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陶艺教学的改革篇1 一、四坝文化的简介 安志敏先生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甘肃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出土的大量特色陶器命名为四坝文化。之后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在玉门火烧沟、酒泉干骨崖、民乐东灰山遗址等地出土了千余件陶器文物，它以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彩绘图案，继承又区别于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的特点，形成别具一格的四坝文化。代表四坝文化的陶器多以罐、壶器型为主，着彩方面多使用黑色、红色等艳丽浓重的色彩，纹饰方面既有代表形状的三角纹、折线纹等，也有动物纹饰。四坝文化的陶器是我国陶艺文化发展史上的特色代表，反映了当时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大量使用陶器，体现了独特的区域特色，折射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二、开发幼儿园陶艺课程的意义 陶艺课程是将平面绘画、立体雕刻等艺术，通过泥土塑性或火温定型的方式制成并展示陶瓷工艺的一门课程。四坝文化应用于幼儿园陶艺课程开发上，让幼儿通过手工制作，了解四坝文化陶器独特的线条美和色彩美，对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有深远意义。 （一）丰富文化底蕴，提高动手能力 3~6岁的幼儿智力开发主要通过其动手实践，陶艺课程就是充分调动幼儿动手实践能力的课程。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运用高超的技艺制作出精湛的陶器，将历史文化蕴藏其中，彰显出传统文化精神。陶艺课上，一方面，幼儿通过观察、模仿陶艺品，了解陶艺美和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认同陶艺制品，对传统文化产生自豪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幼儿在观察、模仿中发挥联想、想象将平面绘画制成具体陶器作品的过程，是其开拓思维和迸发创造力的过程。 （二）塑造健全的内心世界 泥土以其自然健康的特性和光滑的质感深受小朋友的喜欢。幼儿园的小朋友内心非常单纯，将水与土混合在一起就能吸引其注意力，在玩泥土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并乐此不疲。泥土的可塑性非常强，幼儿可以揉出小面团的形状、捏出可爱的小动物、搓成小面条的造型，或直接利用工具，制作盘子、杯子、水壶等。泥塑的形象就是幼儿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内心世界。 （三）促进手脑协调发展 幼儿园阶段是小朋友智力开发的重要阶段，通过动脑思考、动手操作促进其身心协调发展，发现、了解和创造美。陶艺活动中，幼儿不仅要观察模仿的陶艺作品的形状、颜色，还要在脑海里形成整体架构，从哪一部分着手，捏个大的还是小的，颜色如何选择和搭配，所以陶艺创作的过程是调动幼儿身体和头脑共同运用、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协调发展的活动，有利于幼儿综合素质的培养。 三、四坝文化在幼儿园陶艺课程开发中的应用 （一）利用环境资源，形成浓厚的陶艺氛围 幼儿园要充分利用宣传栏的窗口作用，让陶艺不仅出现在课堂上，还融入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幼儿在陶艺课上的照片，或穿着陶艺服，或认真听讲，或沉迷于制作，或专注于烧制，将幼儿学习和接触陶艺的各个环节都展示出来，用他们的笑容、专心、兴趣去感染更多的小朋友。陶艺展示台通过展示幼儿优秀陶艺作品成为幼儿园创造良好氛围的重要方式。可以选择操场一角构建陶艺文化角，陈列出教师专门为突出四坝文化彩陶艺术而烧制的彩陶罐以及幼儿制作的彩陶罐、盘子等，在每个作品前都写上对应的幼儿姓名、年级和作品名称。陶艺教学不仅在课堂上，还可以利用学校环境资源充分展示和宣扬陶艺文化，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树立正确的传统文化观念。 （二）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开展各类主题活动 素质教育背景下要求以学生为中心，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和个性化发展。在幼儿园陶艺课上，不要简单地给出模仿事物让学生自行探索和学习，而是和幼儿一起动手操作，先把泥捏成团，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爱好捏成不同的形状，调动学生的潜在兴趣，在陶艺课上享受自由创作。以四坝文化彩陶为主题开展课程，让幼儿认识四坝文化，了解彩陶艺术。在展开教学前，通过微课要学生展示四坝彩陶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研究探索该时期彩陶的器物造型、纹饰发展和色彩搭配，总结四坝文化彩陶的特点。利用微课和作品展示，让幼儿更深层次地了解陶艺特色。 （三）开展亲子活动，加强家园交流 幼儿的教育需要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教育和悉心引导，同样也离不开家庭对学生兴趣的支持和对学校对教学内容的参与、认同，将幼儿的教育空间从学校拓展到家庭生活，发挥家园共育模式的重要性。让亲子陶艺活动走进课堂，是幼儿园开展陶艺课程的重要创新。每学期进行1~2次“和爸爸妈妈一起学陶艺”的亲子活动，孩子跟着家长玩泥巴，家长做孩子的小助手，一起完成陶艺作品。 （四）多样化教学，促进全面发展 陶艺课程宽松、自由的环境为幼儿自主动手提供了更多创造空间，但是也要结合该阶段幼儿注意力容易分散和思维认知不成熟等情况，适当引导，多样教学，更好地提高学生陶艺兴趣和技能。一是根据课堂内容和教学阶段，对所有学生或个别学生进行技术指导，给予动作和制作过程示范。二是先让学生自主创作，天马行空，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再适当引导，开拓思维。教学活动的开展主要以学生兴趣为引导，适当地示范和指导，让学生在了解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大开脑洞，自主创作。 四、结语 陶艺课程的特色性和全面性使幼儿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观察图片、作品，展开丰富的想象力，动手打造具有创造性的陶艺作品，同时感受和发现艺术之美和科技之美。为了充分发挥陶艺教育的作用，利用地方资源，将优秀的四坝文化引入课程研发需要在实践教学中进一步挖掘、探讨。 作者:邓婕 单位: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清泉幼儿园 高校陶艺教学的改革篇2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出:幼儿艺术领域学习的关键在于创造条件和机会，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儿学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我园从2018年开始对陶艺活动课程和教学进行探索与研究，创建“陶泥馆”发展我园特色园本课程，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兴趣、经验，从大自然和生活中获取可利用材料、主题来制定陶艺特色课程，体验陶艺作品制作的过程，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审美水平、想象与创造力，促进幼儿综合性的发展。经过两年的实践探索我们陶艺区的课程实践探究工作有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 一、深入学习陶艺文化内涵，明确课程研究方向和组织形式 (一)阅读学习与向大师学艺交流 在2018年08月笔者参加泉州市举办“美育·陶艺”指导教师培训及研讨，前往中国陶瓷文化发祥地之一———福建德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学习与交流。在2019年专门请专业陶艺老师对我校教师进行技术学习，通过专业的培训和专家的引导，深入了解陶瓷的文化，知道制作陶艺的基本方法。在学习林燕著作《亲近自然，玩沙、玩水、玩泥巴》(浙江大学出版社)一书中“陶之彩·蕴慧焕美”关于陶泥的章节，为我们陶泥中泥塑课程框架发展提供方向。 (二)陶艺课程组织形式 《亲近自然，玩沙、玩水、玩泥巴》书中提倡:“玩是幼儿的天性，让幼儿会玩会学，比学会更重要。”的理念以及《指南》中指出:“自主性能使幼儿巨大的潜能得到自由释放和充分开发，调动全部智慧，在自主的状态下主动建构知识和经验。”再者，陶泥活动本身具有很强的“多样性”“独特性”“创造性”，在陶泥艺术学习中提倡主要以馆区自主学习为主，创设游戏情境，以游戏为切入口，例如:《生日派对》幼儿可以围绕游戏主题情境制作生日蛋糕、饼干、水果、礼物等物品的创作而后进行游戏扮演。馆区自主学习形式能避免了集中教学很强的目的性、单一性和统一性，教师不进行过多的示范和讲解，多关注幼儿生成的活动，鼓励和支持幼儿进行“玩中学”“学中玩”，激发幼儿自主性和创造性，促进幼儿的发展。 二、初步实践研究课程框架，促进陶泥艺术的学习与发展 陈鹤琴说过“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我们通过定期召开陶艺课程的研讨，一方面，我们从季节主题、动物主题、乡土文化以及幼儿兴趣从大自然、生活中去挖掘与陶泥相关的材料，预设陶泥艺术课程。例如:秋天到了，幼儿园的树叶掉落了，我们组织幼儿开展《树叶盘》的活动课;在闽南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开展《砖瓦房》在主题创作中，为幼儿提供了生活中常见低结构材料，如:树枝、小石头、稻草、沙子、贝壳、珍珠等生物，支持幼儿创意想象制作。另一方面，通过实践，陶艺课程我们分为四大类别，泥塑、拉胚、彩绘，注浆印模，让幼儿感受泥的特性，游戏陶泥，走进陶艺。具体如下: (一)泥塑中“趣味拓印” 小班《主题拓印》，我们为小班幼儿提供多主题的物品和材料，如水果主题、动物主题生活物品等让幼儿拓印丰富多彩的图案，既丰富了小班幼儿对各种物体感知，也体验到泥拓印的独特美和有趣;中班《树叶碗》，让幼儿走进自然，贴近生活经验，利用生活自然物———树叶，不同形状拓印出不同的树叶碗，幼儿在揭开叶子的那一刻，树叶的造型、叶脉都清晰可见，幼儿是非常兴奋和喜悦的，让幼儿充分体验树叶拓印的乐趣，体验成功的喜悦。大班《瓦缸》，让大班幼儿追寻传统瓦缸文化记忆，联系现实生活的陶缸陶罐，利用肌理印画磨具、辅助材料及挖掘生活中能够进行拓印的物品并且进行创意想象;泥塑中除了有“趣味拓印”，还有“泥条盘筑”“泥片雕刻”“手捏塑型”以及泥塑特殊材料“挤泥器”的创意运用等。 (二)拉胚 我们在陶艺馆中投放了儿童拉胚机，让中大班的幼儿拉制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如杯子、汤碗、盘子、衣钵、有趣的花瓶等。在拉胚《汤碗》中，幼儿需要用心的感知在转动的陶泥中随着手姿势的轻微变化及力作用点与泥的变化关系，拇指轻轻地将汤碗施加向外的推力，碗口会变大，轻轻抱紧碗口会收紧。在动手动脑中，探究手势、力度与泥的变化。 (三)彩绘 幼儿可以在自己拉胚后泥塑后的作品进行再创作，也可在现成的花瓶、盘子、碗、小茶壶等陶器作品上发挥自己的想象，体验图纸绘画与陶器上作画的不同感受。例如小班在陶器上创意涂鸦，中大班幼儿开展青花瓷画，风景画、创意绘画等。 (四)注浆印模 我们在陶泥馆投放大量陶艺石膏模具，将泥浆注入石膏模具中，静待几分钟幼儿就可以做出精美、造型丰富的陶艺作品。根据幼儿年龄特点，投放不同难易程度的石膏模具。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喜好进行选择模具。小班可以选择简单、不需组装的模具如《动物》系列，中大班可以选择如《茶与具》系列，注浆成型之后需要一定修胚、组装多个零部件。幼儿陶泥课程我们主要通过四个类别来推动幼儿有主题、有意识、有系统地陶艺游戏。课程研究一方面，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兴趣、生活经验制定相应的陶艺特色课程。另一方面，也从内容的难易程度、动作发展进程循序渐进开展活动课程，建立初步的陶艺课程框架。 三、初步梳理出陶泥教学有效的指导策略，促进陶泥艺术学习与体验 陈鹤琴先生“活教育”思想指出:我们要活的教育，教材是活的，方法是活的，课本也是活的，尽量利用幼儿的手、脑、口、耳、眼睛，打破只耳朵听，眼睛看，而不用口说话，用脑子想事情的教育。对此，如何让幼儿在陶艺活动中“玩中学”，笔者有以下几个建议。 (一)多感官、多形式地充分地感受和探究，促进陶泥艺术的体验 例如在《魅力陶艺》中大量地欣赏各种陶器作品中，利用丰富的图片、动画视频、陶艺作品实物以及聆听陶瓷乐器来调动幼儿多感官，感受陶艺作品的美。在彩绘《青花瓷》中，借助丰富的图片欣赏、实物观察、欣赏青花瓷舞蹈，让幼儿感知青花瓷盘花纹和文化，感受与表达青花瓷独特的韵味。 (二)以问题为导向指导策略，促进陶泥艺术学习与体验 我们提倡以问题为导向的指导策略，启发幼儿进行观察、思考与实践。比如在拉胚《杯子》活动中，拇指可以往下开口开多深?为什么杯子漏底了?首先，教师通过问题引导幼儿观察、思考、发现。其次，在拉胚的过程中，幼儿是需要控制手的动作不随陶泥的转动而转动，幼儿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动脑寻找自己身体部位一个有力的支撑点控制手不随陶泥转动而转动;在擀平泥片时，如何让泥片厚薄较为均匀，应该在什么位置使力，泥太干应在哪个位置加水;在泥塑中，猜猜这个作品是怎么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为什么陶泥作品会裂开;在注浆印模中，引导幼儿观察模具，猜猜看这是什么?你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通过以问题为导向的指导策略，引导幼儿动手、动脑主动学习，促进幼儿陶泥艺术的学习与体验。 (三)观察，教师善于发现幼儿的需要，及时给予支持和引导 例如在泥塑《动物盘子》的活动中，笔者发现幼儿做的动物耳朵无法立起来，于是我就及时引导幼儿借助支撑后晾干;在擀泥片时，发现幼儿用力不均，泥片厚薄不一，幼儿花了一定时间，薄的地方越来越薄，厚的地方依旧很厚，于是笔者就及时提问引导幼儿思考:应该再在哪里用力能把厚泥的地方擀薄一些?这样不仅帮助幼儿更好地掌握擀泥片的方法，同时也留出更多时间进行创作。 (四)足够的游戏时间和空间 经过多次实践探索，活动操作实践由原来30～40分钟调整为80～120分钟，充足的时间给幼儿平稳的心理状态和创造提供的保障。例如，我们会在陶泥区放置“时间沙漏”，让幼儿对自己活动时间有一个调控的能力。其次，陶艺活动创造不仅局限于室内，空间和天气允许也可以鼓励幼儿到户外进行创作。最后，在活动过程中教师不主观地对幼儿进行评价、建议，当幼儿需要时给予帮助，这样避免教师过度的干预和保护，激发幼儿自主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这也是幼儿陶艺特色课程的核心和最初的目的。 (五)评价 幼儿的每一个看似笨拙、不完美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和情感，我们要善于引导幼儿说一说:我做的是什么?我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我想这样做?我做的这个作品还可以用来做什么?等方面进行表达，为幼儿创造表达的机会和条件，坚持正面教育，积极发现幼儿的闪光点并给予充分的理解和肯定。四、营造陶泥艺术氛围，促进陶泥艺术学习与体验《指南》中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创设和利用，有效促进幼儿的发展。”陶泥馆的活动环境要营造艺术的氛围，环境对于成长中的幼儿具有默契、耳濡目染的作用，要创造具有艺术氛围的环境刺激，熏陶幼儿的心灵，加深幼儿对陶泥艺术的喜爱。例如馆区播放陶制乐器的轻音乐，营造陶泥的艺术氛围;在幼儿园各个角落摆放陶艺工艺品;以及利用幼儿认真、专注的活动照片布置一面照片墙和将幼儿泥塑、拉胚、注浆印模的作品进行彩绘、烤制完后呈现在馆区作品展示架，让幼儿体会作品从无到有的快乐和成就感。 综上所述，陶泥活动是能促进幼儿综合性发展的一门艺术课程，从陶泥课程开发、活动组织形式、有效教学指导策略以及环境创设等方面进行探究、完善，初步形成一套从小班到大班的陶泥课程，在接下去的陶泥活动课程和教学的实践探究工作，将继续挖掘幼儿感兴趣、贴近生活经验的活动课程，丰富陶泥课程的内容，让陶泥活动课程和教学逐渐完整化、系统化，并尝试将陶泥课程与美术、音乐、语言等多领域相互渗透，提高幼儿综合素质，促进幼儿全面协调发展。 作者:唐桂珍 单位:建省晋江市池店中心幼儿园 高校陶艺教学的改革篇3 叶朗在《现代美学体系》一书中指出广义的美育不仅仅指艺术教育，它是和智育、德育在同一层次上的三种并列的教育形态，是人格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美育作为一门独立的范畴和学科，是由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席勒于1793年在其著作《美育书简》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蓬勃发展，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崛起，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财富和利益，但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忧患和危机，浮华的社会与人性的扭曲冲击着整个社会，在此背景下席勒试图通过美育使人的感情和精神力量达到和谐一致。席勒指出，“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首先要使他成为审美的人”。现代美育理论于20世纪初期传入我国以来，美育逐渐与美学学科一起在我国得到了融合式发展。然而大众对美育的认知尚存在局限性，美育并不是单纯指一些音乐、美术的课程，而是指美的理念、情操、品格与素养。高校教育应把美育课程扩展到所有学科，而不是只作为艺术设计学院的专业课程。美育在高等教育中的缺失，会给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弊端。 中国美育发展历程 蔡元培先生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中指出：“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这深刻且完整地论述了美育的内在含义，并终身践行将美育融入课堂教学中，明确指出要通过艺术教育、美感教育和素质教育三个层面进行教育改革。在诸多专家与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1999年6月，美育被正式写入《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2015年9月，第一个美育指导性文件《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这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美育明确了发展的方向；2019年教育部再次发布《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高校美育改革发展提出明确要求，使高校美育工作有据可循、有规可依，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以及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提供重要保障。美育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并一度成为全民关注的对象。 高校美育的现状 《布鲁纳教育文化观》一书中就曾说道：“心灵的构造和实现都是人类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美育的过程是视觉欣赏美的过程，更是建构一种积极向上的审美观的过程。高校将美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先行者，并将美育发展成学科教育，专注于培养美育职业人才。但是目前高校在美育的具体教学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现实问题。 高校美育课程设置单一 当前，高校对美育课程重视程度不够，片面地认为将传统的艺术具体学科开足、开全即是美育，将美育简单地理解为音体美学科的综合体。一些学者认为，每年高校举办艺术节、艺术展览和展演就是美育的呈现，甚至可以认为是美育教学的繁荣。这些狭隘的认识，直接导致美育出现了两极分化。一部分高校的美育课程局限于艺术理论的学习，而另一部分高校则着重技能的培养，看似教会了学生一技之长，但是美育课程的作用远不止如此。艺术课程虽然是开展美育教学的中心环节，但是要充分论证美育在高等教育中的“不可替代性作用”，需要强调美育所特有的审美世界观培养作用、文化养成作用与综合中介作用，说明美育的特有作用是任何其他教育形式都不可代替的。高等教育需要深化美育课程改革，将美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没有美育的高等教育终究是不完整的教育。 美育尚未被纳入高校通识教育体系 目前高校对美育的认识还停留在，认为美育课程是为专业院校和艺术专业的学生所开设的阶段，与艺术不相关的学科并没有学习的必要。美育一直以来都是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在综合大学里，美育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教育。在实用主义的教育时代，任何与科技相关的专业技术都会被人们所推崇，但是高校未意识到科学知识与美育之间的关系。美育的发展并不像科学技术可以一味追求创新，美育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追根溯源，躬身自省。我国物理学家钱学森先生就曾明确提出：“只有处理好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才能培养创新思维。”由此可见，只有将美育纳入高校通识学科，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美育对创造力的培养，使美育在物质改造和文化改造中转化为生产力。正如罗恩菲尔德所说：“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使人在创造过程中变得富有创造力。” 发展以高校陶艺教育为依托的美育 朱光潜曾说：“理想的教育不是摧残一部分天性而去培养另一部分天性，以致造成畸形的发展，理想的教育是让天性中所有的潜蓄力量都得尽量发挥……”从这一角度来看美育，就需要从现有的艺术学科中寻找与美育的契合点来进行有效的探索，大胆地将处于边缘化的高校陶艺作为美育改革的试验学科，具有指导意义。 高校陶艺教学与美育的内在关联性 陶艺是中国传统古老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艺术形式。从历史的发展可知，“陶瓷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文化积淀过程，与绘画、书法、雕塑以及其他工艺美术有紧密的联系。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高校陶艺教学与美育进行深度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美育是综合教育，是素质教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它不仅培养了学生的某种艺术技能，还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态度。陶艺教学的过程就是让学生从艺术产生的源头尝试思考“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从一次次与泥土的碰撞中，体会泥土这种材料在手中不断地变换形状，从而思考如何改变生活。第二，美育与高校陶艺在“知、能、识”三层面相得益彰，高校陶艺教学恰好从技术与艺术两方面入手，不仅教会学生制作日用陶瓷，解决实际生活问题，而且将传统制瓷技艺与现代人文思想相结合，从而使得学生创作出表现当代人理想、个性、情感和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高校陶艺教学与美育目的的同一性高校陶艺教学的过程实质上是实现艺术教育的过程，人类为了满足自己审美需要生产了艺术作品，反过来艺术作品又进一步培养、发展了人类的审美能力。一方面，从美育的角度来看，即人类生产了艺术，艺术又生产了审美来影响更多的人类，这便是人与艺术之间互相创造的辩证统一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要日益增长，尤其是对高级审美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当代社会愈发重视美育的教育功能，并着重从国家层面培养专门人才，以提高国民审美，培养生活的艺术家。高校陶艺教学具有形象与情感相统一的特点，人们常说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不同程度地给人以启发教育，高校陶艺教学就是让学生在领略优秀作品的同时，以最直观、最丰富的形式接受审美教育。另一方面，从高校陶艺教学寓教于乐的角度来看，即艺术不同于一般科学知识，而是在与教育相结合的过程中给人带来愉悦的感受。陶艺教学相较于其他艺术学科而言，无论是教学还是作品创作，其所需要的时间都更为漫长，学生常常需要逐渐被艺术形象征服，这就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陶艺教学的愉悦感并不单纯指娱乐这种感觉，而是在愉悦中融入情感教育，实现对学生心灵的熏陶与浸染。 高校陶艺教育的改革与实践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美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却仍停留在理论研究的阶段，高校美育的主阵地最终还是要落实在艺术课程上，但美育又不完全等同于艺术教育。布鲁纳在《教育过程》一文中提到：“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创新的人，而不是培养只会跟在前辈后面亦步亦趋的模仿者。”李政道先生曾说：“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由此可见，美育的实施是一项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因此必须依赖一定的艺术手段，并135CULTUREINDUSTRY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且必须凭借自然美、艺术美与社会美三种手段。从现有的高校陶艺教学现状来看，教学方式虽已满足以上三者的要求，但因教育观念陈旧，仍停留在陶艺学科教育的初级阶段，这样便无法满足美育在具体实践中的要求。因此，高校陶艺教育的改革迫在眉睫。 高校陶艺教学改革坚持体验式教学法相结合 杜威提出“从做中学”的教育理念；大卫·库伯创建体验式学习圈，提出学习是系列经验再体验，学生学习是原有经验的再现，强调学生主动参与及思考的过程。高校陶艺教学因其学科特点本身具有可体验性，但是并未形成一套系统的体系。因此，需要有更为科学和完备的体验式教学理论支撑。第一，在陶艺教学中将模仿性与创造性相统一，给学生足够的体验空间。目前高校陶艺教学注重对传统陶艺技术的继承，缺乏作品创作方面创新意识的培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高校陶艺教学还需从课程开发角度入手，坚持“理论上深度探究，创作中亲身实践”的原则，让学生深入研究陶瓷艺术理论，对不同历史阶段的陶瓷艺术发展背景、风格特征、工艺技法作等进行深入探究，防止浅尝辄止。第二，在学生的创作阶段，教师可根据社会热点问题发掘创作的主题，从创作观念到制作技巧技法上加以有效指导，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和研究方式。总之，教师应把自己的有效指导与鼓励学生自主选择、主动体验有机结合起来。 高校陶艺教学改革坚持创作过程与认识过程相统一 高校陶艺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统一的过程，学生的创作过程也有这个特点。学生所创作的作品是在表现客观世界的同时，表现出自己的主观世界。所以只有认知而没有感情欲望的作品并不是优秀作品。陶艺教学的心理过程，一方面是感受思考——知识和智慧、能力、技巧发挥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审美行为、品质、道德、世界观体现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改革中坚持将社会热点、责任担当融入日常陶艺教学课题中，比如建党百年之际引导学生学习革命精神、英雄事迹等，让学生的创作有史实依据，从而使其创作的作品更加鲜活生动。今后的高校陶艺教学应立足于本地实际，将区域特色融入教学改革中，例如将革命老区、民族风情、边疆地区和艺术扶贫等素材纳入教学中，一方面可以解决实际的审美困境，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总之，情与知是陶艺教学的一对孪生兄弟。陶艺教学强调情与知的辩证统一，而美育的过程实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从认识能动的情节到表现宁静的世界，在鼓舞情绪、振奋精神、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发展学生的情感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影响。 高校陶艺教学改革坚持大中小一体化体系 陶艺教学改革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教学困境，将美育进一步落到实处，但是如果仅着眼于高校阶段，美育应贯穿于教育的各个环节，而不是片段式教育或阶段式教育。“学校美育教学改革的目标是让学生在艺术课上增强艺术体验，掌握基本艺术知识、基本艺术技能，还要教会学生专项艺术特长”。因此，高校陶艺教学不应只面向专业学生，而是要面向全体学生，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培养专业人才，而是让每一位学生享受艺术的熏陶。高校陶艺教学改革与中小学阶段的美育课程相结合，一方面促进了美育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有利于形成自上而下的美育氛围。在线上教育日益完善的今天，高校陶艺教学只有坚持大中小一体化才能实现教育资源的高效共享。高校陶艺教学为中小学美育提供优质美育资源，中小学美育为高校陶艺教学提供改革实践基地，将科学研究与辐射带动相结合，使美育均衡发展。以高校陶艺教学改革为起点，最终推动美育日常化、多样化、特色化发展，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有高水平的美育，实现审美跨越。高校应从战略高度方面加强美育实践作为建设高水平教育的重要认识，应教会学生树立“有鉴别地面对与接受”的态度。积极应对正在蓬勃兴起的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是现代美育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席勒.美育书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2]杨德广.高等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杰罗姆·布鲁纳.布鲁纳教育文化观[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罗恩菲德.创造与心智的成长[M].王德育,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 [5]宛小平.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朱光潜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6]曾繁仁.美育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徐玉玲 程红璞 单位:唐山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路径分析 关键词: 民间文学 艺术 ；权利主体；著作权；保护 内容提要: 民间文学艺术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然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 法律 保护犹如法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的构建是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最大障碍。为此，我们应在保存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明确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宗旨，完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充分保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传承活动可持续 发展 。同时，确立 科学 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权利流转制度保障体系，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民间文学艺术被誉为人类 历史 文化的“活化石”，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是进行文学及科学技术创新的源泉。我国存在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然而，现实生活中对民间文艺作品存在一些不当使用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的采风者也疯狂地掠夺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例如，“木兰从军”是其一，确立科学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的目的在于相对准确地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这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管理、贸易及侵权保护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比较流行的评估知识产权价值的方法有三种。其一，成本法。成本法主要是指依据开发一项知识产权所花费的成本或者是重置一项知识产权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这种方法不反映从资产的所有和使用中带来的 经济 利益，相反，它只反映资产的最小价值。申言之，成本法给与知识产权所能够带来的市场收益关注不够，即它未能反映资产潜在的收益。故成本法经常适用于技术使用的萌芽期或者没有适用市场或没有获得收益的资产。其二，市场法。市场法是指无形资产通过比较在相似的市场环境下，相似资产的近期销售或其他交易方式的差别而进行的价值评估。这种方法如果在一个活跃的市场环境中是最适宜的。但大多数无形资产的交易不够频繁，无法建立以市场为评估基础并可与其他资产比较的价值评估。由于缺乏充分竞争的知识产权市场，所以无法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其三，收益法。收益法是根据知识产权未来所能够产生的收益来进行估价的。这种方法应用最广，因为使用收益法进行价值评估所必需的信息通常相对精确并且很容易获取。根据收益法，一项资产的价值是指给资产所有者带来的未来经济收益的现有价值。这种方法要求对由于知识产权而产生的未来收益流的预测，对未来收益流期限的估价预测，以及对收益流相关风险评估。虽然收益法由于包含多项评估，看起来没有成本法精确，但是评估需要的信息可以被精确地开发和确定。这种方法额外的好处是它具有通过参数调整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在特别情形下价值评估各种因素的重要性。[15] 由此可见，成本法和市场法都有较大的局限，成本法只适用于某些特殊的资产，市场法则依赖于较为充分的信息披露，而收益法的应用范围更广，更为适合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估，[16] 自然 也适合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相对于专利权和商标权而言较为复杂。专利权和商标权一般涉及两种贸易形式，一是整体转让，二是许可使用，所以专利权和商标权的评估一般只涉及专利权和商标权整体价值评估或者许可使用权价值评估。而民间文学艺术权利的内容和交易形式都要丰富的多，它涉及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的问题。以财产权为例。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既可以进行著作财产权整体转让或许可使用，也可以选择财产权当中的一项或几项进行转让或许可使用。如果将每一项权利（或者与其他权利一起）的转让或许可使用作为一种交易形式，按照数学中排列组合的 计算 方法，著作财产权一共可以呈现中的交易形式将令人惊奇，这是商标权与专利权所无法比拟的。而每一种交易形式都涉及评估问题。由于著作权中不同权利的赢利模式不同，在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时，应根据不同的赢利特点进行计算。 其二，引进集体管理制度。民间文学艺术集体管理制度，是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制度。民间文艺集体管理制度是实施版权法的重要手段。 网络 数字技术的 发展 引起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的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巨大变化，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其权利不能控制或难以控制的情形。多数情况下，权利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网络侵权事实的存在，即使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出于讼累及诉讼成本的考虑，也很难逐一去主张权利。采用集体管理组织的形式无疑可以弥补以上的不足。可以说，如果没有集体管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的权利行使有一半以上将会落空。 从性质上讲，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一种民事权利管理制度，是信托的一种具体形式，[18]即权利人将自己作品的版权一并转让给集体管理组织。采取信托方式的最大优越性在于，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授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所管理的权利；同时，集体管理组织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人进行包括诉讼、仲裁在内的 法律 交涉，这对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及其传承人的正当权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的法定制度表面上似乎与集体管理制度相冲突。其实，法定制度所要解决的是权利主体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问题，集体管理制度则是权利的具体行使方式问题，两者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不一样，但是二者结合起来，能相得益彰，充分保障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权利的实现。 结 语 当前，我国学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存在“综合保护模式与单一保护模式”、“直接保护模式与间接保护模式”、“著作权保护模式与特别权利保护模式”及“现行著作权模式和经有限修改的著作权模式”[19]等理论分歧，争议的焦点则集中在“特殊权利保护”与“著作权保护”这两种模式的选择上。从法理层面来分析，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实行著作权保护；其二是授权立法的问题，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办法或措施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据悉，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条例》已纳入了国务院立法规划。诚然，即便将来有了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条例，但民间文学艺术毕竟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存在诸多不同。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也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权客体，它既包含有形资产，又包括无形资产，既包括个人财产利益，也牵涉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还需要理论研究的更加深入和司法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积累。 文学艺术论文:研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拟就内涵、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予以分析，希望能够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相关制度的出台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法　法律保护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分析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我们发现作品的定义是要求“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这些要求显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界定有很大的难度。 我们知道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出新的知识。以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题材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原先的素材是分开的，具有确定的创作主体和特定的表达形式，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时重叠性比较大，界限模糊，难以区分。这是我们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规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刘春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某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的文学艺术形式[1]。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特定民族或区域的社会群体集体创作，通过口传心授、模仿等方式，在本区域内世代流传的、反映本地域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群体特征、自然环境等特有成分，又不断的为群体发展的文学艺术作品。列举式规定可吸收和借鉴《示范法条》的典型表现形式，具体表述为：1）故事、诗歌、谜语、谣谚、传说、寓言、神话以及其他口头或书面民间文学作品；2）民歌、戏曲、器乐以及其他以音乐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3）舞蹈、游戏、民俗活动以及其他以活动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4）皮影、剪纸、绘画、书法、服饰、器具、代表性建筑以及其他以有形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确定的权利主张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智力创造成果是一个群体的，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它“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它逐步变成了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整体的作品，其作品所有权和著作权应该属于产生这些作品的群体，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2]，这会导致谁是真正的权利主张者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整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财富，“有些民族或群体认为属于本民族的作品或宗教仪式是神圣的，不愿为外人所知，若随意发表，不论其赢利与否都会严重损害该群体的精神利益”[3]。 （二）保护时间不易确定 现在各国是对于一定的知识产权予以一定年限的限制，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由于其自身价值形成的特殊性，简单地规定一个期限非但不能给予保护，这样会使相关的权利合法地被免费使用，原因就在于其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民间文学艺术是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学艺术所形成的价值是一个集体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文化的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此很难认定它的保护期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三)保护存在很大局限性 首先，民间文学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的人创造出来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就是它的广泛性、开放性，民间文学艺术更多所体现的是其群体的文化特征，注重这种文化能否得到持续存在并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被歪曲和随便利用。另外，运用知识产权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就在于经济权利的确立、合理的商业利用及市场价值。民间文学艺术作为特定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又无法行使专有权是令人遗憾的，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乃至于传统知识和遗传基因等传统资源的初始意图不同。 （四）新作品与原作品的差别性 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集体性质，创作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但是运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权利主体是明确特定的，他们根据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理解，经过改编整理，创作出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区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特征。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于民间，具有长期性，而再创作作品是“作者在运用已有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产生必须依赖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4]，它们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经历几代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虽有创新，但还保留着原有风格特色，而再创作作品想要受《著作权法》保护，必须具备一定的独创性。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根据其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的区分把握也是需要解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建议 （一）明确著作权的主体 针对主体不确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民族聚居地或地方设置例如××民族理事会、研究会、××地区会所等形式，来研究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民族文学艺术作品，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保护并发扬光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根据其内容、表达形式、体现的特色等可以明确属于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如某个民族特有的民间习俗、故事传说，像属于全体赫哲族群众的《想情郎》等，可以由该民族的理事会、研究会来代为行使整个民族对此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等权利，国家可以规定文化行政部门主管该项工作，各民族理事会可以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等经过整理，报经文化行政部门登记备案。 （二）明确改编者的权益 我们可以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任何人的歪曲、篡改和丑化，鼓励改编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改编者和整理者对其改编整理后形成的新作品必须注明来源出处，并且要向一定的部门支付一定的许可使用费。任何人都不得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据为己有，也不得反对他人对其重新进行改编和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个人或组织，应尊重产生该作品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得歪曲原作品，不得给产生该作品的群体造成精神伤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经改编创作而形成的作品不得向外国人卖断著作权。同时私人、集体所有的非常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坚决禁止出售或转让赠于给外国人。 （三）无期限保护 《著作权法》第2章第3节“权利的保护期”中规定了权利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及死后50年，合作作品到最后死亡的作者的死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这都有明确的期限。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人们改进，再创作流传数年，认定它的起始与终结不易，以至无法从事实上来确定它的最后一个创作者，来确定它的保护期限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抛弃丢失它，更不能确定一个期限来保护它而其他时间任由他人任意践踏它。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从事实上和民族感情上来说，它的保护期限都应该是无期限，无期限保护我们丰富多彩、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使用上采取许可使用和收费制度 让文化行政部门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它也可以将其部分权利下放由各民族理事会、研究会来许可，但是要向有关部门备案登记。另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收费。明确属于某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用费用由该民族理事会收取，提取其中少量部分上交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该许可使用费除支持理事会的基本运作外，主要用于宣传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组织专业人士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和研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它，还可以与地方政府等联手搞项目，像建旅游基地、度假村，让游人身临其境感受某个民族的民族风情等。 面对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这一公众性课题，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相结合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应积极地在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运用多种法律诸如文物保护、旅游管理等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以及公共政策的扶持如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民间传统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等项措施，更重要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仅是商业上的开发和利用的，而是以保持、尊重与弘扬为直接目的。 文学艺术论文:从语言的模糊性看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 1. 前言 在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但凡经典美文都不乏模糊性的语言，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在当代翻译界也是众多研究学者热切关注的重点课题。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还是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中，语言的模糊性均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在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多样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会造成翻译者在翻译英语文学艺术作品时，无法将原文的主旨精确地翻译出来。所以，研究语言的模糊性，使翻译者能够采用正确的英语翻译策略来应对因语言的模糊性所引起的歧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模糊性语言的涵义 语言的模糊性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定义语言的模糊性的历史第一人是皮尔斯。皮尔斯认为，当对同一种事物有着几种可能性的理解时，即便讲话者已经进行了十分周密和认真的思考，但是却仍然无法对这个事物的归属性进行确定，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失误是模糊的。实际上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当中，模糊性通常是指不明确性，极易使人产生多种多样想法。虽然语言的模糊性具备着显著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人们长期的使用，因而已经逐渐地形成了一种自觉，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地使用并不会对交往目的的实现产生影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响。所以，语言的模糊性也可以这样定义：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自身所具备的属性，是长时间人类社会使用语言不断积淀所形成的认识方式，而且属于不确定的一种表达方式。 3.模糊性语言的主要类别 作为一种语言本质属性的模糊性语言，其在各种语言形式中极为常见，比如词、短语以及句等等。一般可以把模糊性语言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3.1言外之意所造成的语言模糊 在很多英语文学作品当中，有些英语原文在字面含义以外都有着一定的弦外之音，必须借助于上下文的结合才能这些弦外之音推断出来，这些迫切地要求英语翻译人员必须十分熟悉原语的文化。有些看起来表达十分准确的话语往往也极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造成语言模糊。在人们的日常交际用语中，人们通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语言附加言外之意，语言的模糊性便由此产生，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说话者的表达，相反还会使得语言的表达显得更为生动。 3.2模糊性语言的使用造成信息模糊 3.2.1模糊词 几乎所有词性的词基本上都可以具备一定的模糊性，比如模糊形容词包括“漂亮的”、“清晰的”和“年少的”等；模糊名词包括“早晨”、“将来”等；模糊数词包括“部分”、“好多个”等。从这些模糊词当中，可以看出要想使用模糊词，那么就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参照物。 3.2.2模糊限制语 就模糊限制语而言，其使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模糊限制语往往会与精确的语言结合使用，以便于使得语言的精确性有效地转变为语言的模糊性。模糊限制语与模糊词有着很大的不同，模糊限制语本身的语义较少，对语言情景有着较大的依赖性。历史上使用模糊限制语最早的学者是拉可夫，在拉可夫《语义标准和模糊概念逻辑的研究》一书中，拉可夫把模糊限制语定义为：将事情弄得更不模糊或者更加模糊的词语。比如，he is two years old. he is about two years old. 在这两个句子中，正是因为使用了“about”，使得本来对年龄表述非常精确的语句转化成为了模糊的句子。英语语言中有着非常多种类的模糊限制语，比如a little bit， more or less， a kind of等等。所以，翻译者必须对英语语言当中的模糊限制词加以全面地掌握。 4.英语文学作品中模糊性语言分析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其形象性。读者是通过头脑中的再造想象来欣赏文学作品的，而这种再造想象正是以模糊性为特征。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的使用大大拓展了读者的视野和想象空间，也彰显了文学作品的魅力。《王子复仇记》中“to be， or not to be”短短几个单词引起了读者无尽的揣测和解读，或许正是这六个单词如此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学作品中成功运用模糊语言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以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为例，曹雪芹在描写小说中的主要角色时，常常借助模糊语言向读者展示人物形象，同时也展现了模糊语言的魅力。例如，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视而有情；项上金缡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王。 模糊性作为语言的本质属性，可以在语言的不同层面即单词、短语和句子中得以展示。本文拟从单词和短语两个层面来分析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有关模糊句子的翻译策略将会另作论述。其原因之一在于英语句型和句法结构复杂多变，这就决定了仅是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很难达到翻译好模糊句子，尤其是复杂的模糊句子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句子的翻译，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到单词和短语这两个基本语言层面的分析上。 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精粹便是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作品是文化艺术的一大瑰宝，而对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翻译是广大翻译者长期以来的最大心愿。就英国知名小说家萨克雷的作品《名利场》来说，它充分地向人们展示英国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的景象，当前我国已经有许多部小说的翻译版本，但是被翻译学界公认为最好的翻译版本就是杨必所翻译的。因为《名利场》一书中有着非常多的模糊性语言，因此这本书的翻译难以准确地进行把握，而杨必却很好地对此书中的模糊性语言进行了处理。所以，下文我们将结合杨必对《名利场》的翻译对语言的模糊性加以探究。 4.1糊词语的翻译 举例1：guff goes home every saturday， but can not this， because he has 2 black eyes.此句当中的black一词是属于颜色词。在英语翻译中，颜色词所表述含义的界限相对来说较为模糊，因为颜色自身就属于一个整体。所以，不同的民族都会对不同的颜色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所使用的词语也是不同的。原文当中的眼睛因被打而变得“black”，而若翻译为黑色的话，那么就难免有歧义的产生，比如中文当中的眼睛变黑，既可能是由于熬夜所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缺乏睡眠所导致的，而被打“黑”，中文中一般用“青”来进行形容，比如中文词语“鼻青脸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非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black coffee表示的是清咖，dark tea表示的是浓茶，green man表示的是新手等等。 4.2模糊语义的翻译 通常很多句子看起来翻译很容易，但是在这些句子中一般会潜藏着一定的言外之意，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翻译称为模糊语义的翻译。比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日行千里”等，这些语句当中的“千”并非指的是我们平常说的一千，而表示的是模糊性的含义，表示的是距离长、多的意思。模糊语句的使用能够使得文学艺术作品更加地富有表现力，对模糊语句进行翻译能够考量出翻译者的实际翻译能力和翻译水平。 5.结束语 总而言之，语言的模糊性虽然对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造成诸多的障碍，但是合理地运用语言的模糊性能够使作品更具特色，并且使读者对作者的意图更为理解。所以，必须结合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及作者意图、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对等情况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以便于使英语文学作品实现其自身的艺术魅力。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多元化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 #183;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 #183;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 #183;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 #183;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影视管理 论文关键词：文学艺术；影视传播；金庸小说；文化意义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电影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审美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一、传统艺术被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拿戏剧文学来说，以河南的豫剧为例，像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艺术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本来已经日趋萎缩，成为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戏曲及其民俗文化所孕育的民众情感和朴素的艺术趣味，怎样与当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河南电视台1994年10月开播“梨园春”节目以来，可以说让陷入困境中的戏曲，走上了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宽广道路。特别是1999年，随着电视文化产业和音像艺术产业日益成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梨园春”应时改版，推出“戏迷擂台赛”，让观众与影视戏曲制作互动，以观众的审美期待为“卖点”，由此激发的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社会反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戏曲无以相比的。“播出一年多，即已收到观众来信30多万封，每期拨打168热线电话者都在五千个以上，擂台赛已有近两万人报名。“梨园春”不仅受到河南及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湖北等周边省、市观众的热爱，就是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贵州、青海、四川、西藏等边远省份也有不少热心观众。据中视收视率调查，“梨园春”栏目平均收视率已达到25.85％。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现当代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统计，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二、弘扬民族文化，开拓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社会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传统文化浓厚，语言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电视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文学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三、重建现代人文传统．促进影视艺术长足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现当代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金庸小说创作在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大陆，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现代科技发展与自由多元的艺术追求，造成一个色彩纷呈，个性突出、揭示人性的艺术空间。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不但金庸本人参与现代电影的制作，而且《射雕英雄传》在创作过程中就被长城电影公司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金庸小说的人性深度，生活化倾向、形式的独创性、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理解和合理扬弃，给予影视改编以极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也形成了极大的接受群体。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影视改编逐渐成为大众艺术中的热点时，也正是文学界关于创作中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时期，金庸影视剧对人文精神建设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直到今天，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形象揭示的人性深度和构建的人文气息，在当今众多的影视艺术制作中，还没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日益推陈出新的影视技术和文学艺术影视传播方式，借助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充分体现了影视手段重建人文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意识的载体功能。 也许，传统文学形式与现代影视技术结合，成为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新生的公众文化形态，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文化现实。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和文学艺术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要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正文】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英国茶文化与英语文学艺术分析 摘要：茶原产于中国，可以说中国是最早形成茶文化的国度。在过去中国对英贸易的过程中，茶叶和瓷器、丝绸一样作为重要的出口货物，逐渐俘获了英国人的心，在英国流行开来。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也形成了自己的茶文化，并因其子民对茶叶的如痴如醉，演变成了西方国度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国家之一。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带来的影响在英国方方面面都有映射，在英国人的母语文学———英语文学中其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主要从茶进入到英国以及茶文化在英国的形成与衍变进行分析，探讨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茶文化；英语文学；艺术研究 从开始进口茶叶至今，英国人爱茶的形象已经维持了长达400多年，茶也从最开始只属于贵族的奢侈饮料逐步进入寻常家庭，成为英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利用属于舶来品的茶，英国人不仅孕育出了独有的红茶文化，还开创了优雅的下午茶，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茶文化。而英语文学作为英语语言及反映英语国家社会风情的集大成者，是进行英国茶文化的研究有效渠道。 1茶叶在英伦土壤的生根 茶叶最早来自中国，在很早之前，除了中国其他国家不出产茶叶，更别说出现茶这个词语，在茶叶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同时，“茶”也逐渐被引入到印欧语系当中，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外国语言中与茶相关的词汇都是由“茶”的汉语发音或者地方方言发音演化而成，比如英语中茶的单词Tea都是从厦门的方言中演化成英文单词的。虽然英国已经有400多年的饮茶历史，但是具体英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茶叶的，还存在争议。由于英国既不生产茶叶，也没有重视茶叶交易的发展，早期英国人饮用的茶叶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进口的茶叶数量十分有限，加上政府对进入英国市场的茶叶征收的税收率高达119%，普通市民没有经济实力承担，因此最开始茶在英国只是流行于其上层社会。其中查理二世的妻子凯萨琳皇后更是因为喜欢喝茶被称为“饮茶皇后”，创造了极富英国特色的英式下午茶。直到1826年，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发现野生茶树，并在茶树种植上取得成功，英国人开始在印度进行茶园种植，将茶叶运回英国本土，市场流通的茶叶增多，茶叶价格下降，茶叶才进入普通人家。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的英国，人们越来越关注饮食等生活质量问题，茶得到进一步推广，茶文化也开始成型完善。 2英国茶文化及其演化 2.1英国茶文化的主要形式 在英国，茶的身影遍布，英国人的一天是从饮茶开始，从饮茶结束的。它主要以以下几种形式出现： 2.1.1Earlymorningtea。即英国早茶，是英国人在早上起床之后进行的饮茶活动。在弥漫着茶香的茶杯中根据个人口味，添加适量的牛奶或者柠檬，借助茶中的咖啡因保持头脑清醒，开始一天的生活。早茶多饮用红茶，精选的红茶多来自阿萨姆等红茶产地，无论是色泽口感还是气味，都相当讲究。2.1.2上午茶。英国人无论是上班与否，都会在上午11点的时候进行小憩，来一杯茶，作为工作生活中间的一种调剂方式。因为上午茶时间并不长，只有20分钟左右，这就决定了它在英国茶中最不讲究，也最简单，少为外人知晓。 2.1.3英伦下午茶。在英国茶中，下午茶是最重要也是最考究的一部分，凭借其丰富的内涵和优雅的形式，承载了英国茶文化的内涵。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英国人都能获得半小时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英国人会备上三层茶点，配上伯爵茶，大吉岭等传统茶饮，在优美的音乐中度过美好的下午茶时光。如今茶会除了是英国人休闲的重要时光，也是人们进行社交的重要时机。 2.1.4高茶。高茶也叫晚餐茶，在傍晚时分进行，通常是与晚饭一起进行的，虽然经常有人会把高茶与下午茶混在一起，但是比起下午茶，高茶更具平民色彩，配茶的茶点并没有过多的讲究。 2.2英国茶文化的内涵 经过长年累月的渗透，茶在英国逐渐衍生出带有英伦风范的茶文化。无论是将享用茶品的时间固定化，还是对饮茶时的服装进行严格规定，又或者是成套的使用精美茶具，英国人将饮茶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周全，甚至连茶点的食用次序都有着细致的讲究，英国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英国人对优质生活方式的不懈追求。 2.2.1从健康角度衍生出的饮品文化。在茶叶刚传入英国本土之际，人们对于茶叶的认知还停留在中国的一种具有一定药用价值的药草的层次，认为其能促进人体健康，驱除人体的邪气，解除宿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把茶叶当成来自中国的仙草。随着茶叶浸入普通大众的生活，人们对茶叶的研究增多，对其认识也逐步深入，人们渐渐将茶当作一种日常饮品，并创造性的添加糖，柠檬，牛奶等物质，茶已经不再简单的只是一种解渴或者药用的东西，而是经过英国本革后形成的一种既营养又好喝的饮品。 2.2.2从休闲角度衍生出的典雅生活方式。几百年的时间里，茶成为英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维多利亚时代，茶摆脱过去纯粹的饮食地位，演化成一种融合了饮食，礼仪，休闲等因素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成为英伦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英伦下午茶，随着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他已经不再是过去为了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的餐饮活动，而变成一种对活动环境要求高，融入英伦古典文化，集合审美与使用与一体的娱乐休闲方式，同时也是民众进行社交会友，交流思想的场所。 2.2.3从艺术角度衍生的茶道文化包含了泡茶技艺和品茶艺术两个方面，而在英国，饮茶已经不仅仅是过去为了生理需求而不得不进行的活动，而是升华到另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和中国与日本的茶道不一样，英国赋予了茶道更为开放的内涵，甚至比其他国家更尊重茶道。 3英国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和中国人爱茶从而颂茶一般，英国茶文化对英国文化产生的影响在英语文学中也表现得很突出。 3.1茶文化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在茶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之际，茶文化不断形成，在英语语言体系中也开始出现一系列与茶相关的词汇语言。正如前文所说，英语体系原本是没有茶这个单词的，tea是从福建厦门的方言中音译过来的。同时teacup,teacake,teagarden等英语词组相继出现，极大的丰富了英语词汇体系。在英语词汇不断多样的同时，不少与茶相关的俗语也相继出现。比如说“That’snotquitemycupoftea.”直译为“那真不是我喜欢的东西”，甚至还被引入中国，翻译为“那不是我的那杯茶”。 3.2茶文化对具体文学创作的影响 除了英国语言体系中茶文化的身影越来越密集，在英语文学中，不少作家和诗人都用各自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茶的喜爱。诗人喜欢用诗意的语言来传达对茶的喜爱。济慈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他就曾用“一点一点地吃着烤面包，在叹息中等待凉茶”的诗句生动的对人们等待喝茶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与他处在同一个时期的大诗人雪莱则用一首长达300多行的诗歌这样写道，“那药师医士抱怨的饮品，而我会不顾劝诫大口痛饮，当时神来临，我们将抛硬币决定为饮茶而死谁第一。”茶事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从不少见，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对于饮茶也从来不会吝于笔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狄更斯在其知名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使用“茶”这个单词多达80次，并通过生动细致的场景描写给读者展示了许多非正式场合的英国茶会是什么样子。而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中，对于主角们用茶的生活场景并不少见，用晚餐后必然会出现一场英伦范茶会。“那些太太小姐们都挤在桌子周围，贝内特小姐在桌旁沏茶……茶具收走，牌桌摆好知识，太太小姐们都站起身来……”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片段几乎贯穿了整部作品。而法国作家安•莫洛亚笔下的英国诗人拜伦爱茶成狂，在《拜伦传》中，他还详细记录了拜伦爱茶的各种趣事。茶从中土西传，进入英国，渗透进英国人的生活，形成茶文化，并演化成英国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影响到英语文学，给英语文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素材，成为著名英语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文学著作也成为今人详细研究了解英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4结束语 茶叶漂洋过海从东方进入西方世界，在不断的征服人们味蕾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生活已离不开茶，茶文化已经进入内心深处。即使是在当今繁忙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下，英国人依然没有放弃对茶的痴迷，甚至已经将下午茶发展成英国的一张特有的名片，变成人们眼里英伦风的一部分，不管是英国红茶还是水果茶，又或者是香草茶，都深为众人喜爱。茶里来茶里去，这样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的被英国人重复着，各种名义的茶会让英国人将许多时间都花费在饮茶过程中。这样的生活虽然在英国出现不过几百年，却让英国文学家对茶衍生出浓烈的感情，茶文化更是深深融入到英文文学当中，出现在各种文学著作之中，成为英国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为英语文学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更是展现了茶文化在英国的重要地位。 作者：王新灵 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活动与旅游文化建设探索 一、旅游文化渗透于旅游的全过程 渗透于吃、住、行、游、购、娱等诸多旅游要素之中。文学、艺术，也属于旅游文化的一部分。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形式，如小说、散文、诗词、楹联以及戏剧、音乐、电影、绘画、书法等，在旅游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独有的功效。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活动，对于促进罗平旅游文化建设，提升罗平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特殊作用。罗平县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支持和关心文学艺术活动，致力扶持、培养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罗平作家、艺术家们创作的文学精品，丰富了罗平旅游的文化含量，提升了罗平旅游文化的品位。与曲靖其它各县市相比，罗平是曲靖文学艺术的高地，已经形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传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罗平的文学艺术活动十分活跃，文坛盛事不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屡获殊荣。罗平文学既有领军人物，如县文联主席何晓坤，是国内知名的作家和诗人，著作丰厚，新作不断;也有群体性力量，罗平县文联旗下的文学期刊《多依河》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展示身手的平台，并培养了一批颇具实力的作家、诗人。罗平本土作家、诗人，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罗平县文联连年相继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如《罗平文学艺术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十卷本，与旅游文化和地方文化相关联的就有《罗平景区优秀楹联选》、《走进罗平》、《罗平风情录》、《罗平景区景点传说》等4本。近期，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迤东诗丛》首发，而且召开了研讨会。《迤东诗丛》一共5本:《空杯子》(彭翕霖著)、《行云流水》(马绍稳著)、《叶脉诗丛》(罗光茂著)、《荒芜与安宁》(九光著)、《我看见太阳》(张诚著)。《迤东诗丛》的出版，是近年来罗平诗歌创作成绩的一次集体性展示，也是对罗平文学百家齐放的未来的展望和期许。在罗平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搜集整理方面，尤其是对罗平布依族文化的搜集、整理、研究，扎实推进，成效斐然，《罗平旅游文化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其中就有一本《云南布依族文化研究论文选》。近年，《罗平文苑》网站开通;罗平文学艺术馆开馆;云南省文学创作基地、摄影创作基地落户罗平。在影、视、剧等多媒体艺术方面，依托罗平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秀丽山水，先后已有《翠火》、《大学生村官》、《多彩季节》、《千机变》、《翠香》、《纪委书记》等多部电影(电视剧)在罗平拍摄。尤其《布依姑娘》，就是第一部反映罗平本土民族特色的电影。 二、罗平旅游文化，必须要内涵罗平的地方性、民俗性、民族性等因素 也就是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性完美融合，旅游文化才具备独特性和生命力。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罗平的自然景观、风俗人情以及时代社会变迁，起到了旅游开发的部分作用。但是，罗平旅游文化建设，罗平文学艺术，还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即旅游文学的研究、整理、开发、创作。中国文学有旅游文学的优秀传统，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游记，有很多就是千古名篇，现当代的很多关于风景名胜的篇什，也已经成为文学经典，旅游文学自古至今，就是中国文学重要的一个类型，而且非常繁荣、发达。旅游活动产生旅游文学，而旅游文学又深化了旅游文化，促进了旅游发展，旅游文学本身也就具有了旅游资源的属性，对景点具有文化渲染和包装开发作用，对游客的旅游动机是一种强大的驱动。旅游文学在推动旅游发展，建设旅游文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即旅游文学成了旅游景观的免费广告，是促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重要载体，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潜在的游客，而且，这种影响完全可能是久远的。从这方面的意义而言，罗平旅游文学才开始起步，是罗平文学艺术的不足之处，也是罗平旅游文化的短板，因而也就大有文章可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大力度塑造排他的、独特的，具有罗平气派的旅游文学。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只要定位准确，群策群力，合理规划，集中优势创作资源，罗平旅游文学的空间十分宽广，既然已在路上，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够产生可观的成果，重要的一点是，打造精品，持续发展。积淀深厚的罗平地方文化，丰富多彩的罗平文学艺术活动，生机勃勃的罗平文学艺术创作，发展中的罗平旅游文学，在推进罗平“文化大县”建设，提升罗平旅游文化内涵，提高罗平旅游的知名度，促进罗平旅游事业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大有可为。 作者：蔡焱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式当代文学性观念分析 （一）将文学性引向消费化、娱乐化 中国式当代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学性已经逐渐向现实展示一种特有的文学视野，且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引领下与当代生活方式实现统一，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消费文学、网络文学等具有更强的消费性与娱乐性。消费文学与网络文学不但是一种新型文学形式，也可以为人们带来新式文化体验。消费化与娱乐化的文学性体现了文学对于当代生活中新感觉、新品味的追求，同时也适应了现代人构建标新立异式生活的需求，从而使现实生活变得具有艺术化。另一方面，文学性的消费化不仅是生产形式、生产结果，同样也反映了文化的符号性。消费文化出现后，人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文学发生深度连接的桥梁。此外，当代人在理解文学性时，也会受到现实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生活体验中，对文学性的理解也更倾向于消费化、娱乐化。在这样的文学性观念影响下，文学性将可能会逐渐失去统一性、自足性的立场，但同时也使文学性在现实中的研究领域实现了扩大化，审美体验、文学体验不仅仅局限于符号性与情感性，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就为当代文学性观念的重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 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在体验文学性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多种媒介，互动性体验、多向交流体验或双向交流体验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再加上信息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也使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非经典化、大众化及个体化，因此文学性可以得到多种体验。在当代文学中，网络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文学逐渐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文学而言，网络文学体验逐渐拉近了文学性与阅读性之间的距离，并进一步解开了文学性神秘的面纱，使文学性逐渐成为文学艺术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及文学艺术生命活力的象征。另一方面，文学消费与文学市场的不断延伸也逐渐将文学性的东西转变为一种享受性明显的载体，这就可能造成传统式文学性中的精英意识、经典意识被逐渐削弱。当精英意识与经典意识被削弱时，就会对文学性知识的重构带来许多难题。为了避免传统观念中的文学性意识被不断弱化，则需要高度警惕当代中国文学中娱乐性文学观念不断蔓延的趋势，以避免因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而造成文学性变为娱乐性，并由此阻止文学彻底沦为一种社会需要的商品，保证文学具有一定的审美性、情感性及符号性。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学性是文学艺术得以存活与发展的根基，深入探讨当代文学所具有的文学性有助于建立起批评及褒奖当代文学艺术的准绳。如中国式当代文学缺乏一定的问题性与批判性，则可能难以产生具有启示性或独创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也难以保证当代文学可以在世界文学中独占一席之地。 作者：康小红 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典园林的文学艺术研讨 园林的文学形式一般以诗、词、曲、赋、散文等诗文形式，为园林、景区甚至一草一木题名，并撰写丰富多彩的楹联。创作者往往通过园林中的匾额、楹联、题写诗词歌赋等来直接衬托出相应风景的意境，而很多园林也会加入一些与园林相关的文学、绘画、书法、理论等创作，借此更好地表现园林的文学艺术气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会穿插一些以景寓情、以景怡情、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手法来增加园林的无形的“意境”及内涵。让游园的人在游览园林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园林所包含着的“诗情”，所包含着的“画意”。因此，不仅仅文学是对园林的反映，园林同时也是对文学的表现，文学与园林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园林文学艺术的发展 我国的园林文学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时代的《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而且是最早的园林文学。《诗经》中早有关于“囿”的记载。而在我国关于园林的赋中，必须要提的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杜牧的《阿房宫赋》，从水景、石景、植物、动物以及建筑等多个方面表现了当时园林设计的巧妙。还有很多园林的散记，比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唐代白居易的《冷泉亭记》以及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将人、景、物紧紧结合，表达高超的思想境界。例如，在东晋大文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人们向往的人间仙境，对造园艺术和文学发展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 到了元、明、清，中国的园林文学已经发展到了精益求精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很多文人都在自己的剧曲作品中通过写园林写景色来抒发一些咏史、叹世、怀才不遇的情怀［3］。在元朝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曲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中，通过秋天、西风、瘦马、老树、枯藤描写得萧瑟来呈现出羁旅荒郊的凄凉。 到了明清时候，已经将造园工艺和文学艺术的融合推向了新的高度。这在很多的文人作品当中都是可以见到，例如袁宏道的《满井游记》、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等。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园林的布局、园林的题名及园林的诗赋等都融入了特有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综上所述，古典园林从构园、造园到题园、咏园，都是与园林文学紧紧相随的，因此，古典园林的发展与园林文学的发展相随相伴的。另外，通过园林中景物的题咏，使得游园的人们不仅欣赏到园林的美景，更能感悟到造园者赋予景物的思想内涵。 文学艺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应用 （一）成景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独到的匾额、优美的楹联、精湛的书法篆刻。我国古典园林也多是主题园林，多以典故和内涵来突出园林的主题。例如清代初期文学家张岱的园子，取名为“不二斋”。而在古代“，斋”代表园子不大，比较小，而“不二”二字主要是指“可以直接入道、不可言传的法门”之意。另外有一些园子的面积比较小，常常取名为“残粒园”、“寸园”“、半园”“、芥子园”或者“壶中天地”等，也常常暗含主人家淡泊名利、闲情逸致的超脱性情。这些标题往往有画龙点睛的功效，主人家需要很用心才能确定园名。而对于游园的人来说，首先要通晓这其中的意义，才能够很好地欣赏园内的景观，通晓主人的用意。也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十七回中道出了书画在构园造景中的重要性———“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在我国古典园林中，随着骈文和律诗的发展，楹联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同时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文学艺术形式［4］。古典园林中的楹联丰富多彩，从一字一音一义中反映人们的认识和客观规律，以及一些亘古不变的哲理。一般由古典诗文的对偶以及押韵演化而来的楹联，它在内容上不仅引入了类似诗词曲赋等的长处，而且往往从形式上表现出对仗工整，把散文的气势与韵文的韵律很好地配合在一起。如我们熟识的位于苏州古城的“拙政园”，在它的“雪香云蔚亭”中有一副对联写道“蝉噪林更静，鸟鸣山更幽”。又比如扬州瘦西湖月观中一副楹联为“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再有就是有名的回联———“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使人读起来连绵不绝，柔情尽洒。此外，这些楹联和匾额不仅文字隽永、文书美妙，而且意寓深远、情境含蓄。园主也往往通过文字和书法来点明景点的精华，抒发自己的情怀。而在我国古典的园林中，篆、隶、草、行、楷五大类书体都有，每种书法都有其独特的特点，使得两者相得益彰。 （二）点景 点景往往以最凝练的词或字来点出景点的环境特征、景观境界［5］。古典园林非常重视意境，至今还保留的古典园林不少，比如苏州的“网师园”和扬州的“个园”。网师园一开始是由南宋文人史正志兴建的，到了清代由宋宗元将网师园买下并重建。宋宗元自比为渔人，号网师并以此号来为花园命名。因为网师有“渔隐”的含义，都有归隐的意思，因此园内的格局布置和题名都带有很浓的隐逸情怀。盐商黄应泰在明代寿芝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个园，因为黄应泰本人喜欢竹子，借鉴了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意，在个园中种植了很多的竹子。另外，个园的“个”字就是“竹”字的一半，以表现竹子的坚贞不屈。 （三）拓景 拓景点出了园林的主题和景色意境，但是为了增加园林对主人思想感情的表现和寄托，往往需要发挥联想、想象来扩大意境表达的外延。通过借助诗词、散曲、匾额等文学形式来营造中国古典园林的深邃意境，并以此丰富其思想内涵。 总而言之，在营造园林的情境中，以题名、楹联、诗歌、散文等园林文学发挥园林景观的神韵。园林的意境与文学的意境通过园林与文学的相互融合来达到最佳的统一。文学与造园二者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将此情、此景表达得淋漓尽致。（本文作者：王义兵 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代文学艺术审美研究 一、审美惊奇的文字学考察 拨开历史的风尘迷雾，汉字的象形和会意显示出直逼本相的简洁与明快。《说文解字》解释惊(驚):“驚，马骇也。从马敬声。”所谓“马骇也”，意为马因害怕而受惊鸣叫或狂奔不受控制，也可以聚焦于马受惊而扬蹄欲奔的刹那。无论是鸡犬相斗，还是老虎和熊举起前爪要扑人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动作，①这一时刻画面感极强(莱辛认为，画家表现动作应选择发展顶点前的那一顷刻，这一顷刻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可以让想象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另外，汉字符号“驚”本身也浓缩了马腾空而起将欲狂奔的这一极富张力的动作画面，体现了汉字画、形、意相通的特点。《说文》释“奇”为:“奇，異也。不群之谓，一曰不耦。从大从可，会意。”这里有几点可以注意，其一是“不群之谓”，即不同凡响，奇异超群;其二是“一曰不耦”，此处“奇”与“偶”相对，本意为“奇特、奇异”，无可与之相匹配之物;其三为“从大从可”，可解释为“大可”，现代汉语里称之“非同小可”，本义是奇异、特出之物;最后，“奇”可释为“珍奇”、“稀奇”，言珍贵罕见之物，可训“珍”。 《说文》云:“珍，宝也”;“宝，珍也”，本意指珠玉等宝物，皆指有罕见价值而受到追逐和珍爱。可见，无论哪种说法都透露着“奇”(不凡)超越“常”(一般)的品质，泛指一切奇特、异乎寻常的人或事物。由此，“惊奇”可释作“为奇所惊或因奇而惊”，诉诸审美活动，即是“为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或因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谓之“审美惊奇”，它通常是指主体心理的审美效果而言，是一般美感的极致状态，可称之为“极度美感”。以上是在探究“惊”、“奇”本义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可以训“奇”的一些汉字的研究，解读其背后潜伏的共通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何以能引起主体的惊奇美感。研究表明，审美主体能从象征着珍奇、稀有、罕见、奇特、奇异、神奇等特征的非常态事物中获得审美感受。当然，同“珍”(怪)或“奇”(异)之于审美惊奇一样，相近的还有“新”、“变”。两者无论作为名词抑或动词，都有引发主体审美惊奇的潜能。但是，“新”不等于“奇”，“创新”也不等于“创奇”;“变”亦非一定指向“奇”。“新”、“变”提供了惊奇之美产生的可能，它们之于审美惊奇的产生是或然性的而非必然性的。 二、审美惊奇的重要构成因素———至大至刚 对“至大至刚”进行讨论并不意味着它是惟一的构成因素，也不是具有“至大至刚”特点的文本都能带来审美惊奇，因为这和主体的审美经验密切相关。但从审美效果角度看，“至大至刚”在引起审美惊奇时最为明显和常见。作为一种有独特内涵的审美原则，审美惊奇也反映了以古老的诗性智慧为根基的思维方式的深层要求，因此，与“自然”、“雄浑”等范畴一样，贯穿了中国古代诗学发展的历史，并在漫长的迁变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丰富与发展。从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中，也约略可以窥见这一古老审美原则愈发明晰的演变轨迹。对“奇文郁起”的屈原，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又说，“《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文心雕龙•辨骚》)因此屈原的《楚辞》为我国古代的审美惊奇观念赋予了奇伟瑰丽的形式美特征。审美惊奇在“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汉赋里有更精彩的表现，仅以枚乘《七发》为例:“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磕，轧盘涌裔……此天下怪异诡观也。”观涛为《七发》中著名的一段，涛形雄奇奔放，雷奔云走、铿锵镗踏，让人目不暇接，魂驰魄荡，冲击力极强;且文字里夹杂着许多难读字体，表现极其奇异、诡谲，具有陌生化特征，延长了理解和感知的时间，增强了语言的弹性和审美表现力;多种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排比的运用，使文章气势不凡，一泻而下，审美主体的直觉能力也得以全面张扬;显示了极为摄人魂魄、动人心弦的心理震颤特点。 一般而言，以“至大至刚”为构成要素的审美惊奇多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与我们的生命相遇，这瞬间的震撼与迷狂、灵感与兴象，万千齐发，伴随着生命的狂喜与激荡，如此真实、又如此难以把捉，如此短暂、又如此执拗地盘踞在我们心中，每每想起，总不免让人怦然心动。它是惊心动魄的审美强音，在美感经验的制高点与我们的生命不期而遇。然而，人类的审美感知并不是数学中的某个常数，它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审美经验的不断增加而发展变化，文学艺术提供给参与审美活动者的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审美经验里，发现并重新建构新的审美心理图式。审美主体调动已有的审美心理图式，置于当下的审美经验里，过滤掉芜杂、散乱、废旧的信息残留，重新加工、整合，形成新的认知体系和审美心理图式，以全新的姿态向未来时间沉潜，通过反思与重构，为审美惊奇的再次发生创造可能。 三、审美惊奇的连续性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中，审美惊奇理论表现了一定的连续性。“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这段话常被用来阐释“诗”与“情”、“志”的关系，即通常所谓“诗言志”和“诗缘情”，也有学者用以把握“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①笔者认为，《毛诗序》的这段文字可谓生动、准确地描述了审美惊奇发生的全过程，并且几乎调动了与审美主体相关的各种要素。其中包括“情”、“志”、“心”等精神因素，还包括了“言”、“手”、“足”等物质因素，在紧张剧烈的心理体验中，尽可能地运用多种载体来呈现审美主体所能经验到的极致美感状态。朱光潜认为:“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②此话洞见甚深。应该注意到，这56个字，以情感为动因和主线展现了一个逐层递进的链条: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诗。“志”在心中不安游走，具有要求实现自我的言说冲动;“情动”是审美活动开始的契机也是终极动因，要求审美活动持续进行;“言”是物质载体，要求符号化的情感表达;“嗟叹”诉诸声音，彰显了“言”的局限性;“永歌”是自然之声向审美之音的提升，开始了美感的具体化;“舞蹈”是肢体的符号语言，借助有节奏的肉身的旋转、跳跃、飞腾，实现了审美活动由“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到“声、乐、舞”一体的完整表达。至此，审美惊奇全面呈现，表现为手舞足蹈的忘情狂欢;此过程付诸文字，“诗”便真正产生。即由“声、乐、舞”转变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交响合鸣，审美惊奇的符号化据此诞生，而此符号化也恰恰见证了审美惊奇的激荡表达。历代有关审美惊奇的论述较多，仅举两例如下:“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韩公诗，文体多，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方东树《昭昧詹言》)以上两例，或作为创作的艺术理想追求，或作为评鉴的艺术价值标准，都对审美的惊奇效果给予很好的描述与论断。这种极致美感给审美主、客体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是不易企及的审美标准，散发着不同流俗的审美之魅。显然，引文都很好地表达了审美惊奇应有的属性，也显示了审美惊奇理论的连续性。 审美惊奇是审美心理体验的极致状态，这也决定了惊奇美感体验具备审美体验的一般特征，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审美心理效果等有所差别而已。从美和奇异之美或惊奇之美的关系而言，惊奇之美是美的高级形式或极致状态。这说明惊奇之美首先是美的一种，在心理效果上，审美惊奇是一种极度美感，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上、对惊奇之美的体验，某种程度上可喻为审美的“接着讲”。综上所述，审美惊奇不同于一般审美，无论是思想内容(如立意、题材等)还是表现形式，都对文学艺术文本要求甚高，同时亦与主体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经验密切相关。在审美惊奇中，个体生命暂时摆脱了庸常与烦闷，获得惊奇美感体验的补偿，这使之不断保有对审美惊奇的探求与追问，并在对惊奇的思慕和对庸常的反抗中，体验到审美惊奇而倍觉安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审美惊奇，也亦因此永恒之思而多姿多彩。主体辗转于永不停息的追问之中，这不但是审美惊奇理论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其所以存在之原因。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对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作用 大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因此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将大学生培养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也是现代社会的需求。文学艺术对于人们情感、道德、智慧、品格、审美等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将文学艺术运用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促进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一、利用文学艺术开展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使大学生的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学艺术具有饱满的感情与美感，能够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文学艺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大学生传达一些积极向上的情怀，净化大学生的心灵与思想，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对思想品德教育学习的兴趣与动机。 (一)文学艺术是促进大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培养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学生德、智、体、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使其能够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将大学生德智体美教育与文学艺术教育的做法、理念以及内容在运用上相互借鉴与相互渗透，使思想品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仅包含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教育以及法制教育等，还包括了心理、人文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综合教育。文学艺术与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结合，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地领会与感受思想、道德、品格等方面的美，使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饱满，最终使大学生形成高尚的情操以及较高的素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 (二)文学艺术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与丰富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文学艺术融入其中，运用艺术的魅力与美好意境使思想品德教育更加的丰富与生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更易于吸收并接受。运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感受到真善美的切实存在，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并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将文学艺术充分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可以避免思想品德教育的抽象与生硬，更加有利于思想品德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三)文学艺术满足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有效地运用文学艺术题材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能够满足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就是指思想品德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靠近现实与生活，并与社会教育相互渗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高校大学生的生活逐渐社会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优秀的文学艺术作用能够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中，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作用。第二，文学艺术是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多样性的需求，大学生处于心理发育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但尚未完全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逐渐走向社会与社会接触，生理上与心理上都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随着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大学生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不同形式的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一些优秀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帮助大学生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能够不断地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思想。 二、文学艺术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励与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能够折射出人性的美丑，体现人类的生存价值，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感染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与激励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单一枯燥，没有充分地体现出精神的感染与人文的关怀，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人性、知识、道德、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将这些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大学生从中吸取正面积极的东西，从而促进自身健康人格的形成。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讲述的经典故事，能够感染人与教育人，使人们在陶冶自身情操、净化心灵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道德境界。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艰苦奋斗、坎坷的人生经历，作品中主人公的故事以及精神感染影响了许多人，鼓舞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音乐作品能够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教育氛围 音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音乐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大学生来说，音乐可以丰富他们的大学生活，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使大学生更乐于接受思想教育。音乐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可以消除大学生产生的各种不良的负面情绪。当大学生遇到困难挫折时，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音乐作品能够激励大学生积极地面对困难，当大学生处于低落郁闷的情绪中时，一些优美的旋律可以消除大学生低沉的情绪，净化他们的心灵。音乐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的活跃，让人们处于丰富的想象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心态，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健康地发展。慷慨激昂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还能够鼓舞激励人们勇敢前进，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使大学生们在欣赏音乐艺术陶冶情操的同时，也感悟人生的真谛，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丰富多样的音乐作品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三)影视艺术作品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感染力 文学艺术包括散文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无论是哪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其中，电影电视能够给人们最直接的视听感受，它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要充分地利用那些积极向上且优秀经典的影视作品，使其辅助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影视艺术是将音乐、美术、文学、舞蹈、雕塑等各种艺术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多样性与丰富性能够丰富以及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生动形象地向大学生灌输人生的哲理与价值观，其作用与效果要远远大于长篇大论的说教，大学生可以在欣赏影视艺术，放松身心的同时，从中吸取一些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意义，可以使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影视艺术作品进行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时，要坚决抵制那些含有不良内容以及传播不健康信息的影视作品，要将更多含有积极正面内容的影视作品引入校园，一方面丰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净化大学生的心灵，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化氛围。 (四)绘画作品能够为大学生创造思想品德教育的育人环境 绘画作品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型历史题材的经典绘画作品是我国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历程，其中一些关于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苦难，展现出了战士以及人民在战争时期勇往直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伟大精神，这些绘画作品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以及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将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使大学生们深入地了解并体会历史，拉近与历史以及战争英雄的距离，使大学生们主动地了解历史，并向英雄人物学习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将会对大学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绘画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将大学生发展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三、结语 文学艺术是提高人们素质、丰富人们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对于现代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能够使大学生逐步形成完善的人格以及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要确保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实施的效果，必须将文学艺术有效地融入其中，力求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全面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张爱萍 张赣 单位：南医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探究 一、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实践 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起端于2003年，2005年承接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个试点项目”为标志，拉开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建设的序幕，已形成了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格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 新疆成立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领导协调、专家咨询、保护研究三方面形成了区、地、县三级系统化的工作机制。同时，于2008年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在文化厅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当前，除自治区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并新增了7个全额事业编制外，新疆已有90％的地州、县（市）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截止到2009年底，新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已达557人。 （二）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 首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级文化部门投入本系统人员1896人并吸收社会力量9063人参与，经过三年的全面普查，获得阶段性普查成果3772项，初步掌握了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等基本情况。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目前新疆已形成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其中，世界级3项，国家级70项，自治区级293项，地（州、市）级535项、县（市）级2480项。13个世居民族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国家级和自治区保护名录。2012年计划建立“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名录项目”，实施分类保护。再者，注重扶持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新疆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7名（共3批），中央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8000元；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427人（共3批），自治区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3600元。各县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共登记各民族传承人17483人，给予一定的传承补贴。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和对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工作的考核机制，贯彻落实权利义务和奖惩制度。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各民族优秀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而且充分调动了他们传承、教习的积极性。最后，积极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道。以维吾尔木卡姆的保护传承为重点，逐步开拓了五种传承通道。一是坚持原生态传承，统一规划建设10个木卡姆传承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3个，4个在建，实行民间艺人就地传习、教学、展示；二是专业传承，积极支持新疆木卡姆艺术团做好维吾尔木卡姆的收集、整理、规范、展示等工作；三是文本传承，《十二木卡姆》已有3个版本，《哈密木卡姆》已有2个版本，《吐鲁番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各有一个版本出版，经过深入研究，还将出版更为完整、严谨的木卡姆版本以传之后世；四是教育传承，区内有关大专院校开办维吾尔木卡姆传承班、招收木卡姆专业研究生，编写维吾尔木卡姆的普及型乡土教材，推动其进校园、进课堂；五是多媒体传承，出版有关维吾尔木卡姆的多种图书和音像制品，编制《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数据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传播 由新疆艺术研究所和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头编撰的《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志•新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新疆卷》“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出版面世，该套志书始于1985年，历时24年，是全面搜集、整理新疆各民族优秀民间文学艺术浩大工程的标志。此后《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等陆续面世，2012年“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正式启动。从2006年起每年“文化遗产日”系列展示活动、“新疆民间文化艺术节”、“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首届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全国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全方位多渠道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 依据“十二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规划，拟在新疆13个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传统文化生态保持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街区、村落或特定区域，建立莎车县“维吾尔木卡姆生态保护区”、布尔津县“哈萨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等4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加强在地整体性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活态传承和发展。 （五）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2011年吾库萨克乡热合曼•阿布都拉传习所———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艺）列为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2年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举办了“2012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成果展”。目前正在落实设立4个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保护实验区，推进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产业发展、文艺创作繁荣，促进其在民间的保护和活态传承。① 二、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保护实践 最早对民间文学艺术给予立法保护始于1985年1月1日文化部颁布实施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和《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199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立法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目前拥有“新疆美术工艺大师”126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名。1991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其间国家版权局曾于1997年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2012年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立法进程被列为2012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同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列入“开展‘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研究’项目，将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内容纳入中国民间文艺基础资源管理系统，形成可操作的中国民间文学数据库的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的工作措施。我国2004年8月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国务院先后颁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并于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法制保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批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体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8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施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法制轨道。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2010年4月19日新疆颁布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加强传统知识、民间艺术、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促进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发展被列为专项任务，以知识产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成为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新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和新疆地理标志保护等地方性法规及政府文件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2011～2015）的工作措施。 三、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司法保护实践 新疆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所引发的典型纠纷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积累了有益的司法实践判例。 （一）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纠纷 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之争引发人们的关注最早要追溯到“西部歌王”王洛宾与西部民歌版权纠纷，这也是我国最早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纠纷。1992年王洛宾在台湾与晏茜茜女士签订协议，将《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十首民歌作为个人的著作财产由台商买断。期间王洛宾指控罗大佑推出的《情歌纪念日》专辑，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和署名权。罗大佑就此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希望通过学术界、音乐界、文化界和法学界弄清这些“根本是民族遗产的新疆民谣，究竟版权归属什么人”。此事件在音乐界引起一片哗然，在西部也引发了许多关注。1994年《人民音乐》从第6期开始开辟专栏，展开了持续一年针对王洛宾和西部民歌版权的讨论。 （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著作权纠纷 代表案件之一是关于王洛宾多曲民歌权利归属问题出现的多起案件。在新疆洛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哈力旦•乌甫江等侵犯著作权案中，涉案歌曲《高高的白杨》经过鉴定与原告《我的花园多美丽》的曲调在音高组织、旋律骨干音及旋法节奏形式、句式结构等主要方面基本相同，在节拍形式、具体的润腔及结构细部有所差别。两首歌曲中曲调的母体均源自同一首维吾尔民歌，只是歌词不同而已，因而无法认定《高高的白杨》是由原告作品改编而成的作品。因此，在王洛宾生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不能被确认为侵权作品的情况下，王洛宾应享有《高高的白杨》的著作权。①代表案件之二是万志民诉葛顺中等侵犯著作权案。歌曲《相爱》是原告万志民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整理后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司法实践认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一方面归属于某一区域内的群体，但为促进民歌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应允许公众对民歌进行合理改编和使用。被告进行改编不需经过原告许可，形成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的作品著作权应归有独创性贡献的葛顺中。判决多次提及两首歌曲改编自民间艺术作品，在署名上仍应注明民间艺术作品的来源。② （三）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纠纷 新疆近年来民间文学艺术标示纠纷以“刀郎”之争为最。首先是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诉罗林侵犯著作权及姓名权纠纷案，受理法院认为：尽管“刀郎”一词具有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等含义，但因罗林以艺名方式推出其歌曲作品为公众所认知，“刀郎”一词不仅带有原有含义而且亦兼具“演唱者罗林”的特定署名含义。飞乐影视制品公司与潘晓峰专辑在其包装上标示演唱者时，弱化使用“西域”，突出放大“刀郎”，构成对罗林“刀郎”艺名的使用和演唱者身份的假冒，侵犯了罗林的作品署名权和表演者权。③此后的“刀郎”商标被热注成为酒、刀具和服装类商标，早先被注册为酒类商标的“刀郎”商标行情看涨，据称将以3000万元的底价拍卖。④“刀郎舞之乡”新疆阿瓦提县县委宣传部注册了daolang．cn、“刀郎”等近10个域名。⑤类似的争议还有“木卡姆”注册商标专用权⑥以及“阿凡提”注册商标纠纷案等。⑦ 四、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制约评析 从行政、立法和司法来看，对新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行政保护方面，新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整体框架下，扎实推进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传承体系的建立健全，遗产整理与传播以及生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的推进。在立法保护方面，新疆在全国列位于较早开展地方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省区，开辟了我国专就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省级地方单项立法的首例，并首创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地方立法保护的初步尝试。在司法保护方面，新疆多起相关案件，既有较为普遍的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权利案件，更有全国首例民间文学艺术纠纷案件，在司法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有益的判例作用。通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现状，可见一条这样分明的脉络：法制层面从国家到地方，《著作权法》第6条勾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路径，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第22条“利用木卡姆艺术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活动，应当依法保护木卡姆艺术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并尊重木卡姆艺术传统样式和特定习俗，不得对其歪曲、滥用”的规定首开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立法尝试。但这两条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法规与之配套，其实际的法制效用是非常有限的。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现有民事法律机制架构实际就是一部国家法律和一个地方条例的相关条款，除此之外的法制依据，从《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均是行政法规。行政立法保护与行政政策的保护是互为因果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与立法保护实际是在同一行政法律机制架构下展开运行的。而在司法实践层面，大量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属异议关乎的都是知识产权制度：除了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可以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的条款之外，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元素在“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未出台之前事实上处于民事法律调整视阈之外，充其量依托极特殊个案判例，①或现有可援引的法条来展开运行，而后者方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本体。由此，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呈现出法制层面事实上的不均衡、法制与司法事实上的脱节：行政法律机制丰沛而民事法律机制单薄；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面临大量的民事案件无法可依，现行法律捉襟见肘的局面。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中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事实上遭到了忽视。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这种状况也正是我国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五、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出路探析 文化的本质使民间文学艺术既是精神智力文化、又是经济文化、也是政治文化，这客观需要将其视为文化人权与主权，也需要将其视为经济产权；民间性使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客观需要将其视为公共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维持族群与其文化间的互力，维持族群与其他文化利用者之间良好互补，客观需要将其视为群体私益。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交织客观决定了保护机制的非单一性出路。知识产权民事保护机制是以市场为环境的交易制度保障，以权属的厘清为市场行为的基本前提，遵循市场法则并呈现市场调节的特点。其优势在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注重激励、自发淘汰，形成微观经济体的竞争活力；其劣势在于利益至上、两级分化、宏观失调。民间文学艺术是体现价值创造和精神需要的智力成果，凝结着民族的价值、信仰，传递着民族的历史、知识，承载着民族的精神、灵魂，实际上无法也难以以市场价值来衡量其价值。①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二位一体权利；其主体二元统一，体现出浓重的公共品格；民间文学艺术的族群人权性要求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私权与人权协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意义从族群生存发展需要，扩展到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关系国家的文化安全乃至政治安全。这与产权机制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行政保护机制高效、统筹、均衡的特点，能对市场机制实行有效互补，方能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利用优势资源后发赶超，增强文化软实力。行政法律机制是借助行政法规与行政政策，将管理者宏观目标通过被管理者贯彻落实。以国家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遵循政府管理法则并显现宏观调控的特点。其优势在于总量控制、调节分化，形成宏观经济环境的健康；其劣势在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指导滞后，导致活力不足。在新疆实地调研中可以深切感受到行政法律机制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卓著成效的巨大推手，其效用持久与政策力度成正比，这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投入荷载是严峻考验。行政法律机制外在的善意在极大提升族群文化自尊自信的同时，族群自身应对环境的能力建设依旧滞后，这种差距使族群总体缺位于主动的文化保护和促进，并引发文化传承内核虚化、文化开发内涵空化。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现：第一，当前法律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主体仅涉及到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普通传承人、民间文学艺术族群主体的权利搁置，这在实践中已经引发矛盾纠纷，削弱了族群成员个体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第二，整理者的权利义务缺乏相应规定导致争端；第三，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进行新创作对原作品与素材的权利尊重问题；第四，商业性演出以及改编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歪曲、不当使用造成精神伤害问题；第五，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获益有限，主体缺位难以实现对保护利用的有效监督；第六，跨境共有民间文学艺术申报与归属问题。这些问题都根源于缺乏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认定，尚未建立相关群体、个体传承人与再创作者之间合理利益分享机制，尚未设置保障公众使用的权益机制。而这些正是知识产权机制努力的方向。无独有偶，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重要的两个国际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年来的相关立法活动，表现了在探索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侧重点发生变化和保护传统文化的不同视角，走向民事法律机制的私法保护与行政法律机制的公法保护二位一体的进路。WIPO于2000年成立了专门机构“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WIPO－IGC），其工作主要围绕遗传资源、民间文学艺术、传统知识等三个主体展开。着手探讨传统文化保护问题，推动各国相关立法，继续发挥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主导作用。UNESCO所辖的诸如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国际制度安排进行了有益探讨，发动了超越WTO体制的“软法”造法活动：一是颁布保护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二是鼓励各国尽可能利用《知识产权协定》的弹性条款和开放性条款，在协定的“总轮廓之内型塑权利和权力的结构”，“以满足缔约方政治、社会、经济和其他政策目标”。②先后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国际社会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法律行动框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①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经济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私人产权，这即是WIPO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文化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集体文化权利，这即是UNESCO的非知识产权保护模式。WIPO主张的著作权或专有权，都是授权性的保护措施，即是以赋予产权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提供保护。UNESCO在其公约中所提出的“保护”，包括“保存”、“维护”和“加强”等9种方式方法，主要是行政性的保护措施，即是国家从文化主权出发对传统文化资源所采取的文化政策和措施。可以说，两种保护方法分属于民事法律机制和行政法律机制的不同领域。②回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轨迹与现状，也是这种需要和进路的翻版，这与民间文学艺术非实现国际保护不能成就其真正保护不无关联。概观国际、国内保护脉路，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综合保护、全球协调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必经出路。 综上，就一国国内法而言，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应采用二位一体的综合保护模式，即公法与私法结合，行政法律制度与民事法律制度结合的保护模式。在立法操作上，由于法律属性的区别，可以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一部行政法律制度统领下，同时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客体的属性分别建立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民事法律制度。以民事法律制度注入私权动力，以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利益均衡，实现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的互补，私权与人权的统一。民间文学艺术综合保护机制在不同阶段的倚重点是有区别的。就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来看，存续是第一要务，法律保护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存续，而不是明晰产权，激励发展。因此法律制度保护的路径，首先是通过政府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存续保护，这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前提基础。其后才是民事法律制度发展保护的逐步介入和深入，最终走向以存在推动发展，以产权激励发展，以发展促进生存，提升综合法律制度保护机制，培育民间文学艺术自身“造血”功能，促进和实现民间文学艺术自主良性发展。应当客观看到，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寄托于它所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善良的意愿，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民间文学艺术会在与生产方式的互动中实现新陈代谢，那些失去依存环境的部分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那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部分将会被不断地再创造。 作者：吕睿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工农兵文学艺术奉献 由倡导的工农兵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受到的赞扬和贬否都最为激烈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赞扬它的人，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从政治着眼的，如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特地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把赵树理树为边区的“方向性”作家，边区的文联副主席陈荒煤还写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1]。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在政治的语境中，给某些作品以艺术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对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旗谱》评价说：“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而且它在阶级叙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贬否它的人，则从“”开始至今21世纪，尚且抛开“”时期不说，即就上世纪80年代而言，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艺术上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指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3]当今，因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这样一来，似乎工农兵文学只有特定时代的政治价值（当然，这是指文学不应追求的政治宣传“价值”），而缺失艺术价值。因此，一个问题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绵延至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长达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究竟有没有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站在21世纪今天的时间点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几十年前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工农兵文学的整体，准确地评价它的艺术价值，进而确定它的文学地位，这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未来，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这是摆在我国学术界面前的迫切任务。在探讨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之前，必须弄清工农兵文学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工农兵文学，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赵树理的小说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而且要表达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还要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另一种是“非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4]笔者在谈论工农兵文学时，又曾经指出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建国前阶段、中期的建国后至“”前阶段和后期的“”阶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谓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下面，我们具体来论述一下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二是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由于文学（此指书面文学）是一种以文字表达能力为基础的精神活动，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底层民众极为有限，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底层民众作者是极少的。同时又由于文学作品对作者生活体验的依赖，所以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有，也是以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察和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表现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品，我国封建时代的市井小说就是如此，西方那些粗俗文艺亦是如此。而工农兵文学则不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表现工农兵群众”[6]59，这“工农兵群众”就是指底层民众。所谓“表现工农兵群众”，就是要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但又不止这些，因为这“表现”是可以持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感情的，为此，又说：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6]49，“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52，这实际上是要用底层民众的眼光来审察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要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来表现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当然，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眼光”是指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实际上是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眼光，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觉悟了的、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思想感情。而进一步说，所表现的就是底层民众自己感受到的、表现底层民众自己利益的生活。简言之，就是底层民众自己表现自己。我们看看，不但是赵树理小说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吕梁英雄传》等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就是建国后《红旗谱》、《保卫延安》、《创业史》以及其他众多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也都是这样的作品。比如赵树理小说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思想感情来审察、来描写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的，所以才会有对二诸葛、三仙姑阻挠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不满和反叛；《红旗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感情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大革命时期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反抗，所以才会有作品对朱老忠们的赞颂；《创业史》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情怀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和描写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所以才会有对梁三老汉的怨艾和惋叹。同样，正是因为以工农兵群众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以工农兵群众的情怀来感受新社会的新人物，所以才会有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1958）中张腊月、吴淑兰这两个喜气洋洋、充满自豪感和生命活力的妇女形象；正是因为以觉悟了的工农兵群众热切的眼光和心胸来关注、体察上世纪50、60年代新生活、新变化，所以才会有李准《李双双小传》（1960）中李双双这一崭新的妇女形象，才会有她敢于同落后思想作斗争的行为，以及她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表现底层民众的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只不过是些原本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直接描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书面文学，不用说古代极少，就是有，如《水浒传》也不具有底层民众的情怀，而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审视生活的，所以才会认为造反的农民必须招安。再比如对于李逵的描写，既写他的造反，同时又以把玩、嘲笑的心态写他的鲁莽，这都是缺少底层民众思想感情的结果。看看世界文学，哪里会有以底层民众的情怀来审视和表现民众生活的作品呢？上面所谈到的西方描写农民的作品，都是以上层社会的眼光来审视的，如《堂吉诃德》所写的桑丘，他的目光短浅、自私狭隘，是饱含着作者对他的嘲笑和嫌弃的，这和农民自己的情感不同。所以，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工农兵文学的内容也是独特的。世界文学是由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多样性应该是它重要的特征。而工农兵文学的这种以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情感来审察和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内容范式，就不但为中国文学，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表现生活的新的内容样式，是为世界文学已有的内容作了重要的补充。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三是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在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强调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在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6]147还说：“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6]151“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6]153应该说，此前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个人风格的问题。但是在1951年，他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他又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143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6]158这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艺术风格可以多样化的意思。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和“洋化”的比照中提出的，是在世界的格局中强调中国化；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是在作家之间提出的，是强调作家作品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他对两个方面的同时强调，是要求工农兵文学作品，既要有个人风格，又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民族风格。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就文学而言，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文学口味是很不相同的，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泾渭分明的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别。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通俗文学是遭到蔑视和鄙视的，因而也是遭到压制的。因此，中庸性质的“平和、雅致”就成为上层社会的作风和气派。那么，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底是指底层民众的，还是指上层社会的呢？当然是指底层民众即工农兵群众的。因为特别的强调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他一再提醒文艺工作者要重视工农兵的墙报、民歌、民间故事[6]93，以及秧歌、春联、年画[6]107，这些都说明所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喜好为准则，是大众视角下的，不是以上层社会视角下的作风和气派。所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是指民族化，又是指大众化。换言之，即大众的民族化。 还是回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作家个人风格的统一问题上来。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工农兵文学作品，赵树理小说的朴实、平易和大西北的泥土味，是他的个人风格，而这又是工农兵群众的平朴、通达、亲切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具体体现；周立波《暴风骤雨》所表现出来的激越、豪爽和幽默感，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然而其中又表现出亲近土地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作风和气派。孙犁《荷花淀》等作品表现出来的沉静、优美、充满诗意的个人风格，也透露出中国民众追求安定、和谐生活的作风和气派；同样，梁斌《红旗谱》的大气磅礴也表现出中国民众的豪情；柳青《创业史》所表现出来的稳健、沉静风格也表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平稳、宽宏的气韵。强调个人风格，这是中国文论的传统。历代的文论家们都十分注重对作家风格的推崇，并以对作家风格的认识作为他的学术眼光的标识。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到，古代的文论并不十分强调中国的民族风格。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大一统”[7]42。民族风格本已存在，所以没有必要强调；而西方国家地缘并不那么广阔，国家之间来往频繁，“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以及丹麦、西班牙等国在相当久远的年代，彼此间的文化就开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7]1，因此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突出，由此，也就不可能强调各个国家的民族风格。同时由于西方自封建社会解体之后，就强调个性解放，极为重视个人的权利和特性，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极为注重表现作家的个人特点。而又由于西方特别重视思维，注重哲学，所以在文学作品中重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的独特感悟和作品的哲学意蕴。相比之下，对于作家个人的风格，并不那么强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工农兵文学这一民族风格和作家个人风格统一的风格式样，都显得非常特别。试问，赵树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红岩》，有哪一部像是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或者《水浒传》？《水浒传》虽然由其情节、结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平朴是大众化的民族风格，但作品所写的造反者们对宋江的意见既想不通而又照办，唯“好官”、“兄弟”宋江是从，宁愿含冤负屈的思想作风，以及全书所表现出来的含混不清的混沌氛围，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豪爽、通达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相违，和《红旗谱》所表现出来的坚韧而奋勇向前的气势大相径庭。而《王贵与李香香》既与李白、杜甫诗歌不同，也与白居易诗不同。白居易的叙事诗如《卖炭翁》，其语言的平易、朴实，固然有大众化的民族风格的成分，但其居高临下的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哀怨和愁丝难断的心境，这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追求正义、豁达勇猛的民族气派不同，与《王贵与李香香》所表现出来的虽然屡陷困境却勇往直前的气概有别。与国外相比，应该说，西方无论哪一个作家，其风格都不是大众化的个人风格。所以从世界范围看，工农兵文学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民族化、大众化统一的文学风格式样。 上面所谈的是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不但是从横向（世界）着眼，而且是从纵向（历史）着眼的。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工农兵文学都是非常独特的。作为学术界，不能以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派的眼光来看待它，也不能以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它。因为它并不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也不是中国古典文学。它就是它，不是别的什么。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更具体、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不同于前苏联文学的政治斗争文学。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它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才使它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独特的艺术贡献。世界文学应该是多元的，既然西方可以有各种“主义”的文学，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有独特的政治斗争文学呢？在谈论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时，笔者同时也认为，它存在着好些文学方面的失误，形成了以故事情节诠释公众意识的模式，导致了文学的浅露化和趋同化；对个人独特情感的轻视与漠视，减弱了情感的震撼力和作品的感染力；把思想引导变为行政领导，影响了文学的自由度等等。而这种失误，也是独特的。当今学术界的好些人正是以此为依据，对它作彻底的否定。只看失误，不看贡献，笔者认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现代性及分期 当前人们所讨论的关于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忽略了其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新时代的背景下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应该立足于现代性的“地面”等客观问题之上，人的现代性生存体验是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结底现代性指的是人的生存体验感受，而文学现代性的分期我们可以将其划分成为现代1和现代2两种意识形态。 一、文学的现代性 (一)文学现代性的“地面”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话题已经成为时下我们讨论的热点。无论在论文答辩，还是现代文学、文艺学专业的论文题目当中都涉及了许多关于文学现代性的问题。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现代性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而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与此同时现代性通向文学的桥梁在何处。文学史通过语言描述的方式，形象生动而又具体地向我们阐述了现代性的客观意义，这属于思维层面的问题。文学现代性拥有着独特的审视问题的角度和回答问题的方式。深入地说，笔者认为，文学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体验，也就是人对于他所生存环境的一种敏锐和特殊的直觉。文学创作来自于生活，是作者对于日常生活的感悟和体验的呈现方式，与此同时它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桥梁。这里所提及的体验，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学思维模式不同，不是我们心理学意义上的思想和心理行为过程，而是在日常生活和大自然体验中所产生的包括感受、情感、欲望、想象、幻想和理智的统一结合体，贯穿了整个人的生存直觉思维方式，是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过程。就是这种现代性的体验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地面，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性的思想、理念、情感和艺术审美方式和特点。我们在对文学现代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能够回避的，首先，要深刻认识到现代性并不仅仅只是精英人物的现代性体验过程，而是属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现代性特征。其次，现代性并不仅仅局限在思想的层面上，还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累积，是人类整个生存方式的现代性。 (二)文学现代性的基调 思考文学现代性体验可以为现代性文学创作提供一个更加严谨和系统的思维模式和参照系。从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环境来看，文学的现代性体验主要指的是由于全球性和地方性共生境遇的演变和生成过程而产生的，也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全球地方性。与它相比较而言，中国古典型体验的最基本特征和内涵是由于中国中心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行为。中国的现代性自始至终都与全球性拥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古典型文学相比较而言，现代性则体现的是在新的全球性世界地图当中探寻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和完成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体验着从自身以及中心边缘的现实世界。 二、文学现代性的类型 文学现代性体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惊羡体验、感愤体验、断零体验。惊羡体验指的是又惊奇又羡慕，与此同时还涉及一个新生的概念的过程，属于未来的新维度，而感愤体验主要充满的是怨恨和愤怒，它是一个主流的思维方式，属于现在维度。断零体验则更加侧重于人们对于过去、现实以及未来的那种绝望和无助，更多的倾向于断裂绝境所产生的感受。首先，惊羡体验。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近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文学家王韬。当人们提及现代性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他。他是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前就已经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1874年他主编了《循环日报》，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创办的最成功的一份中文报纸。王韬是这份报纸的主笔，写了大量的政治评论散文，梁启超的启超体或者是新文体都是在王韬之后出现的，他的视觉独立、自由，他提出的变革思想激进有力。不久之后他的文章不胫而走，深受欢迎，穿越过清朝政府的边关封锁，受到了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重视，他在大多数文章当中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怎样加强边防，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振兴中华等。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独到的观点，比如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是数千年未有的创举，从“器”的同一走向“道”的大同的体验过程之旅等。其次，感愤体验。这个词来源于梁启超评论黄遵宪的一句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基调是干冷的、悲伤的并伴随着些许的愤怒。面对支离破碎的祖国大好河山，衰败的社会文化，有识之士挺身而出。现代文学里尽管有不少是激昂的，然而更多的是低回的声音。黄遵宪在他的大量作品中都记录了自己对当时历史社会变迁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在1885年创作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最后，断零体验。它主要指的是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深刻体验，这其中夹杂的更多的是悲怆和愁苦，这也是在前面两种现代性文学体验过程中我们所感受不到的。零断体验的代表作品当属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在这部作品中，苏曼殊通过对主人公绅士的描述再现了中国现代性的悲惨境遇以及自己所产生的断零感受。我们可以看到后来鲁迅在《药》《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中都流露出了自己内心的迷茫与焦虑。“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从郁达夫的作品《沉沦》中我们更神奇地倾听到了那一句句撕心裂肺的呐喊和呼唤，也可以感受到怨羡情节带来的沉重痛苦以及随之而来的绝望和失望的感受。这些都注定要在后来的文学中产生深入的变化。 三、文学现代性分期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体验过程并不需要我们从现代性体验理论体系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的探索，而是需要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运用系统的理论寻找出使用的阐释框架的过程。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都一度被称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最佳诠释方式。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分法的观点已经不成立了。长期以来我们几乎已经默认应该把文学分成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形式，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文学三分法，然而它却深受政治思想和时代特点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在建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联系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忽略20世纪开始前的几十年间的晚清文学在文学现代性发展上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至少从1874年王韬开创现代政治评论散文文体的那个时候开始，文学现代性的变革就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果仅仅只用20世纪这个概念进行文学时期划分就不能深刻地体现这一点。除此之外，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文学史的概念的背后仍然缺少相应的系统性文化概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代性体验理念的支撑与辅助作用，从内容上面来看显得过于空洞。因此，如果想要更加全面系统地体现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体验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就需要对文学分期提出新的看法和理念。笔者认为，就好像中国文学古典性经历了从先秦时代到清代上千年超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中国文学现代性也包括了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可以说，从晚清时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时期，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文学现代性1期，而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就可以将其划分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第二个时期，即文学现代性2期。这两个划分了较长历史时间段的时间可以形象具体地展现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全过程，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二者之间的那种微妙的转型体验轨迹方式。当然，这里我们所提及的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的划分理念，首先就强调了文学现代性本身的划分特点，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风貌特点，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可以从整体上将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划分为不同的维度。前者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从地球体验的角度来进一步取代天下体验的层面，也就是说从天下之中央模式到地球之一国模式。相对应的，现代中国人在地球上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和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实现大一统，与其他民族和谐友好的生存和相处，以及这种生活价值的系统是怎样构成的，这就是文学现代性1期最重要的讨论议题。黄遵宪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就描述了从内陆到太平洋语境转换过程中诗人在月亮的提示下的情感体验转变过程，这也解释了文学现代性的新内涵和重要特征。在否定和认同的矛盾中希望能够探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位和世界身份地位。 四、结语 文学现代性2期的侧重点则在于动感的全球体验过程，它成功地取代了静态的地球思维体验方式，也就是说从地球的某一个国家到全球的某一个地区的思维体验过程，进而形成了全球地方性的体验之旅。这个时候的中国文学创作再也不像文学现代性1期那样过于强调寻求地球化和世界化的思维模式，而是希望在成人存在地球化的基本前提之下寻找出属于中国特色的力量，展现现代中国人在世界中独特的魅力与个性。这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地方超越性和狭隘的世界性幻觉思维，而是一个从自律和自觉的角度出发去观赏世界性之中的地方性的特点。现代中国人在全球性境遇的过程中究竟怎样才能够更加完美地展示出具有东方魅力的独特个性，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学艺术论文:影视动漫产业文学艺术构建 一、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分析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也在迅速的发展，转眼间，中国动画片年总产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然而，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却发现，中国目前的动漫产业在形式、内容、技法上大都缺乏文学的积淀。面对今天喧嚣的动漫，作为产业前沿的经济价值和大众的关注度是动漫产业发展的基石，但要真正作为具有艺术的作品形式，影视动漫就必须以文化的标准来重新打量它在纵的历史与横的比较中的优劣。然而今天中国的影视动漫，其作品大有泡沫多于内容的意思，大有动漫人缺乏灵魂观照的窘境。回顾中国的影视动漫，曾经经历过辉煌期，比如熟悉的《大闹天宫》、《阿凡提的故事》、《哪吒闹海》等等都是世界动画史上数得着的动画片，（如图1）这些由水墨动画以及民间剪纸、皮影、木偶等作为美术表现的动画片曾经构成了“中国动画学派”，是至今令世界动画人所称道的对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果拥有清晰的中国动漫观，我们首先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动漫在文学上的素养其实并不是很好。从宏观讲，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以及新世界知识体系的衔接有关，即中国动漫同中国的文学、哲学、绘画等一样，遭遇着旧文化不深入、新文化少创造的阶段，我们目前阶段有的恐怕也就是如何拉动经济，而不是文化话语权的优势。从创作者的小环境来讲，我们则可发现中国大量的动漫人对经典文学是不阅读、不熟悉，多从纯粹的绘画和计算机专业出身，专业空间比较狭隘，兴趣上也比较难博采众长。此外，动漫编剧人才的匮乏造成了中国动漫不会讲故事，讲了也不生动、缺乏文学性的原因。所以，要完成一部优秀的影视动漫，只有动漫专业技能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动漫创作人员具有综合的素质，具有团队协作能力、具有很高的文学功底，具有每个动漫人都是导演的想法。例如当年万籁鸣先生制作《大闹天宫》时曾经说过“我在这部《大闹天宫》中是总导演，你们每个做原画动漫的都是小导演。我出题目你们做文章，来丰富我的想象力”，于是关于每一个人物的相貌特征、表情特征和动作细节被不断地细化、夸张，从而富有了故事性、戏剧性，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导演和原画作者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编剧团队的关系，它对导演和原画作者的要求其实是溢出于美术之外的良好的文学感悟力和想象力。这也说明了动漫是一门交叉学科和交叉艺术，制作人员需要复合型人才和具备团队协作能力的特点。图1中国早期影视动漫作品由此可见，影视动漫是一门真正的艺术，而非愉悦大众的影片，影视动漫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观看人群也逐渐由以往的儿童发展为成年甚至中老年。当人们习惯于直接去阅读屏幕上出现的东西时，我们对文学内涵和作品真正的内容是否有所冷落；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到底应该呈现出哪种关系才较为合理；影视动漫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能否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自主品牌的、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些都是我们所应该关注的内容。 二、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的关系 影视动漫和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都有其合理存在的一面，而存在的同时都会起着双刃剑的作用。影视动漫直白的表现情感和故事发展情况，带来的情感共鸣可能是一时的悲哀或者恐惧或者欢乐，但是时间久了人们便会发觉那种快餐式的文学累积会使情感变得苍白无力。文学的抽象而发人思考，只有真正地把心境投入其中，才能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怀。在观众集体式的欣赏上，影视动漫艺术有时不能把作者的倾向性赋于形象性，不能把大段的议论的文字对冲突双方的或对生活的评价表现出来。影视动漫艺术必须在短时间内用具体的，塑造性的原画主角和各种镜头的转换给观众视听的综合性审美。（如图2）影视动漫比文学拥有更多的群众性，是任何文学作品不能比拟的。文学的表现工具是文字，有相对的限制性；影视动漫艺术有无比的精确性和敏锐性，能较好的反应一切复杂的生活现象。对观众直接诉之于形象，使观众得到的是完全逼真的感受。另外，影视动漫艺术具有空间和时间的魔力，我们可以看到同代人的生活景象，也可以看见一切动人心弦的历史的重演，因此影视动漫它必须具有震撼力和表现力。图2动漫原画镜头转换诚然，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影视动漫从艺术手段、表现内容等多方面受到了文学的滋补；反过来，影视动画也在无声无息之间补给了文学，影视动漫的视觉性表现方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途径，包括一般电影的表现手法——蒙太奇，也大量于无意之间进入了文学创作。文学，这一艺术领域里的文字王国，面对今天的读图时代，多少有些落寞了。然而，影视业的发展在“挤兑”文学的同时，也为文学添上了新的翅膀，受其滋养，甚或依赖于它提升着自我。所以，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在当今信息时代彼此促进、彼此发展。 三、中国影视动漫作品需要文学性构建 人们看影视动漫作品，有时是怀着一种期待和被感染的心态，但一部影视动漫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性和传承性，是很难打动观众的心灵的。这就需要文学影视动漫的诞生。所谓文学影视动漫，指的是富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是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影视动漫。这标志着此类影视动画更加注重品位、创造力、艺术感和有质地的动漫美学以及其实验性探索。影视动漫应该向艺术电影学习，向更多的文学作品靠拢，使影视动漫编剧接触古今的经典故事和小说，不断锻造好的故事和深厚的内涵，使好玩的故事和有创意的想法进行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中国动漫的层次差异，这种层次差异指的是“生态观”。坚持生态观对任何环境包括文化构建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回顾中国影视动漫，目前缺乏多彩斑斓以快乐为本的商业动漫佳作，更缺乏独树一帜以创造力为标志的艺术动漫佳作。作为信息时代的前沿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动漫在这个时代正是我们文化整体实力的一个呈现，而发展具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也是中国影视动漫的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换言之，无论技术如何变迁并呼唤我们紧紧跟随，但人性的应对和满足依旧是所有艺术要回答的主题，动漫与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紧密合作与交融，求其在中国动漫产业中的贡献。 四、小结 作为新兴的影视文化艺术，影视动漫不仅综合了声、光、化、电等现代科学技术，也综合了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古老艺术经验，还综合了编、导、演、录、美等不同的创作人员，更不必说它的镜头、景别、蒙太奇等等。在技术层面上，它比较复杂。这是它的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优势，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为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影视艺术不低于文学，不等同于文学，也不依赖于文学，但是影视动漫必须深入文学，文学所能表达的深度和广度并不是影视动漫所能做到的，而电影所表现的光影与声音的互动也是文学所不能及的。中国的影视动漫必须结合中国民族文化特点来发展，深入中国文学艺术，掌握中国文学知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文学是影视艺术要吸收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把握文学艺术在中国影视动漫中的作用，是中国影视动漫人设计具有中国特色影视动漫的重要手段。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弱化创建 随着人们对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社会与经济价值的不断了解，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利用越来越广，使用主体也由此获得丰厚的利润。如取材于我国民间文学的美国卡通片《花木兰》在全球票房收入超过5亿美元，改编自非洲祖鲁族民歌的动画片《狮子王》配乐的版权使用费收入在2000万美元左右。然而，这种商业利用却没有给相关利益主体带来利益。花木兰民间故事属于无偿使用，改编狮子王配乐的非洲祖鲁族歌唱家林达只拿到了象征性的1英镑。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说，民间主体也应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获得回报。那么民间主体获得回报的依据是什么？如何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分享利益？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利益分享是我们构建私权体系的基点利益分享的基础是利益平衡原则。任何一种“现代”的科技与文化成果都有其发展的根基，都离不开传统文明的铺垫。 任何创造、创新或创作都离不开前人的贡献，现代许多绚烂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子。民间文化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资源，是现代社会赖以进步的源泉。尤其对那些千百年来未离开故土的民族而言，传统的自然与人文财产仍然在其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②带着这种认识重新审视国际经济秩序，就会发现众多不公平之处。西方国家有些科技文化产业的创新，很多都是在我们古老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他们从这种使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无需支付任何代价；反过来，我们要使用在我们文化技术基础上发展来的最新成果就要支付高昂费用。而现代社会的知识资源也是匮乏的，知识资源的储备和传承也要花费巨大代价，所以应该建构一种机制，让所有参与知识资源创造和传播的相关主体共同分享利益，使资源提供者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分享。利益分享能激发持有群体的传承动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仅仅靠持有群体的兴趣与责任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切实的经济回报，很难激励持有群体进行传承，更别说创新了。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需要对其持有主体的利益予以维护，激发他们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情。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持有者权利正当性的论述，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希望在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使用过程中，创作、传播主体的利益都能得到实现，而不是通过制度限制外来者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鼓励外来使用是权利构建的原则对于那些依然根植于其原生境的传统知识而言，鼓励原生境人民充分利用并因此而受益应当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首要目标。但是，如果原生境保护显然存在障碍，或者事实表明已经不可能使传统知识得到发扬光大，借助外界力量加以保护，并使其得到有效利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外来者的使用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繁荣。民间文学艺术价值的发掘需要外来者的参与。其实，很多当地原住民并不认同本地区、民族的文化，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是被外来世界的人们源源不断地发现，并在外部世界被不断商业化使用并广为传播。如赫哲族民歌经过郭颂的改编，成为人人传唱的乌苏里船歌。江苏六合民歌经过采风者改编成茉莉花，被认为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首歌，不仅在我国广阔大地上传唱，并且通过悉尼奥运会走出国门传向世界。经过外来世界的改造和使用，民间文化焕发了耀人的光彩。民间文学艺术的创新更离不开外来者的参与。持有主体大多处于经济信息落后的地区，不掌握现代的高新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不掌握现代的营销渠道，很难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而不经过现代文明改造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难在市场中立足，并取得长足的经济效益。如贵州蜡染，很多人都喜欢，但不经过现代工艺的处理，不解决褪色问题，很难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对象，大多只是作为装饰，消费量有限。如前两年红极一时的土家族掉渣饼，一上市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由于缺乏连锁经营的现代经营理念，缺乏对产品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产品质量的精细化管理，结果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较多的事实表明，多年来，虽然存在着外来世界对民族地区民间文学资源的肆意掠夺，但外来世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再创造，以及各种形式的利用，其硕果累累已超过原生境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经过外来世界使用、改造后的民间文学艺术其生存空间扩展了，而民间文学艺术只有被市场化，持有主体才有可能依据私权益进行利益分享。鼓励外来使用有利于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意味着将本民族的发展置入世界发展的大循环圈中，在这种发展状态中，互通有无、分解争端。而不同种类的文化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民族民间文化应当是这种交流的促进剂，其执法的措施与程序不应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障碍。 民间文学艺术毕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使用成本的增加会给文化的传播与输出带来障碍。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也应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对民间文学艺术私权保护的初衷在于利益分享，并非是通过私权，保持本民族地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支配地位，使其流动完全按照本民族设定的途径和程序来进行。限制外来者使用的思路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传统也不符，我们现在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需经过任何人的许可。而且民间文学艺术属于集体权利，实际当中也很难控制文学艺术的流传，反而会给一些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在对民间文学的保护时要考虑到所涉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使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权利体系构建的的政策取向。一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目标的评估，可能选择促进、容忍或阻止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技术问题，但是该决定具有重要的法律和技术含义。⑤如果一个国家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打算阻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行为，可以以加强管理为目的设置更多的程序，采取广泛而复杂的管理制度，为私权所有者规定更多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应用，则建立的制度必须相对简化，而不应涉及过于沉重的交易费用和官僚化的烦琐手续。我们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民间文学艺术流失严重，而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保护和利益分享依托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利用，更需要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传播和弘扬。所以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应当确立促进和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政策，尽量降低使用者的利用门槛，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方便他们的使用。 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的内容。注重利益分享，鼓励作品的使用是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核心。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权利的构建也应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与版权的客体具有契合性，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与作品有很多共同点，可以仿效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去构建：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有权利要求使用者标明创作主体，并禁止他人不正当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配套存在，在于其所属群体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它们与土地、文化遗产和环境紧密相联。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应享有人身方面的权利。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如民间剪纸的图案、民歌的曲调、民间建筑的风格等等等体现了当地人民的情感、思想、信仰、追求等，在使用时应考虑这些民间艺术作品的使用环境。但是现在出现很多有悖于群体习惯和原创目的使用的现象。经过外界的使用后，原先的民间文学艺术往往变得不伦不类，有的与原先使用的环境、意义完全相反，极大地伤害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持有群体有权禁止其不正当使用。不建议规定修改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原生作品一般是采用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传承，往往具有不稳定性。同时，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时间、地域、民族民俗生活的变化等因素影响而显现出变异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应该“与时俱进”，才能实现其价值。 如果由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主体控制作品的修改，不符合使用的现状与传统。民间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在民间流行的，也不存在发表权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主体财产权的内容则应与一般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不具有控制作品传播的权利，但享有获得报酬权。有权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中受益，可以根据后续使用的不同情况、不同程度收取一定的使用费。其财产权可以由集体管理机构代为行使。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书籍设计论文:关于人文主义精神与书籍整体设计 论文关键词 ：人文主义 以人为本 书籍设计 论文摘要：书是人所阅读的，人通过各种书籍得到不同的信息，书的设计必然要围绕人而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我们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 《辞海》中对“人文主义”的解释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即“人文科学”；另一方面，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对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古代中国作为礼仪文明之邦，对于“人文”有着独特的理解。《易·贲》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化成”基本上是规范家庭、社会、国家各种人际等级关系的伦理概念。这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注重人的文化教养的精神，即按当时社会的标准塑造教养有素的、多才多艺的人。同样的概念在西方社会也存在。在古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起，就开始为培养自由的成年公民而实行全面的文科教育。在经历了封建教会势力的千年统治后，人们开始挣脱精神上的束缚与奴役，被禁锢多年的古典文化又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驱散中世纪黑暗，建立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武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不仅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也确立了个人的价值，肯定了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与宗教神权文化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 上述历史语境下的人文精神之旨趣，在于强调人的尊严，注重人的感性生活追求以及自由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现在，人文主义已泛化成一种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文主义在中国书籍形态演变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中国书籍设计历史就是体现人文关怀的最好例证。 装潢工艺的产生、自右向左的阅读方式、简牍装被卷轴装取代、卷轴装被册页形式取代等，都表明了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的作用及意义。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简牍始于周代，至秦汉最为流行，直到东晋末年才被纸取代。中国古代许多著作都是写在简策上的，如《诗经》、《礼记》、《春秋》等，但由于竹木的分量很重，长篇的文字翻阅和携带很不方便，并且时间长了编绳容易折断，易产生脱简和错简的现象，很难复原。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寻找其它用于书写的材料，这样就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使用最久的书籍形式——卷轴装。为了方便人们查阅，卷轴装的结构更加明确，分为卷、轴、、带四部分，并且每个结构上都进行充分设计，以满足阅读的不同需求。但卷轴装同样存在不易查阅中间部分的缺点，由此又产生了龙鳞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等，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与现代书籍形态结构几乎没有太大区别的包背装、线装。 从以上可看出，书籍形态的更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需求。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不可忽视，怎样将二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既是创新的基础，也是设计之源泉所在。在现代书籍设计过程中，应遵循人类发展的规律。人是社会的、自然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此为人的设计不是一种片面的行为，而应充分总结前人经验，不能认为书籍设计是一个简单的包装过程，装个封面，美化了事，应充分考虑“为人的设计”，以人的需求为设计的出发点，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去创造和满足人的更高需求，创造出消费生态和观念的有序化。人文主义精神在设计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应以此为基础进行思考、设计、创新，其创造性则更能够给人以启发，进而引导人们赋予生活以不断更新的内容。 成书的手段一般是通过印刷，而纸是印刷的载体之一，但不是惟一的载体。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印刷系统被桌面系统所取代，使以前种种不可能印刷出的效果成为可能，印刷方式的发展使得能够印刷的载体更加丰富，在书籍设计过程中，可根据内容选择纸、布、皮革、海绵、有机玻璃、塑料等。只要是能够运用于不同印刷手段，使读者更易于理解所讲授内容的材料都可应用。在现代印刷中，单是纸的种类便十分丰富，要考虑诸多要素选择纸张、确定开本，不同的主题，都有其适合的纸张。 一本书不单单是几十张或几百张印有文字的纸装订在一起，而是一个“活体”，并且是一个极富“表情”的“活体”。在这个活体中承载着写书人和做书人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合体”，可如君子之交般的淡然，可如暴风骤雨般的猛烈，可如清泉流淌般的平稳，亦可如浪花拍打岩石般的碰撞。写书人已运用文字将内容、思想、情感表达出来，做书人则要充分运用书籍的要素，构成人们享受这些内容的特有空间。书籍是人们交流的平台，实现这种交流，就要使读者融入其中，而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书籍的结构设计。可以通过一些独特的设计，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走入这个“世界”。在设计过程中，通过一些行为、动作使阅读成为一种互动，使读者的阅读方式成为主动接受。 在书籍这个“舞台”上，文字、图形、色彩都是其中的角色，它们的不同组合、搭配能够达到各种效果。在文字、图形、色彩的编排过程中，则要符合人的一般视觉习惯，并设计出与同类书籍不同的视觉流程，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读者接受信息的程度，营造该书特有的阅读氛围，使阅读成为一种享受，并在享受过程中实现对知识的把握。不同种类的书籍，视觉流程的特点是不同的，如文学类的小说，其视觉流程应具有连贯性，在设计过程中应把握其“单线条”的整体性 ；而信息较多的杂志，其视觉流程可以是多条的，可并列而行、可主次有别、可正反相对。这其中的种种变化，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提高人的阅读效率。另外还需考虑版面的调性变化，通过调性的变化使人的视觉得到调节，达到松弛有度。 书是人所阅读的，书的设计必然要围绕人而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我们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如今“超文本”的出现，提供了一种颇具发散性的技术。这种技术具有相互沟通和多声渠道的性质，从而有利于对确定词语的多元对话，并使读者从作者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超文本的读者和作者被称为是互相学习者、共同创作者。由此可看出它同样是以人为本位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永存。 书籍设计论文:书籍装帧与书籍设计 内容摘要：书籍装帧一词作为专业用语，在我国已经使用很长时间。但过去，书籍装帧被理解为封面设计的代名词，这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造成的，并不是装帧本身一词在概念上存在局限。应该说，书籍装帧的含义已经包含了对书籍各部分的设计。书籍设计是指对书籍进行的整体策划与设计制作以及营销的过程，书籍装帧是其中设计与制作的部分。文章对书籍装帧与书籍设计两个概念作了较全面的诠释。 关 键 词：书籍装帧 设计 书籍整体设计 书籍设计 书籍装帧一词作为专业用语，在我国已经使用很长时间。上个世纪以来，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书籍装帧只是对书籍的封面进行美化设计，这种理解使得书籍装帧变成了封面设计的代名词。过去在中国，书籍装帧之所以只停留在封面设计上，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经济，以及环境的制约，同时也因认识上的局限，使得设计师无法参与书籍的整体设计。并不是装帧本身一词在概念上存在局限，应该说书籍装帧的含义已经包含了对书籍各部分的设计。 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以及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书籍的设计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制作书籍的材料发生了变化，新出现了许多新颖的纸张以及新型的特种材料；其次，书籍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以文字为主的书籍逐渐被图文并茂的现代书籍替代，而且现代书籍的形式多了，有了电子书籍、游戏书籍、概念书籍等；再者，读者的观念变了，现在的读者更加讲究书籍的外在品质了。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书籍装帧从内到外都要有创新和变化。装帧概念的内涵也随之有了新的需求。本文对书籍装帧概念的认识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一、通常意义上的装帧概念 装帧一词的使用在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据记载，装帧是丰子恺先生在上世纪20—30年代从日本引进的。当时的“装帧”是指将纸张折叠制作成帧，由多帧装订起来，附上书皮的过程。而在更早的时期，中国的先辈们还没有将“装帧”一词合在一起使用。我们分别对“装”和“帧”进行认识：“装”在《大辞典》中有十四种解释，其中第十种是“书册装订的形式，如线装、精装”；“帧”在《大辞典》中有三种解释，其中第三种是指“量词。画一幅，相片一张，叫一帧”的意思。“今人以一幅为帧”。①这说明从明代就已将书籍的内页用帧来计算。通过以上的认识，可以感受到“装”“帧”与书籍的紧密关系。同时，古人常将装订作装帧使用。如清代《藏书纪要》中对装订这样陈述：“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大雅，厚薄得宜，精致端庄，方为第一。”②这里的装订就是装帧。 近现代的一些书籍都对装帧一词做出不同的解释。《汉语大词典》中对装帧的解释：“指书刊的封面、插图等美术设计和版式、装订形式等技术设计。鲁迅《书信集·致增田涉》：‘《中国小说史》豪华的装帧，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装。’巴金《沉落》：‘而且每一本书的装帧都是很考究的。’”从这里就能看出，通常意义上的装帧已经包括了封面设计、版面编排、印刷装订等。《中国百科大词典》中对装帧设计也有非常翔实的解释：“装帧是对图书的整体形态的规划，即图书在成型前为其装帧活动提出的设计方案和草图。图书装帧设计分美术设计和技术设计两部分。前者主要是围绕封面，对书脊、扉页、插图及题花、尾花等方面进行艺术形式的创作；后者是指版面的排印格式，用料及装饰方式等，两者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是一个完整的书籍整体设计过程。 最近30多年中，有一种观念认为，装帧一词已经不能适应书籍的设计与制作，要用“书籍整体设计”“书籍设计”等说法替代，因为这些观念认为书籍装帧的概念过于狭窄，这是对装帧概念的误解。正如前面看到的，装帧本身在范畴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局限，装帧已经包含了对书籍各部分的设计。而且，频繁的更新概念名称虽可能会体现一些新的见解，但随着时代的更替，这种新意也会很快过时。而历史却会因为频繁的更新而消失痕迹，这不仅造成概念的混乱，也使得概念缺乏自身的历史特征及民族特性。可以通过重新定义书籍装帧的含义，来适应新时代书籍的设计的需求。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拘泥以往的装帧概念，而应时时更新它的内涵，这是书籍装帧实现自身进化的一个途径。 二、现代的书籍装帧概念 “书籍装帧”一词从《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大词典》中翻译过来为“book binding”。“binding”有多层意思，有捆绑和粘合之意；也指（书的）装订、装帧的意思。另外在《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大词典》还能看到与“binding”相关的词语如：“平装 paper cover binding、 精装 hard cover binding、活页装 loose-leaf binding”。因此，在英国给书籍做具体的设计，通常都使用“ binding”这个词。“ binding”和“装帧”这两个词汇都是具有行业特征的专业词汇，都恰当地表达了书籍的构想与制作的概念。 对书籍的装帧是不能与书籍分离开来经营的，装帧即是书籍的一部分，是书籍的脸面，并内含着身体的各部分，是浓缩书籍的精华内容并直观表现于装帧之上的。“书的脸即书的内脏功能的表现，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在书本身的内容和结构中表现的东西，对于读者来说是从外部看不见的部分，将它提取出来，赋予‘造型’，让它动起来，充满生机。这是第一张脸的意思；第二张脸触及更大、更深的东西，即文明和文化的根。寻觅今天文化底层潜藏着的文化古层，文化的根。这是第二张脸的意思。”③杉浦康平先生将书籍的第二张脸喻作书籍文化的根，这给书籍装帧以很深的内涵。同时，也是对书籍装帧提出的很高的要求。 现代的书籍装帧概念的理解不再是单纯的书籍制作，更不是狭隘的封面设计，它是一种由内至外的书籍整体构想与制作行为，其范围既包括对未来书籍形态的探索，也包括对现代书籍工艺的创新。现代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更新等，都大大促进了书籍材料、书籍印刷、书籍装订工艺的发展，更触动了书籍装帧的文化底蕴的表现。 现代书籍装帧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并且更加具体。它不仅涵盖了最初的书籍形态的策划，还包括开本的选择、封面和扉页的设计、正文内的版式编排和插图设计，以及后期的印刷和装订等。同时，现代书籍装帧还大胆地更新以往的表现形式、制作工艺和使用材料。面对现代的书籍，不仅要升华其外表形式，也要更新内在的气韵。在将书籍的信息内容文本转化为二维或三维（虚拟）视觉形象的时候，装帧不仅要赋予字体、图形、色彩等新的视觉元素，还要赋予书籍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现代的书籍装帧不仅在外在形式上不断发展更新，内在的气韵与文化底蕴也在逐渐延展与深化。 三、书籍设计的理解 设计（design）一词字面解释为设想和计划的意思。在《汉语大词典》中设计有两种解释：“①设下计谋。《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髦传》：‘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因?毒，重相设计。’②根据一定要求，对某项工作预先制定图样、方案。”从本质上看，设计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对人类生活各方面进行规划和计划，是一种创新的思维过程。设计是在各种条件和限制中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创造性行为。设计的大致内容包括计划、构思、传达、应用。所有的设计内容都基本如此，无论是复杂的宇宙航空器或飞机汽车等工业设计，还是简单的包装或广告设计。 自上个世纪以来，设计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充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设计”进行分类，可分为：建筑设计（包括室内外环境设计等）；工业设计（包括产品设计、家具设计、礼品首饰设计等）、平面设计（包括包装设计、广告设计、书籍设计、插图设计等）、服装设计、纺织品设计、动画设计、数字媒体设计等。书籍设计就是其中的一项，它和工业设计、建筑设计一样都属于造型艺术的范畴，都是根据需要做创新的造型构想，并运用于社会实际中。所以它们在设计程序上都有相似之处，都需要经历最初的策划到最终的应用。接下来，我们试着对书籍设计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和分析，从中体会书籍设计与书籍装帧的区别。 最早提出“书籍设计”这一概念的是杉浦康平先生：“我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着手于书籍整体设计，包括内文编排、文字、字体、字号、标题、目录、扉页、封面、函套、腰带到版权页的设计，并对所有用纸、材料进行选择，设定印刷装订工艺，进而连书籍的宣传品种也成为设计的对象。以上‘书籍设计’概念的提出、实现和确立的过程，曾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以及理论上、技术上的争执，不过最终还是被大家理解了。”现在的书籍设计已经不是设计者或插画家个人所能承担的，还需要参与从选题策划到成书为止的整个过程的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因此说，书籍设计是指包括书籍选题、书籍形态、书籍版面，以及材料工艺等的一系列设计，是一种创造书籍整体视觉形象的设计活动。 在书籍设计中，不仅要将平面的版面设计结合三维的立体形态设计、材质设计和印刷工艺，还要将与读者的互动注入到书籍设计之中。这种书籍设计概念强调书籍中各种元素的集成与合作。即书籍设计作为一个大的构造学系统，由各个子系统构成。它一般包括书籍形态、书籍视觉元素、书籍材料、装订形式以及书籍所要传达的视觉风格，等等。 书籍设计作为一门具有商业行为的造型艺术，它的概念中还包括了书籍的营销，这是从书籍作为特殊商品的角度去认识书籍设计的。书籍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特殊商品，这种特殊商品既注重知识文化的传承，也注重现实生活中的物有所值。因此，在书籍设计中，必须要考虑读者对象。“书籍设计就是以书籍的销售方式和读者为基础而进行的书籍设计活动。它也称综合设计，是关于书籍的性质、印制、销售等图书设计相关因素的协调和技术性规划的实现。”④可见在书籍设计中，是不能避开销售不谈的。书籍的目的是为了供人们阅读，人们读书是为了从书籍中得到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信息和自信。因此，书籍设计一定不能脱离书籍的这一主要功能而设计。书籍设计不仅要将“人们的精神文化市场”作为书籍选题规划的起点，而且还要运用现实的商品市场需求来辅助书籍设计的具体构想。 书籍的营销活动是出版行业为满足读者心理以及掌握市场需求而展开的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市场的调查、分析、研究及预测，还包括书籍成型后的销售宣传。实际上，加入营销概念的书籍设计，更强调书籍设计的系统性。在这个系统中，除了对书籍的整体装帧，还有对书籍的选题定位和对书籍的宣传与销售，以及与读者的互动。对书籍选题的定位是指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给书籍确定一个市场范围，并根据选题的需要确定书籍的装帧方向，寻找契合读者群体的书籍装帧风格，以此来带给读者细致入微的体贴与关怀。所以，在书籍设计的概念中，融入营销观念的模式之后，使书籍设计更具系统性，也更具功能性。在这种强调系统与功能的书籍设计中，随之而来地出现了更高形式的品牌化的书籍设计。 综上所述，书籍设计的概念是指对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书籍，进行的整体策划与设计制作，以及营销的过程，而书籍装帧是其中设计与制作的部分。因此，书籍设计具有显著的综合性。这种综合性表现在它的过程包括：第一，选题的定位，这是书籍的策划部分；第二，营造书籍外在的形态以及经营书籍内在的信息，这是书籍的装帧部分；第三，书籍的宣传与销售以及与这本书周遭环境的协调，尤其是与读者的互动，这是书籍的营销部分。因此说书籍设计作为设计的一个门类，不只是对一本书籍进行的创造性行为，它还包括了与这本书的周围环境的和谐共生。书籍设计在表现书籍所固有的精神性、人文性、创造性的时候，将书的精神与人的思想通过设计这座桥梁嫁接起来。 书籍设计与书籍装帧是两个并不矛盾的概念，梳理它们的关系有利于对书籍艺术理念的认识。书籍装帧是书籍设计中的一部分，书籍设计是一门综合性的造型艺术。随着时代的跨越，书籍设计与书籍装帧的概念都将不断地深化，并将不断超越它们原有的内涵。 书籍设计论文:书籍的节奏设计 【摘要】书籍是文明的载体，书籍的形式要符合内容的需求，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的设计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内容的影响，这是产生设计节奏的基础，内容影响可以贯穿整个书籍设计史，我们把这种形态整理出来，并应用到的设计中去。 【关键词】书籍设计 版式 节奏 一、节奏的要素 在我们的印象中，节奏应该是专属于音乐或舞蹈的范畴。那么，什么是节奏呢?节奏是由相近的或相同的元素在一定范围内反复出现而产生的一种连续或流动的状态，是运动中都带有某种规律性的韵律动感。在大自然中，昼夜交替，四季循环，海浪拍岸，心脏搏动等等，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节奏。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例如木匠锯木、船工划船、体育运动等等，就会发现他们是怎样有规律地一动一停，从而使他们的活动变得轻松自如。可以说，节奏能使从事活动的人和旁观者同样感到愉快。在书籍设计之中，对于节奏不同的把握，我们可以把每一本书都设计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让读者阅读不在枯燥乏味，而是从节奏表现中积极引导读者，让他们从阅读中感受愉悦，在视觉艺术中，节奏的表现性特征同样与其快慢的感觉有关，只是这种速度快慢的感觉主要是由各个元素之间的距离间隔来决定的。 书籍的节奏设计并不是单一运用哪一种元素，而是通过多种元素的组合共同发挥作用。插图、色彩、文字版式、艺术图形以及材料等这些要素的参与，那它们将会成这个乐章的重要音符!从而使节奏富有变换，对于形式的表现更有说服力。 二、书籍整体节奏的多元化表现形态 1.插图对书籍节奏设计的影响 历来对于一本好书的评价就是图文并茂，插图作为装帧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自古以来就得到相当的重视。《书林清话》中说道：“吾谓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应该说，插图和文字是“相依为命”的。合理使用插图，对插图如何配置，也是在整体设计中我们值得考虑的问题，过多使用插图或者过少的使用都会对整体的节奏产生影响，大量使用可以会使大调子失去变化，会增强作品的平稳感，节奏变化变弱；少量使用可以影响节奏的形成，让部分元素孤立又往往让节拍产生强对比。 2.色彩对书籍节奏设计的影响 色彩设计是一门学问，人对色彩是非常敏感的，当人们第一次看到一幅设计作品时，最先被吸引的就是作品的颜色。所以对一本设计成功的书籍来说，色彩的表达是很重要的。在书籍表现形态中色调的运用和把握是节奏设计的主旋律，它可以影响整个设计作品的方向和艺术风格。色调的对比、协调、平衡等语言都是节奏所形成的重要语言。 3.文字和版式对书籍节奏的影响 文字和版式设计是一种艺术创作过程，它也是有生命有灵魂的。文字版式设计中节奏感是由疏密、大小、多少、长短、高低、粗细等的变化产生。版式的疏密对比的美必须有聚有散，密不透风，疏可走马，形成虚实的节奏感。在排版中如何使它们有条有理，有主有次，有变化，有层次，主动活泼，富于节奏美感，这就需要疏密交叉处理得当，在书籍设计中每个页面所出现的疏密关系都不同，那么这种层次分明，互相之间关系明确后，在书籍的翻阅过程中也就产生了一种节奏感。 4.材料对书籍节奏设计的影响 材料是一种语言，设计师选用什么材料会让两本设计风格相同的书籍设计作品大相径庭。材料学对于设计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不同材料产生的肌理效果可以形成丰富的节奏韵律，这也是其他表现手段所无法达到的。所以要把握一本书的基调可能还是要从材料上做文章，这样对于整本书的设计语言表达就用更好的操控性，使节奏表达更趋于灵活。 5.辅助图形对书籍节奏的影响 辅助图形也在书籍设计中有广泛的应用，它们起到的是给主调作解释说明的一种补充作用，但其系列化、有组织的应用会形成一定旋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在声乐中“和声”。因此，辅助图形可以让节奏更富有韵味。它是书籍设计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元素。 6.翻阅设计 翻阅设计是由书籍的装订形式所决定引起的，装订形式的不同则可以衍生出不同的翻阅形态，翻阅形态又可以影响人的阅读心理，从而产生节奏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读者和书籍之间的这种翻阅状态所引起的交流所形成的。 7.书籍整体节奏的形成 书籍设计的整体节奏形成是不同元素共同发挥作用而形成的，每一单元的强弱变化和其他元素相互协调，而形成对比、平衡、律动、舒缓、紧张等不同感受，从而使整体产生一种连续性的变化，那么插画、色彩、辅助图形、材料、文字版式、翻阅形态等等这些构成主旋律的基本元素，所以设计师是不可以忽略这些基本设计形态的。 西方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在他著的《艺术》中指出：“一种艺术品的根本性质是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是对某种特殊的现实之感情的表现”(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什么是有意味的形式呢?克莱夫·贝尔认为：线条、色彩以及某种特殊方式组合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感情的形式，我们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包括意味和形式两个方面：“意味”就是审美情感，它不同于一般的感情，是一种特别的情感；“形式”就是作品各种构成因素的一种纯粹的关系，即纯形式。那么我们认为节奏设计会是这种有意味典型的艺术形态。我们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点、线、面、色彩的某种组成方式或组成方式之间的关系，是造就装帧设计“有意味的形式”的又一个重要手段。例如：对称与均衡、对比与和谐、有节奏的重复以及由强至弱、由粗至细、由大至小的渐变，都是构成“有意味的形式”的要素。另外，线的节奏、符号的节奏、黑白的节奏、形状的节奏，色彩的节奏也都是构成“有意味的形式”的要素。《伊索寓言》的封面设计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封面的“有意味的形式”发挥了关键作用。强烈的色彩对比、鲜明的节奏、色块的张力、明快的曲线，这一切都成为该书封面“有意味的形式”的要素，这也是节奏表现的重要手段。 三、 谈吕敬人先生对书籍节奏的表现 吕敬人先生曾经说过：“最美的书是内容和形式统 一、审美和功能统一的书。书籍不是静止的装饰之物。读者在翻阅过程中，与书沟通并产生互动。能够读来有趣，同时能够益，让你赏心悦目的书才是美的书。”那么我们可以理解正是内容和形式与翻阅过程共同发挥作用所产生的节奏，才能真正和读者产生互动。吕敬人把这种境界看成是书籍形态设计的至高境界。那么这些都是节奏的表现方式。 《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可以看作吕敬人这方面追求的一个代表作。盒函书脊将陶艺家高振宇的青瓷器皿的归纳图形，形成本书各卷的识别记号。此记号也渗透于文内、扉页、文字页、隔页、版权页中。全书的设计疏密得当，繁简有致，表现出浓郁的和谐之美和整体性。在每次的设计构想中，吕敬人总是在原著信息的理解基础上，理性地把文字、图像、色彩、素材等元素纳入整体结构中加以配置运用。即使是一个装饰性图形、一个页码或小符号也不能例外。这样，各要素在整体结构中焕发出了比单体符号更强大的张力，并以此构成视觉节奏的连续性，引导读者以流畅连续的视觉流动性进入阅读状态。卷帙浩繁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是这种设计的典型例子。全书14卷均采用统一的书函底纹、封面格式、环衬纸材、分章隔页、板芯桓线和提示符号，而每个分卷则以分编色标、分卷图像、专色标记和内页彩底显示出共性中的个性，整体中的变化，从而使各卷既保持了横向的连续性，同时又具有纵向的连续性，造成了全书视线的有序流动。在借鉴传统和当代设计成果的基础上，并大胆地实验性创造各种新的视觉样式，采用各类材质，运用各种手法，从而显示出前所未有对节奏的实验，也是吕敬人设计的一个显著追求。可以说，几乎在所有的书籍形态设计中，吕敬人都会或多或少地进行这种节奏性的实验，这使他的书籍形态设计一直保持着创新特征。 四、 总结 近两年，书籍设计艺术发展很快，每次去书店，总能看到一些装帧精美的新书，让人眼睛为之一亮。人们的设计意识普遍增强，同时，对书籍装帧理论方面的探讨也空前活跃不少人提出新的理论与见解。然而，一些设计师对书籍设计的理解依然存在着一些误区，不能对书籍的节奏有较好的把握。 书籍设计发展到今天，书籍的结构和设计形态在不断演变、进化着……科技与文化的发展，多元化的书籍形式是书籍设计的发展前景。书籍设计具有桥梁作用，它应始终是优秀书籍的得力基石。书籍设计师将司空见惯的文字、图片融入新颖的形式、理性的秩序中去，从外观的开本到版心的内文，从天头到地脚、从听觉、视觉、味觉、嗅觉到触觉，全方位地纳入设计的想象和创意之中，用书籍特有的“身体”——封面、版面、图形、色彩、纸张、字体、油墨，来传达文稿内容的核心。只有掌握书籍设计一般规律特点与设计创作方法，并且结合印刷工艺、编排设计原理来进行书籍设计，这样才能产生更好的视觉音乐，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书籍设计论文:关于现代书籍设计与版式探讨 论文摘要：通过对书籍设计的要求：表达书稿，体现创意；合理引导阅读顺序；整体与局部的统一等，分别阐述了版式在其中可以起到的作用，最终使书籍的设计具有可读性，可视性便利性。 论文关键词：书籍设计；版式 “书”对于大家来说并不陌生，它是我们用来获取知识的载体。这个我们称之为“书”的载体一直伴随着我们，并随着读者对书籍设计更高的审美需求、愉悦需求等更高层次和更为人性化的需求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书籍的设计已从构成形式单一枯燥发展到现在的设计风格自由多变，细观书籍设计的变化，发现除了字体、图案、色彩这些必要元素外，将这些元素合理整合在一起的构图版式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对于一本书来说，版式设计的重要性仅次于文字，它影响着书的可读性、可视性甚至便利性，并存于书的每一篇每一页中，无处不在。 1 表达书稿，体现创意 装帧设计服务于书稿，在装帧设计中体现书稿的精髓、气质、文化感是装帧设计的第一使命。在此基础上能够运用独特的视觉表达方式区别于同类其他书籍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一本书稿包含的内容繁多，装帧设计前要从书稿中挖掘作者要表达的深刻涵义，整合繁琐的信息，从中提炼出书稿的精髓，再以与书稿同样的主体旋律节奏来表达，将其图像化、视觉化，使读者通过设计直接体会出书稿的内涵。而这绝不是简单的文字配图说明。 成功的书籍装帧设计作品又总是需要设计师具有创造力，突破传统设计思维的束缚，体现现代艺术美，反映时代风尚，更体现设计者作为个体对于书稿的理解、与自身的意识、情感。 书籍版式设计应把握适度原则,避免设计过度.设计者应懂得用版式语言传情达意,在处理版面时注意合理安排各级标题层次、图文编排、色彩运用、装饰线条图案以及由疏密、大小、色彩的对比带来的节奏感等的版式语言,为更好地表达书籍内容服务。 2 合理引导阅读顺序 书籍是立体的，所以书中的空白页，扉页等部分都具有一定的引导阅读的作用，在读者翻阅书籍的同时渐渐静下心来，层层进入到书的中心内容中去。而在对书的各部分做设计时，设计师需要解决的是在书籍的每一个平面中依据信息的重要性合理引导阅读顺序。 在确定了每页的图文信息后，需要设计师明确的排列出它们的信息等级，可根据信息的重要性来合理安排各信息占版面的大小，以求明确视觉顺序，使信息在同一个平明面内做到条理清晰。通常情况下占版面较大的图文会容易引起读者注意，最吸引读者注意的为视觉重点。当然，视觉顺序的产生与图文之间的颜色对比也有关联，通常以纯度较高在前，暖色调在前。 还应根据图文的内容进行分类，将有关联的图文安排在较近的位置使图文一一对应，做到信息整体、明晰。 明晰的视觉顺序引导，能使书中每一页的重点突出，内容顺序一目了然，便于读者阅读，以免含糊不清，无处着眼。 3 整体与局部的统一 书是立体的,而这种立体由许多平面所组成，同时每本书也都是一个整体，这种整体也是由许多小的独立的个体组成。仅看书的外封，我们整体的称它为书封，拿在手上时呈立体状，各个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当一本书排放在书架上时，我们看到的书封部分就只有书脊了，这时书脊就独当一面，作为一个整体传递信息。 书中的每个平面单独看是都应是一个整体，有着完整的信息和版式，而当作书籍整体看时，它们又应有统一的风格和紧密联系。设计者可以通过版式设计的统一达到整体与局部的视觉统一。我们或称它为“同一”，也就是将一种基本版式始终的运用在书籍的每一个单独的平面中，即使是左右页的整体效果，也至少可以达到基本对称。使整本书条理清晰，整齐统一。这种方法常用于理论书籍等较严肃的书籍。如果要在统一中又求变化，我们可以采用网格来完成，网格可以将各编排元素组织在一起，构成互相关联的整体。 4 点睛细节处理 版式的绝对统一常常会使设计显得呆板、没有生气，缺乏变化。设计者可以通过其他部分的设计和处理作为点睛，曾强视觉效果。 设计者可以在能力范围内对材料进行一些创新，如书封的用料，可以根据书籍的的内容和性质适当进行改变，使书封能够更好的表现书籍的内容和气质。书籍的装订形式也可以根据书籍的性质进行一些改变，许多体现我国文化的书籍都会选择线装的形式，更有设计师将线装进行再设计，在线装的部分用线组成文字，使书籍即显古朴又不乏现代气息。 书口处也可以有变化，可以在书口上上色，来呼应书籍其他部分的设计，更可以在书口处印上有关书中主角的照片等，如《梅兰芳》的设计。书口的形式也可以有少许改变，如将书口设计为阶梯状，而不是我们常看到的切齐的书口。 现代书籍的风格更为多变，版式的设计也相对自由化了，但不能改变的是版式在书籍设计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它影响着书的可读性、可视性甚至便利性，作为设计者，我们应通过设计，使书成为真正实用的艺术品。 书籍设计论文:现代书籍设计与视觉传递 世界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丰富多彩，数字信息、快餐、广告天天涌入人们的视野，时代大潮冲击着人们的思想，现代意识的观念逐渐加强，书籍装帧也赋予了新的概念，即图书的视觉传递。在现代意识观念的趋使下，审美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书籍装帧设计渐渐趋向于从情韵美、含蓄美、内在美、形式美和广告味到图书市场定位与读者心理分析等全方位的整体设计，并注意书籍传递的广告信息、陶治情操，以增强装帧设计的内涵。 一、市场意识与设计观念的转变 全球经济正走向一体化，整个社会思潮，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信息的高速传递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世界各国科技的创新与展现，生物工程、计算机高速发展以及物质文明对现代人的审美情趣起了巨大的影响。书籍视觉传递是一门艺术，是通过特有的形式、图象、文字、色彩、向读者传递图书的科学知识信息，设计者必须根据社会审美意识和视觉心理，市场需求，具有现代设计意识，在设计手段上进行创新，并掌握市场经济运畴规律，赋于创新意味，与时俱进。图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外国早有定义，在国内今天也逐步为大多数人认同，对市场经济而言，图书是“商品”，就有一个商品形象的竞争，尤其在当今时代竞争激烈，节奏飞快，人们往往只凭第一印象决定事物取舍优劣的环境中，书籍商品的视觉传递的作用就更加重要，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图书的生存。图书的视觉传递强化了商品的概念，研究了市场需求、市场空间、市场消费心理、社会时尚、审美情趣等市场运畴规律，在市场中优胜劣态，竞争日益激烈中脱颖而出。而不象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不考虑市场需求，不研究读者心理，孤立地单纯从图书出发，书籍装帧设计只限于“从属性”、“书卷性”。现代设计观念以融进了市场意识的概念。设计者运用高科技电脑设计手段，表达图书内容，展现最佳视觉广告艺术效果，将现代、后现代、超现实等各种手法用尽用好，用最能发现图书内容需求的装帧材料，传递视觉新感觉。以广告设计的手法介入书籍装帧设计领域，将更有效地传递图书商品特性，使图书具有“广告味”，赋有更好的视觉传递效果。也可谓“笔墨当随时代”。作为图书商品，必须对图书从内到外整体设计视觉传递体现，充分体现了图书“文化与商品”的关系，让图书要在市场销售中醒目，图书的视觉传递正是体现了现代意识趋使下书籍装帧设计的新观念，是符合时代追求创新的特性。 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优胜劣态，以质量取胜。创新是每家出版社所关注的问题，书籍的视觉传递，必须是图书整体创新，以提高设计视觉的冲击力， 给读者强力传递着新信息、新感觉，又有一定的文化品位和艺术风格的现代设计，在浩如烟海的图书的市场中醒目。 二、书籍视觉传递的“商品”特性 书籍作为表达思想、传播知识、积累文化、陶冶人类心灵和精神产品，一旦进入市场，便具有了商品的性质。图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书籍视觉传递设计比书的内文更具有商品的特性，既保护图书，有传递信息。在国外，图书可在超市里销售，在国内，图书也进入了不少超市。书籍设计本身的辉煌，是经过人类几次工业革命而实现的，图书市场的繁荣促进了制版印刷工业革命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书籍视觉传递设计不同于绘画艺术崇尚个性和艺术表现，它是现代设计的一枝，现代设计本身包含着商业性的功利、目的，存在市场促销的功能。如严格地把图书视觉传递设计与商品包装设计相比，图书的封面，护封、函套，腰封及环衬扉页，类似于商品的包装设计，职能是美化商品，促进销售，保护产品不受损伤。而版式、插图、开本、字体、纸张设计，类似于工业产品的造型设计。书籍的视觉传递设计正是从这两点架构来进行考虑，仔细地研究不同层次读者的消费动机和需求，不同的图书有着不同的视觉设计要求。日本装帧设计家原弘先生说“尽管说书是文化产品，但只要在书店里出售，就必须把它看成商品，因此，有必要把书的外观设计作为商品包装来考虑，将重点放在书籍外观的装潢上”。书籍视觉传递设计的本身也有二重性，第一是艺术设计，第二是工业设计，作为商品必须进行工业方面的考虑，对装帧材料、制版印刷工艺、先进科学技术的掌握（即工业性复制的工作人员，科研人员，设计师三者之间，在整体上进行统一的认识和实践），把艺术设计与工艺设计紧密结合起来。这正是国外书籍设计质量高的奥秘所在。 三、现代意识对书籍视觉传递的定位 市场经济把图书出版推向了市场，人们不断接受新信息、新思想、读者的物质文化需求出现了空前的多样化。美国史坦福研究所一份研究报告，把在社会活动中的人划为九种不同价值与生活型态的群体。即生存型、持续型、追随型、模仿型、自我中心型、试验型、成就型、社会意识型、完成型。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体系和生活型态（一个人的态度、信念、意见、期望、偏见和对时间、精力、金钱的支配方式）。因此，读者价值观不同，物质文化需的不同，所以产生文化市场需求选择的多样化，这就决定了图书视觉传递的多元化趋势。人类已进入了数字信息时代，世界经济也已全球化，各民族的文化加快了相互渗透、交叉、融合于本国文化之中。电子计算的广泛的应用，对书籍视觉传递设计与制版印刷带来了革命和繁荣，书籍视觉传递设计迈入了精细化和个性化、多元化轨道，设计师们利用计算机、光盘图库，运用不同制版印刷工艺、各种纸张材料，不同设计造型手法去表现新视觉空间，新的观念，以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刺激来加快信息表述的传递，对于设计手法本身赋予了强烈的商品竞争意味。在设计手段上充分利用具象、抽象、半抽象，现代、后现代形式互相渗透，注重视觉传递设计，运用置换构成，将无生命与有生命合成；变异构成，将物体不合理地变形，产生迷惑；视动构成，利用计算机制作数字图形；断置构成，将物体进行不规则地错位与排列，造成碰力感等手段。同时，要注重书籍视觉传递的“广告性”，兼容“文化性”。图书封面设计是将广告的符号，如点、圈、角、线等来解释，视觉传递时给人以间隙与节奏感。书籍视觉传递艺术是一种特殊的广告艺术，它必须是以图书内容作为统一协调的中心，设计上着重烘托主体和美与传达，注重设计定位，及对读者的定位，强调隐含价值。一件好的图书视觉传递设计，应具有视觉传递的广告性（商品宣传），正如鲁迅所说，一切艺术是宣传，但一切宣传不等于艺术。图书的视觉传递设计要借鉴广告设计方法来加强自身的设计，首先，要做到作品欣赏性（艺术性），要调动读者的审美情绪，否则广告性也失去意义。因此，要调动一切营造美的手段、形式、风格、根据现代图书内容，读者对象、市场规律，从单一到多元，从古朴到现代，从国外现代设计到中国民族风格，散发时代气息。其次，作品的保护性（物质性），用各种物质材料去体现它于广告性和艺术性是统一的关系，同时，恰如其氛地表达思想内容和实用价值，并保护图书商品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图书视觉传递的“广告性”与“书卷性”相互辨证统一，“广告味”具有一定的视觉传递诱导性，诱发人们去购买图书的欲望，它和图书视觉传递的“书卷性”（文化性）统一，能相辅构成，相得益彰。图书视觉传递的设计是对读者的诱导，是视线的流动和渗透，是图书内涵的再现。现代图书装帧设计注重视感、质感、手感三方面，它包含着造型设计、材料运用、印装质量。德国、美国、日本等，它们的设计风格各具有民族风格和艺术特点，它最终是将设计通过工业生产来体现代设计风格，设计师在设计时一定要懂得设计艺术如何过入工业技术先进设备去完善设计艺术思想，使艺术跨越工业性设计的障碍。 在市场经济中，对书籍视觉传递艺术我们必须要有现代意识，充分利用现代设计手段与科学技术精益求精进行设计和印刷，制作高质量，创名牌效应，形成自己的风格，去赢得图书市场的青睐。实践证明，现代图书视觉传递的价值观，又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在图书市场上，符合市场与艺术设计要求好作品的魅力决定了图书的销售量。图书视觉传递的价值，既可以推动图书经济价值的增值，时也可以提高图书装帧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作者：黄强博客斋) 书籍设计论文:书籍装帧设计中互动性的探讨 【摘 要】书籍装帧设计的互动性是指在书籍装帧设计中，通过特别的设计让读者参与到阅读过程中来，使读者与书籍实现相互影响和作用，从而享受到阅读的愉悦。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阐述。 【关键词】书籍 装帧设计 互动性 一、书籍装帧互动性设计中必须遵循的基本设计原则 （一）可视性 文字传递明快，视像画质精良。书籍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文字和图形，它们是书籍传递信息的载体。在设计中我们首先要保持的就是文字和图形的清晰传递，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表现，文字和图像都必须清晰和准确，模糊的文字和图像在书中不能传达任何信息的，更谈不上美感。 （二）可读性 翻阅轻松舒畅，排列节奏有序。书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的阅读，设计应该是帮助阅读，方便阅读。对图像的随意分割，破坏图像的传达效果；把文字当成一种设计元素，为了视觉效果版式的完整好看，而一味的改变其正常的阅读大小和连贯性；过度的强调美感，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很大的障碍，使内容的正确理解面临巨大的困难，破坏了书本身所存在的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变化。 （三）便利性 方便传递，利于存放。书籍装帧设计中我们不只是要考虑到书在阅读和展示的过程。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它的运输和存放。所有标准书籍尺寸的产生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印刷节约成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运输和存放。大胆打破了规格的标准，使用了很多的特殊开本和造型，虽然可以宣扬书籍的个性或是突出主题。但也增加了书籍的成本，并给运输和存放带了很多的不便。 （四）愉悦性 视觉形式有趣，体现五感得当（即书的视、触、听、嗅、味五觉）。书籍装帧设计反对那种纯粹形式化的、无灵魂的、简单构成游戏，也忌讳废话连篇不到位的牵强堆砌。美观和内容同样的重要。单纯的美观并不符合书籍装帧设计的要求，书籍装帧设计是将每一个设计元素当作附着在于设计中的灵魂，无论是静止的点，还是流动的线，给作品带来的不应该是表象的美感，更多是要表达出一种力量，一种与书相符合的精神。这样的设计才能使读者在读书中真正进入书中，去感受书中的感情，享受阅读所带来的愉悦。 二、书籍装帧互动性设计中的要素 （一）开本 开本就是一本书的形态，幅面的大小。在开本的选择上要考虑到：（1）书籍的内容和性质；（2）书籍的容量；（3）书籍阅读的对象；（4）书籍的用途；（5）书籍的成本及价格定位；（6）阅读的方式。尽管我们可以用一些复杂的印刷技术来融合各种设计要素，从而做出独一无二富有创意的设计，但是对纸张和纸张尺寸的选择是任何一个设计的起点。 在互动性的设计中我们对于开本的设计要从封面和内页两个方面去进行。 1.封面设计中，对开本形式的处理上打破了平面而向三维立体 发展 。由于材料的不同可大致分为纸品类和非纸品类，对于纸品类多采用剪切、折、切折、模压、粘贴、插接等方式；而对于非纸品类结合材料本身的性质，进行适当的加工。例如对于金属材质可以使用切割、凿刻等。使之产生各种不同的效果，增加审美层次感。 2.内页设计中，以纸张的运用为主，混合少量其他材料的使用。对于各种三维效果营造也要考虑到书籍的整体效果，应该多用折页、粘贴和裁剪等简单的处理手法。内页设计要方便读者的阅读，字体和图像要清晰准确并以服务主题为主，美观的设计不能脱离主题而独立存在。内页设计可以打破原来内页开本一致的模式，为了表现主题适当使用多种尺寸，产生不同的层次效果。但是无论是封面还是内页在设计中风格一定要统一，不能单独进行思考和设计。书籍装帧设计是种整体性的设计，必须要内外统一，表达同一种声音。 （二）材料 材料可以算是书承载信息的容器，器物之美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材料之美。虽然材料的种类繁多，其性质也是多种多样，但任何材料的使用都必须在书籍的主题之下，为表达内容服务。精贵不一定是最佳，质朴也不是最差，只有适合内容，材料才可以发挥其最大的魅力。 互动性设计中材料以不局限于纸张，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材料，只要它适合主题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在对材料的选择上我们要注意：准确把握材料的视触觉感受；把握材料的个性，要把表达的内容用材料充分地体现出来；材料的多样化组合，要把文字潜在的表达力通过多种材料充分表现出来。 （三）版式 尽管设计师要依赖文字和图像元素进行版面设计，但是真正能打动读者的还要提供一个传达信息的气场，即使没有文字和图像元素，或者只有图像没有文字的场合，以精确的表达内容的设计视角来分解组合，并将原始元素解构和重构，重新合理配置各种元素与版面空间之中，其中包含着精心 计算 的数学式版面构成。在互动性的设计中对于版式的设计要有引导视觉动线，提高阅读兴趣，增强理解能力，表现说服能力以及引起认同感觉。在视觉传达上要表现出于内容相呼应的势态，使读者在阅读中如同在听 音乐 ，感受到书中独特的节奏和韵律。在对于连页、跨页、折叠页等的使用中，要和单页保持一定的整体和连贯。要在统一的形式构成上展开设计，以控制版面的结构状态及视觉次序。可从色彩、空间、空白等形式上构建连续的视觉印象。 （四）色彩 色彩是表达含意和传递感受的多棱镜，是书籍中重要的视觉元素之一。在互动性的设计中，对色彩的运用必须根据书籍的主题，把握好色彩的个性情感与主题内容一致，掌握好色彩使用上一个度的问题，充分运用色彩联想，以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同时在使用上也要考虑它在版式上的位置，混合使用时对画面的影响以及有序的排列。 （五）文字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单纯的文字只是起到传达作用，在互动性设计中其目的则是赋予文字既传达内容又能启示意念的双重功能，通过多种手段的运用，使书籍产生出丰富的表情，增强书的内涵。在文字的编排一定要有清晰的条理，明确的阅读顺序。对于大段文字的要进行合理的隔离，为读者创造最佳的阅读条理。对于内文、标题、旁注、页码等要整体的秩序化运筹，文字的字体、字号、字距、行距的细微感觉的运用，横排、竖排的组合变化，文字组合的疏密节奏及导向性。 （六）图像 图像首要宗旨是对文字内容作清晰的视觉说明，同时对书籍起到装饰和美化作用，再则是对作品意思的读解，发现和挖掘。互动性的设计中适当的运用图像，可以丰富版面的层次，赋予书籍信息传达的节奏韵律、扩大读者更多想象的空间、给读者美好的阅读体验。对于与主题相关的照片等在表达上形式可以多样化，如摄影照片、手绘插图等可以综合使用，在处理手法上也可以对图像进行适当修饰处理。只要是和主题相符，无论是图像本身的切割分解，还是局部的夸张都是允许的。 总之，我们在互动性的设计中必须结合主题，有一个整体的思路，运用好书籍装帧设计中的每一个元素，使它们能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把书籍的内容和美感发挥到最好。书籍设计论文: 书籍设计论文:浅谈书籍装帧艺中的动态设计观 论文 关键词：书籍装帧　装帧 艺术 动态设计 论文摘要：把握书籍的当代形态，要求设计者把书籍看作是“一种紧凑连贯的活动或事件”的整体。因此，我们应该确立三维视觉概念的、立体的、动态的书籍装帧设计观，以使书籍装帧艺术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精美的书令人赏心悦目，甚至会吸弓l你把书拿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玩赏。这是一种什么魅力在吸引你?是一种怎样的神秘内心体验?或是因色彩浓重，强烈绚烂；或是因风格隽永清丽、飘逸古雅；或是因构思巧妙，堪留百代之奇；或是因考究精致，有巧夺天工之妙。人们在为精美的书籍感叹不已时，往往更多的是注意书籍装帧的美给我们以直接感受的愉悦，并不深思这构成装帧美的一种潜在力量，而这种潜在力量实际上存在于缤纷满目、风格各异的精美的书籍之中．成为所有精品图书的一个共性，这就是书籍装帧的整体美。这种潜在力量——整体美，从审美主体来讲，来源于主体视觉活动的整体性特征；从客体来说，它又取决于书籍作为审美对象的客观整体性。 1美在整体的文化背景 我国先秦思想家苟子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苟子·劝学篇》)极为强调美的整体性。孔子说“《韶》尽美业，又尽善也。”(《论语·八佾》)孔子“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虽然包含了伦理内容，但“尽”字显然也表达了全部、整体的含义。 西方美学自古希腊始，各时期的美学家也都洞见了整体美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力图以 科学 的方法给以解释。古希腊 哲学 家亚里士多德曾说：“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在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体。”中世纪时，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更明确指出：“美有三个要素：第一是一种完整或完美，凡是不完整的东西就是丑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断言：“美不在部分而在整体。” 现代 西方美学家对于整体美的研究更加深入。格式塔心 理学 的“完形说“认为“视觉思维不是对刺激物的被动复制，而是一种积极的理性活动。“因此，视觉中的整体并不等于构成它的所有成分简单相加之和，而是一个具有新质的、全新的整体。这种整体的美虽然通过各局部之和“突现”出来，但它的特征与性质却是在局部成分中找不到的。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精美的书籍都有一个共性——整体美，而整体美这～要素却神秘地潜藏在“完形”之内，它似乎贯穿于各局部之问，游离于表里之外，却显现于人的主体视觉经验之中。 更使我们有兴趣的是，西方美学家深入研究了形的整体的三度视觉概念，认为“一个物体的视觉概念，是从多个角度进行观察之后得到的总印象。”[2]一件雕塑或一座建筑只有从各个方面被观察之后，它们的整体美才会被我们感知。因此，所谓整体视知觉，完全是人的一种经验中的组织与构建活动，是与活动、运动密不可分的。人的视觉整体概念绝不是在静态下产生的，而是人与物相对运动的视觉结果。 所以，整体美是多因素、多层次构成的动态系统．它绝不是一贴僵死的膏药。书籍装帧的整体的视知觉．既然来源于动态，那么，“整体美”与“动态”两者便如影随形，紧密结合在一起。 2动态的设计观 任何一本书都与任何一个立体物的视觉概念一样，只能以三度媒介加以再现，而且在动态中形成。因此，应该确立动态的书的设计新观念。 2、1动态的多侧面性 书籍的三度空间是形成书籍外部装帧视觉概念的重要依据。因此，在装帧设计中应对整体中的多侧面性有明确的认识。 雕塑家们往往对人与物在运动中的审美关系具有特别的敏感，他们的创作思维是立体的、连贯的和多侧面的。书籍装帧与雕塑艺术有共同点，书籍也是让人们从多方面、多侧面欣赏的艺术品；把书籍装帧艺术只理解为简单的、平面的封面设计，绝对是一个错误。书籍装帧设计者要确立动态的书的多层面设计观，并要具备把多层面的复杂的连续的相对独立的单位，转化为“完形”整体的能力。所以，设计者应该树立与雕塑家类似的多侧面连续的整体设计观。 2．2动态的多距离视点 人对书的注意是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书籍的包封既要对几米以外的读者具有感召力，又要适应站在面前的读者欣赏，即便是读者把书拿在手中，也有任其抚摩品位的魅力。因此，人与书之间距离变化的运动性，产生了书籍审美合适视点的多元性。 合适视点距离的多元性，决定了装帧设计可视内容的多元性。如果我们把人与书的合适视点假设为远、中、近3种，分别为3m，1m和0．3m，设计者就应当为这3种距离都提供完美的视觉形象。当今的许多优秀的装帧设计，都特别注意大号、中号、小号文字在装帧设计中的运用，特别注意装帧的大效果与装帧中精致图案要素的视觉互补，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书籍装帧多距离视点的心理感受。 2．3动态的视觉相继性 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霍布斯在其所著的《巨鲸》中认为：人在审美活动中，“凡是在感觉中彼此直接衔接的运动在感觉后也还是联在一起的。”这就是“相继的视觉作用”1]]。视觉的相继知觉作用使我们形成对物体的整体把握。 人类的视觉总是不满足于只看到物体的一个局部，而要把握它的全貌。这就意味着，人类视觉上的不满足心理，总在引导人们去看暂时看不到的部分，去寻求整体的完整，甚至把看不到的那一部分也要用想象加以补充，来满足追求整体把握的心理需要。因此，在对书籍的审美活动中，书籍是在动态中使各个部分相继显现，以满足人们的视觉心理。反之，任何局部的中断或欠缺都会对整体美造成致命的破坏。 书籍是在动态中展示着三维空间。在动态中整体的各个部分相继显现，从而给人以经验中的“完形”。因此，设计者只有具备了把整体的书籍看成一个连续的整体的能力，才标志着他把握住了书籍在动态中三维空间的整体特征。 2．4动态的视觉时间性 书籍与雕塑一样，在人的审美活动中，通常被感知是只涉及空间而不涉及时间的。但是，书籍的动态审美特征恰恰表明，人对书籍装帧的审美，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紧凑连贯的活动或事件”【4)。人的视觉特征还有这样一个特点，一开始往往只知觉到一个模糊的整体，随后便逐渐对其修正、润饰和细节加工。这时审美知觉选择的对象和重点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对象特征的逐步展现，主体的目的、需要、能力、情绪等发生的变化而不断转移。这种感知选择重点的不断转移，构成了书籍视觉的时间性。 读者的阅读，是一个时间的动态过程，充分表现在对图书翻阅浏览的每一个瞬间。从封面、环衬、扉页的欣赏，直到篇、章、节的细读，时间随着空间展开。设计者在文字与图像设计中制造的繁与筒、详与略、前与后，诱导读者的视线循序渐进，是阅读的空间过程成为时间的审美过程。 2．5动态的多层性 书籍是一个多层的形态，它决定了装帧设计的多层性，这是书籍装帧 艺术 区别于其他造型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通俗地讲，书是供人一页～页翻看的，它在翻动中展示着动态的多层的美。而书籍的多层性，规定了书籍多层性的设计要求。这种多层性的设计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渐入佳境，要求设计者把精美的封面、勒口、内锋、环衬、扉页、每页正文直至封底，依次在动态中展现在人们眼前。 18世纪法国美学家狄德罗在《论美》一书中提出的“美在于关系”这一著名论点，揭示出形式美的一个内在 规律 。在书籍中，层与层之间疏密的对比与和谐关系，图像符号的变化呼应关系，封面、环衬、扉页之间的色彩节奏关系，甚至之间质感与肌理的变化关系，都转化为“符合目的性的形式”(康德语)，使书籍层与层在动态中展现出无限的魅力。 书籍设计论文:试论书籍设计新趋势电子书设计 论文关键词：电子书　书籍设计　网络 论文摘要：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阅读方式都在发生着改变。电子书作为此一种新型的书籍形式，与传统书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本文通过对电子书的产生进行分析，并与传统书籍形式比较。对电子书的设计进行探索和思考。 现代所说的电子书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e-book，二是指专门阅读电子书的掌上阅读器。本文所说的电子书设计，是指区别于传统纸张为载体的静态书籍出版物。是通过将书的内容制作成电子版、并配以一定的图片、声音、影像等信息后，以数码方式记录在设备中，然后借助于特定设备来读取、复制、传输的新的书籍形式。 一、电子书产生背景及特点 电子书的产生，是人们步入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传统的阅读方式已经改变。互联网逐步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和人们获取信息的常用方式。 因此催生了电子书的产生。电子书的特点是其动态的多媒体信息和良好的交互性，能有效避免传统书籍只有静态的文字和图片的单一性，集多种感官刺激于一体，调动了读者的兴趣。并通过其可在电脑、手机、掌上阅读器上阅读的便利性；网络传播，方便与人分享的优势；储存容量大、便携、使用方便；兼容性好，可以下载到电脑或手持设备上阅读，并且适应现代生活，无纸化传播，符合绿色环保要求，被认为是书籍未来的发展趋势。甚至有人预言，电子书籍是纸介质书的终结者。 二、电子书与传统纸质图书的比较分析 电子书区别于传统纸质图书，有如下特点： 1.书籍形态与内容呈现方式不同 传统书籍以纸张作为主要介质来记录文字和图片等信息，而电子书籍则是以光磁等新型介质作为书籍信息的记载媒体。传统书籍的形态比较固定，其开本，装订方式，材质纸张，虽也有创新。但大体上变化不大。都是以印刷输出为主，纸张作为主要媒介。而电子书需要借助于计算机显示器，或手机、掌上阅读器等电子设备来显示其信息内容。和传统书籍相比，电子书籍的内容更加丰富。不仅提供文字，还提供活动的影像和声音信息，通过专门的阅读器，电子书籍丰富的声音，图形，文字等信息即可以从显示器和扬声器中表现出来。有的电子书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字，图形，图像，动画等生动的表现形式，还具有快速检索和查询的功能，使信息传播更快，电子书籍的诞生使传统的书籍概念被彻底地更新了。 2.人们阅读习惯与思维方式的改变 电子书作为一种新兴的阅读媒体，它的出现将逐渐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首先，传统书籍是由抽象的文字符号组成，读者阅读时，必须要通过对一定词语的理解、组织和选择，需要读者更多的逻辑和思考，难以从中获得直接的快感。而图像文本，非常直观。直接刺激着人的视觉系统，使其更易被理解接受。其次，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人们越来越追求感官愉悦，追求新奇时尚和速食文化。而图像性内容更能满足这些需要。大量图文书的产生，引导了“读图时代”的到来，图书中配插图、照片的比例越来越大，绘画、摄影、插画越来越多。古典文学艺术、精英文化也不断地以图形、图片的形式，展现给人们。文字似乎成为图片的辅助和注释。 但这种阅读习惯的改变，最终会导致思维方式的改变。它将使我们面临阅读方式改变之后所带的阅读心理以及知识接受模式的转变。这一变化势必使人们，尤其是伴随视听信息成长的青年一代对于图像、视听类信息的依赖加大，而疏离文字类的逻辑表达。 三、电子书的新特点及其优势 1.电子书丰富多样的传达方式 电子书的出现，给书籍设计带来了风格和形式上的新变化。电视视频、网络动画、交互式设计等多种传达方式都能够综合应用于电子书的设计中，从而使电子书的有更强的可读性，趣味性。电子书的开本可以随意设定，设计不受纸张开本的限制，大小比例也可以根据，设计师的设计意图自由设定，版式灵活多样，能够充分体现书籍内容和风格。 2.电子书的信息量丰富、信息容量大、成本低 目前，电子书的储存媒介主要有：优盘、光盘、手机等移动储存设备，以及网络出版物等。电子书占用空间很小。但与此相对的是，电子书的信息容量却相当的大和丰富，集文本，视频，声频，图形，图像为一体，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同步接收，使读者更易于理解书籍内容和体会整体的氛围和感受。 在成本方面，电子书更具有优势。传统书籍经过了排版、编辑、校对、印刷、出版、发行等多个环节之后。人力、物力、财力成本增加；电子书籍的制作成本、使用成本都比较低。你可以在很多网站和共享空间里，找到供免费下载的电子书，即使有一些因为版税、知识产权等原因不提供免费下载的资料，它的收费情况相比印刷书籍也会便宜很多。这也使他与传统书籍相比更加具有优势。 3.阅读操作方便，用途广泛 电子书籍通过电脑屏幕阅读，可以随意放大或缩小，你仔细观看某一细部的画面，也可以全景观看一个整体的大画面，让人感受不同的视觉效果。同时，还设置了搜索或查询功能，能够让你快速检索需要查看的章节或你想要查询的地方，上次结束阅读的地方或随时调出注释，以方便你的阅读和理解，功能强大，便捷。 由于电子书的便捷性，它除了用于阅读之外，也可以用来作为引导和展示。比如，博物馆可以用它来作为整体介绍和内容引导，还可以用于商业，比如企业宣传画册、广告宣传和提案展示等需要，可谓是用途广泛，前景广阔。 四、信息时代电子书设计探索 可以预见，电子书籍的设计将是数字时代书籍设计的一个新方向。如何使用好这个电子书，这个新媒介对书籍设计者提了更高的要求。 1.信息传达是版面设计的重点 电子书虽然有不同于传统书籍的形态和信息传播媒介，虽然综合了文本，视频，声频，图形，图像等新的表达方式。但它呈现在屏幕，被人们阅读时，依然是以文字、图形、色彩这三大传统设计元素为主构成的，书籍设计者对电子书籍进行的文字编辑，图形、图像处理，动画的制作、版式的设计，都是属于视觉艺术设计。都应该遵循视觉设计一般的原则和方法。但特别要注意的是，电子书设计应以信息流程设计为主，视觉元素、色彩、图像都应该围绕信息传达来表现，视频、音频也是为信息传达服务，切不可干扰了信息的传达次序性和准确性。 2.通过交互式设计增加阅读的趣味性 在电子书籍设计上应充分利用交互体验的趣味性，给读者创造期待与好奇，使读者有机会感受到新颖的科技体验与特殊的情感体验，展现交互设计动态性与趣味性的特征。但交互式设计应当适量，突出人性化、实用性和趣味性。 3.适量设计，避免视觉混乱 有的电子书，为了博人眼球，采用个各种视频、音频，以及炫酷的视觉手段，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感官刺激。孰不知，过度的设计，反而会导致视觉流程混乱，造成视觉疲劳。有序设计，准确把握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视觉手段的适度运用，才能达到好的传达效果。因此，优秀的电子书设计，应该是书籍内容表达准确，信息流程清晰，注重书籍文化内涵、艺术品位和设计的人性化。 书籍设计论文:色彩个性在书籍封面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 在书籍封面设计中如何运用个性色彩，将各类书籍的特点展现出来，凸显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这就需要书籍装帧设计师对此进行深入思考，这也是受众对书籍封面设计提出的要求。 关键词： 色彩个性;书籍封面;设计风格 书籍封面设计属于一种创作，也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体，设计的关键在于学会创新，展现出别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而封面设计风格的形成取决于个性色彩的运用，色彩也是人们表现生活美的一种重要元素。因此，设计师应深入研究个性色彩的运用，创造出符合时代特征的书籍封面设计。 一、色彩个性在书籍封面设计中的应用 （一）个性色彩在文学书籍封面设计的应用 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应以简洁明朗为主，颜色可以单调一些，而且搭配的色彩的纯度和色相都要相近，这样就可以凸显出书籍的品位。主用灰色和白色，再辅以一些绿色、蓝色和棕色进行搭配，就会让整个画面变得十分和谐[1]。比如说陆智昌在书籍封面设计方面就自成一派，他运用自己独到的语言表现出了书籍的简约雅致，比如《洛丽塔》这本书，他把主色定为鹅黄色，花和英文签名则是白色，吸管和可乐选用橙色，其余部分则是黑色。鹅黄色表现出了朝气和俏皮，橙色体现出了活力，白色象征了纯洁。我国古代的书籍大多是采用花青、胭脂红和宝蓝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色彩，近现代则是把现代元素和古代元素进行结合，比如《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它的主调是图腾纹样和淡宝蓝色，再结合现代的仿宋体文字，展现出这一过渡时期的特点。再比如鲁迅先生的《夜秋•两地书》，它的主色调是灰蓝色，并插入了一张鲁迅年幼的照片，文字选用白色显得非常突出，表达出作者反抗社会制度的迫切愿望。现代的文学书籍在多元化文化背景下，设计元素也更加丰富多彩，设计风格更加大气明快。比如中国画报出版的《四大名著珍藏精装版》，这四本书以灰白色为主，再以红、蓝、绿和黄为辅色代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这四本书，从经典书籍装帧设计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设计者独特的个人风格，色彩运用也十分和谐与灵活。 （二）个性色彩在历史书籍封面设计的应用 历史类书籍一般都是运用黑、白、灰这三种颜色，主要是因为这类书籍的内容都是真实可信的，使用这几种颜色会给人带来庄重严肃的感觉，让人心生崇敬之感。读者在阅读时进入深刻思考，思考着生命的脉搏和智慧，体验着作者流露出的情感，现代的图像文字给人们带来了更美好的阅读享受。书籍装帧则是设计师帮助作者完成传达内容的任务，对一整本书进行细致的设计，让上下文的联系更加密切。比如《马克思手稿影真》一书，吕敬人通过灵活运用木材、皮革和金属雕刻出一个完美的书籍装帧设计，木材的不同质地和雕刻形式的不同会给人带来不同感觉，让文字和图像显得愈发古朴雅拙。不论是书法字体，还是使用现代的设计字体，文字框架的文武线都是按照传统的格式设计的，只是注入了不同的文字符号，让文字和图像之间取得平衡，达到动静的和谐相处[2]。利用桐木面板进行反雕刻，字体也是采用印刷木刻的方式，全木材属于紧固带系列，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书籍装帧形式，呈现出一种质朴独特的风格。另外，吕敬人先生的《梅兰芳》和《共产党宣言》也都是成功的代表作。 （三）个性色彩在艺术书籍封面设计的应用 艺术书籍的颜色需要更加丰富和富有个性，而且色彩是精神文化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艺术作品是否能够成功，而书籍的好坏是交由读者来评定的。所以，书籍封面的色彩要以人为本，需要考虑到广大受众的兴趣指向，不能只是抒发作者自己的情感。好的色彩不仅可以让画家和读者进行审美方面的沟通，还可以成为传达视觉艺术的媒介，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色彩与社会生活的快速融合将是未来的大趋势。这些都是人本思想对色彩创作提出的要求，色彩是无法与大众和市场脱离的，但是作者也不能过分依赖市场，而是要结合市场、社会和大众，然后把自己的感情完整地表达出来。作为书籍封面设计师，要学会通过视觉印象去发现本质，并利用视觉语言与受众形成共通印象，达成视觉传达的效果。另外，色彩设计对于培养大众审美和引导大众消费都具有一定的作用，通过欣赏色彩作品，就可以领略到色彩艺术的魅力，达到愉悦精神世界的效果。 二、色彩个性在书籍封面设计中的发展趋势 色彩个性对于书籍封面设计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不同的色彩代表不同的含义，也是传达书籍内容的一种途径。比如说蓝色，西方国家认为它代表着忧郁和悲伤，而在我国是一种积极的情感色彩，代表着安详、沉稳和广阔。所以设计师要根据时代特征和消费者的偏好进行设计，对我国的传统色彩加强研究，把它带向全世界，这样可以扩大色彩领域，让色彩更具特色和个性，营造出不同的情绪和氛围。设计师因为专业经验的积累，在设计书籍封面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此，设计师可以从颜色方面打开缺口，从惯性思维中跳脱出来，使用不同的颜色去装点书籍，因为色彩的变化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色彩会让人产生不同的情绪，对书籍的感觉也会发生变化，同时也可以借助颜色来传达种族文化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内容。个性色彩的运用，不仅可以传达出书籍信息，还可以给读者带来心理上的满足，获得双重感受。随着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现代事物的审美品位也在提升，所以设计者应该根据书籍封面设计的发展历程，创造出彰显时代特征的特色书籍封面作品。不同类型的商品有着不同的个性色彩，要想创作出好的商品，就要制定最好的配色方案，除了要符合商品性能的特点，还要考虑社会认可度和商品信誉，然后根据商品的销售面积和消费者喜欢的颜色，利用个性色彩传达出有关书籍的信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色彩的内容决定了形式，色彩就要为设计内容服务。因此，当书籍内容限制个性色彩的时候，书籍封面设计的色彩也会受到形式因素的影响，设计师只能在固定空间选择色彩，而且要达到形式和颜色的统一。因此，书籍封面的颜色必须要与书籍的主题和等级相契合，在设计之前设计师要先知道推向市场的书籍封面的设计特点，并针对书籍内容进行市场调查，从而确定封面设计的定位，达到个性色彩和设计内容的统一，正确地传递出书籍信息。 三、结语 书籍装帧包含的文字元素和设计元素都是包容性文化，对书籍封面进行设计也是一种文化印记。当读者第一次接触书籍，最先吸引他们的就是书籍封面的颜色和图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审美品位也在提升，所以对书籍封面设计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设计师会通过颜色来传达自己的设计理念，并通过运用个性的色彩来凸显书籍的艺术风格。当然，书籍也有不同的分类，针对不同的书籍类型设计师也要学会运用不同的色彩，每种设计风格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个性，其关键在于设计师如何运用。 作者:汪伟志 单位:邵阳学院 书籍设计论文:书籍艺术设计三维空间表现 书籍，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肩负着当代广大读者的审美修养和时代责任感，不同的时代气息引导书籍不同的设计动向，当代书籍装帧的形式开始从平面二维空间设计方式向立体空间设计方式演化，从单一印刷内容向视觉、触觉等一体化方式演化。因此，设计者需要开拓全新的设计思路，赋予书籍装帧艺术新的文化蕴含，带给读者更加舒适愉快的情感体验。书籍装帧设计是将零散的文字、必要的图形、恰当的色彩根据书的不同性质、用途和读者对象，把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运用流动的版式表现出书籍的丰富内涵，以传递信息，呈现美感。 一、文字、图形、色彩等二维设计元素在书籍装帧中的应用 书籍的视觉元素组成主要有文字、图形、色彩、版式等几部分内容，精美的书籍装帧设计离不开这些视觉要素之间相互协调，有机组合，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1.文字在装帧中的二维表现 文字作为二维平面的视觉元素，是书籍内容的展现和表达，读者通过文字了解书籍的内涵和文化。文字设计的差异性体现不同的审美价值，带给读者不同的心理体验。例如，黑体粗犷厚实，形方字正，给人刚毅、稳重、坚强的心理感受；宋体严谨大方，体态端正；其他字体也独具特色，具有自己的风格。在二维平面的表现中，设计师应该对所用的字体进行反复推敲，不断挖掘不同字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使字体的形态、大小、色彩层次、空间关系等与书籍风格特征保持一致。 2.图形在书籍装帧中的二维表现 书籍往往通过形象生动的图形产生新奇的视觉效果，以增加内容的说服力。图形可以作为国际化的视觉语言形象，传递丰富的信息，具有不可忽略的审美价值；图形也是构成书籍形态不可或缺的有机成分，它的表现力可以填补甚至超越文字表现力本身，带给读者情感上的审美愉悦，有利于竞争和促进销售。设计不讲究奇异怪和过分的张扬个性而让人费解，在设计时，需要符合书籍的内容和主旨，通俗易懂的图形语言，以便于读者对书籍认知和理解。所以，图形的选择和使用无疑是给书籍设计的艺术构思装上了想象、腾飞的翅膀。设计者在进行图形创意时，可以通过对书籍内容深层次的挖掘，设计出贴合内容，深化主题的图形，这也是书籍装帧设计中必须把握的要点。 3.色彩在书籍装帧中的二维表现 艺术美离不开恰如其分的色彩运用，在书籍中，色彩有其自身的语言魅力，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格列高里认为：“颜色知觉对于我们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视觉审美的核心，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色彩可以联系书籍装帧的风格特点，让两者在视觉上协调统一，并对内容上进一步的强调补充，强化视觉表现力。在二维平面表现中，运用色彩自身的情感表现，从色相、纯度、明度和冷暖关系上来考虑调和与对比，在设计中，需要考虑色块的面积、形状、位置等因素，要恰当分析各色块的色彩关系，用色彩的性格、情趣来强调书籍内容的情感基调，或强烈、或柔和、或悲怆、或欢乐、或抑郁、或明朗。将书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倾注与色彩，用色彩的红、橙、黄、绿渲染书中的情感世界，使读者能从图书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以及心理上的满足感。 二、书籍三维空间的视触觉互动体验 现代高科技为书籍装帧设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电子书籍的出现，对传统媒介形式来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视觉体验，也对实体书籍的装帧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实体书籍以其独特的造型肌理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书籍装帧中的图形、文字、色彩等二维平面元素开始向三维立体的构造学的设计思路发展，它作为一种立体的形态结构，成为与人交流最为直接的信息载体，并叙述着书籍的情感。对于书籍的材料肌理、纹路、软硬程度、味道等的触觉感知，形成了对书籍多方位的认知把握、带给读者心理上的愉悦。 1.由书籍视觉设计中平面元素带来的三维表现 人们在观察物体时，对于相同的物体，由于远近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大小，我们可以将这种视觉效果运用在书籍装帧中，通过文字的大小、疏密；图片的位置、比例关系；色彩的虚实、肌理等使平面元素产生前进或隐退的三维视觉空间效果。传统美学讲究“计白守黑”，即黑白灰在版面中的层次关系，巧妙的运用黑白灰三色，可以使版面产生远、中、近的空间位置关系，从而产生三维空间层次。 2.由书籍版式设计中视觉流程带来的三维表现 设计者有意识地把图片、文字、色彩等视觉元素有机的联系起来，并适当配以渐变、大小、疏密等安排，为读者创造一种隐形的视觉流动线，诱导人们视线按照既定的规律进行阅读，从而形成一种脉络线，产生空间层次感，这条隐形的虚线即所谓的视觉流程线。当我们翻开一本书时，书的实体是静止的，随着视线不断的变化移动，距离的时近时远，连续性的视点留下运动性轨迹，在阅读中产生动静结合的视觉舒适度，从而产生视觉空间的节奏感。 3.由书籍触觉设计中造型质感带来的三维表现 书籍设计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设计行为，在造型中，选用不同的材料和造型表现书籍不同的情感特性，而不同的材料和造型给人不同的触觉感受，或平滑、或粗糙；或温暖、或寒冷；或奢华或朴素……通过触觉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某种共鸣、回忆或遐想，满足人们深层次的心理需求，这是时下流行的电子书所不能代替的。书籍设计大师吕敬人强调造型设计，他认为书是有情感有生命的，是人们接受知识的媒介；它既是观赏阅读触摸之物，也是心灵感受之物。书籍的造型设计可以提供生动的形象思维材料，人们通过视觉和触觉获取外界的反应，以产生非平面的立体空间。 作者：闫会恩 单位：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商贸分院 书籍设计论文:书籍封面设计影响 摘要： 本文探讨陶元庆的书籍封面设计思想对鲁迅的书籍封面设计的影响。笔者通过分析陶元庆的书籍装帧的设计风格，剖析其内在的封面设计的审美理想和文化主张，同时将其与鲁迅的书籍封面设计风格进行对比，找出二者的相似点，阐述陶元庆的书籍封面设计思想对鲁迅的书籍封面设计产生的重大影响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图案与寓意的结合及民族性与时代精神的融合。 关键词： 陶元庆；鲁迅；书籍封面；设计；影响 陶元庆（1893～1929）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他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与鲁迅先生相识，之后在鲁迅先生的鼓励下大胆创新，与鲁迅先生合作设计多个书籍封面作品。从侧面来说陶元庆是鲁迅先生发掘的一位封面设计师，他的装帧设计开启了我国书籍装帧设计采用新图案作装饰的先河，在中国装帧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鲁迅对陶元庆的书籍封面设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在民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生”派艺术家创作的现代书籍封面设计风格因陶元庆逐渐发展壮大。因此，陶元庆的封面设计风格对鲁迅的书籍封面设计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内容和设计形式的统一是陶元庆书籍封面设计的重要特征。“为了达到内容和设计形式的统一，设计者必须对原著的内涵有深刻的了解，知晓著作者的文化心态及审美主体的审美标准。通过提炼书籍中的精神内涵，用美的形式使书籍达到最佳的艺术表现力。”［1］陶元庆对日本的图案颇有研究，这使他在创作《苦闷的象征》封面设计的过程中能够有意识地支配各种设计元素，根据该书的内容运用多种艺术手法设计其封面：画中有一半裸女子，在红与黑及灰色线条交织的图形中展现出革命的思想性，设计师的目的是使物象与观者之间能够准确快速地沟。书的形式与书的内容完美契合，同时他也注意避免书籍内容的低级图解，在创造过程中运用形式美的法则发挥和组织各种设计因素，从而使形式与内容达到统一。陶元庆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风格。陶元庆为《苦闷的象征》设计的封面与鲁迅的翻译充分展现了厨川白村对文艺问题的见解。鲁迅从小热爱美术，留学日本归来后更是对日本的艺术有独特的情感。因此鲁迅能够理解陶元庆的设计的立意和基调，陶元庆也可领悟鲁迅翻译日本厨川白村一书的内容及感情。二者的精神素养和审美需求非常契合，在书籍封面设计方面相互促进，成就了《苦闷的象征》的诞生。随之，鲁迅对陶元庆的极大肯定使鲁迅的封面设计风格受到陶元庆的设计风格的影响，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方面有了进一步的突破。例如，1931年出版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一书，鲁迅第一次用中国传统装帧方法装帧西洋画册，十分精美。鲁迅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认知及受到陶元庆设计风格的影响，在书籍装帧方面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法则运用自如，与陶元庆共同将民国时期的书籍装帧设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图案与寓意的结合 图案与寓意的完美结合是陶元庆书籍装帧设计的另一重要特征，更是陶元庆引领新民国时期书籍装帧设计的方向之一。《彷徨》的封面设计是陶元庆成功表现图案与寓意完美结合的著作之一。在《彷徨》中，他主观地调动各项设计元素，通过符号本身传达出一种在结构上与人的情感相似的信息，完成物质对象的形体结构与主体的心理情感结构相呼应的过程，与鲁迅想要表达的思想相得益彰。由此可见，陶元庆在鲁迅的鼓励下大胆革新，将书籍设计的图案抽象化并完美契合了寓意，这使他开始由美术家的身份向书籍封面装帧设计家转变，影响范围也普及文学领域。由于文学家与艺术家其自身具有自主性，陶元庆对鲁迅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在两种不同思想的指导下书籍封面设计在图案与寓意结合方面存在冲突与平衡。因此，二者在文学与艺术之间的差异性使合作存在分歧。1926年10月29日，鲁迅在致陶元庆的信中还说到：“《坟》这是我的杂文集……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文字这样写：鲁迅《坟》1907～1925（因为里面的都是这几年中所作），请你组织进去或另用铅字排印均可。”［2］但陶元庆在设计时没有遵循鲁迅的意见，而是主观地采用高度概括的几何化造型手法，运用线条和形状等视觉传达语汇向大众传递书的情感和思想。或许在当时，陶元庆几何抽象化的图案与寓意及夸张前卫的表现手法还不能被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完全理解，但陶元庆的这种设计风格却对之后鲁迅的书籍封面设计及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陶元庆逝世后，二者在抽象几何化图案及寓意的契合方面慢慢由暗性的技法冲突转变为内部的思想平衡。在鲁迅的字体设计风格这一特点上我们可以找到陶元庆图案几何抽象化设计的影子。不得不说，陶元庆的书籍封面设计思想不仅对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鲁迅的文学艺术创作也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3民族性与时代精神的融合 20世纪初，现代主义随着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变革而登上历史舞台，众多海外学子纷纷回国促进新艺术教育及西洋艺术在我国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陶元庆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风格与中国民族气质相结合，其书籍装帧设计风格具有浓厚的时代精神。《故乡》中采用绍兴戏中的“女吊”形象，是陶元庆表现民族性方面的典型案例。《苦闷的象征》用简洁夸张的线条描绘的半裸女子以及《若有其事》中用线条和色彩表现重叠交错的形体和动作，充分展现了陶元庆在结合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基础之上赋予作品的新的时代特征。与之相似的是，鲁迅的书籍封面设计中民族性和时代特征结合得也较为巧妙。鲁迅的书籍封面设计善于使用红色，这种红色近似于国画中的胭脂红。醒目而稳重，使古朴的封面更加清新和典雅。这与陶元庆对国画等传统文化的热爱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陶元庆自小学习国画，对颜色颇有研究。因此，鲁迅在与陶元庆的密切交流中耳濡目染地提升了对颜色的视觉感受。1926年《呐喊》再版时，封面用枣红色书面纸，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陶元庆书籍封面设计中对民族性的批判继承也成为鲁迅书籍封面设计的一大特色。陶元庆的设计风格与鲁迅的中西结合思想不谋而合，二者对民族性与时代精神的融合问题达成共识，对当时的书籍设计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4结语 简而言之，陶元庆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图案与寓意的结合及民族性与时代精神的融合等设计特点方面对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自主性，陶元庆对鲁迅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二者的交流与融合是一个长期的互相影响的过程。合作中由于二者的文学思想与艺术追求不同，鲁迅与陶元庆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和平衡，也正是因为冲突和平衡的复杂交错造就了当时鲁迅与陶元庆的书籍设计风格，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的探讨时要时刻保持对立和相互的态度，这对当下的书籍装帧艺术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唐也栋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书籍设计论文:书籍装帧美术设计分析 ［摘要］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书籍的质量要求与审美要求也随之改变，传统单一的书籍装帧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在书籍的装帧设计中添加一些美术元素，在能凸显出书刊的艺术特点和独特风格的同时，使书籍更加美观耐看，内容更加充实。 ［关键词］ 书籍装帧；美术设计；应用分析 一、创新书籍装帧设计思路满足读者阅读需求 书籍装帧设计是指一本书从最初的文稿到成品书的出版的一系列的设计过程，也是书籍从平面化到立体化的转变过程，设计过程中，不仅要凸显出该书刊的艺术特色、艺术风格、阅读优势，还要适合读者的阅读心理，考虑书刊的营销特点、适宜人群、媒体宣传等。书籍装帧其原则首先是保护书籍，使之不被一些外界的因素损坏；其次，将阅读功能与审美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不是人们想象中单纯地用美丽的图画点缀装饰而已。书籍的装帧设计包含了艺术思维、创新思维、技术手艺、构思创意等设计思维，还包括开本、装帧形式、封面、封底、字体、版面、填色、插图、选纸张材料、印刷及装订等工艺流程，是一个整体性的设计，人们所了解的版式版面插图等部分设计，只能称作封面设计或者版式设计，属于装帧设计的一部分。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及科技的飞速发展，现代书籍的形式也逐渐增多，比如电子书籍、游戏书籍、概念书籍等，所以读者对书籍的设计也开始有了新的要求，比如纸质材料，书籍形式等等。从传统的单纯文字叙述变成现在的图文并茂艺术形式，由单一的普通黑白印刷发展到现在的多色彩印，读者观念的改变推动着书籍装帧设计者的探索步伐，设计者在适应社会群体阅读的同时，也赋予了书籍装帧新的内涵。 二、将书籍装帧与美术设计完美结合 美术设计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对事物进行美化的整体构想，以及把这种思维方式和构想用某种形式或方法表现出来，使其视觉化、形象化、具体化，帮助事物消除其不适用因素的同时，发展其实用性的功能。由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书籍的装帧工艺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书籍装帧并不仅仅是给书籍披上一层华丽的外衣而已，它需要设计者结合社会因素、读者心理、书籍内容、营销策略等因素，与美术设计完美结合。根据书籍装帧要素与美术设计的特点，在原稿的基础上，赋予书籍新的灵魂。书籍装帧的设计要素主要是文字、图形、色彩和构图。在书籍的封面上看到的或简练或繁琐的文字，主要是书籍的名称、作者姓名或笔名以及出版社的名称，有的还包括书籍的丛书名和副书名等，这些文字向人们传达了这本书的一些基本信息，在封面的设计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书籍中的图形包括照片、插图和图案，有属具象有属抽象，还有一部分有写意作用，相比于四四方方的文字，图像不会那么枯燥，对某些人物或事件的叙述也会更加直观，增加书籍的可读性。色彩可以刺激人的视觉神经，易与读者内心的情感发生共鸣，所以书籍的基本色调要与内容有一定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构图的形式也有多种，例如常见的水平、垂直、交叉、叠合等，根据不同类型的书籍，选择适合该书籍的构型可以使读者对书籍有一种源于细节的深刻认识。 三、应用美术设计，使书籍装帧艺术更加完美 图书是一种精神产品，所以读书获得的是精神财富。对于读者来说，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本书的封面，封面可以对读者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由此对该书留下最初的印象并对该书的“好”与“坏”产生一个基本的判断。精美恰当的封面可以令读者赏心悦目，甚至爱不释手，这样便起到了吸引读者的作用，在市场上的销售也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这就是美术设计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影响，也是美术设计的魅力。书脊，顾名思义，其重要性就如人的脊背之于人，书脊在书籍的封面和封底之间，起着一种桥梁的作用，所以，根据美术设计的应用，装帧设计者们就应该把书籍的色彩、图案、字体字形等与书籍的封面和封底协调统一起来，不仅要做到将封面和封底有效地区分，还要使二者能够自然地过渡，不至于产生明显的分界，影响书籍的整体性和美观性。封底的设计要简单明了，将封面的色彩、底纹等有效延伸、扩展，使之与封面相互呼应，同时又不可以相互重复，增加书籍的赘余感。在现代的社会，书籍装帧的美术设计已经不再是一成不变，需要设计者们发散思维大胆创新。一本值得阅读的书籍，不仅要内容充实，知识准确，还要让读者培养出自主阅读即能使读者主动拿起书籍主动去学习的兴趣，想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将美术设计融入书籍的装帧艺术，根据书中的内容，运用适宜的颜色、图案、条纹、字体、排版形式等，使书籍看起来或是简单大方，或是可爱有趣，或是恢弘霸气，为书籍增添一种独特的魅力，充分引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再将作者想要传递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读者。这就是美术设计对书籍装帧设计的重要性。 四、结束语 即使一本书的内容很充实，故事很精彩，知识很全面，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装帧设计也难以吸引读者的眼光，让读者驻足详读，也难以将书中的内容以最好、最直观的形式展现出来。而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就应该应用美术设计的思维，使之与美术设计相融合，展现出书籍的艺术风采，满足读者对书籍日渐增高的要求。 作者：和一星 单位：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书籍设计论文:书籍封面设计与符号学 1书籍封面的设计 1.1设计要求 一本书的整体设计包括封面、书脊、封底、勒口、环衬、扉页、护封、开本、插图等，而一本书最为主要的设计点就是书籍的封面设计，一本书的销量很大程度上受到封面的影响。首先，我们要注意书籍封面设计的科学性，必须要顺应时展的步伐。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学习汲取新的设计技术与理念，提高自己的设计审美观点，充分利用先进的设计工具和最新的设计手段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封面包装，另一方面也要有科学的构思，要充分理解这本书的内容、体裁、风格与所倾向的读者年龄阶段等，使所设计的封面能够切题、有感染力。其次，书籍的封面设计要有审美性。在所有的图像表达中，具象的图像能够表意明确，突出特征，准确表达书籍内涵，却缺乏感性与设计的元素，使画面枯燥无味。而与之相应的抽象设计却可以开阔读者的思维空间，增添美感。因此应当综合具象与抽象这两种设计理念，把具象简化至抽象的概念之中，用具象表达书籍的内涵，再用抽象引发读者的想象空间。最后，我们要考虑书籍的适应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承，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我们要及时转换思维，与时俱进，考虑国外读者的欣赏习惯。 1.2设计要素 书籍封面上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包括书名、作者名和出版社名。书名是封面主要的设计点之一，根据书籍里的内容不同，作者可以改变字体的大小、空间、颜色或者设计出别具一格的字体。对于说明性的文字（书号定价、责任编辑等）我们可以有机的把它们融入点线面的设计里面，使之更为出色。书籍封面的图像在封面设计里尤为重要，它在封面的比例中占有很大的面积，是封面设计的重要环节。图像设计的好，可以达到与读者共鸣的特点。就像摄影书籍封面会选择有艺术价值的摄影作品一样，科普类书籍会更贴近自然与科技，新闻类杂志封面会选择有关人物和场面，图像的选择也要和书籍的内容相呼应才行。书籍封面的色彩设计必须和书籍内容与读者的年龄层次、文化层次相协调。要体现书籍不同的内容和思想的颜色对比效果是不一样的，比如，儿童的书籍封面一般色彩艳丽醒目，色调高，符合儿童单纯、天真、可爱的特点；中老年人的读物封面颜色一般沉着、和谐、大方；专业学术杂志色彩端庄、权威；时装杂志色彩个性等。除了色彩的协调，作者还要注意色彩的色相、纯度、明度对比，来提高封面的质量。 2符号学的产生与发展 从人类进入原始社会开始，符号就产生于人们的生活之中，通过人们自觉或者无意识的肢体语言与话语来产生符号丰富促进人们的生活与发展。从甲骨文等的记载都能体现出符号对远古社会的秩序有着深刻的影响。“符号”这个词最早先出现于古希腊，而现代符号学的研究萌生在20世纪初，发展于20世纪60年代，“符号学”最先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来的，他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是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奠基人。索绪尔对符号的定义为“一种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理论的学科，现如今，它的研究已经穿插和交融于很多学科里面，如语言学、哲学、逻辑学、文学、艺术、宗教学、认识论和翻译理论等。它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可认知性、继承性、可创造性”的特点。在书籍封面里的书名、标志、图案等都可以看做是有指示作用的图形符号，而这些图形符号通过人们的视觉感知传达书籍内容上的实质，从普遍的研究领域将它分成图像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三种不同的类型。张锦华等于90年代翻译过“要研究是什么使得文字、图像或声音能变成讯息，就必须研究符号学，而研究符号和符号的运作的学问就是符号学”，符号学是让人类了解宇宙与自然世界和人类本身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也将会更广泛地运用于各个学科里面。符号学对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巨大，为人们提供了对各种研究的多方面视角。 3书籍封面设计与符号学的关系 3.1书籍封面设计是将设计符号化的过程 书籍的封面设计是将符号视觉化、设计符号化的过程。符号就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在书籍封面的设计过程中，无论是字体设计、图像设计还是色彩的设计都可以说是一种符号的传递，每位设计者所设计出来的封面所包含的特色的符号，也都会以符号的形式传达到读者的脑海里。从另一方面来看，读者也是通过这些设计者所表达的符号来获知书籍的内容。比如一本书的书名字体设计是以水墨笔画来设计的，那么，对于这个图像就会以符号信息的方式传达到读者的脑海里，读者就会立刻联想到这本书的内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的；而一本书的封面图像若是以可爱的卡通形象为主的，那么这个图像符号的传达也会使读者联想到这是属于儿童阅读类的书籍。符号可以说是承载与传递信息的中介，是简化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设计中的符号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有许多共性。书籍的封面设计就是这样的设计语言，设计者通过对书籍内涵的理解使用非语言的符号，让读者理解到书籍封面里所表达的符号语言。 3.2书籍封面设计可以说就是符号 书籍封面的展现给人们视觉感受的整体效果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图形符号，封面的图形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综合效果，而意指是两者结合的行为。书籍封面的图形符号可分为直接意指和蕴藉意指两个层面，所有的书籍所表现出来的意指系统都包含了一个直接表达平面和一个间接内容平面，意指的存在就相当于两个平面的相互关系。书籍封面的设计是以平面媒体传达信息为主要途径的，这也说明了它肯定是广义语言的一部分，因此书籍封面设计的本身就是符号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它也是用符号的方式与原理为根本依据的。由此可以看得出来，对于符号的如何运用，是否正确合理，对信息的传达最终效果是非常重要的。若设计者在运用图形符号的同时可以用一个符号A来正确地传达出符号B的信息，那么其准确程度决定了这个封面的成功与否。 4符号学在书籍封面设计中的运用 符号在书籍封面设计里面是一种被运用的过程，能否合理准确地运用符号来转达信息，是一个设计者的设计作品成败的关键。书籍封面设计包涵在符号这个大体系之中，对于符号的直接或者间接运用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4.1书籍封面设计中的图像符号 图像符号是很具有形象性的，每本书籍的封面设计都会选择用具体清晰的图形符号来展现主题的内容，封面的图形设计包括封面整体图形、标志、字体等因素。图像符号的使用就是将图形视觉化和符号化的过程，我们对于图像具有很直接的感知能力，图像符号也是专递信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能够使读者更准确快速地了解书籍所表达的信息。回顾人类历史，最初的原始人类所创造的结绳记事和后来的图腾崇拜，都是图形符号的发展历史。在现在的很多杂志等读物里，标志设计在封面设计里的地位越来越受重视，成为现代封面设计里的新亮点。标志的设计图形是基础，达意为生命，注重小而精致，能够包含所有被浓缩的语言符号，具有很强的认知性。比如中国银行的标志设计就很有标志性的特色意味，从古至今，铜钱这一形象一直以来都象征着财富，中国银行的设计融合了中国的特色元素古钱的外形与“中”字的结构基本形，从而形成一个简洁、稳重、寓意深刻、很富有中国风格的标志设计。 4.2书籍封面设计的指示符号 指示符号具有传达、命令指示性的作用，“所指对象与符号之间有时空上的关联，人们通过指示符号辨识符号的指示，它简略的图式具有直观的特性”。符号具有一定的指代功能，而读者可以根据指示符号了解符号所表达的内容。在图像里面符号与对象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两者具有高度的共性，能指是指读者可以从书籍的封面设计里面了解到书籍的内容，而所指则体现了书籍的指向性。指示符号不仅只是个符号，它所显示出来的内容是可以被大众一致所承认的、有意义的，能达到认知的目的，赋予书籍更多的含义。就像门的指示是建筑物的出口；商品标志图案指示商品；蓝色指示海洋和天空；剪纸指示中国传统文化和春节一样，是从能指引出所指的过程。 4.3书籍封面设计的象征符号 象征符号是一门有规律可寻的学科，它与指示符号不同，它与所指的符号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群体思维通化的结果，是经过时间的积累形成很多人的联想感受集合而成的，简称社会习俗。比如在书籍封面设计元素的色彩里面，红色会让人联想到吉祥、春节或者革命；金色会让人联想到财富、皇权。象征符号往往是长时间的感受积累，读者见到一本书的封面，根据它的排版、形象处理、色彩的运用、纸张、开本，便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里对书籍的属性进行大致的分类。这种归类大都是凭借读者长时间的个人阅读经验积累的，如精装代表高贵；封面风格活泼，颜色鲜亮的大多是儿童读物等。“符号的三种类型相互独立并存而不可取代，但是它们之间却又是一个具体化的过程，从图像符号到象征符号，符号功能的表现逐步深化，整体信息传达的含量不断扩展，文化立场和行为态度持续得以延续。”图形符号、标志符号与象征符号这三者之间也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的，它们在符号这个大系统里面都有特定的功能，当所有功能相交一致时，才能发挥出来最强的符号效果。比如一种拉面的标志，从招牌看来它是一个商品标志图形，用来招揽顾客，也是一个商标，它又可以被看成一种象征性符号，象征拉面这一饮食名牌的传统符号。 5符号在封面设计中的发展 5.1挖掘符号在书籍封面设计里的能动性 符号负载着书籍封面设计的内涵，是封面设计的灵魂，符号的能动性取决于人所具有的能动性。一方面我们要提升符号在设计里面的指代作用，使符号的传达思想更加丰富完善，如果设计里面需要和平的意念，就可以运用人们对鸽子的感受来用鸽子的形象或者代表鸽子的符号进行设计；另一方面在封面设计里面运用符号设计时，要充分考虑人群的划分，每个人的价值观念、文化修养、年龄层次、历史传统都是不同的，如何在众多不同的划分里面求同存异达到最好的符号表达效果最为重要。就像代表公共厕所的符号，无论何种人群都能够轻易识别。 5.2使符号在书籍封面设计中对象社会化 正确理解符号与封面设计之间的联系，是使符号合理运用于封面设计的关键所在。时代瞬息万变，符号所代表的含义越发丰富，书籍封面的设计更应该顺应时展的潮流，不断创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忘推陈出新，与世界同步。符号在封面设计中离不开人的能动性。探索符号的能动性，使符号在封面设计中的对象社会化。 6结语 书籍是一种载体，书籍封面是这个载体最直观的符号表现。日益完善的符号学原理运用在书籍封面设计里面，为书籍设计领域的创新不断提供新的元素。只有各书籍封面设计遵循符号学的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达到双方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效果，最终使书籍的封面设计的艺术形式内涵更加丰富多样，五彩缤纷。 作者：向世前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艺术学院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职业素养论文 一、电视新闻记者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欠缺 如今，新闻记者在对一些突发事件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已渐渐形成一定的责任意识，然而有些突发事件会比较难以处理，电视新闻记者在报道方式和应急处理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1.电视新闻记者会通过一些不合规的手段来促使曝光率大大增加，进而导致发生一些悲剧事件 如今电视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面对尤为严峻的压力，出于谋求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选择突发事件中的“伤疤”作为取得新闻市场的突破口，这样就有可能会很大程度上伤害突发事件的利益主体或相关者。 2.电视新闻记者的问责意识欠缺 如今社会公众对新闻报道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电视新闻记者针对突发事件所进行的分析报道应该力求全面、理智和多角度，如果只是进行简单的陈述，不将正反面信息协调好，就难以提升报道水平。在具体新闻报道实践中，对于公开性的报道，一些新闻媒体却是有选择性的进行。不能全面地分析突发事件，也不能很好地追究责任，这等于是在藐视公众的知情权。 3.电视新闻记者有时会谎报新闻，这主要是出于畏惧心理 针对一些灾难性突发事件，部分记者就不愿或者不敢前往前线，这样无法采集到信息，同时又想牟取私利。所以常常就会选择谎报新闻，这必然会对电视台的公众形象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会把不好的影响带给社会。 二、新闻记者在突发事件中应具备的职业素养 1.新闻敏感性高，反应快速 由于突发事件是很难预料的。所以新闻记者往往都缺乏好的准备，一旦突发性事件发生了，就需要即可赶去现场，采访工作也要立马进行，存在的不确定性也会很多，而且还会有很多不可预料的问题出现。所以，对电视新闻记者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要具备较好的新闻敏感性和反应能力。首先，新闻记者一定要具有好的新闻敏感性。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记者就应该对价值判断具有较好的直观判断能力。对这一事件，针对其具备的新闻价值进行正确的判断。对其中的有效信息要进行及时且敏锐的捕捉。新闻记者开展工作，主要是看综合判断能力，其具备的敏锐的洞察力等素质都会对之后的新闻报道的效率和质量产生决定性作用。所以，新闻记者要具有的职业素养，就是要快速有效地捕捉和发现突发事件中的新闻价值。其次，是针对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要求记者具有良好、快速的反应能力，以便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找出有效的采访策略。在发生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新闻记者需要将其中最有价值的材料筛选出来，捕捉有效信息，以便在报道时采用最确切的语言，使观众取得身临其境之感。 2.具有良好的采编能力 不同于日常新闻，由于突发事件很难预料，所以当突发事件发生后记者往往猝不及访，难以从容应对，这就要求记者练就自身超强的应变及采编能力，以备不时之需。具体说来，既要确保进行客观的新闻报道，又要将正确的舆论导向树立起来。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愈发关注一些突发事件，报道的及时性往往能为电视新闻节目争取较高的收视率。如今的各类报道都是争分夺秒的进行，易导致各种主观臆断。若是记者一不小心夸大了突发事件的破坏力，则民众就会很容易产生恐慌心理。一时产生诸多的流言，进而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相反的情况，如果破坏性缩小了，就会促使社会和国家丧失应有的警惕性，没有做好事前准备，最后必然会增加损失。所以，新闻记者在报道突发事件的过程中,需要对事件的本质内容进行整体上的审视，着眼于大局，从而理性客观地报道突发事件。 3.注重人文关怀 社会责任和人性道德是所有职业都应当遵循的，所以，新闻记者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要兼顾职业和社会责任。针对突发事件，新闻记者要保证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同时也要重视人文关怀。当今社会更加广泛地关注突发事件，突发事件的危害和破坏力都是非常大的，对于正常的社会生活而言，往往都会引起一定的损失和不便。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在人员和财产上出现较大的损失。就新闻记者的职业要求来看，不但要亲自去现场进行采访报道工作，从而将第一手信息传达给社会大众，而且还要将人文情怀融入报道中。记者在报道突发事件时应当尽量为救援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采访，以免再次伤害那些刚遇到不幸的采访对象。电视新闻记者应当具备一定的职业素养，及时、客观地报道突发事件，并将人文情怀和服务意识融入其中，做到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例如，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很多记者都选择先将采访工作放下，积极投入到救援工作中来，然后再对受灾群众进行采访，从而实现了与民众价值观相统一。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通过报道突发性事件往往最能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新闻记者提出的要求也就更多。新闻工作者尤其是作为一名电视新闻记者，一定要对此类事件进行很好地报道，将良好的职业素养充分体现出来，力求做到报道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从而为社会树立起正确的舆论导向，如此才能将社会媒体工作者的责任真正担当起来。 作者：张绍勤 李荣芹 单位：临沧市传媒集团事业一部 临沧市云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要求 一、新闻记者职业素养的重要性 1．专业知识与技能能够提高记者工作效率。新闻记者在传媒行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其职业素养中的各种专业技能是否熟练，能否快速地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对于一名记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新闻记者必须熟练掌握记者本职所要求的专业技能，同时因为记者每天所要面临的各种突发事件不同，对记者的应变能力以及各种其他方面的技能也有要求，而熟练掌握更多方面的知识，能够使记者的工作效率有很大的提高。扎实的专业基础以及丰富的阅历和工作经验，作为新闻记者职业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证一名新闻记者高效率工作的秘密武器。 2．良好的思想作风是精神动力的源泉。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在工作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困难，来自人、社会甚至是制度上面的阻力和压力，很多刚刚迈入记者行业的人就因为不能客服这些阻力而脱离了传媒行业。殊不知这些阻力和压力正是对于一名记者的真正考验。而只有拥有良好的思想作风以及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顽强的意志以及过硬的心理素质，才能够保证记者工作能够持续下去，勇敢地面对困难、克服困难、排除艰险，即使牺牲个人的一切，也都要将工作落到实处，这才是一名真正的记者。可见在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中，良好的思想作风以及对记者行业的热爱，是一名新闻记者精神动力的源泉。 二、社会发展对于新闻记者职业素养的要求 1．以新闻人的敏锐与智慧去发现。如今，互联网的发展非常迅速，人们把很多的时间都放在网络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有趣事情，大多数人都喜欢将其到网络上与人共享，这种现象意味着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同时也拥有了自己的网络空间，对于新鲜的故事与重大事件，大众抱着新奇与出名的心理会率先通过互联网进行。面对这种形势，作为一名媒体人，特别是工作在媒体前沿的新闻记者，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为他们以发现新事物、报道新事物为本职，而互联网的出现大大挤压了他们的工作空间，新事物发生之后，基本上等不到记者前来，互联网上就已经了与事件相关的一切。面临这种严峻的态势，社会的发展要求新闻记者需要以新闻人的敏锐眼光、智慧去发现，去捕捉事件的关键点，对于已经见光的大事件，记者也不是完全没有工作空间，普通大众的事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基本上是一块璞玉。新闻记者要以新闻人的敏锐眼光来发现事件的始末、隐藏的信息、背后的原因以及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等等，这才是现代社会对新闻记者的真正要求，普通大众不具备对事件深度挖掘的能力，而这正是新闻记者拥有的优势。发现是一种艺术，但这必须要靠新闻人的敏锐眼光和智慧，才能够对事件抽丝剥茧，还原事情的来龙去脉。 2．以专业视角去描述与评论。新闻记者在工作过程中，需要用新闻人的专业词汇进行报道与评述，绝不添油加醋，横生枝节，扭曲事实，误导群众，这是对一名记者报道事件的专业性要求。对于已经发生并且见光的大事件，记者的介入，会让事件的真正情况逐渐浮现，因为记者的报道准确、详实，对于不了解的各种细节绝不妄加猜度，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新闻人的眼光非常深刻，同一件事件在大众眼中与在新闻记者眼中是不同的，而新闻记者往往能够依靠阅历和经验直接看透事件本质，注意到表面后面的真相。如何对真相或者事件后面的一切进行描述或者评论，是现在社会对于新闻记者的另一项苛刻要求。在发现之后，如何用专业的视角去描述，如何对事件的始末进行分析总结，是目前所有新闻记者都要努力做到的。 3．用新闻的魅力影响大众与社会。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要对事件的报道负责任，需知一件大事报道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社会中的很多行业，都是以新闻为风向标，特别是经济中的股市，新闻所报道的任何一件大事，都能够引起很多行业的反映，这样就间接地影响到了股市的起落，而股市作为经济的风向标，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总结 新闻，只有以准确、真实、可靠的信息才能够赢得大众的信任，所以一名新闻记者，在事情的报道过程中，如何能够以新闻的魅力以及影响力，去推动经济的发展，甚至文化的进步。新闻是可信的，而新闻记者对于社会中已经产生的大事件，不仅有报道的权利，同时更有鉴别和澄清虚假消息的权利。新闻记者是一项神圣的职业，要积极利用新闻报道来引导社会价值观，提高公众的道德意识，这就要求新闻记者要有更加坚定的信仰，高尚的职业道德以及过硬的职业素质。 作者：赵东清 单位：辽宁省凌海市广播电视局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思维方式和新闻制作方向 摘要：受互联网的影响，新闻种类层出不穷，新闻质量也在经受考验。对于新闻制作来讲，新闻记者本身的思维方式决定其作品的质量。如果记者的思维方式出现偏差，新闻的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本文主要研究记者思维方式对新闻制作方向的影响，并提出优化记者思维方式，纠正新闻制作方向的建议，从而达到提升新闻的质量的目的。 关键词：新闻记者；思维方式；新闻制作 人类的精神活动存在差异，思维方式也多种多样。思维是人类判定自身行为的主要依据。记者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关系到其对新闻的采写方向，以及其在报道新闻过程中的主要偏向。为保证新闻采访客观公正，新闻记者需要明确自己的思维方式，不能让自己的思维对新闻作品产生影响。当代新闻记者在思维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偏向性，导致其所报道的新闻影响到事件本身的客观公正，偏离了新闻报道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社会环境造成了影响。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新闻事业也不断做出整改，要求新闻记者具有良好的采写能力，并纠正自身的思维偏向，提升新闻质量。 1当今记者的思维方式对新闻制作方向的影响 1.1先入为主造成新闻事件偏移 当今记者思维方式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先入为主，其所具有的该种思维表现形式导致其在发现新闻事件以后，以自己的思维来理解事件和观察事件，并对新闻事件做出解释。而在该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进行新闻事件的采访和报道，就会加入到自己对事件的认知，进而无法对事件进行平白、客观的直叙。新闻事件中蕴含着很多复杂多变的信息，需要记者采写时进行正确分辨和处理。但由于很多事件已经超出了记者本身的认知范围，其虽然也会在采写时了解事件的发展走向，并明确事件当中包含的信息，却无法有效掌握信息并对新闻事件进行修复和完善。有时甚至会在具有一定偏向性的思维引导下，在解释新闻事件时将自己错误的思维灌输给他人，对新闻事件的处理造成负面影响[1]。 1.2信念固执引导错误信息 很多人在认定一件事情以后，就很难对自己的思维进行纠正。新闻记者本身所具有的信念固执导致其即使对事件进行了错误认知，也无法纠正自己的思维，并且无法否认自己的认知。心理学家指出，人类喜欢在众多的信息当中找出能够支持自己认知的信息，该种信息存在一定的偏向性，尽管该认知具有一定的无意识性，但依然属于思维方式上的错误偏向。心理学家认为，人们的认知会对其在信息的选取造成影响。新闻记者的信念固执也体现出这一点，其在选取新闻事件信息的过程中，受自己信念固执的影响，选择支持自己信念的信息，造成部分真实信息的流失，也导致新闻事件的走向发生变化。而社会人士在阅读该新闻信息以后，其在生活态度或行为方式上也会出现偏移。可以说，新闻记者在工作的时候，潜意识里已经认定事件的起因，也认定了事件的是非对错，其在进行新闻制作时，自然也会希望做出该方面的报道，并以该种报道来获得更多人认可。 1.3归隐错误体现错误思维倾向 人类在对事件进行总结时通常会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来解释他人的行为，而该种做法被称为归因。但个人在归因的时候通常会出现归因错误的情况，因为不了解某件事情的真相，或者是在思维方式中产生错误的理解，就会对某个人的行为特质无限放大并且忽略事件环境的作用，仅仅归结为个人行为或态度。新闻记者在进行新闻制作时也会出现思维方式上的归因错误情况，记者本身更加强调情景因素，忽略了环境作用，在采访时将事件归结为一点，解释错误的事件起因，偏离了客观事实[2]。也有部分记者更注重自身的客观视角，反而脱离了事件的主体和环境。例如，记者进行先进人物报道时，通常先从主观角度对目标进行表述，却忽视了对环境的描述，过分注重主观能动性，导致传播错误信息。 1.4新闻信息出现同质性 很多受众都比较关心身边所发生的新闻趣事，对趣事的关注程度也要超出其他新闻事件。在报道新闻趣事时，受众显得更加主动，为此，部分记者产生思维方式偏移，认为仅仅报道统计数据比较枯燥乏味，无法引起受众，也无法与受众的日常生活产生必然联系。因此，记者往往将新闻制作方向趋向于对生活趣事的报道，在选取新闻信息时也比较愿意选取生活案例。新闻记者的该种心理使其在报道新闻事件时，更重视事件的发展方式，而忽略了事件发展的结果，也没有做出具体的结果交代，该种情况对受众的认知造成了不良影响。除上述几种影响外，心理学家在研究新闻记者的思维方式的过程中还发现，智力自负会对其所制作的新闻事件造成影响。很多人在一件事情发生以后，认为自己在很早以前就已经预料到了事件的发生。所以，在了解一件事以后，通常的反应就是：“其实我早就知道了”。而该种心理就是智力自负的表现。新闻记者也存在该种倾向，其对事件的现状及未来的走向进行评价和随意预测，并且将该种评价体现在新闻报道中，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带来了一些弊端[3]。在社会事件发生以后，新闻记者往往会对事件进行跟踪报道，而在报道时，记者本身对事件作出的预期结果可能会出现，该种事件的出现让记者的思维产生偏差，认为自己能够预见事件的发展走势，并且在内心认可了自己对事件的预见。其将该种预测体现在新闻当中，不断对事件进行深层次分析，往往会误导社会舆论走向。 2优化记者思维方式与新闻制作方向的措施 新闻记者本身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其在了解社会事件的同时，向人们传递社会消息，制作新闻能够影响到周边的环境以及受众的行为思想。为避免新闻记者的思维方式对新闻制作产生负面影响，记者需要纠正自身的思想方式，转变新闻制作的方法，提升新闻制作质量。首先，新闻记者需要加强对新闻事件的重视，加强责任意识。在实际工作中，新闻记者需要对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纠正，确保认知方向不会出现偏差，在对新闻事件认知时要以自己所收集的资料为依据，避免出现新闻报道不全面的情况。其次，新闻记者需要对自己的新闻制作进行针对性检验，从事件认知开始了解自己是否存在先入为主或信念固执的行为。在检验出报道中的问题以后，要对报道进行修整，从而让新闻报道更加客观。最后，新闻记者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并且对自己的消极认知进行纠正，履行身为记者的使命，避免在新闻报道中的预测，也规避沾沾自喜的心理，克服不良思维，朝着积极的方向进行新闻制作。 3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不仅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字功底、信息收集能力，还需要具备正确的思维方式和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尽量减少思维偏差，不让自己的认知影响新闻制作的方向，从而提升新闻制作质量。 作者：齐学洋 单位：天津市武清区新闻中心 新闻记者论文:现代新闻记者在新闻传播的价值 摘要：新闻记者作为现代新闻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信息采集者、者和传播者，对新闻价值和功能的实现有着直接的影响。面对新媒体、传统媒体融合的现代新闻格局，传统电视和报纸新闻记者的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如何通过有效的新闻内容吸引受众，实现新闻对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和促进作用是现代新闻记者的核心工作之一。而新闻记者工作的开展和价值的实现需要以对自身在新闻传播中的价值定位为前提，逐步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和工作开展方式，实现新闻记者的社会价值。本文以现代新闻记者在新闻传播中的价值为切入点，对新闻记者的时代使命及其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性研究。 关键词：现代新闻；记者；新闻传播；价值 一、前言 全媒体和自媒体的发展为传统的电视和报纸新闻工作带来了重要的机遇与挑战，在媒体不断融合的环境下，新闻记者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也强化了新闻记者相关素养的重要性。从整体上说，新闻记者价值的发挥要从其在新闻传播链条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来考虑，从而实现新闻记者的时代使命。 二、现代新闻记者在新闻传播中的价值定位 现代新闻记者在新闻报道和传播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言行对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新闻记者要对自身的新闻传播价值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明确自身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使命。 （一）提供可靠的信息 社会的发展突出了信息在相关决策中的价值，一项好的方案制作、审核、通过和实现离不开大量客观信息的支撑。虽然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丰富了信息获取的途径，提高了信息获取的效率，但是互联网入口的低门槛也导致一些从自媒体等途径获得的信息在可信度、客观性和全面性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新闻记者能够通过实地的调查和研究还原事实真相，结合国家客观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科学对内容进行客观、全面的报道与剖析，为相关决策提供大量真实的信息支撑，降低决策的风险。 （二）引导社会舆论的正确方向 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强化了社会舆论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影响。记者作为直接报道新闻的人，其报道采取的立场、方法和语言对新闻受众有着直接的影响。比如，对于同一新闻内容，新闻记者用客观的态度和虚假的态度加以报道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新闻记者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宣传者，其对新闻真实性的把握和实现是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对社会大众舆论的影响也是直接的。 三、现代新闻记者在新闻传播价值发挥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就当前媒体多元化的背景下，新闻记者工作的良性发展是实现新闻引导社会主流思想发展价值功能的关键。而在社会改革不断深入和新闻主题多元化的环境下，现代新闻记者的价值发挥遇到了诸多的挑战，客观地分析这些挑战是实现新闻记者上述价值的关键。 （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频繁，西方的一些主流思想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其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人们思想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新闻记者要实现引导社会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使命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挑战。同时，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舆论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一些不明情况的网民会因为一些人的误导，而产生错误的社会价值观，从而增加了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 （二）信息处理周期和难度增大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充斥着大量的虚假信息，从而加大了新闻工作者信息采取的难度。新闻工作者除了常规的新闻处理之外，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信息进行去伪存真，加之信息的多元化，导致新闻的客观展示变得更加困难，一些实效性较强的新闻内容往往会因为时间的原因逐步失去意义，新闻制作和报道的周期也逐渐变长。 （三）媒体多元化的冲击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全媒体、自媒体等新兴媒体形式得到了快速的推广与应用，并且新媒体在互动性等方面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相比有明显的优势。诸如腾讯新闻、优酷新闻等网络新闻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所占的比例逐渐超越传统媒体，增加了新闻记者的工作压力，使得有的新闻记者为了完成一定的目标，在信息处理方面急于求成，降低了新闻质量。 四、优化现代新闻记者新闻传播价值实现的路径 新闻记者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广大新闻记者要牢记社会主义价值观，通过提升自身的素养来优化新闻记者工作。具体来说，新闻记者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克服发展中的瓶颈。 （一）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素养 新闻记者作为新闻信息的重要传播者，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作用。面对信息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发展现状，新闻记者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新闻素养，丰富自身的新闻采访和制作实力，严格把控不良信息，为社会发展提供大量可靠的信息，实现信息的良性传播。同时，通过正确的新闻报道来引导社会主流思想的发展，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社会发展的基础。 （二）对记者进行相关的技术性培训 新闻制作周期是影响新闻时效性和舆论主导性的关键。面对新闻处理难度的增加，新闻单位要对相关的新闻记者进行专业的知识培训，提高新闻记者判断新闻真假的能力，使其能够凭借自身的知识和经验缩短新闻处理周期，为社会发展提供大量可靠的、时效性高的新闻信息。 （三）优化新闻媒体发展路径 如今，互联网技术已经逐渐发展成熟，传统媒体的发展要突破自身的局限性，通过与互联网的有效融合来丰富新闻工作发展路径。例如，通过移动新闻报道来为受众提供及时性、互动性强的新闻，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来强化自身的市场发展，吸引更多的受众。 五、结语 随着社会开放性和思想多元化的发展，现代新闻记者在新闻传播中的价值实现虽然遇到了一些挑战，但是广大新闻记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价值观，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引导社会主流思潮的发展，为实现良好的新闻价值传播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者：曾铁 单位：北海日报社 新闻记者论文:电视新闻记者素质培养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人们开始重视精神生活的提高。新闻记者作为媒体的发言人，其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新闻事件的第一印象，对社会舆论导向也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发现并解决当前新闻记者存在的素质问题，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要求。 关键词：电视新闻记者；素质培养 一、新时期新闻记者面临的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转型进入深入发展阶段。我国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又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及其他各个方面的体制改革。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媒体竞争更加激烈，传媒日益将经济利益和产业属性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在这一背景下新闻记者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虚假新闻甄别能力的提高 虚假新闻一直以来就是新闻界的一大顽疾。不得不说，虚假新闻作为一种传播现象一直存在，只是其严重程度、形成原因、表现形式等有所不同。近年来，虚假新闻频频传出，报道范围包含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迫切需要新闻记者提升甄别虚假新闻的能力，维护新闻界的正常秩序，提升新闻媒体在大众心中的传媒形象。 （二）舆论导向的模糊 舆论是一定的社会或社会群体、集团对新近发生的、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事件所持的共同意见。例如，2013年12月2日“老外街头撞到中国大妈”的事件，一开始由于记者不了解真实情况，造成舆论几乎出现完全“一边倒”的走向——“中国大妈把脸丢到了国外”；但当北京市公安局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和多方调查，对“老外撞人”的事件情况进行通报以正视听之后，舆论很快转向对外国小伙的批评，最后这名外国小伙因其无证驾驶和非法就业问题被遣送回国。上述这则事件就说明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记者扮演着重要的“把关人”角色，信息的选择和传播首先要经过“把关人”这一环节。在当今媒体环境中，“把关人”的数量增多了,但其整体功能却明显地弱化了，使得有舆论导向偏失的言论得以在网络上传播。这恰恰要求新闻记者在舆论引导方面要加强自身专业素质，积极疏通、引导舆论。 二、提升新闻记者素质的对策与建议 通过上述讨论，在新时期环境下，笔者对新闻记者素质面临的挑战做出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为了提升新闻媒体在群众心目中的位置，同时也为了提供更真实的新闻报道，新闻记者必须提升自身职业素质，那么接下来笔者谈一下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些看法与思考。 （一）新闻单位应加强人才交流 在现有的技术状态下，足以提供全新的方式来塑造社会，甚至是整个世界。在人际交往的信息传播过程中，人类的思维方式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人际关系到人文知识再到社会舆论，每日出现在眼前的新局面都可能会挑战我们的想象。在这种新局面下，新闻单位要想提高电视新闻记者素质，需要建立合理、有效的人才流通机制，帮助新闻记者进行自我提升。新闻单位加强人才交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增强单位内部记者的技术素养，强化对技术的认知，如可以不定期举行外出学习活动，让记者去了解最新、前沿的媒介内容，包括媒介产品的形态、使用、创作等。通过对新概念与新技术的学习，新闻记者再返回单位传授知识和探索知识，深化职业素养的培养方法，提高对媒介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新闻单位应将优秀的人才引进来，邀请媒体人才、学术大咖等，用讲座或担当教师开设课程的形式来弥补新闻记者的不足。比如，请业界人士进入校门授课、安排专门的讲座或课程等。具有从业经验的新闻从业人员在教学中更主动、更灵活，教学活动的组织、业界观念的传递、思维方式的塑造都处于强势的地位，与学术性教师合作则能培养符合媒体行业所期望的从业人才。人才讲座或课题形式引入最具可行性，能弥补新闻单位在师资力量上的不足。 （二）新闻记者自身素质提升对策 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中，融合的态势无需赘述，对新闻记者素质的要求并不是浅层的技能掌握，而是要认识到变化背后的原因，并做出调整。以往新闻记者人才必备技能限于新闻专业写作、摄影、采访等，现在使用互联网的技能是时展所需的，如熟练使用微博、微信等其他社交媒体；熟悉使用网络技术检索信息、整理信息的能力等，已作为更方便、高效整理和整合新闻资源的技能。另外，互联网媒体及向互联网转型的媒体出现了很多新型岗位，如微博运营、微信运营、数据挖掘、数据编辑等，对新闻记者人才作为媒介的支持需求更是加大，这是以往不存在的。在媒体里，媒介的支撑是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由技术人员来实现，但是要完成一项新闻创新作品，只有新闻记者掌握了上述技术才能够实现。只有新闻记者了解技术，了解新闻在技术领域中有哪些形式可以呈现，才可以提高新闻作品的产出效率，新闻记者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媒介技术，并与当前媒体中各部门进行有效合作。伴随着媒介进化发展，新的技术不断更新人们的世界观，新闻行业更要不断深入研究媒体技术给新闻环境带来的变化，迎接机遇和挑战。新闻行业的实践性、应用性较强，新闻记者要紧跟时代脉搏，在媒介中学习。当前我国正处于提升软实力的关键阶段，一个国家受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必须包含文化凝聚力、舆论引导力、信息传播力等。新闻记者素养的提升，能够在保持传统和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新闻与计算机、网络、通讯等技术的有机结合。 三、结语 我国新闻行业的迅速发展，新闻职业道德观缺失现象时有发生，所以针对我国新闻职业道德观缺失的问题必须要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从电视新闻记者的基本素质培养出发，不断提高新闻记者的水平，使之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作者：尚何强 单位：泸西县广播电视台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探索 摘要：接收、观看新闻是人们了解社会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几年，互联网的发展在提高新闻时效性的同时，也对新闻的真实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与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息息相关。新闻记者是信息的搜集者和整合者，承担着为受众快速提供真实信息的责任。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颇受大众质疑。就某些记者道德缺失的现状来看，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水平亟待提升。 关键词：职业道德；评价机制；新闻媒介；缺失 信息来源广而杂，作为社会的瞭望者，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不能道听途说，更不能“复制”网上的信息，必须证实其信息的真实性，同时保证新闻的时效性。这就需要记者本身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然而，目前我国部分记者的道德水平却备受质疑。 一、新闻记者职业道德水平下滑的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不良的社会因素传入我国，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冲击。人民网曾做过一项名为“你眼中的媒体”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人对现行记者职业道德表示不太满意。可见，大众对记者能否真实地报道社会现实深表怀疑，故记者的职业道德水平下滑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造成大众质疑记者的原因有很多，简单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虚假新闻所谓虚假新闻，是指一些新闻记者为达到某种目的而的缺乏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报道。例如，2006年，广州“注水西瓜”事件，由于记者黄熙灯的虚假报道，造成部分省份西瓜难卖，瓜农损失惨重，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以及对食品安全的担忧。虚假新闻不仅损害了新闻记者群体的声誉，更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正如总理所说：“如果《人民日报》有一天说错了一句话，那么明天全国人民都会做错事情。”可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多么重要。（二）有偿新闻有偿新闻，是指新闻工作者在采访的过程中收受采访对象财物的行为，是新闻的腐败现象。例如，2003年的“山西繁峙县煤矿矿难事件”，11名新闻记者（其中有4名新华社记者）在采访报道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的金钱，虚假报道矿难真实情况。这些拿“封口费”的新闻记者上演了一出“有偿不闻”的丑剧，给记者行业抹了黑。这种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为业界所不齿。（三）热衷于“走穴”现象记者队伍里出现了“走穴”这种不良行为。他们不去如实地报道最需要报道的事件，而是收受他人财物，去报道一些有违道德准绳的事件，或者根据被采访者的意思去报道，这种行为有违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 二、影响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的因素 （一）社会环境的影响人是社会的个体，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记者也不例外。而且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难免会出现一些道德失范的行为。这是由于此时旧的社会道德观念和准则被大量的否定，而新的社会道德观念和准则又尚未建立，很容易引起社会成员的行为失范。（二）新闻单位自身的问题新闻媒体目前有两大基本考核标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现实中，经济指标是媒体最看重的指标。新闻媒体在互联网的冲击下面临着非常大的生存压力，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制造轰动效应，一些素质不高的记者就会报道虚假新闻，进行“新闻炒作”。管理制度不完善：第一，新闻前缺乏严格的审核机制；第二，一些媒体采编和经营不分离；第三，对员工缺乏业务培训。如今，新闻记者队伍呈现年轻人偏多、职业年龄偏低和人员流动性偏大的特征。受经济效益的影响，一些媒体为节约开支，不重视对员工的培训，甚至连最基本、必需的培训都没有，仅仅将其作为“新闻民工”来对待。（三）新闻记者自身的原因一是职业理想不正确。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理想，它直接左右着人们的职业行为和职业习惯。新闻记者的职业理想应该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如今，一些新闻记者却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将“利益”二字看得很重。二是人才数量在减少。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报社、电台、电视台当记者、编辑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选择，媒体也成了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地。如今，就连一些新闻专业的毕业生都不愿进入媒体界，高素质人才数量的减少拉低了整个新闻记者队伍的职业道德水平。 三、提升新闻记者职业道德水平的途径 （一）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讲究法治，任何人、任何行业都应受到法律的制约。而目前，我国在新闻记者职业道德方面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仅有一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但是，该《准则》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而是民间团体制定的，因而不具法律权威和行政约束力。国家应通过立法对新闻记者的职业行为进行约束，并通过惩戒制度对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进行惩处，从法律层面严格约束记者的行为。（二）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增强责任意识我国著名报人邹韬奋先生说：“记者，说到底，是社会的良心。”揭露真相，传播真理，是大众对记者的期许。作为社会的瞭望者，记者应该用自己的良心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维护社会良知。为此，广大新闻工作者应时刻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从维护人民的利益出发，利用自己手中的笔和镜头去反映社会现实，传播正能量。（三）建立健全机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新闻机构内部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切实落实各项规定，上行下效，保障记者群体的廉洁性。（四）加强社会舆论监督新闻工作是服务型行业，新闻记者对社会有着舆论监督的责任，其职业道德也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可通过人民群众的监督，来纠正新闻行业的不正之风。 作者：任俊兰 单位：虞城县广播电视台 新闻记者论文:电视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探讨 电视新闻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社会大众具有舆论引导的作用，因此，本文通过分析电视新闻价值的体现、电视新闻记者新闻意识重要意义，提出了增强电视新闻记者新闻意识的有效途径，为提高电视新闻质量、促进电视新闻媒体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借鉴。 一、电视新闻价值的体现 首先，真实性是对电视新闻的首要要求，是电视新闻的关键要点，如果失去了真实性，新闻信息也就失去其价值、使电视新闻信息失去生命，在真实性的电视新闻信息中，观众在获取最新的社会生活信息同时还能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在电视新闻信息中观众的信息获取能力也随之得到提升，使观众对新闻信息进行有效的观赏与体验，如果新闻信息反应的事件是虚假的，观众在新闻信息观赏与体验中受到欺骗，会引发不良的社会舆论，影响恶劣，因此，真实性的电视新闻信息是保证电视新闻媒体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助于提高观众对新闻的信任程度，增强观众的观赏与体验感。其次，电视新闻具有追求道德与善良的价值，良好的道德与善良的本质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在电视新闻中，通过播放真实的事件，挖掘事件中的真善美，以此扩展社会公众舆论，引导正确的道德潮流，体现出新闻的内在观赏与体验价值。再次，电视新闻信息具有满足社会大众需求的价值，真实的新闻信息与新闻事件为社会大众的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导向，新闻信息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同时还拉近了人们与世界的距离，对大众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观众在获取电视新闻信息的同时还培养了新闻信息的分析能力。 二、培养电视新闻记者新闻意识重要意义 首先，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对提高新闻时效性具有重要意义，电视新闻记者工作需要其对新闻事件进行具体有效的描述，这就需要新闻事件要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事件起因、结果以及事件中的人物脉络等顺序进行详细的报道，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新闻记者具有较强的新闻意识，对新闻进行有针对性的报道，在高质量的新闻信息报道中体现出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在新闻信息搜集中激发记者的新闻意识，使记者对某一特殊事件进行顺序衔接报道，以此使新闻信息进一步吸引观众的眼球，进而提升电视新闻的时效性，体现电视新闻的价值。其次，电视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对提高新闻节目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电视新闻报道工作具有系统性强、复杂等特点，新闻事件的搜集、新闻报道的制作与播报是一个完整的程序，一般情况下，电视新闻记者不仅要负责新闻事件的搜集，还要进一步参与新闻的制作与播报，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电视新闻记者的工作贯穿于电视新闻始终，因此，电视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在新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直接影响着新闻报道的质量，鉴于此，新闻记者在新闻事件搜集与报道过程中要具有新闻意识，才能进一步提高电视新闻质量。第三，电视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对提高新闻舆论导向具有重要意义，保证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是新闻记者职业素养的重要体现，在实际新闻播报过程中，新闻记者是新闻事件的见证人，对新闻事件的掌握与了解也是最清楚、最全面的，因此，电视新闻记者在事件记录与采访过程中要具备较强的新闻意识，才能够对新闻事件有正确的认识，同时，电视新闻记者是新闻制作与新闻播报中的主要人物，其搜集的新闻事件也是电视新闻播报的重要线索与依据，如果新闻意识不强，就难以保证新闻事件的真实性，会对社会观众造成扭曲的舆论导向，电视具有视频、文字、音频与图片等多种信息载体，因此，电视新闻的可信度较任何电视节目都要高，电视新闻记者只有不断增强新闻意识，对新闻事件有正确的了解，才能使电视新闻播报准确有意义，保证电视新闻正确的舆论导向。 三、提升电视新闻记者新闻意识的有效途径 1.提升编辑水平提升电视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需要新闻记者不断学习，增加新闻基础知识的积累，在信息爆炸时代中，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知识与信息的更新速度也越来越快，如果电视新闻记者的认知仅仅局限于对传统新闻知识认知中，将会导致新闻记者难以具备有效的新闻意识，很容易在新闻事件搜集过程中对新闻信息产生错误的认知，此外，由于新闻事件具有环境复杂性、突发性等特点，对文字写作与文字编辑有较高的要求，因此，要求电视新闻记者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功底，能够通过简练与优秀的文字表达能力对新闻信息进行有效的报道，由此可见，优秀的文字表达能力也是新闻记者新闻意识的重要表现，同时电视新闻记者应具有良好的新闻信息策划能力，策划能力是指新闻记者在新闻事件的搜集过程中，充分的对新闻事件脉络进行把握，并客观、科学、合理的组织新闻事件，通过策划使新闻播报达到新闻事件再现的效果。2.提升理论水平新闻记者的理论水平实则是指政策理论水平，政策理论是保证电视新闻记者具有系统思维与国家大局意识的关键，电视新闻信息对社会大众有较强的舆论导向作用，这建立在电视新闻具有真实与客观性的基础之上，提升新闻记者的政策理论水平首先需要新闻记者要及时掌握并了解国家的政策方针以及国家近期内的重大经济事件，以此保证在对这些方面新闻信息进行报道时能够客观、真实、公正、全面的报道，引导社会大众对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经济形势有正确认知，其次，提高新闻记者的政策理论水平，能够保证记者在对娱乐消息以及社会新闻进行报到时，也能自然、客观的对新闻信息进行有效评价，避免在不了解政策理论基础上凭借个人主观臆断新闻价值，出现哗众取宠的报道错误引导公众舆论的现象，鉴于此，对电视新闻记者政策与理论水平的提升是保证新闻记者具有较强新闻意识的重要途径。3.提升播报与制作水平不同的电视新闻事件与新闻信息，反应的新闻群体不同，这些群体在思想与需求方面的差异性较大，因此，电视新闻记者要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新闻播报与新闻制作水平，以此准确的分析新闻反应群体的特征，通过新闻制作与播报客观、真实的反应新闻群体的需求与思想，以此提升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在新闻制作过程中新闻记者要寻找有价值的新闻内容，对新闻事件中的对话、行为以及特殊镜头等记录，真实的展现新闻事件，保证新闻事件能够满足观众的心理意愿，提高电视新闻的收视率，在新闻播报过程中，新闻记者要依据国家政策方针等社会大方向，对新闻事件进行客观、公正、公平的播报，通过播报对社会大众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在新闻制作与播报过程中提升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 结语 综上所述，电视新闻作为使社会大众掌握与了解社会新闻的重要媒介，具有真实性与客观性，深受社会大众的喜爱，新闻记者的工作重心在于为社会大众提供真实、可靠、及时的新闻信息与新闻事件的报道，这需要新闻记者具有较强的新闻意识，因此，本文从以上方面研究了新闻记者新闻意识提升的有效途径，为促进电视新闻媒体的发展提供依据。 作者：梅伟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思维方式与认知偏向 1新闻记者思维方式与新闻制作中认知偏向的具体表现 1.1先入为主的观念。新闻记者进行新闻创作的过程也是对事件真实还原的过程。先入为主的思想会影响记者对发生事件的回忆和思考。新闻记者所接触的时间往往具有很大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很多事件也会超出记者的经历范围。新闻记者在对这些时间的处理上，难免会将以往的经验与之进行对比和分析，使事件的表述缺少最本质的客观性。新闻记者在获取新闻的过程中时，如果对时间的了解不够具体，也很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在事件的表述中，进行补充看似使新闻内容变得充实，实际上新闻内容会因为加入过多的感情色彩而失去了客观意义。 1.2信念固着。这种观念是指人们一旦建立错误的信息并为之找到相应理论，就很难再做出更改。研究表明，人们在获得信息的过程中会倾向于寻找能够支持自己信念的信息。这个过程也验证了偏见，尽管验证的过程属于无意识确定，但会对新闻作品带来很大的影响。如果记者存在这样的认知，就会对其选取的信息造成直接影响，从而对整个新闻作品造成影响。在信息采集中，新闻记者一旦主观认定某件事的原因，就会极力找到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对事件的掌握和理解就会变得相对片面，无法真实的还原事件。 1.3归因错误。研究表明，人们在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往往更注重人物本身的行为，忽略了环境等外部因素，这就造成了基本的归因错误。人们针对自身的行为，很注重强调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对于他人的行为，则更注重其自身内部特点。新闻记者在进行采访报道时，如果存在基本的归因错误，就会导致采访偏离客观实际，过于强调人物自身所具备的某些品质，而忽略了外部环境等因素的描述。在对先进人物进行报道时，尤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记者因过于注重其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从而忽视了外界因素对其的影响。 1.4关注奇闻趣事。从心里学上看，大多数人更加关注与生活相关的话题，对奇闻趣事的关注程度明显高于对其他信息的关注。新闻记者也和普通观众一样，比较容易受到新鲜生动的事件感染，在信息的选择上更加偏向于比较生动的事例。在对一些事件的报道上，由于过度关注其中的生动元素，而忽略了事件本身的实际意义，缺少统计类信息，使观众在事件的认知上造成偏差。 1.5智力自负。在新闻采访的过程中，新闻记者往往会对事件的结果进行预测，并在自己预测成功时表现的过于自负。这也是人们常见的一种智力自负，人们会对在事件发生之后，觉得自己早就猜测到了这样的结果，从而对事件的判断存在过多的主观思想，对未来的预测造成影响。在很多新闻事件中，时间的发展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情况，事件的结果也可能与记者之前的判断结果一致，但这也只是众多可能发生结果中的一个。如果记者对自己的预测成果过于看重，很容易影响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也会缺少对事件发展较深层的思考。 1.6虚幻关联。研究表明，人们会无意识的放大两件事之间的联系或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创造原本不存在的相关性。这种现象在很多场合都有所表现，但如果两件事物存在相关联系时，现象往往更加显著。生活中很多事物的关系较为复杂，而描述事物相关性又是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新闻记者存在认识偏向，就会对认识造成影响，将两件本无关联的事件结合起来理解，错误分析事件的因果关系，极易影响新闻的客观性。 2改变新闻制作中的认知偏向的措施 2.1建立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运用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反应客观现实的过程，新闻记者必须建立正确的逻辑思维以保证新闻的质量。新闻记者对事物的认知程度决定着新闻记者思想认知的深度，也决定了其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这就要求新闻记者能够从人类普遍的审美角度出发，找到新闻中的价值并进行事实构建。在新闻事实中存在着多个报道角度，新闻记者必须深入了解事件，确定新闻的立意和叙述方向。在新闻的创作中新闻记者还要具有过程思维，这也是新闻中常见的构建思维的模式。新闻是一个再现事实的过程，要经历事情的经过、结果及发展方向，这要求新闻记者具有过程思维的能力，按照事件的发展顺序，实现新闻的传递。新闻记者对事件的分析和重现，也要运用到因果思维。事件发生必有因果，在新闻的创作中，要注重因果思维的运用，使新闻具有深度。新闻事件的发生背景、如何发生、发生的价值与影响，是新闻工作者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新闻能够更加深刻的具体走向。另外，新闻记者还要具备程度思维，这是新闻记者对事件存在状态能够正确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新闻是对事件的客观呈现，要求记者把握事件的存在状态和事件的性质，不会扩大事物的客观呈现，使新闻获得客观性，实现其传播的目的。 2.2修正自身偏差。新闻记者有着监测环境的重要任务，对事件的报道也会对受众的行为及态度造成影响，甚至对读者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因此，新闻记者必须严肃对待自己的认知偏差，对自身的认知有准确的认识，尽量避免偏差的产生。在实际的新闻采访中，新闻记者必须熟知认知偏差的形成和表现方式，并在工作中尽量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也可以在新闻报道时，有针对性的检测自己的思维是否陷入先入为主、信念固着等偏差中，及时对偏差进行修正，确保报道的客观性。在新闻创作中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要对自己的作品富有责任感，并不断提醒自己避免认知上的偏差。新闻报道是对事实的客观还原，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新闻记者在新闻采集和新闻报道中，很容易受到自身认知偏差的影响，对事件失去正确的认识、对时间的发生和发展把握不到位，造成对事件的报道失去客观性。新闻报道是人们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保持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对人们合理认识事实真相十分重要。因此新闻记者在新闻的创作中，不要以自己的情感认知为出发点，要准确认识到自己的认知偏差，在报道中加以修正，还原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从而使我国新闻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作者：金玲 单位：友谊县广播电视台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道德修养论文 1.尊重事实说真话。 新闻记者的工作就是与事实打交道。事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新闻的本源，记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事实，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捏造新闻，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弄虚作假，违背了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害人害己。2013年8月16日，抚顺清源南口前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许多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新闻报道，这是值得赞叹的。但是，不乏有个别记者对事实不了解，不调查，不实事求是，道听途说，给政府和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某新闻媒体的记者，把“8·16”洪水的原因说成是上游的“海洋水库”没有及时开闸放水，造成水库积水过多，导致洪水冲开大坝，导致下游村落被淹的悲剧。而事实又是什么情况呢？“海洋水库”是个很小的水库，它根本就没有修建闸门，只是在水库大坝的一侧，有一个较低的出水口，当水位高时，水就自己漫过来。可见，这个记者没有到现场作调查，失去了一个记者起码的道德。尊重事实，用事实说话，是新闻记者必需的修养。 2.心底无私为人民。 一个有修养、有道德、有爱心的新闻记者，他一定是能客观、公正、真实地对事实作出正确报道的。新闻记者要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为人民服务，要对社会负责，对党和政府负责。如果新闻记者要利用自己的职业条件为自己谋取私利，那就会从根本上失去新闻记者应该具有的高尚品德。应该说，新闻记者要想为自己谋取利益，是十分容易的事，面对社会上的许多诱惑，一些记者的确在有意和无意间忘记了自己的职业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忘记了党性原则，忘记了记者的品格。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不惜买卖新闻，弄虚作假，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将新闻记者的道德、修养抛到九霄云外，这是我们记者队伍的悲哀。早在上个世纪末，某新闻单位有个“老记者”，他独霸“公、检、法”行业十余年，在这个行业里呼风唤雨，十几年从这三家拿到很多利益。他自以为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了，但是，时间终于为他的所作所为作出了公正的审判。他最终走进了监狱，往日的新闻记者，变成今日的囚徒！摆在我们新闻记者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追求自私自利，做追求金钱和虚荣的记者；另一条路是追求理想和真理，做一名有道德、有修养的记者。 3.正直正义斗邪恶。 新闻记者的特殊身份在社会上自然会得到一些尊重，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自己也是一位普通的公民，必须带头遵纪守法、不搞特殊化，必须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作一名正直的有正义感的记者。新闻记者在报道社会新闻时常常会遇到种种不平之事。这时，记者一定要出以公心，与一切邪恶作斗争。记者应该是嫉恶如仇的人，是有党性原则的人，是无私者无畏的人。几年前有这么一件事：“一个市人大代表走进我们新闻部，讲述了乡里电管站站长自己开电器材料商店，村民不在他家商店买材料就不给维修电路，三年强制换两次电表。一家村民因为没有钱换电表被断了电，晚上孩子学习点油灯，不小心把房子点着火了，全家都被烧伤，在抚顺矿务局医院抢救。”我们新闻部记者听到这些事都很气愤，于是主任派出两名记者，去作新闻调查。经过一天的深入了解，调查的结果比人大代表反映的事实还要多。于是，记者又来到电管站的上级部门采访，了解农业用电的法规政策。当晚，《辽宁新闻》报道了这次新闻调查，三天后，那个电管站站长被停职查办了，村民的用电问题得到了解决。敢于与邪恶作斗争是新闻记者最高尚的职业道德。 作者：于晓光 单位：抚顺广播电视台 新闻记者论文:电视新闻记者采编能力探究 一、贴近百姓，更新风貌 首先，基层记者想要做好社会大众新闻采编工作，必须要将传统新闻报道的方式做大力整改。工作核心要转移到受众群体所关注的焦点上，以生动形象的新闻报道方式将其展现出来，要做到“以小见大”、“活化焦点”，这也是基层新闻记者以后采编的工作方向，同时也预示着基层记者从传统基层新闻采编工作模式中跳跃出来，向鲜活的基层新闻采编工作目标开拓的过程。基层记者的主要采编意图就是将受众的鲜活新闻整合报道，那么真实性在工作中就是最重要的出发点，真实鲜活的新闻一定是来源于基层的，那么记者想要挖掘最具真实性的新闻就要深入基层，将最生动的基层新闻语言视角发掘出来，这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基层新闻就会在记者的镜头中鲜活，其新闻价值也得到了体现。这样的新闻可以展现出电视传播的公信力、号召力、吸引力等等，也只有这样深入基层得到的“接地气”新闻视角才能“抓活角”，促进新闻语言、荧屏画幕生动鲜活。 其次，为了更好的贴近百姓，既要考虑到新闻的时效性、又要考虑到受众的接纳性，那么基层新闻记者就要从民族特色区域文化入手，这部分的新闻信息是较为受众群体喜闻乐见的，这样的工作形式恰好符合了新闻报道所提倡的“三贴近”。那么就要求基层记者在生活、工作中要在身边的信息中整合百姓新闻资源，走基层、深入了解、关切生活，新闻报道的社会大众信息篇幅大小直接影响的是人民群众对社会新闻、电视传播声音回馈，基层记者的镜头焦点越是贴近普通百姓生活，得到的社会新闻反馈信息才会越真实、服众。 二、创新制作，增加渲染 电视节目的可视性非常重要，电视报道的重要组成就是图像的拍摄、编辑、制作，在实际采访工作中基层新闻记者应该在注重新闻时效性的同时，增加现场采访的操作力度、提高基层新闻的画面感；可以适当采用同期声采访，这样能够体现出同期声在现场报道操作中的重要作用；在后期的剪辑制作中，尽量拍摄并保留现场同期声，这样能够突显出基层新闻真实感、可视性；在新闻文字编辑中，尽量多添加一些素材资料，以避免新闻画面感单一、呆板；最后在整合基层新闻后期编辑工作时，增添一些背景音乐、动画片段在新闻材料中，使新闻的画面感羽翼丰满。 基层新闻制作大多偏重于短片报道，基层记者在工作中为了更好的表达出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往往更多的是使用本色表达的形式。制作上的求真图快就会使记者在工作中忽略了采访技巧的重要性，在后期制作中恰恰没有跟进技术效果，那么基层给受众的感觉就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所以基层新闻的后期制作是非常重要的，后期编辑工作者最好是同样具有基层记者经验的人员，这样在编辑材料的时候就会分清主次，在撰写编后语的时候也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基层新闻要推陈出新、以小见大，其报道的路线要紧贴百姓生活脉搏，在新闻中着重体现百姓参与性使社会大众产生对基层新闻的信服感，真正具有时效性的基层新闻是可以让百姓在新闻中真实的感觉到自己生活的酸甜苦辣、一颦一笑已经融入到新闻素材当中，在信息中能够发现自己的缩影，所展现出的都是百姓所想、所做、所获。这样就要求记者要对百姓日常生活有敏锐的观察力，呆着责任感、使命感去了解和反映大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在实践中探索适合基层、民生特点的采访视角，针对一些社会现象记者可以采访不同层次的市民，让他们给出心中的声音，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不必急于给出自己的意见或者结论，百姓的看法、意见、声音会让某一社会现象在报道中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三、注重素养、以民为本 基层新闻记者要注重自身新闻工作素质的培养，不断提高新闻业务素质，致力于新闻敏感性、采编技巧等一些工作重点上，使自己的职业质素扎实牢固。想要成为一名综合职业素质较高的基层新闻记者，最主要的努力方向是经验的积累、生活的感悟、活跃的思维、新闻的敏感性、工作的勤奋度，综合这些因素来看，就要求基层新闻记者在平常的生活中也能以敏感的观察力发现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这并不是能够在短期的集训中得到的结果，而是需要漫长的自我培养过程。在新闻事件中要敏锐的判断实效性区别，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有一双洞察事实的眼睛，可以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在日常生活中一件平淡无奇的小事件背后，可能深藏一个惊人的连锁秘密，这个巨大的新闻价值是需要基层记者通过本身的资质来发掘、整合的。所以基层新闻记者要多走访、深调查、潜钻研、多提问、祥思考，如果基层新闻记者能够拥有一颗“发现”的心，在平常中发现特殊、在简单中寻找规律、在模式中寻找漏洞，那么这样的一篇基层报道就不仅仅是文字的诉说，而是在为社会大众执行生存的责任。 基层新闻记者的身份是具有一定优势的：身处基层，能够深入的了解百姓生活特征、对本区域的地域性文化特征详知、对家乡用语能够熟练应用。那么记者就可以从当地的民生民情出发，将百姓生活中的麻烦、困难、关心事作为基层新闻的报道题材，出发点立足于社会大众服务情怀，创新新闻素材采访、编辑报道形式，进而使基层新闻切实变成百姓喜爱的电视节目，做好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新闻采编人员，尤其是基层新闻记者，要在注重自身职业素质培养的同时，是一定要坚持以民为本的观念取向，以高标准、高要求的职业律条来提升自己的社会使命责任感，在工作实践中累积采访经验树立独特的采访风格。坚持深入基层的工作状态，真正了解社会群众的生活状态才能与事实的本质缩短距离，只有贴近群众、深入生活才能真实的反映社会基层的需求，只有接地气的报道才能体现出新闻时效性、真实性具有的灵气。 “三贴近”是基层电视新闻记者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体现，同样也是为基层电视新闻工作改变风貌的正确工作路线，特别要提到的是基层电视新闻记者，只有始终如一的坚持以民为本的群众观念，才可以将党和社会大众赐予的责任感完整的体现出来。 新闻记者论文:广播电视新闻记者采访探讨 一、保证新闻的及时性、可靠性和真实性 如果一篇新闻稿件发表不及时、信息来源不可靠以及内容存在虚假，那么这篇新闻稿件就没有其价值意义，就像放在博物馆里的假古董，即使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最后发现是假古董后，那么被关注的这段时间也不过是假象而已，毫无意义可言。新闻稿件也是如此，当被发现是虚假信息时，只会引来群众的愤怒和不满，或是一笑而过，当成饭后余谈，让人觉得可笑。因此，新闻记者在写新闻稿件的时候，一定要认真负责的赋予其真实性，不能虚假乱造，轻则影响自身和企业的声誉和利益，重则导致社会矛盾纠纷。 二、采访技巧 （一）善于观察 观察，就是通过新闻记者对新闻的敏感度，在采访现场过程中，根据采访对象的话语，获取关于写新闻稿件的价值信息，以此丰富写作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新闻记者还要捕捉采访对象当时的情绪状态和表情状态，及时调整话题内容，以此更好地获取自己所需的新闻信息。2013年，记者到广州采访广州雕塑院院长许鸿飞时，其中了解到其作品还曾到澳大利亚等地参展。记者马上策划了《许鸿飞“肥女人”亮相悉尼》《雕塑家许鸿飞携“肥女人”走进意大利》《许鸿飞赠送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雕塑》等系列稿件，让观众全面了解阳江籍雕塑家及其作品，为宣传阳江文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善于倾听 学会倾听是倾听者对述说者的表示尊重的方式，一个新闻记者如果能在采访过程中善于倾听采访对象的述说，会很容易获得采访对象的信任感，对你敞开心扉，滔滔不绝地对你述说，这样可以是你在倾听的过程中，获取更多新闻的亮点以及有价值的信息。在倾听的过程中，新闻记者要十分注意采访对象的情绪，当对方对某些话题感觉难以回答时，记者可以通过鼓励等方式平缓对方情绪；当对方处于悲伤的情绪时，记者可以通过疏导对方的焦虑达到缓解情绪的效果；如果遇到一些采访对象由于紧张而无法用语言来让你理解他的意思，这时记者要耐心的帮对方理清思绪，消解对方的紧张情绪，最后获取有效的新闻信息。 （三）善于提问 新闻记者是否能在采访过程中，对提问做好把握，是影响采访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记者提问风趣并有意义，这样不仅可以使采访顺利进行，还可以融洽双方感情，营造一种舒适的氛围，从而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这对写新闻稿件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记者不善于提问，或者提出的问题涉及采访对象的隐私，这样不仅会导致采访过程遇到阻碍，同时还引起采访对象的反感，最后导致不欢而散。因此，新闻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特别是对一些重大报道的采访中，要在事前了解采访对象的喜好，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样才能在采访时创造轻松愉悦的氛围，有利于双方良好的沟通。 三、新闻记者如何在采访中把握好“情”与“理” （一）对“理”的把握 什么是新闻中的“理”？所谓“理”，就是新闻稿件的真实性，新闻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要了解到最真实的社会动态，来获取最真实的新闻信息，一篇新闻稿件，只有真实可靠的故事，只有与群众生活紧密联系，才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才能展示最真实的社会，才能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最本质的问题，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稳定的文明社会。而虚构乱造的新闻，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同时，更会引发更大的社会纠纷。 （二）对“情”的把握 所谓“情”，就是指新闻工作者在采访过程中要考虑到采访对象当时的情绪状态，如果采访对象产生负面情绪，新闻记者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有效的缓解对方的情绪，以此保护采访对象的身心健康，并在同时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而“情”更是指新闻记者在写新闻稿件的过程中，用极具感染力的文字来表达新闻稿件的信息内容，使新闻稿件更具感染力，以情融之，更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同时，也需要在新闻稿件中加入详细的描述，以此表现新闻的真实性，让群众更好地体验和了解新闻的本质。 四、结束语 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及时有效的发表新闻稿件、提供可靠的新闻消息来源以及确保新闻稿件的真实性，这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群众接受新闻信息以及更好地获取新闻信息，让整个世界关注社会动态，维护世界的和谐和稳定，为建设和平“地球村”做出努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将“情”与“理”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才能给写出一篇优秀的新闻稿件，更加还原新闻的真实性。 作者：谢锐琳 位：阳江广播电视台 新闻记者论文:谈新闻记者的实践与思考 博士生论文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其实源自学术环境、科研机制的引导，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缺乏学术自信的状态。传媒业界轻视理论研究，以经验总结代替理论研究。一方面是当前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也由于行业的浮躁，传媒业界普遍轻视理论研究，甚至排斥理论研究，从来不买、不读专业期刊、理论书籍的记者编辑大有人在。但是与此同时，因为评职称等有所要求，传媒业界也成为撰写论文的主力军。传媒业界的作者因为缺乏专业的学术训练，缺乏必要的学术积累，即便观察到一些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也往往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分析几点原因、设计几条对策，大多也是泛泛而谈的套话，或者感想式的、牢骚式的批评，较少生产出严肃认真、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更有很多作者，把工作总结、经验体会，甚至领导讲话当成理论研究。坚持问题意识，拒绝学术泡沫继续深究造成上述各方面问题的原因，牵涉到学科建设、教育体制、考评机制等复杂的方面，作为一本新闻传播专业期刊，当然不可能解决。但是，我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倡导、引导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在这里，结合《新闻记者》的办刊实践，略作阐释。坚持问题意识，寻求理论阐释。 很多人愿意引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开篇名言，以形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业所处的境况——在这个充满活力、充满挑战、充满变革的时代，传媒实践不断提出各种有待研究和思考的新现象、新问题、新观念，也不乏一些有勇气、有见地的观察家和思想者，愿意直面传媒实践，积极探讨、回应这些问题。为此，《新闻记者》在办刊中，坚持以问题意识为主导，约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撰文，从理论层面给出专业的、深入的思考与回答。比如，去年底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突然宣布《TheDaily》停刊。《TheDaily》是全球首份专门为iPad开发的电子报纸，曾被认为是拯救传统媒体的希望所在。但是，还没有度过新产品开发的三年成长期，就黯然谢幕，着实让人费解。特别是，全球传媒大亨、新闻集团老板默多克一向给人老谋深算、财大气粗的感觉，《TheDaily》这么快就宣告失败，是否意味着连默多克也打破不了“不改等死，改是找死”的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魔咒？为此，我们马上联系了彭兰、胡泳、陆小华等学者，请他们撰写文章，不仅仅是分析《TheDaily》的成败得失，更重要的是以此案例，探讨传统媒体开发新媒体产品中的观念误区、新媒体产品运行的逻辑规则等等。文章刊出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徐炯向全集团中层干部推荐阅读这组文章，他还特地写了一段“推荐的话”：“向新媒体领域拓展，是集团面对的急迫任务。这条路不能不走，但显然难走。许多同仁不免焦虑、悲观。不过，正如同乐观需要理由，悲观一样需要理由。对这条路上的艰难险阻，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在知之甚少之时，只能是越空谈越焦虑，或者反过来，无知者无畏。所以，首先需要的是学习，尽可能多地去了解‘路况’。在这组文章中，有对于失利案例的分析。我想，当我们从中了解到导致失利的一些缘由，或许能够减轻一些焦虑，因为焦虑往往源自不确定性。同时，对勇于尝试而提供了经验（尽管是反面的）的先行者（尽管失利了），我们理当给予尊敬和感谢……”就像医生得先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才谈得上开处方、动手术一样，坚持问题意识，是理论研究的前提。 作为专业期刊，以问题为导向，为实践和理论架起一座桥梁，沟通学界与业界的思考和智慧，既体现了理论启迪实践、引领实践的价值，也有助于学界与业界双方互相理解、尊重，以及达成共识。提倡创新意识，拒绝学术泡沫。理论研究不被重视，并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恰恰相反，真的理论、真的思想，具有能够照亮现实的迷雾，启迪人的思考，促进人的行动的力量，也就是通常说的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性、引领性。因此，我们在选择稿件中，坚持严格质量把关，要求文章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至少在新观点、新材料、新角度、新方法上有某一方面的特色。坚持学术创新原则，也是在新媒体的众声喧哗环境下，保持专业地位、体现专业价值的方式。就像前面说过的，大变革的传播环境提出了很多新问题，网络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兴起，让每一个关心这些问题的人都有了发言的渠道，于是，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是媒介批评家，普通读者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评点传媒操作；人人都是总编辑，普通记者也无妨激情四溢指点传媒业发展。网络意见敏感尖锐，反应快速，蕴涵着宝贵的源于实践的灵感，但大多仍停留在情绪、感想层面。作为专业期刊，要体现专业价值，必须通过富有新意的理论阐述，体现理论对现实深邃的解释力和穿透力，让读者有所收获，有所启发。另外，从总体来看，新闻传播研究还处在比较初级幼稚的水平，有许多基础性的要求、规范还有待普及。为此，我们在文章形式上要求严谨的学术引用，提倡必要的理论检索。在语言上，我们反对故作艰深实际空洞无物的文风，提倡清晰、严谨、畅达的学术表达。之所以提倡使用学术语言而不是日常语言、文件语言，不但是为了表述更严谨、思考更理性，也希望借此对普通读者产生一点陌生化的效果，让读者在阅读中形成一定的思维的张力。在篇章结构上，我们提倡开门见山、直指人心式的行文。 优秀的学术论文就像好的侦探小说，应该迅速把文章要讨论的问题告诉读者，吸引住读者，然后带领读者一步步展开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分析研究。总之，我们希望严肃、真诚、理性、深入的研究成果，它可能需要读者预先储备一点必要的理论基础，付出一点阅读耐心，但只要认真读完，应该有所收获。强调传播意识，提高学术能见度。在目前这样一个信息冗余时代，“好酒也怕巷子深”。而作为新闻传播专业期刊，更应当身体力行，强调学术传播意识，提高理论作品的能见度，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鉴于业界对学术论文有轻视、排斥的想法，学界很多人的学术视野也不够广阔，很多研究者、论文作者采取“检索式阅读”方式，自己准备做某方面的研究时，才去数据库里检索相关论文，平时很少订阅、追踪阅读某种专业期刊。为此，我们从多年前就设立了《新闻记者》电子版，每期出刊后即把全部文章上传。 近几年，电子版升级为小型专业网站，每期杂志付印后就把目录上去，然后再将文章陆续上传，几乎每天都有文章更新。不少研究者，特别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成为《新闻记者》网站的忠实读者。专业期刊网站的影响力毕竟还不大，随着“微博热”的兴起，我们又开通了《新闻记者》官方微博。微博是碎片化传播，不是阐发理论、探讨学术的合适载体。但有很多论文，因为形式的拘束，许多精彩的段落、评述，被淹没在长篇大论的学术综述、概念解析上，把其中精彩的几句话提取出来，放在微博上，同时配上全文链接，更容易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比如我们根据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研究报告编译的《“坚持到底”将无路可走，而转型没有不痛苦的——新媒体生态下传媒业的转型与作为》，在新浪微博上经过几个“大V”的推荐，转发近2500次，比很多社会热点的转发量还大。另外，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转发、评论我们的微博，这对我们评价选题的针对性和理论的贴近性，校正今后的办刊思路，很有启发意义。前不久，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微博上称赞：“《新闻记者》近几年越办越好，既有理论深度，又接地气。”这个评价当然带有鼓励的意味，我们清楚还存在不小差距。但这确实道出了《新闻记者》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 作者：刘鹏 新闻记者论文:电视新闻记者的隐性采访研究 所谓的隐性采访就是新闻记者利用伪装的身份让采访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言语和行为的记录。有些记者为了获取最佳新闻，选择进行隐性采访，但是在隐性采访的过程中，过度的挖掘，侵犯了别人隐私，触犯法律，引起纠纷，但是隐性采访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更加直观更透彻额揭露一些隐藏在社会最黑暗角落的实事。所以在有些时候会造成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在隐性采访中掌握一个“度”至关重要。 1隐性采访中“度”的重要性 新闻的报道主要是讲究新闻的真实感和现场感，因此在隐性采访中将这两者表现的淋漓尽致，因此近些年来对隐性采访的采用越来越多。隐性采访在采访中具备一定得挖掘深度新闻素材和掌握独家新闻的能力，因此想要在新闻界中占据一定的优势，对隐性采访的手段必须有一定的掌握技巧。但是，隐性采访存在着一种特殊性，如果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对被采访者的隐私过多的曝光，那将会对被采访者造成一定的伤害，侵犯隐私，触犯法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闻记者自身的信誉也为记者界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在运用隐性采访手段进行采访时要有一定的约束性。隐性采访是把双刃剑，有好处也会带来一定的弊端。近些年来，有些新闻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的过程中没有把握住度的要求，造成隐私的侵权，引起法律纠纷造成一定的伤害，这种现象越来越多。隐性采访的主要用途应该在揭露社会存在的一些丑恶不公平的现象。真正的运用好隐性采访的采访手段需要新闻记者在采访中具备一定得能力，有着较高的综合素质。能有节制的对新闻信息进行判断。 在公正公开的基础上进行相关报道，不违反社会的公共道德，保护他人必要的隐私。针对隐性采访这一采访手段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这个采访方式的保护手段，所以在一定的层面上，隐性采访会和国家法律产生一定不可避免的冲突。导致新闻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以及在采访的内容上，都是无限制的。在揭露黑暗社会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进行隐性采访的过程中，掌握一定的度是十分重要的技能。新闻记者需要正确的对待“度”的掌握，合理的运用隐性采访。 新闻媒体行业的竞争越发激烈，许多媒体人在工作当中逐渐认识到自身承担的重要责任。新闻记者是真正推动新闻媒体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这种责任感新闻记者更加应当形成优良的职业素养与社会责任感。无论是记者自身还是行业环境需要他们具有更高的综合技术素养与责任意识。当前，我国的新闻媒体行业现状当中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一些责任感不强的新闻记者通过弄虚造价等手段制造新闻事件，并随意杜撰许多根本不存在的事件，以此获利。但是这种记者与行为对新闻行业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加强新闻记者行业的职业素养、综合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感，才能够确保新闻记者正确引导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文化事业的进步。新闻记者应当站在社会发展的脚步，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关注社会民生，掌握和了解民情疾苦，真正挖掘社会热点话题与新闻事件，探索新鲜题材，确保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导向。在面对新闻事件的过程中，新闻记者应当具有现象的立场和定位，认真客观看待事件本身，理性分析事件并给予中肯评论，不能妄加评议。并在这个过程中做好与被采访人员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能强迫采访，更加不能够虚假采访。 2新闻记者在采访中如何掌握“度” 2.1电视新闻记者控制住“隐性”采访的频度虽然隐性采访在一定意义上能为人们揭露现实中最为真实的一面，将“背后的故事”毫无遮掩的展现出来，但是“隐性采访”在另一个层面上，站在法律的角度来说，是一种侵权的行为。因此，隐性采访也是一种犯法的行为。所以，当无节制的进行隐性采访的频度使用时，会降低隐性采访的格调，让隐性采访成为一种低下的手段。在新闻采访中，新闻记者要根据相关的新闻价值性进行判断采取怎样的采访手段。不能把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主要手段，避免成为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途径，如果新闻信息能够通过正当的手段获取，在公正公开的情况下，那对于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有一种保护作用。所以在进行新闻采访的过程中，进行通过公开采访的方式进行采访。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要从采访的目的性出发，牢记采访的目的和本质进行社会热点的解决。 2.2控制好隐性采访的内容新闻媒体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都会通过一定的手段来提升自身的效益，和社会的关注度，因此，在报道内容上都会选择以一些亮点，内容夸张的材料进行报道。新闻媒体往往会忽略新闻的真正价值，完全为了迎合观众的需求，过多的对色情暴力内容进行播报，这种行为在一定得层度上污染了新媒体的环境，也对群众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因此在利用隐性采访进行新闻信息获取的同时要提高对社会的信心，真正的为人群着想，严格的掌握好内容材料的组合。 2.3避免新闻侵权行为法治社会中，人们的法律意识也在一步一步的提升，在社会法律的保护下，人们体增强了对自身的保护意识。因此，目前再次使用隐性采访，存在的风险性要远远超过往昔。在记者进行隐性采访的过程中，通过手机和摄像机录音笔进行隐蔽获取信息时，往往会触犯人的隐私权，最后反被告上法庭。因此在进行隐性采访的过程中，严格要求对“度”的把握，任何人都需要运用法律来对自己的权益进行保护。一味的追求新闻热点而侵犯别人隐私权是决不允许的。因此为避免发张新闻侵权的行为，在进行隐性采访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到采访对象的相关权益，也避免为自己带来麻烦，影响新闻的价值。 为了更好提升新闻的真实性在深入挖掘新闻信息的同时，也要注意在采访中所需要的“度”在避免给自己和别人造成麻烦的同时，保障了新闻信息的价值，遵守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 作者：郝莉华 单位：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 新闻记者论文:由虚假信息看新闻记者职业道德 摘要 新闻记者提供的信息真实与否,直接关系到新闻受众的价值取向。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真实原性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石。但是随着我国网络等第三媒体的的迅速兴起,新闻媒介之间竞争白热化,而导致“日益增多的新闻媒体平台抢食逐渐萎缩的新闻消费者”的局面。所以我们看到,为了独家的新闻报道,获得最高的收视率,最高的发行量,最高的点击率,每时每刻寻觅猎物,追求的轰动丑闻,名人丑闻,明星绯闻,甚至于用虚假新闻来喂饱肚皮,最终赢得广告商投来的滚滚财源。近些年来,在新闻传播引入市场因素之后,不规范的市场秩序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新闻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加之新闻媒体或记者自身放松要求,随波逐流,频频出现丧失职业精神和违反职业道德的现象。 关键词 虚假新闻;新闻真实性;记者素质;职业道德和操守 0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加剧。不仅纸质媒体之间、电视之间、广播之间的竞争,而且还发展为多媒体的复合竞争和跨地区、跨行业媒体间的竞争。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也开始将“注意力经济”理论引入传播领域,称传播回收的是受众的“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的也正是受众的“注意力”,“注意力”是传媒真正能赚钱的终端的产品。 新闻工作者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向人们传播新闻信息和科学知识,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愿望,抵制与批评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担负着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社会责任。 1 虚假新闻的报道 1)在实际的新闻实践活动中,新闻界还是出现了种种不正之风,一些新闻记者为了追求轰动效果,或者为了完成出稿数量,总会挖空心思去寻找新闻素材,往往会做一些有悖常理的虚假报道,严重损坏了新闻业的整体形象。我曾经看到一篇这样的新闻报道,说是一位老人因为不被子儿媳接受,所以导致流浪街头。可是过了几天,却有人出来申明,绝无比事,不禁哗然。再一个有关虚假新闻的报道就是在汶川地震发后以后,赚足人们眼泪的《短信妈妈》。虽然这些虚假新闻都没有严重的危害别人和社会利益,但却使新闻失去了固有的可信度。 2)更为可气的是一些新闻记者为了获取泾济上的收益,常常为一些非法企业作一些失实的报道,从而去蒙蔽老百姓。就象某一地区有一矿主把尾矿库建在离村子不远处,村民们意识到这样会危及村子的安危,就多次到矿上与矿主交涉。矿主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竟然请来某报社的记者,大肆渲染危矿库大坝是如何如何的坚固,绝不存在安全隐患,让处在下游村民放心等等。假如不是山西襄汾尾矿库事件,该县对全县的尾矿库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该尾矿库被依法取缔,那位记者的报道也许会一直堂而皇之地躺在报纸上。 3)还有就是前段时间被暴的记者排队讨要“封口费”的事,虽然这些记者没有写出虚假新闻来,但从他们讨要“封口费”的目的和动机就不难想像,在得到好处之后,他们将要做些什么,是否要违背良知,拼弃道德底线,将真相永远的石沉大海呢?这些记者的所作所为是否比写出虚假新闻更为人们所不耻呢? 2 虚假新闻的影响 1)虽然虚假新闻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但这对其“出炉”丝毫不受影响,不少记者还是在挖空心思地造假。每年的十大假新闻的评选活动虽然给造假者当头一棒,但也让新闻公信力堪忧;一个又一个的虚假新闻的出现让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真实性,新增污点。新闻的公信力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新闻记者理应以此作为前车之鉴,提高自身的新闻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修养,杜绝假新闻,做一个历史忠实的记录者和守望者。 2)类似虚假,非客观性报道并非仅仅出现在中国,一向以公平,客观公正标榜新闻价值观的的西方媒体也不免受到价值观偏见和政治压力的浸淫,使得 “西方新闻媒介都是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不论表面上如何标榜客观公正,其实这种客观公正是不存在的”。 3)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人员是没有编制的招聘工,属于“流浪记者”,同“在编记者”比起来,他们没有编制,没有户口,没有职称,甚至也没有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有时他们的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个时候,一些媒体干脆放松了“把关人”的职责,只要有卖点就大开方便之门,通过虚假新闻来赚取不正当利益。 4)在以经济为基础决定一切的今天,适当的追求一些经济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为扩大发行量和招揽广告的需要,为了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而采取不正当甚至违法的手段,在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时候忽视了客观性、公正性和社会责任,长此以往,媒体的信誉和威信就会在受众心中大大降低,从而影响整个新闻业、传媒业的发展,同时对新闻记者个人的发展也将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就像那些讨要“封口费”的记者,如果不被曝光,将会又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误导人的价值取向的新闻呢? 3 新闻真实性的报道和影响 当然并不是所有新闻战线工作者都是拜金主义者,与那些为了经济利益而写虚假新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6年7月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23岁的女记者曹爱文,她在采访落水少女的报道现场时,她不是先去采访,而是挺身而出,趴在女孩身上做人工呼吸,经过多次努力,女孩最终也没能醒过来,曹爱文哭了,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当我看到这则新闻时,我不禁肃然起敬。一种人性的美跃然纸上。这种在为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举动,不仅体现了曹爱文的正义感和责任心,更体现了一位新闻工作者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和新闻自律意识。 4 记者职业道德和素质表现 1)那我们只能希望作为媒体第一道防线和守门员的记者,能够有足够的抗击打能力,能够在潜规则浸淫保持凛然正气之金身,不违背社会伦理,继续对职业道德和道德底线的坚守,在采访过程中减少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主观臆测,转而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认真核实细节情况,做出准确的事实判断,才能重塑新闻媒体在公众眼中的形象。换句话说,面对政治压力,你可能有很多说不出来的真话,但是你要坚持不说那种弥天大谎,至少不造谣,不去欺骗民众;面对市场诱惑,你不受老板、不受资本家大红包的诱惑去欺骗消费者,这是良知最底线的东西。 2)只所以如此坚守新闻真实的阵地,还因为社会伦理道德是新闻工作者作为一个人或一个公民所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情操,它是一个人思想道德素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坚持廉洁奉公,抵制各种诱惑也是新闻工作者应遵守的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仅代表本人和其所在的媒体,更代表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3)随着信息传媒业的发展,人们都是通过信息来认识世界的,在人们一天也离不开媒体的今天,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程度超过了任何一种职业,因此新闻职业道德的建设不得不引起社会和从业者自身的高度重视,不断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约束力,做一个无愧于新闻事业工作者,是每一位新闻从业者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 5 结论 总而言之,坚决制止、杜绝虚假新闻是党和国家对新闻工作的要求,同时也是新闻界、全体新闻工作者、全体受众共有的责任。 新闻记者论文:电视新闻记者采访信息的敏感性分析 摘 要 本文从新闻采访实践的角度分析记者的新闻敏感性，在“灵、巧、活、特”上做文章，创新视角，创新题材，使采访出来的新闻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贴近民生，引人关注。 关键词 电视新闻记者；新闻敏感；活、巧、灵、特 无论任何一级的新闻节目，都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群众心声，引导社会舆论，其显著特点政治性政策性强，正因为如此，也容易显得高高在上，严谨有余而活力不足，如何接近新闻与观众的距离，找到这中间的平衡点，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电视新闻采访过程中，我们常常在思考，如何把新闻做得更好看，更耐看？但万变不离其宗，总的来说就是形式上的创新、包装上的创新，内容上的创新。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往往流于形式，陷入日常“以点带面，突出主题”的传统模式中不能自拔，经常是份量看似很重，新闻价值却并不高，“点”没有代表性，“面”情况空泛，片子最终成为最寻常的播出需要了。无论何种创新对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新闻敏感性要求都很高，本文就从新闻采访实践的角度，就记者在新闻事实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方面，也就是新闻的敏感性方面进行粗略的探讨。 1 良好的新闻敏感可以把新闻做“活”，拉近新闻与观众的距离 我们的一些报道这所以得不到观众认可，群众认同，是因为这些报道往往从领导和部门的角度出发，想做出一个突出工作重点的报道，这类题材宏大，内容庞杂，不但要求要把内容讲清楚，还要突出重大的意义，属于命题作文，要做好难度较大。往往是只有口号没有信息，说了一大堆成绩，没有细节，成了部门的“宣传报”，观众看不到与自己的联系，当然就没有兴趣。这时记者就转换视角，善于从群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群众的角度去捕捉信息，在“活”字上下功夫。如双辽电视台在宣传市里帮扶家庭零就业工作时，记者是以一个带孩子的单身下岗女工的就业为点做的，这名女工几年前丈夫去世，孩子年幼，下岗后两人经济困难，就业帮扶的工作人员了解后根据她的情况，一次次地帮她找工作，最终她终于干上了一家公司的清洁员，达到了自食其力，经济问题解决了，孩子学习也好了，她相当的满足，这个例子选的贴近性强，通过帮扶，平凡的主人公让人看过之后，能感受到她对生活的满足和希望。整个片子行云流水地把一个政策的内容和作用表述出来。 2 良好的新闻敏感可以帮助记者在新闻选点上做到一个“巧”字，开掘新闻亮点 新闻工作者在研究如何创新的时候，经常要讲到题材创新，而往往有些题材是不能创新的，经常是一些常态的东西，比如，消防日、护士节等常规新闻，由于县级的一些具体情况，就是在主要街路设几块大牌子，领导与相关工作人员往那里一站，讲一讲话，发一些宣传单了事，因为这个内容太常规了，这里题材没有客观的“新”，可新闻还要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怎么办，我们就在“巧”字上下功夫，以消防日为例，最好有一个大的演习什么的，那新闻就好做啦，可是没有，总不能把全市的水电弄没有了吧，我们就经常让小朋友做主角，几个或者一个班的学生做个大模型或者模拟一下成人的演练，不但好策划，而且人多热闹，小朋友还憨态喜人，画面效果好，只要事先沟通好，一定可以拍出热闹的气氛，六十人的场面弄不成六百人的气势，至少可以整出来一百六十人场面。冷冷清清的场面是绝对不吸引人的。 良好的新闻敏感可以帮助记者在采访时做到一个“灵”字，选择独特的角度，增强报道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在日常新闻采访中，有些内容看似平常，往往被当作常规新闻播出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殊不知其中可能包含“大新闻”。这时记者的新闻敏感性就显得特别重要，能从普通素材中发现其内在的价值。这正是记者的功力所在。 不要就事报事， 把它同周围的客观事实联系起来 ，灵活运用，往往就会发现隐藏在小事之后的重大内容，发现新闻背后的新闻，揭示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从年初开始，双辽电视台就策划了播出了一批企业发展报道，展示双辽市在“十一五”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上的成就，在采访过程中，有两户企业的不同发展历程引起了记者的关注，一家刚刚成立几年、只有不足百人的小企业，经过认真考察市场和技术攻关，产品产销对路，购需两旺，企业效益连年翻番：而另外一家在当地享有盛誉的大企业，因为生产工艺和产品落后，经济效益指标连年下滑。身处同一时代的两家企业迥然不同的遭遇，让人感触颇深。于是，笔者特意将两条消息对比编排，再加以串联和编后，以说明现代企业要以市场为导向、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生存和发展的道理。从这件事中，笔者也深深体会到新闻敏感性的重要，一个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报道，都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让情节生动起来，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达到宣传教化的效果。 3 良好的新闻敏感还有助于记者把目光转向群众，及时了解民情，研究民意，去寻找富有魅力的素材 在新闻立意上做到一个“特”字，一味沿袭固有的新闻采访模式，只能扼杀新闻的生机和活力，从受众的角度去提炼主题，贴近民生，不断创造受众最能接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才能使新闻独具魅力，深入人心，努力搭建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互信桥、连心桥。 这里所说的“特”字，是新闻采访角度的特，从大量纷杂的素材信息中发现新闻的独特视角，在双辽电视台的民生栏目《百姓故事》中播出了《一个农民通讯员看家乡变化》的新闻，就是记者在日常事件中发现挖掘的，就很有代表性，在双辽市那木乡白市村有一个农民叫母万喜，他多年如一日，往双辽电视台传送新闻稿件，他采写的新闻都是围绕他们村展开的，内容从春种到秋收，从农民种地技术的应用，粮食产量的变化情到农民收入情况，他都一一记述，多年下来，就形成了一本很好的记录农村经济变化的小账本。记者敏锐地抓到了这一新闻点，从通讯员母万喜的角度，看到了白市村农民生活发生的喜人变化，进而展现了近年了全市农村经济的发展成果，文章小中见在，视角独特，文风朴实，贴近群众，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获得了各方好评，做到了“两头满意”。 总之，对于新闻敏感性的培养，不是短期突击培训能够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新闻记者自己长期地、脚踏实地在新闻实践中去磨练，不断学习，不断总结提高。 新闻记者论文:到现场去――新闻记者的成才之路 我是在全国第五届舆论监督研讨会上认识“卧底记者”石野的。他中等的个子，两道剑眉，小平头，挺直的腰板，不俗的谈吐。分手时他送我一本自己的长篇传记《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读罢全书，我对这位已过而立之年的年轻记者油然生出一片敬仰之情。其实，在此之前，石野还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卡帕记者丛书”中重点推出过《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一书。这个从海军陆战队走来的记者说：“我是一个未上过多少学的乡下青年，是一个没有文凭的小士兵，在社会的锤炼下，成长为一名以笔为枪以新闻为毕生事业的记者。”已经有许多文字工作者、学者和专家介绍、评价过这个被人称为侠客记者、卧底记者、正义记者的传奇人生和不凡经历。作为一个补充，我这里只想简略地谈一下从石野身上读到的一种感悟：到现场去――新闻记者的成才之路。 世界各国招聘记者，大致有两个路径：一个是从高校毕业生尤其是新闻传播院校毕业生中遴选，一个是直接从社会各种“写匠”中发现。石野走的就是后一条路子。“我没有文凭没有背景，面对陌生而喧哗的城市，赤手空拳打天下，梦想过上美好而体面的生活，也想让自己的青春和梦想更加绚丽，但除了热血和憧憬，除了心头那挥之不去的美丽梦想，我一无所有。几经挣扎和拼搏，我这个从没进过大学校门的农家子弟，终于成为一名为民请命的政法记者。”对记者这一行当，不同的入行者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大凡从校门到传媒门的学生记者，多数人设想得很浪漫，很潇洒。“相机胸前挂，信步走天下，今朝名记者，他日大作家。”但在实际工作中摸爬滚打几年之后，这种念头会烟消云散。请听听石野是怎么说的：“人生是快乐的，但人生又是痛苦的。作为一名直面人生，直接调查许许多多虚伪、冤屈、凶恶、丑陋和邪恶的记者，我们的心灵深处不仅要忍受着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折磨，更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至危险。我觉得危险无处不在。但我总看到，在危险的深处，隐藏着正义的火焰。”这种正义的火焰，就是指点着、支撑着每个有良知的记者去勇敢地充当侠义之士的力量。也是这个石野，讲了这样一段肺腑之言。他说：“是的，我并非像曹雪芹、鲁迅、尼采等思考型的作家，我只是一个记者，并无半点戏弄人生之意。现在，为了要说出真相，为了那些仍未了结的案件，为了那些结了案仍没有解决问题的当事人，为了那些我无能为力的人性尊严，我只有通过那些为弱势群体呼吁的文字才能表达我作为一名政法记者的感叹。” 正是出于这样的良知，出于这样崇高的社会使命感，石野才会出生入死，视子弹为纸屑，在十年时间里，贡献出各类文章4000多篇、300多万字，并出版了一批报告文学和小说、传记作品，终于成为中国的畅销书作家。 记者行业里有一句经验之谈：脚板底下出新闻。只有到现场去，才是记者真正的成才之路。胡乔木同志曾对记者的产生做过这样的分析：“为什么要有记者?人生活在社会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职务或职业?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其根本问题是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后，还有生产问题，所以社会问题根本上还是生产问题。生产斗争以及围绕生产，产生了种种经验，对于这些经验，有加以宣传之必要，于是，有人自告奋勇，或被指定介绍这些经验，使世人周知，特别希望与他利益相同的人，根据这些经验办事，这就是记者产生的根本基础。”(胡乔木：《记者的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页)很明显，报道这种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经验，记者是必须到第一线、到现场去的。所以石野以“到现场去”命名他的中国舆论监督报告文学三部曲的第三本书的主题，这不仅有现实的意义，而且有学理的高度。 业内把记者到现场去，视为记者成才之路，有许多精彩的论述。有人说，记者是社会直观现象的追逐者和永不疲倦的探索者。有人说，记者是社会真相的挖掘者和社会财富的探宝人。有人说，记者有十足的好奇心，渴望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将要发生什么事以及渴望迅速捕捉到这件事的第一手材料。有人说，记者是调查研究的职业工作者。还有人说，记者是社会活动家。石野就是这样，他视现场为刀尖，为风口，他乐于在刀尖上舞蹈，在风口t望。“我站在刀尖上，开始一种锐利；我站在风口上，开始一种审视。” 据我观察，石野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也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如果去经商，去当老扳，也许早已挣得盆满钵满。但他至今仍是一个穷文字匠。漂泊京都的他常常受到生活的煎熬，受到各种压力、威胁的冲击。但他对这一切笑而置之。“尽管我至今是一位没有编制没有任何保障的流浪记者，但为了我热爱的新闻事业，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悬崖，我都会勇往直前，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种高姿态，于石野当令人肃然起敬，于我们则当思考我们的新闻体制应有哪些作为。如今“北漂派”在京城，“南飞族”在珠三角已不在少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传媒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当然不必把各种“自由职业者”统统纳入体制里面来，但如何为这些游弋在体制外的自由提供社会保障，让他们在改革成果阳光普照下更有活力、没有后顾之忧地放手工作，我认为是文化传播改革中必须认真考虑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当然，如果人才流动真正成为一种普遍性制度，一些自由职业愿意受到“国有企业”这棵大树的庇护。经过一定手续把他们吸纳到体带制里面来，给予较好的物质待遇，使他们免于体制外种种意想不到的“日晒雨淋”，也不是不可考虑的一种善待之策。当然，把这些自由职业吸纳到体制里面来，依然要给他们自由思考和写作的广阔空间，而不要增添不必要的约束。我想，在文化体制改革即将广泛深入展开的2007年的春天，这种殷切的期待，是不会让卧底记者石野失望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如何运用好网络采访 摘要：信息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信息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闻采访的操作与实施。由此，如何控制好现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采访，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是一个残酷的考验。尤其是当今网络的发达，利用网络采访已成为新闻记者常规采访的一部分，但如何控制好网络采访，仍是一门值得探讨的技巧。 关键词：新闻记者；网络采访；信息时代 一、引 言 信息方式是马克•波斯特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运用福柯的全景监狱概念来研究数据库，认为数据库和全景监狱一样，不仅仅是塔楼上的那个狱卒，而是施加于囚犯、把他或她构成为一个罪犯的整个话语、实践，这就意味着罪犯受着一个隐藏逻辑的支配，把主体构建成一个罪犯并把他或她规范化到一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程序中，这就是全景监狱的话语、实践构建主体的方式。 而在数据库中，一种新的话语、实践便在社会场中运作，数据库使主体的多重身份成为可能，它重新构型了主体，这即是信息方式[1]。信息方式即是信息时代固有的逻辑方式，就像人类的思考方式一样，有着一定的模式。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提出的“范式”。这也就是说，网络固有的逻辑方式将左右新闻行业的运行和操作。 因此，利用网络采访，就需要符合信息的思考模式，即信息方式。网络信息固有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将导致利用网络采访或资料查找受到极大的便利或限制。而这种便利或限制最主要是体现在，对新闻采访的精确与模糊内容之间的平衡。 本文所述的网络采访，是指记者通过互联网，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新闻信号的甄别、对网络内容的使用，对新闻事件当事人、相关人员和事件背景进行材料搜集、分析、处理的采访过程。网络采访常用“电子邮件”、“搜索引擎和网络数据库”、“即时通讯工具”、“网络社区”等采访方式[2]，同时，这些方式也是挖掘网上内容的新闻价值最有效的方式。但物极必反，这也是失却新闻客观性、准确性的时候。因而，这些采访方式作用于网上内容的时候，便受到了一对矛盾的促动或制约，即新闻的精确与模糊之间的矛盾。 二、信息时代为精确内容的采访提供可能 网络对于信息的提供可谓丰富多彩、无穷无尽、但也真假难辨。面对这样的情况，新闻记者利用网络的时候往往受到网上内容的干扰，或迷失自己，对网络内容不假思索的原文使用，或得到比较具有深度而又能够成为独家的新闻。但是，乐观的看，网络的确让新闻记者便于采访、写作，出好新闻，这主要归功于网络为新闻报道提供了精确的内容。 相比较于传统新闻采访，网络采访的最大的可信度在于可以实证。网络采访“易于保留采访记录”[3]，就显示出网络的实证能力。例如，记者的采访过程可以由网络记住，并能够完完整整的展现出记者采访的过程，可以明了记者最终的新闻报道的充要条件。这就能够创造一种记者采访的小型环境，使记者的新闻报道得到比较可靠的支撑。这就打破了传统新闻采访需要依靠记者个人的权威性采访的束缚。因此，网络采访不仅便利了记者的采访，而且使采访变得更加具有可信度，更加能够得到实证，也就更加精确。 这种精确性，不仅归功于网络文本的可记录性及可查询，网络IP地址提供了唯一的信息源，还在于计算机技术能够对记者采访过程的记录。而且，国家的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各组织、机构、部门的信息都力求准确无疑义，这样，就为新闻记者提供了拿来即可使用的新闻成品或新闻源。 三、信息时代为模糊内容提供的可能 网络采访中的人际传播带有相当的匿名性。“网络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上网者的姓名、年龄、身份甚至性别都可能是编造的[4]。虽然文本的可记录性和唯一IP地址信息源为网络采访提供获得精确内容的可能，但是，潜伏在网络文本及IP地址的身份，却是捉摸不定的，难以查证的。“网络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颇具有讽刺的一句话，就道出这种身份模糊的可恨之处。 当然，这种身份的模糊，对于新闻记者运用网络采访来说，具有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数据库使主体的多重身份成为可能，“它重新构型了主体”，这使得主体失去了现代性之稳定特性，使得精确采访摇摇欲坠。毕竟，“网络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网络的虚拟特性所产生的身份的重构，足以导致新闻采访的一场变革，但如今仍少有人谈及或从这个方面谈及。网络的革命性质总是被置于传统媒体研究的话语之下，很难突破新闻事业很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规则。这足以说明，现代人对于网络的虚拟性质与现实性的感知冲突。虚拟性在符号意义上，与现实世界一样，是对可观世界的反映。但是，现在还是人类现实生活的一种阻碍。当然，这并不是对虚拟现实的乐观支持，也非对现实生活的悲观论证。既然网络是人类与虚拟现实的结合点，那么，对于虚拟现实的新闻学认知，就应当与传统认知有所区别。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就是“要不要进行现场采访”[5]？ 伴随着记者的采访行为一般不被当做新闻内容来报道的事实，“要不要进行现场采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们对新闻记者对网络模糊内容采访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其实就是对虚拟现实提供的多重身份的抵制。毕竟网络上模糊内容的虚假性能直接操纵现实世界物质财富的损害。正是这种在虚拟世界中，人既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的身份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抵制新闻记者的网络采访。 三、信息时代记者对精确内容与模糊内容的采访控制 如上所述，新闻记者基于对采访的精确与模糊内容之间的平衡控制，就显得非常有意义。针对精确的信息，报道时直接使用或经过原义不变的改编，新闻界是不吝使用的，受众也能够接受。但对于模糊内容的采访，或在新闻成品中表现出的不确定性，这就值得思考。毕竟面对虚拟现实日益与现实生活的结合，逃避根本不是办法，而直面又需要采取某些措施来保证。 （一）利用道德、法律、经济、政治等社会标准，明确报道思路，把握精确内容，消除模糊内容 针对一些稿件，比如宣传类稿件、引导舆论性质的稿件，评议的地位高于新闻事实一等，因此，这急需要社会所建立起来的规则、标准来衡量、引导事态或人心的方向。但一般新闻报道，采取这些标准来衡量，也有助于新闻报道。在信息时代，虚拟事态的新闻也需要得到报道，或者成为新闻。 因此，利用道德、法律、经济、政治等社会标准，把握精确内容，也有助于消除模糊内容给现实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损害。或许有人将要提出，网络实名制对于消除网络带来的身份的不确定性将是一个很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这里，我认为，网络实名制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严重损害，严重违背信息方式固有的逻辑，从长远来说，也是对人类智慧资源的限制。 （二）记者的底线、原则，树立新闻理想，把握精确内容，消除模糊内容 专业的记者务需有自己的新闻理想，并能够在新闻采访中付诸实践。而在追求新闻理想的过程中，固然有诸多可实现的途径或操作原则，但对于模糊身份的网络文本来说，确实需要记者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1.“实”的精神 记者需要有求实的精神，实事求是说话，怎么采访就怎样报道，或者把记者自身作为报道内容之一来增强新闻报道的生动性和趣味性。虽然，单靠网络采访，会失去耳闻日睹新闻现场的机会，长此以往，影响新闻事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6]。但记者作为景观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或者说以记者体验式的采访来报道，也或多或少可避免这种不生动性质。 2.正义的胸怀 记者正义的胸怀就是记者能够摈弃人类之恶，而弘扬人类之善。这也正如弗洛伊德所谓人之生、死本能一样，新闻记者要多表达一些人类生的本能，而压抑死之本能。记者揭恶扬善，将有力地增进记者对网络内容模糊身份的验证。当然，这种正义，需要紧紧建立在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之上。 新闻记者论文:突发事件与新闻记者的责任意识 2010年3月23日,福建省南平市发生一起恶性杀人案件,造成8死5重伤的惨剧。4月2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终审裁定凶犯郑民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4月28日,正义的枪声响起,郑民生被依法执行枪决。从案发到枪决,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起典型的突发事件由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恶劣社会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轰动效应。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在经济和社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突发事件是不可避免的。突发事件,不仅考验了党和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考验着新闻媒体的应变能力,也考验着身处新闻报道第一线记者的社会责任。应该如何把握,才能使报道的效果更佳,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在3・23恶性杀人案件发生后,境内外媒体竞相报道,各路记者蜂拥而至,调集各种资源,想方设法获取最新最快信息。在报道过程中,主流媒体及时向受众提供真实、准确、客观、全面的现场情况和有关资讯,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值得肯定。但笔者同时也感受到一些媒体和新闻记者的责任意识应当要引起重视。 一、案例 本文节选“3・23恶性杀人案件”中4则新闻报道作为案例,分析在这起突发事件报道过程中责任意识存在的问题。 案例1:今天(23日)上午7时20分许,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校门口发生一起恶性案件,一位40多岁的盲人持刀沿学校周边路上一路砍杀。截至目前,已造成6名儿童死亡,6名儿童重伤。凶手已被警方控制,据称曾有精神病史。事发学校已经停课。目前,受伤儿童正在紧急抢救当中,儿童和家长的心理疏导工作也迅速展开。 案例2:被送往福建南平第一医院救治的重伤学生中,不幸又有一名遇难,下午5点10分左右,因抢救无效死亡。早前据媒体报道,23日上午7时20分许,一名中年男子在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校门口手持砍刀,连续砍杀正在排队进校门的无辜学生,目前已造成9名学生死亡,4名学生重伤。 案例3:教师执意拆鲜花 官员威胁等着瞧:昨日下午,一位市关工委的负责人曾向记者透露,今天早上将举行一个特殊的“告别仪式”――那些遇难学生的课桌将在这个仪式后被撤走。但记者却在采访现场遭遇自称是当地政府官员的人阻挠,此人当时正在拆除悼念“花墙”。 案例4:环卫工刘瑞英无缘“见义勇为”:在南平有关部门公布的“3・23”特大凶杀案见义勇为名单里,实验小学学生应某某的家长应长余、实验小学保卫人员陈仕营、实验小学教务处副主任甘贵平、城管大队副大队长游钦章等四人都名列其中。“但那位第一个赶到现场救出了3个孩子的环卫工人呢?为什么要漏掉她?”许多人都忍不住这样问。据有关人士介绍,认定见义勇为名单的依据是根据当时校门口的监控录像――“刘瑞英没有出现在录像上。” 二、责任意识存在问题分析 所谓责任意识,即新闻记者在采访报道中的社会责任感体现,是指从事新闻职业活动的人员对其职业行为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所应承担的责任。社会责任感是构成新闻传播活动的基础,它是新闻工作者基于一定的政治立场、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业务水平,在内心信念和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下,自觉履行的对事实、受众和社会应尽的职责、使命和任务。在很多情况下,报道本身的技巧并不是很重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神圣的职业道德感,在采访和写作时,才能摆脱狭隘眼界的束缚,跳出就事论事的藩篱,站在综观社会全局和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把握和反映时代精神。[1] 这些年来,舆论监督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也表现得空前活跃,但与此相伴的是由此造成损害他人名誉、引发矛盾纠纷、造成社会动荡等等问题大量涌现。以上选取的案例在此次“3・23恶性杀人案件”处置过程中引发质疑、讨论、争议。归集起来,“盲人”、“有精神病史”、“9死4伤”、“环卫工无缘见义勇为”、“拆除花墙”为关键点。分析案例,笔者认为在这次突发事件中,新闻记者的责任意识存在问题,具体体现为报道过程中的事实缺失和立场缺失。 关于“盲人”、“有精神病史”、“9死4伤”的报道是典型的事实缺失。“盲人持刀沿学校周边路上一路砍杀”,不符合逻辑,试问一个盲人如何能一路砍杀,且目标精准,造成8死5重伤;“有精神病史”也只是记者的主观臆断,并无事实根据;“9死4伤”更是以“道听途说”之法而流传大江南北(至目前5名受伤学生病情已经稳定,进行康复治疗)。 关于“拆除花墙”、“环卫工无缘见义勇为”的新闻报道是典型的立场缺失。“拆除花墙”一度成为一些媒体的热点新闻。在这件事发生过程中,笔者未亲眼所见,但笔者认为,教师拆除花墙目的是善意的,虽然不排除个别政府工作人员言语失当的可能性,但部分记者乃至媒体显然给予了“官员”、“阻挠”、“威胁”等过多的关注。在南平市政府举行的第三次新闻会上,公安部门根据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简要通报了这起恶性杀人案件见义勇为情况,对应长余、陈仕营、甘贵平、游钦章等4人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情况通报。通报最后强调了“还有见义勇为救护学生的人和事,欢迎知情者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并于3月25日在《闽北日报》上公布了欢迎提供线索的热线电话和电子邮箱。而一些媒体以《环卫工刘瑞英无缘见义勇为》为题,忽略了事件还在进一步发展,忽略了警方的见义勇为事实确认规程(刘瑞英手持扫帚和郑民生展开对峙,护住身后的数名学生,起初延平警方认为暂时未有其他证据佐证,因此未上升为见义勇为行为),故最初的见义勇为情况通报上没有环卫工人刘瑞英,给当地相关部门的后续工作造成被动。5月5日,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公示了一份拟确认见义勇为行为的5人名单,刘瑞英的名字已在榜上。 三、如何增强突发事件报道中新闻记者的责任意识 除了事件本身,突发事件造成的另一社会危害就是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这会给谣言提供传播的空间,引起公众恐慌,影响社会的安全和稳定。[2]新闻媒体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应正确把握舆论导向,通过及时、真实、准确的新闻报道消除突发事件带给人们的紧张与慌乱,还原新闻真实,维护社会稳定,这才是新闻记者在报道中应担当的责任。 1.客观报道 突发事件发生后,民众对信息的需求为迫切。此时,各路媒体往往争抢新闻点,抢打时效战。另外,新闻记者采访突发事件,往往都带着繁重的发稿压力。诸如此类原因,造成部分新闻记者在事件动态过程中,未经客观调查,造成局部失实,甚至道听途说,凭主观臆测就撰写稿件。这样的报道肯定会影响客观公正,误导公众,不利于事件的正常处理。 突发事件中媒体的舆论引导应坚持“3T”原则,即Tell your own tale(主动提供情况);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及时说明事实真相,既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又赢得了舆论的主导权。[3]在发生突发事件时,新闻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应当在第一时间抢占话语权,把握舆论导向,制止各种流言、谣言的滋生、传播。如,2008年7月,云南昆明发生一起“公交爆炸案”,一时间传言四起――“昆明发生多起公交爆炸”。在案件发生2小时,即召开了第一次新闻会,媒体也在第一时间跟进报道,说明了爆炸情况,使谣言不攻自破,同时也稳定了市民紧张的情绪。又如此次“3・23恶性杀人案”发生后,南平市政府于案发当天上午11点举行了第一次新闻会,及时通报案情和处置进展,当晚举行第二次新闻会,随后又先后两次举行新闻会。频繁的新闻会,媒体及时掌握事件处置、善后等各方面情况,对于公众了解案情、制止谣言传播、消除恐慌以及事件的进一步处置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2.站稳立场 在突发事件面前,新闻记者如何看待新闻价值,对事件的新闻价值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保障民众的知情权等全局利益为选择标准,还是一味追求“轰动效应”,考验着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新闻传播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发掘事实真相,更重要的在于传播事实真相。在通常情况下,事实已经摆在那里,关键就在于新闻媒体采用何种方式、以何种角度选择和传播事实真相。换句话说,新闻记者固然要不断发掘事实真相,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但是在“勘探”、“发掘”的过程当中,新闻记者就已经有了明确的政治立场。[4] 由于传媒竞争非常激烈,为赢得大众的眼球,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会把公众想看的、想知道的都考虑进去,在这样的考虑因素下,就会容易丧失新闻报道的立场,丧失报道的客观性。所以,新闻记者应该站稳立场,遵守宣传纪律,在报道中牢记自己就是代替公众前往事发现场,接触新闻事件当事人,并将真相及其代表的意义呈现于公众面前。在报道突发事件时,应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发展态势进行说明,及时宣传政府的应急行动,消除民众的恐慌与疑虑。同时要充分考虑报道在社会上可能产生的影响,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站在维护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角度,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3.良知原则 查尔斯・达纳: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记者“是受着新闻业者方面的道德要求和一般社会之道德要求的二重束缚的……缺乏这种道德感的人,是不能制作为社会多数人所欢迎的有价值的新闻记事的。”[5] 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应当遵循良知原则,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营造良好的社会人文氛围。突发事件可能造成对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以及其它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我们在报道中细致地展现受难者的惨状,过多地描绘灾难现场,描绘过程细节,挖掘事件背景。特别是在报道的中后期,如果没有注意理性,把握适度,将对受害者产生二次伤害。“3・23”事件的发生,对全社会产生极大震撼,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心理成长影响很大。记者在采访报道中的方式方法,应根据这一特殊情况,注意把握良知原则,以利于减缓未成年人的心灵创伤。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在南平实小复课当天有这么一段采访报道,“一位家长说:我们今天还送孩子来上学,是因为我们认为这起凶杀案事发偶然,我们还是相信学校、相信政府、相信社会的。”可以看出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和良苦用心,通过这则报道给予了学生、家长、观众、社会充分的人文关怀,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希望。 新闻报道的作用不仅仅是向受众提供最新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要通过报道影响受众的思想、行为,使之朝着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事件解决的方向发展。因此,突发事件的报道不能仅仅局限于事件本身,更应从人性的角度,以良知、善意为原则,充分展现人文关怀。 总之,突发事件敏感性强,不好把握,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和谐稳定。在突发事件上正确的舆论引导是媒体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在报道过程中依据事实、把握立场也是新闻记者恪守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担当。因此,在报道突发事件时一定要在政治上、大局上考虑,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站在维护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角度,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从有利于事件解决的方向出发,发挥媒体的导向作用,做到全面平衡、客观严谨、化解矛盾、凝聚人心。 (作者系南平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副主任)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爱心”接力,救起一个被曲解的全国典型 2007年8月16日下午，济南市天桥区北坦街道办事处新菜市街居民郑承镇给我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今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要播出我的事迹了，你到时候可别忘了收看！”说着说着，郑承镇不由感慨起来：“唉！这么多年来，不容易啊！我能有今天这一步，都多亏了你啊！”听了郑承镇的这句话，一直跟踪采访报道郑承镇达7年之久的我也不由感慨万千，恐怕也只有我最了解郑承镇这番话的真正含义：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维生的无业人员，多年来郑承镇一直梦寐以求自己收养流浪儿的行为能得到官方的认可和肯定，然而一个极为尴尬的现实却是：虽然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在内的众多媒体多次报道了他收养流浪儿的事迹，然而对他收养流浪儿这一行为，政府相关部门却长期噤若寒蝉、视而不见，一直没有人对他的做法是否合法、是否值得提倡表彰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他在许多人心目中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就在两年前，民政部门特批给他的低保金还险些被有关部门取消，甚至还有人传言要取缔他收养流浪儿的“非法行为”。现在他的事迹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了，他一生为之付出心血的事业终于得到政府的承认了，更具体一点来说，今后再也不可能有人借他的行为是否正当这一话题来奚落他、刁难他了，他又怎能不为之激动为之自豪呢？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通知：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精神和领导指示，要求《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法制日报》等中央级新闻单位开辟“道德楷模，文明风尚”专栏，按照要求做好典型郑承镇的宣传报道。随后，新华社于2007年8月16日播发通稿《郑承镇：20年救助400名流浪儿》，当晚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推出“道德楷模，文明风尚”专栏，第一个介绍的人物就是郑承镇。同年8月17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各大报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刊播新华社稿或自采稿，宣传郑承镇的活动自此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2007年9月19日，郑承镇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亲切接见。9月23日，郑承镇被评为“山东省道德模范”。随后，省、市、区各级部门授予了他多种荣誉称号。 然而，就在7年前我采访报道郑承镇时，当地政府部门却对此惟恐避之不及，极不希望我报道郑承镇的事。如今的郑承镇仍是当时的郑承镇，然而从政府部门不愿甚至不准报道到他成为全国典型，如此巨大的反差，其中原因耐人寻味，作为追踪采访报道郑承镇达7年之久的记者，我见证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 我和郑承镇初次相识，是在2000年。一次，我到济南市某政府部门采访时，在和工作人员闲聊时无意中听到郑承镇收留流浪儿的事。看到我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位工作人员当时就给我泼冷水：“你也别白费工夫了，就算你采访了也不可能发出来”。我追问原因，他却欲言又止：“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楚……他以前进过监狱，听说领导挺烦他……”他的话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便央求他带我去郑承镇家，他却死活不肯：“你还让不让我在这里干了？如果你真想去采访你就自己去吧，不过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郑承镇的事，要让领导知道了我可就麻烦了……” 几经打听，我终于找到了郑承镇的家――一间狭小阴暗潮湿的旧平房里，住着郑承镇和他收留救助的8名流浪儿。对于我的突然来访，郑承镇感到很意外――近期已经很少有记者来他家了，但他还是很高兴，取出一些有关他的报道让记者看。原来，郑承镇长期收留救助流浪儿，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注意，省内曾有多家媒体报道过他，然而一些人却怀疑他收养流浪儿的动机不纯，有关他“收养流浪儿是假，从中牟利是真”的传言一直不断，特别是还有人多次到省市有关部门反映他拐卖妇女儿童，再加上他曾有过被判刑的“前科”，有关领导曾做出指示：停止对郑承镇的宣传报道。从此后，郑承镇的名字就从各新闻媒体上消失了。虽然以后的调查结果证实了郑承镇的清白，可由于种种原因，关于他“打着收养流浪儿的幌子牟利”的传言仍没有消除，也很少再有新闻单位关注郑承镇，这让郑承镇很苦恼，也很无奈。 那么，郑承镇是否真的借收养流浪儿来牟利呢？为了查清事实，我对郑承镇收养在家中的几名流浪儿进行了采访，为了慎重起见，我还随机调查了多名郑承镇以前曾收养过的流浪儿的家人，查清了以下事实：郑承镇收养流浪儿，并没有向流浪儿的家人索要过财物。相反，这些孩子的家人对于孩子的突然出走一个个心急如焚，当郑承镇收留了孩子并把孩子送回家时，他们都对郑承镇感激不尽。许多家长看到郑承镇生活贫困，就买些米、面、油、糕点、水果等生活用品送给郑承镇表示感谢，本来这也属人之常情，多数情况下郑承镇也就收了下来。再说，对靠捡拾废品来维生的郑承镇来说，这些物品也确实无异于雪中送炭，可以维持、改善他和流浪儿们的生活。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再加上他曾有被判过刑的历史，给一些人留下了怀疑他收养动机的话柄，还有人怀疑他精神不正常。 调查到这些情况后，我认为：郑承镇也是人，面对受助流浪儿家长送来表示感谢的生活用品，要让郑承镇这个靠卖血、捡拾废品来维生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市民无动于衷，甚至于高姿态地“婉言谢绝”、“坚决不收”，不但很不现实，也完全没有必要――毕竟他收养在家的几名流浪儿还每天要等着吃饭，而他收下的这些物品也基本上都用到了他和孩子们的生活上。郑承镇的这一做法，不但无损于他的形象，反而更使得他这个普普通通的人物显得那样的真实可信。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查采访后，我将郑承镇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刊发在了我供职的《齐鲁晚报》上。报道刊出后，就有多名热心市民给我打来电话询问郑承镇的家庭住址，接着去看望了郑承镇和他救助的流浪儿，这让郑承镇很欣慰，从此后他也更乐于给我提供各种新闻线索。以后，每当郑承镇在街头上找到离家出走的孩子，而孩子又不愿告诉他家庭住址时，他就往往给我打来电话，希望能通过我的报道来帮助流浪儿寻找家人。接触的时间久了，郑承镇也和我越来越熟识，也不再拿我当记者了，而把我当成了他这个特殊的大家庭中的一员，经常向我说一些知心话，诉说他的烦恼和苦闷，其中，他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收留孩子，不少人说我是‘精神病’，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碰上自家孩子跑了的事啊！假如他们的孩子也离家出走了，他们不定急成什么样呢！这时候突然有人给他们打来电话说收留了他们的孩子，他们还会说收留孩子的人是‘精神病’吗？” 同时，我也发现，郑承镇又很在乎新闻媒体的报道，很关心媒体对他的评价，这和那些做了好事不留名的好心人相比，就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关于这一点，郑承镇也毫不避讳：他刚从监狱出来时，处处受人歧视，自己都感到活得没有意思，偶然一次收留救助了一名流浪儿并将其送回家，流浪儿的家长把他当成救命恩人看待，这一巨大的反差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感到这样做人也挺有意义，从此他就把救助流浪儿当成了一份事业来做。长期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郑承镇迫切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认可，新闻单位的报道，不但给了他继续救助流浪儿的信心，一些好心人对他和流浪儿的资助，也从一定程度上给郑承镇继续他的这一事业提供了物资保障。然而，他的这一做法却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做了好事不留姓名、不图回报”的好心人的标准格格不入，他也因此而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记者的工作就是如实报道事实，作为一名记者，我没有必要掩盖郑承镇的缺点，也无意对他的行为作出评价，然而他收留救助流浪儿的举动又确实令人感动，于是，我就用手中的笔，如实记录下了郑承镇所做的这一切。2002年4月，《民主与法制》杂志以7000余字的篇幅，刊出了我采写的长篇通讯《浪子回头，卖血收养300流浪儿》，报道刊出后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多家报纸、电视台纷纷跟进报道，这些新闻单位的报道又给更多的新闻单位提供了新闻素材，随后，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许多中央级媒体也纷纷采访报道郑承镇的事迹。以后，除了在我供职的《齐鲁晚报》刊发了数十篇有关郑承镇的报道外，我还在《工人日报》《检察日报》《杭州日报》《文化时报》《法制与新闻》《人生》等全国数十家报纸杂志上，刊发了有关郑承镇的长篇通讯，我的这些报道的刊出，又吸引了更多的媒体来关注郑承镇。这样，就像滚雪球一样，有关郑承镇的新闻也越来越多。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却对郑承镇的爱心举动一直视而不见，长期没有人对他的做法是否合法、是否值得提倡表彰给出个明确的“说法”，各基层政府部门每年举行的各种评优和表彰活动，更是极少有郑承镇的份，郑承镇得到的“阳光老人”、“关心未成年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也大多是一些群众团体授予的，属于“民间奖项”。这一事实确实让人感到有些尴尬，也让郑承镇很无奈。 由于长期从事记者工作，我和当地政府部门的不少同志关系比较熟，我就经常请求他们尽量对郑承镇的工作和生活予以帮助和照顾，由于郑承镇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不少人因此就对我的这种做法很有看法，有人更是直言相告：“老弟，你整天给郑承镇帮忙，对你能有什么好处？将来只会给你惹来麻烦！”而我却没有想到这么多，我只是抱着一个很朴素的想法：不管别人是否对郑承镇有误解，也不管郑承镇存在什么缺点，但就他长年坚持收留救助流浪儿这一件事来说，他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作为一名记者，有责任为他救助流浪儿的事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郑承镇所从事的爱心事业，也得到了众多热心人的支持和帮助，众多济南市民通过媒体的报道知道了郑承镇，纷纷捐款捐物资助他的爱心事业。济南燃料总公司仁丰煤店经理王林光连续十年免费供应郑承镇家的烧煤，还给郑承镇家安装了“土暖气”。郑承镇有事外出时，他就代替郑承镇来照顾孩子们。正是有了王林光这样的许许多多的好心人，郑承镇的爱心事业才得以继续坚持下去。 就这样，在我和其他众多新闻单位同行的努力下，郑承镇，这个曾一度被雪封的颇有争议的普通市民，在济南、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名字开始越来越响，他坚持多年收留救助流浪儿的事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他收留救助流浪儿的事业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支持。2007年3月24日，在郑承镇60岁生日这天，一位好心人出资给他摆下几桌酒宴庆祝，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十多家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2007年8月，郑承镇的事迹更是引起了国务院总理的关注，在总理的批示下，郑承镇成了全国的典型人物，郑承镇在他坚持收留救助流浪儿20年后，终于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最终认可。随后，当地政府部门对他和他收留的流浪儿进行了救助，困扰郑承镇多年的住房问题等等难题，也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解决。 我想，那些和我一样曾宣传报道过郑承镇的新闻界同行，可能也都有着和我一样的想法，大家报道郑承镇，既是作为一名记者的工作职责所在，为了完成新闻采访任务，更多的则是为了呼吁和倡导社会良知和正义，为了推动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而新闻记者们的“爱心”接力，又给了郑承镇以更大的鼓舞和勇气，使得他收留救助流浪儿的行为为更多人所了解、所支持，唤起更多的好心人参与到郑承镇所从事的爱心事业中去。应该说，是新闻记者们的“爱心”接力，挽救了郑承镇这个曾一度被曲解的全国典型。 （作者康鹏系《齐鲁晚报》记者；王琰单位：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文化传播系）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自身素养刍议 摘要:记者这一特殊的职业,决定其从业者须具备较高素养。记者处在历史洪流的风口浪尖,是一个战士、一个哨兵。新闻记者的职责与任务是多方面的,必须具有包括政治家素养在内的一些重要的基本素养,本文就政治素养、哲学素养、审美素养、语言素养、道德素养、技能素养和公关素养等方面略论记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关键词:素养;职业道德;“多媒体” 一、政治素养 新闻工作是一项政治性较强的工作,新闻记者不是单纯的“写稿匠”,他应该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和态度去认识事物,并从中攫取能够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的“珍宝”。因此,政治素养是新闻写作者最重要的素养之一。政治素养涵盖较多内容,但就新闻记者而言,至少应具备以下两个方面: (一)理论素养 新闻写作者的理论素养可分解为马列主义理论和政策知识,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思想理论的掌握情况。以及对政策知识的知晓度。记者应当熟悉历史,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非常清楚,这样才可以保证记者在采访、写作过程中不出现政治偏差,更好地当党和人民的喉舌。 (二)政治行为 政治行为通常可分为政治意识、政治品格、政治敏感等。政治意识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观,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坚守的灵魂,唯有从政治意识的高度去认识社会,把握社会,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政治品格就是一个人的人格形象、政治勇气和品行。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政治品格,就是明大理,明是非,激浊扬清,保持记者的良知。政治敏感就是个人的政治意识和对政治问题的敏锐性。而政治行为则是政治素养、政治意识、政治品格、政治敏感的归宿和落脚点,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多种素养在行为方面最集中的体现。 二、哲学素养 (一)坚持两点论 两点论是辨证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尤其是在新闻和舆论引导方面,更是如此。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在我们周围有许多矛盾的现象。比如:受众需求的广泛性与新闻局限性之间的矛盾;社会观念的多样性与报道者观念的局限性;受众思维方式与报道者思维方式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现象,不管是此一方,还是彼一方,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 (二)对立统一关系 1.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统一。尊重事实就是尊重真理,记者的立场不能改变客观事物本身,但是却会影响受众对事实的认识。新闻记者对客观事物的报道,是经过记者的再加工后传给受众的,因此有一个主观、客观一致的问题。 2.时代性与历史性统一。新闻是记录历史的一门科学,它永远是以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完善统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代性就是人们对社会特定历史阶段发生的重大问题所持有的不同价值取向,它标志着某个特定时代人类社会的认识水平。历史性,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对以往新闻文化的继承性,通过新闻载体记下的今天,实际上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积累。 3.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统一。人的思维有两种:一种收敛式。这种思维方式常常限制人的创造力。还有一种是发散式的思维,就是触类旁通、由此及彼。新闻写作中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创意往往始于不严格的发散思维。发散思维有时可能偏离真理,因此不能只停留在发散思维上,借助发散思维的思想火花再继之以严格的收敛思维,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共同完成一个成功创造的全过程。 4.偶然性与必然性统一。新闻采访中的偶然现象,指在新闻采访中经常遇到的一种随机出现的现象,而必然的出现是以偶然为信号的,忽视偶然,有时掩盖了必然。对新闻采访来说,面对一些重大事件的预见、报道,应注意其因果逻辑问题,对现实如何把握,对未来如何预测,从偶然中找到必然。 三、审美素养 对新闻工作者来说,需要借助美的原理,从审美的角度去弘扬美。审美是人的意识的一种反映,在审美意识的支配下,人们可以通过对某一事物的感知去获得一种极为崇高的美的形象并具有力量。 (一)新闻审美要主客观统一 一方面,美是客观存在的,它的确能激起人们的美感;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没有这种对美的感觉,没有对美的欣赏力,也就根本谈不上美。“具有审美属性的事物与人的美感的统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充分体现了人的感知认识和在发现美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功能作用。因此这样说,离开了感知事物美的人的美感,同离开人的美感的美一样,都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就是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统一的最根本要义。” [1] (二)新闻审美的核心是“真” “真实性”是新闻文化美学观的义。“真”是第一位的,离开了真,也就无从谈美,“一切的美都是真的”。“真”作为新闻审美的基础,是新闻美的最主要品格,它集中体现在自然之真(实事)、灵魂之真(新闻作品的主题)、写作之真(感情的真实体现)。善作为一种评价,更多的是从伦理意义上理解的,新闻之善就是张扬人性之美。 (三)新闻审美的共性与个性 新闻审美与一般审美既一样又不一样,所谓同是它具有一般审美的共性,所谓不一样是强调了宣传、解释的新闻属性。首先,美是一种价值体验,新闻之美一定要激浊扬清,扬人民之美,扬社会主义之美。其次,美是一种信息感觉。任何不同载体传播的作品,都可以适合不同的受众,其条件之一就是在这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必须达到优化程度,以保证接受者在获得信息的同时获得美的享受。再者,美是一个劳动过程。新闻作品的写作、创作过程,就是善于发现和捕捉现实生活中最美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准确、生动、形象、及时地展现给受众,使他们从中感受到美和善。 四、语言素养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语言素养是新闻写作的基础之一 。采集到好的材料,有了好的主题,选取了好的角度,都只是完成了新闻写作的一部分,最终还是要通过语言把事物准确、完善地表现出来。 记者在新闻写作时要特别注意文风,文风是语言素养的重要内容,文风不止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理念,一种境界。郭沫若认为,文风不单是语言问题,同思想和方法有密切联系,为文首先要先做人。一个人文风的好坏,首先要看人,看他通过文章传达了什么,好的文风一定是准确、鲜明、生动。 五、道德素养 (一)敬业爱岗 作为一名记者,要有自律奉献精神,要经受得住诱惑。范长江在《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指出:“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一段时期以来,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开始滋生蔓延,新闻界出现了“有偿新闻”、“红包采访”、“封口费”等现象,这种行为不正之风严重腐蚀了新闻队伍。在当下这个社会,追逐物质利益已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洁身自好。“我们的传播不是纯粹的赚钱,那是商人的事,我们所从事的是引导人的灵魂的事业,陶冶人的情操的事业,而这些首先需要我们自身有着高尚追求,有着客观公正的处事心态,理智的头脑和高远的目光。”[2] (二)诚实守信 对新闻工作者来说,诚实守信,实事求是最重要的职业道德。新闻学有个崇高的理想:传播真相。真实性是新闻报道和写作的生命,依据新闻事实写作新闻,这是追求新闻真实的最基本的要求,然而为了“抢新闻”、“暴内幕”,迎合某些受众的猎奇心理和低级趣味,有的记者无中生有地制造假新闻;有的记者不愿意深入生活,不愿意花力气去搜寻有意义的新闻线索,也不愿意去现场采访,不愿意对各种信息源、各方当事人和档案记录下一番寻访和细读的苦功夫,只凭一知半解和道听途说就匆忙动笔,这就必然造就假新闻或“半真不假”、 “有真有假”、“真假难辩”的新闻。 一个正直的记者,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弄虚作假。讲真话,让事实说话,是科学的态度,是宣传的艺术,也是记者高尚道德品质的体现。他必须对新闻报道的全部事实负责,所有报道必须从事实出发,为以事实为依据,并经过严格认真的核实,否则,就不予报道。“按照新闻学原理和新闻记者的职业价值观,新闻只能通过艰苦的深入采访调研获得,并在真实、公正和平衡原则的指导下做出价值判断和新闻选择。” [3]“记者的核心任务是做好邮递员,准确无误地传递信息。” [3] 六、技能素养 近年来,报纸、广播、电视媒体纷纷与网络媒体相结合,因此,对今天传统媒体的记者来说,在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科技手段方面应该尽早起步、不断实践、永不停歇。“未来的记者必将是‘多媒体’记者,要运用多种数字化工具,如数码录音机、数码相机、WAP手机等,结合高性能笔记本电脑等完成多媒体信息的获取、加工、传输全过程,过去单一的文字记者将不复存在。” 七、公关素养 在平时的采访活动中,记者若是有意识地在社会上编织起广泛的公关网络,同众与采访对象建立起深厚的私人友谊,则采访活动一定会更得心应手,并且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是因为,建立起友谊的采访对象会主动积极地帮助记者,一有新闻线索便会及时提供给记者;再则,他们接受记者采访会无拘无束、倾心交谈,记者可以从中获得若干真实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