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经济学论文:经济学视角下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传媒与经济有着极深的渊源,财经类传媒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媒体,可以说传媒就是为对经济进行报道而出现的。从经济学入手,针对传媒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为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找到理论依据。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对于资源的有限配置问题。通过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也可以认识到传媒在经济活动中起到的作用,进而分析对经济安全的影响。 经济学 传媒 经济安全 宋萌,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王丽霞,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讲师。 经济学的划分通常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由于要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对其进行分析,所以国际经济学对于现阶段认识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微观经济学是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边际革命而产生的结果。简单来说,微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个体的经济单位在市场条件下运用供求关系的调整手段对市场进行配置的问题。经济活动中的4个基本要素为:生产者、消费者、市场、政府。其中政府对于市场是监管者,在微观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所以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生产、 消费与市场。在这三者当中,市场又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是市场把生产和消费联系到了一起。 在产品的自产自销阶段,人类的生活只能满足于自给自足。剩余价值的出现,导致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的状态。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自己生活,更是为了其他人消费,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这里所说的市场不是说商场等具体的交易场所,而是抽象意义的市场,是为联系生产与消费而产生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调节生产与消费从而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为重要的方式。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主要是供求关系理论,并由此理论衍生出针对生产者、消费者、市场和市场对于参与者的回报等一系列相关理论。对于这些理论,通过简单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当市场形成时,生产者与消费者发生了分离,这时对于市场的了解就需通过经济信息来完成。这也就是为什么财经类传媒是最早产生的原因。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财经类传媒至今仍是传媒产业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换一个角度讲,经济信息保障了人们对市场的认识。由此亦可看出传媒对于市场的影响力度。传媒需对整个经济环境进行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信息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经济安全的保障是建立在健全的市场条件下的,且经济参与者都要有理性认知与思维,从而主动调节自身的行动。也就是说传媒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影响了生产者、消费者的行为。不仅如此,传媒出来的信息也会影响到产业结构、企业行为与收入分配等。 微观经济学下,市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仅靠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市场失灵也不可避免。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的不平衡,也即不完全信息问题。现阶段,人们对于市场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传媒进行的,这一点可最大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完全竞争市场对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得到实现,是因为人们能够完全了解和掌握市场,在理智的基础之上作出判断。在现实社会当中,信息是不可能得到全面掌握的,大家都是凭借不完全信息在市场上进行活动,即便是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 有些公司主动利用媒体为其散布舆论,从中获得利益。如全国多家报刊和互联网纷纷转载《燕赵都市报》在2002年7月15日报道的《莫忽视微波炉的危害》一文,该文称微波炉会引起人的心跳变慢、全身疼痛、睡眠被扰乱、记忆力减退,而且微波炉对食物的破坏也十分可怕,它使食物不再有任何活性维生素等。这篇文章四处传播后,当即导致我国微波炉市场两个月内的销量下滑了近40%。这时,某跨国公司推出所谓第五代微波炉新品,宣称能克服上述弊病,并在全国市场上大造声势。后经查那篇污蔑性的文章正是在这家跨国公司的操纵下出炉的。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对于市场经济的报道是否全面,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问题。市场决定了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希望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减少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期望通过这些不完整的信息在市场上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单纯的市场经济必定是有弊端的,是会对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而传媒在这一情况下就要做到既对生产者负责也对消费者负责,从而保证市场的稳定,继而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积极影响。只有传媒对两方面都提供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才可保证经济安全。 微观经济学由于自身的弊端,很多问题不能单纯地依靠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就需要政府的调控。政府调控也要遵守市场规律,不能是盲目和无限的。在这一环节传媒作用巨大,不仅要向消费者和生产者呈现一个全面的市场,也要向政府传递充分的市场信息。传媒在连接消费者、生产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功能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各环节都能发出声音并得到反馈。可以看出,在微观经济环境下,传媒对于保证经济安全举足轻重。 二、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1929年末开始的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人们看到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宏观经济学逐步确立并快速发展起来。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对于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那么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整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所发生的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也就是说微观经济研究的是经济个体,而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对于经济活动主体来说,微观经济更多考虑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研究宏观经济学更多的是为给政府提出建议并把握全国经济情况。 宏观经济学是把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总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国民经济当中的各种有关经济总量和变化的问题,主要研究国民总收入、总体消费、就业率、国民经济增长和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由此看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似乎跟个体的关系很小,且传媒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其实不然,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通过传媒进行的。传媒作为传播工具,传播信息是其最根本的功能,且传媒不单单是一个传话筒,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更需对信息进行解读,让每个受众都可正确认识政府的决定。宏观经济并不是单独作用的,宏观调控必然影响到微观经济,所以政府信息并加以解读是传媒的责任。正确认识并进行宣传,使之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是传媒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义务。且政府进行调控的依据不完全是政府部门作出的统计,对于就业、消费等一系列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由传媒报道获得的。传媒关注社会变化,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不仅是让人民群众了解社会,也是政府部门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只有对整个经济社会进行充分了解,政府制定的调控措施才可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国民经济正常发展。 对于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的实施及其效果,传媒也起到了监督与反馈的作用。政府部门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传媒是有监督责任的。政府的政策与措施是否得当,传媒也会把社会的反应及时回馈,使之适时作出合理的调整。可见,传媒对经济社会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传递着政府、国民、社会之间的经济信息。传媒不仅为经济安全提供保障,高水平的经济报道还可促进国家经济生活进入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的良性发展。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就可看出,传媒在宏观经济环境下对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三、国际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不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主要考虑单一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而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需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才能有较全面的认识,所以对国际经济学有关理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日益重要。现代的国际经济学可以说是结合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把经济学的视角放到了国际环境下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受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的制约,也都有市场失灵和政府的干预。区别在于,国际经济学更加注重在国际范围内讨论资源的配置问题。 国际经济学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研究的问题主要有3个方面: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关系即世界经济体系与经济组织。这些贸易、金融和组织的问题一旦置于国际背景下,要比在一国之内的运行复杂很多。受到各国法律、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同时受控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各国贸易、金融的国际政策,使得国际经济学看起来要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更为复杂。 但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没有脱离经济学理论,对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生产、消费、市场、政府等因素。它只是由对单一国家的研究转向对国际整体的研究。这就使得传媒的重要性更加提高。没有传媒对整个世界的观察,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也就脱离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当把经济安全问题放到国际化环境下时,对信息的需求更多更全面。 如上所述,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以全球化视角来分析。这就要求传媒自身从规模到素质等各方面不断提高。传媒产业的发展须跟上国际环境的变化,否则就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从这方面说,传媒也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 特别是近些年,传媒产业随着相关技术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产生了一些大型跨国传媒公司。这些公司主要形成于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问题的话语权,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看,就是信息的不完整或不平衡。这也使得我国经济容易受到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不易得到保障。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资金加上强大的传媒力量,为自己在国际贸易、金融等问题上,甚至于在国际经济组织当中争夺更大的权利。 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是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简称。它的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境外资金的进入对国内经济是一个刺激,可起到推动作用,但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安全问题随之受到影响。 2007年5月2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中国股市过热进行的分析及提出的警告。他认为中国的热潮是短期的,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股市会出现大幅度下跌。这个报道出现后,国内很多媒体相继对此进行报道,其中还包括国内的主要财经传媒。 2007年5月30日凌晨,一条震撼中国的重磅新闻出现在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上。这条新闻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号称中国最大财经门户网站的和讯网是这样记录这一天的: 股指从5月29日的最高点4335点,一路下滑……创下了2007年中国股市暴跌之最。 B股跌幅更深。 沪市当日仅有1只B股上涨。 可以看到对于这次股市大跌的预测,格林斯潘是非常准确的。且有消息证明,QFII也的确从中国提前撤出大笔资金。这一举动和炒作房地产不同,在唱空的同时也确实是在做空。再分析一下QFII唱空做空的原因,“即由于受到资本管制等种种限制,境外资金在本轮牛市行情中并没有充分受益,并且如果大量境外资金涌入到国内以后,疯狂上涨的指数也给QFII们建仓带来了困难。所以,通过唱空来阶段性打压股市,为其自身的操作提供‘方便’,也就成为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外国传媒与QFII相互配合,达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更通过这些经济大师的话语权来左右了中国的财经报道,并成功左右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这就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样在人民币升值、鼓吹中国房价泡沫等方面,也为大量热钱的进出大造舆论。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外国传媒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是为外国的经济利益打算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媒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传媒与经济安全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经济问题,而传媒恰恰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在这些经济问题当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复杂且越来越国际化。当经济安全的问题日益重要时,传媒在满足国家经济安全、(下转第61页)(上接第58页)促进经济增长这些问题上的作用也更加重要。从经济学层面上看,传媒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且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传媒想要发展也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这也就对经济安全提出了要求。可以说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可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反之则相互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国家整体发展受到阻碍。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析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架构 【摘 要】传媒经济学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与新闻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研究传媒经济这门新兴学科。传媒经济学有两个核心词汇,即“传媒”和“经济”,这表明传媒经济学研究是跨越传播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的双重研究,因此,其理论体系相对来说更加复杂、多元、多面,不少学者专家都对其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研究,为明晰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概念;研究对象;理论范式 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是传媒文化跟随时展的最新成果。现代社会经济现象成为新闻传播业关注的焦点,促使传媒业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传媒经济是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引发的经济现象,并且越来越成为主流的社会经济现象,传媒产业也逐步成为各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1]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大背景的影响,科技的发展、产业链的延伸、管理制度的升级、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传媒行业自身的转型与改革等等,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学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下文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等方面简要介绍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初步建立起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 一、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跟随传媒行业的发展而兴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就将“传媒经营管理”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必修课,开启了国内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大门。但由于传媒经济学涉及多门学科,加之其为新兴学科,缺乏充分丰富的研究材料,国内外学者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我国真正开始关注研究传媒经济学则是近20年代的事情,随着国内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传媒产业的新要求以及受到国外先进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影响,点燃了我国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热潮,不少专家对于传媒经济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周鸿铎在《传媒经济导论》中指出传媒经济是研究人们在传播活动中所支配的各种资料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输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人与产出的比例关系, 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媒介经济学理论可以使媒介经营管理人员了解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耗费最小的资源来实现同样的社会效益目标, 而社会效益目标是媒介经营的一个约束条件。众多学者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引发了人们对传媒经济学的重视,为今后全面深入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传媒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规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必须概括学科的实质,体现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显示与相邻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简明扼要地为学习这门学问的人提供一个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2]每一个发展的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传媒经济学当然也并不例外。从传媒经济学的名称我们不难看出,概括来说,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传媒学、经济学、传媒产业发展运行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等等,因此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研究方向与经济学是基本一致的,但因为传媒经济作为新兴学科的限制,以及受到时展,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传媒经济学又具有和经济学不同的特性。 首先,无论是哪个研究学派,对经济学的研究旨在围绕“产业”来合理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而对这种“产业”关注与研究的默认前提是承认收益与投入是成正比的,“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所增加的产量(边际产量)递增,但如果这种投入一直增加下去,所增加的产量就会递减,甚至成为负数。这是因为开始时,可变成本增加使固定投入得到更充分利用,但如果一直增加下去,固定投入已得到充分利用后,可变投入的效率就递减了。”[3]但是传媒产业并不适合这种默认规律,传媒产业是初始高“生产成本”,后期低生产成本行业,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比如各种传播媒介,电视、广播、报纸等等生产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但后期复制成本却十分低廉,特别是对网络科技发展普遍性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来说,媒体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 其次,一般产业要保证其健康长期有效地科学发展,就必须要求经营者或者是管理者时刻保持冷静的态度,消费者相应也会沉着思考自己究竟需不需要这种东西,购入后其使用价值是否与其价值相符,因此,一般产业的生产、管理、消费环节都极具节制性,更多关注的是各个环节的有效收益。传媒行业并不是如此,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产品的价值评判经常会出现误差,比如一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问世,可能只会有少数真正需要的人才会购买,但是对于生产者(可以使作者或是出版社)来说,这本书的发行可以改变文学的发展轨迹,或是开创某一领域的先河,其社会价值与长期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再次,一般产业的价值衡量往往是看得见的,使用材料的优劣,消费者需求的多寡等等都直接影响的产品的价值,并且体现在“价格”上。传媒行业作为一种特殊行业,价格与价值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比如一份报纸的价格并不能简单用纸张的成本作为标价标准,电视、电影、广播、网络等等的价值实现更多的是通过其“社会价值”来实现的,是可以没有价格的,“没有价格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直接连接,通常纪录消费者对攻击进行选择的手段就会有重要失灵”。 [4] 三、传媒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2010 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根据2010 年2 月为止收集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2009 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907.96 亿元,比2008 年增长了16.3%。[5]传媒经济学由于产生的社会背景的复杂性以及开放性,融合经济学与传媒学甚至管理学在内发展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负责学科,因此,传媒经济学可借鉴多种学科理论并结合学科特点建立起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 1、本位研究 传媒经济学极具学科独特性,不能单一地用经济学理论或是传媒学理论作分析,我们可以多去关注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学科特征,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一些有研究意义的重要课题。 2、结合产业经济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侧重于研究传媒经济学的经济作用,将市场,产业结构,产业融合、产业布局等等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重点,去分析市场经济下传媒经济学的独特发展状况。 3、结合传媒和管理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传媒经济学中有充分可供研究的管理与传媒因子,比如传媒产业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经济动荡对于传媒产业的影响、生产者在传媒行业中的经济作用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成长起来的传媒经济学具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加强对传媒经济学的深入探索研究,不断规范研究方法,增设多种研究方法,为建立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供有利条件,指导我国传媒产业健康茁长成长。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析系统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产业组织 摘要: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传媒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它的分析结构是一种比较微观的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体系。但实际上传媒经济学领域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体系结构和产品属性,而且随着网络传媒的不断发展,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相关学者对传媒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本文就在系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的传媒产业组织进行相关的探讨。 关键词:系统经济学;传媒产业组织;经济系统;传媒经济 一、传媒产业在市场中的发展 传媒产业经济运行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传媒企业,传媒产业的系统可以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所以不同的组织结构需要有不同的企业主体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系统经济学认为,市场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产业结构内不同的个体,也就是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种就是传媒产业针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所形成的自组织形式。 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的传媒产业也出现了巨型化、经营范围多元化和销售市场全球化的转变。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传媒市场在保持高度集中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巨大的市场波动。这种状况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根本就无法进行解释,因为这种理论认为企业形成一定的规模是获得最优产业结构的基础性条件,集中程度不高的市场结构根本无法实现规模生产,只有一些经济寡头和市场垄断的结构才具有规模生产的条件。但是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却表明,在它们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各种规模的企业都广泛存在,而且并不是越大越好,最好的例证就是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失败。所以,在这里笔者采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对此进行分析。 采用系统经济学在对传媒产业的生产系统进行分析时,只需要从系统内部成员数量的变化、内部成员性质的变化和群体数目的变化等三个方面就可以对它们的系统内部进行动态分析。从传媒产业发展的过程来看,它的宏观动态特点表现为:传媒产业的规模分布大致呈现帕累托的形态,它们具体的分布情况会随着它们产业的生命周期的阶段而有所不同。例如报纸媒体正慢慢衰退,所以很少有新开办的大型企业,但是在网络媒体这个新兴行业内,几乎每个月都有企业的重组、合并或者是倒闭。目前我国传媒企业在市场上的发展特点用系统经济学来阐述就是:由于传媒企业之间的创新能力不一样,所以当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宏观表现就是该产业的市场结构。 二、传媒产业的竞争 按照产业组织的观点来看,竞争是用来分析某个行业内公司的数量和相关产品类型的一个概念,市场结构竞争最为激烈的可以称之为完全竞争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公司会提供大量同质化的商品。反之,竞争力最弱的则称之为垄断市场,所谓的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在系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本文将考察传媒产业之间为抢占消费者、资金流和广告收入等进行竞争的情况。因为传媒产业的竞争不仅存在行业之间的竞争,还存在跨界之间的竞争。引入系统经济学的观念会让媒介之间的这种竞争分析由复杂变得简单。 根据系统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发现,传媒产业中存在着非常广泛的层级系统。这些层级系统是由很多子系统按照等级的关系组织起来的。在对传媒产业的竞争模式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会按照由高级到低级的层级结构来进行分析。 (一)全球化的竞争。在全球化的竞争之中,传媒产业的竞争对象存在于世界范围内。在十几年前,联合国和联合国的科教文组织在国际性的媒介竞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制定了各个国家媒介竞争的相关政策。目前,这些政策已经被很多世界性或者是区域性的组织决策所取代。例如,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各个国家需要开放电信市场,使得中国的传媒产业受到了外来的竞争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国营和民营之间的竞争。在这个层级中,国家的媒介政策和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影响传媒产业竞争的主要因素。我国的媒介政策应该是为传媒产业发展服务的,所以应该为传媒企业设置一定的竞争参数。我国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我国的传媒产业所能够使用的资源情况,媒介的所有权会对国家内部的竞争起到催化作用。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的媒介政策,它处在两个极端中。由于1996年电信法案撤消了对媒介所有权的制约条件,所以美国的传媒产业发生了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反对撤销限制的人认为兼并会导致寡头垄断的产生,而支持撤销限制的人则认为这有助提高企业的个体竞争费力,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两个极端,没有一个中间过渡的过程。除了媒介政策和国家的经济状况之外,国民经济的现状也是影响传媒产业的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经济环境的好坏能决定传媒产业运行的宏观经济因素。例如,在经济萧条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和传媒企业的发展形势会直接影响传媒企业广告的收入量。 (三)传媒行业之间的竞争。这个层级的主要内容就是行业之间的比较。传媒产业在进行内部竞争的同时还要面临来自行业之间竞争的压力。运用这种层级分析的方法,我们找到了一种能够分析传媒产业和其他行业进行竞争的方法。其实,竞争广泛的存在于产业之间和有很多产业所组成的群落之间。所谓产业就是一个群体或者是具有相同属性的企业结构。在这个产业之中,企业之间的相似度要高于其他产业的企业。对传媒产业来说,它是可以通过技术,尤其是生产技术来进行判断的。我们假设如果所有的媒介都是以数字化的形态呈现出来,那么用生产技术就可以让它们的每一个产业都变得非常清晰。 三、传媒产业的创新 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看来,产业的创新只需要经过两个周期就可以完成,即知识理念的创新和生产工艺的创新。这种观点认为,当产品的形式确定之后,竞争的压力就会由产品向生产部门转移。在系统经济学的理论看来,创新的周期有四个阶段,它的基本原理是在宏观的经济系统中,产品的多元化和市场的多元化进行的一种交替演变。这种观念认为,产品的创新需要由动机、机会和方法的共同引导,如果企业管留着对生产效率的不满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自觉克服身上的惰性,产生创新的需要。随后,在产品市场的调查中,管理者发现消费者有新的需求,并伴有新技术的出现时,需要进行仔细鉴别,然后在企业或者个人的范围之内用各种方法进行检验,让创新的意向经过广化之后再经过不同的情景进行区分。当产品生产完成,需要进行市场推广时,管理者应该首先将创新的思路和理念从意识层面向转化为可以进行整理的知识系统。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传媒产业的创新在广化阶段,就是要将原本比较模糊的想法使之具体化、标准化,方便进行逻辑整理。 这种模式具体到传媒产业,比较常见的标准化生产和规模生产并不意味着垄断制的生产组织形式,这是由传媒产业的产品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传媒产业的产品在进行标准化生产的过程中,允许它们之间较大的差异化,这也是传媒产业产品所特有的。例如现代各大电视台都会设立一个频道的总监制,但是每个监制如何实现对频道把控的方式是非常自由的,而且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和地方特色。整个栏目组的成员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结构、技术水平和创造力就能打造一个非常优秀的节目创意,但是这也要建立在遵守相关专业标准、保证质量的基础之上。同时,传媒企业还可以通过购买其他的创意产品来达到自己创新的目标。而且因为传媒产业的特殊性,使得它们能够充分挖掘出创新产品中的潜在价值,实现价值的突破。根据我国目前的传媒产业现状来说,进行创新的大多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企业,因为他们缺少足够的营销能力和条件,所以只能选择不断创新,让自己和大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并能从中获利。所以,这种价值的创新就实现了企业价值链之间的动态协调。除了价值创新之外,传媒产业的技术创新是它们获得长远发展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播创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宣传的方法,如果创意不能得到有效的扩散传播,就很可能导致该项技术创新的失败。 综上所述,传媒产业具有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特点,是信息化产业中发展潜力较大的产业之一,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我国已经将传媒产业的结构调整列为扶持对象。传媒产业的组织结构和变化推理都是建立在系统学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笔者希望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为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谈传媒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和未来的发展领域 从我国当前传媒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传媒实践的发展优先于传媒经济理论的发展。而随着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也为我国还不甚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更多的研究课题与研究方向,与此同时,还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从传媒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入手,针对当前实际,提出优化当前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措施,旨在不断加快传媒经济学发展,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传媒经济学研究方法广告购买指数 根据《2010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的相关资料表明,截止到2009年,我国传媒产业其总生产值已高达4907.96亿元,与2008相比,增加了16.3%个百分点。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怎样优化传媒资源日益成为了当下一门显学,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传媒经济领域的研究理论、方法与对象等框架上的发展也较为多样化,众说纷纭,而这种情况也促使其在固有的研究深度与广度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加强,除此之外,随着当前传媒行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出现,而一切问题的出现,都迫使我们必须不断优化传媒经济学理论,以此促进传媒经济行业整体发展。 一、传媒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 不同类型的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而就传媒经济学来说,其研究方法则是一般经济学方法具体在传媒领域当中的运用手段,且同时将传媒领域其特殊性引入到当中。一般而言,传媒经济学其基本的理论体系与经济理论形成的过程也是相符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确定经济变量的定义,且提出相关假设条件。第二,根据这些假设与定义,提出相关假说。且基于相关假说,提出对于未来的相关预测。第三,用事实来证明预测是否合理,如果预测与理论不相符合,那么这种假说就可判定为错误,要么进行修改,要么就放弃。 关于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独特性,其一就是不能照搬一般经济学理论的框架,我们必须要基于一般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从而引入相关的被抽象掉的现象与因素,从而确保理论与现实相贴近。Ramstad基于架构的绩效、行为、结构、基本条件以及政策之外,还增加了媒体使用者,主要包含消费者与广告、媒体产品元素,主要包含分销过程、媒体内容与媒体形态等两大主要的要素群体,以此勾勒出更具弹性与灵活性的传媒分析框架。 传媒经济研究的特性之二就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在研究当中的关系。一般而言,实际分析就是将价值判断摒弃,只对经济自身的内在逻辑与客观规律进行关注的一种研究策略,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而规范分析通常是将价值判断作为基础,进而提出某些判断标准作为衡量事物好与坏的标准,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一般经济学领域都将规范分析同实证分析分开来进行,但由于传媒产品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因而在实际当中很验真正将二者区分开来。一般来说,正的外部特性有益于社会发展,而负的外部性则对社会有害。因此,在传媒经济理论研究当中,在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进行有机结合,建立一种基于规范模式之下的一种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合二为一的模式。 二、强化当前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措施 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当前许多高校也已开办了传媒经济理论相关的学位教育,因而,对于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也更趋于规范化,传媒经济的发展也将随之不断发展。为此,根据作者相关实践经验,现总结出以下对策和基本思路来加强加我国当前传媒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第一,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历史之间的关系厘清,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的基础与起点。第二依据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建立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并且将相关的数学研究方法与哲学研究方法与之相融。第三,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当中,不断深化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探索,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必须具有的战略性高度以及科学化的态度。第四,从我国传媒产业自身的发展历程,分析当前传媒产业所面临的以下问题,服务于传媒实践。首先比如信息传播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所带来的赢利模式与传媒管理的变化。其次,随着政府不断放松的管制与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加强对组织创新与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探讨,尤其是电信与传媒之间相互融合的问题。基于营销有效性与传播认知的有效性之上,对相关的广告购买的指数进行分析,一般而言,以阅读率或者是收视率为基础的当代广告营销策略,它的依据就来自于认知的有效性。而从营销层面上来看,营销有效性更具意义,因而将传播营销的有效性作为基础的现代广告购买指数进行分析会具有更为明显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五,加大不同领域学科的整合力度,促进传媒经济学健康快速发展步伐步伐。从传媒经漳学的构成来看,它是一门经济学与传播学交叉的学科,对于它的研究,需要集合管理学、经济学与传播学等学科,因此,对传媒经济学实行交叉研究极为重要。 总的来讲,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处于不断发展与演进的学科,它的框架应该相对较稳定,且其基本结构应该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当前而言,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各方面还不甚完善。笔者期待我国能够尽快完善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不断推动我国传媒经济产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升传媒现代化水平。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视角下的公交移动电视经营 摘要:从经济学上的定义来看,电视媒介提供的电视节目是一种经济产品,电视媒介是生产出品的生产单位。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方式下,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一般来说,两者是相适应协调发展的。公交移动电视作为电视的一种,它的产生与发展也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它的产生体现了供需关系的相互作用,它的运营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公交;移动电视;策略 1 引言 将传媒经济学与公交移动电视的经营联系起来有利于通过把握传媒市场运作规律,准确预测公交移动电视产业的市场行为所产生的效用,并进一步指导其发展方向。在传媒经济学的视角下,讨论公交移动电视起源、发展以及产业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将具有更开阔的思维视野以探索产业经营之道。 2 公交移动电视的现状 公交移动电视属于垄断竞争市场。这一垄断竞争市场的共同特点是,市场中的参与者个数是很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竞争性的但不存在具有绝对决定性的寡头。其次,它们向受众和广告主提供的信息产品虽然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别,因此又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再次,存在具有明显长期性的进入壁垒。实际上,任何情况下潜在的新的媒介进入者都需要时间和资本,这个进入壁垒的界定几乎包括了媒介的所有行动。 2.1 公交移动资源的优势分析 2.1.1 传媒资源优势 传媒所凝聚的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传媒经济的价值所在。整个受众的注意力始终处于一种“买方市场”的优势地位。能够将受众资源凝聚起来的“注意力产品”的价值只会越来越高。[1]“长尾”定律实际上是统计学中幂律(Powe:Laws)和帕累托分布(Pareto)特征的一个口语化表达。“长尾理论”认为,只要渠道足够大,非主流的、需求量小的商品销量也能够和主流的、需求量大的商品销量相匹敌。[2]那么,“长尾理论”适用于公交移动电视市场吗? 根据中国权威调研机构在杭州、大连、青岛等地的调查数据表明,乘坐公交车的乘客,平均家庭月收入4731元。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据,一方面,4000~5000元月收入的家庭是构成国内城市家庭的主体,市场基数非常大;另一方面,4000~5000元月收入的家庭实际上已经拥有有每月超过2000元的可支配收入。按照“长尾理论”,就抓住这些人群,进行重点宣传,影响他们的消费选择,那么所取得的收益往往要大于由少数高收入人群所带来的收益。因此,这一模式最适合的产业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快速消费品等品牌广告。从这一角度来说,实际上各大移动电视运营商所采用的策略是符合这一市场分析,并已取得良好反馈的。 2.1.2 广告影响力优势 媒介的影响力是媒介为了达到某种传播效果而借助某种传播手段向受众传 递某种信息而对社会所发生作用的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的最大影响往往来自于“规模影响”媒介的规模经济效果来源于大规模地生产、传播信息产品允许使用更有效率的设备和技术、采编、经营管理人员在专业化的工作过程中也可以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从而导致平均成本的下降。因此,同质的竞争中,传媒比拼的是各自的规模经济最优化。其次,传媒比拼的才是各自的传播效果。 据AC尼尔森在上海地区的调查,平均每位乘客在公交车上停留的时间为26.5分钟。而新生代调查机构抽样调研出来的数据是,工作日,公交乘客平均在公交巴士上停留的时间是犯分钟,非工作日,在公交巴士上停留的时间为29分钟。北京市民平均每周花费在公交上的时间为5.18个小时,年运营总人数近50亿人次。“行驶中的公交车”这一传播环境具有相对的封闭性。[3]在乘车途中收看公交移动电视节目,乘客受众是无法回避的,也没有收视选择,处于被动收视收听状态下。公交移动电视这种封闭的收视空间,强制性收视,节目内容的不可选择性有利于避免信息流失。从传播效果上说,遥控器是广告最凶恶的杀手。 与家庭电视客厅休闲性、受众手中拥有遥控的自主权相比,公交电视受众选择继续收看广告的比例高达八成。另一方面,处于封闭的公交车空间里对于被动收视的受众来说,失去了家庭电视收视的选择性。这一信息获取模式具有强制收视的特征。但同时,公交移动电视也会因为提供“单一信息网”和“被动性消费”而导致电视的非人性化的使用。 2.1.3渠道优势 在我国媒介产业的起步阶段,渠道一度成为极其短缺的资源。谁拥有了这一稀缺资源,谁就是市场追逐的对象,谁就拥有传播市场的霸权地位。即是随着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传播市场上的渠道资源以几何基数的增长方式爆发了。信息传播渠道的数量、规模、种类,都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增递。以电视传播为例,上星频道管制的进一步放松、电视直播卫星的即将升空、宽带在线视频的普及、3G的商业化应用等等。所有人们熟悉的传播影响力的产生方式以及市场盈利模式都遭遇了空前的挑战。在传播渠道大规模扩张的北京下,传统的传播管制的力度和效能会有一个平均化的递减;而过去堪比“黄金”的版面和时段等等都会因其“过剩”而逐渐变得价格贬值。从传播效果来说,无论是舆论宣传的那种“媒体联动”还是广告投放的那种“集中轰炸”,其传播效果都在明显递减。 2.2 公交移动电视经营面临的困境分析 2.2.1 传播效果问题 尽管公交移动电视在“封闭环境”下取得的强制性单向传播效果得到了市场的验证,但是对于这一效果的取得,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在这一传播环境下对于电视的非人性化使用、传播过程中的噪音是公交移动电视面临的预期欠佳的传播效果。公交车到达每一站都需要报站以便乘客上下车,这样就必然会覆盖公交移动电视节目播出的声音,导致一部分无法观看屏幕“听电视”的乘客无法接受到完整的节目信息,从而造成一定的信息缺损。另外,户外广告的黄金地段,广告往往容易扎堆,挤作一团,包括车厢内的车体广告、招贴广告。严重影响了移动电视广告对于受众的到达率和记忆度,分散受众的注意程度。这些信息的拥挤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交移动电视的传播效果。 2.2.2 内容缺失 由于政策上的限制,目前移动电视运营商不享有内容采编权,其节目内容供应采取制播分离的规定。因此各大移动电视运营商无外乎都采取两种模式。一是广电运营商模式,将移动电视接入本地有线电视网,实现电视节目的传输,由广播电视独立完成内容的制作和传输。二是合作运营模式,主要是传媒运营商与制作机构合作。这种模式采用数字广播技术,通过直播方式收看,广电部门主导运营,移动运营商提供用户管理,制作机构仍然主要以广电系统为主。前者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以东方明珠移动电视为例,它享有众多上海文广集团旗下内容制造的资源共享优势。因此在节目内容上,东方明珠实现了当之无愧的“内容为王”。后者是市场决定需求,移动运营商需要与内容制作单位形成一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内容提供上极大程度的依赖这一渠道供应,如巴士在线和CCTV移动电视的战略合作。 2.2.3 盈利模式单一 谈到公交移动电视,广告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公交移动电视的赢利点,除了广告,还能走什么路?目前的中国公交移动电视还没有第二个选项。这就说明公交移动电视的赢利模式是单一的,是需要不断完善的。 北京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有限公司在这方面上作了一些尝试。他们制作了利用手机短信互动的娱乐节目,希望通过和移动运营商分账的方式增加收入。其实这也是传统电视媒体早已开发成熟的思路之一,而移动电视受地域限制,远远低于传统有线电视频道的收视率,这一天然缺陷,使得短信收入只能成为广告收入模式的补充。 3 公交移动电视经营的应对策略 3.1 注重实施品牌战略 ①“造星策略”形成关注度与影响力 移动电视要重视“造星”,即制造自己的明星系列,比如,适时推出移动电视自己的“首席编辑”、“首席主播”,结合栏目推出“首席营养师”、“首席导游”、“首席导购”等等。“造星策略”不仅在企业内部可以起到激励和鞭策作用,对外也可以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这些由移动电视自己培养和打造的嫡系“明星”们以其专业素养和自身魅力来吸引受众,利用明星的亲和力来获得观众们的情感认知,同进而营造移动电视的口碑,同时这些明星所带动的品牌栏目,都会提升移动电视的品牌价值。 ②“营销策略”制造公关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度 媒介的公关是传媒与其社会公众之间全部关系的总合。它有利于传媒与社会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树立传媒形象,提高传媒知名度。对具有鲜明地域性的移动电视来说,可以争取主办、协办群众性大型活动和大型比赛,争取已经具有很大市场效应的大型活动的冠名权。同时,可以借助报纸、电视、网络等,向全社会征集移动电视内容的策划方案,或者举办移动电视“首席男、女主播”大赛,移动电视就可以是大赛的唯一播出平台,不但收获了主持人,聚集了人气,也取得了很高的社会价值。同时频道ID,口号的召集也可以起到一箭多雕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为市场客户度身定做系列性品牌活动推广方案,并有效实施,以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 在品牌推广成功并树立起自身品牌之后。[4]公交电视可以通过自身的品牌价值,进行品牌延伸。品牌延伸是媒体完善经营的有效方式之一。著名的“迪斯尼”案例告诉我们,通过产业化运作和知识产权的延伸、保护,把形象品牌转化为商品品牌,以形象品牌的观众年龄段为衍生产品的目标消费群,通过商业模式的设定,提升出产业的最高附加值。 ③分众定位 对于公交移动电视产业来说,做好受众调查了解受众基本面的情况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公交移动电视针对市场需求不断作出调整,创新和升级。也有利于提高广告客户的广告投放的有效触达率,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数据显示,东方明珠移动电视的主要收视群体为18至40岁的社会主力消费军,占总数的52%,而月收入在3000以上的市民占总数的52%。学历为大专以上的市民占总数的78.3%,受众的男女比例为男性60.5%,女性39.5%。这群社会主力消费军,年轻充满活力,乐于追求新事物且学历高,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希望通过东方明珠移动电视获取大量资讯信息及可信赖的商品信息。[5] ④完善产业链 目前我国传媒产业的内部产业链己经基本形成,但在产品营销环节上还存在问题。以美国电影产业链为例,其产业化本土水平比较高,本土票房约占30%,海外市场约占30%,后期开发约占40%,包括游戏和各类产品的特许经营权。把每一个市场充分做足。如好莱坞的公司一直把打造链条作为自己取胜的秘诀之一。他们在市场中磨练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和策略:首先是打造精品;然后是广泛的放映演出或出版;接着做成相关的礼品;下一步做成游戏软件;然后给拍摄地带来旅游收入;接着做成DVD或录像带;然后再是游形象专利的有偿转让。有人把这种做法称为“滚雪球”,这其实是传媒的一种“链式”开发。 3.2 加强节目内容的优化 受众调查中所提到的缺损噪音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移动电视节目信息的传播效果。针对这一弊端,笔者认为准确合理地使用字幕补充尤为重要。一般来说,广告外的节目都应该配备字幕播出。首先字幕可以保持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当受众在收看公交车上的移动电视时,公交车到达站点需要报站名,节目的声音就会被切换成报站声。这样车内电视就会出现短暂的“失语现象”。即使受众此时正在全神贯注地收看节目,信息传递就会损失一部分甚至中断。此时,字幕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字幕能够弥补声音消失所造成的信息缺失,保持信息的相对完整性和准确性,维持受众的收视注意力。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声画同步时也需要字幕的参与来减少周围环境噪音带来的收视干扰。其次,可以增加字幕频道,加大信息容量。如果在电视屏幕一侧滚动播出各类字幕新闻,如气象信息、交通路况、预警信息、突发新闻、重要时事等。字幕就形成了另一个信息通道。不仅增加了信息容量,也实现了受众在公交移动电视单一频道下的双重收视选择。 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应该包括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五个要素。其中,受众的反馈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公交移动电视这种单向传播模式,忽视了受众的反馈,破坏了信息传播系统的完整性,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互动环节的缺失,是公交移动电视单向传播的缺陷。为了避免这一弊端,公交移动电视可探索多种途径,以便顺利的“倾听”来自受众的反馈。互动,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需要的是受众的积极参与,以达到接受传播效果的目的。因此多平台的开拓,比如观众信箱、观众投稿、公益活动等形式都可获得第一手的直观材料,以便接受反馈信息,提高传播效果。 3.3 战略合作联盟强化竞争力 媒介市场战略联盟的出现与竞争环境的演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论实力多么强大的媒介也很难在各个方面完全靠自己,需要借助其他丈量来实现快速的增长,增强盈利能力,从而促进了战略联盟的产生。 中国移动电视协作体是由中国境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级市以上的广电系统移动电视运营单位自愿组成的全国性行业组织,其成员包括中国教育台,湖南、安徽、江苏、江西等巧个省级移动电视和北京、重庆、天津、广州、深圳等18个市级移动电视。[6]各地移动电视采取异地联播、节目置换、广告互换等方式合作。在此基础上,各移动电视公司的节目可以互换,既丰富了节目源,又节约了制作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分销全国性广告投放。众所周知,单一的创收模式很难使移动电视产业形成霸主龙头,广告收入独挑大梁的局面逼迫移动电视公司们寻求良方,扩大传播范围,提高有效收视率,吸引广告商宝贵的注意力。用整合的办法成立协作体也许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视域下“走转改”的效益及其实现 2011年8月,中央主管部门发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倡议。然而,“走转改”并不只针对新闻战线,而是面向整个传媒产业、文化产业。因为随着当下传媒业转企改制推进,越来越多的传媒机构进入市场,在传媒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起来,打造出既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又以人为本、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产品,是传媒产业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从传媒经济学角度来看,“走基层”是通过融入基层,更好地尊重群众(即广义的受众、传媒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了解民众的生活生产和需求状况;“转作风”是要求传媒建立与受众平等的关系,努力满足受众的合理需求、维护公共利益;“改文风”意味着要提高传媒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增加优质传媒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升其对受众和社会的效用。 “走转改”的社会效益:有助于传媒产业履行社会责任 1.沟通政府与基层社会,减少信息不对称 “走基层”不仅要求传媒机构完善传媒产品的城乡发行和销售网点,建立传媒公共服务体系,还要求记者编辑等采编创作人员“接地气”,通过在基层走访,全面了解、真实记录以及向全社会客观传播基层的发展现状以及底层民众的安危冷暖、所思所想,将存在的相关问题反映出来并传达给政府部门。这在2012年新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的“农民工杨立学讨薪”、“农民工邵全杰春运买票”等走基层节目中得到体现。关注弱势群体、重视民生问题,“走转改”有助于提高舆论引导力,在基层社会和政府间搭建沟通桥梁,促进公共领域和意见自由市场的形成,减少信息不对称。 2.规避市场机制的失灵,降低负外部效应 传媒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但外部性有正面和负面之分。正外部性体现在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传播并让受众了解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增加社会知识存量、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等;负外部性则表现在错误引导舆论、传播不健康的内容、导致社会的“三俗化”等。特别是在传媒市场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市场失灵经常发生,如过度迎合消费者的不正当需求、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在市场经济下,中央主管部门提出“走转改”,是对传媒产业进行的宏观调控。通过这种政策引导,可减少市场失灵,让传媒在保持市场性的同时回归公益性,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起来,减少负外部性带来的不良影响。 “走转改”的经济效益:有利于传媒产业增强经营能力 1.生产优质产品,抢占稀缺受众资源 基层是传媒产品生产所需的创意的源头活水,传媒从业人员通过“走转改”,不仅能生产出独家新闻、重磅报道等有利于在传媒竞争中增加比较优势的拳头产品,也可以更真实地了解受众对传媒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偏好、需求状况,进而帮助媒体调整市场定位、改善服务策略,获取更多注意力资源。譬如,2012年央视在“新春走基层”报道中风格的转变,不但强化了其社会责任,也使其收视率猛增。据统计,央视新闻频道“走基层”报道在春节期间的收视率达到0.325%,比2011年提升了17%,比2010年提升了64%,《新闻联播》相关报道的收视率也比2011年同期提升了27%。①而受众群是传媒的重要市场资源,特别是在消费者选择空间较大、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稀缺的。这种注意力资源通过二次售卖甚至多次售卖,决定着传媒的广告资源和经营收入来源。 2.拓展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传媒在“走转改”中积累的公信力、影响力,可转化为市场中的竞争力、品牌影响力。作为“走转改”的典型案例,央视打造的传播中华美食文化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不仅创下0.5%的平均收视率,还带来了广告、版权、海外发行等一系列收入,在出口过程中,其价格甚至卖到一分钟接近1万元,使央视纪录片的销售额比2011年增加50%。②借助“走转改”带来的“舌尖”品牌,央视还授权出版了同名图书、发行了DVD,而且还很热销。可以说,在“走转改”中,只要传媒产品质量过硬,在社会效益最大化之时,也可以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在这方面,2012年浙江卫视的表现尤为抢眼,其“推出的《中国好声音》,是以服务基层普通群众为宗旨,以传播公益文化为特色,高扬‘走转改’精神的全新媒体实践”,“栏目之所以受到关注,得益于节目主持人、偶像导师自觉降声调、改腔调,在舞台上流露真性情,和普通圆梦人、民间音乐爱好者打成一片”。③正因为此,《中国好声音》成为2012年最卖座的电视节目之一,借助广告、版权销售实现“一亿投入,三亿收入”的经济效益。 “走转改”中传媒社会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 尽管“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具有上述效益,但在当下“走转改”活动中,存在传媒的积极性不高、管理运作体系不完善、社会责任感仍较差等问题。要进一步发挥出“走转改”的价值,使传媒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政府相关部门应强化政策激励 针对一些传媒缺乏“走转改”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可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相应的政策激励与政府监督机制。在经济手段上,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可以联合工商、税务、银行等系统,通过制定相关的税收、信贷、产品购销等优惠政策,对那些积极服务社会发展、公共责任感强、社会效益表现突出的媒体给予倾斜,如减免税收、加大补贴、提供信贷支持、优先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等。而对那些制播违规广告、蓄意捏造和散布谣言、传播低俗内容等危害社会且屡教不改的传媒机构,执法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视情节而进行罚款等相应的惩处。此外,还可通过树立正面和负面典型进行勉励和鞭策。 2.媒体应完善自身管理运营体系 要保证“走转改”的效果,媒体须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管理运营体系。一方面应健全组织协调机制,寻找符合自身状况的运作模式,做好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和业务经营;另一方面,可实施采编创作人员的培训制度,通过定期邀请业界精英和学界专家等方式,对传媒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升其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并增强其市场意识、受众意识,以发挥出人力资本在媒体“走转改”中的创造力。同时,媒体自身还应完善绩效考评和奖励机制,通过津贴、福利激发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当薪酬待遇提高时,工作人员一般更愿意改善工作态度,激发走基层、多出精品的热情,有利于生产出更多更优质的内容产品、提高产品营销和产业化的收益。 3.社会应加强对传媒行业的监督 社会对传媒行业的常态监督,有助于传媒企业提高服务社会、承担责任的意识。应拓展公众对传媒实施监督的渠道,鼓励传媒产品的消费者和普通公民对“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行为进行揭发举报,以鞭策媒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譬如,对于那些捏造虚假新闻、播出“三俗”广电节目以及生产和传播充斥色情内容与暴力思想等危害社会风气的影视剧的传媒机构,公众应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配合执法部门对此进行查处整治。政府部门也应通过开通举报热线、开辟投诉专区,畅通对传媒业的监督渠道,保障公民的监督权,以此督促传媒人“走转改”,肩负起服务大众、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理论下的媒介认识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人们逐渐认识到,传媒业不仅有信息传播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巨大和潜在的经济功能。传媒经济这一概念逐渐在传播学术界和传媒产业界受到重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生产以及同传媒生产直接相关的经济行为、经济关系和经济运作规律。报纸和电视是传媒产业中的重中之重,也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传媒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为媒体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更好地发挥优势和取得经济利益保驾护航。 [关键词]理论 西方经济 应用传播 电视业 一、理论认识 传媒经济学在国际和国内传播学术界均被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加以教授和研究,但是它作为经济和传媒的综合体并没有确凿的硬性定义,它是传媒产业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发展壮大的理论结果。有的学者侧重于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去定义和引导传媒经济学,有的学者则更倾向于把传媒经济学归结为应用传播学的实用范畴。传媒生产利用内容资源,通过创意与艺术活动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成为人类所需要的思想、信息和娱乐的过程。在经济学学科分类中,传媒经济学即是研究传媒生产领域中内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以及由此生产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人类福利的经济学分支。它构建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之上,致力于研究经济和金融力量如何影响传媒体系和传媒组织。 在以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以及以应用传播学实用理论指导下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我认为,这两种传媒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不应该是互斥的,相反它们应该是互补的。两种理论依据都有道理,都是对传媒事业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发展的有力指导武器。传媒产业既然可以称之为产业,那么它一定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它也有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在研究传媒经济学过程中,顾名思义,既要重视其在经济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又要重视其在传播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 二、传媒产业与西方经济学 首先,在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当中,包括生产什么物品以及生产多少这种物品,怎样去生产,如何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分配等众多相关问题。传媒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被概括为,在传媒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上经济学中关于产品的问题的表现形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会有哪些特殊的现象,以及怎样去注意这些现象,从而更好地利于传媒事业的发展。经过查阅资料,本人总结出了传媒经济学较之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特殊现象。第一,一般产业遵循边际成本递增定律,而大部分传媒产业边际成本递减。所谓边际成本定律,即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使边际产量增加,但是如若持续增加这种可变资本的投入,将导致所增加的产量便会开始递减,甚至影响企业的生产。产量和成本有对应的关系,当随着一种投入的增加——产量递增时,其成本就递减;而当随着这种投入的增加产量反而递减时,其成本就会递增。有些学者认为,媒介产业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这个规律,媒介产品属于高初始生产成本和低复制成本的产业,比如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音像制品、电子等。当媒介产品不断以复制等形式被产出的时候,其边际成本非常小甚至于为零,所以产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达到最大化,而传媒产品的“顾客”——受众会在这个范围内最大程度地获得这些传媒产品,这也是导致传媒产业大都具有“受众最大化”倾向的原因。 第二,在一般经济关系中,产品价值的实现主要通过“一元产品市场”即产品从厂商到购买者的一次销售,而大多数媒介产品的价值实现,往往可以通过“二元产品市场”即传媒的二次销售理论。媒体第一次销售的产品为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获得特定读者群的注意力,第二次销售的是读者群的注意力,获得广告收益。媒介产出的产品,参与了两个不同的市场——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这两个市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品在一个市场的表现会影响它在另一个市场的表现。传媒产业生产厂商例如报纸等,可以以低于生产成本很多倍的价格在第一个市场出售所产出的产品,但是可以在第二个市场里赚取意想不到的高额利润。通过这个二次销售过程,不但可以弥补在第一个市场里亏损的成本,而且可以使媒介赚取高利润。这种二次销售模式并不是说,除了传媒产业以外,其他产业全然没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哪一种经济产品像传媒经济产品那样明显地展现着“二次销售”的魅力。 第三,在市场经济中,一般产业遵循着价格机制。但是在传媒产业中,有些传媒产品是不一定遵循价格机制的,比如广播等。有些产业的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联系不大,比如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等。经济学范畴中的价格规律是指在商品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价格与供求之间的关系,当商品供大于求时,则价格呈现降低趋势,当商品呈现供不应求时,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反之,当商品的价格降低,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加消费者需求,当商品价格升高时,又会使一些消费者望而却步从而降低对该商品的需求。我认为,传媒产品的特殊特点决定了它不一定完全按照这种价格机制规律运行,那是因为传媒产品中向人们传达的多半是精神上的满足,传媒产品对于其消费者——受众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是向受众传递信息,这种信息是通过精神层面的沟通传达的。因为人的精神层面一般无法用价格高低来影响其在受众当中的需求度,并不一定是一档节目的制作成本或者广告费用低,这个节目就会不受欢迎。传媒产品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流通,它的需求度基于其产品的内涵是否与其受众产生精神共鸣,这是传媒产业的魅力所在,也是传媒产业不同于经济关系运行中的普通物质商品。 当然,传媒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中也存在着微小的不同之处,传媒产业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活跃的经济体,作为媒体人,在传媒产业的经济运行中,既要看到经济学知识对其的指导作用,又要考虑到传媒产品不同于一般经济商品的独特特点,我认为,传媒产品要能够满足其传递信息引领精神世界的使命,又要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这是作为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好诠释。 三、浅谈传媒经济指导下我国的传媒产业(以电视业为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事业与以往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传媒事业几乎是完全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是国家和党的宣传喉舌,全天播出或报道的内容完全以国家政策新闻为主。在1991年后,我国经济进入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加之中央对传媒媒介的“事业管理,企业经营”制度,给予传媒介在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的生存空间,我国媒介也渐渐有了自己的话语声音,传媒产品开始丰富多彩,日渐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与此同时,媒介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个体,也获得了经济运行中的一席之地,经济利润也随之而来。 电视业同报纸业一样,是信息产业群中的一种分支产业,组建产业性广播电视的集团是我国传媒事业发展的必然,也是市场经济成熟化的一种表现。狭义的电视产业是指,以生产制作、营销、播出、传输和发射电视节目为主的企业组织,以及统一市场上的相互关系集合。在建国初期我国最先成立的电视台即为北京电视台,后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在起步之初,电视台纯粹是事业单位制度。电视产业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脚步飞速发展,先后经历了起步期、跑步期、高速期。发展至今,我国电视业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丰富的节目和播出剧目极大地开阔了观众的眼界,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生活。 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下,电视业同我国报业一样,正在逐渐发展成更新的传媒经济体,在这个关键的转型期,电视业自身也具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强化的地方。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传媒功能,更好地发挥起经济作用,我认为,电视业应当更加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第一,我国电视队伍的壮大完全是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内发展起来的,电视对于观众来说是接受新信息的窗户,电视产业团队中人员素质普遍中等,专业人才需求量大,如何能够更好更专业地满足观众们获得信息的需要是电视产业的首要议题。而这个议题最核心的部分即是电视产业的人力资源,只有有了好的人力,才能够创造出更多好的信息产品,满足精神需要。第二,电视产业应当更好地树立市场经济理念,营造出产业发展的新环境,具有现代市场意识、媒介产业观念、不断创新的步伐、国际化视野、强化特色的定位。第三,在传媒经济理论指导下,让电视业在市场经济中能够更加蓬勃发展,就需要改变高度垄断的电视业现状,市场经济体系中遵循自由竞争原则,如若在进入这一市场体系之初就以一种严厉的垄断作为开头,那么这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第四,我国电视业对于资源的浪费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电视节目雷同,品位不高,主持僵硬等众多问题,都是影响电视业广阔发展的芥蒂。 总之,我认为,我国电视产业若想长足地发展下去,必定需要更好地发挥其传播和经济作用,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也要适应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的要求。在全球化信息爆炸的今天,我国媒体要努力使自身更具竞争力,应对国际传媒市场挑战。 四、总结 在充满着无限可能的今天,传媒事业蒸蒸日上。我们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年代,作为具有社会属性人的我们,每天日常的传播活动无一不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传媒经济理论与媒介今日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二者相互作用与反作用。传播学自建立之初就把我们领进了综合学科的大门,在这里,我很感兴趣的两个范畴(经济、媒介)可以完美地结合并且指导着经济生活中的传媒发展。这使我更加热爱传播学这门学科,也是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媒体人的责任是双重的,分别是:媒体人有责任丰富媒介产品,并且更好地去向受众传递更具价值的信息;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中,媒体人也有责任将自己所处的媒介发展壮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媒体得以继续发展的利润。我想,这也就是传媒经济学所要向我们展示的传播意义。它既不能急功近利不顾内容地去传递信息获得经济利益,又不能将媒介落后于整个市场。这种博弈的均衡点,即是媒介在经济社会中发展的最优目标。 传媒经济学论文: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摘要: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传媒经济学刊》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确定了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等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并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分析,以期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关键词:美国 传媒经济学 《传媒经济学刊》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科归属不清、研究进路不明、传媒经济本质存在争议等问题,①在研究方法上同国外传媒经济学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其研究雏形可以追溯至1925年,当时,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杰米提出了“广播经济学”的概念,此后,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概念也相继被提出,并得到了日益深入的探讨。②1987年,《传媒经济学刊》在美国创刊,并发展至今,成为唯一被SCI收录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它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研究主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期提供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提供有益线索。 《传媒经济学刊》的研究主题 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共99篇,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传媒政策的制定和演进到传媒产品的定价、广告的具体投放等,都有所涉及。笔者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详细分类,确定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 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一般意义上,“多元化战略”是指一个企业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业中进行经营,而且向不同的行业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1958年,安道夫(Ansoff)提出多元化战略,此后,多元化战略逐渐成为公司战略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其中,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动机、实施多元化战略时应考虑的因素、企业多元化的绩效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研究的扩大与深入,以及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多元化战略的问题进入了传媒经济学者的视野,并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所在。公司多元化战略包括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投资区域多元化和资本多元化。传媒公司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是选择一种,还是选择其中几种同时进行?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会导致传媒经济绩效的良好表现?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有学者研究了出版公司的多元化战略,通过选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的大型出版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大型出版公司实行多元化战略的内容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出版公司大都集中于它们的母国市场,更多地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而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出版公司同时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地区多元化战略。③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地区多元化战略会导致传媒集团良好的经济绩效,然而,过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不相关的过度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将会导致传媒集团经济绩效的下降。④ 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不同,有学者认为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传媒产品在双重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产品本身的公共性等特点对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影响,因此,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与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本质上的不同。⑥ 应该说,学者们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样本的选取集中于大型的传媒公司、样本的收集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等。未来的研究对于样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化。 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它具体可分为非股权模式和股权模式。非股权模式包括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而股权模式则包括合资和独资两种模式,独资可以通过新建和并购进行。⑦进入模式的不同将会影响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后的经济绩效,因此,传媒公司在国际扩张时要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谨慎选择。 公司在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和全球战略因素。⑧有学者选择环境变量中的两个具体指标即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检验它们对传媒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该研究选取1981年~2001年美国广告公司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对美国广告公司的进入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较大以及东道国风险较大时,美国广告公司会选择以合资方式而不是并购方式进入。⑨ 并购模式与其他进入模式相比有哪些优势?已有的大量文献认为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协同效应的产生,这也是传媒公司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动因,但是并购是否必然导致上述种种优势的产生,有学者进行了检验,该学者选取1998年~1999年11家传媒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已有文献不一样的结论。⑩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了研究,如探索美国传媒的国际市场问题(Dupagne,1992)、跨国公司的发展问题(Gershon,1993)以及特定市场的进入问题(Holtz-Bacha,1997)。至今,这一问题仍然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版权是否应该进行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会导致把一部分人排除使用之外,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主张不应该实行版权保护;也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是为了保护作者、音乐家和传媒产品生产者的权利,否则就没有办法让他们进行创作,因此,尽管会出现不必要的福利损失,但还是要进行版权保护。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保护变得日益艰难,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有研究者认为应将传媒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不同的传媒产品在受到非法使用时,其遭受到的经济损失是不同的,因此,该研究提出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传媒产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研究者提出应该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不应该只是版权所有者的权利,也应该保护使用者和渠道拥有者的权利,以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研究者在对盗版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版权保护的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已有的研究来说可谓有所突破,其应用到现实的情况如何,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审视。 市场结构与媒体表现。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将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公司所处的市场结构决定公司的行为和经营,因此,传媒经济学家十分关注传媒公司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行为表现。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媒体表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在集中的媒体市场中媒体有充足的资源去开发多元化节目。有学者则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在一个集中的市场中,媒体会争取获得最大数量的受众,因而会导致节目的同质化。 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却得出矛盾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以选取不同的传媒类型,严格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传媒表现的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文化折扣”是指由于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传媒产品在进行跨国传播时因不被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折损,传媒经济学家对于文化如何影响媒介产品的欣赏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的焦点是在经济变量而非文化意义上。在解释美国传媒产品为何主导全球市场时,Hoskins和Mirus(1988)发明了“文化折扣”一词:“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具体到电影这一传媒产品,文化折扣和电影出口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不同类型的电影是否会遇见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结语 通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视角多元化。传媒经济学研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对于同一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旨在检验、补充和发展已有的理论。 (二)研究范式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传媒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理论型研究和应用型研究,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于与传媒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 (三)研究方法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实证分析占多数。这5年里《传媒经济学刊》共刊文章99篇,其中,实证分析的文章有66篇,约占总体的66.7%。 (四)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研究问题如传媒产品的版权保护、文化折扣与电影出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传媒产品的定价及付费模式,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不紧扣现实进行研究,旨在提供解决方法和可能性建议,现实指向性强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选取《传媒经济学刊》一本期刊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未来可以选取更多的期刊进行研究,以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图景。 传媒经济学论文:一位经济学者的传媒经营观 金碚是目前国内少数产业经济学基础厚实的媒介经济学者,在“中国经营报社社长”这个头衔之外,他还有一长串传媒人少有的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委员、工业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自2002年以来,他屡次受邀作为新闻出版总署经济顾问,由他担纲制定的中国新办报纸评估论证体系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报纸专业审核指标体系。 当前,我国传媒业发展格局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新变化,业界尤其是报业人士面临诸多困惑,作为经济学者和报业管理者的“双栖人”,金碚社长的观点会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本刊记者就有关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对报业竞争力进行第三方监测是很有必要的 《青年记者》:金社长:您好!您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并把企业竞争力监测的成果引入了报业领域。2004年,您领导中国经营报与新闻出版总暑一起推出了“报业竞争力监测报告”,引起了业内的轰动。您的初衷是什么?现在看,这个报告的运作是否达到了您预想的目的? 金碚:我是研究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2004年时使用研究产业竞争力的方法,和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合作开了一个全国报刊竞争力年会。在这个会的前后,对全国主要都市类媒体、报纸竞争力进行了监测,监测的结果当时影响非常大。尽管有争议,但现在回头来看,应该说我们当时的方法和监测的结果还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 我们是基于这样一种方法,在监测之前,不和报社联系,完全是“背对背”,使用新闻出版总署和第三方监测机构,比如央视索福瑞、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提供的数据,算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结果出来后,大多数报社都认可,但也引起比较大的争议。后来,我们又做了一年,在方法上进行了改进。我们设计了一些需要报社提供的数据,但有些报社不是太重视,就随便报了一个数;还有的认为这些数据涉及商业机密,拒绝提供。但总体来说,这种情况比较少,所以,业界对那次结果的认同率提高了很多。但也有些报社的监测结果同实际情况有差距,他们的社领导经调查后跟我讲,“很抱歉,我们报社的有关部门当时没有重视,数据报得不实,影响了监测结果,这怪我们自己。” 但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延续下去,原因是后来新闻出版总署想把这个年会自己办起来,对监测方法也做了一些改变。这样的监测可能以学术和民间的形象出现大家比较容易认可,而一旦成了官方的评价结果,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要得到各方的认可就很不容易了。 我一直感到有些可惜,其实,对这个项目的结果有争议,本身就说明它得到了广泛重视,说明它是可以引起大家研究和思考的。我们也无法保证监测的结果和事实完全一样,如何评价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反映客观现实,而只能尽可能“逼近”客观现实。而引起争议是有好处的,一是可以帮我们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另外,在争论中可以把数据不能够直接反映出的那些事实揭示出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报社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当时,还有很多报社邀请我去给他们讲课,给他们解释如何从监测结果中研究同其他报社的差距,研究如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青年记者》:如果现在再去做这样一个监测,您觉得在设计竞争力指标的时候,哪些地方是值得注意的? 金碚:设计出的指标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它们是能够反应现实的。第二,这些数据的可得性。第三,要考虑到提供数据的人的动机是否可能影响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比如,在我们的监测数据中没有用“发行量”,为什么?发行量确实很重要,但是发行量的真实数据很难获得。我们不可能在测评之前到每个报社去调查,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别人也没有动机提供。所以我们使用了“用纸量”,你印报纸用了多少纸,印厂有数据,这是很难做假的。而且,我们进行了技术处理,如果提供者有意做假,在数据处理中就可以被发现。第四,还要考虑填报人的工作负担是不是很重,如果你给他们一个很复杂的表,他就有可能不愿意填,或者很马虎地应付,所以,调查表的设计一定要考虑到让他们能很方便地填写。 这件事还可以继续做,但是由谁来做?据我们的经验,还是由研究机构来做比较合适。 公信力具有经济价值,是当前报纸最大的优势 《青年记者》:当前,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报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具体到一张报纸,您觉得它想打造自己的竞争力,最应该注重的指标是什么?比如说中国经营报,它要达到自己理想的竞争力,如果按照核心竞争力报告的要求,它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金碚:我们中国经营报有自己的办报理念,从现阶段的发展或者从新媒体挑战的大背景下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营造公信力。现在,公信力是报纸能够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过去办报纸也要重视公信力,但是过去的报纸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势,比如说时效性、价格优势、大量提供数据和信息的特点等等,但这些优势在和新媒体竞争的时候,已经逐渐丧失。它剩下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把内容做得更精致,更有公信力。同样的一件事情,人家即使看了新媒体提供的信息,很快地了解这件事以后,还要来看一看中国经营报是怎么说的。如果这样的话,报纸就有了更高的阅读价值。 我把新媒体比喻成“自来水”,把纸介媒体比喻成“茶水”,它要精心泡制。即使别人喝过了自来水,觉得解了渴了,也不妨碍再去品茶。这样的优势在我们的办报理念里,就是要有公信力,要做得精致,这是报纸当前的生存之道。 《青年记者》:现在很多报纸已经注意到了公信力的重要性,也着力从新闻和传播的角度来加强报纸套信力的建设。比如,对新闻专业主又的培养,对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弘扬等。悠是产业经济专家,能不能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公信力的“经济价值”? 金碚:从经营的角度来讲,你就要想,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是可以卖钱的。能够卖钱的东西,它有一个基本的特点是稀缺性。从提供新闻这个角度来讲,互联网极大地解决了信息稀缺性问题,使得新闻信息已不再稀缺了,所以你可以免费获得(没有稀缺性的东西是没有价格的)。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讲,他过去获得新闻,主动权在新闻信息的供应这边,所以就要花钱来买新闻。现在新闻信息已经不再稀缺了,而看新闻的时间反而成了稀缺的――我不需要知道这么多新闻,只要开了电脑、手机,就会有那么多人给我提供消息,这时就产生了另外一种需求: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只能把我的时间配置到那个最值得看的东西上。所以,时间的稀缺性决定了他对于新闻的选择越来越重要,谁能够帮他选择,他就看谁的。 默多克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讲得很好,他说传统媒体不会消失,新闻是写在纸上还是写在枯树上,或者写在电 子显示器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为读者提供他需要的东西。 那读者需要什么呢?特别是对于财经新闻类纸媒,面对的是主流人群,是时间价值很高的人,他需要的是信息的选择和权威性。很多老板过去自己上网看新闻,后来找秘书帮他看,看了之后整理几条给他看。政府部门的不少高层领导人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时间稀缺问题。这就很典型地说明了新闻信息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报纸经营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新的情况和趋势。 报纸一定还有市场空间,只是看你能不能抓住发展的关键。如果你像办新媒体一样去办报纸,那你一定会失败。你也追求内容多、时间快那一套,你多得过新媒体快得过新媒体吗?技术的发展已经决定了报纸的某些优势在减弱,但它的市场价值实际上仍然是有的,就看你能不能把这杯茶泡香了。人总不能光咕噜咕噜喝一肚子自来水,等他想起喝茶了,你就告诉他我这个茶怎么好,还能把泡好的茶香喷喷地端到他面前,你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对大多数报社来讲,跨媒体合作是实现多媒体融合比较现实的途径 《青年记者》: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纸媒也在不断地探索融合之道:办网站、做手机报、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等等。您对纸媒的多媒体发展有什么看法?中国经营报在这方面有什么探索? 金碚:中国经营报实际上是个周报,和日报相比,它受到的新媒体的冲击相对比较小。尽管新媒体对报纸是一种竞争、挑战,但新媒体和报纸没有绝对的界限,优势可以互补。互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报社既办报纸又做新媒体,比如说第一财经,虽然第一财经日报并不是很成功,但是它跟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电视,第一财经广播、第一财经周刊一起,形成了一个多媒体平台,它的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像我们报社,也在试图向多媒体发展,比如说也有网站,但是不一定多媒体都在我这个组织内,采取外部合作的方式,同样可以发展多媒体业务。 《青年记者》:现在业内讲媒介融合,更关注的是内部的媒介融合,比如刚才说的第一财经。您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跨媒介的融合,超出纸媒自身之外的? 金碚:就是互补,合作,而不是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合作对大多数报社来讲是比较现实的。因为报社自己来做多媒体,会受到投资和管理的局限。比如,你原来能管好这个报,你现在就能管好这个电视台吗?只有少数大型的媒体能走这样的路。我们要走一个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相结合的路,仍然是要实现传统媒体和多媒体,包括其他媒体的优势互补。 具体到中国经营报,有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它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经营报和它的子报精品购物指南,还有经济管理出版社,都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旗下的媒体。这三个载体链接着研究资源、学者资源,我们计划把它们做一个业务上的整合,使它们在中国媒体中具有高度的独特性,用这个东西来保持我们的竞争能力。 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为什么能够发展?因为它们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主题,一个经济主题叫“中国制造”。中国经营报实际上就是和“中国制造”的发展是同步的,一个经济主题是消费,精品购物指南是和中国消费的发展同步的。我们一定会从一个制造大国,变成一个消费大国,而且形成“中国管理”的模式和经验。在这种理念下,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两份报纸和一个出版社的独特优势,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强国富民的历史大潮。 不断地抓住报纸所关注的领域的发展,做到有独特性,这是每一家报纸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你没有独特性,在一个信息充分供给的环境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读者的时间有限,你永远要想到随着读者水平,收入的提高,他的时间价值也一定会越来越高,而他们用于接触媒体的时间总是有限的。让读者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就是报纸公信力价值的经济学根据。 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不断地去试,报业改制也应是这样 《青年记者》:目前为止,媒体所实行的大都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对此,您在《报业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实质上是规定报社一方面必须把社会利益摆在第一住,坚持编辑立场的重要性绝对高于经营目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报社参与市场竞争,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独立经营,自我发展……‘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必然结果是,报社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具有盈利的性质。”如您所论,现在,新闻出版业的转企改制已在进行中,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部署要求,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将于2011年底前全部完成转企改制。那么,改制后,“企业”身份究竟会带给我们哪些变化? 金碚:事业和企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而事业单位客观上虽有竞争,但事实上不那么激烈。企业的竞争,优胜劣汰,残酷无情,中国报业改革的道路上一定会有一批报纸停办,或者一些报社倒闭。但是这个情况和以前会不太一样。 第一,竞争形态发生变化。以前,事业单位,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单位,报纸和报社是一体的,报纸不存在了,报社也就不存在了。将来,企业不是这个样子,报社是报社,报纸是报纸,报纸是报社的一个产品,报社是竞争主体。这样,可能会有一些报社由于种种原因,不办原来的报纸了,或者把它卖给别人,它又去办别的报纸了,这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就是说,报社和报纸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企业化的体制下,报纸只是报社的一个产品,可以生产这个产品也可以不生产这个产品,而且它这个企业可以有母公司,有子公司,一个报社甚至只是一个公司的子公司。它的竞争就和事业单位不一样。 第二,我们判断一下,中国国有的报社,将来可能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的看法是,现在中国报社的改革,只相当于国有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阶段,就是刚刚推向市场。绝不要认为,改制了之后,报社的前途就铺满了鲜花,不是这样。搞成了公司不一定赚钱,不一定能够活下去,改制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让一些没有生存能力的活不下去。为什么要办社保啊?社保就这个道理,把人保了,你企业倒闭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国有企业,从1992年开始就推向市场,当时大家都认为改制了,减政放权了,就一定会赚钱了。完全不是这样。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出现了普遍的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职工下岗)。经过了三年的脱困,国有企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才走上了比较顺利的发展道路。报业的发展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很多的报纸真正走向市场以后会很艰难,但是没有关系,正是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会训练出一批真正的办报人。在市场条件下磨炼出真正的报人,真正的报业企业家,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以为只要一改制,从事业变成企业,日子就好过了,这不可能。这个事情,不管是报社还是政府都要有充分 的思想准备,政策上大概也应该有后备。一般来讲,地方报社的日子会好过一点,地方政府容易出台一些支持报社的政策措施,而中央则几乎不可能。改制的目的,就是把你慢慢推向市场,在市场中慢慢学会市场竞争,培育出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报社、报纸。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国有企业都改了30多年了,现在还有很多问题。 报社在改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到底怎么改,国有企业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大家想得都有些天真和简单,以为只要政府出一个规定,搞一个统一模式,大家照葫芦画瓢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了”。而实践告诉我们,改革的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我的主张是,让报社自己去探索,政府不要过多地干涉应该由报社自己来解决的一些问题,不要以为,政府可以搞一个统一方案来规定报社应该怎么样,报社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样,董事会应该怎么样。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一一试,不断地去试,去探索,让大家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创新力,就一定可以找到好的东西,形成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报业制度。不要认为现在我们建立的就是现代企业制度,其实,全世界都没有一个统一模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即使是美国的企业制度与欧洲国家的企业制度也有很大的差别。 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软实力,而不是创造GDP 《青年记者》:如果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改制顺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会不会形成一种新兴的传媒产业?我们可不可以大胆期待,传媒产业将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请您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上分析预测一下。 金碚:仅仅从报社、报纸来讲,连同出版业,都不是一个能爆发性增长的行业,它过去的盈利性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垄断性,垄断保证了它有比较好的收益。像一些行业报刊,这个行业里面就你一份,你当然行了,如果别人也能办,你还能那么容易生存吗?所以,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软实力,而不是创造GDP,对此不能期望过高。但是,整个传播、传媒业,甚至包括某些娱乐的相关领域等等,则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空间。报纸还是一个比较精致的行业,它有发展的空间,还有很好的市场,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爆发性增长的行业,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把报业作为经济支柱的。 《青年记者》:通过这样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我国会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一城一报的现象? 金碚:我认为不会出现美国那样的业态,为什么呢?很简单,比如,按说在青岛不应该出现海尔和海信两个差不多的企业,但青岛就有两个;在顺德也不应该出现这么多相同的家电企业,可它就有。政府也希望把它们并在一起,但也并不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城市规模也都不小,像北京有1000多万人口,而美国的城市大都比较小,都是小城,它那些报纸带有社区性质。再一个原因,投资主体各种各样,北京市办了一张报纸,那人民日报为什么不能办一个?光明日报、广州日报为什么不能办一个?而且,我也不认为一城一报对中国的报业发展是有利的。也许,在中国一个城市里面就应该有两三家甚至更多份相互竞争的报纸,这样竞争才能更有效果。 科研和传媒完全可以优势互补,比翼齐飞 《青年记者》:最后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您是经济学者,也是报纸的管理者,这在国内媒体中极为少见。而且,近年来您无论是理论研究方面还是报社的经营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您觉得,经济学者的身份给报社管理带来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还注意到,您在参加会议、论坛提到自己的身份时,总是首先强调自己是一名经济学者。经济学研究比报业管理对您来说更有魅力吗? 金碚:不能这样简单地说。我来管理这个报社,就要发现我的优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我的比较优势就是我是一个经济学者,研究人员。我来办报,当然要发挥我的优势。 我的优势在哪里呢?具体说,第一,我对经济规律的把握;第二,我所在的报纸本身就是一张财经类报纸,跟我的专业贴近。第三,我是一个研究人员,所以我带着研究的心态去管理这个报社,否则可能会觉得很痛苦。管理报社很难,矛盾很多,那我怎么能够保持平稳的心态,把它看成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它作为我研究的一个对象,发现其中的规律,探索创新的方向。这样就会使管理报社成为一件有乐趣的事情。 我们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办了一些实体和事业项目,我就跟同事们讲,你们都是研究员,不要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事务性,不值得我们这些博士、教授去做的。你们要这么想,做这件事情就跟做一个课题,写一篇文章一样,你得好好研究它,它有什么规律,怎么才能掌握,有了这种心态就会感觉比较有趣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报社就是你的研究对象,你一边研究它,一边去管理它,也许就能很有意思。要不然,又是打官司,又是人事矛盾,你不觉得烦吗?但如果你以研究者的心态来应对,就可以发现其中的有趣之处。 《青年记者》:那您的报业管理的经验,对你的学术研究有没有启发和帮助? 金碚:有啊,而且很有意义。我会把很多研究项目放到报社来做。比如,现在竞争力的研究在国内有影响,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做了一个理论性的课题,理论性的课题怎样延续下去呢?怎样和现实接轨呢?我就在报社搞了一个竞争力研究中心,现在中国经营报有一个研究院,他们常年收集数据、联系专家、召集开会,负责竞争力研究项目的各项工作,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哪个大学的研究人员会有我这样的研究条件啊?没有。再如举办竞争力年会,每年一次,越办越兴旺。许多顶级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以及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来参加。一同研讨中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 我们还办了一份杂志ChinaEconomist(《中国经济学人》),是一份学术性经济类英文杂志,已经创刊三年了。在短时间内就达到了很高的质量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力。这份英文杂志的成功就是充分发挥了研究单位和报社双方的优势。杂志的主办单位和学术编辑部设在工业经济研究所,负责组稿,文章内容把关;后期制作的编辑部是在报社,包括翻译、校对,请外国专家进行文字润色,印制。低成本高效率运行,运作得非常成功!这样的办刊方式其他人很难做到。这也是我们科研单位和传媒单位相结合、优势互补的一个成功案例。 《青年记者》:谢谢金社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通过和您的交流,真的受益匪浅,用经济学者的眼光看报业的现状和发展,别有洞天。期盼您在经济学者和传媒管理者的双重角色中收获更多的经验和成果,并能通过《青年记者》杂志,启迪更多的传媒同行! 传媒经济学论文:世界传媒经济学术的聚焦点 5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中国教育报刊社五家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京隆重开幕。这是该学术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也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本届会议主题为“传媒产业:全球化・多样性・认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两百名传媒经济学者参加了会议。本刊特刊发本次学术会议上部分领导讲话和专家学者演讲的摘要。 传媒业发展需要认同和共识 赵启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这次会议将“媒介产业:全球化・多样性・认同”作为研讨的主题,其目的在于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传媒业如何实现多样性发展的问题,并力图在这一问题上寻求达到某些认同和共识。我很欣赏“认同”这个词。所谓“认同”,是指人们相互之间在心理上的身份认可,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是人们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通过自我关照和规范的学习而形成的。 如今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信息传播国际化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在我们会议的主题范围内,至少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认同存在着世界传媒经济学的共同性,二是承认各国传媒经济学的特殊性。 传媒经济学交汇了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最新的通讯科技等许多学科,也需要充分的、可靠的基础统计资料和应用相关的数学工具。中国的多数大学并不缺乏这些学科的学者,缺乏的是跨学科的融合。我们同时注意到如果缺乏研究者和传媒行业的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也难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中国平面媒体的未来发展 石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的平面媒体面临着一个发展的机遇期。据了解,“十一五”期间,有三分之二的省份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型产业来发展,在文化产业中,报刊媒体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九亿农村人口被激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平面媒体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 其次,中国的平面媒体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保持主流媒体地位。平面媒体与其他媒体相比,有人力资源优势、品牌优势和内容生产上的优势,对传播领域的权威性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平面媒体在经济规模和公共舆论方面的主流地位不容置疑。 第三,传媒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使平面媒体的发展如虎添翼。数字化为平面媒体的内容生产,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门户网站、无线通讯、3G、博客、搜索引擎等新兴媒体和技术将进一步加快技术创新和传播创新的速度,平面媒体将借助新兴媒体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在传媒市场上关于如何把报刊内容转化为数字化内容,把报刊发行转化为数字化营销,把报刊受众转化为数字化受众的思路和实践越来越成熟。报刊业与其他媒体之间,相互交融的趋势在不断加快。这对中国传媒业更好的把握发展机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迅速壮大 李卫红(教育部副部长)随着传媒产业的发展壮大,中国新闻教育事业也迅速壮大。新中国成立之前,新闻教育规模很小,50所大学新闻专业培养的毕业生不超过1000人。改革开放之初,设立新闻专业(系)的学校也不过10所,在校学生大约600人。即使到了1994年,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点也不过66个。最近10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教育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1995-1999年,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点每年增加10个左右;2000-2004年,平均每年增加70个。目前,中国设立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本科专业点超过了660个,硕士研究生点80多个,博士研究生点10多个;在校学生超过了12万人。 传媒业的“全球化”和“多样性”问题 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组织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传媒经济学术机构,该组织的前6届会议都是在欧洲和美洲国家召开的,我们能够获得第7届学术会议的举办权,应当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一些学者担忧,在全球化的影响和促动下,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还能够保持多久?特别是在大型跨国传媒集团不断对外扩张,并且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抑制的潮流和趋势的情况下,这种多样性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威胁,那么各国政府和传媒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另外,作为信息媒介和舆论手段的传媒业又怎样在实现自身多样性生存与发展的同时,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信息和舆论的支持?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传媒经济学界所应当关注的话题。也正因为此,传媒业的“全球化”和“多样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传媒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也是上几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涉及最多和研讨最为集中的议题之一。 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趋势 黄勇(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规划院院长)在今后若干年里,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将进入全面、快速、持续发展的轨道。其基本趋势将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内容产业市场化。随着传播竞争的加剧和节目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非新闻类节目将实行产播分离,并逐步走向市场,节目供求关系将加快由自产自播向市场交换交易转变。二是产业经营公司化。逐步实行分类管理,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办法,将广电媒体可经营部分资产资源剥离出来,按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构建市场主体,实行公司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三是投资主体多样化。在国家投融资政策的指导下,面向市场的广播影视经营式实体,将积极吸收公有资本、非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广播影视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形成多渠道资金的投入,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四是盈利模式多样化。充分发挥产业资源优势,大力开发数字电视、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的新业务,满足各种新媒体的内容需求和各类消费者的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五是产业发展集约化。加快资源整合,结构调整和重组,发掘优势资源和潜在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益,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增强产业持续发展能力。推进频道制和各项配套改革,推动节目栏目的创新,积累和打造特色品牌,提升广播电视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传媒经济在实践中的发展 周鸿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在实践方面,中国的传媒经济发展,是从广告经营开始的。第一是报刊经营的收入,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天津日报率先刊登了以后的首个报纸广告。从那个时候起,报刊开始有了自己的经营收入,到2005年中国大陆的报刊广告收入已经达到了469.36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6.59%。第二是广播电视的经营收入。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广播电视的广告收入从零开始,到2005年中国广播电视广告的收入已经达到了458.63亿元。第三是网络媒介的经营收入,2005年中国大陆的网络媒介的经营收入已经达到了41.7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78.4%,其中网络广告收入是四年前的7.6倍,达到了31.3亿元。第四是手机短信经营收入。2005年中国大陆的手机短信的经营收入已经达到了304亿元。比2004年的数字超过40%。这是实践方面中国传媒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媒介产业发展及其环境变化 崔保国(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从整个产值规模上来描述中国传媒产业的规模,我们测算了一下,2005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规模是3250亿人民币。虽然我们传媒媒体公司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整个广告的总额在世界市场上一比较,我们的规模是比较小的。而且在各个媒体里,媒体的集中度在国内还是比较大的。比如以电视业来看,中央电视台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电视台,CCTV的广告总收入占中国整体广告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 在加入WTO以后的传媒产业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为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发展势头在降低、衰落。而增长比较快的是手机短信销售额的增长和网络媒体广告额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的媒体在这样一种环境发展变化下,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呢? 首先是媒体的媒介企业体制转变。围绕着这种体制的转变,中国的媒体还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开展立体化的经营,主要是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结合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传媒企业,现在他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发展和扩张,正确的选择就是走集团化的道路。可能在未来几年里,中国的媒体数量会减少,但是媒体的规模会不断扩大。这种集团化的发展有利于媒体企业经营的集约化。另外的发展趋势就是数字化,所有的中国传统媒体,都要有一个重要的课题――“怎样实现数字化转型”。电视实现数字化转型已经开始,特别是报纸媒体和期刊媒体怎样和数字媒体结合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市场和现实的数字化转型道路,是未来中国媒体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发展课题。 中国报业发展的动力 梁衡(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展望未来,推动中国传统报业发展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高速成长带来的机会。中国社会经济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我们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这种发展给我们传统报纸也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社会发展、民众文盲率的降低、文化水平及经济水平的提高,使传统报纸维系着比较庞大的数字。特别在未来几年内,二线三线的报纸可能成为拉动报业的增长点。 二是改革与创新能够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只有体制不断改革,报业体制机制创新才能使传统报业激发出强大的动力,在与其他媒体竞争的过程中留住优势,为传统报业学习新技术、新资本创造新的优势。我们的机制体制现在回头看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记得当年为了一个报纸自己能不能发行,能不能自己分割一统天下的局面就争论了十几年,现在看来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三是对新技术的学习和利用带来了自身的转型。报业一直是新技术的积极支持者,报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新技术的应用史,过去报纸每一次进步都利用了新技术,从黑白到彩色,从薄报到厚报时代,到开办电子版、网络版,到今天开办手机报等其他尝试,都是在不断地学习新技术,下一步传统报纸在采编印等各个环节,还有一定的技术空间可以利用。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报业也能够通过利用新的技术,将传统报业的人才优势、文化积淀优势与内容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为传统报业开创一个新的明天。 报纸衰退期的增长战略 吴海民(京华时报社社长)我们给报纸衰退期提供的战略性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领先战略。报纸的市场领先者不应该放弃一个强者愈强的机会,因为衰退的市场必然会加大产业的集中度,其直接结果是给市场领先者带来更大的市场份额。在一个正在萎缩的市场上,只有更大的份额才意味着利润。 二是取舍战略。即是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真正有所为。产业衰退期里干什么不干什么,必须有取有舍。取舍战略有助于强化自己的明确地位,突出竞争中的优势,这也意味着为此要主动放弃一些市场。 三是收获战略,即通过多种紧缩性措施降低经营亏损,降低现金流量,提高利润水平,以尽可能地聚集资金,为未来退出或转移市场做好准备,包括停止新的投资,缩小经营规模,节省有关费用,减少各项开支等等。 四是改版战略。这里的改版绝非版面内容的简单改变,而是指报纸在目标读者、目标市场等方面的重新定位。如着眼于未来的“碎片化”进行市场细分,朝着解释性报纸、免费报纸、社区类报纸以及二线三线城市报纸的转移。 五是退出战略。对某些质量低劣、经营混乱,也丧失了改版价值的报纸来说,也许最好的选择是立即解散,退出市场竞争。退出未必就是坏事,它可以大大减少沉没成本,减少机会成本,也减少未来的退出成本。 六是合并战略。同一地域、同一领域的同质化报纸是可以合并的。特别是同一报业集团内的同质化报纸,应该予以合并,以使资源得到重新配置,运作得当的话也可能得到1加1大于2的效果,使相对劣势组合成市场强势。 七是购并战略。产业的衰退期提供了大购并的机会,并购有利于使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实现产业的集约化经营,有利于减少竞争对手,快速实现市场领先地位,有利于掌握更多资源,特别是一些报纸的内容资源,以实现向新媒体的转型,有利于减低运营成本,也有利于完善集团的产业链。 八是换位战略。即继过去的纸介质本位向数字化本位转化,在保持纸质报纸市场地位的同时,大力研发和运用新媒体产品,在报纸的衰退期里实现报网互动,而在未来则自然过渡到新的数字化媒体。 “融合与转型”是数字时代媒体的必经之路 徐威(东方卫视总经理、总编辑)技术前进的步伐是谁也挡不住的。尽管目前在普及程度、成本、技术成熟度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下,新媒体的发展还不足以撼动电视媒体龙头老大的位置,但传媒产业肯定会出现分众化和碎片化的趋势,传播信息的渠道与平台越来越多,内容市场趋向细分化,单一媒体所能获得的受众与市场越来越小。 但新兴媒体在对传统媒体构成挑战的同时,也为传统媒体提供了众多新机会。新媒体将在未来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从技术角度来看,新媒体是传统媒体在不同传输介质上的延伸。新媒体需要传统媒体的内容,传统媒体需要新媒体作载体。在新媒体时代日益增多的播放渠道可以看作是传统媒体的机会,一个传统媒体可以因自己的内容在不同的渠道播放,摊薄不断攀升的内容成本,获得更大的效益。 赢得受众,但最终还是需要用内容来将受众“套牢”。中国新媒体公司虽然具备先进的技术能力,但在内容制作方面力量相对匮乏,非常需要传统媒体的内容来支撑。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融合的趋势。传统媒体完全有可能通过开辟新媒体渠道实现再次辉煌,与新兴媒体一起共铸辉煌。在数字时代,通过自身跨媒体集团的运作或与其它媒体传播单位合作,将内容通过不同载体形式进行制作与传播,营造分享资源和影响力空间的内在机制与条件,成为未来传媒运作的基本模式。最近20年来,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电视网由3个变成7个,而传统的3大电视网,全部通过兼并与收购实现了转型,它们彻底融入了新媒体革命的滚滚洪流。 传媒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传媒人与经济评论版 近十年来,媒体(这里主要指报纸)不时刊载经济学家的一些评论、分析文章。这种文章一般篇幅不长,多则一二千字,少则七八百字,文章的主题多是当前经济热点问题,有的甚至是当天的经济热点问题。在经济类媒体上,这类文章更是常见,有的财经媒体(不包括受众很少、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经济类同业杂志)几乎是期期(对日报来说就是天天)必有,甚至一期有几篇。 报纸刊发经济学家文章之原因及效应 这种现象似乎在我国新闻史上从未出现过,虽然上世纪上半叶京津沪报纸上也刊载经济学家的署名文章,但数量极少,难得一见。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国内各报几乎难觅经济学家的文章(除了经济学家们迫于形势压力所发表的“大批判”之作),直到世纪交替之时,各媒体才开始大量刊载经济学家的文章。 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是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的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社会上已经存在一股涉及股市、楼市、各要素市场和各实业领域的强大的社会投资力量。尤其是市场机制初步建立,使得普通百姓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经济中去。于是,人们不再需要简单的、有相当数量的信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是需要看到对大量复杂的经济现象作有穿透力、有见地的权威分析。因此,综合类、都市类报纸每天都有此类文章,而一些财经类、经济类报纸则几乎每天都有一整版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上述仅是从读者方面来说的。当今媒体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放开的市场,有了单边的市场需求,不一定就有适当的供给。世纪之交,一批新的都市类报纸横空出世,以贴近读者、贴近市民的姿态出现,猛烈地冲击了向来板着面孔的传统报纸。在上海,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一张成功的、被读者认可的经济类报纸,与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大城市地位十分不相称。因此,新创办或经大幅度改版,出现了几份经济类、财经类报纸,这些报纸大量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后,传统报纸在受到冲击以后逐渐改革,也开始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力争贴近读者。 经济学家在大众传媒上亮相,一时间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尤其是那些千字以下的经济随笔,似乎一下子拉近了普通百姓与专家学者的距离,听到经济学家们的真知灼见。而少数经济学家通过走出经院学府成为大众明星,传媒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版面的“含金量”,提高了自身的档次。 然而,报纸因此而获得成功者甚少,发行量并无起色。其基本原因,除少数几篇既短小精悍又极具真知灼见,且深入浅出的经济随笔外,大部分文章读者并不爱看。有些文章可能过分专业、过分深奥,使人感到不知所云;有些文章则人云亦云,其观点早已为关心经济的读者所知,毫无新意,只不过戴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帽子;而有些文章并非是“随笔”,篇幅很长,读者自然极少。凡此种种,即使经济类专业报纸也不可能亲近其设定的目标读者。 经济学家的分类和媒体素养问题 经济学家其实是分类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自然也是分类的。当然,文章和作者身份不会那么严丝合缝的对应,但基本的倾向,作者的专业特长还会在文章中显示出来。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分类,大致可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产生于人们要求有解释一般经济行为的经济理念,应用经济学产生于企业和个人在诸如生产经营、投资、理财、贸易、会计、签约等活动中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管理经济学则是经济组织系统、有序运转的需要。 而经济学家的分工则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重点来划分的。无论多么出色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经济领域都作出贡献性的研究。经济活动宽广的覆盖面以及人的精力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学这门学科必须有适当的分类。原则上经济学的分类决定了经济学家的分工,但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和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逐步加深,经济学家也会对经济学的分类进行适合于现实需要的调整。因此现代经济学家大致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 显而易见,从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分工来看,一般读者包括十分关心经济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应用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家、企业经济学家。 理论经济学家研究的理论经济学,虽然枯燥深奥,常人不易懂,但日常的经济问题,一般的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都需要理论经济学作基础,企业经济学家、尤其是政府经济学家往往是由理论经济学家出身的人来担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家中,有不少是有名的理论经济学家。 作为名人,读者崇敬有加,而传媒为了提高自身档次、为了吸引读者,对之竭力追捧,恨不能请他们日日在此开辟专栏,起码也是每逢大事即发表文章。 可是,理论经济学家不可能每天都出成果的,大部分理论经济学家皓首穷经一辈子,也未必出大成果。何况,理论经济学家中还有不少专治计量经济学,其研究成果,普通的读者是不会有多少兴趣的。 当然,关于政府经济学,关于公共财政政策,有些正好事关某位理论经济学家专长,那么请他在媒体上评说,无疑是恰当的,可是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少呢?政府经济学家研究的大半是公共财政政策,普通读者当然关心。但是政府经济学家中相当一部分平时是在做各种数理经济模型,计算各种经济参数,以求比较严密的结论、方案,供政府参考。这样的计算、研究、模型,能有几许读者会懂? 同样,企业经济学家也有许多是研究计算做模型的,多半服务于某个上市公司或证券公司,而上市公司则牵着万千投资者(也是媒体受众),并且众多上市公司每天都会有大量信息需要分析需要解读。在这个领域中,经济学家有大量言论要发表,而读者也有着大量阅读的需求。这就是股评大受欢迎的缘故。 然而,对于企业经济学家来说,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表面来看,受雇于谁,自然为谁服务。企业经济学家受雇于企业和企业家,自然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中国股市目前还很不规范,上市公司、证券公司黑箱操作时有所闻,一些企业经济学家跟着一起虚假的信息和误导的分析也常常发生,这就引出一个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企业经济学家固然要忠于雇主,也要忠于社会大众,可在学术问题上,在经济学家的本身职业上,凌驾于上述两个“忠于”之上的更高的“忠于”,是忠于真理。可惜,现在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道德问题不仅对于企业经济学家,对于政府经济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也同样存在。企业经济学家在为企业讲话时,人们还容易识破,因为他们所受雇的身份通常是公开的,而一些大牌的理论经济学家为某些利益集团讲话时,人们往往在事后才能发觉。而当读者发现自己被误导之后,还会对那些经济学家文章感兴趣吗? 同时,经济学家见报的文章受欢迎,还需要执笔者的媒体素养。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个好的媒体作者,就如同一个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个出色的科普作家。所谓媒体素养,其实就是新闻所需要的文体。我们常说,新闻文体就是把一件事用大白话写出来,让普通读者都能读懂。媒体上的经济学家,既要有观点,又要有道德,还要有媒体素养,这简直是一种苛求了。 然而,今日之报纸确实需要大量那些切中时弊、有分析、有观点的经济随笔,这是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报纸。有人说,今日报纸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竞争,而是到位的分析、深刻的思想、正确的观点之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这句话是对的。可是,经济学家又不可能提供那么多适用于报纸的文章。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笔者认为,这个任务理该由媒体人承担。 首先是其必要性。就传媒而言,读者的需要就是传媒的责任,而对传媒人来说,传媒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报纸上的一切文字、图片最后均由报纸的编辑、记者落实在版面上。编辑、记者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责任,千方百计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那么,一般编辑记者能胜任吗?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编辑记者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其长处是了解读者的需求、心理、阅读习惯,抓得住新闻热点、大众关注点,善于把一件事情或一个道理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而这些技能在经济学家那里是很少有人具备的,且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养成的。 当然编辑记者的短处也是明显的,即缺乏经济学专业基础,然而这个短处并非不能攻克。一个记者、编辑的知识面应该是广博的,但不可能是“万能博士”。编辑、记者的采访面很广,不可能对采访的对象、采访的事物有很深的认识,但必须在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尽量去加深理解和把握。当一个经济热点、经济关注点出现之时,编辑记者可以找适当的人、适当的事、适当的经济专家作为采访对象,从而写出适合读者胃口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文章。另外,作为专家型的编辑记者(包括报社领导)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撰写一些经济评论、经济分析。 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的编辑记者应当具备相当的经济学基础,最好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学历,报社也要有意识地培养一些专家型人才,吸引并稳定一些骨干在这一领域干下去。目前记者轮换采访条线,虽然利于防止记者站在采访对象立场代表利益集团讲话(这说到底是编辑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但不利于培养专家型人才。当然,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的编辑记者也有一个职业道德问题,这就不是本文所探究的问题了。 笔者认为,作为一份经济类的大众报纸,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每期都有以一两篇经济学家亲自撰写的文章为支撑,以许多由自己撰写的文章为基础,能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 (作者单位:上海商报) 传媒经济学论文: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改革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传媒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们不仅认识到了传媒业的经济属性,而且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支持其产业属性的充分发挥,使传媒产业真正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大发展的支柱产业。但是,目前我国传媒业的发展依然面临一些制度和体制改革的深层次的难题,这关系到我国传媒产业能否进一步健康发展。本文试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揭示当前传媒业改革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一、历史上的制度改革与制度构成 纵观中国历史可知,封建社会是统治时间最长的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其一直处于经久不衰的地位就是因为,从公元755年到公元960年,封建社会进行了体制的转变,即由刚性体制转变为弹性体制。换句话说,也就是经历了205年的朝代的更迭,而封建制度这一最根本的社会基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使中国在历史长河里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国家。历史告诉我们,在同一种制度下可以有不同的体制,一种体制转换为另一种体制就可以称之为制度调整。这种制度调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改革。 改革也有很多种,但仔细划分无非两类:激进式的和渐进式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可以说是激进式改革的最好代表。俄罗斯从1992年初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盖达尔改革”即“休克疗法”。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秩序。这种改革忽视了制度转变中的非正式约束的影响。而中国的改革较之成功的原因就是走了不同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的改革道路,我国注意到了制度的构成,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又称为正式约束,它是指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出的一系列法规、政策和规则,从宪法,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各种政策规定、实施细则,最后直到个别交易的个别契约。非正式制度又称为非正式约束,它是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不依赖于主观意志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若斯认为,制度变迁总是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变化的统一的和互动的过程。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非正式约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正式制度的演变方向、演变过程和演变结果。正式制度的建立必须满足非正式约束的条件,它的建立过程必须同非正式约束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等的逐渐变化的速率相一致。如若不然,即使新制度建立也会因为制度突变带来的非正式约束的不适应影响新制度功能的发挥,甚至彻底失败。这就是中国较之俄罗斯改革得以成功的真正原因,我们对正式制度的建立和非正式约束的发展速度上予了更多关注。 二、对制度概念的量化解析 究竟什么是制度?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还没有形成对制度概念公认一致的定义。现存的定义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制度的涵义,其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有以下几种:凡勃伦认为制度是一种习俗,由于被习惯化和被广泛地接受,这种习俗已成为一种公理化和必不可少的东西。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T.W.舒尔茨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设计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这些概念都是从语言文字上对制度作了详细的表述,可以说是一种定性的分析。 为了使制度的概念更加直观形象化,我们可以用数学的语言将它量化地描述出来,即制度是行为空间里的一条封闭曲线。这个定义是建立在拓扑学基础上的。所谓行为空间就是经济主体各种可能的行为共同构成的抽象数学空间。如图1所示,可以用平面图表示整个行为空间,用平面图上的小方格表示各种可能的行为。要注意,这里的每一个小方格表示的是一类行为的集合。因为各种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不计其数,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只能把每一类行为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对象单元,不可能针对每个具体的行为都设计出一种具体制度。 制度曲线必须是封闭曲线,其意义在于能够清晰地分出制度内部和制度外部。在行为空间中,制度内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允许的,制度外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不允许的。在制度内外部之间还有一个制度边界,也就是科斯所提出的“制度灰色地带”。在图上就表现为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的部分,如图2所示。 三、制度经济学与传媒改革 如上所述,“制度的灰色地带”就是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是否利用这些相交部分以及利用多少,是判断保守型企业家和积极型企业家的标准。保守型企业家希望制度制定者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划分的很小,尽量减小制度边界,少用或是不用相交部分;而积极型企业家恰恰相反,他们会积极主动的影响制度制定者,将网格尽可能扩大,加大相交部分的面积供其利用。 既然传媒产业具有经济属性,是国民经济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制度经济学中的理论也适用于它。如何利用这些相关理论解决困扰传媒发展的制度问题、体制问题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从宏观整体上积极利用“制度的灰色地带”,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多地利用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国家发文规定不得进行的活动不进行,但是如果没有明确说明的,还是可以尝试。 例如,湖南卫视举办的活动“超级女生”。国家广电部没有相关文件说明不得举办此类节目,湖南卫视就打擦边球,不仅上节目,更是将节目大众化、平民化、娱乐化,此举获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在全国的电视节目中得到广泛“克隆”,以致节目在发展中走形,出现了一些低级化、庸俗化的东西。于是广电部在2007年初发文,严格审查此类节目的举办权。或许还有电视台期望在2007年可以举办类似的节目活动,但是广电部的政策制订者们早已将这一类行为空间中的网格细化,使得制度边界变小,缩小了“制度的灰色地带”,那些保守型的传媒企业家们也只有望“格”兴叹了。 再看看传媒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对传媒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没有稳定的资本运营,传媒业就无法做大作强,无法与国际上的大型传媒企业集团抗衡。目前我国传媒资本市场上存在着几大缺陷,首当其冲的要算是结构缺陷。我国传媒资本市场总体是“权力嫁接”,而非“资本联姻”。传媒企业要想得到资金发展,就必须首先得到行政权力的许可,方能合法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这使得一些省级、国家级的大型传媒企业比地方上的小传媒企业更容易得到发展资金,人为地使传媒资本市场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在股票市场上,规定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权不能流动,这使得上市传媒股本结构行政化,难以按市场信号和市场规律运营。深沪股市上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苛刻,将许多中小媒体挡在资本市场外。 既然政策如此规定,那么就要积极寻找“制度的灰色地带”。除了规章制度中明确说明的涉及到传媒政治属性作用发挥的领域外,其他部门,如节目的制作、播出、售卖等环节都可以吸纳民营资本。在股票市场上交易时,传媒业都是以现货交易为主。这里也没有制度规定不准进行交易形式的创新,所以可以考虑传媒期货交易的可能性。再者,目前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资产证券化是否可以应用到传媒产业中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这些方法和手段都是建立在对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即制度拓扑模型中的制度边界扩大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小方格较为稀疏的基础上得出的。它是站在制度的利用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 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其与制度利用者的立场刚好相反,他们要做的是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由稀疏变得细密。这样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就变小了,即制度的边界就变小了。如图3、图4所示: 我国的传媒业最大的问题是产权不清,国有资产出资人缺失,所有者缺位,管理层缺乏长期激励机制。我国媒介机构的产权属于国家,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作为人民的人行使剩余所取权,同时作为媒介经营者的委托人,行使监督权和管理权。这样,我国媒介机构的所有者实际上处于一种虚拟状态,而委托人和人却呈现出身份重叠的现象。媒介制度的制定,就是要消除这样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在媒介机构的行为空间中,要将原来松散稀疏的方格细密化,就是要根据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将存在的网格再次细分,形成清晰的委托关系,从而彻底弄清媒介产业的产权、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使制度利用者没有多于的制度边界可以利用。 可以将媒介的委托分为三步。首先,是最高层即政府间的委托,这是国家权力机构对媒介管理权、选举权等权力的高度控制,此时非国有资本除外。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与政府的管理部门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其次,是基层政府通过对媒介财产管理等手段将政府意志设定为舆论目标,通过媒介机构实现,这称之为政府与媒介间的委托。由于法律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政府主管部门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能,而不是直接管理企业,所以按照《公司法》要求把企业的控制权委托给企业的董事会,于是出现了这第二步的委托关系。最后,是媒介内部的多层委托关系,经过第二步关系后,董事会再按照法定程序委托职业经理人对媒介运营进行监管,从而形成了媒介组织内部委托。这样,国有媒介的委托关系就成了国家――政府管理部门――董事会――经理人的三重格局。 经过委托关系将媒介行为空间的网格细分后,国有媒介的出资人缺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即参照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办法,由各级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媒介出资人职责或是政府成立专门的特殊法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媒介产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明确了出资人地位的前提下,再根据可观测到的有限信息来激励处于不同层次的人,使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目标函数一致。对于普通的媒介工作者,一般主要采用物质激励约束,对于媒介的组织管理者,通常采用精神激励约束和控制权激励约束相结合的方式。在控制权激励约束中,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激励约束往往会给媒介管理者带来更大的精神满足,使媒介管理层体会到除薪酬外的其他长效激励。这样就有效地减少了媒介制度的灰色边界,可以建立高效的媒介公司治理结构。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 传媒经济学论文:从传媒经济学看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 数字移动电视是采用了先进的数字电视技术,通过无线数字信号发射、地面数字设备接收的方式进行电视节目传播的。观众可以在其有效覆盖范围内任何安装了接收装置的公交车、出租车、轮渡、轨道交通等移动载体中收看到移动电视画面。 公交移动电视作为数字移动电视中的一种,它是借助公交车的载体平台而存在的。2001年2月,新加坡TV Mobile首次在巴士上安装了数字移动电视。而上海于2002年10月开始公交数字移动电视服务。随后湖南、北京、江西、河南、南京等二十多个省市也陆续在公交车上播放移动电视。公交数字移动电视成为当前车载数字移动电视发展的主力军,在公交系统上大显身手。 公交移动电视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兴的传播现象,它的盛行符合传播的时代趋势,并且它同时具有大众传播和分众传播的特点。但公交移动电视是怎样产生的?从媒介经济学的原理这一角度来分析,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与发展存在着多种动因: 1、供给与需求。供给与需求是两个重要的经济范畴,供给是指生产者向市场提供的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它是实现商品交换活动的基础或前提;需求是消费者根据其购买能力向市场提出的对劳动产品或劳务的需求,它包括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两种类型。把供给与需求理论引入电视领域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二是电视节目已经走向了市场。目前我国虽然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但是电视节目的商品性已为人所共知。特别是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更加是市场规律特别是供需原理作用的结果。 在传媒市场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消费者,也就是受众。所谓受众需要,即受众对信息、知识的不满足感和必要感。而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正是随着目标受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律的变化而变化,跳出了与传统电视媒介的竞争蓝海。媒介形态的多元化格局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受众不仅能够在自家客厅观看电视节目,在乘坐公交电视的路途中也能观看到精彩的电视节目。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于信息缺乏的焦虑感是无时不在的。对于这样一个存在巨大需求的消费群体,供给方公交移动电视便产生了。公交移动电视媒体呈现出领先性、多样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 2、资本的逐利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劳动力和成熟的产业运作经验的支持,工业文明已经积累的大量剩余资本继续寻找新的投资热点。根据国内学者的估计,2008年我国文化市场有上万亿元的市场容量。巨大的市场容量就意味着客观的产业利润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移动电视作为高速看涨的拥有高投资回报率的媒体,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剩余市场空白点,吸引了众多资本的目光。以业界翘楚东方明珠移动电视为例,大股东分别为东方明珠集团与上海文广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一个是资本运作的先行者,一个是重量级的内容制作商。这样的强势组合,可谓如虎添翼。 3、资源的稀缺性。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由于稀缺性的存在而产生的。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无穷欲望而言,经济物品,或者说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资源总是不足的。经济学上所说的稀缺性是指相对的稀缺性,它所强调的不是资源的绝对数量的多少,而是说,相对于人类无止境的欲望,再多的资源也是不足的。 在传媒产业中,受众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组成部分。受众的注意力一向是众多媒介追逐的对象。而显然受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当公交移动电视的及时出现有利的填补了这一注意力缝隙时,公交移动电视已经能在受众注意力这块蛋糕上分得属于自己的一块了。截止到2007年7月31日,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收视终端32,000个,日均受众规模超过1056万人次。其电视终端已广泛覆盖上海8000多辆公交车,90%以上的公交线路,每天受众到达人数为889万人次,受众日均乘车45.9分钟。种种数据表明,新兴的公交移动电视正以迅猛的态势来到媒介生态圈中。新兴电视媒介公交移动电视所占有的媒介接触点与传统电视媒介相比,其受众接触的时间、地点、情景和功能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以说,定位于差异化竞争的公交移动电视从诞生之初就拥有了先天优质的注意力资源。公交移动电视受众接触点的时间分布已经不再集中于传统意义上的“黄金时段”。根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调研结果显示:早晚的下班高峰期,公交移动电视拥有不同寻常的“黄金收视率”。因此公交移动电视有效的利用了传统电视媒介难以覆盖的主要时间缝隙,提高了节目到达率,占据了基数可观的注意力资源,展现了公交移动电视蓬勃的生命力。 在中国,公交移动电视已历经数载,随着以技术为核心的诸多条件的日益更新,公交移动电视的内容与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相关研究数据表明,2006年至2008年,我国移动电视市场的平均增长率将超过50%,预测在未来的3年至5年内,公交移动电视将至少占据全国300多亿元的广告市场份额。可见公交移动的产生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丰富了媒介生态,开辟出了新兴媒介产业发展的另一片蓝海。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06级研究生)
宏观经济论文:金融全球化与宏观经济政策 近十年来,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各国宏观政策有了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场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时,宏观经济并没有相应地变得更加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两次重大经济下滑及一系列货币和金融危机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资本流入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与效率提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有效减少呢?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这三大变化使得现有经济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从而使宏观经济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主权,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会强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物价稳定地区的资本可能会流向经济更强劲的地区,如果资本流动额相对于资本流入国经济规模很大的话,在缺乏适当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本来物价稳定的地区,由于资本追逐高利润而流向别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平衡,从而在该地区造成不稳定。 第三,当资产价格过高以致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货币当局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判断上的困难,即货币当局很难判断资产价格的上涨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还是来源于财富拥有资产组合偏好的永久改变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这种挑战还来自于政治上的困难,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以控制消费物价而不是资产价格为基础的,虽然采取紧缩行动也许对宏观经济是必要的,但中央银行会遇到政治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可能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当资产市场过热,尤其是当资本流入已经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时,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较高的资产交易税和资本流动税来达到抑制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目的。 宏观经济论文:论美国宏观经济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纵观历史,1894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是一个历史性的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欧洲国家的债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拥有的欧洲国家债务进一步扩大。此后,借欧洲国家的经济因战争已经濒临崩溃的机会,美国又通过对欧洲国家的各项援助控制了欧洲。1991年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军事政治强国,直至今日。 研究宏观经济必须研究美国,是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实践方面,其他国家比之于美国,其实践经验是很贫乏的。马克思说得明白,“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如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对象一样,与时俱进的道理决定了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必须研究美国。 有人曾经剖析过前苏联。1991年12月25日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苏联从此在历史上划上了句号。苏联解体前,重工业发达的苏联使得其看起来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然而细究之下,其经济运行态势不仅问题多多,更是有颠覆之忧。有这样一个案例可以说明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妇女竟然在市面上买不到日常所用的丝袜,问题严重到苏联政治局要集体讨论决定如何生产的地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其经济控制到如此地步,经济安全与社会发展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则不同,以2010年美国经济各方面发展数据为证,可以看出美国欣欣向荣的发展力。而其中宏观经济层面的相关政策确保并推动了美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赋予美国经济学家崭新的思维与体验,从而使得经济学的中心最终从欧洲大陆转移至美国,并长期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作为上层建筑的宏观经济学显然是要建立在坚实的物质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而只有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下的美国经济才能够为宏观经济提供如此丰富的土壤元素。美国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生物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受此推动,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增长期。20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4.624万亿美元(2010年,世界国家和地区第1名)。人均GDP为47,132美元(世界国家和地区第9名),经济逐渐恢复。美国的经济体系兼有资本主义和混合经济的特征。 在这个体系内,企业和私营机构做主要的微观经济决策,政府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较为次要;然而,各级政府的总和却占GDP的36%;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社会福利网相对较小,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在全国各地区,经济活动重心不一。例如:纽约市是金融、出版、广播和广告等行业的中心;洛杉矶是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中心;旧金山湾区和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是技术开发中心;中西部是制造业和重工业中心;东南部以医药研究、旅游业和建材业为主要产业,并且由于其薪资成本低于其他地区,因此持续地吸引制造业的投资。美国的服务业占最大比重,全国四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美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了黄金、石油和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出口国,占世界农业出口市场的一半以上。主要农产品包括了玉米、小麦、糖和烟草,中西部大平原地区惊人的农业产量使其被誉为“世界粮仓”。美国工业产品主要包括了汽车、飞机和电子产品。美国也有发达的旅游业,排名世界第三。美国是飞机、钢铁、军火和电子器材的主要输出国。美国先进而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推动了美国在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总是站在新经济增长的制高点,成为引领时展的国家,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保证了其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以及外生性经济效益的不断涌现。而其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完整的法律体系确保了国家系统廉洁高效的运作。市场边界的合理划分,使得美国各个产业各司其职,运作顺畅。美国资源的充分而合理的组合也给予了其发展的基础。 事实证明,对于宏观经济的灵活掌握与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其产生、发展、成熟的环境清晰认识的基础上,美国当前的发展正赋予宏观经济学以崭新的内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宏观经济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面临的问题 经济转轨中宏观经济运行方式与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及其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 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 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 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2.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破坏力量。如上所述,自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一路下滑。出现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市场长期疲软,社会需求低迷。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障碍引起的经济发展内在活力的不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使经济主体(主要指国有企业)缺乏产权约束机制。然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无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使之进一步加剧。首先,它强化了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各种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从而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其次,它把大量经济资源投入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抑制了非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阻碍了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此外,它还使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迅速扩大,从而使经济的正常运行面临巨大的风险。总之,扩张性财政政策因其“挤出效应”日渐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而它对经济运行带来的隐患和风险则日趋严重,因此,它应在政策调整中逐步淡出。至于货币领域,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适宜的,因而应慎防转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免导致通货膨胀。 3.推动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遭遇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制度改革滞后。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都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注: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的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只有407美元,而美国为24794美元, 日本为18404美元;中国的个人消费支出仅为美国的1.64%、日本的2.2%、瑞士的2.0%、英国的2.6%。同年,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5%。)面对如此低下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扭转市场疲软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促进各种经济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在我国新、旧体制因素依然并存,制度因素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制度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关于我国当前的制度创新问题,应另文详加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仅提出若干要点。(1)建立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的产权制度。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创业。我国当前市场低迷,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内资本收益不足,资本形成机制乏力。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即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等领域,仍继续保留国有企业外,原则上国有资本应从所有适于商业经营的部门和领域退出。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并真正消除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以促进其正常的发展。(2)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金融服务起着核心的作用。因此,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当前具有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除了应允许民间银行的发展外,还应促进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3)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机构的改革。现代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的监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为此,政府应尽量减少乃至取消配置资源的权力,让市场来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只有如此,经济才能有活力。因此,政府应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并相应进行机构改革,以实现精简、效能的目标。 宏观经济论文: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一、引言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就是指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即是处于繁荣阶段抑或萧条阶段,波峰抑或波谷。因此,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就很有必要研究经济周期及其阶段。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实就是判断中国经济目前所处周期的阶段。 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两个阶段:收缩阶段和扩张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是周期的转折点。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但是,在实践中要区分周期的四个阶段,或者说预测周期的波峰和波谷这些转折点,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尽管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运用复杂的统计模型来试图预测未来几个月或未来一二年的产量与就业量。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拟从两个层次入手:首先是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这些工具主要是;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产出缺口理论、总需求一总供给(AD-AS)模型、IS-LM模型;其次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GDP增长率、失业率(the unemployment rate)、价格指数。 二、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 (一)产出缺口 运用产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可以判断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缺口是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差,即产出缺口=潜在的产出一实际的产出 当产出缺口是比较小的正值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这时出现衰退的迹象(也可能是复苏的征兆,这是假定为衰退)。随着产出缺Q的不断扩大,实际产出越来越低于潜在产出,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产出缺口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产出朝着潜在的产出水平上升,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产出越过潜在产出线、上升到潜在的产出水平上时,缺口最终变成负值。一个负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潜在产出的值很难估算,不过可以用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近似地表示。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比较大的正值,这时经济出现萧条。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负值(绝对值比较大),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很难测算,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值存在很多争论,一般认为位于8%-1%之间,显示了9年代的潜在增长率估算值。从中可以看出,199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9.7%),差额达5.9个百分点,这说明199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5个百分点,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OP增长率不断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的绝对值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又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经济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年,产出缺口缩小,但依然是正值,这表明,萧条或衰退程度有所缓和,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 (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 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总需求-总供给(AD-- AS)模型来加以说明。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AD--AS图形(图象略)中, 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 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 ASL不同于 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右边,即产出缺口是负值,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左边,即产出缺口是正值,经济处于收缩阶段。前文已述,1996年以来,产出缺口变为正值,并且不断扩大,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 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①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1996年以来,总需求持续减少和不足。到1998年,总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进入2年,总需求全面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增幅比二季度降低.5个百分点,虽然降幅不大,但逐季下降。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7%,增幅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今年消费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力度,但不可能有更大的扩大,因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顽固不退。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持续缓慢。(2)下岗或失业人员继续增加,实际失业率不断上升,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很难增加。(3)消费环境、消费政策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 2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仅比上半年提高.8个百分点,升势有明显减缓的迹象。11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仅增长6.7%,比上月大幅回落4.1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投资领域中的主要问题还是老生常谈的民间投资,即民间投资的启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21年初,投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失去动力,拉动经济的力度会减弱,刚一启动的投资很可能再次陷入收缩之中。 2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形势喜人,首次创下了半年进出口双双“超千亿”的纪录。其中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出口1144.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3%,各月出口增速均在3%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长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有关,也得益于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周边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加大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内部环境。三季度,净出口由增转降,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5.4%,虽然增速仍然较高,但比二季度降低了11.9个百分点,增速回落的 ! 通过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分析,可知2年上半年总需求确实明显回升,但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这表明这种回升相当乏力,很难持续,总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结合AD-AS模型,这表明当前 中国经济仍然位于ASL左边。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很难说真正走出了低谷或萧条。 (三)IS-LM模型分析 尽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首选工具。决定IS曲线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乘数αG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b。在不考虑收入税率t的情况下,决定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MPC)。当前中国的IS曲线陡峭,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即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 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十分复杂,需要对企业分类分析。大体说来,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比较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的依据是1996年以来7次调低利率,但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其实,国有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由来已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时,企业对利率提高也不在乎,依然是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欲望。国有投资对利率升降反应都不灵敏,主要是由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市场、企业和银行等机制尚不完善。综合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可以大体认为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即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 1998年以来,一定范围内流行一种观点: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the liquidity trap)。所谓“流动性陷阱”又称“凯恩斯陷阱”,最早由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是指利率降低得很低时,货币的投机需求(the speculative demand for money)将成为无限的,这时,货币的投机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LM曲线也成为水平的。“流动性陷讲”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1)利率很低;(2)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穷大。在现实生活中,这几个条件很难具备,因此“流动性陷院”从未真正出现过。就是美国3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也没有完全陷入流动性陷阱(但是LM曲线被认为是十分平缓的)。凯恩斯本人曾经声称,“流动性陷阱”的情形从未出现过。1998年以来的中国,并未真正出现流动性陷讲,但是,说我国经济已落入“流动性陷阱”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有助于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某些迹象,应当说是比较靠近“流动性陷讲”,因为7次下调利率,利率确实比较低了,再下调利率的空间已不大。体现在LM曲线上,LM并非水平,当前中国经济不处于“凯恩斯区域”或“萧条区域”,但是LM曲线比较平坦,比较靠近“凯恩斯区域”,位于“中间区域”与“凯恩斯区域”之间。 根据IS曲线和LM曲线斜率的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IS—LM模型形状是:IS曲线依然比较陡峭,不过高垂直尚有一定距离;LM曲线依然比较平坦。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位于萧条或收缩阶段。 三、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 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在他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依然宣称:总的来看,经济学家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inflation),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萨缪尔森的这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提纲挈领,简单明了,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完全可以此为参照。 (-)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自1991年全面回升以来,一直保持超高速或高速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但是,高速增长中又存在一个严重隐患:1993年以来GDP增长率持续下滑,1999年是下滑的第7个年头。按照“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1991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扩张期是2年(1991-1992年),收缩期是7年(1993—1999)年,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仅为2/7,远低于以往历次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更远低于美国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经济平均扩张期持续3.6个月,平均收缩期为14.4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1.58。二战后,平均扩张期持续55.3个月,收缩期大约为1.8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5.12(陈乐一,2b)。由此可看出,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扩张与收缩的比率迅速提高。但是,9年代的中国,扩张与收缩比率却迅速下降,这无论如何不符合世界经济潮流。 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提高,尤其是1991年3月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主要原因无疑首推高科技,即技术变革。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次繁荣(约1886-193年,1915-1931年),技术变革(相继以洋务运动和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起了决定性作用。经典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技术变革。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以及本轮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下降,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缺乏经济增长源泉——技术变革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重在量的扩张,技术水平低,轻技术创新,靠资金大投入支撑。支撑9年代前半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的超高速增长。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44.4%,1993年更高达61.8%。但是,1994年迅速降至3.4%,此后“一厥不振”,持续出现投资不足。靠大投入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一旦失去投资的支撑,其增长速度就会逐渐乃至持续下滑。因此,9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令世人瞩目,但增长质量和效率却令人忧虑。 2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跃升至8.2%,扭转连年来的下滑趋势,人们不禁为之一振。但是,三季度经济回升力度又明显减弱,当季GDP增长率为8.2%,并没有在二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降至8.%。再者,中国经济统计水份太多,种种虚假和不真实的数据充斥其中,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无济于事。因此,中国产出的统计数据可信度相当低,GDP的真实数据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统计数据。鉴于此。我们必须寻找对其他变量的分析。 (二)失业率 失业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细想来,失业的内涵很难把据。西方学者对失业的种种定义,基本大同小异。综合比较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失业涵义的几个要素是:失业人员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第三个要素是失业定义的重要条件,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失业。尽管如此,失业统计中还是存在种种问题,政府公布的失业统计数据往往偏离实际。西方学者对失业成因的解释是:在每一工资水平上劳动需求量降低时工资并不相应地降低(Joseph E.Stiglitz,1993)。因此,失业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工资调整的失灵,即为什么工资不降低;二是为什么劳动需求曲线往左 移动。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失业的这两个成因考虑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长期来说,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成因:劳动供给量增加,即劳动供给曲线Ns向右移动。 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典型形式是失业,但是,我国失业统计相当混乱。失业与下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似乎至今不清楚,或者讳莫如深。“下岗”的含义是:职工离开原工作单位,但其劳动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照此定义,下岗是否就是失业?笔者认为,下岗就是失业,并且是失业的一种典型形式,因为下岗完全符合西方学者对失业定义的三个要素。下岗职工一般都在劳动年龄内,肯定具有劳动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单位。如此看来,下岗岂非失业?只是失业包括的范围更广,城镇隐性失业者和农村失业者不是下岗职工,但都应属于失业人员。 197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在1989年,第三次从1995年开始,现在正处于第三次高峰时期。这次失业高峰的群体以中年人居多,并且集中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身上。真实失业率到底是多高,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3%左右,照这个数据,我国失业率很低,根本不存在所谓失业高峰。在西方国家,3%的失业率还低于自然失业率。但是,官方的3%仅仅是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城镇隐性的失业者、农村失业者都没有计算在内,试想如此官方失业率不知有何实际意义?在分析中,我们自然不能以官方公布的 3%作为我国真实失业率,真实失业率会远远高于3%。21年以来,下岗或失业人员还在继续不断增加。 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从长期因素来看,是人口总量过多,这是当时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总量过多自然导致劳动力总数(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过多。从短期因素来看,失业高峰是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总的说来,失业是由于劳动供给量远远超过劳动需求量,工资又不能灵活调整劳动供求(工资刚性)。 劳动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主要原因是产量下降,即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产量增加时,就业量也趋于上升;反之,就业量趋于下降。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也认为,就业量和工资不是在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产品市场上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决定的。凯恩斯的意思就是说,决定就业水平高低的是产量水平。就实证分析来说,产量水平与失业率确实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下岗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需求量减少,表明经济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阶段。 (三)价格指数。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物价波动是经济周期被动的主要现象之一,有些西方学者干脆就用物价变动来描述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前文所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降低。即减速的物价上涨,甚至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这时经济滑入萧条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攀升,即加速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这时经济步入繁荣阶段,因此,物价上涨速度的加速或减速是判断周期不同阶段十分重要的参数。与此相对应,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高;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低。总需求曲线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减少,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降低;相反,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增加,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攀升。 1997年1月,物价开始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1998、1999年两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都处于负增长中。从月度数据看,1999年全年各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上年相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4、5月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5%和2.2%,是1997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此后,各月同比价格的降幅开始稳步回落。生产资料价格自1996年4月以来,一直持续下降。1999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 4. 8%。1999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幅度呈缩小趋势。 2年价格总水平持续在低位徘徊,并且呈现波动的特征。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是1998年4月以来连续22个月负增长后首次正增长,3月份、4月份又下跌,5月又开始持续略有上涨,但是8、9月份的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2和、3个百分点。1月份与上月持平,11月份同比上涨1.3%,环比略涨.7%。2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9%。三季度的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降幅比二季度缩小.6个百分点,但8、9月份的降幅又有所扩大。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去年以来逐月回升,3月份实现正增长,4、5、6月份继续上扬。1-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9%。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4.8%,涨幅比二季度增大2.5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同比上涨5.1%,9月份上涨5.8%。 从走势上看,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力度明显较大,但是,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回升力度较弱,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月回升,是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及其连带效应,是成本推动型,而非商品供求关系的改变。总之,价格总水平至今还在低位运行,通货紧缩依然存在。承前文所述,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至多只是出现了复苏和回升的迹象,并没有稳定走向复苏和扩张。 四、小结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几种工具中最有价值的是产出缺口理论。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这是9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因此,1999年中国经济处于波谷之中。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最有意义的是价格指数。价格指数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结合,进一步证实了1999年中国经济已跌入波谷。AD-AS模型、IS—LM模型以及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也为1999年中国经济滑入波谷或萧条阶段提供了佐证。 2年产出缺口开始缩小,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但是,分季度分析,这种回升主要是在上半年,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超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总需求(消费、投资、净出口)分析中,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观点。况且,物价的持续低位徘徊,实际失业率的不断上升,这无论如何不是经济扩张的迹象。因此,本文的最后结论是: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的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 当前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继续保持续的复苏和回升势头,努力彻底走出低谷,稳步走向扩张和繁荣。要实现这个首要任务,就短期因素来说,现阶段有必要继续突出财政政策的地位,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中央银行必须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完善和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作,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快货币流通速度。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稳健、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要为财政政策的充分有效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两者势均力敌,厚此薄彼都是不可取的。但是,推行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只是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回升的政策手段。要真正走出低谷,步入持续繁荣和增长的轨道,在当今体制的中国,光靠政策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深化体制改革,解决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作好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文章,真正建立起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研究性教学的探讨 [摘要]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发展性,表述方法多样性和实践多变性等特点。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研究性教学需以一定的创造性思维为基础,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要使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达到目标,需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并改变错误的认识,要关心学生学习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认知条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创造性思维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技术类、工程类、人文社科类及有关学科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国内大多数学校经济类和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它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和发展性、表述方法的多样性、实践的多变性、与经济现实的联系性等特点。国内高校在开设该课程时,一般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再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加以分析讲解。但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学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并用来分析这些国家经济问题的。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经济结构相对完整,企业有充分的活力,对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较为敏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发展充分,为政策在各类市场的传导和协调,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样,无论是以需求为导向,还是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由于机制惯性,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具有经济性、营利性和独立性的主体,还需要继续改革。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会使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在中国的运用效应大打折扣。同时,在课序上多数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是在低年级开设的,由于学生缺乏对西方经济社会的了解,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不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通过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或教学理念,体现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之中。它要求我们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1]。在宏观经济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要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 在大多数院校,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都是由若干教师同时承担的,这样就可以形成教学团队。研究性教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果单凭个别教师的专业知识,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捉襟见肘,因而充分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至关重要。如有的教师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颇有研究,有的教师对宏观经济学的多媒体教学倍感兴趣,有的教师偏好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有的教师热衷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有的教师对计量经济模型较为精通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因此,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要尽可能采用团队形式。近三年来,由笔者指导的学生论文,1篇论文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奖,3篇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论文”,2篇文章获得“江苏省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这些虽然形式上是导师的成果,实际上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研究生、年轻教师、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的成果,是由团队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因为,无论理论探讨、数据调查,还是结构分析等,都是由团队一起来完成的。特别是涉及到计量模型,往往是这个团队的教师与学生共同确定研究方法,再由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专门给予指导。青年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掌握了更多计量模型的运用方法,个人也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果,成为一股新生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还要以教师的科研来促进学生的研究。一方面,教师要有科研,科研造诣高,教师在课堂上才会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和思维[2]。不做研究,只搞教学,只是教书匠;只做研究,不搞教学,则不是教师。近年来,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的教师主持国家、部省级、厅局级课题近30项,大多数是围绕现实经济问题而设计的。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团队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参与课题资料收集、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一批成果。此外,要做好教学工作,还必须进行教学研究,通过教学研究课题去研究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规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等。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和研究小组中,承担部分基础工作;一种是学生自己提出项目方案,并在校内或校外自主联系指导教师。笔者在进行“经济增长理论”教学设计时,曾组织师生参与了一个地 区委托课题的调研工作,主要探讨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状况,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等。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调查,学生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职工来源、文化程度、工资水平,企业家成长过程,企业投资选择及并购,产品生命周期,市场销售及竞争等诸方面感受很深。这份由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得到了该区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该区还组织了广泛的学习和宣传;研究报告获得了“2006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调查报告一等奖”;并且,其中一名学生还利用调查中的数据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2007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二等奖”。 二、要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 研究性教学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观察力,善于观察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出问题[3]。但对于刚接触专业基础课,缺乏理论知识基础和宏观经济的感性认识,又习惯于教师教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够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又要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数据资料。 首先,开展研究性教学要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经济学学派很多,不同的学派假设条件、理论基础、分析方法、政策主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一种经济现象可以用不同学派的理论来解释,而同一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从理论体系上来看,如果不能让学生涉及到更多学派的理论,学生即使对现实经济进行了调查,也无法选择适当的理论给予合理的解释,从而也就难以达到教学的目标。在开展研究性教学之前,要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结论、政策主张作详细的讲解。比如,为什么现在用GDP而不用GNP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根据消费函数,消费决定于收入,是什么含义的收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利率、资金数量,还是长期利润率的预期?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凯恩斯反对用削减工资的方式增加就业,但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却采用了低工资政策,实现了高就业,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对此应如何理解?等等。在教学中,笔者团队遵循“理论—问题—政策”的思路,首先强化理论模型的讲解,让学生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我们还设计了“走近经济学”等经济学基础知识竞赛活动,通过竞赛,让低年级学生认识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也让高年级的学生看到他们在经济学基础上存在的差距,特别是给准备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和考研的学生指引方向。 其次,要给学生提供中国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的背景资料。社会实践、原型启发、问题意识和丰富的资料等,都是创造性思维不少缺少的条件[4]。考虑到该课程理论性强,分析方法独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流派林立,并且随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是一门发展变化最大的课程。对此,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研究与借鉴相结合,为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料。近三年来,为了及时跟踪理论前沿,我们组织教师就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和新发现、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宏观经济理论的运用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形成研究报告近20份;为了强化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合,我们组织教师对中国经济分析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理想模式的探讨、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投资与经济增长、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研究报告10份。这些专题性教学辅助资料,为学生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三、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宏观经济学有很多独特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则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如何让学生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教会学生对经济变量进行科学的界定(即定义)。比如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一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学。简单的一句话,却有多层意思,首先,经济问题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没有资源的稀缺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其次,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再次,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最后,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以此可以激起学生了解经济学发展历史及其演变的欲望。第二,注意假设条件。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教师在讲授之前可以让学生回答一个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小学生都知道的,大学老师问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学生很少有直接回答的,他们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第三,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四、要引导学生观察问题、改变错误的认识 培养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非这样不可”、“非理解不可”、“非搞出个新方案不可”、“人家能干我也能干”,这些心理情绪使得人们爱动脑筋,这样就能排除困难和挫折,从而找到问题的答案,达到创造发明的目的。怎么去找问题呢?方法是很多的。可以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或进行资料数据的检索,或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与所设想的事物(现象)相似之处,从而引起联想。比如,可以组织低年级学生去应届 毕业生招聘会调查,这样他们不仅能了解一个层面劳动力市场状况,还能了解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好就业的准备。我们在讲授失业与就业理论时,指导两个苏南籍的学生在苏南地区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需求结构特点;两个苏北籍的学生在苏北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供给结构特点。进而合作研究了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并提出了“订单教育”是解决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非均衡问题有效途径的建议。学生将理论知识准备、数据的收集整理、论文的撰写等通过合作研究形式,融为一体,最后不仅这份研究报告获得“江苏省大学生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而且这四名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均被评为优秀。另外,教师指导的学生开展研究性教学取得成绩的时候,对以后的学生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一方面,学生研究成果的推广,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调动他们开展研究的积极性。 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改变以往错误的认识。如总量是反映了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较多的经济总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由于缺乏对实际的了解,学生学习时往往凭感觉理解理论,容易形成错误的观点。比如:A=B,能否得出A+C=B+C?这在数学中是没有问题的,但以此来解释经济现象时,就要考虑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了。如果等式两边是独立变量,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上述结论是成立的。当等式两边是非独立变量时,如在左边增加C时A会增加,右边增加C时B会减少,上述结论就不成立了。由此,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三种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之间的关系了。再如,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究竟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资金短缺?学生的感觉上是欠发达地区穷,缺乏资金;而发达地区富,资金充裕。事实上,资金在发达地区投资收益更高、机会更多,从而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资金短缺;考虑到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系统中反而资金过剩。 五、要关心学生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条件 低年级学生对研究性教学有热情,但往往把握不住重点和难点。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与学生一起对主题研究的重点进行分析,并充分估计到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采用SWOT法,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往学生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剖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主题研究的外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在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个人隐私或企业秘密时,如何打消被调查者的思想顾虑获得可靠的数据,这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此外,建立可供学生进行调查的渠道,对研究性教学活动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主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建立调查访谈渠道,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笔者团队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或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邀请他们参与指导学生,或直接对他们进行调查,使得研究性教学更加经济和有效。 宏观经济论文:关于企业如何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思考 近期,国家发改委下达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项目20__年第三批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其中包含我市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项目,核准该项目总投资5516万元,基建面积13600平方米,购置车辆120台,其中同时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00万元,同意银行贷款3500万元。该项目成功得到国家立项扶持,值得我们思考。 一、抓项目要抓住苗头,加以扶植 “文秘杂烩网物流”项目能够进入国家立项范围,除了该项目的主体投资单位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民营)见事早、行动快、主动申报之外,还得益于宜春经济开发区、市供销社和市发改委的大力支持。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民营科技企业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该企业入驻宜春经济开发区后不久,即发现宜春物流仓储业尚属空白。20__年10月,该公司向宜春经济开发区申报成立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立即得到宜春经济开发区同意备案。20__年初,市供销社为解决全市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物流配送问题,积极与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合作。20__年10月底,公司正式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了“文秘杂烩网物流ganxi56”商标。去冬今春,市委、市政府作出“推进六大产业”的决策后,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又被纳入中心城区发展服务业50个重点项目之一。 二、抓项目要出手快捷,抢占先机 去年11月后,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大投入、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获知此信息后,市发改委立即将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项目向上申报。同期,与我市邻近的某市也向上申报“文秘杂烩网物流市场”项目,但经上级主管部门查询,发现宜春已注册“文秘杂烩网物流”商标,拒绝了该市申报。该市项目申报者立即联系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想以50万元购买该商标,并让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公司成为其下属的子公司;不久,另一邻近某市又以“文秘杂烩网物流中心”向上申报项目不成后,项目申报者也联系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愿意以百万元的高价求购该商标。结果,两次上门求购均被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公司婉拒。今年4月初,市本文来源:文秘站 //发改委向省申报“文秘杂烩网物流”项目,省发改委在4月中旬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并于4月中旬上报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在短期内即以“特急”文件批复。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高效运作,印证了总理“出手要快”的理念正在得以落实。 三、抓项目部门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认真编制好项目 宜春是个欠发达地区,财政基础薄弱,光靠自有资金发展项目肯定不行,如果各行业、各部门不主动想办法编制适合当地发展又能挤进国家“笼子”的项目,就难以得到国家和省的扶助,就可能长期处于被动落后甚至“挨骂、挨打”的艰难处境。去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大力倡导下,不少部门主要领导身先士卒,出主意、想办法,调动部门的主观能动性,编制了一批加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好项目,并主动及时向上申报,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同时也应当看到,还有一些单位总是“束手无策”,很少开动脑筋、研究政策,不能掌握情况,不能有效地出主意、想办法,既没有可以向上申报的现有项目,更没有可以拿来同别人竞争的项目。各部门均要积极行动起来,拿出更多适合国情、省情、市情,能够有效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好项目。 四、抓项目要抓品牌,抢注“文秘杂烩网”商标 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能够在此次竞争中获胜,很程度上也得益于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早在20__年10月就注册“文秘杂烩网物流”商标。区域发展、区域竞争催生各地区、各行业打区域品牌,当前,不仅文秘杂烩网各市在争“文秘杂烩网”品牌,而且湖南的株洲、醴陵、浏阳有些行业也欲打“文秘杂烩网”品牌,如醴陵市政府正在规划构建“湘东文秘杂烩网物流中心”。这当然是好事,但对地处文秘杂烩网中心点的宜春而言,也是一种挑战。宜春早就提出要打造文秘杂烩网区域中心城市,注册“文秘杂烩网”商标对我市经济的发展意义非同凡响。建议政府高度重视,由工商部门组织进行梳理,市内凡是能够使用“文秘杂烩网”冠名的企事业单位均要尽早注册“文秘杂烩网”商标,既能突出我市作为“文秘杂烩网”中心城市的地位,又可省却我市企事业单位今后使用“文秘杂烩网”商标的麻烦。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支持的探微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全球经济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融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由于中国的商品竞争力强,商品项目顺差时有发生。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劳动生产率提升,资产需要重新评估,人民币面临增值的现状,经济体中出现发展失衡的状况,探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支持非常关键。 一、综合认识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发生重大变化,重新认识中国经济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进行解析。从全球化背景出发,中国的生产、贸易、出口等已经融入全球化,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大门会持续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商品的价格会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动,并逐渐卷入国际市场经济体制中,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加。例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要从国外进口原油、铁矿石等物资,这是由于我国受到国际矿石价格影响,不得不调整国内铁矿石价格。又如,中国一些产品的产量也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如果大量生产将会造成商品滞销,浪费原材料,如果生产过少,就会造成物价上涨,影响价格平衡。根据数据显示,中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逐年增加,特别是对欧美国家,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变成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经济体,正是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不仅加入的WTO,还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略述 1.固定资产的发展形式 就目前固定资产的发展状况来看,其投资出现回落,资产增长速度放缓。从国际的大环境看,由于经济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发展刚刚出现复苏,我国的经济形势还处于恢复状态,状态不佳。但是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大政方针的宏观影响下,信贷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例如,根据数据显示,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20%,增速有所放缓,相比于2013年回落3.6个百分点。 2.制造业投资的发展形式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制造业投资的速度由2013年的35%降低到2014年的24%左右,制造业的投资发展形式同样出现回落的情况。例如,根据企业的注册类型,由私人控股的制造业投资额占据整体制造业投资额的70%左右,而国有控股投资额只占据整个投资额的17%左右,这足以证明,由于制造业的投资额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自动调整了投资分配比例,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放缓。 3.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形式 交通运输业在目前的发展环境中得到快速发展,2014年物流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万亿,与2013年相比投资额增长了24%,增长的速度提高了16个百分点。物流行业的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交通运输业的总投资额占据全部投资额的2.5%,与上一年相比增长额提高了20%,增速提高了17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贸易业、仓储业的投资额增长25%至35%。这是由于国家颁布了有关交通行业的发展意见,使民间投资增加,实现了交通运输业的稳定增长。 三、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 1.货币供应情况 根据数据显示,近几年来我国的货币供应变化平稳,没有出现较大波动。这其中的贷款增长率逐年增长,期间出现转折,在整体上比较稳定,略微有所回落。贷款增长率处于良好态势,但是贷款结构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状态,银行的潜在风险很高。由于企业发展需要的中长期资金与短期资金由金融行业承担,这就需要金融行业调整结构,不断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改善资本市场,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加快银行的资产流动。 2.利率的发展情况 近几年来我国的利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市场的利率波动大,这种状况的影响因素很多。第一,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形式不稳定,物价持续上涨,这种经济形势不成熟,利率一直处于“冷增长”状态。我国的物价持续增长,然而工资却长时间没有变动,物价与工资同时上涨的局面没有出现。从宏观形式上看,一方面要加息,一方面要综合考虑物价的发展趋势,及时制定措施应对金融变化。第二,资金供求的影响。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看,资金仍然处于过剩状态,存款的长势过快并且外汇资金增加,影响了国内的资金供求关系,从总体上来看,资金的供求倾向仍然以充裕为主,但是不利于利率的发展水平上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支持是经济发展中的两大影响因素,我们要做好调查,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宏观调控,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微观调控,通过这两只手共同调控经济发展的形势。根据经济发展的现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以内我们主要致力的工作。 宏观经济论文: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调控 摘要:房地产价格作为一种资产价格,所给出的信号十分丰富且受到高度重视。在房地产市场早已成熟的发达国家,对房地产及其价格的研究是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现从课题背景入手,首先重点阐述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然后针对性的提出了政策调控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经济;政策调控 1 概述在2005年和2006年,中央政府分别出台了“国八条”和“国六条”,旨在遏制房价上升过快的势头,但收效甚微,房地产价格并不听政府调控的“使唤”。只有对症下药,洞悉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真正原因,调控方能有的放矢。研究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一步明确房地产价格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的联系,将房地产价格纳入政府和央行的重要关注指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2 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1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高房价对经济的影响之一是造成了消费需求的下降和投资需求的上升,从而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发达国家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74%。2006年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仅50.0%,国际上各国的横向对比中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 以我国自身的历史数据作纵向对比,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也程逐年下滑态势。在过去的20年,以支出法计算,最终消费占GDP 比重已经从64.9%下降到50.0%,降低了约15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从50.5%下降到了36.4%,降低了约14个百分点。最近5 年来,最终消费率的下降尤为显着,最终消费比重和居民消费比重分别下降了11个百分点和9 个百分点。截至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均创下解放以来最低点。中国的总需求结构已经处于失衡的状态。而以上分析表明,过高的房价使消费减少并使投资增加,是造成我国消费/ 投资比例失调并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2.2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上涨会从两个方面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一方面,房地产价格上升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会带动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钢铁、建筑材料等物资价格的上升,而这些物资价格的上涨又会带动其它产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从而形成连锁效应,导致大量商品和服务价格升高,造成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居民居住需要住房,公司办公需要商业写字楼,工厂生产需要厂房。这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导致居民居住成本、公司办公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而人们在居住成本提高的条件下又会向企业要求更多的工资,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也随之上涨。企业必然将成本上涨的压力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向最终消费者转嫁,造成社会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并形成通货膨胀。综合两方面的分析,房地产价格过高最终必然导致CPI 等价格指数高企,产生通货膨胀。 2.3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金融风险的产生过高的房价会产生房地产泡沫,这种泡沫经济将带来极大的金融风险。泡沫经济是指由金融投机所导致的经济状态,表现为大量资产价格飙升到远远脱离其内在价值的程度,其中隐藏着资产价格狂跌并引起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可能性。房地产泡沫是指由房地产投机等因素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脱离市场基础的持续上涨,也就是房地产价格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与其使用价值不符,虽然账面上价值增长很快,但实际很难得到实现,形成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当泡沫破灭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金融系统的严重灾难和经济的萧条。 3 政策调控建议 3.1 税收调控政策税收调控政策,是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实行累进课税,从而抑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平稳或降低房价。具体操作如下:对拥有一套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未进行房地产投资,不征收物业税;对拥有两套及两套以上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进行了房地产投资,除第一套房免征物业税外,对第二套房征收税率较轻的物业税,如有第三套房则对第三套房征收税率高于第二套房的物业税,以此类推。 3.2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指大量建设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增加房地产市场上的供给特别是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供给,从而降低房价。许多国家和地区运用保障性住房供给对房价进行调控和对中低收入阶层进行住房保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香港政府在历史上数次大规模发展保障性住房。为解决普通市民住房的问题,香港政府1978年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解决了222.5 万普通市民(占当时香港居民总数的一半)的住房问题,同时使居高不下的房价得以回落。在我国,保障性住房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期了,但由于规模小不足以对房地产市场发生影响。我国目前的高房价即使中等收入人群也很难承受,所以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应该将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都纳入保障范围,并扩大建设规模,完善分配制度,保障人民住房需要的目的。 3.3 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由于我国房地产供给存在较高的自然垄断程度,在必要时候也可考虑通过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进行调控。具体方式是在地方政府将土地拍卖给开发商时,在土地出让合同上规定该块用地所建房产的房价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价高者得之”的土地竞拍方式。若开发商在日后进行房产销售时擅自超出了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房价上限,依照惩罚措施对开发商进行严厉惩罚。实施最高限价法政策的好处是开发商在竞争土地时不能盲目的高价拿地,他们必须对开发成本进行核算并各自给出能承受的土地价格,土地开发权将流入到具有开发成本和开发质量有优势的开发商手中。在我国早已存在成品油、粮食的最高限价等价格管制措施,由于房地产供给特别是地产供给的垄断程度高,所以必要时对房地产行业采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也是合情合理的。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最高限价法调控应该是“最后的选择”,在税 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措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才可考虑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结语 前文所述的三种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是孤立的和单一的,可综合运用其中的两种或三种进行宏观调控。例如,可以综合运用税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政策进行调控,这样在减少房地产市场需求同时又可以增加房地产市场供给,调控的作用和效果会更好。在进行保障性住房调控的时候,也可以同时采用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类型,将各种类型的比例进行科学分配。税收调控政策和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可以优先选择的两种政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在必要时可以考虑采纳。除了本文主要论述的三种调控政策外,其它的一些政策,如房地产信贷控制、外资购房控制、规范楼盘销售行为等,也可以同时被使用,重要的是将所有这些政策综合运用合理搭配,以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 宏观经济论文:论地方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摘要:本文在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理论基础上,研究了地方分权的程度对公共物品供给和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地方分权过度的国家中,中央增加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会加重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时,实行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比分权化的国家有更好的改革效果;改革的效果与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地方分权化的先后次序有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分权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地方分权 公共物品 宏观经济 经济学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强调过地方分权的优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占优理论强调地方分权的好处,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吸引私人投资者,使得他们迁移到最偏好的税收—服务组合的社区居住(Tiebout,1956)。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官员进行政策创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 and 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分裂,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净税收,地方官员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 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xi,A是地方认可中央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中央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必须同时独立作决定。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官员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中央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官员通过反对中央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中央政府的负效用。 中央政府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关于地方官员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中央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中央政府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改变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中央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员的权力下降,降低中央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官员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中央委任,会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来威胁地方官员的允诺。中央政府“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官员的调控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对顽抗的地方官员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中央政府权力下降时,中央做决策的具体过程如下:起初,中央政府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图1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分裂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中央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中央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中央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中央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中央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权力和减少其对中央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中央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中央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图2中最上面的情况),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中央政府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中央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中央政府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 0时,即:φ点位于图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中央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中央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 0但TC1φ 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 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如图2)。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分裂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中央的财政状况。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中央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中央集权。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中央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和股票指数的有关性分析 一、宏观经济对股票指数影响的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是影响证券市场大盘走势的最基本因素。证券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宏观经济的大环境中发展,同时又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股市的运行与宏观的经济运行应当是一致的。 本文在宏观经济指标中选取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广义货币供应量M2、新增信贷额、财政收支、进口和出口额等多方面进行相关性分析。 1.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当CPI 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 5%的增幅时,我们把它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存在通货膨胀时,代表人民币间接贬值,将导致股市上涨以配合利率的相对降低,从而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上涨因素,相反,CPI的值相对较小则会预期人民币升值,利率上扬,股市将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2.广义货币(M2):我国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流通中现金M0,即在银行体系外流通的现金;二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即M0加上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三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即M1加上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M1反映着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M2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若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判定货币政策。M2过高而M1过低,表明投资过热、需求不旺,有危机风险;M1过高M2过低,表明需求强劲、投资不足,有涨价风险。 3.新增信贷:中国股市跟信贷新增贷款正相关,信贷投放得多,股指就会走高;投放少就会走低,股市主要还是资金推动型,而市场上的资金,最重要的来源就是银行信贷,股市和新增贷款的走势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4.财政收支关系对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发生影响,进而对经济产生影响。财政收大于支出为财政盈余,采用结余政策和压缩财政支出,可以减少社会总需求,给过热的经济降温,股市应呈现下跌的趋势;财政收不抵支出为财政赤字,具有扩张社会需求,拉动经济的功效,股市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强势。 5.进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的增加或减少,特别是净出口额直接反应本国对外经济,净出口额增加,意味贸易顺差,将对股市是利好影响,股市会上涨。相反,净出口额为负,则表明本国对外经济逆差,股市相应下跌。 二、相关性实证检验 1.相关分析是用相关系数(r)来表示两个变量间相互的直线关系,并判断其密切程度的统计方法。相关系数r没有单位,在-1~+1范围内变动,其绝对值愈接近1,两个变量间的直线相关愈密切,愈接近0,相关愈不密切。 2.数据选取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股票指数(上证指数)、广义与狭义货币(M1与M2)、新增信贷、进出口额均选取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共36个月的数据。财政收入选取2008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30个月的数据。 3.同时期上证指数进行数据相关性分析 以下各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指数(上证指数)的相关系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0.5051 新增信贷余额 -0.2693 财政收入 0.4025 广义货币(M2) 0.0579 进口额 -0.0885 出口额 0.1153 狭义货币(M1) 0.3297 由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股指与CPI相关程度显着,与狭义货币和财政收入相关度普通,而与其他指标则都呈现低度相关。这与之前相关的理论分析存在出入。 4.错项相关性分析 股票指数作为经济晴雨表,作为简单的反应同期的宏观经济指标有一定的时期不匹配,所以通过修改数据的对应时间序列则找到了更为符合现实的相关系数计算方法。将对应数据的相应顺序调整,而并不是简单的同时期相关计算,得到的相关程度有很大的改变。 在数据处理中,将2008年8月的股指与2008年1月的新增信贷组成一个对应组,2008年9月的股指与2008年2月的新增信贷组成第二个对应组,之后按时间顺序依次类推构成相关组。经过7个月时间的错项相关性计算,得出的相关性系数为0.5232,为显着相关。这与之前的-0.2693相去甚远。若这种错项的相关性假设可以成立,那么可以判断新增信贷的变动反应到股票市场上的大约滞后七个月。同时也说明新增信贷是反映股指的先行指标。 同理,对进出口额进行错项的相关性分析,2008年6月进口额与2008年1月的股指对应(即间隔5个月),得到相关系数为0.4415。2008年5月出口额与2008年1月的股指(即间隔4个月)对应得到相关系数0.3470。二者与之前同期相关性计算所得相关度低变为普通相关。由此可见,在进出口额上体现了股票指数的晴雨表职能,即股指的变动对于判断一个季度之后的进出口额变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对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财政收入的同期相关性分析计算中得到二者分别与股指呈现显着相关和普通相关。并且通过错项的相关性分析并未有太大的变化。由此判断,CPI指数和财政收入的变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同期的股票指数变动。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新增信贷余额可以作为反映股市的先导指标,其变动对于判断股指的走势有指导意义。消费者物价指数和财政收入与股指的变动相关性显着。进出口额则属于滞后型指标,此时股市对于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指示功能得以显示股票价格指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和水平,但中国股票市场的走势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背离,对于宏观经济的调节和反映功能也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对于股市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各个经济变量波动关系进行研究,对于更好的进行股票投资有重要作用。 宏观经济论文:浅议地方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与宏观经济的影响 经济学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强调过地方分权的优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占优理论强调地方分权的好处,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吸引私人投资者,使得他们迁移到最偏好的税收—服务组合的社区居住(Tiebout,1956)。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官员进行政策创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 and 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分裂,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净税收,地方官员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 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xi,A是地方认可中央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中央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必须同时独立作决定。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官员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中央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官员通过反对中央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中央政府的负效用。 中央政府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关于地方官员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中央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中央政府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改变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中央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员的权力下降,降低中央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官员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中央委任,会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来威胁地方官员的允诺。中央政府“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官员的调控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对顽抗的地方官员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中央政府权力下降时,中央做决策的具体过程起初,中央政府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图1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分裂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中央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中央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中央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中央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中央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权力和减少其对中央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中央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中央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图2中最上面的情况),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中央政府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中央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中央政府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0时,即:φ点位于图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中央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中央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0但TC1φ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 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如图2)。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分裂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中央的财政状况。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中央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中央集权。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中央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宏观经济论文: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取向 一、当前宏观经济走势 “九五”期间,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复杂情况下,我国经济能够保持较为健康的持续发展,这与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分不开的。由于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21年初以来,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回升的势头再次受到了抑制,全年增长速度将低于上年的水平。 由于国际经济及国际贸易增长迅速减缓,2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将比 2年大幅下降,降幅将达2个百分点以上。在外需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21年中国继续实施的“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将对拉动全年经济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内需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外需的不足。21年,中国投资增长迅速,特别是由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有投资增长强劲,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5.8%,高于上年同期4.4个百分点,高于上半年.7个百分点,增长率大大超过上年;消费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1%,增长将与上年基本持平,这是一个在2年较高基数上来之不易的较快增长。21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尤其在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普遍下降、且下降幅度超过预期的外部环境中,更显得“一枝独秀”。可是,21年内需的超额增长并没能完全抵消外需增长的猛降,从而使全年的增速低于2年的水平。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7.6%,据预测,21年我国GDP将达到7.5%左右。 目前看来,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最近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事件将加深景气低迷,发达国家内部面临的结构性调整还需时日。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中国经济的影响,滞后期大约是半年。在外需不太稳定的情况下,21年宏观调控的着眼点还必须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从长期看,由于中国有12亿多人口,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坚持以内需为主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坚持以内需为主意味着一国的需求结构偏重于内需,并要有一个适当的外贸依存度。在人口众多、内需为主的大国,外贸依存度一般不会过高。经济最发达的大国如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7%,日本为2.1%(2年,根据联合国LINK网站资料计算)。这一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44%左右,高于美国、日本等许多经济大国一倍多。不过考虑到汇率等因素,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且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的较大规模,该数值似乎也还可能有合理的成分。但中国人口为12.6亿,大大超过美(2.73亿)、日(1.27亿)诸国,其依赖国内市场的份额理应更大。为适应我国这样一个人口特多、国内市场潜力特大的大国特点,实现以内需为主的长期方针,减缓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慎重考虑适当调整我国需求结构中的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必须坚持对外贸发展的政策支持,但不可一味追求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从中长期看,今后为了稳住、不致升高太快太多或者适当降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应通过更积极地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的消费与投资来实现。 二、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几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显着的成效。1998年到2年,三年国债投资36亿元,据测算,国债投资对1998、1999、2三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21年国债规模15亿元,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不仅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促进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消极方面,长期使用国债投资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改革的目标相抵触;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债项目逐步倾向于低收益或无收益的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减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另一方面,国债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但是,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可能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我在21年中国社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说过,银行存贷差大,谈不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最近,财政部长项怀诚也说,这种有“挤出效应”的观点在中国还没有证据支持。基本原因一是银行存贷款差规模一直很大,财政投资在资金上挤出不了民间投资,我国目前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已超过7腕亿元,21年1月末达到7.18万亿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4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9万亿元,存贷差额3万亿元多,社会资金绰绰有余。民间投资不畅不足,不是由于财政挤出,而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二是财政投资的投向大多数为公路、供水、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公,共支出领域,在项目方面也不会挤出民间投资。一般来说,在供大于求的总格局下,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导致“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应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 目前情况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作用主要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在于挤出效应上,当然,随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显现,民间投资的扩大以及闲置资源的消失,瓶颈的出现,这种挤出效应也会逐渐显露出来,而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判断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看三条:一是看国际经济形势何时能够好转,外需增长势头能否恢复,而这在当前看来是不确定的,目前世界经济放慢的趋势,有说是周期性的,有说是结构性的,加上“9·11”事件的影响,国际局势的动荡,对今后走势众说纷纭,难于肯定。二是看社会投资何时能够上去,而21年社会投资,1—3季度,集体与个人投资增长9.1%,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18.2%的水平,这也与外需不足情况下为外需配套的社会投资受到抑制有关。三是看财政指标离警戒线的距离,国际上常用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不超过3%、国债余额占GDP比率不超过 6%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目前中国的这两项指标离国际常用的警戒线都还有距离,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1.2%上升到2年的2.9%,接近欧盟规定的 3%警戒标准,仍在公认的警戒线内;从债务角度看,我国国债负担从1997年的7.3%上升到2年的14.6%,远远低于欧盟规定的6%的警戒线。 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时间要推迟,至少21年还要继续实施。但在国债使用方向上要有所调整,要加大 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加大国债分配给地方使用的部分,加大对西部的投资。据国家经贸委的材料,国债专项资金技术改造贴息项目,近3年共安排了265.4亿元,拉动投资281亿元,拉动银行配套贷款1721亿元,就是说1元的国债资金带动了1元的社会投资、6元的银行贷款。 诚然,我国能维持7-8%的增长速度也不算低了,问题在于这个速度在我国现时还难以解决就业问题。在中国,就业问题应主要靠结构调整来解决,要靠大力发展民间中小企业,靠发展服务行业,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而结构调整又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完成,因此现阶段增长速度还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财政政策力度还应加大。在外部需求进一步下降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显得越发重要,据此,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放慢的话,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能淡出,力度还应有所加强。 此外,货币政策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还应多发挥作用。近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了比较好的相互作用。过去3年金融机构共贷款7亿元配套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项目的实施。目前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的补位作用有待加强,近期货币供应量减速,9月末狭义货币M1比2年同期增长12.3%,增幅比2年同期低8.5个百分点,比2年年底低3.7个百分点,比21年上半年低2.6个百分点。1-9月份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为37.12%,比年初低1.37个百分点,表明货币的流动性也在减弱。如果再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进一步加快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显得十分必要。现在物价形势较稳,目前通胀压力不大。前三季度消费品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6%,金融货币政策可适当放松,这个“闸”还可以运用,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支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经济出现进一步减慢趋势。不过货币政策的松动要相当谨慎,一是由于加入了WTO,要考虑金融风险的问题;二是要防止出现通货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能否淡出,不仅取决于财政自身的状况,还要取决于货币政策的状况。如果不及早为货币政策作用的正常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当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时,有可能货币政策仍然发挥不了作用,陷入日本式的财政货币政策困境。为此,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三、关于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 前几年实施的政策,是以扩张性财政为主的需求方面的政策。我国经济学界最近有人提出,还应当采取供给方面的政策,主张今后更多地从供给方面着眼,实施一些可能的政策,把需求方面的政策与供给方面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个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强调供给方面的政策,最先是英美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主张。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并不是象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是否有活力。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也不应该是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使企业提高竞争力和投资的积极性。 所谓供给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运用税收杠杆降低税负、企业改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鼓励中小企业等刺激供给积极性的政策,旨在提高和发挥企业的活力。 应当说,降低税负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包含的内容。这几年我国财政政策中似乎存在支出与收入政策不太协调、政策效应被削弱的问题。政府一方面扩张国债投资与支出,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税收每年增加1亿元以上。近年来税收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如21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同比增长22.7%,大大超过GDP增长7.6%的速度。税收的增加,增大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应该指出,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增辟税种,没有增加税率,税收的增长基本上是打击走私、加强征管的结果,有其必要的一面;但是,为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适当减免税收的空间也是相当大的。考虑到普遍减税可能遇到的困难,可以实施结构性的减税。如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进一步减免农民税费负担,探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调节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等等。有人建议,降低国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缺口,由增加发行国债来弥补,即对积极财政政策适当转型,国债资金运作,由目前的直接投资逐步转变为以国债来支持减税和税制改革,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减税措施导致的投资消费增长的效应,等同于国债支出的扩张效应,但更直接启动社会民间需求,为国债支出所不能及。 至于国有企业改制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问题,其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经济不太景气时期往往是企业重组的频发时期,我们亦应抓住时机推进战略性重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有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机制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民营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极具活力的因素。民营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取得显着的成效,应进一步推广,增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取消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性规定,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宏观经济论文:对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均衡关系的计量分析 一、引言 理论研究发现,房地产业和宏观经济一样,存在运行周期,且两者的周期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stephen A.Pyhrr等房地产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西方房地产市场的周期研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探索房地产周期波动及其机理。为房地产价格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规律。随着房地产行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国内学者也越发重视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谭雪芹采用VAR模型分析认为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贾晓惠运用回归分析法,发现上海现在较高的房地产价格基本由宏观经济支撑。祁神军则采用K线理论及工具,剖析房地产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波动机理。房地产周期同宏观经济的波动趋势总体一致,但房地产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的。基于以上研究理论,客观看待房价上涨现象,而不是批判地偏重指责原因,正确认识房价上涨由宏观经济支撑这一客观事实,才能靠拢市场经济的基本立场,制定出遵循供求规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二、房地产业现状 1998年,国家为了刺激内需拉动经济,颁布实施了住房货币化改革,但是无形中助长了楼市的泡沫化发展。2003年以来,政府屡出重拳加以规范和调控。 但是房地产价格在连续严格调控的情况下依然只升不降,这是因为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存在着并轨运行的特点。宏观经济正处于上升通道,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房地产需求持续增加。此外,经济上扬带来投资资金增加,投资热点的泛地产业吸引大量资金流入。经济需求及资金力量的让房地产价格维持强硬的上升势头。据《2010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显示:2010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上涨0.3%。在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11月以来,一些地方高价地再度出现,部分未实施限购的中心城市的住房交易的量价齐升,限购城市周边地区的房价出现较快上涨[6]。 三、实证分析 第一,变量选取说明。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各方面情况,选取六个宏观经济指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经济发展总体情况,体现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经济环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出口商品总额(IMEX)、本期投资完成额(INV)代表消费、出口和投资“三架马车”的现实情况。财政收入(FIN)和活期存款利率(RES)一定程度上反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了综合反映上述六项指标的有效信息,又避免数据的简单融合失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一组综合反映宏观经济信息的新数据(MAC)。房屋销售价格指数(HSS)最能体现公众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预期,所以选择房屋销售价格指数这一核心指标来反映房地产价格的整体性变化。 第二,MAC与HSS的长期关系模型构建。主成分分析从原始变量中导出少数几个主分量,使它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互不相关。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它往往作为许多大型研究的中间步骤。运用SPSS19.0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1:旋转之后,主成分1(F1)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66.085%,主成分2(F2)解释23.805%,两个主成分能够反映原始变量89.89%的信息。由于GDP、IMEX、INV和FIN对F1依赖较大,CPI和RES对F2依赖较大,明确两个主成分的经济意义,F1代表经济增长因素,F2代表经济预期因素。再由F1和F2反映出的原始变量信息的占比,计算综合宏观经济指标F(MAC): 。 平稳序列的每个数值都从一个概率分布中随机得到,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均值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②方差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③协方差 ,只是与时间间隔 有关,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以Eviews6.0的ADF法检验MAC和HSS的平稳性,结果见表2:MAC和HSS的检验T统计量值分别是2.008277和-1.910599,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要大,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非平稳的。但是MAC和HSS经过一次差分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时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变得平稳,即MAC和HSS是一阶单整的。 协整性分析研究经济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假设X与Y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若 对其均衡点的偏离从本质上说是临时性的,那么随机干扰项 必须是平稳序列。长期均衡关系使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的偏离能在下一期进行调整而回到均衡状态。为了确定HSS和MAC是否存在内在均衡机制,采用AEG协整分析法,先得到协整回归模型: (96.85073) (1.014489) (10.36982) (-4.324516) R2=0.863779 DW=2.090974 再用ADF检验法对模型的残差序列 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T统计值是-7.240618,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小,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 是平稳的。表明HSS与MAC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由上述线性模型表示。模型代表解释了HSS变动的86.3779%,MAC对HSS的长期影响弹性系数为0.690982,说明上升的宏观经济会带动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上涨,符合经济意义。 第三,误差修正模型ECM——HSS与MAC的短期关系。协整回归的误差项 是均衡误差,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需建立短期动态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建立HSS与MAC的短期关系模型: (0.390517) (1.148498) (-4.442641) (6.248139) (-3.280501) R2=0.410643 DW=2123801 当年的MAC对HSS的短期影响弹性系数为1.463332,大于长期系数0.69098,表明MAC对HSS的短期影响比长期影响大。而HSS的长期效应对短期动态的修正系数为-0.455289,如果上一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长期均衡误差 为负,误差修正项将使本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向高方向变动;如果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过快增长则可通过误差修正项使其增长变慢,-0.455289说明误差项对HSS的修正作用为反方向的。 通过以上的检验分析,可以得到结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存在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长期均衡的,也就是说即使在短期内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背离,但是在内在均衡机制的作用下,两者最终还是会渐渐趋于一致。这个结论解释了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是由于宏观经济的高位运行带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房地产价格趋势展望 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环境下,2012年楼市调控效应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将使经济和物价的增速出现“双降”,通货膨胀下行趋势确立 ,但是物价的中长期上涨压力仍然存在。保增长,防通胀的经济政策仍会执行,宏观经济将会保持一个较稳定的增长步伐。近期楼市“拐点”初现,但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不会改变,20 12年楼市调整还将延续。[7]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开始走向分化,竞争加剧,资金风险加大,市场泡沫开始收缩,部分城市的房价面临下降趋势。 在宏观经济上扬带动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下行抑制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价格将最终表现为维持可控的增长势头。但是因为房地产业 “资金池子”的作用,加上通货膨胀和充裕流动性的支撑,短期内难以压降。房价调控仍要紧抓不放,注重加快调整市场结构,提高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比重,提高供求的匹配程度。加强规范房产开发公司和中介组织的行为,建立完善的监控制度。政策配合进一步发挥市场淘汰机制作用,提高市场集中度。随着泡沫经济不断得到挤压、行业竞争的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迸一步成熟以及购买者理性的增加,我国房市未来的价格会逐渐趋于合理化,房价收入比进入一个可维持的空间。 宏观经济论文:中国宏观经济回顾与展望 在稳健型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2004年中国经济实现了稳定快速增长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9.1%,投资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了较明显的遏制,通货膨胀明显上升但仍处于可调控、可承受的范围,消费增长稳中趋升,外贸出口大幅增长。总的看来,2004年宏观经济运行是“有惊无险”,经济避免了一次因投资过热及经济变量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增长而可能引起的“大起大落”。展望2005年,在“双稳健”的政策作用下,经济增长将继续有所回落,达到8-8.5%,投资和出口双双将出现明显回落,但仍然保持较快增长水平,消费增长将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态势。 一、2004年宏观经济回顾 (一)2004年宏观经济面临两大不稳定、不健康问题 一是重化工业继续加速增长且出现明显的过热现象,影响经济的平稳协调增长。2002年中期以来,工业增长明显提速,进入到一个新的加速增长轨道,其主要推动力是重化工业的加速增长,中国工业发展進入到“内生性”的重化工业化新阶段(这明显区别于改革前以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时的重工业增长)。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由前期的10-13%上升到最近两年多来的18%左右的高水平(见图1)。一批像汽车、电力、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进入高增长阶段,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2004年上半年,重工业增长连创新高,重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长率在2-4月份连续3个月超过20%,1-6月累计增长达19.7%;且上半年重工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76.1%,比上年的75.3%又提高了0.6个百分点。重工业快速扩张导致相关的能源供给和运输均出现了高度紧张,说明重工业开始出现过热现象,特别是钢铁、有色金属和建材等与房地产相关性强的重型工业投资增长过猛、产出增长过快。一些重化工业产能的过度扩张(其中不少产品技术含量低、生产的能耗高、污染大),对资源供给和环境保护及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 二是内需的两个方面即消费与投资增长呈现严重的不平衡增长态势,而且投资结构和需求结构也存在相当大的扭曲问题。现阶段,过度依赖于投资的经济增长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投资高增长如果得不到最终需求的积极配合,将容易产生下阶段的产能过剩及投资的低效率;二是重化工业低水平投资扩张将带来严重的资源瓶颈问题,并对下游企业形成巨大的成本压力;三是投资的低效率扩张不仅将造成新的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加大金融风险,而且因为无法持续而造成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降低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益。 因此,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遏制经济增长中的这些不健康、不稳定性因素,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宏观调控也由此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二)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回顾2004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1.投资增速逐季放慢,显现宏观调控的阶段成效。2004年1-11月份,城镇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9274.32亿元,同比增长28.9%,增幅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回落18.9个和2.1个百分点。从近几个月的投资运行来看,投资增长的降温有所反复,但总体上逐步回落的趋势已经形成,根据月度增长趋势图分析,投资增长的调整至少将呈现“两波”调整,第一波调整出现在3-5月,5月投资增幅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点,随后经过两个月的反弹,8月份又进入第二波调整,9月份的再反弹,原因是前两年基数偏低的作用,剔除基数的影响实际也是回落的,10月份和11月投资增长(分别为26.8%和24.6%)再次回落说明第二波调整将会继续。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8400亿元左右,增长23%左右,低于去年26.7%的增长水平。 2.工业增长前高后低,降温效果明显。在重化工业化过程显著提速的作用下,上半年工业增长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高,增长17.7%,其中有3个月增幅接近20%。下半年以后,随着以控制一些重化工业过热和房地产过热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工业产出和投资增长均出现了较明显的回落走势。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8911.08亿元,同比增长16.8%,比上半年回落0.9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持平。我们认为,目前工业增长调整基本到位,从增加值增长来讲,主要是重工业降温明显,6月份以后,重工业已持续5个月回落到18%以下,降到16-17%的正常快速增长水平,相比而言,轻工业增长则一直保持15-16%的增幅,从而导致轻重工业增长差距缩小、结构趋于协调。而从工业行业的投资增长来讲,一些过热的重化工业投资增长逐季显著回落,初步实现了“软着陆”。初步预计,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比去年低0.3个百分点。 3.消费需求稳中趋升。2004年消费品市场出现了稳步小幅回升趋势,1~11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387.60亿元,同比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2004年消费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实际消费增长比去年同期明显加快。1-11月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比上年同期增加2个百分点。二是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下半年后农村消费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态势,这主要是因为2004年以来受粮食丰收和粮价大幅上升的影响,农民收入大幅增长,从而明显刺激了农村市场的活跃。三是住房、汽车和电子通信三大消费热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3.3%左右,实际增长10%左右。 4.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全年贸易略有盈余。2004年我国外贸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超出年初的预计,贸易进出口出现连续第3年超高增长。即入世以来的贸易爆发性增长的格局继续保持,对宏观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1-11月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0383.78亿美元,同比增长36.5%。其中出口5296.06亿美元,进口5087.7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5.7%和37.3%。二是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外贸进口在下半年明显回落,由此使上半年贸易逆差的形势得以扭转。1-11月累计贸易顺差208.35亿美元。三是外资企业主导出口的局面进一步强化,1-11月份,外资企业实现出口额302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1.5%,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7.05%,比2003年全年提高2.4个百分点。四是粮食类、原油及成品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进口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对国际的依存度继续明显提高。我们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1.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为5830亿美元和560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3%和36%,贸易顺差230亿美元。 5.收入增长中城镇有所放慢,农村明显加快。城镇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但相对于前几年有所放慢,前3季度全国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而一季度实际增长9.8%,上半年实际增长8.7%,呈逐季下降的态势。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放慢相反,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大幅增长,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好水平,根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前3季度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得益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1-9月份,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人均958元,增长24.9%。二是得益于税费负担的明显下降,前3季度农民的税费负担人均22.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元,下降33%。 6.物价明显上升但仍处于可承受、可调控的范围内。在我们看来,2004年以来的CPI明显上升,并不表明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主要的问题是投资品的大幅上升(局部行业过度的非均衡扩张所致)对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显著压力。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粮食价格上涨,二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最终消费品价格继续下降,只是降幅有所缩小。1-11月份累计CPI同比增长4%中,食品类的贡献率超过了80%,扣除粮食合理上涨因素的CPI增长不到1%。 粮食价格以及食品价格的明显上涨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社会可以承受的。合理性在于,前期粮食下跌过多,前几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是价格的过度下跌以及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而主动地减少播种面积,并不是粮食短期或中长期生产能力不足。粮食的上涨不仅符合预期,而且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改善日益失衡的城乡收入差距。说粮食上涨及食品价格上涨是社会可承受的,主要理由是:(1)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比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明显下降,从而使得城乡居民对粮食价格上升可承受力增强。(2)多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和工资水平的持续快速增长与粮食价格的持续下降形成巨大反差,显示粮食价格的适度上涨并不会恶化居民的支出预期。 7.企业效益继续快速增长,但库存增长有明显加快。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还有一个特征是,企业效益保持快速增长,即使在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后的半年中,企业效益仍然增长较快。这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此轮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和较高的资产收益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有一些垄断因素或短期暴利因素在起作用,如石油行业利润增长具有投机和垄断两方面的原因,钢铁行业是房地产暴利的延伸,这些因素具有不可持续性。与之相对应的一个问题是,企业的库存正逐步加快增长。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10061.7亿元,同比增长22.2%,增幅比上午同期和1季度分别上升10.7个和4.4个百分点,同期应收账款净额为21968.9亿元,同比增长18.2%,比上年同期和1季度分别上升4.4个和0.9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产成品增长最多的是钢铁行业、有色金属行业、石油加工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些都是重化工业部门,1-10月份这几大行业的产成品分别为654.29亿元、286.40亿元、273.28亿元和803.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52%、32.88%、67.07%和29.43%。这些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效益增长将面临较大压力,这在2004年的汽车工业中已有明显表现。 二、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展望2005年,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遏制,宏观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总体继续趋好,但仍面临一些长期结构性矛盾和一些短期问题的约束。面临的主要短期问题有:农民收入增长难免会再次出现回落,就业压力依然较大,消费增长小幅放慢,出口增长明显回落等。因此,我们预计2005年经济增长将继续有所降温,GDP增长回落到8-8.5%,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长将会继续放慢以及出口增长将显著降温。预计全社会投资增长18%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5%左右,出口增长15%左右,CPI增长3%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6%左右。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趋势如下: 1.投资增长:继续向下调整但仍然处于较高增长水平。在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下投资增长有望实现“软着陆”,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加强投资需求调控仍是2005年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投资增长趋势如何,关键在于宏观调控力度的准确把握。首先,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给企业更多的投资自主决策权,使2005年投资增长的总体环境趋于宽松。其次,2005年投资调控总体上仍将继续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进行,这将保证投资增长在继续降温过程中实现平稳着陆。一是针对当前投资调控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的情况,2005年政府仍将会继续把紧土地和信贷两大闸门,从源头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扩张。二是过热行业投资将继续大幅回落。受信贷紧缩政策、实施和完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及自发性需求增长将放慢等因素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将会继续明显放慢,并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相关行业投资继续回落。在新的汽车产业政策的逐步实施及需求显著降温的作用下,汽车投资将会明显降温。三是由于国家在加强对过热行业投资的宏观调控的同时,对农业、煤电油运等薄弱和瓶颈部门则采取了各种“保”的措施,因此,这些部门2005年投资将会继续快速增长。 总之,2005年投资增长率有望回归到适度增长区间,但同时也要注意,近几个月货币信贷投放急剧减少,其对投资增长的滞后影响有可能在2005年上半年显现。 2.消费需求稳定增长,但其增幅估计会比2004年略有回落。预计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5%左右(名义增长率在12%左右)。在各项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作用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及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我国整体消费稳定增长的局面正在形成,这将使2005年消费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是,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深层次问题对消费增长的制约还没有根本缓解的情况下,宏观调控中出现的新问题有可能对2005年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呈明显下降趋势。受经济景气回落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影响,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受到明显影响,消费者预期指数和信心指数一路下滑,从2003年12月份到2004年7月份两指数已分别下降了4.8个和4.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预期和信心是影响未来消费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这两项指数持续下降预示着2005年消费持续回升的难度较大。二是就业形势尽管有所好转,但就业压力依然较大,这对消费需求增长仍有较大压力。四是2004年农民增收十分明显,但2005年要保持这一态势将十分困难,这将制约农村消费增长。 3.外贸出口增幅将会明显放慢,但仍会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初步预计2005年外贸出口增长15%左右。在我们看来,9月份开始的外贸出口和进口增长的显著回落可能预示着连续3年的外贸超高增长将结束,进入到平稳增长期 。其理由有三:一是连续3年外贸的超高增长已经形成了很高的增长基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高增长有相当大的难度。二是2005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比2004年将有较大幅度的放慢,从而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增长形成较强的压力。根据IMF的预测,2005年世界经济将由2004年的5%回落到4.3%,其中美国经济增长率将由2004年的4.3%降到2005年的3.5%,日本则由2004年的4.4%回落到2005年的2.3%,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油价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显现。与此同时,世界贸易增长也会有较大幅度的放慢,预计发达国家进口贸易2004年的增长率为7.6%,2005年将降到5.6%,回落高达2个百分点,这对我国出口需求增长将会产生较大的压力。出口大幅放慢在所难免。三是入世效应将明显递减。出口增长的降温符合预期,但要防止其降幅过快过猛,我们认为仍然有较多对2005年出口起积极影响的因素存在:(1)由于美国、欧盟、日本经济继续处于新一轮上升期,2005年经济增长的回落幅度不会太大,对我国产品的进口需求仍然较大。(2)高油价尽管对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我们预计2005年这一影响会有所减弱,一是全球经济对高油价的承受力有明显提高,二是预计伊拉克政治局面逐步会有所缓解,俄罗斯石油供应也会有所好转,再加上沙特原油仍有一定的增产潜力,这可能引起2004年终至2005年油价出现阶段性回落,这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会起积极作用。(3)随着入世过渡期后对我国纺织品配额的取消,会促进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水平。 4.就业形势仍然严峻。虽然2004年我国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的目标有望实现,但2005年就业矛盾有可能更加严峻,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目前我国仍处于劳动力资源增长的高峰期,在城镇新增就业群体、累积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形成的巨大就业压力根本无法缓解的情况下,一些新的就业问题还将突显出来。一是宏观调控对就业的影响在2005年将会有所显现。据有关专家测算,经济增长放慢使2004年减少115万个潜在就业岗位,全年城镇登记失业率预计为4.5%。2005年随着投资大幅回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慢,就业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尤其是农民工就业将会更加困难。二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将继续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还有,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明显增大。从这些方面来看,累积的就业矛盾仍在增大。 5.通货膨胀压力将逐步缓解。我们预计,2005年通胀率将会比2004年有所回落,CPI增长3%左右,比2004年降低1个百分点。主要理由有:(1)投资和出口增长率均将明显回落,使GDP增长继续调整,将使价格上涨在需求方面的动力有所减弱。经济增长率的继续回落特别是投资的回落将减轻中间需求的压力,从而使2005年物价上涨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2)物价上涨将面临供给方面的下调压力。这种下调压力来自两大方面,一方面,随着GDP增长的适度放慢和2004年国家加大了对瓶颈部门的投资,2005年煤电油运紧张的形势将会得到改善,特别是电力供应的改善将较为明显。另一方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产能将在明后年集中释放,这些大宗产品的市场可能出现明显的“供大于求”格局。这两方面都会使物价上涨的动力减弱。(3)从物价上涨因素的构成分析,物价上涨的空间将缩小。其中粮食对CPI的推动力将明显减弱,非食品类价格上涨对CPI的贡献率将继续上升,预计2005年CPI涨幅在3%左右。非食品类价格上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2004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有半年至一年的时滞),另一个是服务类产品的新涨价。我们预计,只要不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2005年粮食价格上涨不会高于10%,对CPI的贡献将不足1%(粮食价格上涨与食品类价格上涨的关系大概是:粮价上涨1%,食品价格上涨0.3-0.4%),而根据1年多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CPI的传导效应,200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8.1%,导致2004年除食品价格外的CPI上涨不足1%,那么,2004年接近14%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2005年CPI的传导效应大致在1.5%左右(即所谓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将强于2004年,但上涨力度不会很强)。另外,服务类项目的上涨对CPI的贡献在0.5个百分点左右。三项合计,2005年CPI增长预计在3%左右。 (二)两大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影响2005年经济增长率高低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房地产的增长,二是出口增长。这两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隐忧。2005年的具体宏观经济政策操作要注意“两防”,即防止房地产继续向过热方向发展,防止出口增长下降过快过猛对宏观经济产生冲击。 房地产的问题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影响重大。如果近阶段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主要是对土地和地方政府的约束),房地产有可能继续向“泡沫化”方向发展。最近关于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再起激烈争论,这种争论的结果将影响宏观经济决策及其效果,如果“不存在泡沫”论占上风,后果则意味着已经呈泡沫化倾向的房地产将会继续加速发展,使“泡沫化”升级,甚至有演化为“泡沫经济”的危险。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过度偏爱和保护如果与正在对人民币升值进行豪赌的大量国际游资结合,“泡沫经济”的风险将迅速增大。相反,如果“泡沫”论占上风,将有利于房地产“软着陆”,中国经济不仅2005年会较为平稳,未来较长时间也会保持平稳健康的快速增长态势,这将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幸事。因此,控制好房地产,投资过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另外,2005年要高度警惕出口增长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估计,出口增长的显著回落将对2005年中国经济产生如下不利影响:一是使高度依赖于出口增长的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明显放慢。2004年前3季度,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分别增长25.3%和47.6%,且对出口的依存度极高。出口增长的明显放慢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当大的压力。二是出口增长的显著放慢,将对国内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市场竞争由此再次加剧,价格逐步走低,从而导致企业利润再次大幅缩水,如果这一形势与最近几年高投资形成的产能集中释放相结合,有可能使经济再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三是影响就业增长和民工增收。对出口增长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落的不利影响要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抵消。 三、2005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调控方向 为了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促进经濟平稳健康发展,及针对此轮经济过热的特殊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双稳健”的取向,即由前期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中重点体现结构调整导向,因此,又可以说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是“结构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最近,社会上对“双稳健政策”有些误读,不少专家认为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比2004年更紧,最近央行提出货币供应量(M2)增长的调控目标为15%,比2004年17%低2个百分点,有人就认为这是货币政策更紧的信号,实际不然,2003年实际运行的货币供应量(M2)增 长明显低于调控目标,11月末M2同比增长14%,很显然,2005年调控目标比其加快1个百分点,应该说货币政策是有所放松的。我们认为,2004年我国采取的就是“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双稳健政策”是对2004年4月份以来实施的稳健型政策的确认,并不表示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比2004年更紧。2005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体现“有保有压”的原则,有紧有松,在方式上仍然是采取灵活“微调”的方式,在手段上将更加注重运用法律和市场手段。 (一)投资政策取向 2005年国家对投资的控制仍然较严格,主要是因为当前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增长仍然偏快,投资增长的“软着陆”目标还未达到,这部分是由于时滞因素的作用未充分显现,另外,就是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增长仍然存在相当的盲目性和严重的结构性投资失衡问题。因此,要继续采取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完善对投资增长的宏观调控。如果2005年中期房地产及城建投资真正实现了“软着陆”的目标,那么投资增长可能会明显下降,此时,要防止投资下滑过度的问题,因为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对整个社会的投资贡献及其带动作用都非常大,它们的过度降温可能使投资增长下滑过度。 因此,2005年的投资调控政策不仅要在“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更要采取灵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抑制和防止房地产和城市建设投资继续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投资增长下滑过多,主要是为民营投资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推进投资的市场化。特别是后者,无论是投资继续过热,还是投资增长过度下滑,都要在进一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上采取更加积极措施,使投资体制或结构尽快实现“两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使投资增长真正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型;第二个转变是政府对投资的监管方式由“硬干预”转变为“软干预”。第一个转变主要体现企业在政策、法规约束下的投资自由化。政府需加快从私人物品供给上(投资和生产经营)退出,而公共物品供给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第二个转变是2004年颁布实施《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重点。所谓“硬干预”就是主要采取行政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审批制和政府直接参与投资来实现对投资的管理,“软干预”则指主要依靠采取法律法规、技术和环保标准、市场化的手段如利率和税率杠杆来调控投资的增长。从此轮宏观调控中显露的问题看,由“硬干预”向“软干预”转变迫在眉睫。2005年以后,要细化《决定》,制定更为周全、详细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重点是明确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权限及规范各自的投资行为,促进社会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 2005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减少至800亿元,比上年减小300亿元。政府投资将严格控制用国债资金和预算内资金上新项目,而把重点放在支持在建项目尽快建成,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卫生建设、大型生态工程和大型公共设施工程及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方面。其中对农村公共方面的投资、铁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资力度将会明显加大。 (二)金融和土地调控政策取向 国家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土地调控和信贷调控的杠杆作用。继续从严控制非农业用地的供给,抑制房地产和城市建设过度扩张,从源头上继续遏制投资过快增长。继续冻结豪宅和高档娱乐设施、形象工程建设和钢铁等过热行业的土地供应;通过清理整顿、合理规划等调整存量的办法增加必须的土地供应量。今天中国房地产过热及整个经济的投资过热,明显与前期土地政策过松有直接关系,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粗放式经营的原因,除了资本效率低、技术进步不快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的供给过松、土地市场发展的不完善,造成普遍性的土地粗放利用。我们认为,当前实行的严格的土地调控政策至少要坚持两三年,而严格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因为只有有了严格的土地供给约束,才能促使土地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盘活存量地产和房产,城市的住房和道路优化才可能最终实现。信贷供给要体现结构优化导向,从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一是对过热行业如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继续保持现有的紧缩措施,房地产过热如果继续发展,可采取结构性升息措施,即提高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房地产企业贷款利率,而对非过热行业特别是弱势产业和中小企业要采取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二是对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要区别对待,也要体现“有保有压”,对过热行业中有利于内部结构优化的土地和信贷供给均要适当放松,如对中低档住房建设的土地供给和资金需求要尽可能满足。 对于利率政策,社会有许多预期,多数人倾向认为,随着2004年10月央行8年多来第一次升息政策的出台,预示中国利率将进入“上升周期”,2004年底及2005年和2006年利息水平将缓慢、频繁上升。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未来几年的利率走势将是逐步上升的,但2004年的加息并不意味着“加息周期”已经到来,“加息周期”的到来估计要到2006年以后,2005年不一定会升息,我们倾向于认为2005年不必升息。理由如下:(1)此次升息,在表面上是央行防止通胀进一步发展所采取的一项必要举措,实际上带有相当强的各方利益权衡的意味。不升息面临各种压力,有外部的和内部的,但此轮投资过热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升息这种所谓市场的办法难以起到理想的效果,投资热主要是“政府热”和房地产在暴利机制下过快增长,在这种条件下升息的作用将较为有限。(2)2004年实际通胀率并不高,2005年也不会很高,特别是2005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继续降温,那么,通胀方面的需求压力将会减轻,而外需增长可能明显放慢也会使需求对通胀的压力再次减轻,而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在供大于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难以明显加速。因此,2005年升息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率方面,还是从价格增长上均缺乏足够的依据。(3)2003年以来的投资过热是结构性的、局部性过热,并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性过热,而加息周期来临与周期性过热直接相关。我们预计,在经过2005年新一轮长期加速增长周期的第一次调整巩固期后,在2006-2007年可能出现真正的全面性的周期性过热,升息周期由此相应到来。 这里对通胀和利率的中长期走势也做一个初步的预测。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15-20年间,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低通胀时代,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发展,市场调节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更为灵活和有效地发挥作用。由于中国经济自身也存在这一类同的通胀趋势,而且在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性增强,因此,我们大胆地预测今 后10年左右,除去可能出现的短期的粮食和石油供给冲击外,大部分时期,通胀率将不会超过5%,均衡通货膨胀率水平为3-4%。与之相关的利率水平则为4%左右,即未来的10年内利率水平将显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也因为如此,经济增长面临需求方面的约束加大,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可能经常出现,解决好了这一问题,经济将能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较佳目标。与此同时,相对于最近几年世界性的低利率水平,未来5-10年的利率水平将趋于上升,这也是一种内在的趋势。 (三)税收政策的取向 2005年将会加快酝酿税收体制改革的方案,并出台一些税改措施。一是增值税转型2005年将在东北地区全面实行,也有可能在全国普遍推广,如果投资增长过度滑落,将可能加快这一税改政策的实施。二是燃油税政策2005年有可能出台,我们考虑,现在油价上涨基本都转为三大石油公司的利润,国家从油价上涨中得到的税收较小,因此,有必要把油品提价和养路费改革一起考虑,改征燃油税。三是农业税将继续减免,这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将会起到长期积极的作用。四是酝酿征收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方案,促进收入的有效再分配。 (四)就业、消费政策取向 国家在增加就业和扩大消费上将会继续采取积极的促进措施。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消费的快速增长需要稳定快速的就业增长作为条件,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正在由过去的过度偏重CDP增长而转向追求就业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改善。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可以考虑以下内容:扩大投资要与扩大就业相结合,对就业促进很小的投资项目需严格控制土地、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相反,对就业促进大的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进一步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的门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抑制大城市住房价格的上涨,同时改善其他条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促进消费增长则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采取更加有力措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使新的消费热点以大众需求为目标逐步扩散。严格抑制房地产的投机“炒作”的同时,支持和满足住宅大众消费增长;采取降低汽车消费税费率、规范和促进汽车消费信贷发展、鼓励经济型轿车消费等措施,促进汽车大众消费快速稳定增长。二是为减轻三大“黄金周”旅游的运输及其他服务的负荷,可考虑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并将每周休息两天改为休息一天,剩余一天一起移至月末,一次休息四天或五天,变成月月“小黄金周”,并适当延长春节休假时间,这样既减少旅游服务设施的投入,又提高了消费效率。三是继续加大整治食品、建筑和房地产市场秩序,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为消费增长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宏观经济论文: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剧,以及宏观经济周期性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城镇失业和下岗现象日益严重。1995—2002年期间,城镇失业率从4.0%提高到6.1%,劳动参与率从72.9%下降到66.5%.一方面,由于以失业、就业和劳动参与率等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已经成为经济周期现象,另一方面,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已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所以,从一般的角度理解劳动力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和长期变化趋势,从特殊的方面揭示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特点,具有理论上和政策上的迫切性。 在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并产生对经济学研究巨大需求的情况下,劳动经济学研究也日趋活跃,但大多数讨论却不能揭示就业、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含义,从而降低了这些研究成果的政策实用性。本文以回答为什么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的增加为问题出发点,将更深入探讨就业弹性,分析城镇失业原因,并从促进就业的角度评价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对症的政策建议。 一、就业结构和就业增长模式 由于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统计信息令人扑朔迷离,许多发表的统计数字又往往与实际观察到的情形不一致,所以,在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理解上面形成诸多误导。有三个代表性的观点值得关注。第一是质疑官方的城镇失业率数字。由于公布的数字是登记失业率,而不是具有可比性并且更接近实际情况的调查失业率,许多研究者进行了各种间接的估计,得出远比官方统计数字高的失业率。第二是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就业没有增长,甚至可能绝对减少。例如,罗斯基(Rawski)就把“就业增长几乎为零”,作为质疑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的依据之一。第三是通过计算就业弹性,得出经济增长带动就业越来越少的结论(李红松,2003)。 本文作者之一已经对实际失业率数字和就业是否增长的问题给予了回答(蔡?P,2004),指出由于口径的不同,城镇实际失业率的确大大高于登记失业率,2002年达到6.1%.由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就业不足造成的在统计上的影响,实际失业率并不像许多估计数字那样高(见表1)。同时,由于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统计体系不再能够涵盖全部城镇就业,因而“单位就业”统计范围内的数字也不再能够充分反映就业的增长状况。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增量性质,使得大量新增就业(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是通过一些传统统计不能涵盖的渠道实现的。例如,2003年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为2.56亿,而统计的单位就业人数只有1.1亿,两者之间的差额达1.47亿。而这种情况使得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传统统计渠道的就业增长数字,妄下关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减少的判断。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数字估算。 由于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当,目前关于就业弹性的计算都得出了日益减小的结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总体就业弹性的计算反映的是城乡全部就业和GDP 总量之间的增长关系。一方面,在统计上,农业起到的是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凡是非农产业未能吸纳的就业都被计入农业中了。所以,这个总量分析的意义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分部门计算就业弹性,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包括单位就业渠道之外的就业,这样,大量的就业增长被排除在计算之外,就业弹性被大大低估。实际上,我们关心的是城镇的经济增长是否带来相应的城镇就业,以及弹性有多大。因此,依据全部城镇就业和GDP 数字,单独估算城镇的就业弹性更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况。 如果我们仅仅考察城乡总体的就业弹性和分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的话,我们会得出与大多数其他研究相同的结论,即就业弹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一旦把全部城镇就业作为分析对象,观察其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看到不同的景象。我们首先从GDP 总量中减去农业增加值,再减去乡镇企业中非农产业的增加值,通过适当的价格调整,就可以得到实际的城镇GDP 年度增长率。用城镇就业年度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相比,就得到了城镇就业弹性这个指数。我们按照三年移动平均的方式将其绘于图1. 与城乡整体的就业弹性下降趋势不同,城镇就业弹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于90年代后期向早期的水平接近,2000年达到0.31,只是在本世纪又有所降低,2002年为0.19.也就是说,城镇GDP 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0.19个百分点。这个就业弹性比按照城乡整体和分三次产业的方式所计算的结果,都显示更大的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由于这个计算与以往计算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同,所以,这个较大的就业弹性来自于单位外就业的作用。换句话说,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结论并不准确,而只能说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二、自然失业率与治理方向 尽管依据全部城镇就业数字估算的就业弹性表明,经济增长并非没有带来就业增长,但0.2左右的就业弹性,与发展中国家平均0.3—0.4的水平相比仍然较低。所以,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这个命题,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仍然有意义。为了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需要对目前的失业率进行分解,以便观察其对经济增长反应灵敏程度。 在宏观经济学中,失业通常被分解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三种形式,前两种形式的失业因其不可避免的性质而被称作自然失业。首先,当劳动者从一种生产活动转移到另一种生产活动时,通常会出现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滞后,由此而产生摩擦性失业。这种失业形式并不意味着工作岗位的缺乏,只是需要时间和信息把劳动者和岗位连接起来。其次,当技术进步或产业结构变动造成一部分劳动者的技能无法适应新的岗位需要时,便产生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并不意味着岗位总数少于劳动者总数,只是后者的技能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岗位的要求。由于经济活动从而劳动者永远是处于动态中的,而且经济发展本来就包含了不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正常的经济不可能消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所以,这两种失业合并起来被称为自然失业。第三,宏观经济处于周期波动中,当相对衰退发生时,就产生周期性失业。随着宏观经济相对高涨,总需求增加,这种失业现象得以缓解甚至消失。 因此,自然失业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但诸多可变因素都可以影响到自然失业的水平。例如,如果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幅度和速度较快,就可能比较经常和较大幅度地引发自然失业。但是,如果信息传递、职业培训、政府规制状况等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和运行效率的条件良好,就可以通过劳动者对变化的更快适应而降低自然失业率。此外,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可能会通过影响劳动者寻找岗位的激励,而影响自然失业水平和持续时间。可见,自然失业实际上并不是“自然的”和不可变的(Ottosen 等,1996)。因此,除了我们熟知的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作用影响周期性失业之外,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作为改变自然失业的水平。而一个经济中总体失业由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构成的相对比例,决定着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效果。 改革以来,特别是触动存量调整的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动以来,国有企业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在竞争中失去了市场生存能力,一方面产生大量亏损和破产企业,另一方面谋求生存的企业也开始削减冗员,使得一部分城市职工的铁饭碗被打破,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处于下岗和失业状态。与此同时,虽然劳动力市场与改革前相比有了长足的发育,但工资水平适应供求变化进行及时调整的市场机制仍然不完善,市场信息、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等劳动力市场服务也不完善,仍然不能适应重新配置劳动力的需要。由此产生自然失业,并在时间上得以延续。虽然在同一期间,宏观经济也处于相对紧缩状态,因而周期性失业也推动总体失业率的上升,但自然失业率高并且构成较大份额,应该是这一时期总体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自然失业率虽然无法直接在现实生活中观察,但可以通过观察失业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行估算。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就是这种相互关系,即名义价格水平的变化和反映需求的实际指标(如失业率)之间的关系(Phillips,1958)。通过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可以间接地估算自然失业率。 我们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不变的自然失业率为1.0%.然而,社会经济条件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所以,自然失业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对美国经济的经验观察表明,至少从1984年开始到20世纪末,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处于稳定下降的阶段。由于劳动力年龄构成变化,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增强,以及工资预期与实际生产率增长更加协调等因素,美国的自然失业率较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高峰值,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Stiglitz,1997)。 就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力市场条件乃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近年来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力度加大,都会导致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变化的假设对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用计算不变自然失业率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段的自然失业率:1978—1984年为3.79%,1985—1988年为0.33%,1989—1995年为1.77%,1995年以后为4.43%.为了观察自然失业率与总体失业率的关系及其变化,我们将两者绘于图2.通过对总体失业率的分解和对自然失业率的量化,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中国失业率变动的构成及其性质的变化,因而对于治理失业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并且继续升高的自然失业率,表明单纯依靠宏观反周期政策不能完全消除或缓解失业现象,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要求综合一系列政策手段。 三、为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不促进就业? 从1998年开始,中央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了明显的扩张性,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然而,无论是调控取向还是调控措施,都不具有显著的推动就业效果。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大规模发行国债,并将银行信贷与国债投资密切配合,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领域。而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与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投资尤其是国债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予以贷款配套,加大对这些领域的信贷投入。在1998—2002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五年间,国债项目累计投资3.28万亿元,除财政增发国债6600亿元外,其余大部分为银行贷款。仅2000年一年,金融机构直接增加对国债项目的贷款就达2000亿元。在这种政策下,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主要是将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和城市公用事业等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也就是说,扩张性政府投资具有逆就业倾向。 以2002年为例,当年国债投资实际完成额约933亿元,按照投资比重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农林牧渔业(25.5%)、交通运输邮电业(18.8%)、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6.0%)、制造业(13.9%)、建筑业(8.7%),累计占全部国债投资的83%(刘如海等,2003)。为了更好地观察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特点,我们构造一个行业就业密集度指数。该指数系特定行业的劳动—资本比与平均劳动—资本比的比值。计算表明交通邮电、电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商贸餐饮业的就业密集度指数依次大幅度提高,但在国债投资中的优先顺序却恰好相反,即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却恰恰是就业密集程度低的行业(图3)。 除加大对国债项目的信贷投入之外,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持续下调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利率不断降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已经成为丰裕的生产要素。中国刚刚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远远没有超越发展经济学认为存在资本和外汇双缺口的发展阶段。因此,调整利率所导致的资本相对价格下降只是一种周期性现象。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工资的形成机制仍然是制度性的,即使在失业现象已经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传统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仍然呈现较快的上升趋势。1997—2002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分别达到4.2%、6.7%、12.9%、10.9%、16.2%和16.3%,明显高于其他单位。这样,对于那些容易得到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劳动相对昂贵,从而诱导出产业和技术选择中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产值增长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扩大。 生产要素被人为扭曲的判断,可以从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边际报酬差异得到印证。如果资本价格没有扭曲,并且按照市场原则进行配置的话,资本的流动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最后会在各部门间形成趋于均等的边际报酬率。否则,在那些易于获得资本,并且使用成本较低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低,而那些获得资本有困难,并且使用成本较高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高。世界银行(2004)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城市工业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这一期间农村非农产业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这里,城市工业可以代表受到资本供给优惠,从而存在价格被低估倾向的部门,农村非农产业因企业规模小和民营性质,从银行贷款则因金融机构严格的贷款条件而往往被拒之门外,因而资金需求只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成本高昂,接近于以真实市场价格获得资本。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一般劳动力难以进入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垄断部门就业。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这些正规部门、国有垄断部门恰恰是具有充足廉价资本供应的部门,在资本的价格长期被压在均衡水平之下、就业存在体制性障碍的条件下,这些部门必然进一步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导致高投资、低单位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 四、政策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非正规经济,通过逐渐发育起来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所创造的。另一方面,城镇实际失业率也持续提高,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导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效果不十分显著,从而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显性的就业增长。目前的高失业率,有很大的部分是自然失业率,主要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规制而产生。这个失业组成部分并不能通过宏观反周期政策予以消除。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所作为的范围内,又由于政策导向不是就业最大化,以致当宏观经济政策刺激起经济增长时,就业增长效果并不显著。 因此,了解目前中国城镇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组成部分,可以有针对性地制订和实施治理措施。失业是由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两部分构成的。相应地,治理失业也需要从两个方面着眼,即一方面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纯GDP 取向,而以扩大就业作为首要目标,治理周期性失业,另一方面从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等角度治理自然失业。具体来说,在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序。信贷政策需要改变那种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国有经济的倾向,应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农村非农产业的资金需求,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让这些部门能够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进一步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矫正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政府的扶助就业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帮助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转换能力。此外,加强对具有就业吸纳倾向的小企业、非正规部门的政策扶持,从投资、税收、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
经济与发展论文: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未来发展分析 开发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吸引外部生产要素、促进自身经济发展而划出一定范围并在其中实施特殊政策和管理手段的特定区域。从世界范围来看,开发区一般可以分为自由港(含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科学工业园区3大类型。20世纪中叶以来,开发区在全球的蓬勃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近20多来年,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中国陆续创建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保税区等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开发区,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全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增长点。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中国开发区的两种不同形态,它们交相辉映,在战略目标、发展模式、主体结构、整体功能、宏观政策、管理体制等方面,既有共性,也有异点。本文将以世界开发区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为背景,以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革为主线,从整体上对中国两类国家级开发区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进而提出两类开发区未来创新的总体设想和发展模式。 1 世界开发区的历史演进 开发区作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区域载体,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国际贸易、科学技术与国际分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开发区的历史演进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孕育、生长、发展3个时期。 1.1 孕育时期(16世纪以前) 开发区最早的历史发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腓尼基。为了扩大贸易往来,善于航海和经商的腓尼基人,曾将其南部海港提尔及其北非殖民地迦太基划为特殊商业贸易地区,并为进出该地区的外国商船提供安全通行的保障,使其不受任何干涉和限制。这便是世界上开发区最初的萌芽和雏形。 1.2 生长时期(16~20世纪中叶) 从16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地中海沿岸的悄然兴起,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以自由港为特征的开发区形态。世界上最早以自由港正式命名的开发区是1547年意大利创建的热那亚湾雷格亨(今里窝那)港。雷格亨自由港的创建,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开发区终于在世界诞生。17~18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1661年)、法国的马赛(1669年)、西班牙的直布罗陀(1705年)等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辟建。 19世纪,丹麦的哥本哈根、葡萄牙的波尔图、德国的不来梅和汉堡(1882年)等城市先后被宣布为自由港或划出一部分地方为自由贸易区。 20世纪初,瑞士、希腊、瑞典等国相继设立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美国也从1934年开始在沿海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对外贸易区。1948年巴拿马辟建了科隆自由贸易区。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20世纪中叶,全世界有2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75个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它们大大促进了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 1.3 发展时期(20世纪中叶以来) 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世界范围相继出现了以出口加工区和科学工业园区为特征的两种新型的开发区形态。 20世纪70年代,波及全球的石油危机以及随之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迫使许多出口加工区不得不寻求转型,一些条件较好的出口加工区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化,逐渐发展成为科学工业园区。 科学工业园区最早起源于美国。1951年斯坦福研究园的诞生,不仅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硅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开创了世界各国建设科学工业园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历史先河。从20世纪中叶开始,科学工业园区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推进而不断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球各种类型的科学工业园区约有1500多个,它们强劲地推动着区域经济、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2 中国两类开发区的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轨道,并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从而推动经济特区在中国沿海的崛起。继经济特区之后,在中国相继出现了两类新型的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类似于出口加工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即科学工业园区)。 2.1 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历程 回顾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18年来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起步、成长、发展3个阶段。 (1)起步(20世纪80年代) 1984年5月,为了推广经济特区取得的经验和成就,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以便大规模地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决定开放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扩大其权限,给予境外投资者以优惠待遇,并同时在这些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述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其整体来说,开始不同程度地走上以发展现代工业、吸收利用外资、拓展外资出口为主的道路。 (2)成长(20世纪90年代) 1992年3~10月,国务院先后批准举办温州、营口、威海、福清融侨等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3年4~5月,国务院又批准兴办东山、哈尔滨、长春、沈阳、杭州、芜湖、武汉、重庆、萧山、昆山、惠州大亚湾、广州南沙等1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4年8月,北京、乌鲁木齐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准建立。 (3)发展(20~21世纪之交)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中国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从沿海、沿江城市逐渐向内陆中心城市推进,并不断发展壮大。 截止2001年底,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达到47个。纵观将近18年的历程,不难发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缩影,明显地呈现了从沿海起步、向内陆滚动式推进的发展特征。 2.2 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历程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孕育、诞生、成长3个阶段。 (1)孕育(1980~1985年)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关专家和学者以美国“硅谷”经验为借鉴,提出了在中国创办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议;与此同时,一批具有胆识和探索精神的科技人员相继走出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创办了各种科技企业,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集结着大批科技企业的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崛起,它为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2)诞生( 1985~1990年) 1988年5月,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试验区,从而奠定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基础;同年8月,“火炬计划”开始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拉开了在中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序幕。 (3)成长(1990年开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有利环境中获得快速发展。至1997年,中国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经达到53个。如果包括省市批准建立的园区在内,中国各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数则已达到120个,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热潮。 3 两类开发区的共性分析 3.1 启动背景 中国两类开发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它们是在国际、国内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3.2 成型条件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利用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特殊区域,它们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成型条件。一般地说,两类开发区的成型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选择区址;②制定政策;③确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④营造投资环境。 3.3 生长轨迹 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中国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两类开发区相同的生长轨迹;从政策扶持起步,通过各种基础建设,迈向全面创新和持续发展的道路。 3.4 理论基础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一般都以区位理论、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生态理论、增长极理论、创新理论等等为支撑。 4 两类开发区的异点分析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营造有利于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来吸引国外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开拓国内外市场,扩大出口创汇,推动所在地区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形成局部优化环境,来培育创新型企业,发展民族高新技术产业,并带动传统产业改造,以实现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推动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了吸引外资,降低投资者的成本,一般都比较重视地缘——地理资源优势,其区位选择主要考虑交通便捷、位置优越的沿海港口城市和内陆交通枢纽城市的市区或郊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主要依托于智缘——智力资源优势,其区位选择首先考虑的是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拥有雄厚科研实力的大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 从主体结构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企业构成不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企业大多是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的生产性和出口加工型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企业主要是高新技术企业或民营科技企业。第二,主体构成不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体是政府派出机构和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主体除政府派出机构和企业外,还有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 就整体功能而言,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一种主要以外部变量为动力的外生型城市新区,其功能侧重于创建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以吸收外资为主、工业项目为主、出口创汇为主,发展高新技术和外向型经济,这也就是说,经济技术开发区既有促进外商投资的功能,进口加工的功能,也有开发高新技术的功能,还有采取保税措施发展国际保税业务的功能。 两类开发区虽都具有改革试验场、开放窗口以及示范、带动等功能,但外引、外联却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强项,而集聚、孵化、辐射则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具有的独特功能。 从总体上看,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的宏观政策,虽在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政策出台背景、政策适用对象、政策优惠年限和范围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别。 开发区管理体制是指为进行有效的管理而采取的关于开发区组织机构设置形式及其管理权限和职能范围划分的制度。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管理体制,可以认为是大同小异。 5 两类开发区的特征分析 开发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一般都必须具有特定的区域、特殊的政策和特殊的管理等基本特征。 开发区的基本特征作为开发区的主要内涵和本质属性的标识,它决定了开发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派生出两类开发区结构要素的整体发展特征,即从某一结构要素的运行状态来考察两类开发区形态构成要素的整体发展特征,例如:从区位要素的扩散来看两类开发区的空间演变特征,从制度要素的变迁来看两类开发区的时间演变特征,从企业要素的发展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微观经济特征,从产业要素的选择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宏观经济特征。 近年来,在知识经济浪潮的推动下,由于宏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两类开发区在产业结构上开始出现某些趋同现象: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大力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也在积极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于基础较差,其发展并未体现出高新技术产业的鲜明特征,特别是由于国家外经贸部和国家科技部开始推行“科技兴贸”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业发展亦在积极选择出口导向,目前全国已经认定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共16家,旨在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出口创汇能力。 6 两类开发区的未来发展分析 6.1 现实起点 从198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到2001年为止,中国已经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47个,其中东部沿海地区27个,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10个。与此相应,从198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至今,中国总共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3个,其中沿海地区29个,中部地区14个,西部地区10个。 据对43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统计,2000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全面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税收收入、进出口和吸收外商投资增幅均高于全国及所在地区的增长水平。 2000年中国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发展比较平稳,保持着平衡发展的态势。据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20796家企业的统计,10年平均以超过60%的速度增长。 上述重要经济指标显示,两类开发区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当前,两类开发区除要进一步解决和完善诸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投资环境等共性问题外,还要研究和解决各自存在的突出问题,例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应该提高吸收外商投资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提升产业的科技含量,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该拓展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突出产业发展特色、强化科技创新孵育体系、培育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等等。 6.2 创新思路 在新的形势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应以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为动力,充分发挥现有的体制优势,率先形成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同时要以运行机制的转换和体制创新再造自身发展的新优势。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营造环境为重点,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保证,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任务,深入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促进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快实现新时期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就总体而言,两类开发区应积极遵循“并存共荣,因势整合,突出重点,择优扶持,强化特色”的原则,不断发展创新。这里,并存共荣是基本前提,因势整合是战略策略,突出重点是宏观政策,择优扶持是管理方法,强化特色是发展方向。在新的形势下,两类开发区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同时要在现有基础上再造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6.3 发展模式 从未来的前景来看,两类开发区大体上存在着以下3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并行发展、择优发展、合一发展。 (1)并行发展 所谓并行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彼此同时存在,而且各自独立发展,不断创新创业。中国目前已经建立的47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一般都同时分布在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和其他开放城市。它们彼此并行发展,竞相成为所在地区和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力量。 (2)择优发展 所谓择优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在国际国内经济、科技和市场的激烈竞争环境中,顺应自然法则,适者生存,优者发展,劣者淘汰。这种模式出现的前提是,一个国家或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同时存在的两类开发区,它们相互差距较大,发展极不平衡,其中差者发展的潜力有限,并且前景不佳。 (3)合一发展 所谓合一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面对激烈的竞争,为了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行合二为一。这种模式产生的前提是,两类开发区在发展导向、目标选择、产业结构、政策与管理等方面,出现趋同或雷同现象;或者它们因资源有限而发展均不理想。为了整合资源,突现特色,两类开发区可以进行归并,实现优势互补,在更高的起点上为新的开发区加速发展提供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动力和保障。 经济与发展论文:关于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世界经济飞速前进的历程中,中国经济基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跨越,初步完成了使中国迈向世界经济强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新世纪到来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新一轮的经济转型浪潮。在这次经济转型的浪潮中,一部分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地区表现为技术进步。从表面上看这是国内地区间经贸水平的比较,背后却是地区政府之间的管理和效率的较量。无论何种方式的经济转型,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转型 (一)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探讨经济转型之前,应分析“转型”一词的词义。“转型”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最初应用在数学、医学和语言学领域,后来才延伸到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 布哈林在研究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曾首先使用了“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研究文献中,对经济转型的表述及研究的侧重点均有不同,中文文献往往以“改革、转型、渐进和转化”来描述。 就经济转型的概念而言,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具体地讲,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的更新,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是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经济转型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经济转型的问题。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也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着现存经济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也存在着从某种经济结构向另一种经济结构过渡的过程。 (二)经济转型的分类 经济转型有多种分类方法,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划分方法: 1、按转型的状态划分:分为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 体制转型。指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体制转型的目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制度创新。 结构转型。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在转型过程中改变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和区域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供求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等等。因此,结构转型又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结构调整等。 另外,有的学者把经济转型的状态分为四类: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等。我们认为,无论怎么划分,经济转型都不外乎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两种类型。 2、按转型的速度划分:分为激进式转型和渐进式转型。 激进式转型。指实施激进而全面的改革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多的改革。大多数学者把俄罗斯和东欧“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称为激进式转型。激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的终极目标。 渐进式转型。指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多数学者把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称为渐进式转型。渐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过程。 (三)经济转型的特点 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在谈到经济转型时,我们往往把某个时期经济在体制和结构的变化称为经济转型。因此在制定转型计划时往往会以时间多长、经济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来衡量是否完成经济转型。其实,这只是阶段性的经济转型。但是从长期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经济本身时时刻刻都在追逐着质和量的提高,这种质和量的缓慢变化本身就是经济转型。习惯上我们把某个时期经济发生的较大变化称之为经济转型,即段性经济转型。 渐进性和激进性的交叉。经济转型往往表现为时而激进,时而渐进,在某些领域激进,在别的领域渐进。 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同步。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需要经济体制的创新。 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互动。在经济转型中,政府和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的力量。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基本动力,而实现经济转型又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两者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变化的条件。只有两种力量结合,双方互动,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转型。 区域性和国际化的结合。经济转型通常是区域性经济发展措施,而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又不得不考虑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经济转型必须紧跟当前科技发展步伐,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动向。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转型 1、转型的四个阶段 在某种程度上,全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浪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要研究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先研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了市场经济,阶段性过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开始并不是朝着市场经济发展,通常采用“先试验后推广”和“不断调整目标”等做法。总体上讲经济转型是渐进的,但在某个阶段也有激进的性质。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其一,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渐进式改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以放开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为核心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初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同时也使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将国营企业推向了市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展开竞争。其三,经济民营化改革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允许了经济更大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各种所有制的竞争,使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其四,经济国际化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同时能够面对世界新经济的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 2、当前全国经济转型概况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正飞速地迈向国际化。在国际化竞争和较量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将出现一种新观念、新技术和新体制相结合的经济转型模式。这种经济转型模式不仅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还将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前,全国许多地区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构想,并且许多地区还制订了经济转型 规划。其它地区虽然没有提出经济转型的问题,但是实质上也在做着经济转型的工作。整体上看,全国经济转型可分为北方的经济转型和南方的经济转型,并且南北双方的经济转型有着明显区别。北方的经济转型以东北三省为代表,南方的经济转型以粤、浙、闽等省为代表。北方是我国的能源基地,改革开放近二十多年来的能源开采利用,许多地区能源开采业进入了萎缩期,由于资源的逐渐枯竭,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的出现。东北以阜新市、辽源市、伊春市、大庆市为代表的四个国务院资源型经济转型试点城市,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减少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外,北方是我国重型制造业基地,但是制造业整体水平落后。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态势,北方工业需要有新的提升。因此,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发展替代产业、接续产业,其次是产业技术升级和经济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北方经济转型是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技术进步为辅的经济转型。南方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地带”,尽管如此,南方经济与世界发达经济还存在着生产技术、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推进产业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世界竞争。 3、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 纵观当前全国的经济转型,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含量。 4、当前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任务和方向 目前全国许多地区的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受到国家产业政策、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不能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因此,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是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在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和控制污染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转型的方向是发展高科技,用科技化带动产业化。当前的世界经济是高科技主导下全球一体化经济,高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因此,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提高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高科技产业化是经济转型的必然方向。 5、加入WTO后我国的产业发展态势与经济转型 加入了WTO后,中国的一些优势行业如纺织、服装、鞋类、玩具、机电等由于不再受到最惠国、反倾销之类的威胁,因而得到迅猛发展。这些优势行业在迅速占领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在发展壮大中占领了世界生产技术的制高点。以服装为例,中国服装在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设限的情况下,许多产品的外贸出口量和20__年相比仍实现了翻番。中国服装业在向世界市场的迈进中,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水平得到了锻炼和提升,达到和超越了世界一流水平,令欧盟和美国的服装生产界感到震惊。因此,在部分地区的经济转型中,有的地区(如阜新市新邱区)把服装行业作为了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且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外贸出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未来的全国经济转型中,我国的优势行业将是一些地区的最佳选择。 (五)当今世界经济转型的潮流 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的突起,经济全球化是对全球资源和市场追逐的结果,经济信息化则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使然,在这场竞争中世界经济将转向以商务电子化为代表的新经济。新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将发展成为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七大高科技产业为支撑的龙头经济。有的学者甚至把这种新经济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 (六)经济转型与传统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转型的历史是一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历史,又是一部新兴产业崛起的历史。世界各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发展,但是除了一些资源型产业因资源枯竭而退出历史舞台外,传统产业并不会因经济转型而成为终结者,相反传统产业会在经济转型中得到更大程度地改造和提升。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技术、市场和管理支撑,会遇到许多问题。只有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孕育发展期后新兴产业才可能成为某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因而,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才是经济转型的最快和最佳选择。在经济转型中,让高新技术和商务电子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来带动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的流动,从而推进市场资源进行整合,最终促成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是推进经济转型的有效方法。 二、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是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持续性指的是可以长久维持的过程和状态。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以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经济本身应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即经济有较强的发展后劲,具有“匀加速”或“加加速”前进的能力,将来不会出现因“加速度”急剧下降而产生经济衰退现象。其二是经济具有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能力。即经济发展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但要同环境承载力相适应,虽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但要同社会进步相协调,不能以损害社会、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 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经济。所谓的和谐经济就是经济结构要合理,具有较强的增长潜力,经济发展要与国家政策和谐、与社会发展协调、与环境承载能力适应等。 (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大量使用了本国的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急剧减少,环境严重恶化,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是我国老旧工业企业改造的重要方向。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在以往相当长的时期里,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这些工业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高消耗,低效益,污染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短期“效益”基本消失,其后果是将大量的发展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使环境失去持久的经济支持能力,并使区域经济发展受阻。因此,老工业企业的出路就是通过加强技术改造,实行经济转型,进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首要目标,但并不是唯一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工程中,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但是环境生态目标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和各类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如果破坏了这个基础,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都要受到制约。要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就必须走经济持续增长,经济与能源、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道路。 其三是改革开放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使我国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之林。达到这个目的,没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行。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对能源和各种资源的依赖程度愈来愈高。为了充分发挥环境与资源这个生产力要素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使经济与资源、环境实现和谐发展。 三、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经济领域内的两个不同概念。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转型 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内在需求,是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转型的目标。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世界经济时时刻刻都处在转型之中。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性决定了经济发展必须不断克服自身发展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这个自身不断修正克服矛盾的过程便是经济转型。也正是由于经济转型,经济才会在曲折中发生前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转型作用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发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社会基层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中坚力量,但是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调整生产关系、合理分配生产资源、引领科技进步的作用。政府作用发挥的优劣,决定了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经济转型进展的快慢,决定了经济能否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济与发展论文:谈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定位 一、当今世界经济格局 所谓世界经济格局,是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及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极”格局,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世界经济形成了以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共存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因此,在这个时期,美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而是建立在其他世界经济强国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博弈型霸权。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具体影响有以下三点: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强化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多级共存趋势,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力被减弱,也宣告了美国称霸世界想法的破灭。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问题。二是美国经济(包括主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金融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打破了依赖美国经济失衡而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体系。[1]三是美国的软实力受损,“美国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那些参照“美国模式”发展经济的国家开始动摇。 但即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超级霸主的地位有所动摇,但美国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超强地位。具体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美国的GDP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2010年,美国的GDP总量达到了14.6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10排在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中国、日本和德国的GDP总量之和。二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贸易体。尽管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总额的数据还没有,但预计将达到32000亿美元以上,这一数字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三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金融体。目前,美国拥有的金融资产要占到全球金融资产的1/3左右。四是美国仍然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科技大国。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10所大学中。美国就占据了8所。每年,美国都会吸收50%以上的全球技术移民。而且,二战以后,美国就一直是公认的全球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1]目前,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要占到整个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22%左右,继续排名世界第一。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创,但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也非常强。历史上,美国曾经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美国常常通过转嫁危机使得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受到重创,从而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损失。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突然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20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从而将自己的经济危机转嫁到别人身上。目前,美国正在通过迫使以中国为首的相关国家货币升值,来实现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的目的。 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使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言论也随之而出。之所以会有这些针对中国经济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和担心。事实上,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这些经济曾经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因此说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笔者认为,不要被这些言论所干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变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首先就是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综合竞争能力的差距 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目前,占全球人口不足5%的美国拥有了世界GDP总量的3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22%以上的中国却只拥有全球GDP总量的8%左右,尤其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仍然差距较大。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排名,中国在2008—2010年的竞争力排名为17-20位。[1]虽然我们不必太在意这种竞争力排名的高低,但有些指标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深刻的。比如,在影响中国竞争力排名的一些指标中,像企业经营效率、企业信誉、企业形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公民道德、政府管理效率以及官员廉政等排名就比较靠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排名,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2.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 1978-201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近10%。但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反差的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是“粗放扩张型”的,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的巨额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这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社会矛盾越发突出。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要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单位产值投入成本要达到美国的4倍左右。在消耗巨额资源的同时,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尽管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但由于缺乏专利和核心技术,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价值创造能力低。 3.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以此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中国的研究开发人员以及研究开发经费支出排在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二。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政府间合作协定,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3] 但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研究开发经费总量增长迅速,但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过低 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该国研发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而且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标。尽管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和GDP之比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从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研究开发经费大约在10万-20万美元/年,而中国研究开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支出额还不到3万美元/年,也是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研究开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不合理 具体表现为用于基础研究的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偏低。我国用于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部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还不到10%,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要达到20%左右,这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基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经费的来源来看,尽管我国的主要研究开发活动主体是企业,一般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要占到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70%以上,这一比例基本达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国来自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其次就是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偏低,目前还不到30%,这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3.装备制造业水平较低,限制了中国装备制造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定位为全球的“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装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主要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新技术装备的,一般包括计算机集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大型科学仪器以及大型医疗设备等。近年来,尽管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等方式和手段,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很多核心设计和制造技术并没有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整体的装备制造业水平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由此常常导致我们受制于人。正是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仍然显得非常弱小,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2010年,尽管中国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上升到了181.7亿美元,但也仅仅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4%,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亟待提升。 4.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相比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甚至要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位居全球第94位,这也是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跻身前100名之列,但这还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10。目前,我国有大约7亿多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750美元左右,年均消费水平还不到600美元,而且我国还有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5.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还不够强 尽管中国的贸易总额和GDP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强。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根据GDP、经济生存能力和国际储备来对其成员份额进行分配,长期以来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倾斜。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有所上升,目前已经占到6.19%,位列世界第三,但美国仍然拥有超过15%比例的一票否决权。 三、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对策 1.正视当前的外部国际环境,正确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关注、妒忌和猜疑。尽管这些国家也在发展,但他们还是一时很难接受中国的强大,尤其是在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超过美国,这更是让美国人焦虑不安。今后,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更多的约束。比如通过采取直接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像提高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限制进口中国的某些产品等等。或者是利用舆论媒体的力量,寻找一些所谓“合理”的理由,制造像“中国威胁论”、“人权论”、“中国产品质量”等问题,以此来达到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必须理智的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和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核心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全方位的互信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中美双方的互惠。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中美两国已经形成高度的依存关系,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对方的市场。中美关系可以有矛盾、摩擦和冲突,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互惠互利。尽管由于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造成两者的关系并不对等,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只有加强两国的合作,互惠互利,才能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2.正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硬伤,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尽管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贫富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大众能够忍受的限度。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只有实现包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整个社会共同分享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尽管里面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根本上还是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够彻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对很多深层次问题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体制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也严重滞后。因此,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只有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进一步优化生产资源的配置,打破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逐步提高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和能力,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公平、合理的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缩小贫富差距,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在政治领域,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政府运行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使政府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府,使政府官员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公仆;在社会领域,要敢于割断利益集团的垄断,不同的利益主体要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要倡导理性、包容、帮贫救困的社会氛围,提高社会的整体保障和服务能力;在文化领域,要努力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营造出和谐的文化氛围。在国际上,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吸引战略合作伙伴的重要资源和条件,而在国内,则具体表现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凝聚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意识价值形态、政治价值以及文化感召力.它是整个社会互相信任的基础。中是的历史文化悠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了。因此,中国必须以构建和谐文化为出发点,大力宣扬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防止“唯物质论”的拜金主义理念,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体系以及诚信道德评价标准,才能使中国在大力提高硬实力的同时,也要同时提升软实力的水平。 自从2007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更加尖锐和突出。面对这些内外部压力,我们只有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抓住机遇,把握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大好契机,解放思想,加快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顺应我国经济长久、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经济与发展论文: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 [摘 要]: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是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五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是核心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键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作用得以显现,其中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建国50年来最突出的,税收的双重职能以及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得到充分体现. [关键词]:税收 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调控 一、从理论与实践上正确把握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 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是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在什么条件、什么社会经济制度和什么经济运行模式之下都自动生效,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下,特别是在一定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下,才可以使二者具有良性互动关系. 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明,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在实践中不可能充分体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税收有两种基本职能,一个是财政收入职能,另一个是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体,以税收为补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占60%左右,税收只占30-40%.税收对经济的关系得不到充分体现,经济发展主要不是靠税收调节,而是靠计划调节,如果汁划发生重大失误,经济发展就要遭遇严重的困难和障碍.税收收得再好、设计再好,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一种从属的关系.财政只是摆设,为了保证计划的实施完成.而进行跟进式的财力保障.时有句荒谬的话:“经济需要多少,国家财政就拿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好象国家财政是一个随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任何财力保障的东西.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体现不出来. 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政收入模式的转变和税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地位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税收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为人们所认识才受到举国上下的充分关注.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财税体制改革才基本走上正轨.在此之前也进行了税收体制和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1983年实施的利改税以及1984年实施的第二步利改税.随着计划经济烙印的消退和计划对国民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市场机制、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增强,但随之而来的,是市场调节的无序性、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缺陷、市场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用宏观经济调控纠正市场固有的缺陷和弊端,使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更加充分完善、正确.实践证明,只有宏观经济调控加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有利方面,又克服其固有弊端.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再加上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资源配置方式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越成熟、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得越充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也越重要、越明显.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双重职能必然为人们所认识,因为税收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最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大支柱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是派生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是核心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作用得以显现,其中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建国50年来最突出的,税收的双重职能以及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得到充分体现. (一)经济发展与税制的关系 税制的确定要遵循若干原则,如公平与效率原则,税收既要照顾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又必须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激励与约束的原则,税制要体现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客观要求,要有利于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税收不能妨碍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对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要加以约束和抑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如果体现了这些原则,税制就是比较好的,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税制就不好,必须加以是废除.我国的现实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83年以前,我国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在40%左右,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主要表现在企业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因为企业的利润指标是由政府下达的,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围绕着国家下达的产量指标和利润指标,如果超额完成了利润,也要原封不动地上缴给国家,它自己不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利润的多少和它自身的物质利益没有必然的关系.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不利于经济活力的增强,起不到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基于这种情况,中央在1983年作出利改税的决定,把原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交税,这是第一步利改税.之所以叫第一步利改税是因为改得还不彻底,是过渡性的.1983年实行利改税时还保持了国有企业利润与税收并存的形式.国有企业先交55%的企业所得税,剩余的利润再和政府签定上级96比例,剩下的留给企业.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改变税利并存的格局,实行完全的以税代利,国有企业只要上缴企业所得税,不再上缴利润.但当时的价格很不合理,行业企业问的利润悬殊很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企业,因为原料价格便宜,利润很多,而以工业原料为生产要素的企业,成本较高、利润较少,为了调节企业之间利润的过于悬殊问题,国家征收所得税后,还根据企业利润的高低征收利润调节税。 这两步利改税在我国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第一,规范统一了国家与企业间的分配关系.企业交税后有自主支配的权利,调动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第二,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过去上缴利润,财政收入没有稳定的来源,被动很大,利改税后税率是固定的,国家收入有了稳定的财源,有利于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第三,企业的留利大幅度增长,使企业的投资能力、经营能力有很大提高.促进了企业微观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税收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得以体现. 利改税尽管有作用,但由于当时实行了企业以承包经营为主地方以财政承包为主的形式,利改税的成效受到很大局限.因为当时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承包,承包经营的结果,既包了利润,又包了税收,有的地方承包时,将利和税一起写进承包合同,这样使税收应有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的保障作用部分地丧失.承包制不能使税收随经济发展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增长.税收与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没有了.企业承包和地方财政包干,还助长了其他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弊端,如市场分割、划地为牢.由于各地财政承包,地区经济发展越快,财政收入越多,除了上缴承包的外,地区留下的也越多,地区利益越大。为此,各地竞相搞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进.当时若干个“大战。同时进行,如棉花 大战,产棉地区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利用当地的原料获得更多好处,纷纷建立自己的棉纺工业,导致棉花大战不断升级.此外还有蚕茧大战、烟草大战、小化肥大战、农资大战等.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各地经济结构趋同,低水平重复越来越严重,造成经济结构扭曲,调整困难,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大市场根本无法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体系根本建立不起来,这些弊端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有效发展,使市场经济的秩序大为混乱,假冒伪劣因此产生,某些地方政府成了制造假冒伪劣的保护伞.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包括税制在内的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紧密的良性互动关系.搞得好是良性互动,搞不好是恶性互动. 1994年税制改革是又一个重要的例证.1994年在我国经济改革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财政体制实行了分税制这广重大的制度创新.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各国通常采用的与市场经济特点和要求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我国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目的在于规范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体现事权尉权和税权三权之间的辩证统一?简而言之,分税制就是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根据事权确定应给予它多少财权来满足其覆行职能的需要,并根据财权划分税种、决定税权.与分税制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工商税制改革,工商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保障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增强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些目的已基本达到,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税制体系,税制改革成效明显.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的增长极为迅速,”九五”期间税收总规模达到47000亿元,比“一五”到“八五”的总额还多出2700亿元,“九五”期间年均增加税收1300亿元,税收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与此同时,税收宏观经济调控功能得到极大增强,.1994年税制简化,使得税制结构更加科学合理,94年税制改革后税种由原来的32个阵为58个主要税种,税制大大简化,税种的覆盖面扩大,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大为增强.特别是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税收手段的运用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这得益于1994年税制改革奠定的基础.总之,94年税制改革取得很大成功,税收的双重作用得到了充分体明扼要现和明显加强. 但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也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对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如按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税收归属,不利于建立统一、公平、开放的市场体系,更不利于企业的改组、改造和联合,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大大减弱;增值税一方面起了重要的是经济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保障作用,但由于增值税设计方面的某些不完善,对经济特别是科技进步带来消极作用;个人所得税税基、税率、起征点的确定,也存在问题,对于促进投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有消极影响;企业所得税特别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至今依然是很大的问题,名义税率尽管统一了,但由于存在种种优惠措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上不统一,这不利于为各类市场主体、法律实体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利于公平税负,也不利于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资源税在范围税收分配和课征对象确定等方面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一方面要有利于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又要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由此可见,1994年税制改革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又有不利于国民经济有效发展的方面. (二)经济发展与税收政策的关系 经济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支柱政策,其中财政政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内容受到种种限制.如欧盟15个国家已经实现货币一体化,再过几年各国自己的货币将不存在,各国的货币政策由欧盟的货币执行委员会来统一制定.各国政府唯一能自主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只有财政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重要的内容和核心的手段,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出口,即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三大动力都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有关.投资与税种的设置税率的高低、优惠政策的多少、优惠的方向关系非常密切.消费也是这样,如营业税、消费税与消费品价格直接相关,所得税,无论是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税,都和企业个人的生产消费、生活消费能力有密切关系.出口更是与出口退税税收、 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有密切关系11998年以来为了刺激出口,我国曾3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到去年出口退税额已达到811亿元,今年这个数字还要增加.出口退税政策对增加出口有直接关系. 从对经济景气的调节看,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与经济发展,而且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和社会进步关系非常密切.比如,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就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方向的体现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与科技进步的关系更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东部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我们实行了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当时是为了贯彻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对沿海和经济特区实行了以区域倾斜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个政策已经取得了极为明显的成效,当然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诸多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可见,税收优惠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 税收在促进科技进步方面作用明显,世界各国促进科技进步的政策都集中在税收政策上,采用了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税收的定向优惠等政策.加速折旧就是对固定资产更新周期比较快、技术变化比较大的行业和部门,允许它们在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还没有终止以前提前报废,允许它们加速新旧.加速折旧是国家利用减小所得税税基的办法促进技术更新改造促进科技进步,国外在信息产业允许加速折旧的很普遍,投资抵免允许某些企业将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投资、支出在所得税税基中取得扣除,以减少所得税税基,为企业增加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创造条件,建立激励机制.科技进步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没有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提高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基础性障碍.为了增强企业后劲,增强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许多国家允许企业实行投资抵免.定向优惠政策是定向地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鼓励方向实行税收优惠,而不是对所有方面都实行普惠式的税收优惠.如为了开发某一个新兴领域.或开发某一高科技的行业,为了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世界各国对高科技的发展往往给予这种定向式的税收优惠. 出口退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对出口需求的扩大作用非常明显.世界各国实行的是出口退税,而不是补贴,因为补贴是wTo规则所不允许的,补贴是不正当竞争,要受到制裁,出口退税可以,出口产品以无税或低税进入国际市场竞争是国际的通例,这个政策在促进1998年以来我国出口需求的扩大功不可没.如果现在停止出口退税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税的力度,出口企业肯定要受到很大打击,出口需求要受到很大影响. 现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于投资、 消费也都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各种行政性收费增长数量和速度一年比一年加快,而且在许多年份,非税收入增长额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税收收入的增长额和增长速度,费大于税.1999年之前企业上缴的钱有2/3是通过费的形式拿出来的.农村的农业税并不重,管理也不严,但农村各种非税收入使农民苦不堪言,再加上各种没有名目投有红头文件的收费,使农民负担更为沉重,严重制约了企业投资能力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严重影响农村市场的开拓,从而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费税政策存在非常突出的问题. (三)经济发展与税收征管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税收征管的关系,主要是依法征管的水平和程度对于净化扰化或恶化经济发展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重要影响.在征管过程中,过头税、人情税、关系税、偷逃税、骗税等现象不仅造成大量的税收流失,更重要的是毒化了税收的秩序,恶化了市场环境,使市场处于非公平竞争之中用经济发展环境产生消极有害的影响.如果依法治税,税制本身合理,那么各种市场主体、法人主体、城乡居民相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如果税收征管中存在大量的过头税、人情税、关系税、偷逃税、骗税,就会造成严重的税负不公,守法者的税负相对较重,恶化市场秩序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 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税制、税政选择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从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税收因素看,从影响经济发展的税制和税政存在的主要问题看,我国大致要解决7个方面的问题. (一)增值税转型的时机和方法 现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非常明显;不允许购进的固定资产已交纳税款的抵扣,这对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进步、促进企业投资都是十分不利的,世界各国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已经抛弃了生产型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已经众所周知,没有多大分歧.问题是什么时候转、当前的主要争论在于:是尽快地转,还是创造条件先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再逐步转型?到底是一步转述是分步转?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尽快实现增值税转型. 对怎么转也有很多争论.概括起来有两种:一种观点是一步到位,不要分步实施,理由是分步实施会产生根多阵痛,实施起来麻烦比较多矛盾比较大.尽管一次性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能够顾利地实现转型,充分发挥增值税在促进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损失的税收收入可以很快地补回来,因此,应该一次转型. 但大部分人认为这种办法不可取,因为转型首先要考虑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影响,据测算,增值税如果彻底转型,每年要减少财政收入600-700亿.其次,我们当前缺乏增值税转型的良好基础和技术条件,必须逐步创造条件,实现分步到位,持这种观点同志的主导思想是“总体设计、分步到位”.如果允许设备购置先抵扣,而厂房、建筑物等固定资产不抵扣,大概影响财政收入300亿,因此如果分步实施,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分步实施从当前的条件看.也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对增值税的计真机联网、交叉稽核系统都没有建成,基础性工作还没有做好,如果急于一步到位,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分步到位比较稳妥.现在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分步实施的具体方案. (二)有利于促进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所得税的完善 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起了积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税基怎么确定?税前扣除起征点怎么确定7税率如何调整?累进的程度如何确定?累进的税率如何修正?这些问题值得探讨,现行个人所得税在促进消费特别是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有许多没有考虑的地方.西方国家认为,在科技进步时代,促进科技进步至少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科技创新的能力到底如何,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程度如何,另一个是劳动力的素质能不能满足科技进步的需要.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转岗的能力较低,劳动者文化水准普遍较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个人收入中留出足够的钱让他们进行再教育,接受终身教育,不断增强他们转岗的能力和对科技进步的适应能力.如果所得税税率过高,或在扣除时不考虑这部分需要,就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不利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考虑起征点问题,最重要的是考虑劳动考的家庭负担、人均收入.我国所得税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修改后的所得税法依然没有也无法考虑这个因素,因为这很复杂,要有比较健全的资金流量和流向的监测,如通过银行发给个人的钱要有据可查,银行要有基础性资料,不管来源于哪个部门、哪个方面、哪个企业,甚至来源于哪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支付.都要有原始的记载,对个人收入来源的监管必须正确,必须有据可查,这样个人收入才可以核实,对其家庭成员的收入才可以有正确的判断.因为要算赡养人口的负担,要算人均收入来考虑扣除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有这样的监管能力和基础资料,我们没有,在一两年内也搞不成,这不是税务部门一个部门就能实现的,要靠全社会各个部门的配合,因此,当前所得税税法的修改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我们今后继续修改个人所得税税法的方向. (三)有利于促进平等竞争、税负公平、增强各类企业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 1994年税制改革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趋于一致,但是由于外资企业享受很多税收优惠,因此实际税负不一样,实际上依然存在两套税制,造成色类企业、特别是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影响了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增强,所以必须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现在的关键问题,一是税率的确定,二是税基中抵扣因素的确定,三是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如何处理。税率的确定争议比较大,有人认为现在的税率比较适中,33%的税率并不高,与世界各国比处于中上水平,而且我们名义税率是33%,而实际税率只有20%左右,税率不宜调得过低,另外如果考虑到所得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国民经济发展遇到困难、要动用所得税杠杆的时候,如果名义税率太低,与实际税率靠近,那么今后宏观经济调控的余地、弹性就将十分有限,没有再降的余地了.更多的人认为,不考虑企业非税负担因素,仅考虑税收负担因素,也太重了.尽管许多国家名义税率与我国相差不多,但国外企业的税前扣除项目比我国多得多,因此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负可能比国外企业高.世界各国通行对购买的固定资产已交税款允许抵扣,我国不允许,尽管这属于增值税范畴.但企业毕竟交出去了.世界各国通行在确定企业所得税税基时,用于技术更新;技术改造的投资允许在税基中予以扣除,而我国不允许,现在我国仅仅是试行还没有普遍推广这种扣除.国外税前抵扣的项目比较多,即使其名义税率与我国一样,但实际税负比我们低得多.我国现在对税率的争议还在进行,有人主张税率不变,有入主张降为30%,有人主张降为27%或25%。 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怎么处理,是我们吸引外商的一个重要因素.多数同志认为依然采用“总体设计,分步设施”的办法,特别是采取老外资企业老办法,新外资企业新办法来解决问题.或者给它一个过渡期,到过渡期结束时,新老企业一刀切.不能急转弯,使企业感到政策突然变化.要给它们一个缓冲期,使企业有时间事先考虑来不来华投资. (四)有利于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源税调整 资源税的课征范围如何确定,要不要适当扩大,现在除对一些矿产征收资源税外,其他考虑比较少.为了节约水资源,我们要考虑是否对水征收资源税?另外,资源税的分配要不要改革?原来海洋 石油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格局是否合理,能不能做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又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税收的划分、税权的划分要不要考虑.另外,现行的资源税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地区往往都是资源富饶的地区.而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是资源贫乏的地区。在此情况下,对资源税的调整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其中牵涉到征收范围怎么定,税率怎么定,分配格局怎么定,是中央税、是地方税,还是共享税,共享的比例怎么定,这些都与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相联系,如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云贵川都是资源富饶、但相对贫困,这些地方资源税的征收到底怎么既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又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还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这比较复杂. (五)实现零税率目标的出口退税 这些年出口退税加大了力度.但是现在离零税率还有距离,目前我国出口产品的平均退税率为15%,但我国增值税税率是17%,离全额退税、零税率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当前要不要立即实行零税率?这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现在出口退税率已经高达811亿,占国家税收收入总额的11%左右,再提高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可能更大;因此,零税率是目标,但要采取分步到位的方法.要结合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增强等来考虑,不一定完全采取出口退税的办法,可以采取别的定向税收鼓励措施,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和科技含量、附加值的提高。 (六)有利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 . 这为中西部地区普遍关注.关键的问题是,在优惠模式上,考虑由地区倾斜到产业倾斜的转向.在优惠的方式上,要更多的从税率式优惠转变为税基式优惠.国外更多采用税基式优惠.特别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采用税基式优惠.从过去片面的事前优惠转变为事前优惠与事后优惠的有机结合.如对基础科研更多地采用事前优惠,刺激增加科研投入,保证它有钱、有积极性投入.但对科研成果的采用和转化要考虑效果,采用事后优惠.从过去片面注置直接优惠向间接优赢转化,直接优惠就是减税,间接优惠包括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补贴等间接手段实行优惠. (七)积极推进税费体制改革,理顺税费关系 企业将税费放在一起,看成一个东西,尽管我们采取了减税的办法,但税在减、费在增加,作用等于零。因此,在考虑税收宏观经济调控作用时,在考虑税收的财政收入保障功能时,必须将税费联系起来考虑.前些年我们在考虑时没有将二者联系起来,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造成当前税费关系的极度混乱,留下许多后遗症.因此,以后要联合起来加以考虑,如企业所得税,光考虑税怎么收不行,税就是降低了、增加了扣除因素,但如果苛捐杂费层出不穷,立即就抵消了减税的因素,造成更加难以收拾的后果. 经济与发展论文: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化研究 李树生 一、论文主题意义 选择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发展问题作为论文主题,是作者几年来的认真思考。之所以在市场化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市场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主流选择。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始于1978年的我国农村改革,至今已有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面貌、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GNP年均增长率达到9.8%。然而,重要的是这一增长率并不是一个小国(地区)仅靠某种或几种资源优势取得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发展中大国来说,这种发展势头必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实践打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界曾有过的一个论断:即任何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以超过7%的速度,持续地长期发展下去。但是,中国的改革打破了这一论断,特别是农村经济改革,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良好借鉴,而且也为发展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各种发展经济学理论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都面临着一个不可逾越的,也是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正确解决国家发展与农业的关系问题。如果仅从一般意义上或以发达国家为背景来论述,已经远远不能说明和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改革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国民经济市场化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才能逐渐完成。在这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在欠发达国家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以及两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它们的基本要素发育、内部结构变革及其对国民经济各产业、各部门的波动效应,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既使那些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发达国家,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协调发展,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在关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种种理论中,专门论述农业经济发展与金融关系的论著并不多见。这也正是本课题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广泛需求出发,侧重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研究此问题的原因。二战以后,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产生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分支,许多经济学家,如瑟·刘易斯、西奥多·舒尔茨等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都对发展经济学有过重要贡献。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拉美经委会的一些专家,分别以货币主义和结构主义为理论根据,对发展经济学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和观点。从国内的研究情况看,许多理论工作者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战略、发展阶段及经济结构变动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忽视农业经济发展,过分强调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倾向,仍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占主流。特别是还没有将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协调发展置于重要地位加以研究。所以,本课题的选择至少是争取在这方面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发展,有一些不同点和独特之处,说明这些特征正是本课题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不同于拉美及亚洲的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具有十二亿人曰,九亿农民的超级农业大国,无论是资源配置、农业结构、还是经济制度等方面,都同小国(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启动期和起飞阶段,还是己经达到相当发达水平时,都要强调以农业为基础,都必须协调好工业与农业两大产业的关系。同时,在市场化改革中,要求金融部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客观要求。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对策选择必须充分尊重这一状况,否则就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第二,不同于印度、巴西等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集权式计划经济模式,而且在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念方面也与这些国家有很大差异。这就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的起点,不仅包括了自然经济落后的一面,还包含着传统计划经济僵化的一面。因此,这种双重过渡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虽然我国农村经济经过了二十年的改革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必须承认,我国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在解决双重过渡的困难中,必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 第三,我国农村改革己有近二十年的经历。可以说,二十年来,这种改革,就是渐近的市场化过程。其中许多有意义的实践探索,不仅在外国的经典著作中难以找到,就是国内理论界也仍须深入研究总结。本课题研究的基础不仅以各种学术理论为支点,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我国近二十年的农村改革实践之上,这将使研究更加贴近改革实践,更加有利于理论创新。 第四,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假设,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差很大。而简单移植的作法,己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紧紧围绕市场化这条主线,深入探讨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可使研究成果能够较客观的反映和指导我国农村改革实践。 二、研究范围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不从这个现实出发就会失去主题。在这样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本课题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和宏 观,其中大量的微观问题不是本课题所能说明的。而从货币、资金入手,进而从金融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为便于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研究范围及基本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 我们认为,农村经济所包含的内容,在一国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在传统落后的农业国家,农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不大,且基本上没有农村工业,农村经济的主体就是农业经济。在此发展阶段上,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内涵基本是重合的。在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农产品剩余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现象的出现,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和贡献越来越大,这就使得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重合的部分缩小,农村经济中有很大空间属于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此时,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从结构上看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是由下列几个部分组成:一是农业部分。其中包括狭义农业和广义农业。狭义农业即农作物种植业,而广义农业则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园艺业等。无论是狭义农业还是广义农业,均有一个基本特点,即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这是农业生产力的根本特点。二是农村非农业产业。其中包括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等。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工业亦称乡镇企业,与国家工业相比,其在企业性质、资金融通等方面是有区别的两个经济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工业化一般作为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存在,在更高层面上与农村经济相对构成国民经济整体。而农村工业则是农村经济的组成部分。农村工业的经济概念,通常可做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农村地域上(一般指县以下地域)的工业,亦即布局在农村地域上的所有工业。另一种是指农村乡镇办、村办、个体和其它私营形式工业的总称。本课题研究采用后者概念,因为这种融农村地域、农民身份和企业所有制于一体的农村工业概念,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二十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发展的过程,也有助于全面揭示农民的经济行为和农村经济的内在联系。进一步讲,虽然目前对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形式说法不一,但在本课题中则以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市场营销为基本区分标准。农产品的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是农业经济的延续和发展。非农产品的经营,则指城市工业品扩散、矿产资源开发等其它形式。总之,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将在结构上趋向农业经济、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多元组合。在以后各章节的研讨中,采用农村经济或农业经济的概念时,不再单独说明其内涵,只是根据当时研究的需要和课题所涉及的范围,有所侧重的使用相应的概念。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是本课题研究的另一个主体部分。认识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深入探讨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互动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农村金融是国家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和改革不仅与农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要与国家金融制度互相协调。所以,研究农村金融不可回避的要涉及到国家金融体制及金融政策。这就使得农村金融处于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关系中的纵横交叉点上。由于金融问题的复杂性,本课题所涉及的范围仅立足于农村经济货币化、农业投融资和农村微观金融组织行为上。在市场化进程中,本课题考察我国农村金融,主要是论述下列问题: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与农村金融的地位与作用;农村经济总量及结构性变革与资金的供求;农村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化与资金运行;农村金融中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市场化的关系;等等。 三、研究的基本方法 应该说明,本课题不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问题。因为发展问题从来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尤其是本课题所面对的不是单纯的发展理论,而是中国农村二十年的成功改革实践,这就更需要我们注重对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行实证分析,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来深入探讨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历史性变迁与发展。 从本课题研究的范围与重点来看,它既包括了农业经济学与金融学的一般理论,又涉及到了农业与金融两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体制背景等因素。因此,有必要采取比较分析方法,对改革前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及改革后的市场化过程进行理论实证分析与经验实证分析。同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与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规范性研究。由于本课题主要研究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以及两部门之间的改革发展问题,而这种研究又侧重于在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背景下进行,因此,分析方法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经验实证分析方面,对归纳法与检验法则是交替使用。逻辑推理中要特别注意合成推理的谬误问题,努力减少研究中的片面性。本课题的研究将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化这条主线,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学科中科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使研究更加具备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同时,研究将主要以我国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特征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实践探索为基本题材,结合二十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和金融改革的主要步骤,循序渐近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对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也将加以介绍和比较,以便于更加深刻地认识我国的具体国情及发展道路。 四、课题主线与体系结构 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它们各自又涵盖着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所以,本课题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泛泛而论,只能选择一条主线,对其中相关的重要问题加以讨论。我们选择了市场化做为研究的主线是因为: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同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方向具有一致性;2.市场化进程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选择。农村经济改革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起到了先导性作用,而且市场化金融改革特别是农村金融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配套和促进作用;3.市场化改革不仅反映着深刻的经济制度变革,而且包涵着极为丰富的实践探索,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选择市场化这条主线贯穿全文就更加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4.市场化不是一个突变过程,而是一个渐近过程。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在这一渐近式改革中,虽然各自市场化的内容和进展不一致,但市场化的趋向始终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一直潜在地发挥作用,制约或促进着农村经济与金融的改革方向和进程。只有抓住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才能从一个较高的层面上说明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本课题的体系结构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共计七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可视为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与理论背景,使本课题的研究一开始便置于一个较为宽广的背景与思路之中。第一章是重新认识西方若干发展理论,目的在于进一步考察西方发展经济学说及其主要流派,着重说明西方市场机制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探讨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其中,重点突出了制度变革和资本的作用 。第二章阐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本章从讨论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发展思想入手,以实证分析为主,研究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发展的两大问题。一是传统体制下农村经济制度的非市场化问题,二是传统体制下农村资金运行的非市场化和农村金融的制度性压制问题。通过本章的讨论,反思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非市场化的历史成因和诸多弊端。同时,也从反面揭示了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为以后各章的研讨做好必要的铺垫。 第三章和第四章可视为第二部分。这部分主要对市场化改革中的农村经济与农村资金问题进行基本分析。这种分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明农村经济与农村资金自身的市场化运行变革,而且也构成了专门讨论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前提和组成部分。第三章主要分析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市场化选择的必然性和改革进程。该章讨论了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理论前提、经济制度变革以及农业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基础性地位。通过这些讨论,将有助于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层面上,认识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市场化问题,使本课题的研究基础不仅仅拘泥于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范围。第四章则从一般意义上讨论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化、资本投入及资金需求。本章还从分析农村经济货币化入手,研究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状况与特点,探讨了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中的货币深化问题,进而深入考察改革以来我国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变化,并从这种变化中重新思考金融的地位与作用,重新判断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另外,对农业资本投入问题力求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说明农业资本投入与产出的基本关系及我国应该借鉴的发展理论。 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可视为第三部分。这部分将较为详尽地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中的金融问题。由于篇幅和课题所限,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商业金融、农村合作金融和农村政策性金融。应该说明,上述几种金融形式在农村金融的总体框架内,有交叉也有分离,但依据各自的性质和特征,在市场经济中它们的地位与作用是有差别的。通过对上述几类农村金融形式的研讨,本部分研究试图从金融角度考察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及趋势。同时,对农村金融如何适应和促进农村经济市场化,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五章主要研究市场化改革与农业银行如何向商业银行转轨。一般而言,农村商业金融涵盖的内容比较多。鉴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农村商业金融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我国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这种改革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影响上。对此,本章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第六章研究市场化改革与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重建问题。主要内容有:对合作金融基本理论的再认识;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变异及反思: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的阶段性探索;市场化改革条件下的合作金融利率及信用创造分析;农村合作金融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而且其改革的难度比较大,一些理论与政策问题,多年来一直难以取得各方共识。因此,本章以较大的篇幅对其中几个相关问题作些探讨。第七章研究市场化改革与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的确立。目前,在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还刚刚起步,许多问题尚待探索。对此,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1.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历史回顾;2.我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初探及国外借鉴;3.关于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思考。 五、研究结论与主要观点综述 本课题的基本内容是市场化改革中的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两部分发展及其联系的研究,努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通过侧重于体制和政策分析,力争对课题研究有所创新。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6.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因为国有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经济体制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并对其它金融渠道产生示范效应;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同其它国有银行改革具有联动效应,但我们更要强调农行自身的特点和弱点,以寻求改革的突破口;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要关注社会效益,现阶段主要是处理好这种改革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使农村商业金融改革同农村经济改革协调配套。 7.我国需要在改革中重建农村合作金融,以巩固农村金融的基础。传统体制下我国合作金融被严重扭曲,改革应该与国际合作经济的一般惯例接轨,矫正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方向。对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要采取不同政策,以解决它们联系农民、发展业务和防范风险等问题;要注意合作金融的基本理论研究,特别要着力研究市场化改革中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利率及信用创造问题,以利于农村微观金融基础巩固和国家宏观调控。 8.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下的“市场失灵”将使农业这个弱质产业和基础产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其中利用政策性金融实施保护是重要举措,是其它方式和渠道不能替代的;建立农业发展银行,专门经营和管理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十分必要;现阶段要抓住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供给和管理这个主要矛盾,同时要开展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业务。从长远上看,农发行要拓展、创新业务,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摆到重要位置;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要努力吸取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某些有益作法,深化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改革;我国农发行的改革要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坚持以金融运行为本,同时兼顾协调与财政、企业、商业等部门的关系。 经济与发展论文:入世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一、我国民营经济面临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目前非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在流通领域,国有商业在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下降到20%左右,民营经济占了70%以上,显然各种非国有的民营经济已成为21世纪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同时更应看到进入新的世纪,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政策更宽松、条件更成熟、前途更广阔,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面临着一次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认识这种机遇,把握发展机遇,对于进一步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体制十分重要。(一)、新经济形态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新契机。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战略。而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的更快发展,必须注重体制与制度创新对科技创新的制约功能,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作用。这是因为凡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是具有战略性,二是具有风险性。因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要靠市场风险资本的推动,靠民间投资基金的“孵化”。除了战略性高科技产业要由国有经济直接独资或控股经营外,其它一股竞争性的产业应在所有制方面彻底放开,尤其必须进一步重视民营经济的作用,努力实现竞争性高科技产业领域经济主体民营化。重视民营经济与个人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作用是由人力资本的规律性特点决定的。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呈个人化趋势,较之其它产权更具有天然的排它性,其智力资本的现实功能大小完全取决于产权主体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具有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五分实施民有、民治、民事的发展模式,就可充分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把潜在的人力资本能量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二)、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源配置的良好机遇。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有了极大的变化,如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由同期的22%上升到67%。但是对整个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只有1/3的国有经济,却占有2/3最稀缺的资本资源,这说明国有经济占有的资源与其产出的效率极不相称,必须在资源占有的所有制结构上进行重大调整。因此,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点是在生产资源占有的结构上作文章,进一步减少国有经济在资源占有上的比重,让产出效率高的私营经济、混合经济及其它非国有经济占有更多的资源,以减少各种“公地的悲剧”的继续发生。随着国有经济在许多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随着国有经济在资源占有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就给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国有经济从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与国有企业改革往往是互相联系的过程,特别是国有中小企业内部改革的深入必然是单一的国有产权向混合的非国有产权多元产权结构转化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有一些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作为骨干外,大量的仍是中小企业。必须看到民营经济是相对官营经济的一个概念,它包括私营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股份经济、外资经济和其它非国有国营的经济主体。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退出来的改革不管采取何种形式,绝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会实行民营化,这就必然产生一大批国企改制衍生型民营企业,因此在“十五”期间,国企民营化的过程还会加快,这就为民营经济参与国企产权改革提供了机会与条件。(三)、实施西部大开发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开发大西部,加快中西部的发展是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这一战略的实施和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在西部大开发中,政府主要负责基础设施的改善,而竞争性制造业的投资,则主要由企业在市场机制基础上进行。西部大开发必将促进西部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西部各省、市、区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同时,都已着力加大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因而西部大开发,首先为西部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作用与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明显滞后于东中部地区,特别是大大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但从1999年实施开发西部的战略以来,西部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东部与中部地区,这也说明新的机遇加快了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其次,也为东部的民营企业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机会,而且这种机会还会持续下去。这是因为,一方面西部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对来西部地区投资的东部与中部的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同等看待,把对外商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延伸到东、中部的民营经济上,从而为东、中部的民营经济进入西部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机遇。另一方面是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大大加快了西部的基础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商流、物流、信息流的设施及整个市场环境就大大改善,这也有利于吸引一大批东、中部经营者进入西部发展。此外,西部地区的市场广阔、资源丰富,西部的开发过程是与城市化的过程连在一起的,从长远看,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在解决了西部缺水的问题以后,移民西部肯定会给民营经济西进带来更大的机遇。(四)、金融市场的发育及金融政策的调整为民营经济的更大发展提供了外部动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居民的经济行为与经济能力、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为居民个人的金融活动提供了机会与舞台。同时也说明中国民间积累了巨大的潜在资本,为居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市场活动提供了基础条件。这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民间资本的存在,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如果能将数万亿居民个人存款的一部分转化为民营经济的投资,则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步伐还可进一步加快。此外中国居民个人以房产为主的不动产规模的扩大,也为资产抵押获得更多的投资贷款提供了机会。另外,近几年来随着启动市场与治理通货紧缩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一致认识到,光靠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启动民间的投资需求和最终的消费需求。加之银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资金运行的安全性与高效性相统一的机制使银行对效益高的民营企业也开始情有所钟,自1999年以来一些银行均开始实施对民营经济的贷款业务。总之,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说明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已为民营经济的第二次创业作了必要的准备。银行业对民营经济的业务介入与业务支持,可及时缓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激活和强化民营经济的“造血”功能。 二、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有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世纪,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不到3年,企业老是长不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有共同的特点:经营决策不受行政部门干预,实行市场为导向、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发展模式,等等。但纵观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能真正成为明星的大企业、大集团并不多见,其余的多是中小企业,又或 是流星般一闪而过的落马企业。面对新世纪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民营企业依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是部分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具体表现在:一是与主管部门的关系理不清。企业初创之时,自找婆婆,虽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并无投入,但在企业发展起来后却再现所有权归属之争。二是对无形资产,特别是管理股权和技术股权未作明确界定,形成隐患。三是初始投资主体不明确,如创业资本主要是借贷、科研经费等方式积累起来的。四是对优惠政策形成的“政府扶持基金”,其所有权归属的界定仍存在争议。五是民营企业通过兼并、联营、承包、股份制改造、收购等形式壮大了规模,但国有资本的产权归属却没有界定。其次,民营企业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其自身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因素:一是缺乏管理方面的知识。二是大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创业之初,大部分属于个人或合伙创办,相当一部分企业沿袭一人所有、一人决策、一人承担风险的家庭式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不仅严重窒息了企业活力,削弱了企业发展后劲,而且导致经营行为不规则给企业生存带来的风险。新成立的企业在扩张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而发展很快又不容易使人感觉到这些问题,许多民企面临着“管理青春期”这一普遍性的问题。企业存在人才饥渴,换人又相当频繁,挖来的人因为管理滞后等原因迟迟难以纳入机制。有些人是国企过去的,有些问题是国企翻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做小企业的时候决策非常灵敏,但扩展到几百人、几千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中国应该提倡搞一大批健康活泼中小企业,而不是一味都争着把企业做大、做过五百强。一个企业如果在机制、体制上没有积累,应该非常反对超常规发展这个词。忽略自己的历史,认为可以人为通过投机、跨越中间地带的想法往往会在现实面前碰壁。必要的投机可以搞,但不应成为主体。再次,民企信用危机亟待解决。众多民企法人代表变更频繁,“新官不理旧帐”问题比较突出;不按规定办事,对于资产抵押,不愿出钱办理土地抵押、房屋过户等担保抵扣手续,往往造成扯皮:信用观念不强,重视抢贷款抢项目,轻还款轻付息,往往贷款到位后长期拖欠不还,有的甚至根本不打算还款,造成非国有经济中不良贷款较高。另外,对众多民企业进行评级的信息收集成本偏高,银行对贷款风险难以掌握,也是促成银行对民企惜贷的原因。最后,民营企业的家庭式管理是其发展壮大的最大羁绊。企业的成长,不可能只是企业家单方面的努力,而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工人这个共同体合力的结晶。许多民营企业老板没有善待其职员以劳动力形式出现的企业产权。其中,高级管理人员问题最突出,老板与高级经理之间是委托的关系,企业的部分责任由高级经理单独承担,有部分事情由其单独操作。如果仅将高级经理按一般工人的方式安排其报酬结构、激励机制是不够的。老板对其监督较困难,且高级经理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如得不到满足,将会以其他方式达到要求,比如带上合同和一批人马跳槽的现象,不少民企就栽在这里。 三、WTO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挑战 经营管理水平方面的风险。如果经营失败,原因在于管理。而二板市场显然在分散这种风险方面是无能为力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是缺乏一种与民营经济生产方式直接相适应的金融组织形式。掘国际金融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作为当前我国金融主渠道的国有银行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的实际作用很小,原因之一是国有银行与私企缺乏沟通的基础。因此,组建民营银行无疑成为满足民营经济金融需求的理想选择。中国加入WTO后,按照相关规定,对国内金融的保护期只有短短5年,这期间,对外资银行还需逐步放开。而外资银行进入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国有银行。然而,从专业银行蜕变而成的国有银行却因“船大难掉头”,以及由于长期处于一种缺乏竞争对手的环境中,习惯于垄断经营,总体上处于一种效率低下、机制老化、举步维艰的粘着状态,并且坏帐问题和经营风险还或隐或现地累积了下来。如果让国有银行仓促上阵应战,势必难以招架。要有效应对外资金融力量的挑战,除了整合现有中资金融力量,提高中资金融管理水平,保证金融运行质量等措施外,还应开放民间金融,为中资金融注入生机,增强后劲。通过建立民营银行,作为国有银行的臂膀,可发挥有效的牵制作用,最终取得在中外金融竞争的主动权。作为国内的一股新兴的金融势力,民营银行将以其灵活的经济机制,高起点运作,规范化运营。且不带任何历史包袱而轻装上阵。在给中资银行注入新活力的同时,将会强有力地辅助国有银行共同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沉着应对外资银行在家门口的挑战。实践证明,民间金融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有资料表明,浙江民间一些信用社坏帐率仅有0.6%。从这一意义上看,新组建的民营银行,完全有能力担当助推中资金融发展,壮大中资金融力量的重任。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世界上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实际上,民营银行要比自有银行更加好管,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这里首先是指一部门合法的股份制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等),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所以正规的监管系统不仅是民营银行同时也是整个银行体系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济与发展论文: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摘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并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互动机制;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纳入到更高层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指导思想之中,并明确了“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进一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的战略目标。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真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从而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和国家综合国力。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就是要确保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并努力防止在实践中出现相互偏废现象。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实力要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相协调。没有一定的国防实力,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无法得到保障。而脱离国家经济建设安全环境,单纯追求国防实力的增长将耗费大量的宝贵资源,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二是国防发展战略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得以延续、保持稳定和走向繁荣的两个重要支点,只有在国防发展战略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协调情况下,国防和经济的发展战略目标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三是国防建设投入要与国家经济的承受力相协调。经济是国防的基础,国防建设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不仅国防建设的目标难以实现,而且经济发展也将因此受到拖累。四是国防体制要与国民经济体制相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对国防体制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经济体制的变迁必然要求国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必须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除此之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还包括其它许多方面内容,如国防发展方向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国防政策要与国家经济政策相适应等。 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涵,随安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和平时期,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依托,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前提下谋求发展。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只有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下谋求发展,使国防投入、军队规模等控制在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二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富国不等于强国,一个国家即使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若无强大的国防力量,也难于巩固已有的经济建设成果,难于取得与其自身经济实力相符的国家地位。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三是要立足提高国防建设的效率和效益。当前,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还存在某些不相协调的地方,一是国防发展实力与经济发展实力不相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我国现有武器装备综合质量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也不占优势。军队建设整体上处于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阶段,而发达国家正在进入信息化军事阶段。二是国防费占gdp比重过低,同经济建设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长期呈下降趋势,“六五”和“七五”时期平均分别为3.6和2.0,“八五”和“九五”进一步下降到1.5,20__年回升到1.5,20__年进一步回升到1.7。尽管近年来加大了国防费的投入,但仅仅是一种恢复性增长、补偿性投入,国防费占gdp的比重低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为了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我们应当在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适度增加国防费占gdp和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增强国防实力和应对各种安全因素的能力。 二、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矛盾的统一体,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尽量减少和降低两者对立矛盾的因素,促进和强化两者互为依托的能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军民分离”和“军民结合”两种模式。在“军民分离”模式下,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各自封闭、互不相通,两者在资源的分配上通常表现为相互对立关系,难以起到良性互动作用。而在“军民结合”模式下,国防领域和民用领域的技术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可形成双向扩散、交流和融合的态势,促进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作用。因此,通过军民结合,不仅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克服资源重复配置现象,缓解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争夺资源矛盾,而且可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效率与效益,从而能够更好地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就是要打破军民分割、相互封闭的传统界限,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也就是,一方面将国防建设根植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形成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强大支撑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形成国防对经济发展的强大牵引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建立起军民结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在项目立项、资源配置等方面真正实现相互融合。国家和地方在铁路、港口、机场等大型公共基础建设以及光缆、 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网络等信息化基础建设方面,不仅要考虑经济建设需要,而且应当充分考虑军事和作战需要,做到寓“战场建设”于“经济建设”之中,使一笔投资能获得经济和军事双重收益。军队在人才培养和后勤保障上要充分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军事教育和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做到寓军事人才培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健康协调发展获得持久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通过物资供应、卫生勤务、交通运输和技术保障等军事后勤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做到寓后勤保障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使军事后勤保障的效率和效益得到显著提高。应当按照军民一体化要求,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加大军民兼容设施的开发和利用力度,努力促进国防资源和民用资源的相互溢流和优化配置,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努力发挥国防支出的投资乘数效应、地区乘数效应与就业乘数效应,使国防建设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改善就业形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需要相应方针政策和法律制度为之配套。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改革和完善国防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制度。政府需要适度放宽国防市场准入,逐步降低民用部门进出国防市场的门槛,允许和鼓励非公有经济进入军民兼容的军工行业和非关键领域。同时,还应当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使设备老化、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相对较弱的国有军工企业,能够自主地退出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使有科技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民用高科技企业,能够自主地进入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从而彻底改变我国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相对封闭格局,迅速扭转国防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局面,并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加快建立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要抓紧制定并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必须及时修订和完善军用标准和规范,扩大军品和民品的通用化、标准化和系列化程度。比如,在武器研制和采购方面,只要不影响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凡是适合采用民用标准和规范的地方,就应当尽可能使用民用标准和规范,以此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军民融合程度,从而达到降低资源重复配置和浪费的作用。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决策、协调和评价机制。在决策机制上,政府应当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纳入统一规划进行决策。其中,经济建设的决策要贯彻国防原则,国防建设决策要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在协调机制上,应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军地联系办公会议制度,从项目立项、投融资、价格、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加大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工作力度。在评价机制上,应当把“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工作业绩的重要考核内容,使各级政府在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同时,能够兼顾国家安全利益。四是要进一步完善国防动员体系。让有限资源在和平时期能够最大限度地用于经济建设,在战时可有效地保障战争需要。最后,还应当健全和完善相应法律和法规,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 三、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就更加有限。为了使国家有限资源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防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问题上,我们还必须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从当前我国现实情况看,经济不够发达仍然是影响我国综合国力、制约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大小的关键因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将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因此,我国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大幅度的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时必须坚持协调发展、有所侧重原则,避免出现全方位推进和平均着力而导致国防建设效率低下的现象。 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就是以增强国防实力和提高军队战斗力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有限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着力解决好影响和制约国防实力及军队战斗力的关键因素。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个有机系统,根据“木桶效应”原理,系统的整体功能主要由系统的“短板”决定。为了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就必须集中力量解决好系统的“短板”问题。为此,必须根据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特点和规律,抓住我国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有限资源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军事战略威慑能力的建设。提高军事战略威慑能力是遏止战争,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手段。军事战略威慑力量的建设,通常被认为是“费效比”较高的国防建设活动。在国防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足够的投入确保急需的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和“杀手锏”武器的研制生产,并逐步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从而依靠强大的国防实力和战略威慑力震慑对手。二是国防和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是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的重要建军目标,也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目标。为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紧紧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加大军队信息化装备以及信息化作战指挥系统等方面投入,努力完成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式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加快推进军队建设跨越式发展步伐。三是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现代信息化战争是一体化的联合作战,需要海、陆、空、天、电、磁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有效配合和联合作战。军队能否打赢现代信息化战争,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为此,需要加大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的投入力度,努力建成一体化的作战指挥系统、火力打击系统、情报侦察系统、装备研制与采购系统、动员及后勤保障系统等。四是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人才是关键,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加大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的投入,提高国防和军事人才的综合素质,积极推进人力资源配置由 数量型向专家型和职业型转变。 国防是典型的公共产品,而且是特殊的公共产品,国防现代化建设理应由国家来进行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由国家来进行投资。实际上,国防建设的某些领域,国家完全可以充分依靠和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对军事、民用技术协调互动重视不够,军用标准和国家标准的通用化程度较低,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重复配置和低效率,不但损失了社会经济效益,而且影响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为此,国家对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应该集中投在民用部门“不能”、“不愿”和“难以”进入的国防建设领域,如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中安全保密性强、投资大和风险高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这些领域,国家应当在项目立项、投融资、土地使用等各个方面,逐步加大对国防建设的支持力度。而对于一些军民兼容性和非关键的国防建设领域,国家应当允许和鼓励民用部门积极参与,以增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另外,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管理手段,借助信息技术,提高国防费保障的信息化水平,促进国防费保障向精确化转型,提高军队和国防建设的质量效能。 经济与发展论文:休闲产业与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内容提要】假日休闲作为一种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不同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单一化和物质型,而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和精神型。将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文化产业整合成一个休闲产业系统,并加强其建设,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 要 题】产业结构 【关 键 词】休闲产业/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 假日经济是以旅游、文化、体育、交通、餐饮等连带产业群为主体,将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文化产业整合成一个休闲产业系统。假日经济的出现,是国家刺激消费,推动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带来的成果,是近年来人们期望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它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如何维护假日经济这一良好势头,使它长盛不衰,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值得认真地总结和研究。 一、假日消费与休闲产业的多元化 休闲产业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的行业,而是将各种能够调节人们生活和心理状态的行业从传统产业划分的框架中剥离出来,即以休闲产品为龙头,以人们的休闲消费为市场的综合性产业。它的主要阵地是为满足现代人旅游、健身、服饰、娱乐、求智、消闲、居室装饰等休闲要求。由于它贴近生活,崇尚国际潮流,顺应大众风俗习惯,紧跟时代步伐,并紧密地依赖先进技术,有助于高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因而被人们称为充满活力的“朝阳产业”。 从追求温饱到寻求享受,是消费者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作出的自然选择。人们在温饱之后,不仅有享受可供追求,更有发展的需求和动力。假日休闲作为一种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不同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单一化和物质型,而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和精神型。如文化娱乐消费、体育健身消费、旅游服务消费等等。此外,假日休闲还表现在教育、科技、文博等领域,如为自身发展而开办的各种业余电脑、外语及其他专业技能班,老年大学的各类休闲教育,科技馆的科普启蒙,文史博物馆的历史文化温故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向利润率高的新兴行业流动这一规律的驱使,文化娱乐业、体育健身业、旅游服务业等休闲产业逐渐地发展起来,成为市民休闲消费的最好去处。 1.旅游业魅力无穷。旅游业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前景最为广阔的产业之一,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回归自然、访古探幽的兴趣高涨,旅游显示出无穷的魅力。旅游这种休闲消费把旅游情结、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三者融合在一起,高尚而富有情趣,实用而蕴含文化,因此很受各类人们的喜爱。每逢节假日,三五亲朋好友,结伴而行,或去名胜古迹,或去名山大川,或游北国风光,或览南国风情,甚至远游异国他乡、原始森林、热带海滨……,游览、访古、享受、探险……。这种休闲消费既使消费者增加了阅历、陶冶了性情,又享受了人生、健全了体魄。1999年至2002年,中国的旅游市场几次出现“人满为患”的火爆场面。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费朗加利曾预测,中国将成为21世纪初世界第一大旅游国,届时将有1.37亿人次到中国参观、访问和游览。 2.文体娱乐业。近年来,文化市场成了市民和游客在假日里光顾的重点。人们在休闲中追求文化品位、文化享受,感受文化氛围,接受文化熏陶。利用休闲时间进行文化娱乐是人们休闲消费最主要、最普遍的需求。因此常常以家庭亲人为单位,或在家观看电视、录像、家庭影院,或外出观看电影、观赏节目、听听音乐、跳跳舞蹈。还有的经常以亲朋好友为群体,或切磋棋艺,品尝茶艺,或尽情享受泡吧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乐趣,等等。这些积极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不仅使人们得到高尚有益的休闲消费,而且还可以得到高雅美好的艺术享受。从文化市场的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报刊、图书,还是电影、音像,其市场潜力是巨大的。 3.体育健身业。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愿意把休闲时间和部分收入花在强身健体上,于是,“花钱买健康”成了都市时尚。不需要特别留意,你就能感受到体育健身休闲消费在当今都市的热度,游泳馆、网球场、羽毛球场、溜冰场、旱冰场、男子健身房、女子健美中心、台球厅、保龄球馆,等等,已经成为人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就是那被称为贵族化的高尔夫球也吸引了不少顾客。至于观看足球、篮球、排球、体操等一类比赛的人,更是多得不可胜数。由此可见,体育健身的市场空间大得不得了,这种休闲消费的市场前景也好得不得了。 4.商业街休闲好去处。现代的商业街里,商场、超市林立,各种专卖店,餐饮店,应有尽有。加之城市及城乡之间交通便利,人们已将“逛街”看成首选的休闲方式,商场也就成为休闲产业最大的窗口之一。时下有不少商厦和专卖店十分注重美化购物环境,其构思巧妙,品位高雅,确让人流连忘返。许多商场引进盆景、鲜花、灯光喷泉、艺术雕塑乃至假山鱼池,使购物环境充满活力,成了温馨世界,让顾客在浏览购物之中得到美的享受。有的商厦和购物中心特意辟出一大片场地为顾客的共享空间,实行开架售货,电脑管理,并设立咖啡间、休息厅、展览角……不再使店堂里的商品与顾客争夺空间。还有更多的时装专卖商场推出流行服饰展览,名师获奖作品展、时装模特表演,让人领略到一种文化氛围,增添不少艺术渲染力,使顾客觉是不是单纯的购物,而是置身于特定的艺术环境中,成为一种享受。 餐饮业也在假日经济的大潮中得到长足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大餐、各具特色的地方小吃不仅吸引了外国人,也吸引国人从家庭餐桌走向 酒店、饭店。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进饭店、吃宵夜已经成了寻常的事,特别是像元宵节、中秋节和春节这些具有团圆意义的聚餐已成为各大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 5.风格各异的“吧”文化。如今,都市里各式各样的“吧”已经非常流行,如“陶吧”、“玻璃吧”、“布吧”、“果吧”等。在繁忙的都市人生活中,这种新兴的“吧”文化确实成为一种休闲的新时尚,“吧”里面的那种艺术、文化或浓浓的个性化的氛围,能使人们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欣赏陶瓷艺术佳品和制作陶瓷作品是“陶吧”最诱人的主题。在昆明、贵州、上海都能见到“布吧”,是都市女孩儿聚会的最佳去处之一。前卫的女孩儿在这里能够体验到“男耕女织”的田园风情。“吧”与文化的融合,引导着都市人新的休闲娱乐方式。 6.休闲农业。休闲农业是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双休日制度的实施,人们崇尚大自然、回归大自然的生态意识不断增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出现的一个新经济用语。节假日和家人或朋友到近郊的农田去从事种地、除草、采摘等农活,可以亲自感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辛劳和丰收的喜悦,还能获得休闲度假和精神享受的满足。 休闲农业提供给城市居民的应该是轻松、愉快、宁静的精神享受,闲情逸致的田园情调,富有特色的农副产品。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旅游娱乐型:这种类型的景点设置有果树开花时期赏花,典型花卉争妍季节花展,农作物生长、收获阶段参观,鱼塘垂钩、采菱泛舟、农家习俗、舞蹈等。(2)品尝消费型:这种类型主要是在农产品收获时期如果实成熟时让城市居民亲自采摘、品尝,并且引导他们消费购买;另外还有珍禽烧烤、畜禽加工制品的品尝出售等活动。(3)耕作体验型:这种类型主要是通过城镇居民亲自参加农事劳作体验农村生活而设置的。它的方式可以是出租小片菜地、小片果园、小片鱼塘给城镇居民,或者实行会员证形式定期举办等。这种类型强调真实感,精耕细作的传统方式和高效率的机械化现代方式相结合。许多退休工人愿意在退休后寻找一种充实的生活方式,这种类型适合他们的需要。(4)主题教育型:这种类型以实地参观、实地体验、录像教学方式向中小学生提供农作物的栽培、生长,畜禽饲养、产品加工等方面的知识。这种类型强调教育启发性,主要对象是中小学生。(5)疗养修身型:这种类型以提供度假村的方式提供给城市上流社会综合服务达到修养身心、疗养身体的目的。它强调全方位的休闲,重视服务质量,重视生态环境。 二、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迅速发展起来的假日经济,使旅游和各大城市的节日市场着实火了一把。但是,从政府到企业,从交通部门到旅游服务业,许多部门和商家似乎都准备不足,从“食、住、行、玩”几方面看,在假日消费火爆的背后,也暴露出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1.旅游产业水平不高。外出旅游是假日经济中最为亮丽的风景线之一,但假日旅游暴露出的问题也是最多。首先,热线太热,过于集中。由于各旅游社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主要的旅游线路上,从促销宣传、人员组织安排及资金的投入上都重点向旅游热线倾斜,导致游客对旅游地点的选择过于集中。游客的过于集中,各景点人满为患。由于现有旅游基础设施大大超负荷运行,难免接待质量会出问题,得不到保证。比如住宿不尽人意,伙食、用车标准降低,临时变更参观景点等一系列问题时有发生,游客投诉增多,造成不少人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其次,旅游点营销手段太少,旅游产品品种单调,层次较低,缺乏休闲内涵。再次,各旅游景点在软硬件配套设施方面,在旅游信息传输协调等方面还欠缺很多。最后,旅行社无序竞争,使旅游市场竞相压价,旅行社生意火爆利润却平平。个别鱼目混珠的旅行社以低报价吸引游客,设下“零团费”的旅游陷阱,在旅途中受导游引诱甚至胁迫购物,从中收取高额回扣。这些不规范的运作既“坑”了消费者,也“苦”了旅行社自己。 2.消费者消费不成熟。一是消费意识不成熟,存在盲从心理。表现在出外旅游对景点盲目选择,喜欢跟风,人家去什么地方游玩、观赏,自己也跟着去,只看热闹不看门道;购物时见商场打折让利就有购买冲动,只顾价格便宜,不管是否需要;休闲娱乐也喜欢随大流,不会寻找新的消费途径。二是消费权益保护意识不成熟,对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缺乏正确认识。一方面不了解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当消费利益将遭受损失时,不懂得及时采取措施把未产生的损失降到最低。三是消费观念有待提高。 3.休闲产业尚未开发。假日经济是一种综合性强、牵涉面广、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经济形式,它涉及的远不止旅游、购物等产业。目前的休闲热仅仅是迈向追求生活质量的新阶段的开始。温饱之后,不仅有享受可供追求,更有发展的需求和动力。广大消费者对身体健康的向往、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对自身文化素质的提升、对职业技能的寻求同样有着迫切的要求。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大力开发的领域。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例,较长的假日里,旅游胜地固然游人大增,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利用这一良机为自己、为子女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的提高而大把花钱。在为数众多的图书馆、博物馆里,在各种大学和社区所办的继续教育学院里,消费者或怀揣快餐,专注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或携妻带子,在充满知识与智慧的娱乐中度过欢快的假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里,各类图书馆(包括一些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为数众多,各具特色,成为市民乃至学生的第二课堂,让人流连忘返,百看不厌。每次造访,受益匪浅。这类场所,吸引的大多是附近居民,很少给假日的交通增添多大的负担。由此观之,我国的休闲产业,不仅要满足消费者旅游和购物等基本需求,从长远来看,还要满足人们发展的愿望,丰富假日大餐的内容,真正把消费者在假日的各种消费需求挖掘出来并最大限度地加以满足。 三、对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 点思考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休闲娱乐的消费支出占百姓生活可支配收入比重日益增大,可以预见,随着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的不断提高,人们会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假日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有理由认真地去研究它,开发与之相关性的休闲产业,推动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可持续发展旅游的龙头带动作用,进行产业升级逐步向国际化靠拢 (1)我国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除了一些现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景区外,许多景区其实早就有相当的知名度。由于长期以来产品开发单一,又缺乏高水平的策划包装,加上财力有限,促销乏力,因而不能对国内外市场产生吸引力,造成热线过于集中的现象。只要增加这些景区的基本配套设施的投入,加大促销力度,这些景区就能产生强有力的吸引力,既能分流过热量区的部分客源,又可以扩大旅游市场的需求总量。(2)旅游城市要在提高自身承载力上下功夫,改变旅游管理体系中条块分割、职能弱化等弊端,使旅游管理一体化,此外,还应发展城市周边旅游和城郊旅游,以分散游人。引导本市居民在假日到郊外旅游,以便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外地游客。(3)目前国内外的旅行社大多处于小散弱差状态,无论在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没有很强的竞争力。因此,政府主管部门一方面要扶优扶强,使具有优势的旅行社得以不断地发展扩大,另一方面要鼓励旅行社组建联合体,内部统一步调,规范运作,优势资源互补,推出精品,开辟特色,提供优质服务。 2.加强对游客假日休闲行为的指导 目前,假日消费市场出现人满为患、怨声载道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假日休闲行为的指导不力有关。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消费习惯,再加上对市场的变化难以把握,游客的消费行为比较盲目,市场自我调节的滞后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问题。因此,加强对游客休闲行为的引导显得格外重要。首先,加强休闲学研究。当前,人们的休闲概念还不甚明确,对休闲消费还处于盲目和随意的初始阶段,商家对休闲业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投资方向与热点还缺乏远见性认识,从而导致中国目前的休闲还很混乱,急需休闲学给以指导,向人们宣传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消费观念。在国外,闲暇社会学是热门学科,但国内重视和研究休闲学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与迅猛发展的假日休闲产业是不相配套的。其次,是加强休闲信息指导。假日市场呼唤能指导休闲、推介市场、播报信息的休闲信息网络的产生。当前尤为急切的是要建立全国旅游城市及景点的信息网络,及时为旅游者提供旅游路线、交通状况、景区接待、订票订房、购物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该网络系统的涵盖内容,向假日市场其他消费领域扩展,为消费者提供准确、及时、全面的假日休闲信息指导。 3.加强假日市场休闲产业链的建设 外出旅游,不是假日盛筵中的惟一佳肴,甚至也不是其中的惟一大菜,研究假日经济潜在的消费热点,能从整体上将假日经济引向更深的层次,扩大休闲的内涵和外延,提高文化品位,把假日经济推向深入。据有关专家认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人们在长假里不仅要达到休闲的目的,而且还要求在休闲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满足精神需求。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假日市场相关行业的生产经营者,紧紧围绕休闲消费,为消费者提供相应的休闲产业。(1)文化娱乐业。据调查,长假期间,市民的消费结构中文化消费占家庭、社会消费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市民花钱观赏文艺表演、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已越来越普遍。随着“假日经济”的发展,我们应积极发展报刊、图书、电影、音像等传统文化行业,举办书市、花市等富有特色的广场娱乐项目,应适当增加文艺演出,开展各种娱乐项目。不断增强娱乐性,注重参与性,提升假日的附加值,深化假日的吸引力。并适当增加网吧、陶吧、赛场等青少年乐于参与的娱乐场所,使他们尽情享受泡吧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乐趣,在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提高营造能力,用丰富多彩的消费方式来创造消费、引导消费。(2)体育健身业。一是要兴建和改造体育健身场地和设施;二是要正确合理地引导这种休闲消费。关于前者,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拥有61万个体育场馆,从绝对数量来说,已具相当规模,但人均体育场馆面积不足1平方米,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因此,兴建一批体育场馆,改造一批体育场馆,已成为当务之急。应该看到,我们的体育健身休闲消费起步很晚,消费水平不高,要从现有的实际出发,合理引导这种休闲消费。(3)餐饮零售业。首先,餐饮业要把握好以下几种节日服务型经营方式:一是主妇型。即饭店为市民家庭配送半成品节日套餐,饭店只收取少量的加工费。二是包办型。即饭店为市民预订到饭店就餐的节日家宴。餐馆酒店要本着勤俭节约、物美价廉、面向市民、为大众服务的原则,推出“敬老宴”、“爱心宴”、“合家团圆”等众多菜谱扩大目标市场。三是系列型。为适应现代人的消费需求,餐馆酒店应推出面向家庭的节日宴席快送、“出租厨师”,向居民开放客房、游艺厅等休闲娱乐设施和场所,以吸引居民到酒店里自娱自乐过假日。同时,餐饮业的经营者,还应在文化品味上做文章,要以饮食文化搭台、在店内推出书面摄影展览、音乐欣赏、杂技魔术表演、名厨教授顾客“绝活菜”等活动,让顾客集食、饮、赏、览、听于一体,吃得潇洒,玩得开心,同时又得到精神享受。商场要在店内外营造浓厚的节日气氛,除了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等一般方法外,还要注意布置出自家的特色。节假日商家应以真诚回报顾客消费者为宗旨,开展打折销售、买大件赠小件、以旧换新等促销活动,促销活动要以“情”字当先,充满浓郁的温情,打动消费者的心。(4)休闲农业。休闲农业是一种商品农业,要有推销商品的意识,通过广告宣传向城市居民输灌休闲意识,通过各种农事活动(如花卉展览、龙舟竞赛、民间舞蹈等)吸引游客。主动适应市场,积极争取市场。应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和观光农业,利用最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在为市民提供卫生、洁净、新鲜的农产品的同时,为市民创造一个回归大自然的绿色生态环境。(5)技艺培训。不少人希望利用假期难得的时间学习汽车驾驶、电脑操作、花卉栽培、投资理财、古董鉴赏、书法篆刻和体育、舞蹈、烹调等一技之长。社会各方面应当提供这些方面的机会,以满足各类培训的需求。 经济与发展论文: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转移就业分析 摘要 县城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存在着互动性关系,加强县城经济发展应结合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行。山东省在加快县城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县城经济的发展,如何更好地促进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形成县城经济与农民转移就业的良性互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仍,需重点研宛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县城经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兼有农业与非农业。是宏观与微观、城市与农村的接合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以来,山东省县域经济进人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基本情况 山东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2003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意见》,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对经济强县和欠发达县分别实施不同的鼓励政策,赋予经济强县更大自主权,并加大对欠发达县的扶持力度。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目前,山东省共有县级单位140个,除去市辖区,共有91个县(市),包括31个县级市和60个县,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65.5%,占全国列入县域经济统计范围的2072个行政单位的4.4%。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为125063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79.67%。2006年末全省县域总人口6616.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1.27%,占全国县域单位人口总数9.62亿的约6.89%。2006年末单位从业人员4864187人,占全省单位从业人员的52.47%;年末乡村从业人员30179498人,占全省乡村从业人员的79.89%。 在平均规模上,山东县域经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山东省县域经济平均规模中人口、GDP、地方财政收人、人均GDP四项指标,分别在全国排第5、第4、第5和第6位;在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数量上,山东与浙江省以25个并列全国第一位。2006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超过5亿元的县共有204个。其中山东34个,占全国的16.7%,仅次于浙江的36个。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6000元以上的县共有118个,山东18个,占全国的15.25%,列全国第三;其中已有14个县(市、区)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不仅如此,据2007年山东省统计公报,省内30个欠发达县亦进一步激发内部活力,各项经济指标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总体来说,山东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总体水平在全国位于前列。但单项竞争力水平和单个县的竞争力不突出,与浙江、江苏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差别明显。从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基本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可以看出,山东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个均匀的自东向西递减的状况。2005年,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威海和最不发达的菏泽相比,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三项基本指标上,威海分别是菏泽的9.2倍、9.7倍和1.97倍。 (二)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主要成效和具体做法 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2006年底,全省总人口9309万人,农业人口6055万人,占总人口的65%,其中农村劳动力3854.2万人。多年来,山东省政府一直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举措。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统筹城乡发展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取得了显着成效。2006年,全省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33%。到2007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有1907.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49.5%。2006年农户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41.5%,比上年提高3.5个百分点。在非农产业劳动力中,到乡(镇)外打工的人数占34.2%,其中,省内占75.8%,省外占24.2%。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70%以上在县域范围内,可以说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山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是依托了山东省县域经济迅速崛起和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主要做法有: 一是实施“双30”工程,增强县域经济实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构筑主阵地。“双30”工程,即“突出抓好30个经济强县和30个欠发达县,促强扶弱带中间,推动县域经济全面发展”。这是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大战略举措。2004年,“30强”和“30弱”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分别累计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336.7万人和93.5万人,比“双30”工程实施前分别增长了15.2%和19.5%。 二是实施“两集中”工程,加快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重要载体。“两集中”工程即“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这是山东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该工程的实施,特别是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实现了全省城镇化发展的新突破,山东省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8.3%提高到2005年的45%,共转移了农村劳动力600多万人。 三是实施“龙头带动”工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基础、和平台。“龙头带动”工程,即“培植壮大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推进农业产业进程”。这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最直接的渠道。目前,山东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8716个,其中销售收入过100 万元的龙头企业有6822个,过亿元的有684个。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共吸纳149万人就业,推动基地农户979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8%。 四是针对各地劳动力资源需求的实际,大力实施“西输东接”工程。通过东部城市开展企业用工需求状况调查,岗位空缺信息;西部地区开展基层劳动力资源状况调查,实现东部用工企业与西部劳动力资源丰富地区“点对点”的定向劳务输出,减少了农民外出就业的盲目性,提高了劳务输出的成功率。仅2006年开展“为半岛制造业送技工”行动,山东西部地区就向东部企业输送劳动力达32万多人。 此外,为提高农民技能,山东西部地区还以百家特色劳务培训基地为中心,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网络,突出特色培训,并发放培训补贴,开展了“订单式”、“定向式”和“储备式”培训。2006年,山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共组织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47万多人,有效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业务技能和就业质量。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现阶段农民转移就业的有效途径 2006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4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2亿左右,就业压力较大。就山东省来讲,按照2010年城市化水平50%计算,农村户籍人口将由2006年末的6054万下降到45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大体为1500万人。而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看,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县域是农业产业向城市延伸和城市产业向农村延伸的结合点,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独特优势。可以说,县城及城镇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具有的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一)发展县域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发展县域经济,重在发展中小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投资规模小,投资方向和投资形式多样灵活,适合民间资金少、资金分散的特点,容易创办。因此,政府如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可以引导更多的农民开店建厂,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可以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到乡镇工作。 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必促进城乡服务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水、电、气的供应,需要通讯、燃料、卫生、金融等方面的服务。这些需求将促进更多的资本投资于服务业,从而促进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村人员从事各种各样的服务,使更多的农村富余人员转人非农劳动。 从过去情况看,1984—2007年期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6.5%,年均增量为47万人。其中1990—2007年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3.4%,年均净增量为34万人。而1995年以来,随着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趋于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但仍然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农村劳动力向县市及城镇转移付出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发展县域经济,解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其就业成本也是较低的。第一,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户口在农村,一般外出务工都是短期劳动,务工人员对用工单位除工资要求以外,一般没有太多的如住房、交通等特殊福利要求,这就降低了用人单位的人力使用成本,这些企业更愿意雇佣农民工工作;第二,劳动力本地就业,无需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暂住证等费用开支和办证手续,无需支付昂贵的中介费用,政府也无需为安置务工人员花更多的资金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也减少了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降低了大、中城市吸纳这部分劳动力所进行的包括城市设施等在内的各种支出;第三,农村富余人员就近就业,亦工亦农,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进退自如,减少了来回路费,照顾了家庭,提高了劳动效率,降低了就业成本。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县市及城镇转移,每年的春运民工流的巨大压力也会得到一定缓解。 2007年山东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转向省会城市的占3.3%(35万人);转向地级市的占8%(85万人);转移到县城的占17.8%(187万人);转移建制镇的比重为26.7%(280万人),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步体现。 (三)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水平也决定了他们更加适合转移到县域经济的产业中发展 县域经济的产业特点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为了错开与城市工业的竞争,也为了发挥县域经济的区位优势,县域经济的产业选择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主要是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发展制造业、加工业,发展县乡服务业、特色旅游业,发展现代种植业、养殖业。这些行业一般对劳务人员的技术含量要求相对较低,对体力劳动能力要求相对要高,其提供的岗位正适合农村富余人员工作。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可提供更多适合农民就业的岗位,可以吸纳没有更多非农技能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三、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政策建议 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加强对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管理非常必要。 (一)进一步推进县域综合改革,扩大县级经济管理权限。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县域经济发展,确立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思路。努力走出一条经济和就业双增长的新路子。按照“能放则放”的原则,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过于集中的权力下放,赋予县级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决策权。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不需要国家和省里预算内投资的、不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其审批权都应该下放到县一级;凡是能一步到位将审批改为备案的,应该一律取消审批;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规划权、外贸进口权也应该下放至县一级;对于少数根据法律法规确实不能下放的审批事项,应该简化手续,提高效率,限时审批。除了省市两级向县一级简政放权外,县一级要以全面深化 改革为重点,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扩大农业的自主消化能力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据有关方面统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山东省地处我国东部,是农业大省和劳动力大省,有着极大的劳动力优势和地域、气候优势。所以,在农业内部,要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优势,如水果、蔬菜、花卉、畜产、特产、中药材生产等,同时要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 一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农业产业化可以让农民实现专业化生产,使之有组织地进入市场,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可以更多地解决就业;同时,农业产业化可以通过农产品的加工、购销,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如果把粗放农业转变为半粗放农业或者是精品农业,就可以消化许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是要认真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山东省农村内部的第三产业还很薄弱,而第三产业是最能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方。不仅要抓农村传统三产的发展,如农村的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还要充分发挥当地优势,推广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等新兴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对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至关重要的。城市本身的集聚效应就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主要依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就地吸纳模式,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加快城镇化进程将成为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实施这样一个新的战略,关键是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小城镇接近于农村,乡镇企业大多集中在小城镇,农民就近转入小城镇就业,与土地的关系维持一段时间,既可以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就业风险,又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大中城市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为了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乡镇企业连片集中发展,建立大批乡镇工业小区,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城镇规模结构。在现阶段,大中城市及小城镇之间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仍存在着悬殊的差距,城市的积聚效应仍然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其中一部分升级为小城市;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发展大中城市。今后,城镇化政策的核心要由控制城市规模为主转移到发挥城市积聚效益和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结构上来。 (四)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培育壮大特色经济 县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大都有显着的特色经济支撑。如:寿光、苍山的“菜园子”;招远的“黄金”;东阿的“阿胶”;栖霞、五莲的“果品”;沾化、无棣的“冬枣”;诸城的“贸工农”一体化等等。这些特色经济有的是传统品牌、资源优势,有的是产业创新、规模化优势,特色经济及其链条式产业链带动效应,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呈现五彩缤纷的发展格局。这些特色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更多劳动就业机会。 在确立县域经济特色时,应结合本地历史文化、本地特产、资源条件,综合考虑县域交通运输、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科技水平等因素,做好特色经济规划,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建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竞争优势,以此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 (五)加强教育培训,多渠道、多层次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新态势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是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首先,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扫除文盲;其次,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根据山东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实际情况设置专业和课程,使广大农村劳动力尽快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为顺利就业创造条件;最后,要建立农村成人教育体系,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技能知识和文化培训班,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为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经济与发展论文: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创新 近年来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转学其他专业的现象年盛一年,毕业生中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数不断下降。国际贸易专业趋冷,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令人担忧。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近年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有关,但也与现行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方案没有及时地适应我国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社会的需求变化不无关系。基于此,本文对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的创新问题进行研究。 一、依靠内需发展是大国经济的基本规律 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大国情形下的出口或者进口,由于贸易规模大,导致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变化,国际市场的价格也随之发生变动,即大国出口时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会下降,进口时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会上涨,从而使大国的贸易条件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如果大国出口商品需求弹性比较小,还会造成“贫困化的增长”,甚至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阻断产业结构升级的自然路径。大国在加工出口贸易方式下,国内只得到了低廉的加工费,而客观上却通过原材料等中间产品进口的高价格和成品出口的低价格给进口国进行了双补贴。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内需,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也被国外的实践所证实。 二、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贸联系的特点与专业人才素质要求 1.国际经贸联系的新变化、新特点。①国际贸易的主体将更加多元化。在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贸易的主体除了外贸公司、出口企业、跨国公司外,出于生产和销售的需要,国内的任何企业或公司均可直接从国外进口所需的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部件及服务,也可以将其在国内市场剩余的产品销往海外市场,成为国际贸易活动的主要参与者。②国际交易的客体将趋于无形化、多样化。在内需发展战略下,我国国内市场将成为国内外产品和服务竞相角逐的主战场,国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要获取竞争优势,就必须将其生产的整个工序置于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下,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采购或外包,使进口和出口得标的物中既有有形的原材料零部件,也有无形的生产性服务;既有成品也有中间投入品。而中间投入品中包括的生产者服务的种类和数量要远大于成品的种类和数量,从而使国际交易的客体必然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无形化的特点。③国际贸易模式将由出口主导转为进口主导。国际贸易模式是指出口和进口产品的种类及其组合。在内需发展战略下,由于国内资源和先进技术相对短缺的限制,再加之出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口的大量增加将成为我国今后国际贸易模式的重要特点。而出口的规模将会相对地下降,出口的主要目的是为进口服务,而不再是为了创汇。国际贸易模式将由出口主导转为进口主导。④国际交易的方式将由传统转向电子商务。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出现将对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也必将在更大的范围内替代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在形式多样的国际贸易方式中居主导地位。这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必然会对传统贸易方式各个环节的监管方式提出新的要求,也为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一个新课题。⑤对外投资和企业并购将成为我国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在内需发展战略下,国内一些资金雄厚、技术成熟、国内市场已经基本饱和的企业实施对外投资或并购也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战略选择。近年来,中国企业融入全球经济步伐趋于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并购、直接投资等资源配置活动,中国正日益成为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10年连续增长,这种增长趋势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而进一步加速。同时,无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日益频繁,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中国海外并购总金额达到了创纪录的652亿美元,其中浙江省在境外设立的营销机构已累计超过3000家,2012年浙江民企海外并购项目达63个,并购额7.1亿美元,2011年,中国民企海外并购十大案例中,浙江企业占了一半以上。可以预见,对外投资和企业并购将成为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上述特点归结起来就是,随着我国内需发展战略的实施,长期以来国内主要通过外贸公司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活动将不断地回归生产企业,加之企业对外投资和海外并购的不断增加,国际服务贸易的不断扩大,企业的国际商务活动将会日益加强,现行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的进出口业务将必然回归国际商务的范畴。所有这些变化都对国际经贸人才的素质提出更高的新要求。 2.对国际经贸人才素质的新要求。在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除了要精通英语、熟悉进出口贸易业务、能吃苦耐劳等素养外,还需要具备更宽的国际视野、更强的全球意识、更娴熟的外语交流能力、更深厚的跨文化积累、更全面地分析能力和更科学的决策能力等。 三、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目前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已经与现实的社会需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1.与我国扩大内需发展略下对进口贸易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适应。目前我国高校及我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方案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密切相关。在此发展战略指导下,伴随着出口贸易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出口贸易业务人才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在这种社会需求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以货物的出口为核心,对进口业务人才的培养常常被置于次要位置。然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 大国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走以内需增长为主的道路。近年来,我国的进口规模已经呈现出大幅度持续增长的势头,这种趋势今后还将更加明显。许多外贸公司和企业在招聘不到进口业务人员的情况下不得不从职工中派员外出学习或培训。 2.与我国“走出去”战略对跨国企业经营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适应。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和发展现代服务业战略的实施,企业对外投资和国际服务贸易也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际商务活动,客观上也要求将这方面的人才需求纳入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中来。 3.与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对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现行的培养方案是基于传统的贸易方式设置的,传统贸易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单贸易的规模比较大,生产经营都可以批量进行。而近年来出现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新兴国际贸易方式面对的却是海外分散的采购规模非常小的成千上万的客户,显然这些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要求与传统贸易是不同的。2012年8月,杭州、上海、郑州、重庆、宁波正式获批成为我国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首批试点城市,发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顺应了电子商务发展趋势[1]。2011年3月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义乌市进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市场采购贸易新模式成为试点的重要内容。一头在义乌采货,一头在国外市场销货、供货、结算一条龙的跨国外销方式,国外游客购买等方式都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表现。[2] 4.实习环节没有真正落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一个实务性比较强的专业,实习环节对学生专业操作能力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许多外贸公司出于种种考虑不愿意接受学生的实习,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常常流于形式,收效有限。有协议的校外实习基地数量有限,接纳学生实习的能力难以满足需要。校内实验室进行的进出口模拟课程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业务操作能力,但毕竟作用有限。 四、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创新 1.培养方案创新的原则。兼顾市场需求与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固然要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传授给学生找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能够终身受益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因为社会需求在不断变化,大学四年不可能教给学生终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获取才是学生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2.人才培养市场定位的创新。由以外贸公司为主转向以跨国公司为主。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本上是以为外贸公司培养进出口业务人员为人才培养市场定位的。加入WTO以后,我国于2004年将对外贸公司的成立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许多企业拥有了自营进出口贸易业务。2008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外贸公司的经营受到了严重影响。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国外并购方兴未艾。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以后,企业的对外投资和并购会不断增加。因此,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也要相应地由以为外贸公司培养优秀的进出口业务人员为主向主要为跨国公司培养高级国际商务人才为主转变。 3.人才培养目标的创新。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为主,进出口业务为辅。与上述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相联系,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为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事跨国投资、国际并购、国际采购、国际营销等活动培养既精通英语、熟悉进出口贸易业务、能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等素养的,又具备更宽的国际视野、更强的全球意识、更娴熟的外语交流能力、更深厚的跨文化积累、更全面地分析能力和更科学的决策能力的等高级国际商务专业人才。 4.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校企合作或开放式教学。为了突破国际贸易专业实务型师资短缺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限制,校企合作或开放式教学可能是一个选择。问卷调查显示,对“《国际贸易实务课》如何开设效果好?”的问题,认为“按照国际贸易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聘请外贸部门的业务员讲授”效果好的占到55.1%,认为“作为一门课,由一位学校老师贯通讲”效果好的占7.6%,认为“按照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由一位学校老师讲”效果好的占12%,认为“按照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由学校不同的老师讲”效果好的占5.4%。这说明,国际贸易实务课由专门从事外贸实际业务的人员兼职讲授比学校的老师讲授效果好。进一步的调查也表明,近10%的受调查者表示愿意兼职我校《国际贸易实务课》的讲授工作,或有意与我院建立长期稳定的学生实习基地,并留下了联系方式。说明国际贸易专业校企合作或开放式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5.实习基地创建方式的创新。实习基地内部化或委托制。国际贸易专业实习单位难找已成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的原因是实习会给实习单位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增加工作量,商业机密泄漏,管理风险加大,而又没有收益,即存在负的外部性。显然,消除这种负外部性,使实习单位能够从提供实习服务实习岗位中获得适当的收益,是解决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实习难问题的钥匙。具体的解决方式有两个,实习基地内部化和实习培训委托制。实习基地内部化是从国内医科大学一般均建有其附属医院中受到的启发。国际贸易专业实习基地的内部化是指学校可以将用于学生实习环节的专项经费拨出一定的比例,组建校属的外贸公司或国际商务服务公司,再从事经营活动。目前,浙江省教育厅也在通过各高校申报实习基地项目。可以利用这些得到政府资助的公司、企业,再以适当付费的方式将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实习委托给这些单位。 6.教学内容的创新。重视新的国际贸易模式。目前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许多课程,尤其是进出口实务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进出口贸易环节和程序展开的。这在已经大量出现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等新的国际贸易模式下,已经不完全适用了。因此,需要研究创新这些新贸易模式下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 经济与发展论文:入世及新经济技术的发展对我国审计的影响与风险防范 一、入世对中国审计的影响与变革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与知识的迅速结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入世将进一步加大科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给中国审计带来了环境、观念、目标、对象的变革,从而给审计实践活动带来了风险。 1、审计国际化带来的风险。 入世加快了中国审计国际化步伐,中国审计市场日益融合于各国审计市场。会计师事务所不仅可以在本国范围内从事审计工作,而且可以把在本国注册的会计师派往国外处理审计业务,或与外国会计师事务所订立国际协议,以联营合伙等方式开展国际业务。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审计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审计实务一旦走向国际,往往因为环境因素造成审计标准不统一,使得审计人员在判断和执行国际审计具体业务时缺乏审计依据,加大了审计风险。 2、对“网上实体”审计带来的风险。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活动日益多元化,出现了所谓的“媒体空间”和“网上实体”。相对与传统审计对象来说,“网上实体”的一大特点就是“虚”,看不见、摸不着,审计人员难以界定审计对象范围,难以对会计资料进行审查,难以获取审计证据,使得审计风险加大。 3、信息载体变化带来的风险。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无纸贸易得以实现。被审计信息由以纸张为信息载体转变为以磁盘、磁带等磁性介质为信息载体。记录于磁性介质上的信息是看不见的,必须借助于计算机才能以可见和易懂的文字形式打印或显示出来;对磁性介质上的信息进行修改可不留下任何痕迹,利用磁性介质也难以实现诸如签字、盖章等使信息证据化的操作,这给审计带来了新的风险。 4、无形资产审计带来的风险。 入世加大了无形资产审计在我国审计业务中的比重。而由于无形资产带来的经济利益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如某些实效性信息过时后,其价值便大打折扣;当有更先进的知识产生时,旧知识便大为贬值。因此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计量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对无形资产审计带有较大的风险。 5、管理审计带来的风险。 入世提高了管理审计(即对企业管理活动信息进行全面的评价)在审计活动中的地位。企业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它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市场的影响,应随着市场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处境不同的两个企业或同一企业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应根据市场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而管理活动本身带有不确定性,其正确与否必须受到市场的检验。对管理活动进行审计也应受到市场的检验,从而加大了审计风险。 6、社会责任审计带来的风险。 为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须对其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审计。入世促使了社会责任审计的产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治理环境污染,减少污染排放、增加职工福利、支持社区建设等,这使得对履行社会责任的确认和计量难以找到同一的标准,同时也给审计证据的获取带来了诸多不便,加大了审计的风险。 二、入世后审计风险的规避 入世后,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审计环境的巨大变迁并对审计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给审计实践活动带来了新的审计风险。为了迎接挑战,减少审计风险,审计技术方法的改进、更新势在必行。 1、加快我国审计的国际化与通用化步伐。 审计国际化带来了一定的审计风险。随着国际上审计程序的进一步协调和国际审计准则的制定和推行,我国也应加快实现审计的国际化与通用化。其途径有:我国的审计准则应与国际审计惯例接轨,运用国际审计程序和方法,审计行为符合国际审计准则;在会计和审计领域加强对审计人员业务和素质教育;掌握国际审计信息,学习并运用最新的国际化的审计技术。 2、开发新的审计程序和方法。 入世后,审计对象和内容的扩大,给审计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对知识信息、人力资源审计的比重将大大超过对存货、固定资产等有形资产的审计;财务审计向管理审计延伸;社会责任审计提上日程;对“媒体空间”中的“网上实体”的审计监督势在必行。对此,传统的审计程序和方法往往无能为力。审计目标多元化和审计实时、开放的特征,有必要开发新的审计程序和方法来分别规范无形资产审计、管理审计、社会责任审计行为,使其有统一的标准。 3、全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网上实体”的出现,会计操作更多地在计算机上进行。审计作为一项主要以会计信息为对象的经济活动,应充分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信息处理的速度,提高审计质量。“网上实体”的主要资产为知识、信息及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对它们的审计就必须深入到媒体空间中去,这要求网络审计技术的完善,和审计人员计算机审计操作能力的提高,争取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取最充分、有利的审计证据,降低审计风险。 4、控制会计经营风险,规范会计行为。 入世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会计信息的规范可靠与否成为审计成败的关键。控制经营风险将成为入世后中国企业会计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应建立一套支持控制经营风险的信息系统。而建立信息系统,就必须改变企业传统的“核算型”会计模式,加大会计的管理职能,企业应当向“管理及风险控制型”模式转变,建立企业经营风险预警机制,并以市场为核心,研究资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利用会计特有的方法,加大对会计工作中弄虚作假的惩治力度,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5、进一步完善审计法规,加强审计司法力度。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入世后,法律在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大。伴随市场经济的审计只有在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中才能生存发展。所以我们应努力做到:(1)加强审计立法工作。针对入世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建立一套新的审计标准和准则,使审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2)加大审计司法力度,坚决打击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共同舞弊行为,促使审计人员自觉提高风险意识。(3)加强 宣传工作,提高社会公众对审计法律、法规的认识。投资者及社会公众由于信赖已审的会计报表而蒙受损失时,应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而形成一种全社会的监督机制。 6、提高审计人员的风险意识。 审计职业是具有较高风险的职业。入世后,审计风险范围不断扩大,潜在风险转化为现时风险的可能性日趋增长,这要求审计人员具备相当的风险意识。为此,审计人员应该(1)系统学习审计风险方面的理论知识,掌握新的审计方法。重视从审计立项到审计结论的每一个步骤,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使每一个环节的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2)更新审计监督观念。入世后,审计监督的重点应从有形资产审计转移到无形资产审计,重视管理方面和社会效益的审计,强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审计,并促使其快速成长。(3)树立竞争观念,培养创新意识。入世后,科学信息化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审计人员应提高对信息经济的认识,树立面向经济的竞争观念,培养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大胆创新的意识.积极探索适应信息经济的灵活高效的审计模式和方法,力避审计风险。 经济与发展论文: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管理的内涵与关键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提升经济效益,构筑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在资源投入、产品生产、消费直至废弃的全过程中,依靠生态手段,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发展水平的经济模式,是一种高效利用资源并最大化保护环境的发展手段。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在交通运输业内, 以交通资源的集约用、持久用、替代用为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输生产、运输装备等重点领域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循环经济,达到“高效、低耗、低排放、低污染、低财政负担”的效果,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交通,对于交通运输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现代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首先是交通运输科技的发展。科技已经成为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研究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是保障交通运输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交通运输科技领域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研究,同时,在“十一五”初期,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正迫切探寻交通运输科技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途径。因此,本文针对交通运输科技领域,研究并提出其较为完整的发展管理模式,对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行循环经济发展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内涵。通常,交通运输问题可以理解为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装备、交通运输系统管理三者的关系问题,因此,本文定义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概念如下: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装备、交通运输管理与服务等领域,以综合利用交通运输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循环再生为手段,提高交通设施建设养护、交通运输装备升级优化、交通运输系统管理服务等业务环节的水平,从科学技术角度保障支持绿色交通模式发展,同时促进、保障交通运输行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其中,交通运输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循环再生手段,是循环经济3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在交通运输科技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关键。交通运输资源减量化就是通过对交通资源的集约使用、持久使用,减少资源浪费,并全面提高交通资源的利用时限。实现减量化的关键在于减少资源使用量可以达到同样或者更好的效果;提高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耐久性、延长使用寿命。交通运输资源再利用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增加产品或部件的复用率,延长资源的使用期。实现再利用的关键是增强产品服务的组合性与模块化,增强复用能力。 交通运输资源的循环再生主要是指交通产品完成使用功能后能够重新变成交通资源,不仅减少最终处理量,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变废为宝的技术能力是循环再生的关键。通常情况下,3R原则在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中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再利用-循环再生”,但这不是绝对的,综合运用3R原则才是交通资源利用的最优方式。对于交通运输科技的三个方面而言,各采用不同的原则和方式。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减量化应该是主导原则;对于交通运输工具而言,应该主要采用再利用和循环再生的组合原则,而对于交通运输系统管理与服务而言,交通运输资源的再利用才是首选原则。 二、交通运输科技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问题。基于上述发展思路,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应重点研究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2.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养护的资源减量化。 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规划、优化布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强化多种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枢纽衔接和集疏运配套,优化运输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公路网络,优先发展城市、城际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完善城乡间公交体系;加强国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②优化交通基础设施结构。主要着眼于提高高等级公路的比重,增加对土地资源利用的集约效益,通过推动运输装备的大型化和专业化,鼓励发展多轴重型专用车辆,推广标准化运输、甩挂运输、封闭运输,可起到调整运力结构的作用,实现钢材、能源等资源的减量化。 ③建设优质耐久工程,持久使用交通资源。提高设计标准,强化工程质量管理,贯彻全寿命成本设计理念,提高工程质量和耐久性;研发和推广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如大力发展钢纤维混凝土和连续配筋混凝土路面结构、滑模摊铺施工工艺以及快速养护技术等,积极推广应用高强度混凝土、耐腐蚀钢材等高性能材料,以提高工程耐久性。 ④重视工程养护特别是预防性养护。深化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深入开展治理超载超限运输,建立治超长效机制,加强公路路面早期破损的基础性研究;加大科研投入,进行联合攻关,专门研发路面修复和养护技术。 ⑤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材料替代。在路面材料类型的比选中,因地制宜、尽量采用易于再生利用的沥青路面;研究和推广公路工程中木材替代的措施。开展废旧路面材料、废弃轮胎、废钢材、工业废料等的综合利用,推进道路沥青、水泥混凝土、钢材等废旧建材的循环再生。 2.2交通运输系统管理服务的资源循环再生。①提高交通运输信息化平台的综合能力与信息共享水平与复用能力,如智能技术、自动化技术的使用,功能模块的重用技术的研究等。②对于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有利的系列管理技术的挖掘重用,如集成化交通技术、交通生态学、代谢理论、规划理论等。 2.3交通运输装备优化升级的再利用和减量化。主要指交通运输装备对于能源消耗的节能化、低排放化和洁净化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①能源节约和替代能源。结合国家《节能中长期规划》中“节约和替代石油”重点工程的实施,大力开展乙醇、电池等替代燃料的研发和推广工作,并从财税优惠政策予以支持;通过研发和推广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向氢能经济的转换;研发和推广燃气汽车、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来实现能源结构多样 化等。②车辆等交通运输装备的再利用。加大废旧车船等的回收利用工作力度;加强废旧轮胎翻新利用,或将其再生用于生产码头橡胶护舷、胶粉改性沥青等,汽车发动机的再利用等。 经济与发展论文:探讨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的演替 在人类社会已经跨入21世纪的时候,各种迹象表明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加速的态势。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以工业化为主体内容的经济发展过程,因而它们之所以发达的全部成就的基础可以归结为工业发达的成就;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承受着传统农业占绝大比重、现代工业不足的历史压力和拖累,因而,它们之所以不发达的经济根源可以归结为现代工业的不发达”(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7.)。由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命题出发,主张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当前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同世界性的改革开放浪潮,特别是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融合在一起,这就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主导产业的演替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必须树立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而要树立这一新观念,首先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一、经济全球化的涵义及其影响 1.经济全球化的涵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随着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所下的定义真可谓成千上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经济全球化下的定义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5),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45.)1995年出版的英国《科林斯商务词典》认为:“国际化或全球化是指公司通过出口向国外经济进行扩张,但尤其专指通过对外国的投资,建立生产部件的工厂、制造车间和销售子公司。”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卡尔·海因茨·巴奎认为:“当谈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时候,具体指的究竟是什么?……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注:张世鹏.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国外理论动态.1998(3))中国社科院裘元伦研究员则将经济全球化归为三类,即制度论、网络论和传统论。制度论总共有五种制度论者,他们的共同点是,从制度的角度观察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网络论是指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是网络化的增长。传统论主要是借助于国际贸易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指标来界定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判断其进程。尽管现在全世界对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从根本上来看,经济全球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保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 2.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一直是久论不衰的话题。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一个契机,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陷阱”,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警惕。 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科技革命和制度创新的双重影响下,社会生产力已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全球范围的资金流动,扩大了国际市场,促使各国经济更加开放,经济全球化趋势已锐不可当。因而经济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从总体上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最终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经济风险、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何影响呢?笔者认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机遇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它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个契机,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大力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本国,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从挑战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产业升级,把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其结果,虽然使发展中国家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得到较大发展,但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浪费严重,更重要的是无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快科技进步,使发展中国家内部产业严重失衡,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有可能日渐加深。 二、主导产业的定义 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导产业演替问题,还必须对什么是主导产业加以界定。 主导产业是一个相对概念。有人认为,主导产业是指“能够较多吸收先进技术、面对大幅度增长的需求、自身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并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部门。”(注:江小娟.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05.)有人则指出“在特定的时期内,主导产业有快于其他产业的增长势头并正在或已经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优势比重;主导产业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能够对整个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发挥明显的‘主导性’作用,即能够确实地将其活跃的增长势头,优势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效果广泛而深刻地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中去”。(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47.)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则认为“一个新部门可以视为主导部门的这段时间,是两个相关因素的复合物:第一,这个部门在这段时间里,不仅增长势头很大,而且还要达到显着的规模;第二,这段时间也是该部门的回顾和旁侧效应渗透到整个经济的时候”。(注:W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 综合 他们的观点,主导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或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一些影响全局的、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能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产业部门。主导产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主导产业应该是能对较多产业产生带动和推动作用的产业,是前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度较大的产业。第二,由于主导产业的存在及其作用会受特定的资源、制度和历史文化的约束,因此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主导产业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受所依赖的资源、体制、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演替。例如,日本的主导产业演替顺序是:纺织工业钢铁、机械、化学工业汽车、家电工业电子工业等高技术产业。第三,主导产业应具有序列演替性。由于主导产业应能够诱发相继的新一代主导产业,因此,特定阶段的主导产业是在具体条件下选择的结果。一旦条件变化,原有的主导产业群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就会弱化,被新一代的主导产业所替代。第四,主导产业应具有多层次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既要解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又要解决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问题,因此,处在战略地位的主导产业应该是一个主导产业群,并呈现多层次的特点,实现多重化的目标。 三、面对经济全球化,树立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 1.客观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的现实,发展中国家应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更加突飞猛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产业的推动下,全球出现了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场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经济”。发展中国家应该扬长避短,以积极的姿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应正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应看到现存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大部分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因而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只是有条件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使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过时产业的转移,不得不接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以国内市场份额换取技术升级的办法。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下,加快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产业演替,这确实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 2.树立主导产业演替的新观念 当今发达国家已开始迈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经济成为主导产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在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奋斗。因此,要加快主导产业的演替,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树立新的观念。 (1)树立牢固的市场经济观念。经济全球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机制是通过数百年的探索、发展才成熟起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市场经济机制更趋完善。发达国家不仅有发育成熟的消费品市场,而且有高度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等,价格机制通过这一市场体系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成熟而发达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作用,尽可能消除因市场的放任自由而带来的弊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或不完善阶段,而且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及经济法律法规也极不完备,这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很好地通过全球市场来配置资源,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且使发展中国家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进一步树立市场经济的观念,要认识到只有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才有可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扬长避短,有效防止因市场经济的无序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序进行。 (2)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推行赶超战略,将高速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政府一方面强力干预经济并大力扶持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控制间接融资和抑制直接触资,同时实施出口导向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不可否认这种发展战略在东亚经济成长中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快,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面临困境。如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战略,以低技术、低附加值、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去换高技术、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将使自己越来越陷于被动,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增强竞争力,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由重速度的发展向重质量的发展转变,由产业保护向开放市场转变,由引进产品向引进技术转变,由出口导向和最终产品替代向出口与投资并重和中间产品进口替代转变,由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直接融资并举转变,等等。(注:张承惠.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挑战.经济工作学习资料.1998(66).) (3)树立新的资源观念。当今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资源已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而成为主导产业演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重要经济战略资源。8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的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包括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信息产业即将超过传统产业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最大产业。技术和信息作为经济战略资源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具有极强的产业爆发力和拉动力,因而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对信息资源的利用,加快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产业结构升级、主导产业演替的重要手段和基础。 (4)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书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0.)。这一定义得到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认可,成为最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然而,发达国家总是希望通过产业调整和升级,把一些资源消耗比较多的、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有关报告指出:按有些国家消耗地球上资源的程度,留给后代的资源将所剩无几。世界许多地区处于恶性循环之中:穷人为了每日的生存被迫过度使用自然资源,而环境的恶化使他们进一步贫困化,使他们的生存更加困难和无保障(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2.)。还有人指出,目前发展中国家95%以上的城市污水未加任何处理就排入地表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农药和化肥造成了土地的污染。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要走边产业结构调整、边发展、 边治理的新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并转变发展观念,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速发展环保和新能源等产业,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四、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演替中的政策取向 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其他各种内外条件差异很大,而且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不仅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严峻挑战,也面临发展中国家彼此间的竞争。因此,在构建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主导产业演替模式时,具体到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关键就看这个国家的政策取向是否符合国情、符合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替。 1.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符合国情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选择基准 发展中国家应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主导产业演替的成功经验,以增强自己在主导产业选择过程中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前面我们已分析过,在工业化进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导产业。这种主导产业的特征,首先表现为其本身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其次表现为通过其前后向关联,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增长。工业化进程发展阶段的更替表现为主导产业按一定的次序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消费资料发展阶段,应结合本国自身情况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劳动力价格低廉方面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初级产品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选择以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作为主导产业。在进入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主导产业也就应演替为钢铁、能源、机器制造、化工等。在进入高加工和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家电工业、汽车制造业就被演替为主导产业。在这个基础上,工业化进程又进入技术密集型的发展阶段,这时发展中国家应选择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子计算机等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当一国主导产业的先进技术及其影响已经扩散到各地区和各部门之后,也就需要选择新的主导产业来取代旧的主导产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世界银行1998/1999发展报告指出,在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和通讯技术正在发挥一种主导作用,“如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展开竞争,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开发和有效利用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全国的目标”(注:世界银行1998/99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62.)。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时,应正确选择经济开放的速度,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积极引进外资,以自身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为根本,综合运用竞争与合作这两种手段,建立多方位、多层次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条件成熟的发展中国家还应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把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加以大力发展,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2.制定科技优先、技术创新的法规和政策,大力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后进国家超越先进国家的现象比比皆是,后起的国家都是运用科技的手段来实现后发效应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从而促进高技术产业群的形成和发展,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高级化。当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时,要做到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装备,不仅可以替代有关技术和装备的研究与开发,大大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过程,产业结构也可不断优化和升级,并避免有关风险,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开始工业化进程。但是,在高科技及其产业群成为经济增长源泉和知识密集型的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上升的今天,发达国家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将会很快落后,依靠传统的引进、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求得发展的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难以成功地实现“后发效应”。换言之,发展中国家依靠接替发达国家转移的边际产业来完成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或者说主导产业的演替)就有可能出现对外国技术的严重依赖性。这种产业升级模式对处于低级阶段、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条加快产业升级的捷径。但是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主导产业的逐步演替,这种依附型的产业升级模式必须被自主型的产业升级模式所取代。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内,高新技术是引不进、买不到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也严格控制技术转移。跨国公司90%以上的研究与开发是在母国进行的,跨国公司依靠高新技术和名优产品的优势谋取垄断地位和高额利润的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注重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时要特别注意引进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大技术和关键技术。与此同时,还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新路子,使技术“内生化”,从而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严重依赖,以此推进主导产业向高技术演替。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确定对整个经济增长带动作用大的主导产业并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不断“创造”比较优势并实施后发优势战略,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 3.建立并完善具有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宏观管理体制 选择好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有一个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强的政府。美国贝尔实验室前总裁伊恩·罗斯博士曾指出,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从无到有地发展高技术产业,一个先进的国家也可以从有到无地丧失高技术产业,其中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技术政策。因为,正确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国外资金,合理利用本国的资源,制定对主导产业的扶持政策,进行重大基础科学项目研究,都需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规划、引导、协调。应该说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主导产业的演替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但是也需要保留甚至加强政府在产业政策上、主导产业的选择上进行协调。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高风险产业的发展等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的重点领域,各国都需要在相应领域推行必要的产业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哪些产业“长”,哪些产业“短”,哪些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并据此选择主导产业以及支持发展和限制发展的产业。再比如,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解决某些结构问题,促进主导产业的较快增长,如瞄准一些较高技术水平的产业,采用各种措施促进其较快发展。为了加快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政府也应加强宏观协调和政策扶持的作用,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经济与发展论文:分析金融业与海洋经济发展措施 《金融规划》中“双中心”的打造,发挥金融资源集聚功能,侧重于资金的来源层面,而《海洋经济规划》预示着海洋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解决了资金的去向问题。两者合力对接,就是要构筑浙江大量资本,尤其是民间资金向海洋经济倾斜的渠道和路径。这种发展的举措上的交点为浙江金融业支持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浙江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的时间相一致“十二五”时期是浙江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有望突破1万美元大关。届时,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全面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金融规划》明确指出,其规划的时间范围是“十二五”期间,其总体目标、具体目标的节点都在“十二五”末,战略任务的时间范围也定格于“十二五”期间。而《海洋经济规划》指出,“规划期为2011—2020年,重点为“十二五”时期”,具体表现为在发展目标层面,重点规划的是到2015年主要发展目标,包括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港航服务水平大幅提高、海洋经济转型升级成效显着、海洋科教文化全国领先以及海洋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等方面,涉及到具体量化指标多达11个,而2020年的量化指标仅为3个。 由此可见,两个规划总体上在时间维度是衔接一致的,而这一时间又与浙江经济总体上转型的关键时期相一致。这种时间上的一致性为浙江地方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在政策支持和引导以及金融业总量调控和结构优化在动态最优和统筹管理上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浙江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的空间有叠合《金融规划》明确指出战略重点是“两个中心,三极空间,六大平台”,其中“三极空间”具体是指构建起以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为增长极,打造台州、绍兴、嘉兴和义乌等若干金融特色城市为亮点,重点培育一批金融创新示范县(区)为支撑,推进其他地区加快发展的浙江省多层次金融空间布局。《海洋经济规划》明确指出要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格局。即要加快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的核心区建设,尽快提升环杭州湾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北翼和以温州、台州沿海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南翼的两翼发展水平,并做强杭州、宁波、温州这三大沿海都市圈。同时还将在整合提升现有沿海和海岛产业园区基础上,重点建设杭州、宁波、嘉兴、绍兴、舟山、台州、温州等九大产业集聚区,并重点推进舟山本岛、岱山、泗礁、玉环、洞头、梅山等重要海岛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杭州、宁波、温州作为“三极空间”或“三大沿海都市圈”完全一致,嘉兴、绍兴、台州作为重要城市在两个规划里也都被提及。除了内部区域叠合,两个规划还在接轨“长三角”等外部对接区域也有共同的触点。可见,两个规划在空间布局上有相当比例的重合交汇,这就为浙江金融业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在金融资源的空间集聚层面提供了平台和基础。3五大举措、三大保障:护航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约束下,资金总量的投入并不是越大越好,尤其是信贷规模总量的投入需要有一个统观全局的规划。为此,要统筹规划,合理调控社会融资规模总量,支持浙江海洋经济持续科学发展。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结构要优化浙江地方金融发展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间接融资规模大、效益好,直接融资相对弱势;银行业发展强势,非银行业,尤其是小金融机构、类金融结构发展相对滞后。因此,抓住海洋经济发展的契机,切合海洋经济的特点,鼓励发展直接融资和非银行尤其是创新型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优化浙江金融业整体的结构。为此,要加强研究,区分海洋金融与大陆金融的差异性,利用发展海洋经济的契机,优化浙江金融结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业务要创新在发达经济体,与海洋经济相关的金融业务十分广泛,因此需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积极发展船舶融资、航运融资、物流金融、海上保险、航运保险与再保险、航运资金汇兑与结算等航运金融服务。为此,要大胆创新,尤其是要创新非银行业务,构建海洋金融、航运金融和与临港大工业配套的口岸金融服务等现代海洋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风险要监控海洋经济的发展具有投资规模较大、不确定性高的特点。一方面资金投入量十分巨大,对区域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伴随着金融创新,资金集聚和流动方式、渠道可能较以往有较大程度的差异,可能会在特定试点和局部区域集聚金融风险,这对浙江区域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要协调监管,建立政府监管当局、行业自律和内部风控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方式,及时预警金融风险。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资源要整合在经典的经济金融互动关系中,金融的发展有两种基本动力,一种是需求拉动,一种是供给推动。一方面海洋经济的发展显然对浙江地方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体现了需求拉动,另一方面,在发展海洋经济战略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积极引导和推动的角色,在金融支持领域也积极推动。因此,地方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种力量合力的合力推动。 为此,要整合金融资源,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要加大政府引导力度,合力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浙江金融业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政策大力支持一是在宏观层面的统筹发展上需要政府协调兼顾,在保证资金支持的同时,也要防止一哄而上,重复建设;二是在总体的优惠政策的制定、实施层面,通过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对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建设要有倾斜;三是在具体的业务层面加大支持力度,例如对设立海洋经济产业基金、政策性海洋保险等予以积极的财政税收支持。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体制不断创新一是要创新金融准入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上的作用,适当放宽民间资本准入的条件,引导民间资本支持海洋经济建设;二是创新金融业务监管体制,监管部门对于适应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型金融业务要密切跟踪,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监管经验,三是创新金融运行体制,尤其是现代金融在业务多元化、国际化的趋势下,通过搭建信息平台和综合服务平台,提高金融运行效率。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人才培养引进一是要建立立体化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包括高端人才,一般管理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大力开展系统性、国际化的金融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二是健全金融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创新金融人才引进政策和模式,大力引进各类金融高端人才服务于浙江金融业;三是搭建金融人才合作交流平台,尤其是要与海洋经济和海洋金融高端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交流,培养和引进既懂金融、又懂海洋经济的复合型人才。 经济与发展论文:我国历史环境演变与经济发展思考 【内容提要】该文分析中国历史环境演变及其对中国经济生产的影响。现今中国的环境特点,是2000多年环境变迁的继续。在今日环境状况下,经济生产需要新的发展方略与环境改造。 【关 键 词】环境演变/经济生产/生产布局与环境 【正 文】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环境演变,从环境演变中制定人类发展决策,这对人类未来生存空间的设计和保护,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历史环境演变与经济重心的迁移 环境考古发现,中国在距今3000—2500年前时(约春秋、战国),环境发生过一次大改变。这次改变,使中国由距今1万年—3000年的温暖湿润气候期,转变为干凉气候期[1]。温暖湿润气候期中,中国北方(秦岭、淮河以北)气温高,雨量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亚热带,年降雨量比现在多100—200mm[2]。当时黄河流域河流、湖泊众多,植物生长期长,喜暖湿的亚热带植被生长丰茂。犀、象、猕猴、獐、鹿、驼鸟、扬子鳄、竹鼠等对气温条件要求高的动物也在此地大量生存。当时亚热带气候作用于北方的母质黄土,形成一层肥沃的棕褐色农耕土。数千年前黄土地上的人们,就是在这种良好的气候、水源、生物和土地环境中,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黄河流域文化。从新石器时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至于纪史以来的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距今2500年前时,中国气候转入干凉阶段。这一阶段中,黄河流域和北方大部分地区成为温带,降水量剧减,河流干涸,湖泊消亡,中国沿海海平面下降约2m[1]。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曾是河湖广布的地方,由于海平面下降,水流东渐,逐渐形成大片平原耕土,仍属亚热带气候区。水、热资源充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故秦、汉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步向东南迁移。战国以前,黄河中游关中平原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战国时,苏秦描述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战国策·秦策》)。到东汉时,关中的天府之称已让位于既有亚热带气候、又兼有都江堰水利枢纽的成都平原。班固《两都赋》中赞扬关中时只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晋朝时,江南地区经济开发,跃为全国之首。《晋书·诸葛恢传》称,“今之会稽(长江下游),昔之关中。”隋、唐时,北方地区物产,已远远不够维持朝廷费用。于是隋、唐不得不修筑大运河,为军国之计,“常转漕东南之粟”。《新唐书·权舆德传》称,“天下之计,,仰于东南。”《昌黎先生集·送陆歙州诗序》中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宋以后。中国逐渐流传出“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之谚语。 战国以前,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农作物,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为 一年两熟。《荀子·富国篇》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一岁而再获之。”而今这一带却只能两年三熟,战国前黄河流域生长芒果、柑橘、荔枝、梅、枇杷、樱桃、猕猴桃、竹、棕榈、栎、八角枫、山毛榉等植物资源,至今,这些植物在这一带已大多绝迹。春秋、战国环境变化中;中国北部气温约下降2℃[3]。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某地气温下降1℃则相当于向高纬度(向北)推进200—300km[4]。由此推想,战国前这次环境变化,中国北部丧失了大片耕作区。长城,在历史上是我国农耕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把秦代长城同明代长城相比,后者向南退缩了200—400km[5]。 战国以后,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是伴随着南方的环境演变进行的。南方环境演变包括:(1)气候环境的变化。(2)气候变化后造成的地貌环境的变化。气候环境变化主要是气温略有降低,但仍保持热带、亚热带气候特点。地貌环境变化,主要是水域面积减少、大片农耕地产生,以及因水域减少造成的便于人居住和交通等。譬如,西汉以前,在鄂东、皖西分布有古九江。鄂东江北有西北—东南向的大别山,江南有西南一东北向的幕阜山。大别山、幕阜山夹江相峙,形如隘口。古长江在鄂西、川东冲出狭窄的三峡,漫游“极目楚天舒”的两湖平原(湖南、湖北)后,又在此隘口被山势所缚。江水过此隘口,因地势坦平,遂分成巨大的扇状分汊水系,然后在下游汇于安徽古彭蠡泽。其分布范围约为今湖北省武穴市、黄梅县和安徽省宿松县、望江县以及江西省九江市等,“九江”,意为江水流道很多(九为虚数,泛指多。《禹贡》“九江孔殷”,意为九江水域宏大、宽广。西汉前江水水域大、占地多,故不利于人们生产和居住。东汉后,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和水量减少,古九江江水逐渐归入一条主泓道,为长江两岸产生大片耕地提供了条件。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因雨误期。被迫起义。大泽乡即今安徽省宿松县龙感湖区域。该区域正是古九江的下游汊道区。陈胜等人在此遇雨误期,是因为有古九江的特殊地理环境。东汉以后,古九江主泓道定型,其它汊流断流、淤废,古九江流域遂有大片农耕地得以开发。 环境演变,使黄河流域由“天府”之土成为贫瘠的黄土高原和干旱区,使长江流域由“地广人稀”变为“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鄠、杜之间(原关中平原)不能比也”(《宋书·孔季恭传》)。环境演变,导致了北方植被,动物群、农作物生态等方面变化,同时也使中国北部大批人类居住区和耕作区丧失。 2 中国南、北不同环境下的经济开发 战国以后,当中国北部由湿润气候转变为干旱气候,水、热资源不利于农耕生产时,中国北部农民不得不更加勤垦的精耕细作,用繁亢的劳动来和自然环境作斗争。 《齐民要术》是秦、汉至北魏时期。中国北部农耕技术的总结。该书中的耕作技术,一直是中国旱地耕作方法的典范。《齐民要术》耕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保墒防旱。具体方法有秋日深耕收蓄雨水、冬日压雪、堆雪,以及严格实行耕、耙、耢、锄等。中国北方“春多风旱”“春雨难期”,《齐民要术》强调。一待开春,要立即耕地,防止气温上升后地表水风干、蒸发。春耕之后,要立即耙地。耙地能使耕土变得碎、细,切断、打乱土壤毛管水通道,把土壤中的上行水阻断在细土层之下。耢有盖压之功、可以使地表的松土压紧,减少土壤通风,防止土壤水分消失。锄地一来除草,同时也切断了土壤毛管水上升、蒸发,《齐民要术·杂说》有“锄头三寸泽”之说。《汉书·食贷志》也记载,汉代搜粟都尉赵过,曾在黄土高原广泛推广“代田”。所谓“代田”,就是适应黄土高原干旱地区的农耕技术。其方法是在田地开沟起垄,在沟中播种。此方法后被干旱区广泛延续使用。 从唐代诗人高适在《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二首》中写道:“去秋虽薄熟,今夏又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刘开扬注《高适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反映了黄河流域少雨、舄卤(土地盐碱化)和人们勤于耕耘的历史情景。数千年来,在中国北部环境变得失却往日之“天时”时,北方人一直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进行粮食生产。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使用粗放的二圃制、三圃制耕作方法时,中国人却不断地总结经验,创造出了精耕细作的旱地耕作技术。 在中国北方发展抗旱为主的旱作 农业生产时,中国南方则大力发展水稻田,垦殖梯田(山田),培育发展多种经济作物。明代初期包汝楫《南中纪闻》描述长江中游在河、湖滩涂造田时说,“楚地滨河、湖处淤田,往往弥望无际,共开垦成畦首,动辄千亿,真天地间未壁、辟之利也。[6]”南方发展水田之极者,甚至在深水薮泽和浅海中出现了“葑田”。宋人陈* 《农书·地势之宜篇》载,“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据其他史料记载,葑田的历史,在南方可追溯至唐和西晋。南方水、热条件好,其山坡地也大有所用。唐、宋以后,南方山坡普遍推广了梯田,扩大了种植范围,在《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述中有“江西良田多占山冈”之说。南方经济作物品种多、产量大,其中以桑、果、竹、茶、甘蔗为要。南方盛产丝绸和茶。茶税已是当时一项重要税收来源。《本草纲目·茗·集解》中说,“茶之税,始于唐德宗.盛于宋、元,及于我朝,乃于西番互市易马。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博哉。? 在唐代时,南方甘蔗加工成糖,散布天下(《本草纲目·沙糖》)。南方经济开发,在明代时已涉及于海南特产。例如,人们喜爱的沉香木,明以前都是海外舶来,后来海南沉香开发出来后,其质量最优,反而胜于进口沉香。《本草纲目·沉香·集解》中说,沉香木“占城(越南)不如真腊(柬埔寨),真腊不如海南黎峒。黎峒又以万安黎母山东峒者冠绝天下,谓之海南沉,一片万钱。”从上所述可看出,南方环境变化后,不仅耕地增多,而且经济项目还向多方面发展。 3环境演变中南、北环境的变化特点 环境考古证明,战国时中国气候进入干凉后,中国气候一直持续干凉,并有加剧迹象。在这种背景下,由于人类长期进行旱地耕作,大量索取生物资源,中国北方水资源和耕地资源愈来愈少。中国南方则因水、热资源充足,水稻田集中,水与耕地环境可供人类持续发展。 春秋、战国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干旱气候下生物资源极为宝贵。《管子·轻重甲》道,“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天下王。”《吕氏春秋·仲冬纪》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掌山泽之官)教导之。其有侵夺者,罪不赦。”《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大旱,郑国国君派屠击等人去管理桑山。屠击等人私自砍伐了桑山树木。郑国相国、着名政治家子产说,管理桑山,应该是培植树木,你们却砍伐树木。这罪恶太大了!于是夺掉了屠击等人的官职和封邑。这个故事表明,北方的郑国在干旱气候背景下,人们就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对破坏环境的人,连封邑贵族也不容。 黄河中游陕北榆林地区,过去是“畜牧为天下饶”的上郡(《史记·货殖列传》)。文物考古中发现,秦、汉时期此地还生长有众多水禽、草原动物和森林动物。如今,榆林地区已成为浩瀚的毛乌素沙漠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东晋时,陕北无定河流域曾被匈奴人盛赞“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曾发动十余万匈奴人在此地建立统万城。至唐代后期,这里已“飞沙成堆,高及城堞。”宋代时,统万城“深在沙漠”,朝廷明令毁弃。无定河流域环境变成沙漠和沙漠覆盖的沼泽,不仅不可能居住,交通也很困难。《梦溪笔谈》卷三记,“予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濒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驰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记,“内史王中正率泾原兵出麟州,渡无定河,循水北进,地皆湿沙,士马多陷没,糗粮不能继。” 在干旱气候条件下,土壤沙漠化与盐碱化极易发生。战国晚期关中平原严重盐碱化,秦国修筑数百里长的郑国渠,“用注填阏之水,溉盐卤之地万余倾”(《史记·河渠书》)。秦国水溉卤地的作法,是对土壤盐分进行溶解,并用流水携带泥沙进行土壤改造。 中国南方在历史上一直是水稻产区。农田形态下土壤变化表现为沉积,耕土层越来越厚,有机质越积越多。1995年,笔者配合湖北黄石——黄梅高速公路的修建,在鄂东长江中、下游相接的沿江平原,专门作了水稻土地层学的研究。发现该地东汉时期,形成的典型水稻土。从东汉至今,又持续沉积、增厚。使土层增长了89cm,其沉积速率约为每20年1cm。因此,从地层、土壤学的角度讲,水稻产区耕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4未来发展中的生产布局和环境改造 随着人类历史发展,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居住区越来越广,改造环境能力越来越大。现代人对环境已不仅仅是开发、利用的关系,还应有保护、设计和改造的关系。 干旱区,人口越多,人类用水量也越多。干旱区域内人口增长,基本意味着自然界动、植物等生物的减少,自然界生态也因此改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北方人口、城市、工农业生产的剧增,北方的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碱化面积也快速增长。北方的这种环境变化,其实质原因是缺水。水是生命之源。有水,才能植被丰茂,动物种群自然生长。有水,才能保护耕地,工农业生产也才能正常发展。然而,北方今日的水环境,对维持增长中的北方人口来说,已经是十分困难。自然生态及工农业生产用水,当然也更难满足。中国人均水量 12710m[3],约为世界人均水量1/4。北方人均水量仅1938 m[3],其中海河、滦河流域只有1430m[3]。 中国现行基本国策的提出与制定,多与环境有关,如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切实保护耕地等。未来中国的发展,必须是建立在基本国策的基础上。 从环境演变看,中国进入干凉气候已有数千年。数千年来,中国北方在干旱环境下被长期利用、开发。今日北方环境,已不利于工农业在现今基础上持续发展。应加重中国北方的环境保护和改造。北方又是中国古文化发达区,回旋空间大,应是中国以旅游业进入世界市场的主要区域。 中国南方水、热环境条件好,一年可收获多次。南方是中国的粮食基地。对南方的水稻田保护,应是全国耕地保护的重中之重。城市建设、工业建设,都不能轻易侵占水稻田。 中国工业用水多的行业,如冶金化工、电力、轻纺、机械等。中国人均水量最丰的地区是西南区。工业用水多的行业,将来发展的主要区域应是西南区。 中国北方,蕴藏丰富的地下矿产(钢铁、煤炭、石油等),曾经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心地区。今日北方也养育着大量人口,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保护北方环境,就是保护中国的大半生存空间。如果北方环境恶化,会使中国生存空间急剧减少,将引起人口迁徙、经济建设等大变动。北方环境好转,不仅可以改变今日北方的生存条件,而且给全国经济建设增添更大活力。另外,环境是不停演变的。数千年前,南方许多平地被海水和河湖占据。今日南方的某些城市和耕地,是在水位降低、水域减少的基础上产生的。未来环境中,如果重现数千年前的水域环境,南方人则必然向北方迁徙。因 此,保护北方的环境,意义不仅在于现在,还在于未来。 保护北方环境的根本途径是南水北调。拟议中的南水北调,是要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几大流域形成一个跨亚热带(湿润区)与温带(干旱区)的巨大水网。该工程的兴建,不仅可以解决北方某些城市的用水问题,而且也使整个北方水环境得以改观。南水北调,解决了北方的城市用水后,北方的流域水就可以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态恢复。南水北调有利于整个中国的环境改观。如果说三峡工程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的能源问题,那么南水北调则保护着中国大北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水环境。
数量经济论文:浅析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摘要】数量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新兴学科,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征和其他经济学科难以替代的优势。近年来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已初县规模,且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本文从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和问题分析入手,阐明建立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客,是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数量经济学 函数形武 经济模型 数量经济学是以现代经济理沦为基础。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及其计算工具。通过对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变化规律的研究,描示经济运动内在规律性的一门科学。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690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政治算术》的出版。1933年美国经济计量学会的成立段《经济计量学》的出版,是它正式置身于经济学科舞台的开端。50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及计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数量经济学的繁荣,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成了计量经济学的时代”。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两大新兴学科。在研究中广泛采用了现代经济理论的成果和经济教学方法,并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征,因而具有了其他经济学科难以替代的优势。 一、我圈数量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 经济理论的数量化研究不仅可以使人们对已经揭示的经济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 还有助于人们从研究某些经济现象中揭示未被认识的规律。因此, 它能起到较为精确地反映客观经济过程, 定量地分析、预测和论证经济过程的运行和发展趋势, 并推动经济科学向前发展的作用。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友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我国自五十年代起就已纤开始注意建立和开展经济数学方袂的研究卫作。建国初期, 经济学界曾肴手把数学方法(主要是线性代数)引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研究中, 而在宏观经济分析及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中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及其工具, 则己经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事了。大体来看, 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如下三个主要阶段: (1)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左”的错误倾向和“”指导思想的失误, 经济生活遭到破坏,造成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为了挽救这一局势,中共中央在1962年明确提出了调整经济的指导方针当时, 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有必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益及经济核算等重大理论间题。因此, 我国数量经济学在研究刚刚开始起步的阶段, 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积累与消费、速度与效益、农轻重等重大的比例关系, 并为当时经挤的调整与稳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客观依据。 (2)197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重建、繁荣阶段。这一时期, 数母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科李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开始走向正规的研究和发展阶段。从此, 它开始受到关注, 并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我国1979年3月正式成立了中国数量经济学会,1982年建立中国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近几年来, 我国已公开发表的数量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己达到1000多篇,1981年我国开始编制了146种产品的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原国务院技术拚究中心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运用系统分析方法, 对200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多层次的可行性研究、分析和预测。 二、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现状 不可否认, 近年来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 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 客观地考察和分析纵观其发展进程。我们认为其结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1)从理论构造看, 经济理论数量化发展到今天, 最终未能导出一个严格而又为大众接受的理论体系。 (2)从应用方向看, 我国数量经济学过于侧重对全国和地区的宏观经济计量的研究, 而忽视了开展企业(尤其是大型综合性企业)经济计量的研究。因而,经济计量方法作为短期预测技术的作节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水平较低。 (3)从研究的方式看, 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偏重这一学科所采取的方法, 而忽视了数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不仅如此, 在运用和建立数量经济学方法时, 重引进、吸收和借鉴, 轻发挥、创新和改进。 三、我国数里经济学发展的方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既要学习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 更要以马克思全义的科学作为基本前提和出发点。我国数量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数理科学。因此, 在发展和完善这一学科时,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指导, 结合本国国情, 正确处理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关系, 使它具有中国的特色, 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服务。 但目前, 我们在把数学用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的现阶段,己经突出地感到缺乏适合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充分成熟、发达和系统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虽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函数形式及其内容有许多地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 甚至有的地方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更为合适, 但是, 庸俗经济学的任务是要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毕竟主要是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建立起来的, 所以它根本满足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需要。总的来看, 科学发展到今天, 马克思主义数量经济学正沿着三个主要方向发展:第一,借鉴西方的研究经验, 利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现有的函数形式及数学模型或在此基础大进行形式上的“改进”或“修补”;第二,扩大在解决具体经济问题和任务时产生的数学手段的使用范围;第三, 为适应经济科学的发展和经济实际的客观需要,已经开始出现专门为阐明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原理以及为进一步发展和研究它们而建立的工具。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数量经济学的第三个方向。 因此, 我们认为, 从现实出发, 上述第三方面, 即为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原理以及为进一步发展和研究它们, 从而建立起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 是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数量经济论文:延安市经济增长中最佳人口数量的研究 摘要:通过对近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继承性的学习和批判,以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为研究出发点,以环境保护为研究背景,创造性地提出“技术进步悖论”和“自然资源无限,自然环境有限论”,以边际理论为分析工具,用社会分工、技术进步、生存成本、福利成本等因素建立延安市经济增长最佳人口数量模型来对延安市经济增长与人口数量的关系进行分析。 关键词:经济增长;最佳人口数量;社会分工 一、对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继承与批评 适度人口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而适度人口的思想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文·坎南在1888年提出明确。到20世纪,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接过了适度人口理论研究的大旗,从原来的“经济收益”变成“人均产量”、“人均收入”,从原来的静态适度人口研究转向动态人口研究,使适度人口理论研究领域更加广泛。[1]但之前的理论受时代的制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缺乏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因素的考虑 经济增长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人类因破坏环境而遭受了大自然清除式的报复,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坎南、索维等众多人口经济学家受到时代约束,在立论之初没有涉及可持续发展概念。 (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关系中所起到的内在影响分析不够清晰 坎南、索维等都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带来适度经济人口的增加,但是坎南重点强调最大收益点的变化,没有对适度经济人口是如何增加的作出进一步解释;而索维没有解释清楚在人口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关系相悖条件下经济适度人口是如何确定的。 二、理论假设条件及其基本范式 (一)理论假设条件 1.延安市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这是本文最基本的假设,是以当前延安的平均福利条件为研究起点。研究延安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所有人满意的社会福利,再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这样的假设有利于展开研究,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承认,使理论与现实更加贴近。 2.劳动力不能出现大规模的自由流动,同时延安市不存在大宗国际贸易活动。人口大量的流动,可以直接改变延安的经济增长,而大宗国际贸易活动则可以改变延安市的产出和消费结构,进而间接的影响了延安的经济适度人口。 3.延安市的人口增长是按照经济人口增长率增长的。经济人口增长率是指由社会分工的增加而引起的人口增长率。经济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增长而增长的,而是由社会分工来决定的。 (二)理论的基本范式 1.技术进步悖论。技术进步一方面造成环境破坏的加剧,但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水平,换句话讲,技术进步既破坏环境也保护环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工业的出现对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环境问题日渐凸现的时刻,技术的进步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大量的支撑,但是对环境的破坏并没有停止,只是放慢了脚步。 2.社会财富的增加等于产出与消耗的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指由劳动人群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创造的可以消耗和积累的社会物质。其中社会物质包括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务服务等。 三、模型构建及其解释 (一)基本模型构建 劳动力即人的劳动能力,是人们拥有的并运用于劳动过程中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资料只有与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实现现实的生产并创造出产品来。[2]劳动力的增加为社会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技术进步是技术发展中渐进式的变革,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包括生产技术上的局部性的改进和重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机器是排斥工人的”,技术进步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失业,即减少了经济适度人口。延安市的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不应当看作是失业,而是社会分工的必经之路。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可以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所以技术进步在延安市的经济增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利成本指福利的增加而消耗掉的社会财富。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只是数据上的增加,对人们来说,福利的增加才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如果不扣除福利的增加,那么经济增长的数据就会很高,也就是说舍去福利的增加而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在数据上的变化。但是这样是不符合基本假设一中,已经规定的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的假设。所以在经济增长中,福利的增加是相当重要的消耗部分。 社会分工的增加使生存成本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使信息更加不对称,人的不确定性增加,必然造成生存成本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也导致福利成本的增加。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所以在延安市的福利增加上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将消耗函数用图来表示,就得到了图二,其中延安市的社会分工的增加与延安市的福利成本的增加是一个对等的关系,社会分工的增加必然使生产多元化和消费丰富化,人们得到了更多的选择机会,生活的条件是趋于更好,因此福利也是相应的在增加,而且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也是福利成本的承载者。所以福利成本和社分工可以看作是同一的。 通过图二可以明显看出,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作为消耗的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分工的增加就会造成消耗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减少就会造成消耗的减少,影响延安市总消耗曲线斜率的因素是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增长率。生存成本增长越快,消耗曲线的斜率就越小,从而生存成本的微小增加就可以造成经济增长的快速减少。反之,生产成本增长越慢,消费曲线的斜率就越大,从而生存成本的巨大增加也不会引起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和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在总消耗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量经济论文:云南省原煤产业与发电量现状的经济数量分析 摘要:文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相关性分析、GM(1,N)、GM(1,1)模型,从不同的角度对云南省2000-2010年GDP、年发电量、原煤产量、人口数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省的电力产业对总体经济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原煤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有限。因此,应该规范并限制原煤开采,大力发展其他能源供应手段。 关键词:经济计量分析;灰色理论;煤电;GDP;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云南省是电力资源十分丰富,水力资源可发蕴藏量为九千多万千瓦,居全国第二位;煤炭保有储量246.5亿吨,居全国第八位。近年来,云南全力开拓华南电力市场,一直是“西电东送”南线的主要输出省。同时,在国家支持下,云南电力已将市场拓宽到毗邻的东南亚,逐步实现了“云电外送”。 本文对云南省GDP与原煤产量、发电量、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经济分析,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评估云南电力资源的价值,对云南省今后的电力战略规划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所涉及到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云南省统计局的《云南省统计年鉴》,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二、计量经济分析 (一)多元线性回归 使用最直观的多元线性回归建立函数模型: GDP=d+a*el+b*coal+c*po ① 其中,el代表发电量;coal代表原煤产量;po代表人口数量;a、b、c为三个外生变量系数;d为常数项。 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知,方程拟合优度约为0.99,方程对于样本拟合度良好。方程显著性检验值为191,显著性良好。而在电力、原煤产量和人口数量中,发电量对于GDP的影响最大,而其他两项对于GDP影响甚微。总体来说,该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GDP和发电量、原煤产量及人口之间的关系。 由表2可以将式①写为: GDP=5.11el+0.146coal-3.79po+16126.07 ② ②式说明,发电量每增加一万千瓦时,将导致GDP上升5.11亿元,每增加1万吨原煤产量,将导致GDP上升0.147亿元,人口每增加1万,将导致GDP下降3.79亿元。 发电量具有边际递增的效应,值得加大投资力度;而原煤生产具有边际递减效应,应该适当减少生产;人口增长虽然具有边际递增效应,但其对GDP的影响为负值,所以需要加大力度控制其增长速度。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可以考察所有的变量之间共同的相关程度,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决定哪个变量更为重要,相关系数的一般公式如下: rxy=■③ 根据③式,对GDP、年发电量、原煤产量、人口数量四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4的结果可以做如下分析:发电量对GDP的影响大于原煤产量和人口数量;原煤产量对GDP影响不大;原煤产量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电量,但作用有限;本地人口数量对发电量的影响甚微。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云南省的电力资源多用于出口,且火力发电并不是主要电力供应源。此结果与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一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适当减少原煤(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应该成为一种趋势。 三、灰色系统理论 灰色理论站在系统的角度,通过分析系统内部能量流动的方式,对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运行趋势、状态进行评估,试图找出系统内部的规律,从而为决策提供依据。 假设GDP、发电量、原煤产量、人口四个要素构成了一个小型灰色系统,利用GM(1,1)模型和GM(1,N)模型对这个灰色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分析 (一)GM(1,N)模型 GM(1,N)模型通过建立灰色系统的白化方程,对系统各要素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GDP作为系统的特征行为序列,发电量(el)、原煤产量(coal)、人口数量(po)作为参数序列,使用GM(1,4)模型进行分析,由于原始数据比较平滑,所以利用一次累加生成算子即可。 计算获得的白化式微分方程如下: ■+0.0876GDP(1)=0.787el(1)-0.0271coal(1)+0.0127po(1)④ 从④式易知,el前的系数最大,表明发电量对系统影响最大;coal前的系数为负,原煤开采是阻碍系统进展的因素;po前的系数很小,表明人口数量的变化对系统影响不大。而系统的目标则是GDP增长。这个结论与计量经济学方法相吻合。 (二)GM(1,1)模型 由于线性回归模型T检验值不甚理想,并且由于数据不完整,无法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作出预测。灰色系统理论预测可以在数据量较小的情况下,对事物发展规律作出模糊性的长期描述,是预测领域中较为完善的一个分支,可以用于该系统分析。 使用GM(1,1)模型做预测,一次累加作为生成数,对2011-2015年云南省的GDP、原煤产量、发电量、人口数量分别进行预测。 经过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其中,GDP估计值平均残差为69,年发电量平均残差为16,原煤产量平均残差为273,人口数量平均残差为40,基本切合实际值,预测值可以反映未来趋势。到2015年,GDP、发电量、原煤产量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番,人口数量将增加200万。 以上数据表明,云南省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未来几年内,GDP增幅将达到2000年的9倍;电力产业的发展与GDP成正比,势头稳健;原煤开采虽然也有一定的增幅,但增幅不如其他几项明显,说明原煤产业已经步入边际效用递减的阶段,但依然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四、分析结果说明 通过对云南省2000-2010年GDP、原煤产量、年发电量、人口数量等数据的分析,基本可以对云南省煤电产业的现状作出客观的评价。 (一)电力产业是我省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从相关性分析得出的结论看来,发电量对GDP影响甚高;GM(1,N)模型体现出发电量是促进GDP提高的主要动力。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电力产业所做的贡献。 数量经济论文:货币数量工具难解实体经济“需求荒” 连续降准释放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的信号,但对于实体需求的持续低迷,单靠数量型工具似乎难以应对,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时隔3个月之后,央行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自去年11月央行开启“降准”大幕之后的第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连续降准释放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的信号,但对于实体需求的持续低迷,单靠数量型工具似乎难以应对,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情形与去年不同,如果说去年货币政策的矛盾在于供给端(有需求无供给),那么今年货币政策的矛盾则在于需求端(有供给无需求)。从央行刚刚公布的金融统计报告看,4月新增信贷数据最大的特点是中国经济需求低迷进一步凸显,不但新增贷款大幅回落,环比少增3282亿元,增幅创年内新低,当月人民币存款减少4656亿元,同比少增8080亿元,这反映出未来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信心都不足。外需依旧不振,内需开始乏力。 从外部需求状况来看,欧债危机持续恶化,以及发达国家去杠杆化,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下行,导致外部总需求严重不足,中国外贸形势极为严峻。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167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其中进口同比增长5.1%,出口同比增长6.9%,进出口双双重返个位数增长,近期欧债持续动荡,人民币对欧元大幅升值的滞后影响,中国整体出口下滑的趋势很难改变。 从内部企业生产情况看,随着经济增速逐季放缓,产出缺口有所缩小,需求对物价的拉动减弱,但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人工等成本上涨较快,我国产品出口价格优势削弱,特别是PPI环比继续回落,企业利润被进一步压缩,因此,对未来生产经营扩张的资金需求开始减少,而如果考虑到,考虑到金融信贷周期要先于经济周期,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延续进一步下滑的态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和短期贷款增速呈现出明显的背离关系,中长期贷款增速持续下降,4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中长期贷款增仅增加1265亿元,新增信贷持续走低,中长期贷款的下降其背后凸显出内外部实体经济的需求萎缩。 未来流动性的大格局将不可避免的出现金融体系流动性和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分化。对于实体经济流动性而言,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社会融资增速的收缩将持续较长时间,货币乘数以及外汇占款的平台式下降也使M2增速继续下降。整体流动性供应增速还是在下降趋势,未来可能出现银行间流动性进入宽松状态,而实体经济流动性仍适度偏紧的分化局面。 流动性格局酿巨变,央行还会放松流动性“阀门”,降准或成为常态,但最大的问题是,宏观经济的真正矛盾是在于如何提升并满足需求端——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这恐怕难以仅靠数量型工具所能解决。如果过度依赖降低准备金率、贷款放松等数量型工具,不但会为未来买下通胀隐患,还可能导致流动性的结构性失衡。在外需严重低迷、成本上升压力难以有效化解、实体经济持续疲软的宏观环境下,国家更需要大规模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并辅之以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科技政策等结构性政策方会在需求端起到真正刺激作用。 (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数量经济论文:经济学家程恩富:科学控制人口数量是民族利益的诉求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调整为更加严格的‘一胎化’。但我现在是少数派,赞同我观点的人较少,甚至有人骂我,也有人称我为‘当代马寅初’。”3月11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陈。 据介绍,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努力,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的改善。 然而,我国人口的发展虽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人口压力:不堪承受之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依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态势。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 据了解,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至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而且,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区域间生育水平不平衡,全国仅有上海、北京出现人口负增长。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 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开始“加剧”。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8.1%,且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此带来的老年人居住和生活来源等问题亟待关注。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 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事实表明,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有专家指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口流动与迁移规模庞大,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等问题,都将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胎化”:民族利益的诉求? 面对依然严峻的人口形势,程恩富提出了继续坚持和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他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并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亿至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亿至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 据测算,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 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 0至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科学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仅能够获得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效益,还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程恩富强调,政府应重视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建立在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以尽可能低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成本来获得尽可能高的、从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和每个家庭的效益。 同时,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 调整:时机尚不成熟? 有专家认为,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人口结构,延迟“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应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的到来。 “现在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这样一个时期,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同时出现的现象。我们的劳动力还在增长,而且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并出现了一定形式的过剩。即使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在短时间内也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出现短缺。”程恩富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杜鹏都持有相同的观点。 据有关方面测算,按16岁至64岁人口计算,2016年将达到9.9亿人峰值,2050年为8.7亿人,比2000年还多2800万人,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因而,从人口结构特征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足。 然而,由于我国劳动力素质不高,影响和制约了人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达47.6%,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主要是“技能工人荒”,而非真正的劳动力短缺。 因此,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已成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高核心竞争力、确保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 程恩富认为,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政府声音:2009年1月15日,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强调,今后一个时期人口发展的总体思路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李斌认为,生育率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现阶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必须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阶段。 中国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性及其理论解释 〔摘要〕 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不一致,表现出严重的高速度、低质量特征。这种不一致除了表现为总量视角上的不一致,还同时表现为省区视角上的不一致。由于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质量差异大、资源环境代价大,以及增长的稳定性不足和收入分配与福利状况不甚理想等问题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数量背离。实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统一的条件在于如何使经济剩余能够增长社会的总福利,路径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创新型经济,加强资源资产化管理,推动制度创新。 〔关键词〕 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增长质量;一致性 一、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不一致的态势描述 1.总量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不一致 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数量,不可能谈及经济增长质量。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不一致,首先要分析增长质量与数量的衡量指标。本文参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1〕,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6个维度合成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2〕以此作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对于增长的数量,我们采用总量GDP,并以2000年为基期的真实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的测度指标,通过比较方式描述200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基本状态。 不难发现,200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变动趋势是不一致的。2000-2010年的中国真实GDP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是,自20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质量则基本上呈现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其中2000-2004年经济增长质量呈现有升有降的波动态势,而在2005-2010年表现出稳步提高的趋势。 在借鉴刘海英(2006)成果的基础上,〔3〕我们修正了关于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系数ε: 其中,b代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a代表反应经济增长数量的真实GDP,n为年份值,若ε=0,说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同步扩张,反之,则说明两者呈现不一致的态势。 由此得到2001―2010年的值,从图2可以看出,增长质量与数量不同步是常态,可喜的是最近几年这种不同步的趋势在趋缓。但总体来看,总量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是毋庸置疑的。 2.省区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不一致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多数分析集中在总量层面〔4〕,其实,除了纵向的不一致,横向的省区增长数量和质量相对排名不一致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样参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5〕,通过对2010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考察,得出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以此为依据作为各省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数,并根据该指数大小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排序,同时选择各省的总量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的主要衡量指标对其排名,列出2010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及其升降状况,结果见表2。 表2 2010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比较 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排名经济增长数量排名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排名经济增长数量排名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 二、为什么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会产生不一致 1.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有质量差异 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们总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如果投入与产出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能以较少的投入换取较高的产出,我们便可以认为经济增长的产出质量比较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量投入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实现的。王小鲁(2009)等人的研究认为,1980-1990年中国资本形成率在35%上下波动,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42%左右,〔6〕高资本形成率是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这种高投入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上的奇迹,但是以投入产出效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这种高投入、低产出、低技术含量的生产方式也致使等量的原料、资源投入所创造的价值较少,增长质量必然不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需要 “提高资源的组合质量和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投入,提高产出”。〔7〕因此,投入与产出的效率以及质量方面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 2.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较大 追求质量型的经济增长其关键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新中国成立以来,GDP10多倍的增长是以矿产资源消耗增长40多倍的代价实现的。中国长期的资本高投入,是以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火电供电的煤耗高达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达21%,水泥综合能耗高达45%。而高能耗、高投入的背后是资源环境的代价。研究称中国GDP的139%是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退化为代价换取的。〔8〕所以,即使过去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在数量上成绩可观,但是由于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直接导致增长质量不容乐观。另外在中国地区层面上,某些地区产业软化程度较高,服务业所占比重较高,其增长过程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就较少;反之,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如果政府监管不力,产权不清晰,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就较明显。这样也会导致地区在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方面相对排名的不一致。 3.经济增长过程的稳定性不足 稳定增长应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小,二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次数少。〔9〕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最重要的维度之一,能够总体反映经济增长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势和总体状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出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稳定化趋势,〔10〕即“大起大落”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同时一些地区的投资扩张冲动仍然强烈,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仍较为激烈,这使得各地区之间的宏观稳定性有显著差异,造成地区之间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不一致。除此之外,在整个国家层面,由于受外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因素冲击,在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波动不可避免。近些年通货膨胀压力陡增也说明整个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增长质量相对于数量明显落后。 4.收入分配与福利状况不甚理想 从经济增长结果来看,无论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和提高人的生活水平。200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从1997年之前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11〕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福利却被压到了最低。同样,在收入分配方面,1952年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153,到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值为0473,基本已经肯定近些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的04,如此差异的收入分配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除此之外,环境恶化、食品质量无保障、公共产品提供不够等也无不影响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的福利水平,使绝大多数民众无法从心底感到幸福。这种只有GDP数字意义的增长,而无所有民众共享增长成果之实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以上的偏差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质和量往往是不一致的,单纯注意增长的数量不可能带来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将视角切换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包括关注低效率部门的改善,资源利用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治理,熨平经济的剧烈波动以及显著改善国民的社会福利。 三、实现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一致的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做法在于转变增长方式,以及调结构和平波动。但从实质意义上讲,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实现一致性的条件在于如何使经济剩余能够增长社会的总福利。 从经济学经典理论来看,以国民收入增长为研究对象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如哈罗德―多马模型,而且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创制也是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由1984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约翰・斯通完成)或新古典主义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以增加就业的短期分析为主,不重视增长的后果和代价,对于凯恩斯主义而言,修建金字塔和挖坑后再填埋都是经济萧条时期可行的政策。另外,凯恩斯主义没有基于福利或效用的微观基础,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适当的资本积累率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条件。因此,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经济增长分析只是针对国民收入的动态分析,没有涉及也不可能涉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 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将宏观与微观相对接的过程中,目标函数逐渐从最大化国民收入转向最大化总效用或总福利,这就涉及到福利函数的假定。在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因假定不同而不同,如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个体福利的加总,而罗尔斯的社会福利函数则由社会成员中福利最差的福利水平决定。在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中,一般默认采用萨缪尔森型的福利函数,但暗含着如下两个条件:①增长成果具有普惠性,即经济增长会给每个人带来福利的增进,这就要求社会制度或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分配制度是合理的;②没有外部性,这里的外部性主要是负的外部性,即每个人对经济福利的追求不会对他人造成损失。基于这两点,我们才能认为社会福利函数是萨缪尔森型的,即社会福利等于个人福利之和。满足这两个条件,经济增长所生产的剩余才能成为增进社会总福利的因素,从而才会出现经济增长的质和量的统一。 另外重要的一点,以上两个条件是在传统报酬不变前提下讨论的。传统的报酬不变假定条件下,分配服从边际生产力理论,收入由技术条件决定,那么随着边际收益的递减使得单位要素的收入也呈现递减的状态。如果要素收入由要素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决定,则处于弱势的一方所获收入也会因投入不断增加而递减,且递减的速度会更快。这就是传统的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最终结果为什么会出现增长的质与量不一致的根本所在。但本文假设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要素间分配的矛盾会缓解,企业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会得到一定的缓和,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自我优化而获得增长。 因此,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质与量的统一需要满足如下条件:①普惠的社会制度。经济增长规模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需要注意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问题,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要通过消除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和发展机会,使得社会所有成员都可以平等利用这些机会,从而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收入和能力,促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并步入良性循环;②权责明晰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不仅独自对资源配置及其效率有重要影响,而且构成市场制度以及其他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各类财产权,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产权的激励功能可以使经济活动当事人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具有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内在推动力。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够准确界定行为主体获取与其努力相一致的收益的权利,而且最核心的还在于能够抑制外部性的特别是负外部性的发生和泛滥;③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机制基础上进行的,单纯通过扩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在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进行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由于知识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导致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从而带来产出的增加。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统一,核心在于增长机制应由报酬不变转向报酬递增,由要素投入型增长转为内生增长,这其中必须注重促进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应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倡导科技、知识和技术在部门产出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 四、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路径 1.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刻不容缓。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数量、速度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由资源耗费型和环境污染型增长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由经济社会失调型增长向经济社会协调增长转变,由低成本扩张向高效率创新型增长转变,由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转化为内生技术进步型增长,由政府投资推动的增长转化为民间投资驱动的增长,由不可持续性增长向可持续性增长转变,由出口拉动型增长向内需推动型增长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增长向结构优化型增长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增长向低碳经济型增长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增长向自主创新型增长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增长向“共同富裕”型增长转变。〔12〕 2.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能使资源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从而提高增长质量。由于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其主导产业是不同的,因此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对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有重要影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一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及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力度,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二是要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工业经济效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重点发展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四是要加大用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力度,提高研发投入,激励自主创新,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3.发展创新型经济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创新驱动型增长。要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必须发展创新型经济:一是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同时应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倡导科技、知识和技术在部门产出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13〕二是要加快传统部门改造,加大对传统部门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同时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使企业或整个行业从原先的资本驱动型或劳动驱动型增长向知识驱动型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过渡;三是要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型向技术提高型转变,由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向要素效率提高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中规模报酬递增机制的形成。 4.加强资源资产化管理 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目标,关键在于加强对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所谓资源的资产化管理就是要依据各种要素对增长的贡献大小和我国资源禀赋状态,以产权为实质引入市场机制,改变资源行政划拨、无偿使用的运行机制,从而不断提高经济增长中要素的组合质量和配置质量;二是科学地评价与引导经济发展过程对于资源、环境的正负面影响,确保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的最佳配置状态,将保护资源放在突出位置,严格执行现有的国土资源规划,强化对资源的管理约束,加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进一步完善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使等量的投入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改善要素供给机制。 5.推动制度创新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在于改善供给,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是推动制度创新,建立与质量型经济增长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一是进行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建立科学的政府决策机制。要鼓励政府行为长期化,“政府行为长期化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4〕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决策机制;二是促进科技和教育制度创新,为改善供给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供知识、技术和人才支持。通过科技制度创新鼓励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和前沿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努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通过教育体制的创新,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优化教育结构,推行素质教育,扩大教育资源,加快创新人才的培养;三是促进收入分配体制的创新,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保障城镇贫困阶层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数量经济论文: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北京郊区村庄数量经济研究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北京郊区村庄的经济收入、产业结构、用地特征等指标的对比分析,揭示出预期总人口变动对村庄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北京市解决郊区农村居民点的合理布局问题提供数量依据。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 北京郊区村庄 数量经济研究 一、课题研究背景 在北京市进入了人均地方生产总值6000美元发展水平的时期,郊区农村的基本单元――村庄及其人口规模的变动会出现哪些新的态势,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因其变动而将对郊区的村镇布列、聚落形态、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等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为了编制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布局规划,2005年4-5月,我们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各个村庄内的居住人口、用地、不同居住形式等结构指标以及对未来人口变动的预期。调查对象和范围是除中心城以外全部有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行政村。调查的项目包含村庄的村民人口变动、非村民人口变动和村庄总人口变动。调查问卷发放范围包括全市13区县、166个乡镇,共计3732个村。回收问卷中有关人口变动数据的有效问卷共3561个,占发放问卷总数的95.4%,本文依据有效问卷对村庄各项指标进行分析。本调查的假定是:被调查村的负责人依据近年来本村人口变动的情况,对未来5年该村庄人口变动的基本方向(增加、持平或减少)可以做出较为正确的预期。 二、课题研究过程 1.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平均经济收入将随之增多。从村庄平均经济收入看,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为4108.3万元,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为2962.5万元,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为2562.3万元。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1.6倍,是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1.4倍。 2.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人均纯收入也将增加。 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为7296.3元;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为6461.8万元;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为6129.9万元。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比预期总人口减少的村庄多19%,比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人均纯收入多12.9%。 3.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非农产业比率将逐步增加。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二、三产比率均高于预期总人口减少、持平情况的村庄。特别是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第三产业的比率比预期总人口减少情况的村高1.4个百分点,比预期总人口持平的村庄高3.4个百分点。 4.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用地面积会有较大幅度增加。统计分析表明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平均用地面积为494.6亩,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用地面积为364.4亩,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用地面积为326.7亩。即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用地面积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1.5倍,比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多35.7%。 (5)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平房住户比例下降而楼房住户比例上升。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别墅用户、楼房用户的比例上升,分别达到4%、17%,而平房住户的比例下降;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平房住户比例最高,达95%,楼房住户比例只占5%,别墅住户几乎没有。 6、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距乡镇、新城、五环路的距离较近。 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距乡镇、新城、五环路的平均距离分别为4.4公里、16.7公里和32.3公里;预期总人口持平的村庄距乡镇、新城、五环路的距离分别为6.4公里、23.6公里和43.2公里;预期总人口减少的村庄距乡镇、新城和五环路的距离分别为7公里、33公里和58公里。 7.用地结构特征 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宅基地、非村民住房用地等各种用地指标都较多,尤其是非村民住房用地、服务设施用地、工业用地、旅游接待用地及其他企业用地都有较大幅度增加。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非村民住房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2.6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服务设施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用地的2.5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工业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用地的2.3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旅游接待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3.1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其他企业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3.5倍。 三、不同功能区预期总人口变动影响效应 1.城市功能拓展区。受调查资料的限制,对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分析主要是对朝阳、海淀、丰台三个区的分析。城市功能拓展区在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情况下的经济收入分别为7360万元、7064万元和9783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8507元、8211元和9190元;第三产业比率分别为47.1%、47.4%和56.1%;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92.4%、94.9%和95.1%。城市功能拓展区的计算分析表明第三产业比率高、非农产业比率高的村庄,其经济收入水平和人均纯收入也较高。 2.城市发展新区。城市发展新区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和三产比率三项指标分别达到4230.9万元、7336元和43.6%;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和三产指标分别为3483万元、6895元和37.8%;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和三产比率分别为3797.8万元、6472元和41.6%;城市发展新区的统计数据表明: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经济收入与人均纯收入都较高,超过了城市发展新区的村庄的平均值。 3.生态涵养发展区。生态涵养区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三产比率和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3269万元、6924元、46.3%和77.9%;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三产比率和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2119.9万元、5819.9元、45.9%和72.4%;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三产比率和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1288.6万元、5752元、44.5%和71.2%;计算分析表明生态涵养发展区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人均纯收入、经济收入高于预期总人口持平和减少的村庄,且高于平均值,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三产比率、非农产业比率也高于预期总人口持平和减少的村庄。 四、不同搬迁类型村庄的数量经济指标 1.迅速搬迁型村庄。在迅速搬迁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3632.2万元、3275.4万元和3772.8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836.4元、6729.4元和6726.6元;用地面积分别为499亩、412亩和390亩。计算分析表明迅速搬型村庄的人均纯收入水平按照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的顺序依次递减,人均纯收入的多少与用地面积大小成正相关关系。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超过预期总人口增加和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 2.引导搬迁型村庄。在引导搬迁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3613.6万元、2021.9万元和2529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173.5元、6736.7元和6249.6元;用地面积分别为527亩、330亩和323.8亩。计算表明引导搬迁型村庄的人均纯收入水平按预期总人口减少、持平及增加的顺序依次递增,并与用地面积成正相关关系。统计分析表明引导搬迁型村庄在预期总人口的增加时的用地面积是预期总人口持平时村庄用地面积的1.6倍,用地规模较大。 3.逐步搬迁型村庄。在逐步搬迁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3704.7万元、1680万元和2083.7万元;人均出收入分别为7355.3元、6214.4元和5658.7元;用地面积分别为510亩、302亩和316亩。逐步搬迁型村庄的计算分析表明预期总人口增加时的经济收入超过预期总人口持平、预期总人口减少时村庄的经济收入,并超过平均值。人均纯收入水平按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的顺序依次递减,并与用地面积的大小呈正相关关系。 4.城镇化改造型村庄。在城镇化改造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914.6元、7422.3元和6864.3元;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85.9%、82%和80.2%;用地面积分别为628亩、555.8亩和542.9亩。城镇化改造型村庄的计算结果表明这种类型村庄的人均纯收入按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和减少的顺序依次递减,并与非农产业比率、用地面积呈正相关关系。 5.原址改造型村庄。在原址改造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2061.4万元、1870万元和2086.4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414.7元、5970.2元和5902.4元;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67.9%、67.7%和71.8%。原址改造型村庄的计算结果表明在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其人均纯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在预期总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其经济收入、非农产业比率达到较好水平。 五、结论 1.对城市功能拓展区可采取减少村民人口数量的政策,将城市功能拓展区的部分村民转移到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这样既可以减少城市功能拓展区村庄村民的人口数量、缓解用地规模不断增加的矛盾,也有利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增加村庄经济收入与村民人均纯收入,提高非农产业比率,优化产业结构。 2.为提高村庄经济收入水平,可对迅速搬迁、原址改造型村庄采取减少外来人口的政策,对城镇化改造型村庄采取控制人口的政策,对引导搬迁和逐步搬迁型村庄采取适当增加外来人口的政策;为提高人均纯收入水平,可对五类搬迁村庄均采取适当增加人口的政策。 数量经济论文: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甘肃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短期内二者相互影响,长期内产业结构变动是引起经济增长的原因。进一步预测方差分解表明,产业结构变动会引起且加速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自发引起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较差。 关键词: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增长;数量 1.引言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产业结构必须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均衡,导致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改变。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将促使经济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将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的增长。成功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次次产业结构的合理变动后所取得的,产业结构的合理及时变动,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稳定的增长。目前,不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结构因素的增长作用,都有强烈的现实感受,尽管它们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国内诸多学者论证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大都是在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的论断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应用性研究。“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结构主导型增长方式.即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增长。”[1]“产业结构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动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2]。“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结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3]。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无法揭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内在生成机制,尽管他们的结论富有创见性,论证却没有说服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有学者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4](朱慧明,韩玉启,2003) ,但其结论只能说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论述其是否协调,而且运用第一产业比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表示产业结构的变动不能反映产业结构调整的全貌。本文首先构建了产业结构整体变动的指标和经济增长的指标,然后利用甘肃省统计年鉴中的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H-P滤波处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预测方差分解对甘肃省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算是对已有的研究作了微小但有益的补充。 2.指标与数据 2.1 指标设定 产业结构可用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来反映,它是产业结构的基本内容和本质表现。这里,我们以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表示产业结构变动,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指数表示经济增长 首先计算结构相似系数[5]。公式为: 式中,r为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Xi为第i产业产值基期所占比重; Yi为第i产业产值报告期所占比重。 r值介于0和1之间,r越接近于0,说明相似程度越低,产业结构差异越大;r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越高,产业结构差异越小。 G表示以1978年为基期,以所研究期为报告期,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的定基增长指数,计算公式为 2.2 数据来源及计算 利用甘肃省1978年到2004年数据[6],通过分析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与结构相似系数的关系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按照上述①②两式计算r和g如下表 通过r的变动,可以发现甘肃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呈下降趋势。考虑到是以1978年的产业结构为基期,r反映的是其他各年的产业结构与基期的相似程度,那么这种下降应该说是良性发展的一种表现。但这种下降在90年代后有所减弱,表明甘肃的产业结构调整在90年代后效果甚微。 3.实证分析 3.1 H-P滤波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VectorAutoregression)来分析甘肃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VAR模型要求系统中的变量是平稳序列。H-P滤波[7]是目前在宏观经济学中被广泛用于获取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成分的平滑方法,这种方法最早出现在80年代Hodrick和Prescott完成的一篇关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周期的工作论文中。利用H-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成分分离出来,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数据为平稳序列。其主要理论如下: 则式⑤为H-P滤波问题,即最小化问题。H-P滤波的运用比较灵活,它把经济周期看成宏观经济波动相对于某些缓慢变动路径的偏离,而这种路径是随着时间单调递增的,所以可以称之为趋势成分。使用H-P滤波得到的变量趋势能够反映该变量动态变化的实质。 表2和表1相比,数据平稳,更能反映变量动态变化的本质,这一特点在图1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其中结构相似系数r的变量趋势先下降后略有上升,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增长指数的变量趋势一直呈上升态势。 3.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在下述二元VAR模型中考虑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问题。假设经济变量xt和yt满足的结构方程为: 表4、5表明甘肃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短期内(滞后2期,表3)二者互为因果;长期看(滞后4期,表4)产业结构变动是引起经济增长的原因。也就是说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Granger影响关系从1978年以后由原来的互动性转变成单向性,并且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趋势的拉动作用也由原来的短期性转变成更加显著的长期性。 3.3 预测方差分解 预测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Mean Square Error)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描述了冲击在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变量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从表5的左半部分可以看出.TR的变动大部分可由它自己的新生进行解释.TG的新生对TR变动的解释能力随时期的增加而逐渐加强,但总体上很小,到第10期TG对TR的解释能力达到6.06%,这说明经济增长自发对产业结构变动影响很小;相比之下,从表5的右半部分可以看出TG的增长由其自身的新生进行解释的部分随时期的增加而减小,到第10期减小到10%,而TR对TG的预测方差的贡献随时期的增加而增加,到第10期增加到90%,说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影响。 4.结论与建议 (1)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由原来的互动性转变成单向性,并且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趋势的拉动作用也由原来的短期性转变成更加显著的长期性。因此,产业结构变动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由被动到主动,其影响由短暂到深远。 (2)产业结构变动对甘肃实际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经济总量的增长率与各产业(部门)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经济总量的增长率等于以部门产出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为权数的部门产出增长率的加权和。因此,在部门产出增长率不均衡的条件下结构变动对总增长率将产生重要影响。从甘肃三次产业的比重结构看,虽然在二十几年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与发达地区相比甘肃的各产业总量和内部结构都显得非常落后。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结构变动对甘肃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具有十分巨大的潜力。 (3)经济总量增长对甘肃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随着经济增长社会需求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格尔系数趋向下降。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已由总量矛盾转化为结构矛盾,需要通过结构转换来适应供求结构和供给环境的变化,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动。但这种变化在理论上是建立在资源的市场调节机制发挥主导作用之上的。由于我国建立资源配置的市场调节机制时间不长,还不能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主导调节作用,在更大程度上产业结构变动是政府产业政策的结果,而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变动方式往往与实际经济总量的需要是有差距的,容易带来结构变动的失衡。因此甘肃在针对性地制定有效产业政策引导的同时,应加强市场体系建设,通过市场在各产业部门间优化配置资源,使产业结构能依据经济总量的发展水平作及时调整,以适应经济总量增长的需要。 数量经济论文:企业数量、规模与经济增长 摘要:长期以来,企业数量与规模一直是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内容。笔者利用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企业数量、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产出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呈现时序递增趋势。研究还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企业数量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越是发达地区,企业数量对产出的弹性越强,即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应当重视企业与产业的培育,而不是片面强调“做大做强”。本研究还为理解地方政府与国家产业主管部门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上的冲突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角度的解释。 关键词:工业企业;数量;规模;区域经济 一、引言 从亚当・斯密开始,分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重要的研究内容。劳动力、资本是最重要的投入,通常情况下,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与劳动力、资本的投入量和增长速度正相关,而且根据新增长理论与新贸易理论,存在投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较大的企业数量常伴随着较大的经济总量。但企业数量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平均意义下企业规模的下降,导致规模经济的损失。通常管理学研究企业规模的目的在于探讨不同生命周期(发展阶段)企业规模对其市场竞争力与经营绩效的影响。经济学中对企业规模与数量的研究主要归属于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主要从企业角度进行研究不同,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产业整体,关注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产业经营绩效与发展阶段(钱德勒,1999)。管理学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在企业经营决策与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区域层面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企业数量,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对企业空间集聚效应的研究。以后产业集聚的研究得到较多的关注,成为区域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但区域经济学很少关注企业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企业与产业层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区域层面?举例说,是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现有企业“做大做强”更重要呢,还是推动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经济更重要?根据管理学的研究,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数量与规模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投入期与成长期的企业需要重视量的扩张;对进入成熟期与衰退期的企业,深入挖掘其规模经济效应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与盈利水平(黄修权、顾银宽,2004)。那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企业数量与企业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差异确实存在,是否有规律、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有相关性、又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区域经济的?以上就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文章结构如下:在提出问题后,第二部分介绍了研究模型与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数据的来源与处理;第四部分将全国作为一个区域,分析企业数量、规模对经济的影响;第五部分对全国31个省级单位企业数量、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之所以分省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汇总数据可能会损失个体信息;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面板数据的分析可能揭示出企业数量、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数量经济论文: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的出租车数量管制分析 摘要:出租车行业竞争性很强,对该行业进行的数量管制必然以社会福利的损失为代价,主要表现在:数量管制造成人为的垄断,给社会带来无谓的损失并形成高额的垄断租金;数量管制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对管制租金的争夺又导致出租车司机和管制主体之间的冲突;数量管制不能克服城市拥堵问题。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可以避免由垄断造成的低效率,增加社会就业,提高消费者的福利。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视角;出租车;数量管制;社会福利 2008年,我国暴发了多起出租车罢运事件,这说明针对出租车的管制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现有的文献对出租车的监管方法和必要性的论述相对较多,但对于出租车管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却少有论及,出租车管制是否增进了社会福利?考虑到社会的总体福利,出租车管制应该如何进行?本文将利用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出租车数量管制应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 公共管制应该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和信息的不对称,管制部门往往被管制对象所俘虏,或者管制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管制,从而偏离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对出租车的管制属于典型的公共管制,自然应该以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 出租车行业的管制一般有三种:价格管制,数量管制,标准管制。这三种管制都涉及到消费者和司机的切身利益,对社会福利有直接的影响。价格的变化会影响消费者的支出,价格越高,消费者的支出也越多;数量管制会影响社会潜在的就业数量和就业机会,也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权。当出租车数量少,准入条件非常严格的时候,社会的供给会减少,消费者的选择权也因此受到剥夺。支持管制的理由之一是缓解大城市的交通拥挤,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大城市的拥挤主要是由出租车引起的。也有论者认为出租车是准公共物品,所以要进行数量管制。大多数支持管制的观点对于管制是否真的能增进社会福利、克服市场失灵都没有详细的考查和分析。政府本身也存在失灵的情况,政府部门通过各种措施“加强管制”的结果,却是出现了大量的罢运事件,矛盾不但没有被解决,反而越来越尖锐。因此,认识出租车行业的管制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就变得尤为重要。 二、出租车数量管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帕累托标准是福利经济学中被广为接受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来判断出租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关键是要考察数量管制之前和数量管制之后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早在1890年,马歇尔就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认为市场总剩余是“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并用“市场总剩余”来分析衡量社会福利的状况。 从市场总剩余的角度看,出租车数量管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如图1所示,d为出租车的需求曲线,S是供给曲线,在没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价格和出租车数量完全由市场竞争来决定,此时的价格为P1,数量为Q1,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与实际付出的价格之间的差异,在图中由三角形AP1E表示;生产者剩余与厂商愿意接受的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异,由三角形BP1E表示。如图1所示,没有管制时,价格为P1,产量为Q1。消费者获得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厂商获得所有的生产者剩余,社会的福利没有任何损失,此时的社会福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若要改善消费者的福利(降低价格)则厂商(出租车司机)就会亏损,若要改善厂商的福利(提高价格)则消费者的支出就会增加。也就是说不可能让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没有任何人的福利受到损失。 当存在政府的数量管制时,市场里的出租车数量必然小于Q1,因为大于Q1的数量管制对市场不会有任何意义。假设政府的管制数量为Qg,相应的管制价格为Pe,这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管制形成垄断,形成供给不足和价格提高的局面,从而损害社会福利。在我国占多数的出租车经营模式都是公司经营,公司经营事实上就是公司垄断出租车的经营权。当市场被垄断之后,就会造成分配性的低效率,体现为在三角形CDE之内的社会福利将损失,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将受损,同时,没有任何其他人的福利会因此而改善。CDE通常被称为哈伯格三角形(HarbergerTfiangle)。在CDE(阴影部分所示)内的任何一点,司机愿意接受的价格低于管制价格Pc,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高于Pf,在该区域的交易是司机和消费者者双方都愿意的。但是由于数量管制,这样的交易不能达成,这意味着司机和消费者的福利受到了无谓的损失。之所以是无谓的损失是因为在司机和消费者的福利受到损失的同时,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会因此而改善。只要有数量管制,就一定有无谓的损失,数量管制越严格,则无谓的损失就越多。 垄断除了导致无谓的损失之外,还导致福利的转移,表现为原来属于消费者剩余的四边形PcPtPc被生产者占有,这就是福利经济学所说的塔洛克四边形(FuHock quadrangle)。在出租车行业中,占有消费者剩余的并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垄断的出租车公司及各个管制部门。事实上真正的生产者即司机得到的只是Pf的收入,司机愿意接受的价格为Pf,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为Pc,这之间的差距就是管制租金。出租车经营权高额的转让费就是这种管制租金存在的证明。由于管制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收费和拍卖经营权的形式来瓜分管制租金,而出租车公司则通过份钱押金等形式来参与管制租金的分配,并用以弥补购买垄断经营权所花费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管制者必然要求管制租金的最大化,也就必然要求消费者付出最高价Pc,同时只分配给司机愿意接受的最低值Pf,两者之间的差距由管制者和出租车公司占有。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对管制租金的瓜分实际上就是第三方主体对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占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状况由此变得更差。这些管制租金事实上也是管制部门资金的重要来源,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收费和拍卖费。这些被管制部门占有的管制租金,在信息不公开、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最终会被管制部门所耗散。由于租金和管制者的利益正相关,因此可以预见这样的低效率的管制并不会自动消失,而会长期存在。另外,由于管制形成的垄断给出租车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垄断利润,为了保持这种利润,出租车公司会采取行动维护其垄断地位,有可能造成寻租腐败,更进一步损害社会的福利。 其次,管制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行为能力,同时减少了就业岗位。福利经济学家森认为社会福利提高的重要体现就是社会成员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与发展,这种自由指的是实质的自由,称为可行能力。可行能力既不是人们实际获得的效用,也不是物品,而是人们有可能实现的、各种有价值并值得去做的活动,包括初级的需要如营养和安全,也包括社会交往 和自尊等高级的社会需求。考虑到可行能力,人的福利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收入,二是将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的难易程度。出租车的数量管制提高了出租车服务的价格,降低了人们的收入,而且,数量的限制也增加了人们将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的困难。人们虽然有足够的收入乘坐出租车,但因为数量管制,乘客需要更多的等待,或者会遭到拒载,就相当于由于年老、生病、残疾等状态给人们带来的损失一样,消费者虽然有收入,但并不能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无疑是一种福利的巨大损失。出租车的数量管制本来应该是为了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相当于本来是要人们节食以提高生活质量,但事实上却导致了人们被迫挨饿。另外,数量的限制必然导致营运者的减少,从而损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减少了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改善福利和实现自身潜力的机会,人为地制造服务短缺,增加失业率,这也是社会福利损失的重要方面。 再次,管制引发社会冲突,这直接有悖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社会问题的控制程度是影响社会福利的要素之一,社会问题存在于所有的社区和社会,冲突解决得比较好的社会或社区会比其他地区有更低的犯罪与暴力,会更加安全,因而能够将冲突问题进行有效控制的社会所拥有社会福利就比较高。但是,出租车的数量管制不但没有解决社会存在的冲突,反而激化矛盾,引发罢运事件。管制是引起出租行业罢运的根本原因,管制形成管制租金,但由于缺乏一个分配管制租金的统一规则,各利益集团在对管制租金进行分配的过程中,使出租车司机处于利益链条的最薄弱环节。管制部门以各种税费和拍卖经营权的形式参与租金的分配,而出租车公司则以份钱和租金的形式来占有管制租金,这些份钱和租金最后都要由出租车司机来承担。司机工作辛苦收入却很少,在管制体系的内部又没有一种办法来平衡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当他们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只能采用罢运这种极端的形式来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从而引发社会冲突。不仅如此,管制还可能导致腐败,因为管制对出租车公司而言是有利的,既打击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并形成垄断,也维持了较高的价格。因此,出租车公司很有可能为了寻求管制而对管制官员行贿,如1930年美国纽约市市长吉米・沃克(Jimmy Walker)就大力鼓吹数量管制,事后人们才知道,沃克市长暗中接受了出租车公司的贿赂,包括两家出租车公司的股份,作为回报,使沃克市长允诺推动建立出租车数量管制。 最后,管制并不能克服机动车的外部性,缓解城市拥堵。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原则,社会福利最优的条件之一是社会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由于机动车具有负的外部性,包括造成交通拥挤、污染空气、造成交通事故等。考虑到这些外在成本,机动车的私人成本要小于社会成本,这就会造成市场的供给数量多于社会最优的供给数量从而形成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对出租车的数量进行管制,试图减少出租车的市场供应数量,减少社会的福利损失,但这一目标并不能实现,因为所有的机动车都具有外部性,出租车只占机动车的一个较小比例。出租车数量管制对机动车的总的外部性的克服效果非常有限;同时,当出租车减少时,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困难,这可能会导致人们购买私人汽车进行替代,从而增加了总的机动车数量,导致更为严重的拥堵。事实上,拥堵都是由于私人汽车的大量增加而导致的,依靠出租车的数量管制来限制城市机动车的外部性,是完全无效的。 三、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会增进社会福利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放松对出租车数量管制已经是一个趋势,英国、荷兰、日本等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都纷纷取消了数量管制。英国人口最为密集的伦敦市是最早对出租马车数量进行管制的城市之一,其管制的目的是治理道路拥挤。1833年后,由于道路设施改善,数量管制被取消,从此,再也没有实施过数量管制,凡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司机和车辆均可获得牌照,不设定数量上限。爱尔兰自2000年开始放松出租车管制,到2004年底,爱尔兰出租车数量增加了两倍,并没有引发道路拥堵、交通事故率上升,乡村出租车短缺、车况和服务恶化等负面效果。“公众对放松管制给予了令人瞩目的积极评价。” 取消数量管制会增加社会的福利,原因如下。 首先,取消数量管制可以避免由垄断带给整个社会的低效率,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取消数量管制,必然会使大量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使市场的结构由垄断变为竞争,哈伯格三角形内部的潜在交易将得以实行。在这个三角形内部任何一点的价格和数量上,消费者和司机的福利都得到改善,社会中没有任何人的福利会受到损害,因此这种交易是典型的帕累托改进,由于价格下降,塔洛克四边形会自动消失,由其所引起的租金耗散也不复存在。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价格下降,垄断租金自动消失,自然也不会有相关利益主体为争夺管制租金而进行博弈,由出租车利益争夺而形成的社会冲突就不复存在。 其次,取消数量管制会增加社会的就业数量,实现机会平等。数量管制政策在事实上只允许有限的经营者从事出租车行业,而剥夺了其他所有可能具有同等能力的人的从业机会,不但不能形成有效的竞争,而且对于潜在的从业者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取消数量管制可以促进竞争,增加供给,也使更多的人面临公平的机会。 再次,取消数量管制会增加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和行为能力,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数量管制造成人为短缺,降低消费者的行为能力,是对消费者福利的剥夺。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都是以增加人们的选择空间来实现的。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的选择范围大大的拓宽,从而使个人变得更加自由。而出租车数量管制限制了人们的正常选择,制造人为短缺,使少数利益群体受益,必然损害社会的福利。显然,数量管制与出租车业的公共服务目标相矛盾,取消数量管制可以避免这样的福利损失。 取消数量管制之后,人们可能会担心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这可以通过加强标准和准入条件的管制来避免。这些标准包括汽车的标准和司机标准。汽车的标准如车况和车型,保养与维护等;而司机的标准则主要关注其驾驶水平和经验,并且要对车辆和司机的服务水平定期进行检查。这些工作不一定要由政府直接干预,可以由出租车司机组成的行业协会来进行监督。因为政府的直接干预极有可能形成新的腐败,而行业协会比政府官员更加关心整个行业的发展,由行业协会进行的监督效果可能更好。根据英国的经验,取消管制的地方消费者对出租车不足的抱怨大量减少,直接的服务和安全标准管制被认为是提高服务和安全水平的更为可靠的办法。 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可能是取消数量管制之后,出租车数量增加,会形成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城市拥堵都跟过多的私家车数量有关系。凡是治理拥堵成功的城市,都必然是限制私家车的使用,而不是限制出租车,相反,在众多的对出租车进行数量管制的城市中,也存在大量道路拥堵的情况,这本身就说明,出租车的数量管制并不能缓解城市拥堵。新加坡治理拥堵就采用了限制私车和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的方法,严格限制私车的拥有数量,同时对出租车采取放松管制的策略。到2006年底,出租车数量增加了20%。相对于私家车而言,出租车的利用率要高得多,出租车增加会使人们减少对私家车的使用。随着出租车数量的增加,其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必然因为竞争而下降,其数量并不会无限的增加,这也就是像伦敦这种特大型的城市也能完全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的原因。 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那么价格的管制也就没有必要,竞争的市场会形成买方和卖方都接受的价格,正如在其他的竞争性市场一样。图1所示,为了获得垄断租金,管制的价格必然高于竞争时的价格。放松数量管制之后,价格下降而供给数量增加,这就是放松管制后社会福利改善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