城所出现的阳光广场，那时，大型广场和公共建筑的出现就使得艺术有了开放性、民主性和参与性的特征。现代意义的公共艺术诞生在二战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城市的重新规划与治理，一些艺术家开始把艺术创作的场地从美术馆挪到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以雕塑为主要代表的室外艺术大量出现，公共艺术一词也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由政府倡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实行的“公共艺术计划”直接赞助公共艺术则把这种艺术活动推向高潮。 从发展的角度讲，城市是变化的，公众对城市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相对于人类的其他创造成果，城市的发展因为人们不断改变的需求而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没有最终的完成体。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历程上，以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使许多城市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人文精神资源，而新兴的城市由于缺少文化的积淀，也逐渐沦为环境和精神的沙漠，而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对环境的无情破坏，使得城市变得更加无情与冷漠。正如查尔斯•摩尔在一次颁奖典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可居住。此时，我们的建筑却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疑问正说明了城市的扩展已越来越远离艺术化生存的理想，越来越远离令人愉悦的美感，越来越远离它建设的初衷。 城市的片面发展必然引发对文化的诉求，唤醒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回归。进入21世纪的城市，经济已不再是衡量一个城市发达与否的唯一标准，文化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氛围已成为表现城市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将向有文化积累的城市转移，艺术开始走向更广大的人群，走向生活本身，而公共艺术则代表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的一种新的取向与融合。 从功能的角度讲，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文化和现代城市生活理想的一种体现。相对于纯艺术和架上艺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质必然使得公共艺术的文化表现性要强烈得多，它承载着更多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上的功能，带有更多的群体而非个体、社会而非个人、共享而非占有的非功利色彩。艺术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现代公共艺术就是还城市以美感，让人体会生活于其间的真正乐趣，让城市成为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场所。 从文化本身来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是一个城市的品格的象征。城市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的社会化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形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更是文化的集中地和发源地，城市本身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成果。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生动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面貌、经济状况、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哲学观点、审美取向、宗教信仰所有文化问题，城市也成为当代人观察世界、完善自身、展现自身的天地和舞台。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世界上的城市千差万别，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城市文化的不同。一座城市中有没有富有创意与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和公众参与的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的存在，有没有适当比例的充盈着艺术气息的文化交流与审美及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化品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它们的多寡和繁荣与否往往体现着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存样态、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建筑是城市里的“面”，道路是城市里的“线”的话，那么公共艺术就是城市中的“点”，它们凝聚着它们特有的灵性，展示着它们特有的语言，诉说着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观念，让人们品味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情怀。 二 我国城市公共艺术现状 在我国，公共艺术是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公共艺术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公共领域的不断增多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密切关联。可以说，公共艺术理念在我国城市的不断深入和其文化价值的突显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公共艺术这一概念提及之前是以“城市雕塑”、“环境艺术”的面目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公共艺术是以城市雕塑为主要形式。以北京为例，在1984年，北京就率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雕塑为主题的“石景山雕塑公园”，长安街沿线也汇聚了众多的城市雕塑和其他形式的公共艺术作品。位于复兴门西的和平少女则成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雕塑，少女洁白的形象与浓郁苍翠的绿色背景相映成趣，其内蕴的主题传递出和平这一永恒的人间理想，应该说，这件艺术作品成为那个时代公共艺术的大成之作。 80年代中后期，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公共艺术开始注重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这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过速发展导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相关联。艺术家开始关注环境恶化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时期艺术家的创作以现实的城市环境问题为主线，自觉地把艺术设计和环境理念相结合。正像一篇评论文章所说：“80年代现代意识的一个重大发展，不是什么主义、运动，也不是什么风格、流派，而是环境艺术与环境设计的普遍认同。”[1]环境艺术的表现方式进一步打破了人们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理解，它将构成环境空间的各种要素结合起来去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艺术家前瞻性地担负起艺术对环境、艺术对城市文化发展的重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城市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大，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出现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文化消费市场充斥在城市和它的边缘地带。公共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多个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与商业社会的特征相吻合，出现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艺术，以充斥于各公共空间的各种广告为标志；另一方面，伴随着公众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消费观念的更新，以消费为特征的艺术——波普艺术悄然兴起，它强调公众的参与和兴趣，提倡具有平民趣味的文化消费，公共艺术呈现出大众参与的态势。在艺术设计上，由于城市设计思想纳入城市规划当中，伴随着大量“欧陆风格”建筑在中国个大城市的出现，追求艺术风格的个性异彩的公共艺术和个性建筑相呼应，市民广场、沿街立面、草坪美化、滨水景观、商业街公共艺术等的大量出现成为90年代以来的一大城市文化“景观”，体现在公共艺术特色上则是大众化、个性化、娱乐化和商业化的相互杂糅，写实艺术、抽象艺术、波普艺术等艺术风格并存，文化艺术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时尚，公共艺术的多元化存在成为构筑城市文化的风景。 但是，公共艺术的繁荣景致并不意味着我国公共艺术设计理念和艺术创作的完美，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精神追寻的探索和实践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并不能掩盖与之伴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公共艺术中，对城市文化建设的误读和理解偏差以及一些其他的人为因素导致了公共艺术中发展的一些有悖于艺术公共精神的现象，有些公共艺术甚至成为日益泛滥的视觉污染。其具体表现在： 之一：公共艺术的同质化现象。以雕塑为例，几年前在华东某城市的街头矗起一组拟人化的铜雕，赢得了公众的好评，而不多久，类似的铜雕被大量复制，出现在一些城市的街道、广场上。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克隆”城市雕塑，成为城市文化中的艺术垃圾。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对城市广场设计的雷同上。这种城市公共空间的“同质化”现象，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城市现状。城市公共艺术“千人一面”现象使得城市的表情单一，缺乏形象魅力。 之二：公共艺术的“非艺术”现象。在我国，与公共艺术呈飞速发展态势相伴的是艺术设计和制作上的粗鄙和没有文化支撑不知所云的空虚符号，出现与艺术相违背的非艺术现象。以首都北京为例，由于缺乏总体的公共艺术规划，缺乏严格的公共艺术质量评判体系，在繁华的西单地区曾出现过一组因被民俗学家斥为“败俗”的雕塑，仅仅摆放了一周就被迅速拆除了。就雕塑一项，北京已经被拆除就有34项，另外十几项被评为“差”的城雕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之三：公共艺术的“形象工程”现象。公共艺术成为政府官员显示政绩的一张名片。超大型的文化广场、超豪华的主题公园以及一些迎合政治需要但不顾及审美需要的“涂脂抹粉”术成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代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是在高、大、全上相互攀比，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异化”。以北京为例，由于地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公共艺术的立项压在政治运动式思维上，为了迎奥运和创建文明社区，许多街道大搞公共艺术，一轰而上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之四：公共艺术的“快餐文化”现象。公共艺术在我国诞生较晚，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有席卷华夏之势，甚至出现公共艺术“”的局面。以上海为例，到2004年，上海的1034座城市雕塑中，优秀作品只占10%，另外10%是劣质，其他80%则为平庸之作。公共艺术的创作一旦脱离了艺术的精神，成为文化的快餐和应景之作，那就脱离了它真正的使命和神圣的意义。短期的“快餐文化”催生的公共艺术呈现出浮躁、肤浅的文化现象，它使深层的文化思考表面化、简单化，造成艺术品性的矫饰与低质，或形成公共艺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浮夸品质。 公共艺术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表情符号，是城市内在的外化，是城市价值取向的风标。公共艺术问题的出现直接导致城市文化构建上的偏差，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衰弱，正视问题，认真解决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三 城市公共艺术发展因素分析 在我国，造成城市公共艺术状况良莠不齐的原因和影响公共艺术发展的因素很多，传统与现代艺术观的冲突与融合、艺术的独特个性与公共精神的差异与互补、艺术家的主体性与公众参与性的价值冲突、城市建设与艺术环境的问题、艺术设计与制作的即时性与延时性考虑，政府的职能与公共艺术规划的制定等问题都影响公共艺术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就是艺术家与公众。 近现代艺术，是由艺术家来决定艺术的，这种观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在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世界里，艺术是晦涩的，它们常常是个人内心生活的传记，或者无意识的显露，艺术具有不可通约、无法有效传达的特性，艺术与公众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艺术家无端对自己的拔高，使公众处于一种艺术强权之下，如果不接受这种艺术的强权，公众就会被告知为没有文化。传统艺术理论中，艺术高于生活，以及典型化、理想化的思想，构成艺术脱离生活的理由；在神圣的名义下，艺术与公众的生活和体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谓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似乎逃离现实的牢笼才能体现艺术的价值。 公共艺术时代的艺术家应该是公众知识分子，要有强烈的公共意识和公共情怀，应是生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科林伍德曾经指出，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工作并不是代表他私人的努力，而是代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公共劳动。他对情感所作的任何表现，是从一个不言而喻的标题开始的，它不是‘我’感到，而是“我们”感到。[2]公共艺术的特殊性更要求艺术家不应游离在生活之外与公众故意拉开距离，他们要与公众共同交流和沟通关于社会生活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感受。他们和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一起给城市生活以色彩和生机。他们的艺术要融入生活之中，融入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成为城市生活、历史与文化的组合，要用特有的符号传达对城市生活的情感。 传统的艺术观念往往强调艺术作品作为自足完整体的形式存在，而不关注欣赏者的接受之维。伴随着艺术从古典艺术的高深殿堂走出而跨入普通大众阶层的事实，艺术活动中的公众缺席的现象已大有改变。接受美学指出，未经阅读的文学作品不过是一堆无意义的纸张和印刷符号，仅仅是潜在的存在，只有当作品被接受者感知并引起反应时，这种潜能才会转化为形象、含义、价值和效果。公共艺术同样不是少数艺术家和设计者的事，它还是千万个使用者的成果。介入和参与是公众与公共艺术发生关联的最重要方式，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消费时代。一方面，公众已经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艺术家所提供的公共艺术形式，在艺术设计上往往参与建议。艺术的创作不再只是专业艺术家，一般民众也可以是创作者。甚至，许多艺术家在公共艺术创作过程中自己消失，让参与的民众浮现，艺术不再专属于特定社会阶层，或者是少数精英。另一方面，从艺术接受的层面上，公众的艺术接受才是艺术活动的最终完成。公共艺术就是艺术家和公众在公共空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表层看艺术家为公众提供了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氛围和审美情境，这种交流的深层涵义则是艺术提供了让人诗意生存的可能。 公共艺术不仅打破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以往的疆界，还提供了一种艺术家与公众、艺术与公众之间对话的可能。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家应该懂得与公众对话的技巧，通过对话，把公共艺术做成市民的作品、小区的作品、城市本身的作品。而对于公众来说，参与艺术的过程就是艺术熏染的过程，也是艺术领悟的过程，公众审美趣味与文化修养的高低衡量着与艺术家对话的质量高低，公众艺术素养的提高成为公共艺术向良好空间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在发展，我国的公共艺术事业前景可观，在公共艺术的发展中，我们需要获得一种精神，一种把握了城市历史、文化根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获得需要艺术家、公众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公共艺术论文:灵魂的铸就 ——公共艺术设计理念的思考 一、公共精神的构建 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的公共性。所谓的“公共”，按照现代英汉大辞典中的解释，有如下几个层面的理解：公有的，公众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的，为公的；国家的，政府的，公家的，公立的；公开的，当众的；知名的，突出的；全国的，国际的，普遍的。所谓“公共性”，是基于一定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建立。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1]根据以上的理论诠释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和未来人类的理想追索，“公共性”应具有如下的基本内涵： （1）开放性、自由性、交互性。人们在一定的开放的场域相遇，可以自由的交流、碰撞、吸取、磨合，共同谱写人类精神的交响乐章，共同铸就文明的累累硕果。 （2）独立性、批判性、超越性。在公共的场域，每个相对的个体具有独立性，他不依附任何的权力，具有自我表达、自我展示以及对他者进行评判的权利，因而，公共性，从深层次上讲，应该具有一种独立性与批判性、超越性。 （3）民族性与类的融合。在公共时空中的个体是独立的，但不是无所归属的，并且，任何的公共场域都不是虚幻的存在（这里当然不包含虚幻的设计），因而，它首先体现着一定的民族性的精神昭示，而这种民族性又充分蕴涵着人类的终极指向，这即表现为差异性、多元性的共在。 （4）公与私的融合。公与私向来被框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诚然，按照辩证法的逻辑，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相互依存而又独立，没有公即没有私，反之亦然。但是，在应用和诠释中，二者的对立性往往成为唯一的存在，并内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在真正的“公共性”精神内质中，公与私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圆融。这种圆融共在的精神内涵，不是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公私二元的对立，而是受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识慧命：“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芥子纳须弥”、“壶中自有天地”，在此种“天人合一”、万物圆成自在的生命精神中，个体之“私我”、“小我”即涵纳于宇宙天地之“大我”的境界中，这是一种保存自我而又与他者共生共存的精神理念。 基于此，我们所谈到的“公共艺术”之“公共性”，应作为广义的理解，它更在于通过艺术的多种形式以进行公共精神的构建。因而，单纯强调“公共性”或“艺术性”都会有失偏颇，从而造成对“公共艺术”的曲解和误读。“公共艺术”首先是一种艺术，只不过这种艺术形式有着一种特有的灵魂构筑，即公共精神的指向和铸就。艺术家有权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展示自我的设计理念，但这种设计同时又是面向公众的，具有公共性。因而，通过艺术的感召传达公共精神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合理内核和必然归趋。实质上，艺术所传达的公共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征和显现，是对人之为人的不懈的追问，是使人最终臻达于真善美圆成自在的精神昭示。人们既可以尽情地徜徉于纯艺术的瑰丽殿堂，又可以有感于鲁迅那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精神朗照。在公共艺术的世界中，艺术家在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与他人相遇，这便构成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交流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即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生命的交流和对话，生命与生命的相沟连、相依偎。公共艺术的生命精神正在于此。艺术家的生命力在这种公共的场域中被进一步的激活，从而得以延续和增盛。汉娜•阿伦特曾谈到：“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它就不只能为一代人而建立并只为谋生而筹划；它必须超越凡人的寿命。……与基督教理解的公共产品不同—一拯救人的灵魂是一种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关怀一—公共世界是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死亡就弃之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寿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一样；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们的渺渺一生之后仍将延绵持续。这不仅仅是我们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也是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世界。但这一共同的世界只有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这一程度上，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经久不衰。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在缠绵几百年的时间里，将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都融入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辉。”[2]我们生存的世界将逝去，而人类共铸的灵魂将使这个世界绵延共在。艺术家的使命及其所珍视之处便在于此。 以奥运景观设计为例。此次北京奥运景观的设计艺术，是一次充分展示自我、彰显民族精神、与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绝好时机和平台，在铸就和高扬公共精神的设计理念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省思。北京奥运景观的艺术设计，遵循“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宗旨，尽情地展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真情关爱、对和谐世界的心灵企盼、对自然的挚爱情怀。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设计，吸纳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精神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精神核心呈现出来。在奥运雕塑的作品展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以多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表达着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对文化的解读和对生命的诠释：有抒情的、幽默的、挑战的、可爱的、情趣的，或温润或激情，或内敛或勃发，或传统或前卫，或写实或抽象，尽显艺术家的个性的同时，也在与他者的相遇中进行着自由的交流，公众在这种交流、欣赏、品味和省思中建构着公共精神。 二、诗意的蕴涵 中国曾是充满诗意的国度，一片云尽知心灵的缱绻，一落叶可涵纳春秋，鸟儿可谛听诗人的吟唱，花儿可饱含愁韵与温情。曾几何时，国人能尽享诗意的精神家园。但这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的生存中，特别是在大都市的生存境域中，浮躁、奔忙、沉郁、疲惫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写照，人们在片刻的消遣、娱乐之中渴望的是感性的狂欢、压抑的心灵释放，但这片刻的狂欢结束后仍是精神的困惑与茫然。因而，现代人的心灵充满着乡愁，企盼文化的记忆的苏醒。所以说，现代的生存不是要隔断传统，而是应回归精神家园，在其中诗意的栖居。 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着生命的诗韵，在这种诗韵中的艺术是对生命的诠释与传达、对性灵的言说与展现。徜徉于中国的艺术世界中，人们可行、可游、可居，“应会感神”、“怡情悦性”，进而获得生命的游弋与安顿。现代的艺术创作应从这种生命的哲思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来健康自己，从诗意的灵动中获取心灵的慰藉来润泽近乎干枯的艺术生命。海德格尔曾说艺术能够昭示人存在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就是诗，“艺术的本性是诗”。正是有了这种诗性，艺术才具有塑造、穿透人类灵魂的能力，具有延脉、展示生命的无穷魅力。黑格尔谈到：“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3]因此，作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公共艺术，亦应提取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本民族艺术的生命精神，以营建现代人生存的诗意空间。诗性是人内在的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心灵的诉求，也是性灵的彰显，而公共艺术的展现正应根植于这种生命体验之中，因此，诗性理应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灵魂主宰，一种理想的精神诉求。 在北京奥运景观设计的很多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得到呈现，浓厚的诗意萦绕其间。如在建筑景观中，国家体育场“鸟巢”，虽然利用的是现代的建筑材料，但它的视觉形式以及营造的意境却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即古典又浪漫。鸟巢的设计者迪默龙先生说，鸟巢是个形象的比喻，它可以使人联想到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事物：棂花窗、冰裂纹瓷器、镂空玉器、新石器时代陶制器皿上的网状图案。而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鸟巢的外观最易使人联想到自然中的一个鸟儿的乐园——那就是它的家，倦了可以休憩的温暖的家；它同样会打开尘封的记忆——儿时游玩的天堂。如此意境，会撩动现代人一种归根的意识，一种激情澎湃后的宁静追求。因而，鸟巢的建筑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古典的、诗意的、浪漫的。 奥运的雕塑景观凝结了东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中不乏蕴涵诗意的作品，如《奥运之翼》，男女并肩携手向前奔腾欲飞，奥运五环化为其羽翼高飞飘举，这一情景在蓝天白云无垠天宇的映衬中，展现了人类以自己的奋争来圆梦的激情与渴望，也寓意着人涵纳在宇宙之中，与天地同在的和谐境界。与优雅婉约的诗情相比，此种诗境更增添一种生命的豪情与奔放，亦具一种超越飘逸之感。诗情缘自生命基底的情感，这类公共艺术作品正是巧妙和谐的利用了空间的视觉效果，撩动着人们的内心情感，营造着诗意的空间，从而展现着生命的张力和亲和力，进而触动灵魂的深处。 但是，颇为令人遗憾，也是值得反思的是，奥运雕塑景观的作品精品甚少，缺乏那种震撼心灵、具有独特审美效果的作品，传统文化的底蕴表现不够，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有些作品明显是没有领会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只是摘取一些表层的东西进行装点，因而，作品的表现不仅肤浅，而且显得忸怩做作、搔首弄姿，人为的、强制的、雕琢的痕迹太浓、太盛。不仅是对中国的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理解都有过于表面化的倾向。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不仅仅是符号、装饰、风格、形式的因袭摹写，她都有着鲜活深邃的源头活水，即她的生命精神，她的生存基底，这只有创作者以其生命来领会、体验、把握到这一文化的精髓，才能够有震撼心灵的、永恒的艺术作品问世。 三、意义的生成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且依凭意义而生存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根本的层面之一，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生存的物种。何以如此？弗兰克尔认为，人寻求意义缘自人类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基本动因即是“意义意志”，它能够使人超越现世生存去获得终极的意义。弗兰克尔的这种观点很有启发，意义的追问以及求解意义的生存本是人之生命的自然归属，人无法容忍生存的空虚，尽管现代人有时会把意义的追求嘲笑、蔑视，甚至给予抛却、碾碎，但是，他们的空虚的痛苦，心灵的漂泊感正说明“意义意志”之于他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进行关注和叩问，柏拉图认为“意义是永恒的原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考虑人间事务时，不能把人当作原本意义上的人来加以考虑，也不能在凡尘俗世中去探寻什么是会泯灭的，而只能在他们具备永恒的可能性这个程度上来考虑他们。”[4]将意义同永恒性相涵纳，说明人的意义生存贯穿于人类的生命历程，且成为人的最终的形上追求与生命的归依。由此可知，意义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在艺术领域尤其显著。艺术的意义呈现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传达自我的生命意义以及对于社会的存在意义，正如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所言：艺术创作是为了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要“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5]正是在艺术家的不断的创作中，意义不断地生成，从而照亮并且主宰人的生命行程。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不懈地追问着生命的真谛。对于公共艺术来说，其所铸就的公共精神、所陶冶的艺术灵魂，都不仅仅是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其个人的意义生存，而是在用各种公共艺术的符号语言对公众言说着一个意义世界，构筑着一种精神生命的屏障。创作者与公众相遇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建立意指关系的过程，也就是符号意义生成的过程，这种意义会根据场的变迁不断地变化、延伸、衍生，进而还会生发出新的意义，因此，意义的生成即可看作是生命的不断地提升和超越的历程，进而臻达理想的彼岸。公共艺术的存在的意义正是可通过与公众最亲近的艺术形式，最现实的生存方式进达那种已经被现代人淡化出去的理想境界，能够穿透其灵魂，深入人性的基底。 鉴于此，如何在公共艺术的设计中使创作者与公众能够达成这种意义的生成共识，是值得当代公共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和探索的问题，这关系到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应该说，公共艺术不仅仅追求艺术形式和视觉效果的问题，它还关乎场的意识、艺术家的文化底蕴、对公众的理解和挖掘，以及公众的参与和文化的选择等等。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说，看看城市的公共艺术，即可知道艺术家的兴趣、追求和使命，即可明晓公众的思想、生活和文化，即可呈现意义是否在生成着、支撑着人们的生存。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事业，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等全方位的社会互动活动。《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的宗旨要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6]可见，奥林匹克运动是提升人的意义生存的一项活动，因而，相应的公共艺术设计也应是以建构意义的生存方式而进行。如雕塑景观《天行健》，由来自台湾的杨奉琛创作，雕塑蕴涵着深厚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呈现着厚德载物的醇厚博大与天行健的搏击阳刚，张扬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之美。一些具有历史记忆的作品也会使人们在历史的行程中、在文化的积淀中回味、省思自己的生存。 艺术的真谛在于艺术给予人的不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且是契入灵魂深处的生命的意义体验，从而臻达有灵魂相守的人生境界。精神生命获得永恒，艺术亦永恒。 公共艺术论文: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 公共艺术（public art）是一个外来语，又被称为公众的艺术或社会艺术，它不隶属某一类艺术流派或艺术风格，也不单指某一类艺术形式，它存在于公共空间并为公众服务，体现了公共空间中文化开放、共享、交流的一种精神与价值。 一 公共艺术与城市发展 学术界对公共艺术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从狭义的角度界定，另一类则从更加广义的角度加以阐释。从狭义上讲，公共艺术是指放置在公共空间中（如：公共绿地、广场、建筑以及城市道路）的雕塑、壁画、装饰、园艺、标识、广告、地景等艺术形式。广义的公共艺术包含内容更为丰富，不仅包含前面提到的诸多艺术形式，还包括由公众兴办或参与的公开的表演艺术和其他公开的艺术活动。 公共艺术涉及范围广泛，从形式上说，它有雕塑、摄影、广告影像、壁画、表演、音乐、园艺、装饰等多种表现；从功能上说，它可以分为纪念性的公共艺术、装饰型的公共艺术、休闲型的公共艺术、实用型的公共艺术、游戏型的公共艺术以及庆典型的公共艺术；从空间布局上看，它可以有立体和平面之分、室内和室外之别以及地景和空间相对。从载体上说，它可以是硬性的，如雕塑、陶器、围栏，也可以是软性的，如编制物、灯光、挂饰，还可以是以多媒体的形式出现的，如照片、音乐、影像等存在形态。 公共艺术最根本特征是公共性。公共性的涵义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形式的角度看，公共艺术与私人艺术和架上艺术有很大差别，这表现在，一方面，它进入的是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可能以私密的形式建构；另一方面，公共艺术的公共空间性必须要面对公众，公众可以主动选择美术馆、音乐厅中的艺术，但必须要面对城市中的公共艺术。二是从内涵上讲，公共艺术已进入到广泛的社会交流中，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精神，它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就不能是随意与私人的。它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局部装饰和简单介入，而是以美学、文化、艺术观点为指导，从整体上介入公众的生活方式，以不断引导和满足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需要。 城市是公共艺术的载体，公共艺术属于城市，它随城市而生，为城市而存。 从发生学上讲，公共艺术从产生时期就与城市结缘，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公共艺术的最早发端应追溯到古希腊雅典城所出现的阳光广场，那时，大型广场和公共建筑的出现就使得艺术有了开放性、民主性和参与性的特征。现代意义的公共艺术诞生在二战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城市的重新规划与治理，一些艺术家开始把艺术创作的场地从美术馆挪到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以雕塑为主要代表的室外艺术大量出现，公共艺术一词也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由政府倡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实行的“公共艺术计划”直接赞助公共艺术则把这种艺术活动推向高潮。 从发展的角度讲，城市是变化的，公众对城市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相对于人类的其他创造成果，城市的发展因为人们不断改变的需求而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没有最终的完成体。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历程上，以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使许多城市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人文精神资源，而新兴的城市由于缺少文化的积淀，也逐渐沦为环境和精神的沙漠，而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对环境的无情破坏，使得城市变得更加无情与冷漠。正如查尔斯•摩尔在一次颁奖典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可居住。此时，我们的建筑却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疑问正说明了城市的扩展已越来越远离艺术化生存的理想，越来越远离令人愉悦的美感，越来越远离它建设的初衷。 城市的片面发展必然引发对文化的诉求，唤醒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回归。进入21世纪的城市，经济已不再是衡量一个城市发达与否的唯一标准，文化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氛围已成为表现城市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将向有文化积累的城市转移，艺术开始走向更广大的人群，走向生活本身，而公共艺术则代表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的一种新的取向与融合。 从功能的角度讲，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文化和现代城市生活理想的一种体现。相对于纯艺术和架上艺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质必然使得公共艺术的文化表现性要强烈得多，它承载着更多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上的功能，带有更多的群体而非个体、社会而非个人、共享而非占有的非功利色彩。艺术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现代公共艺术就是还城市以美感，让人体会生活于其间的真正乐趣，让城市成为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场所。 从文化本身来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是一个城市的品格的象征。城市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的社会化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形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更是文化的集中地和发源地，城市本身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成果。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生动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面貌、经济状况、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哲学观点、审美取向、宗教信仰所有文化问题，城市也成为当代人观察世界、完善自身、展现自身的天地和舞台。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世界上的城市千差万别，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城市文化的不同。一座城市中有没有富有创意与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和公众参与的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的存在，有没有适当比例的充盈着艺术气息的文化交流与审美及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化品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它们的多寡和繁荣与否往往体现着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存样态、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建筑是城市里的“面”，道路是城市里的“线”的话，那么公共艺术就是城市中的“点”，它们凝聚着它们特有的灵性，展示着它们特有的语言，诉说着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观念，让人们品味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情怀。 二 我国城市公共艺术现状 在我国，公共艺术是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公共艺术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公共领域的不断增多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密切关联。可以说，公共艺术理念在我国城市的不断深入和其文化价值的突显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公共艺术这一概念提及之前是以“城市雕塑”、“环境艺术”的面目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公共艺术是以城市雕塑为主要形式。以北京为例，在1984年，北京就率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雕塑为主题的“石景山雕塑公园”，长安街沿线也汇聚了众多的城市雕塑和其他形式的公共艺术作品。位于复兴门西的和平少女则成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雕塑，少女洁白的形象与浓郁苍翠的绿色背景相映成趣，其内蕴的主题传递出和平这一永恒的人间理想，应该说，这件艺术作品成为那个时代公共艺术的大成之作。 80年代中后期，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公共艺术开始注重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这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过速发展导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相关联。艺术家开始关注环境恶化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时期艺术家的创作以现实的城市环境问题为主线，自觉地把艺术设计和环境理念相结合。正像一篇评论文章所说：“80年代现代意识的一个重大发展，不是什么主义、运动，也不是什么风格、流派，而是环境艺术与环境设计的普遍认同。”[1]环境艺术的表现方式进一步打破了人们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理解，它将构成环境空间的各种要素结合起来去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艺术家前瞻性地担负起艺术对环境、艺术对城市文化发展的重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城市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大，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出现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文化消费市场充斥在城市和它的边缘地带。公共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多个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与商业社会的特征相吻合，出现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艺术，以充斥于各公共空间的各种广告为标志；另一方面，伴随着公众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消费观念的更新，以消费为特征的艺术——波普艺术悄然兴起，它强调公众的参与和兴趣，提倡具有平民趣味的文化消费，公共艺术呈现出大众参与的态势。在艺术设计上，由于城市设计思想纳入城市规划当中，伴随着大量“欧陆风格”建筑在中国个大城市的出现，追求艺术风格的个性异彩的公共艺术和个性建筑相呼应，市民广场、沿街立面、草坪美化、滨水景观、商业街公共艺术等的大量出现成为90年代以来的一大城市文化“景观”，体现在公共艺术特色上则是大众化、个性化、娱乐化和商业化的相互杂糅，写实艺术、抽象艺术、波普艺术等艺术风格并存，文化艺术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时尚，公共艺术的多元化存在成为构筑城市文化的风景。 但是，公共艺术的繁荣景致并不意味着我国公共艺术设计理念和艺术创作的完美，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精神追寻的探索和实践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并不能掩盖与之伴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公共艺术中，对城市文化建设的误读和理解偏差以及一些其他的人为因素导致了公共艺术中发展的一些有悖于艺术公共精神的现象，有些公共艺术甚至成为日益泛滥的视觉污染。其具体表现在： 之一：公共艺术的同质化现象。以雕塑为例，几年前在华东某城市的街头矗起一组拟人化的铜雕，赢得了公众的好评，而不多久，类似的铜雕被大量复制，出现在一些城市的街道、广场上。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克隆”城市雕塑，成为城市文化中的艺术垃圾。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对城市广场设计的雷同上。这种城市公共空间的“同质化”现象，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城市现状。城市公共艺术“千人一面”现象使得城市的表情单一，缺乏形象魅力。 之二：公共艺术的“非艺术”现象。在我国，与公共艺术呈飞速发展态势相伴的是艺术设计和制作上的粗鄙和没有文化支撑不知所云的空虚符号，出现与艺术相违背的非艺术现象。以首都北京为例，由于缺乏总体的公共艺术规划，缺乏严格的公共艺术质量评判体系，在繁华的西单地区曾出现过一组因被民俗学家斥为“败俗”的雕塑，仅仅摆放了一周就被迅速拆除了。就雕塑一项，北京已经被拆除就有34项，另外十几项被评为“差”的城雕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之三：公共艺术的“形象工程”现象。公共艺术成为政府官员显示政绩的一张名片。超大型的文化广场、超豪华的主题公园以及一些迎合政治需要但不顾及审美需要的“涂脂抹粉”术成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代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是在高、大、全上相互攀比，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异化”。以北京为例，由于地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公共艺术的立项压在政治运动式思维上，为了迎奥运和创建文明社区，许多街道大搞公共艺术，一轰而上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之四：公共艺术的“快餐文化”现象。公共艺术在我国诞生较晚，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有席卷华夏之势，甚至出现公共艺术“”的局面。以上海为例，到2004年，上海的1034座城市雕塑中，优秀作品只占10%，另外10%是劣质，其他80%则为平庸之作。公共艺术的创作一旦脱离了艺术的精神，成为文化的快餐和应景之作，那就脱离了它真正的使命和神圣的意义。短期的“快餐文化”催生的公共艺术呈现出浮躁、肤浅的文化现象，它使深层的文化思考表面化、简单化，造成艺术品性的矫饰与低质，或形成公共艺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浮夸品质。 公共艺术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表情符号，是城市内在的外化，是城市价值取向的风标。公共艺术问题的出现直接导致城市文化构建上的偏差，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衰弱，正视问题，认真解决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三 城市公共艺术发展因素分析 在我国，造成城市公共艺术状况良莠不齐的原因和影响公共艺术发展的因素很多，传统与现代艺术观的冲突与融合、艺术的独特个性与公共精神的差异与互补、艺术家的主体性与公众参与性的价值冲突、城市建设与艺术环境的问题、艺术设计与制作的即时性与延时性考虑，政府的职能与公共艺术规划的制定等问题都影响公共艺术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就是艺术家与公众。 近现代艺术，是由艺术家来决定艺术的，这种观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在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世界里，艺术是晦涩的，它们常常是个人内心生活的传记，或者无意识的显露，艺术具有不可通约、无法有效传达的特性，艺术与公众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艺术家无端对自己的拔高，使公众处于一种艺术强权之下，如果不接受这种艺术的强权，公众就会被告知为没有文化。传统艺术理论中，艺术高于生活，以及典型化、理想化的思想，构成艺术脱离生活的理由；在神圣的名义下，艺术与公众的生活和体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谓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似乎逃离现实的牢笼才能体现艺术的价值。 公共艺术时代的艺术家应该是公众知识分子，要有强烈的公共意识和公共情怀，应是生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科林伍德曾经指出，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工作并不是代表他私人的努力，而是代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公共劳动。他对情感所作的任何表现，是从一个不言而喻的标题开始的，它不是‘我’感到，而是“我们”感到。[2]公共艺术的特殊性更要求艺术家不应游离在生活之外与公众故意拉开距离，他们要与公众共同交流和沟通关于社会生活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感受。他们和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一起给城市生活以色彩和生机。他们的艺术要融入生活之中，融入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成为城市生活、历史与文化的组合，要用特有的符号传达对城市生活的情感。 传统的艺术观念往往强调艺术作品作为自足完整体的形式存在，而不关注欣赏者的接受之维。伴随着艺术从古典艺术的高深殿堂走出而跨入普通大众阶层的事实，艺术活动中的公众缺席的现象已大有改变。接受美学指出，未经阅读的文学作品不过是一堆无意义的纸张和印刷符号，仅仅是潜在的存在，只有当作品被接受者感知并引起反应时，这种潜能才会转化为形象、含义、价值和效果。公共艺术同样不是少数艺术家和设计者的事，它还是千万个使用者的成果。介入和参与是公众与公共艺术发生关联的最重要方式，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消费时代。一方面，公众已经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艺术家所提供的公共艺术形式，在艺术设计上往往参与建议。艺术的创作不再只是专业艺术家，一般民众也可以是创作者。甚至，许多艺术家在公共艺术创作过程中自己消失，让参与的民众浮现，艺术不再专属于特定社会阶层，或者是少数精英。另一方面，从艺术接受的层面上，公众的艺术接受才是艺术活动的最终完成。公共艺术就是艺术家和公众在公共空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表层看艺术家为公众提供了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氛围和审美情境，这种交流的深层涵义则是艺术提供了让人诗意生存的可能。 公共艺术不仅打破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以往的疆界，还提供了一种艺术家与公众、艺术与公众之间对话的可能。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家应该懂得与公众对话的技巧，通过对话，把公共艺术做成市民的作品、小区的作品、城市本身的作品。而对于公众来说，参与艺术的过程就是艺术熏染的过程，也是艺术领悟的过程，公众审美趣味与文化修养的高低衡量着与艺术家对话的质量高低，公众艺术素养的提高成为公共艺术向良好空间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在发展，我国的公共艺术事业前景可观，在公共艺术的发展中，我们需要获得一种精神，一种把握了城市历史、文化根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获得需要艺术家、公众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公共艺术论文:谈如何培养模特艺术学校学生的公共关系能力 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以其内容的广泛性、针对性、社会性和应用性特征，受到了众多学生的关注和欢迎。据调查，目前公共关系在高校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全国 92%以上的高校开设了该课程，可见，人们对公共关系的重要性已经认识越来越深刻。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广泛，途径越来越多，机会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要想在这竞争的年代脱颖而出是很重要的，而拥有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令自己有立足之地，有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公关课程教学设计，开展公关教学活动，改变传统公关教学模式，是所有公关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公共关系能力，我们认为可以重点做好一下几项工作。 一、 深刻认识公共关系教学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公共关系》是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软科学。公共关系学以塑造组织良好的社会形象贯穿学科的始终， 在实践上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组织领域。现代社会，没有公关意识的组织不可能成为优秀组织，没有公关能力的组织也不可能赢得公众的认可和信赖。同样，没有公关意识和不重视公关活动的个人也很难在社会组织中脱颖而出。对学生来说，学好它不仅可以拓宽知识面、增强“公关”意识，而且可以掌握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的基本技能。 二、分析教学对象，开展教学公关 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为了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通过满足公众需要，而使公众满足自身需要的一个信息传播过程。教师开展教学活动，要了解、认知其教学对象，开展教学公关。对于学生来说，通过这门课的讲授，让学生认知并接受一种全新的关系理念，并用这种理念去指导自身的思想和行动，不断提升自己的人身修养、处事能力和人格魅力，这不仅是教师的教学目的，也应是学生的真实需求。 三、传播关系理念，强化公关意识 公共关系的本质是改善社会组织与其相关公众之间的关系。公共关系学中的改善关系注重主动、真实、公正、双赢和互动，因此，对学生进行客观的关系理念引导、教育，帮助其树立积极、向上的关系交往理念，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公共关系的关系改善过程反映了一种公关意识，包括形象意识、公众意识、服务意识、传播意识、协调意识和危机意识等。公共关系的各种职能、原则和全部操作技能、技巧也都是建立在公关意识的思想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强烈的公关意识，就没有对公关现象的敏感。没有这种敏感，即使其它公关理论学的再多，遇到实际问题时，也很难从公关的角度去认识和处理。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教学过程中，应重点强化这种公关意识，使之具有一种系统、客观的公关理念，并使之能接受这种理念，去创造性的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 四、优化教学内容，重视情商教育 在公关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公关观念的教学，还应该针对学生需要，进行情商教育。情商（emotion quotient），简称 eq，又称情绪智力或情绪商数。情商是指一种情绪的智慧，是一系列与人的素质有关的情感心理素质和处理情绪的能力。在有限的课时内，教师除了讲授公关理念外，对学生还应重点强化个人的情商教育，以提高她们的自我认知、情绪管理、自我激励、认知他人以及人际沟通与交往等方面的能力。重视情商教育，应重点从为人之本、交往技能和交往礼仪三个方面进行教学内容设计，以良好形象、独特感悟去影响学生、激励学生，真正实现德育的教学效果。 五、丰富教学方式，追求互动教学 公共关系课的教学过程也是一个教学公关过程，因此教学过程中应该重视互动教学。教师应主动创造条件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主动、积极、团结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在教学方式上，常用的是案例教学法与情景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根据理论教学的目的、要求，以案例为基本教材，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多种启 发方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案例所提供的客观事实材料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作出判断和决策，籍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教学方法。案例必须符合以下几个基本要求：1、目标要明确。要解决什么问题，从哪方面提高学生的能力。2、描述要真实。把社会组织公共关系的客观事实描述出来，使人看了有身临其境之感。3、材料要翔实。要有足够的事实材料，还要有必要的伪装材料，即设有“迷宫”。4、构思要巧妙。事实、情节描述既主次有分，又虚实结合。5、文字生动有趣。能吸引人，激起学生分析的兴趣。运用案例教学法使理论联系实际，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公共关系认知水平与解决能力。通过有关案例，把社会组织的客观情况如实地反映给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效；能训练学生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能力；能使学生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做到集思广益，取长补短；能使学生拓宽知识面；能使他们有一种“我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的主人翁责任感。但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一定需要注重案例的选择和更新。另外，案例分析不是案例故事介绍，而是要通过案例介绍让学生分析相关问题，提高其自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实现学生对公关理论的理解和接受。既可采用阐述理论一—导入案例——激发思考——讨论、 分析一—提出结论——总结归纳的方法，也可通过分组 pk 教学法发挥学生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学生之间的团队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也可运用情景教学法，教师在课前根据不同的专题，让学生模拟公关角色，解决“实际问题”，这需要设置具体周密的模拟情境，也可以利用大家都熟悉的真实场景，或者可对于具体的社会、交往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公共关系学中有一个唐松定律，即 100-1=0，指的是组织良好社会形象的建立需要组织内全体成员的努力。因此，公共关系教学内容设计一定要合理，在有限的时间内要让学生学到更多其所需要的知识，更要让其重视对自身修养和交往技巧等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公共艺术论文: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创新及其应用 摘 要：《不言自明——公共艺术设计训练》作为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设计实践教学系列教材”中的一本，在该系列教材编写模式创新基础上，根据专业特征和教学需求，在自有科研成果支持下，基于混合单元概念和现代传媒理念进行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多种创新，以更好地满足21世纪大学生和社会读者对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的需求。 关键词：公共艺术；设计实践；教材； 模式创新 作为一种20世纪后期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艺术形式，公共艺术以其本质上的公共与开放、主题上的深邃与多元、形式上的新颖与多样等特征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开来。对于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来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共艺术已经进入很多城市规划者的视野，成为提升城市形象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由此产生了这方面的人才需求。很多教育界人士都在探讨在高校本科阶段是否能开展以及如何推进公共艺术设计教育的问题，一批相关课程建设和教材的推出就是这种探讨的直接产物。 当前，相当一部分公共艺术设计教材大多包含两个部分：对公共艺术的公共精神与社会属性进行学术探讨，以及对公共艺术涉及的材料、工艺、环境进行类型化介绍。这带来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其次，由于缺少相应课程体系支撑，也就谈不上教材与课程紧密衔接，虽然设置了习题，但对具体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缺少帮助；再次，这类教材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套用国外经验而忽略国内现实的情况；最后，这类教材普遍仍未脱离传统上以文字为主并配图注解的编写模式，不适合公共艺术这样前沿性的艺术形式。 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对公共艺术设计教材进行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全面创新，从而适应新时代学习者对公共艺术设计知识与技能的需求。 一、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创新的指导思想 （一）针对跨专业的读者群 定位准确是艺术设计教材编写的首要前提。[1]目前国内虽有部分艺术类高校设立了公共艺术专业，但为数较少。由于公共艺术设计本身具有交叉性和边缘性，社会上的公共艺术实践任务数量有限。因此，该教材针对的读者群主要是当前国内高校相关设计与造型专业的本科生，也能满足相关专业研究生和社会读者的需求。纵观公共艺术发展历程，虽然雕塑专业出身的公共艺术创作者居多，但也有相当多作者来自建筑、油画等专业。就当前中国国情来看，公共艺术设计在实践中又与环境艺术专业更为对口，在公园、步行街总体设计中容易找到用武之地。所以，该公共艺术设计教材没有完全局限于单一专业，而是以打破专业壁垒，增进学科互动为宗旨，充分考虑到了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与需求，能够对不同设计专业甚至是造型专业学生在该领域知识、技能的综合提高起到积极作用。 （二）以具体案例为纲 当前部分公共艺术类书籍及教材不能完全满足读者需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于强调宏观的公共艺术概念，而忽略了公共艺术内部诸多不同类型，以及同一类型中诸多个案间的鲜明个性，这极不利于公共艺术设计教学的科学开展。因此，该教材编写强调以大量具有代表性的具体案例为基本要素，在大量案例分析中梳理出特定类型公共艺术作品在创意、手法上的根本性规律，有助于读者用最短时间了解这一艺术设计形式的精髓，并直接提高审美能力和设计能力。 （三）强化创意思维培养 公共艺术设计是纯艺术与设计艺术结合最为紧密的艺术形式之一，创意是否新颖往往直接关乎设计的成败。这也是近年来艺术设计教育改革强调创意思维培养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艺术设计的魅力在于不断创新，独特的视野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2]因此，该教材在有限篇幅内，选取了尽可能多的并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在介绍和评论时秉持开放性与批判性的态度，尽量不出现定论式语言，同时注重融入艺术概论相关理论知识，力求使学生在吸收知识过程中提高自身创意素养。 二、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创新的平台基础 作为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活页教材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的创新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平台之上。首先，该教材具有该系列教材标志性的活页模式，可供学生粘贴作业以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反馈机制。同时延续了该系列教材以图示形象为主要 现手段的特征，也沿用了知识链接环节的 “延展阅读”、实训环节的“思考与行动”两个主要模块。最后，由作者自己排版，体现以图像和文字为加工素材的一个全新创作过程。 进一步说，公共艺术的专业特征又使得该教材形式上必须具有特殊性。首先，公共艺术是立体空间艺术形式，只有多图、特别是不同视角的多图才能准确表现特定作品的形态与特征，这就与平面设计教材有很大不同。由于设计过程和施工工艺的相对复杂性，教材中往往还要运用设计草图、效果图和施工图。另外，公共艺术作品往往具有风动、水动、电动等能动特征，因此需要更多图示形象表现特定作品的不同状态，如喷水或不喷水、电力和风力作用下的不同形态以及在昼间和夜间的形态对比等，特别是对《水火环》（野口勇）、《水的神殿》（关根伸夫）等知名作品而言。总之，公共艺术的专业特征使得该教材需要在同样篇幅中安排更多的图示。 同理，由于公共艺术设计是一个结合雕塑、绘画、环境等多个专业的前沿交叉专业，涉及学科较多，前期介绍的资料较少，这也使得该教材需要较多的文字介绍作品动议、选址、作者背景、材料运用、施工工艺等要素。这都要求该教材必须在系列教材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内容选取与编排模式。 三、基于自主科研成果的编写模式创新 目前，国内公共艺术实践和教学尚处于探索阶段，完整的公共艺术理论和成型的公共艺术教学体系往往是前沿研究的直接成果。因此，该教材的内容直接或间接基于自有学术与教学科研成果，这为其编写模式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一）有相应学术探索成果支撑 由于公共艺术实践领域的前沿性、独特性，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往往缺乏延续多年、行之有效的知识体系，编写者首先必须对公共艺术进行合乎学理、合乎中国当前国情的学术定义。这一定义应指以环境中的雕塑、景观等艺术为主的狭义公共艺术，且兼具可操作性与可复制性。笔者在《基于中国国情的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研究》一文中提出依托环境雕塑建设相关法规及相应材料、工艺规范推进中国当前公共艺术建设。与纯粹的雕塑、景观相比，公共艺术作品“在位置上应具有开放性、题材上具有通俗性、形式上具有综合性、内涵上具有现代性、功能上具有实用性、空间关系上具有互动性、对所处环境具有归属性、表现手法上具有趣味性。” [3]这样相对完整且自成体系的学术定义，应用于教材编写，有助于明确教学目的，提升教学效果。 （二）有相应教学研究成果支撑 公共艺术领域的学术探索成果可直接运用于公共艺术教学方法的研究，这种教学方法正是该教材编写的基础。笔者在教学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方法论的设计院校公共艺术教学模式探索”，通过对大量经典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出了由八个模块构成的教学模式，其中包含复制、绘画、构成三种不基于立体造型的公共艺术设计方法，运动、环境、实用功能三种必不可少的公共艺术设计元素以及幽默和严肃这两方面的公共艺术主题元素。[4]经实践反馈，该方法适合设计专业本科生快速掌握公共艺术设计方面的艺术创意思维、审美经验、科学技术知识及表现技法。该教材正是在这一成型教学体系基础上不断完善而编写成的。 （三）有相关教学研究成果支撑 公共艺术设计具有高度交叉性和横断性，因而基于单一学科的教材难以适应教学需求。因此，除直接的教学研究成果外，该教材也注重与相关理论课程、设计基础课程及专业设计课程的衔接，其中包含的知识及技法多来自编者的相关教学研究成果，如天津“十五”规划重点教材《现代设计史》与《中国雕塑史》（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及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展示艺术教育》、《雕塑艺术教育》、《工艺美术教育》等多部相关教材、专著。除与课程相关的理论知识外，在大部分单元的最后还安排了与教学紧密联系的 “触类旁通”、“按图索骥”、“温故知新”等环节，综合运用了建筑设计基础、平面与立体构成等课程的学生作业，实现了不同专业间的融会贯通。 四、基于混合单元概念的编写模式创新 该公共艺术设计教材没有采用传统的“章”、“节”，代之以“组团”和“项目”的框架。为了避免传统的条块分割的编写方法，采用了美国教育界的 “混合单元概念”编排具体内容，“使用这种混合课程模式，各组成部分结合方式多，强调重点也多，而自始至终各部分都保持原 有的特点”。 [5] （一）全书层面的编成 首先，从全书看，该教材由 “现成品公共艺术——基于发现与复制的设计”、“二维型公共艺术——基于图像表达的设计”、“构成型公共艺术——基于几何美感的设计”、“能动型公共艺术 ——基于运动的设计”、“景观型公共艺术——基于环境的设计”、“实用型公共艺术——基于人体工学的设计”、“幽默型公共艺术——基于情感表达的设计”、 “主题型公共艺术——基于人文思考的设计” 八个一级组团组成。这种分类方式基本囊括了当今世界上比较知名的公共艺术建设范例，兼具普遍性和典型性，具有完整性和次序性。八个一级组团主题不同，各有侧重，共同组成完整的体系。而每个一级组团又都具有自身独立性，可以单独培养学习者某一方面的能力。 （二）组团层面的编成 同时，这一排序方式也是一个能动的有机整体。就公共艺术设计的一般规律而言，设计者必须首先掌握初步造型规律与创意思维，然后在不断深化完善方案过程中接触环境、功能和能动因素问题。只有在部分较深介入社会运转的个案中，才会选择较深刻的主题，同时复杂主题的表现往往要借助于具象雕塑手段，因此在针对本科阶段的教学中并不作为重点。事实上，这种一级组团的编排次序不但具有循序渐进的特征，而且和一个设计课题的进度基本一致，能够实现寓技能锻炼于知识传播过程中的教学目的。 （三）设计评论层面的编成 混合单元概念也运用在全书几乎每一个延展阅读或设计评论中，特别是后者，几乎都包含艺术史知识、形式美法则、材料与工艺的相关知识。比如在介绍美国艺术家劳埃德·汉姆罗尔（lloyd hamrol）位于洛杉矶的著名作品《市区摇椅》时，不但分析了作品的主题，而且特别指出作者运用剪影式创作手法之所以获得成功，也与特殊环境（道路和与建筑间的狭长地形）造成的有限视角有关。 五、基于现代传媒理念的编写模式创新 该教材主要针对青年学生，因此必须在内容采集与形式编排上更多考虑他们的心理特征。当前的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基本上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即社会俗称的“90后”。他们也被称为“数字原住民”，从出生就习惯了网络与新媒体，敏锐，知识面广，对直观形象敏感，但注意力不容易保持长久。传统的以文字为主、辅之以图片的教材形式很难激发他们的兴趣，因此新型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的编写必须考虑到他们的特点，注重节奏紧凑与大信息量，兼具可读性与观赏性。 （一）内容编排递进性 由于没有了传统教材每节开篇介绍本节内容的文字，所以该教材中每个二级组团的名称就承担了简明扼要地介绍该单元内容的功能。考虑到主要读者群的认知特征，这些小标题以成语为主，能够准确概括这一单元的主题思想和教学要点。各二级组团通常体现由简到繁的次序性，如“组团no.1”在分析现成品复制型公共艺术时就分为“单打选手”、“伸展运动”、“组队参赛”等二级组团，对应运用单体现成品、变动单体现成品形态及运用组合现成品等设计方法。同时，二级组团之间还体现由浅及深的特征，如“组团no.7”对公共艺术幽默主题的介绍就分为出其不意、憨态可掬、煞有介事、似是而非、物理玩笑、童心未泯、时空倒错、感同身受、鞭辟入里九个二级组团，综合运用文学、电影等学科对幽默运用的理论成果，从最简单的幽默运用方法介绍到内涵最深刻的黑色幽默，既紧密连接又有较强延续性。 （二）题目运用趣味性 对谐音的运用也是近年来文艺创作和传媒领域的特征之一，虽然存在诸多质疑，但其依然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现象而存在。该教材也适当在小标题中运用谐音形式为阐明单元内容服务，如“架”轻就熟（基于现成品复制的框架式设计）、水到“趣”成（结合水体的能动式设计）、“电”到为止（基于电能的能动式设计）、曲“镜”通幽（利用高度抛光的不锈钢球体反射周边环境的设计）等，应该属于新形势下对“寓教于乐”这一传统教育手段的运用。 （三）科学知识延展性 还应看到，互联网时代的读者拥有大量接触科学知识的渠道，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养成了点击链接以获取深度阅读的习惯。因此，该教材注重介绍相关科学知识的学术性，比如大量运用“格式塔”心理学派代表人物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的论断来解释许多公共艺术作品的形式问题。 六、结语 经过内容与形式全面创新后的公共艺术设计教材，能够做到打破学科壁垒，运用开放型的知识结构，变知识单方面传输为知识资源共享，从而适应公共艺术这样一种体系相对庞杂、自身又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知识与实践体系。综合来看，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的编写模式创新能够有效支撑公共艺术教学领域的课程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对掌握公共艺术审美、创意、材料与工艺运用等方面技能的人才需求，提升中国公共艺术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水平，为新世纪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做出贡献。 公共艺术论文:基于中国国情的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研究 摘要：解决当前中国公共艺术建设的瓶颈，必须立足处于现代化追赶阶段的中国特殊国情，对来自欧美国家并已在国内产生一定影响的公共艺术理论进行扬弃，注重依托现有职能部门、管理法规及美学理论，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建立一套理论上完备、现实中可行的当代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最终实现提高中国公共艺术建设水平的目标。 关键词：公共艺术建设；中国国情；管理策略 自20世纪90年代公共艺术概念引入中国大陆，很快因其形式多样及在推进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显著作用引起诸多领域学者和艺术家的重视。来自文艺批评、美学等领域的学者注重探讨以美国“百分比艺术”为代表的欧美公共艺术策划理论及其社会学意义，雕塑家、壁画家则开始尝试在室外作品创作设计中验证公共理念，两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中国公共艺术实践推进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快。这一不尽如人意的现状固然是由经济、工艺、管理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其本质又应归结为理论与实际环境相脱节等原因。需要看到，目前中国公共艺术建设领域的主要指导理论基本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渠道多样且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在公共艺术建设实践及后续管理中已经暴露出不适应中国国情的问题，遵照此类理论建成的部分公共艺术案例也面临多方面质疑。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及时扭转，势必会造成建设资金的浪费和因法规空白而形成的纠纷，最终将制约公共艺术在中国的推广，对城市文化建设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如何基于中国当前国情推进公共艺术建设，答案应当来自无数个体基于各自目标努力的宏大进程中。根据艺术的一般规律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关经验，以下几项工作应是不可或缺且必须及早进行的。 一、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艺术的标准界定工作 当前在艺术批评、实践和教育领域，围绕“公共艺术”展开的激烈争辩有些混乱，以致很难达成共识。之所以如此，并非因公共艺术自身形式多样和定义模糊，而是理论界对“公共艺术”的界定标准见仁见智。有观点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雕塑、壁画即公共艺术，这佐证了当前中国公共艺术研究领域存在的“‘泛公共艺术’倾向”；有观点认为所有经过艺术化设计的街道设施均为公共艺术，如此，某些学者批评中国公共艺术建设“肤浅”也就并不为过；还有观点认为，应该严格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界定公共艺术，因此，中国当前能够归为公共艺术的作品实在少之又少。因此，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尚处于萌芽阶段就陷入了窘境，公共艺术批评亦如是。 所以说，对公共艺术进行广义和狭义的划分是客观需要。广义的公共艺术几乎包罗万象，我们必须本着由简到繁、由易人难的原则，以“造型艺术中的城市雕塑、景观艺术”为主先从狭义上来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在狭义的公共艺术中，城市雕塑应该是当前国情下推进公共艺术建设最好的实践承载形式。因为较之壁画这一基本属于平面的艺术，雕塑的三维特性与公共空间既有本质上的契合，又比景观能表达更多的内涵。其次，中国城市雕塑发展已有一定积累，国内多个大中城市都出台了自身《城市雕塑规划》和《城市雕塑管理办法》，以城市雕塑为依托推进公共艺术建设有可靠的法律法规保障。再次，中国雕塑界对公共艺术概念已经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索，以城市雕塑为依托推进公共艺术建设具有人才和相关环境理论支撑。最后，在当前国情下以城市雕塑为依托推进公共艺术建设能依靠相关建设部门的财力支持，并为借鉴欧美艺术基金会形式逐步推进公共艺术建设筹款机制创新提供了一个较长的过渡期。 如果确定这样的理念，尚需注意公共艺术与城市雕塑二者的区别，并不是所有的当前存在的城市雕塑都属于公共艺术作品。目前看来，狭义公共艺术在位置上应具有开放性、题材上具有通俗性、形式上具有综合性、内涵上具有现代性、功能上具有实用性、空间关系上具有互动性、对所处环境具有归属性、表现手法上具有趣味性。不具备这八种主要特征的城市雕塑，如位置上有专属性的、题材严肃的、形式上传统的、历史悠久的、排斥实用功能的、空间关系上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并非为所处环境专门设计创作的城市雕塑就不属于公共艺术范畴。从这八个主要方面深入开展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的比较研究，将有利于在当前中 国情下更准确地界定公共艺术个体及整体特征，以期更有效地进行公共艺术理论建设、实践探索及艺术批评。 二、吸收国外公共艺术建设理论时要注重国情相似度 在当前围绕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展开的理论争鸣中，主张全盘吸收欧美相关理念，从社会学出发看待艺术与公众关系的观点为多。事实上，在欧美公共艺术实践中很少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方法论。以公认有代表性的公共艺术流派——最低限雕塑(minimalsculpture)为例，其早期代表通常是较大尺度的室内试验性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意图原本是希望观者根据自身的“感受性和知觉性来作客观的评价”。只是到了“1960-1970年代，许多最低限雕塑的纪念性的尺度，不可避免地引出一个给特定空间或特定场所搞雕塑设计的概念”。这一概念的产生与欧美国家保障艺术建设资金的机制相结合，逐步出现了遍布欧、美、日城市公共空间的巨大、简洁的最低限公共艺术品。最低限雕塑家对实体组织与建筑空间组织关系的探讨，又“不可避免地引向了室外，导致去组织或者再组织大自然”。这正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公共艺术流派——大地艺术的由来。无论是最低限艺术家还是大地艺术家，他们从不同方向探索艺术价值的努力，在具有同一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殊途同归，在不同程度上都放弃了传统艺术承载的教化、提升作用，最终呈现出今天欧美公共艺术的整体面貌并为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所感知。欧美公共艺术实践过程中借鉴的社会学、心理学理论以及由这些实例进一步总结归纳出的公共艺术建设理论，无不是植根于欧美发达国家自身国情的，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复制到尚处于发展阶段，其文化传统又与之截然不同的中国，目前尚不得而知。 中国公共艺术建设的宏观背景是处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微观背景则是当前中国有代表性的主要城市现实环境。从宏观上看，在处于现代化追赶阶段的中国试图一蹴而就，直接从立意、空间位置、筹款方式上推进带有后现代属性的公共艺术，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从微观上看，中国许多城市连基本的街区市政设施都不完全，甚至刚刚具有用艺术提升城市形象的意识，这与欧美发达国家市政设施完善，城市雕塑星罗棋布，只能见缝插针结合市政设施环境推进公共艺术建设的情状是大不相同的。 因此，在中国当前国情下应特别注重依靠具有艺术任务承接资格和相应能力的雕塑家、画家、景观设计师以及建设职能部门的自觉来推进公共艺术建设。要求这些实践者都熟谙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可能不够现实，但是对他们来说在方案中逐步增加公 共性，使作品从内涵、形态上更好地与公众互动是不难做到的。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步行街都出现了表现当代日常生活或传统生活、工作场景的写实人像，这些虽然是对美国艺术家小强生等公共艺术先驱的借鉴行为，但更大程度上还是源自写实艺术在当前中国文化环境中的高接受度。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的繁荣正是公共艺术建设与中国国情契合的绝佳体现。 三、注重利用现有管理法规及法规执行单位优化公共艺术环境 欧美国家的很多公共艺术作品在所属环境中具有非永久性，有些可移动，有些可人为控制作品消失的时间节点，如克里斯托的《山谷幕》和《包裹德国国会大厦》；有些消失的时间节点则交给大自然控制，如罗伯特·史密斯的《螺旋形防波堤》，更有许多根本就是“行为”。虽然这样，依然有许多公共空间中的艺术作品追求永久性，并因为它们与公众互动更密切而引发一系列后续管理中的问题，最低限雕塑家塞拉的作品《倾斜之弧》因阻挡交通被拆除就是一例。因此，基于中国当前国情推进公共艺术建设，还必须注重公共艺术品建成后的后续管理工作。 由于公共艺术品的特征决定其形式比传统城市雕塑更为多样，部分结合水景，部分结合声光电设备，而且其出发点也要求作品更亲近民众，因此比利用基座与公众保持距离的传统城市雕塑更容易造成游人特别是儿童的意外人身伤害，同时也必然比传统城市雕塑需要更多的维护工作。由于上述公共艺术界定标准不一的原因，中国当前公共艺术后续管理的相关法规十分匮乏，从长久来看不利于公共艺术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也妨碍其在繁荣城市文化方面持续、有效地发挥自身作用。如果能在参照现有国内大中型城市制定的《城市雕塑管理办法》及相应城市雕塑工程技术质量地方标准的基础上，利用修订和增补的办法逐步加入有关公共性的条款或相关 内容，借助现有管理法规执行单位，如建设局、园林局的维护力量。在此基础上逐步对适用于公共艺术品管理的地方法规及地方标准进行探索，应当是一条优化公共艺术管理环境的较为稳妥、务实的技术路径。 四、注重利用现有美学理论衡量公共艺术审美质量 即使在公共艺术实践历史悠久、相关理论基础雄厚、社会文化更为多元的欧美国家，如何衡量公共艺术品的审美质量依然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更不必说在相关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审美标准的差异与界定标准的混乱同样容易影响公共艺术建设在中国城市中的推进。 显而易见，作为艺术的公共艺术作品首先必须以形式美和艺术美的相关标准衡量其审美质量。正如陈云岗先生指出的：“(公共艺术)最终要落脚在造型物上，这个造型物的核心价值所体现的是审美而不是其他功能。”与此同时，强调“艺术自律”的传统艺术美学又难以解释艺术品进入公共空间后向公众所作的必然妥协。另外，由于公共艺术品往往还能提供有限的乘坐、休憩功能，这就进一步要求公共艺术品在设计中考虑人体工程学知识，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技术美学的相关标准。 艺术美学和技术美学均无法完整衡量公共艺术品的审美质量，因为它们只涉及作品本身而不包括作品与所处空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新兴的环境美学值得关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环境美学理论研究逐步深入，拓展其应用范畴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已有环境美学学者利用相关原理来衡量城市雕塑的审美价值。通常来看，公共艺术品与所属环境的关系比城市雕塑与环境关系更为紧密，优秀的公共艺术品应该能够提升其所在自然、人工与人文环境的审美价值。因此在当前中国国情下，要特别注重环境美学、文艺美学和技术美学在衡量公共艺术审美质量过程中的结合运用。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减少围绕公共艺术审美标准产生的争议，也能为相关美学理论研究成果产生重大应用价值提供通道。 五、结语 公共艺术在中国推广所遇到的困难，并非因为当代公共艺术这一形式本身不适合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其源自西方的建设理论全盘照搬而很少结合中国国情予以扬弃造成的。在中国，公共艺术不应成为无所不包的艺术概念，也不具备动摇现有学科体系的能力。中国公共艺术肯定不会是未来所有门类艺术的必然发展方向，但也不能因目前的一些困惑而怀疑其在中国发展的前途。适度的争论很有意义，比如需要加快探讨公共艺术界定标准，以向实践者和公众明确解释什么是公共艺术，什么不属于公共艺术以及怎样分辨。但“不争论”也不失为一种努力方向。根据中国当前转型期的特殊国情和中国城市具体环境现状，借助现有职能部门及相应管理办法，依托现有审美标准，循序渐进，自点及面推进公共艺术建设，寻求公共艺术在反映、引领社会的同时与后者协调发展而不是冲突对立，必然能逐步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公共艺术建设之路，中国的城市建设理论研究者、艺术实践者以及绝大多数的公众，都将受益于此。毕竟，城市需要公共艺术，时代更需要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论文:高校公共体育艺术体操课开课现状的制度思考 摘要：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当前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的制度原因进行研究，并从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的正式制度反思和非正式制度反思两方面深入探讨。提出制度是推动艺术体操在高校发展的根本性因素的观点。只有从制度上下功夫，提高制度的高效率后，采用各种可行办法来推动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才能扭转当前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的现状。 关键词：艺术体操；高校；制度 纵观艺术体操20多年在我国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竞技性一直是我国艺术体操发展的主流方向。在学校体育教育方面，虽然早在上个世纪80年、90年代艺术体操就已被纳入学校体育教学大纲中，但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进一般深入完善，许多时尚的健身项目以其新颖性、观赏性、普及性吸引了大量的人群参与，艺术体操项目受到冲击。目前在中、小学少有人问津，在高校艺术体操课也名存实亡，甚至许多有体育专业的高校也取消了教学大纲中艺术体操课程[1]。针对这种现象，许多有识之士从现象入手，总结出了一些原因：如艺术体操项目难、缺乏师资、师资水平低、学生基础差等，但这些从现象得出的原因，只治标而不治本。因此，本文从制度的角度对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从根本上探讨我国当前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开课现状，并促进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 一、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 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查阅发现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不容乐观，相关的研究资料甚少。其中于巍巍（2007）[2]在《湖南省高校艺术体操选修课的现状调查及发展对策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湖南省高校形体健身类选修课00—06年开设情况发现，湖南省在这7年间仅有2所高校开设了艺术体操课，7年间的增长率为0，相比体育舞蹈在这7年间，由最开始的4所高校增到11所高校，增长率高达63%。黄波[3]（2007年）在《我国艺术体操软化式发展的初步研究》中在对全国部分高校330名学生调查中也发现，有42%的学生不知道艺术体操是一项什么运动，而知道的大多数也是通过媒体途径知道的。58%的同学没有参与过艺术体操（包括参加练习；观看比赛或表演）。从前人的调查我们不难发现，目前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正处于知名度小、开课率低、学生人数少等困难。 二、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正式制度反思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4]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由一定的组织机构公开和实施的行为规则。学生在学校中的一切活动都受着各种制度的制约，而“组织和制度能够向群体成员提供一般性的刺激因素和注意向导器，引导成员行为”[5]因此，高校中的各项教育制度及行为准则对身在其中的学生有一定的制约性。 （一）对教育制度的反思。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学校教育也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但由于应试教育和围绕高考指挥棒转的学校教育现状根深地固，对学生体育活动发展设置障碍，使艺术体操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1.重智轻体评价体系。 在我国，由于应试教育体制，高校以下的各级学校中体育成绩占学业成绩的比重通常非常小，这使许多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忽视孩子的体育技能学习。一些地方的高中为了提高自己的升学率，体育课甚至名存实亡，这直接导致通过高考进入高校的大学生体育基础薄弱。学生本身体育基础的薄弱使学生在学习艺术体操的过程中感觉困难，从而挫败学习信心，使学生越来越不喜欢艺术体操这门课，从而阻碍艺术体操这项运动在高校的开展。 2.教学模式。 近年来，高校扩招学生人数的增多已经使高校体育教学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学生人数多，活动场地有限已经成为各高校棘手问题。但多年来，高校艺术体操教学中教学模式的落后，重技术的教学思想导致了许多学校艺术体操课限制学生选课，满足不了扩招后学生上课的需求量。另外，教材的陈旧、学习内容的枯燥降低了学生对艺术体操的喜爱程度以及后续的推广力度。 （二）对体育制度的反思。 体育制度是体育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体育制度的颁布与实施对于体育运动在高校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也受制于体育制度的制定。 1.《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文件执行不利。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体育新课程标准》等是我国教育部门颁布实施的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制度性文件。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许多学校违背上述规定，占用体育场地，这些都为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情况持续下降埋下隐患。 2.重“竞技”对学校艺术体操的影响。 在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导致了体育行政主管部门长期重视竞技性体育的发展，对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发展重视不够。这就使我国国民整体上把目光聚焦在奥运会等大型体育比赛上，导致我国艺术体操人才的培养方向也放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上，没有注重长远发展，群众基础没打好，一味的追求高水平，使艺术体操在群众中无人问津。更谈不上在学校开展艺术体操项目了。 3.体教分离和政府垄断的竞技体育体制对高校艺术体操的影响。 竞技体育，尤其是高水平的竞技体育对青少年的体育行为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6]。在艺术体操发达国家，学校是重要培养艺术体操人才的地方，如世界艺术体操强国俄罗斯，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就己把艺术体操列入大、中、小学的体育教学大纲，并且从幼儿就开始进行艺术体操练习，以锻炼意志品质和培养审美意识[7]。但是在我国，竞技体育从学校中分离形成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竞技人才培养体系。这就使高水平的艺术体操运动员无法容入学校，竞技艺术体操的重要示范和引导作用在高校艺术体操教学中没起到任何作用。 三、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非正式制度反思 非正式制度指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在现实社会中，一些非正式制度对高校的艺术体操发展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 保守的观念会阻碍事物的创新发展，使其生命力下降，在高校艺术体操教学中不难看出有些老师不能扩展思路提高教学效果。更有许多体育老师甚至有体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认为艺术体操是“软指标”这种片面的看法[8]，一些高校的学生也对艺术体操认识有偏见，他们只看到竞技艺术体操，以为艺术体操就是由“高、难”动作组成，而没有认识到艺术体操基础、大众性的东西。这些传统价值观念严重影响了艺术体操教学的正常进行，影响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全面普及。 （二）第五届大运会取消艺术体操比赛的影响。 由于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开始不设艺术体操比赛项目后，一些高校、体育院校艺术体操教学似乎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一些学校甚至也取消了艺术体操这门课程。甚至有些人预言艺术体操将在高校消失。影响了艺术体操人才培养。从而艺术体操进入无人教、无人学的恶性循环。 四、从制度根源扭转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的建议 （一）体教结合促进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 体教结合是我国现在体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体育发展的未来趋势。只有体教结合才能充分利用社会、学校的体育资源。逐渐把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转移到学校教育中培养。当竞技艺术体操在高校蓬勃发展起来时，它在学校才真正起到激励和引导作用。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投入到艺术体操活动中。 （二）加强宣传教育。 传统观念等非制度因素的转变需要较长的时间，要充分利用近来年我国举办的各种大型运动会比赛的时机。艺术体操作为“奥运争光计划”的运动项目，在各大赛事上的表现是一个难得的宣传机会。高校行政主管部门应借鉴各国在大型运动会是怎么对国民体育及大众体育进行宣传、扶持，来进一步加深和提高艺术体操在我国高校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最终实现学生对艺术体操传统观念的改变和全方位的认识。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制度是制约艺术体操在高校发展的根本因素。因此，要想改变高校艺术体操的开课现状，必须先从制度上下功夫，提高制度的高效率后，在采用各种可行办法来推动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 公共艺术论文: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困境与对策 一、公共艺术教育的困境 根据2011年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艺术学已经单独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与理学、工学并列，而传统理工科大学是以理学、工学为主干学科发展起来的，艺术学的教学活动没有历史的积淀，无论是从学科背景、师资队伍，还是整个学校的校园文化氛围，与综合院校或文科类院校相比都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人文学科力量相对薄弱 从1992年开始，一些较大的理工科大学合并了农、医、师等院校成为综合性大学或者多学科门类的理工科大学。但在高校扩大规模的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全国大部分的理工科大学还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增设了人文学科院系，这些人文院系的设立大都是在学校开设的人文社科公共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时间相对较短，其专业设置、学科力量、师资水平一般很难赶上综合性高校的人文学科。所以，理工科大学目前的人文学科设置在整体上还是相对薄弱的，再加上理工科大学本身对人文学科的重视力度和资金投入普遍不够，没有同理工科大学的其他专业同步发展，也造成了理工科大学的人文学科发展缓慢，没有形成坚实的有利于学校公共艺术教育开展的人文学科体系。 （二）校园人文类学生社团影响力不够 高校的艺术教育，除了专门的课堂教育以外，还需要依赖大量的学生社团来组织各项活动。目前，理工科大学虽然成立了许多社团，但是人文艺术类的学生社团却不多，而且不论是社团的学生规模、水平，还是社团的影响力都远远不及那些理工类学科社团的影响力大。 （三）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力度不够 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一般来源于学校专门引进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艺术专业人才和学校的人文社科类院系的专业教师。由于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一般都是选修课，对教师的知识广度、深度和授课水平，乃至个人知名度和魅力，都有相当高的要求，所以承担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压力还是很大的。为此，公共艺术教学现状，带来师资队伍不稳定、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 二、艺术教育的认识误区 各理工科大学虽然按照教育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2002）和《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的要求开展了艺术教育，但是各高校在具体实施艺术教育的过程中仍遇到诸多困惑和困难，对艺术教育的理解也存在一些偏颇之处。 （一）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制定学生培养计划时，当把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列入正式第一课堂教学时，个别理工科大学的决策者认为没有必要，认为是占用了专业教学时间。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过要对大学生进行美育熏陶，而公共艺术教育则体现了对于人的个性培养，这是养成健全人格的重要内容。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也说过：“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由于当代社会大众文化中庸俗化倾向的挑战，加强艺术教育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一项重要任务。公共艺术教育是理工科大学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21世纪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看作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平台 有些理工科大学把校园内的艺术教育仅仅看作是丰富校园文化氛围，满足学生业余娱乐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将公共艺术教育上升为学校素质教育层面进行规划和建设。其实各种艺术活动如绘画、舞蹈和唱歌等是体现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领域，生动的艺术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培养高尚的审美情操，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实现自身人格的全面发展。因此，公共艺术教育是当前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平台。 （三）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当成激发大学生的智力及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有些理工科大学虽然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作为课堂教学列入了培养计划，但与整个人才培养计划存在“两张皮”现象，没有真正从专业特点进行科学合理的艺术课程布局，往往局限于有哪一类艺术课程教师就开哪类的课程。从多年的人才培养实践中得知，公共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具有特殊地位，对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特别是在激发学生进行形象的、想象的直觉能力，培养学生想象力和严肃的审美品位等方面具有其他门类教育所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和特殊作用。艺术素养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真正有利于提高理工科人才培养的质量。 三、公共艺术教育的具体举措 （一）健全课程体系 在公共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应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把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学质量纳入到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体系之中，通过改革，不断调整和优化课程结构，加强第一课堂的建设，使艺术教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更加符合艺术教育规律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把公共艺术教育课列入学校课程评价体系。目前，大部分理工科院校都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按照选修课进行实施和管理，此性质决定了这些课程必须满足学生的需要和要求才能真正开设，若存在教学质量不好、课程内容匮乏，自然会被学生“淘汰”。同时，这些课程授课时间一般都安排在晚上或周六、周日，教务管理中往往疏忽对这些课程的日常督导。所以，必须将公共艺术课纳入到课程评价体系中，保证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二）理论教育与艺术实践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开展公共艺术教育的必然要求。在开展艺术教育活动中，遵循教育规律，在重视艺术理论教育的同时，必须十分突出艺术教育的实践性，着力于提高学生对艺术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比如学校要重视大学生艺术团这个平台，把艺术教育落实到器乐演奏、声乐表演、话剧排演、舞蹈训练、书画作品等具体艺术实践活动中，提高他们的艺术实践能力和水平，并通过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社团巡礼”，参与“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走出校园、走出国门进行表演等方式，展示公共艺术教育成果的同时，也展示出各个学校大学生的风采。 （三）做好艺术教育的组织和制度建设 第一，理工科大学要建立公共艺术教育的组织机构。学校要明确分管公共艺术教育的校领导，成立类似于“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对全校公共艺术教育工作进行宏观指导、规范管理，对有关公共艺术教育方面的重大事项进行专题研究。在开展公共艺术教育过程中，承担公共艺术教育部门与教务处、学工处、宣传部、团委以及人文社科类专业院（系），必须密切配合，既各行其职、各负其责，又要积极协作、相互支持，共同做好学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工作。 第二，做好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各项制度建设。理工科大学要根据公共艺术教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并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制定相应的制度内容。 （四）加强艺术教育的专门师资队伍建设 理工科大学要从整体发展规划和学生培养的需要出发，按照公共艺术教育应具备的人才队伍素质的客观要求，专兼结合，多措并重举，努力做好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和规划工作。为加强公共艺术课程的管理，高校需要聘请包括教学名师、专家，坚持对公共艺术教育课程进行严格的审查、试讲评比活动，推行教师多媒体课件进课堂的“准入证”制度，定期组织专家对公共艺术课程的教案、课件进行考查；同时，把公共艺术教育的课堂教学列入学校教学督导组的督导对象，不定期进行督导、检查。通过这些措施，来确保公共艺术课程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五）加强各种条件的保障力度 理工高校要加大艺术教育的经费投入，这些经费主要包括日常建设经费、课程建设经费、大学生艺术团活动专项经费、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专项经费等，来保证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正常运转以及各类艺术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在教学技术手段方面，一是要为公共艺术课配备完善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二是要为大学生艺术社团配备乐器及图书、音响、影像资料等。在活动场地方面，高校要营建专门的艺术教育场馆，满足艺术教育课程的教学、实践的需要。 （六）突出自身艺术教育的独特性 目前，许多理工科大学都是以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协调发展的高校，一些院校还专门设立了艺术院系。今后，理工科大学还要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要逐渐形成自己的公共艺术教育规律，进一步结合学校实际，形成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鲜明的特色。但各个学校都有鲜明的办学特色，尤其是学科建设和服务领域，所以公共艺术教育要与本校特色相结合，努力打造出本校的品牌和优势。 结语 公共艺术教育不同于一般的艺术专业教育，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建设的根本宗旨是育人，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笔者认为必须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依托公共艺术教育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把加强公共艺术教育作为人才培养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坚持将艺术教育作为校园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活跃学生生活，繁荣校园文化；三是坚持艺术教育普遍规律与学校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符合理工科大学人才培养特点的模式，实现艺术教育更加深刻、更高层次的价值；四是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分类指导，针对全国招生、生源层次多、艺术基础差别大的大学生群体，构建不同层次的艺术教育。

统计毕业论文:论提高财经院校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 【摘要】 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有着与其他学科显著不同的特点，本文从专业性、实践性、创新性出发，剖析毕业论文质量下降的现状及成因，为进一步提高毕业论文教学质量提出了正确树立教学理念、实行毕业论文导师制、严格规范管理等措施。 【关键词】 财经院校统计专业毕业论文创新能力 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通常是在统计理论教学结束后，安排在第8学期的实践教学环节过程，计6学分。毕业论文从确立选题到搜集文献资料，从开题研究、分析论证到论文撰写，都需要高度专注、潜心思考，是所有教学活动中，学生独立性、积极性、主动性最强的环节，是学生大学期间专业综合能力最集中的体现。 一、从统计学专业特色看统计专业毕业论文的特点 统计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经济学和数学知识，系统掌握统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熟练使用现代统计软件处理分析数据，理论和实践综合业务素质兼备，具有创新精神，能够在政府机关、经济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社会经济调查、信息管理与咨询、数量分析与预测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财经院校统计专业的特色是依托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将统计学理论和方法与经济学、管理学和现代信息技术交叉融合，注重产、学、研结合，重视社会实践环节，着重提高学生独立组织统计调研活动及运用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分析解决某一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统计学专业毕业论文与其他各类理科论文及经济学论文相比，有其鲜明的特点：专业性、统计实践性、科学创新性。 二、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及成因 1、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 毕业论文的质量直接影响培养学生的质量，然而近几年来毕业论文质量有明显下滑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论文缺乏创新性。创新是要求学生通过统计专业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和积累，很好地将统计理论和方法与其他实质性学科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应用。虽然绝大部分同学在论文中进行了一些文献的综述，或将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阐述，但也只是进行简单地罗列，而大部分论述也只是根据书本或文献资料，进行简单地重复。尽管一些同学阅读了一定量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思考和分析，但所写的论文不能很好地结合文献综述内容，阐明自己的写作观点、写作目的，在论点、方法上鲜有创新。 （2）论文数据来源单一，参考资料不充分。本科毕业论文要求学生结合第八学期的社会实践或参加各种类型的统计实践活动去完成。但多数学生没有认真进行社会实践，只满足于年鉴、网络等一些工具资料，闭门造车。撰写的毕业论文要么内容空洞，缺乏说服力，要么也只是参考他人的文章，置换新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不同的结果，根本谈不上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在查阅参考资料时，多数同学都能阅读一定数量的中文文献，但外文资料几乎没有看过，随便从网络下载一些外文资料，列示在附后的参考文献中，以应付学校对外文文献阅读量的要求。 （3）专业功底不深。学生论文答辩是就学生论文写作有关的内容，主要涉及论文选题原因、研究价值、主要内容和观点以及创新点进行考察，同时还要考核学生与论文密切相关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答辩组教师就论文中有关问题向答辩同学提问，而具体体现在答辩中的一些情况是，真正落实答辩的为数不多，一些同学只就自己的论文做简要的陈述和说明，基本上是有答无辩，更有个别同学对一些统计理论和方法掌握得不够准确和透彻，有些理论回答模棱两可，而对于有些统计方法的适用条件，也是模糊不清，导致方法的误用和滥用。 （4）管理松懈。学生开题现为第七学期末，照理来说，论文已经布置，学生就应着手开始撰写，但学生不是将毕业实习与撰写论文同步进行，而是忙于找工作、考研，加上一部分学生在家就近分散实习，学校难以对毕业生实施有效的管理；另一方面，指导教师与学生见面的机会较少，只能通过网络与其进行简单沟通，因此对毕业生撰写论文缺少必要的指导，加上有些指导教师知识结构老化、科研能力差，对指导学生论文不够得力。 2、影响和制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高的成因分析 （1）学生本身对毕业论文重视不够，写作态度不够认真。目前，学生毕业后就业实行双向选择，有的毕业生在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就已经考研；有的已落实了工作单位；有的毕业生忙于各类招聘考试，或奔走于就业单位的应聘，无心在撰写毕业论文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还有部分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成绩对就业没有直接影响，因此根本没有按照学校的要求和开题报告中拟定的写作进度撰写，而是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在临近答辩前一个月，东拼西揍、甚至抄袭等，匆匆应付了事，根本谈不上提高论文质量。 （2）有些教师在指导毕业论文的过程中责任心不强，存在放任自流的现象。在学生写作过程中，指导教师对学生要求不严，交流时间少，见面时间短，缺乏定期交流与审阅制度，甚至有的老师对学生的写作不管不问，任其“自由发展”。 （3）毕业论文撰写过程时间短，质量难以保证。虽然论文在第七学期末就已经布置，但学生要实习、找工作、准备各种考试，毕业论文的实际撰写时间也只有五至六周左右的时间，而且与多数学生毕业找工作同步，这势必导致论文的“拼揍”、“掺水”现象严重，质量下滑。 （4）学生的科研和写作能力欠缺，专业训练不足是制约论文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传统教学方法导致学生完成论文的能力不足，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课堂教学，以老师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占主导地位。平时任课老师布置学生撰写小论文，或就某一问题撰写文献综述，学生也只是东拼西凑或抄袭，敷衍了事，根本起不到训练的目的，更谈不上能力的提高。学生只会学习课本知识，只会让老师牵着走，一旦放开就无从下手。学生缺乏前期的科研和论文写作能力的训练成为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瓶颈。 三、提升统计专业本科毕业生论文质量的建议和对策 加强管理，凸显专业特色，全面提高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是需要由教师和学生、院方和校方、教学单位和管理部门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1、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充分认识毕业论文在统计教学中的重要性 高校必须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把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德、智、体、能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做为统计教育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时机就是毕业论文教学环节。因此，教学单位除了建立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外，还要定期召开座谈会，讨论和总结学生撰写论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积极引导学生，使学生对毕业论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只有解决了认识问题，增强双方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学校、老师和学生才会重视毕业论文，才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确保毕业论文的质量。 2、积极探索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的新模式 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对统计人才需求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发展后劲。学校有统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等专业实践基地，学生实习时可利用实习单位的统计资源，在实习单位的科研力量与学校指导教师联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这不仅能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对统计人才的要求，也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就业平台。 3、实行毕业论文导师制，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手段 文成于思，思基于学。论文的选题、写作是一个阅读和反复思考的过程。只有大量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文献，了解本学科前沿理论，在阅读中得到启发，在学习中不断思考，在阅读和思考的多次反复中才能确定论文选题并加以完成，这样的毕业论文才会有新意、有价值，而这一过程对我国高校本科生来说几乎是空白。为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提高本科生科研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确保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笔者建议对本科生实施集社会实践、社会调研及毕业论文撰写为一体的导师制度。从大二学期末就指派导师，根据专业特点和研究方向一致性原则，组建以导师为核心的包括大三、大四学生在内的调研小组。导师的责任是参与、指导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实践报告的撰写；为学生指定阅读课程之外相关专业的报刊书目，与学生互动交流，及时解决学生在阅读中遇到的问题；让学生参与导师所研究课题的调查、资料搜集、信息分类、加工整理等工作，并训练学生撰写专题文献综述、小论文；指导学生进行实际实验或社会调研，收集、整理原始数据和资料；指导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写作。 4、加强对学生专业论文写作的训练，进行毕业论文的创新改革 开设毕业论文写作课，从选题、收集资料、确定论点、布局谋篇，语言表达等各个环节对学生进行指导，使之掌握基本的写作规范。统计专业学生在大二、大三开始，就有统计专业课程论文和社会调查报告的撰写，通过这一过程锻炼学生运用统计专业知识和统计思维方法写作统计学术论文的能力，为撰写毕业论文打下基础。通过这一环节，可以鼓励学生从大四开始，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当前经济形势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统计工作的实际，撰写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对实际部门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并可将质量上乘的在统计专业期刊上。如果公开两篇或两篇以上，可免修学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大大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为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5、加强毕业论文的过程控制，严格规范管理 几乎每个高校都有学生论文选题、开题报告、安排指导教师、论文格式、撰写实习报告、论文中期检查、答辩、成绩评定等具体工作布署、具体要求、完整规范的质量管理和检查评估系统，关键是要规范指导教师的指导责任和管理部门的管理责任。对于指导教师而言，要以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对学生论文中的所有数据资料和文字资料进行认真核查，对文中计算结果要验算，保证论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把握好学生论文的初期、中期阶段的检查和定稿的质量关。对于管理部门而言，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应配合教学部门，对学生毕业论文的过程进行监督与检查，既要对学生检查，也要对指导教师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毕业论文工作有序正常地进行，为各项制度与措施的贯彻执行提供保障。另外，还应重视论文答辩这一环节，这样有肋于提高学生对论文的重视程度，鉴别论文自我撰写的真实程度，提高其表达能力。 统计毕业论文: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方法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高校就业率统计现状进行分析和探讨，提出发挥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进行动态化网络化就业率统计，建立高效的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监督制度等观点，以期为政府就业率统计政策的改进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就业率 就业率统计 大学生 自政府首次公布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以来，社会各界对就业率的重要性已经达成了共识，并逐渐将高等学校布局、发展规划、学科专业结构、办学评估、经费投入等方面工作与毕业生就业状况紧密挂钩，把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作为衡量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究竟什么是就业?就业率的统计是否科学合理?应如何加以改进? 一、大学生就业及就业率界定 要研究大学生就业，首先应清楚的是“就业”的含义。“就业”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得到职业，参加工作”。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就业就是指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从事相对稳定的社会劳动并取得社会报酬的过程。 大学生是社会群体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知识性，可塑性，开拓性等特点。广义上的大学生包括所有具有本专科学历的社会成员；狭义上的大学生仅指一般本科及专科在读学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在读学生。探讨大学生就业是从狭义上讲的，只考察一般的在校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主要是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即将结束学习生涯，走向社会时的职业选择和落实情况。因此，大学生就业是指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其即将结束学业，完全进入社会的时候，实现同一定的生产资料建立劳动关系的过程。 由以上分析可知，就业率是指“已就业毕业生人数÷参加就业的毕业生总人数×100％”。本质上说，就业率是一个统计数据，是一个数量指标，反映的是在有就业愿望的毕业生中多少人实现就业(找到工作)的这样一个比例。 二、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牢统计方法与不足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对毕业生的就业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对就业率的统计也是几经修改，并逐步地走向完善和健全。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报告工作的通知》，目前就业率统计的情况大致如下：每年9月1日、12月30日由各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或学生处，依据本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或合同以及其他学生的去向，进行统计、计算，再上报省级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由省级就业主管部门对全省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汇总、统计，最后上报教育部公布。统计指标有就业率和待就业率两项，其计算的公式分别为：毕业生就业率=(已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毕业生待就业率=(待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同时对当前毕业生的就业列出了7种形式，对就业鉴定的依据也分为了以下7种：(1)持报到证就业的，以打印的报到证为准；(2)直接到用人单位应聘就业但未签订协议的，列入隐性就业统计；(3)定向、委培的，以委托协议为准；(4)回地方部门就业的，以录用登记的为准；(5)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者，以其注册登记的记录为准；(6)继续更高一层次学历教育的，凭录取通知书来统计；(7)出国学习或工作的，以签证的办理为准。 从我国目前就业率统计现状来看，有以下问题值得探讨： 其一，从鉴定的依据来看，签订就业协议书作为统计就业的依据已不再现实。首先，社会上有不少用人单位，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已经淡化了就业协议书和就业报到证的作用，不少单位认为没有必要签就业协议书；其次，很多毕业生签订了就业协议，但有部分人做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份工作不太适合自己，辞职再重新找工作，而这部分人已经被统计在已就业的范畴了，这也影响了数据的准确性。 其二，从统计时问来看，具有局限性。政府确定每年9月1日、12月30日为毕业生就业率和待就业率定期报告时间，4月1日、7月1日为毕业生就业工作进展情况定期报告时间，但目前仍缺乏对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跟踪调查和信息反馈。更为重要的是，毕业生就业是一个动态过程，目前静态化的统计与实际就业情况相去甚远。 其三，从统计指标来看，单一的就业率数据不能真实反映毕业生的就业的质量。目前仅有就业率和待就业率两项指标，不能充分反映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要全面了解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还必须清楚毕业生就业的就业满意度、雇主满意度、性别差异、就业层次、供需比例等一系列能够体现“质”的信息。 其四，从统计的操作程序来看，毕业生是信息源，高校是信息的采集者，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是信息的传递者，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是信息的最后获得者。其中，关键的环节是作为信息采集者的高校。整个链条中缺乏监督机制，在政府行政部门“18条挂钩”的压力下，个别学校为了能让学校能够更好的发展，往往会铤而走险来弄虚作假，这也引发了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学生被就业的怪现象，严重影响了高校的公信力和美誉度。 统计毕业论文:浅谈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的利与弊 【摘要】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今非昔比,无论是利还是弊都与往日大不相同,在一些地方和高校已彻底违背初衷,其弊端日见明显,如:虚高的就业率迷惑了上级领导,也欺骗了人民群众;虚假的就业率影响了教师的威望,也损害了学校的形象;就业率统计中的造假行为使参与者精神受到打击,心灵受到损害。事实上,就业率既不能搞大学排名也无须与招生挂钩,应该调整就业率统计方式,加强对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分析。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弊端;对策 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突出的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也越来越复杂,甚至于愈来愈变味。其利与弊问题亦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有对统计数据表示怀疑的,有对统计意义提出质疑的,有对统计方式心存不满的,也有对这项统计感到困惑和担忧的。总之,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今非昔比,无论是利还是弊都与往日大不相同,在一些地方和高校已彻底违背初衷,其弊端日见明显,值得深思。 一、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作用的分析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的目的在于及时掌握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了解大学生就业市场状况、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情况,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和教育水平。同时,为高校专业调整、课程改革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提供依据。毫无疑问,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的初衷是好的,也的确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在今天,由于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已成为公众的“疑点”,因此其目标不可能实现,其作用也必定微乎其微,难怪有师生称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是有关部门在玩数字游戏。 就总体而言,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数据不可能都存在水份,有的数据来源完全真实可靠,但当这项统计数据的公信力明显下降时,人们一般都会信其假而不会信其真。这样一来,毕业生就业率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事实也是如此,如今很少有哪所高校会以毕业生就业率为调整、改革的依据;在社会上,考生及其家长也不太注重大学的就业率。 从办学角度看,统计毕业生就业率作用不大。首先,毕业生就业率不能真实反映社会的人才需求状况。社会需要各类人才,就业岗位千差万别,各类岗位对人才的需求和要求也各不相同,对高校来说,不可能按同一模式来培养人才,无论是专业设置还是培养目标都必然也必须存在差异,否则就不能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学校层次不同,学生所学专业不同,都会直接影响着就业率,但就业率的高低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的人才需求,只是反映了就业的快与慢。其次,在现阶段,毕业生就业率不能真正影响高校的招生,考生择校总是就高不就低,就好不就差的,但不由自主,上什么样的学校由考分决定。与考生相似,高校也总想录取优生,同样也不由自主,高校的层次决定它将录取什么样的学生。这一切,似乎都与毕业生就业率无关。再次,现行统计方式不能准确反映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根据教育部的相关文件,现有的就业形式主要包括:通过学校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持报到证就业;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直接就业;定向、委培生回定向单位、委培单位就业;灵活就业;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升学;参军;出国留学或工作;参加国家、地方项目就业。这是一种宽口径的统计模式。[1]但是,一些地区的主管部门认可的统计口径却比较窄。对于地方院校来说,一般只有在规定日期内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才算就业:(1)与用人单位签订了有关部门统一印制的就业协议书;(2)专升本或考取研究生;(3)考取国家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4)办理了择业手续。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虽不在上述之列,但已在就业之中。如一些民营企业、民办学校不肯签订统一印制的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只肯签订自制的用工合同,或者需要经过数月的试用期满才肯签订正式的协议书。这部分毕业生未计入已就业人数内显然是与客观不符的。最后,真正能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参考的,是各校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材料,而不是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大学生刚走上社会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就业机会变数很多,就业岗位变动很大,其初始就业情况很难说明什么。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尝试与“跳动”后,才能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来。所以,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 二、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弊端十分突出 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早已是个不争的现实问题,大学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愈来愈低才合乎常理。然而,近几年来各高校的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却是“居高不下”,这说明就业率统计存在问题。就业率虚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根本原因是迫于多种压力。首先是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的压力。往往是为了达到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指标而给就业率“添水分”。其次,是来自政策方面的压力。生怕因就业率低而遭到限制招生,为此不得不冒着被上级纠察的风险造假。再次,是来自校际竞争的压力。为了不在相互攀比中落后而想尽一切办法人为地将就业率抬高,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 1.虚高的就业率,迷惑了上级领导,也欺骗了人民群众。统计数据历来是各级政府和领导制定政策和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虚高的就业率必然会扰乱领导的视线,影响决策层的判断,导致政策的偏差和失误,进而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和领导者的威信。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是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的就业率,使人民群众产生了错觉,当真相大白后,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高校是圣洁的殿堂,是唯一的一块“净土”。高校任何工作都不能失信于民,这是我们应该捍卫的,也是我们的职责。 2.虚假的就业率,影响了教师的威望,也损害了学校的形象。学生对自己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是最清楚的,不真实的就业率会在他们心中产生许多不良反应。他们会对教师们平时的道德教育产生怀疑,甚至对自己早已形成的正确观点产生疑问。信任老师是学生的一般心理特点,这也是老师具有威望的前提,而当老师的话被身边的事实否定后,老师的威望就大打折扣了。对于自己的学校绝大多数学生是热爱的,学校的虚假行为会让他们感到失望,学校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3.就业率统计中的造假行为,使参与者精神受到打击,心灵受到损害。在高校,无论是教师还是机关工作人员,一般都能恪守职业道德,都非常注意自身形象和尊严,在维护自身形象方面历来不含糊。说真话办实事是他们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身正为范”,他们正是通过塑造自身良好的形象来塑造学生良好的人格。然而,当提高就业率的任务分解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在四处寻求招聘单位没有明显成效的情况下,为了按期完成就业指标,为了学校的整体利益,被迫制造假材料,让部分毕业生成为“被就业者”,人为地拔高就业率。这种行为对于具有良知的教育者心灵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创伤是巨大的,正如有位老师所言:身为人师,竟行造假之事,不知如何面见学生。 三、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的几点建议 1.就业率不与招生挂钩。“就业率”是毕业生就业的数量反映,不能完全反映就业状况和就业质量。在国外,就业质量主要是针对毕业生初次就业的薪酬水平进行统计,比较能反映就业的层次。因而,“就业率”并非反映就业状况和质量的惟一指标。[2]如前所述,在现阶段招生与就业率关联不大,就业率不能成为确定招生计划的依据。就业率不与招生挂钩,就打消了学校对就业率影响招生的顾虑,就业率便自然会回归到正常值,虚高现象和虚假行为也就会自动消除。 2.就业率不搞大学排名。目前大学生就业率只统计就业人数,没有区分高校性质、专业性质。各大学的办学条件、规模、层次等等都存在明显差异,反映在就业率上也必然差异很大,不同性质的高校及不同专业的就业率是不能简单比较的,毕业生数量的多少也会造成毕业生就业率的巨大差异。因此单纯的大学生就业率统计数字不具有可比性。可见,大学就业率排名既不合理也无意义,不利于高校良性发展和专业教学的长远发展。不搞排名,就不存在校际间的竞争,互相攀比的现象也就会自然消失。 3.调整就业率统计方式。现行就业率统计存在着统计主体单一、统计指标体系不完善、“就业”标准及统计时间不科学等问题。调整的目标主要是更加科学地反映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一是建立以政府为主导,高校为基础,社会组织尤其是中介机构、行业协会为依托的多层次统计机构,以增强就业率统计的公信力;[3]二是将实际就业的毕业生全部纳入统计范围;三是建立用人单位引进高校毕业生的登记制度,人事劳动就业管理部门建立毕业生就业登记网络系统,以保证毕业生就业情况的真实性;[4]四是科学设置就业率统计时间,适当推迟统计截止日期;五是适当细分统计结果,使其更清楚地反映就业情况。如将毕业生所从事职业的专业相关度、职位层次、薪酬水平、职业发展情况以及就业主体双方满意度等有关指标纳入统计体系,建立“质”和“量”相关的就业率统计指标体系,以增强就业率的效用。[5] 4.加强对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分析。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后1年内是个工作稳定性较低的过度期,对毕业生毕业1年后的就业情况进行调查统计,更能合理地反映出毕业生的就业情况。[6]一般来说,大学生就业“三年见分晓”。可对近三年的毕业生进行抽样调查,亦可对部分大学毕业生作跟踪调查,并对“样本”进行分析研究。这样的调查结果和研究结果比单纯的就业率统计更具有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只有真实可靠才具有它的价值。虚假的就业数据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就业率虚高现象普遍存在,就业率统计作假愈演愈烈的今天,必须对就业统计工作进行认真的反思,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纠正。 统计毕业论文: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就业率 统计办法、统计时间、公布方式 要保证各高校间的就业率存在可比性，确保评估工作的公正、公平原则，首先就要对就业率统计公式、统计办法、统计截止时间、公布方式进行统一。 以2004年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办法为例： 1.毕业生就业率=已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 其中：已就业毕业生人数是指已经签订就业协议、有明确接收单位证明及升学、出国出境、自由职业、自主创业等方式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而不包括待就业、不就业拟升学及其他原因不参加就业等的毕业生。 毕业生总人数是指全部毕业生人数(含结业生)。 2.毕业生签约率=正式签约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 其中：正式签约毕业生人数是指：通过学校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领取报到证，到用人单位就业者；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录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经劳动(人事)部门鉴证的劳动合同的毕业生；定向、委培生回原定向、委培单位就业者；参加国家、地方项目就业者及出国、升学的毕业生。 毕业生总人数是指全部毕业生人数(含结业生)。 3.统计截止时间分别为当年的6月30日和8月31日止。 4.公布方式：公布的数据为各高校按本科、专科、高职的不同学历层次分别统计出的当年总就业率统计情况表，不区分专业情况。 二、就业率统计 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就业率统计公式中对就业、就业率的定义存在理论上的偏差。 就业的定义： 具有劳动能力和求职愿望的人从事某种社会劳动，并取得相应报酬或经营收入的行为。 就业率的定义：指一个国家(地区)的从业人数在从业人数和失业人数之和中所占的比重，即：就业率=从业人数/（从业人数+失业人数）×100%。 而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过程中，却将升学、出国、出境这类实际未参与到就业系统中来的毕业生作为已就业人员来统计，不符合就业率统计的定义，无法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实际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2.就业率统计的截止时间选择上不当，信息统计的频度过低，无法确切反映毕业生就业情况。 由于目前就业率统计的截止时间只定在6月底和8月底，每年对毕业生就业的情况统计仅有两次，且两次的时间选择上过于接近，不能及时、准确、有效地反映出各高校的就业情况。 以师范类毕业生为例：2004年由于师范毕业生就业范围放开，师范毕业生可自由选择就业去向。目前浙江省内绝大多数教育局在师范毕业生的选择上实行统一考试，采用淘汰部分毕业生的办法进行教师录用工作。一般考核时间在8月中下旬进行，最终确定名单、落实分配单位起码要到8月20号才能公布，时间上过于仓促给8月底的统计造成诸多不便。同时，对于未进入分配范围的师范生还可以从事非教育系统外的工作，因此时间上间隔过短会导致数据统计上的不真实，无法确切反映出毕业生实际就业情况。 3.公布数据过于简单，无法反映就业的质量情况，数据缺乏指导意义。 在高校就业率的公布方式上，由于受到版面等因素影响，往往按学历层次公布当年各高校该学历层次毕业生总的就业率，而不区分专业和就业率、签约率、升学率等指标，因此在数据的对比上无法判断真实情况，也无法使考生、家长、社会了解到具体专业的就业率、高校优势专业分布、高校的教学质量等信息，无法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同时，数据的单一性也不利于高校进行横向比较，寻找差距，不利于下一步就业工作的开展。 公布的数据过于简单也造成无法很好地反映各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质量、薪金水平等情况。例如：两个不同高校相同专业的毕业生，由于学校背景、自身实力等的不同，一位是在跨国公司中从事产品研发工作，而另一位只是在普通工厂中从事技术加工工作，两者间的收入、个人发展等情况间会存在较大差距，而在公布的就业率数据中两人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因此仅公布总就业率是无法体现出毕业生生源质量情况的，且对实际工作起不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4.高校自行统计毕业生就业率、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的方式缺乏可信度。 目前，由于受到人力、经费等因素的限制，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工作基本上由高校自身来完成的。有关部门在公布数值前也仅仅是简单地审核一下，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机制。而由于就业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源质量、教学评估、经费划拔等工作，因此在部分高校就业率的统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掺假情况，导致统计数据失实，失去比较及指导意义。 另外，目前统计口径过窄，过分注重初次就业率及过分夸大就业率的作用，也使得评估工作有失公允。 三、对目前就业率 统计工作的意见、建议 1.适当调整就业率统计的公式，信息公布多样化，信息更加透明化。 对目前的就业率、签约率的统计公式进行调整，增加升学率等有关信息，使之更准确、更及时、更详尽地反映高校的教学质量、教学状况等。 建议将就业率、签约率的统计公式中的升学、出国出境人员在统计数据中去除，使之更加符合就业率统计的定义。具体公式如下： 毕业生就业率=实际就业人数/（毕业生总人数－升学人数－出国出境人数）×100% （注：实际就业人数＝已就业毕业生人数－升学人数－出国出境人数） 毕业生签约率=实际签约人数/（毕业生总人数－升学人数－出国出境人数）×100% （注：实际签约人数＝正式签约毕业生人数－升学人数－出国出境人数） 毕业生升学率＝升学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 在公布信息时除公布高校总的就业率情况外，还应当将各学历层次的毕业生签约率、毕业生升学率一并公布，利于社会公众从升学率等数据中了解学校的教学质量水平。 2.细化就业率统计体系中的二级指标，进一步完善统计体系。 由于目前我国就业率统计指标基本上只停留在就业率、签约率、应聘率、灵活就业率、待业率等一级指标的统计上，而缺乏对工作稳定性、工作收益、薪水、工作满意度、单位性质等附加指标信息的收集比对，也未能对诸如专业对口情况、晋升机会等二级评价指标进行分解分析。为更好更系统化地反映就业实际情况，应当在参照欧美先进国家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评估指标体系及办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出更加详尽、科学的评估体系，以期能更好地反映出有关的就业信息。 3.调整就业率统计截止时间，增加统计频率。 为了提高毕业生就业统计信息的信度和效度，尽可能地降低误差率，应当增加统计的频率。同时改变目前公布时间间隔过短的现状。参照国外高校就业率统计的做法，将原有的两次统计，调整为四次，分别为即时就业率、毕业3月后就业率、6月后就业率、9月后就业率，统计时间分别安排在当年6月底、9月底、12月底及次年的3月底进行。选择9月底、12月底及次年3月底统计的原因是： 9月底时师范类毕业生已经基本分配完毕，有关信息统计工作已经完成，可避免出现疏漏；12月底统计可以反映出本年度的毕业生就业率；次年3月底统计，是基于考研毕业生情况基本明了。加之此时公布有关信息能够及时帮助次年考生进行选择分析，同时也通过就业率信息引导考生志愿方向，直接影响到高校的生源情况，促使高校将更加 重视毕业生就业率工作。 4.设立相对独立的机构进行就业率统计，提高统计数据的可信度。 鉴于目前高校就业率统计工作现状，为避免由于受到利益驱使导致数据失真的现象出现，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地与人事部门、人才中心、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等机构联系，进一步拓宽就业统计渠道，健全毕业生就业统计系统，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统计验证，提高就业信息的可信度。同时，由于各个部门调查的价值取向不同，使得调查的侧重点不同，就业评估指标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各项数据的相互补充，能更好地反映出现有毕业生就业工作存在的问题，利于不断改进今后的就业工作。 5.加强就业率监督、审核机制，保障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现阶段教育主管部门要完善监督、审核机制，制定有关政策，确保就业统计工作的准确性、有效性。并及时对有关数据进行抽查、核实，定时有选择地通过信函、电话、电邮等方式对毕业生情况进行调查，对出现问题的院校要严肃处理，从制度上确保统计的真实性。 统计毕业论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统计分析 摘 要： 大学生毕业论文是对大学生四年学习情况的一个总结，毕业论文的质量是检验教学工作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尺。作者通过调查统计，从参考文献的角度分析了参考文献著录，以及参考文献的文献类型分布及时间分布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措施。 关键词： 经济管理类本科 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大学生毕业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部分，不仅涉及知识产权和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而且是评价毕业论文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从正文中难以发现的问题，从参考文献的著录和参考文献本身透露的信息可以判断一篇论文的质量，从而为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提供一条切实可靠的途径。根据这种思路，我们对广东四所高校经济管理类2010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进行了抽样调查，从2000篇毕业论文中随机抽取420篇进行了统计分析。 在420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中，共有参考文献4528篇，最多的20篇，最少的3篇，每篇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数平均为10.78篇，不到11篇。对于反映四年专业学习水平的毕业论文来说，11篇参考文献偏少，说明同学们对相关文献的查阅与利用还是有限的，但这还不是太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些参考文献作一些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1.参考文献的著录不规范 著录不规范是所有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参考文献的著录五花八门，如果严格按照《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UDC025.32GB7714-87)的标准衡量，完全符合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的毕业论文凤毛麟角，在420篇毕业论文中，基本符合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的毕业论文只有65篇，占15.38%；84.62%的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著录不符合规范，不符合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1著录项目不全 在参考文献的著录中，基本的著录项目有：序号、著者、书名或题名、文献类型、出版地、出版者（期刊文章著录刊名）、出版年月（期刊年、卷期号）、起止页码等。在我们抽查的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中，这些著录项目或多或少都有缺失，有缺其中一项的，最常见的是缺起止页码、缺文献类型、缺出版地和缺时间；也有同时缺几项的，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著录项目（如著者、书名或题名）的缺失令人匪夷所思，有的干脆就只有一个书名或题名，这只能说明同学们对著录事项不了解，或者对参考文献的著录不认真。 1.2著录格式不标准 参考文献的著录除了必备的项目之外，对著录格式也有规定的要求。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的著录格式是：［序号］著者.书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月：起止页码.例如：［1］刘刚.危机管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98.期刊文章的著录格式是：［序号］著者.题名.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例如：［1］符莎莉.品牌空心化危机［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5）：6-7. 在我们抽查的毕业论文中，除了参考文献著录项目不全外，格式的错误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存在问题。格式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没有序号或序号标识错误，没有括号或不是用方括号“［］”表示；著录符号不正确，有的甚至增加不必要的标识符号，特别是将书名或题名、期刊刊名加上书名号；著录项目顺序颠三倒四，没有按规定的顺序著录；还有文献类型标识符号的错误，等等。有些同学甚至在同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出现前后著录格式不一致的情况。 2.参考文献透露的信息 除了参考文献的著录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外，从参考文献部分列示的具体文献来看，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更是值得关注。 2.1文献类型的统计分析 我们把参考文献大致分为著作、期刊论文、网络文献及其他文献类型等四种，在4528篇参考文献中，著作1580篇、期刊论文1872篇、网络文献488篇、其他文献类型304篇、没有标注或无法得知文献类型的284篇，所占比例分别是34.89%、41.34%、10.78%、6.71%和6.27%。从文献类型的分布来看，网络文献所占比例很低，说明同学们利用网络查阅资料的能力较差，这与青年学生的网络利用能力不相称；其他文献类型所占比例也很低，并且主要是报纸，说明同学们对会议报告、学位论文等非公开出版物不够重视。虽然著作和期刊所占比例较高，但表现出来的问题不容乐观，在参考文献中列示的著作绝大部分是教材，并且很多是本科二、三年级的教材，专著极少；在期刊文献中，低档次期刊论文多、核心期刊论文少，中文期刊论文多、外文期刊论文少，在1872篇期刊论文中，核心期刊756篇，仅占40.38％，经济学领域最权威的期刊《经济研究》仅出现过4次，在非核心期刊中，一些不知名的期刊、一些职业技术学院的学报占了相当的比例，说明同学们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不够，对本学科、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前沿缺乏基本的了解，毕业论文的写作处于一种低水平模仿的层次。既然核心期刊论文的引用水平如此之低，外文文献少就在情理之中了，在所有参考文献中，外文文献只有16篇，这和外语教学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说明外语教与学的方向出了问题，而且说明专业外语的教学是存在问题的。 2.2参考文献的时间分布 分析参考文献的时间分布状况，可以看出同学们对最新资料的获取能力，所引用的资料的时效性，也可以间接地反映选题的现实性。2006级毕业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一般是在2010年三四月份，所以我们把2009年以后（含2009年）的文献看作是一年以内，2008年的文献为1－2年的文献，2007年以前（含2007年）的文献列入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根据我们的统计，在4528篇参考文献中，一年以内的文献1508篇，占33.3％；1－2年的文献744篇，占16.43％；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1868篇，占41.25％；没有标明时间的408篇，占9.01％。一年以内的文献只占三分之一，二年以内的文献不到一半，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是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主要来源，在三年及三年以上的文献中，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文献数量相当多，八十年代的文献也不鲜见。在一个经济急速变革的时代，在经济学研究成为显学的今天，同学们还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这一方面说明同学们对新的理论、新的观点知之甚少，不重视对最新文献的检索和利用，另一方面反映我们在毕业论文的选题方面是存在问题的，我们研究的问题落后于时代，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3.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措施 针对从上面的分析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 3.1从思想上重视参考文献的撰写 从调查来看，无论是学生还是指导老师，对参考文献都是不够重视的，觉得参考文献是可有可无的部分，甚至就是一个摆设。这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传统，另一方面是没有将参考文献作为毕业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毕业论文的质量联系起来，所以每一个毕业生和每一个指导老师都要充分认识到参考文献的重要性，从思想上重视参考文献的撰写。 3.2统一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标准 统一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标准不仅是追求形式上美观，而且有方便检索的作用，所以不应看成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参考文献的著录中，基本的著录项目要齐全，著录项目的顺序，标识符号要正确，教学管理部门和各指导老师应该对学生作出严格而具体的要求，这些问题只要我们重视，是比较容易解决的，而且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3.3重视毕业论文的选题 毕业论文的选题不仅要强调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要具有现实意义，密切联系实际，关注现实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题的来源可以是学生自己从毕业实习中发现问题，也可以由指导老师提供参考选题，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生自己拟定题目的指导老师要严格把关。 3.4加强文献检索课的教学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同学们获取和利用文献的能力，特别是对网络文献和外文文献获取和利用的能力相当差，进一步调查发现，很多同学都没有接受过文献检索方面的教育，有些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过这方面的课程。文献检索能力是大学生的一项基本技能，文献检索能力的欠缺直接影响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和科研水平，因此，加强文献检索课的教学，将专业文献检索课作为必修课或指定选修课非常必要。 统计毕业论文:浅析毕业设计中数据统计与分析的应用 摘 要：数据统计与分析在各个学科领域中运用十分广泛。本文以国际贸易专业学生为对象，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从选题、资料收集、数据整理、数学方法选择和应用、计算和分析以及到最后定稿等方面进行分析， 阐述了毕业设计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以加强毕业设计中数据统计与分析的应用。 关键词：毕业设计 数据 数学方法 SPSS 对于国际贸易专业的毕业设计，学生应在教师的指导下，围绕基本经济理论问题或者国内、国际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撰写论文，毕业论文应达到一定理论深度，使学生从中获得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同时，毕业论文还应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践具有现实意义［１］，对经济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反映真正的经济贸易现象，对政府制定经济贸易体制与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国际贸易专业培养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能运用计量、统计、会计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能从事实际业务、管理、调研和宣传策划工作的专门人才［１］。作为四年大学课程最后一个教学环节的毕业设计是至关重要的，毕业设计是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和基础知识的综合应用。本文主要针对国贸毕业设计中从选题、资料收集、数据整理、数学方法选择和应用、计算和分析，结合某地区经济贸易发展的现状，寻找规律以及预测趋势走向，为该地区的综合实力的提升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因此，做毕业设计时，学生应充分利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统计软件，结合一定的研究对象所做 的综合性分析，提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鉴于此，提出几点看法。 一、慎重选题 选题是毕业设计的重要环节之一，选题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毕业设计的成败［２］。有些学生认为选题困难，没有目标，关键是学生对某一经济现象的积累程度不同。一般指导教师会询问学生感兴趣的方面，由于学生对很多问题了解并不十分全面，因此平时上课教师就应对有可能做成论文的问题给学生提出来，激发和鼓励学生思考和查阅相关资料。四年下来，不但相关的知识容易掌握，也会积累一些论文素材。另外，积极主动地查阅相关资料，包括各种可获得的数据和相关已发表的论文资料等，都可以收集，有助于毕业论文选题的广度、宽度与深度。题目确定之后，就应当按照毕业设计大纲的内容和要求，结合题目的具体情况，制定出详细的设计计划。设计计划中应明确设计内容、设计进度和设计深度。 对于经济贸易类的论文一定要结合某一地区的实际情况去做，使经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根据确定的经济指标查找该地区的数据，运用确定的数学模型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二、资料的收集 选题确定以后，就要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资料，这包括数据的收集和文字部分的收集。对于数据的收集，一般有两个获取渠道：一个是实地调研获取一手资料。这种资料的获取可靠性较强，可以设计好需要调查的指标、项目或问卷，到实地去调研、测量、分发问卷等方式去获取。另一种是查阅相关的统计年鉴获得二手资料。比如要查阅某旅游景点某时刻的人流量情况，则需要到相关景点去清查。如果要获取GDP指标，则查阅相关该地区的统计年鉴即可。因此，不同的选题所采用的指标一定要考虑到可获取性，不论是一手资料还是二手资料。选择指标一定要仔细考量其所具有的针对性、代表性和可获得性。对于该地区其他方面的资料，一般查阅对该地区的概况、问题及对策的提出等相关的文章，了解对该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进展，及时了解该地区的最新资料，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或避免重复研究的可能性。 三、数据的整理 对于收集到的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要进行整理与选取，对于过于粗糙的数据要进一步加工与处理，实地调查的数据和测量结果要进行验证等等，剔除不符合实际的数据，根据收集数据的连续性和差异性进行甑别，选取能够连续反映该地区某一经济现象的数据，再进行指标的选取，如此反复，最终确定选择的指标和数据，使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连续性。比如，要考察某一地区综合实力，就要进行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指标的考量，要看该指标数据可获取性，考察一、二手资料能否获取，二者相互补充，为了后续的数学方法的运用，应注意选取具有时间连续性的数据，并对相关数据标准化，为下一步的数学计算做准备。 四、数学方法的选择与操作 数据整理完毕后，对标准化数据进行计算，选取合适的数学方法至关重要。数学方法的选取要为研究的目服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因子分析等数学方法为研究方法的选择提供了可能［２］。 （一）方差分析：主要是通过分析研究中不同变量的变异对总变异的贡献大小，确定控制变量对研究结果影响力的大小，分析不同水平的控制变量是否对结果产生了显著影响。 （二）相关分析：主要是衡量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的强弱并用适当的统计指标表示出来，比较直接和常用的一种是绘制散点图，相关系数是衡量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的一个量值，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 （三）回归分析：考察变量之间的数量变化规律，通过分析大量的样本数据，确定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式，对所确定的数学关系式的可信程度进行各种统计检验，区分对某一特定变量影响较为显著的变量和影响不显著的变量等。 （四）聚类分析：其实质是建立一种分类方法，它能够将一批样本数据按照它们在性质上的亲密程度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自动进行分类。 （五）因子分析：是用少数几个因子来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以较少几个因子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方法。 标准化的数据就可以选择适当的数学方法进行分析，SPSS是著名的统计分析软件，它适合用于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进行统计分析［2］。SPSS的多个常用的统计功能以及统计图的绘制，使学生既可以方便地掌握实际的操作过程，同时也能对统计功能的原理和方法有一定的了解。 五、结论分析与语言组织 论文的主体部分完成以后，要对文章加以填充与修改，对得出的结论要进行验证，看是否能够反映出当前该地区的现实情况，有些结论并不一定与现实相符，这需要我们进行寻找问题，是考虑问题不周全，还是数据收集有误差，最终导致结论与实际不相符。若出现误差，应重新收集数据，整理，计算。当得出的结论确实与现实相违背，那就需要考察数据的真实性，最好获取一手资料，进行验证，直到所得出的结论能够反映出真实的经济现象。另外应考虑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考察，实证分析与规范性分析相结合，比如，某年当地政府采取一些政策措施会影响到某些经济指标的变化，与得出的结论有向左的情况。采用此方法，更能说明问题。 论文的语言组织上，一定要严格遵守经济论文的书写规范，题目、摘要及关键词要能反映出文章的主旨。论文书写要突出重点，言简意赅，正确反映出写作意图和经济现象。 结论 毕业论文时间为十周，五个学分，安排在第八学期。同时在这十周过程中指导教师应每周与学生进行交流总结，相互讨论，指出问题，使学生了解整个写作过程。总之，只要处理好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基础知识和熟练运用计算机之间的关系，把数学方法合理地运用于毕业设计中，使学生的专业水平和计算机运用能力得到提高。加强学生理论与实践的能力，使学生毕业后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为社会服务，这也符合我们国家制定的高校建筑人才的培养目标。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３］提出：当今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握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为此，必须高瞻远瞩，及早筹划我国教育事业的大计，迎接21世纪的挑战。作为教师，应该认真对待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总结经验，相互交流，提高教学与科研的水平。 统计毕业论文:关于取消高校作为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的探讨 摘 要：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工作，我国现行实行的是以高校作为就业率统计主体的体制。文章就高校作为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的体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取消现行由高校作为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的必要性，构建政府统领、高校配合、第三方为主体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新体制等方面进行探讨，其目的是促使进一步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工作。 关键词：高校 就业率统计 主体 取消 目前我国现行的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工作，是教育部负责，由各高校自行统计毕业生就业率情况，上报所属教育主管部门，由教育部查核、汇总的统计体制，即高校作为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的体制。最近几年，教育部在调研的基础上，对统计方法和实施细则等方面进行了不断改进，使统计工作逐渐规范。但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高校由过去注重规模扩大发展到目前着重抓教学内涵发展，因而现行的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模式逐渐暴露出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社会反响较大。本文就现行由高校作为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的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分析，取消现行由高校作为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的体制的必要性，构建政府统领、高校配合、第三方为主体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新体制等方面进行探讨，使我国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工作更加规范科学。 一、现行高校作为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的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分析 最近几年，尽管教育部出台了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工作的进行改进的若干政策，但目前仍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及分析如下： 1.主体错位问题。就业统计主体错位，影响高校正常发展。作为高校有它神圣的职责，对于高校的职能，在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有明确阐述：“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为此，高校的职责是应该着重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优化结构办出特色、促进高校办出特色等方面投入全部的精力。但目前我国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工作，全部压在高校身上，本身属于教育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政府部门的工作，却布置由高校来完成，对于无法对社会就业岗位进行调控的高校，确实难度很大。为完成指标任务，高校占去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进行繁琐而复杂的毕业生就业推荐和统计工作，可以说是全校兴师动众。这种让高校成为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的主体，是统计主体的错位，不利于高校职能的充分发挥，甚至阻挠了高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葛剑雄说：“高校不是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责任主体，责任主体是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命令和市场办学规律相悖。”① 2.真实缺失问题。面对高校招生与就业率挂钩的政策，有的高校为了自身的发展，出现就业率统计失真现象。高校作为与毕业生就业率有直接厉害关系的一方，统计出来的就业率数据不可能客观。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表示，高校招生计划与毕业生就业状况要进行适度硬性挂钩，就业率连续3年不足30%的专业要减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这些政策的出台，出发点虽是为了督促高校根据社会需求培养出更多的能被市场接纳的优秀人才，但是，由于这种挂钩涉及各个高校的利益，甚至关乎学校的生死存亡。因此，它给学校带来的压力是空前的，由此产生就业率的造假问题，可能是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始料未及的。②有的高校为了提高学校的就业率，提高学校的政绩，为自身的发展而采取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其方法有三：一是“被逼迫就业”。学校催促学生找工作，交回“三方协议”才能换取学位证。如果学生不交协议也不领学位证，那么学校同样能把学生从“毕业生”总数中剔除，从而降低就业率的分母。二是“被假装就业”。有的学校把学生拉到一些餐饮店等企业参加短期打工，“实习”上几个星期，就一律计入“就业”。三是“被瞒着就业”。个别学校和某些企业“心照不宣”，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纳入就业人数中。③这些虚假的高就业率事件层出不穷，社会上人们对高校的就业率纷纷产生质疑，使高校的就业统计率失去了权威性，也给高校、社会、学生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分析出现高校报虚假高就业率原因，笔者认为，高校成为就业率统计主体，采取自己统计和自己考核就业率的办法，是造成这种虚假现象的根本原因。 3.口径不一问题。各高校就业统计，标准不尽相同，造成各机构数据统计五花八门，各不相同。目前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国家虽然有统一标准,但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是高校，为此造成各校各机构统计的口径差异较大。从两个方面反映，一是高校的统计标准不同。尽管教育部2004年宏观制定我国就业统计口径，但由于就业统计高校是主体，因此，各校又纷纷制定本校的统计标准，如北京师范大学签订“三方协议”才算就业；武汉大学用人单位出证明算就业；河北农业大学有劳动合同复印件就算就业；上海体育学院规定年后就业就不算在就业率里等等④。二是我国不同机构对同一年的高校就业率统计结果不相同。如2009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公布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为85%，民间教育研究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在其《就业蓝皮书》中公布的数据为86.6%。而我国许多高校尤其是民办高校自己统计的就业率大多在90%至98%，远高于前两家的统计数据⑤。 4.影响教学问题。各高校为提高就业率，纷纷在学生大学二年级就开展推荐就业工作，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目前，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纷纷规定，加大就业状况指标在高校教学评估中的权重，同时坚持年度招生计划与毕业生就业率适度硬挂钩，由于就业的重担压在高校身上，使得高校把就业工作当成重要任务来完成，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紧紧围绕提高就业率开展工作，使得大学教育传授知识、崇尚学术的使命感已经受到被就业率引发的“重术轻道”思潮的严重威胁。在专科大二、本科大三，学生就开始受各种就业活动干扰，影响了正常的学习，最后一年几乎成了就业年，而最后一年又往往是学习重要的专业课程，学生无心学习，上课出勤率极低，毕业论文粗制滥造，教学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专科三年学制的成了二年，本科四年学制成了三年。因此让高校承担为就业率的统计主体，显然是不合理、不科学的。 二、取消现行高校作为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的必要性 上述对高校作为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存在的问题及分析，笔者认为造成以上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高校是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唯一主体体制本身的缺陷。因此，建议取消由高校作为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的体制，建立新型的统计体制，改变上述存在的问题，使高校毕业统计就业率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取消此体制更加有利于高等教育、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适应社会发展所必须改革的。 1.有利于科学地反映高校毕业生就业状态的需要。取消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重塑统计的主体，达到事半功倍、准确掌握就业率状态的最佳效果。科学方法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遵循或运用的、符合科学一般原则的各种途径和手段。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工作，经历了若干改革发展到今天，还是出现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政府应该在总结过去统计的基础上，探索出切合实际的操作体制，使就业统计工作达到以下效果：一是权威的统计主体；二是科学的统计方法；三是真实的统计数据。只有这样才能切切实实地反映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态，改变目前就业统计数据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雾里看花的不良状况，使我国的大学生就业统计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2.有利于政府对高校专业设置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取消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使准确的毕业生就业统计数据为政府对高校发展在宏观调控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大学生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各级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大学生就业统计具有两个作用：一是对学校的作用，它可以为学校专业的设置和招生规模确定提供依据，也为考生填报学校的专业提供参考依据；二是对政府的作用，它可为政府在高校专业设置、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生就业等方面进行宏观调控和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依据。不管是对学校还是对政府，统计的数据必须是准确、真实的，否则，它将影响政府对教育的宏观控制和决策。没有真实的就业率，就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为此，改进现行的统计主体，采取更加科学的方法，对政府对高校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意义，才能让就业数据真正为教育发展服务。 3.有利于高校集中精力抓教学内涵发展的需要。取消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使高校回归教学，集中精力为国家的发展培养合格的大学生。高校不应该是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责任主体，责任主体应该是政府，把应由社会承担的就业重担压给高校有失公允，让高校承担这一责任，耗去大量精力与财力，这是不符合高校身份定位的。高校是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的教育机构，而不是解决大学生就业的职业机构。如果高校解脱就业统计为主体的话，那么，将会改变目前因就业统计而造成的就业统计失真、教学质量下滑的状况，让高校一心一意去履行教书育人的神圣的职责，真正从教育的发展规律，培养人才的战略出发，尽全力抓学校的内涵发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建设培养有用的高级人才。 三、构建政府统领、高校配合、第三方机构为主体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新体制 鉴于上述现行以高校作为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的体制存在的若干弊端，随着社会的发展取消该体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构建新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体制是当务之急。为使统计基础数据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经笔者不断探索，建议构建一个以政府统领、高校配合、第三方机构为主体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的新体制（以下简称：统计新体制）。其构建理由如下： 1.统计新体制实施的可能性。 （1）借鉴国外第三方机构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的成功经验。纵观发达国家的教育，均有较为完善的就业率统计方法和监督机制。美国高等教育的就业统计主体主要由政府专职部门、高校和第三方机构共同承担；英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调查统计工作由高等教育统计署和各高校共同完成；日本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主要由文部科学省负责⑥。以上国家在大学就业统计方面，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学生的就业统计高校不是唯一的统计主体，并取得较好的统计效果。我国可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改变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由高校单独统计的不科学现状。 （2）我国2006年以来已有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最近几年教育中介机构不断出现，有的社会影响和作用不断扩大，如最近非常活跃的麦可思公司，麦可思是专业的，唯一得到政府、学术界、商业机构和社会公众共同认可的。有良好公信力的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专精于就业能力测量与评估，为中国各高校提供基于数据库的就业能力评估报告和教育咨询服务，帮助高校实现以就业为导向、以结果评价为依据的数据化管理。麦可思公司拥有一支组织完整、分工全面、经验丰富的调查、统计和研究团队，形成了一整套的技术方法、技术措施和技术成果，具有深厚的技术沉淀和从业经验。诸如此类公司的涌现，为我国构建第三方机构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主体设想得以实现。 （3）这种第三方机构可以是政府机构，如统计部门的调查队、研究所等，也可以是商业机构，如人力资源中介机构、市场调查公司等。这些政府机构具有从事统计工作的专门人才，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的统计手段，由这些机构承担统计主体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2.统计新体制应有的作用。 （1）政府作用。就业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计民生的问题，它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部门应该高屋建瓯地进行统领，确定统计主体，制定统计标准，建立相关法律和保障机制，建立完善就业统计工作的评估体系，加强监督检查制度，对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大学生就业统计进行宏观指导，确保大学生就业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高校作用。高校要按照政府制定的有关就业率统计的标准，做好本校的毕业生就业基础数据采集及统计工作，做到统计数据完整、准确，但统计的就业率只能作为学校本身对专业设置、教学质量等方面的参考，不作为国家评价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主要依据。 （3）第三方机构作为统计主体的作用。第三方机构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进行统计，真正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的主体。政府委托具有公信力的社会中立的第三方机构对毕业生就业进行统计，现行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是由高校自行统计、上报教育管理部门，加上政府对毕业生就业率与高校招生进行挂钩考核，这样就业率高与低就与高校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联，因此以保证客观准确。学校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由利益参与者提供数据缺乏公信力，为此，改变统计主体非常重要，引入没有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机构⑦，作为毕业生就业统计主体，可以独立于利益纠葛之外，它只需向自己的委托单位负责，只需提供准确客观的统计数据，而不必为了满足上级的好大喜功进行造假，更让人放心与信服。当然第三方机构整个统计过程，要受到政府机构监督和审查。采用第三方机构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高校要做好本校的毕业生就业基础数据采集及统计工作，全力配合第三方机构对毕业生进行就业统计工作，提供完整准确的毕业生就业所有信息，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数据的准确可靠，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以及教学质量等各个方面客观、公正地评价、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3.统计新体制的分步实施。构想取消高校对毕业生就业的统计主体，构建由第三方机构进行毕业生就业统计的新体制，必须要形成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配套的实施细则和可操作的毕业生就业统计标准和方法，使统计模式得以全面实施，笔者建议采用以下步骤实现新体制的构想： （1）政府制定政策和标准。政府要在国内外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科学地制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的时间、统计的内容、统计的口径、统计的方法等统计方面完整体系，制定实施细则，全国统一标准，这样才能确保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2）分类分阶段逐步实施。由于统计新体制的实施，对统计体系影响较大，一定要缜密进行，可先在部分省、部分层次（本科或专科）进行试点，逐步完善统计制度和体系，不断总结，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推广。 （3）加强管理及监督。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采用统计新体制，政府要建立监督机制，强化统计过程的管理，对其实施的各种方法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确保统计方法科学，统计数据准确。 四、结束语 事物在变化，国家在发展，制定的政策也应随之而进行调整，这才符合科学发展观。取消现行的高校作为毕业生就业统计主体，构建新的统计新体制，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毕业生就业统计的不良状况，进一步完善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机制，使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数据具有准确性和权威性，才能真正为政府部门对教育事业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准确的数据信息，为我国教育事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基础服务工作，为相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统计毕业论文:基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问题的新思考 [摘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被人们所诟病,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本文详细分析了现有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存在的问题,并从不同视角提出了解决方法的新观点。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 就业率统计 宣传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进入到大众化阶段,这也直接导致了高校毕业生逐年上升,毕业生就业成为整个社会丞待解决巨大问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被社会各方看重,成为社会、高等教育消费群体及教育主管部门评判一所高校办学质量和市场认可程度的标尺。那么就业率统计数据如何最大发挥其导向性,我们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探析现有就业率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改进对策。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 我们采用主、客观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对于就业率统计数据的客观方面是指能够准确、完整的反映实际情况,使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掌握就业的真实情况,及时修正现有的制度,制定积极有效的措施,从宏观上调整就业市场供求关系,合理安排教育资源。对于主观方面是指社会及教育消费群体对统计数据的认可程度,只有得到其所面向的对象的承认才称得上是准确的。 1.客观上存在的问题 (1)统计内容的模糊 包括统计的对象,细化对学生导向政府的宏观调控 首先是现有的就业与未就业的划分不明确。根据现有的统计方法,升学、出国都被统计为已就业,而这是不符合就业的科学定义的,从而导致实际就业的比例和社会承认的情况出现差距。其次统计数据的内容没有细化,在各专业的就业率、就业的质量没有详细划分,使其对教育消费者没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缺乏对政府政策调控的参考意义。 (2)实现方式的错位 在就业率统计的实现方式上,学校既是被调查者,又是调查的实施者。因为学校的就业率与学校领导的工作业绩、学校的名誉、招生计划、科研经费申请、职称评定等相挂钩,而学校又身兼“运动员”、“裁判员”的身份,不可能脱离学校的实际利益去专注于追求就业率的真实性、可靠性。 (3)统计时间的提前 各地方现行的就业数据上报时间是毕业生离校的6月末及当年的12月末。而就业对于学生来说极其重要又复杂的事情,需要相对长的一个理性抉择的过程,经过我们调查发现毕业生就业有一定的延后性,由于对工作性质、自我认识及适应社会等方面,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做出正确的择业方向和具备完全的就业素质,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选择主动待业以提高自己能力,或者选择最理想的就业岗位。如果根据现有的统计时间,将很难反映实际就业情况。 (4)监督机制的缺乏 现在高校在就业率数据上造假是普遍现象,尤其是名气比较小的学校更甚之,以致社会上出现了名牌大学就业率普遍低于一般大学的怪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造假没有及时得到惩治,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2.主观上的问题 (1)公布主体的质疑 现有的就业率公布主体是高校的主管部门,也是利益相关方,社会及教育消费群体很容易对数据产生怀疑。 (2)社会认知的忽视 一个数据是否准确,不仅需要数据本身尽可能反映实际情况,也需要由他所面向的群体去评判,准确的数据如果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也是毫无指导意义的,我们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电话访问,学生座谈等方式进行了调查,得知在大多数高校基本上都没有对就业率的统计方法、就业标准向学生及家长讲解和说明,学生和家长基本上对此知之甚少,因而对就业率数据的来源可靠性大多表示怀疑。 二、解决对策和方法 1.进一步规范毕业生就业统计方法 首先,明确就业与未就业概念。就业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求职愿望的人从事某种社会活动,取得相应报酬的行为。出国留学、升学及自己自愿放弃就业等情况应该不属于就业的范畴,不应统计在就业率里,应单独予以列出,这样既可以使就业率统计结果更准确,又可以更容易被关注群体接受。同时细化高校各专业的就业率,及就业的行业比例,这样可以发挥就业市场的调节机制,高中毕业生在报考专业时可以根据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报考专业,使高校毕业生更顺应市场要求,避免出现专业就业人数不平衡。而且对高校及教育相关部门作出相关政策调整。 其次,改变高校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现状。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就业率统计方面由社会民间组织承担,政府根据他们得出的数据制定相关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我们国家有自己的国情,民间组织还不够完善,不能马上取消学校统计数据实施者的角色,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由政府政策导向、资金扶持等方式培养社会组织客观、科学统计就业率。弱化学校因自身利益而影响就业统计。 还有研究科学上报时间,根据现行的规定,各高校在学生毕业前7月份左右第一次上报就业率(也叫初次就业率),在年末12月份上报第二次就业率,一般比较重视初次就业率。随着毕业生数量一年比一年多,就业变得不是很容易,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生对工作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这就导致很多学生需要一定时间找到工作,有一部分学生在初次统计时不能及时找到工作,这样就导致有些学生被学校逼迫就业或者导致初次就业率不准确。 再有就是加强监督机制。不断完善规章制度,预防高校就业统计作弊途径。 2.加强就业统计方法宣传 由于很多教育的消费者对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不是很了解,因此产生误解,对此各高校应该加强对学生及学生家长宣传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方法,使他们知道统计数据的得出过程,这样就会了解。例如:有100名毕业生,有60名同学签了正规就业协议,有10人升学,5人出国,10人灵活就业,为什么就业率就是85%,而不是60%的原因。 三、总结 总之,对于中国高校的毕业生统计方法虽然不能完全照抄外国模式,但也确实存在一些待改进的问题,期望通过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完善现有的方法,最终找到最完善的对策。 统计毕业论文:俄罗斯“全球教育”总统计划资助本科毕业生入读世界一流大学 2014 年初，普京宣布启动俄罗斯“全球教育”总统计划，并签署《关于加强发展俄罗斯人才潜能的若干举措》文件。 根据该计划，俄罗斯将选拔3000 名本科毕业生公费到部分世界一流大学进行学习深造，每人每年将获得150 万卢布的资助。如果攻读研究生，资助时间还会延长，政府将继续为其提供相关的费用。主要附加条件为：毕业后必须回俄罗斯工作3 年，甚至不允许在欧洲或美国的俄罗斯公司就职，即用人单位必须在俄罗斯国内。该奖学金的竞争申请是开放式的。有关条件正在研究制定中。 “如果想参加该学习计划，可以到专门的网站申请。申请人需具备两个条件：必须是俄罗斯籍公民，必须拥有本科毕业文凭。此外该项目无任何年龄限制”，俄罗斯教科部亚历山大・克里莫夫副部长解释说，“住宿费、教材费也将被列入预算”。 目前还没有拟定符合公费资助条件的大学名单，但克里莫夫表示很快会出台这份高校名单，届时将会有215 所世界一流大学（依据《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榜）可供选择，这些高校的学历证书将会自动获得俄罗斯认可。 “大学的名单可能还会增加。医学院校和培养高等经济人才的院校都可列入其中”，克里莫夫说，“现在，被选择的那些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正在就招收的毕业生培养标准问题进行讨论。我们既需要航空、核工业、造船等领域的技能型人才，也需要优秀的社会管理人才”。 该战略计划的筹建人之一，安德烈・尼基京认为，参与该计划的绝大多数毕业生，在毕业后都要返回原单位工作。因此，很显然，必须为这些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所培养的毕业生提供“数十至数百”的职位配额。 该教育计划的负责人德米特里・别斯科夫表示，制定该计划主要面临三大难题：如何吸引该计划的参加者毕业后回国工作？如何保障被公费派去参加学习的是普通老百姓而非官员子女？在毕业后如何发挥他们的潜能以获取更大的效益？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教育处黄克显供稿） 统计毕业论文:指导统计专业学生毕业设计的儿点看法 【摘 要】本文提出了指导统计专业学生进行毕业设计的几点看法，即根据学生能力选题和安排内容，认真指导，经常讨论。 【关键词】选题；毕业；设计；指导 0 引言 毕业设计是大学本科教育中最后一个非常关键的教学环节，是其他各个教学环节的继续、补充和深化，是对学生在四年本科教育中所学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的检验，也是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或继续深造前的一次实战训练。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独立地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一教学环节的作用，多年来一直是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下面结合近年来笔者指导统计专业本科毕业生进行毕业设计的实践经验谈谈一些做法和体会。 1 因材选题 由于兴趣、智力和努力程度的差异，每个学生在大学本科四年间所学到的知识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因此，在指导毕业设计时，应先了解自己所带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兴趣，根据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选择不同难度的题目。对基础扎实、求知欲望强烈和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学生，可以适当提高要求，选择具有一定难度且理论性较强的题目，引导他们充分发挥潜能，解决一些具有理论性和实用性的问题，进一步培养其逻辑推理、理论分析和创新的能力。而对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不够，能力较差的学生，则选择偏重理解和巩固专业基础知识的题目，结合R、EXCEL和SAS等软件，理解和掌握统计学中基本方法的应用。总的来说，毕业设计的题目要做到大小适中，难易恰当，因材选题。 2 合理安排内容 大学本科毕业设计安排在大四下学期，虽然时间跨度为整个本科教育的八分之一，但不能期望学生将整个学期的时间全用在毕业设计上。对准备继续深造的学生，其基础相对较好，可以适当加深和拓展题目的内容，理论和应用兼顾，为其将来进一步学习打好基础。而对那些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岗位的学生，则适当减少难度和内容，选题偏重实际应用，以保证学生能够顺利完成毕业设计并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的应用方法。 3 认真指导 毕业设计期间，指导教师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的经验是应全面了解不同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能够用于毕业设计的时间，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阅读和收集材料，然后提炼和筛选出题目，启发和引导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规划毕业论文的框架结构和具体内容。在整个毕业设计期间，密切关注学生的工作情况，当学生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召集学生开讨论班，与学生一起讨论研究，循序渐进地启发学生思路，促使其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具体的问题。 在指导过程中，要满腔热情，循循诱导，对成绩要肯定，对不足之处要指出存在的问题，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潜能。切忌采用批评指正的生硬方法，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和主观能动性。对思维敏捷、富有想象力和创新性的学生，鼓励和引导其向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而对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不够的学生，要重点帮助，指导其复习相关知识，结合一些经典的应用案例，引导其学会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统计毕业论文: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与分析 摘 要：本文通过对A市几所高等院校就业基地及近几年大学毕业生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后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是制约毕业生顺利就业的关键所在，因此各相关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关键词：大学毕业生 就业 统计分析 1 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就业问题都是社会焦点问题之一，它不但关乎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还对社会稳定发展有着直接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涉及到多个方面，不但同社会传统观念、户籍管理制度以及人事管理制度等有着紧密联系，还与社会需求息息相关。如果就业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不仅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还会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基于此，我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妥善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来抓，同时将就业效应作为对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进行职能考核的重要指标。 2 当前大学生就业能力现状统计调查 本次调查活动主要通过电话询问、面谈、问卷调查及电子邮件四种形式面向A市几所高等院校的就业基地及近年来的毕业生展开，总计发放500份调查问卷，收回438份问卷，其中422份为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及有效率分别为87.6%和84.4%。下图为各企业对大学毕业生在各个方面的评价。（见图1） 由图1可知，各企业对高校毕业生所具备的道德品质和爱岗敬业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而对他们所具备的创新、实践和职业三方面能力的评价相对较低。大多数企业对高校毕业生的期望是爱岗敬业、脚踏实地、重视对自身工作经验和能力的积累，不好高骛远。 3 毕业生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本次调查结果分析总结可知，无论是高校毕业生就业企业，还是高校毕业生自身，都认为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能力方面，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3.1 实践能力不足 大学生实践能力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分别为动手能力、分析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实际操作能力。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就业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也进一步增强，大多数企业都希望新招聘的大学毕业生具有较高的实践能力，能够在最短时间内熟悉并胜任工作。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实践能力不足是当下大学毕业生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也是大学毕业生无法顺利就业的主要原因之一。受我国应试教育模式影响，各高等院校长期以来对学生的理论教育高度重视，而忽视了对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因而导致很多大学毕业生虽然具有较高的理论能力，但实践能力却差强人意。 3.2 职业能力不高 所谓职业能力指的是大学生步入工作岗位必须具备的最基本能力，其中涉及包括学习能力、外语及计算机应用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以及思想道德素质等在内的多个方面。目前用人单位在招聘大学生时主要考察其是否具备爱岗敬业精神、是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是否具备最基本的工作能力等。而一些大学毕业生由于在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在加上对工作岗位缺乏足够的热情，导致他们的职业能力相对较低，所以很难获得就业岗位。 4 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对策 （1）政府应进一步强化职能管理，针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为大学毕业生顺利就业服务。第一，构建起开放、有序、完善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及就业环境；第二，对现有户籍人事制度进行优化改革，尽快解决地区、行业限制问题；第三，政府主管部门应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充分发挥其指导、监督及调控等职能，为大学毕业生入职培训和职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第四，构建起科学完善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 （2）各高校应立足于社会发展需要，对教学理念和模式进行优化改革。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类型正向着多样化趋势发展，基于此，高等院校应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力度，进一步提高大学毕业生基本就业素质和能力。第一，深化课程改革，大学教学不仅仅要重视基础理论和知识的培养，还应对学生所学学科的前沿知识进行重点关注，让学生对所学学科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有着充分了解；第二，在教育教学期间，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学生自我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第三，紧跟时展步伐，将社会发展需求同大学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为社会培养既具有较高专业理论知识，又具备较高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组织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社会交往、协调及组织等就业能力。 5 结论 总而言之，目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高校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以及就业质量的高低会对学校声誉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对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基于此，想尽一切办法提升大学生就业素质和能力，为大学毕业生顺利就业提供强力支持是各高校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中之重，是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有力保障。 统计毕业论文: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角度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世界各主要国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失业人数激增。我国经济在美国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也出现了失业率上升等问题。本文从2008年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的角度出发，尝试探讨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形势带来的影响，对提高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就业率统计；美国次贷危机；大学生就业；影响 2008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很快便发展成为席卷全球的世界经济危机。受其影响，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出现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等问题。针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各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稳定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阶段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就业形势尤为严峻。经济危机爆发后，大学生就业压力愈发突显。 大学生就业既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也是关系长远发展的经济问题和事关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 自1999 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到 2009 年，我国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已达到611 万。大学毕业生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较大，已经成为就业大军中的“特殊群体”。截至2009 年 6月，全国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仅为45%。而且，大学生初次就业的工资在下降，以往的一些热门专业的就业率也在下降。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2009年1 月 19 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2009年3 月 17 日，教育部下发《国家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公告》等。2009 年 6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我国已基本形成由15个配套文件组成的一整套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体系。种种迹象表明，给予大学生就业的特别关注和相关帮扶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但也存在着政策之间缺乏协调性、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1、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 当然，在高校中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 不同于社会上以解决生存问题为直接目的而开展的就业培训。为此，迫切需要首先设计大学生创业素质评价体系，对当前大学生的创业素质现状进行了解和评价，再据此进行针对性的创业教育，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创业素质和就业能力。此外，还要采取灵活的措施，在社会上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如通过社区宣传栏等引导公众对大学生就业形势、 自主创业形成理性共识；利用高校的宣传平台，通过校报、校园广播等形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通过网络、 报纸等媒介向大学生宣传国家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与措施等。 2、加强大学生就业指导体系建设。 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高校就业指导是提高大学毕业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西方国家将就业培训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且配有高素质的专职辅导人员，以及多样化的就业指导内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体系研究的新进展主要包括： 就业指导理念系统从以就业为本向以人的发展为本转变， 就业指导理论系统由单个理论指导向整合理论指导转变，就业指导主体系统由高校为主向政府、用人单位、中介组织、高校协作转变，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内容系统由单一内容的被动服务向多内容的主动服务转变， 就业指导模式系统由择业指导向个人发展辅导转变。加强大学生就业指导体系建设，提升大学生就业所需的个性品质和技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 3、充分整合大学生就业信息资源，提高供求匹配程度。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21 世纪，政府应充分利用信息科学技术，在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的同时，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由于劳动力市场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特征，求职者往往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搜寻各种招聘信息，极大地增加了搜寻成本。为此，迫切需要注重发挥信息共享的优势。政府进行就业信息，有助于克服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政府整合大学生就业信息资源， 使大学生掌握充分的就业信息，据此让他们接受就业指导，有助于促进供求匹配。在网络日益普及的条件下，网上就业信息将逐渐成为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渠道。 充分整合大学生就业的信息资源平台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由信息高度集中的中央相关部门负责建立。各省、市依次建立统一的大学生就业信息资源平台。大学生就业的信息应该包括各个行业的职位需求统计、按行业分类的公司招聘信息，以及专家对未来几年的职业预测等。 同时，也应包括大学毕业生录入个人基本信息的空间，大学生有权修改自己的基本信息，或调整自己的求职意向。 此外，网站上还可以准备心理测试、职业能力测试等，以便大学毕业生更加全面地了解自身情况。 4、建立健全大学生就业法律法规体系 ，形成公平的就业环境。 从世界范围看， 许多国家都将大学毕业生视为一般劳动者， 并通过法律法规来保护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所有劳动者的就业权利。 我国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大学生就业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还存在着就业不公的问题，如户籍歧视、性别歧视、经验歧视等。我国实施的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应改变以往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使大学生就业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相关的法律法规应保障大学毕业生的公平就业权利。 目前，我国人事分配制度滞后，户籍制度与各种编制是限制大学生就业的瓶颈。为此，应该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对非特殊岗位不能有性别歧视的规定。同时，明确规定企业解雇员工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企业在和大学生签订正式合同之前，往往有一个月到半年的低工资实习期。在实习期内，大学毕业生必须要以出色的能力完成相关任务，企业才会与之签订正式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企业和大学生之间权利分配不平衡的现象，企业完全可以在实习期满时，以各种理由拒绝大学生。法律法规应该关注类似问题，提供合适的方法以避免企业的欺骗行为，更好地保证大学毕业生的权利。 统计毕业论文: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 摘要：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数据，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事关社会稳定和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中，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存在，造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的误差，其后果不可低估。文章提出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其成因，并运用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科学原理，重点阐述了解决问题的措施。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是党和政府实施决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重要依据，是评估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事关社会稳定和千万学生及家庭的切身利益。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更是一个态度问题，其准确与否，关键在高校。因此，一丝不苟地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工作，提供最翔实的原始统计数据，不仅是国家的要求，更是各基层高校的责任。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存在误差的原因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的不准确性客观存在，“水份”含量过高众所周知。这种由少数高校所造成的误差，对全局的影响不可低估，其后果引人深思。宏观上，不利于政府正确决策和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微观上，不利于人才培养和专业调整、思路创新。究其原因，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某些专业的课程体系多年不变，知识老化，不能与市场需求接轨，毕业生难以实现零距离上岗，就业艰难。但就业率作为高校办学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的一部分，权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就业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高校的生存和发展。因此，部分高校为了追求品牌效应，抢夺生源，以达到单位利益最大化，常冒险在就业率统计中违规“注水”。 二是学校推荐与自主择业相结合的模式，为毕业生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给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带来了困难。各校年毕业生逾千人，学生离校后遍布全国各地，由于电话更改、家庭搬迁及违约、跳槽、出国、升学等诸因素的影响，相当部分毕业生与学校失去联系，一些毕业生为顾及颜面，甚至不愿将具体工作单位告知同学、家庭。因此，仅靠毕业生主动报告就业状况缺乏可行性，学校要逐一准确统计毕业生就业率亦实属不易。 三是现有就业程序的效力正在逐步失去其普遍性。到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毕业生，需要凭接收函或协议书办理报到证及户口、档案迁移手续，高校能据此准确掌握毕业生去向。但大量接收专科毕业生就业的民营、外资等企业则无需这些手续，尽管学校能通过来校招聘企业核实报到人数，但对在外联系接收单位的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必然成为盲点。 四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需要严肃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技术条件作支撑。但目前制度上的不完善、管理上的缺失、人员的不专业等，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难以避免漏统误报等情况的发生。 二、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准确性的措施 梳理部分高校的统计过程，归纳从业者的经验体会，笔者认为，要使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数据真实可信，离不开以下多项措施的并举。 1.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相关政策的出台，能使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有章可循，有据可依；高额违规成本的设定及定期选派精干力量分赴各高校面对面地核查，可有效防止“注水”行为的发生；持证上岗的规定及对从业人员的专项培训，尤其是对《统计法》的系统学习，有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专业化队伍的建设。 2.高校党委、行政的重视。人财物的投入，专项经费的预算，职能部门与系部联动机制的确立，相互配合、齐抓共管格局的形成，辅导员、班主任作为第一责任人及目标任务的细化等，能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提供充分保障，其中将目标任务细化给辅导员、班主任尤为关键。辅导员、班主任作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长年关注着学生的学习、工作、生活，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学生不仅乐于向辅导员、班主任倾诉自己的苦与乐，毕业后也基本能主动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 3.就业指导课内容的拓展。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从表面看是一些简单的数据搜集、计算过程，实质上它需要长期的就业指导做铺垫。通过就业指导教育并拓展到就业率的统计中，需要高超的智慧和人性化的管理手段。作为就业指导教师在授课中，不仅要对学生的职业定位、心理调适、求职技巧、就业程序、权益维护、创新创业等进行指导，还需要回答学生为什么要向学校报告就业情况及如何报告就业情况等问题。作为管理手段，其主线是学生所关心的档案流向，多数暂未就业的毕业生，不希望离校时即将档案转至生源地或自带。因此，学校在一如既往地帮助学生就业的同时，主动满足毕业生的愿望，妥善为学生免费代管档案半年或更长时间，这对初次就业率或年度就业率的统计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4.现代网络技术的支撑。调查显示，100%的高校毕业生能熟练运用现代网络技术，上网成了学生学习、工作、生活的一部分。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中，现代网络技术所提供的交互平台，能为我们的工作带来无与伦比的快捷性、高效性、经济性，即使一些与学校、同学或家庭暂时失去联系的毕业生，我们也可在互联网上找到。这种技术支撑表现在：校园网站及相关数据库的建立，学校可面向所有毕业生通知、公告，学生可在任何时间、地点登录，方便填报自己的就业信息；班级QQ群的加入及专业邮箱的公布，既可实现多人的集体互动，又可实现点与点的个别交流。 5.专职工作人员的敬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工作，本质上属于思想政治工作范畴，亦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延伸。这是因为，从过程上审视是从业者的辛勤施教和情感沟通，从结果上观察是学生的理解和积极配合。做好这一特定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创造性地工作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因此，在选派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专职人员的同时，热忱为其排忧解难，积极营造宽松的工作环境，提供必要的办公设备、经费支持，并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等方面予以考虑，这不仅是工作所必需，更是对从业者的工作肯定。 综述所列五项措施，理论上符合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原理，反映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工作的自身规律；实践上是成功高校的经验总结，具有良好的指导性、示范性。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时效性强，复杂且难度大，仅运用上述五项措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为了寻求更科学、更高效的途径和方法，值得我们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工作作为一项课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统计毕业论文: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 【摘要】本文运用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分别对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几个主要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性别、学历、政治面貌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学习成绩和专业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 就业 统计分析 一、研究背景 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已达699万人，比2012年再增19万。从2006年以来，我国国内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每年平均下滑了0.5个百分点。为了提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们分别从性别、学历、专业、政治面貌、学习成绩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其对就业的影响，以期能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提供一些建议，同时也奢望能为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一些实证分析。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两处，一是国家和省、市公开在公文、期刊、网络上公开发表的统计数字；还有就是通过抽样调查获得。 我们以河北金融学院2013界毕业生为调查对象，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展开专项调研活动。调研范围覆盖了近30个专业的3000余名应届毕业生，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6份，有效问卷率达93%。 三、毕业率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 （一）性别对就业率的影响 表3-1 样本的性别特征 采取总体比例假设检验的方法检验性别因素是否会对毕业生就业率造成影响。根据上表计算那女生签约率分别为P1=52.08%，P2=33.33%。 为了检验ρ1和ρ2是否相等，建立原假设H0：ρ1=ρ2=ρ，备择假设H1：ρ1≠ρ2。在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有P=（a1+a2）/（n1+n2）=（n1P1+n2P2）/（n1+n2）是ρ的无偏估计量，P=38.17%。有条件n1和n2都充分大，下面的检验统计量近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即： z= 经计算： z=2.033 查表可知，在置信水平0.05的水平下确定临界值Z0.025=1.96，拒绝域（-∞，-1.96]∪[1.96，+∞），由于|Z| Z0.025，检验统计量的样本观测值落入拒绝域，所以拒绝原假设H0，接受备择假H1，即设样本数据有充分证据说明毕业生的就业率受到性别因素影响。 （二）学历对就业率的影响 表3-2 样本的学历特征 根据上表计算出专科和本科就业率分别为：P1=31.25%，P2=48.65%。 为了检验ρ1和ρ2是否相等，建立原假设H0：ρ1=ρ2=ρ，备择假设H1：ρ1≠ρ2。在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有P=（a1+a2）/（n1+n2）=（n1P1+n2P2）/（n1+n2）是ρ的无偏估计量，P=38.17%。有条件n1和n2都充分大，下面的检验统计量近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即： 经计算：z=2.3909 查表可知，在置信水平0.05的水平下确定临界值Z0.025=1.96，拒绝域（-∞，-1.96]∪[1.96，+∞），由于|Z| Z0.025，检验统计量的样本观测值落入拒绝域。 所以拒绝原假设H0，接受备择假H1，即设样本数据有充分证据说明毕业生的就业率受到学历因素影响。 （三）学习成绩对就业率的影响 表3-3 样本的学习成绩特征 采取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河北金融学院13级毕业生就业情况各维度的学习成绩差异。为了检验学习成绩是否对毕业生就业有影响，即不同组别的就业情况是否相等，建立原假设H0：ρ1=ρ2=ρ3=ρ4，备择假设H1：ρ1、ρ2、ρ3、ρ4不全相等。分析结果如下： 表3-4 SPSS生成的有关学习成绩因素的方差分析表 由于显著值0.169大于0.05，所以在置信水平0.95下没有充足的证据否定原假设，即学习成绩对毕业生就业情况不会产生显著性影响。 （四）政治面貌对就业率的影响 表3-5 样本的政治面貌特征 通过上表计算出党员和非党员的就业率分别为：P1=48.57%，P2=31.90%。 为了检验ρ1和ρ2是否相等，建立原假设H0：ρ1=ρ2=ρ，备择假设H1：ρ1≠ρ2。在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有P=（a1+a2）/（n1+n2）=（n1P1+n2P2）/（n1+n2）是ρ的无偏估计量，P=38.17%。有条件n1和n2都充分大，下面的检验统计量近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即： 经计算：z=2.2672 查表可知，在置信水平0.05的水平下确定临界值Z0.025=1.96，拒绝域（-∞，-1.96]∪[1.96，+∞），由于|Z| Z0.025，检验统计量的样本观测值落入拒绝域。 所以拒绝原假设H0，接受备择假H1，即设样本数据有充分证据说明就业率会受到政治面貌的影响。 （五）专业对就业率的影响 表3-6 样本的学生干部经历特征 采取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河北金融学院13级毕业生就业情况各维度的专业差异。为了检验专业是否对毕业生就业有影响，即不同专业类别的就业情况是否相等，建立原假设H0：ρ1=ρ2=ρ3=ρ4=ρ5=ρ6=ρ7=ρ8，备择假设H1：ρ1、ρ2、ρ3、ρ4、ρ5、ρ6、ρ7、ρ8、不全相等。分析结果如下： 表3-7 SPSS生成的有专业貌因素的方差分析表 由于显著值0.376大于0.05，所以在置信水平0.95下没有充足的证据否定原假设，即专业因素对毕业生就业情况不会产生显著性影响。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性别、学历、政治面貌对学生的就业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学习成绩、专业对就业率没有显著的影响。由此看来，用人单位在签约时比较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所以，高等学校在今后的人才培养中，除了性别这个不可控因素，要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不能一味地追求学习成绩。 统计毕业论文:3252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视力普查统计分析 本文通过高考体检对参加高考人员视力及屈光情况作以统计分析,给近视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北戴河地区的北戴河高中、英桥学校、华夏奇石学校及部分社会考生，2004年～2007年参加高考人员3252人，其中男1930人（59.35%），女1322人（40.65%），平均年龄18.2岁。 1.2 方法。采用对数视力表。裸眼视力低于5.0，矫正到5.0，散光者将柱镜度数换算成等效球镜值加入记录。不能矫正则进行客观眼部检测。将视力检查后分为4组：1组4.0～4.4，2组4.5～4.7，3组4.8～4.9，4组5.0以上。近视程度分为：-0.25～-3.00D为轻度， -3.25～-6.00D为中度，-6.00D以上为重度。按普通高中、私立学校和艺术类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视力。2004年891名学生中双眼裸眼视力≥5.0者226人（25.36%），任何一眼 2.2 学校类型与学生近视发生率。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检出近视率依次为72.50%、77.01%、80.87%、81.73 %。其中普通中学为80.00%、81.68%、82.52%、80.57%；私立学校为72.11%、77.29%、81.05%、70.69%；艺术类为71.27%、72.05%、68.70%、69.31%。普通中学、私立学校和艺术类近视发生率差异有显著性。 2.3 近视程度。视力下降程度的统计根据高考体检、限制专业种类而划分。其近视大多均能矫正，为良性近视（表2）。 2.4 性别与近视发病率。2004年362名女生中，近视295人（81.49%），529名男生中，近视409人（77.32%）；2005年500名女生中，近视388人（77.60%），731名男生中，近视565人（77.29%）；2006年215名女生中，近视180人（83.72%），313名男生中，近视235人（75.08%）；2007年245名女生中,近视 202（82.45%）, 357名男生中,近视 279人( 78.15 %)。经统计学处理P 3 讨论 本文6504眼中视力减退者5116眼（78.66%）。其中近视4986眼（97.46%），远视96眼（1.88%），其他眼疾34眼（0.66%）。显然近视是视力减退的主要原因。据流行病学调查，我国学生近视患病率已居世界第二位，在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特定人群近视发病率高达70%[1]，本组4年近视分别为72.50%、77.01%80.87%和81.37%高于前述报道；远视率分别为1.78%、1.54%、1.33%和1.33%，近视与远视比率明显高于文献报道[2]。从性别上近视发病率女性为80.56%,男性为77.10%,女性高于男性3.46%，18岁以下人群中，近视眼表现的性别差异可能与女性发育较早有关，此外女性近视高发也许与户外活动少，近距离用眼更多有关。近视眼的发生不仅取决于遗传基因，更取决于环境。学校性近视主要是因为近视时间过长所致。 根据招生体检规定，一些专业对视力有特殊要求，个别考生为“过关”采取死记硬背的方法，事实上这些蒙混过关的考生，并不能适应专业的要求，为了让考生更加科学合理的选报专业，一定要实事求是。这次调查学生的近视率达78.66%，这一结果意味着许多学生在报考高等院校时，将受到专业的限制，如飞行、航海技术、消防工作、刑事科学技术、侦察等。 学生学习负担重，缺少体育锻炼，不注意用眼卫生等都是导致视力下降的原因，视力下降并不是高三学生才有的特征。希望学生们能够从小就注意眼睛的保护，尽量不要长时间看电视和电脑，以及阅读书籍，如果学习紧张，必须长时间读书时，也应该注意在眼睛感到疲劳时采取护眼措施，如做眼保健操，双眼望远等。

微信营销论文:旅游企业微信营销策略探讨 一、前言 微信营销是一种新的营销方式，它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发展迅速，已经有上万家企业都建立了微信营销公众号，用微信这个平台对自己旗下的产品进行营销。而旅游也因为为了发展客源，提升自己企业的品牌力，也建立微信营销号，但是用微信进行营销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而且微信营销需要专业的营销团队来进行营销管理工作，如果没有专业的团队，那么微信营销的效果也不会理想，所以如何正确的利用微信进行营销就成了一个问题。 二、微信营销 微信是腾讯公司旗下的一款能够进行即时通讯服务的APP，微信现在在全球已经有六亿的用户在使用，其中海外用户超过一亿，国内用户超过四亿，而且使用者年龄跨度比较大，只要使用智能手机下载了微信的客户端，就能进行语音聊天、短信聊天，朋友圈还可以发送文字、图片和视频，还可以建立讨论组进行群聊，而微信营销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微信营销是网络普及化时代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网络营销模式。而且微信是不受地域距离的限制，因此只要是注册了微信的用户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微信，商家只要注册一个微信公众号，进行商品信息的推送和，再结合微信会员卡展示商家微官网微支付、微活动，形成一种主流的线上线下微信互动营销方式。 三、微信营销对旅游企业的作用 （一）有利于优化旅游企业的形象 很多的旅游企业之前都是通过广告或者网站进行营销的，但是这种方式不够灵活，信息更新速度慢，不利于企业整体形象的建立。但是微信与这些营销模式不一样，微信的灵活性大，信息更新速度快，运营成本也不高，还可以通过个性化设置为自己的公司量身定做一个微信的主页，并且根据自己公司的特色和公司主要的客户全体进行标签设置。在进行自己公司的介绍和产品的介绍时，可以用一些有趣的语言文字来凸显自身的优势。进行微信营销之后，公司的宣传也由以往的单方面营销转变为多方面的沟通型营销，改变了公司内部以往的工作机制，微信营销有助于旅游企业提高自身对客户需求信息的反馈能力，这样旅游企业就能将微信打造成一个集在线客服、信息提供、互动营销、形象展示以及关系维护等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营销平台，从而优化旅游企业的整体形象。 （二）有利于加强企业与客户的互动 旅游企业要想用微信营销取得好的营销效果，那就必须要和客户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与客户经常进行互动，这样才能达到长期发展客源的目标。旅游企业在微信上对自己的一些业务进行推广，客户在体验过这些业务后会对直观的对自己体验的效果进行反馈，而长期与客户保持紧密的联系，可以使客户有更加深的体验，客户体验的感受好，就会在他们自己的朋友圈进行推荐，旅游企业面对营销范围就会进一步的扩大。因此，旅游企业使用微信进行营销，能够提高营销的实际效果，促进企业能够更好的发展。 四、旅游企业微信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一）信息单向沟通 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旅游企业单方面的发送信息，客户也只是单方面的接受信息。尽管微信公众账号可以设置自定义回复，但是这种自定义回复很多时候都会回复一些与提问无关的事，客户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挺有趣的，但是次数多了之后，客户就会觉得很烦躁，该答的问题不答，尽回些没有的东西，而使用人工客服对客户的问题进行回复，就会使旅游企业投入的成本增加，而且这些年我国的旅游业投诉率都比较高，如果旅游企业的客服做得不到位，客户就会进行负面评价，这种负面评价累积多了，反而会拖累旅游企业的声誉，导致旅游企业不能更好的发展。 （二）旅游企业难以真的获得回报 在微信这种单向关注的服务平台上，旅游企业可以给客户一些优惠，客户在消费后，觉得你的旅游服务非常好，那么旅游企业服务态度好的名声就会传出去，相反的话，如果旅游企业的在微信上推广的服务，在实际的运行中并没有达到的话，那么旅游企业信誉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而且在微信上，信息的传播是1VS1的，因此它的传播范围就会比较小，尽管微信上的信息可以分享到其它地方，但是影响力还是没有微博等社交平台大。而且一些客户为了获取一些只要关注就可以得到的利益，他们就会先关注再取消，取消了之后再关注，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进行任何的消费，只是为了获得一点小利益，如果这种关注的人群多，那么积少成多，旅游企业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无法真正的获得利益回报。 （三）容易造成监管缺失 旅游企业使用微信，不仅仅是用来营销而已，它也是用来塑造企业形象的，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专业进行微信营销的人才几乎没有，旅游公司管理微信时，也是让原有的宣传营销人员进行管理，因此在进行消息时，使用的方式和语言也都是比较传统式的，而且旅游企业的客户会对旅游企业微信平台上的信息非常重视，如果不是专业人才进行管理，那么旅游企业就无法从客户的要求中发现新的问题，使企业在出现危机是时失去预警的先机，陷入尴尬的局面。 五、微信营销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微信内容应该图文并茂，适当增加视频和声音 进行微信营销，那么微信发送的内容就是整个营销的核心，因此微信发送的内容应该要丰富一点，可以采用图文并茂，和增加视频、声音的形式。因为微信的信息传送能力大，因此它基本上都包括了视频营销和软文营销的所有功能，而且微信传送的内容字数不多，但是趣味性强，因此客户更加容易接受，所以在拥有了固定的客户群之后，就是要对如何创新微信内容进行思考，比如产品的营销，就必须要更加凸显产品所具有的功能，以及产品的优势，而且每个产品其实都不是全然没有缺点的，因此，在进行营销时，也要把产品的一些小缺点写出来。因为在微信上进行购物，购物的体验没有那么直观，因此对产品进行直观的语言文字和图片介绍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不过幸好微信具有极高的媒体展现力，因此能够让营销广告获得更好的客户体验，除了这些以外，因为微信的拥有广播功能，因此用微信进行营销，会使旅游企业的品牌更具有知名度，使旅游企业获得更多的客户。 （二）培养专业管理人员 旅游企业在进行微信营销之后，企业应该培养一些专门管理微信营销的人员，这些人员必须要对如何使用微信了如指掌，而且要有强大的沟通能力和良好的服务态度，比如在遇到客户投诉时，要能够正确的安抚好客户，了解客户投诉的原因，帮助客户解决遇到的问题。如果客户对产品不了解，那么就要对客户存有疑问的地方进行解答，让客户感受到这个企业实在认真回答自己的问题，也是认真地在服务自己，因为在微信进行交流基本都是一些朋友和亲人，因此客户如果对产品有怨言，就会在朋友圈里流传，所以微信管理人员一定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微信管理人员在发现有不利于本旅游企业的言论时，要及时对这些言论进行正面的引导，尽量的消除或者弱化这些负面言论对企业的影响。 （三）根据不同需求建立兴趣群 因为客户的旅游爱好地点之类的都不一样，因此旅游企业可以针对这一问题，在微信中建立一些不同客服群和旅游兴趣群，了解客户对旅游产品的需求和对旅游服务的意见，建好群之后，可是在不同的群里发对应这个群的旅游信息，如最新的优惠、打折、旅游线路、线路报价等方面的。推送用的语言文字要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不能太死板，如果推送的内容太正式无趣，顾客就会觉得有距离感，没有消费的欲望，但是如果推送的内容丰富有趣，客户觉得贴近他们，这样就能吸引客户进行旅游消费，从而提高企业的销售额，促进旅游企业的发展。 六、结论 总之，从上文中的内容就可以看出，使用微信进行营销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如何做好微信的营销需要慎重的思考。进行微信营销时不能只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特别是旅游企业，旅游企业很多时候都是靠客户的口碑发展客户的，如果一家旅游企业的口碑不好，那么这家旅游企业的客户就会很少，那么旅游企业也就得不到发展了，有时候不要说发展，就是正常的运营都会成为问题，所以在进行微信营销时，旅游企业要建立一个专业微信营销管理团队，对微信营销进行专业的管理，要为客户提供真实有用的旅游信息，认真的为客户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以上仅为笔者的个人的观点，如果有不足之处希望大家能够见谅。 作者：郭秀峰 单位：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微信营销论文:实体书店中微信营销策略论文 一、实体书店应用微信开展营销活动中的问题 1.微信功能尚未充分挖掘当大多数书店仅仅将微信营销作为为关注者书店信息的一种营销方式时，微信功能还没有充分挖掘，微信平台的价值尚未充分开发，书店从微信应用的过程中获益有限。微信被当做一种信息宣传工具，从书店向顾客发送信息，宣传型导向的书店即如此；在信息到达率得到基本保证的情况下，接收方的反馈率却是一个问题。在信息高速传递的社会，消息回馈全凭对方的时间和看到消息时的心态，有用的消息很可能也只是看看，完全无法预想到对方的反馈点会在什么地方。图书查询、微信支付等功能是在便利型导向和网店型导向微信营销中的重要功能。此外，还有值得挖掘的功能。尤其对于一些缺乏专业微信营销团队的中小型书店来说，利用第三方开发平台探索微信功能的做法值得探索。 2.短期效益与长期目标不协调书店在应用微信平台开展营销活动时，多数书店选择以书讯和活动为主的宣传型导向。当微信平台的功能聚焦于书店及图书信息时，其工作重点在于尽可能多地吸引潜在顾客（粉丝）关注书店的公众号，使信息尽可能多地传递出去。除了书店自身品牌吸引顾客外，还需设计多种微信活动吸引潜在顾客参与，如购书优惠、抢书抽奖等活动。利用折扣、抽奖等活动吸引顾客关注书店公众号，能够在短期内扩大粉丝队伍，或使短期内进店消费的顾客增多，但与书店获得忠诚顾客的长期发展目标无直接的必然联系。 3.营销的根本目的易忽视微信是一种应用工具，书店营销中应用微信的根本目的，应是吸引更多的顾客进店消费，并培养忠诚型顾客。而微信公众号在大量使用其宣传功能时，很有可能出现对图书内容详细介绍的情况，使潜在顾客了解该图书，在服务于潜在顾客的同时，易使顾客转向折扣较多的网上书店购买，销售目标未能实现。另外，一些书店开通了微店，在微信平台销售时，如果是以高折扣、低价格吸引顾客，看似增加了销售渠道，事实上则可能改变顾客的实体书店购书习惯，与书店微信营销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看，微信使用者大多是熟悉网络、善于网购的人，吸引这些顾客进店消费更需要在顾客体验、顾客参与等方面制定措施，始终坚持微信营销的根本目的，才不易出现偏颇。 4.重微信营销而忽视其他媒体应用随着对微信营销关注度的提升，对微信营销优势的认同甚至达到了一种极致，使“弃微博重微信，成为书业新媒体营销中的常态化现象”。微博关注度降低、对微博维护少、偏重微信平台推广等情况在多家书店都有出现。对微信营销的优势过于依赖进而夸大微信的作用，忽视多种媒体联动的综合效果，也是微信应用中的一个问题。 二、实体书店应用微信的营销策略建议 1.顾客策略满足顾客需求，注重顾客体验。满足顾客需求的根本前提是选择优秀的图书和与书店定位符合的图书，对于中小型实体书店来说，尤其如此。在使用微信传递书店活动或图书的相关信息时，要根据目标顾客的特征选择形式和语言，同时注意的时间、频率等。不同类型顾客的阅读习惯和关注点不同，语言无需一味追求新、奇、特。微信用户多在午餐、晚餐、下班后、睡前等休息时间较为活跃，且有调查数据显示，企业推送信息频率两三天一次为宜，可选择这些时间段和两三天一次的频率信息，突出重点信息。通过微信获取信息，顾客希望得到的是平等交流的体验和主动参与的自觉感受，“@三个好友并转发”“集十个赞获得小礼品”等形式容易使顾客反感，即使能得到短期关注也不能赢得长期顾客。书店也可在顾客体验方面创新，优化微信线上体验。如沈阳市新华书店在微信上虚拟了一个卡通人物“书姗”，并开通“‘书姗’陪你过暑假”系列微信营销推广，深受读者喜欢。拓展微信功能，丰富产品内涵。对实体书店来说，其提供的产品不仅仅是图书，而应是以图书为基础的整体服务，包括图书查询、图书销售、阅读活动、讲座等。每个实体书店的整体服务包括哪些，要以其目标顾客的需求为依据。应用微信平台后，满足顾客需求的措施更为具体，产品的内涵得以丰富。传递图书和阅读活动等信息，是微信功能在实体书店的基本应用。此外，微信会员服务、微信图书查询服务、微店销售服务、微信支付服务等，是微信功能的拓展，这些服务也是实体书店提供的整体产品的组成部分。如新华书店在2014年7月启动的第九期“远离网吧，走进书店，明德修身”中小学生假期道德实践活动，利用微信平台进行前期宣传、报名等，形成良性互动，广受好评。 2.成本策略实现服务差异化，降低顾客成本。利用微信，根据顾客需求差异，以微信公众号提供的互动功能实现服务差异化。如顾客可点击“西西弗书店”微信公众号的“文化活动”栏目，查看该书店近期在多个城市举办的文化活动，对感兴趣的活动可提前报名参与。通过服务差异化吸引顾客，也能降低顾客成本。一方面，通过图书信息、提供图书查询服务等活动，针对性强，降低顾客搜索成本，弥补实体书店在顾客信息搜索方面的劣势；另一方面，微信会员服务为会员顾客提供购书折扣，也降低了顾客经济成本。整合优化资源，提高顾客价值。降低成本只是提高顾客价值的一个方面，每家实体书店都能做到，无法形成竞争优势；而充分挖掘并整合优化资源，提高顾客的感知利得，才是留住顾客、培养忠诚顾客的根本途径。一方面，可结合实体书店提供的多重服务挖掘资源。如在签名售书活动中留一些名家签名的图书，形成差异化产品，名家签名为图书本身增加了价值，也提升了顾客价值。另一方面，在书店外拓展资源，用会员卡的形式使顾客享受到增值服务，提高顾客价值。如大众书局借助于书店微信平台开展第三方支付模式，持读书卡的会员可以消费书店的产品，还可消费除书店以外的联盟商的产品，目前的联盟商户已达1000家，这种资源会变成会员的增值服务，提升顾客价值。 3.便利性策略合理利用微店，重视技术开发。为让顾客购买更方便，一些书店开设了微店直接销售，如“青岛微书城”。其依托于青岛出版集团公司的图书品牌以及青岛市新华书店的数十万种图书，提供个性化定制及预售服务，开展多样化营销活动。该微信服务号开通了商户功能、微信支付功能，还自主开发了功能全面实用的后台。开设微店要合理利用，一方面，要帮助顾客购买便捷化，但又不能远离应用微信平台的初衷——吸引更多顾客进店消费，培养忠诚型顾客。因此，不提倡以低价策略吸引顾客，不能带来实体书店与微店此消彼长的不利结果。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开发完善微店功能，提高顾客购买的便利程度，以满足顾客需求为宗旨来提高微店销售能力和水平。如微信平台和青岛出版集团青少年期刊合作，在“青岛微书城”上开辟了“全国首家少儿期刊移动营销平台”，方便家长给孩子订阅期刊；还将和腾讯合作，在微信电子会员卡、微信线下支付方面进行合作，让微信发挥更大的作用。线上线下整合，微博微信有效联动。在应用微信时，提高顾客购买的便利程度可以有多种形式。一方面是线上整合，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微信平台同时开通书店的服务号和订阅号，服务号以满足顾客需求、解决顾客问题为主要工作，订阅号以提供书店活动及图书信息、其他文化资讯等为主要工作，二者可相互引导和转介顾客，如广州购书中心就是这样做的。二是微信与微博等新媒体联动，突破重复信息的局限，使二者互为补充。从功能上说，微博消息，微信做营销推广；从使用者角度说，微博是人们对事件信息发表的感悟，引发他人关注，而微信使人们掌握第一时间的信息来互动参与。另一方面是线上线下整合，微信公众号对顾客在实体书店购书给予指引，顾客在实体书店也能轻松地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号，线上线下信息联动。实体书店的环境布置，给予顾客的感官体验以及阅读会、讲座等活动，都可以事先通过微信公众号相关信息或预告，让更多读者参与互动。 三、沟通策略开展精准营销 提高顾客满意度。微信营销具有点对点精准营销的特点，这种特点决定其能够以互动的形式将普通关系拉近成为紧密联系，进而产生较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借由大数据平台的优势，可以通过微信将顾客进行细分，发现顾客的个性化需求，更容易实现实体书店的精准营销，提高顾客满意度。此外，微信也成为图书销售的购后服务和顾客反馈的平台。通过关注书店公众号，顾客购买后可以与书店进行交流；当顾客购后满意时，顾客也易于将其满意的感受发到朋友圈中，朋友圈的信任感能使更多的潜在顾客了解并相信相关信息。联合第三方平台，提高专业水平。尽管大部分书店都在应用或准备应用微信平台，但其中的部分书店缺乏专业的微信营销团队，甚至只有1～2个人专门负责或兼职负责，专业化水平较低，微信管理和工作流程等还不规范，因此，微信在书店营销中的应用水平需要提高，与顾客的沟通有效性需要提升。受书店自身资源等的限制，一些中小型书店可尝试联合第三方平台来提高微信应用的专业水平，提高服务顾客的能力。选择适当的微信第三方服务公司，第三方机构根据客户书店的特点，为其制订合适的推广方案，提供全套产品和服务，而书店在微信应用方面只需专注于自己的产品、客户和服务即可，这也是一种提升与顾客沟通效果及专业化程度的途径。 作者：谢巍 微信营销论文:微信营销电子商务论文 一、微信与微信营销 （一）什么是微信。微信，一种新起的网络社交软件，2011年1月21日腾讯公司推出，是一款为智能手机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无偿应用程序，包括语音、视频、图片、文字等功能。另外还支持多人群聊。 （二）什么是微信营销。微信营销是基于互联网的一种新型营销方式，伴随着微信的发展而发展。是商家利用微信平台通过文字、图片等对产品进行描述，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及销售的过程。 二、如何通过电子商务进行微信营销 （一）利用微信特色功能 1、朋友圈。朋友圈是微信上的一个互动平台，微信加入好友后，在朋友圈的消息均可被朋友获取，朋友圈是互动与增进感情的极好平台。所以，微信营销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与自己产品有关的图片及文字信息，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宣传，同时可附上自家店铺的链接，如果有消费者想购买或者多了解产品的信息可以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商店，方便且节省时间，不用再另找店铺网址。利用朋友圈进行营销还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口碑宣传。在营销中，口碑是营销过程中很重要的部分，朋友圈内一般都是常联络常互动的好友，因此朋友圈可以充分发挥用户稳定性这一优势增加人气，扩大对产品的宣传范围及影响力。 2、摇一摇和扫一扫。微信与其他交际软件相比，多了摇一摇和扫一扫功能。摇一摇是指在同一时间摇手机便可有机会加为好友，不局限于认识的人和地点的约束，扩大了交际圈，有助于扩大产品宣传范围。扫一扫主要通过扫描二维码实现，商家通过网店等将线下商品信息到网上，用户通过扫描二维码得到商家的商品信息，再进行商品交易。扫一扫的O2O模式让用户足不出户就能买到自己想买的东西，而且可以对多加商品进行反复比较，避免在实体店反复比较的尴尬。并且使商家的信息在网上可以范围更广、时间更快地传播。 3、附近的人。微信的“查看附近的人”主要是指微信用户可根据自己所在地域位置，查找其方圆两公里范围内的开启同样功能的用户。商家可以利用这一独特的功能通过建立自己的微信账号，并且用独特的语言对自己的产品进行简洁的描述，就可达到宣传产品的目的。只要商家24小时登录微信并且开启“查找附近的人”这一功能，就可以使自己的微信账号随时被用户查找到。因为微信是基于移动通信的，只要商家有可移动上网设备，就能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不受地点和时间的限制，使自己成为活体广告牌。同时，这种营销方式特别适合刚到新地方的外来人员，最高效便捷的满足自己的需求。 4、公众账号。由于微信具有高质量性和高度活跃性的特质，因此微信的公众账户功能可以实现与用户的点对点营销，增加营销的准确性，提高营销的效率。微信用户通过添加商家的公众账户关注该商家，商家获得关注后，通过大量数据分析了解用户的基本信息，有目标地进行产品营销。另外，商家要特殊注意消息发送的频率，发送消息过少则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但发送消息过多会使用户产生抵触情绪，对商品的推广不利。因此推送消息发送频率很重要，一般是一天一条推送消息即可。商家还可以设计一些特色环节，随时随地的与用户互动，随着发送信息的增加，用户的习惯也会随之有些变化，这些变化是随时间的增长才会显现出来。 （二）注重产品的选择和质量。无论是否进行微信营销，产品的选择都是很重要的。首先，要先选择一个有特色、有吸引力的产品，如果选择产品很大众化，那么竞争势必很激烈，造成一部分客户的流失。其次，要注重产品的质量。一个产品想要有长期稳定的发展，就要十分注意自己的产品质量，口碑对一个品牌发展来讲是十分重要的。当一位顾客认可了产品的质量，才会再次购买和主动向朋友推荐，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建立一个好的口碑。 （三）诚信。因为微信是基于网络存在的，在网络中会有一些虚假信息来影响消费者。因此，诚信是营销的前提。诚信包含很多方面，例如商品的介绍、商家组织的产品促销活动信息，商家的信息以及与客户交流时的态度，等等。微信营销只限于网络，客户见不到实物，对产品的感觉完全靠商家的描述，如果商家在介绍商品时夸大了其优点，当客户看到实物与网上不符时势必会引起纠纷。商家为了扩大对产品的宣传力度，会采取一定的宣传方式，如促销时也要注意符合产品事实，不能欺骗消费者。客户与商家交流主要通过文字、图片，有时可能会有语音交流，但始终不如面对面真实，会产生一定的距离感，商家要用最真诚的态度去解决客户的需求，不能只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一味地介绍产品而忽略了客户的反馈。 三、微信营销的优势 （一）群众基础庞大。微信自从被推出以来就受到广泛关注，截至2013年7月25日，在国内，已有超过四亿的用户注册了微信账号；2013年11月突破了6亿，成为亚洲最大的即时通讯软件的用户组。之所以用户这么多，主要基于腾讯公司的庞大用户基础，微信好友可以来自于QQ好友，手机通讯录以及摇一摇、查看附近的人等等多渠道，不局限于时间地点和交际圈，也不局限于认识与否，因此微信的好友具有稳定性和广泛性。微信中的人大多是对新鲜事物具有较强的接受力，自我认知与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也比较强。对于新事物往往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强烈的购买欲望，并且也有一定的购买能力。商家要有一定的洞察力，洞察到背后的巨大商机，利用微信进行产品推销。 （二）发挥空间大。2011年微信推出了1.0测试版本，到2014年1月28日，微信升级为5.2版本，微信三年来经历了多次升级。目前，微信不单单支持文字功能，还包括图片、视频、位置、名片、表情、实时对讲、视频聊天、语音输入等多功能。这就为微信营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商家可以用图片、表情对产品进行形象的描述，避免造成对单一文字描述的阅读疲劳，消除商家与顾客之间的陌生感，拉近彼此的距离。另外，视频聊天和实时对讲功能更能表现出产品的性质和功能，增加立体感。只要策划人员有足够的想象力，就能将微信的功能发挥到最大，达到最佳的营销效果。 （三）灵活性增强。微信的另一大特色就是灵活性强。在智能手机推出之前，台式电脑是人们上网的唯一工具，智能手机微信手机客户端的出现，使微信有了发挥的平台，只要有手机等移动通信设备，无论你在哪，只要在信号覆盖的范围内，就能发送和接收信息。商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商品信息，用户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接收到商品信息，不用担心地域和时间问题。与传统的营销方式，例如电视等相比，具有时间的优势。当然，商家要特别注意消息推送的时间和频率，避免引起用户的反感情绪。 （四）用户积极性高。随着微信的不断发展，版本的不断更新，微信所具备的功能不仅仅是跟朋友沟通联络感情工具，还是集阅读、音乐、电子商务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功能平台。微信功能的不断增加和完善，微信的用户也随之急剧增长，使用频率也不断增高，活跃度增加，积极性提高。用户的活跃度对于电商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一个电商企业想要长期稳定的发展，必须要有较高的用户活跃度来支撑，有活跃度才能获得更多关注，获得更多的收益。有一些电商企业利用商品打折促销的方式昙花一现，活动结束不久就没有了音讯，就是因为他没有持续的用户活跃度。一个企业不可能一直用打折促销来维持用户的关注，还应该采取一些其他方式，例如折扣优惠、增值服务等。在2014年3月，微信推出手机支付功能后，使整个购物过程都能在微信中完成，更加促进电商企业的发展。 四、微信营销的不足及其解决方法 （一）微信营销现状 1、微信本身存在的问题。微信现处于刚发展阶段，由于发展速度较快，其功能有一些跟不上其发展，因此微信软件本身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发送表情闪退问题、部分通讯录好友查找不到等问题。随着微信的不断更新与改进，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但还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挑战。 2、安全问题。微信基于互联网而存在，而网络又存在一定的虚拟性。首先，无法确定微信信息是否真实，用户身份和买家身份都无法保证真实，身份认证方面存在一定漏洞，用户在社交过程中个人信息可能在不经意间泄漏出去，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其次，用户无法确定商家的信息是否真实，存在商家夸大其商品优点的可能性，造成用户上当受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支付的安全性。目前，微信还没有完整的支付安全平台和法律保障体系，虽然在微信上可以实现交易的封闭性，但支付安全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只有支付的安全性有保障，才能更好地进行微信营销。 3、二维码形式单一。目前，商家利用微信营销主要依赖于O2O模式，用户通过扫描二维码关注商家公众账号，再通过商家描述和推送的消息了解商品信息。这种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对于商家来说过于被动，形式太过单一，不具有普遍性，如果用户不扫描该商家的二维码，那么就算该商家的策划做得再好、再有特色，用户也看不到，也就没有了意义。 4、信息传播单方向。微信营销现在局限于商家单方向的向用户发送商品信息，而忽略了用户向商家的反馈信息，商家与客户之间没有及时的沟通。商家不知道客户想要什么，一味地根据自己的判断推送信息，与此同时客户也不知道商家到底有怎样的商品。虽然有些商家会在自己的微信平台上设置自动回复等，但如果真的是用户提出一些建议，不是自动回复中涉及的内容，就无法得到回答，自动回复也就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5、得不到商家的重视。微信在2011年推出，虽然发展速度较快，用户量增加也迅速，但作为营销方式来说，与传统的营销方式相比微信营销还是一种新型的营销方式，许多商家对此还不太了解，他们大多持观望态度。有些商家不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宁愿采用传统营销方式，其实他们不是不想重视，只是他们还不了解微信营销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收益，有怎样的好处，对微信营销方式还在摸索之中。 6、品牌推广效果不明显。让消费者与商家达到共赢效果的营销形式才是成功的营销方式。显然，以现在微信发展的水平来说，还达不到这种效果。现在的微信公众账号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类，不是一个成熟的系统，用户想关注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公众账号，要自己检索查找，相对于成熟的微博营销来说比较麻烦，除非商家的二维码出现在明显的位置，扫一下就可以。这就造成一部分客户流失，降低了推广的效果。 （二）应对对策 1、完善微信平台。现阶段的微信平台主要解决以下这几个问题：一是微信系统的操作方便性，微信平台操作繁琐是影响用户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将商家分门别类，使用户可以轻松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商家，避免用户像大海捞针一样；二是解决支付安全问题，支付安全问题一直是让用户望而却步的原因。支付安全问题不解决，微信营销不可能持久发展，可以采用第三方支付方式或直接与银行建立关系，降低支付存在的风险，解决支付安全问题；三是提供用户想要的信息，商家不能只凭着自己的意愿，毫无调查地发送信息。应该足够了解用户的需求，知道各类用户需要什么产品，有根据、有目标的为不同用户提供不同的产品信息。 2、提高商家对微信营销的重视程度。在互联网时代，微信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占据了一定的地位，所以商家应重视起微信营销在网络营销中的作用。一是把微信营销加入到企业发展战略中，把它当作企业营销的一部分。二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微信营销体系，加强对微信营销人才的培养，企业从员工到领导都应对微信营销有所了解。三是注意信息推送的频率，在不引起用户反感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对产品进行描述与推销。但要注意方式方法，否则会使用户取消关注，适得其反。 3、完善法律法规。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微信平台，这就对管理增加了难度，所以应该推出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微信，使其在日后能长期健康地发展。 作者：金晶晶单位：渤海大学管理学院 微信营销论文:微信营销企业品牌论文 1研究背景 2011年微信诞生，历经三年后，中国500强企业建立公众账号来信息的高达95%以上，随着微信不断更新，它的即时通信功能逐步强大，除了能发送语音、图片、文字，现在已经可以发送微视频了，随着微信功能的强大，微信营销打造品牌的方法成为企业微信营销人员关注的问题。目前，企业重视微信营销带给顾客的信息传递功能、品牌塑造功能，因此如何利用微信营销打造品牌形象有着理论研究意义和现实研究意义。 2微信营销打造企业品牌的方法 微信营销打造企业品牌的方法有很多，目前多数企业利用优惠卷、抽奖、新产品、二维码扫一扫、运营公众账号等方法开展营销活动，本人认为微信营销打造品牌重要的是要适合企业的形象，重视目标受众需求，具体内容如下： 2.1利用微信的目标受众调研功能挖掘目标受众的需求，打造适合企业的微信营销。当企业微信公众账号聚集了一些粉丝后，我们发现很多粉丝变成了僵尸粉丝，他们不经常关注企业微信公众账号，他们其实不是企业需要挖掘的目标受众。那么怎么让僵尸粉丝变成活跃的目标受众呢？当目标受众客户加了企业微信后，客户是对企业有着浓厚兴趣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客户最想要的是什么？客户要的是物美价廉的产品，还是优质的服务，只有充分了解客户的需求，才能更好的抓住目标客户。很多企业做了一些有意思的测试，测试客户的心理特点、测试客户的性格、测试客户的购买习惯，其实不如开展一次目标受众调研。大多数企业认为，粉丝一到就开展调研，粉丝会被吓跑，其实则不然。粉丝加入那一刻对企业的好奇是最大的，如果这个时候你能了解目标受众的想法，等于了解了整个市场的需求，因此，企业可以进行简单的调研，用2-3道题了解客户需求，在给客户送上一些优惠，例如优惠券、折扣券等，让客户迅速转化成为目标客户，趁热打铁利用好的产品稳定成为忠诚客户，就能打造企业品牌，提升客户忠诚度。 2.2利用微信互动功能，了解目标受众的真实需求。企业利用微信开展互动活动，例如信息实时推送、个性化互动服务、机器人24小时在线客户服务。但是客户真的想和一个24小时的机器人互动吗？我们需要的是有思想有深度的互动体验，这样才能抓住客户的心。因此微信互动功能体现的是了解目标受众的真实需求，根据不同需求开展不同的互动活动。要权衡企业的目标受众真实需求到底是什么，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开展互动活动，提升客户对企业的依赖性和品牌忠诚度。 2.3利用微信地理位置定位功能，开展线上线下结合活动。微信可以定位地理位置，这个功能为企业根据地域开展不同的营销活动打下了基础。目前一线大城市的微信会员偏多，很多连锁型的餐饮服务行业都在开展微信营销。如果我们去某餐馆吃饭，扫描二维码成为微信会员，分享美食图片后可以得到很多优惠，这个时候餐饮企业等于把一桌子的美食分享到了很多人手上，随着粉丝增多就具备了滚雪球的效应，达到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因此，利用微信的地理地位功能，企业可以更好的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利用线上推广，利用线下实施营销活动，提升企业的利润。 2.4做好内容营销，把企业品牌推广到实处。内容营销能让微信传播品牌，最终做到病毒式营销的效果。客户关注公众账号和朋友圈，等于关注了品牌，深深记住了品牌LOGO。好的内容可以让客户传播和转发，达到内容推送的效果，这样微信的信息就成了企业推广品牌的利器。好的内容应该是客户需要的、客户乐于看到的、客户感兴趣的，然后在这些内容中添加一些品牌忠诚度推广的内容，例如企业的公益活动、企业产品的优质性等内容，这样让客户在微信中找到乐趣、兴趣和感动，那么企业品牌推广就做到了实处。 2.5打造特殊的品牌特色产品，让企业微信营销与众不同，提升品牌知名度。很多大的知名品牌有特供网络的产品，例如coach有网络专供款的包包、倩碧有网络专供的套装和价格，那么微信营销的传播广泛，如果有定制产品或者个性化产品，更能提升品牌知名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打造特殊的微信特供产品，不仅仅满足个性化需求，还滋润了微信传播的环境，这样的特殊产品会刺激购买者在购买后分享产品，他们分享的产品在朋友圈里的效应等于名人效应，也就是得到特色产品的顾客变成了广告代言人，因此企业可以根据微信朋友圈爱分享爱扩散的特点，开展活动，提升品牌知名度。 3结束语 本论文研究了微信营销打造品牌的方法，得出如下结论：①了解目标客户的需求，利用微信的互动和调研功能，可以提升品牌知名度；②做好微信营销中的内容营销可以让企业的品牌得到广泛的推广；③打造特色微信特供产品、利用地理定位功能，可以进一步了解需求、促进推广、提升品牌，最终达到品牌忠诚的效果。 作者：李瑶伊新单位：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 微信营销论文:微信平台企业营销方式分析 摘要：微信平台具有提升企业公信力、增强营销手段丰富性、加强营销传播过程互动性、实现对营销目标的聚合以及为企业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方面的营销价值，由此为企业主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营销传播渠道。然而，要想顺利地实现其营销价值，企业则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从而制定和实施系统的营销策略。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微信平台媒体特征，系统探讨了其营销实施策略，由此为当前的微信营销策划与实施活动提供必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微信；媒体平台；营销策略 从国外的Facebook到国内的微博，信息流营销依然是目前移动社交产品最重要的商业模式之一，而微信营销的出现不仅为微信媒体增添了一种新的盈利模式，同时也为企业主提供了一个新的信息流营销形式。这对媒体运营商和营销实施者来说自然大有裨益，但如何使各种广告行为获得微信用户的理解、接受和认可，则是此“生态圈”能健康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有必要对微信媒体平台营销实施策略进行深入、系统探讨。 一、增强营销活动与目标对象的利益相关性 营销作为一种商业信息传播活动，与目标消费者天然存在一种利益相关性特征，尤其是在当前激烈竞争的营销环境下，如何增强营销活动对目标对象的价值诉求成为各个企业主思考的关键问题。传统媒介营销大都倾向于传播营销产品的功能价值，也即购买、消费该产品给目标消费者对象所带来的利益。这虽然能刺激消费者的需求，但在当前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的环境下，当所有的产品都以此为手段进行营销活动时，其实际的促销价值就变得十分有限。微信平台营销活动则可以借助微信平台个性化的媒介特征，创造出一种更具个性化和吸引力的利益相关性策略。腾讯旗下的“企鹅智酷”对6215名微信朋友圈用户所进行的调查显示：23.8%的人认为只要微信朋友圈营销与自己相关，便可以接受各类营销活动；23.3%的人认为比较倾向于接受“可参与优惠的活动营销”，22.7%的人认为比较倾向于接受“可领微信红包的福利营销”，还有13.1%和5.2%的人倾向于接受“生活服务类O2O营销”和“购物指导类电商营销”。这不仅说明利益相关性是微信朋友圈广告吸引目标对象最有效的策略，诸如活动型活动、福利营销、服务类营销则是建构此种利益相关性最有效的手段，理应受到各个企业的足够重视，以此为基础来策划和实施各类微信营销活动。 二、增强营销形式与内容的美感与趣味性 追求轻松愉悦的生活状态是人的天性，而以信息传播、刺激需求、促进消费为核心目标的商业营销活动则更需要迎合目标对象此种心理与情感特征，由此才能在潜移默化中产生良好的信息传播效果。微博、微信中的信息流营销表现出明显的受众选择性强、主体意识高的特征，从而更需要企业在提高营销内容利益相关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增强营销形式视听觉美感、提高营销内容趣味性的角度进行营销策划、设计与实施活动，从而弱化目标对象对营销活动的排斥心理与抵触意识，使其在轻松愉悦、赏心悦目的情境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营销信息，并对产品品牌、企业品牌产生良好的认知度与美誉度等。事实上，“企鹅智酷”对微信用户的调查结果也充分反映了微信广告这一特征，即37.1%的人认为无法接受微信营销的原因是“营销手段太烂”，21.5%的人认为无法接受微信营销的原因是“其中广告突兀僵硬”，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有48.5%和31.4%的人希望微信营销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能“提升营销内容的幽默性与亲和力”和“提高营销作品品质，使其更加漂亮美观，便于接受”。在此种选择性强、自主性高的自媒体平台上，用户对营销形式与内容的评价情况不仅直接影响其对营销内容的理解、接受与评价方式，甚至还直接决定其对营销作品的选择行为，无法在第一时间吸引目标对象眼球并使其产生良好兴趣的营销也就无法对目标对象进行深度诉求，从而也就无法实现更深层次的营销效果。营销形式与内容的美感和趣味性决定着广大消费者的第一印象，是企业在策划和实施微信营销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 三、实施精准化营销设计与投放 如何根据目标对象特征进行精准化营销设计与投放活动一直都是诸多企业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由此既可以提升营销传播的针对性，提高营销传播效果；同时也可以避免媒介资源的浪费，节省大量的营销费用等。传统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媒体只能借助于特定频道以及特定节目的目标对象特征，进行“精准化”的营销设计与投放活动；网络媒体环境下，企业则是依靠特定媒介平台的用户对象特征进行“精准化”的营销设计与投放活动，而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则使网络媒体“精准化”营销设计与投放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然而，由于所获取的对象信息十分有限，这些广告活动的精准化程度也就只能停留在相对的基础上，实际的精准化设计与投放效果非常低。微信平台是一个包括社交、新闻、广告、购物在内的综合性媒介平台，任何一个用户在账户注册和实际应用过程中都会或明或隐地留下大量的个人信息，包括用户的姓名、年龄、职业、手机类型、聊天关键词、检索和购买的商品信息等。这为企业进行精准化的广告设计与投放活动提供了有效的价值。基于此，在策划和实施微信营销过程中，企业一方面要借助微信媒体的智能分析模型，加强对目标对象的分析、筛选与定位活动；另一方面则需要加强对大数据技术、LBS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深化对目标对象的分析，据此进行精准化的营销设计与投放活动，由此提高营销活动效果。这是企业在未来策划和实施微信广告过程中必然要采取的一项策略。 四、实施系统化的营销传播活动 正如上文所说，微信是一个综合性的媒介平台，不仅可以营销信息、展开营销活动；还可以进行产品展示、产品销售与产品使用评价活动等，由此很好地实现了特定情境下或是在特定营销氛围中“刺激需求”与“促进购买”的完美统一。这由此成就了微信媒体个性化的营销方式，极大地方便了目标对象的信息认知与产品购买行为等，从而也大大提升了此媒体平台中的营销效果。基于此，企业应准确把握微信朋友圈的这一优势特征，通过广告链接、企业公众号，甚至是通过用户个人推销的方式进行系统化的营销活动。这样，一方面，通过特定的营销信息和营销活动创造出特定的情境氛围，最大程度地深化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理解和认识，刺激其消费欲望；另一方面，能提供产品展示、产品推销、产品购买、产品邮寄与用后评价服务，由此顺利完成产品的销售活动，避免出现“营销”与“销售”分离所带来的产品信息遗忘、消费欲望弱化、购买对象变更方面的问题等。如2015年1月25日，微信朋友圈的首条广告“宝马中国”，采用图片配文字的方式，宣传了“越是期待已久，悦是如期而至”的活动理念。该广告的最大特征在于一是图片右上角有一个“推广”按钮，用户可以对其中各个文字图片广告作品进行点赞、评论，或是点击不感兴趣，加强与用户之间的互动性，提高广告效果；二是在图片左上角有一个“查看详情”的链接按钮，向用户展示包括5系、X5、M3、i8在内的各类车型，甚至还配有详细的车型说明、性价比介绍、订购引导等信息。这是其他信息流广告不曾提供的服务，将广告与销售进行完美融合，给观众以耳目一新的视听感受。这也正体现了微信朋友圈所倡导的“不是广告太可恶，而是广告不懂用户”的广告理念。总体来说，微信作为当前最受欢迎的智能终端即时通讯服务，在短时间内所聚集起的庞大用户群体也成就了其潜在的巨大营销价值。然而，在策划和实施微信营销过程中，各企业一定要准确把握微信媒体特征，据此增强营销与目标对象的利益相关性，增强营销形式与内容的美感与趣味性，实施精准化营销设计与投放以及实施系统化的营销活动等，由此才能获得目标对象的理解、接受和认可，从而实现“营销”“口碑”与“销售”的多重活动效果。 作者:郑春武 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微信营销论文:微信公众号图书营销模式研究 摘要微信公众号从一开始的以单纯的传播信息为主，迈向了以营销为主的个人及公司公众号的转变。因为受众较多，一部分读书类公众号开始走向了以卖书为主的道路。碎片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以往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深度阅读越来越难以坚持，喜爱图书的读者们开始回归经典。经典类阅读类图书大多从哲学、历史等两个大方面进行。目前国内以“单读”公众号为代表的一系列读书类公众号开始崛起。 关键词微信公众号；图书；营销模式 1“单读”公众号简介 “单读”公众号是单向空间下的一个品牌，单向空间初名为“单向街书店”，是2005年包括许知远在内的6个年轻的媒体人创办。此后，这家书店成为顶级作家、导演、艺术家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频频光顾的场所。①2015年，单向街书店更名为“单向空间”，由单谈（沙龙品牌）、单读（出版物）、单厨（餐饮品牌）、单选（原创设计品牌）4个板块组成。单读就是其中的一个品牌，并且有其自己的公众号和App。 2《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一书的微信营销流程 2016年12月1日，“单读”公众号了一篇名为《这是我们十年来最想做的事，你要一起吗？|单读》一文，文章开头介绍了单向街的发展历程，其次表达了他们对这个做了长达10年准备的项目的效果和准备，最后说明了他们需要招募1000个同行者和他们一起参与这个项目，并在文末左下角设置了“阅读原文”链接，点击进去即是单向空间的微店里的这个项目的商品，设置金额为98元，这1000个名额迅速一抢而空。2016年12月2日，“单读”公众号又了一篇名为《为了十年来最想做的事情，我们再次发出邀请|单读》的文章，又再次开放了3000个名额。最终，在12月7日通过《这就是我们十年来最想做的事|单读Classics阅读计划》一文，单向空间阐明了他们具体要做的事情。计划则是单读Classics即以阅读为核心的新项目，均以优秀的典范和经典的著作为主。“单读”通过此项活动将开展它的阅读计划，即阅读组织。“单读”编辑部与国内外最优秀的出版社合作，独家引进当今世界优秀的历史人文作品，并制作与每本作品相匹配的深度阅读辅助信息，比如书单、音频解读等，其次是阅读评论共享，不定期举办线上线下读书交流分享会，最后是加入的会员会优先获得新书资讯和购买优惠信息。阅读计划开始的第一本书是《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而在此之前的4000个名额，一共98元里包含的是此书，还有随书附带的文具及纪念品。而单向空间在2016年12月1日前，就进行了整个图书的策划和设计。单向空间的整个微信营销流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运用情怀手段进行营销造势（神秘营销）—引发读者兴趣购买（有一定的团体规模）—公布计划（将读者引入阅读团体）—进行线上线下读书交流分享会—后续图书出版和阅读计划接下来，具体分析整个营销细节： 2.1目标市场 目标市场是指图书营销活动所要满足的一个或几个细分市场，是出版社为实现自己的任务和经营目标所需进入的市场。②《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一书是经典类历史读物，目标读者是爱好历史的年轻人和对这块有着浓厚兴趣的研究者们。近年来，经典再热成为了整个阅读群体的关注点。包括“新世相”公共号做的青春版《红楼梦》，在市场上也引起了强烈关注。市场定位是指企业根据竞争者现有产品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针对消费者或用户对该产品某种特征或属性的重视程度，强有力地塑造出本企业产品与众不同的、给人印象鲜明的个性或形象，并把这种形象生动地传递给顾客，从而使该产品在市场上确定适当的位置。单向空间的读者大多是年轻人，具有一定的文艺气息和情怀。从其微信公众号平台来看，用户大都年轻，平时有阅读习惯，喜欢看经典类书籍，能够独立思考，但是也有不少学者，研究者以及文化界名人。 2.2营销模式分析 饥饿营销是指运用于商品或服务的商业推广，是指商品提供者有意调低产量，以期达到调控供求关系、制造供不应求“假象”以维护产品形象并维持商品较高售价和利润率的营销策略。神秘营销是一种通过抓住消费者的好奇的心理，激发了潜在用户的好奇心进而达到向顾客推销产品和服务为目的推广方法。根据美国内容营销协会的定义：“内容营销是基于对界定清晰的目标受众的理解，有针对性地创造与与顾客相关且有价值的内容来吸引、获得这些受众，并使其产生购买行为，为企业带来盈利的过程。”纵观前文中的整个微信营销流程，我们不难看出单向空间的整个微信营销流程运用了以上3个手段。获得了显著效果。近一年来，历史类的经典图书越来越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丝绸之路》和《二手时间》等。单项空间此次选择的第一本书就是一本历史经典类读物。单向空间的文案向来深受读者的喜爱。这次单向空间通过情怀手段来进行营销，并不公布具体的计划，即便如此，还是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和加入。最终，单向空间终于公布了他们的阅读计划。为了更好地阅读这本书，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添加了线上线下读书讨论分享会，还有音频。从整个微信营销过程来看，《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一书在整个营销造势上，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成本，整个营销全部来自于微信。强调内容，注重图书设计是单向空间表现最为出色的一个环节。传统图书的营销手段主要有作者巡回演讲、签售，书店促销，需要卖场，宣传海报，名人推荐等方式，其中的宣传环节多，人员成本高。但是从该书的宣传来看，单向空间在无形中省去了这笔费用。单向空间自2005年起就吸引了大批读者，其中的“单读”板块早已拥有了大批忠实粉丝，尤其是许知远本身的文艺气质更是吸引了众多文艺青年的加入。该书是一个自媒体全打造的过程，集图书出版，网络视频，音频，线上线下读者交流和旅游为一体的全新出版模式。和腾讯视频、喜马拉雅FM合作。并且在“单读”公众号及“单读”App上，并且由许知远主讲主持。在这一环节就省去了大量的费用和成本。而音频的内容则是从视频当中截取的一部分。从单向空间的整个阅读量和收听率来看，收听音频的人明显多余观看视频的人群，大概比率在72:1。从中可以看出，单向空间一开始的读者群是从收听其音频开始的。 3图书市场表现分析 3.1装帧设计 该书的装帧设计由单向空自行设计。单向空间认为作为单独Classics阅读计划中的第一本书，该书的设计应该将古典气息和现代相互并存。在开本上，他们选用的是210mm×140mm开本，并将此开本作为单读Claasics阅读计划的专属开本。封面采用的是烫金和印金工艺。封面背景是佩拉宫的手绘图，线条为金色线条。封面以深邃蓝为主。护封，环衬和封面的颜色均为深邃蓝色。书中配有藏书票一张。正文用纸是金日坛质感纸，该类纸主要用于高档印刷品，金日坛质感纸是以针叶木浆、阔叶木浆及化学机械浆为原料制成的涂布印刷文化用纸，可替铜版纸及优质双胶纸，该纸一吨的价格大概在6000元～7000元左右。护封用纸的丁特纸让封面颇具有纹理感。书中配置了32张高清照片，图书页码采用两种方式，原书边码和本书页下码的形式，以方便读者和原作进行比较。为了检索方便，编辑按照本书的页码调整了原书的注释页码。此书保留了原书的大事年表、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元素的设置。 3.2图书定价 该书定价为69元。图书还未公布时，该阅读计划的定价为98元。除去本书的码洋，还有19元。通过单向空间开放了两批名额得知，对于前1000名读者，19元附赠的产品有金属书签1个，单读编辑部手写的明信片1张，阅读计划邀请卡1张，阅读计划纪念贴纸。对于后3000名读者，读者手中拿到的是随行笔袋1个，明信片1套，阅读计划邀请卡1张，阅读计划纪念贴纸。这些全部是除去图书定价外的附加价值。 4评价 从整个图书的微信营销流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微信营销图书的优势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4.1利用作者的品牌效应 单向空间的许知远本身就是一个名人，有庞大的粉丝和稳固的读者群体，在“单读”公众号上一直获得持续关注，所以，在单向空间发出了这个计划后，计划吸引了大批粉丝的目光。所以，在这个环节上，不需要在读者维护上花太多成本，这是微信图书营销的一个优势所在。 4.2利用软文推广 目前微信公众号对产品的推广手段，大多运用的是软文。通过《佩拉宫的午夜》一书的宣传来看，单向空间在做该书的推广时候，运用了情怀手段，得到读者的注意和支持。并且，读者在看到软文类的广告时，因其对产品细节的详细描述，并且掺杂了更多的名人效应情感在里面，让消费者更加愿意花时间和金钱在上面。 4.3加强读者维护是关键 后期单向空间在读者维护上做得并不是很好，出现加好友迟缓，申请后未加好友，加了好友未进入群的情况，并且辅助阅读较少，不连贯。读者维护这一环节关系到后期整个读书计划的实施和进行。品牌控制是一个企业形象的关键。 作者：钱思洁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微信营销论文:中小互联网企业微信营销策略 【摘要】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在社会公众的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微信营销应运而生。本文分析了中小互联网企业微信营销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以会搜科技为例，提出了中小互联网企业微信营销策略。 【关键词】中小企业；互联网；微信营销 微信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具备沟通性强娱乐功能多样化的特点。自从微信被推出之后，用户越来越多，微信从原来的聊天工具转向了社交平台。在现代网络营销方式中，微信营销已经作为一种全新的营销方式脱颖而出，成为中小互联网企业产品推广的一个重要平台。 一、微信营销与中小互联网企业概述 （一）微信营销 微信具备很多的功能，给企业的客户提供了便利，所以，微信成为了当前颇受公众喜爱的移动社交网络。微信营销就是借助微信本身强大的功能，搜索客户目标群体，通过企业相应的微信营销系统传递相应的文字与图片以及视频等信息，让客户了解中小互联网企业推出的产品种类、功能等。 （二）中小互联网企业 中小互联网企业主要是那些跟大企业相比，人员规模相对比较小，资产规模与经营规模也不是特别大的互联网经济单位。这种类型的企业一般都是有少数人甚至是单个人提供资金组成，雇佣的员工不多，是由网络为基础的经营，一般包括IT行业、电子商务、软件开发等。 二、中小互联网企业微信营销的优势 （一）微信用户数量庞大 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分析，到2016年底，我国微信用户的数量基本覆盖了智能手机终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且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7.68亿，用户登录次数比2015年增加了35%，微信的用户基本覆盖了地球上的二百多个国家。除此之外，微信公众号也在逐步增多，基本超过了八百多万，从这庞大的用户群体中可以看出中小互联网企业微信营销的潜在客户是非常多的。 （二）微信传播及推广效果显著 微信在传播与推广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传播内容丰富，形式也是多样化的，除了能够接收发送文字以及图片之外，还能接收和发送音频和视频。对于中小互联网企业来说，选择微信营销的方式显得更加轻松、活泼，用趣味性的方式推荐他们的产品，能够得到客户广泛的关注度。而且微信有要一个朋友圈的功能，能够让中小互联网企业的成熟化的产品通过朋友圈的转载与查看产生良好的口碑效应，提高客户重复购买的频率，还能因此开发一些新客户。通过跟用户之间进行的互动与交流，使得中小互联网企业产品的知名度得到提高。通过微信跟客户交流，听取客户的意见，开阔了产品营销的市场，加上粉丝的相互传递，让产品推广成效变得更加明显。 （三）微信营销成本较低 对于中小互联网企业来说，产品的广告成本是非常大的，而通过微信进行产品营销能够节省广告费用。伴随着电子阅读的普及，传统的广告模式已经难以吸引社会公众的注意力，而微信营销广告能够给用户阅读产生新的冲击与体验。对于这款免费软件来说，跟传统电视广告、报纸广告等昂贵的广告模式来说，其人工成本很低，营销成本也随之降低，这点对于运营资金不是特别充足的中小互联网企业显得尤为重要。 三、中小互联网企业微信营销策略研究：以会搜科技为例 会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初，属于一家典型的中小互联网企业，员工人数不是特别多，但是团队比较年轻有朝气，公司主要是为用户提供搜素引擎服务，让用户有个良好的体验模式。 （一）准确定位营销内容 会搜科技在微信编辑的时候要结合自身实际，能够从客户的角度出发来思考营销内容，尽可能的做一些产品的市场调研。假如我们不考虑用户的感受只是一味的推送产品广告，这样会影响微信营销成效的发挥。因为微信并不是专门为企业服务的平台，而是用户服务平台，只有在微信平台中找出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用户才会关注这个企业，才会认同这个企业的理念，愿意接受企业的产品。对于会搜科技的运营者来说，要注重微信后台图文消息的编辑，要有一条主要的图文消息，结合多条次图文消息，企业要表达的主要信息体现在主图文信息上，而次图文信息主要是表现内容的趣味性，让不同用户的需求都尽可能的得到满足，总之，准确的定位营销内容对于会搜科技微信营销策略显得非常重要。 （二）注重信息推送的频率、形式与时间 首先是推送的频率。会搜科技要认识到，一周通过微信平台向消费者推动的信息以不超过三次为准，频繁推动会让用户产生逆反心理，觉得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困扰，可能会因此取消关注。而推送消息过少的话，又不能引起客户的注意，让客户觉得企业不注重微信营销。因此，微信营销推送的频率一定要把握到位。其次是推送的形式。会搜科技在推送信息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是图文性质的消息，也可以是趣味小故事，或者是语言哲理，具体的文本编辑字数基本要控制在三百字左右，要注重图片的插入量，以不浪费用户的流量为准。推送的内容要能够迎合客户的心理，让他们产生共鸣，最好能够让他们在阅读之后产生互动。要提高互动成效，可以不定时的推出一些互动主题，开展调查问卷，有奖问答等。在收到客户的互动之后要尽可能的一一回复，这样不但能够了解用户需求，还能增加企业与用户的关系度。再次是推送的时间。在推送时间上有一条黄金准则就是尽可能的避开用户上班的时间，也不能选择在用户就餐高峰或者休息时间推送，要选择在用户相对比较清闲的时间去推送消息，这样能够增加用户的好感，提高信息推送的成效。 （三）增强线上线下互动 会搜科技要提高用户的活跃度，就要注重线上线下活动的开展。因为用户在体验中所产生的信任感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会搜科技的运营人员要认识到，单纯的依靠自然增长用户是非常有限的，要增加微信用户的关注量，举行线下活动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比如，举行微信抽奖活动，让用户关注公众号领取奖品。当微信新版本更新之后，又增加了微信支付线下收单入口，企业在结算产品费用的时候可以通过扫描客户的微信二维码进行付款，节省了时间，要比传统的pos机更加方便、快捷，会搜科技作为互联网企业对于这些功能的了解是非常深入的，可以通过增加微信线下线上互动，借助当前的平台优势，让企业的产品营销成效变得更加显著。 四、结论 综上所述，微信营销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营销模式，由于微信用户数量庞大，传播及推广效果显著，营销成本较低，受到了中小互联网企业的广泛认可。在新时期，对于会搜科技来说，要准确定位营销内容，注重品牌塑造，改进信息推送，不断增加线上线下互动，从而提高企业微信营销的成效，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汪寒贇 许必芳 单位：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 微信营销论文:移动电子商务餐饮业微信营销研究 摘要: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互联网的广泛传播，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微信营销的产生促使餐饮业与移动电子商务进行有机结合，因此，餐饮业应充分应用移动电子商务发展微信营销，从而提升服务水平。 关键词:移动电子商务；餐饮业；微信营销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微信营销模式的不断更新。2011年微信作为新兴的交流媒介被逐渐熟知，用户量不断增加，微信的功能也呈现出多样化。从产生到现在，微信的营销功能逐渐被商家所挖掘，更广泛的应用到餐饮行业。微信营销虽发展迅速，但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掘，餐饮企业在对微信营销的过程中仍存在问题，因此针对餐饮业微信营销加以解决。 一、微信营销的基本概念 微信营销是在互联网经济时代下结合微信等社交软件开发的一种新兴的网络营销模式。沟通不受空间限制，注册微信后，就可以与所有的微信“朋友”交流，商家针对用户需求，推销自己的产品。微信营销与传统营销不同，是一种新的移动电子商务提供商的模式。 二、餐饮业微信营销的具体应用 近年来，微信作为新兴的交流媒介越来越流行，用户利用微信随时随地分享与饮食相关的信息。微信的出现对于餐饮业的未来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微信平台与客户建立良好关系，不仅帮助潜在客户转化为忠诚客户，还有利于保持客户忠诚度，树立餐饮品牌形象，推广新产品，强化了促销活动。 (一)微信公众平台 进入微信官网，餐饮企业建立企业微信公众号，便可通过窗口信息。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制定个性化的公众平台模式吸引用户，微信可以快速将企业的品牌、产品、信息呈现在潜在消费者面前，并简化了传统营销模式，其传播的影响力更是传统餐饮营销方式无法比拟。餐饮企业将与饮食相关的信息以文字、图片、语音和视频等形式进行或分享，并且还可加关注与企业互动，更容易获得微信用户的认可和支持。 (二)微信二维码营销 作为网络营销平台，二维码是一个以电子优惠券为核心的协助企业促销推广的平台，通过微信，不用专门登录企业相关网站了解企业的最新消息和进展。由于便捷的通道，消费者可以很方便的与商家咨询。此外，即便是产品出售以后，还可以向微通信用户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平台，有助于提高其服务水平。餐饮企业一般都经营很长时间，拥有大量的忠实顾客。利用微信平台提醒用户将活动信息分享到朋友圈，可获得小礼物。 (三)微信点赞营销 打开微信，点击朋友圈，就会看到相应的文字或图片，根据好友所的信息进行评论、转发或点赞。微信点赞营销是微信营销最直接有效的宣传方式，餐饮企业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利用微信公共平台信息，在介绍产品的同时，标注点赞要求，相应的赞数获得相应的奖品，然后到朋友圈，让各位好友点赞的一种营销活动。集赞免费送礼品，不仅可以引得更多的用户了解商品信息，话题还能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引起轰动效应，形成一种病毒营销。 (四)微信O2O模式 O2O模式即OnlineToOffline(线上到线下)，是指将线下商务机会与线上网络相结合，让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平台，O2O模式是从线上寻找机遇，转化到线下形成订单。微信O2O模式只是平台不同，微信O2O模式是移动电子商务衍生的一种必然趋势，微信支付平台的建立是微信O2O模式的核心，更加安全、高效、快捷的实现了线上产品到线下的转化，提高了线上支付的安全性，结合二维码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进行网上购物。微信O2O模式其能更精准的为顾客定位商品，餐饮商家并且通过线上寻找客户，进行相应的活动，从而引导消费者进行线下消费。 (五)微信漂流瓶营销 微信官方可以更改微信漂流瓶的参数，增加使得某一特殊时间段内抛出的“漂流瓶”数量，可以借机宣传自己的店面或商品，普通用户“捞”到的机率也会增加。漂流瓶添加的好友具有随机性，成功率高，并且彼此间大多不认识，便增加了神秘感，促使更多的用户参与。漂流瓶的内容灵活，操作简单方便，容易受消费者青睐。餐饮微信营销就可以通过利用移动电子商务技术，向目标群体传播内容，了解餐饮企业产品和具体活动，以达到双方双向交流的创新思维过程。 三、基于移动电子商务的餐饮业微信营销发展思路 微信拥有强大的LBS定位和精确定位等功能，在现今的网络营销平台上脱颖而出，从微信和它在互联网所占据重要位置以及发展程度来看，加强微信体系，维护移动电子商务微信平台建设势在必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重视移动电子商务微信平台的建设 第一，注重信息价值。餐饮行业在微信营销时，充分发挥朋友圈的作用，利用朋友圈进行口碑传播，餐饮商家除了设置公众号外，还有发送有价值的信息，在信息前，筛选有价值、对餐饮企业有意义的信息，要掌握客户的消费心理。另外，安排信息表，减少信息的在某一时间段泛滥，引起客户的不满。第二，加强与消费者互动。餐饮企业应充分重视用户的反馈，加强与客户的互动。大多数企业的产品在销售后，餐饮业更是如此，都应加强企业的售后服务，及时的得到用户的反馈信息，改进产品，也加强了与用户间的互动。必要时，针对疑难解决的问题可以使用微信人工客服，就可以更加完善客户的体验，实现企业与个人实时沟通。第三，与实体店同步营销。店面是发挥微信营销的一大重要场地，在商场的幕墙广告上、餐厅里、站台旁等公共场所都会看到一个二维码，在扫描二维码后，既关注了餐饮企业，也会得到餐饮企业相应的满减活动。这种做法不仅为企业增加大量粉丝，还为以后活动的开展积累了大量的粉丝活跃量。 (二)加强移动电子商务微信营销的开展 传统的营销模式致使消费者被动的接受产品，消费者并没有与企业直接的沟通，缺少互动性的同时，对产品没有精准的了解。基于移动电子商务的微信营销作为网络营销的代表，达到餐饮企业与消费者零距离沟通，每一个微信活动的开展都是以消费者为中心，餐饮企业加强与消费者互动，重视微信营销活动的开展，要重视微信营销人员的培养；完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系统)和提升微信品牌的形象。 (三)完善相关配套平台的功能 第一，加强微信会员卡管理。微信会员卡是微信企业赠予用户的身份标识，拥有微信会员卡可享受企业带来的相关特权，企业通过会员卡可对线上线下信息有明确的了解，并针对微信会员群体组织相应的活动，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加强了企业与用户的联系，增加了企业的客户忠诚度，提高了企业利润。例如，新辣道餐饮企业就利用微信会员来配合O2O模式，利用线上微信会员结合线下相应的活动相结合，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景。第二，注重微信客服反馈。商品的买卖不只是对商品的简单了解，顾客对商品需求个性化产生了商品的差异化，而客服系统在对售前消费者的信息进行有效的反馈，商家针对不同用户对商品做出及时的调整，满足每一位消费者的需求，促成每一笔订单的生成。另外，客服在售后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接到用户的投诉后，在平复客户的心情同时，将用户对产品的建议及时反馈给商家，以便及时做好应对策略。客服系统是商机与消费者的纽带，是商家了解消费者需求的重要平台，是消费者了解企业以及其产品的重要途径。第三，重视微信安全支付。移动微信支付的产生大大方便了我们的购买方式，微信支付通过APP支付、扫码支付、刷卡支付等支付工具方便快捷的在商场、超市等不同场合进行微信支付，减少了传统的现金支付的繁杂程序。在使用微信支付方便快捷的同时，加强微信支付安全问题已成首要，加强微信安全中心建设，保护用户银行卡、身份证、手机号码等个人隐私信息，对顾客个人信息层层加密，未经用户准许，不得向第三人展示相关信息。第四，展示企业位置定位。微信有其LBS定位和营销定位的功能，在当今时代已经越来越重要，基于LBS定位，利用“向附近的人打招呼”功能引起消费者的注意，用户点击“查看附近的人”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查找到周围的微信用户。在附近的人中，除了显示用户姓名等基本信息外，还会显示用户签名档，签名档变为企业的微信营销带来了商机，企业便可以利用签名档的内容为自己的产品做免费的广告。 作者：梁冬梅 单位：潍坊市技师学院 微信营销论文:微信生意圈发展现状及营销模式 【摘要】本文针对当下大学生微信朋友圈购物的现象进行研究,从大学生微信使用情况、大学生微信购物的现状、大学生对微信生意圈的认知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大学生是微信使用者中的活跃者，并且微信生意圈对大学生充满吸引，微信生意圈不仅以亲戚、朋友的信任为依托同时面向大学生的产品种类多、质量好、售后有保障。虽然在微信的“熟人网络”中依旧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监管不力等问题。但是本文认为微信营销前景很明朗,学界和业界值得深入分析。 【关键词】微信生意圈；微信购物；大学生购物；满意度 一、前言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我们不断变换着网络社交工具。而随着试水“熟人”的营销方式兴起，微信平台的微商也火了起来。于是，就存在着微信圈成了“生意圈”的现象。微商既是朋友，又是商人，很多微商在获取了极大的收益的同时也因熟人“生意”断绝了朋友。因此这一现状引起了我们的思考，是否在微信使用人数最多的大学生中也会存在这种因生意而伤害朋友感情的现象，所以本文在调查了665名大学生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实地采访等调查形式，剖析大学生微信朋友圈购物的现状及对大学生微信生意圈的认知，并且为引导广大消费者合理消费并且改善微信朋友圈购物环境提供依据。 二、大学生微信使用情况调查 当代大学生已成为微信的重要用户，我们得知，大学生作为时代较为活跃的消费群体，更易于接受新生事物，因此占据了微信使用人群的一半以上，而作为IT行业的人员只占据了15%，位居第二。其余类似教育部门、政府等行业相对于大学生来说只占据一小部分。因此我们决定基于大学生这个群体，对微信购物这一现象展开调查。 三、大学生微信购物的实证调查 （一）问卷设计及数据获取途径 1.调查问卷的内容设计。出于分析大学生微信购物个人偏好和消费倾向以及购物认知，本文的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涉及：第一，基本信息：学校、性别、学历第二，消费情况：每月在微信购物的支出第三，影响因素：微商的身份、微信购物的商品质量及价格、个人因素第四，认知偏差：购物满意度、微信生意圈广告的态度2.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本文调研小组通过网上填写问卷的方式对多所东北地区高校的本科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其基本情况是：第一，调查对象：东北各地区高校本科大学生第二，调查时间：2015年4月5日~2015年4月14日。第三，调查方式与方法：问卷调查（随机发放网络问卷并按时收回）；走访调查第四，发放及回收情况：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665份，回收665份（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描述我们调查了来自沈阳农业大学、东北大学、辽宁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大学的665名在校大学生；其中男生占43.9%，女生占56.1%；大一占50.98%，大二占38.35%，大三占5.7%。 （三）大学生微信购物现状调查 1.基本情况。我们根据调查问卷中消费者在微信中的消费情况作了分析得出，大学生在微信上的消费数目在100～500元为多数，因此联系大学生的消费状况，基本上在微信上的花费也不是小数目，所以只有微信的产品极具吸引才能让大学生有“一掷千金“的勇气。2.交易模式。在分析了微信消费情况后，我来们具体来分析微信购物为什么会让本身不挣钱的大学生“一掷千金”。首先对微信生意圈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微信圈内营销大致分为三种，一类是商家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有网店，微信生意圈只是一个宣传的辅助，通过相关微信链接把消费者引流到电商平台，具体交易还是要在正规电商平台完成；第二类便是商家无门槛，直接在朋友圈内晒照展示商品，基于朋友圈的熟人销货，但无第三方维权协约；第三类是微营销账号，通过微信朋友圈展示商品达成营销，只是客户与卖家均无第三方担保，一旦出现纠纷只能自行解决。因此以上三种营销方式的销售产品质量是良莠不齐的。我们调查是以第二类和第三类营销方式为主，无论是无门槛开店还是微营销账号，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呈现在微信生意圈中的商品是复杂化、多样化的。3.微商身份。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大学本科在校生。而在大学这个时期，大家普遍不关注利益，做事情都是以友谊或者感情进行交往的支撑，因此在进行统计数据的分析时，我们就重点关注了一下微商的身份对大学生消费倾向的影响。经过我们的调查结果统计，大学生微信用户的好友做微商的比例占到84.21%，其中90%以上是朋友或亲人。并且大学生喜欢在微信上购物的原因中53.81%是因为微商是自己的朋友，更值得信赖。同时在大学生信任微商的原因中有62.62%以上的人认为是朋友亲戚开的可信度高。因此可以说微店的火爆始发于大学生群体，由于大学生的人情味，导致微商群体的数量愈发庞大不仅因为朋友圈售物的高成交率、低成本和便捷性，更是因为微信生意圈因充斥在周身的友情和亲情而更好的发展。 （四）大学生支持微信生意圈购物的因素分析 1.商品种类。在如此多样的商品体系内，大学生在微信生意圈中购买的产品主要包括服装饰品、电子产品、化妆品、食品等。根据我们的调查得知，大学生在微信交易市场中交易的商品种类虽然繁多，但是能够满足大学生消费体验的产品才能有更多的销售机会，因此契合大学生消费心理的微信生意圈营销模式赢得了大多数大学生的心。2.便捷度。微信购物的全过程简单迅速，大学生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送货上门。交款时也无需排着长队等待，售后服务也无需为联系送货而与商场工作人交涉。坐在家中即可逛虚拟的商店，用电子货币结算，省却许多麻烦。在此次调查过程中，便捷度成为大学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10，2016（CumulativetyNO.639）2016年第10期中旬刊（总第639期）支持微信生意圈购物的主要因素之一。3.物美价廉。微信商家基本上通过厂家直接拿货，节约成本，使得卖价低廉，吸引购买者。同时在微信朋友圈做生意零成本、无税收也是造成物美价廉的原因之一。商品物美价廉，再加上大多数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做生意，给大学生买家的价钱也是“亲情价”“友情价”，这就成为吸引多数大学生选择在微信上购物的主要因素。4.产品质量。虽然微信上五花八门的产品让人应接不暇，但是36.69%数的同学都选择观望，没有去购买，购买的人数也不多，花的钱也很少，因此我们以大学生的生活费为因变量以及他们认为影响微信购物的原因为自变量来进行交叉分析。通过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在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70%的学生每月生活费在1000～2000元，因为大学生没有工作收入，为了方便与自变量相联系，在此我们将生活费其定义为个人收入，因此可以从上图表中得出在收入1000元以下的接受调查者中，37.1%认为个人收入是决定在微信上购买的主要因素，而在收入最集中的1000～2000元的受调查者中有46.3%认为是产品本身最影响决定购买的心理。此后超过2000元的都是以最大比例的人数认为产品本身是影响是否在微信上购买的最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即使大学生群体的生活费不多，但是有45.71%的大学生认为产品本身才是最吸引他们的。由数据分析可见，微信生意圈在大学生中之所以火爆的更关键一点，是他们看重的是产品的质量及实用性。我们不能单纯的从上面的图中得出结论，因为现如今的“微商”没有市场经营主体,是代买、代销的关系,目前法律法规存在空白,监管和维权都具有一定难度。所以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学生信任微商的原因，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商品的售后及交易服务环节。5.产品售后。网络交易平台一直以来就具有交易信息不对称、产品虚假度高、产品售后难等问题。因此微信生意圈中的产品交易和售后方面是否具有正规的服务也是我们调查的主要问题。我们为了突出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搜集了一些大范围的社会性质的资料，以进行对比。因此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就大学生群体进行了解，以判断活跃在大学生周边的微信生意圈是否存在这些让人困惑的情况。首先我们统计了当产品出现问题时微商的售后情况。58.87%的大学生认为出现问题得到积极的协商，仅有8.51%的大学生认为商家不理不睬。并且在进行了以卖家售后为自变量和以当不满意微信服务的行为为因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后，又得出在出现问题积极协商的卖家中，依旧有25%的买家愿意继续购买，但是在商品出现问题时，卖家不理不睬的情况下，33%的买家不会继续购买，可见当商家的服务态度与质量好时，买家才愿意去购买。通过我们进一步的分析调查得知，现在活跃于朋友圈中的“微商”，被称为微信生态中“小而美”的商业业态，虽未得到微信认可，但也并未被微信否认。虽然调查显示仅有5.6%的买家对微商的服务不满意，但是目前的数据或许并不足以证明有些人不会通过微信圈违法犯罪，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朋友圈内做生意目前最大漏洞是没有像支付宝那样独立的第三方资金托管平台。因此，“微商”和“微友”都须提高警惕，谨慎购买。 四、微信生意圈的未来发展以及前景分析 在如今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微信生意圈的发展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呢。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有43.76%的大学生很看好微信生意圈的发展前景，18.65%的大学生并不看好。但是我们结合实地采访来分析调查结果得出以下观点：第一，平衡买家卖家情感利益关系，不“杀熟”、品质说话。对微商来说，微信营销的主要对象都是朋友。微商卖的不只是商品，还有人脉和信誉。微信生意圈若想继续走下去，就必须要在卖家和买家之间找到一个利益的平衡点，提高产品的质量，既能让代购有所获利，又能让顾客们不提“代购”而却步。第二，建立健全微信交易市场信用体系，出台相关监管政策，完善微信交易市场功能。在此次调查问卷结果采集中，很多微信消费者也都明确地指出了微信中存在的风险。因此只要有微信，每个人都可以做微商，没有身份认证审核，也没有工商管理的备案，这让很多不良的商家在商品出现问题时便逃之夭夭，消费者的权利根本得不到保障。可见，一个微商若想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就必须在这一点上有充分的自律和诚信，而微商这个群体若想持续存在发展下去，就一定要采取一个有效的诚信保障方式，保证销售的信誉和诚意，才能让顾客信任、回购。比如一些商家申请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既改变了传统的刷屏广告营销方式，又得到了微信软件官方的身份认证。而在未来，微信的营销则需要更多这样的诚信保障才能走得更远。第三，优化微信经营的产品，确立交易商品的定位。现在很多微商都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多数微商为了减少成本，故而不喜欢囤货，而选择一件。这就导致了很多微商其实并没有真正见过、了解自己的产品，只是听从自己“上家”的描述和介绍，如此一来，不但不能真正地深入了解消费者的心理，而且还造成了自己本身信任的缺失。对此，微信商家若想继续良性发展，就一定要杜绝这个问题。微信所销售的的产品一定是卖家自己深入体验、了解才最好。而在所售产品的选择上，微信本身的终端销售方式决定了它一定要选择周期性地低值易耗品，回购和口碑推荐是微商成长最好的方式。总而言之，提起微商，人们都会惊讶于近几年这个群体的飞速增长，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小打小闹，也有人说，微商有着淘宝刚兴起时的影子，未来十年，还得看微商。在我看来，微商的兴起必然有其存在的道理，而它是否会像现在的淘宝一样走向巅峰，这还要看未来每一个微商的经营理念和更多其他的第三方支持和保障，微商的未来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作者：肖彬 刘冠廷 单位：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微信营销论文:微信营销对房地产项目营销的应用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微信逐渐成为网络媒体的重要力量，具有强大的功能和影响力。微信营销作为一种全新的营销方式和手段，其在房地产项目营销中的应用，是对房地产营销形式的一种创新和发展。当前微信营销作为新媒体营销中的重要方式，相较于微博营销而言，其具有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成为房地产项目营销的重要发展趋势。本文就对房地产项目营销中微信营销的应用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房地产项目；微信营销；应用 微信作为一种快速及时的通讯工具，具有多样化的功能，如显示实时输入状态、跨平台沟通、零资费等，支持图片、视频、语言和文字等方面发送，更为智能与灵活，能够实施沟通无障碍。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微信凭借自身的社交优势受到人们的青睐，借助公众平台来凸显营销功能，成为房地产项目营销中的重要手段。当前保利、万科等房地产企业大多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账号，利用其来进行楼盘营销和项目推广等。 一、微信营销应用于房地产项目营销的优势 在房地产项目营销中应用微信营销，其优势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①有利于信息的交流互动。房地产企业利用微信来进行营销，能够对消费者的反馈意见加以收集，并借助微信公众平台的数据统计功能，统计分析消费者的分布情况、关注情况和主要意见集中点等，从而达到营销方案的优化，增强营销效果。②有利于提高营销信息的到达率。微信营销作为一种“许可式”的营销，主要是由消费者采用账号输入或二维码扫描等方式，对企业的官方微信进行添加，从而接受企业推送的营销信息，具有较高的信息到达率。③有利于降低营销成本。以往的营销方式需要耗费较多的成本，如纸质宣传单、电视、报纸和户外广告等，这些都需支付高昂的费用。而微信营销主要是基于免费的微信平台，许多功能可实现零费用使用，并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的网络设施、网络资源和营销团队，降低营销成本。④便于消费者获取营销信息。微信营销属于一种全天候、移动式和富媒体的营销，消费者只需通过手机或官方微信等，就可获取楼盘的实景图片、户型图和交通位置等信息，让消费者轻松系统了解楼盘的相关信息，激发消费者的购买兴趣。 二、房地产项目营销中微信营销的应用 （一）应用现状 微信营销在房地产项目营销中的应用，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运作模式不够鲜明，存在较大的实施难度。①同质化现象。当前部分房地产企业将微信营销应用于项目营销时，多是分为娱乐服务和信息推送等板块，缺乏创新点，导致营销的同质化现象严重，难以体现出差异性效果。②用户维护难度大。由于用户属于主动接受者，能够从自身的兴趣爱好等方面出发，关注自己喜爱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满足接受者的实际需求，保证推送信息的质量，往往存在较大的难度。③用户聚焦难度大。由于用户群体巨大，难以让潜在的购房者来关注开发商的公众账号，因此用户聚焦的难度相对较大。 （二）应用策略 1.加强与目标客户的深度关系由于微信具有较强的关系属性，因此其用户数量不会存在爆发性增长，并且房地产项目销售的区域特点较为明显，购房者多会选择与自身生活和工作近的楼盘。因此房地产企业进行微信营销时，需要高度重视用户关系的培养，不要过于重视关注量，并从微信的相关属性等方面出发，建立健全客户服务平台，积极发展与目标顾客的深度发展，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2.优化营销内容对于官方微信推送的相关信息与内容，需要做到精挑细选，结合消费者的兴趣爱好和实际需求，选择其感兴趣的信息，从而增强营销效果。如家庭房屋装修攻略、以房养老与老龄化、新择校规定、房地产投资趋势等，这些虽然与房地产项目营销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会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产生潜在的影响。同时房地产企业在编写信息时，可借助风趣幽默的语言、精美的图片或图文并茂等方式，激发消费者的阅读兴趣，使消费者能够积极关注推动信息和官方微信。此外，房地产企业可以不定期举行抽奖活动、微信团购和特价抢购等一系列活动，为消费者提供项目信息查询的微网站，让线上消费者参观项目实地，促进消费者购买率的提高。3.加强良性互动要想有效提高营销效果，房地产企业可以将关键词自动回复功能设置在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是设置人工坐席，对消费者的提问进行及时解答。而消费者关注企业的官方微信，能够及时获取相关的信息与回答，从心理上认可该企业，从而成为企业的忠实客户，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分享企业的营销信息。总之，房地产企业与消费者进行良性互动，能够广泛传播营销信息，便于企业良好形象的树立和品牌口碑的提高，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4.积极整合多方力量房地产企业可以原有的营销团队为基础，积极邀请专业人士进行授课或选送人员培训等，以此强化团队的营销水平和能力。同时企业可要求工作人员开通自己的微信账号，利用微信的功能来推广企业官方微信，并建立科学的奖惩机制，积极奖励和表彰营销成绩突出的员工。此外，企业可将官方微信二维码放置楼盘宣传单和企业网站等显著位置，或者是加强与餐厅和电影院等商家的合作，通过扫码即可获得折扣优惠券、商家纪念品等活动，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微信营销作为一种全新的营销方式和营销手段，能够与传统营销形成有力互补，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对营销行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将微信营销应用于房地产项目营销时，房地产企业需要加强与目标客户的深度关系，优化营销内容，积极与消费者进行良性互动，有效整合多方力量，以此提高营销效果。 作者：洪媛 单位：长江职业学院 微信营销论文:微信对旅游网络营销的价值 摘要：旅游者的消费行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微信则是其中一种对旅游消费者产生重要影响的工具，在旅游营销中有着传播、互动和关系价值。旅游企业应深化微信的传播价值、互动价值、关系价值，从而制定有效的旅游营销策略。 关键词：微信；旅游企业；传播；互动 微信是腾讯公司2011年推出的聊天软件工具，因其便捷的语音、视频、图片和文字信息传送功能而被运用于日常通讯，后又因其提供的公众平台、朋友圈、消息推送等信息传播功能而被逐渐运用于网络营销。这种运用与其符合社会化媒体的发展特征密不可分。近年来变化了的中国消费结构，使得旅游消费行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人们旅游经验日渐丰富，旅游消费在目的、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变，开始从传统的观光型逐渐向休闲型转变，这就给旅游企业在营销上提出了新的要求。消费者已经迁移到新兴的社会化媒体，如果旅游企业的营销手段不随之改变，则终将失去竞争优势。 一、微信的网络营销的价值 （一）传播价值 微信营销很容易形成“病毒式传播”，每一个信息传播出去，在得到用户的认可后转发到朋友圈，都会影响到圈中的朋友。因为朋友圈的私密性，这种信息传播的可信度很高。而旅游者在旅游消费前最愿意接收来自朋友的旅行分享，同时也乐于分享自己的旅游体验给朋友。这些都突显微信的传播价值。 （二）互动价值 旅游活动是一种社交活动，而微信又是互联网时代一种典型的社交工具。社交的核心是交互，也就是交谈、交流。传统生活中的社交关系，往往是善于交谈的人关系人脉也广；而社会化媒体要想发挥其营销功能，交互十分关键。 （三）关系价值 微信从QQ好友和手机通讯簿发展起来，突出的是一对一的好友交互，发展到好友邀请群组，其聚合的群组是典型的熟人模式，同时又开始结合公众账号、朋友圈分享等开始向半熟人发展，甚至通过摇一摇、附近的人向陌生人发展。旅游活动过程中也是一个熟人、半熟人、陌生人交错的活动场景，因此要从关系扩展的角度来探讨微信的营销功能。 二、微信对旅游网络营销价值的研究模型 （一）调查结果 调查通过问卷星平台问卷调查，目的是确认微信在旅游网络营销方面具有传播、互动、关系的价值，并通过假设、分析来确认价值的三个维度中存在着一种逐渐递进的层次性，以便于有重点、分阶段地制定旅游网络营销策略。本研究对微信营销价值三个维度设计了九个自变量，对旅游网络营销效果设计了三个因变量。结果显示受访人员中选择有点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比例集中在87.1%-94.3%。表明受访者对于微信在旅游网络营销中的传播、互动、关系价值是普遍认可的，其中受访者认为传播覆盖度广、互动共享性强、关系维护度高这三个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对调查内容中的12个测量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采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进行转换，得出最终因子载荷矩阵。三个公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55.15%，高于结构效度检验的最低标准40%；同时问卷中各条目在对应公因子上的因子载荷值基本大于0.4，均有较高的负荷值，而在其他公因子上因子负荷值较低。整体上来看探索性因子分析所提取的三个公因子基本与问卷设计时的理论维度基本一致。结构方程模型假定在一组潜在变量中存在因果关系，这些潜在变量可以分别用一组可观测的变量表示。本文提出假设模型：即传播价值、互动价值、关系价值正向影响旅游网络营销的效果，构建了影响旅游网络营销效果的因素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说明传播价值、互动价值、关系价值对旅游网络营销效果的影响为正向，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故假设成立。继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各维度对于旅游网络营销效果的影响。影响旅游营销效果的三个维度中，传播价值、互动价值、关系价值直接影响旅游网络营销效果。可以看出对旅游网络营销效果影响由大到小分别是传播价值（1.026）、互动价值（0.617）、关系价值（0.552）。 三、基于旅游产业的微信营销策略 结合调查研究的结果，旅游企业在运用微信进行网络营销的过程中要逐步推进，以传播为基础，逐渐形成互动性强、关系亲密的朋友圈形态，才能真正实现软性营销。 （一）精传播策略 微信营销领域有一句话：“一千个微信粉丝相当于十万个微博粉丝。”这主要强调的是微信用户的质量。微信与其它的社会化媒体相比较，最大的特点是信任性和私密性，所以做微信营销时，应着重于用户的质量，要以精确性为核心。随着旅游者旅游经验的增加，原本向大众旅游者进行传播的综合性旅游资讯已无法满足旅游者个性化的旅游信息需求，这就要求旅游企业对用户进行细分，针对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营销信息，而微信营销的核心恰恰可以满足这种需求。[5]在旅游企业微信公众平台的建设经营过程中，一方面旅游企业要有意识地准确找寻到你的目标客户，并与其建立起“关注”关系。另一方面，在公众平台的内容建设上，除了内容策划要以目标客户为出发点，同时还要兼顾深互动与深关系策略，为后续渐进的营销策略实施奠定基础。因此精传播不追求数量，而是要质量。用户的精确度上去了，才能实现平台运营的目的，盲目追求用户数量的做法则会使其丧失营销功能。 （二）深互动策略 微信具有朋友圈子的特点，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可以进行有深度的社交活动。每一个公众平台都是用户主动添加关注这一行为后才使得企业与用户之间建立起关联，关注是用户个人意愿愿意主动接收企业推送的信息，所以用户不会将其等同于广告，不会产生对于传统营销信息常常会产生的厌恶感。同时因为这种信息是用户感兴趣的，对用户而言这种信息就是有价值的信息，所以用户会时常关注公众平台上的更新信息，自然而然形成了用户与企业之间的粘性。旅游企业在与公众平台用户深互动的过程中，除了需要推送精准的旅游信息外，还要注意推送的内容和内容的创造过程。由于旅游消费行为从观光型向休闲型转变，使得旅游企业在推送内容上不能只有纯粹的旅游资讯，还需要有大量有深度的人文信息；同时要鼓励用户成为内容创造的主体，这样既可以满足用户分享旅游过程的心理需求，又可以淡化公众平台的营销色彩，使公众平台成为圈子中朋友们的活动场所，这样就为强关系策略的实施打下了平台基础。[6] （三）强关系策略 微信是以熟人社区为起点的社交形态，熟人社区和陌生人社区的最大区别就是用户对于平台上的信息是否会产生质疑。如微信这样的强关系型的社区，平台上的朋友较之其它的社会化媒体，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平台上的人不是虚拟的，而都是线下真实的个体。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友质量+关系强度基本上决定了微信的营销价值。当下的旅游活动已不再是逢黄金周长假才会偶而为之的一种行为，而是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旅游企业应该多组织线下活动，使公众平台上的用户有高频次的线下活动机会、有高频率的交流接触机会，因为这些会影响公众平台上用户间的亲密关系，从而影响公众平台的营销效果。综上所述，微信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网络媒体被用于旅游企业的营销环节，在营销过程中需要发挥其不同于其它社会化网络媒体的精传播、深互动、强关系的特点来制定营销策略，在制定营销策略的过程中还应考量这些特点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出现的社交场景，只有找准了社交场景，才能发挥新型社交工具的特点，真正实现软性营销。 作者：林桓 单位：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微信营销论文:微博微信网络营销创新及发展 【摘要】微博的火热，微博营销也在日渐兴盛，随之而来的是微博之后的微信的风靡全球，以锐不可当之势赶超微博时代，微信的营销也就应运而生。微信营销带来是许多功能的创新，最为常见的就是一些资源共享的微信的公共账号平台，商家都在微信上开设自己的公共账号，媒体以及一些培训机构都在入驻抢占微信的营销制高点，占有较高的移动的平台的占有率的疆土的开拓，营销渠道与营销模式的构建，商家也在瞄准这一热潮，同样是微博时代的高质量的市场移动用户的占有率，因此，未来的营销的网络模式在创新与发展展望中合理的指导与运营一定会前景无限，是一个红红火火的成功亮点！ 【关键词】微博；微信；网络营销；创新；发展 作者简介：安蒂（1994—），女，锡伯族，辽宁省沈阳市人，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2012级市场营销专业学生 一、网络营销的优势分析 （一）用户多。微信的推出同微博刚开始推出的用户突破数量中，微信近几年的统计中，因为中国人口13亿人，14个月就实现了用户达到2亿人之多，这个用户的数量是如此的庞大以及这样好的发展平台，软件时完全免费有运营商提供，上网流量的低廉可以用语音、图片进行沟通，正因为如此，深受现在用户的好评与喜爱，2013年就从0到4亿人的可观突破量，这一切，就让商家“眼红”，瞄准了这个最具有潜力的市场，纷纷将聚集地多的平台进行公众号的注册来留住这些客户，如此庞大的群体会为企业与商家带来很多的利润。 （二）成本相对低廉。软件的使用时免费的，并且注册与开通的上网流量也只有短短的2.4K每个小时。也就是说，原来的1毛钱可以发送上千条的文字，图片的新巧与沟通的丰富多样，增添了现在聊天的乐趣与多彩，无论是移动的还是电信以及联通的运用商都是会有优惠的业务办理，这对于用户来说是相当给力的成本低廉以及很低的推广成本，也就成就了现在没有本钱投入还想创业的人一个最好的平台，宣传费用省出了很多,不愧是“名利双收”，这样的优势，那个商家或者企业不会因此动容。 （三）方式灵活多样的营销。搜搜附近的人的运用以及信息到达的快速性，奇特的漂流瓶等，还有给力的扫一扫的添加方式，一扫二维码就可即时添加信息与好友，独特的语音的优势以及现在的音乐快速识别功能，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一个人生活大部分的问题，而且对于商家而言，搜搜附近的人不仅仅是用户，还会有更多的签名档的很多个人的资料信息，对于用户客户会尽快知晓一些促销以及好的活动，一些聚会或者有节假日的活动，想出去聚餐等娱乐的还可以团购，二维码、朋友圈都是现在网络营销的开展，实现了生动、有趣的营销方式，拉近了和用户之间的距离，并且推送的订阅号可以让一些考试等相关消息共享，即时方便的获得许多资讯信息，这样的营销方式自然就会得到大家的认同与赞同。 二、微博、微信网络营销需要注意的问题 安全的隐忧。信息是不是真实性以及转发的活动会受到很多的排斥，每个人的体验感受不强烈，一些的品牌的推广不能实现需求的满足，隐私的安全问题也是一大隐忧，根本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个人信息时不时就会被不法泄露出去，垃圾的短信扰乱用户的正常的生活，例如：有些不法的信息制造一些虚假的短信汇款，这些诈骗的手段因为法律的漏洞会造成用户的经济损失，而不能使微信微商等一些品牌的推广得到实现，也就不利于以后的微信平台的信任度的体感受，没有了安全的监管以及营销的安全支付问题都会让用户对微信的营销心存疑虑，不能得到用户的信任，想要维护好企业的信任度以及让用户感受到了不确定性，这不仅是微信的隐忧，更是在这个微时代到来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风险问题。 三、营销中的微博与微信的发展应对的关键之策与发展前景 （一）坚持信息的真实与实事求是的适度原则，提高手机微信与微博用户的体验度。不要过度的热情，在用户体验的同时，维护好企业与营销的策略的微博推广与互动性增强的品牌商，促进威信以及信息的有效性与明确的信息，以防用户会在这个营销的过程中上当受骗的疑虑，不乏分析的利用就会得到有效遏制，让用户才能放心地使用与确保微时代的市场经济的信息的真实性，不过分渲染以及优化推送的消息站在顾客的角度去向每一贴心感受，“无缝链接”体验以及免费的无线网络的体验感，品牌的忠诚度的提高，重视营销的每一次开展，完善相关的网络法律法规，来实现风清气正的绿色的网络空间与网络安全， （二）微信与微博的发展前景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与微时代的到来。微信时代因为微信上银行以及微平台的公众账号的注册与普及，商家在最广泛的用户中的抢占先机的营销，未来的微时代的微博与微信的如日中天的状态，互联网的应用于作用已经是先导与主导的地位，这是必然的社交与营销的平台，企业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客户的集群与营销的展开，构建出一个强大的生态营销圈，深入了人们的方方面面的生活当中，让人们看到了前景一片大好的媒介通讯时代的互联网市场的前景与发展的美好，互联网的营销与微信微博的营销受到了用户与商家企业的青睐，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微时代与即时性，这就是微时代微信与微博的活力与潜力。 四、结束语 微时代的微博与微信的营销虽然只是近几年才逐步兴起的一款手机的聊天软件，但是好评率却逐渐攀升，跃居榜首儿收到广大手机用户的重视，网络营销就这样在全新的经济时代中火热开展，方兴未艾之际就是商家的对于传统的营销模式的一种颠覆，让各个企业都对他抢占，周围的人都推广自己的产品，也正是因为语音、视频等的聊天软件的丰富与方便，而且是完全免费的没有任何的费用收取，一切的流量也是运用商从中收取，因此，微时代的微信与微博因为这样的“安居客”而实现了互惠互赢，只要我们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安全的网络营销的空间与支付的环境，取得最好的沟通与让用户都信任商家与顾客之间都会有更多的方便，借助这一平台，微信的营销就会随着现在市场的做大做强为不断的发展与优势的显现，前景是不可限量！ 作者：安蒂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微信营销论文:微信在企业网络营销的应用 摘要：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利用了微信营销模式。企业借助微信向用户推广一些信息，便于用户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相关的信息。文章主要阐述了企业微信营销的优势、企业微信营销的模式以及企业微信营销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原则，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关键词：微信；网络营销；应用 作者简介：夏俊鹄（1982—），男，汉族，江西南昌人，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专职教师，研究方向：电子商务 腾讯公司于2012年推出了微信这一软件，该软件集语音、视频等功能于一身，因此微信这一软件获得了用户的青睐。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微信这一软件被用户下载下来使用，并且也得到了企业的广泛应用。 一、企业微信营销的优势 从相关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微信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中最主要的入口，不断增加的用户给微信带来了发展商机。在这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微信作为营销工具。其中企业微信营销的具体优势如下： 1.低流量、低成本下蕴藏着丰富的媒体功能。使用微信软件是免费的，所产生的流量费都是通过运营商来收取的。与发短信费用相比较，发送微信的费用是比较低的。通过不断的升级，微信已经具备了以下三种功能：通信、网络娱乐、定位，其中通信沟通中包括了语音、文字以及图片等；网络娱乐中包括了游戏、手机通讯录等；定位中包括了扫一扫、摆一摆等。通过微信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连接起来，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提供了平台。 2.以网络平台为依托，范围较广。微信用户可以直接使用QQ号登陆，并且也可以通过QQ号来搜索好友，这就将微信、微博QQ真正的连接起来。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腾讯已经将QQ用户积累起来，并且借助网络游戏、QQ、电子商务等平台形成了关系链营销网络。所以企业要利用关系链营销网络，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该企业的产品，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3.定位准确，真正实现精准营销。在定义微信社交圈的时候，可以从远近亲疏出发，将其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层次，熟人交际圈；第二层次，中距离千米交际圈；第三层次，陌生人交际圈。近距离交际圈是指QQ好友以及手机通讯录中的好友；中距离千米交际圈是指利用微信中的“查看附近的人”而查找到1千米以内的用户，并且也可以对该用户的头像、基本信息进行查看；陌生人交际圈是指是通过微信中的“摇一摇”功能来摇到同一时刻摇动手机的用户，这就将微信的社交圈扩展到陌生人。这三个不同层次的交际圈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且也扩大了营销范围。 二、企业微信营销的模式 1.内容推送型。微信是腾讯公司于2012年8月推出的，企业也可以申请微信公众平台，借助微信公众平台将企业的产品信息、促销活动等咨询到微信上，然后让更多的用户在第一时间了解到相关的信息。腾讯公司所推出的微信公众平台，细化了企业利用微信的营销渠道。企业还可以分组以及控制顾客，为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服务。比如：美容院会借助微信公众平台将新品展示出来，让其粉丝及时了解到其所需要的化妆品是否已上新，同时美容院借助微信公众平台每天发一些保养皮肤的小常识以及养生保健的一些信息。还有一部分企业让员工利用自己的微信号来一些信息，在员工的微信账号上一些优惠信息、店铺所处的位置等，借助这些方式可以大大获得公众的青睐。 2.获取粉丝型。微信营销的基础就是“粉丝”以及“关注”。微信不同于微博，其更加具有针对性，因此微信粉丝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企业利用微信来推广品牌是否收到良好的效果，这就要看企业的粉丝数量，但是企业怎样才能增加粉丝的数量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用户扫描二维码进行关注。企业要设定属于自己品牌的二维码，借助促销打折等活动来获得用户的关注。比如：在邯郸美食林超市中推出了“扫描二维码”活动赢取免费观看电影，这种活动提高了企业的关注量，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该企业。 3.简单互动型。微信借助手机来随时随地进行沟通，这就为企业营销提供了条件。用户利用微信可以与企业进行沟通，企业也可以借助微信设计一些有趣的活动，最终增加了微信与用户之间的联系。由于微信还具有语音、视频等功能，用户与企业可以展开对话，便于企业及时了解到用户的实际需求。 三、企业微信营销应该遵循的原则 1.坚持内容为主的原则。企业在利用微信进行营销的时候要坚持内容为主的原则，虽然用户关注企业微信平台是一种主动行为，但是用户接收企业发送的信息属于被动接收。如果企业发送的信息内容不合适，这就会丢失一部分用户。因此企业要发送一些用户比较感兴趣、有价值的信息，吸引用户的眼球。企业要先通过信息来获得用户的信赖，然后再去考虑销售这件事。 2.把握好微信推送的次数以及时间。企业利用微信营销的前提就是不打扰到用户的正常生活以及工作。人们使用微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与朋友进行交流，因此企业如果一味的向用户发送信息，这就让用户越来越讨厌，最终促使用户取消了对企业的关注。企业在利用微信推动信息的时候，要增加一些互动，吸引用户的眼球。比如：饭店可以在中午十一点的时候利用微信将中午的菜单给用户，如果用户这个时候收到了信息，就会觉得这信息太有用了。 3.从线上到线下的原则。企业借助微信的线上推广来获得更多的粉丝，但是要想一直获得这些粉丝的关注，就要借助线下面对面的沟通。企业要将线上、线下结合起来，从而可以培养出忠实的粉丝，增加了企业的亲和力。 4.企业公众平台与员工微信相结合的原则。通常情况，企业会定时向用户发送信息，但是企业却没有与客户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不能了解到用户的实际需求。因此企业要让员工利用自己的微信号与客户进行及时沟通，了解到客户的想法，这一种模式虽然效率是比较低的，但是却能够做到精准营销。在微信营销过程中，企业要将公众平台与员工微信号结合起来，及时了解到客户的需求，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不同的服务。 四、结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微信作为新生事物逐渐发展起来。微信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也为企业的营销开拓了新的模式。虽然利用微信营销存在着较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微信营销会提高企业的社会知名度。同时企业要不断更新自身的观念，与微信营销的特点充分结合起来，制定合理的微信营销策略。 作者：夏俊鹄 单位：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微信营销论文:微信大数据营销客户关系管理 在过去，传统的客户销售是通过展会、用户登记、购买客户资料等方式取得客户线索，然后通过电话、邮件、上门拜访等方式推进客户下单。传统的CRM就在于维护和关怀这些已消费的客户过程中，促成客户的再次消费。现在，随着实名制社区和电子商务的普遍化，用户之间产生的人际关系链，也就是人脉价值，通过这种人脉价值最终能实现交易数据跟交互数据的融合。微信这一优秀的SNS传播工具体现的正是这种人脉价值。用户注册微信后，可与周围同样注册的“朋友”形成一种联系，不存在距离的限制，用户直接订阅自己所需的信息，商家通过提供用户需要的信息，推广自己的产品进行点对点的直接营销。这种商家与用户一对一的交流，可以帮助商家实现CRM（客户关系管理）。但是，如何利用好微信平台的这种客户关系管理的功能，很多潜在的商家却不知道如何下手，实质上，这是由于对微信CRM的本质和原理缺乏认识。 一、微信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客户关系管理（CRM）是利用信息科学技术，实现市场营销、销售、服务等活动自动化，使企业能更高效地为客户提供满意、周到的服务，以提高客户满意度、忠诚度为目的的一种管理经营方式。也是一种以"客户关系一对一理论"为基础，旨在改善企业与客户之间关系的新型管理机制。客户关系管理既是一种管理理念，又是一种软件技术。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理念是CRM实施的基础。微信CRM的本质，是在微信渠道上利用微信的特点和接口而扩展的CRM系统。商家可以通过CRM插件（由专门的软件技术公司制作）对每个关注它的用户进行标签、分类等，从而形成动态的SCRM（社会化客户关系管理）。利用这个动态的CRM，商家可以完成针对客户关系链大数据的客户调研、用户结构等调查工作。微信SCRM，实际上是将微信用户粉丝从关注、查询产品信息到接受服务咨询、参与调查与调查或营销活动的信息进行智能分析，形成用户的特征描述，并基于这些特征将微信用户加以分类、存入CRM数据库，作为后续传播、营销的基础。所以，如果微信平台上没有用户关系链大数据，则无法实现此类精准的行为跟踪、归类以及后续营销活动。1.微信CRM的功能当前的微信CRM有许多开放式的对外接口，最广泛的是短信，通过短信可以给顾客发送信息。另外，扫描二维码也可能进入一些应用场景，例如让顾客通过扫描二维码快速录入商品信息，查询商品、价格、款式等。在不同的企业CRM的功能设置是不同的，但通常都具有以下几种功能。1）小型企业可以通过Excel等方式管理查询客户信息，但大型企业需要更快速地查询客户。微信CRM是用户关系链中的用户信息集成的客户数据库，包括客户的联系方式、特性、成交记录、跟踪记录等。2）通过庞大的微信CRM用户数据库，可以建立上层分析系统，从而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3）微信CRM可以规范企业的作业流程，让各个部门之间按照CRM系统的业务流程工作。4）利用CRM的“自定义菜单”功能来实现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有效互动，例如了解最新优惠信息、查询消费记录、开展“电子会员卡”等。2.微信CRM的典型模式一般企业的CRM管理过程会面临两类典型情况。其一，为众多的客户提供通过一次交互完成的、高频次的交易。其二，为较少的客户提供通过多环节完成的、长周期的交易。而微信CRM的典型管理模式通常有三种。（1）一对一模型：企业将收集大量用户数据，并尽可能地使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每个客户的需要。在面对公司大业务量客户和重点客户时，适合采用一对一模型。（2）传统的CRM模型：传统模型中，用户数据主要用于客户分类。针对不同特点的用户群体进行分类管理，向其提供不同种类的产品和服务。一般业务量较少的客户，适合采用传统型CRM模型。（3）个性化沟通和目标定位模型：本模型面向所有客户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基本相同，也会结合客户的个人偏好及目标市场的需求对产品与服务进行适度调整。一般地，对比例较大的非核心客户强调的是服务范围和服务的及时性；对数量较少但对公司收益贡献较大的重点客户则提供较集中的、纵向的、积累的成长型服务。3.建立微信CRM的步骤对于企业建立CRM的目标即是建立真正以客户为导向的组织结构，以最佳的价值定位瞄准最具吸引力的客户，最大化地提高运营效率，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企业建立微信CRM一般遵循CRM的管理思路，从以下五步建立CRM系统即可。（1）建立客户信息数据库。建立客户信息数据需要搜集用户的资料信息，包括：对客户类型的划分、客户基本信息、客户联系人信息、客户跟踪记录等，此外还包括可能的与目标客户和维护老客户相关的信息，如业务商机信息、行业动向信息、产业动向信息，变更信息、用户投诉等。（2）分析和了解客户。通过搜集和详尽分析市场的信息对用户有较深层次的认识后，可以对客户进行细分营销及管理。一般，可以从企业的性质、企业规模、主要业务类型、业务量、行业发展、经营状况、风险评估状况等全面地反映客户的实际情况。（3）客户关系维护。在这个阶段，主要是老用户的维护，由客户服务人员配合销售部做好重点客户的维护和服务，将公司资源集中于“黄金客户”的关系管理，完善客户的维护管理，加大关系营销的力度。（4）客户关怀与服务管理。此功能主要包括服务请求、服务内容、服务收费等的管理，详细记录了服务全程进行情况，将相关信息反馈传递至信息部门。（5）客户增值管理。结合公司新业务的拓展及根据客户信息库获得的资料分析客户潜在需求，为客户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使得客户的价值得到最大化的挖掘。 二、微信关系链管理 如果微信平台上没有用户，微信SCRM的价值则无法体现。所以通过微信的社交功能，建立微信关系链是实现微信CRM的前提。1.建立人脉资源数据库的策略人脉既是资源也是资本，有效建立人脉资源数据库可以使得企业的经营效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微信企业的客源人脉，一般是指在运营工作中与各类客户打交道而形成的人脉关系。有效管理维护好企业的经销商、商、客户等人脉资源，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交网络工具通过直接的沟通交流，能够创造口碑，赢得推荐，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微信平台的人脉资源关系链的裂变形成了人脉资源库的大数据，能够为企业促进商机。所以，在制定人脉资源选择行动计划时，资源结构要科学合理，例如性别、年龄结构、行业结构、学历与知识素养结构、高低层次结构、内外结构、现在与未来的结构等。人脉圈子结构若过于单一、单调，会影响人脉资源的质量。在拓展人脉资源的过程中，要从长远考虑，应注意人脉的深度、广度和关联度。人脉的深度即人脉关系纵向延伸的情况，达到了什么级别；人脉的广度及人脉关系横向延伸的情况，范围（区域与行业）有多广；人脉的关联度则指人脉关系与个人（或企业）定位从事行业的相关性。所以，利用裂变效应拓展建立人脉资源圈，需要关注成长性及延伸空间。企业在运营微信平台拓展人脉资源的规划时，通常可以按以下步骤实施：确定发展规划评估人脉资源现状明确人脉资源的需求设计人脉资源结构制定人脉资源规划制定拓展营销行动2.基于用户行为分析的精准锁定微信公众号的信息传播通常是由用户主动选择的，排斥性较小，并且发送的消息类型丰富，形式比较灵活多样。企业通过对微信媒介平台微信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就可以给有需求的用户发送需要的信息，加速推动了精准营销的发展。精准营销是为产品、业务、内容等寻找可能会感兴趣的潜在目标用户的方法过程。要尽可能地精准地锁定目标客户，就必须对目标用户的行为、兴趣爱好等进行分析，并与需要营销的产品、业务、内容相匹配。通过微信，将用户行为细分为若干个可操作的维度，例如，进行用户分组、地域范围控制等精准消息的推送，根据不同的分组特点，给用户发送个性化的内容，让主动添加公众账号的用户都能接收到自己想要的内容。这样，营销人员便能根据既定的营销目标，结合规则模型来实现精准选取用户，进行精细化营销，同时能够结合客户行为分析挖掘更丰富的客户价值，也可以根据用户行为对用户进行细分，发现未能满足其需求的细分群体，挖掘新商机，开发针对性的产品。 三、线下数据分析和商业决策的大数据营销应用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圈子营销属于小众营销，但由于互联网的“喇叭口”效应，很容易造成一种“势”，圈内意见对于圈内外消费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现在很多人购买产品时，首先会上网搜集信息，会到各类论坛上寻找其他人的使用感受等资讯，因此网友圈子就成了信息的聚合点。比如搜房网上，一些楼盘的业主对于楼盘的评论，几乎成为了影响其他人购房决策的重要因素。按照大众营销做广度、小众营销做深度的原则，圈子营销最重要的就是做深做透，突出个性化服务营销的特点。企业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进行圈子营销。第一，组建圈子，做好线上交流与线下的各类活动；维护圈子数据库，做精准客户营销。如，长安铃木通过组建铃木车友俱乐部，通过线上交流、线下交友、出游活动来扩大长安铃木的品牌知名度，并通过扩大圈子影响力及实际的服务工作，影响到了更多的潜在客户，对扩大销量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圈子营销是较为精准的营销手段，由于同属某一类爱好的人群，容易建立信任并建立联系。铃木车友俱乐部按照车友们的不同属性类别建立起关联数据库，当有新品信息或者活动时，就按照不同属性类别有选择地发送信息或者组织活动，这种精准的圈子营销能够达到快速品牌推广并形成口碑传播的效果。第二，与目标圈子群体进行合作，支持和赞助圈子活动，或者制造正面新闻话题，让圈子成员广泛参与，开展有针对性的客户营销。如一些户外运动装备企业经常与各类登山野营的团体、协会、“驴友会”等组织合作，通过这些组织的进行信息传播和营销渠道的建立，可以扩大品牌知名度取得很好的营销效果。又如，必胜客曾与社交网站及网上聚集地360圈作为合作对象。在360圈上参加必胜客活动的用户，都可以加入必胜客的“食尚”潮人圈公众圈。必胜客的营销策略是通过人群特性与产品特色融合的方式进行的创意营销。活动按照参与人群的不同性格进行用户细分性格类别，再将不同特色的必胜客食品与之相匹配，向不同性格的食客推出不同特色的食品，取得了较好的营销效果。第三，与部分圈子中的意见领袖合作，通过意见领袖传播品牌价值。必要时可以进行合作，共同分享和发表产品的信息及使用经验和感受等，以实现低成本营销。总结随着社交网络的全球扩张，企业在互联网中应逐渐转型，借助数据库技术为生活服务，数据大爆炸正在改写市场营销规则。客户关系管理（CRM）是企业在信息经济时代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并提高企业价值的必然要求。实施客户关系管理旨在建立新的营销系统，使企业在客户服务、市场竞争、销售以及支持方面形成彼此协调的关系实体，为企业带来长久的竞争优势。微信客户关系管理大数据营销正是通过对人脉资源的关系链的整合同时通过线下活动与微信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的创新营销。 作者：陈嘉雯 单位：广州华夏职业学院管理工程学院 广东省电子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 微信营销论文:执业资格考前培训微信营销策略 一、微信与微信营销 微信是腾讯公司为智能移动终端提供的一款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作为一种时尚的沟通交流工具，正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信息来源与传媒载体。微信营销是指以微信作为营销平台，向其目标客户传播产品信息，使客户了解企业产品或客户感兴趣的共同话题引发客户好感，最终达到营销的目的。 二、微信营销的优势 （一）营销成本低 目前微信的各大功能都是免费提供给用户，成本仅仅是一定的流量费。企业只要将需要推广的内容放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像被广泛接收和传播。 （二）客户定位准 企业可以借助微信精准定位等功能，把企业的营销信息准确地推送给目标客户并显著提高信息到达率，做到点对点精准化营销。 （三）企业和客户互动性强 微信带来了信息传递的多元化，不仅支持文字、表情符号和图片的发送，也支持语音对话和视频交流。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带着手机，企业和用户就能够彼此轻松地进行良好互动。极大地提高了企业服务客户的效率，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营销方式都无法实现的。 (四）方式生动形象易接受 传统营销方式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向消费者传递企业产品信息，具有明显的弊端。要么像报纸广告缺乏形象的视觉冲击，要么像电视广告，效果好费用高。微信营销有效地避免了传统营销方式中的弊端，将企业宣传的内容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传递给了消费者，同时它的营销费用也是极低的。 三、成人职业资格培训微信营销策略 微信是以人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社交平台，成人执业资格考前培训的基础也是以人为主体目标的客户。因此利用微信无可比拟的优势在成人执业资格考前培训中进行营销，就会得到比传统营销方式更为令人满意的效果。具体可以应用一下方式： (一）主打公众平台，小号推加粉 企业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平台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同时全方位展示企业的产品信息。针对执业资格考试的成人因平时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时时关注考试信息。培训机构可利用公众平台及时推送一系列与考试相关的信息，如教材信息、大纲变动、考试要求、该执业资格的考试政策、考试报名时间、准考证打印时间、成绩查询办法等这些对考生很重要的信息，提升客户对该公众号的关注度，解答客户疑问。此外，培训机构还可以将培训信息通过语音的方式推送给客户，如果客户回复语音中提示的关键字，则再给客户提供一些他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实现与客户的有效互动，提升客户对该平台的关注度。这一点企业可以借鉴“逻辑思维”的公众平台，该平台目前已有300多万粉丝，实现了良好的收益。最后，可以借助微信软件的手机号申请小号，利用小号继续加强朋友圈分享和附近好友来推送公众账户，加强公众平台的推广。 （二）加强客户管理与服务 培训机构应像经营品牌一样对待自己的公众账号。对所发送的信息做出整体规划和安排，准备好文字素材和图片素材。如果仅仅只推送本企业的相关信息，难免会让人觉得生硬，久而久之就会引起客户反感，所以培训机构应在推送培训信息的同时，适当推送一些行业资讯、新闻热点、优惠活动等方面的内容。此外，对于粉丝的管理，可以针对新老学员推送不同的内容，设置要方便客户提问及回复。使客户在实际体验中获得良好的服务，这种人性化的服务受到客户认可，促使客户使用微信分享自己的体验，进而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对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非常有效的。 （三）线上线下同步营销 线下活动能增加微信公众平台的信任度，是充分发挥微信营销优势的重要场所。培训机构可鼓励客户使用手机扫描企业二维码成为企业的粉丝，并采用会员制、点赞送培训等优惠方式来增加精准的目标客户，积累大批实际消费群体，对企业未来微信营销的顺利推广至关重要。结语目前微信已不仅仅只是一个聊天工具，更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随着微信程序的不断完善，很多眼光敏锐的商家已经着手微信功能的使用，将微信作为企业营销平台的延伸，充分利用微信做起了产品、企业宣传、挖掘客户，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媒体营销时代。但无论何种营销方式，培训企业只有以人为本，以客户为本，以满足客户利益为前提才是微信营销的发展之本。 作者：张海云 单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教育思想的探讨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 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政治经济学论文:论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之“道” 在中国,大多数纠缠着我们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常识,不是新知。 不过,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内涵很广,乃是指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研究个体决策问题,例如顾客如何消费、劳动者如何找工作、厂商如何定价、如何确定产量等等。与此相对,研究在个体选择之上的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学问,则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所谓“中国问题” 梁漱溟先生曾说,他毕生思考两个重大问题,即“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长达95年的人生历程中挥之不去。所谓“中国问题”,大致而言,包含着如下几层含义:如何认识传统中国;如何分析当代中国;如何探讨中国的转型路径。 汪丁丁的这部讲义,同样是他多年对“中国问题”深沉思索的一个总结。从2005年起,作者就在北京大学开设“立宪经济学”讨论班,讲授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班,主题年年更新,内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学生连续数年选修或旁听,变成这门课的“忠实听众”与“热心聊友”,并因此收获巨大。经过了八年的氤氲酝酿,如今这本厚重的讲义终于面世,对于有志思索求解中国问题的学人而言,无疑是件极大的幸事。 在书中,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所谓基本问题,就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而不能去的议题”(见该书第八讲附录)。很显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扰,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来的压迫感。这些问题,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并不是靠学习庄子的逍遥自在,或顿悟圣贤的天理良知就可以独自解决。 个体的善良与幸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普遍层面上的社会正义的实现。故而,作者反复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千头万绪,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问题。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正义与效率又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我们很难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概括整本书的论点,仅就笔者的阅读而言,这本书的思路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多种多样,但“效率+正义”是最为贴切的路径;在正义理论领域,我们固然应当关注那些普遍而永恒的伟大学说,但同样要研究可以落实到生活中的正义感;任何正义或效率的目标,都需要一个社会过程加以实现;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于是,中国的转型问题,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则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 此书并不是一部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标准学院派教科书,而是带有特殊抉择的中国语境下的讲稿。 于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能读到的,不仅仅是揭橥“正义是社会制度之首要美德”的罗尔斯,创立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的布坎南,主张“发展的目的是扩展每个人的自由”的阿马蒂亚·森,还包括了弗兰克·奈特、汉娜·阿伦特、钱穆、张君劢、余英时和梁漱溟等诸多思想巨擘,跨越从政治哲学到国学的诸多领域,还涉及脑科学与行为经济学。 总之,这是一个以“效率+正义”为核心的、宏大宽广而又相互关联的理论谱系,为了便于听课学生和读者理解其思路,作者亲自绘制了六张大型思维导图,蝇头细字,五色纷呈,极臻精美,理论概念之间的连结关系以箭头标示出来,颇方便学人理解内容,扩展思维。 返本开新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导言与各章写得都很长,铺垫得甚至有点考验读者的耐性。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求解正义问题的艰难,便应当承认“停下来思考”的重要。 这本书也许在当代同类着作中极为少见,既深入探讨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又能使人平心静气阅读。这也许与它的学术风格有关。和很多着名学人不同,汪丁丁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辩论家,而是一个深刻复杂的思想者,其气质更接近哲学家。他喜欢把自己的思想过程用文字和语言呈现出来,不惮于表露思索过程中的徘徊与困惑。诚如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认为,所谓公平只是个人利益的伪装,“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里”。大哲学家罗尔斯甚至用毕生精力来研究“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 作者显然认识到了这种艰难。在书中,他反复陈说求解基本问题的难度——复杂的涌现秩序一旦被逻辑地表达,其内在的新颖性就归于消失;基本问题,由于包含着一种以上相互冲突的有效思路,无法模式化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作者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不断讨论和互动,以求脱离单一视角的束缚。 于是,我们在书中读到了大量机智有趣的师生讨论和对话,也看到了回归一般思想史的努力——这是在与古人对话。通过这些对话,读者也许不能得到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妙法,整治暴力拆迁野蛮城管的奇方,改善收入分配的对策,却终究可以有若干更广泛的启发。一个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人,不仅仅要连接上中国问题的“地气”,接续上宏大深刻的思想传统,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 我们也许可以说: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并不是“新潮”“新异”“新奇”的“新”,而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是“返本开新”之新。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 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 试图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定位，是我自己一直希望弄明白的一个问题。这里姑且作个尝试吧。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统称，涵盖了经济学所有的理论分支。如果我们试图给经济学的发展绘制一副脉路图的话，我倾向于采取以下思路：（见图1-1 ） 无论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还是从理论体系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在我绘制的脉路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和列宁阶段的批判主义经济学和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经济学。 在理论体系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并列发展的还有西方的另外两个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李斯特的古典历史学派，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分裂为以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和以凯恩斯为首的（国家干预）福利经济学，这两个学派的关于长期关于国家干预和自由竞争的争论在60年代左右被萨缪尔森经过调节和整合而纳入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并以当代主流经济学自居。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降温，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经济改革和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和资本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的发展，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围绕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计划经济学之后，获得一个理论发展的春天，逐渐形成了以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和转型为主题的转型/过渡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我国教育财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我国教育财政存在一些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此做些解释。 一、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解释 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不是指财政拨款提供的教育服务能完全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这种充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充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是财政拨款能否基本保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或政府自己制定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比较，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是否偏低。长期以来，我国法律规定应该免费的义务教育必须依靠收取学费（杂费）来维持，还有大量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书本费而失学。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3.28%，远远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NP4%的目标，也远远低于与我国具有可比性的印度2001年4.1%的水平。显然，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不足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我国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不完善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经费的分配是政府主导的。虽然近年来人大代表开始关注财政资金的分配，但由于财政部门提交给人大代表的预算草案非常简略[1]，受信息、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人大不可能对预算草案做实质性的改变。财政预算的编制和调整事实上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作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所决定。在我国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财政支出是成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官员们的经济租金、居民的满意度等为收益。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是各级政府的优先事项，也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内容，关乎主政官员的仕途。另外，用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能产生大量的经济租金，为官员们提供了很多寻租机会。教育支出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会增加居民的满意度，但短期内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所产生的经济租金也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居民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没有很大影响，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作用很小。我国的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在政府主导的财政经费分配制度下，在地方主政官员为几年一任且主要由上级决定升迁的政治结构中，对地方政府而言，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教育支出产生的效用大大低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支出。尽管增加教育投入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如林毅夫[2]所指出的，没有人可以保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因此，居民无法对财政资金分配施加影响，政府效用函数偏离社会福利函数，是政府教育支出不足的制度根源。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虽然有些例外，缺乏有效的居民声音一般会导致分配到教育部门的资源不足，而且贫穷居民更难享用到这不足的教育资源[3]。 二、教育财政严重失衡的解释 教育财政严重失衡也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教育财政资源差距之大世界少见。 地区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地方为主、分级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基础教育经费长期由县及以下政府和农民负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引起的地方财政能力和农民收入差距，在缺乏比较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时，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 城乡差距属于地区差距，其直接原因一方面与地方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相关，因为农村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乡负责，城市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市、区负责，农村地区的县、乡与城市的市、区之间财力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如不承担农村学校建设的责任，也是造成教育资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学校之间的差距包括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前者是上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表现。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在城市表现突出，即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区，办学条件差异巨大的薄弱学校、一般学校、重点和示范学校并存。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重点学校制度到目前的示范学校和一流大学建设，实际都是政府主动选择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早期对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教育发展有了相当基础的今天，它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特别是教育腐败的负面效果已经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重点学校制度之所以今天还能延续，是因为它能给重点学校和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学校和政府官员寻租、设租的结果。 学生之间的差距既产生于上述几个方面，也产生于居民家庭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富裕家庭子女可以上条件非常好的私立学校，可以通过支付大额择校费上公立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甚至可以出国留学。同时，大量少年儿童由于支付不起学费、书本费和其他学校收费，又得不到必要的经济资助而失学。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但立法后近20年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直接原因是各级政府互相推诿，无人承担责任[4]。 我国教育财政的巨大差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公共选择机制不完善。如果居民的意见能对政府的形成和官员的任用有决定性的影响，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弱势人群的众多人口所产生的力量，将会改变我国的教育财政体制、改变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性政策、改变重点学校制度、改变对资助贫困学生的推诿状况，最重要的是将会大大改变政府的效用函数，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是另外一种状况。 三、学校乱收费久禁不止的解释 虽然有人有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学校乱收费是事实。学校乱收费的事实可以从近几年居民价格投诉中教育收费年年位居前列可以得到佐证。目前几乎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学校有多少收费项目，以及什么项目是合理收费什么项目是不合理收费，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学校乱收费是事实。 学校乱收费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突出。笔者见到的中央政府关于制止乱收费的文件是1991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此后各级政府几乎年年发文制止学校乱收费，但13年过去了，学校乱收费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对于学校乱收费有很多解释，如政府拨款不足、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的界限不清、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等。政府拨款不足是学校乱收费的重要原因，对政府拨款不足我们已经做了解释。那么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界限不清、以及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现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笔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学校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学校治理结构是有法律或实际效力的学校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分配和保障结构。学校的直接利益相关人主要有学生及家长、学校所在社区居民、教职工、校长、政府（理论上代表社会）或其他出资人、校友等，其中学生与家长、教职工、政府是学校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学校法，只是在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中有一些条款涉及到各利益相关人的权利和利益问题，没有系统的学校治理结构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公立学校本质上是政府建立的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虽然法律规定有些学校可以取得法人资格，但其经济责任，如学校债务最终是由政府承担的。在我国现行的学校治理结构中，校长（或书记，下同）是学校的最高决策者。校长由政府任免，校长代表政府管理学校，政府与校长构成典型的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加上学校依赖政府的财政资金，较好的维护了政府在学校的利益。校长在学校的运行中主要依靠教职工，在目前的薪酬制度下校长本人的收入与教职工收入直接相关，在校长的任免过程中，政府有时会征询教职工的意见，因此教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校长的权力，校长的利益与教职工密切相关。校长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自觉维护教职工的利益。当然，在政府的利益与教职工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校长会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权衡取舍。与政府和教职工不同，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没有保护机制。 学生及家长与公立学校的关系从本原意义上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和现实中是公共服务消费者与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学阶段，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的学生及家长，在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时，只能到政府指定的学校去，没有选择余地，公立学校事实上是特定行政区域内生产公共教育服务的垄断者。虽然学生及家长可以选择到民办学校或区域外的公立学校就学，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公立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学生及家长对校长的任免、教职工的聘用和薪酬没有影响，在学校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面对居于垄断地位且无法对其施加影响的学校，学生及家长的利益自然难以得到保障。 具体到学校收乱费久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不想禁止，二是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教育法规定，学校要“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学校乱收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收取了国家（政府）没有规定且学生及家长不愿意交纳的费用，二是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 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上不想禁止乱收费，是因为该级政府没有为学校提供必要的资金，如果真要禁止乱收费，一些学校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学校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默认的。西安音乐学院向2004年录取的每一新生收取3万元的“捐款”，就是典型事例。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为收费辩解道：“现在一直要求学校扩招，但经费一点也不增加，你说这个学校应该怎么办？”，“除了教职员工的工资外，每年陕西省给西安音乐学院的经费是300万元。”该院的一位副院长指出，政府300万元的拨款只够半年的水电费。不算基建投入, 学院每年最少需要8000万元才能过日子[5]。中小学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虽然中央政府年年发出制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地方政府也以发文件的形式执行中央政府的文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付舆论和公众的一种姿态，属于格斯顿所分析的“象征性公共政策”[6]。即使上级政府采取行动查处学校乱收费，也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教育部门对学校乱收费承担领导责任，查学校乱收费相当于查自己，当然不愿意查，也不会有很大效果。 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是指长期以来学校做出除国家规定以外的收费决策，或者提高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时，学生及家长没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对学校收取国家规定以外的费用如何决策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实中普遍由校长决策。在学生及家长对其没有制约能力的情况下，校长为了学校运转和教职工及个人的利益，自然倾向多收费。如果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安排学生及家长的权利保障机制，比如在学校（不是政府）做出涉及包括向学生收费等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事项的决策时，必须征得学生或家长的同意，结果将会大大不同。学生及家长评估收费决策时，会比较收费的成本和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学生及家长觉得某些项目值得交费，将会同意学校收费。由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就不能看成是乱收费。这样，学校收费只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收费，一类是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乱收费就在源头上得到了制止。因此，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治本之策是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公立学校改革中，通过学校治理结构的调整，建立家长有很大决策权的学校管理委员会（School Council）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据此保护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7]。 总之，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教育财政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去解释，用公共选择、政府和学校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 Strange ）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 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 New 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 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视野下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概述 摘　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它的研究焦点是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本文以方法论为标准对西方主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归类与评介,评述了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及历史主义下的考克斯与斯特兰奇的理论的内容和特点。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关 键 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 正 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　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　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　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　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　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　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　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　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　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　。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　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　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　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　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　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　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　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　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　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　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　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　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　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　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　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　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　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　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　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　”“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　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　、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　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　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　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　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　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　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　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　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　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　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　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　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　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　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　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　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　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　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　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　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　。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　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　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　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　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　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 A.Barone)指出的，“20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　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　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　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　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　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　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　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　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　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　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　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　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　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　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　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　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　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　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　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　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　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　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　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　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　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　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　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　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　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　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　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　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　，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　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　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　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　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　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　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　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　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 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 Ray　)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　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　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　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　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　[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　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　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　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　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　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　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　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　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　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　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　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　。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　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　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　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　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　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　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　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　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　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　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 Gilpin，1975)同时，在这　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　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　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　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　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政治经济学论文: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 [内容提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领袖 席勒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政治经济学论文:关于现阶段我国道德尺度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健词:宗法礼教 价值瞬间性 主体性人格 论文摘要:转型经济国家的转型期间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德定性，多元文化与多元制度安排的交织与冲突使社会道德与价值尺度显得异常复杂。法治、贵任意识的加强与“人情”、特权思想盛行相并存;集体主义合作精神与个人主义金钱意识相并存。道德观念的复杂性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存在三种不同尺度的道德模式之间相互矛盾与相互渗透的结果.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揭示三种道德尺度经济根源的同时，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道德行为的历史性提升与道德警示。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应该选择怎样的道德尺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思想和道德标准，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我国在转型期同时存在着对人身的依附、对物的依赖和对人的尊重三种道德尺度，并且三者之间相互交织表现得异常复杂，严重干扰着我国公民人格确立和社会价值判断。因此，对我国现阶段三种道德尺度的差异性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道德尺度一:所谓人身依附的道德尺度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以其宗法联系和等级关系的家长式权威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道德标准。对人身的依附反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最初对自然法则的认知与控制。它主要表现为尊从权威和重义轻利，这种道德现状和我国封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传统文化的注意力在对人的血亲等级、本末第次的关注中，大众追求一种重义轻利脱离事功的消极清淡。君主的需要和利益才是最高标准。以少数权威意志和利益作为社会成员交往行为的依据是与自然经济时期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道德标准，它是人类对自然界权威直接依赖的反映。 自然经济时期人类生产周期是由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决定，人们从事生产的区域是由自然资源分布决定;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是由人的自然生理现象决定。这种“天人合一”结构中，劳动者个体能力在强大自然力面前是极其渺小的，他们只能作为群体结构中的依附部分存在。等级权威和见利思义的道德尺度自然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行为的惟一尺度。 小生产的经济关系说明商品经济还未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人们还不能以商品的价值手段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这是人身依附道德观产生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标志着我国在组织社会生产和交往手段上的彻底变革，劳动者个体不再以尊从权威意志作为公众行为的标准，而是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经济交往的尺度。它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在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中主观性、随意性和盲目性的减少，客观性、科学性和明确性的加强。平等独立，开拓进取，以法代情的现代社会风尚也必将随之形成。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对旧道德标准抱有情感上的依恋，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人类血缘关系的诱惑。人情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人性中的人情内涵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自然经济时期的人情内涵是以生命的血亲模式为核心、君臣关系、主仆关系和朋友关系都被限定在父母兄弟式的权威范围。“父母在上，兄长在先”原则是人情交往关系的永恒原则。以商品交换为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确立了劳动者个体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及平等竞争的新型人情内涵，在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旧有的血亲模式被扬弃。独立平等和尊重他人劳动的主体人格构成现代文明的新型主体间关系。 但传统道德关系对于刚跨人市场经济不久的中国百姓来说仍然具有影响，它毕竟反映的是人类最初和最直接易懂的情感。应该警惕的是一些人将这种传统“人情”关系和金钱关系结合起来，津津乐道地去结成裙带关系或者建立称兄道弟式的关系网，它必将对社会法治建设和正常经济秩序产生极大的隐蔽式破坏作用。 其次，“人的原始丰富性”的诱惑。这是马克思对自然经济时期人的行为特点进行的概括。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人们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这种直接性使人们产生对自然界原本存在的日月星辰、草木鱼虫以及人的自然生命现象的崇拜和依恋，并且仿照自然物消极被动的非主体特点作为自己生产和生活的模式。节奏缓慢、保守平稳的田园诗般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以人类创造的商品价值、价格、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内容。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社会自然性被社会的经济性所替代。人们创造商品的无限丰富性打破了对有限自然物模仿的“原始的丰富性”，为人类行为方式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大胆创新、讲究效益已成为现代人的行为特点。实际上，人的“原始丰富性”隐藏着一种缺乏竟争意识和进取精神的隋性，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极不相容的。 最后，旧体制温情的诱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动摇了旧体制中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权威地位，为劳动者独立与平等提供客观的经济基础。但是，“物的关系”即商品的经济关系取代自然经济中“人的关系”，更容易被误解为对人自身的关注被物的丰富性所替代，而留恋旧体制中有限的人的地位。“为什么人会依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相互间的物化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相互间生产活动的关系。”身依附关系被商品的物化关系所替代是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的表现，它展示了劳动者个体通过自己创造的物完成了对血亲服从和等级统治的否定与超越，对人创造物的服从标志着人对自然物的独立与自由的获得。 道德尺度二:所谓对“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相对而言的独立化的他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对物的依赖反映人类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操纵。物的依赖关系是交换经济时期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客观反映，它是指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规律的关系。商品的经济独立性打破了血缘和等级关系的非经济约束，社会成员个性需求的实现必须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社会关系中这种对物的依赖是对人身依附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然使我国劳动者个体的道德及价值尺度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一，商品的价值尺度赋予社会成员独立平等的道德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必须独立地完成社会及他人需要的劳动产品，才能从社会和他人那里换回自己的需要。人们凭借商品的权力建立起自立、自主、自为的主体地位，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通过劳动编织进自己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够得以实现。交换中任何非经济强权都无法替代商品生产者的意志。因此，强调个性独立，自尊自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社会成员道德内涵的基本内容。 第二，商品的交换原则赋予社会成员尊重他人的道德意识。商品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劳动产品，这种生产的他人性决定每个具有自我意识和个人目的的社会成员必须为社会和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服务。市场交换原则制约着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尊重和关心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关心社会，尊重他人就等于关心和尊重自己。任何轻视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最终都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这种经济关系会很快教会人们拒绝权威盲从以及放弃傲慢无礼，迅速建立主体间平等、尊重、互利的社会行为规范。 第三，商品竞争的天性赋予社会成员锐意进取的道德风貌。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促使每个社会成员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技能水平，努力改进生产技术，降低劳动成本，使自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才能保证自己商品价值的实现，任何非经济的等级权威和“人情关系”都无法替代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支出。市场竟争的无情迫使社会成员必须自我克服人性中的懒惰习性，只有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才能不断实现自身特殊的个性需要和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动摇了传统道德和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养成的被动等待、求同保守行为的经济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它取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单纯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生产，这是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完成商品价值向货币形式转换后才具备现实的经济意义。当货币取代商品价值的权力后，人钱易位便拥有了异化的可能性空间，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拜金主义现象并不是交换经济的逻辑必然，它是由商品向货币转换中的两次矛盾冲突时人的盲目性造成的: 首先，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使用价值普遍替代的环节。货币的万能作用是商品生产者与他人交换劳动产品时，必须以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只有消除了一切自然形式的商品，才可能在流通中取得独立地位，才能克服物物交换的各种限定，使交换更加普遍和公正。“货币在一方面促使商品的价值脱离使用价值中使市场交换获得生命;另一方面，货币能够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它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这种将一切事物的性质进行普遍替代和混淆作用是人物易位、人钱易位等拜金主义产生的根源。货币的替代作用虽然能制造人的价值和货币形式分离的假象，但是，人的创造能力和商品的被创造属性不可能随着货币的替代而产生丝毫改变。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理性自觉认清这种假象，在行为中克服盲目性。 其次，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价值普遍超越的环节。“货币代表商品价值是一种消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当商品交换货币时，“商品的价值规定会在商品实现时消失;当货币交换商品时，它的价值作为占有商品的自然材料的单纯形式上的媒介注定要消失”。货币无论代表价值实体还是代表价值形式都具有瞬间性。但货币存在意义在于它必须立刻打破其瞬间性，才能在流通中既保存价值本身，又“通过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同时拥有了“增值”的可能。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物质财富，货币的增值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单纯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目的社会行为只能加剧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尖锐化，破坏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建设就是要帮助人们自觉消除商品活动中人的盲目性，建立人的社会主体性人格。 道德尺度三:所谓对人的尊重为尺度的道德观是以消除商品交换过程中人的盲目性为前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原则。对人的尊重反映人类对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理解与支配。建立以尊重物的创造者本身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超越经济人限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人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它是指人具有天生的利己心，这一本性与市场中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人性是由历史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人性中君子不苟言利的道德标准是自然经济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的，极端个人主义道德观则是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制度缺陷产生的，表现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受经济法则制约的非主体性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创造一种不仅能够控制和把握社会经济规律，同时要建立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规律的制度安排，消除交换经济中单纯经济制约时主体人的无奈。正如人类从来就没有满足被动接受自然规律制约，而是不断探索，创立自然科学为人类服务。自然科学打破了自然界对人的限定，社会人的科学就是要打破商品的经济法则对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限定，克服经济人在市场交换关系中的异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的有序的生产活动。 第二，缓解市场失灵破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由于交换而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关系是市场经济发生风险与危机的根源。提高经济效益，协调市场关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交换中，国家宏观调节政策最终会被各种利益的对立关系所左右，巨型跨国公司由于资源争夺的对立关系所展开的国际竞争，最终是以社会巨大浪费为代价换取部分企业的有限利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由于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全新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为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提供可能性，为企业营造高起点的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高效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机制。 第三，减轻人力资源浪费，促进经济低成本发展。资本主义在追求资本最大增值的市场动机驱使下必然发生人与金钱易位的现象。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关注目的也仅仅是将人作为资本增值工具。商品和金钱对人所形成的压力破坏了人类对劳动能力提高的自觉性，而是将金钱的积累视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实现。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浪费。因此，对人的尊重实际上是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和劳动能力的尊重，人的劳动能力开发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前提条件。 面对我国现阶段多元道德尺度现状，我们必须弘扬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并且在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宣传中把握好对三种道德尺度的不同态度: 首先，消除宗法礼教关系的道德约束。迷恋“人情”关系，受制于等级特权、轻利重义是一种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相违背的旧道德。以人的等级权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旧道德，由于受其自然经济的制约，人性的内涵的欠缺是有待完善和提高的。特别是其中等、靠、要的思想只能增添人的惰性。韩国政府所谓重建儒学，是想通过儒家的道德观整治腐败。对此，除了公众表示冷漠外，并没有起到医治韩国病的作用。封建传统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和拜金主义的结合，人情和金钱交易，特权和金钱的腐败现象大量滋生势必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因此，要替惕对传统文化宜传中的误区，是当前理论宜传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次，扬弃以物的依赖为尺度的道德观。市场交换的经济形式说明人类生产和生活已经突破直接依靠自然界的有限恩赐获得满足的限定，开始享受自身不断创造的无限丰富的物的属性。这种生产力式极大地拓宽了人的社会内涵，为人类道德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提供现实可能性。但是，货币作为交换的必要手段，它无差别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属性是产生用金钱代替一切的拜金主义根源。这种资产阶级道德观忽视人的能力提高和全面发展，为滑向腐化堕落的道德深渊提供通道。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和抵制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接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最后树立对物的创造者人的尊重的道德标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身依附的两种道德观，虽然都体现对人的关心，但后者更多体现的是人类早期对人的有限自然性的迷恋，而前者则体现对具有丰富创造能力的劳动者的尊重，同时它也清算了人在创造物过程中人钱易位的现象，把人的劳动创造力的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行为的道德和价值准则。这种道德尺度弘扬的是对社会主体人的薄重，体现对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抵制，弘扬的是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的是对金钱至上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它鼓励全体社会成员在对自身能力充分而自由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多做贡献，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社会道德观。 政治经济学论文: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中国和东盟国家存在地缘上的亲和力和经济优势的互补，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这种协作机制的建立必将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 当今的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走向区域化。欧盟（European Union）的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单一货币区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功运作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例证。而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却比较缓慢，这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潜力是不相称的，也使得东亚地区在与北美及欧盟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拥有10个成员国，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大的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客观地讲，东盟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成员国不少，但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东盟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越、老、缅、柬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和欧盟相比，这是东盟的一大劣势。 2、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 地缘上的亲和力与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转换为以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为主，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1999年，东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贸易额及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19.29亿美元，占22.2％；5811.62亿美元，占54.6％；13763.14亿美元，占62.6％。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都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这也就证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极大地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3、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市场潜力较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20世纪70-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4、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 区域性经济组织并不需要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的经济力量。在北美范例中，毫无疑问，美国执自由贸易区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在欧盟的范例中，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核心。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承担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起到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而东盟国家中则没有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全然不顾整体的利益，结果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损失惨重，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二、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复苏，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动。美国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求的强劲增加使东亚各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使东亚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市场；二是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美国新经济造成的强劲需求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只是暂时地把东盟国家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掩盖了起来。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1、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态势。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美两国重新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平台，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几届政府的路径上去。美国历来就在东亚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些国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为中国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2、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应地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本应当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这一愿望在实践上却不具备基本条件。首先从经济状况的基本面分析，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长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很大（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万亿美元，超过东盟10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从经济政策上看，鉴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特点，日本长期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视东亚国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颓势，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不久前频频发生的中日两国贸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贬值便是日本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明证。从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认并深刻反省其战争罪行，反而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明显，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而且影响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日本难以摆脱经济、政治上的困境，从而也就很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3、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有些国家甚至长期执行反华的政策，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9.11”事件发生后，政治上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看清楚，中国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还是一种合作共荣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4、中国经济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6％（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奇迹。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上升到世界第六，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中国取得了7.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在亚洲，中国经济的强势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日本的岛国经济及“亚洲四小龙”的限制型经济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市场价格主要是内生决定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需求，这就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大发现，世界“发现”了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新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增长速度最快的、未来潜力最大的“绩优市场”。因此，从东盟国家的角度看，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甚至建立共同市场，意味着东盟国家将获得中国相当的市场份额，在抢滩中国的进程中取得先机。从中国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置身于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浪潮之外。由于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为依托，即使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多边的贸易体系，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中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从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对中国也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三、“雁行模式”的破产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 1、“雁行模式”的破产要求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与小岛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一词曾经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该模式中，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积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具有廉价劳动力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一般认为，该模式较好地解释了8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但是90年代初以来，“雁行模式”受到了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挑战。首先，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强调产业分工的固定化，势必不能满足东盟及曾经处在雁阵模式边缘的中国赶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需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无力再担当雁头的角色，如何进一步把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调整和转换日本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整个东亚经济结构的升级，是日本经济乃至整个东亚经济面临的大难题；最后，“雁行模式”的成功是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推行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战略价值大大降低。2000年以来，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开始从创新高频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转换，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国际大环境不复存在。 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制造业中心，产值已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雁行模式”的破产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东亚各国和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区域内部的自我稳定发展机制来替代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以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特别是对于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找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是东盟国家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2、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前面曾经提过，经济优势（比较优势）越是不均衡分布，产业结构的雷同化程度越低，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20世纪的90年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东盟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的份额由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比较优势分布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出口产品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如果对产品进行细分，仍然会发现产品的互补性。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统计表明，中国与东盟在贸易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重要基础。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商品，它们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其中一部分是东盟具有优势的商品，这些商品反映了东盟多数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约占中国从东盟进口额的42％。另一部分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商品，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车辆等，它们约占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的38％。第二类是互补不明显的商品，也占到双边贸易的一半。比如电子信息产品在双方出口产品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权重，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而在2000-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电子配件产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30％。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目前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它仍将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因素。二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据专家组的估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增长14％，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可增长55％，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0.9和0.3个百分点；还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战略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最有希望的是信息产业、以天然植物药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制药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等，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竞争力。三是由于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近似性，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四、结语 目前中国和东盟10国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23万亿美元外贸额（2000年统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总体的经济和贸易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与欧洲和北美并驾齐驱，中国在未来东亚经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日益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摘要:生产方式、占有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经济学说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可以认为: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制；资本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否定资本的因素。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将导致占有的社会化。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所有制 如何解释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发展逻辑以及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试图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结合起来，重新概述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基本理论观点，从而使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更科学一些。 1．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形成了这个社会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运行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归属: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区别的。 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改变了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其它社会关系，就认为进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只有社会生产过程才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物质变换这一物质运动的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得到生产方式的特征；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就得到生产关系的表征。当然，由于生产总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因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讲又由生产方式所决定。无法割裂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 2．资本的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否定资本的因素，这些因素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只可能从资本的生产方式中产生，不可能从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中产生。在当代资本的生产方式中，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表现在: 1）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因而产生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政府作为经济组织为社会生产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生产公共物品和服务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虽然仍具有资本的形式，但不再具有资本的实质或性质。它们的存在不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是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否定。 2） 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越发达的地方，资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在生产中的作用就越大，尤其是高级的脑力劳动正逐步资本化。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使资本物品(生产资料)处于从属的地位，传统的资本吸纳雇佣劳动的要素结合方式正在逐渐瓦解。当然，脑力劳动的资本化还只是少量的局部现象。当生产资料相对于人类劳动只是一种被支配的物质时，资本的生产方式也就消亡了。因此，脑力劳动资本化现象正是否定资本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 3） 信息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也在否定着资本的主导地位。在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信息仅仅是生产的外部环境。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生产层次、各生产环节的相联结必须依赖于信息的传递和处理，而且随着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的革命性飞跃(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物质资料的生产越来越表现为信息处理的结果。这就使得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作用降低，当生产力发展到社会生产完全由信息支配时，资本也就消亡了。可见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中国加快发展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人类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3.所有制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生产过程中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这是所有制的物质内容；第二层含义是指占有方式所形成的法的关系。因此，所有制首先反映生产方式的特征，其次才反映生产关系的特征。脱离占有方式的所有权的归属形式的变化不能认为是所有制的改变。决定所有制的是占有方式，而决定占有方式的首要因素是被占有的对象的物质属性，而不是物的所有权的法律规定。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把所有制仅仅看作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形式，从而把所有制完全纳入生产关系范畴，由此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些重大谬误。 4.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一历史阶段中，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导致了占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可由生产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生产空间的维数越大其社会化程度越高。占有社会化程度也可由占有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由于占有空间是生产空间在某一时刻的横截面，因此，生产空间是在占有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时间维，从而生产空间仅比占有空间高一维，或者说占有空间仅比生产空间低一维。若生产空间是n维，则占有空间就是n-1维。当生产空间的维数n越来越大时，占有空间的维数n-1也越来越大，并且随着n越来越大时，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特征差异将相对缩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的低于当今工业社会中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占有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的私人占有，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维数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时占有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特征差异尤其明显，并表现出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上的表现就是“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还推论这种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即生产社会化将导致占有社会化，这一推论正被历史证明着。 5.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方面，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占有方式从历史沿袭的私人占有(其组织形式主要是单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逐渐发展出资本的社会占有形式——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当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变化的趋势，他指出，股份公司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转变的过渡形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一百年以来，股份公司已经成为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组织形式。中共十五大提出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为经济组织进入生产过程，不仅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上对生产资料进行直接的社会占有，而且对各种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进行规范——这些规范不光是政府制定的，更主要的还是国家组织中的立法机构制定的——使得这些资本的占有具有社会性或者更高程度的社会性。因此，当今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已经基本上或主要表现为社会占有的形式。当然，这种社会占有仍然处于私人财产的范畴内，但是，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权已经由于这些规范而逐渐模糊并逐渐脱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活动，其作用已日益表现出减弱的趋势。 6．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物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法的关系是财产权即所有权，而随着对物的占有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物的社会占有所形成的关系就是现代产权。因此，现代产权关系与历史的所有权关系已有很大差异。从历史的所有权概念已不能推导出现代产权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对现代产权概念的定义也尚未统一，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去定义产权概念的。有的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有的从不完备合同理论出发，有的从外部不经济性出发，等等，都可以引出产权概念。但这些定义都只是对产权运作表象所进行的描述，尚未从本质上规范。因此，如果我们把产权概念定义为占有社会化的法的关系，前述各种不同的产权概念就都统一起来了。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论文关键词：霍克海默　文化批判　启蒙　批判功能 论文摘要：以往人们关注的是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其实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其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西方文明启蒙的后果是用理性这种新的统治替代了昔日神的统治。霍克海默提出了新的启蒙就是文化批判的启蒙，即对启蒙的否定、否定再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要找回和发扬这种文化批判的反叛性，就要实现新的启蒙。霍克海默通过文化批判的反叛性揭示了文化批判的功能，即辩证的否定。 一、霍克海默论文明启蒙及其后果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 1973年)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对西方文明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的。何谓启蒙?霍克海默开篇就说:“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启蒙就是使人们从恐惧、神话、宗教的统治和支配下摆脱出来，用理性代替迷信，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确立人类对自然、社会、精神的支配权。但是，启蒙却由于其内在的自身逻辑而走向它的反面，蜕变成了一种新的迷信神话。启蒙、理性成为工具性理性，“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首先，启蒙推翻了中世纪宗教所追求的创造万物的神，人们以为从此可以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但是，前面驱逐了创造万物的神，紧随其后的是另一个神取而代之，这就是管理万物的神。这个神是人。人推翻了神，结果人自己变成了一个“与神相像的人”。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是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又具有支配定在的所谓具有主权的主人。人性本应替代神性，从神的统治和支配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个性、独立人格而不受那个至高无上的神所奴役。但是，结果却相反，人推翻了神以后，人并未从奴役下完全解放出来。人虽然不再受神的统治，但人在推翻神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上升为统治这个社会最高的主宰万物的主人。这就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它成为现代法西斯主义繁衍和孽生的根源。其次，在中世纪是神、信仰、盲从支配一切，启蒙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理性代替神的信仰与非理性的盲从。但是理性把神的信仰和非理性的盲从，从神坛上驱逐出神的殿堂以后，理性自己登上了神坛。理性铲除了人类的迷信，人们对理性推崇备至，理性自身成为人类新的迷信。理性就是一切，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前接受审判和裁定。理性倒退成工具性的理性，结果出现了一个工具性的与人相异的异化世界。理性统治取代了中世纪的神，而非理性的思潮对理性的这种统治的反抗，正如理性反对神性时那样，它恰好说明理性的统治已是一个使人无法忍受的像上帝一样的神。 文艺复兴以后，现代大工业发展起来了。它像魔术的咒符，把沉睡在中世纪的神自然唤醒，神奇地变成了人的财富—工厂林立，大都市从废墟中崛起，商品琳琅满目。但是，大工业发展并未给人们带来多大好处。这边财富堆积如山，那边却是饿俘遍地。工人制造了机器，机器反过来奴役工人。大都市一方面成了富人的天堂，另一方面却是穷人的地狱。商品、货币本来是人们生产出来用来交换的产品，但是，“自从自由交换结束以后，商品就失去了它的经济性质，而具有了偶像崇拜性质，这种偶像崇拜的性质一成不变地渗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昔日，人们拜倒在偶像化了的神面前，现在却相反，人们却拜倒在商品货币的脚下，不仅商品已经失去了全部的经济特征，它只具有拜物教特征，而且拜物教的影响已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启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这种选择并非真正的选择，它仍然是以一种对统治权的选择代替另一种统治权的选择，因此，选择本身就包含了新的统治权的产生。如人与自然，要么是自然统治人，要么是人统治自然。这就是说，一种旧的统治推翻了，一种新的统治取而代之，它不是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而是用一种新的统治去代替旧的统治。所以，“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启蒙理应带来自由、文明和进步，但是，恰好相反，启蒙是用“新的野蛮状态”代替旧的野蛮状态，并且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这种野蛮状态的神还在发展壮大。人性在这种状况下已经变成了非人性的状况，它正像《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和他的船员在海上偶遇海妖塞壬的故事。为了抗拒海妖塞壬那诱人的歌声，他自己不得不让人把自己捆在船的桅杆上。他既反对自己死亡，又反对自己幸福;既反对自己欲望增长，又反对拒绝本身的享受。这就等于启蒙越是给当代社会带来了财富、权力和知识的增长，它越是坚决拒绝去享受财富，去掌握权力、知识，等等。一切都因为启蒙而走向了倒退，由旧的极权走向新的极权，由旧的统治奴役变成新的统治奴役。启蒙就是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自我摧残和自我毁灭，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深刻地揭露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启蒙所带来的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负面影响。现代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异化、工具性，这是其消极因素。但是，近代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相比，启蒙的伟大意义则是不容否认的。启蒙最突出的划时代性的意义，就是为推翻封建神权统治制造了舆论准备。毫无疑问，启蒙具有解放思想、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的伟大意义。启蒙推翻了中世纪神权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启蒙思想家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针对宗教神权统治和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启蒙的负面影响的确存在，但这不是启蒙的罪过，而是以一定利益为基础的时代局限带来的。尽管时代进步了，而启蒙对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可否认。如果以现代人的标准为标准而完全否认历史，也就不会再有历史。历史不是虚无的，历史应是客观的事实。 二、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 霍克海默把对启蒙的批判提升到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知识、政治、理性、宗教等间题的总机关，其意义不在于从旧的启蒙引出新的启蒙。他认为，旧的启蒙是文艺复兴文化的启蒙，新的启蒙就是对新的理性和技术统治的文化批判。因此，对启蒙的否定旨在从否定中生发出新的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即是“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何谓“欺骗”?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有哪些?欺骗群众的启蒙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文化工业的“欺骗”。文化本来是人类历经数千年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从广义来看，可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狭义的，即指精神产品，指宣传、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宗教、道德等。尤其是从人类使用文字、语言符号等开始，文化就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痕迹的精神产品。文化与人类发展是同步的，人类从那里开始，文化也就从那里发端，人类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时也就生产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文化的产生与人类实践活动不可分离，但文化毕竟是人的文化。人类除了需要吃穿住这些生活资料之外，为什么还需要文化?这是因为人类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的需要是直接的、自然的，而人类的需要除了直接的自然需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间接的、社会的需要。间接的需要除了以需要为根据提出要求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利益。因为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而才有需要;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人们就会把这种需要逐渐从狭隘的需要中驱逐出去。比如原始社会的人食人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残杀和毁灭，它是不人道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就产生了。还有威胁人类正常生存等犯罪现象，首先最基本的就是非人道的，对犯罪惩罚无疑是人道的，它维护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所以，文化本质上应是根源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既然如此，那么，同样是战争，为什么有的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有的却会受到赞扬呢?因为战争被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要褒奖，非正义的战争引起人类生灵涂炭，是不人道的，它引起的后果应予以追究。但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正义的呢?在这里，它不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也是一个阶级概念，因为不同阶级对战争就有不同的标准。可见，阶级利益与文化相互关联。霍克海默看到了这一点，即认识到文化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因而把文化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统治下，文化成为一种工业。广播事业依赖于发电工业，电影事业依赖于银行，“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从宏观和微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统一性，说明了人民所代表的文化的新模式:即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的虚假的一致性。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一点已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化成为了一种像“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因而，出现所谓“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与“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同样成为了工业。“从利益方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文化本应是艺术性，它的本质是创新。不同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区别开来，就在于不同民族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其特质只能模仿，无法等同。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有不同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巴比伦文化、华夏文化，等等。但是，文化工业制造的产品就不同了，最主要的是它不能创新，而是高度的“一致”，因为它把政治和经济结为一体。“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它充当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喉舌和传声筒。文化的合理就是为了统治上的合理性。统治者从其统治的目的出发，把文化模式变为统治的工具，为其统治上的合理性服务，为其政治、经济的利益服务。启蒙的文化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再是群众所需要的那种启蒙精神，而变成了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 (二)文化工业改变了启蒙的本来意义，取消了文化的反叛精神。启蒙本来的意义是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一切违反人道人性的宗教精神统治的反叛。因为，中世纪的文化就是神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在这种神的文化中，只有神的意志而缺乏人的自我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神的关照下才是可能的。人的自主、自由、自觉的本性，人的独立个性，在神的统治下都成为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启蒙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反叛性。启蒙用人性反叛了神的意志，用资产阶级文化反叛神的文化，但这些只是一种虚假的反叛。因为由启蒙唤醒的文化工业，取消了文化的反叛性质。文化本应是对现实的反叛，从而使文化创新。但是，文化工业完全违背了文化的初衷，反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使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模式的人。文化本应培养人们的创造能力，但文化工业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了每个人个性的抑制者。文化应激发人们的想象和自发性，但现在却使人们的想象渐渐萎缩。文化工业用一些陈词滥调、固定的模式来消除人们的创新能力，用一些无聊的毫无意义的流行的作品来占用人们金子般的时间，致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机械工业生产出来的是物的产品，文化工业却不同，它生产的是人，塑造的也是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不是具有个性的人，而是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的人。这种文化不再是反叛(批评或批判)现实的文化。工业文化成为失去反叛性质的模式文化。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带来与启蒙本来意义相悖的结果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批判，这是正确的。因为，文化本来的意义是创新，而反叛(批判)则是创新的起点，反叛也是创新的动力。文化就是在反叛中不断创新和不断发展的。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反叛则是创新的杠杆和动力。没有反叛，创新就不会有动力。但是，反叛也并非代替一切，因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文化的继承性。只有继承才有发展，因此，如果把反叛看成高于一切的东西，就等于取消了文化的继承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带来的后果是画饼充饥。文化工业利用电影、电视、广告、报纸等媒体，制造一些虚假信息，不断地向人们许诺、欺骗，把人们推向了虚假性的陷阱。例如消费，“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演，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文化工业不断地向人们挥舞橄榄枝，用许愿、承诺来欺骗顾客，使顾客目不暇接、晕头转向，堕入云里雾里，但最后一无所获。在自由时代，文化工业揭露封建专制的落后、腐败、颓唐，鞭挞封建专制野蛮、扼杀人性、违反人道的行径，唤醒人民的反封建意识，吹响了向封建社会进攻的号角，动员社会可以动员的力量，从而使资产阶级在封建统治下争得一块又一块地盘，把封建神权从他们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动摇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基础，然后又在上层建筑领域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但是，现代“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文化工业也在发牢骚，面对现实社会，抱怨倍增，对当代资本主义，奋笔疾书。但是，这些都是隔靴搔痒，不能触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要害，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在霍克海默看来，这就是“工业文化的实质”。这是因为文化工业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仅仅只是表面的，它只触及资本主义的皮毛，而不会伤其筋骨。尤其是文化工业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与它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相互矛盾。文化工业把日常生活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它只诅咒资本主义制度，而把日常生活美化如天堂一般，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诅咒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牢骚。这样，享乐是一切，一切在享乐中沉沦，一切在享乐中度过。文化工业就是这样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而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按霍克海默的意见，找回和发扬这种反叛性，就是实现新的启蒙的途径。 霍克海默关于文化工业反启蒙的性质，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霍克海默在批判文化时，实际上也是对文明的批判。霍克海默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导致了在批判文化时也对整个文明的否认和批判，这就是霍克海默的失误。 三、文化批判功能及其启示 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一般认为，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这是片面的。在我看来，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批判，仅仅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一个方面，而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他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霍克海默就是从文化批判功能开始，逐渐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的。在他看来，文化批判是走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统治，走向新的文化建设的总机关和动力。当然，文化批判的功能再强大，也不可能摆脱文化工业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文化批判对文化建设的作用，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的功能就是辩证的否定。法兰克福学派把否定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在他们看来，事物不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而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在他们的理论中，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因为有了肯定就没有否定。阿多尔诺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功能就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否定被当作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拯救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总机关，这当然是片面的。文化批判的基本精神应是辩证的否定。从文化建设的过程来看，文化批判的作用就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在这里，肯定本身就包含否定。任何文化在最初阶段，首先是以肯定的形式出现，这就是继承。但任何肯定都包含了否定，而否定就是扬弃。文化扬弃了自己的有限性而保留了其积极的合理方面，文化就进入了否定之否定，完成了一个周期，这就是发展和创新。文化建设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从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螺旋式波浪式地上升和前进的。因此，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辩证否定，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但是，把否定看作是绝对的否定，这就抹杀了文化的继承性，必将导致文化的虚无主义。尽管如此，霍克海默所论述的文化批判功能对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文化批判的本质是创新。霍克海默认为，文化是对现实的反叛，文化的实质就是创新。霍克海默把文化批判同现实绝对对立，旨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此而已。其实，文化与现实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从同一性来看，任何优秀的文化都产生于现实，又服务现实;都产生于社会的日常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的日常生活，这是一致的。但文化与现实又有非同一性，因为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现实生活向前发展时，文化甚至还徘徊在旧时代的基地上停滞不前。文化批判的实质就是创新，通过文化批判使旧文化从它的基地中走出来，创造一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因此，创新不是重复，也不是雷同。创新就是使文化的同一性走向非同一性。黑格尔在论述哲学史的批判功能时认为，哲学史的实质是“通过哲学史本身去证明哲学知识的无用”，哲学是在批判中发展的。他说:“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黑格尔是对的，哲学史是如此，文化更是如此。文化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发现和创新。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文化前进和发展。古希腊的文化发展是这样，我国先秦文化发展也是这样，没有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批判，就没有先秦文化的繁荣。德国古典哲学更是如此，没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化批判，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并不起眼的，但在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如杜林、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等。所以，没有文化批判，就不可能有文化创新和大师级的文化名人出现。文化的继承主要是指文化的同一性。继承如果没有批判，那就是重复和雷同。继承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当前主要缺少的还是文化批评。时期，学术批判政治化，批判成了打倒一切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肯定太多，批评太少。即便是文化垃圾，也很少有人出来清扫。其实，批评和批判，决不是打倒一切，正当的文化批评和学术争论，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研究。如康德在世界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就在于他对人类知识的研究和审视，尤其是对欧洲近代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他的主要著作都以批判命名，如《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可见，颂扬和批评，批判和继承，肯定和否定，是促进文化繁荣的两种动力。 (二)当前文化繁荣的主要推动力是文化批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批判功能愈益突现出来。由于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因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必然也是双向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适应市场平等自由交换而产生的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它是文化建设中正面的东西。但是，市场经济也对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功利化、媚俗化、平面化和边缘化等倾向的产生。因而，文化批判的作用愈益重要了。文化批判一方面应像园丁一样，细心呵护那些适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正面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文化批判要毫不留情地扫除那些污染环境的垃圾。霍克海默把文化工业的反面消极影响揭露出来了，对这些东西进行否定，当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他由此在批判文化工业时却否认了一切文化，这就等于否认了文明。肯定文明不是不要文化批判，如果没有文化批判，那就分不清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什么是财宝，什么是垃圾，那就没有文明的发展。当前应对那些以文化的名义为幌子的伪气功、邪教和封建迷信等活动进行批判和打击。总之，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务必弘扬优秀文化，加强文化建设，而我国的文化建设能否健康发展，有待于有效的文化批判。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摘要：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从教学指导思想、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教学改革 建议 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是笔者在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中遇到问题提出的看法与观点，作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多达上百种。教材内容和体系改革的主要模式有：改良模式、嫁接模式、混合模式。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由逄锦聚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四版），这一教材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在内容和体系上依然有不妥之处。 1、目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教材的内容来看，本教材的内容共有21章。这本教材的编写具改良、嫁接、混合三种模式组合为一体。其内容的组合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也有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这些理论的大综合。这本教材至今已有四版。出版的时间分别是2002年、2003年、2007年和2010年。教材字数均在50多万字。教材的特点：内容广泛。从这一特点的积极效用看，它不失为一本或者说更适宜做为高校教师备课的参考用书和学生自学教材。但目前，这一教材的授课对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学生，其内容就显得庞杂，缺少应有的精练。另外，教材中以表格形式所采用的数据过于陈旧，比如教材第126页表8-1“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1929年-1985年）”、教材第173页表11-1“1977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生产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这些数据不能反映这一经济现象的现实。这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样的命题不相适应。 其次从教材体系结构来看，第一篇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有七章；第二篇是：“资本主义经济”有6章；第三篇是：“社会主义经济”有8章。这种体系构架中，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其内容主要由马克思《资本论》一部分理论，有列宁《帝国主义论》一部分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一部分理论，还有编书者自选编辑的其它内容，共同合成。这种由合成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 使有些章与章之间缺少理论承上启下的内在必然性。例如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一章第四节与导论中的研究对象的内容有重复。第五章“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向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之间的过渡，难以看出两章理论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向第七章“竞争与垄断”的过渡，以及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第九章“资本主义分配”向第十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这两章内容上的关联程度不紧密。这种前后秩序安排显得生硬。第十二章“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与第十三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也属于这种问题。另外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 这一章内容与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七章“竟争与垄断”有些内容具有重复性。以上是笔者认为教材体系安排上和内容编选上存在不够合理的方面。 总之，本教材在体系架构上的承上启下理论内在逻辑关系不紧密，在使用过程中感觉整个教材章与章的编排在理论上的衔接不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2、社会上对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地位的片面认识给政治经济学教学带来的不利影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高校是做为政治经济学教材之用的。随我国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经不再作为教科书了。而以《资本论》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的地位，目前在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资本论》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只研究价值和计划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由于我们中国现在主要需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并发展这种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和中国都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这种说法虽然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观点有一定社会群体。这种意识在学生中有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倾向，认为以马克思《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说教。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理论基本过时，难以解释现实。这种倾向和思想给教与学增加了难度。 3、研究对象、层次和方法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今世界，经济学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层次以及运用的主要方法都有着重大的差别。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运行和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运用的主要是边际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均衡分析以及主观心理因素等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它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经济问题的本质规定，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运用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或方法论上的区别，这与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有关。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而要证明这一点，在逻辑上就必须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而这样的逻辑只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之中。马克思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并得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具有历史性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对资本主义抱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即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这种价值取向下，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并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一些学者和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总结了市场经济的一些管理经验、甚至个别论点有其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与现实经济问题有着结合，有些理论有一定的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这些表层的经济问题，容易被接受。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事物和经济现象的本质，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在学习中会有畏难情绪。 其次，政治经济学以上大课的教学形式影响师生学术思想的沟通和理论探讨的互动，使课堂难以有序的组织和管理，因而课堂教学主要采用灌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4、教师原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学内容筛选，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取决于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政治经济学教学一般从基本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套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体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这种教学虽然能反映出教师的良好理论素养，但从另一方面证明，这种教学使教师把备课、教学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逻辑推理上，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在课堂教学中就理论本身深入探讨和充分的理论联系实际显得有些欠缺。这种教学使教学效果打了折扣。 二、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建议 1、确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在教学中使学生真正明确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消除学生错误观念，帮助学生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的不正确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针对现实问题予以说明和解释实际，以理服人。 2、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存在的问题不是调整所能解决的，对已成型的体系框架在其范围内进行调整，我们做过这样的尝试，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原有架构上的调整或变动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从长计议，教材需要重新编写。笔者认为，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部分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本教材的编写特点是把具有相对独立的不同理论分为不同的篇章，各个不同的理论相互之间基本不嫁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分主要按《资本论》体系编写，因此，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参考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编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以我国为主，编写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这三部分后两部分比重要大一些。编写注意两点：一是，章与章之间的衔接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关系和必然性，框架体系合理。二是，写作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全书字数控制在35万字以内。 3、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坚持灌输原则，讲究灌输艺术。这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抓住重点、剖析难点、解答疑点。第二，加强案例教学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吸引力与实效性。第三，采取对比法教学，更新对比角度。例如，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价格范畴，西方经济学根据供给和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价格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运动表现价值规律的作用，价格与价值既有量的背离，也有质的背离，这就从经济学原理上深刻阐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化的东西虽然没有价值但却会有价格的现实，而西方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只看经济现象，却永远不会发现价格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理论，更不无法懂得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强调帕累托最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它界定为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对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范畴，西方经济学把它看作要素报酬的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看到了这是各要素的报酬形式，同时看到了这种报酬后面的源泉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不同要素所有权主体那里量的分割形式；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据此他得出了资本主义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使得资本主义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于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市场是万能的和能自动充分实现就业观点，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完全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找到了病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有着重大的差异，他们都依据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层次作经济分析，都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采取了对比法教学方法，又更新了对比角度。这种从经济现象和理论本身进行比较和对比，角度发生了变化，会引发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兴趣。学生在这种对比中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第四，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的核心与精髓。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课程，但这门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空间又非常广阔。经济学不能是黑板经济学，如果这样学生听着枯燥，打不起精神，甚至不愿意上这门课。理论联系实际则不然，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说明当前国内外经济问题的热点焦点，从而使政治经济学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长此以往，一定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情趣。贯彻始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便潜移默化为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从而提高了他们思考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自然发挥其中。第五，加强教师对政治经济学多媒体制作的研究，提高多媒体软件的制作水平。多媒体的课件制作，不是电子教案。多媒体的课件制作要有理论性和艺术性，适应教学内容的需要，还要有一定的背景资料。这是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必要因素。

文学欣赏论文:表象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的作用 论文 关键词：表象 文学创作 文学欣赏 作用 论文摘要：表象有其独特的特点，具象性、概括性、可塑性、间接获得性。因其独特的特点，创作者根据文学创作 规律 把现实世界里丰富多彩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塑造出丰满、形象各异的文学形象。表象的存在也是读者欣赏的基础，在文学欣赏中，读者只有借助于头脑中固有的表象，才能将文学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奇异美妙的世界还原成一个形象生动的审美世界。表象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表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文学创作和欣赏就其过程而言，都是综合了多种因素，诸如作家读者的生活、经验、学识、兴趣、感知、理解等，都是各种因素经过复杂融合的过程。我们无法把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的要素进行单一、细化、明晰的分割，形成 科学 定理、公式一样的内容。但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仍然需要从不同细小的点出发，来认识它们在文学创作和欣赏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更好地促进或完成文学的创作和欣赏。 什么是表象?表象是保持在记忆中的客观事物的形象，即当感知过的事物不在面前时在脑中再现出来的形象。表象与感知种类一致，可分为视觉表象、听觉表象、运动觉表象等。表象有具象的表象和抽象的表象，它不仅是一个或几个画面，一个或几个形象，还可以是一段故事，一段情节、一种体会、感触甚至可以是一种意境、一种寄托、一种憧憬。表象具有五种形态。第一，个别表象，即是某一个具体、个别的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在大脑留下的印记，它具有定性的特点。第二，概括表象，它是指记忆中某一类事物的形象。它比第一种带有概括性，带有类的特点。第三，回忆表象，是指头脑中重新浮现出的过去生活经验的积淀，如，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头脑里可以呈现出小时候玩伴的形象、自己以前住过的房间的布局及各种用品的模样等等。它是再生的表象。第四，想象的表象，是指大脑中未曾记忆过的凭借联想和想象创造出来的内心表象。例如，日本的富土山，即使是没有登过它的人，也能在头脑中浮现出一座巍峨的雪山。第五，不同感官感觉知觉的表象，即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和通感所获得的不同的表象。 文学创作不像其它科学创造发明，是直接对物质实体的加工、改造，那么，文学创作的对象是何物，我们从直接来源上看，就是表象(当然是源于对生活感知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表象就是文学创作的基源，没有表象，文学创作就无以为托，缺少了加工的原料。当然，如此说，也不是有了表象就有了文学创作。表象不仅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源，它也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金开诚就说过“从量上说，文学创作的自觉表象运动贯穿于全过程，无所不在，因此它在整个创作的心理活动中占有巨大的比重。但更重要的是从质上说，自觉表象运动本身就是反映客观事物、进行 艺术 构思、结出艺术成果的主要手段。rr (1]101文学创作不是一毗而就，它是个过程，这里试从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和文学欣赏来分析表象在创作和欣赏中的基源和手段作用。 在文学创作的发生阶段，首先是材料(信息)储备，无论作家的材料是来源于自身的直接感知，还是源于间接的文字阅读，他们都终将转化成一种记忆表象，作为材料存储在作家的头脑中，黑格尔说过，艺术家需要“通过常在注意的听觉和视觉，把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的图形印人心灵里”，川形成创作的基础。普希金娜的相貌表象存储在托尔斯泰的脑中，几十年后，作家依此创造了安娜的相貌;凡尔纳在书刊中获得的信息表象，成就了他的一百多部(篇)幻想小说。 作家头脑中储存的表象数量不可计数，不是每个都转化成了作品，这就要经过艺术发现阶段，也可以说成是，作家对表象的意义的一种发现，周敦颐在莲花身上看出了君子的本色。有了这些，在一定的动机下就可以使作家投人文学创作中，在这个过程中，表象有时可以成为创作的诱因、动机。巴金一次夜里醒来，看到黑暗中湿流流的闪着微光的抹布，在这一表象的触动下(创作时离开了具体事物存留的就是表象了)，开始了小说《抹布》的创作。 具备了上述内容后，文学创作进人了构思阶段，开始形成创作的内在意象。“意象对于任何物象的再现，本质上都是主体对记忆痕迹的再现”，〔’〕所以说，构思阶段就是对表象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就是各式各样的自觉表象运动，主要是表象的分解和综合。这常被说成是运用想象(对已有表象加工、改造，创造新形象的心理活动)创造新形象的过程。创作中将形成的形象都非作家头脑中储存的表象，它已注人了情感、思维的改造。关于构思中表象的分解和综合，许多作家和理论家都结合实际的 艺术 经验做过生动的描述。歌德在讲他对《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女主人公夏绿蒂形象塑造时，就说得极为明确:“我写东西时，我便想起，一个美术家有机会从许多美女中撷取精华，集成一个维纳斯女神的像，是多么宠幸的事。我因不自揣，也模仿这种故智，把许多美女们的容姿和特性合在一炉而冶之，铸成那主人公夏绿蒂;不过主要的美点，都是从极爱的人那)l撷采来的。好诊索的读者因此可以发现出与种种女性的相似之点，而在闺秀们中，也有人关心到自己也许是个中的人物。 . y ) so这是构思中表象自觉运动(分解和综合)的很好诊释。构思过程中，无论是表象的分解和综合，还是表象的深化、异化，都是创作构思 中对表象的加工，正是因对表象的创造，才有了文学形象的胚胎。 内在的构思要借助语言文字外化于笔端，才算完成了作家角度的文学创作。“语言的斟酌是始终联系着作者的表象运动的”，f}lu2 贾岛在创作“僧 敲月下门”一句时，对“敲”的选择到底是“推” 或“敲”，他总在做手势，这不难想象他脑子里正 在进行相应的表象活动。还有，作家根据情感进行 创作，一定要把情感加以客观化，使它成为一种意 象。“他自己对于这个情感一定要变成一个站在客位的观赏者，然后才可以得到形式的完美。.. }a)作 家需要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复思考，所描绘形象是否贴切、真实传达了自己的审美理想，这一过程是必要有表象的参与。还有文学创作中的各种创作手法，如比喻、象征就是各种各样的表象联想。 从狭义上可以说，文学创作就是积累表象—加工表象—创造新表象的过程。 二、表象在文学欣赏中的作用 按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家完成创作并不等于真正完成了作品，作品需要读者的阅读、欣赏，才算真正的完成了。表象在创作中是创作的基源、手段，并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在文学欣赏中表象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文学作品的阅读不同于其它 科学 、 哲学 著作的阅读，文学以形象性为主，为更好地欣赏作品，同样需要借助于表象。这里表象的作用可以作为一种更好阅读、体味的手段使用吧。例如，读一首唐诗，大概只要几十秒，可如果人们真的只用这短暂的时间去读，那就决不能算作欣赏艺术。“只有对诗句进行反复的吟咏和玩味，才能由本身并不具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引起相应的的表象、联想，从而产生丰富的形象感，并领略其中的意境或理趣。a [1)373表象可以加深你对作品意韵的体味，并形成深刻持久的阅读记忆。 表象有其独特的特点，具象性、概括性、可塑性、间接获得性。因具象性，创作者通过感知觉的注意，把现实世界里丰富多彩的图形印人心里，使文学形象的创作有了资源;因表象概括性，使表象具有个和类的特性，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切实符合文学创作 规律 (个别中见出一般)的内容;表象存储在头脑不是一层不变，可以对它进行加工，这样就使表象成了构思艺术形象的最理想而适当的材料;因表象的间接获得性，使经历有限的创作者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表象储存，这在文学创作中是很有意义的。 表象的存在是作家创作和读者欣赏的原动力，而情感是写作和欣赏活动的决定因素，一颗麻木不仁的心灵是不会有抒发和阅读的渴望的。表象的独特意义在于它既具有概括性又具有形象性，既有可储存性又有可塑性，在文学欣赏中，读者只有借助于他头脑中固有的表象，才能将文学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奇异美妙的世界还原成一个形象生动的审美世界。总之，表象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学欣赏论文:英语文学欣赏与英语教学问题分析 一、英语文学欣赏对英语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英语文学欣赏课程能使学生形象地感知语言的逻辑性，在文学故事的叙述线索中反复揣摩人物的性格，在人物交谈中找出语言背后的知识信息。通过英文语境的植入，无形中就提高了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必要的语感。乌申斯基提出的“兴趣学习论”就充分说明了培养学习兴趣的重要性。英语文学欣赏有原著书籍、影视作品等内容，都是通过英语语境的引入，将英语文字转换为形象的故事情节，烘托学生学习英语的氛围，培养学生英语学习的长期兴趣。现代多媒体技术将英语文学名著以影视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得文学欣赏方式多元化，使英语学习具有了形象化氛围，通过标准的美式或英式发音，训练或纠正学生的英文发音，避免了在课堂教学中受到的汉语语境影响。英语文学欣赏从内容到形式上都突破了传统英语教学在环境与方式上的局限性，从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英语学习上的瓶颈。另外，英语文学欣赏通过培养学生对语言艺术的兴趣，促使学生长期保持英语文学欣赏的习惯，从一定程度上积累英语成语、俚语以及国外民俗等知识信息。学生在考试或英语交流的过程中，往往因吻合度高的情景再现，立刻回顾与使用对应的正宗英语表达。尤其是在英文写作上，“触景生情”的英文句式应用将切实提高英文写作表达，随着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而不断优化英语教学的实际效果。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英语文学作品是不同时期西方社会发展的文学表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英语文学作品对时代的反馈，为读者描述的西方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有利于学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积累世界各地的民俗风情知识。对于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来说，通过文学作品激发想象力除了有助于英文写作之外，其文学素养也会随之提高。因为英语文学作品总是一段时期社会历史的综合反映，通过高超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描述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不同的社会背景与人文风情，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道德潜意识。而跨文化背景的历史文化知识熏陶，会使学生在文学素养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英文的学习兴趣。另外，典型人物当中的优秀代表也很容易成为大学生学习的楷模和榜样，对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树立也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 (三)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文学作品是集合了历史、民俗风情与语言的艺术表达成果，受汉语环境影响的英语学习，需要营造英语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纯英文氛围，以培养学生英语学习的良好语感。同时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跨文化交融，能够使英语教学通过知识性内容的传授，拓宽学生的眼界，学生既学习了英语的表达，更获得了了解国外文化的途径，将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英语文学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总的来说，英语文学作为外国语言与艺术的结合，传递了异国的历史和文化。一是通过纯粹英语环境与氛围的营造，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语感，从而提高学生英语表达应用能力。二是学生通过欣赏英语文学，领略中外文化差异，逐渐加大学生英语知识的积累，提高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调动学习英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提高英语学习的效率。三是英语文学欣赏课程融汇多种文化，可以提高学生对不同语言文化的理解能力，帮助学生突破英语学习的瓶颈。 二、英语文学欣赏与英语教学相结合应注意的问题 英语文学对英语教学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而结合方式的多样化及其效果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将英语文学作品的优美句式放在英文句式学习中，通过英文句式的分解与组合，了解文学作品句式的结构，欣赏文学句式的特殊用法，可以加深学生对英文句式的理解与应用。第二，可以将英语文学段落植入英文阅读理解之中，通过对文学经典桥段的阅读与分析，了解其文学架构手法，为英文写作提供框架思路。第三，可以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整体性阅读，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欣赏文学艺术的价值。换言之，通过英语文学的句式、段落与文学整体的解构，在英语教学之中融入不同层次的英语文学内容，提高英语学习的文学艺术性。但应该注意的是，英语文学欣赏融入英语教学需要一定的步骤，逐渐渗透在英语教学中，保证学生学习的有效性。 (一)控制英语文学融入英语教学的节奏 语言学习本身是一个量变积累的过程。英语文学对于英语学习来说，是在规范性学习过程中通过营造英语语境、交融国内外文化以及英语语言内容的综合推进，实现英语教学中的词汇、句式等英语学习内容的传授。如果一开始就将英语文学欣赏作为全部的英语教学内容，将大段大段晦涩难懂的内容提供给学生学习，不仅提高了英语教学的难度，也降低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降低了英语教学的效率。一般而言，文学欣赏在教材中有具体的进度安排，要遵循教材内容的设计，使文学作品不脱离教学目的。所以，应该注意英语文学融入英语教学的节奏，如在学生英语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将文学欣赏有计划地融入英语教学之中，通过教学过程让学生熟悉某部文学著作，并在一定阶段对著作进行全面解析，通过逐步推进学习，实现文学与教学的整体结合。 (二)教学方式与手段的多样化 文学欣赏的方式是多样的，可以通过书籍的阅读直接感受英语语言的魅力，也可以通过影视作品对文学名著的形象化再造为英语学习营造出纯粹的英语语境，还可以通过对文学作品经典桥段的戏剧化表演，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产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而在日常教学中，要将文学作品内容呈现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成为必需。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呈现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内容，引发学生思考。同时，通过文学内容进行语言训练，既改变了纯粹的死记硬背式教学的单调性，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场景的结合，文学是提炼自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缩短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使学生在理解作品过程中增强人文意识，更便于学生通过语言学习嫁接艺术与生活。 (三)注重发挥教师的教学能动性与创造性 英语文学融入英语教学，既是对传统教学内容与模式的挑战，也是突破教学瓶颈的途径。对于教师而言，不仅仅是要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文学作品的知识性引入，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能动性，自身也要注意培养对英语文学的理解力，通过加深对文学内容的理解，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与点拨，提高教学效果。而教学模式的改良往往需要教师能动性地创造，在熟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技术的应用，丰富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相长。 三、结语 结合语言学习的渐进性及英语教学模式的多样化，探索英语文学欣赏融入教学过程应当注意的细节问题，以增强学生英语学习的效果与应用能力。显然，英语文学欣赏的引入，对于教学来说，是将文学与艺术引入了语言学习，极大地提高了语言学习的趣味性，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当然，文学欣赏也有一个理解的过程，词汇、句式与语篇结构需要渐进式地引导学习，学生才能逐渐领悟文学艺术的美感，从整体上把握英语文学的价值。实践中，英语文学主要通过语境训练提高学生口语表达的应用能力，而且在无形之中形成的语感能够帮助学生对英语文章进行有效地理解与分析，因此，文学欣赏与英语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学习英语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作者：宋相瑜 单位：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文学欣赏论文:学前教育专业文学欣赏课教学革新 一.学前教育专业文学欣赏课教学现状及症结 1.内容脱节 高职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然而，现在的教学内容与职业脱节，与社会生活脱离，课堂教学内容的设计缺乏针对性，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个性特点以及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课上教师只是就文本本身进行鉴赏探究，缺少与学生专业特点相关的研究性课题，也缺少吸引学生关注兴趣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热点话题。为此，学生出现了厌学心理，课堂教学效果低下。 2.教法单调 文学欣赏课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教法单一，缺乏灵活性、丰富性与自由性。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知识灌输为主，学生处于被动状态，课堂缺乏交流、讨论与合作。整个教学过程处于知识输出的单向状态，漠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特点。学生的创新思维、交流合作能力、自主探究能力被抹杀，不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二.学前教育专业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改变文学欣赏教学的现状，提高教学效果，应把文学欣赏教学与专业课教学置于同等地位，让学生意识到人文学科的学习与专业课的学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学习文学欣赏课，有助于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启迪心灵、提升文化品位、提高审美能力，受益终身。 1.编写校本教材 由于新教材的空缺，从2012年开始，课程组成员在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专业特点的基础上，寻找文学欣赏课程与学前教育专业的最佳对接点，进行校本教材的研发，2013年7月课题组编著的《文学鉴赏与解读》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教材在编写时侧重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培养，以人文精神为主线，以古今中外名家名篇为素材，按主题划分单元，在每个主题单元中形成以作品鉴赏为基础，以鉴赏理论知识为指导，以自主阅读为拓展，以实践活动为提升，以书目推荐为指南，五者有机结合，互为补充，凸显课程特色的课程模式。教材将亲情、友情、爱情、生命、理想、人生等诸多人文主题囊括其中，注重对学生人文素养和生命意识的陶养。在篇目的选择上，还将专业元素融入其中，增加了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张秋生的《妈妈睡了》、金波的《在我和你之间》、齐默尔的《小丑的眼泪》等篇，为学生今后的自我学习与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改变教学方法 教学中，教学方法的运用往往与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学组织形式相联系。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转变观念，改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本着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职业素质和能力，激活学生的生命活力和创造才能的原则，来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如“项目教学法”、“任务教学法”、“角色扮演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等，把能力目标“溶解”在学生自我探究、合作学习的过程里。如开学初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主选取成员共同感兴趣的课内外经典幼儿戏剧作品进行合作探究学习，并制作PPT课件，利用课前10分钟，开展读书汇报会。此次活动既拓展了学生的阅读空间又优化了课堂教学内容。同时，利用第二课堂，引导学生自编、自排、自演经典幼儿戏剧，如《寒号鸟》、《葡萄仙子》、《白雪公主》、《丑小鸭》等，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 3.改变教学手段 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互联网以其特异文化，让高校大学生在虚拟世界中无缝式交流，共同分享各种文化，在没有制约机制和无评价指向的网络浪潮中接触并熟悉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可以说，互联网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道德观念。为此，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这个平台，拓展学习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将“时代的活水”引入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会接受和处理信息。教师可以在网上建立QQ群、微博、博客等平台，将课上教学课件、教学素材、视频资料等内容进行资源共享。 4.注重实践活动 在文学欣赏教学中，教师一方面可以发挥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名著，在经典阅读中与文学大师对话，感受别样人生、别样生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主题实践活动，完善人格、提升能力，如在“至爱亲情”单元中，开展“诗意年华•感恩你我”的诗歌朗诵会；在“以爱之名”单元中，开展“爱的思辨•温暖如棉”的辩论赛；在“感悟生命”单元中，开展“生如夏花•死如秋叶”的演讲比赛；在“理想信念”单元中，开展“青春旋律•有你相伴”的幼儿故事创编活动；在“人性之光”单元中，开展“放飞梦想•演绎你我”的幼儿戏剧编演活动。在多元化的活动体验中，学生更加自信、乐学，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得到提升。 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由于文学欣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所以作为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师，应博览群书、加强交流，广泛涉猎各种人文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与文化视野。正如布鲁纳所说“:教师不仅是传播者，而且是模范，看不到语文的妙处及其威力的老师，就不见得会促使别人感到这门学科的内在刺激力。”同时，教师还应具有跨学科的素质与能力，能根据职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职业岗位需求充实自我，这样在教学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用“跨界”的方式思考、解决问题。 作者：伊彩霞单位：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高职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文学欣赏课程是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随着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的深入，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方式已无法适应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师应不断转变教育观念，积极研究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现状，注重加强学生素质能力的培养，切实提高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文学欣赏；教学方式；转变；思考 文学欣赏课程肩负着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它在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思维判断能力，尤其是道德情操熏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更加全面，作为当代高职学生，无论学习何种专业，都必须加强语言文学欣赏这方面的修养。众所周知，高职院校学生在走向社会时需要具备三张“通行证”：一是学科性的；二是职业性的；三是证明个人事业心、责任心和开拓能力的，而第三张“通行证”就是要求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因此，高职院校必须重视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从而促使其全面可持续的发展。2006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中指出：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规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当前，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应对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变革，教师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联系现实生活，培养学生文学欣赏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一、传统文学欣赏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文学欣赏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程，越来越受到各高职院校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教学效果不理想，无法达到开设文学欣赏课程的真正目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传统，教材缺少时代气息 文学欣赏多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课本版本缺乏变化。近几年，虽然文学欣赏也不断涌现新书，但是课程教学内容传统，教材没有时代感，所选文本和当下的生活联系甚少，实用性不强，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材内容也不太适合高职院校学生使用，内容程度深浅不一或前后缺乏内在逻辑层次，不利于学生学习。而且，多年来，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始终按照一个大纲、一本教材进行教学，无论什么专业、什么职业岗位，一律是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课时、统一的考试，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诚然，当前各高职院校普遍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并没有真正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存在随意减少课时的现象，有些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仅安排12周24课时，如此有限的课时学生是很难学到东西的，素质教育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 （二）教学方式单一，能力训练缺失 文学欣赏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教师的授课多以大班教学，方式比较固定规范，多数以经典导读为主，采用照本宣科式的“满堂灌”和“填鸭式”教学，学生课上课下的参与程度很低，这种教学方式单一，枯燥乏味，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教师整节课讲，学生不停地记，教师讲得辛苦，学生学得费劲，学生是被动地灌输，授课教师根本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情况、学习需求和兴趣节点，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不仅无法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反而会使学生失去学习乐趣，不愿意投入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 二、对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随着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必须顺应时展，和当代教育模式接轨，和高职的实际相契合，改变单纯的理论教学现状，联系生活，接近地气，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充分体现高职职业教育理念。 （一）教学内容兼顾经典与流行 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高职学生不喜欢阅读文学欣赏课本，但却津津有味地看着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作为教师应多了解当前学生的关注点，主动了解他们所喜欢的文学作品，当然，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通俗文学或网络文学等是无法与课本中的经典作品相比较的，但是学生喜欢阅读，这些作品也是当前流行的，学生看得乐此不疲，教师不应熟视无睹，应调查了解，想办法引导学生。如通过经典传统和当下流行相对比的方法，和学生共同讨论，让学生逐步感悟到经典的魅力和永恒，比如《红楼梦》和《甄嬛传》的对比赏析等，多方面、多层次地为学生学习文学欣赏提供便利。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藏书资源，引导学生多读书，在广泛接触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经典的基础上，增加或融入现当代作品赏析，让学生了解现在，感悟当代风貌。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只有和当前相结合，与时俱进，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爱学并且学好，高职文学欣赏的教学才能有新的突破。 （二）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 一是联系实际重视能力培养。文学欣赏课程普遍存在重传授、轻实践的现象，这样反而无法展现文学本身的美，学生也会心怀厌倦。诚然，文学欣赏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文学作品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理解，但是仅仅依靠课堂教学还远远不够，应打破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改变一味的照本宣科，教师可以少讲，通过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进行自我展示，展示的过程中，教师不间断地适时加以引导和点拨。另外，还应将文学欣赏的学习延伸到课堂之外，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互联网等新兴方式，为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将文学欣赏与实践活动相联，结合实际，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感悟能力。二是多使用任务驱动教学方式。传统的知识理论授课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兴趣，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该转变为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主的多维互动式的教学方式，通过布置和完成任务的探究式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要求学生运用生动形象的模拟，激发学生的自主性，教学中教师是主持人和组织者，学生拥有学习的主动权，学生在自主协作任务完成的过程中，理解分析，发现感受，更能体会学习文学欣赏的成功和快乐。如赏析外国作品《玩偶之家》，教师可以在班级布置任务，以表演的形式再现原著，放手让学生自己分组，阅读讨论，分析排演，师生共同参与，教学互动，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及口头表达能力。三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手段已经在教学中普遍使用，文学欣赏教学可以充分合理地加以运用，通过影视动画，将文字、图片、声音和图像综合直观地展现出来，带给学生多彩的视觉听觉体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赏析白居易的《长恨歌》，教师分析诗文，学生会感到枯燥无味，可以在上课时插播一段精选的影视剧《杨贵妃》的相关情节，通过视觉让学生有切实感受，如临其境，有感性理解才能进行美的赏析。 （三）作业形式应多样化 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课时普遍较少，大多集中在20个学时左右，而且必须在一个学期内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文学欣赏课程的作业只有靠课余时间完成。为了使学生很好地掌握相关知识，作业布置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写作阅读心得、读书体会，可以让学生收集资料，编撰欣赏专刊等，可以组织学生演绎经典作品，独立或小组集体完成，可以采取自评或相互评定的方式，最后再由教师点评。作业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满足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也促使学生能够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的文学欣赏作业。 （四）考试内容和方法应更新 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的考核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书面测试和平时成绩比例为6：4，考试方式主要是通过一次笔试，一张试卷完成，单一刻板，这种方式已无法适应当今高职素质教育的需要，必须进行改变。应建立灵活多样的过程性评价体系，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以此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考试内容上要减少理论知识测试的比例，加大平时学习过程的考查比例，增加学生平时写作练习、作品表演时的表现评分及其在相关竞赛中的得奖情况。考试方法上可以采用笔试和口试结合的方式，这既顺应时展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当前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人之成才，重在素质。文学欣赏课程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作用很大，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杨晋 单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语文教学中电影文学的欣赏方法 摘要：影视艺术是当今主流艺术形式，而电影文学是影视艺术的前身与基础。普通文学作品，多数只能通过对文字的阅读来欣赏文学的魅力，即“独乐；电影文学作品则可以在阅读文本后“众乐”———共同观看同一部电影。欣赏电影文学会对学生的创造能力、分析能力有所提高，对生活的感悟与情感的理解也会更敏锐。 关键词：电影文学；语文教学；故事；欣赏方法 一、电影文学 （一）电影文学的概念 电影文学是区别于诗歌、小说、戏剧文学的新的文学样式，主要指电影剧本，还包括影片中的解说词、歌词等。 （二）电影文学与其他文学的差异 （1）作品容量不同电影文学多数是以剧本的形式存在的，剧本则是为故事而生。可以理解为电影文学的主要任务是讲故事，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讲述故事。故事和诗歌散文不同，有其固有的架构，必须包含人物塑造、情节推进、故事高潮、故事结尾。相比普通文学形式，电影文学讲求故事性，想要有好故事，就不能用“堆砌”的形式创作，不该有的部分一定要舍去。例如史书作品与改编电影文学作品的区别：前者讲求更全更细的记录，后者讲求改编出有艺术价值的故事。突出故事那就必须要突出主要人物，列出一至两条主线，所以电影文学的容量比其他文学形式小。电影文学的容量精简使得读者、观影者可以在短时间内体验到到一个故事完整的情节推进、跌宕起伏。由于电影文学的写作形式，作者可以选择什么时候让观者看到什么，做到烘托中心、突出主题的作用。（2）人物塑造普通文学形式，以抒情、悟感为主，电影文学以突出人物来推动情节。人物塑造是电影文学必不可缺的，不论是交待背景、推动情节、提出主题都能在人物形象中体现，所以人物塑造上十分重要。作为一个好故事它需要丰富的剧情、个性化的人物性格、和曲折的冲突感。只有把人物性格和形象塑造得很复杂很立体，才能对读者有具有吸引力。 （三）电影文学的特点 电影剧本运用文字来创造艺术形象，以此反映社会生活。作者本身的艺术品味、人生观念、认知态度就是一种艺术作品，通过剧本的方式创作并记录下来。和其他文学作品不同的是，电影文学创作完成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新艺术形式的开端，通过电影文学能创作出影视艺术，用视听的方式让阅读者有更全面更深层次的作品体验。运用独特的视野去欣赏文学，当文学阅读和影视欣赏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为语文教学改革的推进提供了一个支撑点。审美是影视艺术和文学作品教学的共通追求，将电影片段巧妙的引入语文教学，可以使两者很好的融合，在学生的学习兴趣、理解深度上都会有很好的提升。 二、语文教学与电影文学 “由于电影画面含有各种言外之意，又有各种思想延伸，因此我倒是更应该将电影语言同诗的语言相比”①人教版语文必修四的“梳理探究”栏目中设置了“影视文化这一章节”。其中设有对影视艺术的历史、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介绍。设有写影评、朗诵对白和分角色表演等实践要求。依据现有的情况，可以预见在未来的语文教学发展中，影视艺术的学习会越来越重要，而电影文学则是文学艺术与影视艺术的交叉点。通过对两门艺术的观析、审美来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分析能力、审美高度。 （一）对故事的背景预习 故事的背景蕴含极大地信息量，让学生在学习电影文学前进行故事背景的预习，对学生在学习中的分析能力、联想能力、记忆程度都会有所提高。影视作品既是艺术又是文学，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首先要有剧本，而剧本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小学语文中好多课文就是根据影视作品节选或改编的，观看这些电视电影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还能增强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能力。所以对背景有了了解，会对人物塑造、人物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人物是故事的灵魂，对人物理解得越深、对故事的艺术性体验得越强。 （二）电影文学阅读与排演 阅读和排演两者表面上看没有多大联系，但实际上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个教学要求的目标上都是指向———利用影视艺术潜移默化地使学生在观影中受到教育、教学中需要系统地、有针对性地、有明确目的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因此电影文学的阅读是使学生在文字上对影视艺术的欣赏，而排演是使学生在实践上对影视艺术进行体验。两者看似没有联系，但没有阅读打基础，排演无法顺利进行，而没有排演的电影文学阅读，似乎少了一些趣味与深度。 （三）写作与创作 电影文学结合观影可以在学习后布置影评写作，及时的感悟写作，有利于加深教学效果。让学生即欣赏又写作，将学生和作品之间的联系拉近一步。“如果学生只停留在视觉阶段而不能深入下去，不能让学生领悟其中的艺术魅力并感受理解最终养成审美判断的能力，即使把它组合到教学过程中，那也只能算是一种“花边语文”而己。”② 三、结语 电影文学在语文教学中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不仅能从文字上学习，更能通过影视欣赏达到综合学习的目的。电影文学的欣赏方法包括背景预习、阅读与排演、影评写作与故事创作等，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才能达到提升审美、训练综合艺术感知力的目的。所以电影文学的鉴赏是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作者：杨翠平 文学欣赏论文:国内影视艺术的文学欣赏透析 然而两者又存在着很多差别，首先他们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所采取的塑造手段是不相同的，文学作品通过作家的语言文字来进行人物性格和生活现实的塑造，而影视艺术则是通过导演和剧组的通力协作，用直观的画面和语言来对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进行呈现。当然在进行人物塑造的过程中，两者各有侧重，也各有自己的观点。文学以语言文字的形式来进行形象塑造，而影视艺术的作品则以空间和画面的形式来进行形象塑造。语言文字的特性决定了文学作品中只能是使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进行思维的想象，所以文学作品具有个人主观的推断性，在读者的心目中语言文字所塑造的个人形象是什么样的，在读者的思维空间中就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形象。而在影视艺术中是没有作者主观推断性的人物形象的，导演和演员们用直观的方式来进行人物形象的刻画，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具体的人物形象。另外影视艺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在使用现代媒体的广告效应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迅速及时的传播，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大面积的传播，让大多数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接受影视的文化特性。而文学作品却存在着不一样的地方，由于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的限制，不能够和影视艺术相比，文学作品需要通过印刷、销售等方式进行传播，在时间的限制上面就出现了间隙，进而慢于影视艺术的传播。影视与文学在时间推进上彼此相似，文学才有可能反过来学习影视的表现手法。由于文学与影视同有时间艺术的美学特征，所以它们将继续在互相影响中并肩而行。 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待影视艺术 现代社会生活脚步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人们对于影视艺术的期待值在上升，人们往往很难从文学作品中吸收和构建自己的文学欣赏，但是影视艺术的发展却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文学的色彩。很多时候影视艺术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艺术，人们可以通过电影院进行文学的熏陶和文学传播。将影视艺术大众化的过程其实就是高雅的文学进行广泛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人们通过自己的欣赏，对于其中的电影艺术进行思考和评述，达到文学性的欣赏。从影视艺术的规律和特点来看，将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进行影视艺术的创作、改编是影视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编剧和导演对影视题材和文学名著进行选取的过程就是影视艺术创作和发展的过程。文学与影视创作通常是影视艺术将过去的文学作品经过改编而搬到银幕上来，同时也是我国电影创作的重要来源。我国在长达50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都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学可读性，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红楼梦》，这些经典名著为影视艺术的发展奠定了文学欣赏的基础。当受众通过这些电影的传播，可以从中找到文学欣赏的动力，这样不仅仅让影视的受众增多，而且也起到令文学作品家喻户晓的作用，同时文学转化为影视的过程使影视艺术的受众人数增多，这样可以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提升人们的文学欣赏水平。在影视艺术的传播过程中，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去看待影视艺术的传播过程，是影视艺术传播的重要使命，文学作品搬到银幕上的过程就是文学欣赏大众化的过程。通过对影视艺术的欣赏提高影视艺术的欣赏能力，受众感觉自己在欣赏大众化、娱乐化的影视艺术作品的同时，其实就是利用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进行电影的观赏。影视艺术是一门集文学、现实生活、理想化的想象于一体的文艺形式，它传达给受众的是生活的艺术和精神领域的上层建筑，而受众应该本着去欣赏文学作品的角度进行影视艺术的欣赏，这样才能够将电影艺术上升到精神需求的高层次发展，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进行电影艺术的述评，也是对于影视艺术欣赏的一个新的角度。总之在电影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抛除了文学欣赏的角度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将会使原本活生生的影视艺术空洞化，不能达到原有的传播艺术、提升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手段。每一次对文学作品的改编，都是在运用创造性思维挖掘文学作品背后深刻的内涵，使广大观众对其进行一次新的心灵感悟及审美享受。 影视艺术应该在文学的视野中成长 文学对于影视作品的滋养是多方面的，从诗歌那里借鉴了含蓄生动的比喻;从散文那里领略了清淡的风韵;从戏剧那里学到了紧凑顺畅的整体结构和戏剧矛盾冲突的设置;从小说那里懂得应该注意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我国的影视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带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较多，如在文学经典著作中的王熙凤出场和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手法在一些影视作品中被广泛借鉴，成就了中国影视艺术的民族风格。从这些角度来看影视艺术是来源于文学的，文学为影视艺术的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和完善。从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对于历史典故、历史事件等的重大历史活动都有文学作品的出现，可以说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丰富多彩而又透穿古今的，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文学创作的艺术形式上都是层出不穷的。所以我国影视艺术的发展的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节选都可以完成一部影视艺术的创作。文学作品通过对影视艺术的思想内涵的渗透、故事和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多方面的滋养，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用的完美题材。影视艺术的发展是来源于文学作品的，就应该从文学视阈中发掘创作的源泉，影视艺术的生命与文学基础是高度紧密联系和不可分割的，离开了文学性的支撑，电影只会变成空洞的想象，而不能够高雅地进行传播，人们对于影视的需求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欣赏，而是对于故事情节后的人性的思考和哲理的阐述，这才是影视艺术在传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国的文学作品通过历史经典故事和优美的文字来描述故事情节，透过文学作品把人们共同价值的存在内炼提升达到传播的目的。文学的心灵诉求、理性思索、人性关怀精神，提高了影视作品的艺术品位和思想的丰富性及深刻性。影视艺术的发展需要在文学的视野中成长和发展。结语我国影视艺术的发展在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着不时的改善和发展，同时透过文学欣赏的角度进行影视艺术的创作和欣赏，对于提升影视艺术的创作和完善，让影视艺术能够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共有的价值观念，这样才能够使影视艺术长青不老。影视艺术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直观或迅速地通过感官传达着咨询、情感、刺激，使人们能通过视觉、听觉去感受图像画面传导的信息。从受众出发，利用文学欣赏的角度去看待影视艺术的发展，使影视艺术创作更加贴近文学作品，让影视艺术不仅能够在场面上打动观众，更能从故事情节和蕴涵的哲理中打动观众，这样的影视艺术才是人们所追求的影视艺术，透过文学作品在影视艺术中的渗透和发展，让受众在文学欣赏的角度来完成对于影视艺术的欣赏，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影视艺术更加贴近生活、并能在受众的心中占据一定的位置。 作者：范振坤 单位：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文化艺术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深究文学欣赏课教学形式革新 艺术家萧乾说“文字好像是支票，银行却是读者的经验库。”文学欣赏课本应该调动学生使用自己“银行”的经验去兑现隐藏于“文字”这张“支票”中蕴含的艺术审美价值。但是，传统的文学课程模式多是围绕作品背景、主题归纳与艺术手法等进行探析，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故此，本文拟从文学欣赏的性质与课程构成要素入手，结合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对课程教学模式变革进行新的探讨，以期对提高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效果有所裨益。 一、文学欣赏课程的目标特征 朱光潜《谈美书简》说：“文学欣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认识活动，是通过对欣赏对象的感受、体验与想象，通过感性形象来认识社会生活。它以把握形象为起点，而又自始至终离不开形象。”指出了文学欣赏的基本性质是一种“认识活动”，主要是途径“通过对欣赏对象的感受、体验与想象，通过感性形象来认识社会生活。”欧阳友权等主编的《文学原理》认为“文学欣赏是读者透过语言符号去感受、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审美意识，从而获得情感愉悦和精神满足的一种特殊心理活动。”认为文学欣赏的性质是“一种特殊心理活动，”其过程主要是“读者透过语言符号去感受、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审美意识”。王先霈、王耀辉主编的《文学欣赏导引》说“文学欣赏实际上是一种读者以自身修养为基础进行的主体实践活动。”“主体实践活动”强调了文学欣赏的个体行为方面。 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文学欣赏的性质是读者个体对具体文学作品的一种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阅读、理解与欣赏能力，它绝对不是一种出于娱乐目的而进行的文字消遣或观赏，而是需要付出相当努力去理解的“主体实践活动”。 毫无疑问，文学欣赏课程就是教授文学欣赏的一门课，课程的目标一般在于培养欣赏的兴趣与能力。这可从教材的说明中得到印证，如《文学作品欣赏教程》前言说：“本书一方面全面地介绍了中外文学作品的全貌，使大学生对人类的文学作品有一个整体而直观的印象；另一方面又通过作品欣赏实例分析，因势利导地发现和培养学生文学欣赏的兴趣和能力。”该教材强调了课程目标“全面地”介绍“中外文学作品”与发现和培养“兴趣和能力”。《文学基础理论与作品赏析》前言说：“本书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提高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为出发点，旨在通过对有关文学欣赏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具体作品的赏析，培养学生审美，提高文学艺术修养水平。”不难发现，“培养学生审美，提高文学艺术修养水平”成为其主要追求。这二者不仅重视理论，而且强调要培养文学审美。《文学欣赏与创作》在绪论中说：“希望读者通过本书有关作品的欣赏，能够提高文学修养，获得精神享受。”其目标似乎更在于文学修养与接受效果，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基于以上认识，遵照文学欣赏的性质与教学目标，我们对传统的课程教学进行了变革，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注重文学欣赏“主体实践活动”规律与实践性的课程教学模式。 二、文学欣赏课程的构成要素 传统的文学欣赏论主张“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但是“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篇”）。正是由于“知音难”的文学欣赏现实，才需要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与指导。 理论家艾布拉姆斯《镜与灯》认为进行艺术鉴赏涉及到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四个要素，他用这四个要素建立了一个坐标图式，认为作品居于坐标中间，说“运用这个分析图式，可以把阐释艺术品本质与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有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要素（世界、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其意义和价值的确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镜与灯》认为鉴赏涉及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四个方面，通俗一点就是指作家、作品、读者、现实这几个要素，在这四个要素中，作品即欣赏对象成为核心。 当然，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主要是针对个体文学欣赏而言。但是，文学欣赏课也必须同样面对“作品”这个文学欣赏的形式与内容共同体。然而，由于课程教学的构成要素与特殊性，它显然与个体欣赏的“主体实践”有所不同。文学课程教学模式中的教师、学生构成了欣赏的双主体，或者说文学欣赏课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欣赏活动，它更承载了教学目的或学习要求等诸多具体实践要素。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教材作品、学生构成了文学欣赏课程的关键要素，如何设置这三个要素，则是课程教学模式必须解决的问题。 教师，在文学欣赏课程中不再仅是一个个体欣赏者，他必须将自己的文学欣赏经验、理论、文本等内容与他的学生分享，并且成为课堂的主导，即他既要自己欣赏文学作品也要担负引导、指导学生共同欣赏所学习的文学作品，进而启发、推动学生去赏析其他推荐或学生自选的文本。《文学欣赏导引》认为进行文学欣赏一般需要三方面的基本能力与素养，即“首先是艺术感受力”、“另一种基本能力即艺术推想力”与“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知识储备”。其中，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推想力是需要通过课堂教学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学习来获得与提高。因此，教师在课程教学构成中要发挥引导作用。 学生，已经不再是知识的接受者，根据文学欣赏课程的实际，他们已经成为文学欣赏的参与者，在教师引导下参与欣赏并得到“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推想力”锻炼，能够初步进行文本欣赏，努力实现“通过语言的阅读，准确把握这个语言组合体（文学文本）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文本语言符号的提示下，调动自己的艺术感受力去感知文本形象，展开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去进行形象的再造，从而尽可能完整、清晰地将作品形象、意境‘复现’在自己的意识屏幕上，并对文本意义、意味做出解读。”学生成为课程实现的终极目标。 文本，是指课程教学使用的文学作品，它不是课堂教学的核心，却是文学欣赏教学活动的主要构成，也是教师与学生进行学习或欣赏的共同对象媒介物，在课程教学中充当了一个赏析样品，一个教学案例。因为文学文本“是由语言符号按照一定‘规则’组成的结构性的能指系统，”它需要教师和学习者一起完成对其“能指”意义的解读。如此，这个充当了案例的“文本”，对于教学双方，对于课程教学的效果，对于教学模式的设置等，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教师、学生、文本作为文学欣赏课程的主要构成要素，只有恰当地发挥各自的课程教学功能，才能够实现课程教学目标，而教学模式的设置，则是合理调配这三个要素的关键所在。 三、教学模式的变革与确立 传统的文学欣赏教学一般是教师代替学生进行文学欣赏，就文学作品进行所谓主题、结构、手法等方面的分析，课程互动一般就是提问与回答问题。其教学模式表现为单一而固定的课时内容、平淡而乏味的教学过程、照本宣科式的授课方法等，这些都必须在文学欣赏课程教学中进行变革。 根据文学欣赏课程教学的实际，我们将课程定位于文学欣赏与创作并重，设置了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即将教学、学生、文本三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集师生文本选择互助、课堂文本赏析互动、课后文本创作促进为一体的教学模式。三位一体的中心是赏析文本，它是欣赏课程模式的关键要素。 据此，我们首先在文本选择上采取了师生选择互助模式，即教师与学生围绕教材内容共同就赏析文本进行选择，重点是选择具有新颖与“可写的”（需要积极思考去进行创造性解读）文本，如郁达夫《水样的春愁》、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苇岸《大地上的事情》、林耀德《宠物K》、琦君《髻》、闻一多《发现》、徐志摩《偶然》、郑愁予《错误》、顾城《一代人》与《远和近》、舒婷《惠安女子》、朱定《关连长》、汪曾祺《受戒》、陈启佑《永远的蝴蝶》、郭美玲《有毒物品》、秦俑《我的网恋手记》、毕飞宇《相爱的日子》、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东西《不要问我》、金庸《倚天屠龙记》、都梁《亮剑》等文学作品与《大闹天宫》、《黄飞鸿》、《大话西游》、《霸王别姬》、《十七岁的单车》、《围城》、《情深深雨蒙蒙》、《中国式离婚》等影视作品。教学内容的新颖，使得学习者耳目一新，也增强了学习兴趣。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侧重文本赏析互动的模式。2010级以后的新生大多数是“90后”，他们是伴随游戏、影视等媒介长大的一代人，对于声像等媒介与手机信息等具有更独特的认知需求。因此，我们申请了中国数字大学城个人空间，以教师个人空间为平台，让学生进行注册并登陆教师个人空间，参与课堂赏析活动，发挥欣赏实践的主体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针对学生开设的文学欣赏课程，其欣赏过程中必须让学生依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参与赏析。正如艺术家萧乾所说“文字好像是支票，银行却是读者的经验库。‘善读’的艺术即在如何把握着支票的全部价值，并能在自己的银行里兑了现。”让学生利用手机通过中国数字大学城个人空间参与文本赏析互动，以自我的“经验库”兑现“文字”这个特殊“支票”艺术的“价值”，如此才会形成“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欣赏个性。 第三，为拓展课程空间，我们变革了课程作业与成果展示模式，建立了课后文本创作促进模式。课程教学的延伸可以拓展学习空间，为便于教学与学习，课程建设了专门的课程网站，除常规的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案课件等项目外，在网站上还开设了课程电子媒介栏目，包括网络周报与电子月刊，既可以将学生优秀作业刊载出来作为创作成果，由学生自己进行选稿、组稿、编辑、上网，还提供大量的供学生选择的欣赏文本、课程网站链接、讨论争鸣信息等资料。这样不仅促进了学生的文学欣赏延展，而且也激发了进行文学创作的热情。因为，文学欣赏并非欣赏者的最终目标，由欣赏感悟到写作表达才可使欣赏活动获得延伸与升华。 从传统教学转变为师生文本选择互助、课堂文本赏析互动、课后文本创作促进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目的在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注重的是学生主体文学能力的培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制定的《职业核心能力培训测评标准》指出：从事职业者应具备的七种能力，包括与人交流、信息处理、数字应用、与人合作、解决问题、自我学习和创新。其实，文学欣赏与创作课程教学模式的变革，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推想力”等能力水平，而且对于促进“自我学习和创新”意识的提升，也具有积极作用。 文学欣赏论文:高中英语文学欣赏课教学实践 【摘要】英语是高中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除了基本的词汇、语法等知识外，还有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阅读教学。当前高中英语都引入优秀文学作品作为阅读教学的补充，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和提高学科素养。对此本文则从科学选择文学作品、采用合理教学方法以及引导学生理解共情等分析高中英语文学欣赏课教学策略，望给予英语教师提供教学参考。 【关键词】高中英语;文学欣赏;教学;实践 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阅读相对于以往也逐渐呈现快餐化和碎片化等特点，高中学生也受到影响。对于英语课程而言，其教学主要集中于词汇、语法以及写作中，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优秀的文学作品，忽视语言的社会文化、认知和生物属性。如果教师仅仅将英语作为工具，那么无法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因此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开展文学赏析课对养成深刻语言教育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选择文学作品增强学科核心素养 一般高中英语选择的文学作品基本上优秀名著，牛津高二英语教材中就针对文学作品设置单独的教学板块，其中包括电影《哈利波特》、狄更斯《远大前程》、歌剧《图兰朵》、彭斯的诗作《红红的玫瑰》，其他教材版本中还收录了马克吐温《百万英镑》、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莫泊桑《项链》等。如果仅仅借助教材课文根本无法提高学生文学欣赏能力，教师可在学生课外阅读和选修课中并结合学生特点选择相对合理的文学材料。选用课外阅读作品的原则为根据循序渐进的规律和由浅至深的特点学习语言，教师就可根据学生实际英语能力选择和学认知水平相符以及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文学名著，如词汇量在2000~3000的简易英语读物和英汉对照读物。英语文学阅读应放弃传统阅读教学中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逐渐向提高人的素养方向发展。主要因为文学欣赏课的核心为人物特征、故事情节以及优美语言等，往往围绕人物、故事、语言等文学元素的阅读教学和学生现实生活有着紧密联系，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影响学生现实生长，促使学生不断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并在此过程中提高生活质量。文学阅读和其他阅读相比有一定的自主性，理解作品方面也十分个性化，可以说这种自主阅读过程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语言运用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思维能力，提升学科素养。 二、采用合理教学方式提高学生鉴赏能力 高中英语文学欣赏教学也分为多种途径：首先阅读方式；对于短篇文学作品，英语教师应保证学生有充足时间阅读，可以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方运用20~30min时间阅读作品，或者可以将作品布置成家庭作业。当学生阅读完毕后可要求学生运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作品大致含义，一方面能增强学生口语能力，另一方面能增强英语水平。中长篇文学作品可先让学生在英语课堂中概括文章内容，之后再补充相关课文阅读文章作为补充。以《远大前程》一课为例，教师在让学生在教学中概括小说主题和内容，同时安排学生在学校的阅览室中阅读理解小说的简写本。其中小组拼图阅读也是较好的阅读途径，即将阅读作品分为2~4部分，小组学生先自行阅读一部分，之后和小组成员展开交流，最后整体理解作品。虽然这种阅读无法和学生自主阅读方式相比，但在感悟作品方面却更加透彻，对于时间紧和任务繁重的高中学生而言十分有用。其次课堂讨论；理解作品是高中文学欣赏课的重点之一，教师在课堂上可让学生根据阅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疑问，基于学生语言能力和认知水平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讨论。尤其对于复杂的阅读问题，可先尝试分组后再让学生解答，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在文学欣赏课中普遍倡导学生从审美角度学习文学作品，例如让学生找出文学作品中描写景物和刻画人物以及表达情感的段落，进一步引导学生赏析作品语言。还可让学生运用画画方式刻画作品中关键人物和场面，促使学生深刻理解作者刻画的人物特点，最终达到品味作品情感目的。 三、引导学生理解共情培养学生文化意识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当前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之一为文化意识，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倡导具有文学视野的英语教育。因为文化和人类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在英语教学中泛指所学语言国家的传统风俗、风土人情、历史地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文学艺术以及生活方式等。对于文学作品阅读而言，此类学习是构建在异域文化基础上，作品中涵盖作者所在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也说明作者所处时代等隐藏信息。长时间有规律地阅读文学作品对学生而言都有一定的潜移默化作用。因为有的文化具有隐性特征，例如宗教信仰、社会制度、价值观等，只能在文化语境中理解其内涵。有了隐性文化，自然然而也会有显性文化，例如生活方式、节庆活动、历史文化等。《简爱》是反映维多利亚时代生活作品，那个时期是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阶段，作品中大量刻画当时环境下寄宿制学校的生活以及女性作为家庭教师的爱情观。除了《简爱》，这个时代也出现过如《大卫*科普菲尔》、《呼啸山庄》等，只能通过英语教师的指导和启发展示其中的隐性文化，学生才能从整体角度理解工业革命时期的文学特征和社会面貌，有利于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四、结语 总之，文学作品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是不可多得的课程资源，更是学生十分感兴趣的教学内容。英语教师应充分结合学生学习英语心理特征以及文学作品材料，科学指导学生选择和自身英语情况相符的作品，促使学生大量输入阅读信息后运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作品梗概，从而建构属于自身的文本理解体系，进一步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和文学素质。 作者：李素香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中学 文学欣赏论文:文学欣赏对提高青年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性 《回族文学》2017年第2期 摘要：通过欣赏、品味文学，青年人可以在各方面能够有所提高，特别是对综合素质的重要影响上。通过品读文学，青年人可以在与作者的无形交流中增加自身的文学素养，对于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都有正确指引作用；在品味文学中，他们可以陶冶自己的情操，宣泄自己生活中的压力，心灵上得到极大的安慰；学习感人事迹，获得正能量，感悟生活，感悟文学带给他们的积极力量；也可以获得荣誉感，丰富自己的生活，修炼自己的品行，利处很多。 关键词：文学欣赏；青年人；综合素质；重要作用 品味文学，无论古今中外的，在欣赏中青年人均可以读有所思，读有所悟，在品读中可以去深深体味作者在写作文章时的时代背景、时代感情以及作者内心深处流漏出的辛酸苦辣。这些对于青年人来说，益处无疑是巨大的，文学作者把自己一生的阅历，所学等汇编成文学供其欣赏，虽然纸上得来终觉浅，但是这些文学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文学基础，对于他们的学习乃至生活成长很有好处，有利于他们培养自身的人格、为人处世的方法，稳定他们的品性，对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指引，同样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心胸得到了开阔，很有益处。 一、感悟生活、明事理 在欣赏文学时，可以较好的了解文学反映某个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还可以了解某个时期的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可以了解许多现今社会没有的文化内涵，通过欣赏文学的内涵，可以令自己对生活有所感悟，学习到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在欣赏中成长与进步。有句名言这样说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古代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欣赏他们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历史的兴替，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人物中，去反思自己，好明白自己的得失，然后加以改进。不如《史记》，写了很多的人物传记，有许许多多的王侯将相，他们的成长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借鉴，只要我们善于“吾日三省吾身”，发扬自身优点改掉自身缺点，这些对于我们的成长益处是颇大的。欣赏《诗经》，可以了解学习的很多方法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教育我们学习应该经常的去温习去回味，好可以稳固的掌握知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教育我们对待朋友应该真诚，应该欢迎朋友的到来，好好招待，为人处世道理不言而表。读《二十四史》，青年人可以清楚的了解历代王朝的兴衰，细细品味他们兴衰的缘由，其中很多道理可以用到他们自己身上，比如有些王朝帝王贪婪好色导致王朝腐败最后失败，教育我们应该勤奋自洁，时刻与贪婪好色保持好距离；为何会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源于帝王勤政爱民，这在我们成长中应该时刻谨记，对待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应该坦诚相待，互相交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够明事理，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三字经》、《读“三言”，长见识，明事理》等很多教育我们明事理的文学作品，只要我们熟读几次，明白其中道理，对于我们的成长好处是一生相伴的，值得我们去品味，去深思。 二、满足精神需求、愉悦身心 品读文学作品，这其中的乐趣太多，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李白旷达诗句：“大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我们心中压力巨大时，读到这样的旷达的文字，青年人会感悟到生活乐趣其实是固定的，只要我们身心开阔一些，很多压力只是“纸老虎”，根本不足为惧，然后微微一笑，身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游离在外的青年们，每逢佳节不在家乡思念家乡时，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像千百年来专门是为他们所写一样，读到这样的文字，游子们心理上会得到许多安慰，精神需求的到满足，身心的到愉悦。文学欣赏给人以情绪的激动和感觉的快适，使人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和愉悦。常年工作在大城市，工作圧力巨大，周末去野外散心，这时候一本《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体验到陶渊明先生当时田园生活是何等的潇洒，然后青年人心中的工作压力会慢慢得到释放，欣赏着大自然的美好景物，精神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心情愉悦了起来，社会上又多了些笑容少了很多愁眉苦脸。在文学的欣赏中，青年人不断感悟人生，感悟生活，一个个文字是对他们精神的极大迎合，心情在文字品读中得到释放，变得无比愉悦，文学对他们的作用是利处极大。 三、培养坚强意志 欣赏古典文学，体会名言警句，用于青年人生活学习中，好处随处可见。“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归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它教育青年人应该放弃常立志应该立长志，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外国著名文学作品《老人与海》，年龄虽大，处境岁危险，仍然在与大鱼的搏斗中战胜了自己战胜了对手，坚强的意志对于青年人来说非常重要，必须时刻的加以保持加以自固。青年人只要记住这许许多多名言警句，用于生活学习中，何愁不在人生道路上绽放色彩，何愁得不到成功。 四、结论 好好地欣赏文学作品，在与作者无形交流中，去感悟生活，明事理，培养自身坚强意志，身心总会得到极大安慰，精神总会得到满足，时刻三省吾身，总结自身不足，青年人会有很大收获，成长中会少很多挫折，道路会更加通畅。 作者：王子琦 单位：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文学欣赏论文:汉语言文字对文学欣赏的影响 可以说，中国历史发展离不开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与壮大也离不开中国这个重要背景，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呼应、不可分离的关系。汉语言文字内含汉字和汉语两个重要分支，整个语言文字系统是我国文学欣赏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必要前提。汉语言文字是专属于我国的一种特殊语言和文字形式。 一、汉语言文字的特性 （一）汉语言文字独特的艺术美感汉语是从单音节发展起来的，这就使汉语文字在遣词造句方面极易获得音乐性的抑扬顿挫的节奏与韵律，而且通过排比对仗产生视觉上的平衡对称和整齐的形态美。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其他文字所难以做到的。 （二）汉语言文字的独特思想性汉语言文字和其他语言存在不同之处：汉语言文字以其丰富的字义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字义延伸广阔。“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可以按字面意思理解作者的思想表达，也可以理解为做了某些好事，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也得到了升华。 二、中国文学欣赏与汉语言文字之间的联系 汉语言文字与中国文学欣赏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人和社会的关系。人是社会的基本元素，有人的存在才会有社会，社会才能发展，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才能让文字不断的丰富。汉语言文字能够组织成优美的文章，诸多美文又组成了中国文学欣赏。汉语言文字的存在让中国文学欣赏有了存在的基础及发展的源泉。由此而言，汉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欣赏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起进步。 三、汉语言文字对中国文字的影响 （一）使中国文学欣赏成为世界文学欣赏的“奇葩”汉语言文字无论是语言分支还是文字分支都是属于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种语言系统。且由于汉语言文字无论是在读音上还是在拼写上，抑或是在结构上都与世界上其他语言有着天壤之别。由于汉语言文字本身具有这种特殊的性质，所以以汉语言文字存在为发展根本前提和条件的中国文学欣赏得以产生后，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语言构成的文学欣赏，从而也就成为世界文学欣赏上的“奇葩”。总之，汉语言文字为我国文学欣赏的绚烂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为中国文学欣赏艺术魅力的展现创造良好基础汉语言文字在经过古今上下几千年的发展和完善后，每一个词语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这些语言通过各种类型组成的方式，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辞藻。比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等。从这些有限的词语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限的意境，这些特性是世界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比拟的。中国文学欣赏的这种拥有无限美妙意境和艺术魅力的形成正是源于中国汉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若没有这种一个字可以看到一个世界的语言文字，那么也就无所谓中国文学欣赏令人无法不景仰的艺术魅力之存在了。 （三）促进中国文学欣赏实现质的飞跃在经过古今上下几千年的不断更新和完善后，汉语言文字越来越精炼，形成了很多词汇极少却内涵无限大的词语。比如“牵一发而动全身”“厚积薄发”等。这些词语在中国文学欣赏和使用上，使得文学欣赏内容更具深意，意象更加鲜明突出，且更多时候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又令人回味无穷的意味。 （四）推动中国文学欣赏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发展汉语言文字在经过几千年中国文化的洗礼后，不可避免会在不自觉中彰显着中国的韵味，即便在西方语言介入后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得到了极大的进步，甚至是西方语言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科学化道路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语言文字能够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处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社会背景下，只有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下，中国语言文字才能够真正发展。而反过来，只有在中国语言文字不断成熟和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文学欣赏才能够依靠更加成熟的文字实现自身的飞跃。可以说，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欣赏是一体的，文字是文学欣赏产生的前提，而文学欣赏又是诠释和发展文字的重要媒介，只有两者相辅相依，才能够推动中国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发展。 总之，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文字之一，是华夏五千年文明所沉淀来的一种特有的语言文字。它以其独特的音形字义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文学欣赏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作者：李技 单位：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文学欣赏课程肩负着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它在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思维判断能力，尤其是道德情操熏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更加全面，作为当代高职学生，无论学习何种专业，都必须加强语言文学欣赏这方面的修养。众所周知，高职院校学生在走向社会时需要具备三张“通行证”：一是学科性的；二是职业性的；三是证明个人事业心、责任心和开拓能力的，而第三张“通行证”就是要求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因此，高职院校必须重视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从而促使其全面可持续的发展。2006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中指出：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规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当前，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应对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变革，教师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联系现实生活，培养学生文学欣赏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一、传统文学欣赏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文学欣赏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程，越来越受到各高职院校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教学效果不理想，无法达到开设文学欣赏课程的真正目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传统，教材缺少时代气息文学欣赏多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课本版本缺乏变化。近几年，虽然文学欣赏也不断涌现新书，但是课程教学内容传统，教材没有时代感，所选文本和当下的生活联系甚少，实用性不强，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材内容也不太适合高职院校学生使用，内容程度深浅不一或前后缺乏内在逻辑层次，不利于学生学习。而且，多年来，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始终按照一个大纲、一本教材进行教学，无论什么专业、什么职业岗位，一律是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课时、统一的考试，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诚然，当前各高职院校普遍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并没有真正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存在随意减少课时的现象，有些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仅安排12周24课时，如此有限的课时学生是很难学到东西的，素质教育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 （二）教学方式单一，能力训练缺失文学欣赏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教师的授课多以大班教学，方式比较固定规范，多数以经典导读为主，采用照本宣科式的“满堂灌”和“填鸭式”教学，学生课上课下的参与程度很低，这种教学方式单一，枯燥乏味，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教师整节课讲，学生不停地记，教师讲得辛苦，学生学得费劲，学生是被动地灌输，授课教师根本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情况、学习需求和兴趣节点，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不仅无法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反而会使学生失去学习乐趣，不愿意投入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 二、对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随着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必须顺应时展，和当代教育模式接轨，和高职的实际相契合，改变单纯的理论教学现状，联系生活，接近地气，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充分体现高职职业教育理念。 （一）教学内容兼顾经典与流行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高职学生不喜欢阅读文学欣赏课本，但却津津有味地看着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作为教师应多了解当前学生的关注点，主动了解他们所喜欢的文学作品，当然，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通俗文学或网络文学等是无法与课本中的经典作品相比较的，但是学生喜欢阅读，这些作品也是当前流行的，学生看得乐此不疲，教师不应熟视无睹，应调查了解，想办法引导学生。如通过经典传统和当下流行相对比的方法，和学生共同讨论，让学生逐步感悟到经典的魅力和永恒，比如《红楼梦》和《甄嬛传》的对比赏析等，多方面、多层次地为学生学习文学欣赏提供便利。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藏书资源，引导学生多读书，在广泛接触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经典的基础上，增加或融入现当代作品赏析，让学生了解现在，感悟当代风貌。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只有和当前相结合，与时俱进，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爱学并且学好，高职文学欣赏的教学才能有新的突破。 （二）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一是联系实际重视能力培养。文学欣赏课程普遍存在重传授、轻实践的现象，这样反而无法展现文学本身的美，学生也会心怀厌倦。诚然，文学欣赏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文学作品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理解，但是仅仅依靠课堂教学还远远不够，应打破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改变一味的照本宣科，教师可以少讲，通过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进行自我展示，展示的过程中，教师不间断地适时加以引导和点拨。另外，还应将文学欣赏的学习延伸到课堂之外，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互联网等新兴方式，为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将文学欣赏与实践活动相联，结合实际，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感悟能力。二是多使用任务驱动教学方式。传统的知识理论授课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兴趣，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该转变为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主的多维互动式的教学方式，通过布置和完成任务的探究式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要求学生运用生动形象的模拟，激发学生的自主性，教学中教师是主持人和组织者，学生拥有学习的主动权，学生在自主协作任务完成的过程中，理解分析，发现感受，更能体会学习文学欣赏的成功和快乐。如赏析外国作品《玩偶之家》，教师可以在班级布置任务，以表演的形式再现原著，放手让学生自己分组，阅读讨论，分析排演，师生共同参与，教学互动，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及口头表达能力。三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手段已经在教学中普遍使用，文学欣赏教学可以充分合理地加以运用，通过影视动画，将文字、图片、声音和图像综合直观地展现出来，带给学生多彩的视觉听觉体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赏析白居易的《长恨歌》，教师分析诗文，学生会感到枯燥无味，可以在上课时插播一段精选的影视剧《杨贵妃》的相关情节，通过视觉让学生有切实感受，如临其境，有感性理解才能进行美的赏析。 （三）作业形式应多样化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课时普遍较少，大多集中在20个学时左右，而且必须在一个学期内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文学欣赏课程的作业只有靠课余时间完成。为了使学生很好地掌握相关知识，作业布置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写作阅读心得、读书体会，可以让学生收集资料，编撰欣赏专刊等，可以组织学生演绎经典作品，独立或小组集体完成，可以采取自评或相互评定的方式，最后再由教师点评。作业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满足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也促使学生能够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的文学欣赏作业。 （四）考试内容和方法应更新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的考核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书面测试和平时成绩比例为6：4，考试方式主要是通过一次笔试，一张试卷完成，单一刻板，这种方式已无法适应当今高职素质教育的需要，必须进行改变。应建立灵活多样的过程性评价体系，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以此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考试内容上要减少理论知识测试的比例，加大平时学习过程的考查比例，增加学生平时写作练习、作品表演时的表现评分及其在相关竞赛中的得奖情况。考试方法上可以采用笔试和口试结合的方式，这既顺应时展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当前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人之成才，重在素质。文学欣赏课程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作用很大，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杨晋 单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管理课程论文:基于校企合作平台的软件项目管理课程改革与实践 摘 要：通过分析软件项目管理课程的特点及目前教学环节中出现的问题，在校企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引入CDIO工程教育模式于“三大”教育理念相结合所形成的MPE-CDIO培养模式，从大纲制定、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手段改革、考核方式创新等方面进行软件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探索。实践证明，通过案例式驱动教学模式、项目驱动实践模式、全方位考核体系等方面的改革，课程实际教学效果得到极大改善，改革效果明显。 关键词：校企合作 CDIO工程教育模式 MPE-CDIO培养模式 软件项目管理 一、引言 随着软件产业及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兴起与发展，如何培养高素质软件工程人才，实现高校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无缝对接，已经成为目前各高校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所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软件项目管理”课程作为各高校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对于奠定培养软件工程专业技术与管理复合型人才的理论基础起着重要的作用。 尽管“软件项目管理”课程对于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目前该课程在实际授课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软件项目管理知识点多且概念抽象，授课过程中学生难于理解、不易记忆，因此学生学习兴趣不足；课程学习效果不像编程语言课程那么明显，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授课对象均为在校学生，缺乏实际项目经验，对于项目管理概念缺乏直接认识，学习难度大；授课教师缺乏实际项目管理经验，照本宣科，授课过程枯燥无味；教学大纲纸上谈兵，与企业需求脱节严重。 针对上述问题，我院以目前所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为基础，结合现代化工程教育模式，从课程体系构建、理论教学、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教学改革与探索，成效明显。 二、构建校企合作平台 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如何与企业人才需求对接，是目前高等教育的最大挑战。要实现这个目标，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学生放到企业中去学习和锻炼。但现实情况是如此大规模的人才交流是企业所无法承受的，且我们的企业也没有义务承担这样的人才培养责任。因此，我校搭建“专业+企业群”平台，每个学科专业联系一批相对稳定的企业群，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广泛开展校企联合办学，积极建立与企业、行业紧密结合而又共同参与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逐步探索、实施由以校内学习为主的传统人才培养方式向与企业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共同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目前，软件工程专业已与几十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比较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基地，并以校企合作平台为载体，在此基础上建立校企人员交流、协同管理的合作模式，采用“3+1”的模式按照企业需求联合培养软件工程专业人才。 三、现代工程教育模式 1.CDIO工程教育模式。CDIO工程教育模式是近年来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的最新成果。从2000年起，瑞典查尔姆斯技术学院、瑞典林克平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瑞典皇家技术学院四所大学组成的跨国研究，获得Knut and Alice Wallenberg基金会近2000万美元巨额资助，经过四年的探索研究，创立了CDIO工程教育理念，并成立了以CDIO命名的国际合作组织。CDIO代表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作（Operate），它以产品研发到产品运行的生命周期为载体，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工程。CDIO工程教育理念正是以此过程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提出了系统的能力培养教学大纲，包括4类一级能力、17组二级能力、以及73种具体能力，它是“做中学”和“基于项目教育和学习”（Project based education and learning）的集中概括和抽象表达。 2.MPE-CDIO培养模式。MPE-CDIO是我校提出的大德育、大实践、大工程“三大”教育理念与CDIO的完美结合。M代表Moral，以德为先是MPE-CDIO工程教育模式的最基本要求，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P代表实践Practice，要把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不仅锻炼学生的专业能力，同时也要锻炼学生的非专业能力；E代表工程Engineering，在实践中学会工程化思想，要求学生在做任何一个项目，哪怕是一次小小的实验也都要养成构思、设计、实现、运行的习惯，强化学生工程化的思想和意识。 MPE-CDIO教育改革，是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作为CDIO改革的创新与互补，MPE-CDIO更注重培养健全、和谐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将这一大德育培养理念与构思――设计――实现――运作进行有机结合，并以培养高级工程专业人才为目标。 四、课程教学改革 我校目前以MPE-CDIO培养模式为指导，以校企合作为平台，构建了一套全方位、立体化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如图1所示。软件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改革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研究与探索，教学改革过程中，以企业实际项目为驱动，以全面培养CDIO大纲中四方面能力为目标，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改革与实践。 1.以校企合作平台为基础，将企业优质资源引入软件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全面实践CDIO。通过和企业联姻，将企业中资深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实际项目引入教学环节，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接触企业和社会的工作环境，通过构思、设计、实现和运作系统，展示了一个产品或系统完整的开发过程，也体现了“做中学”和“基于项目的教育和学习”的精髓。 2.制定全新课程大纲，注重CDIO能力培养。综合考虑企业实际项目管理模式及CDIO大纲要求，在课程主讲教师及企业资深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努力下，重新制定了更为适合企（下转第235页）（上接第233页）业需求的课程大纲及实验大纲。新大纲中，着重强调多级案例的引入、实际项目管理能力的培养以及CDIO四类一级能力的锻炼。 3.授课教师能力提升。师资队伍是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要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首先要提高授课教师的对现代工程教育模式的理解和工程项目研发能力。几年来，课程主讲教师、实践指导教师均通过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或访问CDIO试点院校等方式，不断提高自身对于CDIO现代工程教育模式的理解。另外，借助于校企合作平台及“产学研”实践基地，课程主讲教师及实践指导教师均具备主持或参与实际项目开发的经验，还会聘请企业资深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实践环节指导工作。 4.案例式驱动教学模式，培养个人能力及职业素质。个人专业能力与职业素质是一个成熟工程师必备的核心素质，也是CDIO大纲要求的第二种能力。在理论授课过程中，我们选择企业实际项目或企业成熟项目实例，经过分解后作为案例，引导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实践证明，案例式驱动的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知识的掌握及动手能力的培养。 5.项目驱动模式，加强实践比重。增加实验课及课程设计所占比重，由企业资深工程技术人员或拥有实际项目开发与管理经验的教师进行指导，以企业实际项目或教师科研项目为题，学生采取分组模式完成实践任务。使学生有机会身临其境地将自己置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地位，让学生综合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项目管理，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增强消化和运用知识与经验的能力。 6.推行团队合作模式，加强协作与沟通能力培养。在学习工作中，当学习者看到自己的同伴取得了成功，也会增强其自我效能感，进而认为自己也能获得同样的成功。由此可知，在对学习者分组时，可以将计算机水平不同的学习者合理搭配这样可以给自我效能感低的学习者带来积极的影响。基于此原理，在项目任务分配时，采用分组完成的团队合作模式，每组5-8人，项目的工作量大致为8个人月，涉及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启动、计划、执行、监督与控制和收尾等项目管理5个过程组，9个知识领域。每个小组由一个组长负责，组长由计算机水平较高的学生承担，即充当项目经理角色，也起着一定的技能带头人作用。由组长负责，完成包括范围计划、成本计划、时间计划、质量计划、变更计划、风险计划、度量计划、沟通计划等计划的制定，以及实践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何对项目进行跟踪控制。通过团队合作模式，学生能够全面培养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很好地完成了CDIO大纲要求的第三种能力的培养。 7.多元化考核方式，注重能力考核。在软件项目管理的考核形式上，我们摒弃了“一考定乾坤”的理论试卷考核模式，更注重多元化、全方位地考核学生的工程实践及项目管理能力。课程考核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实践能力测试、项目文档撰写及项目小组答辩等几方面，通过几个环节的考察，全面考虑，综合评定学生成绩。该考核方式注重学生完成项目过程中工程基础知识、个人能力、人际团队能力和工程系统能力这四个层面上的训练和积累，从CDIO培养大纲的角度对学生素质进行全面的考核。 五、结语 CDIO教育模式在国外已经取得成功，我校结合“三大”教育理念，创新形成了MPE-CDIO工程培养模式，旨在通过各个阶段的培养，将大德育、大工程、大实践与构思、设计、实现、运行有机融合，产生一种全新的教育效应，以实现培养合格的国际化工程专业人才的目标。 通过校企合作平台的搭建，为MPE-CDIO的进一步推广和落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成功地实施了“软件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学生普遍反映能够较好地理解并掌握项目管理的方法和技术，通过案例的讲解、实际项目的引入，让学生熟悉了管理整个项目的全过程，更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学科素养、工程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同时，也为我们在其他课程的教学改革的研究与探索指明了方向。总结经验，并将其应用于软件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中，将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作者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27）（责编：贾伟） 项目管理课程论文:互动式教学模式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互动式教学是国外高校课堂教学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教学模式。实践证明，互动式教学是一种改善教学效果、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教学方法。本文结合国外高校成功的互动式教学模式以及自己在国外学习的经验，在介绍互动式教学模式内涵和特点的基础上，将互动式教学模式应用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当中，同时提出了互动式教学模式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以期为我国高校课堂互动式教学提供参考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互动式教学模式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实践与应用 一、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内涵及特点 （一）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内涵 所谓互动式教学模式，是以现代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为指导，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帮助学生实现主动建构知识的动态的、开放的、讲究教学民主的一种教学模式。互动式教学模式强调教与学的有机结合和相互影响，将教学活动看作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环境之间的多方位、多层次的交互活动过程，通过教学互动的方式，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要素，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相互作用，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与发展。互动式教学模式强调发扬教学民主与公平，通过多角度、多层次、多方式、多主体的交叉互动，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二）互动式教学模式的特点 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注入式教学模式相比，互动式教学模式主要有如下特点： 1.双向性。互动式教学具有双主动作用、双主导效应、双创新能力和相互影响水平，它通过强调教师与学生的双向对话、交流和合作，使教与学双方共同参与互动，从而活跃课堂气氛，使那些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能量释放出来，实现教与学两方面的最佳结合效果。 2.实时性。互动式教学平台充分展示了实时性特点，使得教与学的双方（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能够及时互动，准确地传递信息，使教与学的过程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提高教与学双方积极性的同时，更提高了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3.合作性。互动式教学的具体形式是把学生分为若干小组和团队，通过整个团队的分工合作，把学生自我学习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和疑问置于群体互动之中，使学生在共同探讨、合作学习中以优带后、共同提高，以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发扬团队精神，提升团队的学习力。 4.生动性。由于互动式教学采取了多种方法、多种形式， 改变了过去那种严肃、呆板的场面，寓教于乐，情感融洽，使教学过程处于兴奋、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因而具有生动性。 正因为互动式教学模式有着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同的优势和特点，实现了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学方法的转变，给学生更多的参与机会和条件，拓展了学生的思维空间、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了学生交流、组织、管理、创新等各方面的能力，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需要，因此互动式教学模式得到了广泛的尝试和应用。 二、互动式教学模式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中实践与应用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是一门应用性和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在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教学的同时必须强化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在当前的形势下，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实现学生所需学的知识与工作现场无缝对接，在有限的学时内，最大限度地改善教学效果，让学生能够学即能马上用得上，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提问及引导式、小组讨论式、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互动式教学模式恰好可以实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效果和目标。 1.提问及引导式。老师结合教学内容不断地向学生提出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和促使学生积极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主动参与到课堂的互动当中去。例如，建设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与一般的产品全生命周期有哪些区别？建设工程基本建设程序包括那些阶段和内容？参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单位都有哪些？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假如我们是一名项目经理，在项目施工实施过程中我们应开展那些工作？这一系列的问题将学生的视野从枯燥乏味的课本理论知识拉入了工程现实当中，使他们关注就在身边正在建设的工程实际项目，主动地将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因不同的学生对这些问题了解深度和广度不一样，理解的角度、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得出的答案也会非常丰富，学生见解各异，常常形成讨论，使得问题的症结和疑点一步一步清晰地呈现出来。教师让学生带着问题来学习专业知识，充分调动了学生思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变被动为主动，让学生学会了自主探寻知识、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教师总结归纳，深化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通过提问和引导的互动方式，激发了学生对现实的思考，做到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在拓展了知识面的同时，增强了参与意识。 2.小组讨论式。教师事先对班级的学生进行合理的分组，课前准备好小组讨论的内容和问题，在课堂安排过程中组织好课堂讨论工作，包括组织小组、讨论形式、要求和时间安排、每组上台阐述讨论内容等等，最后由老师对所讨论的内容和问题进行点评和讲解。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中，对进度管理、费用管理、质量管理的内容按照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开展，例如，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对费用管理的内容进行学习： （1）讨论小组：每组6-7个学生，分成6小组，每组选出一名组长组织整个小组的讨论工作； （2）讨论内容：①工程建设项目费用管理的内容是什么，具体要求是什么？②工程建设项目费用估算的类型有哪些、 编制依据是什么、编制方法有哪些？③工程建设项目费用计划编制的依据是什么、编制方法有哪些？④工程建设项目费用控制方法是什么、设计阶段费用控制的主要措施有那些，施工阶段费用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哪些？⑤施工项目成本管理包括哪些内容？ （3）由小组组长组织组内同学对讨论的内容进行学习，学完后由组长分工，每位同学对分配的讨论内容进行小组内进行阐述，其他同学结合自己对该讨论内容进行听讲，并对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内容结合自己的理解进行补充和提出个人的看法。 （4）讨论完成后老师对所讨论的内容和问题进行点评和讲解。 （5）各小组对与老师讲解不一样的内容和问题进行互动和讨论。 通过小组讨论活动，让每个学生都充分参与、表述了自己对内容和问题的理解和想法， 有些理解不对、不到位或者不全面的同学可以在讨论过程中通过别人的讲解进行吸收，得以取长补短；每个同学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团队合作精神也得到了提升，同时教学的效果，课堂的气氛也都活跃了起来。 3.案例分析式。结合课程的实际内容，通过对现实工程中发生过的某个典型的事例进行分析和解答， 使学生掌握某一方面理论和知识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包括典型案例选取、案例下发、学生阅读并讨论和汇总、课堂交流与碰撞、教师总结等程序。例如，在建设工程合同管理这一章内容，在初步介绍合同理论内容的基础上，直接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以及某一订立的施工合同案例发给学生进行案例式学习。通过这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来学习， 学生不仅可以熟练掌握、使用已学过的概念、观点， 而且可以触类旁通， 发展自己的技巧， 乃至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概念、新的思路。因此，案例分析比单看教科书， 听教师课堂讲， 更加生动、真实、具体。 4.情景模拟式。设置一定的模拟情景，让学生扮演其中的某些角色，身临其境，展现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事情和内容。通过模拟展现，让学生在模拟过程中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真正体验实际的工作环境和内容。最后，老师通过列举一些更加具体、细致的内容，总结出整个学习的要点，帮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也真正体会实际工作的流程和内容。例如，对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与采购管理这一章书中，在老师初步介绍理论知识和招标文件的制作、投标文件的制作、开标过程的组织等等内容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分组，让学生分别扮演投标单位的投标人、招标单位的开标人、招标委托机构工作人员、评标专家、监督人员等等，以一个开标会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演练，让他们真正扮演工作中的角色，让他们通过实际工作体会掌握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相关的理论和知识。 三、互动式教学模式在应用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 1.方法为内容服务。尽管互动式教学模式有很多优点和好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用。教师在讲述一些知识性内容较多、理论性较强的内容时， 课堂讲授更能够体现其逻辑相关性， 使学生更易理解有关学科的概念和专业术语。而在讲授技能性强的课程内容时，选择案例分析、小组讨论、情景模拟等互动式模式就比选择课堂讲授更加合适。因此，互动教学模式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而选用。 2.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互动式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中教师作为知识传授者的绝对权威地位不同，互动式鼓励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参与教学，而教师则作为学习的引导者和服务者。为了保证学生参与讨论互动的兴趣和热情，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教师就必须和学生建立起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相互信任而和谐的师生关系。 3.做好精心的教学准备和课堂设计。首先要求任课老师对所授课程的理论功底要求较高，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理论修养，提高驾驭课堂讨论的能力；另一方面，还必须具有充分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同时还要有号召力、感染力和激情。这样才能将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吸引到互动教学中来，用持续的热情和激情催动、鼓励学生进行积极思索。其次要求任课教师在互动式教学过程中要有把握课堂交流、控制节奏和课堂局面的能力，即要求教师要会对课堂进行组织和管理；三是课前要对内容进行充分和全面的准备和设计，那些内容适合用提问及引导式、小组讨论式，那些内容适合情景模拟式、案例分析式，这些都需要任课教师花时间和精力认真的布置和设计，以期为互动式教学提供最好的条件和准备。 互动式教学模式由于使教与学有机地统一起来，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得以释放，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互动，他们之间的关系得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影响和相互合作，改善了教学效果、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的同时，也让学生真正融入课堂，让学生在轻松、快乐和笑声中学习知识和文化。 项目管理课程论文:基于沙盘模拟的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改革 摘 要：工程项目管理沙盘为课程教学提供了模拟实践的工具。通过工程项目管理的沙盘模拟训练，不仅可以使学生切身体验工程项目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以及项目管理者的各种职责和任务，在以后的工作中尽快地融入工作角色，而且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终达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目的。 关键词：沙盘模拟；工程项目管理；改革 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作为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该课程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包含了9个不同的知识领域，涉及范围管理、集成管理、风险管理、成本管理、时间管理等，同时，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又是一门由管理科学、工程技术、工程经济、建设法规等众多学科理论和知识集成的课程，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在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教学的同时必须紧密结合工程实际，使学生通过实践来理解工程项目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培养和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适应日后工作的需要。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加大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改革力度，更新教学观念，在有限的学时内，最大限度地改善教学效果，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1 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模拟教学的设计理念 沙盘模拟源自西方军事上的战争沙盘模拟推演。战争沙盘模拟推演通过红、蓝两军在战场上的对抗与较量，发现双方战略战术上存在的问题，提高指挥员的作战能力。英、美知名商学院和管理咨询机构很快意识到这种方法同样适合企业对中、高层经理的培养和锻炼，随即对军事沙盘模拟推演进行广泛的借鉴与研究，最终开发出了企业沙盘模拟这种现代培训模式。 与传统的区别在于，企业经营模拟沙盘通常面对制造业企业，而项目管理沙盘是一种新兴的、面向项目的管理模拟沙盘。该沙盘教学是一种突出直接参与及体验式的教学方式，以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教学用具为载体，通过很直观的模拟来运行项目，构建出一个工程项目管理的仿真市场竞争环境，将施工项目“搬到”学校课堂中，将复杂、抽象的管理知识和理论简单化、透明化，让学生身临其境，通过“做”来真实体验工程项目管理的全过程，实践项目管理理论，掌握项目管理工具。从而进一步认识工程项目管理立项、策划、实施、监控、收尾五大过程；认识项目管理中物资流、现金流、工作流、信息流的本质；学生们通过扮演项目经理、生产经理、经营经理、采购经理、财务经理5种角色，将角色扮演与岗位体验集于一身，更深刻地了解项目团队的组织结构及其各个部门的分工合作，最终完成从知识到技能的转化。 2 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模拟实训过程 2.1 准备工作 （1）首先进行学生分组。根据工程项目管理的团队性、复杂性、参与方多、构成环节多等特点，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的竞争和协作意识，沙盘应分组进行。 一般情况下每个小组大概5-6人，考虑到学生的差异，可采用优劣搭配的方式，组建若干个相互竞争的模拟工程项目管理企业，进行每个角色的职能定位，可以扮演5种不同的角色，并明确组织内每个角色的岗位职责。每个项目组成员之间必须形成团结协作的关系，才能共同完成任务，同时本组与其他组之间由于绩效的差异最终获得的奖励和评定等级不同，自然形成竞争关系。最后，确定实验室应配备的计算机、沙盘模拟软件及投影仪等设备，做好实训教学前准备。 （2）界定市场及企业运营规则。施工企业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中生存，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则才能够良性发展，要综合考虑市场竞争及企业运营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市场划分与准入，原材料、成品及半成品的购买，施工机械租赁与购买，人力资源的获取，融资贷款与贴现等。 2.2 竞争模拟训练 （1）初始状态的设定。ERP沙盘模拟课程的实践操作是在沙盘的盘面上进行的，每张沙盘代表一个模拟企业。每组成员的施工企业运行情况和结果将通过盘面体现出来，这里工程项目初始条件的设定是一个重要环节，可以根据要模拟的施工现场的情况将沙盘盘面分成若干个区域：如临时设施区域、材料及构配件加工区域，材料成品及半成品完成区域、施工机械进场区域、施工现场区域以及人工、材料、机械费用结算区域，最后工程项目完成并形成实体区域等。 （2）竞争模拟。教师在前期的准备工作和初始状态设定后，就可以放手，由以“项目经理”为首的项目团队自主进行工程项目沙盘全过程设计和模拟训练等。每个项目团队首先要基于施工周期制定自己的项目实施计划，依据现金币、材料币、过程单据、资源卡片、结算币等沙盘教具体现出来的各种数据了解项目管理的情况，如工作、信息、资金、物资的流转情况等，此外，就工程项目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如签订施工合同、组织施工队伍，搭建临时设施，准备施工物资、工程施工、现场结算等，进行团队讨论、集思广益、共同解决问题，并充分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发挥各自潜能，以实现质量达标、工期合理、费用最低的项目管理目标。 2.3 模拟结果评价 模拟结果的评价是整个沙盘模拟教学的关键与难点所在，主要以沙盘教具分析的得分为主，其中以团队在工程上赚取的最大利润作为主要的评分依据，并结合学生在各阶段的工作表现和最后提交的项目执行结果分析报告，进行最后的综合评定，将对团队评价和个人评价有机结合起来，既评价学生对工程项目管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又评价学生在团队协作过程中分析问题与处理问题的能力。在评价过程中，以鼓励为主，充分调动学生创造性和回答问题的积极性，避免一言堂以及传统教学课堂的沉闷性。对于在竞争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寻常的亮点，应及时给予肯定。具体的参考评分标准如下表1所示。 3 结语 把沙盘引入到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实现了教和学的互相转化，通过搭建仿真的项目和项目环境，使学生身临其境，能扎实地掌握工程项目管理的相关知识，并在实践中全面提高其项目管理的管理能力、沟通与人际交往能力、团结与合作的能力、问题的解决能力等，具有很好的教学应用前景。随着工程项目管理沙盘的逐步推广和完善，沙盘在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改革以及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中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项目管理课程论文:P6项目管理软件在工程管理课程中的应用探讨 【摘要】在高职高专工程管理课堂教学中引入P6项目管理软件的功能分析操作。使原本比较空泛的基础理论知识有实际的案例来进行分析，使学生容易理解。同时P6项目管理软件的操作也需要扎实的项目管理基础知识，通过互相印证使工程管理课程课堂教学达到较好的效果。 一、P6项目管理软件简介 P6软件是一套由美国Primavera公司研发的适合项目级和企业级推广应用的项目管理软件。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级项目管理软件供应商，从事项目管理软件的研发有30年的历史。现被orcle公司收购。在美国，十有八九的工程项目使用Primavera进行项目管理，中国有4，200多用户，分布在700多个公司。目前已推出P6V8.3版本，个人版为免费使用。 P6项目管理软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1.多项目、多用户及多权限设置管理 2.项目进度计划及进度管理 3.资源的使用分析及平衡 4.项目预算、费用计划，跟踪实际成本支出 5.项目文档记录 6.项目风险分析及跟踪 二、工程管理课程主要的知识内容体系 高职高专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的知识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比较固定，大部分教材都沿着体系内容进行编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项目经理责任制 2.项目管理规划，施工组织设计 3.项目进度计划，流水施工及网络图 4.施工项目的成本、质量、安全控制 5.施工项目合同管理 三、P6项目管理软件在工程预算课程应用 P6项目管理软件的使用离不开项目管理知识，同样，工程管理课程的基础知识需要通过工程实例的实际应用加深理解。在工程管理课程的课堂教学内引入P6项目管理软件，使得原来比较枯燥的理论知识有应用对象，也使得原来比较难以操作的P6项目管理软件在教学下学生易于理解，以下是工程管理课程与P6项目管理软件课程安排点。 1.工程管理课程中的项目经理责任制，通过P6项目管理软件内设置的权限管理，使学生更加清楚理解权限的概念。P6软件内设置了诸多权限选项，可以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配置项目经理权限，施工员权限，材料员权限等。 2.项目进度计划，P6项目管理软件是按照关键路径法进行参数计算的软件，所以在进度计划安排上可以反映出网络图的参数计算，包括最早开始时间，最晚开始时间，总机动时间，自由机动时间等六个时间参数。对于流水施工，可以通过计算后在逻辑关系上进行延时来完成。 3.项目的成本、进度控制，P6项目管理软件通过“赢得值”这一参数对工程进行实际的成本分析控制。通过输入预算值，实际值，软件自动进行赢得值的计算，通过分析费用差值（盈利）和时间差值（进度指标），对项目进行动态的控制。 4.施工项目的合同管理。P6软件内包括文档管理，可以给每个工作任务加以合同文档，进行合同文档管理，同时外接专业的合同管理软件Contract Manager进行专门的合同管理，相关数据可以直接导入P6软件内。 5.项目管理规划，通过上述的几项可以完成施工进度计划，通过在软件资源加载可以完成资源需求计划，在P6软件内有EPS及OBS，EPS（企业项目结构）和OBS（企业组织结构），通过EPS和OBS的一一对应，可以完成项目管理规划中的施工管理组织机构，并且通过权限设置，使学生更加深刻理解。 四、实际的课程运用案例 在实际的课程教学中，在《工程预算与管理》课程中应用了P6项目管理软件进行案例分析讲解，引发了学生较高的兴趣。在工程管理的课程内容穿插结合实际的P6项目管理案例（新校区图书馆工程），使得学生在学习了理论知识的同时，也掌握了进行工程项目管理的实际操作方法。 五、总结 目前高职高专的工程管理课程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和实际结合进行管理，纯粹的理论教学使得学生在学完之后还是比较模糊。通过与软件的穿插结合教学，通过实例使项目管理的基础知识用在实地，学生增加兴趣的同时也掌握了实际的应用，一举两得。 项目管理课程论文:高职院校企业资源计划项目管理课程建设理念与思路的探索 摘要：随着国家提出的两化融合工作的深入开展，制造企业对信息化类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企业信息化专门人才。本文主要对高职院校企业资源计划项目管理课程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的建设理念和思路、课程建设的具体举措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和总结。 关键词：高职院校 企业资源计划 项目管理 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项目管理是企业资源计划管理专业职业基本技能学习领域课程，工商管理专业群中其它专业的可选修的课程之一，更是企业资源计划管理专业和工商管理专业ERP实施与推广方向的必修课程。课程涵盖了ERP原理及应用、ERP实施、财务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属于一门应用性较强、综合性很高的课程。课程紧紧围绕专业培养企业管理与信息技术应用复合型人才的目标，以培养ERP操作员、系统管理员、实施顾问（即实施工程师）、ERP应用工程师为己任，为此形成了“课证融合、任务导向、实战演练，多渠道培养ERP应用型人才”的教改思路与鲜明特色。 通过ERP项目管理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从事企业信息化建设，尤其是从事企业资源计划（ERP）的应用与实施的必要知识与技能。课程不仅要求学生掌握项目管理基本观念、原理、方法，还要求学生把所学的专业知识与运用到项目管理实践中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1 课程教学的建设理念和思路 ERP项目管理课程在教学中突出体现为对学生ERP项目管理职业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掌握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通过对计算机应用技术知识、ERP系统处理知识、项目管理知识、管理信息系统知识等内容的整合教学，让学生熟练地运用项目管理知识进行ERP项目的实施。根据ERP工程师工作的性质和特点，把ERP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划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部分，其中，理论教学突出了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实践教学加强了实际项目管理技能的训练。 通过“订单班”的开设，把ERP项目管理的课程内容真实地融入到企业的实际工作中；把课堂的教学内容融入到企业的ERP项目实施工作中；同时，也把课堂搬进企业，把企业的实施ERP项目实施工作搬进课堂。通过“用友订单班”、“鼎捷订单班”让学生进行真实企业ERP项目的实施工作。 1.1 理论教学的建设理念和思路 根据ERP项目管理这门学科的特点，从企业计划开始实施ERP项目的角度出发，课程详细介绍了一个企业实施整个ERP系统的过程和方法，为用户具体管理企业业务提供了理论支撑，着重在于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以便学以致用。 课程首先使学生认识项目，能区分项目与日常运营，同时各个学生提出适合自己的行业企业ERP项目并对该项目展开调查研究和决策，再根据具体项目管理的手段，运用WBS等工具对项目的成功进行管理。通过课程的学习将使学生具备ERP项目管理的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达到企业ERP项目管理岗位的上岗标准。 通过课程的学习，掌握ERP项目管理的相关知识和岗位技能，强化项目意识，促进学生素质结构合理化，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职业素质。 1.2 实践教学的建设理念和思路 ERP项目管理的教学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在课程设计上突出了实践教学的内容，采用模块化方法设计实践教学方案。将Microsoft Project 2007项目管理软件与ERP集成形成资源共享，实现多目标的实践教学。教师提供企业基本资料、基础数据，由学生按照企业经济业务模拟实践，生成各种账、表，进行项目分析。 通过学习，学生得到基本技能的训练，能够在ERP项目的前期工作、ERP项目的实施管理、ERP项目的项目执行管理、ERP项目的交付管理和日常管理方面得到锻炼，能熟练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ERP项目。最后，通过企业真实项目的实施，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1.2.1 实践教学方法的建设思路 ERP项目管理实践教学中采用项目导向、任务驱动与情境模拟的技能训练式教学，充分体现了基于工作过程的能力训练，以职业情境模拟，以任务为驱动，以项目为导向的人才培养；在实训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在仿真或真实企业环境中，通过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实训为主要教学组织形式，实现素质训练和能力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基本思路。 情境模拟：通过精选企业案例，成立虚拟企业，通过分解企业真实项目任务，推行“学练结合”的教学和情境模拟，讲、练、做、想有机融合，使学生熟悉模拟企业ERP项目实施的工作流程和具体工作职能。 任务驱动：通过对真实企业的ERP项目进行任务分解，形成企业内各个模块的细任务群。每个练习性任务课后附录均有相应的练习资料可供操练，在对任务群的问题分解/解决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职业素养、岗位意识、职业技能和适应能力。 任务模块化教学：在针对虚拟企业的情境模拟过程中，把企业的任务群分成四个大的模块（ERP项目的前期工作、ERP项目的实施管理、ERP项目的项目执行管理、ERP项目的交付管理），使这四个企业基本工作岗位群与任务群相互融合，构成“职业导向，实践主线，项目载体”的课程实训体系，确保学生的核心职业能力。 1.2.2 校内实践性教学环境的建设思路 硬件方面：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内设有多个教学实验实训室，ERPU8实训室、K3ERP实验室、东区ERP/PDM体验区以及物流体验区的设备齐全，能够基本满足教学要求，在实践教学中完全模拟实际工作对学生进行训练，并可接受企业的委托进行ERP项目的全程实施工作，能够进行开放式教学。实训过程中，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不同内容进行训练，还可以运用软件操作，具有开设高水平选作实验的现代实验设备和实验技术。 软件方面：ERP项目管理采用较先进的软件平台，要及时安装企业实际应用的各种管理软件，适应学生未来职业工作和考证考级的要求，目前采用的是金蝶K3ERP V10.3企业版软件系统、Microsoft Project 2007、Microsoft Visio 2007。软件产品及时与社会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挂钩（K3操作员证书），同时还与金蝶公司、用友公司长期合作，软件产品也完全可以满足实践教学和职业技能培训需要。在后期，还要安装用友U8系统、KIS系统、鼎捷易飞V7.0和用友通软件系统等多家企业信息化软件。 企业真实案例库：由于在实践性中采用一体化教学，企业信息化实施顾问现场教学的方式，教学过程中需要具备大量的企业实际数据和案例库，这些数据要来自于真实的企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以真实的业务或资料来练习。引入企业信息化实施顾问式现场教学，资深ERP实施顾问在实训现场进行实际实施过程的现场模拟，让学生切身感受到整个ERP项目实施信息化的实施过程，在不涉及企业商业机密的情况下，以企业的真实数据来进行模拟。 虚拟项目环境：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能立即投入角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在学校内的教学过程中，模拟出企业、工作现场、项目等，使学生在这种环境下进行学习和训练。在课程教学中，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建立虚拟社会、虚拟企业、虚拟现场、虚拟项目等仿真教学环境，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取得实效。ERP项目管理的课程整体设计、课程标准的制定、教学情境设计和教学单元设计要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教学要让高职学生吃透理论、理解并掌握理论；实践教学过程中，要以实际企业的企业ERP项目实施对学生进行训练，在学中练、练中学，以项目为导向，以工作任务为学习驱动，以实际情境来模拟。不务虚、不空谈、真动手、真实践，真正地让课堂变成工作现场。 1.2.3 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思路 课程校外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校外实训基地和工学结合实践基地。现在已经建立了15家合作单位，这些企业将成为培养学生的实践基地，学生们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也将是他们以后工作的内容。建成的各家实践性教学基地包含各个行业、各种生产经营方式，从而把课堂教学与行业企业实际联系起来。最后，通过每年开设的两个“用友订单班”、“鼎捷订单班”让学生真正融入到ERP的实施和项目管理当中。 2 课程建设的具体措施 课程教学中以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为重点，提高教学内容的实用性，推行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改进教学设施以及教学手段，从多个方面实现实用性的人才培养。 第一，深入企业调研，确定关于课程教学、实习实训的内容，探讨基于该课程可能实施的工学交替方案，每年进行三个月的工学交替，让学生真实融入实际的ERP项目实施中。同时，通过每年开设的两个“用友订单班”、“鼎捷订单班”，共同联合培养ERP项目实施与管理人才。 第二，多途径多方式联系已就业从事企业信息化工作的毕业生，了解工作过程中对课程的进一步认识，以及对该课程教学工作的建议。 第三，积极探索任务驱动教学、项目模块教学和案例教学的教学改革模式，完成课程整体教学设计和教学单元设计，完成多媒体教学课件开发和试题库建设，通过教学资源上网实现开放式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第四，根据企业对于职业岗位能力的实际需求安排教学内容，改革传统教学形式。按照专业技术证书考试的要求（ERP项目管理师），注意与其它专业课程结合的基础上合理安排。 第五，在适当的时候推出专业技能竞赛，以激发教师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化学生对ERP实施与管理职业技能的进一步掌握。 第六，组织教师编写适合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教材和实训资料。 第七，联系多家行业企业，开展工学交替/实训基地建设（现在正在实施的是“用友订单班”、“鼎捷订单班”，用友订单班每年有为期6个月的工学交替，鼎捷订单班每年有为期2个月的工学交替）。 第八，建立企业案例库和兼职教师库，校企共同培养信息化类人才。 3 结束语 高职院校在培养具有ERP系统应用和实施技能的制造业信息化专门人才中，要根据学生的职业成长过程构建相关课程体系，ERP项目管理课程建设中更加注重校企合作，构建“立体式”实践教学体系，推行技能训练式教学，注重教学资源建设，实现课程教学与学生职业成长的融合，为我国制造企业两化融合培养出更多的信息化人才。 作者简介：鲁少勤（1981-），男，硕士，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管理信息化、财务信息化，江苏常州 213164 项目管理课程论文:工业工程专业项目管理课程教学研究 [摘 要]根据工业工程专业的特点及与项目管理的关系，分析总结了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必须考虑工业工程专业的需要，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线，以应用为目的，精心组织教学内容，合理运用启发式、案例式、实验式等教学方法，采用课件、网络和计算机等各种现代化手段辅助教学。 [关键词]工业工程 项目管理 教学研究 项目管理是工业工程专业教学计划中的技术基础必修课。怎样理解项目管理课程的性质，如何在项目管理课程教学中既按教学大纲讲授规定的教学内容，又注重在教学方法上对教学内容及算法进行结构化、程序化的组织，以适应工业工程专业的需要，这是当前对项目管理及类似课程教学提出的新要求。本文结合教学实践谈一些认识和体会。 一、工业工程与项目管理的关系 工业工程是一门综合应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以提高各种组织的运作效率，有效地应用各种资源、能源，以便取得最大效益的学科。工业工程与项目管理是目前世界上公认最成功的生产效率提升方法，应用项目管理可提高内部运作过程效率和持续消除浪费，实现内部增值最终向客户提供完善的服务，应用工业工程方法实现精益“一个流”生产、平衡生产线、改善布局等。研究表明，德国、日本、美国的生产技术总是处于高端水平，其成功之道就是努力运用工业工程与项目管理的解决方法。 二、项目管理课程教学的基本内容 现代项目管理知识体系（PMBOK）由时间管理、成本管理、风险管理、沟通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采购管理、综合管理等九个领域构成。根据现代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内容与国际最新发展来划分，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现代项目管理发展。包括现代项目管理的发展历史、发展过程、发展趋势、发展特点以及热点，项目管理学科的发展，我国项目管理的发展，项目管理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等。 2.项目与项目管理。包括项目的定义、特点、分类以及与项目相关的一些概念，项目管理的定义、特点以及理念等。 3.项目管理知识框架。包括国内外几种典型的知识框架、项目生命周期过程及其管理内容、项目管理职能要素及其内容、项目管理的五大过程及其内容等。 4.项目组织与团队。包括项目组织特点，几种常见的组织结构形式及其特点，项目组织形式的选择，项目经理的责任、权力，合格项目经理的能力与素质要求，项目经理的选拔，项目团队定义、特点，项目团队的发展过程，团队组建与建设，团队成员的激励与考核等。 5.项目论证与评估。包括项目论证的定义、意义以及阶段划分，项目论证的原理与方法，项目论证的内容，项目评估的定义与论证的区别等。 6.项目计划与控制。包括项目计划的概念、层次、内容与方法，项目启动，项目目标，范围计划，进度计划，资源计划，费用计划，质量计划，项目控制的组织、流程、工具、方法，项目采购的方式以及合同的类型等。 7.项目验收与后评价。包括项目验收的概念、意义、内容、方法，项目后评价的定义、特点、目的、内容以及方法工具等。 三、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制造企业大力推广从新产品试制到投产的全过程项目管理，在给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呈现出了既规范又多样化的发展态势。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认为目前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课程认识不到位。当前我国高校工业工程专业大都设在经管学院，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重管理、轻技术、怕理工等课程的现象。而项目管理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其课程内容必然体现“工”、“管”结合的显著特点。推广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和管理模式，是现代制造企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2.工业工程与项目管理课程简单叠加。随着项目管理在制造企业的广泛推广和应用创新，教材建设问题凸显。近年来，工业工程项目管理教材几乎毫不例外地将工业工程与项目管理知识简单叠加。一般在介绍工业工程之后，就是项目管理的知识。这就使得学生难以将学到的工业工程专业知识和项目管理知识进行很好的综合应用，因此在制造企业提出其项目管理解决方案时无从下手。 3.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由于工业工程专业开设项目管理课程历史较短，很少有实践性教学，并且设置在企业的实践教学基地也寥寥无几。理论和实践教学环节脱离，使得学生对理论知识难以更深入理解，培养技能的教学目的也受到影响。 4.案例教学重视不够。项目管理作为一门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在理论教学过程中需辅助运用案例分析，过度偏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就不能很好地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 5.课程的教学和考核方法单一。项目管理课程课堂授课，教师较多的还是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通过板书或PPT授课，期终以试卷形式对学生进行知识考核。教学和考核方式的单一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学生一些直观感受，其结果是学生对所学知识无法融会贯通，综合分析问题能力、项目实践能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等得不到有效地培养和提高。 6.信息技术平台未能充分利用。目前很多专业软件公司开发出了多层次的项目管理应用软件投放社会，项目管理课程由于课时都安排紧张，客观上使得授课教师无暇有效地利用该信息技术平台。 四、课程教学改革对策 笔者在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探索中，提出了以下对策，以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 1.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课程。在应对全球化的市场变动中，战略管理和项目管理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笔者认为，增强学生的管理意识，丰富工程技术的管理知识，开展好的项目管理教学十分必要。 2.加强教师专业技能培训和项目实践。鼓励教师参与企业项目运作，或学校直接与一些项目型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给予教师更多时间或更多的机会走出学校获取实践经验，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专业技能和自身素质。 3.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在项目管理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带领学生到制造企业进行参观学习，并积极创办校外实习基地。引导学生利用暑假等较长节假日到制造企业参加生产活动，使其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企业项目管理程序、生产制造技术及项目计划与控制等环节工作及内容，以此加深对工业工程和项目管理所学知识的理解、巩固和实际应用。 4.建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平台。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项目管理的信息化已成为必然趋势。目前市场应用的国外项目管理软件有P3、P3E、P3E/C、P6、OraclePrimavera、OracleP6EPPM、OracleP6PPM等，国内项目管理软件以上海普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PowerPiP和PowerOn为代表。在课程教学中必须尽可能地搭建起信息系统平台，把项目管理软件引入教学过程，以便将理论方法与软件实用操作技巧相结合，使学生具体掌握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对项目时间、成本、质量、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计划和控制技术及方法。 5.对课程教学和考核方式进行改革。每次课程教学前后及时安排相对应的案例作情景演练，是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关键。在课程考试方式上，将着重测试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课程考核成绩分为三个部分：平时到课、课堂发言情况占总成绩的20%，由教师根据学生的出勤情况和对知识的掌握情况给出；案例讨论中的项目团队作业占总成绩的50%，根据团队分阶段提交的项目资料和成员汇报表现由项目评估师和任课教师给分；项目管理软件操作占总成绩的30%，通过考核软件操作情况得分。 五、结束语 项目管理能够培养学生结合企业实际运用项目化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来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实际问题，对项目进度、成本、质量进行有效的计划与控制，以实现企业战略目标。项目管理的教学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教师必须考虑工业工程专业的需要，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线，精心组织教学内容，合理运用启发式、案例式、实验式等教学方法，采用课件、网络、计算机等各种现代化手段辅助教学，不断完善教学内容，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项目管理课程论文:谈独立学院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的改进 摘要：结合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多年实践教学经验，对新形势（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下如何提高独立学院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质量进行探讨。教学方法上，引入工程案例教学法，营造课堂工程氛围；实践教学方面，通过邀请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开设讲座或举办座谈会，增加课程实习环节；课程教学内容完成后，设置综合性的、由教师指导，学生独立完成的课程设计，构建实践教学新模式。 关键词：独立学院，工程项目管理，实践教学，改进措施 引言 独立学院是由普通本科高校（申请者）与社会力量（合作者，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人和其他有合作能力的机构）合作举办的进行本科层次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是按照新的机制和模式举办的本科层次的二级学院。近年来，教育部有关领导指出，独立学院是保证我国高等教育今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在此背景下，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秉承北京科技大学“学风严谨、崇尚实践”的优良传统，立足天津“大发展”的时代背景，发挥北京科技大学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办学优势，树立“以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贯彻“教育、培养、服务、管理”四位一体的工作思路。我院的土木工程专业旨在培养具备土木工程技术的专业知识，能在工程建设领域从事项目投资决策和全过程造价管理的技能型人才。 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以讲述工程项目管理理论和工程项目管理方法为主，该课程培养学生的主要目标有以下两个： 基本目标：了解工程项目管理的全过程和各个主要阶段管理活动的内容、重点和特点，工程项目管理的国际惯例，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过程、工程项目的各参与方。初步具备应用本课程所学工程项目管理思想、理论知识、技术、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综合性、系统性地解决工程项目管理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 提高性目标：能够掌握工程项目费用、进度、质量等目标的管理与控制技术、方法，掌握工程项目合同管理、沟通管理、信息管理等主要职能中的常用的技术与方法。 传统教学的方式多属于“灌输式”教学，学生被动的学习知识，严重影响学生学习课程的兴趣，很难达到该课程培养学生的目标。对于独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由于学生自身主动学习的能力较差，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课程要求学生达到的提高性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应通过对工程项目管理实践教学的改进使学生逐步达到工程项目管理的课程目标。 鉴于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的综合性、实践性及其内容体系的不断更新等特点，结合独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低年级学生实践技能培养目标的要求，课程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应进行如下改进。 1 引入工程案例教学法，营造课堂工程氛围 土木工程专业是实践应用比较强的专业，新世纪建设发展及相关企业都对工科学生提出了更多基层技能和工程实际应用能力的需求。低年级学生基础课程多，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较少，专业难成体系。在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背景下，从独立学院建校的实际出发，结合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本课程设置和教学进程，应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更多的体现独立学院学生实际。为体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的现实和长远需求，必须要学以致用。基于此，为达到教学目的，实现教学内容，运用教学手段而进行，引进新的教学方法势在必行。本课程的主要理论、技术和方法等主要内容在课堂讲授方法的基础上，采用案例分析法、在教师指导下的分组讨论方式，即工程案例教学法。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引入案例教学模式，既是适应教育理念转型的必然趋势，也是工程项目管理学科特点的客观要求。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案例教学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1.1案例讨论前的准备阶段 教师根据课堂教学要求选择案例，并注意与教学内容的关联性 ，以及学生的可接受性和兴趣。在理论课讲解完成后，附于工程案例，说明理论在实际中的具体运用。之后，教师将其他相关案例发给学生，结合学生课前课外时间阅读大量的书籍、杂志和资料等，准备案例各项目材料，进行独立思考、分析，提出对策等。 1.2案例分析讨论阶段 结合案例提供的信息，运用工程项目管理知识进行针对性地分析讨论并将相关的各种因素尽可能地罗列出来，结合案例提供的信息进行论证，探讨工程项目管理的方法和技巧。学生在辩论中学习，他们充当主角；教师则充当一名导演或教练的角色，在幕后穿针引线，帮助学生相互沟通，启发学生分析、判断，在必要的时候，提供或补充一些相关信息，使讨论学习向既定的目标和方向继续下去。 学生通过分析案例，提出问题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找出问题的主要原因，并根据案例中提供的材料分析判断，进行决策。 1.3案例分析后的总结阶段 在案例讨论后，教师仅就学生在案例中的学习表现做简短总结，不宜对案例本身给出结论，做出定论，给学生留下进一步思考的余地。 案例教学是理解和深化理论知识的有效途径，工程案例教学法实际上是将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以案例的形式在课堂上提出，通过教师的引导和启发，培养学生运用工程项目管理的知识和方法，通过模拟解决实际问题来实现知识由抽象到具体的飞跃。通过这一过程，学生能够亲身参与分析和讨论，既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又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 2构建实践教学新模式 2.1邀请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开设讲座或举办座谈会，增加课程实习环节 邀请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开设讲座或举办座谈会，增加课程实习环节，把课程教学和工程实践结合起来，构建实践教学新模式。将新的科技成果和观念带给学生。这样做的同时也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为就业指明方向。 2.2本课程在课程教学内容完成后，设置综合性的、由教师指导、学生独立完成的课程设计 时间为1~2周，内容包括本课程教学重点所涉及的内容。课程设计是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需要在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体系中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尤其是低年级阶段，更要合理地安排土木工程课程设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解决入门阶段教学衔接和设计思维启发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安排好行之有效的教学思路和方法，使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有计划有针对性的设计训练，设计完成过程中系统地回顾和总结课程知识、仔细查看参考资料、认真查找相关资料，使设计报告条理清晰，内容详尽，数据准确。达到将理论知识融会贯通，将理论知识通过构思设计付诸于纸面及实践，增强了知识综合运用的能力；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主动性。在不断地学习设计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较好的锻炼了学生基本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及工程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应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结论 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具有实践性强、理论较为抽象等特点，而独立学院的教学不同于一般高校教学，一些实践教学方法和模式不能照搬。因此作为本课程教师应不断改进思路，完善教学资料；并根据学生的反应，改进教学方法。结合长期的一线本课程的实践教学经验，提出在教学方法上，引入工程案例教学法，营造课堂工程氛围，通过邀请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开设讲座或举办座谈会，增加课程实习环节；完成课程教学内容后，安排一个综合性的、由教师指导、学生独立完成的课程设计，构建实践教学新模式。 项目管理课程论文:提高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实效性的探讨 摘要：基于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的现状和当今工程管理专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探讨提高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过程中如何提高实效性。在沙盘教具的辅助下模拟项目管理者各职责与任务，让学生自主完成一项工程施工的全流程，从而达到增强该课程的实用性与趣味性，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管理素质的目的。 关键词：沙盘模拟，项目管理，教学实效性 工程管理专业就业现状分析 工程管理专业培养具备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和土木工程技术的基本知识，掌握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能在国内外工程建设领域从事项目决策和全过程管理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1]。 近几年，用人单位对工程管理专业的综合项目管理能力要求逐年提高，根据施工单位对工程管理学生素质要求的调查问卷结果可以看出：首先，施工企业对 学生是否具备成本管理、质量管理、进度管理的能力较为重视；其次，施工企业对学生是否掌握了施工技术、识图能力等施工过程中最基本的工具较为看重；最后，施工企业对能够掌握上述重要技能之外，还具备合同的编制与管理能力、又懂造价、又能运用现行法律法规的学生较为青睐。 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建筑市场输入有技术基础、较强的管理能力、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为目标下，目前很多高校项目管理教学中都存在以下难点： 如何使没有任何项目管理经验的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项目管理基本原理和方法，使理论和实践教学结合起来； 2、如何让学生在学校范围内亲身经历工程建设项目决策和全过程管理实践； 3、如何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社会竞争意识，使学生能更好适应毕业后的工作； 二、工程项目管理模拟沙盘的基本原理 传统的理论教学空洞乏味，案例教学又略显得概括化和单一化，学生没有亲身实践很难灵活深刻的掌握项目管理的原理与技巧。 为了更好的提高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实效性，很多高校引进了广联达沙盘项目管理模拟沙盘。通过直观而逼真的沙盘教具、角色扮演分工协作和配套的分析软件，让学生在“体验式”与“情景式”操作的过程中培养决策能力、沟通能力和管理能力。[2] 三、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手段的选择和素质培养 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模拟实训，是借用直观的沙盘教具让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与项目的主要参与者（生产经理、采购经理、财务经理、经营经理）在项目决策与执行过程当中懂得人才开发、沟通管理、决策能力、更好的创新理解项目管理和经营的全流程的沙盘模拟形式。学生通过对项目经营的盘点与总结，反思决策成败，解析得失，梳理管理思路，暴露自身误区，并通过多次调整与改进的练习，切实提高综合管理素质。[3] 1、团队合作意识：与传统课堂形式不同，本实训课程把学生5个人分为一组，这样就形成了互帮互学的学习氛围。 2、竞争意识：一个工程结束后，根据各个小组完成的情况，评定出最佳团队奖和最佳经理奖，并发小礼品以资鼓励。每个小组之间由此会产生竞争意识，这样就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探讨的积极性。 3、全局决策意识：拿到一个工程，学生根据工程概况和承包合同首先要进行前期决策，会制定2-3个方案进行比选，经过软件分析最终选出利润最大化的方案执行，这就对学生全局意识要求较高。 4、风险意识:沙盘中风险事件触发以及紧急补救措施等规则，能大大提高学生的风险意识。 提高项目管理教学实效性措施 强调互动式教学、强化团队讨论 让每一个学员在课程中都有上台发言的机会，将有超过60%的时间用于讨论、练习及沙盘演练。为保证沙盘演练效果，每节课学生人数宜控制在25人以内。 理论与实践穿插教学 项目管理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学时比例1:2-1:4，在实践教学中根据实际操作情况补充相关理论知识讲解，如决策阶段横道图绘制知识的穿插讲解、材料使用方案选择中对于盈亏平衡原理知识的穿插讲解等。 在校内举行专业职能竞赛 每年6月份在全校范围内举行校级项目管理沙盘模拟大赛，用一天左右的时间，根据工程概况和市场要求等完成一个陌生的小型工程策划与执行。通过评委点评颁奖（获奖证书与奖品或奖金等），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以鼓励，实现寓教于乐的目的。 参加全国项目管理沙盘比赛 现在，全国项目管理沙盘竞赛已经举办了三届，越来越多的院校组织学生参加，这也是检验项目管理沙盘教学成果的方式之一。通过竞赛的形式，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更深刻的了解项目团队的组织结构及其各个部门的分工合作，从而了解到从事岗位工作所用到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增加校企合作或工程实习力度 目前，已经有很多职业院校选用这种方式来提高项目管理实践教学的实效性，除了学校与公司签定校企合作协议和学生实训基地协议外，部分学校已经主动引进公司进驻校园实训基地，对学生进行现场指导。通过学校和企业的密切合作，能够促进企业发展，提高学生职业素质和学生就业率。 5、提高教师职业技能水平 技能是职业技术类院校教师必备的基本功，教师职业技能的提升是一个不断的学习、实践、反思 循环提升过程。具有项目管理实践经验的教师要注重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不具备实践经验的教师应借用寒暑假时间到企业进行实践学习，提升个人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教师的综合职业技能提高了，学生在项目管理理论与实践学习中实效性也会相应得以提高。[4] 总结 通过采用这种沙盘模拟教学的方式以及研究企业在项目管理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对项目管理学习者进行实战训练。在课堂中使用具体实战案例，讨论实际项目中遇到的真实问题。通过一个贯穿始终的沙盘演练，进一步强化项目管理各个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使学生有机会以一种标准化的过程操作一个具体的项目，使之对方法论产生具体的体会，同时锻炼在项目中灵活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及沟通与领导的技能。 总之，沙盘模拟实训这种集理论知识、案例分析和角色扮演于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充分展示了互动教学的魅力，使学生能够以施工单位主要参与者的姿态来掌握施工从招投标到竣工验收全过程的管理与操作流程，从而让学生在快乐的实践学习中逐渐培养起岗位分工合作、团队意识和竞争意识。 项目管理课程论文:手工沙盘在项目管理课程中的应用 摘要:工程项目管理沙盘为工程项目管理教学提供了模拟实践的工具。文章在介绍手工沙盘模拟实践教学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项目管理手工沙盘的具体操作流程和特色，以期为项目管理的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 手工沙盘；教学；工程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课程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但是，目前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存在理论教学空洞乏味，案例教学概括化、单一化等问题。为此，许多一线教学人员开始引进手工手工沙盘模拟实践教学模式。 一、手工沙盘模拟实践教学模式 21世纪初，用友软件公司和金蝶公司在国内的各所高校推广 ERP沙盘仿真对抗实验，目前沙盘已经被正式应用到高校教学中来。为了更好的实现教学目标，我系引进了用友软件公司的项目管理手工沙盘。项目管理手工沙盘是一种新兴的、面向项目的管理模拟沙盘。整个沙盘台面，非常直观、生动形象，可以让学生在亲自操作的过程中，学习人力资源管理、沟通能力、决策能力，了解项目运行的具体过程，提高项目管理能力。由于沙盘模拟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逼真的环境，学生很容易进入项目状态，积极的参与进来，学生通过每一年的运营、年终总结，针对自己团队的成功与失败进行反思，讨论，通过多次的调整与改进，争取能够提高各自团队的业绩，切实提高管理素质。 二、项目管理手工沙盘具体操作流程 在项目管理沙盘教学中，完全以学生为主体，以团队形式完成项目管理的主要工作。项目管理沙盘模拟的实施一般要四个阶段： (一) 启动阶段 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组建项目管理团队。按照老师的要求，学生自由结组，一般5-6人组成一个团队，模拟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的各个项目公司。而老师需要承担多种角色，比如项目者，各种材料、设备的供应商，沙盘规则的制定者等。各个团队召开内部会议，进行工作分工，比如各个团队要有总经理、财务经理、市场经理、项目经理等，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责。 (二) 计划阶段 根据教师提供的资料，了解项目的基本信息。要求学生了解项目预算是多少，项目的付款方式及所选价位的档次是高还是低；了解项目期限及项目收尾分别是多长时间；还要了解项目有无资质要求及应收账期是多久。学生根据自己拿到的项目卡片，按照项目要求制定项目计划及具体的实施方案。（1）进行项目的 WBS 分解，按照工期要求，编制项目进度计划，画出网络图和甘特图；（2）编制资源计划，包括人工费用、材料费用、设备费用、总和费用等；（3）根据项目进度网络图和甘特图及资源计划，做出整个项目的成本预算。在此基础上，项目团队准备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三) 执行阶段 该阶段是具体的沙盘操作阶段，根据计划阶段制定的项目计划，按照沙盘操作运营流程表逐一执行，年初参加项目招标会、下材料订单、招募新人、租赁设备等。在沙盘操作运营流程表中，按顺序列出了所有需要操作的任务项目以及相应的表格，从上到下一列为一个月的工作，从左到右用12列，为一年需要执行的工作。执行时，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表的顺序，黑色方格的位置不进行操作。在操作的时候，在方格内用“√”或“×”标记，不得跳步操作，也不得同时进行多步操作，已做决策并操作完成的步骤，不得返回再反复操作，这样保证了项目实施过程的完整性和有序性。 (四) 结束阶段 结束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年终核算和点评。首先对所有项目的成本进行核算，对自己团队的经营状况，自有资产、设备进行核算，一年内的所有综合费用进行统计。然后按照财务要求，完成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通过净利润和总资产的情况，基本可以看出哪个团队的业绩较好。然后各个团队根据本年度的经营状况进行总结分析，成功经验继续保持，失败的地方在下一年度尽量避免。通过总结使学生对项目管理的知识和理论有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认识。 三、项目管理手工沙盘模拟的特色 项目管理手工沙盘模拟是一种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参与性，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尤其是在竞争的氛围中，提高了学生的竞争意识。 (一）体验式教学模式 首先，项目管理手工沙盘模拟教学是一种体验式学习方式。项目管理手工沙盘全程模拟一个或者几个项目的实施过程，将复杂的项目结构和管理模式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亲自操作项目的每一个步骤来感受项目管理的整个流程和运作环节。其次，项目管理沙盘有自己的运营规则，要求学生提前熟悉并注意，在过程中使学生学会从项目整体运作的角度审视问题，亲自体验项目管理决策中 “酸、甜、苦、辣”，并从各种决策成功和失败的亲身体验中，学习管理知识，掌握管理技巧。 (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项目管理手工沙盘模拟实践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主体，学生通过团队建设、项目选择、项目分解、资源分配、工作排序及风险控制等作业，提高学生的管理技能及综合素质。首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沟通能力。项目小组中的项目经理作为领导者要通过各种手段调动组员的积极性，激励项目成员齐心协力地工作，以完成项目计划，实现项目目标，他的领导能力决定了项目成败。其次，整个项目要想顺利完成，组员必须在项目启动时制定详细的项目计划，包括资源、资金的使用计划等，因此，这种实践能够培养学生计划能力。 (三）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 项目管理手工沙盘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完善知识结构的平台，让学生在实际的应用中把所学过的知识点联系在一起，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尤其是能够把项目管理中的知识在项目的运作过程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体会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项目管理课程论文:土木工程专业建设项目管理课程实践性教学模式探析 摘 要 本文指出了建设项目管理课程在土木工程专业中的地位，分析了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等几个方面对课程进行了改革探索。 关键词 建设项目管理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改革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以及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批在建及拟建的工程建设项目涌现，也迫切需要一大批同时具有技术和管理技能的高素质人才。而我国大部分高校的土木工程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则是过多地强调重视理论教学和技术教育，忽视相关的管理类课程的设置，即使开设了管理课程，也是重理论轻实践，使得学生工程管理知识贫乏。从社会需求来看，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将会有一半以上到施工单位就业，这就要求学生除了懂技术，还要懂管理。因此，目前的管理类课程的设置及教学与培养复合型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迫切需要改革。 1 课程简介 在我校，建设项目管理是学生在学习了力学、混凝土结构、房屋建筑学、土木工程施工等相关专业基础课程之后，一门具有较强综合性和实践性的专业基础课程，一般在第三学年的第二学期讲授，课时相对较少，共32学时。结合本校三本院校的特点，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条件，从课程的重要性、内容编排、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应用、考核形式等方面，以“应用型人才培养”指导思想为定位目标进行改革，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2 教学改革形式 2.1 教学内容编排 本门课程选用的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田金信主编的《建设项目管理》，本课程是综合国际工程承包与建设项目管理两门课程而设置，所以在以本教材为主的基础上，又单独印制了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工程管理概论》作为对本教材中一些内容的补充，并参考建造师考试类辅导教材和相关资料，以帮助学生拓展知识面，培养课下自学的学习习惯。同时，鉴于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已经学习了工程建设监理基础课程，对其中涉及的三大目标控制（质量、进度、投资），站在监理的角度进行过讲授，而且学生对项目管理的一些理论有了一定了解，所以对本课程的不同章节进行了整合，整合后的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如下： 2.2 教学模式改革 提高建设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效果，确保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学习该课程内容的兴趣，掌握更多的项目管理知识，是本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 2.2.1 案例与教学内容相结合 本课程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课程，同时包括较多的文字性理论讲述，相对比较枯燥，教师如果在教学过程中照本宣科，将很难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了能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加强实践能力，达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分析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在课程教学中引入各种实际案例，在进行授课时，可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和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状态穿插一些相关案例来增强学生的兴趣，然后再介绍相对应的理论知识，让整个过程不会显得繁杂枯燥、无律可循，大大地保证了教学效果。 比如，在讲授第一章建设项目管理概论内容时，为了介绍工程项目管理发展历程及在我国的兴起过程，引入古代一些比较成功的工程，如众所周知的“丁渭工程”来说明对工程建设进行统筹规划的重要性；通过介绍鲁布革水电站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种种事例和有趣的小故事介绍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的起源；以此使学生从根源上明白学习该课程的意义并提高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兴趣，为后续章节的学习打下好的基础。而在讲授合同管理和三大目标管理内容时，同样穿插鲁布革水电工程的建设过程，说明实际工程中的合同管理和目标管理过程，使学生通过一个工程了解整个的建设过程及项目管理内容。 2.2.2 注重学生参与 通过让学生参与到整个课程的学习与教学过程中来，变被动接受课堂知识为主动参与，一方面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尤其对于管理类课程，新的管理思想、方法不断涌现，要想仅靠学校学到的知识从而一劳永逸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对本校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而言，管理类课程靠自学是完全可行的；同时，由于课内学时的限制，也要求学生在课外自学，而对于自学效果的考查，则通过课堂演讲或者撰写大作业的方式，避免学生应付。 对学生自学效果的考查，可以参考程项目管理沙盘课程的教学方法。即站在施工单位的视角对工程施工项目从工程中标开始直至工程竣工为止的全过程管理，期间学生将围绕工程施工进度计划编制、业务操作、资源合理利用等核心问题开展实践活动，活动过程控制及结果分析由专门的软件程序完成。因为课时原因，无法保证完全像工程项目管理沙盘大赛中的要求一样，但对其教学形式可以参考。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因为有之前工程建设监理课程的理论基础，所以选取了合同管理、质量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管理组织、招投标过程几大内容作为主题，给定一个拟建的小型项目——我系实验室的建设，要求学生分成六组，每组五个人左右，模拟一个项目团队，学生在其中要担任不同角色，每个团队负责一个主题，通过课下搜集资料，制作PPT或者其他形式，利用课上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将自己对该部分内容在拟建小项目中的应用及理解进行演讲。通过该形式，一方面，将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系统性与趣味性相结合，营造学生愉快学习、自主学习的氛围；另一方面，通过模拟，真正把课堂所学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完成规定的模拟后，所有成员必须对本小组的实施过程做出一个完整的总结，争取真实的职业体验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学生的岗位职业认识。 2.2.3 穿插执业资格考试相关内容及考试要求 大学生就业难和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是目前社会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问题。三本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应用型本科人才”，与传统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最大区别就是在培养方法上，要强调充分利用实践性教学环境，使学生能够切实掌握服务于社会的技能。在现实的就业压力下，学生本身也希望通过掌握更多的实践技能以增加自己将来的就业筹码，为了满足学生在这方面的需求，本课程利用课上时间将所讲课程尽量多和相关的执业资格考试内容联系，比如造价员，建造师、造价师等，并穿插一部分考试习题作为练习题让学生可以将所学和以后可能面临的各类执业考试联系，为以后可能面临的考试打下一个好的理论基础。如，我校土木专业有部分学生在毕业之前已经拿到了造价员、材料员、甚至有的同学还通过了二级建造师的考试，就业时这部分学生得到了很多企业的青睐。 2.3 考核方式 考试具有激励、反馈、导向、评价和鉴定功能。传统的考试方式重知识、重记忆、轻思维、轻创造。在实际工作中，并不需要学生去死记硬背各种知识，需要的资料随时可以查阅到，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资料去解决问题，尤其对于管理类课程，新的思维不断涌现，大量记忆现有的资料并不见得对将来工作有多大帮助。考试应该反映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思维能力，让真正有能力的学生得到高分数。因此，在本课程的考核环节，采取增大平时成绩比例，平时成绩包括大作业、演讲和平时考勤，考试可采用开卷方式，考题中增加案例分析的比例，增加创新内容，考查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在针对这门课程进行的改革中，我们在教学形式上实行523模式，即“理论教学（50%）+出勤、自学（20%）+演讲或论文（30%）”。如果学生单靠考前的临时抱佛脚是很难过关的，而需要平时用心学习，学会运用，通过这种方式，更好地发挥其主动性。 3 结语 现代工程实践和研究表明，在未来社会的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管理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高建设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效果，尤其是对于土木专业学生，确保其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更多的知识，是该课程教学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教学改革，一方面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自觉积极地参与，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在培养学生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的同时，让学生对建筑行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与了解，树立良好的职业意识和职业态度，为就业打下良好基础。同时，为企业输送大量合格毕业生，进一步提升本校土木专业在建筑企业的知名度。 项目管理课程论文: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实践教学改革探讨 摘 要：工程项目管理是工程管理专业的核心专业课，内容主要涉及本专业学生将来职业可能用到的有关工程项目管理的各项技能。本课程理论性及实践性都很强，在教学中既要讲述工程项目管理的理论又要结合实际案例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还需要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实践，从课上实践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探讨，并给出该类课程教学改进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工程项目管理 课上实践 教学改革 工程项目管理是学院工程管理专业的一门主要专业课，64学时，其中课上实践16学时。由于其实践性较强，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尝试对课上实践进行教学改革，如采取讲授软件网络计划编制系统，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模拟课上实践等方式，来加强学生对本门课的掌握程度，提高学习效果。 一、课上实践内容改革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我们对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的课上实践内容教学进行改革。在教学时我们着重对现有教学内容进行梳理，重点介绍核心功能，强化基础技能训练，增加实践软件应用，培养“应用性人才”。为实现这一教育培养目标，本课程选取了Microsoft Project 2003、梦龙智能网络计划编制系统、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模拟等软件，通过Microsoft Project 2003侧重介绍项目管理软件的核心功能，强化基础技能训练。梦龙智能网络计划编制系统更贴近工程实际，使学生加强知识的联系性和科学性，提高实践能力。 二、课上实践教学方法改革 课上实践的教学过程要因材施教，采用情景教学、案例教学和项目教学法等，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1.情景教学法 情景教学是以生动形象的情境激起学生学习情绪的教学方法，它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使他们自主学习和自主探究，进一步达到教与学的和谐统一。通过选取的工程项目实际案例与教学软件相结合模拟项目流程，强调学生以实际案例为引导，在模拟的工作情景、工作流程下学习，实现知识教育与项目过程的融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 2.案例教学法 这是一种具有启发性和实践性的教学方法。它根据一定的教学目的，通过对案例的阅读、分析、讨论，就有关问题做出判断和决策，培养学生运用掌握的工程项目管理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梦龙智能网络计划编制系统的学习中，教师给每位学生一个实际案例，学生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来学习和掌握软件的操作，这样更容易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知识更容易被理解和掌握。 3.项目教学法 项目教学法就是以培养学生综合实践和创新能力为目标，按照项目管理的原理和工作思路，根据实践项目的目标和内容，将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干个子项目单元，对每一个子项目单元分别编制任务。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模拟综合运用所学的项目管理基础知识、施工方案构建与优选的相关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得到工程实践的实际训练，提高其应用能力及动手能力。让学生在分析市场、制订计划、组织生产、整合资源和财务结算等一系列活动中体会施工企业经营运作的全过程，体验项目管理过程中的各个岗位角色及岗位职责。 例如：角色分工。 项目经理负责指挥、控制和协调项目组成员按照进程表完成项目。 经营经理负责劳务结算、甲方报量、成本核算和分析、洽商变更。 生产经理负责进度计划编制、资源需用计划、施工操作。 采购经理负责材料采购、库房管理、材料发放、材料核算。 财务经理负责资金管理和操作、资金帐目管理、负责盈亏分析。 在上学期授课过程中，对于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突出强调其课上实践环节，将“工程项目管理”和“工程项目管理实训”一体化，采用项目法教学培养学生的专业岗位能力和创新应变能力。 三、小结 通过对工程项目管理课上实践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改革，既提高了教学效果，也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还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了学生融入教学过程的程度，同时通过角色模拟训练培养了学生的建筑工程项目管理能力，为学生以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沈阳工程学院） 项目管理课程论文:基于建构主义的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设计 [提要] 本文阐述《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中采用建构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的理论基础，分析实施建构主义方式教学的可行性，并按照建构主义模式进行教学设计，旨在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项目管理体系的理论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关键词：建构主义；工程项目管理；教学改革 一、课程改革背景 工程项目管理是工程管理专业一门重要的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程，涉及进度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和风险管理等领域。其主要讲授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学生认知工程管理专业的敲门砖。通过工程项目管理教学和课程设计，可以培养学生建立工程项目管理的相关概念，掌握工程项目管理基本知识与基本方法，并为进一步学习工程管理、建筑施工等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引导学生逐步进入专业领域。其课程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培养质量，因此，对于该课程的课程建设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近年来，为满足社会对工程管理人才的大量需求，笔者在讲授该课程时，对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做出了一定的尝试：根据用人单位需求，优化了课程教学大纲，充实了课程教学内容，整合教学资源，教学质量得到一定的提高，教学效果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但是，与其他传统课程比较来说，《工程项目管理》这门课程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近年来工程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也给这门课程赋予了很强的时代性。学生学到的知识比较零散不系统，无法直观了解工程生命周期管理的全过程，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时，普遍反映该课程理论性太强、可操作性差、课程很多内容抽象，以“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使得学生不能主动参与教学过程，而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所以，对该课程的课程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进行适度的改革是必要和迫切的。 二、建构主义应用于“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所倡导的教学模式。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学习者通过与周围环境交互而自主建构内在心理表征的过程，知识不是靠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材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我们平日的学习是在一定的情境中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即通过人际协作、讨论等活动，在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中获得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建构主义这一学习理论突破了传统教学理论及其所倡导的教学模式。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中，教师不能把现成的知识教给学生，只能引导学生去主动探索，让学习者掌握学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成为一个自主的学习者和知识的创造者。就目前很多教学实践中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按照其本质可以归纳为两种教学模式：布鲁纳提出的“发现和探索式”教学模式和Lantolf提出的“合作和互动式教学”。 （二）建构主义理论实践于本课程的教学可行性分析 1、符合课程的特点。建构主义所倡导的教学方法对于实践性强的课程，教学效果更明显。而《工程项目管理》就是以培养学生在以后的工作环境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符合因材施教的理念。建构主义所倡导的教学方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自身的潜能，多方面多角度地了解问题，系统地讨论解决方法，更加符合学生学习特点。 3、符合自主学习的要求。每个学生都是以自己已有的经验背景和知识背景去接受、理解新知识，再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建构主义强调学习的个人体验，更加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三、基于建构主义的工程项目管理课堂教学设计 （一）建构主义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学习氛围的设计。建构主义教学方法，首先要打破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建立以教学目标为目标的，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引导，以网络技术为支持，充分利用情景教学、协作互动等学习环境要素，努力突破教与学在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立体多方位的课堂教学模式。 按照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我们设计课程教学三大板块：一是基础知识讲解板块，该板块教学组织方式是：利用多媒体课件，采用传统授课模式；知识点的讲解，用了传统教学模式中的优秀部分，发挥了传统课堂教学的优势，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和教学课件的大信息量和大班容量的优势，既节省了师资，又提高了效率；二是工程项目管理技能训练，该板块教学组织方式是通过任务型、合作性、参与式教学组织，采用学生分组互动模式；学生分组互动部分，则以开展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协作学习为主，学生在任务型、参与式活动中构建知识体系；三是综合运用，该板块则利用校园网和学习软件，采用自主学习。突破了其他学习方式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二）建构主义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方法的设计 1、情景体验教学方法。情景体验式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有目的地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情感，并对学生进行引导，让学生亲自去感知、领悟知识，并使这些知识在实践中得到证实，从而成为真正自由独立、情知合一、实践创新的完整的人的教学模式。教学实践过程中，它强调知识与学习主体的互动联系，注重学习者的深入参与，注重学习者情感的激发和内心的深刻体验，突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教材的双向交流，不强求划一认识而尊重个体差异，各有所获。它突出的不是对知识体系原封不动的储存，而是融合知情意行为一体的内化系统，是培养学生学会用心去体验事物的一种能力。根据课程内容设计情景，让学生融入情景去理解知识。 2、项目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由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一个模拟项目任务，为学生提供了具体现实的情境，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项目教学要求展示项目成果，最后由小组代表发言，陈述项目任务完成的方法过程结果。项目教学通常将学生分成一个个小组参加项目的设计与运作，在此过程中，需要通过集体互动，使学生在合作中学会与他人沟通技巧。首先，在项目教学中教师扮演着信息库的作用，学生在做项目时，教师要给学生随时补充必要的信息和方向性的引导，在学生有疑问时及时进行咨询答疑，充当参考数据的作用。其次，在整个项目教学中，教师还扮演着导演的角色，各小组的活动都应在教师的紧密监控与指导下进行，各个小组工作的进展中遇到的难题和最终成果，教师都要参与决定和进行个别辅导。在项目实施中，教师还应发挥指挥员的作用，引导学生进入状态，帮助学生明确各项目的目标，掌握各项目的程序规范和操作方法，提出明确的教学要求，编制教学计划和进度表，使每个学生做到心中有数，目的明确，尽早进入状态。 （三）建构主义工程项目管理课程考核和评价设计。一个好的考核方式不仅有利于全面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水平，而且有利于反映教学中的问题，以便教师能够及时作出相应调整。建构主义所倡导的考核方式应该完全不同于大部分高校课程在结束时的考核（一般都会进行统一的闭卷考试）。单一的闭卷方式只是考核学生的记忆能力，难以考核学生的实战技能，容易造就高分低能的人才。为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笔者认为必须实施建构主义教学方式之后，应该改革考核方法，采用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措施，可以采用课堂学生表现、课堂讨论、实践作业调查报告、项目管理实践报告书为期末考试成绩这几种考核形式，分别给予一定的比重。目前，大部分高校在实行的考核中平时成绩只占20%～30%，这个比重偏低，笔者认为提高到70%～90%是比较合适的。 四、总结 建构主义教学通过对项目管理实践，训练学生正确的项目管理技能、培养学生良好的现代项目管理思维，提高学生的项目管理理论应用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使学生成为适应工程企业一线需要的人才，最终体现自身对企业生存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价值。 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展《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对教师素质、教材建设、设施设备等都有较高的要求，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把握。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 1、从知识联系的角度，课程内容是相互联系的，教师要帮助学生理清其中的逻辑关系。在设计教学任务时，应适当增加一些与该问题有关的，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内容，这样可帮助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及时复习已学过的知识。 2、从教学技巧的角度，教师在课程设计时不要面面俱到，要给学生的思考和尝试留有余地。教学实践中，要鼓励和启发学生亲自去尝试、去探究、去发现，启发他们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3、从课程教学管理的角度，教师把握方向，发现问题及时指正。对于学生的表现要积极地给予正面表扬，让学生有成就感、幸福感，整个教学过程充满愉悦，有助于师生沟通及团队合作。 项目管理课程论文:独立学院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改思路探讨 【摘要】 在独立学院加强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背景下，基于实践角度进行课程的建设和改革迫在眉睫。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作为工程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如何使其教学内容和方法具有实践适应性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结合独立学院的教学实践，从课程定位、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教学等方面对该课程进行了教改思路的探讨。 【关键词】 工程项目管理 教学改革 案例教学 工程管理专业是1998年教育部设置的新兴的工程技术与管理交叉复合型专业。华夏学院工程管理专业要求培养具有管理学、经济学和土木工程技术的基本知识与应用能力，掌握现代管理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的应用型高级管理人才。工程建设管理为本专业重点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之一。工程项目管理作为该方向的核心课程，如何结合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特色，建立基于应用型角度的课程改革和优化方案是摆在相关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特点分析 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全面掌握建设项目生命周期全过程的项目管理工作和基本理论，重点掌握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成本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的基本方法，另外还为学生开拓合同管理、风险管理、环境与安全管理、信息管理等管理性思维，从而为学生建立管理建设工程项目所需的知识、技术和方法体系，培养学生发现、分析、研究、解决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内容覆盖面广，涉及建设工程项目整个建设实施的全过程；综合性强，立足于管理而不局限于管理，包含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思想、技术、方法和手段；实践性强，涉及工程项目结构分解，目标系统建立，成本、进度、质量、安全、合同等管理的主要技术、方法和手段。 二、突出独立学院培养特色的课程定位 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因而其课程的建设与改革要以适应市场需求、符合自身培养特色的课程定位为基准点。基于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本科的人才培养特色，学院应该与相关企业保持联系和合作，适时把握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考试的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运用多手段的教学方法，在使学生全面而系统地掌握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增强学生的操作能力和职业能力，使学生成为“知识”、“能力”的结合体，为学生日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使独立学院的学生更加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 根据本课程的特点以及高校的教学实践，以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为基础，将本课程作如下定位。 第一，基础理论知识方面。要求进行一定工程项目管理基本知识的储备。掌握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掌握工程项目管理工作流程，使学生树立系统的、集成化的工程项目全过程管理理念。 第二，核心理论知识方面。要求进行工程项目管理技能、方法、手段的储备。掌握工程项目组织，工程项目结构分解，工程项目的成本、进度、质量、安全、合同控制与管理的主要技术和方法，提高学生在工程项目实践参与过程中的“四控、两管、一协调”能力。 第三，综合能力和拓展能力方面。通过案例教学、课程设计、实地勘察等教学手段与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工程项目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通过有指导的参考资料的阅读，有效了解该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和趋势，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第四，职业能力方面。课程教学内容及实践环节与“五大员”、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内容相结合，培养学生进行目标控制、可行性研究论证、编制施工项目管理规划以及项目管理软件应用能力。 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定位，该课程将为学生理论知识的储备、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职业素养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改革思路 1、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安排 精确的课程定位为该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提供了整体思路。在教学内容的组织安排上，将始终贯穿上述四个方面的定位，坚持科学性、应用性、综合性的基本原则，采用“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相融合”的教学策略。 一是以行业和岗位需求为导向，根据工程项目管理的实际工作过程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如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目标规划—制定工程项目管理方案—项目建设过程的控制—项目后评价。 二是实施以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为重点的模块化教学。本课程包括工程项目管理基础知识、项目组织与结构分解、项目策划、项目成本控制、项目进度控制、项目质量控制、安全和环境管理、合同管理、风险管理等教学模块。每一教学模块统一采用“重点理论知识单元—职业活动训练单元—与执业资格考试结合单元—小结及复习单元”单元式教学过程。其中，重点理论知识单元体现知识性，职业活动训练体现应用性，与项目管理师及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相结合单元体现职业性。 2、教学方法与手段 要提高教学质量，除了精心组织安排教学内容之外，课堂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进也是不容忽视的。本课程要求培养“知识性+应用性+职业性”合一的人才，应打破传统单一的知识传授教学模式，综合运用多媒体、案例教学、现场教学、小组讨论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一是充分运用导入法。“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精心设计一个好的具有探究价值的“引课”，对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可在相关课程内容讲解中创设具体项目案例、视频资料、思考题、生活场景、学生讨论等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完成课堂角色的转换，变被动为主动，自觉专注地进行探究式学习。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提出的“先行组织者”的概念即是倡导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导入法。先行组织者是先于学习任务本身呈现的一种引导性材料。通过这一引导性材料，促进学习迁移，从而使新知识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如项目成本控制中的赢得值分析法，涉及三大基本参数：赢得值即已完工作预算费用（BCWP）、计划工作预算费用（BCWS）、已完工作实际费用（ACWP）。这一分析法其他课程都不涉及，初次接触理解上有一定难度。 我们可以以一个很简单的材料作为引导，按照如下程序来进行讲解。有10个房间需要粉刷，计划一天刷一间，10天完成，粉刷一间需要100元，计划总费用1000元。到第5天末检查时，发现实际花费了560元。而到第5天末计划应该花费500元。接下来请学生讨论并思考，能否说明费用超支了？在学生经过充分讨论与思考后，再提一个假设，如果在第5天末的时候，实际已经完成了6间房的粉刷任务了？而完成了6间，应该花费600元，而实际才花费了560元，费用是节省了而不是超支了。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引出三大基本参数，计划工作预算费用（BCWS）500元；已完工作实际费用（ACWP）560元；已完工作预算费用（BCWP）600元。故我们只有引进赢得值（BCWP）这个概念，用BCWP-ACWP的差额才能体现费用方面的偏差（CV），BCWP-BCWS的差额才能体现进度方面的偏差（SV）。 项目管理课程论文:在软件项目管理课程实践教学中实施MPE—CDIO的探讨 摘要：通过分析软件项目管理课程的特点，将MPE-CDIO工程教育理念引入实践环节，为实现“做中学”提出为学生量身定做的项目的设立，并对项目管理从团队建立、项目管理、任务实现以及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探索。实践证明，其在教学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关键词：MPE-CDIO工程教育 软件项目管理 实践能力 CCSE 一、引言 软件工程专业培养方案中的软件项目管理课程主要是为了使软件项目能够按照预定的成本、进度、质量顺利完成而进行分析和管理的活动。该课程的传统教学环节更多的是教师为主，学生更多的充当“听众”的角色，跟着教师的思路去理解、记忆知识。它的问题在于忽视与实际项目的有效结合，且缺乏促进团队沟通与交互的机制，对学生系统化工程技术素质培养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学生感觉该课程所学知识离自己很远，不能有效地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在软件项目管理的过程中。 二、CDIO与MPE-CDIO高等工程教育模式 CDIO工程教育模式是近年来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的最新成果，黑龙江科技学院在引进CDIO理念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提出了MPE-CDIO工程教育模式。 （一）CDIO教育理念 CDIO(Conceive-Design-Implement-Operate)工程教育理念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等4所大学组成的工程教育改革研究团队提出建立的一整套工程教育理念和实施体系。该理念强调以能力培养为目标，并于2004年成立了CDIO国际合作组织。迄今已有几十所世界著名大学加入了CDIO组织。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多个国家、大学、专业可并行探索，大大加快了改革步伐，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国内，我校全面启动了基于MPE-CDIO的实践环境建设，并于2010年由副校长张凤武教授带队与CDIO试点高校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开展CDIO改革经验交流。 （二）MPE-CDIO培养模式 MPE-CDIO是我校提出基于大德育、大实践、大工程（Moral Pratice Engineering)教育理念下的构思-设计-实现-运行工程教育培养模式。所谓“大德育”，对学生而言，就是使其成人的教育，对学校而言，就是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这里的成人是指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一个和谐的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一个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人，一个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人。所谓“大工程”，是以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工程为背景和主线，着力于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将工程教育、自然科学教育、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相融合的现代工程教育观。所谓“大实践”，是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将实践锻炼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将知识和理论固化为学生的素质，转化为能力，满足社会需要的教育理念。 自我院加入英特尔软件学院计划以来，充分挖掘英特尔先进的技术资源，结合软件项目管理课程和CDIO工程教育模式的特点，在该课程的实践教学中实施MPE-CDIO工程教育模式，它使学生的专业工程素质得到明显增强，其教学效果较好。 三、软件项目管理课程的特点 软件项目管理是软件工程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本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软件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实践能力，并讲授作为一个项目管理者的主要工作和权利。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是以面授为主，讲授一些基本概念和管理的经典理论，同时结合大公司的软件项目管理案例有层次地拓展讲授；最后是实践阶段，学生采用项目管理工具编写项目管理计划，并跟踪项目的实施。但很多学生在实践环节出现问题，感到无从下手，甚至到了不喜欢学的程度。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我认为该课程具有以下特点。 1.软件项目管理实践性强。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不是完全可以从书本和课堂上学会，理解和实践是非常重要的。老师要做到把软件企业中的一些实践经验与学生分享，不能仅限于照本宣科地抽象介绍一些基本原理。 2.合理制定学时。现有的软件项目管理理论学时较多，应当加大对实践环节学时的投入，必要的话可以参照“大学物理实验”模式，单独设置实验学时，让学生参与项目的开发，否则学生根本没有兴趣，更何谈锻炼。 3.学生独立性较强。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等基础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独立的逻辑思考和编程能力，但是，它忽视了沟通、交互与团队合作。以往的实践环节，也强调团队开发，但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评价机制，流于形式。 综合上述分析，软件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不仅要注重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即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自我创新、团队合作交流的能力以及职业道德感和责任心。而这些能力培养完全符合MPE-CDIO教育模式的能力培养目标，因此引入MPE-CDIO的能力培养模式对软件项目管理的教学改革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四、MPE-CDIO工程教育模式 MPE-CDIO教育改革，是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作为CDIO改革的创新与互补，MPE-CDIO更注重培养健全、和谐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将这一大德育培养理念与构思——设计——实现——运作进行有机结合，并以培养高级工程专业人才为目标。其中CDIO不仅提出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CDIO大纲(如表1所示)，而且系统地提出能力培养、实施指导、实施过程和结果检验的12 条标准，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清华大学在数据结构和数据库系统原理两门课中采用CDIO教学方法，取得了满意的教学效果，增强了学生自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协调沟通和团队协作的能力。国内外经验表明，CDIO“做中学”的理念和方法是先进可行的，完全适合工科教学过程各个环节的改革。 由于CDIO新型工程教育模式特别适合计算机和软件工程相关课程的教学，因此，它已应用于我院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和数据结构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以及软件工程专业的软件项目管理等课程中，我们也将逐步在其他工程性较强的课程中大力推行。 项目管理课程论文:沙盘在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工程项目管理沙盘为工程项目管理教学提供了模拟实践的工具。文章介绍了工程项目管理沙盘的由来以及沙盘教学的实施过程，分析了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教学的效果，并提出了教学建议。 关键词：沙盘；教学；工程项目管理 工程项目管理是工程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其他工程专业（如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1］。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包含了丰富的内容。项目管理知识体系（PMBOK）把项目管理划分为 9个不同的知识领域，包括集成管理、范围管理、成本管理、时间管理、风险管理等［2］。同时，该课程又是介于工程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与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涉及管理学、工程经济学、工程合同和合同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因此，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是一门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该课程的重要特点。因此，该课程的教学必须紧密结合工程实际，使学生在实践中深入理解工程项目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培养和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组织协调能力和应变能力，以适应日后工作的需要。 在目前教学中，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教学周期与工程项目实施周期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一般学校无法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实践机会。很少的几次生产实习或课程设计往往只能增加学生对工程项目实施某一阶段的感性认识，或仅仅涉及个别知识点的应用，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不利于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因此，有必要在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中引入合适的模拟实践手段，通过对工程项目管理全过程的模拟来弥补实践环节的不足。通过了解和比较，笔者认为广联达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是一种比较好的模拟实践教学工具。 一、工程项目管理沙盘简介 沙盘最早起源于中国。东汉名将马援用白米堆成山川地势，向汉武帝刘秀解说陇西形势，这种形象的演示被认为是沙盘的雏形。一直以来，沙盘被更多地应用于军事领域。人们通常根据地形图或航空图片按照一定比例用泥沙等材料 制作沙盘，将平面地图立体化，形象地显示相关军事信息，使指挥官能更加直观地判断军情，从而推演战术策略［3］。随着沙盘的不断演变和发展，军事沙盘逐渐被引用到建筑、教育等多个领域。1978年，瑞典皇家工学院的KLAS MELLAN开发了ERP沙盘模拟对抗课程，借助沙盘模具，虚拟某生产型企业，并根据企业运营所涉及的一系列内部和外部条件制定了相关规则，模拟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4］。21世纪初，用友软件公司在国内的各个高校推广ERP沙盘仿真对抗实验，随后金蝶公司也开发了自己的ERP沙盘课程，沙盘正式被应用到高校教学中来［5］。 面对工程管理专业的发展，以及高校对实践教学的需求，广联达公司把沙盘模拟的思想引入了工程项目管理教学，推出了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模拟课程，使学生能在教室里体验工程项目管理的全过程，实践项目管理理论，掌握项目管理工具。 广联达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模拟课程是通过使用一系列教具和软件，模拟工程项目从工程中标开始到工程竣工的整个工程项目管理过程。其间学生需要组建项目管理团队，编制各种工程计划并按照规则进行相应的业务操作，最终由教师利用计算机软件考核项目管理成果。 广联达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模拟教具中包括一个代表项目施工现场的盘面（图1），这也是沙盘模拟的主要操作区。盘面共被划分为8个区域：生产区、资金管理区、费用结算区、临设建造区、钢筋加工区、混凝土加工区、工程实体区和风险管理区，分别作为相应的项目施工及管理的操作区域。另外，8种不同颜色的塑料币被用来表示资金及各种材料的数量，3大类共13种资源卡片代表了不同的劳务资源、机械资源和临设设施。教具中还包括了贷款申请单、工程派工单、机械结算单、劳动班组进出场申请单、原材料采购申请单、支付单等14种模拟业务单据以及2套工程实体模型。 为了能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模拟工程项目管理的全过程，并且使学生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工程项目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实践上，沙盘模拟中对项目的施工过程进行了适当的假设加以简化。如：假设工程项目所有构件只有绑钢筋、支模板、浇筑混凝土3个工序，并且需要钢筋劳务班组、模板劳务班组、混凝土劳务班组分别操作施工；假设混凝土浇筑完成后便可以拆除模板，不需要养护时间，也不需要配备人员拆除；假设所有预定、加工、施工都是以周为最小单位等。同样，为了使沙盘模拟更贴近工程实际，课程制定了一系列的沙盘操作规则，包括费用支出规则、风险事件触发规则、紧急补救措施规则、市场资源基本规则等。此外为了便于执行，教具中还提供了沙盘操作表，作为项目执行的依据和记录工具。 图1 广联达工程项目管理沙盘盘面 二、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教学的实施 在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教学中，学生将模拟5个不同岗位角色，组建工程管理团队，完成工程项目管理的主要工作，体验工程项目实施的全过程，理解工程项目管理的本质；并且在沙盘分析软件的协助下，通过教师的引导和点评，加深对工程项目管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理解。 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教学的实施大致分为4个阶段。 （一）启动阶段 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项目管理团队的成立。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经过组合形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就是一个项目管理团队，模拟隶属于某建筑公司的各个项目部。教师模拟该建筑公司的总经理，除此之外教师还将模拟项目业主、银行、各种资源的供应商等所有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部即将接触的相关单位。每个小组的5名成员则将分别担任项目部的项目经理、生产经理、经营经理、采购经理、财务经理，并分工明确各自的职责（表1）［6］。 （二）计划阶段表1 项目部成员职能分工 掌握了工程项目详细资料后，项目团队应该做一个详细的项目策划，以确定施工方案和承包指标。（1）进行工程项目的WBS分解，按照工期要求，编制项目进度计划；（2）编制资源计划，包括劳务班组、材料、机械、模板等资源需求和进出场计划，以及各类库房、宿舍等临时设施建造计划；（3）根据施工图纸和工程量清单做施工图预算以及合同预算；（4）编制资金计划，根据现金流量表编制收入计划，综合考虑市场情况，确定融资计划，选择初期贷款方式；（5）完成成本计划分析图，确定预期成本和利润。在此基础上，项目团队和“业主”签订承包合同。

城市建筑论文:照明理念：光·建筑·城市 摘要：本文概述了光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文章回顾了20世纪照明科技的进步并分析了光对建筑，城市和建筑艺术的重要作用。在评述我国照明工程建设发展状况以后，作者呼唤建筑师关注光环境设计。 关键词：照明工程 建设发展状况 光环境设计 人类的生活天天与光相伴，建筑和城市与光息息相关。华灯映盛世，光彩照京城，新中国50年华诞之际，京城的灯光夜景吸引了数百万市民，显示出光的巨大艺术感染力，激发了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对夜景照明创作的冲动。光是生命的源泉，光是人居环境的要素，为人类居住的建筑和城市创造明亮、舒适。优美的光环境是建筑师、规划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人类生存之光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阳光的哺育 光刺激视觉，使我们看见并认知周围的环境，从而获得 80％赖以生存的外界信息。 自然光昼夜复始地更迭控制着人体生物钟，使我们的生命节奏保持平衡。 日光制造维生素和众多迄今未知的营养物质，使我们的机体生生不息，保持健康。 光，明亮的、愉悦的、活跃的光振奋人的精神，使我们心理上感到满足。 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时，人们仍留恋着日光带来的光明，从远古时代钻木取火，照亮山洞，草棚，到现代城市高楼大厦灯光辉煌，人类一直追求利用人工光源延续自己活动的时间，扩大自己活动的空间。现在全球每年要消费2万亿KW.h的电力（相当于24个三峡电站的发电量）用于人工照明。生产这些电力要排放十几亿吨的 VICO2和一千多万吨的SO2.电气照明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能源并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二、建筑、城市与光 1.光与建筑和城市共生 从公元初年（125年）罗马万神庙屋顶上简陋的采光圆洞（直径8.9米）到20世纪末（1999）柏林国会大厦以宏大的镜面和晶莹的玻璃建构的天穹（直径40米）；从古代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户户昏冥烛火到今天处处灯光理现的不夜城，回首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光技术和光文化同城市和建筑同步发展前进的足迹，也能看到采光照明的技术进步对城市和建筑面貌及现代城市生活产生了多么重要的影响。 2.20世纪照明科技获得卓越成就 20世纪照明科技的成就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光环境质量评价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现代照明设计奠定了科学基础。主要有： ①对视觉功效的实验研究一视觉功效是指在一定的照明条件下完成视觉作业的速度和精度。为了获得良好的功效，需要提供相应的照明水平。此项研究确定了不同视觉作业特征（对象大小，对角与其背景亮度的对比，观察时间长短等）与其所需照度水平的相关关系，为制订合理的照明标准找到了科学依据。 ②对眩光效应的研究一眩光如同噪声一样，是一种环境污染。轻微眩光使视觉感到不适，重则降低可见度，甚至损伤视力，这项研究的重点是提出预测眩光的方法，制定防止眩光的措施。 ③对光色爱好及光源显色性影响的研究一现代制灯技术可以制造不同光色（冷、暖和中性）的电光以以适应各种环境的需要。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对光色爱好的差异对于实现光环境较高的心理满意度和营造适宜的光气氛具有指导意义。电光源显色性能与自然光的差异是由于电光源光谱能量组成显色性能与日光不同而造成。气体放电灯的这种差异尤为明显。在致力提高电光源显色性能的同时，探究光源显色性不佳造成的颜色“失真”对视觉感官的影响对照明设计很有参考价值。 根据上述研究成果，世界各国提出了评估照明质量的各类定量指标，制订并逐步完善了照明设计的标准，法规或建议。国际照明委员会（CIE）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最近联合制订的《室内工作照明标准（草案）》提出统一照度（E），统一眩光等级（UGR）和一般显色指数（Ra）三项定量指标作为照明设计的依据，使照明设计更科学化，规范化。 第二、在创建天然光环境方面： ①开发了各种模型实验和计算机仿真的先进设计工具，不但可以准确预测天然采光的照度水平，而且能真实，细微地模拟建筑物在天空光和日照下的造型效果。 ②生产出集光，热优良性能于一体的各种透光材料，并掌握了复杂的加工和安装技术。1999年建成的柏林国会大厦直径40m，高23.5m的玻璃穹顶就是现代采光技术的一个杰作。为了把光线导入下面的议会大厅，在圆穹中心设置了一个近20m高由360块镜面组成的倒锥体，在施工过程中每块镜面都被仔细地调整过角度。 ③发明了导光管系统，能把自然光输送到地下和任何自然光线不足的地方。 ④利用电子技术和精巧的机构自动控制室内天然光，调整光的分布。 第三、照明电气的突出成就： ①气体放电灯的普及与提高：1939年发明荧光灯，1960年代末又相继出现了高压钠灯和金属卤化物灯（后两种统称高强气体放电灯，即HID灯）。它们借助气体放电发光，是与热辐射光源白炽灯完全不同的第二代光源，其光效和寿命远优于白炽灯。19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重视照明节能，气体放电灯生产激增，快速普及。同时灯的质量显著提高，品种规格也日益丰富，齐全。以荧光灯为例。三基色荧光粉的应用，紧凑型小功率荧光灯的普及以及用28W16mm直径的细管径荧光灯替代26mm、38mm直径的旧型灯管，使荧光灯品质大为改善，适用范围更广，制灯材料更加节省，光效也进一步提高了。 ②第三代光源的发明和应用一1990年以后无极灯（QL灯）、硫灯、微波灯、发光二极管等第三代光源已逐步由实验室进人市场，实现商品化。这些灯的发光机理彻底革新，其寿命更长，光效更高，将推动未来的照明方式产生革命性变化。 ③电子技术应用到照明器件，智能化照明控制和照明设计，大幅度节约了能源，拓展了照明的灵活性、机动性和多样性，经过优化组合，灯光得到更合理的应用，照明设计更为便捷，精确和形象。 ④城市公共照明和景观照明日趋扩大与完善，建筑照明手法不断创新。如反射照明（间接照明）光纤照明，导光管照明，变色灯照明，激光照明等，照明形式绚丽多彩。 3.光对于建筑和城市有重要的功能和艺术价值 良好的照明改善建筑的功能效益和环境质量，提高视觉功效，加强展示效果，营造环境气氛，适应个人需要，保证人身和财物安全。 光给城市注人活力，保证夜间车辆畅通，行人安全，扩大城市夜生活时间和空间，丰富城市居民户外的文化娱乐和休闲活动，促进商业繁荣，展示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吸引旅游观光。 光是建筑艺术的灵魂 光塑造形象：物的形象只有在光的作用下才能被视觉感知 正确地设光（指光量，光的性质和方向）能加强建筑造型的三维立体感，提升艺术效果，反之则导致形象平淡或歪曲。 光建构空间，明和暗的差异自然地形成室内外不同空间划分的心理暗示。光的微妙的强弱变化造就空间的层次感。 光渲染气氛：晴日当空，阴雨连绵，雷鸣闪电带给我们不同的心情，这当中光的变故起着重要作用。光渲染的气氛对人的心理状态和光环境的艺术感染力有决定性的影响。 光突出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艺术而落人平庸。强化光的明暗对比能把表现的艺术形象或细节实现出来，形成抢眼的视觉中心。极高的对比还能产生戏剧性的艺术效果，令人激动。 光演现色彩：显色性好的人工光源可以象天然光一样真实地演现环境，人和物的缤纷色彩；显色性差的灯则造成颜色变异，丧失环境色彩的勉力。彩色灯光赋于光环境情感意识，使一些颜色响亮，但也会使一些颜色受到扭曲。 光装饰环境：光和影编织的图案，光洁材料反射光和折射光所产生的晶莹光辉，光有节奏的动态变化，灯具的优美造型都是装饰环境的宝贵元素，引人入胜的艺术焦点。 三、光环境的建设和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近年来城市景观照明和建筑照明逐渐受到国人的重视。许多城市结合环境整治和重大庆典活动实施了“城市亮化”或“灯光工程”，成绩斐然。城市居民对自己家庭的采光照明也讲究起来。据我们调查，从1986至1996年10年间，每户安装的灯数由6.5个增加到14个，照明容量也由165W上升到500W.起居室的照度原来半数以上不足30lX，现在一半以上超过75lX，厨房、卫生间的照亮则由普遍低于10lX，提高到401X.这充分反映出人们追求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普遍愿望。 我国照明工程近10年有了长足发展。照明器材（光源，灯具和照明电器）的产量已居世界前列。各类光源的年产量现已达到60亿只，灯具年产 20亿台。照明器材出口额每年增长40％以上， 1999年达28亿美元。全国照明耗电量2000年预计将达到1200亿kw.h. 照明产品标准与照明设计标准序列已经建立。产品标准基本上向国际标准看齐。照明设计标准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规定的照度水平大约为发达国家同类水平的1／3-1／2，实际上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步伐，需要修订。为了节约照明能源，减少环境污染，由国家经贸委领导的“中国绿色照明工程”正在顺利实施。 我国城市和建筑照明工程建设的空前规划和巨大发展空间吸引了众多世界著名的照明公司和厂商进驻中国市场，如荷兰的飞利浦公司（Philips），美国通用电气照明（GE），英国索恩照明（Thorn），德国欧司朗（Osrarn），日本松下电工等。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照明产品和生产技术，也传播了西方的设计理念和工程经验，使我们的照明工程能逐步与国际接轨。 虽然我国照明工业生机勃勃，产品市场兴旺发达，工程项目源源不断，但是当前光环境的建筑仍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和制约发展的梗结。例如照明产品的产量虽居世界前列，出口量也不小，但产品档次不高，质量良旁不齐，照明理论和应用的研究几乎陷于停顿；照明能源浪费和光污染的现象也令人堪忧。 在照明设计方面，专业的照明设计队伍和机构尚待培育。照明设计单纯依靠电气工程师或照明器材供应商或装修公司完成的局面应当改变。根据国外经验，重大的照明工程，特别是景观和装饰照明工程的设计大都是具备照明专业知识的建筑师，艺术家主持完成，从方案构思开始，贯彻到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当前我国建筑师，规划师的照明专业知识不足，特别是缺乏参与光环境设计的意识和主动性，因此现实的照明工程中设计精品寥寥无几。 四、呼唤建筑师关注光环境设计 光是一种语言，向我们述说建筑师的设计理念和艺术追求；光是隐形的软件，控制是城市和建筑的功能运作及形象和色彩的演现；光是设计工具，也是建筑材料，建筑师可以用它编绘理想，展示才华。还有人说：“光是建筑的第四维空间”，光是建筑三维创作之外的另一个广阔的天地。 光环境的设计绝不应当局限于满足照度标准这个水平上。它有明亮，舒适和具有艺术感染力三个层次，在每个层次上建筑师都能发挥主导作用。为了优化自己的创作，建筑师和规划师应当主动地了解光，体察光，运用光，积极参与光环境的设计，从方案构思到施工图完成，全过程地把光融人到自己的规划和创作之中，为城市和建筑增“光”添“彩”。 新世纪的城市与建筑需要光亮、宜人、典雅、优美、更富个性、创意新颖，既没有光污染，又节约能源的人居光环境。时代的发展和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企盼呼唤建筑师关注光环境设计，为建筑设计和照明设计之间的缝隙搭桥，加强建筑师，规划师同照明专业人员之间联系。 城市建筑论文:建筑和城市设计特色与保护 摘要：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都与它相邻的城市不同。通过建筑和城市设计，所有人居环境都表达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内容。地形、气候、不同建筑材料的获取，甚至演变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科技的进步（这些方面也是衡量文化进步的标准），都在我们的建筑物的形式和功能中得到反映。 关键词： 城市规划 特色 历史上，有一些城镇在桥边生长起来，另一些由军事驻地、教育学术中心或宗教中心发展而来。其中一些是经过规划的，但大多数没有。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新的中心很快在原材料或动力资源附近发展起来。最终，产生了工业大国的贸易中心和首都。但无论城市最初生存的理由是什么，如何影响了它最初的形式和建筑，其它的功能还是迅速发展起来。当古老的工业衰落而让位于新工业时，城市的繁荣和活力取决于各种计划中或计划外的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质量和数量，尤其取决于对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 在过去的世纪中，大多数建筑物是由当地材料建造的，其形式同时适应社会需求和气候。只有那些最重要的建筑才由建筑师或建造专家设计，而他们常使用进口的和更耐久的材料。随着这些年来大规模信息交流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改变了。建筑的设计、方法和材料正在越来越国际化和标准化，它们更多地随着时尚的指示而变化，而不是其实效。 就象建筑物预期的功能被（或应该被）反映在其设计中，城市的形式和特性也是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反映。当我们改变、改造或更新建筑物来更好地满足不同从前的新需要时，必须承认：要确保一段时间内一个社区的繁荣，那么一个人居环境??村子、镇子或城市，就必须不断地通过改变其自身来适应新的情况。尤其是现在，只要满足制造商的设想或财政状况，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工业。 建筑和城市设计的保护 一个城市，尤其是一个古老的大城市，是思想和艺术品的宝库，其中包括建筑、空间和各种场所。它们表达了演变的需要、时势和建造者那个时代的风尚。为了社会的利益，我们应该合理地运用这一资源。但这从来不容易做到，因为总有关于什么才是?合理的运用?的争论。在城镇的发展中，情况常常会因为对旧建筑倾注的感情而变得复杂。用于建筑结构和基础设施维护的钱原本可以用于为社会提供新的住房，提供新的社会、商业、工业用途房屋和新的服务设施，这是一个客观但又经常被忽略的负担。但现在的形势要求未来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什么样的发展才能最好地适应未来的需要，这必须得到检验和评估。 在制定一个已长期存在的城市区域的未来发展方针时，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在于决定应该依据何种原则（如果有的话），有意识地保留现存的建筑物及整个地区；在何种代价下、到何种程度，这种保留才能适应发展改变的需要。 对单独的建筑物或建筑群来说，常常是其外观、建筑价值或历史上的相关意义决定其保护（ 或保存）与否。这还常被解释成对现状的维持。但一栋由政府保护的国家建筑，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声望的目标。这种声望是一种可怕的强力麻醉剂，使人们在考虑到艺术性时被麻痹了。如果一栋建筑内在的魅力和作为一件艺术品或文物的价值，能够配得上这种声望，那它才能被保护，太多的人想要把他们自己所看到的古老建筑作为最好的来保留。但我们认为的建筑的美并不是一个靠逻辑证明的东西。同样也可以说，保护的愿望是不合理的，尤其当要保护的建筑无法附加经济用途时。 过去，具有时代风格的建筑实践满足了时代的需要，虽然重要的建筑物都被盖得好像要永存似的。1936 年，在伦敦，人们发现，除了几个被公认的有历史价值的例子，其它大多数都在30年内被更新，在60年内被重建了。现在，在这个被保护所支配的时代，总有不断的压力要求保留远远超过这个建筑时代的工业和商业建筑。这是非常昂贵的。可能倒不是要求新的用途和新的技术服务设施，而是它的材料、体量和特征能引起人们的共鸣，空间的尺度和比例适合当今的时代。这难道不比在昨日昂贵的立面背后设计出为明日服务的空间更好吗？ 如今挽救古建筑的工作，不管以何种方式，都很少考虑它们的实际条件，甚至有时它们只代表一个因为没有特色而被人记住的建筑时代。这将会限制子孙后代显示出他们的设计或欣赏能力，这是要冒险的。但是给新的伟大的建筑和城市设计提供机会也要冒险。不管多大程度的保护都不能把一个设计从坏变好。50年前，如果有现在的规章和看法的话，许多现在被认为是杰作的建筑作品就盖不起来了。因为他们不能，而我们能欣赏到一些过去最富想象力的设计者最好的作品。如果决策的产生能适应也象建筑一样改变着的世界形势的话，就会有更多有价值的现代建筑了。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审批一个发展申请中，并不一定能产生好一些的建筑或城市设计。它也许会阻止一场灾难，但如果由于官员们缺乏城市设计的眼光而错过了合适的投资时机，它同样也可能导致失去一个机会。 建筑师关心在特定空间的某一建筑，却很少关心它的邻居。而城市设计考虑的是被建筑界定的、渗透的或打断的空间。虽然也许这些建筑只是为从几个有选择性的视点观看而设计的。城市设计的关键存在于连续看到的景象中，其质量取决于空间之间的关系，它们被界定的方法，轮廓、体量、尺度、色彩和周围环境??比如建筑或植物??的材质。一个空间形式给旁观者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穿行于其中的运动速度。好的设计考虑它被体验时的情况；最好的设计能满足所有标准。一位穿越城镇广场的步行者有时间享受各种各样的纹理和形象：建筑表面的分格，界定空间的铺地和植物，光影的相互交叠和落叶的飘飞。这种欣赏，无论有或没有，都会受到建筑或空间的尺度与人类尺度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因为我们都会依据与人类高度和生命长度的关系来评价尺度和年代。这反之又影响了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例如我们在街道或广场中是 否觉得拥挤或舒适。 保护包含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这在城市的设计中是最为重要的。作为一个世纪以来的科技和商业发展的结果，城市中心总是处于适应更多用途和人口的压力下，然而许多城市中心却有一种错综复杂的特性，很容易被增长的交通和重建破坏。取代所有旧的事物来满足新的要求会浪费资源，而且很昂贵：这会有效地毁灭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城市。不满足今天的需要、不预测明天的需要，可能会成为经济和文化的自毁。我们必须在某处打破平衡。如何做呢？答案可能介乎一座城市和一个社区之间；或者是它们的特性值得保护，或者是一种古老的、很受喜爱的形式：又一次，是思想还是艺术品。建造什么，何时何地重建或彻底修改，保留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是一个判断力的问题。在实践这种判断时，应该简要地参考别的地方的经验。 保护，保存和选择的问题 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有无数的例子可以用来研究多种多样的情况的前因后果和保护的方法，而且每一个都很独特，又都有只适合于某些情况的经验。应指出的是：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 墨西哥城，世界最大的都会之一，有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或建筑意义的建筑物，有些是前殖民地时代的。它也拥有一些有建筑价值的区域，比如佐那罗萨（Zona Rosa），在这里，保护措施正在付诸实施。但它也有一些最肮脏的贫民窟和混乱的地区，对许多人来说都没有逃避的希望。应优先考虑什么呢？投入到国家遗产的建筑维护中的财力越多，用来建造住宅和医院的就越少，更重要的是要为明天的人们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保护的范围相当宽广，就好像实现它的可能性相当低一样。 在过去的40年中，新加坡进行了一项突出的重建住宅的项目。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许多传统建筑的毁坏，特别是中国城和小印度。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这里生存了几代人的社区。但优先权在于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我认为这很正确。直到最近，才通过一个保护项目复原了老城区的许多残存的商住式的房屋。历史条件下的花费当然高但却对社会有益。这是一个有眼力、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并且有勇气、有决断的速度和足够的财力来实现其目标的城市。 中国的建筑和规划因为其空间相联系和相承接的方式受到特殊的尊重。原来的皇宫- 紫禁城、颐和园、北京的园林、苏州和承德的园林都在尺度和用途上各不相同，但每一个都显示出对实和空、遮挡视线、造景和尺度的处理的娴熟掌握，别处极少有能相比的，在西方更没有。每一个设计都很适合它初始的目的和它的使用，虽然它们大小不同。几百个人在紫禁城里几乎不会被注意，但如果在苏州的一个小园林里，就会造成交通堵塞。大小和尺度总是应该与用途相关，与房屋周围的环境相关的。这些地区的保护具有巨大的社会、建筑和历史的重要性，它们需要耐心、敏感，并且是很花钱的。 住房和保护 许多建在欧洲和整个前殖民地领土的宫殿和豪宅有了新的用途，比如做旅馆、会议中心、学校或医院，这样就保证了它们在可预期的未来不断地被维护。但并不是这些伟大的建筑物赋予了城镇它们的特征，而是无数的更谦虚的居住建筑。它们并不时髦，不能满足现代化的要求；但却用最少的材料取得了最大的优势，在苛刻的条件下倾全力于提供可能达到的最好的生活条件。在沙漠地区，厚重的墙挡住了正午的阳光，又保住了寒冷夜晚所需的温暖；内院被安排来利用气流提供制冷；在南亚，建筑物造得很高，以保证通风，避免突然的雨季泛滥；在中国，?风水?的不同流派依据这些制定了实践的标准。在几乎所有现代化的发展中，不仅仅这些奥妙的方法被一扫而光，而且更让人无尽沮丧的是，几乎所有建立在数代人的经验积累上的优良的实践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被那些极少考虑社会需求和气候要求的标准住宅代替。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有这么多可用的科技资源，却仍然有这么多低质量的房屋在这么多国家建造起来，就不让人惊奇了。解决办法必然存在于一种建设性的保护方针中。 生活方式，尤其是家庭内部的，随着外部条件，特别是经济情况的变化而演化。新的工作方式、城镇规模的增长在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从一套接受地面的独立住宅或公寓，到需要靠电梯到达的多层公寓单元，这种住宅形式上的骤然变化，破坏了家庭生活，摧毁了社会的结构和邻里、社区的自然外貌。通过比较，经验会告诉我们，常常是那些或多或少继承了传统模式的邻里的居民，会对经济发展和其它社会变化带来的契机有更好的反应能力。这样，遵循那些已被接受的形式的新住宅就应受到赞赏，因为它包含了人们熟悉的东西，帮助重新发展的邻里地区保留了一种?归属感?，又帮助新发展起来的地区建立这种感觉。 曾经有这样的论断，说满足房屋需要的任务是现代建筑（相对于?后现代?和其它短暂的风尚而言）的源泉，并且正是从这方面来说，现代运动中的作品才与早期的不同。如果经济和社会的考虑也包含、当然也应该包含在这些任务中，设计的原则就更紧密地与更乡土或传统的建筑相吻合。那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恰当设计的当代房屋能欣然坐落在旧的居住房屋旁边。因为它们显示了保护和建筑原则的应用，确保了一种当新旧并置时常常被遗忘的使它们和睦共处的措施。 定义和赞同一种原则是一回事，而实现它们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不仅仅公众和政治家更喜欢时髦或便捷的方式，而且当面临基础内容时，技术问题也更突出了。想要以可行的方式来适应城市中不可避免的高密度问题，会带来几乎无法抵抗的问题：如何才能经济地提供已被社会认可的改善的服务设施。 在北京的菊儿胡同，吴良镛教授通过庭院式住宅，表达了一种可能性：既容纳一个相对高的人口密度，又同时给每一个家庭提供一小块私密的室外空间和绿地，且只与他们的近邻分享。当住所只有三、四层高时，就不需要电梯，维护也不需使用精密的机械设备。较高的单位成本，被使用时降低的花费和灵活的布局平衡了。这种布局给保护区域内和历史性建筑附近的小片地段提供了发展和再发展的可能。对局外人来说，这种方法以适应今天的需要的方式，保护了传统住宅的原则。这种住宅，从各种意义上讲都建立在胡同的体系上，这种体系确定了北京的许多住宅布局。当然，还有许多方法来适应重要保护地段附近住宅的承德、北京和其它历史中心的问题，有一系列实际和可行的解决办法。 从经济的角度看，使用电梯的房屋，至少应6层高；更高一些时，就会有建筑上的重要意义：当它们相当高并形成组团、仔细选址时，就会对城市的结构设计造成一种冲击。在一栋历史建筑或古城的中心的近处，在低层建筑比较受欢迎的地方，如果建起高楼群，通常是不合适的。在很多情况下，这指出了解决历史城镇的边缘或边缘以外的发展问题的可能性和愿望。这样可以延长古老建筑和园林的寿命、使用期限和特性。维护的费用降低了，因为制造污染的工业随之迁走了，沉重的交通负担转移了，震动对古老结构的危害减轻了，拓宽道路的需要也消除了。通过这些和其它类似的方法，新式的发展也可以成为最有效的保护手段。 结论 每一个人类的居住地都有它独特的品质，源于它所处位置地理因素的影响，它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情况，以及之后的历史发展。这被反映在它的地段和建筑的形式和结构上；多年来不断变化以适应新的需要，常常至今为人所不知，但代表了每一个时代在城市演化中起的作用。留下来的一些无法估价，另一些却没有很高的价值，但我们不应抛弃任何一个，直到它们对将来可能做出的贡献得到评价；因为一旦毁掉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但同等重要的是，资源不应投入到试图维持那些不可能被维持的事物中去。一座城镇的特色，不仅仅来自它的街道和空间带来的特色，也源自每一栋个体建筑的设计中；那么最好的，为城市发展进程和保护的依据提供服务的办法，就是确保这种变化，这种不可避免的变化，进化着的变化，既尊重着历史又考虑到未来的变化。在被规划的城市圣彼得堡（St.Petersburg）中心地区，维持了严格的高度控制，使它保持了设计的原意而又有高层建筑。主要的公寓楼，都在郊 区。在罗马中心，所有高层建筑都被禁止。 城市建筑论文:高层建筑设计与城市空间 摘要： 随着高层建筑技术的迅速发展，高层建筑已经成为城市空间中不可缺少的元素，成为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然而高层建筑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依然存在一些缺陷。 关键词： 建筑设计 城市规划 广场 架空 高层建筑形式在古代就已有了，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的古巴比伦曾经建造了现在号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根据记载，其形式非常之华丽壮观，放置在任何空间之中都可以说是一道绝美的风景。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钢铁、电梯的出现以及后来钢筋混凝土的应用，为高层建筑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高层建筑也成为城市空间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其中以美国的高层建筑发展最为活跃，如1885年的芝加哥家庭保险大楼被公认为第一幢摩天建筑，而纽约的曼哈顿区更是高楼云集；近年来我国的高层建筑也发展迅速，如上海的金茂大厦88层，高420.5米。随着结构理论和技术的发展，高层建筑结构形式趋于多样化，高层建筑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但随之所带来的弊端也越来越多的表现出来，在成为城市风景的同时如何恰当的融入城市空间成为高层建筑设计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使高层建筑设计趋于完善所追求的一种理念。 城市空间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重要因素，它为居民提供各种活动的可能。这个可以说是城市空间比较科学性的定义，而本文提到的城市空间则更具体更形象，主要指城市内的建筑物、道路、绿地、广场、公共服务设施等实体以及由这些实体所构成的立体空间，也是人处在其中能真实、直观感受到的空间。高层建筑是否与所处的城市空间融洽，其评价标准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公众的感受，简单的说就是人处在所创造空间中的感受；所以一位建筑设计者在进行高层建筑设计时要充分考虑所创造出来的空间（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给予使用者的感受。这些是理论上要求一位建筑设计师要考虑的因素也是作为一名建筑师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还可以据此评价一位建筑师的设计能力和水平及其职业道德。事实上在进行一项高层建筑设计时，开发商受利益的驱使往往不会考虑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此时，规划部门所出台的各种条文政策及规范将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强制性的要求必须顾及城市环境，营造舒适的城市空间。可以看出，高层建筑设计与城市空间的协调以及城市空间的营造是通过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来完成的，即建筑设计和规划。下面就从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两方面谈谈高层建筑设计与城市空间的关系。 一 建筑设计 1、充分发挥广场的作用 高层建筑由于其体量的巨大，往往给街道空间一种突然的压迫感，使人感觉好像从一个大空间突然进入一个小空间，这是由于高层建筑的体量所造成的对比。因此凡是处在街道两旁体量巨大的高层建筑在设计时应该对其进行后退处理，并在其退出的用地上设计一广场空间，这个广场空间将起到空间的缓冲作用；而且由于高层建筑的建筑面积远远超出其用地面积，容纳的人员较多，出入口人流密度相对较大，后退出的广场空间也起到缓解交通压力的作用；从另外一方面讲，广场空间往往在街道空间以及城市空间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能够给公众留下较深的印象，也往往能成为城市的节点，这就是共享空间的好处。有的建筑大师甚至直接设计成下沉式的广场，如日本建筑大师叽崎新设计的日本筑波中心的下沉式广场，独特的广场空间造型，以人和环境为设计重点，不仅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安静的休闲场所，而且使建筑塔楼的形象特征更加突出。这种下沉式的广场往往更容易给人留下印象，就空间形式而言它是一种非常富有情趣的空间。因此在进行高层建筑设计时广场和建筑应该作为一体来考虑。 2、高层建筑主体设计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高层建筑往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象征性，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经济水平和发展程度，选择合理的造型就显的尤为重要。高层建筑由于其结构形式的限制以及使用功能的要求，在造型上往往追随于建筑的结构形式，而不能有太多的变化，有的高层建筑甚至直接将结构形式外露不加修饰。高层建筑的主体部分是它的塔楼，塔楼的表现形式对高层建筑的造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今国外和国内的许多高层建筑都有着独特的外形和明显的识别性，对一个城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可以说是高层建筑存在的一个原因。随着近年来资源短缺问题的出现，全球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而高层建筑就环保节能方面来说是很浪费的，随之就出现了生态型“建筑的概念，如生态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设计的法兰克福商业银行总部大厦在强调象征意义和功能的同时，就引入生态的概念，是世界上第一座”生态型“超高层建筑。其建筑平面呈三角形，宛如三叶花瓣夹着一支花茎：花瓣部分是办公空间，花茎部分为中空大厅。中空大厅起自然通风作用，同时还为建筑内部创造了丰富的景观。而气候设计大师??杨经文设计的马来西亚吉隆坡梅纳拉大厦则体现了利用空中开放空间连通建筑内外，贯彻”生物气候大楼“思想，引入了大量的植物，立面上螺旋上升的垂直绿化和底部斜坡的绿化都有助于调节气候，尽可能地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较好地完成了室内外空间的过渡与衔接。同时对形成良好的城市空间环境也是一种深化。可以看出目前高层建筑设计的一个新要求就是要实现”生态节能型“。 高层建筑主体的下部分??裙房虽然对整个城市影响较小，但它对于街道的尺度和人情化空间的创造等方面却有着重要的影响。建筑的裙楼立面设计一般不同于上部立面，需要进行细致的设计，从而使下部空间丰富多彩而不至于感到苍白；并要体现人的尺度，因为裙房部分跟公众视觉接触较密切，对街道空间感影响也较大。而高层建筑的最上部分??屋顶对整个建筑形象起到强化个性的作用，虽然它较少影响到生态环境，但对塑造建筑的标志性、丰富城市天际线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应根据建筑的基座、楼身等因素加以塑造。 3、巧妙的运用一些处理手法 高层建筑的塔楼部分虽然变化的余地不大，但是底层部分却可以进行一些巧妙的处理来丰富空间形式。一般可以采用底层架空和入口缩进的手法。底层架空的处理手法是现代建筑的特征之一，它可以在高密度的环境中争取到宝贵的用地，把城市的道路、广场和建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通透的、公共的开放空间，给市民以小憩之地；同时还可以改善人流、视觉拥挤的状况，连通几个主要的公共场所，以增加城市空间的层次。高层建筑临近城市道路布置时，入口空间凹入建筑下部可以避免主体的被迫后退（用地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争取基地面积的有效使用，缓解入口处各种矛盾冲突；并有可能在建筑的形体设计、空间组织等方面形成新颖的构思，这种入口后退架开的处理不仅空间层次丰富而且给人的印象也深刻。 二 规划设计 1、避免高层建筑密集 高层建筑的密集虽然对于城市办公等条件方便有利，却给城市空间带来很多压力，造成城市空间和城市交通的拥挤，甚至是一些史料不及的污染和危害，比如一些高层建筑玻璃幕墙的大面积使用造成以前未出现过的光污染；还有就是形成高压风带和风口，这些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在规划设计中要对区域内的高层建筑密度进行限制，避免高层建筑的集中分布。 2、高层建筑与城市街道 高层建筑一般分布在城市中商业发达的地段，这些地段的街道本身交通荷载就较大，高层建筑将大大增加这些街道的交通压力，分布在这些街道两侧的高层建筑要尽量控制其层数和高度，同时在规划设计时要对这些街道进行扩展，加大其通行能力。 3、控制超高层建筑数量 超高层建筑往往以其象征性和代表性而存在，实际上这类建筑既不经济又不合理，一些已建成的超高层建筑投入使用后表明收益并不乐观，可以说仅仅是体现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知名度。 结束语 高层建筑已走过百年历史，从其出现之日起就成为城市的焦点，其形式和风格也不断的发展变化着，我国的高层建筑虽然相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像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高层建筑可以说代表了中国高层建筑的发展史，高层建筑设计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也正不断的完善发展。 城市建筑论文:对城市建筑的文化阅读 摘要： 关于城市的界说之一，是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名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确，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观，是我们区别、认识不同文化最直接的途径。城市建筑被称为“凝固的音乐”，它承载、凝固的不仅仅是建筑艺术，而且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等等。 关键词： 建筑文化 城市建筑 中国现代大都市的形成主要源自两种不同的历史：一些口岸城市如上海、香港、青岛、大连等，在殖民统治或租界时期，主要是在外国人的管理下形成的今天的城市格局和面貌；而内地的历史文化古城，如北京、南京、西安等，主要是在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建设和改造，形成的今天的城市面貌。 作为新中国首都，北京成为一个活的标本，一个令人读之不尽、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器”。它不仅在体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张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而发生在北京的事往往是具有全国性的。 北京和南京 虽然在许多方面，北京和上海最显著地形成一种对比；但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上，最具有可比性的却是北京和南京，它们是两个时代分别由中国人自己规划、建设的国都。 1927 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即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以美国设计师墨菲和古力治为顾问，负责制定《首都计划》。于1929年底完成并公布的这一计划，包括史地概略、人口预测、中央政治区、建筑形式、道路系统、水道改良、交通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自来水、电力、住宅、学校、工业、浦口建设、城市分区、实施程序、款项筹集等许多方面。按照《首都计划》，南京城明确分为几个功能不同的区域，如中央政治区、南京市行政区、公园区、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这是我国按照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按功能分区进行城市规划的最先尝试。如何设置首都的政治功能是该规划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起初，也有仿照柏林、伦敦之例，在南京城外另建新都的设想，因费时耗力，未予通过。规划确定的是在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新建中央政治区。 在规划和城市建筑风格的指导思想上，《首都计划》称其主旨是“发扬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城市建筑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以中国之装饰方法，施之我国建筑之上”（罗玲《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8月）。沿街的重要建筑，均为传统大屋顶的民族样式，如财政部、励志社、兵工署、中央博物院等。出现了一批现代宫殿式建筑，如南京大学教学楼、南京师范大学教学楼等；以及一批在实质上融合中西的优秀建筑，如中山陵音乐台、军区总医院、江苏省美术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该规划的不少内容未能全部实施，包括中央政治区的建设。但现代南京的城市格局、城市面貌基本是由这一规划奠定的，今日南京浓荫匝地的城市道路，鼓楼、新街口的环岛式街心广场，都是在那时形成的。 与南京相似的是，五十年代初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也是由一批留学欧美的建筑家进行的，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央政治区的设置。出于保护古都文化的考虑，梁思成、陈占祥按照按功能分区的规划思想，提出在旧城之外的公主坟一带另建中央行政区的方案，遭完全否定。当时之否定另建新区，除经济能力不足的直接原因，也有坐拥皇城的心理，以及视旧城为封建遗留，需要加以“革命”和改造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层原因。随着大规模拆毁城墙、城楼、牌楼，在旧城区内对王府、坛庙、名宅等“废物利用”，见缝插针地兴建工厂、机关、学校，北京古城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五十年代确立的以旧城改建、扩建为中心的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对二环路以内旧城的超强度开发，致使人流、物流、车流向内城过度集中，造成严重的住房压力、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它被恰当地定名为“破坏性建设”。其实际效果，就建筑面貌而言，吴良镛先生总结为“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凌乱”（吴良镛《城市规划设计论文集》，燕山出版社， 1988年）。虽然建立功能分散的、多个城市中心的意见始终不绝，但北京仍以“铺大饼”的方式迅速扩张。近年来在近郊已经建立了若干个规模巨大的新居民区，然而，那些拥有几十万人口的新区却并没有建立和发育城市的功能，居民们仍需长途跋涉，到市中心工作和活动。 今日北京发展的事实已经回答了当年的争论。城市轮廓线东起高碑店，西至石景山，南抵大红门，北达清河镇，方圆约六百平方公里，已经是老北京城面积的十倍。换而言之，我们已经建设了相当于十个北京城，而那个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高度历史文化价值的北京明清古城，却终于在我们眼前日新月异地消失了。 新北京：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新北京的建筑风貌成为我们透视体制文化变迁的一个窗口。 1953 年所作的首都建设“规划草案”，其基本要点包括：以旧城的中央区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使其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首都要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是要成为中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改建扩建北京，要打破旧格局的限制和束缚，使首都成为适应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城市；改造道路系统、改变水资源缺乏等自然条件，为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其总方针的表述十分奇特也很传神：“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结底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 （《当代中国的北京》上册，第86页）这一实现革命化、工业化的思路，直接导致了“破旧立新”的城市建设方针。 五十年代北京建设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建设和一批标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长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构成了以雄伟、庄严、壮丽、堂皇、开阔等为特征的新国都的视觉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类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文化意蕴的转换，突出体现了新体制文化对传统权威的借助和重构。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已不再是一个历史建筑，而成为党中央、的象征符号，如 “天安门上太阳升”、“中南海的灯光”之类话语所寄寓的意义。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学上的体现，是“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的原则。一批民族风格的公共建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为三里河一带“四部一会”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费”，然后上升为政治问题━但这一早期尝试毕竟为新中国建筑的文脉写下重要一笔。这一时期的建筑实践与南京民国时期的新建筑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看来，当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叙事”大体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气度和有明确理念的审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规划）的能力。 在城市建设的历史上，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停滞和平庸的时期，唯一迅速增长的是人口。以北京为例，1982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比1949年底增长了4.8倍，达917.8万人。那也是简易房、筒子楼大行其道的时期。除了十里长街的观瞻之外，沉重的人口压力，革命时期的混乱无序，使城市不堪重负，大多数四合院正是从那时起，变成了破败凋敝、人际关系紧张的大杂院。 当八十年代新的建设高潮来临时，和中国的各大城市一样，北京又一次成为到处开膛破肚、彻夜施工的大工地，但其面临的问题却已不似五十年代那样单一和单纯。城市建设承载着人口压力、民生改善、国家形象、商业利益、政治利益、部门利益、政府政绩等来自不同方向的复杂压力，处于各种不同的欲望、抱负、追求、利益前所未有的紧张挤压之中。 在市场经济、分权管理的新体制下，严整统一、“君临天下”的中央意志渐渐退隐了，城市改造新的主体是有关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新的强劲动力是商业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环境和利益机制中，统一的城市规划虽然仍在制定，却失去了整合、制约的力量。北京又一次脱胎换骨。但与同期的上海相比，无论在单体建筑的新颖和独特性上，还是在整体风格的协调上，都远远落在了上海之后。号称“中华第一街”的长安街上的当代建筑成为北京人调侃的对象：正面棕黄色、侧面银白色的交通部大楼被称为“阴阳脸”，门字型的海关大楼被称为 “大裤衩”，曲折有致、中间有一月亮门的妇联大楼名为“肚脐眼”…… 首都的建筑何以难以保持协调的风格和应有的水准，这似乎是很令人费解的。其所透露的其实是体制文化的变异。北京市各行其是、参差不齐的公共建筑，可以说是条块分割的“部门所有制”（有人称为“部落主义”）典型的文化体现。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各部门的建筑主要是由本部门按照一己需要设计、建造的，无论选址还是建筑风格，都是首都规划委员会难以干预和协调的。同时，这种部门主义的建筑，较多地凝固了“长官意志”。 权力所及，各个城市都不乏历届领导人留下的“标志性建筑”。在北京，典型为前市长陈希同提倡的在高楼顶上加盖小亭子的建筑（被称为“戴绿帽子”）。其顶尖之作、也是收山之作是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它可能是一个标本，集中了此类建筑的某种文化特性：将个人的喜好蛮霸地强加于社会，把巨大当成伟大，把纪念性的气概不凡放在首位，而无视公共建筑方便、实用的功能。西客站顶上一个没有实际功能的巨大亭子，耗资竟达八千万元之巨。近年来，在一些城市“领导人工程”、“形象工程”仍呈蔓延扩大之势，导致无功能建筑的大量兴起。一些城市大兴建广场、修草地、铸大钟、建城市雕塑之风，在这场比“大”的竞争中，有的县级市的广场面积甚至超过了天安门广场。 与之相应的是，在部门割据和地方主义的体制格局中，跨地域、跨地区的城市规划几乎成为不可能。尽管专家、学者一再呼吁，北京市的建设和发展，应在华北经济圈、京津冀唐地区的整体发展中，按照“大北京”的概念进行设计和规划，如同大东京、大巴黎那样，但这至今仍是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 高度之争：城市建设的“香港模式” 对高度的崇拜和竞争，成为当代城市建设突出的主题，它也尖锐地体现在北京的建筑中。严格地说，这种崇拜非自今日始，它渗透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之中。从大半个世纪以来国人对上海滩24 层高的国际饭店的啧啧赞叹，到对今日浦东88层高的金茂大厦的满腔自豪，都反映了这种“现代化=高楼大厦”的集体认同。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经历了工业化某个时期对高层建筑的新奇之后，对高楼大厦的竞争几乎集中在东亚，尤其是那些“从稻田中拔地而起的”新兴国家和城市，无不把自己的经济成就和自豪感主要寄托在对建筑物高度的追求上。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八十年代以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内地竞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内地建设的深刻影响，不止于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记。 在北京城，对高度的竞争是悲剧性的。因为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对建筑物高度的控制和反控制马上白热化。八十年代中期，混乱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的核心区内，在王府井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等。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今天，无论在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四望，背景无不是林立的高楼。在学术界的呼吁下，1985年北京市出台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规定以故宫为中心，分层次由内向外控制建筑高度。1993年中央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规定，“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段控制在45米以下”。 对这一控制最强烈的挑战，来自香港李嘉诚所属集团在王府井路口建立的亚洲最大的商业性房地产建筑群“东方广场”。它招致海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引起强烈争议的原因基本是文化性的，担忧其对北京古都风貌将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斥资20亿美元，建造面积达 80万平方米的东方广场，原设计方案东西宽480米，建筑高度70多米。而近在咫尺的天安门高度为35米；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度为38米；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高度为31米，最高处才40米，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这意味着，这座体量4倍于大会堂、高度2倍于大会堂的庞然大物将使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些标志性建筑变得矮小，导致城市中心偏移，从而打乱历史形成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首都城市格局。作为妥协的产物，东方广场终于被拦腰截断，呈现粗壮矮胖的身姿（经修改降低高度和容积率后，仍近40米高）。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东方广场西侧建于七十年代初的北京饭店新楼。它也是经修改设计后被“裁短”的，原因是出于对中南海安全的考虑。两者命运相同原因却大不相同，也算是一种社会进步了。 近年来，北京市广建“金街”、“银街”，“中央商务区”，孜孜追求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华尔街”和“硅谷”时，作为文化中心的建设几乎淡不可闻。在这一建设高潮中，长安街东侧已经被港资为主的一批写字楼、商厦抢滩。而城市高度控制在旧城区则被全面突破，几无严肃性、权威性可言。这一事态并不是孤立的。类似的一例，是李嘉诚所属集团在福州市中心区进行的成片房地产开发，将拥有众多文物的著名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毁坏殆尽，面目全非。 最早对“香港模式”表示担忧、发出警告的是被称为建筑界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建筑大师张开济。早在七十年代末，当火柴盒建筑刚刚出现、备受青睐时，他就指出“现代化不等于高层建筑”。当前，他主要是反对北京和内地在住宅建设上盲目仿效香港超高、超密的模式，兴建“塔楼+梅花桩”式的小区。高层住宅由于造价高、使用系数低、能源消耗大、经常费用高，朝向问题造成大量“阳光贫困户”，以及不利于老人、儿童户外活动和邻里交往等诸多问题，在许多国家已被控制和禁止建设，一些国家则正在拆除几十年前建造的此类建筑。他认为比较可行的是用“多层、高密度”替代“高层、高密度”。 一些高层建筑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大规模解决住房问题的必然选择，日本、香港均是在这一压力之下选择了这一模式，并以令人窒息的密集高层住宅群换取了较为疏朗的整体生存环境。但正如识者所言，超高、超密的香港模式并不是某种建设理念的产物，而是前港英政府在住房问题上任由市场力量主宰，爆炒地价至离奇的程度，房地产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物。它损害的，正是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利益（详见1998年9月2日、9月9日、10月7日《北京青年报》讨论文章）。 这恐怕是当下正在中国发生，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城市建设为房地产开发浪潮所牵引，不受制约的商业化正在成为主宰城市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不同民族、国家城市建筑风格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称，目前有十家左右美国的跨国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操纵世界建筑市场，以跨国资本为后盾的文化中心则在制造和输出各种建筑理论和流行风格，这一现象已引起国际建筑协会的高度重视（《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2日，《北京晚报》1999年6月4日）。 自然，知识分子的意见很难改变什么。玻璃幕墙高楼仍然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各地推进。在云南边城丽江，兴建起了类似希尔顿饭店那样的华丽大厦。西湖之滨早已高楼林立，新建的杭州市政府大厦，被市民诟病为“削尖脑袋，挖空心思，两面三刀，歪门邪道”。适值世纪之交，城市之间对高度的竞争又增加新的动力━兴建“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据称，福州市将建一座主楼高306米、88层的摩天大楼，主体建筑由金银两色的玻璃幕墙组成，总投资20多亿，高度为福建第一，全国第三。而上海浦东在新竣工的金茂大厦附近，又将建设一座更高的高楼。 建筑中的流行文化 当上海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自诩和骄傲时，它标识的是城市之间的另一场竞争━速度之争。每一个城市的领导者都惟恐变化太小、变得太慢，落在人后，因为领导人的任期是短暂的。以北京为例，近年来仅住宅建设的速度，即达到每年竣工800多万平方米。为了加快速度，采用的是用推土机开路、大拆大建的成片土地开发的模式。许多有数百年历史的文化遗迹、胡同和老房子，甚至未及甄别、鉴定便被夷为平地。当张开济等建筑和文物专家呼吁北京城市建设应放慢速度，以为文物保护留下必要的时间时，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并且将开发的权力下放到各区，鼓励各区之间开展速度的竞赛。 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要、时尚潮流等等。权力的结构也发生了转移，从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操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放弃了其应有的职责，成为房地产商的合伙人。新的工作机制于是成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不甚健康的商业化，必然意味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一座座失去记忆的城市被大量复制，一批批速成、单调的建筑迅速填充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新人类的词典中，“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园”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着世纪末大众文化的狂欢。 大众的流行文化和社会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东部的中小城市、城镇和广大农村，不变的时尚是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建筑。它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广为流行而且经久不衰，当成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建筑时尚则经历了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高楼大厦+小亭子、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以及仿欧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阶段。许多人到了欧洲之后，只见绿树掩映中的小楼而难觅高楼，不禁怅然若失，不知究竟谁更现代化。 欧陆风情不可阻挡地成为最新的流行。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其晚近的这一小传统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张扬这一最新时尚。形形色色的娱乐城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调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最酷的豪举。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在建筑风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当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时空倒错的感觉。 法国建筑师在北京的最新成就是备受争议的国家大剧院。由于它的复杂功能和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特殊位置，其入选方案举国瞩目。它最终被擅长机场设计的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成浮在水面之上、银光闪闪的巨大金属半球，被北京人称为“大水泡”。作为北京市最独特的另类建筑，它因其后现代风格、建筑功能不甚合理和极其高昂的造价，遭到了科学家、建筑师的强烈抵制。有趣的说法之一，是法国人总算报了贝聿铭在卢浮宫前建玻璃金字塔的一箭之仇。的确，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它横陈在首都的中心和世纪交替的时点上，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一个强烈的象征，宣告着老北京文化的消解、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情感的终结，宣告着多元文化、异质文化融合的时期到来。 另一种疑问是这样的：北京目前并不算很多的文化设施、演出场所得到充分利用了吗？北京究竟能为国家大剧院提供多少高水平的演出？十分巧合的是，广州市拟建的大剧院因其耗资巨大，在务实的人大代表的质询下终告流产。这一提问的价值在于它触及了城市现代化的本质。对城市这个“文化的容器”，归根到底，其中有没有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城市的现代性最终是由其文化软件制约和说明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北京和上海的区别，比它们在城市建筑上表现出的更为重大。 十字路口的城市 城市社会的真正内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大。市民文化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恰当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令人体味了街道的人间尺度和城市的人间情怀。充满人道的街道的特征之一，是马路两侧的绿树可以热烈地相互交接。接续了昔日茶馆、咖啡馆的传统，上海街头遍布的红茶馆再次成为老百姓的生活空间，在那里年轻人和工薪族可以放松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处。那也曾是老北京生活的况味。然而，北京的茶馆自几十年前消匿之后，成为了话剧舞台上的保留节目。当它重返人间时，却成为向洋人展销京味的旅游场所，或者台湾人开办的高消费去处，在那里，我看见过白领在下围棋。类似地，毗邻使馆区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明确成为外国人的社交场所、北京的高级白领和文化另类的身份认证处。 广场的处境是另一个说明。当群众性政治集会的功能消亡之后，天安门广场便越来越因缺乏实际功用而显得大而无当和无所适从。在这片干燥、炎热、坚硬和广阔的场地上，人依然渺小且坐立不宁，难以解决各种日常的需要。上海的人民广场则迅速完成了转型，用博物馆和歌剧院标榜文化中心的形象，用商场、绿地和广场鸽使之成为市民休闲、购物的实用场所，消解了体制文化的传统象征。然而，精明强干的政府在它巨细无余的管理中，也消解着另一种可能性。整洁干净的上海，既没有北京那样的遍地流民、猖獗的盗版，也没有北京那样丰富活泼的体制外文化空间；既没有浙江村，也没有中关村。 被现代生活割裂在胡同、大院和小区里的北京市民，自有内在的力量和逻辑。当《北京晚报》炮制着类似小靳庄诗歌那样歌颂美好生活的新民谣时，北京市民对平庸生活的抗争从未停止。一种是贫嘴张大民式的，以小人物自嘲自贱的传统方式，化解生活的辛酸和无奈。另一种是艺术家张大力式的，他用“把脸画在墙上”的先锋行为，向这个喧嚣而沉闷的社会作出一个怪诞的姿态，发出一个奇异的声响。而游历西藏达十年之久的自由电视人温普林，写下这样的句子：“我深深地怀念有酒有狼有姑娘笑声的夜晚，那一切是我们人生中的珍藏。” （温普林《茫茫转经路》，22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 城市快车依然循着世俗化和商业化的轨道凯歌行进。北京市开始兴建的又一条通衢大道，使发现不久的曹雪芹故居遗址面临灭顶之灾，引发了知识分子新的抗议浪潮。建筑师和规划专家的反思认为，二战以来在现代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大规模改建为特征的城市更新运动，在西方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应该认识到“社区发展”规划、渐进式规划、公共选择规划、历史街区修复、小规模改建、住户自建等多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大城市的生与死成为令人兴奋的话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年春天狂烈的沙尘暴、严重的干旱和水资源的极度匮乏，凸显了北京作为沙漠化边缘城市的危急地位。人们公开和私下议论的问题是：北京会被迫迁都吗？ 城市建筑论文:论城市建筑文化-以北京为例 摘要：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 它承载、凝固的不仅仅是建筑艺术，而且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等等。北京在不同的文化的交汇中，在不同体制文化的塑造下形成了独特的面貌，本文从不同年代不同的历史背景简要论述了民族文化、港台文化及大众世俗文化对城市建筑及城市面貌的影响，并对城市的发展及文化走向提出了一些见解。 关键词： 城市建筑 建筑文化 一、引言 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有句名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确，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观，是我们区别、认识不同文化最直接的途径。城市建筑被称为“凝固的音乐”，它承载、凝固的不仅仅是建筑艺术，而且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等等。 二、北京城市建筑文化阅读 作为首都，北京成为一个活的标本，一个令人读之不尽、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器”。它不仅在体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张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本文就以北京市为例，略谈一下城市建筑的文化内涵。 在五十年代，北京建设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建设和一批标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长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构成了以雄伟、庄严、壮丽、堂皇、开阔等为特征的新国都的视觉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类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文化意蕴的转换，突出体现了新体制文化对传统权威的借助和重构。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已不再是一个历史建筑，而成为党中央、的象征符号，如 “天安门上太阳升”、“中南海的灯光”之类话语所寄寓的意义。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学上的体现，是“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的原则。一批民族风格的公共建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为三里河一带“四部一会”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费”，然后上升为政治问题━但这一早期尝试毕竟为新中国建筑的文脉写下重要一笔。这一时期的建筑实践与南京民国时期的新建筑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看来，当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叙事”大体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气度和有明确理念的审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规划）的能力。 在市场经济、分权管理的新体制下，城市改造新的主体是有关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新的强劲动力是商业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环境和利益机制中，统一的城市规划虽然仍在制定，却失去了整合、制约的力量。号称“中华第一街”的长安街上的当代建筑成为北京人调侃的对象：正面棕黄色、侧面银白色的交通部大楼被称为“阴阳脸”，门字型的海关大楼被称为“大裤衩”，曲折有致、中间有一月亮门的妇联大楼名为“肚脐眼”…… 再如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顶上一个没有实际功能的巨大亭子，耗资达八千万元之巨。它可能是一个标本，但集中了此类建筑的某种文化特性。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八十年代以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内地竞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内地建设的深刻影响，不止于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记。在北京城，因为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但八十年代中期，混乱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的核心区内，在王府井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等。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今天，无论在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四望，背景无不是林立的高楼。 三、当代城市建筑文化反思 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要、时尚潮流等等。权力的结构也发生了转移，从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操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放弃了其应有的职责，屈从于房地产商。新的工作机制于是成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不甚健康的商业化，必然意味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一座座失去记忆的城市被大量复制，一批批速成、单调的建筑迅速填充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新人类的词典中，“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园”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着大众文化的狂欢。 大众的流行文化和社会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东部的中小城市、城镇和广大农村，不变的时尚是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建筑。它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广为流行而且经久不衰，当成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建筑时尚则经历了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高楼大厦+小亭子、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以及仿欧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阶段。许多人到了欧洲之后，只见绿树掩映中的小楼而难觅高楼，不禁怅然若失，不知究竟谁更现代化。 欧陆风情不可阻挡地成为最新的流行。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其晚近的这一小传统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张扬这一最新时尚。形形色色的娱乐城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调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最酷的豪举。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在建筑风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当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时空倒错的感觉。 城市社会的真正内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大。市民文化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恰当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令人体味了街道的人间尺度和城市的人间情怀。充满人道的街道的特征之一，是马路两侧的绿树可以热烈地相互交接。接续了昔日茶馆、咖啡馆的传统，上海街头遍布的红茶馆再次成为老百姓的生活空间，在那里年轻人和工薪族可以放松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处。那也曾是老北京生活的况味。然而，北京的茶馆自几十年前消匿之后，成为了话剧舞台上的保留节目。当它重返人间时，却成为向洋人展销京味的旅游场所，或者台湾人开办的高消费去处，在那里，我看见过白领在下围棋。类似地，毗邻使馆区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明确成为外国人的社交场所、北京的高级白领和文化另类的身份认证处。 广场的处境是另一个说明。当群众性政治集会的功能消亡之后，天安门广场便越来越因缺乏实际功用而显得大而无当和无所适从。在这片干燥、炎热、坚硬和广阔的场地上，人依然渺小且坐立不宁，难以解决各种日常的需要。上海的人民广场则迅速完成了转型，用博物馆和歌剧院标榜文化中心的形象，用商场、绿地和广场鸽使之成为市民休闲、购物的实用场所，消解了体制文化的传统象征。然而，精明强干的政府在它巨细无余的管理中，也消解着另一种可能性。整洁干净的上海，既没有北京那样的遍地流民、猖獗的盗版，也没有北京那样丰富活泼的体制外文化空间；既没有浙江村，也没有中关村。 城市快车依然循着世俗化和商业化的轨道凯歌行进。建筑师和规划专家的反思认为，二战以来在现代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大规模改建为特征的城市更新运动，在西方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应该认识到“社区发展”规划、渐进式规划、公共选择规划、历史街区修复、小规模改建、住户自建等多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大城市的生与死也许再度成为令人兴奋的话题。 城市建筑论文: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 摘要： 城市是由建筑、绿化、道路、水系、人文风景等共同组成的服务于人的空间。城市规划解决的是上诸因素以及以人的六觉感受尺度为准组合而成的城市空，而建筑设计则解决诸因素中建筑个体功能以及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影响下与城市大环境小环境的协调。 关键词： 城市规划 空间结构 建筑设计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与设计，也即对人活动的区域空间和各区域空间只的关系的协调。建筑设计是解决室内空间的使用、经济、美观的要求，同时在外部形体上，具有一定时代特性风格的前提下与周围环境、城市历史文脉及城市控制性规划相协调的结果。城市规划是动态地解决和协调各类建筑之间的联系、建筑群的整体形象，以生态的、可持续的观点延续城市的历史，展望城市的未来。在这里，我试图对城市空间进行解析，以空间为主导因素，讨论城市规划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和制约。 解析城市空间 空间：城市空间是空间的一种，但空间是什么呢？空间一词用于建筑是近百年的事情，后来对城市进行设计，空间便移植入城市中，成为城市空间……一直以来，建筑物被西方人看作实体，被看作塑造的主体，建筑师们如同雕塑雕像一样极力刻画着建筑物本身。上世纪末，建筑界发生了一场革命，人们看见了原先看不见的"空间"，建筑师们先前的理念殿堂轰然倒塌了，似乎一切都"黑白颠倒"过来。杰出的现代建筑代表人物赖特曾拿出中国老子的一段话来说明自己的创作意图：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老子 这里的"无"赖特以之为空间。一个全新的观念进入了建筑师的思想和他的人民生活之中。"此后，建筑逐渐成为空间的艺术，被认为是一连串联系的空间。 中西异同：中国人一直以来就不曾把建筑单体当作主体来刻画。中国建筑工匠的注意力一直在建筑群体上，李允铢曾在《华夏意匠》中讲到：" 中国的建筑是在平面上展开的"，中国建筑工匠考虑的是建筑与建筑之间的"院落".中国古代建筑，以"院"为中心组织单座建筑，"院"被称为一个基本的组织单元，若干院落组成建筑群，所谓"无院不成群"，而院与院的空间感受是绝不相同的，从而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建筑空间效果。西方建筑师则更多的注重了建筑物单体本身，很大精力花在建筑单体的形体塑造上。因此，西方建筑的形体要比中国古代建筑形体复杂得多。另一方面，在城市空间设计上，中国是城市较早的，中国很早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筑与建筑之间上了。北京故宫、江南园林都是铁证！ 空间概念： 一直以来，西方建筑师这样教授我们什么是空间：这是一种图底关系。把房子当作实体，周围环境作底，我们只看得见房子；如果把房子当作底，房子周围的形状就出现了，这便是空间。举四合院的空间为例。 许多前人已给过我们明示。G.尼奇凯（G.Nitsche）为空间提出以下定义："这个空间有个中心，就是知觉它的人。因此在这个空间里具有随人体活动而变化的方向体系，这个空间，绝不是中性的，而是具有界限的。换句话说，它是有限、非均质、被主观知觉所决定的……"这是其所谓知觉空间。J.耶迪克在著作《建筑空间论序论》中讲："建筑空间是可以作为体验空间来谈的，"还说，"建筑空间同人及其知觉作用联系在一起，所谓空间就是继场所而起的知觉的总和。"海迪加也提出过："不能把人和空间割裂开来，空间既不是外部对象，也不是内部体验，人与空间是不能分开考虑的……"舒伯格。舒尔兹也在《存在空间建筑》中说："单纯的现实主义者认为世界对我们一切人来说是共同的、一样的，但我们所知觉道的却不是那样的世界，而是我们的动机和过去各种体验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世界。" 然而，这关系和空间限定说的是什么？是空间本身吗？不是，它们只是平面的图底和水平面由地面逐步升起的变化，它代表不了空间。空间怎能与平面等同？ 建筑空间包括建筑形式（平面和立面）、质感、材料、光影和色彩，这一切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清晰的表现空间的品质或精神。甚至于一声呼啸，一声声回音，也会让人感到空间的存在。因而，现在所阐述的空间概念，不只是视觉感受，必须包括行动、情感方面的其它概念加以补充，它应是一种感觉，就如同我们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感觉到"辣" 一样，"辣"不只是一个味道，不只是味觉，而是一种感觉。 空间意识远不止是脑力活动，它占据意识和感觉的全部， 要求整个自我介入以期作出全面的反应，因而对空间的概括不能用平面、模型或建筑物。空间就是某种因场所而产生的人的知觉感受。如同人的听觉，不能用物体振动或声波曲线来概括声音；如同人的色觉，无法用光的反射吸收或光谱来描述颜色一样，空间也不能用平面、模型或建筑物来概括。空间就是人的一种感觉，人对周围环境场所的感受，对自身定位的感觉。 城市空间：城市中的空间，即城市中的人们所体会到的包罗万象的感受。德国建筑师Robert Krier提出过城市空间的概念：它仅是城市内和其它场所各建筑物之间所有的空间形式。这种空间，以不同的高低层次，几何的联系在一起，它仅仅在几何特征和审美质量方面具有清晰的可辨性，从而允许人们自觉的去领会这个外部空间，即所谓城市空间。简言之，就是城市中及各建筑物之间的可被人们领会的所有的空间。人在任何时候都在领会城市，城市提供给人们的各方面感受便是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的构成 ：研究城市空间，必然要对其分解，以期得到它的构成要素。既然城市空间是城市提供给人们的各方面感受，必然得从人的知觉、心理、行为角度加以分析。 舒伯格。舒尔兹在《存在空间建筑》中在谈及空间时讲到"如果把知觉心理学所带来的这些基本成果用常见词汇来表示，那就是初期组织化的图示是依靠中心（center），亦即场所（place，近接关系），方向（Direction ）亦即路线（Path，连续关系），区域（Area）亦即领域（Domain，闭合关系）的成立而确立。人为了给自己定位，尤其需要掌握这些。"舒尔兹这里把空间用知觉心理学的方法分为了中心、方向、区域三部分。 美国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从领域角度在居住环境中提出了一个由私密性空间、半私密性空间、办公共性空间及公共空间构成的空间体系的设想，这种构成是从人的行为心理来分类的。 从人的认知意向来研究城市空间，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一书中，归纳了城市形象的五个要素： 路（Paths）、边沿（Edges）、区域（Districts）、结点（Node）、标志（Landmarks） .这个分析是真正从人的认知角度去分析城市空间，尽管凯文。林奇本人也许并没有把城市空间当作城市提供给人们的各种感受，但他的城市五个构成要素恰恰是从城市所提供给人们的视觉感受即他所谓的人对城市的意象（Image）角度出发而得出的。 城市空间的本质：任何事情，都不能只见其表面，而应究其本质，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的设计。一直以来，建筑师在谈论建筑时，常用平面、模型来说明设计，经常费尽心机在设计平面、模型上。习惯性的，当建筑师、规划师们谈及城市规划、城市空间时，也都不由自主地拿出城市的平面、模型来。对建筑设计来说，也许确实离不开平面和模型，但在城市设计上，平面模型到底能够说明什么呢？按照图纸上的平面、模型能建造出设计者所想象的城市空间吗？平面与模型，只能表现一种二维的形态，当然，以建筑师的眼光来看，平面上的建筑符号能代表特殊的涵义，在他们的头脑中由具体的平面加立面、剖面就能绘制出一副理想的效果图来。而这一过程是足以耗费许多宝贵时光，且没法保存下来；模型，似乎是对设计对象一个整体直观的表现，但人们观看模型的视角形成的印象是鸟瞰的效果，而建筑设计要解决人的尺度感受、规划也解决的是人走在大马路上视觉感受到建筑群高低错落和周围的环境相映成趣的效果，这些，模型体现不出来。如昌迪加尔城市中心，这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大师之一勒。柯布西耶的作品，看到这张精美的总平面图，我们感到它的构图十分严谨，极富现代风格，难怪曾有人评价它："整体的构图是华丽的，使人感到出于巨匠之手，……"尽管图中加了阴影，使人感到其立体的效果，无非是让人看到在高空看这个市中心的形象，可又有几个人能从这个角度欣赏这个伟大杰作呢？人们只能在城市中欣赏和体验，同时城市空间需要人的介入。 巴西利亚新都三权广场及政府建筑群一经问世，震惊全世界，从高空俯瞰十分壮观，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它的设计者奥斯卡。尼迈也尔（Oscar Niemeyer）是勒。柯布西耶的推崇者，视觉艺术是他的创作源泉，无疑这又是一个平面城市、模型城市的典范。由于推崇勒。柯布西耶，由于从视觉出发，与昌迪加尔类似，他的城市空间需要还原成平面或模型才能显其美丽，也就是在高空中观察才见其壮观。但身在其中又如何呢？城市是不能当作雕塑来欣赏的。一位曾在那里住过的建筑师这样评价："住在旅馆里，周围一个孩子也见不到。整个城市没有生气。"城市空间要提供给其中的人以不同的全面的感觉，不能只是视觉。 魏林比（Villingby）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卫星城，距首都10公里，有电气化铁路和高速干道与母城来联系，用地170公顷，人口2.3万。中心商业区占地700×800米为岛是布局，由两个大型百货商店、70个小型专业商店、咖啡店、饭店等组成。其规划模型使我们得到了极为良好的图形感受，由空中鸟瞰效果如同模型，"从飞机上看，完成的设计给人印象极深，它将观者放在设计者制作研究形模型似的同样位置上。然而当一个人实际从地面进入魏林比并在城镇内走动时，他要想找一个统一组织的空间是徒劳的。事实上，从地面上感受魏林比绝不如在空中那样令人满意。" 因而，我们现在不能再抱着传统方法不放了。平面城市和模型城市也许时上半个世纪的典范，可到了60年代后，这样的设计典范起了改变，先是雅可布斯（Jane Jacobs），再是林奇（Kevin Lynch），加上克林罗（Colin Rowe）等人的理论，都暗示了一个重返街道生活，有历史感与地点感的全新的城市设计范例的浮现我们应该寻求城市空间的本质以便找到更准确更实际的设计城市空间的方法。 本原问题即第一性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城市空间的本原，也就是探讨城市空间从哪里来的，是什么东西决定城市空间的问题，从而知道城市设计者的任务，知道设计师应该设计的是什么。 城市空间的本原：建筑，就是要人们去亲身体验，不只是看看而已。他吸引我们深入，亲历其境，分享在其中活动的人们的感受。当水花飞溅，汩汩作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飞来时，我真的完全置身其中陶醉了。城市也是，或者说必须这样。设计者的课题并不在于创作建筑立面和体量，而是要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感受，以促成人们的介入。 城市空间就是城市提供给人们的那种包罗万象的感受，城市设计者就应千方百计的创造城市所能提供出各种感受。什么决定这种感受呢？根据什么来设计呢？城市空间感受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城市与社会生活，与经济、工程技术；与思想意识；与运动；与时间等都有密切联系。各种因素都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变化。究其共性，这些全都是"人的行动"——人在城市中的行为运动决定了城市提供给人们的感受，人们在城市中的行动方式的变化决定了城市空间的变化，"人的行动"即城市空间的本质。 空间就是人的空间，为行人考虑是设计的全部。城市设计是为人的，正如J。O。西蒙兹所说：" 作为计划着，我们不仅要处理地域、空间和素材，不仅要应付本能等属于心灵方面的东西……仅仅适应人是不够的，好的设计必须满足他，取悦他，提高他，并且鼓励他。"从城市空间的本质出发，即从"人的行动"出发，我们才能设计出杰出的城市，从而避免重蹈覆辙。设计城市空间，不再是空空的设计，实际是在设计人的行动，设计人的运动、视线、心理感受；设计在城市中让人听见什么，看见什么，碰见什么；设计不让人听见什么，看见什么，碰见什么，这才是设计城市者的任务。中国园林设计师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做的，甚至中国设计师一直致力于在设计游人的心理、联想及运动中的感受。当今的城市设计师应该向我们的先辈取法，细心体会中国园林的精妙之处，探究先辈们是如何设计人的运动、视线和心情，运用何种方法设计出那种丰富的空间。而在具体建筑的形体刻画和理论设计上则应该取道于西方的先进内理论设计思潮。 空间发展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学 城市规划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空间地域的规划，其总任务是为各种活动（或土地利用）提供空间结构。这种规划也称“实体环境规划”。但在研究对象上，城市规划需要满足城市综合发展的需要与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它涉及城市的外观形式、性质与分工产业发展与布局、社会发展与设施、规模投资及城市各部分的组成、管理、政策等。而空间应该是更为基础的理论，它与城市规划的结合，是从一个侧面研究城市的形态。 现代城市发展与空间研究趋向 城市空间向区域空间转化：区域交通和信息化发展促使现代城市空间从封闭结构向开放结构转化，信息的沟通加速了城市网络化的建设，使每个城市都与所处区域空间的整体密切相关，城市密集地区的出现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空间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现象。世界上已经有六大城市密集区，美国东北沿海地区、美国五大湖地区、日本东京地区、英国伦敦地区、欧洲西北部、中国沪宁地区等。 从广度来说，以往的认为由产业布局的点状规划到交通布局的线状发展再到以创造更好的环境，改善居住与工作套间为目标的面状规划的三次时间并没有解决城市发展的社会病症，应该探索更整体与立体的规划，即在国土范围内建立“自然—空间—人类系统”的整体割据和发展模式。特别应注重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发展，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作用和关系，强调在大城市地区和城市密集地区建立一种共同发展的秩序，从而促使区域的整体良性发展。 空间意识与行为模式 文化观念与理想空间：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构成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准则，由此而形成社会空间，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普遍的事实。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拉普普特（A.Rapopot）在《居住形式与文化》一书中有大量例证阐述。在每一特定的地区，种族群体的文化传统及其演进对城市空间的组织与发展产生影响，形成了城市空间的文化特色，空间的文化特色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其空间物质形体积淀和延续了历史的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岁居民整体观念和社会文化的边而发展。空间结构形成后又反过来影响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行为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 以中国古代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中国古人“仰观为天，俯察于地”是观察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天圆地方说”就是中国早期对宇宙万物空间形态的基本看法。“天圆地方说”作为一种整体上的文化观，方形成为人类居住空间的理想模式。它从深层次的文化意识上奠定了中国方形城市的理想形态。 对中国传统城市而言，天人感应思想也极为重要。它通过与书等表达方式将天人相符引申到田地契合，形成了我过城市空间布局中象征主义传统。所谓“天星地形，上下相因”、“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各类建筑要素如宫室、宗庙、社稷等都与天相对应，同时由星辰的运动显示祸福。 行为活动与空间模式：20世纪50-60年代，人的基本需求以及多种社会使用方法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城市空间不仅是一个三维和四维的空间实体，而是包含社会过程的综合场所。这是一个空间观念的更新，这一更新进一步说明了空间形式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行为科学的发展对此产生了强烈的促进作用。 20世纪心理学发展经理了两个重大的挫折，首先从传统心理学转向注重行为研究的行为心理学，接着再到注重饮食的认知心理学，它们构成了行为科学的理论基础。 传统心理学重视研究意识观念，而忽视了物质与社会环境的作用。而行为心理学注重行为，否认意识观念，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否认存在着本能的心理特征遗传，走入了环境决定论的歧途。后来认知心理学对行为心理学进行了修正，引入了“整体行为”和“中间变量”的概念。“整体行为”是指共同趋向和目的，这种行为带有选择的性质，“中间变量”指行为不再是外界刺激的直接结果，而和一系列中间变量有关，包括有目的性的认识，以往刺激的情景和经验，它们与观察的反应相联系，构成行为的实际决定因素。环境虽然还是重要的，但已不再是说明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环境提供信息，通过人的外部行为的各种认知过程而加以编码、储存和操作。重视过去实践经验成为认知心理学的最重要特征。 人为环境与空间建构 建成环境与空间的肌理：建成环境，指城市中非自然因素形成的人造环境，是由城市中已建成的城墙、街道、桥梁、建筑物、构筑物等构成。除一些特殊因素外，大部分的城市空间发展都与建成环境有关，城市是一个连续生长和不断更新的有机体。 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功能的城市，其建成环境能够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由此形成不同的空间肌理。我国传统城市由于交通形式、营建技术和生产、生活方式等形成了细密和均质的空间肌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空间的肌理不断有新的变化。现代中国城市形成了新的空间肌理特征，具有了工业区、居住区、商业区、行政区、文化区、旅游区等功能划分，每个区内的建筑密度、高度、体量、布局方式等也都有所差异，形成了整体的不均质、粗犷的空间肌理，并在不同的空间层次上都有新的变化。这说明空间肌理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社会、生产、生活和技术相适应。 历史观与旧城更新：对待已有建成环境和城市的不同观念将产生不同的空间结果，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比较中西方一些重要的历史扩展诡计，可以看出城市空间在整体建构上对已有建成环境的不同态度。古代中国的都城作为封建王朝的象征，“从项羽开了一个这样的像消灭敌人一样消灭钱钞城市的先例，其后就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殊传统，新的王朝兴起就兴筑新的城市，王朝的败亡，就连同作为国都一起毁灭。” 城市规划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场地设计 场地设计是为满足一个建设项目的要求，在基地现状条件和相关的法规、规范基础上，组织场地中各组成要素（建筑无、交通系统、室外活动设施、绿化景园设施、工程系统）之间关系的设计活动。 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设计使场地中各要素，尤其是建筑物（对于室内空间的要求是建设目的中最主要的部分，这使建筑物成为一个项目最主要的内容，建筑是场地设计中的核心内容）与其它要素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从工作内容上看：场地设计即是整个建筑设计中除建筑物单体的详细设计外所有的设计活动。这一般包括建筑物、交通设施、绿化景园设施、场地竖向、工程设施等的总体安排以及交通设施（道路、广场、停车场等）、绿化景园设施（绿化、景园小品等）、场地竖向与工程设施（工程管线）的详细设计。 从建设流程来看：实际建设流程中，一般首先是业主确定一个建设项目，并取得了相应的用地，然后再委托建筑师来设计，建筑师是在野猪所提出的设计任务和基地条件的基础上开始工作的。设计者在进行具体的设计前要做细化和完善设计任务的工作。包括详细培植项目的组成内容，并对这些内容的规模、形式等一些有关的问题做出较为明确的规定，同时要与业主协商，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城市规划对场地设计的要求：城市规划对场地设计的要求一是体现在城市总体规划对于城市用地的发展方向和布局结构的控制之上。二也是主要的，体现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是具体性的，对场地设计有更直接的影响，场地设计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之中的土地使用和建筑布置等各项细则必须做出恰当的切实反应。这些要求一般包括：“对用地性质和用地范围的控制，对于容积率、建筑覆盖率、绿化覆盖率、建筑高度、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方面的控制，以及对交通入口的方位规定等。它们会对场地设计尤其是布局形态的确定构成决定性影响。 ⒈对用地性质的规划：具体建设项目的选址上，控制性详细规划限定这一项目只能在某一允许区域内选择基地地块；对用地进行开发的场地设计，控制性详细规划限定该地只能做一定性质的使用。 ⒉对用地范围的控制：规划是有建筑红线与道路红线共同完成的。 ⒊对用地强度的控制：是通过容积率、建筑覆盖率、绿化覆盖率等指标来实现的。对容积率、建筑覆盖率最大值及绿化覆盖率最小值来限定，可将基地使用强度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畴之内。 ⒋对建筑用地范围的控制：由建筑范围控制线来限定。即基地允许建造建筑物的区域。城规中一般都要求建筑范围控制线从红线退后一定距离。 ⒌规划中对建筑高度、交通出入口的方位、建筑主要朝向、主入口方位等方面的要求，在场地设计中也应同时予以满足。 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研究 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与修建性详细规划之间中间环节，是城市规划管理的主要依据和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前提条件。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其控制力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建设加速，同时也出现种种失控现象。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⒈开发商和建设单位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不断更改建设用地和增加建设密度。⒉行政领导为了招商引资，强行干预控制性规划。而美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规划法规系统比较完善，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的区划。美国地方规划管理工作的三种控制手段：区划法、土地细分法、和设计指导原则。 其中，区划法和土地细分法是真正的法规，设计指导原则只是一种引导性的控制手段。 美国的区划以“保护公众的卫生、健康和福利”为出发点，其结果是对土地经济利益的严格控制。区划包括：⒈允许的用途。⒉地段的设计要求（地块的最小面积和面宽、红线退后、容积率等）。⒊建筑设计要求（限高、层数、建筑面积等）。这些区位、用途和开发强度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地价，关系到房地产所有者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所在，因而只能遵循公开的法定程序来决定。即每一个影响地价的重要因素都在控规中得到了明确控制，而没有对视觉美感的直接控制。 我国控规传统做法忽略了经济规律。目前，我国控规典型的做法是由规划师在指定的大街区或几个大街区内，参照甲方提供的容积率（密度），摆房子，即在保留部分现状的前提下，追求空间体量的美学关系和视觉效果。然后以此来分割地块、分配楼板面积、指定建筑红线，以供将来批租土地之用。这种做法常常土地市场经济规律。如，规划师为了追求美的原则，把地块分配的大小不一，建筑规定的高低不一，丧失了统一的标准和公平的原则。还违背了地价运作的经济规律。 我国城市规划的误区。历史上由于种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规划设计与大型公共建筑项目的设计之间一直难以区分，这种现象造成我国的控规地从美学和视觉效果出发，缺乏对土地经济体制的全面认识。在控规立法上，我觉得应该注意两个原则： ⒈对用地的控制要符合土地建设开发的经济规律。 ⒉一切对地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应该在立法中有明确的规定。 求同与求异的原则。在同一区位的相邻地段，美国区划的控制原则是求同，即遵循地价运作的经济规律，在同一区位，保证土地转让（批租）时地价相同，自然要把地块的大小、建筑体量、容积率、红线后退等做一视同仁的规定。这种控制手法在产生和谐的风格、有序的城市肌理、保护街道界面、合理利用土地方面是成功的。 视觉美感的控制。美国的经验：引导性手段。 以美国的城市设计指导原则为例，它控制的是街景透视，关心的是人在以街道为中心的公共空间的心理和视觉体验。城市设计指导原则对一切影响街景透视的因素提出设计要求，包括建筑体量关系，广场之间的围塑关系，街道及建筑界面的尺度关系等。 建筑设计之我见 起初，做设计时我经常的手法也是从主观的感觉出发，通过形体、体量的造型来首先达到视觉上的审美要求，而且设计的大多数时间用在了这方面，对于细部则由于时间的限制而来不及仔细推敲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结合环境总体考虑。 在现今紧促的教学制度下，我学到了什么呢？学到了功能组织、流线分析、快速设计， 而创意真的难以发挥。即使有，也觉得自己的东西太少。我自己擅长的就是三维想象。在与现今教学环境的结合下，我在透视、空间分析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而这是不够的。前段时间看了些论文书刊杂志，结合规划考虑了设计的做法，逐渐明白建筑更应该怎样做了。 ⒈ 结合环境。从城市区域规划出发设想建筑与大环境的结合：建筑的整体轮廓上，与周围的现有建筑呼应，立面上虚实对比、色彩处理与环境格调相协调，流线上，符合环境的肌理；从人的感觉出发想象建筑局部小环境的处理：通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塑造空间， ⒉ 造型。有自己的风格，整体性强、简单中体现复杂，不变中起变化。这方面我喜欢板材效果，直接、明了、轻佻。 ⒊ 理性。承传历史文脉，用抽象化的手法引用或延续历史的痕迹。 当然，最重要的是把视线集中在人的视觉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思考。视线所能及范围内着重考虑。高层建筑顶部以及多层不上人屋顶等视线不能及处简洁处理，体现一定秩序，满足可能的俯瞰效果，并从墙面倾斜、局部层高处理等来控制人的视线和控制小环境，比如：曲面玻璃，将天空反射向地面、局部低层或镂空引进阳光等。 城市建筑论文:建筑和城市设计特色与保护 摘要：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都与它相邻的城市不同。通过建筑和城市设计，所有人居环境都表达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内容。地形、气候、不同建筑材料的获取，甚至演变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科技的进步（这些方面也是衡量文化进步的标准），都在我们的建筑物的形式和功能中得到反映。 关键词： 城市规划 特色 历史上，有一些城镇在桥边生长起来，另一些由军事驻地、教育学术中心或宗教中心发展而来。其中一些是经过规划的，但大多数没有。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新的中心很快在原材料或动力资源附近发展起来。最终，产生了工业大国的贸易中心和首都。但无论城市最初生存的理由是什么，如何影响了它最初的形式和建筑，其它的功能还是迅速发展起来。当古老的工业衰落而让位于新工业时，城市的繁荣和活力取决于各种计划中或计划外的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质量和数量，尤其取决于对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 在过去的世纪中，大多数建筑物是由当地材料建造的，其形式同时适应社会需求和气候。只有那些最重要的建筑才由建筑师或建造专家设计，而他们常使用进口的和更耐久的材料。随着这些年来大规模信息交流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改变了。建筑的设计、方法和材料正在越来越国际化和标准化，它们更多地随着时尚的指示而变化，而不是其实效。 就象建筑物预期的功能被（或应该被）反映在其设计中，城市的形式和特性也是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反映。当我们改变、改造或更新建筑物来更好地满足不同从前的新需要时，必须承认：要确保一段时间内一个社区的繁荣，那么一个人居环境??村子、镇子或城市，就必须不断地通过改变其自身来适应新的情况。尤其是现在，只要满足制造商的设想或财政状况，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工业。 建筑和城市设计的保护 一个城市，尤其是一个古老的大城市，是思想和艺术品的宝库，其中包括建筑、空间和各种场所。它们表达了演变的需要、时势和建造者那个时代的风尚。为了社会的利益，我们应该合理地运用这一资源。但这从来不容易做到，因为总有关于什么才是?合理的运用?的争论。在城镇的发展中，情况常常会因为对旧建筑倾注的感情而变得复杂。用于建筑结构和基础设施维护的钱原本可以用于为社会提供新的住房，提供新的社会、商业、工业用途房屋和新的服务设施，这是一个客观但又经常被忽略的负担。但现在的形势要求未来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什么样的发展才能最好地适应未来的需要，这必须得到检验和评估。 在制定一个已长期存在的城市区域的未来发展方针时，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在于决定应该依据何种原则（如果有的话），有意识地保留现存的建筑物及整个地区；在何种代价下、到何种程度，这种保留才能适应发展改变的需要。 对单独的建筑物或建筑群来说，常常是其外观、建筑价值或历史上的相关意义决定其保护（ 或保存）与否。这还常被解释成对现状的维持。但一栋由政府保护的国家建筑，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声望的目标。这种声望是一种可怕的强力麻醉剂，使人们在考虑到艺术性时被麻痹了。如果一栋建筑内在的魅力和作为一件艺术品或文物的价值，能够配得上这种声望，那它才能被保护，太多的人想要把他们自己所看到的古老建筑作为最好的来保留。但我们认为的建筑的美并不是一个靠逻辑证明的东西。同样也可以说，保护的愿望是不合理的，尤其当要保护的建筑无法附加经济用途时。 过去，具有时代风格的建筑实践满足了时代的需要，虽然重要的建筑物都被盖得好像要永存似的。1936 年，在伦敦，人们发现，除了几个被公认的有历史价值的例子，其它大多数都在30年内被更新，在60年内被重建了。现在，在这个被保护所支配的时代，总有不断的压力要求保留远远超过这个建筑时代的工业和商业建筑。这是非常昂贵的。可能倒不是要求新的用途和新的技术服务设施，而是它的材料、体量和特征能引起人们的共鸣，空间的尺度和比例适合当今的时代。这难道不比在昨日昂贵的立面背后设计出为明日服务的空间更好吗？ 如今挽救古建筑的工作，不管以何种方式，都很少考虑它们的实际条件，甚至有时它们只代表一个因为没有特色而被人记住的建筑时代。这将会限制子孙后代显示出他们的设计或欣赏能力，这是要冒险的。但是给新的伟大的建筑和城市设计提供机会也要冒险。不管多大程度的保护都不能把一个设计从坏变好。50年前，如果有现在的规章和看法的话，许多现在被认为是杰作的建筑作品就盖不起来了。因为他们不能，而我们能欣赏到一些过去最富想象力的设计者最好的作品。如果决策的产生能适应也象建筑一样改变着的世界形势的话，就会有更多有价值的现代建筑了。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审批一个发展申请中，并不一定能产生好一些的建筑或城市设计。它也许会阻止一场灾难，但如果由于官员们缺乏城市设计的眼光而错过了合适的投资时机，它同样也可能导致失去一个机会。 建筑师关心在特定空间的某一建筑，却很少关心它的邻居。而城市设计考虑的是被建筑界定的、渗透的或打断的空间。虽然也许这些建筑只是为从几个有选择性的视点观看而设计的。城市设计的关键存在于连续看到的景象中，其质量取决于空间之间的关系，它们被界定的方法，轮廓、体量、尺度、色彩和周围环境??比如建筑或植物??的材质。一个空间形式给旁观者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穿行于其中的运动速度。好的设计考虑它被体验时的情况；最好的设计能满足所有标准。一位穿越城镇广场的步行者有时间享受各种各样的纹理和形象：建筑表面的分格，界定空间的铺地和植物，光影的相互交叠和落叶的飘飞。这种欣赏，无论有或没有，都会受到建筑或空间的尺度与人类尺度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因为我们都会依据与人类高度和生命长度的关系来评价尺度和年代。这反之又影响了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例如我们在街道或广场中是 否觉得拥挤或舒适。 保护包含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这在城市的设计中是最为重要的。作为一个世纪以来的科技和商业发展的结果，城市中心总是处于适应更多用途和人口的压力下，然而许多城市中心却有一种错综复杂的特性，很容易被增长的交通和重建破坏。取代所有旧的事物来满足新的要求会浪费资源，而且很昂贵：这会有效地毁灭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城市。不满足今天的需要、不预测明天的需要，可能会成为经济和文化的自毁。我们必须在某处打破平衡。如何做呢？答案可能介乎一座城市和一个社区之间；或者是它们的特性值得保护，或者是一种古老的、很受喜爱的形式：又一次，是思想还是艺术品。建造什么，何时何地重建或彻底修改，保留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是一个判断力的问题。在实践这种判断时，应该简要地参考别的地方的经验。 保护，保存和选择的问题 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有无数的例子可以用来研究多种多样的情况的前因后果和保护的方法，而且每一个都很独特，又都有只适合于某些情况的经验。应指出的是：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 墨西哥城，世界最大的都会之一，有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或建筑意义的建筑物，有些是前殖民地时代的。它也拥有一些有建筑价值的区域，比如佐那罗萨（Zona Rosa），在这里，保护措施正在付诸实施。但它也有一些最肮脏的贫民窟和混乱的地区，对许多人来说都没有逃避的希望。应优先考虑什么呢？投入到国家遗产的建筑维护中的财力越多，用来建造住宅和医院的就越少，更重要的是要为明天的人们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保护的范围相当宽广，就好像实现它的可能性相当低一样。 在过去的40年中，新加坡进行了一项突出的重建住宅的项目。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许多传统建筑的毁坏，特别是中国城和小印度。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这里生存了几代人的社区。但优先权在于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我认为这很正确。直到最近，才通过一个保护项目复原了老城区的许多残存的商住式的房屋。历史条件下的花费当然高但却对社会有益。这是一个有眼力、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并且有勇气、有决断的速度和足够的财力来实现其目标的城市。 中国的建筑和规划因为其空间相联系和相承接的方式受到特殊的尊重。原来的皇宫- 紫禁城、颐和园、北京的园林、苏州和承德的园林都在尺度和用途上各不相同，但每一个都显示出对实和空、遮挡视线、造景和尺度的处理的娴熟掌握，别处极少有能相比的，在西方更没有。每一个设计都很适合它初始的目的和它的使用，虽然它们大小不同。几百个人在紫禁城里几乎不会被注意，但如果在苏州的一个小园林里，就会造成交通堵塞。大小和尺度总是应该与用途相关，与房屋周围的环境相关的。这些地区的保护具有巨大的社会、建筑和历史的重要性，它们需要耐心、敏感，并且是很花钱的。 住房和保护 许多建在欧洲和整个前殖民地领土的宫殿和豪宅有了新的用途，比如做旅馆、会议中心、学校或医院，这样就保证了它们在可预期的未来不断地被维护。但并不是这些伟大的建筑物赋予了城镇它们的特征，而是无数的更谦虚的居住建筑。它们并不时髦，不能满足现代化的要求；但却用最少的材料取得了最大的优势，在苛刻的条件下倾全力于提供可能达到的最好的生活条件。在沙漠地区，厚重的墙挡住了正午的阳光，又保住了寒冷夜晚所需的温暖；内院被安排来利用气流提供制冷；在南亚，建筑物造得很高，以保证通风，避免突然的雨季泛滥；在中国，?风水?的不同流派依据这些制定了实践的标准。在几乎所有现代化的发展中，不仅仅这些奥妙的方法被一扫而光，而且更让人无尽沮丧的是，几乎所有建立在数代人的经验积累上的优良的实践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被那些极少考虑社会需求和气候要求的标准住宅代替。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有这么多可用的科技资源，却仍然有这么多低质量的房屋在这么多国家建造起来，就不让人惊奇了。解决办法必然存在于一种建设性的保护方针中。 生活方式，尤其是家庭内部的，随着外部条件，特别是经济情况的变化而演化。新的工作方式、城镇规模的增长在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从一套接受地面的独立住宅或公寓，到需要靠电梯到达的多层公寓单元，这种住宅形式上的骤然变化，破坏了家庭生活，摧毁了社会的结构和邻里、社区的自然外貌。通过比较，经验会告诉我们，常常是那些或多或少继承了传统模式的邻里的居民，会对经济发展和其它社会变化带来的契机有更好的反应能力。这样，遵循那些已被接受的形式的新住宅就应受到赞赏，因为它包含了人们熟悉的东西，帮助重新发展的邻里地区保留了一种?归属感?，又帮助新发展起来的地区建立这种感觉。 曾经有这样的论断，说满足房屋需要的任务是现代建筑（相对于?后现代?和其它短暂的风尚而言）的源泉，并且正是从这方面来说，现代运动中的作品才与早期的不同。如果经济和社会的考虑也包含、当然也应该包含在这些任务中，设计的原则就更紧密地与更乡土或传统的建筑相吻合。那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恰当设计的当代房屋能欣然坐落在旧的居住房屋旁边。因为它们显示了保护和建筑原则的应用，确保了一种当新旧并置时常常被遗忘的使它们和睦共处的措施。 定义和赞同一种原则是一回事，而实现它们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不仅仅公众和政治家更喜欢时髦或便捷的方式，而且当面临基础内容时，技术问题也更突出了。想要以可行的方式来适应城市中不可避免的高密度问题，会带来几乎无法抵抗的问题：如何才能经济地提供已被社会认可的改善的服务设施。 在北京的菊儿胡同，吴良镛教授通过庭院式住宅，表达了一种可能性：既容纳一个相对高的人口密度，又同时给每一个家庭提供一小块私密的室外空间和绿地，且只与他们的近邻分享。当住所只有三、四层高时，就不需要电梯，维护也不需使用精密的机械设备。较高的单位成本，被使用时降低的花费和灵活的布局平衡了。这种布局给保护区域内和历史性建筑附近的小片地段提供了发展和再发展的可能。对局外人来说，这种方法以适应今天的需要的方式，保护了传统住宅的原则。这种住宅，从各种意义上讲都建立在胡同的体系上，这种体系确定了北京的许多住宅布局。当然，还有许多方法来适应重要保护地段附近住宅的承德、北京和其它历史中心的问题，有一系列实际和可行的解决办法。 从经济的角度看，使用电梯的房屋，至少应6层高；更高一些时，就会有建筑上的重要意义：当它们相当高并形成组团、仔细选址时，就会对城市的结构设计造成一种冲击。在一栋历史建筑或古城的中心的近处，在低层建筑比较受欢迎的地方，如果建起高楼群，通常是不合适的。在很多情况下，这指出了解决历史城镇的边缘或边缘以外的发展问题的可能性和愿望。这样可以延长古老建筑和园林的寿命、使用期限和特性。维护的费用降低了，因为制造污染的工业随之迁走了，沉重的交通负担转移了，震动对古老结构的危害减轻了，拓宽道路的需要也消除了。通过这些和其它类似的方法，新式的发展也可以成为最有效的保护手段。 结论 每一个人类的居住地都有它独特的品质，源于它所处位置地理因素的影响，它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情况，以及之后的历史发展。这被反映在它的地段和建筑的形式和结构上；多年来不断变化以适应新的需要，常常至今为人所不知，但代表了每一个时代在城市演化中起的作用。留下来的一些无法估价，另一些却没有很高的价值，但我们不应抛弃任何一个，直到它们对将来可能做出的贡献得到评价；因为一旦毁掉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但同等重要的是，资源不应投入到试图维持那些不可能被维持的事物中去。一座城镇的特色，不仅仅来自它的街道和空间带来的特色，也源自每一栋个体建筑的设计中；那么最好的，为城市发展进程和保护的依据提供服务的办法，就是确保这种变化，这种不可避免的变化，进化着的变化，既尊重着历史又考虑到未来的变化。在被规划的城市圣彼得堡（St.Petersburg）中心地区，维持了严格的高度控制，使它保持了设计的原意而又有高层建筑。主要的公寓楼，都在郊 区。在罗马中心，所有高层建筑都被禁止。 城市建筑论文:光·建筑·城市 --呼唤建筑师关注光环境设计 摘要：本文概述了光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文章回顾了20世纪照明科技的进步并分析了光对建筑，城市和建筑艺术的重要作用。在评述我国照明工程建设发展状况以后，作者呼唤建筑师关注光环境设计。 关键词：照明工程 建设发展状况 光环境设计 人类的生活天天与光相伴，建筑和城市与光息息相关。华灯映盛世，光彩照京城，新中国50年华诞之际，京城的灯光夜景吸引了数百万市民，显示出光的巨大艺术感染力，激发了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对夜景照明创作的冲动。光是生命的源泉，光是人居环境的要素，为人类居住的建筑和城市创造明亮、舒适。优美的光环境是建筑师、规划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人类生存之光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阳光的哺育。 光刺激视觉，使我们看见并认知周围的环境，从而获得 80％赖以生存的外界信息。 自然光昼夜复始地更迭控制着人体生物钟，使我们的生命节奏保持平衡。 日光制造维生素和众多迄今未知的营养物质，使我们的机体生生不息，保持健康。 光，明亮的、愉悦的、活跃的光振奋人的精神，使我们心理上感到满足。 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时，人们仍留恋着日光带来的光明，从远古时代钻木取火，照亮山洞，草棚，到现代城市高楼大厦灯光辉煌，人类一直追求利用人工光源延续自己活动的时间，扩大自己活动的空间。现在全球每年要消费2万亿KW．h的电力（相当于24个三峡电站的发电量）用于人工照明。生产这些电力要排放十几亿吨的 VICO2和一千多万吨的SO2。电气照明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能源并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二、建筑、城市与光 1．光与建筑和城市共生 从公元初年（125年）罗马万神庙屋顶上简陋的采光圆洞（直径8．9米）到20世纪末（1999）柏林国会大厦以宏大的镜面和晶莹的玻璃建构的天穹（直径40米）；从古代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户户昏冥烛火到今天处处灯光理现的不夜城，回首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光技术和光文化同城市和建筑同步发展前进的足迹，也能看到采光照明的技术进步对城市和建筑面貌及现代城市生活产生了多么重要的影响。 2．20世纪照明科技获得卓越成就 20世纪照明科技的成就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光环境质量评价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现代照明设计奠定了科学基础。主要有： ①对视觉功效的实验研究一视觉功效是指在一定的照明条件下完成视觉作业的速度和精度。为了获得良好的功效，需要提供相应的照明水平。此项研究确定了不同视觉作业特征（对象大小，对角与其背景亮度的对比，观察时间长短等）与其所需照度水平的相关关系，为制订合理的照明标准找到了科学依据。 ②对眩光效应的研究一眩光如同噪声一样，是一种环境污染。轻微眩光使视觉感到不适，重则降低可见度，甚至损伤视力，这项研究的重点是提出预测眩光的方法，制定防止眩光的措施。 ③对光色爱好及光源显色性影响的研究一现代制灯技术可以制造不同光色（冷、暖和中性）的电光以以适应各种环境的需要。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对光色爱好的差异对于实现光环境较高的心理满意度和营造适宜的光气氛具有指导意义。电光源显色性能与自然光的差异是由于电光源光谱能量组成显色性能与日光不同而造成。气体放电灯的这种差异尤为明显。在致力提高电光源显色性能的同时，探究光源显色性不佳造成的颜色"失真"对视觉感官的影响对照明设计很有参考价值。 根据上述研究成果，世界各国提出了评估照明质量的各类定量指标，制订并逐步完善了照明设计的标准，法规或建议。国际照明委员会（CIE）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最近联合制订的《室内工作照明标准（草案）》提出统一照度（E），统一眩光等级（UGR）和一般显色指数（Ra）三项定量指标作为照明设计的依据，使照明设计更科学化，规范化。 第二、在创建天然光环境方面： ①开发了各种模型实验和计算机仿真的先进设计工具，不但可以准确预测天然采光的照度水平，而且能真实，细微地模拟建筑物在天空光和日照下的造型效果。 ②生产出集光，热优良性能于一体的各种透光材料，并掌握了复杂的加工和安装技术。1999年建成的柏林国会大厦直径40m，高23.5m的玻璃穹顶就是现代采光技术的一个杰作。为了把光线导入下面的议会大厅，在圆穹中心设置了一个近20m高由360块镜面组成的倒锥体，在施工过程中每块镜面都被仔细地调整过角度。 ③发明了导光管系统，能把自然光输送到地下和任何自然光线不足的地方。 ④利用电子技术和精巧的机构自动控制室内天然光，调整光的分布。 第三、照明电气的突出成就： ①气体放电灯的普及与提高：1939年发明荧光灯，1960年代末又相继出现了高压钠灯和金属卤化物灯（后两种统称高强气体放电灯，即HID灯）。它们借助气体放电发光，是与热辐射光源白炽灯完全不同的第二代光源，其光效和寿命远优于白炽灯。19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重视照明节能，气体放电灯生产激增，快速普及。同时灯的质量显著提高，品种规格也日益丰富，齐全。以荧光灯为例。三基色荧光粉的应用，紧凑型小功率荧光灯的普及以及用28W16mm直径的细管径荧光灯替代26mm、38mm直径的旧型灯管，使荧光灯品质大为改善，适用范围更广，制灯材料更加节省，光效也进一步提高了。 ②第三代光源的发明和应用一1990年以后无极灯（QL灯）、硫灯、微波灯、发光二极管等第三代光源已逐步由实验室进人市场，实现商品化。这些灯的发光机理彻底革新，其寿命更长，光效更高，将推动未来的照明方式产生革命性变化。 ③电子技术应用到照明器件，智能化照明控制和照明设计，大幅度节约了能源，拓展了照明的灵活性、机动性和多样性，经过优化组合，灯光得到更合理的应用，照明设计更为便捷，精确和形象。 ④城市公共照明和景观照明日趋扩大与完善，建筑照明手法不断创新。如反射照明（间接照明）光纤照明，导光管照明，变色灯照明，激光照明等，照明形式绚丽多彩。 3．光对于建筑和城市有重要的功能和艺术价值 良好的照明改善建筑的功能效益和环境质量，提高视觉功效，加强展示效果，营造环境气氛，适应个人需要，保证人身和财物安全。 光给城市注人活力，保证夜间车辆畅通，行人安全，扩大城市夜生活时间和空间，丰富城市居民户外的文化娱乐和休闲活动，促进商业繁荣，展示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吸引旅游观光。 光是建筑艺术的灵魂 光塑造形象：物的形象只有在光的作用下才能被视觉感知 正确地设光（指光量，光的性质和方向）能加强建筑造型的三维立体感，提升艺术效果，反之则导致形象平淡或歪曲。 光建构空间，明和暗的差异自然地形成室内外不同空间划分的心理暗示。光的微妙的强弱变化造就空间的层次感。 光渲染气氛：晴日当空，阴雨连绵，雷鸣闪电带给我们不同的心情，这当中光的变故起着重要作用。光渲染的气氛对人的心理状态和光环境的艺术感染力有决定性的影响。 光突出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艺术而落人平庸。强化光的明暗对比能把表现的艺术形象或细节实现出来，形成抢眼的视觉中心。极高的对比还能产生戏剧性的艺术效果，令人激动。 光演现色彩：显色性好的人工光源可以象天然光一样真实地演现环境，人和物的缤纷色彩；显色性差的灯则造成颜色变异，丧失环境色彩的勉力。彩色灯光赋于光环境情感意识，使一些颜色响亮，但也会使一些颜色受到扭曲。 光装饰环境：光和影编织的图案，光洁材料反射光和折射光所产生的晶莹光辉，光有节奏的动态变化，灯具的优美造型都是装饰环境的宝贵元素，引人入胜的艺术焦点。 三、光环境的建设和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近年来城市景观照明和建筑照明逐渐受到国人的重视。许多城市结合环境整治和重大庆典活动实施了"城市亮化"或"灯光工程"，成绩斐然。城市居民对自己家庭的采光照明也讲究起来。据我们调查，从1986至1996年10年间，每户安装的灯数由6．5个增加到14个，照明容量也由165W上升到500W。起居室的照度原来半数以上不足30lX，现在一半以上超过75lX，厨房、卫生间的照亮则由普遍低于10lX，提高到401X。这充分反映出人们追求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普遍愿望。 我国照明工程近10年有了长足发展。照明器材（光源，灯具和照明电器）的产量已居世界前列。各类光源的年产量现已达到60亿只，灯具年产 20亿台。照明器材出口额每年增长40％以上， 1999年达28亿美元。全国照明耗电量2000年预计将达到1200亿kw．h。 照明产品标准与照明设计标准序列已经建立。产品标准基本上向国际标准看齐。照明设计标准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规定的照度水平大约为发达国家同类水平的1／3-1／2，实际上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步伐，需要修订。为了节约照明能源，减少环境污染，由国家经贸委领导的"中国绿色照明工程"正在顺利实施。 我国城市和建筑照明工程建设的空前规划和巨大发展空间吸引了众多世界著名的照明公司和厂商进驻中国市场，如荷兰的飞利浦公司（Philips），美国通用电气照明（GE），英国索恩照明（Thorn），德国欧司朗（Osrarn），日本松下电工等。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照明产品和生产技术，也传播了西方的设计理念和工程经验，使我们的照明工程能逐步与国际接轨。 虽然我国照明工业生机勃勃，产品市场兴旺发达，工程项目源源不断，但是当前光环境的建筑仍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和制约发展的梗结。例如照明产品的产量虽居世界前列，出口量也不小，但产品档次不高，质量良旁不齐，照明理论和应用的研究几乎陷于停顿；照明能源浪费和光污染的现象也令人堪忧。 在照明设计方面，专业的照明设计队伍和机构尚待培育。照明设计单纯依靠电气工程师或照明器材供应商或装修公司完成的局面应当改变。根据国外经验，重大的照明工程，特别是景观和装饰照明工程的设计大都是具备照明专业知识的建筑师，艺术家主持完成，从方案构思开始，贯彻到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当前我国建筑师，规划师的照明专业知识不足，特别是缺乏参与光环境设计的意识和主动性，因此现实的照明工程中设计精品寥寥无几。 四、呼唤建筑师关注光环境设计 光是一种语言，向我们述说建筑师的设计理念和艺术追求；光是隐形的软件，控制是城市和建筑的功能运作及形象和色彩的演现；光是设计工具，也是建筑材料，建筑师可以用它编绘理想，展示才华。还有人说："光是建筑的第四维空间"，光是建筑三维创作之外的另一个广阔的天地。 光环境的设计绝不应当局限于满足照度标准这个水平上。它有明亮，舒适和具有艺术感染力三个层次，在每个层次上建筑师都能发挥主导作用。为了优化自己的创作，建筑师和规划师应当主动地了解光，体察光，运用光，积极参与光环境的设计，从方案构思到施工图完成，全过程地把光融人到自己的规划和创作之中，为城市和建筑增"光"添"彩"。 新世纪的城市与建筑需要光亮、宜人、典雅、优美、更富个性、创意新颖，既没有光污染，又节约能源的人居光环境。时代的发展和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企盼呼唤建筑师关注光环境设计，为建筑设计和照明设计之间的缝隙搭桥，加强建筑师，规划师同照明专业人员之间联系。 城市建筑论文:中国城市建筑的“趋同化” 摘要： 考察过中国不少城市的建筑，只得出一个结论：似乎就去了一个城市。因为每个城市的建筑都有其它城市建筑的影子，感觉大同小异，没点创意，使得笔者颇有点“审美疲劳”，不禁感慨中国的城市建筑正在日益“趋同化”！ 关键词： 城市建筑 趋同化 笔者总结了一番，觉得中国城市建筑风格不外乎就是程咬金的“三板斧”：美式的建筑高度加玻璃外墙；欧式的穹顶石柱加广场；以及中式的人造“古董”。几乎每个城市的建筑都离不开这“三板斧”，就像是我们以前的革命“样板戏”，每个城市都在唱。 中国城市这么多，从何说起呢？笔者作为广州人，就拿自己的城市“开开刀”吧！说实话，笔者对广州的城市建筑也是颇有微辞！ 古城岂可随意摧残 广州是个有着2800多年历史传统的文化古城，近代以前又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Canton”作为广州的英文译名早已闻名于外。因此，广州的城市建筑在保留了传统岭南风格的同时又吸收了欧洲的建筑风格，形成了以西关骑楼和沙面租界建筑群为代表的中西合壁的城市建筑风貌。 但令人痛心的是，随着前几任政府的一句“把广州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口号，广州传统的城市建筑风格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间遭到了不断的破坏与摧残，我们不禁要质疑，难道建设国际大都市就要以破坏古城的建筑甚至把其夷为平地为代价？！ 随着广州经济的不断飞速发展，城市建筑亦日新月异。为了重点体现“新”和“异”，旧城改造便是政府必然选择的方式。然而不知是因为我们政府内部缺乏城市建筑方面的专家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咨询过这些专家，使得广州的旧城改造在短短的十几年来不断犯错误： 首先是建设性的破坏。我们不妨以上下九步行街为例，可以说，上下九步行街是广州传统西关骑楼保存得最完好的地方，似乎可以给广州人带来一些安慰！政府也对此津津乐道，以此表明自己是如何注重广州旧建筑保护的。然而，以笔者看来，这只是镜花水月的表面文章，根本不值大抒特抒！表面上看，政府是出于保护西关骑楼旧建筑的动机，而主动对其外部进行装修翻新，令其得以完好保存。但是仔细想想便知，政府的真正动机其实是商业动机，为了发展这里的商业，就得利用“上下九西关风情”这一卖点吸引消费者和商家，聚集人气和财气，所以在此搞了个步行街，把这里的骑楼建筑通通翻新一遍，等商业搞上去了，政府的税收收入自然就多了。真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这种翻新只是在骑楼外墙涂上一层墙面漆粉饰一下便完事了，最多就是换过一些窗还有加装一些射灯，于是，经不起风雨和岁月磨练的它们，已逐渐露出了它们的本来面目；而且经过射灯长时间的高温照射，对骑楼的外部带来潜移默化的破坏。只要我们平时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上下九骑楼被破坏的种种蛛丝马迹。 其次是房地产开发的破坏。由于了解到政府有意大力改造旧城，众多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抓紧这一难得的发财机会在旧城区推出各种楼盘，纷纷搞起房地产开发的“圈地运动”，对有碍楼盘发展的旧建筑“有拆错，没放过”。广州的众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旧建筑就是在这种“圈地运动”中被“圈”掉了，一去不复返！据统计，这使广州的旧城人文资源损失了80%.每当笔者偶尔还看到一些旧建筑像一个被欺凌的小孩子卷缩在周围的“高个子”的包围之中时，心中顿生失落之感！！！难道真的是应了一句话：“城市建筑有一半的破坏是由于侵略者，而另一半的破坏则是由于受教育者。”难道我们受的教育就是“破坏”？！！！而这种短视功利的破坏令广州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个性，魅力大减，为城市建筑的“趋同化”埋下了祸根！ 新城建筑的程咬金“三板斧” 广州一面拆除旧城，一面建设新城，为的就是体现“国际化大都市”的气派。但是旧城被拆了，割断了自己的历史传统，由于先前根本没有好好总结过自己的建筑风格，于是新城的建设表现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迷失了方向。怎么办？没办法，只能copy别人的，copy就意味着“相似”和“累同”，于是，“趋同化” 开始了！ 看看以天河为代表的广州新城的建筑吧，天河的所谓现代化建筑充分体现了程咬金的“三板斧”： 首先是美式的建筑高度和玻璃外墙。众所周知，美国的城市建筑是以“摩天大厦”著称，像帝国大厦、世贸大厦等等。而我们广州也不甘示弱，上世纪80年代有 “63层”，90年代有“中信”，21世纪还有“双子塔”。这些都是美其名曰“广州地标”的高楼，可谓是在“更高、更快、更强”上下了一番苦功，后两者还不好说，但绝对是“更高”，大有一柱擎天之势！而无一例外地，这些高楼都是以玻璃外墙作包装的，除此以外，还有像市长大厦、天河电脑城等建筑都是以玻璃外墙作包装的。似乎除了玻璃外墙，就没别的东西能够体现现代化了！而这种玻璃外墙，全国各地都在用，香港、上海、北京、南京等等城市，谁不在用？！ 其次是欧式的穹顶石柱加广场。城市往往被人称为“石屎森林、文化沙漠”。广州自然不想让人如此称呼，所以在满城的美式建筑高度和玻璃外墙以外，还得向我们非常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欧洲学习，以增强自己的文化气质。于是大量的欧式穹顶石柱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珠江新城里在建的锦汉展览馆就是体现。其实欧式建筑我们本来就有，难道忘记了沙面租界里的那些旧建筑了吗？英式、法式、哥德式、巴洛克式应有尽有。不把原来的保护好，却要重新学人家的，这是哪里的逻辑呢？！硬要东施效颦，在本来不是欧式风格的建筑上硬是加上个穹顶或是石柱什么的，是不是有些恶心呢？！可是除了广州，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在做同一件事，穹顶石柱还嫌不够，还要动不动就来个欧式广场，与周围的环境格外“协调”，让人仿佛去了欧洲旅游，要是真的能够免费去欧洲旅游，谁不想啊！ 再次，就是中式的人造“古董”了。这恐怕算是我们“中国特色”的体现了！包括广州在内的全国很多城市都在有意无意地刮着一鼓复古风，主要是用来蒙“老外” 的，在本来没有一点古味的建筑上加个城门、亭盖子或是重檐硫璃瓦屋顶之类的东西，让“老外”觉得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简直就是“误人子弟”，蒙得了“老外”，却蒙不了“自己人”，谁会认为那些不伦不类的东西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综观导致城建“趋同化”的“三板斧”，笔者觉得这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中国的建筑师至今未能找到一种可以同时表达自己城市文化传统和现代性的设计手段。导致了一方面我们只能copy别人的东西，一方面让外国建筑师把中国变成自己设计理念的“实验场”。像广州的会展中心、新机场等现代建筑都与中国设计师无缘，全是外国人的作品。但广州是我们的广州，自己的城建应该由自己去负责，不是吗？！解决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城市建筑“趋同化”的唯一道路只能是找到一种可以同时表达自己城市文化传统和现代性的设计手段。而这点，只能靠我们本土的建筑师去完成。 城市建筑论文:现代城市高层建筑电气设计要点探讨 摘要: 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脚步的加快，导致城市人口的密度不断的增加，多层建筑住房已无法满足城市的发展需求，而城市用于建筑的土地面积非常有限。因此发展高层建筑成为我们目前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为了确保高层建筑物的整体质量，需要将于高层建筑相关的所有因素考虑在内。而电气设计问题则是整个高层建筑物中直接影响其可靠性以及安全性的主要因素。因此，必须要对高层建筑中的电气设计工作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对其设计的方案进行反复的论证，以便能够及时有效的保证设计工作的质量，同时确保高层建筑施工质量符合要求。笔者将从高层建筑电气设计入手，分析在设计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基本要求以及注意要点，以便于在城市高层建筑电气设计生产时能够提供参考。 关键词: 现代城市;高层建筑;电气设计 高楼耸立已成为目前现代化都市的特点，这正是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结果。高层建筑的出现不仅仅有效地解决了城市人口与城市用地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给城市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发展机遇。而对于高层建筑下的电气设计则是关乎高层建筑安全性以及使用可靠性的基本保障，因此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来确保其符合建筑生产需求，从而提升高层建筑的建设质量。 1对电气设计基本要求 1．1安全 高层建筑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安全性也应当是在高层建筑电气设计过程中需要首要考虑的因素。所以在设计时，应当依据建筑设计对供电安全保障的需求，配置具有更多回路的供电系统以及备用发电机组［1］。由于高层与地面之间的距离差较大，因此为了满足顶楼供电的需求，所以需要配备供电电压在10千伏的柴油发电机，并通过变电器进行降压从而确保输电电压能够符合电压配电的要求。高层建筑在遇到较强风力时会发生人类肉眼无法辨别的晃动。但在电气设计时，需要通过合理连接电缆和铜母线槽来实现上升主干线的设计。从而有效地防治由于高层风力造成的建筑摆动而引起的电力线路拉扯，有效的避免事故发生。 1．2节能 为了更好的响应可持续化的发展的要求，我们需要在设计过程中引入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的概念和内容。通过实践得知T5比T8或是T10更具有优势，在使用过程中T5能够更好而将电能转化成为光能，并实现节能的效果;通过高效利用变频电子技术能够使电气设备更好的节约能源，以空调的使用为例，通过变频设计模式，能够有效地降低普通电机所产生的耗电量大的问题以满足了其节能的发展需求。 1．3抗震 城市是人口聚集的密集区域，也是地震影响较大的区域。而高层建筑对于地震带来的影响表现较为明显，会成为城市建筑中的最大受害建筑。由于高层建筑所具有的容纳力，因此一旦发生灾害必然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因此，在电气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将高层可能遇到的灾害的可能性考虑在内，如火灾、爆炸等危害。为了避免产生非常严重的破坏力，因此需要在电气设计的过程中尽可能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害，以及其它一系列的不安全的影响因素。首先，需要在电气设计过程中，适当的对电缆进行固定，并确保电缆长度符合规定要求。在设施过程中应当给电缆留出充足的富裕量，以确保在遇到损坏时不破坏整个建筑的电力系统。其次，在电气设备上安装弹性支架，从而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地震过程中的作用力，给电气设备以缓冲和固定的作用。再次，如果高层建筑遇到突发地震，应当自动关闭电梯的运行系统，并于最相邻的楼层停靠，确保居民的人生安全以及财产安全。 1．4自动化 将自动化技术加入电气化设计中，能够使整个机电设备得到管理。通过相关人员对环境变化的测量数据进行及时有效地调整，以确保整个设备能够安全的运行。同时加入自动化的电气技术能够通过数据监测随时发现运行中存在的故障，并提供错误报送信息。使操作人员能够更加准确、及时、有效地排出隐患。 2设计中应当注意的要求 2．1对电源以及电压的确立 为了确保高层建筑供电的稳定性以及可靠性，需要对供电电源以及电压进行选择。设计人员应当充分的考虑在楼宇投入使用时所需搭建的电力网络的要求以及负荷的情况，通过这两方面的因素考虑从而科学合理的确定电源数量［2］。一般情况下，设计人员都会设计两个或者以上的独立电源，就是为了能够确保供电及时有效。同时在一套供电出现差错时，能够作为备用电源进行使用。此外，柴油发电机也是备选方案的考虑条件之一，以确保在电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给予支持。 2．2高、低压电力的配电 在高层建筑的高低压电力配置过程中，需要将电力使用进行阶段性切换，从而确保电力能够有效利用。同时单母线的分电方式也是目前高压配电的通用形式。将放射性的系统主要应用于低压与高压的配置，而混合模式的设计则主要用于楼层间的配电。对于高低压的配电计费需要以高供高计的方式为主，同时对楼层照明电力系统以及动力计费进行区分。 2．3接地及防雷的设计 高层建筑中的接地设计以及防雷设计是高层电气设计工作中的主要内容。由于高层建筑对地基的施工通常使用的建筑材料都以钢筋混凝土为主，同时以钢筋混凝土的剪力墙技术作为施工技术。因此需要对建筑中的金属管线提供保障以确保其安全性［3］。在进行电力接地设计的过程中，通常使用混合型的接地系统，其主要方式是将防雷设计与电力接地以及电气设备的保护设计进行混合以作用于高层建筑中。此外，高层建筑设计中还应当使用避雷针以及避雷带以确保整个建筑的安全性。 2．4楼宇照明系统的设计 对于建筑中的照明系统的设计则包括建筑光源的位置、造型、亮度以及类型等方面的因素。同时照明系统的设计还和整个建筑的装饰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因此，在电力设计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其电力功能的实现问题，同时还应当就照明系统的漏电等因素考虑在内。当然，为了符合我们节能环保的发展需求，所以在设计中通常会以节能、安全的材料作为设计首选。如:在楼道照明系统中可以使用时差、声控等对照明进行节能，同时选用LED型的光源能够更好的节约能源。 2．5防火以及报警系统的设置 如果电气设计中存在不合理的情况必然会导致安全隐患的存在，严重时会导致火灾等。因此需要在电气设计过程中加入防火以及报警系统来防止电气设计的安全隐患带来的危险。即使出现火情也能够通过相应的防火系统有效地降低损失。实现火情探测、灭火设备自动消防以及报警器联动是电气自动化设计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4］。只有整个灭火系统的各个环节能够及时有效的联动才能实现灭火自动化的可能性。由于电气系统是诱发火情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进行高层建筑的电气设计过程中必须将灭火消防系统加入到电气设计中。然而，由于目前高层所涉及的电气设计的内容越复杂，就会给防火消防系统的设计带来越大的难度。 3结束语 通过对上述因素的分析，我们了解到电气设计的每一环节都与高层建筑的安全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和每一位高层用户的实际利益切实相关。对于高层电气设计的内容来说，笔者主要针对现代城市高层建筑的电气设计的基本要求为主。同时，对于设计中涉及到的类似于供电电源以及电压、高低压配电、照明、消防等相关设计进行阐述。进而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向节能环保的电气设计方向努力。希望能够给现代城市中高层建筑设计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作者:刘洋 单位:新疆通艺市政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城市建筑论文:城市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探讨 摘要: 城市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水平提高在于技术跟进，思维创新，强调多管理模式共进共用与资源整合。为此本文提出了当前城市建筑工程施工的若干创新管理模式，并加以例证。 关键词: 城市建筑工程;施工管理;创新模式;整合 城市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管理水平的高低也决定了行业综合能力水平，对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社会对城市建筑工程需求不断提高，其施工管理技术也在寻求不断创新，以达到水平有效提升，为此，必须基于多角度展开施工管理创新，为建筑工程项目本身整体水平与综合竞争力优化带来创新概念，争取走施工管理多元化创新模式发展路线，并实现管理体系及目标控制水平全面提升。 1建筑工程施工管理的创新原则 当前我国国内建筑工程施工企业竞争激烈，企业间在施工管理体制与水平方面不断革新，力求跟随市场发展节奏，做到与时俱进，确保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在如此背景下，城市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水平的提高就必须走创新路径，保证自身可持续发展动力，为企业发展赢得持久生命力。在实际的建筑工程施工管理过程中，也应该进行管理创新，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水平，通过生产力提升来为管理模式提出不同要求，凸显二者之间的有机辩证关系，达到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协调关系。为了满足现代工程发展需要，一定要做到工程成本与施工劳动工具含量的相互协调，充分协调组合生产力，特别是对施工管理能力的充分发挥，促进城市建筑工程的全面发展，确保建筑工程项目内涵得以有效延展。同时，要确保企业同项目之间关系的有机处理，借此机会来不断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1］。 2城市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水平的提高策略 若想全面提升城市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水平，就必须走技术性创新模式，强调多元化发展目标，下文主要基于多元化工程施工管理创新模式来介绍建筑工程管理水平的提高策略。 2．1DBB工程施工管理创新策略 DBB(Design－Bid－Build)模式即包括了设计———招标———建筑3点，它属于现代城市建筑工程中的重要创新管理策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它所采用的是连续线性顺序进行模式，整个管理过程都要对项目参与者进行多方协调，协调核心则是业主方，而且施工项目在管理协调过程中可能会涉及较高的交易成本。从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来看，它主要体现在设计管理与交易成本管理两大方面。以施工设计管理为例，DBB项目交易相对自由开放，企业业主与设计方、施工方三方要签订合同，但设计与施工工作主要由单个项目参与方自身管理范围而定。换言之，设计与施工沟通、协调多方决定了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过程。当企业业主确定采用DBB模式以后，就要选择行业内有经验的设计单位，通过多方数据来对招标工作进行筹备安排。根据过往历史实践数据显示，设计管理能够对整个设计阶段、决策阶段乃至工程施工阶段成本都造成较明显影响，所以在城市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一定要选择优秀的设计单位，确保施工既定目标能够如期如质实现并拥有安全可靠保障。 2．2Partnering工程施工管理创新策略 Partnering工程施工管理创新策略也被称为合作伙伴施工管理模式。它所兼顾的是项目各个参与方的整体利益，希望基于此来确定施工项目整体目标，在基于目标之上来选择性投资，把控施工质量与施工进度。Partnering模式能够从整体统一目标方面来引导工程施工管理水平提高，并通过共同努力获得施工方、设计方与业主方供应效果，如图1。如图1，Partnering施工管理模式倡导伙伴长期合作、多方参与协同合作目标，是对合作伙伴之间相互冲突的最好解决模式之一，它同样通过工程合同来实施约束，优化施工管理水平。从合同角度来讲，该施工管理模式还主要包含了正式合同与非正式合同两种，其中非正式合同主要以协议形式来表现，可以解决双方争议问题，对施工管理目标进行全面控制，最终分享合作利益及项目成果。这种关系需要多方在长期的施工管理中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相比于其它模式它在企业业主面向施工项目承包商方面的选择与考察成本有所减少，为企业节约成本经费。 2．3EPC工程施工管理创新策略 EPC(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即包括了设计、采购与施工3方面，属于综合性工程施工管理创新模式。它针对施工项目的交易方式主要以PPP模式为主，考虑到大型施工项目的复杂性、包括其投资额度偏大等特征，所以当前许多大型建筑工程项目都会采用这种创新管理模式，如图2。如图2，相比传统工程施工项目的管理方式，EPC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克服工程项目建设周期较长、项目前期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同时有效降低项目的复杂性，进而实现项目管理过程的平滑。特别是它能够结合DB模式，来对施工工作中的承包商进行监督，提高建筑工程项目整体监控能力，有效降低承包方面的投机行为可能性。在EPC管理模式下，承包方必须提高自身施工能力与管理水平，满足企业业主方面的各种施工质量要求与成本控制要求，同时有效控制施工工期［2］。 3城市建筑工程施工项目管理水平提高的案例分析 3．1工程施工项目概况 某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公司要进行车站建筑改造建设，针对工程项目施工方面该公司所采用的是公司建设施工管理模式，主要由建管公司、施工管理受托方与城市交通公司三方签订合同契约，构建契约式关系，保证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水平。它的项目施工具体管理流程示意图如图3。 3．2建筑工程施工项目管理水平提高策略 该车站建筑工程改造项目大力推行现场减量化资源管理意识，希望基于施工现场合理布局来有机调整施工工序，保证在项目工序调整后其施工成本费用降低20%左右，另外在交叉作业成本费用方面降低15%左右，成本保护费用降低45%。具体来讲，该车站建筑工程施工改造项目在施工管理方面还有以下两点提高策略。(1)施工现场落实项目经理责任制度。该工程在施工现场主要落实项目经理责任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保证工程项目经济效益通项与项目部各个成员间相连，确保时刻调动相关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在实际的施工工程开展过程中，要求业主企业方面对项目经理进行考核，并随时发现人才随时任用，做好项目施工过程中的人才储备及供应工作。通过考核也希望对岗位责任制进行优化，保证施工现场管理组成部分能够满足现场施工技术需求，保证能做到对施工人员素质的优化。再通过落实经理责任制来保证施工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差距不大(尽量控制在10%以内)，同时保证施工现场各个工序质量检查合格率超过97%;(2)绿色施工管理制度实施。该工程在决策设计初期就倡导要进行绿色施工，迎合城市城建项目发展政策指示。所以该工程采用了水回收设备系统，主要对项目基坑开挖过程与隧道〗盾构过程中的渗漏水部分进行有效收集，将其运用于施工机械的情节以及混凝土材料制作的搅拌用水方面。该工程通过该方法在渗漏水再利用水量管理方面保证了整个施工工程中30%水量的供给。再者，工程施工管理中也对电力进行了有效控制，在项目施工运营阶段采用了活塞风面向隧道站点的机械化降温操作，全面节约空调电力用量超过25%，真正实现了绿色施工管理过程，为项目施工推进节约了大笔成本［3］。 4总结 本文综合性探讨了几点目前比较新颖的城市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水平提高模式，希望以此来优化企业项目施工发展策略，解决常规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缺陷问题，进而帮助项目多方节约成本资源，为项目施工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良好技术条件。 作者:杨光 单位:临汾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 城市建筑论文:城市建筑电气自动化设计探析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此情况下，人们多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多，对于建筑也是一样的，我国的城市建筑不断发展，人们对其的功能的需求越来越高，建筑的规模在不断增大的过程中。要从根本上对建筑的质量和进度提供重要的保障，保证人们的生活质量，需要对其电气自动化设计做到足够的重视，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在本文中，对城市的电气自动化设计的基本要求进行了相应的阐述，分析了其当下的发展状况，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手段。 【关键词】城市建筑；综合体；电气自动化；设计分析 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相关的城市建筑对于电气自动化的要求不断提高，智能化的建筑成了当下的主要发展趋势，对建筑物进行综合布线，通过对有效的手段和措施的应用，以此实现电气自动化的目标，为建筑的质量和安全提供重要的保障。 1城市综合体建筑电气自动化设计的要求和规定 （1）在对城市综合体建筑在对电气自动化进行相应的设计的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守相关的原则，当对其进行设计的时候，必须要与上级批件的内容进行充分的结合和联系，并且将其作为重要的依据和参照，与此同时，还需要具有建筑单位设计的要求和工艺设备的清单。当城市综合体建筑在进行相应的电气自动化的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将相应的规定和标准作为重要的依据和参照，开展施工，当进行具体的操作的时候也需要注意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①当城市综合体建筑在进行电气自动化的设计的时候，有着非常重要的目的，主要就是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面对于电气自动化的需求。②首先需要满足相应的控制的基本需求，在此情况下，需要为电气自动化系统的经济性和便捷性等提供重要的保障。③当对电气自动化系统进行相应的设计的时候，需要对相关的电器元件进行相应的选择，必须要保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2）相关的科学技术有着非常实际的要求。首先对城市综合体建筑电气自动化技术相应的说明，其主要指的是对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实现电子自动运行的自动控制，可以对集成系统进行充分的应用，以此实现对电力系统的运行和维护工作。在城市综合体建筑中，电气自动化技术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功能，与此同时，在未来的发展的过程中，电气自动化技术需要与相关的高超的科学技术进行充分的结合和联系，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见图1）。 2当下我国的城市综合体建筑电器自动化系统的状况 （1）首先对电气自动化系统集成信息化进行相应的阐述和分析。对对城市综合体建筑自动化技术来说，其发展同信息技术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信息技术在电气自动化技术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对其有着重要的渗透作用，并且在其中有着具体的表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①在电气自动化的管理层中，信息技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对其进行纵向的渗透，当企业在运行的时候，相关的数据处理系统有着非常重要的任务和职责，其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可以帮助企业在第一时间对数据进行有效的存储和获得，在此基础上为企业的稳定、安全的运行提供重要的保障。在第一时间对相关的数据信息进行有效的解决和处理，在此过程中，企业的相关人员能够对城市综合体建筑的施工进行动态性的管理，这种管理的方式和手段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节省工作量，与此同时，还可以对企业运行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准确的掌握和了解。②在电气自动化设备和系统之中，信息技术是能够进行横向的渗透的，随着当下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等都在多种行业和领域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特别是相关的微电子的不断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功能，对原本已经得到了明确的定义的设备界限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使其越来越模糊，在当下的时代中，并不能够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义。（2）从城市综合体建筑电气自动化系统的维护方面进行相应的说明。在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过程中，电气自动化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所以想，需要为电气自动化配备标准平台提供重要的保障，当对其进行相应的应用的过程中，需要对相关的要求和规定进行严格的遵守，当下，使用的频率比较高的是WindowsNT标准平台，在当下的时代中，电气自动化领域中，PC人机界面所占据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步一步成为了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方向，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着相应的原因的，主要是PC具备了非常鲜明的特征和优势，主要包括灵活性和易控制等，在此基础上，能够将其为大量的用户进行相应的应用。在对Wingdows系统进行相应的应用的过程中，可以为电器自动化的使用提供更大的便捷性，同时，对相关的维护工作来说也是有着非常大的便捷性的。 3城市综合体建筑电气自动化系统的实际应用 （1）直流接地。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综合体建筑的智能化程度有了很大的加深，在此情况下，对于电气设备的需求在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并且所需要的设备的复杂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于相关的电气设备来说，需要将多种数据信息输入其中，对能量进行相应的转换，并且将输入的信息进行相应的输出，在此基础上，对信号进行相应的扩大，进一步完成相关的逻辑动作。从系统的角度来说，可以对微电流和微电位等进行充分的应用，以此对相关的设备之间进行紧密的联系和结合，为设备的稳定、安全的运行提供重要的保障。（2）从静电接地和屏蔽接地的角度来说。对于城市综合体建筑来说，对静电干扰进行有效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人之间的行走和设备的摩擦等都会导致静电的出现。在此情况下，需要对导体的功能进行充分的应用，对可能出现静电或者是产生静电的物体和大地之间形成电气回路接地，也就是防静电接地。当对防静电接地的方式进行相应的应用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规定和要求，主要是室内的环境是需要达到相应的要求的，必须要保证其干燥和干净，实现室内所有的设施和PE线之间的多点连接。除此之外，当下的城市综合体建筑中，一般情况下，都需要对符合相关的规定和要求的接地方法进行充分的应用，使其作用得到有效地发挥，为防止电磁干扰提供重要的保障，在对相应的屏蔽接地进行设置的时候，需要实现PE线和管路两端的连接，并且需要保证其可靠性。 4城市综合体建筑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发展目标 （1）将节能作为重要的目标。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节能减排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需要对其做到足够的重视，要对社会的可持续性的发展进行有效的实现，需要对电力资源的消耗进行有效的降低，在此基础上，对电力资源进行有效的应用，对当下的能源紧张的状况进行有效的处理。（2）城市综合体建筑电气节能需要满足相应的要求，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实现。主要是满足相关的建筑物的基本功能，从更大的程度上降低能源的消耗，并且这是有着相应的目的的，主要是可以对建筑物的能源的损耗进行一定程度的减低，对消耗的具体位置进行相应的确定，并且提出相关的改进和完善的措施和手段等。 5结束语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城市建筑有了长足的进步，套对其质量进行有效地保障，需要重视其电气自动化的设计，使其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对相应的能源进行有效地节约，推动和社会的发展。 作者:冯兴波 王伟 单位:上海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济宁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城市建筑论文: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关系探析 摘要： 建筑物的整体设计必须从城市规划的目标出发，确保城市规划设计的质量要求，所以设计者在对建筑物设计时需要将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关系考虑在内，这样设计出的建筑物才能被社会认可。文章介绍了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并从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展开了讨论，提出了具体协调两者关系的措施。 关键词： 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评审制度；建筑质量；建设基础 1概述 建筑是城市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全国各地的建筑业逐渐兴起，各种风格的建筑层出不穷，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前景。而对城市规划的设计为城市更好更快地发展提供了建设基础，它包含了对城市建设的项目的规划和施工以及维修等各个方面，合理的规划设计对建设质量具有很大的影响。如何对建筑物进行设计也必须依据城市规划的要求，与城市建设的风格相适用。因此，必须科学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有机结合，促进两者的共同进步。接下来具体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具体内容以及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然后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提出相关的建议。 2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简介 2.1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含义 城市的规划，首先对城市的空间与布局格调提前分析并做出合适的计划，从而使土地被合理的利用，各个建设也得到综合全面发展，进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利用城市规划，我国的建筑、园林的建设发展空间得以扩大。在具体的规划过程中，要遵循整合、社会、安全以及经济四项基本原则，使得资源被充分地利用，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也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建筑设计具体指的是设计工作人员在对建筑物进行建设时需提前做好调查，例如任务要求、施工条件、问题分析等都要进行详细的了解，并依据这些制定合适的图纸、文件以及问题解决的措施。进而确保建筑物的实用性以及美观性。 2.2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间的联系 城市规划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实用性，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涉及多个领域例如建筑以及景观设计等，它考虑到城市中具体需求，同时也要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建筑设计主要以建筑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具体工作的实施时必须将城市规划作为主要的设计依据，争取保证相关的技术和建筑物的功能符合规定的要求，并严格控制建筑材料的质量以及结构的形式。总之城市规划的设计基础主要为建筑设计，一方面提高了建筑的质量；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城市规划的设计规范要求。 2.3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间存在的差异 2.3.1设计目标的不同：对于城市规划来说，设计只考虑城市的发展以及人们的需要等多方面，目标不明确。目标比较多变，调控性大，整个设计为了满足规划的要求时刻在发生变化。因为城市的规划不是只针对一个问题来解决而是对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的方案。然而对于建筑设计是对特定的建筑物的设计，设计的相关部门提出设计任务以后，设计的目标需要通过专业的技术来实现，并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进而向设计目标靠近。 2.3.2设计过程的不同：对于城市规划的设计过程，必须紧随城市发展的需要进行改进，整个过程所需的时间较长，对提出的问题逐渐解决，必须综合考虑城市各个领域的因素。建筑设计却只是围绕一个问题进行解决，整个设计过程本身因素的考虑比较少，只要建筑按照设计方案定期完成就可以。 2.3.3设计任务的不同：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家的相关要求，对城市的整体建设和基础设备考虑全面，确保满足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对于建筑设计来说，它的主要任务来自于建筑的任务书。设计人员利用专业的知识对建筑物的设计不断进行完善，从而完成设计任务和建筑目标。 3正确处理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关系的有效路径 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具有不可断开的联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具体过程中，必须采取合理科学的设计方案，确保二者之间独立又紧密的关系，最终促进建筑物的设计质量以及满足城市规划的具体要求。 3.1对城市规划进行科学设计 城市规划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使社会和物质空间都得到广泛的发展，在城市规划的具体过程中，设计的内容由单纯的形态发展到综合性的设计，注重多方面要求，例如材料的质量、色彩、造型等。具体的空间发展形态的变化如图1所示。对城市规划进行科学性的分析，必须做到与社会的大融合，保证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居住和消费等需求。最终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近年来，对城市的规划设计的相关内容越来越综合化，采用的方法和技术也多种多样。设计者要考虑到物体本身以及与其他的建筑物可不可以合理共存。 3.2建筑设计需依赖城市规划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建筑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许多设计工作者对单体以及群体建筑物进行设计时，对周围的环境没有充分的考虑进去，只是一味的追求独特性。比如，在哈尔滨城市的中华巴洛克建筑，在装饰上非常的美观，结合了国外建筑的设计理念。然而装饰太过华丽，使得建筑物本身的独特结构没有体现出来，具有的文化底蕴丢失了。对于北京的长安街的设计也同样如此，在造价合理以及设计装饰方面都比较专业，但只是表现出了建筑本身的艺术价值，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最终失去了美感。因此建筑的具体设计还是要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建筑物和环境的和谐。 3.3制定对建筑设计的评审制度 对建筑设计制定的评审制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城市的伟大形象。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制度，才能得到优质的建筑物产品。城市的规划和建筑设计的项目，当建筑的质量高时，使得城市的发展更加迅速以及健康。若建筑的质量不能达标，则不能满足城市规划的具体要求，进而使居民不能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对建筑设计的审核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对城市的规划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本行业与多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交流，从而完善建筑设计的审核制度。时刻检查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是否达到了规定的要求，保证建筑物高质量。一方面对建筑的设计方案检查使其符合城市规划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建筑物本身的设计方案也要时刻进行改进和评审。确定了建筑本身的质量，同时与周围的环境也达到了和谐的关系。针对以上的叙述应该不断提升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掌握正确的价值取向，实施好领导的指导作用，进而保证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设计之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协调与发挥。 3.4严格对设计质量进行控制 为了确保施工设计的按时施工，一方面设计一定要合理；另一方面质量也要得到保障。对建筑工程的资料和要求全面的进行考察研究，制定出合理的计划。专业技术人员制定出精细的设计大纲并通过相关人员进行审核，通过以后才能实施方案。这样可以保证施工的质量达到标准。施工完成之后，必须及时地进行检查，及时检查存在的质量缺陷，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 3.5使建筑工作者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 要想做好城市的规划，技术人员必须在工作中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才能实现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规划的好坏与设计者的工作的执行能力密不可分。城市的规划就是对各种功能的合理分配，设计人员要对具体的工作者分配好每个工作岗位的具体任务和需要所付的责任。以前的工作者存在大量的问题，对当地城市的人文和地理了解得不清晰，最终会导致设计的不合理而影响城市的整体规划。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设计阶段确定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在实际的操作中要认真、细致，以免出现纰漏。同时要时刻保持创新的精神，合理地对现有的规划进行改进。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学习外国先进的设计理念，从而在结构和空间上都能得到创新，促进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间良好的关系。 4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对建筑设计的要求也逐渐增多。而在城市的规划过程中，与建筑设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小矛盾尚待解决。因此在对城市管理进行规划时，必须与建筑的设计相融合。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保证工程造价合理的同时也要提升建筑的质量，从而与城市的规划目标相适应。不断对建筑设计进行完善，使得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大大提升。将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关系正确处理好，进而有利于建设出更和谐美丽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