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的总目标；[1]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部署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充分发挥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的重要作用[1]，这表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已然发展到一个全新阶段。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长兵器已经是人类的手中日常工具，用于驱逐野兽、保卫家园，再到发展为冷兵时代的标志性武器。而长兵对抗作为体育运动的形式，在明代便以显露，近代民国期间中央国术馆构建了国术竞技体系，长兵对抗是其“国术”竞技对抗项目之一。新时期，中国古典武艺竞技长兵对抗的传承与创新，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武术器械对抗的标准化发展，为中国传统体育形式，增加更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竞技项目。恢复和发展长兵竞技对抗，作为新时期服务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复兴，以及民族体育向更符合运动化、健康化、教育化发展基本需要发展的新的尝试 2武术与长兵关系阐释 武术是人类早期生存中，自我保卫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技能，有徒手的拳术和持握武器的格斗和套路表现形式。[2]而中国古代冷兵器是指从史前兵器出现到清末鸦片战争结束，一直用于军队进行战争的军事装备，而兵器类型，根据用途及攻击距离分为短兵、长兵、抛射兵器等。[3]杨晓斌（2013）指出：“武术长兵对刺是我国传统武术训练和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两人手持武术长兵器(枪、棍等)运用扎、戳、刺等技法进行相互击刺的一种具有竞技性质的对抗运动”。[4]马廉祯教授指出，长兵对抗的概念应该“是中国武术项目内容之一，在武术枪、棍等长兵器技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武术器械格斗对抗竞赛的体育运动，长兵竞技体系主要包括扎、劈的技术体系，以及对应的文化价值体系和评判制度立体构建的中国特色民族体育项目。” 3长兵器的产生与演进历程 通过文献资料的整理，发现促使长兵器的产生与演进分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社会生产力促使长兵器的发展。石器时期时，人与兽斗时，人类利用石头、木棒制成的原始的武器，进行猎杀或抵御防止野兽入侵，在此基础上衍生了长柄武器“矛”，这时的矛还是以木棒削尖为主形状。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掌握了磨制和钻孔的加工技术，许多石质、骨质的矛头更利于与矛柄的绑缚，[5]复合的长柄武器的诞生，从原始的生产工具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长武器的攻击性能也日益增强；夏商周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和金属冶炼技术进一步发展，青铜武器的出现，使得长兵器形状和形制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铜质的到青铜的,再到铁质的,到钢质的,冶炼技术的发展大幅度刺激着长兵器的演化。[6]这些因素使我国古代出现了一大批的具有代表性的长兵器,如“戈、戟、矛、枪、棍等”。二是，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部落之间的资源争夺，推动了武器发展。进入奴隶社会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打斗已经取代了人与兽的“搏斗”。而部落与部落的“打斗”、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促使长兵器开始服务于“战场”,无论是步战或车马战的厮杀，长兵器都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4长兵竞技运动的历史渊源 4·1服务于搏杀、实用为主的军旅武艺 军旅实战武艺中，长兵技术以搏杀为主的军事技能，技术简单，但注重实战效果。戚继光《纪效新书》明确了军旅中长兵技术特征：“(枪)施之于行阵,则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简,立欲疏,非简无以解乱分纠,非疏无以腾挪进退。左右必佐以短兵,长短相卫,使彼我有相倚之势,得以舒其气,展其能,而不至于奔溃”。[7]可以看到战时须将不同的兵器进行合理的搭配，以发挥兵器的最大效能。”[8]而这一特征在茅元仪《武备志》、唐顺之的《武编》、程宗猷的《耕余剩技·长枪法选·长枪说》、吴殳《手臂录·卷四》中均有著述。戚继光、何良臣等人出于军事训练目的，一直强调“花法”不可学，不图人前美观。温力教授亦指出：作为军事技术的武术，它简单用效的价值，正是为适应战斗的需要。[9]上述材料说明，枪是军旅作战的主要武器之一，且其技术是临战实用为主。 4·2服务于竞技、健身为主的民间武艺 随着长兵的军事价值末落，军事技术向对抗性体育比赛转化，在民间游场中，长兵技术体系得到了最大程度和最多元化的发展。宋、元时代，长兵的体育性质开始显露出来。在吴殳《手臂录》记载了“游枪”竞技形式，“敬岩在游场，遇低手不戳革枪，浅直如不见深者，拔而掷之”说明他的老师石敬岩在游场与人比较武艺展示出高超的枪艺。[10]棍由于无刃而不易造成严重伤害，一般不在封建国家的“禁兵”之列。而棍法于宋代在民间就已经形成了对抗性运动竞技项目[11]；另据马明达教授的口述：元、明时代，“使棒”作为一种可供观赏的竞技活动与娱乐健身性质的运动，“打棒”甚至深入到达官显宦之家和神圣的皇家宫掖之中。在南宋时期的都城临安，更有专门使棒的武艺社团“英略社”。[12]明代，施耐庵小说《水浒传》中记载：“青面兽杨志在大名府先与周谨斗武，两人把枪去了枪尖，用毡片包了，去石灰桶里蘸了石灰，上马拼杀。几十回合下来，周谨身上如打翻了豆腐盘，斑斑点点三五十处，看杨志身上，只有左肩牌下一点白”。[13]可见这种棍的竞技活动在我国民间一直传存着。明代俞大猷《剑经》说：“用棍如读四书，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明末，以棍法擅名的程宗猷说：“凡武备众器，非无妙用，但身手足法，多不能外乎棍。”[14]武艺家军事学家茅元仪也说：“而棍者，所以习夫手足，为短器之本”。棍作为一种双手使用的长兵器，棍的技术体系不但融合了枪的技术，更兼备有各类长短兵器的特点。程宗猷称之为“兼枪带棒”或“兼枪棒”。谚云：打人千下，不如一劄，故少林三分棍法，七分枪法，兼枪带棒，此少林为棍中白眉也。上述材料说明，棍是百艺魁首，短器之本，且在民间已经形成了较艺比赛的形式。通过上述材料整理，可见枪、棍比试在古代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古典武艺竞技对抗的重要器械形式。 5近代长兵运动的衍生与发展 民国时期，西方文化东渐，强国强种背景下，张之江等人创立了中央国术馆。[15]对中国武术进行系统整合提出“国术”，而国术竞赛模式无疑不是在继承和发扬了戚继光提出“先自舞、后比试”，提倡练打结合的武艺模式；在国术学习和考试内容上结构多样而广泛,最大限度包含了武术的各类项目，真正做到了“各家拳法兼而习之”的思想。1928年，南京举办的第一次“国术考试”中就有长兵对抗项目，当时制定的《国术考试细则》和《国术考试条例)中规定[16]：术科考试，它分为预试和正试两个层次，预试中就有“刺枪”项目,以大枪对扎为技术出发点，考试者通过预试才可以参加正试，正试中仍然设置“刺枪”项目[17]；1933年，上海举办第5届全运会，武术第一次被正式列为全运会的锦标项目,也是全运会唯一一次设置国术对抗赛[18]，这次比赛中又有长兵对抗项目，可见长兵在当时被重视程度；1933年，第二次国考，仍在南京举行,基本上按照已经出台的条例和细则进行,仍然设置长兵项目。[19]虽然国术考试以及长兵对抗运动犹如流星一样,一闪而过,但是作为中国古典武艺一种对竞技武术形式和内容一次科学化探索,其有着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除了这两次国考,不少省、市也都举行过选拔赛和地方性比赛。各地比赛项目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是遵照中央国术馆的有关规定进行的,都开设了长兵项目。如，《大公报》1935年载：“鲁国术考试续开，长兵、摔角、射箭、拳脚比试，到场观众万人”；1947年“青岛市国术比赛”于汇泉体育场举行，甲组报名135人，乙组报名157人。甲组拳术（散打）130人，长兵120人，短兵120人，摔角93人；乙组拳术155人，长兵146人，短兵145人，摔角116人。[20]国考长兵项目比赛时,各选手身着以坚木所制之护衣一具,圆圈用棉布包成,头部着以铁罩,枪用木棍代替,顶上包以丝棉。每开始比试时,先用红粉涂于枪尖,以扎一次为一回合,多者为胜。[21,22]这个比赛规则在当时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从中我们可见当时的武术家相当注重技击，但由于当时规则、护具等不成熟，长兵对抗比赛中常出现头破血流的场面。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肯定，长兵进入近代体育的视野，并成为正式体育竞技项目，是民国时期“中央国术馆”开始的。 6新中国长兵运动发展概况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天津“第一届民族形式体育表演与竞赛大会”。[23]也曾设立长兵对抗项目，由于种种原因，这是近代长兵竞技对抗运动的最后一次露面。期间中断56年之久，虽有学者、以及民间武术爱好者等在传承和复兴长兵对抗运动，但收效甚微。为此，马明达教授发表多篇文章[24,25]，呼吁社会有关部门重新审视国术和恢复长兵运动。在2009年，由体育总局武术管理中心举办，“首届全国长短兵交流赛”在佛山进行，比赛时间为3天,共有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8支代表队参赛。当时长兵被列为展示表演项目、其形式是枪刺对抗，运动员场上所展示技术为军队刺杀对拼为主，使用的器材也是部队训练的木枪。直至2019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官方主办“首届中国大学生太极推手、长短兵锦标赛”在遵义师范学院体育馆举行。这是全国高校系统继已开展的武术散打比赛、中国式摔跤比赛之后，举办的首次武术器械对抗性项目比赛。本次大赛有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48支代表队400余人，参加太极推手、长兵、短兵三个项目的比赛。毫无疑问，这次比赛开创了近年来长短兵项目的先河，促进了武术器械对抗类项目在社会的发展。此时长兵项目确立了以“棍”为兵器形制，器械为碳纤维杆包海绵材质；男、女运动员使用的长度与重量有所不同，长棍的长度在1·8米至2·2米，重量0·7千克至0·9千克；2020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为了促进传统武术对抗项目的发展，于10月10日举办“全国高校长、短兵对抗项目教练员、裁判员网络培训班”，共有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近千名学员参与线上培训，其中大部分参与学习是各高校老师和学生，以上林林总总材料说明当前我国武术长兵对抗运动正处于恢复发展阶段。 7当代长兵运动继承与创新意义 长兵训练项目向民族传统竞技体育转化发展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的诸多益处。 （1）在文化层面上，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显示了中国人在体育科学上的智慧和创造力,蕴涵着中国人特有的体育人文精神和价值观。例如,竞赛活动中的“揖让”精神，攻防技巧中刚柔相济的理念以及身心双益的健康观和对平衡和谐的追求等； （2）在竞赛模式上，是继承了我国古代武艺器械对抗竞技的得分评定胜负模式，引用戚继光所言的“既得艺，必试敌”，既有演练之美、更要体现“打”和“试”的技击功能，因此长兵运动向竞技化发展，不仅要保留原有功能，还要在安全对抗，推动健康中国等方面发挥作用； （3）在技术体系上，融合枪棍的技术体系，形成兼枪带棒技术，在最大程度上复原了中国兵器格斗技术，用现代体育的发展模式和思维创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参考文献: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_滚动新闻_中国政府网 [3]邱丕相,蔡仲林·中国武术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雷晓青,薛龙,赵煜·中国古代兵器史话[M]·西安:西安出版社,2020-05· [5]梁晓春,杨晓斌·开展武术长兵对刺运动的思考[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13(2):46-48· [6]邱丕相·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08· [7]顾留馨·我国武术中的兵器[J]·体育科技,1979(2):88-92· [8]戚继光,著·纪效新书[M]·马明达·马廉祯,点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9]石晓霆·中国古代格斗兵器的分类[J]·河南博物院院刊,2021(1):47-52· [10]温力·中国武术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11-01· 作者:阮文翩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传播学论文:探析网络电影流行的传播学 摘 要:该文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了网络电影的流行的四个特点:参与性、自主性、个体性和匿名性,及其所带来的个性的伸张与自我的释放,由此刺激作品的丰富,引发观赏的热潮等效应。 关键词:网络电影;传播;电影 网络电影,也称“网上电影”,顾名思义,是在网上放映的电影。但是,仅仅在网上放映电影,还不能称之为网络电影。2000年5月,据称是全球第一部网络电影《量子计划》出炉。《量子计划》是全部数码制作,片长只有32分钟。2000年5月5日在全球首映。同年6月,好莱坞全数字影片《405:惊魂时速》上网首映。仅一周时间,便有25万人次下载观看了该片,尤其在与iFilm公司签约之后,《405:惊魂时速》更是创下了100万次下载的空前纪录。iFilm公司程序设计部主任称,《405:惊魂时速》堪称个人制作网络电影的开山之作。 2000年8月18日,另一部声称是“第一部真正的网络电影”《175度色盲》在我国台湾正式诞生。这是一部兼具多重实验性的电影,在播放方式上增加观赏者自主,并配合网络互动性。网友可以依照顺序正着看、倒着看、跳着看。2000年9月14日内地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正式开拍。每个网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天使的翅膀》的故事、人物及对话和细节提出自己的创作想法。创作人员和网民实现全方位实时的互动影片采取在网上边互动、边拍摄、边播出的方式,以吸引有志于从事影视创作的网民。 网络电影,不是指以网络故事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比如《网络时代的亲密接触》。也不是指放到网上发行、播放、宣传及付费下载的传统电影。那网络电影究竟是什么? 陈思之在《何为网络电影》一文中,对网络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播放时间为5分钟,最长不过30分钟。”子荫、白木的《网络电影:为电影插上翅膀》一文中,也认为:“网络电影是特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过30分钟。”而陆琼在她的论文《谈网络电影的人性化互动》中,一方面承认当下流行的网络电影的定义是:“指在网上观看的电影”,但同时,她认为这只是“所谓的”网络电影,与真正的网络电影不同,她给“真正的”网络电影以不同的定义:“真正的网络电影参与性极强,首先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化的电影软件,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剧情。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电影制作。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通过扫描仪输入本人影像扮演戏中角色。其次可以上载自己拍摄的电影与网友共享,不仅满足了影视爱好者,培养了电影观众,也把人从固有的接受模式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网络电影又称网络短片,一般意义上而言,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它寄生于网络,与一般的电影院电影不同。同时,如果超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网络电影特指那些在网上发行的,超越了简单的观赏性,而增加了更多的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小影片,这是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1.参与性带来个性的伸张 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色色的方式。 2.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 3.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 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网络电影的观众同样是匿名的。这使得人们在这个社会时时处在“看”和“被看”的地位暂时被改变,人们卸下“被看”的包袱,可以完全轻松的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网络电影的内容。不必在意某些片子恶评如潮被定性为违反了什么纲目,就因此而放弃观看它的欲望。只要想看,就可以选择观看。这使网络电影进一步流行。 网络电影的评论同样是匿名性的。这种匿名性使得网民在发表自己有关某些网络电影的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愿意表达的内容通通表达出来,不必像日常生活中那样,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相同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奉承巴结或无能,也不必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所敌视。这样,网络电影的评论者可以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的释放。这也促使了网络电影的热度越来越高,使网络电影不断传播和评论。 总之,网络电影于网际的流行,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的结语以“乐观的年代”为标题,他认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电影,也在不断地成长、变得更为成熟。有全球电影人的共同努力,网络电影必将推动一场新的电影文化的革命。 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 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传播学论文:关于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内容摘要】 国际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但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等问题。本文认为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应从国际传播本体研究、国际传播史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传播学论文: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平台作用——基于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传播学 手机媒体 公共信息传播 厦门PX事件 【论文摘要】：手机媒体开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逐步走向公共信息传播的历史舞台，在2006-2007年度的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传播表现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探讨手机媒体在厦门PX事件的不同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和作用，揭示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潜力和优势，为开拓民意表达和政府信息寻找一个崭新的渠道。 近年来，手机媒体迅速发展,手机媒体传播已经逐步走向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历史进程,从而成为新兴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 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信息社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而“信息时代”则是指社会个体在生活、工作中可以及时得到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样的社会可称之为“充分告知的社会”( sufficiently informed society) 。[1]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需要好的制度, 还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平台保障。 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到“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崛起，公共信息平台逐步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尚在争议中的“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也因其强时效性、信息落点明确、交互性等特点开创了民主社会意见表达的新渠道和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的新方式，当仁不让的成为“信息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有力承担者，尤其是在近些年来一些突发性公共信息传播的表现来看，手机媒体的应用将成为实现“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角度,以2006—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为例分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和特点。 一、手机媒体与公共信息传播 手机最初的功能只是通话的工具, 是人际交流中重要的传播媒体。然而, 随着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机逐渐显现出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时至今日, 从人数来说, 全国已经有超过4.6 亿的手机用户。[2]从技术来说, 手机也已经昂首进入了“3G( 3Generation) ”时代。3G 手机是手机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它能够轻松完美的在手机上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Web页、电子邮件、实时影像、实时语音等各种多媒体功能。3G手机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 它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诸多特点, 同时还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便携、互动、定向。因此, 有学者将手机定义为多媒体的、交互的, 可以随身携带的大众媒体。[3] 手机媒介基于其锁定目标受众精确,信息抵达率高,传播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实现了新闻信息在社会中的迅速传播。因而,在传播学视野中,我们将手机定义为有意识的或专业化的传播者,以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向特定的或数量众多的对象大规模传播信息的电子媒介。[4]伴随着使用人群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手机突显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建立起独特的信息传递模式。 从手机媒体的产生到手机媒体的逐步发展，它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在公共信息传播领域的作用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知。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伊拉克战争爆发、非典疫情蔓延，许多人出于及时获得信息和远距离交换声像的需要，普遍使用手机短信，并将数码摄像机（DV）与网络传播结合起来使用。从那时起，一个主要用来说明手机媒体的新名词“第五媒体”便在我国迅速流传，手机媒体开始被看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后正在兴建的公共信息传播高速公路。 2007年3月起所发生的厦门PX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PX原指厦门海沧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其延伸意在于该种化学元素对厦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厦门和邻近区域人民所构成的健康危害。然而，随着事件的近一步发展，PX被解读为“保护厦门”（Protect Xiamen）的第二含义。在此事件中, 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这两个因素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冲突。当官方信息渠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足以满足信息需求及传播需求，而“第四媒体”互联网所谓的“完全自由表达”也受到了限制和质疑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了公共信息平台的承载者。 为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是，在厦门PX事件中，不仅民间力量的大声疾呼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其民意表达和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作为官方力量的厦门市政府从最初的信息解释、与民间力量的沟通、组织民意调查以及项目缓建的暂时决定到将化工厂迁至漳州古雷半岛的最新决策，也都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通过解析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将对手机媒体所起的作用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这一公共信息平台对于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失误救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样本。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 二、从厦门“PX”事件中的不同阶段，解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传统大众媒体的失语及原因 2006年5月起，居住在厦门市海沧区大型楼盘——未来海岸的业主们开始发现“未来海岸”成为了“味来海岸”，不远处开始飘来浓重的酸臭味。业主们通过询查惊讶的发现，在他们的居住区旁边将形成一条庞大的石化产业链——一座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将开始兴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运用QQ联系和团结附近户主，在当地的两家房地产论坛上不停发帖以示抗议，但帖子一发出去就被立刻删除了。他们随即向海沧区政府和环保局发去投诉信，无效。2006年7月他们给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寄去投诉信，得到了《关于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PX）及配套工程项目的核准的批复》。与此同时，他们还拨打了多家媒体热线但答复均为不予报道。随即，传统大众媒体开始“一边倒”的为政府及企业辩护，宣传“PX无害”的环评观点。 根据大众传播学中对于媒介控制的相关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和政府的媒介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5]在厦门PX事件中，业主们的呼声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集中表现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予报道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由政府领导、受政府监管。因此，必然将保证在舆论导向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反而言之，当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出现了失误和漏洞时，传统媒体不能够及时的表现出监督和纠错的能力，即使该能力得以发挥，也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 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则较多的体现在房地产网站和相关网站上，当标榜“自由表达”的互联网也受到了牵制和束缚的情况下，“意见的自由市场”成为了虚幻的“乌托邦”。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引以为傲的“把关人”则成为了制约言论自由的樊篱，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取舍过程中，传媒组织所形成的“关口”也成为了迎合主观的报道方针，舍弃和拒绝某些新闻素材的关键之所在。 2、手机媒体的运用开创了新的媒介格局 在传统的大众媒体集体失语，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也受到严格限制：禁止或删除反面意见的情势下，手机媒体成为了“自由”及“自主”发言的唯一渠道，成为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当民意诉求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短时间内一条短信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该事件的关注升级，“百万市民共发一条短信”导致PX事件迅速走向白炽化。“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冲突引发了官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对峙。 尽管早在两会期间，就有《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厦门PX项目提议迁址一事做过报道，而舆论的强势则肇端于2007年5 月28 日前后，厦门市民手机里突然出现的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 由于短信内容事关自身的健康和安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一信息在厦门市民间不断转发、流传，据称有百万厦门人收到并传播了这条短信。尤其在当地媒体传达着同一个声音，为PX 项目的合理及合法性做竭力的申辩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可以容纳异议和争辩的重要场所。希布坦尼的研究表明，有关危机和谣言的传播会对之产生影响，“尤其在媒介来源被剥夺或减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导致人们更积极地去从非媒介信源寻找信息” 。[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信源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报刊、广播、电视事实上是和人分离的, 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 实际上是把人给“淹没”的。手机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连接, 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 而是“ 人的延伸”。[7]手机媒体作为一种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构造的媒体，在传播公共信息中体现了突出的优势，如：（1）传播主体的自主性。当其他媒体面临壁垒和被动时，手机媒体的自主性则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播，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延伸”。（2）高度的便携性。手机媒体与人之间几乎相伴相随的密切联系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这也实现了手机媒体所传递信息的高时效性。实现了人与媒体的高度合一性。 正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信息传播进程中，手机媒体的应用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显示的新途径。 3、“意见领袖”在手机媒体中的力量显示 在这一事件中以人大代表曾华群为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为代表的专家意见、以连岳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倡导言论的作用都体现出了在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同样非凡的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无名氏”通过手机媒体完成了信息传播以及民众组织的行为。 两会期间，105位政协委员（包括人大代表曾华群、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而这一消息和“议案”的详细内容则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了民间传播。专栏作家连岳通过连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呼吁厦门人打破当地的信息封锁，展开自救。而著名的“厦门市民12条”也是通过手机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的。当所有的积极力量开始着力于冲破信息防线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急先锋和领导者。 6月1日,当几千名厦门市民汇聚在“散步”现场,以“有纪律、无组织”的温和游行示威行动表达争取权利的决心和凝聚力时，厦门市民、乃至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民众，表现出了完全具备推行更充分民主政治必须的公民素质。而这次大规模的“散步”活动也是在手机媒体的平台之上，由无数“无名氏”推行并号召的。 在12月中旬举行的厦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座谈会”中，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厦门市民踊跃发表了理性而专业的意见，让人们见识了惯为官方忽略的民间智慧。在此背后，是手机媒体、网络媒体公共搭建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削减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层距离，从而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联合。 4、手机媒体的信息传递有效性 手机媒体信息落点明确,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手机的私人拥有使手机媒体传播信息论点明确, 可以直接关系，从“百万人同发一条短信”和“六一散步”事件的高号召力中就可见一斑。 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对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具有一定作用,但信息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被接受或吸收,即信息有效性,则取决于它与特定受众之间的匹配。[8]手机是私人工具,在十分相知的人们之间最能发挥功能,因此,传受双方通常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或原有人际关系的延伸) ,这种非制度性传受关系使得其可以跨越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具有高可信度的心理优势。而手机媒体的传播活动又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可控性,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这也是手机传播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它大幅度地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可信性（credibility）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第二是专业权威性（expertness）。[9]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的重要传播平台，恰好具备了“信源的可信性效果”的两个要素。手机媒体的传播大多具有社会关系的相关性或者身份的可识别性，在“传播者的信誉”上具有别的媒体所不具备的亲和力，而“意见领袖”尤其是专家学者的介入，使“专业权威性”得到了最广泛的信赖和认可。 手机媒体所进行的传播活动还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高效的特点，这一特点加剧了信息传播者之间的意见交换，形成了“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有利于达成共识，形成“舆论”。 5、手机媒体所开创的自由表达空间 当政府运用各种媒体表达一方观点，如：《厦门日报》等重要大众媒体发表相关评论、政府公开网站的通知、公安局公告和政府发放的宣传册等方式企图压倒反方观点时，手机媒体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实现不同声音的意见表达。 手机的普及创造了打破信息垄断格局的可能性,信息工具向个人手中转移,手机用户个体的交流空间日益延伸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播格局。而如果“去中心化”的个体“众声喧哗”,无疑将动摇传统大众媒介的权力基座。[10]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信息的迅速及大量扩散表明,手机短信虽然“同样不具有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但其传播途径沿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而且由于发送效率增加,一个信息接受者可能收到多人发出的相同信息,更增加了信息的感染性。”这也警示了如果大众传媒与大众社会自我绝缘,最终将难以胜任媒介公共产品所应有的职能。 在“散步”事件之后，厦门市公安局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游行组织者三日内自首，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同日，《厦门日报》发表名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评论，厦门的其他媒体也相继动作，发出反对信号。 当代表社会普遍声音的传统大众媒体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的时候，当 “意见气候”和“多数意见”对“少数”或“劣势意见”产生压力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却失效了。这是由于手机媒体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保证了意见信息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6、民间及官方运用手机媒体所做的“议程设置” 随着关于“PX有害”的短信在以厦门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迅速的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厦门市民为核心的公民维权意识开始萌发，人们逐渐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形成了反对在海沧地区建立化工厂的共识。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1]5 月28 日至6 月8 日期间《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对厦门PX事件做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手机媒体也传达了与这几家媒体较为一致的公共信息。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特别是新闻、时事与评论的生产有能力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系列获得解释与受到限制的、经过选择的问题，同时忽略其它的问题”。[12]在与厦门PX事件相关的手机媒体消息中，人们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环保”和“民意”这两大主题。从而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关于民主政府、议事程序、决策论证和媒体沟通的共同思考。 否认剧毒传言，平息舆论纷争是官方议题建构的两大主题。官方机构通过运用手机媒体进行公告和声明，随时通知关于项目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论据，掌握在手机媒体上的主动权，建立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打破手机媒体上的单方面信息传播，以信息的对等和客观尽量争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社会中离散个体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进一步消解了“大众”的概念,提供了媒介使用者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可能,传统传播中“中心—受众”二元结构因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13] 在手机引领的交互时代,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交互而得到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得到更多更全面且多元化的信息,并能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它意味着公共信息政策的相应变革。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平台上传播控制与传播层级的划分。手机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其私人化和隐秘性的本质使得信任度高,传播效果明显。而互动性则使用户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单向的传播方式开始转变为网状的交互性模式。参与式的信息交流环境使手机用户处在信息传播权与信息接受权平等的位置上,而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能够得到更多全面的多元化信息,品头论足、针砭时弊都变得简便可行。这些优势使手机在行使大众传播的模式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手机建立起了一种平面化、无层次、无壁垒的传播环境，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层级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如国务院各部门公开发言人名单及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联系方式,“市长短信”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原本高不可攀或者隐秘的社会管理层级走向社会公众可以触及的领域,同时意味着迅速沟通的契机,一种公众信息至下而上,快速流通渠道的建立。[14] 基于手机传播的特性，手机信息平台在引导舆论方面，比传统媒体更人性化，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他大众传媒的不足。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也并不只局限于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时的运用，事实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建设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特别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促进信息社会的健全。 而手机平台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也必然会向移动电子政务方向发展。移动政务意味着公众也可以在各种场合利用移动通信终端随时办理各种事务。有专家称，移动政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一个“充分告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目标，而被充分告知的个体，还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反馈，对政府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15]作为一种高互动性、高参与度的媒体，手机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其功能显然不是单向地提供政府信息，它也可成为公众意见的一个汇聚渠道，一个民意的调查渠道。 如果可以充分开发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互动功能，那么，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也可以促进社会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这种作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但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也逐渐显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和不足。如：“把关人”功能的弱化所带来的信息权威性和可靠性的质疑；手机大众传播信息的定向性违背了人际交流对于“安全”和“隐私”的需要；“手机病毒”和“手机流言”也是削弱手机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 对于手机媒体, 我们应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有效监管,使这一媒介成为传播公共信息、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的渠道，在实现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失误救济、维权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使其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传播学论文:浅析从传播学角度浅析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重构 论文关键词：电视剧《手机》　影视文化　社会文化　重构 论文摘要：社会文化重构是受到大众传播冲击的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较为强烈。本文以电视剧《手机》为例阐述剧中传播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张受众在观看电视作品时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影视中传播的文化，以便更好的去构建社会文化。 电视剧版的《手机》热播后，使得信任危机、谎言、工具奴隶、文化工业等等引得受众再次思索，同时一些剧中一些“经典”的台词，比如“囤”、“很牛彩”、“没我扛不住的事儿”“要做一个好人不难，但是要做一个不说谎的人，难”、“男人出轨，女人出门，这就叫中年危机”、“人在江湖飘，手机是把刀，有些电话就是不能接”等等再次成为为生活流行词汇。 电视剧版《手机》是对电影《手机》和小说《手机》的再次诠释，也是一种文化重构的过程。文化重构，即对于已有的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也是人们对于已有的文化现象的再次认知。视觉时代意味着所有视觉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世界的重述，重述或重构的含义是指向视像与事实世界的关系。电视本身重构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力使它成为世界的最真全面且富个性的观重述与传播者。现代大众传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不自觉地将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当做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尤其是电视剧中的一些“真实”剧情更是人们了解“现实”的一种重要途径，人们在收看电视剧过程也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一种思索的过程，我们以电视剧《手机》为例浅析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所传播的理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电视剧中，严守一主持的“有一说一”是一个受欢迎的电视谈话节目，“真诚的沟通”是这一节目的宗旨。镜头面前的严守一在受众的心目中是个有知识和文化的主持人，而生活中的他则成为一个现代工具手机的奴隶。在观摩严守一这个角色时候我们是作为电视剧里人物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解读的，“有一说一”的受众是把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下的严守一和客观现实中的严守一混淆起来。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大众媒体去了解世界，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大众媒介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手机》中的剧情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但是也有力的用隐喻的方式暗示定义了现实世界，仿佛剧情诠释了现实世界存在的现象，这就使得我们按照“剧情”作用于现实世界，去翻查手机、对婚姻充满恐惧、甚至觉得谎言充斥着世界。影视剧中表达的虽然反映了客观现实的一些现象，但是同时受众对电视剧创造的影像世界作出了客观反应，深深地影响了客观现实存在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构建。 费墨，“有一说一”策划人，他坚持做有深度的节目，坚持传递主流的价值观，不愿趋附权势和大众口味，坚持精英文化传播。费墨作为“有一说一”的策划，也是把关人，话题、问题和语言由他编辑，严守一表达的大部分是费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节目背后的集团由于经济驱使和收视率的压力，让严守一和费墨把“有一说一”变成娱乐性节目时，严守一选择了屈服于权势和现实，而费墨选择去别的节目讲国学，结果是费墨得到了爱戴，而严守一因绯闻和收视率等原因，被他的媒体组织和受众所抛弃。在我看来，费墨是一个在文化工业时代并没有被完全异化的一个人物，他想通过大众媒介这一平台来影响大众，来引导主流文化的传播，想解除商业化社会中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失落的惶惑。今天，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像剧中“有一说一”这样的节目提供的话题、理念、价值观等等一系列传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思考方向和价值理念，对受众的生活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牛彩云，剧中一个特别出彩儿的角色。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任何特长的女孩，怀着明星梦来到北京，穿着和妆容夸张地向明星靠拢。牛彩云去考电影学院时，引以为豪将一个生活中的剧情（她和他妈妈吕桂花以及于文海卖饺子时候被城管人员逮到，牛彩云用哭和撒泼的演技骗过了城管人员）搬到了考场，却没有考上。她的妈妈吕桂花说：“喜欢戏的人，如果真干了这行，那就得把戏和生活分开，演戏是演戏，生活还是生活”。这样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在大众传媒参与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能分清戏和生活吗？在牛彩云的理解当中，明星要带大墨镜要有博客，明星的生活应该和电视上塑造的那样光鲜亮丽，但是当最后明白了什么事演戏，什么生活时，真实爽朗地说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一个土的掉渣的人给观众深深一击。大众传播媒介混淆了现实与媒体提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对现实感知变得愈来愈混沌和麻木。牛彩云的明星梦和开通博客的行为也让我们联想到，娱乐化趋势的今天，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选秀和大众传媒的平台迅速实现梦想。电影电视明星是电影电视产业利益、大众传播媒介、偶像崇拜和大众审美尺度等综合相结合的产物，他们是普遍社会心理活动的外化合象征。观众对意义的解码活动有赖于某种反复进行的消费模式，即一部又一部地观看由同一演员露面的影片或者关注同一个人的大众传媒塑造的形象。牛彩云不停地找露脸的机会，比如去试镜、串场儿、参加“有一说一”选秀、开博客等，这样的一系列行为说明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的重要平台，也从一方面说明大众媒介提供的影响力对受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对受众的文化层面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手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现实负面生活的反拨，这部电视剧用逼真的生活场景营造了一个类似现实的“真实生活”，在传达的过程中，包括了小说作者的思想，导演的、演员的演绎还有镜头的选取等等，它的每个切面都想表现出与生活的相同之处，同时剧中加入的幽默的成分更发人深思，剧中传达的社会道德、知识、社会规范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会被模仿和认同。电视文化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即电视信息的“拟真性”导致了观众将电视信息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大部分人会相信电视剧中画面真的存在，进而也会相信画面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电视剧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往往可以按照“可能的社会”的标准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意识形态观念。，众可以从人物角色的解读,从中吸取人物生活经验并用于现实生活中，但是也希望受众在解读电视剧人物和剧情的时候，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从而有助于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文化的建构。 传播学论文:浅谈以建构跨文化观为旨归的跨文化传播学教育探议 论文关键词:传播　跨文化观教育　运行机制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传播专业学生应拥有的跨文化观在其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探索建构跨文化观教育良性运行机制,引导传播专业学生形成科学跨文化观,以合理而有效的交往形式优化自身生存状态,迎接跨文化交往时代的挑战,最终完成肩负的传播使命。 教育无论其自身发展还是其所涉及到的对象的发展都是动态可持续的,都应当有一个良性的运行机制来保证这一发展趋势,传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亦不例外。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跨文化观与跨文化观教育 根据笔者的检索结果,类似跨文化观念、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思维之类的表述散见于各类刊物,但学术界目前尚无“跨文化观”这一明确指称,笔者迄今只在郑庆庆的《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婷婷〈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解》一文中看到了这一表述,但该文未对此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只在文中将其归结为“通过平等交流与对话、互补互通、和谐相处的跨文化交际思想”。很显然,这里的跨文化观被简单地等同于跨文化交际原则或意识了。这里,笔者试对跨文化观(intercultural concepts)概念定义如下: 任何一个人类个体在与他者(个体或群体)接触或交往的过程中,为达至交往的和谐目标而逐渐习得并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观念形态,由此确立该个体对于它文化的态度,形成其跨文化交往的能力。 本文将跨文化观教育界定为: 跨文化观教育(education on intercultural concepts)是对某一文化(acertainculture)的受教育者进行的对于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态度等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实践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以此引导受教育者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的跨文化态度,具备有效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对话能力,尽可能遏止跨文化对抗(尤其是战争形态跨文化对抗)的出现,建构和谐的跨文化交往社会,保护与促进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共存,促进人类不同文化的和睦共存与相互学习和借鉴,倡导跨文化交往致力于走向注重人的终极关怀的和谐层面,促进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最终实现由构建和谐社会走向构建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 由此可见,跨文化观教育主要涉及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也包括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教育活动(即多元文化教育或跨民族文化教育),并延伸至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群体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跨文化观教育的立足点在于使受教育者确立起一种理念——态度——能力三位一体、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跨文化观教育应当是跨文化传播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的建构 关世杰教授在其题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的文章中指出:今后十年我国与世界国际传播强国的差距不在传播的硬件,而在传播的软件。人员素质是关键,在外宣人员素质中,跨文化传播的素质是薄弱环节。 (一)批判继承借鉴,提高跨文化价值判断水平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文化发展史也证明:继承借鉴是手段,革新创造是目的,没有继承借鉴,革新创造就失去了条件;而没有革新创造,继承借鉴就失去了意义。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既是宇宙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同今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全藕合。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发挥作用,就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更新与升华,消除自身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生。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结合,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把立足于本国实际的继承借鉴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这一深刻见解为在跨文化观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提供了思想指南。 中华文化在其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难免有封建文化的杂质混杂其中。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也有沉滞抑郁、腐朽落后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分清精华与糟粕,经过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原则批判改造后,使之向现代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血肉。传播专业学生在分清本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还应增强对异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鉴别力,从而在跨文化交往实践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迷失自我。 (二)推动文明对话,形成文化认同的有序机制 社会哲学认为,对话以人类相互交往、沟通、理解的实践旨趣为导向,目的在于通过对话,培植社会共识,形成主体间性,从而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有机整合。“对话重视对话者之间的理解,并以理解作为进一步对话的基础。理解被视为解释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他人心理或精神的复制和重构过程。”理解也是一种情感和生活的再体验,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生活的同时,也体验着自己的丰富人生,因为理解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总是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密切联系。 因而,基于平等、尊重态度,以交往、沟通、互动为实践旨趣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一方面,将促进未来传播人按照社会需求去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按社会发展的要求顺利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必将有利于社会以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大学生,进而使社会发展反映大学生的需求。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构建新时期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就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突出本国特色和适用性,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性,符合国际规范和时代潮流,只有二者兼顾,才能有利于未来传播人的社会化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以制度和规范来引导其跨文化观的发展与更新。 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要立足于国际战略,培育学生的国际眼光。要着眼于引导学生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世界变化中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信念。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一个国际参照,就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努力学习,积极迎接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自己的最大光荣、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最高认同。这种认同自然是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结果,其核心是理解,强调的是心灵沟通与视界的融合。 (三)不断创新发展,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感召力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过程中,不断应对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挑战,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文化综合创新,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古典定型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结果是形成了以老子、孔子、孙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整合创新;第二次是一千年前后的两宋时期,通过儒释道三家文化近千年的磨合、交流、冲突与融通,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综合创新;第三次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阶段性的综合创新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过程尚未完结,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与创新正在继续。 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文化不断创新。只有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坚持对文化进行创新与整合,重新构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文化整体,增强文化的时代吸引力和感召力,才会在大学生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应有的位置。 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求我们以创新的文化成果去吸引和凝聚人民群众。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创新,用创新的文化成果吸引人、感召人。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还要敢于正视和解决矛盾。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要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把广大未来传播人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就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在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整合中西文化,引导形成科学跨文化观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就是整合中西、综合创新。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成功开掘其现代意义的理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方面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又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的精神内涵;而脱离了五千年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长的根基和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我们应遵循所说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同时,要切实掌握鉴别、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基本方法,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鉴别、评价传统文化,并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考察传统文化,将历史的与当代的两种视角有机贯通、结合起来,才能对传统文化做出客观评判与选择,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于2004年1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重要演讲中指出:“文化交流是各民族深入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十分重要。”2004年1月30日,在参观埃及国家博物馆时又说:“我们既要坚持和发展中华的优良传统,也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在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交流和发展中获得生机与活力。 当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的质和量都在发生嬗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步入正轨,这些生生不息的变化,不仅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产生变革,而且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实现文化范式由旧到新的根本转换。因而,我们正在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文化,它是既具有独特的民族品格,又与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相连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色。中国先进文化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我们对中西文化的整合创新,将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而其主流实践者——当代大学生当然而且应该首先在这一伟大实践中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传播专业的学子则更是首当其冲。 (五)加强实践环节,探索跨文化观教育有效途径 跨文化观教育的实践应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展现人文关怀的理念,使这一实践过程真正地成为充分肯定人、尊重人、关注人、关怀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过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人、影响人、引导人。因而,我们探索形成传播专业学生科学跨文化观的有效途径,就应当在加强实践环节上下功夫,通过融合、互动、实践等诸方法在实践中使受教育者逐步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 首先是融合,就是在相关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将跨文化观的知识目标、态度目标、能力目标等全部系统地融入,让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跨文化观的教育。 其次是互动,就是师生以不同文化的表现者形象出现并展开教学,让受教育者在跨文化互动中感知外来文化。如师生共同探讨某种文化现象,在开放式的、平等性的、交流式的讨论中,使学生在讨论中自觉地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跨文化态度。当然,教师在讨论过程中也应当以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态度来组织讨论,这样地态度渗透于教学实践地全过程,才最终真正有益于受教育者正确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当然,在讨论中,教师应组织适宜引起讨论的材料且不直接给出观点。 再次是实践,就是让学生在参与跨文化交往的亲身实践中去获取跨文化知识、形成跨文化态度、培养跨文化能力。实践法可以引导学生对跨文化实践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跨文化实践中的热点如新闻事件,难点如历史问题等展开专项分析,也可以使学生在以各种形式与外国人进行的交往的成功与失败中形成合理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参照、传播和对话能力。为充分利用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跨文化观教育的有效性,在这种直接交往进行之前,教师应辅以必要的知识、意识及能力准备;而这之后,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相关专题讨论,及时总结、提高,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笔者认为,外籍教师在这一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各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来华任教的外籍教师越来越多,无论其任教何种课程,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文化的因素总是无法不起作用的。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综合以上教育实践方面的途径,笔者以为,面向传播学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应当研究和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开展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成果;在传播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层面,全面倡导跨文化观教育思想;在传播学教育的各门具体科目中,全面加强跨文化观教育,明确不同科目具体的跨文化观教育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倡导未来传播人在社会、学校、家庭氛围中参与的跨文化观教育实践活动。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传播主体　媒介　传播内容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 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 》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基础科学论文:浅议新科技革命与基础科学人才教育发展问题 摘 要：当今世界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变革结合起来。发展科技依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教育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当前教育要为人才辈出打下坚实基础，特别要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避免青年才俊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基础科学人才 教育 一、20世纪科学技术的积累 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兴起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会长期持续下去。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存在动乱和武装冲突，但各个大国之间尚能和平共处，这就能稳定住大局，各国有条件致力于和平发展，为新科技革命创造出一个和平环境。第二，经济危机的压力。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拖累。至今，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会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科学技术越积累越多，能量越来越大，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20世纪前30年，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原子科学和相对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同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忙于战争，除军用技术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用途。这就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二战结束，这些积累和储备的科学技术知识释放出来，引发了一场科技革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现在，有几十年未发生科学技术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称之为“科学沉寂的60年。”科学技术的沉寂，标明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称之为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 分析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首先要考察其起源。现在都是将科学技术连成一体，而在19世纪以前，科学同技术是分开的，二者有不同的源头。科学起源于人的智力。人从观察自然现象中搜集到信息，用大脑进行分析判断得到知识，知识经过系统化就形成了科学。这一精神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有相似之处。信息相当于劳动对象（原料），智力相当于劳动工具，科学知识相当于产品。科学起源于人脑（智力），技术则起源于人手（生产经验）。人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技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技能技巧）有明显区别，古代技术以实物和人为载体，人不在光有实物也不行，技术随之消失。现代技术除了实物和人作载体以外，还有文字信息作载体，人不在，技术还能延续下来。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载体上，技术有实物作载体，科学则没有实物载体，只有文字信息载体。在18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如牛顿力学受到推崇，但在产生100多年时，尚不能用于生产技术。技术发明依赖生产经验，而并非按照科学原理，最有力的证明是蒸汽机的发明。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可门制成了单式蒸汽机，这种机器热效率低，耗煤量大，只是在煤矿用。瓦特长期修理纽可门机，积累了经验，在1768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项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全靠经验摸索，并不依靠什么科学原理。在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物理学家卡诺于1856年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热力循环规律，称卡诺循环。蒸汽机的发明应用，是技术先于科学和科学技术分离的证明。发电机的创造发明，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开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于1837年提出了电磁定律，号称法拉第定律，在这项科学定律出现了30年之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按照这一科学定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是科学先于技术的证明，也是科学与技术结为一体的证明。进入20世纪，科学与技术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任何一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遵照已有科学原理，再也没有全靠经验的技术发明了。同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支撑。以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例，当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放射性，揭示了原子核内部有能量释放出来。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内部蕴含有巨大能量。这些科学发现只是证明了原子核内部有巨大能量，如何证明原子核内部有能量特别是如何利用原子能，就依赖于技术发明。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与193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原子反应堆，是在原子能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证明了以前关于原子能的推论，并推动了原子科学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门名为核物理学的新学科。原子能的利用，又产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由此可见，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并在实际中应用，会派生出一些新学科。两门以上科学结合会产生一门新学科，如分子物理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名为分子生物学的新科学和遗传工程新技术。还有从老科学中也能派生出新科学，如热力学是19世纪就有的老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普里高津从研究热力学中开创了名为耗散结构论的新论说，又派生出专门研究模糊（不确定）现象的模糊数学。由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与结合，不断分化与综合出新学科，使得科学技术滚雪球式的增多，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 科学技术能够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永远存在下去，如两千多年来造的船，都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浮沉原理），船早已消失，而阿基米德原理永存。科学技术还永不过时，永不减少。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到20世纪70年代已停用，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的热力学理论并未过时停用，至今仍在用，并由此衍生出耗散结构理论。200年来造出多少台蒸汽机没有统计，但总是用一台少一台，而热力学用的人再多，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如20世纪首年（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是从热力辐射中发现了量子，并由此开创了量子力学。20世纪初，出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号称物理学革命，这里讲的革命（Revolution）指重大变革，并非是否定了牛顿力学。实际上牛顿力学并未过时，仍然适用。而科学革命只是揭示了其适用范围：量子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在宏观物理世界适用，不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相对论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对静止和低速运动物体适用，对高速运动（指接近光速）物体不适用。其实，任何科学都有其适用范围，举个简单例子，欧几里得几何学产生了两千多年，也用了两千多年，到19世纪末，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创立了一套几何学，同欧氏几何大为不同，乃至相反，号称非欧几何学。如欧氏几何有条定理是：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非欧几何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国数学家高斯还在阿尔卑斯山设立了足够大的三角形，测量结果是等于180度，并宣称，在地球范围内，欧氏几何是完全正确的。直到20世纪中期，有了射电天文学技术，测量结果证明，在大于5光年的世界，即是远大于太阳系，三角形三内角之和方才小于180度。充分证明，欧氏几何定理在地球范围内是完全适用的。至此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成为人类精神的遗传基因，只生不灭，越积累越多，而且科学知识的增多，会产生连锁反应，进一步的增多，使得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越走越快。恩格斯把科学的发展比作人口的增长，指出：“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是按几何级学增长的。”由于人的科学知识积累越多，这就形成了一座庞大的精神资源，并在不停的膨胀，且越用越多，而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则越用越少，这就会陷入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这一困境将会越陷越深，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发挥精神资源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时代在呼唤科学技术革命，当前，科学技术积累已相当深厚，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二、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由于科学知识越积累越多，则学会已有的知识所需要的时间即受教育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同时，现代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作，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变革很快，不断地出现新知识、新技术，要求人不断地学习掌握。古代近代社会，没有文化知识，照样可以种地、作手艺乃至打仗，现代就不行了。这样一来，教育就关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民族的盛衰。在世界面临新科技革命来临时，教育就更加显得突出重要。在学习会上指出：“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又说：“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要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中国一向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统。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树谷；十年之计，在于树木；百年之计，在于树人。就是说，安排一年的生计，在于种好庄稼；安排十年的生计，在于种好树木；安排好百年的生计，在于教育培养人。可见中国古人已深深了解教育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当代世界，科教与人才成为决定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远比古代为大，我们更有理由比古人更加重视教育。以往我们常以地大物博自豪，冷静的分析，我国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世界上都排在后面。最大的特色是人口众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更有理由比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教育。今后国家富强，民族的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都落在教育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落后是无可置疑的。说中国文化落后，颇有疑问。中国属于儒学文化圈，欧美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即人们常说的东西文化。这二者不可比，正同中国的京剧与外国的歌剧、舞剧不可比一样。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如同说京剧落后于莎士比亚剧一样，是讲不通的。因而不存在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教育是可比的，如文盲、在校学生、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可比的，同外国一比较，中国确实明显的落后，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教育落后，而并非是文化落后。 中国的教育落后在满清时已经显示出来。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兴办学校，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属于近代教育。我国仍然盛行私塾，全教人文科学，属于古代教育。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向近代教育迈进。 教育对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看不到的，但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如许多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却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眼光、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想反，有了人才，就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只是由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同，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竞争会有不同的结局。少年、儿童的成长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极大地同家庭环境、幼儿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熏陶有关，归结起来，还是人的教育问题。 从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有了近代教育，比欧美国家落后了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急起直追，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运行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教育则是百年大计，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存在差异。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教育部门培养的实用人才，如会计、销售、法律、公关以及各部门应用技术的人才，很容易为市场所吸收接纳。对于基础科学的人才，如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等基础科学，从世俗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是效用不大的，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基础科学如同水，各门应用技术如同船，水涨船高，只有基础科学水平提高了，应用技术乃至生产和工作的水平才能提高。基础科学起到基础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基础何以能建起高楼大厦。故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极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政府应有远大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要高瞻远瞩，稳住基础科学学科专业这一头。 基础科学人才是学界的精华，在精而不在多。我国过去高等学校在学科设置上，基础科学偏多而失之于精。特别是文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专业，每个综合性大学都设置，应用专业则设置的少。近年来，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基础科学学科受到巨大冲击，以至于取消或改变专业方向。为今之计，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稳住基础科学系科这一头，选择条件好的院校，设置基础科学专业，培养高精尖人才，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乃至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科学界精英人才也是教育应当稳住的一头。特别是要关注底层平民家庭中有天赋、有潜能、有强烈的向上意识的子女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得到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这部分子女有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只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求学条件，极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因此，政府和全社会都要注视科学精英的苗子，对于那些勤奋而有天赋的学生，要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决不能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使其丧失求学的机会。 基础科学论文:国际视野下的基础科学教育观察 《科学教育的十项原则》，（英）温·哈伦编著，韦钰译，载《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一、在义务教育的所有年级，学校都应该设置科学教育项目，以系统地发展和持续保持学习者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对科学活动的热爱，以及如何阐明对自然现象的理解。 二、科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使每个人能够参与有依据的决策和采取适当的行为，这对保证他们个人、社会以及环境的健康和协调发展是重要的。 三、科学教育具有多方面的目标，科学教育应该致力于：1.理解一些科学上有关的大概念，包括科学概念以及关于科学本身和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概念；2.收集和运用实证的科学能力；3.科学态度。 四、基于对概念的审慎分析，以及基于当前对学习是如何发生的之研究和理解，应该给出为了达到科学教育各个方面目标的清晰进程，指出在不同阶段需要掌握的概念。 五、应该从学生感兴趣并与他们生活相关的课题开始，逐步进展到掌握大概念。 六、学习的经验应该明晰地反映出既包含科学知识，也包含科学探究的理念，并且符合当前科学和教育方面的见解。 七、所有科学课程活动都应该致力于深化学生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同时应该考虑其他可能的目的。例如，科学态度和能力的培养。 八、为学生设置的学习项目以及教师的职前教育和专业发展，都应该与为达到原则三中所设目标需要的教与学的方法保持一致。 九、评测在科学教育中具有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测，还是对学生学习进展的总结性评测，都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学习目标。 十、为了达到科学教育的目标，学校的科学项目应该促进教师之间的合作，并需要社会其他力量包括科学家的参与。 《美国科学教育框架设计理念的发展动态》，王威　刘恩山，载《外国教育研究》2012年第8期 《科学教育框架》首先对科学教育的对象进行定位，帮助教育研究者与实施者对学习者有更明确的认识。这一定位聚焦于两个方面：（1）学习者学习科学的能力；（2）学习者对科学的已有理解。《科学教育框架》设计理念对学习者的定位为：孩子天生就是研究者，他们的学习能力比长期以来所认为的要强得多。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的内容进行定位，这一定位为科学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明确的建议：（1）通过核心概念的组织进行科学教育内容的建构；（2）通过实践进行核心概念的有效学习。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过程进行定位，指出学生对科学的理解是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学习过程有两个重要特征：（1）科学学习是一种将科学解释概念化的过程；（2）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学习进阶的形式表现出来。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方式进行了定位。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描述了科学同时具备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的双重属性，这源于科学不仅是反映当前对自然界理解的知识体系，还是用以形成、拓展和提炼这些知识的实践活动。科学研究者的活动同样是知识与实践的共同体，即通过实践形成知识，并利用知识指导实践的过程。科学教育将知识与实践结合，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也可以成为学习科学的方式，这种方式让学生的学习与科学家的研究更为相似。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分析与启示》，徐玉红　高芳　周华松，载《当代教育论坛》2011年第4期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设计宗旨为：（1）教育学生做好终身应用科学并成为积极公民的准备，让他们能够在科技先进的社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2）为学生进一步学习高中科学、大学科学工程课程和职业技术培训打下基础。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总目标从科学探究技能、人类科学史、科学理解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进行了分述。人类科学史维度是一项比较新的研究，除包含情感态度价值观外，还包含科学史观、科学伦理观等，充分体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教育思想。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把科学学习分为四个阶段，考虑到10项一般能力，科学课程中涉及8个，包括文字认知、数字认知、信息与交流技术、思考能力、团队合作、道德行为、创造力和自我管理，与三个跨课程方面（即原住民历史和文化、亚洲文化及澳洲与亚洲的交流、可持续性），如何促进科学教学，并在教学中得到提高。 《对科学探究教学的界定》，张杰艺　郭玉英　范佳午，载《课程·教材·教法》2011年第7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探究综述项目”在开展研究时，为筛选每项具体研究是否属于探究教学研究的范畴，以及描述各项研究中探究教学实施的不同，制定了探究教学的操作定义和简单的分析框架。（见表1） 该框架由三个部分组成：1.判断教学内容的类型：如果教学内容不在I所列内，则不是科学探究教学。2.判断学生参与的方式：学生至少要以表中所列的一种方式参与到学习中，但只有参与是不够的，在参与的过程中，必须还要体现探究的元素。研究者将学生对学习的责任、学生主动思考、学生的动机称为探究的元素。3.判断教学的组成部分以及在每个部分中探究元素的体现程度，分为“不重视、重视、很重视”三个层次。 《关于学习进展序列的研究》，韦钰，载《中国科技教育·脑科学与科学教育》2012年第3期 以学生学习沉浮现象、建立物体密度概念为例：了解小学科学教育的教师都知道，孩子很喜欢水。不管是玩水，还是自己学游泳，孩子从小就会接触到沉浮现象。但是教师也都知道，建立密度的概念是小学阶段科学教育中的难点，也一直是科学教育研究的热点课题。皮亚杰认为：建立为什么物体会沉浮的解释，孩子需要经历4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4-5岁）孩子解释沉浮的原因是道德上的，如“这块石头聪明”。第二阶段（5-6岁）认为重的物体会沉，因为物体重，表示强大，用的是拟人力量的解释，而非客观的原因。第三阶段（6-8岁）开始找客观的原因。第四阶段（9岁以后）开始把重量和容积联系起来，才可能逐步建立密度的概念。这就是皮亚杰提出的儿童获得密度概念的进展序列。 皮亚杰理论的问题在于把这种进展序列看成是儿童天生具有的过程，不受到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他的这个观点被实践和脑科学证明是错误的。儿童，乃至没有接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成年人，都会对沉浮现象有许多错误的前概念。这些错误的前概念，不经过精心设计的科学教育，是很难改变的。而有了好的教育方法，儿童才能够较早地建立正确的概念。 威尔逊等用渐进的变量来描绘学生对沉浮概念掌握的进展过程，一共分为9个等级。作为一个例子，它说明不同的科学概念可以分解成随着时间进展而发展的详细过程。在给出的学习进展序列中并没有像皮亚杰那样给出年龄的阶段。因为，根据社会建构理论和脑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学生的学习进展的进度各不相同，既与先天的条件有关，更会受到后天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语言和教育就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背景。 《关于科学教育的若干思考》，张英光，载《中国科技教育》2012年第8期 前不久，《科学美国人》杂志刊出一篇题为《美国科学教育之痛》的重头文章，详细讲述了美国科学教育的当下困境：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重文轻理”和“重商轻理”在美国十分盛行。在基础教育中，理科教育成了薄弱环节。由于待遇不够好且得不到足够的发展机会，美国很多理科教师纷纷跳槽转行，以至于今天的美国，为孩子实施科学教育的，大多是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的老师。因此，这些老师培养出的学生，在科学素养上显然存在“天生缺陷”。 上至总统奥巴马，下至各位政要均宣称，美国在科学和数学教育上的颓势将对国家未来竞争力产生严重威胁。 为此，奥巴马提出要向美国教育部门输入一批朝气勃勃的优秀人才。他开出的处方是：在2020年前培养100000名高水平的数学与科学教师，并将此项工作列为国家重点任务之一，同时提高所有50个州的科学与数学课程标准。 基础科学论文:正确认识基础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三年来，我国人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国家建设的高潮。当我们面临国家建设高潮的时候，我们首先便感到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干部，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的急务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将有几万毕业于中学的青年们走进高等学校学习科学技术，这将为我国将来的建设工作增加一支生力军。 有些青年，对于学习专门技术很重视，但对于进理学院，学习研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兴趣就比较淡薄。有的甚而觉得这可能用处不大，出路不广。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国家建设，对科学的认识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些解释。 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丰裕的经济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实的文化生活内的。在文化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有了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见、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进行。同时，由于科学的发达，我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增进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们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说“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加马利、康士坦丁诺夫：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三号第五十四页）。我们如果把国家建设工作短视为只限于生产的改进与发展，而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再进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要是没有科学的研究与发明来作基础，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说“近代大生产是以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它要求人们研究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特性，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工农业的一切生产实践。”（见前书第四十九页）。难道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马克司威尔的电波学说便可以有近代的无线电的出现。没有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学说而可以有近代高度发展的化学工业，没有居里夫人关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业吗？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因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于是在医学技术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学和畜牧医学在应用上也都因为它的影响而有了新的进展。可见任何一种应用技术的革新没有不是由于科学研究上的发明发现而引起的。理学院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来说，对于国家全面建设来说，不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为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对于投考理学院有顾虑，怕学了没有“用”，没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动阶级的统治，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学工作要是没有社会生产上的需要是不可能发展的。于是从外国移殖过来的一点一滴的科学工作，也由于得不着滋养而日渐成为脱离实践、日渐萎缩的东西了。毕业于理学院的学生和从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们除了教教书外，就根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很好地进行研究，以使自己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作出很多贡献；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这样就自然造成所谓理学院没有出路的现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祖国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观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出路的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随着反动统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改进发展生产技术，立刻就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引、推进。而在文化建设工作中也更需要我们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控制自然的智识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了过去脱离实践的学院式工作作风，使科学工作更能指导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就为我们学习基础科学的青年们准备了又一个更好的条件。 基础科学论文:制度建设为基础科学机制为保证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选人用人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是干部群众和社会对组织工作关切的核心所在。构建以制度体系为基础、以科学化的工作方式为保障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的关键。 必须夯实制度规范这一基础 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制度是根本，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必须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中，要准确地把握制度体系的点、线、面要素以及制度所覆盖的基本内容和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 要把握制度体系的核心点，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核心要素选干部。一是思想品德、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构成的基本标准。德为先是思想基础，能为上是工作基础，学为重是素质基础。二是实际履历、个人情况、岗位需求构成的条件标准。真正注重实际工作表现，并与个人学识修养、岗位结构搭配相兼顾。三是群众认同、干部认同、上级认同构成的工作标准。能够将群众拥护和组织信任的人选出来。中央对干部选任有总体要求和《干部选任的条例》，需要在实践中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加以落实，但必须准确掌握其核心要素。 要把握制度运行的主要线，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规范环节选干部。一是制度体系的程序节点之间是连贯的。干部的选任，从群众测评、自荐和推荐、考试答辩、公推或竞聘，到组织考察、纪委反馈、差额票决、公示任用、廉政谈话等，必须保证确定的流程线都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制度体系的主线是清晰的。如群众测评有分析，体现科学定性和定量；选任方式要公开，尽可能让大多数群众都能知晓；组织考察应全面，能够真实反映被考察者德、能、勤、绩、廉的情况、担任干部的适合度以及个人特质；会议决策需民主，党委在选任干部中实行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制等。 要把握制度覆盖的主要面，关键是在制度中能体现科学机制选干部。一是选人用人的工作机制有不同的层次。在总体要求上，制定既符合中央要求，又体现学校实际的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方案；在选拔方式上，采取进一步扩大竞争上岗范围和公开招聘的措施；在选任程序上，规范民主推荐、考评答辩、差额考察、纪委函复、任前公示、票决确定等要求。二是选人用人的机制有较宽的覆盖面。要完善干部在岗的学习培训制度，落实干部试用期、回避、报告事项、廉政谈话制度，落实干部履行职责的常态化考评机制，建立后备干部的培养机制。三是监督的配套机制。严格执行“一报告两评议”，做好干部述职述廉、离任审计等，将4项监督落到实处，并建立纪检、审计、财务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加强干部常态化监督。 只有按照中央要求，并将各个单位具体实施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才能打牢选人用人的工作基础。 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这一根本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以制度和机制解决“怎样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选好人既要在制度层面保证选人的要求，也要在实际做法中体现选人的作风。中央提出，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有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从干部角度讲，能够激励干部，让其工作感到舒畅；从群众角度讲，有利于增加群众对组织部门的信任和对干部的支持。在实践中要把握好5点：一是制度和机制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原则，通过民主推荐、竞聘上岗、公开选拔、群众参与等方式，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范围，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摸得准、看得准、选得准。二是工作方法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民意基础。让群众知情、参与，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实到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民意测评，让民意反映干部的德才，让群众评价干部的政绩，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作为干部履职评价的主要依据，作为选人用人的依据。三是监督体系要确保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领导干部的提名权要有制度，组织、纪委部门要加强经常性沟通，确保投机者选不上以及防止干部带病上岗，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和拉票贿选行为。四是岗位任职中要体现干部的轮岗交流。干部轮岗交流，反映在高风险岗位规避、多岗位锻炼、干部的合理调整等几个方面。要注意把群众反映好、工作能力强、政治素质硬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也要注意与长期在弱势岗位工作的干部加强交流。五是组织干部自身要行得正。要思想上讲党性、工作上重品行、行为上作表率，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敢于坚持原则，真实反映情况，勇于抵制不正之风。 干部选任的导向，是群众和干部评价满意度的风向标，只有在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最大程度地依靠群众，才能风清气正，做到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这一要求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必须落实在干部选任的整个过程，即做法要反映民主、过程要实现公开、选拔要体现竞争、目标要达到择优。只有延伸和拓展实际工作的每一环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提高组织干部工作的满意度。 客观地说，干部工作长期以来有一套严谨的工作流程，但在如何听取多数人的意见，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以及集中群众的认可度方面，尚需要提高科学水平。坚持民主，就要从初始的人选推荐、拟任干部的遴选到考察听取意见、干部任用的决定等，全面增加群众和干部的参与度，并实行干部选任差额票决制，避免以少数人意见取舍，制衡“一言堂”。坚持公开，就是让更多的群众从一开始就知道，缺什么岗、岗位条件和职责是什么、怎样选人等。对干部选任中的一些环节，要尽量多场合加以公开，可以借用媒体、内部信息渠道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让本单位的大多数干部群众了解组织上选人用人的工作要求、工作步骤和主要信息，并建立畅通的意见反映渠道。坚持竞争，就是形成比较性选人。干部选任实行竞争上岗，实际上是改变了干部的提名权，让可能原本不在视野里的人和更多优秀的人参与。体现竞争，要将岗位公布，鼓励更多的人报名，进行差额考察、差额票决等。坚持择优，就是按照中央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这也是干部选任的最终目的。 基础科学论文: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对文学的利用 个人简介：刘兵，男，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术委员、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6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7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4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摘 要：本文提出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可适度利用涉及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落实新课标所倡导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维度的教学目标，并例举分析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西方畅销小说，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以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科学教育；文学作品 在中学的基础科学教育中，为了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维度，可以利用各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教学。在这当中，一些在传统教学中不被重视甚至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教学资源，如果恰当地利用起来，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科学教育中，对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教学，由于以往被强调不够，教师经常会感觉在教学内容和资源等方面有困难。就此来说，一些目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中译本的西方畅销小说，因其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话题，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一些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于科学、技术其及本质和与社会之关系的见解，就是一类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满足特定教学要求的素材。倘能适当地在教学中引进、利用这样的素材，完全有可能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中，掌握一部分相关的知识并进行有益的思考。 这样做的关键，是对适当的文学作品的发现和对其有关科学之理念的理解与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在此，可以例举若干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在一些早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举《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两本书为例。20世纪上半叶，科学在世界上还是突出地以非常正面的形象来传播，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的效应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作家非常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先见之明，在其作品中讨论了相关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这本赫胥黎的经典作品，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就已经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探讨了科学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生育技术，这样的意识是非常超前的，甚至于我们现在激烈争论的生物技术的问题，在其书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影子。他利用当时可以得到科学技术的进展，构想了一个特殊的极权社会，这个社会把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都运用起来，在对其成员从出生起，就进行着有目的的培养，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如阿尔法、贝塔、伽玛。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同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突，作者设想这个社会还保持着文化专制。比方说，对一些传统文化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是禁书……。在这本书中，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话题来说，最关键的是赫胥黎设想中，利用可以想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维持这样一个作者显然是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社会。作家所要反思的一种是社会体制，一种就是利用科学手段对体制的保证。 类似于这部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可以提及的小说，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写于1948年的《1984》。以往人们不会把它算作跟科学有关的书，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说的分类中，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读。这部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然首先的影响也是来自于它对于政治社会的构思。但是，这部小说在其精彩的描述中，其实也还涉及到对于那样一个专制社会的技术支撑条件的设想，甚至于带有了某种科幻的意味。比如说，人受到监视，所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隐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要躲着监视器（即小说中的“电幕”）。在1948年时，技术还不像今日那样发达，但作家在描述一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时，其实是很有预见地设想了可能利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即使当时这样的手段并不完善。作家的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是非常值得后来人重视的。在当下，不是已经有人在讨论监视器这种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与个人隐私之关系等伦理性的问题了吗？ 除去这些较为早期的经典作品之外，如果我们直接跨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一系列的小说更加有针对性地在思考着科学的问题。 很有代表性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克莱顿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典型。其中，在公众中，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最初以小说形式问世的《侏罗纪公园》了，当然，由于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其实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被拍成了电影），由于电影的传播，其影响力超出了小说。后来沿着类似的思路、围绕着同样的主题的续篇《失落的世界》亦是如此。 抛开《侏罗纪公园》中那些至少在逻辑上似乎成立、与当代科学发展有某种关系的幻想性细节不谈，仅就其思想性而言，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背后，也有许多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内容。 小说的作者体现在其作品中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识，即作者所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那个设想由人类造出并放养了恐龙的孤岛是一种自然，人们在这个孤岛上用人工的方式复原了几千万年前存在的恐龙，重新建造了一个人工的自然界。但作者又认为，这样一个自然界是不可能稳定的，虽然小说中的某些人以为可以控制这样的自然，但是这实际是一种幻想，而作者立论的根据，又放回到某种科学的逻辑里。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采用了一些科学前沿的东西，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论。曾有人说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混沌理论这样一些科学前沿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此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是可以视为作者代言人的名叫马尔科姆的数学家，他就根据自己的研究而预言：这样一个人为的自然系统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从近代科学创立的时代起，人类有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从哲学家培根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后来有人重新解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一种所谓人类中心的观念，有一种人类对自己能力夸大的想象，认为人们可以控制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握人们创造的自然，这种认识是近代科学创立以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地主流地所持有的一种看法，直到后来很多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在中国不是也有这种传统吗？的时候口号不是“人定胜天”吗？这种概念无论是基于想要依赖科学技术手段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都是认为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改善自然界和控制自然界，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信念也许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对自然的控制有时候也是会出问题的。从《侏罗纪公园》到《失落的世界》，正是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思想。 相应地，在当下我们的现实中，当我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争论，为一些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件或问题而争论，如像有关人类是否应“敬畏自然”的讨论，关于水利工程的讨论（在《侏罗纪公园》就真的提及到阿斯旺水坝的事例）等，如果把这样的小说结合在科学教育中，也许会提供给学生更多的一些话题、思路和素材。 在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近来非常走红的典型的作家的例子，即著名的《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丹・布朗，他因《达芬奇密码》而知名，但其另外几本作品其实都是跟科学有关的，比如说像《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 《数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码、信息、超级电脑的问题，当然内容也包括恐怖主义、政府的电脑信息系统的研制开发等等情节，但关键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能够研制出万能解密机，那么，在这种有可能性的技术发达情况下，人类的隐私何在？ 关于个人隐私，像这样的反思，或者是像生物技术的应用等所带来的冲突，在学术界也已有所讨论，此小说只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这样的科学发展的伦理性问题具象化。这里仍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冲突的问题作为关注的核心。 在《骗局》这本书里，涉及到的也是一种科研伦理的问题。作者设想的情节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政府的有关机构和官员也居然会在科研的问题上作伪。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关注科研道德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借鉴思考价值的。 在丹・布朗几部小说中，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天使与魔鬼》这本书，因为这本小说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一个科学与宗教的环境之中，在仍带有幻想性又有一定科学依据基础的故事情节里，反映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书中，教皇内侍在危急的时刻的长篇演讲几乎就像是一篇在讨论科学、宗教和人性之关系的论文。其中提到的一些很有意味的问题就是，仅仅靠科学我们是否能够很理想的生存？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科学是否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在我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一种具有威力的手段和技术的前提下，我们的道德是否也已经进化到了有能力足以能够控制把握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相应的程度？ 如果仅就近几年来被译成中文的国外畅销小说来看，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涉及对科学的反思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像《诺贝尔的囚徒》、《羚羊与秧鸡》、《猎物》，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再例举了。 总之，本文只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设想，即如果在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中，适度地利用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完全是有可能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容易达到新课标所设定的某些教学目标的。 基础科学论文:紧密结合中医临床,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历史演变 [摘 要]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即古代时期两者各自独立发展，近代时期彼此相互联系，现代时期的高度融合。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核心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进入20世纪后，科学活动日益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发展成为大规模、有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从“小科学”逐渐发展到“大科学”。在科技体制化逐渐形成的“大科学”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创新往往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工程技术综合、管理系统复杂、社会影响巨大的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1942年，美国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3亿美元，动用了全国1/3的电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制造了首批原子弹。[5]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基础科学与武器装备创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要密切，二者相互融合，一方面表现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在解决研制过程中的困难时，“曼哈顿工程”又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了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由传统的以基础科学推动武器创新为主的单向线性推动模式，转变为双向相互推动发展模式。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解释了物质内部能量和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量子物理学家们积极探索原子内部结构规律，取得了一系列惊人发现，为原子弹的发明提供了理论基础。1919年，卢瑟福利用镭放出的“射线”轰击其他元素，实现了原子核人工嬗变，打开了实现人工核裂变的通道，为人们深入研究核反应，利用核能奠定了基础；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得威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了中子，被当成轰击原子核的理想“炮弹”，人类找到了打开原子核内部的“钥匙”；1938年，居里夫人、费米和哈恩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核裂变理论，为人类开辟一种新的能源。这些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的发现被誉为“通往核时代的三个阶梯。”[6] 正如“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一样，“曼哈顿工程”也极大的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理论物理学的认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使量子物理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带头学科。“曼哈顿工程”集中了当时大量的顶尖物理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有时在国际会议上碰头，交换意见，有时在声望卓著的科学刊物上，介绍新发现。一大批这方面的科学家会聚在阿拉莫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思想库”，7这些物理学家们在阿拉莫实验室进行问题探讨，学术交流，将观众的焦点集中到共同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量子物理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在研制的过程中，有政府出资建立的先进实验室，也为基础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硬件设施。此外，从“曼哈顿工程”中总结出来的“大科学”管理模式，被成功地应用与其他基础科学项目的管理，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基础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高度融合。 基础科学论文:科技场馆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基础科学展品讲解 摘 要 科技场馆作为校外科学教育机构，主要是通过展览教育形式来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与辅导员的讲解质量关系密切。同时科技场馆是公众教育场所，因此区别对待参观群体开展展品讲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论述辅导员如何针对不同参观群体开展讲解来实现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功能。 关键词 科技场馆;展品;讲解 科技场馆的常设展厅一般都会展出一些演示科学原理、定律的基础科学类互动展品。这些展品通常是按一个主题或学科进行归类摆放布展，本文探讨的是单件展品的讲解也不是展品组合的讲解。 这些展品是立体的科学教材，观众在参观时能参与进来，他们推拉、吹吼，但是否会让他们去研究一些问题呢，又或者是有何收获呢？这就无从得知。科技场馆作为一个非正规科学教育场所，尽可能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科技场馆的展品与游乐场的游乐设备之间的区别。科技辅导员针对展品的讲解及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龄观众的认知阶段和兴趣点不一样，因此讲解起到的教育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辅导员在作展品讲解时，没有根据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讲解与交流，那么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失败的讲解。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针对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讲解，不涉及混合群体的讲解。严格来说，这三个群体还是可以细分的，但由于科技场馆不同于学校，辅导员难以准确判断观众的准确年龄，只能作一个大概判断和大概分类。 1 辅导员针对小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小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与增加他们的科学经验。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创设情景，增加趣味性，通俗化。 小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小学生群体的认知阶段基本上是属于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形成了初步的运算结构，出现了逻辑思维。但思维还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离不开具体经验，还缺乏概括的能力，抽象推理尚未发展，不能进行命题运算。 2）他们对周围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并渴望对这些事物寻求解释，已经形成了关于周围世界许多方面的 概念。 3）他们通过在校的科学课学习，开始对科学现象有所理解。 4）他们喜欢玩。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通过创设他们喜欢的情景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仔细观察展品呈现的过程与现象。辅导员可通过讲故事、展品拟人化、虚构事件、探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等各种方法来创设情景。在情景中启发他们对展品现象的思考与交流。这样有利于增加讲解的趣味性。 2）辅导员针对这类群体的讲解语言要生动有趣、通俗化。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宁可讲解时出现论述不严谨、不全面，甚至出现错误。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名词、概括性抽象词语、公式。否则，对小学生来说，讲解已没有任何趣味性可言，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他们兴趣，保持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了。例如，有件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叫“摆动的环”，在讲述时不应该说“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他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导体和磁感线的概念。可以这样通俗化地说“小铝在磁铁旁边跑动”，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严谨、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样的表述能把事情说得清楚，让人听得明白且容易记忆。通过这件展品的讲解，他们能增加这么一个经验就可以了：铝在磁铁附近运动，会有电产生，电又产生了磁。 3）辅导员讲解过程应引导他们把展品的现象与他们已有的经验进行联系并思考。“科学的”概念常常与人的直觉相反，通过这种联系思考，使得他们的经验得到扩展。 4）讲解尾段，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可以引导他们去探究其他展品，也可以引导他们回家做些跟这件展品有关的简单实验。 2 辅导员针对中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中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他们综合运用课本上的知识去分析研究一个系统（展品），从而增进他们分析研究自然事物的能力。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达到专注的快乐。 中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中学生群体认知阶段基本上属于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个体形成了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能进行形式命题思维，智力发展趋于成熟。 2）不同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习的科学类科目结构内容不一样，因此掌握的科学概念与知识的程度不一样，运用科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能力也不一样。 3）他们比儿时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在校学习也积累了很多知识，能够对周围事物作出解释。 4）最新脑科学研究表明，他们这个阶段，脑会发生重大变化。这阶段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关键阶段。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很多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如果他们已经在课本上学习了。只要他们看了展品的说明牌，那么这件展品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立体的教材或示范性的实验，看不到虚假的线索、幻想的破灭和失败。因此，辅导员如果把讲解的重点还是放在讲述这件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那么估计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也难以引起他们专注去思考。 2）辅导员讲解时，可以考虑把展品作为一个系统，引导他们把展品看成一个系统，综合运用他们学过的知识，补充他们没有学过的知识，和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通过这种较为深度的分析研究，引起他们专注地探究和分析，增进他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例如，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摆动的环”，辅导员和他们一起操作和观察后，引导他们分析展品的构造。展品主要构成：架子、带有铝圆片的单摆、磁体。这件展品是展示带铝片单摆在磁体旁运动的情形，因此可以把它按时间来分割，分析和研究一个运动周期。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单摆周期运动、磁体特性、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电磁感应、楞次定律等知识。通过这样的讲解与交流，除了加深他们对已学知识的理解，增进他们没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一些科学方法。 3）很多展品都趋向于掩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针对中学生的讲解与交流，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介绍。 3 辅导员针对成年人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成年人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和他们一起重温学生年代课本上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重拾在校时的心态和感受。 成年人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智力发展已成熟。 2）已经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如果不是从事专业工作，在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已逐渐模糊，但没有消失。 3）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经验。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辅导员和观众一起回忆在校时学过的知识。 2）重点讲解展品展示的原理、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例如上面所述的展示涡流现象的“摆动的环”时，可以介绍涡流制动、电磁炉、变压器为何要尽量减少涡流电流。 展品讲解方式多种多样，辅导员也应有各自讲解特色。一次成功的展品讲解就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这次讲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2）分析观众特点再讲解。3）能否使观众心情愉悦。 基础科学论文: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分析社会矛盾 摘 要：自2013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雾霾气象灾害，河北地区更是列为“重霾”地区，对于雾霾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河北地方政府作出了各项治霾决策，河北地区针对该问题是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相关社会矛盾的，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相关研究。 关键词：实践；发展；矛盾 一、导言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各种矛盾，大部分都是利益矛盾，而矛盾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当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发展的理论在实践的检验下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河北地区在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工业化的实践下基础下，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此需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寻求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点。 二、发现问题，雾霾重袭河北地区 自2013年初以来，我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影响面积约为1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当然这些数据与日俱增。 “雾霾”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雾”与“霾”两个不同的概念，雾是一种气溶胶系统由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大量悬浮于近地面空气中，雾和霾同样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但是雾主要是由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升华而成，而霾则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组成，这些污染性的有毒颗粒物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空气瞬间变成灰蒙蒙的毒气，将阴霾天气与雾并为灾害性天气现象统称为“雾霾天气”。 三、分析问题，河北重霾灾害成因 对于“雾霾”究其原因概括为两点，一是有利于雾霾形成的气象条件，二是造成雾霾气象灾害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人为因素。之所以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是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展迅速，为追求经济利益，大片植被被砍伐开垦成农田，农田又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这些改变的大环境和大气候的交互作用下河北省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荒漠化危害的面积大，2008年相关数据显示，河北省荒漠化土地面积272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5%；在全省138个县（市）中，有114个县（市）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现象。二是荒漠化面积增加的速度快，河北省土地荒漠化的面积已由建国时的122.6万hm2猛增到2000年的272.0万hm2，50年间增加了1.22倍。三是地类复杂、沙源丰富河北省是全国地类最复杂的省份，有高原、山区、平原和滨海。复杂的地类，除了带来迷人的景观，也存在发生荒漠化的潜在危险。 “两高”产业集中也是河北能够产生十大污染城市的原因。像钢铁、建材、石化等都是河北省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大量排放出煤烟、颗粒物环绕河北地区上空，北方地区冬天几乎全民燃煤取暖，普通家庭一冬天就要烧掉将近两吨煤，一些家庭还使用燃煤炉做饭，单这一项一个冬天家庭日常使用燃料所释放的颗粒和废气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可见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不断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趋改善。在尝到了经济利益带来的好处后，忽视了经济发展这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伤害。 四、解决问题，河北狠抓生态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更是当前应对雾霾气象灾害的必要保障与措施。经过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如今的环境污染教训河北地区人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协调生态需要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和生态需要二者都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需要，二者必须相结合相融合，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发展经济维护生态建设，然而个人认为当前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先于经济建设考虑，因为当前不仅是河北地区甚至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问题。 河北地区为治理污浊的雾霾天气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首先针对燃煤方面进行了一批煤改气工程，拆除了一大批小锅炉、茶炉、炉窑等，大部分居民小区的地暖和水暖都改造成气暖，新建的小区一律采用集体气暖供应。同时还要求完成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火电燃煤机组14台，共涉及19家36台燃煤机组的除尘设施改造。 作为全国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河北今后5年内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全力防治大气污染。河北提出了5年内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的目标。着眼于削减产能、控制污染，河北在最新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17年，全省“减钢”6000万吨的目标，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净削减4000万吨。 治霾力度的加大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即民生压力和自身发展压力。就单从在线监测系统一项来说就耗费上千万元的建造费以及后期昂贵的维护成本，这让许多企业吃不消。庆幸的是压力也可以转为机遇，中央首次如此具体频繁的关注河北经济结构转型，也表示河北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河北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河北五年内削减煤，压减钢，任务极其艰巨，也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河北应该胸怀全局，通过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等方式，打好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这场攻坚战。因此如何在雾霾这把双刃剑下抓住机遇，也是河北地区需要思考和把握的。 五、小结 作为决策者要有科学的预见能力，对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需要从系统整体出发。“从这个系统的整体最优出发，既要考虑到组成这个整体的一切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采用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系统整体与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决策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决策目标的偏差，达到整体最优。”对于河北省的相关建设发展出现的偏差，就是由于对整体把握的不足，没有权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 生态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责任只有全民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快速的抗击雾霾，还我们碧水蓝天。因此为了提高民众的认识要加强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让公众有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环保，绿色生活，也是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的义务，河北地区发起全民抗霾活动，“五公里内不开车”“放下汽车，骑上单车”等生活理念，大力传播，希望更多的民众都加入进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基础科学论文:注重基础科学 促进应用技术创新 我阅读《环球飞行》已有多年历史，每次翻阅这本杂志总会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可能是由于涉及自己工作领域的缘故，我注意到《环球飞行》近年来发生的明显变化，尤其是《环球飞行》搭建了“科技前沿”专刊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这对于引领人们注重基础科学、促进应用技术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科技前沿工作主要是从宏观、微观等多层面探索物质世界的本质、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建立起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理论，进而创造出适合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种种应用技术。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的应用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人生活水平也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对人类的建树，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科研长期得不到真正重视，对科技事物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存在误区，急于求成，只看结果而不关心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技术的过程，各种所谓“模仿式创新”、“解决有无重于创造”的状况影响到对基础科技的投入。于是，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必须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历史阶段时，这种重技术、轻科学和“拿来主义”所导致的恶果，就会陆续浮现出来，表现为在应用技术上我们似乎不断缩短了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实质则是我们的创造力可能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基础科研是应用技术创新的前导，从目前太阳能飞行器研制状况可见一斑。人类研制太阳能飞行器已有数十年历史，太阳能飞行器结构与布局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方式，但受制于现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瓶颈，太阳能飞行器难有突破性发展。太阳能飞行器能否实用，关键在于有否创新方法来提高近地空间单位面积太阳能的收集和转化利用效率，这就需要对阳光、太阳能和其他光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纵看人类了解光本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论辩，人类对光本质仍然只有“共识”而没能得出充分证据，对光的理解还停留在基于假设的数理逻辑推理阶段，并长期陷入将光的波粒二象性当成光本质的误区，导致人类对光的认识难有根本进步。仅用数理逻辑方法来推定微观环境下物质的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在受认识与条件所限，因“测不准”而对微观世界用数理逻辑方法推测出种种“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即使“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少数的假设，用合理的逻辑来解释最广泛的实验结果”已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主流共识，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些理论学说对光的描述得到学界广泛认同，而放弃对事物真相的继续探索。如果我们要继续深究光的本质，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接近和揭示事物真相，而不能停留在数理逻辑推理的局限上和人们的自由想象之中。 在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创造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往返火星，但在20余千米到100千米空气稀薄的临近空间高度，现有航空航天技术都显得无能为力。以火箭为推力的航空器还能勉强发射到这个空域作一个来回，航天器也只能往返“路过”而无法停留。高空气球倒是能够到达这个空域的中下层，但气球只能随风飘荡、浮沉而难于操纵。能否创造出有实用意义的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是能否有效弥合空天一体化作业缝隙的关键点，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曾提出过无数构想来试图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平流层飞艇便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典型代表。然而人类在平流层飞艇领域已经探索研究了近50年，世界上至今仍没有成功先例。一些科技发达国家所研制的、能够升到10余千米的“平流层飞艇”，实质上都仍是不能有效操纵、需要放气后才能伞降回收的飞艇状气球。现有科技能力显然已难解决创造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从头再来，由基础科研入手创建新的科学理论和创造出新的技术方法，如此才有可能让人类的平流层飞艇之梦成为现实。 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不仅让人类实现了自由翱翔的愿望，甚至将来移居到外星球也都有了可能。这一切，得益于前人为我们建立的基础和每一代人的开拓创新。在享受前人发现与发明来丰富现代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基础科学论文:音乐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翻开中国、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音乐历史典籍，我们发现乐律学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赫尔姆霍尔茨的《音感觉论》到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近代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学也都肇始于所谓的音体系（Tonsystem）研究。可见这门以音乐构成的最基本单位――音程为探索对象的学科在古今中外的学术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当今绝大多数学习音乐的人却把律学视为畏途，认为它太抽象，数学运算太复杂、太困难了。殊不知当我们从事音乐活动之始实际上就已经与音律打交道了。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律学所探讨的音程关系凭听觉也是能够“自在地”训练和把握的，但是作为一门“自为”科学的音乐学，如果没有一定的律学基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今年4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是这门多年来被音乐学界冷落的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学术上节节提升、多年耕耘结出的硕果。该书的上编“研究方法”以精练的、相对易懂的语言（约占全书1/8的篇幅）阐明了理论律学的一般原理，论述了乐音和音程的物理属性与数理规定性的相互关系，使具备高中数学、物理程度的音乐学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这门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一部分的阐释在继承缪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了赵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对波长”、“跃迁算子”、“跃迁值”等。她还提供了运用这些新方法进行运算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将它们与传统的运算两相对照，明确彼此间的联系。作者在讲述一般理论的同时，也兼顾介绍了从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长度比值、近代以频率比值、现代以周期比值来解释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三四万的文字把这门看似深奥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向读者做了简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学与一般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距离，也为未来在音乐院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做了学术上的铺垫。 该书的下编“律学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回顾”是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创新性和主要价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律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沿革，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从《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址⒚鞯摹靶路密律”这一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在第七章还总结了20世纪中国乐律研究新成果。同时下编还分别列举了除中国以外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和欧洲不同时期的律学理论和运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鲁蒂”理论、对维纳琴弦长进行分割的掐断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尔扎尔“中指”、乌德琴定弦法、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欧洲拉莫斯和扎里诺的纯律理论、斯台文和梅尔桑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丰富的实例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论诸民族的音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的音阶，或必须以赫尔姆霍尔茨极为巧妙地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的那样一种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地发音的音阶。”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果对律学发展的推动，也为后学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鉴现代科技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数学和物理学对乐律研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类丰富的乐器制作与演奏实践在推动认识乐律的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作者十分重视中国琴律、笛律学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绍了印度拉玛马特亚以维纳琴作为实践物改造律制的过程、阿拉伯乌德琴的定弦法、乌德演奏时中指指位的变迁和扎尔扎尔中指指位的确立对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实践和人类的审美听觉，作者特别尖锐批评了当今乐理知识讲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对它违反自然规律的本质缺陷视而不见的现状，以充分的论据打破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专业音乐教育对十二平均律的迷信。这对开拓和丰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书名这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应为“东西方乐律学”，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对四大文明发源地律制的论述，而对于一些很有特点、民族音乐学家历来十分关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国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亚的九平均律却没几乎有涉及，更没有从学理上加以解释，这让我们这些世界音乐后学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李玫老师的这部书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正如赵宋光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乐律学“曾以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多源萌生存活，还将以不可磨灭的勃勃生机发育壮大，而且还将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强劲生命力注入未来的人类，煞住百年颓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群体“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人类音乐文化走出那‘法老称霸的疆土’”。 基础科学论文:探究基础科学教育研究与建构主义中西方的差异 摘要：摘要：本文讨论了国内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对于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与存在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建构主义；基础科学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1引言 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建构主义（或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m）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网络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检索时，有11万条结果。用constructionism检索时，也有1万6千条结果。在国外教育界，在科学和数学的教育领域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给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献目录中，就开列有1000多种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计，在教育类杂志上，当时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构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论文。[1]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据说在美国教育界颇为风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并倍受教育改革者们的青睐，被当作一种向传统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理论武器。[2]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教育研究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目得以验证。例如，在全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建构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有结果670项，其中，除去极少数其它领域的文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教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基本上都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或学习理论来进行介绍和讨论，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义与影响和建构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包括它给在学习过程之外的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影响等。本文，将就此问题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观点作一分析与评论。 2国内教育研究界的视野、关注点与认识理解 首先，在国内的科学教育研究界，在引进、介绍和研究建构主义学说时，有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认为“当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皮亚杰等思想的发展，他们强调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并强调学习的非结构性和具体情境性以及学习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他们提出了情境性教学、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随机通达教学等教学进程设计思想；在发现学习、接受学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另外，他们重视通过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而实现的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对当今的教学改革很有启发。”[3]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一方面，它给出了在国内教育领域中研究建构主义的意义，即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改变国内教育现状和促进教育改革的理论工具，针对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教学习惯，把它作为一种“解毒剂”，因为从这种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来看，教师的教学过程虽然看起来是在“传递”知识，但实际上只是在有意无意地促进学生自己积极地建构知识，特别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而已。另一方面，这种说法的典型性是在于对建构主义理解上的某种以偏概全。有人甚至以全称的描述明确提出：“现代建构主义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经验主义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发生认识论等思想，并在总结6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学教育改革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4]当然，以皮亚杰的学说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说确实在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今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理论学说中，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虽然也有人在对国外文献的检索中注意到的一些涉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科学史中的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文献，甚至注意到美国的科学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主要是以建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但也仍然在论述中没有将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同，而只集中于关注建构主义在纯教学过程中的意义。[5]或者是，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主要的几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如认知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等，并有保留地指出了其对于我们教育改革的意义，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以及相关的与科学史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在评论中，虽然也谈到建构主义与我们以往强调的客观真理的观念的不同，认为建构主义不再关心知识与客观世界是否一致，是否“真”等，但由于只是关注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依然把略去了在我们在教授要学习的知识之前人类对知识自身的“建构”。[6]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有些研究者即使在谈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activism）时，也多主要以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及其学派的学说为主要来源，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与知识。与其他建构主义理论一样，社会建构主义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关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的一面。”[7]这种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显然也只是对众多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限制下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会将诸多作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中重要指导思想并富有成果的社会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当然，在国内教育研究者中也有极少的例外，像近来在《全球教育展望》上的一篇文章，就也谈到了在科学教育中科学的知识观问题，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明确地和深信不疑地被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建构的。理论需要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不是绝对的。这和在其它教学方法中把科学知识描绘为客观的，没有疑问的和一成不变的（常常出现在教科书或正式的讲义中）的观点相反，而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探索发现的。[8]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认识与声音实在是太少了。相反，在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中的主流作法，却只是在前面提到的对建构主义片面理解下，将其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技术性教学手段。 3国外的某些观点 在国外对建构主义这样一种热门的论题的研究中，与教育的相关同样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却又不象国内教育研究界那样视野局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专门研究科学和数学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刊物《科学与教育》（Science Education）在1997年所出版的建构主义专号。其中数篇文章就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建构主义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是对科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之当时的表现的哲学讨论。正如其由著名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者马修斯（M.R.Matthews）在开篇的导论性评论中所言：“在当代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其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观点中，它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神学教育中有重大的影响。在其所有的变体中，建构主义都是被热烈争论的话题。”当然，重要的是注意到其“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这是建构主义最原初的核心，即一种关于信仰如何被得出，而不是关于如何使信仰为真或将其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一核心出发，建构主义已经扩展到把关于认识论、教学、课程设置、教育理论、伦理学、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都包括在内的观点。”“但是，即使在其学习理论的核心中，也涉及到认识论……因而从核心出发，建构主义必然要涉及对哲学的考虑，不幸的是，这样的考虑正是科学教师因其训练而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当然建构主义有许多变体。为了方便的缘故，这些变体可以分成教育的建构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第一种变体自身又可再分为个人的建构主义和社会的建构主义。第二种变体在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书中有其直接起源，并由近来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的主席巴斯•范弗拉森（BasvanFraasen）对之做出了最有力量的表述。这种哲学的建构主义在贝克莱的科学哲学中有其根源，并可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的工具主义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传统就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者所反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等同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以及他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在这种传统中，科学的成长，以及在其理论和哲学承诺中的变化，被人们用社会条件与社会利益的变化来解释，而认知内容和理性的推理的解释力量则打了折扣。这也就是说，某些真实而且合理的东西，并不被爱丁堡纲领的拥护者作看作是构成了一种解释，说明它为什么让人相信。”“需要承认，许多被用建构主义的名义来谈论的东西已经超越了其原来学习理论的领域……建构主义也有助于教育者们意识到科学的人性维度：它的易谬性、它与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在科学理论中约定的地位、理论的竞争性质，及其它更多的内容。”[9] 在另一篇文章中，吉兰（D.R.Geelan）区分了6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形式，它们分别是：个人的建构主义（personalconstructivism）、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d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onism）、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constructivism）以及与境的建构主义（contextualconstructivism）。[10]吉兰还提到，这些视角的每一种，都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正如有人比喻的，可以把建构主义描述为一个n边的多面体，它的不同的面代表了建构主义的不同形式。这些面中有些是相邻的、相容的，而另一些面则是对立的并处于张力中，但它们仍然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除了像马修斯和吉兰的分类之外，对于建构主义的谱系也还有其它众多的分类。 不过，不同的分类只是表明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在纯学习理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之外其它的建构主义。冯•格拉瑟斯费尔德（vonGlasersfeld）可以说是在其本人和他的学派中使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线索的建构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但即使是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与学习理论关系密切的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中，人们也仍然会注意到其超越个人维度之外的社会维度的表现，因为“激进的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学习中的社会成分”，而且“显然激进的建构主义确实把社会的成分看成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只是“激进的建构主义的认知学习模式还没有对在学习中的社会-文化成分和个人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给出适当的解释而已”。因而这种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1]这也正如奥格玻恩（J.Ogborn）在其“学习科学的建构主义隐喻”一文中所指出的，“关于学习科学和理解科学，建构主义非常有吸引力的图象，来自把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学习的本质这样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显然在知识的本质和如何最佳地学习和教授知识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即学习者需要被教授这种知识的本质。在对这两者应用同一隐喻的意义上，倡导恰当的学习方式的建构主义者经常把这种联系作为必要的东西来对待。”[12] 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教授也是必要的一项内容。但另一方面，像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设置等，也同样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与来自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果就关系极为密切了。而且，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文献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建构主义意味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与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13]至于像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14] 这种在基础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性质的做法，必然导致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对科学发展之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讲，社会因素对科学之“建构”作用的关注。这也正如柯柏恩（W.W.Cobern）所说的，他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而且，在一种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在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时，“科学的多元主义就是一种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强纲领的逻辑延伸，它促进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15] 简而言之，由以上并不完备的对一些国外的观点的介绍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外的教育研究者们当中，无论是就看法上，还是就实际的教育改革行动中，都并不仅将建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学习理论，而是超出了这一界限，除了关注在教授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外，也注意到与所教授的知识本身的形成和性质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的“社会建构”。 4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与“社会建构论” 如果我们粗略地将建构主义分为以皮亚杰式心理认识理论为代表的个体的建构主义，以及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群体或社会的建构论的话，那么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的建构是通过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如知识）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后者，则关注在人类知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在国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占据了主流地位。 如果略去更早些时期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成熟于英国的科学社会学界的爱丁堡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者至少它的“强纲领”几乎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论的代名词。其代表人物布鲁尔（D.Bloor）提出的作为原则用来研究科学知识之形成的“强纲领”，主要有以下四个要点：即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自反性）。虽然抽象地看上去，这四条信念并不复杂，不过如果暂时抛开为保证其学说本身免受质疑但又相对复杂和引起诸多争议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条“强纲领”恰恰构成了对科学之研究的“社会建构论”的核心主张。[1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它修正了以往我们只用外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认识的失败或谬误，而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则只用内部史的方法即可说明的传统研究方法，并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大量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研究为基础，将其影响延伸到多个领域。“到80年代中期，它积累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性案例研究，并开始影响了众多带头的历史学家的工作。”这时，“建构论”这个标签，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17] 因此，当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自身的大量案例研究以及在他们的观点对科学史家的影响下而带来的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大量问世时，这些工作就从社会学与历史两个角度开始对以往形成的传统的科学观与至科学知识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与修正。由于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具体成果与这些成果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而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呈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18]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社会建构论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彻底修改我们教给学生的那些有关他们正在学习的学科的系统条理的说法。物理学----以这个在其中争议更加尖锐地出现的学科为例----原来被描述成为是探索在预先存在的自然王国中可以客观地确定的性质与力的真实说明，这个先在的自然王国具有实在性，它独立于人类在任何特定的时代所相信的东西，这种探索是松散地由一种可以合理地捍卫的‘科学方法’所指导的。但现在就不应再这样描述了。”“如果这种或者种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说明被接受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上，物理学就不再被描述为一种寻求真实地说明外部实在的事业……”。[19] 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研究者们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史对于基础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以来，科学教育界一直在努力寻求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近年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也成为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人们努力要引入的内容。像那些著名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设立的有关科学的历史或科学的性质等内容要求，就是这种努力的明显表现。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虽然像有的人所说的，建构主义，或者说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已经过了其最高峰、最狂热的时期，但现在毕竟它已在相当的程度上渗透到了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中，成为流行的观念。不过，关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又是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的。特别是，“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看法明显地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们习惯采用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社会建构论的言过其实受到了科学家、哲学家和非建构主义社会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他们论证说，建构主义的计划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或在经验上没有根据的。”[20]因此，如何，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利用或反映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其实建构主义只是将问题更加极端化而已。在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成为热点之前，有关传统的科学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也并非没有问题。早在1974年，美国物理学史家布拉什（S.Brush）就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史教学的重要文章：“科学史应该被定为X级吗？”。布拉什指出，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可能不是学生们的一个好样板。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如果科学教师们想要利用科学史，并且如果他们想要从科学史家的当代著作中获得信息和说明，而不是从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的编者那里毫不费力地地获得神话和轶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种对客观性的怀疑论所影响，而这种怀疑论当前是很流行的。他们将发现，很难抵制历史学家们的论点，特别是如果他们费心去检验这些论点的最初来源的话。”这样，“那些想要利用历史材料来说明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科学教师，确实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的建议是让那些想向其学生灌输科学家是作为中性事实发现者的传统角色的教师，不要去使用目前由科学史家准备的材料，因为那类材料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21]因此，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只是使类似的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于将“不宜”的对象从原来仅仅是学生扩大到包括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在内更大的群体。 5若干结论与分析 结合上述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如下的结论与分析。 1，在国内和国外，建构主义（建构论）都是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被讨论的热门话题。 2，建构主义实际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论。 3，教育界对建构主义的讨论中，国内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国内教育研究者主要集中关注的是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将这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将另外一类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并影响到科学史的社会建构论几乎完全忽视。比较之下，国外关于建构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研究中，则对于后一类社会建构论也有相当的关注。 4，就与基础科学教育的关系来说，第一类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与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已被设定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过程相关；而第二类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相应的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建构论，则与对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的认识和理解相关，它密切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对所设置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5，在国际上，社会建构论已经成为在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各个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主流观点之一，但对之也存在有广泛的争议。相应地，对于它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的体现，也是一个很有争议但却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6，国内教育研究界对社会建构的忽视，也与国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之普及的欠缺有关，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并不了解这种在国际上渐成主流的在科学观上的变化与研究进展。与此同时，虽然近来国内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强调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内容的引入，但传统的科学观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传统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广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接受社会建构论的许多见解。 7，尽管有上述的困难与问题，但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在这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内的STS，仍是在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内容，问题只是应该深入研究怎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引进和吸收它们，并使之成为理想的基础科学教育不过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研究的困境及资助 一、基础科学研究之困境 1．科学职业化后名与利的纠结十八世纪之前的科学研究均以业余爱好、个人兴趣为基础，学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下同)为了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之最高智慧，不以名利为目标。那时的科学没有今天这样高的社会声望，而且那时的学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满足的是教学需要———学生对人类理智事业的最高追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皆如此。十九世纪，皇家科学院及各国科学院诞生后，科学研究渐渐地成为一种职业，研究成就与名利收入挂钩;当启蒙运动把科学变成了实证的理性事业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就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了。罗伊•波特(RoyPor-ter)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将物理学首先当作哲学分支的观点不再那么有道理了:到1800年，真正的物理学则意味着实验物理学。” 人靠工作养家生活，科学家也不例外。18世纪前没有职业科学家，人们都有确定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人们凭借经验改进工作技术，包括蒸汽机也是通过经验的累积而改良的，热力学理论是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才产生的。人们出于好奇心、工作与生活需要及个人性趣，才去探索自然物象之奥秘的。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说:“在科学被当作一种工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科学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他价值，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科学作为关于物象的经验知识，只有当它向技术、生产和生活领域展示其无蔽的真理时，纯科学理论的社会价值才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于笛卡尔坐标系的诞生，数学与几何融会贯通，这种贯通使得实验、测量与科学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检验的桥梁，经过启蒙运动的催化，纯粹的理论科学就变成了实证科学。原本以探索自然奥秘为目的的纯粹的理论科学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打扮成了谋利的、经验的、实证的、可技术化的实证科学。英、法、德等国的科学院最初是由那些有探索自然奥秘意愿的科学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 前苏联以国家名义创立了科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国家及各省纷纷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但它们与英、法、德、美之国家科学院极其不同，前者是科学家自我组织的协会，不受国家控制，后者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贯彻的是国家意志。战后，因美国原子弹的功效，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和资助力度，科学研究成了真正的职业研究。科学家从此陷入了为争取研究资源和最高荣誉奖而奋斗的名利战场。但创立深刻的科学理论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在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地看到研究成果，而且以国家需求为目标的资助体系看重的是功利化的、实证的、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实证和实用研究。战后风行世界的课题制资助方式把科学家推进到了一个争名逐利的战场，从此高尚的科学研究事业与世俗凡事一样肮脏。 2．国家资助体系的功利主义倾向国家资助体系必然贯彻国家之意志，以满足国家政治需要为根本之目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资助不可能向基础科学研究倾斜，必须向知识之流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倾斜。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国家资助的功利化取向是相同的。可是，基础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之目标，它不管、也不问其理论的功用价值，甚至于他人理解或不理解，研究者均不在乎。学术研究不需要向人们证明其理论是否有用。严格地讲，一个思想是否有用，与思想之提出者无关，提出理论是一回事，应用理论是另一回事。所以，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均不思考他们的理论对于人们是否有用这一愚蠢的问题。学者没有责任向人们证明其理论的功用价值;一个理论，有用与无用，与研究者和提出者无关，而与接受者的心智相关。学术理论、学术思想之意义不在其功用，而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比如，老庄认为，天道之幽幽，人心难求，这样的思想，看上去毫无价值可言，可是它让人们明白，人们以感官之功能不能探知自然物象之真相，这一认知意义就是老庄关于天道思想之价值所在。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认知层面，但并非所有可认知的东西均能付之于人的行为实践，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思想是否具有行动的指导价值，责任不在于思想的提出者，而在于它的倾听者和接受者。比如，1930年12月W•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理论的原型构想，就连他自己本人都认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实验程序予以证实。1952年由其他科学家以精致实验验证了他的猜想。问题是，提出理论比验证理论更为重要。以课题制为核心的国家资助体系很难资助大胆猜想的、无实用价值的学术理论研究。 3．意识形态的压制孵化科学的是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科学是文化演进的产物;意识形态恰好是科学的“敌人”，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意识形态是用来证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工具，是官道运行的“软件”。笔者认为，科学是研究天道的，文化是研究人道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官道的，天道、人道、官道虽有交汇点，但各行其道是必须的。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前苏联的李森科借意识形态制造伪科学，历史斑斑血痕，意识形态与科学，尤其是与基础科学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与排斥，它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拦路虎”。科学不是任何单一主义的产物，任何单一主义都不能指导科学;科学也不是任何个人智慧的产物，尽管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个人对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科学演进的轨迹看，科学从来都不是个人智慧发扬光大的结果，任何人指导不了科学。回顾人类科学史之历程，源起于希腊文化的科学，在雅典时期繁荣，到希腊时期达至顶峰，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地中海三大洲，但科学在罗马时期“死亡”了。“罗马人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关心科学，他们只使用科学知识之流，而不培育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人，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 从英、法、德、俄、日、美等科学强国的历史经验看，科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上述诸国科学繁荣前先有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甚至音乐家，而后才诞生一大批科学家。究其根本，乃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头脑发懵、智力尚未开化的人搞出惊天动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西方著名的科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后才是科学家，因为用他人之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强迫科学家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不但压制了社会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同样也压制了自然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压制学术自由，基础科学就繁荣不起来。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遭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方意识形态把科学精神解读为“求真务实”，事实上那是工业科学精神。基础科学只求真，不务实，牛顿、爱因斯坦从来不考虑他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理论去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效益”。“务实”是政治家的要求，职业化的工业科学家也追求应用技术之实利，但基础科学研究没法“务实”，除非改变现行的科学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第二，意识形态是国家资助体系的“风向标”，凡是符合并最大限度满足政治要求的科学研究项目就能得到很好的资助，否则，很难得到资助，因为研究项目填报栏里要求研究者必须填写有何“社会效益”。 4．课题制与基础科学研究不相适宜学界认为课题制度的优点，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l．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使用效率;2．引入竞争机制，适应并满足市场需要;3．打破单位限制;4．规范国家科研计划及管理制度;5．明确参与课题研究主体间的责、权、利之关系。这五条，除了第3条是针对当前体制弊端之外，其余4条均不成立。“合理”，合乎谁之理性?只是合乎国家作为出资方的理性，实则是政治决策者的个人理性，最大限度满足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国家的科技需要主要是应用科学技术、实用技术的需要，对于基础科学理论，它不需要。第2条，既然有市，何必国家资助呢?因为市场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企业家需要技术，他可以从技术市场上采购而得，何必国家资助呢?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企业家对技术的需要，那不是相当于说用公共财政(众人的钱)去资助少数人发财。这不合乎正义。唯独第3条旨在打破现行科研单位权力的限制，有点道理。第4条是以国家科研计划为前提的，对科学研究进行人为的规划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人是圣人，谁也不能事先预知研究从哪里取得突破，对科研进行规划，不合科学演化轨迹。第5条属于管理程序，姑且不论。总之，课题制度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对工业科学及其技术的实际需要，贯彻的是国家意志和政治决策者的政治意愿，但它与基础科学研究极其不相宜。基础科学研究满足的是国民对自然物象和社会现象的认知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功利导向的。国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机构没有认知需要。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它不会出钱购买认知智慧。李兵、李正风二人对课题制度的批评角度仍然是工业科学研究观的立场，他们二人看不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取向是丰富知识之源，增加全社会的知识总量，而工业科学研究是截取知识之流以应用于国防、生产、环保和生活等诸多方面。 二、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资助 从基础科学的性质上看，基础科学研究体现的是研究者之间的智力竞争制度，学者把对自然物象、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的认知、达至顶峰的智慧作为自己的研究追求，以自己的智慧传之万代而不朽为著书立说之宗旨。这样的研究情怀，不仅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塑造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家园。基础科学追求的是人类认知万事万物的最高智慧境界，它不以功利和实用价值为其研究目标和追求;基础科学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来讲，是以开启民众和后代智慧为其终极目标的。追求人类的最高认知智慧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独孤求败”是基础科学的真正精神，“求真不务实”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灵魂。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把“知行合一”看作是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这只是实证科学的标准，基础科学不能以此为准。人的认知层面与行为层面并非二合一的关系，许多精妙的思想暂时找不到它的实践路径，不等于说，它就是虚的、不真实的，如前所述，物理学史上相对论、量子论、中微子理论，起初均没有找到验证它们正确的实验方法，十年、二十年过后，人们才找到检验其真伪的实验方法。常人之思想，往往有很强的惰性，把自己一时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理论斥之为“妄”，而那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则很受欢迎。人类最普遍的历史现象是:真正的学术思想精品，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历经数代人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启发价值，而那些最流行的“时代精神”过了一代或两代之后，就被人们视之为垃圾，弃之于野。中国文化史上的道家、儒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就经历过“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而被后代人视之为宝”的遭遇。伯纳德•巴伯(BernardBarber)说，“科学不具有常识的局限性”。 基础科学的理论解释范围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经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的正电子方程、W•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德布罗意(LouisdeBroglie)的物质波概念等，它们均以数学推导为工具，实验过程只是证明他们的推导结果是正确的。自然物象的本真状态处于人的感官范围之外，人们只能用仪器捕获其物象，以显示仪显示其存在状态，以数学为工具推导其变化过程。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更谈不上经验，人们必须以常人无法直观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思想方法的独特性是其关键。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说，“新宇宙学的开拓者从开普勒到牛顿都把他们对自然的探索建立在他们的神秘的信念的基础上:在现象世界的混杂性之后存在着规律，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创造物”。故此，莫兰认为，必须保护越轨者。也就是说，必须保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怪才、不同寻常的奇怪理论和怪异思想。纵观整个物理学史，每个对物理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学家都是以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而名垂于科学青史。所以如此，用他人的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方法去解决，捕鱼的理论指导不了打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的、普遍的思想方法。这正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基础科学研究之成果就是作为认知的科学理论、历史理论、人文思想、社会理论等。其最为重要之历史和社会价值是开启后代之心智，纯洁人们的灵魂、规范社会秩序，启发后人的交往理性。这是不能用实证精神和实验程序加以检验的精神价值。 1．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新思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必须这样来构想:把资助与学术知识产权结合起来考虑，以学术成果(篇、著)为购买单位，针对每个基础学科，国家成立匿名评审委员会，建立采购制，而非申报制，对于在严谨的基础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纯理论研究成果，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定认可后，由国家出钱，“高价”从学者那里购买部分知识产权(主要是使用权，而不是占有权和所有权);从事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的研究者引用或应用某项学术成果(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内)，必须向原本作者付费;对于特别优秀的、高水平的、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采取匿名评审的办法，另外给予重奖;同时，放开对社会资助的控制和管理，鼓励民间机构、民间团体自行决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 2．建立健全基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关键的评价指标是引用率这一概念。以引用率作为学术评价的前提是某篇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同行的关注，有关注才有引用率，如果不被关注，或被关注得极少，引用率就为零或低。然而，学术思想史上不争的事实是:不被人关注的学术研究成果常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是当时的世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在人类智慧演进和思想史上，越是深刻、宏阔的思想体系，能够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极其罕见，相反，那些最容易被理解和引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思想及社会价值，10年、20年或一代人之后，它们或许就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成为历史和思想史上的尘土。而那些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高水平、引用率极低的著作，反而有可能是不朽的、世代都光芒万丈并且惠及万代的精品。纯粹的理论科学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属于大众的科学只能是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但不是基础科学。对于基础科学来讲，其研究成果，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引用率极高的东西，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不一定是深遂而精妙的真知卓见;而那些真正的学术精品未必就是常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的、引用率极高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概念，只能说明某个问题被同时代人思考和关注的程度，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作者研究之深刻、思想之精致、智慧之高低的度量标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被埋没长达二千余年而不被人所理解，老子的《道德经》至今能够理解它也只是少数人。“引用率”概念类似于民主社会的得票率概念，政治家的得票率只是代表民众的支持程度，但不代表政治家的执政观念具有真理的性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不能用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也不能以关注者和有兴趣者的多少来衡量。 适合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只能是同行专家评议制度。该项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坚持并忠于真理。赞成给光之波动说的贡献者菲涅尔(AugustinJeanFresnel，1788－1827)评奖的科学家毕奥(J．B．Biot)、拉普拉斯和泊松(S．D．Poission)都是光之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同行专家评议，评价公正是最难得的，学派之间的认知分歧、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多重学派专家匿名评审是较好的制度安排，否则，难以保证评审和评价的公正性。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坚持并忠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科学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可动摇。 作者：邓周平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础科学论文:农学报与农业基础科学在我国发展 上海务农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专业科技期刊。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以及日本的农学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传人西方农学知识，几乎涵盖了现代农学学科中的所有门类。同时，国人在农学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对农学有了独特的认识，现代农学体系已初见端倪。以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科学改造农业，在农业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是科学与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完美结合。《农学报》的诞生对之后系列综合性农业期刊以及次生农业学科专业期刊的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关《农学报》编辑出版或与中国近代史关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拟运用科技传播史研究方法，揭示其在传播西方现代农业基础科学体系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1农业经济学 在农业经济学中，见载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第36册藤田丰八译的《农工银行法》，后在第37册续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第47册陈寿彭译的《农利丛谈》，后在第48册、第49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第140册今关常次郎著，吉田森太郎译的《农业经济篇》，后在第141册、第142册、第143册连载。《农利丛谈》一文中指出，农业获利颇丰，鼓励人们从事种植业，并用实际调查数据来证实棉田之利，认为：“今试以二千万亩之棉子，计其每年所得之息，约可二千五百元。若他国棉田七千五百万亩，则每年裒积其出产利益，可得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万元矣。 此中之益，所差净利，约至十万万元。惟是种植者，聚积如此之多，约估每年所运三百万吨之棉子，以出洋。其国应得厚利，亦将近于十万万元，岂不佳乎?此吾人所以少闻其农功失利者”。据此，农田之利已不言而喻，“农功失利者”更是闻所未闻。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O月)第47册《农业保险论》一文论述了保险事业的由起，天灾人祸不可避免，而保险业意在拯救人于殃祸之中，已成立的有“帝国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明治火灾保险公司”、“职工保险公司”、“帝国海上保险公司”等。各种保险公司蔚然而起，看似保险之事业已完备，但作者认为，“余特以保险事业之最切急者，未起为憾焉。最切急者为何?农业保险是也”_6]。并且，对农业保险事业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作了阐述：“世之立说以农为重者，谓本邦以农立国。鉴于国家所由创建，与应朝理财之法，日不可不以农业建国本，余非偏重农业，而轻视他业者。然深知农业不可废弛，又国民之业农者居大半，故欲扶掖振作之，以裨国家，为之讲便宜保安之法，殆当今最急之务也。屋宇府库贾物，得托保险，而农人独无所托产业，以保安全。是余所以主张农业保险事业，而不已也”6。 文中所涉“农业保险”一词，中文前所未有，实为一次全新的突破，把金融领域的一种安全措施运用于农业之中，从而注入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拓新的理念。《农业经济篇》一文对农业经济学作了概述：“农学为应用诸种学科于农业之一种科学，世所已知，然则农业经济学，亦为应用于农业之一种理财学而已。农业经济之农业与理财学交涉，与农艺化学之农业与化学交涉，形同而旨异。农业经济学之发达，尚不如农艺化学，范围经界，分别术严。农业经济之本体，可分为二部：一属社会，主研究小作料地租等社会通行之原则；一属各人，主探求农场设备管理等各人营业之知识。 农业经济学有此二部，始得完全之组成”。由此可知，农业经济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是农业与经济学交叉所形成的。这是之前综合性期刊所未曾涉及的。因此，“修农业经济学，必须有理财学之观念，以之审属社会之部”，而不只是“叙述属各人者为主”。除此，还对消费、价值、价格、劳力、资本、资产、生产要素等经济学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并从生产、贸易、消费等经济学角度对农产品流通作了具体分析。这对转变传统农业形态，从自足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无裨益。 2农业物理学与农业化学 在农业物理学方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1901年1月)第128册有藤田丰八译的《电气助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第178册有沈译的《光线与植物之关系》；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第3l5册有《渔业上电话机之应用》等。《电气助长》一文提及：“通电气于植物种子，则大助其生长云。今据俄国电气工艺会所实验，通电气之种子，比普通种子有二倍至六倍之收获，且通电气于地中之根，则胡萝卜马铃薯亦比通常者，可大数倍云”l_8。实验证明，电磁波有助于植物生长，能够增加产量。将电学原理运用于农业，是为一次全新的尝试。《光线与植物之关系》一文论述了日光对植物生长的重要作用：“植物必得日光乃能长养，此在稍窥植物学、气象学之门径者，无不知之原。夫光线之作用能在植物体中造生物质叶绿，因之而有分炭教养之机能。光线大宗固仰给于日，然月光虽微，亦为日光之助。若电光，则利大害亦大。惟日光中之中位波长者，即黄赤色为最宜于植物之生育也”9，指出光线的作用在于能在植物体中形成叶绿素，使之发生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保持大气中氧气含量和碳循环的稳定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并将日光与月光、电光相比较得知，惟日光最宜于植物生长。而且，法国巴黎对光线作用的实验成绩也表明，“凡植物受日光多者，收获亦多”。从中可知，日光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条件，与此同时，植物释放出大量的氧气，有益于人类。绿色植物光合作用是最为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农业化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1册有《论农艺化学之进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第254册有泽村真的《农艺化学实验法》等。《农艺化学实验法》一文介绍了各种成分的实验法，谈到植物灰分实验时指出：“农用植物之灰，通常成自硅酸、磷酸、硫酸、铁、石灰、苦土加里曹达盐素，含满俺者甚稀，欲验植物之无机分，即检以上之成分，先烧其植物为灰，灰之含量由植物而大异。故所同量之灰之植物量，由种类而不同。 依分析表，知植物之灰含量。据计算，采生五瓦灰之植物，干燥细切人坩埚，在灯上灼之。其初坩埚不掩盖，至烟不生乃施盖，时时开之，以换空气。因植物种类而灰色不白，宜将坩埚离熠放冷，滴下强硝酸石灰，更灼之，则酸化炭素灰为白色，灰粗白色则行次试验”l。植物之灰含有硅酸、磷酸、硫酸等无机化学成分，检验这些成分时，首先将其烧成灰，不同的植物，灰之含量不尽相同，而所含的无机成分也有所差异。依照文中所提到的实验方法，检验植物中的成分，对其成长所需补给的肥料进行核实，从而合理地施肥。同时，还对土壤、肥料、植物有机成分、尿、牛乳、酒类、水等物质进行实验，检验其各种成分，以有效利用。 3农业气象学 在农业气象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第216册中川源三郎的《农业气象学》，后在第217册、第218册、第219册连载；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第287册的《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后在第288册、第289册、第290册连载。《农业气象学》一文对农业气象学作了概述：“农业气象学者，所以考察气象，乃关于农事者之一分科也。其旨归在讲明外界现象之性质，及变化之定则，以究气象所及土地及植物之实效，兼示应用气象之方法”Il。将气象学作为农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考究气象对土地、植物的实效，并指出气候是农业的制约性因素，“凡气候之于一切业务，甚重且大”_l，就中国农业，尤直受制于天候，不可须臾离。故“古来农家所当忧苦者，唯在天候良否。然则农产物之丰歉，唯气象为之，决非农家所能左右之者。故当气候不宜，虽穷培养之力，常获之半，且不可望，人皆知之。夫如是，则农事与气象，其相关也甚大矣。虽然气象之良否，人无奈之何，不得不委之天，但审此等所以关植物，其有益者，务讲利用之方，其有害者，必究防遏之策，是农家之急务”_l。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人之力亦无可奈何，由此认为，“农事与气象，相关甚大”。进而，气象学成为人们迫切了解的知识，“气象学者，理学之一分科，专究大气之状态及其现象，则其学之所及太广，且施之农务。其要件亦甚多，气象元素，所附于地面及植物之效用。农产物基于气象变化之病害，随气节变迁，应气候变化，而变更耕作及植物之方法，及必用天气，与不用天气。预知之于未发之前各方法等，是也欲讲求此等事理，则农学之外，必须知气象学之大要”l}_一。气象学用之于农业，是农学与理学二者的结合，诸气象元素形成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气象之农事”为论究农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象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对植物的影响以及气候与农作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附之图表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使农家深刻认识到气象学的至关重要性，并运用气象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 《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一文指出农业对于天气的依赖性，认为农业与天气关系尤为密切，大多受天然力的制约，植物生长的五要素，即空气、湿气、光、热、土壤，除土壤外，均变化无端，而又非人力所及，所以，农业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大，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生产。此外，对天气之概念以及变化的原因也作了科学的阐释：“天气者，谓于一定时限，大气中之情态，大气中之情态构成天气者，主予空气之温度、风、湿度、雨雪量、晴晦是也。此等事项，时时变化，不知所及，而占大气中情态变化之一大原因者，空气之运动是也，而大气则常运动，其原因由于地球上所受太阳温热之分量各地不同故也”¨。并且，详细说明大气运动的原理，从地理学、气象学的角度，对天气变化、大气运动作了合乎科学原理的分析。基于天气变化无常，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寄望于天气预报的产生，预测天气之法也逐步改进。“从来气象学上，预测天气，则以低气压为搅乱天气，乃变化之主因，故由此推察天气。 然近年德国气象学家芬别辨耳氏，则唱由低气压不如由高气压，视其配布以预测天气，其法更精确云。其说以为低气压部位之发生及进行，极不规则，其变化极剧且频繁，故以之预测翌日天气，甚困难。高气压则反之，变化少而运动缓，且常在低气压附近，故其势力及于低气压之运动，变化上不少可制定低气压及于天气上之影响，重视高气压部位之配布，较为精确又可预知数日间之天气”E12]。此处解释了天气预报的预测原理、方法，依据“高气压部位之分布”，即可准确预测未来几日之天气状况，并指出，“利用天气预报，于农业上利益甚多”_l。在霜害预防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晦天则霜不结，故以人工作等于晦天之状态，即可御之，亦即结霜后，以人工使徐徐融解，亦可免害”l_l引。鉴于结霜之原因，提出了多种霜害预防的方法，如遮光法、洒水法、熏烟法等，并且给予具体指导。据此，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4农业生物学与土壤学 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6册有佐佐木忠二郎著，山本正义译的《蚕体解剖讲义》，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2册、第93册均有连载，系统地介绍了蚕的身体构造，并对其各个部位作了剖析，不仅涉及眼、口、翅、听觉、视觉、嗅觉、呼吸等基本器官，而且对绢丝腺、神经、筋肉、神经、脂肪等组织也予以详细讲解。在谈及脂肪组织时，指出：“今解剖蚕体而捡之，有如木叶者，片片，是即脂肪组织也。其构造乃多角形之细胞，外有薄膜掩之，其一方有细柔如丝者，出而结着其体，又走有空气管。此管恒依其体之一定位置，与柔丝皆令其固结不动着也。如是形薄如瓣者，片片存于各部，脂肪所成之细胞中有核，寻常一核，亦有至二以上者。 此核之周围存脂肪，是核之内容，变化而为脂肪也”_l。对其形状、位置、结构作了剖析之后，又将其功用加以解释，“脂肪之用，乃食物消化后，以养其本体尚有余，则以此组织中，贮其养液，以供不时之用。故凡蚕及其他动物，果富此脂肪组织，即久不与食物，亦能生活。盖得于此组织中取养液也，若不与食物，即见衰弱者，必其体中脂肪减少故也”_】。由此可见，脂肪组织在动物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将食物贮存并转化为能量，得以使动物维持生活。从生物学原理对动物的各种生理现象进行解释，对生物体各种器官的系统阐释是中国传统农学所无法企及的，其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均胜出一筹。在土壤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册即有池田政吉著，山本宪译的《土壤学》，并在第83册、第84册、第85册、第86册、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l册、第92册、第93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6月)第144册有藤田丰八译的《耕地整理法》；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第172册有金福兰格令希兰著，卫理口译的《农务土质论》等。《土壤学》一文，对土壤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土壤者，谓地壳所由成，盖岩石细末与有机物若干，混淆为一者。凡人生日用衣食居处所需之物，皆仰给焉。故审辨各事之关系土壤者。 为世间凡百作业之本。植物资大气与土壤以为养，然大气成分到处略同。故农家不必措意，土壤则不然。其成分性质及由来到处不同。母岩及其成生之形势亦大有同异。此农家精究土壤所以不可缓也。动物虽或食肉以生或食植物以生，或杂食肉与植物以生，族类不同。资生于土壤则一，而人亦然。土壤所含无机物质，生于岩石崩解”。对土壤的重要性以及成分、性质、来源均予以介绍，并对土壤作了不同的分类，依据土壤生成之状势分为原生土和输土两大类，输土又分为冲积地和漂转地。 由理学之性情将土壤分为砂砾、砂土、黏性土、壤土四类，进一步对土壤的性质、色泽及成质作了深入分析，并附有19张表，将不同土质的温度都作了全面的记载，除此，还对20种土壤作了理学及化学性分析，对农产物也有调查。其中，涉及了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光绪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第185册刊载的《土壤改良论》一文强调了改良土壤的主旨：“土壤虽有天然生产植物之力，而其于理学上性状与化学上组成，常不免有缺憾，如山林原野有自然发生草木者，然而其质坚硬不能亟取植苗。此外，或则湿气不足，或则水分过多，或则含有毒物，与夫黏重轻松为质各殊要，无有适合希望者，于是不得不加种种人工，使天然之土壤近于所望之性状，是土壤改良之主旨也。 法固不一，要不外化学的与机械的作用，其由化学的作用者，即所谓施肥法以俟肥料论说之”l。这实际上是意识到，天然形成的土壤成分、性质均有所差异，必须通过各种人工法进行改良才能弥补其不足，使之符合种植的条件，可以通过化学与机械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改进，包括使用施肥、耕锄(犁锄、耕耙、镇压、中耕)、客土法(以理学的性状及化学的成分相异之土壤，取自他地而混入此地)、植树法、烧土法、排水法等，从而变“不毛之地”为“肥沃之区”。 5肥料学 在肥料学方面，见载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第4册王丰镐译的《论粪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10册古城贞吉译的《论肥料》；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2月)第57册原熙的《肥料篇》，并在之后每期连载，直至第80册续完；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第183册梅原宽重述，伊东贞元译的《肥料效用篇》等。其中，《论粪田》一文将粪田置以学术的角度做出解释：“天下弃物，皆可粪田。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无不供用。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教导农人，变通新法，多用金石类以为肥料。如镁氧铝二、氧三、氮气磷氧五及钾质等不一，而粪溺等质，用处亦广。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若兽粪海草鱼秽等，皆为粪田第一层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根柢生结，最喜熟气，盖热气蕴藏炭氧二，暗使改变，犹如以金类粪田耳。古时粪田有用骨类，或块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学之法兴，获利益宏……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他如钾氧盐类，粪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区，内多含钾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钾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氢氯等，多寡不一”。 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已将“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作为肥料，认为举凡废弃之物都可以粪田，这些经验是从长期农业耕作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也只看到其肥田效果，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作用的具体原理，对其中所含的多种化学元素更是知之甚少。这里，从学理的角度解释肥料中所含的化学元素及其特性，指出钙、钾、镁、硫、氮、氧、氯等多种元素富含在这些物质中，具有良好的肥力效果，并把其作用原理归结为“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于植物化合”。除此，还介绍了各种肥田之法，并强调不同的土质所含的元素皆有差异，要因地制宜，施以相应的肥料。《肥料篇》一文对肥料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施肥之必要性加以突出，一为还植物所吸养料于土壤，以防衰乏。“如斯植物养料，资天然供给，故山林原野所生，天然植物，毫不仰藉人工，由天然养料，繁生不衰，此等植物，若其一部，及全部枯死，则不但还所吸收养分于土壤，又能加给自大气中所得者，加以有动物死体排泄物等，委之地上，是以土壤次第得增加养料，故虽垦新地，不须施肥，而多收获者，职是故也。寻常田圃与此异趣，不关土壤肥瘠，又不问植物种类，与产额如何，悉夺其所产物，无以还付，故其土壤渐次衰乏，为之疲瘠，是其常也。世之农家，欲维持丰饶，以御乏竭，须还补植物所吸夺养料之几分于土壤，是所以有施肥之法也”。二为增加土壤生产力，使之品质佳良。“农家不独患地力衰乏，又须增加其生产力，并望发育完全，品质佳良，如农家所培养数种植物，比之土壤自能给者，知养料更可加多。是亦须施肥料之理也”【17]。三为肥料功效有数作用，“供给必须之养分于植物；使土壤之化学成分，应植物需用，以得适当之比率；宜溶解土壤中不可溶之成分；宜讲求改良土壤之理学性状；宜使土壤中有害物化为无害”。另外，还对肥料成分、施用法、类别、各植物所需肥料加以介绍，并对肥料性质作了详尽的分析，将其分为动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杂肥、间接肥料等。这些方法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易被农事者接受，也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科学内涵。 6讨论与结论 《农学报》系统地介绍西方农学知识，把完整的西方农学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而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正是西方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最本质的区别，从而全面提升了农业发展的科学性，为实现农业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农学知识之所以先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数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中国地大物博，向称以农立国，如今农业地位却一落千丈，这种巨大落差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用自然科学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梁启超在《农学报•序》中明确指出：“溉粪无术，择种不良”I18]，是中国农业式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副!因此，“西国农学新法”的引进已经势在必行。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科学实验方法，以培养农事者的科学意识。《农学报》大量引进翻译西方农学知识，将农业基础科学与传统农学相结合，在中西方的农学知识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亦促进我国近现代农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基础科学论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科学性研究 在课程教学中践行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实践性）、彰显课程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立足课程教学内容的阶级性、发展课程教学内容的开放性，坚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辨证统一，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思想。以高品位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学术水平聚人气，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术研究与教学任务适度分离的原则。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应进一步立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方向），彰显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科学性（学术性），以进一步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实效性。 （一）树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观念 立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进一步坚定课程教学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课程，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公然申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学校就是为大学生服务的，是为武装大学生头脑，为大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开设的课程。大学生高尚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素养不是自发产生的。列宁的“灌输理论”给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提出了严格要求，同时也为这些教师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优先思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要努力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治观，刻苦钻研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以身作则，深入到大学生中了解实情，做客观、公正、符合实际的调查研究。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整合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手段和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切实有效地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养适用于当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二）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术研究与教育任务适度分离的原则 彰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科学性，进一步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学术性。人们要高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教学的科研含量。《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育性不容置疑，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同时，课程的科学性不容忽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要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思政教师必须加强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并且要用科学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支撑高水平教育。教师只有用自己的理解和掌握的科学理论去传授、去讲解，才能影响学生、说服学生、打动学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深入学生头脑。同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还肩负着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任务。但是，在宣传中应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术（科学）性。有人觉得《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党和政府的行为，照搬相关文件和要求就可以，不需要深入到科研工作。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由于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教学任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它必须深入到科研工作。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知识层面讲，学生在中、小学学习过程中就或多或少有所接触，并有一定的了解。近年来，党和国家在政治宣传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提高，通过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等形式一直积极宣传。但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是要从知识层面向理论层面的提升。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他们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纯粹的政治宣传对他们根本无法起到好的教育效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对现有知识的怀疑心理和学术层面的追求。如果教学只是一味地重复大学生已有的知识，不仅无法达到教育的根本目的，还会使他们对教师、对课程、对学习产生厌烦心理。因此，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阐述，必须要用学科科研成果作支撑，才能打动学生，使学生信服。人们一直提倡素质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调动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要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教学的科研含量，对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无疑是一种示范作用。近年来，人们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不断摸索，力图采取更有效的授课方式实现教育传授的目的。在教学中，人们利用专题讲座的授课方式，目的就是尝试增加学术含量。在新课改进程中，必须改变思政教师教书匠的倾向，必须在科研上提出更高要求，并在政策上提供倾斜，真正实现思政教育工作者从教书匠向教学科研型教师的真正转变。这与教师所在院校是教学类型不是一回事，即便是教学型院校，思政教师也应树立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思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必须坚持教学与研究并举，以教学支撑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但也不能过分强调科研。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一心忙于搞科研，荒废教学，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既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又有学术研究的问题，要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原则，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任务与学术研究适度分离的原则，这是由教育的阶级性决定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教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原则，把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关，与学术争鸣适度分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本身有一种倾向至今仍未彻底改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学术化”。片面研究、考证和诠释观点、体系、“从概念到概念”或是概念加实例，非要将其弄成一门高深的学问才肯罢休。这是职称评审“指挥棒”的影响，根本没有意识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是最大的学术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严重脱离大学生思想实际，使许多大学生面临的现实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感觉马克思主义离他们很远。当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堂教学中得不到很好解决时，大学生们就会到西方学者的哲学著作或其他人文著作中寻找答案。这正是大学生们经常兴起这种或者那种思潮热的重要原因。 作者：曹丽萍 王继辉 单位：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一、何为sts 近几年，面对现行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基础教育界一直在呐喊要提倡素质教育，同时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质教育的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其基础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标准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思想内容融入到基础科学教育之中，即在科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的改革也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将sts与基础科学教育相结合，是最为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由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重视专门化的东西，使得大多数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教育带来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也谈到越来越专业化教育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比如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专业很窄的范围，而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基本知识，甚至代表两种文化的双方互相认为对方的工作意义不如自己从事的重要，从而互相排斥。这种文化的分裂会带给社会损害、损失。斯诺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以改变这种现状。 科技发展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是否应该发展核能，是否应该谨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应怎样控制世界人口，怎样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样避免战争、环境污染，又怎样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引起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过程。凡其结果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群众都应参与决策和实施。科学技术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是公众的事情，外行也应介入。然而西方国家中社会和科学技术明显分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脱节，而自然科学又占统治地位，这样就需要培养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需要能给决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等等。基于这些客观需要，逐渐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sts。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sts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ts研究。现阶段，我国专门研究sts的学者这样定义sts：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其他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也应该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国外，学者们对sts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在广义的理解中，sts体现为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等（还包括技术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总称。在狭义的理解中，sts则是以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为基础，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传统学科之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新理解。很自然，像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迟早是要反映在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之中。 二、sts与基础科学教育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入，一个相应的趋势是，科学教育也越来越专业化。这种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倾向将影响到所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及基本素质。在这样的目标下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很杰出的人才，也很可能大多数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领域几乎一点也不通。时代和社会并不要求人人成为物理学家，但要求人人都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对急速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内容、方法、观念及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是有现代观念、有一定专长、也了解其他领域知识的通才。只了解很窄的领域，不论是领导科学工作，还是参与制定科学政策或政府其他政策的讨论等等，都是不够的。科学技术越专业化，越可能使得人们沉迷于技术的发展中，而只看到很窄的方面，甚至忽视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遇到由于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或应该做出决策时，很可能会手足无措。sts教育正是在出现了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才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的不足。另外，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掌握了知识，并不代表就具备了独立思考、工作、研究、开创的能力。而sts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更宽的视野中（比如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伦理的，等等）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等。 从近些年来国际上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来看，在对sts内容的引入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当然，sts在基础科学教育中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 首先，科学史教学对于科学教学本身具有帮助。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学生可以不仅学到具体的、现成的科学知识，还知道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科学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什么等等。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具有科学洞察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动态的发展，在对科学概念演变的了解中能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并学会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学到 一些作为现成结论的知识片断。 其次，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将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例如对于在历史上科学革命中出现的重大变革的本质的说明以及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的介绍），这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的头脑，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 再次，sts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是一种文化。因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科学是无数科学家毕生辛勤工作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可以使我们更聪明、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但科学毕竟只是一种文化，一个人大脑中具有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早期对引入科学史的专注，到更加泛化的sts，这样的教育可以说起到了某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的作用。 最后，sts教育具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功能。由于sts在西方产生的特殊背景，这方面的关注更加集中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对资源的过分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利用sts教育，则可以使学生懂得科学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和外界孤立的知识，而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于社会对科学应用的适当控制以及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三、sts与中国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 我国中学的理科教育，在单科的系统知识上，其深度、广度几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但是放在今日世界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环境中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精英，还需要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大军。在中学理科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也是极其重要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懂得科学成就和技术革新应为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对科学技术应用中各种社会问题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尽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和行动。但是现行中学理科教育受制于升学的压力，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和方法围着应试转，而且使得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脱节。 科教兴国，素质教育兴国，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已全面启动。在未来将出台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将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学生在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将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教学建议、评价标准等。按有关权威部门的说法，在课程标准的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倡导从学生的兴趣和经验出发，结合社会、科技的发展，重组各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并体现综合性。相应地，在义务教育阶段理科课程共同基础中，内容将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理科课程、科学素养的养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等几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在渗透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的落后，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进展的滞后，使得有时在教育中谈到要引入sts内容时，对于究竟何为sts以及如何引入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用。例如，仅仅望文生义地将sts等同于实践、动手等等。因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的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这对于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承认的是，与像英美这样的国家相比，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结合sts的方面，我们国家显然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教育界不能和学术界脱离，而应该汲取学术界的观念、观点，请学术界人士参与到教育的改革中来。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资金市场的几个问题——对科大卫先生文的商榷和补充 摘 要：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既要重视与之相关的“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等制度性因素的探讨，也要从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股东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的合伙也有了一些类似于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要到清末《公司律》公布之后。中国15——18世纪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相对于同时期西欧一些国家，表现出了票据化、社会化进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它毕竟还是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资本流通，法人，合伙 科大卫先生最近发表的大作[1]对中国经济史上的关键问题之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了新的探讨，笔者由此所得教益极多，因近年一直从事典当业、高利贷资本、合伙制方面的研究，与大作内容联系颇为密切，一些问题我也进行了长期的思考，观点虽稍有不同，却似有所补充。本文意欲就以下几个问题略述拙见如下，以就教于科大卫先生及其他学界大雅。这些问题包括：第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主题问题；第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第三，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1]发育程度的估计问题。 （一）“作坊资本主义”、“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 ：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主题有关的几个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文中将中国学术界所研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称之为“作坊资本主义”,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引致资本主义原因，所以“作坊中雇佣关系的性质，只不过是一个侧面的问题”。“那么有关资本流通的制度，在中国是否已经充分发展，是否足以提供大规模使用新技术的必需的投资”，才是“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核心部分。既然如此，他主张改弦易辙，到“祀产的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中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1］（p59.61.67）那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究竟是“作坊资本主义”呢？还是明代以后的“祀产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即“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呢？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从资本生产即生产方式的角度还是资本流通的角度来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P67.P64)呢？这涉及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及研究的主题问题，值得我们首先为之置辩。 在开始本文的讨论时，亦欲仿科大卫先生文之顺序，先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予以适当的认识和界定。 应该说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马克思的定义是“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2]( P358)这一起点的外在组织形式便是工场手工业，它存在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 [2]( P373)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形成的，而“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发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 [2]( P402)这一定义20世初的法国经济史专家保尔·芒图是基本同意的、他首先指出：“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某些篇幅中，完成了历史学家的工作。[4](P9.P20)重视精神因素的W·桑巴特（1863-1942）、马克斯·韦伯（1864——1920）也是如此。桑巴特虽然认为“那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心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但他同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交通经济的组织，在此项组织中通常有两个不同的人口集团对峙着：即生产手段的所有人和无产的纯粹工人。……他们经过市场，互相结合，共同活动，此项组织并且受营利原则与经济的合理主义的支配。” [5](P215.205)韦伯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的西方近代形态是一种“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6](P11) 在《世界经济通史》第22章中他还指出：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须具有六个先决条件方能成立，即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市场的自由、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自由劳动、经济生活的商业化。[7]而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则是自由劳动，因为合理的核算也好、合理的法律也好，“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6](P12)最近的罗伯特·杜普莱西斯“则将资本主义视作物质财富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个人和群众以货币、信用、土地、生产性设备和原材料库存等形式拥有资产。他们用这些资源雇佣工资劳动者，依靠他们的劳动生产出农业和工业产品（商品），然后将他们在市场上销售，以实现利润。”而这种制度的核心，即“使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8](P5)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产制度”、“交通经济的组织”、一种“理性的工业组织”、“物质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而“自由劳动”或者说“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则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只有在自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诚如恩格斯所言：在雇佣劳动中“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9］（p296）既然如此，以雇佣劳动为核心，探讨明清手工业、农业、矿治、航运等行业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及发展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了。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的呢？是否如科大卫先生所言“整部《资本论》都在讨论资本流通过程”呢？[1](P57)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流通、生产的全过程，或者说《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依次经过三个阶段，变换形式再回到原有形式的整个的循环运动。以图示则大体如下： 资本循环总过程 第一阶段：资本家在市场上以货币购买劳动力、生产资料，货币资本变成生产资本。 第二阶段：资本家监督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创造出大于预付资本价值的商品，生产资本变为商品资本。 第三阶段：资本家出卖商品，商品的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收回预付资本并实现剩余价值。 其中第一、第三阶段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阶段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其次，马克思一生学术研究的目的，也是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发展，及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如果只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因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创造剩余价值的。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只有在重商主义时期——对现代生产方式进行最早理论探讨的时期——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并且曾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经济学才从流通过程出发。马克思认为这只抓住了假象。因为这实际上这是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时所呈现的表面现象出发，而真正的现代经济学是从理论研究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3](P376)既然这样，马克思怎么会在《资本论》中通篇都去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呢？ 那么，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与资本流通的制度的关系又如何呢？我觉得必须重视资本流通制度即资金市场的研究并将它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结合起来。但是否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必须完全转向资本流通制度的研究，是否在研究后者的同时必须否定前者，是否必须到资本流通制度的发展中去寻找资本主义，而不理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则还须进一步商榷。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还必须重新加以探讨。才能确定生产方式变革与资本流通两个因素孰轻孰重。[2] 从中外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整体状况看，除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较早的有以马克斯·韦伯及W·桑巴特为代表的定性学派，本世纪2、30年代以著名经济史专家H·皮雷纳为代表的商业学派等[10]，比较近期的研究则有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陶蒲（Maurice Dabb）[11](P89)、罗伯特·杜普莱西斯等。 这些作者时代不同，观点各异，从其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因素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侧重生产方式的变革，关注新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经济内部的成长；如W·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注重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H·皮雷纳注重商业的作用；[10]布罗代尔注重高层商业及信用制度的作用，即集市、交易所、长途贩运贸易及其相适应的金融信用。[12](P87-93)黄仁宇总结意大利、尼德兰、英国的经验，概括出信用、专业经理、及经商技能三个因素，并指出重点是信用及法律对信用的支持[11](P57.P70.P95-96)等等。 由以上所引各家之说看，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也十分重视信用因素，马克思认为，中世纪小生产者的资本积累是非常微小的，因为手工业、小农业等“只容许有少量剩余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费掉。”[15](P509注1)但是从流通领域中，很早便积累起了货币财富，这便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高利贷资本是同小生产，尤其是小农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它主要对小生产者放贷，也对那些显贵主要是地主放贷，这是高利贷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3](P672)。但是高利贷资本也有其他的“从属的形式”，如商人借贷货币作为资本去牟取利润的形式[3](P671)。至12世纪以后，作为高利贷资本的对立因素，信用制度发展起来了，在12和14世纪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由于海外贸易及建立在这贸易基础之上的批发商业及国家摆脱旧式高利贷和货币经营者的需要，设立起了“信用组合”，在17世纪的荷兰，虽然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与后来的汉堡银行（1619）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但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使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旧式高利贷的垄断自然地被推翻了。在17世纪后30年及18世纪初，整个英国都有一种反对高利贷、使工商业和国家摆脱高利贷的要求，在英格兰银行创立之前（1694以前），1683年即有设立国家信用银行的计划，而且不久确实设立起来了。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投入货币市场，另一方面建立信用货币，限制贵金属的流通[3](P680-683)。这样银行制度便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从私人高利贷者手中夺取了资本分配的权力，从而将社会上可用的、可能的资本交给产业、商业资本家分配，这使资本扬弃了它的私人性质。 综合以上所述来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在反对高利贷资本的过程中，银行及其他信用组合发展起来了，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随着中央银行的建立，信用货币发行，贵金属流通受到限制，银行制度便夺取高利贷资本掌握的分配社会资本的权力。总而言之，信用这一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生及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但是信用因素在资本主义萌生阶段的作用不能随意夸大。 14、15世纪欧洲呢绒工业纷纷从行会控制的城市迁往乡村，“外包工制”受到商业资本的控制，[12](P18)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然这种初兴的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很小，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家庭纺织工人和他的工具，诚如布罗代尔所言“除了个别例外，资本家并不关心大生产系统，满足于通过家庭劳动控制手工业生产，以便更好地保证生产的商业化。由于手工业方式的家庭劳动的存在，制造厂直到19世纪还只占生产中的小部分。” [12](P92)故而资本主义生产初起时显然不需要那么大的资本或那么复杂的资本制度。即使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还是如此，例如“英国的棉纺业革命是在普通生活的土壤中萌芽的，多数发明由工匠做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较小，也容易借到。” [12](P115-116)不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其他各国“大多数企业的开业资本是以很不正式的方式筹自个人及其家庭、朋友、邻居……厂房通常是租的，而且往往由原来别的用途——如寺院等——改建而成。需要量大的是周转资本，而这往往是通过赊帐买进、现金卖出挤出来的。”[14](P264-265)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并不是中世纪从流通领域积累起来的资本，事先购买了原料、材料、工具等，以之与雇佣劳动工人结合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只是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便是资本的真正的积累过程。[15](P511)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生产并不需要太大规模的资金，因而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的。故而对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金融信用因素作用的估价似不宜过度。 当然这里也绝对不是否定工业革命与金融信用（资金市场）的关系。而只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15-18世纪）与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即近代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需求之间的区别稍加强调而已。到了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它与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便发生了本质的关系。依约翰·希克斯所论，由于商业贸易的推动，欧洲18世纪手工业得到发展，在科学尤其自然科学的推动下，机器工具及动力发明，引起投资扩张及形式变化，机器的应用使手工业企业中固定资金开始代替流动资金取得中心地位，固定资本货物种类增加。以机器为中心的固定资本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价值只能逐渐释放，这样就对取得流动资金的取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主要适应海上及陆上长途贩运贸易、批发贸易之需求而成长起来的西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十八世纪得到发展，各种债券很容易地在市场上出售，流动资金比较容易取得，[16]（p130-136）再加上十八世纪的欧洲利率水平已经下降， [17]P413)于是乎工业革命便得资金市场（金融信用）之助而更快地向前推进。 就中国16-19世纪上半叶的情况看，以高利贷、商业信用、各种形式合伙制为代表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较大的发展，高利贷中生产性、资本性放贷比例增加，且在一些地区、行业中与经济运行形成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利率表现出稳定和下降；钱铺、钱庄在进行货币兑换的同时，开始发行信用货币，清代以后帐局、票号兴起，在进行京债放贷及货币汇兑业务的同时，也多对商人放贷。再加上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当铺资本性放贷加强，各种形式合伙走向普遍化，一些合伙尤其是长途贩运贸易中的合伙资本规模大为扩展。各种金融机构、经营信誉较好的商业店铺乃至富豪殷商都接受私人款项存储，一些金融机构因此大大加强了作为信用中介机构的功能。商人尤其是铺店零售商人还通过“赊”的手段获得信用。所有这些使工商业者能够较快地筹集资本或获得流动资金，从而较好地适应了16世纪以后长途贩运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和农业手工业的地区分工、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经营发展的需要。亦基本上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需要。这种关系在以下将详细论之。至于19世纪后半期及二十世纪初工商业企业与资金市场关系问题，不属本文范围，此不具论。可参见洪葭管[18]、李一翔[19]等人的大作。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为了否认所谓的“作坊资本主义”，科大卫先生极力否认工厂制度与作坊的关系，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它并非由手工作坊演变而来，而是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包涵了如同在作坊中使用的雇佣劳动，还把会计的方法用于生产的管理。”[1](P59)这一观点指出了二者的区别，是有道理的，但是完全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则又有不妥。理由是：第一、工厂制度既是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产物，同时也是手工业生产方式，尤其是手工作坊乃至与之相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长期演变的一个结果。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或“制度”）绝对不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一僦而就的，从西方经济史看，至少经历了独立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工厂这样的演变过程。中国虽未经历独立的手工工场阶段，但后世大机器工厂与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生产关系的继承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种继承，不仅表现在“包涵了雇佣劳动”，而且表现在包涵了与工厂制度有关的另一极即有关资本的一系列制度，如资本组织方式、企业经营方式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阶段积累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即使发生类似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工厂制度的产生恐怕也只能是一种幻想。工厂制度既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技术基础之上，也建立于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以来不断积累的生产关系（或曰制度）基础之上。就中国的情况看，近代工业虽由国外移植，但不少工厂即建立于手工工场的基础之上，而且不少传统的工场手工业转化成了近代化工厂[25]（P 77-78）第二、生产关系确实是适应于与特定技术相适应的生产力的变化的，但生产关系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自己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否认这种独立性、完全割断这种连续性是不准确的。 总而言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货币、借贷、合伙、典当等与资本流通有关的制度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扩展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促使我们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的作用作出新的评价，但既然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其主题仍只能是对生产方式变革的研究，资金市场即资本流通方式只是与之相适应的环境问题、条件问题。 （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 科大卫先生谈到宗族财产的合股占有时指出：“祀产可以比生意的合伙关系维持更长的时间……因此有名义拥有财产的祖先或神明，就具有了法人的特性……也许可以说，祀产是传统中国对没有皇帝特许的情况下，如何合股问题的一个答案……祖先和神明成为唯一有可能维持永恒不变的组织。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能期待会有长期存在的以个人名义拥有的资本性组织。如果说明清时期有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组织，那么它们就是尝产和庙产。”“许多祀产都表现了企业性的目标。”商人贸易是用号的名义做的，而却用堂的名义拥有房地产。“这些生意和财产，或者其中的股份，就会成为以堂名义设立的尝产，传给子孙，而子孙不能将其瓜分掉。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1](P62-63) 故而，科大卫先生认为：以合股形式占有的尝产和庙产，虽无皇帝特许，但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资本组织，“具有了法人的特性”；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因而不具有法人特性。那么“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究竟是否法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有法人特性呢？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庙产、祀产具有法人特性的问题呢? 应该说，完整意义上的、近代的法人制度首先是从西方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从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这一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发现在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存在多种多样的商业社团组织，如行会、合伙等，而这些社团是在从自由设立到特许设立的过程中转变为法人，而后又由特许设立转变为自由注册设立并进一步向大众开放的。方流芳以西方行会的转变为例，认为：“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动力是对行政性垄断的追求。”“正是求助于国家权力的加入，以形成私人力量难以单独实现的行业垄断。”而国家之所以确认商业社团的法人地位，“正是将商业社团改造成推行公共政策的工具。”因此法人初始形态的最本质的特征即是“政企合一”，“法人社团被视为是国家权力的延伸。” [21](P157) 从西方法人制度发展的一般进程看，它经历了从特许设立到准则设立的发展过程。早在13至15世纪的英国,大部分行会通过受领皇家特许状或经国会法令特准成为法人社团。16世纪以后，由于海外贸易的扩大，此类特许公司普遍起来，此后，历经三个世纪的发展，直至19世纪中叶，伴随着特许制向准则设立的过渡，特许公司才逐渐消退。 [21](P158)、 [22]（P55-56）早期特许公司主要是一种管理性质的公司，资合不是必要条件，随着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从16世纪开始，从特许公司衍生出一种叫做合股公司的海外贸易组织。（joint stock company），这是一种行政垄断权与资本相结合的公司形式，或又称特许合股公司（chartered joint－stock company），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形成，独立法人人格的特征也就完全成型。与此同时，在特许公司出现很久以前便已出现的各类合伙企业，即非特许企业也在不断申请而成为特许公司；特许公司最初只不过是行会即基尔特组织的海外贸易延伸而已，后来随着它的发展，它才向国内各行业延伸。 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成立及壮大，在原有合伙股份已经大量被转让的基础上，向社会募集股份资本及合股股份的转让随之兴旺，17世纪末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已经有较固定的股票交易场所。但股份交易引发社会投机，发行可转让股票成了一种无本取利的特权，大量商人假冒特许公司参与股票的投机，引起股票泡沫化，为了打击投机，扭转这种股票泡沫化趋势，以1719年英国泡沫法案为代表，各国颁布了一系列法案。但这一法案亦严重伤害了股票投资者，至1825年，英国泡沫法案废除，1844年英国合股公司法出台，规定废除特许法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注册的方式，获得组建企业的法人资格，无论是特许法人还是自由注册的法人，其股份均可自由地转让。从此法人失去了受领垄断权及分担国家职能的特殊地位，这样政企分开、政府职能在私法领域受到极大限制。[22](P59.P62) 、[21]（P162-163）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第一、无论特许设立还是依法自由注册设立，法人资格都是国家给予的。[23](P31)第二、法人的出现是国家对营利性商业社团追求行政性垄断的结果，一方面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手段推行它的某些公共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些接受法人地位的社团则力图通过公法权力的干预，达到取得垄断某些行业经营权的目的。既然如此，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看看中国古代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历史过程？ 据笔者所见，目前学术界谈到合伙与法人问题最早的当推日本学者今堀诚二先生，他将中国古代合伙分为三种形态，认为即使是均等出资、平均分配的古典合伙，合伙也可以对抗合伙的出资者，“具备了作为第三者的团体性”；[24](P622)而合伙分化第一类型的合伙，“带有对抗于无机能资本家的独立性”及“独立于机能资本家的团体性”，这种团体性是一种“具备了相当接近于法人资格的团体性。” [24]( P718)而对铺东型合伙却认为“合伙的独立性并不十分充分，未达到所谓法人格的地步”。 [24]( P758.) [1]可见今堀先生是从团体性角度探讨法人问题的。吴承明先生论及明代晋商资本合伙制时认为，明代徽商中的合伙，“可能还不是组成一个法人”。 [25]彭久松、陈然认为四川自贡盐场的契约股份制极类似于近代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由不同的财产主体按一定章程组建的以营利为目的并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联合体”。[26]曹树基认为：清代台湾垦号是股份制企业，“类似于现代的法人，它拥有独立的资产，具有法人资格，承担民事责任。”“具备了类似现代企业法人的基本功能。”[27]《中国民法史》则认为：中国古代的各种民事权利主体包括合伙并不是法人，因为“中国法人组织是从清末开始的”，即在清末第一次民法草案颁布之后才存在法人制度。[28]（589） 应该说，就中国古代的整体情况看，手工业、矿冶业、商业中的合伙制店铺、作坊、工场或一次性的合伙贩卖的结成，均是依事实设立，而不是依法设立。除了要遵守官府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一般法律之外，其成立及经营并不依据特定的法律规范，不但国家成文法中没有相关内容，封建地方政府及有关城市对工商业的一般政策中也缺乏相关规定。但是如上所述，官府处理与合伙组织有关的问题时又确实是将它作为团体来处理的，以区别于参加合伙的各股东个人。这一事实表明合伙作为一种营利性社团已经成为当时的民事法律主体之一，其财产的占有及经营活动的开展，是以团体的名义进行的，也就是说，其权利义务与合伙各股东个人的权利义务是有区别的。总而言之，合伙即使不象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企业是不是具有法律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国家颁行的有关法律条文，如公司法所赋予的，即是国家法律给定的，”[23](P31)也就是说必须有明确的公司法，依此成立的合伙组织或公司组织等营利性社团才是法人，因为如上所述，在公司特许设立阶段是谈不上公司法的。但是像以上几位学者那样从合伙的团体性、合伙组织的内部特征、设立及存在的时间长短等法人的非本质特征来确定合伙是不是一个法人团体，似乎也是不准确的。这样看来，将庙产、祀产看成具有法人特性也就不怎么正确了。 那么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法人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或者说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营利性商业社团（合伙、公司）是怎样被赋予法人地位的呢？ 与西方中世纪经济史类似，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行”的组织，唐宋时代“行”的组织，除了同行业集会、平常经营聚集在一起以外，主要功能是官府向工商业者进行征敛。宋人记载言：“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29](卷13《团行》)明中叶以后，会馆出现；清代中期之后，公所、公会出现，这些类似于西方基尔特的组织才具有了管理垄断工商业的某些功能。 但是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与西方古代中世纪史发展的差异，“行”也好、“会馆”也好、“公所”也好，不但中国封建国家没有明确地以某种形式赋予它以法人的资格，而且最终“行”、“会馆”、“公所”等组织也未演变成实际上的营利性社团组织。 与西方特许设立形式上有些类似的事件是明清时代牙行的凭帖设立。明清牙行均需由朝廷批准，给予官帖，才能设立。从官帖所登记的内容看，大致相当于营业许可证。由官府查选地方殷实可靠的人户充当。雍正十一年以后，整理牙帖，规定各省牙帖定数，从此以后，牙行设立不许随意增加。而牙行的主要职能，一是替商人服务，即在商品交易中发挥居间、中介的作用；二是替官府执行某种市场管理的职能，如平准物价、监督度量衡、维护地方治安等 [30]（P1311-1332）。这样看来，雍正十一年以后牙行虽不是被特许经营，但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行业垄断的意义，因为牙帖数量有限，故在一定地段市场中，一家或几家牙行是有一定垄断专利的意义的。而且政府也通过牙行执行了部分公共功能。所以牙行的凭帖设立及所具有的功能确与西方公司的特许设立有某些相似的外部特征，但是因为两项本质特征的区别，使我们还不能断定二者之间就是完全相同的，第一、凭帖对牙行是否专享其特定名称、统一印章，其成员是否可以利用其名称发起诉讼或应诉等即关于牙行主体特征缺乏规定。第二、对于牙行的机构、合股原则、成员责任、牙行担任的政府职能等也无明确的规定。因而牙行虽凭帖设立，但也很难说他已经具有了法人的特征。 前引方流芳的论文还提到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国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设立了专司对外贸易的行商（洋行、十三行），而与洋行打交道的主要外商，即是由英王特许设立、垄断远东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东印度公司。方流芳认为，二者颇为相似：（1）同是权力当局特许设立；（2）同样分担政府职能，行使公共权力；（3）同样从政府处获得垄断特权。作为分担公共职能的补偿；（4）同是若干商人的集合体，且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些洋行是否就是某种与东印度公司类似的特许法人社团呢？方流芳认为是肯定的，因为，“在这种历史的巧合背后隐含着法人社团的共同源头——公共权利与私法权利的混合。”[21]（P164-165）但是这种观点理由似乎也不充足，虽然洋行特许专营的色彩比之一般牙行更浓一些，但与以上所述牙行的一般特征一样，同样缺少法人特许设立所应该具有的本质特征，故而也不能说清代洋行己经是一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法人社团。 综上所述可见，法人制度的确立暨合伙、公司等营利性社团组织被赋予法人资格，在中国已经错过了特许设立的阶段，而直接要到清末《公司律》等法律的制订，他们才真正取得这一资格，[2]当然，诚如方流芳所论，西方近代商业公司（非行政垄断性的营利性社团法人）制度虽然引入中国似乎毫无障碍。但是中国境内实际存在的公司真正转变成近代商业公司却步履维艰。从推行的过程看：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的首先是在通商口岸的一些外资企业中推行，华人投资多于此附股，然后是由中国自己创办的所谓“官督商办”的工矿企业，最后才是民间资本成立的一些家族企业。[23]（P103-173）还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大陆公司企业之被赋予法人地位，大体也遵循了这样一个发展的轨迹：即先是因外国独资及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而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1980）、《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然后在《民法通则》公布（1986年）以后，国内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也与外资、中外合资企业一样获得了法人地位。至1988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规定私人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形态为法人。[31]中国的法人制度才算是大体建立起来了，当然还需进一步完善。 (三)关于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程度的估计 对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中西对比的背景下，指出：“在15－18世纪的欧洲，从高层的金融界（high finance）到零售业的运作，发生过一场商业革命，接踵而来的，包括保险业、银行、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商业融资（business financing）、债券（interest-bearing instruments）等一系列制度被创造出来。现在，西方的历史学家把这些制度视为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的建筑构件，在工业融资的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1](P64)那么，此时的中国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究竟发展到一个什么水平了呢？应该说，确实有些近代工业革命必需的金融信用制度在中国没有形成，如保险业、股票交易所等。但整体上估计，适应15－18世纪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国资金市场发育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随着专业性地区集团商人活动的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像所谓银行、商业融资等在当时已经形成，并且成为当时工商业运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股份公司、股票交易、债券等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萌芽。以下便逐一对有关事实稍加申述。 关于近代银行制度的起源，是中国经济史界的一个老问题。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三郎曾对唐宋时期专营存款的机构——柜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论述，认为是中国早期金融业者，中国早期银行制度即源于此，但因材料缺乏，以下两点尚不能完全证实：一是柜坊的存款是否有息？二是柜坊是否利用商人、居民的存款进行放贷等经营？故而柜坊是否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这一点也不能完全确定。实际上循着这一思路，我觉得宋元以后的质库、典当铺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特色，这不但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固定的经营机构、地点、资本核算等，更重要的它具有了信用中介的功能，因为宋元以后它既进行固有的动产抵押放贷，而且还经营了有息存款，清代以后的当铺还根据本铺资本及信用状况，发行钱票，这样它作为近代金融机构的特色就更浓厚了。如果专论15－18世纪，则除了当铺之外，钱铺及帐局也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性质。至少从16世纪开始，钱铺在进行钱银兑换业务的同时，也进行各种放款；早期的帐局以放京债为主，逐渐也对商人放款，并接受商人、官僚、地主、农民等城乡居民家庭及店铺存款。 至于商业融资，如果是指对商人的经营性资本放贷的话，那么中国15至18世纪这种资本性放贷是相当普遍的。除典当、钱铺、银号、帐局等银行业机构对工商业者进行经常性资金放贷外，一般商铺如布铺、绸锻铺、杂货铺、盐铺等及一般商人、地主、贵族、官僚家庭也常以闲置资金及家财对商人放贷。这种放贷包括开办资本及流动资金放贷。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主要是同城的金融机构、店铺及私人放贷者与商人之间结成了比较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 以上所述似乎都是一种直接的货币存贷，实际上，除此之外工商业者还常得到其他多种形式的信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合伙。商人除借贷外，还常通过与人合伙获得足够的资本。15－18世纪的合伙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资本与资本合伙；第二种类型是资本与劳动合伙；第三种类型是介于二者之间，即以劳动参加合伙者除以经营劳动及能力参加利润分配外，自己还出一部分货币或实物资本。除了这种以资本或劳动临时组成的合伙组织外，合会、宗族财产共有等社会固有的组织形式也常向合伙组织形式转化。这一时期合伙的股份化已经非常普遍，股份转让也已比较常见。 二是商业信用。这里且不论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只将民间商人与商人之间发生的商业信用关系做一个简要的概括。从这一角度看，15－18世纪商业信用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是赊，如贩商通过牙行对铺店商人乃至直接对手工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提供商业信用，这种商业信用从牙商角度看也是贩商给予自已的信用。第二，汇兑，货币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既可以是一次性地由会票所记目的地的家庭或商号兑现，也可在有人愿意最终承兑的情况下零星支用，不过在零星支用时，须每次填写支票存照，[33]、[34]、 [35]( P 7-13)如果延期或改变承兑人，则须另外背书承兑之人。汇兑之事多由商铺、金融性店铺如银号乃至殷实之家兼营，清代中期以后，又有专营汇兑的票号。在所汇货币兑现之前，等于是承兑之家（及后来的票号）为出票之人及其他开具支票零星支用之人提供了延期的信用。第三“期票”、“兑票”等。这与借贷、合伙或其他经济行为（如雇佣等）尤其是借贷有关。商人A欠了商人B的钱，不能按原有惯例或约定及时偿还，这时商人A便可以开出一纸票据，承诺将在未来某个地点、时间里偿还所欠金额；这种票据便被称之为“期票”。这种期票等于是延长了原有的直接货币借贷信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提供了某种新的信用；所谓“兑票”，不是指上面汇兑的票据。为说明其含义，假定有商人A、商人B、商人C三人，如果商人B因商品交易等欠了商人A银钱，至期偿还货价，称之为兑还。如果商人B一时资金紧张，则由与商人B关系密切的商人C开具票据给商人A，承诺在某个约定的时刻兑还该欠商人A的银子；或个人承诺某个时间之后予以清偿，这种票据清人称之为兑票。显然这种票据是商人C延长了商人A与商人B的信用关系，扩大了金融信用规模。 关于股份公司的起源问题。一般认为，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古代合伙组织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至15－18世纪时，已经具备诸多近代股份公司制度的因素：如有限责任制度的萌芽、经营权和资本所有权分离等，已经接近于两合公司，并向股份公司的萌芽期迈进。 关于股票交易起源问题。在15至18世纪时期，合伙制的股份化已经相当普遍，尤其资本规模扩大的一些企业。股份的买卖、转让也还比较常见。当然尚未见有固定的交易场所，也就是说，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尚未形成。 关于债券起源问题。明清时期的存款、委托生息、领本经营、合伙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界限，从存款与委托生息看，如果从存款者和委托者角度而言，二者目的都是使资金生出一定的利息，区别可能在于，存款可以小额、零星进行，委托生息则较大额地、一次性进行；而领本经营与合伙则是领取他人资本、外出经营，以后或按固定息率向资本主纳利，或与资本主依一定比率分取所得利润，前者为领本经营，后者为合伙。其中委托生息即带有一定意义上的企业债券的意义，然尚未能向社会公开发行，局限于亲朋好友等人的关系之中。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15至18世纪的中国，作为早期银行机构的典当铺、钱铺、银号、帐局已经形成并对工商业的运行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的商业融资在这一时期也比较普遍和常见，不仅上述金融店铺对工商业者进行各种资本性放贷、一般商业铺店及地主、商人及其他富豪之家也对商人放贷，同城商人经营资金常形成某种固定的供求关系。除了这种直接的货币供应以外，商人还通过种种形式获得商业信用，从而有效地扩展信用圈子、扩大资本规模。 但是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欧先进各国，中国古代资金市场在十七世纪后在走向近代化方面显得有些滞后,如当时钱铺虽然也发行钱票，但限于个别钱庄个别使用；银行业仍然还是其初创形态——当铺、帐局、钱铺等，未创立类似近代银行的全国性的金融机构；虽然也有类似北京、苏州这样的金融中心，但缺少冲帐、拆借等业务；合伙虽然也有了长期的发展，但相对英、荷等国却显得落后，如缺乏股东大会等固定的权力机关和经营机关；股票虽也有转让、买卖，但缺乏集中统一的、社会化的、价格可预测的股票交易场所；财政仍是依靠直接的实物、货币、劳役征收，信用化的趋势仍不明显。 究其原因，我觉得其中之一可能与中国特定的比较成熟的资金市场结构有关系。一方面这一时期新的生产方式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以手工业、农业结合的小生产方式为主；相应地商品市场方面虽然日常用品（粮、棉、布）的长途贩运为标志的全国性市场得到发展，但仍以地方性小市场、区域性市场及城市市场为主。与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或商品市场相适应，中国古代资金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整合，到15至18世纪已经相当成熟，形成了一种灵活的、以直接的金属货币存贷为主、高中低层配套的、能满足各种各样的社会金融需求的资金市场。[40]这一资金市场被整合得非常好，徽商、晋商等的放贷资本规模较大、所跨地域较广、资本自由流动程度较大、供求相对稳定、与经营者和生产者（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满足了大部分资本性、经营性资金的需求，这可以说是一种“高层的金融”；除此之外还有满足小农、小手工业者乃至小商小贩的那种数额较小、主要在本地农村或集市、市镇上便能满足的资金放贷，或各种因日常生活、侯选求学、丧葬嫁娶、溺佛求神及其他一般人情来往而引起的生活性借贷。这些大概都可以说是一种低层金融了。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伦理宗教对有息借贷是不加谴责和禁止的，政府不但不加禁止，有时自身还经营多种有息放贷。因此商人、地主个人或组织和团体一方面可毫无障碍进行直接的有息放贷而不必担心被禁止，也就没有必要采取与人合伙或将借贷隐藏于汇兑之中的办法以躲避政府或教会的禁制。从而减缓了走向票据化的压力。 此外封建国家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中国封建政府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控制干预之一便是将货币的铸造、供应的大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直至宋元明初等钱与楮币并用的时代还是如此。当国内银铜产量不足，白银自美洲传入中国、这种控制有所减轻时，政府仍有较强的控制干预力量。整体上说，这种控制干预表现在：打击假劣货币、盗铸等；通过购买实物收回货币或投入货币增加市场货币供应；或作好金银、铜钱等实物货币的储备以稳定纸币之价；或收回旧纸币，换回新纸币等。国家至少从秦开始便建当了庞大而完备的文官系统和常备军队，尽管政府为财政需要常滥发货币，尤其是滥发纸币。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国家毕竟较好地供应了货币；通过这个完备的文官系统及相应的吏役系统征敛到了足够的货币、实物及人力；通过对流通过程的垄断控制，获取禁榷专利收入；建立起属于国家及皇帝本人的产业，直接获得地租、利润、利息收入；利用商人完成了国家所不能完成、或作起来成本太高的、与政治军事密切相关的一些事务，如军粮、官物的购买、运输等，这样封建国家财政便无需走国债信用化的途径。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环境允许直接的有息货币放贷，封建国家又有较好的供应货币、维持相对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通过庞大的文官系统又征敛到了足够的实物或货币，以直接的货币借贷为主的资金市场己经比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因而缺乏使这种直接的货币借贷走向票据化的动力。而这种以直接的货币存贷为主体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容易被狭隘的人的关系所束缚，因而是不利于走向社会化、近代化的。 结语 综合本文所述可见： （1）完全否认或贬低从生产方式角度探讨资本主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既要探讨“资本流通”等与资本主义萌芽相关的种种制度性因素，也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不能将这一重大课题单纯地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2）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自然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合伙也有了某些类似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是要到清末《公司律》颁布之后。 （3）15－18世纪中国金融信用发展相对于同时期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表现出了发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仍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探究 摘要: 如果必须直面的近代史论，回答“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是否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问题，如同评述清末新政一样，如果不是暴力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对历史的假设往往就是这样，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由于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任何说法都可以存在，甚至可以说，假设的历史往往比文学世界还要精彩。本文试图通过将这一问题予以消解，未尝不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 关键词: ;资本主义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关于中国历史的著名论断。这里包含着一个对历史的“假设”，即假设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将遵循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至于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后话。历史学人却有一个共识:历史容不得假设。但是，另一个共识却是，每每提到“容不得假设”，随后便开始在假设的基础上开始评说。本文或许也摆脱不了“假设”之窠臼，但希望更多地在假设之外，得出对历史的认知。 一、革命史观 所谓革命史观，是一种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评价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人物、事件的历史观。如果用历史学科的专业要求来衡量这位非历史学家的史论，虽然有苛求之嫌，但是有利于还原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认识。首先有必要提及一下的近代史论的特征，郭世佑教授将其概括为三:概略性，政治性，多变性。简而言之，的史论既无专著，又乏专论，以应时应势的政治报告和政策文献为主要载体;并且谈论的许多问题对自己而言是时事政治问题，而非历史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他会随着现实革命斗争需要有所调整、予以变化。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既然存在这些问题，基于革命史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问题，自然需要专业的历史学者加以解决。在建国之前，已有许多学者初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来撰述近代中国的历史，例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到了1949年以后，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巩固，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论著成为争相引用的学术权威，此后的诸多近代史著述、教材大都受其示范与影响。当然，在革命史观逐渐成为主导观点的过程中，范文澜、胡绳等人的历史认知与对近代中国的认识，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共同催生了革命史观。可以说，学术与政治、历史学者与政治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极其微妙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即使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接近或倾向于革命史观的，例如著名清史学者萧一山，革命史观在当时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并且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政治局势。今天，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淡化革命因素，是从和平年代的视角、需要出发看待历史学科的，这并不是要否定革命史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意义，只是它与当下“建设”、“发展”的主题不相适应了。同样，对的近代史论的讨论，也无法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场，我们的讨论更注重它的当下意义。 二、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一语，处于第一章第三节，但是可以这么认为，不论是谁写的，文中的观点是赞同的。明显地，文章正是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重要基础，进而探讨中国社会问题。首先，必须注意到，这篇文章虽然有专业的历史学者参与，但是对文章观点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政治宣传、革命教育的需要;其次，共产党人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而可以适用于中国的特殊性，则是值得商榷的;再次，这篇文章的观点确立之后，更多的学者做的工作是以此为论点找论据，而鲜有敢于寻求突破的。最后，进入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史学研究开始回归学术本身，有些学者剥离政治因素后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涌现出了许多学术成果，使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更加清晰。 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它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一个环节，重要性可见一斑。例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洋洋几十万言，全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诸位作者，主要在于完成政治任务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何晓明所著《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梳理，从学术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深入反思。何晓明认为， (1)关于名与实。按照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体，而我国的研究实践长期注重的是生产关系层面;另外，“萌芽”二字近乎文学描绘的用语，其本质是非精确、非学术的。 (2)关于史与论。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受权力的引导，先有了不可质疑的“论”，然后整理史料、充实结论，违背了历史学的认识规律。 (3)关于一般与特殊。马克思自己尚且认为他的理论不一定与其他地区的特殊情况相适应，所以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学术起点，值得怀疑。但是，作者还说了一段十分中肯的话:“回顾近60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史，可以说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对于相关领域基本历史资料、历史过程的清理、爬梳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虽然在许多时候也发生过‘削足适履’式的错误做法，将中国史实硬套进西欧(英国)模式里去，但是，在‘削’之前，我们毕竟对‘足’做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对它的生命机理和运动状态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全面的把握。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学人坚持本土立场、凸显本土特色的结果。我们应该对此表示充分的理解、钦佩和敬意，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完全否定、横加指责。” 作者:宋花乐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 摘要：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由此可见，民族资本主义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资金；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 学生在学习《〈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2002年审查通过必修本）关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时，容易出现一种误解，即认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而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没有准确理解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间的关系和区别。 资本主义萌芽与民族资本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以商品经济活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萌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但民族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逐步成长起来的。二者不能混淆。以下是它们的区别： 一、从概念上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是指农耕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是为购买劳动力增值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并以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和生产关系。而民族资本主义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及民族工业。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是相对于官僚资本主义而言的。 二、从背景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处于封建社会内部，由于社会分工扩大，使各自的生产品成为商品，而扩大着交换的范围。民营手工业作坊增多，市场比较繁荣，白银流通和货币关系也得到发展。这些都说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是在外商企业的刺激，洋务运动的诱导，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前提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 三、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中叶以后产生并缓慢发展，但始终未能成长起来，仍是封建经济的附庸。鸦片战争前缓慢发展着。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差距不大，但发展的结果却明显不同，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自产生后发展迅速，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兴起，尼德兰革命成功后出现了荷兰共和国――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发展十分缓慢，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清朝前期，经历了两个世纪，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还处于萌芽状态。为何发展结果如此不同呢？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君主的权力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如，天主教会和教皇对王权的制约、封建贵族领主对王权的制约、一些封建自治城市对王权的制约等，因此，欧洲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较，专制力量相对薄弱，资本主义萌芽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代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的进步，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的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政策上看，西欧主要封建国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增强国力，对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对外拓展海外贸易，实行殖民扩张，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 特别是明清统治者对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如，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等，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严重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资金上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如，英国通过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圈地运动等方式，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中国的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多用来买房置地，很少把资金投入到生产领域，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缺少必要的资金。主要表现在：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大量买房置地，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封建国家设立众多的关卡。 从市场看，在欧洲，政府对内通过一系列措施，积极建立和拓展国内市场，如，英国通过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对外通过殖民扩张，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因此，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需要的国内外市场十分广阔。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使得国内市场非常狭窄。封建地租沉重造成农民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鸦片战争爆发时，这种萌芽就被侵略者扼杀了。正如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民族资本主义是在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产生，经历了一个初步展、黄金时期、遭受挫折、日益萎缩、被改造的曲折历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两个方面：不利因素：先天不足。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和人才、技术落后、规模小，市场狭小等；后天畸形。由于其先天的不足和列强的压制与掠夺，造成民族工业在工业结构和地区分布上呈畸形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其中有主要是纺织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合理，主要集中沿海大城市，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三座大山的压榨。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步履维艰；动荡的政局。近代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使民族工业发展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因素：列强侵华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冲击了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瓦解着中国自然经济，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清末至民国历届政府都鼓励兴办实业；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高涨，使实业救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是支撑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四、从特点来看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江南地区的个别行业（个别部门）如：纺织业、制瓷业等，一般规模小，采用手工操作，其主要特征就是雇佣关系。手工工场的管理者是富裕起来的手工作坊主，即“出资”的机户。劳动者是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别无生活保障，他们与作坊主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即生产资料拥有者与出卖劳力的自由雇佣劳动者的有机结合。民族资本主义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一般规模稍大，其主要特征是采用大机器生产。企业的管理者是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劳动者是工业无产阶级，即来自破产的农民。 五、从影响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表明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封建制度衰落的标志和具体体现之一；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总趋势，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仅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产生，是对雇佣关系的一定发展，在整个商品生产中不起决定作用，在整个城市经济中也无足轻重，而相对于大海般的封建经济，它仅是沧海一粟，对整个社会的进程未发挥什么作用。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式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战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使封建经济日益解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出现了新成分，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进一步瓦解。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诞生并得到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发展壮大。促使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主革命的发展：在近代工业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西方的是科学知识也随之引入。在此基础上，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派，他们的主张为以后的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 （作者单位：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南康中学 536017）

国际关系论文: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 内容提要：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走向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背景下，微观层次上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试图对这个学科本体存在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正当性，进而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最后指出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所内在的问题，以及微观理论和体系理论的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心理学分析 理论正当性 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学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地位，自20世纪初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本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深入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社会学转向”时期。与此相反，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说，“研究个性和个性的类型在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已不受人青睐。”[2]其实，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析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3]。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层次的理论建构的情境下，微观层次的个性分析、知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心理理论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微观个体理论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存在哪几种路径？个体理论能否与体系理论走向统一？等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确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 一 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当性 “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古典现实主义以来的任何一种科学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在这两对关系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归类整理的最佳路径。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分析视角，当可揭示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 1．“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划分的依据直接来源于“层次分析法”最初关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基本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层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从纵向来看，为层次的划分问题，即到底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从横向来看，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层次、本体论的(Ontological)层次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次问题。层次本身具有两种含义：解释的来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对象(Objects of Analysis)。 本体意义上的层次将层次视为“分析的不同对象和单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层次则把层次视为“解释某一特定单位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变量”。布赞依据两条路径，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概念。首先，他根据空间规模的原则和组织的层次，认为这种意义上层次既是解释的来源，又是解释的结果和对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范畴，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可具体划分为“体系-国家”、“国家-官僚机构（次国家）”、“官僚机构-个体”这几个基本的范畴。其次，如果把层次视为所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Structure)、进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这几个因素。[5]布赞没有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层次在纵向量上的扩大，而是对每个分析层次进行了独立的本体属性的考察，这正是他对层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无人能否认个体层次的重要作用，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宏观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体系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个体心理理论的批评是：个体心理因素在解释国家的决策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根源上具有说服力，但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而可以说，整个体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对个体层次的心理与认知因素的考量。 “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7]，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忽视个体层次因素的学术研究偏向表示不满。举例来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属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构的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虑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个体层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筛漏出去[9]。此后，众多学者在层次的细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分析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层次中究竟哪一层次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对此问题，学界往往容易产生决定论的倾向，或者是结构主义决定论，或者是还原主义决定论。尽管沃尔兹建立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辩解他并没有建立一种结构主义决定理论。在解释国际事件中，没有一个层次的单元或解释来源是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个多个层次的变量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来源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10] 在确定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决策中，不同的决策阶段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状态相关联。[11]所以，如果要确立某变量层次的重要性，必须对其他的相关变量层次做出相应的假设，在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前提下，再探讨具体变量层次的作用。如我们在讨论个性对政治的影响时，关键是解释清楚“个性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假设个性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政治行为[12]。以房子起火逃命为例，为什么人会逃生？这里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为；或许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况下，人所进行的一种模仿和学习过程；或许是他头脑中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促使他逃生；或许他在房屋内岿然不动，因为他没有形成对大火的危险性的认识，等等。但必须明确一点，即人只有在形成对大火的认知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自身接下来的行为。杰维斯指出，知觉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为，而其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丘吉尔就认为房子起火了；而张伯伦认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火[13]。关于人的行为的争辩始终存在着自我决定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的声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人是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是他人导向的人，他的行为方向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14]。 而从实践中来看，个体在国际政治领域无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个体对于国家决策行为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和外交家对于国际关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15]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证的问题是，个体层次的动力来源为何？个体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分析。个体心理层次同样存在环境论和遗传论之争，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分。 2．“施动者-结构”的视角 “施动者-结构”关系范畴，即“部分-整体(Parts-Whole)”、“行为者-系统(Actor-System)”、“微观-宏观(Micro-Macro)”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就是基于结构的解释力优于施动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施动者-结构”指分析的单元何为先的问题：是施动者（个体）先于结构（社会），还是与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种答案，即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施动者-结构”指的是由施动者（个体）的属性来解释体系的结构和施动者的行为，还是以结构（体系）为导向？[16] “施动者-结构”关系最初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即人类社会行为分析可分为“人类及其组织的行为者”和“制约行为者的社会结构”两大对立变量层次。推及国际体系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及结构”的关系；推及个体微观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微观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关系。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为个体主义，而世界体系论则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这两种理论都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结构导向理论。“施动者-结构”范畴实质表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17]的借鉴有助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分析路径，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化国际关系文化理论[18]。可见，不仅可以在国际体系层次建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个体层次同样可以建构结构主义理论。学界传统上把体系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相联系起来，而笔者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是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专利。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给“结构”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认为结构是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这些组合呈现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特性[19]。整体性是指结构内在的连贯性，是强调共时性特征；而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换来源和机制，强调历时性特征。心理学中结构概念的出现，最早来源于思维心理学用思维的结构反对联想主义只用主体的感觉和印象来解释一切。心理学中真正结构主义的出现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Psychology)中结构主义的提出。“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其所指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效应概念。如果以一种二分法的标准划分，结构有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的结构与观念的结构其实就是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区别，而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建构的是物质（权力、生产、经济）结构概念；而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强调观念（规范、认同、心理）结构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本体论或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或原子论的批评效应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批评的极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动者-结构”在微观层次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个体、国家与体系等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层次的变量在何种情境中起何种作用？这就回归到上文所述的层次分析问题了。 综合上述，我们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考察了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层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个体与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分析层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施动者-结构”考察主要是论证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既可以建立起个体主义的还原论理论，也可以建构整体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现代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分析制约政治行为和发展的非政治因素，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正当性和相关性[20]。同理，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 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一是深层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径；一是个体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径。 1．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 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为何？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与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基础紧密相连？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等对这些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些细致的论述。持这一分析路径的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属，他也是心理学历史上很少能与其并肩、所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与政府事务关注不多，但他关于战争根源的论述以及人类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冲动和驱使力量[21]。人具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毁灭本能(Death Instinct)。毁灭本能表现为侵略、破坏和仇恨，它导致人类相互残杀和战争，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则是维系人类团结和友爱的内在推动力量。尽管如此，侵略本能却是人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结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时的表现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根源的讨论信件中，阐述了他的战争观[22]。他认为人类早期政治社会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后，法律和伦理的出现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联合压迫微弱分子和势力的结果。而在相近地区形成了各种联合力量时，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无休止的发生了。总之，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集中探讨了人类的毁灭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认为两种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进步有助于减弱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坏侵略本能，认同也维系着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种世界权威组织，而且存在着维护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了和平与冲突解决课题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考察，从心理和社会环境层面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微观社会根源。[23]中世纪社会，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个体却能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作为个体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人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中自由所带给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感到的只是孤独、恐惧、焦虑和不安等等。由此，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过屈从于某种权威获取保护（受虐狂）。这就是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并受当时大众所疯狂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破坏行为使人思考着人的攻击倾向是否天性的问题。很多生物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动物行为，把动物攻击同类的天性应用于人际层面，指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攻击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攻击倾向出于同一渊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时，容易表现出一种攻击倾向。人的攻击本能在资源缺乏、出现社会组织后表现更得更为突出和有组织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攻击本能论、动物行为研究、洛伦茨的“种内攻击”说、挫折-攻击理论等[25]。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本能和人性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科学说服力上略显不足。但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广泛影响，无不说明人类社会在对自我认识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26]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学学界兴起。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借鉴认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领会和运用。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7]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领域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归纳了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生成机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28]。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9]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30]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路径中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2．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以主体属性为标准，心理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组分析路径与变量。个体及个体心理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学说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变态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个体心理的治疗与关怀；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层次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与信念体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学习等都是从个体心理层次出发的剖析。因此，这两组分析路径存在着变量重叠的事实。 个体心理层次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分析的方法：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威尔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对其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权力和控制他人问题的态度，以及不向政敌妥协的性格与他童年跟父亲的关系密切相关[31]。而近现代而言，大国领导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32]在对领导人的个性进行分类方面，美国学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素质将总统的性格进行一种简单的分类，以区分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总统风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种对应的总统个性类型[33]。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出一种所谓的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种“F量表”标准测试出被试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性格。[34]这种权力主义人格的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在被试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上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这项研究远未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35]。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个人心理的形成机制中社会文化情境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身份与认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制约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的重要变量。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众舆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文化制度对领导决策者的公众舆论信念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分析的两个维度为：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实践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认同与身份的概念本身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和身份基础之上的群体心理与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9](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内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在血缘和地理上相连或相关，往往共享同一种属于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记忆。极端发展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群体无意识、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于群氓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特征往往从属于集体的心理需求。在中东等宗教情结浓厚的地区，民族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心理对民众行为和国家行为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爱国主义情结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尽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综合上述，笔者从第二组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路径梳理了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表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两组研究路径的简要整理概括，并没有深入细致探讨与总结所有的分析变量及变量关系。 三 结语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国际关系心理学也只是集中确立有限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观理论（当然，从层次分析上说，心理理论应属于微观理论）。所以，尽管前文已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分析的理论正当性和研究路径进行了论证，但并不能否认这种分析路径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确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但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政治现象具有时钟(Clock)的特性还是烟云(Cloud)的特性？政治现象在什么层次具有时钟的特性，在什么层次又具有烟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理论模型(Modeling)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的问题[41]。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领域，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经验层次上的个案实证研究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处理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它主要借鉴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42]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精神分析学说、个性分析、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说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因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取决于心理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而剩下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经验层面事实进行验证，或者是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当然，不同的领域对于模型化和个案研究的倾向不同，如国际政治研究中“讨价还价”(Bargaining)更多的是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而对于错误知觉的分析却更多的是经验个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但现有的研究在两者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这种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义，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但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其次，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层次心理分析往往从个体的微观心理特性出发解释政治人的行为，但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这说明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统一起来，需要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此外，政治事务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人的心理与自然人的心理，与政治化的心理必须加以区别对待[45]。 第三，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论各执一端，缺乏交流与互补的平台和意愿的现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集中于体系层次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作用，就是这种极端现象的体现。正如前文布赞所言，国际关系事实往往是各层次的变量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哪一层次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论综合。 尽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理论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46]，但这并不表示在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之间没有走中间道路的可能。如建构主义就是在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之间力主一条中间道路[47]。在微观个体和群体心理层次，既可以建立起还原论的个体主义理论，也可以建立起整体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这是微观层次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交融的表现。因而，认真思考微观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结合与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关乎微观理论的前途，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从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也具有可行性，比如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就具有这种理论上深入和创新的空间。因为身份与认同既是以微观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为基础，又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本体论分析 【论文关键词】　国际关系　本体论　社会事实　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　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　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 ”,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 - ,加上logy (学科) ,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 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 ”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 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尔(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 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　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 do 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如何被构造的? 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 theory - laden) ,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 ,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 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 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 ,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 ,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 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 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 三　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 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 ,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 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 ,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 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 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 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 [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 ,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　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 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 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 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　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第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主体间性保证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如果国际关系事实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主体间性的提出为我们从认识论上解决了实证分析的难题,批驳了反实证主义者对实证研究的非议和攻击。[30] 总之,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理论分析中存在的混乱和难题,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分析和实证研究开辟了空间,应该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思潮之一。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梳理，文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了重新辨别，并分别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进中的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宪政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国际政治，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宪政，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国际政治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主权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主权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国际政治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国际政治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国际政治与旧的领土型国际政治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主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国际政治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国际关系论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摘 要] 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也试图讨论它的未来走向。1919-1948年是国关理论初创与理想主义主导时期,源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理想主义谋求实现一个想象中的和平世界。从二战到1979年是现实主义的主导时期,以二战和冷战为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1992年是自由主义复兴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理论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义流派,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强调观念和认同的建构主义兴起,逐渐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今后,国关理论将更多地表现出进化思维、权利政治和多元理论的发展取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关系成为一门学科有近100年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的标志.学科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消除战争的希冀.从1919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在这四个阶段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国关理论可能的发展取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初创阶段与理想主义的兴起(1919-1948) 一战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主义影响深远,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主义复兴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威尔逊理想主义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论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人都有着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但没有统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多是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此,1919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国关学科的初创阶段、或曰幼稚阶段.从理论角度讲,理想主义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历史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威尔逊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国际法,他本人在任大学教授时期主讲课程也是政治学和法学.另外,一些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如塞西尔、劳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出版.该书矛头直指威尔逊理想主义.卡尔认为,在国际关系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乌托邦主义,即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国联的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它忽视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亦即"实然"问题.卡尔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和乌托邦主义对立的理念,它所重视的第一要素就是权力,最核心的一点是怎样看待权力和道德.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样遵循国际道德,国家怎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权力这-核心问题上,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尖锐批判使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二战.《二十年危机》首版在1939年,当时战火初起g此书于1946年发行第二版,二战刚刚结束.二战的实际似乎印证了卡尔的预言,此书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但卡尔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二十年危机》使得理想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断裂",为战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1948-1979）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书的问世.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突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运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由于国际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它开始走出幼稚阶段,进入发展阶段.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一度垄断原子弹,被称为"短暂单极".但冷战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对峙局面迅速形成,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又给现实主义增添了发展的土壤与证据.美苏对峙的本质是军事对峙,最终体现在战略均势上面。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30年.在这个大框架下,许多针对实际问题(如:战略威慑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等)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标志有两个: 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国家间政治》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但全书理论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强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体系稳定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会导致战争的权力过疲论等.再如,卡普兰的体系论、文利森的决策理论等也使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规范化.《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提出了国家兴衰理论,指出大型分配联盟是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战争可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乱,所以战后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m经济学家严谨的方法论更加受到重视.有人用这种理论专门分析了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人试图把此理论运用到分析中国""后的发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在国关理论的幼稚阶段,很多学者是从历史学、法学转行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者沿着历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后者沿着国际法学的脉络展开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在幼稚阶段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在现实主义主导阶段,国关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战后美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繁荣,人们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元论,认为二者本质上一样.与此相呼应,国际关系学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为一种极其筒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界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所谓国际关系学第二次大论战主要是方法论论战,争论焦点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到底能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结果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科的方法论逐渐统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硬"的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数据收集也积极展开.比如,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数据库,收集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战争数据,建立了"战争相关系数"体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建立起科学方法论的话语霸权,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了。 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一个顶峰,即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L以自然科学理论标准衡量,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它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可证伪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台后美苏展开的第二轮冷战,似乎再度证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取代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繁荣阶段与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1992)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否还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将1979年作为国关理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野是因为此年《国际政治理论》出版.此前两年,即在1977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权力与相互依赖L在这本理论著作之前,两人也已提出过"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对国家作为单位提出了质疑.m《权力与相互依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虽然由于第二轮冷战开始的政治大背景,该书没有立刻掀起理论论战,但它是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序曲。 《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的三个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国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第二,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军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华尔兹对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修正.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人性难以科学化,是难以验证的东西,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论变量都是可验证变量,这样华尔兹否定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亦即人本性好斗。华尔兹认为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华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华尔兹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寒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华尔兹主张权力的合理性够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质疑,是否只是军事手段才是权力?例如,军事强大的美国和军事属弱的加拿大为邻,是否美国可以因渔业纠纷而派兵进攻加拿大?基欧汉和奈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来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 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人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布鲁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体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贸和平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一个开放的商贸体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各种理论纷纷出台,形成了繁荣阶段的高峰时期。 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这主要归功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是严格继承了科学方法论,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坚持国际关系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可发现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尔兹和基欧汉都借鉴了徽观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这个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突破始于对现实主义一个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批判.霸权稳定论是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战争、是否稳定.霸权国可以遏止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大国的兴衰》反映了这种共识.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大国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只有霸权国把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重新恢复到最高点,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维持体系本身的稳定.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既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如一个国家或社区成员服从制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时,仍然可以维持秩序,实现稳定.霸权国(指美国〉在权力鼎盛时的1945年领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但基欧汉指出,这种供应学派观点是不适当的,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国家阔的合作.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L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了众多自由主义流派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阶段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其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学派"此间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国学派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早期重要学者马丁·怀特在卡尔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对应着霍布斯传统、康德传统和格劳秀斯传统.前两者类似于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三类则是怀特的贡献.国际社会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战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约束的社会性结构.怀特闸释的理性主义成为英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布尔是英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会》在70年代冷战非常激烈之时提出可以建立一个有规则管理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发展至今,出现了新的一代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代表作.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但布赞探讨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演进,其方法论特征也已经比较明显,即从历史中提炼理论,这与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脉络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说,谈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不像华尔兹那样当成是超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历史演进就成了英国学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这种历史演变的方法着重于在历史中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是史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史料为政治学研究服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大的历史观,很容易形成一种发展和进化的理论,弱点是以科学观来看,英国学派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趋尖锐.一方面,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仍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论也开始与主流理论正面交锋.1984年,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论和后现论对新现实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虽然主流理论后来没有高度重视非主流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但非主流理论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1987)、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现实主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1990)、埃尔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别与国际关系》(1987)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大了第三阶段的争鸣力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鼎立时期与建构主义兴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 国际关系论文: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译介外国国际关系文献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量术语，但是在这些术语的译法上缺乏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与交流的正常进行。本文讨论了十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以及国际关系的语境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旨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翻译；学术规范；译名标准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 [1]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每个学者都各自使用一种译法，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的进行，也不利于读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为了提高学术研究的精密性和准确性、保证学术交流的通畅，我们需要对这些翻译、引进的术语进行甄别和校正。正当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起步不久之际，术语译名的规范统一意义尤为重大，而任务也十分艰巨。 为了引起学界重视和讨论，争取尽早在术语译名问题上达成共识，本文将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这里所选取的术语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较频繁，而译法分歧较多，有些通行译法不太符合术语的本来意思。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些术语的原意及其在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来寻求它们在中文里比较贴切的对等词汇。 一、Identity（身份、认同、特征） Identity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建构主义的介绍越来越多，这个词在中文文献中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相当多的中文文献中，identity一词被译为“认同”[2]，而建构主义经典文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中文译者秦亚青教授在中译本里将其全部译作“身份”。 其实identity包含特性、身份和认同等多重意思：特征是人或事物的属性，借以认定其所属或类别；“身份”一词在中文里更多外在（客体对主体）认定的成分，它是一种社会性标识，而“认同”更多内在（主体对主体本身）认定的成分，具有主体性；英文的identity是兼有以上三种意义。下文将对这个词在建构主义理论文献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以表明这个词的不同意思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个词的翻译中往往只表达出一种意思是不够准确的。 在1992年发表的《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温特对identity作了阐述，他指出，“identity是行为体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与预期……每个人都有许多与制度性角色相联系的identity，如兄弟、儿子、教师、公民等；国家同样也有许多identity，如‘统治者’、‘自由世界的领袖’、‘帝国’等等。[3]”在上文引述中，温特使用的第一个identity强调的是行为体对自身的“理解与预期”，因此应译作“认同”；而从其后强调的identity与角色的联系以及所列举的关于个人和国家的各种identity的例子来看，后两个identity应该译为“身份”。 Identity的三种意思在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有明确表达。温特在讨论identity的定义时首先指出，“在哲学意义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这种用法在这里太宽泛而不适用。若据此用法，猎犬和自行车也具有identity[4]”。在这句话中，由于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应该理解为“特征”。 温特进一步指出，“我把identity作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property）……这意味着identity是基于主体或单元层次上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这里的“自我理解”也只是identity的一层含义，因为“这种理解的意义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想象这个行为体，因此，identity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在这里，温特明确地指出了identity的两种意义，即“两种观念可以进入identity，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5]自我持有的观念是主体对自身的认定，而他者持有的观念是客体对自身的认定，当identity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是主体的“认同”，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是社会赋予主体的“身份”。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还出现了identification一词，它是指“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 。[6]秦亚青在中译本中将这个词译作“认同”是贴切的，因为“身份”是一种属性，而“认同”是主体的认知。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认同依赖于主体的角色和身份，另一方面，认同也是主体身份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过程。在某些语境下，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秦亚青将所有的identity都译作“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主体对自身的认定与客体对主体的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概译为“身份”显然不能体现两种意思的区别。 通过对identity一词在建构主义经典文献中用法的梳理表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贴切的翻译应视上下文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由于英文的identity兼有事物具有的属性、主体对自身的认定和客体对主体的认定等三种含义，而中文里需要用“特征”、“认同”和“身份”等不同词语分别表达，所以不管译成什么都会顾此失彼；但是为了表意的准确性，使用这个词汇时应仔细推敲其内涵和上下文意，以此选择合适的译法。 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中文里一般翻译为“国际共同体”，但也有译者将其译为“国际社会”（中文的“国际社会”一般对应international society）。考虑到society和community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2002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文章，题为“什么是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这组文章的中译文，将标题冠之以 “什么是国际社会？”[7]。参与这次讨论的都是知名人士（包括著名思想家、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决策者等），他们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是否存在、存在的范围以及基本特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可见它与我们通常使用的“国际社会”不同，后者的含义比较宽泛也较少争议，就是指“作为国际主要行为者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总体”[8]。 在政治学中，community是与自然亲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9]。按照布鲁斯·克罗林（Bruce Cronin）的定义，国际/跨国共同体意味着“一系列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共同关系、共同经历和正面的相互依赖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使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团体。”[10]从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上述共同性的强调来看，译为“国际共同体”是最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 society虽然在中文里译为“国际社会”，但是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际社会是有区别的，英国学派的international society与上面讨论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内涵是一致的。按照布尔在其《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的表述，“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一组国家意识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它们也意识到彼此之间由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共同法则联系在一起”[11]。 注意到英国学派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不同点及其与“国际共同体”概念的一致性，对于我们理解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理论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共同体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范围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对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国际共同体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international community译为“国际社会”显然抹杀了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以及不同作者在使用这个词语时的倾向性。 三、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规制） 关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一词的中文译法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了专门论证。目前出现的不同译法主要有：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制、国际体制、国际规则等[12]。由于regime一词在英文里本身意思就很多，所以中文译法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在regime词条下列出了七种汉语释义：1.政体、政权、社会制度；2.统治方式、时期；3.状况、状态和自然现象的特征；4.领域、范围；5.规范、纪律；6.方式、方法；7.制度、体系[13]。王逸舟也指出“单从字面上看，regime可以有‘规范’、‘规则’、‘体制’、‘制度’、‘政权’、‘政体’、‘安排’、‘管理方式’、‘统治形式’、‘系统设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十余种译法。[14]” 目前国内学术界使用“国际机制”一词较多，并且中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15]，但是正如李少军所说，中文的“机制”一词早有mechanism与之对应，而且机制主要是指原理和功能[16]，所以regime一词译为“机制”一方面意思不太贴切，另一方面则易与常用的mechanism的中文译名相混淆。 在国内背景下，regime是指一种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它由一套建立起来的规则（rules）和制度（institutions）所界定，用以调节国家内的个人、组织或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意义上的regime一般译作政权、体制等。虽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体制（regime）”不如政治制度那样带有根本性、不易变更性，但是作为“一套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或者与政权相联系的一系列“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17]，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而在国际背景下，这个词汇被定义为，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自愿同意的（voluntarily agreed-upon）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行为体的预期聚集于此[18]。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regime既不具备权威性安排，也不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它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注意到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背景下regime的区别，将其译为“体制”也不太符合其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的意思。 考虑到regime一词在国际关系中同时表达出规则、规范、制度等几种意思，而且也为了与机制、体制等常用的词语作必要的区分，似译为“规制”较妥。 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机构） 在国际关系中， institution是一个与规制（regime）意义相近又不完全一致的词，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兴起以来，institution一词较regime使用更频繁。 相对于其他术语，国内学术界对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译法分歧并不大，大多数学者将其译为“国际制度”，也有少数译为“国际机构”[19]的。在一些政治学的辞典和百科全书中，institution一词也主要译为“制度”。但是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所言，“人们经常在根本没有定义或者仅仅随意定义的情况下讨论institution”[20]。 基欧汉在《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专门讨论了institution的定义，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rules）”，“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institutions是正式的组织，它们有规定的等级和实现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另外，诸如货币和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则是规则和组织的复合体[21]”。基欧汉还特别指出，institution根植于惯例（practice）。在这段定义中，基欧汉主要讨论了institution与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惯例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中，任东来曾著文介绍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概念，指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三大块[22]。 以上考察表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有机构、规则和惯例三层含义。上文已经提到，这个词在中文里主要出现的是“制度”和“机构”两种译法。根据《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23]从这个释义可以看出，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规则（法令等），也可以包含非正式的惯例（礼俗等）。因此，institution译为“制度”可以表达出其三层含义中的两层，但是“制度”并不包含“机构”的意思。 由于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完全的对等词，对这个词的译法的选择也需要视上下文而定。当作者论及国际规则和惯例时，可以将其译为“国际制度”；如果主要涉及那些具体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如WTO、IMF、EU 、NATO等），则应译为“国际机构”；而当其既论及国际规则（或惯例），又涉及国际组织，则可以译为“国际制度及机构”，这样的表述虽然略嫌繁琐，但是意思明确、贴切，符合其在英文中要表达的多层含义。 五、Balance of power；Power politics）（均势，力量对比；权力政治） Power一词在中文里译法很多，主要有权力、实力、力量、权势、大国等。与这个词相关的有两个术语：balance of power和power politics。由于对power的不同理解，balance of power相应地出现了均势、力量均势、权力均衡、实力平衡等几种译法，而power politics主要被译为权力政治、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等。 在政治学著述中，power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而且不同的分析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Power在国际关系中是两类力量的集合体：实体性力量和关系性力量[24]，前者是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而后者体现为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Power的两种不同用法也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因此，“一些作者建议，应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capability一词，而‘power’只保留第二层意义可以减少表意的混乱。[25]” 由此表明，对power一词可根据两层意思分别译为实力和权力，当作者主要表达一个国家本身所具备的实力（capability）或持有物（possession）时，应译为“实力”；而当作者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power relationship）时，则应译为“权力”。 Balance of power一词译为力量均势在语义有重复，力量和“势”表达的意思相同；译为均势、权力均衡、力量均衡在表达意思上是一致的，不过译为“均势”较其他译法更为简洁明确，因为“均”有“平衡（balance）”之意，而“势”则是“权力、力量（power）”。上文中讨论的“均势”实际上只表达出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常用的一层意思。英文里balance有“平衡、均衡”和“余额、差额”两种基本含义，当balance作后一种理解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译为“力量对比”，这一层意思一般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但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是有明确表述的： 恩斯特·哈斯在一篇讨论balance of power不同含义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力量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他指出，“这是balance of power一词出现在简单的描述性表达中，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 。[26]马丁·怀特也指出这个术语可以表示“既定的力量分布状况，即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 。[27] 另外，英文中还经常出现“有利于某一方的力量对比（the balance of power in one’s favor）”的表达，这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理解为“力量对比”。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认定，balance of power可以表达“均势”和“力量对比”两种不同含义，后一层含义使用也比较普遍，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并没有仔细辨别，因此在翻译和阅读时有必要特别注意第二种意思，以免误读作者原意。 Power politics译为“权力政治”较为恰当，上文已经对实力和权力的关系作了说明，可以看出“实力政治”表达的意思较狭窄。用“强权政治”一词则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六、Public goods（公益） Public goods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初也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如金德尔伯格对霸权稳定论的分析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这个词是本文收集到的术语中译法最多的一个，有“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物资”、“公共商品”、“公众商品”、“公共财货”、“公益”等八种之多[28]。 在经济学中，public goods译为公共品、公共商品等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goods一词既可以表示实体的物品、商品，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利益、好处。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所以伯格斯（Philip M. Burgess）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政治学家常常用意义更明确的“利益（benefits）”来替代它。[29]由此可见，goods在这里应理解为利益而不是商品、产品或物品。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由国家或集团等组织提供的public goods通常是非实体性的。吉尔平分析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三种常见的public goods：自由开放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30]，这些就很难被界定成商品或产品。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而且goods一词本身也包含“好处、利益、福利”等意思，public goods译为“公益”更能体现这个词表达的基本含义。 七、Rreductionism（简化论/简化主义）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把reductionist一词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他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从单元或次单元层次，另一类则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理论[31]。按照沃尔兹的解释，reductionist的方法是“通过了解部分的属性和互动来理解整体……通过分解有机体、并使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及方法对它们的组成部分进行检查，进而了解这些有机体，这种曾盛行一时的尝试，也许是reductionist方法的典型例子” 。[32] 中国学者在介绍和引用沃尔兹的论述时，有的将reductionist理论译为“简化理论”，另一些则译为“还原理论”。[33] 在汉语里，还原和简化在语义上显然有很大差异，“还原”一词的意思是事物恢复原状如氧化物脱氧后还原为原物质，“简化”则是把繁杂的变成简单的[34]。Reductionist理论应该理解为一种将事物恢复原状的理论还是一种变复杂为简单的理论呢？ 维奥蒂和考皮认为reductionism是一种导致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的分析方法，“在一些用法中，这个词指仅仅通过考察单元内部（如国家或个人），而忽略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来做出解释。……同样地，试图仅仅通过社会或社会心理关系来解释革命，而忽视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理论家也被批评为reductionism”[35]。在这里，无论是忽视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还是忽视该理论以外的其他因素，与事物恢复原状并没有关系。《美国传统词典（双解）》对reductionism词条的释义是：“reductionism是用相对简单（simple）的原理解释复杂（complex）现象或结构的企图或趋势”[36]，这里也强调的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解释过程。 由此可见，Reductionis m应该理解为“简化论/简化主义”，而不是“还原论/还原主义”。 八、Security dilemma（安全两难） Security dilemma是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提出，按照这种观念，“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A国可能完全出于防卫和自保目的而增加其防务开支的水平，但是其他的国家视A国具有侵略企图、对此作最坏的打算也是合理的。它们也相应地增加自己的军备水平，导致A国感到不安全，并且打算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国最初试图增强安全的努力引起的过程使其感到更不安全[37]”。 这个术语的中文译法主要有“安全两难”和“安全困境”两种。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两难”和“困境”的区别不大，都可以表达面临困难的选择的意思。但是考察dilemma一词的本意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两种译法也是有区别的。 从词的本来意义来看，dilemma指“两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中的每一个都会引起某个令人不满的结果。[38]”应用到国际关系方面，处于security dilemma中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而且两种选择都有不利之处：如果针锋相对，势必会加重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最终还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国家可能失去武装自己的最佳机会，使国家安全甚至生存处于危险之中。 对dilemma一词的本义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确切含义的考察表明，“困境”一词表达的意思太宽泛，而dilemma译为“两难”较之更为准确。 九、Three images（三种意象） Three image的概念是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概括三种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解释，这三种解释也通常被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虽然《人、国家与战争》这本国际关系经典文献很早就被翻译为中文，而且沃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解释也经常被引用和提及，但是译介者通常用“三种分析层次”来替代Three images这个关键概念。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主要有“三种想象”、“三个概念”、“三个层面”、“三种设想”[39]等。 沃尔兹概括的三种解释的确存在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上，但是image一词并没有“层次”或“层面”的意思。《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及其超越》一书中将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也归结为三种images，在这本书中，image被定义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总体看法（general perspective）”[40]。这里所使用的image与沃尔兹的用法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范围是局限于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战争的根源）的“总体看法”。 作为一种“看法”的image属于认知的范畴，是对人们对事物的抽象化和认知的构建。在心理学中，image一般译作“意象”，这种译法应用到这里也是合适的。因为意象(image)是指人们曾经感知过的事物在思想中重现的形象，而沃尔兹所提出的Three images正是对政治哲学家们认识战争本源的不同“意象（观念形态）”进行的归纳。 十、 Reflectivism （反映主义） 罗伯特·基欧汉在1988年的《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和反映主义（reflective）两种方法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也被应用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中国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出现了关于reflectivism一词的三种译法：“反映主义”、“反映论”或“反思主义”[41]。 按照基欧汉对那些reflective学者的表述，“他们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在对这些规范的意义进行评价时，理解人们如何看待制度性规范与规则，以及他们就此所进行的对话，与衡量这些规范所带来的行为变化具有同等重要性。” [42]这些学者强调，“制度不仅反映了建立制度的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制度本身也塑造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因此，制度是行为体的构成要素，反之亦然” 。[43]由此可见，制度与单元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它们相互反映。 基欧汉进一步指出，“为了强调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也为了专注与理性主义理论的对话，我将那些强调了这些主旨的世界政治作者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既然他们都强调人类的反映（reflection）对制度的性质、最终对世界政治的特征是重要的，那么，我为这些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他们为‘反映主义（reflective）’学者。”[4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reflective的方法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不是把制度与行为体的关系视为单向反映的过程，它们把被理性主义所忽视的人的理解与反映揭示出来。汉语里的“反映”是指“有机体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45]，应用到这里就是指行为体接受和回应制度影响的过程。 在中文里，“反思”一词主要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把基欧汉所归结为reflective（或reflectivism）的各种思想视为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的“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可以视为对已经存在、并与之对立的思想的“反思”。但是基欧汉在这里使用reflection一词，所强调的这些理论的一致性在于它们关注人对制度的理解和认知，而不在于它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 以上论述表明，reflectivism译为“反映论”或“反映主义”是恰当的，但是在哲学上，“反映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46]”。这一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refelctivism有所不同，因此，译为“反映主义”可以与哲学上的“反映论”相区别。 本文分析了一些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出现较频繁、译法较多的术语，存在不同译名的术语远不止这些，这里就不一一讨论。在搜集相关译名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一些术语的不同译法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这表明某些学者在处理重要概念的中文译法时的随意性，术语的规范性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和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对于上文讨论到的术语，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的意思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文章也尝试性地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当然，本文不可能也没有想要确定一个译名标准，只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权当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以求集思广益。 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术语译名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我们在此提出几条建议供学术界同仁参考。首先，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在审稿、校对过程中可以在本刊物中使用统一的专业术语译法，并且将有分歧的术语的译名标准附于刊末供读者参考和讨论。其次，国外学术著作往往附有相关的索引和术语一览，以往我们在翻译、出版时多将其略去，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学术规范意识的觉醒，对主题和人名索引的也有所重视，以后对专业术语也应跟上。有国际关系类书籍业务的出版机构可以建立一套术语数据库，在其出版著作中统一用法并在附录中加入术语的原文、中文对照一览表。最后，借鉴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编订或翻译本学科辞书的经验，可以由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或专业学会组织专家学者编订出版本学科的术语辞书。总而言之，术语译名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研究，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原则的倾向。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观念及实践演变 [论文关键词]政治主权 经济主权 文化主权 [论文摘要]主权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实践内容。在近现代国际关系近4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正确认识这种代际演变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给国家主权适当的定位。 一、近代国家主权的早期实践 主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权力的意义上它的出现与国家是同步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主权从未得到过法律形式的确认，甚至国家本身也还没有对主权的系统和理性的认识，但对最高权力的追求始终是国家本能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主权的意识。到14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以此作为当时世俗君主与基督教教会斗争的武器。15、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大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和君主国组成的新格局。按恩格斯的说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新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 1618年，拥护宗教改革，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之间因奥地利统治者压迫捷克新教徒，剥夺新教徒的政治权利而爆发了战争，在随后30年中，当时欧洲大国君主先后卷入战争，使德意志内部邦国之间的宗教战争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到1648年，战争在参与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呀亚和约》后宣告结束。在和约中，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主权主张首次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条约而得到确认。国家主权原则首次在国际关系中被付诸了实践。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欧洲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几乎欧洲所有大国都参加的政治会议。教皇虽派使节参加了会议，但首次作为会议的旁听者，世俗的君主国家成了会议的主角。国家、战争等这些曾经为教皇把持的重要权力转移到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中，这种以世俗的主权国家举行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做法开创了先例，标志着国际关系开始了崭新的时代。和约的签订更表明国家主权的原则正式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了。和约关于卡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享有同等地位的规定，彻底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使主权原则彻底的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开始成为一个世俗的概念。和约缔结后，各国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制度，从而把主权原则日常化为国家基本的行为准则。 关于威约在国家主权原则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作过高度的评价：“和约标志着国际法法上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聚会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外交家们代表着，不承认有任何有上级和公共约束力的独立势力。再没有任何人能说欧洲在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具有真正意义的统一。欧洲被认为是由大量毫无联系的、主权的、自由的和分离的原子，即国家所组成。这些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行动，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组成或者解散联盟，交换大使和使节，抉择战争与和平，根据均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2]其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国家主权作为进步的国际关系原则，虽在近代长期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专利。但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使其最终突破欧洲的地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延展。最早接过主权旗帜的非欧洲国家固然是美国，但美国与欧洲列强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相近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政治地域概念上与欧洲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突破欧洲主权藩篱的是拉丁美洲和日本。18世纪末和19 世纪初席卷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是欧洲以外的国家争取主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到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18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823年美洲各国举行的巴拿马会议提出了“尊重各个缔约国的主权”和“不干预的原则”，著名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还提出：“我们每个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是与整个大陆的独立与主权不可分割的”[3]。引申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权新原则。1826年美洲大陆会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在与会国签订的《团结、联合和永久同盟条约》中，规定了共同维护各个缔约国的主权与独立；各缔约国的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努力发展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础，但不干涉缔约国自己的决定等原则。近代日本曾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但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 二、20世纪上半期国家主权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一战的爆发和战后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主权主要局限在欧洲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现状。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主权在地域范围上的有限性，使争取国家主权成为世界性的进步潮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产生，使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具体到国家主权方面，一战主要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实践中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其一 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作为一战的产物，国际联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全球性的法规的形式确认主权。使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国际关系的新原则从此确立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联的这些建议并未被当时的欧洲列强所尊重，即使在凡尔赛和会期间，不仅战败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权得不到尊重，实力稍弱的国家也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一度对建立国联持积极态度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注定了国联最终失败的结局。列宁指出，“靠《凡尔赛和约》来微细的整个国家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4]。到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最终埋葬了国联。 其二 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不仅率先提出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主张，在苏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凡是把一个弱小的民族合并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同意合并、希望合并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侵占和兼并别国领土的行为……最后不关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5]。在苏俄那里不仅率先宣布了主权独立的原则还身体力行地在对外关系中付诸了初步的实践，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尊重弱小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地位的典范。1919年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一切特权，废弃俄过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到当地法院的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与法院”[6]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宣布尊重中国主权，废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列宁时期苏俄的主权政策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开创了良好前景。但到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渐偏离了这一轨道，苏联在与弱小的国家打交道时不仅不尊重其主权独立，而且公然侵犯别国主权。二战后，苏联在“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指导下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而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就是大批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成为主权国家。 三、二战后主权观念的演变 二战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广泛付诸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联合起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宣布“欲免使后世再糟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残不忍睹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的环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随着联合国把主权原则确立为基本的原则，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普遍的认可。 60年代，除了非洲国家获得主权地位，完善了主权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强调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外，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经济主权的提出和不断强化方面。基于经济受支配导致国家主权不完整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西方对本国资源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是贫困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加深了政治依附和实际上的主权不完整。因此，他们在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的经济势力，普遍地宣布取消原宗主国的经济特权。 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经济主权原则。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把经济主权的规定加以了法制化的规范，明确规定了每个国家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该宪章是自《联合国宪章》来国际社会在国家主权规范方面最重要的文件，如果说后者确立了国家政治独立的话，前者则确立了经济主权的国际关系原则。无论是在对主权内容的明确性方面，还是在内涵方面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重突破和发展。体现了主权意识在在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发展后在国际社会不断的强化和深化。在国家主权的意义上，拥有了与联合国宪章同等重要的国际法的价值。70年代也因此成为国家主权实践的黄金时期。 进入90年代，国家主权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文化主权成了国际社会关注新焦点。“9·11”事件以来，在文明冲突论日益盛行，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主权作为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侵蚀和文化霸权而提出的。西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还包括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推广，想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全球化异化成了一场霸权色彩浓厚的文化扩张运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战略的挑战以及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表现出的紧张关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赋予了主权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同维护国家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放在了国家主权战略的重要位置。 四、结语 从主权的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它作为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是国家在内部事务方面不受干预的和最高的权威。虽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理念有所弱化。但它仍将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当然，论及国家主权的演进时，一种主权的一个方面被强调，并非意味着主权本身趋于单一性。20世纪60年代经济主权的提出突出的是国家对控制自然资源和天然财富的紧迫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突出并不意味着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得到切实的解决，而这是由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使文化主权在各国主权考虑中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主权的其他内涵和地位也可能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浅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 论文摘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普利性、人本性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一主题反映该学科的宗旨，体现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在一门学科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该学科的全部内容都应以其为核心和中轴而展开，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严禁的体系。 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经由原来主要是介绍、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有条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新阶段。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就要为其确立一个合理的主题。 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一个主题，必须考虑到它既应符合历史规律又能表明现实状况，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既反映国际关系的共性又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特色。笔者拙见为，这个主题应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也是全人类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态，是整个人类社会演化、进步的基本趋向。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常出现争斗、战乱和危难、困苦的景况，但致力于消除这些有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良现象，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则是历世历代的人们所竭力而为之的。即使到将来，人类社会没有了阶级统治和剥削，没有了民族压迫和奴役，消除了战争，摆脱了贫困，人类仍然有继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任务。或许那时的和平与发展在内涵上会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也是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延续和更新，是一脉相承的社会进步现象。 (二)普利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要求。和平与发展也不只是对哪一个国家有好处，而是普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国家。虽然有的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因为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对这些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考虑自己的和平与发展，而不顾及甚至损害他国的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和平与发展观，树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和平与发展观，真正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普利性本质。 (三)人本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着眼于国际社会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的，国际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人本性特征所作的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和平、经济发展这两个基本条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就给这门学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论品质，使之真正奠定在以人为本的精神基础上。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无须论证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应当揭示和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目的上来说，它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从未来日的上来说，它为全人类彻底摆脱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控制等各种束缚素，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目的和未来目的是统一的，现实日的服务于未来目的，来目的引导现实目的。无论从哪一层目的上来说，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离开暴力，但这种暴力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对和平与发展的破坏；恰恰相反，以革命暴力来摧毁反动暴力，是争取真正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照能是殖民扩张和强权掠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那样的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会基础；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才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无产阶级革命也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桎梏，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将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人们就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新的联合体。到那时，同“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到那时，“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未来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里，和平与发展将会得到充分展现。可见，和平与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第二，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规律，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 笔者认为，自古至今，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学者丛凤辉女士曾作过《和平颂歌》，其中前两句为：“翻开人类史册，和平与发展是历史长歌的主旋律。”我对这一说法非常赞赏。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儒学，就是以“仁”、“和”思想为核心的。《论语》日：“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就应“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赞美和追求“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柏拉图认为，人类至善的境界就是“和”、“合”。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既分工又合作，“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主张，中庸致和是美德的特性，最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形式是共和政体。至近代，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扩大，相互联系的加强，规范国家行为以求“和平”促“发展”的国际法应运而生。1625年格老秀斯作《战争与和平法》，为近代国际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指出：人们要以最大努力防止战争，即便是各国为了自卫自救在必要时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也必须遵守共同的权利和人道主义原则。战争的目标是缔结和约，造成并维持国际和平。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形式通过和谈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标志着国际法趋于成熟。《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项宗旨，还规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而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尽管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主要是大国纷争的产物，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强权国家的破坏，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上也充斥着战争和暴乱，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极端困苦的境地，但这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痛定思痛，人类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灾荒折磨，就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新的改良措施，由此便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业绩而谱就的，而国际关系的演化史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第三，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层出不穷，而且纷繁复杂。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益加强，需要各国共同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愈益增多，上述状况就更加突出。对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何去认识，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就会是非难辨，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为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确立这样一个标准，以抑恶扬善，促进人类社会朝着进步的方面发展。 在国际关系的演化发展中，战争、媾和、谈判、斡旋、联盟、分裂、合作、冷战、建交、绝交等等这些现象，往往都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多重意义，因而不能仅仅从一时的成败来评判这些问题，也不能仅仅从阶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更不能任由各个国家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而随意解释并为所欲为，超越时空狭隘限界的认识标准就应当是和平与发展。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象，就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反之，就要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中，除了上述各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现象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现象，诸如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恐怖主义、维和行动等等，对此，也应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加以评判。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分量日益增强，使许多国际关系争端带有了经济的目的性和色彩，而许多国际关系争端的解决也有赖于经济手段，如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经济制裁或经济报复，利用经济援助或经济合作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变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标准上，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论，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决。 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有赖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标准来透析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就可以使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得到正确的解读。 第四，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国际关系学作为-'u-J独立学科而产生，公认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各自开始设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此后，国际关系学一直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说为主导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也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并进行激烈的论战，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要，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大国强权霸权的色彩。尽管有的学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现，如理想主义，但它的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威尔逊为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理想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反映出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威尔逊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支持了世界，在战后，世界就应当听美国指挥。”也有的学派以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见长，如科学行为主义，但其为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与其它学派并无二致。还有的学派以讨论世界文明的进步为标榜，如文明冲突论，但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辩解并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的目的昭然若揭。 这样说，决不是想全盘否定西方国际关系学，也无意抹杀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只是想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国际关系学，简单地搬用，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好的东西，但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格调，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国际关系学之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而不是指某一两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是指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而不是指在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控制下的非战状态。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世界各国在互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首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而不是指少数国家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的发达地位、使富者愈富的问题。以这样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为宗旨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关系进步、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指导作用。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关系学　研究对象　基本问题　主要方法 【论文摘 要】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大学物理论文:浅谈文科大学物理演示实验课程 论文摘要：由于高考采用文、理分科考试，导致教学知识片面化、学生思维模式化。文科生是我国未来社会事物和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及管理者，因而提高文科生综合素质尤为重要。从完善教学资源、研究教学形式和培养文科生综合素质等方面介绍了北京工商大学开设的大学物理演示实验课程。 论文关键词：文科；大学物理；演示实验；教学软件 为适应科技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必须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人才培养的现代化需要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在教育部公布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运动计划中明确指出：“创建国家级教育信息化应用支撑平台，加大涵盖各级各类教育的信息资源开发，形成多层次、多功能、交互式的国家教育资源服务体系。”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广泛运用，计算机、多媒体及网络教学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已越来越重要。 物理学是整个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发展的基础，它以实验为基础，而演示实验是最直观有效、形象生动的实验教学形式。通过物理演示实验，学生能更好地理解物理概念、掌握物理规律、培养实验技巧、提高创新能力。物理的创新成果都源自于实验。因此，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应成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 北京工商大学十分重视实践教学，近年来加大了对物理演示实验室的投入，购置了大批国内一流的先进演示设备，建成了物理演示实验室，为学生提高科学素质、改善知识结构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目前物理演示实验室主要面临三方面的不足：演示实验室虽具有少量教学辅助资料，但难于满足全校学生对高科技资源的需求；实行单一的“表演实验”教学模式，学生主要是观察者，处于被动地位，这种教学模式难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限制了创新能力的培养；大学物理文科教学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并在文科人才的素质教育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物理演示实验虽已在北京工商大学工科专业学生中广泛开展，但参与的文科学生很少，因而物理演示实验教学改革迫在眉睫，创建基于多媒体技术的演示实验教学模式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将填补北京工商大学物理演示实验室在这方面的空白。下面结合实践教学在培养文科人才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从教学资源的完善、教学形式和文科课程改革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讨。 一、完善大学物理演示实验教学资源 近几年，学校投入170万资金购置了大批国内一流的演示实验设备，建成了230平方米的物理演示实验室，能演示150多项实验。在2007年北京市本科教学评估期间，北京工商大学物理演示实验室受到评估专家和学校领导的高度评价。虽然物理演示实验室的建设受到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学校也投入了较高力度的人力、物力、财力，向学生开放演示实验室。但物理演示实验室目前仅有实验操作说明书，缺乏配套教学资料。所以，编写演示实验教学课件、开发现代化教学软件迫在眉睫。 从2009年学校向文科生试开设大学物理演示实验课程开始，教师从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振动和波动五方面整理了物理理论知识和编写了适合文科学生的PPT教学课件，并指导学生使用照相机或摄像机在演示实验室拍摄演示实验仪器图片和视频。拍摄照片需要实验仪器和背景对比强烈，简单清晰。拍摄后指导学生使用Photoshop软件进行后期处理。教学视频中最好包括教师演示和讲解过程，这样有利于吸引观看教学视频学生的注意力，可形象生动地展示物理现象，有利于教师对物理原理的解释。除此之外，根据教学内容的需求，通过互联网的下载、图像扫描、手动制作等方式也可收集其他物理演示实验教学资料。另外，我们还与公司IT专业技术人员探讨多媒体教学软件所需要使用的汇编语言、软件界面的设计和分类、软件所需图片和视频嵌入的稳定性，最终使用actionscript语言编写了多媒体物理演示实验教学软件，该软件在课堂上使用后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采用灵活多样的大学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形式 许多高校已经采用了灵活多样的现代化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形式，如利用计算机和网络的物理演示教学、双语物理演示教学以及利用“投票机”（voting machine）让学生选题判断的物理演示教学等都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虽然北京工商大学物理演示实验室已配备了导学仪、计算机、高清大屏幕电视等多种形式的现代化多媒体教学设备，但目前仅采用单一的“表演实验”教学模式，每个班的工科学生仅利用两节课时间在实验室观看教师演示实验仪器，学生处于被动地位，限制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教学效果不甚理想。 针对向文科生开设的大学物理演示实验课程，教师采用了多种教学和管理形式：大学物理演示实验双语教学模式让文科学生了解了物理专业英语，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积极响应了教育部提出的“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的教育方针；教师采用理论分析与实验演示相结合、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实验仪器等教学模式，对学生采用实验报告、实验操作和PPT演讲等形式的考核方式，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接受的信息量增多，丰富了教学内容，极大地提高了课堂的教学效果，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团队协作精神及语言表达能力；教师队伍中有多年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和副教授，也有具有极强科研能力和外语水平的博士，还有调试和维修实验仪器的专业技术人员，从而保证了教学质量。 三、大学物理演示实验教学课程注重文科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各大高校教育以提倡大学生素质教育为前提，不少院校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相继开设了美术、声乐、大学语文等课程，从而加强了他们的人文知识教育。而对于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的教育工作起步较晚，进展也相对缓慢。因此，有必要培养文科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针对文科生开设大学物理演示实验教学有助于学生开拓思路、锻炼能力，促进各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互补，对提高文科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工商大学于2009年春季首次向文科学生专门开设了“物理探索与实践”大学物理演示实验选修课，第一次开课限选人数为35人。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教师们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管理、实验仪器维护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教学效果良好。在总结了第一次开课的教学经验后改进和完善了教学课件，于2011年春季再次开设了该选修课，选课人数达到80人，分两个小班授课。文科学生普遍反映本选修课使他们更好地理解了物理概念和规律，提高了实践动手能力，开阔了学习视野，培养了团队合作意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对于向文科学生新开设的大学物理演示实验课程，教师们一致认为应以突出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改变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以学生独立操作实验为主、教师启发式指导为辅的方式，实行“观察实验—理论解释—动手实践—演讲总结”的分层次教学模式。第一，学生在演示实验室先观察实验现象。例如，在讲解“法拉弟笼”实验时，先让学生观察50～100kV高压电源向法拉第笼放电现象，因为笼体的屏蔽作用，笼内的同学安然无恙。学生对此惊讶不已，觉得不可思议，急切想知道其中缘由。第二，教师在课堂上用PPT课件详细解释了静电屏蔽的电学原理，并启发学生思考：在生活中是否存在类似现象？学生想到了高压线圈外的铁架，还有些同学想到如果将易发生雷电地区的房屋装上这些具有屏蔽作用的笼网，可以保护人身安全。这样的演示实验让学生感觉到物理现象就在我们身边，对所学知识印象深刻。第三，让文科生参与到普通大学物理实验中，讲述实验原理、实验操作方法和数据处理过程，提高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第四，在每学期末，教师指导学生课后从网络收集课程相关信息，让学生制作感兴趣的实验项目专题PPT，通过学生PPT演讲的形式来讨论。这种教学方式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设计制作PPT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文科学生与理工科学生学习物理知识有着本质不同。首先，课时差距很大。该课程每学期共34学时，这要求教师要精选物理内容；其次，物理基础的不同使得任课教师在教学深度和难度上要把握得当；另外，学习目的不一致，文科生大学生物理演示实验课程旨在提高其综合素质，而不是像理工科那样与专业课程教学相结合。所以，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准备教学。 1.介绍物理学史，培养科学精神 物理学史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各种物理现象的认识过程，研究物理学发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物理学概念的思想发展和变革过程。科学精神是指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传递科学家所具有的探索精神、求真精神、创新精神和献身精神以及科学家们所表现出的谦虚、诚实、合作、淡泊名利的优秀品质。例如，演示实验室具有冰箱原理展示仪器，在讲述与之相关的卡诺循环物理原理时介绍了法国青年工程师卡诺如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找到了提高蒸汽机效率方法的研究过程，由此激励学生在学习中应像卡诺那样具备不断探索的精神。 2.渗透物理思维方法 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比单纯传授知识更重要。教学过程中应让学生掌握如何思考、如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在学生进行示波器实验中，有些学生调不出李萨茹图形，教师启发学生从X/Y轴信号是否输入正确、两轴信号频率比值是否合适、两轴信号在示波器上显示位置以及模式选择等方面来进行分析，大部分学生最终解决了该问题，并加深了学生对该实验物理原理的理解。虽然“物理探索与实践”选修课针对北京工商大学文科专业学生开设，但因高考时分文、理科生源，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如何调动不同层次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每个学生都能最大限度地从课堂中获益，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教学方法。 3.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必须辅之以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学有所获。我们研究确定了工科和文科学生力所能及的演示实验研究课题，培养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参与调试，真正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最终，教师指导学生获得了三项物理演示实验竞赛奖：2011年北京市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一等奖，2011年北京市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三等奖，全国高校第十届物理演示教学仪器一等奖。 大学物理论文:对大学物理在混合型院校的课程地位的思考 摘要：大学物理是所有理工农科高校都必开的课程，其基础地位是其它学科无法取代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更是表现在不断出现的新兴的高科技技术里，这些高精尖的技术往往是各个学科的交叉结合，而物理学是各个交叉学科的基础。但目前在一些农业院校里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大学物理与某些专业无法衔接，因此不断压缩大学物理课程的学时。针对以上存在的现象及问题，本文将分析其中的原因和对策。 关键词：大学物理 混合型农业院校 课程地位 大学物理也是农林院校开设的必修课之一，但在一些以农林为主的院校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1-6]。分析其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出在大学物理这门课程的性质上，大学物理是现代技术的基础，其涉及的内容繁杂，包括力、热、光、电以及近代物理等，这些内容又都是基础性的，很难与具体的某个或某些专业内容直接结合起来，从而给人一种学了没用的感觉；第二方面的原因集中在这门课程的内容上，大家知道，现在各高校所开设的大学物理的课程内容绝大部分都是经典物理的内容，换句话说，是两百年前就已经有的内容了，显然大学物理的内容设计落后了，跟不上时展的步伐就必然不会受到重视；第三个原因是农林院校的专业老师对大学物理这门课程认识不足，由于专业的局限性，导致学科视野受到限制，看不到本专业以外的知识。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大学物理的老师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应对。 1 改革教学大纲，针对不同专业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 现有的教学大纲的设计都比较注重学科内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对本学科以外的内容很少涉及。比如我校的工科大学物理的教学大纲对同一层次，如本科是一样的，但不同本科专业间的区别就不能在大纲中体现，像食品、动植物检疫这一类的农科类本科及土木、城市规划、农机和机械等这一类工科类本科对大学物理具体内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前者注重热力学、光学等部分的内容，后者更注重力学、机械波、机械振动等部分的内容。因此针对这一情况在设计教学大纲的时候要对不同的情况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还有不同层次的学生对大学物理内容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比如农科专业与工科专业，农科专业由于学时少，大学物理课程大纲的设计更应细致。 2 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加强教材建设 教学内容是教学大纲的实施，教学大纲设计得再合理，最终还要反映在教学内容里，如何安排教学内容关系到是否能如忠实地贯彻教学大纲的要求。那究竟怎么安排教学内容才合理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有确定的答案。因为教学过程是一个双向过程，因为教学过程是一个双向过程，教师在安排教学内容的时候要考虑他的教学对象的特点。同样的内容不一定适应所有的对象。对大纲中要求的内容，不适合教学对象的部分做出适当的删减，而适合教学对象的内容要做适当的加强。 比如笔者在讲到电磁学的时候，针对食品类专业的学生就着重强调了电磁学在食品科学里的应用，对关于食品的检测、保鲜和储藏现代技术进行了适当的介绍，这些内容书上是没有的，但这些内容是与物理学有关的并且与他们的专业相关。这样在讲课的时候学生就比较容易接受而且还有兴趣。 那么这样看来，加强教材建设就显得很重要了[7]。目前还没用一本特别适合农科专业应用的大学物理教材。而编写一本合格的农科大学物理教材需要很多专家学者，不同专业、不同高校的老师共同努力。 3 增强实验教学环节，使学与用相结合 物理学归根到底是一门实验科学，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是大学物理课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大学物理实验不仅能加强对物理学知识的进一步认识，还能使学生从实验中发现新问题，从各种新问题中培养他们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目前大学物理实验还局限在经典物理学的范畴中，而且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存在脱节的现象。具体表现在实验教学有可能与理论教学不同步，或提前或推迟；实验教学内容和理论教学内容不相符，存在实验教学内容过于陈旧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第一，删除一些过于陈旧的实验项目或将旧的实验项目进行重新设计等。有些旧的实验经过重新设计以 也能焕发新机。 第二，对大学物理实验的课程安排进行合理的调整，尽量做到先讲理论而后再做实验，最好能做到讲完理论马上就做相关的实验。这就需要对实验管理制度进行改革。 第三，将物理实验和相关的专业知识、专业内容以及专业实验等相结合。这就需要大学物理老师同不同专业老师进行很好的交流与合作。对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进行不断地创新，以适应新的需要。 总之，要调整实验教学内容，使物理实验内容能与相关的专业内容联系起来。 4 加强教师的科研能力，使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 教学和科研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科研做得好的老师，在教学上肯定能有所受益。科研不仅能促进教学，对大学物理的老师来说，更能够促进与不同学科、专业间的交流与合作，使大学物理的教学更能够贴近相应的专业，适应相应专业的发展需要。另外科研也促进大学物理老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提高，进一步拓展了物理老师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使得大学物理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能比相应的专业老师更全面和系统地介绍相关的知识。 5 结束语 大学物理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理工农林院校的专业必开的课程，既然教育部这样要求，必然有一定的道理，因此一定要重视大学物理课程。特别以农林专业为主的高校，更应该探索合理的方法和途径，使大学物理在农林相关的专业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大学物理论文:工科大学物理教学展望 一、工科大学物理课程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后半叶，物理学在此前建立起来的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统计物理和许多重要物理实验基础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许多物理学的分支学科，如原子、分子物理、原子核物理、固体物理、等离子体物理以及粒子物理等，都得到极大发展.与此同时，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学科间相互渗透和交叉综合.物理学和其他学科相互渗透，产生了一系列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如化学物理、生物物理、大气物理、海洋物理、地球物理等等.物理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的实验方法向其他学科转移，促成各学科的发展并成为其组成部分. 20世纪后半叶，新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技术包含的科学知识高度密集，综合性极高，如红外和红外成像技术、激光技术、计算技术、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等等，都无一例外地与物理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实验方法密切相关，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各学科的发展. 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知识密集性、综合性极高，处于科学技术的前沿，近几年来的局部战争向人们展示，现代战争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高新技术的较量.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离不开物理学和物理学的新成就，如红外夜视、激光制导、激光雷达、三相弹等都与物理学原理和物理学实验技术密切相关. 这一切都表明，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中，物理学不但在历史上曾经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在20世纪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而且毫无疑问，21世纪物理学在科学技术发展中也必将处于主导地位，它的作用将会更加突出. 大学物理课是一门重要基础课，它的作用一方面是为学生较系统地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另一方面是使学生初步学习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这些都起着增强适应能力、开阔刘义洪盈赘大争物双教争敬沮思路、激发探索和创新精神、提高人才素质的重要作用.学好大学物理，不仅对学生在校学习十分重要，而且对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和在工作中进一步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更新知识，都将发生深远的影响.物理课的这一作用，特别为许多专家、教授、高级工程技术专家所强调. 我国工科大学物理的学时一直少于理科.因此，目前实施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传统物理课内容在给定学时范围内一再精选后形成的.总的来讲，工科大学生的物理基础较薄弱，物理知识面也较窄，特别是近代物理和现代工程技术有关的物理基础和现代工程技术方面的新知识更显薄弱.如我们的课程基本要求中没有物性学、分子、原子核、粒子等内容;没有偏振光干涉、核磁共振、穆斯堡尔效应等内容;量子物理、统计物理等近代物理基础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知识甚为薄弱.这些内容，工科一般专业在后续课中多不再涉及，而它们恰恰是当今学习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术所要涉及的，有些甚至已成为当今高新技术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物理课内容“老的多、新的少”.因此，更新内容，加强现代物理和现代工程技术有关知识，特别是有关基础知识，是工科物理教学改革必须面向的首要问题. 二、工科物理课教学改革 工科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改革是很复杂的，也是很困难的，不可能一嗽而就.应该坚持以下原则:不应改变物理课作为基础课的地位和作用，应着力研究现代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应具备什么样的物理基础;要重点研究如何处理好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及有关近代内容的关系;应在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方法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上加大力度，与研究教学内容改革的同时，还必须系统地研究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教学环节的改革. 工科大学物理课内容改革的重点在于加强物理学基础(包括经典物理基础和近代物理基础)，同时适当地介绍反映现代物理和现代工程技术的新知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由于工科物理课程教学时数少，只靠课程内容和体系本身改革回旋余地小，改革要将课内课外、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课与课间关系诸方面综合考虑. （一)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应以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在保证经典的前提下，进一步精选经典物理内容，突出教学内容及能力培养，避免过分强调系统性和严密性等，在整个经典物理教学过程中应贯彻加强近代思想;在近代物理基础的基本要求部分，加强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基础知识，以利于学生在校和离校后进一步学习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术;加强现代工程技术物理基础专题，这部分内容应侧重物理原理，而不要停留在科普水平上，上述三部分内容的讲授学时，分别约占总学时的58%、27%和15%. (二)开设物理类和技术类专题选修课(或讲座).物理类选修课:如现代物理导论、混沌、原子和分子物理、核物理、天体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嫡和信息、傅里叶光学、非线性光学、非线性力学等、技术类选修课:如现代工程技术专题、激光技术、光散射技术、全息技术、穆斯堡尔谱学、核磁共振技术、薄膜技术、换能器、红外技术、低温和超导等.选修课应着重物理概念、物理思想和方法，不追求数学严密性，不过分强调系统性和完整性. (三)教学手段改革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粉笔加教鞭不适应改革的需要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近几年来，有许多院校在多媒体辅助教学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实践证明，把多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可以改变信息的包装形式，在计算机上把图、文、声、像集成在一起，提高教学内容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能调动学生主动运用多种感观积极参与多媒体的活动，使学生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发现.同时，这也为教学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为教学的顺畅实施与高效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加大这方面的资金投人，多媒体辅助教学必将成为21世纪教学手段的主体.而多媒体辅助教学软件也应向智能化方向发展.1997年n月6日，中国物理学会正式宣布中国物理教育网建立.这就为网上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方便，物理教育工作者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从网上获取信息服务于教学.名校、名师更应在网上传播自己的教法和经验，使大家受益. 三、教学过程中的一点尝试 物理学的迅速发展，不断在广度和深度上揭示物质结构和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在教学实践中，我以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在保证经典的前提下，把现代物理专题中的部分内容穿插安排在授课之中，学生反映很好.如在讲完振动与波后，由单摆的线性振动自然地过渡到单摆的非线性振动，从而引出“棍沌”，接着向学生指出了普遍存在的混饨现象，并简要介绍了混沌理论的发展及意义、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另外，我还编制了部分多媒体辅助教学软件以用于教学.如在驻波一课中，用形象、直观的动画把驻波的成因生动有趣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时效. 大学物理论文:大学物理多方位创新能力培养 摘要： 从大学物理教学的现状出发，提出改革大学物理的教学思想，根据专业科学的选择教学内容，将理论课和实验课整合优化，为学生营造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氛围，以实现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 大学物理；创新思维；培养 一、当今大学物理教学的现状 目前，我国还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缺乏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教学过程停滞在学习科学知识的认知过程上，缺乏“研究性”和“创新性”特征，学生依然是被动接受知识，主动的探究新知识，解决新问题的积极性不高。这些弊端在大学物理教学中同样存在，即没有将课内教学和课外的科研活动有机地结合，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很多学生认为大学物理就是为相应的专业课服务的，实用性不强，专业化不够。这种片面的观点忽视了大学物理在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等方面的重要性。在本文中，笔者将从目前大学物理教学的现状出发，着重阐述如何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多方位的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二、多方位的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改革传统的教学思想 将“教学为中心”充实为“在以教学为中心的前提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目的，以服务科技应用于实际为导向”，从以下几个方面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学生一方面可以通过传统的课堂教学获取知识，还可以借助图书馆或者网络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之后，接下来就要引导学生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这在大学物理实验中有直接的体现，借此可以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点是逻辑推理能力。该项能力是物理学教学要着力培养的，也是创新性思维所必需的。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应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应用直觉思维，鼓励学生对新的问题创造性的提出自己的看法，逐步建立起创新的思维模式[1]。 （二）选择合适的大学物理教学内容 目前我校多数专业的大学物理课程遵循相同的教学大纲，实施的教学内容基本相同，这种做法忽视了不同专业对物理知识的侧重点不同的实质，从而使物理教学面临新的挑战：即如何保持物理课自身体系完整同时又兼顾专业特点和要求。为此，应针对不同专业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教学大纲，在教学过程中体现专业化的特点。就我校而言，电子信息工程以及通信工程等专业与物理学中的电磁学部分结合紧密，汽车服务工程和轨道交通专业与力学部分结合紧密，化学专业多用到热学和光学知识。因此，在教学中应根据学生的专业有侧重点的设置教学内容,这样有助于实现大学物理课程和其他专业课的对接。 （三）实现大学物理理论课和实验课的整合 物理学是一门理论和实验相结合的学科，为了使学生对物理知识有深刻的理解，就要求在传授物理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还要借助物理实验进行印证。但就我校来看，目前大学物理理论课和实验课的开设没有实现很好的融合，表现如下：一是大学物理理论课和实验课几乎完全独立，理论课教学内容的顺序和实验课的设置不一致，造成了理论知识不能得到及时的实验验证，也不能及时指导实验。二是目前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多为验证性实验，一般是学生统一的按照固定的实验题目、仪器和方法，按步骤进行操作，记录和处理数据，对照物理理论分析实验结果。实验课纯粹就是验证现有理论，失去了物理实验促使新知识的发现这一重大作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大学物理理论课及实验课进行整体优化，使其有效的配合起来，出现“1+1 2”的结果[2]。首先，应该根据大学物理理论课的授课内容有针对性的开设合适的实验题目，比如在一章结束之后即进行与该章内容相关的实验课。其次，将实验分为基础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等。在基础性实验中，着重训练学生对基本知识、技能和方法的掌握能力，主要由学生自己参照讲义动手完成实验，教师进行个别辅导，为后继实验的进行奠定扎实的基础。设计性实验则和学校的创新性项目相结合，采用启发式和开放型的教学方式，教师只作启发式引导，对于“查阅文献—拟定实验方案—数据测量和分析—撰写实验报告”这一环节，则要求学生独立完成。 （四）将学术研究贯穿于教学过程 要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必然对教师也有更高的要求，即作为大学教师，要积极参与科研活动，将新知识引入到大学物理的教学内容中去，这对提高大学物理理论课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经典理论中加入新理论、新技术，不但可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教学中，将物理科研融于课堂，把灌输式教学变为引导式教育，能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提高思维能力[3]。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教师本人的研究课题，设立一些比较简单的题目，对学生开放。比如笔者所在的学校，近两年开展的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就是类似的情况。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把经典理论和实际应用相结合，引导学生从实际物理问题中抽象出理想化的物理模型，再利用现有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三、结语 本文针对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如何多方位的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出了几点看法：首先是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思想；其次根据学生的专业有侧重点的设置教学内容，将理论课和实验课整合优化，并设置设计性实验对学生开放，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 作者：常旭 单位：商丘师范学院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论文:大学物理实验翻转课堂研究 摘要： 文章着重分析了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内涵、优势和存在的问题，指出学生课前通过观看教学视频，自主学习教学内容，课堂上边操作实验，边相互讨论，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可以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开放性知识体系。 关键词： 高等学校；物理实验；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颠覆了传统教学模式，利用网络把教师的授课部分以视频的方式展示给学生，让他们在课外自主学习，而把学生练习和分析讨论部分放到课堂上[1]。它是学与教的革命[2]。 一、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内涵及其优势 （一）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翻转课堂含义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让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教学视频，通过查找相关材料，补充相关知识，课堂上操作实验，提出并讨论问题，师生相互交流，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此种教学模式可以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物理实验教学不再是学生完全被动的、机械的操作仪器的过程，而是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边思考边实验，相互讨论交流，最终得出科学结论的过程。 （二）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翻转课堂优势 第一，增加了学生主动学习的时间。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后，机械的操作实验，以获得学分为目的，即便提问，也只是针对操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完全被动的学习。而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只是教学活动的设计者和组织者，课堂时间全部用来引导学生思考，发现和提出问题，分析讨论和相互交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不再是知识的传递过程，而是知识的生成过程。学生从知识的接受者转变为知识的探索者。第二，重视知识的内化过程。与传统教学相比，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把教师讲授部分放到课外，而把原本放在课外的发现和提出问题，分析讨论，总结和练习等学生个人的知识消化和理解过程放在课堂上进行。教师主要通过营造自由探究氛围，组织学生讨论交流，边讨论边实验，把理论和实验结合起来，帮助学生顺利完成知识内化的过程。第三，尊重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传统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模式是教师先讲解实验原理，实验仪器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然后由学生独立操作。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在于，它是在有限的、相同的时间内，向所有学生灌输大量的“陌生”信息，忽视了学生之间的个性差异。由于有的学生缺乏相应的知识基础，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化这些信息，导致教学效果不好。而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选择学习时间，管理学习进度，可以反复听课，随时查阅资料，补充相关基础知识，在线与教师互动，答疑解惑，实现个性化学习。课堂上，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传递者，而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甚至是参与者。教师积极参与到探究活动中，与学生一起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学生提出的方案给予及时的、有针对性的评价和个性化的指导，促进学生个性化的发展。第四，更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与知识相比，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更注重对学生获得知识能力的培养。课堂上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参与问题讨论、协作交流和实验操作等探索活动，亲自体验知识的获得过程，提高学习能力和实验操作技能，而且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合作交流能力也得到培养。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师生交流互动变得更频繁，课堂外线上交流，课堂上面对面的交流，学生学会了知识获得的新方式-合作与交流。有了这些技能，学生的知识体系不再是闭合的、僵化的，只局限课本上的结论，而是开放和活化的，通过与周围信息交流，能随时得到补充和发展，应用到现实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的。 二、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设计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主要分为课前知识传递，课堂上实验探究，课后综合性评价三个阶段。 （一）课前知识传递教学设计 该阶段教师要明确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案，录制教学视频，布置学习任务。教学视频可以录制成三个，分别为讲解实验原理，介绍实验设备与仪器的使用方法，讲解实验数据处理方法。视频中，教师要提出思考问题和学习任务，用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小组交流与合作，使学生带着问题进入课堂。根据具体的实验内容，通常教师提出的学习任务可以是设计性的，例如让学生设计某物理量的测量方法；可以是操作性的，例如让学生利用日常生活中常用物品，自制仪器；还可以是书面性质的，例如让学生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实验的历史背景和相关人物。 （二）课堂实验探究教学设计 1.学生自主学习情况信息反馈 课堂上，要求各小组组长汇报学习情况。主要包括课前进行了哪些活动，如何分工的，取得了哪些成果，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体会等，便于教师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自学情况，同时对学生的课前学习活动起到一定的监管作用。 2.探究性实验 项目驱动教学法是20世纪80年代在德国推行的教学方法。教学中，以项目为载体，以小组为学习单位，推动学生通过运用已有知识，在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理解抽象的理论知识，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习的主动性和团队合作精神[3]。大学物理实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以仿照德国的项目驱动教学法，教师将整个实验任务融入到一个现实性问题中，按探究阶段把整个实验任务分成几个小任务，围绕着这些小探究任务，结合各小组课前遇到的问题，师生团结合作，讨论与交流，实验操作，共同探究，利用实验来验证自己的想法，或通过对实验现象和过程的观察，发现"新"的理论和方法。随着课堂教学活动的深入，通过一个个小目标的实现，逐步完成整个实验。课堂上，教师不要直接给出实验操作的具体步骤，而是让学生在探究中，通过不断的尝试，自己探索出正确的操作流程，得出实验结果。实验结束后，教师要组织学生进行误差分析，找出误差产生的原因，并鼓励学生提出减小误差的方法，改进实验方案。 3.鼓励性的点评 教师的点评贯彻在整个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对他们的有效行为表现给予及时的、鼓励性的点评，不但能对学生的活动提供信息反馈，强化有效行为，还能激发探究动机，促进探究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课后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评价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翻转课堂不但注重学生获得知识的数量，更重视学生获得知识的"质量"，即知识建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学生的评价，不能单一的只进行单一性的评价，考察学生获得多少知识，成绩提高多少，还要对学生获得能力和在活动中的情感表现等进行多元性评价，使翻转课堂教学目标在教学评价体系中充分得到体现。 三、翻转课堂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应用遇到的问题 （一）资金投入问题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顺利实施离不开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为了保证视频质量，微课视频的录制，需要配备专业的摄影和录音设备，专业的录制和剪辑人员，还要建立专门网络平台等，这些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大学物理实验翻转课堂需要建设具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的网络平台，能流畅和清晰的播放教学视频，方便学生自主学习教学内容；还要提供开放性的学习资源，方便学生随时查阅相关文献，补充和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更要能在线交流，方便学生解决疑难问题；要有在线测试，方便学生检查自己的学习成果；还要能在线提交作业，虚拟实验等功能，为学生打造个性化的自主学习环境。 （二）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问题 翻转课堂的教学成效主要取决于课堂上学习活动的设计。教师在课堂上设计的教学活动，要能充分的调动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相互交流，积极主动的发现，提出问题，并努力的寻找解决的方案，避免教学活动形式化。而这对于习惯以讲授为主的教师是个不小的挑战。需要有专门的翻转课堂研究人员对教师进行培训，讲解相应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对教师设计的课堂活动进行指导。 （三）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翻转课堂中教师的教授部分是以视频的方式，放到课外进行的，这就涉及到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问题。学生能否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自觉利用课外时间有效的观看视频，查阅相关资料，独立自主的学习新知识。要知道，如果学生课前没有观看视频，或者只是敷衍的学习视频内容，那么接下来的课堂上的学习活动，无法顺利的进行。可以说，学生课前的学习效果，直接决定了翻转课堂的成败。 （四）师生转变教育理念 翻转课堂的顺利实施，需要师生共同转变教育观念。教师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的传递者，而是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把课堂时间完全留给学生，通过组织学生讨论和交流，引导学生实验探究，顺利实现知识内化。学生也不再是完全被动的知识接收者，实验仪器的机械操作者，而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学生要积极的参与课堂讨论，大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他人交流，要有良好的交流和表达能力。而受传统教育影响多年的师生，能否适应和接受自己的新角色，成为翻转课堂能否成功的关键。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我国高校的贯彻实施，只靠专家学者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建立网络化的教学环境，建设优秀的教师队伍，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等。 总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校教学中的贯彻实施任重而道远。 作者：李敬然 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大学物理论文:大学物理课程正电子研究 【摘要】 正电子，又称阳电子、反电子、正子，基本粒子的一种，带正电荷，质量和电子相等，是电子的反粒子。最早是由狄拉克从理论上语言的。1932年8月2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安德森等人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他们发现了正电子。正负电子一旦相遇，则发生湮灭，是正电子的最基本性质。在这之前是不具有我们理解的正电子的最基本性质。那么对于大学生在学学物理中该如何理解正电子，本人在文章简单介绍了正电子的发现过程，让大学生对正电子的概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关键词】 正电子；狄拉克方程；湮灭；空穴 1.引言 正电子的理论预言和实验发现揭开了反粒子的发现之幕，这也无疑是近代物理界的极为重要的和极其有意义的发现，它的发现标志着我们对物质的内涵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尤其是对基本粒子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是既不能产生，也不会湮灭，如电子，我们通常的电子都是指带负电，而且规定电子所带的电量大小为单位电量，直到正电子的发现，对基本粒子的认识翻开了新的一页。现如今，我们发现在一定条件下，正、负电子可以相互转化，成对的产生或者湮灭。我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通过概括和整理，使之成为概念。本文简单介绍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正电子的概念，这就是本文探索的目的。 2.正电子的理论来源 1928年，英国物理学家提出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该方程式描述自旋为12粒子的波函数方程，是对薛定谔方程进行洛伦兹变换得到的，它同时遵循狭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原理，是相对论量子力学重要基础。狄拉克1928年提出了合理真空理论假说———狄拉克之海，认为这些粒子是电子的反物质，很好的解释了方程中反常的负能量问题，对反粒子的存在做出了合理的预言。此外，根据狄拉克方程求解得到的结果，电子不仅有能量取正值的情况，还有负值的情况，而且正负态关于能量为零的点完全对称。虽然这个结果很有意思，但解释起来遇到了“永动机”的问题，这与物理基本规律是肯定矛盾的。针对这个矛盾，狄拉克于1930年提出了空穴理论。该理论考虑了电子是费米子，那就必须满足泡利不相容原理，负电子填满了所有的真空状态，这样电子就不能找到能量更低的态，而且正能量态中也就没有电子，所以任何一个电子都不能找到能量更低的状态，也就是说整个系统非常稳定，电子不可能跳到能量更低的状态，对外辐射能量。此外，我们至少需要两倍于电子静止质量的能量，才能把某个电子从原来的负能态激发到正能态，可以看作一个正能态对应着一个负能态空穴。正能态电子所带电荷为-e，而且所具有的能量大于或等于一个电子静止能量，因为它们必须满足电荷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所以负能态的电子的带电量应该就是+e，能量也应该大于或等于一个电子静止能量。这个粒子就是狄拉克所预言的“正电子”。 3.实验发现 狄拉克本人虽然对理论作出了完美的解释，空穴理论给出了反粒子概念，但实验上还并没有观测到正电子，正电子理论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包括狄拉克本人，当时也不是完全确认理论自身的正确性。不过，狄拉克的预言因为找到实验上的证据被证实了。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等人在研究宇宙射线是电磁辐射还是单纯的粒子问题，观察到高能光子穿过重原子核附近时在磁场中的偏转情况，这一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虽然当时著名的物理学家康普顿做出了解释，但并没有使安德森及其合作者信服，随着后来的观测，在云室中拍摄了一张照片，发现宇宙射线进入云室穿过铅板后，轨迹确实发生了弯曲，而且，在高能宇宙射线穿过铅板时，有一个粒子的轨迹和电子的轨迹完全一样，但是弯曲的方向却“错”了。第二年，安德森又用γ射线轰击方法产生了正电子，从而从实验上完全证实了正电子的存在，正电子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4.结束语 对于大学生本科生来说，我们大学生在学学物理中该如何理解正电子，本人认为我们大学生要了解一些有关于正电子的理论来源，从源头了解正电子的实质。当然考虑到本科生物理知识有限还不具备研究高等量子力学的客观条件所以大学生只需了解其基本大意就行，对于某些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刨根问底，可以说这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能有一定的提高和发展。但我们大学生要对正电子的性质与概念要有清楚的了解，一定要区分开正电子与空穴，两者有极其相似的地方。但本质不同。正电子真实存在的。如同电子、质子一样时基本粒子而空穴则不然，它是一个为方便解决物理问题而创造出的一种概念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我们要清晰。 作者：许众 单位：西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大学物理论文:大学物理课程成绩考核改革 摘要: 大学物理课程平时成绩考核是大学物理课程考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成绩的考核是检验学生学习状况和教师教学效果的基本手段，是教学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本文针对我校大学物理课程的平时成绩考核模式进行研究和探讨，对目前大学物理平时成绩评定方法单一和评定过程随意的形式进行改进，旨在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风、学分的建设和教育体制的改革。 关键词: 大学物理;平时成绩;考核模式;教学改革 大学物理课程是许多理工科学生的必修基础课程，在其专业体系课程中占有举重若轻的地位。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改革创新，对教学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平时成绩是教学过程考核中重要的一部分，对学生进行平时成绩的考核，不仅能反映教师的教学效果，还能对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学业进展起到监督作用，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我校规定大学物理课程的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0%，由此可以看出平时成绩在大学物理课程考核中的重要性。如何更好地评价学生的平时成绩，是每一个教师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关于现阶段大学物理平时成绩考核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考核方法简单且依据单调。在大学物理平时成绩考核过程中，大多数教师考核平时成绩是以上课出勤情况和课后作业完成情况为依据，这种方法形式单一，内容片面，并不能证明学生是否认真听讲;课后作业是为巩固和检验课堂所学而服务的，且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能直接反映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但是学生在课后作业中存在抄袭行为，所以作业本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作业完成情况。 2．平时成绩评定过程随意。调查显示，部分教师对平时成绩的评定工作没有做到位。课程开始时，教师只是简单地说明平时成绩的考核方式及要求，实施过程中学生并不知道考核的具体情况，课程结束后学生也不知道自己的平时成绩，即“事前不说明，事中不公开，事后不备查”。什么时候扣分了学生都不清楚，导致学生对平时成绩的重视程度慢慢降低。 二、大学物理平时成绩考核模式探讨与创新 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笔者主要从以下五个大学物理平时成绩考核方面开展工作。 1．基本考核。这部分的考核内容同传统的大学物理平时成绩考核内容一样，以课堂出勤率和作业完成情况为主，约占平时成绩的30%，同时，为了防止学生在课堂出勤率上“钻空子”，上课点名可进行随机抽查，或上课前，或下课后，或隔几次。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直接反映学生对课堂知识的掌握情况，所以对这一部分的考核也很重要，但是目前学生存在抄袭现象，所以考核中应占比小一点，采取随机抽查的措施，同时将参考答案发给学生自行核对，找出作业中的错误。 2．课堂考核。课堂学习是整个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课堂教学是教师授业解惑的重要形式，所以学生上课的积极性直接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这一部分考查占20%，主要由课堂提问和课堂考试组成，课堂提问可以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检验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可对学生进行随机抽查;而课堂考试则是针对课后作业实行的一项举措，比如，上课前进行一次小测试，可以就一两个题目，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回顾上一节课所学的知识，还能体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3．任务类型考核。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课后对知识的巩固也很重要，笔者将这一考核所占比例设为20%。在这一类型考核中，教师给学生分配任务，对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任务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给出一个具体的题目让学生进行简答，或者写一篇简短的小论文等等。 4．实践类型考核。学习不仅仅是掌握课本上的知识，还要学会去应用，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这一类型考核在平时成绩考核中也是不可或缺的，笔者设定这一比例为20%，考核内容以实验和编写程序为主，大学物理实验可以体现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因此，这一部分的平时成绩考核也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借助先进工具解决问题是当代大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可通过学生完成编写程序的情况，对学生进行考核。 5．其他类型考核。这部分考核所占比例为10%，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考核内容。比如，学生可通过参加大学生物理竞赛、听关于物理的学术报告等来进行加分。 三、结论 本文针对大学物理课程平时成绩的考核提出了一些举措，高度重视平时成绩在学分建设和教学改革中的重要性，积极推进大学物理平时成绩考核模式的开展，结果显示，学生对大学物理课程的学习兴趣大大增加，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课余时间更是积极寻求新的知识，提升了创新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者：唐炳 单位：吉首大学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论文:大学物理有效教学实践 摘要： 大学物理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基础。设计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教学理论知识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教师教学的实践经验，二是科学研究的理论成果。课堂教学的实施是重要的环节，在大学物理教学中，力学及电磁学两部分是重点、难点，针对这两部分教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多种教学方法。 关键词： 大学物理；有效教学；理论；实践 一、大学物理有效教学的基础理论 （一）认知建构主义 认知主义萌发于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其强调学习者的内部认知过程。认知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一个意义构建的过程，其在传统经验与现实经验两者的打磨中形成，同时进一步地丰富、调整自己认知结构的过程。大学物理教学涉及到很多中学就已经涉及到的重要的概念、定律等，教师可以藉此对前概念进行深入，进一步引导学生将新概念内化到认知结构中。 （二）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是认知心理学与强化理论的结合，其强调学习者的期待和对相仿的经验的认识，可以说社会认知理论是传统行为主义与认知理论的纽带。其认为行为、个体及环境三个方面都能够对学习产生影响，个体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学习，即注意榜样—生成榜样—观察学得，这其中学习者一定要具有表现或抑制的动机。社会认知理论对大学物理有效教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教师可以将一些抽象、难懂的概念和定律进行讲解之后，再辅以一些例题予以演示，从而学生对这个“榜样”的过程有了全面地理解。 （三）情境学习理论 情境学习理论强调在学习过程中，个体与其他文化历史情境的彼此配合，注重过程的有效性和真实性。情境学习理论指出，学习是社会性、实践性的参与过程。当前，大学物理教学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当学生掌握了一道题的解决方法后，再做另一道与之相似的题目就无法解答，这很大程度上与知识点的情境相关。在这种情况下，要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情境，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四）学习动机理论 学习动机理论包括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所谓内部动机是个体在活动中的感受所决定，外部动机是奖励等所激发的动机。学习动机理论由无动机、外部学习动机及内部学习动机所建立的序列，其能够有效激发个体的学习活动。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只要是形成了学习动机，那么其就能够贯穿于个体的整个学习活动，学习动机影响学习效果，学习效果也影响学习动机，两者相辅相成。 二、大学物理有效教学的实施 （一）变式教学 要想让学生学以致用，将所掌握的物理概念灵活地解决实际问题，可以采用变式教学。以“质点运动的描述”为例，变式重点体现在“坐标维数变时物理量的定义式变化”、“情境变式下问题的求解”两个方面。其重点、难点在于掌握描述运动的各个物理量并能熟练示解；消除非科学前概念对科学概念的负面影响。主要实施过程为：①创设情境、引入新课；②与学生讨论分析，现实问题模型化，模型问题数学化；③不同空间维数下物理量的表达式；④已知各种不同的加速度表达式，示速度或运动方程；⑤情境变式教学，问题解决，知识迁移；⑥课堂小结并评价。教学要重视知识的情境性，比如教师可以以生活中的问题作为铺垫，引出学习的新知识。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不同的问题情境中来求解现实问题，从而强调“变中的不变”，助推学生深入理解物理概念的本质。 （二）相似性教学 在大学物理教学的电磁场部分，对学生的微分运算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在求解基本物理量中，磁场与电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如质心求解、转动惯量的求解过程，体现于图形、侵害微元等。主要实施过程为：①创设情境，引入新课题；②微分及积分的数学模型；③库仑定律及毕奥-莎伐尔定律；④老师讲述载流圆线圈轴线上一点磁感应强度的求解过程；⑤学生求解带电圆环轴线上一点的电场强度；⑥总结两者之间的相似处和不同处；⑦电荷分布在面上，求解均匀带电圆盘轴线上一点电场强度；求解磁感应强度；学生表述微积分求解电场和磁场的方法和思路，侧重于两者的相似点及不同点，以便能够更好的掌握能量及环流。电场及磁场的相似性教学，需要对教材内容重组，其是通过学习思维发展来对教学内容予以整合。相似性教学利用图像方法能够直观地反映微分积分的思想，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解决带电体、载流体。 （三）主题教学 若是单摆教学在“线性谐振子”的研究层面停滞不前，就很大程度地阻止了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可以说单摆运动是研究混沌运动的典范，在教学中引入非线性系统，能够帮助瞄准科学探索的方向。主要实施过程为：①以多媒体展示单摆模型，导入新课题；②在允许的环境下施加一个阻力，研究单摆的运动；③施加一个周期性外力时，研究单摆的运动；④总结线性运动与非线性动力的特征。以单摆为主题，充分发挥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及方法。在了解了简单环境下物体的运动之后，慢慢将问题深入和提高。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因素要逐步添加，不能一拥而上。以单摆引出混沌，最大的价值在于能够让学生明白混沌现象的普遍性，其反映了在受近阻尼运动中的单摆、水龙头缓慢滴水的花样等，其实经典物理与现代物理十分接近。 三、结语 有效教学需要将教学理想转化为教学理念，在教学实践中中等教学理念。在大学物理教学中，有效教学具有整合的理论基础，具有多维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设计呈现多样性，教学方法应多元化。要想实现大学物理有效教学，首先要转变教学观念，确定正确的教学目标；其次要转变课堂教学范式，实现师生角色转换；再次需关注多元教学方法，注重教学的适度性。同时，有效不能流于形式，最重要的是质量的提升。 作者：孙皆宜 单位：唐山学院 大学物理论文:新课改大学物理研究 摘要： 我国高中已经开始全面实施新课程改革，这给后续大学物理教学带来了很大冲击，传统教学模式不能满足发展要求，如何正确把握学生物理基础，如何开展有效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怎样解决大学物理教学与中学教学的衔接成为大学物理教学必须要面对的课题。针对新课改标准下高中物理内容、目标及形式的变化，本文提出了加强大学物理与高中物理教学衔接的措施，以期通过教学方面的改进，让学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物理的学习。为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积极探索物理发展前沿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物理课程标准；大学物理；教学；衔接 2003年，我国教育部颁布并实施了《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并于2006~2010年相继全面推行新课程改革。新课程标准下的高中物理在课程体系、课程内容以及教学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和改革，这些变化势必对学生进入大学后，学学物理带来一定影响。大学物理作为高等院校重要的一门必修课，在高中课改背景下，如何解决大学物理与中学物理的衔接问题成为当前课程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就高中新课改背景下如何进行大学物理教学与同行进行商榷。 一、因材施教，针对不同专业合理选择教学内容 大学物理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科学素养为教学目标的一门基础课程，在中学物理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大学物理教师必须掌握高中物理教学体系，为做好大学物理教学的有效衔接做好准备。2006~2010年高中新课程改革全面启动，此次高中物理课程最为明显的变化是采用模块式设计，共分为12个模块：其中必修l和必修2为共同必修模块，其余都为选修模块。这种选修的不确定性，造成高校不同专业学生物理基础的非均衡性发展，因此在强调大学物理课程内容的基础性和系统性的同时，也要满足不同基础或专业学生的需求。同时针对不同专业学生有的放矢，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物理课是一门基础课，它包括力学、热学、声学、光学、电磁学、原子物理学、核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学，并且还涉及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在有限的学时里要想完成所涉略的全部大学物理内容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在教学实践中依据不同专业要有所侧重和取舍。我们对新入学的新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在高中选修模块的情况。然后根据学生选修模块的情况和不同院系专业的需求，把学生分成不同层次的教学班。按照需求教学，并适当补充高中没有学习而后继课程又需要的内容。根据不同专业合理选择教学内容，为专业教学打好理论基础。我校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针对不同专业院系的要求将大学物理分为两个层次，针对不同专业来设计不同的课程内容和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特别针对文科学生开设了《物理与文化》素质课程，有效结合学生基础和起点，努力做到搭台阶，小步走的教学策略，从实际教学效果来看，确实做到了大学物理的教学和专业的有效衔接，起到了培养文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的作用。 二、针对高中教材新增内容，引入相应演示实验，重在培养科学素养 现代的教育理念均强调：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从传统教师讲授向合作式、探究式的教学方式转化，要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发掘学生学习潜能，引导学生自己探究和学习。新课程标准指导下的高中物理教材增加了很多与实际相联系的内容，针对高中教材新增加的内容，大学物理教学中要积极引进先进的演示实验作品。对于那些在生活中难以见到的物理现象，由于学生头脑中缺少感性认识和体验，仅仅通过教师讲授来传输相关内容，学生接受起来是困难的，如果在教学中加强相关的演示实验和分组实验，给学生创造体验的环境和机会，从理论走向实际，从认识肤浅走向亲身体验，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通过观察、探究、实验分析等过程，培养了学生的观察力、实践能力、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演示实验已经成为大学物理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物理教学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那些操作简单，实验现象明显的演示实验（如圆锥爬坡、尖端放电）一定要在课堂上演示，而对那些科技含量较高，无法在课堂上演示的，就安排在物理实验的演示室中进行。演示实验进课堂，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同时课堂参与热情和活力都有所加强；演示室的现场观摩，更大激发了学生创新热情，引起了学生的更大思考，实验的强化使课堂教学形式更加丰富。 三、加强经典与近代的融合，课程内容现代化 从高中物理新教材内容可以看出：高中物理在注重基础知识的同时，增加了与实际联系比较大的内容，紧密联系现代科技和社会问题。而现行的大学物理教材：在经典物理部分与高中物理内容重复较多，而近代物理内容却偏少，涉及前沿问题的内容也较少，没有体现物理在科技进步、航天技术、军事竞技等各领域中的生命力，课堂枯燥、教学乏味空洞、学生没兴趣、教师失去教学的幸福感。为了加强经典与近代的融合，在教学中可以放手让学生搜集整理近代物理发展与实际生活的联系、现代物理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前沿内容，编辑整理成教学素材，依据不同专业学生的基础和实际，进行适当的介绍和讲解，在与经典物理内容相关的近代物理要进行扩展和加深，如以每年公布诺贝尔物理奖为契机，及时将相关内容和材料背景做成PPT，并将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也补充进来，最快的时间介绍给不同专业的学生。将近代物理测量分析方法的内容补充到教学中，如激光扫描自动测平、X射线衍射、红外测温、扫描隧道显微镜、高效液相色谱、电泳、差示扫描量热技术、核磁共振、磁共振成像确定结构、激光俘获、CT、时间分辨光谱等等，结合学校不同专业的特点，可以将相关仪器和内容与学科进行有效联系整合，让学生看到所学内容与现代技术发展是紧密联系的，深切体会物理思想、方法是物理学发展的根基和精髓，让学生感受前辈大师留给我们的宝贵智慧，使学生在精神上受到感染和影响。 四、拓展知识，注重内容更新，课堂教学应用化 针对高中新课程标准，后续大学物理教学也必须做相应的衔接调整，要注重内容更新，课堂教学应用化。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在日常生活和工程技术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在讲述物理学理论时能够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物理课可以变得生动有趣，同时学生的综合素质也会得到提高。教学上进行教学内容拓展，强化物理学的科技含量，紧密联系生产实际，如讲热力学第二定律时介绍厄尔尼诺现象；讲方均根速率时介绍同位素的分离和植物的光合作用；讲到致冷机时分析冰箱和空调的原理；讲磁场介绍了电子显微镜中的磁聚焦原理；讲传感器时可以给学生介绍光纤光栅传感器在大型建筑（桥梁、高楼、机场、舰船、飞机等）健康安全方面的智能监测；讲到光栅衍射，可以从光栅衍射拓展到单色仪等。在教学中引入这些内容，不但使得教学内容充实饱满，也使得所教的理论知识与社会科技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培养了学生学习兴趣，唤醒学生内心的创新意识，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热情。结合教师的科研成果更新教学内容，还可以激发学生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勇于探索的热情。新课标背景下如何能够让刚刚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低台阶顺利做好过渡和衔接，使得大学物理学的教学得以顺利开展，能够让学生在学习期间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大学物理相关内容，并将所学习的知识与实践联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于大学物理教学的深化改革，还需要我们在实际的教学和工作中不断地做出调整和探索。 作者：朱文霞 李宝臣 王乐新 单位：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理学院 大庆市萨东第四小学 大学物理论文:大学物理研究型课程应用 摘要: 以“陀螺的进动”为例，从课程内容的设计，教学策略的优化和教学过程的实施与评估，讨论了研究型教学模式在军校大学物理课程中的应用，并就研究型教学模式对军校学员研究能力、创新意识与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做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研究型教学;陀螺效应;军校;创新能力 一、引言 研究型教学模式已经在国内外大学课程中被广泛运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受到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大学基础课程老师的认可与推崇。所谓研究型教学，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1］:以知识为载体，以能力培养为主要内容，将学习、研究和实践三者有机结合，充分调动学员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学员高度参与，达到培养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目标。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研究型教学模式通常采用讨论式、启发式教学和基于问题的教学方式来开展教学工作。因为这种教学模式变教师为引导者，学员为主体，同时教学内容丰富多样，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因此极大地提高了学员的学习兴趣，有效培养了学员的综合素质，提高了学员的研究能力，受到诸多大学特别是工科院校的青睐。在军校基础课程中开展研究型教学非常必要。目前我军正处于新军事变革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培养未来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必须对军校现有教学方法进行适当改进。以“大学物理”等基础课程为例，这就要求教员必须针对原有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环节的设计和教学效果的评估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研究型教学模式强调以学员为中心、教师为引导，教学内容注重研究的深度，在强调学员个性化思想的同时，特别注重学员发散性思维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因此也逐渐成为军事院校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培养的有效手段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二、“大学物理”研究型教学的基本策略 大学物理是培养军事院校生长技术军官和指挥军官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是学员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的理论基础，在学员知识结构的构建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2］。从目前国内大部分工科院校所采用的《大学物理》教学大纲看，其涵盖的知识模块多，从普通物理学的力、热、光、电到量子力学，再到相对论，公式推导多，理论性强，是历年来本科学员心中“始终不可逾越”的一座大山。在大学物理传统教学模式［3］中，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过分突出了知识的传授、注重打牢基础，缺乏军事应用教育，这与目前所强调的“要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使培养的学员符合部队建设和未来战争的需要［4］”是有所偏离的。因此，传统的大学物理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在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价等诸多方面做进一步改革［5］。大学物理有其鲜明的课程特点，即物理图像清晰，内在逻辑严密，基本物理规律大多来源于生活等，这为我们在大学物理课程中开展研究型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整个大学物理课程也面临很多问题诸如课时多、内容多、学员人数多并且基础参差不齐等，如何开展研究型教学是一个巨大挑战。特别是在军校，学员军事训练任务重，课余时间不足，活动场所受限，学习资源(如网络)有限等不利因素较多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开展具有军校特色的大学物理研究型教学是值得广大基础课教员思考的紧迫问题。针对这些实际情况，同时考虑到学员各专业的特点和未来学习的需要，我们近年来在大学物理研究型教学方面做了一些初步尝试。首先，我们根据大学物理知识点较多的实际情况，依据学员的专业方向合理选取部分内容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型教学。例如，在《力学》中刚体力学部分，我们选择“陀螺的进动”开展研究型教学，在相对论力学中选择“尺缩效应与动钟边慢”开展研究型教学，再比如电磁学中的导体部分、力学中的碰撞问题、热学中的多方过程以及光学中的折射衍射等等。这些知识点蕴含的物理与生活实际息息相关，很容易切入并被学员接受。这样，大学物理每一个知识模块都可以选取1～2次课(2～4学时)来开展研究型教学，原来被“耽误”的内容可作为选讲或者略讲，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学员创新能力培养上。这种教学模式要求在课程的评价和学员的最终考核上不能以偏概全，因此要在顶层上作进一步设计，如将研究型教学中学员的互动和学习报告甚至学员的某些奇思妙想纳入最终考核，同时在闭卷考试部分加入对开放性问题的讨论，减少对纯粹知识点的考核，注重对学员创新能力的考察。下面，我们就以力学中“陀螺的进动”为例，探讨如何在军校大学物理课程中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型教学。 三、“陀螺的进动”研究型教学设计 “陀螺的进动”是大学物理“刚体力学”部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大学物理的基础理论与军事高新技术紧密结合的具有重要军事应用前景的知识点，对于军事院校部分专业如导航、定位和激光陀螺等学员具有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一)教学对象与教学目标 授课对象为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军用光电和信息光学两个专业的全体本科生，掌握好“刚体的进动”基本知识对于这批学员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及理学院部分专业也从事惯性导航相关基础研究，努力学好这部分内容对于学员未来从事相关科学研究和熟悉相关武器装备十分必要。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可以从三个方面概述:知识的获取、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升。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行进中的自行车和陀螺倾而不倒的生活案例出发，在知识获取上使学员能了解刚体进动(旋进)和定向性的基本知识，理解进动角速度公式的推导方法，让学员进一步掌握对抽象物理问题做简化模型选取的研究方法，这是在知识层面学员要达到的目标。其次，在学员创新能力培养上，我们希望通过“陀螺的进动”的学习，使学员能够灵活运用进动的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解释摩托车转弯的问题、枪膛来复线的问题等等，培养学员独立思考的习惯、分析和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最后在军校学员基本素质的拓展上，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让学员针对一些前沿开放性研究课题，特别是武器装备如直升机旋翼的问题、导弹定位和惯性导航等问题，开展探究性学习，进一步拓宽军校学员的知识面，培养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等。在具体教学环节中，我们始终注意对学员严肃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科学作风和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使学员在领会基本知识的同时，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真正实现从“学会”到“会学”再到“会用”。 (二)教学内容与实施 考虑到学员已经在前面系统学习了刚体的基本知识，具有较好的基础，在学习“刚体的进动”及陀螺的定向性等内容时，我们力求将重点放在进动的应用上。同时，作为研究型教学的课程内容，必须将教学内容与学员的生活体验、专业特点等密切结合才能让生硬的物理知识充满“灵气”，构成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整体。因此，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遵循“接地气、重思考，挖本质、学能力”的原则来设计教学内容: 1．生活案例引入。自行车行进和陀螺倾而不倒的问题。首先通过行进中自行车不倒而静止的自行车很容易倒下的生活实例，逐步引导学员思考内在原因，从而引出陀螺的进动基本概念。在讲授陀螺的进动时，可以采用演示实验和视频播放的方法，让学员亲眼看到高速转动的陀螺倾而不倒的神奇之处。 2．基本知识传授。陀螺的旋进。不考虑空气阻力，由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定理得出陀螺的重力矩和角动量垂直。然后与匀速圆周运动作类比，自然引出结论:与角动量垂直的力矩并不改变角动量的大小，但会引起角动量方向的变化，从而产生刚体的旋进现象，即进动。 3．思维拓展训练。摩托车转弯问题。这部分内容是对上述知识点的应用和有效拓展，要引导学员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他们利用已有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进一步提高学员对科研的兴趣，我们给出美国《Science》上发表的有关自行车进动与稳定性的科研论文［6］，让学员瞬间感受到生活中的物理竟然如此“高、大、上”，只要注意观察，身边处处皆物理。这部分教学内容在历届学员中反映效果良好，可以让他们对看似枯燥无味的力学知识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兴趣。 4．军事高科技应用。枪管中的来复线、响尾蛇导弹、三轴陀螺仪和激光陀螺。这部分内容与军事装备密切相关，是针对军校部分专业学员量身定做的。一方面，陀螺的进动会提高子弹精准度;另一方面，陀螺的定向性在军事上有重要应用。同时，作为拓展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要让学员知道，陀螺惯性导航系统的转子转速高达每分钟数万转，如果转子稍不对称就会对各个支撑轴产生巨大的作用力而使其损坏。在此基础上自然引出无转子陀螺如激光陀螺等高科技前沿，进一步拓展学员的科学视野。 5．探究性学习。通过前面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案例的讲解，我们列出一些前沿开放式研究课题供学员分组讨论，这些课题包括但不限于:地面摩擦力、空气阻力和轮胎变形等对自行车稳定性的影响;陀螺效应在直升机飞行过程中的作用;陀螺进动的同时伴随的章动及其应用等。这些研究课题紧扣生活实际和军事前沿，既结合了学员专业特点，又有着浓厚的军校特色，不但可以进一步巩固学员对基本知识的掌握，还可以培养他们的发散性思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将每次课题讨论分为蓝方和红方，针对课题研讨内容互相提问，共同提高。对于研讨后的论文和报告，我们要求学员通过学校图书馆、军网MOOC平台、互联网等广泛调阅资料，分工合作，一个小组就是一个团队，队长由成绩较好、具有一定组织和协调能力的学员担任，并与教员保持密切沟通，随时报告学员反映的问题和存在的困难并尽快解决。 (三)研究型教学的成效与评估 为了对比研究型教学的实际效果，笔者在2015年两个教学班做了对比实验。这两个教学班都采用相同的教材，学员基础相近，入学成绩和生源分布都基本一致。其中一个教学班我们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讲解为主，学员主要是“预习、听课、练习、考试”;另一个教学班针对部分课程内容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型教学，以学员讨论和回答问题为主，教师引导学员主动学习。笔者在施教的过程中很明显地感觉到，研究型教学班的学员学习兴趣被极大的调动起来，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学员回答问题络绎不绝，基本没有瞌睡的现象。一个学期下来，初步统计有25%的学员课堂回答问题超过30次，约80%的学员一个学期回答问题超过15次，全班所有学员至少参加了一次课题讨论、调研和实验设计。这与传统教学班完全不同———回答问题基本靠点名，上课有相当部分同学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打瞌睡，期末考试部分同学靠突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开展研究型教学，学员广泛阅读资料，调研文献，知识面得到了拓展，同时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对于一些前沿科学问题和新概念武器问题，部分学员思维十分活跃，提出了一些“奇思妙想”，极大地丰富了课堂教学，令督导组专家和教员本身深受启发。谁又能否认，未来战场上这些“奇思妙想”不会实现呢?这不正是我们军校需要培养的科学素养吗!最后，对于如何评价研究型教学，我们在施教过程中也做了初步尝试。首先，在平时成绩的考核部分，我们采用积分制，将学员的讨论和发言包括回答问题做统计纳入平时成绩。同时，每次课题讨论包括论文都按照等级打分，纳入考核。在期末考试部分，我们力求增加开放性课题作为附加分。实践表明，通过开展研究型教学，极大地调动了学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初步具备了从事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团队精神和创新能力。这种研究型教学的初步尝试虽然还存在或多或少的实际问题，比如，某些知识点讲解不够透彻，理论推导不够详细，部分内容还有删略，学员课余时间占用过多等等，还需要在以后的实际教学过程中做进一步优化。 四、结束语 研究型教学对于新型高科技军事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本文以“陀螺的进动”为例，从课程内容的设计，教学策略的优化和教学过程的实施与评估，讨论了研究型教学模式在军校大学物理课程中的应用。实践表明，这种有针对性的研究型教学模式可有效培养学员的研究能力、创新意识与团队合作精神。 作者：余同普 邹德滨 银燕 邵福球 黄明球 单位：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理学院 大学物理论文:大学物理试验教学微课应用 摘要： 微课，顾名思义就是将课程进行精简和微缩，一节微课往往只针对一个知识点进行讲解，表达方式不再局限于教师和学生的面对面讲解，而是运用视频或者音频等多媒体手段来进行授课。本文就将就这一新型的教学资源进行剖析，探索如何将微课作为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催化剂。 关键词： 微课；大学物理实验；新型教学资源 “微”，作为21世纪的一个新概念，最初是从微博中兴起的。很快，人们将微博作为微时代的开端，萌生出了微电影、微小说、微信等等新型的内容。微时代不光影响了娱乐和通讯行业，教育领域也越来越受到微时代的影响。微课、微视频等等教学资源逐渐成为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辅助工具。其中受到最广泛应用的就是微课。微课作为微时代以及多媒体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优良产物，在满足教师教学要求的前提下，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学习方式，满足各更多学生的个性化的学习要求。物理学是每一个理工科学生在大学阶段必须要学习的基础性学科，作为整个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之一，物理实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学物理实验与物理理论课程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感受到物理原理的神奇与奥秘。相对于较为枯燥的理论学习，物理实验课程无疑丰富了课堂的趣味性，同时也最大程度的发挥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物理实验课堂中，可以锻炼学生的观察、分析、质疑、探究、总结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日后学生走向社会是所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 1微课及其特点 “微课”，作为教师教学的手段之一，是将视频作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讲授某个知识点、专题或者是实验活动的全过程，针对于教学中存在的某些难点和重点，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微课往往短小精悍，就某一知识点进行深入剖析，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完整性以及示范代表性。传统的课程一般是针对某一章节进行讲解，而微课一般是针对某一难点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让学生在课下有针对性的进行巩固学习。和传统教学资源相比，微课更加生动、代入感更强，满足了教师和学生在课下依旧可以“交流”。相较于传统教学资源，微课具有如下特点： 1.1教学时间相对较短。微课的核心内容是教学视频，该视频的时长一般在十到十五分钟左右，最长不会超过二十分钟，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四十五分钟一节的大课来说，微课可以算是一个片段或者示例。 1.2教学内容相对集中。在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会在课堂上将某一章节的全部内容教授给学生，学生一直处于被动灌输的状态之下。而微课与传统课堂的区别恰恰是将问题集中、突出出来，将更多的时间用在某一章节的重点和难点上。至于其他的相对容易理解的知识点，可以让学生自行理解领悟，遇到问题后再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这样一来，学生锻炼了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也能够更加清楚的了解学生问题所在，给予更加有针对性的辅导。 1.3资源容量相对较小。从视频大小上来说，微课的视频以及相关辅助资源的总容量一般在几十兆左右，视频格式支持网络在线播放，这样一来，学生和教师不光可以使用电脑观看微课，还可以将视频下载到手机等移动设备上。这样一来，能够让学生将一些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使得时间最大化。 1.4资源情景化。微课由于时间较短，因此要求教学内容主题突出、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并且要相对完整。微课一般是将重要的知识点从课堂中剥离出来，因此微课要保证不脱离原有的教学环境，给学生足够的代入感。微课的作用不光是成为教师在课堂上的一种教学资源，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在课下反复回顾和消化课上的难点和重点。因此，微课的内容必须精益求精、主题鲜明、结构紧凑。微课的出现也成为促进教师提升自身教学水平和转变教学风格的原动力之一。 2教师讲授微课的基本要求 课堂作为教师传授知识最主要的战场，讲授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微课虽然是微时代下的一个新兴产物，变换了承载形式，但是其主旨没有改变，因此教师在微课教学过程中必须做到以下四点：第一，迅速切入课题。由于微课的教学时间比较短，因此之前的铺垫不能冗长。教师可以选择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经典的原理或者是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物理现象；也可以承接上堂课的内容；亦或者可以直接开门见山的进入课程。总之，教师务必要保证节省教学时间；第二，讲授的线索务必清晰。微课的重点在于微，因此课程必须要保证有且只有一条线索。灵活运用这一条线索引出知识点，并且在此基础上对重点问题进行剖析。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以最高的质量完成教学任务；第三，语言生动得体。在微课教学过程中，由于没有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只有教师单方面的讲授，因此教师讲解知识点时的语言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讲授过程中，教师应当保证语言生动，能够给学生足够的吸引力，并且语言要有感染力，关键是语言表述要准确，逻辑性强，思路清晰，便于理解；第四，板书要简单。由于微课时间有限，板书在微课中应适当减少，板书在微课中的存在主要是对重点内容起到强调作用。在微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板书提前准备在纸板或者小黑板上，当讲授到相关内容的时候直接放上来即可，大大节约了教学时间；第五，课后要小结。在微课的结尾处，教学需要拿出几分钟的时间对整个微课讲授的内容进行概括和汇总，并且着重强调重点难点问题。微课的小结，不需要面面俱到，只要能够将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实验思路传授给学生即可。 3微课的优点 和传统的课程相比，微课所需要的时间更短，学生观看的时间和地点更为灵活多变。另外，和传统课堂不同，一节微课只有一个线索和重点内容，针对性和侧重点更明确。微课能够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一些相对简单的问题能够自己解决，从而培养了学生的自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谓事半功倍。 结束语 微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手段，能够有效的增强课堂教学效果，但微课对于教师的教学水平以及对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另一方面看，短小精悍虽然是微课的一大优点，但是暴露出其无法在深度和广度中加以拓展的弊端。因此，想要利用微课这一新型资源提高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效果，还需要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探索。 作者：唐茂勇 迟建卫 高兆辉 徐建萍 汪彦军 单位：大连海洋大学 大学物理论文: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建议 【摘要】 教育在新的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此过程中教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新理念、新方法使得教育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同时在教学发展的背景下，教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在实践中不断寻求解决问题的措施。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也是如此，在新时期发展迅速，但是不得不承认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其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本文主要是对大学物理教学的思考和建议，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存在问题；解决措施 1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发展现状概述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是大学物理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学生学习物理知识来讲十分重要。在整个物理教学发展过程来看，实验教学是十分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此实验教学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新的时期教育不断发展，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物理实验教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到课改的深刻影响。其中在物理实验教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使整个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一些新的教学设备的使用也使得物理实验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在新的时期教学发展迅速的过程中，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说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学生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充分保障；教师在引导教学的过程中效率不高等等都制约了新时期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2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取得的成就分析 新时期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教育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整个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质量和效率较之前都有明显的提高。在经过仔细调查，认真研究之后，我对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所得成就作如下分析： 2.1教学理念和方法得到更新 教学过程需要有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指导，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在新的时期教育不断发展，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其中最为有效、应用范围最广的应该是师生角色的相互转变、合作教学方法。教师从教学的主导转变为教学的引导者，学生转变为课堂的主人，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同时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过程中，合作学习法的使用，使学生之间相互联系，共同分享思维，促进了思维的交流和碰撞，使得整个教学的面貌焕然一新。 2.2教学与科技联系日益密切 21世纪是科技发展的时代，科技与社会生活联系日益密切。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也是如此，大量科技产品在教学过程中的使用，使得整个大学物理教学变得十分方便、简洁，充满时代特色。在我们对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过程中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多媒体信息技术的使用，使大学物理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得到提高，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提高，而且教师的个人素质得到不断提高，整个教学焕然一新，教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3师生共同取得了巨大进步 在新的时期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发展迎来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彼此共同合作，相互联系，迎接挑战，把握机遇。教师的个人专业素质不断提高，给学生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引导。同时学生参与学习的兴趣得到激发，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教学之中，学习方法变得高效便捷。从而教师和学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3新时期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存在问题 在新的时期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取得重大成就的背景下，我们发现在具体的实践教学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在调查分析之后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新理念新方法的使用受到阻碍 在新的时期虽然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盛行，给整个教学带来巨大的变化，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发现新理念和新方法受到了巨大的阻碍。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发展历史悠久，传统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根深蒂固，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新时期出现的新方法和新理念并没有完全发挥作用。比如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角色转换存在问题，教师在新时期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学生依然在被动的接受教育，教师没有发挥引导作用，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制约了整个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3.2教师个人综合素质不过关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从古到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可替代，发挥的作用不容忽略。在整个教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新时期教学给教师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以及新教学设备的出现和使用，都要求教师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来满足实践需要，但是在我们调查分析中发现，教师的综合素质不达标，导致教学理念和方法以及教学设备的作用得不到最大化发挥，制约了新时期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4新时期提高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质量和效率的具体措施 新时期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要在实践中不断找到解决问题的措施，促使其不断完善。在调查分析之后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思考： 4.1加大宣传力度，扫清思想障碍 充分利用新时期的媒体优势，广泛利用学校广播，黑板等宣传手段，对新时期出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进行广泛全面的宣传，促使教师和学生对新时期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有全新的认识，从思想上提高重视程度，从而不断为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方向保证。此外通过对新时期新内容的宣传，可以有效的扫清传统理念的阻碍，为新理念和新方法的使用打下基础。 4.2改善培训质量，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在新时期教学中发挥的作用十分关键。要从教师入手，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促使教师专业素质得到不断更新，不断提高教师的个人专业素养，同时鼓励教师广泛学习，不断扩展自身知识层面，不断提高个人综合素质，以此来满足教学发展的新要求。同时教师要树立新的教学理念，与学生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促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联系，实现双赢、 5小结 新时期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要紧握时代脉搏，积极使用新时期出现的新思想新理念，不断促使教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在教学的过程中从思想角度入手，全面提高重视程度，促使教师和学生端正学习态度，积极投身教学实践，促进教师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以此来适应教学发展的新要求。从而促使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质量和质量不断提高。 作者：李忠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大学物理论文:大学物理教学实验分析 摘要： 在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社会对于科技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对于学生的科学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物理实验教学作为培养科学技术型人才的课程之一，越来越受到众多高校和教师的重视.如何让学生认识到实验在物理教学中的作用是提高物理实验教学的重点.本文通过了分析目前大学物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实验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意义，并提出了改善大学物理教学效果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 物理实验；大学；教学质量 1目前大学物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运动规律及其相互作用的学科，一般大学的物理教学过程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大学物理教学目标是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能够领会物理专业理论基础知识、掌握科学实验的基础知识、熟悉各个物理实验的方法并领悟其核心技巧，并且能够恰当地将这些理论知识和科学实验知识运用到实践操作当中去.相对于高中的物理课程，大学的物理教学内容没有那么细致和复杂，教材编者针对教材改革对大学物理教材进行了简化.但是，很多学生甚至是教师对于物理实验的认识存在着不足，这种情况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学习物理的态度和对物理问题的理解，给教师的课堂教学带来很大的难度.现在的大学物理教师在授课的时候都是以书本的内容为主，对书本上的实验进行反复的讲解和操作，使得实验课程缺乏创新.有些学生在高中或者是课外的时间已经对大学物理实验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研究，固定式的实验练习对于这些学生而言是比较无聊和枯燥的.大多数的教师都是在不断地用实验验证物理教材中已有的定律，长期下去，学生会觉得这种实验没有挑战性和趣味，从而失去学习的兴趣.除此之外，理论教师和实验教师不同，大多数的高校都是大学物理教师对学生讲解物理定律和定理，到实验室由实验教师带领学生进行实际操作.这样的教学模式使得部分学生没有办法很好地将理论与实践完全结合起来，因为理论与实践的地点不同，学生在接受完专业理论知识的教学后，难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这些内容记牢和理解，到了实验室可能都已经忘记了理论知识的内容，即使实验教师讲解，也很简略.如今的大学生的学习时间相对比较自由，老师对于学生的管束也比较松懈，这种情况导致学生没有过多的重视学习，对于物理实验这一块也没有进行相应的预习准备.加上有的教师在进行实验的时候直入主题，没有给学生过多的思考和准备时间，导致学生在做实验的时候只能盲从，没有一个准确和清晰的思路，从而难以完成实验的数据记录工作.另外，物理实验的考核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考核方式过于死板，这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及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2实验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目前的很多大学生对于物理实验的认识不足，不知道物理实验课程存在的意义.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开设目标是培养一系列的科学技术型人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基本上物理实验都是假设在理想条件下进行的，排除了各种外界不稳定因素的影响.这种课程可以让学生在任何一个条件下进行实验，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性的实验来预测书上的定理和定律，并由此获得新的知识和信息.学生在进行实验的时候必定有着诸多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成功的实验不仅能够揭示大自然的奥秘，还能够解释生活中许多“奇怪”现象产生的原因.失败的实验则可以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对于物理理论知识的理解不够充分. 2.1为学生提供必要的生活知识 物理中的许多内容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重大的关系，但是其中的诸多原理学生们却不得而知.学生可以通过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将这些现象通过实验显示出来，让学生充分地了解生活中常见的物理现象是由什么因素组合产生的，使得学生能够获得丰富、正确的生活知识. 2.2深化学生的理论知识 大学物理课本上的很多概念以及定律都是比较抽象和复杂的，学生即使能够大致地了解这些知识，但是还是很难对其有全面的理解和记忆.学校安排的实验教学则可以将这些复杂的知识点和概念通过实验演示出来，将枯燥乏味的文字表述变成生动形象的演示，使得这些重点和难点变得容易理解和记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让学生亲自验证定律和定理的真实性，认识到物理现象是真实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而不是虚无飘渺的，增强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让学生认识学习物理的重要性. 2.3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及观察能力 一般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过程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老师先对实验进行讲解和操作；第二步，学生自己动手开始操作；第三步，学生记录实验的相关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老师在进行物理演示实验演示的时候，可以引导学生对此过程进行观察和学习，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学生在观看完教师的实验演示后，不仅可以其增强理论知识的记忆，还能够为其提供比较清晰的实验思路，以便接下来的实验操作.学生主动参与到实验当中去，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每一个学生的实验结果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些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还能够发现新的、与课本上内容不一致的新知识，发掘学生的创新能力. 2.4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众所周知，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最大动力.只有当学生对学习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才能够促使他们认真学习.在大学这个阶段，学生正处于一个兴奋、对事物有着许多好奇心的阶段，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主要是来源于感知和兴趣.物理实验课程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和创造性.物理实验课堂的开设能够让学生亲自体验实验的操作过程，使用各种各样的物理仪器和实验器材，感受实验带来的乐趣. 3改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措施 3.1转变大学物理实验的教学模式 教师的教学观念能够直接影响物理的教学效果，想要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有效性，教师应该要摒弃落后传统的教学观念，树立一个新的、科学的教学理念.传统的教学模式都是以教师为主体进行教学，这种教学模式让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导者，学生则成为了一个旁观者，没有办法让学生真正地参与到大学的物理实验当中去，学生很难感受到学习物理的乐趣.新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能够把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备课的内容也应该要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方面下手.备课的时候应该要充分考虑到学生可能会遇到的重点难点并进行着重的标记，以便在课堂上能够对学生进行及时的指导.另外，大多数高校的实验室和课室都是分开的，针对这一点，教师可以尽可能的在实验室为学生讲解理论内容，然后再紧接着进行实验内容，让学生能够及时的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内容结合起来.物理实验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此教师应该要预先准备好每一个实验，争取获得比较真实的实验资料，并且记录可能会发生危险的地方以及其他重点注意事项，保证学生能够在安全的条件下顺利进行物理实验操作.此外，现在很多的大学生都没有足够的重视物理实验，对物理实验课程开设的意义认识不足.因此，教师应该在学生进行实验之前，对他们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宣传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开设意义.只有当学生认识到物理实验的意义，才能够认真的对待实验的每一个步骤. 3.2提供多元化的实验考核制度 很多的高校的物理实验的考核制度比较死板，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降低.为了能够激励学生认真学习，提高物理实验的教学质量，学校可以改变一下物理实验的考核标准.大学物理成绩的考核内容一般分为“实验操作成绩”和“笔试成绩”，且这些考核一般只在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才进行.这让学生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以为实验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不理会过程如何，从而不重视平时的实验课程.因此，学校可以针对该情况，制定一项平时实验考核和期末理论与实验操作考试相结合的考评制度.这项制度不仅能够考核学生平时实验课程的操作能力，还能够在学期结束时考核学生对于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的掌握程度.在这种制度下，学生不仅会提高对于物理实验课程的重视程度，且在每一节课都将投入足够的精力到学习当中，做到不懈怠、不放松.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校除了对学生进行书本上内容的考核外，还可以设立创新型、设计性实验.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设计内容，教师在一旁进行相应的技术性指导.发现创新人才及时肯定. 3.3加强物理实验教师的师资力量 教师的师资力量直接决定了物理实验教学的教学质量.为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队伍，学校应该健全教师资格标准制度，提高物理教师的资格门槛，录取一批高素质的物理实验教师，以保证教师的质量.除此之外，学校的领导还应该制定一项教师考核制度，对教师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考核内容可以从笔试和突击检查课堂教学内容下手.另外，学校还可以对教学成果优异的教师提供一些奖励，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对于教学效果相对较差的教师，学校可以为其提供专业培训的机会，尽量让物理实验教师的教学水平差异达到最小，以建立一支素质优良、专业能力极强的师资队伍. 3.4组织多种物理实验竞赛活动 为了提高学生的物理实验操作能力，学校应该开放实验室，并由专门的教师人员在实验室内进行相应的指导.这样学生在课余的时间也能够去学习更多的物理实验技巧和方法，并且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另外，学校还可以定时组织一些科技创新活动，并投入一定的经费设置不同层次的奖励，吸引学生参与到其中.参赛内容也可分为小组竞赛或者是个人竞赛.小组竞赛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个人竞赛可以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学生的物理实验操作能力，促进物理实验教学的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开设是为了培养一批拥有创新能力的科学技术型人才，提高大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但是，目前高校的物理实验教学还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提高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有效性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只有当教师树立更新的教学理念、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学校实施多元化的物理实验考核制度、组织多种物理实验竞赛，才有可能进一步地提高我国物理实验教学的教学质量. 作者：吉莉 王青林 单位：大连科技学院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大学物理论文:大学物理教学方法解析 【摘要】 大学物理作为高等教育中最重要的公共课程之一，对于其教学方法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分析了目前大学物理教学中存在的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并针对大学物理教学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一些教学方法新见解。 【关键词】 大学物理；教学方法；现存问题 1大学物理教学面临的问题 1．1大学物理的学科地位正在逐步弱化 当前有一定数量的师生群体对大学物理的学科地位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非物理专业的学生将大学物理作为必修课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同时许多院校非物理专业学生的大学物理课时数量也在逐渐下降。［1］国家教育部门2015年颁布的关于大学物理课程的规范要求各院校大学物理的课时不能少于144课时，然而真正严格按照要求执行的院校少之又少，大部分院校的课时在72至108之间，课时数量更少的也不在少数。 1．2大学物理的教学内容显得过于陈旧 物理学主要划分为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两个版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大部分高校的大学物理所讲授的内容中经典物理占据超过了百分之八十的比例，近代物理部分的知识讲授严重不足。经典物理所包含的理论与概念都是二十世纪前的研究成果，这些在大部分中学物理教材中都有所涉及，因此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近代物理的有关内容却因为课时原因而无法做足够的介绍，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教学内容的陈旧。 1．3大学物理的考核评价方式过于单一 绝不部分院校在大学物理这门课上采取的计分方式都是综合评价，即平时成绩与期末卷面成绩的加权分数。平时成绩主要又来自课后作业，然后由于网络的便捷性，基本上所有习题的答案都能通过网络找到，因此课后作业的成绩很难反映出学生是否真的掌握了知识点以及学习态度是否端正。而期末考试也只是单纯的卷面答题，这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造成了巨大障碍，难以真正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以及创新思维。 2大学物理教学新方法 2．1绪论部分 绪论部分是整个课程的引入，包含了大学物理所要研究的对象、内容以及需要用到的方法。绪论部分作为大学物理的第一节课，对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起到了关键作用。任课教师不应当只是照本宣科，将大学物理的各个章节罗列出来。为了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在介绍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时，应当适当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案例来解释，特别是采用当下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例如使用汽车在上坡时采用的是高档位还是低档位来解释其中的物理原理。［2］在介绍物理学的发展历程时，可以具体介绍某一物理学家发现某一物理定律的过程，并在介绍过程中不断提问，让学生发现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总结问题，形成科学研究思路。在强调物理学的研究意义时，教师可以多举一些物理学在所教学生的专业领域的实际应用案例，例如对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可以举一些量子物理学在晶体管研究上的应用。 2．2物理课程分层次教学模式的实施 根据不同专业的实际需求进行教学层。将学缘相近的几个专业作为一个单位，按照入学时学生的成绩，将全部学生分成两类班级，成绩优异的归为一类，这类学生不需做进一步细分;成绩较差的也归为一类，但是这类学生需做进一步细分，综合分析实际情况调整教学内容。同时多层次内容选择也可以安排在网上选修时由学生自主选择，但是校方需要对选课系统做出一定限制，避免大部分学生都故意选择内容较浅的课程。 2．3经典物理部分 经典物理部分的内容大多都在中学课程中介绍过，因此不必面面俱到，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应该有所侧重，例如对于化工类的学生，应该着重讲授热力学模块，为化工类学生后续的物化课程做铺垫;对于机械类的学生，应该着重讲授力学模块，为机械类学生后续的结构力学课程做铺垫;对于信息类的学生，应该着重讲授电磁学版块，为信息类学生后续的光电学课程做铺垫。［3］在对各专业学生授课时，要注意有的放矢，使得学生在学学物理时能够感受到其与自身专业的关联性，从而获得更大的学习目的性和动力。对各专业学生讲授经典物理的其他版块时，应当以实例为引入，以拓宽视野为主要教学目标。 2．4近代物理部分 近代物理学的重要理论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巨大价值，然而，这个部分的内容过于抽象，一般学生难以熟练掌握。因此，大学物理教师在讲授这个版块的内容时，应当强化对概念的介绍，尽量跳过对定理的推导，并以近代物理的研究成果为依托，着重对理论进行初步介绍。著名物理学家费恩曼对于物理的学习曾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学习物理的人不应该只是试图去解出微分方程，而是应当尝试理解它们的涵义”。在狭义相对论的教学中，我国教师的教学重点普遍在于洛仑兹推导公式，并以此为基础，推导出一系列公式，注重的是公式的推导而不是内涵的探索。相反，国外的部分物理教材一般会通过简单的举例来解释公式的导出，而不是用严格、冰冷的数学方式进行推导，这种方法能够大大节约公式的学习时间，加深公式的理解程度，这显然更加符合大学物理的教学目的。此外，高校还应当适时举办一些物理学专题讲座，向学生们宣导物理技术近年来的发展概况，使学生们在了解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对物理技术的动向也能有所认知。 3结语 物理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是广大科研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大学物理作为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程，其包含了对于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传授，对于理工科学生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各高校应当重视大学物理这门课程的教学，并从教学方法上入手，解决当前大学物理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作者：李宁 赵宝 单位：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聊城大学 大学物理论文:转型发展期大学物理教学改革 摘要: 本文结合培养应用型人才要求，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理工科大学物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根据不同专业对大学物理教学知识点需求调整教学内容，根据所学专业知识衔接关系引入课内实践教学环节，根据“三七分”考核方式存在的弊端提出“五+五”结构的考核方式，解决当前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期大学物理教学改革难题。 关键词: 转型发展期;大学物理;教学现状;教学改革 引言 教学模式问题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所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地方本科院校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大多属于保守性教学，一直沿用“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的传统灌输式教学方法依然沿用。［1］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在下发的相关文件中多次提出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推行“基于问题、基于项目、基于案例”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加强“产教融合、工学结合、顶岗实习、校企合作”;“改革考试方法，注重学习过程考查和学生能力评价”，但是在实际教学环节中，由于缺乏推进教学改革的“组织激励”和“个人激励”机制，传统教学方式和教学习惯在教师教学过程中依然根深蒂固的存在，未见任何成效。［2］作为理工科各专业学生的通识性公共必修基础课程，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一方面为学生较系统地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另一方面使学生初步学会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思路开阔、探索和创新精神得到激发、适应能力得到增强。［3－4］因此，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将直接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及对人才的培养。适逢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先行学科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过程中要不断优化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解决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所面临的教学模式改革难题。 一、大学物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大学物理教学存在着短板，亟待解决。我们对全校理工科中5个专业的284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被调查的学生均已经过大学物理课程的学习过程，调查目的在于了解我校学生对大学物理课程学习的真实感受，同时，依据我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实际状况，我们对全校正在讲授和曾经有过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经历的7位教师进行了访谈。当前我校大学物理教学中突出问题表现在:第一，统一模式的教学内容，与学生所学专业衔接不好。作为各专业学生学习的基础课程，教师在讲授大学物理的过程中较多的强调它的系统性和基础性，不考虑学生所学的专业而采用统一教学大纲和同一授课标准，多年来教学模式从未改变，专业课程之间交叉衔接不良，导致学生对大学物理的学习感到枯燥疲惫，缺乏学习兴趣，久而久之，在学生的脑海中就会形成大学物理对专业知识的学习无帮助的错误认识。第二，课时不多，内容不少。在修订培养方案时，各专业不断增加本专业课程的学时数，致使像大学物理及其实验课程这类非专业课程的学时数一再被缩减，而教师为完成教学大纲要求的教学任务，只好照本宣科，根本没有时间对大学物理课程的知识点与实际生活及专业方向之间联系的拓展，导致学生感觉学习乏味，知识的应用性也得不到体现。第三，课程考核结构单一。成绩考核基本上是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组成，平时成绩看考勤，期末成绩看试卷，不能够客观地、真实地反映大学物理教学效果，更甭提调动学生学学物理的积极性了。第四，教学方法单调。大部分教师仍以传统的板书和PPT授课相结合的讲授式教学方法为主，老师扮演了知识传递者这个主角，学生自然地就变成了知识的被灌输者这个配角，这些也会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不积极主动、缺乏学习兴趣根源。 二、针对大学物理教学改革的探讨 (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应用能力为基础，改革教学内容 在改革大学物理教学内容之初，我们首先对各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了认真分析，并与讲授各门主干专业课程的老师座谈，了解各专业的需求和学科交叉领域，然后，梳理大学物理教材中的知识点，根据不同专业的要求适当的调整教学基本内容，尽量缩减与各专业关联小的章节的课时，增加与专业知识内容联系紧密的知识点的课时。教师根据不同专业对知识需求不同，在教学过程中突出重点，充分利用各专业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渴求，来提升学生对大学物理课程学习的兴趣。我校理工科专业对大学物理知识的需求主要集中在:(1)对力学、热学和机械振动(机械波)知识需求较高的土木工程类专业;(2)对力学、电学和磁学需求较高的机械工程类;(3)对电学、磁学和光学需求较高的电子信息工程类。在确保大学物理教学基本需求的前提下，根据三类专业对大学物理知识需求的侧重点不同，我们对不同类专业教学内容进行适度调整，重新修订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同时，对不同类专业相同知识点的深度、广度及教学方法加以区别，特别突出与专业课程关系紧密的知识点的重点讲授。另外，结合生产和生活以及科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实际的物理现象和问题，有针对性的重新编写例题和习题，并根据各专业的实际需要调整其教学内容，使所编写的例题和习题能够充分体现其在各个领域的实际应用价值，而不是泛泛的针对抽象的物理模型编写习题和例题，从而增强学生学学物理课程的兴趣，进而在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以培养应用型人才创新能力为目标，改革教学方法 结合应用型人才能力培养要求，我们逐步推进以学生为中心，以启发式、合作式、参与式教学为主流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与推广。我们强调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创新能力为主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在开课的前两学时，结合实际案例向学生介绍当前科学技术领域的新发现和新成就，对物理学的知识领域、思维方式方法和分析处理问题的方法在现代科技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详细阐释，来达到提高学生对学学物理重要性认识的目的，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适当引入课内实践环节，使学生掌握大学物理与其他专业课程之间的联系，关注物理知识在生产技术等实践活动中的应用，从而使学生在比较和综合中学习，培养运用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教师针对不同专业的授课对象，提炼出与所学专业知识联系紧密，且有实践应用价值的题目。例如:讲授圆周运动时提及航天技术，讲授静电场中导体时提及静电屏蔽原理应用，讲授安培力时提及磁悬浮技术，讲授光的衍射时提及测量技术中的应用等。使学生真正感受到高科技并不是高不可攀，其应用的基本原理就在我们所学习的大学物理课程之中。授课教师把班级成员分成若干课内实践小组，要求以小组为基本单位，进行与课内实践题目相关的知识的课外调研，然后，结合在大学物理课程中所学知识及所学相关专业知识完成一份小报告，阐述与这些实践题目相关专业知识在各领域的具体应用，然后由授课教师组织讨论并总结。学生对科技前沿的知识方面的普遍表现是很感兴趣，所以，在课内实践教学环节中会提出很多问题，进行不断的分析讨论，因此，通过引入课外调查研究、课内分析讨论的课内实践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对大学物理学习兴趣，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调查研究能力、分析总结的能力，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益。 (三)以培养应用型人才综合素质为核心，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我校传统的大学物理成绩评定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总评成绩侧重三七分，平时成绩占30%，期末成绩占70%(甚至所占比例更高)，这种考核方式弊端在于重结果而轻过程，很难提高学生学学物理的积极性。针对我校课程考核方式所带来的弊端，我们改革考试方法，注重学习过程考查和学生能力评价。增加课堂考勤、期中考试、随堂测验、课后作业、调研小报告(小论文)等学习与考核环节，并将考核成绩折合后计入课程考核总分，重点提出大学物理课程成绩考核的“五+五”评定结构，即，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各占总成绩的50%，平时成绩中，课堂表现部分占10%、课内(包括理论课及实验课)实践部分占30%、课外作业部分占10%，而且课堂中学生学习表现和课外作业情况评定要求均不低于3次，课内实践情况评定不少于3次，另外，学生平时成绩或期末成绩中如有一项不及格，那么，该生总成绩视为不及格。课内实践成绩评定的适当提高，有利于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大学物理知识的学习，巩固学生对大学物理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提升学生对大学物理知识与自己本专业知识之间联系的认知，遏制目前存在的学生考前突击复习应付考试及部分学生考试违纪等现象。改革课程考核内容和形式就是要加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控，以保证学生有足够的精力、足够的时间投入到大学物理课程的学习。 结束语 教学模式问题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所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结合培养应用型人才要求，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理工科大学物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根据不同专业对大学物理教学知识点需求调整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根据所学专业知识衔接关系引入课内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根据“三七分”考核方式存在的弊端提出“五+五”结构的考核方式，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等方面教学改革，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改革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工作，作为教学改革的探索者，要带着实施求实的态度，不断深入教学一线调研分析，掌握各自学校的教学模式和学生实践情况，制定合理有效的措施，才能解决当前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所面临的教学模式改革中的难题。 作者：张继德 车立新 马宏源 肖俊平 单位：白城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大学物理论文:大学物理微课设计研究 摘要： 微课具有短小、精悍、针对性强等特点。大学物理微课应设计巧妙、结合生活、具有趣味性，大学物理微课体系可以设计成微课趣味软件。 关键词： 微课；大学物理；微课设计 微课是根据教学内容要求，针对某个知识点、典型例题等进行精细讲解，录制成视频，供学生学习使用的一种教学资源形式。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微课”以其使用起来方便、灵活等特点越来越受到师生们的青睐。而微课可以对传统课堂教学起到一个很好的补充作用。下面，根据大学物理课程特点谈谈微课设计的一些想法。 一、微课的特点 1.针对性强 好的微课应该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根据主题以风趣幽默、浅显易懂的方式设计微课，针对主题，突出知识点，帮助学生解难解惑，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信心。 2.教学时间短 一个好的微课时间大约5-10分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理解一个内容或知识点等，学生注意力会很集中，效率较高。 3.使用灵活方便 微课短小精悍，学生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上的微信、QQ等进行学习，可以在宿舍、自习室等场所学习，使用灵活方便，同时对上课中跑神或不理解的地方，可以通过微课的学习得到弥补，而对微课所讲内容不理解的地方，还可以随时查阅网络，加强理解。这样灵活方便、便于操作的特点，非常利于学生自学，对课堂教学也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4.趣味性快速导入主体 微课虽然时间短，但是若想吸引学生学习，更应做到趣味性快速导入主体。让学生有一种轻松、愉快、乐此不疲的学习感觉。 二、对大学物理微课设计的一些想法 大学物理课程的知识点较多，与生活比较贴近，但理论性和逻辑性较强，有些学生提起物理就害怕。针对大学物理课程的这些特点，大学物理课程非常适合做成系统性的微课，将知识体系细分成一个个的微课形式的知识点和习题，同时结合生活实际进行趣味性、风趣性的讲解。这样的微课可以作为学生的预习和复习手段（渠道），可以让害怕物理的学生觉得物理并不可怕而且还很有趣。而要想使大学物理课程的微课达到这样的效果，应做到以下几点： 1.教师要认真备课，深入认识，巧妙设计 教师在深刻理解所讲知识点的同时，还要对知识的讲解进行精妙的设计和精心的制作，使得讲解精辟、画面精美、特效精准；使得知识点突出、浅显易懂、印象深刻，学生能产生共鸣。 2．贴近生活，增加微课的趣味性 让枯燥的物理理论知识走进生活，可以使学生学起来更感兴趣，更有趣味性，同时还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启发他们的思考，发散他们的思维，甚至达到灵活应用，举一反三的功效。例如某些微课的引入可以结合演示实验，通过一个实验的演示，先给学生设置一个悬念，然后再引导思考、细细地讲解，最后解开学生的困惑。再如，某些微课的讲解可以围绕生活中对感官刺激较为强烈的一个现象或事件进行等等。这种微课学生越学越想学，而不会将之遗忘一旁，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 3.设计微课趣味软件 大学物理微课体系可以设计成趣味性的学习软件。例如根据微课的主题，可以在微课的后面设计相关主题的趣味性选择题，答对了给予积分奖励，进入下一个微课的闯关环节。还可以将大学物理各知识点的微课制作成知识树，设置对应的习题，答对知识点相关的习题，知识树就会生长等，还有邀请朋友给知识树浇水施肥，即：让同学帮助解答等等环节，通过这些趣味性微课学习活动，使得学生在学到知识、巩固知识的同时，还能够培养互助合作精神，获得成功的满足感。 三、结语 总之，微课虽小，但是却更需精辟和趣味性，一个好的大学物理微课或微课体系，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学学物理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同时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自主创新能力等。 作者：宋冬灵 苗劲松 黄淼淼 单位：信息工程大学理学院 大学物理论文:大学物理习题课小班化实践 摘要： 我国已经成为高校在校生人数居世界首位的高等教育大国，教育模式从精英教育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但这也给教学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师资不足、教室不够等，师生比严重失衡，因此很多高校基本采取了合班上大课的形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大班授课小班辅导的教学模式。实践表明该种授课方式可以有效地缓解由于上课人数多所带来的问题，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大班授课；小班辅导；大学物理；习题课 一、当前大学物理教学现状 随着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适龄学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一举措有力地提高了国民素质，提升学历，缩小与国外受教育水平差距，使我国初步进入到大众化教育阶段。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在大学物理的教学中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学生的物理水平参差不齐，光学、振动与波动等部分是高中选修的部分，导致于同一个班有的学生对该部分已经非常熟悉，可是有的学生却对该部分的内容一无所知；（2）由于学生人数的大量增加，师资队伍严重不足，教学资源也有待补充。以上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我校大学物理教育质量，不利于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对于大学物理这样的基础课，我国高校大多是一二百人合班的大班授课，这必然会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在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是培养创新性人才，培养学生能够运用基础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大班教学，小班辅导的教学模式对于高等教育中的基础课的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大班授课、小班辅导的基本理念 小班教学的教学规模一般为25-30人左右，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并充分培养其个性特长为目标，通过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实施过程、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等全面改革而形成的一种优质化的班级教学活动形式。世界一流学院几乎全是小班上课，这种授课方式更加有利于发挥师生双主体作用，可以更加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内在潜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由于师资力量的短缺，大多数基础课都实行大班授课，班级规模一般为200人左右，在知识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授课模式只能解决学生共性的问题，不仅不能解决学生个性的问题，同时针对学生上课不专心听讲等现象并不能进行有效地禁止，坐在教室后几排的学生往往因为离老师太远，而在下面睡觉或者玩手机等，学生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参与程度也很低，老师只是一味地讲授，不能和学生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尽管大班授课存在以上问题，但由于师资力量的短缺，很多老师也只能默认现实。我们所提出的大班授课，小班辅导就是介于完全的大班授课和完全的小班辅导之间的一种教学模式，既可以解决大班授课所带来的问题，又可以解决师资短缺不能实行小班授课的缺憾。所谓小班辅导就是在大班授课完成每一章节的内容之后，把一个大班拆成若干个小班，每一个小班的规模大约30人左右，由聘请的博士助教经过严格的教学辅导的培训对学生实施小班习题辅导的课程教授。由于人数减少，教师可以充分兼顾到每一个学生，上课睡觉玩手机、睡觉的同学少了很多，而且学生也变得比大班授课时主动多了，老师也可以走到每一位同学身边，去解决他们的个性问题，课堂气氛也比之前活跃多了，老师和学生能进行很好的互动，教学效果得到显著的提升。大班教学模式由于学生人数太多的制约，使得大班授课的教学方式只能采取传统的讲授式，启发式、讨论式等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在大班授课执行起来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发挥这些多元化教学模式应有的教学效果而小班教学就可以把多种教学方式灵活地穿插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启发式、讨论式、演示式、辩论式等已经不再是纸上谈兵了，老师们可以在课堂根据教学内容、教学气氛、学生的理解接受的情况灵活地转变教学模式。学生在平等的教学关系中强化了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学生变被动接受学习为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探式学习，为学生个性发展和潜能开发、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搭建了平台。同时这种大班授课，小班习题辅导的教学更加有利于教学方式的改革，教学模式灵活多变，能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原则，在保持学生共性的同时兼顾个性，避免了大班不能充分发挥每个学生个性差异的问题，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受到重视。 三、授课教师的培训 在研究型大学中大学物理作为公共基础课，在传授扎实物理基础知识的同时需培养大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科研能力，而大班授课制约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科研思维的发展，所以大学物理教学的“小班化”对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鉴于此，我校大学物理教研部在教务处、学生处等多部门的整体协调和支持下，于2015年开始了大班授课、小班辅导的教学实践。首先是授课教师的选定。由于大学物理教研部师资力量有限，必须要有新教师的加入。我们在上一学期就开始在在全校理工科在读博士的范围内公开进行招聘并严格审核，为下一学期将要开展的小班授课做教学资源上的准备。按照小班30人的规模，我们共招聘了20位在读的博士助教。接下来就是对新教师的培训工作。全程听课是培训工作的第一步，我们要求所有博士助教进行全程听课，从第一章质点力学、到刚体定轴转动、振动与波动、电磁学，所有课程博士助教都观摩了有经验的老教师的授课，并做了详细的听课笔记，听课笔记也是我们对博士助教进行考核的评判标准之一。与此同时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单独为20位新教师进行了习题课的示范教学，从每一章的内容总结，到每一道经典例题的问题引入、思路分析、求解过程以及对结论的讨论及展开都做了详尽的讲解。我们还成立了由博士助教和优秀教师建立的微信群展开随时在线的微信答疑，使得博士助教在备课时所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得到解决，在微信答疑群里形成了良好的备课氛围，这些培训工作不仅让新教师在授课方法上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同时在心理上也使他们更有信心走上讲台。在正式走上讲台的前一周先给我们所有的物理教师进行了公开试讲。试讲中大学物理教研部的老师们认真地听课并及时纠正了新教师出现的问题。 四、具体实践 教师完成每章的教学内容后进行本章的习题课环节，上习题课时一个大班分成3个小班，每个班学生人数大约在50左右。首先进行本章的内容回顾，教师可以利用提问的形式与学生共同完成本章的内容小结。这样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比单纯只靠老师讲授要印象深刻。在做具体习题练习的时候，老师把时间留给学生，让学生可以独立思考或者和周围同学互相探讨，并且最后让几位典型解答的同学上黑板进行讲解，这样不仅让所有的学生充分参与到学习当中来，让他们真正体会了怎样审题、怎样分析、怎样思考、怎样建立问题模型，同时也锻炼了学生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由于小班授课人数的减少，可以让老师也有了更多的扩展的内容，比如在习题课中可以加入一些开发学生思维的开放性的讨论题，题目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习题课前一周，老师就把这些开放题目布置给学生，让学生自行分组进行讨论或者设计，习题课上，每组派出一个代表为全班同学进行演示，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也锻炼了学生制作PPT，口语表达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自我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实践表明，所有上述的教学形式只有小班授课才能实施，并且由于学生数的减少，教师可以走到每一位学生身边去解决他们个性的问题；由于人数的减少，习题课上的探索性问题和创新性问题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讨论，有效地发挥了习题讨论课的作用，提高了学生创新思考的能力；由于人数的减少，学生在习题课中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也比以往大班授课要改善很多。小班辅导人数的减少，使得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师之间融合成一体，有问题时学生已经不是害羞不好意思问老师了，而是积极主动地和周围同学或者和老师一起探讨，整个班级形成了互相学习，相互交流，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个别不喜欢物理的学生也被带动起来，一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能即时与教师沟通和交流，使问题得到解决。教师也能即时地了解、掌握全体学生的情况、反馈信息，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科学素质、思维能力和创造潜力，而且培养了一批具有创新理念的大学物理教师，促进了我校大学物理教学的建设。 五、结束语 对于小班讲授习题课的教学模式我们这学期也仅是一个探索和尝试，这种大班授课、小班辅导的授课模式对于很多不能完全实行小班授课的高校提供了思路，同时我们也将在教师培训及习题课的设置等方面不断完善以更好地实施这种新的教学方式，进而提高大学物理的教学质量。 作者：姜海丽 孙秋华 赵言诚 李庆波 刘艳磊 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理学院 大学物理论文:微信公众下大学物理课程教育 【摘要】 大学物理是面向全校大一、大二的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一方面为学生打下必要的物理基础，另一方面在于使学生初步掌握科学的思想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科技人才。学生学学物理比较困难，其主要原因是内容多且抽象，知识的浓缩使学生的学习压力增大。而传统教学无法把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及模型化，同时对于课后作业，由于课时紧张，老师无法在课堂上详解，这样原来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导致同学们学得比较被动，效果欠佳。手机和iPad这些电子产品是同学们必备之物，作者通过微信和订阅号，让学生和教师的沟通进入另一种全心的模式，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大学物理；教育实施；学生素质 1订阅号中的内容设置 订阅号上的教学资源它不是材料的简单堆砌，从教师的角度是整合包括教学大纲、教学日历、学习坊、电子教案、多媒体电子课件、各种教学素材等，从学生的角度包括学习辅导、习题解析、重点难点释疑、教学录像等。 （1）教学大纲。教学大纲是课程教学的纲要，包括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课时数分配、教学进度以及教学方法上的基本要求等。学生浏览后对课程做到全面了解，依据学科的知识系统，建立先预习后上课的模式，在每次新课授课前可以预习，了解各章、节的基本内容、重点和难点，这样可以培养学生自主自学的能力。 （2）教学日历。教学日历也称教学进度表，是以课程的教学日程安排为前提，对于每周的每节课都有详细的内容介绍，对于期中期末考试也具体写出时间，一方面对于学生做到心中有数，有计划的复习。另一方面对于任课老师也是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讲授新课和整体复习安排的紧凑而有序。 （3）学习坊。大学物理课程“OBTL同步提高学习坊”是理学院大物老师面对全校同学提供的知识点综合串讲和习题精讲的活动，在网上会上课内容、时间、主讲教师和授课地点。同时会上传上课的课件和上课视频以及同学的答疑精选。 （4）教学资源。教学资源包括电子教案、多媒体电子课件、各种教学素材、课程作业等。将上课的PPT课件发给学生，让学生对于上课的内容进一步巩固，对不会的问题深入思考。期中和期末考试前会上传历届大学物理试卷及参考答案，以供学生自检。作业布置模块提供各章大作业和精选习题。学生有问题可以在留言专栏提前提问，任课教师可以在线解答，也可以在课堂上解答。 （5）视频解答。对于同学们完成的作业，利用微课程录制系统按照模块化进行授课拍摄，经过后期剪辑转换，形成5~10min的解答，供学习者自主反复学习。这样通过听老师的讲解，及时解决问题，很大地提高了同学的学习效率，让同学爱上学习，爱上物理。 （6）科技前沿。物理学前沿与进展提供创造型探究环境。每学到一个新的章节，就会发送物理学与新材料、能源、激光、超导、信息、生物等技术有关的专题。如学到恒定电流的磁场，就将霍尔效应和粒子对撞机的最新研究作为一期同步发送。这样以网络为平台，增强同学们对物理的学习兴趣和对物理学科理解的纵深度。 2订阅号对大学物理课程教育开展了新模式 2.1让学生的自主学习，巩固教学重点和难点，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实施网络教学，学生一旦关注该订阅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反复利用网络在线观看视频、学习多种教学资源，同时可把有价值的资料下载、复制、加工、打印出来，这样有利于知识的获取与保持，在线测试，提出疑问，信息反馈等，这一方式成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交往和学习的第二课堂。这一课堂显然是传统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2.2让教师最大化共享教学资源，突破常规教学的时空局限 基于微信订阅号的大学物理辅助教学平台使教师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将网上、书本的可以将各种大物教学资源收集、有选择性的整理编排，同时利用教学软件的合成录制、利用网络进行储存与管理，并通过订阅号对外。能真正做到随需而用，达到实施灵活、便捷的信息化教学。因而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教学具有传统教学方式无可比拟的便利性。 2.3让学校减少成本支出和维护，最大化利用社会资源 教育信息化是一所大学必须要积极推进的项目，通常要支付较大的费用为课程购买专业的网络课程平台系统，同时还要投入人力物力进行定期的维护，而微信订阅号无需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信息化改造就可以开展信息化教学。学生能快捷、方便地获得信息，同时减少费用支出，并且无须后续的维护。此外，订阅号这一平台是利用了面向大众免费使用的网络资源，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为社会节约资源。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可将学生的课堂时间和课下时间整合在一起，实现了课堂内外的整体化，不再局限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充分利用了零碎时间，更是赋予了学生最大化的学习自由。 3结束语 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在教学不受时空条件约束的情况下，提供个性化的研究型学习环境，来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和进程，形成了一种理想的多媒体网络教学环境网络。把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其自己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进行自主探索学习，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创新素质。 作者：许春燕 顾铮先 严非男 单位：上海理工大学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初探 近十年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的进步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校园网络的发展和教学观念的转变,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始应用于中学的课堂教学中,为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网络教学大致可分为:运用校园局域网传输教学资源,辅助教师讲课的教学形式;运用网络教室学生人手一机的环境,教师通过计算机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形式;运用某种专线(有线电视线等)传输录像资料或计算机课件,超时空的远程教学形式,以及将校园局域网与互联网结合使用,使用部分互联网上信息资源的教学形式。本文主要就应用学校网络教室进行高中历史教学问题,谈一些浅见。 一、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条件 1.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校园网络环境的改善。 90年代以来,中学校园计算机网络从无到有,学校的计算机软硬件环境不断改善。仅在天津市,不少中学已经建成校园局域网和网络教室,一些学校还特别注重网络的升级、扩展,使之能够兼容各种拓扑结构,具有良好的网络互联性,适应高速、多媒体传输的需要,并实现了与互联网的连接。在此基础上初步实现了:将校园网延伸到各教研组,使教师不但能够在办公室中调取本校教学资料、制作简单教学课件并通过校园网传输至教室应用于教学,而且能够在办公室中通过校园网浏览Internet上的信息,随时获取最新的教育教学资料;建立电子阅览室,教师以及学生能够在电子阅览室查阅各种图书,并能通过国际互联网查阅外部资源以Shockwave形式和Webpages形式向社会提供部分自制教学软件等目标。 2.师生应用计算机网络教学的兴趣和技能提高。 天津市进行新课程计划试验以来,高中普遍开设计算机课程。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的迅速普及,学生应用计算机的能力大大增强,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字输入速度,而且掌握了上网、浏览、下载以及在网上信息的方法。设计编程、制作主页也不再是个别计算机爱好者的“专利”,仅在“天津热线”的耀华中学网站上的学生班级主页就已达19个。不少学生不仅对计算机和网络非常熟悉,而且将其作为课余学习、获取信息、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多数学生愿意进行在网络上自主学习学科课程的尝试。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天津市各中学加大在职教师培训力度,掌握一定的现代信息技术成为许多学校对中青年教师的基本要求,如:有些中学要求青年教师必须参加计算机技术培训,任职初期必须使用自己设计制作的课件作汇报课,有的学校采用定期轮训的办法等,使青年教师达到独立设计制作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的水平。历史学科的许多中青年骨干教师分别掌握了AnimatorPro、Photoshop、PowerPoint、FrontPage、Flash、Authorware等多种工具软件的使用技术,取得自行设计、制作课堂演示型教学课件的经验,教师驾驭信息技术的能力提高,教改意识加强。开始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探索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指导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因材施教的途径。 3.当代教育理论的支持。 近些年来,以建构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在我国教育界逐渐盛行,建构主义的学生观、学习观、师生关系观等,促使教学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接受教育观、共性至上教育观逐渐向自主教育观、个性发展教育观转变;人的整体素质观。注重培养创造能力的人才观进一步明确提出。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建构主义的理念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中更容易被实践。因此,一些历史教师在接受建构主义理论的同时,开始以“教学活动应是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的理念设计开发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促成了理论与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初步结合。 二、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1.自主性原则。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在教学活动中给学生以自由,淡化强制与约束,给予更多的鼓励、启发与诱导,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在传统的课堂教学环境中,很难实现真正意义的自主学习。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在一定意义上加速了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向学习的指导者的转变,弱化了教师对课堂教学过程的约束,有利于自主学习的进一步实现。针对历史学科网络教学的上述特点,网络软件的设计,首先应该立足于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在网络上向学生提供明确的学习目标,提供可以选择的学习方法、学习资源、检测练习,由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自主选择。教师在教学中主要起组织、指导学生学习活动,在不同范围内解答疑难问题,随时调控教学进度等作用。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学习步骤建议:明确学习目标(掌握基础知识后完成一份论证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了解学术观点(史学界对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几种不同观点)阅读学习资源(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经济、社会阶级关系。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图文资料)进行检测练习展开网上讨论完成作业进行网上交流。每个学生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本人的学习活动:每个学习环节的时间 ,重点阅读的内容:自己赞同的学术观点,完成作业的方法(如:是以大量下载信息为主,还是以独立撰写为主),学习环节的重复和缺省(如:反复阅读、边讨论边作业、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进行阶段性交流,不参与讨论直接进入作业环节等)。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这样,虽然学习步骤建议是线性的,但全班学生实际学习情况是各不相同的、非线性的。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 2.启发性原则。 在一般课堂教学环境中,教师主要是通过精心设计语言、教具,组织各种活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道理的。在网络教室中学习,最大的特点是:教学资源是由计算机网络提供的,学习方法也是教师根据学生情况事先设计好再由计算机提供给学生的,学习活动在网络环境中进行,课上师生之间的口语交流较少。因此设计历史网络教学软件应特别注意选择具有启发性的教学资料,设计启发学生思考的提示语言及出示提示语言的恰当时机,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维空间,使不同学生在教师精心设计的计算机程序或教师本人的适时启发下,都能积极主动地学习、思考,坚决避免网络上的“满堂灌”。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旧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提供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以及社会风俗、服饰等方面的大量历史资料,学生通过阅读文字材料,观察图片、统计图表,在教师的启发和同学间的彼此提示下,很容易发现: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不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加紧学习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服饰(和服与西装的对比图片)和生活习惯(鹿鸣馆的交际舞会图片)也开始西欧化。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适应的原理思考,就很容易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作出判断。另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随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不同情况用计算机向全班或某个学生发出提示性语言,指点学习思路,激活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克服学习障碍,使之达成学习目标。 3.交互性原则。 即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的功能,采用人机交互作用的方式,使计算机提供各方面的历史信息“刺激”学生,学生又把自己学习思考后的“反应”反馈给计算机。计算机随时可以了解每个学生掌握的程度,根据其历史学科的实际水平,提示学习思路,确定适宜的信息传输量,自动提高或降低学生学习进度。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美国的建立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网络软件中,就设计了自我测试发生失误的导学提示,如:在考查“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前,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主流”一选择题中,当学生作答失误后,计算机就会提示:“这个问题教材讲的比较简单,请看本课的[基本线索讲授],要详细了解请看[超级链接2]‘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在[超级链接2]中提示:“学习时应特别注意:北美殖民地形成统一的市场,表明北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部小农经济与南部种植园经济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北美经济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促使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提出自己的经济、政治要求,承担起领导民族革命的任务。注意结合本年级政治课所学基本哲学观点,理解什么是当时北美经济发展的主流。” 4.层次性原则。 是指在设计历史计算机网络教学软件时,应根据学生在学习方法、学习水平、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基本、较高、发展特长等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提供不同的学习资源,创设不同的问题情境,给学生提供不同的思维空间,在计算机或教师的启发下,使每个人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里得到充分发展,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从而解决因学习目标单一,导致班级中部分学生学习压力过大、心理负担过重,部分学生学习愿望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风俗、服饰等各个方面文字、图片、统计图表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除少量必读内容以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选择学习资料的内容和数量。设计了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一、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简要论证自己的观点(用一、两条史实);二、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三、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论证,同时说明不同意其他观点的理由)。设计了几种完成作业的方式:利用计算机独立撰写论述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用简单的语言将下载的网络资源连接起来,形成自己的作业;与同学合作共同完成作业,使学习尽可能地满足个性发展的需要。 5.合作性原则。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在班级教学环境中交流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而运用计算机网络教学不但可以给学生提供个性发展的适宜环境,也可以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合作学习空间。因此,设计网络软件应特别注意将个性化学习与集体活动结合起来,即围绕一些历史问题展开师生间、学生间、个人与小组间、小组与小组间,以及班与班之间的网上讨论、交流,使每个人(学生、教师)的想法都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相互激发学习的灵感,优势互补,最终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的网络软件中,编制了支持网络讨论、网上留言、保存讨论或留言记录、显示讨论或作业内容的程序,设置了“网上讨论”、“讨论记录”、“网上留言”、“观看留言”等栏目,网上的任何一台计算机都可以、浏览或下载信息。学生在学习时,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时进入“网上讨论”环境,选择向教师求教或是与同学切磋,不同范围的交流贯穿始终。 6.开放性原则。 所谓开放性主要是指学习内容的开放性,计算机网络与传统教学环境的一个显着区别,是可以向学生提供近乎无限的学习资源。设计历史学科网络软件要充分运用这一优势,结合高中生学习的特点,尽量开发学习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做法之一,立足校园局域网,尽量查找、利用互联网上历史学科资源,采用下载信息、创建链接等方法加强校园网的功能。如:“文艺复兴”一课网络软件,设计了校园网与在天津热线上运行的天津教研网站历史学科主页的链接,在天津教研网历史学科网页中有较多的关于文艺复兴的图文资料和互联网上文艺复兴站点的域名,这既能大大丰富校园网的教学资源,又能为学生深入了解文艺复兴问题,进一步探究这一段历史提供自学的途径。做法之二,软化学科边缘,向学生提供与历史教学内容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学科知识。如:给学生提供中国古代大运河河道变迁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图文史料,提示学生结合地理课所学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等知识,运用正确的 史学观点,分析交通运输线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关系(高三“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软件设计思路人 三、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意义 通过近年来的计算机网络教学实验证明,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对学科教学改革,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1)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学生在网络上能够直接阅读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学生可根据本人的学习水平自主地选择学习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大量的知识,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在课堂上讲什么,全班学生都只能听什么,课本里有什么,学生只能看什么的被动学习局面。 (2)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学生在网络上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记忆结论,而是更多地接触到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通过对原始材料的阅读、分析、运用,有助于学生处理材料和历史阐释能力的发展,使学生逐渐掌握知识的形成过程。学生能通过计算机网络与他人交流、讨论,共同完成某项作业,借鉴别人的学习方法,求解疑难问题,打破了传统课堂交流在时间、人员、内容上的局限,大大拓展了师生、生生之间交流的空间,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与合作能力的发展。学生在网络上学习时,要自行安排学习时间,选择学习方法,调控学习进度,这些有助于学生逐渐学会自主学习,为适应未来学习的需要打好基础。 (3)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计算机网络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延长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和自我调控能力,以计算机为工具的学习环境减轻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发挥了互助精神,使学生具有更强的自尊心和成就感。 2.有利于教育水平的提高。 (1)促进师生关系的转变。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一直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以如何讲好课程大纲规定的内容为出发点,而以计算机辅助教育的模式中,让学生们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根据他们的学习要求及进度来对他们进行不同的辅导。教师不再充当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合作者。教师角色的转变,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应具有更加扎实的历史知识和一定的跨学科知识,更要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认真组织、正确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2)积累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在传统教学环境中,有许多因灵感激发的精彩应答场面瞬间即逝,其间显现的创新思维活动无法再现出来以启迪后人;学生作业中反映出学习的成就与不足,也很难为以后经历这段学习过程的师生借鉴,造成一种无形的教育浪费。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可将许多讨论、作业情况保存下来,供其他教师、学生分析、点评、学习、借鉴,成为一种与历史资料同等珍贵的教育资源。 当然,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也存在着一些弱点,如:(1)教育成本明显增加,除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开发适用的网络软件外,计算机设备的耗费大,也使很多学校难以负担;(2)学生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在大量信息面前,有的学生出现了求新、求快、求刺激而不求甚解的倾向,容易出现盲目下载别人材料的“抄袭作业”行为;(3)师生之间口语交流明显减少,对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有所减弱等。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但是不可否认,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将会大大促进高中历史教学模式的进一步改革,更好地完成高中历史教学所承担的素质教育的任务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的问题设计教学法 从事教学这么多年,始终有个问题困挠着我,那就是历史知识内容多、头绪繁,教师难讲,学生难学,死记硬背抓不住重点。那么,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困境呢?我采取“问题设计教学法”效果比较显着。“问题设计教学法”倡导一种把已获得的知识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从知识传递中找到不仅是已有的结论,更主要的是要联系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教会学生善于捕捉信息,及时处理信息,在探索中自己解决问题。 一、“问题设计教学法”的实践内容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是因为思维从问题开始,创造力从问题开始,问题是深入学习的起点。“问题设计教学法”就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要求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特别是针对教材提出疑问,教师进行归纳总结。比如:中国近现代史第五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本章内容多达三节30多个知识点,一节课根本讲不完,学生也掌握不了那么多知识,更不用说培养能力了。因此可以采取 “问题设计教学法” 问: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内容说明下列问题: 1. 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为中国革命开创出一条正确道路的? 2.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是怎样“守业”的?其结果怎样? 3. 我们的“创业”和“守业”和苏联相比有什么异同? 4. 从“创业难,守业更难”上你得到什么启示? 这样,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不但解决了本章节问题,而且有效地进行了知识的纵横联系,既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又培养了学生能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由此可见,对历史教学采取“问题设计教学法”大有好处。 二、“问题设计教学法”的特点和作用 1. 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问题设计教学法”是针对章节知识的重点、难点,或与现实联系比较紧密的部分进行再组合提出问题。因此教师讲课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便于学生学习、掌握。 2. 系统性、完整性、能力性 布鲁纳说过:“获得的知识如果没有完美的结构把它联在一起,那是一种多半会遗忘的知识,一串不连贯的论据在记忆中只有短暂得可怜的寿命。”而运用“问题设计教学法”则突出了一个主题,就象一根红线把零碎的珠子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不但有利于学生温故知新,而且可以引导学生探究未来。在同中求异,在异中求同。培养学生的综合归纳能力。 3. 现实性、适应性 “问题设计教学法”的专题倾向性十分明显,是在一定的情景设置下进行的,情景与知识交融,有利于引导学生关心社会、关注时事、借鉴历史观察现实的能力,提高整体素质。 三、“问题设计教学法”的三点做法 1. 设问法 就是对所学章节的内容进行直接设问,引发学生思考。比如:在学习《新航路开辟》时,重点可以抓住“新航路的开辟”这几个字,提问:“它是开辟和沟通到哪里的航路?原有的航路途径在哪里?为什么要开辟新航路?新航路是由谁,又是怎么开辟的?开辟后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系列的设问,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并使他们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求知兴趣点,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本课内容的教学。 2. 联系法 联系法包括纵向联系法和横向比较法。 纵向联系就就是以本章内容为切入点,把同类知识按时间先后顺序归纳起来,进行系统阐述。比如:讲到《辛亥革命》可以联系相关知识提出:近代中国人民进行了哪些探索?提出过哪些救国方案? 横向比较法是把同一时期的同类知识或中外相似的事件进行比较。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一章,联系相似时间提出问题:中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和苏联有什么异同? 3. 情景设置法 就是把要学习的章节知识点放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学科内综合或学科间渗透,以营造综合氛围。情景设置可以是某一人物,也可以是某一事件,可以是时政热点,如西部开发、WTO、中日关系、中美问题、台湾问题等。也可以是人文地理,如环境、人口、资源等。根据情境设计设置问题是优化课堂教学的重要一环,具有深远意义。 “问题设计教学法”,将各种知识融为一体,进行学科综合或学科渗透,是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的有效途径。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教学困惑,才能深化教育改革,也才能提高课堂效益,做到真正的培养学生能力。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新课改下的高中历史教学 一、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的发展是课程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正是我们教学的目的。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改变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要以学生为本,改革授课的方式、方法,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第一,改革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实现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多样化和科学化。所谓多样化,即教学内容呈现不再单纯依靠教师的言传身教,而是大力提高科技含量,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推进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历史多媒体教学及电子课件的制作与使用上。所谓科学化,就是不再单纯地让学生记忆并储存历史结论,而是结论与形成结论的过程并重。新教材在这方面给师生们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 第二,改革师生互动方式,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象,以改革历史课堂教学为突破口,营造一个实事求是、崇尚真理、追求真理的氛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意见、看法、观点不随便斥责或施加压力,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为学生的禀赋可潜在自由、充分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尽可能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教学相长、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 第三,改革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学习过程中的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突显出来,使学习过程更多地成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成为学生发展自己、学会学习的过程。新教材增加的阅读课和活动课,就是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历史教师可以在组织指导这两种新课型的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当然还可根据新大纲要求开展好其他类型的研究性学习,比如课堂讨论、辩论,收集历史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历史人物小传,开展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编演小历史剧,制作历史题材的音像作品或计算机课件等。 二、重点培养学生的历史情结 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把历史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而必修课只有高一年级开设,这实际上使大多数高中生接受历史知识学习的时间就只有宝贵的一年,所以高一年级的历史课学习就显得颇为重要了。重视高一历史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情结”,也是势所必然,历史教师虽难上加难,但却责无旁贷。 有人进行过问卷调查,调查统计表明:表示很喜欢上历史课的学生占41.9%,表示不置可否的学生占55.3%,而明确表示不喜欢上历史课的学生仅占2.8%。学生没说不喜欢历史,可教师却在抱怨学生对历史学习不感兴趣。原因何在?无外乎两个因素:(1)因主课学业繁重紧张,把学习历史当作类似看小说看电视等缓释紧张情绪的功能。(2)某些历史知识通过教师引人入胜的讲述,激发了学生的新鲜感,使他们产生了一时的冲动。这些统计表明,目前高中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层次还较低,大部分停留在刺激性的历史情节中(这可能受初中历史教学内容的影响),也就是停留在直接兴趣这一层次上。我们知道,直接兴趣是不稳定的,常会因各种因素而减退,比如知识简单易懂、概念重复讲述、结论不易理解、内容难记难背等,再加上其他学科学习压力,一旦学生感到乏味,或感到困难时,直接兴趣就会衰减、消失。改善之法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如前所述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创设积极的学习环境,构建先进而科学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愿”学。 二是提高历史学科的课程实用价值,让学生“乐”学。我们至少应该向学生显示历史学科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里的作用,比如可以改革历史考试方法,用写作历史小论文的形式,调动学生运用历史思想、寻找历史依据的积极性;也可以增加课堂教学内容,联系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指导学生对世界形势发展加以认识;还可以在校内多办一些历史学科的课外活动,如开设历史讲座、展示学生的历史小文章、搞一些历史性的纪念活动,等等。总之,校园要强化历史学科的气氛,久而久之,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让他们觉得至少在学校里,学好历史课还是有用武之地的,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会逐渐增加。 三、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渗透世界近现代史教学 高中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只作为选修,必会削弱本身的地位,因此如何在两难局面上照顾学生对历史在古今中外内容的学习,是教师不容回避的问题。虽然,初中阶段这些内容高一学生都已学过,但对初高中的要求深度、广度不同,中国古代史学生相对还熟悉点,但世界史内容他们是在初三学的,由于初三升学压力,大多数学生并没有真正掌握好世界史的内容。所以,若在高中阶段学生不接受世界近现代史的学习,就会出现严重脱节,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不利于素质教育的要求,不利于教育“三个面向”中“面向世界”的要求;从微观角度来说不利于学生系统掌握历史知识,中国是世界一部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在高考综合科目考试中,世界近现代史部分内容又是出题的“热门”内容。所以,高中生掌握世界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内容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在这一点上决不能囿于大纲,而是要根据教学实际对高一教学内容作适当的调整。在给学生讲中国近现代史内容时就不能单纯从中国国内历史的演变去考虑,而应将其置于世界历史这个大背景、大环境之中进行分析。新教材已注重到将中国近代史置于世界近代史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认识,“引言”就很重要,教师要重视这些内容,用好这些内容,同时还要进一步挖掘教材,找出与世界近现代史相关内容和结合点。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怎样创设有效情境的路径分析 关键词:历史教学 有效情境 创设 历史学科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过去性。因此由于历史内容年代久远,使得教材内容抽象、枯燥,缺乏趣味性,如果缺少必要的学习情境,学生就很难很好地完成对这些历史概念、规律的理解和掌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目标的实现。那么如何创设有效情境呢? 一、创设有效情境要生活化。 在创设历史教学情境中,很多教师秉持历史想象和历史假设的原则,运用模拟角色情境、编造历史故事等方法,让学生进入历史场景,“参与历史”,从学生或故事人物的情感角度体验历史。这也符合新课程改革中提倡充分尊重学生体验与感受的权利的要求。如果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感兴趣,学习时轻松愉快,学习效率自然会较高。教师设计导入时要尽量选择新鲜活泼的内容,讲究语言艺术,以使课一开始就扣人心弦,吸引学生的注意,激起他们思维的浪花。这种生活化的情境有助于将抽象、枯燥的历史事物及历史事件以形象直观的形式呈现于学生面前,使学生由今忆古,从而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进而强化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使学生更容易参与教学。 二、创设有效情境要落实三维目标。 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引发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兴趣,是创设有效情境的第一步骤。接下来在具体设置教学情境的时候,要考虑是否符合三维目标的落实。因为创设教学情景的目的是辅助学生的学习,帮助学生解决学习问题,实现新课程教学的“三维目标”。所以教师首先要熟悉课程标准和本省的《历史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在标准和教学指导意见的指导下确定具体教学目标,依据教学目标设置相应的教学情境如:在教授人民版必修二专题八《经济全球化世界》时,某教师设计了如下情境:出示《波音飞机在美国以外的零件供应地示意图》,一是说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区位,最终为了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二是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并且围绕这个情境设计问题,让学生探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弊”这节课的核心问题,在具体操作上,教师设问:美国为什么将某些零部件的生产放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韩国和巴西?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接受?这对发展中国家会有什么影响等问题,这样层层深入,引导学生思考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弊问题。 三、创设有效情境要围绕课时重难点。 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中,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情境,但在具体的课时教学中,并不意味着教学情境越多越好。也就是说教师在对教学内容设计情境时,要突出主题,紧紧扣住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否则会造成课堂结构的失衡:要探究的主要问题着墨太少,而在非重点的地方设置问题情境,误导了学生的学习倾向性。比如上人民版必修一的《辛亥革命》这一课时,对于本节课的重难点定位,首先可以参照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简述辛亥革命的主要过程,认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意义。”而《历史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则阐述的更为清楚:“辛亥革命的意义是本课的难点,学习时可以从辛亥革命如何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的变化等角度认识。”教师在非重点的地方设置问题情境的原因在于教师限于以往的教学经验和知识结构,对课程标准与教学指导意见研究不够。 所以笔者还是强调教师首先要熟悉课程标准和本省的《历史学科教学指导意见》,然后有针对性地创设教学情境。 四、创设有效情境要有利学生探究。 高中历史新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由此看出探究性学习在高中阶段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高中历史新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对历史问题的深度思考、理性思辨。基于以上认识,在创设教学情境、设置问题的时候,要弄清楚哪些问题是需要学生探究的,教师又如何提出探究性的问题。所以,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跟随时展的脚步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具备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在中学教师的职业生涯中,传统的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是彼此分离的。教师的任务是教学,研究被认为是专家们的“专利”,而忽视了教师工作创造性的特点。当前,从“教书匠”转变为科研型教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教育科研也被许多学校视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生命线。 教师要尊重学生,鼓励学生建立起良好的自信心,大胆地对学习进行尝试,在此基础上还要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要将教学过程和情感教育进行有效的整合,让学生的学习目标在丰富的教学资源中更好更快的完成。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要帮助学生建立团结互助的关系,建立起在师生之间,同学和同学之间融洽的关系。彼此的交流可以让活动变得更为丰富,共同分享学习的过程和成果,让教学评价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实现教学相长的目的。 历史课堂教学是复杂和丰富的,对于如何创设有效的历史教学情境,除了以上几个基本条件,还涉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学生课内合作探究时间和学生知识背景、教学设备的运用和除教材之外教学资源的开发等,要取得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需要我们教师不断探索不断实践。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学生主体参与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教师创新观念的弘扬,教师在激励学生大胆创新的同时也在激励着自己的发展。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谈问题教学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高中历史新课程在结构上的突出特征,是由教学的恒定时间模式,代之以模块的时限模式,出现了跨度大、跳跃大、难度高、内容多等特点。这就使得如何在有限的课时里,既要完成一个模块教学,又要实现历史新课程标准目标,成为高中历史教师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题式教学法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成为当代教学法中的一朵奇葩,成为教学方式变革的有益尝试和探索。 一、合理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 所谓创设问题情境,是指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教师精心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教给学生提出问题的技能,并鼓励学生质疑问题,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实现对知识的主动选择和探索。例如在讲授日本明治维新一课时,导入新课后用幻灯片逐步向学生展示围绕国家如何走向近代化的系列问题: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你所理解的近代化的含义;当国家走向现代化成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势时,先进与落后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态度如何?中国是如何走向近代化的?结果怎样?日本如何走上近代化道路的?请结合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比较说明两国开始走向近代化,最终一成一败的主要原因。课堂实践证明,一个优秀的问题情境,往往产生“一石击起千层浪”的效果,充分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促进师生合作,教学合作,既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也激发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更加充分的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学得更多、更快、更好。 二、教师借助点拨示范,达到学法指导 问题式教学过程中必须将教师对知识的讲授和学生对问题的探究有机地统一于历史问题之中。教师通过点拨示范,将大难点化成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然后指点迷津,教给学生一种学习策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指导学生启动思维,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解答教师设计的问题,关键是引导学生从分析问题的条件入手。为此,教师进行问题教学过程中,既要设计好问题,又要有明确指向的诱导、点拨、示范,实现教学方法与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有机结合。如在讲授《鸦片战争》时可引导学生质疑:“中国的禁烟运动损害了英国商人的利益,如果林则徐没有虎门销烟,英国是不是就不会发动鸦片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而《南京条约》的内容是否能体现其侵略意图呢?”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对帮助学生更深入理解鸦片战争的性质及其对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益的,达到启发学生思维,提高课堂效率的功效。 三、开展问题式研究性学习,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所谓问题式研究性学习,即在教学过程的进行、教学活动的展开,紧紧围绕着探究的问题而展开,让学生带着课题问题“收集资料”等一系列活动中,培养获取和处理信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历史等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例如,在讲授《西学东渐与维新变法思想》一课时,可以设计这样一个研究性学习:“在近代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都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关于两个派别关系的表述,只有一组是准确的,请加以判断,并结合所学知识来论证你的判断:第一组——争锋相对、势不两立;第二组——齐心协力、相得益彰;第三组——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然后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所学知识及其课后搜集的资料进行口头形式进行讨论交流,课后指导学生将讨论结果整理成文。 四、创设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气氛 运用问题教学法,摒弃传统“一言堂”的讲授法,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教师应该在树立师生人格地位平等的思想认识基础上,为问题教学法的顺利实施创设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环境。现代教学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心理存在两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是感觉——思维——知识、智慧、过程;二是感受——情绪——意志、性格、过程。前者是一种认知过程,是智力活动;后者是感情过程,是非智力活动。两者密不可分,缺一项都不称其为真正合理的学习过程。而教学实践也证明:教师与学生都是有感情、有思维的教学统一体,师生关系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师生活动意味着参与、对话、沟通,它不仅是教与学的活动方式,更是弥漫于师生之间的一种教育情景和精神氛围。对学生而言,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意味着心态的开放、主体性的凸现、个性的张扬和创造性的解放。对教师而言,上课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给学生,也是和他们--起分享、理解生命的价值以及体验自我实现的过程。 五、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 课堂教学中运用问题教学法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还需要教师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质。一要不断加深自身学科知识基础,并根据最新学术研究动态更新知识。历史学科的知识面非常广,只要是过去发生的几乎无所不包。所以历史教师一定要不断地吸收知识,使自身的基础越来越雄厚和越来越新,才能不断地更新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和提问时的材料,使自己的课堂教学永远保持吸引力。二要切实加强自身教学基本功的锻炼,如语言表达能力、问题分析能力、解释说明能力、引导学生思考的能力,等等。否则,再好的教学方法到了手头,也发挥不了该有的功效。三要转变观念,明确教师在新形势下的“角色”。要摒弃传统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一言堂”的做法;改变教师永远是主角、是支配者,学生是配角、是服从者的陈腐教学模式;改变听话的学生才是好学生、管得住学生的老师才是好老师的陈腐观念。同时还要改变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功能观。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发展,教师的角色应从信息源与知识的传播者变成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和辅导者,成为学生探索问题的领导者,学生理智、社会和情感方面的指导者。 总之,问题式教学法实施过程中应遵循问题创设的原则,讲究问题设置的方式,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改造和完善,这样才能使问题教学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焕发独有的艺术魅力,更好地促进高中历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论科学记忆对高中历史教学的策略 历史是高中教学中的重要学科,加强高中历史教学的效果有助于学生对历史事情的认识和感悟。“以史为镜,可知兴亡。”历史的教学不仅是要让学生了解历史事件更要求学生通过历史事件从中发现规律,发现真知,真正的做到感悟历史。这也是高中开设历史课程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历史的教学还有助于学生民族归属感的形成,在历史教学中帮助学生认清我们民族的特性。 同时,高中历史也是高中文科中难度较高的一门课程。高中历史对学生掌握要求较高,事件的发生年代,事件发生的起因,结果,以及这件历史事件反映了什么,推动了什么等等都在高中历史的考察范围中,这也可以看出,高中历史的教学难度是比较高的。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学生往往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是由于历史的涵盖范围较广,知识点较多且又较碎从而导致了学生在对于历史知识点的记忆方面往往存在了混乱。AA其二,是学生对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意义等都不能很好的掌握,对该知识只能死记硬背,从而造成了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较为混乱,理解不清且经不起推敲。这样的学习效果是不非常不理想的。提高高中历史的教学效果,就应从帮助学生理清历史知识点,构建一个清楚的知识网络出发,帮助学生更清楚的对历史知识知识和了解,从而提高高中历史教学的效果。 科学的记忆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对历史知识进行记忆,是我们高中历史教学中所需要的。将科学的记忆方法应用到高中历史教学中,可以让零碎的繁多的历史知识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知识网络,从而帮助学生记忆。 一、年代记忆法 年代记忆法师应用的较广的一种记忆方法。通过将不同年生的历史事件进行归类和整理,从而形成一个清晰的历史知识网络。年代记忆法的基本原则是:“重要年代具体记,一般年代大概记,年代框架形成后,再用各法来巧记。”以中国古代史而言,秦统一、黄巾起义、隋统一、宋开国、金亡、明开国、清兵入关等年代,以及两汉约400年、唐、明、清各约300年,是应该记住的。以中国近代史而言,应首先记住1840年、1856—1860年、1851—1864年、1894—1895年、1900年、1901年、1911年、1912年。学习世界近代史,应记住1640年、1775年—1783年、1789—1794年、1848年、1870年、1871年、1914—1918年。在形成年代框架后,可使用下述各法归类记忆年代。通过年代记忆法的运用,混乱的知识点能够更有条理的展现出来。厘清了各个朝代与年代之间的联系后,学生可以将历AAAAA史知识填充到这个年代框架中。如秦国统一了,然后秦国统一后有什么新政策呢?该朝代是怎么发展的呢?这样,学生所学的货币统一,文字统一以及后来的焚书坑儒等都能通过年代记忆法填充至年代框架中,帮助学生更好的记忆。 年代记忆法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将历史知识分块且互相联系的作用,高中历史教师应充分的把我年代记忆法这一特点,对教学进行改革,将年代记忆法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帮助学生记忆和学习成绩的提高。 二、理解记忆法 理解对于学生的记忆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在很多的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往往要求学生对内容多的历史知识进行记忆而忽略了学生对于该历史事件的理解。很多历史教师会认为历史知识是可以靠死记硬背就掌握的内容。事实上,理解性的记忆才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历史知识,提高历史教学的效果。理解记忆法可以帮助学生主动的在历史中寻求答案,对历史事件进行思考,并根据年代记忆法所形成的框架通过理解记忆法去填充,使两者相辅相成。在高中历史的学习中,学生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他们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和记忆,造成了历史教学进度慢。如学生在学习“世界多极化”时,往往会提出疑问,导致世界多极化的原因是什么?很多教师都直接告诉学生世界多极化形成的原因,意义等,而没有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引导帮助学生主动探索和思考。同时,教师所给的答案往往只是针对考试而言的,很多时候学生对答案的本身也存在着很多的疑问和疑虑,如文化因素对于世界多极化的影响。学生对于文化因素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有时候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这时候教师要耐心的对学生进行讲解,并通过拓宽学生知识面等方法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如教师可以将代表性强的民族文化冲突展现给学生看,帮助学生了解文化多样化对于世界多极化的推动。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让其对该知识点的记忆更为的深刻,这一记忆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记忆,与年代记忆法一起结合可以很好的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三、巧用记忆曲线 记忆曲线又称为遗忘曲线,是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所研究得出的。记忆曲线是一条以记忆保持为纵轴,时间未横轴的曲线。根据艾宾浩斯记忆曲线中的研究,不同的记忆难度的知识所需要重复的次数是不同的,同时我们的记忆分为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根据记忆曲线对所学知识进行重复以及就可以将短期的记忆变为长期的记忆。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对历史知识记了又忘是很平常的事。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巧用记忆曲线对知识点进行复习,可以帮助学生将短期记忆逐渐的转化为长期的记忆,从而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效果。记忆曲线是一条较为复杂的曲线,记忆曲线的获得需要经过不断的试验,教师应主动的探究和摸索而不能盲目的遵从网上的资料。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 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不少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的知识性,却忽视了历史的趣味性;比较重视历史的逻辑性,却忽视了历史的形象性;他们习惯于用枯燥呆板的公式演绎历史,却不懂得用优美生动的语言再现历史。于是,在教学过程中,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便成了年代、数字、概念和规律的堆砌,传道者头头是道,受业者却索然无味。这一现象的产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忽视了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有感于此,本文拟就形象思维的特点和作用作一些初步论述,并进而探讨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发 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 一、历史形象思维的特点 由于学科特点的不同,历史形象思维不同于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形象思维。历史只能间接地从各类文字材料、历史文物、 考古遗迹和口头传述中去把握思维客体,思维主体和思维客体始终存在着时空上的间隔。而历史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其思维形象不允许有任何虚构并力求与客观实际相一致,是历史形象的再造。当然,再造历史形象并不等于复原历史的全部过程和全部细节,这既不可能亦无必要。所谓再造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艺术加工”,在加工中有所取舍,有所概括,有所集中。但这是对历史真实的加工而不是虚构,加工的目的是为了更形象、更生动、更深刻地再现历史。 二、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过去性和不可逆转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本体。它只能被我们所认识却无法直接体知,只能被我们所理解却无法重复验证。这与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与青年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都产生了较大的矛盾。因此,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便显得更为重要了。 1、形象思维可以增强教学内容的直观性,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历史是有血有肉、多彩多姿的,但又是瞬息即逝、无法再现的。活生生的历史真实已经在永恒流动的时空中消失,学生们今天所学习的,只是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而高度浓缩了的历史教科书。当然,在教科书中,仍有不少内容为学生的思维活动提供了形象鲜明的材料。但毕竟受到篇幅的限制,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生动的历史事件,在教材中只能一笔带过,或略而不提。因此,教师的任务便是应该努力弥补教材的不足,有效地调动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这就需要借助丰富多彩的史料,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充实教学内容,再造历史形象, 使学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由此而使教学内容具有直观可感性。 2、形象思维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帮助学生深刻地理解历史 由于形象思维是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进一步概括和提高,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往往可以借助形象思维来 表达历史的深刻内涵,使之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牢固地掌握。 3、形象思维可以加深学生的记忆,帮助他们牢固地掌握所学过的历史知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一场好的电影,一部好的小说,其教育意义往往大于一些专门书籍,并能长时间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它们的情感性与形象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电影、电视和小说是运用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画面来刺激大脑,产生了较强烈的条件反射,因而更容易为人们所把握,所以记忆。 三、发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 能否调动学生的形象思维,取决于教师能否成功地再造历史形象。而历史形象的再造,又离不开生动的史实、形象的语言和直观的历史教具。因此,发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归根结底,在于史料的积累,语言艺术的提高和直观教具的运用。 1、注重史料的积累,充实教学内容 史料是再现历史的基本素材,史料积累的过程,是历史教师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过程。作为一名历史教师,也需要掌握广博而翔实的史料,为自己提供一个深厚坚实的知识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教师才有可能在教学中旁证博引,生动有致,为学生的思维活动提供形象有趣的历史素材。 2、重视语言修养,提高教学艺术 语言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传授知识的工具,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手段。高尔基曾把语言称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而对“舌耕”为业的教师来说,语言的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了。作为一个教师,即使是满腹经纶,如果不能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再优美感人的故事也会黯然失色。因此,提高教师的语言修养,是促进形象思维的前提。作为一名教师,应该不断加强自己的语言修养。有了过硬的语言功夫,才能动情引趣,将波澜壮阔 、绚丽多彩的历史生动形象地再现于课堂。 3、运用直观教具,增加学生感性认识 生动的语言可以再造历史形象,但不能取代直观教具的作用。在历史教学中,可供利用的直观教具很多,有实物、模型、图片、地图、表格以及各种音像设备。这些直观教具可以从不同角度刺激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感性认识。这就不仅可 以使学生形成清晰的历史表象,促进其形象思维,亦可激发他们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近十年来,电化教学在我国发展的速度比较快。与实物、模型、图片相比,这种直观教学具有更丰富的表 现手法和更形象的表现力,更能有效地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和相互联系。因此,发展电化教学是教育发展的必 然趋势,我们应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充分运用这种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论文 摘要：课程改革的核心在课堂，课程实施的关键在教师。这就要求教师要改变传统教学观念，重新认识课堂教学的过程，以新的课程观为指导，创建新的课堂教学实践。但实施新课程以来不少教学行为的改革只是流于形式。为此，结合本人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对新课程改革中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出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创新 历史新课程的基本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根本，教学过程的本质是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发展。改革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一个值得永远重视的课题。新课程理念不应只停留在口头，而应是自觉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去。本文仅对新课程改革中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出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 1．反对借口把握历史基础知识，又使历史教学重新回到旧课程教学的老路上。历史新课程已实行几年了，但还有不少教师对新课程的教学仍用旧的教学方法，他们主要舳理由是，旧方法更有利于学生把握历史基础知识，更有利于学生的应试能力的提高。其实，他们错了，因为新课程的考试内容要求与旧课程有很大的差别，仍然采用旧的教学方式，包括以教师为主，学生被动地接受；答案模式化等等，肯定不能适应新课程的考试要求。在教学新课程时．应该采用“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的教学方式，应该使“教学活动的内容更丰富，活动的形式更多”，比如I探究问题的方式有很多，可以上网查找资料并在网络上与别人探讨历史问题，还可以小组讨论，可以在课堂中进行辩论等等，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爱好，又能达到新课程所要求的教学目标（如“学会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因此，进行新课程教学的高中历史教师，一定要改变旧观念，要按照新课程的要求进行教学，否则，新课程的改革与创新就成了一纸空文。 2．反对忽视历史基本知识的教学，去空谈改革与创新。有不少历史教师，在高举中学历史新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创新的旗帜下，认为可以放弃历史的基本知识，而片面强调学生的思辨性和开放性，这只能导致的蔓延，导致学生人文素养、民族意识的缺失。比如，在学习新课程必修课程《历史I》时，假如连“人类政治活动发展主线及其时段性政治发展特性”都一无所知，就不可能达到新课程必修课程《历史I》所要的教学目标，不要说通过古今贯通、中外相联的专题，从中外历史的发展与联系中使学生获得启发，更好地认清国情、熟悉世界，就连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一般的社会责任感可能也没有。不理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民主”的概念，不了解它们发展的前因后果，就不可能正确评价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民主与专制”在中外历史上的影响等等。假如学生不把握历史的基础性、典型性、时代性原则，越是强调宏观性、思辨性和开放性，得出的结论可能就越背离教育的目标，这肯定不是实行新课程时所愿意看到的。因此，尽管新课程强调宏观性、思辨性和开放性，甚至培养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但在把握历史基础知识上，与旧课程的要求有一致性，这是新课程对旧课程继续的一面，这也是高中历史教师应该继续发扬的一面，假如忽视历史、基本知识的教学，去空谈改革与创新，这种改革和创新必 然失败。 3．历史教师在新课程推行的浪潮面前，更应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才能使历史新课程的改革和创新得以顺利进行。苏联教育学家阿莫纳什维利所说： “假如我们要认真地进行教学改革，那就必须从改造教师本身的心理开始，假如教师本身的内心世界依旧不变，即不改变自己的教学观念，那么即使一再提高教师工资，他们会改头换面地使任何新的教科书去适应自己的旧观念”。这的确说明了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是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的要害。历史教学本来是一门有趣的教学，就是在旧课程的教学要求下，真正优秀的历史教师也会使历史课堂充满趣味、充满理性的光辉、充满情感教育的温情。可是，在调研中却发现，在学生“最不愿学的课程”的排序中，历史排在第三位，历史课被学生视为枯燥乏味的课，这种结果的出现，要害是不少历史教师的专业素养不够、职业道德不高所造成的。同样的道理，在新课程推行的浪潮面前，假如历史教师仍然保持着旧有的专业素养，就是最好的高中历史教材、最好的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新课程的历史改革与创新也是泡沫一般，看起来很美，实质上却是空的。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美最亮的图画。德国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时，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因为他们不像英国人有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所带来的一大批旧工业，更因为他们的教育改革和创新，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就是这些杰出的人才在德国的领土上“画上了漂亮的图画”。面对一穷二白，大多数民族并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画上满意的画卷，这说明，图画能否画好，历史因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绘画者本身。现在，面对新课程的改革，但愿历史教师也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但这必须以提高专业素养为前提。教师的专业素养提高了，在引导学生获取历史知识或材料的过程中，在评论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辩论中，在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中，在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在引导学生“学会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中，都能使学生带着信任的眼光，不时地点点头。无论是课堂上学生论辩的出色，还是老师面对学生的反驳，从网络上下载有效的信息，拥有高素养专业的历史教师都运用自如。尽管新课程的主要方法是“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但主导者的专业素养差、职业道德低，主导者就会把主体者引入歧途。因此，提高历史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新课程改革与创新才有成功的可能。 总之，历史是一门基础学科,可引导人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历史包含着人类从古到今传承下来的知识财富和宝贵经验,其中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发扬和借鉴的。在新的课程背景下，作为一名中学历史老师,一定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有充足的学科知识储备，要对照课程标准，通读教材，理顺教材思路，形成清晰的知识结构，不断探索,找出历史教学的最佳途径,促进学生知识水平的提高。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与创新思维的培养 “历史”科目作为实现完成中学基础教育任务的一门基础科目,同其它科目一样,其目的应该旨在为培养有思维,有见解,有创造性的人才奠定基础。那末,中学历史教学如何培养中学生的创新思维精神,笔者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以求得行家批评。 一、从教师自身的素质出发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中学历史教师在培养中学生的创新意识,全面提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摆脱“应试教育”观念的束缚等方面,任重道远。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历史教师的自身水平亟待提高。 首先,中学历史教师应该具备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历史研究是学者们的工作,教育研究则是教委教育局的专职,而中学历史教师只是一个文化的消极传播者和普及者。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要做一名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必须能够随时了解和掌握历史专业内容发展变化的脉络,在更高层次上驾驭教科书,而不是照本宣科地使用教科书。 其次,中学历史教师应该改变传统所固有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历史教学观念。放下“居高临下”的架子,不要把自己当作权威的化身,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压制学生的见解。尊重学生发表的见解,即使其中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成份,也应该看到其中蕴含着创新思维的火花,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观点和看法,然后以耐心认真的姿态予以回应,创造出民主平等的活跃气氛。 二、在教学中培养创新思维策略 (一)、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创新思维的培养同步进行 我们强调创新思维精神,如果脱离了历史基础知识的传授,那么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轻视历史知识的传授而专注于创新精神的培养,最终将会使创新思维意识的训练流于形式。只传授历史基础知识而忽略创新精神的思维训练也违背了实施素质教育的初衷。因此学生历史创新思维精神的培养,必须从搞好历史基础知识的教与学入手。 (二)、寓论于史,史论结合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从本质上说,即培养学生形成自己在接近客观历史原貌的前提下对历史现象的一点认识,而不是去死记模式化的固定结论,这样就能帮助学生克服思维僵化定势,展开思维飞跃的翅膀,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寓论于史,史论结合。 1、历史教师先对长期流行的结论(一般为历史教科书的结论)进行分析,探究此结论是从哪个“角度”、或“视角”得出的,并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或视角看待历史现象,自然会得到不同的历史结论,然后帮助学生自己去评价、完善结论。这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方法称之为“角度创新”。 2、培养学生勇于质疑。敢于质疑的精神的培养是培养创新思维精神的前提。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适当引导学生对传统固定的结论进行一定的分析探究,看其是根据何种原理或理论推理出来的,这个理论是否严谨,是否完善,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方法称之为“理论创新” 3、科学研究已经表明:人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右脑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只有大脑左右半脑功能得到平衡发展,两半脑的活动互相配合,人的创新思维能力才能得到很快发展。然而目前的教育方法过多地注意对“左脑思维”即抽象思维、言语能力的讲究,而轻“右脑思维”即非言语思维,形象思维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误区。因此,开发学生的右脑思维潜力,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意识,将会起到极积的作用。这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的方法称之为“右脑思维创新”。 三、课内处结合进行创新思维培养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的方式可以分为采取课堂内的方式和采取课堂外的方式。这两种方式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每期以来中学教学界把创新思维意识训练过多的放在了课堂内,而轻视了课堂外这一重要的方式,这影响到了学生创新思维的训练和培养。由于课堂外这一方式在时间的掌握安排,具体的实践操作等方面都表现出了灵活性强的特点。因此,课堂外丰富的空间资源为创新思维精神的培养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1、学术专题讲座:学术色彩浓厚是举办专题讲座这一形式的主要特点,考虑到这一点,教师在举办专题讲座时应注意三个问题①精心安排,全面搜集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新成果,并加以筛选分类汇总,使之有条理而不紊乱;②专题讲座围绕一个研究中心为宜,而且选题宜小不宜大;③专题讲座的内容最好与历史课程的进度同步。 2、 专题辩论:专题辩论是发挥学生主体性参与教师主导性参与的最佳契合的一种方式。同专题讲座一样,专题辩论亦离不开历史教师精心准备这一环节,只不过这一环节的实施者既包括历史教师,也包括学生。教师也并不是一个神手旁观者,教师的作用表现在对学生的辩论准备工作的指导作用上。在广泛征询学生意见的基础上,教师然后确定一个在学生中能引发矛盾和争鸣的辩论题目。教师应帮助学生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资源,搜集相关的史料和论文,指导学生撰写辩论词以及辩论应注意的事项。辩论双方谁赢谁负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通过史学辩论前的准备工作和整个辩论过程,培养了学生创新思维精神的提高。 3、撰写小论文:长期以来,历史教师给学生课外布置的作业往往是以应试为目的的试卷作业。其实在学业相对轻松的高一或高二年级,根据所学的内容,教师可以指定一个题目,或让学生自拟题目,要求学生在一个学期内写一篇字数不长(1500左右)的小论文,作为一门开卷考试(计30分)的内容。这样在学期末进行闭卷考试时,就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和学生考试的压力。小论文式的作业,虽然类似于读史札记的性质,但对学生的要求却很高,教师可以在笔法、写法、结构、史料分析上予以点拨指导。这一想法已经在某些重点中学开始实施。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关于高中历史教学的三点认识 着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对由小学至大学的历史教学该怎样提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他说:“小学是个点,初中是一个线,高中是个面,大学是立体。” [1] 所谓“面”,指的是对历史内在联系的揭示,有一定深度的分析与评价。唯有如此,大学历史教学才有可能拓宽和加深。现行高中各册历史课本在内容编排上,比较注意与初中课本相区别,有略过程,重理论分析的特点,比较注重多层面地展开历史。高中教学在初中教学上的提高,不仅要有教科书的变化,更要有课堂教学的更新。 初中是依据课本讲课,高中是依托课本讲课。一“据”一“托”,将高中历史教学的“高度”显示出来。高中历史教学贵在有教师的见解,课本与讲课相对应,而不是同一,用意在于变换观察历史的角度,引发探讨历史问题的兴趣,培养分析与评价的能力,把深邃的知识留存在记忆里。对此,本文以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范围为据,浅说三点认识。 一、内容处理有独见 教科书上的内容在讲课中少不了加工裁剪,有的还要补充,添加新的内容,教师的魅力正来自对知识的驾驭和处理所表现出来的专业知识的精深。高中历史教学给教学内容的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需要根据信息量大、理论分析层次高的教学取向,博观约取,将教科书的内容转化为圆满的讲课体系。“讲课体系”没有固定模式,做起来,各有解说。以下简举三例,说说笔者的浅见。 其一,着眼全局的内容处理。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课本(以下简称高中本)对辛亥革命的叙述与初中本比较,都是以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心,按革命发生、发展过程为主要线索,介绍清末 11 年的历史。高中的课堂讲述有必要作出有深度的调整,否则只能是初中讲课的重复,难以提高档次。综观清末历史,如果从清末的改革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入手,全方位地讲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清末剧变,会更有力地说明辛亥革命和民主共和制的产生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样的教学思路是符合历史的。清末除清廷权贵外,还有三大政治势力,即有实权的汉族官僚、社会影响较大的立宪派和力量日益壮大的革命派,他们之间的较量和彼此势力的消长,决定着时局的发展。三大政治势力组合为两股社会潮流:一个是改革的潮流,就是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一个是革命的潮流,就是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两股社会潮流撞击的结果,显示出一个很清楚的历史轨迹 ---- 时代呼唤着革命。辛亥革命正是在清廷空前孤立,立宪前途绝望,立宪派迅速分化的情势下发生的。这样的教学思路也是与课本的叙述吻合的。高中本对清末立宪派的活动和预备立宪的评价,在分量上有所增加,内容上有所更动。这也需要将清末新政和立宪活动讲到“位”,让学生看到多因素的历史过程,汇渠于河,突出中心。其二,形成专题的内容处理。“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夕,是抗日战争的局部抗战阶段。对这段完整历史的处理,高中本的编写,是放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一章里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决定战略转移、进行长征并列叙述的。考虑十年内战史的时间断限,这样的内容编排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整个抗日战争历史进程上看,如此安排,多有不妥,削弱了抗日战争局部抗战史的地位。 1995 高考历史试题里,要求准确使用局部抗战阶段的历史概念,许多考生不知所云,这既暴露了教科书编写上的不足,也暴露了课堂讲述平移教科书内容的弊端。 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分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大阶段。 6 年的局部抗战史内容非常丰富,它的许多变化,最有分析价值,是向学生进行多方面教育的典型材料。讲课不仅要调整相关内容,还应当补弃一些生动的材料,形成专题,全面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局部抗战阶段的历史,使学生耳目一新。 其三,扩充历史涵容的内容处理。高中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叙述集中在三个方面:它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下“应运而生”;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一大批先进青年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今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世纪末的回眸,用新的角度予以审视,就深感以上“单线”叙述,太单薄了,理应扩充涵容。内容的扩充:“五四”前后精英辈出,他们学贯中西,成就非凡,有的堪称大师,造就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化和教育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节操,所产生的感召力更是不可低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乘俄国革命的长风,在中国广为传播的。 评价上的扩充:“五四”反传统,反的是儒家的正统独尊地位,将之作为立国治国的总原则,针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逆流,不能看作全面否定儒学。当时有一批思想家主张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意见对立,受到激烈的批判。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观察,五四时期思想主张纷呈,恰恰是时代的进步。处在激变的时代,尊重传统和反传统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对主义是不可取的。 二、问题分析有创新 历史教学上的创新,指的是教学中使用新材料,说明新问题,用科学的见解指导学生“通过对以往的历史认识而更好地认识现实” [2] 。创新是历史意识和时代感的结合,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将这一结合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今天的选择,正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高中学生处在踏向社会的前沿,渴望用历史眼光来观察社会,明辨是非,以期提高觉悟。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责无旁贷,教学中应有所侧重,“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 [3] 。这才能“栓住”学生的注意力,赋予教学活力。具体做法可大致归为三种方式:一为重复。对外开放的大潮,拓宽了中外交流,无庸讳言,许多不正确的认识也随之而来。有人在分析历史时,说什么列强的侵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现代化良机”,将屈辱说成是“一种必要”,崇洋媚外的沉渣重新泛起。高中历史教学不能充耳不闻,我们要有针对性地重温帝国主义侵华史,着重说明中国贫困的根源是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密切相关的,要“重复历史的真理”,端正认识。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教学不能仅止于此,“重复”要有新思路,要进行有说服力的新论证。历史告诉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给民族心理投进了阴影,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受到扭曲和损害。其表现大致分两种,一种是顽固守旧,一种是崇洋媚外,二者殊途同归,都倒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是民族心态中的消极面。事实上心醉西风,迷信欧化,并没有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倒是干下不少丧权辱国的蠢事。事实又说明,中国的近代史上,支配我们民族心理的精神是伟大的爱国主义, 其代表者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一批又一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他们“摈弃盲目排外,也不齿于一味崇洋”,他们既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又从世界潮流中吸收西方文明精粹,铸成自强不息的新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新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没有走向沉沦的支柱。近代先贤们早已大声疾呼过,要改造国民精神,这一历史责任还需要今天青年一代重新担当起来。我们的教学,要从净化精神世界的认识上,将近代史的屈辱与抗争讲深、讲活。 二为引伸。引伸触类,贯通其旨,这是高中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回答几个基本的国情问题,无疑是必要的。这谓之教学的引伸。 比如,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历史,要进一步回答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对此,不能一般化地论及成败,要从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史上看到人民的选择。民国初年,西方政治制度几乎全部引进中国,但这一发展道路,不久即被堵塞。袁世凯为确立他的独裁统治,一手摧残了共和政治运转的方式,多党政治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第三势力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他们是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党派。 第三势力的总目标是把中国建成一个地道的西方式民主国家。但是当时的政权比袁世凯政权还要专制、独裁,迫使第三势力分裂了。他们之中的多数人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证明,唯一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是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给中国带来了统一、稳定和繁荣。铁的事实说明,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学习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历史,综述当时中国经济和政治以及国际环境的发展状况,回答 50 年代中国是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历史教学延伸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及其后的一些权威性党史着述,既为历史教学提出了分析的要求,也为之提供了分析的依据。高中历史教学正是从这些问题的解释中,体现出应有的教学高度。 三为比较。比较分析的方法,具有较大的综合性,曾被史学界推崇为历史研究的“新视角”。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内容一直延续到当今,现实的许多“热门话题”都促成教学的回顾比较,判明异同,分析缘由,认识精义,使教学添增新意。比如新旧中国的对外开放,曾在史学研究中引起过混乱,高中历史教学是不能回避的,应该有比较。 当今的对外开放与旧中国的对外开放有本质的差别。今天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被割宰下的对外开放,政治地位不同,经济环境不同,思想状态不同,国际关系不同。 1900 年左右,美国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是中国深深陷入半殖民地境况下帝国主义间利益均沾关系的调整,与维护中国的利权毫无共同之处。只有深入比较,才能认识“独立原则高于开放”的道理,不能用新时代的全新经验来解释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现象。还要用新中国自身的历史进行比较。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将其前后近 40 年的历史进行比较,就不难判明改革和开放的历史地位。 1958-1978 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过的道路十分曲折,有过严重的失误,被称为“耽误”了的 20 年。中国正是从过去 20 年的动荡和停滞中醒悟过来,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为社会主义注进新的血液,会合成新的形势,才有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兴旺发达。改革和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不可逆转,不能背离。 三、理论构架当严谨 理论构架有两层意思:一是以教育、教学理论为依据,按教学大纲要求,确定教学目的,大到全书,小到各章节,都应有明确的规定;并且根据教学目的、学生实际,切实把握应该要重点展开的内容。二是根据教学目的、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以正确的史学理论为指导,构架讲课体系。史学理论,在这里说的是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和渗透在历史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后一层意思,略作说明。 怎样在历史教学中贯彻运用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老一辈的历史学家给我们作出了表率。 30 多年前,范文澜先生在新版中国通史绪言中针对旧版本存在的缺点,作自我批评时提出的三点意见,很有启发。第一,要克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即“无分析的一律抹杀或一律颂扬”。第二,不能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即“一切都依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历史地观察社会现象,不是古今不分,漫谈时事。第三,在历史主义分析方法的运用上,对复杂而繁重的历史,丝毫没有轻而易举的便宜方法可替代。他说:“旧本中国通史简编却采用了一个便宜方法来代替它,那就是现象罗列法,把互相有机联系着的统一的整体,排列成许多各种孤立的现象……结果是头绪紊乱,不相贯通,名为历史,实际上是一本史料汇编。” [4] 范老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对划清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界限所作的分析,是克服历史教学中生搬硬套、理论不足的良药。 范着《中国通史》是历史教学的指导书之一,书中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准确地运用历史主义分析方法,夹叙夹议,读起来令人叹服。领悟范着要旨,还要进一步明确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对指中国近现代史教学,意义特别大。《剑桥中国史》在我国学者与读者中影响很大,我国学者对《剑桥中国史》近现代部分卷本所作的评论中,有一个趋向性的意见,认为“剑桥史”标榜的历史主义,同我们所提倡的历史主义,不能归为一个范畴。评论指出:“只有历史主义的方法并不能达到真理。当该书作者不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时,他们最后不能不同历史循环论搞在一起,从而也就无法说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由来及其历史意义。” [5] 这一评论一言得义,很有说服力。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作支撑的历史主义,不成其为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 实事求是,多层面地分析历史的理论原则,是构架讲课体系的思维精髓,不能将这一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与一般推演方法相混同。它的绝对要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是对历史原因的审视、历史背景的揭示、历史渊源的追朔、历史影响的阐释,考究前因后果,概无简便方法可资操作。凡属有理有据的历史说明,都是生动的、多样化的。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科学不是检验控制论概念的一个好基地……不管我们愿意如否,有许多东西我们只好让熟练的历史学家用不‘科学'的、叙述的方法去进行研究” [6] 。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具备信息量大、思维量大、理论性强的特点,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课题。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内容丰富而复杂,贴近现实生活,素来是历史研究的活跃领域,给中学历史教学提供了新的资料,也出了许多难题。在高中教好这门课程,非有较强的理论功力不可,否则教学会苍白无力,断无精彩的历史评论,谈不上教学的科学性。 我们的教学怎样把知识导向深邃,给学生观察社会、展望未来、定位人生以良好的启发,需要我们站在当代的高度讲好历史。目光投向当代,不是将历史现代化,唯有历史主义地看待历史,才能正确地看待现实。清代学者戴震说:“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析“新课程下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实践与思考 论文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实践；思考 论文摘要：新课程下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主要依据建构主义理论，新课标要求，高中生心理特征、认知水平，高中历史学科特点等建构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教学模式创新能有效实现新课程凸显人格教育和学生自主学习的宗旨；有效地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现对此课题做了一些有益的实践探索。谈一些做法和思考。 随着福建省实施高中新课程改革以来，新课程改革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给老师带来了挑战。那么，新课程下高中历史教师应如何应对，怎样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近两年来，笔者结合学校的教学实际，在进行新课程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理性思考研究，转变教学方式，创建了新的教学模式。 一、“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主要形式及有利条件 笔者对“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课题研究的主要形式为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是以自主探究为主的教学。具体说来，它是指教学过程是以新课程高中历史教材为基础探究内容，以学生的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的机会。学生参照和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以个人独立自主学习或小组合作讨论的形式，通过多种解难释疑尝试活动，将自己所学历史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模式。 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研究有许多有利条件。从建构主义理论原则、新课标来看，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过程中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教师是学生自主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自主探究式教学就是把学生当作主动参加知识获得过程的人，关注的是学生获取知识并了解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和过程的过程，符合建构主义理论，也符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第二部分“课程目标”中对学生的学习作了明确规定：“注重探究式学习，勇于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学习解决历史问题的一些基本方法；乐于同他人合作，共同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学习运用历史的理解力。”从高中生的心理和意志品质来看，高中生在学习活动中具有独立的主体意识，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自觉积极的学习态度，能自我支配、自我调节和控制，发挥自身的潜力，主动地去认识、学习。从学校的现代化教育设施、高中生的历史知识水平、学科特点来看，学校教育设施完备，如较多的历史音像资料可提供给学生欣赏；高中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历史知识，有较强的查阅、搜索历史资料的能力。历史知识是综合的、多样性的、多姿多彩的，为学生提供了宽广的探究天地和思维空间。 二、“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实践 考虑学校教学的实际条件、教师的研究能力及学生的认知水平，笔者对“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进行实践，立足于课堂内，扩展于课堂外。 立足于课堂内的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采取“自主学习”、“辩论式”、“问题讨论式”等方式。这里主要介绍“自主学习”方式，其流程是：鼓励预习、深入探讨、点拨感悟、自主建构学习。鼓励学生经过课前的预习、初步感知将要学习的内容，记录难点、疑点，这样在听课时，就会格外注意，从而避免在听课或讨论时舍本逐末。同时，在学生的感知自主学习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深入探讨是学生自主学习活动的核心环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预习问题引导学生、积极开展在个人思考的基础上的同伴合作，组织小组讨论。让学生合作学习，集思广益。如以《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为例。罗斯福新政的“新”在何处?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有何影响?学生围绕这些问题在讨论中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相互切磋，纠错改误。讨论时，教师要加以引导点拨，在反馈探究结果时，如果学生的观点或结论是正确的，教师除了充分肯定外，更重要的是要论证他们的观点为什么说是正确的，要从问题答案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给予肯定；如果不完整或是错误的，除了指出其不足和错误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从问题答案和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校正。教师的作用不仅仅表现为点拨，还要引导学生重新尝试，使学生从自己的不断尝试中得出经验教训。以《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为例，有学生提问：罗斯福新政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对这一质疑，笔者没有直接作答，而是启发、引导学生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美国的国情(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及民主传统)，以及借鉴苏联计划经济成功的经验等方面进行讨论。经过共同努力，使问题得到圆满解答。让学生自主学习教材，自主建构教材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是学生自主学习的本质与核心。在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关心学生对材料的搜集、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和体验，引导并帮助学生自主建构。如上《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自主建构经济危机根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特点：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影响(局部、整体)等。对罗斯福新政与美国当今现实进行探究，自主建构奥巴马执政举措与罗斯福新政的类似点。在自主探究中，建构教材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以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整体认识，让学生掌握方法，学会学习，是自主学习的目标和归宿。课堂教学过程中其流程多次循环使用，真正达到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探究能力的目的。 扩展到课堂外的自主探究式教学，是从知识与能力培养的观念出发，让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和得出结论的教学过程。课堂外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要求学生自主参与类似科学研究的学习活动，通过亲身体验，获得所学知识技能的实际运用，并在思想意识、情感意志、精神境界等方面得到锻炼。课堂外探究式教学模式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研究性学习课题是课堂外探究式教学模式的基本形式。还可以开展社会调查、撰写历史小论文、开展历史知识竞赛和表演历史剧，等等。 三、“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成效 在两年多的课题实践中，笔者在不同阶段，采用观察、检测、问卷等方法，从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方法、问题意识，合作意识、期末测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反馈。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指导学生，学生学习动机明确。学习积极性高，课前能够进行预习的学生达90％以上。有65％以上的学生能够在预习历史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能大胆提问并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学生能主动与其他同学交流，提出自己的见解，分工明确，讨论深入，合作学习的时机把握得比较好，学生学期考成绩比以前明显进步。这说明，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有利于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积极地参与教学过程，提高了历史成绩。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极大地开阔学生的视野；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全面提高，掌握科学学习方法，为终身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 教学模式创新提高了教师的业务、科研能力。在教学中，教师无论是对教材的处理，还是对教学方法的选择，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个人经验的印记，有的或许并不完美，通过自主探究模式教学正好能弥补一些缺憾，学生的需求、灵感、智慧可以启迪教师的智慧，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从而获得师生的双赢，达到教学相长。 四、对“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思考 教师应认同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策略，成为规范程序化的教学行为。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凸显了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作用，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课堂教学的师生双方会和谐共赢。 教无定法，学无定式，学生学习要遵循教学规律，要符合自己的实际学习模式。培养学生能力固然重要，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如何培养学生探究创新性思维?怎样将课堂教学与课内外探究二者有机结合，使其相得益彰，值得教师们深入思索。 教师要加强自身的素养，要不断地再学习，教学模式创新对教师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教师的知识储备和知识体系提出了挑战。 总之，新课程下教学模式创新，既是一个教育思想问题，又是一个教学模式问题。要让新模式能在课堂教学中真正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必须不断努力探索。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谈高中历史教学的层次性 论文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 可行的教学目标 层次性 论文摘要：作为长期工作在第一线的教师，笔者深切地感受到高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弊病：各段教学缺乏明显的层次性。笔者认为，要根据各段学生的实际，确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减少教学的无效性。 如何根据各段学生的实际，确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减少教学的无效性?笔者想就此结合自身的思考和实践谈些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立足教材，授之以渔 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升学压力的影响，初中社会学科长期以来都是被视作副科，导致高一学生历史知识普遍欠缺，更甭说学习历史的兴趣和方法了，教师如果忽视学生的这种认知水平，过分看重讲课的完整性、透彻性，虽然可能讲得头头是道，但学生常常会启而不发，这必然影响到教学的实际效果，所以对于高一教师来说，“传道授业”固然重要，但“授之以渔”、“燃之以火”更为重要。教师在传授知识的时候，要贯穿学法指导，告诉学生学习历史的一些基本方法，如何阅读教材，如何记忆，如何分析、比较，如何评价等等；同时既要重视自己教的感觉，也要关心学生学的感觉，多想想我这样教学生会不会喜欢，能不能接受。新教材已经从“便教”向“利学”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作为教材的传授者，是不是同样应该想想“科学”的问题?更何况高一学生面对的是会考，会考是水平考试，根本没有必要对教材作过多的展开分析。以洋务运动为例，高一学生只要能了解洋务运动的目的、主要内容、结果及其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就可以了，至于其它更深入的问题，不妨留给高三的教师和学生。高一教师应该在如何传授这些知识的方法途径上多动些脑子，努力使学生学得扎实而又轻松些。记得有位幼儿教师曾经说过，对于幼儿来讲。培养他学习汉字的兴趣远比让他认字来得重要。幼儿识字毕竟有限，但如果有了识字的兴趣，以后他必定能学到更多的字。我想学历史也是这样，只要有了学习的兴趣，高一学生即使积累的历史知识不多，慢慢地自然会因为想知道得更多而掌握得更多。 二、挖掘教材，开拓思维 高二学的是世界近现代史，教材内容远比中国近现代史难懂，而且作为文科班的学生，大部分对学好历史已经有一种理性的需要，这就决定了高二教学必然有别于高一。教师要首先致力于教材的挖掘，把知识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讲清讲透，把教材章节之间、子目之间的隐性联系揭示出来。以上册第二章为例，教材着重介绍了17-18世纪的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这一时期的西方世界正处在手工工场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政治领域出现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和封建国家的改革，在思想领域出现了启蒙运动，在对外关系领域出现了殖民扩张和争夺的第一次高潮，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期的东方世界，无论中国、日本、朝鲜还是印度，封建统治日益强化，并且日益闭关自守，东方世界已明显落后于西方。在理解教材知识的基础上，教师要逐渐培养学生基本的历史思维的方法和能力，每次提出一个问题，教师都要告诉学生可以从哪些角度、使用哪些方法来解决问题，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试着让学生用同样的思路、方法去解决。以工业革命的影响分析为例，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影响、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对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以及对亚非拉国家的影响等角度来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工业革命是一次技术上的革命，又是生产关系上的重大变革，同时也是东西方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等到学习“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要求学生举一反三，从同样的角度去分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三、重塑教材，搭建结构 历史教学的重构，主要体现在“宽度、高度、层次”这几个方面。所谓“宽度”，主要是指复习的广度。高三复习要避免囿于教材，就事论事，注重学科内、学科间知识以及学科知识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比较，多角度全方位理解分析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如对“抗美援朝战争影响”的认识，要把散见于各本教材各个章节的知识串起来，综合认识这场战争对美国、对日本、对中国、对朝鲜、对台湾、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这样一方面培养了学生辩证客观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另一方面也熏陶了学生的全局观是非观。所谓“高度”，主要是指复习的高度。高三复习如何体现高度?一是教学中要注意理论渗透，如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二是注意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大背景下来考察，如对中国闭关自守政策失败必然性的认识，对洋务运动客观进步性和本质落后性的认识等。三是注重概括阶段特征，构建知识体系，使学生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现象，获得纲举目张的效果；同时逐步形成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的习惯。所谓“活”，主要是指复习的活度，激励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如对“洋务运动”一节的复习，可以让学生思考解决这些问题：1、洋务派创办的军事、民用工业有何特点?2、结合地理知识分析洋务企业分布的特点及其原因。3、比较洋务派与抵抗派、早期维新派的主张。4、日本为什么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从而抓住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而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却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最终错过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5、洋务运动对以后的维新运动、“新政”有何影响? 总之，任何一个年段的教学都必须遵循“以学定教”的原则，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接受能力来决定教学目标，安排各段教学内容的深浅。只有这样，我们的各段教学才能做到既有针对性，又有层次性，最终实现层层推进，逐步提高。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既需要教学第一线老师的努力，也需要广大命题工作者和学校领导达成共识，如果试题、评价没有年段层次性，又怎能保证教学的层次性呢?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析新课改下美育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高中历史 美育教育 教学 论文摘要：美育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和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鉴别、欣赏和创造能力，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使人们变得高尚、积极，在思想感情方面全面健康的发展。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历史，应把握新课程改革的契机，加强在高中历史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美育意识。 美育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和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鉴别、欣赏和创造能力，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使人们变得高尚、积极，在思想感情方面全面健康的发展。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历史，应把握新课程改革的契机，加强在高中历史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美育意识。下面就谈谈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运用美育教育。 一、充分利用新教材图片等培养学生对美的追求 新教材在形式上都有重大的突破。人教版《中国古代史》教材就是图文并茂，资料丰富。大量的易于感知的图片素材，比如：珍贵的文物古迹、杰出的历史人物、重大的历史事件、精美的艺术作品等，烘托出了浓厚的历史审美氛围，拉近了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增强了历史的直观性，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审美想象力，审美创造力，使学生在审美想象中受到美的熏陶，从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因此在教学中，我及时恰当的指导学生赏析图片，增强学生对历史的直观性认识和审美情趣。《中国古代史》有许多彩图，如何利用这些图片在历史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对美的价值的追求呢？我以《裴文中发现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图片为例，从历史的角度看，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非常珍贵，它对于研究我国远古人类的起源以及中华文明的起源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就是这个头盖骨化石的历程也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于是，我先让学生观察图片的形式美，学生很快就得出结论：这幅图片简单，没有什么美的地方。于是我给学生简单介绍了化石对我国历史的重要意义，以及许多的爱国者和科学家为保全化石做出的努力。这就让学生走出了单纯从图片上追求图片直观的形式美的低层次美的追求上升到通过挖掘事物背后的价值重新认识事物的内在美的高度。从而学生就可以体会到美的多样性和层次性，也对形式美和内在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通过这个过程，学生也认识到要认识事物的美要由表及里的道理。其实历史的特性决定了历史的许多事物都有这样的特点：时间久远，历史的形式美已经不很明显了，重要的是认识历史事 物的内在美。 二、抓住历史的规律，充分发挥史学的教育功能，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提升学生个体自身对美的内涵的追求 1、利用历史的人文教育功能 一部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进化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物质因素和人文因素，从中领悟人类文明的创造力及其蕴涵的价值取向，感受人文精神的熏陶，在吸取历史知识的同时进行人格的塑造和培养。比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群体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无畏的品质，在给学生历史强烈震撼的同时，必然对学生的人格产生积极的影响。由于美丑的对立性，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中国人民志愿军群体与侵略者对比，引导学生把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近代历史对比，从而加深学生对美丑的认识，使其形成对美丑的自觉的价值选择，使审美效应大大提升。 2、利用历史的公民教育功能 历史的公民意识首先是对自己所属民族国家的认同，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同时，公民意识还应包含着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在历史教学中，要坚决摒弃狭隘的公民意识，只注重本国的优秀文化，甚至对本国文化中的落后方面采取包庇的态度，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审美意识。中国在清朝末期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教师在讲述的时候，可以引导学生在对比中正确认识两种文明的冲突，培养学生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的前提。这样有利于学生放眼世界，追求美的更高层次。 三、教师的言传身教传递美的价值 教师自身的品质、言谈举止、修养等多方面给学生美的教育、美的影响。“拿出精气神，讲出真善美”。教师的课堂组织教学也是一种艺术，是教师对美的追求。课堂组织教学是为了更好形成教师与学生共同探索知识的氛围。比如，讨论课上有些同学在别的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对同学的答案满不在乎。如何克服在讨论课中诸如此类的问题呢？难道直接批评他们不遵守课堂纪律吗？这种方法很难让学生信服。这时候，我就会有意识的提到一些大家熟悉的历史名人的行为，用这些名人的行为美来感化他们。 历史课的美育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相信，随着社会和教育越来越多的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历史学科的美育会越来越多的在学校教育中实践。历史学科也必然走出过去只强调双基和能力，只重视政治史的旧的教学模式，加强与艺术学科的联系，把历史学科的内在丰富的美育资源转化成学生对美的追求。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微观设计 摘要：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占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对人文教育在课堂上的微观设计进行了探讨，旨在促进学生的发展，完善学生的人格。 关键词：人文教育；历史教学；微观设计 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已是众所周知，赵亚夫早在1997年就在《中学历史教育学》中呼吁高中历史的人文教育。1999年，李萃英，赵风平主编了《面向新世纪人文素质教育研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2002年的历史教学大纲和2003年实验本历史教学大纲都明确要求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但是，在高中历史教学的实际操作中，我们历史教师进行人文教育，却有着很多困惑。一方面，教材中很少体现人文性，从正文叙述到材料补充，再到练习的设置，极少提到有关人文性的内容。另一方面，人文教育的内容没有统一，大多数教师只是把原来的思想教育内容搬移过来，即使是在教学参考书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一目，也大多是笼统的，而目前在人格教育中急需的一些人文素养却很少，甚至没有体现。这里，笔者只是作为一名基层的普通教师，对人文教育在课堂上的具体操作，与各位同行做一点探讨。 提到人文教育，大多数教师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人文教育？它有哪些内容？只有解决了这些基本概念、基本内容，才能在现有的教材中深度挖掘，在材料组织时加以体现，从而在课堂教学中实施人文教育。在这里，笔者更倾向于文辅相教授的定义：人文教育即“成人”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的提升、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实质是人性教育，其核心是涵养人文教育。基于文辅相教授的定义，笔者认为，高中阶段的人文教育应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使学生拥有社会所需的、合格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人文素质。基于目前我国中学生的状况，笔者认为，我们应当特别加强以下几项人文素养的教育：基本的道德标准；自我价值判断；人性关怀；理性思维；批判精神。下面，笔者逐一进行课堂设计分析： 首先是基本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但是，依然有一些基本的道德标准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所普遍认同的，比如诚实守信、爱国敬业、团结奋进、自尊自强、明礼善良等等，关于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古今中外教育家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而我们高中德育教育的现状却是政教处开会，班主任传达，而内容往往是树立高、大、全的典型，道德教育没有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课堂上教师只为分数而战，忽视道德教育，所以笔者认为，道德教育应该进入课堂，而历史课，承载着人类的优秀传统，是道德教育的天然阵地。正反面例子俯拾皆是，比如烽火戏诸侯的幽王，立木为信的商鞅，精忠报国的岳飞等等。每当教师讲这些人物故事时，都可以问一问学生“为什么”，经过学生思考讨论，就会进一步认识到，失信的幽王和立信的商鞅是他们人生失败或成功的重要原因，从而激发学生对道德力量的认识，教师再适时总结扩展，配以现代社会的成功案例，就会使学生认识到道德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成功之母。但是，我们教师需要注意，在历史上，往往有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冲突的时候，这时就需要教师讲清楚。比如，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在历史评价上，我们说人类由此进入文明时代，生产力大为提高，是社会的进步，但在道德评价上，无疑奴隶社会的剥削压迫是一种道德的沦丧，所以，有的学生不理解，这就需要我们教师来引导、解释。比如在高二《世界近现代史》上册，第三章第五节，有一段马克思所著《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引文：“不管英国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印度社会变革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这里，教师就可以利用这段引文，启发学生展开讨论，从而最终形成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认识。 第二项是自我价值判断，其中就包含了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辩证统一，自我激励等内容。价值观教育是新课改的重要内容，每节课都有价值观教学目标，但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在进行价值观教育中，我们的落脚点应放在自我价值的评判上，通过对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认识来实现。比如司马迁这一人物就是最好的素材之一。教师可适当引用《报任安书》作补充材料，以揭示司马迁的伟大人生，正是建立在正确地处理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矛盾，从而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跃升。反面例子也有很多，比如宋徽宗，他本是个皇帝，却玩物丧志，只知道养花种草、写字画画，而不顾国事，是古代昏君的代表之一，留下千古骂名，就是没能处理好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问题，没能完成历史、社会赋予自己的任务，而是仅仅完成了他个人的兴趣爱好，最后的悲惨结局更能说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通过对这些正反例子的评判，引领学生进行自我价值评判。 第三项内容是人性关怀。人性教育的长期缺失，致使社会上经常出现一些令人愤怒的、缺乏人性的事件，再加上近年来的网游，大多以砍杀为主，更助长了这一事态的发展。而在我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中，体现人性关怀的内容却非常少，而且即使有，也是简单枯燥，学生根本无法体会。反之，将人训练成“机器人”的例子却随处可见。进行人性关怀的教育，还得由我们历史教师自己独立完成。比如，对于宗教的评价，课本上多以批判为主，而忽略了宗教当中的平等和人性关怀。再比如战乱中的老百姓，统治者暴政下的人们群众，虽然课本里有提及，但是叙述不完整，或仅限于说教而缺乏震撼力，无法引起学生的共鸣，也就很难达到人性关怀的教育效果。笔者建议，在进行这部分内容讲解时，教师可以创设情境，将事件具体化、人物化，这样就会非常有震撼力，也会引起学生的共鸣。比如再讲隋炀帝暴政时，就可以利用材料创设这样的情景：山东一户人家有四口人，父亲被征调去造船，为攻打朝鲜做准备，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干活，父亲的腰以下都生了蛆，不久就病死了。母亲和女儿被征调前去运送物资，为了完成隋炀帝的命令，夜以继日地奔波，推拉扛拽，结果两人都死于途中，儿子则在征战朝鲜时战死，这一家四口惨遭灭门。此时，底下的学生已是唏嘘不已。对统治者的暴政有了直观认识，同时激发了他们的人性关怀。诸如此类的还有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印第安人，奴隶社会的人牲殉葬，工业化初期的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等等。 历史上，闪现人性光辉的事件更是比比皆是。孔子有次外出回家，其家人告诉孔子，家中马房曾失火。孔子问家人：“有人受伤么？”这让学生看到了一位充满人性关怀的慈祥老人。再如孟子讲孝道，孟子在评价曾子和他的儿子曾元的“孝道”时说：曾子奉养他的父亲，每餐必有酒肉；吃完饭还要问父亲，剩下的给谁；曾元奉养曾子，也每餐必有酒肉；但吃完饭就不再问什么了。孟子指出，曾元只是满足父亲的物质需求；曾子对于父亲，除了满足物质需要，还给以精神上的愉悦，所以曾子的孝才是真正的孝。可见孔、孟所说“孝道”的实质在于注重“人性”的内涵。还有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更应该强调人性的觉醒。人性关怀的核心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这也是人文思想的核心和基础。 第四项内容是理性思维。年轻人更容易冲动，在全社会都缺乏理性思维的大环境下，他们更易采取极端手段，这类报道时常出现，我国已成为世界自杀之最，每年有28.7万人自杀，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可见人格缺陷所造成的心理疾患已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作为高中教师，我们都有责任、义务去教育学生理性思考问题，从而完善他们的人格。 比如有一次讲《王安石变法》，在讲完失败原因后，笔者提问，假如你是王安石，你想怎样做，才能使变法成功？立即就有几个学生大喊：“把顽固派都杀掉！”笔者说：“嗯，你们很有正义感，但是却采取了非正义的手段”。于是，课堂上开始讨论目的与手段，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不仅要有正确的目的，还要有正确的手段，从而教育学生要理性地看待问题与挫折。在追求个人成功时，正确分析自己的目标以及所采取的手段。这个例子说明，现在的青少年大多有不理智的思维习惯，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课堂上更多地提出理性思维问题，以使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在历史上，有很多成功与失败的例子可供我们教师挖掘利用。 人文教育的微观设计应注重学生的发展，以完善他们的人格为目的。教师要对教材深度挖掘，尽可能组织有关的材料，在具体的教法上，以启发讨论为主，最忌讳说教，教师给出材料，提出问题，设置思想的矛盾与冲突，交由学生讨论，从而使学生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实现自我教育。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谈我的 渐进式 高中历史教学法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我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创新了自己的渐进式(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现就我的教学方法做一介绍。 19世纪末以来，经验主义、建构主义学习哲学在西方得到很大发展,杜威、皮亚杰、维果茨基和施瓦布等人把经验主义、建构主义思想应用于课堂教学与学生学习，开创了在经验中学习、发现学习、探究学习等全新的学习方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关于探究教学的理论体系,带来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教学革命。“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就是在借鉴和吸收上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杜威的经验主义学习理论。美国著名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杜威认为,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以此作为逻辑起点,他把基于“行动”的学习与不确定情境中的“探索”联系在一起,提出让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真知的“问题教学法”，提倡学生在经验中学习，在做中学习。杜威强调,教育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教育就是经验的生成和经验的改造,学生从经验中产生问题,而问题又可以激发他们运用探索的知识产生新的概念。因此“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提倡创设特定的问题情境,来引导学生学习,这种学习把借以“行动”的学习与不确定情境中的探索联系在一起,激发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现问题，自主地解决问题。问题情境是学生探究学习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谓没有问题情境,就没有学生的探究学习。瑞士儿童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皮亚杰,从学习的发生过程着眼，将学习描述为主体总结个人经验而不断重构个人心智结构的过程。皮亚杰强调主体自身在学习中的作用，但并不否认社会性交互作用的重要性,主张学习者应与他们的环境相互作用。让主体在与外界实实在在的接触中发现自身跟他们建构的“知识世界”不一致的地方,通过话语或看法交换来实现心智结构的解构和重建。因此“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就是主张利用现实的教学情境和社会生活情境,创设典型的学习环境,不断激发学生主体的自我构建意识,让主体将自己的经验带到这个环境中,通过激烈的思想交流和碰撞,发现自身知识结构、经验体系跟他人不一致的地方,借助话语和看法的交换来实现心智结构的改构和重建。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发现学习作为一种建构性学习活动,它是通过新、旧知识经验之间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发现学习的进行是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背景,发现学习的结果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的知识起到调整、改造的作用。在发现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在问题情境面前激活了相关的知识经验,把这些知识映射到问题情境中,生成对问题情境及其内部关系的理解,建立起一系列关于变量关系的假设,形成对活动结果的预期。这些想法和假设又会在之后的实际结果中得到检验。如果实际结果支持了自己的理解,原有的假设以及作为原有假设基础的思路和相关知识就可以保留下来,充实、丰富现有的知识结构;如果实际结果否定了自己的假设,学习者就需要重新审视假设的思路及其相关理解,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新、旧知识经验之间双向的相互作用是发现学习的核心。因此“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亲身去探索历史现象的奥秘,从而认识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着眼于学生的思维过程,通过教师的教学,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仅是熟知某些历史知识,而是更要真正了解知识的产生过程。这种探究性的学习不是把学生当成被动的接收器,把现成的认识成果放在学生面前,而是把学生当作主动参与知识获得过程的人,关注的是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如何得出历史结论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论本身。它要求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在搜集、整理、比较、筛选、分析、归纳、运用史料的过程中,不仅掌握基本的史实、概念,同时了解历史研究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过程,只有这种学习才符合现代教学论的要求。 教学模式在国内教育理论界还未做出统一的定义。例如,李秉德先生在他主编的《教学论》中说：“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围绕着教学活动的某一主题,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教学范型”。说法虽然不一样，但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1)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2)是关于教学活动的;(3)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方式。长期以来,历史这门思辨性很强的学科多被看成是单纯的复述性的学科,强调记忆性成为历史教学的一大特点,教学中少有探究性、分析性的思维过程。教师较多的是将现成的结论交给学生,而不要求知道是如何分析得出这一结论的。历史教育要真正给人以智慧和启迪,使学生成为有情操、会思考的人,就必须有效地改变以往历史教学中重记忆、轻理解,重灌输、轻思维的以接受为主的学习方式,形成并倡导探究性学习。 由此可见，高中历史“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就是指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探究，在教师的“导”与学生的“探”的有机结合中，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对历史有所感悟、思想有所升华，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 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正在深入。这一讨论一直存在不少热点和分歧。不同意见的讨论 与商榷，对理论研究大有裨益。应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来诠释全球化的内涵，考 察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全球化的讨论。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右派、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 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 度。 首先，应承认国际社会中“资强社弱”的客观态势。其次，不应过分强调“两制”之 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的一面，而应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之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与 俱荣俱损的特点，抓住机会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看到，在全球经济中 ，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恰恰是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占我 国出口贸易量的75%。其中，中美两国贸易犹为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与贸易 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景气，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外部条件就宽松，发展就相对顺畅。“9·11事件”以后，美国经济严重受损，中国的 出口状况马上由睛转阴，出口立即转为负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两制”的经济合作竞 争状况将决定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反之亦然，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将最终影 响“两制”的竞赛结局。在和平发展时期，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尽快壮大社会 主义经济实力，应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的大 旗才能抵抗更大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对西方一些仍抱有冷战思维的人士的“和平演变” 企图，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囿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 思维惯性不能自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转换，意识形态与 政治制度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下降，经济与科技因素成为主导因素。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更多地已不再表现为冷战时期那种你死我 活的“零和”关系。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主义制度，现时并无能力也无可能取代强势的 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力量应在图存自强的目标下，积极推动相互间的竞争合 作关系，以求共存双赢的局面，这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力量最现实与理智的战略选择 。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重塑’中的得与失──美国新社会史学评析 [摘 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 美国的 “统一的价值体系” 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社会史应运而生，向长期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冲击。新社会史家强调多元文化的美国中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特别是族群特性。他们反对精英垄断的政治历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新社会史学在史学目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出现很多偏差。特别是对多元文化、多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使历史学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受到巨大损害。 [关键词]多元文化 统一性 特殊性 “自下而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族群性 一、美国新社会史兴起的背景 美国“新社会历史”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已，是所谓美国“统一的价值体系”几乎面临崩溃的时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和国内外矛盾的相互交织，如民权运动的高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高涨、新左派的活跃，等等，都使美利坚民族的“统一意志说”受到深刻的质疑。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被迫再次认真地探究和思考美国“民族的发展历程”。 “新社会史”的出现也有其史学思想的渊源。一百多年来，美国史学史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代表是进步主义史学。当时的史学对政治相当关注，目的是探索美利坚民族的起源和命运，核心主题围绕着美国历史上“特殊利益”和“人民”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第二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竭力挖掘美国的特性，代表者是美国的“利益一致”历史学派(consensushistory)。这些历史学家强调，美国的发展方向早已被超越族群和阶级区别的、被广泛认同的美国价值体系所决定。一般认为，新社会史是美国史学史的第三次浪潮。它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向美国的传统史观发起挑战，在美国史学界内掀起轩然大波。首先，他们对“单一和统一的民族命运”这一概念提出置疑；其次，他们力图否定“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存在。再者，20世纪60年代这种平民主义史学思潮的崛起还提出了疑问，即只对领袖人物进行的研究足以反映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吗? 总体说，美国的新社会史是向长期以来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的挑战。这派史学家认为，包括部长、律师和政治领袖在内的新教精英们的思想根本无法代表全体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社会。所以，从本质上讲新社会史所体现的新潮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性”的追求，强调的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正如凯瑟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指出的，新社会史“是对不同集团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多样性的承认”。新社会史学家们努力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之间的有力而活跃的“相互影响”，以此了解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彼此竞争。从他们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概念，即在一致的国家目标的形成过程中，种族、性别和族群性等因素是如何发挥它们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的。 从理论来源讲，新社会历史受到西欧学术思潮的影响。首先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重视历史的结构，即深深潜藏、长期延续的“结构”，而相对忽视具体历史事件。他们认为，战争、条约、皇族婚姻远不如地理、人口变化、气候和贸易模式，以及地区食品这些结构性的东西来得重要。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把重点放在物质的“存在真实”和深入的地区性研究。他们还运用人种学技术，扩大资料来源，试图通过微观的方法发现较为宏观的结构问题的线索。他们的研究得助于两种彼此相悖的知识体系。 一种是社会科学行为学派使用的经验方法。它反对主观性，追求精确性，采取社会现实中更为中立的立场。帕森（TalcottParson）关于社会现实世界中系统关系的理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发现“有序化原则”。他的社会平衡和社会有机体自我保持能力的观点，表明用“结构”这一概念能够较好地理解社会组织机构。他们发现，向现存结构发起冲击的新事件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团体中的变化。总之，这派历史学家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促成社会稳定和静止的结构性因素上。 另一种理论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这派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物质根源，并接受年鉴学派关于历史有科学规律(sientificrules)可循的观点，突出生产在近代社会关系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人民内部相互冲突的利益，并通过阶级区分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冲突历来是敌对的，它们所孕育出的不同政见，在特定情况下便对现存政府构成威胁；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推动力是历史变化的动力。 二、美国新社会史的贡献 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可分为两大阶段。60年代之前的称为”旧社会史”，之后的叫作“新社会史”。“旧”与”新”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新社会历史家改变了对美国历史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他们认为，美国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文化。由此基本理解出发，他们试图“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人口之间强劲的互动；了解这些利益集团和阶级为获得权力进行的竞争”。结果便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种族、性别和族群特性如何铸造或防碍了一个属于全美的共同目的”。 就研究的主题而言，“旧社会史”相当狭窄。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生活领域；强调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如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时期对贵妇的限制；基本的工作习惯，等等。因此，难怪有人称之为“壶与盘”的历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历史”。旧社会史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它狭隘性的原因是，这些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婴儿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是由社会精英和那些“语言清晰的决策人”决定的，而社会史的功能只能对主流历史解释的边缘加以润饰。 “新社会史”却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为“一场洪水”，骤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领了历史探究的方向，改变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写作的本质问题。这派史学家基本上是“左倾”的年轻学者，决心重写美国历史，撰写“把政治排除之外”的历史，即把政治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一部由社会下层做主角，通过他们的眼光观察和解释的历史。他们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下层阶级”，或称“社会底层”，对穷人、奴隶、黑人、妇女、仆人、工业工人和长期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给以特别关注，开发了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劳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体的社区史等领域。当时，判断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它是否对普通大众的历史经历进行了深入探索，是否总结出某一社会集团的自身特点，以及它们如何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说，新社会史关注以下几大范畴。 第一，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问题。新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思想、大众的信仰系统和能够证明这一信仰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和实物。围绕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普通土生美国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阶级、族群和种族区别影响到人的规范和行为?对日常生活和劳动阶级文化的探索，已经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千差万别的不同思想和目标，怎样造成美利坚民族的分崩离析。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各阶层对“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工匠们认为它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或表示在社会中不断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则是摆脱政府的压制而取得的某种自由；中产阶级妇女把它看作是创建有教养的公民权的号召；工人阶级白人妇女却把它解释为把她们在贫困中挣扎和繁重劳动与奴隶制的恐怖区别开的一种自由。这又引发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普通人倾向的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些体系是阶级、种族、性别(gender)、族群背景差别、居住地不同的产物，还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种结合?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创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对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为社会史的前缘。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试图解释劳动阶级文化是否影响到历史的变化。 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对文化产生根源问题的分歧。有人认为，文化是人民大众吸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则认为文化是从个人工作和生活经历而来。经过争论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论证，新社会史学家至少达成以下共识，即半独立的、特点鲜明的子文化使民间的各类人群获得某种程度独立的基础。 既然认为劳动阶级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种分离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强化和延续的？问题的答案同样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释实际上出自对文化本身建设的争论。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总结出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的文化——父权温情主义文化。在他看来，美国黑人奴隶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为是南方种植园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因为这些奴隶对这种文化也是部分认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学家则认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隶制残酷压迫等因素，使黑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 在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中，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历史学家至少有三点贡献。其一，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对社会和物质现实之间、个人和集体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二，他们的辨证分析用多种方法揭示了普通人民的意识，当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固定的象征性行为以及宗教进行分析；其三，对社会认同和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聚焦，开启了对“文化”本质、如何发现和定位这种文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的长期辩论。 第二，美国人口史研究。社会史学家通过日常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去发现人口变化和人口移动(迁徙)的本质。这就要求搜集和解释量化的资料，确定人民曾经居住过的地点、家庭和社区的规模和形式，以及人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搬迁。其他一些史学家对学校和教堂等制度化结构进行探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控制的经纪人，作为文化传承和保持传统价值观的机制，这些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比如，威尔（RobertWell）的美国人口史研究，就是旨在说明家庭规模的变化和个人生活周期既可作为史料又可解释变化中的社会模式。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家庭的来龙去脉、族群根源、家庭成员的年龄、都为了解社会变化等宏观问题上人民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社会流动性研究。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问题之一，目的是考察“美国梦”的生命力。这方面得到关注的问题是：首先，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upwardmobility）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次，它是否合理地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研究者还特别关注普通百姓与工业化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技术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技术在此结构中发展，并反过来支撑这个结构。在更宽广的层面上，社会史学家关心的是，由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出现在社区所在地和社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介入这些变化的；“无产化”、“近代化”、“工业化”这些术语不仅论及抽象的过程，而且更涉及到人们与新环境之间发生的具体的相互摩擦（abrasiveinteraction）。这些问题要求社会历史学家去解释：当新的生产技术与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发生碰撞时，传统文化会产生什么变化？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抵抗这种变化的；有人则强调，某些特殊群体却认为技术与工业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们所引起的变化在总体上是有益的。还有人认为，二战后技术的发展，如电影、电视、无线电使美利坚民族更加趋于团结，而不是分裂。 第四，城市化过程及其后果的研究。在这方面，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贫困和犯罪的增加吗？它的影响对不同阶级和族群集团都是相同的吗？环境怎样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杰克逊（KenethJackson）的研究表明“美国梦”和郊区化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它详细研究了美国的郊区化历史，指出这一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两种原因的结果，即政府政策和美国人喜欢独立居住的倾向。城市化研究得出了某些结论：城市的贫困问题和家庭解体并不是城市拥挤和社区崩溃的结果；暴力与城市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城市史研究还直接与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联系起来，并提供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族群性研究。当时的美国，族群、性别、年龄等都成为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其中，对族群凝聚力的研究一时十分兴盛。其研究重点是传统上“默默不语”的下层社会集团，其中族群特性成为新社会史的研究焦点。族群特性意指某族群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机构的总和。族群性研究为的目的是发现族群性是否可以同更大的权力结构共存。对于美国这一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言，这种研究无疑对美国社会中各族群—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高加索人（欧洲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亚文化的保持和发扬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如果再进一步细化，新社会史也不忽略某些“微观”社会行为领域，如精神疾病史、犯罪史、医学社会史、宗教史、娱乐史。关注这些生活方面的历史，是为与当代美国社会联系起来，作为发现和测定美国社会是否健全的一种方法。 新社会史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史料概念的拓展。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史料来源，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要想准确地揭示“美国思想”)，仅仅依靠政治领袖和知识精的文字材料是根本不够的；民族“思想”的概括要求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并且需要发现集体心态的新方法，所以史料的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某一工人的讲话或信件、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工会集会的记录；移民的报刊；劳工阶级的口述自传等都被视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对下层社会文化的研究，由于文字资料相对缺乏，历史学家便注意分析普通人的“行为”，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如游行、骚乱、抗议示威、礼仪、庆典、投票选举等群体行动。此外还注意普通人的迁移方向、食品结构、消费和储蓄习惯、家庭规模、联盟.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外在特征的剖析，以及对理性的和非理性行为的分析，来解释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倾向，去发现动机与行为的关系。 新社会史最体现其新意的地方，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者们使用计量方法和量化材料，如慈善协会的报告、详细的地方记录、人口普查结果、时间表、城市指南、税务记录等，来追踪普通人的生活史。 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倾向的弗克思·吉尼威塞的研究典型反映了新社会史的特点。她在《种植园大家庭之内:旧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妇女》一书中批判了美国“利益一致史学”，并把研究聚焦于“性”之上。根据她的观点，“性”不但是一个社会范畴，同时也是在确定南方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此作为一把钥匙，她研究“性之间的关系”“性角色”和“性的认同感”。其中，“性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构筑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而且是任何一个个体自我意识的核心，因为性关系说明了任何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这部著作还表现了新社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是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她把南方作为一个另类社会，把妇女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且把微观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试图从社会的“最底层”来描述美国旧南方社会的总体画卷。其次，是对史料和叙述方法的运用。为重建内战前南方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从多重角度，运用不同类型的丰富资料，深入挖掘家族内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南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研究中，她主要依赖于南方女性白人奴隶主家中的日记、人口记录、人口普查报告，生死记录、经济与商业记录、日志、家庭文书和通信，等等。 三、美国新社会史的缺陷 新社会史显然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把历史研究的视角从社会精英转向普通百姓；丰富了历史资料来源、品种和规模，并为取得更精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样化的方法。 但是，美国的新社会史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对社会史研究的一套系统方法；缺少能够把五花八门的课题统一起来的对美国基本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它在规范化、学术水平和理论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因新社会史“缺乏综合与归纳”和“漠视理论”，许多史学家一直认为它无助于了解文化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变革的结构。另外，由于新社会史主要关注长期的变化，结果呈现的社会史的静止状态，防碍了对宏观历史过程的动态理解和解释。 另外，因为历史根本无法把政治完全排除，自称“排除了”政治的社会史便谈不上是真正的社会史。某些历史学家怀疑否真的存在一种“完全排除政治的历史”。倍克(CarlL.Becker)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编写把政治排除在外的社会史是一种错误…我绝对无法理解为什么政治不属于社会范畴”。无论美国社会的社会群体—种族的、性别的职业的、阶层的—如何繁多，无论它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如何千差万别，无论它们的思想怎样超脱上层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们所处时代的国家政治的影响。在研究社会集团和思想之间不断竞争的过程中，脱离了国家政治是无法有力地揭示问题本质的。 因此，新社会史思潮对政治史研究首先产生了直接影响。新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使社会史学家有意忽略美国历史上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铸就了美国历史和遗产的著名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果，政治家（statesmen）一词被弃而不用，而改为“政客”（politicians），公民（citizens）一词被选民（voters）所取代。政治史在新社会史家的眼里，不过是政客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玩弄选民于股掌之上的游戏记录，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历史的价值。 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使定量分析完全排斥了定性分析，把原本可用定性分析的专题和史料局限在定量分析的框架中，造成历史研究的狭隘和贬值。而摈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便丧失了历史的可读性和易记性。此外，对象征物的过分依重，并以此分析行为和动机关系的方法也受到一些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它揭示的只是一种“静止”的模式，注意的是”中断”，而历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历史的变化和延续。 就史料的类型而言，也出现了偏颇。很多传统上认为重要而关键的史料，如宪法、法律、司法决定和辩论、评论、论文等的史料价值受到社会历史学家的轻视，而民间和私人文字记录的价值却远远胜过官方和正式的资料。 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黑人、工人、妇女、市民、农民、移民、青年这些特别的独立群体，逐渐建立起独自的领域，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举办自己的会议，开展有关史学史的辩论。社会史研究无论从机构而言，还是从研究理论上讲，都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更谈不上一个把所有的社会史研究有机凝聚起的核心。结果，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没有形成特点鲜明的统一的美国社会史学派。 这种状态，最终引发美国的史学危机。由于新社会史过分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在重多历史学家笔下的美国史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主线，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美国价值观。美国史变成松散的、各社会阶层间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灵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盘。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历史学失去了其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这一危机引起了某些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忧虑。有些社会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最优秀的社会史…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对美国社会更加复杂而全面的解释：这个美国社会即不是建立在不断的冲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谐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团之间微妙和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的结构之上，建立在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倾向之上，以及他们为保卫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动之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摘要]精心设计的课堂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为上好本堂课打下基础。而创新教学能捕捉课堂锲机、挖掘学生潜能，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拓展思维，发展能力。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新课标 创新教育 探索与实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创新教育时代。素质教育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这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以学生为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 在新课程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加快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我们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抢占制高点的关键所在。学习贵在创新，老师的责任就在于通过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健全的个性。而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是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场所，面对新课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教育要创新，就必须课堂创新。笔者就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育谈一些浅见。? 一、 结合现实生活，培养创新精神?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中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探究欲望，他们不满足于对书本知识简单地死记硬背。随着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和知识、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初步形成了对个体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有责任感、有创意、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是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阶段；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书本知识的接受性学习，向往成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想方设法结合生活实际，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有效地有步骤地开展创新，让学生开发思维，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如在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 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时,首先提问学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外知名品牌有哪些？”［如有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运动服装；T0SHIBA（东芝）、SONY（索尼）、SAMSUNG（三星）电器；McDonald's（麦当劳）、KFC（肯德基）快餐；MERCEDES-BENZ（奔驰）、TOYOTA丰田汽车；IBM、DELL（戴尔）电脑等等。］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大家知道这些国外品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身边呢？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从而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追根溯源要归功于整体世界的形成。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六·在生活中感受工业文明》，教师课前悬挂中国政区图，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最远到过哪个地方，乘汽车还是乘火车、乘飞机，需要几天行程。也可让学生指出自己在国内距离最远的亲戚朋友住在哪里，从家乡坐火车或坐飞机多久可以到达那里。然后让学生量出图上直线距离，按比例尺算出实际距离，计算一下，如以步行日行80里的速度，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通过比较，让学生感受工业文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达到激发兴趣、感染熏陶的目的。? 二、营造学习氛围，点燃创新之火? 在新课程的要求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伙伴，是引导者，是平等中的首席，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很强的服务意识，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必须转变角色，做学生的引导者、合作者、组织者；是学生的朋友，不要觉得高高在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学习氛围，才能合作的探讨，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和个性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集思广益、相互启发、相互探讨，实现信息交换，扩大信息和思维容量，以求得解决问题和深化认识。教学观念通过师生及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来达成目标。通过师生及生生的活动来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创新思维的广泛性(发散性)和深刻性，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通过学生间相互合作探索，使学生相互吸收、相互完善，激发思维碰撞，产生思想火花，在活动过程中，实现对问题的理解、认知、探索和创新，同时得到体验、交流和表现。学生合作、交流、讨论应该是课堂教学实践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如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教师可首先提出问题：“在古代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今天，我们能不能不与外面的世界交往、联系，只靠自己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然后组织学生讨论。在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由此导入新课。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五·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教师可引用一个观点，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被动局面，形成师生互动、生生有问的良好局面，培养他们自主探究、善于创新思维的意识。? 三、创设教学情境，开展创新实践? 人的思维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借助于某种环境因素的刺激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创设的情境，正是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条件。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情境中产生的。具体的情境，能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他们的情绪。学生一进入情境，就会与画面、老师的语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创设出教学情景，让学生置于情景中去观察、去分析和去发现，达到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目的。如上八年级第七单元第五课《万众一心的抗日战争》，放映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相关影片，引导学生齐唱国歌，提问：“国歌原先叫《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什么时候由谁创作的？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原是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当时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以此导入新课。影片导入容易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情感，有助于教学内容的展开，又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 总之，时代在呼唤教育，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为突破口。因此我们不能只片面追求升学率而使历史教学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以致于历史与社会课在学生的眼中变的越来越枯燥、乏味。我们要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邓小平理论 【内容提要】要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就要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确切地描述，就需要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考察，尤其需要分析三次技术革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的，它在回应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世界性挑战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没有经受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考验，没有能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地回应，从而走向衰败。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理论是在回应当今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要进一步回应时展的挑战，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 【 正 文 】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它根源于粗放发展，要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就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这一点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识，到1971年写入苏共决议。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奏效，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由于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要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风险产业有的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到80年代苏东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危机是成功地进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注：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西方国家这次体制转换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等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在战后有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到70年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滞胀。正是这一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改革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注：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危机加机遇，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妨碍改革的传统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与原有的体制相对应的，而原有的体制曾经带来巨大的成就。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过时的观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提出了正确的新观念，也很难取得共识，甚至可能被当作异端。最后，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危机的发生，提高了人们对这种利益调整的承受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是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危机。正是这场危机推动写《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尽管它的口号是反对苏修，但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从而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是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出现。与苏东国家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它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时展要求的当代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诞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认清苏东剧变的历史含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结合为什么发生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成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时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为什么要进行改革？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为什么说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新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开放不仅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而且将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浪潮所淹没。为什么要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发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总结。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生产（科研和开发）和传播（教学与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创造能力。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经济的出现，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走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强烈的回应，就会丧失机遇，就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们忽视工业化的发展，片面发展信息化，信息化就会失去工业和技术基础。 总之，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反应。一方面，已经认识必须作出反应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还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进一步推动的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们这个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不断提出尖锐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并存。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经有了三批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为此人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的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如果这次技术革命给这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机遇，而它又抓住了机遇，那么它就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否则，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重。当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同时侵略了俄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应。俄国反应最快，率先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力度较小；日本反应最强烈，改革的力度也较大；中国的清朝政府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当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它就给日本和俄国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机遇，而中国却没有条件抓住机遇，终于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提供的机遇去回应挑战。说：“100年前，当20世纪来临之际，世界科技进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当时和以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当时处在政治黑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去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潮流。现在，当21世纪来临之际。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同100年前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世界科技又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关键是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8月5日会见杨振宁等六位著名科学家的谈话。）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进行科技创新当然要增加投入，这方面还需要逐步到位。但它不仅涉及投入问题，而且涉及体制问题。苏联为了改变在新技术革命方面的落后局面，曾不断增加投入，科研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1961-1965年占2.6%，1966-1970年上升为3.5%，1971-1985年进一步上升到4.8%。这一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新技术革命中还是越来越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不行。美国研究人力资本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对此作过如下的分析：“在费用和科学家的数量上，苏联和美国都很大，但是不同的是，苏联的效率方面比我们低得多”，“在人体和生命科学方面，获得高学位的科学家数量苏联要略微高些。在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数量两国大致相等。而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我国的科学家数量则要大于苏联。在农业方面获得高学位的苏联科学家至少超过美国百分之六七十”，“我了解到，除了向日葵外，在苏联没有一项农业生产率进步是来自其研究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89-90页。）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提出必须同时进行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经济体制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要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就必须实现理论创新。说：“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经验，并将为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出贡献。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展的挑战中，在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创新的同时，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它将在进一步回应时代挑战中得到新的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 引言：时代“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 如果我们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一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乾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考据学”。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著，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一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一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时尚或向权威挑战的人。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乾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 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一。章学诚还同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考据学家戴震有来往，并受到戴震的不少影响，[6]尽管他对戴震有所批评。 是什么理由促使章学诚选择非主流或非正统的学术道路呢？或者说，他何以要同乾嘉考据学对峙呢？对于那些把学术作为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并要求在此获得传之久远成就的乾嘉考据学家不是更应该加以肯定吗？他们不正是韦伯（Max Weber ）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那一类人吗？也许有人会马上提出反驳，说他们并不是真心愿意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他们只不过是对乾嘉文化专制主义（如一般所说的“文字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他们之所以乐意钻在“故纸堆”里，只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7]但问题是，如果这不是一项在他们看来是值得去做的工作，我想他们宁愿无所事事，也不愿自讨苦吃，去触动那没有什么诗意的发黄的故纸堆。说到底，他们的追求仍然体现了学术所需要的那种执著精神，何况他们又取得了在今天看来是传之久远的成就呢？而且考据学家们所使用的被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从“科学的”角度加以看待的方法，在文献研究中不是也应加以肯定吗？批评考据学家的章学诚，实际上并没有对从事任何学术都需要的献身精神提出质疑。他也没有在某些非常具体的语言文字等问题上向考据学家们提出挑战。他对考据学方法表示了某种不满。章学诚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在关键的地方提出。他断定考据学家的“学术前提”（或出发点）完全错了。他们“根本上”误解了儒家“经典”的意义；他们“根本上”弄错了“学术”所要致力的“方向”。他们因误入第一个歧途，进而误入到第二个歧途。这是致命性的消解。在这种消解性工作中，章学诚同他的时代正统性或主流性的考据学对立了起来，并由此也奠定了他的“独特性”的经学思想。 一 “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就大的方向来说，我们对文本（不管是经典性的，还是普通性的）的解释，有两种似乎是对立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文本的“本义”或“本来面目”的存在。按照这种设定，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排除主观“先见”，发现作者的原意或本义；与此不同，二是并不设定文本的“本义”，更直接地说，这种方向不承认有所谓离开解释者的“文本”的原意，解释者的“先见”或“理解结构”不仅不是解释文本的障碍，恰恰是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对于实际上是传统解释学和现代解释学所包含的这两种对立性方向，我们不打算作出评论。我们直接要寻问的是章学诚的解释意识，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简单地说，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肯定文本本义的存在，并要还原它的本真性。章学诚学术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围绕着寻找或还原他所设定的儒家经典（“经”）的“本义”而展开的。实际上，作为权威和一切合法性基础的儒家经典，一直不断地被解释着，这在章学诚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章学诚不满意甚至抱怨以往人们对“经意”所作出的解释，因为他认定已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解释儒家“经”的意义的。 我们直接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一基本命题说起。这一出现在他的《文史通义》开篇的命题，极其简明地含盖了他经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当然也是他对“经”所作出的一种解释。按照这一命题，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自然就意味着要剥掉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有“历史”根据吗？如果这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臆测，他的“还原”工作本身就陷入到了“非历史性”的困境。以“史”为本位的章学诚当然要避免这种结局。 章学诚把“经”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国“始源性”的“三代历史”为根据的。也就是说，他把“经”还原为“史”，是通过把历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时空中来实现的。章学诚相信，在儒家津津乐道的“三代”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经”。他论证说：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述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P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8] 照这里所说，“经”是指“纲纪”、“经纶”（“匡济”），而不是所说的“经典”。 如果说三代没有所谓以著作或典籍为“经”的“经”，那么后人所说的“经”，在三代 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说，章学诚把它断定为“史”。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要对“六经皆史”这一命题达到“具体的”理解，就需要来讨论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的意义。[9]照我们现在一般对历史的理解，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意味着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如“史实”、“史事”；二是意味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描述，如史书、史记等。[10]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我们回到章学诚那里，来看看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胡适等人曾把它解释为“史料”。[11]但是周予同、汤志钧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把它解释为“史意”。[12]有趣的是，仓修良又回到了胡适的解释中，拒绝周、汤的说法。[13]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学诚在《史释》中是如何界定“史”的。章学诚说：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14] 照章学诚这里所说，尽管“史官”有不同的种类和分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 如他更明确地说“《六经》皆周官掌故”。[15]从统一的方面来考虑，章学诚所说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和掌管的与政教有关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质和与他紧密相联的历史制度“遗留物”两个层面。[1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还从其它不同侧面对“经”作了类似于“六经皆史”这种论式的“还原”，如他所说的“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7]所说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18]所说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等，[19]都是其比较典型的表现。对此应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迹所以迹等，都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就“理”、“道”等同“六经”的关系来说，清代考据学一般都相信“道”和“义理”等，都存于“六经”之中，[20]并且相信通过训诂等方法能够把握住“道”和“理”。说起来，章学诚并没有完全割断“六经”同“道”和“理”的联系，[21]但是，在他看来，“六经”的首要东西或最根本的性质则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没有离开“器”和“事”所谓单纯的“道”和“理”。如他这样说：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 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于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 与言夫道也。”[22] 从章学诚这里所说来看，所谓“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 “事物”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 常生活。按照章学诚的这种理解，他与考据学家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清代考据学的“道在六经”观念，可以说是针对“束书不观”的“尊德性”之学而发，目的是为了把人们引向对经典的研究上来。对考据学家来说，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实证性研究，就算是“实”了；但是，对于章学诚来说，考据学即“经”而求“道”，仍然是“空”，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认识到“经”的本质是具体的“事”和“器”，二则他们没有把对“经”的研究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回到经典之“实”，就是要回到六经最“本然”的东西──“器”、“迹”和“事”等具体实际中。 这里也许容易发生一个疑问，即章学诚对“六经”性质的种种说法，是否能够都统一到“史”的意义之下。看来并不困难。一是章学诚对“经”的似乎都带有界定性的种种说法，基本是“相通”的，不管是“事迹”、“器物”，还是“典章”、“政典”或“掌故”，对 章学诚来说，它们都是三代帝王政治实践和教化的体现，都是“事”（“史”的一个意义），并且都是由“史官”记载和传承下来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在章学诚那里的“核心性” ，因此“六经皆史”可以作为他对“经”的性质所作的一个“总体性”界定。对“史”的注重，使章学诚走得很远。他不仅视“经”为“史”，而且把“子”、“集”也归结为“史”，“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23]至此，章学诚已经为自己打上了无限扩展历史使用范围的“泛历史主义”色彩。 为了“历史性”地来理解“经”本来只是三代政教文物总和的“史”，就需要回到“三 代”更宽广的历史空间中。章学诚在申述“经”原本为“史”的时侯，一直是把它同“三代”的“特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的。换句话说，他不仅是要寻找“经”原本为“史”的历史根据，而且也要寻找“何以”本来只有“史”而没有“经”的历史基础。在章学诚看来，“三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文字只是用于公的政教方面，没有私家之言，当然也没有著述之事；“官师”没有分化，“政教”是合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只能存在于“王官”之中而不能存在于“王官”之外，而记载和掌管政教文物的“史官”，恰恰就具有“学”与“官”的双重身份；另外，“学”往往都直接与实际性的政治和教化相关，并没有离开政教、公共事务等“实事”和现实实践的所谓“学”、“道”或“空理”、“空论”、“空言”。而“史官”之“学”，恰恰就是政教之实的具体体现。 把“经”还原为“史”，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广义说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 是章学诚“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的“独特性”所在。当然，这并不排除章学诚从先前的思想家那里获得这一问题的启发、灵感，甚至是已经明确的说法。我们看到，人们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这一思想的寻根，已经有了一些探讨。钱钟书相信，在先秦道家那里，就已经有了这一思想的实质。他引用子书的话并揭示说：“《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纷⒁?紊畚?盾黥哟?罚?囚游剑骸?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24]但是，钱钟书的这一断定，实在难以令人接受。究其实，他所引用的话，其意旨与章学诚所说恰恰是“貌合”（严格说貌也不合）而“神离”。很显然，章学诚把“六经”归结为“迹”，决没有贬低“六经”的意图，他更不会说“六经”是“糟粕”。[25]相反，章学诚通过把“经”还原为“史”，恰恰是要寻找“经”的“本真性”和“始源性”。更重要的是，章学诚没有把“道”与“迹”对立起来，他认为，道不离器，道不离迹，必须即器而思道。他这样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26]也有人从司马迁、班固或王通那里寻找“经”即“史”的来源，但是，充其量他们也只不过是“偶然”地具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因素罢了。我们倾向于认为，明代思想家（如胡应麟、王守仁、李贽等）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了“六经皆史”思想并且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章学诚。王守仁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27] “五经亦只是史。”[28] 李贽也说： “《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29] 比章学诚稍大几岁的袁枚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如袁枚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 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30]从以上引文来看，“六经皆史”的说法和思想因素在章学诚之前已经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章学诚第一次把它变成一种“学说”、一套“理论”。他为它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使它作为特定的“思想”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实践愿望。 二 从“史”到“经”：“经”的演生 如果说章学诚对“经”所作的“史”（或“事”）的还原──即寻找“经”的本来面目， 恢复它的“本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纠正对经的误认和对它的始源处的“遗忘”， 是通过把“经”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三代”中来实现的，那么，章学诚对“经”的出现、对“从史到经”演生的考察，则是通过对历史推演过程的认识来把握的。如果说从“经”回到“史”，是对“经”的历史所作的“逆向”溯源，那么从“史”到“经”则是从“史”出发对“经”的历史变迁所作的“顺向”测量。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或环节。很明显，本来只有“史”而无“经”是“历史”，“从史到经”也是“历史”。如果章学诚只是把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体现在对“经”作历史性的逆向还原，而不管“经”的“实际”发生历史，他就仍容易陷入“非历史性”的困境。幸运的是，他对“经”之演生的认识，避免了这一结局，从而唤醒了另一“历史记忆”。 本来只是作为“史”的形态而存在的东西何以又会以“经”的形式而存在呢？这是章学诚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对章学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结构中的问题，而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此，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考察从“史”到“经”的演变来完成的。作为出发点的“史”，是在“三代”中存在的。“史”在三代中如何存在以及它何以能够存在的历史根据，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那么，三代之“史”，何以在三代之后会以“经”的形式来表现呢？在章学诚那里，“三代”之后“经”的产生根据，恰恰也就是“史”的根据的丧失过程。如前所说，“三代”是一个政教、官师、政学、道器“合一”的时代，学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文字也没有成为一家之私言。为政者与典章制度，史官与守掌故，都是统一的，这就使能够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史”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间。但是，“三代”之后，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丧失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春秋到战国，三代那种官师、政教等一系列的统一状态，就开始分化，为政、为官者与为师、为教者一分为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应运而生。作为私人著述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阐发三代之史的“传”的出现。在章学诚看来，“经”的名称，正是随着“传”的产生而产生的，“经”首先是作为“传”的对应物而存在的：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31] 对章学诚来说，儒家之“经”并不只是因“传”而有，它还与其对典章的“尊奉性”认同相关。在战国诸子争呜中，儒家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与诸子抗衡，把他们所依据的“文本”或典籍，提升到“经”的地位上，于是就有了“六经”的说法。章学诚说：“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述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32]说庄子是子夏门人，并无确实根据。但把儒家“经典”这种形式的出现同信仰和认同联系起来，则是可信的。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对儒家早期基本典籍的信仰和认同，被大大强化，“经”作为知识、真理和价值的源泉获得了“权威”和“神圣”的地位，并成为政治教化和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在历史的推演中，儒家“经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些被章学诚认为是阐发“经”的微言大义的“传”，也升格为“经”。章学诚对这一过程解释说：“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心为经。……后世著录文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33] 但是，在章学诚那里，儒家权威性“经典”形式的确立，不管是与“传”相关，还是与“尊奉”相关，它们都是历史变迁的结果，都是“起于势之不得已”。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本来“只是”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演生为“经”的形态，是否合理？从整体上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社会历史境况及其产物的“史”加以“理想化”的倾向，与此相应，“三代”之后社会境况的变化和“经”的出现，对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衰变”。[34]但是，章学诚与那些坚持“历史退化论”的儒者并不相同。对他来说，“三代”之后历史的变迁及其“经”的出现，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必然性（“势”）。这不只是反映了章学诚主观愿望上的无奈，也反映了他要为其赋予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他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35]章学诚最关心的是有关政教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在此意识支配下，他自然要肯定把作为典章制度大全的儒家“六艺”称之为“经”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同样意识的支配下，他甚至也赞成那些记载国家制度、法令而被名之“经”的非儒家典籍。我们也看到，章学诚还肯定了其它诸子学派如墨家、法家等在其著述中“自分经传”的作法。他认为这都是“因时立义”，未可非议，“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36]章学诚对历史“衰变”的不满，集中在“私人”著述这一点上。在他那里，这似乎成了“不幸”的根源，它导致了“立一家之私言”并“各道其道”的“分裂性”，导致了“实不足”而争于“文”的“虚妄性”。章学诚注重的似乎只是“统一”的“制度”（或“政典”），他轻视那些超出此的“多样性”的思想和著述（他视之为“私言”）。这就促使他对后儒和儒家典籍之外的无关政教、纲纪的著述也以“经”的形式出现作了“独断性”的否定。如他说：“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37]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深藏着制度政教“正统性”和“垄断性”的观念。他把“制度”的制作之“权”，限定在“政治统治者”身上。周公之所以能够成为“制度”和“六艺”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有位有德”，他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担当“制作”之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但章学诚最终又把这些都归结为“时会使然”，避免了以“主观”加以解释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对周公的这种“客观性”解释能够成立，也不意味着“无位者”就没有“制作”之权。同样，也不能通过把周孔之“道”同普遍性联系起来，使“道”独为儒家所有，而把其它诸子所说的“道”作为“非本真之道”、作为“道之裂”加以否定。但是，对“道”的垄断意识（当然包括对“经”的垄断），使章学诚相信，唯有“周公”之道才是普遍之道，其它之道皆为“非道”：“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自尊其所出矣。”[38]章学诚没有意识到，“道”是不断被“垄断的”，“大道”恰恰就在众多的“道”之中。“经”也同样，它怎么就只能成为儒家典籍或用之于典章制度的专用符号呢？ 三 实践意识：“经”与“经世”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不管是把“经”还原为“史”，还是寻找从“史”到“经”的演生 过程，都贯穿着章学诚对儒家“六经”的根本看法，即它是三代典章制度的载籍，是三代社会政治统治者实践的产物。正如“经”的古义（“经伦”、“经纪”）本身所意味的那样，在章学诚那里，儒家“经典”之“经”恰恰就是“经世”的结果。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如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39]又说：“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40]这两段话，都强调了儒家“经典”之“经”是来源于“经世”。这既是章学诚对“经”所作的解释，又是他要求“经”同现实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据。既然“经”就是“经世”的结果，那么，它也就只能在不断地“经世”中显示其生命力。但是，作为“三代”之“史”的“经”（在特定条件历史下形成），它对不同于三代的以后的历史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呢？如果说有效，它又如何才能发挥出它的实践（“经世”）功能呢？ 从一般意义上说，儒家具有损益因革、适时而应变的观念，但这又恰与如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的儒者的“厚古薄今”意识纠缠在一起，并导致了一种简单地以“古”律“今”的思维方式。从我们以上的考察来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识，而接受了儒家适时应变的观念。他与那些“食古不化者”根本不同，他要立足于“今”而对“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批评“好古者”说：“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41]照此所说，制度都因时而变，从来没有固定的适合于一切时代的制度，“三代”的制度也是相应于三代之时而形成的。通过把“制度”放在“时间”之流中使之相对化，制度的效用和价值就会“因时”而不同，对制度的创新和转化也就成为可能。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42] 如果说制度都是因时而变，“三代”之“经”都是“时王”之制度，“经”就是“经世”，这都为我们提供了制度转化和创新的理论前提，那么，立足于“今”的制度创新和转化，立足今的“经世”，又何以可能呢？答案就蕴涵在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看法中。如上所说，章学诚把典章制度根本上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强调“经”决不是空言和著述，决不是离开“实事”、“器”和“人伦日用”的“理”和“道”。这正是他在“三代”创制的经验中，在对“六经”本然的追问中寻找到的“精神”。对他来说，这种“精神”决不像“三代”或“经”中所载的“具体”制度那样，是因时而变化的，它是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普遍精神”。章学诚始终都不关心“三代”的“具体”制度，也不探讨某种“制度”是否适合于他的时代的需要，他关注的是一种普遍的“经”之“经世”精神，关注的是“道”和“理”都离不开时代的“器”和“事”这种普遍的实践意识。这样，原本上是作为“三代”之“史”或“三代”之典章制度载籍的“经”，因其它具有的普遍的“经世”或实践精神，它就同每一时代的“实践”理性结合了起来。章学诚说：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之文，奇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43] 据此而论，立足于每一时代的“经世”，就是立足于每一时代的“器”、“事”和“人伦日用”，从每一时代的实际境况和实践需要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重建。至此，我们还没有谈到“经世”的主体。在“三代”之时，“经世”的主体是一种统一的“人格”（即“王师”、“圣教”、“史”等统一的人格）。他们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担任着行政职务，又是师教和典章制度的确立者。但是，三代之后，统一的“官师”人格开始分化，“学”和“著述”变得“个人化”。章学诚并不要求恢复“三代”那种“官师合一”的统一“经世”主体。对他来说，“分化”的单一角色的主体，仍然可以“经世”。只是主体不同，“经世”的方式当然也不同，“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义。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44]在此，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学术”与“经世”的关系。这一点在他那里至关重要。如果说章学诚把“六经”还原为“史”以纠正考据学家对“经”的误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兴趣，那么，这一兴趣则与他要把“经世”贯彻到“治学”中去的实践动机密切相关，或者说最终是服务于这种实践动机的。可以说，章学诚的学术出发点是“六经皆史”，落脚点则是“六经”经 世”，“史学”“经世”。“六经”和“史学”“经世”的根本，就是把“学术”完全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彻底克服考据学家那种脱离实践、不关人伦日用的“空言”和“著述”： “史学之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著述者，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以言史学也。”[45] 在学术中贯穿实践意识与直接的实践显然不同。章学诚并不要求学人直接去“经世”，他强调的只是“治学”必须同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必须具有“学以致用”的客观效果。他反对空言和无关实践的著述，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都脱离了“经世”的方向。章学诚意识不到，“学术”并非只有同现实之“用”或“经世”结合起来才有价值，“学术”所要从事的“事业”，要比直接的现实实践广泛得多。“经世”只是“学术”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六经”也不都是“经世”的内容。章学诚把“学术”完全限制到“经世”的方向上，把“六经”（特别是他专门讨论的《易》、《诗》和《书》）完全看成是“经世”的产物，显然使学术陷入了狭隘的“实践实用主义”中，并把“六经”丰富的思想“套入”到了“单调”的格式中。仅仅就此而论，章学诚经学思想的归宿可能使我们感到失望。况且，“经世”观念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新鲜”。单就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来说，就给我们提供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46]章学诚治“经”以“经世”的思想，必须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学术风尚中，才能显示出其“独特”价值。明清之际那种通过回到“经”以达到“经世”目的的“学风”，到了乾嘉时代，已经被“遗忘”了。考据学家彻底回到了“经”，但却根本上离开了“经世”的方向。回到“经”，不仅不是为了“经世”，恰恰成了相反之物“离世”、“忘世”，恰恰成了“逃世”的方式。这是非常吊诡的逻辑。章学诚的经学思想就是对此而发，他通过对考据学偏向的纠正，复兴了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并由此而获得了超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论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论文关键词]历史 社会课堂 情景教学法 讨论法 游戏法 [论文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理念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强调“动”，本文从情景教学法、讨论法、游戏法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树立开放的、综合的课程观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观，要保证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并在活动中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现代教学过程是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向学生单纯传递知识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师生共同参与，采用启发诱导式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一、情景教学法，让学生的大脑动起来 情景教学法，就是教师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运用多种知识和教学手段，设置课堂教学情景，启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在情景教学法中，尽量为学生创设各种情景，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感悟，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渗透历史与社会知识，从而达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转变，不但能使学生学得轻松，而且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时，可创设“中国文化餐——约翰的中国之旅”的教学情景（课件展示）：（1）约翰是一个澳大利亚青年，他准备到中国旅行，请你为他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2）约翰来到北京，见到了这样一幅图案（2008年奥运会会徽），请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文化要素？它的设计有何妙处？（3）约翰拍下了三张民居照——蒙古包、窑洞、傣“高架桥”。猜一猜：约翰去了哪三个地方？他在当地吃到什么风味小吃？看到什么特色娱乐？约翰的疑问：人们为什么要建造这样奇特的房子？（4）结束中国之旅时，约翰由衷地发出了赞叹，当你听到他的赞叹，你心里怎么想？以上情景的创设，在学生心理上造成某种悬念，可以调动学生的认知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究欲和思维的积极性，使其在主动探究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 又如在教学《》时，插入“”前后经过的记录片录像，用5-6分钟时间，能直观再现当时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演讲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中国人民“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决心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然后在此情景下与学生一起探讨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影响。这样，就使学生的大脑真正动了起来，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 二、讨论法，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 新课程理念要求学生不仅要多动脑，而且还要多动嘴。讨论法教学，可以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讨论法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围绕一定的主题，各自发表意见，共同研究，达到理解知识、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讨论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的最好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对某些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见解，做出评判，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教学《万类霜天竟自由》时，为了理解竞争的含义，作用，可设置以下一些栏目与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1）说一说：你所知道的竞争是怎样的？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有哪些？你们参与过哪些竞争？（2）议一议：参与竞争有什么作用？你的观点和依据各是什么？（可与你的同桌讨论回答）（3）辩一辩：竞争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四人小组讨论，派一代表发言）这些问题一提出，学生便争先恐后要求发言。尤其是第三个环节“辩一辩”时，正反两方代表进行课堂大辩论。课堂上唇枪舌剑，双方代表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一活动训练了学生的辨证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巩固了所学知识，提高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学生的个性得到了释放和张扬，学生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又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独特民族文化的作用”时，教师可虚拟一个“四城申博”场景——法国、埃及、日本、美国各一个城市申办2015年世博会。四个国家邀请四小组同学分别担任本国文化使者，在评委面前大力展现该国风采。一组代表发言，其他三组当评委。尔后出示影像资料——四国文化图片欣赏。让学生准备三分钟来展示才华。这一活动一开始后，学生情绪非常高涨，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十分热烈，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推荐的代表发言铿锵有力，表达清晰，口头表达能力显现，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这样，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轻松，课堂效果明显提升。 三、游戏法，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 游戏法，就是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游戏的本质是假设、模仿，在想象的外部环境中有意识地模仿活动。游戏实际上是为学生创造一种极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故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动手的机会，动手游戏促使学生思维敏锐，使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实效。如在教学《大洲和大洋》时，可安排让学生自己动手搞拼图游戏，让学生“先认图，再拼图”，学生拼好图有了直观印象后，再让个别学生用鼠标点击七大洲四大洋，把它们放到各自的位置上。课堂上学生十分活跃，动手游戏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的欲望与自信。在游戏中，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潜力得到充分挖掘，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平时学到的知识得到充分运用，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又如在教学《应对资源危机》时，为增加学生对节约资源感性的认识，可设计一个“你会垃圾分类吗？”的游戏活动，让学生用动画形式把垃圾分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活动中去。本课结束时可设计让学生书写“你的节约倡议”，然后出示教师制作的“残缺的地球”，要求学生把写好的倡议逐一贴在“残缺的地球”上，学生通过这一个游戏活动结束本课。这些活动贴近学生实际，唤起学生节约意识，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使其主动参与，课堂变得更加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充分激发，同时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新课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只有让学生动脑，动嘴，动手相结合，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良好氛围，这样的课堂才会真正“动”起来，学生才会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就能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去领悟，从而获取知识经验，就能促进学生发展，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真正做到“轻负优质”，真正落实新课程教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 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 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 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 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 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摘 要 题】法治讲台 【正 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注并探寻西方法治产生的深 层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时代挑战，对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无论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还是注重资产阶级兴起的作用，亦或 是强调多元集团与自然法的结合，都不得不以西欧11世纪史实为起点，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纪 西欧历史的多元性。[10][16][11]这表明，近代法治的历史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独特性 ”。 众所周知，中世纪开始后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景观，进而造成了特有的权力均势与张力。[ 1] (P22—23)首先，王权需要教权的支持和正名，教权则需要王权的封赐和保护，同时，王权 和教权又在为争夺社会统治权而斗争。尤其是教权窥伺王权，以至后来以“双剑论”和教权 至 上思想，凌架于王权之上，并在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职权之 争”中达到高峰。其次，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诚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但同 时，封君总是凭其优势地位，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其王权，并加强对封臣贵族的控制。而封 臣贵族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力和契约权利。这种斗争是中世纪一幕重头戏，并促进 了 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2](P438)再次，教权与贵族权在利益冲突和权力分割中，既有合作 也有对立，即有时二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有时其中一方与王权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方。[3]（　第四章）可见，这种多元权力的斗争与妥协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均势与张力，普遍争取特权的 斗争不仅使特权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导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并 “反对绝对权威”，[5](P10)从而抑制了专权的滋长。“既然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必须让 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 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 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1](P24)正是这一特 有的多元权力土壤，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从而提供了城市市民 社会生长的良好空间。而“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 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6](P427)其重要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其关键则“在于取得了 政治权利”。[7](P35)因此，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权利斗争史，也是一部城市 文明的扩张史。它“作为特殊的权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权、地方领导与居民之间政治力量的 角逐之中”，“正是这种角逐推动着新兴的封建国家的向前发展”。[8](P106)即从个人君 主制到民族君主国，从城市市民社会到近代市民社会，并在宪政历史过程中，形成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分离与对立。[9]这样，属于欧洲旧社会的一切因素和特点就转化为两大事实：自 由探索和中央集权。“一个表示精神领域里推翻了绝对权力，另一个却是绝对权力在世俗社 会中的胜利。”[1](P203)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胜利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一旦以新兴资产 阶 级为主角的、日益自由化的近代市民社会，发觉王国悖离公共秩序、普遍公道和共同利益 护卫的承诺，就会起来反抗甚至摧毁它，何况王权集权化进程是与市民社会自由追求进程相 伴的。因此，就展开了两个取向共生共进的历史运动，即一个是市民社会力图使国家权力复 归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一个是面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扩张而维护和保障其自由权利。正 是 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界分与冲突中，确立了近代法治精神与原则。 （一）人民主权对公共权力的契约性复归和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在西欧的政治传统结构中， 议会与王权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议会总体上仍是受控于王权的，尤其是在16—17世 纪的专制主义时代。然而，从12世纪起，就已经有“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 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的理论主张。[10] (P343)在等级会议不断制度化并向议会转化的过程中，“等级之间及等级与王权的竞争鼓励 人们制定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公开的法律，以此规定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对各方来说， 日益重要的是确认王室权威终止的领域及超政治的基本法开始发挥约束力的领域。如果国家 尚无规定这些限定，各方应制定一个社会契约，用以确定全国性政府的结构及其限度。”[1 ](P153)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 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他们通过持续的议会斗争来争取其自由民主权利，最终在 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爆发了开启新纪元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这样，在民主契约的价值 原则下确立了人民主权，使国家权力在形式上恢复其公共属性，并服从和服务于市民社会的 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需要，国家权力合法性也由上帝神谕而移至民众手中，这就“结束了 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 为人民在政府之下”，而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12](P322)而代表市民社 会要求的议会，则“从主要为发现法律而存在的机构发展为创制法律的机构，”[13](P236) 而 且，“人民应受法律的统治；判决只有凭借对滥用权力负有责任的这样一些法律来实施， 在此，这些被进一步解释成，一切涉及到这个国家所有自由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诉讼 ，均应以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议会不应该干涉正常的行政管理或是法律的执行，因为法律 只是权力的原则部分，正如以往的议会一样，议会的职能是规定人民的自由以反对政府的专 断。”[13](P253)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法律，依法行事，以确保其来源和运行的合 法性，使“国王和人民都受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14](P30)这样，法律就由上帝理性 转化为对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的追求，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法的统治、法律至上的治 国精神与原则也就得以逐步确立。 （二）市民社会权利主张、公权力分立制约对良法之治的诉求。恢复公权力的本来面目，只 是市民社会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它只解决了公权力的性质 问题。要有效控制权力的扩张性和腐化性，还必须以社会权利对公权力的范围进行厘定，并 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规制。因此，近代西欧议会斗争与革命的另一向度，则是市民社会的多 元权利主张、保障和公权力的分立制约。早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人们就已经能够通过 教堂、市政厅及集市广场等建筑布局，“分辨出司法行政权、宗教和经济权的存在”。[15] (P2)随着城市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和市民阶级逐渐成为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 们“在保持和获得其摆脱君主及其官僚助手的独立性方面的成功”，对法律秩序的问世具有 “决定性意义”。[11](P63)在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他们主张和捍卫其自由及财产权利。 尤其在英国，“每当问题涉及捍卫私人权益、家庭或公民的利益时，也就是说个人的自由权 时，下议院就坚韧不拔地去完成职责，从而建立起许多构成英国宪法基础的原则。”（注：下议院从产生时起，就以中小贵族和市民为主体，后来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控制，成 为近代市民社会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代表。参见[1](P206)。）1610 年下议院著名的请愿就郑重宣称：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 利赋予他们更宝贵及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以确定无疑的法律统治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 而不是受那种不确定的、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因为，前者给予下议院领袖及其议员们以本 该 属于他们的权利。……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由 这个国家的普通法或是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 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其他任何惩罚。”[13](P249)同时， 律师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开始对英国法律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其目的是在于剥夺君主特 权、限制政府职权使之充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护者”。[16](P249)以维护市民社会自 由自主权利，并置国家权力于市民社会权利之下。随之而来的，受洛克、孟德斯鸠、卢梭、 潘恩等人思想理论所鼓舞的17—18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地位 ，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利法案（注：西方史家指出，英国光荣革命“维护了议会政府的原则，维护了法治，乃至维护了反对 暴政的造反权利”。[7](230)它成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中权利要求和权利斗争的先锋 与布道者。），并进一步在使所有世俗权力当局服从人民意志之后，又 在人民意志周围设下一些限制，使议会立法权力旨在“颁布法律和确定规则，作为保护社会 全体成员财产的壁垒，以便节制权力与缓和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位成员的统治” 。[13](P269、256)以防止议会与国王一样专断，保障自由和权利，并为自由起见，要求“ 政府大可放下一切职能，只须保留国防，维护国内外交通体系和维护治安等功能就够了。” [16](P256)从而使“国家向它的具有完全不同私人利益的公民提供追求框架”。[17](P96) 并开始缓慢和稳定地传播。孟德斯鸠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建构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 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完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18](P154)这一理论在美国革命进程 中付诸实践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立法机构受到司法审查的限制，从而使法院成为一道通不 过的防波堤，“防止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揽权行为对于任何宪法中由权利宣言规定了 的权利的侵犯，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抵抗”。[13](P287)受启蒙思想家的分权学说及英美 革命的影响，法、德等大陆国家在经过议会斗争和革命后，也相继建立起权力分立的政治体 制，并倡导“法治”或力图建立“法治国家”。虽然受卢梭“人民主权”思想和法、德社会 状况及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行政权力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扩张之势，但应运而生的行政法 院，对制约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则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西方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 ，“它现在给予公民的保护，使他不受行政当局酌情裁量行为的侵犯，其保护之周到，比当 代英 国所能做到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3](P304)这样，通过议会斗争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市 民社会权利主张、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分立制约，使公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要求， 并只能在必要的、为权利实现所需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从而以市民社会权利来勘 定、制约国家权力，以权力分立原则制衡国家权力，进而确保市民社会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 肆意侵犯，保障多元广泛的市民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一进程始终以且只能以对宪法和法律的 诉求而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现实保障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 ，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 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 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1](P47)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 制度有一个前提，即对“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立法机关颁布的、并非普遍性规则的东西 ”加以明确区分，[13](P289)从而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良法之治，诚如哈林顿所言，一个市民 社会得以在共同权利或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是法治而非人治（注：参见[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另见[1 3](P244)）。 （三）市民社会权利保护与法律程序的理性化。有西方学者指出，欧洲人的习惯两次演化为 理 性的法律制度——罗马法和普通法。[19]（绪论P1）虽然有柯克关于英国“老田生新谷”和狄 德罗关于法国“旧偶像倒塌”的法律发展隐喻，[16](P262-263)但是，他们忽略了英法法律 发展都离不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历史演进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市 民社会自由化和权利保护运动，则有力地推进了西方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在英国，虽然有强 大的中央集权，但地方法院曾掌握在领主手中，它们无力解决镇压叛乱、执行判决甚至土地 所有权纠纷，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是简朴而非理性的，于是“人们把获得强有力和迅速的救 济希望寄托于皇室法院”[20](P243)，这就促进了程序优先于权利的令状制度和统一的普通 法的形成。渐渐地，“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 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 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 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21](P355)普通法遂成为理性的体现，并需保持其 连续性（注：英国御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曾撰著《英国法总论》(1628—1641)，力图使普通法现代化 并适应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倡导议会和普通法至上，并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 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它应不断改变但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而衡平法最初是基于弥补普通法的机械令状制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从神明裁判 向具有理性的人的裁判进行转变的结果”。[19]（绪论P6）但衡平法院随后却发展成了王室特 权法院，遂与普通法院发生冲突。普通法对衡平法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权利对权力的 胜利。另一方面，商人曾支持用王室权力创设特别法庭，来将基于民法的理性化法规推行于 经商和海运，以至“都铎王朝制度曾被用作资产阶级打退封建势力顽抗的铁锤，但契约性经 济关系的广泛扩展，以及产权关系在宗教改革的解决中获得的保护，意味着1600年以后已不 再需要都铎式制度了”。[16](P256)于是普通法律师与商人联盟展开了限制王权特权，保护 贸易、财产及自由权利的司法改革斗争，并发动了一场不仅反对高级调查团和星室法院，而 且也反对普通法庭之外一切司法机构的运动，宣布普通法法庭有权制止教会和特权法庭的诉 讼程序，并随即使君权法庭被取消。这样，“建立新刑事诉讼程序的道路打通了，民众对起 诉和定罪过程的监督因此可以成为制度，作证方式也将更合理化。确立大陪审团制度、重申 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这些乃是三项重要改革”。同时，“传闻 证据否定法”作为一项制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合理的法庭诉讼程序基础”。[16](P256 —257、260)这些新的、合理化的诉讼程序不仅能有效地限制封建权力和保障社会权利，而 且也为市民社会权利之间的平等保护、法律的公平适用提供了必要和可能。1688年光荣革命 后，英国对其法律又进行了重大改革，私法得到快速发展，种种诉讼程序得到革新、重申和 保护。尽管还存在着中世纪的传统遗迹，但是，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法律，满足了 当时市民社会权利平等保护和社会安全与秩序对法律程序理性化的需要。 在大陆国家，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则是与罗马法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罗马法复兴正 是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新兴资本主义成长、市民阶级权利和利益要求、以及君主权力扩张 的反应。为保护市民平等权利，在城市首先开始了废除决斗等非理性的取证手段、确立理性 法和建立一种特殊的城市诉讼程序的运动。[22](P610)而接着受罗马法复兴思潮的影响，教 会法开始强调理性和良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也决定禁止教士参与求助于神意 裁判或上帝判决的诉讼程序，这也就排除了此前诉讼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不合理证据制度。 因此，以教会法为榜样的，一种新的、较合理的、也较复杂的书面而非口头诉讼程序，在欧 洲大陆各国逐渐被采用了。它不仅引起了司法组织深刻而有决定性的变革，也为社会受法律 支配观念的确立和法的统治开辟了道路。（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46页。当然，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对英国也有很大影响，它导致英国对陪审制度的倍 加重视和最有效地利用。参见[20](P245)）在此后的罗马法复兴过程中，地方习惯法、教会 法、商法与罗马法互相竞争和渗透，但最终还是导致了欧洲大陆对被视为“成文的理性”的 罗马法的接受，这样，“已经被认可的罗马法发展成了获得解放的市民社会的法律”。[23] (P86)罗马法的突出特点是重私法、重实质，也即注重确定个人间的权利和义务，但诉讼程 序也十分重要。因为按罗马法观念，诉权是对权利的保障，甚至认为“先有诉权而后才能谈 到权利”。[24](P855)欧洲大陆对罗马法接受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过滤”和改造 ，[25](P22)出于适应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新贵族和市民阶级的权利平等保护要求 及扼制封建司法特权的滥用和非理性化的需要，公开审理、言词辩论、自由公证等诉讼原则 得到重申和发扬。正是“由世俗和宗教两方面都进行的诉讼的双重合理化，蔓延到整个西方 的世界”，[22](P722)法律规则的至上性和市民社会的普遍规则秩序观念得以逐步确立。经 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及欧陆的法典编纂活动，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和制度， 把权利和权力、权利和义务都纳入法律有效规则的框架之中，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建 立。 （四）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与法律形式化运动。随着城市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一种新的 精神面貌由此形成，这大致上正是仍在彷徨中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面貌，包括一整套 规则，一系列可能性和计算，同时又代表一种生活和致富的艺术”，[26](P609)在相当程度 上，这些城市对外是摆脱封建束缚而自主自治的，对内则是摒弃封建等级而自由平等的，从 而孕育了民主参与、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法律和秩序等思想观念，富有了一定的自由理 性精神和历史意识。这种观念、精神和意识体现在城市法上，就是其“共有特征”、“世俗 特征 ”、“宪法特征”及“发展能力”。而为满足贸易发展和商人阶级需要而出现的商法，则是 “典型的资本主义法”。[10](P475、407、479—481、424)这些法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内容 和体系，并确立了理性审判程序，从而开始了法律形式化运动。 其次，“3R”运动推动了市民阶级法律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罗马法复兴的真谛并不在 罗马法本身，而在于以它为承载而体现出来的时代要求。罗马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法精神，[2 7]其市民法和万民法包含着对自由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遗嘱自由、财产私有等市民社会私权 利的确认、契约自由和衡平原则的肯定及法律理性化倾向，这正与中世纪城市市民社会精神 相 吻合，“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 了现成的”。[28](P454)而按时代需要对罗马法精神与原则进行改造，进而构建新型理性的 、形式主义的法律规则体系，恰是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并突破其城墙而向全社会扩张过程中所 要求的。文艺复兴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充分肯定上，并 “呈现一种新的市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注：[7](P68)一些历史学家就曾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 利。因为象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国家是世俗性的，他们强调公民的责任、忠诚和关心 公 共福利。他们发展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它本身的利益。参见[5](P1 25)），而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坚持的力量是太大了， “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控制”。[29](P67)进而成为自由理性的 近代市民社会精神的重要源泉。它与罗马法复兴运动相汇流，不仅加速了罗马法的传播和接 受，也为市民阶级的法意识、法观念注入了人文精神及理性因素。对教会而言，它曾将行商 算作朝圣者一类而予以保护；它动用了大量资源来研究包括商业法在内的罗马法；它掀起贸 易是否合于道德的争论，并在结果上大大有利于市民阶层；它还发展了法庭和诉讼程序体制 。可见，城市市民社会及其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宗教息息相关的。而且，“没有教会 ，新兴市民阶层是不可能建立和传播正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16](P56、54)从11世纪开 始的“十字架反对弯月”的十字军东征，使“一种新的、专门运用于商人需要的法律，在十 字军东征时期兴起于热那亚，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16](P61)市民 意识形态 也随之扩散。而在16世纪城市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君权主义抬头及文艺复兴运动深入展开 基础上发生的宗教改革，则促进了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即“在宗教领域里坚持自我权利， 其程度和政治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里的情况十分相似”，也“促进了民主，至少促进了有限君 主政体”。[50](P215)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自由精神及权利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世 俗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方面日趋得到加强。”[30] (P34)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早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西方历史的第一个重大 转折点，它不仅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源泉，而且也是西方其他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的源泉。” [10](P642) 再次，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兴起促动了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市民社 会公共领域是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相分立，而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对抗的公众舆论领域。在这 里，公众通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与论辩，形成公众舆论并进行理性批判，从而 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分离并获得自主性的 结果。这时国家权力才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市民社会成员的私权利也获得了确 认，因而，从等级身分和血缘纽带中走出来而成为独立、平等的“单个”经济人，并形成具 有批判精神的公众。因此，直到18世纪初，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才率先在英国出现，成 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 能从作为编纂法国革命宪法的一个构成要素很快就变成了传遍整个欧洲的口号。”[23](P24 、80)至此，城市市民社会走向近代市民社会过程中所涌动出来的，并日益高涨的自由理性 的市民社会精神，就不仅获得了理性、人权、社会契约、法治等为核心内容的成熟的自然法 理论形态，（注：中世纪中后期“法治”观念所依赖的超验的神与自然的正义，已为人权、民主的价值及 相关的信念，即古典自然法理论所取代。参见[10](P359)）而且从边缘走进中心而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功能和载体，获得了更加经常、 更加有力、更加自觉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导向地位。这个“公共王国恐怕不只是用批评态度监 督国家运行，而是启发、指导和控制它们。它这样做的合法性恐怕是由于它代表了市民社 会流行的观念，此外，恐怕还由于它是作为统治者制度的赞助者而不只是它的臣民。公共王 国一旦作为一个置于国家真正中心的选举的议会来构成，便可以为选民服务，并且激活国 家通过制定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的方法，以它的名义代表在选举的代表中形成的多数或少数 对既定的问题所持的流行的观点的倾向。”[17](P85)事实表明，法德等大陆国家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确立和法典编纂运动，法、德 、奥等国家《民法典》的产生，“不仅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且动用了市民社会的特殊 媒体：它们都经历了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反复公开批判。通过有奖征文和问卷调查，公众舆 论对法典的制定做出了贡献，甚至在没有议会机构的地方或议会机构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拿 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基本上也是如此”。[23](P86)从上可以看出，在整个18世纪，公众舆论 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它“试图为社会 领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标准之外，还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这一客观 标准。”[23](P58)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私法经典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反映出从 最初的城市起义开始就一直推动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精神”。[16](P246)这样，自由理性的市 民社会精神就以至上性的自然法为理论表现，凭借公共领域而注入法律体系之中，成为西方 法律形式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注：当然，法律的形式化运动也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相关的，也即专制君主在谋求市民阶级支 持而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必然会对法律理性化给予深切的关注。参见K·巴基、S·巴里克： 《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另见公丕祥： 《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27页。）。 纵观西方近代法治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昂格尔关于西方法治产生的论断的深刻之处 （注：昂格尔断定法治的产生得益于多元集团和高级法（自然法）这两个条件。参见[11](P59)）。但是，更具有历史底蕴意味的是，西欧独特的历史条件和遗传因素，导致了中世纪中后 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扩张，进而开始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和对立的发展进程，从而使 市民社会权利能有效伸张并与国家权力相抗衡，最终通过“市民社会革命”使国家权力服从 服 务于市民社会权利，并把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纳入一致性、普遍性的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同时，市民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涌动出来的自由理性精神，为这一制度框架提供了必要的 内在合法性支撑，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也就成为西方法律传统首要而基本的价值。[31](P 3、7)纵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是近代法治产生的全部因素，至少它也是最深层、最本质的因素 。 二、走向现代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其当代挑战 虽然经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相继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确立了近代 法治，但是，这些国家的法治在确立、发展并走向现代法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却并不 相 同，即以英国为代表的“法的统治”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法治国”最为典型。这一人所共知 的事实表象背后，反映了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作为法治基础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 差异。应当说，封建贵族、教会、市民与王权之间的多元对抗与妥协，是中世纪中后期的普 遍特征，但是，英国与大陆国家所不同的是，“没有一种旧因素彻底消亡，也没有一种新因 素彻底胜利，或者某一种原则取得了独霸优势。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多种利益和要求 总 是在折衷调和”，即使是在正当纯君主制如日中天的都铎王朝时代，我们也会“看到民主的 原则、公众的力量在同时兴起和壮大”，而不像大陆国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内的多 种社会因素——君主制、贵族统治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接”。[1](P218 )这种更为复杂、更为活跃的社会政治局势的机制，推动了英国议会的成长和职能强化，[32 ](P194)而且为近代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并创造了宽容和 自由的社会精神，形成了英国反抗王权、维护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无疑加速了英国市民 社会及其契约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其市民社会的力量日益强大，并逐渐能够左右国家前进的 方向。正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力量，通过议会形式与王权进行长期斗争，并 在哈林顿、洛克等人的法治思想鼓舞下，形成并发展了“英国人受法律的统治而且只受法律 的统治”的法治模式，它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除了代议制立法机构的权力之外，所有 政府权力都应当由适当明确的法律来分配和限定”。[32](P34)这样，作为市民社会代表的 议会，就获得了至上的主权地位，并通过“法律的统治”把国家公共权力框定在法律规则之 下，以制约国家权力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权利、利 益的主张和要求，从而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并继而在美国的法治构造 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注：美国法治的发展，又对英国产生了影响。而詹宁斯则对戴雪法治的经典定义进行了检讨 ，进而对“法的统治”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参见[33](P30—43、211—220)）。[13](P297) 与此不同，德国从9世纪起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长达1000年之久，王权衰微。虽然城市十分 发 达，但因王权十分弱小，教会力量强大和封建势力顽固而无法统一起来，未能占据社会主导 地位。[33](P216～217)当16世纪西欧改革运动使西欧大部分地区市民社会快速发展，并逐 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时，德国却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梦想之中，“导致民族国 家、主权国家的建立进程停滞，工商业和农业发展延缓，成为旧封建主义文明的殉葬品”。 [34](P406)这样，就造成了德国市民社会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议会也与英法不同，市民 社会代表的成分很小，而成为封建贵族的表决器。而1848年德意志革命与英法革命的一个重 大不同，就是要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专制两大目标，但最终由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新 兴资产阶级与容克相妥协而建立了宪政体制，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35](P52 )然而，德国宪法并非是阶级及统治关系革命性转变的结果，而是“一方面是出于发展资本 主义所必需的保障各种秩序，同时在另一方面往往会尽其可能使旧体制得以温存”，因而是 “外表性立宪主义型的市民宪法”。[36](P42)这样，虽然使用法治国家的近代词汇，包装 上近代国家的外观，但仍可以使普鲁士的封建、绝对主义权力继续存在。[37]为此，在普鲁 士议会里不得不进行围绕“法治国家”原则的多场斗争，直到19世纪才创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法治国家”才赋有了新的内涵而有所改观。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市民社会没能像 英国那样发达到足以对抗国家，并使国家服从于自己的程度，而在外来压力下进行资本主义 改造和引进法治原则的背景下，必然要产生偏重于国家的“法治国”理论并付诸实施，从而 构造了德国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家”。日本近代化进程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其 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导致的强国家、弱市民社会的结果，而且它是在西方文明压力下而后发进 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因而自然很容易地接受了德国“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36](P18)[37 ] 不管是社会优位型的“法的统治”，还是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都开始出现相互接近的倾向。在英国，管理私人生活和公民财产的行政权力机构呈现快速增 长之势，且新的社会和经济立法赋予这些机构以不断增加的处置权。“更为极端的是，法律 甚至赋予行政机构决定某种‘一般原则’的权力，依据它可以剥夺公民私产。这样，行政机 构就拒绝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固定的规则”，对“法的统治”的尊重也明显下降。这种状况在 美国也有几乎同样的发展，[13](P384)因而出现了“法治国”的某些因素和倾向。在德国， 自 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创设行政法院来监控行政权力，以防止行政权力威胁个人自由和权 利，从而开始为“法治国”注入实质内容，直至前西德基本法才实现了由“形式法治国”向 “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转变。日本在二战后则采取行政权力的“法律保留” 等形式予以转化，这就出现了“法的统治”的某些因素和倾向。此时，“法的统治”与“法 治国”理论和精神，也在概念、重视基本人权、重视行政权和用征税完成社会福利等方面发 生 了趋同，[39]并且共同面临着时代的挑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科技迅速 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和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使得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变异，即一方面是福利国家对市民社 会的更多干预和公司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 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加之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使得“政府 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政府和市民社会也“并不存在 永久的界限”。[39](P77、83)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异，必然引发对西方法律传统 的挑战——“不仅包括过去数百年的所谓自由的概念，而且也包括源于11和12世纪的西方法 制的结构”。[10](P39)其突出表现就是法律及其运行对集体主义和公共政策的强调、行政 立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更多的实质性正义关怀及国际法对国内法的效力优位要求等等， [10](P38—48)[11](P180—206)[57]这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诸多特征的改变，[10](P43—46 )并直接危及到其传统法治精神与原则。对此，西方法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注：作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倡导者的哈耶克就宣称，法治“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 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因此，在一个有过多计划的社会，法治就不 能保持。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 性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个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 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3](P352)昂格尔则指出，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导致了法治的衰落和 对实在的、公共性的法律的冲击，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法治已趋向于解体。[11](P18 0—189)基顿、伯尔曼等人强调福利国家对法治的侵蚀。（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10](P45—46)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认为，自由主 义法治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并没有导致彻底中断自由主义传统，而是表现了连续性。他 们之间的关系在于，“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中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 改造，因为它也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一旦国家本身上升为社会 秩序的支柱，它就必须在对自由主义基本权利作出严格规定之外，明确说明社会福利国家发 生之后‘正义’如何才能实现。”[23](P257)弗里特曼、艾伦等人也指出，回到与自由主义 法治 概念相应的“守夜人”国家去，太脱离现代民主的现实了，也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480—481页。）甚至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开始讨论福 利国家与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三波”问题。[57](P5)而后现代主义法学则对西方法律进行了 解构，进而寻求“对法权的关怀，即对人类的关怀”。（ [德]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 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国家和市民 社会关系发生变异，“后工业社会”冲突、现代性的“断裂”和全球化对世界的“压缩”等 所导致的外在冲击和内在危机的产物。（参见[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 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8页。）面对西方国家与市民 社 会的变异给法治带来的种种危机，昂格尔概括提出了超越现代社会法律的“循环论”和“螺 旋论”；[11](P221—225)伯尔曼注重西方与非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研究，探求 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以摆脱其危机。[10](P53)哈耶克力倡明确肯定的、普遍主义的法 治对国家权力的规束，以捍卫自由、民主和私域权利。（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第82—86页；《自由宪章》，第321—348页。）而哈贝马斯则提出新型的“程序主义范式” ，以期找到走出“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二者“难局之途”。（ [德]于尔根· 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 与法社会学论丛》(3)，第9—10页。））。 事实上，近代市民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与国家并立发展以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一直是困扰西方世界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 干预主义也始终是影响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思潮，并且此消彼长。[40]而高度 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市场与计划、企业与政府、微观规范和宏观调控 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41](P3)个人主义学说的化约论也使自己处于要么否认政治主权而陷 入无政府状态，要么否认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主义的困境之中。[42](P246)人们逐渐认识到 ，自由主义应“承认公众的和私人间的矛盾，承认个人和公民、个人和群体的双重角色。问 题在于：怎样找到共同的目的，同时又保留达到共同目的的个人手段；怎样确定个人（以及 群体）的需要并找到满足需要的共同手段。[43](P341)而平等与效率的艰难选择及市场失灵 与公共失灵的现实困惑，也迫使西方人殚精竭虑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设计与权衡（注：参见[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王忠民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 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面对经 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变、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流变，[44]西方国家 则开始企业化的行政改革，由此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45](P300)超越“左”与“右” 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逐渐兴盛起来，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市民社会参与国 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等。[46]（导论）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权威为基础、以自上 而下的单向度权力运行标志的“统治”，渐渐被以多元权威为基础，以分散化、相互的多向 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治理”所取代，力图形成政府和公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合作关 系，以实现“善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2000年版；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旧路还是新途》，载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 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善治”赋有“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和“有效” 等基本要素，然而，其十分重要的要素则是合法性和法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在西方有关“有效治理”的含义中，法治居于首 位。参见[法]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肖存毛译，载俞 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第268页。）。法治诉求自然难以机械固守西 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原则，但是，它也绝不会为福利国家的过度权力扩张而张 目。因为“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 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主、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47](P15)而且 ，“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都已表露出明显的缺陷（注：“自由法律范式”主张法律主体应理性地追求其人生目标，自主地构设“私法社会”（所 有权和契约自由），期望只要保障个人自由领域即可实现社会正义。可是，它忽略了法律能 力的平等因素，因而“一方面，私法的现有规则必须作实质性的详尽说明；另一方面，必须 引入基本的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主张更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以及更有效地防止社会导致的 威胁”。而在批判“自由法律范式”基础上产生的“福利国家范式”，则出现了福利温情主 义，它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力位势（差别）的努力，导致了类似“标准化”干预，“这将再 一次限制假定的受益者对自主的人生目标之追求。”参见哈贝马斯：《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 系》，景跃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年（总第9期）。）。为此，“第三条道路” 政治的指导性原则，就是深化并拓展双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 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40](P73)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作为西方 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也呈现明显的对立与互补之势，[48](P127)其核心是重新思考国家行 动的形式和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二者良性互动关系，以期协调自由与平等、个人/群体与 国家、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境下，“追求政治合 法性，追求一个以尊重权威和法律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意味着追求民主自治模式的必要性” 。[49](P416)可见，西方法治正面临着挑战与创新并存的局势，虽然它尚不十分明朗，但其 力图回应和超越的趋向却清晰可见。而亚洲赶超型国家（如日、韩等）是在“外生后发型”现 代化进程中，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关系，川岛武宜就曾直言：“我们缺乏市民社 会和作为其政治反映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态势的支配下，向中世纪甚至向‘神话时代’的复 归，否认个人的自由，比近代法意识及伦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结果只能是靠权力‘从上 面’强行地控制”，[51](P48)这难免会导致一种权力规则秩序。因而，其法治进程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以市民社会为目标来构建多元社会，衡平“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韩国 甚至有学者极端地主张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逐渐向辅以社会多元立“法”、执“法”过 渡，并最终以社会规范来取代国家法制。[52]而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也同样构成了当代非 洲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52](P197—198)从上不难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发展关 系的变化，决定着法治的走向和模式。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发展关系，不仅奠 定了法治产生和运行的社会基础，也设定了法治运行的边际或界限。 三、启示：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构与中国法治之路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其演进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为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且其唯物史观 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第43页；《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然而，东西方的市民社会与 国家呈现的确实是迥异的发展道路。古希腊城邦是一种公民政治共同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 活相“复合”而使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17](P96)而古罗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发生 了分离，[54](P22—26)但奴隶制商品经济是在国家政治、军事和法律的支持与保障下获得 繁荣发展的，因而呈现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状态（注：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上），第428—440页，《世界文明史 ——凯撒与基督》（下），第512—527页；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第102—103页、第27—28页、第75页等；金观涛、唐若昕：《西方 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而进入中世纪，表面上是“无国 家”状态，实质上则是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形成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噬（只不过 这种吞噬是脆弱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第284页；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 史》，第2卷，第11页。），直到近代市民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与国家并立发展。在印度、中 国、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及斯拉夫等东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则没有那种曲折发展的 经历，从国家于社会中产生之时起，便反过来侵吞了社会，形成国家同化、吞噬市民社会的 “东方专制主义”。它没有古希腊那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合”，也不同于古罗马那种国 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更不具有西欧中世纪国家吞并市民社会所附有的那种多元权力斗 争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而是坚固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单一性。这种“总合统一体”的国家 神圣气质成为东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和历史遗传基因（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刘学灵：《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75页、第301—364页。）。不仅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也使民 主法治无以产生和发展。直到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严重压力之下，东方国家才纷纷以革命 或变革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赶追现代化，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也才提上日程，民主与 法治也才开始起步。虽然我们不能囿于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及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那种僵死的二元论（注：进入20世纪后，西方中心论在斯宾格勒、汤因比、马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努 力下，逐渐转变为人类文化多元论或全球文明论，它“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 方人或非西方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西方学者萨义德、中国学者日知等也对传统二元思 维模式及“东方专制主义论”提出批评或质疑。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 ，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第266页；日知：《中西古典学 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434页。），但东、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迥异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确实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法制在东西方的不同历史命运。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建构已成为一种世界浪朝。就是说，“只 要现代国家还趋于动员和重组它的国民生活，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种界分似乎就一定会继续 起作用”，[56]它构成了民主生活和民主秩序的核心特征”，[49](P394、396)并呈现一种 “ 全球走向”。[56]可见，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即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 当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应当说，尽管西方一直在努力调适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以应付其民 主与法治受到的严峻挑战，但受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局限，他们是难以确立起其国家和市民社 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域与私域、权力与 权利、个性与共性才能真正最终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故而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切实确立 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过去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片面 乃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之传统东方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曾推行高度集权 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国家同化乃至兼并了市民社会，不仅扼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阻滞了民主法治进程。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 行市场化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取向来调整和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以适应全 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我们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民主政 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一“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及其实践，更不应仅仅是法 律制度的简单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及其实施，而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 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互动、双向制衡、民主合作的 良性互动关系，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即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并努力推进其自主性 ，立足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需要而缩减并转变政府职能，进而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 力 权威和“良法”之治（注：多元社会权利包括个人私权利、民间社会组织权利、基层自治（如村民自治、乡镇自治、 街委自治等）权利、公司自治权利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权利等等。公权力权威意指职能少而有 力的公权力，而不是职能多而无力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应限于宏观调控管理并依法赋权和 运作。“良法”之治是指法律应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社会主义正义法精神，赋有至上地 位并成为治国之根本。），使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相回应和契合（注：即依法治国应立足于对社会的回应，并以市民社会自主自律的内生秩序为源泉和根基， 以 避免“依法治理”中的权力法律化和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懈怠主义倾向。）。只有这样， 才能以多元权利来分享、平衡和制约权力并扼制腐败，才能使权利和权力共同纳入法律规制 框架之中并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威，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也才能最终 确立起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必须纠正教学偏差，深入贯彻课程改革理念，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知识整合的基础，在互动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更重视学生的品德、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本文探析了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改革中存在的若干典型问题，以求得对新课程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课程理念 教学偏差 途径策略 “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程把现实社会生活作为教材的基点，强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注重运用概念、知识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参与社会。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有些偏差，教学中也存在许多偏差。我就普遍存在的一些教学偏差入手，结合教学实际谈谈自己对“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粗浅的看法。 一、纠正学会收集资料等同于学会运用资料的偏差，培养学生处理材料的能力 让学生收集资料是新课程教学中经常用到的方法。在一些学校布置的课程改革展示中，往往能看到学生们制作的精美的资料册。但在这些精美的资料册背后却是：有的学生只是从电脑上下载资料，装订成册就算完成任务；有些教师将学生制作的资料册收上来，便束之高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没有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阅读。教师更没有引导学生运用所收集的资料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时间和纸张的浪费。 学会收集资料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学会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学会分析资料并运用资料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第一，教师应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资料，避免让学生收集一些漫无边际的、大而无当的资料；第二，收集资料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分类和取舍；第三，教师应帮助学生通过资料的阅读，概括出当时对所探讨问题的研究结果和进展；第四，根据对资料的研究，让学生提出质疑、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教室里应留出学生展示资料的空间，使资料得以为学生们共享。 二、纠正“自主”变“自流”的偏差，加强教师的组织和指导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的主体，学生能动的创造性的学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和教育的途径，实现自主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本质要求。但是现实的教学往往把学生“自主”变成了学生“自流”。强调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有的教师上课便让学生自己看书，没有指导，没有提示，没有具体要求，由学生一看到底，典型的“放羊式”，有人称之为傻读；有的教师甚至一味强调学习内容由学生自己提(喜欢哪一段就读哪一段)，学习方式由学生自己选(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学习伙伴自己挑(想和谁交流就和谁交流)，典型的“自流式”。这样做，学生表面上获得了自主的权利，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因此，自主学习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教师要设置动态的教学设计方案，善于放大学生思维中的闪光点，引领学生进入积极的思考状态，师生之间产生思维的碰撞，一起完成教学任务。自主学习强调学生自主探究，不等于学生自己学习，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撒手不管。学生讨论时，教师应该以听、看为主，把注意力集中在讨论上，在此基础上，迅速地加以思考下一步的教学应该做哪些调整，哪些问题值得全班讨论，哪些问题需要教师讲解，教师要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只要教师持之以恒，课堂必定会变得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 三、纠正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重视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突显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特征，也是教学具有教育性规律在新课程中的体现。但是，这不意味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可以“独立”和“直接”进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只有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融为一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于是许多教师通过开展活动的办法，落实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有为活动而活动的倾向，因而不会成为有效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对学生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实际的作用。 新课程所提倡的活动是外显活动与内隐活动的统一，是操作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统一，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动口、动手、动脑,亲自体验过程。例如，有位教师在讲《我的压岁钱怎么用》这一课时，就让学生在活动中深入体验正确的理财观。 师：关于理财，希望我们的同学都把算盘打得精一点。做到收益多多，生活棒棒。过春节时亲戚朋友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岁钱吗?平时父母也会给你一些零花钱吗?现在花了吗?怎么花?假如今天你的小金库里还有800元钱，请为自己订一个理财计划。 生：日常花费，如买零食、乘车费、学习用品费；娱乐费，如看电影、玩游戏等。 生：准备一个小本，在上面记录花费的用途、时间。 生：每周自己进行结算。也可以交给爸爸、妈妈审核，以便获得改进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的自我金钱管理的指导。 生：理财计划单(略)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感悟到什么? 生：安排支出要科学，增加收入要选择。 师：个人生活这样，家庭生活这样，国家生活也是这样。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过好今天的生活，并期待明天的生活更美好。衷心祝愿我们的同学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科学的理财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这样的课堂活动是根据学生自己生活经历或经验进行情景设计的，就使新知识在学生的经历和经验的共鸣、碰撞基础上产生。通过“压岁钱怎么用”的角色体验设计，让真实生活经历、体验与虚拟角色体验相结合，通过这些生动的情景角色体验，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自然渗透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 四、纠正“历史”与“地理”简单累加的偏差，切实体现新课程的综合性 不少教师一时难以适应新课标的要求，照旧按传统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如有关地理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地理学科形式上课，有关历史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历史学科形式上课，从而割裂该课程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历史、人文地理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有机整合，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及学习方法上也力求整合的新课程。新课程性质要求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其综合性。新课标要求教师做到以下几个“综合”：对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对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综合，对某个事件或现象的分析、认识进行综合，对基本方法和技能进行综合，让课程“综合运用”。比如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有大量的地理知识，很多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地理因素。我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这一历史内容时，改变过去悬挂《隋运河图》向学生介绍开凿年代、运河分四段等讲法，而是挂了一幅《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中国水系的特点。从中国东部的河流多是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南北交通十分不便入手，“开凿一条南北的河”，通过测量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沟通支流”……可见，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凸现出课程的综合性。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根据学科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还可做如下尝试。 1．古今相联。“通史”是为了“识今”，是为了展望未来。为此，平时的教学要与当年、当月，甚至当今的社会热点结合起来。讲科技就会讲讲“神六”，讲讲mp4；讲和平，就讲讲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讲讲巴以最新冲突，讲讲最新恐怖活动，讲讲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文理交融。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综合联系与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讲到赵州桥，可引导学生进行赵州桥的受力分析，从而理解为什么它会历千年而不倒，体会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3．文史哲相融。历史与哲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可持续发展观点本身也是一个哲学观点，“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求我们用全面观点去思考、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另外，七年级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业有方，信用无价”，八年级的“感悟沧桑巨变”等课题本身都充满了哲学思辩色彩。另外，文史之间的交义点是很多的，特别是古典文学(如诗词)更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对课改的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再认识，在反思和实践中逐渐将新课程的理想变成现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实。政府驱动,而又明显带有技术驱动色彩的自主创新,最怕的是脱离市场需求,最终事与愿违,落得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成为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1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即公私机构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10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2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 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才短短的20年,却是辉煌的20年,队伍硬软件设施的建设是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吗!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有人说,若两人互换位置,可能都不成功。也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麻省理工学院(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但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到中西“体”、“用”之争,从晚清开始我们就经历过多次“体”、“用”之争,但都回归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1]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 (1)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们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也说:“人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必须从2 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寻求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们和社会公众的国学热可作旁证。 (2)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真髓,融合中国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化的若干管理学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学界。 (3)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包括马克思、的管理思想;中国人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的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粤商、浙商的非凡经营能力等都是值得“接着讲”的命题。后2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多,需求急迫,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3 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 3.1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3.2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和挖掘较少,处于弱势和“拿来”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停留在克隆一个美国商学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观念和术语,因为毕竟语境不同。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做些实证研究。目前管理学院在处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过于偏重培训教学,偏重MBA,这也是由于竞争,人们对学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长们对市场的敏锐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长们也应冷静地思考长远目标和学术地位。 3.3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中国管理学界队伍还很年轻,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把科学精神定义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和专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约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要有质疑、批判、反思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才能产生。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引领未来。我们看到在老一辈管理学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相信中国可以出现像泰勒和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大师,涌现出大批企业领袖和公共管理精英,应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伟大的管理实践可以造英雄。 3.4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这是大学教改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在学术成就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以及学科发展与国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结合点。但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这取决于大环境,而目前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对一般硬科学有所谓国际“接轨”,“统一的评价体系”,但对像管理类软科学来说有点难,有学者就提出“什么是轨?”,“不接轨又怎么样?[2]”有几篇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尴尬处境就会改变?但应该有信心、有目标,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3.5 一个悖论 有的管理学者提出一个悖论:一国有竞争力的成功企业与领袖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一定与一国成功的商学院相联系,日本与德国似乎就是两例。这到底是商学院的错,还是两者并不一定有相关性。国内外对商学院的质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声音,如“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斯坦福大学菲弗),“商学院如何误入歧途”(南加州大学本尼思)以及MBA的颠覆者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3],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学术性过于关注和追求,而导致对管理实践的忽略。 TCL的李东生处于国际化的熬煎中时,我们学界何不从并购的财务陷阱、文化差异、市场风险、组织控制等研究上帮他一把,而作壁上观。上汽韩国双龙也苦于处理罢工风潮。20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时,据说美国学者给出谋划策,轮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谁来出点子? 3.6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满10周岁,年资助金额也已超亿元,自然科学基金的任务是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但寻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们紧迫的前沿,领袖又牵涉到一个评价体系,撒银子是个很潇洒的活儿,但撒到好处,却是个学问和责任,需要大家的指点。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对科学和文化的认知、思想与世界观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进了各种社会的转型。 例如，希腊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并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有了较频繁的来往，但疫病也随之传来。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及战争中爆发的多次大瘟疫给了古典文明以巨大冲击。文明的中心雅典据说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苏格拉底在这场危机中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命题开始，探讨个人的道德与知识追求。“医学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传说在这场瘟疫中采用了正确的防治方法而名声大著。此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成就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开始向“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演变。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了它的最大扩张极限，地域横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现了被称为“安东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据传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罗马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司·皋勒留写出了《沉思录》，表现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认为人是自然机体的一分子，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基督教在此的影响迅速增长，尤其是耶稣治病救人的事迹在此时颇能打动人心。罗马帝国公民的自豪感开始让位于对个人拯救的关心和对整个世界所有人命运的思考。 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远征，但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续到8世纪。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场瘟疫影响到这次收复失地的失败，由此使欧洲东西方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欧洲西部诸国将罗马皇帝与希腊正教的文化抛在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和宗教权威、罗马教会与教皇，并形成了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对欧洲及世界影响最大的瘟疫流行发生在14—17世纪，这场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场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产生的影响更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欧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黑死病涉及地区人口死亡多达1／4甚至1／2，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土地占有关系也难以维持，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与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和货币地租的发展，人对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瘟疫的冲击中开始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潮涌现出来。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也是由于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文艺复兴的思想对他们就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人对健康、完美与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纪从德意志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在瘟疫的阴影下酝酿的。16世纪初德意志瘟疫横行，当时的许多画幅描绘了死亡瘟神到处横行，降临到每个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会却在出售赎罪券敛财，这是激起民众普遍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医生的地位较以前更被重视，而医生是当时主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哥白尼、帕拉赛尔苏斯、塞尔维特、诺查丹玛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医而知名的，尤其是他们研究和医治过瘟疫。他们的名声也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得到发表和传播。陈旧的医治观念与巫术虽盛行一时，但终因无效而逐渐被较为科学的医疗方法取代。人们开始接受疏散、隔离、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干净的饮水、新鲜流通的空气等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些地方和国家当局对于防治瘟疫是否关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纪各种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对统治者进行评判的一个主要方面。 瘟疫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称之为“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们带来的疫病成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杀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状态下，对外来的疾病毫无抵抗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陆续死亡。农业发达的墨西哥死亡人口达90％，秘鲁达70％以上，加勒比海地区本地人则完全灭绝，这就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据点，但却由于无法抵御热带疾病不能深入内陆，于是就想出来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当奴隶的办法，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运往美洲，特别是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巴西等美洲本地人灭绝殆尽的地方。当然，美洲也将梅毒等疫病传到欧洲，最初它是一种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症，后来才衰减为一种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现对欧洲近代性伦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此后，欧洲殖民者对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当地居民的大多数因其带来的疫病而死亡。而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则因为“亚欧大陆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数千年历史，没有造成大的疫病，欧洲人将亚洲殖民化的企图终未成功。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也带来了疾病的全球一体化，它影响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当然这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西方社会”首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世界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的关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国家社会活动范围由于领土扩张、征战、商贸而扩大，战争、饥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会的衰败使国家或社会管理体制僵化无能，人心涣散，旧有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包括巫术、迷信和错误的防治方式)不但无法应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负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冲击又往往大大加强了以上诸因素造成的危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变以应对重大危机的挑战，如通过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减少或停止劳民伤财的征战扩张，改革国家社会的统治管理体制或进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观重新整合社会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环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学秘密，提高人的身体与精神生存质量，采纳更先进和符合卫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会生活中重视对周围的人与环境的关怀等。在古代与中世纪，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延续发展。在解开许多古代文明的兴亡之谜时，疫病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尽管有了先进的科技与医疗手段，但从艾滋病到“非典”的一系列疫病流行，说明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以史为鉴，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与反思。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课堂教学论文 1营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氛围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4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精心的设计教案，在课堂教学中，给足学生思考的时间和学习的空间，在不违背新课改要求下，尽可能的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真正的是实现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国家安全论文:从国家安全及战略高度出发大力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 【摘要】 本文根据科索沃战争及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几次大停电事故给我们的启示，指出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模式的现代电力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在战争状态下更是不堪一击。并认为燃料电池将是21世纪电力行业的主力军，从现在开始，"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的模式再也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本文还认为台湾局势对大陆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提出了新的挑战，掌握和发展燃料电池发电技术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议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国家经贸委牵头，根据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规划，组织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家电力公司、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及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参与研究开发，集中研究力量，加大经费投入，促进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实用化、产业化。 1、科索沃战争及近年来美国西部大停电、马来西亚全国性大停电、台湾发生的三次大停电事故给我们的启示 科索沃战争实际上以南联盟的失败而结束了，战前人们预料的北约必须出动地面部队才能结束战斗、有可能又是一场越南战争的情况没有出现，北约仅靠78天的空袭就迫使南联盟屈服了。在这里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美国用石墨炸弹破坏南联盟电力系统，从而破坏南联盟国民经济，造成南联盟人民生活陷入极大困境在结束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电力工业属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电能生产、输送、使用是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的。现代电力系统的主要特征是"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运行技术复杂、管理水平要求高。电网上任何一点的故障所产生的扰动都会以光的速度波及开来，严重的故障可能会引起大面积停电甚至全网崩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今年7月29日23时30分，由于台南县关庙乡附近山崩，压倒台电第326号高压输电线铁塔，使得嘉义及台南的两条输电线路跳闸所引发的台湾全岛大停电，至少造成上百亿元新台币的损失，并导致岛内民众一片惊慌。1996年7月2日、8月10日在美国西部连续发生的大停电事故和1996年8月3日马来西亚发生的全国性大停电事故，以及台湾1995年5月24日、8月5日、1999年7月29日发生的三次大停电事故，损失惨重，教训沉痛，给以大电网集中供电的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科索沃战争和上述大停电事故告诉我们：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模式的现代电力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在战争状态下更是不堪一击！大电网大面积停电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现在开始，"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的模式再也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 如何保证大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如何保证电力的连续生产、稳定供应成为下世纪电力工业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分散电源供电系统-燃料电池发电厂由于其巨大的优越性将成为21世纪电力行业的主力军，掌握和发展燃料电池发电技术是事关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问题；是事关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占领21世纪电力工业技术制高点的重大战略课题。 2、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发展简况 2.1 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燃料电池（Fuel cell）是一种不经过燃烧直接以电化学反应方式将富氢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发电装置。其工作原理与一般的电池相似，基本上由电子导电的阴极和阳极及离子导电的电解质构成。在电极与电解质的界面上电荷载体由电子变为离子，在阳极（燃料电池的负极又称燃料极）进行氧化反应，在阴极（燃料电池的正极又称空气极）进行还原反应，燃料扩散通过阳极时失去电子而产生电流。当外部不断地输送燃料和氧化剂时，燃料氧化所释放的能量也就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电能和热能。 燃料电池被称之为继水电、火电和核电之后能持续产生电力的第四种连续发电方式，有着传统的火力发电难以比拟的诸多技术上的优点。 首先，燃料电池属于能量直接转换的装置，效率很高。各种燃料发电的平均理论效率在90%以上，应用中因电解质的电阻以及阴阳极的化学反应阻力，实际效率也均在50%以上。如果进一步将化学反应中产生的热能加以利用，燃料电池的总效率可达到80%以上。 其次，燃料电池的环境兼容性好。由于整个能量转换过程中没有燃烧，CO2的排放量比常规火电减少40-60%，SOX和NOX的排放量更低，比火电减少90%以上。同时，能量转换的主要装置无运动部件，因此噪音极小。据测试，在已建燃料电池电厂外9米处的噪音仅为60dB。 第三，设备可靠性高，对负荷的适应能力强，可以无人操作。燃料电池过载运行或欠载运行都能承受而效率基本不变，负荷变化时响应速度很快。可以直接建在终端用户附近，没有庞大的输配电网络，供电可靠性高。同时节约大量的输配电设备费用并减少损耗。 第四，燃料来源广、建设工期短、使用方便。由于是组件化设计，建厂时间很短（平均仅需2个月左右）。电厂不需大量冷水，占地面积极小（几十平方米即可），加上无污染无噪音，选址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可用来发电的燃料种类众多，甲醇、煤气、沼气、天然气、含氢废气、轻油、柴油等均可。 从以上这些突出的特点可以看出，燃料电池是一种高效洁净方便的发电装置，非常适合作移动、分散电源和接近终端用户的电力供给，尤其适宜应用于重要的政府与军事等部门。随着燃料电池的商业化推广，其成本价格会迅速降低，民用市场的前景也将十分广阔。 2.2 燃料电池的主要类型 燃料电池的种类不少，按使用的电解质不同分类，主要有磷酸燃料电池（PAFC）、熔融碳酸盐型燃料电池（MCFC）、固体氧气物燃料电池（SOFC）和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等。 PAFC型燃料电池 磷酸燃料电池（PAFC）电解质采用磷酸H3PO4。磷酸化学稳定性好且容易得到，利用磷酸的燃料电池工作温度适中（200℃左右），容易实现大型化应用。 磷酸燃料电池（PAFC）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应用最广泛和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燃料电池。 MCFC型燃料电池 熔融碳酸盐型燃料电池（MCFC）的电解质为碳酸盐Li2CO3-K2CO3，以氢气为燃料，氧气为氧化剂，负荷电流密度150mA/cm2，单个电池电压达到0.75-0.85V。工作温度高至650℃左右，不需要低温电池必须的铂系催化剂，而且对燃料的纯度要求相对较低，可以在电池内重整燃料。高工作温度加速了化学反应速度，减少了极化损失，效率提高到55-58%，高温度的排放气体可用来进行热电联产或与汽轮机联合循环，总效率更可达70%及更高。所以设备比PAFC型相对简单，价格也有优势。 MCFC型燃料电池的商业化比PAFC型晚近10年，要解决的关键是寿命问题，即在高温下液态电解质的腐蚀与渗漏问题。 SOFC型燃料电池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使用高温下成为氧离子导体的陶瓷（氧化锆系等）为电解质，因此不会出现电解质的蒸发和析出，也没有电解液引起的材料腐蚀和电极析出等问题。工作温度900-1000℃，具有效率高（50-65%）、出力密度大、结构简单、寿命长等优点，可用于替代大型火电。缺点是必须有能适应高温的材料和较高的制造技术。 PEMFC型燃料电池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也称为固体聚合物（有机膜）电解质燃料电池，相对于其它几种燃料电池发展较迟。工作温度50-100℃，启动快，固体有机膜的电解质不怕震动。实际应用效率可达80%以上，具有高比能量和比功率及低温快速启动等特点。 2.3 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概况 1839年英国的W.Grove在实验室里验证了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但直到1939年苏格兰的F.T.Bacon才第一次用KOH水溶液制造出了燃料电池，工作温度100℃，电池电压0.89V，电流密度13mA/cm2。以后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TC）购买Bacon的专利，率先开发燃料电池技术，并于1984年成立国际燃料电池公司（IFC）。 燃料电池技术最初的应用开始于本世纪60年代的航天技术上。采用碱性电池AFC，但由于其应用条件较苛刻，必须使用纯氢和纯氧且微量的CO2即令电解质变质，随后开发了磷酸型燃料电池PAFC。PAFC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应用最广泛的燃料电池，价格已降低至1500美圆/kW，美日欧等国投入运行的PAFC型电站已超过百座，最大容量者为东京电力公司的五井电厂（11MW）。 PAFC的缺点是它需要贵重金属铂做催化剂，还需要外部的燃料处理器来重整燃料以提高含氢量，降低了电池的效率并增加了费用和占地。因此，七十年代末开始开发被称为第二代燃料电池的熔融碳酸盐电池（MCFC）。MCFC工作于高温600-700℃下，燃料的重整在内部进行从而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可用于大规模发电。目前有2MW级验证电站于1996年开始在美国Santa Clara运行，其建设周期仅2月，占地400m2，距厂房9米处噪音低于60分贝，发电效率53.7%，燃料使用天然气和液化气，单位造价1700美圆/kW。 固体电解质型燃料电池SOFC被列为第三代燃料电池。具有高效率寿命长的优点，目前正进行kW级的试验工作。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是近几年研究最广泛、技术发展最为迅速的燃料电池。由于电解质采用高分子膜，具有构造简单、启动快、常温工作的优势，最适宜为汽车等交通工具提供无污染的动力。加拿大Ballard公司在1994年研制出可载75人的PEMFC型电动客车，连续行驶里程超过400公里。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在投巨资研究开发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美国政府及众多企业每年投资达数亿美圆，以UTC及其派生出的IFC技术最为先进，IFC和日本东芝公司于1990年成立的ONSI公司生产的PC-25型设备应用最广，产品遍布美日欧。日本的富士电机、东芝公司、三菱电机等公司在政府支持下，自六十年代开始，继美国之后大力研发燃料电池技术，运行中的电站仅PAFC型即超过100座，装机30MW以上。欧洲各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由政府和企业界合作，也在燃料电池研究与应用上取得诸多进展。 我国在60年代就开始了多种燃料电池的实验室研究，70年代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燃料电池用于空间技术，此后研究工作有很长时期的停顿。最近几年，科学界和企业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将目光投向燃料电池技术，尤其在PEMFC技术方面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由于刚刚起步，国家和企业投入资金极为有限（仅为千万元人民币级），且研究力量分散各处，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难以将取得的成果进行实际应用试验。 2.4 燃料电池发电方式与火力发电方式的技术经济比较 燃料电池发电的高效率、无污染、低噪音性能符合未来工业的发展趋势，其简单的运行方式和优越的运行稳定性是火力发电难以比拟的，多种燃料种类和方便来源使燃料电池不存在应用上的障碍。 燃料电池是分散电源，可以直接建在终端用户。没有庞大的输配电网络，不存在网络故障引起的供电中断，供电可靠性大大提高了。燃料电池故障只影响局部用户，没有现代电力系统大面积停电的危险。 从目前看，国外已运行的燃料电池电站的价格大约为1500美圆/kW，考虑燃料电池的环保效益，已具备与火电竞争的资格。燃料电池建设周期短，占地极小，就近负荷安装，节约建设费用、运行费用和维护费用的同时，节约了输配电网络建设费用并减少线损。而在传统火力发电时，由于电站基本上都远离负荷中心，往往需要投入相当于发电设备造价1-2倍的网络建设费用来配套。网络的安全与稳定运行更是时刻困扰大电网的问题之一。 3、从国家安全及战略高度出发认识发展我国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重大意义 3.1 台湾问题给我国电网安全运行提出新的挑战 自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以来，两岸关系骤然紧张。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是对大陆反应的一种试探，其目的是为台湾走向独立制造舆论。从李登辉上台以来的种种表现看，其否定一个中国的原则蓄谋已久，其最终目标是分裂祖国实现。这种局面的出现毫无疑问会导致海峡两岸发生一场战争，而这一战争将引发更大范围的战争。也就是说，由于美国长期介入台湾问题，和台湾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并且美国明确表示反对中国政府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一旦两岸发生战争，可以肯定美国将站在李登辉一边，陈兵海峡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军事对抗。最近，竞选美国下届总统的小乔治.布什就声称将用武力保护台湾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我国不仅仅是面对台湾李登辉的军队，更大程度上是面对美国的强权势力，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使用的石墨炸弹完全可能会投向中国大陆的电力系统。由于大陆电网覆盖区域广、人口多，战争破坏造成的大停电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更为严重，对此我们必须有高度清醒的认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电力工业，如何保证电能的连续生产稳定供应？如何避免电网崩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现实地摆在我们国家面前。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很明显，燃料电池作为分散电源供电系统，在战争状态下的可靠性是任何其他系统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加快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对保障国家安全，抵御外敌入侵，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3.2 加快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占领21世纪电力工业技术制高点，是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 由于燃料电池具有能量转换效率高，污染极小，用水少、占地小等突出优点，在发达国家已受到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十分活跃的重要研究领域。美国政府1995年就把燃料电池列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27个关键技术领域之一，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将燃料电池电动车列为21世纪十大高新技术之首。美、加、日、欧都在投入巨资开发燃料电池，已在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美、加、欧已将燃料电池应用于第三代潜艇，美国有数万台燃料电池发电站应用于宾馆、医院及居民小区，日本已建成11MW燃料电池发电厂。 21世纪将是氢能的世纪，燃料电池作为把氢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洁净发电装置即将大规模全面进入社会，从军用到民用，从潜艇汽车动力、卫星飞船电源到城市区域供电，其开发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市场潜力巨大。美国预计：到2017年30%的电能将由燃料电池提供。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源作为基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加强燃料电池的研究开发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意义重大，尤其是关系到我国加入WTO后未来整个能源行业的发展。 我国政府已认识到燃料电池的重要性，但是，组织开发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燃料电池研究水平还较低，总的来说仍处于科研阶段，离实用化商业化应用还有较大距离。迄今为止，还没有燃料电池发电站的应用实例，这和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力量分散，经费投入少，没有产业界的参与。尽管国家科技部也将燃料电池技术列为"九五"攻关项目，但经费较少，年度经费仅为百万元级，与发达国家数亿美元的投入相比微不足道。承担研究任务的也只是中科院等少数科研院所，没有企业的介入，很难形成产业化的趋势。而美、加、欧、日则有数十家专门研究开发、生产制造燃料电池的公司，如加拿大的Ballard公司，其资产已达10亿美元。 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我国必须大力发展军民两用燃料电池发电技术。为了促进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实用化商业化研究开发，建议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国家经贸委牵头，根据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规划，组织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家电力公司、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及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参与研究开发。集中研究力量，加大经费投入。除国家加大研究经费投入力度外，各大电力、电气、汽车、石油、石化等企业也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事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工作。比如国家电力公司系统，1998-2000年城乡电网改造总费用达3000亿元，可否从中拿出10亿元用于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工作？ 下世纪头十年，将是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商品化、产业化的重要阶段，其技术实用性、生产成本都将取得重大突破。分散电源供电系统-燃料电池发电厂必将在21世纪内取代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电力系统，成为电力行业的主力军。而燃料电池的普遍推广应用，必将在能源及相关领域引发一场深刻的革命，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带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领域的这场革命，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都必须给予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准确把握它所带给我们的机遇和未来。针对电力工业，我们不应过分强调发展更高的电压等级、更大的单机容量以及大区电网互联等。适当控制单机容量、电压等级、电网规模的发展，而应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上来，使之早日实用化产业化，为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 国家安全论文: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安全挑战,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对此,国内外学者提出了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然而,对新安全观的强调却易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发生误解和偏差,忽视或淡化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虞。本文从国家安全的缘起、认识安全问题的不同视角及安全观形态的转变等方面入手,对安全问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论析,确认了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地位,并依据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分析了新安全观的理论和现实困境,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关键词：国家安全观　安全困境　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苏联的解体和美苏对抗的消失,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使国际社会面临着更复杂的安全挑战,传统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国内外学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并提出综合安全、全面安全、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解释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容易发生误解和偏差,易于忽视或忘却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嫌疑。笔者拟从国家安全的缘起、分析安全观的不同视角及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形态等方面探讨现今国家安全的地位,并对新安全观提出质疑,以便更加准确地认识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同时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一　国家安全的缘起与传统安全观 以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古已有之,但其含义与今天的安全观相比已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认识传统安全观,还得从国家安全的缘起和含义说起。 （一）国家安全的缘起 国家安全问题早已存在。中国历史上就存在古代国家安全观。当时的国家安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统治者政权的安全和外来侵略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属前一类安全,“战国七雄”、“春秋五霸”及“三分天下”等指的是后一种安全。古代欧洲也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安全问题。恺撒被刺后的罗马政局变化属前一种安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属后一种安全。现代的国家安全则起源于欧洲。17世纪,欧洲在王权摆脱了教权的控制后,又陷入了领土和国际权力的争夺,君主国之间兵戎相见,国家没有安宁可言。领土没有保障,民众常常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大国干涉他国内政是常见现象。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垄断资本的扩张,欧洲国家间因对外扩张、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及抢占新领土而发生了一系列战争。为了使民族国家能享有主权独立和安全保障,1648年欧洲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家主权的存在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在国际上,该和约第一次从法律上肯定了各诸侯国的主权地位,规定缔约国不得破坏和约条款,对违约国家可以实施集体制裁,罗马教会不再享有任意干涉各民族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利,王权因此脱离了神权的束缚。这也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安全的缘起之时。 （二）传统国家安全的含义 传统国家安全的含义大致可归结为:第一,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安全即国防的观念影响很大,安全受制于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各国为保卫领土和扩大边界而扩军备战。加强军事实力是世界所有国家主要的安全手段。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本能地考虑的是自己会不会被他国所威胁,自己需通过“自助”的方式来防止这种威胁的出现。因此,按照传统观念,国家安全主要涉及的是军事问题,①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即国家军事力量是否强大,是否面临军事威胁。第二,国家安全是保卫国家领土、边界不受到侵犯。在历史上,中外国家均为扩大边界和保护边界而战。第三,国家安全是保护自己的国民和政权组织。保卫国民不受外来侵犯是国家成立的最初动因之一,因为当国际社会处于丛林状态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成员免于外来干扰。政权是国家的四大要素之一。如果没有政权,就不可能将抵御外敌和惩罚各类犯罪的力量集中起来,臣民同样处于不安全状态。第四,国家安全是指国家主权不受到威胁。国家主权属近代概念,源于欧洲,是在欧洲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才有的,这也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与古代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区别。第五,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有学者认为,安全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所谓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②其实,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与心理的关系不大。无论你是否恐惧,威胁就是威胁,安全就是安全。主观安全可能是假想的、臆造的,有可能是不存在的威胁,如果没有安全威胁,恐惧是没有必要的,这种对不存在的“威胁”的恐惧感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而不是安全威胁,因为事实上这种威胁根本不存在。“中国威胁论”就属这种恐惧感,是制造出来的恐惧感,中国的崛起被安全化(securitization)了。③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一直在谋求和平崛起的道路。同样,如果没有恐惧感,只要威胁存在,也是不安全的。如在二战前的绥靖政治,当时欧亚已存在巨大的法西斯威胁,尽管英国、法国及美国等国家领导人没有恐惧感,然而威胁并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恐惧感就不存在。事实上,这些国家均受到了法西斯国家的打击。因此,假想威胁有两种情况,即事实上存在的威胁(不安全状态)和事实上不存在的威胁(安全状态)。假想安全也有两种情况,即事实上存在的安全状态和事实上不存在的安全状态。 （三）国家安全与传统安全观 到15世纪末,在反对罗马教会干涉的过程中,西欧逐渐形成民族国家,然而当时各种分裂因素和国外的干涉势力依然存在。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加强王权,近代国家主权理论应运而生。众所周知,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让·布丹首先提出了国家主权理论,他认为,国家主权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是绝对的、永久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让与的,除了受制于自然法则之外,主权的行使不受限制。荷兰著名法学家格老秀斯则从国际法的层面发展了国家主权理论。他认为,所谓主权就是国家行为不受另外一个权力的限制。主权国家平等相待,战争被证明只是用来保卫主权的。①目前主要有两种国家观,即“国家主权无限论”和“国家主权有限论”。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国家主权有限论”较符合实际。 总之,传统安全观将安全理解为国家安全,坚持国家安全至上主义。它以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的国际目标是谋取最高权力。国家安全也主要限于军事领域,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国家的军事力量越强大,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也越强。 二　分析安全问题的三重视角———国家安全观是核心 在安全问题上,三大主流国际关系学派———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存在很大差别: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与安全,理想主义则注重制度、利益与合作,建构主义却看重规范、文化和认同。然而在三大学派关于安全问题的分析中,国家安全占据其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一点是相同的。 （一）现实主义的安全观 现实主义是安全研究中最为广泛的分析视角,②该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在国际上总想谋求权力。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③由于国家安全处于自助状态,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安全。只要对手存在,国家就会有安全恐惧感。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经济竞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大,国际合作开始受到重视,国际制度仅为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反映,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有限。国家在最关键的时候注重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这是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修正。①具体来看,现实主义强调均势安全和霸权安全,实力不足时可谋取权力均势,实力强大时可建立霸权体系。 均势安全观认为,由于国际关系的现实呈现无政府性、多样性和对抗性,因此,几个主要大国通过结盟、加强军备或削弱对手等手段使各力量之间处于均衡状态,以此来制衡威胁安全的对手。权力均势是传统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国际自助机制,是各国自发作用的结果。均势是各方利益暂时妥协的产物,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均势状态就会被打破,各主要力量之间会重新组合,达到新的均势。在国际社会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之下,有关各方彼此之间相互猜疑,任何一方采取措施都会刺激他方采取反措施,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出现“安全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安全的维护是一场零和博弈,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一国的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因此,均势安全状态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稳定状态,是对权力追逐中的稳定。②均势状态中的各方只是获得暂时性的安全,各方处在被他方侵略的恐惧阴影之下,国家之间互为人质。霸权安全观则强调霸权体系的重要性。霸权体系是指由综合国力远大于其他国家并有要求别国做某事的能力(硬权力)的霸权国领导和统治的国际体系。霸权体系与国际安全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霸权国实力越大,世界就越安全。历史上出现了三种霸权体系,即“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及“美国治下的和平”,这几种体系是对该理论的有力支撑。按照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标准来看,该理论始终保持旺势,没有衰微。③用历史的观点看,霸权体系表现出周期性,不平衡发展规律导致重新分配权力,世界走向新一轮的霸权冲突。④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均强调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状态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助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活动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目标,①加强军事实力与军事结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重视物质权力对安全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对某一个特定国家的安全政策而言。②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传统国家安全观。 （二）理想主义(或称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理想主义者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声称要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要消除国家间的误解,这样世界和平与安全就有希望。他们欢庆国家主权的衰落,寻求通过多边主义超越权力政治、狭隘的国家利益及从根本上超越民族国家本身。③理想主义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军事因素等硬权力来衡量一国是否强大,以文化为基础的软权力(想别国做某事的能力)对国家安全的作用可能更大,维护国家安全不仅在于军事力量,文化、制度等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同样重要。理想主义的安全观主要强调通过建构国际制度和建立全球民主制度的方式来获得国家安全,即国际制度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 跟现实主义一样,制度理论也是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④制度安全观认为,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境,其象征性作用也在下降。⑤安全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和单纯依靠军事实力,通过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原则、规范和规则之上的国际制度能够带来真正的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及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为全球性的国际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国际制度安排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规制,并通过谈判、合作达到互信来减少彼此间的恐惧感。民主安全观则认为由人民选举而成的民主国家可通过制度约束阻止战争的爆发,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时不会诉诸武力,所以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当世界所有国家成为民主国家时,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就会有保障。① 制度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的基本出发点是国家安全。制度安全观所建构的是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谋求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摆脱国家安全困境,实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制度安全观的最终目的。虽然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进程影响的重要性,但国际制度一般是国家间谈判的结果,其权力也是国家让与的,国家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民主安全观则将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为国际安全的必要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安全才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 （三）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建构主义者强调规范、文化和认同。规范表明了各行为体的利益和对利益的认同,文化是由不同规范和认同构成的,认同则是用来指行为者对安全的认知和学习,国家利益不是如现实主义所言由权力界定的,而是由认同安全或身份界定的。②国家有多重的、变化的认同和利益。③建构利益的观念又是被国际体系中的共有观念或文化建构的。④建构主义也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是强调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家安全的影响,⑤认为这种状态是一种文化,一种观念形态,即所谓“观念的分配”(distributionofidea)。安全文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建构的;民族和国家并不是必然趋势,可通过建构而成。同样,安全困境也是国际社会建构的结果。既然如此,国家安全也可以通过建构形成另外的国际规则,如国际安全共同体⑥。国家则可以在相互关系中通过学习扮演、认同自己的角色身份。国家是否安全取决于各方的观念,取决于国家作为不同的身份认同,如对手身份或盟友身份。如果选择作为盟友,彼此是安全的;如果选择对手,彼此就处于不安全状态。 建构主义理论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理论一样也没有跳出国家安全的传统框架,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安全共同体指的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安全共同体,它没有侵蚀国家的合法性,也没有取代国家。①规范是由国家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认同也是国家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国际规则的认同,国家是建构主义分析的主要对象,建构主义着重解释国家为什么会那样行动的原因。②因此,国家安全仍然是其分析国际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三　安全观的三种转变形态———传统国家安全是中轴 冷战结束以后,安全观念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安全威胁、安全战略、安全概念以及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影响安全的非国家因素、非军事化因素正逐渐增强,国家因素有所减弱,安全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安全问题出现了全球化、社会化和人道化趋势,并相应出现了人权安全、全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概念,这一趋势大致可归结为安全变化的三种基本转变形态,即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及从军事安全到社会安全的转变。 （一）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的转变 传统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不可分割。人们对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比较单一,过于注重国家主权而忽视个人权利,国家安全等同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国家领土。18世纪中叶开始,同质性、单一性的国家观念迅速转变;形式化的国际关系概念成型,标准化的享有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个人概念和较具体的关于人类的概念成型。③如果说过去主权一直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东西的话,现在它已不再是如此。国家边界与过去相比,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社会发展中的人道问题的严重性日益显露出来,国际社会因此变得相互依赖,国际人道合作显得更加重要,传统的主权观念难以适应这一趋势发展的要求,安全观念正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向以人为本位的安全观转变,国家成为维护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可能不再是维护安全的最终目的。国家可能无处不在,其触角可以伸到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它的结构、进程和政策可能已经远离公民的认同感、历史感和一致感。①个人安全观强调民众不受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社会犯罪、饥饿、环境及专制统治的威胁,强调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只有有了个人安全,才会有国家安全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安全,过分强调国家安全会对个人安全造成损害。在人类经历了无数的战争的摧残和长期的专制统治之后,以人道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安全观念也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并有可能在各类安全观念中占据主导性地位。 （二）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的转变 在主权安全向人权安全转变的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安全观也在经历着从国家安全向全球安全的演变。在过去,由于国家处于自助状态,国家要保护自己的主权、领土、居民和政权不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要保存自己既定的价值观不受到攻击,国家只有通过单边行动加强自身军事能力来保护国家安全。安全也往往指国家安全,安全被限定于国家范围之内,国家强调本民族国家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的地理边界由国界决定。②今天,国家安全的边界可能无处不在。③随着国际局势的迅速发展,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类因素已经跨越国界,这些新的威胁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它们已不再是某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而是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其界限变得模糊,并显示出同等的重要性。④这些变化促使人们突破过去的国家安全观念,要求人们从全球安全的视角来看待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安全观也从国家为主导向以全球安全为主导的方向演变。 （三）从军事安全到社会安全的转变 安全具有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两重特性,前者将主权当作终极目标,后者则强调不同认同观念的协调。⑤传统国家安全观过分强调安全的军事层面,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或削弱对手,而社会安全观则强调安全的综合性、全面性和社会性,国家安全不应仅仅局限于安全的军事层面,单纯依赖军事手段难以保证国家处于安全状态,尤其是当安全的范围急剧扩大,军事安全只是国家所追求的几个目标之一,安全不仅涉及军事,还包括经济、环境、人权等领域时,更是如此。如果国家安全不能保证国内民众的生存条件,那么国家安全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因此,现在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产业协会等与国家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对主权的转型都有重要的蕴涵。①当今安全观的含义正在发生另一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同样突破了传统国家安全的局限,即安全观念正从狭义传统的军事安全观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广义安全观,军事安全观正在被社会安全观所取代,这反映了全球化对整个国际社会影响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趋势,人、民族国家和全球社会在这一趋势中似乎已找到了一条新的安全出路,人类安全观念可能面临一次全新的变革。 从国家安全观基本的三种转变形态可以看出,人类的安全观念的确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也许正处在新安全观念到来的转折时期。过去,太过于强调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而忽视了安全的其他方面,如个人安全、全球安全及社会安全等。由于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这些安全问题从美苏军事、政治对抗的背后走上前台,并日益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生存的重大问题。即使如此,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本位仍将难以改变,只是过去对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强调得太过了,现在只需将天平的砝码向个人安全、全球安全、社会安全一边稍稍移动罢了。人权安全需要国家安全的保护,全球安全只有在民族国家参与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社会安全更不可能在没有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而存在。因此,主权国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仍担当着主要角色,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主导性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四　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冷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的确正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安全挑战,世界安全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特别是由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进程的快速发展,国际安全威胁呈现多样化特征。人们日益感到,只注意安全的军事层面已经远远不够,因为全球化带来的众多全球性问题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起对人类构成不同的安全威胁,这些威胁已成为许多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课题,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严重并难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在当代世界体系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目标的实现因为相互依赖而需要集体行动,如应对生态挑战、国际金融及贸易的竞争与合作以及武器控制和核不扩散等传统安全问题。①众多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新安全观试图摆脱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安全威胁。新安全观的提出是否意味着人类可以走出国家安全困境,意味着国家安全观的终结?其实,新安全观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一）新安全观的理论困境 概而言之,新安全观其要旨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而其理论困境也蕴涵其中。 新安全观是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倡导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综合安全,包括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②这些新型安全问题的提出实际上降低了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因为在新安全观中,传统安全只是众多安全问题之一。另外,综合安全观涉嫌利益即安全的误解。综合安全观太过宽泛,如果将安全的外延任意扩展,将安全等同于利益、好处,安全将变得没有实际意义。有些利益不属于安全的范畴,如投资受损等。综合安全观有将整个国际社会安全化之嫌。安全应涉及个人、群体、国家及人类社会等安全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等根本性问题,带根本性的利益才是安全。在安全的概念方面,除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外,笔者认为,国家安全和非国家安全,军事安全和非军事安全也许是更为准确的概念表达。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虽然国家安全不能仅依靠增加军备和建立军事同盟来保证,但决不应该因新安全问题而降低甚至放弃传统安全手段。 新安全观强调要抛弃冷战思维模式,提倡安全新视野。新安全观拒绝用对抗、寻找对手及敌友思维等传统思维模式看待当今国际关系,倡导在新的背景下的新模式。如在中日关系上,有学者强调用新的视野来看待两国关系,要有“新思维”,①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②要甩掉历史包袱,要搁置历史,③超越历史问题的羁縻显然是可行之举④等等。虽然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像生灵涂炭、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等反人性行为往往是难以超越的,心灵深处的创伤恐怕难以抹去。受害者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如何让他们超越历史?如果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而“超越”,实际上是对军国主义的纵容。 新安全观是“共生共亡”的安全观。有学者认为,在核时代,战争是政治的毁灭,克劳塞维茨所谓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已经过时。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从某方面说是在核武器阴影下得以维持的。战与和的意义因此发生重大变化,战则皆灭,和则共生。零和游戏不再适用了。⑤实际上,“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并没有过时,零和游戏依然在发生作用。如进行有限的核战争、常规战争、地区战争及核威慑等仍能达到政治目的。从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来看,在许多情况下,美国通过战争和军事威慑同样达到了政治目的。 新安全观是“俱损俱荣”的安全观。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信息和互联网络的发展使这一联系更加紧密。各类信息的快速传播、资本的瞬间转移及经济关系的联动反应等,被许多学者称之为“蝴蝶效应”,或称之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国际现象。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国家之间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多赢、共赢的局面。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开始将此归入安全的范畴,并称之为经济安全,将其作为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这一观点与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现实有相当的背离。的确,许多时候经济上会出现“俱损俱荣”的现象,但也有一些时候并非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开始走出经济发展的底谷,并出现连续110多个月的快速增长,可欧洲、日本却一直没有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在发展中国家,除中国之外,很少有国家能与美国“俱荣”,“蝴蝶效应”似乎失效。 新安全观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安全观。其实,在国际社会,绝对的相互信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互利互惠是一个博弈过程,国家之间的平等更不可能做到,合作是有限度的。仅就相互信任而论,新安全观认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相互信任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保证,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石,没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只会相互疑虑和猜忌。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国家间才能长期合作,和平才能持久。这一观点存在四大疑问:第一,由于各国发展的程度不同,战略目标各异,共同利益很难持久。第二,即使存在长期的共同利益,国家间的互信也不太可能长期维持。旧的猜忌消失了,新的猜忌又会重新开始。互信是一段时间的,甚至是暂时的。第三,任何安全措施都不能消除有关国家的不信任感,国家利益仍是各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核心依据,是各国采取国际行为的主要动因。因此,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冲突时,各国的妥协就更加困难,如领土之争。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第四,互信观点的提出本身就表明当今世界处在一种互不信任的状态。 新安全观强调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国际交往更加频繁,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各类人群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如一些非政府组织等)与全球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等变得同等重要,因此,强调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不过笔者对此还是有些异议:其一,国家安全不能仅作为群体安全的一个方面而被其“湮没”,应将其突出出来,甚至仍应着重加以强调,否则,易于让国人忽视国家安全而丧失警惕。其二,强调三者安全的统一容易造成个人可以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误解。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个人总是归属于某个集体,或国家或民族或某个组织等。某些特殊身份的个人尽管对国际关系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个人无论何时均不可能成为国际行为体。而国家只要不消失,将一直会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角,国家安全仍将是各类安全问题的核心所在。 (二)新安全观的现实困境 新安全观表现出善良的目的和良好的愿望,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观点缺失,其主要问题不可忽视,主要表现在太过理想化,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有很大的出入,世界仍深深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安全困境之一———美国单极霸权与多极化趋势的冲突。美国仍旧突出强调它的军事实力、地缘政治优势等传统安全目标,谋求美国及盟国的“绝对安全”,损害别国的安全。美国在其拥有巨大军事优势的条件下,仍然强调核威慑,推进导弹防御体系及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等。美国还继续增加军费,以取得和保持其在军事力量方面的“绝对优势”,实现“绝对安全”。美国继续与日本、韩国等国结盟,在亚太地区驻军并承担军事义务,扮演地区军事力量“平衡者”的角色。美国还谋求将亚太经合组织扩展到安全领域。美国已部分实现了安全目标,如联合反恐,但仍然坚持强调其军事力量和强化军事集团实现其安全目标的冷战思维方式,随意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它所声称的“恐怖活动”、“武器扩散”及“地区冲突”等安全问题。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也再次证明国际安全困境依然存在。 安全困境之二———全球军备竞赛与军事威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军事因素在经过前一时期的沉寂之后,其影响日益加强,各主要国家开始加强军事力量,军备竞赛的范围有所扩大。军备竞赛加剧,国际间增加军费开支和加速高科技武器的研制都是不争的事实。①美国可以说是穷兵黩武。1999年,美国国防部制订的军费增长预算使其2000—2005年的国防投入均高于预先计划,并增加军费1000亿美元。200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3830亿美元的2003年军费预算,这还不包括伊拉克战争花去的500亿美元。2003年9月7日,布什要求国会追加87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反恐。1999年,俄罗斯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把国防预算由占GDP的2.8%提高到3.5%,欧盟、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军费预算也都有所提高。2002年度全球军费开支增幅为6%,达到7940亿美元,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5%,人均125美元。与此同时,有关国家重新反思军事安全战略,继续推动战略武器的研制,更加重视其核武库的小型化、安全性和可靠性。因此,人类并没有完全摆脱军备竞赛的现实困境。 安全困境之三———地区冲突与国际安全的两难。地区冲突是当今国际安全冲突的中心问题之一。冷战结束以后,每年全球有几十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发生。从1991年至1997年间,世界上各种规模的地区战争和冲突共计245次,年均约35次,其中新产生的共计73次,每年约10场次。②1999年发生了40次地区冲突。进入新世纪,全球三大地区冲突中心,中东、南亚、朝鲜半岛等地的地区冲突不仅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反而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自印巴1998年核军备竞赛引起地区局势的紧张之后,两国还一直在试射新型导弹,边界冲突不断。中东局势一直紧张,巴以局势不断面临新的威胁。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及阿富汗等国家成为地区安全困境的牺牲品。现在伊朗、朝鲜等国家又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安全困境之四———全球性问题与国家安全利益的博弈。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人类变得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的发展可以在重要的政治团体中间产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这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相互依赖意味着各方都要付出代价。①因此,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国家之间的博弈仍是主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增多,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扩散、跨国犯罪、恐怖活动以及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为了全球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主权国家自身的利益。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各国之间需要进行谈判,由于威胁程度不同,各类问题的紧迫性也不一样,各国的政策和态度也会有巨大的差异,谈判过程就变成了博弈过程,谁该承担更多的义务?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这一困境的结果。 (三)新安全观不能取代传统安全观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新安全观都不能取代传统安全观。国际安全威胁多样化是否意味着国家安全观的终结?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及人类相互依赖的增加意味着能走出安全困境?其实,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国所受到的安全威胁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利益就有不同的含义,美国的安全与中国的安全也有巨大的差别。很多发展中国家仍面临国家主权受到干涉、领土被侵犯等传统安全威胁,这些国家的主权与发展问题是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中国就存在着国家统一问题,而美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恐怖主义问题,欧盟关注的是难民威胁,非洲则面临着种族仇杀、爱滋病泛滥成灾等或旧或新的困境。如果让朝鲜和美国一样去打击恐怖主义是难以想象的,让非洲国家和欧盟一起去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和美国一起去倡导全球民主、人权,同样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对国家来说,自身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它只在必要时,才会去维护国际安全。国际安全表现为国家安全的外延,成了国家安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一般说来,在安全问题上国家都是“自私”的,它们是不会无条件地去“利他”的。如果国家认为某种国际安全对 其有害,它是一定会加以反对的。①因此,面对威胁,国家一般会本能地套用传统的行为手段和模式来维护国家安全。从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局势来看,国际关系中单极与多极之间的零和博弈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国家仍会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大国间的战略矛盾,是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之间的冲突,②这进一步说明当今国际社会仍没有摆脱安全困境的束缚。 从安全的含义和起源、分析安全的不同视角及安全变化的三种转变形态可知,传统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仍处于各类安全问题的核心地位,新安全观本身存在着理论和现实困境。总而言之,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放弃军事安全考虑,美国没有放弃,日本没有放弃,欧盟没有放弃,俄罗斯也没有放弃,中国能放弃?虽然世界的未来存在和平与战争两种变化趋势,但未来大国间爆发战略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们一定要坚持两手准备,未雨绸缪。笔者并非反对新安全观,而是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传统安全观的地位和作用。笔者也认为,提出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是非常有意义和战略眼光的,它告诉我们世界和国家面临着更多的、更加复杂的安全威胁,并提出了走出安全困境的新思路。但我们决不要因为新安全观的提出而降低传统安全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居安思危”,中国的先哲早有警示,切切不能忘记。坚持传统安全观虽然传统,但传统有时比“革新”更有价值和意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许有朝一日,人类真能摆脱动物本能,不为名利所诱惑,地球人成为善人,善为人类的惟一本性,世界真正出现永久和平的局面,那当然也是笔者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不过,到那时,人类可能已不再属于人类了,而是所有人都达到了“佛”的新境界。 国家安全论文:浅谈全球化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关键词】现代主义　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新安全观 【内容提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考察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发展阶段和根源，批判了强力意志论、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机械唯物主义、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主张相互合作、主客体统一、和谐以及创造性奉献价值观，以有机主义哲学观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我们要吸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合理成分，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之间怎样相处?怎样保卫国家的安全?这存在着不同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较量。为了使全球化健康发展并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须批判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确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一、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批判性考察 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就是国家安全的最一般观点、理念、方法、运行模式及其附属工具的总和。它包括国家安全观所赖以建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对国家间利益关系进行处置的思维及实践模式及其运用这个模式达到本国目的的手段。有些手段、工具是物质的，如核武器、巡航导弹、隐形飞机、航空母舰、人造卫星等，但它们的设计、制造及运用都是附属于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的，是国家安全观点范式的对象化，是国家安全观的显现和在场化。 在人类的近现代历史上，支配人类历史进程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现代主义的。正是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导致了掠夺和相互争夺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随后的冷战就是明证。而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在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主体客体二元分裂与对立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核心理论基础是救世主义的强力意志论。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雷·格里芬指出：“现代范式的一个灾难性的特征是，它使得强制性的力量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信奉强力就是一切的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不断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和社会无法摆脱上帝的纠缠，把无所不能的上帝看成是一切力量和运动的源泉。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有笛卡尔、波义耳、牛顿及唯意志志论的先躯者们。由于把上帝看成是真理和秩序、安全的化身，维护上帝被看成了维护真理和安全的同义词。“这样一来，消灭自己的敌人就是在消灭上帝的敌人。’于是，一些资本和集团就打着维护真理和正义以及维护上帝权威的旗号发动掠夺战争和侵略战争，进行殖民扩张。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主义安全观公开奉行的原则是丛林原则。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看到了世界的物质运动规律，自然科学越来越深入人心，尼采的强力意志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近现代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理论和行为的哲学范式。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急速增加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时，先行帝国主义已广泛占有了大量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后发的帝国主义要扩大国外市场，就必然要从先行帝国主义手里争夺，这就产生了社会达尔主义流行的社会基础。 这种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来源于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以及利己主义的伦理观。大卫·雷·格里芬指出，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自然完全是由无生命的物质构成的，它缺乏任何经验、情感、内在关系，缺乏有目的的活动和努力。”“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自然世界是“祛魅的”的世界，是僵死的、无生气的，无主体的、无生命的神性。这种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就产生了两种灾难性的后果，一是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这是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它的原则是，“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的价值；上帝明确地规定了世界应由我们来统治(实质上是掠夺)。”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导致人人都希望在对自然界的自由掠夺中最大限度地掌握和控制世界的“自然资源”，个人与个人、公司与公司、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便加剧了。现代主义自然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的第二个后果是“日益增长地把他人、尤其是妇女和‘未开化者’当客体对待的倾向。”把世界的某些部分仅仅看作是全然缺乏内在价值的神圣性的客体，久而久之，使得人们很容易习惯于把他人、妇女和有色人种当作客体来对待，剥夺他们的人权，甚至被用来证明有必要对“原始人”实行奴役、直至杀戮，以便使自我标榜“人性充分发展”的欧洲人(包括美国人一一笔者注)去占据和发展这个星球。除此之外，现代主义世界观使“世界的祛魅”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与自然，从而是人与人的异化关系。由于人对自然的无限掠夺，贪得无厌，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对立，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使人感到“恶心”、“烦”和“畏”，存在主义揭示了这一异化状态；另一方面，技术工具理性主义排斥了价值理性，人与人彼此也严重异化，人与人之间互相视为客体。这种工具理性使人丧失了生活的价值目标和意义，导致吸毒、恐怖活动、邪教等反社会现象的出现，从而引起社会的动乱，危害国家安全。 现代主义范式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威胁的另一重要根源是利己主义的社会存在观和人生观。现代主义从还原主义的视角看人，把人看成纯自然的生物人，把人的目的、价值、主动性、创造性加以贬低和还原，归结为一种性欲，认为“人是经济动物”，除了自己的性欲和纯经济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价值目标。这种性欲和经济动物的行为取向支配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利己主义人生观导致现代主义的政治家到处寻找自己的敌人，即使没有敌人，也要树几个敌人或制造出敌人来，并以此作为自己争霸世界、到处侵略的借口。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摧毁的目的在于建构，批判的目的在于创新。在批判和颠覆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以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1．重新规范力量的本质，摒弃强力中心论，主张“事物的本性在于合作” 与现代主义把上帝作为外在强制力量相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产生了一种新的态度，它放弃使用上帝这个词，而使用“神圣实在”这个概念，认为“这个神圣实在是我们的创造主，但并不是外在的单方面意义上创造主”。他“从内部激发我们，催促我们去以最理想的方式创造自己，它通过给我们一个梦而不是一个推动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人们模仿这个神圣实在就是去给他人提供一种精神动力即梦想，有了这种梦想，就能激发人们最深厚的创造性潜能。 在排除了上帝这个外在的强力实体后，(建设性)后现代思想“还把生活的基本关系描述为非强制性关系，指出在事物的本性中合作比竞争更为基本。”虽然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强制性关系和激烈的竞争，但认为它们“是派生的，从属的”。格里芬强调，“拥有后现代意识就是去发现和感受合作性的、互助的、非强制性的关系。”与此相适应，在社会关系行为准则中摒弃暴力，不再把暴力视作达到目的理想方式。通过拒斥强制性关系和暴力论，提供社会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互助、团结、和谐，共同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国家安全。 2．反对现代主义客观对立的自然观，主张主客体的统一和谐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的强制性关．系理论以主客对立的二元论为基础，造成人与自然、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对抗、奴役和战争。要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对立、对抗，就要摧毁和颠覆这种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走向统一和谐论，使“后现代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任何事物都不仅仅是任人宰割的客体，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应被视为体现着神圣性，只有在这种新世界观的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伦理学，以扭转现代性的掠夺性和容易导致战争的趋势。 由于现代主义的自然观，主张“自然的祛魅”，其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带来的意义的丧失”，为了防止这种恶果的出现，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自然的返魅”。而要使“自然的返魅”，就要赋予自然以自主性，与人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主张进一步扩展到社会，要求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仅要尊重自然，同自然和平共处；同时也要使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和平共处，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伦理学。” 3．摒弃现代主义片面的人性观和孤立的存在观，主张以创造性奉献为主的价值观，强调人的多样性内在联系大卫-雷·格里芬明确指出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片面性，认为这种哲学范式是建立在“片面的人性观”之上。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一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我们不仅接受他人的创造性的奉献，同时“我们需要对他人作出贡献”。这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运用这种创造性奉献价值观来看待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就能处理好决策者同个人的关系、强国与弱国的关系、大国与小国的关系。 另外，建设性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孤立地看待主体间的关系，主张生态论的存在观和整体有机主义。现代主义是一种非生态主义的存在观。这种存在观在初始阶段把上帝看成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孤独者，“卓越的存在物”。现代人继承了这一观点，导致人对自然的统治。同时，把人看成孤立的个体，企图“离开他人或群体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利益”，甚至打败别人。这是战争的重要根源。与此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要创造一种认为我们彼此相互依存的意识”，用这种有机论的观点来看待主体间的关系，意识到“为他人的利益，为整体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利益工作，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生态整体有机主义相互内在联系和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的观点，并进一步把它扩展到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要求把它作为“我们新文化范式的基础”，使“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得到尊重，“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都受到重视。他们进一步呼吁要行动起来，造就一个安全、自由、民主、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使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战争销声匿迹。 三、批判吸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理念。建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促进全球体的健康发展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批判了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及其理论基础，打击了霸权主义安全观，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找出现代国家安全范式的阶级和经济根源，不免带有的抽象的人性论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全球化时代，要保持全球各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就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安全哲学新范式。 首先，确认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建构各行为主体平等的交互主体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主体意识觉醒，纷纷独立，从政治上确立了其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地位。政治上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必须要由经济上的主体地位支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主体性地位，不仅要强调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还要在经济和科技上向居支配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同世界各个行为主体的交往。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大交往实践活动，凸显了全球化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和主体际性。 全球化主体间的基本原则是主体平等原则。这种主体平等性是主体间性的逻辑规定和“绝对命令”(康德语)，具有逻辑先在性、先验性、普遍性、必然性。在全球化时代，每一国家、民族、地区行为主体要生存和发展，不能脱离另一主体，只有承认另一行为主体的平等地位，以礼相待，才能被对方合理性地承认为主体，相互馈行，相得益彰。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行为表征是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国际间的一切事务都要由当事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协商解决。通过协商，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等文明主体的智慧，承认各自多样性的主体性，照顾各种主体的利益，调动各个文明主体的积极性。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摩擦，避免剧烈震荡，达到共存共荣。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内在要求之一是自律性。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要健康的建构，很重要的就在于各行为主体的自律性。这种自律性就是要求各行为主体自觉地按关系实体和精神实体的要求不断检视自己，不做越规和侵犯其他行为主体利益的事，自觉遵守已经达成的国际间条约，不单方面解释、违犯或毁弃条约，一旦发现有违约行为能自行纠正，补偿其他行为主体的损失。全球化主体间性的重要保证是互信性。互信性要求全球各行为主体之间以诚相待，相互尊重对方主体的利益、价值，理解对方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适度性。主体间的互信性要求，各行为主体的政策、谋划、企图和行动要达到透明化、预告化、信息白箱化。 其次，确立系统整体有机的安全哲学范式，反对“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安全思维。安全是一个有机整体系统，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安全、人口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思想文化安全等等。从大尺度空间来说，它包括全球安全、区域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等等。每一子系统的安全都与整体系统的安全密切相关。而且它们各自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任何谋求单方面安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如果不重视全球安全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只注重自己的单方面的安全，其实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危害了他人的安全，其他主体就会感到威胁。要打破这种自闭性安全循环，必须跳出非此即彼的安全哲学思维范式，确立有机整体的安全思维范式。 再次，确立奉献性和可能性的安全哲学范式，反对孤立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安全哲学思维，建立广泛的合作及协作伙伴关系，创建合理合情合法的安全体系力量架构。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世界各国联系愈来愈紧密的条件下，在安全哲学范式上，我们主张创造性、奉献性价值观，但要坚决反对乌托邦安全哲学思维，树立可能主义的富有预见性的安全哲学新思维。乌托邦主义的安全思维表现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我国的安全就自然而然有保证了；只要坚持全方位的友好政策，就不会有谁挑战中国的安全；只要不搞军备竞赛，不在外国驻扎一兵一卒，不刺激强权或某些国家，中国就安然无恙。事实上，乌托邦主义的安全哲学思维非常有害，必须加以摒弃。正确的安全哲学思维应当是：既要立足于当前国际安全的现实，又要看到国际安全将来可能发生的种种不良局面；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以发展为主线，同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搞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又要看到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危害世界和平与中国安全的因素仍然存在，有时会恶性膨胀。还要看到，恐怖主义给国际安全包括中国的安全已经带来并将继续带来新的威胁。因此，为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长久的国际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军事高科技，加速推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把我军锻造成保卫中国安全和国际和平的坚固盾牌。 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三个代表”为出发点，提出和论述了新安全观。而上海合作组织六国创造的“上海精神”即“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世界提出了重要和有益的启示。①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要实现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树立合作安全观，在合作中求安全。 国家安全论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世贸组织不仅是当今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协调与管理机构、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还是国际经济合作的推动者以及国际间贸易纠纷的仲裁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我们提供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严峻的挑战。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的态势分析 由于历史原因，世贸组织是一个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理念和文化形态为背景的国际组织，从它的主导思想、组织运作到依据世贸组织条款所达成的各种多边贸易协定，无不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游离于GATT/WTO体系之外，再加上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世贸组织的运行机制和法律规则不甚了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为维护国家安全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从而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某些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一)经济安全 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确保国家经济主权不被分割，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经济安全已经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心。如果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本国经济事务和保证经济不受外界影响与冲击的能力受到削弱，进而引起经济主权受损和弱化时，该国的经济安全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但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份额较少，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我国的经济安全在入世后容易受到威胁。 第一，产业安全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产业安全是在产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所处的状况。加入世贸组织虽然会给很多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和企业将会受到巨大冲击。首先，在世贸体系中，我国仍然属于国际分工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总体上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与发达成员国形成垂直分工，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其它成员国的不良影响；其次，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游离于GATT/WTO之外，没有机会参与GATT/WTO机制法律法规的制定，因此，世贸组织的法律法规没有反映出我国国家利益的要求；再次，我国目前的大多数企业规模小、资金缺乏、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与在世贸体系中发展成熟起来的国外公司企业竞争，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同时，一些敏感行业，如通讯、航天、互联网络和金融等领域的对外开放，还有可能会对我国的军事和政治安全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 第二，国内市场面临着巨大挑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公司企业对我国市场的渗透会进一步加强。这些公司涌入我国国内市场，对我国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有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会给我国带来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刺激我国的经济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由于拥有长期积累的竞争优势，它们的产品已经在我国国内市场上占据着有利的地位。另外，长期以来，外国投资企业在华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对我国国内某些行业的企业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三，金融安全受到潜在威胁。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国家经济体系的动脉，一旦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便很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尽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金融领域的开放享有5年的过渡调整期，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整体固有的脆弱性，以及国际金融领域斗争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维护和确保金融安全成为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四，经济运行机制会受到影响。世贸组织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它的首要目标是为成员国提供一种国际经济交往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游戏规则的制定与完善过程中，势必要涉及到众多成员国之间经济权益的重新分配与整合。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意味着参与了本国经济权益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整合和资源的再分配过程。这对于仍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来讲，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强势冲击，能否建立一个既公正又富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事关我国的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能否成功等国家安全的大局。 (二)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对国家的发展道路及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与理想体系。由于意识形态对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保障国家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冷战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呼吁在国际交往中淡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对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加大意识形态的冲击力度，企图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西方国家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存有戒心，因此，对我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请求全责备，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迫使我国在政治上作出较大的让步，其真实目的是把我国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西方国家寄希望于通过世贸组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行渗透与演变。西方国家借助于世贸组织体系，在利用其巨大的经济、科技优势与我们展开竞争的同时，在政治上也积极向我国渗透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以达到最终演变我国的战略目标。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必然会有很多棘手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使其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侵蚀的温床，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更容易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这将极大地威胁到我国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的整合。 (三)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指保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免遭渗透和侵犯。虽然文化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是文化本身所承载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却是唯一的。历史的实践证明，文化的渗透往往是与经济力量的扩展相伴而行的。伴随着我国的入世，众多西方的文化形态将以产业化的形式纷纷涌入。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出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也会输出发达国家所谓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在其占有明显优势的经济攻势的掩护下，往往会产生更加明显的效果。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变得更紧密相连，为西方国家传播其文化模式创造了便利条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新闻、广电部门将陆续开放电视、出版、电讯等行业，外资也将进入我国的网络领域。西方国家将会利用我国社会转型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机，不断加大文化渗透的力度，而且，西方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力度、范围和方式还会随着我国国际活动空间的扩大和国际经济贸易联系的增多而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 (四)信息安全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入世后国外公司企业竞相投资的热门产业，这无疑将会促进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信息安全问题。 第一，我国规范信息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方法滞后，由此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能在某些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信息失控。 第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的指数不高。近期公布的《国家信息安全报告》显示，我国的信息安全指数仅处于“相对安全和轻度不安全之间”。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国家的边界变得异常脆弱，某些方面甚至形同虚设，这对于我国的整体国家安全的维护埋伏着巨大的隐患。 第三，我国在信息技术的软硬件方面均受制于人，这无疑会增加我们确保国家信息安全的难度。网络系统的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外国生产商手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使我国网络安全存在很大的漏洞。 (五)科技与人才安全 一个国家的科技安全态势体现着国家能否用科技手段有效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其国家的整体利益能否免于受制于国外科技优势的威胁，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提高本国的综合竞争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科技安全将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其一，我国的整体技术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这些差距必然使我国技术领域显现出更多的易受攻击性。其二，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难以发挥对技术成果的保护作用。世贸组织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将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在技术供应方面的垄断地位。而这种技术独占权将会自然地转化为市场垄断权，从而在技术转移方面对我国产生更大的限制，我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成本会更高。尽快健全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障机制，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世贸组织体系中使我国的技术成果得以有效的保护已是当务之急。 当前，知识传播和流动的世界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为了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正在成为世界各国首要争夺目标。一国拥有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中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指标。人才天然具有流动性，所以人才安全也就具有相对性与不稳定性。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势必要面临着一场长期的人才竞争大战。这场大战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固有优势从我国掠夺人才，从而导致我国的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而且流失的势头还有增无减；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登陆我国的外国公司企业就地吸纳我国内人才，成为外国公司企业的雇员。从长期看，外国公司企业对我国的人才资源会更加趋之若鹜，使我国的人才安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对策的宏观分析 通过全面融入全球化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全面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推进与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做出的历史抉择。 首先，加强和深化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对我国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建立起一套国家安全风险的应对机制。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有着较长的历史，且拥有140多个成员国，其运行规则与法律法规相当复杂，因此，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对我国入世后的国家安全及其风险进行研究，对世贸组织的运作体系及其行为规则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与探讨。同时，认真评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整体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就国家安全风险的防范提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建议，建立一套快速、灵活的应对机制。 其次，尽快完善我国的市场运行机制，确保我国的经济安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直接受到冲击的是我国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又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根本之所在。从加入世贸组织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问题就是视其市场运行机制是否完善与健全。世界贸易组织是建立在高效和规范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合作机制，世贸组织框架下的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效率之间的竞争。因此，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结合对世贸组织体系的科学认识，尽快建立健全符合世贸组织法律法规要求的市场运行机制，努力促进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从根本上抵御和化解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 最后，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变化了的世界呼唤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国家间的竞争已转为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安全，而应是包括政治和社会稳定、经济安全、网络信息安全、文化意识形态安全、科技人才安全以及能源环境等在内的综合安全。因此，只有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能力。正如同志指出，“我们国家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要在加强防范国外各种势力有可能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同时，要加快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尽快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科技产业竞争能力，从而加快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步伐。这样，我国的国家安全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国家安全论文: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 一、美国国家安全的发展及网络时代信息安全之源起 国家安全是国家调控机制中一个重要因素，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安全”也是一个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依据一个国家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发展演变。时至今日，“国家安全”早已由狭义上的强调国家不受外敌入侵的军事安全扩展为一个广义的内容丰富的大体系。其内涵是一个由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尽可能对不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进行调控，实现国家的安定和预定的国家目标。代表国家的政治实体（政权和政治制度）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在满足现代国家特定的内外需求的同时，符合一定的国际行为规范。对外政策是政治实体试图适应或控制外部环境对内部影响的一系列行动方针或原则，对外政策能否奏效，取决于不同国家在国内治理和对外关系方面发挥效用的能力。从调控和治理之角度来说，国家对外政策是从属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在美国实现现代化及走向强国和超级强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力发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于军事。军事科技又带动了高科技，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是美国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保障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战后不断提高科研经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持续把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发展军事工业。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继续大幅度增加。国防在美国的研发费用中占很大比重。战后美国几项关键性发明，如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微电子处理器等，均直接产自于军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战时期，“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也认为冷战竞争主要是在各自内部，即“看谁在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时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军事手段。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西方国家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能力”。美国政府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并在不同阶段根据内外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统治国理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在冷战中占据主动,围绕“国家安全”进行国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支持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1957年苏联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后签署了两个公共法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创建。这些部门的建立和相关科研预算经费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军事安全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1962年，美国国防部设想建立一种能够保证美国国内外防卫力量在遭到苏联第一次核打击后仍具有生存和反击能力的指挥系统。随之，计算机专家提出了计算机“网络”的概念。1971年，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了一个项目———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把接受其补助金的大学的电脑在全国联网，实现了计算机“网络”这一设想。为了对该网络雏形进行统一技术管理，美国国防部于1974年主导建立了TCP（传输控制协议）和IP（因特网协议）（后合称为TCP/IP协议）。同年，美国国防部将TCP/IP协议公开，向全世界无条件地免费提供解决电脑网络之间通信的核心技术。五角大楼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联网技术和相关管理协议，其背后自有其深远的、颇具战略意义的谋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该互联网络是一套有明确假想敌的军事指挥系统，其指挥乃至控制功能需要与内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方能体现（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国家一旦应用此套技术并采纳其管理规范，就会在虚拟空间产生对“美国制造”网络的需求和依赖，这反过来又推动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开互联网技术，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促进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从历史根源的角度来看，自电子计算机互联技术诞生之日起，其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就相伴而生。但美国国家信息安全作为一种系统思想和战略，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政策实践上以国内为重点，国内、国外并举，围绕内部稳定和发展与维系全球事务主导地位之战略目标，在国内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内外环境特点，制定和适时调整对外政策。 二、网络时代美国信息安全战略之发展 信息安全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开始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克林顿政府以综合发展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理念为基础，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有机融合起来，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相关领域的研发；另一方面一步步构建信息安全领域的国家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军事战略竞争对手，国内则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同时还要应付来自于欧洲和日本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此时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三要点：以军事能力维护美国安全；重振美国经济；在国外推行“民主”。其中，“经济安全”是核心。克林顿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军事力量进行了结构性调整，继续加大研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军事人员的素质。与此同时，开始着手信息安全领域的相关部署。1993年，美国政府提出兴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构想”，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同时加快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金融和股票市场的繁荣，使美国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不间断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到了90年代后期，构建网络空间安全即为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战略思想被正式采纳，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信息安全的概念随之产生，然后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由此，网络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策就产生了。1998年5月，克林顿颁布第63号总统令———《克林顿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义。该文件开宗明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两种力量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但是也越来越依赖某些关键设施和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在2000年12月克林顿签署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信息安全”被囊括了进来。这标志着新的历史背景下，信息安全正式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关系上，克林顿政府坚持一切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要点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现经济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克林顿对外政策的第一大特点，是把计算机网络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因特网上的商业活动占得先机。1997年，通过因特网上进行的76亿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国就占了9/10；美国企业占了全世界网址的70%，占网上总收入的93%。正是基于对全球互联网贸易巨大潜力的认识，1997年7月，克林顿政府公布了网络贸易战略报告《全球网络贸易框架》，强烈要求宣布互联网络为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技术并制订行为准则。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优势，把它研制的互联网技术标准和制定的内部行为准则推广到全世界，把美国的标准作为全球的标准固定下来，从而在全球虚拟空间贸易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在对外关系方面，发展全球网络贸易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已成为美国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外交事务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之显著特点是推行新霸权主义，大打“人权牌”，以图将美国的人权观和价值观推向全世界，这是克林顿政府安全战略对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美国精英治理价值观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国的国际规则，克林顿很注意使用“软”的一手。他上台伊始即把在国外推动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新战略的内容之一便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主和市场经济”，极力通过外交手段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克林顿政府为美国留下的最大一笔外交“遗产”，当属以“新干涉主义”“克林顿主义”等著名的一套“软”“硬”并重的“理论”。克林顿抛出的这套“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便是美国选择的修改现行国际规则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广互联网技术，能相对低成本、高效率地帮助美国政府突破他国境外信息准入屏障，将自己的观念即时传播至当地民众，对舆论造成影响。小布什2001年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了“9•11”恐怖袭击。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为保障美国国家信息安全，防止出现极端事件，美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战略思想从防御为主转为攻防结合。2003年2月，美国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建立美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响应系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系统可谓是一个国家—民间，公共—私人合作机制。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从军事安全角度，进一步强调网络空间战略的进攻能力和威慑性。同时，奥巴马政府将互联网信息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突破国家主权的便捷途径，对外推进国家利益以及推广自身认可的价值观。同年5月，奥巴马总统批准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报告：《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强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都是以信息系统为基础，……，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竞争的利益，制定出一个全面设想和计划，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6月，美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战司令部。2010年，白宫发表了《2010国家安全战略》，保证将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奥巴马时期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是，网络外溢效应凸显，虚拟空间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国界线，同时也影响到了作为最初主导构建网络内外空间的美国政府所要处理的内外问题。 三、信息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是主动避免自身关键利益受到伤害，在内外环境中，争取最大程度的主导权。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个部分，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也即为此目标服务。在当代，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后，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安全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乔治•里卡斯对美国的世界秩序作了贴切的描述：“首先是尽可能扩大和巩固生存空间，建立并巩固一种更为广泛的秩序，这种秩序在美国力量强大时是它自我表演的舞台；在遇到失败或力量相对衰落时是支持和复兴的力量；即使美国最终衰败时，也会“成为被人们铭记和仿效的楷模”。在网络时代，美国政治精英们相信“信息就是权力”。美国政府推行的信息安全战略是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有力工具。美国对外安全战略总的要求是，防止敌对和不友好势力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美国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它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信息安全无疑成为成本低、效果显，影响既广泛又深远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相互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国会动辄以“国家安全”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加以诠释。“世界秩序”则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掩盖下“霸权有理”的代名词，它涵盖了美国由企图主宰世界到试图主导世界的策略上的转变过程。而信息安全则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内容。 国际规则是规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国对其信息主导地位的维护对全球信息安全规则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使其易于接受，美国对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重新进行了诠释，突出并强调该战略中的“国际性”，极力诠释其战略目标及实现手段和规则制定之“道德性”，意图在于通过“道德性”来掩盖美国争取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主导权以及相关利益的真实目的，通过“国际性”来印证其“道德性”。美国在实现手段和规则方面精心设计，力图使其显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类安全问题的时代潮流。2011年美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首次明确将互联网自由纳入维护网络安全政策体系之内，“将此项努力与二战后建立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并论”。从这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文件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在21世纪快速发展与全球普及，已经对国际秩序造成了深远影响，美国作为国际社会霸主，意识到自己必须通过强调自身国家安全战略的“国际性”与“道德性”来重新构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对于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力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参考标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综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手段。约瑟夫•奈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让位于更危险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属于不同文化范围的各个民族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正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支配权；他还认为，在当今时代“，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基欧汉和奈在论述信息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信息和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增进了美国观念和价值观在全球的认知和开放”；“在21世纪，广义的信息能力可能会成为最关键的权力资源”，“信息革命的最终影响是，改变政治进程，在软、硬权力的关系中，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网络外交的出现，使软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向利用综合力量进行调控。克林顿上台后更加重视“软”力量，把美国式的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广。他在20世纪末向国会提交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必须致力于外交“，为防止冲突、促进民主、开放市场”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会在安全上得到回报。奥巴马总统则更加主动地出击，把《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称为“美国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制定全盘计划”。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是要将信息技术优势充分为己所用，营造有利于自身稳定与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危机管理、推广民主和市场开放来塑造信息化时代的全球价值观，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而巩固和提高国家实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自上世纪末，美国产业结构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以来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地位逐渐下降,以半导体、微电子、计算机、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微软、英特尔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年的地位,成为美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至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伴随着这种变化，一批新的权势人物也涌现出来，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批新的权势人物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将逐渐在美国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有能力通过参与或资助竞选、游说国会、制造和影响舆论等方式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酝酿和制定。鉴于信息技术产业如今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和知识产权问题）时势必要考虑这一产业集团代表的利益与要求。 四、信息安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双刃剑”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的提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双刃剑”的角色也不可否认。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对其国家安全和外交活动的影响更是双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络安全遇到的威胁日益严重。计算机病毒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传播，对网络信息系统进行攻击和破坏，对外交信息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黑客攻击是另一种破坏程序，可给外交人员及国家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近些年来，不单是美国，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将信息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如，俄罗斯在2000年9月把国家信息化建设作为其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政府2010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网络战列为英国今后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网络已经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转，控制着世界信息流动和国际经济命脉如何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各国尚无万全之策，美国也不例外。对西方价值观，特别是人权观的影响愈发明显。批判理论家罗伯特•考克斯指出，社会结构是主体间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人类安全和人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美国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规范”全世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且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捍卫西方价值观”推到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前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一个重要政治理论“第三条道路”宣称的对外政策的两大实质，一是向全世界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二是推行“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主权过时论”等观念。美国在“互联网打上了美国价值观的烙印”。但美国自身也是精英治理与个人自由之间矛盾着的混合体，一边是现实，一边是信仰及理想。“美国价值观”在对外政策（人权问题、个人自由、道德观）方面定调太高，看上去很美，但真正落实起来，困难很多。如屡屡发生的美国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国内，特别是对别国机构和重要人物的窃听丑闻，最有名的是斯诺登揭秘案例，就大大削弱了美国的“道德”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1999年，约瑟夫•奈在《信息革命与国际安全》一书中，把信息技术革命视为21世纪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主导地位、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重要“软力量”。美国凭借其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优势谋求全球信息化主导权，以获取“信息霸权”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21世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强化其“全球霸权”地位。迄今为止，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确立并保持着“信息霸权”。他们深信自身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具有优越性和普世价值，同时对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心存偏见，在不完全了解这些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体历史和现实国情的情况下，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民族间、国家间和不同宗教间的矛盾，招致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嫉恨，为自己催生、培育了越来越多的对立面。一些宗教团体、政治党派、极端组织等也通过各种信息传输手段传播不利于、甚至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主张。从国家层面来看，全球网络信息空间主要的行为体仍是各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信息安全规范仍然缺位的情况下，各国均设法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界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合作与博弈并存。美国对此情况显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仍无法摆脱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白宫在2011年5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这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国家或机构层级的抵制乃至对立。总的来看，美国在信息领域正经历从“霸权”到“王权”的转变过程。对国际关系概念和公共外交带来挑战。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空间技术的应用，传统的“国家主权“”领空”和“领土”等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和传播旨在削弱、颠覆他国政权的信息、刺探情报或进行洗钱等活动，给国家安全增添了新的防范问题。1965年“公共外交”概念被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该外交策略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美国是“公共外交”的有力践行者，白宫大力开展思想文化传播，实施外交战略，在网络信息空间构建“公共外交”的实践场域。但通过互联网频频披露的美国政府之种种劣行，无疑也会损害美国的形象，侵蚀美国透过外交展现的“软”实力和“巧”力量。此外，信息安全“双刃剑”还体现在这些方面：（1）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美国的国家安全正遭受着越来越大的非传统威胁，对传统国家政治治理模式造成了挑战。（2）政府权威受到进一步挑战，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社会运动等都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削弱了美国及许多国家政府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能力；国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在网络上受到更多质疑的同时,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更加困难，对外交议程的控制力也会相应减少，如美国国防部因无法合理解释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而在网上广受诟病。（3）面临更多的国内外问题。美国虽在建立其国际安全体系方面“成就”显著，但用于“国家安全”上的开支增加迅猛，这固然刺激和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背负着过多的支出；它既可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同时也增加了易受攻击的“软肋”。 五、结语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精英们为了维护国家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巩固和保持其国际超级强国地位，围绕着“国家安全”进行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之产生与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美国政府已经构建了颇为完整的信息安全战略，在其国家安全框架下，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个方面统筹指导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总的说来，美国发展信息技术，将科技创新为己所用，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条有效措施，是使国家信息安全与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之巩固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美国虽在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体系和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它自身在调控信息安全，主导对外政策的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内外因素之制约。从美国自身战略设计的角度来看，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国家信息安全作为支撑美国国家发展的一个庞大体系，涉及面非常之广泛。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国际环境的复杂与多元，加上与国内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部分出现误判，都有可能使整个系统出现漏洞，使得其他部分和其他环节的工作化为乌有。若一味强势追求自身“信息安全”，既有力不从心之虞，也会增加国际合作的难度，恐生过犹不及之忧。 作者：朱丹丹 单位：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国家安全论文:网络安全视角下国家安全战略思考 一、信息网络安全问题带来国家安全隐患 (一)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计算机网络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空间，计算机网络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其开放性和自由性也带来了众多安全隐患，不仅影响了网络稳定运行和用户的正常使用，严重时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因IT系统简单、漏洞较多，网络攻击普遍发生。特别是出于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针对政府部门以及国防、金融、能源等重要部门或行业，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网络攻击越来越频繁。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黑客宰割的“羔羊”。只要黑客的攻击不停止，网络信息安全的斗争也将一直持续。当网络信息资源成为国家和公众的生命线时，一旦信息网络遭到入侵和破坏，其后果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由此引起的经济、社会动荡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二)信息产业发展滞后带来国家安全威胁。 由于我国在信息产业领域起步较晚，国内一些重要信息系统、关键基础设施中的网络核心设备和关键软硬件长期依赖国外。全球网络根域名服务器为美国掌控;中国90%以上的高端芯片和智能操作系统依赖于美国。这些依赖于国外的核心信息技术产品或服务，一但遭到恶意破坏，我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情报就有可能被盗取、破坏，这无疑增大了经济安全的隐患，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化等网络信息化新兴产业的继续拓展，大数据泄露事件时有发生，这将使中国网络信息安全面临更多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 (三)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严重影响国家安全。 网络在迅速改变着这个世界，给社会和人们提供的便利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也越来越猖獗，如利用网络散布破坏性病毒或设置“后门”程序;黑客攻击，偷窥、复制、更改或删除计算机信息;网络诈骗等网络违法犯罪呈现蔓延态势。网络无国界，不受物理时空的限制，跨国犯罪活动日益严重，给打击和防范带来极大挑战。近年来，互联网成为恐怖分子同网络安全保卫组织、反恐机构相互斗争的主要战场。北京天安门、昆明和乌鲁木齐火车站等地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网络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发展的新趋势，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其隐蔽、便利、廉价、远程，攻击范围广，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加强信息网络安全防护，维护网络主权与国家安全 (一)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进程。 尽管网络空间法治化面临严峻挑战，但始终改变不了依法治网的新常态。因此，必须要强化网络世界的法治思维，加强网络信息化领域的立法工作，执法工作，引导全社会遵纪守法，全方位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进程，促进依法管网、依法上网、依法用网，维护国家安全，建设网络强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对我国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在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要求，“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二)构建以大数据为重点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出台国家信息安全战略。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数据窃取”和“大数据污染”频频出现，大数据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一是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大数据的安全;二是要从技术上把控大数据的安全。大数据是互联网安全的核心。建设以大数据为重点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是网络安全的需要，也是国家安全的需要，必须要上升为国家意志，加快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出台。 (三)创新驱动核心技术的研发，捍卫国家“网络空间主权”。 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最根本的就是要创新驱动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具体讲，只有牢牢把握网络、计算、存储这三个重要环节以及操作系统与芯片这两个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才能防止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数据或秘密被窃取、被泄露;才能从源头上捍卫我国的网络空间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加快改革创新和技术研发，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惠及民生。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特别要注重研究、制定发展与计算机网络相关的各类行业产品，如网络扫描监控技术、数据指纹技术、数据信息的恢复、网络安全技术等等，以自主知识产权掌握网络主动权。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汇聚人才资源。 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因此，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努力打造一支政治思想好、技术业务精、忠诚可靠、甘于奉献、作风过硬的强大队伍，为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培养一大批创新型专家人才、尖子人才、领军人才。 (五)坚决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净化网络环境。 防范和打击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在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网络恐怖主义活动上，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集中警力，打集群战，重点突击，确保以最快速度，在最短时间内侦破网络违法犯罪或恐怖主义案件，捍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建立国际协作机制，加强沟通与交流，携手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及网络恐怖活动，净化网络环境，共筑牢固的安全防线，力争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三是加强网络监管，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从源头上进行管控。 (六)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国际网络空间安全。 网络安全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疑难杂症。世界各国或地区需要更加密切联系，共同维护网络安全，捍卫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因此我国应在切实保障国家秘密和安全前提下，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积极参与情报交流、技术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维护信息网络安全，进而维护国家利益。 作者：曹建萍 单位：中共巫山县委党校 国家安全论文:全球化国家安全管理 澳大利亚的小莫汉.马利指出:影响21世纪国家安全的7个趋势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性质变化,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威胁有两个方面:第一,传统冲突:大国的霸权斗争,成功国家民族国家的膨胀,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经济竞争,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第二类,未来冲突的新根源:衰败国家的民族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冲突,致命的轻武器扩散,石油,渔业和水资源的争议,难民潮和人口流动,生态灾难,恐怖主义.给21世纪的国家构成多重灾难。 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可： 第一，新经济发展过快，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分是美国生产的，这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恐怕就不仅仅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0%,甚至更高。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进口依赖度增加。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左右，氧化铝为70%左右，铜精矿为40%左右，铬铁矿为40%左右，钾盐仅为6%。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国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 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一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是47%，5年以后可能达到65---70%，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又影响国际市场，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国家主权的原因。 第三，国家安全因过多引进外资受到影响。 以高关税特别是提高关税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保护国内产业，其结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比如到2006年我国按照WTO规定，将轿车的关税从100%降低到20%，但是轿车零件的进口关税为10%，这就是以提高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促使外国资本进入，以合资企业产品代替进口整车。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成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7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4201亿美元，占全国20%；工业产值17696亿元，占工业产值的27.7%；涉外税收1648亿元,占全国15%。未来5年以国内市场为代价，每年可以吸收600亿美圆，但外商直接投资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难通过合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外国设备过多会冲垮国内机器制造业。 其次，国内关键产业如飞机制造，数控机床，电脑芯片等，会被跨国公司整合和控制难以独立发展。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投资，往往是内部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 第三，"国内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人民币，只有10%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圆，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外贸依存度的调整 目前美国经济的调整，将影响中国的出口。加入WTO将使中国社会受到全面的国际冲击。国内社会结构与制度，将与国际发生剧烈的摩擦。22年形成的单一经济思维，又不能够把个人，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统一起来，不能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统一起来，甚至严重忽视后者。按照目前经济路线发展下去，中国将丧失与美国抗衡的能力。 如果中国在5年以后受到西方全面封锁，经济损失有多大？ （一）20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83000亿人民币，按照1：8。3汇率，为10000亿美圆，外贸4743亿美圆，增加31。5%；出口2492亿美圆，增加27。8%；进口2251亿美圆，增加35。8%。顺差241亿美圆。其中一般贸易出口1052亿美圆，增加32。9%；进口1001亿美圆，增加49。3%。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增加24。1%，进口926亿美圆，增加25。8%。机电产品出口1053亿美圆，增加36。9%，高新技术出口370亿美圆，增加50%；进口初级产品467亿美圆，增加74%，原油，大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增加30%。 外贸依存度是以外贸总额除以GNP，为47%。如果扣除加工贸易的重复计算，外贸依存度为35%，全部扣除加工贸易，外贸依存度为23。5%。 外贸依存度是国内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比价。从发展趋势看，由于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非贸易品，价格下降得快，所以外贸依存度有下降趋势。1980-1996年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从26%下降到17%，新加坡从440下降到356%。韩国从74下降到69%。汇率的升值会提高外贸依存度。 （二）假设中国沿着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继续发展，不进行重大利益格局调整，国内外资源状况仍旧可以支持5年左右经济增长。假设国内生产总值年增8%，2004年为111553亿人民币，按照1：8。2汇率，为13604亿美圆。外贸总额9196亿美圆，外贸依存度达到67。5%。如果人民币贬值到1：10，外贸依存度达到82。4%的历史最高水平。 出口年增加15%，为4358亿美圆，进口年增加20%，为4668亿美圆，外贸逆差达到310亿美圆。加工贸易年增加15%，出口2408亿美圆，工缴费500亿美圆。扣除加工贸易的外贸依存度是34%。 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年600亿美圆水平，使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国家外汇储备保持2000亿美圆。 (三)建议在2001-2004年突击进口战略物资，年增加进口200亿美圆。在2004年底，我国进口总额将增加600亿美圆，为5268亿美圆，外贸逆差扩大到1000亿美圆。国家外汇储备下降到850亿美圆。 （四）假设2005年出现西方全面封锁。加工贸易全部停止。 2000年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占出口总额2492亿美圆的55。2%，加工贸易进口1001亿美圆，占进口总额2251亿美圆的44。5%。加工贸易总额2478亿美圆，占进出口总额4743亿美圆的52。2%。 2004年，加工贸易按照年15%增长率，可以达到2400亿美圆的出口。如果全部中断，损失是： （1）外贸总额降低4500亿美圆，出口降低2800亿美圆，外贸依存度降低50%； （2）4000万人失业； （3）国家外汇收入降低500亿美圆； （4）加工贸易全部使用进口原材料再出口，对国内产业没有带动效应，全部中断以后国内只损失20%左右的工缴费，2004年为500亿美圆左右，把乘数效应估计在内，大约1000亿美圆。 （5）2004年的GNP是13604亿美圆，2005年如果继续增长8%，应该是14693亿美圆，现在减少到13693亿美圆，只增长0。6，增长率降低7。4个百分点。如果估计更高一些，大致可以说，由于加工贸易全部中断，我国经济成为零增长。 （五）从美日欧出口大部分中断。 2004年我国出口4358亿美圆，其中一般出口2000亿美圆左右，其中向美日欧出口占60%，1200亿美圆。 美国是我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量20%以上，按照美国统计达到30%。我在美国出口份额中仅维持在2%左右。我对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也有依赖，从美国进口最多的是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1998年为94.18亿美元，占自美国进口总量的55%），有些难以替代。 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9%，日本的资金技术对我也极为重要。 欧盟是我第三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5.1%。 香港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4.1%。 1998年我国外贸的64.3%、约2071亿美元，是与美日欧的贸易（含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我们获得的贸易顺差629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块，外贸将有逆差193亿美元。 假设2005年对美国日本出口全部中断，对欧洲出口部分中断，影响是： （1）出口减少1000亿美圆。2005年出口在和平环境下可以达到5012亿美圆，减去加工贸易2770亿美圆，一般贸易1000亿美圆，只剩下1242亿美圆，考虑到向其他地区增加出口，可以估计为1500亿美圆，降低75%，大约倒退到1997年的水平，倒退8年。 （2）一般贸易出口的减少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比加工贸易大得多，因为大部分原材料来自国内，有连锁性收缩效应。假设有4倍的收缩效应，即4000亿美圆，相当于32000亿人民币。用4000亿美圆除以2004年的GNP13604亿美圆，经济增长率降低29。4%。 （3）加上加工贸易中断的影响7。6个百分点，共37个百分点。这就是加工贸易中断和出口下降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第一年GNP下降37%，第二年下降更大，假设40%。第三年才有可能有所恢复。 （4）出口产品国内收购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40%左右，如果降低75%，将使国内总需求降低30%，加上乘数效应，将使国内通货紧缩和企业破产更加严重，失业再增加4000万，共增加8000万。 （六）关键进口供应基本中断 2000年我国进口大类产品是：矿产品245亿美圆，化学品181亿美圆，塑料橡胶164亿美圆，纺织原料和制品166亿美圆，贱金属206亿美圆，机器电器852亿美圆，光学医疗设备82亿美圆。 由于大量引进外国设备，我国工业最先进的部分，设备，原材料和零配件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相当高，在1994年，工业对进口的依存就达到30%，现在可能超过50%。特别是尖端科技如芯片，数控机床，航空航天等方面，在关键部分依靠进口，影响更大。 （七）能源供应受到影响。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 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左右，氧化铝为70%左右，铜精矿为40%左右，铬铁矿为40%左右，钾盐仅为6%。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 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 国际贸易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系是这样的：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1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八）外商撤资可能引发外汇危机 假定2005年爆发突发事件，外商直接投资全部停止进入，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项目顺差，和经常项目进口方面的逆差，将同时减少600亿美圆，对于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影响。 我国已经引进3000亿美圆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真实资本，包括设备，专利，商标和管理，90年代年平均引进400亿美圆。加入WTO的刺激，可以使未来5年，每年可达600亿美圆，5年积累3000亿美圆。到2006年，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达到8000亿美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直接开放资本市场相比，被称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一大经验。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国际投机资本无法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获得巨额人民币，因此无法通过抛售的办法冲击我国的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中国没有被卷入亚洲金融危机。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没有风险吗？如果引进太多，风险照样存在，只不过时间比较长。 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可以在几分钟内引起大崩盘。而外商直接投资所引起的金融外汇危机，要经过10年左右。主要环节是人民币利润的集中汇出，可能引起境内居民和企业挤兑外汇存款，进一步引起黑市上以人民币兑换外汇，并挤兑人民币。 所谓对外商开放国内市场，是允许其内销产品，所得人民币经过国际外汇管理居批准，可以汇回国外。大约5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有8000亿美圆，按照年内销利润有10%，即相当于800亿美圆的人民币，大约7500亿人民币。汇出的外汇超过了引进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每年数千亿人民币的人民币利润，有大约90%并没有汇出，而是作为再投资重新投入。至于有多少是卖了土地厂房，多少是进入股票市场投机，无从估计。但5年之后这笔钱的总数达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多亿美圆，与国家外汇储备大致相等----这就是危机的临界点但如果积累起来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集中兑换，即有可能触发外汇挤兑。 沿海地区的损失 外贸依存度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还包括 1．投资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利，工业对于进口的依存度。 2．科技依存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产业控制，关键部件在谁手里，新技术开发能力）。 3．资源依存度。 4．金融依存度（美圆化程度，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外债）。 1989---1991年西方对我国经济制裁，停止对华军品贸易和国际贷款。1989年，我国的外贸增长率下降15.7%；1990年又下降3.3%，其中进口下降16.8%。我国经济连续3年低速增长，1989年4.4%，1990年4.1%，1991年7.7%。 西方制裁对于沿海地区的影响尤其大。东南沿海地区指华东华南，福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南部，香港、澳门。 不含港澳，1999年有2亿多人口，耕地面积1000万公顷，占全国7%；国内生产总值近3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37%；新增固定资产投资9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32%。钢产量2800万吨，占全国23%；汽车36万辆，占全国20%；塑料324万吨，占全国40%；化纤385万吨，占全国60%；纱184万吨，占全国32%；冰箱530万台，占全国40%；洗衣机635万台，占全国50%；彩电2770万台，占全国60%。 上述计算没有包括直接受到的军事打击。 结论是：如果没有补偿措施，5年以后中国将由于经济原因和文化原因难以与美国抗衡。因此，目前5年的经济文化调整，比未来的军事战争更加重要。如果在经济文化方面失败，等于自我瓦解，军事战争难以取胜，甚至不战而降。如果中国未来不想错误美国的附庸国，就必须坚决尽快进行战略调整。 国家安全论文:高职国家安全教育挑战及对策 国家安全的概念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其含义是保证一个国家的安全不仅是不受外国侵略，而且在国内也要稳定，要反对颠覆。并且随着国家安全的提出，我国有了一个战略性的转折，由时代的“战争与革命”发展成为了“和平与发展”。这样强调了经济战略，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地位更高。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讲话中提出：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懂得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确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安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阶段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沿着上述国家安全发展的思想道路，明确提出了要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防安全的要求。这说明我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所包括的内容在逐步的扩大。更加确保了我国在不受外国侵略的同时，防止内部矛盾，发展经济的目标。 1开展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调查的背景 首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我国的安全和统一仍然面临严重的威胁。西方超级大国亡我之心不死，东面的强邻日本也不愿反思侵略历史。特别是，西方超级大国在前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日渐衰微的情况下，把中国看成其21世纪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周边安全也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也日益升级。同时，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提高，一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也使我国国家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前，国家间的竞争日趋广泛、激烈，当达到白热化的时候，战争就在所难免。因此，歌舞升平之下隐藏着暗流涌动。对于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高职院校的学生大多缺乏清醒的认识。其次，20世纪90年代初，走私、贩毒、非法枪支买卖、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经济情报战、疾病的跨国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虽已出现，但还构不成战略威胁。但现在这些问题已相当严重。而且“东突”活动猖獗，生物入侵滋生，洋垃圾不断涌入，新的国家安全问题不断出现。加入世贸组织，在受益的同时，也使国家安全防范更加困难，一些传统措施将不允许采用，安全风险扩大到经济、文化、信息、科技人才等诸多领域。对于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高职院校学生也大多缺乏危机意识。最后，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注重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增强国家安全观念已经日益成为高职院校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高职院校应当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结合素质教育的开展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明确教育要求,努力实践探索,积极推进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为国家保持经济军事优势的同时,也扮演着危及国家安全的角色,如破坏势力通过技术窃密危及国家安全。发达国家还采取人才争夺战略,导致发展中国家大量人才流向发达国家,其中我国人才外流现象很严重,科技安全形势严峻。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信息快捷传播与自由交流带来了方便,使传统意义的文化继承在全球化模式下失去原有空间,国家和文化边界正在消除,而文化生存是国家生存的前提条件,一旦文化遭遇威胁,必然给国家带来危机。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2当代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现状 通过对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主流积极健康,但也有种种迹象表明,部分高职院校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还很薄弱。 2.1高职院校学生对国家安全认识模糊 高职院校学生对国家安全还停留在军事、领土、情报这样一些传统的、局部的认识上。对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认识不足，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失序的客观状态。当前,国家安全既包括国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内容,也包括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新内容，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讲话中提出：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确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安全。而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的形式发展，沿着我国传统国家安全发展的思想道路，明确提出了要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防安全的要求。全方位理解国家安全有助于端正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认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讲国家安全，高职院校学生会自然联想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机关、军队、警察身上，这种把国家安全等同于情报间谍活动的片面认识，使高职院校学生不能自觉地把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的责任联系起来，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无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和平环境使高职院校学生自觉不自觉地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放松了警惕，淡化了安全意识，认为“对外开放无密可保”，“和平期间无间谍”等等。由于思想麻痹，造成国家的一些机密被泄露，更有甚者，个别经不起金钱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国家情报，给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惨痛深刻！ 2．2我国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研究水平落后，当代高职院校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较为薄弱 目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还处于宣传阶段,远未达到有计划,有目标,规范化教育的层次。国家安全意识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高校要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当代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3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的原因 1）意识形态淡化的副作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时期，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导致我国在外交中陷入孤立境地。为克服此种弊端，改革开放后，在国际交往中日益淡化意识形态因素。这虽有合理性、必然性，但难免导致国家安全意识的降低。2）高职院校学生大多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在教室、宿舍、食堂中打转转，社会交往很少，缺少社会经验，这就很难接触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自然对其危害缺乏亲身体验，对树立国家安全意识的重要性体会不够深。3）学校进行的国家安全教育，与学生思想实际联系不紧密，缺少针对性，教育方式僵化，内容空洞，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教育效果欠佳。4）由于当今社会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消除，思想政治课内容凝固僵化、空洞抽象，目前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对思想政治课产生反感，产生逆反心理，越教育越不信。国家安全教育属于思想政治课，自然也受到株连，不仅不受重视，反而心存抵触，自然就难见教育效果了。 4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对策 4．1抓好国家安全教育和国防教育，强化责任意识 要教育全体人民同一切出卖祖国利益、损害祖国尊严、危害国家安全、分裂祖国的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要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将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 4.2提高高校教师对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思想认识 没有国家安全教育的爱国主义教育，没有国家安全教育的学校教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教育。高校教师要在完成本学科教学任务的同时，完成好国家安全教育工作。 4．3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国家安全涉及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保障。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但大学生不能没有自己的祖国。高职院校学生要把国家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做任何有损国家利益、民族荣誉的事。 4．4熟悉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 对遇到的法律界线不清的问题，要肯学、勤问、慎行，弄清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目前，特别应熟悉宪法、国家安全法、保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科学技术保密规定、出国留学人员守则等法律、法规，做到心中有数。 4．5保持警惕，善于识别各种伪装 有的谍报人员和负有特殊使命的记者，常以你能接受的面孔出现，用交朋友、做学术研究、出国经济担保、旅游观光、新闻采访等五花八门的手段，套取国家机密、科技政治情报和内部情况，对此要保持警惕，识破伪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陷入违法犯罪。在对外交往中，既要热情友好，又要内外有别、不卑不亢；既要珍惜个人友谊，又要牢记国家利益；既要争取各种帮助、资助，又要不失国格、人格。要淡泊名利，不受其诱惑。对发现的别有用心者，要依法及时举报，进行坚决斗争，决不让其恣意妄为。 4．6克服妄自菲薄心理，挺直腰板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安全与利益，也有别人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资源和秘密，还有独具特色的传统工艺等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又是不可小视的大国，虽然在总体上有所落后，又决不是样样落后。要看到我们也有许多世界第一和“中国特色”，有一系列国家秘密和单位秘密。作为中国人，决不可妄自菲薄、悲观失望，在对外交往中要挺直腰板，不卑不亢。 作者：周小翔 单位：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策略研究 摘要：新媒体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也给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挑战和威胁。当前，国家安全教育的主体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这一新形势下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就必须结合大学生的新特点，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基于新媒体环境，文章对高校国家安全的教育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新媒体；国家安全；大学生 新媒体在为信息的共享和快速传播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和挑战。大学生是新媒体运用最为广泛的群体，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是新媒体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环节。探索适应新媒体时代需求，符合大学生成长规律的国家安全教育策略，是当前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一、新媒体视域下国家安全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一）新媒体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新媒体的最大特点在于虚拟性和开放性，参与者可打破时空以虚拟化的身份参与社交活动。网络手机的普及和社交APP的广泛使用，使人们拥有了信息和传播的权利。西方国家凭借在网络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通过网络实施政治煽动和文化渗透，扰乱经济秩序，削弱文化认同，窃取尖端技术和军事情报，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 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思想开放，思维活跃。但西方的文化思潮通过新媒体在大学生中迅速传播，给学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网络的虚拟化和弱规范性，使一些大学生在虚拟世界里挑战规则，游戏人生，导致法制观念的淡薄和责任意识的缺失。网络世界的无界性使部分大学生缺乏保密意识。 （三）新媒体未充分运用到教育中 高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没有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新特点，无法达到全面提高国家安全意识的要求。一是部分高校没有充分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部分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还局限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用课堂灌输、大会宣讲等方式进行，缺乏吸引力，教育效果不佳。 二、新媒体视域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对策 （一）转变国家安全教育理念 新媒体时代，网络已成为大学生生活和学习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其思想、心理和行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高校要及时研究当下国家安全的新变化和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出现的新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转换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改变传统的、权威式的强制性教育理念，尊重学生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教育者应主动从国家安全教育的施教者转变为引领者和参与者，借助新媒体平等地与学生交流，增强大学生接受国家安全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创新“立体化”国家安全教育模式 新媒体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新的教育途径和手段，高校应充分挖掘现有教育资源，建立国家安全教育专题网站，搭建国家安全网络教育平台，让国家安全教育向课堂外延伸。高校要大力支持教师开发具备声、色、光、画等多种表现手段的微课，通过网站、微信、微博等大学生喜闻乐见的传播途径将知识传送给学生，增强其对国家安全教育的情感体验，激发他们学习国家安全知识的热情和兴趣。 （三）提高大学生在虚拟世界的内控力 大学生是新媒体应用最为广泛的群体，高校应顺势而为，开设网络安全教育类的课程，开展以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和道德意识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培养其对信息的思辨、评估能力，构筑抵制不良信息冲击的思想“防火墙”。此外，梳堵结合。高校要积极引导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培植骨干学生转发、评论有利于国家安全的正面信息。也可通过建立大学生网络信息的监控机制，约束大学生的网络行为，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 （四）构建新媒体环境下国家安全教育的协同创新机制 新媒体时代教育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切要求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协同创新。一方面，要积极联合校内外力量，搭建学校负责、政府督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会大系统教育平台，通力配合，共同推进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改革。另一方面，要优化整合校内教育资源，各部门密切合作，构建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活动、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形渗透相结合，线上教育和线下网教育相结合的立体式的国家安全教育平台。 三、结语 作为国家公民，人人都应该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青年力量，代表着祖国未来的方向，因此，更应该利用当下充足的教学资源，了解国家安全信息，掌握相关政策，全面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努力避免新媒体弊端的影响。高校在培养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上义不容辞，要继续探索。 作者：王艳 单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论文 一、海南省高职院校毕业生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性 经调查统计，目前海南省高职院校毕业生普遍在与外国人交往过程中，警觉性不强。对一些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不能加以区分甄别，极有可能在工作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成为这些人利用的对象。有的同学为了练习外语的听说能力；有的虚荣心作祟，将结交外国朋友的多少作为炫耀的资本，工作生活中主动去与外国人搭讪、交朋友，缺乏辨别能力。特别是有些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二、国家安全教育的缺失，海南省高职院校责无旁贷 （一）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模式老套，滞后于形势任务的变化 目前高职院校对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重要性认识不足，许多高职院校认为，大专生今后主要在一些低端行业就业，接触不到国家核心利益，过多地关注国家安全意识培养意义不大，因此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上。1.国家安全教育流于形式。高职院校对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教学内容设置偏少。有的即使开设了国家安全教育课，也主要是以完成教学任务为目的，教育流于形式，走过场的现象依然突出。由于教育主管部门没有作出明确的要求，因此，大多数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没有专门的课程设置，而只是零星的散落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中，并且所占的分量也非常少。2.国家安全教育内容陈旧、浅显。许多高职院校在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过程中，所传授的知识相当一部分还是以前陈旧的知识，对于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国家安全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涉及较少。教学内容更新不及时，不能跟上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不能紧贴时代脉搏，自然不能满足学生需求。3.国家安全教育理念落后。在传统的国家安全教育过程中，许多高职院校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即教育学生认清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政策，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在施教过程中，有的片面地把国家安全理解为传统安全即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误导了学生。虽然有部分学校教师在授课时较为全面地涉及到国家安全的7个方面，但由于课时限制、自身知识储备等问题也仅仅是浅尝即止、缺乏深度。而作为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教育应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围绕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为学生进行讲解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 （二）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配套设施缺乏，学生了解国家安全知识的途径有限 高职院校在国家安全教育方面投入不多，导致配套设施缺乏。我们课题组走访三亚几所高职院校，发现几乎所有学校都没有一块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板报、橱窗、横幅或标语，学校网站上也没有开辟有关栏目。学校图书馆有关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的书籍也是凤毛麟角。而且据了解，很少有学校外请国家安全部门或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知识讲座，更谈不上建立国家安全教育基地之类的场所。因此，学生除了从有些课堂上能够了解到一点有关国家安全的知识外，其他的途径几乎被堵塞了。 （三）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知识匮乏，国家安全意识淡薄 我们课题组对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的学生进行了一项有关国家安全知识方面的问卷调查。经统计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对国家安全认识不全面，国家安全知识匮乏；对哪些行为会危害国家安全知之甚少；对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国家安全意识十分薄弱。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国家安全教育受教学内容限制，相对于其他专业课程，内容单调、枯燥乏味，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二是部分教师由于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自身知识掌握不全、缺乏深度，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三是由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无用论”思想的影响，对国家安全知识的学习重视不够，再加上国家安全教育一般都不是考试课程，学生没有考试的压力，也就不愿学、不想学。这也是导致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改进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模式，海南省高职院校义不容辞 高职院校作为教学的载体，理应把国家安全教育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坚持顶层设计，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努力改进国家安全教育的不足之处，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切实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一）坚持把课堂教学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出发点，努力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 课堂是教师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主阵地，是学生了解掌握国家安全知识的主要来源。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舞台，在大力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是紧密相连、互为促进的。学生爱国了，有了民族气节，自然不会干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因此，我们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基础。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增强民族认同感，教育学生不做伤害民族、危害国家的事。要让学生把爱国与维护国家安全等同起来，把维护国家安全作为爱国的重要举措、作为人生的行为准则、作为平时工作生活学习的自觉。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找准自己人生的目标，正确对待金钱美色，自觉抵制各种诱惑。要加强《国家安全法》的教育和学习，增强学生遵纪守法意识，使学生始终能够做到自觉遵守《国家安全法》，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二）坚持把人生实践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落脚点，努力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海南地区的高职学生在校内学习的时间一般为两年半。院校学习后，最终大家都会走向社会，走向实践。高职院校对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使学生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够自觉做到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牢记国家安全利益，能够鉴别间谍的真伪，抵制间谍的诱惑，不叛国、不出卖国家利益、不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在教育过程中，要让学生明白哪些行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哪些人是间谍，一旦发现间谍要积极主动向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部门报告。通过院校系统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走好人生的道路。 （三）坚持把资源整合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切入点，努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将以往涉及到国家安全方面的教学内容进行资源整合，作为一门系统课程提炼出来，或作为形势政策教育的一部分，并加大教育的课时量，同时将考查课改为考试课，用考试成绩来检验学生关于国家安全知识掌握的程度。加大对高职院校教师国家安全知识的培训力度，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紧跟国家安全形势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授课形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学生对国家安全知识的兴趣度。同时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帮助学生消化吸收课堂上的知识。加大经费投入力度，通过板报、橱窗、横幅、标语等形式，营造浓厚的国家安全教育氛围；在学校网站开辟国家安全知识专栏，为图书馆增添相关书籍，外请国家安全部门或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知识讲座，协调军队或国家安全部门，组织学生到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参观见学。总之，只有坚持多管齐下，努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才能提高高职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 作者：史金红 单位：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论文 一、国家主导 在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和舆论的导向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对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视，首先体现在无论是在政策的制定，还是具体工作的推进，或者是氛围的营造方面，政府都起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在传承历史文化、凝练民族精神、弘扬主流思想等方面，政府又成为把握方向、为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实施保驾护航的舵手。在这些国家里，从宏观的学校培养目标到微观的教学内容，从人才培养模式到具体的教学方法，甚至于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教师的选拔与任用，都强烈地渗透着国家意志和政府权力。 二、实践为重 国家安全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内容的宣讲和空洞的说教上，那么成效可能微乎其微。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有一个普遍认知，即“学校的课堂教育只是国家安全教育的一个环节”，虽然这一环节很重要，但是课堂教学必须与个体的实践活动有机融合，使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了解国情、了解世情，感受课本上难以言喻的真实世界。在坚守学校系统的课堂教学主阵地的同时，学校鼓励学生广泛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达到从“了解”的程度到“培育”和“形成”良好的国家安全意识。而这一切，绝不是学校能独立完成的，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学生提供参加实践活动的可能性。 三、危机意识 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资源小国，在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注重强化公民“危机意识”，将“生存”作为全体公民的共同追求。政府不仅要求每一个公民须熟悉本国的历史和国情，还要了解本国与邻国的关系及在亚洲、世界的地位。新加坡的学校教育更是告诫国人:“在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上，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他在充斥着妒意的邻国夹缝中生存，犹如一叶扁舟行驶在惊涛骇浪的大洋上，处境极为危险，稍有不慎，便会船沉人亡。”这种形象的比喻把个人的命运放置于国家存亡的大环境之下，使两者休戚相关。 四、发达国家国家安全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1．巩固强化政府在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中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必须由政府倡导和推行的全民教育活动。近年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治理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政府管理大学的重点落在管方向、管政策、管引导、管评价等方面。而由政府倡导和推行的国家安全教育正是政府在高校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政府是国家安全教育的唯一的领导者、规划者，也是最重要推动者和实施者，政府的高度重视，是保证国家安全教育良好效果的坚强后盾。无论是国家安全教育目标的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还是抵御境外意识形态的渗透、探索网络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政府在其中都应发挥主导作用。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首先要把握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方向，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还要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凝聚人心、振奋斗志、促进团结，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辩证看待利用东西方文化成果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交融比以往更显频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某些境外背景可疑的外教在从事教学活动的同时，骗取任教学校师生的好感和信任，再进行非法传教;一些敌对组织假借学术机构的名义，向国内高校赠送书籍刊物，企图攻击党的政策、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在部分合作办学的学院中，党团组织被架空，思想政治工作完全被西化的管理覆盖。面对这样的情况，高校在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挖掘传统文化在增强学生国民意识、珍惜现有幸福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高校要注重拓宽大学生的视野，理性地吸收西方优秀文化，学习西方文化中独立自主的精神、丰富的艺术创造、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帮助大学生以更加开放积极的心态充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应主动顺应时展的潮流，做到既弘扬本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能够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正确处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3．理论结合实践、显性教育融合隐性教育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侧重于采取正面的、显性的教育方式，主要通过在学校开设与之相关的课程进行，强调理论的灌输与知识的传授。传统的课堂教学虽然可以向学生系统地讲授相关知识，是在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最直接、也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途径。但是这一方法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枯燥的教学内容和单一的教学模式甚至让学生产生抵触心理，使得国家安全教育在高校很难开展。国家安全教育要采取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即在对学生进行理论灌输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显性教育相比较而言，隐性教育更容易被学生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接受。事实上，在高校利用隐性教学资源、转变教学方式也是实现有效教学、应对全球化浪潮、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更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现学以致用的长远考虑。高校要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刻板的说教转变为知识的熏陶、情绪的感染和思想的引领，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认可“显性课堂教学”。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定建立在对国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真切了解的基础上，因此实践活动是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不能忽视的载体。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不断提升国家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4．针对“95后”特性，加强忧患意识教育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民族若是缺乏忧患意识是危险的，一个国家若是不能居安思危是没有前途的。“95后”大学生成长于网络时代。从他们在网上的意见来看，部分学生对我国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了解较少，或根本不关心，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因此，帮助大学生正确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在世界的地位，应成为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多数大学生觉得个人在应对国家危机时所需承担的责任较小，他们往往对个人发展的担忧多于对国家、民族的忧患。这些都表明，当今大学生的忧患意识还不足，亟需通过合理的途径让他们清醒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各种深层危机和严峻挑战，真正形成一种民族的集体危机感。 作者：陈伟 单位：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国家安全新形势下的国防教育 一、国家安全新形势为推动国防教育提供了新动力。 国防教育作为巩固和加强国防而对公民进行的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明确国防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方法途径、保障措施等，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普及和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奠定基础。党的十八大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围绕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搞好全民国防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爱国拥军热情转化为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协调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深化国防教育成果。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但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趋势不断增强，对搞好国防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新形势的需要，不断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是巩固国防，促进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必须围绕时代主题和形势任务，树立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国防观。要着眼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加强国家安全新形势教育，普及和深化国防法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观念，树立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观念，树立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观念，树立依法履行国防义务的观念，切实打牢建设和巩固国防的思想根基。 把国防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与国防教育统一规划、同步实施、共同推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国防教育，调动各层面、各类群体的积极性，依法开展国防理论、国防知识、国防历史、国防法规、国防形势教育，把国防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事业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员工素质、履行国防职能的实际成果，转化为双拥共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实际行动，增强国防教育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坚持齐抓共管，按照《国防教育法》规定，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国防教育办公室组织协调，军地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形成整体合力，认真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国防、关心国防、献身国防的积极性。统筹国防教育与城市文化传播，把国防教育融入城市历史文化宣传活动，在弘扬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强化公民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和国防意识。 二、国家安全新形势下深化国防教育的新举措。 虽然我国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持续向好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国人民攻艰克难，稳中求进，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伟大征程，全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信心更加坚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充满期待，强国强军、巩固国防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共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为强化国防观念，加强国防教育提供了新的机遇。要丰富载体、更新手段、创新举措，加强思想引导，开展舆论宣传，注重实践培养，突出工作重点，使国防教育与时展合力合拍、同频共振，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要借助新兴媒体开展国防教育。要适应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深刻改变，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深刻改变的新形势，用好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开展国防教育，开办国防教育网站或网页，建立新型国防教育宣传平台，把国防教育题材融入游戏、动漫、微视、微电影等，积极拓展信息化条件下开展国防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断扩大国防教育传播范围。同时，要准确把握信息网络全球化、普及化、开放化的特点，树立保卫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意识，重视网络空间对国家发展和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自觉维护网络信息安全〔1〕。 （二）要发挥红色阵地作用促进国防教育。要充分发挥我市的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建设，发挥好西满革命烈士陵园、和平广场、江桥抗战纪念馆等国防教育基地作用，搞好国防知识普及，开展生动形象的国防教育。组织机关干部、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参观“江桥抗战”公园和“江桥抗战”纪念馆，观看抗战纪录片，重温抗日将领马占山将军指挥黑龙江省防军在泰来县江桥打响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有组织具规模的抗日第一枪的悲壮历史和光辉战例，深刻缅怀抗战壮士，见证历史、激励斗志。 （三）要利用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引领国防教育。要利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八一、十一、8月15日“齐齐哈尔和平节”等节日深化国防教育。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悼念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 （四）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深化国防教育。要通过“鹤城读书月”、“道德讲堂”、“道德模范评选”等活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建立以人武、专武干部为骨干，以民兵为主体的“为民服务队”，开展社会志愿服务，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传播志愿服务理念的同时，增强人们的国防观念，强化国防意识，使国防教育由“虚”变“实”。通过修建国防路、栽植国防林、建立国防教育基金等形式，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搞好国防教育。选树部队、人武干部、退伍军人中的先进典型，开展国防教育宣讲、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国防教育氛围。采取每周播放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每天播放国防知识，每天发送国防教育短信等形式，搞好社区国防教育宣传，使国防教育向基层延伸〔2〕。 （五）要突出工作重点推动国防教育。抓好领导干部的国防教育。要把国防理论、国防法规、国防战略等列入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计划，重点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党的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重要论述，强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等理念，提升从战略层面认识和思考国防建设的能力〔3〕。抓好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教育。要把国防教育纳入学生素质教育之中，把国防教育同学校德育、素质教育同步推进，利用与部队共建的平台，开展军校国防教育共建共管共育活动，向学校派出军训教员或国防教育辅导员，结合“军营开放日”，组织学生参观部队荣誉室、队史馆、训练场，观摩官兵训练，感受军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举办“强军梦、鹤城梦、我的梦”系列主题活动，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学起来”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国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感受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激励爱国热情。抓好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国防教育。着眼牢记使命，强化职能意识，围绕高举旗帜、听党指挥这个根本，突出抓好职能任务、形势战备、战斗精神等教育，进一步增强他们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使命意识。认清国家安全新形势，汇集各方力量，深化国防教育是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统筹兼顾、与时俱进，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中，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唤起人民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为巩固国防、强国强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李志涛单位：哈尔滨铁路局人民武装部齐齐哈尔民兵教导队 国家安全论文:比较分析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完善 [摘要]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国家的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和具体实施情况，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对外资进行审查主要包含三种实施模式：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查、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和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在外商投资准入逐渐宽松化的背景下，对外国投资进入我国加强国家安全审查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主要通过对三种具体实施模式的比较结合我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突出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重点关注研究结果在我国的实施可行性从而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国家安全；外商投资；审查模式；具体实施 针对外国投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而设立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各国从本国的根本安全利益出发，为平衡资本流入对本国造成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而采取的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或禁止措施从而有效管理外国投资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反映了一国对待外资的政策和价值取向，更是投资东道国行使国家主权的行为，在目的上具有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正当性，在审查结果上具有强制性。 基于国家安全原因对外资进行监管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进行。目前西方社会关于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有两种立场：一种立场认为对于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尤其是针对主权投资的审查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主要针对依据政治目的或者受政治目的影响的投资以及对国内经济将会造成重大挫伤的投资；另一种认为外商投资是一个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商业问题，能够使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获益，它的政治目的被过度夸大了从而限制了全球化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国家应当充分发挥的是管理职能而不是参与职能。国家安全审查应当有明确的界限。 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国家的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和具体实施情况，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对外资进行审查主要包含的是三种实施模式：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和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其中以美国为主的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主要是指针对国家安全方面建构了单独的制度体系。体系中明确规定了独立的审查主体、独立的审查程序、独立的审查决定、独立的审查依据等。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是指将国家安全审查嵌入一个总的监督管理体系之中，国家安全仅仅是监管审查部门在进行监管审查时考虑的一个因素。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是指国家安全审查与其他监管联合在一个制度体系中，目前比较常见的就是将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联合的外资安全审查。 本文主要通过对三种具体实施模式的比较结合我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突出情况进行分析研究，重点关注研究结果在我国的实施可行性从而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出建议。 1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11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独立的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由9个部门的领导构成：分别是财政部、国务院、商务部、国防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能源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其中，任命财政部部长为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的活动中还有5个部门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分别是经济委（经济指导委员会）、国安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国经委（国家经济委员会）、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和国土委。国家情报局的主任和劳工部的部长是委员会的当然成员，但不享有投票权。 12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独立的程序 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规定的安全审查程序分为申报、通报、初步程序、调查程序和决定程序。一是申请由任何一方自愿地向委员会提出或者向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部门提出审查要求。该条体现出当事人的申报适用的是自愿申报的原则。此外，法律还规定：如果发现交易损害了国家安全然而之前却并没有申报，总统有权指派司法部授权给该地区的法院分离交易。二是初步程序就外国投资者提供的资料进行基础性审查，为期30天。三是调查程序对国家安全将会产生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有损害的威胁而不能够缓解的外国投资进行。适用于以下投资：其一，初步程序进行过程中和之前的外国投资对国家安全造成了损害却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的外国投资；其二，该投资交易是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其三，在美国基础实施中的外国投资，如果外国投资委员会认定能够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损害，该损害不能够被初步程序中提供的措施缓解的；其四，牵头机构提出、外国投资委员会同意应该实施调查。四是针对并购交易的处理方案外国投资委员会应当在调查结束后提出建议并向总统汇报。调查报告交到总统手上后，总统需要在15天内做出决定。如果并购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有构成威胁的潜在风险已经被证据所证明，总统有权停止并购活动。 另外，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实践中还将根据投资公司的股权构成、国家补贴程度和透明度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受到外国政府的控制。其中股权构成的方面，法律规定，如果美国公司的股权被外国政府控制的公司占有超过10%、拥有了公司的否决权、董事会成员中的一员或者有重要职位的任命权利等就可以被认定为“受到外国政府控制”。国外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有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那就是国家补贴，政府控制的风险就通过国家补贴的程度来体现。因此，是否受到外国政府控制，国家补贴的程度是判断的重要因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审查实践中，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缺乏透明度产生的担忧，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求中国国有企业自担向其证明不受政府控制的举证责任。 2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现今被比较多的国家实行，表现形式上主要有两种：一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所采用的将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嵌入一个更大的审查监管体系之中，没有单独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二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多实行的外资批准制，将国家安全审查嵌入外资批准体系当中来综合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笔者认为第一种表现形式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更加具有借鉴的意义，因此仅分析澳大利益和加拿大两个国家为代表的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加拿大没有独立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仅仅是净利益审查制度框架体系下额外的补充。因为根据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外资并购，不管外投资的额度有多少，都是在外资安全审查的范围之内。以主权投资规则为例，加拿大现有关于主权投资的规则不多，且都需要与净利益审查规则相结合。比如新《投资加拿大法》在判断国有企业的投资是否会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时用实质性的事实标准即净利益标准而不仅仅是通过法律形式来判断。再比如《国有企业指南》明确列举出的对国有企业投资审查的净利益标准。其中加拿大对于国有企业有责任向主管部门证明其投资不会给加拿大国家安全带来损害的规定和美国一样隐含着国有企业有主动证明其投资不会损害东道国利益的责任。加拿大的净利益审查制度涵盖内容非常广泛，在许多方面已经涵盖了国家安全审查的内容，因此有学者认为再进行安全审查就变得没有必要。 综合看来，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实施模式中重要的并不是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本身，而是该制度所依托的体系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出国家安全审查的职能。 3联合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相同模式下的异与同31异――对于资本自由原则的遵循不同 根据德国现有的条文，结合欧共体条约第46条和第58条。一方面对于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理解应当不违反资本自由的基本原则，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或限制仅仅是设立企业自由以及资本流动自由的例外规定即对于外资并购的公共安全审查不能违反欧共体和德国关于资本自由的规定。另一方面，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对社会的根本利益造成实质性和充分的严重威胁”表达了限制措施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才可以采取的态度，并且这里的公共安全和秩序并不属于行政法上定义的广义的公共安全和秩序中的特殊情形。而法国则不一样，一直以来相对持谨慎态度的外资准入政策，保守的外资审查制度屡次被欧盟委员会要求修改外资并购审查制度。笔者认为原因就在于法国在外资并购领域规定的审查制度模糊并且不可预见，很容易被滥用，导致侵蚀欧共体条约资本自由的原则。如果说将德国的国家安全审查界定为资本自由的例外，那么法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可以界定为模糊的资本自由限制。 32同――欧共体条约的遵循和国防利益的保障 目前，欧盟委员会对外国投资的审查与其成员国国内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的关系实际上是并列的，某些方面还是重复的。只有特定条件下，欧盟委员会才会依据《欧共体并购条例》审查该外国投资。 在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中要求将欧盟地区的投资政策的管理职责逐步由欧盟成员国转移到欧盟委员会，目的在于尽快实现市场一体化的目标从而加快欧盟这个超国家组织一体化的进程。事实上，对并购交易的审查权在外国投资者向东道国申报之后，即使有些外资并购未达到欧盟委员会规定的审查标准。审查权限在“经过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成员国审查”或者“有一个及以上的成员国要求欧盟委员会对该项并购交易进行调查”两种情况下，方案仍然可能会被移送到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审查权的扩大将同时增加成员国的遵循内容和外资国家审查制度的相似性。 4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型实施模式 41拟出台《外国投资法》 现阶段，我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完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并未建立。在2015年年初公布的《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第四章对国家安全审查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审查的审查机关、审查程序、决定类型、安审措施、法律责任等。在2011年《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和《反垄断法》中对国家安全审查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草案中被纳入了外资基础性法律，法律位阶上提高了法律层级，具体实施上细化了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从而增强了可操作性，可以说技术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42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型实施模式 《征求意见稿》对外国投资同时实行准入许可和国家安全审查，外国投资准入制度要求对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的领域依据特别管理措施目录实施管理，其中对限制外国投资领域的外国投资实行准入许可。长期以来，我国采取全面管理的模式审查外商投资项目。从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公共利益等多方面全面核准一直是我国政府管理部门的审查方式。在实施方面，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我国履行国际条约的承诺，与负面清单相结合是我国具体的实施模式，意味着我国过去针对外商投资的全面审查模式将会被废除，同时对禁止和限制外国投资的领域通过特别管理措施目录实施准入管理。 43我国国家安全审查的新型审查程序 《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自愿申报，第三方申请和强制申报三种提起审查的方式。《征求意见稿》第52条规定，“向国务院外国投资主管部门提出安全审查申请之前，外国投资者可就有关程序性问题提出预约商谈的请求，提前沟通有关情况。”第34条就“准入许可和安审的衔接”做出了详细安排，第35条规定，安审期间不计入准入许可审查的30天之期限。《征求意见稿》生效后将会形成包括准入许可审查、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三审查并进的外资管理体系。 5《征求意见稿》的不足和借鉴 从各国的规定对比来看，国家安全审查标准都具有模糊性的特征。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相比，《征求意见稿》所列的因素涵盖范围更广也更为具体，不足之处就是没有从总体上对国家安全的概念进行界定。而是通过兜底条款将自由裁量权全部赋予联席会议，确定性稍显不足，透明度略显欠缺。具体来说《征求意见稿》虽然规定了一般性审查和特别审查的期限和简单程序，却未明确决策方式。联席会议审查意见的最终形成，是采取“一致同意”原则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并未明确，联系会议成员是否具有一票否决权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决策程序具有模糊性和争议性。再者《征求意见稿》只规定了国家安全审查机构的职权，没有明确监督制约机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缺乏制约，可能对投资者信心和我国投资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笔者建议在对审查标准进行列举之前，可以根据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对国家安全的概念首先进行原则性界定。可以借鉴美国的实施方式明确规定采用“一致性”原则的决策机制。美国赋予了总统一票否决权，我国可以赋予总理一票否决权，使整个决策流程更加明确透明。可以设立预申报制度，鼓励交易各方在提交正式申报以前咨询审查机构并在适当情况下提交申报草稿或其他适当文件，以帮助交易各方了解交易内容并确定交易方应当提交的其他信息。 国家安全论文: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困境 摘要：进入21世纪，多维化的国家安全威胁使中国各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日渐凸显，仅将大学生国防教育等同于国家安全教育的做法已无法满足国家安全教育现实需要。本文根据黑龙江省部分高校实证调研，统计并分析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下我国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处的困境，为新形势下完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体系、增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意识提供数据分析与理论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教育；困境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概念是解读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所谓“安全”是指某一安全指涉对象处于没有危险或者虽有危险但有充分的应对手段的状态，具体包括安全的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应对威胁的手段、应对威胁的行为主体等几个因素，简单地说就是谁的安全、威胁是什么、应对威胁的手段、谁来应对威胁。 “国家安全”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或者有充分的应对手段来应对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核心利益。 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指的是外部武装入侵或者武装入侵威胁，应对手段主要为军事、政治手段，行为主体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敌对军事力量，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既可能来自于外部，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甚至内部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外部威胁的勾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则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也相应的多元化，每个公民、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组织都应担负着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民族、宗教、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黑客等长期以来被列为“低政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威胁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国家利益。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亦有所改变，由原有的单一军事手段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软、硬实力的增强，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信息技术时代主角的大学生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 面对多维化发展态势的国家安全问题，丰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势在必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大学生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使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时刻具备对不同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性和责任意识，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使大学生具备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持警惕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能力，绝不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助力者。 三、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通过对部分高校学生及教师的问卷、座谈及访问，了解到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及课时等教育现状，同时窥见，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常识有大体了解，但个别同学还存在着盲区和误区，暴露出安全常识知识掌握还比较碎片化，不够持久与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条件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虽然存在但还不足，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工具帮助理解国家安全问题，使大学生虽对国家安全热情关注但却无法从高校课程中系统掌握相关知识。以下分别从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的了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国家安全意识的养成三方面内部存在的矛盾入手，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展开分析：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基本了解与理论碎片的矛盾 国家安全常识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其详细内容缺乏深刻的了解与感悟，一部分大学生未能站在时代背景从当今国际环境角度审视国家综合安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政治与军事与大学生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造成大学生潜意识中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关联不大，国家安全意识不足，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自我责任感。 调查问卷中96.5%的学生认识到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3.5%的学生将领土主权安全问题看成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忽略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各个维度的综合安全问题。5.7%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以敌对武装力量入侵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是军队或国家，主要解决手段是军队；而并未认识到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等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也未考虑到应对每个公民、企业、组织经济实力是就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健康稳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等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强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四要素，即国家安全的指涉物、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手段、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有基本了解，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与两轨平行的矛盾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必须认清境内外形势，基于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并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目前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诸多渠道各自为阵，在内容实践形式等方面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与衔接，缺乏整体目标统筹与详细规划，各活动与各环节错位缺乏有效协调。 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之所以不够系统化、理论化与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调查显示，59%的学生指出自己所在学校并未开展过专门的国家安全知识教育；94%的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形式仅为开设军事理论课，并未开设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讲座；76%学生反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并未能提供足够的理工具来帮助理解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将热点的国家安全问题纳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立国树人、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但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轨平行”现象严重。据调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脱节严重，并未完全融入高校教学实践之中，因此缺少为大学生提供持续的、系统的、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使许多学生仅通过网络、电视媒体等途径掌握国家安全教育的碎片化常识。 这一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尽快按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及特点梳理整合相关内容，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新形势、新特点，从情感、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角度探索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多维、系统化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更全面、准确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为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热情关注与无所适从的矛盾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观、高速发展又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复杂性，使大学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热情关注却又无所适从的内在矛盾，并由此产生诸多困惑。 调查显示98%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比较关心，认为自己与国家安全有一定关系，但因目前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单一、掌握知识碎片化，所以接受效果不好，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特别是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使大学生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因此，高校应努力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各门课中，使国家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在认清国内外形势基础之上，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 国家安全论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 摘要：“丝绸之路”是起始于汉代中国，贯穿中亚，并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贸易路线。2013年9月，国家主席出访中亚哈萨克斯坦等国期间，提出了与中亚等国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但其主要意义至少指向中国的西部开发、经济增长、国家开放、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多元战略目标及其战略意义的汇集，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容低估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格局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地缘政治；国家安全 2013年9月间，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四国，并出席了G20峰会和上合组织元首峰会。出访期间，在全面与系统地阐述中国新一届政府的中亚政策时，强调中亚各国应由其人民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倡议中国和中亚国家应在基于“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原则的基础之上，运用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包括了中亚和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它的东边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亚太经济圈，西边则是正在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因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不仅对中国和中亚的经济发展，乃至全球经贸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汉代中国，不仅贯穿古代中亚各国，并由此连接古代亚洲、非洲和欧洲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一词，其最早来源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虽然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货物品种众多，但以丝制品的影响最大，因此得名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从广义上讲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分，而从狭义上讲则是指陆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东汉时以洛阳为起点，经甘肃的河西走廊，以及古时西域诸国，穿过中亚和西亚，抵达北非与欧洲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自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后，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辟的这条道路，来往络绎不绝，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各国和地区的政治交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随后，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和北非，东边则到达了韩国、日本，从而将东亚、中亚与中东和地中海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亚洲、欧洲、非洲各国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如果说“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地区与社会间互动交往的表征，而且是一种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象征，那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及其建设，就更应包涵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是“传统的再发明”。[1]这正如主席在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两千多年前的张骞出使中亚，不仅开辟了一条横贯东西方，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因而为促进古代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还明确指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方向，即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沟通等方式，实现以点带面，从线到片，从而逐步形成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经贸的大交流与文化的大合作。由此可见，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之时，也是借鉴了古丝绸之路的原有涵义，并赋予了新的内涵。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必须对该经济带的区域特征做一区分。有学者认为，根据该区域特征可以划分为功能有所差异的三大区段：一是中亚经济带，包括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二是环中亚经济带，其涵盖了中亚、俄罗斯、南亚和西亚等国家；三是亚欧经济带，涵盖环中亚地区、欧洲和北非等国家。并对以上三个经济带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发展水平进行了一番较为细致的研究和定位。[2]这应该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特征一种比较细致的划分。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经济，以提升中国与处于此经济带中相关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一个经济设想，它冠以‘经济带’之名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意味着它以经济利益为基本追求。不过，它的具体所指还不明确。”对于中国而言，“它是指为中国西部省份提供一条运输通道？或是一个商品销售市场？亦或是一个投资市场？这些问题还未解决。”[3]而对于相关国家来说，如何将自身的发展与区域间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等方面与中国的经济带发展的整体战略尽量一体化，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由于与经济带有着相关利益的国家和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与中国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交流程度的深浅，因此如何协调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处理好相关国家的切身利益等问题还有待于解决，也急需官方、学界与社会组织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些都是目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地缘政治 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但其重要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从经济层面来理解。从当下来看，经济意义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总体来说，经济带建设的主要意义至少指向中国的西部开发、经济增长、国家开放、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多元战略目标及其战略意义的汇集，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从历史上看，中亚历来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就曾指出中亚是全球战略竞争的决胜点，谁控制了中，谁就控制了世界。尽管在目前全球化的时代，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所驱动的地缘经济的巨大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亚传统的地缘政治价值，[4]但由于目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以及中亚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就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中亚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杰出的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于1843年提出的，但一直以来学界对其所包含的区域有不同看法。根据前苏联官方的定义，即仅指其下属的五个加盟共和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由于前苏联时期的这一界定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使用和承认，有一定代表性，因此本文所探讨的中亚范畴也以此为准，所分析的地缘政治势力与影响基本以此为大致范围。 从历史的长时段维度来看，中亚地区历来就是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和多个政治势力与团体激烈角逐与控制，并互为影响的重要场所。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和区域性战略力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重返中亚，以及历史上本身的复杂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中亚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形成了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的“三股势力”。这几股破坏势力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严重危及到中亚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而且也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产生了严峻的影响。 从宗教极端势力的破坏性看，虽然中亚各国目前的政治局势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与恐怖性事件的发生，严重威胁到中亚各国的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不仅如此，在中亚各国下层民众盛行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与各国政府坚持世俗化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显，“由此形成的极端宗教势力是当今中亚各国现今政权的最大敌人。”[5]国际恐怖势力的危害则更多地表现为与宗教极端势力的交织。从前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的中亚各国，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表现出“回归”与冲突两种不同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普通社会民众对民族传统的认同和社会政治精英的政治理念，以及世俗观念与传统宗教乃至极端主义之间的对抗。因而，以宗教名义为幌子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组织的破坏活动不仅会严重危害中亚各国的政治安全，也必将严重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与走向。[6]而多民族混居的现象则势必影响到中亚各国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也给民族分裂势力带来了可趁之机。从历史上硭担中亚各国间就经常发生民族与人口迁移事件，而且时常从一个被迁居国家又迁移到另一个被迁居国家。这种现象固然有助于迁居民族和人口得以谋生，同时保存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但也严重威胁了被迁居国家的生存环境，并由此带来民族、宗教与生存等方面的深刻矛盾。因此，这种跨国与跨民族混居的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与宗教和生存与发展等种种问题是中亚各国必须面对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必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通、维系产生挑战，也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带来相对严峻的考验。”[7]与此同时，这三股破坏势力也给中国西部的开发与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 为了消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的不安全与危险的因素，中国应首先在大力实行西部大开发的前提下，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国内尤其是以新疆为核心的西部区域与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以实现彼此经贸的共同发展。其次，在文化与宗教方面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西部的许多少数民族不仅在族源、民风、文化、宗教与生活习惯等方面与中亚国家有着相当的共通性和共融性，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也与这些国家出现过多次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大融合现象。[8]这正是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应充分加以开发利用。第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亚在中国西北边疆的国防安全与周边外交的建设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然应从中亚地区率先启动。由此可见，中亚地区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中亚地区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区之一，是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屏障和经贸、能源战略合作伙伴。”[9]到2013年，中国不仅与所有中亚国家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了密切的政治与安全协作关系，从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当下经济发展，尤其是地缘政治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在经济意义上不仅有助于西北摆脱被支援与被扶贫的地位，促进西北经济的大发展，而且也有益于中国与中亚和西亚形成政治上的“命运共同体”和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这无疑有助于中国西北的边疆安全。另一方面，在文化意义上也有助于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等国家加强彼此的了解、沟通与互信，进而清除“三股势力”在中亚和西亚的生存环境。同时，在政治意义上还能增进中国与中亚和其他地区国家的“政策沟通”和深度合作，共同反对“三股势力”，采取切实而有效的措施维护彼此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10]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家安全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打造一条连接亚欧国家的陆路经贸大通道，以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来促进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经济交流与全面合作，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其主要涉及了中国、俄罗斯、中亚五国，以及欧盟等国家，这其中，中亚五国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合作国家。不过，由于前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五个中亚国家自身的情况，以及其所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再加上中亚自古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极易引起一些力图谋求世界霸权和自身利益的国家与国际势力对该地区的觊觎。因此，给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边境安全、能源安全、反恐安全等都带来了严峻的困难与挑战。 从上世纪末至今的十多年时间里，美国、日本与俄罗斯等国都陆续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的方案和计划，力图主导中亚等地区的事务。如美国于1999年通过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2005年提出的“大中亚”计划、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都是通过支持中亚、南高加索地区与南亚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以及地区发展与民主改造，以此来致力于推动中亚等国家建立所谓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并企图在这些国家设立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而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中亚和南亚新秩序，进而削弱与遏制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本于1997年和2004年两次提出所谓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也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摆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位置。日本政府认为，日本应该帮助中亚各国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以便这些国家能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实现一体化，以此达到在此过程中强化日本在中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目的，进而形成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俄罗斯也希望重返中亚，于2011年10月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其设想是由前苏联的各共和国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超国家联合体，即所谓的“欧亚联盟”，作为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间桥梁，成为世界多级格局中重要的一级，从而达到与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大中心平起平坐的目标。①显然，美、日、俄等上述战略意图和计划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非传统安全等方面都带来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由中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与美、日、俄等国意欲实行的方案，可以看出其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是中国与经济带相关国家经贸共同发展，文化交流、国家互信，并不追求中国在此地区的主导力量，而美、日、俄等国则寻求在此地区的主导影响，并进而遏制中国。因此，美国等国家对中亚等区域事务的介入不仅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产生了严峻的挑战，而且也严重威胁到中国的边境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平衡各方面的力量和利益，以确保“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顺利实行和国家利益不被侵害。 能源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则与国家的能源安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正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稳定的国际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市场。据统计，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8%，而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全面提升，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毫无疑问将进一步加深。但目前中国石油进口的约三分之二以上来自于政治局势动荡的中东与非洲地区。不仅如此，中国石油进口线路主要是依靠海运，即通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线路，这形成了所谓的“马六甲困境”，而一旦国际或者此地区的局势恶化，势必将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而中亚地区作为世界三大能源中心之一的主要供应地，不仅可以为中国的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与中亚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家战略利益互补格局，而且可以通过中亚国家以陆路渠道的方式来获取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以便减少我们国家对海路运输能源渠道的依赖程度，借此实现中国能源供应的多元化战略目标。②由此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 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与国家的反恐安全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所覆盖的中亚和西亚等地区长期以来盛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这严重威胁到该地区的和平发展和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与上述“三股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东突”势力则是目前我国反恐维稳的主要目标。从保障国防安全的角度来看，由于西部地区与十几个国家接壤，存在着边界争端等不稳定因素，因此该地区就成为我国国防力量布局的重心，而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与中亚及周边等国家可以加强政治上的互信、经贸上的往来和文化上的交流，并联手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三股势力”，以及危害西部社会稳定的“东突”势力，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以保障我们的国防安全和边疆稳定。③因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可以加强中国与美、俄等世界上主要大国以及欧盟等国际组织和中亚各国之间的政治合作，特别是在维护区域稳定和反恐等问题上的密切合作，从而有效保护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大国之间的根本利益，而且“为各国营造良好的周边政治、国防、民族环境，也对稳定国际政治局势和地区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1] 总之，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不仅可以消除危及国家安全的隐患，从而保障中国经济区域平衡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也有助于中国与经济带相关国家，以及美、俄、欧盟等世界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形成新型外交关系，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不容低估。 国家安全论文:保障国家安全要强化底线思维 【摘要】我们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全力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全力化解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的内生风险，使国家安全工作不仅成为防御性的钢铁长城，更要成为实现现代化、推动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建设力量。 【关键词】国家安全 中国梦 人民安全 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牢固树立和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古今中外的经验都证明，国家安全是国家和人民的底线、生命线，没有国家安全，一切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都是镜花水月。 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多次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风险，有力应对挑战。 关于国家安全的底线思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1989年初，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时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不是针对特殊政治气候的权益之计，而是深刻把握了现代化复杂历史进程的一个基本规律。因而，稳定压倒一切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曾经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近著中提出，现代政治秩序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国家即力量，合法地产生、利用权力来执行法律，保护国民免于遭受来自国内外的暴力，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和其他国民所需要的服务。福山的“国家能力论”从政治学角度对稳定―秩序的首要性的论述是相当深刻的，受到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绝不意味着消除一切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而且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提出，弹性和灵活性比较大的社会结构容易出现冲突，但不会根本性地破坏乃至颠覆社会，因为这种冲突可以促进社会互动，改进社会控制，对社会的整合和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相反，僵硬的社会结构不允许或压抑冲突，一旦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将严重破坏社会结构，甚至颠覆国家基本制度。所以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避开走不通的老路、邪路，以永不懈怠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坚持和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面临“三大陷阱”的严峻挑战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由“小安全”上升为“大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而“大安全”的大背景就是战略机遇期的深刻变化，出现了各种新的矛盾、风险与挑战。 一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将全世界的经济体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个层次。“中等收入陷阱”的意思是，大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这段阶梯的中段之后，经济发展会出现长期停滞徘徊局面。统计显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成功升级为高收入经济体，成功率只有13%。究其原因，主要是中等收入经济体难以摆脱其发展前期赖以成功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既不能改善收入分配，提升社会事业，优化劳动力供给，支撑产业升级；又不能改革原有体制，强化产权保护和创新激励，优化制度供给，增强经济全球竞争力。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隐患就是劳动力供给和制度供给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前沿，主要劳动力向上流动的通道开始淤塞，制度性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难以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 二是“塔西陀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认为，当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社会都会给出负面评价。2014年3月，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引用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十八大以来的“伟大斗争”对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初步实现治标，但尚未实现治本，内生性的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隐患仍将存在。 三是“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的互动多数以战争告终。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明确强调，要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内生的逆全球化浪潮，某种程度就包含着大国之间的战略误判，中国的外部安全、军事安全压力进入短中期上涨的通道。而国内一些人长期宣扬“中国正面临第三次被瓜分的危机”“会有一场针对中国的大屠杀”“中美必有一战”等危言耸听的观点，会逐渐引导一股民间性的战略误判，进而形成对中央决策的舆论压力。 中国的国家安全应以人民安全为中心，也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安全因为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而有根本保障，真正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来自内部，可能导致中国社会动荡混乱的因素蕴藏在中国社会中。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中的警句，也是中华文明最伟大的思想精华之一。可以说，人民是国家之本，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本，这个基本思想中华先贤三千年前就很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必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而中国的国家安全则相应地要求以人民安全为中心，也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集中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十一个安全类型中并不包括人民安全，可见人民安全并非一个具体安全领域，而是体现在各个具体安全领域之中，各领域安全本质上都是该领域的人民安全。比如，作为国家安全重中之重的政治安全也是立足于人民安全，人民没有安全，政治就没有安全，人民安全，政治就基本安全。一些由大规模内乱进而导致政治安全崩溃的国家，根上是人民安全出了问题，不能保卫自己人民的政府离被人民抛弃只有一步之遥。 人民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大幅提高，但是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并没有相应提高，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感甚至有所下降，其原因就在于改革发展的爬坡过坎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各种不安全因素集中爆发。鉴于此，我们必须真正落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优化，有力引导社会预期，帮助群众树立安全信心，进而争取时间加快改善人民安全状况。否则，中国梦就会“脱心脱脑”，就会面临总体性的国家安全危机。 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必须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这充分显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人民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 民安是国安的基础，国安是国强的支撑。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全力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全力化解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的内生风险，使国家安全工作不仅成为防御性的钢铁长城，更要成为实现现代化、推动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建设力量。

纺织工业论文:纺织工业供应链创建 循环经济 200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举办了两次循环经济的论坛，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已将“循环经济促进法”列入立法计划。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运用生态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的经济活动；它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闭环流动的循环式经济，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有三大操作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减量化属于源端控制方法，旨在减少生产时使用的物质和能源流量，实现资源和污染物排放的源消减；再利用属于过程控制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或包装容器以初始形态多次使用；再循环属于终端控制方法，要求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通过“资源化”手段，重新变成再生资源。 纺织工业快速响应型循环供应链 针对纺织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循环经济的基本理论和操作原则，提出了在纺织工业建立快速响应型循环供应链的构想。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纺织工业快速响应型供应链，要求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考虑环境和社会效益，考虑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从原料获得到产品最终废弃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因此纺织工业快速响应型循环供应链是指围绕核心企业的，由纤维原材料生产商、纺纱（缫丝、合成）、织造、染整、终产品生产企业、运输、销售、服务部门、消费者、回收处理企业构成的网络,其目的是使纺织品从原材料的获取、加工、包装、仓储、运输、使用到废弃处理的全生命周期中对环境负面影响最小,资源、能源利用率最高。根据纺织工业的特点，纺织工业循环供应链主要着眼于“高利用”和“低排放”两个环节。从源端开始就进行了控制，采用生态环保型原材料、染料、助剂，在自然条件下可降解、可再生，从而减少环境污染；在设计产品时就考虑到产品在其使用阶段的能耗和产品的废弃方式或处理工艺，使废弃工艺减少污染环境，并尽量使这部分能耗降至最低；使用能源、资源消耗少的加工工艺技术，推行清洁生产；对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料，以及纺织品废弃后最大限度地回收重用或循环再用。图1是纺织工业快速响应型循环供应链的简化模型。 重要意义 由于纺织工业快速响应型循环供应链集成了供应链管理、生态环境、清洁生产、快速响应等多个热点问题，可以产生降低成本、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保护环境、快速响应市场等多重效益，因此它对于我国纺织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率。纺织工业循环供应链在供应链的源端就开始考虑原材料及辅助原料的环保和节约，强调在生产阶段中的清洁生产技术和末端的废气排放治理技术，为我国纺织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管理模式。有利于纺织工业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纺织工业循环供应链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把各环节具有优势的企业联合起来，形成战略联盟，各成员企业致力于各自绿色生产核心竞争力的业务过程，企业间通过信息技术紧密合作，并使联盟高效、顺畅地运行，从而保证真正的生态纺织的实现。有利于纺织工业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纺织工业循环供应链要求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如精益生产、敏捷生产等。去除一切不产生价值的环节，提高生产柔性，上、下游企业生产、交货协调、准时，合理安排库存，实现供应链上各企业之间的无缝连接，从而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和生产周期，加快新产品的上市速度。有利于提高纺织工业整体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21世纪的竞争不再是企业或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构建快速响应最终市场需求的供应链有利于提高纺织工业整体竞争力，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依靠先进科学技术的集约型转变，促进产业升级。 研究的主要内容 根据纺织工业的特点，建立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供应链评价体系。在该评价体系中,不仅要考虑传统供应链的评价指标,还应把能源利用率、耗水量、重复用水率、清洁生产情况、产品使用能耗、产品的回收效率、生态纺织材料的使用比率以及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和环境治理费用等绿色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中。纺织工业循环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的评价与选择。根据已建立的循环供应链的评价指标体系，选用合适的评价方法选择战略合作伙伴，以确保真正实现纺织工业供应链及其各节点企业的生态性，将具有优势的企业联合起来，形成战略联盟，实现资源的最优整合。构建纺织工业快速响应型循环供应链。以终产品生产企业为中心，向上与原材料生产商、纺纱（缫丝、合成）、织造、染整等上游合作伙伴形成战略联盟，向下与运输、销售、服务部门、消费者、回收处理企业等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又由回收处理企业、废料回用企业形成闭环系统。纺织工业循环供应链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开发。在纺织工业循环供应链的设计及优化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决策与优化方法，这些方法大多比较复杂，而且计算量很大。因此，需要开发一套辅助决策系统帮助决策者完成供应链的设计与优化工作。 纺织工业论文:我国纺织工业发展思路 一、新世纪以来纺织行业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纺织工业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和产业体系完整、结构不断调整优势，大规模吸引先进技术、资金和先进管理经验，同时积极提高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生产总量 中国纺织行业工业总产值从2001年的9626亿元增加到了2009年的37980亿元（见表1），年均增长率达18.72%。分阶段看，“十五”期间，中国纺织行业的年均增长率为20.99%；“十一五”期间，中国纺织行业的年均增长率为14.75%。 （二）出口贸易 随着国际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以及中国加入WTO，中国纺织工业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加快。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从2001年的543.2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713.3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15.44%。 （三）投资 中国纺织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从2001年的430亿元增加到了2009年的3102亿元，年均增速达28.02%。中西部纺织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也由2001年的25%上升到了2009年的43%，行业投资向中西部转移趋势明显。 （四）劳动生产率 新世纪以来，中国纺织工业加大了技术进步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投入，采用先进技术和装备，改造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发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开发原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加强了产学研和产业链集成创新，使产业技术水平和效率迅速提高。规模以上企业的以工业总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从2001年的12.22万元/人年提高到2010年1—5月的37.83万元/人年，年均增长约12.40%。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纺织行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市场环境出现重大变化，而国内消费市场快速发展，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共同推动中国纺织行业的企稳回升。 （一）全球贸易格局基本情况 近年来，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增长较快，占世界纺织贸易的比重逐渐增加见表5。2001年—2008年的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达8.60%，其中，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达19.42%。但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呈现负增长。今年以来，受到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的逐步推进等影响，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呈现较快的恢复性增长，2010年1—7月，出口额达1128.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 （二）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国内主要政策情况 1.行业方面：2008年下半年以来，政府有关部门连续4次提高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从11%提高到16%，对中国纺织服装恢复国际竞争地位、稳定市场份额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对恢复行业发展信心，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09年，国家在纺织行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方面共投入专项资金13.3亿元，带动社会投资280多亿元，国家投资项目在一些重点行业的重点领域中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2.市场方面：2009年，全行业在国家“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重民生”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支持下，在行业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内生驱动力作用下，中国纺织行业运行已经走出谷底，呈现了企稳回升、发展逐渐向好的良好局面。3.消费政策：鼓励消费的政策领域之宽、力度之大、受惠面之广前所未有。中央财政投入资金450亿元，补贴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减免住房交易相关税收等，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投资政策：实施两年新增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9243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1%，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投资的快速增长有效弥补了外需下降的缺口。4.就业政策：中央财政安排就业专项资金426亿元，比上年增长59%。实施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或降低部分费率、再就业税收减免及提供相关补贴等政策，鼓励企业稳定和增加就业。5.社保政策：中央财政安排社会保障资金2906亿元，比上年增长16.6%。普遍建立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出台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 三、“十一五”的成绩及形成的格局 （一）科技贡献率 “十一五”以来，全行业共有22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技术奖；行业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每年增加1000余件。与2005年相比较，2008年，全行业大中型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94%；2009年，规模以上企业新产品产值翻了一番。全行业4年中共引进国外先进装备156亿美元，采用国产先进装备1966亿元，目前，1/3左右的重点企业技术装备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标志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纤维材料技术进步成效显著、纺织品开发和生产加工技术取得明显进步、绿色环保技术开发和应用进展突出、产业用纺织品发展迅速、信息化技术得到推广、纺织机械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及制造水平大幅提高。科技进步的同时也面临许多问题，例如：科技投入强度仍然较低、人才严重缺乏、创新体系和标准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品牌企业设计和把握时尚能力仍待提高。 （二）品牌贡献率 创名优品牌、开发新产品、依靠产品质量抢占市场，已经成为全行业多数企业的共识；品牌战略已成为部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2009年，约占全行业企业总数8%的4000户企业创造了全行业1/3的利润总额。 （三）产业集群 2002年，我国纺织产业集群开始试点。目前，经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认定的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地区就有164个，产值占全行业总产值的一半。 四、“十二五”总体构想 “十二五”期间，量的增长不再是重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大技术纺织品发展力度将是纺织行业的发展思路。高性能、高仿真、功能性新型材料发展及应用；回收再利用技术；系统集成技术是未来纺织行业发展的方向；低碳、节能环保的发展模式；新型能源产业的发展都将给纺织行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纺织工业论文:纺织工业创新途径 1纺织工业发展状况 从2011年1月～9月反映出的数据看，纺织全行业表现为增长的态势，规模以上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上升29.4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2.54%，从业人数增长6.36%。从分类来看，国有控股主营业务收入增长25.6%，利润总额增长36.75%，而从业人员下降1.97%;集体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25.2%，利润总额增长25.35%，从业人员增长4.45%;民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31.75%，利润总额增长34.65%，从业人员增长9.85%;外商控股企业业务收入增长21.91%，利润总额增长22.98%，从业人员下降0.16%;其他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32.6%，利润总额增长44.54%，从业人员增长7.19%。从生产产量看，棉纱同比增长11.3%，布增长13.34%，服装增长9.48%，化纤增长16.06%，全国纺织服装出口1907.17亿美元，同比增长24.02%。为什么数字表现与环境感受不一样呢?应该说感受是确实存在的，但是这些年我们坚持科技创新、坚持自主品牌提升起到了作用，化解了一部分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从出口可以看到，2011年1月～9月出口数量增长3%，而金额增长24%，说明单价在增加，剔除原料和成本涨价因素外，附加值仍是增加的，这说明创新是上述数字增长的关键。 2纺织工业发展的不足 目前，我国纺织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全行业科技的整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建立纺织强国目标要求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仍存在许多对外依赖，科技研发还缺少基础研究的支撑，优秀拔尖人才仍比较匮乏;科技投入不足，体制机制存在不少弊端，造成科技创新体系不健全;纺织行业的科技发展状况和创新能力与完成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还不相适应;科技创新能力与先进水平仍有差距，特别是技术原创能力相对薄弱;先进工艺技术的应用范围仍然偏小，品牌建设尚未形成体系，产业创新体系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等。 3纺织工业发展创新内容 把创造性的劳动融入物质生产中，即智慧、非物质因素通过物质体现才是未来纺织工业发展和提升的方向。因此，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在制订纺织“十二五”发展规划时，主要突出创新、品牌、可持续发展和人才建设。纺织“十二五”规划创新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即通过物理学、生理学、工程学、美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理论研究，开展智能纺织品服装的研发与试制，为产业化技术奠定基础。研究纤维加工机械复杂性系统动态特征，为提高纤维生产的自动化、集成化水平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等。 (2)加快产业技术进步，如纤维材料技术(重点发展超仿真纤维、高新技术纤维和生物质纤维技术，优化天然纤维品质和品种等)、纺纱工艺技术和织造工艺技术(加强高效、节能新型纺纱、织造工艺技术的研发，研究纺纱过程质量控制技术和织造技术等)、染整工艺技术(推广生物酶退浆、冷轧堆前处理等高效短流程前处理工艺技术，突破生物酶精炼、棉织物低温漂白、茶皂素退煮漂等高效短流程前处理新技术等)、服装和家用纺织品生产技术(加强服饰和家纺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加强服装企业信息化集成制造系统、大规模定制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等)、高性能产业用纺织品加工关键技术(加快高性能土工膜、单丝滤料、复合材料产业化研发，掌握一批自主原创核心技术等)、节能环保技术、纺织装备技术、纺织信息化技术、纺织标准研究等。 (3)完善纺织行业科技创新体系，如:政府和行业管理机构共同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创新主体间缔造产业技术联盟;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推动产学研用紧密合作，强化纺丝行业创新平台建设。 4纺织工业发展创新形式 4．1坚持科技创新 引导全行业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以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是坚持技术创新的主要形式。大量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只有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抓实干，奋起直追，才能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我们不能否认我国全行业科技的整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一事实，同建立纺织强国目标要求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仍存在许多对外依赖，科技研发还缺少基础研究的支撑，优秀拔尖人才仍比较匮乏，科技投入不足，体制机制存在不少弊端，造成科技创新体系不健全。因此，实现纺织科技强国是纺织强国建设的基石，是首要任务。 4．2坚持品牌建设创新 我国纺织自主品牌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十一五”)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与世界品牌强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品牌贡献成为我国纺织工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有利于品牌健康成长的品牌生态环境要不断优化，在行业内广泛建立质量、创新、快速反应和社会责任四位一体的品牌价值体系。拥有一批综合实力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控制力、社会责任意识高的支柱性品牌，在产业链各环节上形成良好的品牌生态。如果说科技生产力作为基石是建设纺织强国的硬实力，那么品牌就是建立在基石之上又渗透于基石之中的软实力。品牌价值更多反映的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通过市场建立起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相互依存的信赖关系，这种信赖关系直接影响着交换价值。所谓相互依存关系，从一般意义上就是指生产为消费生产出消费的对象和消费的方式(生活方式)，而消费为生产提出生产目的。生产创造着消费，消费也创造着生产。所谓非物质性相互依存，就是文化创造力。生产一种产品，就是生产一种文化。在品牌建设方面，主要坚持以质量为产业的生命，坚持以创新为品牌的灵魂，坚持以快速反应为品牌的市场适应力，坚持以社会责任为品牌的保障。 4．3坚持可持续发展方式创新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把发展低碳、绿色和循环经济作为纺织工业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重点任务。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方式的不断创新。 4．4坚持人才建设创新 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建立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相对应的人才是第一资源。创造良好环境，培养造就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队伍，是实现纺织强国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人才竞争正在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焦点。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大国，都把创造性人力资源视为战略资源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造就有利于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充分发挥科技人才、文化创意与设计人才、经营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建设纺织强国具有根本性的战略举措观念。要创新人才体制，优化人才结构，要重视尖端科技精英和市场领军人才队伍建设，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打造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大力培养高技能人才，并积极推动纺织人才服务市场化创新机制建设。坚持以上创新工作，主要是针对目前我国纺织工业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即科技创新能力与先进水平仍有差距，特别是技术原创能力相对薄弱，先进工艺技术的应用范围仍然偏小，品牌建设尚未形成体系，产业创新体系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等;同时也是为应对未来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金融、环境、原料、市场等方面不确定因素的增多而采取的未雨绸缪的措施。 5结束语 实现纺织强国的目标是几代纺织人的梦想，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尽管有不少困难，但是有利因素也越来越多。只要我们坚持创新，努力实现我国纺织“十二五”发展规划，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利用各种资源，在全体纺织人的努力下，纺织工业一定会满足并承担起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纺织工业论文:纺织工业设计中的热能节能措施 1纺织行业节能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众多的纺织企业中，普遍存在浪费能源以及对能源计量重视力度不够的问题。很多企业只追求眼前一时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浪费。还有一些企业对于工程设计中既有的节能、计量设计并没有按照要求落实到实际生产的能源利用中去，也没有进行能源计量工作，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无法对具体的能源消耗进行考核和跟踪，这就直接影响了整个企业对能源实施节能环保相关措施以及相关制度的制定，也就无法对生产中产生的能源消耗进行针对性的管理和控制了。另外，部分纺织企业在某些项目实施之前，缺乏对市场行情的了解以及对投入生产后所产生的各种能耗的分析和比较，在进行扩建或者更改项目实施开始之前也没有进行相关的比较和调研，根本没办法达到节能目的。有些企业在节能环保方面并没有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尤其是在能源利用方面，缺乏对项目可能产生的能源消耗以及消耗产生的成本投入的考虑，以致于会出现经济效益降低的情况，不利于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纺织工业设计中的热能节能措施 2.1蒸汽传输系统的热能节能应用 2.1.1做好保温措施 在纺织行业工程设计中，做好蒸汽传输系统设备保温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设置这种保温结构时，要按照选择原材料的要求使用不吸水的材料，例如不锈钢或者塑料薄膜等，可以有效提高蒸汽传输的能效作用。 2.1.2做好蒸汽疏水阀的检测和维护 在蒸汽传输时，是否顺利与蒸汽疏水阀的实际情况有着直接联系。当蒸汽疏水阀遭到损坏，那么大量的蒸汽就会泄露散失，所以要做好对蒸汽疏水阀的不同段进行定期检测和维护工作，一旦发现疏水阀有损坏则要及时进行更换或维修。 2.1.3加强对管道泄漏问题的防护 蒸汽传输系统的正常运转是需要多台机械设备进行连接之后才能得以实现，这个要求会使蒸汽传输管道的接口数量会不断增加。相关数据表明，如果蒸汽传输系统运转时，因为管道泄漏，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能源消耗，长期就会形成对资源的浪费。所以要全面做好蒸汽传输管道的检查工作，特别是蒸汽传输管道接口位置的的检查工作，一旦发现有蒸汽泄露，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2.1.4合理调整蒸汽传输管道的内径 蒸汽在管道中传输时，会产生热能的自然损耗。在蒸汽传输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缩小蒸汽传输管道内径，会使得蒸汽传输的压力加大，同时使蒸汽传输的内阻逐渐增加，从而造成蒸汽的能量消耗增加。所以要综合考虑经济因素来对蒸汽传输管道的内径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减少不必要的蒸汽损耗。 2.2耗热设备的节能措施 2.2.1耗热设备的保温 对耗热设备进行保温，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其对热能的消耗，同时还可以对生产车间的环境给予改变，减少车间降温所消耗的电能。当前，在部分纺织车间的生产现场，保温不好的设备其热能耗散会造成生产车间温度升高，需要采取措施对车间进行降温，例如使用大型电扇等，但这会导致设备的热能损失逐渐加大，使得耗热机器例如烘筒、窑炉等的温度得不到有效保证。就涤纶染色工序而言，通过对高温高压染色机机身进行保温，能够降低其热耗约三分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发展的需要，市场上所提供的保温材料已经可以完全满足纺织工业耗热生产设备的保温需要。 2.2.2提升生产机器的热能利用效率 当前，纺织业生产设备热能利用率不高的情况居多，其原因主要是机器设备的热供应机器和烘筒烘干机的进风孔太大，使得风量变大，导致大量的热能流失。要提高生产机器的热能利用效率就需要对热定型机设备和烘筒烘干机进行排风量和进风量大小的控制，只有有效控制风量，才能保证足够的热量。这也要求在选择纺织生产设备时，要更加注重其节能性和高效性，并注意避免选择生产链条已经切断或国家淘汰的生产设备。企业也要善于通过循环节能的意识来对废水进行更加科学环保的利用，提高工业废水的循环利用率，从而不断优化对余热能源的利用效果。 2.3热能余热的有效利用 2.3.1热能设备烟气的余热使用 一部分纺织企业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对用汽量的要求标准较高，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其生产效率，并充分利用热能能源，就需要最大限度的提高热能能量利用率，通过热能所释放的余热来更好的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转。而对于普通的中小型纺织企业而言，在正常的热能利用过程中，没有得到利用的余热能源就占据了总热耗的三成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能源的浪费。在当前能源利用的情况下，就我国目前已有的节能技术来说，充分利用设备所形成的余热能量、废水所产生的余热能量以及各种产热机器设备所形成的余热是完全可以实施和完成的。其中可以通过对烟气余热热量的利用，或者是通过对产生热能的机器设备进行保温来降低空气和水的温度。还有一部分纺织企业的热能设备的热交换面积不够，所产生的空气热量有限，不能形成可以利用的热能余热。 2.3.2机器设备尾气的余热利用 窑炉、热定型机和烘干机这些设备所产生的尾气热量特别高而且热量充足，这种余热非常有利用前景。机器设备所产生的余热热能主要是通过尾气的余热把进入机器的空气温度进行加热，这种自动顺便加热的过程有效降低了热能消耗。另外就是陶瓷窑炉这一类型的设备所排放的尾气温度偏高、尾气所产生的烟尘浓度很高，完全可以充分利用陶瓷质微过滤孔管式除尘器，来对其尾气进行预热过滤再利用，从而更好的节能。 2.3.3提高设备的实际热利用率 在很多企业中，最常用耗热设备的实际热利用率普遍较低，如热定型机的排风量超出限制是导致其热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最根本的解决措施是从设备的排风量着手，把排风量控制在所规定的有限范围内，才能有效提高其热利用率。 3结束语 纺织行业企业在能源利用方面应逐步摆脱过去的随意化，形成更加积极主动的节能意识，本着更好使用能源和循环节能利用的原则来促进企业发展观念的改变，充分对能源进行合理配置和开发利用，这就要求企业的管理者要具有重视和引导节能的理念，并对企业发展中的节能方案和设计进行重点分析和探讨，制定各项有效的节能制度来更好的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作者：张时良 单位：温州市工业设计院 纺织工业论文:纺织工业环境监测论文 本文重点解析纺织染整工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中，如何正确把握GB4287-2012。 1、标准适用范围 GB4287-2012只适用于“纺织染整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也就是说不适用于“接纳纺织染整工业企业废水的集中式工业污水处理厂（站）”。 2、术语和定义的增加 相对GB4287-92，新标准GB4287-2012主要增加了对“标准品、排水量、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定义，其中必须注意的是，排水量是“指生产设施或企业向企业法定边界以外排放的废水量，包括与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外排废水（含厂区生活污水、冷却废水、厂区锅炉和电站排水等）”，而GB4287-92中的排水量“不包括冷却水及生产区非生产用水”。 3、水污染物控制指标的调整和提高 相对GB4287-92，GB4287-2012不仅大大提高了对“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色度、氨氮、硫化物、苯胺类、六价铬”等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的控制要求，而且增加了“总磷（防止地表水富营养化）、总氮（防止地表水富营养化）、可吸附有机卤素”等控制指标，同时取消了对“铜”（目前纺织染整企业已不再使用含有铜化合物）的控制指标；为了广泛适应于全部行业并与其他行业接轨，将“最高允许排水量（m3/百米布）”控制指标调整为“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m3/t标准品）”。 4、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解读 4.1、GB4287-2012定义了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是“指用于核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而规定的生产单位印染产品的废水排放量上限值”，并制定了“棉、麻、化纤及混纺机织物，真丝绸机织物（含练白），纱线、针织物，精梳毛织物，粗梳毛织物”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当实际生产产品不同时，需要根据FZ/T01002-2010《印染企业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进行换算。 4.2、GB4287-2012中的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只适用于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不高于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情况。如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超过了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必须将实测水污染物浓度换算为水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并以水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具体换算公式可查询GB4287-2012。 4.3、在企业的生产设施同时生产两种以上产品、可使用不同排放控制要求或不同行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且生产设施产生的污水混合处理排放的情况下，应执行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最严格的浓度限值，具体水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换算公式可查询GB4287-2012。 5、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时水污染物的确定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的主要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各级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如果以上文件没有明确说明，不建议监测以下水污染物指标：①六价铬：主要来源于不绣钢滚筒印花（属于淘汰工艺，已基本不采用）和毛印染工艺中可能采用的重铬酸钾助剂。②硫化物：主要来源于硫化染料，因为有毒属于淘汰染料（部分企业还在使用）。③二氧化氯：主要来源于漂白中的亚漂（用亚氯酸钠在酸性条件下产生二氧化氯漂白），同时GB4287-2012中采用的《水质二氧化氯的测定碘量法（暂行）》（HJ551-2009）”测定方法，也“适用于亚漂设备及含有大量亚氯酸盐的废水”；二氧化氯极其不稳定，一般的实验室也不具备HJ551-2009的实验室计量认证能力。 6、废水处理后回用水水质要求 纺织染整工业项目要求低浓度印染废水经处理回用于生产，回用水水质要求可参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批复”，并可参考“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471-2009）”中“7废水回用工艺设计”，该技术规范中明确了回用水用途和水质要求。 7、其他（印染定型机废气中油烟废气的监测与评价） 印染定型机是纺织行业中主要耗热机械设备之一，在加工定型过程中由于温度较高（约200℃），坯布中部分油污（特别是涤纶丝在织造过程中添加润滑油剂）会转变为油烟进入定型废气中造成油烟污染，可采用油烟净化设备处理后高空排放，但是印染行业定型机排放油烟目前尚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此由绍兴县环境保护局等单位负责起草，2013年4月浙江省绍兴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了绍兴县地方标准《印染行业定型机废气排放限值》（DB330621/T059-2013），按“最高允许油烟排放浓度不超过40mg/m3”进行考核，并参照《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的检测原理，对油烟进行进行监测、分析。以上是笔者通过对近年来所完成纺织染整工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的积累，供同行们探讨。 作者：沈燕 蒋志刚 王黎明 单位：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纺织工业论文:纺织工业兴起及影响探索 一、湖北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纺织业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棉纺织业。到1885年，进口的棉纺织品开始超过鸦片，“在进口贸易中，遂常占第一位，是年中国输入之棉货，值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占进口总值百分之二五.七；至1891年增至五千三百余万两，占进口总值百分之三九.八。”[4]1888年底，张之洞电请使英大臣刘瑞芬代为订购纺织机器、考察办厂事宜。1889年，他向清廷奏请开办织布局。他说：“自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考之通商贸易册，布、纱、毛三项，年盛一年，不惟衣土布者渐稀，即织土布者亦买洋纱充用。光绪十四年销银将及五千万两。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其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5]同年，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抵鄂后，他立即与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商量，将订购的纺织机器移至湖北。1892年底，湖北织布官局厂房在武昌文昌门外临江地方建成，1893年1月开工试生产，有布机一千张，纱锭三万枚（后又增加一万锭）。不仅机器设备从英国购进，同时还聘请英国技师负责生产、技术与管理。雇用工人约2,500名，每日出纱约100担，能织原色布、斜织布、花布等。产品畅销鄂湘川等省，甚至远销海外，获利颇丰，1897年张之洞在《华商用机器制货请从缓加税并请改存储关栈章程折》中说：“湖北织布局一开，而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已岁少十万匹。”[5]织布局的兴办，为湖北纺织工业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深处内陆地区的湖北，其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首功当归于张之洞。1893年底，张之洞鉴于“湖北织布局业经办有成效，惟体察沿海各口商务情形，北自营口、南至镇南关，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川、楚等省，或有不用洋布之区，更无不销洋纱之地”，认为“开源塞漏，断以此为大宗。”[5]他立即让织布局筹划增办纱厂，原本打算兴建南、北纱厂，置纱机九万余锭，官商合办。1895年，北纱厂建成，五万多纱锭装机完工并开车生产，即湖北纺纱局。至此，纱、布二局共有布机千台，纱锭九万枚（见表3）。在筹设纱厂的同时，张之洞委派候补道刘保林到上海考察机器缫丝办法。缫丝局于1895年5月底开工，官方本金10万两，商人本金2万两，缫车300盆。1897年，张之洞集纺麻机104台，机器价格、运费、保费共计14,043磅，成立湖北纺麻官局。至此，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下简称“四局”）成立，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武汉一举成为华中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也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纺织工业基地。“四局”的发展并不顺利。其一，纱布机器从英国订购，由英商派人安装。英方技术人员虽然安装了机器，但对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问题秘而不传，致使纺出的12支、14支纱粗如绳索，织出的平布比帆布还厚，产品销路不畅。其二，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违背了经济运行的原则。官派的督办不懂也不愿按市场经济规律来经营和管理工厂，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如1897年纺纱局开工后，商董以官权太重，请归官办。张之洞遂筹款改归官办，同时退还商股15万两[5]。其三，负担沉重。“四局”在筹建过程中多次举债，甚至高息借贷，加上挪用纱、布厂资金供铁厂、枪炮局使用，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资金链。1895年5月，布局总办瞿廷绍、蔡锡勇致电张之洞，报告布局“活本太少，无可周转，官办终无大起色，似宜及早招商。”[6]其四，甲午战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后，外国纺织企业得以在中国本土开办工厂，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以及低价倾销等手段，对中国民族机器纺织业进行打压。因此，“四局”仅经营10年就难以支撑，只好招商承办。1902年，“四局”由粤商韦紫峰组织的应昌公司承租，年租金10万两，资本80万两。经营10年（到1911年结束）,获利一百余万两。1911至1938年间，又先后由大维、楚兴、楚安、开明、福源和民生等公司承租。“四局”租给商办，为私营纺织企业的兴起打开了另一扇大门。1904年，华升昌布厂在武昌成立，有资本银1,440元，职工20多人，布机30台，以生产电光绸布为主，是武汉最早的私营织布厂之一。1906年，汉口广利织布公司开办，机织棉布洁白、细致，不逊于进口布，销路甚畅。1907年，武昌商学两界刘继伯等人倡立“求实织造公司”，除了织造花布、罗布、丝布，还有绒衣裤、毛巾、鞋袜、帽子、手套等品种。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宜昌、襄阳、汉阳（孝感）、荆州、郧阳等地相继开办了各类机器纺织企业。其中，仅汉阳就有成章、自新、承记、顺昌、同康、锦彪等六家小型毛巾厂，共有织机66台，职工114人，月产毛巾4,400打。 二、湖北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历史影响 湖北近代机器纺织业的兴起，改变了数千年的手工生产方式，开创了湖北地区城市集中规模生产和农村分散手工纺织长期并存的局面，以大机器纺织工业品为主力，展开了与洋纱、洋布的竞争。这不仅在中国纺织史上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为之后湖北乃至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一）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纺织工业体系，平衡了纺织企业的区域布局，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面对洋纱、洋布的汹涌冲击，而上海织布局迟迟未能建成，张之洞向清廷请办机器纺织企业，他在奏折中说：“现计中国织布商局仅有上海一处，经营十余年尚未就绪。若粤省开设官局营运有效，再能推广于沿江各省，悉变洋布为土布，工作之利日开，则漏卮之害日减。”[5]湖北织布局的开办，打破了上海织布局十年专利的垄断，推动了其它地区纺织企业的出现；近代机器纺织工业在内地的出现，对全国机器纺织工业的合理布局与整体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湖北纺织企业创办后，发展虽不顺利，盈利也无法与每年几千万两的洋纱、洋布比。但前后纵向比较，在张之洞身体力行操办之下，成效还是比较显著，“湖北织布局一开，而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已岁少十万匹。”[5]1893年底，上海织布局因本年发生火灾而毁于一旦，湖北棉纺锭30,440枚，占全国纱锭77.1%；布机1,000台，占全国100%。到1899年，湖北纱锭90,665枚，占全国纱锭497,270（含外资160,548枚）的18.23%；布机1,000台，占全国2,016台的49.6%。诚然，即使没有张之洞的努力，十年专利权在甲午战后也会作废，但湖北织布局的创办，使湖北等地近代棉纺织企业兴起的时间，至少提前了五年。继沪、汉织布局之后，“数年以来，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缫丝、烘茧各厂约三十余家”，陕西也“集股开设机器纺织局，已遣人来鄂考求工作之法。”[5]甲午战后，华厂在资金、技术、销路等方面刚刚起步，“洋商见我工商竟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勒价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缫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推押与洋商者。”[5]很难想象，推迟五年起步的中国机器纺织业，在与洋商竞争时，面临的困难和竞争结果又会是如何。 （二）为纺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官办”、“官督商办”，一直是人们诟病张之洞新政的理由，也被认为是湖北“四局”失败的原因。后一原因本文前面已有分析，至于张之洞热衷官办，尚需进一步分析。上海织布局被张之洞认为是商办，但多年未见成效；民间人士也时有集资合办纱厂的提议，但情形却是：“近年以来，中国殷商大贾屡有议及此者，徒以资本难集，心志不齐，迄今尚无成效。”[5]所以，张之洞认为“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5]，兴办实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政府带头。当然，如何处理“官督”主导作用和“商办”主体地位的关系，“四局”留给后人更多的是镜鉴而非表率。张之洞兴办纺织工业，“无非欲收已失之利，还之于民，”[5]从来不是为了自己或者小集团的私利。当“四局”限陷入困境后，他听从建议改为商办。此后，除了1908年在武昌创立过湖北毡呢厂等企业，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采取措施促进企业的发展上。比如，1898年在汉口设商务局，而清政府直到1903年才设商部；1898年开办了包括纺织教育在内的工艺学堂；1907年在武昌设立“手工善技场”（即模范大工厂），推动纺织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创新。 （三）开展纺织教育与研究，推动了中国纺织科技的进步，开启了中国近代纺织教育的步伐湖北“四局”从开办之时起，一直注重组织人员潜心研究、改进技术工艺，这从湖北制麻局对麻纱纺织工艺的研究可窥一斑。1906年张之洞在《机器制麻仍恳暂免厘税折》中说：“制麻、织布同用机器，而难易迥别。各国进口麻货，花样日新，百余年来无人筹议抵制之法，湖北创办麻局，经臣规划多年，极力提倡，该局精加研究，不惜资本，至今日始能与洋制麻货相等。”[5]同时，张之洞在湖北大力发展纺织教育，为全国培养纺织人才。张之洞创办的包括纺织教育在内的湖北工艺学堂，师资除了从留学生中选取，还从日、美等国聘请，招收的学生除了两湖地区，后来还有来自浙江、江苏、河北等地的。已有研究者对此做过总结，故此不赘述。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创新，湖北机器纺织企业能够生产的色织布达到27个品种，其中包括床单2种、毛巾数种。[6]1911年，湖北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博览会，获奖厂商14家，获奖项目17个，金牌5个，银牌与铜牌各2个，最优等奖8个。其中纺织业获奖5个，毡呢厂羊毛呢获金牌奖；郧阳永顺生厂丝织物获银牌奖；应昌公司制麻局的葛布、缎丝布，缫丝官局和汉口肇新公司的丝织物均获最优等奖。[6]可见，湖北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推动了中国纺织科技的进步，开启了中国近代纺织教育的步伐，为全国各地培养了纺织人才，所以它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是全国性的。 作者：朱丽霞 黄江华 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纺织工业论文:阿克苏纺织工业城设计与技术创新 阿克苏地区棉花资源丰富，是中国优质长绒棉生产基地。发展纺织工业，改善民生，岀口创汇，对新疆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重庆市轻工业设计院在阿克苏地区各级领导专家的信任重视和支持下，参加纺织工业城的规划设计建设工作。纺织工业城总体规划设计于2010年8月已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批准实施，并拟升级为国家级特大开发项目。城市总面积60平方公里。纺织工业城是一个要求在5—10年的时间内建成一个600万纱锭及其产业链和庞大的配套工程的特大型工程，是史无前例的。从瓦特发明蒸汽机推动欧洲工业革命，1870年英国曼彻斯特开始建立近代机械纺织工业，到1905年我国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在江苏无锡和上海创办申新纺织公司，历经百年世界上也没有这样大的纺织工业城。我国解放后国家大力发展纺织工业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从50年代开始相继建立了西安、青岛等纺织城其规模都不足百万锭，而布局也没有如此集中。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历经数十年，也只有国棉32厂等32个大中型纺织厂，只有200多万锭及10多个大中型印染厂。因此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成如此规模特大的现代化纺织工业城，任务非常光荣艰巨，必须用科学发展观落实各项工作。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所以纺织工业城的建设必须把科学技术放在首位，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出高产、优质、低成本的纺织产品，创世界名牌占领国内外市场，并达到节能、减排、生态、环保、低碳的目标。纺织工业城的建设必须解决一系列的矛盾，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1)产业结构、产业链、产品方案和市场变化市场需求的矛盾。 (2)大量的能源、水消耗量和节能减排，生态、环保、低碳的矛盾。 (3)阿克苏地区水资源欠缺和印染厂黏胶纤维厂用水量大的矛盾。 (4)纺织工业城的建设大量采用现代化先进科技及设备和人才培养及人员素质提高的矛盾。 (5)庞大的资金需求和短时间内落实资金的矛盾，招商引资和落实优惠政策的矛盾。 我们必须用矛盾论的哲学思想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来解决这些矛盾，用实践论的方法论扎扎实实解决好规划、设计及建设中的各种问题，迎难而上，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取得纺织工业城建设的圆满成功，造福新疆各族人民，社会、经济繁荣，平安稳定，安居乐业。搞好纺织工业城建设规划是先行，设计施工中处理好各种工程技术问题是关键，没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领导、管理、设计，施工班子是难以高效完成建设任务的。 1综述 阿克苏纺织工业城的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设计理念必须符合21世纪现代化科技进步的要求。把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节能环保、生态平衡及合理布置防风林带，利用再生能源节电，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供热，热电厂炉渣制成建筑材料变废为宝。污水循环利用节水，适度绿化美化，平安畅通，使纺织工业城能生产出高产优质，低成本的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吸引国内外商家到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投资办企业。 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好纺织工业城，以上要求决不是一句套话，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先进性、经济性、合理性放在首位。要不断了解掌握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能源的动向。由于整个工程牵涉的技术专业多，技术难度大，工程复杂，若设计得好，可达到投资省、耗能低、生态环保好，获得最佳的经济及社会效益，达到事半功倍效果。为此重庆市轻工业设计院为了搞好纺织工业城总体规划，已认真的对整个工程做了初步设计，对整个工程的重要数据进行了计算，对600万锭324个工厂(工业建筑面积约900万㎡，民用、公共、物流、仓储建筑面积约700万㎡，其中居住小区10个约320万㎡，主商业干道8公里商住楼约240万㎡，25k㎡水库湿地周围别墅区旅游区及其他建筑140万㎡。)“体型尺寸”及电网、热网、水源和给排水管网、天然气管网的排布进行了研究，保证做到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地投产后能安全正常运行，持续保持高产优质低成本，保持生态平衡，厂房内外空气含尘量达到国家标准，污水处理排放达到国家标准，热电厂烟气排放达到国家标准，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设计研究: 1)产业结构及产品方案。棉纱以高支纱高端产品为龙头用1、2级长绒棉保证产品质量。2、3、4、5级棉生产中低支纱合理配置利用棉花资源。以环锭纺为主，适当配置气流纺及紧密纺等产品达到最大经济效益。梭织产品以生产高档服装面料，高档纯棉府绸为主，可大幅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值及利税。高档服装面料为中、厚织物，可用棉、化纤混纺纱。高档府绸为60支。80支/2、100支/2、120支/2股线为原料，织纯棉府绸制高档衬衫(1件高档纯棉衬衫售价可达100～500元)。棉化纤混纺纱及纯棉纱可作针织物生产针织外衣，运动衣裤及高档针织内衣。 2)印染及其后整理工艺可大大提高服用性能。提高纺织物档次是生产高档产品的关键。后整理工艺可以根据品种要求进行各种整理，如:树脂焙烘，加软三防整理、四防整理(防缩、防皱、防火、防水)、易去污整理、三防加易去污整理、抗菌整理、涂层整理等。工农医用等产业用布及生态家纺布可用无纺布及梭织布或经编针织布，其后整理也是提高产品档次的关键，后整理过关可大大提高产品的档次及附加值和利税，但我国的后整理技术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必须培养高科技人才自主研发攻关。 3)从全人类对纺织品的需求而言，服用纺织品是最大的需求约占纺织品需求的60～65%，纯棉产品尤为国外喜爱为出口创汇的主力。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类家纺产品的需求逐步提高占20%左右。随着工农业生产及建设工程、医药卫生、军工等行业的发展，产业用纺织品约占15～20%(我国无纺布生产由于技术上与国外相比尚有差距，故无纺布在市场上的占有量较小)。因此阿克苏纺织工业城的产业结构、产业链及产品方案必须考虑以上因素。我们在规划中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纺纱厂以10万锭、8万锭、6万锭、3万锭的规模分档，这样既考虑了投资者(业主)的资金实力，也考虑了厂房车间建设投资的最省原则，消防安全原则，棉纺厂多品种生产及变更产品品种管理上的方便原则，车间内温湿度控制稳定达到高产优质及车间空调除尘系统的合理节能原则，在棉纺厂建成投产后其先进工艺设备的配置，业主可根据市场需求灵活方便的改变产品品种，适应市场变化。 4)梭织、针织、家纺、无纺布生产及染整生产服装生产，我们在总体规划中也充分考虑了建厂投资最省原则，工厂年耗用棉纱量染整工厂年产量统一原则、厂房标准化原则，工艺设备先进用人最少原则、工厂电、水、蒸汽、天然气耗用保证原则，产品品种变化灵活方便原则，业主适应市场变化获取最大利润原则。由于现在市场千变万化，尤其是纺织品的花色品种日新月异，按我们的总规产业链配置方案，将能充分适应市场需求，并力争创名牌。业主需要生产什么品种由市场决定，以获取最大利润及社会经济效益。 2电网管网建设 已对各个工厂及整个工业城的用电量、用水量、供热蒸汽量、天然气用量及管网流体力学水力平衡作了初步设计研究计算，保证满足需要、安全运行。 3设计规范 对国家颁布的最新设计规范，《棉纺织工厂设计规范》(GB50418－2009);《印染工厂设计规范》(GB50426－2007);“纺织工业企业环境保护设计规范”GB50425－2008及其他有关国家规范、规程等作为我们设计的科学依据及准则，确保工程质量。 4开工建设安排 为了加快纺织工业城的建设，必须科学设计齐头并进，快马加鞭，全力以赴，严密做好设计施工的组织领导工作，加强领导统一指挥，有序实施分期建设，首先保证主干道、防风林带、热电厂、水源及水厂工程(一次设计分期施工)、部分给排水电网热网等工程、部分居住小区、商业服务建筑、纺织印染等样板工厂(我院已完成样板工厂初步设计)的先行设计施工。开好头，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完成纺织工业城的建设。 5纺织工业城600万锭及后续深加工工厂产能、用地、能耗统计表 6工厂总投资、产值利税估算表 7城市建设工程投资估算表 其他城市民用及公用建筑700万㎡，包括仓储物流、居住小区、商业农贸、政府办公、宾馆酒楼、医院学校、科研中心、批发市场、会展中心、交通旅游、地标建筑、城市雕塑、文体娱乐、公园广场、人防工程、消防工程等建筑及设施总投资200亿～250亿元。(工程投资费用以施工设计报价为准) 8纺织工业城环境保护及节水节能低碳工程规划 1)纺织工业城工业及生活总用水量325818m3/日，用水量很大。在做好污水处理的同时应尽可能做好废水利用节约用水。在具体工程设计中，为了方便废水回用利用，宜每座印染厂(规模年产量4000万米)独立建造一个废水处理及废水回用利用系统。其规模为日处理废水4000m3。纺织工业城完全建成后最多共建印染厂32座。每座黏胶化纤厂(规模年产量20000t/年)独立建造一个废水处理及废水回用利用系统，其规模为日处理废水21000m3。纺织工业城完全建成后最多共建黏胶纤维厂6座。生活污水处理及废水利用按国家现行有关设计规范执行，做到节水环保。 2)全部纺织印染工厂设计中采用现代最新工艺及设备、全部机器为电脑全自动控制，高产优质用人少。印染生产采有无污染少污染工艺及热能回收、碱液回收等设施。做到高产优质、低成本，保证城市整个生产系统节水、节能、低碳、环保。 3)纺织工业城600万锭共建棉纺厂90座，采用我国生产的最先进的空调除尘设备，车间空气含尘量达到小于1mg/m3，确保厂内外无粉尘污染。空调进排风窗口安装百叶式消声器控制噪声污染。车间空调系统根据天气变化采用变风量调控车间温湿度，节约用电。 4)阿克苏地区3、4月风沙大，整个纺织工业城主干道、次干道及生活小区、商贸区、生态休闲区及厂区内应设置防风林带和绿化园带。防风林带及绿化园带应配合整个城市美化有机融合，由专业公司设计施工，使整个纺织工业城真正成为生态、环保、宜居、健康的城市。 5)1200MW特大型热电厂，其烟气排放采用最先进的脱硫除尘技术能保证达到环保要求。每年100万吨炉渣做成建材，变废为宝，改善环境，提高循环经济效益。 6)整个城市生产及生活采用集中供热，各工厂及生活区不设锅炉，由大型热电厂集中供热，确保减少大气污染，抽汽式发电机组最大抽汽量，冬季2800t/h，非采暖季节2100t/h、蒸汽凝结水集中回收。非工厂建筑可设计太阳能供热采暖，低碳环保。 7)整个城市路灯照明采用风力加太阳能光电池供电，低碳环保。 8)城市垃圾处理采用垃圾发电，节能环保。 9)整个城市电力电气设备设计中均采用高效节能的最先进设备，确保安全节能。 10)每个工厂及生活、物流区均设计电脑能源使用计量监测系统，确保节水、节能安全运行。 9纺织工业城水资源规划 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气候干燥，降水量少，年降水量山区为500～700mm，出山口区为177．6mm．而平原区年平均降水量63．3mm，水资源比较欠缺。根据温宿县人民政府温政函(1998)19号文件精神，水利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于2000年10月完成了新疆温宿县台兰河流域灌区规划报告。该报告主要从农业灌溉角度详细研究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调查了台兰河水资源总量。台兰河灌区位于温宿县东部，距温宿县城22km，距阿克苏市及纺织工业城25km，314国道和南疆铁路从灌区中部通过，交通方便。由于该规划报告没有考虑纺织工业城的大量用水，原考虑工业用水采用地下水是不可能满足要求的。经我们与阿克苏地区水利局专家研究协商，认为由于洪水时在保证农业灌溉的条件下，有大量水资源流失，若能充分利用，可保证纺织工业城的用水需求。台兰河多年平均径流量7．42亿m3，到2030年农林人畜总需水量75101．05万m3/年，总供水量(包括其他水源)86354．84万m3/年。每年有11250万m3的余水可供纺织工业城使用，完全能满足纺织工业城的用水需求。现在由于没有大型水库蓄水，洪水时水资源大量流失，使供水严重不足。为了保证纺织工业城供水，水利局专家建议新建一个2亿m3的蓄水库使洪水时水资源不流失。水库建成后不但能使阿克苏地区的供水情况大为改善，由于水库可形成一个20平方公里以上的水面，可建一个生态湿地旅游区，成为沙漠地区的一颗明珠，大大改善生态环境，吸引国内外游客到纺织工业城来旅游，提高阿克苏地区的知名度，推动商贸旅游双丰收。由于水源及水厂工程量大，技术复杂，必须立即进行勘测设计，及早完成工程施工任务，方能确保纺织工业城顺利建成生产。 10纺织工业城循环经济规划 1)阿克苏地区轧花厂废弃的棉短绒制成棉浆粕，生产粘胶纤维。本规划建年产20000吨的粘胶化纤厂6座。纺织工业城各纺织厂生产中废弃的下脚纤维料可供生产无纺布。本规划建年产5000万米的无纺布厂两座。变废为宝，有利环保，提高循环经济效益。棉籽可生产食用棉籽油。 2)热电厂每年100万吨煤渣制成建材变废为宝。达标排放的废水灌溉农田及城市绿地。 11设计与施工要点 1)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为保证纺织工业城多快好省、有序建设、确保不返工不浪费，必须在总规的基础上作好详规，集约利用土地。热电厂、水厂，每个工厂及各种建筑的布置均要正确划出红线并编号，算出每条线路的电水汽的能源需用量，以保证正确设计整个城市的电网、给排水、供热蒸汽、天然气管网及通讯、电视等网络。地下管线的设计施工必须与主干道、次干道路网系统、城市防风林带系统、绿化系统密切协调配合。 2)所有工程项目先进新技术、新工艺，必须先做样板工程，技术上确认安全可靠可行后再全面设计施工。 12结束语 纺织工业城的建设是一个具有600万纱绽，集中新建324座大中型工厂及城市配套工程的特大型工程。其整个城市工业及民用集中供热、阿克苏地区太阳能资源丰富，城市太阳能的大量利用及整个城市的生态环保工程，可能是目前国内城市建设最大的系统工程之一。设计施工建设的成功，将对建设节水、节能、低碳、生态、环保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具有示范的效应。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本工程正在实施建设中，特别感谢阿克苏地区领导和重庆市轻工业设计院各位领导专家的大力支持指导。望专家同行提出宝贵建议，使纺织工业城的建设更加完美。欢迎国内外朋友到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投资办企业。 纺织工业论文:毛纺织工业建筑历史及调查 [摘要] 本文根据呼和浩特市毛纺织工业历史的发展，通过调查研究部分毛纺织厂工业建筑历史及现状，提出了该类工业建筑保护更新的建议，并补充完善了该地区产业建筑遗存档案资料。 [关键词] 呼和浩特市毛纺织工业建筑历史及现状调查研究 一、呼和浩特市毛纺织工业发展历史 1.发展初期早在16世纪归化城前后，呼和浩特就有了家庭手工业式毛纺作坊。1934年，绥远省建设厅倡建官商合办绥远毛纺织厂，这是绥远地区第一家用机器生产的毛纺织厂。绥远毛纺织厂（即今第四毛纺织厂）以“飞羊”为商品商标，寓“飞越洋货”之意。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据归绥，绥远毛织厂成为日本侵华的军需用品生产基地之一。到1949年，全厂仅有职工106人以及十几台不成样子的旧设备、几间阴暗破旧的厂房。 2.繁荣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呼和浩特市相继兴建了第一毛纺织厂、第二毛纺织厂和第三毛纺织厂。原归绥毛纺织厂经过改建、扩建，成为具有现代化设备的第四毛纺织厂。1958年，第四毛纺织厂的高级提花毛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内外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毛纺产品和质量明显提高。1984年8月举行的“全国第七质量月授奖大会”上，第二毛纺织厂的“金羊牌”毛呢荣获国家优质品银牌奖。该厂还在1984年10月，经国际毛纺织业质量最权威的组织国际羊毛局批准，同意采用国际羊毛局标志，标志着该厂毛纺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1985年，全市纺织工业共有毛纺织、棉纺织、针织、服装等21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原值1.5亿多元，净值1亿多元，工业产值3.2亿多元。 3.衰落时期20世纪90年代，沿海、内地非畜牧区毛纺生产能力过度膨胀，竞争无序，造成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效益下滑，加上国际市场不景气，国内市场管理混乱，假冒伪劣、掺假制假问题严重，呼和浩特毛纺工业困难更加突出。1989年的羊毛大战，使呼和浩特毛纺工业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不强，企业内部机制转换滞后，经营管理不善，产品开发能力弱，营销方式落后，生产随意性、盲目性大，产品积压，资金沉淀，呼和浩特市的毛纺工业走入无法回天的境地。1997年末至1998年初，呼和浩特市的六家毛纺企业走向衰落，相继破产。 二、呼和浩特市毛纺织工业建筑现状调查分析 市内共有6个毛纺织工厂：第一毛纺织厂、第二毛纺织厂、第三毛纺织厂、第四毛纺织厂、第五毛纺织厂及毛条厂。各纺织厂大部分位于呼和浩特城南的毛纺织大街——诺和木勒大街上。这条街因毛纺织业的创建而得名，又因毛纺织业的兴盛而闻名全国，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条纺织大街。 1.第一毛纺织厂1956年3月8日，内蒙古新建毛纺织厂(内蒙古第一毛纺厂的前身)开始兴建。该厂位于呼和浩特南郊，碱滩村、盆窑子村、双树村三村交界的一片荒滩和乱坟堆（诺和木勒大街3号）上。在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中，第一毛纺织厂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化毛纺厂。第一毛纺织厂主要以生产毛线为主，产品除了满足内需以外还供应东欧的波兰、捷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国内解放军佩戴的帽子、衣服的领子及人民大会堂的沙发都是由该厂生产和提供的。该厂生产的“群羊牌”毛线成为全国知名品牌，它的各项技术指标都超过当时世界知名品牌——英国“蜜蜂牌”毛线。随着城市工业发展，城市用地重新规划，第一毛纺织厂附近的建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第一毛纺织厂却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中得以保存，成为市内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纺织工厂，也因此留住了时代的印记。纺织厂破产后，厂区内建筑陆续废弃，目前该厂大部分厂房、仓库、烟囱及大型机器仍保存相对完整，只是常年处于废弃无人管理状态，破败不堪。其中小部分仓库、厂房、厂区空地等保存较完好的建筑，作为附近商场、饭店、相关单位的货品仓库、车库、停车场等，仍在使用中。毛纺织厂周围建筑大多为纺织产业从业者的生活区，他们曾经为呼和浩特纺织工业奉献青春，为我国的纺织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2.第二、三毛纺织厂第二毛纺厂始建于1958年，1962年正式投产，位于第一毛纺织厂的东北方，诺和木勒大街80号附近。是一座生产大型精梳毛纺织产品的工厂。主要生产纯毛、毛混、化纤三类产品。纺织厂倒闭后，城市规划部门将这片土地重新规划，原厂房及配套建筑完全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现代化居住小区，纺织厂曾经的繁荣景象也随着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第三毛纺织厂建于1966年，是一个全能性的粗梳毛纺织厂。1985年规模为2616锭，年产粗纺呢绒156万米，产品70%内销，30%出口，面向港澳及远洋。成品综合一等品率99%。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该厂因与第二毛纺织厂相邻，多数厂房和配套建筑也遭完全拆除，但仍保留了几处建筑：仓库、办公楼、部分车间等，在保留的老厂房中笔者看到，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但砖混结构的房屋基本保存完好，部分厂房和仓库仍作为物流仓库、汽修厂、建筑材料储存仓库等在使用。其中，紧邻呼伦贝尔南路的办公楼（原中服集团）截止到笔者调研前，仍在改造状态。目前，该建筑外立面基本改造完成，内部空间改造正在施工。未来该建筑将作为某装饰公司继续投入使用。目前为止，该办公楼改造是呼和浩特市纺织工业建筑改造的首例项目。 3.第四、第五毛纺织厂第四毛纺织厂位于现呼和浩特中山路附近，其前身是原“绥远毛织厂”，1954年改名地方国营呼和浩特市毛织厂，1958年该厂生产的提花毛毯进入国际市场。1980年，更名为内蒙古第四毛纺织厂，并进行了总体改造工程。先后出口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所产“山丹花”牌毛线被纺织部评为优质产品。主要产品有：纯毛、混纺提花毯、驼绒毯、素毯、呢毯等。第五毛纺织厂是1981年在原呼和浩特市郊区（五里营）农机修理厂厂址新建的。当时是以郊区农机修造厂的大部分职工和市第二羊毛厂合并组建为市绒衫厂。1983年6月更名为第五毛纺织厂。主要产品为羊毛衫、驼绒等。1984年试制成功的绳状呢染机和吸泥机，填补了自治区纺织机械制造的空白。第四、五毛纺织厂主要产品都是地毯。20世纪90年代相继倒闭后厂区均遭拆除，从此标志着呼和浩特市纺织工业繁荣的第四、五毛纺织厂退出历史舞台。由于新世纪产业结构调整，如今，原本远近闻名的毛纺织厂已经变成呼和浩特市中心繁荣的综合商业街和生活区，融入到城市建设中。纺织工业的辉煌也只能留在那一代人的记忆里了。 三、呼和浩特市纺织工业建筑保护更新改造建议 我国工业社会开始时间较晚，人们对工业遗产保护的认识还需要一个过程。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国内一些较发达工业城市开始慢慢重视工业建筑遗产的价值，对待工业建筑遗产不是一味地拆除而是开始有了对其进行保护与更新的措施。把一些工厂、仓库等改造更新为新颖的艺术工作室已经是十分普遍的改造手段，将大片产业建筑更新为创意产业园区进行出租出售，投资较少，且容易收回投资成本获得经济效益，这也是近几年国内产业建筑改造更新的大趋势。呼和浩特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城市，产业特色影响着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从新中国“第二五计划”开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呼和浩特市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毛纺织工业基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昔日多家毛纺织工厂陆续宣布破产，原有的厂区，一部分已完全改变功能融入城市建设；一部分濒临荒废等待改造及更新。适宜的更新策略能够保证产业文化的延续性，发掘产业遗存蕴含的多重价值，创造出具有地域性文化气质的城市环境，进而提升首府城市品质。针对呼和浩特市现存纺织工厂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几点保护更新建议： 1.公共空间开发模式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织工厂是目前保留较完整的一片纺织工业用地，部分厂房、大型机器均具有历史价值。根据其所处地理位置可考虑改造成为广场或公园等一些公共开发空间。结合厂房和一些大型设备建造一些公众可以参与的娱乐设施，作为人们休闲娱乐的综合场所，也是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措施。同时也可达到对该地区纺织工业文化宣传与传承的目的。这种开发模式国内可借鉴的成功案例是上海的梦清园主题公园规划设计，梦清园位于上海市中心苏州河老虎爪湾段南岸，是在原上海啤酒厂旧址上规划建造的，随着梦清园改建工程的实施，其周围迅速成为高密度中高档住宅区域。梦清园区内完整地保留了老上海啤酒厂灌装车间、酿造楼、烟囱等建筑及构筑物，加以保护性修缮，力求恢复原貌。结合公园功能需求，将其作为园区内的中心建筑，并用以收藏和展示苏州河及其沿岸地区有关啤酒酿造的文物古迹、工业史料、工业设备等。梦清园不仅满足人们游园、休闲的需求，也保护了旧工业建筑，延续了相关工业历史文脉，还增强了市民对待历史的参与性。 2.住宅地产开发模式住宅地产开发模式是指在旧工厂原址或附近开发打造居住区，对既有的旧工业建筑进行景观式改造和再利用，使之融入到该居住区或精品住宅中，以此提高住宅的环境品质和审美乐趣。呼和浩特市第三毛纺织厂现存厂房、仓库等建筑紧邻一居住小区，根据其现状，可考虑结合该居住小区配套公共建筑，保留修缮部分可继续使用的厂房建筑，赋予其新功能，使其成为居住小区的一大特色，不仅为旧工业建筑改造更新提供了一种可能，也呼应了城市文脉和人文因素。这种开发模式国内的优秀案例是天津的万科水晶城。水晶城是万科地产在2003年推出的大规模高品质居住社区，位于天津市区南部，是在原天津玻璃厂旧址上建造的、中国第一个以保留工业时代历史遗迹为主题的大型社区。保持原有建筑历史风貌，将原有调运铁轨、厂房、吊装车、烟囱、古树等遗留物巧妙的融入到现在的建筑中，赋予其在社区内新的功能，不仅使得该居住社区独具特色，同时还使得相关工业遗产得以保护和传承。 3.历史展示开发模式工业遗产可反映当时工业化过程的特定阶段或者功能，也具有一定的物质文化意义。因此，在原址上修建工业博物馆比在传统博物馆中展示旧有物品器械更方便、生动。通过展示工艺生产过程，从中活化工业区的历史感和真实感，激发市民参与感和认同感。呼和浩特市纺织工业历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部分历史资料出现断层或缺失，针对纺织文化构建主题博物馆、展示馆、展示厅等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对历史信息和资料进行保护，也是对该类型工业建筑的开发和再利用。这种开发模式国内外成功优秀案例较多，如德国的关税同盟煤炭焦化厂、青岛啤酒博物馆、四川美术学院重庆校区的坦克库等都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四、结语 调查中了解到，呼和浩特市针对纺织工业建筑的改造与更新目前正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受到地区经济发展、城市工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吸取借鉴国内外优秀实践经验的同时，仍需结合该地区城市发展状况、产业结构、相关法律法规等因素，综合考虑，才能制定出适宜的更新策略，提高毛纺织工业建筑历史的关注度，保证城市工业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作者：辛梦瑶 范桂芳 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纺织工业论文: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研究 一、晋中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背景 萌芽期(1919—1924):1919年，阎锡山在其叔父徐一清的帮助下拟筹资150万银元，以一百元为一股共15000股，在榆次城北门外成立“山西晋华纺纱股份有限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累积，到1924年6月1日晋华纺织厂正式开工生产，并同时改名为榆次晋华纺纱厂(晋华纺织厂编《生命的历程•晋华纺织厂生产经营情况及1994—2001年亏损因素分析》，2002年)。发展期(1924—1937):1929年，晋华纺纱厂扩存股本到300万元(银币)，并扩建厂房，增加纱锭，设备也在不断地补给更新，到1934年，除租赁祁县织染厂外，晋华成为共同拥有纱锭41744枚、布机480台、毯机4台的全能纺织厂。1935年11月随着上海技术人员的输入，晋华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较前有了一定的提高，1937年春季增加线锭1504枚，成为旧晋华产量最高的年份(晋华纺织厂编《生命的历程•晋华纺织厂生产经营情况及1994—2001年亏损因素分析》，2002年)。低谷期(1937—1945):1937年10月3日晋华由日寇实行军事管理，改名为“军管理第十二工厂”，主管者为“东洋纺绩会社”。1942年改归山西产业株式会管理，更名为“榆次纺织厂”。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从该厂榨取巨额利润达51577004日元，相当于24个晋华纺织厂。厂里许多设备损坏严重，陷于瘫痪(山西晋华纺织一厂破产清算组《山西晋华纺织一厂历史回顾》)。恢复期(1945—1949):1945年晋华被国民党接管，直属山西省西北实业公司。1948年7月18日榆次解放，晋华恢复生产。1949年9月开出纱锭26000枚，布机492台，当时的工人全部就业。全年共生产棉纱1．23万件(2232吨)，棉布340．19万米，棉毯4800条，总产值(以1957年不变价计算)为946．93万元，占1937年的38．23%(山西晋华纺织一厂破产清算组《山西晋华纺织一厂历史回顾》)。 二、晋中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优势 晋华纺织厂从艰难地创办，逐渐地发展，到跌入谷底，后逐渐恢复，其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也经历了一些发展和变化。生产技术主要包含5个方面:厂房建筑、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动力供应、原料分析;经营管理包含3个方面:销售管理、经济效益、人员分配。 (一)生产技术 1．厂房设备齐全 一战后，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车间厂房也由以前的砖木改为钢筋水泥结构，除限于地面和其他原因偶有二层或三层外，均为锯齿式平房。晋华聘请英籍工程师李密度设计厂房图纸，采用当时流行的单层锯齿形厂房，绝大部分采用混合结构。晋华共有8个库房，其中1—5#库为成品库，6—9#库为原棉库。成品库采用普通的砖混砖木结构库房，顶上有透气孔，窗户开在右侧面，采光较好;原棉库面积要较成品库大一点，库房门设计呈欧式风格，更为独特的是窗户开在房顶，每座库房均有7扇窗户，库房前部房顶各有两个样式别致的透气孔。晋华的生产及配套设施较为全面，建筑布局比较合理，除厂房主要部分为混合结构外，其余均为砖木结构，且建筑风格各异，其中会议厅为典型的欧式风格，其余建筑较好地体现了中西结合的风格，体现了中西结合的思想。 2．生产设备精良 英国的纺织机械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晋华在建厂之初便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英国、日本等国的机器设备进行生产。企业的机器设备不断得以更新和补充。当时，晋华主要有纺纱车间、织布车间、织毯车间、机电车间、修缮间、实验室、通风组及皮辊房等8个生产区域。晋华的主要设备里进口机器所占比例达到85%以上，基本上为抗战前从英国和日本进口。也就是说，1937年以前，晋华就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采用新式设备，具备了较为先进的生产能力，并且直接建立了以电气动力为标准的近代化大工业生产体系。比如，晋华所进口的这套纺织设备的开清联合机组，每台每小时的棉条产量即达到空前的6公斤左右，不仅省时、省力，而且生产效益与明清时的手工机械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这批先进的设备一直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 3．生产工艺完善 建厂伊始，晋华就注重采用当时先进的生产工艺，尤其是1935年由天津中国银行代管后，从上海调入一批技术人员，其生产工艺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主要生产工艺为:纺纱:依次为原棉、送花、开包、松花、配花、除尘、喂花、头道清花、二道清花、三道清花、过磅、梳花、头道并条、二道并条、三道并条、头道粗纺、二道粗仿、三道粗纺、过细纺机、饮纱、摇纱、磅重、成捆、包纸、成包、印刷、送车储存，是一套非常完善的流程。纺线:经筒子机并成筒子，经合股机合成线，以后与制纱同一工序。织布:经纱—过筒管车、牵经车、浆纱车、穿筘、上织机;纬纱—过纬纱机、送厂开织;整理—验布、括毛、碾光、叠折、缝布、印牌、成包、送库储存。正是因为该生产工艺较为科学，故建国后还运行了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说是晋华对我国棉纺织业的一个独特贡献。 4．动力供应便利 机器的运转有赖于动力的消耗，故动力产额的大小成为工业化的重要指标。建厂伊始，晋华使用蒸汽作为动力。随着电气设备的增多，全厂设备的电动机均为交流电动机，数量达1656台，动力供应不成问题。为此，1929年晋华在距榆次5公里的源涡村建立配套设施较为完善的发电厂，安装当时较先进也是山西省功率最大的1150KW透平发电机1台，但缺点就是耗水量极大。为此，在发电厂专门建有贮水池。加之，榆次又是产煤区，所出产的煤质高价优，发热量高，故燃料的供应可以就近取材，且能充分供应。 5．原料供应充足 我国固有品种的棉花，在长度、清洁度等方面无法达到当时纺纱机所需要的棉花品质，为此，1933年山西开始建立棉花技术指导体系，改临汾棉业试验场为山西省棉花试验场，在榆次等地设立分场，设立改良棉轧花厂，统一轧花，确保棉种纯洁度。此后，山西的植棉面积急速扩大，棉花产量也得到大幅提高。晋华所处地理位置较好，毗邻黄河流域的一些主要产棉区。所需原棉外省主要是河北石家庄，省内为曲沃、翼城、临汾、洪洞、荣河、文水及汾阳等地，供应充足，收购、运输便利且质量相对较好。一般而言，晋华棉花年需求量基本上稳定在近8万担，约占全省年用量的一半以上。 (二)经营管理 1．产品销售便利 晋华的主要产品有桐叶牌10支、14支、16支棉纱，三环牌20支、22支、32支、42支棉纱;三晋牌18磅粗布，明月牌16磅粗布，明星牌细布，三环牌各种色毯。产品种类较多，较好地满足了当时各类消费人群的需求。产品销售分代销、批销、设庄运销及门市发行四种，销往省内各地及平汉铁路沿线河北石家庄、清苑、获鹿(今属鹿泉市)、河南许昌等地，并出口到国外，在东南亚一带享有盛誉。榆次处于交通枢纽地位，同蒲铁路和正太铁路在榆次交汇，且石太铁路在晋华厂内设有站台，极大地方便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这是当时国内其他纺织厂所不具备的。 2．经济效益起伏大 晋华1919年建厂后，久经战乱，抗战期间又经历了日本人的军管，经营不稳定，经济效益起伏较大，但上世纪30年代可以说是晋华发展的黄金时期。1937年为晋华厂历史上产值最高的年份，因其正赶上抗战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十年”，公司生产稳定，经济效益稳步提升。抗战爆发后，日本人对晋华实行军管。此期间，一方面因为日本人的残酷盘剥，另一方面因为晋华工人的抗日情绪高涨，所以经济效益非常低。1947年榆次解放前，因阎锡山致力于内战，所以晋华厂经济效益每况愈下。直至榆次解放后晋华厂回到人民手中，晋华厂才焕发出新的活力，生产经营渐趋稳定，经济效益逐渐恢复到抗战前水平。 3．人员分配合理 晋华厂最高权力机构为“董监会”，设董事长1人，常务董事2人，董事6人，监察4人，共计13人，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63辑》)。第一，管理和技术人员。晋华厂直接管理生产者为经理和副经理，均由董事会聘任。在天津中国银行代管期间，晋华改革领导体制，设置了“四总”，即总工程师(相当于厂长)、总秘书、总会计与总稽核，后三职由徐一清之子徐士珙兼任(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63辑》)。厂内生产管理多由工程师、工务主任、工务员等担任。虽尚未达到科学管理及工作合理化水平，而与论工论货工资之厘定(并条、粗纱论亨司，细纱论木棍及重量计算工资)，以及工人之训练考核(招募生手工、由教师制定机台、专事训练按期考试)，均有相当改进。在技术人员方面，晋华开办前就请外国技师进行设计工作，同时徐一清还派许多中专生去南通张謇的纱厂实习，以尽可能多地储备技术力量。在晋华的百余名职员中，有20余名技术人员来自天津、上海等地，其余则为创办发起人和大股东举荐入厂。第二，工人。晋华生产工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掌握一定技术的熟练工，另一类是普通工人。前者包括机匠、工头及纺纱熟手，大都从上海、天津、河南等地聘请而来，约200人。如“清花间的于阿四，梳棉机匠谭金保，粗纱间的陈阿俊，细纱间的胡四高和陈顺甫，摇纱间的庄金镖、动力间的王玉林”等，都是开工时从外地聘请来的师傅。后者包括徒工和养成工，基本上均从榆次城镇和郊区招来。工人入厂前要填写“保证书”，大致内容为:自愿上工，遵守厂纪，服从指挥调遣，保证三年内不离厂等。填好后由本人画押，并由介绍人和铺保盖章。一些技术工种的徒工，入厂工作后，第一个月工资为押金，本人不得领取，由公司扣押，以防不测(榆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榆次文史资料第9辑》)。公司对聘请来的外省职员和工人，在住宿、托儿等方面给予一定优待，如带家属，还分配给家属宿舍，其他职员则自找民房。1924年6月1日，当时有20名工程技术人员，100多名职员，500多名工人。1937年，职工人数3200左右，日开2班，每班工作12小时，全月每人工作28天以上。1937年，晋华职员96人，男工1333人，女工339人，童工31人，学徒89人，职工来源以本地为最多，其余多为河南和河北人。工资每月23000余元。 三、晋中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劣势 晋中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在生产技术方面有五大优势，经营管理也有自己的一套完善的流程。但是晋华纺织厂的发展还是十分艰难，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制约，也有自己的一些劣势。 (一)晋中地区历史条件的制约 工业的发展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工业的命运随着国家命运的起伏而起伏，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影响工业的发展。纺织工业的发展是因为洋务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发展，而当时国际上也以纺织业发展为主，所以晋中纺织业发展的机会很好，利益很大。但股东们、军阀们不是为了民族工业的壮大，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为了支撑军阀的军费开支，并巩固其地位，不断地筹措资金来兴办企业。当无利可图时，投入也就不复存在，尤其是晋华走向低谷的时候，资金成为了大问题，当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也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日本侵略者对该厂生产设备只使用，不维修，为了经济利益，无限制地、无休止地剥夺劳动人民的成果。从晋华纺织厂的发展来看，建厂时的股东主要是山西的地主、商人和官僚资产阶级，而后被日本人控制，最后又被国民党接管，利润一直是管理者的追求，而利润的高低也是制约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利润高就扩大规模，利润低就减员减产，中国特殊的国情是晋华由兴盛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 (二)晋中纺织工业缺乏先进技术 在投产初期，晋华虽然购买了很多先进的机器，雇佣了大量的工人，看似庞大的企业，其实完全没有竞争力，因为企业没有自己研发的技术和科研人员，而工人只是一味地按照指令做事，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尤其是当1935年日本在我国倾销纺织品，致使晋华产品销售不畅，造成积压，其实这个时候就显现出了缺少技术的弊端，晋华只是购买了设备，没有完全掌握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晋华的技术也没有革新，造成了晋华纺织厂的技术落后，很难与欧美、日本的纺织业进行竞争。这时晋华纺织厂与太原纺织厂联合，但是治标不治本，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技术落后的问题。直到从上海引进了技术人员之后，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晋华刚想改革的愿望就此破灭了，一直到解放以后才慢慢恢复生产，引进和找回技术人员。但是，从抗日战争到建国这段时间内技术长时间地和国际脱轨，是造成晋华纺织厂技术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三)晋中纺织工业的人员缺少改革和创新的意识 晋中近代纺织工业停滞不前的一部分原因是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没有开拓和进取的意识和精神。管理者办厂和救厂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纺织厂的发展，所以管理者短浅的目光也是制约晋华发展的一大因素。从员工的角度看，员工没有接触过西方文化，不懂得技术的重要性，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管理者和员工的不积极态度也是晋华发展受阻的一大原因。制约晋华纺织工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还是人们缺少对西方文化和科技的了解，缺乏和西方交流的渠道。纺织科学技术教育的缺失，是整个纺织工业所面临的问题，当然国家强大了，才能谈教育和技术。所以强国要以科技教育为主，增强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力才是正道。通过对晋中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的优势和劣势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实力、技术力量、人员素质依旧是影响工业技术发展的主要因素。工业技术要发展，首先要有一个稳定的国家，要有自己的设备和技术人员，要有奋发向上的思想动力，这对于现代工业技术的发展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来自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张中强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纺织工业论文:纺织工业发展 一、四川纺织工业发展现状 纺织工业是四川的传统工业，现已形成化纤业、棉纺织印染业、毛纺织业、麻纺织业、针织业、丝绸业、缝纫制造业、纺织机械制造业等门类，建成了成都、遂宁、绵阳、内江、南充、达川等6个纺织工业基地。 四川省的纺织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话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四川纺织工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由原来的44.5万锭增长到109万锭（不含重庆），基本形成了棉、毛、丝、麻、化纤、印染、针织、服装等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综合竞争力有所提高，国际贸易逐步扩大。这期间纺织工业产值占到全省工业产值的15%，上缴利税占省财政收入的10%，并且是主要的出口创汇产业。从总体上看，四川纺织工业的发展与全国基本同步，但在发展的水平、质量、效益等方面与东部有较大差距。 四川纺织经济总量占全国的份额在逐年减少，20年前排前10位，1996年排第12位。2004年总产值占全国纺织的1%，排第13位，占全省总产值4.87%。 在西部12省(市、区)中，四川纺织经济总量居西部第1位，占西部纺织经济总量的23.4%。化纤、印染布产量居西部首位，纱和坯布产量居西部第2位。出口创汇居西部第1位。 二、四川纺织工业存在问题分析 产品缺乏竞争力。四川纺织工业以棉纺织初加工为主，技术含量较低，深加工和加工增值较高的产品比重较小，技术、信息、人才、资金、设备等方面比较薄弱。东部发达省份的纺织工业的自动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与西部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四川省内多数纺织企业主要以加工出口型为主，没有自己的品牌，而是贴牌、定牌生产，赚取不到10%的加工费。 国有经济比例过高，民营经济发展较慢。2000年，全国纺织工业资本结构中，国有经济比例为26.88%，其中东部16.94%，西部60.92%，四川省接近50%。国有经济，较难适应现代纺织工业生产的小批量、多品种、高品位、快交货和售后服务等新特点。 缺乏高素质专业人才。主要包括：能在生产第一线指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应用型复合人才；精通国际贸易惯例、商务谈判的人才，能运用WTO规则的综合型人才；拓展市场的营销人才；好的设计人才；熟练工人。 掌握信息落后。我们常说四川纺织的设计创新能力弱，没有独到的产品，这与信息掌握不全有很大联系。纺织信息网络的发展显然有利于缩小四川纺织业与外界的差别。现在省内许多纺织企业还未参与电子商务，想参与又对电子商务不太了解，只好进行观望，这样势必会坐失良机，在未来的市场竟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宏观环境不利。没有制定四川省纺织工业发展战略和修订现行产业政策，建立产业运行监测分析信息制度，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为了发展技术密集、有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行业，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三、四川纺织工业发展对策与措施 1．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我国在加入WTO之后，加快了由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迈进的步伐。四川纺织企业应集中现有优良资产、优势资本和优良技术装备，开发市场适销的特色产品，增加高附加值，提高产品毛利率，改善资产结构，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积极利用国家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大力开发国内潜在市场，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积极推进企业应用计算机管理软件和网络信息技术，在重点优势企业中建立完善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真正做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产业升级。 2．发挥民营企业市场开拓能力 由于民营企业对市场的反应更快，控制成本能力更强，激励机制更完善，因此出口增速更快，对出口增长的贡献更大。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一是鼓励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形成企业产权多元化；二是制订国有企业退出规划，促进劣势企业退出市场；三是巩固成果，要求有毛纺企业的地方要进一步做好规划；四是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要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经贸委《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若干政策意见》，以及四川省的《实施意见》，继续采取多种有效方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通过一系列措施减少纺织国有经济在全行业中所占的比重，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行产权改革，使民营经济成为我省纺织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点。 3．培养纺织业高素质人才 引进与培育人才。四川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进与培育纺织服装人才，并配置到适合其发展的岗位中去，作到真正的人尽其才。对于人才的培育，应着力打造具备服装品牌创建、推广与国际营销能力的人才，为四川自己的品牌走向世界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人才激励。目前许多企业的领导将人才的流失仅仅归因于物质因素，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四川的纺织服装企业应在完善物质激励的同时更加重视精神激励的作用。首先，要设计出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使得人在完成工作的同时获得满足感；其次，对于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要予以表彰；再者，对于能力突出者，要提供更多的职务晋升的机会；最后，要提供更多的培训与学习的机会。 4．发展电子商务 90年代初期，电子商务就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经营方式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兴起。而当今纺织服装工业也越来越向多品种、小批量、短周期发展，生产、管理、销售无不需要快节奏处理。目前，四川纺织服装企业在运用纺织电子商务上，都还停留在网上广告、查询、电子邮件往来的初级阶段，还没有在销售与生产之间建立快速反应系统，难以做到对市场的快速反应。 为了使四川省纺织企业在未来的商战中处于有利地位，须制定相应的对策。要转变观念，积极引进和培养电子商务人才，建立企业管理网络系统，企业要建立自己的网页，利用网络了解纺织市场供求信息，积极开展电子商务活动，把握生产与经营的先机。 5．政府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宏观环境，针对目前纺织服装企业大量发展、相互压价、无序竞争等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的现象，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做好以下方面：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严格监督制度，鼓励企业创新，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制度改革。 另外，要健全行业协会职能，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的管理经验和方法，发挥行业协会对行业的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行业协会可以组织企业联合开发和考察，进行产业损害调查，及时行业预警信息，把行业协会建设成企业之间交流的大平台。 最后，政府主管部门应该主动采取必要的手段，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帮助纺织工业减少损失，引导纺织工业走向良性发展之路。 纺织工业论文:中央级纺织工业体制经济发展比较 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主要包括两类机构，一类是经国家事业单位管理局批准成立的纺织工业类事业单位，另一类是在民政部注册成立的全国性纺织工业类社团组织。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是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全国性纺织行业协会，管理并带领上述两类纺织工业类机构在各个纺织细分领域开展工作，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向上联系着工业与信息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家宏观管理部门，向下联系着全国棉、毛、麻、丝等各类纺织服装企业，在各个纺织服装细分领域发挥着“中枢神经”的作用。他们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仅决定着“中枢神经”的健康状况，也不可避免的影响着各个纺织细分领域的健康发展。因此，反映并支持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的经济发展，不仅是对这类机构的关注，也是对全国纺织服装企业的关注。 根据国资委对国有资产年报工作的要求。我们对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进行了年报统计。至2007年末，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单位共26个，其中事业单位9个，社团组织17个。单位在职人数780人，其中事业单位在职人数477人，社团组织在职人数224人，其他人员79人，26个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均为独立核算单位。 对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经济发展的分析与对企业发展的分析有所不同。他们大多是非盈利性组织，不能从利润变化的角度去分析，而主要是以收入水平变化，净资产水平变化，资产周转率水平变化等方面去分析。我们主要对收入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资产周转率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 收入增长率。是指本年度收入增长额同上年收入的比率。它反映了机构的经济发展能力，该项指标越高，说明机构的经济发展能力越强。 我们以同期总收入对比进行统计。2007年末，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总收入3.2亿元，比上年增长12.1％。其中事业单位总收入1.3亿元，年增长率为11.3％；社团组织总收入1.9亿元，年增长率为12.7％。两类机构的收入增长率比较接近。 在总收入中，事业单位的财政性收入略有增长，事业收入增长明显。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中事业单位中收入增长率大于零的占78％，事业单位中收入增长率大干27％的单位占的33％，说明大多数事业单位的收入在增长，其中三分之一的事业单位收入增长较快。但预算事业单位收入的增长，大部分仍依靠财政性收入，非预算事业单位则完全依靠自营收入，这也是这类机构经济发展较慢的原因。 社团组织中“提供服务收入”的增长高于“会费收入”的增长。社团组织的收入中，会费收入增长相对较低，收入的增长更多的依靠开展各类业务活动，为相关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实现。 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中社团组织中收入增长率大于零的占56％，小于零的占44％。说明多数社团组织的收入在增长，但也有近半数的社团组织收入在下降。 净资产增长率。是指本年度净资产增长额同上年净资产的比率，它反映了机构对投入资本的保值和增值能力。该项指标越高，说明机构的资本增值能力越强。 通过对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分别进行统计，2007年末，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净资产4.2亿元，比上年增长17.2％。其中事业单位净资产2.2亿元，年增长率为6.3％；社团组织净资产2.0亿元，年增长率为31.8％。 事业单位中净资产增长率大于零的占55％，小于零的占45％。说明多数事业单位的净资产在增长，少数事业单位的净资产在萎缩。净资产增长率大于21％的占33％，说明三分之一的净资产增长较快，而多数事业单位净资产增长一般。 社团组织中净资产增长率大干零的占78％，说明大多数社团组织的净资产在增长，少数社团组织净资产增长较快，其中前三名增长率均大于235％，可谓是高增长。净资产增长率小于零的占社团组织总户数的22％，少数社团组织的净资产在萎缩。社团组织净资产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 资产周转率是反映运用资产以产生销售收入能力的指。资产周转率以收入额除以平均资产，反映了资产的周转效率的高低。该项指标越高，说明单位的资本周转速度越快。 通过对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分别进行统计，事业单位中资产周转率大于0.5的占55％，小于零的占45％。说明多数事业单位的资产周转率较好，少数事业单位的资产周转率较差。 社团组织中资产周转率大于0.5的占39％，小于0.5的占61％，说明大多数社团组织的资产周转率较差，少数社团组织的资产周转率较好。 通过对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经济指标的比较，我们初步得出了几点结论： 一、两类机构的收入增长率相差不大，收入来源相对稳定。 二、两类机构的净资产增长率相差较大。事业单位的净资产增长率较低，说明事业单位自身发展能力较差。社团组织的净资产增长率高达31.8％，说明其以自身资产为基础，自身积累能力挖掘潜力较强，社团组织的资产使用效率较高，表现出较强的资产增长趋势。 三、经过几年来的发展，社团组织总资产的增长明显高于事业单位。 2007年末，社团组织类单位资产额2.88亿元，年增长率为19.9％；事业类单位资产额2.86亿元，年增长率为7.2％；社团组织比事业单位资产额增长率高1.7倍。社团组织的总资产不仅在2007年末首次超过了事业单位的总资产。而且在增长速度上大大领先于事业单位，这说明社团组织通过开展各类业务活动，总资产的增长幅度明显好于事业类单位。 四、事业单位与社团组织在流动资产方面，两类机构相差不大。 按资产性质分类，2007年末事业单位流动资产总计为1.95亿元，同比增长17.5％；社团组织2007年末流动资产总计为1.96亿元，同比增长19.5％。两类机构的流动资产同时获得了大幅度增长，显示出良好的财务流动性。 五、社团组织的固定资产增长率明显高于事业单位。按资产性质分类，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总计2007年末为0.45亿元，同比增长4.5％；社团组织2007年末固定资产原值为0.36亿元，同比增长9.1％。两类单位相比，社团组织的固定资产金额虽然低于事业单位，但其固定资产增长率则明显高于事业单位。从固定资产总量来看，两类机构的固定资产总量都偏小，从实物量看，有房的不多，有车的不少，仅仅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六、社团组织的负债率略低于事业单位。按资产性质分类，事业单位负债合计2007年末为0.66亿元，同比增长10.4％；社团组织2007年末负债总计为0.75亿元，同比下降6％。两类单位相比，社团组织的负债率略低于事业单位。两类机构均无银行贷款资质，不能负债经营。 七、社团组织的人均资产值明显高于事业单位。按人均占有资产值分类，事业单位人均资产2007年末为600406元，社团组织2007年末人均资产为830478元。 两类机构相比，社团组织人均资产值明显高于事业单位。这说明社团组织的职工要比事业单位职工占有更丰富的经济资源。 总之，通过对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经济发展的对比，使我们初步了解了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的资产结构，开始摸清了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资产的轮廓，也看到了资产管理中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 为解决中央级纺织工业机构的资产管理问题，针对机构调整与改制、产权转让、资产评估、资产重组、对外投资、固定资产处置、财务监督等一系列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实践，为这类机构资产管理和服务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完善。 纺织工业论文:我国近代纺织工业发展论文 19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是洋务运动重点举办民用工业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时期。探讨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原因及历史作用，不仅有助于纺织史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洋务运动的研究也会有所裨益。 一、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原因 中国近代纺织工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侵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出现的。具体来说，它的兴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1洋布、洋纱的大量输入，使中国传统手工纺织业受到严重打击，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同时，纺织品商品市场的发展，为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创造了条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藉天津、北京条约，不仅继续在通商口岸大量销售洋布、洋纱，而且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行销日广。据统计，1842年中国常年的进口总值中，棉制品仅占8.4%，1867年上升为21%，到了1885年就以35.7%的优势跃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第8-9页）。这种状况极大地排斥和打击了中国土制棉纺织品的生产与销售。洋纱以其质优价廉很快挫败土纱，成为中国手工织布者的首选之物。这样一来，手工纺纱者大量减少，手工织布者在洋布的冲击下也日渐减少，中国的手工棉纺织工业不再依赖农业。其结果是，农民劳动力大量过剩，手工业者成群破产，成为兴办近代纺织工业及其近代工业所需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大批原来纺纱织布以自给的人，成为纱、布的消费者，商品市场上的纱、布流通量扩大了。纺织品市场的日益发展，为兴办近代纺织业创造了条件。 1.2洋布、洋纱的大量输入，也使洋务派官僚感到财源不保，白银外流，认为只有购置机器，设立布局，才能保我利源，堵塞漏卮。李鸿章指出：“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亟宜购机器纺织，期渐收回利源。”（注：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5册，第2684页。）又说：“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注：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3册，第1339页。）为此，李鸿章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企业。张之洞较李鸿章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焦虑不安。他在给光绪皇帝的《拟设织布局折》中说：“窃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考之通商贸易册，布毛纱三项，年盛一年，不惟衣土布者渐稀，即织土布者亦买洋纱充用，光绪十四年（1888年——引者注）销银及将五千万两。……棉布为中国自有之利，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因此他提出：“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权利。”（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第一辑下册，第907-908页。）1888年，张之洞决定在广东创办纺织厂。不久，他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遂将纺织厂移到湖北筹创，先后建立了湖北纺织四局。 1.3西方近代纺织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对一些买办、地主、商人和手工工场主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量，他们或是仿造纺织机械，或是直接投资购买西方机器办厂，从而导致了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兴起。如华侨商人陈启沅早年在南洋经商之时，曾遍历各埠，对机器缫出的厂丝之精美极为羡慕，从而“考求机器之学”。回国后，他于1872年在广东南海县仿造机器，创办继昌隆缫丝厂，开中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先河。上海买办黄佐卿则于1881年投资10万两，从法国购进缫进车100台及其它辅助设备，创办公和永缫丝厂，成为上海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先导。 综上所述，西方近代纺织技术的日趋成熟和洋布、洋沙的大量输入中国，使棉纺织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但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 二、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 纺织工业包含许多行业。即使在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时期，也有缫丝、轧花、纺织机器制造、毛纺织、棉纺织等行业。 近代纺织工业发端于缫丝业。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仿造法式双捻直辖式丝车，取名“机汽大偈”。其基本特点是使用蒸汽锅炉，把蒸汽通过蒸汽管输送到各缫丝工作台上煮茧，大大提高了缫丝质量和产量。该厂投产3年，盈利丰厚，影响日广，南海等县民营机器缫丝厂随之相继出现。到1881年，广东有10家缫丝厂，2400台丝车，每厂有工人四五百人。同年，上海公和永缫丝厂诞生。1887年，法国向中国订购生丝，出口增加，公和永缫丝厂的丝车由100台扩展到900台。到1894年，上海有机器缫丝厂12家，丝车4000余台，年产丝4400担。据不完全统计，1894年全国机器缫丝厂有120家，丝车3万多台，工人3万余人，工人总数占10余种新工业的一半。（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上卷，第17页。）这种情况表明，机器缫丝业已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一支排头兵。 轧花业也是较早引进机器生产的行业之一。1876年前后，上海奉贤县程恒昌创建轧花厂，拥有轧花机100台，柴油发动机5台，工人224人，是中国最早的动力机器轧花厂。此后，较著名的有宁波通久源轧花厂，成立于1887年，引进日本机器，聘请日本技师，雇佣工人三四百人。在上海，1891年前后相继成立了棉利公司、源记公司、礼和永等轧花厂。仅上海、宁波两地在1895年就拥有240余台动力轧花机，工人1200人左右。动力机器轧花业初步形成。 随着缫丝业与轧花业的兴起，中国纺织机器制造业应运而生，但当时还处于仿制洋机器阶段。上海永昌机器厂是最早仿制缫丝机的工厂，成立于1882年。该厂仿造意大利式缫丝车及丝厂用的小马力蒸汽机，产品畅销于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为这些地区机器缫丝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张万祥锡记铁工厂则是最早仿制日本式轧花机的工厂，成立于1887年，其产品在最盛时供不应求。因轧花车畅销利厚，许多铁工厂也陆续购进车床仿制，并有所革新。 上述这些企业，就性质而言，属于纯粹商办的纺织企业。而毛纺织、棉纺织企业，在近代纺织工业兴起时期则属于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性质。 毛纺织企业的创办，当时仅有甘肃织呢局一家。1876年，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拨款20万两在兰州筹建，从德国购进蒸汽机2台、毛织机及其配套设备56台，并聘请德国技师13人。1880年9月建成开工，日产呢绒145米左右。1881年，全年共生产呢绒1.8万米左右，但销路不佳。1882年冬，德国技师合同期满回国，次年即发生锅炉爆炸。这家官办企业就停工歇业，近代毛纺织业在其草创阶段只昙花一现即行夭折。此后25年里，中国再没有出现新的毛纺织厂。 棉纺织业的创办起步最晚，但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主体。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一家官督商办、规模较大的棉纺织企业，创设于1876年，实际筹创始于1878年。历经12年周折，终于1889年12月28日试车，1890年投产。该厂共有纱锭3.5万枚，织机530台，工人约4000人。织布局开工后，营业甚盛，纺纱利润尤厚。据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1893年5月10日所记：织布局每月获利1.2万两。李鸿章为大利所诱，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令出使英国大臣速购纱机百部。不料新机订购未妥，织布局于1893年10月19日发生严重火灾，延烧全厂，损失70余万两。访局被焚后，李鸿章急图恢复，并于1894年9月部分建成开工，改称“华盛纺织总厂”。在上海，由官商合办的棉纺织企业则有华新纺织新局，成立于1891年，有纺锭7000余枚，1892年增加2000余枚，1894年增设布机50台。据统计，至1895年，上海共有棉纺织厂7家（包括被毁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纱锭约21万枚，布机2300台。（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下卷，第8页。）在武昌，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是当时一家规模较大的官办棉纺织企业。该厂于1892年底正式开车，设备有布机1000台，纱锭3万余枚。该厂纺织的棉纱、棉布“甚合华人之用，通行各省”，因而“利源日广”。只是该厂从筹办起就靠官方贷款维持，以致形成沉重负担，而织布局所得利润又被张之洞用于补助铁厂及枪炮厂，使织布局的发展举步维艰。此外，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后还相继建成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与织布局合称“湖北纺织四局”。 近代纺织工业兴办的状况表明，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棉纺织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纺织工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的格局。 三、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历史作用 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3.1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作用。如前所述，洋务派官僚兴办纺织工业的动机除了追求利润之外，就是为了保护利权，堵塞漏卮。而一些具有“实业救国”思想的有识之士，更有与外国资本势力“商战”的意图。参加过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的郑观应提出：“方今之时，……筹一暗收利权之策，则莫如加洋布税，设洋布厂”，“自织洋布，以与之抗衡”。他还上禀李鸿章，请“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限内另自纺织。”（注：转引自陈梅龙．论晚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性质．近代史研究，1986(3)．）鲜明地提出了限制洋人设厂的问题。结果，李鸿章给予了十年专利权。这一“十年专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制外国资本势力的作用，打击了洋人试图在中国公开设厂的阴谋。1882年，美商丰泰洋行经理和英商祥生般厂经理集资在上海办纱厂，就被当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所禁止。1888年，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筹建轧花局，李鸿章三令五申，指示上海道台据约与日商力争，禁止设立。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企图涉足棉纺织工业的尝试屡次受挫。当然，“十年专利”同时也不准华商另行设局，这样就束缚了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的发展，削弱了抵制外国资本的力量。当时，洋布、洋纱的输入有增无减，进口额从1882年的2300万海关两增至1891年的5200万海关两，十年间增长1.3倍。而上海机器织布局年出布24万匹，湖北织布局年出布90多万匹，两者之和相当于1890年进口棉布1556万匹的7.4%。（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上卷，第13页。）这虽然打破了国内机织布市场“外洋独擅之利”的垄断局面，但两相比较，洋务派官僚从洋商手里收回的利益，实在是九牛一毛，只起到了“稍分洋商之利”的作用。洋务派官僚“保护权利”的动机与实际效果的巨大反差，正说明他们在洋务运动中所标榜的“自强求富”是何等苍白！ 3.2近代纺织企业，采用大机器生产，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引起了生产变革和社会变革。一方面，采用大机器生产的纺织企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很大提高。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工人人均日产棉纱是手工纺纱的近50倍，人均机织布是手工织布的6倍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不论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还是商办企业，都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追求利润，因此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中国出现。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然而，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封建主义管理方式的种种限制。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制度束缚了企业的生命力。政府委派的总办、督办等负责人掌握着企业用人、理财和业务经营的大权，这些人不懂得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方法，更不懂纺织技术，在生产管理上依赖洋人，而在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过分依赖洋人，又导致企业往往受控于洋人。在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近代民族纺织工业不可能得到发展。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所造成的。 3.3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过程，既是一次引进西方纺织技术、开拓近代纺织生产过程，也是一次训练和培养纺织工人和技术力量的过程。通过大规模生产实践，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织产业工人和技术力量开始出现。尽管那时纺织工人受封建管理制度的压迫和洋匠的欺凌，但他们在实践中掌握了生产技术，成了后来发展纺织工业的先驱。 3.4纺织产业工人是中国早期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自从国人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甘肃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出现到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已有纺织厂79家，纺织产业工人总数达5万人，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15万人的1/3。正如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注：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卷，第8页。）纺织产业工人一诞生即展开了革命斗争。1891年，上海机器织布机匠就为争取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率先罢工。1891-1911年，有记载的纺织产业工人罢工斗争达35起。这预示着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种新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正在形成，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之，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不仅对纺织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社会政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农业经济论文:论循环农业经济发展措施 由于我国农业农村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对循环农业经济中的科技研发力量还不够高,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整体来看,农业技术水平低下直接影响了循环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循环农业经济建设跟市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对农业环境污染程度的了解不够,消费者对农产品有害物质的含量等问题知晓,在对农产品的选购上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判断能力,导致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市场指导。当前我国的农民素质水平普遍不够高,懂技能却无文化限制了循环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加强对农民文化、技能培训是实现我国循环农业经济的重要因素。我国财政政策制度建设还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对资源利用及环境保护的财政补贴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制度的不完善,直接影响了循环农业经济的良性发展,另外,在税收政策上还存在缺陷,加强税收优惠政策对引导循环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循环农业经济体系的内涵 1、循环型农业的内涵。现代农业发展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理论与生态系统相结合,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实现农业系统的多级有效利用,对农业废物的产生能够实现清洁污染或尽可能少的污染,从而最大限度的将农业经济活动纳入的农业生态系统循环中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循环型农业可以实现在不同农业产业之间充分结合生态系统的保护,构建灵活多变的资源共享,从而实现农业的优质、高效、低耗、生态等特点。在循环型农业发展过程中,需要从环境的保护,资源的利用,废物的排放等方面进行合理有效的组合,从而实现降低农业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为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能量实现高效的利用。能量作为农业生产的根本动力,在循环型农业发展中,实现对能量的有效利用是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关键,在循环农业中,提高科学的调整农业系统的种植结构,引入高科技来实现农业生产系统中能量的充分利用,尽力挖掘自然能量来提高农业系统的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投入。第二,对营养实现高效的利用。营养作为能量的载体,它是农业系统赖以维系的物质基础,循环型农业对营养的高效利用是农业生产实现循环经济的基础,所以,通过配置合理的农业生产环节,以减少营养的流失或浪费,促进营养的多重利用和循环是确保农业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部分。第三,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水是实现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通过建立生态工程和环境工程,来实现对农业中水的利用和循环使用,以减少水的污染和排放,因此对水的处理后再利用是实现污水资源化的关键环节。第四,对环境排放得到零污染。在循环农业生产中,确保生态系统、农业生产系统等各个环节的零排放、零污染,是实现农业资源完全利用的关键,也是促进环境保护的关键。 2、循环型农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内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不仅是确保农产品有效供应的实际需要,也是实现应对国内外农产品竞争的迫切需要。因此,从农业结构调整中,不仅要对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生产要素等结构进行调整,还要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市场结构以及城乡经济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对我国农业结构的全面、战略性调整。因此,加强循环型农业结构调整的目的不仅要着眼于当前的农业和农村现状,还有考虑国民经济的发展全局。 促进我国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的策略与思路 1、树立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理念。加强对农业循环经济理论的宣传力度,为促进我国循环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环境,充分利用广播、网络、电视、宣传车等形式来树立农业循环经济的观念,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农业循环经济的好处和意义,推动我国农业经济观念的普及和转变。引导社会公众对循环农业经济的新的发展观、新的消费观建设,促进农业循环经济与市场的结合,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倡导绿色消费,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一次性消费,为维系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而努力。 2、加强循环农业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促进循环农业经济法规深入人心,加强法律的宣传力度,增强人民对农业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认识,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严厉查处,确保我国循环农业经济建设稳定推进。如《食品安全法》、《绿色农业生产管理办法》、《强制回收的产品和包装物回收管理办法》等。 3、加强对循环农业的技术创新。加强对我国农业科技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我国农业循环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是首要问题。人才是发展的源泉,制定循环农业发展人才培养规划,力争短时期内实现农业人才的快速提高,加强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与推广力度,完善农业科技投入与管理体制,促进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不仅要财力给予支持,还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加以引导,充分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实现农业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同时,要动员全社会力量来参与到农业科技投入工作中,将我国农业发展推向市场化的道路上来,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强化农业龙头企业的组织在科技推广中的示范作用,以改善政府投入有限的现状。 4、加强对农业产业集群建设。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政府作为政策的引导者,要率先为农业企业建立一个产业集群发展平台,以增强企业间的信任与承诺。构建循环农业产业集聚园区,以园区建设为发展载体,制定农副产品集中加工、生产、 销售、运输等发展规划,结合各地区域优势和产业化布局,建立以生产要素为纽带,将上下游共生关系的农副产品在一个共同产业平台上高效循环利用,实现对生产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循环,并建立了相应的合作机制,从而实现企业相互依存,实现低成本和资源互补,为产业规模化、集群化生产的发展与扩张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 5、加强对农民的文化素质培养。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是实现农业循环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加强对农村农民的教育培训力度,使得农民从文化素质能力方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采用多种培训形式,针对农业生产上的技能需要,开展针对性的实用技能推广工程,让农民从农业生产中掌握必要的技能和知识,以此来促进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比如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牛、羊、鸡、猪等养殖业技能培训班,对蔬菜、苗木等经济农业的种植技能培训等,同时,通过制定相关的人才政策,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就业,鼓励城市下岗职工深入农村,通过再就业来服务农业,鼓励离退休农业科技人员,发挥余热服务农村,不仅从人力和智力方面为农村提供了新的科技力量,也促进农村的整体文化水平,以适应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 6、加强对农业财税体系的完善。继续加大对我国农业财税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建立新型的农业财税管理体系,切实为我国循环农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营造完善的财税环境。比如在对农业环境收取污染税问题,从根源上明确造成农业环境污染的不是农产品本身,而是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企业的产品不符合农业安全质量标准,致使农药残留过多等问题,为此,加大对农业生产企业的课税,从严治理。在农村财政方面要不断创新机制,加大对农村农业的补贴标准和政策倾斜,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财税制度的新政策和成果。运用适当的财政、税务、补助等经济杠杆来引导社会资本向农村的转移,如加大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建设和规划,加大对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力度,加大对农业农机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农村农民的技能培训等,落实国家对农业、农村的预算支出,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的有效机制,促进农村个人、集体和国家多方面、多渠道来共建相互农业经济发展的良好的制度体系和金融环境。 总之,加强对我国循环农业经济的结构体系的认识,不断调整相关产业的发展结构,加强对相应农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不仅是落实农业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也是提高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根本途径。鼓励和引导多种经济向农业农村的转移,开展农业生态建设规划和技能的推广和应用,加快我国绿色经济的建设步伐,进而推动我国循环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经济论文:经济学分支介绍——农业经济学 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其内容包括农业中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组织与开发利用的规律及应用 等。 对于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进行研究,起源于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管理庄园经济的需要,在封建社会时期又有所发展。 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思想,在宏观方面主要强调富国安民,必须“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和减轻农民的租税负担;在微观方面主要强调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善于利用天时、地利,改良农业技术,并精心管理。阐述这些思想的代表着作有成书于战国末期的《管子》和《吕氏春秋》、后魏时的《齐民要术》等。 欧洲古代农业经济思想大体上和中国古代相类似。其代表着作有罗马时代大加图的《论农业》和瓦罗的《论农业》等。但是农业经济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十八世纪中期,在英国首先出现了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专门着作,主要是对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产生的状况进行描述,以及对农业中大生产的优越性及生产要素的合理配合问题进行分析,其代表着作有英国的《农业经济》等。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出现了用抽象方法研究农业经营和农业生产的区位配置的农业经济学着作,这把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向理论概括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其代表作有屠能的《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济学转向研究农业经营形态问题,注重探讨农业生产经营的合理集约度和合理的部门结构。 二十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对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趋于活跃,它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农场主如何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利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同时也更加重视对农产品运销和农业金融问题的研究。 3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加深,农业日益陷于市场剧烈波动的威胁之中,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又着重向农产品的市场预测,以及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干预与调节方法方面发展。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济学更强调定量分析,除了更加广泛运用统计方法外,又进一步运用了数学模型的方法。 农业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逐渐分解为许多分支学科的趋势。50年代以来,农业经济学已逐渐分解为农场管理学、农业生产经济学、农产运销学、农业金融学、土地经济学、农工商联合企业管理学、农业政策学等更加专门的学科。 在中国,由于农业现代化建设所需要解决的农业经济问题日益复杂和深入具体,农业经济学也正在分解为许多专门的分支学科。二十世纪80年代正在形成和建立的有农业经营管理学,农业技术经济学,农产贸易与价格,农村金融学,农业生产布局与区划,农业资源经济学,农业生态经济学,畜牧业经济学,林业经济学,渔业经济学等。 农业经济论文: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思路 一、云南省农业经济结构优化的具体思路 云南省农业结构优化的总体思路可表述为“两个调整,一个外向型”。“两个调整”包括了“调优”和调“高”,即优化农业经济生产结构,建构布局合理、比重协调的农业经济产业格局;提升科技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让云南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转化为能够被商品化的特色农产品;通过提升云南农业经济的投入产出率增加农民实际收入。“一个外向型”即努力发展外向型农业,增加云南省农产品在东南亚、南亚的市场份额,同时寻求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地区农业经济合作,进一步增强云南省农产品在东南亚、南亚市场的竞争力。 (一)云南省粮食作物结构的优化思路 云南省总体上粮食还不能完全自给,每年约5%的粮食需求尚需要从外省调拨,加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部分耕地被占用以及最近几年自然灾害频发,使得云南省的粮食供给日益趋紧,因此应以保证粮食生产能够基本满足全省需要为立足点,确保播种面积稳定,确保粮食总量保持适度增长;同时应进一步对云南省的粮食作物种植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进一步压缩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且产品品质较差的粮食种类的种植规模,引导和鼓励农民增加那些适销对路的优质粮以及名特优杂粮的种植规模和种植水平。 (二)云南省经济作物结构的优化思路 突出云南省经济作物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面向国内外市场,积极发展有规模、有特色、有品牌、有效益的经济作物,努力发展适销对路的农产品,抢占国内外市场。 1.水果:云南具有很多种水果种植所需的优越的自然气候以及土壤条件,并且水果种类多、品种全,价格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为云南名特优水果的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发展外向型的水果种植、生产与加工是未来云南省水果产业发展的重要思路。 2.茶叶:到2020年,在茶叶的生产结构中,应进一步下调绿茶的生产比例,同时上调红茶、普洱茶的生产比例,使绿茶在茶叶总产量中的比例降低至40%以下,而红茶、普洱茶的比例达到60%以上,同时加快名优茶叶的发展步伐,推进茶叶的深加工和精加工,以茶叶文化的推广为推手提高云南省茶叶的产品文化附加值。 3.食用菌:扩大珍稀食用菌类的种植比例,推动食用菌的深加工,建立起具有全国乃至世界知名度的食用菌品牌。同时可考虑在周边适宜种植食用菌的国家推广食用菌的种植和加工技术,开拓海外市场,使云南食用菌的种植、加工、销售实现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 4.蔬菜:鉴于国内外市场对新鲜蔬菜、速冻蔬菜、脱水蔬菜以及无公害蔬菜的巨大需求,加之云南省在蔬菜种植和加工中具有的显着的比较优势,应重点发展无公害蔬菜、特色蔬菜、珍稀野生蔬菜等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蔬菜种类。 5.花卉:“十二五”期间,应进一步做好花卉产业的生产区域布局,扩大花卉种植规模,推进在花卉品种开发方面的技术研发;发挥云南省“植物王国”的禀赋优势,收集和利用珍贵的野生花卉资源,发展特色花卉,使花卉产业发展成为云南省特色农业经济的新亮点。 (三)云南省畜牧业结构的优化思路 全面推进云南省畜牧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优化畜牧产品的品种结构,推进云南省畜牧产品的特色化发展之路。发展更具特色与竞争力的特色畜牧业,例如饲养腾冲雪鸡、中甸尼西鸡、版纳茶花鸡等“原生态”禽品种;开发龙陵黄山羊、玉岭黑山羊、文山高峰牛等地方畜牧优良品种,扩大珍稀禽兽的人工饲养繁殖。 (四)云南省林业结构的优化思路 “十二五”期间,云南省应坚持林业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相统一,到2020年争取森林覆盖率达到70%。同时搞好林产工业建设,调整人造板的板种结构,积极开发新型、节材的新板种,着重发展复合结构微粒、定向结构刨花板等。 (五)云南省水产业结构优化的思路 云南省水产业的发展重点为积极推进全国高原淡水鱼养殖加工基地建设,发展以抗浪鱼、金线鲃、大头鲤、滇池高背鲫等为代表的土着鱼的人工繁殖和养殖。争取到2020年,全省水产养殖面积达200万亩,水产品总量达60万吨,渔业产值达60亿元,渔民人均纯收入突破6000元。 二、云南省农业经济结构优化的两项重点 (一)进一步推进云南省龙头企业发展 云南省农业龙头企业的问题集中反映为三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资源稀缺严重,融资困难仍旧是制约云南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二是大部分农业企业的农产品加工水平仍旧较低,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能力依旧较弱;三是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滞后,种植与加工矛盾日益突出。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云南省农业龙头企业加以财政和金融支持。 1.拓宽财政贴息资金的使用面。当前,财政贴息资金主要的用途在于农业基本建设以及固定资产项目贷款,而农业龙头企业的项目一旦建成投产,更多的资金需求来自于原料收购,因此建议财政资金对产业化龙头企业给予一定的流动资金贷款贴息,为云南省龙头企业提供所需的资金融通服务。 2.出台政府配套担保补贴政策。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联合金融机构对省级以上农业龙头贷款的担保进行补贴,降低其贷款担保成本;并考虑筹建由多个龙头企业投资入股的担保公司,以银行核定的放大倍数为限,为龙头企业经营提供一定的融资担保。 3.完善金融部门相关制度,对农业龙头企业加以重点扶持。建议省级金融机构按现行的信贷规章制度对农业龙头企业进行信用评级;贷款定价根据企业信用等级给予一定的优惠贷款利率;允许各地州的金融分支机构根据本地区情况,创新适应农业龙头企业的金融产品。 4.建立农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可考虑通过对银行发放的农业产业化贷款给予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有效降低银行支农信贷风险;对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金融部门给予一定额度的税赋减免;对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服务。 (二)进一步推进云南省农业信息化建设 1.加强基础建设,建设完善的农业 综合信息门户网站。以云南农业信息网作做为云南省信息化建设的龙头,构建功能完善、信息化程度高的农业综合信息门户网站。同时加强州(市)级信息平台以及县级信息平台的建设,使农业信息化建设适应全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之需要。 2.全面推进“数字乡村”等重点工程的实施步伐。确保这些惠农工程得以高质量完成;继续推进“三电合一工程”以及“信息化村示范工程”建设,以点带面推动云南省农业信息化建设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3.按照“整体规划,统一标准,分步实施,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信息资源整合。通过推进设备、技术以及信息资源在各级农业部门的整合力度,实现设备、技术、资源、人才和信息共享。 4.充分利用云南省已搭建的农业网络平台,打造上下联动、协同合作、资源共享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站体系,并使之成为推进云南省农业信息化的重要载体和窗口。 三、云南省农业经济结构优化的其他措施建议 (一)重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在“公司+农户”模式具体的实践中暴露出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关联性不强,难以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等问题。因此,推进云南农业经营的产业化步伐,构建和完善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而将农户和农业龙头企业变为利益共同体是云南省未来农业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是必然选择。 (二)建立有效的农业经济宏观调控体系 云南省的各州县政府应加强对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协调,解决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时常发生的项目选择盲目性问题以及生产规模化程度底、经营管理不规范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对乡、县级政府的改革,规范农业市场行为,形成有效的农民利益保护机制;针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针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行全程服务并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民开展技术培训。 (三)建立健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保障机制 云南省各州市应因地制宜,鼓励和引导省、市两级的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紧密型利益分配机制、建立风险保障基金等措施防御市场供求变化和自然灾害给企业或者农户带来的损失。 (四)努力开拓云南农副名优特产品的国际市场 将云南省的优质农业资源开发与全方位拓展农业品国外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发展外向型农业使农业种植与生产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并让具有潜力、富有优势、经济效益好的农业经营项目从多种化的经营模式中走出来,升级发展成为重点农业发展项目。同时可通过与外省知名企业以及国外厂商共同经营的方式,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一批农工贸一体化的农业龙头企业。还可将这类企业的经营规模扩展到东南亚、南亚地区,推动农产品对外贸易的规模化和效益化。 农业经济论文:农业经济种业发展需求 1良种更新更换对辽宁省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辽宁省共进行了8次全省规模的品种更新更换,使良种覆盖率由1952年的4.7%提高到2007年的95.9%。每次更新更换都使全省农作物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统计资料表明,57年间,我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由1952年的423万hm2,减少到近年的322万hm2,减少了23.9%,而粮食作物总产量却由1952年的544.4万t,增长到2006年的1974.3万t,提高了2.63倍。可见粮食总产量的提高得益于粮食单产的提高。辽宁省粮食作物产量由1286kg/hm2上升到5676kg/hm2,提高了3.42倍。其中玉米产量由2150kg/hm2提高到6587kg/hm2,提高了2.06倍;水稻产量由2337kg/hm2提高到7769kg/hm2,提高了2.32倍,良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2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省农作物品种的育种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良种的丰产潜力大幅度提高,这是我省粮食作物产量提高的最直接因素。以玉米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省玉米区域试验的对照品种丹玉6号平均产量7031kg/hm2;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照品种丹玉13号平均产量8058kg/hm2;20世纪90年代对照品种沈单7号、掖单13号,平均产量8522kg/hm2;2000年以后,对照品种有丹玉26号、沈单16号、丹玉39号,平均产量提高到9446kg/hm2。各阶段对照品种单位面积产量的递增率分别为12.8%、5.4%、9.8%,同期全省玉米平均单位面积产量的递增率为15.5%、7.5%、11.8%。可见对照品种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趋势与全省玉米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趋势基本相同。 3种子质量提高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 品种纯度是优良种子最重要的质量指标,品种纯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品种的丰产潜力。试验表明,在种子净度、发芽率和含水量三项指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玉米品种纯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增产粮食242kg/hm2。所以提高农作物良种供给率是增加粮食产量的有效途径。优粮工程项目实施以来,我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种子管理部门、农业科研育种单位及种子企业,将品种的防杂保纯和提高农作物良种供给率作为重要工作任务来抓,使我省农业生产上使用的主要农作物良种供给率明显提高。以玉米为例,2003年全省玉米良种供给率为25.5%,2005年提高到38.0%,项目区良种供给率达到45.0%以上。 4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对我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贡献 4.1促进了种子商品化程度全面提高 农作物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极大地推动了我省种子商品化进程。有效地促进了全省种子质量检测能力的提高。目前,全省杂交玉米、水稻、大豆种子的商品率已分别达到100%、72.9%、40.9%。商品种子质量也得到较大提升。以玉米种子为例,2005年,全省玉米种子监督抽检样品合格率达到93.5%,比“八五”期末的38.3%提高了55.2个百分点,比“九五”期末的71.4%提高22.1个百分点,超出全国平均样品合格率6个百分点;全省良种供给率2005年比2003年提高了12.5%,如果按平均增产粮食242kg/hm2计算,两年全省可增产玉米0.59亿kg,增加社会效益1.18亿元。 4.2促进了品种种植结构不断优化 农作物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加快了我省优良新品种的推广速度。目前,我省农作物品种更新更换速度已由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10年缩短为5~7年。2004年以来,全省共审定(备案)29种农作物353个品种,其中玉米东单60、华单208、丹玉39号、铁单19,水稻辽粳294、丹粳9号、盐丰47,大豆铁丰31号,蔬菜沈椒系列、番茄L-402、合作90系列等一大批享誉全国的名特优品种,为我省乃至全国的农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11年,农业部向全国推介的28个玉米、水稻、大豆主导品种中,我省审定通过的东单60、丹玉39号、辽星9号、铁丰31等品种榜上有名。 4.3促进了我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良种繁育基地分布在各作物的主要产区,通过发挥以点带面的展示、示范作用,大大加快了我省农作物良种推广步伐,增产增收效果显着。2004~2005年,我省主要农作物良种累计推广面积499万hm2,良种更新更换面积459万hm2,累计增产粮食17.74亿kg,增加社会效益20.87亿元,农民人均增收93.44元。其中21个优良工程项目区良种累计推广面积374万hm2,良种更新更换面积341万hm2,累计增产粮食12.14亿kg,增加社会效益14.28亿元,农民人均增收63.93元。因此,农作物品种更新更换、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种子质量提高对辽宁省粮食产量增长有着重要贡献,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促进了我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品种种植结构不断优化,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农业经济论文:谈农业经济发展方式 一、农业科技发展水平落后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增加了农业科研的投入力度,但是整体的现状依然是农业科技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农田水利设施、耕地质量、农村环境保护等问题都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水平无法进一步提升的瓶颈。这几年,国家在“三农”上的投入是大幅度增加的,同时也对农机具购置实行补贴政策,有的地方还积极发展农业保险体系,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至于鼓励农民和内外资企业投资现代农业更是引起相当多地方政府的重视,这些是好的一面。然而,今年在山东、云南、贵州等地频频发生的旱灾,又再给我们敲响了农田水利建设的警钟。灌溉用水、节水改造、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问题,如果不尽快加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是难以得到有效提高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农村的发展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农业机械的使用率偏低,加之农村基础设施的不健全,种种因素到加大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的难度。 二、农业从业者劳动素质低下 随着我国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各行各业对人才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人才是发展的第一战略,但是,在农业经济中,由于人们的偏见以及看问题的不全面性,很多人觉得农业是不需要技术的,在决定报考专业的时候也不愿意进入农业,是实则不然,农业是有大量人才缺口的。随着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更需要专业性的农业专家,但是,实际情况是,大部分从事农业的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人也寥寥无几。整体的情况就是农业从业者素质低下,这在低碳经济时期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极为不利的,大大的减缓了农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步伐。 三、改善农业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树立低碳发展理念,减少环境污染 现阶段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逐渐步入的低碳经济时期要求企业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既要树立正确的低碳发展理念,还要建立起低碳经济的生产结构,真正的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建立在科学发展和低碳高效的基础之上,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缓解目前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环境问题。一方面,要树立正确的低碳发展理念,我国所追求的GDP应该是绿色的GDP而不是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找到科学合理的发展路径,探索出一条低投入、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高效益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为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提供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在低碳理念的指导下建立低碳的生产结构,使资源能够有效配置,有效发挥其作用,尽可能的以低投入获得高产出。例如,例如,新农开发集团公司在企业内部树立了正确的低碳发展理念,建立起低碳的生产结构,尽可能的以低投入获得高产出,为企业高速发展寻求了有效的道路,同时也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实施综合化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其发展水平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要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养活十多亿人口并且还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就对我们的农业发展水平有很高的要求,从现在存在的问题来看,我国要使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就必须要走循环化的、有机化的、科技化的、综合化的农业经济发展之路。要按照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正确的使用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全方面的增加农业生产收入,在为人们提供产品的同时,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时还能够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实现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回收资源再生产率的目标,并形成低碳经济的循环经济发展方式。 (三)加强对农业劳动者的培训教育,提高其素质水平 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从事农业的劳动者的素质水平不高引起的,人是主导其他事物的主观印象,只有人的专业素质、综合素质跟上了,才能够彻底的改进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因此,我国要想走科技化的农业经济发展道路就必须组织有知识、有技术、专业素质能力强的团队,定期的对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群进行知识、技术的教育培训,并对他们表现良好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要对新开发出的技术工具、新研究出的产品等方面的给予农业劳动者们进行培训教育。例如,隆平高科有限公司定期的对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群进行知识、技术的教育培训,并对他们表现良好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充分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四、结论 在低碳时期下对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使我国变富强的必经之路,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的项目工程,是一个艰巨的长期性过程。我们必须要根据我国特殊的基本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发展水平低下等问题加以解决,树立正确的低碳理念、走一条循环化、有机化、科技化、综合化的农业经济发展之路,夯实农业的基础地位,增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潜力,为我国实现科学的、合理的、可持续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打下夯实的基础。 农业经济论文: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可操作性的思考 摘要: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势在必行。然而如何操作，才符合国际国内实际，是理论工作者，尤其是实际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笔者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环境分析，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问题研究，提出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可操作性问题，即筹建农业项目筹备库、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以及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采取农科教结合，采取科教兴村等。 2000年是世纪之交的一年，是“九五”计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今年的重要经济工作之一。现仅就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的环境、特点、难点、重点问题，可操作性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以期与同行砌磋。 一、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环境 纵观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历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对“十年动乱”的拨乱反正，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农业经济结构有了大的调整，由1980年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占68.9%降到1990年的46.1%①，下降22.8%，，1997年又降到18.7%②,已经开始由农业型转向多种经营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在世纪之交,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环境有了新的变化,给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带来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形势看，其表现有三：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呈现出世界范围内调整的局面，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将更是如此；二是农业科学突飞猛进，呈现出向农业纵深发展的趋势；三是农业跨国公司影响力日益增大，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面临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经济的调整和优化要抓住这次机遇，同时也要及早准备，周密规划，严格实施， 迎接挑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从国内经济形势看，我国经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尚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也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势在必行的。不调整，就没有出路。不调整，就难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不调整，就难以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不调整，就难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和重点 1、特点：在上述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具有规律性。即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呈稳定趋势；第三产业呈迅速发展趋势。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是下降趋势，林牧渔业呈增长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中等欠发达地区，都不例外。二是具有阶段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形成期、成长期、高潮期，到退潮期的时序阶段变化。而这些阶段的长短是受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因素制约的。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三是具有差异性。不要说世界范围内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差异，就是在中国，由于幅员广大，各地区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也决定了农业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地域的差异性。全国从总体上可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据统计位于西部地区的陕西省，1997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9%，而位于东部地区的江苏省为15.1%，浙江省为13.7%，山东省为18.6%。③ 2、难点：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码有三大难点：一是这次调整优化要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目前农村经营体制和农民素质低的情况下，难度较大；二是这次调整要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从利用资源转向利用和保护资源，这一过程是递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困难。三是这次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而市场变化多端，现代化进程曲折不平，都将为农业结构调整带来难度，需要认真对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重点：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重点：一是将粮食转化为肉、蛋、奶等，适 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二是将低档次的农产品调为高品质的农产品，适应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三是在大江大河源头地区重点退耕还林、植树种草，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对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可操作性的思考 为保证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目标的实现，结合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研究的 成果，从可操 作性方面提出几点思考。 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性，按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的要求，加强农业产前生产资料供应，以及农业产后的储运、加工、销售等服 务，打破目前以初级原料生产的单一格局，促进传统农业的基础向新的产业分化； 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增值率和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基础产业。 为达到上述目的，各地可制定不同内容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划方案。为使规划方 案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依据方案，制定出一个具体的项目储备库，可划分为近期、中 期、远期项目，也可分为大、中、小三类项目。项目库可做到“项目建议书”的深度。包括：项目背景、项目内容和方案，项目资金预算和筹措，项目达产后的效益 估算，项目承担单位等 。有了项目库可向社会招商引资，也可向主管部门争取基本建设投资资金，也可向社会项目信息提高知名度、信誉度。1999年中国农业大学 为河南郑州金水区制定的158个项目的区一级项目储备库（包括文本、软盘和光盘）目前已到海南、深圳、广州、上海以及日本、韩国引进了项目和资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面。在家庭经营基础上通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协议、契约、合同、参股、投资、入社等，发展合作 社、专业协会、股份公司和法人企业，实现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 经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是关键。据研究，培育龙头企业 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因企制宜原则；二是精简高效原则；三是利益共沾原则。 选择龙头企业有三条标准：一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二是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 良好的科研、生产、推广体系的企业；三是开展企业公共关系，即能与基地和农户有机结合的企业。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运行机制有三条：一是龙头 企业与基地乡（镇）村（组）的合理利益留成的机制；二是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价格（保护价）运行机制；三是基地与农户的利益留成再分配机制，可采取奖 金、补贴、资助的方式再分配给农民一部分利益。 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技术落后局限，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科教兴国可从农村社会最基层细胞 村级单位搞起，即科教兴村。 在全国部署科教兴村试点时，抓住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做好规划方案，农科教结合，提高农民素质，普级实用科学技术，建立主导产业， 要以村带乡、带县、带省，促时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合理化。 据不完全 统计，截止到1999年9月，全国已有5个省、18个乡、1251个村有计划、 有步骤开展科教兴村的试点工作。在迈向小康村目标的过程中，达到“生产好、生活好、环境好”的标准。《农民日报》在1999年9月报道：“科教兴村3年富民百万”，累计增收15.1亿元，参加试点的农民平均增加收入100-500元。科教兴村中，有2400名科技人员走村串户，为农村培训技术150万人次，推广实用技术4800多项，建立主导产业120多项。北京上庄乡以中国农业大学为技术依托，实施科教兴村，大学教授不仅为该乡规划并实施翠湖水乡的“青、少年农业科技教育基地”，而且开展遥控航模，水生植物园、昆虫标本、鲜花干制等多项技术，以旅游业项目为切入点，带动了全乡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 总而言之，如能在广大农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时，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 局限，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限，突破农业技术落后的局限，重点 搞好农业项目储备库，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开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 科教兴村，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会顺理成章、事半功倍。 农业经济论文:国际农业经济技术交流趋势 1多方引进整合转化 7年来,协会通过多种途径,引进日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俄罗斯、波兰、韩国等国的葡萄、甜杏、苹果、梨、草莓、有机肥料等农业新特优品种资源10余批50多个新品种,如亚美尼亚甜杏、甜柿、甜石榴、无花果;日本甜柿、有籽、无籽葡萄、多色宿根草樱花、长山芋和块状白山药;韩国的优质、早熟香梨;美国的黑薯、无籽葡萄、李子、西梅;缅甸的观叶薯;格鲁吉亚的纯黄色香味无籽葡萄、罗马尼亚的极早熟无核葡萄;保加利亚的错季草莓;台湾省的PE节水灌溉技术及设备;美国、法国的优种火鸡;法国的瘦肉型种猪;荷兰的锦带花、蓝草坪草;非洲的驼鸟等。这些资源不仅大都可以直接利用,而且还是杂交利用、整合创新的宝贵资源。通过石家庄的中心基地和在全省创办的60多处农业引智成果转化、示范、推广基地,近几年来所引进的多批良种资源和多项先进实用技术转化率都在95%以上,据不完全统计,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达数十亿元。 2走出国门喜结硕果 按照国家和省关于农业要“走出去”的战略部署,面对当前世界性粮食危机和粮价上涨,协会积极开展农业“出国创业”,努力为我国、我省的粮食安全和对外交流合作做贡献。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决定以非洲为目标,以杂交谷为突破口开展工作。2008年5月协会组织河北部分农业专家和企业家共12人首先到埃塞俄比亚和几内亚进行了农业合作项目考察,并与埃塞农业部签订了杂交谷子试种合作协议。试种期间,协会通过埃塞农业部,一直关注谷子生长情况,经常进行了解沟通。应埃塞农业部邀请,2008年10月,协会组织相关人员,第二次赴埃塞对试种情况进行实地检验调查。经双方专家现场观察测试,虽然对方试种过程中管理措施与我方要求有一定差距,但亩产仍达到了300公斤以上,比当地主栽谷类作物苔麸、手指谷增产2倍以上,增产效果十分显着。这大大增强了双方进一步大规模合作的信心。新华社以“我国高产杂交谷子在非洲试种成功意义重大”为题,进行了重要报道。并得到了温总理等中央首长的高度关注。联合国粮农组织对杂交谷子给予了充分认可和赞扬,多次到张家口进行实地考察,并在中国建立了世界杂交谷子培训中心,今年10月商务部已经举办了第一次杂交谷子非洲培训班。杂交谷子走进非洲已经引起了政府及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专门到埃塞俄比亚采访杂交谷子,并于10月3日在新闻联播中播出杂交谷子在埃塞种植情况。杂交谷子已在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9个非洲国家试种成功,推广面积还在不断扩大,引进了更多重视。2011年7月,协会又组织农业考察团赴南非和纳米比亚进行考察,并取得矿产、农产品贸易、农业技术等多个合作意向,目前合作正在推进当中。协会也将继续为中非友好合作做出最大贡献。 3苹果“开心”果农增收 为引进国外先进生产和管理技术,协会组织人员赴日本学习农业栽培、养殖污水处理;赴波兰考察并签订派遣研修生合作意向;邀请韩国专家进行新农村建设经验指导、亚美尼亚专家进行甜杏栽培指导、俄罗斯专家进行草莓种植技术指导、日本专家进行苹果、梨、长山药管理和甘薯加工等技术指导。积极为我省农业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服务。最值得一提的是富士苹果的开心形修剪技术推广。协会推广这项技术已经长达4个年头。河北省是个苹果大省,总面积达470多万亩,过去由于受以多取胜思想的影响,造成果园“三密”现象,即:每亩棵数栽的密、每棵枝条留的密,每枝果子结的密。树龄7年的成年树就已封行郁闭,不通风透光,结果性状变差。从2007年接触到日本富士苹果开心形修剪技术开始,搞了多年外事工作的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胡志斌就意识到,日本富士苹果高光效开心形修剪技术改主干封闭形为主干开心形树形,控制亩株数、结果枝数和每枝结果量,使树体通风透光,是解决河北省富士苹果园郁闭的最佳举措,这既是一项先进技术的推广,也是转变果农落后观念的一种良方。2007年初,协会第一次邀请日本果树专家小野隆司来平山县进行指导,当专家讲解了开心形技术的主要要点,并指出要将现存的结果树枝逐年修剪达到开心形时,大部分果农将信将疑,觉得把已经结果的树枝去掉,那不是减产吗,都不敢按专家要求操作。专家通过翻译向大家说明开心形修剪的好处,但老百姓还是不舍得剪,经沟通,平山一坡苹果园的霍法祥同意专家在他的果园挑选部分示范树,亲自进行修剪示范。到了第二年结果时,经专家修剪的果树产量高、果形好、个头大、果色好,且产量并不降低多少,但卖果时原来只能卖1-2元的苹果,现在由于档次大大提升,竟卖到了5元。老百姓最看重的就是实际效果,第二年专家再次来指导,一坡示范园里围满了前来学习修剪技术的果农。2007年至今的5年里,协会又多次邀请中国国家友谊奖获得者、日本资深苹果专家末永武雄前来,每年指导也由一次变为最少两次。在修剪果树和疏花疏果的关键时期,对果农的技术进行指导和改进,接受培训的果农累计已达几千人次。开心形苹果修剪示范园也从平山县扩展到了井陉县、邢台县、临城县等地,面积已达上万亩,每年可为果农增收1~2倍。最早接受这项技术的平山一坡苹果园目前已经成为国家苹果标准园,获得国际有机认证和多项荣誉。协会多年来的技术和管理引进,为全省农业转型,起到了“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作用,也为农民增收致富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外交流工作只是协会服务中的一部分,河北省农业产业协会将继续努力,使工作上档次、上水平,为河北的富民强省做出更大贡献。 农业经济论文:天工开物与古代农业经济的关联 鸦片战争前的耕地面积又要比康熙末、雍正初耕地面积增加近266万顷,约增加了27%。[4]这些增加的耕地,主要是乾隆以后开垦山区及边区的成绩,同时内地传统农业区的耕地也增加了不少。总之,《天工开物》中的先进农业技术对清时期耕地面积的增加,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3.《天工开物》问世后,明清之际出现了生产工具的改革,《天工开物?锄镈》中也有介绍:“凡质地生物,用锄镈之属,熟铁煅成,熔化生铁淋口,入水淬键,即成钢劲。每锹,锄一斤者,淋生铁三钱为率,少则不坚,多则过刚二折。”[6]正是由于《天工开物》这些方法的推广使得铁农具大大改进,这些先进农具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推动了农业生产向前发展,为粮食作物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 《天工开物》中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 “人巧聪明”,掌握了“物理制服”的道理,用砒霜老拌种子或蘸秧根,以防鼠害和病虫害。“晋地菽,麦比用[拌]种,且驱田种黄鼠害;宁绍郡稻必用蘸根,则丰收也”。[5]“陕,洛之间,忧虫蚀者,或以砒霜拌种子”。[5]用砒霜做农药,是《天工开物》首先记录的我国农业技术的一大发明,它对于预防害虫,保证粮食产量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天工开物》还列举了芝麻饼、棉子饼等七种水稻肥料。在《稻宜》一节中,说到“土性带冷浆者,宜骨灰蘸秧根,(凡禽兽骨。)石灰淹苗足,向阳暖土不宜也。土脉坚紧者,宜耕陇,叠块压薪而烧之,填坟松土不宜也。”书中还记载“土性带冷浆者,宜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5]这是因地制宜、因土施肥的事例。“土性带冷浆者”[7]就是冷浸田或冷浆田,一般都是山区洼地,水土温度比较低,属酸性土壤。骨灰蘸秧根,是施磷肥,符合酸性土的需要。石灰淹苗足,是利用石灰中和土壤的酸性以改良土壤。这些技术都对水稻增产有重要的作用。(二)耕作种植技巧《稻工》中记载,“凡稻田刈获不再种者,土宜本秋耕垦,使塑稿化烂,敌粪力一部。”说明了怎么保护土壤肥力。“凡牛力穷者,两人以杠悬耜,相背相望而起土。两人竟日仅敌一扭之力。若耕后牛穷,制成磨耙,两人肩手磨轧,则一日敌三牛之力也。”[6]教你当牛力缺乏时如何使用更好的耕作工具。又比如《稻工》里还介绍水稻新叶长出来后,可以籽田(俗称挞禾)。主要是为了除去田里的稗草、苦菜等杂草,保证水稻顺利成长。而《稻灾》篇中介绍了一些耕作中可能遇到的灾害,最主要是预防水稻耕作中出现的六大灾害。关于第一灾的预防就是将曝晒后的种子凉后放入仓库,否则会影响来来年禾苗和稻穗。而关于第二灾的预防,主要是播种时要等风势稳定后播种。第三灾的预防,就是要防止谷物成熟后被鸟雀啄食。秧苗必须压根防止遇到风雨天秧苗的成活率,这是要预防的第四灾。稻子抽穗后必须要注意防虫,这可以防止第五灾。为了防止第六灾,稻子成熟的时候要及时清理稻田腐烂的木头。这些都是《稻灾》篇记载的耕作种植技巧,为农作物健康成长提供了保障。除此之外,《天工开物》对经济作物的栽培技术也有独到见解,对先进农业生产工具的构造和使用,制成产品所需要的农业原料的品种、产地、用量和生产加工的整个过程,都做了翔实的纪录,这对手工业生产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天工开物》对明清及后世农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明崇祯十年刊行的《天工开物》初刻本问世后,得到了迅速传播,尤其清朝初年统治者在镇压了南方的抗清活动,巩固了在全国范围的统治后,也进而提倡恢复并发展一度遭到战争破坏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这使《天工开物》有机会在清初传播,特别是在南方地区。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两次大型的官修书中,《古今图书集成》和《授时通考》都把《天工开物》大量收录其中,这说明在《天工开物》问世后一百多年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并对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第一,《天工开物》出现,农具改进速度的加快,同时耕作制度也逐渐科学化,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践。江西粮食增产就是典型。明中叶以后,江西也是一个着名“产米素饶之区”,乾隆十八年(1753年)江西征收的漕粮数额为七十六万余石,约占全国漕粮额的80%。并且由于当时生产技术和条件适应了山区的发展,清前期闽广移民大量进入江西,开始了一系列开垦定居山区的活动,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增加了粮食产量,于是就有了江西粮食不断外运的事例。比如乾隆八年三月,江西就曾拨仓谷40万石,碾米20万石运往扬州赈灾。乾隆十三年六月,又碾米10万石运送江苏,做平粜之用;乾隆二十七年,浙江粮食歉收,又拨谷20万石,碾米10万石协济等[8]。证明了清初江西粮食特别是水稻产量大大提高,与《天工开物》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的恰当运用是有很大关系的。第二,《天工开物》还介绍了各种经济作物的栽培。例如蓝靛业的发展,《天工开物》中的《章施》篇详细介绍了蓝靛和它的制作方法。《天工开物》中的《甘嗜》篇有详细介绍甘蔗种植技巧以及甘蔗的各种制成品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天工开物》巨大而有深远的影响,使人们认识到农业科技知识在推动农业经济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后人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上有很大的促进和借鉴意义。第三,《天工开物》介绍了手工业和工商业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不仅促进了二者发展,还通过它们反哺了农业,这样形成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现象,促进了当时的经济的发展。该书记载的古代先进农业科技中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思想,这和当下我国建设生态文明、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之路有异曲同工之妙。书中很多发现和总结使得古老的科学技术得到保存,其中宋应星独创性的总结性巨作,集历代以来先进的耕作制度,生产工具,种植技术等各方面于一身,加上当时的明末经济迅速发展,有条件运用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不但丰富发展了当代生态农业耕作理念及技术,也为研究和宣传《天工开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所以说《天工开物》不仅功在当代,更利在千秋,它无愧于“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纵观古今时期中国的农业生产,传统的生态思想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中华文明能延续和繁荣到现在,传统农业功不可没。但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其生态农业的实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正如总理所说:“二十一世纪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关现代化的农业应该是高效的生态农业。”[9]所以《天工开物》更加难能可贵,因为它不仅推动了当时的农业发展,其生态农业的思想精华也一直延续至今,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农业经济论文:论改善农业经济发展立法 一、中原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的传统尝试较早,但是现代意义的农业循环经济尚处于探索阶段,发展还不很成熟。各地根据不同的地理特点和区位优势尝试了不同模式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河南省是全国开展循环经济试点较早的省份,早在2005年,河南省引发了第一批《关于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的通知》,选择了20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2007年又开始第二批试点。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促进重点行业和区域节能减排以及促进资源再生利用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但是,河南省在农业循环经济的实施和推进方面,还有一定的距离。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还是以传统粗放型的农业发展模式为主,系统的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并不多。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农业资源产权不清、缺乏合理的农业资源价格体系、农产品质检体系不健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以及发展循环经济的愿望不强等均是目前河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各国实施循环经济的实践证明,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循环经济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立法主要包括:《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大气污染防治法》、《建筑节能条例》等,此外,还有一系列关于有关循环经济基本制度、原则、激励措施及标准的相关配套文件。中原经济区有关循环经济的地方立法主要有河南省关于循环经济的地方立法,如《河南省节约能源条例》、《河南省节约用水管理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循环经济试点省建设的通知》、《河南省节能减排实施方案》、《河南省节能监察办法》、《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实施办法》以及周边省份的相关地方立法等。虽然目前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均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但关于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却很缺乏,相关立法大多没有明确规定。如作为循环经济领域基本法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关于农业循环经济的规定非常原则,在相关配套实施细则没有出台的情况下就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在有关循环经济的地方立法方面,也大多集中在工业领域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方面,有关农业循环经济的专项立法还很缺乏,并且还存在地方立法无法统一的情况,亟须出台适用于整个中原经济区各个省份的统一法律法规。 二、中原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立法完善对策 首先,应加快出台有关中原经济区区域发展基本专项立法,为中原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基本法律框架。国外区域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立法先行是区域资源开发成功的关键,然而我国目前尚未颁布关于区域开发的基本法,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要依据仍然停留在规划层面,尚没有专项立法的支撑。当务之急是出台统一的《区域开发促进法》,明确开发与建设中的基本法律问题,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更高层次的立法支撑。虽然现在我国区域发展如火如荼,但是我国“十一五”规划之前的区域划分大多以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目标兼顾区域协调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全国主体功能区已经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承载力相适应和协调,强调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尽管如此,我国区域发展的主题思想仍然是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这种理念和指导思想从中原经济区规划纲要中可见一斑。所以,在区域开发立法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区域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不能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在条件成熟时,应出台《中原经济区开发促进法》,对中原经济区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做出明确规定,为中原经济区发展提供统一的法律依据。为解决中原经济区所辖区域立法机关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问题,关键是要尽快构建一套有利于法制统一的体制机制,才能真正保障中原经济区资源与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其次,完善中原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的具体法律。鉴于目前有关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不完善,建议国家尽快出台有关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基本法律问题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为增强《循环经济促进法》在农业循环经济方面的可操作性,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相应实施细则,对区域发展中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律问题进行细化,为我国农业循环经济提供具体的法律依据。此外,由于中原经济区的特殊区位特点,应结合中原经济区的农业生态环境现状有针对性地出台有关该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地方立法。由于目前关于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地方立法之间并不完全统一,如何出台适用于整个中原经济区的农业循环经济立法非常关键。再次,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修改和完善。中原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专项立法的支撑,还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合。应及时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和修订,避免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现象,尽快形成有关中原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 农业经济论文:论近代江西农业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 [内容提要]江西近代农业经济转型极不顺利，近代化的进程十分缓慢。它既落后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邻省，也落后于湖南、安徽、湖北等内陆邻省。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西近代农业经济转型遭到了一系列因素的阻碍，从而导致其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不充分。这些阻碍因素，有些是江西特有的，正是这种因素造成了江西农业经济顺利实现近代化的特殊困难；而有些则是江西和其他省份都具有的，这些普遍具有的阻碍近代化的因素同江西近代的特殊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江西经济近代化的反作用力。正是这种反作用力严重阻碍了江西农业经济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近代江西；经济转型；制约因素 列宁曾经指出：在近代各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二个重要关键，一是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一是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笔者在分析近代江西农业经济转型时，依据列宁的这一论断，从纵向上把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发展层次，即农业自然经济、农业商品经济和农业资本主义经济，以把握江西近代农业经济转型特点。从这一视角看，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转型主要表现为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此，本文在分析近代江西农业经济转型制约因素时，着重分析近代江西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 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 纵观江西历史，江西社会经济，在唐宋以后直到清前期，在全国各省中一直处于较领先地位，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江西商人凭借着江西本地商品如大米、茶、夏布、纸产、瓷器等活跃在全国各地，甚至出现了“无江西商人不成商场的局面”。①据史料记载：“江西商人，遍布于长江上游各省……且恒操金融之枢”，“西邦之 名，震耀一时，江西在全国内商业之盛与同时之山西相颉颃”，②从事商业经营者人“数何止数十万人”，每年为江西积累资金“殆将近千万元”。③然而进入近代以后，江西的这种优势却逐渐丧失了，变得相对落后，到民国年间，“江西在外之商人，几全归破产”，省内“各种产业均呈急速衰弱与崩溃之势”。④从此江西的经济一蹶不振，解放后变成了华东地区经济发展最落后的省份。 江西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由盛转衰的局面，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打断了江西自古以来呈优势发展的经济发展进程。 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开放九江为通商口岸，从此江西的门户正式被外国列强打开。1860年，英国轮船首驶长江，强行划定九江城外的龙开河东段为其租界，继之，法、俄、日等国也纷至沓来，在九江设立租界，取得了在九江通商，在江西内地贸易的特权。不久他们又控制了九江海关，“海关的人员全部为欧洲人”，并且“完全不受省政府管辖”。⑤在税率上推行有害于本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并严格规定纳税之后“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⑥而江西本地商品则要交纳为数几倍的数额，如茶叶出口仅厘金一项就达“每百两约抽二十五两”，⑦这就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还直接在江西设厂制造，1862年美国“旗昌洋行”在九江开办航运公司，其后英国在九江的太古，怡和两洋行也分别建立了九江码头，俄国人在九江先后建立了“新太”和“顺丰”两个砖茶厂。⑧就这样，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对江西开始了以掠夺农产原料、开辟商品市场为目的的经济侵略活动。由于他们手中掌握了政治、经济特权，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技术，在这场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击败江西的商品经济是注定的。不久江西各地市场就“洋货充斥”，江西本地商品的销售市场受到了严重的排挤。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竞争中，江西原有工商业生产者和经营者纷纷破产。 别的不说，仅就古代以来江西一向负有盛名，销路广大的三个名牌产品：夏布、茶叶和纸张的命运就可以略见一斑。由于外货入侵，这些商品日益变得滞销，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纷纷破产失业。 铅山和石城是近代江西造纸业的两个中心地区，但到了光绪年间，铅山“纸张一项，从前洋纸未行时，每年可售银四、五十万两……近年洋纸盛行，不免滞销亏折……近因洋纸盛行，售价不满十万。”⑨石城县乡村居民：“向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洁白，未停科以前广销，出口不下百万元，近来洋纸盛行，销路既滞，歇业者十居八、九。”⑩以此推算近代江西造纸业，由于受到外国纸张竞争的打击，商品成交额比过去减少了至少是3／4，纸厂关门者占十分之八九，这是造纸业的情况。义宁州是江西著名的产茶区，据《江西农工商矿记略》记载，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茶叶价格、市场都被俄国人控制，义宁州茶业“任其抑勒，亏折不少，行销既滞，山户自益疲弊”。⑾以至“宁州茶实本六十两，今只售三十四、五两”。⑿正是由于茶农破产，茶商亏折，使近代江西茶业生产十分萧条。九江是中国著名的三大茶市之一，往日茶业生产十分兴隆，但是由于茶业的市场和价格都被外国资本主义所垄断，对生产者和茶商来说，经营是极不利的，他们每个季度的损失“估计有一百万两”。⒀以至光绪十九年出现了“刻下九江街市已无一人从苦茗中求生计者，茶市之衰大可知也”⒁的荒凉景象。夏布的产销也现出了同样的情况，据宣统3年正月28日《时报》记载“江西布业分大布、夏布两种，销售国内各行省，权利甚厚，亦赣省出产之大宗，乃自洋布、洋纱盛行，非但各省销路顿窒，即赣省本地人，亦竞购外货。布业一落千丈，纷纷亏蚀收歇，而染织坊亦受此影响，去岁秋冬两季即停，因之失业工人，不知凡几”。 稻谷历来是江西的大宗商品，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江西，唐宋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但近代以来，由于洋米、洋麦的倾销，粮食价格被外国资本主义垄断，造成了“谷贱伤农”的结果，大大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加上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近代江西的粮食仓库“缺谷自数百石至一万余石不等。”⒂同治年间“南昌所属丰城及饶州鄱阳诸县储粮仓库，仓舍荡然”。⒃光绪年间江西“各属米价骤贵至四、五两有奇，饶、广以东并无米可购”。⒄到民国年间甚至出现了大量地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情况。⒅ 除此之外，其他行业的情况也差不多，比如史料记载说：“江西近年洋糖、洋油盛行内地，致油、糖各行诸多亏本歇业……油糖二宗、因此大为减色。”⒆ 从江西近代对外贸易来看⒇：江西近代进出口贸易都有发展，农村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商品化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表面看来江西近代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从实质上来看，这种发展是畸形的和注定要短命的。因为第一，这种发展完全是殖民性质的发展。从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出口商品几乎全是农产初级商品，进口的大都是工业制品。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产品应该是高层次、多加工的商品，而不是初级原料。这种发展完全是因为帝国主义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所引起的，而且完全服从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需要的，和国内市场的关系不大，不是以国内工业发展和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因而其发展是畸形的。作为一种经济走向了这样一条道路，其破产是必然的。第二，帝国主义利用特权和经济上的优势，操纵农产商品的价格，垄断商品市场，采用不等价交换的方式，高价出售工业品，低价收购农产品，造成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并且不断扩大这种剪刀差。如以1913年为基期，进口和出口的物价指数都为100，那么到了1921年至1925年，进口物价指数上升为153，增加了1／2以上，出口物价上升为133，只增加了1／3。[21]从近代江西商品市场的来看，也完全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支配，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景气与否，直接影响着江西农产商品贸易的增减，从而直接影响江西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世界市场有时一定会出现不景气，在这种情况下丧失国内市场，缺乏社会分工基础的单纯以出卖原料为主的近代江西商品经济就只有破产了。江西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正是走着这样一条由畸形发展到彻底破产的道路。经过同治、光绪年间的畸形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江西商品经济全面崩溃。其表现主要有三：首先，到民国年间江西农村各种产业都出现了急速衰落与崩溃的趋势。如纸业生产就有不但“绝迹于省外市场，即在本省市场亦不能立足”[22]的趋势。其次，是出口数量飞速下降，江西近代十几种主要出口的商品数量全都减少半数以上。比如稻谷出口，光绪年间是100多万担，至民国二十九年降为29万担。[23]同时“洋米、洋麦输入激增”。第三，是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商品生产者纷纷破产。所以从发展的全过程看，外资入侵最终导致了江西近代商品经济的破产。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呈优势发展的江西工商业的发展，是在外资入侵前面碰了壁，而且碰得焦头烂额，临近破产的边缘，此后一直处于严重落后的状态。 二、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江西后，封建势力虽然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各国侵入江西的目的只是为了攫取利润，他们并不是来解放中国人民，也不是来改良江西的经济、发展江西经济，他们不但没有帮助中国肃清封建余孽，而是利用、通过中国的封建势力来剥削中国人民。因此，鸦片战争后，江西虽然进入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但是社会内部仍然完整地保留了封建制度，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丝毫没有受到触动。江西近代农村土地占有情况，依然是地主占有土地。据史料记载，大约占农户总数3％的地主占有50％以上的江西耕地，而占70％以上的贫雇农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24]不得不去接受地主的地租剥削。就是农民仅有的一点土地，地主也想方设法加以兼并。据民国年间的调查，[25]全省平均100户自耕农即有21．3％户要出典土地。这一时期江的地租剥削率也是很重的，“平均每县为百分之五十”。[26]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由于近代江西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因此近代江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首先，本来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要求集中使用土地，进行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但是近代江西的地主，在兼并了大量的土地以后，不是进行大规模生产和进行专业化的农业经营，而是把集中的土地全部或绝大部分分割成小块，分散地租给农民耕种，只管收取苛重的地租。[27]从农民这一方面来说，由于地租剥削是高额的，使得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无力多租土地，也使农民怕高额地租剥削，不敢多租土地。至于江西的富农，在近代除少数外，大多数经营方法是雇少量的短工，来经营他们自己不多的土地。[28]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土地和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不去向地主租进更多的土地，有时甚至把自己的土地出租一部分租给佃农耕种。所以无论从地主、富农、还是农民三方面来说都不可能扩大农业商品生产的经营规模，造成了近代江西农业经营规模极其狭小的局面。据《申报年鉴》记载，江西近代农场面积98％在30亩以下。[29]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的地主、富农经济就不可能发展起来，相反小农经营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跟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所要求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一向允许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长期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况十分严重。土地越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就越多，对于佃租的要求也就越强烈，结果造成了高额的地租剥削，加上繁重的赋税，使农民的生活贫困化。据民国年间的调查：“江西农民，平均起来，每年的收入总共是三十六元五角，其中主要支出有三项，一项是赋税共二元零四分，二是保持衣、食、住、行最低标准生活费用共二十八元，三是农田耕作成本费包括田租共十八元，加起来每年支出是四十八元零四分”，那么其年终结算是：36．5－48．04=－11．54(元)。调查者的结论是：近代江西农民连“最低之生活费都不能保持”，不要说婚丧嫁娶、天灾人祸，就是正常年份“亦势非求之负债，不足以苟延残喘也”。[30]上述资料说明近代江西农民，如果单靠租种一点土地，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补求的办法是同时经营家庭手工业，因而家庭手工业便成了近代江西农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所以近代江西农村“农副结合”特别是“耕织结合”特别紧密。诸多的史料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如《同治·新喻县志》记载说：“布……女工之羡，亦所补农之不足也。”[31]又有史料记载说：“夏布为江西最普遍之家庭手工业……一般农户视为重要副业，农夫植麻，女织为缕。”[32]地主剥削愈残酷，农民生活愈贫困，这种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就愈紧密。我们知道，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以打破自然关系为前提的。由于江西近代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引起的自然经济出奇的坚固，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很难有所突破。 在农民生活贫穷化和自然经济关系异常坚固的情况下，近代广大江西农村商品购买力很低。1881年一个外国人描写了江西一个普通农户的情况，他写说：“一个普通农民的生产工具……全都是些很粗糙的东西，他和他的家庭成员就用这些东西耕种着一英亩或半英亩的土地，他们就靠这些东西过生活，没有其他。他们几乎没有见过银元，年关节余时就买一点很可怜的奢侈品一一一点猪肉、一点海带或咸鱼作为下饭的珍品，这就是他们最大奢望了……家庭妇女，把棉花纺织成布，他们的衣服要穿到破烂为止，而这种家织的布又非常耐穿，一件衣服，经过补缀。可以穿上三、四年”。[33]史料表明， 作为消费者，农民无力向市场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处于“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关系中的农民，也没有必要向市场购买商品，结果是市场萎缩，在市场萎缩了的情况下，商品经济自然就发展不起来。 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农民，长期不和商品市场发生关系，与广宽的外界没有任何联系，这不仅使商品经济很难打进农村，而且反过来会造成抵触商品经济，轻视信息的价值观念，最终导致全省性的闭关自守。近代江西农村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商品经济的情况。如赣州府一般农民以“不事商贾”为光荣，[34]九江府“民风、尚农业，罕事工商……无见异迁物之民”，[35]饶州府“俗重农”，[36]广信府“粟、麦、耕畜之产足以自给，出境商贩……殊少”。[37]虽然这里有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却也明显是封建土地关系造成的必然结果。这样由于江西广大农村的生活必需品“不仰给于外，亦不能灌输于外”，[38]造成了封闭式的经济环境。当时几个邻近的自然村就形成了一个自产自足的生产、流通单位，每个农户就是这个单位中的一个细胞，他们除了通过狭隘的农村集市进行互通有无的使用价值交换外，与外界完全隔绝，村与村之间形成隔阻，导致地区间的自给自足，最终导致了全省性的闭关，这是十分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所引起的“男耕女织”的紧密结合，以及农民生活的贫穷化，严重阻碍了社会分工发展。农民的贫穷使农村商品主要生产者缺乏改进生产技术的能力，又使农村商品生产内部进一步的社会分工成为不可能，因为贫困的农民只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另一方面“耕织结合”使手工业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影响了近代手工业的独立发展，使手工业不易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也影响了手工业内部的再分工，使江西的手工业发展错过了手工工场这一发展阶段，影响了手工业向大工业方向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分工持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发达的社会分工，也就没有不同行业之间的繁荣发达的商品交换。 其三，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地阻碍了江西农村的商业资本的积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高额地租不仅可以给地主增殖财富，而且以土地偷不走、抢不走，不要冒任何风险，这远比经营工商业可靠。加以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本保末”的价值观念，集中于地主、官僚、商人手中的大量资金，最终又流向了土地，用于“求田问舍”了，不仅地租收入没有转向工商业，就是工商业本身的利润也几乎全部被购买土地、房产吸收去了，完全脱离了商业的范围。 近代江西地主、商人利用手中的资金兼并土地的重要方式是将资金和粮食转化为高利贷，用更有效的手段取得土地。高利贷的利息一般都很高，地主、商人往往向自耕农或小块土地持有者放高利贷，然后“指田为质”，“以田为当”、“最后乘借债人一时还不起本息之际，把土地据为已有”。高利贷在江西农村十分盛行，商人们“必不欲将其资本于时局阽危之秋，作此等冒险之贸易”，[39]他们想方设法“坫天时雨阳之不及，即拥其所有，冀一岁获二岁之值”。[40]因此近代“江西所属，向有殷实之户，于青黄不接之时，将余谷听农民质押”，[41]结果商业方面“富于资本者既不欲冒险，而愿意冒险者或窘于资本”。[42]大量的资金流向土地和转化为高利贷是导致近代江西农村商业资本奇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田赋、厘金特重 还在元末农民起义之时陈友谅在江西建立了“汉”政权，因为军饷需要，曾经临时“加南昌、瑞州、袁州民赋三倍”。[43]明统一全国后，为了讨好明王朝，瑞州人黎伯安等以陈友谅征赋税之册献给明政府，明朝以此为据，确定了江西每年上交国家的田赋税额，并且以后“遂为常额，终明世未有改焉”。清初沿用明制，以后仍然“至今相沿”。[44]据光绪《江西通志》记载的数目推算，赋额总数比以前增加了83．3％。[45]由于这样一个历史的错误，使江西一走向近代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田赋包袱，地丁银和漕粮的负担比任何省都繁重。加上严重的违例浮征，到同治年间据刘坤一奏报，江西的丁漕数额“倍于湖南、湖北”。[46]清政府在光绪年间也不得不承认江西的田赋征收“远出他省……民生之困，由于征收丁漕浮数太甚也”。由于农业税太重，远远超出了江西广大农村所能承受的能力，所以近代江西出现了长年累月拖欠丁漕的现象，据统计平均每年都有“四、五十万两”。[47]为了完成这些拖欠之数，只好采取下列二个办法，一是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据同治七年户部对江西违例加征丁漕的揭露，江西额征地丁银一两，收银一两五、六钱至一两七、八钱不等，[48]远远高出其他省份。办法之二是动用省县各级库藏。“有由各上司派捐应用者，有各属自行分年捐摊归款者”。每年每县“官为暗赔，或需银万余两，或需数千两”。[49]其结果造成近代江西，不仅民间“民力拮据”，[50]而且官府库藏也是“异常支绌”，[51]官民俱无分文。 税收中的另一大头是厘金。史料记载“江西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52]江西厘金征收时间早，在1853年就已开始征收；税率重，按清政府规定是逢百抽一，而江西一开始就征收10％的厘金税。从征收对象来说，一切东西只要进入流通领域，在江西都要征税。从厘卡的处数看，即使在几次裁减后的1880年江西仍存大卡64处，小卡94处，远远多过其他邻省。江西厘金款额收数很大，但没有一文用在本省的经济建设上，江西厘金收数每年平均在100万两左右，占全国各省厘税收入的10％以上，但是厘税所得用于军费的占去了30万两以上，上交中央户部等款占35万左右，其他用费占30多万两，用于本省的包括行政费用在内不到1％。[53] 由于江西近代田赋、厘税征收特别繁重，使得江西近代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既不能从民间收集资本，也不可能得到地方库藏官款的支持，近代商品经济、新式工商业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资金来源乏缺，导致近代江西工商业资本奇缺。 江西近代各县，几乎找不到“富商大贾”，都是一些小商小贩。这类史料到处可见，如分宜县：“该县惟宜种麻，出产以夏布为大宗，获利亦厚，惟无富商大贾，往彼收买，其零星小贩，运往各处销售者，尚觉往来不绝。”[54]再如萍乡县：“城乡小贸居多，间有资本稍饶者，并非本地商民。”[55]赣州府“郡邑列肄而居者皆远乡大贾，乡人业微业，利微利，以役手足供口腹而已……异乡作客赣人绝少。”[56]吉水县也是“邑内并无大商巨贾”。[57]可见商业资本是何等的缺乏，这反过来又严重阻碍着近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资金的缺乏，使江西工商业生产的技术不能得到改进，生产成本高，丧失竞争能力。比如制茶业由于资金缺乏不能集资办茶业公司，使产、供、销配套，而零星的生产“此处一二株，披处二三株，及摘者卖于制者，制者变卖于转运者，转运者复卖于洋商，故其费多，而其价自亦较昂”。[58]制糖业也是这样，由于资金不足，不能更新技术和设备，只能“株守成法，出糖既少，费蔗又多，制法不精，售价更贱，因循不改，转使洋糖充斥内地”。[59]没有发达的商品生产和较强竞争能力的商品，商品经济当然也就发展不起来。第二，由于缺乏资金，生产和经营的主动权只好让给别人。比如茶业的生产和经营，江西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江西本地“茶盖中华，价甲天下”，[60]在国内外名气不小。每年都有大量的江西名茶运销海内外，九江因此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三大茶市之一。但是由于资金短缺，九江商界经常出现“银根吃紧”的局面。每当此时，九江茶业生产就会出现“茶庄收闭者不少”的现象。[61]这样外国、外省商人就可以利用他们手中雄厚的资本，喧宾夺主，垄断江西的茶业生意。仅俄国人在九江通商后就先后开办了三个砖茶厂，1882年上海、广东等地商人也在九江组成了“宁茶振植公司”。[62]不久外国和外省的商人，不仅控制了江西的茶业生产，而且逐渐控制了江西的茶市，剥削江西广大的茶农，牟取暴利。第三，资金的缺乏，严重地阻碍了农业新式经营和专业化生产的进程。在光绪年间，清政府曾倡导发展新式的农业经营，进行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生产。全国很多地方都办得卓有成效，如张蹇在江苏兴办的“通海垦牧公司”。[63]江西这时也花了很大精和财力，在各县兴办农牧公司，试种经济作物，数量在100个以上，但是大部分都是由于集不齐股或者是后期缺乏资金支撑而关闭。[64]比如光绪二十九年清江县兴办“种植畜牧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地有官荒地约300亩，由禀生邹钦爵作为公司的组建人，准备集股3000元，每股以30元计。从正月到六月，虽然政府不厌其烦地劝励，给予种种的优惠政策，但六个月集股总共“才一百二十元”。用这仅有的几个钱，公司开垦了一半面积的荒地，种上桑、麻等经济作物，但不久就由于“集股不多，资金不敷”，到十二月公司只得以“股少难以推广”而关门。[65]第四，资金严重缺乏，也影响了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交通事业的建设。南浔铁路是江西境内第一条铁路，按筹建人之一蒋家骏的初衷是不想借外债的，甚至设想力争在国内由江西本地人购得半数以上的股票。为此他“力劝殷富绅商，分认股分，务期有巨款”，[66]但是结果没有达到目的，最后由于“江西近年库藏异常支绌，能否由官代筹，事关巨款”，使他着实感到在资金方面，江西省本地官民承担不起，只好在全国各省中分别招股，并不得不先后三次向日本借巨额贷款。铁路主权就这样被迫操纵于日本人之手。也正是由于资金缺乏，不能一下子买齐材料，南浔铁路只好建建停停，前后10年才完成施工任务。 诚然，近代中国其他省份同样缺乏资金，但其田赋、厘税征收没有江西那么重，上交的比例也没有江西大，在兴办近代工商业的时候多少能从地方财政或民间得到一些资金，而江西则官民俱五分文，工商业资本特别缺乏。没有资金，发展商品经济当然就寸步难行。 四、文化教育落后 随着近代商品经济和新式工业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要求造就大批适应这一发展的人才。人才的出现，一靠教育的培养，二靠文化环境的熏陶。从文化环境来看，沿海各邻省，由于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通商口岸开辟以来，西方商人云集，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为沿海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先进经验，并对沿海的工商人才起了示范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沿海各省建交起了良好的公共设施，为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不但对本地的人才具有凝聚作用，对全国各地工商人才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而全国很多地方的工商能人，荟萃沿海省份。洋备运动以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引进西方科技的同时，各邻省的近代教育，也办得颇有成效。湖南、湖北的近代教育虽然没有沿海邻省兴办得那么早，但却后来居上，办得卓有成效。像湖南既有时务学堂那样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而闻名中国的学堂，也有为适应形势，专门培养商品经济人才的“职业技术学校”。如醴陵瓷业公司所办的职业学校，[67]它的毕业生支撑着公司，把它从手工工场转变为近代化企业，到1906年这个公司的产品就超过了景德镇的王牌陶瓷，在南京工艺品展览会上获得头奖。湖北的近代教育发展更快，仅张之洞在武汉就先后举办了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铁路学堂等十几所有名的专业性新式学堂。[68]所有的学堂都设有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课程，既有基础科学如物理、化学、地质学、数学等，也有专业性的科学如造船、采矿、工艺制造等，还开有商业、法律、外交、管理等社会科学。 通过兴办教育，邻省培养了一大批商品经济的经营者和劳动者。华衡芳、徐寿、容宏、郑观应、杨度等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由一大批这样具有强烈事业心和创新精神的人才，形成了近代江浙商团、武汉商会、广东商会，他们活跃在各邻省的工商界，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造就了一个相对比较尊重人才，知人善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冲破了封建儒教崇尚“义理”、“轻视末技”的传统思想束缚，开始投身于各种工商事业。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江苏的张蹇，他既是状元，又是一个大企业家和新式教育家，他的经济和教育活动，为江浙一带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反观江西，近代社会文化背景，始终还是由落后、保守的封建思想占主导地位。直到光绪年间，江西知识分子仍然视儒家经典为至上，以“不事商贾”为光荣。期间，光绪帝诏令各省广兴新式学堂，江西护理巡抚翁曾桂曾想设“算学堂”。但是江西知识分子把西学“目为不急之务”，经过“鼓励多方”，仍很少有人愿意入学，结果学堂没有办成，翁只能发出：“江省守旧人多，开化难于他省矣”的感叹。[69]江西知识分子不仅不愿意学习西学，而且极力反对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传人。这一点从近代江西激烈的反洋斗争中就可以看到。江西并不是传教士活动最严重的省份，却成为反洋教斗争即所谓“教案”最突出的地区，教案发生的次数多，规模大，几乎每年都有发生。甚者一月之中平均一日发生六起教案，如1900年和1902年。[70]清政府的谕旨也说：“江西民情强悍，民教久不和”，[71]“教案迭出，而江西为尤甚”。[72]近代江教案最多，从反面说明了近代江西的文化思想最保守、最落后。 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江西兴办近代教育的步履非常艰难，以教授西学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在江西迟迟不能出现。直到1901年8月清政府颁兴学诏书：“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堂”。[73]至此，江西才不得不设立新式学堂。 文化、教育落后，使近代江西严重缺乏商品经济人才，这必然要影响到近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大吃没有人才之亏。以瓷器生产为例，本来江西景德镇是瓷都，拥有大批技术精良的瓷工。可是由于近代江西不重视教育，以致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出现了“老匠良工散之殆尽，配制颜料多半失传，新匠不惟技艺远逊前人，即人数亦较前减少，凡有一技之长之匠，但已募人官窑，物以少而见珍……”。[74]而湖南的醴陵瓷业公司由于注重职业技术教育，开办了“瓷业职业学校”，靠着它的毕业生终于在竞争中击败了景德镇的王牌瓷器。由于教育跟不上，江西商品生产大都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广。花大力气建立的几个公司，由于缺乏适当的经营管理人才，大都寿命不长。如袁州矿务公司“因经理不得其人，采挖亏折资本……先后停办，撤消公司”。[75]在商业方面，由于不懂经营，江西甚至出现“常虑有钱无生意可做”[76]的局面，人才的缺乏同样也影响到了江西交通事业的建设。德寿任江西巡抚期间，也曾考虑到“路矿两项，为今日要务，宜认真讲求，赶紧开办，以拓利源，而杜凯觎，未便置诸缓图，坐失良机”。他曾想筑一条“连接汉口，经江西、直达广州的铁路”，准备向朝廷奏请贷款，并委派候补知县张曾治等组织人员，勘查好了路线。但当准备动手筑路时，访遍省内人才，竟发现“江省现无熟悉此项工程之员，亦无承任集股建筑之商，拟请稍缓”。[77]这虽然说明德寿的平庸无能，但同样也反映了江西近代人才奇缺。一缓就是几十年，直到1997年这条铁路才建起来，人才的缺乏给江西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 从世界大形势看，早在十七八世纪，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了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代表时代新潮流的资本主义体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都必须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78]面对着旧的经济秩序已被冲垮，传统农业已日益破产的严峻形势，是选择新的生产方式迅速兴办近代工矿企业、筑铁路、发展资本主义、建立新的商品经济秩序呢?还是留连忘返于往日的“鱼米之乡”，依旧故我地搞老一套?这是决定命运的选择。考察整个近代江西，对外资入侵的反映在主观上显得十分迟缓和被动，走的是后一条道路。而邻省象广东、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等邻省对外资入侵的反映相对比江西早，也比较积极主动。这种主动性和捷足先登，对这些省份近代及以后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认为正是这点才拉开了近代及以后江西与邻省经济发展的距离。 从洋务派在各省建立近代工业，引进外国机器进行近代化生产，到两湖维新派在湖广倡导资本主义改良，到革命派在广东、湖北、江浙一带掀起资产阶级革命，充分展示了邻省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在江西周围逐渐形成了几个中国高技术区。邻省建立了薄弱的工业基础，培养了大批工商人才，形成了活跃的商品经济空气。而整个近代，江西一向沉寂无闻，除了不断地爆发反洋教斗争和农民起义之外，近代资本主义化好像从来没有同江西发生过关系。 以上就是江西和邻省在接受新生产方式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别，然而还不止于此，在邻省建设近代企业的过程中，江西充当了邻省“嫁衣 裳”的角色。自己拿出了很大一部分钱，给邻省发展经济，建设近代工矿、交通事业，这样就更把自己与邻省的距离拉大了。 为了支持各省搞军事工业，江西每年要拨“银三十万两给中央支用”。[79]19世纪90年代修筑铁路成了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早期修建一些铁路所需经费，除向外国借款外，相当一部分款项都是由各个没有建设项目的省份协济。江西大约每年要拿五万两银子“协济”各省办铁路。[80]轮船招商局成立时，江西也慷慨地拿出了一大批资金“协济”。江西的资金本来就不多，再无偿地拿出这一部分，资金就更少了，这不能不影响到江西近代工业的建设。九江是江西近代工业发展最早的地方，像样的工业建设项目，第一个是南浔铁路的修建，由于资金缺乏，十几年才建成；第二个是1920年动工兴建，到1926年才生产的“九江九兴纱厂”，生产不到两年就因缺乏资金支撑，负债累累，而面临破产倒闭。[81] 另一方面，江西近代工业发展缓慢使江西广大市场，不仅成了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而且也成了邻省工业制品的销售市场。这样江西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由于工业不发达，与别人交换的商品只能是农产品原料。农产品是初级产品，价格十分低廉，工业品是高级产品，价格昂贵。往往极廉价的农产原料经过简单的加工，又运到江西来卖就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值，其结果是别人发财，自己受损。商品经济本来是可以赚钱的，可是江西由于没有工业作后盾，生意越做，相对来说本省就越穷。等到江西开始意识到要办工业的时候，处境就已相当困难了，首先是资金缺乏，再加上市场已被占领，就只能落后于邻省了。 可见，江西在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之时，丧失了时机，没有及时建立起相当规模与近代社会经济转型有密切联系的工矿、交通事业，从而使江西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丧失了可靠的基础，导致近代社会发展落后。 六、地理环境封闭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条件对于经济的发展，是经常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马克思说过：“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82]对于商品经济来说，自然条件不仅影响到商品的质量、形式，还会影响到商品的流通和成本。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些自然条件优越，生产成本低的地区生产的商品，必然会向生产成本高的地区流动，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地理分工。近代中国各地区的生产也开始了生产的地理大分工。那么分工根据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肥沃的土壤、便利的灌溉、温和的气候是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83]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可供航行的河流、便利的交通、丰富的土特产等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发达的先决条件。按照这个理论，江西土肥水美可以有繁荣发达的封建农业，但不见得商品经济一定发达。商品经济发达的最重要的自然条件是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矿、物产品。这样进入近代后，整个中国地理条件好的省份可以发展工商业，成为发展工商经济的主角，条件不好的省份只能保持传统农业。 考察江西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封闭性。江西深居内陆。信息难得，既没有沿海邻省那样走上海洋的可能，也不像两湖那样地处中国中心，是四方交会之所。 明清时期，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之所以能走在全国各省前列，得益于当时广州是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江西处于对外贸易的交通要道上。但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五口通商口岸的开辟，对外贸易的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使原来江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完全丧失。大量的进出口商品不再是经江西到广州，而是从四面八方涌向上海。同近代化的海运和铁路运输相比，江西梅岭通道显得太原始了，适应不了新的商品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江西的商品流通随之急剧衰退：“向之冲途，今为迂道。”[84]直接造成的后果便是商品经济迅速萎缩。据史料记载，五口通商以后，江西“商货锐减，赣江沿岸码头逐渐冷落”。[85]樟树、吴城等过去繁荣的商业市镇过往贸易“减少十之八、九”。[86]原来以赣州、吉安、抚州等市镇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繁荣的广大江西南部地区，经济迅速衰退，以至后来赣南变成了全省著名的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穷山区”。 进入近代以后，在自然经济瓦解的时候，由于江西的地理环境的不利，生产的地理大分工，不自觉地把江西划为传统的农业区域。而江西的邻省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工商业得以发展起来。据史料记载，近代长江中下游的江浙一带，由于有江西等地的米谷接济作后盾，“农田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87]而种棉者“则十之七、八”。[88]福建的果树、烟草种植“田既去七、八”；[89]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良田槽坊酤于市，土庶酿于家，本地所产，耗于酒者大半故也”。[90]据陈支平同志的研究，整个近代江西每年都要运销几千万石粮食到东南沿海地区。[91]这就使得东南沿海省份有可能让出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和土地从事各种工商业活动和经济作物的种植，而江西为了生产这些粮食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土地，局限于单纯的粮食生产，使江西和邻省在社会分工方面拉开了距离。邻省迅速从农业中分离出劳动力从事工商和其他，而江西大部劳动力只得从事粮食生产。 到清光绪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江西和邻省生产的地理分工，基本上趋于固定，江西省的粮食已成为东南沿海地区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东南沿海各地区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诸如棉布、蔗糖、果品等亦成为江西人民生活必需品。清代一位名叫魏禧的人士曾经指出：如果江西的粮食无法运出销售的话，那么江西与东南沿海各省之间，势必造成“一方粟死，一方金死”的“交困”[92]局面。结果邻省成了近展工商经济的主角，而江西则只能依旧搞粮食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了。 总之，由于江西的交通阻塞，运输不便，信息不灵，不便于搞商品经济，在近代的生产地理分工中不自觉地选择了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的传统农业。而传统农业和自然环境的封闭性结合，更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它割裂了江西同外界的联系，使江西永远停留在小农业生产阶段，带来的后遗症是不愿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保护了落后，培养了懒惰精神，严重束缚了近代江西社会和经济的顺利转型。 七、地方政府保守无能 除了上述以外，阻碍江西近代社会经济顺利转型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无能，方针政策保守。 近代中国曾经有过二次发展经济的机会，一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二是甲午战争以后到清末的和新政时期。在这两个时期，清政府迫于形势，曾力倡发展城乡工商业，以求富国强兵。机会是平等的，但能否抓住机会，对各省来说，则要看地方政府的主观努力。如果这个地方政府是一个稳定有力，积极开明的地方政府，对内能积极主动，实行开明政策，推动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外能取得必要的权力，如争得中央贷款，取得必要的原料和市场等，那么它相对地就能抓住时机，在近代整个中国普遍落后的情况下，相对地把本省的经济发展推进一步。否则既没有一个有力的地方政府，又实行保守政策，对新式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不给予保护和支持，反而处处卡壳，这样只能失却发展经济的好时机。 相对江西来说，在这二次机会中，各邻省政府较有力、较开明，当时封疆大吏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张之洞、丁宝桢、陈宝箴等，恰在此时任职于各邻省。在洋务运动期间他们先后从中央奏请得巨额官款，在各邻省建立了一批近代化企业。在他们的带领下，各邻省涌现了一大批力倡导发展工商，致力于近代实业的官、商大员，如盛宣怀、张蹇、徐润、杨度等。由这些人组成的地方政府，在邻省实行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湖北张之洞认为中国商业不振的原因就在于：“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93]因此他在自己的权限之内采取了一系列振兴商务的措施，如创设汉口商务公所，陈列湖北各县生产的农副产品及手工制品，邀请中外商人参观，以广其销路，开拓利源。他还设立了商务局以鼓舞联络商情，创办商报，倡导别立公司，与洋商合办企业制造土货，严禁税卡、厘卡留难勒索等，使湖北工商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1895年到1905年的十年间，汉口对内对外贸易总额增加了一倍，[94]成为全国性原料和农产品的集散地和转运站之一。湖南巡抚陈宝箴从1895年到1898年也推行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的政策，提倡公私办企业、办商会及农会等，他还亲自奏请筹建了一个矿务局，一个化工公司和一间兵工厂。[95]巡抚大人的身体力行，无疑起了榜样作用。这时湖南各县、乡镇企业迅速出现，1895年仅火柴厂就在安化、益阳、桂阳三地办了三个。[96]1896年仅矿业就开办了平江黄洞金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等十几处，出产的产品“多运销外地，颇有声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97]以致连平时极力反对未业的儒学大师王先谦也私人投资于平江金矿，并在长沙等地开设了众多的商店。[98]，其他各省也同样在大刀阔斧地办工商业。虽然他们的这些努力对整个近代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于发展各邻省的工商业经济，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到20世纪初，江浙等邻省就成为中国“商品最为发达的地区”。[99] 相比之下，江西省级政府则显得十分软弱无能，顽固保守。既无像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那样有威望的封疆大吏，能为本省的经济建设争得必要的权力，又无像陈宝箴、张之洞那样开明创新的巡抚大员，为本省的商品经济发展开辟道路。赣籍京官到同治以后“垂三十年，江西无三品京官”。[100]申请不到巨额官款，本省原本又穷，所以邻省能办洋务，江西却无条件。作为一省之长，江西巡抚近代70年替换了30人，平均任职才二年。[101]省级领导班子结构长期处于不稳定之中，新的巡抚刚熟悉情况却又被调走，不可能对江西的经济发展有长远的、一贯到底的规划。所以即使是像刘坤一、沈葆桢那样有名气的洋务官员，由于任职时间太短，他们在任江西巡抚期间也并没有任何创新。沈葆桢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刘坤一奔波于防旱救灾，此外的二十几位巡抚，除少数外，多是一些极端保守，碌碌无为之辈，像毓科、德寿、李兴锐、胡延干等十几位巡抚，他们要么是享乐及时的昏臣，要么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要么是苛征暴敛的奴才。江西近展经济的二次机会就丧失在这些人手中。通查光绪年间的奏折，江西巡抚的奏事，除了有关镇压会党和如何征收税收外，几乎没有一人通盘考虑过如何适应全国的形势，发展江西工商业。光绪八年邻省工商业正在蓬勃发展，这时江西地方政府却向光绪上奏反对江西发展工商经济，认为江西的田赋漕粮“历朝重视……实为国计之根，而大小可为缓急之序……”田赋漕粮应摆在第一位，应该“合官民为之”，其他诸如办企业，发展工商业只不过是“其小而缓者”，只要“鸠民力治之”[102]就可以了。光绪皇帝接奏后“详加批阅”，认为可行，从此就定下了江西近展经济的基调。对江西近代社会转型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有害、保守的策略方针。为了推行这个方针，以后江西各届巡抚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如何更多地征收地丁漕粮上。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田地荒芜，民生凋蔽。为了巩固统治，从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在农村搞了一次延续了30多年的全国规模的减赋运动，目的是想使农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在这场减赋运动中，湖南每年平均约减浮收160余万千文，湖北每年近50余万两，安徽为120到130万千文，浙江为230万千文，江苏平均每年比以前减轻26．8％。[103]而江西虽然在1856年即拟减赋，但地方官“并未真正实行”，1862年制定永久性章程时，反而比以前的税率，平均每石加征一两五钱，每年加征100多万两。[104]可见，在推行减赋这一政策时，江西农村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许多。 与邻省政府相反，江西的地方官员对办理近代工商业缺乏热情。即使在和新政高潮时期，尽管清政府一再强调地方政府要大力提倡办企业，发展工商，可是江西的地方官员仍是无动于衷，不仅较大的企业官府一个都没办，连民间私人开办的小企业也不给予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反而想方设法置之于死地，处处加以限制。例如江西矿务公司章程规定：[105]领取执照后十二个月之内“逾期限未开办者，即行注销，先开办后申请者，概不准开”。袁州郡出产土磺硝，一向无人开采，光绪二十八年易炳勋等集资开了三处磺矿，由于不合章程，先后被迫停办。[106]后来陈永龄等设立“同兴公司”开采磺矿，官局又极力排挤，以致“存贷甚多，销路不行，只得拱手让给官府”。[107]南昌商人梁基，在光绪年间想开设“生利公司”，煎熬樟脑，前后四 年四次申报执照，省政府都以“跨占数郡”为理由“批斥未准”。[108]他们的考虑是：“士民之煎熬者，势必自行销售，不特无可稽查，税务废业，且恐通贼济匪，其患不堪设想”。[109]政府明文规定“禁止商民别立公司”。[110]并在各地“稽查缉私”，[111]一发现私人开矿或办公司即“拘案查办”，可见政策是何等的保守。 新政时期由于中央一再催促，江西在兴办近代工商业方面也不得不作些举动，兴办了一些企业、公司。但邻省办企业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而江西办工厂的目的是：“多设一艺所，即地方少无数游民”。[112]而且江西兴办的都是小规模的工艺所，重点兴办的是罪犯习艺所，占这一时期兴办各种工厂、企业数的一半以上，[113]成为这一时期江西办工商的主流。实际上近代江西工商业的发展道路是朝着劳改工厂的方向发展的。别省用人才，而江西却用罪犯，用有限的资金，来兴办无助于经济发展的习艺所，是没有前途的。结果到光绪末年，各县的习艺所皆告：“经费支出”、“技艺不精”，先后一个个关门，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更可惜的是错过了一次发展经济的好机会。 地方政府软弱无能，顽固保守，既不能为近代江西工商业发展争得必要的权力，给予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又处处轻视商品经济，限制它的发展，严重地阻碍了近代江西社会经济的转型。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它是江西近代化进程发展缓慢的最主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近代江西近代社会转型不顺利是上述七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打断了江西原有工商业经济的呈优势的正常发展，使它发展缓慢成为可能，为其他六个不利因素发挥作用提供了前提。但是外资入侵这只是江西近代社会缓慢的外部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导致江西近代社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还是近代江西社会内部的原因。 地方政府的保守无能是导致江西近代社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进入近代以后，江西地方政府推行保守政策，造成了江西文化、教育落后，没有建立新工业，田赋、厘金征收特别繁重等后果，也使得江西的封闭性的地理环境得不到改变，其保护封建经济的政策，当然更使江西的封建势力更加强大，从而加大了近代江西由传统到近代转型的阻力。由此可见．其他几个制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地方政府的保守无能带来的结果。 没有建立新式近代工业基础，文化教育落后，田赋、厘金征收繁重，既是保守政策的内容，也是保守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反过来没有新式工业和近代化的文化教育，当然也就不能冲破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改变近代江西交通落后的面貌。 封建的生产关系，从众多的方面束缚了江西近代经济的发展，它限制了商品生产的规模、市场购买力，束缚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也导致了商业资本的奇缺，使得近代工业不能在江西出现。而自然经济带来的小农思想，也是近代教育在江西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它导致了自然经济的坚固性，使人们不必要与外界交通，缺乏打出去的精神，因而江西的封闭性地理环境永远得不到改变。二者结合起来既保护了落后意识，又养成了懒惰陋习，反映到地方官员上，就是政策的保守和无能。 农业经济论文:论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摘 要 “三农”问题是当前应研究的重要课题，农业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在一定的农村社会结构中进行。阐述了现存的农村社会结构是如何直接影响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提出了个人观点。 关键词 “三农”问题 农村社会结构 农业经济发展 1 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当前农村社会中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关系，可以具体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关系。一是“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二是“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示范基地”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三是“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 “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我国农村现实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内容。在如何推进本区（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是制约着一定区（县）域中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处于怎样的结构状态时，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对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方式的形成，才是起促进作用的呢？反之，则必然会起阻碍作用呢？ 经济学界认为，农村中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应该是农户、而不应该是县、乡政府。从一般意义上讲，也不应该是村干部。因此，可以认为，在“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三者关系中，“农户”自主决定自己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投向的权力越大，这种三者关系的状态就越“好”，就越有利于农村中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反之，“农户”自主决定其资源投向的权力越小，三者关系就越处在“不好”的状态。 “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等等旨在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方式，也逐渐成为当前农村社会关系中新的序列，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示范基地”与“农户”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是当前农村中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甚至是区域专业化的发展状况关联性更为紧密的内容。那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这些经营模式中，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怎样的状况时，对本区（县）域中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呢？ 如果农户获得了自主决定其资源投向的权力，但目前这种分散、以小农方式经营是不可能面对市场需求实现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的。经济学界认为，“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是当前我国农业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农户只有加入到“经济合作组织”中、加入到“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的生产关系中，农户的生产才可能是适合市场需要的。加入到上述的生产关系中是农户与市场对接的必然路径。但问题是，加入到上述生产关系中去的农户，与龙头企业、示范基地、或者与经济合作组织之间，必须能够形成一种以双方认同的、受法律保护的契约为基础的相互关系。否则，企业、基地、合作组织、农户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获得能够持续的物质利益。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收益在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分配机制问题。一般地说，分配机制越是基于双方的认同，双方关系的整合性程度就越高，就越能够产生较好的经济收益，这也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处在“好”的状态。 可以说，当前农村中这种关系如果不能实现整合，那么农户即使获得“自主决定其农业资源投向的权力”也不可能产生明显意义。而究竟应该如何促进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这种具有基本整合性的相互关系，则是当前非常需要研究的问题。 “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农村社会中的第三种关系。当前在许多农户的生产过程中，基本上是依赖以往的经验“靠天收”，没有多少常规农业技术的支持，更不用说高新农业技术的支持。而农村中的农业技术人员，由于当前农技推广体制的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技术资源闲置，导致农村中一方面是农户迫切需要技术，而另一方面是农业技术人员或转行干别的事情，或做起了涉农的生意，无人为农户的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这种状况是当前导致农户的种植、养殖结构难以进行合理调整，农产品质量和产量都难以提高，因而收入也难以增加的重要原因。即使当前正在广泛兴起的“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等经营模式中，“农户”仍然是独立从事生产活动的基础单位。因此，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户之间是否能构成稳定的技术服务与被服务相互关系，对每一个农户的农业生产是否能够真正增收，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并且，由于农户缺乏技术支持而产生的农产品品质不高，又会导致农户与龙头公司、与示范基地、与合作组织之间关系的矛盾，严重的可能引发社会冲突。从宏观上看，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关于农业种植结构区域性调整的总体规划也只会是纸上谈兵。那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农村中的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处在怎样的状态才是“好”的结构状态，才可能顺利推进本区（县）域中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实现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呢？ 从农业经济学角度看，当前我国的农业必须是技术、信息推动型农业，农业技术支持必须成为每一个农户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环节。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必须形成稳定的服务和被服务关系。形成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市场化途径，也可以探索由非市场化途径逐步过度到市场化途径。非市场化途径指通过政府支持途径为农户提供基础性、常规性农业技术的支持。养成农户依赖农业技术进行农业生产的习惯。对于部分农户的高新农业技术支持则主要以市场化途径解决。但就目前农村中广大农户的情况看，政府投入是启动农业技术支持机制的关键。农业的技术投入必须成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创新,而不能仅仅依靠市场选择和农民自身。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政府通过各级财政渠道对农业技术支持问题进行投入，也并没有解决这样一些必须考虑的问题，即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如何形成和谐、稳定、能持续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的问题。从理论的角度看，通过设置适当的“权利——义务”系统，均衡双方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力”，使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户的“权益”都能够基本得以实现，是贯彻始终的关键问题。那么，究竟会形成怎样的关系模式？我认为，这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不断制度创新才能回答的内容。当前，需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观察一些在对于农户进行农业技术支持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农村的具体做法，总结并推进有效的制度创新方式。 基于上述三种关系序列都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内容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因此，概括起来讲，关于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作如下解释：一定的区（县）域中农村社会结构的状况（三种关系的整合程度），制约着该区（县）域中既有的农业经济资源（土地、资金、人力、技术等）的配置方式，制约着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组织方式可能产生的效率和效益，因而制约着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形成合理调整的程度。具体地说，当农村社会结构越是处在“好的”状况时，该区（县）域中各种农业经济资源越可能形成比较能够适应市场要求的有效的配置的情况，从而使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都能得以健康、迅速地发展。反之，如果农村社会结构处在“不好”的状况，则该农村社区中各种农业经济资源就不太可能形成适应市场要求的配置，并且还会阻碍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健康发展。 2 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县、乡、村与农户的关系问题。当前的现实情况是，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忽略广大农户利益的价值取向，在仍未得到明显改变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支撑下，依然主导着县、乡、村干部的行为方式。资源配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集中在县、乡、村干部手中。相当数量乡、村都存在“角色错位”或“角色混乱”的情况。其结果导致沿用计划体制下行政命令的办法推动本社区的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用行政手段强行搞集资、搞摊派，办政企不分、财务约束软化、效率低下的企业, 强迫农民接受劣质服务，随意收回或调动农民承包的土地等等现象大量存在。 而另一方面，自农业经济体制转型以来，随着市场机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逐步渗透，培育了广大农户作为独立市场经营主体、要求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当前农村“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导致农户在农村社区中的“权利——义务”实际上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普通农户的经济行为经常受到来自乡镇、村干部行政权力的干预。这就使得经济体制转型所要求的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权向市场经营主体分散的局面一直难以实现。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就是还土地于农民，充分调动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通过农村经济体制转型，政府退出对农业经济的直接计划指令和计划调节，让市场来有效地配置农业生产资源。 那么，农户怎样才能获得自主支配其农业生产资源的权力呢？我们认为，必须通过削弱县、乡行政和村干部直接指挥农户经济行动的权力。或者说，必须赋予农户有能力不服从县、乡、村直接经济干预的法定的权利。重新调整县、乡、村、农户之间相互关系的“权利——义务”系统，是整合县、乡、村与农户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保证普通农户真正获得自主支配其农业资源权力的必要途径。 总之，从当前我国农村中县、乡、村、农户关系看，农村社会结构中仍然存在着阻碍农业生产资源实现合理、有效配置的问题。 农业经济论文:清代山区农业经济的转型与困境：以赣南为例 [内容提要]本文以赣南山区为例，综合考察了清代山区农业经济转型的历史局限与历史困境，并分析指出：以经济作物种植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虽然预示着农业经济开始出现转型，但这种“依赖型”和“生计型”农业商品经济，不仅没有引起清代赣南山区农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反而依附于并加强了自给自足的稻作自然经济；由于受山多田少、自然灾害和生态破坏，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等生态的和社会的因素的制约。一直占绝对主体地位的山区稻作经济不仅停留在糊口的发展水平上，而且还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如何克服和摆脱这些困境，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关键词]清代；赣南；山区农业经济；转型；困境 一、前言 明中叶以来，尤其是到了清代，中国南方山区的农业经济出现了一个引入注目的重要变化，即山区经济作物广泛种植与加工，其产品大批地输入国内市场，农业经济显示出商品化的发展趋势。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意味着明清时代的中国山区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同时也预示着山区传统农业经济出现了结构转型的征兆。过去有关的研究，也正是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史及山区开发史的角度，对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在明清时代山区农业经济发展中的这一历史地位以及明清山区经济的总体发展水乎，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和肯定①。不过，从明清时代山区农业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包括农户的生计结构)来看，我们却注意到，不仅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受到地理及市场等因素的制约而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结构性局限，而且山区传统稻作农业经济也一直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因此，从总体上全面而具体地考察和评估明清时代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对于山区农业经济转型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山区农业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本文即以清代山区商品经济相对活跃的赣南为具体事例，依据赣南各县②地方志及其他有关资料，对清代赣南山区商品经济作物种植和生产的区域性特点、山区农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它所面临的内在困境作一综合的考察和分析，以期阐明商品性农业生产在清代赣南山区传统农业经济中的历史地位以及赣南山区农业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艰难进程及其问题所在，希望对正确认识和理解近现代及今日赣南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出路，提供一个历史的启示和参考。 二、山区商品经济作物生产的特点与局限 从总体上看，地处赣江最上游的赣南山区，直到明代仍然是个非常传统的稻作农业生产区，当地居民一直保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生产形态，即以种植水稻等谷物为主要生计，极少从事工商业活动，如明嘉靖《赣州府志》卷一《风俗》载曰：兴国“民鲜商贩，惟务农业，风俗俭约”；瑞金“民性悍勇，疾病丧葬多崇巫佛，……民务耕而不商”；龙南“民惟力耕，不知贩负，轻生好斗，勇悍相角，婚姻鲜礼，丧葬衰资”；石城“男耕稼，不商贾，女麻矣，不蚕桑”。不过，在明中叶以来江南等地城市手工业和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国内市场逐步形成的背景下，赣南山区农业生产的某些领域开始出现了商品化的苗头和发展趋势，这个苗头大概是从明后期蓝靛的种植加工开始的。明末清初以来，伴随着闽粤移民的大规模移垦以及新作物品种的广泛传播，赣南山区经济作物的种植，无论是作物种类还是种植面积，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大概到清中期，赣南山区逐步形成了以烟草、糖蔗、蓝靛、?麻(其加工产品为夏布)、油茶(俗名木梓、茶子，其成品为茶油、木油)、油桐(其成品为桐油)、杉木等为主的经济作物区或经济林区，其产品大批地输入国内市场③。客观地说，这种以经济作物种植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兴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赣南山区原先单一的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结构，使当地山区农业经济获得较全面的发展④。也可以说，这是清代赣南山区农业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迹象和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清代赣南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发展，因其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而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结构性局限，其对于山区农业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和意义也就非常有限。大致说来，清代赣南山区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加工具有以下基本的地区性特点，并表现出相应的历史局限性。 其一，清代赣南山区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首先是由福建和广东等外地流民(即所谓的“闽粤流寓”)积极的移垦活动推动的，这是一种商业性的农业开发，具有资源掠夺和财富转移的性质和特点。明末清初以来，不少闽粤流寓(尤其是福建人)在赣南山区租佃山场或田土，种植各种经济作物。据康熙《兴国县志》卷一《舆地志·土产》记载，清初战乱之后，闽粤流寓利用该县荒地种植蓝靛和?麻，如言：“兴国土满人稀，东北多旷地，闽粤流寓耕之，种蓝栽?，亦多获利，而土著弗业焉。”或租来山场种植油茶，如乾隆《兴国县志》卷七《志地·物产》载曰：“兴之山阜向植杉木，安徽客贩多采焉。木去地仍，闽粤流民侨居，赁土遍种茶子。”在于都、南康两县，福建人种植糖蔗的活动相当活跃，如康熙《于都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载曰：“(于都)濒江数处，一望深青，种之(糖蔗)者皆闽人。”又康熙《南康县志》卷三《舆地志·土产》记载：“南康近产糖蔗，岁煎糖可若千万石，……糖蔗悉系闽人赁土耕种。”烟草的种植也是福建人在赣南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赣州府志》的编者指出：“(赣州府)山邑地瘠而民拙，奇淫珍玩之好，服物之需，皆不及他郡，所恃惟谷菽而已，故力耕者众。近多闽广侨户，栽烟牟利，颇夺南亩之膏。”⑤闽粤流寓种植经济作物的活动，固然地推动了赣南山区土地的开发利用和当地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利于当地经济整体发展的负面影响。首先是经济作物的种植占用了粮田，影响了粮食的生产与供给(详见下文的论述)。更重要的是，闽粤流寓租赁土地种植经济作物的活动，实际上追求的是短期的经济效益，他们获得收益之后就离土而去．这就使赣南的资源和财富大量外移，必然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康熙年间“宁都三魏”之一的魏礼(1629—1695)即指出：“(宁都)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建宁、宁化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其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夫下乡闽佃，先代相仍，久者耕一主之田至子孙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率皆致厚资，立田宅于其祖里，彼然后召顶耕者，又获重价顶与之而后归。……故闽佃尝赤贫赁耕，往往驯致富饶。或挈家返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而是。”⑥相比之下，赣南本地乡民从经济作物种植中所获得的收益则非常之少，大部分的收益被闽粤种植者和外地商人瓜分而去，如康熙《于都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云：“(于都)濒江数处，一望深青，种之(糖蔗)者皆闽人，乘载而去者皆西北、江南巨商大贾，计其交易，每岁裹镪不下万金，于(都)人曾不得利纤忽焉。”可见，闽粤流寓种植经济作物的移垦活动，对于推动清代赣南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有限度的。 其二，赣南山区生产的经济作物产品，当地乡民本身的消费以及本地市场的需求都十分小，绝大多数是供应给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等外部市场的，如蓝靛、?麻、夏布、茶油、桐油、杉木、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产品，作为重要的手工业原料或生活用品，每年都有许多外地商人携带巨资前来赣南收购，贩运到江南、西北、福建等外省区，例如：(一)蓝靛：早在明后期，赣南的蓝靛就向外地输出，如天启《赣州府志》卷三《舆地志·土产》记载，西北商人每年前来赣州府收购城郊农民种植加工的蓝靛，而且交易相当可观：“(赣州)城南人种蓝作?眨?鞅贝蠹炙暌恢裂粗鄱?拢?萑似氖称淅?！?二)?麻与夏布：在清前期，石城、宁都等城乡各地都种植?麻，并加工生产成夏布，每年大批地贩运出口到江南等地，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石城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载曰：“宁都、石城以?麻为夏布。宁都制者尤佳，石(城)布虽不及宁(都)细密，近数十年来，城乡织，岁出口十万匹居哉!外贸遍吴越亳州间，子母相权，女红之利普矣。”宁都的一些农村墟市，夏布的交易特别集中。每当夏布上市季节，各地商贾云集其间，收购夏布，贩运而去，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十二《土产志》记载：“夏布，州俗无不缉麻之家，缉成名为绩，……夏布墟则安福乡之会同集、仁义乡之固厚集、怀德乡之璜溪集，在城则军山集，每月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贾如云，总计城乡所出夏布，除家用外，大约每年可卖银数十万两，女红之利，不为不普。”兴国县的情况亦大体相同，如道光《兴国县志》卷十二《土产》载曰：“绩?丝织之成布曰夏布，土俗呼为春布。……衣锦乡、宝成乡各墟市皆卖夏布，夏秋间每值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贾云集交易。”这些都显示，外地商人在赣南城乡收购贩运夏布的活动相当活跃。(三)茶油、桐油：茶子、桐树是赣南山区传统的经济作物，种植非常普遍，茶油和桐油的产量及质量都非常可观。除了家用之外，其大部分向外省输出，如乾隆《赣州府志》卷二《地理志·物产》载曰：“茶油、桐油，各邑有之。……楚蜀亦出桐油，而不及赣之胶粘清亮，可人漆也。茶、桐二油，惟赣产佳，每岁贾人贩之他省不可胜计，故两关之舟载运者络绎不绝。”(四)杉木：清代赣南山区是杉木的重要产地和输出地，各县杉木大部分通过赣江水路辗转贩运到省城南昌及江南各地，如龙南县向江南等地输出的山货就是以杉木为大宗，雍正四年(1726)龙南县举人曾捷宗说：“(龙南)四乡之地，多山麓而少平原，故山多而田少。……山之所产者，有松、杉、木梓，松惟资於薪蒸，木油亦少出境，惟杉木自数十年来种植愈广，每岁之为材者可得数十万株，土人转运江南，颇得厚利。”⑦兴国县亦盛产杉木，安徽商贩前来采运而去，乾隆《兴国县志》卷七《志地·物产》载曰：“兴之山阜向植杉木，安徽客贩多采焉。”(五)烟草与糖蔗：如前所述，在清代的赣南，烟草和甘蔗这两种经济作物，先是主要由福建人佃种，后来本地农户也普遍种植，形成相当的规模；加工生产出来的成品，即成为外地商人采运的两项大宗商品。如烟草，为福建商人争相采购，乾隆《赣州府志》卷二《地理志·物产》如是记载：“蔫即烟草，一日食菸，一曰淡巴菰，种传自福建，赣属邑遍植之，甚者改良田为蔫畲，致妨谷收，以获厚利，闽贾争夹资觅取。”在种烟大县兴国县，每年秋成季节都有邻近的吉安商人前来收购烟草，道光《兴国县志》卷十二《土产》载曰：“兴邑种烟甚广，以县北五里亭所产为最，秋后吉(安)郡商贩踵至。”而颇具生产规模的糖蔗及其成品砂糖，则吸引西北及江南的巨商大贾前来采运，如于都县的糖蔗，“乘载而去者皆西北、江南巨商大贾，计其交易，每岁裹镪不下万金”⑧。这种情况在赣南甚为普遍，如乾隆《赣州府志》卷二《地理志·物产》载曰：“甘蔗，赣州各邑皆产，而赣县、于都、信丰最多。……蔗本味脆而甘，榨取汁熬之成糖，即红糖也，一曰砂糖，西北巨商舟载交易，其利数倍。”以上表明，清代赣南山区商品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与加工生产，基本上是由江南、西北等外部市场的需求而带动或引起的，其产品的输出亦主要依赖外地商人的集市收购和长途贩运来达致，而这种状况显然与明中后期以来江南等发达地区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内市场的逐步形成和商人及商业资本的活跃密切相关⑨。因此可以说，依赖于江南等外部市场和外地商人的带动而形成发展的赣南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是一种“依赖型”农业商品经济⑩。 清代赣南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在依赖于外部市场的同时，也必然受到外部市场和外地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制约，具体地说，外部市场需求的消长以及外地商人的投机行为，对当地种植户的生产与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在盛产烟草的瑞金县，每当烟草收获季节，烟商往往利用种烟户急于出售烟草以换取生计的心理，压低烟草收购价格，种烟户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只好忍受烟商的盘剥而贱价售出烟草。康熙年间，瑞金士绅谢重拔即指出：“夫种烟者胼手胝足，劳固倍于稼穑，而工食资用，其费亦倍于稼穑。及当收采之时，富商巨贾乘其急，而以贱价售之，未见烟之利能浮于谷，此种烟之人己不能收种烟之利矣。”⑾在南安府大庾县，商人则利用高利贷盘剥蔗农，如乾隆年间知县余光璧所言：“(糖蔗)每岁至冬乃收，贫民急不能待，多借贷奸贾，名曰糖钱，利重而价廉，利归他人，害贻自己。”⑿赣南山区杉木的运销状况也深受外部木材市场变化的影响，例如会昌县出产的杉木，据同治《会昌县志》卷十一《风俗志》载，“康熙雍正间尚有运至金陵以售者，近年木客不过贩及省垣青山而止”。外部市场的萎缩，直接限制了杉木的运销范围。总之，“依赖型”的清代赣南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由于深受外部市场和外地商人的制约，其本身的发展及其对赣南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计改善的作用，实际上都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个特点就是，在清代赣南乡村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加工，基本上是在一家一户内进行，是一种家庭生产经济；尽管文献记载给人的印象，这种生产活动非常普遍，但它并没有形成专业化生产的规模。而且它在农产家庭的整个生计结构中也只是一种“副业”，旨在补充生计的不足。在家庭支出窘困或年成不佳的情形下，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早在明万历年间，赣民苦于“辽饷”的加派，只得靠栽种蓝靛和兰花来维持生计，其情形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赣州知府金汝嘉指出：“夫赣民之不聊生也久矣，一番加派，仅以栽蓝种花供赋糊口。此举(加派)若行，惟有卖男鬻女，此为苦乎?”⒀而在清代瑞金县，由于“田少山多，民资种烟为活，……故偶有偏灾，民无饥色”⒁。在南康县，乡民则利用水稻不宜的高地旱土或沙坝土种植甘蔗和花生，以弥补家计的不足，如乾隆《南康县志》卷二《风俗志·物产》载曰：“二物(糖蔗和花生)所种，总在高阜、水不常得或沙土不受水之地，非五谷所宜，乃种之，以此补稼穑之不及。”凡此种种，皆说明商品经济作物的生产不过是山区小农赖以维持生计的一种“副业”经济而已。而且，农户从这种“副业”中所获得的收益也是非常有限的，如在南安府，乡民种植甘蔗的收益，与种植谷物相比，并没有增加几多，甚至还得不偿失，如乾隆年间大庾知县余光璧分析指出：“盖糖蔗一种三四年不易本，初年薄收仅供工本食用，次年大熟始得倍收，三年四年则递减而歉矣，合计利比五谷多得无几。……再更两三种，未有不破家者，故迩来铲除尽绝。”⒂再从产品交易的情况来看，尽管前引各方志资料记载显示，赣南各地农村墟市每年经济作物产品的总交易额相当可观，但不难想象，对于个体农户来说，这种交易都是零散的，交易收入在家庭生计也只是补充性的。因此可以认为，清代赣南山区经济作物的生产，是一种“副业型”或“生计型”的农业商品经济⒃。 综合以上特点来看，以经济作物种植与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商品性农业生产，虽然在明末清初以来的赣南山区比较普遍，并在总体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同时它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局限。由于闽粤流寓的佃耕经营所造成的财富外移、外部市场和外地商人的制约、以及只是作为补充性“副业”的特点，这种商品性农业生产并没有引起赣南农业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和农户生计的有效改善⒄。从总体上看，清代赣南的农业生产及乡民家户经济实际上仍然停留在维持基本生计的水平上。 三、糊口水平的农业生产 在赣南这样一个内地山区，就其农村经济的基本结构而言，自给自足的传统稻作农业生产一直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农民的生计主要是耕种谷物。天启《赣州府志》卷七《食货志》论曰：“(赣州府)户口田赋登耗盈绌实相率，总赣里籍民数，不及邻封一钜邑，奈何以奥区上毛目之?盖地旷人稀，生理鲜少，惟赣为然。且人多乡土恋，不肯逐末，终岁株守田庐间，视穰俭为忻戚，以故素无羡财，廪无陈粟，罄一岁之人，得完一切之赋，不啻幸矣。”这种情况在明代是如此，到清代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如康熙《赣州府志》的编者张尚瑗曰：“(赣州府)山邑地瘠而民拙，奇淫珍玩之好，服物之需，皆不及他郡，所恃惟谷菽而已，故力耕者众。”⒅这就是说，山区居民主要是力耕谷物，以满足糊口和维持日常生计。同一时期，瑞金乡绅谢聘对该县生计状况亦有大体相同的分析，如云：“夫瑞之为邑，山多而不毛，田少而土瘠，有城市而无乡镇。土著之民耕读之余并无别业，地利所产稻谷之外并无他物。”⒆虽然在清代前期，各种经济作物已经开始在赣南推广种植，不过如前所述，这时期主要是闽粤流寓在从事这一经济活动，“而土著弗业焉”⒇。如张尚瑗与谢聘所说，清代赣南土著居民的生计主要是力耕为农，而别无他业；应该说，这是比较接近当时事实状况的分析和认识。相同的情形又如康熙《新修会昌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载曰：“会昌去郡颇远，界连闽广，山谷蒙?，民于耕稼之外，更无别业。” 即使在后来，虽然经济作物的种植普及到大多数的土著农户家庭，但是这种商品性农业生产，一方面如前所述，对于农户家庭生计来说，只是一种补充性的副业，农户从中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即便在农村经济总量中，这方面的经济收益也只占很小的比重，例如在龙南县，稻作在整个经济收成中占七成，而山区商品性土产只占三成，试见雍正龙南籍举人曾捷宗的分析：“四乡之地，多山麓而少平原，故山多而田少。……所出之谷仅足一岁之食，歉则望信丰以下之籴，丰亦虞粤东诸邑之运搬。山之所产者，有松、杉、木梓，……通计一邑之地产，龙南之田凡一千六百六十有余顷，田之利什之七，山之利什之三焉。”[21] 事实上，如前引明代嘉靖《赣州府志》卷一《风俗》所记载，赣民风俗素来务农，不善商业。清代以来，赣南山区这种“多农少商”、“务本力田”的生计模式仍没有多大变动，如乾隆《定南厅志》卷五《风俗》载曰：“民惟力耕，无商贾之聚、贸迁之息，勤於治生而疏於致富。”即便少许从商的富者，其积累的财富又大多“求田问舍”，用于购置田产，结果反而加强了稻作生产的自然经济，如在会昌县： 民性素拙，不善治生，兼之旧土是安，惮作远客，故资舟车以行其货者甚寡，如杉木为邑所产，康熙雍正间尚有运至金陵以售者，近年木客不过贩及省垣青山而止。?东引盐销售於瑞金、宁都、石城、于都、兴国，俱从本邑上游顺流泛舟，然贩售者邑人仅十之二，闽粤之客十有八。居货之卖只米饭酒?海物杂色豆腐等铺，即开钱铺者亦属寥寥。至一切丝绢布帛药物诸类取息稍重，无非他郡异省之人列肆，而居邑之人谢不敏焉。推原其故，贫者身无资本，束手无策；富者积金至万，惟求田问舍，食租衣税是计。[22] 直到民国时期，赣南乡民经济还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主，普通乡民中偶有商贩者亦只是小本经营，要么就是做点小手艺活，以补充家庭收入。南康县的情况大致可以说明这一状况，民国二十五年《南康县志》卷六《社会·风俗》载曰：“南康人安土重迁，多业农少商，商率小本经营，藉图生活，非冀致富，略富之家反不轻易为商，以故无大富之家，亦罕赤贫之户。农隙或出为肩挑负贩。人民国后，兵戎迭兴，捐税繁重，农村久濒破产。工多木匠泥水匠缝衣匠，往往佣工於大庾南雄信丰赣县等地，工资微薄，仰事俯畜，甚为困难。” 总体而言，在清代乃至民国时期，赣南农村经济基本上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虽然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和商品性农业生产已经出现，但并没有引起农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变革，停留在糊口和维持生存水平上的稻作农业生产，在整个农村经济中仍然占据着绝对主体地位。不仅如此，它还时常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 四、农村经济的困境 在特定的山区地理生态环境中和传统的农业技术条件下，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人地矛盾关系日益紧张，清代赣南农村经济的发展也逐步陷入困境之中。这具体地体现在生产条件的恶化和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等方面。 首先，以山多田少为特征的山区生态环境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生计条件。赣南地区是典型的山区，其地形构成，山地丘陵占八成，河谷平原及山间盆地占二成，这就造成赣南地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的农业生产环境，如康熙《赣州府志》的编者张尚瑗指出：“至考其(赣州府)十二邑之所产，陵阜荦确，瘠硗已甚，视中土之平原陆海，东南之薮泽神皋，未可同日语。盖江右为泽国，而赣独为山国，山异於泽，而险僻之山又异於沃衍之山，不待言而晰也。”[23]在平原田土有限的情况下，乡村居民只得在山地间垦田种作，所以赣南山区的农业土地多是山田、梯田(俗称排田)，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石城县志》卷一《舆地志·坊乡里图》记载：“统(石城)上下游七里计之，为村二百有余，而聚落未成者不与，乡村不为不广。然环境皆山，坟衍无几高，原则山麓兼半，低湿则深坑属之，谓之八山二田也。可第民勤於力作，沿山多成梯田，俗呼排田。其无圳泉可溉者锄垦以勤，陆种树植，以备材用。”这种山田、梯田，灌溉条件差，土质瘠薄，产量极低，且经常没有保证。靠着这种生产条件，山区居民即便日夜勤苦，亦仅仅维持糊口的生活而已，如乾隆《长宁县志》卷三《志政·风俗》载曰：“邑处万山，山无生息，所恃以谋生者，止此山罅之田，故从事南亩者，披星带(戴)月，无地不垦，无山不种，无待劝也。地之所出，仅足敷食指。” 这种土地条件下的山区农业生产，也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破坏。一遇水灾旱灾，庄稼尽毁，山民流离失所也就势必难免，诚如康熙《兴国县志》编者所论：“赣居古扬州地，于田为下下，赋亦下下，而兴国视十一邑田亩尤其下焉，田在万山中，非若上游平原旷衍阡陌之相连也，一年止收一季，土硗获俭，竭一岁之人仅足供一岁之赋，一遇水旱则家无余粟，其能免于辗转流离乎?”[24]在瑞金县，遭遇水旱灾害的情况似乎非常严重，或山洪爆发冲毁田土，或数月不雨枯死庄稼，乡民常常颗粒无收，如康熙年间，瑞金绅士杨兆赡说：“自洪水为灾，连年荒歉。每当春夏，淫雨浃旬，山溪暴涨；田为冲破不能培补者，不下数万亩。田既失，租赋不能减。今岁气象颇称丰年，其实止得半收，不能无望于秋艺。自夏徂秋，不雨已经两月，田尽荒芜，不得种植。其种植者，今俱槁死，百不获一。”[25]由此可见，清代赣南山区的农业生产因为深受山多田少和水旱灾害等自然生态环境因素的制约而显得极其脆弱。 其次，人为造成的生态破坏也给农j业生产的维持与发展带来严重的障碍。明末清初以来，由于闽粤移民大规模的进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赣南山区进入大开发的历史阶段[26]。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乡民(包括闽粤移民)对山区的不当开垦，往往导致山地水土的严重流失，其结果造成水利沟渠的淤塞和田园的壅没毁坏，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遭到直接的破坏。如在宁都县，自清初起，乡民采伐草皮和开采矿物的活动就对当地水利和农田造成严重的破坏，宁都“易堂九子”邱维屏(1614—1679)曾经指出： 宁都穿陕缘麓而为山田，山溪崩射，高於畎亩，因陂而泽之，以水其田。苟废弛不修，则土病干，而岁收失十之三四，是诚司民牧者所宜知也。顾常考之宁都，平川漫流，溪谷诸水沿堤岸为陂，是必川流不改，然后可以因高下之势，以尽力沟涂浍洫之间。……今溪涧湮塞，川流非旧。揆厥所以，良由近数十年土人铲草皮、开偏圳，又掘山冶铁，矿砂入溪，水利先坏，田庐即从而继之，是尤司民牧者所宜知也。……盖山无草木，?t泥沙乘雨势拥入田中，势不得不开偏圳以遏山上之暴雨，自偏圳既开。山泉日益枯竭，田之肥者日瘠。惟铲草皮之风既除，则偏圳可以尽去，而溪沙亦且日减，向时壅没之田可以渐次挑复矣。[27] 另外，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往往引起土地利用的不当，而造成水土的破坏，如有不少乡民常在山地间开垦种植烟草等经济作物，这就容易使山土松动，每逢大雨，山土随水流冲刷而下，结果不仅使水土严重流失，还壅塞河川，大坏水利，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十二《土产志》指出： “州治多种山烟，山土锄松，大雨时沙土随水下，不无河满之患，山烟在所宜禁!” 山区水土的保持和水利的维护，是赣南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那么对于水土流失和水利破坏这一严重的农业生态问题，清代赣南的地方官员并不是没有认识的，乾隆十三年(1748)大庾县知县余光璧即曾经就该县的农田水利问题严肃地指出： 庾邑山田坐食在山之水，故水未出山，涓滴不弃；水既入江，涓滴不取。以田皆高排，资陂圳，不资江河也。民愚无识，傍溪之山，迩来开垦，不遗尺寸，山无草木，难受雨淋。土既松动，不敌水力，一经大雨，沙泥俱下，流及大江，尚犹斗水升泥。近山溪涧沙壅，知必不免，在圳或加挑浚，在陂任听填塞，沙多而水蓄自少，泥平而水流易竭，田曷赖焉?况水失故道，更多冲激横决之虞，此其害在数十年之后，今虽与之言，必不见信也。[28] 在余光璧看来，山区水土的流失和农田水利的破坏，主要是因为当地农民的愚昧无知和对山地的盲目开垦而造成的。其实，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垦种山地，首先考虑的是维持生计的问题，而不是生态的长效问题。从历史来看，清代以来，由于山多田少和人口的不断增长[29]，人地关系日益紧张，农民的生计和日用也越愈困难，应该说，这是造成当地农业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不管怎么样，以上邱维屏及余光璧的分析，代表性地说明了生态环境破坏对清代赣南农业生产所造成的严重损害。而综合地看，无论是农民的生计问题还是地方官员或士绅所考虑的生态问题，实际上都构成清代赣南农村经济发展的困局。 再次，清代赣南农村经济的困境集中地体现在粮食的生产与供给问题上。清代的赣南地区一向被认为是粮食(大米)的重要生产地和输出地[30]，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以本地粮食供给的有余为基础，而是以牺牲本地粮食的供给为代价的。因此，严格地说，清代赣南在总体上并不是真正的余粮区。这个问题早在明后期就已经显露出来，如天启《赣州府志》卷三《舆地志·土产》所论： 赣亡他产，颇饶稻谷，自豫章吴会，咸仰给焉。两关转谷之舟，日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盖齐民不善治生，所恃赡一切费者，终岁之入耳，故日食之余，则尽以出粜，鲜有盖藏者。且田土强半邻壤占籍，土著无几，公庾之积又未能陈陈相因足支二三年，如南昌临吉诸郡告急，时时输两关，粟济之下流固甚便。假令赣人饥，谁其输之粟耶?越岭?t路为艰，溯河则水为逆。往戊子已丑(指万历16、17年)之间，道瑾相望，其故可知已。闭粜之禁，它郡率藉为口实，然空所有以饱人腹而坐困以待毙，是自尽之术也。乡邻同室之斗，救之宁无分缓急乎? 这里表明，明后期赣南的粮食生产虽然勉强有余，但实际储备不足，自给能力十分脆弱。 人清以来，赣南的粮食供给开始出现紧张局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烟草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或占用了大量粮田，或破坏了粮田土质，结果妨碍了粮食的生产。如乾隆《赣州府志》卷二《地理志·物产》载曰：“赣屑邑遍植之(烟草)，甚者改良田为蔫(即指烟草)畲，致妨谷收。”粮食生产减少了，自然影响到粮食供应的紧张与粮价的上涨，如乾隆十六年《安远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所论：“烟草质性宜肥，最耗土膏。栽之者必择腴田，而浇沃之安邑，万山线田，腴田无多，何堪以烟而废稼?且田亩有定，产谷亦有定，既去十余桶之烟田，复籴十二桶之租税，虽霜镰方毕，谷价已腾，何论次年青黄不接，又何论金饥水毁、年岁歉收耶?”因为影响到粮食的歉收，一些士大夫或地方官纷纷反对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以致引起争论[31]。另一方面，清初以来人口的不断增长，相应地扩大了对粮食的需求和消耗，结果导致粮食供不应求；在荒歉年份，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往往得依赖外地粮食的籴人来缓解，如乾隆十四年《长宁县志》卷三《志政·风俗》载曰：“(长宁)地之所出，仅足敷食指。今户口益稠，倘遇歉薄，则仰给於他处甚，仅司牧之虑。”又如在龙南县，“四乡之地，多山麓而少平原，故山多而田少。……所出之谷仅足一岁之食，歉则望信丰以下之籴，丰亦虞粤东诸邑之运搬”[32]。以上两方面同时说明，清代赣南的粮食生产与供给存在着紧张和严重不足的问题。虽然明末清初以来，番薯、玉米等美洲高产粮食作物已经在赣南山区广泛传播和普遍种植，但它们作为杂粮，亦只能在饥荒或青黄不接时起暂时的替代作用[33]，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山区谷物生产与供给长期不足的局面。在遭遇水旱灾害和年成不佳的情形下，清代赣南的粮食供给经常出现危机，甚至引起地方动荡，如乾隆八年(1743)，在南安府的大庾、崇义、上犹、南康以及赣州府的城郊、赣县等地，由于粮食供给紧张而发生“奸民”“聚众抢米”的骚乱事件，其影响震动清朝最高统治者[34]。 五、结 语 明清时代山区商品性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很容易造成一种表面的印象，即这时期的山区农业经济有了长足进展，其结构也呈现出商品化的转型趋势。本文对赣南山区的考察和分析却表明，至少在清代赣南山区，以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加工及其产品的大量输出为主要内容的商品性农业生产，在本质上仍然属于黄宗智所说的“依赖型”和“生计型”商品经济[35]，它作为农民维持家庭生计的补充性副业，不仅没有导致赣南农业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反而依附于并加强了自给自足的稻作自然经济。从总体上看，由于受山多田少、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生态破坏，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等生态的和社会的因素的制约，清代赣南山区的农业经济，不仅停留在糊口的生产水平上，而且还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事实上，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发挥山区优势，彻底改变赣南农村经济结构单一、生产落后、市场狭隘的传统格局，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直到今天，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仍然还在探索之中[36]。 顺便还要指出，清代赣南山区农业发展的这些历史困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因为在清代，它们都带人到或影响到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持续的大规模的佃农抗租运动；直到近现代的土地革命运动，实际上也都与这些社会经济问题直接相关[37]。 农业经济论文:农业经济发展的四化要求与政府策略 农业经济发展必然要求扩大耕地面积和经营规模，大量使用机械，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农业企业，并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资源开发为基础，在现有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把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聚集、装备，积累投入，调整存量，优化资源，全面提高农业生产率。这是个农业逐渐产业化、市场化、标准化和国际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必须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推进农业规模经济，实现农业四化。 农业四化中产业化是基础、市场化是途径、标准化是条件、国际化是目的，而结构调整是实现四化的手段。随着农业四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和经营集约化已是大趋势。小生产永远没有出路。必需扩大家庭经营规模，改变农业经营方式，实现农业产业化，从而逐步实现标准化，就可获得规模效益，增强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并推动国际化进程。 首先，积极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加速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进行产业化生产的渠道和前提，但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土地承包“稳”与土地使用权“动”的关系；“人”与“地”的关系；农户与企业的关系。产业化的微观基础是企业，企业进入农业，第一步主要是进入农业产前、产后的经营性服务领域，而不是直接的农业生产领域。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企业带农户，发展订单农业，向农户推广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市场信息，购销农产品，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和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第二步才是大面积租赁农户的承包地从事农业直接生产领域的经营。 目前中国农村企业及中介组织的现状是，传统的中介组织供销社负重运行，市场化改造不够。新生的中介组织数量短缺，且运行和发展面临制度环境障碍。中介组织发育滞后，阻碍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加快农业组织的创新，加强对家庭经营的改造，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规划，在政策上对企业和农户提供指导；对有关参与主体加强综合协调服务，形成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检验检测体系和信息体系建设；加快现代产业组织形式在农业中的引进。 农业产业化基于不同地区和农户要区别对待，东部沿海地区在于实现企业的升级；中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在于扶持合作社和企业的发展；西部在于加强制度环境建设，消除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度障碍。 农业企业化属于个量微观经济，农业产业化属于总量宏观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需要农业企业形成专业分工，把竞争优势和对农户的辐射带动能力作为行为依据，推进订单农业，着眼于农业产业链，增强创新能力，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目前农业企业特别要把加强农业产前支持、产后开发，作为增强竞争优势的重点，产前要不断提升农业科技的综合发展和应用水平；产后重点进行农产品包装、分级、营销、品牌管理。 其次，外连市场内育产业联合体，促进农业市场化进程。农业市场化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客观要求，用法人组织形式招商引资、开拓国内外市场，是发展农业企业的一般模式和必然趋势。农业企业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确定自己的生产方向，并通过协议购销、合同收购或股份合作生产等方式，与农户结成合理稳定的协作利益关系，把农民与市场连接起来，加快农业市场化进程。 农业企业为农民提供优良种子、种畜、种禽以及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提供技术指导、培训，农户成为企业的具体生产单位，如此既使企业获得符合质量标准的原料来源，又以利益调动农民按合同种养的积极性。 推进农业市场化进程，需要实施多元化战略分散市场风险，即产品市场多元化战略。这需要优化调整产品结构，由少品种向多品种、系列化发展；由原料产品、初加工产品向深加工产品发展；由窄市场单元化向宽市场多元化发展，建立销售网络，用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开拓国内外市场。 第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提高动植物产品卫生水平是保障人民生活、实现生产目的以及确保出口获得利的基础。为此，要尽快提高动植物检疫能力和水平，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与动植物检疫体制。应依法加强对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生产、流通、使用的管理与监督，严格标准化程序，切实控制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和重金属离子等有毒有害物质残留，从根本上提高产品质量。 标准化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要建立健全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制定规程，使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都有标准可循；要加强产品质量标准监测监督，健全监督、监测体系，完善质量检测中心、化验中心；科技示范基地园区要起示范作用，推进标准化生产。 第四，培养人才开拓市场，实施农业国际化战略。培养农业标准化、市场化的管理专业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实现农业国际化的基础。应尽快造就培养通外语、懂技术、善营销的高素质队伍，并逐步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按照国际市场标准组织生产，为农业全面与国际市场接轨打下坚实的基础。要结合招商引资，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生产技术，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深加工程度，培育一批名牌农产品，使农产品不仅具有成本优势，同时也具有质量优势和品牌优势，全面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围绕基地建设坚持不懈地招商引资、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良种。引导资金投向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深加工、农业社会服务等项目。在提高与国外中小企业合作的基础上，努力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引进大客商、大项目、大资金，带动农业国际化。 农产品科技含量是农业企业角逐国内外市场的基础，要以农业高科技基地示范园区为载体，引进、开发、推广在国际市场上适销对路的农业新品种，引进无污染、高科技含量、投资回报大的高新技术项目和农业高新优良品种，大力发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 传统的农业发展战略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参与国际竞争进程的新形势。中国农业应该选择竞争性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农业标准化进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加快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农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从自给自足型农业向市场竞争型农业转变，从增产型农业向质量效益型农业转变，从依靠传统技术转向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转变，从劳动密集向劳动密集与资本和知识密集相结合转变，从依靠资源消耗型的增长方式向重视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转变。 农业经济在当前发展的内在四化要求，需要政府深化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大引导扶持力度。首先，政府要积极开展制度创新，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鼓励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着力培育农民自发兴办的各类生产和流通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和发展农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进行市场价格协调与行业管理，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应诉，处理贸易纠纷；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限制敏感农产品过度进口；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重组与技术改造，扶持和培育农业基地企业，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体系。 其次，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明确界定政府职能，加强统筹协调和宏观调控的职能，清理和调整不符合WTO规则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农业法规体系，借鉴和利用有关国际农业法规保护和支持中国农业的发展。 第三，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快农产品购销市场化进程，重点抓好质量标准体系和市场信息网络建设。 第四，引导农业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组建联合体，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 第五，调整农业补贴方向和支持结构，加大对农业科研推广、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等“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设立专项育种科研支持基金；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结构，引导农民调整和优化农产品生产结构；建立粮食安全生产、储备体系，保护中西部主产区粮食安全生产能力，保护农民的利益；加快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 政府农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加快职能转变，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运作机制；强化服务职能，尊重企业和农户在农业产业化、标准化和国际化中的主体地位；探索政府跨区域、按产业体系管理农村经济的方式。执行政府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要引导金融企业加强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加快改革农村信用社，发展合作金融，健全农业信用担保机制，减少农村资金外流，加大对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用途资金的再贷款规模。 农业经济论文:二元经济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 摘要：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二元经济结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二元结构将逐渐向一元过渡。现代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多重二元性”。在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好农业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解决农业的根本出路无疑归结到农民身上。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多重二元结构，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探讨性意见。 关键字：二元经济、人力资本、农业剩余劳动力 一． “二元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二元经济”最初是伯克（Booke,1933）提出，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他当时的研究仅仅限于对二元经济的一种单纯的描述。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刻画了后起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特征：在一定的条件下，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成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投资，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与工业达到一致，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消失了。刘易斯模型包含了以下两种含义：（1）认为现代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能带来固定比例的劳动力就业的增长，意味着不存在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越快，创造的就业机会增长也越；（2）认为农业只是工业化中的一个消极部门，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了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关联。这两点大大地削弱了该模型的现实意义并且也是后人对其批判的主要依据。 拉尼斯、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把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那些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此时，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正值，他们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农业部门的萎缩，从而农业向工业提供的剩余减少，农产品供给短缺，使工农业产品间的贸易条件转而有利于农业，工业部门工资开始上涨。第三阶段是经济完成了对二元经济的改造，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和工业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完全取决于边际生产力的变动。经过改进后的模型更准确反映了二元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自然演进过程。 二． 我国二元结构的演变以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建国以来我国二元结构的历史演变 建国初期，受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建立起现代工业，并进而实现经济的起飞与现代化，必须要有最初始的资本积累。而在建国初期我们经济水平极其低下，主要是自然、半自然经济为主体，资金严重匮乏。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唯有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用剥夺农业剩余的办法来实现工业化。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通过这种不等价交换的原始积累方式和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从200多亿元起步，迅速积累起了5000亿元左右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保持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率。然而，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以牺牲农业的长远发展为代价的，这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长期低速增长，而且也使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积累，农村隐蔽性失业严重，从而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更加突出。二元结构强度一般用农业与非农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衡量。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统计分析表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4.09倍，而1979年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却高达6.08倍。 2．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然而效果并不显著，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刚性，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城镇化进程迟缓，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生产率低下，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由于国家长期在资源配置上的倾斜政策，农村投资比重小，农业基础设施不健全，造成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一直保持着家庭式的、自给自足的发展状况，农业协作程度低、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从而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另外，国家对农业的土地所有权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耕作积极性。比如国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占用农民耕地，并未能给与足够的赔偿，这也在一定程度成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失。 第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低，技术含量总体比较低，缺乏竞争力。我国农村人口多、比重大，是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式经济。仅有的可耕地不可能完全吸收农村劳动力。然而，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乡镇企业一般是面向农村生产初级工业制品。由于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源，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生产效率有限，市场竞争力不强，企业并不稳定，刺激农村经济效力不强。 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我国无非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农村工业，有上边分析，农村工业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有限。另外就是通过进城打工。由于农民身上所蕴含的人力资本不高造成农民进城打工的就业渠道非常有限。其次，我国城乡户籍制度对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有一定限制。再则，随着我国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资本深化”的局面，资本对劳动力产生了替代。 第四，城市化进程缓慢。一般来说，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与工业化水平。1998年我国城市人口为37924万人，城市化率为30.4%，世界平均水平为45%发达国家为75%，可见我国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不能实现生产要素在城市的聚集，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特别是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2000年世界第三产业占CDP的比重约50%，而我国只有32%第三产业发展落后。第三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吸收劳动能力强，并且第三产业中的大量服务业的增长对刺激经济增长起到较强作用，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弹性达到1.78。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下既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固了二元结构的刚性。 三． 农业经济发展与摆脱二元结构 农民问题，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现在又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尽管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和发动，并且20多年来农村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令人困惑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出刚性。人们已经认识到，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现代化进程。立足于我国国情，要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个人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 制度变迁。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的。在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中，价格标准是市场的唯一指标，然而价格指标要想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规则之上的。这种规则我们一般称之为制度安排。价格机制的顺利运行是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安排的。二元结构的消除并不能像刘易斯所设想的那样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排空。从上边的分析我们看出，我国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刚性，在我国要想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关键的一环就是培植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产权安排。只有在合理制度安排下，才会产生相应的激励。首先，在土地产权安排上，应给予农民更大的空间，切实考虑农民的利益。其次，可以激励农民建立一定的经济组织。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各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通过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市场信息，更有计划地协作生产。 第二， 农村人力资本的培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农村人力资本的匮乏是农村经济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人力资本的培育上，首先，通过农村教育投资。当前农村教育普遍落后，农村教育资金匮乏，政府在农村教育体制以及教育服务保障上应该有所作为。通过教育促使农民掌握足够的信息，更好地融入社会。农村经济落后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化水平低。信息鸿沟导致城乡信息知晓权差异，强化了农民收入的贫困。信息的贫困造就了农民就业的贫困。因为农民无论种什么、种多少、如何种、如何卖以及是否外出打工、打什么工都离不开信息。农村信息化建设滞后，一方面使农民无法迅速全面地得到完整准确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的信息资源无法及时有效地传输给社会。这就必然使得农业的结构调整、农产品的销售、农民外出就业均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其次，通过建立并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之间不仅通过户籍隔离制度造成身份上的不同，而且由于身份上的不同更产生了基本的生存权利上的差别。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生活的最低保障，失业伤亡保险等等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民相反却不拥有这种权利。改善农民的社会福利，建立健全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育，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有重大意义。 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由于市场经济不能自动的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所以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起主导作用，推进正式制度创新，使农业问题切实、合理地得到解决。 农业经济论文:农业经济发展与税收制度改革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政府应确定适度的农业税收负担、合理调整税种结构。在借鉴国外涉农税收经验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对农业的影响，并力图寻求税收制度改革的新思路。 关键词： 税收 农业经济 制度创新 一、税收与农业经济的相关分析 对于农业，税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直接针对农民征收的税种，也包括间接征税影响到农民的税种。因此，发挥税收促进农业经济的作用，一是在税制设计上，只对有直接收入并达到起征点的人征收；坚持有交易发生才征税的原则。这样对于交易行为较少、收入较低的农民群体，税收负担较低或为零。二是在税收的灵活性上，发挥税收优惠等特殊手段的激励机制，对于农业及农村乡镇企业，税种设计上要少税、低税或应设计优惠条款，以激励农业发展。 二、借鉴国外财税支农经验 （一） 财政支农资金的高支出和高补贴 据统计，经合组织成员国2001年的农业补贴为3000多亿美元，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占农户收入的比重达31%，其中，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为20%左右，欧盟为35%，日本、挪威、瑞士、韩国等高达60%以上。①西方很多发达国家财税支农政策已形成规模且系统化、规范化，如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导致大量农民破产以后，就制定了以保障农民收入为目标的财政支农政策并逐渐调整完善，形成了农产品价格保护，农产品出口补贴，农业贷款低息，农村社会保障，低收入补助等一套完整的财政高支出、高补贴的政策，后又转为实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美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呈上升趋势，1999年在原来基础上增加60亿美元的农业支出，并逐年增加。2002年美国又决定在未来10年内增加农业补贴1900亿美元。而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对农业的支持方面，不仅不规范、不系统，且力度远远不够。据测算，目前我国对农业综合支持水平只占到GDP的2%，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几乎为零，而许多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的支持水平很高，美国农业综合支持水平（占GDP）为9.5%，欧盟为25%，日本为41%，加拿大15%，墨西哥34%.②因此，针对我国“三农”现状，政府应提高农业的补贴水平和资金总量，同时逐步建立完善的支农政策体系。 （二）涉农税制的规范系统及对农业的优惠 西方国家的涉农税制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也存在差异，但基本上都没有设立对于农业单独征收的税种，而是在完整的税收体系中，通过各种优惠措施来均衡农业与非农业的税收负担，体现政府的支农思想。 1.涉农商品税制方面。许多国家在商品税制设计中，视农产品为一般商品，也一样征收商品税，不同之处在于把农产品作为商品中的一个特殊税目在征收上给予优惠。如美国具体征税方式由各州决定，农产品纳税环节一般都定在零售环节，农产品不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农场主无须申报纳税。加拿大的商品税由多个税种组成，涉及农业产品的有许多优惠措施，对许多农业产品和农业生产投入品免税，对初级农业产品实行零税率，对农业用地出售实行免税等；法国的增值税规定，对农业生产所需购买的机器、肥料、种子等所负担税款可做进项扣除，法国增值税基本税率17.6%，对一些农产品按7%税率征收，对某些特定农产品销售给予免税。 2.涉农所得税制方面。一般都包括在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中，对农业所得根据农业生产基本特征和农民收入来源特性计算，税率也较优惠。如美国个人所得税对农业有三项优惠：农业生产者可采用现金收付记账方式延迟缴税时间，农民可充分利用货币时间价值；采用较低税率；申报税款可按3年净收入平均数申报。加拿大将农产品视为企业和个人的销售项目，允许有“扣除项目”，并且税率低于一般非农业企业。法国，农林业所得指纯收益所得，还要考虑家庭及家庭人口，并在税率上有一定优惠。 3.涉农财产税制方面。各国基本没有设立专门的农用土地税，但基于本国税制设置的习惯和要求，有的把对农业用地纳入土地税，有的直接纳入财产税。美国就是将土地征税纳入财产税中，征税时根据土地用途确定价值，对农业土地是按照当前用途估价，大大降低农业用地的财产税额；加拿大也是将土地征税纳入财产税之中，对农业用土地根据地区发达程度规定高低不同的税率，同时对农业财产采用优惠估价标准，一方面全面降低农业税负，另一方面对落后地区更有低税率照顾；德国征收土地税，但专门将土地分为农业生产用地和建筑用地，对农业生产用地以每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物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课征。 三、改革我国现行农业税收制度 从近几年农业各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来看，取消农业税对我国财政收入影响不太大，国家有能力承担，因此逐步取消农业税制、减轻农民负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为了体现税收公平、效率的原则，建立对全社会有效调节的税收体系，在取消农业税时，建议构建“产品+收益”双重调节的涉农税制，即设立农产品增值税、农业收益所得税双重调节的农业税制。 （一）农产品增值税 取消农业各税，对农产品征收增值税，其原理和依据与我国现行增值税相同，以农民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扣除法定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后（包括种子、肥料、水电费、人工费、生产设备折旧等必要生产性支出）为增值额征收。这种允许扣除必要生产性支出的征税方式，一则对贫穷、低收入者是一种公平和照顾：如果没有增值，税负为零，有增值才纳税；二则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增税。在设计农产品增值税法定扣除项目时，除直接的经营成本外，还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农民承受的价格负担即农民出售农产品时低于其价值，购买工业品时高于其价值的利益牺牲部分，即农产品剪刀差。二是农民承担的间接税负担，农民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作为生产者要承担农产品销售的增值税，作为消费者要负担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所含的增值税，因此，对农产品增值税的设计应比照西方经验，在扣除项目和税率上对农产品给予宽扣除额、低税率的优惠照顾。开征农产品增值税，其实不必另设税种，只须扩大现行增值税，即把我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延伸到农业即可。 （二）农业收益所得税 农业收益所得税具体包括两方面：对农业生产经营企业（农场）的生产经营所得与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平等看待，纳入企业所得税征税范围，对农户个人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当然这需要有一定的过渡期限，因此先暂称为农业收益所得税：（1）纳税人包括从事生产经营所得的法人（农业生产集体和农业企业）和承包经营户，具体包括承包耕地、草原、山林、滩涂、水面种植、养殖的单位和个人；（2）征税对象，每一纳税年度的生产经营收入总额减去必要生产成本和生活费用后的纯收益所得额为应税所得；（3）税率，为体现纵向公平，应设置累进税率，收入多者多纳税。 农业经济论文:关于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摘要：邓小平关于农业经济的思想是现阶段我国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它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主要内容包括；改革农村经营体制；健全农村市场体系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走科教兴农之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积极发展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邓小平关于农业经济的思想是现阶段我国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农业是根本，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抓农业要重点抓粮食，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业的长期政策；要积极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走集约化生产的道路等。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农业经济思想。 同志从主持全面工作以来，反复强调农业的特殊重要性，明确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同志认为重视农业、加强农业的关键是在农村经营体制、农村市场体系、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这几个层次上，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改革农村经营体制 同志认为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必须长期坚持。今后的任务是要探索较高生产力水平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实现形式，其目标是引导农民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实现集约化生产经营。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在一个社区范围内实现耕种、灌溉、植保、良种供应、技术指导等的统一，实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探索一种新的规模经营形式，即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和地方政府的组织协调，确立优势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化种植、专业化生产，由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良种、技术、资金等服务，融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从而形成整体规模效益。 二、健全农村市场体系 同志指出：目前农村的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需要进一步改革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体制，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加快农村供销体制的改革。同时，要大力发展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经营方式，引导农民发展各种新的联合与合作，逐步建立和发展连接农户与市场的各种必要的中介组织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健全农村市场体系方面总的方针是：(1)放开价格、放开经营，确立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在继续建设初级形态的农贸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建设中心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在批发市场的建设中要接市场规律办事，避免政府干预过多。(2)推进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市场的发展。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稳步而慎重地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转移；完善农村金融制度；促进土地使用权合理流动。(3)要发挥政府在健全市场体系中的引导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市场信息和制定市场规则，规范和公正市场交易制度。 三、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 增强农业后劲，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比较健全的农业保护政策和保护机制。同志认为：要通过不断探索，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对农业的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经过多年的探索，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了对农业的保护政策： 1．实施价格保护制度，包括农产品价格保护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保护 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是以市场形成价格为前提，通过政府收购和差价补贴两种方式保护农产品价值得以实现，特别是保护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大宗产品如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四种粮食作物的合同定购和专储部分；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保护制度主要是从税收、用汇方面实行优惠和补贴，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的比较利益。 2．完善农业政策性贷款制度，解决农业生产投入不足的问题 国家为此不仅设立了农业发展银行，而且财政逐年增加了对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投入。此外，国家还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加强了对农村信用社的指导和支持，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业生产的金融政策。 3．大力保护农业资源主要是保护耕地资源 不仅加强了立法和司法保护，对破坏土地资源的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的力度，而且扩大了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承包期延长为30年不变，山林为50年不变，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调动了农民保护土地资源的积极性。 四、走科教兴农之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1．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同志十分重视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问题，他说；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对稀缺，人均耕地只有世界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口还在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靠什么来满足需求的增长呢?农业要增加投入，但靠大规模增加新的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的投入显然是不现实的，根本的出路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农业投入中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也就是说，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他还指出：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农业仍处于粗放经营状态，一方面人均资源相当紧缺，另一方面资源浪费又相当严重，如灌溉用水、施用化肥，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不到40%，化肥的有效利用率只有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果不改变这种高耗低效的生产方式，在资源投入方面我们将难以为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战略眼光和紧迫感。 2．关键在科教兴农 同志指出：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狠抓科教兴农，把农业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努力提高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首先要抓好科技成果的推广我国每年取得大批农业科研成果，但真正能在生产中起作用的还不多，大部分都滞留在实验室或试验田里。发生上述情况，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还不健全，二是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还比较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采取了多种形式，鼓励和支持农业科技工作者去农村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并改革和调整农村教育体系，多办初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并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 五、积极发展产业化经营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积极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不受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样做，不动摇家庭经营的基础，不侵犯农民的财产权益，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 关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具体形式，中央没有作具体的规定，各地在实践中有许多不同的创造，有纵向一体化经营和横向一体化经营。纵向一体化经营的模式是“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政府的组织引导作用比较直接；横向一体化经营是把千家万户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直接组织起来，从而使农业的市场结构彻底实现由完全竞争向垄断竞争转变，其组织载体可以是按照国际惯例以合作原则组建的农业合作社，也可以是不同类型的较为松散的农民协会。我国最初是以纵向一体化经营为主，以后有些地方开始向横向一体化经营发展。 六、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同志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我国农业也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实现我国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目标必须坚持的十条方针之一。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生产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建设、严格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资源，防治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关于以水利为重点，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水利建设要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实行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应从长计议，全面考虑，科学选比，周密计划当务之急要加大投入，加快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提高防洪能力。 农业经济论文: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可操作性的思考 摘要: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势在必行。然而如何操作，才符合国际国内实际，是理论工作者，尤其是实际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笔者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环境分析，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问题研究，提出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可操作性问题，即筹建农业项目筹备库、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以及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采取农科教结合，采取科教兴村等。 2000年是世纪之交的一年，是“九五”计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今年的重要经济工作之一。现仅就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的环境、特点、难点、重点问题，可操作性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以期与同行砌磋。 一、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环境 纵观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历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对“十年动乱”的拨乱反正，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农业经济结构有了大的调整，由1980年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占68.9%降到1990年的46.1%①，下降22.8%，，1997年又降到18.7%②,已经开始由农业型转向多种经营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在世纪之交,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环境有了新的变化,给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带来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形势看，其表现有三：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呈现出世界范围内调整的局面，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将更是如此；二是农业科学突飞猛进，呈现出向农业纵深发展的趋势；三是农业跨国公司影响力日益增大，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面临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经济的调整和优化要抓住这次机遇，同时也要及早准备，周密规划，严格实施， 迎接挑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从国内经济形势看，我国经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尚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也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势在必行的。不调整，就没有出路。不调整，就难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不调整，就难以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不调整，就难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和重点 1、特点：在上述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具有规律性。即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呈稳定趋势；第三产业呈迅速发展趋势。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是下降趋势，林牧渔业呈增长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中等欠发达地区，都不例外。二是具有阶段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形成期、成长期、高潮期，到退潮期的时序阶段变化。而这些阶段的长短是受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因素制约的。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三是具有差异性。不要说世界范围内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差异，就是在中国，由于幅员广大，各地区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也决定了农业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地域的差异性。全国从总体上可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据统计位于西部地区的陕西省，1997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9%，而位于东部地区的江苏省为15.1%，浙江省为13.7%，山东省为18.6%。③ 2、难点：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码有三大难点：一是这次调整优化要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目前农村经营体制和农民素质低的情况下，难度较大；二是这次调整要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从利用资源转向利用和保护资源，这一过程是递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困难。三是这次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而市场变化多端，现代化进程曲折不平，都将为农业结构调整带来难度，需要认真对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重点：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重点：一是将粮食转化为肉、蛋、奶等，适 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二是将低档次的农产品调为高品质的农产品，适应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三是在大江大河源头地区重点退耕还林、植树种草，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对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可操作性的思考 为保证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目标的实现，结合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研究的 成果，从可操 作性方面提出几点思考。 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性，按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的要求，加强农业产前生产资料供应，以及农业产后的储运、加工、销售等服 务，打破目前以初级原料生产的单一格局，促进传统农业的基础向新的产业分化； 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增值率和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基础产业。 为达到上述目的，各地可制定不同内容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划方案。为使规划方 案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依据方案，制定出一个具体的项目储备库，可划分为近期、中 期、远期项目，也可分为大、中、小三类项目。项目库可做到“项目建议书”的深度。包括：项目背景、项目内容和方案，项目资金预算和筹措，项目达产后的效益 估算，项目承担单位等。有了项目库可向社会招商引资，也可向主管部门争取基本建设投资资金，也可向社会项目信息提高知名度、信誉度。1999年中国农业大学 为河南郑州金水区制定的158个项目的区一级项目储备库（包括文本、软盘和光盘）目前已到海南、深圳、广州、上海以及日本、韩国引进了项目和资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面。在家庭经营基础上通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协议、契约、合同、参股、投资、入社等，发展合作 社、专业协会、股份公司和法人企业，实现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 经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是关键。据研究，培育龙头企业 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因企制宜原则；二是精简高效原则；三是利益共沾原则。 选择龙头企业有三条标准：一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二是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 良好的科研、生产、推广体系的企业；三是开展企业公共关系，即能与基地和农户有机结合的企业。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运行机制有三条：一是龙头 企业与基地乡（镇）村（组）的合理利益留成的机制；二是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价格（保护价）运行机制；三是基地与农户的利益留成再分配机制，可采取奖 金、补贴、资助的方式再分配给农民一部分利益。 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技术落后局限，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科教兴国可从农村社会最基层细胞 村级单位搞起，即科教兴村。 在全国部署科教兴村试点时，抓住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做好规划方案，农科教结合，提高农民素质，普级实用科学技术，建立主导产业， 要以村带乡、带县、带省，促时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合理化。 据不完全 统计，截止到1999年9月，全国已有5个省、18个乡、1251个村有计划、 有步骤开展科教兴村的试点工作。在迈向小康村目标的过程中，达到“生产好、生活好、环境好”的标准。《农民日报》在1999年9月报道：“科教兴村3年富民百万”，累计增收15.1亿元，参加试点的农民平均增加收入100-500元。科教兴村中，有2400名科技人员走村串户，为农村培训技术150万人次，推广实用技术4800多项，建立主导产业120多项。北京上庄乡以中国农业大学为技术依托，实施科教兴村，大学教授不仅为该乡规划并实施翠湖水乡的“青、少年农业科技教育基地”，而且开展遥控航模，水生植物园、昆虫标本、鲜花干制等多项技术，以旅游业项目为切入点，带动了全乡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 总而言之，如能在广大农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时，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 局限，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限，突破农业技术落后的局限，重点 搞好农业项目储备库，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开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 科教兴村，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会顺理成章、事半功倍。 农业经济论文: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机械化问题 近些年，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走势低迷，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低下，明显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再加之农业基础设施老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增长乏力的徘徊局面。人们开始对农业生产力现状产生忧虑，农业机械作为生产手段是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也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但农业机械化又是与一个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紧密相连的。进入新世纪，中国农业将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看待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问题，怎样探求中国式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道路，意义十分深远。 一、正确认识建国以来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械化问题 我国农业机械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风雨之路，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①解放前我国基本上没有农业机械。解放后，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很快。到1997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42016万千瓦，比 1952年的 18万千瓦增加了 2333倍；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增加到 689051台，比 1952年的 1307台增加了 526倍；农用载重汽车875571辆，比 1952年的 280辆增加T 3126倍。与此同时，农村电力等也都是从无到有，得到了巨大的发展。②农业机械化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农业机械的推广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抵抗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态；农业机械的使用促使农业向农工贸一体化发展，促进了农业运输事业的发展。③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农机生产和推广体系。培养了一支达二千万人的农机科研科技队伍。在农业机械化的推广过程中，农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科技素质。各种基层农机厂、农机站为后来的农村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④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机械由国家统配变为非控商品进A了市场。农民拥有了选择购买农业机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农机投资主体发生了由国家投资为主到以农民私人投入为主的转变，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另外，农业机械推广运用领域不断拓宽。 但是，我国的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失误也不少，值得反思和总结；①在过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认识到农业机械化是一个经济技术发展过程，不讲经济效益，不算经济总帐，而是采用行政命令、政治运动的方式推进，试图速战速决，超越了生产实际需要和经济可能，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给农业机械化声誉带来了不良影响。②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存在“、一刀切”的倾向，没能注意到我国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农机在我国不同地区需求具有层次性和差异性。③改革开放时期，在对改革前20多年农机化中“左”的影响进行清理时，矫枉过正，出现了80年代初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否定论。认为“石油农业”在我国行不通，只搞生物技术就行了。认识的模糊造成实践中的混乱。农业机械失营失控，有些地方农机具被拆分，或因无人管理而报废。农机教育网络受到严重冲击。 纵观我国农业机械化所走过的道路，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但因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失误和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暂时困难而对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持否定态度是不足取的，笔者认为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方向是正确的。机械化代替手工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农业机械化是当今各国现代化农业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有人说中国要绕过“6油农业”，X搞“生态农业”也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其实，重视“生态农业”是对的，但不能片面地把“生态农业”与农业机械化对立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生态农业”是要靠农业机械化这个手段去实现的。我们应当从广义上理解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本身就是与机械化相辅相成的，农业运输、农产品加工和林、牧、渔业现代化也离不开机械化。可以说，整个农业现代化都离不开机械化。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反对只片面强调其必然性而不顾客观条件的冒进，又要反对只片面强调客观条件性而消极等待，在认识上则不应消极回避它，而应该积极正视它，决不能低估农业机械化的意义。 二、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意义 第一，发展农业机械化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①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然落后。就劳动工具为主的劳动手段而言，我国农村广泛使用的仍然是原始的手工工具：犁、耙、锄头、镰刀等，普遍存在的还是人力播种，人办收割；就劳动对象而言，耕地过于分散零碎，土地利用率低，农田基本建设不断受损；就劳动力而言，我国农业劳动人口多，但素质差。只有大力提倡科教兴农，推广农业机械化，才能改变生产力落后状态，使农业生产上一个新台阶。②发展农业产业化，要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农业的专业化、企业化的集约化经营。而集约化农业要求有更多的技术和资金的投。人，其中校人大量农业机械则是一项基本要求。②生产工具和基础设施的落后，使一些农业高新技术得不到有效采用，制约了土地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激烈的竞争，发展机械化，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竞争力已势在必行。 第二，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农业现代化包括技术（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在技术上就是采用现代的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装备农业，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科技体系。机械技术就是机械化，它是从机械操作斤始，进而达到自动化，其作用主要是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工效和劳动生产率，生物核，术包括土壤改良、植物保护、良种培育、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农田灌溉等。其主要作用是提高农产品的单产和质量，着重于提高土地生产率。只有把机械化和生物技术适当地结合起来，两重并举，才能既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提高土地生产率，，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过去曾走过了一些弯路，但现在都基本上把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结合起来了，而且一配合得较好，从而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管理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生产组织上实行专业化、一体化和管理方法上的科学化。如运用系统分析法。电脑和通讯网络等科学技术。而这些先进技术实施的每一环节，都必须以机械化为基础和手段。可见，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农业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 第三，发展农业机械化，它可以成为我因经济新的增长点。农业机械化的直接经济效益是．提高农业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在产率，降低成本，为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创造条件。农业机械化不仅有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它的间接经济效益。农机行业是。联系农业和工业的纽带，发展农业机械化，扩大‘咱需”，农机行业可以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①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各种类型的农用机器、电力设备，促使农机科研投入大量资金，加快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需要多层次的农机供应，促使农机制造、销售、修配、电子、电力等部门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可”以大大刺激城市工业和＃镇企业的发展。②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农村公路及水利等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从而刺激建筑、建材、交通、能源等部门规模的扩大、生产的发展。③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大量的农机人员＊发农民学习农机知识的热潮，可以进一步刺激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展农业机械化，能刺激工业对农机的投资和农村的消费，只要引导得当，农机行业一定能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发展农业机械化具有社会政治意义。发展．农业机械化人近期来看农民解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增加了收入，有助于农民身体健康与生活舒适，缩小了工农和城乡差别。从长期来看，发展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减少农业人．a，为我国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过渡创造条件。另外，我们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发展农业机械化具有社会政治意义。 三、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现实困难和对策 任何一项生产力的突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虽然具有广阔的前景，但切不可忽视存在的困难。最突出的困难是： 第一，劳动力转移困难。由于我国工业发展水平和规模等因素的限制，农业劳动力很难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客观上制约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另外，发展农业机械化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减少，但素质要求提高。而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多，素质差。据统计，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仅占0．31％，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gi％，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2．83％，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占总劳动力的46．75％，这也是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现实困难之一。 第二，资金困难。农业机械化的农机科研开发、投入生产和农民购买农机产品需要大量的资金。一方面，自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户为单位经营后，农业资金难以集中使用。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财政暂时拿不出很多的资金来投入农业机械化，这对农业机械化造成了很大困难。 第三，土地过于分散零碎。农业机械化要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然而，我国不到15亿亩土地被分给2亿多农户，户均6－7亩耕地，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不便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发展农业机械化不利。 此外，农机产品市场还不很规范，农机产品造价高等问题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发展农业机械化有现实困难，但不能因为有困难就不要发展，而应当正视困难，积极寻求对策，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第一，实事求是，有差别地发展。我们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量力而行。我国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差别较大，因而农业机械化在地区、项目、水平、形式的布局上将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对不同的地区要因时困地团倩制宜，区别对待，允许不平衡，有差别地发展。农业机械类型、品种要注意实用性，在近期重点发展那些经济效益比较好的项目。农民使用农业机械既增产又增收入机械使用中得到经济实惠，使农业机械化成为亿万农民自觉自愿参加的经济进程。 第二，加快工业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工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能吸收农村多余的劳动力，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创造条件。另外，工业的快速发展还可以为发展农业机械化提供资金，降低农机具的生产成本，为农业提供适用、配套、高效、价廉的农机具。 第三，倡导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集中。在坚持土地国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推广承包制下的租赁制、有偿转让制和股份制，加强土地的自主经营使用的灵活性，搞；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规模经营的问题解决了，资金就可由规模经营者（国家、集体、股份合作者或私人）筹集。如可以通过承包或租赁协议，使土地使用权向种田能手或种植专业户转移，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为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 第四、拓宽投资渠道。实现农业机械化，需要大量的资金，离不开国家的帮助。但是，目前国家财力有限，我国农业投入不足，尤其是农业机械化的投入不足，仅占农业总投入的1．7％左右，单靠国家的扶助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拓宽投资渠道，政府、企业、私人和外资均可成为出资的主体，发动全社会力量发展农业机械化。 第五，科教兴农，提高劳动者素质。科教兴农就是依靠科技和教育来振兴农业。去年国务院发出通知，明确指出以乡为中心的农业服务体系不仅不能解散，而且还要加强农机站和农技站（即农艺推广站）建设和管理。劳动者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劳动力的素质又取决于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既要努力发展高等、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培养农业专门人才，又要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提高高中升学率，普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第六，加快农业机械化事业的法制建设。全国已有一些省出台了（农业机械管理条例》和一些农机监理的地方性法规。建议加快制订全国性的农业机械化方面的法律，对农机生产的投资方法、企业享有的优惠政策和农用燃料、电力价格补贴等要用法律加以规范。对农机市场上的不法商人要予以严厉打击，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农业经济论文:论近代江西农业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 [内容提要]江西近代农业经济转型极不顺利，近代化的进程十分缓慢。它既落后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邻省，也落后于湖南、安徽、湖北等内陆邻省。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西近代农业经济转型遭到了一系列因素的阻碍，从而导致其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不充分。这些阻碍因素，有些是江西特有的，正是这种因素造成了江西农业经济顺利实现近代化的特殊困难；而有些则是江西和其他省份都具有的，这些普遍具有的阻碍近代化的因素同江西近代的特殊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江西经济近代化的反作用力。正是这种反作用力严重阻碍了江西农业经济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近代江西；经济转型；制约因素 列宁曾经指出：在近代各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二个重要关键，一是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一是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笔者在分析近代江西农业经济转型时，依据列宁的这一论断，从纵向上把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发展层次，即农业自然经济、农业商品经济和农业资本主义经济，以把握江西近代农业经济转型特点。从这一视角看，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转型主要表现为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此，本文在分析近代江西农业经济转型制约因素时，着重分析近代江西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 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 纵观江西历史，江西社会经济，在唐宋以后直到清前期，在全国各省中一直处于较领先地位，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江西商人凭借着江西本地商品如大米、茶、夏布、纸产、瓷器等活跃在全国各地，甚至出现了“无江西商人不成商场的局面”。①据史料记载：“江西商人，遍布于长江上游各省……且恒操金融之枢”，“西邦之 名，震耀一时，江西在全国内商业之盛与同时之山西相颉颃”，②从事商业经营者人“数何止数十万人”，每年为江西积累资金“殆将近千万元”。③然而进入近代以后，江西的这种优势却逐渐丧失了，变得相对落后，到民国年间，“江西在外之商人，几全归破产”，省内“各种产业均呈急速衰弱与崩溃之势”。④从此江西的经济一蹶不振，解放后变成了华东地区经济发展最落后的省份。 江西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由盛转衰的局面，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打断了江西自古以来呈优势发展的经济发展进程。 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开放九江为通商口岸，从此江西的门户正式被外国列强打开。1860年，英国轮船首驶长江，强行划定九江城外的龙开河东段为其租界，继之，法、俄、日等国也纷至沓来，在九江设立租界，取得了在九江通商，在江西内地贸易的特权。不久他们又控制了九江海关，“海关的人员全部为欧洲人”，并且“完全不受省政府管辖”。⑤在税率上推行有害于本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并严格规定纳税之后“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⑥而江西本地商品则要交纳为数几倍的数额，如茶叶出口仅厘金一项就达“每百两约抽二十五两”，⑦这就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还直接在江西设厂制造，1862年美国“旗昌洋行”在九江开办航运公司，其后英国在九江的太古，怡和两洋行也分别建立了九江码头，俄国人在九江先后建立了“新太”和“顺丰”两个砖茶厂。⑧就这样，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对江西开始了以掠夺农产原料、开辟商品市场为目的的经济侵略活动。由于他们手中掌握了政治、经济特权，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技术，在这场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击败江西的商品经济是注定的。不久江西各地市场就“洋货充斥”，江西本地商品的销售市场受到了严重的排挤。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竞争中，江西原有工商业生产者和经营者纷纷破产。 别的不说，仅就古代以来江西一向负有盛名，销路广大的三个名牌产品：夏布、茶叶和纸张的命运就可以略见一斑。由于外货入侵，这些商品日益变得滞销，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纷纷破产失业。 铅山和石城是近代江西造纸业的两个中心地区，但到了光绪年间，铅山“纸张一项，从前洋纸未行时，每年可售银四、五十万两……近年洋纸盛行，不免滞销亏折……近因洋纸盛行，售价不满十万。”⑨石城县乡村居民：“向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洁白，未停科以前广销，出口不下百万元，近来洋纸盛行，销路既滞，歇业者十居八、九。”⑩以此推算近代江西造纸业，由于受到外国纸张竞争的打击，商品成交额比过去减少了至少是3／4，纸厂关门者占十分之八九，这是造纸业的情况。义宁州是江西著名的产茶区，据《江西农工商矿记略》记载，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茶叶价格、市场都被俄国人控制，义宁州茶业“任其抑勒，亏折不少，行销既滞，山户自益疲弊”。⑾以至“宁州茶实本六十两，今只售三十四、五两”。⑿正是由于茶农破产，茶商亏折，使近代江西茶业生产十分萧条。九江是中国著名的三大茶市之一，往日茶业生产十分兴隆，但是由于茶业的市场和价格都被外国资本主义所垄断，对生产者和茶商来说，经营是极不利的，他们每个季度的损失“估计有一百万两”。⒀以至光绪十九年出现了“刻下九江街市已无一人从苦茗中求生计者，茶市之衰大可知也”⒁的荒凉景象。夏布的产销也现出了同样的情况，据宣统3年正月28日《时报》记载“江西布业分大布、夏布两种，销售国内各行省，权利甚厚，亦赣省出产之大宗，乃自洋布、洋纱盛行，非但各省销路顿窒，即赣省本地人，亦竞购外货。布业一落千丈，纷纷亏蚀收歇，而染织坊亦受此影响，去岁秋冬两季即停，因之失业工人，不知凡几”。 稻谷历来是江西的大宗商品，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江西，唐宋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但近代以来，由于洋米、洋麦的倾销，粮食价格被外国资本主义垄断，造成了“谷贱伤农”的结果，大大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加上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近代江西的粮食仓库“缺谷自数百石至一万余石不等。”⒂同治年间“南昌所属丰城及饶州鄱阳诸县储粮仓库，仓舍荡然”。⒃光绪年间江西“各属米价骤贵至四、五两有奇，饶、广以东并无米可购”。⒄到民国年间甚至出现了大量地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情况。⒅ 除此之外，其他行业的情况也差不多，比如史料记载说：“江西近年洋糖、洋油盛行内地，致油、糖各行诸多亏本歇业……油糖二宗、因此大为减色。”⒆ 从江西近代对外贸易来看⒇：江西近代进出口贸易都有发展，农村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商品化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表面看来江西近代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从实质上来看，这种发展是畸形的和注定要短命的。因为第一，这种发展完全是殖民性质的发展。从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出口商品几乎全是农产初级商品，进口的大都是工业制品。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产品应该是高层次、多加工的商品，而不是初级原料。这种发展完全是因为帝国主义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所引起的，而且完全服从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需要的，和国内市场的关系不大，不是以国内工业发展和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因而其发展是畸形的。作为一种经济走向了这样一条道路，其破产是必然的。第二，帝国主义利用特权和经济上的优势，操纵农产商品的价格，垄断商品市场，采用不等价交换的方式，高价出售工业品，低价收购农产品，造成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并且不断扩大这种剪刀差。如以1913年为基期，进口和出口的物价指数都为100，那么到了1921年至1925年，进口物价指数上升为153，增加了1／2以上，出口物价上升为133，只增加了1／3。[21]从近代江西商品市场的来看，也完全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支配，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景气与否，直接影响着江西农产商品贸易的增减，从而直接影响江西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世界市场有时一定会出现不景气，在这种情况下丧失国内市场，缺乏社会分工基础的单纯以出卖原料为主的近代江西商品经济就只有破产了。江西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正是走着这样一条由畸形发展到彻底破产的道路。经过同治、光绪年间的畸形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江西商品经济全面崩溃。其表现主要有三：首先，到民国年间江西农村各种产业都出现了急速衰落与崩溃的趋势。如纸业生产就有不但“绝迹于省外市场，即在本省市场亦不能立足”[22]的趋势。其次，是出口数量飞速下降，江西近代十几种主要出口的商品数量全都减少半数以上。比如稻谷出口，光绪年间是100多万担，至民国二十九年降为29万担。[23]同时“洋米、洋麦输入激增”。第三，是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商品生产者纷纷破产。所以从发展的全过程看，外资入侵最终导致了江西近代商品经济的破产。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呈优势发展的江西工商业的发展，是在外资入侵前面碰了壁，而且碰得焦头烂额，临近破产的边缘，此后一直处于严重落后的状态。 二、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江西后，封建势力虽然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各国侵入江西的目的只是为了攫取利润，他们并不是来解放中国人民，也不是来改良江西的经济、发展江西经济，他们不但没有帮助中国肃清封建余孽，而是利用、通过中国的封建势力来剥削中国人民。因此，鸦片战争后，江西虽然进入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但是社会内部仍然完整地保留了封建制度，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丝毫没有受到触动。江西近代农村土地占有情况，依然是地主占有土地。据史料记载，大约占农户总数3％的地主占有50％以上的江西耕地，而占70％以上的贫雇农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24]不得不去接受地主的地租剥削。就是农民仅有的一点土地，地主也想方设法加以兼并。据民国年间的调查，[25]全省平均100户自耕农即有21．3％户要出典土地。这一时期江的地租剥削率也是很重的，“平均每县为百分之五十”。[26]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由于近代江西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因此近代江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首先，本来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要求集中使用土地，进行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但是近代江西的地主，在兼并了大量的土地以后，不是进行大规模生产和进行专业化的农业经营，而是把集中的土地全部或绝大部分分割成小块，分散地租给农民耕种，只管收取苛重的地租。[27]从农民这一方面来说，由于地租剥削是高额的，使得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无力多租土地，也使农民怕高额地租剥削，不敢多租土地。至于江西的富农，在近代除少数外，大多数经营方法是雇少量的短工，来经营他们自己不多的土地。[28]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土地和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不去向地主租进更多的土地，有时甚至把自己的土地出租一部分租给佃农耕种。所以无论从地主、富农、还是农民三方面来说都不可能扩大农业商品生产的经营规模，造成了近代江西农业经营规模极其狭小的局面。据《申报年鉴》记载，江西近代农场面积98％在30亩以下。[29]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的地主、富农经济就不可能发展起来，相反小农经营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跟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所要求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一向允许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长期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况十分严重。土地越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就越多，对于佃租的要求也就越强烈，结果造成了高额的地租剥削，加上繁重的赋税，使农民的生活贫困化。据民国年间的调查：“江西农民，平均起来，每年的收入总共是三十六元五角，其中主要支出有三项，一项是赋税共二元零四分，二是保持衣、食、住、行最低标准生活费用共二十八元，三是农田耕作成本费包括田租共十八元，加起来每年支出是四十八元零四分”，那么其年终结算是：36．5－48．04=－11．54(元)。调查者的结论是：近代江西农民连“最低之生活费都不能保持”，不要说婚丧嫁娶、天灾人祸，就是正常年份“亦势非求之负债，不足以苟延残喘也”。[30]上述资料说明近代江西农民，如果单靠租种一点土地，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补求的办法是同时经营家庭手工业，因而家庭手工业便成了近代江西农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所以近代江西农村“农副结合”特别是“耕织结合”特别紧密。诸多的史料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如《同治·新喻县志》记载说：“布……女工之羡，亦所补农之不足也。”[31]又有史料记载说：“夏布为江西最普遍之家庭手工业……一般农户视为重要副业，农夫植麻，女织为缕。”[32]地主剥削愈残酷，农民生活愈贫困，这种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就愈紧密。我们知道，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以打破自然关系为前提的。由于江西近代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引起的自然经济出奇的坚固，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很难有所突破。 在农民生活贫穷化和自然经济关系异常坚固的情况下，近代广大江西农村商品购买力很低。1881年一个外国人描写了江西一个普通农户的情况，他写说：“一个普通农民的生产工具……全都是些很粗糙的东西，他和他的家庭成员就用这些东西耕种着一英亩或半英亩的土地，他们就靠这些东西过生活，没有其他。他们几乎没有见过银元，年关节余时就买一点很可怜的奢侈品一一一点猪肉、一点海带或咸鱼作为下饭的珍品，这就是他们最大奢望了……家庭妇女，把棉花纺织成布，他们的衣服要穿到破烂为止，而这种家织的布又非常耐穿，一件衣服，经过补缀。可以穿上三、四年”。[33]史料表明， 作为消费者，农民无力向市场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处于“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关系中的农民，也没有必要向市场购买商品，结果是市场萎缩，在市场萎缩了的情况下，商品经济自然就发展不起来。 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农民，长期不和商品市场发生关系，与广宽的外界没有任何联系，这不仅使商品经济很难打进农村，而且反过来会造成抵触商品经济，轻视信息的价值观念，最终导致全省性的闭关自守。近代江西农村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商品经济的情况。如赣州府一般农民以“不事商贾”为光荣，[34]九江府“民风、尚农业，罕事工商……无见异迁物之民”，[35]饶州府“俗重农”，[36]广信府“粟、麦、耕畜之产足以自给，出境商贩……殊少”。[37]虽然这里有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却也明显是封建土地关系造成的必然结果。这样由于江西广大农村的生活必需品“不仰给于外，亦不能灌输于外”，[38]造成了封闭式的经济环境。当时几个邻近的自然村就形成了一个自产自足的生产、流通单位，每个农户就是这个单位中的一个细胞，他们除了通过狭隘的农村集市进行互通有无的使用价值交换外，与外界完全隔绝，村与村之间形成隔阻，导致地区间的自给自足，最终导致了全省性的闭关，这是十分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所引起的“男耕女织”的紧密结合，以及农民生活的贫穷化，严重阻碍了社会分工发展。农民的贫穷使农村商品主要生产者缺乏改进生产技术的能力，又使农村商品生产内部进一步的社会分工成为不可能，因为贫困的农民只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另一方面“耕织结合”使手工业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影响了近代手工业的独立发展，使手工业不易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也影响了手工业内部的再分工，使江西的手工业发展错过了手工工场这一发展阶段，影响了手工业向大工业方向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分工持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发达的社会分工，也就没有不同行业之间的繁荣发达的商品交换。 其三，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地阻碍了江西农村的商业资本的积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高额地租不仅可以给地主增殖财富，而且以土地偷不走、抢不走，不要冒任何风险，这远比经营工商业可靠。加以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本保末”的价值观念，集中于地主、官僚、商人手中的大量资金，最终又流向了土地，用于“求田问舍”了，不仅地租收入没有转向工商业，就是工商业本身的利润也几乎全部被购买土地、房产吸收去了，完全脱离了商业的范围。 近代江西地主、商人利用手中的资金兼并土地的重要方式是将资金和粮食转化为高利贷，用更有效的手段取得土地。高利贷的利息一般都很高，地主、商人往往向自耕农或小块土地持有者放高利贷，然后“指田为质”，“以田为当”、“最后乘借债人一时还不起本息之际，把土地据为已有”。高利贷在江西农村十分盛行，商人们“必不欲将其资本于时局阽危之秋，作此等冒险之贸易”，[39]他们想方设法“坫天时雨阳之不及，即拥其所有，冀一岁获二岁之值”。[40]因此近代“江西所属，向有殷实之户，于青黄不接之时，将余谷听农民质押”，[41]结果商业方面“富于资本者既不欲冒险，而愿意冒险者或窘于资本”。[42]大量的资金流向土地和转化为高利贷是导致近代江西农村商业资本奇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田赋、厘金特重 还在元末农民起义之时陈友谅在江西建立了“汉”政权，因为军饷需要，曾经临时“加南昌、瑞州、袁州民赋三倍”。[43]明统一全国后，为了讨好明王朝，瑞州人黎伯安等以陈友谅征赋税之册献给明政府，明朝以此为据，确定了江西每年上交国家的田赋税额，并且以后“遂为常额，终明世未有改焉”。清初沿用明制，以后仍然“至今相沿”。[44]据光绪《江西通志》记载的数目推算，赋额总数比以前增加了83．3％。[45]由于这样一个历史的错误，使江西一走向近代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田赋包袱，地丁银和漕粮的负担比任何省都繁重。加上严重的违例浮征，到同治年间据刘坤一奏报，江西的丁漕数额“倍于湖南、湖北”。[46]清政府在光绪年间也不得不承认江西的田赋征收“远出他省……民生之困，由于征收丁漕浮数太甚也”。由于农业税太重，远远超出了江西广大农村所能承受的能力，所以近代江西出现了长年累月拖欠丁漕的现象，据统计平均每年都有“四、五十万两”。[47]为了完成这些拖欠之数，只好采取下列二个办法，一是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据同治七年户部对江西违例加征丁漕的揭露，江西额征地丁银一两，收银一两五、六钱至一两七、八钱不等，[48]远远高出其他省份。办法之二是动用省县各级库藏。“有由各上司派捐应用者，有各属自行分年捐摊归款者”。每年每县“官为暗赔，或需银万余两，或需数千两”。[49]其结果造成近代江西，不仅民间“民力拮据”，[50]而且官府库藏也是“异常支绌”，[51]官民俱无分文。 税收中的另一大头是厘金。史料记载“江西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52]江西厘金征收时间早，在1853年就已开始征收；税率重，按清政府规定是逢百抽一，而江西一开始就征收10％的厘金税。从征收对象来说，一切东西只要进入流通领域，在江西都要征税。从厘卡的处数看，即使在几次裁减后的1880年江西仍存大卡64处，小卡94处，远远多过其他邻省。江西厘金款额收数很大，但没有一文用在本省的经济建设上，江西厘金收数每年平均在100万两左右，占全国各省厘税收入的10％以上，但是厘税所得用于军费的占去了30万两以上，上交中央户部等款占35万左右，其他用费占30多万两，用于本省的包括行政费用在内不到1％。[53] 由于江西近代田赋、厘税征收特别繁重，使得江西近代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既不能从民间收集资本，也不可能得到地方库藏官款的支持，近代商品经济、新式工商业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资金来源乏缺，导致近代江西工商业资本奇缺。 江西近代各县，几乎找不到“富商大贾”，都是一些小商小贩。这类史料到处可见，如分宜县：“该县惟宜种麻，出产以夏布为大宗，获利亦厚，惟无富商大贾，往彼收买，其零星小贩，运往各处销售者，尚觉往来不绝。”[54]再如萍乡县：“城乡小贸居多，间有资本稍饶者，并非本地商民。”[55]赣州府“郡邑列肄而居者皆远乡大贾，乡人业微业，利微利，以役手足供口腹而已……异乡作客赣人绝少。”[56]吉水县也是“邑内并无大商巨贾”。[57]可见商业资本是何等的缺乏，这反过来又严重阻碍着近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资金的缺乏，使江西工商业生产的技术不能得到改进，生产成本高，丧失竞争能力。比如制茶业由于资金缺乏不能集资办茶业公司，使产、供、销配套，而零星的生产“此处一二株，披处二三株，及摘者卖于制者，制者变卖于转运者，转运者复卖于洋商，故其费多，而其价自亦较昂”。[58]制糖业也是这样，由于资金不足，不能更新技术和设备，只能“株守成法，出糖既少，费蔗又多，制法不精，售价更贱，因循不改，转使洋糖充斥内地”。[59]没有发达的商品生产和较强竞争能力的商品，商品经济当然也就发展不起来。第二，由于缺乏资金，生产和经营的主动权只好让给别人。比如茶业的生产和经营，江西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江西本地“茶盖中华，价甲天下”，[60]在国内外名气不小。每年都有大量的江西名茶运销海内外，九江因此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三大茶市之一。但是由于资金短缺，九江商界经常出现“银根吃紧”的局面。每当此时，九江茶业生产就会出现“茶庄收闭者不少”的现象。[61]这样外国、外省商人就可以利用他们手中雄厚的资本，喧宾夺主，垄断江西的茶业生意。仅俄国人在九江通商后就先后开办了三个砖茶厂，1882年上海、广东等地商人也在九江组成了“宁茶振植公司”。[62]不久外国和外省的商人，不仅控制了江西的茶业生产，而且逐渐控制了江西的茶市，剥削江西广大的茶农，牟取暴利。第三，资金的缺乏，严重地阻碍了农业新式经营和专业化生产的进程。在光绪年间，清政府曾倡导发展新式的农业经营，进行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生产。全国很多地方都办得卓有成效，如张蹇在江苏兴办的“通海垦牧公司”。[63]江西这时也花了很大精和财力，在各县兴办农牧公司，试种经济作物，数量在100个以上，但是大部分都是由于集不齐股或者是后期缺乏资金支撑而关闭。[64]比如光绪二十九年清江县兴办“种植畜牧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地有官荒地约300亩，由禀生邹钦爵作为公司的组建人，准备集股3000元，每股以30元计。从正月到六月，虽然政府不厌其烦地劝励，给予种种的优惠政策，但六个月集股总共“才一百二十元”。用这仅有的几个钱，公司开垦了一半面积的荒地，种上桑、麻等经济作物，但不久就由于“集股不多，资金不敷”，到十二月公司只得以“股少难以推广”而关门。[65]第四，资金严重缺乏，也影响了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交通事业的建设。南浔铁路是江西境内第一条铁路，按筹建人之一蒋家骏的初衷是不想借外债的，甚至设想力争在国内由江西本地人购得半数以上的股票。为此他“力劝殷富绅商，分认股分，务期有巨款”，[66]但是结果没有达到目的，最后由于“江西近年库藏异常支绌，能否由官代筹，事关巨款”，使他着实感到在资金方面，江西省本地官民承担不起，只好在全国各省中分别招股，并不得不先后三次向日本借巨额贷款。铁路主权就这样被迫操纵于日本人之手。也正是由于资金缺乏，不能一下子买齐材料，南浔铁路只好建建停停，前后10年才完成施工任务。 诚然，近代中国其他省份同样缺乏资金，但其田赋、厘税征收没有江西那么重，上交的比例也没有江西大，在兴办近代工商业的时候多少能从地方财政或民间得到一些资金，而江西则官民俱五分文，工商业资本特别缺乏。没有资金，发展商品经济当然就寸步难行。 四、文化教育落后 随着近代商品经济和新式工业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要求造就大批适应这一发展的人才。人才的出现，一靠教育的培养，二靠文化环境的熏陶。从文化环境来看，沿海各邻省，由于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通商口岸开辟以来，西方商人云集，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为沿海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先进经验，并对沿海的工商人才起了示范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沿海各省建交起了良好的公共设施，为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不但对本地的人才具有凝聚作用，对全国各地工商人才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而全国很多地方的工商能人，荟萃沿海省份。洋备运动以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引进西方科技的同时，各邻省的近代教育，也办得颇有成效。湖南、湖北的近代教育虽然没有沿海邻省兴办得那么早，但却后来居上，办得卓有成效。像湖南既有时务学堂那样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而闻名中国的学堂，也有为适应形势，专门培养商品经济人才的“职业技术学校”。如醴陵瓷业公司所办的职业学校，[67]它的毕业生支撑着公司，把它从手工工场转变为近代化企业，到1906年这个公司的产品就超过了景德镇的王牌陶瓷，在南京工艺品展览会上获得头奖。湖北的近代教育发展更快，仅张之洞在武汉就先后举办了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铁路学堂等十几所有名的专业性新式学堂。[68]所有的学堂都设有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课程，既有基础科学如物理、化学、地质学、数学等，也有专业性的科学如造船、采矿、工艺制造等，还开有商业、法律、外交、管理等社会科学。 通过兴办教育，邻省培养了一大批商品经济的经营者和劳动者。华衡芳、徐寿、容宏、郑观应、杨度等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由一大批这样具有强烈事业心和创新精神的人才，形成了近代江浙商团、武汉商会、广东商会，他们活跃在各邻省的工商界，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造就了一个相对比较尊重人才，知人善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冲破了封建儒教崇尚“义理”、“轻视末技”的传统思想束缚，开始投身于各种工商事业。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江苏的张蹇，他既是状元，又是一个大企业家和新式教育家，他的经济和教育活动，为江浙一带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反观江西，近代社会文化背景，始终还是由落后、保守的封建思想占主导地位。直到光绪年间，江西知识分子仍然视儒家经典为至上，以“不事商贾”为光荣。期间，光绪帝诏令各省广兴新式学堂，江西护理巡抚翁曾桂曾想设“算学堂”。但是江西知识分子把西学“目为不急之务”，经过“鼓励多方”，仍很少有人愿意入学，结果学堂没有办成，翁只能发出：“江省守旧人多，开化难于他省矣”的感叹。[69]江西知识分子不仅不愿意学习西学，而且极力反对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传人。这一点从近代江西激烈的反洋斗争中就可以看到。江西并不是传教士活动最严重的省份，却成为反洋教斗争即所谓“教案”最突出的地区，教案发生的次数多，规模大，几乎每年都有发生。甚者一月之中平均一日发生六起教案，如1900年和1902年。[70]清政府的谕旨也说：“江西民情强悍，民教久不和”，[71]“教案迭出，而江西为尤甚”。[72]近代江教案最多，从反面说明了近代江西的文化思想最保守、最落后。 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江西兴办近代教育的步履非常艰难，以教授西学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在江西迟迟不能出现。直到1901年8月清政府颁兴学诏书：“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堂”。[73]至此，江西才不得不设立新式学堂。 文化、教育落后，使近代江西严重缺乏商品经济人才，这必然要影响到近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大吃没有人才之亏。以瓷器生产为例，本来江西景德镇是瓷都，拥有大批技术精良的瓷工。可是由于近代江西不重视教育，以致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出现了“老匠良工散之殆尽，配制颜料多半失传，新匠不惟技艺远逊前人，即人数亦较前减少，凡有一技之长之匠，但已募人官窑，物以少而见珍……”。[74]而湖南的醴陵瓷业公司由于注重职业技术教育，开办了“瓷业职业学校”，靠着它的毕业生终于在竞争中击败了景德镇的王牌瓷器。由于教育跟不上，江西商品生产大都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广。花大力气建立的几个公司，由于缺乏适当的经营管理人才，大都寿命不长。如袁州矿务公司“因经理不得其人，采挖亏折资本……先后停办，撤消公司”。[75]在商业方面，由于不懂经营，江西甚至出现“常虑有钱无生意可做”[76]的局面，人才的缺乏同样也影响到了江西交通事业的建设。德寿任江西巡抚期间，也曾考虑到“路矿两项，为今日要务，宜认真讲求，赶紧开办，以拓利源，而杜凯觎，未便置诸缓图，坐失良机”。他曾想筑一条“连接汉口，经江西、直达广州的铁路”，准备向朝廷奏请贷款，并委派候补知县张曾治等组织人员，勘查好了路线。但当准备动手筑路时，访遍省内人才，竟发现“江省现无熟悉此项工程之员，亦无承任集股建筑之商，拟请稍缓”。[77]这虽然说明德寿的平庸无能，但同样也反映了江西近代人才奇缺。一缓就是几十年，直到1997年这条铁路才建起来，人才的缺乏给江西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 从世界大形势看，早在十七八世纪，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了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代表时代新潮流的资本主义体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都必须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78]面对着旧的经济秩序已被冲垮，传统农业已日益破产的严峻形势，是选择新的生产方式迅速兴办近代工矿企业、筑铁路、发展资本主义、建立新的商品经济秩序呢?还是留连忘返于往日的“鱼米之乡”，依旧故我地搞老一套?这是决定命运的选择。考察整个近代江西，对外资入侵的反映在主观上显得十分迟缓和被动，走的是后一条道路。而邻省象广东、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等邻省对外资入侵的反映相对比江西早，也比较积极主动。这种主动性和捷足先登，对这些省份近代及以后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认为正是这点才拉开了近代及以后江西与邻省经济发展的距离。 从洋务派在各省建立近代工业，引进外国机器进行近代化生产，到两湖维新派在湖广倡导资本主义改良，到革命派在广东、湖北、江浙一带掀起资产阶级革命，充分展示了邻省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在江西周围逐渐形成了几个中国高技术区。邻省建立了薄弱的工业基础，培养了大批工商人才，形成了活跃的商品经济空气。而整个近代，江西一向沉寂无闻，除了不断地爆发反洋教斗争和农民起义之外，近代资本主义化好像从来没有同江西发生过关系。 以上就是江西和邻省在接受新生产方式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别，然而还不止于此，在邻省建设近代企业的过程中，江西充当了邻省“嫁衣 裳”的角色。自己拿出了很大一部分钱，给邻省发展经济，建设近代工矿、交通事业，这样就更把自己与邻省的距离拉大了。 为了支持各省搞军事工业，江西每年要拨“银三十万两给中央支用”。[79]19世纪90年代修筑铁路成了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早期修建一些铁路所需经费，除向外国借款外，相当一部分款项都是由各个没有建设项目的省份协济。江西大约每年要拿五万两银子“协济”各省办铁路。[80]轮船招商局成立时，江西也慷慨地拿出了一大批资金“协济”。江西的资金本来就不多，再无偿地拿出这一部分，资金就更少了，这不能不影响到江西近代工业的建设。九江是江西近代工业发展最早的地方，像样的工业建设项目，第一个是南浔铁路的修建，由于资金缺乏，十几年才建成；第二个是1920年动工兴建，到1926年才生产的“九江九兴纱厂”，生产不到两年就因缺乏资金支撑，负债累累，而面临破产倒闭。[81] 另一方面，江西近代工业发展缓慢使江西广大市场，不仅成了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而且也成了邻省工业制品的销售市场。这样江西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由于工业不发达，与别人交换的商品只能是农产品原料。农产品是初级产品，价格十分低廉，工业品是高级产品，价格昂贵。往往极廉价的农产原料经过简单的加工，又运到江西来卖就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值，其结果是别人发财，自己受损。商品经济本来是可以赚钱的，可是江西由于没有工业作后盾，生意越做，相对来说本省就越穷。等到江西开始意识到要办工业的时候，处境就已相当困难了，首先是资金缺乏，再加上市场已被占领，就只能落后于邻省了。 可见，江西在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之时，丧失了时机，没有及时建立起相当规模与近代社会经济转型有密切联系的工矿、交通事业，从而使江西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丧失了可靠的基础，导致近代社会发展落后。 六、地理环境封闭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条件对于经济的发展，是经常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马克思说过：“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82]对于商品经济来说，自然条件不仅影响到商品的质量、形式，还会影响到商品的流通和成本。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些自然条件优越，生产成本低的地区生产的商品，必然会向生产成本高的地区流动，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地理分工。近代中国各地区的生产也开始了生产的地理大分工。那么分工根据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肥沃的土壤、便利的灌溉、温和的气候是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83]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可供航行的河流、便利的交通、丰富的土特产等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发达的先决条件。按照这个理论，江西土肥水美可以有繁荣发达的封建农业，但不见得商品经济一定发达。商品经济发达的最重要的自然条件是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矿、物产品。这样进入近代后，整个中国地理条件好的省份可以发展工商业，成为发展工商经济的主角，条件不好的省份只能保持传统农业。 考察江西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封闭性。江西深居内陆。信息难得，既没有沿海邻省那样走上海洋的可能，也不像两湖那样地处中国中心，是四方交会之所。 明清时期，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之所以能走在全国各省前列，得益于当时广州是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江西处于对外贸易的交通要道上。但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五口通商口岸的开辟，对外贸易的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使原来江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完全丧失。大量的进出口商品不再是经江西到广州，而是从四面八方涌向上海。同近代化的海运和铁路运输相比，江西梅岭通道显得太原始了，适应不了新的商品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江西的商品流通随之急剧衰退：“向之冲途，今为迂道。”[84]直接造成的后果便是商品经济迅速萎缩。据史料记载，五口通商以后，江西“商货锐减，赣江沿岸码头逐渐冷落”。[85]樟树、吴城等过去繁荣的商业市镇过往贸易“减少十之八、九”。[86]原来以赣州、吉安、抚州等市镇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繁荣的广大江西南部地区，经济迅速衰退，以至后来赣南变成了全省著名的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穷山区”。 进入近代以后，在自然经济瓦解的时候，由于江西的地理环境的不利，生产的地理大分工，不自觉地把江西划为传统的农业区域。而江西的邻省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工商业得以发展起来。据史料记载，近代长江中下游的江浙一带，由于有江西等地的米谷接济作后盾，“农田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87]而种棉者“则十之七、八”。[88]福建的果树、烟草种植“田既去七、八”；[89]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良田槽坊酤于市，土庶酿于家，本地所产，耗于酒者大半故也”。[90]据陈支平同志的研究，整个近代江西每年都要运销几千万石粮食到东南沿海地区。[91]这就使得东南沿海省份有可能让出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和土地从事各种工商业活动和经济作物的种植，而江西为了生产这些粮食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土地，局限于单纯的粮食生产，使江西和邻省在社会分工方面拉开了距离。邻省迅速从农业中分离出劳动力从事工商和其他，而江西大部劳动力只得从事粮食生产。 到清光绪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江西和邻省生产的地理分工，基本上趋于固定，江西省的粮食已成为东南沿海地区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东南沿海各地区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诸如棉布、蔗糖、果品等亦成为江西人民生活必需品。清代一位名叫魏禧的人士曾经指出：如果江西的粮食无法运出销售的话，那么江西与东南沿海各省之间，势必造成“一方粟死，一方金死”的“交困”[92]局面。结果邻省成了近展工商经济的主角，而江西则只能依旧搞粮食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了。 总之，由于江西的交通阻塞，运输不便，信息不灵，不便于搞商品经济，在近代的生产地理分工中不自觉地选择了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的传统农业。而传统农业和自然环境的封闭性结合，更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它割裂了江西同外界的联系，使江西永远停留在小农业生产阶段，带来的后遗症是不愿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保护了落后，培养了懒惰精神，严重束缚了近代江西社会和经济的顺利转型。 七、地方政府保守无能 除了上述以外，阻碍江西近代社会经济顺利转型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无能，方针政策保守。 近代中国曾经有过二次发展经济的机会，一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二是甲午战争以后到清末的和新政时期。在这两个时期，清政府迫于形势，曾力倡发展城乡工商业，以求富国强兵。机会是平等的，但能否抓住机会，对各省来说，则要看地方政府的主观努力。如果这个地方政府是一个稳定有力，积极开明的地方政府，对内能积极主动，实行开明政策，推动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外能取得必要的权力，如争得中央贷款，取得必要的原料和市场等，那么它相对地就能抓住时机，在近代整个中国普遍落后的情况下，相对地把本省的经济发展推进一步。否则既没有一个有力的地方政府，又实行保守政策，对新式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不给予保护和支持，反而处处卡壳，这样只能失却发展经济的好时机。 相对江西来说，在这二次机会中，各邻省政府较有力、较开明，当时封疆大吏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张之洞、丁宝桢、陈宝箴等，恰在此时任职于各邻省。在洋务运动期间他们先后从中央奏请得巨额官款，在各邻省建立了一批近代化企业。在他们的带领下，各邻省涌现了一大批力倡导发展工商，致力于近代实业的官、商大员，如盛宣怀、张蹇、徐润、杨度等。由这些人组成的地方政府，在邻省实行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湖北张之洞认为中国商业不振的原因就在于：“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93]因此他在自己的权限之内采取了一系列振兴商务的措施，如创设汉口商务公所，陈列湖北各县生产的农副产品及手工制品，邀请中外商人参观，以广其销路，开拓利源。他还设立了商务局以鼓舞联络商情，创办商报，倡导别立公司，与洋商合办企业制造土货，严禁税卡、厘卡留难勒索等，使湖北工商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1895年到1905年的十年间，汉口对内对外贸易总额增加了一倍，[94]成为全国性原料和农产品的集散地和转运站之一。湖南巡抚陈宝箴从1895年到1898年也推行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的政策，提倡公私办企业、办商会及农会等，他还亲自奏请筹建了一个矿务局，一个化工公司和一间兵工厂。[95]巡抚大人的身体力行，无疑起了榜样作用。这时湖南各县、乡镇企业迅速出现，1895年仅火柴厂就在安化、益阳、桂阳三地办了三个。[96]1896年仅矿业就开办了平江黄洞金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等十几处，出产的产品“多运销外地，颇有声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97]以致连平时极力反对未业的儒学大师王先谦也私人投资于平江金矿，并在长沙等地开设了众多的商店。[98]，其他各省也同样在大刀阔斧地办工商业。虽然他们的这些努力对整个近代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于发展各邻省的工商业经济，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到20世纪初，江浙等邻省就成为中国“商品最为发达的地区”。[99] 相比之下，江西省级政府则显得十分软弱无能，顽固保守。既无像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那样有威望的封疆大吏，能为本省的经济建设争得必要的权力，又无像陈宝箴、张之洞那样开明创新的巡抚大员，为本省的商品经济发展开辟道路。赣籍京官到同治以后“垂三十年，江西无三品京官”。[100]申请不到巨额官款，本省原本又穷，所以邻省能办洋务，江西却无条件。作为一省之长，江西巡抚近代70年替换了30人，平均任职才二年。[101]省级领导班子结构长期处于不稳定之中，新的巡抚刚熟悉情况却又被调走，不可能对江西的经济发展有长远的、一贯到底的规划。所以即使是像刘坤一、沈葆桢那样有名气的洋务官员，由于任职时间太短，他们在任江西巡抚期间也并没有任何创新。沈葆桢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刘坤一奔波于防旱救灾，此外的二十几位巡抚，除少数外，多是一些极端保守，碌碌无为之辈，像毓科、德寿、李兴锐、胡延干等十几位巡抚，他们要么是享乐及时的昏臣，要么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要么是苛征暴敛的奴才。江西近展经济的二次机会就丧失在这些人手中。通查光绪年间的奏折，江西巡抚的奏事，除了有关镇压会党和如何征收税收外，几乎没有一人通盘考虑过如何适应全国的形势，发展江西工商业。光绪八年邻省工商业正在蓬勃发展，这时江西地方政府却向光绪上奏反对江西发展工商经济，认为江西的田赋漕粮“历朝重视……实为国计之根，而大小可为缓急之序……”田赋漕粮应摆在第一位，应该“合官民为之”，其他诸如办企业，发展工商业只不过是“其小而缓者”，只要“鸠民力治之”[102]就可以了。光绪皇帝接奏后“详加批阅”，认为可行，从此就定下了江西近展经济的基调。对江西近代社会转型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有害、保守的策略方针。为了推行这个方针，以后江西各届巡抚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如何更多地征收地丁漕粮上。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田地荒芜，民生凋蔽。为了巩固统治，从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在农村搞了一次延续了30多年的全国规模的减赋运动，目的是想使农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在这场减赋运动中，湖南每年平均约减浮收160余万千文，湖北每年近50余万两，安徽为120到130万千文，浙江为230万千文，江苏平均每年比以前减轻26．8％。[103]而江西虽然在1856年即拟减赋，但地方官“并未真正实行”，1862年制定永久性章程时，反而比以前的税率，平均每石加征一两五钱，每年加征100多万两。[104]可见，在推行减赋这一政策时，江西农村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许多。 与邻省政府相反，江西的地方官员对办理近代工商业缺乏热情。即使在和新政高潮时期，尽管清政府一再强调地方政府要大力提倡办企业，发展工商，可是江西的地方官员仍是无动于衷，不仅较大的企业官府一个都没办，连民间私人开办的小企业也不给予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反而想方设法置之于死地，处处加以限制。例如江西矿务公司章程规定：[105]领取执照后十二个月之内“逾期限未开办者，即行注销，先开办后申请者，概不准开”。袁州郡出产土磺硝，一向无人开采，光绪二十八年易炳勋等集资开了三处磺矿，由于不合章程，先后被迫停办。[106]后来陈永龄等设立“同兴公司”开采磺矿，官局又极力排挤，以致“存贷甚多，销路不行，只得拱手让给官府”。[107]南昌商人梁基，在光绪年间想开设“生利公司”，煎熬樟脑，前后四 年四次申报执照，省政府都以“跨占数郡”为理由“批斥未准”。[108]他们的考虑是：“士民之煎熬者，势必自行销售，不特无可稽查，税务废业，且恐通贼济匪，其患不堪设想”。[109]政府明文规定“禁止商民别立公司”。[110]并在各地“稽查缉私”，[111]一发现私人开矿或办公司即“拘案查办”，可见政策是何等的保守。 新政时期由于中央一再催促，江西在兴办近代工商业方面也不得不作些举动，兴办了一些企业、公司。但邻省办企业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而江西办工厂的目的是：“多设一艺所，即地方少无数游民”。[112]而且江西兴办的都是小规模的工艺所，重点兴办的是罪犯习艺所，占这一时期兴办各种工厂、企业数的一半以上，[113]成为这一时期江西办工商的主流。实际上近代江西工商业的发展道路是朝着劳改工厂的方向发展的。别省用人才，而江西却用罪犯，用有限的资金，来兴办无助于经济发展的习艺所，是没有前途的。结果到光绪末年，各县的习艺所皆告：“经费支出”、“技艺不精”，先后一个个关门，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更可惜的是错过了一次发展经济的好机会。 地方政府软弱无能，顽固保守，既不能为近代江西工商业发展争得必要的权力，给予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又处处轻视商品经济，限制它的发展，严重地阻碍了近代江西社会经济的转型。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它是江西近代化进程发展缓慢的最主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近代江西近代社会转型不顺利是上述七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打断了江西原有工商业经济的呈优势的正常发展，使它发展缓慢成为可能，为其他六个不利因素发挥作用提供了前提。但是外资入侵这只是江西近代社会缓慢的外部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导致江西近代社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还是近代江西社会内部的原因。 地方政府的保守无能是导致江西近代社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进入近代以后，江西地方政府推行保守政策，造成了江西文化、教育落后，没有建立新工业，田赋、厘金征收特别繁重等后果，也使得江西的封闭性的地理环境得不到改变，其保护封建经济的政策，当然更使江西的封建势力更加强大，从而加大了近代江西由传统到近代转型的阻力。由此可见．其他几个制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地方政府的保守无能带来的结果。 没有建立新式近代工业基础，文化教育落后，田赋、厘金征收繁重，既是保守政策的内容，也是保守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反过来没有新式工业和近代化的文化教育，当然也就不能冲破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改变近代江西交通落后的面貌。 封建的生产关系，从众多的方面束缚了江西近代经济的发展，它限制了商品生产的规模、市场购买力，束缚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也导致了商业资本的奇缺，使得近代工业不能在江西出现。而自然经济带来的小农思想，也是近代教育在江西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它导致了自然经济的坚固性，使人们不必要与外界交通，缺乏打出去的精神，因而江西的封闭性地理环境永远得不到改变。二者结合起来既保护了落后意识，又养成了懒惰陋习，反映到地方官员上，就是政策的保守和无能。

科技史论文:科技史与历史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历史开创了自然史与社会史之后在科技史中实现了自己的自我认识；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科技史史料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同时还具有科学价值；科技史的建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科技史的思想基础是历史科学而不是科学哲学；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必然表现为科技史的当代主义；科技史中蕴含着一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崭新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反社会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性侵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胡适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科技史论文:科技奥运历史特征探析论文 摘要:通过对科技奥运历史进程中现代技术角色演变的考证,分析了科技角色由辅助者、支持者转向被依赖者的历史过程及必然性,论证了科技与奥运的契合历程,阐述了二者契合的基本特点:科技应用的加速性、科技嵌入的全面性、科技种类应用的广泛性以及科技由应用转向自主开发。进而指出在奥运发展过程中,科技与奥运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奥运现象。科技日益成为奥运发展有力的技术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奥运科技体系;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 关键词:科技奥运;契合;技术 一般说来,契合有“投合”、“符合”、“相通”、“约定”、“约束”、“机缘”等含义［1］。作为一个历史的必然产物,科技奥运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技术“契合”的必然结果。当我们根据奥运发展不同阶段来分析科技角色变化时,科技与奥运的契合过程就会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一、科技与奥运契合的历史进程 1.奥运初期发展与技术的辅助者角色 在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的不懈努力下,第1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在希腊首都雅典隆重举行,由此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奥运会虽然被称为“现代奥运会”,但是举办的最初几届奥运会无论是从比赛场地、设备还是从运动员服装上来看,几乎无法体现出“现代”的特点,也几乎看不到现代技术的影子。例如,在第1届奥运会上的男子100米跑决赛中,绝大多数运动员所穿的运动服装与普通人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穿着长衣长裤比赛,甚至有人穿着礼服比赛。在这些运动员当中,只有美国运动员托马斯·伯克的穿着类似于现代运动员着装背心和短裤。再如,游泳比赛是在冰冷的海水里进行的。游泳池的泳道是用水面上漂浮的南瓜作为泳道标记组成的,泳距也未经过认真地测量,仅仅凭借感觉估计来确定,起终点采用浮艇拉着缆绳作为标线。比赛时,先用小轮船把运动员载离海岸,发令员估计距离合适了,便发令让选手游回岸边,以到达岸边的先后决定名次。比赛中对运动员的泳姿也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任由运动员自由发挥。 再如,第2届巴黎奥运会的设施很差,田径场地十分狭小,土质松软,跑道不平,且夹杂着横生的林木,场内根本就没有什么运动设施、设备等比赛必需品。跳远比赛需要跳远选手自己动手挖掘沙坑;跨栏比赛的个别栏架临时用树枝架起来凑合。 所以,在最初的四届奥运会上,无论是从运动会的体育场、设施等来看,还是从参赛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运动装备等来说,都很不规范。运动设施和比赛方法的不规范,一方面严重地影响了比赛的顺利进行,使得运动员取得比赛成绩的偶然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比赛结果判定的不准确性和不公平性。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虽然兴起于技术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中,但是一开始却几乎看不到技术的影子,技术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一直比较疏远,在奥林匹克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大多数都是其他领域的一般性技术的借用,例如利用建筑技术来修建体育场、游泳池等等。总体而言,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初期所起的作用大多是辅助性的,扮演的是辅助者角色。但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全球性发展战略的确立,客观上为科技与奥运自身的契合提供了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现代技术的全球性扩展,最终促进世界一体化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立志于成为对全球发展产生影响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其全球化过程必然要与现代技术紧密结合起来。换言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发展目标的确立与现代技术体系构建全球化生活这一现实存在客观契合了。这最终为二者的现实契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奥运快速发展与技术的支持者角色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逐渐地引进了各种技术成果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就使得每一届奥运会在场地、设备、器材和运动员装备等技术环节方面的更新都会比上一届有一些进步。 1912年的第5届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取得了重大的科技方面的突破,大会在运动场内试验性地安装了电动计时器和终点摄影设备,使时间计量精确到01秒。 第7届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兴建了一个能容纳3万人左右的体育场,并且配备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各种体育设施,体育场的跑道是由煤渣铺成的、周长为400米的专业跑道,这也是奥运会第一次使用标准跑道。 从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现代奥运会开始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在这样的几个方面:一是举办时间的规范,即奥运会首次在两个多星期内进行;二是准备工作提前完成;三是比赛使用的体育场地、设施、设备及器材等更加规范和标准;四是专用于游泳比赛的场馆游泳馆开始使用;五是为男选手专门修建了一座漂亮、舒适的宿舍奥林匹克村。 在1936年德国柏林的第11届奥运会上,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的比赛盛况,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极大地扩大了奥运会的影响,从而为奥运会的全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以后电视转播奥运会开创了先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借助于技术支持的巨大作用,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传播开来。 在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上,使用了飞机来传递奥运圣火。 在第17届罗马奥运会上,科学技术的“双刃剑”特征也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大量使用为奥运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从这届奥运会开始,人们走上了反对科学技术反面力量的道路,即与日益严峻的服用兴奋剂行为所进行的漫长而艰苦卓绝斗争之旅。本届奥运会自行车比赛出了事故,一名服用了兴奋剂的丹麦选手马克·詹森在比赛进行过程中,摔下了自行车,不久就猝死在比赛现场。这一事件,引起了大会的震惊,也成为推动奥运会进行全面的兴奋剂检查的原动力。 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更新的现代技术成果开始被更加广泛地应用于运动领域之中。但是,这些技术应用过程具有一个新的特点,即这些技术的应用是在奥运会赛场之外展开的,所以其使用并不像前面所描述的一些在奥运会上被直接使用的技术那样,能够被人们直观清楚地看到并真正地认识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新材料技术革命确实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使得运动员的服装开始脱离了普通服装系列,而逐步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服装体系,运动服逐渐变得随意、舒服而利于运动;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在运动设备制造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极大地推动了各个运动项目的发展。例如,巴克于1948年引进一种利用300片相互连接的战争剩余的正方形铝管来制成了新型的跳板巴克跳板。但此后不久,这种跳板就让位于更结实更轻的用铝合金设计制成的跳板。到了60年代,跳板的弹力又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从而使得原来只能在3米板上完成的动作,这时在1米板上就能够轻松地完成了。 而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撑竿跳这一运动项目借助于改进的新材料完成发展飞跃的事实。60年代,詹克斯(一位玻璃纤维鱼竿的制造商)曾经生产过一种长10英尺、直径为1英寸多的深海鱼竿。他的儿子是一位初中的撑竿跳运动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借用父亲的鱼竿进行练习,结果竟然超过自己最好成绩半英尺多。他的这次偶然性的行为的结果是,撑竿跳高项目从此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在第18届日本东京奥运会上,美国发射的“辛科姆”通讯卫星,向世界各地转播了奥运会盛况,这在奥运会史上还是第一次,科技所展现出来的无穷魅力也从此被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在更大程度上、更广的范围内借助于技术的巨大力量,来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就为科学技术全方位地进入到奥运会体系中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在1968年墨西哥举办的第奥运会上,使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电子计时设备。 在这个阶段,特别是二战后,全球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技术也开始更多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使用起来。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而得到快速发展的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全方位地引进现代技术成果,特别是一些尖端技术也开始被广泛使用,例如利用飞机、卫星传递圣火,利用通讯卫星对比赛进行转播等等。现代技术也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更主要的是成为人的“替代者”。具有突出特点的是电子测距技术和传媒技术的使用,前者使运动比赛成绩的评定更加准确、客观,促进了公平竞争;后者的迅猛发展则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发展。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凝聚着高新技术结晶的兴奋剂在提高人们运动成绩方面的巨大作用使之成为某些运动员竞相追逐的东西。 在这个历史阶段,技术扮演的是一个能够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高速发展提供巨大动力的支持者角色。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支持者,现代技术开始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介入到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当中,从运动设备、场地、器材、服装的技术开发与创新,扩展到对运动员训练过程的技术控制、调节,然后再到体育学科的成熟和发展,再到体育的基本理念的变化体育领域中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就是体育的进步与创新的观念客观存在。所以,这也是一个全方位的技术介入过程。现代技术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逐渐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技术为奥运发展服务,促进了奥运的全球化发展。可以说,现代技术的全面应用,特别是媒体技术的全面介入,使得奥运最终摆脱了欧洲地域性形象,开始被世界各地的人们逐渐地认识和接受。另一方面,奥运为现代技术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逐渐得到全球性关注的现代奥运会,成为科技延伸和自我展现的重要领域。科技与奥运开始相得益彰,逐渐地走上了契合之路。 3.奥运成熟发展与技术的被依赖者角色 在1972年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上,全面地启用电子设备,首次采用了光电测距仪和精度可达0.001秒的电子计时器,高速摄影摄像设备、激光装置、计算机等逐步代替了人的眼和手,成为奥运赛场和裁判员们不可缺少的工具和伙伴。 正是因为科学技术过程的广泛应用,从而使得本届奥运会看上去似乎已经完全被现代高技术武装起来,并且体现出技术与现代奥运会的完美结合的特点,所以,本届奥运会也被人们称为“Hi-techOlympics”［2］。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成熟和计算机的普及,借助于计算机技术来开发运动员的训练、比赛指挥系统,成为人们的一项新的工作。事实证明,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确实大幅度地提升了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这样,没有人可以拒绝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巨大效益,依赖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等各种高新技术来提升运动员运动能力,并有效地促进比赛成绩提高的做法被人们普遍地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从而形成了一种技术依赖。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网络技术日益成熟,新材料技术日新月异,现代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必不可少的依赖性力量。 第25届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首次使用了“全能运动操作系统”,利用计算机的巨大作用将分散在各个赛场的电子计时器、光电测距仪和自动计分装置等联结在一起成为网络。伴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信息科技解决方案主要包括三套核心系统,分别为:奥运信息检索系统、奥运竞赛结果系统、奥运管理系统。 除了信息技术在悉尼奥运会上大显身手以外,其他诸如新材料技术等尖端科技也为改善运动员们的装备,提高运动成绩立下了汗马功劳,游泳运动员所采用的鲨鱼服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力的例证;在环保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的大力支持下,悉尼举办了一届环保的奥运会。从而,环保运动借助于奥运会的平台在世界强化了环境保护意识,使环境的伦理问题更加引人瞩目,这也充分地体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教育的本质。 在这个阶段,技术不仅在场地、设施和运动员装备等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在运动训练和比赛等方面也开始显现威力。正是因为折服于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人们开始更多地依赖技术手段来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获得更加突出的运动成绩,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走上了无法脱离技术的道路。 在这个阶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技术完成了深度的契合,发展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面,科技不再仅仅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一种支持力量,而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奥运科技体系”［3］,由辅助、支持转变为自主行动的力量,并依据自身的逻辑自主地发展着,从而最终成为一种统治［4］。另一方面,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在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科技奥运就是这一现象的直观的、生动的描述。换言之,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科技奥运是科技奥运化和奥运科技化发展的直接反映,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共生演化(co-evolution)的契合关系。科技奥运化是指科学技术以奥运需求为导向,依据奥运的特殊要求创新性地应用科技成果的过程;奥运科技化是指奥运在奥运精神的引领下,以科技为发展手段,并引发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对奥运理念的创新。 二、科技与奥运契合的特点 1.科技应用不断加速 我们通过对技术在现代奥运会上应用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现代技术从其产生到在奥运会上的应用时间越来越短,特别是近几年来,一项新的技术成果会很快地被应用于体育领域之中,从而使技术应用加速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例如,1912年奥运会使用的摄影技术距离1875年摄影技术发明是37年,而1976年利用卫星传递火炬距离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只有14年,而目前新技术在刚刚出现时就迅速地在奥运会上使用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了。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技在奥运会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从新技术诞生到应用到奥运会中去,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现在,与体育相关的新技术刚一产生就会很快地转化为真正的产品,然后很快地被应用到科学训练当中去,为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创造更好的成绩而做贡献。可以说,这也与体育领域主动地开始基于运动本身需要而进行的技术开发有关,体现出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 技术应用的加速,一方面体现在技术本身的创新上,由于不断进行的技术创新过程,使得技术的发展和更新的速度大大地提高了,而提高的更新速度又进一步促使了技术的下一个创新周期的缩短,从而使得技术应用不断地加速。另一方面,受到技术创新的鼓舞和提高人体运动能力的需要的激励,科学技术在体育领域中应用的周期也在大幅度地缩短,这是与技术创新加速背景分不开的,更是与对运动成绩提升产生的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分不开,这就使得这个加速的过程越来越快,技术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 2.科技全面嵌入 现代技术在奥运会上的应用范围已经由开始的几乎仅仅是建筑领域扩展到奥运会的每一个角落和细节,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是技术含量最低的田径项目,也完全被现代高技术武装起来。从运动员脚上穿的运动鞋、运动袜,到身上穿的运动服,再到训练和比赛过程中所使用的计算机辅助分析系统,无一不是现代高技术的杰作。我们已经难以辨别现代奥运中对比赛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到底是科技的还是非科技的;我们也已经无法区分“奥运信息检索系统”、“ID徽章”、“碳素纤维运动衣”等等这些似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新名词到底是属于科技概念还是应该归类为奥运会的体育概念。 现代技术在物质上的应用是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则多数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这就是技术规则在奥运会规则上的广泛应用的现实。实际上,我们在奥运会上,或者说在体育领域中关于运动成绩的测定、比赛办法、器材的限定指标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来源于技术体系,所以技术在规则上全面地渗透到奥运中,从而建构起科技奥运的技术体系,这也使得奥林匹克运动朝向技术规范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技术的逻辑已经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逻辑,技术的思想也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新的思想体系,即依据技术理性的要求而展开的对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效率性、效益性和根本性的关注,这也是一种技术全面渗透的现实。 3.科技应用种类越来越多 在奥运会上应用的现代技术种类越来越多,在奥运会刚刚举办时,对奥运会起到主要的、积极的帮助作用的技术大约仅仅是建筑技术,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更多的技术开始在奥运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光电技术、摄影技术、传媒技术、电视技术等等。今天,当我们提出科技奥运概念的同时,我们也在建构着一个由更多种技术所构成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奥运会,或者说是真正的高技术的奥运会。目前的科技奥运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的技术应用,而是更多地使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如数字技术、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仿生技术、环保技术等等,甚至是最为先进的基因技术也开始在体育领域中被使用。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地说出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中被使用的全部的现代技术的种类,或者弄清楚每个环节中到底有多少技术在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例如,从运动员身上穿的运动服到脚上穿的运动鞋,从运动器械到运动场地,从运动营养到训练过程中对训练合理性的科学与技术的监控,从赛场上的种种电子设备到用于传输信息的互联网络等等,到处都是现代技术的身影。因此,可以说只要具有效益,就有新技术的应用;或者说,科技奥运就是一个纯粹的高技术自身的奥运会。 4.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 在持续不断的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现在,与最初开始借用技术来促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不同,现代技术已经被人们最大限度地应用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去了。种种证据显示,人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已经不再仅仅是满足于借助技术本身所提供的帮助了,而是转向根据自身需要来主动地、更积极地开发技术,以获得收益。例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为了使现代技术能够更好地满足“科技奥运”目标和理念的要求,成立了“第二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为科技奥运提供技术咨询和帮助。其基本职责有四项:一是围绕奥运信息系统建设、场馆建设、赛事组织优化、安全保卫、开闭幕式等,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论证,为奥组委提供完备的技术咨询和解决方案建议;二是针对与奥运比赛直接相关的比赛场馆、信息通信、奥运气象保障、科学训练等领域以及与奥运会间接相关的交通、能源、环保、绿色食品等领域的科技需求,各部门联合共同实施好科技奥运项目;三是与奥组委、科技界以及奥运工程建设单位建立通畅、高效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将奥运对科技的需求及时传递给科技界,同时将最新奥运科技和成果传递给奥组委和其他奥运工程建设单位,并及时向公众宣传科技奥运建设的最新进展,争取全社会对科技奥运建设给予更大的支持;四是就科技奥运建设开展有针对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追踪、引进奥运建设相关领域的国际最新科技成果,并加以消化吸收,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加以应用［5］。因此,根据需要而展开的技术开发活动,就必然地成为了现代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领域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因此,奥运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技术开发包,一个新的科技创新源［6］。 现代技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应用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被借用的辅助者角色逐步地转变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再转化为被依赖者的角色,最终成为自主者的角色。造成这样的原因是由于现代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效益,以及这种效益能够带给人们一种极度的胜利满足感,这又推动了技术角色向更深的层次发展,从而使得现代技术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引进的东西,而是转变为决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方向和速度的内在的逻辑,从而成为使奥林匹克运动转变为一种“运动—技术系统”的力量。这样,技术在带给人们巨大效益的过程中逐渐地摆脱了被动的从属地位,逐步地确立了权威,成为主动的力量。 技术的巨大效益驱使人们将对运动成绩追求的目光从运动员自身着手提高运动成绩,转向了依赖于技术力量来提升运动能力的做法。其实,这样的转变是具有客观原因的,一方面成绩至上的观念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似乎完全地取代了体育活动原来的目的,胜利等于一切;另一方面,体育运动发展到近期,由于运动技术的革新已经基本完成,并且几乎是趋于完美,所以通过改进运动技术的做法来获得更好的运动成绩的可能性几乎不再存在了,这样,借助于技术的力量一种体育活动外在的力量来提高运动成绩就成为一条途径,更何况技术在体育领域中的应用已经显露出巨大的威力呢?所以,归根到底,人们仍然是将运动成绩作为了终极目标。这就造成了一个这样的局面:一方面运动员在努力训练,另一方面却又在努力开发新的技术来提高运动员训练的水平和提升运动员身体运动能力。可以这样说,目前的运动员似乎是一个结合体一个自己与技术的结合体,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技术的依赖,由此,技术同时也就扮演了被依赖者的角色。 三、结语 通过历史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现代技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应用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被借用的辅助者角色逐步地转变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转化为被依赖者的角色,因此现代技术在奥运上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明,人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借助技术的帮助,而是转向根据自身需要主动地、更积极地开发技术,来达到自身的目的。 这个过程其实质是科技与奥运的契合过程。在奥运发展过程中,科技与奥运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奥运现象。科技日益成为奥运发展有力的技术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奥运科技体系;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在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 科技史论文:新的历史时期高校科技产业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果，高校科技产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内外环境发生较大改善，但是高校科技产业在规范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只有继续完善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拓展融资渠道，适度放宽管理权限，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强化专业化服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科技产业新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高校产业跨越式的发展。 关键词：高校科技产业；科技成果转化；融资渠道 一、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需求旺盛的大背景下，高等学校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积极投身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一种重要途径，不少高校创办和发展了一批科技产业。几十年来，高校科技产业在参与国民经济建设、承担教学实习任务、积极开展科研试验、多渠道补充教育经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高校教学科研重要的实践和试验基地，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教育部关于积极发展规范管理高校科技产业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绝大多数高校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基本完成了校办科技产业的改革改制工作，组建了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履行资产公司出资人的职责，行使资产公司股东的权利，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分别设立了学校资产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时组建了资产公司运营管理团队，初步建立了高校资产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果。高校科技产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内外环境发生较大改善，但是由于受诸多因素的限制，绝大多数国内高校科技产业的规范管理方面仍有较多问题，需要完善和下大力气去解决，进一步巩固高校产业改革和发展成果。 二、高校科技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的要求，我国高校基本完成校办科技产业的规范化改革工作，搭建起新型的科技产业管理框架结构。然而，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和改革逐渐触及深层次问题，虽然组建了资本运营主体，但没有真正实现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和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开展，尚有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一)制度建设不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 我国高校科技产业发展多采取单一的制度约束，即强调各项规章制度对具体经办人员的约束，大多表现为党政纪律，没有建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激励约束机制。 (二)融资渠道不畅，缺乏资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低 从国内高校科技产业的整体情况来看，绝大多数高校科技产业都面临资金紧张的局面，学校对科技产业开发投入力度不足，所以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较低。多年来，高校科技产业除学校给的一小部分启动资金外，大多是企业自我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为维持企业生存，工作重点都放在了原始资本积累上，从而导致对科技开发的投入力度不够。很少有高校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上设立转化基金或风险基金，使高校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工作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许多有市场前景的成果无法向商品化阶段推进。 (三)高校产业管理模式滞后，经营决策效率低下 从我国高校科技产业管理的现状看，大部分高校的校办企业管理模式仍留存浓厚的行政管理特征，现行事企不分的管理模式滞后效应严重制约了高校产业的发展。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绝大多数高校已经成立了资产公司，纳入资产公司管理的高校科技企业内部经营决策等经济行为经常请示资产公司，而绝大多数资产公司作为学校管理机构或派出机构，职能和作用能力有限，缺乏决策权，上级管理部门审批程序繁琐，不能像社会化企业那样迅速及时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四)缺乏专业化的科技产业管理队伍，员工身份转换相对困难 目前，我国高校科技产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大多为学校教师，他们擅长教学以及技术研发，但是缺乏高层次战略决策和市场运作的经验，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受高校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的制约，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很难成为高校科技产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从而导致企业缺乏高素质经营决策队伍。 三、推进高校科技产业规范快速发展的若干建议 我国高校科技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严重限制了高校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加快高校科技产业改革与规范化建设进程。在具体工作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完善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 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是推进高校科技产业规范发展的重要保障。高校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与本校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本校特点的各种激励约束机制。构建科学的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采用经营者年薪制、股权激励、精神激励以及董监高派出、考核和激励政策等，这些措施可以强化企业家和专业人才的能动力，为企业创造更好的业绩。在挖掘企业家潜能的同时，还应充分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职工工作效率并使其智慧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构建激励机制的同时，还应制定相应的约束机制，可以从企业内部、市场和法律等方面加以约束。 (二)积极拓展融资渠道，改变企业资金紧张的困境 加快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必须积极借助政府和资本市场，实现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发展。近年来，政府为了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采取了很多方式。2011年开始，高校部分企业被列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高校科技产业应抓住机遇，采取各种方式积极申报和参与国家重大技术创新及产业化资金等项目，争取获得国家各项资金的资助，从而补充自己研发资金的不足。与此同时，高校科技企业还可以在积极引进风险投资，利用国家推出创业板市场的有利时机大力推动高校科技企业融资上市。 (三)适度放宽管理权限，科学管理 高校科技产业发展的最低目标定位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依法维护学校合法权益，有效规避企业经营风险。因此作为高校科技产业的管理机构资产公司，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作。同时，各级管理部门应将部分审批权限逐级下放，赋予高校和高校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减少审批环节，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规范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行为。 (四)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强化专业化服务 高校科技产业应注重加强人才培养，重点是加强对具有创新意识的经营管理人才、市场营销人才、技术人才和领导人才的培养，只有拥有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充分发挥他们自身专业和管理优势，才能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水平，使高校科技产业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健康发展。 四、结语 总之，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事业、企业、人才、制度和资金等诸多因素。只有科学的规范管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科技产业新的发展模式，才能不断壮大产业的规模，提高经营效益与水平，实现高校产业跨越式的发展。 科技史论文:关于科技史的教学思考 [关键词]科技史，概念，科学传统 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难点，很多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把重点放在属于史实层面的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历程上，而没有在史识层面进行拓展和深入。甚至还有老师在课堂上花了很大精力去讲解经典力学和相对论的内容，把历史课上出了物理课的味道，既失去了科技史教学的特点和魅力，也有违课标“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的要求和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虽然早有论者指出，科学史的重点不是“科学”，而是“历史”，科学的萌发、科学的环境、科学的影响才是科学史教学的重点。但笔者囿于自身学识，讲起该内容总是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把握。吴国盛教授的新作《什么是科学》令我茅塞顿开，在该书的启发下，我确定了科技史教学的基本思路：在引导学生梳理近代以来科技发展的脉络和架构的基础上，重点讲解和探讨如下几个问题。 一、什么是科学 吴国盛教授认为，今日所谓科学，不单是一种自然知识，从对待自然界的态度、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到所形成的各种关于自然界的理论，以及在这些理论之下对自然界的改造，都已形成了一套特定的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是在近代欧洲成长起来的，常常称作近代科学。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科学”，就必须进入西方的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来自西方，是西方人所特有的东西。西方语境中的“科学”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德语Wissenschaft基本代表了广义的科学，即自希腊以来追求确定性、系统性知识的理性探究传统。英语和法语的Science基本代表了狭义的科学，即现代自然科学。西方理性科学一近代数理实验科学代表了“科学”一词的严格指称，构成了“科学”一词的狭义定义。狭义的科学构成了科学的小传统，广义的科学构成了科学的大传统，这个大传统是西方之所以为西方、西方区别于非西方的关键所在。 西方科学的大传统源于古希腊，在人类历史上，希腊人第一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观，这正是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因素。首先，希腊人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整体地看待；其次，他们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有规律的、其规律可以为人们把握的对象；再次，他们创造了一套数学语言，力图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在这三个方面，希腊人都开了科学精神之先河。其典型表现是希腊人建立了以追求确定性知识和逻辑演绎体系为主要标志的理性科学。希腊理性科学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大特征，它包括两个层面，基础层面是数学四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高阶层面是哲学。希腊理性科学的精神气质贯穿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始终，为现代西方科学所继承。与希腊科学相比，现代科学呈现出两个新的特点，第一，现代科学能转化为技术，从而转化为生产力；第二，现代科学大量使用数学，以至于一门科学的成熟程度取决于它使用数学的程度。 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历史遭遇，中国人眼中的“科学”首先是“现代科学”，而且侧重于现代科学的技术化、效用性方面。其实，科学全方位转化为技术，显示其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是在19世纪。在现代科学发源的16、17世纪，科学并没有表现出这些有用的方面。也就是说，古希腊科学是典型的无用科学，即所谓“求真的科学”，现代科学则是典型的有用科学，即所谓“求力的科学”。 自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带来西方的学问以来，中国人一直把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翻译成“格致”或“格致学”，但后来这一翻译被“科学”所取代。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科学”一词，实则是来自日本人对英语science一词的翻译，而日译“科学”一词基本沿袭了英语science自19世纪以来的用法和意思，默认是指“自然科学”。在现代汉语里，“科学”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科学指高端知识、典范知识，狭义的科学指现代科学（经验科学、实验科学、技术科学）。也就是说，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里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二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混同于“科技”，“科技”混同于“技术”。在理解科学方面，中国人最大的误解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 此外，我们还应该告诉学生：不能将“科学”与“正确”等同起来。江晓原教授指出，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不是依据它的结论在今天正确与否，而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因为科学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阶梯，今天“正确的”结论，随时都可能成为“不正确的”，科学中必然包括许多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正确的内容。西方天文学发展的根本思路是：在已有的实测资料基础上，以数学方法构造模型，再用演绎方法从模型中预言新的天象；如果预言的天象被新的观测所证实，就表明模型成功，否则就修改模型。在托勒密及其以后一千多年的时代里，人们要求天文学家提供任意时刻的日、月和五大行星位置数据，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可以提供这样的位置数据，其数值能够符合当时的天文仪器所能达到的观测精度，它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正确”的。后来观测精度提高了，托勒密的数值就不那么“正确”了，取而代之的是第谷提供的计算值，再往后是牛顿的计算值……如此等等，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之中――这就是科学。 二、“李约瑟难题”及其解答 中国古代无科学，曾经是中国学界的公论和共识，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为什么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这就是所谓“李约瑟难题”。吴国盛教授认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并没有说清楚他所谓的科学是指什么，其论述至少有三个让人困惑之处，第一，他经常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第二，他用来对“发达的”中国古代“科学”进行整理的框架和范畴，完全是现代西方的科学分类概念，这给人一种印象，中国古代的科学其实就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第三，他似乎认为全人类的科学都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即由原始型到中古型再到近代型，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其实，问题的关键是对科学这一概念的理解问题。如果李约瑟所谓的科学是指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主流科学，那么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科学，更谈不上“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正因为如此，吴国盛教授指出，“有无”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而不是历史经验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基于不同的科学定义，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爱因斯坦曾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陈方正指出：“西方科学虽然历经转折、停滞、长期断裂和多次移植，但从方法、理念和内涵看来，它自古希腊以迄17世纪欧洲仍然形成一个前后相接续的大传统，而且现代科学之出现虽然受外部因素（诸如社会、经济、技术等等）影响，但最主要动力仍然是内在的，即来自这个传统本身。换而言之，现代科学基本上是西方大传统的产物，忽视或者否定这一点，就没有可能了解现代科学的本质与由来。”希腊科学是现代科学遥远而强大的源头，几乎为科学史家所公认，中国古代虽有大量的技术发明与成果，也不乏自然哲学以及对自然现象的探究与认识。然而，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科学传统，中国古代科技至终没有获得现代突破，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李约瑟难题”应当修订为：在过去两千年间，中国与西方科学的发展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别？造成此差别的基本原因何在？对此，吴国盛教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古代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人民与土地高度绑定，因而是熟人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精英文化以“仁爱”为理想人性，以“礼”为人文教化的手段。仁一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伦理传统；而希腊是海洋文化、游牧文化和商贸文化的混合体，迁徙是常态，因而是生人文化、契约文化，以“自由”为理想人性，以“科学”为人文教化的手段。自由一科学构成了古希腊人的人文结构，由此形成了西方文明的理智传统。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希腊人的科学本质上就是自由的学术，这种自由的学术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个特征。中国古代在演绎科学方面欠发达，不是因为智力欠缺，而是因为缺乏自由的人性理想，因而不可能对无实用价值的科学情有独钟。也就是说，现代中国人所说的“科学”来自西方，科学由古希腊基于自由人性的自由的学术，转变为现代数理科实验学，完全是西方语境下自我演绎、自我进化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非西方文明并无直接关联。陈方正教授总结道：具有非常特殊性形态和内在逻辑的西方科学，必须有非常特殊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和人才的结合才能够发展，中西科学发展模式的巨大分别，最终可能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文明结构差异所产生。 吴国盛教授还特别比较了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天文学在研究动机、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方法上的区别。 古代希腊人相信天界不生不灭、接近永恒，是理念世界最完美的模本，因而坚信天界唯一的运动就是天球的匀速运动，发现天体有不同的运动形式，设法解释这些运动是希腊天文学的根本目标，这最终使得希腊天文学发展成了一门应用球面几何学，用球面层叠的方式解释行星的运动、预测行星的未来方位，是理性科学处理经验世界的最早的成功尝试，也为现代实验科学提供了示范。中国天文学则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和情感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地上的人事发生关联，于是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成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也是所有中国人的礼仪需要，研究天文学表现为对一种贯通天人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忠实维护。皇帝为垄断来自上天的消息，不仅高度重视天文学，而且垄断天文事业，禁止民间研习。虽然中国天文历法也推算日月行星方位，而且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推算方法，但在根本上并不以发现天界运行规律为目标，因为不相信存在这样的规律。所以中国天文学有浓郁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就其研究动机而言，是政治占星术和日常伦理学，一言以蔽之，是礼学。 江晓原教授正是深刻认识到中西天文学的根本区别，始终不使用“中国天文学”一词而称“中国天学”，以免与西方天文学混淆。 三、宗教（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关系 怀特海在追溯现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怀特海深刻地认识到，神学（尤其是经院哲学）作为希腊理性科学传统的继承者对于现代科学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没有经院哲学这个环节，就没有理性科学在欧洲的复兴。吴国盛教授认为，现代科学是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融合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他还指出，中世纪大学和经院哲学分别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做了制度和思想上的准备。 圣奥古斯丁和其他早期基督教作家都认为，上帝以两种不同方式向人类显示自己――一是启示人写出《圣经》，二是创造这个世界即“自然之书”。这种深植于正统基督教之中的想法意味着对世界的研究本身就可以是一种宗教行为。也就是说，神学研究与科学研究并不截然分离：研究物理世界意味着研究上帝的创造物，研究上帝则意味着了解世界。追求、发现、阐明自然规律的效果，足以显示上帝造物之奇妙与思虑周详，这一神学动机为整个近代早期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最大的驱动力。经院哲学认为，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一种特殊本领，人类没有足够的智慧窥探万物的本质，只有运用理性才能一步步接近真相；理性是人类理解上帝和自然的认识工具，运用理性可以越来越精确地理解上帝的意志。托马斯・阿奎拉在《神学大全》中更是提出了把神学看成是一门科学的观点：“我们必须牢记，科W有两种。其中有些是基于那些因理智的自然之光而了解的原理，比如算术与几何之类。还有一些是基于更高级的科学所得出的法则。所以，神学也是一门科学，因为作为它的基础的原理，来自一门更高级的科学，上帝与圣人们的科学。”这样一来，神学与自然哲学作为科学的不同门类就成了并列的、相互独立的学科。把神学看成科学，加强了神学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自然哲学则被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推动了自然哲学的迅速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神学与科学不仅不是矛盾关系，而且基督教促进了科学进步。（请注意：在古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是不分家的，二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哈维、波义耳、牛顿这些被后世尊称为伟大科学家的人当时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或“哲学家”，从事的是哲学工作，如牛顿那部伟大著作的标题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从19世纪开始，science一词在英语世界才被广泛采用）。 在中国，由于多年的意识形态宣传，人们大多认为，宗教是科学的死敌，天主教会对现代科学的先驱者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等进行过残酷的迫害。而实际上，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的大海中生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的先驱者们都是基督徒。如果宗教是科学的死敌，科学怎么可能出现并成长壮大？美国学者劳伦斯・普林西比指出，在16、17世纪和中世纪，并没有一个“科学家”阵营在奋力摆脱“宗教人士”的镇压，这些不同阵营根本就不存在。当时每一位思想家都确信人、神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并因此确信神学真理与科学真理的内在关联。哥白尼长期担任教堂神父，从未因为他的“日心说”受过教会的迫害。布鲁诺被烧死，不是因为他宣传哥白尼的学说，而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伽利略的确因为传播哥白尼的学说被判终身监禁，著作被查禁，但这是一个特别的个案，牵涉到当时的教会、王权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不能看作天主教会一贯敌视科学的证据。面对科学已经证明的事实，基督教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解释，力图将科学发现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义相调和。在1878年至1903年间担任教皇的利奥十三世提倡托马斯・阿奎拉的神学，强调信仰和理性是相容的，他愿意接受得到证实的新的科学信条。他及其继任者们所持的立场逐渐变为：自然科学不属于教会范围，进化论可以作为一个学说在教会学校讲授，《创世纪》第一章可以用比喻的方法理解，以及在这些前提下相信进化论是个人的私事。 综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教会对待科学的态度都在改变，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宗教是科学的敌人，也不能把科学与宗教根本对立。现代观念中科学与宗教的严重对立，只不过是17世纪以来科学不断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科学与宗教之分道扬镳，上帝之被摒弃于自然哲学以外，是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始的。 四、科学革命与思想解放的关系 “科学史之父”萨顿指出：“科学不仅是改变物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改变精神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因此，科学史“就是人类思想和文明史”。科学革命与思想解放的互动关系是科技史教学中体现“历史味”的重要着力点。例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牛顿创立经典力学体系，极大地影响到整个欧洲思想界。由于牛顿证明了地上的力学也能适用于天上的星球，揭示了简单而统一的自然规律，使人们豁然开朗：原来自然界也是按照某种法则运行着。这就动摇了经院哲学中将宇宙秩序归结为上帝安排的说法，神学必须再给科学划分出一大部分地盘。由自然界联想到人类社会：既然自然界有统一的规律，那么人类社会呢？牛顿力学体系从两个方面给人类以伟大的启示：其一，“宇宙万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这种自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人类社会也有支配其发展进步的永恒法则”；其二，“人们在认识自然规律的进程中不需要上帝，只需要理性……人们只要想自然科学那样运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同样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毫无疑问，经典力学为启蒙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科学促使法国启蒙运动洋溢着崇尚理性、确信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精神。杰出的科学成果及其广泛应用，推动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这使启蒙思想家们深信：人只要从屈服于神转而面向自然、征服自然，就能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获得巨大力量，推动社会前进。科学的本质就是启蒙，启蒙必须依靠科学。科学能……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 再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科学领域之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生物学等领域内的影响。马克思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进化论在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引发的争论更加激烈。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可以把达尔文学说的基本思想用于说明人的本质。社会达尔文主义试图把进化论应用于社会学，用“生存竞争”为资本主义竞争精神辩护，倡导实行彻底的自由竞争，要求国家放开对个人行动自由的限制，只有当最适应者占据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不适应者承受竞争的后果，社会才会出现进步。有些工业家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竭力证明残酷的自由公平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进而证明财产和利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德国纳粹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护者，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应用。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影响了很多思想家。 五、科学家给我们的启示 讲述本单元内容时，不能没有关于科学家的小故事，当然，讲述这些小故事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让学生从中得到一些感悟，无论是在科学精神方面还是人生态度方面。故事的选取要有代表性，要能引起共鸣和深思。 故事一：1632年，伽利略因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传讯。次年五月底，伽利略被羁押。在看守所里，伽利略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决定向当局妥协。这意味着，伽利略要放弃他的地动说。宗教法庭宣读伽利略的悔罪书后，血气方刚的伽利略的学生安德雷亚怒不可遏地训斥伽利略：“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还歇斯底里地叫道：“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平心静气地说：“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需要英雄，说明这个国家正处在某种灾难之中。在被软禁在家期间，伽利略写出了或许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两门新科学》。后来安德雷亚问伽利略：“当年您为什么要悔罪呢？”伽利略坦率地说：“因为我害怕皮肉之苦。”面对伽利略的坦诚，安德雷亚深情地说：“怕死是人之常情！人的弱点和科学毫无关系。”显然，这时的安德雷亚早就理解了老师。但伽利略后来经常自责：“有数年之久，我和当局一样强大。但我却把我的知识拱手交给当权者，听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决定用或不用或滥用。我背叛了我的职业。一个人做出我做过的这种事情，是不能容于科学家行列的。”也就是说，伽利略至死并没有原谅自己的懦弱。 故事二：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1743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对科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765年，22岁的拉瓦锡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引起科学界注意。24岁就被选入法国科学院。大革命开始之初，他的科学研究还没有受影响。但雅各宾派上台后实行恐怖政策，法庭以“可恶的包税人”“在人民的烟草中加水”等罪名判处他死刑。法国科学界呼吁赦免拉瓦锡，法官的回答是“共和国不需要学者。”1794年5月8日，拉瓦锡同其他包税商一起被处死。拉瓦锡被处死的第二天，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悲愤地说：“他们砍下拉瓦锡的脑袋只需要一瞬间，可法国再过一百年也长不出这样一颗脑袋。”两个月后，雅各宾党被推翻，但拉瓦锡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 故事三：达尔文1809年出生于英国希罗普郡，幼年时代的达尔文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天分。8岁那年被送进了一家教会学校，但他对圣经故事一点兴趣也没有，倒是喜欢在河边钓鱼、上树摸鸟蛋，还喜欢搜集杂七杂八的物品。中学时成绩很一般，却迷上了打猎和养小动物。老师对他很恼火，认为他“不可救药”，父亲也经常训斥他：“你除了打鸟、玩狗和抓老鼠外什么也不会，这样下去会给我们家庭丢脸的。”进入爱丁堡大学后，他先是学医，因为没有兴趣，改学神学，也没有兴趣，整天跟一些纨绔子弟一起赛马、打猎、酗酒。但他结识了一位植物学教授，并在他的介绍下去听了著名的地质学家塞奇威克的地质学课，后来还跟随塞奇威克一起去进行地质考察。达尔文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学习到了一个科学家的工作方法，他认识到“所谓科学就是综合事实，从而根据事实得出一般的规律和结论”。后来当英国海军“贝克尔号”舰招聘随舰去南美考察的博物学家时，达尔文排除了父亲的阻拦，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故事四：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年轻时曾向他的老师表示要献身于理论物理学，老师劝他说：“年轻人，物理学是一门已经完成了的科学，不会再有多大的发展了，将一生献给这门科学，太可惜了。”1900年4月27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作了题为“热和光的动力理论上空的19世纪之乌云”的长篇演讲，指出古典物理学本来十分晴朗的天空出现了两朵乌云。正是这些乌云带来了世纪之交的一场物理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诞生了相对论和量子论。1921年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但奖得来十分不易。当时不少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威胁说，如果给相对论授奖，他们就要退回已获的奖章，结果评委会找到了一个办法，让爱因斯坦作为光电效应理论的建立者而得奖，相对论始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故事一告诉我们，一个矛盾的伽利略，一个未经掩饰的伽利略，才是一个真实的伽利略。我们不怕科学家没成就，就怕科学家缺乏说真话的勇气。故事二则说明，动荡的社会环境对科学家个人和整个科学的冲击太大了。故事三通过达尔文的亲身经历，告诉学生找到和明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所在是多么的重要。故事四说明，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虽然，人们往往由于认识的局限，对新理论不屑一顾甚至打压，但是，真理最终必将战胜谬误。另外，科学家必须要有尊重事实，不迷信权威、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 教育部的“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包括人文底蕴、科W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其中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两大素养在本单元教学中可以得到充分训练和培养。在教学中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才是符合社会进步的教育，才是我们对莘莘学子进行科技史教育的宗旨。这样我们才能把科技史上出浓浓的历史味。 科技史论文:从经济史的制度分析和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中看制度变迁对科技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摘 要]从经济史的制度分析和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中，对比探讨马克思和诺思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得出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分析，找出马克思和诺思各自理论分析的优势，得出我国改革实践中不仅要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还要注意制度变迁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高效率的制度对技术充分发挥潜能、发展生产力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经济史、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经济学说史 古典经济学较早的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而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最完美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原理，对当代经济仍有巨大解释能力。经济学方法边际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马歇尔和瓦尔拉斯认为经济中存在局部和一般均衡点，经济制度是外生变量，生产和生产率是资源和边际收益相结合的函数，科斯认为制度运行存在交易成本，诺斯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核心，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作了合理解释。 一、经济史和经济制度的不可分割性 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制度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辨证关系的不断运动过程。而将理论体系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制度因素。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行为完全理性，市场通过完全竞争可解决一切问题，使社会各方利益得到满足。随着社会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此作了修正，主要有“经济人”行为有限理性假定、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定，并引入制度因素分析和交易成本概念。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协调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制约，包括正规约束和非正规约束，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交易中机会主义行为以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而减少交易成本。诺斯认为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即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还包括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因此马克思和诺斯都认为历史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和生产力又密切结合在一起，尽管马克思和诺斯对两者间的关系解释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对历史采取了制度因素分析方法。 二、经济史的制度分析 首先，马克思和诺斯都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他们都认为作为历史的制度变迁和生产力之间有着某种联系，都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必然产生与物质生a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上为上层建筑，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经济的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在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辨证关系。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适合生产力时就会为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应用和发展提供可能性空间，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诺思对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的悖论。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技术改良和发明导致新工具出现及协作、分工等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产生变化，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最后引起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发生变化。新的上层建筑为科学和技术知识在经济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刺激新的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明的出现，形成一个循环往复不断进步的过程。诺斯用事实批评马克思模型：1600-1685年间世界海运业并没发生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海洋运输力却有了提高。尽管海运成本没大的变化，但因海洋运输变得更完善和市场经济的扩展，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运成本，最终使海运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诺斯得出结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可提高生产力实现经济进步。这与马克思模型相悖。诺斯还用实事反驳马克思模型：14世纪上半叶因人口增加推动了欧洲边疆拓殖运动导致贸易的发展、需求的扩大、土地相对价格的上升，使土地专一所有权和土地转让权得以确立；14世纪中叶发生黑死病，使人口急剧减少，劳动的相对价格上涨，使劳动者在契约谈判中的地位上升，致使封建农奴制解体，自由劳动权得以确立，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刺激和收益保证，导致了产业革命。所以诺斯认为制度和制度变迁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再次，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用交易成本理论概括了制度变迁的过程：某种模型外生变量的改变如人口的增长带来相对价格（包括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的变化等）或偏好的变化（来自观念、宗教教义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引起精神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原制度框架内发生潜在获利机会，但因交易成本较高，社会上存在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及其他行为在原制度框架内按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原则，无法实现这些潜在利润。在原制度框架内总会有人为获取潜在利益来克服这些制度障碍。当潜在利润大于制度障碍所造成的成本时新的制度安排就会出现，降低制度带来的交易成本让各个行为主体推动技术变革，社会生产力就会发展。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不同，都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历史，但他们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和分析的侧重点不同。 三、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 马克思把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统一起来，历史是实际的存在，逻辑是主观的过程，两者之间不可能绝对统一，历史的运动不可能完全被研究者的逻辑所把握。逻辑用高度概括的方式从现象中揭示其本质，有很大的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 首先，诺斯用历史分析方法解释制度变迁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信条，只对基本假定进行了修正，即经济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等。他认为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因认知能力有限又总是处于信息不完全环境中，在交易中会发生欺骗、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交易成本，最终损害自己的福利，制度就是人们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从而得出两个假设成立的前提：一是发生欺骗或偷懒或搭便车的当事人，必须有能力承担被发现后逐出交易的后果，即交易双方都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二是市场交易双方没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不可能会有欺骗、偷懒或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意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脱离“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中不存在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也不存在完全市场竞争。修订的基本假定，虽然更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但并不一定符合制度变迁的历史，而是用一种静止眼光去分析动态历史。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也有人的基本假定，但其嵌入了社会制度变迁模型，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性就在生产关系中得到体现。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性也不断发展。逻辑和历史在人性的发展变化中得到了统一。诺斯认为技术变化不能解释制度的边际调整，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型，即使能解释制度的质变，也不能解释制度的量变。因此制度不具有技术的自然历史性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根据减少交易成本的规则发生变化，而交易成本的下降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不是生产力决定了制度，而是制度决定了生产力。这就是马克思和诺斯在制度涵义上的差别。诺斯说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契约；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被打破的方式。诺斯的定义既包括制度质的方面，也包括制度量的方面。马克思的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更强调质的方面。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不是只有单向的决定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水平只是决定了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的基本形态即质的方面，并不决定制度的具体形式即量的方面。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下子完善的，基本形态中必然残留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形式，需要在基本形态上进行制度的边际调整。伴随着制度的边际调整，生产力会有或大或小的进步。渐进式的中国改革实践更能理解马克思反作用的涵义。 四、制度变迁对科技和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 第一，经济制度分析无法撇开历史分析。运用历史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分析经济，能寻找人类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两种分析方法不能分割，历史总是以制度变迁来表现，并螺旋式的上升，分析历史离不开制度因素。而制度分析的逻辑必须和历史相一致，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分析。第二，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分析各有优势。马克思更强调生产力，着眼于社会制度变迁大的结构，注重质变，以变化来分析变化；诺斯更强调制度，把大的框架和边际变化结合在一起，注重量变，以不变去分析变化。从分析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分析比诺斯更为一致、更为完美，诺斯的分析更注重制度变迁，对制度的历史分析无法和马克思相比。第三、理论对比分析的目的是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更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需要重视制度变迁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制度变迁不仅是制度框架的变革，而且还是制度的边际调整，高效率的制度对技术充分发挥潜能、提高生产力水平有重要作用。 科技史论文:科技史维度下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测评研究 摘 要：科技史是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重要维度之一，通过科学史教育，有助于科普从业人员更好地了解科学知识、科学过程和方法及科学对社会的影响。针对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设计了反映科普从业人员职业特点的测评方案，对科普从业人员以及非科普从业人员对照人群开展了实际测评，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对科技史的总体认知程度偏低，略高于对照人群。 关键词：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科学素养；测评 1 前言 科普事业的发展并非是自身独立进行的，它与社会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哲学文化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1]。科学史独特的研究视角决定了它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中可以发挥其它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根据科学素养五维度测评模型[2]，科技史是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维度科学素养的细化研究，能为科普行业乃至学科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是指科普从业人员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运用科学原理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以及所达到的科学意识的水平。由科学术语、科学意识、科技社会功能、科技史、科技副作用五维度构成[2]。这五个维度虽然没有包罗科学素养的方方面面，却是基于国内外对“科学”含义的大致共识而来[3]，具有较强的相对性、比较性和通约性。由此而设计测评指标和问卷，能对包括科普从业人员在内的各类职业人群开展测评和比较研究。 2.2 科技史 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知识。科技史的创始人、英国著名学者萨顿说过，科技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它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自然科学的整体形象、人性的形象，从而全面地理解科学、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4]。因而，不同的科学观往往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形成对科技发展历史的不同看法。按照不同科学观的视角，科技史又可分为科技通史、科技编年史、科技思想史、科技社会史、分科史、国别史等等。本文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的考察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进程的了解，包含对有关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发展史的了解等；二是对有关科学事实的判断和有关科学原理的判断。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了解科技史是必要的，对于科普从业人员这样的专业人员来说，科技史更是科学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 3 研究方法 3.1 科技史维度权重值确定 按照“最小公约数”原则，由“科学”的共识性含义推导出科学素养的结构，分析提出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五维度模型，在此基础上，采用一种改进型的AHP，即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uzzy―AHP）并结合专家排序意见来确定各个维度的权重，分别为：科学术语0.20000、科学意识0.33333、科技社会功能0.26667、科技史0.13333、科技副作用0.06667。 结果表明，科技史作为科学素养基础维度之一，与科学术语具有相似的功能定位，两者的权重值也较为接近。为此，本文单就科技史维度作测评研究，以求更深入的研究结果。 3.2 调查问卷的设计及修订 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测评体系，是由多级指标构成的。科学素养作为整体概念构成了测评的顶层目标，维度的选择构成了一级指标，调查问卷的题目构成了二级指标。调查问卷的内容是整个问卷设计工作的关键环节，要根据国情适应性、国际比较性、科普行业特殊性等要求，设计具体的问卷题目内容。题目的来源和构思主要考虑3个方面，一是我国历次科学素养测评中使用过的调查题目，这样的题目便于理解及与其他测评的衔接；二是国外科学素养测评通常采用的国际通用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从某些角度与国际对照；三是基于本课题研究目标而新编的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根据测评需要反映目标要求。当然，对前两类题目的选取，也是要从中选出符合科普职业特点的相关题目，这是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 3.3 样本选择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样本选择涉及多个单位，主要有：科技主管部门、中学、高校、科研院所、科学技术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土资源博物馆、湿地类博物馆、专业科技博物馆、水族馆、天文馆、自然保护区、文化宫、活动中心、动物园、植物园、标本馆、图书馆、农业科普基地、其他类型科普基地、非科普行业等各类型科普单位。此次问卷共收集有效访问样本数630份，其中科普从业者524份，非科普从业者106份。 4 结果与讨论 4.1 测评的综合结果 调查形式采用了集中式问卷调查与限时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科学素养的分值，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得出。我们在设计题目时基本上考虑到答案的唯一性，因而问卷题目的答对率去掉百分比的单位就是一个无量纲的分值，再用这个分值乘以相应维度的权重后经加权计算，就可得到科学素养的综合得分。 测评结果表明，在科W意识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和非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分别为69.90、67.45，在科技史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略高于对照人群，但是两者得分都不高。科普从业人员在科技史维度上没有显现出其专业优势，与其他职业让人群相当，这说明科普从业人员亟需加强科技史方面知识的学习。 表1表明，科技史维度的试题也有一些特别之处，在第1题采用了一道4选项的系列题目，这是考虑到各学科知识面而设计的。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维度13个问题的测评，答对率超过60%的只有3个，仅占到问题总数的23.08 %。因而从总体上看，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亟待加强。 4.2 科技史各指标的测评结果比较 4.2.1 请您判断以下几个说法是否正确 （1）古希腊自然科学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 表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古希腊自然科学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高，分别达到93.70%和87.74%，说明对古希腊自然科学的基本情况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略高于对照人群。 （2）19世纪末，物理学上出现了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 表3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19世纪末，物理学上出现了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8.89%和70.75%，说明人们对近代科学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不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3）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表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只有66.60%和67.92%，说明人们对古希腊科学家名言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英国科学家布朗是同位素的发现者。 表5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英国科学家布朗是同位素的发现者”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57.63%和59.43%，说明对近代科学一些重要发现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2 请问以下哪一位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 表6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之父”是伽利略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有53.44%和54.72%，说明对近代科学兴起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3 请问您知道近代科学诞生至今大概有多少年 表7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诞生至今”大概年数是400多年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有26.53%和19.81%，说明对近代科学诞生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缺乏哥白尼革命的知识。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4 请问您知道电磁波是哪位科学家发现的吗 表8表明，两组人群认为“电磁波的发现者”是科学家麦克斯韦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3.93%和58.49%，说明对电磁波历史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5 请问发现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是 表9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发现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是开普勒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为50.00%和53.77%，说明对经典天文学和力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6 请问您知道以下哪一位是经典遗传学阶段的著名科学家 表10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经典遗传学阶段的著名科学家”是孟德尔的正确答对比例较高，达到56.49%，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经典遗传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比较高，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54.72%。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7 请问您知道著名的四体液说是谁创立的医学观点吗 表11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著名的“四体液说”是希波克拉底创立的医学观点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低，分别只有45.61%和44.34%，说明对古希腊医学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8 请问以下哪一项不属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 表1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显微镜打开了微观世界”不属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为 16.41%和17.92%，说明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大事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9 请问您知道第一台电子显微镜是什么时候问世的吗 表13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问世的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的答对比例比较高，达49.81%，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45.28%。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明显高于对照人群，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电子显微镜技术比一般公众有更高的认知程度。 4.2.10 请问您知道是哪几位科学家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W或医学奖的吗 表1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克里克和沃森、威尔金斯“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33.78%和40.57%，说明对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5 结语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的科技史素养普遍较低，这可能会成为推进科普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在科技发展史方面，科普从业人员的总体认知程度较低，特别是对古希腊医学的了解和把握、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以及科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发现等的认知程度还有待大力提高。对科普从业人员来说，掌握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规律，学习、认知、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都离不开对科技史的了解和把握，这也是实现科普创新发展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大力加强科技史教育，是科普人才培养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与对照人群相近，两者都偏低。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与我国文理分科过早的教育现实相关。科技史是典型的文理交叉、融合、渗透的学科，而文理分科过早则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残缺，过于重视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教育，这就必将造成科技史认知的缺乏。因此，要改革大学课程、成人继续教育课程，首先是科技史教育是当务之急，普遍开设科技史课程，也是最佳的补救方法之一。 科技史论文:现代科技在历史风貌建筑修缮维护中的应用 天津是中国近代北方重镇，开创了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由于其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城市中遗留下来各个时期、多种风格的建筑，它们见证了天津从被迫开埠到如今150多年的历史变迁，是一座万国建筑的城市展览馆。这些历史风貌建筑历经风雨、战火及人为破坏，不管是建筑表层还是内部结构、附属设施、使用功能，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近20年来，天津风貌建筑管理单位对现存的历史风貌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使得这些建筑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为这座城市增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在维护改造过程中，使用魍澈拖执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在保障建筑结构安全的前提下，使历史建筑展现了原有的风采。 一、检测技术 使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手段来代替人工检测，可以实现精度测量和精准检测，又可以省却大量的人工成本，同时又避免了人工检测取芯对建筑物结构带来的破坏。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不同于传统的高精度测绘技术，它利用激光测距的原理，通过记录被测物体表面大量的密集的点的三维坐标、反射率和纹理等信息，将各种实体或实景的三维数据完整地采集到电脑中，进而快速复建出被测目标的三维模型，为保留建筑的原始风貌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无损检测技术的应用使得可以在不破坏建筑物构建的基础上，对构件内部异常及缺陷进行检测，为建筑结构的修复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现代化检测手段的应用，为保护历史风貌建筑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具体地了解建筑物的真实情况，维护方案做到有的放矢。 二、地基基础维护技术 天津是一个滨海城市，地下水位高，土壤含水率高，盐碱度大，容易对地基、基础造成腐蚀伤害。因此，多数风貌建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基础受损现象，严重危害着房屋的安全使用。 地基基础的加固多采用扩大基础面积来提高原有基础承载力。扩大的基础宽度要视建筑物结构状况而定，开挖的过程中，要对原基础的基底部分进行承载力加固处理，对地基有空洞的部位灌入掺有速凝剂的水泥浆液加固地基，使地基变形得到稳定和遏制。同时，将扩大基础的钢筋与原基础相连接，浇筑混凝土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共同作用，提高了基础的承载能力。 在历史风貌建筑的维护过程中，防潮层的修复也是一个普遍问题。传统的防潮层施工往往需要破坏墙体，这对于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物来说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对于老建筑的防潮修复，经常会采用墙体内部化学注射法进行。这种修复方法是先用设备在墙体底部钻孔，然后将特种防水剂沿钻孔注入墙体。防水剂一方面会通过毛细作用进入墙体材料中，另一方面会沿墙体内裂缝、薄弱带渗透流动扩散，使钻孔周围墙体的毛细系数降低，形成膜状的整体，从而达到防水、防潮的效果，这种方法业内俗称为“扎针治病”。这种方法对老建筑的破坏程度小，经过处理可几乎不影响外观，且操作方便，根据注入浆体的不同，可以适应不同的地质条件，是一项很有发展潜力的新技术。 三、主体结构及墙体维护技术 风貌建筑主体结构的构件及墙体按照正常的设计年限，一般不超过50年。天津处于地震多发带，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就对天津的建筑物造成了大量的破坏，但由于当时财力、物力、重视程度的影响，只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加以补救。通过管理单位加大风貌建筑的整修力度，这些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 墙体开裂是结构问题中最常见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裂缝的宽度和性质进行有针对性的维护。简单的就可以将裂缝进行剔槽、灌浆处理；严重的采用双面钢筋网水泥砂浆外包加固法对开裂墙体进行加固补强，提高了砌体的抗剪和抗拉能力。但这两种方法都需要注意施工过程的监控，防止对老旧墙体的二次损坏。 对于风貌建筑中的梁、板、柱这些重要结构部件，目前比较成熟的做法就是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固法。把碳纤维用含浸树脂系粘贴剂贴合在混凝土构件受力部位，使之与基体合为一体，共同作用提高结构构件的承载力，减少构件的变形和控制结构裂缝扩大。这种加固方法的优点是：一是抗拉强度，且自重小；二是具有很高的刚度；三是抗腐蚀性能和耐久性好；四是抗疲劳能力强；五是结构外观和尺寸不会出现明显变化，修复加固效果好；六是施工过程简单，大部分为手工操作，无需特殊的装备，不需要特别的技术工人，无需焊接，没有噪声。 伴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风貌建筑也在新技术、老经验的作用下以新的面孔展现给世人。作为管理单位，需要将工程实践中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不断将新技术、新知识充实到实际维修工程中去，为这些承载历史的风貌建筑展现往日风采起到更大作用。 科技史论文:中学科技文化史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江苏省溧阳市埭头中学） 摘 要：中学历史关于科技文化史这部分课程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难度较小、具有学科交融性等特点，以人教版必修3《文学的繁荣》一课为例，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出发，研究教学策略，探讨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的自主学习课堂模式，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完成课程目标，从而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和归宿。 关键词：科技文化史；自主学习；小组合作；主体地位 现代教育思想认为，学生的学习是一种将外在的知识观念转化为其内部的精神财富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教学模式的探讨具有启发式意义。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处于服从与接受的状态，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学生的学习能力发掘有限。在中学历史教学内容中，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具有以下特点：（1）内容体现学科交融性，贴近学生的生活，学生具有较大的学习兴趣。（2）课程内容难度较低，学生易于理解。因此关于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程，非常适合开展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笔者从历史教学实际出发，以人教版必修3《文学的繁荣》一课为例，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出发，研究实施策略，探讨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的课堂自主学习模式，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来完成课程目标。 一、教师关于自主学习课堂的教学设计 在自主学习课堂中，教师的职责是“组织”与“帮助”，因此，教师对于自主学习课堂的教学设计是关键。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文学的繁荣》这一课，学生要能够列举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20世纪苏联文学、亚非拉文学的主要成就，并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为了达成核心目标，本课的设计重点在于19世纪以来的文学成就，设计难点在于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关于19世纪以来的文学成就，可依据教科书的线索将其归纳表达，主要分为三大块，西方文学、苏联文学、亚非拉文学，让学生结合教科书自学，完成表格，为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作铺垫。 关于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可以给学生提供相应的史实资料，让学生在小组合作探讨中共同完成。一定社会的思想文化史、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因此，我主要给学生选择了各流派文学作品相应的时代背景材料。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我给学生简列了19世纪初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史实，“1825―1826年，俄国进行废除农奴制的革命；1820―1823年，西班牙爆发反对专制统治的革命；1830年法国爆发推翻复辟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1832年，英国进行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更多议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我联系了必修二工业革命的相关内容，“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普遍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所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阶级对立、人情冷漠、拜金主义等一系列社问题，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我给学生提供了20世纪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危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20世界初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反殖民反侵略的解放斗争风起云涌”。苏联文学，我建议学生结合必修2《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课进行思考，亚非拉文学则结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全班小组合作讨论环节结束后，在时间安排上，还需要留5分钟的时间，由教师启发答疑、总结概括、构建知识网络，巩固自主学习效果。 二、学生推进自主学习课堂的注意事项 1.学生个人思考，培养自主意识 学生的学习是一种将外在的知识观念转化为其内在的过程，所以有效的学习，关键在于学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自我管理，对相关问题的独立思考与分析，改变以往大部分学生在课堂活动中习惯处于服从与接受的状态，积极承担学习的各种责任。因此，推进自主学习课堂，就必须要改变学生的这种依赖思想，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性，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创造空间。 2.小组合作讨论 在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完成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成就这一目标之后，为达成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和分析其影响的核心目标，需要进行小组合作与讨论，这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课堂模式的另一重要方面。学生在阅读中发现的问题和独立思考中遇到的困惑是小组讨论的主要内容，如在讨论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时，从多角度各抒己见，充分体现了现代教育思想所强调的学生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科技文化史的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模式主要环节是：教师分析课程目标、设计问题―学生结合问题、独立思考与探究―学生小组合作、讨论难点问题―教师总结概括、构建知识板块。学生通过独立分析和探索，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从而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和归宿。 科技史论文:科技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逻辑实证到到历史主义的演变浅析 【摘 要】现代西方科技哲学，是从19世纪30年开始的，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思潮，一个是科学主义思潮，另外一个是人本主义思潮。本文将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描述，详细讲解这两大流派的演变过程，以此来说明西方科技哲学受到客观辩证法自发支配这一论断。 【关键词】科技文化；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客观辩证法；自发支配 一、浅析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是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和思想背景的，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末发生了以黑体辐射实验和以太实验为代表的物理学危机，这就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释这场物理危机，那么这种方法的来源就是现代的逻辑技术，现代的逻辑技术就演变出了一系列的逻辑解释，逻辑实证主义也就悄然诞生了。20世纪初产生的反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思潮是逻辑实证主义诞生的直接思想原因。外加上从休谟到孔德再到马赫的思想的发展，逻辑实证主义就此孕育而生并发展成熟。 那么逻辑实证主义究竟有哪些特征，它所代表的主要思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对之进行理解：第一，逻辑实证主义以意义理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传统的对于本体论的讨论，这明显可以看出是一种新的思潮，它反对的时旧的哲学领域中一直探讨的本体问题，反对形而上学；第二，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的原则。老的实证主义强调的是对经验进行描述，主要研究对象是经验的来源，而逻辑实证主义则不强调研究经验，更主张研究命题的意义，再看这个命题能否被经验所证实；第三，逻辑实证主义将数理逻辑引入哲学，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进行数学分析，也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开启了西方分析哲学的新时代的到来。 针对性提出三种观点，首当其冲的是逻辑原子主义，这个学派主要是对哲学的本质进行探讨，他们认为哲学的本质是逻辑，以数理命题为工具对科学的陈述命题进行分析。那么何谓科学的陈述命题呢？分别则是主谓命题，是肯定某一个事物的属性，可以这样理解：S是P。另外的一个命题则是关系命题，这个命题主要是表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事物有何种关系：A和B，R（a，b，c）。另外这个学派还想表达这样的思想：原子命题与原子事实同构，原子命题是原子事实的逻辑表示，原子事实则是构成经验世界的客观材料，是最基本的感觉经验。这二者是同构的，性质和本质是一致的。以上介绍的这些就是逻辑原子主义。i 二、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 现在我们熟知的历史主义可以主要分为新历史主义和老历史主义两个流派。这两个流派是相辅相成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新历史主义是对老历史主义的发展和传承。老的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作为开创者的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有：劳丹、夏佩尔。历史主义的各代表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独到的观点，也有对前面逻辑实证主义进行的各种批判。 无论是新历史主义还是老历史主义，都包含了以下四个基本特征：首先，历史主义开始对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动态的分析，主张对客观事实进行归纳形成理论；其次对科学的发展进行社会历史分析，站在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剖析科学的发展；再次对科学进行整体的分析，科学更加的整体化，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的分析也顺应了这一潮流，用整体化的目光来看待历史；最后，历史主义否认有普遍的方法论规则和评价标准，认为对科学和客观事物的评判要依据其本身的特点进行评价。 库恩最早提出了科学的范式的概念，“范式”这个词语最早是来源于模型、模式。它主要是指一项具体的科学成就，或伴随着某一项科学成就而出现的复合点，或者是指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者学说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范式的主要包括；符号、概括、模型、范例。库恩的“范式“思想，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范式也是科学与前科学的一个分界标准。以下是科学的发展模式： 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时期ii 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则包括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多元方法论，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行。在这一点中我们也许能够看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更加的集大家之所长来解决问题。第二是多元理论，也可以将之理解为理论的多元化，经验论者将理论一元化，而费耶阿本德在这一点上面进行了一个突破，认为理论是多元的，这也印证了他的第一点多元方法论。第三点是理论不可比，认为科学无进步。当然，费耶阿本德的理论看起来是十分极端的，甚至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他得思想理论的进步，和他敢于突破常规的精神。 新的历史主义都坚持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相结合的传统，都反对批判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劳丹将问题分为两类，分别是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经验问题是包括了未解决的、已解决的、反常的问题三个方面。夏佩尔则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就是信息域理论。信息域的意思是指有一系列信息构成的，用来解释科学发展。iii 三、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思考 从前文的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文化范式演变的两条线索：逻辑实证主义侧重于对科学本身的解释与说明，历史主义侧重于从科学史的角度对科学发展的内外环境进行剖析。也正是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各种不足，历史主义才会应运而生。科学哲学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客观辩证法的自发支配。 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客观辩证法，它是客观世界由其自身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变化、运动和发展的过程，是以物质联系运动发展的客观状态形式存在的辩证法，总体属于物质的范畴。客观辩证法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此同时，客观辩证法也可以称“事物的辩证法”、“存在的辩证法”。 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似乎正确认识了这一观念的总要意义，他们从科学的发展现状出发，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种种弊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提出了现代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如科学知识的基础、科学理论的解释、科学假说的确认等。经过了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把新的、更深入的问题，如科学发展模式、科学内史与科学外史、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科学实在论等引入科学哲学研究。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有它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不能用它来取代自然辩证法，恰恰相反，应该在客观辩证法的基础上，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西方科学哲学对传统哲学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把一般的哲学一律斥之为“形而上学”，认为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合的，用实证哲学来取代哲学本身，抛弃传统哲学，否定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以之与客观方法论相对抗，拒绝回答关于世界的最普遍的规律问题。由于他们排斥彻底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往往在哲学的结论中陷入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极端中。但是我们庆幸的看到，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收客观方法论的自发支配的，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用更加客观的、矛盾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和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受到自发支配的表现。 科技史论文:在历史教学中如何加强科技史的教育 面对新世纪愈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切实推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尤为更加重要。历史学科不像自然学科那样直接服务于科技事业，但也不应无所作为。加强历史教学中科技史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执着追求真理和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帮助他们树立强烈的科技意识，并以此为动力，献身于科技事业。在几年的历史教学中，我总结了一下几点看法： 首先，比较系统地讲解人类历史上优秀的科技成果。让学生清楚人类科技史的轨迹，同时让他们认识到人类从古至今在险恶的大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到今天自然科学的开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 例如，四大文明古国在奴隶制时代就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制定了比较准确的历法，尤其是古代中国天文学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15世纪以后，欧洲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天文学革命，从哥白尼到布鲁诺，从伽利略到开鲁勒，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一步步发展到现代。20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此开始了人类航天的历史进程。今天，人类不仅实现了遨游太空的夙愿，而且航天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又如，自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科技浪潮此起彼伏，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展到工业文明时代，再发展到当代的信息文明时代。人类有史以来所取得的科技成就令人欣喜，催人奋进。但这些知识在历史教材中是不连贯不系统的。这就需要教师进行纵向、横向比较，综合挖掘内在的联系，研究这些成就的时代意义和教育价值，以达到激励学生的目的，而学生得到的也不在是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 其次，帮助学生从历史的高度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正确性，引导他们崇尚科学、尊重科学、研究科学。 历史教学的任务就是让历史说话，以丰富的史实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例如，春秋时期，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了冶炼生铁的技术，之后，铁器工具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被广泛推广使用，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以至在社会发展史上，有了铁器时代的说法。又如计算机，它被称为“人类所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工具”。从最早最原始的计算机发展到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它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再如，欧洲国家自近代以来之所以飞速发展，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欧洲实现了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生产的重大变革，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到第三次技术浪潮的时候，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日益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重视科技教育，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对于饱经历史沧桑的中国来说，更是痛定思痛后的奋起直追。 最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历史上无数优秀科学家是当代青年学生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师在讲授科技成就的同时，更要以科学家们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和感人事迹激励学生，教育他们积极进取，，献身于科学事业。例如，法拉第是电脑理论的奠基人，从小家境贫寒，靠自学成才，他不仅研制出第一台感应发电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且还拒绝他人的高薪聘请，坚持为青少年举办科普知识讲座。“发明大王”爱迪生只上过几个月小学，也全靠自学成就了近2000项的发明，为了研制碱性蓄电池，他经历了上万次的失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还有许多科学家为了科学实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这些感人的事例教育学生热爱科学，并树立追求真理、知难而进的献身精神。 科技史论文:从历史角度看两岸科技合作新机遇 人类近现代史上最具意义的里程碑非工业革命莫属。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也有了空前飞跃，同时，她还毫不留情地把雄踞东方的第一文明大国从王者宝座上踢了下去。 在欧洲孕育工业革命之时，尽管大清皇帝们非常喜爱西方钟表、珐琅彩、数学等，但只是把这些当作奇技淫巧之术来对待，而近现代科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却令封建统治走向瓦解。以工业生产总量为例，18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欧洲各国加在一起也只有23%。而到了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6%，欧洲却上升至62%。劳师远征的外国人轻易打败了曾经号称虎狼之师的八旗军，东方大国很快堕入任人欺辱、宰割的境地。在这个历史变化过程中，科技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日本是亚洲最先步入现代化的工业发达国家。如今，日本的数码照相机、精密仪器在世界上大行其道，这个资源匮乏、经济模式“两头在外”的国家多年前就定下了以高科技、高附加值、低消耗、低运输量为特点的精密仪器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方向。精密仪器设备不仅消耗能源、资源少，运输量也小，而且易形成垄断，更重要的是精密仪器设备往往与标准制定密切相关。日本可以通过精密仪器来控制他国的生产标准。这样，科技在日本人手中既是赚钱工具，又是控制它国的手段。 上世纪中后期，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海峡两岸局势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中国终于迎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大陆在钢铁、煤炭、造船、汽车、水泥等传统工业的产量不俗；台湾地区也在平面显示、芯片等方面有着骄人的业绩，如今，两岸科技经济合作在双方积极推动下已初具规模，但是，除了“量”以外，在“质”与“独创”、“独占”方面，我们依然缺少高科技含量的称雄产业，两岸科教发展质量仍有待提高。 中华民族不仅有悠久历史，而且在饮食、医药等方面创造了最灿烂的文明，这些文明完全可以凭借科技手段向更高的层面发展。如在标榜“脱亚入欧”的日本，其电影、动漫产业却在不断地借助《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故事演绎其新产品；在市场上，色香味俱佳的中华美食与西洋快餐难分伯仲；在健康产业领域，中医、中药至今不能进入世界主流医学的序列，其本身以辨证施治、整体调养观念为主的特色始终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得以充分表达。 显然，我们迫切需要发挥悠久传统文化的优势，结合科教进步来提高产品质量，从战略角度打造拳头产品、塑造支柱产业。 在优秀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上，两岸炎黄子孙应该看到自身的发展优势，抓住机遇，努力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教合作新局面。 科技史论文:从唯物史观解读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兴衰原因 摘 要：中国古代因地理及政治上相对独立性，科技文明的发展也相对独立。两千多年的时间尺度上中国政治的相对稳定性，使中国科学技术缓慢进步，从未间断。在公元五世纪欧洲开始黑暗中世纪时，中国步入宋朝，科学技术达到了世界的高峰。在大约十六、十七世纪之前，科学技术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除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四大发明之外，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医药、建筑、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方面，都为世界近代科学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入手，解读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文化的发展历程。 关键字：唯物史观；宋元时期；科学技术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 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用于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他们称它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1】 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2】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凡是认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社会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历史、社会和历史存在着必然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观点，科学的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的发展历程。 二、宋元时期科技文化发展的原因和特点 公元221年，嬴政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封建专制政治格局。此后两千多年，这种皇权政治保证了在大部分时间中国版图的统一、中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稳定发展。由于长时间地理上的相对隔绝，政治上的相对独立，古代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体系。在中世纪最为耀眼夺目的科技成就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之后，对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整个世界近代文明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马克思曾写道：“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原因：1.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元朝实现了大统一，使社会出现相对安定局面；2.宋元时期的经济继续发展，仍领先世界，经济的高度发展是科技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3.民族融合加强，各族间经济文化交往频繁；4.对外交往有了重大发展，在同亚非欧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吸收了外来文化，丰富了本民族文化；5.文化在隋唐文化高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文明。 特点：1.封建文化高度繁荣，无论在科技、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2.辽、西夏、金随着同汉族经济联系的加强，其文化与汉文化进一步交融，保留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3.科技有突出发展，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传往世界。 三、联系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宋元时期科技兴衰成因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随着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先进的政治法律部门组织与制度、思想、道德文化、艺术哲学与等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上层建筑，他们通过不断的改良制度或沿袭制度，反作用于并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 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华科学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就是两宋时期。宋太祖在建国时为避免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悲剧，遂采取重内轻外和崇文抑武的国家政策，以及在军事上采取消极的防守战略。对后世影响长远，其一宋朝内部安定而少内乱，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其二也因此导致武力积弱不敌北方外敌。但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据现代学者测算，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国民总收入是明朝的10倍。【4】 但宋朝因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市场经济无法形成，就没能给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强大的动力。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人物的北宋科学全才沈括，在其《梦溪笔谈》自序表示书中所记录的只是山水之间，纵情谈笑，不关系他人利得失的事。沈括在社会政治制度和人文因素的制约下，无法将其在科技方面的成果完全运用到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当中。由于经济未能在改革社会上发挥作用，导致科学技术无法系统地演进。【5】且不能用于军事国防事业的发展。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宋朝变法失败，上层建筑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能适应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无法做出正确的调整。宋朝的社会形态逐渐走向灭亡，随后被蒙古人用武力所征服，这是落后社会制度代替先进社会制度的战争。 在此历史背景下，本来就无法大规模系统地发挥作用的先进科学技术遭到了破坏。在元朝统一初期，对中原文明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丢弃。中后期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对教育制度的束缚，导致教育落后，影响科技的传播和进一步发展。众所周知，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首要前提是提供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且此阶层需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及言论思想自由。而元朝文化无用思想盛行，使得科技文化的发展受到重创。但元朝庞大的帝国版图为远程贸易提供了保障，却为科技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便利，促进了科技文化的交流。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元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遏制了新社会制度萌芽的发展，最终导致元朝的覆灭。 四.结论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研究了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发展及衰落的原因。无论是发展还是衰落实际上都是一种基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中国古代科技的成果仍奠定和影响着世界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要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存在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使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条件。对科技史若干问题，有必要立足于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及混沌理论等角度进行深入再分析，换个角度思考才会有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成果。 科技史论文: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展望 摘 要：对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现存标本进行了整理，依据标本信息，从类群、采集地点和植物类别等方面分析了植物标本室的构成，回顾了标本室的发展历史。对标本室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统计并提出了解决方法，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标本室；标本；历史；现状；展望 标本馆是标本的贮存场所和载体，标本是其承载对象在时空存在的第一手证据。植物标本是植物学工作者科研活动的积累和自然遗产的永久记录，是研究物种的分布及历史、现状、系统演化的证据，也能反映标本馆拥有者的学术氛围和历史积淀。 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始建于1954年。目前，浸制标本大多已经超过了保色期，颜色开始消退、失真，大部分20世纪采集制作的标本出现破损、脱落和丢失现象。受场地、开放制度和使用制度的限制，标本在教育教学上的功能受到限制。因此，标本室和其中存放的标本急需整理、修补，有些甚至需要废弃。为此，自2012年3月，我们对安徽科技学院标本室的标本进行了归类、整理，目的是整理、挖掘和系统化利用直观教学素材，为植物学和生态学的实践教学改革拓宽渠道，探讨一条切实可行、能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和充分利用校本资源的植物学教学模式。 本文是对标本前期整理工作的总结（主要针对维管植物），并就我院标本室的发展历程和标本现状做简单回顾。 1 标本基本情况 我院标本采集和保存始于1954年，距今约有60a的历史。未经整理的室存标本总共2 023份。从保存方式上来分，主要是腊叶标本，也有少量浸制标本、风干标本和种子标本；从分类类群上分，涵盖了藻类植物、菌物（含地衣）、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其中被子植物占90%以上。由于年代久远、管理不善，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809份）已经不能使用。整理后，较为完好的有1 214份，在这些标本中，蕨类植物有9科、12种、46份，裸子植物6科、15种、53份，被子植物的情况汇总于表1。 3 我院植物标本室的发展展望 自2004年始，我院就致力于校园教学资源直观素材的开发利用[2]，探讨新形式下的植物学教学模式改革，尝试将我院标本馆中历年采集、制作的标本进行数字化，并研讨与之有关的标本馆管理模式和开放使用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4]。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与国际同步进行标本信息数字化的工作。代表性的工作有：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中国微生物与病毒主题数据库；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初步建成的中国植物图像库（PPBC）、中国自然标本馆（CFH）、物种2000中国节点高等植物信息系统（CNPC）和中国数字植物园（CVBG）等一批覆盖全国植物标本、图像、物种和引种植物的信息系统。这些生物或植物学信息平台，为科技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和植物学爱好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互联网背景下植物学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深入，对传统的植物科学的教学模式注入了新的内涵。作为与植物学教学和科研密切相关的植物标本和标本馆，其构成、管理、使用和开放模式，是其改变方向之一。改变的结果，会使更多的使用者享受到互联网为之带来的迅捷、便利和翔实。毋庸置疑，能提供更多方便、能为教学提供更多服务的植物标本的数字化、标本馆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将是植物标本和标本馆未来的发展方向。 科技史论文:中国农业科技园史述论 摘 要：中国农业科技园的探讨源头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1994年正式提出中国农业科技园概念并建立农业科技园以来，至今经历了18a光景，在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科技化暨农业科技园的模式。基于中国农业科技园的状况，从科技史角度展开研究，对农业科技园史进行梳理阐述，深入挖掘农业科技园的发展脉络，力求呈现中国农业科技园清晰的变革过程。 关键词：农业科技园；科技园史；中国农业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型向现代农业型发展，社会与科技对现代农业提出了具体的三高要求，即：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因此，要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于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农业科技园开始酝酿发展。农业科技园是以市场为导向，在一定区域内运用信息技术、生物学等科学技术手段发展农业生产，以达到经济、环境、社会最佳的协调状态和经济最高效益的产业综合体。农业科技园是我国新时期农业改革中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科技与经济组织活动[1]。也是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1 中国农业科技园概况 我国对农业科技园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1994年提出农业科技园建设，到1996年才开始发展，至1999年后全国开始进入建设农业科技园的高峰。目前，我国共有国家级农业科技园65个，分别是2001年8月第1批认定的21个国家农业科技园、2004年4月认定的第2批15个国家农业科技园、2010年12月认定的第3批国家农业科技园27个，另外，还有2010年3月有公布确定沈阳辉山农业科技园和江西井冈山农业科技园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目前，全国县级以上的地方农业科技园已达六千多个，园区的类型也呈现多样化，有政府主导、科研院校主导、企业主导、国际或者地区之间的合作以及其他类型的农业科技园。 我国农业科技园的概念是在1994年提出的，从无到有，至今虽只经历了18a的发展历程，但农业科技园的学会组织、发展模式、类型、理论等各方面不断深入，发展迅速，如：成立了中国农学会农业科技园区分会，已举办过11届中国农业园区论坛等，出版了《中国农业科技园区持续发展》和《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理论与实践》等众多的相关专题论文集。现阶段有关农业园区规划的法规有：《农业科技园区指南》、《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十一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纲要》、《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意见》等，以及各省、市、县的农业科技园均有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关于全国农业科技园区通用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规范体系，致使各地的农业科技园发展导向模糊，各农业科技园良莠不齐，但总的方向仍然保持快速向前发展。 2 中国农业科技园的历史沿革 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要经历从萌芽到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只有经历了曲折漫长的成长，才能不断的完善。本文把农业科技园发展历程和前人研究的资料进行综合整理，从科技史的角度展开研究，针对农业科技园史进行梳理，把农业科技园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研究，力求呈现中国农业科技园清晰的变革过程。 2.1 农业科技园萌芽（20世纪80年代～1992年农业产业化的提出） 农业科技园萌芽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到农业产业化的提出。长期以来，中国农业一直是传统型农业。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体制和结构的调整，人们的认识也进入质的深化，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农业与科技的相联性变得更为紧密，农业技术与农业科技大步的走入普通农民的视野，探讨如何推动发展生产力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外面世界的信息，同一时期这个阶段，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完全实行了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粗放型转化到集约型，其农业生产特点和效益有较之明显的优势。 我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最主要的就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但是如何突破呢？人们已经意识到应该实行农业科技变革。农业科技变革是一个求变的过程，是呈隐性的，人们开始大量的把产前、产中、产后各种整体与部分相结合，只是当时无法清晰的表达出这个概念，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农业产业化的提出。 2.2 农业科技园的发端 农业科技园的发端是以农业专业化、产业化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农业产业化诞生于1992～1993年，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主题是探讨如何形成规模和提高产量。 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首先明确提出了农业科技园这个新概念，新理论需要一个时间检验的过程，直到新加坡农业科技园成功得到肯定时，很多国家开始效仿设立农业科技园区的做法。中国此时正是全国农业产业化的运作期，各地都开始运行农业产业化，打造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特色。国内对农业科技园探讨还只停留在与农业产业化进行对比，以及对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园进行研究，如：发表最早的农业科技园的论文是1992年刊登在《东南亚研究》期刊上的《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园》一文，中国农业科技园区正是基于此而开始发端。 2.3 农业科技园的兴起 农业科技园兴起阶段为1994～1999年，这时期农业科技园的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 随着科技的进步，利用科技成果围绕农业产业化进行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现代农业概念，即：利用生物学、信息技术等高科技运用到农业产业化生产当中。当然这一期间的类型是以政府主导为主，科研院校参与为辅。因为在建立农业科技园的时候，选择的是高投入、高技术的项目，同时需要配置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园主要是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1993年北京建立的以展示以色列设施农业和节水技术为主体的示范农场，1994年上海建立的引进荷兰技术进行工厂化生产的上海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2]。值得注意的是，烟台、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城市也都相续开始在做农业科技园的实践尝试，虽然规模和动作比较小，还处于兴起阶段，但这一举动直接推动了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 2.4 由点到面发展 农业科技园兴起后实践的直接后果，即经济效益导致了对农业科技园的发展由点到面全面铺开，这一阶段为2000～2011年。据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联合管理办公室统计，2002～2008年间，试点的36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就自主开发科技项目2331个，引进农业新技术3870项，实现年产值959.92亿元[3]。 这一时期各种农业科技园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2年，全国各级各类农业科技园已达六千多个。从类型上来看，由兴起的政府主导单一模式发展为以企业型主导园区、科研院校主导或参与的综合农业科技园等各种类型。从功能上看，从示范功能发展出培训功能、科研功能、示范功能、推广功能以及公司与农户形成基地的“龙头”功能。当然，还可以从经营方式、立项类型、生态类型等各种角度进行划分。总之，不管如何划分，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蓬勃向上，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民的增收起着显著的作用。 2.5 农业科技园现今状况 农业科技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多功能的示范园区，包括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和民营农业科技园区、都市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工厂化高效科技园区、生态农业园[4]。农业科技园有效辐射带动了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及农业产业化，使大家认识到科技支撑现代农业发展是农业科技园的必然选择。 企业—生产—科研三者高度结合，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但农业科技园只是一个平台，与国外对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管理体制和政策及科技人员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人的因素决定着农业科技园的发展之路，目前急需突破现有的理论框架，加深农业科技园的认识，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把外延和学科交叉结合进行彻底研究应用，才能最大限度的挖掘生产潜力，所以现今阶段依然处于成熟完善阶段。 3 中国农业科技园的未来发展 农业科技园自萌芽、发端、兴起、发展，这一切悄然的转变，它的历史进程与人们的认识和政府的重视程度紧密相联。从事物发展的关键主体来看，人的因素至关重要。为农业科技园源源不断地输入人力资源，才能保证农业科技园日益发展壮大，更好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由此，培养适应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相关人才就成了必然。目前，国家研究生教育逐步加大专业硕士人才培养的力度就在此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特别是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的培养，不仅学制缩短至两年，而且更加注重与生产实际的结合，这无疑为农业科技园的发展储备了潜在的人力资源。农业科技园建设逐步走向常态化和高端化的发展趋势，对农业科技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一方面可以促进涉及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的相关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的培养正迎合了农业科技园发展的需求，二者一拍即合，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二者密切合作，定能开拓更为广阔的互惠双赢空间。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核心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核心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核心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核心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核心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核心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中国国际法学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年会 李适时、娄勤俭出席 2012年5月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致欢迎辞。朱开平说，这次大会的主题选定为“当代中国与国际法——国家实践及理论思考”，非常契合当前我国的外交法律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选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将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提供良好的决策建议，必将对我国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外交政策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建立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和我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娄勤俭首先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国际法学会长期以来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陕西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富集、科技资源优越、工业门类齐全。近年来，陕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当前陕西正处于全面建设以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为主要标志的西部强省的关键时期，诸多知名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来陕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建设生产基地，迫切需要更加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特别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西北政法大学的支持力度，为陕西培养更多的涉外法律理论与实务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和智力支持。 李适时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应对挑战，加强研究，快出成果，既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法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强调，加强国际法研究，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我为主”，冷静分析、理性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要始终服务国家利益，“为我所用”，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不断拓展国际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努力造就一批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人才，为我国的对外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支持，要不断加强学会建设，促进学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沟通，进一步强化桥梁纽带和服务作用。 据悉，本届年会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第一次在西部地区召开的学术年会。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会议围绕当前国际法领域若干前沿问题，就中国国际法事业的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等进行交流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及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地国际法教学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法学会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了共建“中国西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与科研创新基地”协议。 来源：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状 从宏观的时间线条来看,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这是我国大学教育中新闻传播学刚刚起步的时期,北京、上海、厦门等地的高校纷纷开始创办这个系科;第二阶段是50年代时期,彼时正处在建国初期,新闻科系展开了相应的调整,培养目标也在不断改革;进入60年代初期和中期迎来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个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调整,全国上下整体的学术氛围都更为活跃,对于新闻科系的培养目标中也加入了“新闻教学与科研人员”这样的方向;随之而来的是“”的十年,已有的培养目标被完全否定,教学课程的设置也不成体系;粉碎“”后一直到现在,这是发展的第五阶段,现今的新闻传播科系的教学在不断趋于规范化,各个阶段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都更为明确与合理,培养出的专业人才也很适应当下社会对于新闻从业人员的需求。 二、新闻传播学科的学生就业状况与社会需求 新闻传播学科中主要涵盖以下四个专业: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以及编辑出版专业,这几个专业的培养能够为社会上很多媒介产业输送优质的人才,尤其是随着传媒产业的迅猛与持续的发展,对于新闻传播学科的人才需求量日益扩大,这也让很多毕业生有更广阔的就业空间与市场。 新闻传播学科的毕业生的社会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各类型媒介与出版机构对于专业人才需求量大,随着近年来媒介行业的总量、规模与品质都在不断提升,行业内部更是需要吸纳大量优质的人才来做内部人员补充,在这样的前提下给新闻传媒学科毕业生留下了广泛的就业空间;2.党政机关及企业对外宣传与公关部门对于新闻传播学科的毕业生也有较大需求,新闻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一定程度上是和企业的这方面发展需求相吻合的,因此这也是新闻传播人才毕业后的一个就业渠道;3.随着新闻传播学科自身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优质的专业人才对于这个学科展开进一步研究,很多高校都需要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和教学人士,这也是毕业生可以选择的一条道路。 三、学科建设中的经验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中的经验与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对于课程设置的改革与教材建设要进一步推进,随着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建设,相关的课程设置有了明显的调整,一方面课程设置中增加了更多的文化科学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则一定程度有所压缩;另一方面课程设置中加入了大量新的选修课程,其中有新闻伦理、媒介管理、网络新闻传播、新闻传播心理学等,这不仅丰富了原有课程,也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点对自己喜欢的方向展开研习。 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新闻传媒学科建设中越来越重视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新闻传媒学科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学生的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对于知识的运用能力与实践能力则应当受到更多重视。一直以来我国的高校教学中都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趋势,在这一点上学科建设过程中也在积极做出相应调整。 四、借鉴国外有效经验加快新闻传播学教育改革 与很多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新闻传媒学科的发展建设是相对较晚的,正是因为如此,国外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从而推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革新。首先,在培养目标与教学内容上应当更多地以现代传媒与社会的需求而设定,在这一点上很多西方国家的新闻院系上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的。国外的很多大学会和用人单位有紧密联系,这不仅能够带给学生最新的行业资讯,在人才培养上也更有针对性,让今后的毕业生在就业时能够更好地适应新闻传媒业的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让新闻传播学的教学模式能够有所创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闻传媒行业需要更多的具备国际视野的综合型人才,这也为我们的人才培养过程指明了方向。我国高校应当更多地吸收国外好的教学经验与教学资源,可以更多地引入国外师资,推行双语教学,这样才能够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培养出更具竞争力的新闻传播人才。 五、结语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的竞争格局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只有不断完善与革新才能培养出更多优质的具备竞争力的专业人才。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应当不断推进课程设置的改革与教材建设,同时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并且更多地吸收借鉴国外的有效经验,只有从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够让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得到提升。 新闻传播论文:谈语言艺术在新闻传播中的体现 1.新闻传播中语言信息的若干问题 (1)信息质。信息质也就是我们说的新闻传递的这一条信息的质量。信息质的评定理论上可以分为2部分,即理性信息和附加信息。理性信息多注重语义和语法上的质量,侧重于接受文字信息,虽比较客观,但是质量较低。而附加信息则主要是通过推理而得出的一些潜在信息,信息量大并且质量较高。附加信息也称为语用信息,它从新闻避免平白地叙述客观事实的角度出发,让社会大众在事实中自己找到新闻的价值,具有费时又费力的缺陷,因此,语用信息在不同的传播媒体之间所占的比例都是不同的。(2)信息量。质与量是2个辨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信息量是用来衡量信息的多少,也可以说是大众最终接受的信息的多少。但影响其数量的因素有很多,例如信息质和信道容量。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信息的耗损程度。信息耗损也被称为信息中的噪音,通常情况下,群众多会因为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噪音而对信息产生片面的连接,甚至是由于歧义带来的误解。另外,在网络媒介的传播中,一则新闻中反复出现关键词链接,导致读者无法掌握信息的重点,破坏了信息本身的严谨性与科学性。总之,信息中的噪音主要是由于信息量的不当引起的,注意信息量的合理安排就可以将信息噪音降至最低。(3)信息位。信息位又称信息的配位,是信源事实在被进行编码时,为了产生一种信息结构,而对形成新闻必须要有的信息及因素进行配对的过程。信息位主要体现了传递信息的个人对信息的主观判断能力和潜在信息的挖掘能力。信息位的形成还可以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符号的有机组合。语言符号就是单纯的文本信息,非语言符号包括新闻排版和字体等因素。(4)信息度。信息的冗余是指传递出的信息量超过了群众接受范围内的最高限度。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这种现象也日益增多。冗余程度也主要受到信息量的影响,不同的信息量在面对不同的信宿时,会有不同的的冗余程度。从理论上来看,适当的冗余是可以在信息传播中出现的。①适当调控“冗余信息”的效能,为受众服务。冗余信息在传播中的影响有多大,主要是看其副作用到底有多大。冗余信息的副作用就在于它在传播的过程中只是一味的重视了传输的信息,而忽略了接受者的接受程度。如果能在新闻传播中正确使用冗余信息,有利于在情感上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提升信息的质量,还可以表明传播者的态度,加深新闻的价值。但如果利用不当,冗余的信息转变为信息中的噪音,这种噪音会严重影响理性信息的正常接受。②通过传输的媒介和通道使冗余信息服务于更多的群众。冗余程度因不同的传播媒介而不同,同时也拥有不同的受众。一般来说,冗余信息在电视传播媒体中所占的比重较多,而在广播中所占的比重又大于网络传播中所占的比重。另一方面,同一传播媒介也拥有不同的冗余程度。毕竟一则新闻对于不同的群众,理解的层面也是不同的。经调查研究表明,信息的题材不同,会在群众接受层面上造成错位,从而降低了每个信息单元所蕴含的信息量,造成群众无法接受的情况。面对此类问题,我们应在信息的编辑阶段,就注重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程度或是接受者的社会背景,使信息存在适当的冗余,满足不同群众的不同要求。 2.语言艺术在新闻传播中的体现 (1)语言艺术的共性———以央视为例。央视是我国传媒业的领军媒体,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和实力。央视自发展以来,主要强调做新闻类节目,经过长期的奋斗和不懈的努力,央视已经拥有了多档强有力的新闻类节目,如《新闻观察》《新闻24小时》《新闻会客厅》等,我们仔细观察这些节目,就不难从这些节目的语言中发现,这些能够经过长期的努力最终被却群众铭记的节目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语言通常既能够带给人们情感上的抚慰,也能够深刻地揭露社会现实,给人智慧上的启迪。又如央视主持人王志主持的一档名为《面对面》的节目,这档节目只是单纯地依靠主持人与嘉宾的面对面交流,在此过程中,语言的艺术性体现得淋漓尽致。“非典”时期的一次访谈,当王志采访到广州医科大的工作人员时,他问到:“你们是靠什么来与非典斗争的?”他们回答“:是精神。”简单的几个字却蕴含着无限的能量,足以温暖人心,鼓舞斗志。(2)地方卫视中方言类新闻节目的语言艺术特色———以上海东方卫视为例。近年来,各卫视的方言类节目不断取得各种程度的成功,不仅收获了较高的收视率,也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益。因此,各卫视都追加对方言类节目的投入,并且希望取得更大的成功。早期的方言类节目要属东方卫视的壹周立波秀节目,此节目获得成功的原因,除了主持人的风趣幽默之外,在为观众们传播新闻的时候通常主体上采用普通话,但也会伴有方言,这使得在播报的过程中不时有笑点产生。节目的过程中,首先将本期节目要讲述的新闻做一个简短的视频播报,然后在节目的逐步深入过程中,不断设置悬念,提出问题,引起观众足够的兴趣。此外,节目的讲述过程要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生动有趣,用跌宕起伏的剧情吸引观众。最后,这种方言类的新闻节目强调主持人与观众的实时互动,注重角色的转换。 3.当前新闻传播中需要注意的语言问题 (1)新创词语的出现应用。新创造的词语是指结合特殊语境和特殊事件产生的词语,其本身并不符合语法规定和语言规范。例如近期的一则新闻,标题是“裸官检举他人立功”,从题目来看,有些人根本不明白裸官的含义,类似这种从题目来看就使人无法理解的新闻还在不停涌现。(2)非术语新词的出现应用。在新闻中还常出现一些本是专业术语,但处于较为偏僻的领域,逐渐被转化为非专业的术语在消息中出现,如“经济硬着陆“”平仓”等词语的出现往往没有任何注解,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到困惑或是晦涩难懂,新闻工作者忽略了初次接触这些生僻词领域的读者的感受。(3)外来词汇的应用。频频引入外来词汇对于文化来说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机会,但过分地滥用则会使一些本就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出现阅读障碍。新闻传播的过程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积极而向上的信息能够为人类传播正能量,并且能够将知识向阅读信息的每个读者传播。但如今中文夹杂英文出现的信息屡见不鲜,虽然新奇,但也是一个亟待重视的问题。 4.结语 目前,我国传媒业不断发展,语言艺术性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卖点。虽然在此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但这样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就是要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可以说,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一个调整期,这一期间需要对新闻传播中的语言艺术性就行整顿和规范。媒体中语言作为重要的载体,语言艺术性的发展更是决定着信息传递的质量和传媒业发展的未来。 新闻传播论文:网络时代新闻媒体传播手段分析 网络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逐渐习惯用网络去了解社会、探索世界。新闻媒体作为网络空间里的重要角色,其内容得到了公众的重视,其传播手段也逐渐被人们所关注。 网络对新闻媒体传播的影响 1.互联网满足了公众内心的需求,成为社会舆论的集散地 如今,公众逐渐接受并习惯在网络上对某些热点问题或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想法。传统的关注事件的模式是针对报纸或电视、广播中的信息与邻里朋友进行沟通与交流,只是一味地用“语言”去实现。而网络时代,公众在对事件进行评论后,可以将自己的想法或主张用相关的资料或视频来表达,非常便利地满足了公众的内心需求,使公众得以及时获取信息、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在对事件进行关注并及时进行评论表达想法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起新闻媒体传播手段的更新。他们更加习惯方便快捷的传播手段,因为他们更加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内心需求得到满足。 2.微博方便快捷,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工具 当今社会,一个不起眼的事件也有可能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关心的热点问题。微博为人们打开了新的视野,为群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渠道。在微博上,每个发言者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最终通过协调,可以形成具有代表性并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民意。甚至,网民可以通过微博这个高效传播载体,发起实际生活中的维权行动。微博发挥了桥梁作用,方便了群众与政府的沟通交流。 新闻媒体原有传播手段导致的不足 在网络时代,传统的新闻媒体传播手段显得刻板单调,已经无法适应部分人群的需要,往往使传播效果不甚明显。 1.内容空泛,让受众觉得无趣 一些新闻媒体的内容过于空泛和枯燥,所以,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让受众觉得无趣,无法吸引受众的眼球,使受众对新闻内容失去了信心,渐渐转移视线,削弱了新闻媒体的影响力。 2.形式单一,受众易产生审美疲劳 新闻媒体的内容形式单一、老套,使受众产生审美疲劳,渐渐产生厌烦情绪。特别是在新闻内容的安排上严重不合理,不能灵活地运用各种有效方式来吸引受众。 新闻媒体更新传播手段应有的思维 在网络时代,新闻媒体只有及时更新传播手段,才能满足受众越来越挑剔的心理,这也是人们知识水平和观察能力提高的必然结果。更新新闻媒体传播手段,应当具备适合新闻媒体发展趋势的思维,以有效巩固传播效果。 1.经验思维 网络时代新闻媒体传播手段的更新,需要最基本的经验思维。成功的经验是完成传播手段转变的必备条件,能够提升整体的传播效果。因此,新闻媒体在利用全新的传播手段时,应当合理运用经验思维,并合理照顾每个传播内容的差异性,实现有机的融合。 2.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是完成新闻内容传播的正常思维,其容易满足大众的正常判断顺序和理解层次,使内容在大众的思维范畴之内,便于大众对事件内容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和评价,使传播手段达到预期的效果。 3.形象思维 很多时候,新闻媒体在传播内容时需要给人以视觉上的印象。形象思维能够较好地把握住视频、音频资料的特点,将所要传达出来的信息通过受众视觉、听觉上的配合,来增强受众对新闻内容的印象。 4.超前思维 新闻媒体在借助网络传播相关内容时,应当对内容进行全面准确的把握,也应当注重将超前思维融入新闻内容之中,提前捕捉公众可能呈现的心理状态和感官上的直觉反应,以维护新闻媒体传播的稳定性,巩固传播效果。 5.创新思维 在网络时代,新闻媒体的传播内容需要满足公众的心理需求,其传播手段也应当体现一定的创新意识。新闻媒体应当着力转变自身固化的思维模式,打破思维僵化局面,对各个环节的工作尽量进行创新。敢于在合理思维的前提下谋求创新,突破思维障碍,尽量抓住受众的心理,使新闻媒体成为网络上真正吸引公众眼球的阵地。 网络时代新闻媒体传播手段运用事宜 网络的普遍应用最终是为了使公众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发展浪潮中来,使公众的社会主体地位得到更好的体现。只有积极倡导和实践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才能使受众在网络上进行选择、参与和互动,使新闻媒体传播达到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 1.传播手段为内容服好务,时政新闻应以民生为基点 网络已经成为关注民生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成为关注民生的动态窗口。时政新闻要时刻体现民生意识。这就要求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应当尽量满足主题的需要,通过合理的传播手段使民生内容更加贴近群众生活,更加到位地反映民生。当然,工作人员应当注意事物的两面性,不能将个体和整体颠倒,不能把偶然与必然混淆。 2.妥善运用传播手段,经济新闻应关注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倡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理所当然是经济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但是,许多新闻媒体工作者对经济工作并不真正了解,对一些经济问题把握不准。网络上诸如“某果农种大樱桃年收入几万元”、“某菜农大发洋菜财”之类的报道大量出现。这类报道对农民打开思路或许有一定作用,但少数农民少量种植会卖高价获大利,如果更多人一窝蜂地跟风,价格就会下跌,农民就不能发财,甚至会亏本、负债,这样的报道可能会造成误导,毕竟一些农民有急功近利的心理。这是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背离的。 3.传播手段应注意细节问题,科技新闻要通俗 目前,网络上有很多军事节目或相关内容。军事节目有其特殊的关注群体,因此,进行军事节目内容的传播时,应当注意科技用语的准确性。如果节目中涉及专业术语,应当尽量解释清楚。否则,受众听不明白,必然影响对整体内容的理解,导致传播手段无法得到受众的认可,甚至对这类节目丧失信心。新闻媒体工作者如果尚未弄懂专业性较强的术语,应当向各个领域的专家虚心请教,在自己弄明白的前提下,说给专家听,由专家评定是否正确,然后传播给受众,使内容贴近受众。 结 语 网络的兴起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也是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重要途径。人们合理运用网络的同时,对新闻媒体的关注也逐渐增强,对节目传播手段的更新也格外在意。因此,在网络化时代,新闻媒体作为人们了解社会、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其传播手段也应科学、高效、便捷,满足人们的需求。 新闻传播论文:对新闻媒体传播作用在社会管理工作创新的探索 当今社会,媒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特定土地上人们的集合,而这个共同体、集合的粘合剂,就是新闻媒体。正是新闻媒体提供了监测环境、告知消息的工具,提供了人们彼此间交流意见的公共平台。社会生活空间的大小及其发展水平,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信息传播的发展水平。口头传播与原始部落民主相适应,手抄文字、马车驿站与民族国家相适应,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与全球政治相适应。在网络环境下,消息弥漫于整个的社会空间,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社会管理的实质是对人的管理,必然涉及到管理者和人民两个基本要素,管理者要认识人民,理解人民的心声,人民也要了解管理者,审查管理者的资质。在这两者之间,其沟通、联系的主渠道,非新闻媒体不可。在当前这个媒介化时代,要创新社会管理,建设良好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离不开新闻媒体。 一、现代社会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等新特点 1、人口流动频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的“单位”属性逐渐减弱,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人员流动。走南闯北,出现了单位用人、社会管理人的新形势。 2、人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改革开放,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跨体制的人员流动,带来了人们心理素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在主流价值之外,又有许多价值观出现。如自立、竞争、互动、风险、信用等价值观正在确立,还有一些不良的价值取向也凸显出来。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腐朽无耻、低级趣味等。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3、社会阶层多元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计划经济时期决定人们社会经济状态的政治性、制度性或行政性标准(如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档案身份等)逐渐为一些新的因素所取代,职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和资产私有形式的出现促使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晰。尽管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还在持续,并未完全定型,但其基本的分化形态和规则正在形成。多年前,学术界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原先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了十大阶层,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4、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越来越公开透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 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人民群众要求政府更加公开透明,在更广领域、更深层面上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参与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和具体体现。 上述社会变化,也形成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利益问题,过去强调是整体利益, 现在开始重视个体利益,同时新的群体形成产生诸多群体利益。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难免产生利益冲突。如何协调群体的利益冲突,化解矛盾;如何进一步公开透明,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来;如何引导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建立起新的社会管理机制,这种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也必须适应多元化、多样化社会的要求,遵循多元社会治理理念。既要有“硬”的手段,也要有“软”的手段。“软”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某种形式影响人们的行为,指导或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等等。在这方面,新闻媒体显然有其独到的作用。 二、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管理中有其独特的作用 1、宣传功能。新闻与宣传都同属于传播范畴。宣传是一种传播活动,可以通过任何传媒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体是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还有法律法规等重要阵地。还能通过它的信息筛选和散布功能,直接影响百姓对社会的感受,由此直接影响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认可程度。调查显示,现在 90%以上的群众都是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党和政府的决定、实施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如每年的全国“两会”、省“两会”,人们都是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进行关注。新闻媒体在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 2、引导和教育功能。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是信息社会。媒体成为我们获取信息和获取思想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对社会主流思想,对社会的价值观的选择,都起主导作用。人们世界观的形成,有家庭、学校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媒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媒体传播信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烈的社会性、生动性、知识性、思想性,它往往通过真人真事、具体情节和潜移默化的方法来表现事实和思想,来对舆论进行引导,因此较容易为公众接受。 3、沟通协调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媒体扮演着各方信息沟通平台的角色,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枢纽作用。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社会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媒体上进行沟通。这些年,政府部门通过媒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事例多了起来,很好地发挥了媒体的沟通作用。 4、社会组织功能。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信息的选择、解释与评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并呼吁社会共同关注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上,形成统一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就充当着一种社会组织者的角色。 5、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历来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舆论监督,既是实现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也是反映百姓诉求的主要渠道之一。党和政府一直强调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统一思想、修正错误、凝聚力量和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信息服务功能。新闻媒体不断向人们提供各种事件信息,如对于那些来自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威胁,新闻媒体能及时地向人们发出警告,让人们采取防御措施。此外,新闻媒体还提供有关人们生活环境的信息,如关于公共事业、经济状况等,这也是新闻媒体满足人们日常信息需要所具备的功能。 新闻媒体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正确导向、聚合智慧、动员教育、沟通协调、上传下达、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一方面为媒体的新闻报道提供了一个全新空间与视角,另一方面也让媒体重新审视自己,完善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调整思维,从而增强媒体与社会 的“互动性”与“粘合度”。责任与担当:媒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所在新闻媒体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必须坚持职业伦理,弘扬专业精神,恪守社会责任。唯有严格要求自己,践行道德规范,善尽社会责任,大众传媒才能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2011年发生的谣“盐”事件,给媒体如何参与社会管理留下了许多思考。2011年3月16日,全国不少地区出现“抢盐潮”,众多新闻媒体沉着冷静应对,在重要版面、时段、页面,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传达政府部署,积极稳妥地做好食盐供应新闻报道,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消除了民众对核辐射影响的疑虑,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有明确目的的社会活动。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传递信息,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协调行为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因此,新闻传播活动从一开始,就暗含着对管理效果的设定。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效果是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在资源投入量一定的情况下,产出越多,该转化过程的效果越好,在产出一定的前提下,投入越多,则其转化效果越差。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行为,必然要耗费一定的资源才能产生一定的管理效果。而这一效果的产生,又是贯穿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始于传播之前,显现于传播之后,即总是受众在收受新闻传播之后才会表现出来的。由此,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效果,可以被理解为新闻传播者(即管理者)在实施自己的管理行为所消耗的一定的资源与在此基础上所得到的新闻受众(即被管理者)接受信息传播后在感情、思想、态度和行为方面所发生变化收益的比较。 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的特点,发挥新闻媒体的功能作用以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媒体本身应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二是政府等管理部门要善于运用媒体,管理好社会。 由此可见,媒体参与社会管理,首先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媒体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公众提供事件的真相,并让公众获得充分的有效信息。谣言止于智者,公信源于诚意。这次谣“盐”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传播新闻事件真相,达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效果。因此,媒体应强化社会责任,加强对公共信息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报道,畅通人民群众的权利表达渠道,努力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各种社会分歧。这样才能把好舆论引导的闸门,真正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总之,新闻媒体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新闻媒体是传递信息的载体,这种传递的信息与人类事先储存的信息不同。传媒传递的信息更多地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最新变化有关,通常被人们称为新闻。无论世界发生何种事,如战争、疫情等,一旦经新闻媒体传播,这种信息就会对人们的社会生存和命运产生影响,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是一般的信息所不具备的。如在地震中遭破坏的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一系列经新闻媒体传递的信息,引起各国政府对核电站安全的高度重视。这就是新闻的力量。 新闻传播论文:报纸新闻评论在网络传播环境的发展策略 媒体间的竞争重心,从“新闻”逐渐让渡到“观点”,这是近年来业内出现的变化之一。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以及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日趋交互的语境,如传统媒体开设加V微博、微信推送,甚至二维码技术的运用,新闻评论自有其突破原有格局的理论愿景,如时效、独家,甚至突破传统媒体的发言界限,等等。 新传播环境中的评论难题 社交媒体环境,作为信息披露、观点表达的平台,甚至是社会抗争的工具,在政治传播以及民主化进程中,无疑有其突破新闻管理、扩大公民参与等正面意义。但是,将“观点”的竞争在新传播环境下强化到极致,则是网络舆论、微博等与生俱来的缺陷,反过来会一定程度影响、制约着观点生产的流程与质量。 “观点”的生产,基于“事实”。而在新传播环境下,时评和信源之间直接跳过了传统媒体这一“滤”的过程,评论主体往往直接面对事件的当事人,而其中所掺杂的情绪、复杂利益,都无疑会对事实的建构产生诸多负面作用。新闻事件在微博世界的呈现,往往是碎片化的,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相关评论,就极容易偏离新闻事件的本相而误伤相关当事人。像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引爆案,这样的个案,万一其真相滑出了人们日常经验的范畴,那么,如此快速反应的评论当如何自处?实际上,围绕着冀中星的个人遭遇,其本人、东莞方面以及冀中星的家乡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政府,各方说法都有较大出入,在地方主义、维稳等多种因素交织下,故事的叙述呈现多元、繁复的面相,我们的时评又是基于何种版本呢? 同时,在这碎片化的虚拟网络里,恰又为谣言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温床。当代的新谣言不能简单等同于“虚假”信息。有学者指出,就当代谣言而言,有几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是大部分谣言的参与者与谣言主体并无利益纠葛,因此,其背后往往没有显着的“恶意动机”,更多是民众释放心理焦虑、表达社会诉求、重建社会认知的“工具”。如果说传统谣言多为“缺乏事实依据的谎言”,那么,当代的新谣言则多为“真实的谎言”,如果逐一看谣言的具体内容,多数情况下为虚假,但就我们所处时空的社会真实,恰恰在谣言中得以充分体现。2009年杭州“70码”事件中,所谓胡斌有“替身”说最终被证明是“谎言”,但因为“权贵操纵司法”这一“假想”的社会现实,无疑合乎网民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再比如数月来—直处于舆论焦点中的李某涉嫌轮奸案,继案发时的“私了说”、“虚报年龄说”后,又出现“轮流发生性关系”说,批评矛头直指警方为当事人脱责,这些尽管事后都被证明为不实,但经由微博世界中的意见领袖的转发、评论,却也造成群情激奋的舆论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众越来越多地卷入到日常新闻生产流程的时候,记者是否能够免于网络舆论的压力而恪守其中立的第三方立场,是一个越来越值得探究的理论命题。是盲目屈从“民意”,还是秉持“中立”,看似自明的选择,但具体到新闻、评论的场域,则不能不受到网络民意的影响,甚至会干扰到正常的新闻、观点生产的流程。2009年,《南方都市报》记者龙志发表《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一文,这使他成为被网友“人肉”的对象,因为在这篇稿件中,作者忠实于采访的事实,而打破了网络舆论树立起来的形象——烈女邓玉娇和狰狞鼠辈邓某某——这与民众所赋予的角色产生巨大落差。结果是,报社收到许多读者的投书,要求开除这位记者。类似事件可能会对记者的心理产生微妙影响,当媒体和记者的报道体现出一定的倡导色彩,其新闻、评论框架符合网友们的心理预期时,会获得网络舆论的赞扬。当有些媒体和记者试图做出相对中立的报道或者评论尝试时,立刻遭到网络舆论的抨击。这种“爱憎分明”的表现迫使记者今后在报道此类事件时,更加注重立场,而非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评论有可能沦为替“民意”背书,而缺少客观、理性的力量。 从“用事实说话”到“事实即评论” 一直以来,媒体的“评论”奉行“用事实说话”原则。这里其实牵扯到两个关键点:新闻的真实性以及“论”从“事”出,即如陈力丹教授所言,“用事实说话是个带有介词的动宾结构短语,核心是‘说话’,‘用事实’是方法”。由此可见,“用事实说话”的表述也存在着不少误区,比如将“事实”和“说话”割裂开来,但我们知道,在具体的报道文本或节目里,“事实”和“说话”是无法截然两分的。试图在“事实”的基础上说“说话”,这在很大程度上记者出于提炼的需要,以彰显新闻报道的深度与深刻。其次,就“事实”和“说话”的关系而言,两者是有主次之分的,“用事实说话”的理论表述,其重点在于“说话”,也即要给公众传达出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意见,“事实”是工具性的,是在“用”层面的问题。 但实际上,“事实”无疑具有主体性地位。即便是《焦点访谈》喊出“用事实说话”的主张,并以“新闻主体+主持人点评”作为其节目形态的时候。因此,所谓体现深度的“观点”的提炼,它实质是在事件的层层展示的过程中予以体现的,乃是“事实”在说自己的话,或者说,“事实即评论”,这样一来,记者只需要将复杂的新闻事实一一呈现给读者或观众,就好像你在剥一个洋葱,在层层剥离的过程中,也就传达了事件本身所包合的社会意义。 而笔者之所以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强调评论的立场需要从“用事实说话”到“事实即评论”的转换,更为紧迫的缘由就如前所述,“事实”在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的碎片化、不确定性,都使得建立在这样“事实”基础上的“评论”。问题丛生。而激烈的市场化竞争,往往使得我们不时“口痒”,为了一时之快,所谓时宜I生往往也就置于一旁了。 在这里,我特别赞同《人民日报》评论部吴焰提出的“真理”与“真相”的关系辨析,这实际也是在呼应“事实即评论”的观点。她这样说到:评论究竟是追求真理还是真相?毫无疑问,肯定是追求真理。可是现在,更感觉到评论要有力量,是要从追求真相开始,因为观点在于真相的挖掘。复旦大学投毒案,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要不要评?当时觉得信息量太少,不能造成—个舆论审判,可是不写,又是失语,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其实我们那天的评论更多的是内容是呈现事实,很少点评,我们现在感觉到这种关注就是态度,当你关注了这个事情,你本身已经在表达你的态度。老百姓都不是傻瓜,在你事实提供得越多的时候,他自己会作出—个判断。面对信息真假难辨的情况,媒体要发好声,不被事情忽悠。我们说真相可能更为重要,在越接近真相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也就呼之欲出了。 回归专业主义的“事实”立场:一则个案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湖南临武城管涉嫌致死瓜农的新闻沸沸扬扬,又恰巧读到一家媒体的长微博评论《我们的社会病了,而我们无能为力》。评论中专门提及其中的城管当事人廖某某,据说他的胸牌被瓜农在临死前抓落,因此其职务、姓名才能为大家所熟知。评论猜想了廖的身份背景,“其三代之上必然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仍在生活的底层中艰辛地生存着”,但即便是这样苦难出身的廖,“为什么能对一个农民残暴地下手?那一刻,是什么主导了他的思想”?评论之所以言之凿凿,这其中当然体现了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以及社会情绪对于公权力的警惕,但评论被情绪、偏见牵着走,而缺少证实或者证伪的过程,可能契合了受众与市场,但实质却容易偏离媒体的专业立场。 媒体启动求证的专业追问,需要处理“快”与“慢”之间的关系。海量信息的快速传播,是媒体人所面对的网络情境,要对纷繁的时问,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但与其 抢先一步,倒不如滞后半拍,先辨真伪,再论是非,多一些信息沉淀和交叉质证。但“快”与“慢”的辩证只是技术性的策略与步骤而已,我在这里更想说的是,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媒体需要追问的究竟是什么?在突发的公共事件面前,读者需要的究竟是什么?这显然是在理念而非技术层面需要解答的问题。 社交媒体环境下,尽管越来越多的公民介入到新闻生产过程之中,但作为职业人士和专业要求的角色,记者所拥有的准确、真实、客观解释社会现实的使命和权力,都使得记者或者媒介机构被赋予了“文化权威”。这种权威的塑造,乃是基于专业主义的守则,去追索、还原新闻事件的真相。因此,在面对“泉州新生儿被烤焦”的“新闻”时,媒体固然要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但这种应该是建立在专业立场的审慎追问,而不是依据单一其信源直接发言。而实际上,不少媒体更为常见的处置手法是依据网络爆料,将事件纳入到医患关系的框架,先入为主地表明媒体观点。确实,婴儿活活被“烤死”,容易激起感性义愤,但从专业立场出发,媒体应当提出的追问是:从机理上,什么样的孩子需要用保温箱?技术上,保温箱是否有“烤死”孩子的可能性?这从中就牵扯到一个中性温度的概念。继续追问下去,医院方面既然声称没有把孩子“生生烤死”,而婴儿尸体为何又呈现“烧伤”迹象,这里又引申出“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皮肤综合征”的病例,这种病例患者表现为“悲伤面容、口周结痂、放射状裂纹和轻度面部水肿”,其诸多皮损表现非常近似烧烫伤。泉州当事婴儿是否即是该病例所致?有否切实证据?等等。上述这些大胆的“假设”,都是需要记者小心予以求证的,以期呈现出经由详尽调查而得出的事件本相,只有在这些问号一一拉直的情形下,所谓“医院不尽监护责任”、甚至可以放大“医患关系”的舆论指责才有可能落到实处,而事实上,当媒体在专业立场上讲述了新闻故事,其观点与结论,不是同时也已经给出了么? 新闻传播论文:电视新闻传播节目故事化倾向现象和人文关怀的渗透 电视台要以建设新兴主流媒体为目标,着力探索“电视+”与“互联网+”的契合点,以新闻为龙头、以节目故事为发展路径,实现媒体优势向平台优势转变,打造智慧媒体。对于目前电视新闻传播节目故事化来说,具有一定的实时性和情节性,电视媒体必须有在各种平台上进行信息分享的能力,让不同的观众和听众进行互动。为了保证该种节目的真实性,电视新闻工作者不断就内容和形式做出改变,以事实为基础,用说故事的方式,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在电视节目之中加入了人文关怀的元素,即电视新闻传播节目的故事化叙述,该种节目模式在当前有着较大的观众市场。 1 新闻故事化的原因与发展前景 在人们印象中,电视中的新闻节目应该是主持人一丝不苟,面部表情或是严肃或是柔和的叙述某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实,在叙述时中规中矩,没有感情色彩的添加。这种模式的出现,是为了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出于对新闻节目的尊重。但是,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排斥该类型节目,面对冷冰冰的电视新闻播放,观众难以感受到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情绪变化,也就是说,这种模式缺乏人文色彩。这是故事化新闻出现的主要原因,原有的新闻传播模式受到排斥,新型新闻传播模式顺应观众需求逐步出现。 新闻故事化,故事情节化,情节细节化,细节人物化。以人为中心,细化事件的发展过程,让人们在故事化新闻的讲述中,感受到各种情绪的变化,体会到人文关怀,从而产生情绪上的共鸣,增加对于新闻类节目的观看兴趣。随着该种模式的不断出现与发展,也确实让人们对于新闻类节目的观看兴趣有所提高,此类节目的观众收视率也在不断上涨。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发现,新闻故事化的发展前景相当可观。 2 人文关怀在新闻故事化中的体现与作用 人文一词萌芽于欧洲,蜕变于欧洲中世纪的人文主义。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解放人性。现在的电视节目播报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国际新闻到国内时事,再到百姓中的小事,从各个方面让观众了解到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面对国际新闻,电视节目需要尊重它的真实性、准确性、严肃性,所以很少会进行新闻故事化的播报。但是,面对国内的各种新闻,媒体需要达到的效果应该是告知与唤醒,即让人们了解到国内社会的种种现象,唤醒人们对于社会的责任,从小故事中触动人们的心灵,引起共鸣,体现人文关怀情结。对上来说,该种节目模式是在传达民意,让他们了解到人民群众的需求;对下来说,让百姓充分了解国家的发展方向,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权利。 2.1 提高新闻的可视性 故事化新闻并没有改变新闻的本质,其真实性依旧存在,但是利用故事的手法,从百姓比较感兴趣的角度对故事进行包装,使原本相对枯燥的时事新闻变得立体,提高了新闻的可读性。面对此类新闻,人们在观看时的疲劳会有所减小,在掌握各种信息的同时,也能更加充分的了解这个社会的人性,拉近了观众与事件的距离。提高新闻的可视性,新闻娱乐化不是庸俗化更不是低俗化。首先要尊重受众的消费心理,在内容选择上要选取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东西。 2.2 保证新闻的真实性 对于新闻来说,真实性是其最为基本的属性之一。面对现阶段各种节目为了追求收视率而采取的虚构重大新闻的方式,新闻故事化,是最能够保障新闻原本的面貌的策划形式。我们讲平民化的视角,是要放弃传播者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以增强可视性。在讲“娱乐化”的时候,则必须尊重新闻基本规律。遵守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不夸大、不缩小,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虽然故事化新闻会存在扩大或缩小新闻的影响力,但是,其基本框架和内容是并未发生改变的,仍旧是社会实在发生过的事件,保障了新闻的真实性。若让新闻这一传播形式过多地承载媒体的故事娱乐功能,必将损害新闻的基本传播特性,造成新闻传播形式与功能的错位。新闻面对的是大众,如果纯粹地为了追求故事娱乐效果,任色情、丑闻充斥媒体,媒体的教育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3 电视新闻故事化倾向与人文关怀的提高 策略 随着故事化新闻类节目的收视率越来越高,该类节目的发展范围也在逐渐扩大,面对观众需求,对于节目策划的难度也有所提高,笔者认为对于新闻故事化倾向和人文关怀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提高节目的总体水平。 3.1 以事实为基础,加强对于同类节目的审核 随着故事化新闻的收视率的提高,各大电视频道都在对其进行节目的策划。许多节目为了片面的提高收视率,从而虚构新闻,错误的引导观众,造成社会性问题。 新闻故事化现象从传播学的社会控制论发现,新闻传播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新闻的传播必然要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在这些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民众会有诸多的抱怨。这种抱怨如果没有倾泻的地方,积累多了,就会发酵,就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以前仅仅强调媒介的宣传指导功能,现在网络传播飞速,自媒体其功能的延伸,秩序和游戏规则当然并不可能全部完善。使得宣传监督、监管等各种功能难以启动。在所有这些功能中,故事化的娱乐功能对处于压力大的现代人来说,能起到相当大的社会心理解压效用。此时,面对电视节目利用人文色彩,虚构新闻故事提高收视率,广电总局应该出台相应的规章政策,管理此种不良风气,提高新闻故事化的整体水平。以事实为基础,加强对于同类节目的审核这点毋庸置疑。 3.2 注重新闻的影响力,选材避免重复化 当前电视节目策划,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跟风。面对其他电视台中出现的高收视节目,许多电视台也会为了收视率而模仿,新闻节目也不例外。虽然新闻节目的形式大体相同,但是内容的选材上会因为各家电视台所主导的因素不同而产生变化。但是,由于收视的需要,不少电视台会直接照搬其他高收视故事化新闻,从而导致新闻的重复,影响故事化新闻的整体质量,降低观众的观看积极性。所以在选材上,各电视台应当以自己为中心,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从而呈现一类多元化故事化新闻 节目。 3.3 利用平民视角,通俗化节目内容 早年,我国电视新闻片面追求高端、大气,为了保证新闻的国际化,就使用外国语言来播报,但是,新闻故事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应该是本国人民。外语化的中国新闻对于国民来说颇为讽刺。因此在面对故事化新闻时,需要尊重百姓,以平民的视角为主,让节目更加贴近观众生活,引起情感共鸣,让人文色彩更加厚重。 4 结束语 新闻的故事娱乐要严格遵守政府制定的相关法令法规,按照新闻报道的准则和尺度进行传播和报道,这点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从物质追求逐渐上升到精神追求。面对以往的电视新闻节目,观众或多或少是抱着看热闹、关注社会发生的时事的心理,极少会因为电视新闻中出现的某些事故而产生情绪。电视新闻节目作为公共影响力极强的一种传播模式,有义务激化公众的人文关怀心理,增强人们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创新电视传播模式,综合运用多种媒体手段、多种文化形态,才能充分满足受众需求,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 新闻传播论文:论军事新闻的文化融合与跨文化传播 新闻的制作主要是以文化作为背景的,新闻在一系列的制作过程中被编者在事实的基础上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军事新闻的传播途径有很多,大众媒体是一种重要传播途径,其传播对象的身份也有所差别。但是无论传播对象是谁,他们有生活在一片有文化基础的土地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念。因此,军事新闻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跨文化传播,这样才能体现出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 一、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关系 新闻之所以具有传播功能,其实是依赖于它所承载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因此,军事新闻一般在采集以及撰写阶段都会适时地融入一些世界领先的军事文化,使得新闻与新闻的阅读者之间在文化领域有一定的接合点,进而进行军事方面的消息的传播。现在将各类文化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们之间相互促进并且相互影响着。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介绍。 (一)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我们所说的军事新闻实现文化融合其实就是我们在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基础上,基于现代军事新闻最为质朴的文化,将其他种类的文化与我们所说的军事文化的相同点一起作为军事新闻的题材,写入新闻的内容之中,扩大军事新闻的包容性,以满足更多读着的需求。信息流作为各类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它的主要承载者之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新闻。我们通过日常所看的各式各类的新闻不得不感慨新闻包罗万象的特征,一个个事件,或大或小,或好或坏,但都无一例外的映射着我们的地理环境,我们的科技发展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我们的军事问题等。无论是以文字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新闻还是以声音或者是影像表现出来的新闻,都承载着我们的各种文化,与此同时也履行着着文化的传播的重要使命。军事新闻所传播的肯定是军事方面的相关信息,但是它所承载的却不单单只是军事文化,它包罗万象,是一个文化的万花筒。这主要是因为军事新闻的阅读者包含的不仅仅是军人,不仅仅是与军人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更多的是一大批热爱军事的人,是一些普通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制作在保持主格调的基础上会融入一些其他的文化元素,使它更加贴近人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军事新闻传播军事信息的重要功能,实现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因此,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二)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有推动作用 经过多年军事新闻制作工作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军事新闻若与一些时代特征比较明显的文化以及一些大家普遍了解的文化相融合,那么这条新闻的影响性以及打动人的程度都会有所提升,会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以及欢迎。这就是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就对其具体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以及介绍。 1.军事文化立足大众文化以求发展。大众文化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功利性比较强的,它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但它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军事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来说有着较高的精神境界,专业性也比较强,也真因为这些特点使得军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因此军事文化若想实现大面积的传播,那么它就应该借鉴以及学众文化的优点,使得军事文化也变成一种大众都可以接受的文化。军事新闻作为军事文化的主要传递者,更应该融合多种不同的文化,以促进军事信息的传播。 2.军事新闻中融合融合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虽然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个人的追求有所不同,但是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大家不约而同所推崇的。这样的道理应用到军事新闻中来也是如此。每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有所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在文化层面上有不可否认的通性存在,有些我们一经发现,而有的还有待我们的考察。军事新闻在传播军事信息的时候,要注意对全人类所共同推崇的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注意体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的传播范围将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国家,它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大批的阅读者,也不会仅仅局限于专业人群,而是扩展到了各类积极分子,我们的军事信息会变得国际化,最终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3.刚性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相融合。军事新闻的内容有它本身固定的模板,甚至于对于语言都有一定的约束。在这些约束下,军事新闻的创作似乎遇到了瓶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有吸引我们眼球的创新性的军事新闻,大多都是一个套路的官方化的语言堆砌成的信息。而且,军事新闻与我们的文学作品不同,它缺乏美感,太多的条条框框约束着它对美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的发展受到了不小的阻碍。为了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我们应该将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进行巧妙的融合。对于英雄事迹的报道,我们可以至情至性的去表达对他们的赞美之情;对灾难的爆发,我们可以书写绝望,书写黑暗,书写挣扎与坚强。让温暖的带有感情的文字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让军事新闻有更好的传播功效,使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为现实。 二、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跨文化传播 文化融合对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来说是一个必备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但归根结底还是在文化层面上对军事新闻所进行的改革。它的实现对于军事新闻的传播来说意义重大,跨越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着眼人类共同性体现军事新闻价值 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前提就是对有共性的内容进行传播。我们要实现军事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我们所报道的信息进行选择的重要问题。对于我们所报道的内容的选择,我们不能再仅仅局限在对某一领域的思考,我们要站在更为高远的地方对全人类进行思考。全世界的国家以及人民,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拥有着怎样的信仰,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在以这些共性文化为背景的前提下,我们的军事新闻内容就更容易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这样一来跨文化传播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现实,军事新闻的信息传播能力也将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二)军事新闻中融入人为关怀 军事新闻若想实现最终的跨文化传播,那么军事新闻在制作的过程中就必须要融入人文关怀的因素,这是增强我们军事新闻的亲和力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拥有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人群的风俗、道德、价值观、习惯等都要进行充分的的考虑,尊重他们,这就是我么所说的人文关怀。我们在军事新闻中对于新闻的制作中合理而且巧妙的融入这些因素。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对于阅读者来说就有了更强的亲和力,还在不知不觉之中增强了阅读者们对我们的信任。在人民的基础上,去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体现。人文主义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思想,融入了人文主义的军事新闻会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有更为久远的发展。 (三)对各类文化换位思考 我们拥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活了很久,对于它的了解我们很深刻,但是对于其他文化我们却不能够感同身受。因此当我们的军事新闻想实现跨文化传播时就遇到了不小的难题,但是只要我们可以对各类文化进行换位思考,去了解其他文化的思想、理论、信仰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军事新闻中就可以融入可以打动他们的元素,可以融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融入他们的信仰。由此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更多的人群所接受。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都可以理解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都对我们的内容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也在此刻正是开展起来。 综上可知,新闻是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它所具有的传播信息的功能是我们接受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军事新闻领域,军事新闻的传播由于很多现实问题而遇到了瓶颈。跨文化传播是有利于军事新闻进行传播的,但是它的实现将会是一个漫长而且久远的过程。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之间有 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运用这些联系我们可以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新闻传播论文:全球新闻传播人才核心素质培养的把握 首先,全球新闻传播人才要树立全球公民意识。国际新闻传播阶段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国界的存在、讲究民族价值观的差异。我国在国际新闻传播理念主导的时代,注重将中国的价值观传播出去,宣传成分大于传播、交流成分,政治立场、舆论引导能力被置于较重要的地位。而全球传播人才更强调共同性,强调全球公民意识和互动沟通能力。在传播过程中要克服泛政治化,找到共同接受点,营造有利于和平建设的国际舆论环境。同时善于利用国际思维,善于适应他国民众的认知习惯开展国际传播。 其次,以文化沟通能力为核心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全球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要求。要培养学生掌握多元学科知识和各类媒介平台掌控能力。全球新闻传播阶段,对人才的复合要求并未降低,但更加强调跨文化交流能力。 再次,综合知识学习与驾驭能力。通识教育要贯彻国际新闻传播人才教育的始终,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传播能力(外语报道)、新媒体传播能力(技术)和由各种综合知识支撑的宏观逻辑分析能力,其中第三项能力是核心,综合知识是基础。考虑到受培养时间和个人知识掌握能力的限制,可以某一学科为核心进行综合知识体系建构。 最后,信息分析及批判能力成为新的聚焦点。有效传播是将繁杂信息进行搜集整理,挑选全面必要的信息传达于受众。大数据时代,怎样筛选海量信息,就特别要注意培养人才的资讯收集、分析、批判、诠释和呈现能力。 新闻传播论文:分析网络新闻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1.网络融合新闻增强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 时效性是新闻报道的最重要特征,一条旧的新闻报道显然对读者没有太大意义。在传统新闻报道模式下,通常一个新闻事件由采写到刊印再到读者手中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滞后,这往往要几个小时到一天不等。而在网络融合新闻模式下,一个社会突发事件或新闻素材经过采写后可以通过网络平台马上被出来,省略了刊印及投递等中间环节,从而大大提高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通常新闻事件一经发生,相应的新闻报道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就可以被到网上,并被受众知悉。 2.网络融合新闻扩大了新闻传播的范围 传统新闻模式下,新闻报道的影响范围往往较小。对于那些地方性较强的新闻事件,通常只有当地的新闻媒体加以采写和报道,而其受众往往也就是当地的读者,新闻报道的影响力显然是十分有限的。在网络融合新闻模式下,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高覆盖率,一条新闻报道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数量十分庞大的读者所关注。而读者和受众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地方,而是全国各地的读者都可以获得相关方面的新闻信息。 3.网络融合新闻增强了新闻报道的互动参与性 互动参与性是网络融合新闻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传统纸媒时代,一条新闻报道的读者反馈通常只能以信件或电话等形式进行,具有事后性且十分不便。在网络融合新闻的情况下,读者的互动参与将变得十分容易。例如一些新闻媒体开通了自己的微博主页,随着某一新闻报道的进行,读者可以随时在线发表提问或看法。这种网络融合新闻的互动性,既增加了读者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度,同时也极大增强了新闻报道的影响力,克服了传统新闻报道的某些不足之处。 4.网络融合新闻对新闻传播的负面影响 网络融合新闻带来的积极影响值得肯定,但它所具有的不利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其中,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虚假新闻的增多。因为网络具有开放性,各种新闻来源有时很难确认其真假,由此造成了很多前几天刚刚的热点新闻随后就被证实为虚假报道的现象。另外,媒体为了相互进行网络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造成了不经核实即发表新闻消息的现象,由此也增多了虚假新闻的风险。此外,具有血腥、色情、暴力色彩的网络新闻在近年来也有增多趋势,客观上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社会影响,而这些都是十分值得新闻界予以关注的。综上,网络融合新闻对新闻传播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同时又有不利的方面。对于积极的方面应予以肯定和利用,对于不利的方面则应予以克服解决,这样才能使新闻传播在信息时代获得更好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浅析公关在新闻传播中的发展及个性化研究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蓬勃发展,日新月异。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新现象,如“广告新闻”、“制造新闻”等。这些现象直接促进了另一种事业的发展——公共关系事业。现代公关事业与新闻传播事业联系紧密,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异。现代公关事业在谋求发展的同时不忘自身优势,兼具发展与个性化。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关事业将对新闻传播事业产生越来越大影响。 【关键词】公关;新闻策划;新闻制造;新闻炒作;公关新闻 “公关”是公共关系的简称,译自英语的“public relation”。在公关学中,公共关系是指组织在经营管理中运用信息传播沟通媒介,促进组织与相关公众之间的相互了解、信任与合作,从而为组织机构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在现代社会,搞好公共关系很重要。有西方学者总结,判断一个国家发达与否有三大标志,其中以公关能力为代表的经营管理效能就是其中之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公关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组织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它已经成为一种衡量国家发展程度的标志。 一、公关的起源与发展 早期公关的雏形,要追溯到古代。就我国而言,从商周时期开始,统治者就十分重视调整、巩固各种重要的关系。同样,在古代的西方国家,先民们也十分重视建立各种关系,探索巩固和改善各种关系的方式,如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公民要定期参加“公民大会”,讨论、解决城邦的重大事件。 伴随着16世纪以来出现的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社会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人们的社会角色和关系也经历了由“身份到契约”根本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在1690年,哈里斯创办了《国内外公共事件》,这标志着北美殖民地报刊业的兴起,公关关系开始在美国萌芽。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公关诞生于美国。这一时期,美国大的垄断企业胡作非为,遭到工人阶级和社会公众的抵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公众利益的存在以及企业与公众搞好关系的重要性,现代公共关系事业由此而迅速兴起。享有“公关之父”之称的艾维·李是这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二、公关与新闻传播的交叉互动——新闻传播策划 公关事业同时带动了另外一种事业的发展,这就是新闻传播事业。从理论上讲,新闻、公关属于不同性质的传播形态,具有各自规定性,但在实践中却又联系紧密。 从传播行为角度来看,公关与新闻传播等不同的传播行为交叉产生了某些新的传播行为,董天策先生称之为“传播交叉”。这一行为主要包括“炒作”和“策划”,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制造新闻”和“媒体策划”。近年来,“炒作”这个词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其实,炒作就是一种夸大新闻事件的手段,通过反复宣传给公众传递信息。说到底,也就是一种新闻制造。那么,新闻真的可以被“制造”出来吗?对于新闻界来说,这可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公关做到了。 越来越多的公关人员开始将“制造新闻”作为一种“出奇制胜的奇招”。当然,这里说的“制造新闻”其实也就是“新闻策划”。我们先来看一下公共关系学教材上是怎么对新闻策划定义的:新闻策划,也叫“制造新闻”,是指组织为吸引新闻媒介报道并扩散自身所希望传播开去的信息而专门策划的活动。 那么,新闻是如何通过公关策划而达到好的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有一天,在联合碳化钙公司刚刚竣工大楼的一间房子里,发现了大批无家可归的鸽子。公关人员发现这一情况后,灵机一动。他们关好窗户,不让鸽子飞出去,然后通知了动物保护协会。随着动物保护协会人员赶来,大批新闻界人士也被惊动了。于是他们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引起许多美国人民的关注。公司首脑也借机频频亮相,纽约联合碳化钙公司也因“鸽子事件”成为全美关注的焦点。 这本是一件小事,可是通过相应的公关活动,并利用新闻媒介的传播与扩散功能,成功的将新闻“放大”,制造了轰动效应。这是一起成功的新闻策划事件,用威尔伯·施拉姆的话讲,它“主要是制造来供媒介作报道的事件”。 三、公关新闻的兴起与个性化 “公关新闻”是我国公关界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概念,它不是新闻。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却直接将“公关新闻”等同于新闻,这是不对的。需要强调的是,“公关新闻”作为一种新闻而存在,是有前提和条件的,即真实合理和具备新闻价值。所谓真实就是事件必须是真真正正存在的。所谓合理必须是符合自身组织发展和社会利益的。再来谈一下新闻价值,就是说这个新闻事件必须是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的,而不能仅仅是没有价值可言的单纯事件。既要符合客观真实性又要具备一定的新闻价值,这就是公关新闻。 公关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具有一定的特征。首先,它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公关是为一定的组织或企业做宣传的,相应的就具备了一定的功利性质。第二,它具备巧妙地传播策略。像我们上面有提到,公关是有策划的,讲求策略。第三,它具有客观的信息形式,即在形式上是完全真实客观的。 现代公关仍处于发展之中,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公关事业将对新闻传播事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新闻传播论文:分析新闻传播价值趋向 一、进一步开放更新新闻传播的相关方针机制 一方面,新闻媒体的相关管理者应当有针对性地引入实施国外新闻审美价值取向培训策略的合理契合的理念模式,秉持新闻采集客观、报道宣扬真实、价值理念普世的基本导向,从而在根本上扭转国外新闻媒体以及社会群体对于中国新闻以及社会文化缺乏审美性的偏颇认知;另一方面,新闻传播运转机制的相关决策者可以适时组织相关外交人员进行国外游历学习、进修深造、学术交流研讨等等,从而使得国内新闻审美取向培训团队得以保持与国外新闻培训行业的及时沟通、实时交流,进而迅速有效地促进新闻工作人员的审美取向以及综合职业素养的巩固提升。 二、迅速改进新闻传播的途径渠道,加强官民媒体的协同交互 官方媒体需要摈弃旧有的“一家独大,唯我独尊”的价值理念,逐步拓宽新闻传播的信息获取途径,提升多元化新闻播报的执行透明度,及时迅速地改变陈腐的单一性、固定化与样板式的传统模式,进一步更新改进新闻报道的语言风格,提升拓展新闻传播的技巧手段,侧重借鉴社会民间的鲜活事例、网络媒介的多元评价,同时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的根本原则与基本理念,灵活巧妙地进行中国社会的文化理念释放、价值导向宣扬,从而有效凸显中国式新闻传播多元审美性执行策略的睿智灵巧。而政府新闻媒体也需要持续强化与民间第三方媒体的协同跟进,通过一系列主动邀请、投票选举、交换合作等灵活新颖的途径形式的创设推进,形成官民结合的“外交双刃”,进而合理有效地实现多元创新化新闻传播的平等互惠、协作共赢。 三、强化提升多元媒体下的新闻传播运作机制的创 设改进首先,新闻网站的管理人员需要实时更新焦点新闻、动态信息以及多方评价,允许社会各方进行浏览点评,从而营造构筑公开、透明、开放的网络舆论氛围;其次,新闻网站的管理人员应当及时对某些不实的新闻报道进行澄清说明、释疑解惑,阐明官方新闻机关对于相关策略的根本原则与基本导向,并向社会群体开放建言的会话反馈机制窗口;第三,形成长效固定的官民沟通交流的互动机制,不间断地邀请行业代表、专家学者、民间群体进行网络平台的讨论交流,从而各抒己见、群策群力,共同协商构筑切实有效的新闻传播的策略手段,从而为新闻传播多元审美这一策略机制的有效改进提升提供有利的第三方借鉴。 四、结语 新闻传播过程之中的审美取向的适配引入应用作为一项具备融合性、交互化、协作性的应用模式,之于新闻媒体传播工程的结构调整、层次运作发挥着更新调节的关键效用。基于新闻工作者以及社会受众群体的审美观念多元化、审美趣味差异化以及审美判断力不均衡化,进一步强化审美取向在新闻传播之中的推广普及,细化具体的引入针对性的审美取向分析辨识的方法步骤,继而培养新闻工作者与社会受众群体健康全面的审美精神情感,继而稳步提升其精神素养的内涵高度,进而有力助推新闻传播运作产业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程的交互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谈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传受心理 当今,大数据时代的传媒领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媒介变革:云计算、4G、社会化媒体等一批新兴的数字技术及媒介终端,日益成为正处于白热化竞争趋势下媒介生态的又一批生力军。当我们致力于通过各种渠道增加不同媒介博弈的筹码之时,不妨从另一个维度进行思索:以基本的人性为出发点,在“碎片化”、“分众化”语境中探讨心理学对当下传媒的影响,从而抓住新闻传播的精神内核,解读传者与受众之间的沟通密码。 心理学语境同传播学体系对传媒这一话题从起点来看有不谋而合之处:传播学认为,任何新闻传播活动都可视为三个元素组成的基本链条——传者、传播内容及受众;新闻心理学则巧妙地将传播内容两端的两个传播主体进行巧妙的划分,通过大量实证性素材和经验性资料去提炼内在化的心理本质。因此,新闻工作者要想更深入地掌握传播技巧,必须领会和运用两种学科交叉互渗的理论与实践策略。 一、传者:从心理学语境解读“编码” 作为传播链条的起点,传者应具备的基本心理学素养首先就是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由于媒体人是个体社会化的典型代表,传者必须要满足所在社会制度、媒体机构及受众对自身的角色期待,做好“时代船头的守望者”。从心理学上讲,这种“去个性化”的过程实质上和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及心理倾向是并行不悖的。因为一方面,任何记者、编辑、主持人、播音员在发言、表态及行为方式上,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代表着某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声音,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而影响传播效果;而另一方面,传者个人又会带有自身明显的印痕,其动机、气质、性格、情感和意志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所以,优秀的传媒从业人员都应该把握基本的心理学常识,以期加强传播效果和媒介公信力,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1、巧妙运用“印象控制法” 传者作为传播源,必须学会“印象控制法”。常见的“登门槛”、“留面子”、“放大收敛”策略等不失为佳策。但实际上,“偏见心理”的某些元素运用于此也同样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比如着名的三对效应:首因效应VS近因效应、光晕效应VS扫帚星效应、定势效应VS刻板印象。其中,第一组:“首因效应VS近因效应”——首因效应即第一印象,其作用不仅强烈且持久,而近因效因则正相反;又如“光晕效应VS扫帚星效应”,前者指 “爱屋及乌”是人之本性,若对某人某方面有了好印象那么其他方面也会相应获得高评价度,后者则反之;另外,如何打破思维定势和对某个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也是值得思忖的重要问题。 对此,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同媒介的传播者,特别是电视、广播主持人,必须学会恰如其分地运用自己的个性魅力,机敏地把握好所依托媒介的符号属性(如广播,其优势在于声音符号,可以给听众营造私密性、仿人际传播的沟通情景,提供更细腻的情绪情感体验等。所以打造正向的“主持人效应”不失为广播品牌经营的良方),通过人际吸引对受众进行有的放矢的刺激,努力缩小传受关系的落差和断裂,在加强应变和创造能力的同时不拘泥于定势,努力打破受众的刻板印象——以此打造良好的首因效应和光晕效应,从而提升节目和所依属媒介的影响力,稳固受众群,提高传播效果。 2、熟练运用“移情法” 以心理学为背景,以传播学为参考坐标,为人们所熟知的符号学体系中“编码与解码”是传者与受者必须的沟通过程。而心理学中的“移情法”是使编码与解码行为简易化,甚至推进二者高度融合的策略。该策略认为,角色互换是传者进行编码时不可或缺的心理倾向。换言之,传者应具备设身处地感受别人情绪、思想的能力;同时,也要在“互动观”中掌握将自己的情绪、思想移入他人脑海的能力。因此,拥有高超“移情”技巧的传者必须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这就要求其平时注重记录、积累社会不同群体的所思、所感,不断培养自己不同模式的表达技巧以及诸如神态、举止方面等更多元的符号呈现力。 譬如以互联网媒介传者为例,总结其所运用的“移情法”特征有如下几点:(1)网络文章短小,段落化、去书面化、超链接资源丰富——即网络文字编辑结合网络自身特性,考虑到受众阅读习惯的“移情”理念的外现;(2)图片、视频及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标题——网络编辑为了获得更多受众的注意,获得“注意力经济”,以多元符号和能引起大家猎奇、同情、愤怒等心理的方式进行页面组合;(3)网络的交互性为传播者提供了技术层面的反馈机制,这就为传者及时体察受众情绪、表达自身观点构建了虚拟公共领域,客观上促进了“移情”的双向互动和良性循环。由此可见,“移情”可一定程度消解媒介“中介作用”的阻碍,在心理层面促进传受沟通。 二、受众:从心理学语境解读“解码” 在当前社会分工日趋细化、媒体受众不断细分的碎片化时代,满足受众的需求是媒介生存的立足点和根本法则。由于受众会对不同媒介符号所呈现的信息进行自动整合(即通过不同媒介对某个事件的表达主动形成完整认知),我们不仅要重视媒介间的协同与互补效应,还要认识到媒介刺激下受众认知、态度到行为转变存在着哪些心理效应影响着传播效果。这对传媒人如何从受众“解码”的视角学会更好地编码具有启发意义。 1、影响受众态度改变的“睡眠者效应” “睡眠者效应”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其内涵是:随着时间推移,比起消息源,消息本身的内容会给受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因而更易改变受众态度。在“内容为王”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真正能获得持久生命力的筹码必定是内容。对此,“睡眠者效应”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影响是正负双向的:如果某媒体或传者所的消息内容具有强烈的接近性、显着性,并且能够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那么无论消息来源是否权威,受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记忆主动沉淀期”后,会自发记住正向的舆论,从而改变原负向态度并化为良性行动力;相反,假如社会谣言得不到有效澄清和控制,经过受众的选择性接受、理解和记忆后便会相应形成负向传播效果,催生社会不稳定因素。 事实上,许多媒体都已自行运用了“睡眠者效应”的技法。比如当今“类型化广播”大行其道便自觉遵从了“内容细分”导向下的目标受众定位;但是,我们万万不可盲目追求内容而忽略了道德价值杠杆的力量。传媒人必须掌握好内容的“度”,以社会责任感做好媒体的把关人,注重传播内容的导向性是否符合道德伦理,是否符合正常的社会运行轨道,决不能单纯求轰动、求刺激而牺牲了社会效益。 2、影响受众态度改变的“群体心理效应” 社会化进程中的每个个体看似被不同社会职能进行了分割,但媒体信息流会潜在地将人们重新聚合到一起。另外,群体压力也会使人们在“场论”(人的行为是个体内在因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的影响下产生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状态: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类似于传播学中的“沉默的螺旋”效应,其强大的“遵从”性是常态化的受众社会心理倾向。对此,“场依存性”概念是“群体心理效应”的一条重要佐证。美国着名心理学家维特金等学者经过一系列试验后论证得出:独立性极强、场依存性极强及中间区域的受众人数这三个主体基本呈正态化分布,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属于中间区域。所以在进行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传者应注意所信息对大多数人而言属于“可被接受和不被接受之间”这一态势——这对新闻宣传工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以往单向自上而下的新闻宣传早已跟不上时代步伐,怎样使受众数量向“场依存性”强的一方增长,自觉选择接受所宣传内容呢?从新闻业务角度看,必须以更丰富多元的表现手法、更贴近受众生活和情感体验的方式进行报道,同时也应理性地给出一些不同观点,给予受众主动选择和思索的空间,从而通过“双方面论证”的方式,引导受众通过自己的认知结 构和已有价值理念推出符合宣传宗旨的观点,加深印象,以促进现实行为的“遵从”。 3、影响受众态度改变的“选择性心理” 无论是心理学还是传播学,选择性心理都是受众研究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受众往往会对与自身既有想法、兴趣相一致的观念持易于接受的态度,而由此诱发的媒介接触也会更加频繁;相反,对于相左观念,受众的“逆反心理”、“自我防卫”心理就会阻碍传播渠道的畅通性和效度,从而违背传播者的初衷。 怎样加强受众对某个节目或某类媒介的接触频次,从而提高受众接受信息的效率?从心理学考量,必须注重受众的情绪情感体验,也就是说,传媒工作者、媒介或终端研发者都应立足于加强用户体验这一核心。因为新闻心理学认为:受众的态度是一种包括认知、行为意向和情绪情感的内在心理倾向,其中,最后一种因素是最关键的部分。单从这点看,苹果、三星等智能手机终端平台之所以赢得广泛市场的原因,就在于它们能为广大的用户提供多符号、高便捷、易携带等丰富的移动体验,其成功之处无外乎智能化的操作模式,从心理层面与用户已有的认知结构相符。同理,除了技术层面,在具体的新闻传播过程中如果采取同受众价值观、态度观念相符的编码形式(如近些年来加强“民生新闻”,注重“三贴近”报道原则,贯彻“走转改”等),则必然会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从而加强受众认知、态度以至行为的转变。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异地传播价值探析 与对内新闻报道不同,新闻异地传播有着不同的传播对象、传播信息诉求以及不同的传播接受文化。这就决定了新闻异地传播蕴含着独特的传播规律和传播范式。只有认识、发现和把握这些规律,在新闻异地传播的实践中充分地遵循这些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来进行新闻采写,才能更好地做好新闻异地传播工作。 一、异地传播的新闻价值属性构成 虽然新闻异地传播与本地报道有很多不同,但异地报道本质而言仍然是新闻报道,属于新闻范畴。因此,具备新闻价值属性,是新闻异地传播必须要遵循的首要规律。众所周知,新闻价值是衡量信息是否具有新闻属性的重要标准。新闻价值的属性常常表现在及时性、重要性、显着性、接近性和趣味性这五个方面[1]。这五个属性构成了新闻价值的基本属性,同时也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基本构成。而且,对于异地传播而言,新闻价值这五个属性构成要更鲜明、更突出。也就是说,相比新闻本地传播,新闻异地传播的新闻价值属性要求要更高,属性特征更为切实。具体来讲,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新鲜性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首要属性 新鲜性就是新闻信息要及时、即时。这是信息成为新闻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新闻异地传播的基本要求。无论是国内新闻,还是国际新闻,都一定是及时变动的信息。新闻一定是正在发生或刚刚发生的事实。对于新闻异地传播而言,新闻事实的时效性要求更高,更强调“第一时间”,更注重“首发率”。因为,在异地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只有那些最先发出的新闻声音,才能够先声夺人,才容易获得舆论先发优势,从而以最快速度形成舆论热点和舆论焦点。相反,那些后发的新闻报道,不仅在抢占舆论制高点上处于被动地位,而且不容易引起受众关注,更不用说走进舆论场中心了。 (二)重要性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又一重要属性 重要性就是新闻信息本身所具有的能够对社会、受众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属性。这一属性是确立新闻价值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新闻事实,对受众的作用和影响是不一样的。同一个新闻事实,对不同类型、不同类别受众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对于新闻异地传播而言,重要性作为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则更加凸显。因为,异地受众是在选择本地新闻的同时选择异地新闻的。那些具有能够对社会、受众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才更容易引起异地受众的关注。比如,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实行的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这一新闻事实,对国际国内社会就具有重大影响,因此这一新闻事实自始至终受到海外受众的高度关注。相关新闻媒体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系列报道,如《海口市长透露:海口离岛免税店有望5月运营》等新闻报道,在海外华文媒体中都有着很高的落地率。 (三)显着性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不可缺少的另一重要属性 显着性就是新闻事实本身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它往往是新闻事实中最能引人关注的“亮点”和“题眼”,相应地就对受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以“神九”飞天为例,在这个新闻事实中中国女航天员刘洋的“飞天”,就有着别具一格的显着性。因为众所周知,不仅在中国航天史上女航天员“飞天”有着不同寻常的新闻“亮点”效应,即便是在世界航天史上,女航天员“飞天”也可谓寥若星辰。而有关刘洋的新闻异地报道,自然容易引起海外受众的欢迎。 (四)关联性在新闻异地传播价值要素中也极其重要 新闻学理论将接近性作为新闻价值的重要构成因素。中国着名新闻学奠基人徐宝璜先生在其《新闻学》一书中指出:“新闻价值与新闻发生及登载相隔之距离为反比例。[2]”在他看来,新闻发生的地点离读者越近,新闻价值就越大,越远则越小。这种地理的远近对新闻价值的影响,后来被新闻学理论称为“接近性”。其实,接近性,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还有着心理、情感,甚至利益的因素在内。在新闻异地传播中,距离虽然很远,但由于新闻事实中包含的某些因素与异地受众有着密切联系,就往往能够受到他们的关注,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二、异地传播的新闻发现力培养 新闻价值是记者进行新闻异地传播的判断标准。但是,掌握了这些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做好新闻异地传播。那些具备以上新闻价值的新闻事实是蕴含在无穷无尽、繁复庞杂的新闻世界中的,是需要记者用敏锐的“眼睛”去发现,用丰厚的“心灵”去感悟,用独特的“镜头”去捕捉的。要做好新闻异地传播,还有一项不可或缺的功课,那就是要培养良好的异地传播的新闻发现力。 (一)要具备良好的新闻异地传播敏感 新闻敏感是新闻记者对具有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事实所呈现的高度灵敏的“嗅觉”。它像四面转动、机动灵敏的“雷达”一样,能够促使记者从数之不尽的新闻事实中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果敢的判断发现那些具有重大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素材。这种敏感,从本质上来说,决定于新闻记者对新闻事实异地传播价值的深层体认和准确把握。可以这样说,新闻记者对新闻异地传播价值认识越深刻,他的新闻敏感就可能越良好,他就越能在纷繁复杂的新闻素材中发现那些最有传播价值的新闻事实。 (二)较强的问题意识是新闻记者发现力的重要构成 发现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看到或者找寻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新闻发现就是新闻记者能够在万千的新闻素材中找寻到其他记者尚未传播却具有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事实[3]。既然是发现别人尚未认识到的有重大价值的新闻素材,那么,这就要求新闻记者有极强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就是能够想人所未能想,见人所未能见,从而言人所未能言。换句话说,就是要别出心裁、独辟蹊径、别具一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记者善于质疑、敢于发问、勇于探索、乐于思考,就需要记者在独立思考中发现新闻素材背后所蕴藏的重大新闻价值。 (三)建立广泛的信息渠道是记者发现力培养的必要前提 新闻发现的过程,不仅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判断的过程,而且也是新闻采访、新闻素材寻找的过程。新闻采访和新闻素材的寻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获取信源、求证信源的过程。因此,记者要培养异地新闻发现力,就不能不建立广泛而全面的信息渠道[4]。可以这样说,记者的社会关系越广泛,信息渠道越全面,他获取的新闻素材就越多,从而在此基础上寻找到具有重大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素材的机率就越高。正是 在这个角度上,笔者以为,建立广泛而全面的信息渠道,是新闻记者培养新闻异地传播发现力的必要前提。 三、异地传播的新闻表现力提升 在新闻实践中,衡量新闻异地报道优劣的两个重要参数是我们新闻产品的首发率和落地率状况。从新闻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新闻异地传播的落地率更为重要。因为再好的新闻作品,只有“落地生花”才能影响受众、引导受众。而要提高新闻作品的异地落地率,就要增强新闻异地报道的表现力。表现力就是新闻报道本身所传达出的能够吸引受众的写作艺术水平。这不仅是实现新闻作品落地率的保证,也是提高新闻异地传播效果的必然要求。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中西受众的新闻价值理念、内容需求和接受方式都相差很大。要增强新闻异地报道表现力,就要树立受众为本的新闻理念,在内容表现方式、报道视角选择和新闻语言运用上下功夫。 (一)要实现新闻内容呈现的本土化 我们知道,中西新闻报道理念的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而内容呈现方式的不同,则是两者的主要差异。如果将新闻报道的内容呈现分为表现和陈述两种方式的话,那么,西方新闻报道就比较喜欢表现,尤其是善于运用故事性情节、形象的描绘来展示新闻过程中富有感染力的场景、画面和事实。相比较而言,中国新闻报道体现出偏爱陈述的写作理念,讲究新闻事实的和盘托出和理性呈现,而容易忽略事实本身所具有的故事性、形象化的细节。这两种新闻内容呈现方式从新闻表现技巧而言各有优劣,无可厚非。问题是,在新闻异地报道的过程中,记者所面对的受众不是国内受众,而是异地受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异地受众的新闻接受规律,在新闻报道内容的呈现方式上,更多地采用异地受众耳熟能详、习以为常的表现首手法和表现技巧。 (二)要确保报道视角的国际化 新闻报道表现力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报道视角问题。新闻报道视角,不仅决定新闻写作的布局谋篇,而且影响新闻内容的思想表达,更制约新闻报道的最终效果。要确保新闻异地报道的国际视角,就要以全球视野发出中国立场,用国际视野来审视、解读和叙述新闻事件。在中国新闻对外报道中,我们应该更加强调“国际视角”。所谓“国际视角”就是国际思维,就是能够将发生在国内的新闻事件放到国际的大背景中考量,善于用多元思维来审视新闻事件,善于用国际思维来凸显新闻“亮点”。 (三)要做到语言表述的生动化 新闻语言,不仅是新闻内容的表现形式,而且是新闻内容的重要组成。新闻语言的表述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闻报道水平的高低。如果说国内新闻报道对新闻文风有着很高要求的话,那么,新闻异地报道的文风要求则更高。生动活泼的语言,永远是吸引和打动异地新闻受众的不二法宝。新闻异地报道语言表述的生动化,就是要运用异地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形式、表达手法,包括语言习惯、语言风格、词汇语法等。 新闻传播论文:全媒体时代电视新闻传播内容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在全媒体时代,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正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电视新闻节目应对全媒体时代的挑战,不能仅仅停留于缝缝补补式的零碎化调整、改变,而应从全媒体时代新闻类节目的运营规律与发展趋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对电视新闻类节目进行全新定位,并以此为指导,在内容、互动、品牌塑造、传播形式等方面不断强化。 一、全媒体时代下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面临的挑战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的流行、新媒体的传播,使得受众的生活方式、艺术体验方式、审美体验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给传统电视新闻节目带来了新的挑战。总结而言,全媒体时代电视新闻类节目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性差,形式单一呆板 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电视新闻类节目形态大同小异,多数模仿央视,可看性差,内容来源单一。而且因为线性传播,新闻内容只在播出时段被受众获取,不易保存,转瞬即逝,想要进行信息保存都必须经过第三方支持,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能。 (二)互动性差,传播单向 传统媒体的传播结构是线性的,即由中心制作,向四面传播。信息由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制作后,单向传输,广大读者、听众、观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由信源向信宿传播,而不能进行应有的反馈。 在传播中,电视媒体即使全天候的播报,一天也只有24小时的线性传播。除此之外,电视媒体也有很强的地域性。电视媒体单向流动的传输方向也造成终端各点彼此孤立,没有联系。传者与传者、传者与受众、受众与受众无法进行交互,信息的者也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的有效反馈,及时了解传播效果。这种单向传输的结构使得传统媒体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受众只能照单全收,形成了“你传我受”的传播定势。 (三)参与度低。无话语权 在全媒体时代,受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断提升,对话语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然而现阶段,电视新闻明显缺乏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对敏感话题的报道。这就不能得到相关受众的心理共鸣。 (四)时效性差,播出时段固化 网络媒体依托自身具备的优势,能够在新闻信息传播中,通过滚动或者推送的传播方式第一时间将新闻信息传播出去。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因为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往往要在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才收集、采编、制作、报道,和网络新闻相比,时效性大大削弱,更不及微博实时直播或微信即时推送。 二、全媒体时代新闻类节目的应对策略 (一)内容为王,跨界整合 “内容为王”是电视媒体生存发展的根基,优质内容正成为电视新闻节目竞争的核心资源,只有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下功夫,高举内容为王的旗帜,才能打造出特色鲜明、定位准确、制作精良的品牌栏目、精品节目,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在全媒体时代,内容为王的规律依然适用,如何以优质的内容吸引用户是包括电视媒体在内所有媒体最重要的生存之道。 1 适应全媒体的媒介需求特征,增加跨媒体整合内容 电视新闻节目中可以大量地融合报纸、广播、互联网、手机、微博等的内容,既有报纸的解读,广播现场连线,又有网络论坛的互动参与,更有手机视频直播、微博播报等内容,打造多向度、多视角的节目内容。 网络媒体的信息更迅速、更新更快捷的优势,使“读网”的电视新闻节目应运而生,例如2005年湖南卫视,午间新闻栏目《播报多看点》开辟的“网络评道”板块;凤凰卫视中文台的“网罗天下”网罗了大量网络资讯,包括新浪在内的很多国内门户网站都有参与。与传统电视新闻节目相比,“读报”、“读网”类节目可调动的素材类型更加丰富。 2 针对年轻受众,强化互动性内容 随着互联网媒体、手机媒体以及数码设备的普及,受众收看新闻的渠道有所增加,不仅仅局限在电视这个单一的传播渠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达到3.88亿,网络视频有35亿用户。 手机微博保持较快发展,截至2012年6月底,微博的渗透率已经过半,用户规模增速低至10%以下。但微博在手机端的增长幅度仍然明显,用户数量由2011年底的1.37亿增至1.70亿,增速达到24.2%。 以上数据说明,传统新闻类节目在未来全媒体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群体将成为最主要的受众目标。因此,应重点针对青少年群体的新媒体接受取向,强化互动性内容。在与手机、网络等新媒体融合过程中,最先从15岁到29岁的青少年人手,重视开发面向这部分受众的网络电视新闻、手机新闻实时推送的内容服务。这方面可以借鉴目前做得比较好的腾讯微信和新浪微博的新闻推送模式。 3 强化存量资源,借助网络储存 新闻媒体在电视节目内容制作、提供方面具有优势,可以继续提高这些新闻类节目在网站的节目存储能力。可以看到,多数的电视新闻媒体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使其新闻产品在新媒体平台被重复消费。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央视网”,依托凤凰卫视的“凤凰新媒体”,湖南广电集团创办的“金鹰网”、“芒果TV”,不仅已经成为电视新闻二次传播的平台,还逐渐成为其所属集团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增加互动环节,强化电视新闻节目的群众参与性功能 全媒体平台是一个在内容和传播方式上全面融合的复杂的媒介生态,这就要求电视新闻节目在扮演“内容生产者”角色时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针对不同的传播渠道作不同的“特色”传播。其中,电视新闻传播所吸纳和借鉴的传播方式主要来自新媒体,而新媒体传播信息的突出优势就是其大容量和互动性。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大大改善了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互动性差的问题,短信、电话、网络、微博等为受众参与新闻节目提供了更加顺畅的渠道。 1 “人人皆记者”的时代,传统新闻类节目应与时俱进 虽然在新闻传播领域里,专业新闻工作者的主力地位毋庸置疑,但是,现在人们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信息,信息传播渠道大大增加,传播范围扩及全世界。只要你有一部移动设备,且支持视频拍摄和上网的功能,就可以随时随地把视频影像上传至网站,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 2 媒介融合背景下,公民分享话语权 新技术并不是新媒体的专利和专属,在全媒体时代,受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断提升,对话语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媒介融合的技术助力可以让传统电视新闻从中受益, 也大大提升了人们的话语权。这一过程使得新闻传播主体和信源结构发生变化,普通公民也成了新闻报道者,催生了“公民新闻”这种新型新闻。 可以说,公民新闻成为公民实现话语权的一种有效途径或方式。而传统新闻类节目因具备有效的对以公民新闻为象征的微内容的整合能力,是未来争夺中扩展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三)拓展新媒介,体现创新力 传统媒体如果想更好地融入全媒体时代,应拓展渠道,在形式上不断创新。 1 顺应时展,拓展新媒介渠道 新闻移动化和多终端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媒体市场竞争的主战场也将随之转换,先人一步也许会步步领先。后知后觉则只能被动挨打甚至淘汰出局。 纸媒在发展中已经走到了传统电视的前面,全媒体转型已走过十余年摸索历程,积累了宝贵经验。而我国传统电视媒体向全媒体转型也在不断摸索中前进,拓展更多新媒介渠道是重中之重。电视新闻节目嫁接新媒体,强化节目和观众的沟通,成功转型方可决战未来新闻竞争主战场。 2 不断尝试节目方式创新,为传统新闻类节目引入新的活力。 相较“位高权重”的传统媒体新闻报道而言,公众更愿意倾听和相信来自公众的声音,这便是公民新闻诞生的受众基础。 云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都市条形码》在初创阶段以“民生新闻”为创作思路受到了当地百姓的关注,然而主创人员迅速意识到随着“公民意识”的不断增强, “市民新闻”向“公民新闻”的过渡将会引领受众从“市民”到“公民”的进化。这就需要更具开放性和互动性的创作思维,在这样的考量下,《都市条形码》开拓出社区服务站、热线电话、职业爆料人、民星记者、都市看客等五种互动形式。尤其是“民星记者”,以社区为单位选拔驻社区记者,并由社区居民选举投票产生。“民星记者”源自普通群体,报道百姓身边事,也培养了社区内的“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在我国电视新闻尝试整合并凸显“公民新闻”的有效方式。而“都市看客”则是呼吁普通市民遇到突发事、新鲜事时用手中的视频摄录设备及时拍摄下来并发送给节目组,节目组有选择地播发有价值的视频新闻,这样的形式在很多地方的民生新闻节目中都有尝试,但“都市看客”板块在运行半年之后就取消了,因为非专业人员的画面语言无法真实体现新闻事件,这也可以看出“公民记者”与“公民新闻”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占据主流新闻媒体位置,但这并不影响传统新闻媒体对这种自媒体产出新闻的吸收和借鉴。 新闻传播论文:论新闻编辑选择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人类文明的递进,社会的发展得益于文化传播。文化传播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无意传播,二是有意传播。有意传播“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输出或吸收他文化之文化元素或文化丛的现象。文化的有意传播,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前瞻性。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媒介,而媒介的主体——编辑,在文化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编辑主体在精神生产中、在文化传播中的智化劳动价值——编辑选择,是任何其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本文试就在文化传播中的新闻编辑选择的社会价值阐述观点。 一、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文明就是在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中进行的。“广义的文化有三层含义:一是自然的文化,即人类认识自然,改造环境,赋予它们人的因素。这是大自然的人化过程。二是社会的文化,即人类建立社会、组织生产、创造自身活动条件的群体智慧与业绩。这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三是精神的文化,即人类思考世界、美化世界,完善自身心智,构建共同的心理状态与文化结构。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化的过程。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往往泛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精神文化的创造不同于物质财富的创造。创造精神文化既是人类社交的需要,也是精神生活的需要。精神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播。文化传播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形成社会关系的机制,是人类精神智慧的表现,也是通过空间扩展和通过时间延续人们关系的手段。如果某种文化的传播停止了,那么,这种文化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人类创造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文化,而文化传播也始终伴随着、推动着文化创造。有声语言文化的传播与口头语言文化的创造是相辅相成的,书面文字的传播与书写符号文化的创造是相辅相成的;影视报刊等传播方式与近代大众媒介文化的创造,也是互为因果、互相推进的。因此,文化传播,也是一种文化创造。新的文化传播方式也是对新的文化结构的缔造。 “文化既然是人类的一种智慧和手段,那么,文化智慧的表现和文化手段的施展,就是人类‘以文化治天下’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用语言、文字、音响、图象、造型等把世界和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以及改造的成果符号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便是文化知识成果,也可以说是精神产品,如图书、期刊、报纸、杂志、.画展、文艺节目表演、文化陈列等各种具体的文化建筑物。这些成果,是人类借以生存和发展、交流与传播,并用来满足人们的审美享受和精神需要的。编辑活动是参与人类文化创造的社会活动。编辑活动的基础是文化生产,编辑活动的过程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编辑的成果又是可以传播的文化成果。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文化生产正是通过人类的编辑活动而缔结为成果,构成文化系统,并进入社会传播网络的。我们从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的关系及程序中,可以看出编辑活动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重要的作用。 在文化传播的各种载体中,编辑主体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由于编辑工作的对象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于是便分出诸如学术编辑、文艺编辑、美术编辑、新闻编辑等等不同类型的编辑。其中,新闻编辑是各种编辑最基本、最大量的一个类别。无论从事哪种新闻工作的编辑,都是以新闻信息为对象的、在有意的文化传播中,具有共同特性。 1、新闻编辑的广泛性。新闻编辑是建立在广泛采集新闻素材的基础之上的。新闻编辑的对象是新闻稿件,新闻报道要求把人们日常的各个方面—生产劳动、政治关系、经济活动、科学技术、社会现象、重大事件、自然环境、甚至宇宙、太空所发生的各种重要现象报道给人们。其范围之大、之广无所不至、无所不包。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被新闻机构、新闻编辑(记者)采集出来,构成新闻编辑的素材,这些素材越是广泛、越是丰富,新闻编辑的用武之地就越广阔,编辑的基础就越雄厚。 2、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新闻编辑的直接结果,是使新闻情报信息进人传播渠道,参与社会交流。因此,新闻编辑必须注重时效。新闻的时效性,其特点就是新。让最新的情报信息得以迅速传播,产生社会效益,是新闻编辑不同于其他类别编辑的特殊之处。如果编辑新闻的过程拖得过长,那么,新闻就会变成旧闻。因为新闻的本源就是事实,事实总是同事实的发生、发展、变动相联系的,迅速及时的予以报道,才能体现新,新才能产生时效,才能在受众中引起反应。 3、新闻编辑的导向性。新闻导向有正负之分,具有不同质的导向结果。编辑主体作为“传播与受众统一体”的中介,一方面,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传播关系,并在传播场中控制传播流向;另一方面,编辑将选择、加工并通过物化(载体)的新闻产品,有意识地向受众进行信息、知识和思想倾向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引导。编辑主体以社会文化代表的资格行使和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新闻稿件的采编程序,裁决其可否进人社会文化传播系统。这样就决定了编辑导向的基本含义:W充任社会文化的代表,对社会具有协调、稳定的功能;(2)对将进人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产品按一定标准进行鉴审和传播流向的调节;(3)以民族的传统理性,社会的一般常规,完善或控制公众的人格、志向和规范行为;(4)以文化功能启发蒙昧,引导舆论。 特殊的智化劳动——编辑实践,在精神生产中发挥着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编辑作为信息智化的承担者,通过优化、选择,间接性的、创造性的劳动,向自己的受众进行知识和信息传播。例如新闻编辑就是代表社,会,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对读者、听众、观众在思想意识、情绪、意志、行为上加以启发、调节和导向,使其精神走向最大限度的与社会的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相一致。 在一定意义上,精神生产、文化传播的流程就是选择的流程,而选择又是编辑实践的重要特征。我们之所以使用“编辑选择”的概念,首先是因为我国自古就有所谓“选学”,这是专门从事文化选择的学问,如诗选、文选等文学选择,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着名的《唐诗三百首》则是从众多唐人诗歌中选择出来的。当然,文化缔构的选择原则,涉及的选择范围要比文学选择的范围大得多。由于社会性质不同,政治需求不同,其选择原则便有不同的要求。其次,是因为选择与编辑活动密不可分,选择是编辑主体作用于编辑客体的中介。 一种精神产品一般的都将进入传播渠道,但并不是所有的思维成果都能以载体形式通过传播渠道而面世,它需要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审验、修正、过滤、优化的程序,这就是编辑选择。从根本上说,这种选择不是哪个人的主观决定,而是受众的需求、文化传播的本质需要。编辑选择在传播中,一方面要源源不断地向人们输送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一方面充分发挥净化的作用。若某项精神产品产生了不良社会效果,一般是在传播场上发生的问题,而使它得以通过的往往是由于编辑选择的失误。虽然文化产品的产权属于作者,但有质量问题的产品一旦进入传播而产生了负效应,作者仅仅以“文责自负”是难以承担社会对编辑的责难的。所以,文化传播的本质决定 编辑选择的严肃性,而编辑必须严格履行社会赋予自己的职责,为大众提供最佳的精神产品。 新闻传播论文:浅论现代新闻传播中记者应注意哪些方面 1.首先应具备过硬的思想觉悟 媒体记者形象直接决定着新闻媒体形象,近一时期,确实有一些电视新闻记者搞有偿新闻,通过新闻报道为个人换取"好处",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体公信力、宣传效果。新闻媒体的生存发展,制约因素很多,如社会环境、基础设施、地理位置、发展思路等等,但毫无疑问,内在精神力量是根本,因此,提升媒体记者的内在思想品质至关重要。记者过硬的思想素质提升应从三方面着手:树立坚定不移的信念。新闻工作是站在社会前端的工作,有很多光环,但更有很多考验,从事新闻工作甚至要冒很风险,这些都要求从业前做好思想的准备。追求崇高的永恒的价值观。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皇",但并不意味着他的高贵,而更多包涵的是"为民请命"的内涵。博学厚重的知识视野。新闻记者必须要有一个满杯的水,才可能去给别人水喝。学习与实践的积淀必不可少。 2.新闻记者应具备较强的采访与写作能力 2.1 强烈而准确的新闻敏感性是好记者的"眼"。新闻记者的新闻敏感,表现为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是否具有锐利而敏捷的观察力,并随时随地能够巧迅速而准确地进行捕捉客观现实中最有代表性的事物的能力。一个新闻记者如果没有强烈准确的新闻敏感,就不能在某个有价值的事物初露端倪时,抓取重要线索,见微知着,并对该事物从整体和发展态势上做出正确判断和预测。 2.2 较强的写作能力是记者的"脑"和"手"。理论学习固然是形成好文笔的基础,但写作能力、写作技巧更主要来自实践锻炼。好多记者都是在实践中获得积累与提升,并在实践中重新审视写作理论,才发现理论的高屋建翎之处。 2.3 坚强的意志是记者的"心"。记者工作紧张、复杂、艰苦而且充满风险,深入险地采访可能有生命危险,揭露腐败丑恶可能招致打击报复,调查复杂事件需要呕心沥血,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毅力、坚强的意志作支撑。 3.要能够沉着冷静,处乱不惊 3.1 面对纷繁,理清头绪。新闻报道涉世间万物,有时头绪纷繁、情况复杂,并且是记者所不熟悉的。要正确地认识这些事物,必须有个过程,可是,新闻的特性又要求尽量缩短这个过程,使得新闻报道既真实、准确,又迅速、及时。因此,新闻从业人员应审慎、缜密、冷静的做好思维和处理,最大程度地减少新闻失实,维护新闻真实性。 3.2 处乱不惊,随机应变。记者每天都同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打交道,他们所面对的人和事甚至工作的环境、条件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如果缺少处变能力就难以出色完成工作任务。记者的处变能力常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或层次上:第一,采访中记者能够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对象,以不同方式灵活地与采访对象交流,做到"入乡随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第二,在条件、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时,能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顺利解决问题;第三,在突发事件或极度困难条件下,能做出迅速反应,创造性完成任务;第四:在任何人面前都能做到不卑不亢。 4.加强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修养 4.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众所周知,在信息时代,记者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有时甚至会导致社会局面混乱,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新闻记者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做一些违法或者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事情。 4.2 确保新闻事实的真实性。新闻信息的真伪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大众和国家的决策管理等。比如,由于有些电视新闻记者对某些食品安全问题的扩大报道,导致广大公民人心惶惶,对所以食品都抱有质疑态度和心理,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所以,每一名新闻记者都要增强思想觉悟,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不伪造新闻信息,保证新闻信息的真实性,从而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4.3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为人民服务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基本原则,也是记者工作的基本原则。新闻记者要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在实际工作中践行这一原则,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担负起社会责任,对广大人民服务。比如,新闻记者的采访要贴近群众,及时的反应和报道民生民意,从而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5.新闻记者的身心素质 在新时期,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体和心理健康也逐渐成为了一个社会话题,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要应对各种繁琐复杂的事情,良好的身心素质也是工作的一种基本需要。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 5.1 健康的身体素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新闻记者才能顺利地开展日常工作。与一般的其他工作人员不同,新闻记者要经常性地进行各种采访工作,奔波劳累,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新闻记者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从而为新闻工作的开展提供条件。 5.3 良好的心理素质。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必定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新闻媒体是一种特殊的行业,为了获取新闻信息的需要,新闻记者要采访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采访过程中,他们有时就会遇到被采访人拒绝甚至侮辱等情况。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面对这些打击和挫折,新闻记者是不可能顺利完成采访工作的。 6.结束语 总之,娴熟的业务素质、正确的思想政治素质、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以及良好的身心素质等是新闻记者必备的基本素养。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的新时期,为了适应时展的需要和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新闻记者要不断加强学习和锻炼,提高这些必备的基本素养,以便能够从容应对和处理日常新闻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做好新闻传播工作,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新闻传播论文:论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一、保证新闻传播真实性的主要方法 我们在了解了虚假新闻传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后,必须做一个深入的思考,在我们平时的新闻传播工作中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做什么,来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看:第一,在新闻传播工作中,要做到报道的篇幅短、速度快、思想强。新闻除了真实性这个根本要求外,还有很多的具体要求。其一,就是要求篇幅上的短小精悍,这是由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很多新闻工作者就把这点作为新闻失实的客观原因,他们认为,篇幅要求短小很多地方自然就不能交代清楚,那么造成新闻传播的失实也是必然的。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十分不负责任的。我们要求新闻传播中篇幅短小精悍,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短,而忽略文章应该给广大观众、听众所要交代的内容,一些构成新闻报道的基本要素必须齐全,否则不仅算不上新闻,连记叙文章也算不上。其二,就是要求新闻报道速度快。从新闻概念我们知道,新闻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快,陈年往事的报道我们不能称之为新闻,也正是因为要求快,我们的很多新闻工作者为了能快速发稿,就不顾新闻的真实性,比如为了速度在新闻的来源上就不会认真考证其究竟是真是假,更有甚者,为了速度会捏造事实,这都是不可取的。其三,就是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新闻的思想性。我们的新闻,不是仅仅为了报道而报道,而是为了能保证民众的知情权,要保证我们的民众可以知道事实,并用来引导自己的行为。第二,不断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我们经常说,干一行爱一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工作我们应有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干一行、爱一行,更要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提高自己的职业匹配度。新闻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喉舌,重要性一目了然,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闻工作者更应该注重素质的培养和提升。首先,应该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新闻传播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新闻工作者只有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才能使自己的新闻报道真实、快速、有思想。其次,新闻工作者要不断提高道德素质,在一定程度上,这点比业务素质更为重要。新闻工作者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才能抵御各方面的压力诱惑,真正成为国家、党的喉舌,始终不渝地坚持真实性原则,才能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性是新闻传播首要坚持的一个原则,除此之外新闻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政治使命,这同时也是我国大众传媒的特色。 (一)新闻传播与政治的渊源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新闻传播主要是以收拾的残局为主,这时的新闻传播无疑可以看做政治的工具,发挥的完全是政治功用,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1992年。1992年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开始复苏,这时期新闻开始发挥其专业作用,新闻不光考虑政治作用,更多的是为民众发挥报道事实的作用。到2003年更是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这时的新闻在保证民众知情权的同时勇于担负社会责任,这时的新闻传播与政治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样的,都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意愿,这两者同时也是互相约束的,如果我国的政治发生如腐败等问题时,新闻就发挥监督舆论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出现不合规定的现象,政治这时就发挥它的社会监管作用。由此可见,新闻传播和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和政治息息相关,政治性是我国大众传媒的一个特色,事实上我们的大众传媒正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写照。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宣传。事实证明,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作为党的喉舌的新闻传播业,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其二,对政府制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等信息做传播。我们的受众具有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知情权,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要保证每一个受众都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其三,对党和政府出台的政策进行传播。我们每一个受众只有了解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熟悉这些政策,才能根据这些政策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走向,同时根据这些政策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由上可以看出,在大众媒介广泛发展、普及的今天,政治和生活密切相关,大众传媒在为我们受众提供各种信息的同时也向民众履行传递党的大政方针的职责,还在社会中发挥引导舆论的政治作用。 (三)新闻传播政治使命的具体要求 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坚持党性原则。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首先要坚持党性原则,要以党的发展目标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所有的报道都必须服从党的发展方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服务于人民是一致的。第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那么在组织上就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新闻传播中必须坚守一定的规则,不能乱来。新闻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也是相对的,也是有边界的。我国一直提倡新闻自由,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享有知情权、报道权、监督权等权利,但是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自由,没有规则的自由必定带来新闻的无序和混乱。我们的大众传媒和新闻工作者一定要牢记,新闻自由是和一定的规则相联系的,必须坚持政治责任感。第三,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并维护党中央的相关政策,并且积极向人们宣传和介绍我们党的相关理论、政策、路线,让人民明白,只有党才能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让人们把这一点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相关新闻政策,所有新闻报道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做到有序发展。综上所述,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两点,一是要时刻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一是要坚持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只有把握好这两点,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才能健康有序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综述 一、保证新闻传播真实性的主要方法 我们在了解了虚假新闻传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后,必须做一个深入的思考,在我们平时的新闻传播工作中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做什么,来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看:第一,在新闻传播工作中,要做到报道的篇幅短、速度快、思想强。新闻除了真实性这个根本要求外,还有很多的具体要求。其一,就是要求篇幅上的短小精悍,这是由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很多新闻工作者就把这点作为新闻失实的客观原因,他们认为,篇幅要求短小很多地方自然就不能交代清楚,那么造成新闻传播的失实也是必然的。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十分不负责任的。我们要求新闻传播中篇幅短小精悍,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短,而忽略文章应该给广大观众、听众所要交代的内容,一些构成新闻报道的基本要素必须齐全,否则不仅算不上新闻,连记叙文章也算不上。其二,就是要求新闻报道速度快。从新闻概念我们知道,新闻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快,陈年往事的报道我们不能称之为新闻,也正是因为要求快,我们的很多新闻工作者为了能快速发稿,就不顾新闻的真实性,比如为了速度在新闻的来源上就不会认真考证其究竟是真是假,更有甚者,为了速度会捏造事实,这都是不可取的。其三,就是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新闻的思想性。我们的新闻,不是仅仅为了报道而报道,而是为了能保证民众的知情权,要保证我们的民众可以知道事实,并用来引导自己的行为。第二,不断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我们经常说,干一行爱一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工作我们应有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干一行、爱一行,更要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提高自己的职业匹配度。新闻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喉舌,重要性一目了然,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闻工作者更应该注重素质的培养和提升。首先,应该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新闻传播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新闻工作者只有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才能使自己的新闻报道真实、快速、有思想。其次,新闻工作者要不断提高道德素质,在一定程度上,这点比业务素质更为重要。新闻工作者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才能抵御各方面的压力诱惑,真正成为国家、党的喉舌,始终不渝地坚持真实性原则,才能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性是新闻传播首要坚持的一个原则,除此之外新闻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政治使命,这同时也是我国大众传媒的特色。 (一)新闻传播与政治的渊源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新闻传播主要是以收拾的残局为主,这时的新闻传播无疑可以看做政治的工具,发挥的完全是政治功用,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1992年。1992年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开始复苏,这时期新闻开始发挥其专业作用,新闻不光考虑政治作用,更多的是为民众发挥报道事实的作用。到2003年更是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这时的新闻在保证民众知情权的同时勇于担负社会责任,这时的新闻传播与政治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样的,都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意愿,这两者同时也是互相约束的,如果我国的政治发生如腐败等问题时,新闻就发挥监督舆论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出现不合规定的现象,政治这时就发挥它的社会监管作用。由此可见,新闻传播和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和政治息息相关,政治性是我国大众传媒的一个特色,事实上我们的大众传媒正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写照。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宣传。事实证明,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作为党的喉舌的新闻传播业,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其二,对政府制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等信息做传播。我们的受众具有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知情权,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要保证每一个受众都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其三,对党和政府出台的政策进行传播。我们每一个受众只有了解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熟悉这些政策,才能根据这些政策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走向,同时根据这些政策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由上可以看出,在大众媒介广泛发展、普及的今天,政治和生活密切相关,大众传媒在为我们受众提供各种信息的同时也向民众履行传递党的大政方针的职责,还在社会中发挥引导舆论的政治作用。 (三)新闻传播政治使命的具体要求 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坚持党性原则。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首先要坚持党性原则,要以党的发展目标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所有的报道都必须服从党的发展方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服务于人民是一致的。第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那么在组织上就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新闻传播中必须坚守一定的规则,不能乱来。新闻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也是相对的,也是有边界的。我国一直提倡新闻自由,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享有知情权、报道权、监督权等权利,但是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自由,没有规则的自由必定带来新闻的无序和混乱。我们的大众传媒和新闻工作者一定要牢记,新闻自由是和一定的规则相联系的,必须坚持政治责任感。第三,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并维护党中央的相关政策,并且积极向人们宣传和介绍我们党的相关理论、政策、路线,让人民明白,只有党才能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让人们把这一点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相关新闻政策,所有新闻报道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做到有序发展。综上所述,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两点,一是要时刻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一是要坚持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只有把握好这两点,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才能健康有序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对新闻漫画的传播功能探究 新闻漫画是新闻报道诸多形式中的一种,漫画家庸非先生创作过大量的新闻漫画,他认为新闻漫画是一种新闻性和艺术性结合的纪实漫画,通过漫画语言去报道、评论新近发生的事实。我国新闻漫画历史久远,它是伴随着清末报纸的诞生而产生的,由于它跟时政一直关系密切,因此新闻漫画从诞生起就以针砭时弊为其显着特点。不同于一般漫画,它通过视觉上给受众带来的强烈冲击,对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或庄或谐的形象化评论。网络化时代的来临,为新闻漫画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新闻漫画在传统媒体中却呈现明显下滑的颓势,个中原因值得思考。 一、新闻漫画的基本属性 新闻漫画毕竟是美术作品的一种,而非直接的新闻表述方式,因此,新闻漫画除具备新闻价值外,还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1. 真实性。主要指新闻漫画构思的取材,或者说新闻漫画反映和评议的事件和现象必须是公众关注的、新近发生的真实事件。新闻漫画有时在报纸上充当消息的角色,承载着向读者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发挥了与消息报道同样的作用。一幅新闻漫画中的人物、背景、道具等因素都能在适当的时候成为信息的传递者,再配上标题或简单的文字说明,读者可从中轻松地获取新闻的一个或多个新闻要素。因此新闻漫画严格遵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是责无旁贷的,这表现在对信息对象的内容报道上,必须像历史学家那么如实。 2. 评议性。新闻漫画多是根据最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而展开创作的,通过对当前社会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形象化的评说,以活泼生动、幽默风趣的艺术表现形式显现了扬善弃恶的理念及态度,使受众在忍俊不禁的同时获得心理的启发,从而对新闻事件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如同新闻评论一样,新闻漫画在为读者提供具有新闻价值信息的同时,又引导受众作出相对客观的判断,这与漫画自身的特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3. 幽默性。漫画是幽默艺术的一种,在轻松戏谑的同时,饱含着深刻的内涵并蕴藏着深刻的哲理。漫画的幽默性所带来的人生智慧不但增强了读者的认同感,同时也扩展了漫画的传播范围。新闻漫画以充满讽刺和幽默的喜剧特色,将社会上发生的负面新闻以戏剧的方式表现出来,将阅读情趣和人生哲理融为一体。受众在轻松的心理状态下审视着发生在身边的行为从而幡然醒悟。 二、新闻漫画存在的问题 虽然从总体来看,我国新闻漫画的发展态势是良好的,但如果同抗战时期我国新闻漫画事业的昌盛景象相比,还存在很大距离,与其他的新闻报道形式相比,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很多媒体为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大量采用新闻纪实照片,而放弃了新闻漫画。同时,报纸虽大都在竞相扩版,但漫画所占的版面分量却呈下滑趋势。当代着名漫画家缪印堂曾大声疾呼:抢救中国新闻漫画。这种问题的产生,当然部分是因为新闻漫画自身属性的缺陷所导致的,但也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原因不容忽视。[1] 1. 时间滞后性。新闻漫画作为一种独立的新闻报道形式,还未确立其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表现在如今,在第一时间里报道新闻事件的新闻漫画作品极少。新闻贵在及时,而时效性恰恰是新闻漫画的软肋,与同为图片形式的新闻摄影作品相比,新闻漫画需要作者的构思、创作和艺术加工过程,花费的时间远多于新闻照片的拍摄。同时,新闻漫画的滞后性,也体现在其对媒体信息的依附性方面,新闻漫画的创作素材大多来自于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已且有一定的轰动效应的信息,对之分析和提炼之后再进行创作。新闻漫画的创作者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中的组成部分,多数不能投身到新闻事件的第一线,亲临其境地参加调查采访,使得新闻漫画的创作很多时候只能是守株待兔、等米下锅,新闻漫画的报道有时会变得比较被动。 2. 解码差异性。图兰·巴特曾言:任何图像都是多义性的,读者可以选择其中某些,而不理睬另一些。新闻漫画作者借助图像来完成意见的表达和舆论的引导,而受众通过对符号意义的解读亦即解码的过程来理解图像的内涵,在此过程中由于作者对图像符号的能指与受众对图像的解码是否完全一致,还存在着很大的疑问,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在所难免。因为不同文化层次和社会背景的受众,均会按照自己的感受去理解和解释所接受的图像符号,其解读结果存在差异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3. 功能薄弱性。当前我国新闻漫画普遍存在着内容抽象的问题,从而削弱了其新闻报道的功能。新闻报道的基本准则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所传播的内容可消除不确定性的信息。而目前的新闻漫画所传播的内容,要么是对新闻事件的简单图解,要么是试图通过漫画的表现形式传播给受众一种观点或者态度,受众较难从中直接获知发生的新闻事件的详细内容。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无疑是其能够准确无误地记述新闻要素,若达不到此要求,新闻漫画就等同于普通漫画,丧失了新闻元素,也就不能称其为新闻漫画了。 4. 形式单一性。新闻漫画常被形容为“带刺的仙人掌”,原来就是因为新闻漫画最擅长对发生在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和人性弱点进行无情的揭露和善意的讽刺,以此警醒受众并提供有效的舆论监督作用。但在它集中表达讽刺和批评性意见的同时,也显露了其创作题材的相对单一,导致其在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受到很大制约,毕竟这类题材只是众多新闻内容中的一种,新闻漫画的形式单一性也影响了它进入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三、提升新闻漫画的传播功能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以报刊为主要载体的新闻漫画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新闻漫画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大众传播艺术,也要有所创新,才能抓住发展的机会。 1. 提升新闻漫画的传播速度。网络优势赋予新闻漫画更快的传播速度,新闻漫画到网络后,每个网民均可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媒体看到这些作品。相对时效性相对较差的传统纸质传播媒体来说,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传播能够有效突破出版时间的制约。同时,漫画作者通过网络便利地对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客观的评论,不必考虑出版的时间以及版面的具体容量。在多媒体传播时代,网络媒体为吸引受众的注意力绞尽脑汁,比如动画做得越来越精致,版面做得越来越具想象力,但在这些刻意而为的极致传播行为之下,忽略了这种“繁荣”之下也许简洁的内容更会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新闻漫画无疑是这种简约性的代表。[2] 2. 消除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受众解码之间的差异。新闻漫画作者试图通过图像中视觉符号的多义性来传递个人意见的表达并完成舆论的导向作用,但受众却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和理解接受到的视觉符号,二者之间存在的偏差影响了新闻漫画的传播意图。因此,首先作者在创作新闻漫画时须注重内涵表达的明朗性,通过有效的表达方式,缩短创作者和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其次要注重召唤结构的有效编织,作者在创作新闻漫画时,应根据自己的观点进行故事架构的优化,只有把握了创作方向,思维驰骋才不会脱离中心主题。如有一幅名为送子上学的新闻漫画,画中描述的是一个父亲送儿子去读大学,衣着时尚的儿子在一旁与同学谈笑风生,而父亲却肩扛手提,佝偻着身子给他报名。漫画作者创作意图可能就是为了说明“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有些读者也反馈出孩子的独立性差以及 教育制度存在的缺陷等问题。[3] 3. 引导受众的阅读体验。由于新闻漫画不具备新闻照片营造出来的震撼现场感,使得很多受众对形式上比较夸张的新闻漫画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因此有些受众是抱着且观且疑的态度来欣赏这些新闻漫画作品的。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受众希望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社会的物质变化和精神活动,新闻漫画的生动活泼和形象直观正好与受众的这一需求相吻合,使受众在获取有用的新闻信息的同时也获得对事件的感知。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会长张耀宁认为:好漫画应在3秒钟内让人看明白。这就对新闻漫画的创作水平和引导功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媒体要注意引导受众的阅读体验,逐渐提升受众的理解能力,使其真正认识到新闻漫画的传播能量。 4. 扩大新闻漫画作者的创作领域。新闻漫画作者要敏锐地洞察人世百态,创作出题材广泛、内涵丰富的作品,突破传统的讽刺和批评的创作范围。首先,新闻漫画作者要注重培养自己的新闻敏感度,能够快速地获取有价值的、影响力大的新闻题材。同时,新闻漫画作者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要注重培养自身对生活的感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发现貌似平常的事情所蕴含的新闻价值,并驾轻就熟地运用漫画的手法将其传达给受众。以张的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漫画《洪水滔滔见真情》为例,他目睹解放军战士与洪水鏖战的感人场面,从而以写实的手法创作出来,照样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结 语 据阿里巴巴网站的调查结果显示,新闻漫画的使用是2010—2013年中国提升报纸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之一。新闻漫画作为对新闻事件的无声评论,是智慧的浓缩和想像力的凝聚,它将信息表达形式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并深化了受众的认知,受众从不同的新闻漫画中能够解读到作者的各种不同意见和创作倾向,最终使受众能够准确地把握事态的发展,对新闻事件的发生过程和结果清晰明了,从而有助于新闻信息的广泛传播。 新闻传播论文: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引言 新闻学在我国的发展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北京大学1918年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我国的新闻学的诞生。随后徐宝璜《新闻学》问世、邵飘萍发行《实际应用新闻学》,这些着作的先后出现标志着我国新闻学的成熟。传播学则是改革开放之后传入我国并获得了迅速发展,一度成为我国的一门“显学”。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所以“新闻学拓展出传播学”、“传播学将取代新闻学”等一系列论断层出不穷,但是也有丁淦林、李良荣等一些知名学者从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产生背景等众多方面论述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不同。本文梳理了一些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二者关联性问题的有影响的争论,然后又分析了二者在产生的背景、所具有的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旨在引导人们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以便更好的开展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与教育工作。 1有关新闻学与传播学关联性的论断 1.1 新闻学“拓展”出传播学 对于新闻学、传播学二者关联性的问题,甘惜分、高永振以及何光先等学者认为传播学是由新闻学拓展出来的,所谓传播学研究无非就是从一些新的视角、采用一些新的方法拓展新闻学的研究领域、拓展新闻学的研究对象而已,因此传播学应该从属于新闻学,还将传播学称为“广义新闻学”。例如1988年何光先在《现代新闻学》中指出“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新课题”,“应该把传播学列入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这种观点主要出现在传播学进入我国的初期,那时学者们认为传播学所研究的内容都是新闻学应该研究的内容,因此提出了“新闻学拓展论”的观点。传播学在发展初期的研究对象确实与新闻学有所重合,因此说两者具有关联性不无道理,但是传播学是在政治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片面的认为传播学属于新闻学是不合适的。 1.2传播学会“取代”新闻学 上世纪90年代,邵培仁、胡正荣等学者提出了“取代论”,认为新闻学将逐渐转向传播学,将成为大众传播学或者被大众传播学所取代。例如1995年邵培仁与叶亚东合着《新闻传播学》指出“传统的新闻学已经失去了光辉”,于是倡导“改革新闻学,给新闻学引进新的方法、植入新的基因”,为此,邵培仁等名家预测新闻学会先发展成新闻传播学,而后彻底变为传播学,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是“社会的需要、历史的必然”。随后1997年胡正荣发文指出传播学的发展轨迹是“新闻学发展到大众传播学,最后再发展成传播学”,同样支持传播学将“取代”新闻学这一论断。虽然有众多学者赞成这一观点,但是不得不承认新闻学中像“事务新闻学”等内容是传播学始终未涉及到的,而且从“取代论”提出到现在已有近20年,丝毫没有出现新闻学将被传播学“取代”的迹象,所以这一论断就不攻自破了。 1.3.新闻学与传播学将“融合” 学者们除了认为新闻学将被传播学“替代”外,另有学者提出了大众传播学与新闻学研究将融为一体,难以区分,更有学者认为两者将会“融合”为“新闻传播学”这一新的学科。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有陈力丹、童兵等一些名家,在他们的倡导下传播学和新闻学将“融合”为“新闻传播学”的论断很快引起了轰动,随即出现了大量关于“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专着。例如1996年徐小鸽发行了《新闻传播学研究》,明确提出了“将传播学与新闻学有机结合”,并声称自己的使命是“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即新闻传播学”。刘卫东在1999年出版《新闻传播学概论》中则直接定义:“新闻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现象和活动规律的新兴交叉学科”,也主张在传统的新闻学基础上构建新闻传播学。陈力丹更是在多篇论文中提出“传播学和新闻学二者已经融合”。传播学同新闻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是不容置疑的,两者在互相借鉴的基础上发展是有可能的,但是两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众多方面是存在差异的,所以简单的认为它们将“融合”成一个学科可能性不大。 2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性 由以上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关联性的论断可以看出,新闻学和传播学关系密切,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两者产生背景存在差异 众所周知,许多学科都是在人们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新闻学也不例外,它正是人们新闻实践的产物。新闻事业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新闻学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于20世纪诞生,新闻学早期的着作基本都是涉及包括采访、写作以及编辑等在内的实际新闻运转业务,后来扩展到评述、总结新闻事业的历史等。此外,新闻学自产生之初就侧重研究新闻事业与民主整治的关系,例如《解放日报》等一些党报理论。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则是多学科交叉、渗透而成的学科,它伴随着电子传媒等大众传播事业的兴盛而出现,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美国。随着以新闻和广告等为传播内容的大众传播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受到大众传媒业越来越大的影响,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借助社会学、信息科学、哲学以及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对社会上的信息交流活动进行跨学科研究,这是传播学所产生背景,显然与新闻学存在着巨大差异。 2.2 两者研究对象和领域各异 新闻学和传播学二者无论是在研究对象上还是在研究领域上都是存在差别的。从研究对象上看,新闻学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大众传媒上所承载和传播的新闻信息,如什么是新闻、新闻的特质以及新闻采写编评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大众传媒与社会的关系,如国家和政党对传媒业的运用、管理;第三部分则是大众传媒及其活动。正如钱辛波在《新闻学是一门科学》中所言:“什么是新闻学?那就是研究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和它对社会影响的一门科学”。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要研究包括传播媒介、传播者和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等众多对象,除此之外公共关系、电影、广告、图书以及大众文化等内容也是其研究对象。因此可见,虽然二者研究对象和领域有重合部分,但是总的来讲是各有侧重的。 2.3 两者研究方法不同 传播学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不同于新闻学。例如,注重研究方法是传播学的一个优点和特点,只就其实证研究而言,它就具有个案研究、抽样调查、控制实验以及内容分析等。此外,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还带有十分鲜明的思辨性。如美国作为传播学大国 ,一直强调将心理实验、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运用到传播学中,通过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定量的分析来得到结论,以此作为完善传播活动的科学依据。相比之下,新闻学对研究方法则显得不够重视,由于它侧重于媒介的新闻和评论方面,带有很强的理论性,因此一般以定性研究为主,通过归纳、演绎等基本的推理方法来进行研究。 2.4两者的功能有别 新闻学和传媒学的功能是指两者在与社会和大众的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能力和功效,两者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同的。新闻学重点突出新闻报道,其最重要的功能正是通过新闻报道来满足公众的日常需要、维持新闻传播系统的稳定。例如我们能够利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来获知新资讯,正是新闻学作用的体现。此外,对时事发表评论也是新闻学重要作用的一大体现,发表时事评论能帮助人们明确媒介或者他人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总的来说,新闻学侧重培养具有责任感的社会人才,通过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来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所发挥的功能更为宽泛,它不仅能够发挥监视环境、协调社会等作用,而且还能传承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如传播学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体现在它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正如李希光所言,传播学所讲授的内容除了一些理论知识,还涉及到包括公关、组织传播等在内的实用课程,这些理论和方法能够直接为各类工商企业、组织机构以及公关公司服务,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3结语 总而言之,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两者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融为一科,而是要互相借鉴和影响,协同发展。正如王勇所言:“从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学科的前景来看,它们有着各自的轨迹和方向,虽然有的时候也可能出现相交的情况,不过它们却不会永久的重合下去,因此新闻学和传播学谁也不能替代彼此”。新闻学和传播学既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又具有明确的差异性,应该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正确明确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促进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携手共同发展。

科技发展论文:近现代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选择：1607－1966 摘要：16世纪末以来，西方科技知识系统地传入中国，中国科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制度及其在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均呈阶段性变化。本文讨论“”前中国选择科技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特点及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并探讨战略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科技发展，战略选择，近现代中国 众所周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国计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缘于此，制定合理的科技发展战略，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国策的顺利实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回顾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的历程及分析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获得些许历史启发。 1．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1607--1840 17世纪前后，当中国科技继续沿着传统的模式缓慢发展的时候，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产生了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之类的科学组织，使近代科学实现了建制化。成立于1660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和1666年组建的巴黎法兰西科学院代表了社会团体化的分散型体制和国家支持的集中体制。俄国的彼得大帝选择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模式，1724年在圣彼得堡创设了科学院，聘请国外一流科学家到圣彼得堡工作，使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有了一个高起点。 16世纪，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与贸易的扩张，中国与欧洲这两大文明传统得以直接交流。为了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欧洲来华传教士有规模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力学、地理学、钟表技术等。1607年《几何原本》的译成标志总欧洲科学系统传入中国的开端。明代末年，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优越性的徐光启以 “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作为他传播欧洲天文学知识的理念[1]，其意为，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纳入到中国传统知识的框架之中。这一名言也概括了此后250年间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学者吸纳外来新知识的态度。 入清之后，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播欧洲的知识。康熙帝对于研习西方的科技知识的提倡使得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探讨西方知识及中西知识比较研究的高潮。然而，康熙帝无意也无力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价值体系。当时建于宫中的学习欧洲知识的机构及皇家天文观测机构北京观象台均与欧洲的国家科学机构存在本质的差异[2]。 18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生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工厂组织为发明创造活动提供了条件，技术学校训练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新型技术人才。 在18世纪的中国，国人对欧洲知识的了解还是完全依赖于在华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随着罗马教庭与中国儒家学者对彼此的信仰及伦理哲学的了解的加深，二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固，康熙帝下令驱逐欧洲传教士。其后的乾隆帝也严辞拒绝英国使者提出的通商请求，中国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由此几于中断。在封闭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虽然很努力探讨科学问题，却无法了解欧洲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其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越离越远[3]。 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被视为对国家发展和安定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相应的，也就不存在国家性的科技发展战略。天文观测、历法制订等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而受到重视的。实际上，在传统文化中，它们是皇权合法性象征的一个指标，故历来受到皇家的特别关注。当时中国的的科学研究多属个人行为。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优势的中国学者试图通过“翻译”西方著作，“会通”中、西知识和方法，达到“超胜”西方的目的。但科学技术研究及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不为学术界主流所重视。同时，当时“翻译”的内容基本上由传教士决定，天主教一旦被禁，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也随之中断。 2．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40－1895 19世纪，欧洲和美国都在经历着迅速工业化的历程，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欧美国家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工业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力鼓励和资助科学研究和科技教育。1809年洪堡开创研究生制度，使普鲁士的大学成了“科学研究的养成所”。这种制度被欧美国家效仿，科学技术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被日益强化。 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对欧洲的贸易中仍然是顺差。为了填补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面对千古未有的变局，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奕?、曾国藩、李鸿章等自强派官员下决心引入西洋的近代“坚船利炮”。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剿灭太平天国，其次是为了应对外敌入侵。自强派官员所选择的是近代军事技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基于数学是一切军事技术的基础的认识，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倡导数学及其它近代技术的基础性学科，物理、化学等“格致”之学的研究与教育。 从1860年到1895年间，虽然科学技术研究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但清朝的科技战略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首先，当时科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限于兵器研究及相关的矿冶、铁路、电报等近代技术领域，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的研究被忽略；其次，过多依赖外国工程师和技师，人才培养滞后；再次，对近代科学的认识滞后，新知识的传播主要依赖译书等有限的方式[4]。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对近代科学技术和西方世界的理解肤浅，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包袱过重等。 在当时的中国，保守派士大夫担心引入的西方理念和技术会冲击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道理伦理秩序等。倡导及参与西方科技传播的官员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西方知识的传播危及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之时，二者均选择了维护传统。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为反映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当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童中出现了剪发辫等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时，自强运动的领袖奕?遂下令中止留学计划，将学生尽数撤回。 日本引进近代科学技术的起步并不早于中国。从17到19世纪中叶，日本人还需要借助于中国人和传教士翻译的中文书籍来学习西方的科技。尽管日本也有人拒绝接受西方科技，但他们没有背上中国人那么沉重的传统包袱。部分日本人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从明治维新到19世界后半叶，日本人在吸收近代技术和科学的成效明显好于中国。 3．选择近代科学技术制度：1895－1949 19世纪末和20世纪，鉴于科学技术对提高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和军事实力有重要意义，工业化国家率先把科学研究当作国家的重要任务，并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1911年德国设立威廉皇家学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苏联科学院继承了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并建立新研究所。法国于1939年成立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也建立了一些国家研究所或实验室。而纳粹党的错误使得德国的科学和人才损失惨重，使得德国丧事了基础科学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19世纪后期，德国的大型化工企业创建了工业实验室。20世纪初，其它欧洲国家及美国、日本也建立了工业实验室，这种新的制度使企业有了越来越强的转换科研的能力，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苏联大规模引进欧美的技术，大量聘用欧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建立国家研发机构，迅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 1895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战略选择以学者和官员的倡导为主，大多局限于具体的需求。甲午战争的失利，使清王朝意识到政体改革势在必行。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按照下述几个阶段，从全面接受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到选定近代科学技术制度[5][6]。 第一步是选择近代科技教育制度。清朝“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学制改革和1904年废除科举制，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建立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新学制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建制。从1896年的天津中西学堂，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中国建立了正轨高等科学技术教育制度。新学制为社会造就了一代一代的懂科学的人才。 第二步是组织科学技术研究的学术团体。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新生的职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1915年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和1912年詹天佑等创办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些团体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促进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步是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的创建者试图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就是说，选择了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的科学体制。实践表明，这种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很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在科学制度方面做出了一项重大的选择，即决定组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它类似于法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1929年，国民政府又成立北平研究院。实业部、资源委员会、兵工署、航空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和部分大学也建立了小规模的科研机构。这几类科研机构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力量。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大学的研究机构给科学家们以较大的自主研究空间，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等经过国内外的培养和历练，逐渐成长为大师和帅才。 产业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薄弱，科技不能为经济建设和国防提供有力支持，这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科技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国企业大多规模很小，以直接或间接引进、消化国外技术为主，基本上是低水平仿造国外产品。鲜见的成功范例是永利制碱公司在1923年建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其功能类似于欧美的工业实验室。侯德榜成功研发制碱工艺，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 4．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49－1966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对峙的冷战状态，两者发展科学技术的思路有所不同。美国、西欧和日本推行贸易禁运政策，阻止先进技术向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转移。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大力发展国营工业。 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了科技体制和科技发展战略。1949年，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为基础，新中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7]。1957年以前，中国科学院主导了全国的科研事业。后来，高等学校、部委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在科研事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为了大量造就工业化建设所需人才，中国共产党参考苏联的经验，改革了教育体制，显著扩大了工科和理科的教育。 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采取规划科学技术的体制，具体例子就是1956年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远景规划”）[8]。规划的制订者选择了“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方针。并利用学科规划促进难以用任务带动的学科研究。苏联专家和苏联科学院等机构为此提出很多意见，并且帮助中国开展了一些领域的研究[9]。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成功实施，满足了国家的战略需求，对中国科技事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全面地推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填补了很多学科领域的空白，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国家具备了发展核技术、空间技术、制作技术、电子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的能力，产生了以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等为代表的重大科研成果，为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等提高了科技保障。其次，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体现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农业技术进步、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显著成效。 当然，新中国在科技战略选择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偏差甚至失误。比如，20世纪60年代起放弃研究生制度，大学停止招生，意识形态一度严重冲击科学研究，等等。 5．影响战略选择效果的因素 综上所述，自1607年到1966年，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经历了会通中西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建立科技制度及调整科技制度四个阶段，进行了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学科建立和制度建设，使近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与社会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影响战略选择的方向、范围、及时性、社会影响力等的若干因素。除了国家需求、国情等重要因素之外，我们特别关注三个因素。 5.1 对世界及科技前沿的了解 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了解国际科技前沿的成果及动向，从而做出合理的科技战略选择。 明清两朝，中国人对自己的“天下”之外的世界近代科技了解甚少，无法洞察科技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决策者仅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朝廷的需要，做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略选择，先是沿续传统科技发展的模式并有选择地接受部分欧洲科学知识，后是片面选择军事技术，以至于错失发展的机遇。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对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们对近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他们和政府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建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国外参与过高水平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归国，他们对国际科技前沿有了更深入理解，国内培养的专家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们尚不熟悉的领域，苏联专家贡献了他们的见识和经验。 5.2 领袖式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 在科技战略决策者中，除了那些有决断权力的政府领导人之外，领袖式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水平、见识和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早已被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主持人的实践所证明。 19世纪中叶，曾国藩筹划如何引进近代技术的时候，听取了留美学者容闳的意见。容闳所学专业是文学，但对西方技术的初步感悟还是比一般的中国人准确。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在30年展得比较好，这与蔡元培等人的战略眼光和发展思路是分不开的，他们了解欧美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 20世纪50年代，在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时，在众多的领域里做出轻重缓急的选择是很不容易的。比如，究竟是优先发展远程轰炸机，还是优先发展火箭技术？中国政府决策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决策者采纳了钱学森的优先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做出了合理的战略选择。钱学森之所以能提出可行的战略思路，是因为他在国际前沿做过多年的研究，了解航空和航天两个领域的特点和难度。 5.3 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领域是一个后进国家。无论是了解世界和国际科技前沿，还是提高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都需要一个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越有利于及时、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脉搏与规律，制订合理的发展战略。 明清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本上依靠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中国人能走出国门学习的人很少，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处于被动境地。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科技专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苏联专家的帮助也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填补了当时中国人与西欧、美国、日本等国专家交往的空缺。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订科技规划的境况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异。那时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太大，要追赶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具体。今天，我们有了与科技先进的国家交流和合作的多种可能和机会，自身的科技水平与国际科技前沿的差距缩短了。实际上，越是靠近未知的前沿，越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规划的不确定性越明显。这就更要求我们研究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与趋势，认知其中的规律性特征，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适时制订和调整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使中国科技能沿着合理的路径快速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为人类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历史上科技策略的选择的情况及相应后果的分析为我们现代科技战略的确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实际上，历史还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某些阶段和某些条件下中国人能成长为科学技术的大师？“以任务带学科”为导向的科学技术规划究竟怎样影响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变化与创新是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产生的？在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从模仿过渡到创新？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文化价值对科技发展、战略选择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同样也会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科技发展论文: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 论文 关键词：科技 发展 伦理建设 理论建设 制度建设 主体建设 论文摘要： 现代 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理论、制度和主体这三个不同方面均提出了新要求。在理论建设方面，要求实现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从规范伦 理学 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并立足于多学科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求变革社会制度，加强科技立法，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在主体建设方面．要求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 马克思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课题，准确把握并解决这些课题，就会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今天，2o世纪已经揖别，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要大力发展 科学 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处理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伦理学问题。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伦理学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忧虑甚至恐惧。正如英国著名 历史 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进步不平衡，后者远远滞后，前者毫无约束地被加以发展和滥用，从而产生致命的危险。因此，探讨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对于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伦理建设就是建设制约人们行为的价值规范和准则。其目的是以像 法律 调节人们的行为而使人们有法可依一样，在以伦理调节人们的行为时也同样“有法可依”。伦理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般说来，它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和主体建设。 一、现代科技发展对理论建设的新要求 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道德的 哲学 思考。但是最初的伦理学调节的只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把人类看做是惟一值得道德尊重的物种，它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作为惟一的尺度，去对待其他事物。即使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道德现象的反思日益加深，道德调节的范围始终囿于人伦之理。这里把这种只关怀人伦之理的伦理学称为传统伦理学。但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伦理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人类的道德关心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所以，我们把现代科技文明下，以保持地球和人类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由传统伦理学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扩展到调整人和人以及人与人以外的其他物种和 自然 界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的伦理学，称为现代伦理学。由传统伦理学走向现代伦理学，是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双重需要。现代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相比，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在传统伦理学中，伦理规范体系主要涉及的大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或人与社会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们称之为近距离伦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传统的主体司直接的近距离伦理关系随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出现了延伸。在时间上，未来世代的权利和当代人的责任已经成为反思科技与未来的重大命题；在空间上，为了克服全球问题，一方面，人们正在寻求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希图构建一种普遍性伦理，另一方面，人们日渐意识到，人不仅仅对人自身有义务，而且对生活于其中的生物圈和大自然也有保护的义务。-es]94如人类在2o世纪9o年代制定的《2l世纪议程》，提出了人类社会今后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了人权保护和人道主义思想；“国际和平年”、“生态年”等的提出，使人类能同时按照统一的道德规范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第二。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传统伦理学侧重于规范伦理学、理论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研究。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使伦理学不能停留在哲学层面的“高山之巅”，而应该通过新的道德规范向应用层面发展，以解决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伦理学向应用层次的拓展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于是，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的应用伦理学方兴未艾，为人类的道德思考提出了许多新的宗旨和目标。如：生态伦理学提出了尊重生命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和要求；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反映了对新技术的使用进行社会控制的要求；核伦理学的发展体现了人类追求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 计算 机伦理学要求人类重新思考计算机技术的本质和人类的价值观。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21世纪新兴科技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与高科技相关的应用伦理学还会不断产生。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的转向，既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着伦理学的前途和发展。 第三。现代伦理学的研究是立足于西方伦理学、东方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2o世纪是一个既对传统伦理观念进行全面的批判反省、又空前地呼唤价值重构和伦理现代化建设的世纪。2o世纪中西文化的交融、冲撞和科学技术向人类提出的许多使人目不暇接的道德问题，催生、孕育了众多异彩纷呈的伦理思潮。现代伦理学正是吸收了西方伦理思想、东方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精华而发展起来的。 其中东方伦理特别是 第三。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所谓“软着陆”机制就是 科学 技术与社会伦理的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科学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其二，社会公众就科学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展开深入、广泛、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科学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样一种讨论一方面能够启导 政治 活动家们参照着技术上可能的和可行的情况，纠正他们对其利益所持的那种由传统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家们将能够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将来，我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和在多大规模上 发展 技术知识。”在实际的科技活动中，科技的“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 三、 现代 科技发展对主体建设的新要求 人作为现实主体，在与科技的关系中始终居于能动的主导地位，因此，主体建设是科技发展中伦理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第一。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是因为他们具有专业科学知识，能比一般群众更全面、更长远、更准确地预见到科技发展和运用对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后果。他们有责任去预测和评估有关科研选题及其成果所可能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影响。当然，在这方面，科技主体所负的伦理责任的分量是不同的。 对于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很难预测自己所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应用前景，虽然不能苛求他们对该基本理论应用的全部后果负伦理责任，但是他们毕竟为后来依据该理论没计研制作恶或有明显负作用的人工制品或工艺程序提供了基础概念，因而也多少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对于把基础理论应用于实际(例如 工业 和军事等)的工程师来说，他们的科技成果或科技活动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明确的、清晰的、善恶分明的，虽然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家或经营者控制的，而不是完全由他们自己自由支配的，但是他们仍然必须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同时，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还因为他们经常参与政府或 企业 经济 活动的重大决策。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主体不但要对科技活动的后果负有趋利避害的责任，还要对全人类的未来负责。 第二。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反复的科技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经过一些思想家的提炼和概括，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科技伦理规范体系，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遍遵循的评价和判断善恶的标准，调节着科学家或工程师之间、科学家或工程师与社会集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促进着人类科技事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当然，在不同社会、不同 历史 时期，不同阶级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伦理规范。但是，由于科技活动毕竟具有超越阶级利益的共同性，科学家和工程师毕竟是一个职业共同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毕竟有着共同的要求和行为准则。因此，从全世界的高度看问题，科学家和工程师有着共同的伦理规范。这规范有：(1)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应用和后果并不引起严重的生态破坏；(2)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会对我们这一代及我们的后代的安全带来更多的危险，因此，科学成就不应该应用于或有利于战争和暴力，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应与国际协议提到的人类基本权利(包括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权利)相冲突；(3)科学家应该认真地估计其研究将产牛的后果并将对其公开负有特殊的贵任；(4)当科学家断定他们正在进行或参加的研究与这一伦理规范相冲突时，应该中断所进行的研究，并公开声明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做出判断时应考虑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规范：例如锐意创新，勇于进取；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真诚协作，友好竞争；民主讨论，自由探索；谦虚谨慎，勤奋好学；尊重前辈，奖掖后学；热爱 自然 ，珍惜资源等等。美国学者j．t．哈代在他的《科学、技术和环境》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生活在一种技术化的环境之中，因此不免要遇到这样一些问题：人类是这种新技术的主人还是奴隶?技术使人的选择和自由得到了发展，还是受到了限制?到目前为止，从表面上来看，人类有能力驾驭和引导技术向需要的方向发展。然而人类现在掌握的知识，已经赋予了人类几乎能摆布自然的本领，因此必须谨慎小心地衡量各种技术抉择是否合乎需要，这种强大的力量必须用于高尚的目的。这种“高尚的目的”就是造福于人类，而不是危害于人类。 第三。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社会是由各种不同利益需要的主体构成的，他们的利益需要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对于科技发展来说，尤其要处理好科技主体与政府主体、公众主体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相互对话、沟通、理解，对科技“发展什么，怎样发展”达成共识，确立多极主体间的和谐关系。“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对话必然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照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方面的潜力，纠正他们对自身利益和目标所持的那种由传统所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同时使他们能够根据对话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实事求是地判断，将来他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发展他们的技术知识和能力。”。具体地说，就科技主体而言，主要是提高其道德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就政府主体而言，主要是指政府或国家的决策者应从政策、经费、人力等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形成高效、有力、合理的科技发展机制，让国家的科技活动在一定的规范下进行；就公众主体而言，应该积极关注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的现状，参与到对科学技术的后果与影响的评价中去，自觉加强科技伦理的修养，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还应拓宽科技界与政府、公众之间联系的“绿色通道”。 科技发展论文: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建设需求分析 摘要:渔业科技创新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动力。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提出了要求，包括现代化实验用房建设、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实验基地配套建设以及可移动设施购置。本人在对我国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现状分析基础上，从重视并加大对渔业基本建设投入、开展渔业基本建设项目专项科研课题研究、进一步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基本建设 一、引言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现代渔业作为现代农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现代农业形态的普遍特征，又具有渔业自身特点‘”。正确把握现代渔业建设的内涵，可从技术特征角度认识，也可从产业特性方面理解「2]。 从技术特征上，林学钦认为，“现代渔业是科技先导型渔业。在生产活动中，始终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的位置，不断提高生产手段的高科技含量;采用新技术和现代装备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观念进步，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生产的发展主要依靠质的提升而不是量的增长”〔3]。赵明森认为，“现代渔业建设是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武装提升传统渔业，用现代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经营渔业，不断提升渔业科技水平，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引。王学光认为，“发达的渔业生产力是现代渔业的基本特征”〔5]。 从产业特性上歹农业部原副部长范小建认为，“现代渔业是相对于传统渔业而言，遵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现代科学技术和设施装备为支撑，运用先进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手段，形成农工贸、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和谐共赢的渔业产业形态。”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认为，“加强现代渔业建设就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坚持科学发展，切实转变渔业发展方式，着力提高渔业现代化水平”。 从上述学者、领导的论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渔业建设的好坏取决于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快慢，取决于支撑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物质装备一一基本建设力度的强弱。渔业科技创新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动力。我国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六五”末的35%左右提升至“十五”末的53%，与此同时，水产品年总产量由705.2万吨增加至4419.9万吨，渔业经济年总产值由12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48%)提升至401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18%)‘6]l7]。大力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就必须要充分认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的需求。 二、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建设需求框架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是以现代化物质装备为基础的，迫切需要基本建设给予大力支持。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现代化实验用房建设渔业科学研究实验对象是生活在水体中的水生经济动植物，实验环境复杂且不易控。对比其他行业，渔业科学研究对实验条件要求更为严格。表现在实验用房方面:一是需较大的业务用房建设规模。按照实验人员情况、工艺技术流程以及科研仪器设备使用要求，综合考虑科研辅助用房、科研设施用房以及公共设施用房配套需求，如学术交流中心、水生实验动物用房等，需加大实验用房建设力度，扩大建设规模;二是确定合理建设标准。根据不同类型实验室(如按命名权限不同，划分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按实验目的不同，划分为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按学科群划分为综合实验室、专业实验室以及野外科学观测实验台站等)功能定位以及承担课题情况，充分考虑建设前瞻性、国际化等要素，通过专题研究，确定各类实验用房合理建设标准。 (二)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 科学仪器设备是现代科学研究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实验条件，受配置的数量和精密度两项指标影响。数量决定研究工作效率，精密度决定研究工作深度。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仪器设备配置提出了更为苛刻要求，如水产生物科学研究已进人以现代生物技术为基本研究手段的基因组时代，要求所配置的仪器设备须具有高通量、高自动化特征。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快速发展，一要根据需求，提高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比例;二要在加强对现有科学仪器设备管理，推进共享共用，提高使用效率的同时，增加配置数量。 (三)实验基地配套建设 提高渔业生产力，服务渔业经济发展和渔民增收，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根本目的。因此，要高度重视渔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实验基地是渔业科研中试实验、渔业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重要平台。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加快渔业科技发展速度，必须要加强实验基地建设，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完善配套设施。2008年，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由于受灾地区大部分水产实验基地设施未达到防寒抗寒标准，很多水产养殖动物被冻伤、冻死，甚至一些珍贵的水产种质资源也因此而丢失，重创了我国南方水产养殖业。实验基地建设中还需权衡建设标准与建设成本关系，设置一定的安全阑值，确保实验设施能够抵御一定破坏力的自然灾害，保障实验基地内水产生物的保存安全。 (四)可移动设施购置 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数据为我国国际渔业权益谈判提供了重要支撑。在“目前我国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尚未有扭转，水域环境恶化还在加剧”〔81的形势下，以及受《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以及《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签署和生效的影响，远洋渔业可能是我国下一个重要的渔业经济增长点。因此，大力发展远洋渔业，不仅具有直接经济效益，更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考察船是开展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手段，是发展远洋渔业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仅有两艘海洋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远不能满足远洋渔业发展需要。尽快立项建设一批渔业科学考察船，加快我国现代化渔业科学考察船体系建设迫在眉睫。此外，为加强内陆渔业资源环境考察与观测，也迫切需求配备一定规模的内陆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以及采样车、采样艇等设施。 三、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现状与挑战渔业基本建设的加强需最大程度地利用全社会各方面资金，本文仅就中央投资部分进行讨论。经过“十五”和“十一五”的建设，我国渔业科技基本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渔业投资规模与建设规模增长快“十五”以来，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61.56亿元，完成了一大批渔业发展急需的实验用房和试验设施的建设，改善了科研条件和研究手段。以农业部所属公益性的国家级水产科研机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例，“十五”以来共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约5.6亿元，完成业务用房建设7.76万扩，试验设施建设3.58万耐，仪器设备购置2901台套。渔业基本建设资金的投人以及渔业科研设施的建设，为快速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渔业基本建设支撑行业发展能力增强在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2006一2010)》中，规划建设的6个部级渔业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项目已基本完成，相关质检中心仪器设备配置达到一流水平，检验检测能力显著提高，在大菱坪药残、松花江硝基苯污染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了我国水产品国际声誉;在支撑水产良种选育方面，《全国水产原良种工程建设规划》，规划建设了一批遗传育种中心、原种场、良种场，为水产原种的保存、优良品种选育搭建了平台，提升了我国水产业发展质量;在渔业资源监测与环境研究方面，完成了“南锋号”科学调查船建造以及5个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试验台站建设，加强了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条件建设，提升了数据采集与分析处理能力;在水生动物疫病研究方面，建设了1个病原库、3个流域性重点实验室以及一定数量的县级防疫站，支撑了我国水生动物病害防治工作，提高了对我国部分重大水生动物疫病防控的研究能力。 与此同时，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还面临着如下几方面挑战:(一)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近10年来，在国家加大“三农”投人的大背景下，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从2003年的8.54亿元下降到2008年的4.16亿元l9j。虽然2009年开始加大了渔政渔港、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但到2010年渔业投资也仅9.68亿元，略高于2003年投资规模，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在下降。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渔业基本建设研究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宽渔业基本建设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当前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基本建设环节、基本建设项目管理机制等方面，而对渔业发展与渔业基本建设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需求方面，研究较少，一定程度上制约现代渔业的发展。 (三)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快速推进渔业基本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尽早高质量地完成项目建设，是发挥渔业基本建设投资效益的关键。据统计，2009年底渔业基本建设结余资金约0.79亿元，积累资金占已下达投资 16.2%。因此，进一步提升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提高有限建设资金使用效率是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过程中又一重大挑战。 四、完善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对策建议(一)重视并加大对渔业基本建设的投入渔业基本建设资金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中物质装备的最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在国家加大对“三农”投人的新形势下，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不仅没有获得同步增长，甚至绝对数也呈阶段性下滑趋势。现代渔业建设，要求从水产良种选育、渔用饲料研究、水产动物疫病防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渔业机械研究与加工、水产品市场完善、水产品冷藏与加工研究、水产品物流发展、远洋渔业发展、平安渔业建设等多方面人手，加大资金投人力度，夯实发展基础，用科技引领和支撑产业发展。因此，必须要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大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投人力度。此外，为落实好、利用好国务院提出的，要编制有关领域发展建设规划，并将批准的建设规划作为投资决策重要依据‘’01的有关规定，我国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尽早制定渔业相关专项建设规划，并争取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投资部门批复，逐步完善渔业基本建设投入机制，不断增强现代渔业发展后劲。 《二)开展渔业基本建设专项课题研究一是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与基本建设相结合，设立相关科研专题，通过分析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特点以及趋势，明晰新形势下我国渔业科研单位对基本建设的需求，为相关政府机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如科学调查船体系应如何布局等;二是加快修订完善渔业工程建设标准。相关标准的缺失或数据的滞后，对现代渔业发展极为不利。如:目前渔业科研用房建设标准主要依据是《科研建筑工程规划面积指标》(建标【1991】708号)。经过近20年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科研等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当前仍参考该标准建设科研用房，显然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现代渔业建设需要。另据查询，在我国渔业工程建设领域中，当前只有渔港工程部分单项制定了专门建设标准，而在其他渔业工程建设领域或无建设标准或仅在行业标准中简单涉及，渔业工程中许多建设标准当前只能借鉴大农业，甚至工业建设标准，不符合渔业发展实际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严格履行好基本建设程序，按照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实施项目，执行好“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以及施工安全制”，规范基本建设行为，并在保障资金安全前提下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通过自查、专项检查、重大项目稽查等形式，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控制，并及时纠偏;重视项目验收，严格审查财务执行、工程质量验收、档案管理等情况，总结经验与教训;开展项目后评价，及时进行投资成效分析;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监督职能，健全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制衡机制，保证基本建设的廉政;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队伍以及相关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为高效规范执行项目做好智力支撑。通过对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的规范管理，确保渔业基本建设资金安全使用以及投资效益尽早发挥，保障我国现代渔业建设快速推进。 科技发展论文:推进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的对策研究 原文作者：窦艳芳 摘 要：种业作为农业的先导产业，是农业科技应用最集中的载体，也是农业科技的核心领域和战略制高点。畜牧种业是产业的源头，是现代畜牧业高效生产、实现增产增收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全面客观总结了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种业科技发展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畜牧种业；科技创新；科企合作；育繁推一体化 1 天津市畜牧种业及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 1.1 天津市畜牧种业发展基本概况 “十一五”以来，天津市畜牧良种供给能力大幅提升。2010年，全市有畜禽良种繁育场45个，年供种能力为种猪18.4万头、蛋鸡雏1 568万只、肉鸡雏5 690万只；年供奶牛冷冻精液能力260 万剂。畜牧种业产值10.4 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12.8%。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天津市的生猪、奶牛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优势种业，宁河原种猪场、农夫种猪场、天津市奶牛育种中心等畜禽良种场生产的种猪或冻精销往全国30多个省市。畜禽良种的优先发展，有力支撑了天津市现代畜牧业的持续发展。2010年底，全市肉类产量42.6万t，禽蛋产量20万t，牛奶产量67万t，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肉蛋奶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34.7，16.3，54.5 kg（按2010年常住人口1 229万人计算），猪肉、禽蛋、牛奶自给率分别达到65%，74%，100%，居京津沪三市之首，保障了天津畜禽产品的有效供给。 1.2 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 1.2.1 种猪、奶牛等畜牧种业科技获得快速发展 当前，天津猪育种水平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总体上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开展了猪高产仔抗应激分子育种工作，培育出了高产仔抗应激品系。2008年，按照《天津市农业种业基地建设意见》要求，天津市7个种猪场参与了猪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猪良种繁育基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优良种猪引进、猪舍等基础设施改造、育种关键设备引进以及育种实验室建设等；生猪数字化育种管理系统建设。猪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为提高猪种业的科技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有力提升了种猪供给能力。 近年来，天津市奶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奶业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奶牛遗传改良工作对奶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2010年，天津市奶牛年平均单产已达到6 904 kg，而同期全国平均单产仅为4 575 kg，全市奶牛生产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38.4%。嘉立荷牧业有限公司等通过奶牛遗传改良及改进饲养管理措施，所属部分牧场奶牛单产已达到12 000 kg，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天津市种公牛培育取得积极进展。2010年58头优秀种公牛进入全国良种补贴名单，其中验证种公牛25头。种公牛后代生产性能突出，平均年产奶量及乳蛋白率、乳脂肪率等指标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天津市奶牛遗传改良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天津市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品种登记、体型鉴定等规模达到2万头，参测牧场达到32个。人工授精覆盖率达到百分之百。青年公牛后裔测定场达到10个。 此外，天津市在开展牛、羊新品种选育及扩繁工作，在牛、羊胚胎移植产业化、胚胎生物工程、家畜克隆、家畜转基因育种和健康养殖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了世界首例胚胎克隆波尔山羊，并获得了批量生产体细胞克隆波尔山羊的成功，成果居于国际先进水平。 1.2.2 具备良好的科技创新基础和技术储备 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天津农学院、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等近年来在山羊克隆领域、肉牛胚胎移植以及转基因领域开展了一些研究性工作，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同时具有一支积累了大量的成熟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从事克隆、转基因技术等育种技术研究和良种畜禽饲养、繁育的科研队伍。 目前，天津市有3个原种猪场，其中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是国家级种猪核心选育场，有较完备的育种设施设备和试验猪舍、化验室等；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负责为天津市培育优秀种公牛，是我国最早的主要种公牛站之一；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数十年来一直从事肉羊良种的引进、扩繁、选育和推广工作，是中国首家引进杜泊绵羊原种的公司，也是中国唯一一家进行选育的公司；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建有先进的实验基地和现代生物实验室，并 在试验室配备了显微操作仪、二氧化碳培养箱、凝胶成像系统等先进仪器；这些畜牧种业企业和研究中心均具备了良好的科研条件和技术储备，为畜牧种业科技创新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1.2.3 拥有丰富的种质资源 天津市拥有丰富的畜牧种质资源，为新品种的培育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生猪有世界三大名种猪，即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奶牛为中国荷斯坦奶牛和娟姗奶牛。肉用羊为杜泊绵羊、波尔山羊和澳洲白绵羊。蛋鸡有海兰褐、海兰灰等鸡品种。肉鸡有爱拔益加、艾维茵品种等，还有一些地方猪种、地方鸡品种以及长毛兔和狐、貉等品种。 2 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津市畜牧种业和种业科技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一些优势品种方面保持了国内领先水平，取得了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突破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创新平台建设取得成效[1]。但就整个行业而言，仍存在着种业企业实力不强、种业科研创新机制和创新水平不适应现代种业发展要求、产业化程度低和引进品种优良性状保持不佳等问题。 2.1 畜牧种业企业实力不强，龙头企业少 目前，天津市畜牧种业企业规模较小。由表2可见，天津市主要畜牧种业企业的基本情况是2011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仅有2家，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等在业内较知名的畜牧种业公司年销售收入均不足千万。在全国市场上有较大影响的大型种畜禽龙头企业还不多，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相比，无论从种畜禽场的数量、档次、单体规模，还是总体规模上都有较大差距。调研中发现，畜牧种业科研实力不强，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偏少，且产业化程度不高，种业育、繁、推产业链条较为松散，且规模小，缺乏竞争实力。畜牧种业中仅有3家为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4家为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尚未形成产业集群，没有“育繁推一体化”的畜牧种业企业，不适应天津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2.2 畜牧种业科技水平和创新机制不适应种业发展需求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津市畜牧业种业的发展有了一定基础，特别是生猪、奶牛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存在着差距。如：每头母猪年提供断乳仔猪头数和年提供出栏商品猪的头数：养猪发达国家普遍在22头和20头以上，例如：2009年，丹麦为26.1头和24.3头，荷兰24.5头和23.4头，法国为24.2头和22.4头（表3）；天津市能提供的商品猪仅为15～18头，差距较大。2010年天津市奶牛平均单产虽已达到6 904 kg，还远低于北京、上海奶牛业平均8 000 kg的生产水平。从整体来看，天津市畜牧良种产业规模相对较小，科技研发能力相对薄弱，集中表现在：天津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畜牧优良品种或品系，畜牧优良品种、育种关键技术、设备主要靠引进；尚未形成“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产业体系；畜牧种业科技研发能力有待提高，包括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科技研发设备以及实验室能力的提升。 当前，天津市还尚未真正建立起商业化的农业种业研发体制，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协作机制还不紧密，科研成果评价与转化机制还不健全。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不足，80%的企业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绝大多数育种企业仍采用常规育种技术，育种周期长、效率低、成果转化速度慢的现象仍然存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还没有被广泛采用。 2.3 引进良种的优良性状保持不佳 近年来，天津市每年从国内外引进大量的畜牧原良种，但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引进——维持——退化——再引进，即引进良种的优良性状保持不佳，从而也导致了畜牧种业的低效生产模式。究其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生产性能测定、品种登记、系谱建设、体型鉴定等选种技术和管理滞后，转基因、体细胞克隆、胚胎移植、性控等生物技术相对落后，导致良种选配效果不佳，繁育的后代或配套系不能保持原种或良种的优良性状；第二，由于对引进原良种（种猪、种牛）的饲养模式落后，如养殖设备不先进、养殖环境不佳、疫病防控技术落后、饲料营养不能跟进等原因，导致原良种生产性能不断退化，目前天津市种母猪的繁育年限仅为3～4年，种公猪为4～5年。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在对引进良种的利用情况进行跟踪和调研的基础上，会加大对育种选配技术和高端人才的支撑，确保引进良种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2.4 种业科技人才缺乏 当前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人才普遍缺乏，课题组调研了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天津市农夫种猪场、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畜牧种业企业的科研人员情况。调研结果为，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3.15%；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10.39%；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科技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1.67%（图1）。从图1可以看出，当前天津市种业企业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端科研人员普遍缺乏，人才缺乏是制约现代种业科技创新的重要瓶颈。调研中还发现，天津奶牛发展研究中心、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嘉立荷牧业有限公司、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天津市农夫种猪场等种业科研实力较强的畜牧种业，其科技人员占比相对较高，拥有的高学历和高职称科研人员比例也高于其他企业，进一步印证了种业企业的纵深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的支撑。 3 推进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的对策研究 3.1 提升畜牧种业科技创新水平 3.1.1 创新科企合作模式 目前，天津市商业化育种机制尚未形成，科研与生产、应用推广相脱节，是制约种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2]。一方面，种子企业优势表现在具备市场推广能力，在组织生产、推广营销、构建渠道等方面得心应手；劣势表现为企业规模较小、不具备建立育种研发机构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科研单位则具备育种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但在品种的产业化、市场推广手段和经验上却明显欠缺，由于不能与市场有效对接，导致大量科研成果得不到有效的转化和推广，积淀了大量的科技资源[3]。在这种背景下，为迅速提高畜牧种业整体竞争力，最现实、最有效的捷径就是推进科企合作，把科研院所的优势与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强强联合。天津市应在借鉴国内外成功范式基础上，把科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的合作模式推向深入，探索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发展新模式[4]。同时，还要通过政策促进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的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鼓励支持龙头企业建立研发机构，通过与科研院所联合，共同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研发；鼓励龙头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行业关键技术，开展集成创新；鼓励龙头企业承担科技项目，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利用。 3.1.2 加强畜牧业育种关键技术及种业基础研究 首先，强化畜牧育种关键在于技术攻关。不断培育动物新品种，挖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创建目标基因高效转化平台；加强常规技术和生物技术育种相结合，选育创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的动物新品种[5]，鼓励规模较大、实力较强、成长性好、有望成为“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整合现有育种力量和资源，充 分利用公益性研究成果，按照市场化、产业化育种模式开展品种研发；其次，要加强种业的基础研究，开展动物产量、品质等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遗传机理，动物种质创新的分子生物学途径和方法等研究，为养殖业遗传资源高效利用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以种猪、肉牛等主要畜牧为重点，开展以功能基因组为核心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研究，获得一批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功能基因；最后，要强化种业高技术研究，加强畜牧分子标记和细胞工程育种技术、家畜体细胞克隆等高技术研究，创制畜牧优良种质，以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生长点，抢占未来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支撑和引领现代都市农业发展[6]。 3.1.3 培育畜牧良种生产龙头企业 结合天津市畜牧种业建设规划，遴选基础设施较好、人员队伍素质较好（如天津嘉立荷有限公司、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作为龙头企业，集成先进的良种育种、扩繁、繁育和健康苗种生产技术和工艺，打造种猪、种奶牛、种公牛、种羊等良种扩繁、健康苗种的规模化生产。开展良种检测技术研究和扩繁生产技术工艺研究，制定良种扩繁生产管理技术，提升良种质量，为天津市及周边地区的畜牧养殖业提供优质健康良种。推动各种子企业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强化企业自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此外，还应加强畜牧种业基地建设，继续推进生猪育种繁育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奶牛育种繁育基地、以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为主体的优质肉羊良种基地、顶级种羊（牛）体细胞克隆基地和转基因畜禽新品种培育及繁殖基地建设，为种业科技创新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3.2 加强现代种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科技和人才是引领现代种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科技又依托于人才，因此，人才是现代种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由于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普遍缺乏，已成为制约种业科技创新和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加大种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成为现代种业科技发展的战略核心。首先，天津市应围绕现代种业发展需求，加强畜牧种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大领军人才的培养力度，建设种业人才高地。其次，畜牧种业企业应不断强化科技人才培养力度，种业企业通过组织各级农业部门、科研、教学单位，采取研修、集中办班和现场实训等方式，加强对企业检验、生产、加工和贮藏技术人员与操作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科技素养；同时聘请国内知名专家，组成专家服务团队，为种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通过他们的示范、辐射作用，带动天津市种业从业人员整体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最后，还要发挥天津市高等院校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引导高等院校在相关专业设置、课程选择、人才培养等方面与现代种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促进高等院校培养专业知识和能力符合现代种业发展需求的高等人才。 3.3 推进种业科技体制改革及机制创新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遵循农业科技发展规律，完善科研立项、评价、投入与联合协作机制，提高科技管理与资源利用效率，以管理创新促进农业科技创新。首先，要建立种业科研新体制，强调建立基础性研究以公益性科研教学单位为主体、商业化育种以企业为主体的种业科研新机制，引导和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7]。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要通过重点开展种质资源搜集、保护、鉴定和育种材料的改良、创制，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分子生物技术、品种检测技术等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技术性研究等，夯实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基础[8]。建立适合农业科研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机制，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其次，要完善种业科技项目的立项、评价、经费管理机制，真正建立以种业发展需求和实际应用为导向的科研立项机制，注重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引导其根据种业发展需求提出科研项目和研究方案，同时要加强对项目的过程跟踪管理和绩效评估制度，使种业科技项目真正能够服务种业科技发展，推进种业科技创新。最后，要健全种业科技联合协作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科技联合协作制度，促进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单位和科研人员之间开展联合协作，打破条块分割，形成全市种业科技“一盘棋”的良好局面。建立完善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推广及应用主体的活力，促进各层次人员的协作。 科技发展论文:关于我国森林防火科技发展规划的思考 论文 关键词：森林防火科技 论文摘要：基于国内外森林防火工作现状，对今后我国森林防火科技发展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科技的进步首先应体现在构筑坚实的应用技术研究、开发和运用的平台，包括造就一大批胜任不同技术层面工作的人才队伍和建立起与行业科技发展需求相符合的科研服务 网络 。通过行业引导，加强技术装备的规范化建设。把宣传和 教育 摆到与技术装备同等高度予以重视，提升宣传和教育的影响力。东北森林防火工作，应在加强应急和扑救能力的同时，强化可燃物管理、火险等级预报和监测等方面的工作，并在相关作业中实现有效性和 经济 性统一。 1普遍意义上的科技进步 这几年，伴随着我国的森林防火技术和装备水平的提高，相关技术研究工作空前繁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森林防火的应用基础研究不够深人和连续，尤其是针对林火 科学 中关键性的问题以及目前诸如林区和居民点结合部火灾现象这类研究热点。这首先表现在，我国科技工作者发表的关于林火科学研究的文章在国际火灾研究学术期刊和重要国际会议上占有率很低。这不仅仅意味着我国的林火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影响相当小，从深层次上更看到了目前我国相关研究工作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工作的差异。 正如其他应用学科或交叉学科一样，有效发展森林防火科技、确保森林防火的百年大计，需要一个基础来支撑。这个基础就是对于我国森林火灾 规律 可靠性和系统性的认识。这是未来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化的灾害管理的基石。这一切不但会反映在诸如学术论文和科技专著等出版物中，而且最终都会体现在防火理念的更新、装备的发展以及应付紧急状态综合能力的提高。通过对林火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予以长期性投人和扶持，确保相关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学，积累人才和技术，也有助于进行技术革新和着手新形势下的防火手段的更新和提高，最终建立起我国独特的和 现代 化的森林火灾预防、监测、扑救和善后的完整体系。 技术运用和储备对人才队伍的依赖关系也提 不言而喻的。正如一个浅滩撑不起一艘大船，对于 应用性很强、涉及面很宽的工作，明显需要大批专 业人才来实施。一个先进的科技装备，不管是引i} 的还是自主开发的，只有拥有一批合格的技术人员和必要的支持设施，才能进行有效的操作和组护，并把采集的结果运用到工程实际中去。比如目前呈现的全球性的地理信息资料数字化趋势，勃需要大批专业人员来完成相关信息的输人、更新、分析和与相关管理决策系统的链接。笔者非常赞同在今后若干年内通过吸收和培训各类专业人才以充实森林防火科技管理和研究队伍。当然，这需要通过组建或扩充一些有效的运作平台以确保这类工作有序和高质量地实施。 在国家林业局提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有一个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技的战略构想，那就是组建专门从事林火研究的实验室to。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然而要落实它，不但要对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有充分的考虑，更要有长远的规划。就笔者参与不容忽视的是，森林防火事业相关的管理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例如，消防力量的配备和维持与特定地区的森林面积、生态和 经济 价值以及火灾危险程度等是密切相关的，量化并优化相关管理工作对于合理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提高投人效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阐述过这样一个理念[[6j，即特定地区火灾防控效果是对诸多工作的综合检验，不但与当地消防扑救力量的储备水平有关，还与各基层管理部门有效协调，尤其与应付紧急状态时的人员和物资配给、后勤保障等有关。应该就诸多管理技术和相关规范开展必要的研究。 3防火宣传和 教育 的地位 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和教育包括在一些场所张贴标语、发放宣传品，通过媒体介绍防火知识，设立关卡对火灾易发地区进行火源管理以及对违规人员的说服和开导。我国近若干年来每年发生数以万计的森林火灾，其中9g%是人为因素造成的f},}l。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到如果老百姓的防火意识提高了，相当一部分灾害是可以避免的。目前笔者在对国内煤炭矿井火灾调研时，深切感到国民的素质、尤其是特定群体的防火防灾意识有待提高。 如何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和教育其实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让老百姓在脑海深处真正意识到火灾的危害、那些事会导致火灾以及遇到火灾该如何应对等等，不仅仅是简单的 科学 普及，更涉及教育手段、方法和技巧以及心理认知学问的应用。这方面的投人应包括对如何进一步开展有效的宣传工作所做的相关研究。 在一些发达国家，宣传和教育一直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环节来操作。以澳洲为例，相关工作通过设立专门政府机构指导、协调和落实。在召开的火灾科学研讨会上，宣传和教育作为主要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fgl。笔者工作过的联邦科学和 工业 研究机构(csiro)曾承担一个课题，耗资折合人民币数万元，只是为了设计出一个恰当的防火宣传标签。在澳洲的公共场合和集会上，经常看到肩负丛林火灾扑救使命的消防队员的身影以及融防火教育与娱乐一体的展览。拥有大片丛林面积并且经常处于非常干燥气候条件下的澳洲，每年发生人为火灾的数量少得惊人。2003年1月曾发生横跨两个州的丛林大火，烧毁房屋500余间。只有4人死亡，其中还包括因突发疾病引起的[[9]。这些事实至少部分说明国民森林防火教育的成功。 提高我国百姓的防火意识的确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防火宣传的工作量极大。并且基于该项工作的性质，见效也较慢。这与百年树人是同一个道理。在贯彻“政府主导，媒体联动，教育渗透，全民参与”方针的前提下，有必要突出重点。比如，从林区和居民点交界域等火灾多发的场合人手，在强化宣传工作的同时，探讨经济高效的宣传模式和实施渠道，再由点到面将成功的经验予以推广。 4关于东北的森林防火工作 素有祖国绿色宝库之称的东北林区，拥有丰富的森林植被和大规模极具经济价值的原始林和人工林。由于所处地缘的特殊性，常因雷击、跨国界火灾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引发森林大火l叨，一直是我国森林防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在森林防火科技 发展 的中长期规划中，针对东北林区的森林防火工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11。可基本概述为，在加强火灾监测装备多元化、立体化和监测网覆盖率的同时强化对火灾发生的预测预报工作;在加强森林防火分隔和阻火带建设的同时，强化专业防火扑救队伍应付紧急状态的技能和装备力量。大面积和拥有高可燃物载量的森林植被的保护要充分突显“预防为主”的原则，而以林场为基本单元的林区百姓防火意识的提高以及针对交界域的可燃物管理和火源管理则是火灾预防至关重要的措施。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以建普通阻火带和植物防火林带为主要手段的防火分隔要从科学的高度予以提炼并规范化，以求实现相关作业的有效性和经济性统一。 科技发展论文:结合科技发展动态提高《药用植物栽培学》教学效果 作者：白岩，田薇，徐建伟，斯金平 【摘要】 《药用植物栽培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文章探讨了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引入其它学科的前沿动态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思路，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适应知识的更新和发展的需要，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 药用植物栽培学; 科技发展动态; 前沿知识 《药用植物栽培学》(culture of pharmaceutical plant)是研究药用植物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规律及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栽培技术措施以达到稳产、优质、高效为目的的一门应用科学[1]。这门课程以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遗传学、昆虫学、病理学和中药学为基础，借鉴了农业、林业、园艺等栽培植物的技术和措施，成为自成体系的学科[2]，为人类的防病、治病和保健生产优质的中药材。因此，本门课程的重要性在于：由于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物种减少，导致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日趋减少，甚至有些种类濒临枯竭，所以，今后的中药材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来源于人工栽培，尤其疗效显著需要量大的药材更是如此。这就需要培养从事药用植物栽培的人才，生产出栽培规范化、质量标准化的优质中药材。 为达此目的，必须打破传统观念，在原有的课程内容体系基础上，引入近年来的科学进展和高新技术新成就，以便拓宽课程体系的广度和深度。 1 结合gap标准化种植知识，了解相关法令法规 药用植物的栽培比普通农作物的栽培要求高，要符合gap标准化种植，对中药材生产全过程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是保证中药材质量“稳定、可控”，保障中医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的重要措施[3]。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强调通过革新栽培技术，获得高产量、高质量、低农药和低重金属残留的原药材。同时，补充学习国 家出台的中药质量管理规范内容，包括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中药提取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管理规范和与药用植物栽培直接相关的法令法规，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增加相关的规范意识和法律意识。 2 结合现代农业技术，扭转学生错误观念 针对学生认为药用植物栽培就是简单重复大田、林学、园艺等植物的栽培经验，没有科技可言这种状况，将现代农业技术引入到课堂中，提高学习积极性。 2.1 增加病虫害的生物防治和理化防治的内容在药用植物栽培管理过程中，如何控制病害、虫害和草害，是提高中药材的产量、保证中药材质量的关键。在讲授药用植物病虫害防治时，除介绍一些常用化学药物防治方法外，同时强调物理防治与生物防治的重要性，旨在尽量减少药用植物中的农药和重金属残留。例如：利用植物之间的对等效应[4,5]，间、混、套作种植一些具有防病虫害作用的植物;使用天然植物型农药;利用天敌或一些致病真菌防治害虫;利用紫外线诱杀害虫;利用辐射或性激素干扰害虫交配等措施，均可达到不使用农药、无残留、生态和谐的目的。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对于病虫害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同时为今后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2.2 增加节水农业的相关内容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贫乏的国家，尤其在某些久负盛名的地道药材产区更是如此，为此，在讲授灌溉的内容时，引入节水农业[6，7]的概念，包括工程节水、农艺节水、节水基因型筛选、植物精量给水、区域智能化给水技术等。同时重点介绍了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和澳大利亚的局部根区变干给水技术，使学生了解国内外的新型灌溉技术以及技术改进后对于产品质量的改良效果。 2.3 增加生物入侵与防治的内容在药用植物引种和驯化的过程中，要做好植物材料的检疫。从国外或外地调运种子、种苗时， 必须经过检疫，在确认无检疫对象和主要病虫害后，方可调运。近百年来，由于没有入侵生物检疫的概念而人为或无意引进我国的新物种非常多，对我国的生态和经济都造成极大的损失[8，9]。这些实例能使学生清醒地认识到：外来物种可以改变生物的种群、群落甚至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隐藏着巨大的威胁。外来植物一旦入侵成功，要彻底根除极为困难，因此在学习和生产过程中必须形成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 2.4 增加绿肥和菌肥的内容在药用植物栽培时，结合间、混、套作种植绿肥[10,11]，不但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腐殖质含氮量、提高土壤肥力、药用植物品质和产量，而且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同时可以通过绿肥饲喂牲畜“过腹还田”、或放养蜜蜂生产蜂蜜，达到提高经济收入的目的。利用菌肥[12,13]则可以通过菌肥中的微生物生命活动，改善作物的营养条件，固定空气中的氮素，参与养分的转化，促进作物对养分的吸收;分泌激素刺激作物根系发育;抑制作物有害微生物活动，利于药用植物的生长发育。 3 结合生物技术，开拓药用植物栽培新领域 无土栽培、细胞的工业化生产[14,15]虽然属于生物技术范畴，但可以引用到药用植物栽培，生产中不但可以打破土壤栽培的连作障碍，节水、节肥、省工，还可以在不适宜于一般农业生产的地方进行药用植物种植，避免土壤污染、生物污染和工业污染，生产出符合gap标准的药材。在授课过程中添加这些方面的内容，会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其中的技术所在，思路更加开阔。而脱毒快繁、细胞融合等技术也广泛应用到药用植物生产研究领域中。目前，蜜环菌、紫草、人参的细胞悬浮培养、地黄的脱毒苗、曼陀罗和百合等的花药培养、桔梗的多倍体培育以及一些转基因药用植物的培育均取得成功，为药用植物栽培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4 结合中药质量检测技术，增强中药质量监控意识 药用植物引种栽培不单单以成活为目的，同时要求能正常生长发育，并获得一定产量，而且药效成分、含量以及医疗效果达到药典要求，因此需要与中药质量检测技术相配合[16,17]。通过补充该课程的相关发展动态，使学生了解有关中药质量状况、中药质量控制的思维方法与发展趋势，增强质量意识，明确“药材好，药才好”的相关性，为今后从事药用植物栽培、中药质量控制、中药质量规范化管理等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5 结合实践教学，培养动手能力和科研能力 《药用植物栽培学》以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等知识为课程基础，同时又要求与实践相结合。由于现在的学生真正接触农事活动的机会非常少，因此在课堂教学的同时安排一周的百草园内种植实习[18]，可以使学生能更好的掌握中药相关的知识。通过实践教学，增强专业实践技能，提高创新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习之前，要求学生提前查阅资料，结合前沿的技术，自行设计一些切实可行的试验，在实习和观察的过程中，记录相关试验结果，分析和讨论一些栽培管理措施对于药用植物的产量和质量的影响，加深学生对《药用植物栽培学》的理论理解和感性认识，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团队配合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6 激发学生自学兴趣，主动学习多学科前沿知识 在《药用植物栽培学》的学习中，不但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到目前科技发展前沿，改变学生的错误观念，同时结合课程论文，鼓励他们充分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了解更多的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将前沿知识与药用植物栽培结合起来。例如，有的同学设计了太空药用植物种子，将gps、rs和gis技术与药用植物栽培结合，或结合生物技术生产超级人工包衣药用植物种子，通过不断引导学生主动查找资料，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增加课外知识，逐渐重视药用植物栽培的技术性与重要性。 由此可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穿插药材生产、农业生产、生物技术的前沿知识，同时增加药物知识、医药最新动态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的介绍，可以让学生将理论与生产实际相联系，将单一的专业课程与其它学科相联系，不但缩短了对药用植物栽培学知识技能的掌握时间，能够快速进入实际应用，而且使学生系统掌握了中药专业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大大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动机和兴趣，增强了教学效果，课程结束时学生调查结果反映良好，满意度高。对《药用植物栽培学》进行教学改革，符合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发展需求，能够尽快为我国中药gap标准化种植培养优秀人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切实可行的。 科技发展论文:浅论从二十一世纪高科技发展最新突破探讨教育伦理学的新变化 论文关键词：突破　高科技　教育伦理学　探讨 论文摘要：从信息网络技术全球化发展到生物高科技技术时代突然到来1我们似乎一直是高科技技术被动的顺应者。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使我国成为高新科技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就必须对现行教学模式进行彻底改革，自己动手培养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新的教学模式必然导致教学伦理学的更新变化。我们认为教学改革，不能简单囿于传统的教书育人观念1还要致力于创新教学改革，致力于培养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 20世纪末以来，正当信息技术席卷全球、世界为信息网络技术疯狂，热衷于信息网络开发和信息网络攻关的时候、美国众多的高科技专家预言，在未来的21世纪，将是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2000年6月，很快传来惊人的突破性消息:继生物克隆技术全面成熟之后，人类遗传的基因密码组全部被翻译出来了。在我们还在热衷于信息开发和网络攻关的时候，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却已不再是纸上谈兵或什么预测了。 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竟争一直处于劣势或被动状态。主要原因应该是我们的近代以来的教育模式有间题。我国的教育，历来是以教书育人为基准指导方针，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为方向，一直缺乏对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激励手段和理论研究。教书育人的传统教学观念，是影响我国近代以来高科技顶尖人才培养和高科技发展的沉重桔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高科技竞争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人才竟争将是直接影响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的关键。改革现有教育模式，改革现有教育伦理学观念，通过我们自己的院校培养我们自己的尖端高科技人才是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这个问题已引起国家和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一、教育伦理学观念的变迁 从’.学而优则仕”开始，孔夫子为天下读书郎设下诱饵，中国古代教育一直是围绕师古人而明大志、师圣贤而明是非”进行的。几乎同期，欧洲则是“昨天教育”(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要把人类已有的知识、经验一代一代传教下去)的天下。与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不同的是，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后，产生了冷天教育”的思想、“今天教育”与“昨天教育”最大不同是强调过去的一切只能说明过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为现实服务。而此时中国则几乎全是“八股文”的天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后，欧美开始诞生了“明天教育”的思想。“明天教育、、强调学习以昨天，，的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新能力，应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综合决策能力为指导方向的全新教育模式。 二、教育伦理学观念的更新与教育模式改革 目前我国现有的教育模式，基本上还是延续了以教书育人为基准指导方针，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为方向的思想。仅相当于二百多年前欧洲的今天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不仅窒息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也使具有创新创造性天才难以脱颖而出、反映在科技界则是步人后尘，被动发展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存亡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历史使命。这震耳发聋的呐喊，是唤醒中华民族教育界的战鼓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社会科学各学科到自然科学各学科，关于在我国开展创新教育的研究、关干西方创新教育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开展创新教育，科教兴国成为时代主旋律。 三、教育伦理学所面临的挑战 科教兴国，开展创新教育，目前还仅停留在理论阶段在我国完全实施创新教育还有相当距离。 一些教育工作者对创新教育感到茫然，不可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认为目前一直在搞教改，教学内容改革了教学手段也改革了，还需要搞“创新教育吗?教书育人还要不要，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的口号还提不提? 其实“创新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的矛盾，是‘明天教育”与“今天教育”之间的矛盾是一致的。教书育人，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是社会对大专院校的最低要求，而不是院校的最高目标。传统教育是基础的、是必需的，创新教育是提高的、创造的。对.今天教育”学习都十分吃力的学生，你是无法实施..明天教育”的。学有余力，而且具有相当创新创造性才赋的学生，是实施“明天教育的主要对象。本来院校培养的学生就应该只有两种:一种是创新性人才，一种是对社会合格人才。这是我国教育伦理学应正视的现实。 值得指出的是，开展创新教育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欧美的模式与经验。欧美创新教育培养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了，教育手段主要是两大法宝:启发预见、师生互动。结果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自己国家在地球仪的哪个部位都不知道。启发预见与师生互动式的教学本没有错，是创新教育的重要手段，但这必须要以传统教育为前提，以传统教育为基础。否则教育的结果只能是空中楼阁。 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式上指出:“要下功夫造就一批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以带动和促进民族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的提高。让我们教育工作者积极努力，锐意改革进取，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造性人才。 科技发展论文: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战略与对策 一、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与我国的战略选择 （一）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呈现出新的趋势，预示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一是科学技术发展不断突破人类传统认识极限，引发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导致众多跨学科领域的诞生。二是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缩短，不断造就新的追赶和超越机会。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不少国家都处在相近的起点上。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带动整体科技竞争力的跃升。三是科学理论超前发展，引领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向。核能、集成电路、生物技术以及正在兴起的纳米技术，都是源于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科学理论越来越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为技术和生产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四是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化环境下，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日益普遍。但是，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家间竞争的本质，只是改变了竞争形式，也就是通过对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占有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总之，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人类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演进。 （二）科学技术的竞争已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焦点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转变，以及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一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市场。据统计，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从中获取大量超额利润。二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资源。如果说过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用暴力掠夺殖民地资源，那么今天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利用技术手段控制国际资源及其流向。目前，对空间、海洋和生物等战略资源的争夺已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三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媒体。随着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美欧等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先进信息技术，通过对各种传媒的控制，在传播西方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以此影响他国重大决策。 （三）促进科技创新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战略 面对当今科技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做出了基本相同的战略选择。一是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美国政府把保持美国在科技前沿领先地位作为国家战略目标；日本政府相继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和知识产权立国的国家战略；韩国政府提出必须在国家层次上制定和执行以科技为基础的政策，为国家发展探索新的道路。二是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2003财年美国联邦科技预算为1180亿美元，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邦政府研究开发支出；英国政府决定从1999年起，在3年内追加14亿英镑投资，是“有史以来政府对科学基础投入金额最大的一次”；欧盟提出到2010年将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3％。三是超前部署和发展战略技术及产业。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国家超前战略选择和实施的结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后发国家既可以借助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跃升，也可能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终被边缘化。 （四）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是我国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致力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后一类国家称为“创新型国家”，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都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都在30％以下。在科技产出方面，这些国家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97％。 我国尽管与创新型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特定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选择资源型和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全社会的普遍行为，最终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第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意味着我国必须保持从改革开放到2020年连续40年7％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研究表明，如果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没有根本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仍保持目前39％的水平，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就要求投资率达到52％的特高水平，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投资率可以保持近年40％左右的高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必须达到60％，即在目前水平上提高20个百分点，才能实现建设小康社会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 第二，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我国能源、水资源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生态环境脆弱，面临日益严峻和紧迫的重大瓶颈约束，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在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据统计，我国人均能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石油仅为十分之一，水资源仅为四分之一。与此同时，由于技术落后和长期粗放经营，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实践表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路子已经难以为继，依靠科学技术是突破资源和环境瓶颈约束的根本途径。 第三，保障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许多新的问题。确保国防安全，实现祖国统一，维护我国空天、海洋权益，以及应对各类公共安全和新的社会风险等，都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在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不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不具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很难在急剧变幻的世界竞争格局中把握机遇，甚至有可能丧失战略主动权。 （五）我国已经具备一定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能力 目前我国创新综合指数排名大约位于世界第28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意味着我们在未来15年内，创新综合指数排名要提高10位左右。我们认为经过全国人民的积极努力，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因为： 建国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研究表明，我国虽然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期，但是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国际上人均gdp5000—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年，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任何国家无可比拟的，也是我国独具的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最大优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大多数国家尚不具备的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这是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生物、纳米、航天等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我国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优势，中华民族重视教育、辩证思维、集体主义精神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积累，为我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还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日益深入人心。因此，我国完全有条件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依靠自主创新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统一思想和意志，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 2004年底以来，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把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的路子。总理在2005年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也强调，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个产业、行业和地区，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国家。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上来，贯彻落实到各方面工作中，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思考。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结构调整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困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技术创新能力决定国家竞争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主要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一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传统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步丧失，我国越来越难以从单纯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中获得应有的利益。比如，我国生产一台电视机的利润不到10元钱，计算机的毛利只有5％，贴牌手机的专利费占到售价的20％。二是由于收益率过低，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很难得到提高，从而使得扩大内需、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难以顺利实现。三是一些产业领域正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对外技术依赖，大到飞机、汽车、制造装备，小到服装、日化用品，国外品牌和技术主导的格局日益显现。在wto规则下，知识产权、 技术贸易壁垒和反倾销已成为我国众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所面临的重大障碍。 第二，引进技术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在一定条件下，技术可以引进，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可能引进。实践证明，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实践才能获得。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必须建立自主开发的平台，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开发队伍，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在发展高技术特别是战略技术及其产业方面，强调国家意志并没有过时。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素质，把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应当成为新时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个立足点。 第三，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从冷战时期的“巴统组织”到今天的“瓦森纳协议”，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技术出口的控制不断加强。近年来，针对我国连续发生的美国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火箭发射事件、以色列预警机事件、捷克维拉（vera—e）无源监视系统事件、美国smic公司在华投资建设芯片生产厂受阻事件、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等，都应当引起我们严重注意。实践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很难通过正常贸易得到的。我们应当立足于自主创新，在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上，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努力来逐步解决所面临的核心技术问题。 （二）正确处理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关系 自主创新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创新。坚持自主创新，绝不是排斥技术引进，而是把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学习和再创新作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加强自主创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要加强原始性创新，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二是要加强集成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三就是要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促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二战”后的日本及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都是在充分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在许多领域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投入之比达到1∶5—1∶8，这使本土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与他们相比，我国在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方面严重脱节，2002年两者的投入比仅为1∶0.08。今后我们还需要从国外大量引进先进技术，但必须在消化吸收上多做文章、做足文章，否则将很难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局面。 （三）必须树立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实现强大的永恒动力。走自主创新之路，必须树立敢于跨越、敢于争先的民族自信心。一个民族只有树立了自信心和使命感，才是主体意识健全的民族，才能在多极化的全球格局中有所作为。我们总结“两弹一星”的经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的科学家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民族自信心、极大的勇气和魄力。40多年前的20世纪50、60年代，在当时我国经济和科技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我们的科学家有这样的勇气是何等不易！今天我们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经济、科技、教育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前人、把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做得更好。 三、调整思路，重点部署，走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正处于新的战略起点上。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我们一定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一）努力实现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 第一，在发展路径上，从着重跟踪向加强自主创新转变。跟踪是促进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在全球化环境下，以跟踪为主的发展路径，难以突破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构筑的知识产权壁垒，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家安全和自身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难以实现后来居上的发展目标。我们必须确立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力争在国际竞争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第二，在创新方式上，从注重单项技术的研究开发向加强以重大产品和新兴产业为中心的集成创新转变。单项技术研发是科技活动的必要方式。但是，以单项技术为主的研发，如果缺乏明确的市场导向和与其他相关技术的有效衔接，将很难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因此，我们应当注重集成创新，选择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重大战略产品，实现关键领域的突破。 第三，在创新体制上，从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向整体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变。近20年来，我国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的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我国需要在进一步深化科研院所改革的基础上，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进入到在国家层次上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阶段。 第四，在发展部署上，从以研究开发为主向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并重转变。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科技进步的两个基本方面，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不可或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提高全体公民的科技素质，实现科技公平。广大公众只有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才能充分理解科学、支持科学和参与科学，也才能充分享受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福祉。 第五，在国际合作上，从一般性科技交流向全方位、主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转变。全球化环境、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国际大科学工程的深入开展，使我国能够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学习先进科技成就，分享研究开发资源和管理经验。为此，我们应当加快形成国际化研发体系，全面提升国际科技合作的层次和规模，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二）确立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方向和重点 中国科技进步必须牢牢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点之上，依托自身特定的国情，适应自身的战略需求，选择自己的科技发展方向和道路，确立自己的战略目标。 据此，我们确定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战略重点：一是把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优先位置，下决心解决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我们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开源节流、保护环境，实现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从忽视环境的增长向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二是以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为中心，抢占信息技术战略制高点，大幅度提高我国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大幅度增加对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的支持力度，为保障食物安全、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供科技支撑。四是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的集成创新为核心，大幅度提高重大装备和产品制造的自主创新能力。五是加快发展空天技术和海洋技术，拓展未来发展空间，保障国防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六是加强多种技术的综合集成，发展城市和城镇化技术与现代综合交通技术，以及公共安全预测、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保障公共安全。 （三）集中力量实施一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和工程专项 重大战略产品和工程事关国家长远和战略利益。一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的成功实施，不仅能够有效带动相关学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愿，提升国际地位，振奋民族精神。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科技资源相对匮乏，有限的科技资源和多样化的科技需求，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不可能在所有领域进入世界前沿，必须突出重点，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以实施。我国举全国之力实施的“两弹一星”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是跨部门、跨学科的重大科技项目的成功典范，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我们根据各方面意见，确定了一批重大项目，将在未来15年陆续启动实施。我们相信，这些重大项目的实施将对提高我国竞争力、保证国家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超前部署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 近代科技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新兴领域的产生，特别是对处于萌芽和初生阶段的技术而言，总是需要及早给予大量投入和精心呵护。在科技领域进行超前部署，是先进国家保持领先地位和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共同做法。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些国家超前战略部署的结果。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进行超前部署，对于提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此，我们将采取以下举措：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和支持方式，加大对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和社会公益研究的支持力度，并对基地、队伍给予相对稳定的经费支持。二是进一步扩大科研院所在科技经费、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决策自主权，提高科技资源整合的能力，增强科研院所自主发展的能力。三是优化科技评价体系，对于基础研究要以学术水平作为主要评价标准，鼓励科学家能够潜心于学术研究，把探索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四是鼓励探索，为创新性“非共识”项目提供特别资助，促进各类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五是建设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促进科技资源的社会共享，为各类人才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和机会。 （五）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资金使用效益 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科技发展总体目标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争取进入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科学和技术大国行列，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国家公共财政必须把科技投入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指出， 科技投入总体目标是：2010年和2020年，r d／gdp比例分别达到2.0％和2.5％。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和全社会共同来努力。 与此同时，我们将高度重视科技资金的高效使用问题。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财政支出优先解决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投入问题，如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科技基础设施，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技术、关键技术和战略产品等。二是提高科技预算的权威性，使科技预算与国家科技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提高国家的科技动员能力，提高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三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多元化科技投入宏观架构，实现政府、企业、金融体系在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之上的科技投入合理分工和协调配合。 （六）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都已发生了深刻变革，但“科技与经济结合”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科技系统和经济系统两个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系统内部完成，形成了两条彼此不完全重合的并行线。从产业技术进步方面来看，主要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目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仅为0.78％，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占25％，大部分企业没有技术研发活动；从科技创新活动方面来看，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主要是在科技系统内部完成的，没有完全走出自身的小循环，科技创新活动还没有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循环体系之中。 各国经验表明，技术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在技术创新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各国科技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央将自主创新提高到关系全局的战略高度，关键要从制度和政策上进行安排。我们应当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突破口，通过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科技计划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技术集成应用的主体。 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必须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把支持中小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实践证明，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创新活力也面临巨大创新风险的企业群体。我国65％的国内发明专利是由中小企业获得的，80％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目前，全国各地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富有创新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潜力，只要给予必要的扶持，其中一定会有一批企业能够由小到大滚动发展起来。 （七）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但是，人口负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更应认识到，巨大的人口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财富，使我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大国，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当今世界，各国可以用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的产品，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但是，唯一无法控制流动的就是人才。我们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留住人才、有利于尖子人才成长的环境。一是要造就开放的学术环境。开放是创新的灵魂和源泉。与国外学术交流非常频繁的情况相比，目前我国学术交流还不够活跃，门户思想、小团体主义还时有滋生。如果这种局面长期得不到扭转，我国的科学事业将会受到很大的制约。二是要倡导追求真理、宽容失败的科学思想。科技事业的真谛在于追求真理，怀疑和批判则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当今不断开放的环境和不断更新的知识，要求我们必须永远保持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文化氛围。三是要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我们并不主张人们禁锢在科学的象牙塔里，但每一个步入科学殿堂的人，首先要以科学的精神要求自己，不忘对科学真、善、美的追求，不应当把人文性与科学性分离甚至对立起来。因为只有把科学内化为我们精神的一部分，才能产生对科学的热情和灵感。 （八）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学发展的灵魂在于不同思想和文化的撞击。激烈的科学争论与兼容并蓄的科学宽容，往往能够引发重大的创新突破。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吸纳他人的智慧和技术优势，符合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近年来，科技全球化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科技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和有效配置，使得传统的科研组织结构和创新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形成了技术创新收益的溢出，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近年来，我国在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特别是大科学工程方面，我国还面临很多障碍。我们对此应当保持清醒头脑，把握各种稍纵即逝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技发展论文: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特点及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农业科技的发展对于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概述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农业科技主要表现在农具的制作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更进，社会形态的变化也对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受到农业技术发展的限制，农业的耕作水平较低，自从秦汉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小农生产方式对封建经济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农业的科技发展在一些古书中都有记载，社会的不断分工也对农业改变生产方式提出了很大的要求。原始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在以采集业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的时期，人们在对野生植物的开采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新的栽培方法，原始社会属于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科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石器初期，人们主要从事采集和渔猎，因此在采集技术和打猎的技术方面取得了相应的进步，这些技术的进步对于后期农耕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很多经验，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生产方式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生产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农民开始不断采用新的农耕技术，从而有效提高了原始农业的科技水平，这时候人们主要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生产，一些简单的农具的出现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自然的有限资源，如一些石器农具和木制农具的出现，这些农具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改进，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农具，不同的农具有着不同的功能，到了后期，人们开始利用牲畜来进行农耕，农具的使用结合驯化的动物来进行农业生产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的科技水平。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特点，在秦汉时期，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各民族实现了高度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这时候农业的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处于历史中的一个高峰时期，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业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耕作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土壤、肥料、农具和灌溉技术方面，在这个时期，冶铁技术的进步使铁农具开始出现，而铁农具的出现使农业耕作技术更加精细；在播种方面，粮食的种类不断增加，人们开始利用节气和四季的气候开始播种，在播种的具体操作中，开始注意种植物之间的密度，掌握合理的米制标准有利于节约更多的土地，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的产量。在古代，农业科技还表现在对土壤的分类和处理，春秋战国时期，农民开始根据土地的质地、色泽以及土壤的肥力来对土壤进行分类，不同性质的土地有着不同的名称，这些土壤技术的进步为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奠定了理论和技术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农民更加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在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精耕细作技术上，这种技术的成熟又有效地提高了农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我国的宋元时期，农业科技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峰，出现了大量专业省力的农具，农田水利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水利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产量。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特点，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古人的聪明智慧，古人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在农具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农业技术成果对于农业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特点 （一）重经世致用，超越性与前瞻性不足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是和现实中农业的需求密切联系的，古代的农业科技像农具和栽培技术的出现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中农业生产，当农民在种植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技术问题而导致农业的生存受到阻碍的时候，人们会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况加大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在南北地区，不同的气候条件导致已有的农具难以适应不同区域的土壤耕种的需求，前代耕犁对南方的水田耕作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北方的旱田的耕作则很难进行，因此在唐代出现了曲辕犁，这种犁具的独特构造促进了耕作范围的扩大，新增的构造增加了它的灵活性，至此，中国的传统犁具已经开始标准化，在技术上已经处于成熟的水平。农业技术的发展最终要服务于具体的农业生产，现实中的发展需求也为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我国，实用性的思想对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特点也有重要的影响，农业工具的发明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惯有的现实主义思维。当农业种植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气候的严重制约时，农田水利技术的出现和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川省处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给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有名的都江堰地区，肥沃的土壤为农作物的有效生长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然而该地的河流分布也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河流的分布特点在汛期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洪水泛滥，从而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因此为了解决现实中气候导致的水流的问题，当地的人们开始建筑水利工程，从而使得农作物的水量需求在一年四季中能够得到合理的满足。农业技术的发展仅仅依靠现实需求的推进难以推进技术取得更大的进步，技术的发明创造需要充分发挥人们的想象力，思维空间的拓宽能够促进农业科技的长远发展。中国的农业科技在特定的时期虽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由于农业科技的发展受到现实的制约，中国农业科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严重落后于世界农业科技水平，特别在西方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科技突飞猛进，自己在加强科技研究的同时还广泛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而我国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国家在各个方面的严重落后，农业科技的发展空间开始不断缩小，仅仅依靠现实需求已经难以促进农业科技取得更大的发展，实用性思维过多强调使科技满足现实的工具性需求，这种科技思维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因此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思维的超越性和预设性，从而促进农业高科技的发展。 （二）重实际实效，逻辑思维难以推进 在中国自古以来农本的思想体系中，发展农业科技主要通过直觉思维来推进，这种思维方式主张强调直觉体验，与西方的逻辑思维相比，中国的思维体系存在着一些问题，实证方法的运用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精细学科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像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导致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农学家在发展农业科技的时候忽视了数学的作用。在学科分类方面也受到务实性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思想家在学科分类上没有对学科进行具体的分类，这些学科发展特征导致了人们在逻辑推理上存在严重的不足。 （三）重田园生活，忽视学科基础研究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受到科技的影响，西方先进的科技水平为其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很大的支撑，这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迅猛发展，极大地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而中国自古以来农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的行业，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遵循自然规律，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这些生活状况在一些诗词著作中有很多的体现。小农经济严重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缺少对事物的想像，人们通过耕作更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缺少浪漫主义情怀，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只重视技术的实用性而相对忽视学科的基础研究，科技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的，农业科技不仅仅需要实用性思维，而且还需要更新思维方式，不断的创新，从而有效地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 三、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特点的形成原因 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特点，这既与古代人们的思维特点有关，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的影响。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缺乏基础理论研究和分析，大多数的农业科技都是根据农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研制出来的，在技术分析方面缺乏系统的分析，科技成果分布零散，不利于后世对农业科技发展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自己历来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农业为根本，然而农业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这种状况离不开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主要致力于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种思想体系限制了人们思维的想像空间。 四、结论 通过对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状况，从而为今后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有力的基础。 作者：吴林华 单位：山东省农业展览馆 科技发展论文:加快农业科技发展的路径分析 一、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优势 目前，全省科技示范区的实用技术入户率已达到95％，实用技术到位率达到80％①。再次，多种传播模式的调动优势提高了对农民科技传播的效果。省及各级政府部门在经费、人力等方面加大投入，扩大传播效果，促进了吉林省的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吉林省农委与吉林省电视台共同开办了《农业科技大讲堂》栏目，系统宣讲和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政策。全省遴选重大技术和农业政策共24个专题，组织24位专家每周一讲，从目前已制作播出的15个专题看，由于大讲堂内容紧贴“三农”实际需要，加之形式新颖活泼，深受农民欢迎和好评②。最后，在科技服务方面，由吉林省政府统筹安排科研资源提供农技服务。全省集中组织了34个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中专院校和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对全省60个县（市、区）进行技术包保，每个单位包保1－3个县市区，确保实现了省级科教资源能够有效地深入基层开展科技服务、指导农业生产。 二、吉林省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表现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严重不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很难承担农业科技传播这一重要角色，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吉林省农业从业人员为938．67万人，乡级农技人员4754人，乡级农技人员人均承担农业从业人员1970人（见表1）。吉林省耕地面积8300多万亩，乡级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承担耕地面积17458亩，人力明显不足。为了维持日常工作开展，全省农技推广系统中尽管如此，基层农技人员却是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调查发现，由于吉林省乡村人际传播网络的缺失、村农民技术员在补助几近于无的情形下形同虚设；多数农户对大众媒介传播农业科技的方式不认同，电视对于农户来说主要是娱乐工具，而不是通过电视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农业科技方面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大，上网的农民只有6％，如果以全省的农户为基数，这个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上网并不是为了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因此农户对基层农技人员的依赖性很大，近90％的农户遇到技术问题首选基层农技人员。 解决吉林省基层农业科技组织传播中的问题，需要对当前基层农技体系的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位。决策层对现阶段乡镇政府机构人员设置的基本判断是机构臃肿，人员超编严重，因此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真正精简机构和人员。客观地说，目前基层农技推广面临的情况，不论是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上看，还是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上，都颇有过渡的意味。⑤因此在原有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外供给模式已经在事实上解体的情况下，目前的体制安排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才刚刚拉开序幕，乡镇政府目前这种尴尬的角色亦不会是长久的制度安排。 三、提高基层农技推广部门科技传播能力的对策 无论如何，当前的农技推广人员的数量很难增加，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依靠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必须适应当前农村的整体环境，认清形势，在过渡时期采取过渡办法。现阶段对于基层农技人员来说，需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自律，发挥政府的组织传播的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科技传播方式。 1．进一步发挥政府职能优势，有效整合各种传播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农技推广服务所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导致其消费活动的双重性：农民对农技推广机构提供的服务所进行的消费构成直接消费，农产品消费者则构成农技产品的间接消费。在整体提高基层科技传播系统的传播能力同时，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和长远目标应该是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农业，通过扶植培养新型农民科技带头人带动乡村科技传播事业。尽可能在短时期之内在现代农业科技传播领域形成合力，把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有机结合起来。在农业技术外部产出的受益者中，除了消费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受益者，那就是国家与社会：农业的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四大功能。因此应把农业科技传播工作和项目建设（诸如新农村建设、高产创建、增产千亿斤粮食工程、世行、亚行等项目）结合起来，在经费投入机制上，以政府投入为主，同时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政府、社会多元投入机制。 2．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基层农技队伍现代农业的综合素质。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较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期之内其人员结构是很难改变的，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将决定吉林省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在此，外企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自己产品的推广介绍而进行的各类培训极具可借鉴之处。当前应该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农业基本技能的考核测试，对其知识结构、基本技能的分层分类，制定人员培训计划，同时通过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的制定，调动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具备自主学习提高能力，当然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的。 3．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使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系统化。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活动。要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机制，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将科研工作与农技信息传播结合起来；要将农业技术人员纳入大学生“村官”选拔体系，在就业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充实农技队伍；要引导涉家企业，结合经营活动加大对农技信息的传播力度。 总之，结合吉林省现实省情，未来几十年的农业科技传播依然会是政府主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主体参与进来，但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依然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作者：王凯锋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科技发展论文:农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及措施分析 一、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表现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严重不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很难承担农业科技传播这一重要角色，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吉林省农业从业人员为938．67万人，乡级农技人员4754人，乡级农技人员人均承担农业从业人员1970人（见表1）。吉林省耕地面积8300多万亩，乡级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承担耕地面积17458亩，人力明显不足。为了维持日常工作开展，全省农技推广系统中，县乡一级目前都是超编状况，县级超编为21．5％，乡级超编20．1％。 尽管如此，基层农技人员却是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调查发现，由于吉林省乡村人际传播网络的缺失、村农民技术员在补助几近于无的情形下形同虚设；多数农户对大众媒介传播农业科技的方式不认同，电视对于农户来说主要是娱乐工具，而不是通过电视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农业科技方面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大，上网的农民只有6％，如果以全省的农户为基数，这个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上网并不是为了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因此农户对基层农技人员的依赖性很大，近90％的农户遇到技术问题首选基层农技人员。 解决吉林省基层农业科技组织传播中的问题，需要对当前基层农技体系的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位。客观地说，目前基层农技推广面临的情况，不论是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上看，还是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上，都颇有过渡的意味。因此在原有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外供给模式已经在事实上解体的情况下，目前的体制安排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才刚刚拉开序幕，乡镇政府目前这种尴尬的角色亦不会是长久的制度安排。 二、提高基层农技推广 部门科技传播能力的对策无论如何，当前的农技推广人员的数量很难增加，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依靠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必须适应当前农村的整体环境，认清形势，在过渡时期采取过渡办法。现阶段对于基层农技人员来说，需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自律，发挥政府的组织传播的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科技传播方式。 1．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基层农技队伍现代农业的综合素质。 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较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期之内其人员结构是很难改变的，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将决定吉林省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在此，外企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自己产品的推广介绍而进行的各类培训极具可借鉴之处。当前应该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农业基本技能的考核测试，对其知识结构、基本技能的分层分类，制定人员培训计划，同时通过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的制定，调动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具备自主学习提高能力，当然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的。 2．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使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系统化。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活动。要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机制，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将科研工作与农技信息传播结合起来；要将农业技术人员纳入大学生“村官”选拔体系，在就业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充实农技队伍；要引导涉家企业，结合经营活动加大对农技信息的传播力度。总之，结合吉林省现实省情，未来几十年的农业科技传播依然会是政府主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主体参与进来，但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依然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作者：王凯锋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科技发展论文:科技发展对林业经济的影响 加快林业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林业科技进步对广西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5.69%，林业科技进步已成为广西林业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广西林业发展必须要率先建立健全适合市场规律的科技进步管理机制，加快实施政府制定的科技兴林战略，挖掘和发挥广西林业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建立健全科教投入激励机制，加大科教投入帮扶力度 “科教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促进广西林业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等激励机制，整合科教创新资源，优化R D资源配置，提高科教资源利用率。积极培育科教创新主体，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广西林业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发展。 优化科教创新环境，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知识经济其本质就是人才经济，依托实施“领军人才引进、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两项英才工程，加速林业技术人才引进与集中，积极引进高层次林业科技专家，努力培养一批创新型林业科技人才，创建活力四射的科技创新团队；特别是加大林产工业等产业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会极大促进与提升广西林业经济增长水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人才合理流动、公平竞争、自主择业的有效机制，促进林业科技队伍不断壮大。 强化政府在农户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扩大林业科技进步的受益对象 政府加强林农林业科技教育培训，林业科技进步的受益对象将是十分广泛，是解决广西”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不仅要增加对农户科技进步教育培训的经费投入，建立林农教育培训和科教兴林专项资金，而且还要提供林业科技技术指导。为了做好林农增收的林业科技支撑工作，着力提高林农的科技素质，推动广西林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广西区林业厅应该责成相关部门负责选送和培养优秀的林业科技特派员，成为促进林业增产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本文作者：奉钦亮覃凡丁作者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科技发展论文:电工科技发展与展望 本文作者：李延斌作者单位：大庆府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国电工新技术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企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种情况下电力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优化供电结构和形式，还能带动企业的更好更快的发展，下文中笔者将从几个方面，就我国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1超导体和半导体材料在电力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下超导体和半导体材料的应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下文中笔者将进行详细论述。a.20世纪60年代初，实用超导体被研发出来并且应用于电工领域，至此超导体材料进入了电工生产，以其应用中的优势逐渐的取代了其他材料。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的发现，更奠定了超导体材料在电工生产中的地位。b.半导体的发现和应用给电力设备和仪器提供了新型的电子元件，使得电力设备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向着自动化前进。 2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在电力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下文中笔者将对该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a.电磁场的数值计算对于电力设备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近些年来有关单位和部门的研究重点，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得这一计算中的复杂分析和精密实验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大的推动了电磁场的数值计算的发展。b.数控系统的发展同样使得电机控制向着更加自动化和全面化的方向发展，使得电机系统的整体使用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c.电力电子技术作为能源扩展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对于提高用电效率和能源的使用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电工新技术未来的展望 上文中我们分析了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的必要性和基本现状，下文中笔者将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分析未来我国的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并将其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1太阳能发电技术。太阳能作为目前最受瞩目的新能源，其发电技术对于日后的新能源的发展和使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太阳能的获取的便利以及利用形式的多样化，使得其在众多的新能源中成为了开发重点。而太阳能的使用也将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能源利用方式，所以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未来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2风能发电技术。风能作为新能源的一种，其最主要的应用特点就是其具有较好的清洁性和可再生性，因此也被广泛的应用于新能源的开发领域。就目前风能的发展速度来看，已经超越了太阳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我国对于风能的发展也给予了多种政策上的支持，所以风能发电将会取得更好的发展成就。 3核能发电技术。受控核聚变的发展以及利用可以提供取之不竭的清洁能源，从根源上解决经济与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核聚变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现实性，它依靠核工业技术以及电工新技术的结合，为能源的利用提供更加便利的方式，核聚变电站的建立还可以促进新兴电工产业的发展。 4水力发电技术。我国的水力资源比较丰富，在水力资源集中的中南以及西南地区已经建成了多所发电站。对于水力资源未来的发展以及开发规划已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策划和前期的准备工作。重点对金沙江以及黄河上游和湘西等水电基地进行开发，这样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对可开发的资源进行利用，促进水力发电技术的发展。 5磁流体发电技术。磁流体发电是热能转化为电能的一种新型的发电方式，可以进行高效率的热电转换，具有低污染以及用水少的特点。磁流体发电技术经过发展已经可以持续发电数百小时，最高的发电功率达到几万千瓦。磁流体发电技术的发展必须依靠电工新技术以及化工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以燃煤为主的我国来说，热媒磁流体发电技术的利用以及产业化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和使用，人们对于能源的需求量的增加，有关部门必须从技术的角度进行革新，推动现有的电工技术的改革和创新，来解决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中的供需矛盾。上文中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对电工新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展望了其发展前景，希望能够引发广大同仁的讨论，为推动我国的电工新技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科技发展论文:CTP科技发展历程与运用状况 本文作者：高峰邢晓坤作者单位：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1引言 目前，直接制版技术（CTP）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及采纳，其未来发展受到业内的高度关注。CTP技术从1995年进入产业化应用，至今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从技术发展诱导期进入了高速平稳增长期。本文主要对光敏CTP技术发展历程及应用现状进行分析梳理，旨在对我国CTP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能有所裨益。 2光敏CTP技术研究与应用现状 目前，CTP在世界各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CTP装机量更是高达70％以上（占制版机总量比例），全球应用的CTP制版机已经超过5万台。新闻报业是CTP应用的重要领域，全球10％以上的CTP用在新闻行业。欧洲应用量远多于其它地区，世界一大半新闻CTP都用于欧洲地区。与欧美相比，日本在新闻CTP应用方面，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数量上都要相对落后一些，但近年来发展速度明显加快。CTP在我国报业的应用的情况与日本相似，2010年5％以上的CTP用在新闻报业上。目前，全球主要有四家公司拥有紫激光CTP技术，它们是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德国爱克发公司、美国柯达公司、中国乐凯华光公司。富士公司的紫激光版材技术在上述四家公司中，最为成熟。版材各项性能比较平衡，突出高分辨率，感光度（90μj／cm2）略低，版材可以在200线／英寸的精度下再现2％～97％的网点；同时，还可以使用20μ的调频网加网，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商业印刷的要求，版材的耐印力可达15万印；还采用特殊的显影加工技术，40L显影液的使用寿命从1000m2增加至2000m2。爱克发公司的紫激光CTP版采用与富士紫激光版截然不同的配方体系，具有感光度高（约50μj／cm2），中间调网点增大小、显影性能优良、耐印率高等优点，但分辨率低，广泛用于报业印刷。柯达公司也于2006年正式向全球推出紫激光版VioletNews和Violetprinting，突出优势是高感光度（约40μj／cm2），加网线数最高可达200lpi，耐印率最高可达20万印，但稳定性欠佳，适用于激光头功率超过30mW的紫激光制版机，可以满足不同的应用环境和印刷业务的需要。中国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是国内最早涉足光聚合CTP版材研制的单位，其研制开发的适应488nm激光光源和532nm激光光源的光聚合版材通过上海市科委的技术鉴定。广东中科银实业有限公司是将银盐扩散版实现产业化的公司，近3年来共实现销量几十万平方米。乐凯华光从1998年开始研制光聚合CTP系列版材，经过持续的不懈努力，先后研制开发出PPA（488nm）、PPY（532nm）、PPV（410nm）、PPVS（410nm）版材。其中，PPVS于2009年实现产业化，进入批量正式生产阶段，近3年来共销售近300万m2。 3技术发展带动设备更新 直接制版机是负责将数字页面直接扫描输出在适当的介质上从而满足后续工序，如显影和印刷的要求。直接制版机主要分为光敏、热敏和其他扫描成像方式3大类，其中光敏直接制版机又细分为采用发光波长在390～410nm的半导体激光器（紫激光二极管———UV－LD）的紫激光直接制版机和采用传统高压汞灯、激光器的CTcP制版机。热敏直接制版机定位于搭载发光波长在830nm的半导体激光器（红外激光二极管———IR－LD）的制版系统。其他成像方式主要是采用喷墨成像的直接制版系统。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我们综合分析判断，2011年在我国直接制版机的市场保有量为4050台，其中，热敏制版机2800～2900台，占69．14％～71．60％，紫激光制版机700～750台，占17．28％～18．52％，CTcP制版机500台，占12．35％。这些数据仅供大家参考。值得一提的是，CTcP在我国直接制版市场占有12％以上的份额，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全球的统计数据，UV－CTP在中国为什么这么“火”［1］，这大概与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PS版制造和出口国有着密切关系。光敏CTP制版机多采用内鼓式或平台式激光扫描装置如图1，分别应用于商业或报业制版系统。由于激光器体积小，通常紫激光CTP设备采用内鼓式成像结构。它是把滚筒作为承托印刷版的鼓，印刷版被固定在内轮廓的某个固定位置上。曝光时，声光调节器根据计算机中图像信息的明暗特征，对激光器光源所产生的连续激光束进行调制。调制后的激光束先照射到旋转镜上，随着镜子的旋转，激光束就被折射到滚筒上，形成曝光图像。调整聚焦就可以改变激光束的直径，从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分辨力；调整镜子的转速，则可以调节曝光时间。热敏制版机和紫激光制版机在市场上的高占有率与它们在技术上的优势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稳定且寿命较长的高功率激光光源是一个重要因素［2］。UV－LD的功率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数毫瓦，在2006～2007年进入到数百毫瓦的范畴，不到10年的时间提高了100倍。功率的提高意味着对版材敏感度要求的降低。在UV－LD的低功率时代（数毫瓦级），只有敏感度非常高的银盐CTP版材可以满足高速扫描成像的要求；在中等功率时代（数十毫瓦级），光聚合CTP版材即可满足相关要求；在高功率时代（数百毫瓦级别及以上级），传统的PS版就可以满足高速扫描成像的要求，因为UV－LD的发光波长正好处于传统PS版敏感的光谱范围内。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采用高功率UV－LD（超过100mW）和高感度PS版的直接制版系统，必将成为CTcP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UV－LD功率的发展是否依然维持直线上升状态，目前还不能轻易下结论。IR－LD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近红外固体激光光源，但由于光热成像敏感度低，其功率分类比UV－LD普遍提高了2个数量级，即低、中和高功率定义在数百、数千和数万毫瓦级。 目前，热敏直接制版机普遍采用集成光源模块和多光源模块组合技术，激光功率处于数千毫瓦甚至数万毫瓦的水平。先进的扫描技术是热敏制版机和紫激光制版机引领市场的另一重要因素。目前，先进的热敏直接制版机主要采用光栅光阀（GLV）分光技术和外鼓扫描技术。紫激光制版机主要采用内鼓扫描方式，向内圆弧弯曲且固定不动的版材与始终处于版材圆弧半径中心、平稳高速旋转的斜面转镜是技术的关键。内鼓成像的光路特点保证了激光束始终从圆弧弯曲的版材的半径中心出发，使达到版材任何一点的光程完全相同，即减小了成像质量对光学系统的压力，也提高了光学系统的成像质量。斜面转镜采用气垫轴承转子技术，不但转速高，且转动平稳、准确，磨损小，寿命长。UV－LD激光器在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使紫激光直接制版机的市场占有率在过去几年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状态，从而导致热敏直接制版机的市场占有率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其在市场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近年来市场上推出的主流紫激光CTP机列入表1［3］。 4成像特质决定工作环境 光敏成像，更准确的应称谓为光粒子成像，是光敏剂吸收光子后跃迁到其光化学活泼状态（高能量状态），继而发生化学反应生产希望的产物的过程。原理上说，只要光子携带足够能量或具有足够短的波长即可引发希望的光化学反应，所生成的产物只与吸收的光子数量，即曝光量有关，与光子的空间数量密度，即功率密度或辐射强度没有阈值要求，只要曝光量达到成像曝光量即可。最低成像曝光量是重要的成像特性，不同材料体系由于成像原理和增幅机制不同而各有其典型的敏感度范围。银盐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1～0μJ／cm2；光聚合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1～2μJ／cm2；热敏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2mJ／cm2。前两者属于光量子成像系统，由于存在很高的增幅机制，敏感度明显高于后者；后者在多数情况下属于光热成像系统，很少具有增幅机制或只存在及其有限的增幅机制，与前两者相比敏感度低了3个数量级以上。 5紫激光CTP明显的技术优势［4］ 紫激光CTP明显的技术优势主要表现在：低廉的激光器维护成本、可靠的设备稳定性、优越的出版速度以及稳定的显影环境和最低的显影液成本。 5．1高精度成像质量 405nm紫激光特性是光点的大小可以控制到1μm，该物理特性很好地保障了紫激光CTP的成像品质，配合高精度的内鼓式结构及光聚合紫激光CTP版材，用户可以从容应对3001pi调幅加网和20μm调频加网的制版精度要求，完全满足印刷企业对制版质量提升的渴求。目前，紫激光CTP版材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并向国内外销售。从设备结构上讲，内鼓式成像结构本身在成像原理上要优于外鼓式的螺旋式成像原理，在平网和极细线条的复制方面为用户提供更高的精度保证。 5．2低廉的激光器维护成本 405nm的紫激光波长短，属于冷光源，光源的稳定性更好，适用于光聚合紫激光版材曝光成像的激光器。功率只有30～60mW，仅为热敏CTP激光器功率的千分之一，如此小的激光器功率完全可以确保紫激光CTP的激光器做到瞬时开关———激光器仅在版材曝光时才点亮打开，其它时间激光器则完全处于关闭状态。因此，理论上讲在紫激光CTP设备8～10年的使用周期内根本无须更换激光器。相对于热敏CTP的大功率激光器而言，仅激光器一项，紫激光CTP每年将为企业节约非常可观的激光器更换成本。没有了高昂的激光器维护成本，解除了企业的后顾之优。 5．3可靠的设备稳定性 在设备长达8～10年的使用周期，紫激光CTP将为用户节约多个激光器的高昂更换成本，从而确保设备长期可靠稳定地运行。并且，由于光聚合紫激光CTP版材的感度只有几十μJ／cm2，因此，在设备8～10年的周期内，紫激光CTP将有非常恒定的生产效率。而在热敏CTP的使用过程中，设备的出版效率会随着激光器功率的衰减而逐渐下降。此外，内鼓式的机械结构在紫激光成像过程中版材和滚筒都静止不动，使得设备的稳定性获得长期有效的保证，完全避免了外鼓式热敏CTP经常发生的卡版、飞版及螺旋式成像所带来的平网不匀等现象，同时也进一步保障了制版成像的精度。 5．4优越的出版速度 生产中设备实际的出版速度快是紫激光CTP的又一重大优势。富士公司“多激光AOD（A－coustoOpticalDeflectors———声光偏转器）”成像技术在紫激光CTP上的成功应用，大幅提升了CTP设备的出版速度。每小时40张商业精度对开版材的出版能力，是普通热敏CTP设备的3倍左右。对于急件、快件而言，则有了更好的应对手段，这是热敏CTP所无法匹及的。1台富士紫激光CTP，完全可以轻松满足企业后端8～10台四色胶印机用版量的需要，从而在CTP设备的拥有台数和印刷生产能力之间实现最佳配套。5．5稳定的显影环境和最低的显影液成本光聚合版材特有的砂目结构和涂布工艺使得显影液的使用周期大大延长，在所有CTP版材的冲洗药液中，紫激光光聚合版材的药液宽容度无疑是最大的———显影液可以6周左右更换一次，相对于所有热敏CTP版材2～3周的药液更换周期而言，将为用户节约大量的冲洗成本。目前紫激光CTP用户的显影液更换周期大约都在6周左右，这其中不乏曾经用过热敏CTP的用户。相对于以往热敏的应用，用户普遍反应光聚合紫激光带来了大量冲洗成本的节约。显影液更换周期长不仅带给用户使用成本上的极大节约，与此同时，由于药液更换周期长达两个月以上，大大提高了工艺稳定性，大幅度降低了操作者的劳动强度。 6CTP版材的应用促进行业向前发展 CTP版材对直接制版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接制版技术出现之前，光量子成像是主流，主要使用倍率YAG激光（发光波长532nm，又称为绿激光）和氩离子激光（发光波长为488nm，又称为蓝激光）。由于激光功率不高，对版材敏感度要求非常苛刻。因此，银盐材料是首选的成像材料体系，主要有银盐和PS版复合版材，以聚酯片基为基材的向上扩散银盐版材和以铝板为基材的向下扩散银盐版材等几种类型。1997～1998年，光热成像直接制版设备，特别是搭载IR－LD激光器的光热成像直接制版设备得到市场的广泛采纳，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光量子成像直接制版设备，成为市场主流。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半导体紫激光（UV－LD，发光波长390～410nm），随着其输出功率的快速稳步提高和配套的内鼓扫描成像技术给光量子成像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进入本世纪后光量子直接制版设备的市场份额呈现了上升的态势。2003～2004年，随着UV－LD激光器功率进入数十毫瓦时代，以光聚合材料为代表的具有高增幅机制的感光高分子材料开始进入光量子成像直接制版领域并迅速成为主流版材成像系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UV－LD激光器与感光高分子的搭配基本上成为光量子直接制版技术的不二选择。同时，针对UV－LD激光器的感光高分子材料体系和针对IR－LD激光器的热敏成像材料体系逐渐成为了CTP版材的主流。 随着IR－LD激光器功率进一步提高，传统PS版也有可能会成为主要的CTP版材。CTP版材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显影前需要预热的第1代版材，显影前无需预热的第2代版材、免化学处理的第3代版材和免处理的第4代版材。第1代和第2代版材在扫描曝光后需要使用碱性水溶液进行显影处理，显影废液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必须经过恰当处理才能排放或废弃。第3代和第4代版材在扫描曝光后可以使用中性水进行显影处理或无需显影即可上机印刷，显影废液的废弃处理压力小或者根本不产生废液，属于绿色环保性版材。目前在第2代和第3代版材之间，又出现了一个称为低化学处理CTP版材，也有学者称其为所谓的2．5代版材［5］，这种版材在扫描曝光后依然还需要使用碱性水溶液进行显影，但是碱和其他化学成分的浓度已经大幅度降低，废液处理压力小于第2代版材。目前我国CTP版材的主流处在第2代和2．5代，正在向第3代和第4代迈进。 免化学处理版材是一种使用中性水显影的版材，要求版材非印刷区的光敏涂层必须分散或溶解在中性水中以满足显影要求。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种材料体系，一种是采用热熔成像原理的非均相光热成像系统，属于中性水可分散的材料体系，应用于光热成像CTP版材，另一种是采用中性水可溶的成膜树脂的感光性高分子成像材料系统，属于中性水可溶解的光敏成像材料体系，应用于光量子成像CTP版材。免处理版材应该是在扫描曝光后无需任何显影处理即可上机印刷的版材，因此要求激光扫描曝光后能够在版材的曝光区和非曝光区产生足够的亲和性反差，以满足非图文区亲水和图文区亲油的要求。目前市场上主要有2种版材，一种是采用热烧蚀原理以硅树脂为非图文表面的光热成像版材，是一种典型的无水胶印CTP版材。这种版材的光敏涂层由硅树脂、吸热层和具有良好亲油性能的聚酯涂层构成。硅树脂涂层处在版材的表层，构成斥油表面。金属层吸收激光后温度迅速升高并发生气化反应，使表层的硅树脂涂层成为碎片气化离开版材表面，亲油的聚酯底层裸露成为亲油表面。这是一款具有实际意义的免处理版材，无需任何显影处理，主要应用在直接成像印刷机中。但是，该版材曝光产生的化学气体和碎片会对直接制版的光学系统形成污染，需要在激光曝光部位加装抽滤系统以便及时处理；另一种是在激光扫描曝光后，图文区和非图文区之间的亲和性反差还不能完全满足印刷需要的亲油和亲水要求，依然需要采用适当方法将非图文区的感光涂层去掉的版材，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利用印刷机开机前润版水的浸润作用和油墨的粘连作用将非图文区光敏涂层转印到过版纸上，从而达到将非图文区的感光涂层去除使更加亲水的铝版基裸露出来成为亲水表面的目的。因此，这种版材在激光扫描曝光后需要在印刷机上完成“显影”处理，但这种显影处理不需使用专门的显影机且在印刷机上自动完成。这种版材与免处理版材的定义还有一定的差距。 科技发展论文:改善人文环境促进科技发展 1、我国人文环境及科技创新发展现状 从现实社会来看,跟欧美相比,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有所落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中国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但是由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非理性开明的态势使这种所需的“人化环境”不容易形成,传统的教育模式具有很强的应试性,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才创新思维的培养与能力的提高。亚洲文化不是不鼓励创新,主要是怕失败,失败不起。其实亚洲的年轻人并不比美国的年轻人怕失败,但社会因素和文化环境,总是会让这些科技创新的人付出的代价太多,在亚洲失败付出的代价要比在美国的高,美国人失败几次都没关系,且引以为荣。所以对科技创新来说,我们需要接受各种文化的冲击,对各种思想进行讨论,打破常规追求科技方面的进步。要发展创新文化、营造创新社会氛围这是非常重要的环境。科技成果方面,从2008—2010年的数据来看,在全国四大区域经济中:环渤海地区在这三年内登记成果数占登记成果总数比例最大,但成果数增幅不大,且2010年出现了负增长;长三角经济地带登记成果数每年都呈递增状态;东北地区登记的成果数位居第三位,其数值远低于环渤海及长三角;而珠三角地区登记成果在登记成果总数所占比重最少,近几年来所占比例都不足5%。在高新技术领域分布上,技术成果仍然主要分布在四大高新技术领域,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占27.63%,农业占16.18%,光机电一体化占13.58%,新材料占12.21%,四大高新技术领域合计占69.60%。 2、人文环境对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首先,人文环境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但我们知道,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即能通过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造福人类,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灾难。新领域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于自然和社会时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有的科技方面的发展带来的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转基因及克隆等生物技术在某些方面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好的人文环境来支撑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之所以伟大,但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从长远角度看,我们需要做的是确保科技创新的正确方向,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任务;所以在科技创新必须重视人文环境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1]。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要注重科技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有一句话说明了这一点,“科技不等于产品,产品不等于市场,市场不等于效应”。这个话说明了科学创新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到社会财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人文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经济学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何时生产及谁做决策,以及如何销售、如何分配利润等方面问题;都需要人文环境为之做铺垫。人文环境可以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提供精神方面的支持。人文环境在创新道德品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没有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毅力,没有追求真理的精神,就没有当今世界多项有用的发明;人文环境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是间接的。所以我们应注重发挥其重要作用,使人类社会能长期受益[2]。 3、创造环境,整合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人文因素 （1）加大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及管理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特别是科技创新,对社会的进步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进行科技创新就离不开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而人文环境是科技人才成长的土壤,“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是中国整合人文环境的初步思想;那么中国的人文环境特点是什么呢？在我国,人本观念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3]。对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应从教育做起,加大科技人才培养的投入,对科技人才的管理不是把其看作蜡烛,不停地燃烧直至告别社会舞台,而应该把人才看做一种资源,好比蓄电池,可以不断地充电、放电,使更好地学习及发挥科技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为社会注入先进的生产力。培养科技人才应该像华为所崇尚的“狼性文化”,关心人现实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空间,即发展一群科技领域的狼,因为狼有三大特征: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奋不顾身、不屈不挠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敏锐地觉察社会的需求及市场的变化,积极投入到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行列,寻找社会需求的科技点,加强团队合作互助,以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所需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及国家的快速向前发展。 （2）营造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文化环境 创新是自由思想流动的产物,而能够使思想自由流动则离不开所谓的“文化环境”,任何创新都需要有良好的文化环境,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鼓励创新、自由的文化环境;使一整套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潜力最大化的优化机制得以发挥。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都为我国在科技方面的创新及成果方面的转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形成创新文化环境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接触创新信息的来源;二是科研人员的大量储备;三是能够吸引风险投资的基础性科研成果。充满人文精神的科技创新环境,会更有效地激励科技工作者创新,也会更加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创造型思维和批判型思维的系统,大力提倡敢于创造、敢于冒险、善于学习、勇于竞争、不怕失败和挫折,努力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形成全社会一片创新的良好局面。 （3）努力建立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社会组织 有创新活力的组织,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不管是企业、事业单位,还是科研院所机构,都对使用、扩散新技术发挥很大的作用,国家在政策方面也应该鼓励促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交流;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项目能更多的进入大型集团,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及时更快的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科技创新团队是以重大科研项目或创新平台为载体,以杰出人才为团队带头人,具有共同目标、良好互动性和凝聚力以及分工又合作的创新研究群体。建立虚拟科技创新团队（VTIT）,它不仅能解决技术创新所需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而且能提高参与者的技术创新能力。VTIT是基于科技创新性任务,具有共同目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特征,利用电子信息技术,跨越时间、空间和组织边界障碍,面向重大机遇整合优势力量的创新研究群体[4]。科技创新是一种组织和社会行为。要建立并完善科技创新的机制与组织,政府要发挥其职能作用,调节各种科技资源的配置、科技创新成果及科技工作者的评价机制等。以科技政策、制度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来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4）建设科技创新型文化 以企业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IBM根据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市场状况,确立了技术领先战略目标,科技创新型文化建设围绕技术领先战略目标,其特点是重视创新,强调“人”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首先提出“三个注重”:注重顾客利益、注重员工利益、注重股东利益,将员工利益放在较高位置。着力营造和谐融洽、锐意创新的文化环境:将办公室小型化;创造大公司的小型经营,设立员工意见箱,鼓励争论、竞争:激励员工间进行专业讨论,深入思考如何提高产品性能及产品创新[5]。 总之,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投入市场,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未来经济的发展关键问题就是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是一个前进中的国家,在我国的发展中,应走出一条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创新型道路,以优化科技创新所需的人文环境为首,人文环境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发展论文:加快农业科技发展实施方案 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就是组织县乡百名农技人员结对帮扶1000户种养加销专业户、专业合作社、科技示范户，并通过他们幅射带动10000户农民共同致富。现就组织实施我县年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以培训、指导服务农业科技示范户、专业户为重点，认真组织农业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向农民传授科学技术，为农民制定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县乡联动，协调配合。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求县、乡（镇）农技人员共同参与，开创“百名农技人员送科技入户”的局面。其中，乡（镇）农技人员除同县农技人员一样从事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服务外，还要落实农业科技入户的联系协调工作。 （二）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今年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在上年实施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指导服务对象，继续以“一村一品”专业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点，以科技示范户、种养加销专业户为对象，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品一片的产业发展模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培训和实践指导，着力于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村、专业户的生产规模，培育农业产业“亮点”。同时，做到点面结合，兼顾其周边村及农户的发展，注重辐射带动，全面提高全县农民科技素质和科技应用水平，整体推进全县农业产业的发展。 （三）注重实效，方便农民。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由农民点“单”，农技人员“配菜”，采取各种贴近和方便农民的方式方法，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技术指导和教育培训服务。 （四）围绕重心，高效结合。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是我县年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的重心，全年农业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心开展。一是春耕备耕等生产活动要与之相结合，在指导春耕备耕过程中，要把春耕备耕的科学方法送进千家万户，特别是送给种养加销专业户、农业科技示范户。二是测土配方施肥、“多播一斤种，增收百斤粮”、农业标准化、粮食高产创建、沼气建设等工程的组织实施要与之相结合，明确这些工程都属于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范畴，共同利用教学资源，降低项目实施成本，提高项目实施效果。三是强农惠农政策宣传要与之相结合，明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强农惠农政策是首要生产力。四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与之相结合，明确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依托科技入户，科技入户的目的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目标任务 今年组织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目标任务：一是组织县、乡（镇）农技人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加销专业户、农业科技示范户结对帮扶。要求每名农技人员帮扶6户科技示范户或种养加销专业户，共帮扶400户。联系对象必须是种养加销大户和科技示范户，由农技人员报考评小组认定，存局科教股备案，并建立档案。通过结对帮扶，促进种养加专业户或农业科技示范户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户均增加纯收入5000元以上。二是县农技中心、县经作局、县畜牧水产局、县农机局四个单位，要按照“围绕主导产业，进村办班指导、培训专业农民、发展一村一品”的工作思路，积极组织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每个单位负责培训5个专业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每个专业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有30名产业发展相对较好的种养加销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参训，共培训600名种养加销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提高他们的科技素质和专业化程度，促进专业村的产业上规模、上水平、上效益，达到参训种养加销专业户或科技示范户户均增加纯收入3000元以上。三是通过上述1000户种养加销专业户或农业科技示范户的辐射带动，促进其周边10000户农户户均增加纯收入1500元以上。通过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使全县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50%以上。 四、主要措施 1、积极鼓励农技人员踊跃参与实施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求有专业技术职称或有一技之长的农技人员必须参加。一是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向联系户发放技术明白纸，结合农时进行现场技术指导，介绍推广新品种、新方法，做到技术人员直接到户，技术要领直接到人，良种良法直接到田（园）。二是宣传强农惠农政策和新信息。及时将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的方针及有关富民信息等传送给联系户甚至广大农民，调动联系户甚至广大农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三是讲解和传授文化知识、新观念、新风尚以及健康生活、生态环境、经营管理、民主法制等方面的知识，满足农民的多样化需求。四是积极指导农民成立并发展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面向市场的能力。要求每名农技人员每年对每个帮扶对象的技术指导服务次数不少于12次。县农技中心等四个单位每年对服务对象的培训或指导服务次数不少于5次。 2、建立农业科技入户台帐。每个农技人员要建立科技入户台帐。台帐上要有受培训指导的户主姓名和住址，从事的产业与规模，培训指导的时间、次数及效果，并有受培训指导的户主签名。 3、着力培养农村致富典型。每个农技人员要培养出至少一名靠发展农业产业致富的典型（标兵），致富典型（标兵）年收入要在10万元以上，纯收入要在3万元以上。 4、撰写科技入户工作总结或论文。每个农技人员年终至少要写一篇科技入户工作总结或试验示范推广报告（论文）。 5、建立农业科技入户激励机制。一是农技人员科技入户成效与其年终考评和职称评聘挂钩，对于考评“不称职”的农技人员，其技术职称在下年度不再续聘。二是把科技入户工作总结、论文（试验报告）和服务对象的评议作为对农技人员年终考评的重要依据。三是对县农业局进村入户的农技人员安排适当的工作经费，对全县科技入户作出贡献的农技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 6、成立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领导小组和考评小组。为使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项目顺利组织实施，决定成立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领导小组 五、要求 1、科技入户指导服务内容必须与农技人员的专业特长相对应，并与农业局管理的业务有关。 2、科技人员服务对象必须是大、中户，即服务的农业产业相对一般农户要有一定规模。 3、参加项目实施的农业科技人员必须填报科技入户申报表。 4、各个科技人员的服务对象原则上不要重复。 5、平常考核由农技人员根据各自的科技入户开展情况和效果向考评小组提出考核申请。 科技发展论文:医学科技发展战略分析 1医学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 医药卫生事业的基本任务是保护人民健康、防治重大疾病、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健康素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卫生问题,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的进步。医药卫生科技主要研究人的生命过程及其本质、人体结构及其功能、健康基础及其维护、疾病的发病机理及其防治、人类健康与环境和营养的关系、生育机理及其调节等。大量事实说明,医药卫生科技研究的突破及新技术的应用,对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带来巨大的变化,成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建国50多年来正是由于医药卫生科技的迅速进步,我们才很快消灭或控制了一大批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使卫生状况彻底改观,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没有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依托和先导,要提高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完成其战略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在整个医药卫生事业中具有战略性的关键作用。 2当代医学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 2.1生命科学 19世纪中叶,细胞论、进化论和经典遗传学的创立,为生命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上半叶,基因论的创立和DNA功能的确定,特别是20世纪中叶,DNA双螺旋结构及遗传信息存储、复制、转录和翻译机制的阐明,蛋白质、核酸人工合成的成功等一系列突破,导致70年代和80年代以基因工程、单克隆抗体、聚合酶链反应(PCR)为代表的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今天又在向着阐明基因奥秘、人脑奥秘、重大疾病病因发病机制及防治方法的方向进军。 2.2生物医学 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和中国都曾有过医学的辉煌时期。16世纪创立人体解剖学,从整体水平进入器官水平;17世纪发现血液循环,促进了生理学的发展;18世纪开展实验研究;19世纪创立细胞学和微生物学,从器官水平进入细胞水平;20世纪上半叶,随着病原流行病学和免疫学等研究的突破,磺胺类药物、抗生素类药物、维生素类药物和疫苗及其他生物制品的研究成功,促进了传染病的控制,从而推动了以传染病防治为主的第一次卫生革命开始过渡到以肿瘤、心脑血管病等慢性、退行性疾病防治为主的第二次卫生革命。20世纪中叶以来,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向医学的广泛渗透和应用,促使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以至量子水平,正在从微观水平逐步阐明许多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的本质,慢性病的防治亦已取得显著的成效,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如美欧发达国家癌症治愈率达到50%,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率在20年间下降了40%~50%,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今天,医学科学受其自身发展内在逻辑力量的推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中许多学科的高新理论和技术方法广泛渗透及应用的促进和社会巨大需要的强力驱使,正从生物学单方位研究、精细分科、高度分化,在微观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向宏观不断拓展,出现了社会心理、生物学全方位研究、多学科融汇、高度综合的态势。 这一态势正在以个体为中心,从小到细胞、分子以至量子水平,大到群体、环境以至宇宙水平,日益清楚地阐明人体不同层次,特别是微细层次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日益广泛地研究从个体发生直至死亡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及其物质基础和自然、社会、心理影响因素;日益深入地提示癌症等重大疾病和衰老的发生、发展、转归机制、规律性及干预措施;日益成功地探索生殖机理、调节生殖、优化生育、卫生保健和延年益寿的原理及方法,从而在调节人口发展、提高人口素质、防治人群疾病、维护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医学的发展将有如下几个特点:(1)卫生保健服务的重心将转入社区,社区医疗将成为重点,既方便群众,又有利于疾病的预防及人人享有保健;(2)人类基因组工程将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影响。(3)癌症、艾滋病的死亡率将下降,瘫及神经因素性疾病的发病率将上升;(4)胚胎工程有可能加速发展;(5)随着老年性疾病的不断增多,老年性疾病的预防及康复治疗,在卫生保健中将占据越来越显著的地位。 3科研重点向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转移 随着科技、经济、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身认识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对生存和生命的价值越来越重视,对卫生保健、身心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从50年代起,许多发达国家逐步把科学研究重点转移到生命科学及生物医学方面来,如美国1982年卫生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92年达到15%,到2000年时将达到19%,超过任何其他领域。由于科技的突飞猛进,关于生命现象的本质、生物结构和机能及其各种特性认识的一系列突破,促成了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人类在生产中从被奴役的被动地位逐渐转变成驾驭生产的主宰地位,从而使人类有可能并且需要来研究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人类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存、发展,特别是享受的基本需要,应进一步了解生命的本质和过程。人类在“征服”和“控制”自然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后果,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森林砍伐、水土流失、酸雨频繁、臭氧空洞等等已成为全球性的危机,使人类更加重视自身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了解和调控生命过程,认识和控制疾病,保证和维护身体健康,创造和谐健康的生存环境,调整人和自然关系,解决农业、环境、资源、医药问题,调节和优化生育、开发人工智能等紧迫的巨大的社会需要极大地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 4我国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 4.1指导思想 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总方针以及“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确实把医药卫生保健工作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鉴于医学科学研究是人们健康素质的科学保障,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前提、基础和条件,应考虑医药科技的超前发展。 4.2总体战略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以世纪之交国内外科技(尤其是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科技)、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发展的战略态势为背景,按照医药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适当超前发展的思想,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环境条件、人口结构、疾病构成、卫生需求和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历史性转变,以提高全国人民健康水平为目标,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防治重大疾病及其他常见病和多发病、加强卫生保健中的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为主线,采取系统思想和重点战略相结合的战略,贯彻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战略方向,充分发挥整体优势,集中精干力量,积极跟踪世界医学科技发展的前沿,进一步开展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以大力开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并有效地发展适宜技术,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开发,努力促进新技术产业及其基地的形成。 4.3战略目标 加强现代医学研究,积极跟踪世界医学领域的先进科技,明显提高我国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在某些有优势的领域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大大加强重大疾病的防治能力,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保护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大幅度提高健康水平,在下世纪逐步接近身心健全及其与环境和谐一致的健康目标。 4.4重点任务和发展策略 4.4.1加强节育技术和生殖健康研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总数1/5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高人口素质,为科教兴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4.4.2加强对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重大疾病关键防治技术的研究我国在医药卫生事业上是大有作为的,对世界医学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如解放初期对沙眼病毒的分离,目前在世界上依然遥遥领先的大面积烧伤治疗,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绒癌化学治疗,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教授为代表的断肢再植及我国的显微外科,以汤钊猷教授、吴孟超教授为代表的小肝癌的防治研究,以王振义教授为代表的白血病的分化诱导,以医科院肿瘤医院吴〗淌凇⒙绞啃陆淌?为代表的食管癌的防治研究,以及青蒿素的研究,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影响比较大,或者说对世界医学有很大贡献的。目前,精神病的发病率始终保持一种上升趋势。如何指导脑科学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精神病和与精神病相关的一些其他疾病能够得到解决,将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极大的益处。至于一些神经科疾病,包括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病等,由于脑科学的迅速发展,将会提供新的诊断和治疗途径。 4.4.3加强药学与制药研究,满足国内需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这里只说一个问题,中医药学。这是我们的祖国医学,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优势,这不仅是我们的宝库,而且是我们发掘最有用的药材、药品,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可是在这方面,非常遗憾的是,美国FDA引进的中国的中草药,只占全部中草药的3%左右。所以,中草药的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化是我们发展中国医药学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医应尽快现代化,中草药应尽快国际化,这对我国的医学将是更大的贡献。 4.4.4加强基础研究,抓住前沿学科、前沿课题、优势领域,结合重大疾病和卫生保健需要开展基础性研究。中国可以为整个人类的健康做出自己的贡献。问题是我们如何根据我国国情,开展我们自己的医学科学研究。从我国的现状出发,我国的人口多,民族多,病人多,所以我国的流行病学、地域医学在全世界占据相当的优势。在小环境医学研究上,我们得天独厚,这在很多国家是办不到的。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今年协和医科大学评选优秀博士论文,有一篇论文提到,彝族人没有高血压。这里有一个问题:彝族人为什么没有高血压?如果在彝族人体内能分离出一种抗高血压基因,那么高血压的防治将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事实并非如此。追踪仍居住在该地区的彝族人,他们依然没有高血压,那么他们到了其他地区会不会有高血压呢?追踪了数千人,结果发现彝族人到其他地区后,高血压的发病率与当地人一样。这说明不是基因的问题,而是环境问题。其价值在于彝族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至少在高血压的防治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篇文章无论怎么讲都是一篇好文章,中国要做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大大地做下去。所以我想,所谓世界尖端,就是你能做而别人做不了,越有自己的特色,就越有可能和别人交流。当然,我国还可以集中更大众的病例,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某些病例的分析判断,提出更正确的方法。这种可能性包括我国拥有350~370张脑外科病床的医院,这在全世界也不多,还可以在这方面通过大量的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为世界医学提供我们中国人的特殊产权,属于中国人的专利。邓小平同志讲:“我们中国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问题是怎么干。我想,卫生部在“十•五”期间集中物力、财力,也办一个象美国NIH那样的医学研究中心,建一个中国医学科学城,将对中国的医学科学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4.4.5加速发展医学高技术 首先是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组织工程等等。当前,我国基因工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到目前为止,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产品还没有。生物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将成为下个世纪影响医学,特别是药物学的重要领域,如果我们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势必无法与外国竞争,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生存。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就是蛋白质工程。随着基因工程的迅速发展,蛋白质工程越来越复杂,而在我国,目前可能将蛋白质工程忽略了,做蛋白质工程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微乎其微,寥寥无几。我国目前提取白蛋白,还是用人血提白蛋白法,但大家都知道,猪血的白蛋白与人血的白蛋白只差几个氨基酸,如果把这几个氨基酸对换一下,把猪血差的那几个氨基酸,换成与人血白蛋白一样的氨基酸,那么,将来的屠宰场就有可能是分离人白蛋白的最重要的原料基地。可是我们偏偏在这方面没有几个人在工作。至于组织工程,将来我们可以做细胞、分子、组织的培养。现在我们就可以做耳朵,将来可以再做鼻子,或者其他的器官,那么整形外科不是方便多了吗?比组织工程再大一点儿的,还可以有。 这势必对未来医学的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材料和更高的质量。其次,纳米技术的微机器人已经在医学上得到应用,将来很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现在就有人把一个微小的机械人放到冠状动脉里。大家知道,现在做PTCA时,先插入一个管子,溶栓,然后如果还没有把握,再放入一个支架,这就是所谓的PTCA冠状动脉支架。如今放入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不仅能解决再狭窄的问题,而且可以监视动脉血中的血凝状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再溶栓。当然,将来也许会有更小、更有用的工具。至于材料,我只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工心脏。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人工心脏的手术,当时是在牛身上做的。做完以后,心脏的节律、博出量、大小都和牛一样,既可以放在皮下,也可以放在胸腔或腹腔。这个人工心脏现在是否就可以进入临床应用了呢?答案是还不行。什么问题呢?是材料不行。这个心脏只能用2年甚至不足2年。如果人换一个心脏,用了2年就不行了,还得再换,这显然是不行的。人工心脏的技术没有问题,现在是材料的问题,是人工心脏的寿命问题。如果过了这一关,人工心脏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对于心脏病患者又是一个福音。另外,我说一下医学伦理的问题。 现在许多国家已经把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而我国现在还是以心脏停止搏动为死亡标准,这个标准不知浪费了多少卫生资源。做医生的都知道,我们做蛙的动脉心脏灌流实验时,把蛙的心脏取出后,心脏依然能保持长时间的跳动,但蛙已经死了。而我们现在仍在抢救那些大脑已死亡,没有意识,并且永远也救不回来,现时心脏还在跳动的病人。我们可以用呼吸机维持,用各种药物维持,可以维持多久呢?我听说最多可维持2~3年。如此维持,高干病房每天需花费3000~5000元。这一个人3年消耗的卫生资源,相当于3个县老百姓的医疗费用。但目前死亡标准没有立法,由于亲属的要求,治疗只能继续。尽管目前移植外科非常发达,但制约移植外科发展的不是技术,而是供体严重不足。一个人如果脑死亡,这时人的肾脏、肝脏等器官取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供体。但如果循环停止了,这个供体可能就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如果也象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把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就可以节省大量的卫生资源,为脏器移植提供更好的供体。我希望大家共同呼吁,在中国及早实施脑死亡法。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问题教学探讨 关于问题教学,国内外有很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人了解到,在国内不仅中小学进行问题教学的探讨,就是高等师范、电大等大专院校也在探讨这种教学方式,中学各学科,语文、数学、历史、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各个学科,也都探讨和采用问题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在中学历史学科的教学中,也有许多人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为什么这种教学方式如此长久地、广泛地受到各层次学校、各学科教学的普遍关注?那是因为,问题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好手段、好方式,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关于问题教学的含义,国内外有很多论述,在当今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的问题教学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表述:问题教学它是综合借鉴目标教学、结构教学、图示教学、程序教学等教学方法的模式、理论,运用摄影、录音录相、电影、电视、计算机CAI技术、互联网等最新的教学技术手段,通过问题的展示和学生的质疑问题,形成教学过程的双向交流,培养学生分析、综合、归纳、比较、概括等能力,提高学生思维素质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问题教学或称问题教学法,可与其它教学模式结合在一起,或融为一体而实施,也可以有单独的自身的模式结构,对于问题教学,我们不仅要探讨它的结构,更要了解它的本质,更要善于在教学实践中运用这种教学方式。 一、问题教学的结构探讨 关于问题教学结构模式,综合许多研究成果和本人教学实践的体会,我认为可包括:一、问题的生成与呈现;二、问题的理解与探索;三、问题的解决与拓展。这三个环节或过程,如果再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述,那就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又发现新问题的这样一个过程。 (一)问题的生成和呈现 大凡搞研究的人都知道,问题就是课题。在课堂教学中,问题就是教学的内容,解决问题就是教学要实现的目标,那么问题是如何出现的呢,我们又如何提出问题呢?简言之,问题的生成就是指提出问题的背景,在什么情况产生问题,提出问题;问题的呈现相当于问题教学中的问题设计,用什么方式提出问题。我们先看问题的生成。 问题从哪里来,古人说:“学起于思,思源于疑”问题从教学中来,从学习中来,从实验和实践中来,没有学习和实践就没有问题的产生。在学科教学中,提问的权利为师生共同拥有。从问题产生的背景看,有教材内容中的问题,有背景材料中揭示的问题,有社会生活实践中碰到的问题。 问题的呈现,就是用什么方式提出问题,与问题的提出者和问题生成的背景密切相关。在教学中,问题的呈现一般通过创设问题的情境来实现。创设问题的情境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多媒体影音材料来呈现,二是通过事例的口头描述或由实验提供的事实来呈现,三是通过文字材料来呈现,而就问题提出的内容看,①通过创设情境直接提出问题;②让学生对所面临的要加以理论解释的现象和事实提出问题;③由旧知识拓展引出新问题;④从日常观念和科学概念的矛盾中引出问题;⑤提出猜想,并加以检验提出问题。由于在教学中教师常常发挥主导作用,教师在问题设计时往往从以下方面去做:①围绕知识重点设计问题;②采用“模块”设计问题,即通过把本单元的学习内容高度概括,建立本章本节知识的基本框架,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又掌握了本单元的知识结构,便于把主要精力放在掌握每个单元的重点知识和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③营造情境设计问题。如前所述,问题设计要营造与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情境,而且做到:一要有新意,有意义;二要有概括性,使学生掌握解决同类问题的方法;三是要使学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教师的提示能够解决此类问题;④指导“学法”设计问题;⑤利用资源设计问题;⑥便于“自测”设计问题。 (二)问题的理解与探索。 这是介于问题提出与问题解决之间的问题,问题有多种类型,也分为许多层次。国外有人将问题分为呈现型,发现型,创造型三类。①呈现型问题一般是由教师或教科书给定的问题。此类问题一般具有直观性,直接性的特点,其思路和答案是现成的,呈现型问题的结构可能比较简单,也可能是多层次的可以用一个图示结构完整的体现出来。如“试述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内容和意义。”这类问题多为教材中重点问题,一般是重大事件的背景或原因,内容与过程,结果与意义的阐述和说明,一般可将教材中现有的文字表述作为问题的答案。同时也是学生一般要熟记的问题。②发现型问题的答案是已知的,从人类认识的角度看,未提供新见解,但从学生认知个性来说,却是独立的发现,是探索,这种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和思维发展,就是真正的创造和发现。发现型问题有几种情况,一是需要概括、归纳、综合的问题;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国家统一等方面有哪些大的政策调整,有哪些理论创新?”二是需要分析论证的问题,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什么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的道路行不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此外还有比较、评价等方面的问题;③创造性问题是人们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是具有开创性的问题,是发明的先声。“发现型”和“创造型”问题都具有创造价值。这两类问题体现了提问者的自主性,执着的追求性,个性思维和开放性特点。但是,对于中学教学来说,最有实用价值的是发现型问题,引导学生直接参与问题设计,鼓励学生自己发现和提出问题是最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向老师提问比教师提问学生更有意义。问题教学在预习、导入、课中、课尾以至课后,学生都有权利不断提出和补充问题。尤其要鼓励学生提真实的问题,不设禁区,不鄙视学生提出问题的幼稚,真诚地欣赏学生不断 萌发的问题意识,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和合作地解决问题。 (三)问题的解决与拓展。 “问题解决”是在创设多样问题情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指导学生主动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并从各种途径去探究问题的答案,从而把握事物发展的特征和本质,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性的东西。问题教学倡导一种把已获得的知识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从知识传递中找到不仅是已有的结论,更主要的是联系尚未解决的问题。问题解决不只是解决已提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发现新出现的问题,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问题教学的归缩是新问题的产生。 “问题教学法”在探讨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时,有教师的释疑,也有教师指导下的课堂讨论,师生共同释疑,更有教师逐步指导学生自己动手查资料,解决问题的探索。有人更主张把解决问题的义务由学生承担,让课堂展现学生的思维过程,领悟学习方法,训练表达能力,“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如何才能真正让学生解决问题。①共同梳理提出的问题,保护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分清问题的结构和层次,分层处理问题;②给足时间,充分思考,促进思维的发展;③展示问题解决过程,尊重学生的创造。要以独立或合作探索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形式,抓住教材和学生理解中的不确定因素,鼓励学生创造,充分展现思维过程,保护学生的创造权;④正视学生个体差异,珍视学生的批判。无论问题得出怎样的结论,都是学生思考的成果,都要尊重,要让学生在解决旧问题的基础上萌生新的问题,从而产生更高层次的学习热情。⑤为解决问题提供设备帮助与智力支持。 “问题解决”的方式和思路,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①从教学方式的角度考虑,充分体现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②从逻辑方法角度考虑,弄清问题的结构和类型,提倡解答一个问题,力求寻找多种途径,因为解决某一问题的本质是相同的,实现的途径可以是多样的,甚至问题的答案也可以是开放的。③解决问题一般或采用归纳法,或演绎法,或采用辨证思维等方法解答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问题教学的本质思考 “问题教学法”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教学出发点,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自我发现去激发其智慧和潜能,培养其强有力的内在学习动机,即把作为人的本质创造精神引发出来的一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和重点,是培养创造型人才的准备、基础和前提。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应该从学生的思维能力入手。历史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历史问题教学正是适应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好方法,也就是说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历史创造精神的培养正是历史问题教学的本质所在。 为什么历史问题教学是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好手段,好方法呢,那是因为,思维从问题开始,创造力从问题开始。亚里士多德说:“思维自惊奇和问题开始”,问题是思维和深入学习的起点。在问题教学中,问题设计与思维过程紧密相联系,两者有机结合是实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培养创新精神相统一的突破口。历史问题教学从那些方面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呢? 历史问题教学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的培养一般有以下几种: ①灵活思维。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分析中,不为习惯思维所束缚,灵活地综合运用相关的知识,主动变换思维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材料进行深层的发掘和高精度的提炼,去寻求解决问题最佳方式和方法,说穿了就是培养思维的敏捷性。在教学内容设计时,如果所设计的一个个、一组组彼此联系的问题群符合绝大多数学生认识水平和认识规律,并辅之以适时的启发诱导,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的思维就会越来越敏捷。第二,问题设计时要注意设问角度的多变,问题答案的多个,解决方法的多种,同时还要注意问题的可迁移性。第三,从一个中心向四周辐射谓之发散,将多个问题指向同一个中心,谓之聚焦,也是训练灵活思维的方法之一。 ②深层思维。能够在历史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其中隐含的人类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本质特征,规律和趋势,做到“以史为鉴”,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教师设计问题时,要通过提供新史料,创设新情境等方法,为学生进行抽象、概括思维训练创造条件,培养历史思维的概括性。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从诸多个别的特殊事物中概括归纳出一般的基本规律和共性的认识,与运用一般的普遍的规律去指导认识个别的特殊事件的演绎推理能力,是培养学生思维概括性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思维概括性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形式,是思维发展的基本反映,问题教学法对培养学生思维的概括性是大有益处的。 ③批判思维。指对传统的或一般的结论,观点大胆质疑,对前人积累的知识,能正确分析批判,开动脑筋,勇于探索,反省自己纠正不适应的思维方式和方向,以期得到全新的思维成果。教师的问题设计,就要能引导学生不为前人观点所左右,独立地寻求问题的结论。这就是培养学生思维的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是思维活动的内在动因,没有批判就没有创新,没有批判就没有发展,没有批判的世界将是一片灰色。历史思维批判性的培养,会使学生在醒悟和批判中,变得越来越聪明,思考问题越来越深刻。 ④创新思维。历史创新思维培养,一般指借助联想,运用直觉,释放灵感的方法去对未知史事进行自主创新的思索,提出全新的创造性的方案,进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非逻辑化的思维,创新思维的训练,一般在历史总复习阶段进行。这就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创造性。思维的创造性是思维属性的最高形式,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思维能力的最高形式。实际上思维活动的每一过程都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每一次思维活动都应该具有创造的本质。平时我们所见到的独特的见解,新的概念,定律、公式、新材料产生,新颖的论证方法和做法等,都是创造性思维的突出标志。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学生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经验,提出新的方案或程序,并创造出新的思维成果的能力。 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有许多方面,比如历史思维的求异性,历史思维的深刻性,历史思维的准确性,历史思维的迁移性等等。历史思维能力的扩展主要通过辩证思维、学术问题的争鸣商榷、学生的质疑问题等形式实现。在集中、求同思维的基础上,进行发散和求异思维,启发鼓励学生从静态历史时空到动态历史时空的转变中,从历史的哲学思考中,从人与自然、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中,从人的自身发展、社会发展史观及规律中进行深入的思考。 三、历史问题教学的实施方略 以“创造力”培养为核心的历史问题教学,其内涵包括历史问题意识培养和历史思维能力培养两个方面。同时,现今中学历史高考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高考命题已向“浅知识、新情境、热问题、重综合、重能力”方面转变,历史学习特别是历史复习,要让学生在突破基础知识的同时,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及学科内部综合和学科间的综合能力,为此: 第一,注意培养问题意识和提高自身素质。①学生质疑和教师提问要适当互补;②保护学生的问题意识,教师要多一些宽容,对学生积极参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行为及时加以肯定。把教师的信任化作学生进步的动力。对于学习中学生提出幼稚、古怪的问题,一定要持宽容的态度,要允许学生出错,允许改正,允许保留,欢迎质疑,欢迎争辩;③教师要加强自身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开放式教学向教师提出了挑战,对于拿不准的问题,要坦诚承认自己的不足,与学生共同研究。 第二,具体落实历史课堂教学中的问题教学。①以“问题”为引导,指导学生搞好历史学习,学习前可以书面问题的形式指导学生从历史条件,历史阶段特征,影响等方面进行自我预习,检查学习效果,对于学生存在的模糊认识或错误理解,作为重点分析内容,对学生能联系其他学科知识,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历史现象,这种超书本知识范围,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思维方式和能力,教师要加以鼓励。②以“问题”为中心帮助学生形成历史知识结构。问题教学要让学生站在一定的高度去分析历史,构建历史知识的整体结构,变机械记忆为理解记忆,提高学生的记忆能力与理解能力。③以“问题教学法”突破历史复习的教学重难点。现今的高考中,历史学科的知识考查以学科主干知识与社会热点问题相关的知识为主,这是高三复习教学的重点也是肄业班历史教学的着眼点。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些知识也就成了教学的难点,历史教学要充分利用问题 引导学生突破主干知识,并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创设新情境,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④以“问题教学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历史思维习惯。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培养学生对评价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方法等形成良好历史思维习惯,在评价中坚持两点论,重点论等思维方式,全面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另外在对历史事件,历史文献等的比较问题中,帮助学生形成较为固定的历史比较方法与习惯,同时得出一定的历史启示,以挖掘历史的思想教育功能。在对历史事件,政权组织,政治运动等性质分析提问中,形成分析性质的一般思维角度与方法,在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因素时,培养学生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历史的思维习惯。⑤以“问题教学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某一阶段、某一专题、社会热点作为问题设计的中心,既可培养学生历史学科内部的综合能力,又可培养学生学科间的综合能力。⑥以“问题教学法”指导学生的历史课后学习。 第三,提供学生课堂教学以外历史“问题解决”的学习平台。根据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在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必须给学生提供“问题解决”学习的平台,这样的平台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计算机、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平台,发展远程教育的教学模式,建立专题学习网站,开展在线讨论,异步讨论等形式的教学活动,如在BBS系统中建立学科主题讨论组,教师设计能将讨论逐步引向深入的后续问题,让组内学习推向深入。二是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在课堂教学中碰到的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不宜在课堂上展开,根据分层教学的原则,可以鼓励学生作为一个研究性学习课题立项,然后,进行较长时间的研究,以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和学校教育资源,为我们深层次教学和学习服务,从而从实战角度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的人才。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创新处理几个关系 创新,已成为时下教育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历史教学中也是如此。不少具有强烈求索和实践精神的教学工作者及时实现观念更新,大胆采用新的教学思维模式和教学方法。在尊重科学,服从真理的前提下,鼓励学生标新立异敢向课本质疑,向资料、老师说:“不”。这些,使历史课堂教学充满生机,促进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 但是,也应该看到,有些试图创新者脱离教材,学生和社会实际,违背了创新的真谛,造成历史教学中某此无序状况,表面看来很是花哨、闹热,实则让受教育者无所收获或少有收获,甚至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其表现大致有下几种:理插科打诨。课堂上开玩笑,讲佛教、讲到鲁智深醉打山门、《蒙娜丽莎》就是达芬厅的自画像变形之美。博得学生一惊一笑,以为这就是创新。二是滥加臧否。课堂上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个人之好恶,道听途说之材料,任意评说,引起学生认识混乱,以为这就是创新。三是放任自流。课堂教学胸无成竹,缺乏驾驭课堂的能力,扔下几个问题,不加引导与指点,让学生争争吵吵,无结果而散,留下认知上的空洞或缺陷以为这就是创新。四是活动取代。有的以参观、讨论取代教学,或以“电灌”取代“口灌”,缺乏与课文的有机结合,仅仅停留在历史教学的表面,没有体现出历史学科的特殊性,还以为就是创新┉出现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出于对创新教育的裨理解有误。创新教育,说到底,就是要以人为本,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培养受教育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开发具有不同禀赋学生的潜能,使之成为应21世纪需要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我们认为,历史教学必须创新,但这种创新不应该是勉强为这,形工序义的,而就该是贯穿教师创新意识与求实作风,精心筹划、设计与操作,确有成效的。 历史教学的创新,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短程能力的关系。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能力源于知识。试问,对基本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时空都茫然无知,你能说他有历史思维能力吗?当然,知识又有待于转化为能力,单纯地提“知识就是力量”,也有片面性。知识必须经过加工、联系、拓展和重组,才能在今年内后的实践中应用于。当今世界上的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关系中的盘根错节、风云变幻,深长思之,仍可从古今吵外历史现象中找得巫通之外。水有源,树有根,在历史教学分明新中,必须注意知识与能力并重,舍近求远何忽视知识传授,片面强调能力的作法是不可只传授知识,不教给学生思维方法,不培养成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的作法同样是不可取的。 二是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既要讲继承,又要讲发展,对传统教学手段不能一概否定。实际化教学,有形有影有声,入眼入脑,活泼感人,这是创新;站在讲台上,一本书、一支笔或加一幅图,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师生心灵感应,产后情感受上、意识上的共鸣,这也是创新。创新的关键不在表面,而在实质。当然,我们不能以此为“满堂灌“辩护。不过,我前历史教学工作者有必要在传统与创新的结合上做文章,使自己教学更趋完美。我们不能固守传统教学方法,排斥先进教学手段,而应使二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不使用电化教学手段同的,可否试它一试?课堂气氛过于沉闷的,可否注适入一些新鲜空气、启疑、激疑、释疑,让教学过程式充满思辩性、挑战性、生动性呢? 三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历史教学形式应该多样,因课而异,因材而异,因人而异。变化多样的教学形式往往能给学生以新的刺激感,形式活跃的课堂氛围,给学生发挥聪明才智提供适宜的载体。在这方面,不少教师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创造。有的把讨论引入课堂,让学生阐述观点,说明道理,甚至围绕一些史不界尚有争论的问题,把学生分为正方、反方,一形辩论。如郑和下西洋、殖民主义的后果、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对中国有影响的问题,都可分为辩题。不必担心学生越辩越糊涂。 在教师的主导下有序进行的课堂争鸣只会带来学生热情的高涨,发散性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的提高。 四是课内与课外的关系。历史课堂教学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总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还有一些矛盾客观存在。如历史教材的相对稳定与史学材料的大量涌现,信息剧增的矛盾,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的矛盾。所以历史教学分明新不仅要注重课内,还要充分利用课外,只有课内外双管齐下,有机结合,形成合力,才能促进历史思维,历史创新能力的发展。这里有很多形式可供利用。如结合教学,有计划安排学生参观博物馆、烈士陵园、考古遗址、图片展览等;组织学生到学校和地方图书馆借阅相关的历史资料;组织学生参加学佼、地方的历史知识竞赛,重大历史题材影视片评论,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演讲以及历史小论文比赛活动等。课内是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主阵地,课外活动则是课内的延伸和深化。在这是,必须注意的是,课内与课外,不能成这互不相关的两张皮,而要努力形成契会点,要引导学生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丰富的知识是创造的先导。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其他自然学科、社会科学知识,就不可能纵览古今,正确地总结过去、指导现在、预测未来,就谈不上创造才能的发挥。学生的知识面愈广,愈具有综合性、渗透性,其创造力普愈强。 “古文科斗出,新叶剪刀生”。我们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承担着重要的使命,我们的作为21世纪建设人才的价值取向、人文素养、知识构成和能力素质紧紧相连。我们应该站在“面向现代化、不懈的追求,研究和实践历史教学创新的途径和方法,开拓出中学历史教学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创新处理几个关系”,更多内容请点击精品学习网论文频道。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 （广西教育学院政教系 李露） 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下，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改进和加强学校的德育工作，培养德才兼备的跨世纪新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就历 史教学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这一个侧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传统美德教育与现代化建设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学说为主干的伦理型文化。所谓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 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它对中华民 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作用。 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有了 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市场经济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最值得注意和忧 虑的是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腐蚀和毒害。金钱至上、自私自利和贪图享 受的思想，正扭曲着一些人的灵魂，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协调，并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在现代 化建设中，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多地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必须创造能够适应新经济关系的新道德体系， 即适应时代需要的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样不但能够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而且能够保证物 质文明按照既定的价值导向健康地发展。传统美德是现代化新道德的基础，是建立新道德体系的思想材料，其 内涵我们完全可以赋予现代意义，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大力开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是历史赋予教育工作者的重任，对教育青少年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 ，激励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 格人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历史教学中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道德教育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挖掘丰富多彩的典型素材，寓道德教育 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可以对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历史学科的特殊功能所在， 是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学历史教材蕴含着不胜枚举的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极好素材，针对当今改革开放形势和青少年学生 思想的实际，我认为当前在历史教学中应大力提倡的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精忠报国 在封建社会中，报国往往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众多的士大夫以一死报君恩来昭示自身的气节，但更多的 志士仁人、民族英雄，如苏武饮雪吞毡、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气贯长虹、戚继光英勇抗倭、林则徐虎门销烟 、陈天华钟鸣狮吼、谭嗣同快哉赴死，都是在国难当头之时，或为国御侮，或抗争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 然正气。从古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直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都表 现了民族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高风亮节。 2.天下为公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如墨子推崇的“摩顶放踵，利于天下而为之”、诸 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主张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宪成的“国事家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孙中山提倡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这种崇高的志向和博大胸怀，是我们民族精神的 精髓，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自豪。在中国历史上，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奉献者，光耀星繁，代代相传 。从大禹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到班超立志边疆几十年，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都体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 3.勤劳节俭 中华民族自古褒扬勤劳俭朴的美德，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史书上不乏这方面的箴言，如“一生 之计在于勤”、“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等。中华民族以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如马钧发明翻车、李春建赵州 桥、黄道婆改良纺织工具……都是劳动创造世界的生动事例。墨翟、隋文帝、王安石、范仲淹、明成祖、曾国 藩等，均可谓节俭的名人，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节俭的模范。 4.自强不息 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奋勇进取的传统意识，提倡做人要“刚健有力”，“自强不息”，为事业要“废 寝忘食”。自强不息，奋勇进取，表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民族志气，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住，它使我 们这个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使我们历尽艰难而不衰亡，具有强大的凝聚 力，战斗力。 历史上不乏前人自强不息之记载，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左丘失明而作《左传》；孙膑双脚被膑而作《 孙膑兵法》；司马迁被处宫刑而发愤十五年著述成《史记》。这些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生动事例，将激励学 生为实现理想而奋勇进取。 5.立志勤学 从古到今，炎黄子孙立志勤学的言论、事迹比比皆是。从古人的韦编三绝、墨池、划粥、悬梁、刺股、囊 茧、映雪、借书、挂角到今人的为民族昌盛而学，为中华崛起而学，其精神感人至深。立志勤学是一种民族责 任感，是人才成长必须具有的精神，也是事业成功，国运昌盛必须具有的精神。 6.仁者爱人 孔子最早提出“仁者爱人”的思想，它除了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用外，对于协调整个社会人际关系起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创建社会主义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要教育青少年懂得 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做到“与人为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 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杰出人物热爱人民的事例，如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 ；扁鹊周游列 国，为民治病救命；林觉民“将爱你（妻子）之心去爱天下的同胞”；罗盛教舍己救人的壮举，都充满着对人 民群众关心、热爱之情。 三、历史教学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历史教学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有两条：一为历史课堂教学，一为历史课外活动。这里，就历史课堂教 学方面谈些做法。 教师是历史课堂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他可以通过制定明确的德育目标、有意识地选择德育内容与手段 ，达到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目的。 1.制定明确、具体、恰当的德育目标 学生学习历史这门学科，总是要通过一节节的课堂教学来完成的，这就要求教师在制定课堂教学的德育目 标时要明确、具体。如李白、杜甫、白居易不但才华横溢，诗艺高超，而且具有热爱祖国、忧国忧民、关怀民 情等高尚的思想情操。应当以此向学生进行做人要德才兼备的教育。在制定目标时，还要注意恰当。如果脱离 了所教内容空设目标，或超越学生水平制定高深而不切实际的目标，都不会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2.深入研究教材，把握丰富的德育内涵 中学历史教材涉及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十分广泛，其中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教师应该时刻把 “给青少年播下传统美德种子”作为己任，深入研究教材，努力挖掘教材中包含的传统美德教育内容，并作统 筹安排，通盘考虑，根据各个时期教材内容制订施教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落实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任 务。 3.选择恰当的施教方法和手段 (1)说理教育。在历史教学中要重视说理，即人们常说的“晓之以理”。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寓教于史。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具体事实的知识对于形成观念和信念，起着很大作用”。教师在叙述历史时 应始终用丰富鲜明的事实来揭示传统美德思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学生在具体、生动的历史知识中提高 认识，懂得道理，逐步形成有关的观念和信念。二是要启发诱导。中国古代教育家早就提倡循循善诱的启发式 的说服教育。《学记》载：“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因此，思想教育不能采取 硬灌的办法，而应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中悟出真谛，在心灵中受到启迪和教育。三是要联系实际。这是指针 对学生存在的思想疑虑和不良行为进行教育，但教育时要注意分寸，抓住要害。如特级历史教师蒋炳光看到一 些学生不爱惜劳动果实，浪费粮食比较严重，针对这种现象他在讲“文景之治”时，着重讲文帝提倡节俭，景 帝爱惜谷物的事例。景帝说：“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丝麻。”蒋老师对学生说，一 个封建皇帝尚且知道崇尚节俭。爱惜谷物，我们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少年，怎么能不如一个封建皇帝呢？这样 寥寥数语，就打开了学生的心扉，使学生受到启发和教育。 (2)情感陶冶。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人们对种种历史现象 、历史人物的认识，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常常怀着不同的情感，而情感是思想品德、信念形成的重要因素。这 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动之以情，以发自内心之情去讲述历史人物和事件，给学生以爱憎分明的情感熏陶。情 贵于真。教师要有充沛的、真挚的情感，就得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也就是说，教师要在塑造学生的同时也要 “自我塑造”。 在教学中进行情感陶冶，使用电化手段作为辅助会收到奇效。利用电化手段可创设情境，“再现”已消逝 的历史现象和人物，调动起学生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使学生感受到历史的氛围，从而进入历史角色，受到 感染和教育。 (3)榜样示范。一位法学家说得好：“命令的道路是漫长的，范例的道路既简单又实际。”在现实生活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古代教育家历来重视榜样教育，孔子常举尧、舜、周公等人作为榜样，教育弟子们 “见贤思齐”。共产主义者的崇高榜样是启发学生自我认识，促进自我教育的强大力量。无产阶级的英雄模范 ，先进典型，具有高尚的思想品格，是人们学习的榜样。针对中学生善于模仿的特点，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 结合历史人物的成长道路、创造发明、英雄事迹、豪言壮语或隐性的内容进行讲述，在学生的心灵中树立可供 学习的榜样。 (4)对比分析。在历史教学中适当地进行比较教学，可以收到烘云托月的教育效果。中国历史上有对祖国对 人类做过杰出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也有碌碌无为、游手好闲的寄生虫、恶霸、流氓、地 痞；有为保卫祖国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爱国主义者，也有委身外敌，卖国求荣的不屑之徒；有一心为公的共产主 义战士，也有追名逐利的剥削阶级野心家。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进行对比分析，可使学生明白如何做人的道理。历史教学在贯彻传统美德教育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历史教师应当为此作出更多的努力。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几种新的历史教学方法 人的知识是通过各种感觉器官获得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交叉刺激学生的感觉器官,让学生耳闻目睹、口诵心维,读读写写、讲讲练练,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样做,可以拓宽学生获得知识的信 息渠道;还可以使课堂教学轻松愉快、生动活泼,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依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我在上历史课时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创造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谨此罗列,以求抛砖引玉。 历史课的语文教学法 在历史课中引入语文教学方法,是完全可行的。自古文史相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任何文学作品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并反映某一个方面的社会现实,同样,任何历史内容都是依靠文学形式记录下来的。因此,对历史的表述不仅可以借鉴,而且必须借鉴文学的方法。如从贾谊的《过秦论》中了解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原因,从清朝的腐败历史中认识到《红楼梦》的伟大意义。 把一些语文教学方法运用到历史课之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指导学生围绕历史教材的章、节、 标题来抓中心,划段落,分层次,归纳大意,写出提纲和要点,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运用记叙文和小说的表现手法,按照时间、地点、场景和情节等要素,或叙述,或议论, 或描绘,或抒情,再现历史的过去,生动活泼,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讲述历史原因、结果,分析历史观点,介绍历史场景及历史文物,则采用议论文、说明文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做到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 证严密,逻辑性强。甚至在考试中,我也采用作文的方法,把论述题改为“历史作文”。考中国古代史,我要求学生写一篇的诗词《沁园春·雪》的读后感,考世界古代史,我要求学生写一篇“由新航路的开辟所想到的……”的文章,打开了学生的思路,培养了学生的联想能力。实践证明,历史教学参考语文的教学方法 是很有益处的。 历史课的对抗式讨论法 长期以来,怎样组织和开展课堂讨论一直是历史教学的难点,不少老师布置的课堂讨论场面冷淡,争论不起来,导致讨论失败或者收效甚微。我从大学生辩论对抗赛节目引起轰论效应中受到启发,于是把这种形式引入课堂讨论之中,很受学生的欢迎。 每次讨论前,我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题目,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要求每个人都按题意写成小论文或辩论稿并交给我看。我看完作批示后,把稿子发回给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正方和反方各推举4名代表,在班上进行辩论。其程序是:各自陈述意见自由争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进行裁判并具体分析双方的辩论得失。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我组织的课堂讨论题目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比较”,正方的观点是“西方文明不如东方文明”,反方的观点是“东方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在世界现代史教学中,我设计的题目是:“战争与和平谁是历史的主流”,正方的观点是“和平是历史的主流”,反方的观点是“战争是历史的主流”。这种讨论具有竞争机制,适合学生的特点,他们为了驳倒对方,翻阅了很多书, 讨论的场面十分热烈,趣味盎然,往往是时间已到,很多人仍言犹未了。 历史课的知识串联法 所谓知识串联法,就是抓住历史线索。这线索犹如网之纲,纲举目张,基本知识就会一网而尽。历史知识一般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几个基本要素构成,上历史课必须把这些基本要素讲清楚,这是历史课与其他课程的最大区别。这些要素又可演化成为历史的基本线索,并以这些基本线索把相关历史知识串联起来,好像用线串珠子一样。 比如,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列出大事年表;以空间的转移为线索,按一定的地点、区域或国别范围来讲授历史;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往往贯穿了整个时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与孙中山、的名字几乎密不可分;以历史事件的发展为线索,讲清起因、经过和结果,就可以知道每一种历史现象的兴衰过程。此外,还可以把握一定的社会矛盾为线索,分清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改革和革命),以及矛盾产生、发展、激化和消失的过程。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原理来分析历史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一切历史事件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矛盾引发的,而历史事件又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矛盾联系起来,如评价历史事件的性质要看其主要方面,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要一分为二 。 可见,历史教学抓线索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线索反映了教师的教学思路,教学思路又是由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及教学条件来决定的。一个成熟的教师,其教学思路必然是十分清楚的,有条不紊的,符合学生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的,对不同的教学内容要采用不同的思路来组织教学。 历史课的点面交叉法 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最重要的是要找准“点”,以“点”带“面”。所谓“点”,就是历史纵向和横向联系的交叉点,即座标。我上课时,往往抓住某一个知识点,谈今论古,谈古论今,或者谈中国论外国,或谈外国论中国。比如讲到世界某段历史时,我就问:“这时的中国怎么样?”,公元1—2世纪,西方有个罗马帝国,东方有个东汉帝国,不同的是前者是个奴隶制帝国,后者是个封建制帝国。讲到现在的“中东和谈”,就说一说犹太人的苦难历史、现代的几次中东战争,帮助学生分清是非曲直,并介绍一些书目让学生去借阅。这种点面交叉法,大大丰富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 历史课的教学点,还包括现实社会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启发学生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有人也许会认为这样做,上历史课会离题,扯得太远了。其实不然,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讲现实问题,是符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教学原则的;其次,学生对现实问题比较关注,也感到比较困惑,如果我们从本学科的实际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讲解,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其效果将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课的点面交叉法,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尽量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使之融汇贯通。为此,要求教师必须要有厚实的知识基础。培根有句名言:“知识 就是力量。”我们教育界有一句老话叫“给学生半桶水, 自己就得有一桶水。”所以,教师平时知识的积累是很重要的。我坚持看书学习,特别是注意收看电视新闻、专题报道,阅读报纸杂志,以扩充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上课时补充一些教材之外的材料。我收集资料的办法多种多样,或做索引,或剪报,或抄录于卡片和笔记本,或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学生作业做得好的我也保留下来。我把这些资料归纳分类,使用起来很方便。教学者,欲教必须先学,作为教师,应该教到老,学到老,教学相长永远是个真理。 历史课的过程教育法 整个教学过程可分为三大环节: (一)备课环节。我在实践中总结出“备课三步法”。第一步,备教材,知道“教什么”(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第二步,备学生,明确“为什么教”(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思想教育);第三步,备方法,掌握“怎么教”(开头、中间、结尾)。一节课上得好或坏,关键是看课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 (二)上课环节。传统的课堂教学是老师“满堂灌”,搞“一言堂”,以讲授为主。我主张课堂教学应该 把重点放在搞好“教”与“学”的双边活动方面。“教”以“导”(引导)为主,“学”以“思”(思考)为 贵,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 (三)课后或课外环节。这个环节以学生的自学为主,有两大任务:一是消化课堂教学内容,扩大历史知 识面;二是通过课外活动,培养历史教学技能。历史课外活动有多种多样,如“参观名胜古迹”、“历史知识 竞赛”、“历史故事会”、“历史园地”、“历史游戏”、“历史剧讨论会”,等等,既可丰富学生的知识, 又可提高学生的能力。 上面所谈到的,是我上历史课的一些做法,有一些还停留在想法阶段,还是十分粗浅的。教海无涯,学无止境,十年教师工作所积累得的这些点滴经验,只不过是我在教学海洋的岸边所捡得的几枚贝壳而已。 历史教学论文:在历史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所谓教学,应在于学生在学校知识全部忘记后,留下的那部分东西。”那么在历史教学中留下的应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历史教学要留下的应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应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是正确的思维方法和思维习惯,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现结合人教版初二《历史与社会》的内容,针对初中学生普遍存在的思维缺陷(如考虑问题时容易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谈谈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请记住我站域名/]从而在历史教学中点燃学生的心智,让学生变得聪明。 一、引导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任何事物都和周围其他事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因此,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把握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中诸多因素的内在联系。例如,教材下册第五单元第三课“世界开始走向整体”中以“新航路的开辟”为中心,讲述了新航路开辟的背景和影响。为此,在教学中,笔者向学生提出了几个问题:(1)为什么要开辟新航路?(2)为什么能开辟新航路?(3)新航路开辟给世界带来了哪些影响?在学生思考回答后笔者进行了总结:(1)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东方遍地是黄金”的诱惑,西方各国急需向海外扩张以获取原料和市场,而从亚洲到欧洲的陆上交通却被奥斯曼帝国所隔断,因此,西方国家迫切要求打开一条新的贸易通道。(2)地圆学说的流行,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新航路的开辟成为可能。(3)新航路的开辟,使大量欧洲居民移民来到美国,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残酷的奴隶贸易使黑人从非洲来到美洲,欧洲殖民者的殖民扩张和野蛮屠杀导致了印第安文明的衰落,亚非拉许多国家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全球联系加强了。这些都是新航路开辟的结果,与新航路开辟构成了因果关系。这样教学,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能力。 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有机联系。例如,新航路的开辟使许多亚非拉国家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从而导致了这些亚非拉国家的长期落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等)的绵延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这些都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而八年级上册综合探究一——保护我们身边的古老文明中“怎样评价他们的做法”,本身就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来看文物保护和旅游业、城市建设的关系。通过教学,能培养学生用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历史问题,并把它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引导学生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又是变化发展的,绝对静止的事物是没有的。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例如,教材下册第二单元第五课中有一段关于科举制度的对话,学生不易理解。在教学中,笔者首先向学生介绍了我国古代官员的选拔制度。我国古代官员的选拔有世袭、军功、荐举、郎选、恩荫和科举等形式,主要可归结为三种制度,即先秦的“世卿世禄”制度,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度和隋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其中科举制度延续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然后问学生:“为什么对科举制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说明了什么?”让学生从科举制度的演变中了解科举制度对个人对社会的不同影响。早期的科举制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因要求学生严格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而作文(史称“八股文”),已成为压抑人性和创造力的关键因素,也成为钳制中国思想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不同的人对科举制会有不同的看法,就是根据科举制在历史演变进程中的不同作用而言的。在这里,笔者对学生强调了一个“变”字,以引导学生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三、引导学生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利与弊、对与错可以共存于同一事物。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例如,在对秦始皇评价前,笔者要求学生看书归纳出秦始皇为巩固国家统一所采取的措施,并思考、讨论以下问题:(1)你怎么看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2)有人说:秦始皇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北筑长城,南凿灵渠,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所以,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功不可没。你认为这种观点对吗?为什么?(3)陕西西安的“ 兵马俑”举世闻名,你怎么看待秦始皇的这一浩大工程?(4)为什么秦王嬴政自称“始皇”?他的目的有没有实现?为什么?(5)有人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你认为这种观点对吗?为什么?(6)综上所述,你怎样评价秦始皇这个人物?通过对以上系列问题的讨论、分析,使学生懂得:(1)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秦始皇灭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封建国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民心所向,也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同时,秦始皇筑长城、建阿房宫、建兵马俑,横征暴敛,在当时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因此,秦朝的灭亡也是秦朝实行暴政的必然结果。(2)秦始皇“焚书坑儒”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但秦始皇筑长城,凿灵渠,车同轨、书同文,巩固了国家统一,对当时社会发展又产生了积极作用,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由此,我们要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不能看到他“焚书坑儒”、横征暴敛的一面就说他是个暴 君,也不能因他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等就说他是个明君。 四、引导学生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有后者才反映了事物的性质,决定了事物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要透过现象抓本质,特别是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因为,历史事件的发 生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历史的本质往往被历史现象所掩盖,所以,在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中,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也要培养学生透过历史的现象看到历史本质的能力。例如,通过教材下册第六单元第三课“汇入工业文明大潮的中国”教学认识中国近代的苦难历程就是如此。 中国近代史分两条线:一条是侵略与反侵略的中华民族的抗争史,这是一部挨打史、血泪史。中国为什么会挨打?在教学中笔者设计了几个问题供学生思考:中国“屈辱的岁月”从什么时候什么事件开始?为什么这段历史是中国“屈辱的岁月”?地大物博的中国为什么会挨打?在学生进行回答后笔者再加以总括:对造成中国“屈辱岁月”的原因,我们既要正面分析列强的罪恶,也要反思我们民族自身的不足,以寻找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本质。通过引导学生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实力、思想观念等方面对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作比较,就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在各方面都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国家,而落后就要挨打。近代史的另一条线索是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缓慢发展,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艰难行进的过程。由于历代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加之近代的闭关锁国、落后挨打,致使中国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化进程缓慢,这又扩大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甚至日本的差距。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剖析,我们看到,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挨打史,也是一部民族抗争史,中国的近代史的演变轨迹,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的殖民侵略和中国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双重因素造成了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这说明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本质。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渗透辩证法教学,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既是历史教学的目标,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教师必须予以贯彻实施。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如何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历史教学中如何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文/李毅 内容摘要:历史教学互动方式有多种,可以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来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第一部分 问题的提出 一、目前教学互动的现状: 目前教学互动的现状有: 1.师生互动是一种非对称性相倚性互动。教师根据自己计划作出反应,学生则以教师的反应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据,教师能引导和控制互动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学生则是被动的,被引导的。 2.师生互动是一种教师对学生实施高控制和高约束,学生对教师采取高服从和高依赖的人际互动。 3.师生互动以事物性为主,情感交流很少。 4.师生互动以传递固有知识技能为主:这种互动现状有正负两种功能。正功能体现在技能的习惯,负功能则表现在不利于学生尊重需要的满足和学生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展上。 5.教学互动中,师生互动多,生生互动少,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则更少。 二、研究的假设及要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的理论假设 根据对己有研究的回顾与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1.教学互动水平能够通过训练得到提高。 2.影响教学互动的第一位要素是学生的特征,关键的因素是教师的素质,教材的编写也是重要的因素,如果教材内容量大,就没有互动的时间。 3.良好和谐的师生互动关系可促进学生交往能力和社会性的发展。 (二)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1.确定教学互动类型,并据此设计出5个教学互动案例。 2.以设计的互动案例为实验因子,训练师生互动能力,教师与教材互动能力,学生与教材互动能力,观察其变化。并辅以个案观察法,从定量、定性两方面分析互动训练对教学互动的影响,探讨教学互动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 一、归纳教学互动的构成要素 本研究将教学互动归纳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四个方面,并以四个方面设计的42个问题,作为评价教学互动水平的依据。 二、确定互动类型,设计实验因子 表1教学互动类型的比例 表1 依据“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问卷”首先对实验组、对照组学生进行测评,并进行Z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无显著性差异,他们具有同质性。 2.施加实验因子,进行现场实验与观察实验组学生除正常教育外,增加互动活动实例训练,每节课增加15-20分钟,每次互动结束时,由老师根据互动表现总结、评价、强化好的互动行为,逐步提高教学互动水平。并由教师对典型互动案例详细观察记录,以便实验结束后作定性分析。 3.实验过程中的观察 根据教学互动的构成因素采用事件取样法对学生进行个案追踪观察,详细记录互动持续的时间、发生的背景、互动双方扮演的角色,互动的具体过程、典型的语言、行为和表情、互动的结果、后果、互动原因分析及评价。观察对象的选择,根据前测中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数,求出所有被试学生在互动各方面的平均数X,标准差S,每周2次课观察,每次35分钟,由指定学生记录、老师评定。 4.其他辅助方法 让实验班学生每人制作一个“学生历史小档案”,记录学生的自我评价。 5.后测: 实验后再次依据“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问卷”对照组学生进行测评,并进行Z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表明实验对提高教学互动水平有效。 6.评分与统计: 将前测成绩,后测成绩填人事先制好的表格内,求出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实验前、后的X和S,进行Z检验;并对实验组与对照组互动各因素在实验前、后进行差异检验,根据检验结果作定量分析,根据个案追踪观察材主料作定性分析,从而探索教学互动的特点及规律。 四、结果与分析 (一)互动训练对教学互动能力的影响 表2教学互动测量比较表 表2 由于p〈0.01,因此认为互动训练能提高互动水平。 (二)互动训练对互动水平各构成要素的影响 表3实验组与对照组互动各要素实验前后比较 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实验前对二组的互动各要素进行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经4个月互动训练,在教师与学生互动、学生与学生互动、学生与教材互动方面,二者差异显著。 五、讨论 (一)教学互动训练能够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发展 实验结果表明:互动训练可以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发展,互动训练后,互动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用许多实验证明,外部剌激能使学习者发生相应反应进而习得某种行为,而影响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强化。通过改变所施强化的种类、程度、频率或方式等等,可以有效地控制互动行为的学习,都是极其有效的。要卓有成效地塑造学生的互动行为,培养其互动能力,强化是关键环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提高。 (二)教师的素质是提高教学互动水平的关键因素 教学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第一、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1.教师自身因素:教师应通过自学和求学等多种途径提高专业知识。如果一个老师谦逊、博学且又善于教学,学生的积极性就被大大地激发出来,就愿意学习,与教师的互动频率就会增加。另外,教师要将自己造就成值得推崇的模范,要用自己的人格影响学生的人格的发展和形成,用自己的性格去培养学生 的性格。因为品质优秀、素质良好的教师是一种最有力的教育手段。2.学生因素:作为教师应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从而促使他们参与到课堂中来,增强学生与教师间的互动性。 作为教师应怎样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坚持内因为主的方法:有人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也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教师在实施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的方法应新颖有趣。不仅要把学生的学习由“学会”转为“会学”,要让学生从“要我学”转为“我要学”,要使得学生“愿学、好学、乐学、勤学、独学”,要开发学生在没人要求情况下自主学习的本领,使其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只有具备学习能力的人,才能进行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才能适应二十一世纪发展的需要。 (2)充分注意外因的作用:当代认知心理学强调学习的内部动机,但也十分重视学习的外部动机。学习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对学习内容都感兴趣,所以对于学习者,尤其是少年儿童,应适当多一些口头和书面的表扬、鼓励和奖励,逐渐增强其学习的内部动机。应当认识到:如果只依靠内部动机,那么,一旦学习的目的达到,学习者的需要就可能衰弱。如果同时注意对外部动机的引发,学习者就会有足够的力量。 (3)注意因材施教原则: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还应注意因材施教原则,即从客观上充分考虑学生的个别特点:根据学生的个别具体情况和水平确立个人具体学习目的;要看到每个人的亮点并容许其用自己的优点去弥补其不足。 (4)创设“问题情景”教学: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注意从多角度、多方位设计思考题,发展学生横向、类比、逆向、联想等发散思维,使学生不单单停留在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的表层,而且能利用现学知识,结合己学知识去创造、去探索、培养发散思维,增强创新意识。比如在《“”十年内乱》中问到:“九一三”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对当时人有哪些警醒,对后人有哪些教益呢?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究竟是什么?通过问问题,使学生联系实际思考问题。 (5)正确运用比赛等形式:研究表明,人脑处于竞争状态时的学习效果要比平时的学习效果好得多。“石本无火,相击而发光。”教学实践也反复证明,学生对即使是毫无直接兴趣的智力竞赛活动,因渴望竞争取胜而产生的间接兴趣,也会忘记事件本身的乏味而兴致勃勃地投入到竞争中去。为此,教师应设法把课堂变为“智力竞技场”,积极创设竞争氛围,在课堂上开展各种自学比赛活动,如抢答比赛等。 各种竞赛活动能使学生对所学知识产生兴趣,变苦学为乐学,使学生大脑处于高效率的最佳学习状态,能有效地提高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率,同时培养了现代人所需要的竞争意识。 第二、学生间的互动: 1.学生间互动的类型: (1)全班教学法:此方式能使学生动脑、动口、动手、专心致志、主动学习,发展语言表达能力。 (2)个别辅导: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宜采用此法。 (3)同桌活动:此方式适合于简单的问题。 (4)小组活动:此方式适合于有一定难题的问题。 2.学生间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1)内容上:学生只有面对自己熟悉的材料才会产生讨论和探求的兴趣,才会有抒发自己感情和观点的需求,也才会有话可说,并在积极参与的活动中获得历史知识。因此,教师可事先就所学习内容提供相关的讨论话题,让各小组选择;如果学生对教师预设话题不感兴趣,也可以自拟题目。 (2)时间上:老师用多少,学生用多少,学生间的互动又用多少,什么时候进行学生间的互动,都应充分考虑。只有保证学生的互动时间,互动内容才会有深度,否则只能停留在表层,达不到教学的目的。在互动中,如果有的小组已提前完成任务,教师应将事先准备好的话题布置下去,而对有可能超时的互动要给予及时提醒。另外,也可通过教师与学生协商时间来确定。因为通过磋商有利于学生增强监控意识和责任感,并提高互动中学生的参与率。 (3)要创设偷快、和谐的课堂氛围:教师可以通过音乐或诙谐的话语增添轻松的学习气氛,只有在放松状态下,学生才乐于参与,学生的互动才会更加有效。另外,教师在表达语言时,语气要自然、态度要真诚,这样师生间的距离才会拉近,学生也会高昂、无拘无束,学生间的互动也能在亲切、融洽的氛围中进行。 (4)要考虑学生的性格特点,进行适当的分组:由于学生性格不同,参与课堂互动的积极性也不同。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可将学生分为以下六类:努力学习型、默默无闻型、社交型、附庸型、游离型和厌学习型。由于学生的性格不同,参与互动时也是不均衡的,厌学习型是由于基础薄弱,想参与活动却又力不从心,为掩饰内心的自卑而置身事外导致厌学,这样的学生如果和努力学习型的分配在一起效果会更好些。默默无闻型由于性格内向,喜欢自己琢磨,喜欢独处,不善于在人前发表意见,他们有能力说,有的甚至还是学习尖子,但不善于争取机会,即使听到与自己不同的见解也不加反驳,因此他们如果和社交型的在一起效果会更好。 （5）要向学生提供充足的资料：比如可适当准备与教学相关的图片,学生通过图片更易于掌握知识,更促进学生间互动。教师还应提供与学生互动内容有关的补充材料,使学生自如地表达相关内容。同时,还可以提供因特网网址和报刊杂志等。 （6）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在分配好小组后让学生参与互动时,教师本人并不是无事不干,而是要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和点拨,例如引导学生围绕课文中心发言,不要离题太远。尤其要关注厌学型学生在互动中的表现,让他们多一些发言的机会,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在互动中还可把学生的重要观点或创见写在黑板上,这样可使学生受到鼓舞,并起到引导作用。 (7)要有评价:对小组互动,不仅要有整体的评价,对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也可作适当的评价。对互动结果要及时展现并给予表扬,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增加其完成学习任务的责任感。 第三、教师与教材的互动: 1.教师要利用教材但又不能完全拘泥于教材:教师在选择教材内容时,要把历史学习和生活经验相结合。教师可以通过采访、个人访谈或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学生所敬佩的人、所喜欢的历史事件。了解学生的生活经历、知识和技能基础及其感兴趣的话题,教师再做进一步的迁移,将教材中的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结合在一起,能有利于有效地组织课堂教学,同时也帮助学生用所学知识去处理日常生活实际问题。 2.将教材内容以媒体方式呈现: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巧妙运用生动形象的教学媒体,丰富学生的视听形象。教学媒体包括录音、录像、挂图、投影、电脑等教学手段,利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起到调节情绪、设置氛围、引人入境、诱发联想的课堂功效。例如:在学习《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国》这一课中,为了使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编辑了部分录像,在学习《“万方乐奏有于阗”》中,还将选取六个少数民族的服饰彩色打印出来,这样就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四、学生与教材的互动: 学生根据教材内容通过各种表现方法来体现教材的内容。如:对内容生动的课本剧可让学生表演,使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满足其表现欲,如介绍满族的礼仪“打千”；再如,学生通过写论文等形式来学习教材内容,使 知识学以致用,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对努力学习型的学生,可让他们自己定任务,自己制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与策略,然后,让学生自我评价互动参与情况以及作业完成情况等,以培养其自学能力。(三)互动能力的培养有利于交往能力和社会性的发展 社会性是指人在形成自我意识,进行社会交往,内化社会规范及道德准则,进行自我控制及表现其社会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学生在互动过程中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能够从根本意义上发展学生的交往能力,从而有利于其社会性的发展。 总之,课堂互动方式多样化,教学时不可能也没必要每一种方式都用到。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组织互动,要科学地组织互动,才能使学生的能力得到提高,才能达到教学目的。 历史教学论文: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 （浙江省丽水市 孙龙基 胡群英） 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认真落到实处。乡土 历史教学则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乡土历史是对学生进行爱家乡、受祖国教育的具体而生动的材料。加里宁说，“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认 识自己的故乡开始的”。“家乡是看得见的祖国，祖国是扩大了的家乡。”此话很有道理。 几年来，我们从听课中发现，中小学生对乡土历史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人们对自己家乡的山水草木，人 文景观，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等一般都有深厚的感情。进行乡土历史教学，可以把爱国斗争进近了，把爱国人 物讲亲了，使学生通过对家乡历史发展的认识，促进对家乡现状的研究，从而使学生的思想感情与家乡与祖国 联系得更切实，更紧密，培养他们为建设家乡的美好明天和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的志向。 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可以使初二《社会》课的教学内容更具体、更丰富。如学习《社会》第三册第 七章《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的“重要的水利工程”一目，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参阅丽水地区乡土 教材中《浙江省最早的水利工程——通济渠的修建》一节。让学生知道，通济渠是处州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丰 碑。1400多年来，它一直在发挥作用，使碧湖平原成为丽水地区最大的粮仓。学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一章时，教师可讲述乡土历史教材中的“方腊起义与处州人民的斗争”、“处州人民反对金、元贵族压迫的 斗争”、“处州叶宗留起义”和“处州人了抗倭斗争”等内容。近现代史部分中可联系讲述的就更多了。它由 近及远地使学生懂得，处州人民的斗争是中华民族斗争的一部分。学习《中国古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一章 内容时，教师可联系乡土历史的相关内容，说青瓷、石雕，论宝剑、香菇，评述这些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 为祖国赢得声誉的工艺品和特产时，学生会激荡一种民族自豪感。学习《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一章时，乡土 教材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无论是处州籍的还是外籍文人学者，都为处州创造了光辉的科技文化成果 。学习这些内容，会使学生激动不已，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自然会在学生中潜滋暗长，这种润物细 无声的情感培养，是空洞说教所无法替代的。 近在本乡本土的许多历史文物、遗址，可供学生参观、考察，有些史实还可以让学生调查访问，从中得到 一些感性知识，培养学生的情操。丽水地区七县二市，著名的名胜古迹有64处，重要的纪念地、烈士墓8处 。如缙云的仙都、丽水的南明山、青田的石门洞、庆元的西洋殿、松阳的延庆寺塔，龙泉的九姑山，云和的龙 眼洞、景宁的时思寺、遂昌的遗爱寺以及牛门岗新石器遗址、大窑青瓷古窑址等都名闻遐迩。青田的同 志题词纪念碑，景宁的李振彪烈士墓，青田、龙泉的革命烈士陵园，丽水厦河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等都是 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基地。通过历史考察和调查研究，增强了历史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又在潜移默化中培 养了学生爱乡爱国的情感。 乡土历史是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民族灵魂的一个缩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具体材料，切 实搞好乡土历史教学是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一环。 丽水地区虽然地处西南山区，但源远流长，有悠久的历史，在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长中占有一席之地。早 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处州涌现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令人瞩目，可谓是“人杰地灵”。 杜光庭（缙云人）是一位著名文学家，他创作的《虬髯客传》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南宋著名学者鲍彪（缙 云人）著作颇多，主要的是《杜诗注》和《战国策注》。南宋龙泉人叶绍翁是学者又是诗人，他的“春色满园 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诗句，富有艺术性和哲理，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松阳人张玉娘是与李清照等齐名 的南宋四大女词人之一。南宋时著名的医学家、青田人陈言著有《三因极一病源论粹》一书，创立“三因极一 ”学说，对中医病理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元末明初的刘基（青田人）学问渊博、才智非凡，是我国历史上 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朱元璋征聘的“浙东四先生”中除了刘基，丽水的叶琛，龙泉的章溢也都是 明代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对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朱明王朝起了重要作用。明初著名学者、龙泉叶子 奇的《草木子》是我国著名的笔记之一，它对研究元末明初历史有重要参考作用。 通过乡土历史教学，应让学生明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丽水地区畲汉各族人民不断进行反压迫斗争 。如北宋方腊起义时，霍成富、陈箍桶在缙云举旗响应，后壮烈牺牲。为反对金、元贵族的压迫，缙云人詹友 在靖康之难中忠贞殉国；丽水人姜绶忠贞不屈，被金人杀害。丽水人刘倚友在东京保卫战中英勇牺牲。遂昌人 龚楫战死和州，名垂史册。龙泉人何志同、鲍廉，青田人林融、季文龙，缙云人曹天骥、曹天骏兄弟都为反对 金、元贵族压迫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近现代的乡土教学更有助于爱国主义教育。在太平军两次进军处州时，爆发了陈二麻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 赵起为首的金钱会起义，有力的支援了太平军的斗争。当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丽水地区兴起之时，处州爆发了 以会党为中心的反教会反侵略的爱国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 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成立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使处州革命斗争生气勃勃，刘英、粟裕等英名永远留在 丽水地区人民的心中。抗日战争时期，同志和华侨领袖陈嘉庚曾分别前来我区视察和慰问。还为 青田东源小学的创立作了“中华民族新希望”的题词。 丽水地区虽是山区，但处处有宝。龙泉宝剑“寒光逼人，削铁如泥”，是闻名全国的工艺品。它名扬四海 ，在1915年巴黎博览会上得过奖。青田石雕饮誉国内外，它作为商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妙绝 伦的石雕代表作如《葡萄山》等，成为我国工艺美术中的瑰宝。“山珍海味”之一的香菇源于我区的庆元县。 庆元县不仅是中国香菇种植的发源地，也是世界香菇种植的发源地。龙泉青瓷是我国青瓷的代表，有“薄如纸 ，明如镜，青如玉，声如罄”的美誉。通过教学，我们可以启发中小学生立足家乡，放眼全国，胸 怀世界，促 使他们树立为建设家乡美好的明天和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的志向。 近几年来，我们要求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结合统编教材认真使用经浙江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浙 江省丽水地区义务教育乡土教材·历史》，并列入结业会考范围。据我们了解，全区绝大多数学校都能按此要 求授课，学生学得生动活泼，绕有兴趣。庆元县屏南镇中学成立了乡土历史兴趣小组，在历史教师指导下举办 专题研究、报告会，联系实际进行乡土史调研活动。该校陶学海同学撰写的《地编乡土教材〈历史〉的点滴争 议》一文在1994年地区中史年会上获得好评。1994年丽水市城关镇举办乡土历史知识竞赛，多数学生 参赛，实际上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1995年11月，地区教研室召开了一次乡土历史教学研讨会，动 员历史教师利用乡土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充分发挥乡土历史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历史教学论文:关于在历史教学中突出爱国主义教育 一、让学生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卓越贡献。 我国是人类祖先最早发源地之一,同埃及、印度、巴比伦一起被誉为世界四 大文明古国。中国文明带着她自己的独特的风格,一个高峰接着一个高峰,直到今天仍是奋斗不息,前进不止!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四千年之久,我国不仅历史悠久且还有灿烂的文化。通过向学生进行祖国悠久历史和辉煌灿烂文化传统教育,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结合我国已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它将为经济的繁荣,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前提和保证。从而使学生坚信祖国“四化”一定能够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也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再现祖国的辉煌。 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教育,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责任感。 古人云:“人无志不立”,我国古代汉朝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班超投笔从戎,功在边疆的远大志趣,东晋时祖巡从邪闻鸡起舞”,立志报效国家,成为收复中原的代表人物;南宋的岳飞从青少年起就有“精忠报国”之志,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众口皆碑的抗金将领而名垂史册。 到了近代,首先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提出的“天国”理想,其次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力等提出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还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等等。 到了现代,更是有着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等革命家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不息,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美好的社会理想,通过运用英雄人物和革命老前辈的浴血奋战,出生入死,顽强斗争的生动史实,教育学生继承和发扬它们的革命光荣传统,树立起振兴中华人人有责,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而献身的精神。 三、进行忠于祖国,为维护祖国尊严和统一的爱国教育。 祖国的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我国各族人民从古到今都为这一 主流和不受外来侵略,进行着长期的英勇卓绝的斗争。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统一的约占三分之二的时间。而且愈到后期统一的时间越长,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国家统一对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家的统一更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史。在凶恶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面前,如果不是一个统一 的国家,如果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团结和英勇反抗,中国在侵略者的屠刀宰割下,就会完全陷入殖民地的深渊。正是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统一和团结形成一条坚韧牢固的纽带,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联系起来,团结战斗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野心。 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了民族的彻底解放,自“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运动到八年抗日战争付出巨大的牺牲,建立了新中国,解放后党又领导中国人民平定了达赖叛国集团,赢得了维护祖国统一的又一重大胜利,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党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以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高瞻远瞩地提出对台湾、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目前香港、澳门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在台湾问题上,去年1月30日,主席发表讲话:“作为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无论是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也好,还是实现两岸统一的谈判也好,都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双方都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上述这些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光辉范例和生动的史实,充分说明了统一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我在多年的历史教学实践中,深深地感到:只要有针对性地选取素材,突出重点,是能够通过历史长河五彩缤纷的生动事例给学生以启迪,在他们的心田中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并引导他们为保卫祖国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历史教学论文: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历史教学活动中来 历史是一门既深刻严肃又丰富生动的学科,如果我们只注重了它深刻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丰富多采的一面,只注重了它严肃的一面而忽视了它生动活泼的一面,则往往会使学生对历史产生退缩、畏难、回避的情绪,从而影响整个课堂教学效果。因此,充分调动各种有效手段,营造积极的课堂教学氛围是激发学生良好的学习情绪的重要因素、是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的前提条件,而创设学习历史的情境则是学生主动参与的必要手段。那么,如何营造积极的课堂教学氛围和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呢?让我们来共同努力,探讨一条让学生参与历史、亲近历史、学好历史的路子。 一、营造学习历史的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推动学生主动和愉快地探求知识的巨大动力,是激发学生灵感的源泉。兴趣不是天生的,是在学校、社会、家庭环境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是人在学习实践中逐步培养的。教师只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融洽和谐的气氛中,以积极向上的心态,以对历史学习的浓厚兴趣和饱满的学习情绪,主动、积极地从历史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营养,铸造人格,提高素质。所以,教师要让学生以极高的热情、极大的兴趣投身于学习、参与教学。课堂教学的主体——人(教师与学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个体。在教学中,营造充满生机活力的教学氛围对于课堂教学的成功与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创设学习历史环境,激发学生的参与动机 动机是指激励人们活动的内在动因和力量。所以激发学生的参与动机是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前提。心理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动机引起的。在教学中我尽量利用各种手段,创设引人入胜的意境,创设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教学情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从而使学生产生参与探究的动机。一开始学生们还有一些胆怯、害羞心理,站在台上不自在、别别扭扭的。那么,如何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使学生摆脱这种心理,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呢? (一)、注重教师情绪对学生的影响 由于教学内容的严肃性和认知上的距离感,在历史教学中,教师情绪状态尤为重要,稍有懈怠,学生就会产生一种气氛低沉状态,因此,在实际中我非常注重调整自己的教学情绪,让自己在精神饱满、情绪振奋的状态下进行教学活动。只有当教师自己处于一种愉悦的状态,学生才会处在一种兴奋的情绪状态下从事学习活动,并主动配合老师的教学,激起他们参与的动机。当师生在教学中形成了良好的情感心理场,课堂教学就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教师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教师作为一种专业素养的情感调控能力外,教师生动的教学语言(包括体态语言)的运用对课堂氛围的创设显得十分重要。对于一个历史教师来说,积蓄好自己饱满的教学情绪,认真设计好自己的教学语言,并在教学过程中适时适度地加以发挥运用,这是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必备条件。 (二)、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由于历史本身具有过去性的特点,往往使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距离感。教师可以把与课文内容有关的新闻时事、社会现实结合到历史教学中来,借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在学到英国侵占我国香港时,让学生搜集有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成功实现的事例;由于事例是学生自己找的而且受到老师的信任和赞许,他们有一种“成功”感,而其他学生也萌发出“欲与他人试比高”的情绪,学生的参与意识被调动起来了。这样把历史感和现实感融为一体,既培养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注重教学形式的多样性 教师要尽可能改变“一支粉笔一张嘴”的落后教学模式,历史课堂不应只用讲述法、谈话法、讲解法,而应依照学生能力水平、教学内容、教学任务等实际情况,选择使用更多的方法。如“讲读议练教学法”、“发现教学法”等。改变“课课一个样,常常一个腔”的教学模式,吸引学生饶有兴趣地学习历史。此外,还可以开展演讲会、故事会、知识抢答、辩论等寓教于乐的各种活动。如学习《》内容时,我引导学生就“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进行辩论,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对于有些不容易解释清楚的重难点内容我先布置学生回去看课文、看课外书、查资料,上课时可以让学生带着资料上讲台当“老师”给其他学生们讲解,我一般针对同一个重难点要找几个学生带不同版本的资料从不同方面去讲解,我在边上只起“导演”和“旁白”的作用。这种方法既能够加深学生对重难点的理解、又能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 (四)、重历史作业的创新 历史作业是巩固历史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许多教师往往比较重视课前设计、双边活动、启发提问、导语结语等环节的创新,而忽视了作业这一重要环节。其实,科学而有效的习题,特别是认知性习题、开放性习题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媒体,也是掉到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有效手段。我的实践证明,在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或同一个班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多种形式的作业布置方法,比如,对于成绩较好的班级或学生我布置的作业多为主观性、开放性习题,而成绩较差的大多以客观性习题为主,这样做收到的教学效果很好,它使每位学生都有事可做而且能做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抄袭现象。因而改革历史作业的内容和形式,赋予历史作业更多的创造性、开放性和灵活性,从而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参与性,既是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历史教师面前的任务。 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在高中文科 历史教学中，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启发诱导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把蕴藏在学生身上的巨大学习潜能 开发出来，是不断提高历史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在教育面向现代化，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 注重培养学生能力的今天，改变以往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法，把教学的重点转移到学生身上，把提高学生素 质当作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乃是当务之急。笔者就此浅谈在高中文科历史教学中的几点具体作法。 一、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 在教学实践中，我依据“双纲”（即《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中学历史考试大纲》），认真钻研课本， 把课本中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章、每一节的具体要求和通过学习应该达到何种程度都告诉学生，让学生心中 有数，目标明确，既能增强他们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也便于学生检查自己学习效果。 二、引导学生阅读课本 课本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也是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尤其是课本中的大字部分，是历史课堂教学 的主要内容。当然，对于小字部分和一些图表，也必须指导学生去阅读，这对于加深理解主要内容及拓宽学生 的知识是不可缺少的。就最近几年的高考试题来看，培养学生阅读材料、分析材料内容，归纳材料中有效信息 的能力显得更加重要。我在近十年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中，体会到教学中通过对课本的大字与小字、文字与图 表的联系贯通，引导学生多思、多问、引伸和拓展，充分利用课本中智能因素，对掌握基础知识和提高能力大 有好处。 然而，许多学生却不重视或不知道应怎样重视课本。特别是在复习阶段一些学生认为自己对课本内容已经 熟悉了，于是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看社会上搞来的一些复习资料上。针对这种情况，我除对学生进行反复 说明外，还利用课本上的有关内容，编制成一些问题，以此督促他们认真阅读课本。例如《中国近代现代史》 下册第一章第三节中，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日本侵华问题的四个材料，我设计了如下问题： （1）四则材料反映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持何态度？ 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 （2）结合材料，说明东北三省迅速沦亡的原因。 （3）你对的上述言论有什么看法？ 通过设计问题，让学生仔细阅读课本提供的有关材料，掌握课本的基础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对课本 主要内容的理解与认识，培养学生的能力。此外还可设计一些问题，使学生在阅读课本时，注意挖掘课本内容 中的隐性知识，以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的能力。如： 下列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应该是：（1）“公车上书”（2）强学会成立（3）《中外纪闻》的创办（4）维 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 此题的正确答案是：（1）（3）（2）（4），而许多学生认为应是（1）（2）（3）（4），出现这一错误 就是由于忽视了课本中的“强学会成立以后《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这句话。所以“《中外纪闻》 的创办”是早于“强学会的成立”的。 另外，还可将课本中的习题、思考题拿出来让学生做或对它们稍加改动再让学生完成等，以此来教育学生 重视课本。 三、鼓励学生提出疑问 讲完一个章节内容，学生可能会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让学生把疑问提出来，交给全班讨论，教 师只在一旁作点拨、引导、启迪工作。对于学生不能解决或不易解决的问题，我根据具体情况给学生予以答复 或提示，必要时则给予个别辅导。 实践证明，学生自己搞清楚的问题，其印象是很深的，记忆也牢，这是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重要方法 。 四、要求学生作学结 在每讲完一章、一单元及一本书之后，我总是要求学生写学习心得小结。写小结实际上是一次重新整理与 复习已学内容的过程。学生们很可能在写小结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以前没有认识、理解的问题，以便弥补缺陷， 并把分散在课本中的知识加以系统化，从而可以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为此目的，我常有意识地布置一些带有 总结性的作业，让学生完成。如“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困难局面是怎样形成的？中共为克服困难采取了哪些 措施？各有什么作用？”又如“我们应如何理解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危机四伏”等等。 另外在课堂上每讲一道典型例题或习题，或评讲试题时，也可让学生进行小结，其内容可包括：（1）题型 及演变；（2）解题所涉及的知识内容；（3）多角度解题思路的方法；（4）题目的改编、联想、引伸、拓宽等 。这样做可使学生的智能得到相应提高。每次测试之后，我还都要求学生对做错的答案一定要改正或重做，并 且一定要求学生认真进行总结分析，在此基础上教师再认真讲评，然后让学生制定今后复习的计划。 五、让学生讨论似是而非的问题 学生在学习、答题过程中，常遇到一些似是而非或有争议的问题，对此，通过课堂讨论、查漏补缺，就能 澄清概念、明辨是非，帮助学生正确理解问题。 例如，中国近代史上的资本主义产生这一问题，就要组织学生讨论“中国资本主义是不是‘欧风美雨’的 产物？为什么？”对此，要求学生先阅读课本，认真分析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结合思考题，进行自 由讨论，各抒已见，然后由教师加以点拨，引导学生得到正确的解答，这样可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和综 合分析的能力。 六、让学生分析错误 学生在认识和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学习中的正常现象，教师的 责任在于引导学生发现错误，剖析 错误，纠正错误。实践告诉我们，剖析错例往往比正面讲解印象更深。 所以，对于错误，特别是大部分学生易犯的典型错误，一定要认真剖析，让学生不仅要知其错，更重要的 是知其所以错，使学生在纠错过程中学习提高。 总之，正确树立“学生主体观”的关键在于教师转变观念，备课中结合学生的实际，分析学生可能存在的 一些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去解决，这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了，学习成绩就能明显提高。 历史教学论文:“指导----自主学习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初中历史教学的任务集中体现在:认识素质的教学和意向素质的培养。本人试就认识素质的教学,谈谈 “ 指导 ---- 自主学习法 ”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首先,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作用的思考。当前,教育机制已全方位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学生会不会学习,不只看他掌握了多少的知识,还在于看他是否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可是现实中,许多教师仍热衷于对教材讲到、讲全、讲透,恨不得把学生当成知识容器,这对于学生认知水平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教师要改变教育观念,由传授型向指导型转化。 其次,对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地位的思考。学生素质的提高,关键在于其自身的积极性,在于其内在的积极因素。教师应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空间,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真正参与,发挥其主体作用,实现自主 ---- 自我学习、自我训练、自我评价等。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要做到在教师指导下,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它旨在调动学生的参与和学习的主动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改变教师讲述为主的教学模式,创造一个民主的、活跃的课堂氛围。根据初三世界历史的教学实践,我把 “ 指导 ---- 自主学习法 ” 应用为 “ 三读、两讲、一练 ” 。 “ 三读 ” 指的是:学生速读、精读、复读。 “ 两讲 ” 即学生讲、教师讲。一练指的是课堂上学生的口头、书面练习。 一、 “ 三读、两讲、一练 ” 的操作 历史科难以挤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因而合理安排每一节课的时间就尤为重要。下面按组织教学的顺序进行说明。 1 、速读 ( 1 )内容:要求学生进行全文速读,着重放在教材的大字部分。 ( 2 )阶段训练: A 、教师带读约一个月 8 课时。带读方式有两种,一是教师组织学生集体默读;二是对重点的或较短的目集体朗读。通过朗读,教师既可纠正读音 ( 尤其是古今音.异 ) ,又可使学生加深领会教材。尤其是起转折、递进、总述及感情色彩的部分。此为动口阶段。 B 、教师导读约二个半月 20 课时。教师指导学生学会做标识,如时间下面划波纹线,地点下面划横线,人名下面划小三角号等等;教师指导学生如何理解各自然段的大意,并理解段落之间、层次之间内容的关系,此法与语文教法有相似之处。目的是使学生初次选择有效信息。此为动手阶段及向动脑阶段过渡。 c 、学生自读。即自我学习阶段,此为动脑阶段。完全由学生自我学习,选择信息,自行识记、理解,并能够初步了解哪些内容还不明白,还想了解哪些。 2 、学生讲。 这一环节,教师能了解学生学习、初步掌握的情况,弥补了教师备课中对学生学习能力预见的不足,为教师全面性、针对性精讲提供了教学出发点。 (1) 要求:学生敢讲、愿讲。学生能讲、会讲。 敢讲、愿讲的关键是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发挥的问题,敢是勇气问题,要求大胆发言,愿是主动问题,要求积极发言,敢和愿都重在培养学生的自我实现意志。因此,如何使学生敢讲、愿讲,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呢 ? 教师应尽量多表扬学生、鼓励学生。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信心、勇气,使学生感觉到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哪怕是做好一道题,改正一个缺点,讲出三、五句话,对学生的微小进步都要给予表扬、鼓励。这样,学生就没有心理负担、不会担心讲错,不会担心被同学取笑,就能推进差生,促进优生。 能讲、会讲的关键是能力大小的问题,教师要注重培养 “ 讲 ” 的方法、技巧,如何使学生能讲、会讲.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呢 ? 教师应先制定小目标,难度小,学生较容易达到、逐渐由易到难。最后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达到表达流利,又有科学性、精炼、准确的目的。当学生讲的时候,教师在组织、用词等方面做画龙点睛地指导。 (2) 阶段训练: A 、列举、讲清基本史实,如《古代希腊》一课第二目 “ 欧洲最早的文明 ” ,学生能讲清: a .希腊早期文明是欧洲最早文明; b 。古希腊主要在希腊半岛上; c 。希腊文明渊源于爱琴文明; d 。后来,因为外来力量,爱琴文明没落了。对图表、材料方面的信息,学生讲的能力还待提高; B 、准确地再认、再现重要的历史事实、历史结论。如《欧洲早期封建国家》一课,学生能准确地讲出: a .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 5 世纪末法兰克人建立了法兰克玉国; b .法兰克王国到查理在位时,建立起查理大帝帝国; c .查理大帝帝国在 843 年被查理的三个孙子把帝国一分为三,这三部分后来分别发展为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 C 、准确地阐述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准确地阐述历史事实的本质、特征、规律趋势,阐明史实之间的关系,等等。如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代的阶段特征可分为: a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新航路的开辟。英、法、美三国先后成功地用革命暴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又用法律手段巩固了成果。资产阶级革命在本质规律的特征上,体现为相似性和差异性。封建制度衰亡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b .民族解放运动。 c .国际关系。 (3) 在组织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时间上的安排。学生回答离题太远时,教师应肯定其积极性,同时用委婉的语言尽早让其停止;学生照课文念时,教师须鼓励学生对课文内容要有所选择。 二是教师要有耐心。学生的认知水平出现差异,总体分析能力处于浅表层次,不能急于求成。 3 、教师精讲。 通过学生讲这一环节后,教师对学生掌握知识的状况有所了解、就可以对学生进行矫正、指导。教师的讲是精讲,既要分析精辟、透彻,又要富有历史学科的语言特色。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书面、口头。 (1) 指导学生建立知识框架体系,揭示知识内在联系,这可以由板书来实现。 (2) 指导学生进行精读,加深对知识的记忆、理解。 教师在备课阶段对教材进行剖折,把握知识内容的核心关键所在,用简明、富有启发的语言进行指导,但对重点的字、句、段,必须逐字讲清,逐段过关。 教师在精讲中,时时要以学法的指导为重。如应用马列主义观点。例:用阶级的观点评价《汉漠拉比法典》,但也要用辨证的观点来评价。如何识图,如何以图说史,如何以史说图,图史因果互证。又如纵横比较法、跨学科法等等。每一种方法的指导,都应依托教材的原文,逐步深入指导,切忌急于求成。 教师在精讲中要有全面性和针对性。全面性,指的是基本要求,如上述之 (1)(2) 。针对性,通过备课中对学生的预见和学生讲的情况出发,针对学生的薄弱之处进行精讲。 有一点应该注意,不能认为教师讲的越少越好,只讲知识条理、框架,这样就没有把握历史学科的特点,一节课就没有 “ 血肉 ” ,没有激情,更没有韵味了。 4 、精读。 教师在精讲过程中,对精读提出要求并对学法进行指导,之后学生展开精读,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体现为教材中的难点。 同时,学生的精读也应集中在重点内容。 5 、练习。 练习可分为两部分,口头语符练习,书面语符练习。 (1) 口头语符练习 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即 “ 学生讲 ” ,前面已述,在此不重复。第二阶段即全课讲完后的练习。阶段训练:巩固、掌握基础知识,培养口语表达的流畅性、正确性、及自我实现意志。我 设计的题型有: 请你谈一谈 …… ;请你说一说 …… ;假如你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将怎么办 ? 如果你是某一历史人物、你将怎么做 ? 这种问题类型比较新颖,学生的主动性再次被调动起来了。 (2) 书面语符练习 目标一:培养再认、再现历史知识能力、运用书面语符表达的正确性、唯一性。这主要在选择、填空、判断、改错等类型题。 目标二:增强培养历史的观察力、感知力、简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初步运用史论、史观的能力。这主要运用于材料题、问答题、评述题。 6 、复读。 上述各环节结束后,不妨让学生闭目凝思,思考哪些已掌握。哪些未掌握,随后翻开课文复读。要求学生细读和比读。细读指的是学生全面地阅读课文,实现再次巩固基础知识、进一步达到掌握知识的框架结构。通过比读,实现知识迁移、能力提高、掌握学习方法。 二、总结 “ 三读、两讲、一练 ” 的操作,基本上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的主体作用真正发挥起来。精神状态方面,学生乐于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态度方面,学生普通积极主动。学生爱上历史课、觉得上历史课是一种享受,并进而树立了对初中历史学科的正确态度。同时,学生的认识素质有明显的提高。 当然,要做到这些,作为老师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认真思考,全盘统筹,所以非常不容易。其备课量非常大,一是要备学生,只有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你的教学才能分步,分层次进行,二、是对教材熟悉,如果对教材不熟悉,就不能掌握其重难点,你也无从下手,那么,只能又走上传统的依样画葫芦,满堂灌的老路。 在实施 “ 指导 ---- 自主式学习法 ” 过程中,我深深地认识到:要真正地落实 “ 指导 ---- 自主式学习法 ” 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指导为主导,面向全体学生、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跟老师扎实的专业文化知识及统筹全局,驾驭课堂全过程的能力有密切的关系,特别表现在时间上的合理分配,重难点的讲述,学生讲练结合,板书的精心设计及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网络都有重大的关联。经过一个学年的实践,我认为这种学习还是很受学生的喜爱,也认为是确实可行的。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历史教学论文:试论历史教学孕涵在素质教育之中 （福州一中 林树中） 自有人类以来，历史与教育就如江河与水流一样地共存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已成 为人们的共识。历史教育在人才素质教育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也越来越被重视。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历史教育的 功能，使历史教学对促进人材成长，素质形成起更大的作用，现就历史教学在中学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 及紧密相关的问题，即如何提高历史教师自身的素质谈些个人的看法。 一、历史知识是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过去，我们对历史知识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虽然有所认识，但是如何认识它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优势作 用，却思考得比较少，认识得很不够。全面发展的教育首先要从具有全面的基础知识开始，历史教育具有全面 提高学生素养的优势。 我们说，学生的素质提高是指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而言：道德水平、文化水平、健康水平、审美情趣，劳动 技能以及智力和非智力的心理素养等，标志着学生素质的总水平。然而，在全面发展的教育中，历史教育具有 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基础作用。 首先，学习历史是深入探讨其他科学的基础。历史科学它本身就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 艺术、教育、宗教、民族等等基本知识，以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为背景。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有 关于天文算学、水利、地理等知识；南宋郑樵的《通志二十四略》，包括了礼、乐、刑、艺、天文、地理、食 货、灾祥以至昆虫、草木等。初中教材还介绍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孙思邈的 《千金方》、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等科技巨著。高中教材则用三章的篇幅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历史科学同其他一切科学都有或近或 疏的关系：它有时要借助其他科学来说明某些历史现象；反过来，其他科学的研究，也离不开历史科学研究所 提供的资料和文献。可见，历史科学同其他科学有着错综交叉、相辅相成的关系。搞好学校历史教育，能大大 开拓学生的视野，使思路敏捷、思维开阔，分析问题就有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知识基础，能增强判断力、 理解力和思维的深刻性。有了背景知识，有了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学生的文化素养就能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这无论是对学习其他社会科学课程，还是对学习自然科学课程，都将是十分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基础。这对全 面发展的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一特点，是其它学科所无法取代的。 历史学科教育，对德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社会现象对学生进行政 治和阶级观点教育是极好的教材；有多少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品德教育是其他学科 所不能替代的。至于进行思想教育，那就更加明显，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渗透在全部历史课程的每个课时以 至每个环节之中。通过学习历史，可以使学生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 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史育德，既体现历史教学上的史论统一 ，又实现了历史在全面发展教育上的德育与智育的统一。 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还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与非智力心理素质。大家都知道，人的心理可以分为智力因 素和非智力因素两部分。智力因素通常指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它们与智力活动的直接效果有密 切关系；非智力因素是指智力因素以外的其余心理因素，如情感、意志、兴趣、性格、信念等，这些因素虽然 并不直接决定智力活动的成果，但它们的作用，却深刻地影响着智力活动的程度、效率，决定着人的活动的指 向与成败。 学校历史教育要明确地提出发展智力，培养非智力心理因素的任务。 对于发展智力，历史教学的有利条件，首先是历史知识的记忆信息量大。我国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光是 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就浩如烟海；社会生活空前丰富，由此积累起来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复杂，也是过去任何时 代无法比拟的，这样，如何记忆历史知识就成了历史教学中的一项基本能力。我们不主张死记硬背，也不主张 把大脑变成信息库，我们主张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有关记忆的心理常识，如遗忘规律等，并结合历 史知识特点，总结出符合学生自己记忆特点的记忆方法来，提高识记效率和保持能力。良好的记忆力，不仅是 学习历史的必要条件，也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必要条件。 第二，学习历史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学习历史的过程，也是培养想象力的过程。历史教材是以文字为主的 信息载体，概括性的文字叙述较多，如果能够依据文字材料的揭示，在头脑中想象出具体生动的形象，将会更 真切地感知历史过程。所以，我们必须从小就要借助于历史教学发展他们的再想象和创造想象能力。 历史教学对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也很有效，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说了。 中学历史教育也存在着培养非智力心理因素的有利条件。历史教育由于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生动的故事性 、强烈的感染力，并 能为学生树立典范，对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效尤前人，做个品德高尚和有作为的人无 疑是有积极影响和作用的。 二、提高历史教师的素质修养，是当务之急 首先，历史教师必须是一个革命者，爱国主义者。历史上许多革命家、民族英杰都得益于青少年时代的历 史教诲。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遗产，是使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巨大原动力。历史教师应当恢弘 民族正气，振奋民族精神。 第二，心有全史，胸存“底本”，这是对历史教师最起码的要求。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人物，不是孤立的 ，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都是互有联系、互有影响制约的。历史教师必须做到心有全史，才能把历史讲通 、讲活、讲准。否则，就会把历史讲成一些孤立的点的偶然聚合。范文澜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 告诫学历史的人，不要自己跑到禁闭室中去。不通全史，只求专深，就是自我禁锢。学史者不可如此，教史者 更不可以这样。胸存“底本”，也应引起我们重视。一个好的历史教师心有全史，不是靠东点西戳来拼凑“全 史”的，要有一个扎实的“底本”。 熟读史籍，驾驭史料，这是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要籍往往是对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的原始记载，因此它是历史研究与教学的基本材料。历史教师不能只满足于引用二手，甚至三手资料；而 应熟读一些中外历史的重要书籍，在熟读历史要籍的基础上，注意提高对各类基本史料的识断能力，通晓史籍 、文献出自那种立场、观念的人之手，从而能驾驭史料，辨析真伪。 近年来，中学历史教科书有改削，而每一次增删改补都引起一些历史教师的不适应。究其原因，最根本的 是由于一部分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修养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他们心无全史，胸无“底本”，对史料不熟悉。 有人采取下述程序，进行进修，得到了实效。以中国古代史为例：以翦伯赞编的《中国史纲要》为主线， 以范文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或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为主教材，以东北师大编写的《先秦史》、《秦汉 魏晋南北朝史》等断代史为第二教材，再选择几本近年来最新科研前沿专著，如赵恒烈、王铎全编的《历史教 育学》，周发增、张显传等合编的《历史教育学新论》作为辅助读物，在此基础上，再究读中学教科书，一定 会有更新更深的体会。 此外，如有余力，还可以先读断代史、通史参考资料，辅之港台专著；进而读通史纲要，辅之以各种史学 期刊，最后多涉猎最新的科研成果及论著，然后再回到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来，融汇贯通，启迪自己的思想，激 发学生的想象，从而就能使历史教学走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怪圈，真正成为涵养素质，启动思路 ，展望未来的教学相长的生动课程。 第三，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改革开放时代，各类科学迅速发展，分支学科 日益增多，历史教师应尽可能涉猎更多的学科知识，如语言文学、艺术鉴赏、历史地理、历史美学、历史心理 学、历史统计学等等，以期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研究历史和讲授历史。 历史教师上课要讲话，语言表达能力对一个历史教师来说非常主要。历史教学强调教学语言的直观性，对 主要事件要叙述得鲜明、生动、形象、吸引人，这都有赖于历史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为什么有的历史教师讲 课水平高？除了他的理论与专业方面的根底之外，语言文学素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哲学思想、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历史教师要讲清每个时代的历史，要引导学生 学懂弄通历史，就不能不掌握各个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思想流派。这是很不容易的。不懂哲学，就很难 讲清中国的“诸子百家”，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不懂经济学，也讲不清凯恩斯、罗斯福。历史教师要学 哲学、学政治、学经济，只有这样，才能讲通一些专业史，才能将历史当科学来讲授。 历史教师还应该学习科学技术常识，讲不清科技发展史，势必讲不清当时的生产发展情况，也讲不清与生 产发展相关的其他历史现象。历史教师对此缺乏必要的了解，就会出现知识性错误，甚至闹出笑话来，反之， 历史教师具备科技方面的素养，将会使课讲得更生动、更具体、更准确。 如讲原始社会，在讲到尖底汲水瓶时，可说明虽然他们不懂是重心原理，但在实践中已在运用。又如讲述 鉴真东渡日本六次未成功，教师可结合当时还未发明轴承，帆是固定的，不能随风向变动而改变帆的方向，所 以才屡渡不成；依此推之，空海入唐的遭遇也就不言而喻了。 历史几乎涉及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因此，历史教师应当有较广博的知识，较高的文化素养。 第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应该具备教育理论修养，懂得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这是不言而喻的。也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作赘述了。 历史教学论文:论世界现代史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世界现代史是史学领域中一门新兴的学科，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这五种社会形态，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世界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激化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1917年11月7日，俄国人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首先突破国际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同志精辟地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①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矛盾除了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外，又增添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世界现代史的基本内容，决定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总趋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完成这个伟大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过渡的形式、途径、方法和速度也有所不同，不会按一种模式同步前进。 世界现代史是史学领域中一门年轻的、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当前世界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国际上和各国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可以从世界现代史中找到它的渊源，通过世界现代史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意识形态等历史进程的全貌，它不仅是历史知识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国情教育、道德情操和革命理想教育的最直接、最生动、最重要的材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是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方向。 世界现代史中，有许多革命导师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马克思在1852年就明确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③列宁认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④列宁驳斥了对苏维埃政权“损害民主”、消灭民主”的无耻攻击，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⑤而无产阶级专政“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本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⑥在教学中，应结合史实阐述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使学生从理论上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 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生动教材。1848年，欧洲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都参加了革命，有的还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但因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各国革命先后失败了。而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革命得到巩固。这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多么重要！又如德国十一月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在客观条件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结果却大不相同。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革命政党，由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低估了党的作用，没有与机会主义分子决裂，因此，在革命爆发时，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一个战斗政党.斯巴达克联盟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它毕竟不能代替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正如列宁所说，这是最大的不幸和最大的危险。在十一月革命的过程中，虽然建立了德国共产党，但毕竟为时过晚，没能提出明确的纲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也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致使革命的成果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这些确凿的史实，在教学中如能予以运用，必将加深学生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解。 在教学中，还可能通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教育学生。如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它震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价值2500亿美元的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为1700亿美元），并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但社会主义的苏联，不仅没有卷入经济危机，而且经过1928——1937年两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苏联实现了整个技术改造，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苏联的工业产值超过德、英、法，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通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实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国民经济计划化。通过这“三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曾出现了曲折和失误，二三十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模式”有不少弊端。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于各国的情况。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借鉴苏联的经验、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符合于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现代史教学在国情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情都离不开它的国际环境。我们研究中国的国情。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而且还要研究世界的历史与现状。要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体系中去认识，只有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出发，才能深入领悟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工业革命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影响波及整个世界。19世纪30——40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首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此，中国人民革命的性质和内容有了重大变化。从鸦片战争到的80年中，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 略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曾信仰过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救国理论，但历尽千辛万苦，结果都失败了。这就是中国旧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范畴的民主革命的结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当时能在中国广为传播，不仅因为它是科学，更重要的是它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客观需要。 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讨论签订和约问题。帝国主义国家无视中国主权，将各国在中国山东非法获得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为此，中国人掀起轰轰烈烈的。1919年6月28日下午，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团在人民反帝怒潮的压力下，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严正指出，“大会对于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公道。……与其承认违悖正义公道之第156、157、158条款，莫如不签字。……舍此而外，实无能保持中国体面之途。故责任不在中国，而在于媾和条款之不公正”。⑦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影响，美国舆论界普遍支持中国，美国议会最终拒绝批准和约与此也有极大关系。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两年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出现了“新世纪的曙光”。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屡遭挫折后的彷徨之际，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建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希望，确定“以俄为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沉重打击。危机不仅激化了资本制度固有矛盾，而且导致了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日本成为亚洲战争策源地，进而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抗日战争是亚洲各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斗争的主力，中国人民的长期艰苦斗争，大大消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有生力量。 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某些大国的对华政策总是指向中国内部，力图操纵中国内部政治变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影响达到顶峰，美国妄想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独占中国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中国的又一次内战。但是，美国没有力量控制中国事态的发展，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十月革命后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的兴起，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坚力量，有力地支持亚非拉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世界的局面。 通过分析研究中外历史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认清国际上各种势力是怎样促进或阻碍我国历史发展，认清我国国情的国际环境，这样才能对我国的国情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求教师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教学艺术。 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是历史教学中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世界现代史充满着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战争与和平、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教学中可以通过生动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达到思想品德教育的良好效果。各国人民都为历史的进步、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伟大的贡献，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和文化家等杰出人物，他们的思想、经历、成就，都将启迪学生在“做人”问题上的思考，使他们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使他们热受真、善、美，憎恨假、恶、丑。至于为祖国而献身，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辈的英雄业绩，更是陶冶道德情操的极好材料。世界现代史教学，还有助于人们敏锐而又准确地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与时代转换的潮流，在论及“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时说过：“历史的道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既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⑧这说明正确的历史观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现代史教学就是用历史科学武装学生头脑，帮助他们选择人生、展望未来、坚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迁移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说过,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学校教育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迁移法是学习能力培养的一条重要途径。历史教学中的迁移法应结合历史学科知识体系的特点历史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来进行。它不仅有助于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而且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一、 教材知识点之间的迁移结合 历史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纵横联系互为因果的。正因如此,《全 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要注意历史知识多层次、多方位的联系。特别要注意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同一历史时期的横向联系。”历史的发展有纵横两大坐标“纵向比较主要从时间角度,对同一民族、不同区域、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发展层次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横向比较主要从空间角度,对不同民族、同一区域、不同国家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学习历史必须瞻前顾后、顺推逆溯。在介绍蔡伦改进造纸术时,可引导学生追溯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书写材料,分析龟甲、兽骨、竹木简、丝绸 、麻作为书写材料的缺憾之处,进而认识到每一项发 明创造都要经历一个艰辛的积累、总结过程,这是纵向联系;同时还可介绍在我国造纸术外传之前其他国家的书写材料,以及造纸术外传后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深刻影响,通过分析比较,增强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是横向比较。纵横联系,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有效迁移,既可“温故而知新”,又有利于新问题的理解与解决。 二、历史与其他学科的迁移结合 “历史学科 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综合性,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科技、文化、教育、艺术、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与多种学科联系密切,历来就有政史不分、文史不分、史地不分之说。”对历史材料的阅读、理解和表达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功夫;解释历史事件 ,分析历史现象,评价 史人物离不开政治理论、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多厨史空间概念离不开地理知识。所以,课堂上教师应尽可能地融合一些边缘学科知识,尤其是政史文的有机结合、渗透和移植,以此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介绍百团大战时,恰当地联系语文教材上的《狼牙山五壮士》、《冀中地道战》、《小英雄雨来》等篇章,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打击 日本侵略者”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l945年 8月,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 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等内容。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说: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他透彻地说明了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联系的切人点。为什么亚非四大文明古国都建立在大河流域?为什么资本主义最早萌发在意大利?为什么中国上古时候种桑织绸非常发达的北方,到现代早已成了“明 日黄花”?为什么曾以生命之水孕育了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在今 日竟被视为 “中国的忧患”?这些问题深刻说明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影响,用唐朝的着名哲学家刘禹锡“交相胜 ,还相用”的话来形容是非常贴切的。历史教学中通过不同学科知识的迁移,一则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二则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三、历史与现实的迁移结合 历史讲述着人类的过去,然而,历史又是过去与现在永不休止的对话,是人们了鳃自己的社会,理解变化与延续的唯一途径。“书中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但是就学生方面说,重要的在于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尤其是一些“热点”问题都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人们常常需要“以史为鉴”,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反省自我、认识 自我和超越 自我;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加深对现实的理解 ,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科学地预见未来。闲此在历史教学 中适时引入一些“热点”问题,能更好的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如我在专题复习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时,是这样导人的:先为同学们转述白岩松说过的一件事:奥运圣火在伦敦传递时曾遭到藏独分子的破坏,一个英国小姑娘不解地问她的母亲,他们为什么要破坏圣火?年轻的母亲回答说 ,他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此时我转问同学,真的是他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吗? 如果当时你在旁边 ,你会对这两个不明真相的母女说些什么?学生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 ,用一系列的史实证明西藏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这里,奥运圣火、藏独分子与历史有机结合 ,通过学习,学生对热点问题有了更透彻的了解。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学习历史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运用课本知识去解决热点问题,学会从热点中去追溯历史。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什么是掌握知识呢?这就是使周围世界的事物、事实、现象和事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学生自己的东西。 “在社会各要素之问互动加强 ,人类活动领域不断拓宽和人类行为手段与方式 日趋多样化的今天,以分科课程为单一或主要模式的学校课程结构已经滞后于人类社会的演进速率。”当前,“为迁移而教”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口号,布鲁纳称 :迁移问题是教学过程的中心。研究运用迁移规律教学,培养学生运用迁移规律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尤显重要。不容忽略的是,迁移有正迁移与负迁移之分 ,有利于未来的学习或对学习起促进作用的,称之为正迁移;相反,起阻碍作用的,则称之为负迁移。因此在迁移法的应用方面,应该把握住“度”:注重历史学科内知识的纵向联系横 向比较;注意同政治 、地理、文学、社会生活等的有机交融从而促使历史课堂教学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历史课堂研究领域涌现出更多的增长点;历史课堂教学更加有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的传统美德教育 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如何让这些民族传统美德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是今天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历史教学中着力于传统美德教育，可强化学校德育工作。 一、让学生认识教材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内容中化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渗透在历史教材中，教师应充分发掘这些因素，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这些内容大致可归纳如下：1．忠心报国，勇赴国难。这一美德的行为表现是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戚继光组织“戚家军”英勇抗倭，并赋诗明志：“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甲午战中的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为反对外来侵略浴血奋战；张自忠“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高呼“杀敌报国”，直至壮烈牺牲；共产党员吉鸿昌就义前高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们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德。 2．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这一美德的本质是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人格。如教材中大禹治水，前后13年，风里来雨里去，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促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等，都是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精神的体现。 3．勤劳俭朴，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富于创造力而著称于世。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集中体现了这一美德的内涵。教材中，墨翟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隋文帝身体力行，崇尚节俭，形成隋初良好的社会风气；马钧发明翻车，李春营建赵州桥，黄道婆改进、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都是这一美德的杰出代表。 4．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的鲜明标志。在历史教材中，具备这种美德的也不乏其人。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被处宫刑后，15年著成《史记》；徐悲鸿公开表示“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决不趋炎附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并不断走向强盛的巨大动力。 5．文明礼貌，仁者爱人。我国是礼仪之帮，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又一个鲜明特性。历史教材中介绍的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的事迹；名医扁鹊周游列国，为民治病救命善行；爱国志士林觉民“将爱你（妻）之心去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心愿；罗盛教为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英勇牺牲的壮举，都充满了对人民的关心、热爱之情，表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方法1．正面诱导。教师应坚持正面教育原则，准确而鲜明地向学生宣传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要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中悟出真谛。如针对学生中的高消费现象，可讲述隋文帝提倡节俭、隋景帝爱惜谷物的事例，启发学生认真思考，引导他们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 2．情感熏陶。“情贵于真”。教学中，教师要运用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或实物，辅之以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去影响学生，引起学生的共鸣。如通过讲述屈原、岳飞、杨靖宇等杰出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激发学生强烈的报国情感，振兴中华、富国强民的决心。 真挚的道德情感，来自于教师本身的道德修养，因此，教师要通过“自我塑造”来达到塑造学生的目的。 3．现场教育。牋各地丰富的德育资源是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活教材”，教师要充分利用。我在述抗日战争的历史时，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探寻常德会战的历史踪迹，参观我校校园北城墙堤上保存完好的抗日碉堡，凭吊常德会战五十七师阵亡将士纪念坊，并现场介绍余程万部八千将士英勇抗战、勇赴国难的民族形象，让学生深切感受民族传统美德的巨大精神力量。 历史教学论文:谈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 历史教学是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国情教育内容。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主要是以下诸方面。 一、进行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教育,我们伟大祖国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从人类告别愚昧迈入文明时起,到公元15世纪以前,我国一直是当时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先进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以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中国人民培植的优秀文明传统,从古至今,一代代相传,一脉相承,因此它与我们正在建设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分不开,割不断的。我们要积极地从古代文明中汲取营养,同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前进,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当代社会主义文明,以崭新的面貌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她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又培育了为世人称道的道德风尚。到社会主义阶段,这些优秀传统被继承和加以弘扬,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我们在历史教学中也应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二、进行五千年中国人民奋斗史,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辉。在近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出路何在?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许多求进步的先进思想人物,提出了不少济世图存的主张,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都没有成功。“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真正救国救民的责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身上。历史已经证明,唯一的出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过去搞革命是依靠了党的领导,现在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同样也离不开党的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西方的多党制领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向学生进行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特别是要向学生进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育,从而使学生自觉继承革命传统,热爱党,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三、进行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从多次失败中找到的,我们要教育学生应当珍惜这一正确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建立,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祖国的富强。我们要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教育学生,让他们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因为在我们这个底子雹人口多、生产不发达的国家,如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将会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受穷。在生产不发达不富裕的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家都有饭吃,都能生活得好。 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教育。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要同学生讲清讲足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和前途的无限光明。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我国已建立了比较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农村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学生了解到了我国的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之时,他们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树立起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将来自觉地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我们还要使学生了解,我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们的生产仍然落后。经济不发达,我国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国情,教育学生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要广大青少年学生艰苦奋斗,努力学习,以便将来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从思想上要明确认识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国情教育,是广大历史教师义不容辞光荣使命,要认真钻研《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学习国家教委颁发制定的《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中小学历史学科思想和政治纲要》,认真钻研历史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国情教育因素,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在教学中运用。国情教育必须寓于历史教学活动之中,紧密结合历史教材,以便得出结论,要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在国情教育中,教师在讲授时,要充满感情,表现出主观上的爱和憎,赞美和批判等鲜明的阶级感情,只有这样,才能以生动的历史事实感染学生。 2、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国情认识国情。 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国情、分析国情的基本方法,也是认识、分析国情的基本原则,是正确认识国情的前提。进行国情教育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对历史国情知识,进行科学分析,去教育学生认清国情发展的真正规律,预见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才能使国情教育对客观世界及事物的发展以正确地反映。 以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国情教育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就能使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正确认识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3、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国情教育。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求同存异,或者求异存同,从而探寻正确的道路和适宜的措施。国情教育要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这样才能认识中国现实社会所处的阶段,才能看清中国的历史进步,发展趋势和前景。国情教育只有将它 放到同一历史时期内,进行不同国度的横向比较,才能找出国情中的长短差距,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各种问题的答案,才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起。 4、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要以正面教育为主,要使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我国的国情。在历史教学中,在讲国情中的积极有利因素方面,可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讲国情中消极不利因素方面,要深刻分析产生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学生心理能够产生出一种民族的紧迫感和忧患感,归纳到一 点,通过认识国情,增强青少年一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感。 5、从实际出发,进行国情教育。国情教育必须从教育的对象学生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思想与现实存在的一些不够正确的认识问题。 从而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国情。 6、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情教育。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除课堂讲授外,还可组织一些其它的活动。如参观、调查、访问、搞专题报告会等等。在教学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使用教学挂图、幻灯、录像等,使之真正把课内外的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目的。 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应立足“以本为本” 许多教师都说现在高中历史教学工作难,学生也觉得难学,因为知识点多,理论性比初中更强,但根据笔者的经验,教师教历史,学生学历史,都应立足于课本,而能力的培养、答难质疑亦应立足于课本。教师不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模式,学生如何去学,都应立足于课本。 一、能力的培养应以本为本 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是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其中能力的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掌握历史知识的能力,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运用史料的能力,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等。而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都应从课本出发。 1.掌握历史知识,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础知识的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高中阶段历史教学能力培养最基本的要求,其层次较低。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此类问题尽可能自己少讲,尽量让学生多看书,指导学生自己去掌握这些知识。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图文并茂,条理性强,学生完全有能力自己掌握,教师只要稍加提示即可。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教师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把一些课外知识引入课堂,以活跃课堂气氛,这无可厚非,但一定要把握分寸,紧扣教材,切忌夸夸其谈,冲淡主题,否则学生掌握的就只是一些片断,而非系统的历史知识。 2.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评价重大历史问题,它同样应立足于教材。如中国古代史中如何评价武则天的统治。谈到武氏的统治很多人都会看到其残暴的一面,对此,教师切忌大肆渲染,而应结合课本,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根据教材内容可以看出士族是一个腐朽、寄生的阶层,在隋唐时期,士族门阀衰落,庶族地主兴起,而武则天的统治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庶族地主势力打击士族地主,所以武则天的手段有其进步的一面,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其进步性还应是主要的。另外教材明确指出:“武则天当权半个世纪,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国力不断上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其统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3.运用史料的能力,即史料分析。这方面的能力训练更应立足课本,且重在平时。教学讲解每一节新课时,都涉及史料分析,所不同的是,面对的史料是教材内容。教学中教师应以教材为依据,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关问题,其难易度可根据学生的情况确定,让学生阅读教材后分析作答,教师最后加以适当总结。这样做,既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利用不同层次的问题,让尽可能多的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又能非常有效地培养学生运用史料分析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教材的讲解是经常性的,所以这种能力的培养也是经常性的,久而久之,学生运用分析史料的能力必然有较大提高。如教师在讲述“七七事变”的背景时,可让学生阅读该部分教材的引言。从日方来看包括以下方面:①实现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既定方针;②华北事变后,日本积极扩军备战,1936年制定了所谓“国策基准”的侵略计划;③1937年为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决定发动战争。同时再指导学生分析中国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同时,教师也可以此为契机,把“七七事变”的背景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背景作比较,从而培养学生比较历史问题的能力。 4.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创造性的历史思维其实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在现行教材中有许多创造性历史思维的典范可供我们学习,如“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就是光辉的典范。同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不乏此类典范。例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它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教材指出:“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环节,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只是生产关系中某些环节的调整,如管理环节、分配环节等,但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性质,所以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只享有使用权,城市中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少部分企业资产拍卖转让),因此,我们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这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如对一国两制的分析,教材指出它是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战略决策。从结果来看,它有利于香港、澳门和平回归,实现了港澳地区的平稳过渡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完成,值得充分肯定。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地发掘教材中的此类问题,特别是指导学生自己去发掘此类问题。通过这些范例的学习,培养学生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真正做到举一反三。 二、答难质疑同样应以本为本 许多师生所涉及的难题,在不少场合下,都未结合教材认真分析,如深入教材加以探讨,这些难题便可迎刃而解。另外,学生掌握的历史信息主要来自课本,理论素养又不够,所以教师在答难质疑时应尽量以本为据,这样更能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性认识,同时还能起到培养学生分析教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作用。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乃至出现短暂的春天,分析其根本原因,许多人都认为应该是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的经济侵略。仔细分析教材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该节教材第一段就指出辛亥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实业等措施,使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民国初年出现各种实业团体形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热潮。由此不难看出,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实际上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其次,教材第三段明确指出:“欧洲列强暂时对华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商品和资本都有所减少,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很显然,外部条件不足是构成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课本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只有立足于课本才能使一些看似困难的问题迎刃而解,才能使高中历史教学工作稳步快速地向前发展。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历史教学中“O”变量的合理使用 课堂提问是中学历史教学中最为普通运用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之一。我这里所说的“O”变量，可以 简单地理解为课堂提问中老师设计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些历史教师对“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认识不足。认为 课堂提问只是为活跃课堂气氛，教学有个缓冲而已，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的。其实“O”变量只要设计的合理， 运用的恰当、及时，富有启发性，它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深化历史课教学，培养和发展学生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和运用史实解决问题的能力。认真研究“O”变量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合理设计和使用，是每个中学 历史教师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本文就历史教学中“O”变量的类型设计，“O”变量的功能，“O”变量的使用 原则谈谈个人粗浅的认识。 一、“O”变量的类型设计 中学历史课堂中“O”变量的设计要因讲授内容、课型、讲授方法不同而不同，不能死搬硬套，概括起来主 要分以下三大类： 1、导人新课前设计“O”变量 新知识的传授依赖于旧知识的巩固，在讲授新课前，教师应结合已学过的历史知识和新授课的内容，合理 地在二者结合处恰当地设计“O”变量。通过师生之间彼此的问答，自然地过渡到新授课内容。如讲授世界近代 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章时，提问“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怎样？对世界有何影响？”导人新课。此外，新 旧历史知识的结合点，不一定就是上节课和新课所讲的内容的联系，也可以是隔章节之间同类知识或者同一时 空间的历史知识的联系。按照这一规律设计，更能提高学生的能力。 课前设计和使用“O”变量，是检查和巩固旧的历史知识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是从旧课过渡到新课的桥梁， 它的合理使用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但它不是每堂课都能使用。如复习课，每个新的 阶段开始的一章不宜使用。 2、新课、复习课讲授过程中设计“O”变量 “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是一个课堂的核心，是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苏霍姆林斯基指出：“使你的学生 看出和感到有不理解的东西，使他们面临着问题。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成功了一半。”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有意识地通过“O”变量，来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然 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揭示教材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学生获得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历史事件和求异思维的能力。 哪些地方需要设计“O”变量，哪些地方不需要设计“O”变量，“O”变量怎样设计，何时使用，要根据课 堂具体内容而定，在以下几种情况，教师可试探设计和使用。 第一：需要把历史知识综合归纳，条理分类的地方要设计“O”变量。如讲授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时期，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一节时，可设计：“革命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的？”使学生对两次国共合作的不同条件、 方式、作用有一个系统的认识。第二：需要深化教材，加深理解的地方应设计“O”变量。如：“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一章，当讲授到它的特点是最大最彻底时，发问为什么它是最大最彻底，让学生联系前三节分析人民推 动革命的表现。使学生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第三，需要进行比较，加深理解和记忆的地方 应设计“O”变量，如“德意志，意大利统一”一章，问“试比较德意志、意大利统一的相同相异之处”。在比 较中，增强学生归纳总结能力，找到事件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性，从而使之对知识更加巩固、更加鲜明。第四， 总结成败得失的原因或经验教训时应设计“O”变量。如：讲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后，让学生总结出：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基本经验，联系现实，加以分析和运用，指导学生树立“学古可以明今”的观念。第五，某些咬文嚼 字的地方应设计“O”变量。课文中一些难写的字词，学生往往会念不会写，课文给的材料学生往往读不懂，教 师要帮助记忆、分析。 3、在课尾复习巩固时应设计“O”变量 巩固提问广泛使用于新授课讲完后和复习课中，它可以使学生更深地了解和全面地掌握这节课的内容。正 如前苏联恩·伊·布拉日尼在《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些条件》的论文中指出：“在上课结束时，由教师指导下提 问学生来发言，这种形式的结束性谈话，是比教师用演讲来结束要有益的多。”可见课尾“O”变量使用的重要 性。它可以使学生把零碎的片断历史知识系统起来，及时消化和吸收。此外，在单元复习或阶段性复习中，除 由教师讲清线索外，应设计一些带有难度的“O”变量配合教师讲授。 二、“O”变量的使用功能 1、利用“O”变量组织课堂教学。 当教师走进教室宣布上课后，部分学生由于受外界、生理及上节课内容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精力分散，一 时难以集中到课堂上来。这时教师就应设计“O”变量及时提问，短时间内把学生的全部精力吸收过来，专心听 课。讲授过程中，教师除用生动语言，积极思维打动学生外，还应利用“O”变量对课堂“溜号”、听课不专心 的同学加以提醒。但教师使用“O”变量时要掌握分寸，学生可能回答不出来，不能大加谴责，只要把学生的精 力集中到课堂上来就达到目的了。 2、利用“O”变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中学历史教学虽然强调精讲点拨，但提出问题，尤其是提出带有启发性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课堂上教 师就象乐队指挥，“O”变量就象“指挥棒”。它指到哪里，学生就跟到哪里，指挥棒发挥好了，就能取得满意 效果。 3、利用“O”变量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心理素质。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学习动机，“填鸭式”教学无 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只有合理使用“O”变量，为学生提供“参与”教学的条件，消除师生之间的思想距离， 唤起学生对历史课内容本身的亲近感，从而激发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主动去学，而不是被迫去学，这样效果会 更好。 4、巩固历史知识，加强思想教育 在新授课的课尾使用“O”变量或复习课中使用“O”变量，不仅能使学生对新旧知识加以系统化，而且能 促使学生独立思考，深入分析，渐渐地提高他们的能力。 课堂使用“O”变量还可以及时有效地挖掘教材中可以教育内容，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树立学生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 三、“O”变量的使用原则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影响巨大，决不是可有可无的。那 么“O”变量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怎样能运用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呢？我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 1、了解学生，心中有数 要想使“O”变量在课堂上发挥它有效的作用，教师必须对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一个整体了解，对每个学生的 历史知识水平、性子脾气、智力水平以及爱好特长都应摸清，然后分成好、中、差三等，对于基础好的同学提 问他（她）难度大一点的问题，基础差的同学提问一些简单问题。压制优等生的骄傲情绪，激发差生的学习兴 趣，对性格开朗，能言善辩者多提问，性格内向不善言语者少提问，不能压制和强行提问，否则效果差。 2、精心设计每个“O”变量 “O”变量使用的好坏，关键要看它设计得是否合理。教师在备课时要认真研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吃透教 材，结合知识内容和学情，力求做到小而具体，带有启发性，蹦蹦高就能抓得到。同时体现能力培养，题目要 源于教材，力求高于教材，切合学生实际，要有难有易。 3、因人施问，有的放矢。 为了使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始终处于积极思维状态，教师要平等对待每个学生。不能只提问好学生，不提 问差生，久而久之，很容易伤害那些不被提问的学生的感情。以为老师瞧不起他，慢慢对历史课失去兴趣，产 生抵触情绪，后果可想而知。所以每位中学历史教师都应正确对待这一问题，让学生感到你对他（她）们的爱 护、关注，让他们带着轻松、愉快、渴望的心情去学习历史。 4、要想方设法使每个回答问题的学生都成为胜利者 中学生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他们希望在全班同学面前能把老师提出的问题回答好，但每个同学之间由于基 础的好坏，反应的快慢，对于老师提出的每个问题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回答好，所以教师在提问时要有所区别， 对于难度大的题要让好学生来回答，如让一般学生回答有可能是“不会”二字，同时使其心灰意冷，害怕提问 ，害怕上历史课。 此外，当学生回答问题遇到困难，思维受阻时，老师要循循善诱，启发点拨，逐渐使他回答的完整、全面 。最后教师给予肯定、鼓励。如果再加上一句：“谢谢，请坐。”学生的心情将会更舒畅，以后的历史课中他 （她）将会更积极，更活跃、更有信心。 历史教学论文:分析历史教学德育作用趋弱调查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德育浸润功能趋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实之困。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课程目标的解读和处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新课程标准提出了三维课程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中学历史教师往往强调前两者而忽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从而背离了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育人。历史学科包含着丰富而鲜活的史实、人物、情感和人生,为落实三维目标的融合、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平台。那么,什么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历史教学》编辑任世江先生有一个简洁的概括:情感来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决定情感倾向。 价值判断就是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对历史上人的行为和思想做出价值判断,从而认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掌握价值判断的标准,树立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在历史教学中真正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本人这学期在执教人教版必修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专题部分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目内容时,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希望抛砖引玉。 思考一:转变观念,紧扣课标,在教学设计中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目标。叶澜教授强调:“为实现拓展现有学科的育人价值,新基础教育要求教师在作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认真地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而不是首先把握这节课教学的知识重点与难点。”“每个学科独特的发展价值除了一个领域的知识以外,从更深的层次看,至少还可以为学生认识、阐述、感受、体悟、改变这个自己生活在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着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形成、实现自己的意愿,提供不同的路径和独特的视角,发现的方法和思维的策略。”课程标准《历史Ⅱ》提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能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基本国情,知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与曲折,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应该包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增强坚持改革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农村经济制改革的深远影响,培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面对现实关注“三农”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聂幼犁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计划经济下生活惯了的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享受其成果而忘记了它的过程是艰巨的、磨砺的,甚至是痛苦的、涅盘的。我们的中学课程也缺乏这些方面的内容。”这种缺失正是历史教学设计中应该弥补的部分。 教学设计一:艰难的开端材料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978年末的那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90后的学生对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是很难理解的,小岗村的农民不就是想多打粮食、增加产量吗?不就是想换个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吗?这样的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险连“杀头”“做牢”都想到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后农村实行的体制,及1966-1976年时期“左”倾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形成了“分田、单干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所以才会有了“杀头”“做牢”的风险。那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农民“杀头”“做牢”也要“分田”呢? 材料二:省委书记万里去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一位七旬老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在锅灶边的乱草堆里,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陪同人员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时没裤子穿”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困窘的生活现实,加上大灾荒,学生一定能理解小岗村的创业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又是勇敢地迈出改革探索的第一步的。 思考二:重视三维目标的整合,凸显历史学科特点,找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传承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不仅是历史教育的目标,其它学科也担负着同样的任务。问题应该是历史课程实现的途径怎样体现学科特点。教师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以丰富的历史史实为依托,做到“寓情于史”。 教学设计二:深刻的变革——充分认识改革的深远影响 材料三:他们胸无点墨,却以本能击破乌托邦的狂想。为了吃饱肚皮,冒上杀头的风险,这是时代的荒谬,却是普通人跃上历史浪尖的荣光。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十几个庄严的血指印,宣告一个尊重人性尊重常识的时代到来了,亿万农民从此告别饥饿。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之小岗村18户村民(一纸契约签定一个时代开始)的“致敬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和在全国的逐渐推广,全国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农村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事实上做为整个改革的开端,它还从思想上冲击了“左倾错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 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揭开了改革的序幕。 思考三:关注现实,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当今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多种价值观的选择与困惑等,都在冲击着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背景下,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道德价值观上极易出现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致使偏激狭隘、违反历史理性的情感价值观渗透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与现实的对接,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这是历史学科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重点所在。 教学设计三:不懈的探索——重视三农问题,探索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材料四:1978—2000年我国居民年均收入情况表 ——岳路版教材必修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多年后,“城乡差别”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必须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探索在继续。 材料五:不懈的探索——小岗村30年后重受关注。 2008年金秋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新华社在报道中写道: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创造》2008年12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适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于使用大型农机具,不利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利于劳动的协作和分工,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怎么办?党正在尝试实行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集约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探索还在继续。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历史教学的本源,在新课改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学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历史契机中,中学历史教学要真正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实现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实现史学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育人目标,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整体性发展,我们任重道远。 历史教学论文:对历史教学德育作用趋弱调查分析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德育浸润功能趋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实之困。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课程目标的解读和处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新课程标准提出了三维课程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中学历史教师往往强调前两者而忽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从而背离了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育人。历史学科包含着丰富而鲜活的史实、人物、情感和人生,为落实三维目标的融合、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平台。那么,什么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历史教学》编辑任世江先生有一个简洁的概括:情感来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决定情感倾向。 价值判断就是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对历史上人的行为和思想做出价值判断,从而认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掌握价值判断的标准,树立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在历史教学中真正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本人这学期在执教人教版必修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专题部分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目内容时,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希望抛砖引玉。 思考一:转变观念,紧扣课标,在教学设计中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目标。叶澜教授强调:“为实现拓展现有学科的育人价值,新基础教育要求教师在作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认真地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而不是首先把握这节课教学的知识重点与难点。”“每个学科独特的发展价值除了一个领域的知识以外,从更深的层次看,至少还可以为学生认识、阐述、感受、体悟、改变这个自己生活在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着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形成、实现自己的意愿,提供不同的路径和独特的视角,发现的方法和思维的策略。”课程标准《历史Ⅱ》提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能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基本国情,知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与曲折,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应该包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增强坚持改革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农村经济制改革的深远影响,培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面对现实关注“三农”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聂幼犁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计划经济下生活惯了的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享受其成果而忘记了它的过程是艰巨的、磨砺的,甚至是痛苦的、涅盘的。我们的中学课程也缺乏这些方面的内容。”这种缺失正是历史教学设计中应该弥补的部分。 教学设计一:艰难的开端材料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978年末的那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90后的学生对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是很难理解的,小岗村的农民不就是想多打粮食、增加产量吗?不就是想换个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吗?这样的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险连“杀头”“做牢”都想到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后农村实行的体制,及1966-1976年时期“左”倾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形成了“分田、单干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所以才会有了“杀头”“做牢”的风险。那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农民“杀头”“做牢”也要“分田”呢? 材料二:省委书记万里去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一位七旬老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在锅灶边的乱草堆里,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陪同人员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时没裤子穿”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困窘的生活现实,加上大灾荒,学生一定能理解小岗村的创业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又是勇敢地迈出改革探索的第一步的。 思考二:重视三维目标的整合,凸显历史学科特点,找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传承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不仅是历史教育的目标,其它学科也担负着同样的任务。问题应该是历史课程实现的途径怎样体现学科特点。教师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以丰富的历史史实为依托,做到“寓情于史”。 教学设计二:深刻的变革——充分认识改革的深远影响 材料三:他们胸无点墨,却以本能击破乌托邦的狂想。为了吃饱肚皮,冒上杀头的风险,这是时代的荒谬,却是普通人跃上历史浪尖的荣光。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十几个庄严的血指印,宣告一个尊重人性尊重常识的时代到来了,亿万农民从此告别饥饿。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之小岗村18户村民(一纸契约签定一个时代开始)的“致敬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和在全国的逐渐推广,全国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农村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事实上做为整个改革的开端,它还从思想上冲击了“左倾错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 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揭开了改革的序幕。 思考三:关注现实,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当今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多种价值观的选择与困惑等,都在冲击着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背景下,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道德价值观上极易出现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致使偏激狭隘、违反历史理性的情感价值观渗透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与现实的对接,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这是历史学科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重点所在。 教学设计三:不懈的探索——重视三农问题,探索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材料四:1978—2000年我国居民年均收入情况表 ——岳路版教材必修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多年后,“城乡差别”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必须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探索在继续。 材料五:不懈的探索——小岗村30年后重受关注。 2008年金秋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新华社在报道中写道: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创造》2008年12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适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于使用大型农机具,不利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利于劳动的协作和分工,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怎么办?党正在尝试实行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集约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探索还在继续。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历史教学的本源,在新课改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学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历史契机中,中学历史教学要真正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实现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实现史学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育人目标,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整体性发展,我们任重道远。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论宋代文人的“尚意”思想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影响 摘 要：文人画在中国的绘画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文人画自宋代兴起以来就一直受着文人们的思想的影响，其中宋代文人的“尚意”思想作为艺术审美价值的一种尺度，一直影响着中国后世的美术教育的发展。本文旨在将宋人“尚意”思想进行剖析，从几个“尚意”特征入手来谈其对中国美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文人；尚意；美术教育 文人可能是中国特有的对于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的称谓，而且这个称谓里包含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追求（做一个文化人）。自隋唐开科举取士之后，便开始形成了士大夫文人阶层，这一阶层的文人们一直都很注意修养的提高，其中培养自身修养的内容就包含着有诗文、书法和绘画，这些就很明显地构成了中国文人的一大特征，就是“一体化”――官家、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和鉴赏家为一体的全才，也可说中国的文人是具有诗情画意的政治家。 文人画亦称“士夫画”，泛指文人、士大夫所画的画，有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是中国画的一种。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文人画的兴起则在宋代，到了元代文人画进入了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文印信一逐步正式进入画面，诗、书、画、印成为一体标志文人画的完善，在明代文人画成为了画坛的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了清代绘画的基本格局与审美取向。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使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 中国有句古话叫：“书画不分家”。元代杨维桢在《图绘宝鉴》序中，对书、画之分合，以及士大夫之书与画的沟通，有一段极精辟的说明：“书胜于晋，画胜于唐。宋，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可以说中国的美术是“中国画”和“书法”的总和，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也从未被隔断过，它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美术教育也可以说是“中国画”和“书法”的同步教育的总和。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这些“一体化”文人大家的推动，其中宋代文人的“尚意”思想对后世的美术教育影响就比较深远。 中国书法史的分期，从总的划分，可将唐代的颜真卿作为一个分界点，以前称作“书体沿革时期”，以后称作“风格流变时期”。书体沿革时期，书法的发展主要倾向为书体的沿革，书法家艺术风格的展现往往与书体相联。风格流变时期的书体已经具备，无须再创一种新的字体。在经过晋、唐“尚韵”、“尚法”之后，于是书法家就提出“尚意”的主张，“书体”已经固定，而“意”是活的，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作者的主体作用。 所谓“尚意”，就是注重个人意趣、情怀的表现，这种重主观、重个性的美学思潮特别强调了书法艺术的抒情功能。这样，书法艺术就与人的品格性情有了直接的关系，书法的美就不仅在于其外在的形态，更在于其内在的神韵，即它所传达的情趣、学养、品性、胸襟、抱负等精神内涵。 如果说唐代的“尚法”，是求“工”的体现，那么到了宋代，书法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要求书家除了具有“天然”和 “工夫”两个层次外，还需具有“学识”即“书卷气”，宋代书法“尚意”，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是重哲理性，二是重书卷气，三是重风格化，四是重意境表现，同时倡导书法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的体现。北宋四家（无论是天资极高的蔡襄和自出新意的苏东坡，还是高视古人的黄庭坚和萧散奇险的米芾），都力图在表现自已的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使学问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并给人以一种新的审美意境，他们以书法入画实践并发展了水墨画技巧，这在南宋的吴说、赵佶、陆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书家中进一步得到延伸。 宋代文人们的美术作品中无不散发着“尚意”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很多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的作品和著作，加之宋元时期的美术教育主要是以画院为主，这样就更为集中系统地将这种“尚意”思想进行传播与发展。 《东坡题跋》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取其意气所到，说明了“意”的重要性，也说明了绘画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具体的形。东坡又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其所指亦是不以形似与否为意，不以形似与否为衡量标准。即如张彦远所云：“以形似之外求其画”。这样的艺术追求下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成为士大夫文人人品才情的寄托。 黄庭坚作为苏轼的弟子（黄庭坚与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毫无疑问地也继承了苏轼的这种求“意”的思想。黄庭坚论学书，首重胸次、书卷，云：“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又云：“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说的就是要注重哲理性和注重书卷气。 南宋时期的赵希鹄在《洞天清录》古画辩云：“今名画工绝无，写形状略无精神。士夫以此为贱者之事，皆不懈为。殊不知胸中有万卷书，目饱前代奇迹，又车辙马迹半天下，方可下笔。此岂贱者之事哉？”说的也正是文人重书卷气的尚意追求，其中也渗透着文人们的修养方式和品格修养的基本途径。这些也是区别于画工匠作之处，在宋以后广受推崇，成为文人画教育的重要思想内容。 “重意境”是“尚意”的重要特征之一，董其昌《画旨》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苏东坡在跋王维《蓝田烟雨图》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后世人将王维奉为文人画之祖是因为王维诗品画品的高迈，也是因为王维将诗与画融为一体进行沟通的功劳。自此后，“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立意造境观念便成为后世文人的文化依托。苏轼、黄庭坚坚持倡导诗画一律，国子监画学也例以古人诗句进行命题考试学生，其录用考试的标准发展了“师法自然”的艺术主张，即要求状物绘形的严格写实技巧，有强调立意构思。画学的学科分为专业课和共同课，专业课有：道释、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六门；共同课有：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此外设问答（绘画理论）。可见当时的美术教育不仅关注绘画的技能技巧，也关注绘画的理论，更关注画家自身的文化修养。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画上题诗，这对之后的美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画中有诗”，不仅从立意取境的艺术品格上，也从画面的经营样式（构图）上，都对文人画有了新的要求，与书法一道，从意、象两端构筑中国文人画特殊的艺术气质。这样“重意境”的艺术要求促进了后世对画理的研究和重新思考，从而形成了中国文人画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重哲理”、“重书卷气”、“重意境”的“尚意”要求在无形中也就对艺术家进行了塑造，也就形成了注重个性发展和独创性的“重风格”的审美意识，也就在艺术追求上形成了注重艺术家个人艺术风貌的特征。注重个性发展的思想也成为了中国文人画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北宋的文同、苏轼、米芾等人在文人画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上的影响，使文人画成为一股相当有影响的艺术思潮。到元代文人画达到了鼎盛时期，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滋生了厌世心理，将绘画作为个人精神调节的手段。赵孟、柯九思强调以书入画，钱选提出“士气”说，倪瓒鼓吹“自娱”思想，多数画家则将具有象征意义的梅兰竹菊作为自己的表现题材，用以标榜个人的志节情操，这样，画家的主体意识被进一步强化，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在创作中也就得到更突出的表现。宋代的“尚意”思想发展到明代被董其昌精辟总结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八个字，为后世所尚，成为中国文人画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这一思想影响到了清代的朱耷、石涛及扬州八怪，经赵之谦、吴昌硕影响到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等人。 宋元以后的文人都以鉴赏古人名迹、博览时贤作品、赋诗作文、品评题跋为好，题跋其书法诗文之讲究，画理书义之趣旨，品评识见之高下，都对文人画家提出了书法、诗文、理论、眼界等综合素养要求，成为文人画艺术教育的主要内容。 总之，宋人的“尚意”审美价值中体现出来的对“哲理”、“书卷气”、“个人风格”、“意境”的重视的思想，一直以来都对后世的美术发展及美术教育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文明从后现代艺术的此消彼长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尴尬时期——大师消失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亚里士多德、尼采或达·芬奇那样的人，甚至连格罗皮乌斯也离我们远去，可我们又没理由因此而怪罪自己亲手发明的新经济体制。值得当代中国人重视的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心浮躁，自身文化丢失以及对外来文化一知半解。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契机，我们开始反省自身的文化状态，重新发掘中国文明的内涵以及再次审视西方文化意识，我们和世界重新站在同一个起点，而目标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可以出现大师的环境，而这个建造过程的核心环节也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美术教育。 一、什么是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是一种制度，在这一系统下，培养出更多的艺术家，但这一制度在不同时期也是可变的。从古代的师徒模式到近代的学院制，这种制度通过变革延续了自身的存在。在大学美术教育中，从事美术教育的人一般都具备两种身份——艺术家和教育者。一个教育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艺术家，他对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对艺术有独立的评判；其次他也是一个教育者，为自己的学生提供自己的经验和观念作为他们在艺术活动中成长的参考。需要强调的是，教育者自身的构成基础是艺术家，核心是教育者，这两种身份的价值是并存的。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者，他的职责在于牺牲的勇气，以肯定的方式教育年轻人正确地分辨艺术的价值，甚至可以为了自己的观念去否定以往的经验以及价值，这就需要一个艺术家不仅具备专业水准，更要有一个堪称典范的人品。 二、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引进西方美术教育制度，这也是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开端。在制度更迭之际，中国人的救亡图存也直接导致美术教育跟随社会文化范式的变迁而变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教育在废墟中移植了一套全新的模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平淡稳定后，教育者们却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象：在这个平稳的时期，很多艺术家都养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接受国外的艺术思想，缺乏思考与解构的能力。思维空白已经是艺术家感到无奈的事实。学院内的教育者不仅发现了中国美术的残缺状态，更要面对大学教育制度下来自管理体系的压力。教育制度的变质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年轻的学生。中国的大学扩招使得更多的学生选择了艺术专业，社会矛头直指美术教育。 三、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虽然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已经伤痕累累，但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部分教育者在坚持美术教育的初衷，他们更多接收及时的对外信息并思考、批判地理解，在基础教学外增加开发学生创造力的教学方法。这已经足够预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在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中，设计教育的革新最为突出。正如工业革命后设计的出现宗旨一样，它更接近于应用，与社会接受能力最大限度调和，也正是这种特性使得设计教育率先改革，教育者们意识到他们没有像绘画那样宣称艺术的精英属性的借口，设计首先是为应用而产生的，大学越来越多地邀请从业设计师授课，使得设计教育更具时效性。 美术教育的其他门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年轻的学生们最大的压力就是生存，4年的本科教育能否完成这些教育者最迫切的愿望。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的任务也以此为开端，已经存在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不可能被瞬间改造，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投入几代人的努力的过程，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受真正来自当今社会的信息。中国的学院教育需要更多的社会实践转化成学术成果。 目前的设计实践中，以靳埭强先生为开端的一批设计师已经开始着重发掘中国本土艺术语言的尝试，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尝试这些文化符号的重新应用，甚至打破原有的设计与绘画的分科，这种学术尝试显然对起初的造型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这也确实带动了学院教育进行新的变革。在未来，中国教育将首先使年轻的艺术家生存下去，给与他们更多的“儿童般的自由”和人文关怀，而后才能真正诠释本土艺术的内涵。 四、新教育精神下的教育方法 任何艺术创作或艺术教育都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它无法回避与时代的血肉关系。这首先是对教育者的要求，成功的教育应该是在不断的突破之间完成的，教育者必须使学生清楚地知道当今社会美术思潮的最新动向，基础训练应被保持在最低限制的分量上。美国有一位教授曾经让学生在破烂不堪的纸上做素描练习，在我看来，这类方法完全可以使学生清醒地意识到基础训练在整个美术教育中实际的位置和作用。我们更应当明白，基础训练不是一个阶段或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是伴随人终身学习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人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 事实上，美术教育应该是打破现有学科分类的，用各种方法来完成视觉艺术基础课的尝试，向学生提供社会方向的课程参考议题：生命、生存、人格、疾病、微距、信仰、文化、战争、生态、自由、地球等。学生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某种形式、技术和私人的情感价值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和社会议题进行直接的沟通和对话。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核心是文化教育，而非单纯的技术培训。还有就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在对社会进行思考后，不局限于绘画技巧或设计语言等的分类，甚至尝试新的视觉元素的创造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教育体制的作用，造就出懂得独立思考而又不惧怕时代的艺术家。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设计学院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当下中国美术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教育学科在中国不过两百余年，借道日本取法“西洋”，后又由“中道”日本转向“直捷”西方。教育著述也是由先编译后编著的路线，中国教育学科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在译介西方教育学科的过程中形成的，本文从学院的学生、教师、评价体制包括作品评价、美院教育与师范教育来探讨中国美术所面临的问题。 拔苗助长的考前美术教育 青年人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而我们的太阳，考前的考生们却在不断训练概念性的考前素描中抹杀了学生发现自然的能力，使学生训练了一套“好活”，从而失去了自身发现世界的眼睛。最好的年龄，最有发展的年轻人只为功利考学，在不断的考前重复的概念性的训练中葬送了自己本有的敏锐的洞察力与感受力，而现行的素描、色彩、速写的考前模式与中国自身美术观念没有任何关联，也就是说我们为这样的考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几代人的将来艺术前景堪忧。 大学本科的教育问题 1.美术教育没有自身的教学体系。现今的学院教学是百年前引进西方的学院的写实造型、写生训练并借助民族传统形式与材料加以表现，逐渐形成了临摹、写生、创作的中西结合谱系，现今体系与百年前学习西方的体系的并没有太多改进。体系落后，方法老化，专业教学与史论教学互不相干，没有产生互渗关系，中国传统画论美学更没渗透到艺术理论的教学中，美院之所以比其他综合类美术大学“好”，主要是靠美院有一批名师，而不是美院的教学体系。 2.重“技术”的培训，不重“人才”的培养。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其次才是专业或技术。现今的美术学院是“技术学院”，是“绘画技术”、“雕塑技术”、“设计技术”、“计算机技术”学院，仅是技术的训练，也提高不了学生的素质。再加上学生高中之前及家庭教育的综合素质没有跟上，想在大学提高，只是天方夜谭。 叶圣陶说，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大学教育是“人”的教育，而不是“技术”或“职业”的培训地，也就是说，即使你毕业不从事你的专业，你也能很好地完成、做好你所想做的其他行业。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没有完成自我的人格与意志品质等，你不但本专业学不好，更干不好其他专业，那么这样的结果必会为社会造成后患。这种教育不只是大学单方面能完成的，它需要我们的社会、家庭、学校及本人共同完成。 硕士、博士泛滥 盲目的提高学历层次及社会对学历的需求造成了硕士、博士泛滥，出现了绘画水平硕士水平比不上本科生，博士水平比不上硕士生。实际上美术学博士原本就是以理论研究为宗旨的。 现今，艺术升级为一级学科门类，全国美院或地方院校拼命争设博士点，许多并不够条件的也在争抢这份“羹”，又并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也能享有“博导”的头衔，这样的“博导”在制造一批一批怀揣着不同目标的“博士”们。官方高举引导名利的大旗，并设定了名利等级，高等美术教育便成为了集体追逐名利的竞技场。 不规范的评价体系 1.学科、教学评价体系。以往美术学在学科制度上一直在“文学”门类下作为三级学科方向，而中国的教育是起步是引进西方的，现在艺术学科升级，各方面也都是在探索过程，关于学科评价建设还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合理的现行方式。要建构中国自身的教育谱系，艺术理论思想与有系统的教育教学观念、方法、目标，有与之配套的实践教育系统。教育教学成果如何评价？教师的创作成果、设计作品，靠获奖。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价？靠分数。 2.职称评定体系。这是一种不平和的体制，休想让教师清闲，大学教师的任务繁重，要教学，要教好学，又要搞好“科研”，“科研”这一词界定本身就存在问题，艺术家要搞“科学研究”？“体制”希望大学教师：（1）有出色教育教学能力；（2）又要有超群的外语水平；（3）还要有顶级的绘画水平；（4）还要有“高级”的“学术”水准，要求教师要在国家级核心期刊，或者CSSCI的期刊上，才算有学术水准；（5）要有“科学研究能力”在职称评定过程中要求美术教师要有省级或者国家级的“项目”方可符合所谓的相称的职称。 教师大量的时间忙于论文、项目及参加美协的展览活动，自由的时间被迫出卖。无欲则刚，给教师更大更多的自由空间，让高校美术工作者静下心来做事吧！ 3.艺术创作评价体系。中国近百年美术评价体系也是西方的，又是在浅层的画面制作效果或工作量多少来“计算”作品的“优劣”。国家展览给艺术设定了错误的目标与错误的导向，展览多是虚假的矫情之作，没有深入骨髓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更见不到也不存在传统中得“逸品”的作品了。现今，急需建立一整套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美术作品评价体系，即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要引导提倡创作符合中国自身审美要求的有相当艺术格调与境界的美术作品。 学科与职称评定的结果：1.对高校教师的身心压力；2.忙于职称，疏于教学；3.为社会制造更多“著作”、“论文”垃圾；艺术评价的结果是为社会制造了一批虚假的“大垃圾”。 给九大美院自由，他们自身更懂得评定体系。下属师范类院校及综合性大学，定位要准确。 研究学术需要评定吗？学术研究首先是自身的爱好与兴趣，再加上自身所具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才能做好学术研究。它不需要哪个单位或机构来评定这属于什么。不能一味地追逐而要问为什么追逐？大学沦为了实用与适应主义，变成了世俗化与功利化的场所，大学应是培养精英的地方，是引领而不是去盲从。康德认为艺术和审美具有超越功利性的“自由”秉性。太多实用与现实而缺少精神，缺少那自强不息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这也正是我们的“大学精神”。 师范教育的问题 师范类学校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教育应把培养目标确立明确。 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没有教学法。高等师范类美术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育实习都与中小学美术教育实践相脱节。一方面是高校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小学的问题，中小学、高中对美术教育不重视。美术在中小学不能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必将影响将来的发展前景。现今美术被升为了一级学科，是否在中小学中，美术也可以从“副科”升为“主科”呢？ 师范类院校培养目标应该明确：为中小学培养优秀的教育人才，而不是把目标定的跟美院一样，大学教育有其共同性和一致性，但各个大学办学应该有自身的特色，更应该发挥自身的地域及历史文化优势。 解决的出路 1.爱好从小培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美育可救国，从幼儿园开始着手对孩子进行美育教育，小学、初中、高中要逐步加强，而不是到高中学生学习成绩下降了，那么赶快学美术吧，家长、学生都有这种心理，学生不爱自己的职业，没有兴趣一定学不好。米开朗基罗十三岁进基兰达约工作室学绘画，老师认为他学晚了，毕加索十三岁的素描作品已经相当于世界级大师的水准了。艺术是一个高尚而崇高的行业，不要玷污了她，想要成才，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2.大学前的多样化的学习，国画、版画、油画、雕塑、设计等要在考前有相当的基础与熟悉程度，而不是到大学毫不知其主业为何物。 3.建立“大美术教育”系统。 中国美术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连贯的完善的自成系统的整体体系，一环扣一环形成一个连贯的培养计划。而现今，这几个环节互相并没有干系和联系，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 小学、初中、大学他们之间要形成一个纽带，他们之间要建立一种纽带关系。如果形成一个“大美术教育”的系统，那么美术人才会从小学或幼儿开始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起步，通过初中及高中的逐渐的美育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实践能力绝非今日的考前一两年所能企及，那么大学美术教育就自然可以想象。 中国在两千余年以前就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但现今美术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中国自身的体系，这需要一批人或几代人来不断地完成。发现问题是未了更好的解决问题，我们期待着中国美术教育不断前行，它会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陕西西安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解构与重组——关于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分析与改革 摘 要：美术教育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艺术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作为新世纪的美术教育在快速发展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某些方面上也阻碍了美术教育发展的进程。而只有正视这些问题，美术教育研究才能蕴含着高目标的要求和超前的思想意识、进而提升知识文化教育的广度、高度和深度。 关键词：民国；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历程；改革 教育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它泛指人类社会活动中专门培养人的一种活动，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物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其中隶属教育系统的“美术教育”则是社会教育活动中培养学习者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增进学习者的美术知识和训练技能的活动。 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的开始形成是在民国前期，这是近代中国美术教育变革的关键时期，也是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在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救国”的号召下，从外国留学的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庞薰琹、刘海粟等美术家毅然归国，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美术教育来改革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他们一生致力于以中国传统精神为主题,消化和融合西方文化艺术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文化艺术,并将毕生主要精力用在革新美术教育事业上。在这个过程中，在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影响下，中国美术教育形成了丰富的、多样化的教育特点。但凡是人，总存在差异性，艺术工作者更是如此。中国的美术教育家们在当时的教学理念与艺术主张一方面有着共同性，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差异性；在这个教育背景下，这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又有消极的影响。比如：徐悲鸿在美术教育中推崇“写实主义”，也就是外国古典写实主义；但是林风眠则侧重“现代主义”，即西方19世纪印象派以后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直至今日，在这两个美术教育家的教学改革下的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在教学风格上依然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差异性。现在，中国美术教育从20世纪初发展至21世纪的今天，已经是跨过了一个世纪。那么，它的教育思想理论、实践方式可以说已经到了比较完善的阶段。当我们把视野转从中国美术教育的历史转向现状，从中可以发现它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一方面传承了传统的艺术教育理念，但抛弃了其中更为重要的人文观念；另一方面对上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联艺术教育模式缺少革新和变化。当人类逐渐步入知识经济、网络社会、新技术和信息不断涌现的二十一世纪，未来的美术教育观念较之以往旧的美术教育，也必然要发生其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 关于对中国美术教育的改革——首先，我们要知道，美术教育的特点及其功能所决定了它是我们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了解美术教育在社会上的内在意义和其本质功用是必要的。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包涵学科本体与教育功能两个方面，它延伸和发展美术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以及通过美术学习影响学习者身心发生良性变化,形成他们的基本美术素质和能力。其次，美术教育在每个时期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是要重视的。因为美术教育本身就是社会活动之一，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美术教育的推动作用，从而我们应该认识到美术教育不只是为了培养社会中的美术家，实际上应该更加认识到它可以通过美术绘画语言提高大众的审美修养，通过美术活动中的观察记忆活动来启发大众的智力，通过对作品的历史背景等来促进大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品质。再者，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美术教育凝聚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它对提高和完善人的人文素质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当准确地把握美术教育发展的脉搏，确定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让美术教育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体现其价值。为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思路与途径，注重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而作为美术教育体系的主要实施者——当代美术教师在进行教育活动时应站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调整其教育策略，注重综合性美术素质教育和美术基础教育。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我们还要认识到改变美术教育理念的重要性，才能深入文化理论课程设置，提高教师水平，加强美术教育理论研究等方面着手，以推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地以创造教育为核心，素质教育为目标，培养全面发展、适应性强的现代高素质的素质教育人才。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培养问题意识乃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511442） 摘要：当今中国美术教育，培养国人问题意识促使本国美术教育有新之转机，注重图像之读解，关注美术与文化之积淀，重塑观察世界之眼光。 关键词：中国美术教育；问题意识；变法；图像；文化传统；观念；媒材 一、问题意识与美术教育的关系 （一）当今中国美术教育需要变之缘由。 中国几千年的璀璨文化,美在很早的原始社会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原始人制作的器具中便可寻找到他们审美的趣味。商周青铜器造型之多样，鼎上饕餮纹之神秘；唐朝白瓷、青瓷、釉下彩瓷的雅致；明清家具之精巧、简练等都流露出中国人对美的本质的执著追求。在古代，中国画和书法是得到普及教育的，也是考取功名的重要途径。到了近代的中国，受外国列强的入侵等历史原因，美术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严重脱节。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提倡将教育的目标定为“育国家之良民”，也就是教育应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在审美意识教育和人格培养方面相对比较弱，这样的美术教育要需要改革和变化。 （二）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培养问题意识。 蔡元培认为“学校美育分普通美育和专门美育两种。普通美育属于小学到中学这一阶段。专门美育属于大专阶段。这两个阶段是衔接着的，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美育的内容和标准也要随着加深和提高。”事实上这两个阶段我们已经在门面上达到了，但从内容上看却还有长远的距离。当代父母都很注重子女儿童时期的艺术教育，且不少家长愿意资付不少金额请艺术家庭教师。这符合了蔡元培的理论：“儿童时代，形成概念之力尚弱，则倾于直观。故无论开智陶情，均以利用美术为适宜。”在当代社会人云亦云的大环境中，很容易缺乏独立思考，变得墨守陈规、麻木不仁，没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看清事物本质的关键。中国当今的美术教育有部分只是浮于表面，如果加强培养问题意识，对事物深入研究，中国美术教育会有更好的发展。 二、具备问题意识，看透事物的本质――问题意识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 （一）对艺术的理解更加深入。 1.图像问题。 绘画是要把事物的真实表达出来，但并不等于把事物现实的造型、色彩等外观逐一刻画，达到“一模一样”。这里的真实是指表达真实的情感，是一种触动心灵的震撼。吴冠中要求自己做出撼人的作品而不是娱人的作品。娱人之作只达到趣味的层面，撼人之作乃大师人格之流露，有感染的力量。图像在艺术中就象文字在文章中一样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靠视觉来再现的，往往不是直白可得，需要观者去“读解”。当然对观者的要求很高，他必须了解艺术史、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找出相应的关系。 （1）技术与观念问题。 前面说到绘画不必将具体的事物如实地绘制在画布上，可是当我们在幼儿时期还没学习过画画时，也不能忽略模仿这一重要步骤。只是提醒大家在掌握了绘画技法之后不要过度炫耀这种技能，应该注重观念的表达。对于“当代艺术”的评价众说纷纭，假如我们没有意识探讨当代艺术的形成发展和对艺术家个案研究的话，很容易把“观念”概念化。艺术作品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而是从作品中找寻艺术家看问题的角度。不要过分地把技术与观念分开来讨论，经典的作品往往是技术与观念的结合，它有艺术家独特的视野，并用符合表达这一概念的技术来完成，虽说高超的技术不容易，但找到恰如其分的技术却更难。 （2）传统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今天“传统”一词也被广泛运用。可是，不是所有的传统都可以直接拿来用。必须了解其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的美术教育中做得不够成熟。首先，国画在中小学没有得到普及教育。其次，教授国画只教技法缺乏国学教育。学习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是领悟其精神的真谛。中国人的宇宙世界观源于《易经》：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地之气而生。这种精神渗透在水墨画中，强调直觉、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学习国学，领悟水墨精神，对于人生态度有更深层的意识探讨。 三、培养美术领域中的问题意识 当今物质消费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了，这种购物的行为已经不需要问为什么，潜意识驱使我们这样做。假如我们对早已习惯的产生疑问，新的东西才会出现，进步才可见。“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观看世界的角度。大自然的观看术是靠学而知之，问题意识也是靠学而有之。 （一）中国美术教育应重新调整对图像的认识。 首先，要让学生有清晰的概念――图像不只是技术和技法。中小学是认识事物的最佳阶段，绘画中模仿事物能让他们认识物体，可仅有这种方法会抹杀他们的创造力。在教学中应该培养他们怎样去观察事物，从而使他们产生问题然后自己解决，通过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图像会深刻得多。通过美术史，使我们提高自身的艺术眼光，面对现实生活提高问题意识。大学美术学习应注重问题观看之方法，从纯绘画来说不可只针对图像的表面，更应注重图像背后所反映的观念。从设计来说，不能总是设计符合大众口味的图案，要以引领潮流，提高大众欣赏能力为目标，也不可仅追求设计图案之精美，而是透过设计传达观念。 （二）中国美术教育应与文化紧密结合。 陈丹青说过：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在美术教育中培养洞察力可引发自身的问题意识。许多有名的艺术家也是通过观察身边的普通事物创作出伟大的创作的。埃舍尔观察阿尔汗布拉宫发现了规则空间分割的关系，根据简单的“上下前后左右”来探索灭点的相对性等。香港设计师余志雄利用点、线、面来探讨艺术的故事，他对日常各个细节很敏感，例如看到线会联想到他的各个空间，它不只是一条平面的线。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是需要全国人民共同了解并坚持的，重要的在意识中对文化传统有执著追求的信念。 （三）中国美术教育要发挥媒材的魅力。 有位学者曾经说：“艺术家是通过媒材来思考的。”媒材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另一种途径。日常生活中许多不起眼的实物如果了解其特性可以加以利用来创作，只要能表达好的观念，任何媒材都具有价值。毕加索是首个在绘画上加入现成品的人，他加入了廉价的稻草，却打破的对绘画的理解。塔皮埃斯的创作总是“变废为宝”，传达任何东西都有其自身价值的概念。在美术教育中注重给学生多种媒材的尝试机会，例如把报纸变成蔬菜、透明胶片代替画中的窗户、牙膏盒子做机器人、锡箔纸做肌理图案……多种材质引发学生的联想力和创造力，还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所有新颖形式的转变、高新技术的引进、人才出国深造等之变法是进步的一种策略，提高图像读解能力，注重美术与文化的学习积累和研究，培养细腻的洞察能力找寻媒材的各种关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进步的长远之计。培养问题意识也就是培养观看世界的新视角，同时，也是人格培养的磨练过程，培养对艺术执著追求的坚持态度。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中国美术教育三十年发展变化研究 【摘 要】 本文主要回顾了我国美术教育和教学30年的发展变化历程，认为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国的美术教学主要强调美术教育的社会功能；九十年代注重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美术教学体系；新世纪注重以学生发展为本，激发创造精神，发展美术实践能力，充分体现了美术教育与时俱进的色彩。 【关键词】 中国；美术教育；三十年；发展变化 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美术教育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学校没有专职美术教师，基本由各科老师代上，教师往往是在小黑板上画几个简笔画到教室让学生临摹。 八十年代，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基础不同，教学条件差别很大，国内各地美术教学处于不一样的发展状态，记得在笔者以前工作过的中师，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在中小学都没上过美术课，当年笔者给普通师范学生上课，第一节课是教学生怎么选购铅笔、画纸、橡皮等常识。后来，国家提出素质教育，中小学普遍都开设了美术课，中师也开办了美术专业班，为提高美术教师水平，各地主办各种教师培训班和讲课比赛；少年宫、私人画室也给学生提供了学习美术的地方。到了九十年代末，小学、中学美术对教学方法、学生心理方面研究系统深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美术教学体系，但目前高校专科、本科教学与中小学教学却有些脱节，相比较，当年中等师范学校对学生素质的培养模式更适合中小学教学需要。现在高校毕业生专业性增强了却忽视了全面的素质提高，特别是专业美院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系统掌握及教学方法的学习研究更少，以至于有的毕业生在教学中抓不到重点难点。 九十年代的大学学习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观念上也有了新的突破。相比现在高校有的学生每周两天的专业课，还有学生逃课，觉得不可理解。看到现在美术高考的繁荣景象，使人并不乐观，在升学机率上升的同时，艺术生源的质量却在下降，部分学生并不是因为喜欢美术，而为了考上大学而选择美术，因基础不扎实的，也不太喜欢美术，以至于进了高校后就没有动力，不愿学习，专业基础知识薄弱，以致到了毕业找工作都困难，于是有的学生不得不改行。加上多元复杂的环境给学生带来影响，使学生考虑的很现实，只考虑为找工作需要，选择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或认为学设计都用电脑了，学理论和绘画没用，缺乏对美的认识，这其间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同时高校教育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有的专业美院过分强调专业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而有的综合类大学的公共课程开设太多，专业课不足，课程结构欠佳，忽视了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普遍重视技法不重视理论，更不重视美术教育教学理论，高校教学与中小学美术教育实践脱节。 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美术教育 2004年，在笔者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有机会进行更细的专业学习研究，图书馆国内外的研究资料也比较多，一些名画的原作可以在各种展览上和博物馆看到，加上网络的发展，有了更好的机会学习。但笔者感觉即使在师范类大学的美术学方向研究生的培养重点是注重专业性，教学侧重于培养专业绘画工作者和研究型人才，忽略作为教师素质的培养，而现实却是大部分研究生最终进入高校担任教学工作，以至于有的研究生对高校教育教学不适应。笔者毕业后进入高校工作，感觉到在部分学校，教师也因职称、科研等压力，大量时间投入学外语，考计算机，发文章，参加画展等，而忽略了对美术教育及教学方法的研究，以至于职称和专业水平高却不善教学。要改变这一现状，调整教师评优、评职称的导向，鼓励教师进行教学研究；构建美术教学理论课程链，把高校教育（特别是师范类大学）和中小学教育挂钩，注重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也注重教学实践能力；在教学中注意联系学生实际生活环境，在专业教学中利用乡土教材和民间美术资源，从传统美术中挖掘资源；在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的兴趣、情感、性格等非智力因素，提高学习效率；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将专业技能，理论知识和教学实践相结合。 三、不同时期的美术作品有不同的特点和社会意义 看不同时期的美术作品，有不同的特点和社会意义：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由于条件的限制，美术作品多以版画为主，表现当时的社会现状，主要用于宣传；期间美术教育和美术作品曾经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功能，作品人物多是“红、光、亮，高、大、全”的形象；六七十年代美术都是以写实为主，风格单调，重思想内容，当时对国外的作品、流派几乎没有介绍；八十年代以来，作品的开始多样化，但多以写实为主；上世纪末，各种流派的作品在国内一些杂志上开始介绍介绍，各种抽象的、表现性的作品开始被大家接受，之后出现行为艺术、后现代主义，尝试中西绘画结合，否定架上艺术等各种观念，美术呈现多元化。总之，美术作品折射出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以及我国教育、教学观念的变化。 四、结语 纵观近三十年美术教育的变化发展：七十年代末我国的美术教学主要强调美术教育的社会功能；九十年代注重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科学为中心的美术教育观，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中小学要加强美术音乐课堂教学”；2001年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注重引导学生体验各种工具、材料和自作过程，激发创造精神，发展美术实践能力，使学生逐步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并首次提出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标志着我国对美术教育的重新认定，是美术教育观念的重大突破，看我国教学大纲的修改过程，可以看出从强调社会功能到注重以学生发展为本，充分体现了美术教育与时俱进。同时，美术教育、教学也随着现代网络发展、时代的变迁在不断发展，美术教育在提高公民素质教育和公民美术素质方面也将越来越被重视，美术教育也将发展得更加合理化，科学化。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茶文化与中国美术教育互通性研究 摘要：茶文化思想包罗万象，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造就了与其他行业相通的地方。其中，与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就存在很多相互借鉴的地方。本文尝试从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来探究两者之间的互通性。首先，从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方面，总结了美术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然后将视角转向茶文化，在分析茶文化思想的精髓的基础上，找到与中国美术的融合点，用实例论证了茶文化在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最后，得出了茶文化融入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职业培养的方法。 关键词：茶文化；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职业培养 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队伍，直接关系我国美术行业教学的发展。其职业素养，成为每年为美术行业输送学生的关键。茶文化与中国美术教育之间存在相互交融的关系。利用茶文化与中国美术教育的互通性，将茶文化的元素融入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中，实现职业技能的应用性创新。 1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 美术专业人才，承担着中国美术教育的未来，因为其专业的素质、职业的能力，对美术专业学生的教学起着不能替代的作用。其职业培养，就是作为美术教育人士，所应该具备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1.1专业人才职业培养的必要性 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简言之就是提升其本身的职业素养和能力。后者决定了专业人才对美术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驾驭能力。例如：有的美术教师，其本身的专业素质不过关，对绘画的基本功掌握距离教学要求相差甚远。一方面，在教授学生相关的绘画技巧内容时，不能具备比学生更高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当学生问及绘画相关的问题和知识点时，该教师也不能提供准确的答案。这不仅耽误了学生对美术知识的学习，而且还会使学生失去对美术的兴趣。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教师队伍不具备基本的职业素养，也就不能称之为美术教育领域的专业人才。所以，加强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是教育学界应当重视的问题。在很多地区已经将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作为美术教师职业的上岗必备条件之一和职业发展方向。 1.2专业人才职业培养的内容 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内容，主要涉及其在美术教育过程中的基本美术专业知识、教育教学方法、职业道德的培养等等。在美术专业知识方面，这是其能成为专业人才的基础，具体可以包括对点、线、面等造型因素的应用，对素描、油画、中国传统画的基础掌握，对印象派、抽象派，以及人物画、风景画的基本了解等。在美术教育的教学方法中，作为专业人才，应当有区别于一般普通美术教师的教学方法，在如何提高学生的兴趣，如何使学生快速掌握美术基础知识等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技巧。在美术教育的职业道德中，除了具备普通教师应该有的师德，还应当树立起让学生产生对美术的兴趣和喜爱，决心在美术的道路上走下去的远大目标，将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发扬光大。 1.3专业人才职业培养的方法 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应当建立在灵活性和自觉性的基础上，具备系统的培养体系。所谓灵活性和自觉性，就是指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必须有美术专业天赋，对美术基础知识和教育教学知识敏感，先天基础好；其次，就是有主动学习的自觉性，具备对美术教育教学工作不断汲取和钻研的精神，后天知道努力。系统的培养体系是对专业人才，开展职业培养的规范和升级。应当有对美术专业教学技巧的专门化培养，包括直接培养和实践化培养方法。对职业道德的培养遵循先有师德，然后才是人才技术的顺序，以专门化的教育方式如模拟教育等实施职业培养。例如：在河北的高校中，对于美术教师的上岗要求就是必须经过事先的职业培养，具备一定的专业教学素质以后才能开展美术教育活动，保证了美术的授课质量。 2茶文化与中国美术教育的共通点分析 茶文化与中国美术教育的渊源可以追溯很久。茶文化中有很多与中国美术可以相容和共通。2.1茶文化思想的精髓中国的茶文化思想有很多涵盖。例如：对茶叶质量的追求，人们除了精益求精之外，还对茶叶的口感、色泽和营养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茶文化的思想之一就是对于生活品质的不懈追求。现代实例和医学能够证明，茶叶中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益的元素，而这些有益成分是从大自然中天然获取的，并非人为合成。茶文化的思想之二，就是对于健康和天然的追求。人们从饮茶的过程中提取出了很多艺术化的产物，例如：茶艺表演、茶道、饮茶环境的背景音乐和装饰品等，艺术化的演变使得茶文化与传统思想的结合，以及与艺术文化的结合。综合来看，茶文化思想的精髓，就是人们从自然中获取健康、获取哲学、获取真理的过程，衍生出了与艺术的结合。这就为美术艺术与茶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契机。 2.2茶文化与中国美术的融合点 茶叶中本身就含有许多美术的融合元素。茶叶本身的外形就具备一定的艺术形象，茶叶的枝叶外形、嫩绿的色泽等，带给人一种生机和生命力的情感。因此，茶叶在许多绘画和影视等可视化作品中，经常以一种代表生机和希望的植物来出现，背后也承载着类似的寓意。另外，茶文化的形象内涵也能作为中国美术的艺术特点来加以应用。茶文化讲究柔和、和谐的饮茶文化气息，这在中国美术作品中，对于笔法、结构等方面也有相通之处。例如：在美术雕塑作品中，作者将雕塑作品以一种灵动、柔和的方式来呈现，不重视雕塑的细节处理，更多体现作者内心情感的表达，这与茶文化讲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谋而合。 2.3茶文化对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作用 茶文化对人的文化渗透作用，加之其与中国美术教育的共通性，使其在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中有特殊的效果。虽然茶文化可能在直接提高专业人才的职业素质能力方面作用有限，但是其对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以及抽象的教育内涵却有深远的作用。例如：茶文化中平和、自然的内涵元素，要求教授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在具体的美术教育教学活动中，要以智慧的、平和的教学方法来使学生掌握。而如果以简单、粗暴的教学方法，体现不出茶文化的思想精髓，也起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3茶文化融入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职业培养 茶文化对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有许多可融之处。但是要注意融入的途径的方式。 3.1教学素质的结合 茶文化对美术教育专业人才职业培养的教学素质融合，主要体现在茶文化中的艺术元素对美术基础知识的融合。例如：河北地区生产茶叶的地方，茶文化浓郁，茶艺等艺术表现形式历史悠久且声名远播。而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如果需要对某项美术艺术技艺熟知，就必须从亲身体验这项技艺开始，作为美术教育专业从业人员，需要掌握对茶叶形象、茶艺表演等艺术形象的表现形式、表现方法运用，应该深入当地茶叶种植生产的地区进行了解，亲身感受茶文化带来的艺术文化熏陶，在感同身受之后，才有可能对茶文化中的艺术元素进行了解和体会。掌握了全方位的艺术知识和艺术素养，才算是具备了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基本知识和能力素养。 3.2教学方法的结合 人们在饮茶的过程中，往往不把饮茶作为主要内容，而是常当作配角出现。人们在会客、交谈、聊天甚至是观看茶艺表演的过程中品茶。茶叶中的清香和营养，都是在无声无息中被人们所感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正是中国美术教育需要的。河北地区风景秀丽，学校在开设美术户外教育课程时经常将学生带至户外，让学生们亲身感受自然之美，从而发掘出对美术课程的灵感。而如果只是让学生们在教室内接受抽象和枯燥的理论知识教学，则属于知识的灌输，与对美术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相比，教学效果自然不好。因为学生们的感受不深刻，即使当场能够记住一些理论知识，但是过后也会很快忘记，教育效果不佳。 3.3职业道德的结合 茶文化中的营养元素，是一种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文化体验。这对于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道德培养也是有可取之处的。在素质教育的今天，美术课程的教育还停留在辅助课程的地位，还在扮演着调节学生们学习生活的角色，而没有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教育作用。大部分美术教育教师，都是将基本的绘画技能教给学生，再由学生们自由发挥，然后便没有了下文，这并不利于中国美术教育的长久发展。茶文化带来的职业道德，要求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将发展中国美术后备力量作为己任，激发出更多人对美术的兴趣和热爱。在课堂上能通过科学的教学方法，让一部分学生真正从美术中找到了快乐，甚至成为今后的发展和从业方向，这便是对中国美术业的最大贡献。 4结论 茶文化被所赋予的丰富内涵，使其与中国美术教育具有了更多的相通之处。从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为例，可以将这些共通之处作为茶文化融入职业培养的着力点。茶文化本身的艺术形象、茶文化的内涵等，可以在美术教育专业人才职业培养中成为促进点。以茶演绎出来的艺术形象能够进一步提高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素养，以茶文化精神完善教学方法，以茶文化内涵提升美术教育的职业道德。 作者:刘会瑜 单位: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蔡元培\林风眠的交往与合作 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影响 摘 要:文章简要介绍了蔡元培、林风眠的交往、合作经过,重点分析了两人的合作在促进了中国绘画教育由“图画”向“美术”的观念转变、实现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由日本模式向欧美式体制的过渡与转变、培养了一批新型的美术家与美术教育家等三个方面对中国美术教育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蔡元培;林风眠;美术观念;美术教育;欧美体制;新型 翻开20世纪初期的中国美术史,蔡元培、林风眠的名字屡被提及,他们对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所起的拓荒、扶植、培育作用不容低估。蔡元培(1868-1940),满清末进士,翰林院庶吉士,1912年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林风眠(1900-1991),广东省梅县一个山村的学生,两人年龄、地位悬殊,却缘于一个自上而下发起“留法俭学会”运动、一个自下而上积极响应“以苦求学”而最终有机缘走到一起。1924年5月,留法五年的林风眠与同学刘既漂、林文铮等准备筹办旅欧中国美术展览会,其时蔡元培移居此地从事著译事务,经展览会筹委会推举并由林文铮函告蔡先生为该展事名誉会长①。蔡元培不仅为展览撰序,还亲临展览现场,林风眠的带有中西调和色彩的油画和彩墨画作品就在这时引起了他的注意与称许,自此两人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交往(时至1940年蔡元培逝世为止)。 1926年1月,教育部在征询各方人士的意见后,由艺专全体学生投票,选举林风眠为北平艺专校长。林风眠为一介走出山村的留学生,在国内并无什么背景,是什么原因使他受此重用呢?据其好友林文铮在《蔡元培器重林风眠》一文中说:“由于蔡先生在法国器重林风眠,1925年冬,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易培基即电聘林风眠为北京国立专门美术学校校长”,一语揭示了蔡元培的提携之功②。此次,对于蔡元培的知遇之恩,林风眠也用自己的实践作出了回报。在北平艺专的教学改革方面、激起民众对艺术的关注以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等方面均响应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北平艺专成为两人在中国美术教育方面首次携手的见证。 1927年,在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干预下,北平艺专的艺术运动无法进行下去,林风眠辞职南下,写下了著名的《致全国艺术界书》,在文中,他意识到兴办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艺术运动如果想很快发生一点作用,国立的艺术教育机构是必须的”,“大规模的艺术展览会,也是必须的” ③。当林风眠南下时,恰逢蔡元培被民国政府任命为教育部大学院院长,蔡决定设立“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聘林风眠为主任委员主持工作。当年冬天,在艺术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通过了林风眠筹建全国艺术大学的提议。1928年的春天,蔡元培先生出席了国立艺术院的开学典礼,豪迈地宣布:“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改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藉以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当晚蔡元培便下榻在林风眠的简陋的平房里,此举不仅能反映出蔡元培对这所新学校的支持,也更能传达出他本人对林风眠的信任及两人的深厚感情。在林风眠的主持下,新学校依然秉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建校方针,提出了“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奋斗目标,可以说,杭州艺专成了实现两人同一理想的试验田。 蔡元培为民国教育总长、北大校长,比林风眠整整大了32岁,在他看来,林风眠是晚辈,是勤勉刻苦的学子,是热情张扬的青年,更是他的教育思想得以撒播的火种;而在林风眠的眼中,蔡元培是长辈,是上司,是其艺术抱负得以施展的重要扶植者,也是其事业上的精神依托。因为两人的社会地位及责任意识,他们的交往、合作不仅只局限于两个人间的相互影响,而且还对中国艺术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了中国绘画教育由“图画”向“美术”的观念转变 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因中西冲突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封建文化的落后性与资本主义新生文化的先进性有了直观的认识,形势所迫,改良派提出“废科举、兴学堂”的方案,将救国希望寄托在教育体制的改革上。1901年,清政府将“所谓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④,1903年,由张之洞、张百熙拟订的《奏进学堂章程》中规定了“高等小学堂一、二、三、四年级图画课,每周各两堂”。自此,学堂中开始学习“图画”一科。为培养师资,1912年,经亨颐、姜丹书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中创办了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1915年,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三年制手工图画科;国立南京师范学校开设三年制图画手工科,等等。 在这些学堂中,以“临摹”为主,强调技术,这一方面与中国古代对艺术的看法相关,“艺”即为“术”,《辞源》中说:艺术就是“泛指各种技术技能,……《注》:艺谓书、数、射、御,术为医、方、卜、筮”,礼法与实用的色彩较为浓厚,传统的学画之法,也是重视“笔、墨”等技术的修炼,以“临摹”作为学习的主要方法;另一方面,提倡改革的人士中影响最大的康有为从西方的艺术中看到了只有体现“五体不备,无美不臻”的写实原则才能改进中国画,认为中国士大夫文人“安能专精体物,……以气韵自矜,……此中国近世画所以衰败也” ⑤,“今工商百器皆籍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可见,改良绘画是康氏“物质救国”理想的一个具体实施步骤,其中实用主义占了上风。被徐悲鸿称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 ⑥的“土山湾画馆”,其传授方式也是“博采名家”和“培植成技”,因此,这一时期不管是对中国画还是对西洋画的学习,皆以“技术”为主,以实用为目的:师范学堂的图画科为的是尽快培养师资,满足中小学堂的需要;土山湾等画馆则求完善技法,适应市场需要。此时,中国实用功利的图画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Art”的内容尚有很大差距。反观日本,用西方“Art”的意义来改造东方艺术的人首推冈仓天心,正如伊福部隆彦所说:“冈仓天心起了什么作用呢?他发起了将一般匠人的美术变革为艺术的革命。面向西欧艺术的觉悟运动,是冈仓天心的美术运动。今天,绘画、雕刻和工艺等美术成了艺术,其作者成了艺术家,这是他的功劳” ⑦。 而在中国,蔡元培起了与冈仓天心一样的作用,即引导人们觉悟,将技术型的“图画”概念转变为文化型的“美术”概念。1916年,蔡元培旅法回归,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新青年》杂志3卷6号上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一文,把广义的美术(包含音乐、舞蹈等)放到维系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论述,希望通过科学和美术两大支柱共同作用,来教育、感染、陶冶国民精神、振兴民族活力,并最终成为改造国民性的手段。至此,中国人的“美术”观念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Art”的内涵和外延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对接,从根本上扭转了图画手工科的教学管理模式,探索艺术向文化转型的道路。在蔡元培的直接扶植与呵护下,以刘海粟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林风眠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为代表的艺术学校秉承了这一理念,而林风眠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建校方针与“创造时代艺术”的学术目标符合西方文化中艺术强调的“自由”精神,与蔡元培“陶冶国民精神,振兴民族活力”的思想最为合拍。 二、实现了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由日本模式た始向欧美体制的过渡与转变 提及中国美术教育,人们都会自豪地宣称我国始建于北宋太宗雍熙六年(984年)的“翰林图画院” ⑧,宋徽宗时期,又于国子监另设画学,专门培养宫廷绘画所需人才,画家地位有所提高。综观历史,中国传统美术教育是以临摹入手的师徒、父子相承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的,其人才培养规模较小,也无完备体系。 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始于19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洋学校教育为开端,也有了图画课程的设置,编写了相应的教材⑨。学堂体制的建立为普及美术教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时,美术课程的设置、教材内容的选取等基本模仿日本,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学堂中聘请日本教员来从事教学活动,如三江师范学堂聘日本人菊池谦二郎为总教习,垣理宽之助、杉田捻为手工教员⑩,两江师范学堂所聘教授中,有日本人盐见竞、垣理宽之助等B11,这些教师将富有日本特色的教学体系带到了中国。另一方面,20世纪之初的留学生赴日求学的较多,尤其是美术开拓者几乎都去日本留学或考察过,如陈师曾、李叔同、高剑父、陈树人、丁衍庸等,有的还是肩负着改造中国艺术及社会的理想而去的,学成归国后,留日生们革新中国画,取法东洋高等教育的先进管理方法,试图以日式教育体制取代国内的陈规陋习。如高剑父于1912年回国后,创办春睡画院、南中美术院,开创了现代的“岭南派”;李叔同也于1912年在他所任教的浙江两江师范学堂中引入石膏模型写生。这些构成了美术教育上日式体制在中国的滥觞及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日为邻国,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去日本相对容易些;二是历史上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屡见不鲜,中日美术亦有许多共通之处,故留学生倾向于去日本;三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向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全面开放,艺术上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因此赴日学习也能了解先进的西方世界。因此,日本是中国通向西方世界的桥梁。 但这种间接的“转口”文化毕竟有取舍的成分。民国成立后,一些学者掀起了直接取法欧美教育的浪潮,蔡元培是此风气的发起人。当他就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草拟《教育独立议》,特附注说明:“分大学区与大学兼办中小学的事,用法国制;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学术,……用英国制;大学兼任社会教育,用美国制;大学校长由教授公举,用德国制”B12,并于1912年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初步实现了中国近代教育从日本体制向欧美体制的转型。在美术上,“民国以来,最先提倡美术者为蔡元培。蔡元培曾以高年留学德国。甚留心于西洋美术”B13！1906年蔡元培以40岁的年龄赴德留学,1908年又入莱比锡大学,所听课程几乎涉及全部人文学科,1913年,他又赴法国游学,在此过程中,他很留心德、法的美术教育。1917年,由他鼓励、促成的美术青年游学欧洲,是实现近代美术教育向欧洲学习的关键步骤和重要途径,林风眠即是赴欧学习者中的一员。蔡元培在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开学式演说中强调了赴法学习的重要性:“同人度提倡留法何故?曰:同人均经留法,于法国教育界适宜吾国学术之长,知之较详,则举所知以介绍于国人。”B145绷址缑哐С晒楣后,无论是在北京艺专还是在杭州艺专,都大刀阔斧地改进或建立教学体制,以欧美的“写生法”为教学手段,提倡艺术的自由与创造,聘请法国人为教员B15！T诖艘郧,正如徐悲鸿在1925年所抱怨的那样,“远自郎世宁,中自上海土山湾西洋教士之画室,近至两江师范之艺术科,周相互和聿光诸先生所凤初期美术学校等等,皆有数十年之历史,但其影响终不显著。无它,因西洋美术实未到中国也。”B16U饫,徐悲鸿所抱怨的是我国只学到了西洋美术之皮毛而无其实,可以说,林风眠所引领的杭州艺专真正能着眼于欧洲艺术的精神,在整体引进欧洲现代艺术教育观念和教学管理模式方面,最具代表性。它开创了中国专业美术教育学习法国的历史时期,预示着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新纪元的到来。从此,中国美术教育之舟也就渐渐驶向现代,开向未来。 三、培养了一批新型的美术家、美术教育家 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汉代以前的从业者多归为工匠类,名不见经传,魏晋以后,由于一批士大夫参与绘事,才出现了史籍上第一批有确切记载的画家如曹不兴、顾恺之等。此后,画家与画匠渐渐分流,直至北宋苏轼提出“士人画”(即文人画)的概念后,“行家”、“戾家”的区别更加明显。士大夫文人家学渊源,民间工匠则难登大雅之堂,加上中国传统绘画传承方式主要以临摹、师徒相授为主,出身下层的老百姓既无银两聘师学艺,更难接触卷轴画,更遑论名家精品了。 当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先生振臂一呼,提出了“人皆平等,人皆受教育”的人文思想,从此,在他的扶植和过问下,大中小学堂普遍成立,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像林风眠这样的山区孩子,亦能就读中学,并在政策的扶植下留学法国。可以说,林风眠自身就是蔡元培教育思想及政策的受惠者。当他自己也执掌教育权力时,必将以个人心血反馈社会。在北平艺专尤其是杭州艺专中,他奉行蔡元培“解放个人之束缚,而一任其自由发展”的新教育思想,学习蔡氏海纳百川的胸襟及开放的心态,开创新式美术学校理念。 新式美术学校的建立,导致了传统艺术观念的转变,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所谓“新型”,指的是他们既不同于自逸放任的狂狷型文人,更不同于“唯承上意”的宫廷画家,也不是重视技术不求创新的匠师,既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商,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或以革新艺术为己任,或以艺术服务社会、改造社会,或投身于艺术教育,培养中国美术人才,其中著名者有(皆毕业于1926―1937年的杭州艺专)李可染、阎丽川、力群、胡一川、王肇民、王朝闻、赵无极、群、吴冠中、罗工柳、李裕、苏天赐、席德进等。他们有的以自己的画作为中国乃至世界艺术之林增添光彩,有的执教于艺术学院,进一步扩大了群众受美术教育的基础,以使中国美术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现代美术“在更大程度上应该是满足人们精神、职能、身心等方面和谐发展的需要”,“是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是每一个受教育者必须具备的能力”B17,今天,全国各地艺术院校林立,一批批学子进入、走出校园,美化了人们的生活,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当我们处在因为艺术的发展而多姿多彩、生机蓬勃的世界,饮水思源,当记前辈奠基之功。(责任编辑:陈娟娟)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浅谈中国美术教育对西方的借鉴 摘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我国的美术教育还是处于危机当中，如何面对新的危机，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外国高校的教育来完善我们的美术教育。 关键词：文化相结合；多样性；新角色；保持特色 早在西周和春秋初期，中国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因此而形成了规模体系的美术教育。美术教育在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与发展，并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使原本处于相对滞后的美术教育，瞬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然而，在这表面繁荣的下面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相较于西方国家的美术教育，我国的美术教育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艺考热不断升温，招生规模不断加大，一部分学生和家长认为考普通大学无望，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了艺术专业考试上。而这部分学生往往是些文化素质低下，也并没有什么艺术天赋的，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这个专业，一心只为了圆大学梦。而这也恰恰偏离了美术教育的真正目标。正是艺考热，因此美术教育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久而久之，在教学当中，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传授。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传授对学生所带来的作用。因为这是基础，我们常说要盖好大楼，必须打好地基。美术教育也不例外。但是，问题在于，单单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传授是不够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造葫芦画瓢”，他们缺乏自己的主观能动意识，遇到新问题他们不懂得如何去应对。同时，他们还缺乏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试问，被教育者缺失了在接受教育中最总要的一个要素――学习兴趣，那么学生接受教育的结果可想而知。与此同时，虽然现在都在实行素质教育，但是真正又有几个学生被素质教育了呢？学生大多文化素质低下，只知道埋头画画，这与我们21世纪要培养的人才目标已相背离了。 然而这些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钱学森曾说过：“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有评论曾写道说钱学森的这句话抹煞了所有大学校长的辛勤劳动，甚至也抹煞了正在被我们歌颂着的“教育改革”。鲁迅美院的院长韦尔申曾说过，“我们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我们的美术学院教育都是从建国之后开始，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一些客观的因素，我们的美术学院基本是在前苏联美术学院的模式基础上形成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到目前为止，它的这种基本架构可以说涵盖了中国所有的美术学院。”然而，随着世界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恪守老规矩。近些年来，许多的学者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美术教育状况进行了考察和了解，那么这些国家的高校美术教育对我国的美术教育有什么借鉴作用呢？ 一、把美术视为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把美术教育真正的和文化相结合 在我国，社会上还是存在许多对于美术教育的偏见，如很多人认为学美术就是只要会画画就行，所以，大家在美术专业课上认为画画就是画画，久而久之，学生也是会累的，有的甚至还会认为什么都没学到，造成了美术教育与文化脱离了。尹少淳认为美术与文化结合，体现了一种体用关系、技法与表现的关系。如果我们只知道一种事物而不知道其用途，只知道掌握技法，而不知道表达什么，那又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外国的高校把美术和文化这一关系看得非常的重要，他们认为 “美育”的目的并不是传授一门谋生技艺，而是为了增强学生对于美的认知能力，陶冶人的情操。列宾美院引导他们的学生学习美术就是在研究生活、研究现实和研究自然规律的成果。而研究的对象是人，研究他们对现实生活、对发生在他周围或他亲身经历事情的态度。他们培养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在列宾美院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教授在指导学生进行创作的同时，他们不仅仅只是在技法上给学生启示，而更多的是传达给学生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为自己祖国创作，因此他们经常要求学生在进行创作的同时最好结合自己的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风貌。美国当代著名的美术教育家罗恩菲德曾说过:“在艺术教育里，艺术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目标；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使人在创造的过程中，变得更富有创造力，而不管这种创造了将施于何处。”假如孩子长大了，而由他的美感经验获得较高的创造力，并将之应用于生活和职业，那么艺术教育的一项重要目标就已达成。由此可见，美术和文化是一种不可脱离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我们在进行美术教育中该去建立的。 二、教学方式多样化 在我国许多的院校中，教学方法依然以师徒式、作坊式的，以教师传授为主的教学方式。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这种教学方法所带来的作用，但是这种教学方法更多的是会导致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缺乏创新精神，学生的个性得不到发掘。在《美术教育展望》一书也曾提到说，由于教学方法单一，学生的艺术表现能力、处理艺术信息能力、口头表达自己对艺术问题见解的能力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美术教育采用的都是统一的教科书，美术教育的观念传统。在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中的美术课程已不再称“美术”或“美术与设计”，而是称为“视觉艺术”，从中可见他们的美术教育已经超越了传统“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领域。美术教育的多样性是为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发展服务的，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积极性和主动性，就要求教学方式要多样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美术教育的真正目的。在外国的一些高校的教学方式采取的是开放性的和因材施教的教学，即在教学当中，不是以教师的讲解为主，而是非常注重引导学生通过参观、讨论、分析、评论等方式来了解和感受艺术作品。同时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而这无疑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模式，倡导教学方式的多样性。 三、作业评价的方式多样化 在我国的一些高校，还存在着对于学生的作业评价方式非常单一，学生平时上的专业课只需要到期末交其相关的作业即可，而教师则根据学生的作业打分。显而易见，这样的作业评价方式不仅削弱了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和参与美术活动的积极性，而且无法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而在法国不仅是高等的美术院校，就连中小学的美术教学大纲都采用综合性的评价方式。即作业评价不仅仅是根据学生的作业打分，同时还包含有口试，如让学生就一件艺术作品表达自己的看法，或是说明艺术的表现形式及其特点。还有就是教师根据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创新性以及一些技术的掌握程度来给予综合评价。美术作业的评价方式它能影响学生个性的形成和思维的发展，因此我们对于美术作业的评价方式要予以重视，从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新精神。 四、教师扮演着新的角色 师资的优劣对于学校教育的成败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一个教师的自身素质与他本身的文化素养、思想境界、专业技能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的一些美术院校面临着师资质量下降的问题，存在着一些老教师手捧一本教案30年不变的问题。显然教师自身都没什么超越，也怪不得许多学生抱怨在学校其实学不到什么，有无老师都一个样。然而，在国外的一些高校里，每位教师却是都具有极强的责任心，对待自己的教学一丝不苟，对待每位学生都是持以公平的态度。在列宾美院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说到，“在这里，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是遇到院长还是其他老师，只要你有问题，都可以去向他们请教，他们都会耐心地和你探讨问题。”梅尔尼科夫曾说过，“作为一位教师只注重表现自己，是不正确的，因为学者没有前人走过的路，是很难取得自己的新成果的，即使不是艺术家也是一样的。”里德的教育观主张自然主义的美术教育思想，强调教师只扮演鼓励的角色，依据学生的感觉、直觉、感情、思维去分析器性格类型，并按其类型给予顺应的指导，以帮助发展其个性。 五、在教育中保持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路 现今，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之文化发展也向多元化和相对主义发展。这种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就决定了各国生活方式的民族性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发达国家，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发达国家，这是与他们的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而他们则根据自己本国的情况，从而制定一套符合自己本国的教育标准，如美国的《艺术教育的国家标准》，它是在总结美国学校艺术教育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英国也是根据自己本国的背景下制定了《国家美术课程》。对于这些国家的教育标准，我们可以去借鉴、去学习，但是不能一味地模仿别人而失去了自我，我们在学习的同时，要看到自身的长处。在《人类生活方式的前景》一书说到，21世纪的美术教育就应包容各国的艺术，继承全世界的艺术教育成果，同时也要继承本国艺术的成果，保持中国艺术教育的特色，并把对外开放与保持中国文化特色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新时代特色的美术教育的新格局。 不管怎么说，在教育全面改革的背景下，我国的高等美术教育迎来了新机遇、新挑战。如何应对新的机遇，如何让新的机遇带来新的发展契机，这就需要我们要完全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在美术教育中要多借鉴、多学习，要尊重多元，重视反思。同时要保持本民族特色，走自己的路。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关于中国美术教育的几点思考 摘 要：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不过中间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发展中国美术教育，相关教育部门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加以改善，这样可以更好的发展中国的美术教育，文章详细的介绍了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现状，同事还对中国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关键词：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分析 一、前言 二十世纪之后，在中西文化双重的影响之下，中国美术教育开始拉开序幕。最近几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非常，我国的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此开始人们不再盲目的追求物质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越来越重视精神领域的生活。后期，美术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以及中国美术教育未来的发展前景。 二、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现状 1.美术教育低效 众所周知，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直以来，美术教育的功能都相对来说比较单调。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对各大流派的作品进行相应的继承和模仿，这其中并没有融合一定的创新灵感，毫无疑问，这种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很好的发挥出美术独特的一面。这些因素的存在，毋庸置疑会直接导致中国的美术教育相对来说比较低俗，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完全不利于培养出具备高内涵和特点的艺术类人才。另外，美术教育由于长期受到中国教育体制的制约等方面的影响，同时学校对美术教育的态度也不太重视，有时候为了应试考试，会毫不犹豫的取消学生应该开展的美术课程，这种现象的存在，毫无疑问就会直接导致中国美术教育出现发展的缓慢的现象，最终严重时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发展不平衡性。 2.教学模式单一，教学内容落后 众所周知，我国的美术院校主要是以八大美院为主，各大美术院校的院系设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比较统一的，而且总的来说美术教育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各大美院都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基本上都是采用的利用前人的经验进行到后期实践的。另外小学院式的相关办学模式，一直以来都处于一般的办学规模，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这样毫无疑问根本不利于相关的理论教学。在具体的基础理论教学过程中，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仍然依靠着以课堂写生为教学，并没有融合进去一系列的创意，间接的让教学模式更加的多样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美术教育的教学内容普遍存在着陈旧落后的现状，毫无疑问，这些现状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制约着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 三、中国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的美术，目前来看，已经有长达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整个过程可以说经历了很多，不过却一直保留着原有的艺术本体，这样可以更好的遵循艺术主体。众所周知，艺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学体系，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艺术。可是现在有很多美院直接混淆了，于是就慢慢的远离了本体，虽然艺术仍然存留着一定的科学框架，不过就是空有框架，而没有实质性的艺术内涵主体，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中国美术教育的传播。另外，无论是科学，还是政治，经济，这三者在一定条件上都和艺术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要知道这三者可以反映艺术，但是并不是等同于艺术，所以我们教育部，不能盲目的一再强调美术教育，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在后期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会让美术教育偏离艺术的真谛。最后，我们知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可以促进艺术的发展，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还可能毁掉艺术，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有两面性。最近几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经济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另外我国开始走出去，走上世界这个大舞台，为了能够获得西方的认可。中国的有些艺术可能会为了追求外国的步伐，盲目的照抄照搬，这样下去，毫无疑问就会直接导致中国艺术的缺失。为了能够从根本上避免这些现象的出现，毫无疑问，需要我们能够在学习国外艺术作品的同时，需要始终秉持一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不但可以很好的学习国外先进的美术文化，而且还可以汇集充满中国创新的内涵的美术作品，可以说一举两得。 四、总结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美术教育不但走出了，我国独特的艺术道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不但为现代社会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的艺术人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间接的满足了当代人们对艺术和文化方面的精神需求，这些历程毫无疑问为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中国的美术教育，这需要我们每一个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够以身作则，从自己开始做起，从而可以为未来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提供一点建议与思路，从而让中国美术教育得到越来越好的发展。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中国美术教育的近代化历程 摘 要 随着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美术教育教学模式逐渐走向近代化，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受“东学西渐”思想的影响，中国美术教育突破了宋代以来画院教育的固有模式，使得美术教育日趋普通化、教育模式日趋学校化。 关键词 中国美术 教育 近代化 1 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过渡阶段 中国美术教育的近代化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其自身早期的形态来看，它是在五代的画院教育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也就是说，宋代画院教育模式的确立为中国美术教育近代的萌芽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对比古代的画院和近代的美术学校，从性质上来看，两者都是以培养专门的绘画人才为目标的专门机构，虽然在教育对象的范围、教育模式以及专业化程度等方面，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性质的趋同化使得中国美术教育模式走向学校化成为可能。 宫廷画院正式设立于五代，两宋期间最为繁盛，其在为皇室提供绘画作品的同时，还承担了皇家藏画鉴定、贮藏以及培养画徒等重任。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画院是由后蜀蜀主孟昶所创立的翰林图画院。宋徽宗时期，画院制度的确立不仅为后代画院的建设提供了典范，而且标志着我国美术教育逐渐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为近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元、明、清时期，画院虽然逐渐走向衰落，但其雏形仍然对美术教育学校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思想准备阶段 明代中后期，西方文艺复兴所取得的艺术成果开始传入中国，包括绘画艺术在内的先进理论、艺术技巧开始影响较为先进的一群中国知识分子、艺术人才。如明万历年间，西洋画随着教士被带入中国，上至宫廷、下至普通百姓都对这与中国写意绘画大相径庭的写实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传教士为了进一步地传播西方文化，更是不遗余力地通过教会兴办学校、画坊，以培养西画人才。久而久之，美术教育学校化便成为民众可以接受“非异端”思想。入清以后，中国向西方绘画“取经”、与西方的交流也日益密切，从理论成果来看，有年希尧的《视学》（系以画家安德烈奥・波佐的著作《透视画法和构图》为蓝本转译的）;从交流合作来看，当时有许多西方绘画人才担任皇室家族绘画人才培养的老师，如Lgnatius Sickeltart、Denis Attiret、Joseph Panzi、Joannes Damascenus Sallusti等。显然，西方的教学方式也随着这些教师渗透到学生身上，并为中国美术教育近代化提供了一个契机。由此可见，自明清之际，讲究透视、色彩、光线的西洋绘画开始不自觉地渗透和影响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和视觉方式，为中国美术教育的近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3 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变革阶段 3.1 西方美术教育模式真正付诸实践 鸦片战争使得先觉醒的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正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等的发展情况，并逐渐地意识到本民族多方面的诟病。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在击碎了“泱泱大国”美梦的同时，也促使一些先进人士向西方文明低头，主张“师夷长技”来寻求自身的变革。 洋务运动期间，东学西渐的风气日盛，政府不仅在器物层面下功夫，而且在文化教育上也大举借鉴西方的教育模式，大力兴办新式学堂，主要有外国语学堂、工业技术学堂以及军事学堂。绘画虽然并没有以一种“纯艺术”的正统身份正式地进入到整个课程体系中，但其是造船、设计两门课程必须所要掌握的技术，因而其作为一种服务性或技术性的学习内容成为课程的一部分，如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天津电报学堂、江南陆师学堂以及天津中西学堂等都设有绘画课。 “经世致用”以及“实业救国”是当时特殊社会环境下必然的趋势，因此绘画课基本上是作为一门技术性而非艺术性的课程展开教学的，比如机械制图。纵然如此，不能否认的是，其确实将美术引入了学校教育体系中，成为课程的一部分，更难能可贵的是，西方美术教育形态也在真正意义上付诸实践。 3.2 美术课堂进入普通学校 从制度层面来看，癸卯学制的实行对中国美术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功不可没。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是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的学堂章程，其于1904年1月开始公布施行。该学制在明确了学堂立学宗旨的同时，还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相互衔接和关系，为中国教育制度在组织形式上的操作提供了指导。这一新式学制将教育分为三段，分别为小学教育9年，中学堂5年以及高等学堂，并确定了不同段级的课程，其中图画在初等学堂中是作为机动性的课程出现的，学制中注明“可增加手工、图画1科或2科”;在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中，图画则是主要的课程之一;至于高等学堂，图画不设专门教学门类，但在设土木工学、机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以及建筑学等工科大学中开辟有绘画的课程。虽然，图画在教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新式学制在制度的层面上将其纳入到学校的教育体系之中，成为学校化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此之后，1906年颁布的《通行各省优级师范选课章程》、1907年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以及1907年颁布的《奏陈初等小学教科书情形》等分别对图画课的设置、图画教员的考试科目以及教科书的设置做了更进一步的规定。 从具体实践来看，两江师范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师范学校之一，原名为三江师范学堂，由清末两江总督张之洞于1902年开始筹建，并于1904年10日正式开学。学堂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近代化的特征，如全堂分设有3科，分别为3年毕业的本科、2年毕业的速成科以及1年毕业的最速成科，主要有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教育、理化、图画、体操等几门课程。从课程的设置上，我们可以发现图画已经被纳入到整个的教学体系之中。1905年，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为两江师范学堂，同时，在教学体制上也有所创新，如教学宗旨由培养高、初两级小学堂教员转变为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和中学堂教员。在图画课程上的改革也有目共睹，如增加了图画手工等选科和补习科，延聘日本教员担任图画等学科的教学等等。在图画教育的性质上，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小学所开设的图画课程具有了美育启蒙的性质，美术艺术性的特征较为突出，这也成为我国最早的美术课。这既是中国美术教育近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实践。 3.3 专业美术教育学校化 3.3.1 私立美术专门学校的建立 私立美术专门学校是指由社会个体或私立机构出资创办的专门化的美术学校。私立学校往往比国立学校更加灵活，因此其往往比国立美术学校出现更早。中国较早出现的私立美术专门学校是由周湘留学回来后于1910年在上海创办的“海油画院附设中西图画函授学校”（1917年改名为中华美术学校），其不仅给给中国新兴的美术教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私立办学风气的盛起。中华美术学校初设图画科预科一班，学制半年，1918年夏，又增设图画科本科、图画手工科，主要教授滑稽画、背景画、照相术等。正如他人所说，“周湘的弟子占了油画界的半壁江山”，像刘海粟、陈抱一、张眉孙、丁悚、丁健行等受其教诲者都成为中国画坛的一代名家，由此足可见私立美术专门学校在培养美术人才方面的优越性。 1912年，由刘海粟所创建的“上海美术院”（后更名为上海图画美书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以及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革命式的教学改革和开放的教学理念成功地吸引了世人的眼球，如其首创国内s体女模特人体写生课程、旅行写生教学模式以及首创专业性美术杂志《美术》等等。其大胆突破封建传统的勇气和中西合璧的包容情怀为中国美术教育的创新和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人评价其为：“掀开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的第一页，标志了具有现代美术教育理念的新型学校的正式诞生，从而构建了一个确立先进的美术教育体系、培养专门的美术人才、造就未来的美术大师的实验平台。”自此之后，私立美术专门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冒芽，如1918年创办的私立北平美术学校、1919年创立的武昌美术函授学校和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1922年创立的苏州美术学校等等。 3.3.2 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的建立 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是指由国家出资创办的专门化的美术学校。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是由蔡元培先生所倡导创办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于1918年成立于北京，后曾多次更名和迁址。其将本科设为中国话、西洋画以及图案三系，倡导图案和绘画平行发展，实现“以书法专科助中国图画之发展，以雕刻刻助西洋图画之发展”。 对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乃至现代美术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是1928年由蔡元培所创建的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院的前身），著名画家林风眠担任该校首位校长，后又更名为杭州国立艺术院。其设预科2年，本科3年，设有国画、西画、雕塑以及图案四个系以及预科和研究部，其在《艺术教育大纲》中指出：素描即使造型艺术的基本;注重中西艺术的交融，重视理论和文化的学习。国立艺术院在培养专门艺术人才的同时，更倡导艺术运动为促进社会美育的主张，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 4 结束语 中国美术教育的近代化过程既是教学模式的学校化过程，也是美术教学体制制度化的过程。在其演变和进步的过程中，其一方面以西方美术教育模式为先导，汲取其精髓，如国人到欧洲等地留学，另一方面勇于打破旧的教学体制，在借鉴优秀经验的基础上，展开教学实验，如开办学堂等。总而言之，中国美术教育近代化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文化领域的发展。 基金项目：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艺术学院设计学重点扶持学科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当代语境下中国美术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内容摘要】关于中国美术教育教学改革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已有很多，多对现有的教育模式不足之处，强调改革，进而提出许多改革办法。文章通过对中国美术基础教学的发展情况及现状进行考察并梳理，反思问题的同时提出一点思考、一种可能，即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引进到教学中，让其与当代美术教育有机对接。 【关键词】改革 探索 传统文化 美术教育 基础教学 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千百年来靠的是“师徒相传”的教育模式，通常都是师徒间一对一的口传心授，徒弟将师傅的经验、技法继承下来并加以弘扬。到了近代，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有识之士开始引进国外的美术教育模式，为中国的美术教育做出很大贡献。我国现行的美术教育体系是沿着“艺”和“技”两条脉络发展，对应着美术教育效能的两个侧重面。当代中国的美术教育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是现行教育体系的薄弱之处，也是当下全社会都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美术基础教育历史发展脉络及状况 1.新式美术教育模式的引入及发展状况 19世纪末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美术教育基本上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这里所指的“中国人”是指有民族文化自觉，并且有着中华传统文化根基的几代人。他们在国难家仇面前，希望以文化的改造来救中国。他们留学欧洲、美国、日本，学习西方绘画技法，引进西方教学制度，开展课程改革，教育美术新人。但很重要的一点，他们都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吸收国外的先进理念，为我所用。 在康有为的举荐下，清朝开始依据日本实行的“癸卯学制”，引进图画课教育，沿习以临摹为主的西画教学框架。自此，日本的美术教育体制成为我国早期新美术教育的模式。 此后，公、私美术学校纷纷出现，如1913年建立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来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18年建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今中央美院前身）、1922年建立的苏州美术学校、1928年在杭州成立的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等，这些学校的探索与发展，为促成新型、更高层次的国立高等美术专门学校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在新式美术教育引进初期，社会发展、思想活跃，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严谨、慎重地看待来自西方及日本的模式和理念，不断甄选、吸收，取舍进而调和，美术教育体系在冲突、争论中逐渐成熟。 2.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美术教育发展状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国家政府重视美术教育，苏联的美术教育模式被系统完整地引入中国，成为教育样板。此时美术教育强调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被打上了较深的阶级烙印。美术教育模式从多元走向了统一，普遍推行现实主义美术教育，这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具有深远意义，影响至今。 1966年到1976年的“”期间是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遭受严重破坏的十年，各级美术教育，尤其是高等美术教育停滞不前，教学上技能训练取代了艺术素质、修养的培养，大大抹杀了艺术的个性、原创性以及风格的多样化，美术教育的功能弱化、服务单一。 3.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末的美术教育状况 “”结束以后，国家非常重视美术的发展，强调“美育”。美术教育开始向其他高校如普通院校、综合性大学以及社会各界推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界思想空前开放活跃且丰富，因此产生了诸多美育新主张。综合性、整体性的认识美术教育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共识。在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艺术形式、风格、主义与思潮包围中国，互相渗透影响，美术教育开始打破写实美术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多元化和综合化倾向再一次出现，创新思维活跃。中国美术教育的思路开始从只注重传统的造型艺术教育走向“大美术教育”。 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包括高等美术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一时期的美术基础教育的模式基本上是对“”前的苏联模式的恢复，加上新兴艺术家的进步思潮，同时也有将西方当时的教育模式结合进来，加入了西方学院派的教学，但就其本质几乎没变。 二、当代中国美术基础教育基本现状及探索 进入21世纪，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出现前所未有的办学热潮――各地纷纷开办美术学校，综合性大学也相继开设美术系科，美院的招生人数不断增加，原有的美术专业不断细分出更多专业，招收更多的学生。高校美术扩招导致美术高考方式趋向简单化，应对考试的培训方法也越来越简单，形成了系统化、规模化、产品化的模式，培养的学生千人一面。这些都带有很强的社会功利性，给高校美术教育带来负面影响。 扩招引起社会连锁反应，很多家长和学校将报考美术院校作为孩子的一条升学出路，甚至有“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报考美术院校”的偏向，这类考生在集训几个月、掌握某类普遍的考试风格后，就能参加并轻松地通过专业考试。这些学生只要能升入大学，是否具有艺术天赋、能否成为艺术人才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美术教育面临质与量的严峻矛盾。而这种考生的“速成”必然导致生源素质不高。 同时，美术教育当中各个环节之间的脱节现象严重。高等美术教育与培养目标、社会需求等也存在脱节。教育模式上延续了从苏联或欧美引进之初的西方教学体制和框架，甚至只是“苏联模式”的翻版，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基础性的素描、色彩等西方写实主义绘画，而学生文化素质、理论水平和艺术素养的课程却很少。 扩招也带来教学资源不足、师资力量薄弱、教学理念、方式、方法不成熟等问题，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有些“粗制滥造”造成学生无法深入学习、研究而无法成为真正的人才。 美术生扩招以后的问题很多，可以看到，改革的声音以及现实当中的实践从未间断。例如，现在有些美术院校采取“两段制”教学，为学生的基础培养打下更扎实的基础，同时也给盲目升学的学生有一段重新审视自己的缓冲期，为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做更充分的准备；如中国美术学院许江院长提出“多元互动，和而不同”的治校思想，其核心在于强调不同文化传统的艺术，要相互借鉴、互相吸收，不同的艺术形态和谐共处却不消灭各自的特点。另外，他提出的“四通人才”培养目标，即“品学通、艺理通、古今通、中外通”等思想在教学中的实践；还有如新专业的设置带来的教学模式转变，调整课程设置，改变观念、方法，以适应新专业的特点；有的则以中小学基础美术教育为突破点，试图从源头上来扭转现在的美术教育趋势……无论如何，这些有益的探索和试验都丰富了目前的美术教育内容。这样的尝试和努力非常好，显示出中国美术人的自知与执著。 三、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美术基础教育的困境与思考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迎来新一轮的改革大潮，经济的不断发展对高等美术教育提出新的需求，加上各种外部信息的刺激，中国高等美术教育迎来发展的新契机。 进入21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同样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考验。文化、经济的发展带动着人们意识的改变。社会开始意识到前面的一些错误思想和做法，一种文化觉醒越来越强烈，对自身的文化、传统的艺术以及对未来文化、艺术的发展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种表现就是所谓“中国梦”的本质，在文化形态上具体表现为中国特征和中国精神的艺术。 近年来，国内外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迅速，盛况空前。国内的主流意识，比如中国美协、画院的重大展览，宗旨里都会提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等对美术作品的定义，这无疑对美术作品提出了具体的本土定义，把民族性提到了关键位置。从整个中国社会的大环境来说，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逐渐重视起来，人们将“国学”的继承和发扬提到了重要位置。从根本上而言，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对文化、历史的普遍要求。 同样，中国的美术要发展，需要强大的美术教育做后盾。怎样让中国艺术与他国艺术区分开来，展现出“中国”的独特性？这是中国美术教育的重中之重。“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艺术作品的创造，必须要具有中国基因，同时兼具中国思想、中国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艺术家来完成。如何培养这样的艺术家是中国美术教育的当务之急。 当代中国的美术基础教育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当代美术教育的课程设置与前面各个时期的设置都有不同，课目更多，课时也发生了变化。表面上我们看到了很多改革、试验，这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或者说不因循守旧，但同时也可以发现，中国美术教育从上世纪延续而来的主线、脉络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些所有的改革、试验都没有涉及中国美术教育模式的根基，其核心内容――西方的造型观念。 然而，中国目前的美术教育模式是对于日本模式、前苏联模式以及西方模式的一脉相承的基础之上的部分改造，它们在产生之初就有其相应的地域性，也是以其本土文化背景来设置，对于这些模式的承袭，在根本上与中国文化是有相异性。用拥有外来根基的教育模式培养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本土艺术家无疑是不可能的，这恰恰是目前中国当代美术教育面临的最大困境。 四、我国美术基础教育未来改革发展的可能性思考与展望 如何改变中国目前的美术教育状况是几代人一直在努力研究的课题。我们看到很多研究者发表了看法、观点，也有形成论文、集成专著的，为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多好建议。当然，近几年来国家对基础美术教育的改革措施也在不断加大，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对于工作在大学美术基础教学一线的笔者而言，也看到了目前中国美术教育的弊端，同时也有关于教学改革方面的思考。笔者认为，要创作“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艺术作品，关键要解决创作者的文化根基问题，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最好的解决良方。如何将传统文化运用到中国美术基础教学中？这是关键所在。对于现在已经思维西化的新一代，要培养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新一代的中国人的生长环境是向西方模仿，无论衣食住行，也包括思维模式、评判准则，这可能成为对国人的一种改造，尤其是“”，让中国的传统文化近乎毁灭性的断层，这从根基上改变了新一代中国人的思维构成，要想扭转这样的局面非常艰难。 在这样的困境面前，坚持显得尤为重要。目前的重点是，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美术教育有机对接，将现行的教育模式、教学方法全盘否定、推翻，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新一步的教学改革，可以更多地引入中国的传统元素进入基础教学。中国的传统艺术，如中国画中的线描，还有书法、雕刻、塑像的造型，以及墓室、洞窟壁画和平面线刻、版画中的线条、平面色彩构成等，将这些有机融入现行的美术教学，这样的改革不仅仅要在大学基础美术教学中推广，更应该推行到中学、小学，让学生从小接触传统艺术，从小培养传统土壤。这样一来，让人们逐渐接受并认识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美，进而体会到其博大精深，并能去接受、弘扬，从而创造出有传统来源并富有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这才是成功的中国特色的美术教育。 结语 美术教育过程只是手段和条件，不是目的，其目的应该是影响到整个人生，架构一种对生活美的憧憬，一种积极向上乐观的价值取向。而从美术的长远发展来说，真正创造美的作品不仅仅是简单创作，还需要一种民族自信的撑持。 总之，中国美术教育的前路我们已经看得足够清楚，接下来如何走好才是成功的关键。研究切实可行的民族美术复兴之路，不断加强理论和实践联系，真正引导美术学科的发展，完善美育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这将是美术工作者无可推脱的责任。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学院基础教学部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探析中国美术教育 中国的美术教育发展有一个世纪之多，中国美术教育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作用，在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美术教育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论文从中国美术教育发展三阶段、中国美术教育存在问题及中国美术教育发展方向进行阐述，希望为中国高校美术教育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美术教育发展比较快，中国美术教育有1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绘画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美术有灿烂的过去，一定辉煌的明天。中国美术教育在我国各个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现在高校美术教育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本论文从不同层面阐述中国美术教育。 中国美术教育的三大发展阶段 1.科学主导艺术 第一阶段是1919年开始到1942年，这时期的中国美术教育主导是科学艺术，具体从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中国美术教育受到的影响，在中国这个时期发展比较快，发展事态比较好，在旧中国中，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时期产生了很多美术方面重要人物，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悲鸿、林风眠等。这些典型代表人物有的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归来，其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各个层面的快速发展，科技发展，对艺术的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对艺术比较重视，美术教育是艺术生活中的一种，对人们的精神思想有一定的影响，正确的精神思想能主导中国的历史变革，在中国历史时期，中国的美术教育发挥了一定作用。 2.政治主导艺术 第二阶段是1942年开始到1978年，这时期中国美术教育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在一定时期内是政治的工具，统治者借助于艺术思想，表达一定的意义，政治艺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表达统治者的思想。 3.多元共存、经济主导艺术 第三阶段开始1979年，这个时期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各个层面都是百废待兴，中国美术教育也发生一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把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上，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到了新世纪以后，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一定贡献，很多美术作品，都反映了中国经济建设的繁荣景象。 当前中国美术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科学、政治、经济的相继主导，使美术教育背离了本体轨道 在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的轨道上，在一定时期内分别受到了科学、政治、经济的影响。艺术在一定时期内以一个层面为主导，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定关系。艺术是为三者服务，但科学、政治、经济本身不是艺术，对中国美术教育自身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中国美术教育尤其绘画有一定的发展历史，在先秦时代，一些画家的作品就是反映当时的文化，作品具有一定政治、经济因素参与，反映社会发展状况。中国美术教育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发展，不受到任何因素的影响，这是理论的可能，但现实中，美术作品肯定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美术作品脱离社会发展，就没有了现实意义。 2.美术教育体制缺乏系统性、全局性，各个环节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 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大局观不强，缺乏系统性，主要表现在应试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脱节、大学教育与社会需要的脱节、美术评奖与大师道路的脱节、儿童画与成人画的脱节、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脱节、纯艺术和实用艺术的脱节。以应试教育与大学教育关系为例，在遴选学生上，大多数院校遵循着固定的考试模式，使得很多文化成绩差而转向艺术类考试的考生在急训个把月、掌握某所院校的所谓风格后，就投其所好地参加并轻松地通过专业考试。而这些学生是否具有艺术天赋、能否成为艺术人才就不是这些院校所关心的了。 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 通过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首先要弄清楚中西两种学科内涵及其差异。西方美术教育较早确立了逻辑分析的学科体系，这是它的长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在绘画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传统西方绘画的物理自相性决定了它必须依附于物理学、数学、人体解剖学等自然科学，这使得它所必经的学科训练没有一门真正的艺术学课程。由于绘画艺术学科体系被自然科学代替，西方现代诸多画派的产生仍离不开数学、材料学、工艺学等，致使西方至今也无法完成艺术绘画学科建设的任务。 总之，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艺术作品具有一定时代特征，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国美术教育在一定时期内，以科学、政治、经济为依托，发展中国美术教育。 （作者单位：潍坊科技学院） 作者简介：李君红（1986-），女，山东寿光侯镇人，初级＼助教，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学。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试论中国美术教育的历史发展与价值变迁 摘 要：我国新时期的美术教育发展处于欣欣向荣的阶段，人们的美术教育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对美术教育的价值取向也出现了兼存并需的现象。这极大促进了美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人们对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认识出项模糊和不确定性。从利于美术教育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厘清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和价值变迁，应该成为我们关注和进一步明确的认识。 关键词：美术教育；历史发展；价值；变迁 在学界关于美术教育的历史发展和价值取向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但从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上，国内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对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解释、辩证和划分阶段。如何将美术教育的历史性发展与不同阶段的价值取向相互关联起来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把握美术教育的发展进程和脉搏，从而不将美术教育的价值取向当成是孤立的问题对待。正是基于此种现实需要与研究现状，本文拟以“概述美术教育的历史发展和价值变迁”为题，进行比照分析，希望以此来促进当代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确立，促进美术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1 美术教育的历史源起与发展 1.1 美术教育的形成 随着人类审美意识的萌发和深刻，人们用美术手段装饰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随之而来的是，人们需要将自己的经验横向传播，纵向传承，口传、身受等方式催生了美术教育。由拜师学艺的形式开始，逐渐发展成为有计划、有目的、有标准、有组织、有场所、有评价的形式化美术教育。这些方式现代仍然存在。中国美术教育按历史断代划分，有古代美术教育、近代美术教育和现代美术教育几个阶段。众所周知，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基础要素支持的，尽管这些要素需要我们一层层的追溯到很遥远的时代，甚至要透析其中的文化原因，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在这些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找到我们需要的资源和佐证，正如我们所要论述的美术教育历史与发展，从存在中找到我们需要论证的具体内容并在其传承中找到逻辑即可。美术教育的历史起源显然出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依存于人类自身的进步，究其关键要素就在于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体现出了具体的价值。我们经常会讨论美术教育的价值问题，关于其取向如何，如何通过教育来达到发展的目的，这同样反过来支持了美术教育的历史起源问题。所以，研究美术教育的变迁问题关键在于研究其历史的起源和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价值。 美术教育从具体层面上讲同其他各类教育方式是一致的，本质上都是一种思想和意识上的培养，比如说游戏有游戏的发展方式，巫术也存在巫术的产生基础，美术教育的关键在于其思想来源和意识上对人类产生的贡献。 1.2 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与演化 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大致可分为两种：以博雅为目的，和以实用为目的美术教育。以博雅为目标的古代美术教育又可分为宫廷画（或院体）与文人画之分。以实用为目标的美术教育，传授方式多采用师徒或家族传承；注重技艺的训练与精湛。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存在两种教育观念：一是以图画教育为特征，我国学校美术教育的地位由此确定；二是以美育观念为特征，近代教育学家蔡元培曾经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主张美术教育要摒弃纯粹的实利主义。以实用为目标的美术教育渐变为兼及审美需求与体验的教育。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以1949年建国为分水岭，美育被国家定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经历了模仿、提高、深入、完善等过程，美术教育改革也加深了广度、力度和深度，美术教育工作者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 2 当下我国美术教育的现状 2.1 传统的延续 现实背景下，我国美术教育一个重点就是要大力建设发展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承续了美术教育“教化和共性”的特征。同时，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学习者个性得到重视和尊重，有关鼓励个性发展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也被认同与接受。这种价值取向积极鼓励学生标新立异，大胆实践，鼓励学生发挥个性追求。至于有关谋生与追求利益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可以透过美术专业报考与招生火爆现象，以及全国各大高等院校纷纷开设美术专业等现象了解。 2.2 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随着国家经济的日趋繁荣，人们对审美的需求呈现多层次、多角度的增长，一种有关谋生与利益实现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在当下我国美术教育领域内流行。这种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出现，平衡了为了表现而表现，为了个性而个性的极端美术教育价值取向，极大地丰富了美术教育活动的物质空间与生存基础。然而，这种价值取向也容易走向另一种偏激功利主义，从而给当下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带来负面影响与损失。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中考、高考前的各种美术考前强化班。家长和学生追求的不是审美熏陶与个性表现，而是前途命运。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美术教育领域内，在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上，我们所面临或者说需要好好考虑把握的一个主要矛盾与问题，便是如何平衡各种有关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问题。 2.3 对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建构与思考 当前，因受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多元和开放的文化背景，我国美术教育领域反对将美术学科教育课程再禁锢于单一化、风格化、样式化的藩篱，从尊重人性鼓励个性的层面，提出和实践一种有关表现与个性发扬的美术教育。我们暂且放弃遵从那种价值取向之争，结合世界和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历史和演进，便不难理解和明白，那种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之争以及无原则的折中思想，对美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遵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应该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中庸之道符合孔子的思想，但绝不是简单的二元之间的简单平衡和折衷。 如前所述，中庸之道认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会产生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孔子强调“过犹不及”，思辨事物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事物的发展是一种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式的发展。因此，美术教育也应符合这种规律。只是我们要把握好尺度，采取积极主动调整的态度，当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越过了中心线后，不能让其自由发展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及时对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发展的方向做出调整和改变。 在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建构过程中，美术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应主动承担起指导和推动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建构任务。常锐伦说过，中小学美术教育从事的是人生的美术教育，区别于专业学校的职业美术教育。美术学科的“双基”目标的提出便是中庸之道的最好例证。知识基础：是以与目标密切相关和必备的，且对其后学习美术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为基础。造型基础：是以对美术和学习美术有普遍意义，在任何空间皆可以和容易运用，长久时间不过时，诸多职业可以其作为表达手段的内容为基础。这是我们当前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建构中所需要的积极思想和实践，能为我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参考。 如果说对我国新时期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趋势做出预见性的思考，坚持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建构一个相对平衡、稳定，并能满足新时期我国美术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

政治哲学论文: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 、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 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探索 自然天赋本身虽然被第一原则所保证,但天赋的分配应该具有公共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类本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中,个人身体的成长、智力的开发都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开社会合作体系,人们将举步维艰,而个人天赋作为集体的结晶则散布在人们中间,因此,对自然天赋的分配理应赋予公共性。社会的链式联系是差别原则的另一个立论基础。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作状态,并用“贡献曲线”假定了社会合作的互利性。在链式结构中,人们被划分为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由于社会合作,他们的利益处于链式联系中,各个阶层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利益的增加。在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更容易获得利益,有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用什么为这种最初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辩护呢?只有让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通过制度调节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才能解释其合理性。社会处于链式联系中,在平等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当最有利者获利时,最不利者未必获利。但政策向最少受惠者倾斜后,处于链式联系中的中等条件者和上等条件者由于自身的优势依然会获得利益,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获利。2.差别原则的三个平等倾向罗尔斯概括了差别原则体现的三个平等倾向,即补偿性、互惠性和博爱性。首先,补偿性是对弱者的补偿,以拉近强弱之间的距离。它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功利主义目标,使整个制度不再热衷于效率优先和精英治国,而更多地惠顾不利者,寻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社会的整体目标体现平等。其次,差别原则是一种互惠原则。这里的互惠性是指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倾向。互惠的理由发轫于社会合作体系,每一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的链条中,差别原则为合作体系提供了一个自愿的平台,公平正义原则满足了人们天然的公平感,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自我感觉平等的前提下才愿意加入该体系。第三,差别原则用平等的维度解释了博爱原则。罗尔斯认为:“博爱的理想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带……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博爱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2]106博爱所惠及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是博爱之光最难照耀的地方,他们缺少改善生活的手段,需要社会制度的倾斜。差别原则满足了博爱的要求,它的立足点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博爱有了理论支撑点而摆脱空泛的道德空谈。因此,差别原则是对博爱的一种解释,体现了平等倾向。 平等的划分与实现顺序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不同倾向,其中把正义原则放在词典式序列中体现了他对实现平等路径的独特思考。平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3]用不同角度观察平等,其含义不尽相同,按领域可划分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按范畴可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按程度可划分为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平等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一)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平等的最基本分类是按领域划分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人们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它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优先于其他平等,政治平等大抵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后面的原则,并进行词典式排列。所谓社会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相当于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排除了出身、性别、宗教的差异,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公平的机会,它的范围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政治平等是宪法确认的硬性规定,那么社会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它植根于人们行为习惯中,渗透在人们的意识里。经济平等是指人们平等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如果政治平等是拥有政治一系列权利的资格,社会平等是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经济平等是实质意义的分配平等,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鉴于经济平等的意义而提出的。三种平等分别可用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表示,它们不但内容不同,代表的价值不同,实现顺序也有差异。政治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只有在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1)政治权力在调解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实现政治平等的优先性。所谓政治权力,“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4]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是权力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权力客体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第二,政治权力具有专业性,它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充当相应角色。第三,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一旦产生,权力主体便难于驾驭。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它能承担起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人们只有平等地拥有权利,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政治权力才能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只有理性之花方能结出善良之果,用理性的权力支配社会、调节经济,方能获得优良的成果。(2)政治不平等会孵化出特权阶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是支配、占有资源的强有力手段,掌权者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各种社会资源。除了腐败和寻租,掌权者还会设计出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平等是规范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政治平等是其他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实现政治平等而一味追求经济平等,这种经济平等起初是表面的,之后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的、绝对的。因为政治平等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社会平等打破了身份的限制,政治权力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社会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开放,经济平等才可能完成,如徐友渔所言:“政治自由不可避免地通向经济平等,即使我们只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导致再分配式的平等政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决策的结果最终由一人一票的机制决定,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平等即使不能在政治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理性的证明,也能通过投票程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5]因此,只有处于社会最不利者打破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身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最不利者才拥有反抗不平等的坚实后盾。(3)从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政治平等最易实现,其次是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实现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可以通过国家颁布法律实现,它是一种资格,具有形式意义。而经济平等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具有实质意义。政治平等是一种通过普遍赋予的方式给予全体人民,而经济平等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因为政治平等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救济机关保障。而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天赋不同,获得的收益自然不同,而人们的天赋又不能平均分配,因此需要国家用强制力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 教育、增加富人的累进税和遗产税来调节二次分配。它的实现首先是对有利于弱者不平等的承认,就像罗尔斯差别原则所设计的,使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4)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我们也许能把原则放入一种词典式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要求我们在转到第二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原则的序列,然后,在满足第二原则之后才可以考虑第三原则,如此类推”[2]42-43。为了说明第一正义原则对第二正义原则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指出,基本自由保护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切身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还引出了个人与社会合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合作总是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共享的有关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为‘通情达理的’;另一个因素是指每个参加者的合理利益,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合理推理的’。有关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应当是共享的、一致的,而有关每个成员自身合理利益的观点则是容有广泛差异的。社会的统一性不是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即在于所有个人都同意合作的公平条件”[6]。罗尔斯从达成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确定两个原则的优先性。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进行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切身的社会利益,以政治平等为代表的基本自由正是人们切身利益的表现,满足这一利益之后才考虑合理的利益,即经济平等。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切身利益的满足,之后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对两个优先性原则的设计论证了政治平等优先于社会平等、社会平等优先于经济平等的实现顺序。 (二)第一部分表达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实质平等,罗尔斯这里又设置了一个优先原则,两个部分按照一种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优先于实质平等,当形式平等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再去实现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表达着不同的含义。形式以规则、程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平等就是规则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当然,程序、规则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首先,程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职和职位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是程序正义的背景,“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2]88。其次,程序和规则必须被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自由,做法律的奴仆”,这是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精神。形式平等既要保证形式框架内每个人的平等,也要确立形式本身的权威。只有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才能实现,形式平等才能落实。另外,实质平等体现的是利益的平等。人们的自然趋向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人是千差万别的,天赋、能力、性格、旨趣等方面的差别是难以抹去的,从任何平等的水平基点看,差异都是无法回避的。要缩小差距就要用一定的外力进行干涉。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把外力的干涉定格为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上,以此保证实质的平等。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形式平等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抽象的人能够实现价值的肯定,但是当把人还原为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鲜活的个体时,每个人实现价值能力的差异便显现。作为人类整体的价值与作为抽象的、整体意义的人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正如李德顺所述:“承认人的价值是普遍平等的,这是人的尊严所在。就是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或自然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在自己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但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有普遍相投、毫无差别的价值。恰恰相反,愈是权利和起点平等,就愈是会出现事实结果的差别。人与人相比,由于能力条件等不同,在同质价值上必然会有量的大小、深浅、久暂的差别。”[7]实现价值的量即为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总表现为抽象意义的人,而实质平等为具体鲜活的人。但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并不矛盾,他们是构成人的两个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也是观察平等的两个维度。总之,形式平等体现起点平等,实质平等体现结果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起点平等,而差别原则保障的是结果平等。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二律悖反,如果仅考虑到起点的平等,那么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结果必然不平等。如果像罗尔斯差别原则那样,把不平等建立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必须施加外力进行干涉,起点的平等又被打破,社会为最少受惠者而剥夺有利地位人的利益。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人们放入链式联系的合作体系中,合作使每个人的利益增长,每个人都会在合作中受益。但处于有利地位者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者有更好的前景,这造成合作体系带给每个人利益的不平等。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自愿加入,如果不利地位者认为合作体系严重不合理就会用疏离或以明示拒绝的方式加以反抗,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了维护合作体系的运转,就要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利益增长了,有利地位者和中间阶层的利益由于自身的优势也会增长,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罗尔斯的调和下实现统一。 罗尔斯的平等观 对当代中国的启迪罗尔斯的平等观博大精深,不但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增添新的内容,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启迪。第一,优先性原则的启迪。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关系上确立了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进行词典式排列,即第一原则的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不能进入第二个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充分满足民众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才能去着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平等。这对当代中国规划实现平等的步骤上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在人民没有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平等,结果造成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种绝对经济平等实质上造成了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粗暴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酿成了“”、“化”、“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罗尔斯优先性原则的正确。在没有实现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平等,这种平等起初是表面的,后来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人民充分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下理性运行。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使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步骤的选择上,率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规则,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运用理性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调节,最终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制度原则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启发。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重心是社会主要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所论述的主要制度指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安排。正义原则为主要制度提供了原则,平等的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实现。因此,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要首先注重制度建设。个人的平等要依靠社会基本结构来实现,个人是制度中的一员,个人平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单纯追求个体的平等是难于实现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微弱而渺小,解决了某个个体的平等,会有其他无数个体的不平等涌现,而制度是产生不平等的温床。实现平等就要建立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单纯对个体的补偿与抚恤。另一方面,制度优先原则对于治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为恶,而一个腐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会让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8]。因此,根治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对 制度进行规范。因为权力自身有扩张的本性,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只有到达一定的边界才停止。只有扩大人民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才能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中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在制度上根本遏制腐败。第三,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罗尔斯平等观的落脚点是弱势群体,核心是改善最不利者的不利境地。不平等是针对不利者而言,只有他们才在不平等中煎熬,才真切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境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正是针对最不利者提出的,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心声。这对解决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有益启示。首先,罗尔斯认为平等的实现依靠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依靠调整社会主要制度重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平等,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调整社会再分配的主导力量。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控制政府决策,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而最不利者占有资源少,社会影响力有限。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照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其次,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认为,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不是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制度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当前,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官僚资本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阻断了价格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榨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清除市场经济的毒瘤,使每个竞争者平等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实现经济领域的机会平等。在政治领域,只有继续健全民主法治,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差别原则要求社会的不平等向最不利者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用教育缩小个体差异,减少因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增加累进税,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用税收为最不利者增加福利。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系统,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惠泽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既是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福利政策,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全体人民普遍受益,从而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安全阀”作用。总之,最不利者是不平等的最后呐喊者,只有关注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重心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政治哲学论文: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 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着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政治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着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政治哲学论文: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尤其是活动中的为群众办实事、抵制腐败等做法也很好,因为党要管党,就需要经常整肃队伍、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以巩固政权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不过,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党和干部为群众做好事的善举,更是中共自身的政治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能属性;走群众路线也不仅仅是开展各种活动,而是中共一以贯之并随时随处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要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群众路线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必须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统一,所以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 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 政治哲学论文: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 、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着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 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 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着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论要 陶行知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陶行知教育理论凝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必须了解其思想体系背后的政治学背景。陶行知也有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说,政治上的诉求是建构陶行知理想教育世界的前提条件,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为理想,以民主化教育为路径,以国民的民国生活和共同自治来实现。 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陶行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景,是其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民主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濡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以及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 简言之,陶行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早在1914年的《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已经表达了民主的诉求,之后在《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中指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民国,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①,这说明陶行知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所谓共和,即“惟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共和主义的目的是“共和主义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②。共和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给予个人平等之机会。共和政治图谋全体国民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所谓民主,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真正的民主有如下内涵:“一是政治民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二是经济民主,即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民主,即教育为公;四是社会民主,即社会关系上发动的改革;五是国际民主,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③ 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平等自由的共和精义 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将其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展开,即自由、平等和民胞“三大信条”,其中自由和平等概括了民主共和的主要价值,即政治价值;而民胞体现的是个人价值。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有正负”之分,负自由是假自由,而正自由才是真自由,即“真自由贵自克、贵自制、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所谓平等,即“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④。此后,对于平等自由的涵义,陶行知又有所发展,在《平等与自由》中,陶行知首先指出:“世界上有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而陶行知认同的真平等是“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才是真平等。然后陶行知用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像有学者阐释的那样,“这个新见解试图从发展性的角度将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将这两种价值置于发展性上去权衡,而这两种发展价值的关系就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自由有价值,因为个体的人需要个性发展,平等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的人需要共同发展”⑤。基于此,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民胞思想在陶行知看来,就是博爱,是共和的根基,亦是平等、自由的前提,正所谓“共和制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责任和义务”,“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⑥ 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径—教育造国的模式选择 坚定的教育造国路。有一定的社会愿景,才会有一定教育模式的选择。教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乎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⑦陶行知怀揣的就是这种达观、积极的教育造国梦,并最终选择了教育成为自己的终身志愿。 早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就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陶行知还指出,“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之所以选择“教育”模式实现民主共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养成共和制要素”,以及“教育能巩固共和制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陶行知坚定地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民主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陶行知的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包含着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含义,他期望通过“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他呼吁“教育机会均等,无论性别、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⑧。 而他的民主教育的起点,则开始于平民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原”⑨。其平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关于个人,使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二是关于国家,使中华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九万里河山,都成为国民的民国;三是关于世界,可以使国际战争减少,促进永久和平。因此,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传统教育鼓吹人上人及教育的不平等,而陶行知提倡的是人中人的教育梦想,他同情民众,热爱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伴随他的一生。基于这样的观念,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扫除教育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开启民智,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一直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普及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而努力践行。 政治哲学的践行原则—民主生活与国民自治 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还有一个践行原则的问题。陶行知试图通过国民的共同自治、共和治理和引导国民过上好生活、民主生活为旨归,来践行其政治哲学思想。 民主生活。民主生活旨向民主政治,陶行知试图培养国民过民主生活来改造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进而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所谓民主生活,就是康健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民主生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陶行知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能立法、守法,能在这种民主的生活中,学做中华民国的主人。”即“在民主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这也再次佐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对于如何过民主生活,陶行知制定方针:一是“自立与互助”,每个人要自立,还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中人,因此要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守法和立法,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三是“自由与纪律”,国民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四是“大同与大不同” ,使大不同的国民“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最后共臻和谐的大同之效。 国民自治。依据陶行知的意思,自治即是自己管理自己,大家共同立法、守法,共同治理。“国民自治”一方面要求国民的个人自治,一方面又是国民的共同自治。陶行知指出,“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而“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此基础上,国民要养成如下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关注大家共同的福祉和幸福观;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国民责任和使命感;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简言之,自治可以养成国民“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和才力”⑩。 回顾陶行知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人们给予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称谓,其实短短八个字基本可以表达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 ，！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着名着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 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 (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政治哲学论文: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上）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政治哲学论文:谈“世界元”的政治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主权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主权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主权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主权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主权,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主权”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主权”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主权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主权”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主权”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权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主权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主权”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主权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主权,但又与国家主权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主权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主权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与哲学 [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 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 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 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着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政治哲学论文: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论文:试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科技发展论文:近现代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选择：1607－1966 摘要：16世纪末以来，西方科技知识系统地传入中国，中国科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制度及其在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均呈阶段性变化。本文讨论“”前中国选择科技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特点及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并探讨战略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科技发展，战略选择，近现代中国 众所周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国计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缘于此，制定合理的科技发展战略，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国策的顺利实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回顾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的历程及分析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获得些许历史启发。 1．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1607--1840 17世纪前后，当中国科技继续沿着传统的模式缓慢发展的时候，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产生了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之类的科学组织，使近代科学实现了建制化。成立于1660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和1666年组建的巴黎法兰西科学院代表了社会团体化的分散型体制和国家支持的集中体制。俄国的彼得大帝选择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模式，1724年在圣彼得堡创设了科学院，聘请国外一流科学家到圣彼得堡工作，使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有了一个高起点。 16世纪，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与贸易的扩张，中国与欧洲这两大文明传统得以直接交流。为了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欧洲来华传教士有规模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力学、地理学、钟表技术等。1607年《几何原本》的译成标志总欧洲科学系统传入中国的开端。明代末年，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优越性的徐光启以 “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作为他传播欧洲天文学知识的理念[1]，其意为，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纳入到中国传统知识的框架之中。这一名言也概括了此后250年间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学者吸纳外来新知识的态度。 入清之后，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播欧洲的知识。康熙帝对于研习西方的科技知识的提倡使得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探讨西方知识及中西知识比较研究的高潮。然而，康熙帝无意也无力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价值体系。当时建于宫中的学习欧洲知识的机构及皇家天文观测机构北京观象台均与欧洲的国家科学机构存在本质的差异[2]。 18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生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工厂组织为发明创造活动提供了条件，技术学校训练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新型技术人才。 在18世纪的中国，国人对欧洲知识的了解还是完全依赖于在华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随着罗马教庭与中国儒家学者对彼此的信仰及伦理哲学的了解的加深，二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固，康熙帝下令驱逐欧洲传教士。其后的乾隆帝也严辞拒绝英国使者提出的通商请求，中国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由此几于中断。在封闭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虽然很努力探讨科学问题，却无法了解欧洲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其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越离越远[3]。 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被视为对国家发展和安定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相应的，也就不存在国家性的科技发展战略。天文观测、历法制订等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而受到重视的。实际上，在传统文化中，它们是皇权合法性象征的一个指标，故历来受到皇家的特别关注。当时中国的的科学研究多属个人行为。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优势的中国学者试图通过“翻译”西方著作，“会通”中、西知识和方法，达到“超胜”西方的目的。但科学技术研究及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不为学术界主流所重视。同时，当时“翻译”的内容基本上由传教士决定，天主教一旦被禁，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也随之中断。 2．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40－1895 19世纪，欧洲和美国都在经历着迅速工业化的历程，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欧美国家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工业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力鼓励和资助科学研究和科技教育。1809年洪堡开创研究生制度，使普鲁士的大学成了“科学研究的养成所”。这种制度被欧美国家效仿，科学技术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被日益强化。 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对欧洲的贸易中仍然是顺差。为了填补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面对千古未有的变局，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奕?、曾国藩、李鸿章等自强派官员下决心引入西洋的近代“坚船利炮”。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剿灭太平天国，其次是为了应对外敌入侵。自强派官员所选择的是近代军事技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基于数学是一切军事技术的基础的认识，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倡导数学及其它近代技术的基础性学科，物理、化学等“格致”之学的研究与教育。 从1860年到1895年间，虽然科学技术研究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但清朝的科技战略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首先，当时科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限于兵器研究及相关的矿冶、铁路、电报等近代技术领域，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的研究被忽略；其次，过多依赖外国工程师和技师，人才培养滞后；再次，对近代科学的认识滞后，新知识的传播主要依赖译书等有限的方式[4]。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对近代科学技术和西方世界的理解肤浅，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包袱过重等。 在当时的中国，保守派士大夫担心引入的西方理念和技术会冲击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道理伦理秩序等。倡导及参与西方科技传播的官员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西方知识的传播危及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之时，二者均选择了维护传统。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为反映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当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童中出现了剪发辫等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时，自强运动的领袖奕?遂下令中止留学计划，将学生尽数撤回。 日本引进近代科学技术的起步并不早于中国。从17到19世纪中叶，日本人还需要借助于中国人和传教士翻译的中文书籍来学习西方的科技。尽管日本也有人拒绝接受西方科技，但他们没有背上中国人那么沉重的传统包袱。部分日本人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从明治维新到19世界后半叶，日本人在吸收近代技术和科学的成效明显好于中国。 3．选择近代科学技术制度：1895－1949 19世纪末和20世纪，鉴于科学技术对提高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和军事实力有重要意义，工业化国家率先把科学研究当作国家的重要任务，并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1911年德国设立威廉皇家学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苏联科学院继承了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并建立新研究所。法国于1939年成立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也建立了一些国家研究所或实验室。而纳粹党的错误使得德国的科学和人才损失惨重，使得德国丧事了基础科学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19世纪后期，德国的大型化工企业创建了工业实验室。20世纪初，其它欧洲国家及美国、日本也建立了工业实验室，这种新的制度使企业有了越来越强的转换科研的能力，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苏联大规模引进欧美的技术，大量聘用欧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建立国家研发机构，迅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 1895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战略选择以学者和官员的倡导为主，大多局限于具体的需求。甲午战争的失利，使清王朝意识到政体改革势在必行。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按照下述几个阶段，从全面接受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到选定近代科学技术制度[5][6]。 第一步是选择近代科技教育制度。清朝“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学制改革和1904年废除科举制，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建立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新学制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建制。从1896年的天津中西学堂，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中国建立了正轨高等科学技术教育制度。新学制为社会造就了一代一代的懂科学的人才。 第二步是组织科学技术研究的学术团体。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新生的职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1915年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和1912年詹天佑等创办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些团体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促进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步是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的创建者试图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就是说，选择了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的科学体制。实践表明，这种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很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在科学制度方面做出了一项重大的选择，即决定组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它类似于法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1929年，国民政府又成立北平研究院。实业部、资源委员会、兵工署、航空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和部分大学也建立了小规模的科研机构。这几类科研机构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力量。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大学的研究机构给科学家们以较大的自主研究空间，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等经过国内外的培养和历练，逐渐成长为大师和帅才。 产业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薄弱，科技不能为经济建设和国防提供有力支持，这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科技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国企业大多规模很小，以直接或间接引进、消化国外技术为主，基本上是低水平仿造国外产品。鲜见的成功范例是永利制碱公司在1923年建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其功能类似于欧美的工业实验室。侯德榜成功研发制碱工艺，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 4．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49－1966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对峙的冷战状态，两者发展科学技术的思路有所不同。美国、西欧和日本推行贸易禁运政策，阻止先进技术向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转移。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大力发展国营工业。 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了科技体制和科技发展战略。1949年，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为基础，新中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7]。1957年以前，中国科学院主导了全国的科研事业。后来，高等学校、部委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在科研事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为了大量造就工业化建设所需人才，中国共产党参考苏联的经验，改革了教育体制，显著扩大了工科和理科的教育。 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采取规划科学技术的体制，具体例子就是1956年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远景规划”）[8]。规划的制订者选择了“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方针。并利用学科规划促进难以用任务带动的学科研究。苏联专家和苏联科学院等机构为此提出很多意见，并且帮助中国开展了一些领域的研究[9]。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成功实施，满足了国家的战略需求，对中国科技事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全面地推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填补了很多学科领域的空白，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国家具备了发展核技术、空间技术、制作技术、电子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的能力，产生了以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等为代表的重大科研成果，为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等提高了科技保障。其次，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体现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农业技术进步、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显著成效。 当然，新中国在科技战略选择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偏差甚至失误。比如，20世纪60年代起放弃研究生制度，大学停止招生，意识形态一度严重冲击科学研究，等等。 5．影响战略选择效果的因素 综上所述，自1607年到1966年，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经历了会通中西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建立科技制度及调整科技制度四个阶段，进行了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学科建立和制度建设，使近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与社会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影响战略选择的方向、范围、及时性、社会影响力等的若干因素。除了国家需求、国情等重要因素之外，我们特别关注三个因素。 5.1 对世界及科技前沿的了解 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了解国际科技前沿的成果及动向，从而做出合理的科技战略选择。 明清两朝，中国人对自己的“天下”之外的世界近代科技了解甚少，无法洞察科技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决策者仅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朝廷的需要，做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略选择，先是沿续传统科技发展的模式并有选择地接受部分欧洲科学知识，后是片面选择军事技术，以至于错失发展的机遇。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对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们对近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他们和政府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建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国外参与过高水平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归国，他们对国际科技前沿有了更深入理解，国内培养的专家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们尚不熟悉的领域，苏联专家贡献了他们的见识和经验。 5.2 领袖式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 在科技战略决策者中，除了那些有决断权力的政府领导人之外，领袖式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水平、见识和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早已被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主持人的实践所证明。 19世纪中叶，曾国藩筹划如何引进近代技术的时候，听取了留美学者容闳的意见。容闳所学专业是文学，但对西方技术的初步感悟还是比一般的中国人准确。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在30年展得比较好，这与蔡元培等人的战略眼光和发展思路是分不开的，他们了解欧美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 20世纪50年代，在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时，在众多的领域里做出轻重缓急的选择是很不容易的。比如，究竟是优先发展远程轰炸机，还是优先发展火箭技术？中国政府决策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决策者采纳了钱学森的优先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做出了合理的战略选择。钱学森之所以能提出可行的战略思路，是因为他在国际前沿做过多年的研究，了解航空和航天两个领域的特点和难度。 5.3 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领域是一个后进国家。无论是了解世界和国际科技前沿，还是提高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都需要一个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越有利于及时、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脉搏与规律，制订合理的发展战略。 明清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本上依靠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中国人能走出国门学习的人很少，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处于被动境地。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科技专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苏联专家的帮助也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填补了当时中国人与西欧、美国、日本等国专家交往的空缺。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订科技规划的境况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异。那时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太大，要追赶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具体。今天，我们有了与科技先进的国家交流和合作的多种可能和机会，自身的科技水平与国际科技前沿的差距缩短了。实际上，越是靠近未知的前沿，越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规划的不确定性越明显。这就更要求我们研究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与趋势，认知其中的规律性特征，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适时制订和调整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使中国科技能沿着合理的路径快速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为人类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历史上科技策略的选择的情况及相应后果的分析为我们现代科技战略的确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实际上，历史还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某些阶段和某些条件下中国人能成长为科学技术的大师？“以任务带学科”为导向的科学技术规划究竟怎样影响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变化与创新是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产生的？在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从模仿过渡到创新？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文化价值对科技发展、战略选择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同样也会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科技发展论文: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 论文 关键词：科技 发展 伦理建设 理论建设 制度建设 主体建设 论文摘要： 现代 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理论、制度和主体这三个不同方面均提出了新要求。在理论建设方面，要求实现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从规范伦 理学 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并立足于多学科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求变革社会制度，加强科技立法，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在主体建设方面．要求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 马克思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课题，准确把握并解决这些课题，就会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今天，2o世纪已经揖别，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要大力发展 科学 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处理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伦理学问题。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伦理学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忧虑甚至恐惧。正如英国著名 历史 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进步不平衡，后者远远滞后，前者毫无约束地被加以发展和滥用，从而产生致命的危险。因此，探讨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对于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伦理建设就是建设制约人们行为的价值规范和准则。其目的是以像 法律 调节人们的行为而使人们有法可依一样，在以伦理调节人们的行为时也同样“有法可依”。伦理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般说来，它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和主体建设。 一、现代科技发展对理论建设的新要求 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道德的 哲学 思考。但是最初的伦理学调节的只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把人类看做是惟一值得道德尊重的物种，它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作为惟一的尺度，去对待其他事物。即使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道德现象的反思日益加深，道德调节的范围始终囿于人伦之理。这里把这种只关怀人伦之理的伦理学称为传统伦理学。但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伦理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人类的道德关心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所以，我们把现代科技文明下，以保持地球和人类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由传统伦理学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扩展到调整人和人以及人与人以外的其他物种和 自然 界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的伦理学，称为现代伦理学。由传统伦理学走向现代伦理学，是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双重需要。现代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相比，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在传统伦理学中，伦理规范体系主要涉及的大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或人与社会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们称之为近距离伦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传统的主体司直接的近距离伦理关系随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出现了延伸。在时间上，未来世代的权利和当代人的责任已经成为反思科技与未来的重大命题；在空间上，为了克服全球问题，一方面，人们正在寻求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希图构建一种普遍性伦理，另一方面，人们日渐意识到，人不仅仅对人自身有义务，而且对生活于其中的生物圈和大自然也有保护的义务。-es]94如人类在2o世纪9o年代制定的《2l世纪议程》，提出了人类社会今后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了人权保护和人道主义思想；“国际和平年”、“生态年”等的提出，使人类能同时按照统一的道德规范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第二。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传统伦理学侧重于规范伦理学、理论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研究。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使伦理学不能停留在哲学层面的“高山之巅”，而应该通过新的道德规范向应用层面发展，以解决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伦理学向应用层次的拓展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于是，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的应用伦理学方兴未艾，为人类的道德思考提出了许多新的宗旨和目标。如：生态伦理学提出了尊重生命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和要求；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反映了对新技术的使用进行社会控制的要求；核伦理学的发展体现了人类追求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 计算 机伦理学要求人类重新思考计算机技术的本质和人类的价值观。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21世纪新兴科技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与高科技相关的应用伦理学还会不断产生。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的转向，既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着伦理学的前途和发展。 第三。现代伦理学的研究是立足于西方伦理学、东方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2o世纪是一个既对传统伦理观念进行全面的批判反省、又空前地呼唤价值重构和伦理现代化建设的世纪。2o世纪中西文化的交融、冲撞和科学技术向人类提出的许多使人目不暇接的道德问题，催生、孕育了众多异彩纷呈的伦理思潮。现代伦理学正是吸收了西方伦理思想、东方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精华而发展起来的。 其中东方伦理特别是 第三。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所谓“软着陆”机制就是 科学 技术与社会伦理的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科学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其二，社会公众就科学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展开深入、广泛、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科学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样一种讨论一方面能够启导 政治 活动家们参照着技术上可能的和可行的情况，纠正他们对其利益所持的那种由传统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家们将能够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将来，我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和在多大规模上 发展 技术知识。”在实际的科技活动中，科技的“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 三、 现代 科技发展对主体建设的新要求 人作为现实主体，在与科技的关系中始终居于能动的主导地位，因此，主体建设是科技发展中伦理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第一。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是因为他们具有专业科学知识，能比一般群众更全面、更长远、更准确地预见到科技发展和运用对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后果。他们有责任去预测和评估有关科研选题及其成果所可能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影响。当然，在这方面，科技主体所负的伦理责任的分量是不同的。 对于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很难预测自己所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应用前景，虽然不能苛求他们对该基本理论应用的全部后果负伦理责任，但是他们毕竟为后来依据该理论没计研制作恶或有明显负作用的人工制品或工艺程序提供了基础概念，因而也多少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对于把基础理论应用于实际(例如 工业 和军事等)的工程师来说，他们的科技成果或科技活动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明确的、清晰的、善恶分明的，虽然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家或经营者控制的，而不是完全由他们自己自由支配的，但是他们仍然必须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同时，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还因为他们经常参与政府或 企业 经济 活动的重大决策。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主体不但要对科技活动的后果负有趋利避害的责任，还要对全人类的未来负责。 第二。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反复的科技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经过一些思想家的提炼和概括，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科技伦理规范体系，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遍遵循的评价和判断善恶的标准，调节着科学家或工程师之间、科学家或工程师与社会集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促进着人类科技事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当然，在不同社会、不同 历史 时期，不同阶级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伦理规范。但是，由于科技活动毕竟具有超越阶级利益的共同性，科学家和工程师毕竟是一个职业共同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毕竟有着共同的要求和行为准则。因此，从全世界的高度看问题，科学家和工程师有着共同的伦理规范。这规范有：(1)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应用和后果并不引起严重的生态破坏；(2)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会对我们这一代及我们的后代的安全带来更多的危险，因此，科学成就不应该应用于或有利于战争和暴力，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应与国际协议提到的人类基本权利(包括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权利)相冲突；(3)科学家应该认真地估计其研究将产牛的后果并将对其公开负有特殊的贵任；(4)当科学家断定他们正在进行或参加的研究与这一伦理规范相冲突时，应该中断所进行的研究，并公开声明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做出判断时应考虑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规范：例如锐意创新，勇于进取；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真诚协作，友好竞争；民主讨论，自由探索；谦虚谨慎，勤奋好学；尊重前辈，奖掖后学；热爱 自然 ，珍惜资源等等。美国学者j．t．哈代在他的《科学、技术和环境》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生活在一种技术化的环境之中，因此不免要遇到这样一些问题：人类是这种新技术的主人还是奴隶?技术使人的选择和自由得到了发展，还是受到了限制?到目前为止，从表面上来看，人类有能力驾驭和引导技术向需要的方向发展。然而人类现在掌握的知识，已经赋予了人类几乎能摆布自然的本领，因此必须谨慎小心地衡量各种技术抉择是否合乎需要，这种强大的力量必须用于高尚的目的。这种“高尚的目的”就是造福于人类，而不是危害于人类。 第三。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社会是由各种不同利益需要的主体构成的，他们的利益需要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对于科技发展来说，尤其要处理好科技主体与政府主体、公众主体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相互对话、沟通、理解，对科技“发展什么，怎样发展”达成共识，确立多极主体间的和谐关系。“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对话必然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照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方面的潜力，纠正他们对自身利益和目标所持的那种由传统所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同时使他们能够根据对话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实事求是地判断，将来他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发展他们的技术知识和能力。”。具体地说，就科技主体而言，主要是提高其道德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就政府主体而言，主要是指政府或国家的决策者应从政策、经费、人力等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形成高效、有力、合理的科技发展机制，让国家的科技活动在一定的规范下进行；就公众主体而言，应该积极关注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的现状，参与到对科学技术的后果与影响的评价中去，自觉加强科技伦理的修养，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还应拓宽科技界与政府、公众之间联系的“绿色通道”。 科技发展论文: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建设需求分析 摘要:渔业科技创新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动力。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提出了要求，包括现代化实验用房建设、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实验基地配套建设以及可移动设施购置。本人在对我国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现状分析基础上，从重视并加大对渔业基本建设投入、开展渔业基本建设项目专项科研课题研究、进一步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基本建设 一、引言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现代渔业作为现代农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现代农业形态的普遍特征，又具有渔业自身特点‘”。正确把握现代渔业建设的内涵，可从技术特征角度认识，也可从产业特性方面理解「2]。 从技术特征上，林学钦认为，“现代渔业是科技先导型渔业。在生产活动中，始终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的位置，不断提高生产手段的高科技含量;采用新技术和现代装备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观念进步，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生产的发展主要依靠质的提升而不是量的增长”〔3]。赵明森认为，“现代渔业建设是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武装提升传统渔业，用现代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经营渔业，不断提升渔业科技水平，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引。王学光认为，“发达的渔业生产力是现代渔业的基本特征”〔5]。 从产业特性上歹农业部原副部长范小建认为，“现代渔业是相对于传统渔业而言，遵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现代科学技术和设施装备为支撑，运用先进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手段，形成农工贸、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和谐共赢的渔业产业形态。”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认为，“加强现代渔业建设就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坚持科学发展，切实转变渔业发展方式，着力提高渔业现代化水平”。 从上述学者、领导的论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渔业建设的好坏取决于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快慢，取决于支撑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物质装备一一基本建设力度的强弱。渔业科技创新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动力。我国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六五”末的35%左右提升至“十五”末的53%，与此同时，水产品年总产量由705.2万吨增加至4419.9万吨，渔业经济年总产值由12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48%)提升至401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18%)‘6]l7]。大力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就必须要充分认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的需求。 二、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建设需求框架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是以现代化物质装备为基础的，迫切需要基本建设给予大力支持。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现代化实验用房建设渔业科学研究实验对象是生活在水体中的水生经济动植物，实验环境复杂且不易控。对比其他行业，渔业科学研究对实验条件要求更为严格。表现在实验用房方面:一是需较大的业务用房建设规模。按照实验人员情况、工艺技术流程以及科研仪器设备使用要求，综合考虑科研辅助用房、科研设施用房以及公共设施用房配套需求，如学术交流中心、水生实验动物用房等，需加大实验用房建设力度，扩大建设规模;二是确定合理建设标准。根据不同类型实验室(如按命名权限不同，划分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按实验目的不同，划分为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按学科群划分为综合实验室、专业实验室以及野外科学观测实验台站等)功能定位以及承担课题情况，充分考虑建设前瞻性、国际化等要素，通过专题研究，确定各类实验用房合理建设标准。 (二)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 科学仪器设备是现代科学研究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实验条件，受配置的数量和精密度两项指标影响。数量决定研究工作效率，精密度决定研究工作深度。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仪器设备配置提出了更为苛刻要求，如水产生物科学研究已进人以现代生物技术为基本研究手段的基因组时代，要求所配置的仪器设备须具有高通量、高自动化特征。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快速发展，一要根据需求，提高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比例;二要在加强对现有科学仪器设备管理，推进共享共用，提高使用效率的同时，增加配置数量。 (三)实验基地配套建设 提高渔业生产力，服务渔业经济发展和渔民增收，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根本目的。因此，要高度重视渔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实验基地是渔业科研中试实验、渔业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重要平台。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加快渔业科技发展速度，必须要加强实验基地建设，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完善配套设施。2008年，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由于受灾地区大部分水产实验基地设施未达到防寒抗寒标准，很多水产养殖动物被冻伤、冻死，甚至一些珍贵的水产种质资源也因此而丢失，重创了我国南方水产养殖业。实验基地建设中还需权衡建设标准与建设成本关系，设置一定的安全阑值，确保实验设施能够抵御一定破坏力的自然灾害，保障实验基地内水产生物的保存安全。 (四)可移动设施购置 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数据为我国国际渔业权益谈判提供了重要支撑。在“目前我国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尚未有扭转，水域环境恶化还在加剧”〔81的形势下，以及受《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以及《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签署和生效的影响，远洋渔业可能是我国下一个重要的渔业经济增长点。因此，大力发展远洋渔业，不仅具有直接经济效益，更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考察船是开展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手段，是发展远洋渔业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仅有两艘海洋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远不能满足远洋渔业发展需要。尽快立项建设一批渔业科学考察船，加快我国现代化渔业科学考察船体系建设迫在眉睫。此外，为加强内陆渔业资源环境考察与观测，也迫切需求配备一定规模的内陆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以及采样车、采样艇等设施。 三、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现状与挑战渔业基本建设的加强需最大程度地利用全社会各方面资金，本文仅就中央投资部分进行讨论。经过“十五”和“十一五”的建设，我国渔业科技基本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渔业投资规模与建设规模增长快“十五”以来，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61.56亿元，完成了一大批渔业发展急需的实验用房和试验设施的建设，改善了科研条件和研究手段。以农业部所属公益性的国家级水产科研机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例，“十五”以来共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约5.6亿元，完成业务用房建设7.76万扩，试验设施建设3.58万耐，仪器设备购置2901台套。渔业基本建设资金的投人以及渔业科研设施的建设，为快速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渔业基本建设支撑行业发展能力增强在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2006一2010)》中，规划建设的6个部级渔业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项目已基本完成，相关质检中心仪器设备配置达到一流水平，检验检测能力显著提高，在大菱坪药残、松花江硝基苯污染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了我国水产品国际声誉;在支撑水产良种选育方面，《全国水产原良种工程建设规划》，规划建设了一批遗传育种中心、原种场、良种场，为水产原种的保存、优良品种选育搭建了平台，提升了我国水产业发展质量;在渔业资源监测与环境研究方面，完成了“南锋号”科学调查船建造以及5个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试验台站建设，加强了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条件建设，提升了数据采集与分析处理能力;在水生动物疫病研究方面，建设了1个病原库、3个流域性重点实验室以及一定数量的县级防疫站，支撑了我国水生动物病害防治工作，提高了对我国部分重大水生动物疫病防控的研究能力。 与此同时，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还面临着如下几方面挑战:(一)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近10年来，在国家加大“三农”投人的大背景下，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从2003年的8.54亿元下降到2008年的4.16亿元l9j。虽然2009年开始加大了渔政渔港、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但到2010年渔业投资也仅9.68亿元，略高于2003年投资规模，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在下降。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渔业基本建设研究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宽渔业基本建设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当前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基本建设环节、基本建设项目管理机制等方面，而对渔业发展与渔业基本建设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需求方面，研究较少，一定程度上制约现代渔业的发展。 (三)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快速推进渔业基本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尽早高质量地完成项目建设，是发挥渔业基本建设投资效益的关键。据统计，2009年底渔业基本建设结余资金约0.79亿元，积累资金占已下达投资 16.2%。因此，进一步提升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提高有限建设资金使用效率是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过程中又一重大挑战。 四、完善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对策建议(一)重视并加大对渔业基本建设的投入渔业基本建设资金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中物质装备的最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在国家加大对“三农”投人的新形势下，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不仅没有获得同步增长，甚至绝对数也呈阶段性下滑趋势。现代渔业建设，要求从水产良种选育、渔用饲料研究、水产动物疫病防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渔业机械研究与加工、水产品市场完善、水产品冷藏与加工研究、水产品物流发展、远洋渔业发展、平安渔业建设等多方面人手，加大资金投人力度，夯实发展基础，用科技引领和支撑产业发展。因此，必须要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大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投人力度。此外，为落实好、利用好国务院提出的，要编制有关领域发展建设规划，并将批准的建设规划作为投资决策重要依据‘’01的有关规定，我国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尽早制定渔业相关专项建设规划，并争取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投资部门批复，逐步完善渔业基本建设投入机制，不断增强现代渔业发展后劲。 《二)开展渔业基本建设专项课题研究一是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与基本建设相结合，设立相关科研专题，通过分析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特点以及趋势，明晰新形势下我国渔业科研单位对基本建设的需求，为相关政府机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如科学调查船体系应如何布局等;二是加快修订完善渔业工程建设标准。相关标准的缺失或数据的滞后，对现代渔业发展极为不利。如:目前渔业科研用房建设标准主要依据是《科研建筑工程规划面积指标》(建标【1991】708号)。经过近20年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科研等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当前仍参考该标准建设科研用房，显然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现代渔业建设需要。另据查询，在我国渔业工程建设领域中，当前只有渔港工程部分单项制定了专门建设标准，而在其他渔业工程建设领域或无建设标准或仅在行业标准中简单涉及，渔业工程中许多建设标准当前只能借鉴大农业，甚至工业建设标准，不符合渔业发展实际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严格履行好基本建设程序，按照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实施项目，执行好“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以及施工安全制”，规范基本建设行为，并在保障资金安全前提下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通过自查、专项检查、重大项目稽查等形式，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控制，并及时纠偏;重视项目验收，严格审查财务执行、工程质量验收、档案管理等情况，总结经验与教训;开展项目后评价，及时进行投资成效分析;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监督职能，健全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制衡机制，保证基本建设的廉政;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队伍以及相关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为高效规范执行项目做好智力支撑。通过对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的规范管理，确保渔业基本建设资金安全使用以及投资效益尽早发挥，保障我国现代渔业建设快速推进。 科技发展论文:推进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的对策研究 原文作者：窦艳芳 摘 要：种业作为农业的先导产业，是农业科技应用最集中的载体，也是农业科技的核心领域和战略制高点。畜牧种业是产业的源头，是现代畜牧业高效生产、实现增产增收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全面客观总结了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种业科技发展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畜牧种业；科技创新；科企合作；育繁推一体化 1 天津市畜牧种业及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 1.1 天津市畜牧种业发展基本概况 “十一五”以来，天津市畜牧良种供给能力大幅提升。2010年，全市有畜禽良种繁育场45个，年供种能力为种猪18.4万头、蛋鸡雏1 568万只、肉鸡雏5 690万只；年供奶牛冷冻精液能力260 万剂。畜牧种业产值10.4 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12.8%。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天津市的生猪、奶牛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优势种业，宁河原种猪场、农夫种猪场、天津市奶牛育种中心等畜禽良种场生产的种猪或冻精销往全国30多个省市。畜禽良种的优先发展，有力支撑了天津市现代畜牧业的持续发展。2010年底，全市肉类产量42.6万t，禽蛋产量20万t，牛奶产量67万t，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肉蛋奶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34.7，16.3，54.5 kg（按2010年常住人口1 229万人计算），猪肉、禽蛋、牛奶自给率分别达到65%，74%，100%，居京津沪三市之首，保障了天津畜禽产品的有效供给。 1.2 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 1.2.1 种猪、奶牛等畜牧种业科技获得快速发展 当前，天津猪育种水平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总体上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开展了猪高产仔抗应激分子育种工作，培育出了高产仔抗应激品系。2008年，按照《天津市农业种业基地建设意见》要求，天津市7个种猪场参与了猪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猪良种繁育基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优良种猪引进、猪舍等基础设施改造、育种关键设备引进以及育种实验室建设等；生猪数字化育种管理系统建设。猪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为提高猪种业的科技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有力提升了种猪供给能力。 近年来，天津市奶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奶业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奶牛遗传改良工作对奶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2010年，天津市奶牛年平均单产已达到6 904 kg，而同期全国平均单产仅为4 575 kg，全市奶牛生产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38.4%。嘉立荷牧业有限公司等通过奶牛遗传改良及改进饲养管理措施，所属部分牧场奶牛单产已达到12 000 kg，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天津市种公牛培育取得积极进展。2010年58头优秀种公牛进入全国良种补贴名单，其中验证种公牛25头。种公牛后代生产性能突出，平均年产奶量及乳蛋白率、乳脂肪率等指标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天津市奶牛遗传改良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天津市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品种登记、体型鉴定等规模达到2万头，参测牧场达到32个。人工授精覆盖率达到百分之百。青年公牛后裔测定场达到10个。 此外，天津市在开展牛、羊新品种选育及扩繁工作，在牛、羊胚胎移植产业化、胚胎生物工程、家畜克隆、家畜转基因育种和健康养殖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了世界首例胚胎克隆波尔山羊，并获得了批量生产体细胞克隆波尔山羊的成功，成果居于国际先进水平。 1.2.2 具备良好的科技创新基础和技术储备 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天津农学院、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等近年来在山羊克隆领域、肉牛胚胎移植以及转基因领域开展了一些研究性工作，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同时具有一支积累了大量的成熟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从事克隆、转基因技术等育种技术研究和良种畜禽饲养、繁育的科研队伍。 目前，天津市有3个原种猪场，其中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是国家级种猪核心选育场，有较完备的育种设施设备和试验猪舍、化验室等；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负责为天津市培育优秀种公牛，是我国最早的主要种公牛站之一；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数十年来一直从事肉羊良种的引进、扩繁、选育和推广工作，是中国首家引进杜泊绵羊原种的公司，也是中国唯一一家进行选育的公司；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建有先进的实验基地和现代生物实验室，并 在试验室配备了显微操作仪、二氧化碳培养箱、凝胶成像系统等先进仪器；这些畜牧种业企业和研究中心均具备了良好的科研条件和技术储备，为畜牧种业科技创新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1.2.3 拥有丰富的种质资源 天津市拥有丰富的畜牧种质资源，为新品种的培育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生猪有世界三大名种猪，即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奶牛为中国荷斯坦奶牛和娟姗奶牛。肉用羊为杜泊绵羊、波尔山羊和澳洲白绵羊。蛋鸡有海兰褐、海兰灰等鸡品种。肉鸡有爱拔益加、艾维茵品种等，还有一些地方猪种、地方鸡品种以及长毛兔和狐、貉等品种。 2 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津市畜牧种业和种业科技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一些优势品种方面保持了国内领先水平，取得了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突破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创新平台建设取得成效[1]。但就整个行业而言，仍存在着种业企业实力不强、种业科研创新机制和创新水平不适应现代种业发展要求、产业化程度低和引进品种优良性状保持不佳等问题。 2.1 畜牧种业企业实力不强，龙头企业少 目前，天津市畜牧种业企业规模较小。由表2可见，天津市主要畜牧种业企业的基本情况是2011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仅有2家，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等在业内较知名的畜牧种业公司年销售收入均不足千万。在全国市场上有较大影响的大型种畜禽龙头企业还不多，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相比，无论从种畜禽场的数量、档次、单体规模，还是总体规模上都有较大差距。调研中发现，畜牧种业科研实力不强，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偏少，且产业化程度不高，种业育、繁、推产业链条较为松散，且规模小，缺乏竞争实力。畜牧种业中仅有3家为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4家为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尚未形成产业集群，没有“育繁推一体化”的畜牧种业企业，不适应天津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2.2 畜牧种业科技水平和创新机制不适应种业发展需求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津市畜牧业种业的发展有了一定基础，特别是生猪、奶牛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存在着差距。如：每头母猪年提供断乳仔猪头数和年提供出栏商品猪的头数：养猪发达国家普遍在22头和20头以上，例如：2009年，丹麦为26.1头和24.3头，荷兰24.5头和23.4头，法国为24.2头和22.4头（表3）；天津市能提供的商品猪仅为15～18头，差距较大。2010年天津市奶牛平均单产虽已达到6 904 kg，还远低于北京、上海奶牛业平均8 000 kg的生产水平。从整体来看，天津市畜牧良种产业规模相对较小，科技研发能力相对薄弱，集中表现在：天津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畜牧优良品种或品系，畜牧优良品种、育种关键技术、设备主要靠引进；尚未形成“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产业体系；畜牧种业科技研发能力有待提高，包括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科技研发设备以及实验室能力的提升。 当前，天津市还尚未真正建立起商业化的农业种业研发体制，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协作机制还不紧密，科研成果评价与转化机制还不健全。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不足，80%的企业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绝大多数育种企业仍采用常规育种技术，育种周期长、效率低、成果转化速度慢的现象仍然存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还没有被广泛采用。 2.3 引进良种的优良性状保持不佳 近年来，天津市每年从国内外引进大量的畜牧原良种，但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引进——维持——退化——再引进，即引进良种的优良性状保持不佳，从而也导致了畜牧种业的低效生产模式。究其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生产性能测定、品种登记、系谱建设、体型鉴定等选种技术和管理滞后，转基因、体细胞克隆、胚胎移植、性控等生物技术相对落后，导致良种选配效果不佳，繁育的后代或配套系不能保持原种或良种的优良性状；第二，由于对引进原良种（种猪、种牛）的饲养模式落后，如养殖设备不先进、养殖环境不佳、疫病防控技术落后、饲料营养不能跟进等原因，导致原良种生产性能不断退化，目前天津市种母猪的繁育年限仅为3～4年，种公猪为4～5年。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在对引进良种的利用情况进行跟踪和调研的基础上，会加大对育种选配技术和高端人才的支撑，确保引进良种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2.4 种业科技人才缺乏 当前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人才普遍缺乏，课题组调研了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天津市农夫种猪场、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畜牧种业企业的科研人员情况。调研结果为，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3.15%；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10.39%；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科技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1.67%（图1）。从图1可以看出，当前天津市种业企业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端科研人员普遍缺乏，人才缺乏是制约现代种业科技创新的重要瓶颈。调研中还发现，天津奶牛发展研究中心、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嘉立荷牧业有限公司、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天津市农夫种猪场等种业科研实力较强的畜牧种业，其科技人员占比相对较高，拥有的高学历和高职称科研人员比例也高于其他企业，进一步印证了种业企业的纵深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的支撑。 3 推进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的对策研究 3.1 提升畜牧种业科技创新水平 3.1.1 创新科企合作模式 目前，天津市商业化育种机制尚未形成，科研与生产、应用推广相脱节，是制约种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2]。一方面，种子企业优势表现在具备市场推广能力，在组织生产、推广营销、构建渠道等方面得心应手；劣势表现为企业规模较小、不具备建立育种研发机构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科研单位则具备育种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但在品种的产业化、市场推广手段和经验上却明显欠缺，由于不能与市场有效对接，导致大量科研成果得不到有效的转化和推广，积淀了大量的科技资源[3]。在这种背景下，为迅速提高畜牧种业整体竞争力，最现实、最有效的捷径就是推进科企合作，把科研院所的优势与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强强联合。天津市应在借鉴国内外成功范式基础上，把科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的合作模式推向深入，探索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发展新模式[4]。同时，还要通过政策促进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的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鼓励支持龙头企业建立研发机构，通过与科研院所联合，共同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研发；鼓励龙头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行业关键技术，开展集成创新；鼓励龙头企业承担科技项目，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利用。 3.1.2 加强畜牧业育种关键技术及种业基础研究 首先，强化畜牧育种关键在于技术攻关。不断培育动物新品种，挖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创建目标基因高效转化平台；加强常规技术和生物技术育种相结合，选育创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的动物新品种[5]，鼓励规模较大、实力较强、成长性好、有望成为“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整合现有育种力量和资源，充 分利用公益性研究成果，按照市场化、产业化育种模式开展品种研发；其次，要加强种业的基础研究，开展动物产量、品质等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遗传机理，动物种质创新的分子生物学途径和方法等研究，为养殖业遗传资源高效利用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以种猪、肉牛等主要畜牧为重点，开展以功能基因组为核心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研究，获得一批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功能基因；最后，要强化种业高技术研究，加强畜牧分子标记和细胞工程育种技术、家畜体细胞克隆等高技术研究，创制畜牧优良种质，以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生长点，抢占未来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支撑和引领现代都市农业发展[6]。 3.1.3 培育畜牧良种生产龙头企业 结合天津市畜牧种业建设规划，遴选基础设施较好、人员队伍素质较好（如天津嘉立荷有限公司、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作为龙头企业，集成先进的良种育种、扩繁、繁育和健康苗种生产技术和工艺，打造种猪、种奶牛、种公牛、种羊等良种扩繁、健康苗种的规模化生产。开展良种检测技术研究和扩繁生产技术工艺研究，制定良种扩繁生产管理技术，提升良种质量，为天津市及周边地区的畜牧养殖业提供优质健康良种。推动各种子企业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强化企业自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此外，还应加强畜牧种业基地建设，继续推进生猪育种繁育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奶牛育种繁育基地、以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为主体的优质肉羊良种基地、顶级种羊（牛）体细胞克隆基地和转基因畜禽新品种培育及繁殖基地建设，为种业科技创新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3.2 加强现代种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科技和人才是引领现代种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科技又依托于人才，因此，人才是现代种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由于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普遍缺乏，已成为制约种业科技创新和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加大种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成为现代种业科技发展的战略核心。首先，天津市应围绕现代种业发展需求，加强畜牧种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大领军人才的培养力度，建设种业人才高地。其次，畜牧种业企业应不断强化科技人才培养力度，种业企业通过组织各级农业部门、科研、教学单位，采取研修、集中办班和现场实训等方式，加强对企业检验、生产、加工和贮藏技术人员与操作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科技素养；同时聘请国内知名专家，组成专家服务团队，为种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通过他们的示范、辐射作用，带动天津市种业从业人员整体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最后，还要发挥天津市高等院校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引导高等院校在相关专业设置、课程选择、人才培养等方面与现代种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促进高等院校培养专业知识和能力符合现代种业发展需求的高等人才。 3.3 推进种业科技体制改革及机制创新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遵循农业科技发展规律，完善科研立项、评价、投入与联合协作机制，提高科技管理与资源利用效率，以管理创新促进农业科技创新。首先，要建立种业科研新体制，强调建立基础性研究以公益性科研教学单位为主体、商业化育种以企业为主体的种业科研新机制，引导和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7]。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要通过重点开展种质资源搜集、保护、鉴定和育种材料的改良、创制，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分子生物技术、品种检测技术等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技术性研究等，夯实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基础[8]。建立适合农业科研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机制，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其次，要完善种业科技项目的立项、评价、经费管理机制，真正建立以种业发展需求和实际应用为导向的科研立项机制，注重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引导其根据种业发展需求提出科研项目和研究方案，同时要加强对项目的过程跟踪管理和绩效评估制度，使种业科技项目真正能够服务种业科技发展，推进种业科技创新。最后，要健全种业科技联合协作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科技联合协作制度，促进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单位和科研人员之间开展联合协作，打破条块分割，形成全市种业科技“一盘棋”的良好局面。建立完善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推广及应用主体的活力，促进各层次人员的协作。 科技发展论文:关于我国森林防火科技发展规划的思考 论文 关键词：森林防火科技 论文摘要：基于国内外森林防火工作现状，对今后我国森林防火科技发展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科技的进步首先应体现在构筑坚实的应用技术研究、开发和运用的平台，包括造就一大批胜任不同技术层面工作的人才队伍和建立起与行业科技发展需求相符合的科研服务 网络 。通过行业引导，加强技术装备的规范化建设。把宣传和 教育 摆到与技术装备同等高度予以重视，提升宣传和教育的影响力。东北森林防火工作，应在加强应急和扑救能力的同时，强化可燃物管理、火险等级预报和监测等方面的工作，并在相关作业中实现有效性和 经济 性统一。 1普遍意义上的科技进步 这几年，伴随着我国的森林防火技术和装备水平的提高，相关技术研究工作空前繁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森林防火的应用基础研究不够深人和连续，尤其是针对林火 科学 中关键性的问题以及目前诸如林区和居民点结合部火灾现象这类研究热点。这首先表现在，我国科技工作者发表的关于林火科学研究的文章在国际火灾研究学术期刊和重要国际会议上占有率很低。这不仅仅意味着我国的林火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影响相当小，从深层次上更看到了目前我国相关研究工作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工作的差异。 正如其他应用学科或交叉学科一样，有效发展森林防火科技、确保森林防火的百年大计，需要一个基础来支撑。这个基础就是对于我国森林火灾 规律 可靠性和系统性的认识。这是未来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化的灾害管理的基石。这一切不但会反映在诸如学术论文和科技专著等出版物中，而且最终都会体现在防火理念的更新、装备的发展以及应付紧急状态综合能力的提高。通过对林火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予以长期性投人和扶持，确保相关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学，积累人才和技术，也有助于进行技术革新和着手新形势下的防火手段的更新和提高，最终建立起我国独特的和 现代 化的森林火灾预防、监测、扑救和善后的完整体系。 技术运用和储备对人才队伍的依赖关系也提 不言而喻的。正如一个浅滩撑不起一艘大船，对于 应用性很强、涉及面很宽的工作，明显需要大批专 业人才来实施。一个先进的科技装备，不管是引i} 的还是自主开发的，只有拥有一批合格的技术人员和必要的支持设施，才能进行有效的操作和组护，并把采集的结果运用到工程实际中去。比如目前呈现的全球性的地理信息资料数字化趋势，勃需要大批专业人员来完成相关信息的输人、更新、分析和与相关管理决策系统的链接。笔者非常赞同在今后若干年内通过吸收和培训各类专业人才以充实森林防火科技管理和研究队伍。当然，这需要通过组建或扩充一些有效的运作平台以确保这类工作有序和高质量地实施。 在国家林业局提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有一个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技的战略构想，那就是组建专门从事林火研究的实验室to。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然而要落实它，不但要对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有充分的考虑，更要有长远的规划。就笔者参与不容忽视的是，森林防火事业相关的管理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例如，消防力量的配备和维持与特定地区的森林面积、生态和 经济 价值以及火灾危险程度等是密切相关的，量化并优化相关管理工作对于合理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提高投人效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阐述过这样一个理念[[6j，即特定地区火灾防控效果是对诸多工作的综合检验，不但与当地消防扑救力量的储备水平有关，还与各基层管理部门有效协调，尤其与应付紧急状态时的人员和物资配给、后勤保障等有关。应该就诸多管理技术和相关规范开展必要的研究。 3防火宣传和 教育 的地位 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和教育包括在一些场所张贴标语、发放宣传品，通过媒体介绍防火知识，设立关卡对火灾易发地区进行火源管理以及对违规人员的说服和开导。我国近若干年来每年发生数以万计的森林火灾，其中9g%是人为因素造成的f},}l。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到如果老百姓的防火意识提高了，相当一部分灾害是可以避免的。目前笔者在对国内煤炭矿井火灾调研时，深切感到国民的素质、尤其是特定群体的防火防灾意识有待提高。 如何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和教育其实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让老百姓在脑海深处真正意识到火灾的危害、那些事会导致火灾以及遇到火灾该如何应对等等，不仅仅是简单的 科学 普及，更涉及教育手段、方法和技巧以及心理认知学问的应用。这方面的投人应包括对如何进一步开展有效的宣传工作所做的相关研究。 在一些发达国家，宣传和教育一直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环节来操作。以澳洲为例，相关工作通过设立专门政府机构指导、协调和落实。在召开的火灾科学研讨会上，宣传和教育作为主要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fgl。笔者工作过的联邦科学和 工业 研究机构(csiro)曾承担一个课题，耗资折合人民币数万元，只是为了设计出一个恰当的防火宣传标签。在澳洲的公共场合和集会上，经常看到肩负丛林火灾扑救使命的消防队员的身影以及融防火教育与娱乐一体的展览。拥有大片丛林面积并且经常处于非常干燥气候条件下的澳洲，每年发生人为火灾的数量少得惊人。2003年1月曾发生横跨两个州的丛林大火，烧毁房屋500余间。只有4人死亡，其中还包括因突发疾病引起的[[9]。这些事实至少部分说明国民森林防火教育的成功。 提高我国百姓的防火意识的确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防火宣传的工作量极大。并且基于该项工作的性质，见效也较慢。这与百年树人是同一个道理。在贯彻“政府主导，媒体联动，教育渗透，全民参与”方针的前提下，有必要突出重点。比如，从林区和居民点交界域等火灾多发的场合人手，在强化宣传工作的同时，探讨经济高效的宣传模式和实施渠道，再由点到面将成功的经验予以推广。 4关于东北的森林防火工作 素有祖国绿色宝库之称的东北林区，拥有丰富的森林植被和大规模极具经济价值的原始林和人工林。由于所处地缘的特殊性，常因雷击、跨国界火灾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引发森林大火l叨，一直是我国森林防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在森林防火科技 发展 的中长期规划中，针对东北林区的森林防火工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11。可基本概述为，在加强火灾监测装备多元化、立体化和监测网覆盖率的同时强化对火灾发生的预测预报工作;在加强森林防火分隔和阻火带建设的同时，强化专业防火扑救队伍应付紧急状态的技能和装备力量。大面积和拥有高可燃物载量的森林植被的保护要充分突显“预防为主”的原则，而以林场为基本单元的林区百姓防火意识的提高以及针对交界域的可燃物管理和火源管理则是火灾预防至关重要的措施。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以建普通阻火带和植物防火林带为主要手段的防火分隔要从科学的高度予以提炼并规范化，以求实现相关作业的有效性和经济性统一。 科技发展论文:结合科技发展动态提高《药用植物栽培学》教学效果 作者：白岩，田薇，徐建伟，斯金平 【摘要】 《药用植物栽培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文章探讨了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引入其它学科的前沿动态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思路，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适应知识的更新和发展的需要，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 药用植物栽培学; 科技发展动态; 前沿知识 《药用植物栽培学》(culture of pharmaceutical plant)是研究药用植物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规律及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栽培技术措施以达到稳产、优质、高效为目的的一门应用科学[1]。这门课程以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遗传学、昆虫学、病理学和中药学为基础，借鉴了农业、林业、园艺等栽培植物的技术和措施，成为自成体系的学科[2]，为人类的防病、治病和保健生产优质的中药材。因此，本门课程的重要性在于：由于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物种减少，导致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日趋减少，甚至有些种类濒临枯竭，所以，今后的中药材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来源于人工栽培，尤其疗效显著需要量大的药材更是如此。这就需要培养从事药用植物栽培的人才，生产出栽培规范化、质量标准化的优质中药材。 为达此目的，必须打破传统观念，在原有的课程内容体系基础上，引入近年来的科学进展和高新技术新成就，以便拓宽课程体系的广度和深度。 1 结合gap标准化种植知识，了解相关法令法规 药用植物的栽培比普通农作物的栽培要求高，要符合gap标准化种植，对中药材生产全过程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是保证中药材质量“稳定、可控”，保障中医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的重要措施[3]。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强调通过革新栽培技术，获得高产量、高质量、低农药和低重金属残留的原药材。同时，补充学习国 家出台的中药质量管理规范内容，包括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中药提取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管理规范和与药用植物栽培直接相关的法令法规，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增加相关的规范意识和法律意识。 2 结合现代农业技术，扭转学生错误观念 针对学生认为药用植物栽培就是简单重复大田、林学、园艺等植物的栽培经验，没有科技可言这种状况，将现代农业技术引入到课堂中，提高学习积极性。 2.1 增加病虫害的生物防治和理化防治的内容在药用植物栽培管理过程中，如何控制病害、虫害和草害，是提高中药材的产量、保证中药材质量的关键。在讲授药用植物病虫害防治时，除介绍一些常用化学药物防治方法外，同时强调物理防治与生物防治的重要性，旨在尽量减少药用植物中的农药和重金属残留。例如：利用植物之间的对等效应[4,5]，间、混、套作种植一些具有防病虫害作用的植物;使用天然植物型农药;利用天敌或一些致病真菌防治害虫;利用紫外线诱杀害虫;利用辐射或性激素干扰害虫交配等措施，均可达到不使用农药、无残留、生态和谐的目的。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对于病虫害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同时为今后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2.2 增加节水农业的相关内容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贫乏的国家，尤其在某些久负盛名的地道药材产区更是如此，为此，在讲授灌溉的内容时，引入节水农业[6，7]的概念，包括工程节水、农艺节水、节水基因型筛选、植物精量给水、区域智能化给水技术等。同时重点介绍了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和澳大利亚的局部根区变干给水技术，使学生了解国内外的新型灌溉技术以及技术改进后对于产品质量的改良效果。 2.3 增加生物入侵与防治的内容在药用植物引种和驯化的过程中，要做好植物材料的检疫。从国外或外地调运种子、种苗时， 必须经过检疫，在确认无检疫对象和主要病虫害后，方可调运。近百年来，由于没有入侵生物检疫的概念而人为或无意引进我国的新物种非常多，对我国的生态和经济都造成极大的损失[8，9]。这些实例能使学生清醒地认识到：外来物种可以改变生物的种群、群落甚至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隐藏着巨大的威胁。外来植物一旦入侵成功，要彻底根除极为困难，因此在学习和生产过程中必须形成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 2.4 增加绿肥和菌肥的内容在药用植物栽培时，结合间、混、套作种植绿肥[10,11]，不但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腐殖质含氮量、提高土壤肥力、药用植物品质和产量，而且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同时可以通过绿肥饲喂牲畜“过腹还田”、或放养蜜蜂生产蜂蜜，达到提高经济收入的目的。利用菌肥[12,13]则可以通过菌肥中的微生物生命活动，改善作物的营养条件，固定空气中的氮素，参与养分的转化，促进作物对养分的吸收;分泌激素刺激作物根系发育;抑制作物有害微生物活动，利于药用植物的生长发育。 3 结合生物技术，开拓药用植物栽培新领域 无土栽培、细胞的工业化生产[14,15]虽然属于生物技术范畴，但可以引用到药用植物栽培，生产中不但可以打破土壤栽培的连作障碍，节水、节肥、省工，还可以在不适宜于一般农业生产的地方进行药用植物种植，避免土壤污染、生物污染和工业污染，生产出符合gap标准的药材。在授课过程中添加这些方面的内容，会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其中的技术所在，思路更加开阔。而脱毒快繁、细胞融合等技术也广泛应用到药用植物生产研究领域中。目前，蜜环菌、紫草、人参的细胞悬浮培养、地黄的脱毒苗、曼陀罗和百合等的花药培养、桔梗的多倍体培育以及一些转基因药用植物的培育均取得成功，为药用植物栽培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4 结合中药质量检测技术，增强中药质量监控意识 药用植物引种栽培不单单以成活为目的，同时要求能正常生长发育，并获得一定产量，而且药效成分、含量以及医疗效果达到药典要求，因此需要与中药质量检测技术相配合[16,17]。通过补充该课程的相关发展动态，使学生了解有关中药质量状况、中药质量控制的思维方法与发展趋势，增强质量意识，明确“药材好，药才好”的相关性，为今后从事药用植物栽培、中药质量控制、中药质量规范化管理等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5 结合实践教学，培养动手能力和科研能力 《药用植物栽培学》以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等知识为课程基础，同时又要求与实践相结合。由于现在的学生真正接触农事活动的机会非常少，因此在课堂教学的同时安排一周的百草园内种植实习[18]，可以使学生能更好的掌握中药相关的知识。通过实践教学，增强专业实践技能，提高创新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习之前，要求学生提前查阅资料，结合前沿的技术，自行设计一些切实可行的试验，在实习和观察的过程中，记录相关试验结果，分析和讨论一些栽培管理措施对于药用植物的产量和质量的影响，加深学生对《药用植物栽培学》的理论理解和感性认识，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团队配合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6 激发学生自学兴趣，主动学习多学科前沿知识 在《药用植物栽培学》的学习中，不但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到目前科技发展前沿，改变学生的错误观念，同时结合课程论文，鼓励他们充分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了解更多的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将前沿知识与药用植物栽培结合起来。例如，有的同学设计了太空药用植物种子，将gps、rs和gis技术与药用植物栽培结合，或结合生物技术生产超级人工包衣药用植物种子，通过不断引导学生主动查找资料，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增加课外知识，逐渐重视药用植物栽培的技术性与重要性。 由此可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穿插药材生产、农业生产、生物技术的前沿知识，同时增加药物知识、医药最新动态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的介绍，可以让学生将理论与生产实际相联系，将单一的专业课程与其它学科相联系，不但缩短了对药用植物栽培学知识技能的掌握时间，能够快速进入实际应用，而且使学生系统掌握了中药专业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大大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动机和兴趣，增强了教学效果，课程结束时学生调查结果反映良好，满意度高。对《药用植物栽培学》进行教学改革，符合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发展需求，能够尽快为我国中药gap标准化种植培养优秀人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切实可行的。 科技发展论文:浅论从二十一世纪高科技发展最新突破探讨教育伦理学的新变化 论文关键词：突破　高科技　教育伦理学　探讨 论文摘要：从信息网络技术全球化发展到生物高科技技术时代突然到来1我们似乎一直是高科技技术被动的顺应者。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使我国成为高新科技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就必须对现行教学模式进行彻底改革，自己动手培养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新的教学模式必然导致教学伦理学的更新变化。我们认为教学改革，不能简单囿于传统的教书育人观念1还要致力于创新教学改革，致力于培养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 20世纪末以来，正当信息技术席卷全球、世界为信息网络技术疯狂，热衷于信息网络开发和信息网络攻关的时候、美国众多的高科技专家预言，在未来的21世纪，将是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2000年6月，很快传来惊人的突破性消息:继生物克隆技术全面成熟之后，人类遗传的基因密码组全部被翻译出来了。在我们还在热衷于信息开发和网络攻关的时候，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却已不再是纸上谈兵或什么预测了。 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竟争一直处于劣势或被动状态。主要原因应该是我们的近代以来的教育模式有间题。我国的教育，历来是以教书育人为基准指导方针，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为方向，一直缺乏对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激励手段和理论研究。教书育人的传统教学观念，是影响我国近代以来高科技顶尖人才培养和高科技发展的沉重桔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高科技竞争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人才竟争将是直接影响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的关键。改革现有教育模式，改革现有教育伦理学观念，通过我们自己的院校培养我们自己的尖端高科技人才是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这个问题已引起国家和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一、教育伦理学观念的变迁 从’.学而优则仕”开始，孔夫子为天下读书郎设下诱饵，中国古代教育一直是围绕师古人而明大志、师圣贤而明是非”进行的。几乎同期，欧洲则是“昨天教育”(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要把人类已有的知识、经验一代一代传教下去)的天下。与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不同的是，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后，产生了冷天教育”的思想、“今天教育”与“昨天教育”最大不同是强调过去的一切只能说明过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为现实服务。而此时中国则几乎全是“八股文”的天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后，欧美开始诞生了“明天教育”的思想。“明天教育、、强调学习以昨天，，的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新能力，应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综合决策能力为指导方向的全新教育模式。 二、教育伦理学观念的更新与教育模式改革 目前我国现有的教育模式，基本上还是延续了以教书育人为基准指导方针，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为方向的思想。仅相当于二百多年前欧洲的今天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不仅窒息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也使具有创新创造性天才难以脱颖而出、反映在科技界则是步人后尘，被动发展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存亡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历史使命。这震耳发聋的呐喊，是唤醒中华民族教育界的战鼓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社会科学各学科到自然科学各学科，关于在我国开展创新教育的研究、关干西方创新教育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开展创新教育，科教兴国成为时代主旋律。 三、教育伦理学所面临的挑战 科教兴国，开展创新教育，目前还仅停留在理论阶段在我国完全实施创新教育还有相当距离。 一些教育工作者对创新教育感到茫然，不可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认为目前一直在搞教改，教学内容改革了教学手段也改革了，还需要搞“创新教育吗?教书育人还要不要，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的口号还提不提? 其实“创新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的矛盾，是‘明天教育”与“今天教育”之间的矛盾是一致的。教书育人，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是社会对大专院校的最低要求，而不是院校的最高目标。传统教育是基础的、是必需的，创新教育是提高的、创造的。对.今天教育”学习都十分吃力的学生，你是无法实施..明天教育”的。学有余力，而且具有相当创新创造性才赋的学生，是实施“明天教育的主要对象。本来院校培养的学生就应该只有两种:一种是创新性人才，一种是对社会合格人才。这是我国教育伦理学应正视的现实。 值得指出的是，开展创新教育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欧美的模式与经验。欧美创新教育培养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了，教育手段主要是两大法宝:启发预见、师生互动。结果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自己国家在地球仪的哪个部位都不知道。启发预见与师生互动式的教学本没有错，是创新教育的重要手段，但这必须要以传统教育为前提，以传统教育为基础。否则教育的结果只能是空中楼阁。 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式上指出:“要下功夫造就一批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以带动和促进民族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的提高。让我们教育工作者积极努力，锐意改革进取，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造性人才。 科技发展论文: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战略与对策 一、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与我国的战略选择 （一）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呈现出新的趋势，预示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一是科学技术发展不断突破人类传统认识极限，引发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导致众多跨学科领域的诞生。二是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缩短，不断造就新的追赶和超越机会。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不少国家都处在相近的起点上。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带动整体科技竞争力的跃升。三是科学理论超前发展，引领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向。核能、集成电路、生物技术以及正在兴起的纳米技术，都是源于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科学理论越来越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为技术和生产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四是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化环境下，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日益普遍。但是，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家间竞争的本质，只是改变了竞争形式，也就是通过对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占有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总之，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人类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演进。 （二）科学技术的竞争已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焦点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转变，以及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一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市场。据统计，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从中获取大量超额利润。二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资源。如果说过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用暴力掠夺殖民地资源，那么今天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利用技术手段控制国际资源及其流向。目前，对空间、海洋和生物等战略资源的争夺已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三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媒体。随着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美欧等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先进信息技术，通过对各种传媒的控制，在传播西方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以此影响他国重大决策。 （三）促进科技创新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战略 面对当今科技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做出了基本相同的战略选择。一是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美国政府把保持美国在科技前沿领先地位作为国家战略目标；日本政府相继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和知识产权立国的国家战略；韩国政府提出必须在国家层次上制定和执行以科技为基础的政策，为国家发展探索新的道路。二是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2003财年美国联邦科技预算为1180亿美元，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邦政府研究开发支出；英国政府决定从1999年起，在3年内追加14亿英镑投资，是“有史以来政府对科学基础投入金额最大的一次”；欧盟提出到2010年将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3％。三是超前部署和发展战略技术及产业。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国家超前战略选择和实施的结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后发国家既可以借助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跃升，也可能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终被边缘化。 （四）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是我国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致力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后一类国家称为“创新型国家”，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都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都在30％以下。在科技产出方面，这些国家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97％。 我国尽管与创新型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特定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选择资源型和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全社会的普遍行为，最终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第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意味着我国必须保持从改革开放到2020年连续40年7％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研究表明，如果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没有根本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仍保持目前39％的水平，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就要求投资率达到52％的特高水平，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投资率可以保持近年40％左右的高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必须达到60％，即在目前水平上提高20个百分点，才能实现建设小康社会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 第二，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我国能源、水资源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生态环境脆弱，面临日益严峻和紧迫的重大瓶颈约束，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在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据统计，我国人均能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石油仅为十分之一，水资源仅为四分之一。与此同时，由于技术落后和长期粗放经营，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实践表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路子已经难以为继，依靠科学技术是突破资源和环境瓶颈约束的根本途径。 第三，保障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许多新的问题。确保国防安全，实现祖国统一，维护我国空天、海洋权益，以及应对各类公共安全和新的社会风险等，都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在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不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不具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很难在急剧变幻的世界竞争格局中把握机遇，甚至有可能丧失战略主动权。 （五）我国已经具备一定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能力 目前我国创新综合指数排名大约位于世界第28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意味着我们在未来15年内，创新综合指数排名要提高10位左右。我们认为经过全国人民的积极努力，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因为： 建国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研究表明，我国虽然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期，但是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国际上人均gdp5000—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年，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任何国家无可比拟的，也是我国独具的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最大优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大多数国家尚不具备的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这是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生物、纳米、航天等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我国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优势，中华民族重视教育、辩证思维、集体主义精神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积累，为我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还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日益深入人心。因此，我国完全有条件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依靠自主创新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统一思想和意志，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 2004年底以来，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把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的路子。总理在2005年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也强调，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个产业、行业和地区，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国家。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上来，贯彻落实到各方面工作中，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思考。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结构调整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困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技术创新能力决定国家竞争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主要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一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传统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步丧失，我国越来越难以从单纯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中获得应有的利益。比如，我国生产一台电视机的利润不到10元钱，计算机的毛利只有5％，贴牌手机的专利费占到售价的20％。二是由于收益率过低，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很难得到提高，从而使得扩大内需、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难以顺利实现。三是一些产业领域正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对外技术依赖，大到飞机、汽车、制造装备，小到服装、日化用品，国外品牌和技术主导的格局日益显现。在wto规则下，知识产权、 技术贸易壁垒和反倾销已成为我国众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所面临的重大障碍。 第二，引进技术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在一定条件下，技术可以引进，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可能引进。实践证明，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实践才能获得。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必须建立自主开发的平台，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开发队伍，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在发展高技术特别是战略技术及其产业方面，强调国家意志并没有过时。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素质，把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应当成为新时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个立足点。 第三，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从冷战时期的“巴统组织”到今天的“瓦森纳协议”，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技术出口的控制不断加强。近年来，针对我国连续发生的美国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火箭发射事件、以色列预警机事件、捷克维拉（vera—e）无源监视系统事件、美国smic公司在华投资建设芯片生产厂受阻事件、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等，都应当引起我们严重注意。实践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很难通过正常贸易得到的。我们应当立足于自主创新，在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上，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努力来逐步解决所面临的核心技术问题。 （二）正确处理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关系 自主创新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创新。坚持自主创新，绝不是排斥技术引进，而是把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学习和再创新作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加强自主创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要加强原始性创新，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二是要加强集成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三就是要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促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二战”后的日本及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都是在充分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在许多领域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投入之比达到1∶5—1∶8，这使本土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与他们相比，我国在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方面严重脱节，2002年两者的投入比仅为1∶0.08。今后我们还需要从国外大量引进先进技术，但必须在消化吸收上多做文章、做足文章，否则将很难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局面。 （三）必须树立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实现强大的永恒动力。走自主创新之路，必须树立敢于跨越、敢于争先的民族自信心。一个民族只有树立了自信心和使命感，才是主体意识健全的民族，才能在多极化的全球格局中有所作为。我们总结“两弹一星”的经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的科学家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民族自信心、极大的勇气和魄力。40多年前的20世纪50、60年代，在当时我国经济和科技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我们的科学家有这样的勇气是何等不易！今天我们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经济、科技、教育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前人、把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做得更好。 三、调整思路，重点部署，走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正处于新的战略起点上。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我们一定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一）努力实现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 第一，在发展路径上，从着重跟踪向加强自主创新转变。跟踪是促进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在全球化环境下，以跟踪为主的发展路径，难以突破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构筑的知识产权壁垒，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家安全和自身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难以实现后来居上的发展目标。我们必须确立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力争在国际竞争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第二，在创新方式上，从注重单项技术的研究开发向加强以重大产品和新兴产业为中心的集成创新转变。单项技术研发是科技活动的必要方式。但是，以单项技术为主的研发，如果缺乏明确的市场导向和与其他相关技术的有效衔接，将很难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因此，我们应当注重集成创新，选择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重大战略产品，实现关键领域的突破。 第三，在创新体制上，从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向整体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变。近20年来，我国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的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我国需要在进一步深化科研院所改革的基础上，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进入到在国家层次上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阶段。 第四，在发展部署上，从以研究开发为主向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并重转变。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科技进步的两个基本方面，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不可或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提高全体公民的科技素质，实现科技公平。广大公众只有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才能充分理解科学、支持科学和参与科学，也才能充分享受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福祉。 第五，在国际合作上，从一般性科技交流向全方位、主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转变。全球化环境、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国际大科学工程的深入开展，使我国能够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学习先进科技成就，分享研究开发资源和管理经验。为此，我们应当加快形成国际化研发体系，全面提升国际科技合作的层次和规模，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二）确立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方向和重点 中国科技进步必须牢牢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点之上，依托自身特定的国情，适应自身的战略需求，选择自己的科技发展方向和道路，确立自己的战略目标。 据此，我们确定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战略重点：一是把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优先位置，下决心解决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我们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开源节流、保护环境，实现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从忽视环境的增长向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二是以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为中心，抢占信息技术战略制高点，大幅度提高我国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大幅度增加对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的支持力度，为保障食物安全、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供科技支撑。四是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的集成创新为核心，大幅度提高重大装备和产品制造的自主创新能力。五是加快发展空天技术和海洋技术，拓展未来发展空间，保障国防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六是加强多种技术的综合集成，发展城市和城镇化技术与现代综合交通技术，以及公共安全预测、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保障公共安全。 （三）集中力量实施一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和工程专项 重大战略产品和工程事关国家长远和战略利益。一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的成功实施，不仅能够有效带动相关学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愿，提升国际地位，振奋民族精神。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科技资源相对匮乏，有限的科技资源和多样化的科技需求，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不可能在所有领域进入世界前沿，必须突出重点，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以实施。我国举全国之力实施的“两弹一星”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是跨部门、跨学科的重大科技项目的成功典范，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我们根据各方面意见，确定了一批重大项目，将在未来15年陆续启动实施。我们相信，这些重大项目的实施将对提高我国竞争力、保证国家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超前部署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 近代科技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新兴领域的产生，特别是对处于萌芽和初生阶段的技术而言，总是需要及早给予大量投入和精心呵护。在科技领域进行超前部署，是先进国家保持领先地位和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共同做法。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些国家超前战略部署的结果。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进行超前部署，对于提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此，我们将采取以下举措：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和支持方式，加大对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和社会公益研究的支持力度，并对基地、队伍给予相对稳定的经费支持。二是进一步扩大科研院所在科技经费、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决策自主权，提高科技资源整合的能力，增强科研院所自主发展的能力。三是优化科技评价体系，对于基础研究要以学术水平作为主要评价标准，鼓励科学家能够潜心于学术研究，把探索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四是鼓励探索，为创新性“非共识”项目提供特别资助，促进各类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五是建设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促进科技资源的社会共享，为各类人才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和机会。 （五）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资金使用效益 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科技发展总体目标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争取进入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科学和技术大国行列，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国家公共财政必须把科技投入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指出， 科技投入总体目标是：2010年和2020年，r d／gdp比例分别达到2.0％和2.5％。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和全社会共同来努力。 与此同时，我们将高度重视科技资金的高效使用问题。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财政支出优先解决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投入问题，如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科技基础设施，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技术、关键技术和战略产品等。二是提高科技预算的权威性，使科技预算与国家科技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提高国家的科技动员能力，提高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三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多元化科技投入宏观架构，实现政府、企业、金融体系在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之上的科技投入合理分工和协调配合。 （六）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都已发生了深刻变革，但“科技与经济结合”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科技系统和经济系统两个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系统内部完成，形成了两条彼此不完全重合的并行线。从产业技术进步方面来看，主要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目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仅为0.78％，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占25％，大部分企业没有技术研发活动；从科技创新活动方面来看，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主要是在科技系统内部完成的，没有完全走出自身的小循环，科技创新活动还没有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循环体系之中。 各国经验表明，技术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在技术创新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各国科技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央将自主创新提高到关系全局的战略高度，关键要从制度和政策上进行安排。我们应当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突破口，通过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科技计划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技术集成应用的主体。 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必须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把支持中小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实践证明，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创新活力也面临巨大创新风险的企业群体。我国65％的国内发明专利是由中小企业获得的，80％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目前，全国各地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富有创新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潜力，只要给予必要的扶持，其中一定会有一批企业能够由小到大滚动发展起来。 （七）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但是，人口负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更应认识到，巨大的人口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财富，使我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大国，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当今世界，各国可以用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的产品，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但是，唯一无法控制流动的就是人才。我们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留住人才、有利于尖子人才成长的环境。一是要造就开放的学术环境。开放是创新的灵魂和源泉。与国外学术交流非常频繁的情况相比，目前我国学术交流还不够活跃，门户思想、小团体主义还时有滋生。如果这种局面长期得不到扭转，我国的科学事业将会受到很大的制约。二是要倡导追求真理、宽容失败的科学思想。科技事业的真谛在于追求真理，怀疑和批判则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当今不断开放的环境和不断更新的知识，要求我们必须永远保持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文化氛围。三是要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我们并不主张人们禁锢在科学的象牙塔里，但每一个步入科学殿堂的人，首先要以科学的精神要求自己，不忘对科学真、善、美的追求，不应当把人文性与科学性分离甚至对立起来。因为只有把科学内化为我们精神的一部分，才能产生对科学的热情和灵感。 （八）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学发展的灵魂在于不同思想和文化的撞击。激烈的科学争论与兼容并蓄的科学宽容，往往能够引发重大的创新突破。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吸纳他人的智慧和技术优势，符合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近年来，科技全球化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科技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和有效配置，使得传统的科研组织结构和创新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形成了技术创新收益的溢出，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近年来，我国在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特别是大科学工程方面，我国还面临很多障碍。我们对此应当保持清醒头脑，把握各种稍纵即逝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技发展论文: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特点及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农业科技的发展对于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概述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农业科技主要表现在农具的制作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更进，社会形态的变化也对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受到农业技术发展的限制，农业的耕作水平较低，自从秦汉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小农生产方式对封建经济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农业的科技发展在一些古书中都有记载，社会的不断分工也对农业改变生产方式提出了很大的要求。原始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在以采集业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的时期，人们在对野生植物的开采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新的栽培方法，原始社会属于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科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石器初期，人们主要从事采集和渔猎，因此在采集技术和打猎的技术方面取得了相应的进步，这些技术的进步对于后期农耕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很多经验，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生产方式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生产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农民开始不断采用新的农耕技术，从而有效提高了原始农业的科技水平，这时候人们主要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生产，一些简单的农具的出现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自然的有限资源，如一些石器农具和木制农具的出现，这些农具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改进，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农具，不同的农具有着不同的功能，到了后期，人们开始利用牲畜来进行农耕，农具的使用结合驯化的动物来进行农业生产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的科技水平。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特点，在秦汉时期，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各民族实现了高度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这时候农业的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处于历史中的一个高峰时期，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业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耕作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土壤、肥料、农具和灌溉技术方面，在这个时期，冶铁技术的进步使铁农具开始出现，而铁农具的出现使农业耕作技术更加精细；在播种方面，粮食的种类不断增加，人们开始利用节气和四季的气候开始播种，在播种的具体操作中，开始注意种植物之间的密度，掌握合理的米制标准有利于节约更多的土地，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的产量。在古代，农业科技还表现在对土壤的分类和处理，春秋战国时期，农民开始根据土地的质地、色泽以及土壤的肥力来对土壤进行分类，不同性质的土地有着不同的名称，这些土壤技术的进步为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奠定了理论和技术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农民更加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在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精耕细作技术上，这种技术的成熟又有效地提高了农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我国的宋元时期，农业科技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峰，出现了大量专业省力的农具，农田水利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水利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产量。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特点，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古人的聪明智慧，古人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在农具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农业技术成果对于农业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特点 （一）重经世致用，超越性与前瞻性不足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是和现实中农业的需求密切联系的，古代的农业科技像农具和栽培技术的出现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中农业生产，当农民在种植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技术问题而导致农业的生存受到阻碍的时候，人们会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况加大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在南北地区，不同的气候条件导致已有的农具难以适应不同区域的土壤耕种的需求，前代耕犁对南方的水田耕作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北方的旱田的耕作则很难进行，因此在唐代出现了曲辕犁，这种犁具的独特构造促进了耕作范围的扩大，新增的构造增加了它的灵活性，至此，中国的传统犁具已经开始标准化，在技术上已经处于成熟的水平。农业技术的发展最终要服务于具体的农业生产，现实中的发展需求也为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我国，实用性的思想对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特点也有重要的影响，农业工具的发明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惯有的现实主义思维。当农业种植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气候的严重制约时，农田水利技术的出现和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川省处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给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有名的都江堰地区，肥沃的土壤为农作物的有效生长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然而该地的河流分布也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河流的分布特点在汛期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洪水泛滥，从而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因此为了解决现实中气候导致的水流的问题，当地的人们开始建筑水利工程，从而使得农作物的水量需求在一年四季中能够得到合理的满足。农业技术的发展仅仅依靠现实需求的推进难以推进技术取得更大的进步，技术的发明创造需要充分发挥人们的想象力，思维空间的拓宽能够促进农业科技的长远发展。中国的农业科技在特定的时期虽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由于农业科技的发展受到现实的制约，中国农业科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严重落后于世界农业科技水平，特别在西方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科技突飞猛进，自己在加强科技研究的同时还广泛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而我国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国家在各个方面的严重落后，农业科技的发展空间开始不断缩小，仅仅依靠现实需求已经难以促进农业科技取得更大的发展，实用性思维过多强调使科技满足现实的工具性需求，这种科技思维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因此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思维的超越性和预设性，从而促进农业高科技的发展。 （二）重实际实效，逻辑思维难以推进 在中国自古以来农本的思想体系中，发展农业科技主要通过直觉思维来推进，这种思维方式主张强调直觉体验，与西方的逻辑思维相比，中国的思维体系存在着一些问题，实证方法的运用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精细学科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像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导致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农学家在发展农业科技的时候忽视了数学的作用。在学科分类方面也受到务实性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思想家在学科分类上没有对学科进行具体的分类，这些学科发展特征导致了人们在逻辑推理上存在严重的不足。 （三）重田园生活，忽视学科基础研究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受到科技的影响，西方先进的科技水平为其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很大的支撑，这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迅猛发展，极大地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而中国自古以来农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的行业，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遵循自然规律，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这些生活状况在一些诗词著作中有很多的体现。小农经济严重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缺少对事物的想像，人们通过耕作更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缺少浪漫主义情怀，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只重视技术的实用性而相对忽视学科的基础研究，科技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的，农业科技不仅仅需要实用性思维，而且还需要更新思维方式，不断的创新，从而有效地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 三、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特点的形成原因 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特点，这既与古代人们的思维特点有关，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的影响。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缺乏基础理论研究和分析，大多数的农业科技都是根据农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研制出来的，在技术分析方面缺乏系统的分析，科技成果分布零散，不利于后世对农业科技发展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自己历来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农业为根本，然而农业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这种状况离不开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主要致力于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种思想体系限制了人们思维的想像空间。 四、结论 通过对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状况，从而为今后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有力的基础。 作者：吴林华 单位：山东省农业展览馆 科技发展论文:加快农业科技发展的路径分析 一、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优势 目前，全省科技示范区的实用技术入户率已达到95％，实用技术到位率达到80％①。再次，多种传播模式的调动优势提高了对农民科技传播的效果。省及各级政府部门在经费、人力等方面加大投入，扩大传播效果，促进了吉林省的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吉林省农委与吉林省电视台共同开办了《农业科技大讲堂》栏目，系统宣讲和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政策。全省遴选重大技术和农业政策共24个专题，组织24位专家每周一讲，从目前已制作播出的15个专题看，由于大讲堂内容紧贴“三农”实际需要，加之形式新颖活泼，深受农民欢迎和好评②。最后，在科技服务方面，由吉林省政府统筹安排科研资源提供农技服务。全省集中组织了34个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中专院校和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对全省60个县（市、区）进行技术包保，每个单位包保1－3个县市区，确保实现了省级科教资源能够有效地深入基层开展科技服务、指导农业生产。 二、吉林省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表现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严重不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很难承担农业科技传播这一重要角色，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吉林省农业从业人员为938．67万人，乡级农技人员4754人，乡级农技人员人均承担农业从业人员1970人（见表1）。吉林省耕地面积8300多万亩，乡级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承担耕地面积17458亩，人力明显不足。为了维持日常工作开展，全省农技推广系统中尽管如此，基层农技人员却是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调查发现，由于吉林省乡村人际传播网络的缺失、村农民技术员在补助几近于无的情形下形同虚设；多数农户对大众媒介传播农业科技的方式不认同，电视对于农户来说主要是娱乐工具，而不是通过电视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农业科技方面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大，上网的农民只有6％，如果以全省的农户为基数，这个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上网并不是为了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因此农户对基层农技人员的依赖性很大，近90％的农户遇到技术问题首选基层农技人员。 解决吉林省基层农业科技组织传播中的问题，需要对当前基层农技体系的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位。决策层对现阶段乡镇政府机构人员设置的基本判断是机构臃肿，人员超编严重，因此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真正精简机构和人员。客观地说，目前基层农技推广面临的情况，不论是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上看，还是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上，都颇有过渡的意味。⑤因此在原有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外供给模式已经在事实上解体的情况下，目前的体制安排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才刚刚拉开序幕，乡镇政府目前这种尴尬的角色亦不会是长久的制度安排。 三、提高基层农技推广部门科技传播能力的对策 无论如何，当前的农技推广人员的数量很难增加，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依靠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必须适应当前农村的整体环境，认清形势，在过渡时期采取过渡办法。现阶段对于基层农技人员来说，需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自律，发挥政府的组织传播的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科技传播方式。 1．进一步发挥政府职能优势，有效整合各种传播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农技推广服务所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导致其消费活动的双重性：农民对农技推广机构提供的服务所进行的消费构成直接消费，农产品消费者则构成农技产品的间接消费。在整体提高基层科技传播系统的传播能力同时，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和长远目标应该是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农业，通过扶植培养新型农民科技带头人带动乡村科技传播事业。尽可能在短时期之内在现代农业科技传播领域形成合力，把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有机结合起来。在农业技术外部产出的受益者中，除了消费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受益者，那就是国家与社会：农业的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四大功能。因此应把农业科技传播工作和项目建设（诸如新农村建设、高产创建、增产千亿斤粮食工程、世行、亚行等项目）结合起来，在经费投入机制上，以政府投入为主，同时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政府、社会多元投入机制。 2．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基层农技队伍现代农业的综合素质。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较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期之内其人员结构是很难改变的，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将决定吉林省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在此，外企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自己产品的推广介绍而进行的各类培训极具可借鉴之处。当前应该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农业基本技能的考核测试，对其知识结构、基本技能的分层分类，制定人员培训计划，同时通过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的制定，调动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具备自主学习提高能力，当然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的。 3．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使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系统化。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活动。要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机制，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将科研工作与农技信息传播结合起来；要将农业技术人员纳入大学生“村官”选拔体系，在就业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充实农技队伍；要引导涉家企业，结合经营活动加大对农技信息的传播力度。 总之，结合吉林省现实省情，未来几十年的农业科技传播依然会是政府主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主体参与进来，但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依然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作者：王凯锋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科技发展论文:农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及措施分析 一、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表现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严重不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很难承担农业科技传播这一重要角色，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吉林省农业从业人员为938．67万人，乡级农技人员4754人，乡级农技人员人均承担农业从业人员1970人（见表1）。吉林省耕地面积8300多万亩，乡级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承担耕地面积17458亩，人力明显不足。为了维持日常工作开展，全省农技推广系统中，县乡一级目前都是超编状况，县级超编为21．5％，乡级超编20．1％。 尽管如此，基层农技人员却是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调查发现，由于吉林省乡村人际传播网络的缺失、村农民技术员在补助几近于无的情形下形同虚设；多数农户对大众媒介传播农业科技的方式不认同，电视对于农户来说主要是娱乐工具，而不是通过电视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农业科技方面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大，上网的农民只有6％，如果以全省的农户为基数，这个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上网并不是为了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因此农户对基层农技人员的依赖性很大，近90％的农户遇到技术问题首选基层农技人员。 解决吉林省基层农业科技组织传播中的问题，需要对当前基层农技体系的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位。客观地说，目前基层农技推广面临的情况，不论是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上看，还是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上，都颇有过渡的意味。因此在原有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外供给模式已经在事实上解体的情况下，目前的体制安排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才刚刚拉开序幕，乡镇政府目前这种尴尬的角色亦不会是长久的制度安排。 二、提高基层农技推广 部门科技传播能力的对策无论如何，当前的农技推广人员的数量很难增加，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依靠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必须适应当前农村的整体环境，认清形势，在过渡时期采取过渡办法。现阶段对于基层农技人员来说，需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自律，发挥政府的组织传播的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科技传播方式。 1．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基层农技队伍现代农业的综合素质。 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较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期之内其人员结构是很难改变的，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将决定吉林省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在此，外企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自己产品的推广介绍而进行的各类培训极具可借鉴之处。当前应该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农业基本技能的考核测试，对其知识结构、基本技能的分层分类，制定人员培训计划，同时通过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的制定，调动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具备自主学习提高能力，当然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的。 2．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使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系统化。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活动。要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机制，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将科研工作与农技信息传播结合起来；要将农业技术人员纳入大学生“村官”选拔体系，在就业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充实农技队伍；要引导涉家企业，结合经营活动加大对农技信息的传播力度。总之，结合吉林省现实省情，未来几十年的农业科技传播依然会是政府主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主体参与进来，但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依然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作者：王凯锋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科技发展论文:科技发展对林业经济的影响 加快林业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林业科技进步对广西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5.69%，林业科技进步已成为广西林业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广西林业发展必须要率先建立健全适合市场规律的科技进步管理机制，加快实施政府制定的科技兴林战略，挖掘和发挥广西林业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建立健全科教投入激励机制，加大科教投入帮扶力度 “科教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促进广西林业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等激励机制，整合科教创新资源，优化R D资源配置，提高科教资源利用率。积极培育科教创新主体，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广西林业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发展。 优化科教创新环境，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知识经济其本质就是人才经济，依托实施“领军人才引进、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两项英才工程，加速林业技术人才引进与集中，积极引进高层次林业科技专家，努力培养一批创新型林业科技人才，创建活力四射的科技创新团队；特别是加大林产工业等产业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会极大促进与提升广西林业经济增长水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人才合理流动、公平竞争、自主择业的有效机制，促进林业科技队伍不断壮大。 强化政府在农户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扩大林业科技进步的受益对象 政府加强林农林业科技教育培训，林业科技进步的受益对象将是十分广泛，是解决广西”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不仅要增加对农户科技进步教育培训的经费投入，建立林农教育培训和科教兴林专项资金，而且还要提供林业科技技术指导。为了做好林农增收的林业科技支撑工作，着力提高林农的科技素质，推动广西林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广西区林业厅应该责成相关部门负责选送和培养优秀的林业科技特派员，成为促进林业增产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本文作者：奉钦亮覃凡丁作者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科技发展论文:电工科技发展与展望 本文作者：李延斌作者单位：大庆府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国电工新技术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企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种情况下电力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优化供电结构和形式，还能带动企业的更好更快的发展，下文中笔者将从几个方面，就我国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1超导体和半导体材料在电力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下超导体和半导体材料的应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下文中笔者将进行详细论述。a.20世纪60年代初，实用超导体被研发出来并且应用于电工领域，至此超导体材料进入了电工生产，以其应用中的优势逐渐的取代了其他材料。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的发现，更奠定了超导体材料在电工生产中的地位。b.半导体的发现和应用给电力设备和仪器提供了新型的电子元件，使得电力设备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向着自动化前进。 2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在电力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下文中笔者将对该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a.电磁场的数值计算对于电力设备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近些年来有关单位和部门的研究重点，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得这一计算中的复杂分析和精密实验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大的推动了电磁场的数值计算的发展。b.数控系统的发展同样使得电机控制向着更加自动化和全面化的方向发展，使得电机系统的整体使用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c.电力电子技术作为能源扩展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对于提高用电效率和能源的使用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电工新技术未来的展望 上文中我们分析了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的必要性和基本现状，下文中笔者将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分析未来我国的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并将其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1太阳能发电技术。太阳能作为目前最受瞩目的新能源，其发电技术对于日后的新能源的发展和使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太阳能的获取的便利以及利用形式的多样化，使得其在众多的新能源中成为了开发重点。而太阳能的使用也将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能源利用方式，所以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未来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2风能发电技术。风能作为新能源的一种，其最主要的应用特点就是其具有较好的清洁性和可再生性，因此也被广泛的应用于新能源的开发领域。就目前风能的发展速度来看，已经超越了太阳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我国对于风能的发展也给予了多种政策上的支持，所以风能发电将会取得更好的发展成就。 3核能发电技术。受控核聚变的发展以及利用可以提供取之不竭的清洁能源，从根源上解决经济与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核聚变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现实性，它依靠核工业技术以及电工新技术的结合，为能源的利用提供更加便利的方式，核聚变电站的建立还可以促进新兴电工产业的发展。 4水力发电技术。我国的水力资源比较丰富，在水力资源集中的中南以及西南地区已经建成了多所发电站。对于水力资源未来的发展以及开发规划已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策划和前期的准备工作。重点对金沙江以及黄河上游和湘西等水电基地进行开发，这样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对可开发的资源进行利用，促进水力发电技术的发展。 5磁流体发电技术。磁流体发电是热能转化为电能的一种新型的发电方式，可以进行高效率的热电转换，具有低污染以及用水少的特点。磁流体发电技术经过发展已经可以持续发电数百小时，最高的发电功率达到几万千瓦。磁流体发电技术的发展必须依靠电工新技术以及化工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以燃煤为主的我国来说，热媒磁流体发电技术的利用以及产业化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和使用，人们对于能源的需求量的增加，有关部门必须从技术的角度进行革新，推动现有的电工技术的改革和创新，来解决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中的供需矛盾。上文中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对电工新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展望了其发展前景，希望能够引发广大同仁的讨论，为推动我国的电工新技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科技发展论文:CTP科技发展历程与运用状况 本文作者：高峰邢晓坤作者单位：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1引言 目前，直接制版技术（CTP）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及采纳，其未来发展受到业内的高度关注。CTP技术从1995年进入产业化应用，至今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从技术发展诱导期进入了高速平稳增长期。本文主要对光敏CTP技术发展历程及应用现状进行分析梳理，旨在对我国CTP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能有所裨益。 2光敏CTP技术研究与应用现状 目前，CTP在世界各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CTP装机量更是高达70％以上（占制版机总量比例），全球应用的CTP制版机已经超过5万台。新闻报业是CTP应用的重要领域，全球10％以上的CTP用在新闻行业。欧洲应用量远多于其它地区，世界一大半新闻CTP都用于欧洲地区。与欧美相比，日本在新闻CTP应用方面，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数量上都要相对落后一些，但近年来发展速度明显加快。CTP在我国报业的应用的情况与日本相似，2010年5％以上的CTP用在新闻报业上。目前，全球主要有四家公司拥有紫激光CTP技术，它们是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德国爱克发公司、美国柯达公司、中国乐凯华光公司。富士公司的紫激光版材技术在上述四家公司中，最为成熟。版材各项性能比较平衡，突出高分辨率，感光度（90μj／cm2）略低，版材可以在200线／英寸的精度下再现2％～97％的网点；同时，还可以使用20μ的调频网加网，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商业印刷的要求，版材的耐印力可达15万印；还采用特殊的显影加工技术，40L显影液的使用寿命从1000m2增加至2000m2。爱克发公司的紫激光CTP版采用与富士紫激光版截然不同的配方体系，具有感光度高（约50μj／cm2），中间调网点增大小、显影性能优良、耐印率高等优点，但分辨率低，广泛用于报业印刷。柯达公司也于2006年正式向全球推出紫激光版VioletNews和Violetprinting，突出优势是高感光度（约40μj／cm2），加网线数最高可达200lpi，耐印率最高可达20万印，但稳定性欠佳，适用于激光头功率超过30mW的紫激光制版机，可以满足不同的应用环境和印刷业务的需要。中国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是国内最早涉足光聚合CTP版材研制的单位，其研制开发的适应488nm激光光源和532nm激光光源的光聚合版材通过上海市科委的技术鉴定。广东中科银实业有限公司是将银盐扩散版实现产业化的公司，近3年来共实现销量几十万平方米。乐凯华光从1998年开始研制光聚合CTP系列版材，经过持续的不懈努力，先后研制开发出PPA（488nm）、PPY（532nm）、PPV（410nm）、PPVS（410nm）版材。其中，PPVS于2009年实现产业化，进入批量正式生产阶段，近3年来共销售近300万m2。 3技术发展带动设备更新 直接制版机是负责将数字页面直接扫描输出在适当的介质上从而满足后续工序，如显影和印刷的要求。直接制版机主要分为光敏、热敏和其他扫描成像方式3大类，其中光敏直接制版机又细分为采用发光波长在390～410nm的半导体激光器（紫激光二极管———UV－LD）的紫激光直接制版机和采用传统高压汞灯、激光器的CTcP制版机。热敏直接制版机定位于搭载发光波长在830nm的半导体激光器（红外激光二极管———IR－LD）的制版系统。其他成像方式主要是采用喷墨成像的直接制版系统。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我们综合分析判断，2011年在我国直接制版机的市场保有量为4050台，其中，热敏制版机2800～2900台，占69．14％～71．60％，紫激光制版机700～750台，占17．28％～18．52％，CTcP制版机500台，占12．35％。这些数据仅供大家参考。值得一提的是，CTcP在我国直接制版市场占有12％以上的份额，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全球的统计数据，UV－CTP在中国为什么这么“火”［1］，这大概与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PS版制造和出口国有着密切关系。光敏CTP制版机多采用内鼓式或平台式激光扫描装置如图1，分别应用于商业或报业制版系统。由于激光器体积小，通常紫激光CTP设备采用内鼓式成像结构。它是把滚筒作为承托印刷版的鼓，印刷版被固定在内轮廓的某个固定位置上。曝光时，声光调节器根据计算机中图像信息的明暗特征，对激光器光源所产生的连续激光束进行调制。调制后的激光束先照射到旋转镜上，随着镜子的旋转，激光束就被折射到滚筒上，形成曝光图像。调整聚焦就可以改变激光束的直径，从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分辨力；调整镜子的转速，则可以调节曝光时间。热敏制版机和紫激光制版机在市场上的高占有率与它们在技术上的优势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稳定且寿命较长的高功率激光光源是一个重要因素［2］。UV－LD的功率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数毫瓦，在2006～2007年进入到数百毫瓦的范畴，不到10年的时间提高了100倍。功率的提高意味着对版材敏感度要求的降低。在UV－LD的低功率时代（数毫瓦级），只有敏感度非常高的银盐CTP版材可以满足高速扫描成像的要求；在中等功率时代（数十毫瓦级），光聚合CTP版材即可满足相关要求；在高功率时代（数百毫瓦级别及以上级），传统的PS版就可以满足高速扫描成像的要求，因为UV－LD的发光波长正好处于传统PS版敏感的光谱范围内。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采用高功率UV－LD（超过100mW）和高感度PS版的直接制版系统，必将成为CTcP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UV－LD功率的发展是否依然维持直线上升状态，目前还不能轻易下结论。IR－LD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近红外固体激光光源，但由于光热成像敏感度低，其功率分类比UV－LD普遍提高了2个数量级，即低、中和高功率定义在数百、数千和数万毫瓦级。 目前，热敏直接制版机普遍采用集成光源模块和多光源模块组合技术，激光功率处于数千毫瓦甚至数万毫瓦的水平。先进的扫描技术是热敏制版机和紫激光制版机引领市场的另一重要因素。目前，先进的热敏直接制版机主要采用光栅光阀（GLV）分光技术和外鼓扫描技术。紫激光制版机主要采用内鼓扫描方式，向内圆弧弯曲且固定不动的版材与始终处于版材圆弧半径中心、平稳高速旋转的斜面转镜是技术的关键。内鼓成像的光路特点保证了激光束始终从圆弧弯曲的版材的半径中心出发，使达到版材任何一点的光程完全相同，即减小了成像质量对光学系统的压力，也提高了光学系统的成像质量。斜面转镜采用气垫轴承转子技术，不但转速高，且转动平稳、准确，磨损小，寿命长。UV－LD激光器在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使紫激光直接制版机的市场占有率在过去几年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状态，从而导致热敏直接制版机的市场占有率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其在市场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近年来市场上推出的主流紫激光CTP机列入表1［3］。 4成像特质决定工作环境 光敏成像，更准确的应称谓为光粒子成像，是光敏剂吸收光子后跃迁到其光化学活泼状态（高能量状态），继而发生化学反应生产希望的产物的过程。原理上说，只要光子携带足够能量或具有足够短的波长即可引发希望的光化学反应，所生成的产物只与吸收的光子数量，即曝光量有关，与光子的空间数量密度，即功率密度或辐射强度没有阈值要求，只要曝光量达到成像曝光量即可。最低成像曝光量是重要的成像特性，不同材料体系由于成像原理和增幅机制不同而各有其典型的敏感度范围。银盐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1～0μJ／cm2；光聚合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1～2μJ／cm2；热敏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2mJ／cm2。前两者属于光量子成像系统，由于存在很高的增幅机制，敏感度明显高于后者；后者在多数情况下属于光热成像系统，很少具有增幅机制或只存在及其有限的增幅机制，与前两者相比敏感度低了3个数量级以上。 5紫激光CTP明显的技术优势［4］ 紫激光CTP明显的技术优势主要表现在：低廉的激光器维护成本、可靠的设备稳定性、优越的出版速度以及稳定的显影环境和最低的显影液成本。 5．1高精度成像质量 405nm紫激光特性是光点的大小可以控制到1μm，该物理特性很好地保障了紫激光CTP的成像品质，配合高精度的内鼓式结构及光聚合紫激光CTP版材，用户可以从容应对3001pi调幅加网和20μm调频加网的制版精度要求，完全满足印刷企业对制版质量提升的渴求。目前，紫激光CTP版材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并向国内外销售。从设备结构上讲，内鼓式成像结构本身在成像原理上要优于外鼓式的螺旋式成像原理，在平网和极细线条的复制方面为用户提供更高的精度保证。 5．2低廉的激光器维护成本 405nm的紫激光波长短，属于冷光源，光源的稳定性更好，适用于光聚合紫激光版材曝光成像的激光器。功率只有30～60mW，仅为热敏CTP激光器功率的千分之一，如此小的激光器功率完全可以确保紫激光CTP的激光器做到瞬时开关———激光器仅在版材曝光时才点亮打开，其它时间激光器则完全处于关闭状态。因此，理论上讲在紫激光CTP设备8～10年的使用周期内根本无须更换激光器。相对于热敏CTP的大功率激光器而言，仅激光器一项，紫激光CTP每年将为企业节约非常可观的激光器更换成本。没有了高昂的激光器维护成本，解除了企业的后顾之优。 5．3可靠的设备稳定性 在设备长达8～10年的使用周期，紫激光CTP将为用户节约多个激光器的高昂更换成本，从而确保设备长期可靠稳定地运行。并且，由于光聚合紫激光CTP版材的感度只有几十μJ／cm2，因此，在设备8～10年的周期内，紫激光CTP将有非常恒定的生产效率。而在热敏CTP的使用过程中，设备的出版效率会随着激光器功率的衰减而逐渐下降。此外，内鼓式的机械结构在紫激光成像过程中版材和滚筒都静止不动，使得设备的稳定性获得长期有效的保证，完全避免了外鼓式热敏CTP经常发生的卡版、飞版及螺旋式成像所带来的平网不匀等现象，同时也进一步保障了制版成像的精度。 5．4优越的出版速度 生产中设备实际的出版速度快是紫激光CTP的又一重大优势。富士公司“多激光AOD（A－coustoOpticalDeflectors———声光偏转器）”成像技术在紫激光CTP上的成功应用，大幅提升了CTP设备的出版速度。每小时40张商业精度对开版材的出版能力，是普通热敏CTP设备的3倍左右。对于急件、快件而言，则有了更好的应对手段，这是热敏CTP所无法匹及的。1台富士紫激光CTP，完全可以轻松满足企业后端8～10台四色胶印机用版量的需要，从而在CTP设备的拥有台数和印刷生产能力之间实现最佳配套。5．5稳定的显影环境和最低的显影液成本光聚合版材特有的砂目结构和涂布工艺使得显影液的使用周期大大延长，在所有CTP版材的冲洗药液中，紫激光光聚合版材的药液宽容度无疑是最大的———显影液可以6周左右更换一次，相对于所有热敏CTP版材2～3周的药液更换周期而言，将为用户节约大量的冲洗成本。目前紫激光CTP用户的显影液更换周期大约都在6周左右，这其中不乏曾经用过热敏CTP的用户。相对于以往热敏的应用，用户普遍反应光聚合紫激光带来了大量冲洗成本的节约。显影液更换周期长不仅带给用户使用成本上的极大节约，与此同时，由于药液更换周期长达两个月以上，大大提高了工艺稳定性，大幅度降低了操作者的劳动强度。 6CTP版材的应用促进行业向前发展 CTP版材对直接制版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接制版技术出现之前，光量子成像是主流，主要使用倍率YAG激光（发光波长532nm，又称为绿激光）和氩离子激光（发光波长为488nm，又称为蓝激光）。由于激光功率不高，对版材敏感度要求非常苛刻。因此，银盐材料是首选的成像材料体系，主要有银盐和PS版复合版材，以聚酯片基为基材的向上扩散银盐版材和以铝板为基材的向下扩散银盐版材等几种类型。1997～1998年，光热成像直接制版设备，特别是搭载IR－LD激光器的光热成像直接制版设备得到市场的广泛采纳，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光量子成像直接制版设备，成为市场主流。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半导体紫激光（UV－LD，发光波长390～410nm），随着其输出功率的快速稳步提高和配套的内鼓扫描成像技术给光量子成像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进入本世纪后光量子直接制版设备的市场份额呈现了上升的态势。2003～2004年，随着UV－LD激光器功率进入数十毫瓦时代，以光聚合材料为代表的具有高增幅机制的感光高分子材料开始进入光量子成像直接制版领域并迅速成为主流版材成像系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UV－LD激光器与感光高分子的搭配基本上成为光量子直接制版技术的不二选择。同时，针对UV－LD激光器的感光高分子材料体系和针对IR－LD激光器的热敏成像材料体系逐渐成为了CTP版材的主流。 随着IR－LD激光器功率进一步提高，传统PS版也有可能会成为主要的CTP版材。CTP版材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显影前需要预热的第1代版材，显影前无需预热的第2代版材、免化学处理的第3代版材和免处理的第4代版材。第1代和第2代版材在扫描曝光后需要使用碱性水溶液进行显影处理，显影废液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必须经过恰当处理才能排放或废弃。第3代和第4代版材在扫描曝光后可以使用中性水进行显影处理或无需显影即可上机印刷，显影废液的废弃处理压力小或者根本不产生废液，属于绿色环保性版材。目前在第2代和第3代版材之间，又出现了一个称为低化学处理CTP版材，也有学者称其为所谓的2．5代版材［5］，这种版材在扫描曝光后依然还需要使用碱性水溶液进行显影，但是碱和其他化学成分的浓度已经大幅度降低，废液处理压力小于第2代版材。目前我国CTP版材的主流处在第2代和2．5代，正在向第3代和第4代迈进。 免化学处理版材是一种使用中性水显影的版材，要求版材非印刷区的光敏涂层必须分散或溶解在中性水中以满足显影要求。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种材料体系，一种是采用热熔成像原理的非均相光热成像系统，属于中性水可分散的材料体系，应用于光热成像CTP版材，另一种是采用中性水可溶的成膜树脂的感光性高分子成像材料系统，属于中性水可溶解的光敏成像材料体系，应用于光量子成像CTP版材。免处理版材应该是在扫描曝光后无需任何显影处理即可上机印刷的版材，因此要求激光扫描曝光后能够在版材的曝光区和非曝光区产生足够的亲和性反差，以满足非图文区亲水和图文区亲油的要求。目前市场上主要有2种版材，一种是采用热烧蚀原理以硅树脂为非图文表面的光热成像版材，是一种典型的无水胶印CTP版材。这种版材的光敏涂层由硅树脂、吸热层和具有良好亲油性能的聚酯涂层构成。硅树脂涂层处在版材的表层，构成斥油表面。金属层吸收激光后温度迅速升高并发生气化反应，使表层的硅树脂涂层成为碎片气化离开版材表面，亲油的聚酯底层裸露成为亲油表面。这是一款具有实际意义的免处理版材，无需任何显影处理，主要应用在直接成像印刷机中。但是，该版材曝光产生的化学气体和碎片会对直接制版的光学系统形成污染，需要在激光曝光部位加装抽滤系统以便及时处理；另一种是在激光扫描曝光后，图文区和非图文区之间的亲和性反差还不能完全满足印刷需要的亲油和亲水要求，依然需要采用适当方法将非图文区的感光涂层去掉的版材，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利用印刷机开机前润版水的浸润作用和油墨的粘连作用将非图文区光敏涂层转印到过版纸上，从而达到将非图文区的感光涂层去除使更加亲水的铝版基裸露出来成为亲水表面的目的。因此，这种版材在激光扫描曝光后需要在印刷机上完成“显影”处理，但这种显影处理不需使用专门的显影机且在印刷机上自动完成。这种版材与免处理版材的定义还有一定的差距。 科技发展论文:改善人文环境促进科技发展 1、我国人文环境及科技创新发展现状 从现实社会来看,跟欧美相比,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有所落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中国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但是由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非理性开明的态势使这种所需的“人化环境”不容易形成,传统的教育模式具有很强的应试性,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才创新思维的培养与能力的提高。亚洲文化不是不鼓励创新,主要是怕失败,失败不起。其实亚洲的年轻人并不比美国的年轻人怕失败,但社会因素和文化环境,总是会让这些科技创新的人付出的代价太多,在亚洲失败付出的代价要比在美国的高,美国人失败几次都没关系,且引以为荣。所以对科技创新来说,我们需要接受各种文化的冲击,对各种思想进行讨论,打破常规追求科技方面的进步。要发展创新文化、营造创新社会氛围这是非常重要的环境。科技成果方面,从2008—2010年的数据来看,在全国四大区域经济中:环渤海地区在这三年内登记成果数占登记成果总数比例最大,但成果数增幅不大,且2010年出现了负增长;长三角经济地带登记成果数每年都呈递增状态;东北地区登记的成果数位居第三位,其数值远低于环渤海及长三角;而珠三角地区登记成果在登记成果总数所占比重最少,近几年来所占比例都不足5%。在高新技术领域分布上,技术成果仍然主要分布在四大高新技术领域,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占27.63%,农业占16.18%,光机电一体化占13.58%,新材料占12.21%,四大高新技术领域合计占69.60%。 2、人文环境对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首先,人文环境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但我们知道,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即能通过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造福人类,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灾难。新领域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于自然和社会时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有的科技方面的发展带来的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转基因及克隆等生物技术在某些方面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好的人文环境来支撑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之所以伟大,但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从长远角度看,我们需要做的是确保科技创新的正确方向,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任务;所以在科技创新必须重视人文环境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1]。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要注重科技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有一句话说明了这一点,“科技不等于产品,产品不等于市场,市场不等于效应”。这个话说明了科学创新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到社会财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人文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经济学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何时生产及谁做决策,以及如何销售、如何分配利润等方面问题;都需要人文环境为之做铺垫。人文环境可以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提供精神方面的支持。人文环境在创新道德品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没有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毅力,没有追求真理的精神,就没有当今世界多项有用的发明;人文环境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是间接的。所以我们应注重发挥其重要作用,使人类社会能长期受益[2]。 3、创造环境,整合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人文因素 （1）加大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及管理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特别是科技创新,对社会的进步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进行科技创新就离不开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而人文环境是科技人才成长的土壤,“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是中国整合人文环境的初步思想;那么中国的人文环境特点是什么呢？在我国,人本观念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3]。对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应从教育做起,加大科技人才培养的投入,对科技人才的管理不是把其看作蜡烛,不停地燃烧直至告别社会舞台,而应该把人才看做一种资源,好比蓄电池,可以不断地充电、放电,使更好地学习及发挥科技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为社会注入先进的生产力。培养科技人才应该像华为所崇尚的“狼性文化”,关心人现实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空间,即发展一群科技领域的狼,因为狼有三大特征: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奋不顾身、不屈不挠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敏锐地觉察社会的需求及市场的变化,积极投入到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行列,寻找社会需求的科技点,加强团队合作互助,以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所需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及国家的快速向前发展。 （2）营造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文化环境 创新是自由思想流动的产物,而能够使思想自由流动则离不开所谓的“文化环境”,任何创新都需要有良好的文化环境,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鼓励创新、自由的文化环境;使一整套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潜力最大化的优化机制得以发挥。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都为我国在科技方面的创新及成果方面的转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形成创新文化环境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接触创新信息的来源;二是科研人员的大量储备;三是能够吸引风险投资的基础性科研成果。充满人文精神的科技创新环境,会更有效地激励科技工作者创新,也会更加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创造型思维和批判型思维的系统,大力提倡敢于创造、敢于冒险、善于学习、勇于竞争、不怕失败和挫折,努力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形成全社会一片创新的良好局面。 （3）努力建立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社会组织 有创新活力的组织,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不管是企业、事业单位,还是科研院所机构,都对使用、扩散新技术发挥很大的作用,国家在政策方面也应该鼓励促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交流;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项目能更多的进入大型集团,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及时更快的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科技创新团队是以重大科研项目或创新平台为载体,以杰出人才为团队带头人,具有共同目标、良好互动性和凝聚力以及分工又合作的创新研究群体。建立虚拟科技创新团队（VTIT）,它不仅能解决技术创新所需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而且能提高参与者的技术创新能力。VTIT是基于科技创新性任务,具有共同目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特征,利用电子信息技术,跨越时间、空间和组织边界障碍,面向重大机遇整合优势力量的创新研究群体[4]。科技创新是一种组织和社会行为。要建立并完善科技创新的机制与组织,政府要发挥其职能作用,调节各种科技资源的配置、科技创新成果及科技工作者的评价机制等。以科技政策、制度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来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4）建设科技创新型文化 以企业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IBM根据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市场状况,确立了技术领先战略目标,科技创新型文化建设围绕技术领先战略目标,其特点是重视创新,强调“人”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首先提出“三个注重”:注重顾客利益、注重员工利益、注重股东利益,将员工利益放在较高位置。着力营造和谐融洽、锐意创新的文化环境:将办公室小型化;创造大公司的小型经营,设立员工意见箱,鼓励争论、竞争:激励员工间进行专业讨论,深入思考如何提高产品性能及产品创新[5]。 总之,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投入市场,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未来经济的发展关键问题就是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是一个前进中的国家,在我国的发展中,应走出一条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创新型道路,以优化科技创新所需的人文环境为首,人文环境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发展论文:加快农业科技发展实施方案 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就是组织县乡百名农技人员结对帮扶1000户种养加销专业户、专业合作社、科技示范户，并通过他们幅射带动10000户农民共同致富。现就组织实施我县年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以培训、指导服务农业科技示范户、专业户为重点，认真组织农业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向农民传授科学技术，为农民制定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县乡联动，协调配合。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求县、乡（镇）农技人员共同参与，开创“百名农技人员送科技入户”的局面。其中，乡（镇）农技人员除同县农技人员一样从事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服务外，还要落实农业科技入户的联系协调工作。 （二）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今年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在上年实施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指导服务对象，继续以“一村一品”专业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点，以科技示范户、种养加销专业户为对象，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品一片的产业发展模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培训和实践指导，着力于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村、专业户的生产规模，培育农业产业“亮点”。同时，做到点面结合，兼顾其周边村及农户的发展，注重辐射带动，全面提高全县农民科技素质和科技应用水平，整体推进全县农业产业的发展。 （三）注重实效，方便农民。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由农民点“单”，农技人员“配菜”，采取各种贴近和方便农民的方式方法，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技术指导和教育培训服务。 （四）围绕重心，高效结合。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是我县年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的重心，全年农业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心开展。一是春耕备耕等生产活动要与之相结合，在指导春耕备耕过程中，要把春耕备耕的科学方法送进千家万户，特别是送给种养加销专业户、农业科技示范户。二是测土配方施肥、“多播一斤种，增收百斤粮”、农业标准化、粮食高产创建、沼气建设等工程的组织实施要与之相结合，明确这些工程都属于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范畴，共同利用教学资源，降低项目实施成本，提高项目实施效果。三是强农惠农政策宣传要与之相结合，明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强农惠农政策是首要生产力。四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与之相结合，明确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依托科技入户，科技入户的目的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目标任务 今年组织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目标任务：一是组织县、乡（镇）农技人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加销专业户、农业科技示范户结对帮扶。要求每名农技人员帮扶6户科技示范户或种养加销专业户，共帮扶400户。联系对象必须是种养加销大户和科技示范户，由农技人员报考评小组认定，存局科教股备案，并建立档案。通过结对帮扶，促进种养加专业户或农业科技示范户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户均增加纯收入5000元以上。二是县农技中心、县经作局、县畜牧水产局、县农机局四个单位，要按照“围绕主导产业，进村办班指导、培训专业农民、发展一村一品”的工作思路，积极组织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每个单位负责培训5个专业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每个专业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有30名产业发展相对较好的种养加销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参训，共培训600名种养加销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提高他们的科技素质和专业化程度，促进专业村的产业上规模、上水平、上效益，达到参训种养加销专业户或科技示范户户均增加纯收入3000元以上。三是通过上述1000户种养加销专业户或农业科技示范户的辐射带动，促进其周边10000户农户户均增加纯收入1500元以上。通过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使全县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50%以上。 四、主要措施 1、积极鼓励农技人员踊跃参与实施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求有专业技术职称或有一技之长的农技人员必须参加。一是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向联系户发放技术明白纸，结合农时进行现场技术指导，介绍推广新品种、新方法，做到技术人员直接到户，技术要领直接到人，良种良法直接到田（园）。二是宣传强农惠农政策和新信息。及时将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的方针及有关富民信息等传送给联系户甚至广大农民，调动联系户甚至广大农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三是讲解和传授文化知识、新观念、新风尚以及健康生活、生态环境、经营管理、民主法制等方面的知识，满足农民的多样化需求。四是积极指导农民成立并发展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面向市场的能力。要求每名农技人员每年对每个帮扶对象的技术指导服务次数不少于12次。县农技中心等四个单位每年对服务对象的培训或指导服务次数不少于5次。 2、建立农业科技入户台帐。每个农技人员要建立科技入户台帐。台帐上要有受培训指导的户主姓名和住址，从事的产业与规模，培训指导的时间、次数及效果，并有受培训指导的户主签名。 3、着力培养农村致富典型。每个农技人员要培养出至少一名靠发展农业产业致富的典型（标兵），致富典型（标兵）年收入要在10万元以上，纯收入要在3万元以上。 4、撰写科技入户工作总结或论文。每个农技人员年终至少要写一篇科技入户工作总结或试验示范推广报告（论文）。 5、建立农业科技入户激励机制。一是农技人员科技入户成效与其年终考评和职称评聘挂钩，对于考评“不称职”的农技人员，其技术职称在下年度不再续聘。二是把科技入户工作总结、论文（试验报告）和服务对象的评议作为对农技人员年终考评的重要依据。三是对县农业局进村入户的农技人员安排适当的工作经费，对全县科技入户作出贡献的农技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 6、成立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领导小组和考评小组。为使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项目顺利组织实施，决定成立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领导小组 五、要求 1、科技入户指导服务内容必须与农技人员的专业特长相对应，并与农业局管理的业务有关。 2、科技人员服务对象必须是大、中户，即服务的农业产业相对一般农户要有一定规模。 3、参加项目实施的农业科技人员必须填报科技入户申报表。 4、各个科技人员的服务对象原则上不要重复。 5、平常考核由农技人员根据各自的科技入户开展情况和效果向考评小组提出考核申请。 科技发展论文:医学科技发展战略分析 1医学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 医药卫生事业的基本任务是保护人民健康、防治重大疾病、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健康素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卫生问题,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的进步。医药卫生科技主要研究人的生命过程及其本质、人体结构及其功能、健康基础及其维护、疾病的发病机理及其防治、人类健康与环境和营养的关系、生育机理及其调节等。大量事实说明,医药卫生科技研究的突破及新技术的应用,对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带来巨大的变化,成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建国50多年来正是由于医药卫生科技的迅速进步,我们才很快消灭或控制了一大批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使卫生状况彻底改观,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没有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依托和先导,要提高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完成其战略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在整个医药卫生事业中具有战略性的关键作用。 2当代医学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 2.1生命科学 19世纪中叶,细胞论、进化论和经典遗传学的创立,为生命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上半叶,基因论的创立和DNA功能的确定,特别是20世纪中叶,DNA双螺旋结构及遗传信息存储、复制、转录和翻译机制的阐明,蛋白质、核酸人工合成的成功等一系列突破,导致70年代和80年代以基因工程、单克隆抗体、聚合酶链反应(PCR)为代表的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今天又在向着阐明基因奥秘、人脑奥秘、重大疾病病因发病机制及防治方法的方向进军。 2.2生物医学 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和中国都曾有过医学的辉煌时期。16世纪创立人体解剖学,从整体水平进入器官水平;17世纪发现血液循环,促进了生理学的发展;18世纪开展实验研究;19世纪创立细胞学和微生物学,从器官水平进入细胞水平;20世纪上半叶,随着病原流行病学和免疫学等研究的突破,磺胺类药物、抗生素类药物、维生素类药物和疫苗及其他生物制品的研究成功,促进了传染病的控制,从而推动了以传染病防治为主的第一次卫生革命开始过渡到以肿瘤、心脑血管病等慢性、退行性疾病防治为主的第二次卫生革命。20世纪中叶以来,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向医学的广泛渗透和应用,促使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以至量子水平,正在从微观水平逐步阐明许多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的本质,慢性病的防治亦已取得显著的成效,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如美欧发达国家癌症治愈率达到50%,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率在20年间下降了40%~50%,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今天,医学科学受其自身发展内在逻辑力量的推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中许多学科的高新理论和技术方法广泛渗透及应用的促进和社会巨大需要的强力驱使,正从生物学单方位研究、精细分科、高度分化,在微观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向宏观不断拓展,出现了社会心理、生物学全方位研究、多学科融汇、高度综合的态势。 这一态势正在以个体为中心,从小到细胞、分子以至量子水平,大到群体、环境以至宇宙水平,日益清楚地阐明人体不同层次,特别是微细层次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日益广泛地研究从个体发生直至死亡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及其物质基础和自然、社会、心理影响因素;日益深入地提示癌症等重大疾病和衰老的发生、发展、转归机制、规律性及干预措施;日益成功地探索生殖机理、调节生殖、优化生育、卫生保健和延年益寿的原理及方法,从而在调节人口发展、提高人口素质、防治人群疾病、维护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医学的发展将有如下几个特点:(1)卫生保健服务的重心将转入社区,社区医疗将成为重点,既方便群众,又有利于疾病的预防及人人享有保健;(2)人类基因组工程将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影响。(3)癌症、艾滋病的死亡率将下降,瘫及神经因素性疾病的发病率将上升;(4)胚胎工程有可能加速发展;(5)随着老年性疾病的不断增多,老年性疾病的预防及康复治疗,在卫生保健中将占据越来越显著的地位。 3科研重点向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转移 随着科技、经济、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身认识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对生存和生命的价值越来越重视,对卫生保健、身心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从50年代起,许多发达国家逐步把科学研究重点转移到生命科学及生物医学方面来,如美国1982年卫生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92年达到15%,到2000年时将达到19%,超过任何其他领域。由于科技的突飞猛进,关于生命现象的本质、生物结构和机能及其各种特性认识的一系列突破,促成了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人类在生产中从被奴役的被动地位逐渐转变成驾驭生产的主宰地位,从而使人类有可能并且需要来研究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人类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存、发展,特别是享受的基本需要,应进一步了解生命的本质和过程。人类在“征服”和“控制”自然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后果,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森林砍伐、水土流失、酸雨频繁、臭氧空洞等等已成为全球性的危机,使人类更加重视自身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了解和调控生命过程,认识和控制疾病,保证和维护身体健康,创造和谐健康的生存环境,调整人和自然关系,解决农业、环境、资源、医药问题,调节和优化生育、开发人工智能等紧迫的巨大的社会需要极大地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 4我国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 4.1指导思想 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总方针以及“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确实把医药卫生保健工作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鉴于医学科学研究是人们健康素质的科学保障,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前提、基础和条件,应考虑医药科技的超前发展。 4.2总体战略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以世纪之交国内外科技(尤其是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科技)、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发展的战略态势为背景,按照医药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适当超前发展的思想,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环境条件、人口结构、疾病构成、卫生需求和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历史性转变,以提高全国人民健康水平为目标,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防治重大疾病及其他常见病和多发病、加强卫生保健中的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为主线,采取系统思想和重点战略相结合的战略,贯彻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战略方向,充分发挥整体优势,集中精干力量,积极跟踪世界医学科技发展的前沿,进一步开展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以大力开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并有效地发展适宜技术,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开发,努力促进新技术产业及其基地的形成。 4.3战略目标 加强现代医学研究,积极跟踪世界医学领域的先进科技,明显提高我国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在某些有优势的领域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大大加强重大疾病的防治能力,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保护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大幅度提高健康水平,在下世纪逐步接近身心健全及其与环境和谐一致的健康目标。 4.4重点任务和发展策略 4.4.1加强节育技术和生殖健康研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总数1/5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高人口素质,为科教兴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4.4.2加强对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重大疾病关键防治技术的研究我国在医药卫生事业上是大有作为的,对世界医学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如解放初期对沙眼病毒的分离,目前在世界上依然遥遥领先的大面积烧伤治疗,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绒癌化学治疗,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教授为代表的断肢再植及我国的显微外科,以汤钊猷教授、吴孟超教授为代表的小肝癌的防治研究,以王振义教授为代表的白血病的分化诱导,以医科院肿瘤医院吴〗淌凇⒙绞啃陆淌?为代表的食管癌的防治研究,以及青蒿素的研究,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影响比较大,或者说对世界医学有很大贡献的。目前,精神病的发病率始终保持一种上升趋势。如何指导脑科学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精神病和与精神病相关的一些其他疾病能够得到解决,将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极大的益处。至于一些神经科疾病,包括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病等,由于脑科学的迅速发展,将会提供新的诊断和治疗途径。 4.4.3加强药学与制药研究,满足国内需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这里只说一个问题,中医药学。这是我们的祖国医学,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优势,这不仅是我们的宝库,而且是我们发掘最有用的药材、药品,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可是在这方面,非常遗憾的是,美国FDA引进的中国的中草药,只占全部中草药的3%左右。所以,中草药的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化是我们发展中国医药学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医应尽快现代化,中草药应尽快国际化,这对我国的医学将是更大的贡献。 4.4.4加强基础研究,抓住前沿学科、前沿课题、优势领域,结合重大疾病和卫生保健需要开展基础性研究。中国可以为整个人类的健康做出自己的贡献。问题是我们如何根据我国国情,开展我们自己的医学科学研究。从我国的现状出发,我国的人口多,民族多,病人多,所以我国的流行病学、地域医学在全世界占据相当的优势。在小环境医学研究上,我们得天独厚,这在很多国家是办不到的。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今年协和医科大学评选优秀博士论文,有一篇论文提到,彝族人没有高血压。这里有一个问题:彝族人为什么没有高血压?如果在彝族人体内能分离出一种抗高血压基因,那么高血压的防治将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事实并非如此。追踪仍居住在该地区的彝族人,他们依然没有高血压,那么他们到了其他地区会不会有高血压呢?追踪了数千人,结果发现彝族人到其他地区后,高血压的发病率与当地人一样。这说明不是基因的问题,而是环境问题。其价值在于彝族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至少在高血压的防治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篇文章无论怎么讲都是一篇好文章,中国要做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大大地做下去。所以我想,所谓世界尖端,就是你能做而别人做不了,越有自己的特色,就越有可能和别人交流。当然,我国还可以集中更大众的病例,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某些病例的分析判断,提出更正确的方法。这种可能性包括我国拥有350~370张脑外科病床的医院,这在全世界也不多,还可以在这方面通过大量的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为世界医学提供我们中国人的特殊产权,属于中国人的专利。邓小平同志讲:“我们中国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问题是怎么干。我想,卫生部在“十•五”期间集中物力、财力,也办一个象美国NIH那样的医学研究中心,建一个中国医学科学城,将对中国的医学科学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4.4.5加速发展医学高技术 首先是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组织工程等等。当前,我国基因工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到目前为止,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产品还没有。生物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将成为下个世纪影响医学,特别是药物学的重要领域,如果我们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势必无法与外国竞争,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生存。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就是蛋白质工程。随着基因工程的迅速发展,蛋白质工程越来越复杂,而在我国,目前可能将蛋白质工程忽略了,做蛋白质工程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微乎其微,寥寥无几。我国目前提取白蛋白,还是用人血提白蛋白法,但大家都知道,猪血的白蛋白与人血的白蛋白只差几个氨基酸,如果把这几个氨基酸对换一下,把猪血差的那几个氨基酸,换成与人血白蛋白一样的氨基酸,那么,将来的屠宰场就有可能是分离人白蛋白的最重要的原料基地。可是我们偏偏在这方面没有几个人在工作。至于组织工程,将来我们可以做细胞、分子、组织的培养。现在我们就可以做耳朵,将来可以再做鼻子,或者其他的器官,那么整形外科不是方便多了吗?比组织工程再大一点儿的,还可以有。 这势必对未来医学的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材料和更高的质量。其次,纳米技术的微机器人已经在医学上得到应用,将来很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现在就有人把一个微小的机械人放到冠状动脉里。大家知道,现在做PTCA时,先插入一个管子,溶栓,然后如果还没有把握,再放入一个支架,这就是所谓的PTCA冠状动脉支架。如今放入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不仅能解决再狭窄的问题,而且可以监视动脉血中的血凝状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再溶栓。当然,将来也许会有更小、更有用的工具。至于材料,我只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工心脏。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人工心脏的手术,当时是在牛身上做的。做完以后,心脏的节律、博出量、大小都和牛一样,既可以放在皮下,也可以放在胸腔或腹腔。这个人工心脏现在是否就可以进入临床应用了呢?答案是还不行。什么问题呢?是材料不行。这个心脏只能用2年甚至不足2年。如果人换一个心脏,用了2年就不行了,还得再换,这显然是不行的。人工心脏的技术没有问题,现在是材料的问题,是人工心脏的寿命问题。如果过了这一关,人工心脏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对于心脏病患者又是一个福音。另外,我说一下医学伦理的问题。 现在许多国家已经把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而我国现在还是以心脏停止搏动为死亡标准,这个标准不知浪费了多少卫生资源。做医生的都知道,我们做蛙的动脉心脏灌流实验时,把蛙的心脏取出后,心脏依然能保持长时间的跳动,但蛙已经死了。而我们现在仍在抢救那些大脑已死亡,没有意识,并且永远也救不回来,现时心脏还在跳动的病人。我们可以用呼吸机维持,用各种药物维持,可以维持多久呢?我听说最多可维持2~3年。如此维持,高干病房每天需花费3000~5000元。这一个人3年消耗的卫生资源,相当于3个县老百姓的医疗费用。但目前死亡标准没有立法,由于亲属的要求,治疗只能继续。尽管目前移植外科非常发达,但制约移植外科发展的不是技术,而是供体严重不足。一个人如果脑死亡,这时人的肾脏、肝脏等器官取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供体。但如果循环停止了,这个供体可能就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如果也象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把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就可以节省大量的卫生资源,为脏器移植提供更好的供体。我希望大家共同呼吁,在中国及早实施脑死亡法。

现代化论文:现代化文明监狱狱政管理标准论文 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现代化的监管改造设施和健全的狱政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改造的社会主义监狱。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必须以良好的狱内监管秩序和改造环境及有效的狱政管理活动来保障。 一、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具体内涵 标准化是近代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和现代化生产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并且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美国人泰勒在1911 年提出了以标准化为基础的科学管理方法（亦称“泰勒制”），其主要内容是：工人利用标准条件，根据操作标准进行标准作业，完成按标准时间计算出来的生产定额，超额者奖励，完不成定额者受罚。“泰勒制”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效率和企业管理水平。当前国际经济领域流行一种说法：“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当前，标准化建设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标准化建设从工业领域向农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行政管理系统等领域拓展。 把标准化管理理念引入到监狱管理领域是一次重大尝试。推行监狱管理标准化，就是要依据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将监狱各项管理工作制订量化考核标准，建立和完善监狱管理工作的指标体系和标准化体系，把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融于实际工作流程中，避免执法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从而实现监狱管理的转型升级。监狱管理标准化必须体现以下特征： 1、科学性。实现监狱管理标准化，既是监狱法治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又是衡量监狱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参数。因此，在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中的各项标准，要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把能促进监狱管理、提高改造质量和强化监狱职能的最佳方案纳入标准中去，并随着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提高，使监狱管理标准化活动始终保持科学性和先进性。 2、导向性。确立标准是监狱管理标准化的起点。标准一旦确立，就对监狱管理活动所指向的预期效果具有导向、激励和评价作用。监狱管理标准化活动，既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完善，又是今后一个时期新的目标和要求，它通过总结过去的实践，设计未来的目标，科学地确定总体标准，分层次、分等级地确定各科室、各专业、各职位的分项标准，并以纵横交错的网络方式连结和协调总标准与分标准之间的功能，构成一个彼此协调、相互支持的标准系统和标准网络矩阵，引导监狱每个职位角色将注意力集中于实现标准上，使监狱的工作秩序、改造质量、管理效能和社会效益始于标准、终于标准。 3、实践性。在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全过程中，贯彻标准、实践标准是关键。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实践性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制定、颁布的标准必须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二是标准化的效果只有标准实施以后才能获得，没有付诸实践的标准只能是一纸空文。三是标准的准确性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才能不断完善标准和迅速建构标准化体系。如果实践标准的环节中断了，标准的循环发展过程也就中止了。 4、协同性。监狱各执法岗位彼此间纵横交错，构成监狱的动态工作系统。其协同性主要体现为: 一是制定和实施标准既要考虑和兼顾到各部门、各岗位的特点，又要从整体出发，建立起相互依赖和支持、整体联动和制约的群体标准化体系；二是监狱各部门和岗位的分项标准，都是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的组织部分，必须服务于总标准；三是要做好监狱各部门和职业角色之间的协调工作，合理地分解和量化分项标准，使所有人的活动都在期望的规范之中，实现管理标准化活动的同步化、和谐化与整体化。 5、权变性。在实施标准的过程中，随着主客观环境条件的变化，监狱工作者要不断追踪标准，及时修正标准，使标准在反馈调控中日渐规范和科学。监狱各项标准只有通过不断的制定、颁布、实施、反复修订、再实施的循环往复过程，才能最终形成真正科学严谨的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 二、 监狱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的关系 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就是要通过强化监狱一切工作的法律、法规、工作制度或公认标准管理，在管理效果上实现监狱设施完善、装备先进、法制健全、执法公正、管理文明、改造手段科学、队伍素质过硬、物质保障有力。其基本要求是：监狱的各项工作依法依规制定建立相应的标准，严格按照标准管理。从哲学层面分析和考量监狱管理标准化与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二者主要有以下几种关系； 1、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管理正规化是通过监狱各项工作的标准化运作体现和反映出来。离开了管理标准化建设，监狱管理正规化将成为空中楼阁；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的显现，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的。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升级在每个具体执法环节和执法管理流程的具体显现。 2、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一切事物都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管理标准化是从微观的角度，以监狱管理各个环节为着眼点，以推进监狱狱政管理、生产劳动、教育改造、生活卫生等各项工作标准化为着力点，通过制定岗位标准和工作标准，促进监狱各项具体管理环节的标准化进程。管理正规化从宏观的角度，着眼于监狱管理的整个领域，强调全盘考虑，从宏观的角度探索监狱管理的转型升级。 3、管理标准化 与管理正规化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基础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的量变，而管理正规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的质变。管理标准化是管理正规化的前提基础和必要准备，是实现监狱正规化的有效途径。监狱管理正规化是旗帜，是方向，是管理标准化的必然结果。管理标准化达到一定程度实现质的飞跃就是实现管理工作正规化。监狱管理正规化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通过管理标准化的量变过程来逐步实现。 三、推进管理标准化建设的具体途径 1、科学设置岗位是前提和基础。要实现监狱管理标准化，工作岗位设置标准化是前提和基础。换言之，要把警力资源配置从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人才资源开发管理转化，做到人尽其才。要对监狱内部人力资源的获取、整合、激励、使用与增减进行统一管理，从执法管理岗位设置、岗位人员资格、工作内容、职责与权限、检查与考核等方面制定严格标准，特别是要量化工作内容，明确岗位职责，强化考核和奖罚，以实现人力资源最大化。同时，要对专业技术岗位的层级、比例、结构、程序等问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科学设置，逐步建立与职务岗位相对应的岗位薪酬制度，完善警察津贴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警察的工作积极性。 2、加强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是关键。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是监狱管理标准建设的关键因素。加强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应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在监狱警察招录中，要结合警察队伍的现状，分析队伍结构的现实优势、潜在优势和存在不足，根据实际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需要，确定招录警察的学历、专业和技能。二是加大分类培训力度，完善专业技术人才管理模式。树立大教育、大培训的观念，结合岗位需要和警察个体状况，建立警察个别培训教育档案，建立一套系统性、针对性、吸引力和强制性兼容的知识更新和技能培训制度，将“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归口管理、分级实施”的培训工作体制贯彻到位；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广泛开展业务知识和实用技能培训，着重培养警察的履职能力，实现警察队伍整体专业素质的跨越。三是建立健全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成长机制。建立健全警察岗位考核制度，将岗位考核成绩与年度评优、津贴发放、职务晋升挂钩；建立专业技术人才的正常晋升机制，建立专业人才库，逐步形成鼓励成才、促进成才的长效工作机制。 3、建立健全监狱制度体系是重点。所谓现代监狱制度，是指具有中国特色，以现代科学理论为指导，与中国现代社会建设相适应、相协调、相一致的科学文明公正法治的制度体系。监狱制度是一项政治制度，但同时它又是一项技术制度，体现的是矫正技术。健全完善监狱制度体系，能规范监狱日常执法行为，提供业务指引，使监狱警察日常执法行为在制度的允许框架内进行，树立法律的权威。一是建立监狱各执法环节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明确监狱每个执法岗位的工作标准，岗位职责、责任划分，使警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二是加强执法流程衔接制度建设。建立部门间和部门内部工作流程对接制度，建立单个执法环节的标准化结算制度和零违规操作目标责任制，确保执法链条的每一环都不存在违规操作、随意变更和变通的问题。三是加强执法流程监督制度建设。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保障机制，监狱执法管理流程标准化将会是一纸空文。因此，加强业务监督、层级监督、纪律监督和警务监督等各种形式监督的制度建设，建立全方位、动态的监督体系，增强执法工作的透明度，确保执法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从而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4、监狱工作流程标准化是手段。监狱每个执法环节标准化是整个执法管理流程标准化的组成元素。要实现监狱工作流程标准化，就是要通过对现有工作流程的梳理和工作流程网络信息化，实现工作条理的规范性及增加现有相关工作流程的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完善管理体制。一是流程的汇总与补遗。采用较适合宏观层面的完备性检查法和较适合微观细节层面的逻辑性分析法，对每个流程进行检查、分析，发现流程不全、尚需要补充细化的，要及时与业务部门联系，回溯补遗。二是流程的对接与整合。梳理工作应从内而外进行，先在每个部门内部进行流程的对接，之后再处理各部门间流程对接的相关工作。从业务流程间的关系来看，可以分为串行流程和并行流程两类。串行流程的特点是一个工作节点连接的对象是唯一的。以减刑假释程序为例，从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监狱长办公会决定、人民法院裁定的过程，就是一个串行流程。而并行流程的特点是所面对的节点对象是多个，例如，生产现场执法管理环节的参与人员不是一个人，任务分配面向的流程就是一个并行流程。当然，执法管理工作流程可能不是完全串行或完全并行，有时会产生某个阶段是串行而另一个阶段是并行的混合情况。因此，在流程对接工作中，较多地会涉及两类流程节点间的处理，即串行节点的对接整合和并行节点的对接整合，实现执法管理环节与另一执法管理环节“无缝对接”。三是流程的监控和查询。每个工作流程结束后将自动归档，经过授权的相关人员及操作人员可以检索和察看已经发生的工作流程。所有工作流程的发起者将在整个流程的流转过程中随时看到流程进程的位置，并且还可以看到所有已经完成操作的角色和他们的动作，也就是说流程发起者可以对整个流程的处理过程作以监控，实现工作流程的透明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现代化论文:民初法学教育和法制现代化 近代新式法学教育自清末兴盛后,到民初仍沿着强大的惯性在运行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所不同的则是将法政学堂改称为法政专门学校。这一时期新式法学教育潮流的激荡起伏、奔腾分衍,不仅表现了民初社会政治法律发展对教育变革的急切呼唤,而且也折射出志士仁人对法制现代化的执着追求,是近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下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果,对我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民初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民初,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历史转变。在辛亥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既继承和发展了清末学制的合理部分,又批判和改进了它的不合理部分。经过此后逐步深化的教育改革,1922 年诞生的新学制———壬戌学制, “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1]由于民初学制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先天不足导致理工类生源奇缺,文科类却因政体变革的特殊需要形成法政专业的一枝独秀。其发展之迅猛,与清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唯法政专门教育。尝静验之,戚邻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2]黄炎培的这番话生动地描绘了民初法学教育遍地开花、盛况空前的局面。据统计,1916 年8 月至1917 年7 月,全国共有专门学校65 所,其中法政科就高达32 所,占49. 2 %.[3]与此同时,为适应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法学高等教育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 在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的《专门学校令》中,高等学堂被改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4]为宗旨。其中,法政专门学校得到了充实,分为法律、政治、经济3 科。但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初法学教育的兴旺仅仅表现在量的增长上,其教学质量却相当糟糕。当时各地法政专门学校承清末旧制,多于本科、预科之外办有别科,还有不设本科而专设别科者。从民初教育部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法政学校泛滥的程度相当严重。例如广东省的法政专门学校“多办别科,有本科者殊少;且学生程度亦参差不齐,非严加甄别,恐不免冒滥之弊。”[5]民初法学教育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与其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定相违背,严重制约了法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针对民初法学教育貌似繁荣实则混乱的办学局面,1913 年10 月,教育部下令法政专门学校应注重本科及预科,不得再招别科新生,该年11 月,又通知各省请各省长官将办理不良的私立法校裁汰。1914 年9 月,教育部又责令各省将严格考核公立、私立法政学校。在政府的严令限制下,民初法政教育“遂若怒潮之骤落。其他专门教育机关,亦多由凌杂而纳于正规。”[6]1916 年,法科专校已降至学校总数的42. 1 % ,学生数降至55. 7 %.[7]尽管如此,法政学校的数量仍高居各种专门教育之首。 民初法学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一枝独秀不是偶然的,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原因: 1. 民初政治法律制度的革新迫切需要新型法律人才。民国肇建,百端更新。资产阶级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后,迫切需要对在职官员进行法律培训,使各级政府人员更新旧有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和文化素质,从而征集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新知识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在订定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法律的高潮中,更迫切需要从西方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理论依据,急需大量的法律专门人才。可以说,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是民初法学教育兴盛的根本原因。 2. 受到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推动。民初法政专门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之人才”, [8]但由于法政学子入仕做官具有相当的优势,众多学子受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淫浸,出于功利考虑,竞相投身其中。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学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9]民初北京政府鉴于“改革以来,举国法政学子,不务他业,仍趋重仕宦一途,至于自治事业,咸以为艰苦,不肯担任”的现状,提出“法政教育亟应偏重造就自治人才,而并严其入宦之途”的整顿方针。[10]显然,民初法学教育兴盛有其深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3. 法学的学科特点,为其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民国肇始,教育经费严重短缺,若兴办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类大学,现有师资、校舍和实验仪器设备根本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而开办法政专门学校则不然,所需经费较少,不需多少仪器设备,校舍可因陋就简。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法政学校与理工类学校不同,其主要靠 教师之口授和私室之研究,每班人数略多也无妨。 加之,在自清末兴起的留日热潮中,大部分留学生进入的是法政类学校,其中一部分已学成回国,此时比较容易凑齐办学所必需的师资队伍。这些都为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兴盛提供了客观条件。 综上所述,由传统律学教育向现代法学教育的转化,是民初社会转型的本质要求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潮流。同清末相比,虽然民国时期无论在法政专门学校的制度、教育规模、学科标准、教育质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进步,但法学教育仍过度膨胀,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此外,民初法学教育的大发展,虽与近代中国社会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总趋势相符,但也折射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不可能一下子失去作用。中国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必将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的转型过程,其对民初法制现代化的影响,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二、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推进 从总体考察,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是与社会变革、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对正在兴起中的法制现代化起着促进作用,这是它的积极方面,也是它的主流。这主要体现在: 1. 民初法学教育有助于普及法律知识,并培养了一大批新型法制人才。民国建立伊始,孙中山就明确指出:“现值政体改更,过渡时代,须国民群策群力,以图振兴。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11]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和量多质不高的问题,但也有部分法校办得卓有成效,造就了一大批懂得近代法律知识的人才。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骤然勃兴,对普及法律知识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旧教育的崩溃和新教育的生长,促进了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清末新式“学校的种种办法与其课程,自然是移植的而不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西方文化的逐渐认识,社会组织的逐渐变更却都植基于那时;又因为西政的公共特点为民权之伸张,当时倡议者为现行政制的限制而不能明白提倡民权,但民权的知识,却由政法讲义与新闻事实中传入中国,革命之宣传亦因而易为民众承受,革命进行亦无形受其助长。所以西政教育积极方面最大的影响,第一是西洋文化之吸收,第二是中华民国之建立。”[12]而民初壬子—癸丑学制,原以癸卯学制为蓝本,自然民初新式法学教育也继承和发展了对西方法文化传播的传统。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对中国社会法律知识的普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 民初法学教育促进了法制建设,推动了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清末,以日本学制为楷模而订立的癸卯学制,已在法律形式上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民初法学教育则进一步深化了从清末开始的法学教育改革,批判和改造了它的不合理性,继承和发展了它的合理性,充实和发展了清末法学教育的内容和体系。在西法东渐的大背景下,西洋法学对民初法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民国仅仅继承了大清帝国为数有限的法律文献,而又无法读懂西洋法律书籍,这便很自然地转而求诸日本人大多以汉字写的西洋法律着作??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为例??学校所用教材的70 %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13]由此,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加快了资产阶级民主法律制度的建设和西方法的移植。 3. 民初新式法学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立法,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现代化。民初政策的制定者和法学教育工作者继承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传统,大力引进西方法学教育制度,推动了教育立法。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14]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1913 年1 月,在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15]法科又细分为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三门,并详细拟定了各学科的学习科目。自此,大学学科门类有了比较完整明确的划分,课程设置的规定也大体适应甚至个别超前于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针对私立法校办学质量的低劣,1913 年11 月,教育部又为此专门颁发了《1913 年11 月22 日教育部通咨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酌量停办或改办讲习所》,[16]进一步调控法学教育的规模,整顿法学教育秩序,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 民初法学教育立法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适应了民初社会生活及其主体的利益需要。在新式法学教育立法的带动下,民初陆续制定并颁布了涉及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留学教育等方面的一批教育法规,从而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法律体系。其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毕竟对民初资本主义教育起到了确立、规范和积极推进的作用,为民国教育法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民初法学教育的勃兴及其立法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育转型的必然,是西方教育立法影响的结果,它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历史演进现代化。可以说,民初法学教育及其立法活动,总体上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基本精神,顺应了世界教育发展大趋势和教育法制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三、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无限生机。但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偏差,存在着种种弊端,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民初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造成教育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质量下降。民初法政专门学校数量居于专门学校首位,大约占专门学校的一半,其结果是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郭沫若回忆说,辛亥年间“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在成都一个省城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17] 据统计,1912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9 633人,而法政科学生为30 808人,占77. 7 %;1914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1 346人,法政科学生为23 007人,占73. 3 %;到1920 年,法政学校学生占全国专科学校学生之总比例,仍达62 %以上。[18]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使此时教育内部结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法政学生相对过剩而其他门类毕业生相对紧缺。 民初法学教育发展在规模失控的同时,其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民初不少法政专门学校,尤其是一些设在地方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并不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它们的创办多由利益驱动, “借学渔利者,方利用之以诈取人财。有名无实之法校,先后纷至。”[19]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泛滥的程度已相当严重,其教学质量自然毫无保证,结果使法政人才培养陷入到名不符实的尴尬境地,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 2. 民初法学教育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严重脱离中国国情,致使仕途拥滞,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的腐败。由于清末民初勃兴的新式法学教育的样板是西方法学教育,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因而在创办新式法学教育的过程中只好照搬照抄西方法学教育模式。以民初学制为例,壬子—癸卯学制效仿德国,壬戌学制则承袭美国。人们满以为新式法学教育制度引进后,就能造就满足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法制人才,但历史的发展却告诉人们,西洋教育不能整体照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民初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并建立新式教育后,其实际状况是:“凡所以除旧也,而旧之弊无一而不承受,而良者悉去矣;凡所以布新也 ,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至今日而图穷匕现。”[20] 民初刻意追求的新教育精神,受到了科举陋习的侵蚀。就民初新式法学教育而言,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人才”,但此时学生受“学而优则仕”的引导, “以政法为官之利器,法校为官所产生,腥膻趋附,熏莸并进”,亟亟乎力图“以一纸文凭,为升官发财”铺路。[21]因而民初“专门法政教育,纯一官吏之养成所也??萃而为官吏则见多,分而任地方自治之事则异常少见也”,[22]使得地方自治人才缺乏,地方自治事业难以推进。 为克服青年学生热衷仕途之弊端,民初规定对于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不得与以预高等文官考试及充当律师之资格”,[23]欲以此堵住法政学子进入仕途的通道,但收获甚微。据梁启超估计,民国初年全国“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24]其中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就是求官大军中的主力之一。 为求得一官半职以遂心愿,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四处奔走,钻营请托。1914 年,北京举办知事考试期间,学习“政治法律者流咸集于各馆,长班颇为利市,考员亦复打起精神到处探询何人可得试官。”[25]大批法政学生跻身仕途,腐蚀败坏了社会政治,“凡得官者,长官延揽百而一二,奔竞自荐计而八九,人怀侥幸,流品猥芜”。 综上可见,民初新式法学教育在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问题,拖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后腿。这充分表明,民初法学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曲折中前行的 现代化论文:医院培养技术带头人,促进现代化建设交流材料 加强技术带头人培养促进医院基本现代化 近几年来，我们结合创建基本现代化医院，认真对照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市新世纪科学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的意见，在县委人才工作领导组的指导下，我们切实抓好对培养对象的培养管理和考核，不断提高我院医疗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了医院基本现代化进程。具体做法如下： 一、健全规章制度，形成管理体系。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重视了规章制度的健全，着力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培养管理体系。我们坚持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每一批培养对象首先与他们签订三年目标责任书，切实增强这些高级人才的目标责任意识；坚持档案管理制度，经常与培养对象联系，全面掌握他们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及其取得的业务成果和考核、奖惩情况，并做到将他们的有关情况及时存入其个人档案；坚持定期报告制度和领导与专家联系点制度。院领导与4名“××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建立了联系，经常关心他们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科研经费、科研设施等各种困难，使他们能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充沛的精力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 二、重视宣传工作，营造双尊氛围。为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热情，我们着力加大优秀知识分子的宣传力度，认真组织实施了高级人才典型事迹宣传活动。全院高级人才，得到不同形式的宣传表彰，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都得到宣传报道，院部进一步加强与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单位的合作，明确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由他们派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同时利用《医苑之窗》特聘通讯员，组成宣传小组，配合做好宣传工作。通过这次活动，总结宣传了这些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的奋斗业绩，展示了他们在社会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投身于科研的工作热情。 三、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理论水平。我们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着力提高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为了切实提高学术、技术带头人的政治业务素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组织引导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组织各类拔尖人才，包括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学习政治理论，进行了知识经济、医院经营创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形势与发展前景、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知识讲座。通过培训，大家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促进找材料到文秘站网网上服务最好的文秘资料站点了观念转变。选送部分培养对象到外地参加业务进修、学习。与此同时，还组织培养对象报名参加与南大联合举办的研究生课程班，以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和业务水平。 四、落实上级政策，搞好优质服务。为加强对学科技术带头人的培养和管理，尽量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促使其尽快提高学术技术水平，根据市、县两级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培养管理办法规定，我们真心实意地为知识分子办实事、做好事，积极改善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财政确保津贴的发放，确保科技项目资助经费的到位。另一方面还坚持每年为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五、逐一对照标准，认真实施考核。自收到海委人才办20__5号组织“关于做好我县20__年以来确定的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管理期满考核工作的通知”后，召集院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以及相关培养对象，专门开了会议，并要求各考核期满的培养对象，围绕《××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工作双向目标责任书》履行情况，就政治思想表现、学术技术水平、主要工作成果实绩等方面进行总结。院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对培养对象的总结进行逐一对照评比，经过认真考核，4人在考核期内都能按照自己所定的目标，积极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现代化论文:加强军队人才素质教育走现代化之路学习心得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军队的人才建设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军队各级党委都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各类人才在军队建设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任何一级领导都懂得，事业的传承靠的是一批接着一批的人才群体。这些年来，我军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步伐，人才队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仍然存在令人担忧之处。如相当一部分的中高级干部的科技文化素质、战略素质与信息化战争形态不相适应，特别是一方面急需的人才十分缺乏、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人才不断流失的现象同时存在，说明了在人才管理机制上亟待调整改革。 一、用系统的军事教育培养人，在教育的竞争中发现人才 最近几年，随着社会事业的进步、征兵制度和军官来源的调整改革，初级军官的科学文化基础状况已得到很大改观。但是，军事教育的整体情况并不乐观，中级和高级军事教育存在着短期行为与互不关联的状况，应当进行必要调整，形成与社会教育相衔接、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军事教育体系，使不同层次的军官都具有坚实的军事基础素质。无论是指挥军官的三级培训，还是技术军官的两级培训，都应既与军队基本结构相符合，又与人才成长规律相适应。 在基础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商与刻苦精神，这是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在应用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将知识与实践结合的能力，也可以看做是接受社会知识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素质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在高层次教育（如战略）中的情况决定了人才发展的最大或最后空间，或者说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与军事舞台上所能表现的最活跃、最精彩的结果。所以，在各个层次的学习情况是衡量人才质量的第一个指标，学习成绩或学习能力不好的人，不能成为培养的重点。 在初级教育的改革中，重点是解决科学文化、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的扎实程度和系统性。在进入军官队伍的门槛后已经解决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军事教育主要应解决好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由于初级教育是打基础的阶段，所以在教育中的目标不宜定得过高，只有少量的淘汰或决定其仅能从事初级职务即可，给更多的人以平等发展的机会。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军事基础教育时间短，培训效果达不到部队官兵的期望值，形成了新任军官以自身的弱势状态起步，不仅使一些很有潜力的人从此丧失了进步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即使是以后发展成才的人，也始终存在基础知识薄弱和技能不扎实的问题。 因为能够进入中级教育的人已是经过逐级筛选的优秀的初级军官，培训的对象和目标一是担任师团级指挥员或中层管理人员，二是产生一批将来能够担当重任的精英，所以在中级教育中，重点是扩大学员的知识面，不仅要学习新的军事与科技知识，还要学习战略知识，提高思维层次，具备对各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和创新发展的能力。对这一层次的人在普遍解决军事硕士学位的基础上，鼓励其争取博士学位或社会学学位。在全方位的考察检验中，一批综合素质极佳的人才就会显现出来，这是军队建设的中坚骨干，也是可以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力量。对这一批人要冠以荣誉或称号，作为在今后的任职过程中始终予以重视并优先培养使用的依据之一，也是选拔担当重任者的必备条件。我们现在中级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培训的性质与种类不稳定，时间太短，所学的内容有限，学习和任职使用脱节，在一个军官成长进步的过程中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 高级教育是进入重要领导岗位的最后一道门槛，应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进行系统扎实的战略学习，时间不少于一年，学习成绩的优劣决定他们是否具备晋升的资格，这样就可以保证我军的高级军官都能够用本文//新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履行新的职务，在战略层次的工作得心应手。二是用多次短期轮训的方式集中研究重大的国际、国内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达到统一思想、集思广益、找出对策、减少失误的目的。 二、用丰富的工作经历锻炼人，在多种岗位的能力积累中选拔人才 最近几年，军委总部积极推行干部交流使用，这项措施在锻炼干部、提高军官素质以及加强风气建设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使干部交流能够更加完善、更加持久地坚持下去，主要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形成规范的干部交流制度，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干部交流实行了几年的时间，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完全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规范干部工作。这个制度要明确，交流的对象不仅是提升的人，也包括平职调整的人；交流的时机为任职二三年之间、并不得高于三年；交流的层次要降低，交流的范围要扩大，其中排职在团、连职在师、营职在军、团职在军区、师在全军交流。通过交流不仅开阔干部的眼界、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而且可以有效地消除经营小圈子的不正之风。二是建立单位人员结构标准。无论是机关还是部队，现在综合性、合成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对每一个单位的人员各种结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各个单位根据年龄、专业和来源等理想的结构标准决定人员的进与出，不仅能够保持良性循环，还与培养人的工作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三是将任职经历作为一个干部的可视化能力与晋升的资格。作为任何一级指挥员，都应该要求其具有下一级或下两级岗位和机关的任职经历，这样就提高了胜任的概率，也明确了干部成长进步的导向。一个单一经历的人难免存在能力的缺失，要胜任新的职务总需要一个补课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造成工作的损失，把人才的进步放在工作成本的增大或不必要的付出上是不明智的做法。为了保持工作（或战斗力）效益的稳定或将损失尽可能减到最低，其主要措施就是丰富军官的任职经历。我们现在应该努力的是使每一个主官都是多种任职经历，并且把任职经历作为晋升的重要条件。 三、用完善的考评机制检验人，优先提拔使用在各方面都得到优异结论的人才 现在有很多干部怕交流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权威的干部考核制度。一个人年度工作的状况、在一个岗位的业绩只是在小范围内知晓，而且与提拔使用、个人进步并无必然联系，如果换一个单位则可能荡然无存，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因此，干部制度完善的重点内容是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这个机制应能够对干部一年中各个方面的情况（其中主要是能力和业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评价的结论来自多种途径，其中上一级主官评价以及下一级的综合评价应占主要份额；要能够将几年的情况综合成岗位的任职结论，这个结论能够在同等级别、资历的群体中进行比较并产生优秀分子。这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对每一个人的评价结论都由众多人的意见集中后形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可以遏制将干部的命运过多地集于主官手中而滋生腐败的情况。每一个人都具有评价其他人 的权利，实现了优秀人才在群众的监督和培养中产生，实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实行计算机管理，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偏差，增加公信度。这是一个减少领导决策负担而又没有降低领导权威与责任的机制，能够让领导干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主要工作上，无需为用错人而担忧。 四、通过重要的事务看本质，确保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才让党和人民放心 在干部队伍中，爱学习、勤奋工作、待人诚恳、有熟练的专业技能的人很多，但是，如何在平凡的好人群中，选拔出真正的优秀者确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又是非常困难的事。我在工作实践中体会到，看似众多的人群，从本质上可以概括为事业型、职业型和利益型三种。其中事业型的人，其特征是具有远大的、明确的目标，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有在任何条件下坚韧不拔的刻苦精神，是我们选拔人才的主要对象。职业型的人，稳定和平常的心态为主要特征，是一个为数较多的群体，既可以通过教育把其中一部分人引导为事业型人才，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一些暂时的困难和不顺而走向滑坡甚至堕落，所以这些人应当是主要的教育对象，也是优秀人才的储备队伍。利益型的人，没有理想和志愿，明确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无论利益的大小都会不择手段地摄取，因此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对各种私利的贪婪性，以及手段的隐蔽性、多样性、欺骗性。对于这种人，各级领导和机关应予以注意，不能让其进入关键岗位，不能给其更多的权力。 区分这三种并不困难，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是两种。一是根据对工作、对事业的态度来判定，通过在作战、抢险救灾、职务变动、生活环境变化中的表现，是主动还是被动、是乐观还悲观、是有所作为还是仓促应付，基本上可以做到一目了然。二是看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中对待个人利益的态度、个人财富的占有程度与支配的方法途径。这些问题看似凡人小事或个人隐私，但却反映了一个人的本质，留心一下不难掌握，完全有可能列为评价干部的重要条件。 选拔优秀人才必须抓住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有求实的作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一定是经过多种环境选拔、锻炼和考验的干部，一定是让党和人民放心的、让广大官兵尊敬的精英分子。 五、建立让优秀的人才优先得到提拔任用的机制 为了让党和人民放心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必须采用把学历及成绩，经历及业绩（立功受奖）、年度综合考评的结果（历年累计）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基础条件，再与新的单位人员结构要求和岗位任职标准结合起来产生人选的方法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做到科学公正，降低用人失误，还可以对军官个人的成长进步起到明确的导向作用，对避免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和预防腐败也是治本的硬措施。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在干部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机制一经建立，不仅可以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推动军队建设的发展，而且对其他方面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干部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大大增加，是杜绝不正之风的利器；促进民主集中制的落实，提高党建工作的活力；把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多地用在作战能力的提高上；对军官成长进步的导向作用最为明显，每一个人进入军官队伍后既可依此为自己设计出一条明确而又理想的发展之路，同时又可预见到几种可能的人生结局，因此成为对官兵进行生动的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是军队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也是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论文:探析公司现代化经营体制的构建 证券公司是服务于证券交易活动双方的组织,当前我国已经建立的很多大型的证券公司、商务大楼,这些对于证券行业乃至金融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促进作用。在沿用早期经营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传统模式的不足之处。因而,构建“现代化”经营模式则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一、传统证券经营的成果 早期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社会经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而证券作为新兴金融行业的代表,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虽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也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价值。早期证券经营的成就包括: 1.效益增长。与银行相比,尽管证券公司出现较晚,且在社会群众的意识中较为陌生。但经过5-10年的经营改革,“证券”开始被人们所熟悉,大量的投资者开始加入到证券投资行业[1]。证券交易活动的广泛开展,为金融行业效益增收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2.持续经营。国家为了保证证券行业的长期经营,制定了许多有助于证券公司发展的法律,其中最为着名的则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证券法》,该法律的颁布为改革开发之后的证券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了证券公司经营至今的一个关键的法律保证。 3.扩大就业。在证券公司经营的同时,其必须要招纳相关的人才致力于公司内部建设。公司“人才引进”计划实施之后,相对增加了社会就业人数,为那些经济专业人员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从现在看来,公司在聘用人才之后给自身带来的利益是相当可观的。 4.跨国经营。这里提高的跨国经营实际上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想象,这主要还是由于早期我国的证券公司依旧持续着“封闭”状态。在为数不多的世界经济交流活动中,证券公司开始认识到走跨国道路的意义。虽然没有得到全面实施,但在理论上的构想为现代证券跨国打下了基础。 二、现念发现的问题 长时间的摸索、尝试之后,我国对于金融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而回顾早期的证券公司经营方法,笔者发现了传统证券模式中的诸多不足之处,这对于未来高层次的经营战略创建是很不利的。 1.混业经营。“混业经营”是现代金融行业提出的新概念,其旨在强调把“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产业联合起来经营,实现业务、交易、经营上的往来,让所有的金融机构实现一体化经营。很显然,这种混业模式在传统的证券公司经营中几乎没有实施。 2.市场范围。改革开放之前的证券公司只重视于本国内的证券经营,对于进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未能正式考虑。世界是一个相互融合的“大市场”,每个国家之间需要加强证券交易往来,彼此之间才能发现经营优势。从现代市场理念看,传统证券公司没有做到“世界市场共融”。 3.分配制度。对于分配工作主要是指证券投资者们的收益分配,早期证券存在两方面的分配问题。首先,分配方式混乱,这使得证券公司于投资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证券投资群体减少;其次,分配利益失衡,证券公司私自操作收益,收益分配达不到投资者预期。 4.资金收支。当筹集到一定的资金之后,证券公司不能对资金科学管理,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而所有的资金都集中于证券这一个行业后,对于其它行业的收支会带来影响。且证券公司管理意识上的疏忽,造成公司内部资金没有充分利用,影响到了正常的经营计划。 三、构建先进的证券模式 经济全球化必将带动世界金融的一体化经营,针对这一未来发展趋势,证券公司必须要顺应时展潮流。证券公司作为金融经济的机构之一,其应当从我国的金融行业为出发点,对当前的经营模式不断优化调整,创建出先进的证券模式来满足经济需要。 1.国际经营。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等诸多经济学理念的提出,足以证明世界各项经济都在走一体化模式,这也决定了我国证券公司必须要坚持“国际经营理念”。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跨国经营指日可待。 2.产业升级。证券虽是金融业的分支,但当期发展壮大到特定程度后则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因此,证券公司应该做好产业升级准备,对内部经营结构不断调整,在人员、体制、管理上改进变动。 3.遵守原则。“原则”是证券公司经营中必须压坚守的,没有了原则整个经济行为就缺少了稳定性。公司在参与证券交易活动时,应该把“公正、守法、规范”等当做重要宗旨,所有经营活动以此为准。 4.管理体制。对于证券公司日常经营涉及到的各项问题加以管理,不仅可以严格控制经营活动,还能保证经营效率的提高。如:财务管理可降低成本,业务管理可增大收益等,都是管理中需要注意的。 早期的证券经营模式已经适应不了当前需要,“现代化经营”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为了满足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适应全世界金融体系的变动,证券公司必须要从早期经营模式中吸取经营,创建符合现代化需要的新模式。 现代化论文: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对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梳理。文章论述了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仍在于提高效率。行政民主是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取向，不能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目标相混同；改革要兼顾机构改革与政治职能两个方面，使二者协同发展；目前改革的难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形成良性互动，行政体制本身的改革并不配套和适度，改革在操作层面上有很多阻力。对此，文章提出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对策，并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应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进行。 【关 键 词】政府/权力/行政体制/行政改革/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理论是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自本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也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当然，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应当说在政治学和行政学恢复重建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并不局限在政治学或行政学界，虽然那时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尚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关研究也不可能明确上升到“体制改革”的高度。改革开放以后，在广大政治学、行政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实践的呼唤下，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内容也相当丰富，为构建我国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底子薄，基础理论较为肤浅，有关研究又深受现实政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理论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系统观点，学术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比较多，富有理论创新的成果还不多见。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迫切要求学术界在体制改革理论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在此情况下，总结和分析建国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对于切实推进21世纪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繁荣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等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的地位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战略中的地位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两个结构。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于经济主导模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注：参见胡伟等：《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第329-3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矛盾日渐积累，引发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未能彻底解决。 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中国政府传统行政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影响，以及政府及其成员本身的权力利益关系，政府缺乏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三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即行政体制。（注：参见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94-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学术界予以相当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予以论证。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2月21日。）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行政体制改革先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取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 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注：参见汪玉凯：《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工人日报》，1998年10月14日。） 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剥离出来并取得重要地位，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看，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行政体制改革能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注：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产物，而是转型的特有问题，包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等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注：参见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这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基本达成了一致性认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完全认同这一定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企业改革时，必然要研究下放权力、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等问题，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时，也必然要研究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的原因”。（注：鲍静：《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顾家麟同志》，《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第4期。）在政府制定和贯彻的国家改革政策中，也基本体制了这种厘定行政体制改革自有范畴与三大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的关系，把行政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总之，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不过，学术界在基本肯定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结合部”地位的同时，对于上述“三大体制改革”的先后序列、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驱动与制约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式的基本序列，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再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6月23日。）于是，在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载体——行政机构提出了改革要求，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基本方向就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有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弊端。 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学理上对此进行了阐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政生态论，即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及其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注：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着不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交互作用，行政体制的发展始终处于与外部社会环境“适应——不适应——变革——又适应”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之中，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体制也因此显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关系格局。（注：池如龙：《改革：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行政主体自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行政系统必须周期性地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注：张安庆、：《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阶段性地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需求，以避免更大的社会不满和推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上述观点也是伴随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主流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理顺政企关系，调整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政府功能。 但也有学者比较偏重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内生变量。由于上述“适应论”主要把行政改革作为一种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看待，正像有学者评论说：“正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才把行政改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领域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改革，不是主动根据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行政管理的特点出发加以设计和推进的，而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注：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与误区》，《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虽然需要政府自身去完成，但不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体制改革并非由政府自身发动”（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3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政府缺乏自动力机制，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改革的模式必然是渐进主义。与此相应，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摆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刺激——回应”的逻辑局限性，推行行政体系的自我革新和主导型的行政体制改革。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系统一直在进行着适应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1982年、1988年和1992年三次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系统的角色无形中被定位为社会经济的“ 消防员”和“稳定器”，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亦步亦趋的应景式的调整，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注：汪永成：《新一轮行政改革应选择新的战略方向》，《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2期。）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注：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行政变革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政治行政上的显著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显著变化；二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落后于外部的发达国家，因此遵循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政府主导特点非常鲜明，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为中国“追赶型”现代化任务一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本质上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正像有的学者看到的，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王沪宁：《论九十年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文汇报》，1992年6月26日。）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有的学者以“发展行政”的概念定义这一取向，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从行政发展转变为发展行政。发展行政区别于行政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行政是以积极主动的行政行为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特点是政府保持有强大的权威和行政目标取向上的超前意识。（注：参书云等：《行政管理与改革》，第2-6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李泽中：《论发展行政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4期。）上述思路尚未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指导思想，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效率与民主之辨 确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以后，就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少学者认为，正确界定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行政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在回顾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时，认为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51-11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提出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不同阶段，改革已越来越触及到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日趋明确合理。与改革的实际进程相适应，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也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一个问题。但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及其相应的改革内容，在理论界至今尚无完全共通性的界说。其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和层次上谈论行政体制改革的话题和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为导向，包容着一个多元内涵的价值体系，它可以涵盖“精简”、“高效”、“统一”、“民主”、“廉洁”、“法治”等一系列目标单元。例如，有学者提出行政发展的目标是建立高效、公平、廉洁、开放的行政系统；另有学者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即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等等。（注：王沪宁：《论90年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动力与方向》，《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胡象明：《试论行政管理现代化及其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8期。）这些目标的提出，从不同角度设计了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但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 从近年来理论界诸家观点来看，可以说以效率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基本是一个共识，虽然一些学者在效率这个目标之外还会设定其他一些目标。对此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提高效率或实现政府高效化是行政体制普遍追求的目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政府及其行政活动能够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一般社会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正像“帕金森定律”所表明的，政府具有权力和规模上的自我扩张倾向，庞大的政府体系不仅会越出自身的行政职权边界，侵犯社会私人领域，而且会导致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等行政危害，这些都造成了行政低效。因此，如何克服上述不良现象，提高政府效率就成为行政改革的首要问题，效率导向也就必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此提供有力的支持，指出“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或梅奥的行为科学时代，还是当今系统理论时代，一切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模型设计、决策导向、公务员行为规范）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注：孙柏瑛：《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政府行政效率体现为行政体系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务或一定服务水平条件下能够减少更多的行政成本。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控制机构膨胀，紧缩过度职权，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是现代国家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正像西方学者库夫曼指出的，传统行政体制的目标价值可以概括为效率、代议制度、政治中立能力和（科层组织的）行政领导四个方面，其中效率是行政体制的核心目标或终极价值，其它目标只是维持和保证行政效率的充分实现。（注：Herbert Kaufman:"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29 January-February,1969.）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在管理职能、管理领域、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建设一个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从而有效地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节矛盾、整合利益差异，顺应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第二，有的学者也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出发，认为提高效率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优先目标。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的政府职能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较为次要的，仅仅扮演了“守夜人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角色，即仅仅局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付外敌侵犯的功能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变化与数量的增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强化，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因此，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为了有效解决现代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早发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府功能成长并主导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追赶型”现代化所需化解的各种矛盾，包括消除贫困、扩大参与、转换体制、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等问题，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性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正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地发挥主导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能的行政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 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其二在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优化”（注：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可见，从中国作为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言，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强化政府能力的首要选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目标。 虽然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效率目标一般比较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如何平衡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确立“效率优先、兼顾民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平衡模式。（注：参见王颖：《平衡模式的选择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学者提出民主（或公平）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主张行政民主。（注：参见张成福：《行政民主论》，《中国行政管理》，1993年第6期。）主张行政民主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本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官僚制行政管理危机引发了旨在重塑行政思维与运行模式的新公共行政学，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注：参见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新公共行政学突破了威尔逊、古德诺创立的传统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框架，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行政对决策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危机的积极治理以及社会最少受惠者对公平的切实需求，行政改革应建立起“民主行政”的目标范式（注：奥斯特罗姆：《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民主应成为行政改革的最核心价值追求。(2)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是行政体系事实上处于国家机关的中心，行政管理的对象广泛，管理内容丰富，即所谓“大行政”。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行政）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企业和公民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的理顺必须以民主化为根本目标。 实际上，上述对西方行政体制演变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它把“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探讨当作了西方行政改革的实际进程。从历史上看，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权力的集权化。（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03-1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一些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指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议会权威逐步衰微、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注：参见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第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上述现代化成果在当今并没有实质的改革，行政集权的状况仍在延续，在行政官僚系统内部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至少“民主”不是其行政官僚系统实际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汲取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的一些理念，譬如把“企业型政府”、“顾客导向型管理”等思想用于研究中国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但不能把即使在西方国家还只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当作中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况就中国而言，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建构起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现代行政体制或者说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只是初显雏形，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老化的危机。所以有的学者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应当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商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注：宁骚：《行政改革与行政范式》，《新视野》，1998年第3期。） 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也确实需要对政府的具体功能作出区分，从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更为准确的界说。（注：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行政的双轨制结构—功能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各级人民政府都具有行政功能（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2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从广义上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涉及到共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际针对的行政体制，一般只涉及人民政府自身。而涉及共产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面，通常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现代行政学把行政活动视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处理好系统内部的关系，又要涉及系统外部的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内和政府间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过程的关系，行政系统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几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中国行政改革已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机构改革只是结构层面上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改革越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把政府与外部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指行政体系内的改革，体系外的变动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注：参见左然：《精简、统一、效能——完成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到公共行政改革的转变》，《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 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和“体制外功能”的区分。而就政府体制内功能而论，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科层制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功能，这是政府履行体制外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政府履行体制内功能与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政府系统作为一个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管理必须是上下主从的行政命令式的，在这方面没有民主和平衡可言，也不需要讨价还价，权力必须是集中统一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体系，只要它是健全的，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就必然是如此。（注：胡伟；《政治功能的二元范畴：建构一种体制改革的规范》，《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6年第4期。） 但是，政府的“体制外功能”或“行政系统外部关系”所产生的“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恰恰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主和效率当然都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这两大目标必须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些学者主张把民主列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新的核心目标，把行政系统与外部社会、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本原内容，这主要是没有从理论上厘定行政体制改革的主体范畴。实际上，政治发展要兼顾民主和效率，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而不是把行政体制改革自身扩大化为政治体制改革。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民主化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保障，其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美国社会学家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和民主的统一。既然当前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按照“三大改革”的设计展开，就必须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加以区分，而不能让行政改革去承担它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任务。如果混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混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这不利于从总体上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因此，中国的改革在总体上应达成政治民主化、行政集权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的“三位一体”目标。（注：胡伟：《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应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核心目标，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在处理内部关系时，也要积极理顺外部关系，努力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结构——功能协同发展取向 行政效能 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不少学者进而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 “职能转变”进行了探讨，这构成了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具体方案进行理论设计的主题。同时，沿着这一主题，学术界也形成了关于行政体制内外部改革的深层思考。 由于行政体制说到底是政府系统内进行职能划分、机构设置的权力机制，行政权力机制的重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目标，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调整和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权力机制的理顺。而中国行政体制的创建，是适应产品经济和高度集权需要的产物，其结构、功能和运行关系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政府体制理论、苏联行政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对这样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单纯在机构规模和责权的大小上做文章，而不去改变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功能范围；或者反过来，只单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但不对政府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精简，都是不可能取得长期效果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问题和主要任务看，有效地改善行政权力机制的关键性工作在于行政体系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注：参见何颖、李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行政权力重构》，《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8期；沈荣华、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改革》，《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1期。） 上述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当中可略见一斑。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政体制改革一般以机构改革为外现形式展开，建国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改革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在政府规模上做文章，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及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这就是说以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围绕政府的权力结构展开的，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精简机构，都没有跳出这一范畴，因为精简机构明显是政府内部结构的一种规模变化；而下放权力意味着政府权力自上而下地流动，也只是政府内部上下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往历次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都没有取得持续性的理想效果，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变动，行政改革难以触及管理体制本身，外延式的机构改革跳不出“精简——膨胀”循环往复的“怪圈”。同样，对于下放权力，学术界的批评之声也未间断过，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就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争论。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积极发展。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中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倒挂”现象。 正是在经历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种种磨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以往单纯精简机构的改革方案进行了否定。与此相呼应，有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单纯的下放权力也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良方，甚至也非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种认识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形成。有经济学家曾总结了两种改革的基本思路，不仅涉及到经济改革，而且也关联到了行政改革。第一种思路认为：(1)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端是决策权力过分集中，抑制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改革的要旨，在于改变这种状况，充分调动地方和生产者的积极性；(3)调动积极性主要靠下放权力来实现。第二种思路则认为：(1)旧体制各种弊端的根源，是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2)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经济而言，唯一可能有效代替行政命配置资源方式的，是通过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制度来配置资源；(3)因此改革要以建立生产性市场制度为目标同步配套地进行。就政府功能而言，前一种思路即旨在调节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下放权力”，后一种则是旨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第二种思路显然优于第一种思路。 现代化论文:现代化进程中妇女发展展望与对策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主体，它包括价值观念现代化、思维方式现代化、心理结构现代化、行为方式现代化等。妇女发展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的现代化过程离不开妇女的发展。 妇女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妇女作为一个由性别分层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进行自我超越，追求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妇女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即妇女自我意识的高度觉醒，与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尊严、人格与价值，平等地参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务，发挥自己的潜力与才能，但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妇女发展却面临着诸多问题。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总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在现代化进程中相对于男性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困难，尤其是“男尊女卑”思想依然比较严重，阻碍着妇女自身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发展的追求，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在现实生活中还得不到真正实现。一些发达国家的妇女发展道路也警示我们，现代化并不一定带来妇女的发展与进步。如在美国，妇女追求自身的独立自主和人生价值，年轻时就离开父母独立学习、谋生，婚后许多人仍承担社会职务。但这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她们中许多人牺牲家庭与生育换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妇女中独身者迅速增加，即使结婚也不要孩子，结果导致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而在日本，女性从学校毕业后暂时就业工作，结婚后便退职回家，专事生儿育女和家务劳动，结果导致妇女自我价值被埋没，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这两种极端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也是不可取的。此外，目前有关衡量现代化的主要评价指标中，还没有一项能够准确地反映作为性别分层的妇女群体发展水平的。而一项未曾考虑性别因素的战略，往往会带来片面的发展和新的社会不公。 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妇女发展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以彻底解决。但是任何强调客观，甚至消极等待、观望、无所作为的思想也是万万不可取的，我们必须用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切实有效的行动扎实推进妇女的发展。 一、要真正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各级党和政府是现代化目标、任务、政策的决策者。决策者的认识、行为和认同度直接影响着性别意识在决策中的位置和作用。决策者在制定法律、公共政策、方案和项目时，只有把男女平等作为参照值，充分考虑发展过程中将会对男女两性特别是对仍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造成的影响，才能使妇女的发展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应抓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将妇女发展内容列入现代化目标和现代化衡量标准之中。一要将妇女发展规划与现代化总目标以及各级有关现代化发展的子规划、公共政策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之中，加强性别统计、性别分析，以及时采取有效的对策。二要将妇女工作真正纳入政府的职能之中，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实质性的妇女工作部门，更有效地承担起促进妇女发展的职责，改变目前各级政府虽然设有妇女工作机构（协调组织）而实际工作仍由不具备行政效力的群众团体——妇联来承担的状况。三要继续建立完善有关妇女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坚持打击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为妇女平等参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四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法律的、行政的、宣传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消除“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的影响，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五要关注和有效地解决妇女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如占妇女人口70的农村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权益保障问题，确保妇女参与国家和地方各级决策管理机构、平等地行使权力问题，妇女潜在的人才资源向显性的人才资源的转化问题，消除色情服务业滋长问题等等。 二、广大妇女要更自觉地参与现代化建设，以素质、作为求发展。妇女只有不断提高素质，积极参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实践，作出贡献，才能使自身发展获得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而未来的社会以知识为本，以能力为本，将为妇女创造更多更好的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机遇。广大妇女要树立起自我意识、成就意识、成才意识、竞争意识，不仅仅把参与社会作为解决自身生存的问题，而且要把参与社会作为人生不断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善于自我设计，在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的基础上，有志于向更高层次迈进，努力做到在思想观念上不断更新，在志向目标上不断追求，在知识能力上不断充实提高，使自身发展获得持续的内在动力。 三、各级妇联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承担起推进妇女发展的神圣使命。要紧紧围绕“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基本职能，在四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一要通过参政议政等渠道，更有效地推进男女平等国策和性别意识进入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各项决策之中，从根本上为妇女发展创造条件。二要进一步密切与各界妇女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情况和问题，加强对策研究，为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三要进一步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教育，唤起妇女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引导帮助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提高素质，实现自我超越，发挥“半边天”作用。四要适应现代化需求，加强妇联的自身建设。以改革、创新、务实的精神，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妇联干部队伍，努力探索和改进新时期妇联的思维模式、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断提高妇联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 现代化论文:我国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分析 [内容摘要] 我国宪法的现代化应当基于两个维度：一是针对原有宪法存在的问题，一是尊重宪法的普适性价值。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二是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关 键 词] 宪法 现代化 人权 民主 价值 形式主义 现代化是一项双向比较运动：一方面，现代化面对过去，过去构成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变革与创新，或者对传统的扬弃。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变革、创新或扬弃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指向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模式是以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为原型来描述的，其结果，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向发达国家靠近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是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或超越的过程。就“面向过去的运动”而言，由于各民族国家背负传统的差异，在变革与创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而对“指向未来的运动”而言，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内容与过程都必然带有某种普遍性。这些普遍性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因此，现代化必然既是一个转化传统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纳普遍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在结果形态上大体一致，但若将各自确立的现代化目标分解成若干细目，则可发现在这些细目的选项上存在着差异。 因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和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现代化。这是在现代化问题上传统因素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同国家宪法的现代化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定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考虑两个维度：一是要针对原有宪法及实施中存在的特有问题确定解决方向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从发达宪政国家的现代宪法中概括出基本的普遍性要素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确定为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一是推进宪法的形式主义。 一、厘清宪法的价值承载 （一）价值在宪法中的意义 1、价值判断与宪法学 根据哈耶克的研究，18世纪到19世纪初，科学尚未分化。像政治经济学这类现在看来非常明确归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在当时既可以称科学的一支，也可以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19世纪上半叶，科学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而科学的成功导致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 实证主义正是这种“专制”的哲学解读——它“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制于事实领域，因为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 韦伯也主张，“社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它不是应当价值中立，而它就是价值中立的”。 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侵入了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一切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为了追求客观性，它也运用所谓“物理的”科学的方法，试图消除科学家的任何主观因素，法律科学家必须审慎地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调查中。 “实证主义导致一切价值判断都是非理性的说教”。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个人的或者集体方式相同的基本评价，也就是说，人员对某一对象物的种种感觉状况转换解释为该对象物的一些特征，亦即被客观化。东西不是美或者丑，行为不是善或者恶，等等，而是一些人员或者人员圈子对它们的中意还是不中意，赞成它们还是不赞成它们。 价值判断被认为是主观的，而且仅仅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确认：如果多数人对某物持共同评价——他们赋予其相同的用途，或者期待它在相关的人看来具有相同的效用，那么，该事物就有价值。实证主义理论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无法真正做到所谓“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 与法律实证主义相反，一些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完全置于价值判断之上，如古斯塔夫·拉特布鲁赫。对他来说，整个法哲学是“法的价值的观察”，法哲学必须探索各种价值，在各种价值的基础上，某一种实在法的法制显示出是公正的或是不公正的，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法。 事实上，法学研究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边沁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是，“（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 宪法学的研究也应该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一是确定宪法是怎样的，二是确定宪法应当怎样。无论你如何小心，只要你冀望确定宪法应当是怎样的，则无法避开价值判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看到（Seeing），从任何重要的意义上来看，都依赖于我们的看（looking），看反映了关切、理论、目的和理念的整个系统，它们引导我们去追寻所考虑的事物中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本性。 马丁·洛克林反问道：我们真的能够在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辩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他说，在我看来，这一学科中的知识必定关系到人的目的以及我们赋予给周遭情境的意义。这标明：首先，知识必须到意义中去寻找；其次，知识是关系性的。知识的这些特性表明：我们不可能在人类目的的社会背景之外来确定真理或谬误。 可以得出结论，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任何一个从事宪法学研究的人，他必须先为自己预设必要的价值判断，至少他必须确认对宪法学的研究这一活动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判断构成了他研究的出发点，他在研究中可能改变其价值判断，而在改变之前，他一定又接受或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其次，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成果的性质与历史意义。再次，价值判断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宪法学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是宪法学学术进步的前提。黑格尔曾从哲学的角度强调了一个学科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对于该学科的重要性：“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 我国传统宪法学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而忽视了其他价值判断的存在。这导致宪法学研究的单调，缺乏创新，研究本身不过是对某种价值 判断的注释。 2、价值与宪法文本（或宪法规范）。 林来梵博士将宪法规范喻为“单纯的容器”，认为它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因此，事实与价值可以相对分离，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而注入宪法规范。 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事实上，并不存在价值中立或者不含任何价值观念的宪法规范。首先，事实上，宪法所特有的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之前而产生的。 制定宪法的动议及制定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宪法在制定时就已经被预设了价值理念。此时，价值是制宪者为宪法预设的道德目标。宪法规范只是作为这种价值理念的实现手段才被确定下来的。因此，宪法规范根本不可能与价值分开来，“单纯的容器”是不存在的。正如马丁·洛克林的断言：“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 其次，并不是宪法文本中每一个宪法规范或每一具体条文都能读出价值内涵。但这并不排除一些规范或条文，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直接表述宪法的价值，这类规范可以称为宪法的价值规范。其他不直接表达宪法价值的规范可称为非价值规范，它又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类。从形式上看，相同或类似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在任何一部宪法都可以找到，它似乎不含任何价值观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一部宪法中，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总是要与价值规范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宪法规范的整体，而且，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只有在促进价值规范的实现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此，即使内容完全一样的技术性、社会性宪法规范，在纳粹德国和其他真正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实践中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倾向。从根本上讲，宪法的价值是通过所有宪法规范组成的规范系统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来体现的。再次，宪法一旦颁布实施，其价值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隐藏在规范的背后。价值必须借助于概念和逻辑的形式，尽可能精确地转化为调整具体宪法行为、宪法关系的规则体系，才有可能在具体的行动领域得以彻底、全面的贯彻。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宪法规范获得了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为宪法规范及宪法规范的具体适用过程获提供了评价的标准。 我们以往的宪法并非没有确立价值，而是所确立的价值仅停留在纸上，换句话说，宪法文本叙述的价值与宪政实践中的实际价值诉求并不一致。 （二）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 1、对人权保障作为宪法价值的一般考察 （1）西方国家一开始就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其经典表述是：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自近代以来，宪法在西方世界一直是一个极具价值意义的概念。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为我们建立起一套关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学说。同时，为实现人权保障价值，他们还绞尽脑汁设计出以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制方案。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特别是1791年获得批准的“权利法案”，使这套价值体系及以此为基础的政制方案在北美洲率先实证化。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 1789年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人权价值成为宪法存在的前提，法国革命者们情绪化地高喊：“无宪法，毋宁死！” 法国1791年、1793年、1795年宪法都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作为宪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 1946年、1958年两部宪法序言虽未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但都确认了1789年《人权宣言》所载权利与自由。至此，“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 美、法两国宪法极具示范效应，以人权价值迅速获得了普遍认同。到上个世纪，亨金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 人权保障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几乎在当今170个国家的宪法中都被奉为神圣。 （2）近代以来中国接受宪法的直接动机是富国强兵，人权保障未成为宪法的核心诉求。 在中国，宪法是舶来品，对宪法的接受不是基于价值认同，而是别有原因。面对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先是在器物上感到不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举办洋务。及至中日甲午一战，洋务运动破产，人们才痛切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不止于器物，更在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 “日本有宪法而强，中国无宪法而弱”。 于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 立宪强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基本共识。1904年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念：“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他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 孙中山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 在谈到1954年宪法时也说：“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清末以来的各种政治力量之所以“接受”宪法，其实都是将宪法当作某种政治工具来看待的， 保障人权未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哈耶克曾追问：“难道宪法的作用仅仅在于使政府顺利且有效地运转，而不管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吗？”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难道宪法仅仅在于富国强兵或者国家稳定，而不问国家的目的？ 不过，1949年后的几部宪法在形式上似乎更关心人权，但其理论基础并不是前面提到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哲学。几部宪法在价值上都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始终没有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宪法的主要目标仍然不是保障人权，每一次修宪都发生在国家重大政策、方针发生变化之后，每一次对宪法的修正都不过是为新的政策、方针提供“合法性”。第二，即使宪法文本中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放在更为显著的位置，或者把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得特别完善、全面，但由于未规定违宪审查、宪法诉愿等制度，这些基本权利的规定常常停留在纸面上，难以落到实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全面规定并将这部分内容放在显著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第三，强调国家或民族的集体权利如发展 文秘站: 2、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彻底贯彻，仍然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这一目标意味着：（1）要确立人权保障价值相对于秩序、效率等其他价值的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人权保障价值具有一定程度的终极性，在人权价值与其他价值冲突时优先保障人权，不能在秩序、效率等的名义下损害乃至牺牲人权价值。（2）要将这一价值贯穿整个法律体系，保障人权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精神。这就是说，不仅是宪法，而且其他法律规范体系也都要以人权保障为其价值目标。（3）价值是制度和规范的灵魂，但价值不会自动实现，它必须化为具体的制度和规范（即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及其保障制度）并通过制度与规范的执行来实现。这要求人权保障制度如宪法诉愿、违宪审查等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完善。（4）为避免绝对化的理解，我们还必须明确：强调人权保障价值对于宪法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人权价值是绝对的。相反，“权利观念承认对权利的一定限制是允许的，但限制本身应受到严格限制。”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在以下两方面是可以被接受的：一是平等的要求。即人人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平等地受到保护。为保证每个人都平等拥有权利而产生的限制是可以容忍。二是紧急状态的要求。国家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瘟疫及严重的社会动乱如战争等紧急状态下，为防止因紧急状态的发生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可依法对公民合法权利进行一定范围、 一定限度的限制乃至剥夺。但这种限制或剥夺，其范围和程度必须事先严格限定，而且还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底线。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下公民权利是不得克减：人的生命权，不得施用酷刑，不得使用奴隶，不得仅仅因无力履行约定而被监禁，不得把追究溯及既往的行为定为犯罪，人格权受尊重，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不可侵犯，等。当然，还必须明确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受侵害时必要的救济手段和途径。 在这一底线之下，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其他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廓清宪法的民主价值，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与民主的法律化。 1、代议制成为实现民主的根本形式。 在十八世纪的英美世界，民主是“表示由人民治理的政府”，即“它不只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而且实际管理政府的权力也在人民手里。” 这种理解在当时被称为简单民主或纯粹民主制，也即后来所谓直接民主。美国制宪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看好甚至反对民主，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将民主理解为直接民主。 根据卢梭的教导，由于规模等难题，直接民主是不可行的。 同时，当时的思想家们还存在另外一个担忧：多数决定原则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 古希腊时期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民主”的名义对人权的践踏与忽视，都是“多数的暴政”的显例。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美国宪法中通篇找不到“民主”的字眼。但是，美国的宪法确实是对民主的确认！不过，这种民主即美国早期称为“共和”的代议制度，而非直接民主。代议制度被认为是“用少数来取代多数”，最早来源于英国。十八世纪的英国人相信，在下院他们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自由建立起制度的保障。他们将“民主制”（即代议制）一词与君主制和贵族制合在一起使用，都作为其混合政府或者平衡政体的一个核心部分。 2、宪法对民主的确认。 现代宪法理论认为，民主是宪法产生的前提，宪法是对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各国宪法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确认了民主： （1） 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确认。“人民主权”原则是民主的精髓， 它已经成为各国宪法的通则。美国宪法序言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1958年法国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的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第4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0条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合作的联邦国家”，“全部国家权力来自人民。” 我国1949年以后的几部宪法也都规定了这一原则。1982年宪法第2条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2）规定代议民主的制度构成和程序。民主在本质上是一套程序。程序对于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法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确保代表或议员不会偏离选举人的意志行使权力，使他们能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民主是一种多数决策的过程，在决策前并不存在预设的实体结果，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结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事先接受了形成这个决策的程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程序决定了实体。在这方面，我国的宪法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宪法规范的内容重实体而轻程序。宪法对民主的程序规定篇幅很少，残缺不全。 二、宪法中未确定正当程序原则。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是“正当过程”条款（the due process clause）。 （3）规定对代议民主的制约和补救。从各国宪法来看，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创制、复决权。这实际上是承认一定条件下公民享有直接立法权，以克服或纠正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不能有效地反映民意甚至违背民意的现象。二是规定全民公决。这是通过由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某一重大问题的制度，它通过公民以主权者的身份直接行使的决断权。三是规定对代表或议员的监督与罢免。我国宪法未规定公民享有创制、复决权，也未规定全民公决制度。对代表的监督与罢免的规定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3、民主应当成为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极为推崇。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因为，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于是“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 笔者对所谓“历史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但仍然非常赞同福山的初步断言：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 民主原本具有手段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但人们逐渐发现，民主早已超越了其手段或技术的意义，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对人权的程序保障在某种程度上比实体保障更为根本，人权的实体保障最终通过程序保障来实现。民主本身也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 从民主的价值出发，我国宪法现代化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民主化。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付诸实施的活动。 权力是政治的基本要素，政治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用。因此，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所有公共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所有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反映人民的意愿。 （2）民主政治法律化。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行都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或者都由宪法和法律进行规范。这要求宪法对公共权力的获得与运行要作出完备的规定。民主可分为人治民主即以人治方法实行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即以法治方法实行的民主。法治民主的基本特征包括，用法律来集中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并按照“服从法律的就应当是法律的创造者”的精神与要求来制定法律；法律至上；国家权力受宪法和法律限制；已制定的法律得到严格实施。 法治民主所蕴涵的正是民主政治的法律化。 （3）建立以权力制约机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就我国目前而言，最关键、最紧迫的是，尽快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二、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一）形式合理性优先：宪政的法律之维 理性在启蒙运动以来被用以为价值之源和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启蒙运动的开展及其对宗教的猛烈批判，整个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即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过程，这实质上就是一个世界走向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他对经济、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的分析工具。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则指由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来衡量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从根本上不具有可精确计算的属性，因为用以判断实质合理与否的价值是无限多的，不仅仅有来自于政治上、伦理上和习俗上的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理论、观念和原则，就是在那些信奉同一种政治和伦理学说的人们中间，也不大可能有两个人的价值标准在一切方面都完全一致。 可见，实质合理性意味存在着一套主观的、价值的标准。学界虽然承认存在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但终究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甚至探究这种确定标准的手段也难以获得。追求实质合理性的道路充满崎岖，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追求难有实质意义上的结果。从法律的方面看，强调“实质合理性优先”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的正义理想，但它在 司法领域的贯彻，将导致个案正义优先于普遍正义，法外的标准优先于法律的标准， “直接追求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实践也总是难以摆脱人治、专断、反复无常或神秘主义等非理性力量的控制。” 诉诸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导向一种人治的司法模式。 而“法治主义强调形式合理性优先”。 法律的形式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起码的要求。 韦伯在其关于法律的论述中，特别强调法律的形式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他赋予法律的形式理性以相对独立的地位。D·M.特鲁伯克将韦伯的法律形式理性解释为：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制度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其逻辑性也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具体体现和原则被有意识地建造在法学思维的特殊模式里，那种思维富于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因而只有从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或原则的特定逻辑程序里，才能得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 韦伯还进一步揭示了法律形式理性的意义：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它把法律过程看作是和平解决利益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让利益斗争受固定的、信守不渝的“游戏规则”的约束。 形式合理性是法律的生命所在。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指用理性化的法律来判定是非曲直”。 因此，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从根本上讲，它要求宪法必须成为法律，而不能是政治宣言、道德原则，这已经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这就要求，宪法的内容尽可能采取法律的外在形式，即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跟其他法律一样，能以特有的“法律”的方式或依实施一般法律的基本原则、基本手段予以实施。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实质就是宪法采行法律的形式，宪法的形式合理化即是宪法逐渐采行法律形式的过程。 那种认为宪法主要用以确认个人尊严、基本权利与自由等价值，其关键是合理确定权利与权力的界限并有效制约权力以实现权利的主张，体现的是一种对宪法的“实质合理性”理解，它将宪法所追求的目标确定为“实质合理性”。这意味着，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优先考虑实质合理性。我们承认，宪法的确对人权等最根本的、最重要价值目标给予了正式确认。但是，宪法也是法律，因此在制（修）宪的过程中，也同法律一样，“应当最大限度地将实质合理性转化为形式合理性”，“最大限度地把实质合理性由个别存在物转化为普遍存在物，由分散无序的状态转化为理性可以把握和预计的固定形式”；在宪法的实施中，也须“借助于而不是绕开形式合理性去实现实质合理性”。 因此，宪法也不例外，其生命也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 强调宪法的形式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对宪法实质合理性的否定或排斥，它仅仅表明：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相对于实质合理性而言，具有优先性。即：（1）宪法的实质合理性通过形式合理性予以实现。（2）在宪法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以形式合理性所确立的标准来最终判定实质合理性。（3）宪法的所有内容尽量实现形式的合理化。“在所有理性化的法律制度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 因此，宪法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必然意味着宪法形式主义的兴起。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都以追求实质合理性为目标。这体现在：（1）宪法详细而全面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却没有规定保障的具体制度和途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受到侵害，却无法有效的救济。（2）宪法规定了国家机关权力的范围、种类，甚至也规定了行使的程序，但却未规定违宪审查制度，面对大量存在的违宪行为，宪法却无能为力。（3）宪法中过多地规定政策、方针及其他非规范性内容，一些本来是规范性的内容却又未具体规定如何处理，等等。这些都表明，我国的宪法至今仍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其价值诉求的。因此，我国宪法的发展必然有一个形式合理化的过程。宪法的形式合理化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二）程序正义优先：宪法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指人的从事和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具有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其次，存在一个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的实践理性即意在探寻法律的正义在实践中确定的判定标准。那么，在宪政实践或宪法实施过程中，我们将根据什么方式来确定“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行为的结果，一是根据行为的过程。如果借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正义概念，那么，就前者而言，可以理解为实体的正义，它“意味着只要结果正确，无论过程、方法或程序怎样都无所谓”； 后者可理解为程序的正义，它意味着“无论处理个案的过程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这一过程都应当受到某些实体正义之外的其他正义原则的指引和限制”, 也即是说，要考虑程序自身的存在理由，或者说是要确立程序的独立价值。 问题是，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这才是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关键。宪法的实践理性要求在宪政实践或宪法实施中获得一套客观的、确定的标准，是依实体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抑或依程序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取实体正义优先还是程序正义优先？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 罗尔斯以分蛋糕的比喻为例将程序的正义分为三种：一是完善的程序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对什么是公平的分配有一个独立的标准，一个脱离随后要进行的程序来确定并先于它的标准。”而且，“设计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结果的程序是可能的。” 由于标准不在程序之中，要探究这一标准是困难的，因此，罗尔斯警告说，“完善的程序正义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罕见的。” 实践中，我们并非要真正的、绝对的达到平均分配蛋糕，而只需确定由动手切蛋糕的人最后领取自己的一份，即可认为它符合正义。可以认为，只要设计的程序被认为是正义的，其结果也被认为是正义的（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并非这个结果就真的是正义的）。二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其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时，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 刑事审判被罗尔斯分类为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某被告是否真正犯罪存在着绝对的标准，但除了万能的上帝，人类并不掌握任何时候都能满足绝对标准的认识手段，实际中采取的方法在实质上就与分蛋糕并无多少区别。 也就是说，在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情况下，仍然是以程序是否正义来判定结果是否正义的。三是纯粹的程序正义。它“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只要程序正义，其结果就一定正义。 从理论上讲，在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三种分类中，程序的地位是略有差异的。但在实践中，结局都是一样的：实体的正义最终都由程序来保证，即程序正义决定实体正义；或者，在二者冲突时，程序正义应当优先于实体正义。 关于正义的理论适用于法律的领域，产生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及其关系的问题，在确定以什么标准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时，出现了实体法中心观和程序法中心观两种对立的主张。前者认为，完美无缺的实体法是前提，程序法仅仅是“助法”或“附带性规范”，即“程序仅仅是以判决的方式产生出其结果的机械性过程或就是这个机械本身。” 程序法中心观则认为，程序法并不是助法，而是实体内容形成作用的法的重要领域。实体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主张或“权利义务现象”，只是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或实定化。 程序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实体法是通过程序法来确定的，即所谓“程序是实体之母，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针对我国目前在宪法实体规定方面已趋完善，程序的阙如使实体规范不能有效实现而成具文的现状，笔者曾撰文指出，“与其让完备先进的实体规定留在纸上，还不如先完善程序，使实体规范完全得到实现。同时，优先发展程序，并不否定实体规范的适时发展，只是强调在现阶段宪政建设的侧重点是发展程序。” 在该文中，笔者讲的是一个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即宪政建设的先后次序、以何者为重点的问题。这与本章中笔者提出的宪法程序正义优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已了然于胸。 宪法程序正义优先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的意蕴。其基本含义是：第一，宪 法内容的程序化。它要求，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化为一种程序性规范，或者说，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通过程序规范体现出来。宪法的实体价值隐藏于程序之中。这意味着从立宪、修宪到宪法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循法定程序，意味着国家权力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不同机关的权力均由法律加以明文规定并严格按照预设程序运转，意味着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第二，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一方面使宪法程序尽可能合理、科学、完善；另一方面，赋予宪法程序以独立的地位，以及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冲突时优先考虑程序正义的合法性。 （三）当前我国宪法形式化的主要内容 本章所讲宪法形式化，既包括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也包括宪法的程序正义优先所导向的程序化倾向。实现宪法形式化的一个前提，是存在一套以宪法形式主义为目标的、完整的、内部协调的概念、范畴体系，一套能对当前绝大多数宪法现象做出自洽性解释的、完备的宪法理论。针对我国宪法的实际，当前关键是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宪法文本的形式合理化。（1）制定一部可包容香港、澳门及未来台湾等与大陆实行不同制度的统一的宪法典。（2）重订宪法序言。应减少序言中对历史、政策等的叙述性说明。（3）宪法内容的规范化。最大限度地使宪法中的内容都成为宪法规范，尽可能使宪法条文中规范结构完整。（4）减少宪法中的政策性、道德性等非规范性规定。 2、建立、健全四大宪法制度。（1）健全宪法解释制度。（2）建立违宪审查制度。（3）建立宪法诉讼制度。（4）健全宪法效力保障制度。 现代化论文: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治理腐败能力现代化 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灵魂和主线。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提出明确要求，在理论上有一系列重大创新，在政策上有一系列重大突破，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高度自觉和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坚定决心。当前，我们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以改革精神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逐步实现治理腐败能力现代化，坚决遏制腐败蔓延。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 方向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政治性、政策性都非常强。只有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有针对性地设计时间表、路线图，才能实现改革成本最小化、成果最大化。 紧扣“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突破，就是第一次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统筹考虑、系统谋划，体现了当前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既是“五位一体”改革的重要组成，也是重要保障。各项改革要顺利推进，都离不开风清气正的改革环境，都需要全程加强反腐败工作。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等改革措施，本身就是源头治腐的重要举措。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不能单兵突进，必须与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同步谋划、同频推进，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紧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主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中央纪委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定位作了进一步明确，就是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任务，全面履行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从浙江的实践看，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通过调整机关内设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等举措，收紧了拳头，突出了主业。当前，要把这一要求贯穿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始终，通过改革推动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进一步强化执纪监督职责，集中精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紧扣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目标。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效果如何，干部群众能否满意，关键是要看腐败蔓延势头有没有得到遏制。当前，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必须着眼于这一形势，全面破除不利于坚决查办案件的体制弊端，弥补权力监督制约不力的制度缺陷，使惩治更加有力、预防更加有效，以腐败遏制度、群众认可度、社会信心度等实际成效检验改革成果、取信广大群众。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 总书记在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目前反腐败体制机制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就要在这些紧要处发力，通过“小切口”解决“大问题”。 强化党委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这些新要求针对性强，关键是抓好落实。建立党委领导班子定期研究、带头检查责任制落实情况，以及党委每年向上级纪委报告责任制落实情况等制度，以加强对党委主体责任的动态考评。近年来，浙江省坚持推行“三书两报告”制度，通过给党委、政府领导发送责任分工报告书、落实任务建议书，给牵头部门发送责任分工函告书，党委常委会听取党政领导专题报告，纪委听取牵头部门情况汇报等，强化了党委的主体责任和主体意识。同时，要制定责任追究办法，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重大违纪违法行为，既要追究直接责任，也要追究领导责任，增强责任制的刚性约束。建立健全启动程序，注重从信访举报、案件检查、执法监察、巡视等工作中发现问题，确保责任追究及时、准确。 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这项决策符合党章精神，切合实践需要。当前，关键是要研究制定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指导性意见，进一步明确双重领导的具体内容和方式。特别是在查办腐败案件和下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等方面，亟须出台更加细化、明确的操作办法，使上级纪委加强领导有章可循、下级纪委接受领导有据可依。 强化派驻机构的监督职能。派驻机构是各级纪委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好这支队伍作用，等于增加了一个纪委的力量。党和国家机关领域广、部门多，全面派驻很难一步到位。要从实际出发，条件成熟一个派驻一个，逐步实现“全覆盖”。此外，要在纪检监察机关设立专门机构，强化统一指导和协调，防止派出机关内设部门多头下达任务，解决派驻机构疲于应付、工作难以深入的问题。 强化巡视制度的监督作用。当前，巡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坚决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新要求，全面推进巡视工作制度创新。从近几年浙江省巡视实践看，注重拓面延伸、加快节奏、发现问题，巡视监督作用不断彰显，实现了机关、地方和企业的“全覆盖”。在巡视重点上，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放松，适时开展专项巡视和重点巡视，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在结果运用上，要加强问题分类处置，建立快查快办机制，对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时移交、快速启动、立巡立查。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路径 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有先例可循。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规律，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使各项改革措施逐步落实、逐见成效。 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到2020年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从现在算起，只有短短7年，时间紧、任务重。要统筹谋划、倒排时间，尽快出台更加细化、量化的“一揽子”改革进度表，抓好责任分解和任务分工。要结合实际，在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研究制定一系列能落地、能管用的举措，注重制度设计的细节。要把监督检查贯穿始终，充分运用专项督查、重点抽查等多种形式，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对不及时推进、不按规定改革的，要限期整改、倒查责任、传导压力。 坚持试点先行、循序渐进。改革既要谋变，也要求稳。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涉及权力、利益再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要从外围到核心、从增量到存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做到“小步走、快步走、不停步”。对于推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等新部署的任务，以及推进新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等工作，可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推开；对于完善派驻工作机制、改进巡视监督制度等已有实践基础的改革措施，要抓好经验总结和顶层设计，迅速启动、加快推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坚持群众路线、鼓励创新。改革是开创性事业，力量在于群众，办法来自基层。从浙江省反腐倡廉实践看，正是基层和群众在建设村务监督委员会、防止利益冲突、防控廉政风险等方面的创新创造，提升了治理腐败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必须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对于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探索中的新招、实招、硬招，要及时发现、认真提炼、积极推广；对于改革探索中的一些失误和不足，不搞求全责备，积极加以引导，不断改进完善，更大限度地释放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 现代化论文: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与促进对策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内涵 特点 制约因素 对策 摘要:基于学界对农业现代化基本内涵的不同观点,提出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概念的认识。指出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同于世界各国的个性特点以及影响其发展的诸多制约因素,进而提出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及途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关系着中国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建设更加富裕型小康社会的实现,而且关系着中国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可以说“三农”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大局。因此,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途径。在党和政府日益关注“三农”问题的同时,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一直给予了高度重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农学等学科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其中农业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学术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自20世纪中期我国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来,学者们围绕着农业现代化的科学界定、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长时期的讨论,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转变论。人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出发,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世界范畴的、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它作为一个动态的、渐进的和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传统的生产部门转变为现代的产业部门的过程。 第二、过程论。学者们认为农业现代化不是农业领域一个方面、一个过程的现代化,而是全方位、全过程的现代化。包括生产过程的现代化、流通与消费过程的现代化及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 第三、制度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于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推广而引发的组织制度、管理方法的变革与创新。 第四、可持续发展论。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完整涵义是用现代技术和生产手段装备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素质,把落后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能保持和提高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的过程。 我们认为,对农业现代化的界定,不能仅从一个或几个方面来界定。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应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所应有的“共性”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个性”上去把握。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依据国际公认的现代农业的标准来定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我国农业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与教育、科技发展水平、生态资源及劳动力条件等因素,走自己的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科技、农业管理、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组织的社会化、农业生态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 在分析、界定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的同时,学术界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位学者的观点表述上虽有差异,但通过疏理后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主要是研究视角的差异。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来审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认为:从世界上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来看,农业现代化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以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为代表,他们主要走从现代机械技术起步到现代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道路;二是以日本、荷兰、比利时等国为代表,主要走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起步到现代机械技术的发展道路;三是以法、德、英等国为代表,走机械技术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同步发展道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既不能走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特征的道路,也不能照搬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物技术的实现为主要特征的道路。而应根据中国特定的条件,走资源节约、技术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现代生物技术与现代机械技术、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与现代农业科技、机械化、半机械化与手工劳动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5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至少应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工程化等三个显着特点。6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加农村工业化,其发展道路应该是走集约农业、高效增收和持续发展的路子。 把农业现代化看作是一种过程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应从其所具有的动态性、区域性、世界性和时代性、整体性上去分析。因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性较强的概念,只有阶段性目标而没有终极目标,即在不同时期应当选择不同的阶段目标以及在不同的国民经济水平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同时农业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同一区域的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有很大差异。但强调这一点,并不能否认我国农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要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因而也应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分析农业现代化,依国际标准来确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种手段的学者们则从农业现代化的构成要素上来分析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认为: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生产技术科学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决定因素;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以上学者们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特征的表述,都有可取之处,如同我们讨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一样,对其特征的描述 也可以是多角度的。我国农业现代化应避免重复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但也要避免“一刀切”走灵活多样的发展道路。从整体上看至少应具备如下特征:第一,把现代生物科技与机械技术结合起来,寻求传统的精耕农作技术和现代化农业在保持生态良性循环下的有机结合;第二,农业现代化必将与农业的商品化、产业化、集约化相伴随;第三,就全国而言,农业必将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第四,把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与城乡差别、地区差距的缩小、农村工业化与乡村城市化以及农民的现代化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因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农业内部,它与国家经济结构、产业政策的调整、城乡关系的调整、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密不可分。 三、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虽有长足进步,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有学者参照国内外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建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并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比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具体描述。10也有的学者从区域农业发展的现状出发,对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做了实证研究。11如果我们不去探究学术界在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上的差异(2001年前后,国内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有数十种之多,白人朴在《关于衡量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的探讨》中有详细论述,原文刊载在《实验研究》2001年第2期),学者们大都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无论在速度、规模、结构、效益、程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都有较大差距。这一客观事实,使人们日益关注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制约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从农业生产要素的层面来探讨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未能向现代农业转型,劳动者(高素质)、土地、科技、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欠缺、要素市场发育迟缓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没有高素质的、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懂得现代经营管理知识的新型劳动者,中国农业要实现代化是不可能的。12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支撑。资金短缺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瓶颈,如何建立一个与农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与资金保障体系事关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土地市场化与农地使用权流转一直是研究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关注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目前中国农业经济、农业产业化水平、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等问题,而且关系到农民的利益。 其二,从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层面来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起着很大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中就曾断言: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制度的变革。学者们对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历史及制度效益进行了历史考察。18对农业制度变迁的内涵、特点及制约当前农业经济制度创新的深层障碍,如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机制不灵活、非农偏好的国家资源供给、分配制度、不清晰的产权制度、不合理的税收制度与风险分摊制度等,展开了充分研究。19 在对农业制度变迁进行审视的同时,还有学者们从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国家公共政策的取向等方面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20 21 其三,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认为,目前实际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滞后的城市化是导致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是通过制度变迁、制度效率的改善来影响其他各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和效率来实现的,其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直接贡献与间接贡献。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同其他投入一起共同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直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对其他要素投入起保证、激励、阻滞或诱导作用,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制约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主要有: 1.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农业机制尚不健全。尽管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严格地说,目前市场农业的发育还很不成熟,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尚不健全,要素流转和生产安排仍有盲目性。(1)农户没有真正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户在投资决策上还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盲目性、产品的单一化、市场行为的趋同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2)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足。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尚未根本改革的户籍制度妨碍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使以劳动力为典型代表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始终滞后。(3)社会化服务体系滞后。服务体系在多数地区还不健全,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所需的信息、技术、资金、物资、加工、销售等社会服务体系明显滞后。 2.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灵活。未能建立与健全有效的土地流转与集中机制,使土地难以在很大范围内流转与合理配置,妨碍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3.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没有形成,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产潜力下降、农业公益福利事业的投入也严重滞后于城市水平,使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福利事业体系发育不足。 4.不清晰的农村产权制度为侵害农民的利益提供了可能。按照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属农村社区公有。在这种规定之下,农村集体资产性质模糊不清、资产所有权代表不明确,诱使各行为主体、尤其是拥有垄断行政权利的基层政府和部门对农民利益的侵害成为可能。 四、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措施 如何化解制约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从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好的对策、建议。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1.土地制度改革,实现规模经营。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可行性的思路是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消除土地投资的制度风险,克服农民的短期行为;另一方面,实现经营权的自由流转,有利于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适度集中。 2.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农业就业在社会就业中所占比重的降低,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在我国现行条件下,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 3.加强农业市场体系和产业化组织建设,进一步协调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为此,国家要积极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流通、科技开发的各种专业性服务机构;大力发展农业市场组织,对农业生产和流通环节,提供技术、资金、信息、经营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市场咨询和服务,使农村经济和市场经济接轨;消除各种自然的以及人为的经济和行政的市场阻隔障碍,使农村经济发展纳入统一的市场经济轨道。 4.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其转化和应用步伐。其一是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在鼓励社会多元化投入的同时,应大 力提高政府对农业科技的财政支持力度;其二,加大对农业科技的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其三、把农业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体系转向社会化,逐步形成以企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各种产业化组织为主体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5.大力加强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开发力度,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他们成为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的现代商品生产者。 6.实现城乡统筹,消除二元经济阻隔,在加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 7.不断深化改革,消除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性障碍。31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解决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农业制度创新。在不断推进农业制度创新的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不能随意改变其制度内核。 第二,坚持农地集体所有,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目前土地制度创新的关键是要在明确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规范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增强生产要素重组的灵活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通过规范流转行为、明确利益关系,鼓励农业的规模经营与生产的专业化。 第三,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扶持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集群,提高农业的组织化、集约化水平,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坚持多样化,不搞一刀切。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农业制度创新形式的选择与推进,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不要强行移植,也不能靠行政推动,必须坚持多样化发展。 8.结合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来推进农业现代化。 9.从历史借鉴的角度来论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这主要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方面来阐述。 现代化论文:中国物流现代化及其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物流是进行生产和建设的物质前提，是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客观基础，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 一、中国物流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就与问题 实行改革开放19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9．9％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每年增长7．4％。物流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逐步改革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分配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突破了在国有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是真正的商品的束缚，培育和发展了生产资料市场，改变了物资流通格局。 第二，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了“物流”概念，借鉴其理论和方法，从大流通的视角，不仅把运输、装卸、仓储、包装和流通加工等物流环节作为一个系统，而且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流通、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视为一个整体，从而有利于货畅其流，提高效益。 第三，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规模增加了物流设施。中国交通运输的主力是铁路，其营业里程从1978年的4．86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5．46万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从1978年的 10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9700公里。公路从1978年的89．02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115．7万公里。1996年又新增公路2．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增加11 17公里，已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里程达2141公里。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1978年的83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 17200公里。远洋运输的国家的主力船队——中远集团船队于1996年已发展到1700余万载重吨位的能力。民用航空运输仅机场建设从1980年至1995年共投人475亿元，1955年底全国拥有137个机场，其中4个可容纳波音747-sl个可容纳波音737。包装已经形成包括包装材料。包装制品、包装机械。包装装境印刷等门类齐全的新兴产业。在装袭搬运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叉车、托盘以及其他机械等等。 第四，通过国内研制、生产和从国外引进，提高了物流技术水平。如大力发展集装箱运输，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装产业已研制和开发数千项新产品，基本上适应国内资源特点并符合国际包装的发展方向，大大提高了包装水平和质量，不仅在出口商品中基本扭转了“一等商品、二等包装、三等价格”的现象；而且也明显改变了重大产品由于包装不善造成的损失，如改变了水泥包装，每年大约节省水泥土500—600万吨；改进了化肥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l亿多元；改进了平板玻璃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100多万重箱。与此相联系，推行了物流标准化，而集装单元标准化是其基础，已经从单一商品的标准化逐步走向商品系统整体的综合标准化，也就是从货物分类编码、计量单位。包装方式、装卸设备。运输工具、库存条件。安全要求等等，逐步实行统一化、系列化、通用化，并与国际物流接轨。 第五，在物流管理方面，1991年初国家体改委和前物资部在无锡进行以配送为突破口的物资流通制综合改革试点，近几年又进行了制试点，并推选连锁经营。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700家连锁公司，1万多个门店，钢材与汽车销售的金额已超过250亿元。由于采用了这些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促进了管理水平的提高。 第六，在物流信息方面，从流通企业到管理部门，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从八十年代末以来，较多地采用微机，各物流部门已初步形成覆盖面广、横向纵向相结合的信息网络。 总之，物流的发展保证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流通部门的一些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二是很多国有生产资料流通企业转换机制较慢，管理不力，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有的出现亏损，近两年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三是物流的整体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例如准高速、高速列车今年才起步，由铁道部部主持的时速200公里及其以上高速列车综合试验至1999年年初才成功。四是物流系统中的“瓶颈”制约未完成克服，交通运输尤其是铁道运输仍然比较薄弱。五是对减少环境污染重视不够，如包装材料在生产和使用中，回收利用不够，造成污染，尤其是塑料包装制品造成白色污染比较突出等等。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流现代化的内容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幅员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技术落后，人均资源较少。经过48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综合国力有很大提高，有些部门的总量指标在世界上已位居前列。 落后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与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并存，以大量的文盲、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为基础的落后科学技术与少量的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并存，广大的经济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与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发达地区并存。因此，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一）时间上的长期性。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实现现代化一般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如亚洲的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起步，至七十年代基本完成。但据中国国情，具有巨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能急于求成。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于1964年12月在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而实际起步则是1978 年的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完成大约要到21世纪中叶。包括在四个现代化之内的物流现代化，显然也要到那时才能全面完成。 （二）地区间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经济比较发达，改革开放以来，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省五个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开放了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了经济开放区等等，现代化进程很快，大约到2012年，可以基本实现物流现代化，正如所指出的：“力争经过20年的努力，使广东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至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应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特别是沿边地区还有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发展潜力都很大，可以加快开发，但完全实现物流现代化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三）技术上的多元化。由于中国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也由于各种货物具有不同特性并对物流有不同的要求等原因，在技术上应兼容必要的手工劳动、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和高技术自动化，形成多元结构。 （四）宏观上的调控性。物流现代化不仅需与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协调，而且需要在地区协调。同时，各物流环节之间也需要协调，从而涉及到国家的总体规划、经济政策和技术政策，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功能的同时，必须有国家的指导和扶持，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基于上述，中国物流现代化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 （一）物流设施现代化。现代物流设施，是物资空间转移和在一定时间内必要停留的载体，时至今日，在数量上仍然不足，例如还有相当大的地区不通铁路，又如港口泊位不足和有的泊位装卸效率低，仍有压船压货的现象等等。可见要建立一个综合的高效的现代化物流系统和网络，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二）物流技术现代化。与物流设施现代化紧密相联，必须使物流技术高度化。仅就铁路运输而言，蒸汽机车占有较大的比重，时速较慢；电气化铁路1960年才从四川铁路宝成线上出现，至今也不过1万公里左右；准高速列车1999年4月1日已经起步，要在各中心城市之间建成高速、超高速铁路网尚需较长的时间；此外，需要建高速公路网，建立高效能的机场和港口，发展集装箱运输，建立立体仓库，利用改造废矿井作为地下仓库等等。 （三）物流信息系统现代化。信息在当代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建立中国信息高速路的同时要着力建设物流信息系统。 （四）物流管理现代化。物流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都应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在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和增长方式转型的两个转变过程中，应建立现代财务、成本、质量管理和科学决策制度；继续发展、配送连锁经营等新的物流方式和经营方式，发展集约型的配送制，推行佣金制，推进连锁经营的规模化、规范化；采用价值分析、价值工程、最低库存（Just－in－time inventory）甚至零库存等新的管理方法。 三、中国物流现代化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12亿多人口，经济规模大，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潜在市场。仅就直接以物流为基础的商品市场而言，1996年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614亿元，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为35700亿元，外贸进口总额为1388亿美元。到21世纪初，中国将向世界提供将近7000亿美元的市场。中国物流现代化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临进亚太地区的国际合作 首先，促进中国与接壤的周边国家的合作和开发。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促进澜沧江一循公河流域各国的合作开发。1996年8月底在中国昆明市举行的澜沧江一循公河区域经济合作第6届部长级会议上，一致赞同以泛亚铁路和中泰铁路为核心的东亚铁路网建设计划。也就是计划修建以新加坡为起点，经吉隆坡。曼谷、金边、胡志明市和河内抵达尾明的泛亚铁路，并计划修建支线通到仰光和万象，预计 2000年完工；同时计划修建以昆明为起点，经祥云。思茅、景洪、琅勃拉邦、万象、廊开抵达曼谷的中泰铁路，也将于2000年竣工；这就将中国铁路网和中南半岛铁路网联接起来。显然，这不仅将大大促进该流域的合作开发，而且将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2、拆进图门江地区的合作开发。1995年 12月6日，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五国代表在联合国总部正式签署了关于开发图门江地区的三项协定，即五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门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图门江地区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谅解备忘录》以及中。朝、俄三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门江地区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积极支持这几个国际合作项目。中国物流现代化将有利于推动这一项目的实现。3、促进沿亚欧大陆桥有关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特别是俄罗斯及中亚各国与中国存在着资源互补、资本互补、技术互补、产品互补、人力资源互补、经验互补。地缘互补、基础设施互补等八种互补性，中国物流现代化无疑将推动沿亚欧大陆桥各国的合作开发。 其次，促进中国与太平洋诸岛国以及太平洋彼岸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随着中国海运和航空的发展和现代化，有利于在平等互利、相互开放、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上述各国的经济合作与贸易交流。尤为主要者有两个国家：一为与日本的经济技术合作。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两千年的友好交往，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日益加强。二是与美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这种合作虽然在总体上得到不断改善和发展，但常受美方的重大干扰。今后只要对方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流现代化，中美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将不断扩大。 此外，应当指出，香港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信息中心， 1997年 7月三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对加强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促进亚太地区 的国际贸易 各种物流设施是外贸商品的载体，物流现代化将大大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1996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经达到2899亿美元，比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了13倍，平均每年递增 15．79o。在外贸总值中，对亚太地区的进出口值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美国、日本、香港地区是名列前茅的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进出口总值的快速增长，将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人活力，同时也影响国际市场行情，仅就中国的某些进口产品而言，如合成树脂（聚乙烯、聚丙烯等）、纸浆、谷物、大豆和棉花等的进口，由于数量较大，就曾经直接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上涨或停止下跌。预计在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将达到4000亿美元，无疑将对亚太各国经济发展将提供新的推动力。 （三）促进亚太地区投资的旅游业的发展 中国物流现代化可以大大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截止1996年8月底止，中国批准的外资项目超过了28000个，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中国吸引外资最近已连续三年在世界上占二位，这一势头，正方兴未艾。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亚太地区各国进行投资，也将日益增加。 物流设施中的交通运输部分，同时也可以运送旅客，其现代化可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发展。 1996年中国的国际旅游创汇达102亿美元，与1978年2．63亿美元相比较，增长了37．8倍，18年来平均每年递增22％以上；国内旅游收人为1638亿元人民币，中国旅游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外，中国人出境旅游也与日俱增，其中多数是往亚太地区，尤其是往东南亚各国，可见也将促进亚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建筑文化论文:园林建筑文化体系发展 摘要： 结合许多学者关于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沿革和西安以及周边地区在历史上园林建筑和艺术发展的脉络归纳，总结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园林建筑的特色和发展，并浅要分析其对西安当代城市绿化建设的意义。 关键词： 园林建筑；西安；文化传承 西安自古以来就是西北重镇，依托六朝都城，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园林建设在我国古代园林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皇家园林到私家苑囿都有典范代表。作为城市生活展开和衍生的场所，研究西安的园林建设文脉对西安现代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都有重要影响以及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探究都有重要意义。 1西安及其周边园林建筑发展的文化脉络 1.1卷阿园林景观文化 关于西安地区最早园林营造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诗经•大雅•生民之计》中描述：“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卷中“卷阿”就是今天陕西岐山县西北的凤凰山，周成王曾到此处游历，后来此地有周公庙，庙中有石刻、壁画等，并且常有后人来此进行祭祀、朝拜等各项活动。这种民俗风情场所的形成是早期游乐地的原型。 1.2秦汉上林苑文化 西安古时为汉长安城，基于长安城周围水源充足，气候适宜以及汉代生态环境的完整性，西汉的园林建造生机勃勃，以西汉上林苑最为代表。西汉上林苑是沿用秦上林苑建造的，汉武帝时国力强大，建造上林苑以满足汉武帝的奢望，据记载：“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除了皇家园林的浩大，西汉茂陵富民袁广汉的私家园林是中国古代私家园林的起源。据记载：此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奇树异草，糜不培植。”并且园内配有激水、山石、楼阁，与后世成熟的园林并无大的区别。 1.3隋唐园林文化 唐代园林文化是中国古典园林及其兴盛之时，唐代园林继承隋唐之前所有园林的长处，园林与建筑的营造更加契合与成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强大，唐代逐渐修建了大明宫、翠微宫、曲江池、大雁塔、兴庆池、玉华宫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园林建筑文化体系。 1.4明清园林文化 长安城的园林和园林建筑的隋唐繁荣之后，在明朝有了新的发展，明代园林的属性更加明确，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文教园林、公共园林在此时更是蓬勃发展。明代引龙首渠、永济渠2条水，为明代市民生活和军事防御提供了方便的同时，也使得明代的园林建设因有了水面的点缀而富有生机和活力。以山水为摹本，虽为人作，宛若天开成为这一时期的造园法则，出现了关中书院、兴庆宫、云居寺等园林建筑和公园。园林建筑与绿化共同构成城市的公共活动空间。明代园林在城内繁盛一时之外在城外园林绿化业可圈可点。明代在城外以护城河沿岸和永济渠沿岸修建了2条大的城市绿化带，在军事防御和城市绿化上有积极的作用，也为今天西安城市的绿化提供了历史参考。 2西安及周边园林建筑发展对今天城市建设的影响 现代西安的城市园林建设中依然继承了历史上长安城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情怀。如今对历史文物和历史风貌保护日益重视，西安在保护和修复历史遗迹的同时，在城市公园景观建设上积极汲取历史上园林建筑的格局和文化元素，其中尤以唐代园林建筑对西安现代城市建设影响最为深远。其中大唐芙蓉园、大慈恩寺遗址公园、曲江池遗址公园都是结合唐风运用现代造园技术实践的典范。以大唐芙蓉园为例，大唐芙蓉园中以亭廊坊桥等唐风建筑群为主，还有围合的精致小院落，其间曲水环绕，茂林修竹，建筑群和景观环境相得益彰。园中还有许多具有历史形态的雕塑小品和实物展示，如拴马桩和石马等。融入古典元素的同时，为了展示西安文化，园中还加入了许多陕西特色的民俗元素，使得大唐芙蓉园的建造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前进的意义。西安的城市公共绿化在公园小品上继承了大量唐风元素，在街景的绿化和格局上也极具历史风貌，西安道路呈方格网状布局，道路绿化沿用唐代盛行的柳树、槐树，但是现在自然条件的变化及城市建设的需要使得园林绿化困难重重。 3总结 从历史上的园林建设中汲取长处并结合现状提出了几点关于西安城市绿化建设的建议：（1）对现有珍贵树种进行保护，对现有的绿化园林加强治理和管理。（2）结合汉唐城市建设的风貌，对特色植物进行推广和种植例如牡丹等具有历史意义的物种并结合气候和技术对物种进行适当改良。（3）防止千园一面，城市公园要打造独有的特色，可以以不同植物或水景等定义园林特色，增强城市园林公园的市民活力。 作者：刘逸飞 单位：长安大学 建筑文化论文: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研究 一、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平面布局手法 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平面布局基本呈方形，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崇尚“方正”的思想观念，表现出和谐稳重的哲学思考在传统意识上对中庸思想的追求，这一点也反映在“一颗印”的建筑格局中。从对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的走访调查中发现，虽然此种建筑形制有一定模式，但可以根据实际地形情况和各家经济条件做出变通。真正平面近方形的建筑布局仅占五分之一，而长方形的建筑布局占到了五分之四，这是因为正房的进深加上厢房的面阔和倒座所致，进深大于正房的总面积。这种建筑布局更加合理与科学，在生活中更加方便实用。首先可调节平面上正房和厢房的房间数，其次是多户人家可组合连接，形成连贯系列的联排样式，有很强的地域适应性特点。历史文化街区的商铺与民居除极少数三层外，基本上皆为两层。临街多为条式建筑，十余开间组成一幢，每五至七开间设一个封火墙。这种临街条式建筑下层多为商店，楼上住人或做仓库，楼梯常设在后部。布局均衡对称，但在平面布局上就有主次、高低之分，且从地面标高和楼面高低的不同就体现出了传统中国尊老敬长的传统习俗。整个一层地面布局由高、中、低三个不同的层面组成，高者正房，居住长辈和新婚夫妇，中者为两厢房，也称耳房，居晚辈和用于厨房之用，低者为天井，主要为生活提供方便，如水井、花台等均在天井里。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一般由台基、墙体和屋顶三大部分组成。台基是基础部分，也是平面布局部分，其布局决定了建筑的布局形式。同时天井也是收集雨水、排水的主要渠道，故天井下通常都有排水沟，有的排水口上用石材做成铜钱图案的地漏等形式，雨水顺房檐而下，沿排水口流入阳沟或是阴沟，昆明人把这称之为“财源滚滚”“肥水不外流”“老天降福”和“四水归堂”，反映了百姓对水的尊崇，同时也反映了水对百姓生活的影响。昆明城市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与昆明近郊典型“一颗印”民居虽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不同点有三个方面：一是正房至少有三开间向内院露明，内院尺度较大；二是楼层多为跑马转角楼，多了两侧厢房的走廊；三是二层房间每间后墙各开一个窗户，对外不完全封闭。这些都是适应近代城市生活需要所致。因此，街区中的民居因平面上的方整，虽也可泛指为“一颗印”，但又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典型的“一颗印”民居。所以说，建筑的平面布局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思想的传承，但也有不断创新和不断变化的痕迹，从中折射出的是实用与寄托。 二、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临街立面与大门样式 昆明历史文化街区临街铺面建筑的造型特征是老昆明传统商业街的典型体现。传统商业铺面沿街立面大多属于两层直落式类型。这种类型由于两层直落，屋顶出檐较深，一是为了减少雨水对底层门面的侵袭；二是造型比例的需要。为此，檐下常有多层花板罩面。如何避免单调则显得尤为重要。此时，需处理好上下层门窗的形式与比例以及招牌的布局，如处于景星街口的知名中药铺“福林堂”商铺，三层直落式的立面极为简单。然而其将下层窗与上两层窗的形式做了不同处理，取得了变化，是一个既简单又富有变化，既统一又有所对比，处理得非常恰当好处的立面实例。整个历史街区中民居建筑的大门是院落与外界连接最重要的出入口，是整个建筑外观处理的重点部位。大门既能单纯地呈现为一座相对独立的建筑形制，又是一间屋的形式，可以说是屋又是门。门前的石阶称为“将军石”，大多为整石铺就，长的有3米多，而且多为一台、三台等单数。门头上有小的坡檐，并用砖瓦封闭檐口。门上的局部木作加工精细，大门上部的屋顶一般多为硬山式。门墩内侧一般有左右两方形檐柱支撑，形成外门框，两柱间通常用透雕挂落，装饰多为吉祥图案。门槛下为方形门枕木，整个大门与倒座形成一个整体，协调、美观、实用，极具地方文化特色。大门的形式与尺度最能反映出该院民居主人的身份、地位及经济水平，有的简朴（仅有一披檐，无甚装饰），有的华丽（门头以木构梁架承托筒板瓦屋顶，檐下多层花罩装饰，门脚有时还以精美的石雕线脚装饰）。同时，昆明许多民居的大门也最能反映出其受外界近代建筑影响的程度，也集中反应了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的特色。例如小银柜巷8号的大门门楼运用了近代风格的拱门、石雕及贴面瓷砖；套院中的四合院门楼装饰花纹极其丰富细腻，整座院落是由外院和两个内院构成的，外院明显有西方建筑文化风格的痕迹，但细部又结合了中国古典纹样。其中最别致的是门的样式，外门分隔成四个高大的圆柱支撑，中间部分为石拱门，顶部中央弧拱，每一侧有三个弧顶依次落下。由外走进内院有两扇门，右边一扇装饰最为精美，顶部上方雕刻着金色花样，围着一圈古典花卉纹样。下面是一条有很强立体效果的装饰浮雕，整体中间刻有梅兰竹菊的腰线。门下段沿拱门和柱脚有华丽的浅浮雕，细节重点仍是中国的古典装饰纹。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的大门形式大多流露出受汉文化影响的痕迹，更由于百姓深信风水文化，故有诸多忌讳，主要有大门不能正对道路，大门对面不能有其他人家的屋脊头对着等。或者在门头画太极八卦图，还有的是在大门头上栽种仙人掌，以求辟邪吉庆，或是在大门的顶上安放一只瓦猫或是石狮子，这些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祷。 三、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回廊形式 廊是四合院式建筑内部相连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室内与室外相连接的一个重要空间。其宽度往往决定了建筑的空间尺寸大小，反之，从廊宽可以看到建筑的规模。昆明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廊又被称作“游春”，即上有在一、二层建筑之间形成的腰厦避雨，下有高出天井的走道所形成的廊，人们可在雨中自由穿梭，让生活起居变得较为便利。同时又起到了对建筑的保护作用，使一层建筑外檐门窗、墙基免受雨水侵蚀。腰厦作为建筑的构成部分，是一个储藏的重要场所，用于储藏日常用品及衣物等，方便了生活，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建筑构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装饰性。腰厦的梁枋穿出檐柱，并且由垂柱连接，形成较为稳定的结构。垂柱往往多做成灯笼式样，也有做成莲瓣纹的，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也是人们尊崇佛教、信仰佛祖的文化心理在建筑艺术上的反映。廊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相互沟通的重要场所。能同居一院的往往是中国式的传统大家庭，人们更习惯于家族式的生活方式，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技能的培训等都可能通过此地完成其功能，也可享受阳光或静看雨水来临。无论怎样，廊作为建筑的一部分除了具有遮风挡雨、保护建筑的功能外，还具有文化功能，能使人增进了解，传递文化，同时也是一个休闲场所。廊作为民居建筑类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狭而长，上有腰厦遮顶，不做居所而为通行之用。除了人文环境外，跟昆明的自然环境也有一定关系，尤其是正房前的单层檐廊连接着正堂，并成为家庭里的主要活动空间，几乎所有的生活、饮食、家务活动都可以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是人们的共享空间，且在发挥联系院落空间与正堂空间上有着重要作用，同样成为家族生活交流的主要空间，有特殊的建筑文化作用。 四、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门窗样式 昆明历史街区由单体传统建筑组成院落，由院落组成建筑群，由建筑群组成街巷。这种建筑从建筑文化方面讲，门窗的造型和数量是建筑等级、主人社会地位、身份及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门窗在古代也是按一定礼仪制度、规范来设置的。同样，透过门窗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一般来讲，院内的门窗开得相对多且大，也更具艺术性。门窗不是直接固定在柱梁之间，而是通过构件，左右竖立的抱框紧靠柱子排列。正房作为院落中最重要的建筑，其门窗的规格也相对要高些，多用六扇槅扇门，槅心多为双交菱花图案，裙板、绦环板多雕花草及福、禄、寿、喜等图案。二层正房通常多用六扇双交菱花的槅扇窗，描金浮雕和裙板上的花鸟虫鱼以及飞禽走兽。一窗一画、一画一窗的木雕花窗以及门口的花瓶式柱础都吻合了旧时市民祈福的心理。一般厢房的门窗相对于正房要简单些，并且两厢房的门窗是对称相同的，一层的槛墙多为土墙，也有用木板壁的，槛窗多用简易且可拆卸的木板窗。二层厢房多用双交菱花窗，也有用简易的直棂窗的。倒座一层因是通道，故只有二层有窗，通常多为六扇双交菱花窗。木槅扇门窗的雕饰非常精美，构图严谨，有漏雕、浮雕等多种形式，油漆也有清漆、金粉漆等不同做法。其繁简、油漆与雕刻水平可以反映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富有程度。从门窗的装饰艺术、设计制作上可看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背景。当然，多元文化融合的风潮在文明街民居建筑的门窗上体现得最为典型，在此风潮中，商人与前沿文化接触较多，加上有机会接触到国外文化，他们的房子建造更有着外来文化的痕迹。比如文庙直街103号院就是功能与艺术、东方和西方文化相融合的最好案例。正房一楼的门和窗户是木制框架结构，底部用山墙砖石做维护墙，砖上还雕刻着中国兰草竹结。六扇门的形状还是传统的木门样式，周围有四福呈祥古典花纹雕刻，绦环板上浮雕图案就比较类似于西方铁艺模样，是云南本土艺术装饰风格和西式文化元素、功能性和装饰性的完美组合。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传统街区的建筑中比比皆是。20世纪初的昆明，由于英法的入侵，滇越铁路的开通，加速了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联系及欧美国家之间的往来，昆明一度成为国内面向东南亚各国交流贸易的窗口。对于西方风潮冲击下的昆明来说，虽然中国传统装饰手法有一定的发展和演进，但占主流的仍是中西文化大融合的结果。 五、结语 从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的构造特点中可以看出，人类的居住方式历来都是和自然及城市发展联系到一起的。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对昆明民居建筑形式的分析研究可以明显看到多民族融合的特征、城市的形成和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多元文化影响住宅的平面形式、空间组合和朝向的关系，并融汇于地方性生态环境中。传统的街区、宅院、门楼都反映着地域性历史民居建筑的特征与兴衰，是多元文化兼收并蓄、融合发展的物化表现，成为代表旧时昆明城市风貌格局的典型历史遗存，并表现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反映了人们的观念认识和价值取向，表现出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旧时社会习俗等诸多要素。加之室外空间的天井、建筑装饰、雕刻技艺，每一处体现得都是地域性民居的特征，在造型符号上极大地丰富了民间传统艺术形式。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形制更反映了传统人文的智慧和生活的哲学，通过建筑空间的内在形式对居住使用者的行为产生了约束和规范，在潜移默化中维系着家庭观念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宗教信仰，反应了当时城市居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品位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邹洲 单位：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建筑文化研究论文 1定远营的营建 对定远营兴建的研究分析，清代定远营建设之前，该地区称为“葡萄泉”，曾为清政府的军马场，称“御马圈”。1726年清代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营建定远营，1730年竣工并刻碑，定远营的建筑历史在碑文中得到佐证。碑文中提及定远营所在的贺兰山地区是“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且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兰塞七十二处之隘口”等原因，“奏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该地区是清朝北方的屏障，通往西北沙漠的咽喉要塞，邻近宁夏地区，遥望新疆哈密、巴里坤。在军事、交通上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岳钟琪在该地区请旨设军营。同时，清初蒙古各部落占据着漠南、漠北、漠西地区，康熙三十五年漠南、漠北蒙古均已加入清政府，而漠西蒙古只有和硕特部落加入，其余部落有的与清朝对立，有的虽并入但还有“放抗之心”，定远营的营建起到了对蒙古部落的有效控制，也促进了清朝边疆的稳定。 2定远营社会文化背景 1731年清政府将其赐给为维护西北边疆稳定而做出卓越贡献的和硕特蒙古王爷，入住这里的第一位王爷是二代扎萨克王阿宝。清政府在蒙族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册封蒙古贵族，这是清政府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政治策略。定远营内的绝对领导者扎萨克蒙古王爷是政治、宗教、军事三位一体的绝对领导者。“扎萨克”是清政府赐予的爵位，蒙古语为“治理”。定远营地区的蒙古族主要是和硕特蒙古族，其八代九王（加上民国末代王爷达礼扎雅为九代人）中七代人与满清皇族联姻。和硕特部落世代与满清皇族联姻，这是清政府恩威并施的抚绥政策。清统治者为阿拉善王在京城之中建有府邸——阿拉善王府，蒙古王爷和福晋会频繁的往来于北京和阿拉善之间，带来了京城地区先进的文化与营造技术，甚至直接带来京城的建筑工匠，民国时期定远营有“塞外小北平”的美誉。邓小平同志曾说过：“20年代，我从苏联回国，经过蒙古国，到过定远营，那可是个好地方，一座了不起的城市。”这座了不起的城市有哪些建筑特色？ 3定远营古城布局概述 3.1定远营周边自然环境 几百年来定远营的山脉水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定远营的山脉是贺兰山余脉，城内将近一半的面积都是山体，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城北最高处的喇嘛庙山，占据了城内制高点，可观察城内外情形，同时也供王爷及官员祭祀用。东部高低起伏的山体为防御营造创造了先决条件，军事防御体系的营建与山脉走势密切相关，东城垣结构体系建在山脉之上，东北角伸出一段墙体修建角楼。城北深约6m左右山沟为北部的防御提供天然屏障，定远营周边山体共修建有6座营盘驻扎军队，战争时期提供有效的军事支援。定远营的水系均发源自贺兰山，城南有三道河沟，城北山沟内也有河流，河沟处形成的涝坝可以有效灌溉农田。定远营民间一直流传着关于山脉水系的风水说，定远营处在城南南梁山与城北后营盘山之间的盆地，俗语“二龙戏珠”。同样，城南三道河沟与南城门伸出的南大街形成汉字“王”，定远营城垣结构体系与城内喇嘛庙山构成“白”，上白下王为“皇”，当然这些也只是民间流传的说法。 3.2城市格局 定远营的营建主要为了军事防御，城市受当时制度要求规模较小，城垣体系范围内为18ha。建造者将长远发展放在了城南的三道河地区向南延伸，这也是今天巴彦浩特镇的城市发展轨迹。这一时期城内主要建筑有参将衙署、军营、城隍庙、三世佛殿等。1731年和硕特蒙古王爷入住并对此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统治，自此开始进行了如火如荼的城市建筑，参将衙署成为阿拉善王府，三世佛殿由汉传佛教性质转变为藏传佛教，日后成为阿拉善地区八大寺庙之一。至全国解放前定远营拥有了行政、军事、宗教、居住、园林等多种建筑类型。阿拉善王府建筑群位于城市东南，包含了西路、中路、东路、新官邸区和花园，占据了城内近一半的面积。值得一提的是古城拥有儒教、佛教、道教丰富种类的宗教建筑，王爷家庙延福寺位于城市中央的重要位置，是城内最大建筑群，这与清朝在蒙古族地区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提倡密切相关。城内城隍庙是除延福寺外最大庙宇，孔庙、关帝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坐北朝南的定远营魁星庙位于东北角，此外在王府内建有马王庙、娘娘庙，南门翁城内有南天门守护神赵公明的财神庙，建在山体之上的东侧城台之上有山神庙。剩余西北的大面积空地供王爷近亲、官员居住的居住建筑，民国时才开始有商业大亨入住。 4多元建筑文化影响下的定远营古城 4.1中原传统文化的体现 在华夏文明的土壤之上营建的古代城市一定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定远营建成之初便由汉族将领川陕总督岳钟琪请旨兴建，督理由侍郎通智担任。王爷会直接从京城之中请来工匠修建定远营，因满蒙联姻的缘故，王爷、福晋及其子女有大量时间在京城居住，促进了定远营对汉地京城文化的吸收。定远营所在阿拉善地区从汉代开始就有汉族人活动，受自然地理条件的苛刻限制，该地区不利于农业发展，很长的一段时期没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入。直至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因清朝的边疆政策，甘肃、绥远、山西、河北、宁夏等地汉族人迁入阿拉善所在的蒙古族地区谋求生计，虽人数并不多，但汉族人对定远营建筑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原传统建筑文化在定远营的营建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城市营建遵循堪舆理论。定远营内有三教同奉的文化特点，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宗教包容性体现。藏传佛教寺院延福寺前身为汉传佛教寺院，明代便兴建了三世佛殿，蒙古王爷入住后，因与藏传佛教的渊源、清政府的大力推崇改为藏传佛教性质，整体布局以中轴线贯穿的，符合汉式寺院的对称布局方式。结合起伏的山势定远营城内、外兴建有多处花园，城内的王府花园、城外的东、西花园都有对中原地区园林跌山造景文化精髓的模仿，这些园林的营建在阿拉善地区是从无到有的重要历史阶段。城内民居区的街巷布局规整，至今保留有清代、民国时期的街巷肌理，民居区布置牌坊，是主要民居组群的入口处，同时也布置在城隍庙前，作为其前导空间，匾额写有“神明电照”四个汉字。六代王爷之后的丧葬习俗采用了满汉结合方式，改用棺椁和土葬，葬于阿拉善王陵之中。 4.2和硕特蒙古文化的体现 1686年定远营附近地方划定为和硕特部落牧地，1731年王爷入住定远营，和硕特蒙古部落开始了由游牧转向定居的生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18年间，蒙古族深深影响着古城建筑文化。城内的和硕特蒙古族大部分是王爷近支，和硕特部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先祖为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为黄金家族。和硕特王府墙体四周为白色，因此有“沙漠白宫”的美誉，这与蒙古族文化中对代表圣洁的白色推崇有关。定远营兴建初期，并没有足够的固定式建筑供给居住，蒙古族传统的民居——蒙古包会融入到当地居住建筑中。蒙古族人以西北为最为尊贵的方位，在此方位会供奉祖先牌位、古代神灵，王府家庙——延福寺庙位于王府西北，中路的先祖祠同样位于二进院院落西北侧。在延福寺庙以北的喇嘛庙山上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前都会举行特有的宗教活动，将阿拉善和硕特旗的腾格里战神或者苏勒德腾格里挂在旗杆上，进行祭祀。与中原汉人不同的是北方民族以西为尊，西侧建筑地位高于东侧；以武为大，武官地位高于文官，体现在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布局中则是武官于西侧办公，文官于东侧办公。和硕特蒙古人居住的四合院正房招待贵客、寺庙喇嘛诵经、举办婚礼等活动场所用，西厢房为一家之主住所，东厢房供老人、孩子起居。院落布局及单体建筑构件高度效仿北京四合院，院落由正房、厢房、院门及院墙组成。但与北京四合院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宅门位于中轴线上直对正房，与蒙古人热情开放心态有关，当地比较有特色的是马鞍形门楼，因该地区风沙强，昼夜温差大，无倒座。 4.3满清皇族文化的体现 和硕特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前身为1730年竣工的参将衙署，《大清会典》工部有记载：“各省文武官皆设衙署，其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外为大门、仪门，大门之外为辕门；宴息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大者规制具备，官小者以次而减，佐贰官复视正印为减”，“按察使司及府、厅、州、县署，署侧皆设库狱；教官署皆依放明伦堂；各府及直隶州皆设考棚；武官之大者，于衙署之外，别设教场演武厅”。中路核心建筑为大堂——迎恩堂，面阔五间，有抱厦并月台。衙署建筑具体规制在《钦定大清律例》卷十七“礼律仪制”中规定：“房舍并不得施用重拱重檐，楼房不在重檐之限”，“三品至五品，厅房五间七架，许用兽吻，梁栋斗拱檐确青碧绘饰，正门三间三架，门用黑油，兽面摆锡环”。参将为正三品武官，定远营衙署正门面阔三间，厅房——迎恩堂面阔五间，这些符合《钦定大清律例》的规制。1731年清政府将定远营赐给和硕特蒙古王爷，参将衙署沿用为和硕特王府中路建筑，并没有改变其建筑规制。此后修建的东路、西路辅路建筑遵循清代法典对王府的规制。《大清会典》中将蒙古各部落的封爵制度按八个级别划分，级别高低顺序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塔布囊。对每个级别都做了详实的规定，《大清会典事例•工部》：“禁令：顺治初年定，王府营建悉遵定制。如基址高或多盖房屋者，皆治罪。”《大清会典》对郡王府规定：“正门五间，启门二”，“正殿也五间”，“翼楼皆五间”，“后殿五间”，“后寝五间”，“后楼五间”，“殿不设屏座”。和硕特王府正门沿用参将衙署时期的三间，而没有改建为五间，而新修建的东路寝殿二进院正房、三进院正房为五间。清政府也为和硕特蒙古王爷在京城建有阿拉善王府，供蒙古王爷和福晋居住。 4.4藏传佛教文化的体现 定远营与藏传佛教渊源颇深，1642年(明崇祯十四年)和硕特部落首领固实汗驻藏并扶持藏传佛教，1686年，和罗理借达赖喇嘛之言上书请赐牧地。和硕特部第二代王爷阿宝曾经奉其父和罗理之命，护送达赖喇嘛回西藏并统兵驻守西藏四年，将青海的甘珠尔经和宗喀巴佛像带回。阿宝入住定远营后将定远营内一座汉传佛教属寺三世佛殿改为藏传佛教寺庙并大力加以倡导——即延福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1716年至1746年间在阿拉善地区传教三十年，期间曾到过定远营延福寺，这些交流活动大大促进了蒙藏的文化融合。清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在蒙古地区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扶植和利用，对藏族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乾隆认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民国时期阿拉善的藏传佛教寺庙已达40座，形成了以八大寺庙（包括延福寺）为主的阿拉善地区藏传佛教寺庙体系，定远营东郊的雅尔庙也是藏传佛教性质。阿拉善地区的各大寺庙广为流行“查玛”活动，是藏传佛教驱魔辟邪的一种宗教活动，反映了信徒祈求吉祥的愿望，意为凶煞的舞蹈，融合舞蹈、音乐、诗歌、美术的宗教艺术形式，具浓厚的艺术色彩，通过视觉感官传授佛教思想。延福寺山门前是举行“查玛”庆典活动（跳布踏）的广场。延福寺举行的吊唁和出殡仪式非常隆重，各大寺院的喇嘛都会来此念佛诵经。现存藏传佛教延福寺保留相对完好，建筑布局中将汉式寺院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改为藏式风格的大经堂，这样的布局手法常见于蒙族信仰藏传佛教地区（图16）。大经堂的平面更多体现藏式建筑特色，“回”字形的布置，提供了求佛转经的通道，是藏传佛教重要体现，同时底层至顶层的平面形式有较大变化。建筑造型为汉藏混合式，屋顶将传统的歇山顶与藏式平顶相结合，在细部处理上也体现藏式建筑特点。 4.5回族文化的体现 清乾隆年间最早一批的回族人来到定远营地区，是当时第三代王爷罗布藏多尔济随征新疆带回的哈萨克降卒，俗成“缠回”，归化后随旗人风俗，回教信仰不变。其余大部分回族人为周边宁夏地区来此从事商业活动回族人，逐渐定居于此。定远营的回族人主要集中在城南三道河沟地区。定远营还有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被称为“蒙古回回”或“缠头回回”，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的源流有三种说法：其一，据说元末明初西北地区蒙古族就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从新疆迁徙到阿拉善地区宗教信仰不变；其二，第二代王爷阿宝康熙年从青海迁徙到西套时，带回了青海西宁的“蒙古回回”百余人；其三，第三代王罗卜藏多尔济征战新疆而带回了哈萨克族的降卒，他们与蒙古民族相处和睦，后加入蒙古部落成为蒙古人，但伊斯兰信仰不变。民国时期，最初的礼拜堂是在三道河商业区的万盛店中两个房间中。后建了伊斯兰教建筑两处，第一处是1929年在商号万盛店院内由回民集资修建“下寺”也称“老寺”，位于三道桥以南。1941年因伊斯兰教信仰的人口规模不断壮大和教派的区别，便在南梁顶东沿建设了第二处伊斯兰教建筑，称“上寺”或“新寺”。除了人口的流动因素外，行政上也曾两次隶属于宁夏：1376年明朝始置宁夏卫，控制范围包括定远营所在地区；1928年-1954年属宁夏省。相似的地理气候，也容易使两个地区的建筑形制相互借鉴，宁夏地区的建筑文化逐渐融入当地，主要体现在单体建筑形制上，定远营内的建筑大多厚墙、平顶、土坯材质、屋内布置有火炕，在民居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些都是宁夏地区建筑的典型特点。 4.6西方文化的体现 1864年（同治三年）罗马教皇非法指定清朝的蒙古族地区为“圣母圣心会”教会的宗教传播范围，属天主教，这使得阿拉善地区天主教的势力迅速增大。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基督教牧师马衣山来到定远营传道。1926年瑞典人基督教牧师浦博爱及妻子李美玉来到定远营传教。1938年-1944年，定远营信仰基督教民众已有百余人。有记录可查的定远营的基督教建筑为牧师浦博爱及妻子李美玉1926年（民国15年）建造的福音堂。在民国时期“洋居风尚”盛行的大环境之下，蒙古王爷和福晋往来于北平与定远营之间带入了西方建筑文化。西方建筑文化因传入时间较短，城内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建筑风格主要体现在王府群落中改建、新建的建筑单体中。东路一进院的东西厢房的檐柱民国时期改建为欧式风格，柱子伸出屋面之上，柱头有装饰，材质为石材。1931年二进院的大殿正立面改建为以“延年益寿”为主题的欧式风格，立面三段式，青灰色砖石砌筑五个连续的半圆形拱券门，檐柱高出屋面，柱身有排水设施，拱券之上的山花纹样各不相同，有仙鹤、植物、仙鹿、宝瓶、莲花，立面写有“益寿延年”四个汉字。1943年末代王爷达理札雅兴建的新府邸建筑群落，现仅存的寝殿是一座集居住和办公功能为一体的建筑，无论是平面布局还是立面造型均具有浓厚的西方建筑文化色彩，这座寝宫仿照了京城中阿拉善王府中的一座二层建筑，因主客观原因只建了一层。材质为青灰色砖石，平面“凹”字形，突出部分为八角形，平面左右基本对称，中间南北向走廊贯穿，房间沿走廊东西两侧布置，四个直通室外出入口，主入口位于中轴线上，立面三段式，突出八角形部分为平屋面，设有排水构件，主体屋顶为悬山顶，中西合璧建筑风格。 5结语 在实地调研踏勘中发现，由于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不足及年代久远，定远营内的部分古建筑残损严重，希望各界投入科学力量和资金到定远营古建筑的保护中。定远营是一座有着丰厚建筑文化遗产的古城，但因地处西北边陲古镇，并没有得到外界太多的关注，希望本文能够让定远营被更多人所熟知。定远营建筑吸收了如此之多的文化：清朝礼制制度、藏传佛教文化、蒙古族风俗习惯、汉族建筑文化的大统思想、回族文化、民国时期传入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这座西北边陲古城彼此融合、转化、补充，映射出和硕特地区特有的建筑文化理念。本文针对定远营古城保护发展中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未提及，希望古城的修缮与重建过程中能满足历史诉求的表达，并能促进古城持续长久的发展下去仍然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如何更深入的研究古城历史建筑资源的保护，使得古城建筑历史价值得以保护和延续，仍待广大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王卓男 王敏 李志忠 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中冶地建设集团三河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文化论文:室内设计的建筑文化分析 承袭中式传统，现代的中式家居风格仍然对住宅的细节装饰非常讲究。特别是面积相对较小的住宅中，甚至达到移步变景的效果。传统住宅所采用的建筑构件如砖雕、门墩和窗棂等，也常常被用作局部的装饰，从而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永恒之美。中式风格家居中，常常有各种不同的饰品被用作装饰点缀。这些饰品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砖雕、门墩和窗棂等，还包括式样繁多的布艺、装饰画、灯具以及绿色植物等。其中主体装饰物仍然是宫灯、紫砂陶和中国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饰品，在空间布局中能起到点睛之用。 相比于中式家居对文化韵味的一贯追求和复杂化的风格，西方的设计风格更加追求单纯的外形、鲜明的色彩和简明的造型。纯粹的西式设计风格在细节上的要求苛刻而严谨，例如在吊顶、天花板的描金设计，但是在造型和色彩上更加符合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要求，风格趋于金属化和简洁化。现代西式设计风格则显得随意而简单，例如在色彩的组合上，淡黄色的壁纸，纯西班牙式的蓝色、蛋黄色家具，搭配不同的材质如现代油画，旁边摆放古典雕塑或石膏像，这种无规则的搭配，能给人以随意的舒服感。纯粹的西式文化在中国的室内设计中的应用并不广泛，但是随着国际家居装饰潮流的发展趋于简洁化和金属化，富含丰富文化气息的中式风格也在渐渐融入简约的西式风格，体现出繁复华丽与精致简约的融合。 家居中的客厅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最好的经典场所。极富中国风的屏风摆放，配以新型沙发，加上中式传统木质家具，点缀埃及装饰；中式传统木质家具搭配现代风格的油彩，玻璃餐桌搭配中式木椅，设计风格别具一格，经过对色彩、形体、材质等各方面因素的深入推敲，精心布置，使室内构图丰富而和谐。西式壁炉，加上西班牙式的雕花处理，西式油画，在旁边摆放八仙桌，这样的中西式混搭是现在室内设计中较为流行的。在现代中式家居中，加入西式元素的处理方法，对墙面的运用较为抽象化，在边桌上摆放佛头，加上中式灯具的点缀，配合新式简约风格的沙发，加上茶几上的盆栽和杯具的配饰，整体给人以协调感。 可以说，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是现在较为流行的室内设计风格。总结目前国内室内设计的流行趋势，主要有三大主流，即以原木为特色的富有质朴感的自然主义，流露出高贵气质的贵族风范主义和低调简约的简洁主义，其中又以自然主义风格的运用为最多。自然主义所讲究的是纯朴的自然气息、追求返璞归真的感受，因而在家具的选择上主要采用松木、枫木等原木家具，能够给人以清丽的舒适感觉。此外，设计中体现古旧的质感以及大自然的沧桑感，也是自然主义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对配饰材质的选择上，通常纯天然的材质更受欢迎，例如麻、藤、草、木质的装饰品能最完美的体现自然的气息；在室内空间里会避免出现工业气息浓重的材质，对门窗材质的选择上会采用原木材质，这样能够与屋内的原木家具完美融合，产生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开关插座也可选用原木系列的材质，使室内每一个细节都能给人以纯天然气息。简洁的欧式风格加上中式品味的实用装饰能更好地迎合中国人的口味，而且在设计的要求上也并十分严格，简欧风格只要求具有欧式装修的元素符号在设计中体现即可，例如欧式门、罗马柱的运用等。 中国室内设计的现状及问题在我国，由于商业目标驱动、经济预算的限制和行业干预等因素的制约，造成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的联系被阻断，室内设计师和建筑设计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再加上许多室内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一味地追求设计的个性化，不能有效的理解建筑设计师的意图和建筑作品的内涵，导致建筑风格和设计风格的严重脱节。然而建筑物整体的文化气质实际上是由室内设计和建筑设计共同构成，建筑风格和设计风格的脱节会导致建筑风格的畸形，无论对于建筑设计还是室内设计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加强室内设计师与建筑设计师的交流。 建筑设计中的外部造型、内部空间划分、整体结构等，都为室内设计提供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更多的可能性。室内设计中的功能布局、空间氛围、家居装饰等则完善了建筑物的整体功能。 作者：杨柳 单位：广西华蓝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文化论文:图书馆建筑文化探讨 1图书馆建筑文化概述 1．1图书馆建筑文化图书馆建筑文化是指某一图书馆建筑所展现出的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建筑思想、理念和情感［4］，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1．2图书馆建筑文化的历史沿革古代西方图书馆建筑以三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最为著名，从零星的史料中可大致看出其建筑风格与神殿相似。中世纪以来，西方图书馆的建筑风格具有了明显的欧洲特色，并且以教堂、修道院、大学联系紧密，外观高大宏伟，体现出一种庄严神圣的建筑文化。以上两个时期的图书馆建筑具有封闭性［5］，而近代图书馆由于经历了从藏到用的思想的转变，图书馆建筑文化也随之向多元化、人性化发展［6］。国外著名的图书馆建筑有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建筑也可称为藏书楼建筑，往往与宫殿、寺院、书院、私宅等建筑融为一体，建筑秉承传统儒家思想，内部结构方正，布局对称，体现的是一种沉稳、朴实、庄重和“天地人和”的建筑文化。从20世纪初中国出现公共图书馆开始，图书馆建筑也突破了藏书楼的模式，增加了阅览室等读者活动场所，藏阅并重。建筑风格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和谐包容的建筑文化，又融合了西方开放人本的建筑文化特征。20世纪80年代开始，图书馆建筑发生重大变化。从封闭空间转变为开放的形态;从注重藏书到以人为本的建筑环境;从单一的建筑风格到营造富有文化艺术神韵的自由化、多样化氛围。代表性建筑有国家图书馆，深圳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7］。 1．3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也是与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一脉相承的。充分满足读者的需要，实现舒适便利的建筑环境成为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新理念的核心要素。主要表现有:人性化的建筑设计，先进的技术设施，多元化的建筑功能，新颖化、有特色的外形艺术。总之，现代图书馆建筑正在将审美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向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实用功能，外形与功能完美融合的方向发展。21世纪以来的图书馆新馆建筑在外观上更加新颖，功能上更加完备，代表性建筑有美国西雅图图书馆、德国赫顿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 2融合服务理念的图书馆建筑文化现状分析 笔者选取了两个2000年之后建成的图书馆予以分析。其中，上海浦东图书馆代表了目前中国图书馆的发达水平，陕西省图书馆能够代表西部省级图书馆的发展状态，前者采取网络调查，后者采取实地调查。通过这两个2000年后的新馆的情况，对其建筑文化中是否融入了服务理念，效果如何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2．1案例1———上海浦东图书馆 上海浦东图书馆秉承“以人为本，文化立馆”的服务理念，建筑文化呈现多元化、生态化、人性化的特点。首先，其建筑造型为“悬空大书柜”，内部采用“全开放、大开间、少间隔”的藏借阅一体化布局，装修风格为图书馆整体营造出“书山、浮云、栈桥、空中花园”的氛围［8］，力求将现代感与文化感相结合，体现多元化的建筑文化;其次，新馆的外部立柱采用清水混凝土结构，绿色环保，内部采用冰蓄冷技术节电制冷，双层呼吸式幕墙对流空气，体现生态性的建筑文化;而人性化的特点从整体布局到具体细节中都可见一斑，例如阅览区的大台阶造型，读者可坐在上面读书;扶手电梯、直达电梯，楼梯的合理安排，同时设有坡道，方便残疾人通行;还有读者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开关阅览桌上的小台灯。浦东图书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为了营造“书山”的文化氛围，书架设置过高，造成高层的书取阅困难。第二，连接三四楼借阅室的楼梯台阶有两种高度，中间落差低，两边落差大，且没有扶手，会造成老人、儿童的安全隐患。 2．2案例2———陕西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真诚服务读者”为服务理念的核心内容，力求传达出兼具历史感与现代感的建筑文化。外观主色调为米色，楼群的顶、檐、柱等部位设计为唐代建筑造型以展现古风，半开敞的广场形态又给人以开放的现代感。同时，为了体现实用性和人文关怀性，图书馆将借阅区和辅助功能区(报告厅、多功能等)的入口通道与借阅区隔离，以防影响阅读环境。针对弱势群体，图书馆设置有残疾人专用坡型入口、残疾人专用电梯和卫生间、以及视障阅览室。在实地调查中，笔者在观察中和与读者的交流中还发现了陕西省图书馆的一些缺陷。第一，主楼的借阅区只安排了楼梯和直达电梯，没有扶手电梯，并且直达电梯每层只有一个，等候时间长，老年人使用不便。第二，自习室的空间较小，几乎所有来省图自习的人都有排队抢座位的困扰，而且自习室与楼梯之间没有设置专门的通道，馆内人员走动、交谈、打电话严重影响其他人读书。第三，通风换气设施不够完善，馆内稍显闷热。 2．3案例综合分析 2．3．1对两馆的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2000年之后的图书馆新馆建筑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功能上都有了更人性化的特点，建筑文化中也有意识地融入了服务理念，主要表现在:(1)两馆在外观上都体现着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浦东图书馆凸显了海派文化的开放性、交融性、创造性的特点和都市应有的现代感，陕西省图书馆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与时俱进的进取特色。(2)两馆都注重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处处融入建筑中。全开架式的布局能够满足读者以用为主的需要;合理的功能分区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需求;另外，两馆都考虑到了弱势群体。从图书馆建筑的角度来说，陕西省图书馆与浦东图书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读者空间有些狭窄，不能与实际到馆的读者人数相称;楼梯、电梯等辅助设施安排过少等。这也反映出了现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图书馆建筑差距的主要原因，如资金的限制，观念的落后，政策的差异等。 2．3．2存在问题 从以上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现代图书馆建筑在融合服务理念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1)建筑文化中虽然已经融入了一些服务理念，但只局限于建筑设计中，并且大多数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图书馆学读者服务的角度出发。(2)建筑文化只关注了审美性和艺术性，没有考虑到实用性，或者说是在审美性与实用性发生冲突时舍弃了实用性，造成图书馆建筑的“只求奢华，不求实用”。 3将服务理念融入图书馆建筑文化的实现方式 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要将服务理念很好的融入到图书馆建筑文化中，需要在图书馆建筑的选址、外观、布局、环境等方面都体现到。 3．1图书馆建筑选址———人文关怀的服务理念 图书馆在建造之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选址的问题。图书馆的地理位置选择除了要根据各地的总体规划和实际情况进行考虑外，人文关怀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着力点。以公共图书馆为例，首先，便利读者的原则使得图书馆要选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其次，为了保证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不能将图书馆建在嘈杂的中心闹市区。所以通常公共图书馆都会建在城市中心的相对安静区，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建在紫竹园公园的旁边，日本的东京都立图书馆也选择闹市中的公园边作为馆址。 3．2图书馆建筑外观———开放包容的服务理念 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通常都包括着开放、包容、人文的精神，人们在关注某一图书馆时，首先就是通过外观造型来体会出图书馆建筑的文化内涵的。图书馆建筑的外观传达的不仅是一种美妙的神韵，而且体现着文化内涵和服务理念。现代图书馆理念认为:图书馆是向人民群众传播知识和先进文化的集散地，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的、包容的、综合的文化信息中心［9］。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曾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10］，图书馆外观设计的理念在给人以美观享受的同时，还体现出一种包容、平等的文化思想内涵，使人看到它就能感受到一种亲和力，一种亲近感，让人觉得那就应该是天堂的感觉。例如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主体建筑为圆形，整个倾斜的圆面暗示了古埃及传统神话中太阳升起的形象，同时表达出的是图书馆开放迎接读者的理念［11］。又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老馆建筑外观具有民族风格，显示的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及国家的气魄。新馆追求的是历史文化的现代演绎。外观造型的三部分分别寓意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未来［12］。 3．3图书馆建筑布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3．3．1空间布局 在现代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的影响下，藏借阅一体化的大开间布局是图书馆的主流布局方式。图书馆倡导人人享有自由平等利用信息资源的权利，相应地采用最大限度的开放空间，并且各阅览室之间相互贯通，给读者营造一种开放、平等的氛围。 3．3．2功能区设置 图书馆建筑是功能复杂、内容繁多的一种公共文化建筑，要把不同对象、不同类型的阅览室及房间有机的组合成一个整体，达到方便灵活的效果，就要求在设计时进行合理的功能分区。现代图书馆在功能区的建筑设计中秉承的是灵活、便利、适应的建筑文化，这恰好符合读者阅览服务的“一切方便读者”、“读者需求至上”的理念，具体表现为:阅览就近面向读者，书库靠后;节省读者的时间，使其能方便快速的到达所需位置;公共活动区域与读者区分开以保证安静的阅读环境等。 3．3．3弱势群体 随着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图书馆在为弱势群体提供特殊服务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体现了图书馆的人文关怀。所谓图书馆的人文关怀主要是指对读者自身存在和发展中所遇到的文化知识需求和精神心理问题的关注、探索、指点和解答，为读者的文献需求提供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的读书环境［13］。而图书馆为弱势群体设置专门的阅览室，配备残疾人专用通道、电梯甚至卫生间等措施也同时反映出了图书馆建筑文化的人文性。 3．4图书馆建筑环境———绿色环保的人性化服务理念 图书馆是公益性机构，在建筑文化中引进绿色生态理念显得更为重要。在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的今天，建筑学也越来越注重建筑物的环保生态特征。图书馆建筑作为文化建筑的范畴，也必然要关注并施行绿色的建筑文化，追求低碳节能的建筑理念。从服务角度来说，绿色环保也正是人性化服务理念的体现。首先，充分利用新能源是保证环保和节能的一个有效的方法。目前应用于图书馆建筑中的新能源主要有太阳能和地热能。其次，崇尚自然的通风和采光体现了节能环保的理念。风能是一种可再生的，取之不尽的能源，因此图书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充分地利用自然通风，一方面可以节约空调等设备的能耗，另一方面更能使读者处于更为舒适的通风环境中。此外，图书馆的光线应该要达到最适合人眼读书的限度，既不能过暗也不能过亮。因此在图书馆的光线处理中，要合理调整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的比例，在开架阅览区可以自然采光为主，一些要求较高的特藏区采用人工照明，并要按照实际情况灵活作出调整［14］。这些不仅为图书馆减少了能耗，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实现了绿色环保的建筑理念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的统一。在细节方面，摆放在馆内的绿色植物会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也为读者营造出一种亲近自然的氛围，使图书馆建筑更加低碳节能［15］。 3．5注意的问题 图书馆事业是公共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图书馆建筑的好坏与资金投入的多少是分不开的。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中国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建筑外形美观，内部实用，而落后地区的图书馆连基本的购书经费都不够，更不用说是在建筑上投入多少了。因此，要使一座图书馆能够很好地表现出融入服务理念的建筑文化，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并不是说资金是保证优秀建筑文化的唯一因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座座新的图书馆建筑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学校、乃至国家的标志性建筑物。我国自21世纪以来，凡是新建成的图书馆，其建筑无一不是高大宏伟的，省级图书馆建筑面积都在2万平方米以上，高校系统、科研系统、军队系统也纷纷投建新馆［16］。各类新建的图书馆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大”。“大图书馆”很气派，可读者使用时却会发出种种抱怨，如交通不便，在馆内查书、看书、借书费时费力等。相比之下，美国哈佛的图书馆建筑虽然不高，但它们散布在学校之中，学生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很容易就能找到想去的图书馆，十分方便。哈佛大学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图书馆精神，即与哈佛大学精神一脉相承的“追求真理，独立思想，注重人文”［17］。由此可见，图书馆建筑文化只有融合了服务理念，才能被读者接受。 4结语 图书馆建筑文化包含着多种内涵，它彰显着时代气息，体现着地域特色，更显示着民族品质。这些内容通常是先通过建筑的外观造型、内部布局装修等静态因素展现的。而要深入地体会这种建筑文化，还要借助于动态的服务理念。现代图书馆所孜孜追求的以人为本、读者至上、多样化等服务理念的实行，都会推动图书馆服务的进一步提升。图书馆建筑文化只有融合了这些关注人、关注服务的理念，才能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建筑文化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它要通过人们内心的感受去发掘。图书馆不能成为一座仅被称为“图书馆”的建筑，图书馆必须具备它特有的建筑文化，才算拥有了活的灵魂，才能成为读者满意、社会认可的图书馆。 作者：李曦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谈中西建筑文化的结合 儒释道三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体现在古代建筑实践上又有一定区别:儒家将三纲五常思想契入到建筑理念当中，特别是用纲常思想严格规范和约束宗祠建筑;佛教则把慈悲友善意识灌注到殿宇建筑之中，注重以轮回教义掌控和规制大大小小的佛寺;道家将地阔方圆的宇宙观和返璞归真的自然观融入建筑理念，强调建筑物我一体、主客无间、臻于化境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道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易经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较为深远和广泛，时至今日风水意识(术语为堪舆之术)无论在乡村还是在都市还在或隐或显地左右着建筑发展。过去我们一直都把风水意识作为封建迷信加以挞伐和批判，但是堪舆之术的确含纳着浓郁的天人合一意识，不仅不应加以否定甚至应当通过堪舆之术来彰显现代建筑天人合一的主题。在一个社会结构处于超稳定的文化环境里，无论儒家、佛家还是道家，都把人本意识、自然意识和和谐意识熔铸在建筑中，使中国古代建筑在漫长时间里律动着天地人相融相洽、同质同构的基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建筑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协调，凸显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的集聚性、层级性和教化性，强调建筑氤氲着以纲常为统领的伦理道德;二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际关系的契合，讲究以家庭院落为基点，街坊邻里为载体，社区地域为依托的社会网络系统;三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倡导外在屋顶、斗拱、柱廊与典籍、诗文、书画的巧妙融汇、虚实相生。总之，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象表现，是民族人文传统的物化表征。尽管历经无数次社会变革动荡，经过多个封建王朝轮换交替，建筑活动和建筑风貌均未发生实质性调整和根本性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塑造的建筑审美观念渐趋嬗变为一个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封闭体。 一、近代以前中西建筑文化的初步交融 历史并不总是只向人们呈现一副面孔。建筑文化是在先进与保守等正反两方面因素的此消彼长中推进的，是在诸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量的交织重叠中前行的。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不自觉地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建筑，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环节。公元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途径澳门抵达中国广东省端州府的所在地肇庆，并于次年在肇庆建造了我国境内第一所教堂［2］，西方建筑文化从此在中国粉墨登场。从明季万历年间到清朝中晚期的漫长岁月中，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持续地产生影响。这期间除了传教士在北京、南京等地建造了诸多教堂、钟楼、天象台等西方建筑外，还对中国传统建筑注入了西式建筑文化元素。《扬州画舫录》记载了西方造景手法在当时扬州园林设计和构建中的具体运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巴洛克花园的布景技巧;《红楼梦》描写刘姥姥在贾宝玉卧室中见到一面大镜子，这面镜子是纯正西方建筑的室内装饰用品。另外，在天津、广州、扬州、武汉等开埠较早的一些城市，西方建筑风格逐渐在当地商铺和民居上落脚驻足，成为一些开明士绅追求的房屋式样。这期间个别封建皇帝也开始接受和认可西方建筑文化，允许甚至支持传教士建造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乾隆启用王致诚、郎世宁等传教士建造的圆明园［3］，其中长春园中的一组西洋楼全部借鉴了欧洲宫廷建筑风格，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和法国洛可可式建筑有机结合体。这组西式建筑包括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三套大型喷泉和十几个庭园，这些单体建筑的柱式、檐口、基座、门窗、扶手、平台、台阶、雕刻等均由传教士亲自设计并监督工匠施工，这一建筑群与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相反，体现出轴线控制的特点和均齐对称的特征。由于明清两代皇帝以上邦天朝大国自居，对传教士从事西方建筑文化传播和实践活动既适度支持又严格限制，所以，西方建筑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段内并未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太大影响，仅仅停留在局部领域和表象层面，在当时国人眼中，西方建筑与利马窦跨洋越海带来的自鸣钟毫无二致，被纳入“奇技淫巧”的范畴，只能作为欣赏和把玩的对象而已，这也表明在近代以前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国人秉持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而西方人则处于被动拘谨的尴尬处境。 二、近代以后中西建筑文化深度融合 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建筑文化和其它文化形态一样，其演进的基本轨迹是从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经过与别样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而逐步走向世界建筑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受思想观念闭隘、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单一、观察世界的视角视野狭仄等因素的羁绊和束缚，建筑文化在更大范围内交流融汇几乎不可能，各国家建筑文化一般是相对独立地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与范围不断拓宽的全球性交往和交换市场的确立，开辟了各个国家建筑文化相互交流交汇的崭新时代。这种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有时是借助和平和平等的方式进行的，有时则是通过野蛮的武力征服和强硬的殖民统治来实现的，近代中国和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走的无疑是后一条道路。19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中国，建筑文化仍沿袭旧时规范，西方建筑在彼时的中国仅为新异之物，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尚未从根本受到侵袭和损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土地的分割和占领，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传入中国，西方建筑文化大举进入且安营扎寨逐步改变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独撑天下的局面，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合和之美”“中庸之美”遭遇西方建筑审美观念的有力挑战和巨大冲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满足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建筑领域的新要求以及顺应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在设计理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等方面进行接轨和融合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求稳不同，西方传统建筑文化是在求变中演进的，无论建筑式样、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手法都在不断地调整着变换着更新着。从2500多年前古希腊雅典卫城上建构起的第一批神庙开始，期间经历了古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等发展阶段，西方建筑“修正古代的规则，并且创造新的规则”，呈现出以人性化神本化为旨归的多种形态。西方这种体现宗教神灵精神和“出世”思想的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的浸润、渗透和交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貌，使中国近现代建筑向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繁复图景靠拢和转换。如前所述，最早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建筑是传教士建造的教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据至高无上的位置，天主或基督是绝大多数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传播天主教或基督教是传教士义不容辞的职责，而传经布道的场所就是神圣肃穆的教堂，所以，教堂在西方人心目中应该是最好的建筑。早在明末清初之时，由西方传教会出资在北京建造了天主教堂，清朝顺治、康熙时期对建造教堂比较宽容，雍正皇帝君临天下后立即颁布“教禁令”，已经建造完毕的教堂被关闭停用，后来个别教堂被官府和民间弃绝和焚毁。鸦片战争结束后，摄于英、法、德等国的威逼和胁迫，满清政府不得不对雍正颁发的“教禁令”予以废除，京内外被关停废弃的教堂重新发还教会，以此为发轫和肇端，各种各式的西方教堂开始在中国各地不断涌现，仅1843年一年英国人就在广州建造了6座教堂［4］。由于这些教堂绝大部分为西方教会组织或神职人员出资修建，因此，近现代中国的天主教堂几乎全部以西方建筑式样为主，而最为流行的当属哥特式风格。神学美学认为，哥特式教堂是上帝的居所，将人在俗世间对上帝的尊奉和向往，变成基督对人显示其存在的特定场域。特别是直刺云天的塔尖把内蕴丰赡外观壮美的教堂嵌入天地之间，犹如自然界一片幽谧的森林，为笃诚虔敬的心灵埋下信仰的种子。在中国较早出现的且非常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当属1910年由英国建筑师W．M．Dowdall设计、法国上海建筑公司建造的上海徐家汇天主教教堂;而于此前的1888年建成的北京西什库教堂，虽然建筑材料全部取自中国本土且施工工匠也均为中国人，但教堂建筑风格依然是哥特式，只是该教堂的规模不如徐家汇天主教教堂宏大精巧。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建造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例如始建于1907年3月的哈尔滨索菲亚教堂，是如今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也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如果说教堂建筑彰显的是纯粹西方建筑文化，那么星罗棋布于中国各地的其他方面的西方建筑则包蕴或多或少的中国建筑文化元素，不仅富有一定的实用功能，而且呈示着中西合璧的意蕴。换言之，尽管教堂在中国出现得较早而且数量较多，但其毕竟只是扮演着心灵寓所和精神港湾的虚妄角色，对中国馋涎欲滴的西方列强们绝不甘于在用船坚利炮打开大门的古老东方国度里建造若干谋虚逐妄的教堂，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窃取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和财富，充填殖民者无比贪婪的胃口，因而这一时期比教堂规模更大、比教堂数量更多的西方建筑是与兴办实业搭界的商业建筑和行政建筑。例如，建于1917年的上海浦东陆家嘴路的陈桂春商行是一个综合中西建筑文化优长的复合性折中式建筑，该商行是一座四进三院的宅邸，院内空间格局呈方块型，轴线对称明朗，四周房屋疏密有致，外相属于典型的中国式院落。但正房两端的开间采用西式风格，如天花板、地板、卫生间、百叶门都吸纳了西方装饰手法，两侧厢房镶嵌的是中式格子窗，而居中一间空廊的两根木柱采用柯林斯柱头加以装饰，与中式格子窗相映成趣，达到中西建筑艺术水乳交融的奇妙效果。再比如，始建于1906年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马迭尔宾馆，建筑的立面处理完全采用西方建筑手法，通过对门窗、阳台、女儿墙和室内穹顶的设计装饰体现出“新艺术”风格。而对阳台和女儿墙的设计则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模式，特别是女儿墙以砖砌体为主，以柔软、灵动的曲线勾勒出极具气势与动感的造型，整个建筑仿佛具有鲜活的不竭的生命力。行政建筑在我国历史悠久、积脉深厚，历朝历代不同级别的行政官员都有自己的办公用房———衙府官邸。这些衙府官邸的建筑布局都是模式化的平房院落式，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鸦片战争已降，西方建筑多层式样的引进使中国一些城市开始发展多层楼房院落式的行政建筑，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建造将西方建筑特色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的行政建筑。例如，在清末民初的北京，美国人CharlesDavisJameson设计建造了外务部迎宾馆，该宾馆大门建筑采用西式拱形风格，但大门外两侧摆放了两个硕大石狮，两旁毗连的也是中式琉璃瓦红墙，整个建筑俨然是一座西方式的中国衙门。 如果对建筑最初功能进行追本溯源，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建筑还是西方建筑都是供人类居住的场所，是人们遮风挡雨、休憩饮食的场地。中国进入近现代后，社会生活结构和人们生存方式发生很多变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西方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民居交汇后衍生出新的住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结构，这方面以清朝咸丰年间我国近代城市建筑发展中出现的里弄式民宅为显著标志。里弄式民宅尽管在国内很多城市都有其踪影，但最集中的城市当属上海。上海里弄式民宅建筑诞生于19世纪初，其最初形态就是模仿西方联排式住宅的木板房屋，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居民对安全需求的日趋强烈，容易失火的木板房屋被砖木立帖结构的石库门民宅所取代。这种里弄式民宅属于单体建筑，其平面结构虽然继承了中国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特点，并兼具中国江南传统民居的优长，但在整体布局上仍然借鉴西方联排式建筑式样，所以，从外貌特征对其审视应是西洋建筑，从综合效能对其衡量应是中西联袂建筑;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石库门住宅在上海又出现新的升级版，即建筑材料由砖木混合改为单纯的石砖，同时在建筑体外立面上增添了阳台，安全系数和整体功能均得以提升。但里弄内部仍保持欧洲联排式条状住宅格调，门面装饰也赋予更浓郁的西洋化风格;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石库门住宅再次演变出新式里弄住宅，西方现代建筑形式被放大，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被置于次要位置，谋求商业利益成为里弄建筑的第一要义。这一时期的里弄民宅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就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现上海兴业路76号石库门。 三、进入现代后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主动吸纳 从文化学的视野来打量，西方建筑文化植根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理性和上帝是西方人的两大精神支柱，其中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尤为重要，它不仅哺育了灿烂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支撑着整个西方现代文明。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主导型文化精神之一的技术理性主义，直接导源于希腊的古典理性主义，是传统理性主义同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精神及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它不仅直接构成西方建筑文化的内在机理，而且成为西方建筑艺术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主动吸纳的文化诱因［5］。如果说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是列强欺凌、殖民统治的结果，那么辛亥革命特别是“”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开始步入现代史轨道，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渴求和时展的需要，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的借鉴采纳开始持积极主动的姿态，于是乎20世纪20年代之后西方建筑活动在中国沿海和内地迅速铺展开来，仅仅十几年时间内众多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西方建筑在中国被建造出来，其中包括一些以人本主义精神和现代科学技术为内核的现代建筑，以此为转折点，中西建筑文化开始了实质性的融合，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在硬件方面，新型建筑材料———钢材、水泥和钢筋混凝土等纯金属材质被大量进口并广泛应用于建筑领域，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的运用使中国近代建筑开始向现代建筑转轨变形;表现在软件方面，中国建筑工匠们“师夷长技”，自觉学习掌握西方建筑的理念、手法和技巧，主动接受相关专业训练，提高建造西式建筑的本领。在软硬件双重作用下，现代西方建筑由近代的崭露头角演化为现代的大放异彩，具体表现就是在大城市中砖木结构的中国传统建筑日渐让位于钢筋混凝土的西式建筑，不断增高的高楼大厦逐步取代平房化的院落空间，快捷舒适的室内设施逐渐淘汰机械手动的设备。例如，1932年由中国商人顾联承建造的上海的百乐门舞厅和1928年由中国商人高永清与美国人亚伯特•华纳建造的大光明电影院，不仅采用当时最新型的现代建筑材料，而且体内装修及设施也全部使用西方先进的模式与技术，二者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建筑的新潮。文化的发展不能用逻辑来判断和推测，有时要被政治事件和社会动荡所打断和阻隔。就在西方现代建筑思潮开始全面影响中国建筑领域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为期八年的抗战战争和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西方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甚至扭曲畸变。 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很快便沦落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在这块日顽铁蹄践踏蹂躏的土地上，经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进行了有限度的建设，尤其是在作为伪满“新京”的长春，由日本建筑师设计的伪皇宫和伪满“国务院”，将西方古典建筑符号，东洋帝冠式屋顶和中国古代牌坊等因素进行杂糅组合，建成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殖民建筑，是中国被屈辱遭奴役的历史见证。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初期敌强我弱，中国政治中心和军事、经济、文化力量被迫向西南撤退和转移，导致川、滇、黔等西南各省特别是作为陪都的重庆人口数量激增，人口的增加必然引发对居所的需求，产生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在所难免。但受经济拮据、资金紧张、临时避难、躲避空袭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在重庆、贵阳、桂林、成都和昆明等城市建设的办公建筑和民居建筑大都结构单调、材质单一、风格雷同、设施简陋，除了极少数为西方现代建筑，绝大多数又回归中国传统建筑，中西建筑文化融合之路陷入困境。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动员辖区所有资源和力量用于保障战事，建筑发展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很多优秀的古建筑和现代建筑毁于炮火，中国近现代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如同“过山车”一样，在坎坷曲折的路途中踟蹰而行。 简要回顾和概括总结近现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的交融历程和整合成效，对于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具有很大启发:无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于文化消费时代具有多大价值，那都将是我们在未来的文化消费时代中才去思考的问题，而在当下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切不可过分看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建构城镇化的意义，而应当更多地看到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拒斥力。换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更紧迫地要求我们不能再用固执的道德尺度和浓重的历史情结，企图超越历史阶段地扬弃城镇化的一切弊端而沉浸于对其成果的享受中。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席天卷地的当今时代，我们应该以包容的胸襟、开阔的视野和豁达的心态对待和接纳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一切先进文化，正确处理好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关系，既要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优秀质素，又要摒弃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不良因子，最大限度地将二者统一于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中。 作者：徐群英 单位：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与人文系 建筑文化论文:建筑文化遗产价值思考 对建筑文化遗产内涵的界定本身便突出了它所具有的价值属性。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站在全球高度理解文化遗产，因而极为强调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universalvalue），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在本国范围内，也只有那些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建筑遗产才值得保护，才具有保护的理由与合法性。“一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史，其实也是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史。”[3]对于建筑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是长期以来人类建筑保护历史进程演变的结果，是各种价值观念不断变迁与相互较量的结果。在神学性思维支配的古代社会以及中世纪，建筑遗产的价值主要与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崇拜和教谕功能、传递宗教记忆相关联，受到保护与修缮的建筑遗产往往是那些视作神圣的遗物或神的居所之类的建筑遗产。而且，由于人们重视的是建筑遗产的精神膜拜价值而非完整的物质实体形态，因而建筑遗产即便成为废墟，仍是“形散而神不散”，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对建筑遗产价值的认识方面，作为揭开现代欧洲历史序幕的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一种重要的转变。这一时期除了给予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外，尤为重要的是，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视历史的演变为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认为“现代”是过去各个时代进步累积的结果，于是人们重新开始欣赏古代的优秀遗产，这为遗产保护奠定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16至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启蒙时代与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由传统社会的神学性思维发展到现代社会的理性思维，开始用多种价值观来衡量前人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并逐步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观与文化遗产的概念。在此背景下，许多有关建筑遗产的价值观念都要受到理性逻辑的考察，不再纯粹基于一种美学上的价值，获取有关详尽的历史事实变成了价值追寻的目标，历史性建筑的修复开始被视为一种科学活动。从此，“对建筑遗产文献价值、史料价值的推崇从19世纪末开始占据了建筑遗产保护的舞台，而且至今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观点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具有历史证言性质的建筑遗产才是值得保护的，而且保护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历史证言的真实性，故此，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将建筑遗产‘木乃伊化’、‘标本化’。”[4]强调遗产历史真实性、客观性和完整性的价值观，经过不断的细化与完善，得到1964年通过的作为建筑遗产保护公认的纲领性文件——《威尼斯宪章》的贯彻，强调传递原真性的全部信息为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职责。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宪章》（简称《巴拉宪章》），则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引领世界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价值观转向对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近几十年，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遗产价值观念的变化，建筑遗产保护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展，对建筑遗产保护的价值观与哲学基础的讨论也颇为活跃。 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界专家尤嘎•尤基莱托（JukkaJokilehto）说：“现代遗产保护中的主要问题是价值问题，价值的概念本身就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5]虽然每个时代对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要素、价值类型的强调各有侧重，但总的说来建筑文化遗产呈现出多重性、多元化的价值要素，尤其是当代国际遗产界对遗产价值认识已有了多方面扩展，则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而言，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价值要素 遗产的本义是指已经过世的前人留给后人的东西，或者更宽泛地说是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从这一基本意义上看，以时间性要素为前提的历史价值是遗产固有的“存在价值”，时间属性对于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是构成建筑文化遗产衍生价值的重要变量。“只有历经几个世纪沧桑之变，熏黑的横梁上留下了历史的印记之后，这个古迹才会令人肃然起敬。”[6]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édeChateaubriand）说的这句话不无道理。建筑遗产的历史价值相比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独特性在于它可以通过实体形态直观地呈现和展示曾经流逝的岁月印记，以延续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并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没有物质性表征的记忆往往是抽象的，建筑遗产作为存储和见证历史的具象符号，藉由时间向度的历史叙述，突显了建筑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集体记忆功能。对此，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曾感叹，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和活的民族所写的及纯洁的大理石所承载的相比，历史是多么冷酷，一切图像又是多么毫无生气！——有了几个相互叠加的石头，我们可以扔掉多少页令人怀疑的记录！”[7]《威尼斯宪章》开篇也说：“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历史活的见证。”[8]在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中，与历史价值紧密相关的一个价值要素，是所谓“年代价值”或“岁月价值”（agevalue）。明确提出“年代价值”概念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家李格尔（AloisRiegl）。他在《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TheModernCultofMonuments:ItsCharacterandItsOrigin）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文物的多重价值要素。他首先将文物的价值要素划分为两大类型：即纪念性价值与现今的价值（present-dayvalues）。其中，纪念性价值包括历史价值、年代价值和有意的纪念价值。李格尔认为，研究纪念性价值，必须从年代价值着手，而“一件文物的年代外观立即就透露出了它的年代价值”，“年代价值要求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它不完整，残缺不全，它的形状与色彩已分化，这些确立了年代价值和现代新的人造物的特性之间的对立。[9]关于文物的历史价值（historicalvalue），李格尔认为，它“产生于某一领域中文物所代表的人类活动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件文物原先的状态越是真实可信地保存下来，它的历史价值就越大：解体与衰败损害着它的历史价值。”[10]由此可见，年代价值主要来自建筑遗产上的岁月痕迹，是时间流逝所衍生的一种价值，本质上是审美性的情感价值，“年代的痕迹，作为必然支配着所有人工制品之自由规律的证明，深深打动着我们”，[11]不需要联系建筑遗产本身的历史重要性、真实性来衡量。但是，对历史价值的判断，则要求其能够真实可信地代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瞬间或历史阶段，尤其是强调其所体现的历史真实性。 2艺术价值要素 几乎在所有的建筑遗产保护的国际宪章、法规和相关文件中，除了遗产的历史价值，被反复强调的一个价值要素便是艺术价值。1890年意大利罗马成立了文物古迹艺术委员会，该协会将文物古迹定义为：“任何建筑物，无论是公共财产或私有财产，无论始建于任何时代；或者任何遗址，只要它具有明显的重要艺术特征，或存储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就属于古迹范畴。”[12]1931年《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第三条强调提升文物古迹的美学意义，《威尼斯宪章》第三条则指出：“保护与修复古迹的目的旨在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13]艺术价值如同历史价值一样，是遗产的核心价值，对于判定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至关重要。无论从艺术起源的角度，还是艺术功能的角度，建筑确凿无疑的是一种艺术的类型，而且它在“艺术大家庭”中还扮演着不同凡响的角色。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在各门艺术的体系之中首先挑选建筑来讨论，这就不仅因为建筑按照它的概念（本质）就理应首先讨论，而且也因为就存在或出现的次第来说，建筑也是一门最早的艺术。”[14]作为一种艺术的建筑，具有艺术价值，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建筑遗产保护中所指的艺术价值，主要是指遗产本身的品质特性是否呈现一种明显的、重要的艺术特征，即能够充分利用一定时期的艺术规律，较为典型反映一定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并且在艺术效果上具有一定的审美感染力。奥地利学者B•弗拉德列教授认为，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包括三个方面：即艺术历史的价值（最初形态的概念、最初形态的复原等）、艺术质量价值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包括古迹自身建筑形态的直接作用与古迹相关的艺术作品的间接作用。）[15]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与艺术价值要素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的美学价值或审美价值（aestheticvalue）。作为一种造型艺术的建筑，往往会通过点、线、色、形等形式元素以及对称与均衡、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等结构法则，使人产生美感，并使建筑达到或崇高、或壮美、或庄严、或宁静、或优雅的审美质量，这便是建筑所体现出的美学价值。尤其要强调的是，理解建筑遗产的美学价值不能将建筑遗产从其现实环境中孤立出来，还应考虑其周围的环境与氛围，只有两者和谐时，才能共同呈现出更大的美学价值。艾伦•卡尔松（AllenCarison）说：“对每座建筑、每种城市风景或景观，我们都必须根据存在于建筑物内部以及该建筑物与其更大环境之间的功能适应关系欣赏，不能做到这一点，便会失去许多审美趣味与价值。”[16]实际上，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在当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艺术特征和审美问题。从广义上看，建筑艺术的功能和社会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建筑艺术价值的范畴。 3科学价值要素 科学价值如同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一样，是有关建筑遗产保护的宪章、准则和相关文件中普遍强调的重要价值要素。1931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不仅重视提升文物的美学意义，也强调了保护历史性纪念物的历史和科学价值。我国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也一向重视遗产的科学价值。2000年通过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三条明确指出：“文物古迹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所谓科学价值，主要指建筑遗产中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同时代的建筑遗产一定程度上代表并体现着当时那个时代的技术理念、建造方式、结构技术、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进而反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成为人们了解与认识建筑科学与技术史的物质见证，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被誉为我国国宝建筑的晋祠圣母殿，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建筑构造方法是宋代建筑的典型范例，保存了宋代建筑技术中“柱升起”、“柱侧脚”和“减柱法”等建筑技法，对于研究我国宋代建筑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其实，从更广的视角看，建筑遗产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过是建筑遗产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的一部分，对遗产科学价值的理解必须联系其历史价值，因而科学价值实质上是历史价值的一种具体表现。 4文化教育价值要素 文化价值本身是一个极为综合的概念，我们以上所阐述的三种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都是文化价值的不同体现。1987年颁布的《 世界文化遗产公约 的实施守则》中，提出了文化遗产价值的四要点，即原真性、情感价值、文化价值与使用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包括文献的、历史的、考古的、古老和珍稀的、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审美的、建筑艺术的、城市景观的、地景的和生态学的、科学的等九个方面。[17]笔者这里所指的“文化教育价值”，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价值概念，主要指的是建筑遗产所提供给人们在文化方面的自豪感、社会教化价值、文化象征与文化叙事等方面的价值要素，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价值。建筑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无言的教化者”，尤其是在营造独特的教育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相对于其他建筑类型，文化景观类建筑遗产所储存的文化信息量更为丰富，政治的、历史的、思想的、伦理的、美学的无所不包。而在形形色色的文化景观类建筑中，纪念性建筑遗产具有形式与内容的双重纪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出的教育功能而自成一体，尤其是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直观的物质环境。因此，《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宪章》中说“建筑遗产在教育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非言过其实。同时，建筑遗产还如同一本“立体的书”，是以空间为对象的特定文化活动，叙事在建筑艺术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象征手段和空间元素的媒介，建筑叙事把诸多文化形象与精神观念表现在人们面前，从而让建筑遗产能发挥“载道”和“言志”的文化教育价值。 5经济价值要素 以上所述的建筑遗产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若按照戴维•思罗斯比（DavidThrosby）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可统称为遗产的绝对价值或内在价值（ intrinsicvalue），即它们独立于任何买卖交换关系，是建筑遗产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的或可以重现的价值要素。[18]将遗产的文化价值要素看成一种内在价值，显示了文化价值自身固有的重要性，或者更简单说它自身就是价值，不需要与其他价值的联系或促进其他价值的生成而显示其重要性。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或者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从而将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economicvalue）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要素，荷兰学者瑞基格洛克（E.C.M.Ruijgrok）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分为三个方面，即居住舒适价值（housingcomfortvalue）、娱乐休闲价值（recreationvalue）和遗赠价值（bequestvalue）。[19]而埃及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伊斯迈尔•萨瓦格丁（IsmailSerageldin）则进行更为细致的界定。他将遗产总的经济价值划分为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而在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之间还存在一个选择价值（OptionValue）[20]。萨瓦格丁对文化遗产经济价值要素的理解颇为宽泛，不仅包括由遗产之使用而直接产生或间接产生的收益，如居住、商业、旅游、休闲、娱乐等直接收益和社区形象、环境质量、美学质量等间接效益，以及未来的直接或间接收益，还涵盖了存在价值、遗赠价值等非使用价值。其实，严格说来，萨瓦格丁所说的使用价值中的间接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实际上属于遗产的文化价值，而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主要应指其直接的使用价值。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本质上是一种衍生性价值，换句话说，它本身并不是自身所固有的非依赖性价值，只有当遗产存在文化价值时，才能衍生其经济价值，例如旅游经济价值。 6结语 价值要素的共同考虑与区别对待建筑文化遗产具有多层次的综合价值，主要分为两大类别，即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厘清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陈志华所说：“为什么要保护文物建筑，就因为它们有多方面的价值，保护文物建筑，当然就是要保护这些方面的综合价值。文物建筑保护的其他一切原则，都是从这里派生而来。”[21]需要强调的是，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并非文化价值要素与经济价值要素简单加和。在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对各种价值要素要共同考虑，但又要区别对待。所谓共同考虑，即综合分析建筑遗产保护中的各种价值要素，既不把某些价值要素事先排除在外，也不认为存在强制性的理由来保护某些价值要素。所谓区别对待，指的是在多层次的价值要素中，应确定建筑遗产价值要素的优先序列，给予特定的价值要素以特别的权重。一般而言，遗产的内在价值优先于其外在价值，文化价值优先于经济价值。因此，当地方政府与遗产经营者追求遗产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与遗产本身的文化价值相冲突时，就应让位于文化价值的保护与提升。因为，从根本上说，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不仅是内在价值，而且也具有手段性作用，经济价值本质上是文化价值的衍生物，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总之，通过分析与阐述建筑文化遗产所具有多重价值及其构成要素，有利于阐明其多维本质，更透彻理解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正如戴维•思罗斯比所说：“如果这种方法（厘清文化价值概念的方法，引者注）至少提供了对文化价值构成要素的更加清楚的认识，那么它就为实际运用文化价值概念带来了前进的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其相对于经济价值的重要性可以得到更加有力的支撑。” 作者：秦红岭 单位：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建筑文化论文:地方建筑文化特点与价值 一、辽南京城的建筑文化是对唐五代幽州的继承 辽代实行南北分治的政策，“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5]。在汉族人为主的南京地区，辽地方行政制度与唐及北宋初期制度基本相同。北宋使臣路振曾在《乘轺录》中记载当时的辽南京：“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南京城的平面布局沿用了原幽州城的布局，仍然是内外两重城墙，内城亦称子城位于外城（或称罗城）的西南角。1012年，王曾出使辽国，在其《上契丹事》中称：“度卢沟河，六十里到幽州，伪号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南京城的城墙也是基本使用原有基址，只是把一些城墙重加修筑，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辽史•地理志》载南京城墙“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北宋使臣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了辽代末年南京城，“楼壁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这些都说明了辽南京承续唐、五代幽州城之旧，“城市结构并未改变，仍以十字大街为骨架，固守州城里坊制格局，表现出较强的滞后性”。 二、政治中心特色的建筑文化不断突出 在继承幽州城市建筑文化的同时，辽南京城市建筑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发展。作为陪都，南京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体现在建筑文化方面首先是代表专制皇权的宫殿区的出现和各种府邸建筑的增加。与幽州相比，南京城代表皇权的宫城的出现，使其建筑文化中出现了比较浓厚的宫廷文化内容。虽然在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藩镇割据过程中，幽州也曾出现一些模仿宫廷的建筑。如安史之乱中，安禄山“以范阳为东都，复其百姓终身，署其城东隅私第为潜龙宫。其第本造为同罗馆，前后十余院，门观宏壮，闱阃幽深，土木之瑰奇，黝垩之雕饰，僭拟宫室”。[7]但没有形成比较集中的宫殿区。随着陪都地位的确定，契丹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幽州的原有建筑，另一方面也多有兴筑。例如，辽重熙五年（1036年），曾“诏修南京宫阙府署”。[8]此次修缮的对象，既有皇宫衙署，还包括一些寺庙。主持修缮工作的辽南院史兼检校太尉韩栒的墓志称“：重熙五年，在燕京也。备清跸之来临，奚翠华之降幸。葺修宫掖，仰期饮镐。崇饰祠寺，企望问峒。举扬百司，支遣万计。”[9]从中可见工程内容之多和工期之紧。经过不断经营，形成规模较大的包括宫殿区和园林区的宫城。辽南京的宫城，又称内城、皇城，是在原幽州城的子城基础上改造和扩建而成的，位置仍在城市的西南角。宫城辟有4门，西为显西门，南为丹凤门，东为宣和门，北为子北门。入丹凤门后，其北尚有两道门。《辽史•地理志》称：“内门（殿门）曰宣教……外三门（宫门）曰南端、左掖、右掖”。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改宣教门为元和门，改南端门为启夏门，左掖门为万春门，右掖门为千秋门。宫城之中的宫殿区的位置偏于子城东部，并向南突出到子城的城墙以外。宫城中有元和殿、昭庆殿、便殿、内殿、嘉宁殿、弘政殿、紫宸殿等，还有供奉辽景宗耶律贤、辽圣宗耶律隆绪御像的两座御容殿。宫城内西南角建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子城西侧为瑶池宫苑区。宫苑规模较大，瑶池中有小岛瑶屿，上有瑶池殿，池旁建有皇亲宅邸。此外，辽南京还有大量的衙署机构及贵族府邸。作为五京之一，城市的性质虽保持了原来的军事重镇和商业中心的职能，但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日益显现。辽代在南京既沿用旧制，又增设了不少机构。“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10]此外，南京城内及近郊还有永平馆、于越王廨、城南亭、孙侯馆等招待外国使节的场所。众多的军事、行政、财政衙署和各种专门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以及亲王、公主以及勋贵的府邸，构成了与汉唐以来不同的城市建筑特色，从而初步具备了京师的功能。 三、代表少数民族风格的建筑文化特征显著 辽南京建筑文化在承袭汉制的同时，也比较明显地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化与习俗。辽代统治者虽然在不少方面学习、吸收汉民族的的文化，但对于一些契丹的传统还是坚守的。“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迩，土俗言语大概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虽参用汉法，而先世奇首、遥辇之制尚多存者。子孙相继，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载，官制、宫卫、部族、地理，率以国语为之称号。”[11]在建筑方面，南京城中出现了球场、凉殿、燕角楼、内果园、湖泊等供契丹帝王贵族娱乐休闲的场所，城外还建有为数众多的供帝王避暑和渔猎的苑囿和离宫，如长春宫、延芳淀、华林与天柱二庄及瑶池殿等。这些注重骑射、亲近自然的各类建筑，和契丹人长期游牧生活养成的习性是密切相关的。此外，辽人还有有朝日之俗，房屋毡帐大多东向。史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日，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四楼门屋皆东向。”[4]在辽上京大内之中，不少宫殿毡房仍然保持着契丹传统的东向朝日。北宋官员出使辽国时也见到，大内南门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12]南京的宫城由于受唐五代的旧格局限制以及接受汉族“天子南面而立”的文化观念，宫殿皆南向，也以南门为正门。然而，宫城平时使用的只有东门宣和门。《乘轺录》记载：“内城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其他三门不开，只使用东门，固然有便于管理和防守的实际需要，但也是和契丹人以东为尚的朝日习惯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些建筑更是采用坐西朝东的布局方式，如今天位于旸台山的大觉寺即为辽代寺庙东向的代表。另外，在建筑内部装饰上，辽代宫殿也有不少反映少数民族游牧习尚之处。辽省方殿、寿宁殿等宫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1]这种以锦缎毛毡遮蔽宫殿墙面和地面的做法，即是对以往毡帐生活习惯的延续。 四、发达的宗教建筑文化 这一时期，佛教在辽统治区域内广泛传播，特别是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年），对佛教多有保护与支持，南京地区佛教寺庙发展迅速。这些寺庙相当一部分是由皇室贵族、各级官僚施舍钱财而修建的。如辽代南京城内的大昊天寺是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由圣宗皇帝之女、兴宗皇帝之妹秦越大长公主施舍私宅、田产四百顷、民户百户以及大量物资兴建，并由道宗及其皇后资助18万贯得以建成。还有部分寺庙则由民间佛教信徒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邑社所修建。例如著名的房山云居寺在辽代即由邑社重修。应历十五年（965年）《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录道“:结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碑额上还篆刻有“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字样，说明了这一组织是云居寺修葺的主要力量。在官方和民间的协力之下，南京地区佛教寺庙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发展势头超过中原地区，成为北方地区之首。许亢宗认为南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13]并非虚言。史称：南京“都城之内，招提兰若，如棋布星列，无虑数百”。[14]宋人洪皓在其《松漠纪闻》云：“燕京蓝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院，曰大觉、招提、竹林、瑞像。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有学者曾统计，当时整个辽朝疆域内的佛塔、佛教碑刻经幢等，竟有将近一半在南京及其所属的各个州县内，[15](118)同样也说明了南京佛教之盛。辽代南京地区的佛寺形式众多，规模宏大，造型精巧。梁思成称“：辽宫庭土木之功虽不侈，固亦慎重其事，佛寺浮图则多雄伟。”[16](154)例如，大昊天寺是在秦越国大长公主燕京的馆第基础上修建的，而原来的宅邸“雕华宏冠，甲於都会”，[17]经过后来的巨资改扩建，其豪华奢丽大可想见。其中位于大殿之后的宝塔，六檐八角，轮相横空，高达两百尺。100多年后，元人郝经在《登昊天寺宝岩塔》诗中对其仍大加称赞，“宝藏沙劫开，突兀翻地轴。瑰奇入霄汉，缔构穷土木”。燕京城内的开泰寺，为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所建，据称此寺“殿宇楼观，冠于全燕”。[18](86-87)此外，辽南京地区的佛寺还呈现出总体布局和个体建筑不拘一格、色彩缤纷的特点。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最为活跃，来自中原、塞北、西域、天竺、海外等地的佛教流派纷纷汇聚于此。各个流派之间在相互交融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吸收了儒学、契丹原始信仰，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域化特色明显的寺庙建筑。当时辽南京地区的部分寺庙是依照中原佛教寺庙样式修建的，如应历年间建成的燕京三盆山（今北京房山）佛寺崇圣院。据应历十年（960）《三盆山祟圣院碑记》记载，该寺“营理大殿三间，中塑释迦牟尼神像，左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右大行普贤菩萨。两壁悬山应真一十八尊罗汉，东西伽蓝祖师，二堂两廊，僧舍二楹，钟鼓二楼”。这种佛祖尊中位,文殊、普贤左右肋侍,即是当时典型的中原佛寺模式。而南京地区更多的佛寺则是以中原庙宇模式为基础，结合契丹习俗而建成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寺院。这些寺庙在平面布局方面，或以塔院为中心，或以高阁为中心，或以佛殿为中心，各个不同佛教发展时期寺庙平面布局均在南京出现。同时，今天的大觉寺、戒台寺还体现出辽人朝日风俗，更是其中比较独特者。在佛像设置与分布方面，南京地区的佛寺也多有不同。如咸雍三年（1067）《燕京大昊天寺碑》所记的大昊天寺模式“百二十之贤王,分其左右”，而咸雍六年（1070）《洪福寺碑》所记的时属南京管辖的洪福寺（在今河北省高碑店市）则是东西厢有洞廊二座,内塑罗汉各五十尊。显然，与中原地区的佛寺存在很大不同。 五、高超的建筑技艺 虽然辽南京城的规模不大，但在当时的中国北方仍然是一座人口稠密、市井繁华的城市。《辽史•地理志》称南京“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北宋使臣也称其“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19]在不断的建筑营造实践活动中，辽南京建筑技艺的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在不少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在建筑的坚固耐用方面，辽南京的建筑十分突出。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完颜雍曾对大臣们说“：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见它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20]此时，距辽亡已有60多年，距重熙五年的那次修缮已经150多年了，足见辽宫殿建筑之坚固耐用。北京城内最古老的建筑是辽代的天宁寺塔，此塔建于辽天祚帝天庆九年至十年，即1119-1120年，距今900多年左右，依然屹立不倒，亦可说明其建筑水平之高。辽南京建筑之所以非常坚固，与其在结构上的创新关系密切。据考证，辽代木构建筑中出现了类似现代高层筒体结构的木构筒体框架，并在框架中使用了斜撑构件，保证了结构整体刚性，改变了中国原有木构柱梁支架的四边形体系。另外，在一些寺庙建筑的空间处理上，为了扩展礼佛的空间，包括辽南京在内的佛寺殿宇多采用移柱或减柱的做法。甚至在七间殿宇的前内柱也只留下两根，其余均取消，使得殿内空间豁然开朗。这种移柱、减柱的做法，在结构上出现了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组合梁架，代表了一种建筑形式的创新。总之，辽南京的建筑文化承上启下，是多民族建筑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体现了高超的建筑技艺与创造，为北京成为首都在建筑上进行了大量的开创工作。 作者：宋卫忠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谈建筑装饰风格与建筑文化 在建筑的装饰方面可以对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符号进行有效的提炼和概括，通过实践中的适当改造和局部运用，来实现现代建筑材料与传统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这样就能通过传统元素的适度及适量运用来实现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都市环境的自然融合。 1建筑装饰设计风格与建筑文化关系 建筑的风格作为外在表现形式，能够体现艺术、文化及社会的发展内涵。装饰设计的风格与建筑的风格流派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相应时期的绘画、造型艺术以及文学和音乐的风格流派对建筑装饰风格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每一个建筑的个别设计，都和气候及地点有关，还需要对建筑施工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充分的考虑，这也是世界各地的建筑具有独特风格的原因。在建筑室内设计风格中，一种典型的风格形式多数是实现了与当地人文因素和自然条件的紧密融合。在民族特性、社会体制及生活方式和文化潮流等外在风格因素，只有实现与创作构思及创作者专业素质和艺术素质等风格内在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赋予建筑设计装饰以文化内涵，这样的室内环境构建能够满足人们在快节奏生活中的心理及精神的平衡，从而实现建筑风格的艺术特点和创作个性在具体装饰工程中的应用。通过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的运用能够创造出功能更加合理，环境更加舒适的建筑室内环境。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建筑的物质技术及精神文化必将不断发展，这就使得建筑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延续性。 2对现代建筑装饰设计风格与建筑文化的进一步理解 在现代，建筑的室内设计具有功能复杂而又多变的特点，随着我国室内装饰材料及设施设备的更新换代，使得室内设计和建筑装修的更新周期越来越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所追求的室内环境艺术风格和文化氛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建筑的装饰中，一种建筑风格或流派的形成，往往对文化及艺术以及诸多的社会因素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人们对自身周围环境的需要更加注重对环境氛围、文化内涵和艺术质量等精神功能的需求。在室内设计中，不同流派的产生发展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发展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同时还能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总而言之，做好建筑风格与建筑文化的研究，能够实现建筑本身更高层次的和谐，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享有和发展，最终做到在遵循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对历史的超越。 3建筑装饰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的延伸 在建筑装饰设计上能够充分的体现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所以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是不变的。这就使得传统造型艺术的吉祥意味同样适用于现代的建筑设计，在传达现代人的设计意念上具有同样的适用作用。人们通过反复描摹一个图形，不仅能够得到审美意义的外形，还可以让图形具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图形符号能够实现建筑内在意义的外在表达，能够实现观念的具体外化。这些意义最初大多出自对自然的崇拜和宗教崇拜，进而衍生出期盼生命繁衍，富贵康乐以及祛灾除祸等吉祥象征意义。符号在历朝历代的器具装饰中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而通过对图形符号这种“形”与“意”的历史延伸与衍变，还可以得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形”的演变，都不是对其原始“母题”的彻底否定，而是能够通过建立新的审美观念来赋予其以新的形式，从而使这些“母题”不断的丰富与拓展。 4现代化传统建筑装饰风格设计 在现代化传统的建筑装饰风格设计中，最成功也是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能够实现置身建筑中能够感觉到传统建筑文化及精神，但却找不到一处与传统建筑的实例有直接关系的地方。也就是说，能够将传统的亭子放在玻璃幕墙的楼顶上，或在入口处通过放置传统的拱门，把传统的装饰标志放在外墙的楼角及砖上，或以混凝土仿做斗拱，这些可以说这些做法只能算是一种仿古设计的例子，如果能消化及吸收传统建筑的精华，实现项目设计有关事物的了解，两者便不谋而合，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传统的精神。 结束语 传统文化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科学合理正确的运用传统文化，才能焕发出传统文化的时代风采。这也需要建筑体系要把握好建筑装饰风格设计中的点点滴滴，要注意对优秀建筑遗产精华进行深度挖掘的同时，更要大胆地学习一切可资借鉴的创作经验。要实现建筑装饰工程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急需要吸取古今中外建筑装饰创作中的精粹，让艺术的素养能够融入到建筑设计中，最终形成文化涵的有效渗透。总之，要想创造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就要注意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做到去粗取精，这样才能实现建筑装饰与建筑文化的最终结合。 作者：徐占宝 单位：大庆建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文化论文:中医药的建筑文化探索 “道生一”：“道”及“道理”，经过对于场地周边情况的分析，重庆市中医院地块西南方向和两高架路沿途为重要的视线方向，在一期工程完成时，建筑群必须在这两个方向有比较完整大气的建筑形态。因此，在设计中形成—条主要的“建筑中轴线”和“一条景观主轴线”来确保建筑群在这两个方向上都能展示整个医院的风貌。同时，秉承传统的思想也确立了我们建筑的基本母型———“U”字型三合院。“一生二”：两个庭院。在这里，建筑中轴线被实体化为“医疗街”，两边是局部底层架空，让轴线两边的“三合院园林景观”能相互渗透，让患者更加“接近自然”、“享受自然”。该部分包含急诊、门诊、医技及部分病床。高效地人性地解决了医院复杂的流线。“二生三”：一期工程由三个庭院组成，两个基本的“U"字建筑母型，一个变异的建筑母型。科研交流培训部分是一期工程的重要功能，在靠近东面主干道的位置设立了这部分的功能，单独设立入口，与医院病患流线分离，比邻医院的医技及部分病床设置，相对是一个安静独立的环境。“三生万物”：“三”及为一期工程，“万物”在这里引申为整个一，二期工程的设计。二期工程主要为康复、住院及医院后勤、制剂办公大楼。建筑轴线在中心节点转折，按南北朝向布置建筑，照顾了周围的道路关系和城市肌理，同样也合围了两个小庭院和一个大庭院，以环境为先，自然为先，尊崇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一种人类回归自然、钟爱自然的情感真实地渗透其中。中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医学中讲究的“气脉通畅”在重庆市中医院的建筑中均有体现：底层的关键位置的架空，让各个大小庭院间视线相互畅通连续，又以广场、道路、连廊使各个功能块得到互补和渗透，并且融于山水园林的波光绿影之中。脉络和理念的连续性必然性带动了整个医院区的起步和发展，天然之气流动于建筑群落中。 1建筑形象 建筑形象主要包括建筑立面形象和建筑造型，在其中融入中式建筑元素能很好地展示它的中医药特色文化，体现中医药文化的思想特征，使老百姓从建筑本身就知道这是中医药单位，从而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1.1建筑立面在中医药机构的建筑立面或建筑造型上采用中式角楼、琉璃瓦等中国元素，并在大门广场树立醒目的名医雕塑、代表中医药符号的塑像，可以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向社会宣传中医药文化，使老百姓很容易分辨中西医文化区别，进而有利于患者选择就诊机构。 1.2建筑外观中医院的外观建筑形式应抓住中医院的文化特色，反映中医院的气质，将其体现于形象设计中。作为中医院，其内涵是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中医学注重“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和“整体观念”，在中医院建筑规划中宜采用风格典雅的琉璃瓦角楼，其造型秀丽，轮廓优美。与建筑外观设计相呼应，中医院园林环境设计宜采用田园式风格，门诊楼与住院区以典雅的拱形门相联接，各庭园设计应环境优美，水池，假山，荷香，绿树成茵，空气清新，有曲径通幽之感，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神韵。患者处在优美的环境中，没有恐惧感，心境平和，心情安定，有利于身体康复。[1] 1.3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实例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造型中，借鉴中国传统建筑理念，融合古代风景园林精髓，充分考虑原有地形跌宕起伏的山地特点和西部特有的民风民性，重点提炼传统概念中的物质内容和精神功能。活用现代设计手法中对建筑功能的合理分区，建筑流线的自然组织，以及对采光、通风、能源利用等建筑科学的充分重视。在传统空间和元素的基础上进行演变和概括，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为—体，在有限的空间内，把自然美与人文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了一个建筑与自然协调共生，天人合一，中西合璧的综合医疗群体。 2庭院环境 将中医药特色文化融入庭院园林建设中能够有效延伸和扩展中医药文化的外观文化。庭院可作为医院外观建筑的延伸与补充。通过对医院内各功能区域之间的过道的利用，同时加以园林小品、主题文化墙、主题雕塑、名医雕塑、建筑小品、亭榭、山石、盆景、碑刻、地面文化造型、药用植物园等建筑形式可烘托出医院宁静内省的建筑环境和精神空间主题文化[2]。利用医院中医药外观文化的特征和庭院中传统风格与中医药文化信息，整体营造出宽松和谐的传统环境，使缓和享受感增强，有利于对患者进行心灵抚慰和增加安全感，同时也对患者和院内职工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庭院建设元素众多，重点一是绿色园林主题中显现中医药文化；二是地面中医药文化造型运用；三是中医药文化历史人物雕塑。庭院中绿化、地面造型、雕塑碑刻等在于传统与中医药文化、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因地制宜、和谐搭配。 2.1绿色园林中的中医主题绿色是园林永恒的主题。关键还在于中医药文化的有机融入，如药用植物园，其主体对象以药用植物为主，是具有完整档案的药植物活体保育机构；通过园林这个载体，结合中医五行、阴阳、辨证论治、经络学说，天人合一等思想，弘扬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充分展示出中医药文化的底蕴。例如以牵牛花为造型，让中医药文化自然融入庭院整体环境；种植金银花、急性子等花期长，既有观赏价值又便于管理的药用植物，也能很好的体现中医药文化元素。 2．2地面造型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在医院的地面环境中运用中医药文化造型如悬壶济世的大葫芦、太极图、扁鹊妙手等等[3]，适当地采用中医药文化元素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体现出“悬壶济世，弘扬中医”精神和“医者仁心，普济众生”的行医宗旨，使医院的核心价值以视觉的形式得以外化。 2．3庭院雕塑中的中医文化主题在庭院建设中普遍应用了名医雕塑，其造型的位置、色调、环境、大小及其所体现的人物相关文化信息特征处理得恰当，雕塑人物鲜活灵动不呆滞，摆放位置醒目，能够产生视觉冲击又能融入周围环境，则能发挥良好的中医药文化传播作用。 2.4重庆市中医院庭院设计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重庆市中医院建筑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手法：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以“单座建筑”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建筑组群”。这种组群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组群与内部单元之间的关系，被借鉴到设计当中来。设计以一种平和心态，用含蓄的方式来展现传统，在传统与现代协调的同时，用更合乎现念的语汇来注解我们的建筑，使其既尊重传统文化，又能展现出城市发展的活力。 3院内中医文化装饰 中医院内中医药文化装饰是来访、就医者最直接感受中医药文化氛围的场所[3]。中医院内部装饰主要包括在门诊大厅、走廊、诊室、病房、药房、治未病中心、国医馆等地方，采用文化长廊、橱窗、展柜、墙饰及宣传栏等装饰手法（如图5），因不受外界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所以有很大的自主发挥空间，甚至可以弥补中医院在建筑外观和庭院建设中中医文化元素不足的遗憾。 3.1诊疗环境在诊疗环境中，门诊大厅、治未病中心、中药房、国医馆可作为重点，是打造气氛，感受中国医药学文化的主要场所。门诊大厅的文化墙与治未病中心突出“上工治未病”思想的大气布局，中药房药的色调、格式和材质遵循基本标准，国医馆传统装潢大到气势，小到各处办公用品细节都可以渗透中医药文化。只是需要考虑传统装潢的适应区域，在呼吸病房等不需要画蛇添足之处避免院感风险。 3.2院内专科和名医特色介绍医院、专科、名医特色介绍是医疗机构最基本的装饰。院内的文化宣传栏是除电视以外最容易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慢病防治、治未病理念没有前期教育认同的铺垫，就诊者、来访者的自觉行为就难以转化。首先是理念接受才会有来访、就诊行为，直接影响医院事业的发展。同样从上墙的色系、材质、字体等等都应考虑与几千年厚重的中医药文化相配合。内容上若能把宣传的教条式内容换为通俗易懂的解释，能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 4核心理念物化 核心理念物化在整个医院文化氛围打造中起到的是画龙点睛作用，是整体文化彰显的手段，重点在于：一是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二是办院宗旨；三是大国医精神。文化墙是其最常见的展示形式，可以在庭院中、也可以在医院大厅、楼层转换等显眼位置，如图6。重庆市中医院在每个病区都设计有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墙、文化墙，以孙思邈《大医精诚》理念为代表的大国医精神是中华民族为医有德的标志，在大厅以浮雕形式做成的“大医精诚”文化墙，如图7；将办院宗旨、院训等粘贴于病区显眼处；将白求恩示范医院铜像放于医院大厅主通道处，如图8，与整体中医药文化氛围融为一体。 5结语 综上所述，医院中医药文化在建筑硬件上的体现需要从医院外观建设、庭园建设、内部装饰三部分共同打造，核心理念物化画龙点睛。让市民走进中医院如同走进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是传播与学习中医药的文化基地，才能真正达到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目的。 作者：邱治国 单位：重庆市中医院 建筑文化论文:论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说起来是一种十分具象并易实际操作的手法。简单地说，他类似一种归类分组、演化生成的方法体系。即将“具有相似结构特征的形式归结分类，并在此过程中接纳并呈现特定的文化和人脑中的固有形象”。最后的演化生成结果，可能只是该类型众多变体当中的一个，生成的同时就解决了统一与多样的矛盾冲突。因为同一类型可能产生多种形式变换，但由于该变换是在深层结构类似或不变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其效应应是多样化中的协调。我们可以再具象地说，设计的初步，就是将已选取的类型进行几何抽象简化。当然，这一原型必须具备普遍的历史意义，它应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头脑中共有的固定形象。这种抽象简化后的类型元素可以被直接运用到建筑处理上。但这只涉及到形式上的类型。在做一个建筑单体时，尤其是在做建筑群体时，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形式与形式之间的类型转换，即形式关系上的类型转换。形式关系相比形式本身要更加内在化，它是形式内在的逻辑基础，是实质性的存在关联。在做建筑单体时，如果只有形式本身的类型转换，那么最后作品则难逃“形式主义”及“肤浅直白”的论断。所以形式关系的类型学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也更加接近建筑本质。如果遇到建筑群的处理，这一问题就更加不可回避了。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绝不是简单地回归历史。在今天新的实际环境中，我们使用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新的思想方法在新的文脉中尝试将这些特殊的历史成果片段重组。在新的环境下，运用传统的关系将之组织或是采用新的关系将之重新拼贴。这些尝试均以“激起人们对往昔生活和建筑片段的回忆而获成功”。实质上，很多建筑大师都经常采用这种手法。如贝聿铭，他在国内的作品，从早期的香山饭店到近期的苏州博物馆，显而易见，无不是采用类型学的手法，还包括日本滋贺县的美秀美术馆等等。若说有什么不同，那只是抽象简化的程度不同而已。建筑类型学的手法虽然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形”的传承，但在将“形与形之间关系”类型化时，它已涉及了“神”的传承。因而，它不能只被看作是物质层面上的手法，毕竟，它还物化了“神”中“形”的部分。 一、意匠的传承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更倾向于“形”的继承，而意匠的传承，更多追求的是“神”似，是一种哲学上的、精神的、态度的传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自己本土的传统建筑融会贯通，再将所得到的新的、提炼过的、更深入的、高一层次的认知应用到自己作品中去。在此方面，国内建筑师一直在努力，但从最终的作品而言，同样面对此问题的日本建筑师走得更远。在这里，以“缘侧”为例进行说明。所谓的“缘侧”就是日本传统建筑的檐下空间。当然，防雨、防潮必然是建筑重点考虑的功能，但这仅仅是其檐下空间较阔的因素之一。从空间的角度讲，“缘侧”属于半明半暗、半内半外的空间，“缘侧”的存在使得日本传统建筑的室内外空间的关系独具特色，空间流动感强，如行云流水，与室外环境联系畅然。显而易见，无论是中国的“檐廊”，还是日本的“缘侧”，都属于灰空间，即过渡空间。不同的是，我们的传统建筑从院落过渡到室内显得更加柔和，体现一种过渡渐变的过程，而日本传统建筑的“缘侧”空间更有“静”的特质，虽然有踏石等过渡，但从空间感受上仍有较强的异域感。从功能的角度讲，日本的传统建筑以“缘侧”这种简单的办法解决过渡和连接等复杂问题。此外，其还承担会客，接待等日常生活活动。从形态的角度讲，日本建筑平面多为不对称布局，所对应的檐下空间自然也不对称。而且即使在一个建筑单体上，檐下空间也以局部设置为多。从审美的角度讲，日本传统建筑的审美崇尚“阴翳”与“幽玄”，而“缘侧”出檐深远，即使在白天，檐下阴影在立面效果上仍占具很大成分。这些效果正是在黑暗和光明的边界上赋予物质形体以及精神。从宗教角度讲，日本在佛教传入时还处于古坟文化时期，所以佛教必然产生具有主导和控制性的影响。所谓的“余情”“幽玄”“寂”“陀”等审美形态无不是受到禅理的影响。具体到建筑就是营造空灵、闲寂的静谧空间，而这种空间要求的是黯淡平和，而非一个泛光的世界。这也是“缘侧”在室内外过渡中营造的氛围。从文化的角度讲，缘侧的灰色气质影印着日本文化的灰色基调，这种“灰”的属性在很多艺术中以相同的意匠营造。例如，缘侧似于世阿弥所创的“能”剧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静隙”，同时，它也似于中日水墨绘画中的“余白”。由“缘侧”所影射到的相关文化内涵有很多，但大多是具有非理性因素的灰色域文化概念。 总而言之，“缘侧”是一个具有“静”的特质的过渡空间。在这里，光作为运动的载体之一，在非泛光的空间状态下，让人体味运动的间歇，感受变化瞬间的定格，认知物体的真实存在。它正是让人的精神从有限的小空间延展至无限大宇宙的精神导体。所以，在日本现代建筑中，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独特的空间，这些空间并非功能需要，而是建筑师给使用者冥想，发掘内心世界，体验精神快感的“安静”空间，它们可能是长长的坡道，也可能是凹入墙体的小室或某个被隔离的场所。这正是“缘侧”精神内涵的部分延展。虽然它们没有以原形嵌入现代设计中，但通过领会其“静、寂、幽”的精神，部分或完整地表达了原有的精神构架。在形式的继承上，如中廊下型住宅，继承并改善了“缘侧”的形式，将共用的“缘侧”分配于各个房间，很好地适应了现代生活。在精神的继承上，如黑川纪章的“无”和“中间领域”两个设计概念。在艺兰斋美术馆的入口设计中，长长的顶板让人有一种既室内又室外的错觉，也许他正是追求这种感觉上的模糊性，这也正是“缘侧”空间的“中间属性”的继承。其实，实现一种传统精神的继承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如安藤的住吉长屋，虽然在70年代住宅同周边环境关系趋于封闭的背景下，形式上看来是拒绝外部环境，并不像“缘侧”一样温柔地接受外部空间，但它却具有“缘侧”精神的空间——由墙和两侧的屋室围合成的内庭，上空被二层的过桥打破，自然光将过桥的阴影静静影射在地面和墙壁上，朝暮变换，四季轮回均可体味。空间材质与形式的极端简约，让主人可以在进行家庭活动的同时也注重内心情感，感受超脱和静寂的心理需求而非形式本身——这也正是“缘侧”精神的表达。也许，我们继承了感觉或者精神，我们就真正继承了传统。正是这些感性的人们将这块用以享受精神的方寸之地留了下来。相比之下，我们对于将自身精神以抽象方式传达还较为陌生。 二、对比手法的传承 如果说对比、决裂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传承的话，大家首先想到的必是著名的巴黎卢浮宫美术馆。1984年1月23日，贝氏在法国文化部首度向历史纪念委员会简报计划案，当时的反对浪潮甚至让翻译几乎为之落泪而无法工作。后来《LeMonde》报、《费加洛报》等大媒体均对贝氏的玻璃金字塔不以为然，根据《费加洛报》的民意调查，90%的民众反对此做法。而今天，历史证明，“贝氏成功地改变了卢浮宫的命运，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美术馆正如埃菲尔铁塔的际遇，从当初大家反对到如今倍受爱戴，贝氏为巴黎创造了新的文化标志”中国国家大剧院亦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同时在整体上关注了环境，没有压倒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建筑物。国家大剧院确实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是个推动，同时也给国内建筑设计体制、方法带来了有益的冲击，而且从政治角度来看，它也是成功的。但北京，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而现在看来，新的一些现代建筑并没有与传统建筑很好地形成城市肌理。在国家大剧院之后，我们又顺理成章地接受了CCTV大楼等新建筑。然而，这种对比、甚至决裂的手法并不适宜“遍地开花”。在一个城市里，这种手法多了，突兀的新建筑就像一块块“城市补丁”而显得刺眼了。传承传统建筑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求我们在这个高速纷繁的年代里，对文化做出标准的职业判断。而我们除了宣言式的方向指引外，更需要具体的操作手法。做好传承传统建筑文化的工作，才能让我们的建筑不再列为消费品甚至奢侈品，而是感情寄托的所在。 作者：彭鹏 封文娜 姜玉艳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建筑文化的德育功能探索 教学工厂建筑是高职院校进行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重视与企业合作，实现了学校、学生与企业、员工“零距离”接触。教学工厂的出现强调职业技术教育与企业人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使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有机结合，达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创造能力。“教学工厂”是职业技术学院区别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最大特点，营造“职业”氛围，使学生身处于职业环境中学习，学生通过这种真实、紧密的接触，既可以学习到企业的管理文化、制度文化，了解职业规范，又使高职院校建筑文化更具有职业化、特色化。 具有服务性、实用性特征。如果说教学工厂是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的显性特征，那么，镶嵌在高职院校建筑中的教育理念则是隐性的建筑文化特色。高职院校虽然因所处区域、自身条件的不同，在办学定位、课程设置、招生就业、管理理念、队伍建设等方面各不相同，但都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设置专业。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院校建筑文化更突出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的服务性和实用性。如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以明天的科技，培训今天的学员，为未来服务”的文化墙，突显了学院办学宗旨，保证学生毕业后能快速对接真实的生产需要，强调“量身定制”服务与快速反应能力。富有特色的高职院校建筑是彰显校园文化、体现校园精神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折射出高职院校内在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气质，同时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 一 、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独特的德育优势 高职院校建筑不是一个封闭起来的外壳，而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群体。优秀的校园建筑文化不仅能为教学活动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环境，更能为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文化气质提供精神依托。因此，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第一，融入现代高职理念的特色建筑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占领了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职业教育，在当下中国人缺少对技术与技能的基本价值认同的影响下，仍被是看成低人一等的高等教育。这无形中给了学生一种挫败感，学生们体会不到作为天之骄子的喜悦和自豪，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受到极大影响。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的特色建筑和标志性建筑，承载着学校的文化底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活力。自2006年以来，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掀起“捣墙运动”，把传统教室改造成一个集生产、研发、教学于一体的教学工厂。引企业入校，把教室变教学工厂，实现了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工作过程的无缝对接，打造出办学特色。学生们不仅在“实战”中增长了技艺，学到了真本领，提升了就业竞争力和职业素质；更在学习中深刻领悟了高职教育理念，认同高职教育，不自觉中增强了自信心和自豪感。 第二，精心设计的高职院校建筑群是学生进行人格养成的生动素材。高职院校的建筑具有形势与内容的双重纪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出的德育功能而自成一体，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人文含量和教育功能，默默地向学生述说着学校的成长、骄傲和精神追求。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基础设施、环境布局大都经过专家指导、名家设计，都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独特内涵。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软件大厦设计为“L”形，立面呈现生机勃勃的树状构图，寓意着初生和成长，展示了现代大学生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能引发学生自豪感和归宿感。学院专业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和建筑群，具有很好的宣传、标识作用，能使师生取得认同感，增加内聚力，并且时时刻刻熏陶和感染在校师生，使人感受到一种人格化的力量。它们既是校园物质文明建设的载体，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外在反映。这对学生的人格养成远远胜过空洞枯燥的说教。 第三，合理的校园规划和空间设计对学生的道德成长提供潜移默化的熏陶。建筑环境具有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去诱导一种行为倾向的功能。学生在高职院校建筑环境中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在学习着人际交往。这既是一种信息交换与传播的过程，也是交往双方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发生相互影响的过程。很多的高职院校设计便于师生直接交流的建筑空间，如在实训楼安排了各种适合师生停留、小憩、交谈、游戏的场所，并放置了舒适的座椅、沙发等小构件；在校园内的海棠园、玫瑰园、紫藤廊等校园景区旁，适当开辟一些凹形空间，围以栏杆，构成宜人的交流环境等，在这样的设计空间里便于师生之间面对面接触、交流、分享，老师的人格魅力也在悄然中传递给了学生，让学生对学校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巧妙的空间设计可以营造有归属感和亲和力的交流空间，这不仅对学生的求知解惑有重要的帮助，也对促进他们道德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校师生透过高职院校建筑这种显性的形式，能深切体会高职院校文化的隐含意义。 二、构建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德育功能新思路 高职院校是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场所。高职院校建筑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对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因此，新时期要打造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1.建造校园特色建筑，提升校园文化底蕴优秀的校园建筑文化必然体现出地域性，形成独特的文化气质，即校园建筑注意与周围环境、区域文化的融合，追求整体校园风格及建筑物的总体轮廓之美，追求理性设计与感性认知和谐统一。淮安是总理的故乡，总理很喜欢海棠花，在他逝世后的十二年之后，他的夫人邓颖超曾写下一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海棠花祭》，以纪念她的战友、伴侣总理。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的主景区恰好有一大片海棠园，如果校园建筑景观设计中重视与地方文化资源的融合，在海棠园里设计一个大石碑，上面刻下邓颖超的《海棠花祭》，这一建筑小品必将成为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特色建筑，使学生们在欣赏海棠花美丽的同时，缅怀总理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还能够提升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底蕴，打造文化校园。 2.营造开放交流的氛围培养学生学习能力路易•康曾说过：“学校是一处适于学习的空间环境。一群人坐在树下就自己的理解进行知识的交流……”加强产学合作、促进人才产销衔接是高职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高职院校建筑的功能布局要体现校企深度融合，融入园区办学的办学理念，教学实训区、演讲交流区、研发区、学生创业区、商业区等布局既相对独立又要集中。相对独立便于各个功能区的工作、活动的开展，遇到紧急情况便于人员疏散，体现人文关怀；而相对集中是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企业人员与学院师生之间提供了一个相对集中、相对正式的交流场所，让他们在这个空间里碰撞出激情和创造的火花，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这个交流空间，并在此停留、交谈和畅想。通过强烈的环境氛围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用文化观点来提升精神层次，达到培育理想人格的目的。 3.倡导建筑环境参与，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建筑与人的行为之间有着特殊关系，建筑是人的存在的实质证明，是文化的工具。广大学生要对学校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必须了解本校独特的文化内涵。学校需要创新建筑文化教育的内容，让学生了解本校的设计理念、建筑物的功能布局，以及建筑、雕塑、厅廊阁角的寓意，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受到启迪和教育。良好的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环境对人所产生的作用，积淀为人的文化心理，形成特定的文化观念，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淮安信息职业技术曾组织师生进行海棠园景观设计，积极倡导学生参与校园建筑环境文化艺术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维护，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刻把握自然、社会、人的关系，体现建筑文化与教育的完美结合，实现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对学生的教育功能。 4.狠抓校园建筑质量，打造建筑精品工程高职院校建筑质量关系广大师生员工的安全，关系到学校的长远发展，是百年大计。而且学生的行为心理与建筑形式、建筑空间设计有着密切关系，学校作为建设单位应该从建筑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理、工程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严把质量关，加大质量安全教育宣传，强化责任意识。同时，要吸收当代建筑新技术、新思想、新观念，把绿色建筑、健康建筑的设计理念融入校园建筑中来，建设美观、经济、实用的精品建筑工程。将建筑与新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成就、周围环境、人有机结合起来，打造高品质的高职院校建筑文化。享受建筑之美的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既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鼓舞，增强自信心、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又得以开拓视野、启迪心智、陶冶情操，进而继承和发扬科学精神，培养创新能力，提高人文素养。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承担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历史责任。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应远离官场、远离逐利、远离浮华、远离西化；要贴近自然、贴近生活、贴近民族、贴近传统文化，方能更好地发挥育人功能。 作者： 吕雪松 单位：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中原建筑文化内涵的特征探讨 文化内涵——殷商文化的“人”和“神” 殷商文化作为河南早期的文化体系，对河南建筑环境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宏观层面上，是对建筑环境的一种审美观、价值观的体现，是之后具象化表现的根源。因此对两种文化的研究更多关注其主要特质，一种精神层面的把控。 所谓商文化，及殷商文化，指商王朝时期内商族所创造的文化遗存，商灭夏之后至商王朝灭亡这时期内商族人创造的文化，重点指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它以今郑州、安阳地区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商代文化分为以二里岗期商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前期文化和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郑州、安阳地区属于殷商文化的中心地，自然其建筑也深受殷商文化的影响。 殷商文化具有西渐的特点，其西渐的区域是指商文化在中心地区确立以后向西方地区传播所到达的区域，包括河南西部、陕西中南部、甘肃东部等所在的区域，基本位于商王朝前期统治中心——郑州地区之西部，也是商文化传播的重要地带，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二里岗型”分布范围包括了豫西、关中东部和陕西中南部。因此，在山东东部及陕西部分地区的建筑形式与河南西部地区的建筑形式具有一定的相似和传承性，其聚落民居的形式也最具地域文化的展示性。 神权独尊和“征服自然” 殷商文化具有很强的原始宗教性和娱乐性，尚武“征服自然”，以祭祀等功能的场所为居住中心。在其宗教观念中，除具有原始宗教的一般特点之外，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如鸟崇拜、山崇拜、太阳崇拜、桑林崇拜等，这使其成为原始社会众多地域文化中别具一格的文化。殷商的直接统治区，随着郑州和安阳等中心地域从豫东到沂泰山区一代，对豫西、关中东部和陕西中南部等建筑形式具有深远的影响。 殷商人的思想观念中，帝王宗教观是一元的，先王和帝都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中。因此，祖先神和天神，人和神灵，在殷商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通过商族的祭祀歌诗《商颂》，我们也可看出商族子民对上帝的绝对宗教性，注重在建筑格局上面，更注重中心建筑群的集中，将祭祀、拜祖等功能的祠堂、寺院等建立在建筑群的中心，作为所有原著居民的思想活动中心，在建筑布局上充分表现，体现出“重神道、轻人事”商人宗教思想的特征，体现出一种商人隆祭祀、盛巫风的宗教迷狂以及带有原始意味的尚武尚勇的精神。 在出土的众多器皿中，其桑树、太阳鸟、山体等形象的符号常出现，特别是商人一起祭祀的场面也被工匠以极为概括的手法描绘出来，人们热情奔放、鲜亮艳丽的画面被符号化记录，并发展为不同形式的语言使用在建筑构件和建筑纹样、建筑色彩上，重赭石的厚重色彩代表了对大地的臣服和对火及生命的渴望。 农耕文化和“天人和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时期农耕的兴起和发展，确定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固定，选址对风水的注重，祈求风调雨顺以得来年庄家的好收成，人们居住的场所和建筑形式等方面自然注重“天人和谐”。这从夏、商、周三代文化的表现上均可窥视一二。三代考古遗物所显示的衣食住一类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以农耕为主要生业，以粟黍为主要作物，衣料所知的有麻丝，房基的构造都是规矩型，以长方形和方形见多，坐北朝南。 商代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由游牧等最原始的自由生活状态转变为以农耕为核心的固定文明的稳定生活状态，农耕的生活方式必然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所有的生活、经济、政治等活动均以土地为中心，建筑形式逐渐规模化、中心化。黄河流域的居住形式从穴居到半穴居，进而发展为地面建筑。农耕文化使人们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聚落多分布在近水的台地上，主要建筑形式为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圆形或方形房子。河南安阳后岗、三门峡庙底沟、渑池仰韶村等具有体现。建筑环境也更加科学和合理，如确定了坐北朝南的建筑坐向和横向为主的建筑形式等，建筑布局已逐渐由散落的自由形制逐渐发展到规矩化、条理化、中心化的聚落群体。 崇尚自然宗法的和谐观 殷商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和“神”关系的转变和发展体现，一种人和自然地关系，从“征服自然”到“天人和谐”的过程，对以郑州、安阳以及河南西部为核心的河南建筑环境具有地域性的“无意识”影响。殷商文化在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属于早起阶段，孕育了中原文化本质特点，对河南人的营造意识和审美有着深远坚固的影响，注重“崇尚自然”、“师法自然”，在美学、科学、伦理学、精神学和哲学上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河南传统聚落是一个崇高自然的大系统，建筑作为防御与适应自然的物，要求征服自然，但更重视自然。河南传统聚落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是中原地域性建筑文化内涵的精髓和浓缩，它所体现的和谐相生的观念正是当今社会巨变中人们所追求的自然和谐。其主要表现为：从强调“生存竞争”、“天人相抗”转向注重生态平衡，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极力倡导物质文明进而重视内在精神的满足，以求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调；从绝对尊重个性自由，个人与社会相抗衡，转为个人与群体相协调；从直线式的进化观转向螺旋式的发展观。 本文作者：杨亚楠 单位：郑州黄河科技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图书馆建筑文化国内外比对 作者：何素梅 单位：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 图书馆建筑是典型的文化建筑，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图书馆建筑的历史悠长久远，它们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图书馆服务与管理模式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单一到复杂多元，由封闭到开放，逐步变迁的过程。 一、图书馆建筑文化理念 图书馆建筑文化涉及图书馆文化理念及建筑理念。图书馆是收藏文献、服务读者的空间载体，其建筑思路是依图书馆的使用需求而设定的，从这一点来说，图书馆建筑文化与图书馆文化本身有着很大的联系。随着人们对图书馆职能、服务对象等方面的理解与要求的变化，图书馆建设也相应地做出调整。图书馆建筑文化具有文化性、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每座图书馆建筑各有其个体特征，折射着某一时代、地域的特性，彰显着某种设计理念，反映着某类服务管理模式。也正因如此，导致了中、西图书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下，具有不同的建筑馆舍文化底蕴。 二、教化韵味下功能单一的中西古代图书馆建筑文化 一般而言，图书馆的建筑模式、内部布局依图书馆服务功能、服务方式、发挥的社会功效而定。纵观中国图书馆建筑发展史，在19世纪西方图书馆建筑思潮西学东渐之前，皇家藏书楼式的建筑主体，对历代各类藏书楼的建筑风格起着示范作用。中国古代藏书楼“以书为本，以藏为主”的藏书理念决定了图书馆建筑面积较小、结构简单、功能单一。作为一种文化，在其建筑实体等物质表现形式下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品德，体现了中国广大文人学者崇尚知识、富民强国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古代中国藏书文化的实质所在。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精神上钳制民众，造就了具有教化韵味的藏书文化。正是这种教化类型的藏书文化，对图书馆建筑型制、馆址的选择、馆内空间细节处理以及其形态、比例、色彩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藏书文化的教化时代，藏书楼往往被看成是上层贵族、文人墨客寻找精神家园的场所，是求学治学的清静之地，容不得充满“-铜臭味”的钱庄、饭庄等商业场所靠近它。因此，秦、汉以后古代中国的藏书楼建筑设计，都比较注重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强调藏书楼与自然的有机结合。所以，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建筑往往与宫殿、园林、寺院、书院、私宅等建筑融为一体，园馆相依，山水相映，环境优美，幽静宜人。其结构小巧玲珑、雕饰古香古色、庭院峰回路转，成为中国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藏馆至今让人流连忘返。而在西方，书报审查的历史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长久，特别是中世纪，统治者以宗教裁判为手段镇压异端思想，扼杀信仰自由、科学研究的例子数不胜数。于是，文艺复兴前西方的图书馆建筑形式，从希腊化时期最典型的图书馆建筑模式——拍加马图书馆建筑，到古罗马同神庙毗连的宏伟的公共图书馆建筑，再到黑暗的中世纪以收藏基督教书籍为主、规模极小、没有阅览室等设备的修道院图书馆或大教堂藏书，及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图书馆，其建筑型制基本与中国古代藏书楼相仿，主要功能也是收藏和保存文献资料，并且只供上层贵族阶级等少数人阅览，呈现出封闭性和保守性。 由于图书馆功能单一，所以其建筑结构也相对简单。中世纪后期，西方大学图书馆建筑出现了“链子图书馆”建筑（将珍贵图书用锁链牵在书桌上，因此而得名）和“读经台式”的阅览环境（当时的阅读书桌颇像修道院的读经台，因此而得名），这是当时盛行的阅览和保管图书的办法。西方古代图书馆，有的似乎是皇帝出资建造的，有的可能是富人赠献的，尽管它的藏书并不全是宗教书籍，但用于藏书的图书馆紧靠着神殿或附设在神庙内部，这也是西方古代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之一。神庙当然是壮丽豪华的建筑物，因此，图书馆作为它的连接或内设部分，自然也是一所宏伟的建筑。有的图书馆馆外有壮丽的圆柱，门上装饰着各种雕刻。馆内则设有阅览厅，也有柱廊。柱廊是供读者读书、讨论问题的地方。大部分图书馆的正厅安置着神的雕像，周围一般还放着著名学者和作家的雕像或碑文等，正厅馆内还有许多绘画和其他豪华装饰品。另外，馆内还有剧场、会堂和讲演厅，在讲演厅里可以朗读一些作家的作品。有的还设有大浴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图书馆更近似富豪们的俱乐部。 三、由教化韵味向消费韵味过渡的藏阅分隔的 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随着近代图书馆建筑文化的西学东渐，中国古代藏书楼建筑文化模式被打破了，它具体体现为：将图书馆“藏、借、阅”功能明确分开布置，大部分采取阅览室在前、书库在后或居于中心部位，外借出纳居于其间或其后的布局。这一布局，在当时较好地满足了闭架阅览及管理的使用要求。该时期图书馆的建筑形状相对简单，多缺少变化，基本呈现为“T”、“工”、“一”、“王”、“山”、“日”、“出”、“田”等字型，造型较为呆板，相互雷同，缺乏个性。另外，由于各部分功能固定，阅览室与书库往来联系不便，难以灵活调整使用。而在西方，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启蒙运动的兴起，图书馆在设计建造上开始重视人与活动空间的关系，注重馆内装饰，强调设备与学术研究场所的气氛相互吻合，文艺复兴的时代气息在图书馆建筑上充分表现出来。其时，许多人文主义者主张“开放”图书馆，一些私人图书馆也逐渐向公众开放。虽然当时的图书馆使用者还局限于知识分子上层，是知识分子交流思想、寻求美的享受的场所。 但比较起来，这一现象同藏书楼式的修道院图书馆有了很大的区别，已由单纯地“保存书籍”向有效地“利用书籍”迈进了一步。随着印刷图书的大量出现，以及当时君主、诸侯们对巴罗克艺术的狂热追求，十六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图书馆建筑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锁藏图书”阅览室被空间宽敞、可供阅览者随意走动，酷似宫殿的“大厅图书馆”所替代，“读经台式”的书籍放置办法逐渐被“墙壁式”放置方式所取代，即在图书馆内大厅周围的墙壁上排列书架，出现了书库，这在图书的收藏、借阅、馆舍结构等方面都是一大进步。但这时的图书馆仍带有浓厚的陈列馆色彩，还不是一所纯粹的科学研究机构。直到1853年，帕尼齐打破了以往图书馆结构，将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和书库隔开，书库首次使用铁制书架，两排书架背靠背并排摆放，书库各层的高度被降低了，最高一层的图书用小梯子就可以取放。由此，图书馆建筑向现代化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不列颠博物馆圆顶阅览室也因此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绝佳场所，一百多年来无以计数的国内外学者在这里成就了他们的研究事业。图书馆建筑按闭架管理要求设计布局，将阅览室和书库分开，适应了图书馆由收藏保管文献功能向社会服务功能转变的需求，逐步形成了集藏书、教育功能于一体，藏、阅分隔的近代图书馆建筑模式。 四、消费共享韵味下藏、借、阅一体的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 （一）建筑文化之大同 几千年的图书馆史是图书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随着几千年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成熟，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以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图书资源必须共享的思想逐步形成，由此产生了消费、共享环境下的图书馆建筑文化。这种图书馆建筑文化，遵循形式服从功能的理念，从满足图书馆组织结构、业务需求的角度对其进行设计建造。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模数式图书馆建筑模式应运而生，它广泛采用敞开式、大厅式大开间格局，能在一个较大空间内实现藏、借、阅、管四大功能。它独特的建筑结构，使其可在一个平面层内自由调整各房间的面积、形状和空间，具有高度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可塑性。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模数式图书馆。到80年代末期，国内出现了一批高标准、高技术、较为先进的现代化图书馆，馆内采用连续开敞的大空间，减少固定隔墙，全馆或局部统一柱网、层高、荷载，尽量增加布局的灵活性，以适应未来变化调整的需要。有些则在全面开架的条件下，把总出纳台、咨询台放在门厅内。空间格局则以文献信息的利用为中心，平面布局灵活多变，不再拘泥于陈规旧套，实现了同一空间内“阅、藏、借、查、咨、管”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使中国图书馆建筑置身于国际先进水平之列。最近几年，在图书馆网络化发展的趋势下，图书馆建筑模式也从集中向分布转变，图书馆的功能也分化为前台服务和后台服务两方面。中国一些大型图书馆新馆建设也已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建筑中充分运用了计算机网络、空气温湿度调节器、自动化安全防护监控设备等智能化建筑技术，采用多种手段保存文献。在“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指导下，图书馆建筑理念更倾向于人性化，本着“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为读者创造舒适、宁静、优雅的阅读环境，同时为馆员创造方便、舒适、高效的工作条件。至此，中国图书馆实现了由单纯的物用功能向调节读者情绪、满足读者心理需求的功能转化。西方图书馆近年来在建筑设计上提倡人文关怀、生态环保，出现了高技术、高标准、智能化的趋势。它将建筑环境艺术和先进电子技术相互融合，通过对设备的自动监控，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使整个建筑的设施配备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看出，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发展到后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趋同，中国图书馆建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的渗入，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相互影响、融合的程度必将不断加深。 （二）建筑位置之小异 图书馆于城市，是文化的标志，反映一个城市的品位。图书馆于市民，是知识的海洋，精神的家园。图书馆规模不断扩大，开放程度不断增强，管理技术不断提高，读者阶层便会不断增多，人们逐渐进入了藏书文化的消费共享韵味时代。从图书馆建筑的地理位置来看，这一时代中、西公共图书馆大同小异。所谓大同，是指中外公共图书馆大都建造在城市里。馆址通常选在人口比较密集，交通便利的地方。其环境都比较开阔，内部装饰效果多具生活气息，阅览环境普遍比较淡雅。至于小异，表现为在欧美国家，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图书馆紧密相联，先有图书馆，后有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围绕着图书馆发展，或者是图书馆选择在商业中心建立，做到跟着商业中心走。而在我国的许多城市里，图书馆的建立时间要远远晚于城市建立的时间，并且图书馆建立后也没有出现围绕图书馆而形成的商业中心。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西方思想观念的差异：西方人认为，一座城市的中心不仅应该具有商业功能，而且应该具有文化功能。而图书馆恰好具备了这种文化功能，可以作为城市和商业发展的营养源泉。反过来，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发展，又会同时促进和推动图书馆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不可分割。而在中国，自古至今，都习惯于把文化与商业相对立、容易受到“重农轻商”-、“学而优则仕”等潜意识的影响。所以，中国许多公共图书馆在选择馆址时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选择商业中心，都有意无意地避开商业中心，选择远离闹市的清静幽雅之地或依高等学府而建，成为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点缀。当今社会，我们应该认识到，商业中心是汇聚各色人等的一个重要场所。把公共图书馆建设在商业中心，才有利于丰富读者的多样性，才能够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效能和作用，使资源利用最大化。同时，从宏观上看，公共图书馆建在城市商业中心，有利于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促进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和完善的今天，在“以人为本”的图书馆服务理念下，我们不但要善于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图书馆建设的先进经验，更要与时俱进，摈弃固有思想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让公共图书馆发挥更大的功效。 五、结语 我国图书馆建筑是历史的见证，中华民族文明的结晶。继承历史的优良传统，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不临摹、堆砌西方某种“主义”，建造出现代感强、功能好、技术新的图书馆建筑，充分传达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涵义，才是图书馆建筑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最佳契合点。我们相信，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正不断创造着璀璨的图书馆建筑文化，这种建筑文化必将达到更高的境界，在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建筑文化论文:现代建筑设计地域建筑文化再生浅谈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水平也获得了很大提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全球化给建筑领域带来了新技术和新材料，以及先进的设计理念，对地域建筑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地域传统建筑文化逐步被商业文化所淹没，建筑的民族性被建筑的“国际性”所取代，作为城市和建筑个性的地域文化特征有逐渐衰落和消失的危险。因此，针对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在建筑设计创作领域，通过对地域建筑文化进行总结和归纳研究，创造出符合各民族人民审美和生活习惯的现代地域建筑，是建筑师在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的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一项工作。 一、地域建筑文化 “文化”一词至今未有确切的定义；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地域建筑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与其地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社会环境形成特定关系，并体现地域基本特征的建筑。地域建筑文化正是这种地域生活方式和文化在建筑中的反映，它具有时空性和地域特征，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其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它们根植于当地人民的生活之中，数不尽也道不完，正是它们孕育了本地区的建筑文化与特有的“场所精神”。 二、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 传统建筑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建筑文化遗产，是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每当人们置身于历史街区或传统村落时，总会觉得非常亲切和温暖，被那些充满生活情趣的场景所打动，这种强烈的场所感正是由生活在特定的地域街区、建筑和广场中的人群，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长期积累发展而来，并形成特定的地域建筑文化环境。它不仅是社会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也是精神文明的一种反映，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是人们认同和依恋的生活场所。经济全球化在加速了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导致了建筑文化的全球化，对地域建筑文化产生了猛烈冲击，使得民族和地域文化失去了归属感和凝聚力，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发展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重要性。因此，在建筑设计创作中如何辨证地对待“地域性”与“现代”的问题，如何传承和发展地域传统建筑文化，使其得以再生，已成为促进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1.地域建筑的适应性 传统地域性建筑历经几千年的沉积，发展到今天，仍然不失其魅力，最主要的因素是其对于地域的适应性。建筑师在进行地域建筑设计创作时，必须对传统地域建筑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了解其存在的独特价值。 （1）对地域自然环境的适应性 由于建筑所处的地域的不同，其地形、地貌等自然生态条件也不同，这就要求建筑必须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形式。 （2）对地域经济技术的适应性 地域建筑总是适应当地的经济条件的，并采用与地域相适应的建造技术及地方性建筑材料，形成一套比较生态的建筑技术。 （3）对地域文化的适应性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现象和产物，是不同地域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要素的综合体，理应具有鲜明的时空和地域特征，这是不同地域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必然反映。因此，地域建筑必须适应特定地域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才能形成有特色的地域建筑文化。 2.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策略 新形势下，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不仅仅是对传统建筑的简单模仿与复制，还包括保护、传承与创新等多个层面。面对新的创作环境和要求，建筑师不能一味地接受西方的建筑风格和技术，要理性地学习各个国家优秀的建筑文化，同时注意挖掘地域传统建筑文化，保护优秀地域建筑文化，将它们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既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也要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增强人们对地域文化特色的认同，创新地域建筑文化特色。设计者在创作建筑设计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策略进行地域建筑的再生。 （1）传统地域建筑造型的模仿 传统地域建筑都有一些代表当地建筑文化的显著的外观造型特征和当地特有的建筑细部构件，设计者在创作现代建筑设计时，应将这些重要的地域建筑造型和细部构件在现代建筑中重现，再现传统建筑的造型特征，使现代建筑造型具有传统地域建筑的风格和空间形式。例如，传统建筑坡屋顶、青砖灰瓦等在现代建筑中的运用，这在各地古建筑保护中是常用的手法。 （2）传统地域建筑符号的再现 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这些人类文化的具体精神形式均统归于符号的范畴④。建筑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正是通过符号来表达地域文化的。设计者对具有文化特征的建筑符号进行提取、总结，将其具化为一种可识别的图形符号，进而成为地域建筑文化的象征符号，并作为传承地域文化的载体，结合新的建筑技术与材料，在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加以运用，使这些融入了地域建筑符号的新式建筑成为城市空间环境的组成，营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 （3）传统地域建筑符号的抽象变异 传统地域建筑空间及其特征构件是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蕴育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传统建筑空间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一些建筑构件也已经不具有当初的功能，新型建筑材料及建造技术的出现，加速了传统建造技术的更新。因此，建筑师在建筑设计创作时必须要认真研究传统地域建筑符号，对其进行抽象变异，运用新材料与新技术对地域建筑进行再设计，创作的新建筑不仅具有现代化的特点，而且具有浓郁的地域建筑文化特色。 （4）地域建筑材料与技术的现代更新 设计者在创作现代建筑设计时，不仅要关注地域传统建筑的外观符号元素，还要了解这些符号与地域建筑材料与技术的内在联系。传统建筑材料及技术许多都是低级的，现代社会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短缺，能使用的原材料太少，且价格昂贵。因此，采用现代材料与技术来再现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符号，不仅可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要求，还能创新建筑空间与造型。除此以外，设计者还要注意节能环保材料的运用，不但要再现传统建筑意境，还应满足生活、工作的舒适度。 3.地域建筑文化再生的原则 在现代地域建筑再生创作中，除了要注意的设计策略的应用外，还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把握地域建筑特色，延续传统地域文化的原则； （2）坚持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的地域建筑创作原则； （3）基于新技术的地域建筑意境再现原则。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城市中充斥各种现代风格、欧陆风格的建筑，传统地域建筑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破坏”。各种破坏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但说到底是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因此，建筑师在设计现代建筑创作时必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真正深入研究地域历史文化，总结地域建筑经验，并用来指导现代城市建设与建筑创作，充分利用地域建筑文化遗产的作用，使中国的现代建筑创作与城市文化走向地域特色发展之路。 作者：胡海洪 丁晓红 单位：淮阴工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的经验基础与解释学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 语用学 解释学 叙事重构 一、 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 “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 摘要：在儿童进行自然科学探索时，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以便引出更多的问题或引导出儿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质量的教育鼓励儿童具有选择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创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应仅仅是教给儿童已有的自然科学事实和规定的实验程序，而应允许并且鼓励儿童探索自然科学，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思考能力的发展，例如组织、分类、问题解决、推论以及逻辑。这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过程。 关键词：自然科学 知识 幼儿园 其它领域 渗透 黑龙江高等教育厅规划课题《有效提高幼儿教师自然科学素养，促进幼儿科学潜能激发的研究》，课题项目编号：gzc1212037 自然科学并不是一系列已被人发现了的事实，它是一个过程，一种对世界进行思考和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观察、对即将发生事情的预期、对预期进行检验和对观察的事物进行有效的解释几个方面。研究者提出“儿童是通过‘建造’而非指导来掌握科学知识的”。他们一定会对所观察的现象和实验的结果给出一个自己的解释，一个具有个人意义的解释。在儿童进行自然科学探索时，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以便引出更多的问题或引导出儿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质量的教育鼓励儿童具有选择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创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应仅仅是教给儿童已有的自然科学事实和规定的实验程序，而应允许并且鼓励儿童探索自然科学，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思考能力的发展，例如组织、分类、问题解决、推论以及逻辑。这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过程。 一、通过对自然科学的观察激发儿童的科学热情 在幼儿的科学课程中应该呼吁：“请亲手触摸！请亲自探索！”我们必须培养儿童学习的兴趣并且鼓励他们问：“如果……会发生什么？”然后给他们相关的材料去发现答案。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儿童定义基本概念，激发他们天然的好奇心去探索和发现。如儿童可以观察植物从种子到发芽再到开花，最后又产出种子这样一个生长周期。他们还可以通过观察植物的不同部位，发现它们在颜色、形状、相对大小和组织等方面的相似点和相异点。儿童也可以观察环境元素，例如水、光、温度等所起的作用。 所有的儿童都是通过他们的感官来学习周围世界的。婴儿和学步儿童以及学前儿童，他们的科学知识是以他们看到、听到、品尝到、闻到和触摸到的东西为基础的。适合发展的科学课程通过激发观察、质疑、兴趣和描述来拓展这一儿童成长和发展的情形。 作为教师，也将和孩子们一起去观察、提问、预测、实验和验证很多科学事实。这就是科学教育在幼儿阶段所包括的所有内容。为发现世界创设环境并激发幼儿的求知欲：“我的环境中都有什么？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能做什么样的改变？”态度是在早期形成的，我们应该培养儿童天然的好奇心，满足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的需求，这也会鼓励孩子进行科学探索的热情。 当你想方设法来进行探索和发现时，你会认识到“我们应该把科学作为整个课程中正在进行的一部分，融入到日常活动和常规中”。当儿童激发起科学热情时，可以自发地和创造性地去改变物理环境（室内的布置），还应该利用户外环境，允许儿童在那里花费大量的时间，提出问题探索假设的情况，拓展观点。这可以点燃他们终身热爱科学的火花。 继续展示你对科学和发现的热情。吉尔玛提供给我们一种刺激性的方式来做到这点：当你在初夏的早上抬头看橡树上最高的树枝时，你可能没有思考树木从土壤中获取养分，传送到树干以及每片新叶和橡树果胚芽的科学原理。但是你有下面那样的意识，并指导你的学生们也知道，这也是教学的一部分。问一些问题：“我在想，是什么让叶子变得那么绿？我在想，这棵树要长这么高得需要多久……”我们可能没有教授具体知识，但是我们在教授好奇心。 二、鼓励儿童对自然科学进行探索，完成儿童对自然科学的自我解释过程 经常性的引导孩子观察周围的世界，孩子的观察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同时求知的欲望也会加更加强烈。相比教师直接告诉儿童事实是什么这种方式，儿童在自我解释过程中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因此，教师应继续为孩子提出开放性的问题，从而鼓励孩子对他们在活动中所做的观察进行加工和总结。这个过程会促使更多的问题提出，并实施进一步的探索。 对于教师来说，与幼儿一起分享自然世界是一 件很兴奋的事情。孩子们渴望主动获得第一手的经历。如果教师希望儿童用他们的感官去探索自然世界，就需要鼓励孩子与世界的真实接触。从触摸软的泥巴或凹凸不平的树皮，到闻新鲜的干草或腐烂的树叶；从看到盘旋的蜂鸟，到听到蟋蟀重复的叫声；从品尝脆甜的苹果，到酸葡萄的味道一一没有什么能像大自然一样提供如此丰富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觉体验的机会。 儿童可以品尝或看到空气吗？他们可以触摸到它吗？怎样做？在操场上，引导儿童体验风（移动的空气）怎样来自不同的方向。儿童可以用风向带、风向袋、风铃等来进行体验。 儿童在自然环境中散步的过程中有很多进行发现的机会。在去散步之前，鼓励儿童做望远镜。把两个卫生纸筒（或把一个纸巾筒剪成两个）绑在一起。在筒的一端打上洞并穿上一根绳做成颈带。蝴蝶或小鸟飞是儿童可以通过他们的望远镜来观看的很多事物中的一部分。每个儿童可以做一个户外散步用的“收集袋”，用折叠的建筑纸或标签纸来做并穿上绳子，绳子要留足够长来作为肩带。用结实的纸板做书页并用环扣在一起来做一本课堂书。儿童把他们在户外散步中发现的东西贴在书页上。把书放在图书区给儿童玩。 哈姆弗瑞斯说：“儿童有想把他们发现的所有东西带回家的倾向。要向他们解释自然的平衡是非常微妙的，大自然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目的（例如，豆荚为来年的生长保留种子，一块树皮可能是很多昆虫的家）。鼓励他们收集一些他们以前没有收集到的东西……”新鲜的树叶可以放在报纸中间，这样很容易被压平，可以夹在两个纸板之间并用橡皮条紧紧地保护好。一周后，树叶可以移动并粘到剪贴簿上或以其他方式在教室中展示。 通过种草，也可以进行一次“自然科学探究”，儿童可以寻找在他们生活环境中生长的不同种类的草。在教室中为儿童提供草籽来种植。使草发芽的最快并且最容易的方法是把一块湿海绵放进一个有水的平锅中并把草籽撒在海绵上。这些草籽通常能在任何地方生长，只要给它们定期浇水并且放在有阳光的地方。很好玩的是把海绵剪成不同形状，然后看草长成圆、三角形或心形。这是儿童直接观察自然的一种方法。另一种种草的方法是在塑料杯里面装上泥土或陶土 （儿童可以把杯子装饰成一个脸的形状）。把草籽撒在泥土上，然后浇水。不久，儿童会很高兴地看到“头发”长出来。 对幼儿来说，他们计划、种植并照顾植物时，就学会了对他们以后生活都有帮助的、有用的概念和技能。当他们观察植物的生命周期时他们学习了科学，计算以及把种子分类时学习了数学，读种子袋上的字和种植指导时学习了语言。并且，当儿童把一粒种子培育成一株茂盛的植物时，他会有一种自豪感。儿童可以在沙水台或窗台上的花箱里种植出一个室内花园（花和蔬菜）。这一活动是另外一种鼓励儿童对植物主动负责的方法。 自然科学论文:关于自然科学方法与语言学理论建设 论文关键词：乔姆斯基　形式语言学　自然科学方法　语言能力合成说 论文提要：本文是对司富珍《语言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一文的回应。司文主要是通过把乔姆斯基理论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为其进行辩护，但是司文的论据既未准确反映科学发展的史实，又有悖于科学理论建设的程序，同时也不符合科学研究的方法。本文主要目的是讨论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如何从自然科学研究实践中得到启示。 1．引言 学术争鸣是学术健康发展的标志和必要条件之一。不同的学者由于知识背景不同，研究的经验各异，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别，很自然会对同一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前文《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及其缺陷》(《外国语))2005年第3期)刊登出来以后，形式语言学派阵营的学者反应很激烈，我们已经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外国语)2oo6年第4期发表了两篇与我商榷的文章，其中一篇已对王强某些错误说法给予回应，另一篇就是司富珍的文章，本文就是对司文批评的答复。 司文的论证代表了形式学派为自己辩护的典型方式，那就是把乔氏理论与自然科学进行简单的比附，认为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形态和发展符合自然科学的特征，因此也是科学的。比如宁春岩(2000)由此得出形式语言学是一种“纯科学”的结论，乔姆斯基在批我的前文时，甚至认为自己的理论符合牛顿以来的所有科学规范，是“标准科学(standardscience)”(王强，2006)。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创始者和追随者对科学的向往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主要是看它的研究实践，而不是根据任何个人的美好愿望。本文将通过考察科学发展史，弄清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可为我们语言研究提供哪些借鉴。 我们前文的核心思想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不是根据对语言现象的观察分析而建设起来的，而是生硬地把数学的概念和结构直接移植到语言中来，在数学和语言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系统之间进行简单的类比，结果造成了研究中的削足适履、扭曲割裂语言的现象。很遗憾，迄今尚无一个乔氏理论的维护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乔氏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对此的澄清，有助于人们对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正确了解。 2．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 科学理论必须基于观察和实验，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任何科学假设的提出必须根据观察、实验的结果，这是科学实践区别于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之一；二是任何科学假说必须经过大量观察、实验的验证后方能成立。简单地说，科学理论来自于实践，存在于实践，发展于实践。 司文说道，“从理论建设上来看，大量的科学史实表明，理论建树对于科学实验和数据调查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先理论思考后事实验证则是建构科学理论的常规程序之一。”然而这并不符合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我们前文(石毓智，2005)曾引用牛顿受苹果落地启发而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只是要说明观察实践对理论提出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对有关科学史的全面描写。司文认为我们的引例与科学史“正好相反”，她认为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是根据伽利略关于力的“假想”。乔姆斯基也是引用牛顿的科学实践来支持自己“先理论后事实”的语言学理论建构的合理性。那么就让我们以伽利略和牛顿这两位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的科学实践，来说明科学理论建设与实验观察之间的关系，讨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语言学理论建设有什么样的启发作用。 除了牛顿，伽利略要算是现代科学的最伟大奠基者了。一种关于科学的哲学是由伽利略开创的。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伽利略认为科学必须寻求数学描述，而不是物理解释。这一方法开创了科学的新纪元，扭转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加深与加强了数学的作用。他的工作成为牛顿伟大工作的开端。伽利略提出了一个科学规划，这个规划包括三个主要内容：第一，找出物理现象的定量描述，即联系它们的数学公式；第二，找出最基本的物理量，这些就是公式中的变量；第三，在此基础上建立演绎科学。 上述的第一步和第二步都是关于科学的观察和实验，第三步才是建立理论系统。伽利略强调物理现象的数学描述，但是他并不是把已有的数学系统强加在物理世界中，而是探讨特定物理现象背后的数量规律。乔姆斯基也很重视把数学应用到语言学中去，但是他的程序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规范，他是把已有的数学概念和系统移植到语言中去，而不是研究具体语言现象背后的数学问题。由此而导致其理论的重大缺陷。 自然科学家应该毫不含糊地让自己所提出的假说接受试验的检验，这不仅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理论取信于人的必要条件。伽利略经过反复试验找出了自由落体的公式：s=gt2／2。由此推出，同高度的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将同时落地。为了让大众信服，他做了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彻底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念。这种对待自己研究成果的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呀!任何高深的理论在事实面前都会变得简单易懂。然而为乔姆斯基辩护者态度却不是如此，当遇到有人批评他们的理论不符合事实时，往往会辩解道：“我的追求跟你们的不一样，我的理论是高深的，直捣人类的心智，因此你不能用具体的语言现象来衡量我的理论；你理解不了我，那是因为你的水平太差。”自上个世纪7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普遍语法的假设以来，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成功的案例说明：一个说英语或者汉语的小孩的天生普遍语法到底是什么样子?又如何代人所谓的“参数”变成了具体的英语或者汉语?而且认知心理学家所做的独立实验观察也不支持乔氏的假说。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以与其他科学的某些表面相似性而声称自己就是科学的了，都必须接受自己所分析对象的反复检验。 牛顿创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第二个依据是开普勒的天体运动三定律。新天文学除了对人们关于宇宙的思想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以外，还有两点伟大的价值：第一，承认自古以来便相信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第二，发现科学真理就是耐心收集事实与大胆猜测相结合，这两点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在布拉埃观察的基础上，开普勒提出了天体运动三定律：(1)行星在椭圆轨道上绕太阳运动，太阳在此椭圆的一个焦点上；(2)从太阳到行星的向径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同的面积；(3)行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的平方与椭圆轨道的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 可见，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也是在耐心收集事实和观察的基础之上，然后进行大胆的科学猜测的结果，而且最终还要接受观察事实的检验。牛顿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基础上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和他同时代的科学家共同奋斗的结果。牛顿熟悉伽利略的运动定律，知道行星受一个被吸往太阳的力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力，按照运动第一定律，行星将作直线运动，这个想法许多人都有过。哥白尼、开普勒、胡克、哈雷及其他人在牛顿之前就开始了探索工作，并且有人猜想，太阳对较远的行星的引力一定比较小，而且随着距离的增大，力成反比地减小。但他们的工作仅限于观察和猜测。牛顿在他们观察猜测的基础之上借助微积分的帮助，给出了万有引力的公式：。其中的f表示引力，k是常数，m、m分别表示两个物体的质量，r是两个物体间的距离。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运用过如此单一化和统一化的方程式来描写如此广大的现象。从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公式很容易推出地球上的运动定律，在伽利略的地上物理运动和开普勒的天体运动定律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 万有引力定律的科学性还在于，据此而做出的许多科学预测被一次次地证实了。最有名的要算是哈雷的预言和海王星的发现了。哈雷仔细研究了有关彗星的各种记载，根据万有定律推算出彗星出现的规律，他的预言最后被证实了。天文学家阿达姆斯和勒未累分析了天王星的运动的不规则规律，得出结论：这种不规则性是由其他行星的引力而发生的。勒未累根据力学法则计算出这个行星应该位于何处，最后用望远镜发现了这颗行星。任何科学规律都应该具有预测性，它的说服力突出地表现在它的预测被证实的时候。 牛顿发现万有定律的过程有四个特征：一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二是依据自己的观察分析；三是统合了地球和天体两种类型的运动规律；四是据此而提出的科学预测被反复证实。乔姆斯基的理论建设过程不符合上述的任何一个特征。首先，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假说并不是根据认知心理学独立观察试验的结果，而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纯粹假想，迄今还没有找到它的生理基础和心理现实，它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似有不着边际之感。其次，乔氏把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截然分开，不重视语言应用现象的调查分析，其理论大部分是纯粹思辨的东西，缺乏证据和说服力。 第三。乔氏理论在共时现象的分析上似乎勉强可自圆其说。然而对于历时现象则一筹莫展，根本不能把语言中不同领域的规律联系起来。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因为很多语言规律只有在时间的长河中才能展现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共时和历时规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历时的事实有助于共时规律的探讨，反之亦然。最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会带来很多逻辑结论，如果小孩真的有一个天生的形式语法系统，那么他们在出生时或者出生不久就会创造复杂的句子结构，然后代人参数变成具体的语言。但是小孩的语言发展过程根本不是如此，他们在10个月左右才开始出现独词句，18个月左右开始出现双词语。2岁以后才逐渐出现复杂的语法现象，他们的语言能力是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和对周围世界观察的深入而一步一步发展完善起来的。童习得语言的过程中。看不到任何证据支持所谓的普遍语法的存在。 3．论证的逻辑和对待新理论的态度 人们在论证过程中，一种最常犯的错误是诉诸权威的言论。这在文科论文中尤其普遍。司文多次引用科学哲学家kuhn和现代汉语语法学家陆俭明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并没有论证他们的话为什么就是真的、对的，而是想当然地认为权威人士的话就应该是真理。利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属于论证的常见逻辑错误之一。 kuhn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科学家，他并不从事科学实验与分析。他对科学实践的概括和科学发展的预测带有很大的主观i生，并不完全与历史事实相符，也不能准确预测科学发展的方向。他的学说在科学哲学界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因此以他高度主观化的哲学概括来支持乔氏的理论，显得不着边际，空洞无力。 司文所引用陆俭明的下述一段话也不符合乔氏理论的发展事实：陆俭明(2004)作了很好的解释：“从表面看，乔姆斯基的理论年年在变，年年翻新，似乎表明他的理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他的假设，他的研究目标始终未变。”那么变4-1=的是什么，正如陆俭明(2004)所言。变4-1=的是实验方案和具体理论细节。 然而事实上，乔氏的理论自创立到现在半个世纪，已经经历了五种理论形态的变4-1=：(1)经典标准理论；(2)扩展的标准理论；(3)原则一参数理论；(4)管辖一约束理论；(5)最简方案。平均下来每10年变一次。如果如陆俭明所说的是“年年在变、年年翻新”的话，那应该是50余种理论形态。乔氏理论每次形态的变化都涉及到重要假设的改变，包括新的假设的提出和旧的假设的取消。比如他的原则一参数理论明确提出了前期没有的“普遍语法”假设，而且研究目标也有重要的变4-1=；又如其“最简方案”就抛弃了早期的“深层结构”的假设，研究目标随之也发生了变4-1=。乔氏的理论系统基本是思辨性质的，并不包含什么“实验方案”，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实验方案的变化。 司文再次引用陆俭明(2004)的一段话，批评我们前文对乔氏理论只是“贴标签”，没有深入了解乔氏的理论。其实贴标签也包括好的和坏的两种。对一种理论。或者因为自己长期的研究选择了这一理论框架。或者因为自己不了解其他相关的理论，或者是自己缺乏科学知识。或者因为对语言事实没有深入调查过，由此而产生的对某种理论的盲目崇拜，也是一种“贴标签”的行为。我们认为我们前文的论证是严谨的，论据是充分的，我们也能充分理解不同理论背景的人我们文章的不同反应和评价。 汉语学界缺乏理论创新，这与我们的学术风气不无关系。对别人提出一种新思路，在汉语学界往往会经历“三部曲”：第一部是对你“不屑一顾”；第二部是 “冷嘲热讽”；第三部是对你“围堵封杀”0在这种寒风凄雨的气候中，新的理论思想大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影响汉语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有门派错综复杂，无原则地推举夸饰自己门第的人，无原则地封堵诋毁其他学者的工作。这种状况只有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汉语语言学才能健康地发展，我们也才能对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做出真正的贡献。 司文评述我们的“语言能力合成说”道：“除了罗列了一些心理学中关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几点常识外，也没有做有说服力的论证，更没有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话中透露着轻蔑与不屑，但是她并没有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想要说的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是一种层级系统，语言能力是由更基本的认知能力协同合作的结果，而且这些基本的认知能力还合成其他知识系统，并初步论证哪些认知能力共同形成了语言能力。这一思想不仅语言学界迄今尚没有人明确提出，即使认知心理学界对此也没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并不是要声明我们发现了某种认知能力，而是探讨人何以能够创造和学会语言这一问题。现在把我们的初步思想拿出来跟大家交流，是想听取大家的意见，从而来发展完善它。我们这一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从那时至4"-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现代汉语和汉语史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果都以对自己母语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来比，在我们理论指导下的语言研究也是卓有成效的。以汉语史为例，我们已有三部著作对汉语上下三千年的发展全貌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它们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2003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科学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确立历时和共时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 上文提到，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只有能够成功解释语言发展规律的理论才是科学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这一标准太偏颇，因为不同的理论适用的领域不同。但是如果了解语言的本性的话，就会明白这个标准的合理性。 第一，任何语言都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而不变，都必然会发生变化；语言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可以把语言变化看作一个连续函数，设定代表在i时间点上的状况，f(xi一1)代表该时间点之前的状况，代表该时间点之后的状况。 第二，如果一种理论声称它是可以解释共时状态的，那么就意味着它必然能够解释该语言等时间位置的状况。又因为时间是连续的，f(x)代表的是一个历时过程，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任何能够解释共时状态的理论必然能够解释历时状态，反之亦然。从理论的过程可以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以乔姆斯基的理论发展为例，它创立于1957年，至-4""-已有50年的时间了，如果它能够解释这个时间区间的每个时点的共时状况，那么它就必然能够解释这50年的连续变化过程。如果乔氏的理论是学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可以解释未来的l0年、100年、1000年的语言状况。结论是该理论可以解释语言的整个发展史。可以用一个比喻帮助我们理解语言的发展过程。语言发展史如同一条历史长河，它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组成的，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是走向未来的出发点。要解释现在的状况必须了解它的过去，方能说明它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过程，能够预测它的发展方向。 第三，乔姆斯基的理论在历史语言研究中派不上用场，一筹莫展，那么声称能够解释共时现象的论断必然也是虚假的幻象。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典籍的连续性和丰富程度在世界上无与伦比，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汉语的发展历程。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l0余年，对汉语史语料做过广泛调查，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进行过多项研究，这是我们评说各种理论是非曲直的最重要基础，-tg是我们从事理论假设的主要依据。 4．结语 要提高语言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可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得到启发。但是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或者把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简单移植到语言学中去，或者采用自然科学的符号描段，这些方法都无助于提高语言研究的科学性，只能给人以一种科学的假象，而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探索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律。 我们的语言学理论假设还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欢迎任何真诚的学术批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关心和鼓励。我们期待着年轻一代的朋友，能够以一般的科学逻辑方法，在深人探讨语言现象的基础之上，做出更多的独立的理论思考。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摘要：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就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它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常规的自然科学研究却不是诠释学的。 关键词：自然科学 诠释学 自然科学诠释学 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在两个层面上一直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首先，自然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其次，如果是，它又如何是诠释学的？在什么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 这里将跳过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直接从历史的角度切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在我们历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和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这样的问题之后，也自然对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给予了一个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个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诠释学与自然科学 “诠释学”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在希腊神话中作为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务是来往于诸神与凡人之间,给人翻译和解释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自然现象来体现的，自然万物本身也都体现着诸神的到场，所以，古代的诠释学也意味着通过自然现象来解释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种猜测神的旨意的技术，所以柏拉图在《伊庇诺米篇》中把占卜术与诠释学归为一类。 在中世纪，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不过，对圣经的解释也包含着对自然的解释，因为自然被认为是上帝之手写就的大书，被称为“自然之书”。“自然之书”观念可以追溯到圣经的经文。在教父时期，许多神学家都发挥了圣经中所包含的自然之书观念。在中世纪，自然之书观念则广泛流行起来。 所以，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本来就没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着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也可以说，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本来就是诠释学的。 这样的诠释学自然科学一直延续到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在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这种自然科学甚至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而且也正是这种繁荣才拉开并推动着科学革命的进程。狄博斯说：“尽管我们指出数学抽象和量化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当时的意义似乎不如现在这么重要。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回复到‘真正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似乎远为重要。”（[1]，p156） 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以当时广泛流行的赫尔默斯主义（hermetism）为代表。这个赫尔默斯是一位被附会为埃及智者的人物，并被认为是由费奇诺（ficino）所翻译的《赫尔默斯全集》的作者。他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术复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2]，p.18）。赫尔默斯主义属于新柏拉图主义，它的最大特点是使用自然法术（包括炼金术和占星术等）来研究对自然的控制，把自然法术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在它看来，隐蔽着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日月星辰的支配性力量等都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可以解释和运用的，自然法术就是探讨自然过程的最完美的科学。帕拉塞尔苏斯及其学派的活动就典型地代表着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自然法术特色。 以“自然法术”形式存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不仅是要理解和解释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这种神意和神秘力量运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它与古老的诠释学一样，是“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的完整统一，属于一种特殊的“实践智慧”，所以也应该属于诠释学的范围。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默斯主义与“自然之书”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更早时期流传下来的“自然之书”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乃至整个科学革命时期都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文艺复兴时期，《圣经》和传统自然哲学著作的权威一步步受到削弱，自然之书的重要性则越来越为自然科学家们所认同。人们“抛开盖伦、阿维森那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自然进行界定——它是由上帝亲自书写、制作并编辑起来的图书馆”，“每一块土地都是自然之书的一页，而那些想探究自然的人必须用双脚踏在自然之书上”。（[3]，p195） 托马斯•梯米（thomas tymme）在1612年的书中说：“自然之书的智慧……吸引我们去思索伟大的、难以理解的上帝。我们会为他的伟大的作品而感到荣耀，因为各种天体的规则运动……各种元素的联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又有如此多的诠释学者在教导我们，上帝是它（他）们的动力因，他们侍奉的上帝作为终极因显现在它（他）们之中，并为它（他）们所证明。”（转引自[1]，p20。对照旧译本做了稍许改动） 作为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而为科学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伽利略也没有跳出自然之书的观念。他认为，我们能在上帝的所有工作中发现上帝的伟大，能在打开着的宇宙书卷中读到上帝的伟大，自然之书包含着深刻的无穷奥妙。对于神圣的自然之书，我们须使用神圣的数学予以解读：“除非我们首先学会理解其语言并阅读构成它的字母，我们就不能理解这本书。”（[4]，pp237-238） 甚至牛顿也认为自然是真实的天启之源（[5]，pp232-3）。 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 自然法术传统和自然之书传统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自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和诠释学分别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与诠释学已经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首先是自然科学经过科学革命而摆脱了自然法术传统，并逐渐远离了自然之书传统。 持有自然之书观念的开普勒比较早地批判过赫尔默斯主义和自然法术；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机械论和普遍数学思想则早在自然之书观念和自然法术盛行的时候，就已经在破坏着它们的基础；伽利略在解读自然之书的时候，由于拒绝“原因”解释而仅仅使用数学描述，实际上也已经在侵蚀着自然之书传统，与自然法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牛顿曾全身心地从事炼金术研究，却把有关炼金术的手稿都封存起来而不予以发表。这被人看作是一个象征：接下来的世纪将是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被封存起来的世纪。 伽利略和牛顿已经不再妄想追溯现象背后的本质，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理解而言始终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用外在描述方式来代替解释方式并以此来说明自然，由牛顿所定型的这种力学方法，自此之后迅速地扩展到物理学的其它领域，继而又迅速地扩展到其它自然科学领域。到19世纪的时候，“实证的”自然科学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自然之书观念也逐渐地在科学家那里失去了市场。地质学和生物学的革命向不变论提出了挑战，这也使人们很难相信始终变化着的自然界仍然是上帝书写的神圣之书。 另一方面，诠释学自身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演变，也使得它越来越远离自然和自然科学。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既展开了对自然的研究，又开展了宗教改革运动。就诠释学的发展来说，宗教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圣经的世俗化。它把圣经与古典作品同等对待，而这种同等对待就使得诠释学逐渐成了对文本的一般性解释方法。在18世纪，诠释学从圣经注释方法发展为语文学方法论。到19世纪初期，施莱尔马赫把诠释学发展为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门普遍科学或艺术，使之包容流传下来的所有文本，而不只是那些古典的、权威的或神圣的文本。从此以后，自然法术就不再是诠释学所关注的对象了，而自然之书观念的衰退也使得自然这本大“书”不再被包含在诠释学的“文本”之中了。 到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有效性给人文科学提出严重的挑战：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何在？为了给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并同时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狄尔泰进一步把诠释学发展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在狄尔泰这里，人文科学是对世界的内在“理解（verstehen）”，即理解世界的生命和精神，而这种理解所需要的程序、方法或技巧就是“解释”（auslegung）。由于生命和精神具有类似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内在经验通过心理转换就能够进行转移，人也因而能够进入内在的精神世界。正是这一点使得以关于理解和解释的诠释学为其方法论的人文科学具有了科学性和有效性。狄尔泰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为人文科学争得了自身的独特地位，但是他的做法实际上也已经默认了实证科学的强势地位，只是力争这种实证科学不要再进一步侵入到人文领域。同时，狄尔泰的诠释学也由此确认并强化了科学与人文的二分。 按照狄尔泰的说法，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而把个别事例归入一般规律之下，但诠释学所探讨的是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而生命和精神是不可直接观察的、有目的的、从事着价值判断的、有传统的和变化着的东西。狄尔泰的“理解”和“解释”特指对所说、所写和所做的语言、文字、符号、遗迹和行为的把握，也就是对一般表达所包含的意义的把握。由此，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说明（erklarung）”根本就不能是这样的“理解”和“解释”。“解释”是阐释性的、揭示性的，而“说明”则是外在描述性的、因果性的。如果我们说“理解自然”，那也只是一种形象化比喻。 所以，只要把诠释学看作是纯粹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就不可能是诠释学的。 三、20世纪有关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争论 波普尔既不同意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不同意狄尔泰仅仅把诠释学局限于人文科学领域。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对事物的一种译解或注释，是不可能不出错的；再者，知识绝不可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和某些问题，所有的观察都是渗透着理论的、有选择性的，总是在一定的境况中去发现某种结果。另一方面，波普尔认为，理解无疑是人文科学的目的，但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目的。人类和自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爱因斯坦对宇宙实在的理解与人文科学中的理解至少有四点相似：“（1）如同我们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别人，我们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们由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某种合理性而去理解人们，我们可以因为自然规律中固有某种合理性或某种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规律。这几乎是所有的大科学家（至少是从阿那克西曼德以来，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话）的自觉愿望；而这种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顿、以后在爱因斯坦的引力学说里得到某种暂时的满足。（3）爱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种与人文科学相同的意义——试图按我们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当作一种创造。（4）自然科学里有这种情况：人们意识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动最后归于失败——这一点人文科学家进行过许多讨论；而且被归咎于其他人的‘异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个完整、真实的东西时的不可避免的过分简化。”（[6]，pp194-5） 所以，波普尔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是把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看作是适合自然科学的唯一哲学。（[6]，p195） 波普尔的观点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家来说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波普尔对狄尔泰和实证主义者的否定是以朴素实在论为前提的，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又与其证伪主义观点一样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在上述引文中，他所谈论的自然科学实际上指的都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他所列举的科学家都是一流的大科学家。当一流的大科学家探讨自然科学的基础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为哲学家在探讨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问题，这些探讨确实是诠释学的。但是，大多数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并不总是每日每时地去研究这些宏大的问题，并不总是连续不停地去提出新理论、证伪旧理论。[7] 库恩就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上纠正了波普尔的这种偏颇。 波普尔的诠释学观点是在批判狄尔泰等人的观点中提出来的，库恩则是在与charles taylor的直接辩论中明确提出其诠释学观点的①。taylor持有与狄尔泰相似的看法，认为人类行为的意义需要诠释学的解释，而自然现象则不需要这种解释，如果说它们具有某种意义，那其意义对于所有的文化来说也都是一样的。库恩则认为，同一个自然物体对于不同的文化或共同体来说，其意义是不同的，我们今天的天体就与古希腊的天体不同，而且这两种天体概念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是因为关于自然界的概念都是为一种范式或一个共同体或一种文化所拥有的，从古希腊的范式到我们的范式，其中已经发生了革命，我们和古希腊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由于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都是以其从事者所接纳的一组概念为基础的，这组概念又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必须运用诠释学的技巧才能让非共同体成员加以接受。所以，库恩把这组概念称为科学的“诠释学基础”（hermeneutic basis），实际上也是他以前所说的“范式”。但是库恩认为，在有了这种“范式”或“诠释学基础”之后，科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常规科学研究——则通常不是诠释学的，因为这些工作只是根据范式来解决难题。因而，库恩的最终结论是，“尽管自然科学可能需要我所说的一种诠释学基础，但是它们本身却不是诠释学的事业。”（[8]，p133） 虽然库恩在科学诠释学问题上得出了谨慎的、限制性的结论，但受到他本人极大影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却并没有遵守他的限制。他们大都把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加以引申和改造，把整个的自然科学，包括具体的科学知识甚至具体的数学知识和逻辑知识，都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都看作是诠释学的。不过，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大都把自然科学诠释学作为他们工作的前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自然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之中了。但受到欧洲大陆现象学-诠释学强大影响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们则与之不同，他们不仅仅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而且还对自然科学展开大量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分别从科学史、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交流、科学描述等不同的方面来揭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综上所述，自19世纪末期以来，关于自然科学诠释学问题的争论，大致已经出现四种不同的态度：受狄尔泰和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都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波普尔在科学哲学领域首先批判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也看作是诠释学的；库恩通过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研究的区分，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则大都把“常规科学研究”也看作是诠释学的。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说完全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实证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对于近现代科学来说，它又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呢？是仅仅自然科学的基础具有诠释学性质，还是整个的自然科学都是诠释学的？如果用库恩的术语来说，这里争论的焦点显然就在于：“常规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四、存在论诠释学与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诠释学本身的含义。实际上，诠释学在20世纪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诠释学了。经过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根本性改造，诠释学不仅是方法论的，它首先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论的（本体论的，ontological）。用希兰（patrick a. heelan）的话说，诠释学已成为指向存在的“强诠释学（strong hermeneutics）”，而不是仅指向狭义文本的“弱诠释学（weak hermeneutics）”。（[9]） 海德格尔首先把诠释学改造为此在诠释学意义上的存在论诠释学。此在诠释学要展示的是作为此在的人的本己存在的意义、一般存在的意义以及在人的周围世界中的非此在事物的意义，它也因此为认识这些事物的科学提供基本的视域或方案。另一方面，此在诠释学通过对人的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展示，也为历史科学（精神科学，人文科学）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在更深层次上也把狄尔泰的诠释学包容了进来。 作为此在诠释学，存在论诠释学的理解不是与“说明”相并列的一种认识方式，也不是要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理解本身作为此在“在世”的一种基本方式，是构成狄尔泰式“理解”和“说明”之共同基础的东西。存在论诠释学的解释也不是狄尔泰那作为方法和技巧的“解释”，而是指理解的“造就自身（sich auszubilden，developing itself）”（[10]，p188），即，把在理解中所突开的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整理出来。这种解释因而就具有理解的前结构，即“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视（vorsicht，fore-sight）”和“前概念（vorgriff，fore-conception）”。这种“前结构”是由事情本身所决定的，并构成解释者不言而喻的先见。 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后期，随着他的ereignis的转向，其存在论诠释学也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含义，这就是突出强调对存在意义的聆听和归属，对ereignis的圣言（sage）的接受和遵循。至此，海德格尔又在存在论层次上回复了诠释学的某种古老的意义：诠释学首先意味着“承载消息和音信”（[11]，p29），“在引出音信、保存消息的意义上”（[11]，p32）来使用“诠释学”这个词。 加达默尔遵循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诠释学进一步变成系统的诠释学哲学，并以此来揭示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12]，p4），也就是揭示“先见”、“权威”、“传统”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如果对存在论诠释学加以简单概括的话，可以说它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存在论诠释学把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本质；二是存在论诠释学旨在从人的生存或存在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人的认识方法的角度，去揭示人是如何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的，亦即它是从人之生存整体的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意义的一般诠释学处境的。 从第一点来看，由于对存在意义的追求是人之生存的本质，所以它在本质上体现于人的所有活动之中，从而也体现于人的各种各样的认识活动中，体现于自然科学的各种认识活动中。由此，对自然科学基础的研究与常规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在根本上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也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诠释学的性质。 从第二点来看，在如何追求存在意义的问题上，存在论诠释学给我们展示出来的一般诠释学处境是：不管是在哪一种生存活动中——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艺术活动，也无论是实践活动，还是认识活动——人都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去追求存在的意义的。由此，作为人的生存活动之一的常规科学研究活动，必然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研究以及人的所有其他活动一样，作为本质上对存在意义的追求，都同样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的，具体来说，都是从理解的“前结构”或“先见”出发而进行的一种“视域融合”。因而，常规科学研究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诠释学的一般处境，它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当然，常规科学研究是严密的、精确的、程序化的解题活动，常规科学知识是体现在命题、定律和理论中的确定的、客观的知识，它不是像人的主观精神那样流动不居，它本身是主观精神的客观化和永久化。但是，常规科学知识正是以这些确定不变的形式，来长久“保存”在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有关实在的信息，进而也长久“保存”在其范式和基本方案中所揭示的存在的意义。希兰就认为，“生活世界的意义场域不断地被科学的理论活动所精炼、替换或改变”，这恰恰显示出科学的诠释学性质。（[13]） 常规研究从一个方面说无疑是一种实验研究，这种实验是通过对实在的控制和逼迫，而提取出有关实在的信息。但这种控制性和逼迫性的操作是在认识过程中由原初的理解所必然衍变出来的，并归根结底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常规研究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无疑是一种数学研究。但这种数学研究正是由自然科学的“数学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为常规研究奠基的时候，那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比如伽利略的工作）事先从数学的角度为常规研究打开了视域，提供了对存在意义的基本理解，具体的研究只能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只能活动于这种数学的视域中，只能是一种数学研究。（[14]） 数学化的常规研究恰恰表明，其自身有一个数学化的“前结构”，是对原初数学式理解的展开、保存和运用。 总之，从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常规科学研究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活动，必然归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因而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五、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在我们揭示出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之后，有必要再进一步指明其范围和限度。这个范围和限度就是：仅仅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才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 方法论与存在论本来是不可绝对分开的，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但是，当我们所说“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的时候，我们已经表明方法论和存在论其实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存在论是方法论的底层和基础。这样，当常规科学在存在论上具有诠释学性质的时候，它在方法论上未必也保持其诠释学性质。实际上，它恰恰在方法论上失去了其诠释学性质。所谓在方法论上失去其诠释学性质，就是说它的方法在整体上和细节上都失去了诠释学的性质，其方法不是诠释学方法。诠释学方法是一种哲学方法，哲学方法严格说来不是方法，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程序化的和对象性的技巧。这样，常规科学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方法，就其作为方法而言，都由于其程序化和对象性的特征而不属于诠释学，因而在方法论上不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库恩为什么要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了。他的否认完全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的，他完全没有涉及存在论问题。（库恩的否认还有另外一点考虑：他的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概念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导致了相对主义。这一方面引起了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库恩自己来说也确实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限制，并与传统科学哲学观点进行了某种妥协。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问题上，库恩的这种限制和妥协就表现为仅仅承认自然科学基础的诠释学性质，而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关于“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进行历史的追述和廓清之外，又对近现代意义上的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进行了专门分析。现在让我们概述一下自然科学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 古代的、中世纪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在诠释学的最古老的意义上，即作为对神的音信和旨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都是诠释学的；从后来的方法论诠释学和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它们也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对于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也就是说，不仅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且常规科学也是诠释学的；但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只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常规科学则不是诠释学的。 对于近现代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我们明确区分了存在论层次和方法论层次，这具有特别的意义（[15]）。因为如果我们不加区分的话，笼统地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很容易引起误解。这种误解首先是对自然科学本身的误解：既然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那它就与哲学人文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它与神话、巫术和近代以前的科学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这就不能使人们真正把握近现代科学的本质和精神，甚至会对科学的自身发展造成一种干扰。这种误解其次是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误解。由于科学家本身不是哲学家，他们一般对存在论诠释学是比较陌生的，他们只可能知道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分别地告诉他们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他们就会认为诠释学家完全是胡说八道：严密的、精确的、实证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怎么能是“诠释学的”呢？索卡尔（alan d. sokal）之所以会写文章嘲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其原因正在于此。 对于自然科学家难以理解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也应该予以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出于宽容，而且也有着学理上的根据。自然科学方法不可能把握自然科学本身。物理学实验能够研究物理的世界，但不能研究物理学本身。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当他作为自然科学家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时候，他是身在科学的“庐山”之中而纯粹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他因而就不能跳出科学之外来认识科学的“庐山”真面目，他无法看到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无法在存在论的层面上看到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所以，在与科学家对话的时候，我们必须申明：就方法论和方法而言，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科克尔曼斯（joseph kockelmans）所说的“科学事业自始至终都是彻头彻尾的诠释学事业”、“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诠释学的成分”、“生来就具有诠释学的成分”（[16]）等，只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才是恰当的。 自然科学论文:浅谈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 (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 “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 ，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 ，恩格斯早在19 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 ，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 ，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 ，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 ，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 ，从培根起 ，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 ，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 ，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 ，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完全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 ，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 ，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唯一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完全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卓越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自然科学论文:文理学科的交融——试论张之路小说的“自然科学情结” [ 论文 摘要]张之路作为一个“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受到了长期伴随其生活的 自然 科学 及其高级形态——科学技术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然科学情结”，在大量表现于其创作中的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思的精神，从而使张之路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保持儿童喜闻乐见的趣味性还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张之路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文 理学 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种高层面的融合。 [论文关键词]张之路；儿童文学创作；自然科学情结；文理融合；理科知识 “情结”一词最初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指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一种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但它在19末至20世纪初开始被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位精神分析学说和原型批评的大师广泛运用于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中。于是“情结”的意义从单纯的心理学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延展，它已不仅仅指那些无意识的行为，许多执著于某一方面的感情也被纳入其中，“情结”已经成为今天在中外文学批评中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某种甚至多种情结。作家们自然也都有其难以割舍的情结，这些体现于其作品便是他们努力的去表现某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就存在着一种“自然科学情结”，他在作品中总是着力描写、刻画与自然科学相关的人或事，同时还对自然科学产生的科学技术予以关注：或正面对科技进行肯定，希望其普及；或从反面对科技的 发展 进行批评、反思。这些构成了他“自然科学情结”的基础和主要内容。 张之路的“自然科学情结”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时密切相关的。他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又做过多年的中学物理教师，因此他对自然科学，具体说来就是理科的知识有着很深的理解。这在张之路的心底已经成为一种积淀，并表现于作品中——他的小说中塑造的教师形象几乎都是理科老师：《第三军团》中的班主任可子晏是化学老师、《题王许威武》中的许威武是物理老师、《夏雨》中的夏雨也是化学老师，等等。这些有的是与作品有很大的联系，是作品所需要的，但也有一些人物和他们所教授的学科几乎与整个作品的故事进程并没有太多的联系，是可以不必具体交待的，但是张之路却把他们都十分明确的写了出来，这只能说是他的一种情结所致——他对自然科学太过于熟悉，在创作中很难不予以流露。另外正是由于张之路对理科知识的熟悉，在一些作品中他对上课(当然是理科的课)的过程也有细节性交待。例如曾在其多篇作品中出现的那个用香烟灰来做糖燃烧的催化剂的实验。这个实验的原型正是张之路自己，他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央电视台给小朋友们现场演示过这个实验。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这些与内容关系不大的理科知识和情节，并不能说是张之路的有意卖弄。这就与同为儿童文学作家的董宏猷在他的小说《十四岁的森林》中，每隔几章就插入一篇有关动植物介绍的科普短文有着异曲同之妙：它们都是知识的介绍，但是作家却能很好的将这些糅入到作品中，不会使读者们感到枯燥、突兀。张之路的创作主要是儿童文学，读者自然是以少年儿童居多。所以像这样在作品中适当出现的介绍理科知识的内容便会在孩子进行文本阅读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其影响。孩子们不一定都会理解，但是至少能够使他们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粗略了解以后再去学习，更有助于促进儿童对知识的掌握。在这样的过程中少年儿童既欣赏到了文学作品，更从中收获了文学以外的知识，可谓一举两得，而且这样的知识的获得远比老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述、呆板地实验更加行之有效。张之路这种对自然科学的介绍应该说，更多的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正是这使得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趣味性中蕴含了智慧的启迪作用。 如果说张之路在小说中对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科知识的交代尚处于一种情结的无意识状态的话，那么他作品中的许多涉及到先进科学技术的情节内容便可以说是有意而为的了。张之路喜爱自然科学，这就使他在作品中不会仅有表层的流露，不会满足于仅表现一些理科的基础知识，而要再进一步触及更高层次的内容，那就是科学技术知识。 张之路曾说：“科学史这样神奇，这样有力量的把一个肉眼凡胎几乎不能相信的景观拉到你的眼前，使你心有所悟!”这足以说明张之路已把单纯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提升到了 现代 科技的高度。这已不再是“情结”的不自觉表现，而是有意识的要体现出来。这种思想也大量的出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张之路有很大一部分作品属于幻想小说，但它们又不同于纯粹的科幻作品。幻想小说扎根于现实，其中有很多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科幻小说所虚拟出的过去或未来的景象。他重视科技，但科技不能够象文学那样浪漫神奇，它十分严谨，是一种周密的现实逻辑。可是这也并不影响在文学作品中有关科技的想象力的发挥，科技是幻想的翅膀，二者并不是背道而驰的。正是由于它们的紧密联系，在张之路的小说里才总是出现与科技相关的幻想：如在《魔表》中，他对最后被制造成手表机芯的外星不明飞行物的残骸首次出现的情形进行的描写： 据世界科技组织报道，今天清晨四点半，一不明飞行物在电力层发生爆炸。据权威人士分析，它极有可能来自外际星球。世界各国都希望得到爆炸的残片…… 这段文字描写既交代了这个神奇机芯的来历，同时经过渲染又烘托出了一种神秘的感觉。另外，《好玩!佳佳龟》中从电脑里爬出的小乌龟也是。这些作品中的幻想的核心部分都与科技相关联，科技可以说是它们的载体。我们当今的时代是 科学 技术飞速 发展 的时期，各种新的技术几乎是日新月异的变化着，因此国家想要发展进步，科技是必不可少的，而掌握高尖端科技的主要力量在于青少年。张之路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现今天科技的现状，以便使阅读这些作品的孩子们能够紧跟住时代的步伐。在他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先进科技对于孩子的帮助和影响，科学技术对孩子而言已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抽象形态，而是一种内化的心理机制：他们对科技不仅向往，而且十分崇尚。《非法智慧》中的郭周，从小就泡在电脑上是个电脑天才，也就是靠他的力量最终摧毁了“阴谋”，挽救了同学。张之路以幻想文学的形式来表现科技，科技也是幻想不可或缺的推动力，科技促进幻想，幻想启发科技，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张之路认为“幻想使人变得聪明”，所以科技与幻想相结合是让孩子接触高科技，提升想象力的很好途径。这也是他着力于表现科技的目的之一。 张之路尽管热衷于科学技术，并将其体现在创作中，大力向小读者介绍，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受益，但是他所具有的并不是那种狂热的思想，而是对科学技术辩证地去看待。我们不可否认科技对于当今时代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它的负面影响。随着科技的不断壮大，它所涉及的领域也正扩大，对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人们对科技的依赖更使其迅猛发展。一个事物的发展壮大的过程必然衍生出许多负面的影响。科技的某些消极方面 自然 也在其发展过程中日益凸现出来。 张之路敏锐地捕捉到一些生活中由科技的极速发展而造成的弊端，并用文学的形式给予表现。他对科技有执著的表现，积极的倡导、推广，但同时也注意到了科技的不良影响，这就使他的作品中带有了一种忧患意识，为作品增添了一层反思的色彩。在《非法智慧》里，陌生人一伙向青年学生身体中插入一种可以遥控的能提高智商的芯片，为的是可以通过芯片控制这批被机器化的高智能学生，进而达到控制整个国家命脉的罪恶目的。在这里“芯片”就是高科技的代名词。这种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东西本来会造福人类，可是却被应用到阴谋之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书中的结尾，张之路借用陆翔风的口说道： 有些东西我们有能力去做，但是我们不应该做，就像许多年前我们可以制造核武器进行战争；我们可以用水银提炼黄金；我们可以用ddt农药杀虫。可我们最后决定不去用这些最终毁灭人和环境的东西。如今，令人眼花缭乱的崭新的科学技术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如果，我们没有人性化的思考，人类终究会有一天遇到自己制造出来的天大的灾难!……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科技的发展是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又可以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人类本来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掌控的能力，否则也就不会产生出高科技，但是由于科技所带来的丰厚的利润和报酬使人们发生了异化，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变得非人了。这便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异化后的人再生产出对人类不利的科技，这样的科技再去异化更多的人……，这是一个可以循环往复的可怕过程。儿童是产生新科技的希望，所以儿童正是一个应该予以充分关注的关键点。孩子们应该去接近科学技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们对于科技的分辨能力也是最为薄弱的，最容易受到其负面影响的冲击，面对科技的异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张之路的小说起到的便是这样一种警示的作用：引导孩子们正确的认识科学技术，使他们现在及日后真正做到能够使科技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又不被其消极方面所囿。张之路能在对科技进行展望的同时也对其进行高层次上的反思，这对一个作家，尤其是为关系到国家将来前途命运的儿童进行创作的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张之路走上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偶然的”，他作为这样一个“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自然会受到长期伴随其生活的自然科学及其高级形态——科学技术的影响，形成一种情结。并且大量表现于其创作中的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思的精神，从而使张之路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保持儿童喜闻乐见的趣味性还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张之路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文 理学 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种高层面的融合，意义也十分深远而重大。 自然科学论文:西方自然科学家宗教信仰探析 摘 要:科学和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西方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家都是宗教信仰者,在这些科学家身上,宗教和科学彰显着和谐。这些科学家所信仰的上帝并非我们常人所理解的干涉自然事件、决定人类命运的最高神,而是宇宙间的自然规律、世界秩序,这种信仰是一种无神论的信仰,是一种强烈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情感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最高动力,激励着他们去发现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奥秘。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帝伫立在科学无限探索的尽头,研究科学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 关键词:科学;宗教;上帝;宇宙宗教情感 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宗教的本质是以信仰超自然力量为核心的信仰主义体系,它相信超自然的上帝或神灵主宰世界,用超自然的原因去说明世界,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归结为神的意志和表现;而科学本质上则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把一切研究对象都视为不依任何人的精神或神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它们的产生是基于事物本质所决定的自然原因,它们的变化服从于客观规律,科学不承认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及其对世界的作用,也反对用超自然的力量和原因去说明世界的任何现象及其发展进程。在对事物的说明和理解中,如果引进超自然的力量和范畴,那就不再是真正的科学。宗教和科学的信仰方式和理解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宗教信仰是宗教的基石和指导思想,科学家是科学的坚定拥护者和忠实实践者,从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对立而言,似乎科学家应该无缘于宗教信仰。然而纵观科学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坚定的宗教信仰者。那么,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宗教信仰是怎样的一种信仰?这些信仰又是如何“引领”他们在科学上取得建树? 1 上帝——颠扑不破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它的著作里留下了许多关于上帝、宗教、圣经等方面的论述,他在76年的生涯中,曾多次坦率地谈到过他的宗教信仰。1929年4月24日,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从纽约发了一份电报到柏林,问爱因斯坦:“你信仰上帝吗?”并要他用电报回答。爱因斯坦当日就发了回电,内容为“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 那么,所谓斯宾诺莎的上帝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欧洲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论。泛神论的核心观念是: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是唯一的无限实体,上帝和大自然是同一回事。黑格尔曾指出,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叔本华认为“泛神论是一种客客气气的无神论”,费尔巴哈对此也有过类似的见解:“泛神论是站在神学立场上对神学的否定”,“无神论是颠倒过来的泛神论”。在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思想史上,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深深影响了西方整个文化——从哲学到文学、绘画和音乐,再到自然科学,西方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优秀的艺术家和杰出的科学家无不受惠于斯宾诺莎把上帝还原为大自然这一光辉思想。泛神论成了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泛神论者在宇宙中看到了上帝和在上帝那里看到了宇宙,在对宇宙秩序的赞美、欣赏中,他们的观念和情绪相混合,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发现了宇宙间的许多本质现象、规律……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不是一个躲在天宫中、能干涉自然界事件的人格化了的神,而是颠扑不破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 普朗克的宗教信仰也很突出。1947年,这位行将辞世的伟大理论物理学家在一封书信中解释了他的宗教信仰,说他本人“一向是一个具有深层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作为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普朗克心目中的上帝即世界秩序,他将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等同于宗教的上帝,在他看来,外在世界是一个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绝对的东西,适用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代表着、体现着一种神性,宇宙结构中显露出的秩序和美丽,就是上帝的化身。 牛顿对上帝也有类似的看法“上帝根本没有身体,也没有一个体形,所以既不能看到,也不能听到或者摸到他,也不应以任何有形物体作为他的代表而加以膜拜……我们只是通过上帝对万物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显然,牛顿的上帝是宇宙和谐、绝妙的安排,上帝的本性不是别的而是熔铸在他的物理学本身之中,熔铸在他关于绝对空间、时间和重力等的概念之中。 此外,现代的许多科学巨匠,如莱布尼茨、康托尔、法拉第、玻恩等等,都是具有深沉的宗教信仰。莱布尼茨认为,上帝按照数学法则建造了整个宇宙,上帝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数学中集合概念的创立者康托尔心中的上帝是熔铸和体现在数学的宏伟体系中的;法拉第心中的上帝是世界的终极和谐;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m·玻恩心目中的上帝是在各种飞驰的现象中,那根巍然耸立不变的规律之杆;…… 上述有关科学家心目中上帝的表述尽管不尽相同,但其隐含的本质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信仰的上帝没有任何拟人化的特征,不需要任何外表的形式,诸如直指蓝天白云的教学尖顶,还有半明半暗的烛光以及其他仪式,与教会信奉的那个干涉自然事件的“上帝”有着天壤之别,更与尘世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祈求赐予幸福的那个“神”没有任何关联;他们的上帝本质上是井然有序的宇宙结构、世界秩序、不容颠扑的自然规律,他们的信仰实质上是对实在——外部实在世界——理性本质的信赖,有着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 2 “朝上帝走去”——上帝伫立在科学探索的尽头 什么样的志向和信仰,就产生什么样的成就。我国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说:“学本立于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 爱因斯坦信仰宇宙是完美的,简洁的和可以被理解的,并且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的努力有所感受,他的志向始终是思考一些大问题,用其自身的努力去猜测上帝的方针,揭示大自然的普遍原理,从而更好地理解上帝、接近上帝。在他看来“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能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的浮现在我的心目中。”爱因斯坦这一最高目标,正是他的志气和信仰所在!在漫长而多艰的科学旅程中,他的这种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宗教信仰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激发其志气,使其勇于求索宇宙之秘、析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的不可穷竭的源泉。 普朗克,在大自然的规律性、对称性面前表现出了无比的敬畏之心和激赏的情怀,认为这种规律性、对称性恰是宇宙结构中显露出来的秩序和美丽,而这就是上帝,是绝对的东西。在《科学自传》中他曾写道:“外在世界乃是一个独立于我们的绝对东西,寻找那些适用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这在我看来就是科学生涯最美好的使命。”在《宗教与自然科学》一文的末尾,喊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口号:“朝上帝走去!”他对绝对东西(如物理学中的普适常数)的追求和依赖,走近上帝的渴望,不仅构成了他从事科学研究最深厚的动力,而且使他饱经忧患的一生充满着温暖、慰藉和光明。最终他提出了量子假说,发现单个光子的能量e与其频率之间有恒定的倍数关系:e=hv,h=6.62606896×10-34j·s(为纪念普朗克后人称之为普朗克常数),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量子力学及相关科学的发展。 牛顿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同他对宇宙合理性的深挚信念,以及热切地想了解它的愿望,也是分不开的。在重力这个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前,他竟怀着一种深深敬畏和赞叹的感情:“重力必然是由一个按一定规律行事的主宰造成”。这个规律牛顿最后找到了,那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但宇宙最初的推动力又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他苦苦追索之后归功于“上帝是第一推动力”,是上帝推动了宇宙各星体的运动,从而产生了万有引力。 莱布尼茨也是一个渴望能看到宇宙中“预定和谐”的人,数学在他眼里,全然不是别的,而是上帝的杰作,他一向把他渊博的知识、认识和研究工作同上帝联系起来,对上帝的认识是他的工作的最高目标,研究数学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康托尔深信无穷数列是森严、和谐、永恒宇宙秩序的象征,它们都具有神性,集合论中的(连续统)势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通向无限的皇冠、通向上帝的皇冠的阶梯;对法拉第而言,同样是与上帝近距离接触的渴望引导他走上了物理学研究的道路,并且做了许多伟大的实验,揭示了大自然的一些基本奥秘;玻恩在科学研究上的冲动也是源于他对上帝、美和真理的敬畏和追求,他渴望在飞驰的现象中、急旋的万物中找到这些固定的、安静的东西。 在这些具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看来,科学研究是通向“上帝”之路。上帝在无限远方的召唤,使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固定不变的支撑点,于是他们的心灵在这个支撑点上找到了平衡,达到了神有所归、虑有所定、心有所寄和灵有所托的安稳境界,这种境界完全可以使他们在科学探索的征途上打破物质界的种种诱惑,心中无任何偏见、私意地投身科学,不考虑个人荣名,甚至为捍卫科学真理可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为利夺,不为害怵。众所周知的布鲁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为捍卫“日心说”他被教皇处以火刑,至死都临危不惧……反之,如果他们世界只有科学而没有上帝,那么他们的精神支撑点将会崩溃。上帝是他们献身科学的精神因子和人格力量。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指引着、激励着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探求科学真理。理解上帝、接近上帝的渴望,乃是他们追求科学真理的强大动力。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他们的宗教观是泛神论,他们信仰上帝,实质上是信仰宇宙的和谐、完美和可以被理解的特征,是对实在——外部实在世界——理性本质的信赖,是对宇宙合理结构和井然有序的一种献身、崇敬和赞叹的感情和心理状态。但他们对宇宙和谐、完美的虔诚和狂热,对宇宙合理结构和井然有序的崇敬、赞叹甚至愿意为之献身的感情和心理状态却同宗教的精神如出一辙。这种虔诚、狂热、崇敬、赞叹的感情和心理状态无时不在激励着他们去发现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奥秘,对他们而言,上帝伫立在科学无限探索的尽头,运用科学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法则和秩序则是通向上帝的唯一正途。爱因斯坦生前常常说“大自然是一位难以接近的女神”,科学的探索困难重重,接近上帝乃是他们克服困难、追求科学真理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是一种崇高、庄严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是科学研究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而且也是使科学研究最富有生气的灵感源泉!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一个科学家可能信仰宗教,一个宗教信徒也不妨碍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在一个人身上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科学是理性和逻辑的象征,而宗教则是情感和直观的代表,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还是情感的动物,人不会充当一部只按逻辑运算的计算机。科学取消了作为第一因和目的因的上帝,却无法取消人类对于天地万物的终极思考,尽管这种终极思考可能是非理性的,但这种非理性的思考却给理性的科学指明了航向。难怪爱因斯坦在《科学和宗教》一文中指出:“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情感的源泉却来自宗教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源泉的是这样一种信仰:相信那些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是合乎理性的,也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仰。”“科学没有宗教是盲目的,宗教没有科学是跛足的。”“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更加深远了。”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论文 一、抓好三个环节，实行分段管理 从申请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过程来看，可以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分为前期管理、中期管理和后期管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管理重点各不相同，只有针对性地把握其管理要点才能获得最大效益，达到管理的最优化。 1前期管理 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前期管理是前提性的基础工作，只有这一步做好了，才能保证下一步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前期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认真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搜集信息；做好申报项目动员工作，让每一位有条件的研究人员都积极主动地申请资助项目；开展系统的申请书写作培训讲座，严格申请书的规范性审查；严格项目预审与评审制度，完善评审机制；注重依托优势学科，提高申请书的竞争力。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管理，帮助研究人员提高基金课题的中标率则是科研管理人员工作的重点。对于科技人员而言，获得这一国内最高水平的科研基金的资助，更是其科研能力和竞争实力的客观体现。 2中期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期管理是整个管理过程的中间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对获资助项目进行中期检查，要求负责人提交项目年度进展报告，包括项目进展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对每一个项目执行期的情况都应进行严格的审查，避免不良情况的出现。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行中期管理情况的分析，以及在检查评估中发现的若干问题，研究认为中期检查评估能够起到较好的督促与纠错作用。对于可控因素，通过科学的过程控制可以及早识别隐患，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克服技术难点并化解风险，对于一些不规范现象予以进一步规范。例如，对于研究内容需做较大调整，建议项目负责人提出正式申请报请自然科学基金委知晓并批准，特别是在技术遇到瓶颈或是实验可能失败的情况下，可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为其提出解决方案、参考或找出新的研究点。对于检查过程中因客观原因无法顺利按规定时间完成的项目，要及时提醒，尽早按规定时间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延期申请。对于实验记录不规范的，要督促其做好规范的实验记录，并加强今后实验记录的抽查与管理。同时还要加强检查后的追踪与评价，分析检查后的管理实施效果。 3后期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期管理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在这一阶段，不但要对项目进行结题验收，而且要对验收项目进行绩效评估，跟踪管理，关注其成果转化情况，因为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研究成果得以应用，促进社会进步。在后期管理中，必须充分地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宏观上要管理住，微观上要搞活。也就是说，在进行后期管理时，必须同时注重发挥基金委、科研单位及项目主持人的积极性，共同协力进行多层次的管理。基金项目的后期管理涉及基金委、受资助单位和受资助者即项目主持人三个层次的管理工作，只有这三者默契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基金项目的顺利进行，才能对项目进行有效的后期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本身是一个系统过程，前期、中期及后期管理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衔接，单纯地依靠做好某一阶段的管理工作是很难提高整体管理效益与水平的。只有将前期、中期和后期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每一阶段不同的管理要点采用正确的管理思路与管理方法，才能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效益，实现其使用效益最大化。 二、加强队伍建设，强化服务意识 要完善科学基金管理，加强科学基金管理队伍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一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应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在工作中应该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谦虚谨慎，保持高度的公正性；既要防止和克服管理工作中的浮躁情绪，又要避免不思进取的管理作风；在实践中要勇于开拓、善于创新，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坚持实事求是，辩证思考，与时俱进，共同改进与完善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为促进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而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二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应有较强的主动服务意识，要不断努力学习科学基金管理新办法、新理论和信息技术的新知识；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系统性、科学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勤学相关管理论著和管理文献；将创造性思维方式引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不断强化竞争意识，提高自身管理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讲，管理也是服务。管理部门是为广大科学家和科研工作服务的，所以基金管理部门的管理要体现在做好服务工作上。三是要建立一支稳定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队伍，必须要有一套专门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基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专心从事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在职务、职称晋升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使他们看到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光明前途。在生活方面，多关心他们，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他们安心工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设立行政管理类奖项，对那些业务精通、有较强管理能力的，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确保其积极性、创造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以保证管理队伍的稳定。 作者：郝志鹏黄丹丹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自然科学论文:近代自然科学教育法论文 一、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科学革命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而17世纪是欧洲社会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被誉为欧洲历史上“科学的世纪”。 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17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 中世纪人们对自然现象普遍缺乏兴趣，其根源在于一种超自然的观点和向往来世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表现出研究自然的兴趣，这种状况主要是自然主义精神促成的。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截然不同，前者关注现实生活，重视经验和事实;后者则倾向于神秘。“而那时期比较鲁莽的人，要揭示外在世界的秘密，却采取荒诞不经和虚伪欺骗的手法。他们不运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却不耐烦地希望用神秘的手段和高于感官知觉的特殊的内在的启示，来迫使自然供出自己的秘密。”其他人并不满足于这种探究自然秘密的方法，而是急于要掌握控制自然的能力，迫使它符合自己的愿望。“但是，他们确实认为自然是神秘力量的表现，相信同这些精灵发生神交就可以控制自然现象。他们希望通过秘密的技术和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神秘的方式，或者发现毕达哥拉斯学说所指出的写成自然这部书的隐秘的数字，来达到这种目的。这就是巫术或魔术。……他们还极重视用巫术的方法转化金属，这就是制造金子的技术或炼金术。”总之，人们希望找到探索自然奥秘的试金石，并对自然完全加以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荒唐的因素逐渐被剥除，炼金术演化为化学，占星术演化为天文学，巫术演化为实验，而神秘的毕达哥拉斯数论则培育了对数学的兴趣。 英国学者沃尔夫指出:“科学的近代是跟着文艺复兴接踵而来的，文艺复兴复活了一些反对中世纪观点的古代倾向，而且部分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对中世纪的生活和实在观心怀不满的人都拥护文艺复兴。……中世纪基督教趋向于自我克制和想往来世。恪守宗教生活誓约的理想的基督教徒一心想着天国。他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从根本上说毫无兴趣。……重见天日的希腊和罗马古籍犹如清新的海风吹进这沉闷压抑的气氛之中。诗人、画家和其他人激起了对自然现象的新的兴趣;有些勇敢的人充满了一种渴望自主的理智和情感的冲动。”随着人文主义者对人性和人的自然本质的揭示，他们开始对自然界及其运动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尤其是通往东方新航路的开辟，进一步振奋了人们的探索精神。他们不再把对自然界的理解建立在信仰和启示上，而是直接诉诸于对自然界的考察和探究。“和中世纪的思想家大多开始于对传统文本的阅读不同，近代早期的科学家最为看重的是观察和假说的建构。”在中世纪的黑暗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蓬勃兴起，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世间再度看见往昔于二千年前在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里亚所见的景象———为数众多的研究者与教师、实验室、资料收藏、交换知识观念的设施，简言之，一种适宜于科学进步的社会与知识环境。”这是地球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科学复兴。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出现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匠，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当时的数学和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天文学上突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托勒密“地心说”，创立并发展了“日心说”，由此揭开了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序幕。 随着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发现自然界，对周围事物产生极大的好奇心，这是当时的时代个性。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古典科学著作得到广泛传播，有利于人们摆脱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家的观念及经院主义哲学的束缚。17世纪是近代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大学的外面，到处都充满了对科学的好奇，这种好奇心在平信徒中比在神职人员中更富于创造力，因为长期以来神职人员几乎是学术的惟一的监护人。在意大利以及别的地方，科学团体正在兴起，讲师的职位正在设立，重要的本国语著作也不乏人在撰写。应用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正在飞速发展;不久，培根将强调自然知识的功用，并把手艺人的经验提升到几乎与哲学家的见识相等同的水平”。这场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与理解，并为整个欧洲思想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种科学文化界的巨大变化，德国著名教育史家鲍尔生指出:“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超自然主义的旧神学的崩溃，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尤其是作为现世主义的新哲学基础的数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于神学和基督教的兴趣，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的斗争中，曾经再度兴起，并曾在世界上占了统治地位，在某时期还几乎压倒文艺复兴所提倡的世俗教育的势力;在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宗教兴趣却被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学术势力所排挤，而且在很多领域中确实被消灭了。”正如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样，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则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培育了人们的理性、自信心、优越感、乐观主义和科学探索精神。 二、科学教育的探索:倡导科学教育的先驱们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人们探索科学教育的兴趣空前高涨。 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最早敏锐地洞察到科学的实用价值及其教育意义，并积极倡导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拉伯雷的《巨人传》、培根的“所罗门宫”、弥尔顿的学园、配第的科学组织、夸美纽斯的泛智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以及洛克的绅士教育，几乎涉及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 拉伯雷是16世纪法国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在长篇小说《巨人传》中通过描述巨人卡冈都亚受教育的过程，将经院主义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进行鲜明对比，讥讽经院主义教育的可笑和无用，突出科学教育在人文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拉伯雷的科学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卡冈都亚给儿子庞大固埃的信中。在这封信中，卡冈都亚为儿子拟定了一份新的教育大纲:“……至于七艺中的几何、算术和音乐，在你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你不过五六岁)，我曾经教过你一点儿，你要继续学习下去，如果可能，把余下的都学完。至于天文学，要学习所有的规则。……至于自然科学知识，我要你仔细地学习;要做到没有一处海洋、河流和泉水里的鱼类你不知道;天空中的飞鸟、森林里或是在果园里的一切灌木和乔木、生长在地面的各种草和花卉、隐藏在地球内部的各种矿产以及世界东方和南方可以见到的各种各样的宝石，所有这一切你都应该知道。此外，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希腊、阿拉伯和罗马各地医学家的著作，也不要轻视犹太法典的学者和谶纬学家的学说;你应该学习解剖学，获得关于微观世界即人的充分的知识……”卡冈都亚的要求几乎囊括了当时自然界的全部内容，是一个培养人全面发展的知识体系，更是一幅现实主义教育的宽广图画。在新教育大纲中，拉伯雷主张通过旅行、参观、实地考察等教学方法，把科学知识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他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教育思想，但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知识在整个完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拉伯雷重视自然科学及直观教学等观点，为后来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培根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科学归纳方法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处处洋溢着对新知识、新发明以及科学的热情向往和赞扬，充满了对僵死、空洞的经院哲学的嘲讽和轻蔑。他在1594年圣诞节演出中借“王子”之口表达了征服自然的科学教育理想:(1)建立一个最完备、最广博的图书馆，以便收藏一切对启发理智有价值的书籍，而不管它们的出版年代、印刷方法、使用的语言和地区等因素;(2)建造一个宽敞奇妙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各样十分茂盛的植物，花园与放养适当种类的淡水湖和咸水湖相连，在花园四周的房屋饲养一些珍禽异兽;(3)开设一所美丽的陈列室，分类陈列任何人工或机器所制造的东西;(4)开办一个设有工厂的实验室，拥有生产工具、熔炉和实验器具等。培根的科学教育理想后来成为他在《新大西岛》中描述的“所罗门宫”的雏形。“所罗门宫”是专门为研究自然和人类而建立的一所规模较大的科学教育机构，它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各种设施。例如，用来凝结、冷冻和保存各种物体的大洞穴，用来进行土壤实验和嫁接、发芽、试验的各种果园和花园，用来饲养各种鸟兽的动物园，用来配制各种各样的药草制剂、药材和药品的药房等。“所罗门宫”还拥有进行各种科学试验的实验馆，如光学馆、音乐馆、机器馆、数学馆、香料室和魔术室等。总之，在科学主宰着一切的“所罗门宫”，科学与学术享有极大的自由，人们热心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可以说，培根在科学上具有远见卓识，他几乎预见了现代科学的各种实验和创造活动。他的构想揭示了科学与人类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科学知识的世俗化绘制了蓝图。培根的后继者受其鼓舞把“所罗门宫”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各国科学社团正是顺应这种新时代的需要而诞生的。 弥尔顿是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政论家，也是科学教育的倡导者。他对传统经院主义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建议创办一种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兼具实科性质的学校，他称之为“学园”。学园的课程计划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神学和自然科学四部分，其中自然科学占很大比重。弥尔顿为学园拟定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算术、几何、天文、自然地理、物理、数学、三角、筑城学、建筑学、工程、航海、农业、生理学、医学、解剖学、自然哲学中的气象史、矿物学史、植物学史、动物学史以及自然哲学方法论。他还主张让学生阅读一些医学家的著作，使他们了解一个人的气质、脾气、幽默以及如何应对粗鲁;主张把猎人、捕野禽者、渔夫、牧羊人、园丁、药剂师和其他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师、航海家、解剖师的实践经验引入自然科学的教学。“这些知识和经验给他们染上真实的自然色彩，使他们不会忘掉，并且给他们以与日俱增的快乐。”在弥尔顿生活的时代，近代自然科学正处于起步阶段，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不足以取代古典著作的权威，因而他虽然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却主张学生从古希腊罗马著作中学习自然科学，这说明他的科学教育观具有新旧交替时期的两重性。这种使古典主义课程和实科教育相结合的理想，在17世纪70年代英国率先创办的学园中变成了现实，而且在洛克的《教育漫话》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配第是17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针对当时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各自为政的弊端，他主张建立一个有利于科技传播与发展的科学组织。这一建议被认为是后来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先声。为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普及科学技术教育，配第建议创办劳动小学和机械中学。劳动小学主要对儿童进行基础知识及能力和制造业训练，因而课程分为两部分:前者包括阅读、写作、绘画、制图、算术、几何、外语、音乐等;后者包括车工、制作数学仪器和钟表、雕刻、制作乐器、磨制玻璃工艺、植物栽培和园艺、船舰模型、地球仪、解剖学等实用技术。机械中学是一种实科中学，除学习科学知识之外，还要学习旋工、钟表、雕刻、造船、地球仪、罗盘针、香料等。机械中学设有科研机构和配有科研设备，如生物示范园、水族馆、陈列馆、机器模型、图书馆、天文馆、地球仪、试验田等。受培根感觉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配第主张采用直观教学原则，强调学习与劳动相结合，重视儿童在工场中的实际操作。为更好地了解手工艺知识的发展状况，他建议对所有知识重新审查，并从中筛选一切有关实际或实验的学问，将它们编成一部大型著作。配第强调教育与科技及手工业生产相结合，设计新的学校模式，反映了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强烈要求改革传统教育的愿望。他的关于收集各种科学知识汇编成书的建议是夸美纽斯泛智论及百科全书的先导，他所描述的机械中学与培根《新大西岛》中的“所罗门宫”交相辉映。配第在教育史上首次使用了“实科”这个词，后来德国教育家席姆勒将在哈勒创办的新学校称为“实科中学”。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他从1634年起开始致力于探讨“泛智”问题，所谓“泛智”是指广泛全面的科学或智慧。1650年他应邀担任匈牙利政府的教育顾问，期间创办了一所“泛智学校”，并为该校拟定了一份教学计划，名曰《泛智学校蓝图》。这份计划内容丰富，自然科学占有较大比重，如五年级逻辑班教室门口上方写着“不懂自然哲学的人不得入内”，墙上贴满了逻辑法则，学习内容有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光学、机械发明史、文体、希腊语、戏剧表演等。夸美纽斯的泛智思想和重视科学教育的主张体现在其一系列著作之中。例如，在《母育学校》中，夸美纽斯为6岁以下儿童提出了一个广泛详细的教学计划，内容包括自然、光学、天文学、地理学、年代学、历史学、家政、政治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音乐、语言等学科，他认为通过这种启蒙性质的教育可以为儿童奠定各门科学知识的基础。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拟定的国语学校课程除当时流行的读、写、算、宗教和唱歌外，还增加了经济学、政治学、天文学、地理、自然、世界历史等常识;拉丁语学校除了开设文法、辩证法、修辞学、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外，还增设物理学、地理、年代学、历史等学科。总之，他主张加强新兴自然科学知识教学，对学生进行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夸美纽斯对科学教学法也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他把教学中的直观性奉为“金科玉律”，认为“科学的真实性和确定性有赖于感觉的证明者胜于任何其他证明”。作为一种知识结构，泛智论贯穿于夸美纽斯为各级学校所设计的教学内容之中，这一理论适应了张扬理性、尊重科学知识的时代潮流，表达了重视普及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美好愿望。康帕内拉是17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设计的太阳城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古典主义和神学几乎销声匿迹。按照他的设想，从2、3岁起儿童就应在有学问的老人带领下，一边在城市中散步和游戏，一边观看和学习四周城墙上的图画，从而获得最简单的科学知识;从7、8岁起儿童一边学习初等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边从事自己所喜爱的生产劳动，如各种手工业、农业、畜牧业等;接着开始研究比较抽象的科学，如数学、医学等，并经常举行讨论和辩论;最后大家在各种科学和手工业部门获得与其能力相符的职务。在太阳城各城区的内外城墙上都悬挂着华丽的图表，这些图表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天文、占星学、几何、历史、逻辑、修辞、文法、医学、物理、农学、地理、动物学、地质学、政治学等。太阳城有许多教师负责讲授这些图表和绘画的意义，因此儿童在10岁以前就能毫不费力地通过直观教学掌握各种科学的基本知识。康帕内拉认为，仅从书本研究某种科学的人只是一些外行和学究，只有联系实际的教学才能培养出随机应变的有才智的人。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太阳城里知识统帅权力，除了按知识划分外，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教育是普及和强迫的，它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训练学生适应各种职业。《太阳城》是继莫尔的《乌托邦》之后又一部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其中的科学教育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安德里亚是17世纪德国思想家，他在《太阳城》和《乌托邦》的影响下，于1618年写成《基督城》。基督城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建立了许多科研机构。例如，在解剖室，研究者从事动物和人体解剖实验，以帮助人们弄清人体各器官的位置，认识生命和各器官的运转;在物理大楼，展示着自然发展史的各种图像，包括气象万千的天空、各个地区迷人的景色、不同种族的人们、动物的画像、万物的形态以及各种石头和宝石，这些都是用于科学研究的自然界样品;在数学大楼，有供研究用的天体图和地图，有星罗棋布的天空图和日月星辰的仿制品等。基督城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了有利于科学技术应用的各种工场，这些工场从事金属加热、冶炼、溶化和铸造、制盐、制砖、制造玻璃和陶器。基督城强调培养公民的科技兴趣，要求人人接受科学教育，因而在自然科学研究和科技应用中公民对于科学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受过训练，深谙科学工作的个中三味，并且对于自然界的内部奥秘感到由衷的兴趣。”基督城对科学教育的重视也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在基督城中心有一所宽敞美丽的学校，学校设有8个讲堂，分别是文法、算术、逻辑、天文学、自然科学、音乐、伦理学和神学，青少年可以自由地在8个讲堂接受科学教育和训练。安德里亚重视通过直观教学进行科学教育，基督城与科学教育相关的设施有实验室、解剖室、药品供应室、机械器具陈列室、绘画和图片工作室、数学实验室等，学生在这些实验室接触实物，能更形象地认识事物。安德里亚在《基督城》中重视科学实验和科学教育等思想，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在《教育漫话》中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绅士。绅士既不是教士或学究，也不是朝臣，而是事业家。为使绅士掌握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技艺，洛克提出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教学计划。在这份教学计划中，他依据“功用”原则选择学习科目，主张课程设置应把现代实用科目与古典科目结合起来，兼顾实用与装饰。洛克要求绅士学习的科目包括书写、阅读、图画、速记、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地理、写作、算术、商业、数学、天文、几何、历史、年代学、伦理学、民法、法律、逻辑学、修辞学、自然哲学、跳舞、音乐、击剑、游泳、骑马、园艺、细木工等。他以功利主义思想为指导，论述了绅士学习各种科目的意义。“自然界中的许多事物是一个绅士所容易知道及必需知道的，此外，还有许多事物乃是以愉悦与利益，作为对寻幽探奇者的艰辛劳动的丰厚回报。不过我认为，上述种种事物宁可从诸如那些亲身进行过合理实验与观察的作者去获得，而不是来自于纯思辨方式的构想。”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许多领域进行探索，广泛地阅读，大量地研究人类及其思想和生活方式，就会具有精神上的自由;而一个虽然深入彻底但只研究了少数几门学科的人绝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洛克倡导实物教学，主张让儿童亲自观察各种事物，使他们获得有关事物鲜明的印象，从而牢固地记住它们。洛克为年轻绅士所拟定的教学计划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实际需要，是弥尔顿科学教育观的新发展。《教育漫话》成了17世纪7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学园的理论支柱，直到18世纪末以前这种新型学校还在英国久盛不衰。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上述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探索科学教育理论，大力倡导科学教学，这种科学思潮是教育理论中对经院主义教学内容进行改造的催化剂，有力地冲击了当时学校盛行宗教神学、古典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推动学校教育进一步贴近生活和社会实际。 三、科学教育的实施:新型学校与科学教育的传播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家们对科学教育的探索和大力倡导，在欧洲主要国家诞生了一批新型中等学校。 这些学校除开设原有的古典主义学科外，科学技术知识开始普遍受到重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如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观察、实验、实习等)也得到广泛运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科学教育的传播。16世纪德国教育家梅兰希顿按照新教思想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了新型中等学校，其主要课程除人文学科、古典语言和宗教教育外，在规模较大的学校高年级还讲授科学基础知识，如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在17世纪后半期就开始酝酿的哈勒学园堪称当时教育革新的典范。这是一所以贵族学校为基础招收高年级学生的寄宿学校，它试图把传统的古典学科与现代语言、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在现代科学方面，学园设有几何、数学、生物学、解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而且把重点放在实物教学和实际应用上。例如，几何课尽可能增加野外实习，数学中的分数要以实物讲解，夏季应到乡村或田野讲授生物学，冬季要利用雕刻或动物尸体讲授解剖学。在哈勒学园的影响下，大多数地位较高的学校都在课程中增加了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1708年席姆勒在哈勒创办了一所“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学校”。这所学校以数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研究为中心，讲授数学、物理、机械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绘画和制图等实用科目，在教学法上广泛应用了绘画、图表、标本、模型等直观教具，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1747年赫克尔在柏林创办了经济—数学实科学校，设有算术、几何、力学、建筑学、制图、贸易、商品制造、自然知识、人体知识、动物学、植物学、桑树栽培和养蚕等课程，学生按制造业、建筑业、农业、簿记、矿业、商业等分为不同的班级，先接受数理基础训练，然后按志愿进行专门的职业训练。这在科学技术教育上迈出了一大步，随后在德国许多城市相继出现了一批类似的实科中学，成为德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7世纪法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掌握在教会团体手中，学生均需服务教会并恪守共同的教规。1637年曾在耶稣会学院受过教育的笛卡儿发表了《论正确指导理性和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一文，认为耶稣会教育并未给他留下任何确定的信念，于是转而依靠理性方法研究哲学和科学，他认为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受笛卡儿的影响，基督教圣乐会首先对耶稣会教育权威提出了挑战。圣乐会崇尚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致力于改革中等学校。圣乐会中学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体现了教育新观念特别是现实主义:古典文学在课程中占显著地位，但也包括法语、现代外语、法国史以及数学、地理、物理、化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大多数课程用法语教学，强调历史、代数学和算术，运用地图和其他直观教具讲授地理，在实验室从事物理、化学和解剖学研究。圣乐会虽然在名望和势力方面不能与耶稣会相匹敌，但其教育活动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该时期法国贵族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除学习贵族的必修科目拉丁语外，更注重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等现代语言;经院哲学被笛卡儿哲学所取代，数学和新兴科学代替了传统的“四艺”，并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讲授;为了提高贵族子弟未来的行政管理能力，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备受重视。该时期国家对工商业的干预也刺激了法国科学教育的传播。例如，17世纪中期在朗格勒为战争孤儿创办了一所贸易学校，开设数学、建筑学理论课程以及织布、制鞋等实践课程。法国政府也成立了一些专门学校教授艺术、设计和建筑等科学知识，如1648年的皇家绘画学园、1671年的皇家建筑学园、1682年的国立航海学校、1688年的艺术学校等。18世纪法国高级技术学校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了给海陆军部队和建筑业输送工程师，1716年奥尔良公爵创建了“路桥人才集团”，专门提供建筑、数学、物理和化学教育的路桥学校由此诞生，该校是欧洲最好的土木工程学校。与此同时，采矿学校、绘图学校、商业学校、军事学校、航海学校也纷纷建立。科学教育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法国在技术教育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实行科学教育的先驱机构当推“学园”。由于文法学校和大学都掌握在国教徒手中，许多非国教派教士创立了一种规模小而且收费廉的新型中等学校，他们吸收了弥尔顿和洛克的思想，重视自然科学和现代外语，运用英语教学。例如，1715年瓦特在伦敦创办了一所实科性中学，学校拥有各种各样的实验仪器，建立了科学实验室，采用演示和实证等教学方法，传授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航海学、军事学、簿记和自然科学等。1740年由约瑟夫•兰德尔建立的希思豪学园，专门为中上层阶级提供所需要的课程，8岁至18岁的学生达170人，图书馆拥有藏书1400册，科学仪器包括太阳系仪等。后来兰德尔在约克开办了另一所学园，宣称不采用文法学校僵化、专制、以书本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而采用更灵活和实用的方法。随后，化学家普里斯特利创建的瓦林顿学园在课程现代化上更进了一步，课程包括英国文学和文法、历史、化学、地理、解剖学和自然科学等。18世纪末弗罗兰在巴斯创办了一所学园，课程分为三类:第一类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博物学和应用科学;第二类阐述人与人类自身的关系，包括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文法、逻辑、修辞学、诗、绘画、音乐和体育;第三类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古代和近代史、政治学、经济学和名人传。与此同时，弗罗兰的妻子也为女子建立了一所实科中学，其办学精神与男校基本一致。以上这些学校注重科学知识教学，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同时有助于训练一批作为工业革命先驱的职员、机械师、技术革新者和企业家，因而深受社会特别是中产阶级欢迎。该时期传统的公学和文法学校也开始增加一些现代学科，如1770年伍得彻尔文法学校在招生广告上声明，除希腊语和拉丁语外，还讲授算术、簿记、对数、几何学、测定法、三角学、力学、测量术、水准测量、航海学、地理学、自然哲学、天文学以及地球仪的使用等。17世纪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家，文化教育发展缓慢。在17世纪80年代的莫斯科，只有24%的城市居民(成年男性)识字。17世纪末沙皇彼得一世考察欧洲各国后，为增强国力，在军事、财政、工商业、农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其中创建实科学校进行科学教育是彼得一世改革的重要措施。为培养军事和工业部门的各种专门人才，1701年在莫斯科建立了炮兵学校，要求教给炮兵及官员子弟以读、写、算及其他技术的科学知识。学校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前者学习读、写、算，后者学习几何、三角、制图及炮兵技术等，学制四年，合格者送往部队或参加其他工作，不合格者送到炮兵厂当工人。随后，彼得一世颁布法令创办数学与航海学校，要求教授数学、航海学以及与航海有关的各种科学。学校分为数学班和航海学班，学制四年，所设课程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量学、航海学等。学生毕业后大多送往荷兰、英国等地深造，回国后担任舰队军官。从1701年至1716年，数学与航海学校为俄国海军培养了1200名骨干，还培养了不少造船业的专家和教师。18世纪初彼得一世还允许设立了外医科学校、工程学校、外国语学校、计算学校、矿业学校等，这些学校在科学教育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学校中，知识的世俗倾向、新的教育形式、与实践的联系扩大了人的视野，增强了人认识周围世界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世俗文化的活动范围。”可见，在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欧洲主要国家的学校教育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批新型学校的建立、课程内容的世俗化、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及新式教学方法的运用等。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形成的新知识、新理念与新方法，不仅给欧洲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从此以后，欧洲教育逐渐朝着科学与理性所指引的方向迈进。 四、近代自然科学对教育科学化的贡献自然科学的成就对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在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自然科学知识获得空前增长，科学研究方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科学理性精神得以确立。这些变化对西方教育理论及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理论的科学化，是推动西方近代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首先，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学科分化，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独立学科，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力学、光学、热学、电学、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解剖学、医学、生理学、药学、植物学、动物学、建筑学等，都在16－17世纪得到长足发展，推动了教学内容的科学化。随着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具有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扩大了在课程中的影响，并日益取得主导地位，而不切实际的宗教神学和古典主义受到排斥。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人物如培根、洛克等，明确阐述了与形而上学和神学知识观不同的新知识观———科学知识观。“因此，如果说，在知识观念问题上，16世纪还只是一个对形而上学和神学知识观进行怀疑的世纪的话，那么17世纪则是一个真正解构和建构的世纪。”美国学者布鲁巴克指出:“一些人对通过感觉经验的新方法探究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例如，英国的哲学家培根和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他们已经看到一个新的课程轮廓，即依据科学而构建的百科全书式课程。”自然科学对教学内容的冲击打破了传统的学制框架，导致了新型学校的产生，如弥尔顿的学园、夸美纽斯的泛智学校、配第的机械中学、各种实科学校等，对后来西方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型学校的出现，一方面扩大了教育对象，使中产阶级和平民子弟也有机会接受中等教育;另一方面削弱了宗教教育的统治地位，促进了教育的世俗化，并对长期以来盛行的古典主义提出了挑战。其次，自然科学注重观察、实验、经验、独立思考，否定传统与权威，推动了教学方法的科学化。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理论中的某些新方法、新工具被引入学校教学活动，以取代往日机械背诵、强迫记忆、盲目服从权威的教育方法，在教学方法上打破了口耳相传的旧传统。“自然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经验和实验观察事实基础上的，它通过对经验和实验结果的归纳和分析，提出一种逻辑构造型的理论体系作为理论框架。”实物教学、直观教学、模型、标本、图表、参观、实验、实习、制作等新的教学方法，使教学活动更加生动活泼和丰富多彩，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培根是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他在大力提倡科学知识的同时，对于如何获得科学知识的新方法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科学当中迄今所做到的一些发现是邻于流俗概念，很少钻过表面。为要钻入自然的内部和深处，必须使概念和原理都是通过一条更为确实和更有保障的道路从事物引申而得;必须替智力的动作引进一个更好和更准确的方法。”他认为过去科学和哲学之所以毫无结果，是由于缺乏正确的方法，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求知的一种新途径，那就是新逻辑、新工具。培根提出了科学归纳法，主张通过观察和实验从许多具体事物中寻找共同规律，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由归纳而来，可靠的知识必定来源于正确的归纳法。同样，夸美纽斯深信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最可靠，洛克认为感觉是心灵“白板”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这些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教学方法的革新。再次，自然科学发现了宇宙内部存在的客观规律和秩序，在其启示下一些教育家努力探索存在于教育工作中的客观规律，使教育教学研究由单纯的经验总结上升为教育理论，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促进了教育理论的科学化。顺应自然既是人文主义学者在教育活动中遵循的原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还是他们进行理论探索的依据。如夸美纽斯提出教育应当摹仿自然，“教导的确切的规则只能从自然借取”。根据这一原则，他论证了学校工作制度、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学校纪律等。过去人们往往引用圣经或宗教教条论证教育规则，夸美纽斯虽然没有完全摆脱旧传统的窠臼，但他在引用圣经之余力图寻找一个新的理论依据和论证方式。夸美纽斯引证自然的做法表明他探索教育教学规律的可贵尝试，突破了教会宣传“圣经包含一切真理”的禁区，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天国转向现实生活，有利于教育工作摆脱宗教神学的桎梏。有学者指出:“在教育学史上，是夸美纽斯首次从科学认识的角度强调并试图探讨教育规律。……在教育学史整个发展谱系上，夸美纽斯开创了近代的‘自然主义教育学’理论流派之先河。”可见在教育理论中自然适应性、向自然学习、模仿自然，反映了人们探索教育及教学客观规律的愿望。最后，自然科学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自己，抛弃了以往有关人性问题的原罪论、宿命论和悲观论。正如罗素指出:“科学引起的另一件事就是关于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的想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哥白尼学说本来应当有伤人类自尊心，但是实际上却产生相反效果，因为科学的辉煌胜利使人的自尊复活了。”一些人文主义学者和思想家热情歌颂人性，崇尚人性的美好，以全新的观点重新讨论人性问题，改变了对教育目的观的看法，主张教育为现实生活服务、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性人才。“新的教育目的观将在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结合中得以建构。甚至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传统从此慢慢让位于科学知识对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影响，包括对教育目的观的影响。”另外，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巴黎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柏林学院为代表的科学社团也应运而生，既开创了科学专业化和社会组织化发展的先河，也从思想观念和教育实践方面极大地扩展了高等教育的范畴及内涵。⑥同时这些专门的科学社团也是推动科学知识传播的主要机构。 作者：易红郡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关于学术期刊的自然科学论文 1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 科技期刊担负着缔造中国科技文化的选择、优化、传播与积累的重任。作为出版工作者，期刊编辑肩负着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以及文化责任。因此，期刊编辑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明确的政治方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现、世界观，时刻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编辑的政治素质主要指编辑人员如何紧密结合编辑工作实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学术期刊，人们一般认为社科类学术期刊比较容易出现政治问题，而对于自科类学术期刊则稍有忽视。文献[5]中舒干列举出了一些自科类编辑人员因对政治问题的忽视而出现的政治错误。笔者也曾在期刊校对过程中遇到作者将台湾、香港的股票数据与欧美国家的数据进行对比，而在文章的图题里面因为疏忽将以上两个地区和其他国家统一写成了多少个国家的对比图，在文章编辑过程中却没有发现。因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更应该重视从细节处发现政治问题，这就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有良好的政治判断力。 2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 学术期刊编辑的编辑业务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期刊质量的高低，最终影响到学术期刊的学术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编辑业务能力。期刊编辑出版的双层学科性质决定了期刊编辑人员既要具备学科专业业务素质，也要具备编辑专业业务素质。关于期刊编辑的业务素质，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期刊编辑的业务素质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即：狭义上的业务素质和广义上的业务能力。狭义的业务素质如文献[2]中所提出的，包括：①语言文字修养，②论文审读与编辑加工能力，③现代化办公能力；而广义上的业务能力包括选题策划能力、编辑加工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特别是要对市场发展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无论是狭义上或是广义上的理解，总体来说，一个合格的、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应该既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合理的知识结构，通晓编辑工作的规律；同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科技日新月异，自然科学学术编辑又必须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并且还要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 首先，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发展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知识以及合理的知识结构。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大多分为两类：综合类和基础学科类。综合类学术期刊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电子学、环境科学等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如：《中国科学》杂志。基础学科类一般只涉及某一种或者几种相互交叉的自然学科，如：《数学学报》、《物理学报》等。无论是综合类还是基础学科类的学术期刊，都对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要求。现在我国学术期刊的编辑，尤其是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许多已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极大部分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我国现代社会中是一支科学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专业知识都基本满足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需要在已有专业知识基础上努力成为自身学科的“专家”，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学术素养，及时更新各种自然科学专业知识，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成为一名“杂家”，从而更好的完成编辑工作，为读者服务。 其次，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通晓编辑工作的规律，具有较强的编辑业务能力。一般来说，期刊编辑主要是熟练掌握编辑出版学科知识及详细了解国家关于出版方面的方针、政策。而对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来说，学术文章中涉及到的数理公式较多，变量符号、图表更是数不胜数。由于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自然学科知识，也不可能像电脑硬盘一样存储大容量的数据，因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需要更多的将自然科学常识与编辑理论常识以及编辑专业知识结合起来运用，指导日常的编辑活动。 最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并且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现代科技迅速发展，无论是稿件由纸质版变为电子版还是接收方式由邮寄变为互联网接收，都显示出期刊编辑工作方式的改变。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计算机网络，是多媒体世界，是电子出版物，这些都要求期刊编辑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的应用，从而使期刊编辑工作更方便，更大程度上的提高编辑工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对于自然科学学科来说，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国际间的交流变得更容易，因此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做好国内与国外学者交流的纽带，从而更好的为读者服务。 3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对于期刊编辑来说，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娴熟的编辑业务技能，同时也要有道德素养，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敬业精神，使自己所编辑的刊物成为对读者、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精神食粮。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是用来维护编辑与作者、编辑与审稿人、编辑与读者、编辑与编辑群体等相互关系和利益的准则。为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只有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奉献精神，以质量为标准选稿，始终坚持为作者、读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保证期刊质量严格把关，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精品力作。 4结语 总之，在这个改革与创新的时代，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要与时俱进，敢于开拓，勇于实践，不断加强各种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增强自己的业务能力，在编辑工作中大力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促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的发展相适应。 作者：张晓庆 单位：重庆交通大学应用数学和力学编辑部 自然科学论文:探微自然科学下创造性人格结构模型 1项目分析 项目难度在人格、态度测验中称为“通俗性”，100个词汇的通俗性在0.4到0.8之间，基本符合要求。大部分项目的区分度也比较高，鉴别指数小于0.2的词汇被剔除，总共有28个项目。 2探索性因素分析 经过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了载荷小于0.3的项目、删除了在2个或2个因素上存在载荷差异小于0.15的项目，最后形成一个32个词汇项目的结构模型。因素分析的先决条件是各变量之间必须具有相关性。KMO统计里的值为0.886，Bartlett's球形检验的x2值为5801.538，p=0.000，说明32个词汇具有相关性，这544个样本的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一共7个，总共解释了总变异的56.34%。32个项目的共同度都挺高的，达到0.4到0.7，都可以保留。各项目在各因素中的载荷如表1所示。根据问卷各项目的具体内容，要对各因素进行命名。因素1的项目涉及偏激、焦虑、急躁、冲动等，将其命名为“神经质”；因素2的项目涉及锲而不舍、刻苦等，命名为“勤勉坚毅”；因素3的项目涉及和蔼、友善、重感情等，命名为“真诚友善”；因素4的项目涉及低调、谦虚、深沉等，命名为“淡泊沉稳”；因素5的项目涉及激情、幽默、浪漫等，命名为“激情敏感”；因素6的项目涉及精明、逻辑等，命名为“逻辑性”；因素7的项目涉及天真、可爱等，命名为“孩子气”。 3内在一致性信度检验 测验信度是指一个测验对同一批被试多次施测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信度包括4大类：重测信度、复本信度、内在一致性信度、评分者信度。在对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进行信度检验时，仅采用内在一致性信度进行评价。将验证用的数据进行内在一致性信度分析，计算克龙巴赫α系数（Cronbach'salpha）。7个因素的α系数分别为：0.8、0.803、0.799、0.671、0.685、0.715、0.633，基本或良好地达到了心理测量学对内在一致性信度的要求。 4效度检验 （1）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了验证探索性因素分析后的“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的有效性，将438名验证样本的数据汇集后，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该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使用LISREL8.70程序，依据各个项目得分的协方差矩阵来完成参数估计。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的32个项目重新调整顺序，设置7个潜变量，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去衡量模型的各项指标，其中最常用的是拟合优度的卡方检验。使用X2和自由度一起来说明模型正确性的概率，当X2/df小于3时，模型拟合较好；在5左右，表示整体模型可以接受。除此之外，GFI、NNFI、CFI、IFI、RMSEA、SRMR等指标也可以用来衡量模型的拟合情况。GFI、NNFI、CFI、IFI等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越接近于1，拟合度越好；RMSEA的变化区间也在0到1之间，但越接近于0越好，临界标准一般是0.08。拟合指数表明，X2/df为2.4，CFI、NNFI、GFI都在0.85以上，模型可以接受。RMSEA小于0.06，比较好。说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比较好。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7个维度：“神经质”（6个项目）、“勤勉坚毅”（5个项目）、“真诚友善”（6个项目）、“淡泊沉稳”（4个项目）、“激情敏感”（4个项目）“、逻辑性”（4个项目）“、孩子气”（3个项目）。 （2）效标效度 将本结构7个维度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的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等4个分测验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勤勉坚毅、真诚友善、激情敏感、孩子气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达到相关系数为0.4的中等相关。而神经质、淡泊沉稳、逻辑性则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的相关相对较低，大约从0到0.3之间。这可能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更倾向于测量个体的创造愿望有关。 5讨论 5.1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构成和具体特征 创造性人格的研究100年来也没有形成一个被全世界广泛认可的结构模型，特别是在特定领域中的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研究中。本研究认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创造性人格结构应有其特殊性。因此，对某一特定领域进行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研究是可行的。采用创造性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对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才进行词汇评定研究，得出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由7个因素构成，它们是：神经质、勤勉坚毅、真诚友善、淡泊沉稳、激情敏感、逻辑性、孩子气。因素一被命名为“神经质”。它描述的是一个人遇到困难时精神上出现的不安状态。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偏激、焦虑、自负、急躁、冲动等方面，平均分在2.21到2.48之间，并没有出现高分的情况。因素二被命名为“勤勉坚毅”。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待事物的认真和坚持态度。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敬业、坚韧、刻苦等方面，平均分在3.78到4.14之间，得分非常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勤奋努力、对所追求的事业坚持不懈、脚踏实地。因素三被命名为“真诚友善”。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人际关系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友善、和蔼、重感情等方面，平均分在3.58到4.02之间，得分比较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真诚、友善、比较重感情。因素四被命名为“淡泊沉稳”。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处世态度和情绪稳定性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低调、儒雅、谦虚、深沉等方面，平均分在3.26到3.75之间，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比较低调、淡泊名利、坦然、谦虚、深沉的特点。因素五被命名为“激情敏感”。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待事物反应强度和深度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激情、浪漫、幽默、想象等方面，平均分在2.93到3.44之间，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比较有激情、比较富于想象、稍浪漫、具有一定的幽默的特点。因素六被命名为“逻辑性”。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认知风格和是否具有才干和逻辑性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精明、逻辑、成熟、镇定等方面，平均分在3.62到3.94之间，得分比较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思维深刻、考虑周到、逻辑性强、遇事镇定的特点。因素七被命名为“孩子气”。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纯真、童贞方面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天真、可爱、顽皮等方面，平均分在2.33到2.85之间，得分处于中等。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孩子气方面的特点并不明显。 5.2关于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形容词表的形成 采用词汇法对人格维度进行探讨已经广泛应用于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等各个领域，其作用也日益被研究者们所关注。陈利君曾利用Gough形容词检查表对自然科学领域的高创造性者进行过研究，认为创造性人格由公正性、宜人性、开放性、内倾—外倾性、神经质5个因素构成［11］。但是我们试图通过词汇法对中国本土高创造性人群的人格进行探讨，建立适合中国文化环境的创造性人格理论。研究搜集了中国有高创造性的人物传记中的描述稳定人格特点的词汇，还搜集了高创造人群的日常生活中的稳定人格特点的词汇，对这些词汇进行分析整理，应能较全面地反映中国人的创造性人格特点。 5.3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的心理测量学验证 运用自编《创造性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人员进行了5级评定调查，得出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7个维度：“神经质”（6个项目）、“勤勉坚毅”（5个项目）、“真诚友善”（6个项目）、“淡泊名利”（4个项目）、“激情敏感”（4个项目）、“逻辑性”（4个项目）、“孩子气”（3个项目）。经探索性因素分析，KMO、Bartlett's球形检验、各词汇项目的共同度、各项目在各因素中的载荷等指标都符合因素分析的要求。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各拟合指数都达到优良水平。测验项目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整个模型结构的内在一致性克龙巴赫α系数、效标关联效度等指标也基本或良好地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本结构模型可以继续为以后研究所用。 作者：彭运石 莫文 彭磊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浅谈自然科学实验教学创新 一、生物类通识课程实验探索 （一）实验内容的选择设计 1．呈现基础性和趣味性 非生物类专业的学生虽然缺乏基本的生物学实验操作技能，但对生物学实验却充满着好奇与渴望。据王国强等（2005）调查显示，非生物类专业本科生对生物实验课很有兴趣和有兴趣的高达96．30％②。由于学生的基础不同，兴趣各异，全面开展基础生物学实验技术方法的学习和训练，其工作量会非常繁重。因此，根据非生物专业不同学科的需要和学生不同的基础，同时设置不同层次的生物学基础实验项目，着重扩大共享面，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就大多数非生物专业学生而言，既体现基础性又有趣味性的生物实验，通过认真观察、探求尝试、独立思考，同样会对生物学基本内容产生较深刻的感性认识，使之提高对生物学的兴趣，达到促进培养学生科学世界观和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的目的。据此，设计大量基础趣味性实验，能在侧重提高身心素质的实践教育中实现严谨笃实与轻松快乐的平衡，能够让学生在愉悦的情感体验中享受学习生物学的乐趣，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 2．突出交叉性和探究性 理工科学生具备一定的实验技能，在基础性生物类课程学习后，应进一步鼓励他们运用所学去参与探索生物学奥妙，大胆尝试更加专业的生物学实践性活动，引导学生在解决生物学问题后进行主动学习。设计的基本和综合性实验，能给予学生一些潜在的才智得到发现和发挥的机会，让学生在由浅入深、由简单到综合的实验过程中，逐步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一些基础。教育也要为发展学生的个性服务③，对于少数特殊需求的学生尤其与生物学相关专业的学生，经过一些必要的基本技能训练实验后，教师逐步引导学生参与特殊类拓展型实验，设计条件允许的创新性实验，鼓励其与生物专业学生课外研学，共同开展跨专业领域的研究，从而扩展实验的创新空间。 3．实验模块的应用 通识课程面对的学生是多样的，不同模块可对应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学生（图2）。模块1的设置主要针对艺体生、文科生，实验项目无需太多的实验技能就能完成，如生物鉴赏、植物水插生根、玫瑰精油的提取等；模块2主要针对理科生、工科生，项目设置以预备性实验为主，包括对基本仪器的使用、基本方法的掌握以及数据处理能力的训练，目的是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模块3、4设计体现生物学特色，难度适中，具可操作性，如体表微生物的检测、DNA提取、动物养殖等，对学生进行实验技术方法的训练，从而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创新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实验模块既可单独进行，也可穿插合并，基本能实现学生专业分流和对口所需，并进行开放式实验教学，学生完成规定的实验下限数项目，可预约多选多做。 （二）更新教学模式 理论课和实验课教学合理衔接、互相促进，可以充分发挥生物科学作为一门实验性科学的创新优势。但选修生物类通识课程的人数众多，要照顾到全体学生，就要在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方式上为学生提供自助餐式选择性学习的空间。实践中，实施以培促教，培训专业学生尤其是师范专业学生成为实验教学助教，与指导教师共同成立“三三制项目组”，每两名本专业学生负责三个层次各一项实验，指导教师1／3时间用于指导预实验、1／3时间用于管理和协调、1／3时间用于实验过程和结果评价。专业学生参与指导非专业学生的选择性实验，从实验教学方面可以丰富课堂教学的形式，降低教师的工作强度，大大提高学生动手的“面”。通过“生生合作”的实验教学模式，搭建专业与非专业学生互动学习平台，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多类型、多层次的适应性要求，真正营造出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良好环境（图3）　改革评价方式，科学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摒弃终结式考核。教师从设计思想、参与程度、实验组织与操作、实验报告书写等多方面对学生的能力进行综合考评，最终把学生从应试教育引向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课程改革效果与思考 （一）理论与实践并重，形成了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一体化的培养体系 实施开放性实验，打破了理论教学一统天下的不利局面。通过生物学实验，学生加深了对生物学知识的理解，在宽松真实的实验环境中，获得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对学生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实践性教学有效地延伸和补充了课堂教学，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取得了比单纯课堂教学更好的效果，也提供了开展课外科技活动的平台，有利于学生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的养成和提高。学生实验兴趣浓厚，积极主动，参与探索性和求新性的实验实践后，个性品质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自主学习的良好氛围，在本校举办的课外素质拓展活动之生物学知识竞赛中，参赛学生人数逐年递增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实现了实验教学资源共享，协调了横向课程与实验重复之间的矛盾 生物类通识课程的教学内容广泛，各课程条块分割，但实验实践环节都有交叉和重复。统一开设非专业开放性实验，打破独立的课程界限，弥补了没有统一教材的缺陷，也转变了实验室专为某一课程或项目服务的观念，避免重复购置，减少了资源和空间的浪费。实验项目共享，受益面广，学生各学所需，既可根据所学课程针对性选择实验项目，也可以不拘泥于课程而尝试有自我兴趣的实验。教师也能根据教学需要，择机选择一些实验项目引入课堂，因材施教。同时，把热点问题或科研成果引入到实验教学中，根据个人所长进行实验指导。通过理论与实验教学的兼融，组成了具有交流意识和科研意识的教师团队。 （三）专业学生的再实践，提升了学生的非专业能力 专业学生参与实验项目的开发和指导，改变了他们的被动学习状态，增强了其动手能力和主动适应社会的能力。教学中主体地位的实现开启了学生限制性思维向开放性思维的转变之门，对学生的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实践能力等非专业素质的提高起到了导向作用。在课余丰富的实践活动中，将学生从考试型引向研究型学习，增强了对理论与实践知识内在联系的认识，也培养了其团结协作的精神，建构了师生间互为主体的和谐关系。 三、结语 通识课程是大学本科阶段的基础课程，无论是发展学生的智力还是对其以后的专业教育都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大学的课程应该具有无限的开放度④，具有较宽知识面的人才便于向更高层次发展。开放性的实验活动，是整合知识学习与技能培训的有效途径，确实能增强通识课程的影响力，提升课程的品质。如何改进实验教学运行机制、优化实验项目、提高管理策略并逐步创造一个更加优质的创新环境，需在今后教学实践中不断改革和探索。 作者：温涛 颜鈺梅 单位：宜宾学院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 宜宾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文科生自然科学类书籍阅读现状探微 1文科生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是当代社会和时代的要求 21世纪是一个变化神速的时代，技术、经济和政治、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和机遇，也带来了众多的未知风险和潜在隐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加强，国际政治多元化的格局仍然存在。和平与发展虽为世界各族人民的良好愿望，但整个地球并不平静。军备竞赛、核武器的研制、空间技术竞争、贸易摩擦等等每天都在上演。虽然人类的异化得到许多人的认同，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不争的事实存在着。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科技成果，而且一些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依赖新的技术去解决，而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只达到3.27%，是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年前的水平。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背景下，作为未来主人和生力军的大学生们，就决不能再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弱书生了。就必须打破文理分科隘口，广读各科书籍，做到真正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晓达中外各国风情民俗、地理状况，了解人类技术成就和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代国际风云的变幻莫测中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坚持正确的民族立场，掌握先进的技术手段，培养正确的生活观念，树立正确的环境能源意识，领悟世界先进的物质精神文明成果，更好地做好社会和时代的主人。 2文科生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是当前大学生自身就业与工作的需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的不确定性和职业的不稳定性，使所学专业与所选择工作要求相脱节的情况大量存在，无形中加大了就业风险。而文科专业中的历史学、哲学、法学和管理学是初次就业对口位率最低的学科，供需失衡也造成法学学生成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要应对这样的局面，就必须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自主学习自然科学类相关知识，以便扩大择业范围，更好地在职业竞争中把握机会，获取成功。当前文科生毕业后在工作中突显的一些问题也让更多的人呼吁打破专业局限，以便培养全面优秀的专业人才。中国新闻网2009年3月13日引《检查日报》中《代表委员称文理分科不改革无法造就法学大家》一文中，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曹义孙对记者的谈话充分表达了对当前法学生在文理分科背景下表现出的“先天不足”的感慨。侯欣一强调:“法学人才除了法律专业素养以外，还应具备两种素养，一种是人文素养，一种就是科学素养”。“一个法律问题背后肯定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因素，没有对社会的解读，只会生搬硬套，怎么会成为优秀的法律人才”，“只有人文素养，没有科学素养，也不行。比如知识产权这门课，文科背景下的学生就无法深入进去，一遇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就卡壳了，而有些教师自己也是不通的。”［3］而在现实生活中，法学专业人员在解决房地产、知识产权等涉及多项技术指标的法律纠纷时表现出来的失误和纰漏更是让众多的社会人士闻之寒心。而一些具备自然科学相关知识的人员则在法学领域做出了惊人业绩。如被喻为“神探”、“中国的福尔摩斯”的世界著名的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早年取得的是警察和刑事科学学位，之后又获得的是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及分子化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许多侦查结果的取得，都依赖其掌握的化学和生物学知识。而这是大多法学人员不具备的。这些都说明，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文科生特别是文科专业中实践性最强的法学专业学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3促进文科生自然科学类书籍阅读的引导策略 3.1积极聘请自然科学领域专家学者开展讲座，营造多学科交叉综合的学术交流氛围 文科生缺乏理科自然科学知识，理科生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素养，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理科生人文素养的缺乏问题已有多人撰文讨论并引起社会关注而加以改善，许多理科院校都不断聘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到校交流讲学，以便向师生渗透人文社科知识，加强其文化素养。而对文科生自然科学类知识的欠缺问题加以撰文讨论的则几乎为零。文科院校开展学术讲座或交流会议也多以与专业设置和学科属性相同或相近为主，很少聘请本专业或学科以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讲学。如2009年是西北政法大学开展学术讲座和交流比较多的一年，粗略统计全年共开展讲座和学术报告108场。除5场题目未报外，其中政治法学类76场，占总数的70.4%，哲学、文化、社会学共11场，占总数的10.2%，经济、管理6场，占5.6%，英语3场，占2.7%，教育及就业专题5场，占4.6%，其它两场，一场为《图示的态度和方法》，一场为国家授时中心的董军主讲的《现代时间斗量于北京时间》，显出明显的自然科学技术特点，但占总量不到3%。由此可见文科院校学术交流活动中的倾向性和局限性，而当前学术和社会问题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发展、综合治理的趋势，作为学术文化重阵的大学，就应积极感知和响应社会发展趋势，努力挣脱自身专业和领域局限，关注其它专业和自然科学发展动态，积极与自然科学领域单位和个人进行交流和合作，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创造访学讲学契机，从而打破专业学术局限，开阔师生思维视野，为增强理科素养、完善知识结构创造良好的学术交流和文化渗透氛围。 3.2针对图书介绍薄弱环节，加大自然科学类书籍介绍力度 现代开放宽松的图书阅览环境下，对图书的介绍推广亦是形式多样，不一而足。有大型书店的热销书或新书推介、网上图书资源的重点书目介绍、电视或广播节目中对名小说或书籍的导读。而大学生进入校门后，有教育部高教司指定的大学生必读书目100种，各专业老师也会开列本专业所须阅读的书目，梁启超、胡适等人也曾开列过青年必读书目。但仔细考察各家所列书目，大都倾向于人文社科领域，涉及自然科学类的书籍极少。这样使得整个社会阅读超于功利性、消遣性和单一性，不利于在全民范围内形成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科普环境，不利于全民科技意识的树立和提高。介于此，各图书文化事业机构和单位团体，特别是肩负着培养国家人文社科领域人才的文科院校，就要针对这一薄弱环节，改变跟风趋势作风，积极引进自然科学类书籍和文献载体，利用音响、视频、报刊、网页等多种方式向读者灌输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科技生态知识和意识，介绍优秀的自然科学读物和文献资源，调动其阅读兴趣和积极性。 3.3突破专业局限，开展自然科学类知识竞赛和社会实践活动 中小学自然科学知识竞赛比较普遍，而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并不多见。2008年江苏省举行了首届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是这方面的创举［4］。此举是在认识到“大学生科学素质的高低，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的科学素质结构存在明显缺陷”，响应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为激发大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热情，提高文科大学生的自然科学素质而实行的。其主要知识点和要求为:①重点了解物质、能量、信息和宇宙、地球、生命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运用这些知识的主要方法。②一般了解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的内涵、外延、作用和发展概况;了解科学技术的性质、功能、历史和发展趋势，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影响，掌握尊重科学方面的基本要求，了解学科体系的结构和布局，相互间的分工、联结、交叉与融合，以及由此形成的功效，了解资源和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基本知识［5］。可以说较为全面地涵盖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点和理论体系。这种通过知识竞赛激发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兴趣的方式，变被动为主动，不但能起到较好的刺激作用，而且能起到良好的引导和知识普及作用，值得文科院校借鉴推广。此外还可通过定期参加自然科学实验室活动、野外考察、参观科技馆、制作手工机械等方式，调动其学习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科技意识，提高科学素养，完善知识结构，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作者：万彩红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 自然科学论文:略谈自然科学论文政治质量意识 一、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出现的政治类差错的表现形式 （一）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主题与观点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不涉及政治性言论，但它仍有政治原则与方向问题。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政治原则与方向首先体现在文稿在主题与观点中是否与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保持一致。例如，有一篇名为《中医退出正当时》的文稿，作者以大量事实论证我们应放弃对中医的投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西医发展上会有更大效益。审稿人认为作者提出的观点大胆、独到、新颖，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刊载。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观点与国家大力发展中医的观点相悖，不予刊用。而与此同时，有刊物刊出了类似观点的文稿，虽在学界引起了反响，但给举步维艰的中医发展在舆论上又人为制造了不该有的麻烦。一篇名为《公立医院应走市场化道路》的文稿，作者从经济学角度阐述公立医院走市场化道路解决发展问题的观点，观点有理有据。审稿人认为，该观点对我们许多陷入发展困境的公立医院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可以刊载。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观点与国家医疗制度具有社会福利性质，公立医院必须承担社会义务的原则相悖，不予刊用。审稿人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与缺乏政治意识有关。学术类科技期刊的政治原则与方向表现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出版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求学术类科技期刊保证所载内容必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二）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1）为提高影响力，置泄密于不顾 许多刊物为提高刊物影响力，喜欢刊载一些有“爆炸点”的文稿，而许多作者为提高自身学术地位，也希望刊载文稿能引起学界广泛影响。为此，都在围绕“爆炸点”做文章。“爆炸点”不好找时，自然想通过捷径来制造“爆炸点”。最捷径的办法就是大尺度地暴露研究方法与过程，以此来赢得别人的兴趣与关注。在医学期刊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许多期刊把一些非常有情报价值的种族基因信息刊登出来，为敌对国家制造基因生物武器提供了资料，这种教训是惨痛的。有资料显示，国外情报机构获取我国情报的主要渠道是公开出版物。因此，期刊编辑必须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在审阅一些高科技项目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把好保密关。 （2）就学术而学术，置潜在不良影响于不顾 许多编辑在审稿时就学术而学术，置潜在不良影响于不顾。比方说，有一篇名为《XX族艾滋病感染调查及分析》的文稿首次披露了一个封闭地区、学者们认为不存在艾滋病流行条件的地区发生了流行情况，这是一个颠覆以往普遍认识的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审稿人认为，该文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该予以刊载。但编委会在慎重思考后予以撤稿，认为这种情况发生在民族地区，如果被人利用，很可能将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演化成政治问题。有一篇名为《某地鼠疫流调报告》的文稿将一个地区发生鼠疫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审稿人认为，该文稿意在总结某地鼠疫的发生规律，对鼠疫防治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而编委会认为，文稿不宜公开发表，其如若散布到社会上，极易引起社会恐慌。一篇名为《XX族X基因突变检测分析》的文稿将某一个民族的某个基因情况进行了报道。审稿人认为，该文稿发现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个基因特征，对人种研究提供了证据。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貌似一篇纯学术论文，但文中涉及到的观点有种族歧视问题，文稿不宜发表。 （3）重视文稿总体思想，置细枝末节于不顾 编辑工作是一项繁重的脑力加体力加眼力的工作，很少有不超负荷工作的编辑。故而许多编辑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文稿的主题思想上，而忽视了对细枝末节的审查。殊不知，一个小小的不注意便会引发大的政治波动。有一篇名为《我国人口肿瘤分布地区特征》的文稿宣称统计范围为“全国”，但我们细看并无台湾资料，对此我们的编辑及时在文中加注“除台湾地区”字样。这种情况很多，易给人以口实。有一篇名为《海西州藏族蒙古族自治州地方病调查》，我们对文稿的敏感问题进行了审读没有发现问题，而在付印时，一位蒙古族激光照排人员提出“抗议”，原来作者把“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写成了“藏族蒙古族”自治州，我们在审读时没想到会发生此类问题。此外我们在常见问题上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常常对国界也十分注意，而对省界、区界关注不够，引来意想不到的纷争。 （4）重视文稿主体审读，置参考文献于不顾 随着文稿规范性的增强，参考文献成为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参考文献的审读，我们许多编辑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或仅对关键文献加以审核，或只是对文献引用格式予以规范。在对一篇国外来稿审核文献时，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作者提供的是一个文献来源网址，但无意点开这个网址，发现它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链接。对文献链接我们要有十二分的注意，对指向一些特定域名的网址进行不厌其烦的检查，防止将读者引向境外别有用心的站点，例如对含．tw的站点，应着重检查，其常常隐含有分裂祖国的内容。 二、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政治质量的把控 （一）编辑主体的审美原则是学术期刊把控政治质量的关键 编辑主体的审美原则是保持刊物政治质量和学术质量的关键。任何学术期刊，包括自然科学类期刊，总是由一定的阶级所掌握，总要表现其所属阶级的立场、观点、利益和愿望，为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因此办好学报的最根本的原则，即是必须牢牢把握政治性原则，必须讲政治。因此，编辑主体在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时，首先要看文稿的政治质量，如果一篇文稿仅从学理上有严密性，但政治倾向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那么，再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也是不可取的。所以编辑主体在审稿、编辑加工过程中必须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审视文稿，否则就失去了作为编辑主体自身应尽的职责。［1］ （二）切实做好审读的制度设计是学术期刊把控政治质量的方法 审读制度是我们的防火墙。学术期刊编辑要树立审读意识，审读一直贯穿于期刊的整个编辑、出版工作的始终。每个出问题的编辑部都有审读制度，本文强调的是“切实建立”。作为一项制度设计，我们要把审读制度设计成一项不可逾越的程序性制度，而不仅仅是一项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附加性制度。 （1）构建学术期刊外部审读机制对于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十分必要。 （2）重视审读者的第三方性。往往请单位内部的专家来做审读工作，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许多问题他们看不到或不愿说。而从单位外聘请相当比例的审读员，则可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3）不放松知名专家稿件的审读。应加强对约稿的审读，对审读出的问题不迁就，不通融。 （4）审读决不可抽样，必须全刊审读。综上所述，自然科学类期刊编辑要从思想上树立起对自然科学类文稿的政治审查意识，不因其为自然科学类稿件而忽视政治质量审查，要辨别、厘清一字不着但潜含于文稿内容之内的不良政治问题，按照“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发表分内外”的原则，切实确保自然科学类期刊的整体办刊质量，严格做好自然科学类期刊政治质量的把控。 作者：陈芃 单位：青海大学 学报编辑部 自然科学论文:浅议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 1充实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的必要性 1.1幼儿教师科学素养水平对幼儿培养至关重要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1991年为3%)、加拿大(1989年为4%)和欧盟(1992年为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这一数据在2001年1.44%,2003年的数据是1.98%,2005年是1.60%,2007年是2.25%,[2]以上数据反映出我国公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不高且提升缓慢,而幼儿科学教育则是公民科学素养的早期形成的重要保障,对幼儿培养起到关键作用的幼儿教师科学素养的水平将会直接制约国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的提高。笔者也在学前教育专业任教,在2012年冬季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时侯(12月22日),有学生(理科生)因害怕世界末日来临,而选择放弃考试。这虽然只是个案,但我们未来的幼儿教师的科学素养水平,从这一愚昧行为中可见一斑。 1.2适当增加自然科学课程的重要性 在指导幼儿科学活动中,幼儿教师承担着激发幼儿对自然、对科学、对周围世界的兴趣,启迪幼儿心智的任务,对于孩子生活中一些有趣的、有益的生物、物理、化学现象都要能深入浅出地作出适当的、科学的解释。因此,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要适当增加自然科学方面浅显的与今后幼儿教育工作相关的知识,将自然科学作为基础学科正常开设,这对于拓宽师范生的知识面,开拓视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性有极大的帮助。 2如何设置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 2.1现行课程设置不利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 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的通识课程中包含了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课程,而三年制大专的课程除了表1所列举的相关课程以外,并无其他自然科学相关课程。那么三年制大专是否可以增设与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类似的自然科学课程呢？三年制大专的同学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已经比较完整的学习了自然科学的课程,那么知识的简单重复学习,便没有了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在课程里面几乎没有了自然科学。让笔者深有感触的是,各校学前专业现行的教育大纲几乎都可以概括成教心学(教育学、心理学)加技能(美术、音乐、舞蹈等)的模式。比如在教师的教育专业性方面,当前各校学前大专课程主要以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为主,而没有将未来幼儿教师的培养纳入到一个系统化的课程设置体制当中。[3]这样的后果导致学前专业毕业生自然科学知识参差不齐,良莠不一,他们不知道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学过以后也不知道在实际的工作中怎样传递给幼儿。 2.2三年制大专需要怎样的自然科学课程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指出幼儿教师应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根据现存的实际情况和对未来幼儿教师的要求,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学前专业大专课程必须进行改革。以幼儿园教学的实际需要设置一门以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为主的综合课程,该课程总体教育实践为60～80个学时为宜。第二,对实际的教学过程进行改进。山东女子学院董旭花教授主编的《幼儿园科学园(室):科学探索活动指导117例》中活动54—简易直流电动机模型。[4]该活动目的在于帮助幼儿初显的认识电和磁的相关现象,让他们感到好奇,激发了他们对科学、对自然的热情,同时,也锻炼了幼儿的动手能力。虽然大专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此活动中涉及到的物理学知识,但很多的同学没有完全的掌握相关的知识,更谈不上在幼儿教学中运用。在自然科学实际的教学中就可以以通以上类似的活动示例为背景,让未来的幼儿教师自己动手完成活动示例中要求的各项内容,然后对活动示例中所涉及到的相关自然科学知识进行总结和归纳,从而对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巩固,笔者把这种对师范生的教学过程叫做“从运用到知识”法。第三,现有的自然科学教材不适合当前的教学,应根据实际为该门课程编写专门的教材。该教材的编写应遵循逆推或归纳过程,从幼儿教学的实际出发,归纳出需要学前专业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教材的编写可以按照“从运用到知识”法,重点以剖析幼儿科学教学中实际教学活动为主,帮助学生总结和巩固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3结语 近几年,全社会都在持续的关注学前教育的发展,国家也陆续出台了幼儿教师培养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的规范有效开设对幼儿教师科学素养以及对幼儿科学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希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学前教育专业研究者和专家共同努力,让我们从幼儿教师培养开始,逐步提升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 作者：周春 单位：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自然科学论文: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综述 1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报道内容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报道内容，因各个学报的办刊历史和学校特点呈现出比较鲜明的个性。科技期刊在选稿方面要提高话题意识、注重选题创新，注重期刊载文的科学性、新颖性和先进性［7］。高校学报报道内容的选择主要体现在其报道的学科上，也反映在其作者群上。另外，科普等相关功能的探索也在业界有讨论，有的利用封二、封三报道科研快讯，有的开辟了研究简报的栏目。总体来看，报道内容体现各高校的特色，没有统一的要求，也没用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对于部分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目次中的栏目设置情况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1.1核心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这里指的核心类高校学报主要包括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栏目设置选择部分核心类高校学报近3年的情况（见表1）。通过分析，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与本校学科结合紧密。有的是独具特色的交叉领域，如电子科技大学的复杂性科学；有的是所在学校的优势专业，如武汉大学的化学、生物，武汉科技大学的冶金科学与工程，福建农林大学的作物科学；师范类的报道内容则紧密结合了所开办的专业，全面而细化。 （2）反映了地域科技资源。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城市圈研究，宁波大学的海洋水产与生物技术。 （3）在拓宽报道内容上有新的尝试。由于这些高校学报办刊的优势，在吸引优质稿源上有条件，也逐步在尝试宽口径的栏目设置，如沈阳师范大学的主编约稿、武汉大学的综述，河北师范大学则设置了专题研究和学科综述两大栏目。 1.2综合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综合类高校指的是世纪之交高校合并后出现的学科相对齐全的一般院校，具体栏目设置情况见表2。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栏目设置比较全面，优势学科体现不足。部分高校学报没有栏目设置，究其原因，有的是栏目正在形成中，有的是办刊实践中发现栏目设置与报道内容有冲突，干脆取消栏目。 （2）开始注意与学科、地域结合来设置栏目。如江汉大学的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研究栏目，依托于部属重点实验室举办特色栏目；武汉纺织大学的纺织科学；东北大学的信息与控制、材料与冶金栏目；武汉工业学院（武汉轻工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等等。在地域科技资源上，贵阳学院开设了区域经济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开设了工程质量、安全与防灾减灾。 （3）办刊实践中的新尝试。综合类高校学报难以借助刊物影响吸引优质稿源，在拓宽报道内容上也没有太多的内动力，但也进行了不少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青海大学的研究报告与学术论文。这里一个重要的尝试是浙江海洋学院和青海大学推出的研究简报。一般高校学报在高端的努力是必要的和艰难的，但在快速报道方面是有优势的和有需求的，研究简报的推出，很好的挖掘了自身的办刊优势，值得推广。 1.3农林师范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选取农林师范类高校单独分析，是因为这类高校围绕优势学科办学，专业特征明显，对它们的分析也有解剖麻雀的意义（见表3）。通过分析，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与学科、地域的结合十分明显，所报道的内容能够全面反映办学资源。关于这一共性特点这里不再展开。 （2）在学科的纵深方面有探索，从理论和应用上都有拓展，很好地体现了栏目设置的延展性。如杭州师范大学的有机硅专栏；新疆师范大学的竞技与健身研究。 （3）在报道的时效性上也有初步尝试。如内蒙古农业大学的简报栏目。 1.4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的主要趋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当前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的主要发展趋势。 （1）立足优势学科开门办刊。学报是“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披露心得之机关”（见《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编辑略例》）。与本校优势学科的结合是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办刊的立足点。 （2）着力报道地域科技资源。不同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同特点，学报应抓住这些优势科技资源，在与地域科技资源结合上不断着力。 （3）创新办刊思路注重延展性。高端的主编约稿、院士特稿，大综合的专题研究，注重时效的研究简报都是栏目设置的新趋势。实际上，学报报道内容和栏目设置的领域相当宽广，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学科的动态、学校的建设紧密相连的。按照中国图书分类办法，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类别就有10大类，其中T类就有TB一般工业技术，TD矿业工程，TE石油、天然气工业，TF冶金工业，TG金属学与金属工艺，TH机械、仪表工业，TJ武器工业，TK能源与动力工程，TL原子能技术，TM电工技术，TN无线电电子学、电信技术，TP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TQ化学工业，TS轻工业、手工业，TU建筑科学，TV水利工程，等等细类。在国外，科技期刊的科普功能得到重视和应用。学术期刊论文中阐述的新方法、新实验和新观念，也会作用于人的思维，具有科普功能。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学术期刊中完全可以融入科普内容，成为重要的科普载体［8］。科普报道以科技在线、编辑精选、网络观察、读者来信、学科视点等栏目出现在诸如Nature、Science等刊物上。然而，我们的高校学报编辑部多以“不能改变读者对象、降低学术水平为代价来招揽读者”的理由，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尝试。总的来说，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在报道内容上既要细化栏目、精耕细作，又要提高固定栏目的比例、强化优势特色栏目。 2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特色栏目建设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典型的小众传媒、综合性学术期刊，文章数量少却专业种类众多，难以体现学科特色，是这类期刊的致命弱点。 2.1学报界和研究者多数主张策划特色栏目 多数研究者和学报界同仁认为高校学报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涵盖的学科和专业太多，信息集中度太差，最终造成了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排序的下降。一段时间以来，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压缩报道内容，甚至举办专业期刊成为时尚。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如《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变更为《地球科学》，成为地球科学类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大幅度上升；《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刊载论文内容集中，脱离了一般学报大综合的特性，成为全国众多高校学报中的佼佼者。为此，自科学报界多主张向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习，举办特色栏目。他们认为突出特色，以特制胜是普通大学学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9］。《江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辟了“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专栏，《海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辟了“热带药用植物化学”特色栏目，《湖北民族学院学报》有“民族医药”栏目。综合性大学按照重点学科凝练特色栏目，民族师范类院校按照地域和传统优势学科打造特色栏目，专业明显的农林类学校更不用枚举了。这些特色栏目立足本校的重点学科，主动围绕栏目组稿约稿，成为倍受业界注意的重要阵地。 2.2不少办刊人和管理者主张坚持办刊规律不强求特色 也有学者质疑了大学学报的“特色论”［10］。他们的理论依据是学报是学术期刊，不能同文学期刊等消费类期刊等同，不可盲目学习其特色建设的规律。他们列举了中科院系统的学术期刊、国外的期刊办刊实践，特别强调：科学无特色，创新和反映创新的科学研究是学术期刊的第一要务。其精神实质在于质量［11］。当然，这些质疑论者也没有否定编辑的策划努力，他们承认学术期刊有学术引导的使命，提倡以问题为中心。 2.3对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特色栏目建设的建议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建设自有其规律可寻，在坚守职责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报道内容是总的趋势，这一趋势必然同经济社会发展、学科动态和学校建设紧密相连。开办特色栏目不是学报的唯一目的，在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和不断分化组合的总态势下，相对集中地形成自己办刊的特色才是自然科学版的社会职责。这方面要有所创新，不能有固步自封的心态，不能回到过去那种“你拨经费我办刊，不愁期刊没人看”的旧思路上。对于特色栏目建设，不搞不必要的争论，而要在建设中不断打造队伍，凝练特色。这也许是面向未来的办刊之道。 作者：叶冰 曾婷 单位：江汉大学 期刊社 自然科学论文:中医理论与自然科学研讨 1科学理论的特点 自然科学理论，其所有的边缘概念都是来自于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比如西医，其观察人体情况，都是用眼睛、耳朵。所以自然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都是来自于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这是导致笔者能够理解、认同自然科学理论最重要的原因。总的来看，自然科学理论是人的大脑对来自于手、眼睛等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的总结、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论。 2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来自于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总结、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论。 与物理理论相比，中医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但是构成中医理论的基础概念如:金、木、水、火、土，阴、阳、邪气、邪风、卫气……是不被人们所认同和接受的。因为现代的科学家包括普通人，总是试图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中医理论，他们总是问“什么是气，什么是金、木、水、火、土”，看不到气，也检测不到。所以这导致了中医理论不被认同。但是这就如同要求人们用眼睛看到香味、臭味，用手摸到红色、绿色，这是不可能的，中医理论的基础概念是人脑对来自于身体内部感觉神经的信号。 为了证明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抽象、总结，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中药的药性。在中医理论中，中药的药性是通过品尝，甚至将药草吃进肚子，从而感受药草的药性。这证明了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觉神经信号的总结。 所以，自然科学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外部感官信号的抽象、总结;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总结、抽象。 3展望 本研究所提出的观点首先证明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其次为中医的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 中医理论中五行理论为认知科学提供了一个关于“情感”的物理模型，这个“情感物理模型”对于认知科学有很大的作用，对于构建人脑中知识库模型有很大作用，笔者希望通过进一步对五行理论的研究了解情感与大脑的联系，从而为人脑“知识库”的研究提供益处，为我国自动化程度进行质的飞跃提供理论基础。 作者：孟晓宇 单位：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自然科学论文:柏拉图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实用性 数学天文学家柏拉图 柏拉图将“理念”应用到天文学，“理念”在希腊天文学中的本意是形式，毕达哥拉斯借用“理念”来指称理想的几何图形，以区别于纸面上画出的几何图形.苏格拉底将这一思想推广到伦理范畴，柏拉图将这一思想推及到整个宇宙18Pg.柏拉图的宇宙论由形式、个体和造物主构成.柏拉图继承和发扬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是世界本原的观点.他用理想的、数学的天文学来代替观察天文学，是一项激进的观念变革.柏拉图第一次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盘旋在天文学家脑海中的行星运动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目标:如何组合各种均匀的圆周运动，使其结果对应于所观测到的行星运动l8]2，围绕着柏拉图提出的问题，经过了500多年，从欧多克索(Eudoxus)到托勒密(Rolemy)，希腊天文学家利用数学原则与圆周运动来说明天体运动的各种不规则的现象.柏拉图提出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学说，由人类组成的微观世界与宇宙的宏观世界相回应，他的思想影响到了中世纪欧洲的思想.柏拉图企图使天文学成为数学的一个分支，他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一种数学的宇宙观.他用数学表达描述了神圣的天体运动，他设想宇宙开端有直角三角形，他坚信地球是固定在宇宙的中心，同太阳、月亮和行星一起与不同的速度围绕地球旋转.柏拉图认为只有一个宇宙，他认为不同的天体都是由四种元素的微粒组成的.火微粒是正四面体，气微粒是正八面体，水微粒是正二十面体，土微粒是立方体.第五种正多面体是由正五边形形成的十二面体，这是组成天上物质的第五种元素，叫做以太•柏拉图的正多面体，多元素体现了把自然数学化的一大步.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哥白尼和伽利略也遵行了柏拉图的数学天文学思想而取得成功的典范，伽利略在《试金者》中曾这样描述过:宇宙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四巴柏拉图受到了毕达哥拉斯派关于数的神秘主义的影响，他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天文学中.在《蒂迈欧》中，柏拉图强调“一个”世界的完美性.他用“一”这个数字的概念说明了世界太完美了，并和德漠克利特的机械论展开论战，推动了天文学向前发展.柏拉图的天文学体系不涉及可见天体的可感知的运动，而是与想象中的天空中数学点的完美运动有关，这些完美的数学点描绘出圆周运动，通过匀速圆周运动的组合来解释天体运动的不规则性这一思想为数学天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欧多克斯(Eudoxs)在柏拉图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天文学的天体的同心圆理论.托勒密乃至哥白尼一直延续这一思想研究完美的同心圆运动轨道. 柏拉图:理念论与数理思想相结合的古代典型柏拉图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他将在认识论体系上的理念论与在本体论体系上的数理思想相结合，逐步建立和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理论体系.柏拉图对真理的认识是和他的理念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特有的唯心主义，后世称之为“唯实论”.“唯实论”对科学史的影响，超过了他的任何其他理论.科学史学家丹皮尔认为柏拉图的唯实论是一种现代形式观念的“实在论”，比一种粗糙的唯名论更接近真理7竺柏拉图的唯实论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在方法论上表现为注重推纳演绎法，重视数的观念.柏拉图将几何学作为演绎推理的一个很好的实例，柏拉图曾经明确地把上帝看成一位几何家.他以几何学为蓝本，认为数理学家要利用各种几何图形进行思考，但是这种图形不是现实中的图形，而是理念中的图形，经过假设和逻辑推演，最终形成人们对现实世界认识的各种的理念.E•迈尔(Mayr)将这种思维称之为“类型逻辑思维”〔10183.这种思维模式认为自然界中应该重视研究典型现象，柏拉图本人建构的宇宙模型正是用了这种方法，欧几里得乃至整个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都是如此111].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是提出几何世界图景的第一人，是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近代科学奠基者的思想噶矢112].研究科学史的历史学家林德伯格(Lindberg)这样描述柏拉图在科学上的影响:柏拉图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现代口吻—理想化是大多数现代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我们在建构模型和定律时，为了把握本质就需要忽略偶然因素的作用110183.而物理学也是遵行了这一方法论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在解决杠杆原理时，继承了柏拉图的理想化思想，忽略了杠杠本身的重量、支点的摩擦以及空气阻力的因素，同时把物体作为质点，把杠杆的位置定位为一个理胜化的数学点来处理.同样，伽利略的对接斜面理想实验就是试图在排除所有阻力和干扰的理想状况下描述物体的运动，解决了物体的运动问题，这是柏拉图的“类型逻辑思维”延伸的一个经典实例.后来的牛顿在伽利略理想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牛顿第一定律，即赓胜定律，惯性定律是不能直接用实验去严格的验证，它也是理想化逻辑推理的产物.柏拉图的自然哲学思想记录在他的众多著作中，其中最著名的是《蒂迈欧篇》.科学史学家WC丹皮尔曾这样评论《蒂迈欧篇》:这部书差不多成了中古时期的知识的唯一来源，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遗忘的几百年中，它给中世纪带来了一种自然哲学，当时的异想天开的见解有许多就是从那里来的Iv]51.柏拉图还通过举办学院的形式传播他的科学思想，他注重实证研究，培养了欧多克索斯、亚里士多德等大批杰出人才. 作者：张瑶 吴文良 徐楠 单位：昭通学院物理系

地方课程论文:把握地方特色 构建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务管理对企业的发展日益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相较于社会的需要，学校财务管理专业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从塔里木大学的地理位置、生源特点、就业趋势等出发，结合新疆经济的发展趋势，探索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在此基础上，分析确定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打造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特色专业。 关键词：财务管理；培养目标；课程体系 2008年，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建财务管理本科专业，那么如何设置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前中国仍以中小企业为主，其中绝大部分财务与会计没有实现分离，财务管理人员更多从事的是财务会计方面的基础工作；其次，高级财务管理人员所具备的对企业资金需求的预测、筹措、投资、企业风险的识别与防范等方面的能力，需要他们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根据财务管理本科学生的生源基础、知识水平和在校的受教育时间，这实现起来相当困难。最后，不同地域的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选择也有所不同，为使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不同地方的高校应结合本校学生的就业状况制定自己的培养目标。 一、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定位 塔里木大学地处偏远，学生生源、毕业生就业渠道以及周围经济环境都有明显不同于内地高校的特点，作为一个新设专业，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在制定培养目标时务必要考虑其地域特色，从而建立起符合学校特点、适应学生水平、满足社会需要的特色财务管理专业。 1.适应生源特点培养应用型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塔里木大学地处偏远，其生源结构与疆外一些高校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若盲目照搬内地高校的教学思路和方法，必然出现排异效应。因此，在制定培养目标时，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因材施教，本着“大众教育”方针，将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一般的财务管理专业应用人才，从而使目标定位与其生源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如此方能将我们的学生培养成真正有益于社会的有用人才。 2.适应就业趋势培养实用型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塔里木大学的生源以新疆考生为主，学生毕业后大多选择在新疆就业。据塔里木大学学生工作处统计，自2003年以来，毕业生留疆趋势日益明显，2003年有大约43%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南疆，2008年以后，这一比例则扩大到80%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分布在基层的各个团场，为此，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在制定培养目标时，将其定位于主要从事比较复杂的财务管理实务工作，能够下得去、干得好，社会评价高、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实用型财务管理专业人才。 3.2010年中央决定实施新一轮的对口援疆工作，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将为新疆和兵团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那么对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确定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目前新疆和兵团中小企业财务与会计岗位划分不明确、财务管理水平不高。新疆和兵团中小企业必将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期，在未来不断夯实管理基础、实现筹资渠道的多元化、严格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适度，拓展投资领域、提高财务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加强预算管理等。此外，这一战略机遇必将加速推进新疆企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财务管理人员将面临日益复杂的工作环境，对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水平的要求将日趋提高。对此，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在制定培养目标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当前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适应时代要求，使财务管理专业建设具有前瞻性，从而培养出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综上所述，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可以归纳为：培养具有扎实的管理、会计和金融理论基础，熟悉财经法规，能够熟练应用管理信息化的理念和技能，将管理、会计和金融理论知识创造性地应用于工商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应用性、创新性人才，具有较强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构建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应注意的问题 1.各高校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缺乏地方特色、本位特色。从中国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来看，各高校都差不多，部分院校甚至照搬一些重点院校的课程体系，这是不尽合理的。须知不同的院校其生源特点有所不同，具体培养目标可能也有所区别。各高校特别是边远地区的高校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务必要考虑本校大部分学生的就业去向，结合企业的人才需求，科学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课程体系，从而为学生将来的就业做好准备。那么作为边远地区的高校，塔里木大学的生源质量、毕业生的就业方向等明显区别于疆外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因此，在设置课程体系时，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重点关注。 2.各高校课程设置大都过分关注专业课，而忽视基础课的重要性，从而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企业的财务管理是一项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的复杂的管理工作，它不仅仅需要相关人员具备应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对他们的文学修养、品德素质以及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等都有一定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在设置课程时要对基础课给予适当的关注，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从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有利于学生非专业技能和职业价值观的培养。塔里木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为新疆地方和兵团输送人才，结合新疆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将来的发展前景，企事业单位要求财务管理人员不仅要具备基本的会计及财务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要求财务管理人员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有宽泛的知识面等，而这就需要通过相关的基础课程来培养。 三、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 为了更好地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充分地发挥我校毕业生的专业特长，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在充分考虑培养目标的基础上，结合上述问题，制定出适应自己的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次： 1.公共基础课程。如前所述，开设公共基础课程是为了培养学生的非专业素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学方面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并具有一定的汉语写作、数学逻辑思维、计算机操作及外语写作表达能力，从而为其后续学习以及将来发展打下基础。因此，公共基础课主要应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大学英语、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机技术基础、大学语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等。 2.学科基础课程。财务管理学科基础课程的设置旨在使学生掌握本专业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专业课程的学习做好准备。财务管理学科基础课程主要包括：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原理、统计学原理、会计学原理、计量经济学、现代企业管理、财政学、金融学、市场营销学、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经济法、审计学等，从而使学生全面掌握经济与管理方面的基本内容，对培养学生经济与管理方面的分析判断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3.专业方向课程。专业方向课的设置旨在通过系统的教授与指导，使学生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财务管理人员应有的专业素质。专业方向课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模块。必修课包括：高级财务管理、成本与管理会计、管理信息系统、财务报表分析、证券投资学、战略与风险管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税法等。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从事财务管理实践工作的基本能力。选修课包括：高级财务会计、电子商务、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保险学、预算会计、资产评估、经济应用文写作、会计信息系统等。这些课程的学习可进一步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4.专业实践环节。相较于以上的文化理论课，专业实践不仅可以强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把握，同时实践过程中企业现状一定程度的展示，更能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思考一些专业方向的实际问题，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此外，实践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专业问题，可使学生认识到自身知识的不足，促使学生在下一步更加努力的学习。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根据自身具备的条件和周边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应地安排了校内和校外两种实习方式。校内实习主要以实验的方式体现，包括会计学原理实验、会计信息系统实验（即用友u8的系列操作应用）、审计软件的应用、企业经营决策模拟（即手工和电子erp沙盘模拟）实验、以及校内毕业实习等。由于财务管理专业性质的特殊性，校外实习则主要由学生自主联系进行。通过校外实习，使学习亲身体验企业的实际工作环境，认识书本知识与现实的一定差异，更加深刻地理解相关的理论知识。 综上所述，以上四个方面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通过这样一个完整体系的课程设置，有利于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特色专业的建设，从而为社会培养出专业素质好、知识面广，能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应用型财务管理专业人才。 地方课程论文:浅谈研究性学习在地方高师院校教育学课程中的应用 论文关键词：研究性学习　地方高师院校　教育学课程 论文摘要：为解决基础教育领域严重缺乏研究性学习指导教师的问题，本文以河北民族师范学校为例结合地方高师院校及学生的特点，对在高师院校教育学课程中开展研究性学习进行了理论的探索和初步的实践。 在我国的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课程体系中，“研究性学习”课程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教师的重视。然而，在研究性课程实施过程中，学校缺乏能够有效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教师。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基础教育师资培养过程中普遍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教学实践，构建起高师院校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模式，培养出具有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师。《教育学》是高师院校的公共必修课程，选择该课程开展研究性学习，能够影响到更大范围内的师范生，促使各学科专业的学生在进行研究性学习时积累经验、掌握方法、培养能力，为将来任教奠定基础。 一、研究性学习概念界定 一般人们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研究性学习”这一概念。广义上，研究性学习是一种学习方式。狭义上，研究性学习是一种课程形态，是为充分展开“研究性学习方式”所提供的有计划的、相对独立的学习机会。 本研究中，笔者将高师学生的研究性学习从广义上来理解：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从学科领域和社会及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去建构知识、应用知识并解决问题的一种学习方式。 二、地方高师院校教育学课程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实施程序 （一）研究性学习前期准备 学生们由于长期处于接受式学习的思维定式中，所以在首次接触研究性学习时，很可能会表现出困惑、茫然和无所适从。因此在开展研究性学习之前，教师需要通过讲座等形式为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作必要的知识铺垫。 （二）实施过程和方法 第一阶段：成立课题研究小组，进行职责分工。 课题研究组人数一般以4～8人为宜，便于合作与集中。组员在小组中根据自身爱好和特长负责不同的研究任务，此外还要有不同的职责分工，例如，负责记录研究进展和活动情况的“记录员”、负责小组与教师以及其他小组进行联络的“联络员”等等。 第二阶段：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 教师指导学生要注意选择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创新性、可行性，这是学生选择既有价值又适合自己的课题的必要条件。 第三阶段：制定课题研究方案。 课题研究方案制订的是否合理决定了课题研究效率的高低。研究方案应包括课题的名称、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实施步骤与进度、成果的表达形式、课题组成员的分工。在制订课题研究方案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指导学生根据课题内容的不同选择最适合的研究方法。 第四阶段：进行开题报告。 指导教师组成评审小组，所有课题小组参加。第一步由小组汇报：课题的由来、课题的意义、课题研究的可行性、研究的方法、计划进度及人员安排；第二步由评审小组和全班学生对其开题报告提出质疑，小组成员针对问题进行答辩；第三步是评审小组评议，综合各方意见，决定能否开题；第四步是向各组提供修改意见，组织学生丰富和完善其研究方案。 第五阶段：小组实施课题研究。 在本阶段，学生按照课题研究方案开展研究，通过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调整方案，使课题得以完成。在研究过程中，学生进行分工合作，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开展调查、走访专家和有经验的实际工作者等方法收集相关方面的教育信息。之后对信息进行处理--判断信息的真伪，识别信息的价值；将资料整理、归纳，使其条理化、逻辑化；最后综合整理信息进行判断，得出相应的结论。 第六阶段：成果交流，结题报告。 学生将本组的研究成果撰写成课题研究报告发表在网上，指导老师进行初步评审，同时，各组可以在对别组的研究成果进行质疑和评论中进行充分交流。 在成果交流之后，召开结题报告会。由每组汇报人员在限定的时间内简要汇报开题后课题的具体实施过程、小组成员如何分工、取得哪些研究成果以及在研究中的体验与收获。 （三）总结评价 研究性学习评价在研究性学习中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研究性学习能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关系到研究性学习意图能否实现。对高师院校学生实施教育学研究性学习进行评价应坚持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方法多样化、评价内容多视角化、评价全程性、评价激励性原则，在研究性学习的前、中、后期进行开题评价、中期评价和结题评价。 地方课程论文: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矿石分析课程建设探索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已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面向生产一线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该学院工业分析与检测专业面向地方经济支柱矿业产业，进行矿石分析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为地方矿业企业提供了急需的分析专业技术人才，实现了与区域经济良性互动。 一、矿石分析课程开设背景 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是一个传统专业，其应用非常广泛，化工、冶金、石油、药物、材料、环保、食品、生物等许多行业都需要工业分析人才。不同行业的原材料、产品等物料不同，其分析方法、标准等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行业根据其生产特点、产品特性等多种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相应的分析方法和标准。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工业分析，由于版面篇幅有限等原因，难以将众多的各种分析方法和标准都编入教材，内容不能做到兼顾各行各业，传统的《工业分析》教材内容主要涉及水质、钢铁、煤炭、化工、硅酸盐、农药、石油化工等行业，而矿业的矿石分析等内容未编入教材。河池市是全国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锡金属储量居全国之首；铟金属储量名列世界前茅；锑和铅金属储量居全国第二。有色金属产业已成为河池市的经济支柱产业，当地矿业企业需求的工业分析人才是能熟练掌握矿石分析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广西“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发展有色产业成为千亿元产业，随着这一产业的发展，市场对矿业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量将会增多。为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的专业技术应用型人才，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在工业分析与检测专业中开设了矿石分析课程。 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矿石分析课程建设 （一）《矿石分析》教材编写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资源，是学生获得信息的主要源头，没有教材，就难以进行相应的教学。在没有现成适用的《矿石分析》教材的情况下，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自编教材。对于《矿石分析》教材的编写，该学院通过深入厂矿进行调研，广泛征求企业对人才培养的意见，在了解企业对人才规格需求等的基础上，根据地方矿业企业实际结合专业特点制定该课程的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力求突出高职教育的应用特色和以能力为本位特色，教材主要内容是以地方采选冶矿业企业在工业生产中分析测定各种矿石主要元素的含量等，通过查阅大量的相关技术资料、与企业技术人员共同探讨研究，在选取的分析方法上注重实用性、可靠性和先进性。对于理论知识遵循“适度、够用”的原则，注重岗位职业能力的培养，如教材编入的分析方法具体实用，简明扼要地阐述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重点介绍实际操作方法和技巧等，较为详细地讨论了在实际应用中易出现的问题和分析判断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灵活应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该教材编写得到了地方矿业企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本着编写出真正管用、与企业相对接的地方教材的目的，编写过程中充分吸取多年来教学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和企业实践应用的经验，经过认真研究和反复修改，完成了《矿石分析》教材的编写。 （二）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这就要求专业教师不仅应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基础，而且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方向和着力点，是提高高职院校办学水平、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关键。矿石分析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课程，不具备“双师”素质的教师难以胜任该课程的教学工作。在加强“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从企业调入有多年岗位工作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到校任教。通过严格考核，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先后引进了3位该专业的工程师。二是安排专业教师下厂学习、调研、参与企业的相关技术工作等。河池市有色行业发展较快，有不少的产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国际知名品牌，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原材料、产品等的分析检测均采用了可靠的方法和先进的仪器设备，有的仪器设备许多教师未使用过。专业技术的不断更新，专业教师如不继续学习知识将会“老化”，因此下厂学习不仅可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还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本专业技术的发展方向，更新专业知识，使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与时代同步发展。通过下厂调研，教师可深入和全面地了解企业对专业人才规格的需求，有利于课程的教学改革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专业教师在下厂学习与调研过程中，可根据企业的实际和自身的能力参与企业的技术开发等工作，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三是聘请经验丰富的企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学生下厂实习时，实习指导教师主要由企业技术人员担任。四是组织教师积极开展教研活动，通过学习教育理论、探讨和交流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等，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三）实验室和实训基地建设 矿石分析的工作任务是分析测定矿石中各主要元素等组分的含量及矿物物相组成等，分析测定的结果都是以实验数据为依据，因此实践教学至关重要。矿石分析课程实践教学学时占总学时的60%，为搞好该课程的实践教学，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建设实验室和实训基地。一是在校内原有的仪器分析实验室、分析化学实验室、天平室等多个相关实验室的基础上，针对矿石分析的特点，从实用性和先进性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新建了矿石分析实验室，使建设的实验室不仅能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还具备开展科研工作的条件，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二是与河池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以及本市内分析化验技术装备先进、管理科学规范、人员素质较高的企业等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校外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一个与岗位工作条件相一致的实训场所，实现学生培养与企业需求的“零距离”对接。 （四）课程教学 在矿石分析课程教学中，注意把握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协调统一，避免过分强调实践教学而轻视理论教学。理论教学突出以能力为本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用专业理论来指导岗位工作，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理论教学内容应适度、简明，以够用为前提，兼顾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如在教学中将复杂而繁琐的矿石各组分分析操作过程分解为试样分解、溶液处理、分析等三个模块进行教学，通过学习并分析比较，使学生了解矿石各组分的各个分析操作过程中的相似之处与差异，掌握矿石分析的原理和规律，以达到触类旁通、灵活运用、融会贯通的目的，有利于学生职业能力可持续发展，适应将来工作中新技术变化。实践教学加强岗位动手能力的培养，一是强化分析操作技能的培训与练习，打牢基础，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分析操作基本技能。二是在技能培训中提高“智能”含量，实践教学不仅仅是肢体操作的练习，学生在实验过程不仅要动手还要动脑，矿石分析过程是由称量、试样分解、溶液处理、分析等多个操作步骤构成，每一个环节的操作都直接影响到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为此应引导学生从观察实验过程的现象及变化等思考其内在的原因，理解每一操作步骤的作用、原理等，学会和掌握操作要领。三是加强生产实践的实训教学，在完成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校内实践教学后，安排学生下厂顶岗实习，使学生进一步提高实际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同时为学生就业提供一个较好的平台。 三、课程教学效果 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矿石分析课程建设成效显著。一是课程建设立足本地，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定位准，效果好。针对地方矿业企业生产需要而开设的矿石分析课程教学，使学生较好地掌握了矿石分析的职业技能，为学生的就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已为企业培养了一批“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分析专业高技能人才，大多数学生很快成为企业生产一线的中坚力量，有的学生现已成为单位质检部门的负责人。二是矿石分析课程自编教材根据地方矿业企业生产的特点进行编写，针对性和实用性强。课程教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到厂就业能很快适应岗位技术工作的要求，学生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受到了企业的普遍欢迎。三是矿石分析课程建设的目的是为企业培养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促进学生顺利就业，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企业对工作的开展给予大力支持，不少企业与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签订了“订单培养”、校外实训基地等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了校企合作，实现了学校、企业和学生的“共赢”。 地方课程论文:基于地方高校的国际贸易课程教学实践探索 摘 要:国际贸易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涉及到许多涉外贸易的实践环节。但地方高校一般位于内地中小城市,涉外贸易程度不高,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地方高校国际贸易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本文通过分析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探讨怎样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 关键词:地方高校 国际贸易 实践教学 国际贸易是一门研究国际间商品交换的理论与实务学科,具有较强的涉外性和实践性。教学过程中,如何搞好国际贸易课程的实践教学,是困扰教学的一大难题。尤其地方院校,因受经济、地理、人才等因素的制约,有效开展国际贸易业务流程的实践教学就更难,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利用现有的资源,加大改革和探索的力度,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 1 进行国际贸易课程实践教学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是提高教师实践操作能力的重要平台。高校教师队伍虽然学历水平较高,但是大多却都缺乏实践经验,对于一些实际业务中的习惯做法和应注意的问题缺乏亲身体验,难以充分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开展国际贸易课程实践教学活动,实际上也是老师们学习、充电和增强自身实践教学能力的过程,使教师的教学能力上一个台阶。 其次,实践性学习,会促使学生有针对性地对自己的知识查漏补缺、增进对当前国际贸易人才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的了解,这也将促使学生有针对性地去获取一些执业证书或者资格证书,比如报考报关员、单证员、货运等。这也将有助于增强学生择业的筹码。同时,实践性教学还可以扩充学校的教学外延,稳定学校和社会的实践性关系,使理论更好地与实践相结合。 再次,开展国际贸易课程实践环节的教学可将单调的课堂填鸭式教学转化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因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国际贸易流程的生动化,故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将会提高,学生由被动接受理论知识的学习将转变为动手操作的主动学习,这对提高教学效果是大有裨益的。 2 地方高校开展国际贸易课程实践教学存在的困难 基于内地地方院校的经济、地理以及开放环境,开展实践性教学的资源非常有限,全面有效的实践性教学活动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经验不足 我国本科院校国际贸易专业的设置是20世纪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办学时间相对较短,而地方高校开设国际贸易专业的时间更晚,可做借鉴的经验有限,实践教学只有在综合自己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摸索着前进。从专业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到实践模块、操作流程,都只能不断地学习、改进,这样一来实践教学的效果自然也就存在着不足之处。 2.2 经费有限 地方高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有限的学费收入,再加上近几年本科教育在硬件基础设施的投入上花费较大,导致教学工作上存在着经费上的限制,而开展实践教学就要购买价格昂贵的教学软件或者自筹经费进行实践实习。地方高校面对高额的投资成本,往往顾此失彼,难以满足教学需要。这在客观上妨碍了国际贸易专业的发展,进而影响了教学质量,这又会进一步影响学校的声誉和招生,形成恶性循环。 2.3 资源欠缺 开展国际贸易实践教学需要一定的外部资源作为支撑,沿海城市、大城市拥有较丰富的资源:港口码头、海关资源、专业性外贸公司、涉外货代、银行国际业务部,甚至有的还拥有保税区这种专门从事国际贸易实务操作的经济区域,非常便于各大院校开展国际贸易学习的实践操作。但内地中小城市不具备这些资源优势,无法从当地企业获得相关实践操作的学习机会。有鉴于此,身处内地中小城市的地方本科院校就非常有必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外联,但这又受到有限经费的制约,有想而不得实。 3 地方高校开展国际贸易课程实践教学的几点建议 针对地方高校开展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的诸多困难,笔者认为应该将地方资源进行整合,结合高校自身的特点及办学优势,尽最大可能地开展实践活动,笔者试着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专业教师应充分利用周边资源来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国际贸易专业教师可通过自我学习、教师间的互相学习集体备课或外出进修,提高自身实践教学的能力。教师还可利用往届毕业生的资源,从在外贸企业从业的往届毕业生处获取最新的实务单证和案例来进行实践环节的教学。至于缺乏双师型教师的问题可通过鼓励教师考证或外聘客座教师的途径解决,缺乏双语型国际贸易专业教师的问题可通过教师自己增强英语学习或同本校外国专业共同培养双语型教师来加以解决。 加强教学实践基地建设。经费困难等问题虽然确实存在,但毕竟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地方高校要加大力度构建实践教学基地,通过对本市及周边城市相关企业的走访、调研,遴选出符合教学要求的典型外贸企业,并建立良好的校企关系,解决实践教学基地缺乏问题。实在没有办法的进行的实务操作流程,也可以借助国际贸易实务模拟平台(软件)来进行,虽然需要较大的一次性投入,但这对学校的长远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地方政府应给予大力支持,地方高校在办学过程中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有一大部分是服务于地方,所以地方政府是首先得益人。地方政府应该做高校和本市相关企业之间的纽带,帮助高校建设实践实训基地,为高校的发展学科的建设开绿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应该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切实地解决地方高校的困难。 师生间要加强互动,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开展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非常重要,这不仅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可以对学生起到较好的鞭策作用,甚至能帮助学生尽早的订立自己的职业规划,做到有的放矢的学习,在就业的时候也能减少学生的迷惘。在国际贸易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和学生一起在模拟平台上作试验,或者带领学生一起参加单证员、货运员等从业资格的考试,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能够增强教师自己的实践操作能力。 总之,在国际贸易教学过程中开展实践教学环节是非常有必要的,地方高校从长远利益而言更要着重发展该专业的实践教学,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实践型本科人才。 地方课程论文:有机化学课程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研究 《有机化学》课程是一门以基础知识为起步，涉及有机化学操作技术的实用型课程。《有机化学》课程研究的内容包括有机化合物的来源、制备、结构、性质、应用以及相关理论和方法学问题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对专业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培养能够满足生产、建设、服务与管理一线需要的高端技能型人才，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历史使命。为此，课程组结合《有机化学》课程建设，对课程如何进行产学研合作，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探索与实践。通过贯彻“产学结合，优化教学模式；学研结合，培养学生能力；产研结合，促进企业发展”的“三赢思想”，以课程改革为抓手，以师资队伍培养为依托，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目标，全面优化了《有机化学》课程内容，建立了企业技术服务机制，为社会培养了学以致用的实用人才，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产学结合，优化教学模式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因此高职课程的基点应该是实际生产中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岗位。课程组依据企业生产需要，确定教学内容；模拟企业生产，进行一体化教学；进行工学结合，锻炼学生实践能力。通过（生）产（教）学结合，优化了课程的教学模式，为企业培养了实用的技能型人才，服务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1.1依据企业生产实际，确定课程内容 在不同类型的化工企业就业，对于《有机化学》课程学习内容的侧重点也就不同，为了改善《有机化学》课程的教学现状，课题组将《有机化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基础模块和拓展模块，基础模块统一教学内容，拓展模块则根据在相关化工企业调研的结果，针对专业方向、就业倾向的不同，对教学内容进行不同的选择性组合，以适应不同的工作岗位任务要求。 1.2模拟企业生产，进行一体化教学 课程组在课程建设顾问的指导下，按照企业实际生产过程开发《有机化学》课程体系，以知识应用为中心，将理论与实践相互贯穿，将课程内容设计成融“教、学、做”为一体的教学项目，模拟企业实际生产进行一体化教学，探索学校学习与企业生产的一致性，课堂与车间的一致性，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 1.3坚持工学结合，理论联系实际 在教学过程中，课程组很重视工学结合，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在企业参加实践，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工业生产，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以化工企业真实生产场景为学习氛围，以真实产品生产过程为学习内容，由学校指导教师、外聘企业教师共同进行指导。在企业实习期间，学生以新员工身份参与企业生产全过程，企业把学生当员工来管理，实现课堂与车间、学校与企业的零距离对接。 2、学研结合，培养学生能力 与本科院校学生相比，高职院校学生的创新研究能力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高职院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利用多种途径，培养适合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高端技能型人才。课程组通过在教学内容中渗透科技前沿知识，将研究型实验引入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能力等方面积极进行学（习）研（究）结合探索，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2.1在教学内容中渗透科技前沿知识 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近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都十分重视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课程组将与教学内容有关的、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科技前沿知识渗透进日常教学，让学生真正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只有不断依靠科技进步、进行技术革新，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2.2将研究型实验引入实践教学 通过减少演示性、验证性实验，增加设计性、工艺性、探索性实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操作、独立分析的能力。特别是将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转化为学生实验，这种近距离对接，不仅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更从科研精神方面对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开放有机化学实验室，让学生在自主创新中体验成功的喜悦，为社会培养勇于探索、不畏失败、追求真理的实践型人才。 2.3培养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能力 通过鼓励学生参与由教师负责的企业技术革新项目，申报国家专利；鼓励学生参与由教师主持的科学研究项目，；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生产实际，自主创新完成小发明、小创造，锻炼学生的创新素质，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3、产研结合，促进企业发展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高校基本职能，高校教师的科技研发可以有力的促进企业生产技术提升和地方产业经济发展。课程组响应学校号召，与区域化工企业开展技术对接，进行（生）产（科）研结合，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3.1将企业生产难题转化为教师科研项目 与地方小型化工企业相比，化工行业特色鲜明的职业技术院校在智力资源、科研条件方面有明显优势。为地方小型化工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服务，可以实现校企合作，互惠互利。对小型企业来说，依靠自身能力无法独立完成的技术改造项目，可以委托为高职院校教师的横向科研项目，借助高职院校教师联合攻关来完成。同时高职院校教师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文献查找、样品分析测试、专利申报、技术资料撰写等服务。 3.2利用教师研究成果提升企业生产能力 来自企业实际需求的横向课题，通过教师攻关研发，获得研究成果，进而又应用于企业生产，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企业发展。对学校来说，通过教师承担企业委托的横向科研项目，扩大了学校影响，锻炼了教师的技术开发能力，有效的培养了教师的双师素质。 4、产学研合作取得的成效 通过产、学、研结合，课程组在《有机化学》课程建设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学生的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师资队伍实力不断增强，科技服务企业机制得到完善，实现了产学研结合的良性循环。 4.1学生的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课程建设促进了学生培养质量的显著提高。渭南海泰新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伟高级工程师这样评价，近年来，我公司每年暑假都接收来自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系的生产实习学生45-90人，并且每年都留下部分优秀实习学生在我公司就业。这些学生动手能力强，来公司后很快就能承担起有机合成操作等岗位工作，说明了学校教学和就业岗位的对接良好。一部分优秀毕业生已经成为公司的业务骨干或班组长，正在发挥着骨干带头作用。《有机化学》课程组老师教学经验丰富，经常深入企业调研，在保证理论知识必需、够用的基础上，很重视学生操作技能训练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 4.2教师队伍的实力不断增强 课程组教师在圆满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积极申报教研、科研课题，进行学术研究，参加企业技术改造，进行产学研结合。近年来，主持省级、校级教学科研项目8项，完成西安凯洁精细化工制造有限公司、延长油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子北采油厂横向委托技术改造项目2项，发表教学、科研论文50余篇，申请国家专利8项，获得授权6项，获陕西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1项。研究制作的部分教学模型、仪器产品投入教学使用，提高了教学效果，推广至附近学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孙宾宾老师的部分科研成果被收录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有机化学中的螺共轭效应和异头效应》一书中，转化为教学资料。孙宾宾老师为西安凯洁精细化工制造有限公司横向开发的部分技术成果被企业采用，为企业创造了经济效益。 4.3产学研结合实现良性循环 如何能够与企业建立稳定、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实现互惠互利，是高职院校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在众多合作企业中，课程组与西安凯洁精细化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了深度产学研合作关系。该公司距离我校2公里左右，是一家地方小型精细化工生产企业，主要从事各种精细有机化学产品的生产。2007年初课程组和该企业合作开始，目前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课程组为企业提供无偿技术咨询、无偿方案设计、有偿产品研发服务；企业为学生提供无偿短期见习、无偿生产实习等服务。双方通过为对方提供服务，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不断增强。 近年来，课程组老师为地方化工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文献收集、产品研发、样品测试等服务三十余次，协助地方化工企业开发新产品2个，其中“光致变色螺环染料合成工艺改进与开发”项目已经完成实验室研发阶段，进入中试阶段；开发的“一种便携式紫外线监测装置”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企业为学生提供课程实习、生产实习。企业技术人员还积极支持学校老师申报各级各类教学、科研项目，参与研究。 通过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服务地方经济的合作机制得以建立，初步实现了“学生、教师、企业”三赢的良性循环，有力的促进了《有机化学》课程的建设，服务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地方课程论文:锡剧在江南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构中地位的思考 【摘要】为了培养与义务音乐教育阶段和高中音乐教育阶段相适应的音乐师资，2004 年12 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印发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 的通知》，方案中的专业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成。其中地方和学校课程是根据区域性、民族性音乐教育的要求和学校特色开设的课程。为此，笔者以锡剧为例，通过三个部分的阐述来探讨高等音乐教师教育中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构的必要性，以便引起更多高等音乐教育者的充分重视。 【关键词】高等音乐教师教育锡剧江南音乐文化 2004 年12 月， 教育部正式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印发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 的通知》，由此展开了高等音乐教师教育课程探索和发展新的一页，方案中的专业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成。其中地方学校课程是根据区域性、民族性音乐教育的要求和学校特色开设的课程。为此，笔者以锡剧为例，来探讨高等音乐教师教育中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构的必要性，以便引起更多高等音乐教育者的充分重视。 一、多元文化教育的时代背景对地方音乐文化进课堂的呼唤 21 世纪， 是多元音乐教育共存的时代，这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形成了新的倾向。与教育形势相适应，教育部在2001年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在2003 年颁布了《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在这两个《课程标准》的有关内容中，“弘扬民族音乐、理解多元文化”① 已成为音乐教育中的主要理念之一。同时，“地方和学校应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开发具有地区、民族和学校特色的音乐课程资源。”② 高等音乐教师教育（原为高师音乐教育）一贯的培养目标是以“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的，为了培养与义务音乐教育阶段和高中音乐教育阶段相适应的音乐师资，教育部在2004年12月正式颁布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的通知， 方案指出专业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成。其中地方和学校课程是根据区域性、民族性音乐教育的要求和学校特色开设的课程。 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在这一区域的高等音乐教师教育中建构江南音乐文化课程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而江南地区的不同城镇和区域，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音乐文化，如江苏无锡的锡剧，苏州的昆曲、评弹；浙江宁波的甬剧、湖州的湖剧，上海的沪剧等。 锡剧作为江南音乐文化的一个部分，在其发源地—无锡的江南大学中纳入其高等音乐教师教育地方音乐文化的课程开发和建构中去， 是切实可行的。一方面，锡剧艺术起源、形成于无锡，有着其丰厚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 多元文化主义的渗透， 教育理念的更新， 锡剧作为地方文化传承的载体，走进当地高校音乐课堂已非难事。 二、锡剧中丰富的江南文化营养是不可忽视的艺术教育资源 （一）锡剧成形与发展的地域优势 锡剧，是一个长于抒情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戏曲剧种。锡剧从一种自娱自乐的说唱形式开始，经历了滩簧阶段和常锡文戏阶段，在说唱小戏的基础上发展成大戏，在这个过程中，与它所处的地域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一方面， 锡剧的主要发源地—无锡，地处江苏省东南部，西倚惠山，南临太湖，南北京杭大运河纵贯；京沪铁路横穿东西，交通便利，商业繁盛。这使得无锡四乡民间小调能够流向城市市场， 进而摆脱简陋、粗糙的自唱自娱阶段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另一方面，商业繁荣、人口众多、社会文化娱乐需求较大的城市，是小戏发展为大戏所必须的物质文化环境。辛亥革命前后，无锡、常州的滩簧先后进入上海， 得到了现代大都市文明的滋养， 不久逐渐合班演出。锡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得它博采京剧、文明戏、电影、昆曲等众长，融为己用。如锡剧的曲调中吸收了苏滩中的“迷魂调”、申滩中的“三角板”等板式。从剧目上来讲，从宝卷和弹词中引进了《珍珠塔》、《玉蜻蜓》等，从徽班中吸收了《琵琶记》和《潘金莲》，自武林班中引进了《荆钗记》、《白兔记》等，从京剧中移植了《贩马记》、《秦香莲》等，还搬演了文明戏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张汶祥刺马》等。表演方面， 滩簧演员纷纷向京剧演员学戏， 这些使得锡剧的曲调形式、剧目戏本、表演程式更趋完善和丰富，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化妆，都已不再是农民小戏了， 其发展势头逐渐超过了苏剧、甬剧、湖剧等滩簧戏。解放后，随着锡剧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逐渐成为华东地区仅次于越剧和黄梅戏的一大地方剧种。 （二） 锡剧的语言基础———吴方言（江南话） 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 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一种语言的变体，是“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 ”③ 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戏曲的生命力就在于使用方言，多样的的方言造就了丰富的地方戏曲声腔。 锡剧，是用无锡地方方言演唱的戏曲艺术，有着浓郁的江南特色。无锡方言的语言基础是吴方言。吴方言在古代称为吴音，近代以来的白话中称为江浙话或江南话。“吴侬软语”，是对吴方言的一个昵称。吴方言一向有“软、糯、甜、媚”之称，说起来婉转动听，一波三折。婉转柔和的吴语使锡剧里的音腔常呈微波荡漾之势。锡剧以自身特有的语言魅力和音乐魅力展现着江南文化的诗情与柔美。 （三） 锡剧中江南民间音乐的集中体现 1、锡剧的声腔 锡剧，是在坐唱滩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滩簧，是江、浙一带说唱艺术的一大支流，发端于古老的吴歌，经过民间的演唱流变衍化，一代代民间艺人的加工提高和对姐妹艺术的借鉴融合，逐渐形成锡剧的雏形，它最早出现在无锡东乡杨尖严加桥一带。据徐珂所编《清稗类抄》的记载，清代的弹簧演唱是“集同业者五六人，或六七人，分生、旦、净、丑脚色，唯不加化妆，素衣，围坐一席，用弦子、琵琶、胡琴、鼓、板，所唱亦戏文， 唯另编七字句，每本五六出，歌白并作， 间以谐谑。……江浙间最多，有苏滩、沪滩、杭滩、宁波滩之别。”④ 2、锡剧的曲调 锡剧曲调富有江南水乡特色，旋律华丽优美，婉转流畅。 锡剧有三个基本曲调：簧调、大陆调和玲玲调。这三个调的曲式都是上、下句结构，上句称为“起板”，下句称作“落板”， 在两者之间可以插进旋律简单、近似朗诵的“清板”。 簧调是锡剧最基本的，也是最古老的腔调。簧调“源出江南长篇叙事山歌， 吸收溶化‘说因果’及苏州弹词等民间音调而成。”⑤ 簧调包括老簧调、簧调慢板、反弓老旦调、中急板、长三腔等多种不同板式的唱腔。簧调感情奔放，旋律丰富，节奏朴素欢快，是一种带有叙事、叙情的曲调。 3、锡剧的演唱特点 每一种艺术都与一定的文化相联系，同时也是这种文化的表达。江南地区人烟稠密，山清水秀，风光明丽，影响到戏曲艺术上，表现为缠绵婉转，秀美细腻。在锡剧不同流派的唱腔中，既体现了各自不同的唱腔与风格，也集中体现了江南戏曲特有的婉转清丽。 旦角中的姚派（姚澄）唱腔音色圆润清脆、咬字准确清晰、运腔委婉多姿， 善于吸收民间小调及兄弟剧种的曲调； 沈派（沈佩华）唱腔运用轻微的“颤音” 来装饰旋律， 真假音结合抒情而轻柔， 犹如小桥流水。锡剧旦行中影响最大的是“梅派”（梅兰珍），她的演唱委婉圆润、音色甜嫩，俏丽明快，富江南水乡灵秀之美。 锡剧中各流派的婉转演唱中，充分展示了美丽、诗意的江南文化特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 主要指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它曾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锡剧生长植根在农村，和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朴实的感情、生动的语言、浓厚的乡土色彩。锡剧体现了江南地区人民群众所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锡剧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地方音乐文化宣传的载体。 地方课程论文: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调查报告 摘要：基于现代战争的特点和军队建设的需求，军医除了要掌握现代化医学高科技的专业本领，还必须拥有扎实的军事理论知识。对地方入伍大学生进行军事卫勤的任职教育，对新形势下军队人才培养、增强部队战斗力等都起着积极的作用。调查以一部分地方入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力求通过调查和思考探索适应新形势、符合基层要求的任职教育课程体系。 关键词：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军事卫勤 军队建设要实现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这对军队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军医除了要掌握现代化医学高科技的专业本领，还必须拥有扎实的军事理论知识，着力提高战斗中的应变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作为培养军队医学后继人才的任职教育，对新形势下军队人才培养、增强部队战斗力等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本校培养的四届地方入伍大学生，共190名。 (2)研究方法：①文献资料法：查阅有关的理论书籍与文献资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②问卷调查法：专家审核，自行设计制定调查问卷，发放已经任职于部队的经本校培养的四届地方入伍大学生，共发放190份，收回175份，有效率为91.5％；③数量统计法：对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常规统计处理。见表1。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所有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开展任职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在部队任职过程中，感觉到自己的工作需要具备一定的军事知识，任职教育能够为自己的工作提供帮助。但由于教学内容的设置、装备和师资等因素的影响，被调查对象中的大多数认为所接受的任职教育与工作实际结合度不高，对学习效果感到不满意。部分被调查对象还反映不能学以致用，一是参加了学习回到所在部队后无法进行实施(无装备)；二是回到部队后没有从事相关的军事卫勤工作。有12％和8％的人员选择不太喜欢和不喜欢任职教育。 3　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重要性 3.1重要性 众所周知，学校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教学是中心，课程是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课程内容来实现的。作为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培养，以怎样的姿态适应未来战争对新型卫勤人才的需要，首先要充分认识任职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必须转变教育思想和更新教育观念。 因此，通过对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调查和思考，以优化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教学内容与组织方法为目的，力争制订出科学的课程体系，使卫勤人才的知识和技能真正得以补充、更新、拓宽和加深，为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要求，做好军人技术和战术保障准备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3.2必要性 随着现代化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对军事领域的全面渗透和介入，现代战争的节奏和强度大大提高，战争更加激烈和残酷，这对军事卫勤人员的各方面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他们具备有良好的医学专业技术，还要懂得战术。调查表明，地方入伍大学生在校期间所接受的任职教育不能完全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和现代战争的需要。这是因为目前该校在地方人大学生任职教育中的教学内容缺少针对性，泛化了培养目标，弱化了教学重点，淡化了办学特色。 4　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构建 4.1设置原则 (1)立足基层卫勤保障、训练任务的要求，充分体现培养目标的需要。体现培养目标要求任职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以特定的部队需求为直接依据。军队卫勤人员任职教育培养的目标定位必须满足“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熟练掌握现代军事医学技术，具有宽厚的军事卫勤理论知识，健康的身心素质、全面的实践技能以及过硬的军事素质的优秀复合型人才”的总要求。这是实现我军现代化、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也是加强质量建军的重要内涵。 (2)必须与未来战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军队卫勤人员的要求相适应。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同以往的战争相比，具有空间大、突然性强、高速度、高消耗、全方位、全天候等特点。战争环境与以往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作战卫勤人员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要具有可操作性。课程设置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如果课程设置无论整体上还是局部上，也无论内容上还是结构上都不具备可操作性，那么就成了“纸上谈兵”或“空中楼阁”。因此，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应该充分考虑到任职教育院校自身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包括教学队伍的教量质量、开课的能力；教室、场馆、宿舍等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院校的教学管理水平和能力等等。处理好需要与可能、超前性与现实性、科学性与可行性3种关系。根据调查发现，对现有的任职教育师资力量、教学工具及教学场地等进行评价，被调查者认为能够满足需要的占77.2％，还有22.8％被调查者认为不能满足要求。 4.2结合实际，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必须紧紧围绕目标，强化面向部队、服务部队的意识，以任职教育的模式主动介入基层部队对军事卫勤人员的“深层次开发”和“连续开发”的过程，变被动适应部队需要为主动开拓进取的任职教育姿态。从而使任职教育的教育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提高办学效益。最终以形成战斗力为根本任务。构建以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实践和参考教材配套的、完整的、适应于部队、贴近实战的军事卫勤任职教育课程体系。 4.3完善课程设置的类型层次 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的课程设置一定要注意区分层次，保障重点。由于受训人员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存在差异，在实际工作中承担的任务也不同，这就要求课程设置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有针对地制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4.4做好任职教育的调研论证，确保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先进性 为了确保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的效果，任职教育的内容要从实用角度出发，加强与基层部队的联系，坚持以基层要求为导向，从新时期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结合当前国内外局势，按照内容“要精、要管用”的原则，在突出“四新”的同时，更要强调课程内容的战略性、长远性、针对性和实用性。一方面。课程教材要加大基础理论课的知识比重，从而适应现代化课程改革的两大潮流，即基础化与综合化；另一方面，课程内容要以军事斗争准备、部队建设和本职岗位急需的新知识、新技能为重点，切实把培养和造就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的军队卫勤人员作为教育要求，注重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第三方面，卫勤工作的特殊性要求卫勤人员具备全面的实践技能和各种业务能力。 从调查情况分析，各级卫勤人员希望开展的任职教育学习。主要集中在《基本要求》内容的学习和培训；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军事卫勤的实施训练。总之，在构造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方案时，要着眼于未来战争的需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基层卫勤工作需求、合理的结构尺度、提高整体素质、具有可行性等原则，力求所构建的方案适应新的军事卫勤事业的发展，满足综合性、创新型的高素质军事卫勤人才的培养要求，促进军队医疗人员全面素质的提高。 地方课程论文:锡剧在江南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构中地位的思考 【摘要】为了培养与义务音乐教育阶段和高中音乐教育阶段相适应的音乐师资，2004 年12 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印发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 的通知》，方案中的专业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成。其中地方和学校课程是根据区域性、民族性音乐教育的要求和学校特色开设的课程。为此，笔者以锡剧为例，通过三个部分的阐述来探讨高等音乐教师教育中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构的必要性，以便引起更多高等音乐教育者的充分重视。 【关键词】高等音乐教师教育锡剧江南音乐文化 2004 年12 月， 教育部正式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印发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 的通知》，由此展开了高等音乐教师教育课程探索和发展新的一页，方案中的专业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成。其中地方学校课程是根据区域性、民族性音乐教育的要求和学校特色开设的课程。为此，笔者以锡剧为例，来探讨高等音乐教师教育中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构的必要性，以便引起更多高等音乐教育者的充分重视。 一、多元文化教育的时代背景对地方音乐文化进课堂的呼唤 21 世纪， 是多元音乐教育共存的时代，这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形成了新的倾向。与教育形势相适应，教育部在2001年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在2003 年颁布了《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在这两个《课程标准》的有关内容中，“弘扬民族音乐、理解多元文化”① 已成为音乐教育中的主要理念之一。同时，“地方和学校应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开发具有地区、民族和学校特色的音乐课程资源。”② 高等音乐教师教育（原为高师音乐教育）一贯的培养目标是以“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的，为了培养与义务音乐教育阶段和高中音乐教育阶段相适应的音乐师资，教育部在2004年12月正式颁布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的通知， 方案指出专业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成。其中地方和学校课程是根据区域性、民族性音乐教育的要求和学校特色开设的课程。 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在这一区域的高等音乐教师教育中建构江南音乐文化课程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而江南地区的不同城镇和区域，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音乐文化，如江苏无锡的锡剧，苏州的昆曲、评弹；浙江宁波的甬剧、湖州的湖剧，上海的沪剧等。 锡剧作为江南音乐文化的一个部分，在其发源地—无锡的江南大学中纳入其高等音乐教师教育地方音乐文化的课程开发和建构中去， 是切实可行的。一方面，锡剧艺术起源、形成于无锡，有着其丰厚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 多元文化主义的渗透， 教育理念的更新， 锡剧作为地方文化传承的载体，走进当地高校音乐课堂已非难事。 二、锡剧中丰富的江南文化营养是不可忽视的艺术教育资源 （一）锡剧成形与发展的地域优势 锡剧，是一个长于抒情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戏曲剧种。锡剧从一种自娱自乐的说唱形式开始，经历了滩簧阶段和常锡文戏阶段，在说唱小戏的基础上发展成大戏，在这个过程中，与它所处的地域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一方面， 锡剧的主要发源地—无锡，地处江苏省东南部，西倚惠山，南临太湖，南北京杭大运河纵贯；京沪铁路横穿东西，交通便利，商业繁盛。这使得无锡四乡民间小调能够流向城市市场， 进而摆脱简陋、粗糙的自唱自娱阶段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另一方面，商业繁荣、人口众多、社会文化娱乐需求较大的城市，是小戏发展为大戏所必须的物质文化环境。辛亥革命前后，无锡、常州的滩簧先后进入上海， 得到了现代大都市文明的滋养， 不久逐渐合班演出。锡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得它博采京剧、文明戏、电影、昆曲等众长，融为己用。如锡剧的曲调中吸收了苏滩中的“迷魂调”、申滩中的“三角板”等板式。从剧目上来讲，从宝卷和弹词中引进了《珍珠塔》、《玉蜻蜓》等，从徽班中吸收了《琵琶记》和《潘金莲》，自武林班中引进了《荆钗记》、《白兔记》等，从京剧中移植了《贩马记》、《秦香莲》等，还搬演了文明戏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张汶祥刺马》等。表演方面， 滩簧演员纷纷向京剧演员学戏， 这些使得锡剧的曲调形式、剧目戏本、表演程式更趋完善和丰富，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化妆，都已不再是农民小戏了， 其发展势头逐渐超过了苏剧、甬剧、湖剧等滩簧戏。解放后，随着锡剧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逐渐成为华东地区仅次于越剧和黄梅戏的一大地方剧种。 （二） 锡剧的语言基础———吴方言（江南话） 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 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一种语言的变体，是“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 ”③ 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戏曲的生命力就在于使用方言，多样的的方言造就了丰富的地方戏曲声腔。 锡剧，是用无锡地方方言演唱的戏曲艺术，有着浓郁的江南特色。无锡方言的语言基础是吴方言。吴方言在古代称为吴音，近代以来的白话中称为江浙话或江南话。“吴侬软语”，是对吴方言的一个昵称。吴方言一向有“软、糯、甜、媚”之称，说起来婉转动听，一波三折。婉转柔和的吴语使锡剧里的音腔常呈微波荡漾之势。锡剧以自身特有的语言魅力和音乐魅力展现着江南文化的诗情与柔美。 （三） 锡剧中江南民间音乐的集中体现 1、锡剧的声腔 锡剧，是在坐唱滩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滩簧，是江、浙一带说唱艺术的一大支流，发端于古老的吴歌，经过民间的演唱流变衍化，一代代民间艺人的加工提高和对姐妹艺术的借鉴融合，逐渐形成锡剧的雏形，它最早出现在无锡东乡杨尖严加桥一带。据徐珂所编《清稗类抄》的记载，清代的弹簧演唱是“集同业者五六人，或六七人，分生、旦、净、丑脚色，唯不加化妆，素衣，围坐一席，用弦子、琵琶、胡琴、鼓、板，所唱亦戏文， 唯另编七字句，每本五六出，歌白并作， 间以谐谑。……江浙间最多，有苏滩、沪滩、杭滩、宁波滩之别。”④ 2、锡剧的曲调 锡剧曲调富有江南水乡特色，旋律华丽优美，婉转流畅。 锡剧有三个基本曲调：簧调、大陆调和玲玲调。这三个调的曲式都是上、下句结构，上句称为“起板”，下句称作“落板”， 在两者之间可以插进旋律简单、近似朗诵的“清板”。 簧调是锡剧最基本的，也是最古老的腔调。簧调“源出江南长篇叙事山歌， 吸收溶化‘说因果’及苏州弹词等民间音调而成。”⑤ 簧调包括老簧调、簧调慢板、反弓老旦调、中急板、长三腔等多种不同板式的唱腔。簧调感情奔放，旋律丰富，节奏朴素欢快，是一种带有叙事、叙情的曲调。 3、锡剧的演唱特点 每一种艺术都与一定的文化相联系，同时也是这种文化的表达。江南地区人烟稠密，山清水秀，风光明丽，影响到戏曲艺术上，表现为缠绵婉转，秀美细腻。在锡剧不同流派的唱腔中，既体现了各自不同的唱腔与风格，也集中体现了江南戏曲特有的婉转清丽。 旦角中的姚派（姚澄）唱腔音色圆润清脆、咬字准确清晰、运腔委婉多姿， 善于吸收民间小调及兄弟剧种的曲调； 沈派（沈佩华）唱腔运用轻微的“颤音” 来装饰旋律， 真假音结合抒情而轻柔， 犹如小桥流水。锡剧旦行中影响最大的是“梅派”（梅兰珍），她的演唱委婉圆润、音色甜嫩，俏丽明快，富江南水乡灵秀之美。 锡剧中各流派的婉转演唱中，充分展示了美丽、诗意的江南文化特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 主要指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它曾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锡剧生长植根在农村，和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朴实的感情、生动的语言、浓厚的乡土色彩。锡剧体现了江南地区人民群众所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锡剧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地方音乐文化宣传的载体。 地方课程论文: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调查报告 摘要：基于现代战争的特点和军队建设的需求，军医除了要掌握现代化医学高科技的专业本领，还必须拥有扎实的军事理论知识。对地方入伍大学生进行军事卫勤的任职教育，对新形势下军队人才培养、增强部队战斗力等都起着积极的作用。调查以一部分地方入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力求通过调查和思考探索适应新形势、符合基层要求的任职教育课程体系。 关键词：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军事卫勤 军队建设要实现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这对军队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军医除了要掌握现代化医学高科技的专业本领，还必须拥有扎实的军事理论知识，着力提高战斗中的应变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作为培养军队医学后继人才的任职教育，对新形势下军队人才培养、增强部队战斗力等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本校培养的四届地方入伍大学生，共190名。 (2)研究方法：①文献资料法：查阅有关的理论书籍与文献资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②问卷调查法：专家审核，自行设计制定调查问卷，发放已经任职于部队的经本校培养的四届地方入伍大学生，共发放190份，收回175份，有效率为91.5％；③数量统计法：对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常规统计处理。见表1。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所有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开展任职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在部队任职过程中，感觉到自己的工作需要具备一定的军事知识，任职教育能够为自己的工作提供帮助。但由于教学内容的设置、装备和师资等因素的影响，被调查对象中的大多数认为所接受的任职教育与工作实际结合度不高，对学习效果感到不满意。部分被调查对象还反映不能学以致用，一是参加了学习回到所在部队后无法进行实施(无装备)；二是回到部队后没有从事相关的军事卫勤工作。有12％和8％的人员选择不太喜欢和不喜欢任职教育。 3　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重要性 3.1重要性 众所周知，学校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教学是中心，课程是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课程内容来实现的。作为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培养，以怎样的姿态适应未来战争对新型卫勤人才的需要，首先要充分认识任职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必须转变教育思想和更新教育观念。 因此，通过对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调查和思考，以优化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教学内容与组织方法为目的，力争制订出科学的课程体系，使卫勤人才的知识和技能真正得以补充、更新、拓宽和加深，为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要求，做好军人技术和战术保障准备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3.2必要性 随着现代化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对军事领域的全面渗透和介入，现代战争的节奏和强度大大提高，战争更加激烈和残酷，这对军事卫勤人员的各方面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他们具备有良好的医学专业技术，还要懂得战术。调查表明，地方入伍大学生在校期间所接受的任职教育不能完全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和现代战争的需要。这是因为目前该校在地方人大学生任职教育中的教学内容缺少针对性，泛化了培养目标，弱化了教学重点，淡化了办学特色。 4　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构建 4.1设置原则 (1)立足基层卫勤保障、训练任务的要求，充分体现培养目标的需要。体现培养目标要求任职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以特定的部队需求为直接依据。军队卫勤人员任职教育培养的目标定位必须满足“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熟练掌握现代军事医学技术，具有宽厚的军事卫勤理论知识，健康的身心素质、全面的实践技能以及过硬的军事素质的优秀复合型人才”的总要求。这是实现我军现代化、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也是加强质量建军的重要内涵。 (2)必须与未来战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军队卫勤人员的要求相适应。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同以往的战争相比，具有空间大、突然性强、高速度、高消耗、全方位、全天候等特点。战争环境与以往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作战卫勤人员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要具有可操作性。课程设置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如果课程设置无论整体上还是局部上，也无论内容上还是结构上都不具备可操作性，那么就成了“纸上谈兵”或“空中楼阁”。因此，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应该充分考虑到任职教育院校自身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包括教学队伍的教量质量、开课的能力；教室、场馆、宿舍等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院校的教学管理水平和能力等等。处理好需要与可能、超前性与现实性、科学性与可行性3种关系。根据调查发现，对现有的任职教育师资力量、教学工具及教学场地等进行评价，被调查者认为能够满足需要的占77.2％，还有22.8％被调查者认为不能满足要求。 4.2结合实际，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必须紧紧围绕目标，强化面向部队、服务部队的意识，以任职教育的模式主动介入基层部队对军事卫勤人员的“深层次开发”和“连续开发”的过程，变被动适应部队需要为主动开拓进取的任职教育姿态。从而使任职教育的教育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提高办学效益。最终以形成战斗力为根本任务。构建以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实践和参考教材配套的、完整的、适应于部队、贴近实战的军事卫勤任职教育课程体系。 4.3完善课程设置的类型层次 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的课程设置一定要注意区分层次，保障重点。由于受训人员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存在差异，在实际工作中承担的任务也不同，这就要求课程设置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有针对地制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4.4做好任职教育的调研论证，确保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先进性 为了确保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的效果，任职教育的内容要从实用角度出发，加强与基层部队的联系，坚持以基层要求为导向，从新时期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结合当前国内外局势，按照内容“要精、要管用”的原则，在突出“四新”的同时，更要强调课程内容的战略性、长远性、针对性和实用性。一方面。课程教材要加大基础理论课的知识比重，从而适应现代化课程改革的两大潮流，即基础化与综合化；另一方面，课程内容要以军事斗争准备、部队建设和本职岗位急需的新知识、新技能为重点，切实把培养和造就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的军队卫勤人员作为教育要求，注重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第三方面，卫勤工作的特殊性要求卫勤人员具备全面的实践技能和各种业务能力。 从调查情况分析，各级卫勤人员希望开展的任职教育学习。主要集中在《基本要求》内容的学习和培训；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军事卫勤的实施训练。总之，在构造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方案时，要着眼于未来战争的需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基层卫勤工作需求、合理的结构尺度、提高整体素质、具有可行性等原则，力求所构建的方案适应新的军事卫勤事业的发展，满足综合性、创新型的高素质军事卫勤人才的培养要求，促进军队医疗人员全面素质的提高。 地方课程论文:地方师院教育学课程改革探索 摘要：教师资格证全国统考推进工作已经在全国基本完成，这给地方师范院校的教育教学带来了挑战。本文分析了教师资格证国考中教育学课程考核的特点和地方师范院校传统教育学课程存在的问题，并为地方师范院校教育学课程提出了教学与培训相结合，满足学生不同时段的学习需要；教学方法多样化，注重对学生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开展专题教学研讨，发挥教师团队的力量；健全课程管理制度，提高教育学课程考核的效度等改革建议。 关键词：教师资格；地方师院；教育学 2011年，全国教师资格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教育部决定实行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国考”），高校师范类专业和非师范类学生，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一律应参加教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通过者才能获取教师资格证。教师资格证国考是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职业准入制度的需要，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教师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提升全国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吸引优秀人才从教，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教师资格证全国统考推进工作在全国基本完成。这就意味着教师资格证“国考”制度逐渐代替了过去的师范生“自然获取”教师资格证和非师范生“省考”制度。 一、教师资格证国考政策给地方师范院校带来的挑战 （一）师范生丧失自然获取教师资格证的特权，可能会导致地方师范院校生源减少 师范院校是我国教师资源短缺情况下的一个产物，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输送了大量的优秀教师，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教师短缺问题，快速培养出大量的合格教师，国家政策赋予了师范院校的师范生自然获得教师资格证的特权。而如今，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教师资源的需求从量的需要提升到质的需要，因此，教师资格证国考制度应运而生，师范生丧失了自然获取教师资格证的特权，师范生不再是教育领域的宠儿，他们需要和非师范学生站在一起接受检验，面对优胜劣汰的结果。当然，接受过系统专业师范教育的师范生还是有优势的，但是教师资格证这个教师行业准入的必备条件将使部分带有功利心态和自信心不足的学生望而却步，转而投向综合性大学，而致使地方师范院校的生源减少。 （二）为了提高国考通关率，地方师范院校可能会陷入应试教育的误区 教师资格证是师范生进入教育行业的敲门砖，面对学生的就业压力，地方师范院校势必要想尽各种办法提高国考通关率，教师可能需要花更多时间研究教师资格证国考，学生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应付教师资格证国考，这样一来原来的师范教育步伐和方式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被打乱，势必会陷入应试教育的误区，而地方师范院校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师范教育优势可能会被忽略，人才培养的质量会大打折扣。 二、教师资格证国考中“教育学”课程考核的特点 （一）考试大纲中教育学课程内容所占比重较大 教师资格证国考的中学教师资格和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内容中，教育学课程考核内容比重较大。以中学教师资格为例，笔试考试需要考“教育知识与能力”“综合素质”“学科知识与能力”三门课程。“教育知识与能力”的考试大纲规定了八个模块的考核内容，其中有五个模块属于教育学课程内容，这五个模块分别为：教育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中学课程、中学教学、中学德育、中学班级管理，所占比例为所有考核内容的62.5％。“综合素质”（中学）的考试大纲规定了五个模块的考核内容，其中有三个模块与教育学课程内容密切相关，这三个模块为职业理念、教育法律法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所占比例为所有考核内容的60％。另外，“综合素质”考核的教育类作文的写作也与教育学课程的学习息息相关。所以，从整体上来说，与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相比，教育学课程内容在整个教师资格考试中所占比重较大。 （二）注重心理学与教育学知识的融合 教师资格证国考的考试科目不再按“心理学”和“教育学”进行严格的学科分类，而是在“教育知识与能力”（中学）和“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小学）中融合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强调心理学知识在教育教学中的运用。例如，2013年下半年国考材料分析真题考核“气质类型”就询问考生：“教师了解学生气质类型在教育教学中的意义”；2015年下半年国考材料分析真题考核“动机理论”就询问考生：“假设你是班主任，你如何帮助小美在下次面试中发挥正常水平?”这种考核方式就是要打破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学科界限，注重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的综合运用。 （三）考试题型设置灵活，试题难度较大，注重对实践能力的考察 教师资格证国考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辨析题、简答题、材料分析题、教学设计题、写作题等等，题目类型多，出题灵活，难度较大。题型设置的灵活性和难度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各个科目考试中客观题一般占30％，比重较小。主观题一般占70％，比重较大。主观题可以给考生更大的思考空间，注重对实践能力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考试的难度；二是对知识的直接考核少，把知识点放在教育教学实际的案例中考核得的多，这就需要考生能真正理解和灵活运用知识点，死记硬背应付不了考试。例如，在考核“教学原则”时，国考真题在选择题和材料分析上多次采用实际教育教学情景为线索，2015年下半年真题“罗老师讲解‘观潮’这篇课文时，通过播放视频，让学生真切感受到钱塘江大潮的雄伟壮观。他在教学中贯彻了什么教学原则？”2013年下半年真题“《念奴娇•赤壁怀古》课堂片段，然后询问该片段主要体现了什么教学原则，应该如何贯彻这一原则”，从出题的风格来看，国考注重对考生实践能力的考察。 三、地方师范院校传统教育学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目标重知识轻能力 地方师范院校传统教育学课程一直注重教育基本理论知识的讲解，课程目标定位为教育基本理论知识的普及，而师范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并不太理解学习这些理论知识的意义，甚至会觉得空洞、枯燥、乏味。这样的课程目标与地方师范院校的培养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地方师范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为地方培养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中小学合格教师应该具备教育能力、课程开发和理解能力、教学设计能力、班级管理能力等。师范生在教育学课程中学习不到这些能力，因此觉得教育学课程无用。同时，中小学在选拔教师时对师范生的综合能力也不满意。 （二）课程内容随意，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地方师范院校传统教育学课程从教材选择、课堂教学到考试评价都由任课教师一手包办，教学管理制度对教师的教学缺少有效监督，学多学少，学好学坏都由任课教师说了算。部分教师集中多数时间搞科研出成果，而少花时间潜心研究教学，教学内容安排随意增减，课程进度前松后紧，对教育学知识的讲解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更谈不上对中小学教育实践的关注。 （三）课程实施方法单一，没有实效 地方师范院校传统教育学课程实施中教学方法以绝对讲授为主，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教师干巴巴的讲授，唱独角戏，甚至整堂课中一个提问都没有，更是没有精心设计的教学互动环节，缺少学生的有效参与。因为教学方法过于单一，学生学习教育学的积极性不高，大部分学生都抱着完成任务，得到学分的心态。这样的教学方法和形式，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学生通过教育学的学习，没有改变教育观念，没有激发教育情感，甚至还有对教育的失望，这样的教育学课程是没有实效的，是失败的。 （四）课程评价缺少外在监督，没有效度 地方师范院校传统教育学课程评价一般就由任课教师组织完成，试卷的编制、考核、批改都缺少外在的监督，有时候为了让学生顺利毕业，拿到教师资格证，还不得不降低考试标准。而学生毕业后，在教师上岗考试和今后的教育工作中又发现自己的教育学课程根本没有学好，这说明学校的教育学考试没有效度，不能真正衡量学生对教育学课程的掌握程度。 四、教师资格证国考背景下地方师院教育学课程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教学与培训相结合，满足学生不同时段的学习需要 教师资格证国考政策实行以后，普通地方师范院校的教育学课程到底应该围绕教师资格考试进行教学还是撇开教师资格考试进行教学就成为了争论的焦点。赞成围绕教师资格考试教学的人认为，教师资格证是学生走上教育工作岗位的通行证，没有教师资格证就不可能成为老师。赞成撇开教师资格考试进行教学的人认为，大学不是培训机构，不能以教师资格证为指挥棒进行教学。教师资格证国考已经成为地方师范院校绕不过去的坎，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地方师范院校的生源质量比不上重点师范大学，光靠学生自己的学习力量取得教师资格证有一定难度，所以地方师范院校的教育学课程应该将普通授课和考试培训结合起来，满足学生不同时段的学习需要。在基础学习阶段应该采取普通授课，着重培养学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在教师资格考试之前可以开设集中培训课程，发挥教育学教师的专业特长帮助学生高效地取得教师资格证。这就需要地方师范院校在课程设计的初期就给予教育学课程充足的课时，并且根据学生的学习需要分两段开设教育学课程。 （二）教学方法多样化，注重对学生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 中小学教师应该具备教学观察能力、教学设计能力、教学表达能力、教学组织和管理能力、教学指导能力、教育信息技术运用能力、教学评价能力、教学反思能力、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等等。这些能力需要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中获得。教育学教师应改变一讲到底的状态，想办法让学生参与进来。例如：案例教学法，寻找教育教学的经典案例进行解析，让学生更直观更深刻地接受知识；读书指导法，引导学生阅读教育学经典著作，并开展读书分享活动，激发学生的教育情怀；主题讨论法，鼓励学生关注教育现实问题，就教育现实中的某一个主题开展讨论，培养学生的教育反思和研究能力；片段教学法，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设计教学片段，分小组试讲锻炼，培养学生的教学设计和表达能力。教育学教师教学方法多样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同时也是给师范生一个最好的教学示范，在教育学中感受的教育魅力是学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动力之一。 （三）开展专题教学研讨，发挥教师团队力量 教育学课程作为地方师范院校的公共基础课程，一般学习的学生多，授课的教师也多。可以定期开展专题教学研讨会，改变教师单打独斗进行教学的现象。教育学课程教研室要发挥积极作用，选取教育学课程教学中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专题教学研讨会，教育学教师们研究方向不一样，教学风格不一样，大家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突破教学中的难点。另外，教师资格考试之前开设的教育学课程集中培训课还需要教育学教师相互配合，进行集体备课，实现授课标准化和提高上课质量。总之，教育学普通授课，教师要发挥专长，上出特色；考前辅导要统一标准，提高质量。 （四）健全课程管理制度，提高教育学课程考核的效度 良好课程的教学质量靠完善的课程管理制度作保障。教育学课程要健全课程的各项管理制度，包括完善教材选用制度、教学督导制度、考试管理制度等等。教材选用要经过教研室集体讨论，教研室和学院二级审核，要选用经典教材。教学过程中实施教研室、学院和学校三级督导。考试管理上，笔试要设置教育学考试题库，批改试卷实行流水作业。同时考试方式还可以多样化，在笔试基础上可以进行命题小论文、教学设计作品、说课、讲课等等方式，通过严格的笔试和多样化的考试方式确保教育学课程考核的效度。教师资格证国考已经在全国全面铺开，地方师范院校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教育学课程作为教师教育的核心课程更应该积极进行改革，使学生通过教育学的学习懂得教育知识，具备教育能力，拥有教育情怀。 作者:舒婷 彭海林 单位: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地方课程论文:地方院校环境设计专业课程体系重构研究 ［摘要］转型背景下的地方本科院校环境设计专业，其整个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出发点和归属是应用型人才培养，并且是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前提。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课程模式现在已经不适应在转型过程中的本科高校环境设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因此环境设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对课程体现进行整合重构，制定出符合本专业职业岗位技术发展的核心知识内容。 ［关键词］课程体系；重构；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方案 转型背景下的地方本科院校环境设计专业，其整个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出发点和归属是应用型人才培养，并且是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前提。一直以来，学术型课程是高等院校的传统课程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课程模式现在已经不适应在转型过程中的本科高校环境设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因此环境设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对课程体现进行整合重构，制定出符合本专业职业岗位技术发展的核心知识内容，并使用符合本专业认知逻辑的教学方法。应用型环境设计专业课程体系的合理设置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基础。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课程制定的指导意见以及学院制订培养方案的意见和原则，确定学生必须具备的专业能力。通过部分专业基础课完成通识性知识的教授，在专业技能课与专业基础课中主要完成职业技能的培养和训练，通过专业选修课来适当扩宽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的范围，在全校公共选修课中加强培养人文素养、能力、知识和综合素质素养。使学生通过四年的大学学习能够做到满足岗位基本需求、创业能力发展有潜力、就业面向可扩展。这样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才是目前社会所需求的人才。关于课程体系的整合与优化，主要表现在培养方案中课程类型的再确认，其中，专业核心课程模块的设定，模块化课程之间的内部优化、各知识要素之间的区别等是整合与优化的关键。将专业行业中最新的技术及规范引入课程、强化学生自主学习等整合特点。优化整合后的模块化专业课程及教学内容应着重面向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方面的培养，各个模块之间要在优化内容的基础上做到相辅相成、不重复、互不干扰。 一、确定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体系的整合与优化，重点在于如何确立专业核心课程组。第一，地方本科高校主要面向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应该通过对当地企业行业及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行分析，紧跟当地市场对各层次、各类型人才的需求变化，打破传统刚性的教学培养计划，以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总目标，灵活地调整人才培养中课程体系的运行，其关键是这些课程设置要能够满足本专业职业岗位细化的要求。一次专业核心课程应该能够使学生熟练地掌握施工技术，学习材料预决算及材料构造的选择与构造工艺的基本设计能力，具有较强的识读工程图纸的能力与绘制施工图纸的能力；具有对室内家居空间以及室内工装空间的整体分析与设计的能力，并完成项目实训；掌握建筑设计的基本能力。如材料与施工工艺、工程制图、环境设计专业实训等课程都可以设定为专业核心课程。第二，作为专业课程的开发设定者，必须要站在本专业学生的应用能力培养特色、专业个性等角度，以模块化教学的方式，灵活地设置各个教学模块之间的具体组合结构及顺序特色。“专业”从概念层面分析，是对社会若干职业、职业岗位群的宏观概念，在当今的时代，任何专业都不能与就业的职位实现完全吻合对应，只能是相对的渗透。因此，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主要探索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能力培养单元之间的柔性组合，可发展、可调整、模块化的课程组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树立以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为纲的课程资源观 在课程整合优化的基础之上，应该要树立以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为纲的课程资源观，关于对课程资源的概念界定，主要体现在围绕专业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过程中，为专业教学目标的实现而服务的各种要素总和，如教具、教材、辅助训练设备、场地等。只有站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独特性角度，树立为地方行业技术、产业结构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观的观念，以地方高校在当地具有先天特性的角度，树立规范的模块化专业课程系统中教学资源观，与地方企业一起建立行业教材、校本教材、校企共建课程等，教师才能更深刻的改变对传统专业教学资源的固守。随着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落地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的教材就成为资源要素之一。 三、“以学生为中心”设置模块化的课程学习资源库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课程任课教师应当从学生的学习背景、学习能力等方面情况出发，按照“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念，根据各层次学生的不同学习特征以及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独特性，将学生定位为服务于地方的应用型人才为核心，大胆、合理地将各种传统课程教学要素进行重组、打散、升级，以满足当今社会转型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随着我国转型发展的推进，高等教育在改革方面也面临着一些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其中，对地方本科院校而言，普遍存在千校一面、特色不明，人才培养不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特别是对地处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本科院校而言，面临的这些问题更加突出，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探索环境设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模式改革，可以为我校的人才培养拓宽途径，也可以为同类院校在推进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提供些参考。 作者:严明喜 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地方课程论文:地方高校无机化学实验课程改革探讨 摘要: 针对地方高校教学现存问题，我校对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革，将“传承型”人才培养模式和“注入式”教学模式转变为多元化模式;通过对教师队伍的优化，达到加速建设“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的目的。实践表明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综合素质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为衡阳地方经济输入行业企业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转型发展;地方高校;无机化学实验;改革 当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大幅调整，以及产业升级加大步伐，社会对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2014年初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了“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战略部署，教育部也紧接着提出要推动“1999年以后新建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实行转型”［1］。我国地方高校肩负着全面提升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历史重任，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越来越发挥着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因此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势在必行。无机化学实验课程是化学、应化、高分子、化工、药学、材料等专业学生的首门专业基础实践课，是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因而长期以来，无机化学实验课程的改革问题始终是各高校备受关注的课题［2－5］。 1转型时期地方高校现存问题 1.1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我国地方高校多采用“传承型”人才培养模式，走的是“高、大、上”路子，培养的是从事理论研究和科研开发的专才，不利于学生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发展。 1.2教学模式 长期以来受苏联教学模式的影响，我国地方本科高校授课时主要采取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即“传递－接受型”教学模式，或称“灌输式”、“注入式”教学模式，不利于现代人才的培养。 1.3师资队伍 目前，地方本科院校大部分教师来自于高校，企业实践经验较为缺乏，不利于学生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针对上述不足，许多地方高校在不断加大无机化学实验课程的改革力度，笔者认为可采取如下对策。 1.3.1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理念 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过程，常常偏重于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传授，对应用能力、创新等能力培养的力度不够，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不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需求。因此，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理念必须转变。应按照现代人才培养理念，培养知识结构合理、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我国生产一线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与其它地方高校一样，我校的人才培养理念进行了及时的调整。 1.3.2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化 人才培养模式是人才的培养目标、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它决定着高等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根本特征，集中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6］。人才培养模式是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是转型发展的重点。受前苏联的影响，我国地方高校多采用“传承型”人才培养模式，此模式相对应的是窄、专、深的专业课程体系，培养的是专才，显然与转型时期人才培养目标不匹配，不利于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因此人才培养模式需改革。为此，许多高校在不断探索尝试，针对专业设计过窄的现象，按照“厚基础、宽口径”的思想，拓宽专业领域，加大通识教育的比重，加强专业设置的适应性，实现人才的宽口径培养，提出诸如“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多元化”等人才培养模式［7－9］。转型时期，我校适时确立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为此，提出重视合作培养、突出职业能力建设，建立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如我校化学与材料科学院(后称化材院)已在“常宁经济开发区”、“湖南海利”、“恒飞电缆”等24家企业建立了专业实习、见习基地，目前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生物学等专业学生在基地实习、见习、实训时间长达5个月，较为有效地使教学过程与生产实践相对接，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化材院拥有“铅锌冶化与新材料”湖南省高校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湖南省大学生高校创新训练中心、化学化工类专业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等。利用这些平台，化材院较大力度地开展了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大学生科技创新等活动，还有许多同学参与了教师的科研项目。上述活动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1.3.3教学模式多元化 教学模式是基于某种教学理论的，为实现给定的教学目标、指导相应的教学实践，将教学诸要素进行有机组合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要素间相互作用的结构、活动进行的程序和方法实施的范式［7］。长期以来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不利于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虽历经数次改革，仍不尽人意，为此许多高校探索尝试“创新式”、“研究式”、“探究式”、“合作式”等教学模式［3，7］。我校也在不断探索、实践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合作式”、“创新式”、“基础型+设计型+创新研究型”等教学模式［3］，如无机化学实验课程，一种钴(Ⅲ)配合物的制备，围绕氧化剂的选择，我们引导学生进行如下思考:欲氧化二氯化六氨合钴(Ⅱ)，可以选取哪些氧化剂?选取氧化剂的条件?为何常选取过氧化氢?有何氧化剂替代过氧化氢?选取的氧化剂有何优缺点?等等，采用了启发式教学模式;又如硫酸亚铁铵的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制备等综合设计性实验，我们让学生提前查阅文献资料，设计实验方案，然后由同学介绍方案，以及自己方案的特点，接着分组讨论各方案的优点和不足，再由教师进行点评，同学们根据优选方案进行实验。如此，双边活动成功，课堂气氛活跃，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主性，体验了对问题的发现、分析、探讨、解决的过程，以及团队的合作，采用了“问题式”、“参与式”、“探究式”、“讨论式”、“合作式”、“启发式”、“创新式”等教学模式;此外，我校化材院开放了实验室，学生参与研究性学习、科技创新等活动，或自选课题，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工作，也可参与教师科研课题，如“湘江(衡阳段)重金属污染特征分析与风险动态评价”、“电镀污泥湿法综合回收有价金属工艺研究”、“回收铅锌冶炼废渣中铅、锌、镍等重金属的研究”、“合成磁性纳米材料及对重金属离子吸附性能研究”等，此过程较好地实施了“创新式”教学模式。通过上述多元教学模式的实施，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突出了学生在学习过程的中心地位，教师的引导地位，较好地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1.3.4建设“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 师资队伍是保证教学质量、实现专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现代教师应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学术水平，良好的沟通能力。前已提到，地方本科院校许多教师较为缺乏实践经验，影响了指导专业实习、专业见习、实训教学的效果。针对此现象，我校出台了《衡阳师范学院双师型教师培养与管理暂行办法》，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从企业引进具有实战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过去我校各学院也陆续做过相关人才的引入，在当前形势下，这类人才的引入力度加大了;聘请既有实践经验又能胜任教学任务的企业技术骨干或行业专家来校承担教学任务，指导学生的专业实习、专业见习和实训。如我校化学与材料科学院从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衡阳恒飞电缆有限责任公司、格丰科技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聘请多名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作为行业教师;派驻专业教师到行业进行挂职和培训，如近年来，我校化材院系每年都有教师到行业进行挂职锻炼。上述措施的采取，有益于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加速“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的建设，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2结语 在转型发展期间，我校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理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教师队伍，加速“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无机化学实验教学模式，成效良好。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综合素质，均明显提升。近两年来，化材院学生获湖南省化学实验技能大赛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3项;获湖南省大学生课外化学化工创新作品竞赛特等奖2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3项。上举措为转型时期地方高校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为地方经济输入行业企业人才奠定了基础。 作者:陈志敏 杨颖群 毛芳芳 易正戟 陈满生 冯泳兰 张复兴 王剑秋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地方课程论文:地方高校教师教育专业实践课程研究 1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目标 中国地方高校既肩负着培养地方基层专业人才的责任，也承担着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任务。我国地方高校一直承担着使命，为全民素质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各地基层培养了大批踏实敬业、会学善用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加强旨在提高专业能力的实践教学环节。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指出:“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是目前人才培养中最薄弱的环节，也是今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探讨地方高校教师教育专业实践课程，是为了更好地修订课程方案，切实地培养与提高学生实践的能力。 2高校类型与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重点 地方高校人才目标是培养会学善用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以此为目标的高校被归属于教学型大学。这类高校毕业的学生，多数在企业或事业单位居于执行层，从事执行工作或管理一个小型团队，因此要求既有动手操作能力，又有一定的管理和研究能力，总之是应用型的人才。吴国英将高校类型与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重点做了清晰地表述。地方高校教师教育专业需要通过符合教育规律的实践课程方案，经过实验、实习、实践，四年不断线地实践教学活动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执行、解决问题、协调能力。然而，当前有相当一部分地方高校教师教育专业实践课程方案陈旧，即专业实习+教育实习=实践教学。 3地方高校实践课程存在的问题 3．1课程方案与人才培养目标不符 课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中介，人才培养目标需要通过课程来完成。目前，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多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追求社会价值为取向。通常情况下，课程价值取向也应随之转变，并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设置课程方案。现实情形却差强人意，许多地方高校实践课程多年如故。在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述时，最为重要的课程方案未能同步跟上。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目标之间的脱节，导致频繁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只流于形式。首先实践课程门数绝对少。以实践性较强的地理科学(教师教育)专业为例，教学型大学的实验和实践性课程基本为6门，包括2门教育实践课程。研究型大学地理科学专业实验和实践性课程一般在10门左右。仅课程数量而言教学型大学就明显少于研究型大学。其次学时、学分执行最低标准。仍以地理科学(教师教育)专业为例，高等学校地理科学专业规范建议课程教学按16～18学时折算1学分，实践教学按32～36学时折算为1学分，集中实践性教学环节按每周折算为1学分的方法折算。教学型大学执行的都是最低标准，而有条件的高校或研究型大学相同学时折算的学分要低许多。再次专业特色不突出。教学型大学教师教育专业实验、实践课程基本是专业实习与教育实习平分秋色，导致既没有突出专业特点，也无教师教育专业特色。 3．2模块化课程方案尚未建立 模块化是指“一个专业内单一的教学活动组合成(不同的)主题式教学单位(即模块)”。模块化课程更加地关注课程与课程之间、课程群与课程群之间的构造关系及其配置过程。每一模块生成的过程，就是对课程与课程、课程群与课程群之间逻辑关系进行综合分析、优化的过程。模块化课程体系的构建显然需要经历细致地推敲、严密地论证，否则只能是全部知识的拼盘。地方高校模块化课程体系尚未建立。 4地方高校实践课程问题成因 4．1人才培养目标失准 近些年，高校数量增加、社会需求多样并伴有结构性就业失衡导致部分大学迷失了人才培养目标，走错了办学方向。人才培养目标迷失、学校定位欠佳最明显的是省属本科院校，它们处于高等教育中间层次，前有部属重点大学，后有新生本科院校，不能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动态与本校的办学情况，很容易被社会风潮带着走。人才培养目标失准，一般表现在人才培养目标虚高，超出了学校及专业教育的实际情况，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造成了虎头蛇尾的现象。人才培养目标虚高表现在:一是课程方案制订时就已经低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二是变相或不执行课程方案。 4．2课程方案指导意见的束缚 高校课程方案的结构与设计是经校级最高决策机构确定后再交由职能部门具体负责，并提出“指导意见”，其中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就是给出课程方案统一的“专业课程体系框架表”，明确要求各专业培养方案在制订时遵照执行，实际上是对课程决策的指导和框限。根据学校课程设置及指导意见的要求各专业在设计课程方案时，只能在专业课程安排上进行抉择。 4．3利益群体的阻碍 大学课程决策是大学课程运作链条的起始环节，指课程决策主体在遭遇相应的问题情境时，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对课程的有关问题作出一系列判断和选择的过程。即大学为了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在一定信息、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采用适宜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而选择一个合理的课程体系构造方案的分析、判断、抉择活动。现实中，在高校课程方案修订时，会被某些教师认作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他们或是课程决策者或是影响课程决策者的人。使得在制订课程方案时课程决策者在考虑学生知识结构与能力建构的同时，存在因教师设置课程:一是根据专业师资业务能力通盘考虑课程设置，二是根据特定教师设置课程。有的教师因为自己或专业队伍素质达不到课程要求，不去提高自身素质，还阻碍课程改革影响课程设置，以维护自身利益。这样课程方案设置真的就成了教师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在众多因素影响下地方高校教师教育专业实践课程改革步履维艰。唯有立足本校，确定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目标，构建适宜的课程体系。克服困难、顶住课程改革的阻力，从学生能力发展的角度设计实践课程体系，因校制宜、保质保量地开设足够的课程，定会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出更多踏实敬业、会学善用、应用型的高级、专业人才。 作者：佟有才 单位：齐齐哈尔大学 地方课程论文:基于地方课程教学旅游文化论文 一、旅游文化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文化教学受传统专业渊源影响较大 由于旅游管理专业涉及到众多学科，我国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设置基本上都起源于地理、历史、管理或者经济等专业。因此，旅游文化教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专业的影响。如地理科学专业下设旅游管理专业的旅游文化学课程，更多地注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相关内容的讲授，对旅游文化的空间分布和演变过程具有独到的见解；历史专业下设旅游管理专业的旅游文化课程偏向中华文化史、民俗文化和考古文化等，对旅游文化的自然演进规律和时空演变等问题关注较少；经济学专业下旅游管理专业的旅游文化学教学过程中，旅游文化产业的形成机理、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可能融入其中，在旅游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传承意义等方面可能略显不足。因此，由于旅游文化教学受到各自渊源学科的影响，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材选择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导致学生对旅游文化认知偏差，社会适应能力减弱，就业空间减少，直接影响了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 （二）旅游文化教学理念不明确 旅游文化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课程内容涉及面广泛，包括历史、建筑、宗教、艺术等。但由于内容过于庞杂，教师在有限的课时限制下只能简单地介绍各地山水人情、历史古迹和民俗风情，很少深入分析某种旅游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空间演变规律等。一些泛泛而谈的旅游文化知识，学生在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其他课程中都已经学过，严重影响了旅游文化学的教学质量，也重挫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些现象的产生归根到底还是旅游文化教学理念不明确，课程定位出现偏差，教学目标难以实现。因此，教学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旅游文化课程设置与地方性专业人才培养的关系，才能进行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对于地方性高校而言，培养的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主要是针对地方旅游市场需求，需要对地方旅游文化资源有深入的了解，注重培养学生的旅游文化服务实践能力，可将课程定位为专业综合课程，在理论基础课程的基础上，应特别注重学生对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的实践能力。 （三）旅游文化教学内容中地域文化缺失 目前有关旅游文化学的教材众多，可选择性较大，但都存在一个显著性的问题，即旅游文化学教材无法融入地方性旅游文化。如旅游文化学中关于建筑、宗教和民俗的内容，仅仅是介绍了我国典型的区域文化特征，很难全面覆盖各地地域文化特色，当地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没有充分利用，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南岳衡山是我国五岳之一，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在湖南省旅游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旅游文化资源种类较多，特色分明，有悠久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庙会文化、寿文化和书院文化。但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对本土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和足够的重视，旅游文化学教学过程中，对地域性文化资源融入太少，课堂教学与学生就业市场需求脱节，与衡阳市旅游发展不相适应，难以达到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 二、地方旅游文化资源融入旅游文化学的意义 （一）拓展旅游文化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学生的文化审美修养 旅游文化教学过程中融入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可促使教师深刻领悟本土旅游文化，拓展教师知识层面的深度和广度。将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转化为教学内容，对于地方性高校而言，更容易让学生接受，大大促进了学生对本土旅游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会自觉对本土旅游文化进行深度挖掘。比如在讲授佛教文化时，除了一般介绍性讲解以外，可以重点分析南岳本土佛教文化。南岳佛教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可以讲解的内容很多，如南岳是禅宗的发源地，可以分为五个支系，可以从文化传播的视角分析南岳佛教文化流传的空间路径，也可以分析南岳寺庙的景观特点和空间分布状况等。通过对寺庙文化的学习研究，学生还可从寺庙的古朴美、色彩形态美、情操美、风格美等美学活教材中领域其美学思想，提高文化审美修养。 （二）融入旅游文化教学内容的地域性，实现教学的隐形教育目标 中国旅游文化资源分布广泛，区域特征明显，旅游文化只有根植于地方，才能彰显特色。因此，旅游文化教学应表现出高度的地域性。比如，人们常用“寿比南山”祝福老人高寿，这里的南山指的就是衡山，自古以来南岳就有主寿之山、中华寿岳的美誉。寿文化是南岳衡山旅游文化中极具地方性的文化，完全可以引入课程教学。南岳旅游文化的课程教学可以通过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修订，强化其核心地位。地方文化的显性教育是了解和认知地方旅游文化的特点和旅游价值，但旅游文化课程的隐性教育也不容忽视，通过地方文化的深层次理解，培养学生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学生树立健康的思想道德情操。 （三）利用旅游文化教学的社会实践性，对接旅游市场的现实需求 长期以来，主流观点一直认为旅游文化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实际上旅游文化学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旅游文化知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很多旅游文化需要旅游从业者不断传播或者展示。对于地方性旅游人才培养机构，我们应注重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的实践能力，对接旅游市场需求。如导游方向的学生，对地方性旅游文化不仅要理解，更要深入分析缘由，开阔视野，拓宽知识面。如南岳衡山建筑文化就需要学生对历朝历代的建筑营造风格、建筑隐喻、材料选取等等知识有全面了解。只有这样，学生在讲解南岳建筑文化时，才能得心应手、信手捏来，旅游服务效果才好。 三、旅游文化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教学大纲：瞄准旅游市场现实需求 教学大纲是根据课程教学计划要求编写的教学指导文件，它以纲要的形式规定了课程的教学目的、任务，知识、技能的范围，深度与体系结构，也是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尺度和依据。旅游文化教学大纲应顺应地方高校的本土化教育目标，面向市场需求，有秩序地修改和制定教学大纲，设定符合市场需求的教学目标。因此，扩大和提升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的教学深度和广度就变得尤为重要，也是地方性高校旅游文化课程改革需要密切关注的焦点。就本校而言，旅游文化学教学大纲应加大南岳旅游文化资源的渗透，首先将南岳旅游文化资源进行分类，融入到旅游文化课程的各个章节，对每一个旅游文化主题进行重难点分解，特别是要对南岳旅游文化资源进行分级定位，对极具本土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资源要深入分析，强化理解。 （二）教学内容：根植南岳独特地域文化 地方文化是旅游文化教学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旅游者直接能够感知的本土文化，因此，地域文化的展示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手段之一。学生在旅游文化学习过程中，如能熟练地掌握本土旅游文化资源，并适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很容易获得旅游者的认同感。作为地方旅游从业者，要发扬本土文化，提升旅游吸引力，就需要旅游从业者熟练掌握本土旅游文化资源，能够承载和传承本土丰富的极具特色的优秀旅游文化。笔者在旅游文化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发现，旅游文化学的每一个章节都可以穿插湖南特色旅游文化素材。在课时量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市场需求和湖南旅游发展现状，适当地在教学内容上做一些删减，增加一部分湖湘特色的旅游文化知识。 （三）教学过程：强化地方社会服务能力 目前，大多数高等院校将旅游文化学定位为专业基础课，并且是纯课堂教学。这与地方性旅游人才培养目标和旅游市场实际需求相脱节，应结合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和旅游市场发展的实际，将旅游文化课程定位为专业综合课程，即除了理论教学外，强化学生对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的认知，注重实用性、实践性和市场需求性。这就要求从整体上调整教学大纲，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增加实训课时量，加强学生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转换能力。如旅游文化学原来总课时为51课时，现在可以压缩课堂教学课时，将实训课时由原来的6课时增加为27课时。针对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和实训项目的目标定位，可以增加本土旅游文化项目的实训课时量。如在讲解建筑文化专题的时候，本地南岳大庙建筑文化就可以作为重点实训项目，需要学生掌握南岳大庙的主要建筑组成、模式、历史渊源、文化价值、建筑特征和文化内涵等。 四、结语 旅游文化学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其课程建设存在较多问题，主要是教学理念定位不明确，受传统专业渊源影响较大，教学内容中地域文化缺失。因此，应该结合该课程的特点和旅游市场需求规律，从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等方面进行课程教学改革，为地方性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旅游文化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可供借鉴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作者：窦银娣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 地方课程论文:地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的方向性 一、更加多元 教育的根本是以人为本，受教育群体的多元构成决定了首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考量多元化的发展和供给模式。学校作为提供教育服务的最基本单位，其发展目标不能千校一面，学校的同质化势必导致教育资源的同质化，那么接下来，同质化的教育资源与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就会构成一对尖锐的矛盾。所以，未来的首都基础教育面貌应该是更加多元，这需要课程改革探索多元的发展策略和路径来支撑。特别是在教育资源开发方面，可以依托信息技术建设教育资源公共平台，通过“高端资源定制开发、中端资源评优供给、低端资源上传共享”的机制，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多元供给。 二、更加优质 优质应该是首都基础教育的核心追求。优质的教育培养优质的孩子，支撑优质教育的是优质教育资源。优质教育资源最起码应该有三方面来源：一是现有教育资源的盘活。课改以来，学校自行开发了很多课程资源，但是很多课程开发由于是教师的个人行为，导致了课程资源分散、质量不高、使用效益也不好。对于这部分资源，市、区县两级教育部门在认真甄选的基础上，应该积极盘活和提高质量，如东城教委推行的“学院制”就带了个好头。二是新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随着生源群体差异性的凸显，现有的教育资源不能完全适应所有学生的需求，所以还应该大力开发新的优质资源，如清华附小开发的“1+X”课程体系，较好地满足了不同孩子的需求，朝阳区教委提出的“课程创生机制”，用意也在于此。三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共享。成熟的优质资源不能“孤芳自赏”，应该建立机制让其流动共享起来，才能带动更多学校的发展。北京是国家的首都，首都的基础教育改革深受社会广泛关注，紧迫性、复杂性并存。处于“深水区”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都是综合改革，是攻坚战。最近北京市在中高考改革上的突破也体现了攻坚决心。这次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倒逼”，就是通过考试评价方式变革，彻底扭转评价学生看分数、评价学校看升学率的倾向，使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减负增效”真正落实到位。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是党中央交给全国教育工作者的光荣使命，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首都教育一定会在全国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 作者：线联平 单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历史教育论文:现代教育技术在历史再现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再现教学、教育技术、教学目标 文章摘要:在历史课的再现教学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处理和分析感性材料的能力,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进一步达到教学目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旭麓先生曾非常精辟地指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正在进行的历史。”而历史教学则是借助各种手段使历史现象再现,然后再从各种历史现象中总结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历史教学我觉得一般可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再现教学,其次是总结规律。本文即是探讨在历史再现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 历史教学必须遵循认识历史的基本规律,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首先就必须运用各种材料和手段激发并引导学生通过想像在头脑里再现有关史实的具体情景,形成生动的历史观念,以便他们经过自己的分析得出正确的认识。实施历史再现教学,这是由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的。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如果仅仅依靠老师的讲解,恐怕学生很难会形成具体的感性认识,这时候就需要现代教育技术的帮忙。 现代教育技术对于历史再现教学的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更好地再现历史,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将现代教育技术引进课堂,是目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而实用的手段之一。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用多媒体课件创设声、像、图文并茂的教学情境,唤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旺盛的求知欲,使学生的注意力和求知欲与课堂教学融合在一起,来思考和探索历史知识的奥秘。例如:高一历史必修一第四单元《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中有一节书讲到了重庆谈判,我们不仅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来帮助教学,还可以播放资料短片《重庆谈判》,并且在播放的过程中穿插一些具体思考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反复邀请到重庆谈判?明知道是龙潭虎穴为什么还要去闯?并且还可以结合我们自己来考虑,假如换了我们自己会怎么做?结合书上的知识,更进一步懂得决策的正确性。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激发起来了,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而且现代教育技术又能较好地实现课堂教学的最优化,突破时空的局限,变静态为动态,好象一下子就把学生,把我们自己都拉回到了历史事件发生的那个时代,更能够设身处地考虑当时的情形。在说明历史事件、概念、史实时简明准确,省时省力,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也能够提高学习效率。 二、培养学生处理分析感性材料和辨别真伪材料的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历史再现教学主要是通过播放历史记录片和影视资料等等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到一个处理和分析资料的能力,这种分析能力的培养对于学生的成长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例如:必修一第一单元第4课《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里讲到宰相制度的废除和内阁制度的形成,关于宰相制与内阁制的区别,历来就是学生理解的一个难点。这个时候就可以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播放影视资料《宰相刘罗锅》中的一些场景,并结合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中的情节,把两者结合起来考虑,让学生自己来分析其中的区别,还要提醒学生注意宰相制度存在的时间范围,从而辨别影视资料中的错误之处。这样的做法比枯燥乏味的解说更能吸引学生的眼球,也能吸引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 三、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成为学习的主导者。 学生按道理说应该是学习的主体,但是现实情况是,在很多历史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都处于被动地接受知识的地位。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一直是广大历史教师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历史再现教学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法。在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之下,教学再也不是教与学的简单相加了,它逐渐被师生互教互学所取代,历史课堂应该成为对话和交流的平台,教师需要以一种比较民主的心态善待学生。再现教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历史尤其是古代史,毕竟是过去很久的现实,再现起来非常困难,仅仅靠历史教师一个人肯定是难以胜任的,因此调动学生的主体作用也就显得更为重要。比如在讲到必修二第24课《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的时候,就可以让学生们观看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的变化,然后让学生自己分组讨论,分析全球化趋势对我们的影响,这样的教学效果明显要好得多。 四、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发挥德育教育功能。 历史学科是一门具有较强的思想教育作用的学科,在历史教学中一定要带有爱憎分明的情感,进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是历史教学的灵魂,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应该寓思想教育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同时,通过师生感情交流,创设特定的历史情境,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再现”已消逝的历史现象,调动起学生的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使学生感受到历史氛围,从而进入历史角色,受到感染和教育,做到以史动人,以史育人。例如讲到必修一第23课《新中国初期的外交》的时候,首先播放历史记录片《外交风云》,让学生初步了解新中国初期的外交状况,因为新中国初期作为第一任外交部长,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所有外交活动,他的外交风云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缩影。 总而言之,在历史课的再现教学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处理和分析感性材料的能力,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进一步达到教学目的。 作者:何平,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热爱写作,曾多次获得优秀论文奖,并成功申请到 学校的科研立项。 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中的传统美德教育 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如何让这些民族传统美德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是今天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历史教学中着力于传统美德教育，可强化学校德育工作。 一、让学生认识教材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内容中化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渗透在历史教材中，教师应充分发掘这些因素，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这些内容大致可归纳如下：1．忠心报国，勇赴国难。这一美德的行为表现是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戚继光组织“戚家军”英勇抗倭，并赋诗明志：“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甲午战中的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为反对外来侵略浴血奋战；张自忠“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高呼“杀敌报国”，直至壮烈牺牲；共产党员吉鸿昌就义前高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们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德。 2．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这一美德的本质是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人格。如教材中大禹治水，前后13年，风里来雨里去，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促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等，都是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精神的体现。 3．勤劳俭朴，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富于创造力而著称于世。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集中体现了这一美德的内涵。教材中，墨翟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隋文帝身体力行，崇尚节俭，形成隋初良好的社会风气；马钧发明翻车，李春营建赵州桥，黄道婆改进、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都是这一美德的杰出代表。 4．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的鲜明标志。在历史教材中，具备这种美德的也不乏其人。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被处宫刑后，15年著成《史记》；徐悲鸿公开表示“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决不趋炎附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并不断走向强盛的巨大动力。 5．文明礼貌，仁者爱人。我国是礼仪之帮，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又一个鲜明特性。历史教材中介绍的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的事迹；名医扁鹊周游列国，为民治病救命善行；爱国志士林觉民“将爱你（妻）之心去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心愿；罗盛教为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英勇牺牲的壮举，都充满了对人民的关心、热爱之情，表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方法1．正面诱导。教师应坚持正面教育原则，准确而鲜明地向学生宣传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要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中悟出真谛。如针对学生中的高消费现象，可讲述隋文帝提倡节俭、隋景帝爱惜谷物的事例，启发学生认真思考，引导他们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 2．情感熏陶。“情贵于真”。教学中，教师要运用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或实物，辅之以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去影响学生，引起学生的共鸣。如通过讲述屈原、岳飞、杨靖宇等杰出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激发学生强烈的报国情感，振兴中华、富国强民的决心。 真挚的道德情感，来自于教师本身的道德修养，因此，教师要通过“自我塑造”来达到塑造学生的目的。 3．现场教育。牋各地丰富的德育资源是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活教材”，教师要充分利用。我在述抗日战争的历史时，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探寻常德会战的历史踪迹，参观我校校园北城墙堤上保存完好的抗日碉堡，凭吊常德会战五十七师阵亡将士纪念坊，并现场介绍余程万部八千将士英勇抗战、勇赴国难的民族形象，让学生深切感受民族传统美德的巨大精神力量。 历史教育论文:谈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 历史教学是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国情教育内容。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主要是以下诸方面。 一、进行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教育,我们伟大祖国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从人类告别愚昧迈入文明时起,到公元15世纪以前,我国一直是当时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先进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以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中国人民培植的优秀文明传统,从古至今,一代代相传,一脉相承,因此它与我们正在建设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分不开,割不断的。我们要积极地从古代文明中汲取营养,同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前进,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当代社会主义文明,以崭新的面貌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她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又培育了为世人称道的道德风尚。到社会主义阶段,这些优秀传统被继承和加以弘扬,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我们在历史教学中也应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二、进行五千年中国人民奋斗史,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辉。在近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出路何在?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许多求进步的先进思想人物,提出了不少济世图存的主张,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都没有成功。“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真正救国救民的责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身上。历史已经证明,唯一的出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过去搞革命是依靠了党的领导,现在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同样也离不开党的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西方的多党制领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向学生进行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特别是要向学生进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育,从而使学生自觉继承革命传统,热爱党,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三、进行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从多次失败中找到的,我们要教育学生应当珍惜这一正确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建立,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祖国的富强。我们要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教育学生,让他们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因为在我们这个底子雹人口多、生产不发达的国家,如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将会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受穷。在生产不发达不富裕的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家都有饭吃,都能生活得好。 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教育。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要同学生讲清讲足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和前途的无限光明。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我国已建立了比较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农村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学生了解到了我国的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之时,他们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树立起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将来自觉地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我们还要使学生了解,我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们的生产仍然落后。经济不发达,我国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国情,教育学生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要广大青少年学生艰苦奋斗,努力学习,以便将来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从思想上要明确认识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国情教育,是广大历史教师义不容辞光荣使命,要认真钻研《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学习国家教委颁发制定的《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中小学历史学科思想和政治纲要》,认真钻研历史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国情教育因素,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在教学中运用。国情教育必须寓于历史教学活动之中,紧密结合历史教材,以便得出结论,要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在国情教育中,教师在讲授时,要充满感情,表现出主观上的爱和憎,赞美和批判等鲜明的阶级感情,只有这样,才能以生动的历史事实感染学生。 2、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国情认识国情。 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国情、分析国情的基本方法,也是认识、分析国情的基本原则,是正确认识国情的前提。进行国情教育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对历史国情知识,进行科学分析,去教育学生认清国情发展的真正规律,预见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才能使国情教育对客观世界及事物的发展以正确地反映。 以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国情教育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就能使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正确认识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3、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国情教育。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求同存异,或者求异存同,从而探寻正确的道路和适宜的措施。国情教育要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这样才能认识中国现实社会所处的阶段,才能看清中国的历史进步,发展趋势和前景。国情教育只有将它 放到同一历史时期内,进行不同国度的横向比较,才能找出国情中的长短差距,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各种问题的答案,才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起。 4、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要以正面教育为主,要使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我国的国情。在历史教学中,在讲国情中的积极有利因素方面,可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讲国情中消极不利因素方面,要深刻分析产生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学生心理能够产生出一种民族的紧迫感和忧患感,归纳到一 点,通过认识国情,增强青少年一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感。 5、从实际出发,进行国情教育。国情教育必须从教育的对象学生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思想与现实存在的一些不够正确的认识问题。 从而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国情。 6、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情教育。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除课堂讲授外,还可组织一些其它的活动。如参观、调查、访问、搞专题报告会等等。在教学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使用教学挂图、幻灯、录像等,使之真正把课内外的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目的。 历史教育论文:浅论心理健康教育在历史学科中的渗透 摘要: 心理健康教育是现代化教育的必然要求,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能突破传统教学,锻炼学生的心理,为其今后的学习、生活打下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 心理健康教育 历史学科 心理问题 渗透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当代中学生赖以生存的社会、学校、家庭的客观环境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升学的压力,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溺爱,离异家庭增多带来的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使中学生心理问题比以往更为突出。 一、当代中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是当今人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有人预言心理疾病将是21世纪之患。有调查表明,当前中小学生中存在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的比例相当高。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王极盛教授历时多年,对北京500多个班、两万多名学生进行测试所得出的结果表明:当今中学生三个人中就有一人存在各式各样的心理问题。如:由于现在独身子女居多,父母整天以孩子为中心,过分关爱或溺爱孩子,往往致使中学生们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延伸到性格上,表现为自私、自大或自卑。当学习中碰到困难,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他们就表现出悲观、失望,甚至退缩、意志崩溃、经不起挫折的考验等。 学校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各门学科都应当担负起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任,当然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作为新时期的历史教师,也应不断提高自身各方面的素质,利用历史教材和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丰富的资源,使心理健康教育在历史学科中能充分施展其功能。 二、心理健康教育在历史学科中的渗透 一部悠久的人类历史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素材,在历史教学中我注意充分挖掘其有利因素,努力把握历史学科教学的要求与学生心理需求的结合点,并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发展规律,精心设计教学过程,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地实施心理健康教育。 (一)开展“你说、我说、大家说”活动。 1.开展“开心一刻”活动。让学生准备一个历史故事、笑话、谜语,然后与大家一起分享。 2.开展“答记者问”活动。预先选定一位学生,由他面向全体同学,回答其他学生的提问,就犹如一场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般你问我答。 3.开展心理知识小讲座。例如:积极暗示的应用,自我激励的六个步骤,积极心态与消极心态的区别等,可通过小讲座、小训练,培养学生心理教育的参与意识,提高其自我心理调节的能力。 (二)寓心理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 历史教材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创设历史情境、史论结合、古为今用等策略,充分利用历史知识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最佳结合点,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健全的人格、独立的个性。 1.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自信心,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 心理健康的标准之一是情绪健康,而情绪健康的特点之一是自信、乐观、有主见。在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中,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能让学生“亲临其境”,“融入”其中,体会古代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例如在学习“元代的社会经济和中外交往”时,我是这样设计的:(1)老师导入:让我们穿越时空来到元代,假如你是一位元代的公民,你会怎样生活?(2)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提示:假如你是皇帝、地方官、农民、商人、旅行家……你会怎样做?)(3)学生交流:“皇帝”说:“我们是游牧民族,放牧的收入有限,应重视发展农业。”“地方官”说:“我会注意发展人口,增加户数,鼓励百姓多开垦田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农民”说:“我会多种植粮食、棉花。”“商人”说:“我会到大都经商,从事漕运和海运。”“旅行家”说:“我会到大都、泉州游玩,到欧、亚、非各洲旅行,去认识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并与他结为好友。”等等,这样一节课让学生“经历”历史,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生心中一股对祖国的热爱,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2.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形成健全的人格,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对他们健全人格的形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良好的意志品质包括正确的自觉性、果断性、坚持性和自制力。在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时,我主要进行了以下教育: (1)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历史是人创造的。在历史课中历史人物的教育,最能深化学生的情感,以古今中外历史名人为典范,如邓世昌以不屈之精神抗击日本;孙中山以不懈之毅力引领中国民主革命……让学生找出自己内心最崇敬、愿意立志仿效的对象,点燃学生立志的热诚,建立坚定的信心。 (2)培养学生顽强的意志,树立学生接受挑战的意识。当代中学生在学习中碰到困难,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他们就表现出悲观、失望,甚至退缩、意志崩溃。曾经有一位学生看到历史内容很多于是很烦,没有坚持多久就放弃了,但他对古代的战争很感兴趣。于是,我让他去了解关于官渡、赤壁、淝水等以少胜多的战役的史实,并教育他实力弱的一方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先决条 件是他们没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放弃希望,没有悲观退缩,这使该生真正从具体的事例中汲取自己所缺少的东西。 3.培养学生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 在平时的历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渗透,使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接受承受挫折能力教育,以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去面对各种挫折,从而消除失落心理,增强适应学习、生活环境的能力。 (1)充分利用历史名人史事,教会学生正确面对挫折,百折不挠,英勇奋斗。例如:孔子为宣传自己的思想,周游列国,处处碰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张骞出使西域,一百多人出发,十几年后,仅两人而归,仍然坚持的精神,等等。通过这些历史上名人史事的学习,学生能从中受到感触,进而增强对学习、生活挫折的抵抗能力。 (2)充分利用名言警句,激励学生应对挫折。如:牛顿“如果你问一个善于溜冰的人如何学得成功时,他会告诉你:跌倒了,爬起来,便会成功”;鲁迅“伟大的胸怀,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命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自己的不幸”等,以及文学、历史都可用的“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不是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等。 通过历史知识学习过程中耐挫折教育的渗透,学生在情感上受到熏陶和感染,进而能勇敢地面对挫折、战胜挫折。 在历史学科中充分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历史学科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必须与时俱进,担负起应有的历史使命。历史教师则要能动地开发学科与自身的潜能,推动历史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历史教育论文:谈历史教师的素质与历史课堂教学素质教育的实现 素质教育要求教育者以人为本,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而作为历史课教学,理所当然也应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和创新。 一、对历史教师素质的要求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对教师的素质要求应侧重以下几方面: 1.改革与创新的意识。 现代社会发展推动着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从理论观念上、办学体制上、考试评估上、课程教材上、教学方法手段上不断推陈出新。历史课堂教学的改革则出现了推理式、辩论式、程序、图示等多种多样的教学法。改革与创新意识已成为现代历史教师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2.具备广博的学识及敏锐的思维能力。 历史教师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外,还应具备其它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要有敏锐的思维能力。教师思维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对学生素质的培养。 3.准确、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 历史教师的语言既要准确无误地表达教学内容,又要丰富生动,紧紧抓住学生的心。历史事件的发生常常具有一定的情节性,对于基本历史史实的讲述,可以抛开教材,融入教师的声情语调,用趣味性的、幽默的语言像讲故事那样进行绘声绘色的描述,把学生带入教师所设定的历史时空中,而对于难以理解的部分,如历史事件的横向比较、经验教训的总结等,则运用简练、严谨的语言加以阐明。 二、发挥历史学科的德育功能,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 素质教育要求历史教师深人挖掘教材中的思想含义,恰当地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首先,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介绍做人的道理,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高度责任感;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的人生价值观;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品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铁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充分挖掘教材中的这些内涵,启发、教育、感染学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其次,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史、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和探索史。 近代,中国人民遭受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等几次大规模的侵略,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涌现出了无数民族英雄和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通过以上史实的讲述,同学们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深刻的道理,从而更加热爱共产党、祖国和人民。 三、实施素质教育要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现代化教学手段能将一系列有关的表象融合在一起,创造图文并茂、生动真实的环境,并能构成一幅新的景象,用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现出来。同时它的直观、可视也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且具有信息量大、范围广、摄取便捷和资源共享的特征。在课堂教学中可以从多个角度,跨越时空提供声、像、图示等信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利用感知的手段自由地获取信息,从而有助于丰富他们的想象力。教师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创造性地为学生构建多途径、多方式和开放式教学环境,学生借助现代化教学手段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和进行自主学习。初中历史教师如能正确使用这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必将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改变学法,教会学生学习 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获得经验的方法的总和。素质教育认为: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应该是主动的,方法应该是富有创造性的。在课堂教学中,如何使学生学得高兴,学得快乐,并学有收益,确实是每位老师经常探索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乐学常把学生带到愉快的心境,使教和学产生共鸣、产生动力和主动性,这既符合教育规律又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例如,初二中国近代史课当讲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时,让学生自己讲一讲我国劳动人民营造150余年的艺术结晶——皇家园林,为什么会被英法联军劫后一火焚之,成为一片废墟,至今不能修复。为什么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会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伴随各国瓜分和抢夺殖民地的高潮,通过战争,通过不平等条件,通过租借的手段,步步紧逼,抢去或租借了我国大片的领土,并不断扩大势力范围,逐步控制了我国的经济命脉,直到解放前夕,我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呢?学生听后,不言而喻,动力和激情并存、愤怒与仇恨并举。运用此法,引导学生自己学习,自己教育自己,要比老师一味的说教效果好,他们不但学到了书本中的知识,还学到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不仅是要让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还要增强学生对历史、对人类、对未来、对现实社会的理解、感悟和关心程度,让学生从前人活动的功过得失、经验教训中汲取到智慧和力量,从而学会生存、学会交往、学会创造。并且要认识到实施素质教育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过程,才能形成历史学科素质教育的科学体系。 历史教育论文:谈历史学科渗透德育教育的实践探索和体会 2010年3月威宁县县委书记杨兴友在教育工作会议上针对全县德育现状,要求全县开展“五心教育”的提高学生素质的教学活动,主要包括“三生、四爱、五心、五好”等德育和法制教育内容。 新课改和新课标理念要求历史课堂不仅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地方,也是塑造学生品德的场所。充分挖掘历史素材,寓德育和法制教育于历史教学中,培养出德才兼备,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懂法制和身心健全的现代型人才,是今天学校教育当务之急。 历史学科贯穿古今中外,涉及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领域,挖掘历史素材,寓德育和法制教育于历史教学活动中,充分体现历史课德育德育优势。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化等历史素材活生生的德育素材;“德主刑辅、为政以德和以德服人”的治国思想,“利民、富民、爱民和惜民”的民本思想,“忠、信、仁、义、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思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和“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修身立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格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要有那股不甘落后的天生傲气”的积极进取精神,“制天命而用之”、“小国寡民、清静无为也,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和谐社会思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博爱平等教育思想等,这些中外历史文化中德育精髓,充分体现出先贤哲人的超群智慧和德行操守。灼古照今,对当前和今后学生德育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三生(生命、生存,生活) 人的一生一定要去过三个地方:一去过医院,才明白健康的重要;二去过监狱,才晓得自由重要;三去过殡仪馆,才领悟“活着真好”,生命只有一次。通过《鸦片战争》学习,让学生知道吸食的危害,明白“拒绝、规劝他人吸食,从我做起”和“反对邪教,不迷信,信科学”的道理。在历史课堂透过历史事件和人物宣讲“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全班同学都是兄弟姐妹”,“中华灿烂的五千年文明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要求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和谐的班集体。在《昌盛的秦汉文化二》中,讲解司马迁在遭到耻辱刑罚后忍辱负重,以坚强的意志最终写就《史记》,完成父亲的遗愿,名垂千古,彪炳史册,让学生领悟司马迁面对挫折,不幸和苦难选择的不是退缩气馁自残,而是珍惜生命,学会生存,懂得生活。 二、四爱(爱祖国、爱家乡、爱学校、爱师长)和五心(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诚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 1.挖掘历史科素材,寓德育于历史课 “忘记历史,就是意味着背叛”,中学生正处于人格塑造黄金时期。历史学科可以通过历史英雄人物,历史事件渗透“四爱”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屈原纵身跳入奔流直前的汨罗江、文天祥抱着小皇帝投入汹涌波涛的大海、邓世昌与日舰同归于尽、钱学森放弃了高薪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回到祖国怀抱、邓小平“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切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等都是鲜活的爱国主义题材。历史课上组织学生观看电影《冲出亚马逊》《钱学森》《仰望天空》《开国大典》等爱国影片,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影片中,教师运用历史知识给学生解说影片,学生认真写观后感。要求学生会唱几首爱国歌曲,比如《中国人》《我的中国心》《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明白国歌国旗国徽的含义,举办“知我中华,爱我中华”历史课读书会等等,使德育“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使学生身为中国人而骄傲和自豪。 2.挖掘乡土历史教材,亲近德育环境 利用乡土历史让学生知道我们威宁县情,了解家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地理环境等,强化乡土历史认识。开展“祖国好,家乡美”主题班会活动,落实“爱家乡,爱学校”演讲和书法比赛,出好黑板报,列举家乡和学校历史上名人及其事件,唱几曲家乡歌曲,写几篇颂家乡散文,带领学生参观石门坎柏格里传教遗址,让学生知道柏格里在石门坎“丰功伟绩”。组织学雷锋活动,到养老院送祝福,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等,使学生明白“爱心献给社会”内涵。带领学生参观马摆大山、百草坪等景区,陶冶情操,增强爱家乡,爱学校情感,深化为家乡,爱学校动力。 三、五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知兴衰和得失。中国现代史既是一部屈辱史,又是一部抗争史,面对民族危机,各阶层有识之士奋起反抗,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地主阶级“洋务运动”,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都宣布他们选择的道路不能挽救民族危机。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人民成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真正掌握自己命运,说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四、法制教育 依法治国是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马加爵事件、望安事件等都体现了一部分学生是法盲,把学生培养成知法、懂法、用法的人,也成为教育紧迫任务之一。历史科要充分运用得天独厚优势渗透法制教育。在上《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中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思想时,可以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让学生有意无意间通过历史学科学习到相关法律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只要广大教师坚持在历史学科中渗透“三生、四爱、五心、五好、法制”德育教 育,一定能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才。 历史教育论文: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 历史教育,从来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人类走向文明紧密相联的一种永恒的教育课题。的历史教育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有着既不同于传统历史教育思想,又不同于西方历史教育的特征,它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学习和研究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需要。 一 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就把历史教育作为培养训练本阶级的继承人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教育。秦朝至汉朝初年,就设立了“掌通古今”的“博士”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博士专掌儒家经学传授,把孔子修的《春秋》和专门解说《春秋》的“三传”(即《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史书奉为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列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唐朝时,史学和历史教学空前繁盛。廿四史中,有1/3成书于唐朝前期。“鉴古知今”,“循古训”,在中国士大夫中一直奉为公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儒家学说的附庸。历史教育的目标,完全是培养忠于封建统治者的人才。 西方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主张改革历史教育。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要让青少年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使祖国的辉煌业绩和着名人物的形象,保留在他们的心灵中,使之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资产阶级当权者于1893年下达的国家命令中规定:历史教学内容分为三步,第一、第二步均为革命本身的历史;第三步是各族概况及法国美术和工业史。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就着手讨论和制定苏维埃教育计划。1920年10月,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1],列宁这里所讲的“知识”、“基本事实的知识”无疑包括历史知识。1920年底,列宁在评注一份关于教育工作的提纲时,这样写到: 在所有的职业技术学校里增设普通课程 列宁这里说的“职业技术学校”相当于我国的初中。列宁强调增设普通课程的设置,是“为了(使学校——笔者注)不变成培养手艺人的学校”,“避免过早地专业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把历史学科视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必不可少的知识素养,是列宁关于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前苏联党和政府接受了列宁的意见。1920年以后历史学科一直被列为前苏联学校的重要课程之一。 在战争年代,就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1938年10月,他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的一系列论述,给历史教学指明了方向。在老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中,规定了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史》等。在一般学校中,也规定了学习中国历史。在运动中,还规定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教学的滥觞。 二 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杰出继承者,素以爱读书、爱学习着称于世。他读书广收博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几乎无所不读。在对中国古籍的阅读中,尤其偏爱史学和古典文学。他从历史书中学文学,从文学书中学历史,并巧妙地将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着作中,以及革命事业的实践中。有人统计,已经公开出版的着作中,运用古代成语典故的就有2000余处,[3]这就构成了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大内容。具体地说,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中国革命。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目的,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实现历史的超越。比如,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他通过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经验,特别强调吸取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因为没有建立根据地而失败的教训,坚决地批判了流寇主义,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路线。 为了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利用历史上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领袖人物发生腐化和宗派斗争而导致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腐败现象。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文章,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建国前夕,告诫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牢记的告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干部教育。一向重视干部教育,他的历史教育实践,注重从才、德两个方面对干部进行教育。1958年,向罗瑞卿推荐读《吕蒙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请记住我站域名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80%~90%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6]赞赏吕蒙虽然年长仍然发奋读书的精神,对我军高级干部提出读书学习的要求,这对改善我军的文化结构,提高军事素质,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吕蒙虽然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读书精神却有借鉴意义。 《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 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在这段话旁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注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7]这些称赞韦睿的话,正是我党的干部应当学习的。 3.青年教育。注意用历史人物对青年进行教育。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会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办学校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不要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待,这种不会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 认为,青年是国家的精华,民族的至宝,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他对青年的期望值很高。1958年5月8日下午,在北京怀仁堂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一连举出近40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并以相对肯定的口吻设问:“这是不是个普遍(客观)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可以说,多数是如此。”对青年人的教育、信任和鼓舞,激励着全国青年在艰苦的革命道路上奋斗不息,勇往直前。 4.家庭教育。在与子女、亲属的团聚和谈话中,常常鼓励他们学好历史,热爱祖国。1947年9月12日,在《致》的信中指出:“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8]意在要求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国情有所了解。的爱人刘松林读书时,有段时间历史学得不好,亲自为她开列了学习历史的书目,指点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始学起。的次子毛岸青是在原苏联读书的,常常嘱咐他多读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国情。 不但对自己的子女教育十分严格,还运用《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教育领导干部对子女应作长远之计,让他们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在实际斗争中增长才干,不能让他们“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7]目前,指出的这种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天下为人父母者,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在家庭教育上,是应该很好地向学习的。 5.爱国主义教育。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良传统,在他的讲话里、着作中用爱国主义的事迹、人物铸造民魂,激励人民的事例是很多的。1917年11月,举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校时,亲自讲授历史。据《夜学日志首卷》记载:“历史常识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9] 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为了争取每一个有良心的炎黄子孙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写了《祭黄帝文》。他赞美这位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兴起过程的神话祖先:“中华民族,民族轩辕;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5]并根据“世变沧桑,中更蹉跌,”的时代形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战斗誓言。 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因对华夏民族的统一和进步有着极大的贡献,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祭黄帝文》中,把对神话先祖的认同、赞美,同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信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激发了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提高了人们的进取精神。 三 “古为今用”是历史教育思想的主要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援引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言论。在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引用古代思想家的言论有很多。比如,他引用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0]告诫全党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他引用孟子的“取长补短”,[4]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要以谦虚的态度,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引用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4]并给予新的解释。从而阐明共产党人和每个革命者树立起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对古代思想家的言论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这种援引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选择来说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人感到亲切朴实,清新明快,易于被人民阅读和接受。 2.运用古典文学中的故事。历史教育思想实践中大量运用了包括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传统剧目中的故事。比如,他运用京剧《法门寺》里贾桂的故事,[11]批判某些人崇洋媚外的思想,号召人民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豪感。他借用《聊斋志异》中“狂生夜坐”的故事,[5]教育人民不要怕鬼,要同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敌人针锋相对。他运用《水浒传》里林冲等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11]说明要发动起对建设方针的研究探讨,就必须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将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故事运用到自己的讲话和着作中,使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用这些故事去阐发革命道理,寓情于理,寓庄于谐,从而增强了他写文章和讲话的宣传效果。 3.使用古代的成语典故。古代语言中的成语富有生气,它集中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简洁精炼的成语里,蕴涵着意味隽永的哲理。的讲话及其着作中使用的古代成语俯拾皆是。在使用中,他赋予古代成语新的意义,古语新用,从而使他的讲话和他写的文章更加新颖别致、情趣盎然。比如,他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用“愚公移山”[4]来号召全党同志发扬“愚公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去争取胜利。他在《致蔡和森等》信中,运用“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8]来说明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除非被推翻,是没有肯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用“叶公好龙”的典故,揭露之流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是畏惧革命、反对革命的丑恶面目。对成语典故的大量运用,使的讲话、着作形成了抑扬顿挫、起伏跌宕的独特风格,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从而起到了激励壮志,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 1956年,毛泽 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12],“古为今用”是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无论是在民主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很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充分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难怪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7] 总之,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对提高民族自尊心,促进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像那样,用历史教育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激发人民的进取精神,加速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历史教育论文:多方激趣学历史 趣中求知受教育 瑞士着名教育家皮亚杰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当一个人对某种事物发生兴趣时,他就会入迷地去追求,去探索。学生一旦对学习产生兴趣,必将成为他学习的内在动力。学生对学习有无兴趣,既是反映学生学习效率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教师教学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就成为众多教师不懈追求、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我就新编初中历史第一册的教学实践,浅谈几点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兴趣,增强课堂教学效果的体会。 一、 讲究开头,激发兴趣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每节课能否都有个好的开头,直接关系到这节课的成败。如果教师一上课就照本宣科,平铺直叙,就会成为催眠曲,因此必须讲究开头艺术。要达到一开始就引人入胜这样的效果,教师必须依据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精心设计好每一节课的开讲导语,用别出心裁、平中有奇的导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如我在认真分析教材第1课《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通过认真分析教材内容和结合当前形势的特点后认为:这一课首先要告诉学生如何做人的道理以及应做怎样的人。所以讲这一课时,我这样开头:“同学们,你们一定听过或读过许多历史故事,看谁能讲出秦始皇、曹操、秦桧、刘胡兰分别是什么时期的人物?他们是怎样的人?”这一问题的提出,顿时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不少学生七嘴八舌在议论。我先后叫了几个学生来回答,但他们的答案都不够准确。这时,我先指出以上人物分别属于那个时期。在学生聚精会神地听时,我板书第1课课题《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导入新课:“历史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有的光耀千秋,象英雄刘胡兰,受到了世世代代人民的崇敬;有的遗臭万年,象奸臣秦桧,长跪地上向人民请罪。”这时我指导学生看课文《刘胡兰》、《秦桧》的插图。进而激励学生:“我们学习了历史,就应懂得怎样做人。我们应当做象刘胡兰那样的人,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气节,将来才能为建设祖国多作贡献。”这样的开头,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又受到了教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二、 讲好插图,引发兴趣 新编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插图多,直观性强,形象生动。但在教学中,由于插图很多,限于课时,教师不可能每图都讲,只能根据教材要求和讲课需要选择讲解。有些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的插图如果没有向学生讲解,就会使学生似懂非懂或一知半解。经过教师讲解,既引发了学生的兴趣,又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了知识。如第8课《战国七雄》中的《商鞅舌战图》。因为“商鞅变法”是这一课的重点。战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形成,是通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的变法或改革来实现的。讲好《商鞅舌战图》,既可以使学生了解商鞅作为改革家的气魄和才华,又可让学生懂得改革的不易和改革又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提高学生对商鞅变法带来的历史作用,即“秦国的封建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加强,逐步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的认识,也为以后理解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打下基础。为起到这个作用,我在讲课时,让学生看《商鞅舌战图》的同时向学生讲解:图中就是当时商鞅舌战大臣的情景。中间席地而坐的是秦孝公。商鞅,这个历史上着名的改革家,正在跟反变法的大臣辨论。你看他手拿竹简,引经据典,振振有词。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方便,就不必效法古代。他响亮地喊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变法口号。坐在他对面的是两个保守派大臣甘龙和杜贽,被商鞅驳得张口结舌,坐不安席。这一场历史性大辩论,最后由秦孝公作决定:他说:“商鞅说得对,就按商鞅说的去办”。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学生全被吸引往了,达到了引发学生兴趣的效果。 三、 巧设疑问,以疑激趣 学习新知识,实际上就是设疑、解疑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设置一些疑问,把它摆在学生的面前,使他们先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后激励他们去寻求“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学生找到“又一村”后,就会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快感又能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我在讲授第19课《昌盛的秦汉文化》第一目 “纸的发明和蔡伦改进造纸术”时,为了让学生能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我国发明的造纸术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时,我作了这样的设计,我先提问:“同学们都知道,纸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哪个同学能够说出首先发明纸的国家和时间?”当学生作出“中国”和“西汉前期”的正确答案后,我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有谁知道我国在纸发明以前用什么作书写材料?”有同学回答 “龟甲、竹木简或帛”后,我简要向学生介绍在纸张发明前我国书写材料的变革:殷商-主要是龟甲和兽骨,也有铜器和玉石器;西周——主要是铜器;春秋——竹木简盛行,并开始用帛书写;东汉——竹木简和帛仍是重要的书写材料。我又指着《蔡伦》图说:“东汉宦官蔡伦在公元105年改进了造纸,造纸原料请同学们在书中找出。”这样一环扣一环的设疑解难,把学生引向似如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的“又一村”的境地,这样既激发了兴趣,又掌握了知识,也更好地理解了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的伟大意义。 四、 创设情境,以情求趣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在教学中,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坚持情感教育,即在教学中创设能激发学生情感,有吸引力的环境,把学生引入课文内容所描述的情境中,使学生在感情上受震动,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这是很重要的。如在讲第18课《两汉经营西域和对外关系》一课时,我告诉学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为了联络大月氏,东西夹击匈奴。在讲到张骞带着100多人刚走出汉朝边境,就被匈奴兵抓住时,学生为张骞的安危担忧;当听到匈奴人想让张骞投降,把他拘留了十几年,而张骞始终保持汉节,忠于祖国时,学生被张骞临危不惧,忠心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继而听到张骞终于找到悔会逃出时,学生又为之欢欣鼓舞;当再次得知张骞历尽千难万险,从大月氏返回汉朝的途中又被匈奴人捉住并扣留一年时,学生又一次为张骞的命运担忧;当知道张骞好不容易在经受13年的磨难之后,终于和另一个人回到了长安时,学生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个故事具体情节的生动描述,不但使学生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如身临其境,为张骞的命运时忧时喜,同时又加深了对张骞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深深地被张骞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这时我又强调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探险家和外交家。在他二出西域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得到频繁的交流,并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使新 疆地区正式归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和开辟“丝绸之路”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这样以情感人的教学,使学生对张骞在历史上作出的重大贡献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就能更好地回答课文中提出的“张骞对我国历史上作出了什么贡献”的思考题。 捷克着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在孩子们身上激发起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方法和途径还很多,如 巧讲典故,以奇引趣;精读诗词,以诗牵趣;编写歌谣,以歌导趣;设置图表,以图增趣等等,只要经过教师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就一定能在教学中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使他们的学习化繁为简,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在充满兴趣的教学中,既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又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教学质量,真正达到学史明志,知史做人的目的。 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育应张扬人文素养大旗 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两千多年前的《易经》就提出了人文的概念:“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西方,其拉丁文词源humanitas,意即人性、教养。中西旨意相类,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讲其实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是通过授予受教育者以历史知识,使其在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和审美能力等方面得到发展,通过历史的濡染与涵化,提高其自身修养与素质,学会做人。 一、历史教育的困惑 教育最终要解决的是人的发展问题,诚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教育的艺术就在于。要让受教育者把周围的东西‘人化’,……从这些物品中感到人性的东西——人的智慧、才干和人对人的爱。”但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却被不断地肢解化、工具化。 回眸20世纪人类社会,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并由此带来发展性危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和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强烈地激发了人的贪欲和功利意识,伴随着现代文明发展的是技术理性的片面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相当程度的失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灾难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至今未散的核恐怖阴云,出现了极端残暴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式的人间恶魔。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空前程度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大众文化冲击下的人文和精神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全面实行,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市场经济带来了物质产品的丰富,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世风日下、人情淡漠、人们的价值观与道德观面临危机。有人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鄙弃道德、崇尚财富的“唯物”主义时代,有人感叹人文精神的失落,有人呼吁重振人文精神。由此文化界、教育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科学、人文与当代中国教育”的大讨论。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物质与精神、科学与人文的不平衡也反映在历史教育上,一方面,历史和历史教育受轻视,在社会文化事业和教育体系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经济利益的考虑左右着人们对知识的选择,历史课被视为小儿科,可有可无,历史教师也只能做个三等公民,处境尴尬。另一方面,历史学科和历史教育被扭曲、被异化,技术性功能替代了人文性功能。在学科设置上重理轻文的同时,还把所有的学科都纳人了专业人才的培育轨道,历史学科同样赋予明确的 专业特性,淡化了历史学科的公民素质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教育受苏联的影响,片面强调历史教育的政治教化功能,其人文精神往往被异化为对某种政治理论的诠释,而且这种诠释又是随着政治斗争需求而变化的。时期的儒法斗争史的学习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历史教育的工具化目前最突出的表现在应试教育中,针对高考需求的中学教育具有最直接的功利性,考试的得分是衡量教育水平的主要标准。历史教育之所以还能在中学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除政治教育的需要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考的需求了。固此,目前中学历史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应试的工具,对试题的钻研和应试技能的训练几乎成了历史课的主轴。 二、历史教育的本质 美国教育家杜威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知识具有人文主义的性质,不是因为它是关于过去人类的产物,而是因为它在解放人类智力和人类同情心方面做出了贡献,任何能达到这种结果的教材都是人文主义的,任何不能达到这种结果的教材连教育意义都没有。”历史教育的本质是人文素质教育。首先,从历史学科的内容看,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历史学是记载人的功业,以人及其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有人称之为“人学”,它不同于以物为研究对象 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主要的问题和最终目标是解答事物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而历史学不仅要求说明:“是什么”和“为什么”,还要求判断“该怎样”,即不仅仅要有事实性认识的层面,还需要价值性评判的层面,以一定的价值取向和理想 目标为依据,对研究对象做出是非善恶的价值和道德的评判。优秀的教育家往往善于灵活运用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例,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熏陶。翻检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文集,这种以史育人的实例,几乎俯拾即是。他介绍东汉杨震的“四知”告诫学生严于律己,弘扬“慎独”精神;以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颜元为榜样,激励学生“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他用意大利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拿着他的无线电发明,向帝国主义投效”,充当了墨索里尼的科学“刽子手”,以此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和人才的价值取向等等。 其次,历史学习与研究的方法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更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强调在理解、体验之中来实现对历史事物的认识。这是历史学方法上的人文性。历史教学在本质上就是要以活生生的历史事实的再现为依托,通过科学的解释和分析形成历史知识,由此拓展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磨练学习主体的精神品质。 再次,中学历史教育面对的是正值花季的青少年,他们的世界观和人文精神所达到的高度决定着未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历史作为人类以往实践的集体记忆,能够更全面、更综合的为人们提供价值理性的累积经验,并从历史上因价值理性的缺失而导致的社会发展失衡中为人们提供深刻的教训。这就要求我们;能够从中学生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情感特征出发,让历史教学浸润在人文的氛围之中,带着丰富.的情感色彩,并给予他们精神上的磨砺和馈赠,以取得知识、思想、能力与情感教育合一的效果。 另外,与过去的教学大纲相比,国家研究制定的新历史课程标准更加突出了“以人为本”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教育理念上,改变了过去过分注重智育和传承历史知识的倾向,强调历史课程要促进每个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培养良好品德、培养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在学科体系上,打破了历史学科的王朝体系,从历史发展的客观真实过程出发,将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若干时期和阶段,注意初高中的区别和衔接,建构新型的中学历史学科体系,更好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体现了少而精的原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在学科内容上,避免了中学历史课的专业化、成人化的倾向,以贴近中学生,贴近现代生活为导向,适当减少历史理论的阐述,降低教学的难度,重视社会生活史、文化史、宗教史、法律史、科技史等内容的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素养。在师生关系上,强调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心理特征出发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避免脱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心理特征的实际,背离历史教学的真正目标。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过去重视机 记忆而轻视理解记忆,过分重视学 习结论而轻视学生的独立思考,过分重视历史知识的再现而轻视历史知识迁移能力培养的倾向,将实地考察与调查、课堂讨论、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作为历史学习的重要方式,注重归纳学习与演绎学习的有机结合,鼓励学生积极探究历史问题,形成主动学习历史的态度,从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科学态度、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综上所述,必须给中学历史教育恰当定位,使其回归本质——主要承载人文素质教育功能的基础性教育,以适应当代社会的要求。 三、培养人文素养的策略 我国着名的教育学家袁振国教授曾概略地诠释过科学教育和文科教育各自的特点:科学教育的工具性价值超过目的性价值,文科教育的目的性价值超过工具性价值,科学教育更主要的是为了传授知识,为了提供一种工具,是启智的过程。文科教育虽然也要传授知识,也为人们提供一种生活的工具,但它更是情感、人格的陶冶过程。他指出文科教育的过程,“是精神享受的过程,是提高生命质量的过程;是体验和提升生命价值的过程;是感悟自由精神的过程。”对此,我们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如何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呢? 1.将情感、态度、价值观放到教学目标的首位。从学生发展的角度讲,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与教育比多掌握一些具体的历史知识更为重要。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只要没有阅读障碍,如果他有学习历史的心理需求,一生中随时可学,而青少年时期正是情感、态度、价值观逐渐形成的关键时期,作为施教者必须把握良机。因此,我们的历史教学目标设计首先确定的不是知识目标,而应是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目标。 例如《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大业》一课,我们把“一国两制”确定为教学重点,引导学生认识这个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创造性的构想,是邓小平从历史与现实出发,做出的理论创新,把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引导学生从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去认识人生的价值,作为本课的首要目标。教学中围绕教学目标,巧借诗歌人课堂,以国民党元老、辛亥老人于佑任临终前的悲歌《望大陆》导人新课,“未成曲调先有情”;在讲香港回归时,引用林则徐的后裔,曾任我国驻 联合国大使的着名外交官凌青的诗:“粤海销烟扬我威,但悲港岛易英徽;百年国耻今昭雪,只缘华夏已腾飞”创设问题情境,分析香港得以顺利回归的原因;最后朗诵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乡愁》结课,使整堂课浸润在浓郁的情感氛围之中,达到情感、知识、思想、能力 教育合一的效果。 2.教学内容的安排着眼予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和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当代青年既要有走向世界,参与全球竞争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更要有立足于民族自身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新精神为己任。这些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素质教育目标,如何通过展示和分析以往人类的经历有效调动生动活泼的历史资源,以符合中学生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的形式,在历史课堂的教学内容中得到体现,是历史教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恰当选择与重组教学内容。 我们在教学中对教学内容的选取,主要遵循以下这些原则:①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社会发展观的教育,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②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使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做贡献的责任感;③有利于培养学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和认识历史的能力,以及对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的理解;④有利于学生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历史的曲折过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步形成真诚善良、积极进取的品格,健全的人格和心理,以及健康的审美意识和情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⑤有利于引导学生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正确看待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养成积极参与改革和国际竞争的意识。 在学习世界历史《第二次工业革命》一课时,我们做了这样的安排:首先,通过列表梳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科学技术新成果,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次,以科学家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激励学生的积极进取、持之以恒、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第三,,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人类,也可遗害人类。诺贝尔发明是为和平利用,马可尼却拿他的无线电效忠法西斯;第四,科学家有国界,科学无国界,抓住机遇可以后来居上,日本就是典型。这样,历史教育中充分运用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源,恰当重组,再现历史,展开与历史的对话,提炼精神财富,形成历史认识,从而陶冶学生的品格与情操,启迪他们的历史智慧,达到“注之以爱,启之以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的目标,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3.教学过程运作以学生的主体参与为主。设计以学生发展为目标的教学过程,明确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务,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正如《学会生存》一书中所说:“教师的职能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授知识,而越来越多激励思考;除他的正式职能外,他将越 来越成为一个顾问,一个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焦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韵人。”这就要求历史课堂教学必须摆脱过分注重知识结论的僵硬式灌输,忽视探究式学习过程的模式;以学生的发展作为终极目标,摆正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以生动活泼的历史知识和学生的亲身体验为载体,不断地诱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动机,通过开放性的教学过程,循序渐进地培养综合能力,逐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调动学生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就要使学生有参与的热情和勇气。教师要创造平等、民主、和谐、合作、互动的课堂氛围;教学语言要富于激励性、启发性;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要切合学生的实际水平;采用多种让学生参与的形式,如谈话、讨论、辩论、角色扮演、材料研 习、调查访问,以及采用国际上流行的案例教学的方式来组织教学活动等。 如学习《鸦片战争》,我们围绕“鸦片战争是否可以避免”这一问题,让学生搜集资料和组织活动,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更加深刻地认识19世纪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世界趋势,增强全球化的民族意识。步骤如下:第一步,提出课题,将学生分成“中国组”和“英国组”,分别研究鸦片战争前的中英两国概况;第二步,各组拟订调查纲要,分头搜集资料,着眼于中英双方国情综合比较,注重政史地知识综合,从地理、人文环境比较;第三步,课堂上“中国组”和“英国组”陈述两国概况,大家讨论中英两国情况说明了什么?中英鸦片战争是否可以避免?第四步,课后进行资料成果展览,突出国防意识和与时俱进、富国强兵的主题。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成为“导师”,他不是文化、真理的施与者,不是教给学生什么准绳,而是促使学生去发现这些准绳,激发学生对探求知识的责任感,唤醒学生的潜在力,促使学生从内部产生一种主动的力量。这样的教学活动才是合乎人性的要求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4.建构兼顾认知、技能、情感的多元化的教学评价模式。教学评价也要从促进学生的发展出发,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为学生的自主发展和人格完善创造条件。历史教学的效果不仅仅体现在学生记住了多少知识点,更体现在他们是否感受到历史的真实存在,是否在历史的塑像前悟到了历史认识,获得了主体化的历史;体现在学生面对感性的历史能否体验到一种历史情怀。缘此,历史教学的评价,不单是对学生掌握知识状况的评价,而且要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情感态度等学习目标达到的程度进行综合性、发展性的评价。 评价的形式和方法应多样化,可采用提问、作业、口试、笔试等形式,方法可采用办故事会、做文摘卡、绘制历史题材的图画、编辑历史题材的小报或板报、编演历史剧、设计历史题材的软件、撰写历史考察报告或小论文等。摆脱过去单一以考试为形式,以 分数高低为 衡量标准的模式,实现由终结性鉴定转向发展性评价。 理想的历史教育理念,首要的问题在目标定位上的纠偏;改变以往过分突出其工具性的偏谬,使历史教育回归其本质,即承载人文素质的教育功能,在素质教育中起着人格养成和文化熏陶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我们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评价须契合这种理念。 历史教育论文:初中历史教学与素质教育发展研究 一、确立历史教育的素质观 历史是对过去人类社会的现象进行和规律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它立足现实,了解过去,具有以史为鉴、展望未来的特点,我们在教学中要根据历史学科的特性,实现素质教育的总目标。 1.学习历史能加强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德育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历史使命感教育等。许多历史人物与事件中可以对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能在学生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对其平时的为人处世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2.学习历史能使青少年获取丰富的财富,陶冶思想情操。中华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前人留下的精神(物质)遗产能帮助后人树立民族自豪感、坚定的信念,弘扬民族气节和精神。同时,在平时的教学中还要学习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的优良成果,对不同地域、不同民俗文化进行比较,从而优化学生的素质结构,如古代埃及文明、西亚文明、欧洲的爱琴文明等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 3.了解历史能促使青少年在逆境中成长。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愈发进步,社会竞争与挑战愈来愈激烈,每个人都面临困难和挫折、成功与失败,新世纪的劳动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挑战性和战胜危机的顽强意志。生活现实告诉人们:人生除了平淡无奇的重复外,给人们带来的不是机遇就是困境,而未来社会能使每个人的生命变得波澜起伏,关键要有承受挫折与战胜危机的意志和自信心。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告诉我们,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后,中国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懈斗争,先后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均以失败告终。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抗争,以至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民经历了百般挫折,战胜了重重困难,顽强意志使他们完成了祖国解放和民族独立的事业。 二、探求适应历史教学与素质教育相统一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教学大多采用克里夫的教学模式:“组织教学—复习旧课—教授新科—巩固新课—作业布置”。未免过于保守,禁锢了老师在历史教学课堂上的主观能动性。而素质教育是一种创造性的教育,追求的不仅是历史知识的传承,而且着眼于学生学习方法的转变。历史教师的最高追求不再是学生对历史信息的机械存储,而是培养学生的搜索分析能力。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主动观察分析,形成概念,掌握新工具以解决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 1.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自觉学习。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主动探索知识的过程,若是在老师的逼迫下学习,则显然有悖素质教育的理念,而且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知识。只有学生对历史课程感兴趣,愿意为之学习,然后才能学好历史。同时,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在教学方法上,从解决“问题”入手,紧密结合教材内容,有机地渗透教育目的,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为祖国的未来发展而学习奋斗,使学生产生强有力的学习原动力。 2.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优秀的历史教师教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方法,在当今素质教育环境下更应如此,随着我省文综高考自主命题,教师在平时的教学和学生学习中,更要把学习历史知识的规律和方法教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中自我认识、自我发挥、自我培养、自主发展,从而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劳动。托夫勒说:“未来的文盲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可见,新时代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教师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要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年级的学生制定不同对策,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实施培养。 新世纪,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对历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和研究素质教育理论,吸取研究成果,渗透在教学过程中。素质教育首先是实践教育,需要通过大量的教学活动,积累丰富的经验,然后使之上升为理论,最后形成素质教育的理论体系,从而指导教学实践。 历史教育论文: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促进历史教学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是一种综合运用声音、文字、图像、动画、视频影像等多种媒体的现代多媒体技术。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从多方位刺激学生的感官系统，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强化学生的记忆，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的有效途径。下面就现代多媒体技术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所产生的效果，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人们常说：兴趣是生活中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生才能积极主动、愉快地学习，才能在课堂教学中真正发挥其主体作用。而兴趣是一种积极作用的情绪，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和情感相联系，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产生。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赏心悦目的情境，使学生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的感觉，激发出学生积极探索的活动，调动起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兴趣，从而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完成教学目标。 如我在讲授《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内容时，先播放一首学生熟悉的革命歌曲《南泥湾》，让学生在优美的歌声中感受到南泥湾由“草莽丛生、野兽出没”被开辟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的过程。听完后，教师问学生：这首歌曲反映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什么阶段？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正面临什么困难？面对这种困难，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哪些措施？结果如何？以此引入教学。又如讲《鸦片输入和禁烟运动》一课时，先播放电视纪录片《拒绝，远离毒害》让学生明白鸦片之害；再放电影《林则徐》中有关“禁烟”、“销烟”的历史背景及林则徐采取的禁烟措施片断。进而引导学生看书思考：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向中国输入鸦片？清政府对待鸦片的态度如何？鸦片战争的爆发因何而起？让学生看书展开讨论，主动发言，教师给予辅导补充，这样课堂气氛活跃。把以前被动的学习变成了主动、愉快地参与。很好地完成本节的教学任务。 二、运用多媒体技术，以突破教学难点。 历史教材中有时某些内容比较抽象或复杂，年代久远或地域空间概念强，学生感到陌生，教师也难以用语言讲清，使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很难突破这些难点。而运用多媒体教育技术，可以变抽象为具体，变无声为有声，调动学生各种感官共同作用以强化感知，或帮助其建立起地域空间想象能力，解决了过去许多教师无从下手的苦衷。 如讲“新航路的开辟”内容时，对于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四位航海家的航海路线，学生往往难以记住。我在课堂上使用下载的多媒体课件（FLASH动画）分别演示了四位航海家的航海过程。经过的地域用画的小帆船在经过的路线上行走,在路经重要地点时，能自动、醒目地显示所经地点的名称，展示出时间和人物画象，学生看了演示动画后效果很好，大多能讲清楚四位航海家的航海路线，且能记住时间和航海家。起到了其它教学手段不能达到的效果。 又如讲授“西安事变”内容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各派的态度是学生难以掌握的难点，我播放了记录片《西安事变》中的五个片断：（1）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2）宋美龄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斡旋；（3）亲日的何应钦兵围西安，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4）率中共代表团去西安调停；（5）张学良送到南京。进而提问学生：张、杨既然实行“兵谏”，但为什么不处决蒋？宋美龄和何应钦同属国民党人，为什么宋庆龄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何应钦则要用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大革命时屠杀大量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什么共产党还要派代表团去西安调停，也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学生联系五个电影片断，经过看书思考，就很容易回答上述问题，弄清了国内各派别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目的，从而解决了难点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从全民族利益出发的伟大决策有充分了解。 三、运用多媒体技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间接的反映，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的规律性联系。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素质的基本要求。多媒体表现力强，信息量大，可以在课堂再现历史场景，学生通过观察直观画面，展开丰富的想象，进行积极思维，从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思维向纵深发展，最终形成一种能力。 如讲“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内容时，先播放有关介绍金字塔的录像，引导学生观察：金字塔外观宏伟、庄严；内部结构复杂，装饰精致；工程坚固耐久。进而引导学生思考：金字塔象征着什么？在地处沙漠地区、没有任何现代机械设备的前提下，金字塔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它的建造体现什么？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积极发言，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建造方案。既学到了知识，锻炼了思维，又使思想得到升华。 又如讲《甲午中日战争》这一节内容时，播放电影《甲午风云》中的这样几个镜头：邓世昌等北洋水师官兵海上奋勇抗敌，壮烈烈国；李鸿章下令北洋水师“避战自保”；慈禧太后筹备六十大寿庆典，大肆铺张；挪用海军军费，建造公园；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灭。进而引导学生思考：北洋水师为什么在短时间里，就毁灭在日本侵略军手里呢？学生通过思考，联系李鸿章退缩避战、慈禧太后铺张浪费的镜头，得出结论：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的根本原因。通过不断的思考，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四、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情境，陶冶学生情操，塑造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 历史课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的好教材，它在培养和塑学生具备良好的品德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作用。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把思想品德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要挖掘历史教材中蕴含的思想内容，对学生进行马克 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情教育。但是，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的课堂教学，单靠语言来描述，缺乏情景和环境渲染，往往不能使学生产生共鸣，难以发挥历史学科的思想教育优势引起学生情感共鸣，自觉地接受熏陶。而利用电教手段，就能解决上述难点。现代化教学技术的应用，最佳情境的创设，形象地再现历史场景，有利于强化学生的情感，使学生感受到历史氛围，从而进入角色，受到感染和教育。如讲“鸦片战争“内容时，可播放电影《林则徐》中的几个镜头：官兵吸食鸦片，精神不振，战斗力削弱；政府白银外流，影响清政府的财政入；人们吸食鸦片，造成家破人亡。短短几个镜头，不仅形象地再现了鸦片输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而且增强了学生对的认识，了解了的巨大危害，使学生在接受历史知识的同时也自觉地受到防毒反毒的教育。 五、运用多媒体技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来临，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会自主学习成为教学中的重点问题。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能起很大的作用。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导入新课，列出阅读提纲，指导学生阅读，教师再针对提纲提出的问题，检测出学生的阅读情况，久而久之，学生就能形成很强的阅读能力。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提高观察、分析、思维等高层能力的基础。许多学生不能掌握知识，乃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流畅地阅读、有理解地阅读，还没有学会阅读的同时进行思考。 总之，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条件，各种现代化科技成果被用于教学中，既推动教学手段的更新，而且促进了教学方法的改革。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声、光、形、色、音等多种信息作用于学生，既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又能在在他们的大脑皮层中留下了很多较深刻的历史现象痕迹，从而加深了学生对所学历史知识的印象，便于学生记忆历史知识和形成良好的品德，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现代教育技术与不断改革的教学手段相结合，一定会为学生的全面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历史教育论文:浅议历史教学与马克思主义教育 提要 本文指出,在历史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必须讲清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确认 识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引导学生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 历史教学应当通过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讲授,以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来 教育青年一代,培养他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提高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观察 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必须把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贯穿其中。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就必须讲清楚“人民群众是创 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 、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唯物史观 认为,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没有劳动人民从事生产活 动,就不能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问题,人类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社会发展史归根到 底是生产力、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即劳动群众的历史。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再进一步结合史实引导学生认识,劳动人民从事生产活动所提供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创 造精神文化财富的物质基础,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创造和发展,追根溯源,都来自群众的实践。 历史上,劳动人民直接创造了大量光彩夺目的精神文化财富。语言和文字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发 展的;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建筑、雕刻、绘画、诗歌、音乐、舞蹈的创造,都出于劳动人民之手。同时,在劳动 人民中,还涌现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教师在教学中利用这些生动的历史 事实,引导学生认识劳动群众是科学文化的真正主人。 在历史教学中,还必须结合史实,着重指出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这种“决定”作用,在社会大变革时 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代谢,总是 通过人民群众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新兴剥削阶级也加入革命运动,甚至成为革命的领 导者,但革命的根本力量,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始终是广大劳动群众。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就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杰出人 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阶级的需要、群众斗争的需要而出现的。随着社会 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当历史进程提出要求,特别是提出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任务时 ,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或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同维护旧制度的反动阶级作斗争, 需要在先进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这就要求有杰出的领导人物把这个 发动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担当起来,而这样的杰出人物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应运而生。 杰出人物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 ,代表着先进阶级和集体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或客观上符合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任何杰出的人物 ,不管其个人特点如何,也不管其作用多大,都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时代,不能脱离所属的阶级,不能脱离群 众斗争的实践,更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在引导学生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坚持辩证的分析方法。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历史人物进行具体的、深入的、全面的分析,对于以往的杰出人物,要分清其成绩与缺点、 主流和支流,把握他的主要倾向。既要肯定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同时又要指出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只 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必须引导学生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似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 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察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方法,这个方 法也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矛盾分析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引导学生根 据已经掌握的历史知识去理解新的历史知识,引导学生透过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培养分析、综合历史问题的能 力。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要想使学生透彻地掌握规律性的历史知识,教师必须注意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必须在历史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 历史教育论文:有关对历史教学中创新教育的探索 一、转变教学观念,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的能力 创新教育要求教师树立新的教育观。叶圣陶指出:“师当然须教,尤宜致力于导,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知……教是为了不教。”因此,我在传授历史知识的同时,还注重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自学的能力、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主动探索能力的培养。例如:我在学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老师在讲台上给我们讲授其爆发的原因、过程、影响,而我们在下面似懂非懂地听,听完后只记住了里面的“重点”。所以当我讲授这一课内容时,就没有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而是把“教”变成了“学”,简要过程如下:导入新课后,为了培养学生概括能力和疏理知识的能力,引导学生自学完成如下作业:1.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原因是什么?2.革命过程中主要有几件事?3.革命的影响(国内、国际)是什么?革命过程有何特点及其说明了什么?等等。学生完成后,公布自学结果,我再对学生自学讨论中出现的问题及教材中的重点、难点进行串联讲解,最后,鼓励学生向课本质疑,向我质疑,把思维的触觉点升华到理论高度,营造一种宽松的教学双向交流的气氛。这样就把教学活动真正变成活跃学生思维、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创新的过程。 二、打破传统教学方法,创造想象驰骋的空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使他们有最大的学习主动性,以满腔热情和坚强的意志努力获取知识,对于学习中的艰辛也不再感到苦涩。然而并非每个学生都对学习有兴趣,学习中的挫折、困难会使一些学生由害怕变为厌学。教师应善于帮助学生认识到知识竞争的新形式,学好知识,培养多方面的能力,这既是学生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又是社会生存的需要。教师应引发学生求知的欲望,让学生真正把“要我学”变成“我要学”,促使学生从畏难发愁、望而却步转变为跃跃欲试、知难而进。例如:在讲《美国独立战争》一课时,当学生按照我教给的方法进行自学,对战争爆发的原因、经过、结果有了较深了解后,我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引导启发学生编小故事,要求与本课内容相符,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也可以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还可以以美国总统华盛顿的身份……通过编故事让学生发挥想象力,学生既对本课内容有了深刻的理解,又得到了快乐,更训练了创新意识,培养了创新能力。 三、质疑解疑,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问是思维的火种,是创造的动力。北宋张载曰:“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于无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不难看出,任何知识的取得,能力的培养和形成,需要由有疑到无疑,再由无疑到有疑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在全面把握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实际,精心设计每一个问题,要求题目难易适中,深浅适度,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点到面。例如,学了《法国大革命》后,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17、18世纪两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们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问题一提出,学生的思维马上活跃起来,立即联系前面所学的知识对革命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比较,积极回答问题,并且提出新问题,这样既能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又能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四、精心设计练习题,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练习是学习理解知识、运用知识和形成技能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科学有效的练习能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例如,我在讲《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这一课时,在学生对本课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后,设计了这样的练习题:八国联军的侵华过程是“一路顺利”还是“毫不费力”?这说明了什么?2.抗击八国联军斗争英勇的义和团结局如何?为什么?3.结合《辛丑条约》内容谈谈这个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哪些危害?针对这些问题,学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得出了满意的答案。这样的问题,既锻炼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又培养了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总之,创造并不神秘,“人人即是创造之才,时时即是创造之际,处处即是创造之地”。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教学的整个过程,有利于打破一些学生固定不变的思维定势,训练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开发学生的智力。只要教师在教学中转变角色,变单纯的教学传授者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以科学的方法训练学生,学生的创新意识就会逐渐形成,创新能力就会逐步提高。 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思考 摘要:实施素质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历史课程实施素质教育,应树立素质教育的课 程地位观、目的任务观、教材观、课程结构观、教法体系观、教学评价观和学习动力观。 关键词:历史教学 实施 素质教育 思考 历史课程实施素质教育,就是要在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的同时,充分挖掘这些知识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充分利用教学等其它方式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充分发挥历史教师作为多种角色的榜样和影响作用,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养成遇事具有自觉性、果断性、坚持性等意志品质,并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能力。 一、树立素质教育的课程地位观 历史课程实施素质教育,首先要确保历史课程的应有地位和课时计划的落实。中学历史课程是国家基础教育课程计划中规定的必修课程,是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历史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反复重申了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历史教师应认真上好历史课,确保历史课程应有的地位和课时计划的落实。 二、树立素质教育的目的任务观 全方位地认识学科教育的功能,辩证地理解历史教学的目的任务。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是通过多门学科的课程的实施来实现的,但并非一门课程只承担某一种素质的培养。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任务,要求每门课程在确定目的任务的时候,应全方位地认识学科的教育功能和素质教育的要求。以往,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学科教育的智育功能、德育功能以及美育功能而较少涉及到形成具有统摄作用的观念、意识等深层次的文化教育功能和养成良好个性品质的心理培养功能。这种文化教育功能是由学科本身的文化价值所决定的。历史学科教学内容的广泛性、丰富性,决定了它在素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文化教育价值。历史教学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和人际交往过程,还具有心理培养的功能。因此,在确定历史课程的目的任务时,要全面地辩证地理解历史教学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三项任务之间的关系。 三、树立素质教育的教材观 教材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媒体。从素质教育目标出发,要树立多元的、主体的教材观和灵活处理教材的使用原则。历史教科书是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媒介,学生通过学习教科书的内容来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因此,不能教材仅仅视为教科书。除了教科书以外,有关的音像制品、文物、历史纪念场馆、历史遗迹等也都是学习历史的好教材。有条件的地方,教师要善于吸收“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的各种不同版本教材的优点。 在教材的使用上,要改变传统的“忠于教材”的陈旧观念,要根据义务教育的要求,并结合实际,灵活地处理教材。为了使历史教学更好的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在教学内容上可以突出以下几个着重点: 1.要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传统美德的教育,以帮助学生从历史上认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提高其思想道德修养和民主法制观念。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2.要重视和加强中外改革史的教学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的教学。帮助学生从中外历史上加深理解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提高学生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适应能力,为积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3.要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以帮助学生从历史上了解家乡,从而更加热爱家乡,增强为家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献身的感情和一定能建设好家乡的信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的情感。 4.要重视和加强人类历史发展中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教育,以帮助学生从历史上认识加强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从而树立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 四、树立素质教育的课程结构观 要树立全面的历史学科课程观。课堂教学是历史教学的主要形式。历史课堂教学要充分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指导思想,使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课堂教学要努力体现“谈古论今”的原则。在继续加强课堂教学改革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学科活动的内容、方式,有计划地组织各种形式的课外历史教育活动,真正把学科活动作为整个课程的有机部分,树立全面的历史学科课程观。 五、树立素质教育的教法体系观 素质教育的主体性和全员性特点,决定了素质教育强调启发式原则和因材施教的原则。素质教育上述原则决定在教法上注重组合。历史教学为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在教法改革上似可做如下表述:依据实际(即教材、学生、教师以及教学环境四要素的实际)。发挥优势(即充分发挥教师教学技能技巧和教学特色方面的优势),优化选择(即从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中选择最优的方法,做到教学有法无定法),优化组合(根据教学四要素在教学中的变化,相应调整教学方法的组合形式,以求达到教学方法的选用与组合,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符合教学四要素实际的最佳组合,实现教学最优化)。 历史教育论文:试论历史教学中的创新教育 一、创设和谐课堂氛围 学生的创新思维并不是教师直接培养或给予的,而是在适宜的教学环境下自主发展的结果。为此,转变旧的教育观念,树立民主、科学的教育思想,给学生营造一种个性化、民主化的学习氛围是创新思维的保障。 1 历史课对学生树立创新意识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历史课中,有古今中外着名的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艺术家等,他们所进行的奋斗,对学生创新品质形成具有启发教育作用;他们的崇高声望,往往会转化为学生巨大的创新动力。 2 营造平等的师生关系。构建一个民主、宽松、平等的课堂教学氛围,使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发言,认真倾听学生的意见,积极保护学生的奇思异想。这才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萌发与发展。 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历史教学中,发展学生创新思维就是要激发学生“问题”意识。教学中,一些教师先设疑后解疑,往往不能引起学生的积极思考,原因就在于教师提出的问题引不起学生的兴趣。我们应当把质疑的权力还给学生。“要相信孩子”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个重要主张。质疑的氛围一旦形成,思路一旦打开,他们就会像鱼儿寻食一样去追求知识。而且,他们不只满足于课堂上质疑、解疑,还会把自己的疑问带到课外去解决,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自主学习能力。历史教学中,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的提问,二是学生的发问。 1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提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教师的提问,要在深入研究教材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重点和难点,同时理清各部分知识的内在联系,精心设计、环环相扣,从而使学生去思考、联想、探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发现历史的本质,进而明白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目标。例如:在讲“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先问“什么叫民族融合?北魏民族融合的重点是什么?”再问:“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是怎样?有哪些主要内容?改革有何重大的意义广最后要求列出简表与商鞅变法对比,找出异同点、加深印象。 2 鼓励、诱导、启发学生发问也是培养学生产生“问题”意识的重要手段。回答问题固然是一种能力,善于提出问题更是一种能力。孔子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只有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才能激励学生创新的冲动。 三、训练学生求异思维能力 教学中,教师除了要让学生知道“是什么”之外,还要启发学生思考可供选择的还有什么。不要把学生的思维限制在“一”上,而是努力促使学生去探索“多”。如在复习《中国历史》关于中共在各阶段实行的土地政策问题中,教材只给了当时土地政策的内容、影响,没有涉及到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他问题。教学中教师应启发学生思考,要求学生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讨论,鼓励学生大胆求异创新。在学生思考、讨论并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基础上,教师总结指出:第一,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做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包括地主阶级)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一时期,中共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有利于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这种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手段,虽然是权宜之计,但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二,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旧中国,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获取财富的主要来源。旧中国绝大多数人是农民,中共实行的土地政策,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就丰富了教学内容,使结论更加科学、完整。同时教师还要充分肯定学生大胆求异、不盲从的精神。这就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意识地培养了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四、课后练习宜布置开放性题目 课后练习是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但是,考虑到不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练习题应少而精,要以开放性题目为主,给学生留有实践、创新的广阔空间。如在学习《世界历史》中有关工业革命的影响时,教师可让学生结合所学的历史、地理知识进行评价,要求学生在评价时各抒己见,但要言之有理,自圆其说。这样,不仅帮助学生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究。这就既培养了学生动脑的习惯,又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科学技术论文:论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 1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1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机械化程度明显提高,农业生产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尽管如此,我国的农业生产仍然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家庭为单位,小面积经营。这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生产方式,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均需在单位面积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且以低水平、重复为主,很难形成规模化和集约化,造成资源的极度浪费。既不适应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要素水平和社会化分工的要求,也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市场风险,更不利于农业科技进步。尽管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但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造成农户兼业化和村庄空心化现象。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的问题,反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影响“农业、农村、农民”3者共同协调发展。 1.2农产品流通和市场建设有待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为现代化农业,尤其是农产品的流通和市场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我国市场农业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市场信息不能及时、准确地在供需双方交换,生产不能与市场相适应;产业布局和专业化分工错乱,不符合现代化市场的需求;储运加工系统不畅,导致“卖难”问题十分突出。这些问题都大大地抑制了广大劳动者进行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结构调整的积极性。 1.3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令人担忧解决好我国13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的头等大事。作为一个全球性话题,粮食与食品安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带来的极端气候,导致粮食大面积减产及病虫害问题,始终威胁着我国的农业生产。当前,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转基因已走出实验室,成为动植物育种的常规手段。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的新品种,正逐步侵入和占领传统的农业国家,我国同样未能幸免。尽管该技术在提高产量、抗逆及抗病虫害方面比传统作物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其安全性却无法准确评估。转基因作物的大面积推广,不仅危害食品安全,更不利于我国种质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平稳。当下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这些接连不断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党和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 2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曾取得过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18世纪以来,西方以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技体系引领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生命科学的发展与创新,尤其是数量与分子遗传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传统农业的发展与变革。我国用了近半个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努力进步与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科技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尽管我国人口增加了2.4倍多,但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亿t多,增加到5.9亿t,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 3农业科学技术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3.1稳定发展农业生产 农业发展是“三农”建设的基础,而科技创新更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特征,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彻底改变了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到现代化农业工程——超高产作物选育、现代化的畜禽育种技术、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重大工程等,通过高科技手段不仅使得农业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更提高了对环境的适应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古人总结出的一句老话,从中反应出了优良品种的重要性。在生命科学爆发式发展的推动下,尤其是经典数量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相结合促成了现代化的作物、畜禽选育技术。高密度芯片和深度测序技术的出现,不仅使科技工作者更方便地定位疾病和生产相关候选基因,其衍生出的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在作物、畜禽育种领域的应用大大缩短了世代间隔、加快遗传进展,极大地降低了育种成本。而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抗病、抗逆育种,使得自然环境较恶劣的地区进行农业生产成为可能。被誉为我国农业战线上的“两弹一星”——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更是应用现代化农业科技手段,在党和各级政府协同努力下重点针对盐碱障碍耕地淡水匮乏问题,改善种植结构,改良工程和农艺措施,选育耐盐抗旱新品种,综合利用咸水和雨水资源对这一饱受旱涝、盐碱和风沙危害的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综合治理和开发。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应不可估量,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热潮中起到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3.2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是农业生产方式,如何充分发挥农业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功能,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城镇化进程是党和政府始终关心的问题。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无法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的需要,而城镇化的进程使得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世代耕作的土地进城务工,而留守农户身兼数业,无心种田。这些归根结底是传统劳作方式生产效率低下,不能为劳动者带来切实的利益。农业产业化,这一生产方式的转变应时而生,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仅能够推动农村经济和生活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是农民增收和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的优化、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为这一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用现代化的工业理念来规划农业生产,通过土地集约经营,不仅可以加速农业科技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更能加速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农业科技园区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它以技术密集为主要特征,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试验和推广中发挥重要作用。农产品的高效快速流通也是困扰农业产业化进程的一大难题。随着我国农产品“七区二十三带”布局的完成,现代化的农产品收储、加工、运输技术为“减少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4结论 我国新农村建设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促进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和城乡发展。这一过程中显现出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粮食和食品安全及农产品流通和 市场建设问题亟待解决。借助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可以稳定快速地发展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缓解粮食和食品安全问题,使农业经济发展,农民致富,“农业、农村、农民”3者共同协调发展,才能缩小城乡差距,达到共同富裕。 科学技术论文:铁磁材料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关键词】铁磁材料,磁导率,磁滞,软磁材料 铁磁材料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它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智能材料。本文主要介绍铁磁材料的原理,分类,及其应用;并对三类主要铁磁材料详细介绍,包括软磁材料,硬磁材料,矩磁材料。 随着工及电讯技术的兴起,开始使用低碳钢制造电机和变压器,在电话线路中的电感线圈的磁芯中使用了细小的铁粉。氧化铁。细铁丝等。到20世纪初,研制出了硅钢片代替低碳钢,提高了变压器的效率,降低了损耗。直至现在硅钢片在电力用软磁材料中仍居首位。到20年代,无线电技术的兴起,促进了高导磁材料的发展,出现了坡莫合金及坡莫合金磁粉芯等。从40年代到60年代,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雷达。广播。集成电路的发明等,对软磁材料的要求也更高,生产出了软磁合金薄带及软磁铁氧体材料。进入70年代,随着电讯。自动控制。等行业的发展,研制出了磁头用软磁合金,除了传统的晶态软磁合金外,又兴起了另一类材料—非晶态软磁合金。 铁磁材料是受到外磁场作用时显示很强磁性的材料。例如铁,钴,镍和它们的一些合金,稀土族金属以及一些氧化物都属于铁磁材料,具有明显而特殊的磁性。首先,它们都有很大的磁导率μ;其次,它们都有明显的磁滞效应。 磁导率(magnetic permeability):表征磁介质磁性的量。常用符号μ表示,μ为介质的磁导率,或称绝对磁导率。磁滞----铁磁体在反复磁化的过程中,它的磁感应强度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它的磁场强度,这种现象叫磁滞。高磁导率是铁磁材料应用特别广泛的主要原因。磁滞特性使永磁体的制造成为可能,但在许多其他应用中却带来不利影响。当铁磁材料处于交变磁场中时将沿磁滞回线反复被磁化。在反复磁化的过程中要消耗额外的能量,以热的形式从铁磁材料中释放,这种能量损耗称为磁滞损耗,磁滞损耗不仅造成能量的浪费,而且使铁芯的温度升高,导致绝缘材料的老化,所以应尽量减少。 软磁材料(soft magnetic material):具有低矫顽力和高磁导率的磁性材料。软磁材料易于磁化,也易于退磁,广泛用于电工设备和设备中。软磁材料在工业中的应用始于19世纪末。软磁材料主要有,以金属软磁材料(以硅钢片,坡莫合金等为代表,包括Fe系,FeSiAl系和 FeGo系等)和铁氧体软磁材料(如MnZn系,NiZn系和MgZn系等)为代表的晶体材料,非晶态软磁合金(主要分为Fe基和Go基两种)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纳米晶软磁合金,如纳米粒状组织软磁合金,纳米结构软磁薄膜和纳米线等等。应用最多的软磁材料是铁硅合金(硅钢片)以及各种软磁铁氧体等。 硬磁是指磁化后不易退磁而能长期保留磁性的一种铁氧体材料,也称为永磁材料或恒磁材料。硬磁铁氧体的晶体结构大致是六角晶系磁铅石型,其典型代表是钡铁氧体BaFe12O19。这种材料性能较好,较低,不仅可用作电讯器件如录音器、电话机及各种仪表的磁铁,而且在、生物和印刷显示等方面也得到了应用。硬磁材料常用来制作各种永久磁铁、扬声器的磁钢和电路中的记忆元件等。在电学中硬磁材料的主要作应是产生磁力线,然后让运动的导线切割磁力线,从而产生电流。 磁带录音原理:硬磁性材料被磁化以后,还留有剩磁,剩磁的强弱和方向随磁化时磁性的强弱和方向而定。录音磁带是由带基、粘合剂和磁粉层组成。带基一般采用聚碳酸脂或氯乙烯等制成。磁粉是用剩磁强的r-Fe2O3或CrO2细粉。录音时,是把与声音变化相对应的电流,经过放大后,送到录音磁头的线圈内,使磁头铁芯的缝隙中产生集中的磁场。随着线圈电流的变化,磁场的方向和强度也作相应的变化。当磁带匀速地通过磁头缝隙时,磁场就穿过磁带并使它磁化。由于磁带离开磁头后留有相应的剩磁,其极性和强度与原来的声音相对应。磁带不断移动,声音也就不断地被记录在磁带上。 矩磁材料,这里是指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它的特点是,当有较小的外磁场作用时,就能使之磁化,并达到饱和,去掉外磁场后,磁性仍然保持与饱和时一样。如镁锰铁氧体,锂锰铁氧体等就是这样。这种铁氧体材料主要用于各种电子的存储器磁芯等方面。应用于计算机磁性存储设备和作为乘客乘车的凭证和票价结算的磁性卡所用的磁性材科及作用原理,同磁带所用的磁性材料及作用原理基本相同。但材料是矩磁材料(易磁化不易去磁)。 科学技术论文: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容提要】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体系完整。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机理，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理，前者是后者的缩影。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指导下，我国各族人民科学精神振奋，科技意识不断增强，在科技人才的培养、科技与教育的协调发展、先进科技的引进、科技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正体现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巨大的实践价值。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邓小平理论/组成部分/发展机理 【 正 文】 邓小平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具体、直接地指导和大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孕育和形成了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现实作用，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迄今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中，并没有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放在应有的高度。事实上，无论从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看，科学技术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系统中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子系统，它应占有自己的位置，把它分散在邓小平理论的其他部分中进行研究和阐述是不恰当的，不利于更深刻地揭示它丰富的内涵和精髓。 一、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 仅仅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看，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内容就已是非常丰富、深邃的了，涉及到相当广泛的领域，主要有下面6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意义；3.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4.双管齐下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5.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6.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多次对上述6方面作过深刻的说明和论证。例如：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谈话”及同年“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具体、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1986年“会见李政道夫妇的谈话”、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等文献，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1977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年“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1982年“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非常透彻地分析和阐述了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的道理；1977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强调要抓住体制改革这一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用双管齐下的方法使科技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发展，并提出了更具体、对现实更有指导意义的理论；1975年“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中外历史和现实说明国家要发展不引进先进的经验和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远的国策；在上述众多文献中，邓小平还多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论述过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上述6个方面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简明、精辟地阐述了当代科学技术同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科学技术对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意义。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自己结构、自成体系的系统，但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体系中，它又是一个与其他部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占有自己独特位置、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子系统。在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论述其他领域的问题时，往往都从科学技术的视角加以考虑，有时还从科学技术对所论述问题起的作用和具有的意义加以说明。在论述到科学技术的问题时，往往又联系到与之有关的其他领域的实际，邓小平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特性、作用、意义的认识是非常深邃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邓小平等留下的理论宝库，除恩格斯之外，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深刻、最全面、最自成体系的。 二、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 邓小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在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进行了准确、深刻的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大力创新而形成的。它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它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这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这一机理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反映。因此，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比如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及其后对此的一系列阐述，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很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但他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生产力的首位。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和斯大林虽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有深刻的论述，但是他们对科学技术、生产力问题也发表过一些不那么准确、起码是容易被人误解的言论。比如列宁讲过，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列宁把生产力定义为物质力量，科学技术不是纯粹的物质力量，它就不是生产力要素了。斯大林也讲过，用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藉有一定的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之助发动着生产工具实现着物质资料之生产的人们……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力。斯大林实际上把生产力要素定义为生产工具和劳动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苏联有关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宣传和研究中，一直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如果有所谓争议的话也仅仅局限于劳动对象属不属于生产力要素，即二要素还是三要素之争。新中国成立后，在这方面也承袭了苏联的理论，包括都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这样做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它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了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压抑了他们的积极性。粉碎“”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第一个问题就开宗明义地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之后，即1988年又不失时机地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很明显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即科学技术实践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及其推动作用的实践的发展。在20世纪以前，往往是生产实际的需要刺激了技术的发展，生产和技术的实践又为科学理论的概括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即生产技术科学的过程。如16、17世纪由于社会生产对动力的需求促成了蒸汽机技术的发明，提高蒸汽机效率的实践促成了热力学理论的诞生。对此恩格斯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这与当时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60年代以来，生产、技术、科学这种关系开始逆转过来了。由于科学迅猛发展，科学理论往往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并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们相互促进的时间越来越短，效果越来越大。如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关系式，后来哈恩的实验和梅特纳的分析，到最后原子能在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应用，都表明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激光和半导体产业也是这样。实践表明科学技术的地位较之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有新的飞跃，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实践已凸显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刻而准确的总结和概括：“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了道路，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技术和生产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此外，从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其他因素的关系的实际来看，科学技术也凸现了其第一的地位。 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的关系方面看，当今高科技对劳动者知识结构有特殊的、专门的要求，在高科技生产系统中人们用的主要是头脑而不是灵巧的双手，拼的是知识而不是体力。现代生产本质上已成为科学技术的物化，一个没有基本的、起码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当今的科学技术决定了劳动者的效率，科学技术带来的收益几乎是无限的。从科学技术与劳动资料的关系方面看，高科技使劳动资料从代替人的体力劳动朝着代替人的脑力劳动方向转化，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将科技的新发展迅速融汇到劳动资料中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在这一关系中，科学技术也凸显出第一位的作用。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关系方面看，当今科学技术已不断改变着劳动对象的面貌，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种类，使劳动对象的品质、性能和用途发生明显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当代人们借助科学技术已创造出800多万种新材料，使劳动对象越来越丰富多样，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从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的关系方面看，现代管理广泛地应用最新的科技，使人、财、物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果说现代生产管理对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话，那么现代管理又极大地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些巨大的工程离开科学技术根本无法进行管理。 正是这些实践，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述说明可以看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对马克思相应思想的发展的机理是非常清晰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它的机理，与邓小平理论中的其他部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是一致的。但是，其科学技术思想最清晰、最简明地凸现了这一机理。因此，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作为一完整部分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三、巨大的现实作用 粉碎“”后不久，我国科学技术与文教事业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在极“左”思潮的桎梏中首先突围而出。我国科技工作者积极工作，不仅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高兴地指出：“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当时神州大地学科学、用科学的浪潮澎湃高涨，我国科技事业空前繁荣。 要发展科学技术，首先就要有人才。作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揭示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教育的深刻联系，指出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在发展教育，主张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发展统一起来，使之构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邓小平当时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一派繁荣，小学、中学、大学的规模和水平空前大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这批人才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主力和骨干，成为支撑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原来令人十分担忧的人才断层已得到较好地弥补。为了加快发展科学技术，邓小平还主张“接受华裔学者回国”、“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派人出国留学”（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等措施。这些举措付诸实践后，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正是在邓小平“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要使科学技术与教育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人才辈出，相得益彰，大大缩短了与先进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有个别领域甚至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发展科学技术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科学技术与经济互相结合、协调发展。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不单我国没有解决好，连西方一些科技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几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1985年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主张：“生产部门的科研队伍恐怕是最大的。科学不是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科研机构、大学主动和企业联系，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牵线搭桥。大量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企业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又大量汇集到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前学、研、产脱节的被动局面。随着技术贸易市场的开发，科技成果更迅速、更直接、更规范地融入企业生产之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可喜的是我国大、中、小企业按照邓小平的思路，“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大厂要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小厂的科研可以由市里综合办，也可以由几个厂联合在一起搞”，（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很多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机构的历史。这些科研机构一建立就为企业增添了新的活力，到上世纪90年代，已成为支撑企业的中坚力量。由于科学技术研究与生产紧密结合，使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90年代后乃至21世纪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珠江三角洲高技术企业，由于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再加上与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紧密联系，即使是在最近几年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高技术新产品产值仍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由于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普遍达到45%，有些地方更达到50%多。 邓小平关于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思想对推动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一下子就把我们建设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起点提高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铺垫了一个较高的台阶，改变了我国工业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的状况，为后来跨越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广东80年代引进价值10万美元以上的设备100多万台，5万美元到10万美元的设备60多万台，引进完整的生产装配线1000多条。在此基础上多渠道、多形式组织科研力量进行技术改革，使企业的综合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上世纪80年代广东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2.3%，国民收入年均递增11.5%，增幅比全国平均值高4.7和4.2个百分点，更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它们最高也仅有6%）。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所取得的跨越发展，不仅仅是邓小平科技思想指导的结果，而且是在整个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没有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摆在应有的高度和恰当的位置上，这不利于全面、完整地领会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和精髓。为了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我们有必要加强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的宣传和研究，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哲学观念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现代科学　哲学　影响 论文摘 要：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大家会惊奇地发现科学和哲学有相同的历史起源，而且在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最初阶段，哲学与科学是不分彼此的一个概念，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逻辑层面、研究的具体方法领域和研究特定对象的一致性。在科学和哲学所有的互相之间的影响和具体联系当中，研究方法的联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和标志性的第一位联系，还是其他联系和影响的根基，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和关键论点。 一、科学和哲学历史上的互相影响 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渊源起始于现代科学最初的萌芽期。在牛顿所在的中世纪，主流学界认为物理学从属于自然哲学，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他们已经学会寻求运用物理实验进行实证研究，开始避免盲目运用繁琐而复杂难懂的经验论述和纯粹的哲学臆想和思辨方法去研究科学。在科学的鼻祖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不断努力和斗争下，科学方法才能从哲学的重重束缚下自立门户，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铺垫。对于任何一门成熟具体的科学理论，一般必须具备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结构和有事实经验能够证明之；而哲学在长期的发展和成熟过程当中，哲学辨证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渐渐退出了诸多特殊的学科领域，这就是哲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次关键放入转向，即转向认识论，但是这种转向不是完全把哲学的全部研究的课题放手给科学，只不过是它们各自术业专攻而已，即为拉卡托斯所说的 “研究纲领”意义上的更迭。 实证的研究主要运用与具体应用科学，剩下的逻辑、心理与认识问题现在科技仍旧不能证实，成为思辨方法所固守的领域。尽管类似的更迭和转向从没有间断过，一直在进行，但科学和哲学也慢慢发现它们殊途同归，无法完全舍弃和离开对方，尤其在理论研究领域更是亲密无间。例如优秀的哲学家总会深关注科学技术领域最前沿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更多的灵感，而相对应的科学家在纯理论研究的过程当中，约定俗成的总会不自觉运用哲学工具和方法，而且“研究纲领”的转向和更迭往往需要哲学的强力进行干预，科学一相情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科学哲学分科的创立 创立的科学哲学分科的初衷来源于科学对哲学强大影响的结果。科学哲学的大师卡尔·波普尔清醒的认识到分析哲学的未来正在走中世纪经院化哲学的老路，这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他认为，哲学的严谨性和绝对性是必须已精简具体内容为代价的，这样就不可能构造出相对完整的形式理论系统描述和解释客观世界了；这样一来，哲学要想真正排除悖论，就必须不沾染任何想象和现实当中的实体，只可以探讨纯粹结构问题。然而完完全全排除理论悖论的哲学辨证语言会显得空洞毫无用处，繁琐而又复杂；总是埋头于词的意义等无用细节的反复斟酌，而对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毫不关注；这也是逻辑实证主学派义和维也纳学派分崩离析的最主要原因。 波普尔的理解清楚而明确地指出了分析辨证哲学存在的巨大问题和困境，哲学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最能够影响人类自我的反省领域的问题，而人类终极的自我反省必定会受制于人自身特有的局限性—在体力、智力、和时间上的天然限制，这就必须使哲学深刻认识、承认和接受这种局限性和不完满，但这并不意味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我们必须实事求的研究我们能力可行的领域之内。而且哲学领域，我们既不会采用主观的随意想象，又不可能采用纷繁复杂的字句反复纠缠，必需借鉴和研究科学的特有方法技巧，进而构造系统性和综合性理论去描述、探讨和解释真真正正哲学问题。然而何谓科学的方法是我们必须仔细探讨的；事物是不是普遍联系的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全称式放的概括命题，而且其联系囊括万千往往不会局限于因果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检验所有能够指称个体之前，其命题就无法完全成立。然而，波普尔认为整个世界犹如一个无限大，的黑箱，不论建立何种模型也不可能完全彻底的揭开其内部具体的结构，人类理解和认识它唯一的方式就是综合运用理论、概念和模型去描述它。如果把理论是当做捕捉无限经验世界的网，那么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运用科学自有的语言构建与自然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描述，而在于使“网眼愈来愈小”，对真理的无限逼近。 思想自由竞争的学说往往被公认为是科学哲学对于知识增长的根基，大家往往接受和理解这种假设，一种理论要想具备一定的公共性必须经历与同时代的诸多不同理论相互竞争和淘汰的过程，而且我们不能对这种方法的公正与否做出完全准确的价值判断。波普尔的理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从属于科学领域，但他们不可能都是真的，缺有可能都是假的，他们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被证实和证伪，其真实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可错性的特定基础之上的。而科学哲学重要和关键的任务就在于阐述和研究人类目前未知的竞争的模式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淘汰从属地位理论。波普尔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学派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其不苛刻严格的分析非自然的科学描述，一定程度接受形而上学，认为人类科学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增加全宇宙的负熵。对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反驳和猜想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波普尔学说的目的不在于分析哲学特有的证伪主义，不在于提供具体方法区分新形而上学和科学，其核心在于阐述和解释特有的知识所谓增长模式—“批判理性主义”。从这方面来说，波普尔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哲学家，回答的不是方法论的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区分的不是科学与伪科学而是区分人类传递和记录信息公共和私人属性。 科学哲学对于真理的维护，与分析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二者之间的相似点也是科学对哲学层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应。哲学家波普尔发现哲学善于吸收其他学科或是规范的精华，但不会被同化，始终保持自己独有的特点。哲学无法变成准确的学问，这也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哲学作为和人的精神支柱最接近的学科，它的概念纷繁复杂，常常混合在一起，让人准确区分开。在《无尽的探索》这本书的序言中，赫尔穆特·科尔表达出了他对哲学的期望，认为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时也要谨防幻觉，不能被某些蒙着真理面纱的假象所蒙骗。 科学技术论文:试析抑制“马太效应”对科学技术消极影响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马太效应　科学技术　科学道德　科学精神 论文摘要: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将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优势积累效应称之为“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是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客观现象，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利弊交织的双重作用。人们应从研究主体自身以及客观体制等层面采取必要措施，发挥“马太效应”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一是弘扬科学精神，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铸就无私奉献的良好风气;二是倡导科学道德，特别是成绩卓著者中形成甘当人梯的学术风范;三是完善管理体制，为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四是健全相关法规，对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予以惩治。 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亦即“马太效应”，是一种难以避免并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客观现象。“马太效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亦有消极影响。在发挥“马太效应”积极作用的同时，应通过自律和他律相结合，内在约束与外在控制相结合，从研究主体自身与客观制度等层面采取多种措施，抑制“马太效应”的消极作用，促进科学技术健康、持续发展。 一、弘扬科学精神，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铸就无私奉献的良好风气 应该承认，在当今大科学时代，引导人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动机经常是复合的，既有崇高的精神探索，也不乏一定的功利目的，科学技术活动与个人或公众利益的关系越来越直接而且紧密。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往往扮演着多种角色，脱不开多种利益关系。在科学技术研究日趋职业化的今天，必须在满足国家、公众利益的同时满足科技工作者的个人利益，使科技工作者自身的生存需求得到保障。但同时应该认识到，在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大多数人注定要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中下层，取得辉煌成就的只能是少数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学研究的艰巨性，同时也要求在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铸就无私奉献的良好风气，大力提倡以“求实、创新、献身、协作”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居里夫人说过:“人类需要善于实践的人，这种人能由他们的工作取得最大利益;他们虽不忘记大众的福利，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者，这种人醉心于一种事业的大公无私的发展，因而不能注意自身的物质利益”。在今天，这种无私奉献的科学精神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当代科学家一直在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这种精神。已故著名科学家王选先生曾说过，“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王选先生面对尘世庸俗和种种诱惑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和冷静，面对浮躁和急功近利始终坚守着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他曾说过，“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但当前少数青年科研人员心态浮躁，耐不住清贫，在其眼中科研已经不是为了揭示真理和造福社会，而是追求名利的途径。少数人贪欲膨胀，为了获得声名地位，甚至不择手段，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 理论与实践均表明倡导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应通过各种渠道的渗透，使科学精神被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所掌握，并体现在其长期的科研实践中，摒弃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绪，发扬团队精神，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即便身处底层或逆境之中，仍努力做到力戒浮躁，淡泊名利，求真务实，乐于奉献，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在团结协作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的升华。 二、倡导科学道德，特别是在成绩卓著者中形成甘当人梯的学术风范 形成梯次结构合理、充满竞争意识又富于团队精神、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是实现科学技术事业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马太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术权威的形成，某一学科领域形成权威则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科学技术共同体中的权威一旦形成之后，可以带领和指导广大研究者继续向这一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探索，不但以其卓越的学识素养更以其高尚的人格力量，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在追悼居里夫人时指出的:“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他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但如果学术权威本身道德失衡，缺乏学术民主，压制不同学术观点，则可能造成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多数默默无闻者特别是年轻人才难以顺利成长，甚至造成科学蒙难现象。减少这种现象出现的措施之一是在科学技术共同体内倡导科学道德。 科学技术共同体成员除了要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格守其职业道德之外，还要不断强化其科学道德意识，以此约束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及其与公众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学术前辈应率先垂范，虚怀若谷，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行为准则的若干自律规定》所倡导的那样:“发扬学术民主，努力培育新人。要甘为人梯，为新人的成长创造条件并支持新人超过自己。”应善于培养人才、举荐人才，带动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担负起培养新一代优秀人才的重要使命。在科技史上，巴罗推荐牛顿，爱因斯坦提携英菲尔德，熊庆来发现并栽培华罗庚等已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三、完善管理体制，为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制度保障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研发经费逐年增加，202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提高到2. 5%左右。如何保证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科技投人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为了改变由于多种原因包括“马太效应”造成的科研资源浪费状况，国家近年来已从政策体制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行限项申请规定;各类科研经费已经在向年轻科技人才倾斜，设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青年科学基金”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计划”等，各地区亦有相应措施。但应看到，这些措施的受益者也常常是一些业绩卓著者，仍有“马太效应”的痕迹。目前我国科技投人管理和调控尚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机制，投人不足和浪费低效并存;注重资历和项目，轻视对科技成果质量与数量的“科研能效比”评价;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薄弱。这种状况会使得过量占有科研资源的少数人全无担心之意，科研资源浪费的情况难以根本扭转，事实上在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如何既保证集中优势兵力，又给默默无闻者的创新以雪中送炭的支持，遏制“马太效应”的消极影响，保证科研资源的最佳利用，仍是需要深人研究的问题。 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应建立严格规范的监管制度，适度控制优势累积，处理好优势累积与创新的关系。如应建立并不断完善对科研产出成果的系统量化评价及效益分析指标体系，对科研项目完成的质量、数量和真实社会效应等产出要素进行科学评价，使那些低投人而高产出的能力型科技人才能够占有科研资源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国务院准备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的绩效评价体系，明确设立政府科技计划和应用型科技项目的绩效目标，建立面向结果的追踪问效机制，对科研项目所取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进行考核和评价，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 高等学校应改革重量不重质的“量化式”科研评价体系。近年来高等学校承担的科研项目和筹措的科研经费均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为保证高等学校科研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保证。但某些不正常的情况亦相伴而生，部分高等学校以科研项目来“圈钱”的做法已成为比较严重的现实。此种现象的出现与高等学校内部普遍采用的“量化式”科研评价体系的负面导向具有一定关系。相当一部分高效的科研评价体系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的GDP指标式考核，科研项目、论文等经折算后量化为教学科研人员晋升职称、受聘岗位的主要评判依据。这种评价体系曾对促进高等学校科研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最大弊端为重量不重质。为了通过考评，许多人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寻求各种关系跑项目、发论文，却又往往难以奏效，而某些人则利用其学术权威地位甚至官本位来申请科研经费，得以占有大量科研资源。有鉴于此，高等学校应既重视数量更重视质量，应逐步建立科研经费使用的绩效考核制度，改革完善高等学校科研评价体系。 特别要引起重视的是，应形成鼓励创新、允许失败的宽松环境，建立学术平等机制，良好的交流机制等，为默默无闻者创造良好的成长氛围，建设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富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坚持以提高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导向，通过学术梯队建设、团队吸纳、项目资助或鼓励自由探索等方式，加大对年轻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支持力度，合理配置科研资源，为年轻科技人才占有科研资源提供制度的保证。 四、健全相关法规，对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予以惩治 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马太效应”造成的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之一在于人们惯于用批评或道德谴责代替行政或法律的惩处，缺乏惩罚学术不端行为的法规条例。诱惑和利益相当可观，而损失与惩罚并不严重，那么有人心存侥幸、违规操作则在所难免。因此在强调科技工作者自身加强学术修养的同时，还需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管理机制及法规对少数人利用自身所取得的声望，在课题申报、成果评审等诸多方面表现出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予以约束及惩治。 科技界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一系列规范、程序和工作体系，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科技评价工作基础建设，建立一套更为科学公正的科研基金、技奖励评价体系和规范有效的评审制度、规则和程序，进一步完善专家评价资格的认证、公开专家信誉度、严格对评审专家和被评审人建立信用档案、组织评价监督委员会、建立评价中介机构监督管理体系等制度，完善监督机构和机制。如日前发表的由国内人文社科界的109位知名学者联合签名的《关于抵制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行为的公开信》中所建议的那样:为促使主管机构认真严肃地处理学术不端与腐败行为，尽可能地使中国学术在一种健康和良性的环境中发展，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牵头成立由品行与学术成绩俱佳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并制定有关学术纪律仲裁的行业规范。定期公开通报批评违纪者，并责成有关高等学校或研究单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等。 现代科学技术活动牵涉到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出深刻的利益背景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仅仅依靠行政措施和政策不能完全奏效，需要借助于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解决问题。因此在完善管理机制的基础上还应健全学术惩戒机制，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法制建设，以法律形式约束“马太效应”可能引起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学术不端行为，促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通过全体科技工作者的严格自律，通过科学技术共同体管理机制的日益完善，通过国家政府乃至整个社会良好氛围的逐渐形成，一定能够最大程度地限制“马太效应”可能引起的消极影响，促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科学技术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科学技术对身体伦理学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　身体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 论文摘要：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造成了身体的不确定性。建立在传统主客二分基础上的生命伦理学，却依然在寻求相对普适的生命伦理原则。身体的缺席，使得生命伦理学的主要原则变成了追求普适价值的抽象概念，在具体的伦理实践中失去了它的有效性。身体伦理学批判地审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将具有不确定性的身体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变动的实践中开拓自己的生长点。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凸显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也为身体伦理学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土壤。 一、高新生物技术应用引起的传统生命伦理学困境 随着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伦理学在实践方面的有效性正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伦理学难题挑战着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所面临的实践有效性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个人身份变得含糊不清。生命伦理学建立于自我和他者，思维和身体，主观和客观，正确和错误，真理和假象，人类和动物，人工和自然等明确的二元划分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一个美丽、清洁、有序的现代世界中，世界往往被感知为确定的、可控的和安全的，在它理想的模式中，不允许一点不确定性、易变性或者暂时性。显而易见，在这样的一个对任何事物都实行简单的二元划分的世界中，与主流不一样的个体却被边缘化、被打压，被迫在"无尽的、正确的话语"下审视自身、改造自身，重塑着个人的生活。正如福柯所认证过的："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各种知识一直都是同西方人看待和总结其自身基本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因此，在西方的知识结构中，包含着西方人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生活和对世界的基本态度。"①那么，身心二元论基础上的生命伦理学，就深切关系人的生活本身。于是，当生命伦理学成为一种固化的、确定性的知识的时候，就成为了大多数人遵从的准则和道德的评判标准。例如：男人和女人的分野，在儿童时代，自他/她出生以后就已经被社会纳入固化的道德范式之中。无论是从着装、发式，还是行为教导方面都遵从着社会的道德范式，这种道德范式来自于现代医学、伦理学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中行为规训着儿童的身体行为，夹杂着意识形态的学习规训着儿童的心灵，这种分野是粗糙的，是建立在现代哲学的主客二元论基础之上的。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伦理边界消融，是非难以判断。"自由是伦理道德的本体论条件，而伦理道德是自由所采用的反思形式。"②生命伦理学所遵从的自由原则，伴随着一种对意识自由的预设，这种预设又根源于心身的分离的预设。也就是说忽视身体的维度的根源在于对心身关系的认识。这种预设的悬置使得在生物医学中，生命伦理学对身体的态度是机械的、冷漠的，只要维持生命的存活的效果，以保证意识的自由可能性，哪怕这种意识的存活并非病人的意愿。这种追求目的性和效果性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形成一种强迫式的拒斥"死亡"。而这种强迫式的拒斥本身就是一种对自由的束缚，就像波德里亚所言："只有被征服的、服从法则的死亡才是'好的'死亡，这就是自然死亡的理想。"③现代医学技术发展到现在，依靠呼吸机、心脏起搏器维持生命特征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植物人的出现使得生与死的界限变得不确定。而这种传统"贵生"的观念又使得"安乐死"成为一个触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问题而保守争议，至今经过法律授权能实施安乐死的国家也只有荷兰，而我国第一例为病人实行安乐死的医生甚至被拘禁493天，即便是病人家属不忍亲人遭受极端痛苦，而主动要求该医生对其实行安乐死的情况下。④ 二、科技发展带来的身体的不确定性 20世纪60年代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飞速发展，器官移植、辅助生殖技术、假肢、安乐死等雨后春笋般涌现，人类在掌控自己的生命和死亡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由。 辅助生殖技术让未婚女子有了通过高科技手段生育子女的可能，这也造成了一些伦理上的争议：计划外怀孕，这是否是对传统家庭构成方式的挑战？是否影响家庭的稳定，继而波及社会的和谐？亦或这是一种造福于人类的技术，帮一些想生育却因为某种疾病而无法生育的家庭实现了生育孩子的愿望？而且这种通过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们的家庭社会地位又如何定位呢？呼吸机和心脏起搏器的使用，维持一个植物人的正常心跳已经成为现实，这又引起了关于死亡标准和生命价值的大讨论，一个没有感知能力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人是否还可以称之为人？以心脏跳动与否、呼吸是否停止来判定生与死的标准遭遇了挑战，无限期的维持一个失去感知能力生活的毫无尊严的"人"是否符合生命伦理学的原则？这样是否尊重了病人的自主选择权？又保障了谁的利益？是否伤害了病人的生命尊严？是否伤害了那些因医疗资料有限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的病人的权益？在脑死亡标准判定人的生死占据主流后，对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人"实行安乐死是否符合道义？在脑已经死亡而还有心跳的"人"身上取走一些器官，救治其他病人是否可以？ 三、身体伦理学在实践中不断拓展着自己的生长点 这些问题或从道德角度，或从实践角度挑战着传统的生命伦理学，让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实践中陷入日益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日益丰富的伦理实践也不断挑战着生命伦理学中身体的界限，而另一方面，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许多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人的生命开始于何时，又结束于何时？是从脱离母体第一声啼哭开始，还是从受精卵开始？如果是后者，是否处于胚胎时期的"人"就应该享受到人的权利？那么胚胎干细胞疗法是否允许？遗传物质与个人的身份特征是什么关系？随着对基因的研究，基因决定论者甚至认为基因不仅决定一个人的外形，还决定人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靠理性建立起来的整个人类文化社会，又何以立足呢？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康尼岛的短指家族，矮人族是否应该被列为疾病的行列，被规约，被诊治，甚至被冠以道德上的不洁？拥有XY染色体的女人，想做男人的女人或者想做女人的男人，是否因为异于常人，就要惊恐地压抑地生活在他们异样的目光中，在他人的评头论足中隐藏了自我？这些被边缘化被压迫被忽视的人，他们的利益如何保障？随着生物技术迅猛的发展，克隆甚至可以构造出新人类的情况下，这些有问题的身体越来越多的时候，什么才是一个正常的身体呢？ 因此，科技发展所带来身体的不确定性问题，表现在上述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高新生物技术应用带来的身份认同上的不确定性，另一个则是生命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对于身体的重新认识与伦理反思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这两方面的问题，在丰富了伦理实践的同时，也挑战着生命伦理学的规范和界限。于是，这些与涉身直接相关的问题，也让身体问题成为生命伦理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此科技发展使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困境呈现出来，并让身体重新的回到了伦理学的视阈之内，可以说科技发展是伦理学革命的导火索，是身体伦理学得以生发的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论文:从科学技术影响的双重性看“微技术” 摘 要 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在自然界面前获得空前的主动地位，人类的生产、经济、军事等实践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着越来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科学技术会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它也有另一面，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影响。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应该全面认识科技的影响，正确认识微技术。 关键词 科学技术 影响 微技术 1 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积极影响 由于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及其他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人类在自然界面前获得空前的主动地位，人类的生产、经济、军事等实践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着越来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脑科学、神经病理学、认知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为进一步揭开大脑秘密积累了许多新的实验材料，也提出了种种脑工作模型。生命科学、遗传学的发展，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微生物工程)的产业化，在不断地揭示生物遗传和变异规律的基础上为人类创造着新的生产力，给人类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现代科学技术和人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起，社会的科学化技术化速度不断加快，规模也不断扩大。 目前，信息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技术。由于计算机互联网的产生与普及，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货物、技术、服务等各种信息都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政府信息化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推动政府机构的改革，使政府依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能为公众提供更有效的服务，并开启了一扇公众参政议政的窗口。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教育将呈现出现代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多媒体教学正在走向普及，教育方式个性化、远程化。随着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人们广泛地利用信息网络，自觉或不自觉地使日常生活便捷化，居家上班、网上购物、远程医疗、网上交友等。总之，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是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之一，人类文明将越来越多地通过信息技术被创造和发展。 2 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消极影响 科学技术会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它也有另一面，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科技异化的问题。科技成果应用不当，会异化为一种破坏人类生活，违背人的本意，制约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目前人类掌握的核武器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克隆人”会不会成为一支可怕的异己力量也很难断言。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科技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突显，知识经济初露端倪，掌握科学技术者会不会逐步集中，形成其自身特定的利益范畴，上升为一个阶级？若果如其然，那么社会又一次趋向于阶级的简单化——技术阶级与非技术阶级，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第三，科技的进步带动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因特网的建立，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使网络安全、高技术犯罪成为不可不防的问题。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然严峻。宇航技术的发展，移民月球并非遥不可及，人们对月球甚至太空的开发是否会造成许多太空生态灾难亦未可知。 生物工程技术也向人的传统形象、传统价值和社会伦理观念提出了重大挑战，提出了急待解决的社会伦理问题。如基因工程会不会对人类带来危险，遗传重组的生物杂种会不会引起生物公害、破坏生态平衡；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体外孕育也提出了夫妇双方生育权问题、血缘关系问题、父母亲的确定问题、“母亲”的社会合理性问题、对待胚胎的道德问题、无性繁殖是否可以应用于人的问题等。 信息商品化也有负面影响。第一，它可以削弱社会的凝聚力。由于信息商品化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专业化，因此它使得社会成员越来越成为一个一个的“经济人”，变成只顾自己利益，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自私自利者，从而大大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信息的多样化或分散化导致了不同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也不利于社会内部的整合和团结。第二，使社会的许多犯罪和腐败现象更加隐蔽。当信息成为商品，成为社会财富后，有人就可能利用自身的有利地位或采用非法手段非常容易地攫取他人或社会信息，并用来进行交换，而把所得占为己有。还有人可能通过炮制假信息来非法谋利。由于信息的非物质性和非有形性，因而利用信息进行犯罪和非法占有属于他人或社会的信息就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不易被察觉，惩治起来也较困难。 3 全面认识科技的影响，正确认识微技术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许多事实表明，同一种科学技术的同一种用法在一些条件下起着正面的积极影响，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则起着负面的消极影响。科学、技术、社会的关系问题已成为科学技术专家和哲学家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出现了诸如唯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和反科学主义、悲观论等不同观点。人们特别严肃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人类应该以什么态度和价值目标来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科学家在“求真”的过程中应不应该承担道德义务和责任。科学技术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而成，既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也会受到社会力量、社会条件的制约。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关键看它为谁所用和怎么用。 科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给科技一点人文关怀，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每一个人追求的现代科技生活理想。同时，在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每个人有权利、有义务去了解科技发展的新动态，从而能够估量它们对于人类有什么利害。原因很简单，今天科技发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不能否认，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将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拿微技术来说吧。现在，有些人在谈论“培育人类”，有些人在设计机器人的“进化”步骤，使它们能与人脑相当，甚至超过人脑。在这一潮流中，人们把微技术当做革命先锋。美国科学家雷恩在给美国国会的一封信里说，与信息和生物技术相比，微技术将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正式向我们宣告“微技术时代”已经到来。美国科学家麦克尔是推动微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说再过十几年我们就能生产出微型电脑，生产出比细胞还要小的微机器人用于医疗，这些小机器人能穿过人的身体，为我们清理血液，清除影响我们长寿的不利因子。他还说，非常便宜的微太阳能设备将代替煤炭、石油和核能。他介绍说，不久将制造出一种材料，糖块大的面积就可以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信息存进去，饥饿、营养缺乏这些问题将成为过去。这是一个梦想，但按科学家们的说法，这种梦想有可能在今后十几年内变为现实。我国的科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件事不仅涉及微技术，也涉及电脑学、遗传技术、人脑和人工智能研究，还涉及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与技术。它也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我们要全面地看待这一现象，从整体上看待这一过程，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这种讨论还不够多，人们对技术的了解和技术的发展之间还不成比例。为此，德国总统也不得不呼吁，要加大这一工作的透明度。 另一方面，微技术也可能带来害处。而估量微技术的害处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与人文学科密切相关，至少要考虑到“生活世界”这个问题。微技术可以生产出微武器，这种武器具有前所未有的杀伤力。谁拥有这种武器就等于拥有一种不寻常的优势。防备这种武器是否意味着另一种军备竞赛呢？更大的问题恐怕是在于这种武器被哪种国家和组织所掌握。谁也不能担保这种国家不会出现。根据销毁核武器的经验，即使要销毁这种武器，也可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麻烦。在预防种种可能爆发的瘟疫时，要防止因此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细菌与病毒，引出新的危险。要有未雨绸缪的思想准备，而且要坚持不懈。其实，微技术和其他新技术一样，即使防护和免疫系统也可能是利害双全。这是一个怪圈，仿佛是新科技的天生特性似的。微技术最大的危险不是它本身，而是人用这种技术来反对人。从历史经验看，不能把新技术简单地看作新福音。20世纪人类在这方面已有了惨痛的经验，我们无权说新技术带来的未来总是美好的。何况新科技理论家中的确有一些让人不放心的东西，有些东西现在就不能接受。今天，我们首先需要学习，比如学习分辨利害，因为一般说来，人在盲目地追求幸福与成功时而犯了重大的错误，但很少清醒地估量它带来的艰险与痛苦。《易经》中提倡明辨好坏，要有忧患意识。它不仅仅给我们设计好，而是同时也提示坏。如果要说什么是智慧的话，这就是一种智慧。这也关系到直接参与研究、试验和生产的人。他们也是人，也处在这个由他们设计的为“自己复制自己”的系统之内。他们不可能逃脱这一系统。诚然，我们必须避免731细菌部队的暴行再发生，避免德国科学家在纳粹时期所犯的那种难以想象的罪行重演。但也不能接受像冰岛德考得生物技术公司这样的研究所这几年来的行为，事先不加说明和不经国际社会同意，就把几乎人类的遗传体与资料收集起来，进行分析试验，还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专有财产，在国外上市，在全球进行交易。如果对这类做法听之任之，无异于把我们的命运交给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 在基因上没有一个人是单单的个人，我们都要重视并正确把握科技发展的方向，使科技真正为人类服务。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建构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观　理工科大学生　建构 论文摘要：理工科大学生是参与工程实践、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目前理工科大学生普遍缺乏科技技术观的素养，重视并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高效、系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更是迫在眉睫。 科学技术观是关于科学技术本质、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关系的总理论，对技术实践活动起着科学指导的作用。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给人类社会带来高度文明的同时，自然灾难、战争危害、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也给人类造成巨大了的损失，促使人们对科学技术发展不断反思，并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将这些问题都归罪于科学技术。事实上科学技术只是中介性的客体，而人类才是主体，科学技术能否为人类造福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它。理工科大学生是工程实践、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对科技健康、科学、有序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所以，对理工科大学生进行科学技术观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也迫在眉睫。 1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现状 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观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不断反思，已逐步认识到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首先，社会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趋使初等教育重心偏向于社会关注的升学率，只强调学生智力发展，造成高校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德育工作中，进而无暇顾及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其次，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还属一片空白。无论是从理工科大学生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层面，还是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都未被列上日程，而只是到研究生的课程学习阶段才有所涉及。 2科学技术观的重要性 2.1正视科学技术观对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层次意义 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过度开发和破坏，正常生态系统被打破，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恶化，人类自身繁衍受到威胁等种种问题。科学技术的工具性特征是靠人的意志介入生态过程，而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目标和人对自然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只有通过完善人类自身，确立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科学技术观，并依靠科学、合理的社会体制，促进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协调发展。 2.2正视科学技术观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作用 理论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行动则会成功；反之则会失败。科学技术观不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是对实践活动、经验和成果的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和理性引导，能预见科技发展的方向，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活动方案，因而对科学技术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社会体制尚不健全，文化差异难以消除的情况下，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应用的二重性，用正确的科学技术价值观来武装自己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3正视科学技术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我国GDP迅猛增长的背后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还不是很大，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科学技术观就成了指导科技发展的根本。 3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 3.1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加强科学技术观的理论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承担着传播科学理论知识的重任，不仅能为理工科大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能不断提高理工科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力，从而引导其深刻理解科学技术观的内涵，帮助理工科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使其在多元化的复杂社会环境中，正确处理科技、自然、人、社会之间的关系。 3.1.1不断充实和完善课程内容。增加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内容，并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精心安排，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提高课堂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 3.1.2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不能光靠简单刻板的说教，还要利用网络多媒体教学，采用理工科大学生乐于接受的主题讨论，以及实践调研等方式，使教学方式现代化、科学化、人性化，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的主渠道作用。 3.2发挥第二课堂作用，积极开展科学技术观教育活动 第二课堂是科学技术观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可以帮助理工科大学生将理论知识不断精炼、升华，上升到更为理性的层面，进而形成科学、系统、完整的理念。 3.2.1构建具有浓厚专业特色的学生社团，为理工科大学生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我们要根据理工科大学生的专业特点，成立相应的学生社团，让理工科大学生有组织可依靠、有活动可参与、有平台可展现，有更多深化理论机会的平台。 3.2.2增加与科学技术观教育内容相关的活动，为理工科大学生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我们既要对不同阶段、层次的理工科大学生开展以科学技术观教育为主题的活动，以保证基本的教育效果，也要开展集科学性、专业性、思想性、多样性于一体的第二课堂活动，以满足不同专业的理工科大学生的活动需求，进一步提高活动成效。 3.3利用德育优势，深化科学技术观教育 德育是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基础，与科学技术观教育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对科学技术观教育起到引领和提升作用。德育有助于提高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科学技术观教育则有助于推动道德观念变革和新道德规范的形成。德育不仅能全面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素质，为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基础平台，还能改变人们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只求私利而忽视社会基本道德原则和人类社会总体长远利益的错误思想，从根本上消除或减少科技应用的负面效应。 3.3.1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的德育工作。我们要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利用各种教育资源，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不断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的德育工作，全面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素质，为科学技术观教育打好坚实的基础。 3.3.2充分利用德育载体积极开展科学技术观教育。我们要在德育所提供的良好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之上，发挥德育优势，对理工科大学生进行科技道德、环境道德、伦理道德、职业道德等主题教育，并使科学技术观教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3.4发挥辅导员教育功能，科学技术观教育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成人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直接影响着理工科大学生科学观念的形成，决定着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3.4.1建设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我们要狠抓辅导员选聘、培训、管理、考核，以建设一支素质过硬队伍，从而帮助辅导员用人格魅力去感染和影响理工科大学生，保证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3.4.2开展针对性的主题教育。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和科学技术观教育的要求，发挥辅导员独特的工作优势，开展主题鲜明的教育活动，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科学技术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科学技术论文: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述要 ［摘要］科学技术哲学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学科，目前学界对其研究方兴未艾。本文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学科定位、发展历程、学科板快、当前关注问题、未来趋势以及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问题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关键词］ 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十年动乱，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 (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科学技术论文: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 异化； 社会价值异化 [论文摘要]：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文章在肯定科学技术进步作用的前提下，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问题，即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异化的表现、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不同立场和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的产生根源。 科学技术本来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成果，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造福于人类的事业、服务和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手段，然而，在一定的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能贻害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从而使文明遭受破坏，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 一、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异化的表现 科学技术异化不仅表现在对物质文明的破坏，同时也发生在对精神文明的侵蚀。一方面，科学技术异化对物质文明的破坏是伴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对自然界改造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产生的。随着二战以后工业的突飞猛进，人们像自然环境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和噪音越来越多，使人类赖以生存环境受到极度的污染，使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物质文明领域，现代科学技术异化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能源危机和人口膨胀等严重问题，造成了人类物质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恶化，使人类的生活质量下降，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异化对精神文明带来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伴随着科技发展可能出现某些消极道德现象，造成人的心理失衡和个性扭曲。 二、对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不同观点 伴随科技进步而出现的全球问题、不同的学者对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对人类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主要有“科技乐观派”和“科技悲观派”。 1. 悲观主义 科技悲观派的主要代表是罗马俱乐部。以罗马俱乐部学者及其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为代表。认为人口、资源消耗、粮食生产、工业发展和环境污染是按指数增长的，无限的增长与有限的环境（地球）构成的矛盾必然导致“增长的极限”；如果维持现在的人口增长率与资源消耗速度不变，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发生崩溃。他们提出“零增长”，即停止增长。认为只有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社会运行的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才能摆脱危机。否则，如果人类没有意识到改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没有为这种改变做出实际的努力，仍按照“惯性”思考和生存，将加剧危机，把人类拖向灭亡。他们在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状况时，对科技的作用持消极否定的态度。 2. 乐观主义 科技乐观派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的康恩、托夫勒、贝尔等人。他们批评罗马俱乐部“悲观派”的观点，从所谓“乐观派”的立场出发，得出一系列同《增长的极限》相反的结论。康恩在《今后二百年》等著作中，坚决反对限制增长的办法，主张用发展新技术和保持经济不断增长的办法使当前的“失调性问题”得到控制。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认为技术的发展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甚至是决定全局的因素，他坚信科学技术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这本书，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科技乐观主义认为科技决定一切，科技发展使人类社会能够和克服由于科技进步而造成的问题，他们在面临新科技挑战的时候，表现出乐观的情绪。 科技悲观主义和科技乐观主义是对科学技术的两种极端的看法。二者的不足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对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作了片面地夸大。除此之外，还有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很多不同派别和观点。 三、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异化的根源 1. 科学的应用过程中本身存在着科学异化的可能性 科学技术本身是人类活动的精神产品，如果不进入应用过程，它就永远无法实现其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功利价值，但是科学技术一旦进入应用过程，情况就很不相同了。科学技术作为人的工具，即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被利用，也能够以破坏性的方式被利用；既可以为创造性的目的服务，也可以为毁灭性的目的服务；既可以从善，也可以从恶。科学技术成果一旦同实践要素结合起来，就直接延伸了人的能力。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也能用来杀人。”[1]贝尔纳撰文说：“我们对于彻底毁灭的威胁，绝不能漠然视之”，“以裂变以及而今又以氢弹为代表的毁灭性武器，威胁着全人类。”[2]托夫勒指出：“我们的技术能力在增强，但是它所产生的副作用和潜在的公害也在不断增加。”[3]一言蔽之，科学技术到底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关键在于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以及人们为什么和怎样利用它。有人把科学技术比作一把双刃剑，一刃对着自然界，一刃对着人类自己。正是科学技术利用的这种双重效应，为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异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2. 人们认识上的不完善为科学技术异化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科学的应用作为人类实际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长期以来，人们用以指导科学应用的认识却是极为片面和短视的，它往往过分看重了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不断从自然界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一面，片面地以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却忽略了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以及这种索取活动受自然规律限制的一面；它往往只瞩目于科学应用能够带来的各种眼前的直接功利价值，而对科学技术应用的长远后果缺乏自觉意识；只看到本地区、本民族、本国家的局部利益，看不到全人类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使得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异化不断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3. 社会制度方面的缺陷加剧了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异化 虽然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如何应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使其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总是与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缺乏健全的道德监督和法律控制，滥用科技成果的行为往往不能受到应有的谴责和制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科学应用过程中的科学异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最终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使被科学技术异化严重分裂了的科学技术价值体统一起来，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真、善、美的完整统一体。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哲学观念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现代科学　哲学　影响 论文摘 要：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大家会惊奇地发现科学和哲学有相同的历史起源，而且在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最初阶段，哲学与科学是不分彼此的一个概念，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逻辑层面、研究的具体方法领域和研究特定对象的一致性。在科学和哲学所有的互相之间的影响和具体联系当中，研究方法的联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和标志性的第一位联系，还是其他联系和影响的根基，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和关键论点。 一、科学和哲学历史上的互相影响 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渊源起始于现代科学最初的萌芽期。在牛顿所在的中世纪，主流学界认为物理学从属于自然哲学，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他们已经学会寻求运用物理实验进行实证研究，开始避免盲目运用繁琐而复杂难懂的经验论述和纯粹的哲学臆想和思辨方法去研究科学。在科学的鼻祖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不断努力和斗争下，科学方法才能从哲学的重重束缚下自立门户，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铺垫。对于任何一门成熟具体的科学理论，一般必须具备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结构和有事实经验能够证明之；而哲学在长期的发展和成熟过程当中，哲学辨证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渐渐退出了诸多特殊的学科领域，这就是哲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次关键放入转向，即转向认识论，但是这种转向不是完全把哲学的全部研究的课题放手给科学，只不过是它们各自术业专攻而已，即为拉卡托斯所说的 “研究纲领”意义上的更迭。 实证的研究主要运用与具体应用科学，剩下的逻辑、心理与认识问题现在科技仍旧不能证实，成为思辨方法所固守的领域。尽管类似的更迭和转向从没有间断过，一直在进行，但科学和哲学也慢慢发现它们殊途同归，无法完全舍弃和离开对方，尤其在理论研究领域更是亲密无间。例如优秀的哲学家总会深关注科学技术领域最前沿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更多的灵感，而相对应的科学家在纯理论研究的过程当中，约定俗成的总会不自觉运用哲学工具和方法，而且“研究纲领”的转向和更迭往往需要哲学的强力进行干预，科学一相情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科学哲学分科的创立 创立的科学哲学分科的初衷来源于科学对哲学强大影响的结果。科学哲学的大师卡尔·波普尔清醒的认识到分析哲学的未来正在走中世纪经院化哲学的老路，这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他认为，哲学的严谨性和绝对性是必须已精简具体内容为代价的，这样就不可能构造出相对完整的形式理论系统描述和解释客观世界了；这样一来，哲学要想真正排除悖论，就必须不沾染任何想象和现实当中的实体，只可以探讨纯粹结构问题。然而完完全全排除理论悖论的哲学辨证语言会显得空洞毫无用处，繁琐而又复杂；总是埋头于词的意义等无用细节的反复斟酌，而对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毫不关注；这也是逻辑实证主学派义和维也纳学派分崩离析的最主要原因。 波普尔的理解清楚而明确地指出了分析辨证哲学存在的巨大问题和困境，哲学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最能够影响人类自我的反省领域的问题，而人类终极的自我反省必定会受制于人自身特有的局限性—在体力、智力、和时间上的天然限制，这就必须使哲学深刻认识、承认和接受这种局限性和不完满，但这并不意味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我们必须实事求的研究我们能力可行的领域之内。而且哲学领域，我们既不会采用主观的随意想象，又不可能采用纷繁复杂的字句反复纠缠，必需借鉴和研究科学的特有方法技巧，进而构造系统性和综合性理论去描述、探讨和解释真真正正哲学问题。然而何谓科学的方法是我们必须仔细探讨的；事物是不是普遍联系的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全称式放的概括命题，而且其联系囊括万千往往不会局限于因果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检验所有能够指称个体之前，其命题就无法完全成立。然而，波普尔认为整个世界犹如一个无限大，的黑箱，不论建立何种模型也不可能完全彻底的揭开其内部具体的结构，人类理解和认识它唯一的方式就是综合运用理论、概念和模型去描述它。如果把理论是当做捕捉无限经验世界的网，那么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运用科学自有的语言构建与自然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描述，而在于使“网眼愈来愈小”，对真理的无限逼近。 思想自由竞争的学说往往被公认为是科学哲学对于知识增长的根基，大家往往接受和理解这种假设，一种理论要想具备一定的公共性必须经历与同时代的诸多不同理论相互竞争和淘汰的过程，而且我们不能对这种方法的公正与否做出完全准确的价值判断。波普尔的理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从属于科学领域，但他们不可能都是真的，缺有可能都是假的，他们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被证实和证伪，其真实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可错性的特定基础之上的。而科学哲学重要和关键的任务就在于阐述和研究人类目前未知的竞争的模式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淘汰从属地位理论。波普尔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学派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其不苛刻严格的分析非自然的科学描述，一定程度接受形而上学，认为人类科学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增加全宇宙的负熵。对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反驳和猜想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波普尔学说的目的不在于分析哲学特有的证伪主义，不在于提供具体方法区分新形而上学和科学，其核心在于阐述和解释特有的知识所谓增长模式—“批判理性主义”。从这方面来说，波普尔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哲学家，回答的不是方法论的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区分的不是科学与伪科学而是区分人类传递和记录信息公共和私人属性。 科学哲学对于真理的维护，与分析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二者之间的相似点也是科学对哲学层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应。哲学家波普尔发现哲学善于吸收其他学科或是规范的精华，但不会被同化，始终保持自己独有的特点。哲学无法变成准确的学问，这也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哲学作为和人的精神支柱最接近的学科，它的概念纷繁复杂，常常混合在一起，让人准确区分开。在《无尽的探索》这本书的序言中，赫尔穆特·科尔表达出了他对哲学的期望，认为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时也要谨防幻觉，不能被某些蒙着真理面纱的假象所蒙骗。 科学技术论文:科学概念的认知进路与转向——科学技术论视野 摘要：在科学技术论视野中，视点（内部视点和外部视点）与方法（规范方法和描述方法）是对科学概念的不同认知进路和认知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科学认知脚本，并组成一个关于科学的认知矩阵。认知矩阵刻画了科学概念的四种认知进路与三次转向，随着科学概念的延伸，现代科学及其知识与权力有内在相关性，并且是一个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 关键词：科学概念；视点；方法；认知转向 现代科学越来越呈现出了两种相互背离的发展趋势。一种是扩展的趋势，即科学在发展中不断地融入技术，使科学-技术成为难以拆分的整体。更进一步说，通过技术，科学融入到了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家角落。另一种趋势是，随着学科分化的加速，科学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逐渐被收缩到了一个十分狭窄的领域。有时除了少数同行外，人们甚至根本弄不懂这些科学家们在做什么，在说什么。[1]令人困惑的是，这两种趋向尽管表现得十分清晰，现实中却还是被扭结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因素介入了人们对“科学”的认知活动中，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缓冲和转译作用。现代科学因此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一项公共性事业；现代科学概念发生了变迁，从自然科学领域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即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科学的普适性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现代科学不得不在普适性和地方性之间谋求平衡。也就是说，对科学概念的认知已经发生巨大的变迁。 1 认知进路和方式之争：视点与方法 既往的科学认知研究中，对科学概念的争议最为纷杂。以库恩为界，考察库恩前后关于科学概念的认知过程，争议的主要集中在考察科学知识的视点（内部视点和外部视点）与考察科学的方法（规范方法和描述方法）之间。视点，借用几何学的透视概念，指的是基于某个立场来看待对象的整体。基于知识看待科学的整体，是内部视点；反之，基于社会文化环境看待科学的整体，是外部视点。 正统科学的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虽然在很多观点上针锋相对，但它们共享着一些基本的前提，尤其是它们都是站在科学及其知识的角度来透视整座科学大厦，并竭力维护正统科学的形象。它们都认为，在观察与理论之间存在相当深刻的差别，知识的增长大体上是积累性的，科学是一个相当紧密的演绎结构并且具有整体性，发现的情景（the 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的情景（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2]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非常关注“科学逻辑”，命题、逻辑、理性和方法论等视主题，科学仅仅与经验、方法、逻辑有关；而权力、利益、心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外部”因素被排除在外。 科学史研究在科学认知研究中十分重要，但是占传统主导地位的内史（专门史）研究在科学史中日益衰落，外史（社会文化史）开始盛行。早在20世纪30年代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就出现了内史向外史的视点转换：从社会文化视考察科学的社会建制。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考察了科学史，但他并不是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内史，而是从科学的社会文化史（即外史）角度进行考察，并且附带着对科学知识的生成和辩护的考察。库恩把对科学考察的视点完整地从内部切换到外部，力图表明科学（知识内容）就是科学的历史（社会文化史），科学史就是科学社会学，也是认识论。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是一回事。[3] 科学的社会研究在库恩之后相继发生了两次视点转换，连同默顿的研究一共三次。[4]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社会建构论大力发扬了库恩的观点，它批判了传统科学观不对称之症结，并提出了“强纲领”的解决方案，“强纲领”直接面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认为科学事实是由社会因素建构而成的，这是一种纯外部视点的策略。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研究出现了新的转向，它以“反身性”为特征，认为“强纲领”由于不具有“反身性”，因而无法证明用“社会”的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究竟是否充分。这个阶段的社会研究无论对“科学”还是“社会”均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完成了第三次视点转换，拉图尔等人的研究促使“内部”和“外部”相互连接起来，并进入了技术-工程研究领域，如电动车案例。[5] 规范性认知方法一直都是西方哲学的主旋律。本体论思想，从古希腊开始延续两千多年，不停地追问事物“（应该）是什么”。其特征是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追求真理、追求先验、追求实在，并力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即便是转向认识论后，规范认识论仍然是西方认识论的主旋律。近代科学以降，笛卡尔、弗雷格、罗素、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无一不是在确定的理性预设基础上开始规范性的认识论考察。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把科学看作是一组抽象的命题集合，一堆既成的理论教条，科学是既成的知识。默顿的功能主义科学社会学也同样坚守自然科学的知识内容和社会文化环境相分离的原则。因此，传统规范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主张是一种“预设主义”和“去情景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研究图式，它们实际上是在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理性主义、实在主义等问题上对科学进行规范性认知方法，强调科学“应该是什么”，强调科学真理与规范，并力图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界限。 这种带有理想化的规范性认知方法主要研究“既成的科学”，是一种“事后辩护”的策略；然而对于“创制中的科学”[6]，即正在进行中的科学活动，规范性认知方法除了给予人们误导之外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当人们试着打开科学生成的“黑箱”时，规范性认知方法再也无法对科学史和科学实践做出恰当的解释，科学的合理性危机出现了。因此，库恩认为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相分离是不恰当的，[7]因为要想历史地、动态地考察科学，就必须考查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在同一情景中考察科学的生成和辩护。只要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统一，对科学的考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情景化和地方化，规范性认知方法图式必然被抛弃，取而代之是“描述”的认知方法。 库恩之后几十年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的文化研究表明，科学认知的方法论立场超越了传统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束缚，从“内部”走向“外部”，从“规范”走向“描述”，从“狭义的科学认知研究”走向“广义的科学认知研究”。 2 认知矩阵：科学认知的二维结构 基于视点和方法两个维度，我们可以构建出科学论不同时期的各种认知脚本*，如表1所示。 认知脚本ⅰ：内部视点与规范方法。这是正统科学的认知方式，包括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在内。在20世纪中早期，内部视点与规范性方法的结合，使得实证主义者和批判理性主义者基于科学及其知识有其自身发展逻辑，而不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给出了一种规范性的科学概念。从近代科学的生成与发展来看，人们使用实验和逻辑理性等更能理解的认知方式，逐步取代了上帝和神等信仰的认知方式，重新对自然世界做出解释。这种思想影响了哲学的发展，使得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实证传统，并辅以数理逻辑，替换了晦涩而神秘的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路。批判理性主义尽管与逻辑实证主义在观点上针锋相对，但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原则，正是两者具有“可通约”基础，才会有那么多的争议。两者事实上都是在维护正统科学的形象，并认为社会和文化等外部因素不会影响科学本身的发展，即发现的情景不同于辩护的情景。两者在观察和理论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差异，但它们都认为知识大体上是增长性的，逻辑实证主义关注正面的积累，而批判理性主义关注反面的“不断改良式积累”；它们坚持科学发展有一贯的逻辑，或是归纳或是演绎，且科学具有严密的、整体的结构；它们注重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这种以科学的方式解读哲学的认知方式在20世纪初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正反两面所刻画的科学形象，一度成为正统科学的形象，影响深远。即使在今日，政府和科普的宣传、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众多科学家的信念仍然属于脚本ⅰ类型。 脚本ⅱ：外部视点与描述方法。库恩之后，尤其是在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科学论的兴起，在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以及各种形式的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方案中，外部视点与描述性方法取代了内部视点与规范性方法。社会建构论集库恩、维特根斯坦、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于一身，尤其是发扬了库恩的相对主义和解释学立场。几乎是与正统科学和默顿学派截然相反，社会建构论把“科学”理解为处于“现场制作”的知识内容而不是既成的知识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极为强调科学知识是在社会磋商和权力斗争中得以生成并获得合理性辩护的。它把科学生成的情景和辩护的情景统一，认为科学不可能独立与社会情景而存在，知识没有自身发展的逻辑而是社会与文化等因素“磋商”后构造的。此外，它们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决定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使得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科学活动与其它各种活动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客观性为各种社会的竞争与磋商机制所取代；它们注重科学活动的现场，注重对实践合理性与地方性知识的细节描述。 脚本ⅲ：外部视点与规范方法。默顿主义坚持知识的内容不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考察英格兰在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建制活动，后来更是基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历史而形成功能主义的科学社会学，认为科学是独立的社会系统或制度，这是典型的外部视点与规范方法结合的认知方式。默顿亦提出了具有“范式”意义的科学规范：公有主义、普遍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默顿使用这四条带有理想色彩和情感色彩的规范，剔除外部政治权力或社会文化的干预并力图拯救科学的自主性。正是这个制度化得到的框架使得默顿完成了没有明说却是实质性的科学划界。默顿反对科学的权威被用来达到私人目的，强调当政治进入科学大门时，自主和规范的规训力量就会遭到破坏，由此导致的主张就是非科学的，[8]同时也是科学气质所不能容忍的。默顿在外部再一次刻画了正统科学的形象，尤其是四条规范和科学家气质构成了理想而神圣的科学形象。 脚本ⅳ：内部视点与描述方法。传统的科学史（内史）与巴黎学派的实验室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研究都采用了内部视点与描述方法的结合方式对科学技术及其知识的生成和辩护等历史作详细考察。但是两者在具体研究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传统的科学史研究更像宫廷书记员，记录点点滴滴的事实，如仪器、数据，科学家们行事方式，他们怎样获得课题，怎样讨论方案，怎样登录数据，怎样写作论文，甚至包括他们平常的穿着，言语禁忌，以及他们的精明与笨拙；实验室研究是一种“介入”研究，参与性的观察者与分析者成了实验室的一部分，在亲身经历日常科学研究的详细过程的同时，在研究科学这种“文化”中，作为连接“内部的”外部观察者的探示器，对科学家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思考作出详尽的探究。[9]行动者网络研究也是“介入”研究，略有不同的是它还力图将“外部”和“内部”贯通。行动者网络研究认为科学技术活动是情景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的和非人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结合，共同构成具有概念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网络；所有科学、技术或工程都是异质性要素及其相关内容的产物，技术中所有的设计活动都是工程的某种形式；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不仅设计机器，还从事“社会活动”——设计社会或社会制度，使之适用于机器。[10] 3 科学概念认知的三次转向 考察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关于科学的认知方式已知有三次转向，如图2所示，分别以三支标有阿拉伯数字的箭头表示。 第一次转向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他完成了从传统科学（内）史的内部视点和描述方法到科学社会学的外部视点和规范方法的研究转变。由于默顿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的强调，我们也可以把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一次转向看作“建制转向”。默顿借鉴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研究，把宗教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对科学的考察，如清教思想对当时英格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但是，默顿否认科学知识内容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提出了科学的四条社会规范，把科学确认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结构。因此，在包含经验证据和逻辑一致性的技术规范和四条带有感情色彩的道德规范基础上，默顿用科学的制度化性质划分出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与认知ⅰ区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默顿刻画的是正统科学的形象。 第二次转向是由库恩开始，至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完成的。这是一次近乎彻底的科学观念转变，经常说到的“社会转向”就是指着一次，它把人们的视点从自然-社会的一维空间上的自然一面一下子拽到社会一面。ssk的“强纲领”确实转变了科学的概念，但正是由于太“强”，自出世以来不断受到内部和外部的质疑。劳丹认为，“因果性”原则似乎是能被明证的，“公平性”与“自反性”原则只不过是些从属性的因素，完全可以从其他原则中引申出来，因此不能作为独立的原则来考虑；最后，在“强纲领”中具有独立性并拥有实质内容的只剩下“对称性”这样一条原则。但这一原则带来的无非是“认知相对主义”（cognitive relativism）。[11]社会建构论仅仅用“社会因素”来解释一切，人们怀疑这种“社会学主义”的一维思维方式解释力，就像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一样。因此，强纲领开始弱化，巴黎学派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研究就是“弱纲领”的代表。 第三次转向明显的特征是强纲领的弱化调整，对科学的考察首先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从外部视点转向内部视点；但最后调整到内/外视点与微/宏观研究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步调整主要体现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所寻找到的“田野”和知识的制作现场都是一个个“小社会”。这种“微观社会学”不在考察科学的社会建制，而注重考察技术的实验室构造。第二步调整主要体现在行动者网络研究上，拉图尔与卡龙给出了一种方案与进路，从注重实验室的“内部视点”扩展到“外部视点”，从微观研究扩展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建构出一条自由出入的“转译”通道，构造了概念的和政治权力的、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的和非人的异质性要素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第一步调整是科学论的技术转向，[12]第二步调整是科学技术论的工程转向，因此，第三次转向可以理解为“技术-工程转向”。转向后的科学概念具备了“实践”意义，科学不是研究者进行观察的对象，而是他们必须介入并参与其中的实践领域，科学的文化研究（css）思潮在实践的意义上开始崛起。 经过科学认知研究的三次转向，与正统科学概念相比，转向后的科学概念显得有点“面目全非”，尤其在思维系统上有了巨大的变化。正统科学内部，逻辑实证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的争论是归纳-演绎的一维思维上的争论；正统科学和社会建构论的争论是科学-社会一维思维上的争论；还有斯诺的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也是一维思维上的争论。人们似乎习惯于一维的思维方式，自然与社会都认为是给定的，人们别无选择地在这样一个“自己设定的陷阱”徘徊。拉图尔看到了这一点，并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在这样的问题上争论，而是直接建构出“自然”或“社会”。他称之为“转向之后再转向”，[13]这也就是他在行动者网络研究所做的工作，用一种工程方式设计出“社会制度”，不仅实现了对社会的“反身性”，还构造了新的“对称性”原则：自然-社会的二维结构，见图2的90度角的粗实线（nat-soc）。 4 结语 现代科学不仅要求科学家/技术专家、科学仪器等参与，还要求公众等社会要素参与进来。人们已经关注到，在科学实践中，人与物，科学理论与仪器等不可避免地被搅拌在一起。搅拌（mangle）不仅包含着相互交错混合，也包含着一种破坏性地重组整合。在实践期间（对现实中发生的活动的理解），如建造一个新的科学仪器（例如，气泡室），或者一种新技术（例如，数控机床），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缠结在一起。人类主体，以目标为形式，受到非人类主体形式的物质世界的抵抗。为了在现实实践中是因为这种抵抗，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相互“搅拌”。[14]这种搅拌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科学成为一项异质工程。科学不仅是表象，更是介入实践的活动，[15]也就是说，科学活动是情景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搅拌，形成了囊括概念和政治双重力量的异质性要素的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 现代科学，已经是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而是两者的结合。事实上现代科学越来越像一项工程事业，它是一个充斥着不同个体、不同的理解目标的方式，但这些个体又不得不联合进行创作、想象、连接、设计、演绎、分析、测试并根据一定要求和目标而生产出一种新产品的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16]在拉图尔那里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经过“技术-工程转向”，现代科学及其知识与权力(force)有内在相关性。[17]科学研究项目的设计、科学争议的诊断以及科学成果的评判都有一个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三者事实上是同一回事，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诚如人在少年、青年和壮年三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一样。 科学技术论文:中国近百年科学技术史的分期及其划时代事件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科学技术史分期的一般规律和标准，进而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史划分为8个时期， 并分析了其中每一个时期的划时代事件。 （一） 任何一部科学技术史，都应是科学技术发展曲线连续和间断、平滑和曲折、仰或缓慢渐进和急速推进依次呈现或交替呈现的历史。但是，历史轨迹的这些对立状态，又无不统一于一定的历史坐标上。 在众多的历史坐标中，重大历史事件占据重要历史地位，它相当于坐标原点，起着划时代的作用。世界科技史上，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酝酿和发表就属这类事件。事件发生过程中，科学技术以间断、曲折、急速推进的形式发展着；事件发生前或后，则以相对连续、平滑和缓慢渐进的形式增长着，并且发生前和发生后又有所不一样，表现在科学技术的性质上，在此之前可能属古代科学，之后则是近代科学了。 科学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可以是内在的，也即是以改变科技发展轨迹的科技思想的产生或科技成果的建立。这种事件由于表现为科学技术本身，所以其划时代的作用和性质比较直观，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以此作为分期的依据或标准的作法，往往用于内史体系中。科学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也可以是完全外在的，也即在事件的科技性质不显著，或者不考虑科技成果的情况下，把足以结束科技运动的已有轨迹或可能导致科技发展的新趋势的环境性事件，如政治、经济、思想等，作为分期标准或依据。这种事件由于表面上看来与科技无关，所以其划时代的作用和性质是隐蔽的，有时甚至不易被科技人员接受。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科技史深层次的分期。这种作法往往在典型的科技外史中使用。由于上两类事件，在科技史的分期中，各具有特殊的有利之处，也各具有局限性，这就导致了以科技成果和环境性事件的合作用作为划时代的事件。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一科技史的每一时期的划分中，始终贯彻重大科技成果的产生与环境性事件统一的原则；一是各个时期不同，两方面的判据间或运用，如第一、二阶段间，以科技成果划界，二、三阶段间则以环境性事件分期。一般情况下，以前者为主，因为环境性事件毕竟是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环境方面的事件，环境对科技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或迟或早会表现出来，也即一定的环境对应于科技的一定运动。人为地隔离或间或使用两方面判据，由于二者的不同步，会导致分期失准，进而不科学。这种两重标准统一使用的作法，常出现在内、外结合史中。 统一运用科技成果性和环境性的事件作为划时代的标准，比单纯使用某一方面，对于描述科技史，要有利些。科技成果的产出与环境性事件的发生，在不同的时候，互为因果关系。这样，就要求既陈述科技成果的产出情况；又交待与之相应的环境材料；还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全分位、立体式地展示了科技的发展。 环境因素方面的重大事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质的影响还是科技体制的变更。科技体制不仅决定对科技人员的政策、反映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还决定对科研的投入、国际科技交流、科技成果的转化等。因此，对科技史分期时，选取的重大事件应是直接影响科技体制方面的重大事件。 严格地说，相对于科技成果的产生、环境有内环境、外环境之分。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环境属外环境或大环境，科技政策、投入、体制、国际交流等属于内环境或小环境。后者直接决定科技的发展；前者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并一般通过后者起作用。所以，内、外环境方面的重大事件，作为科技史的划时代事件，选取时，可以同时并用。 （二） 中国近百年科学技术史，也即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在时间跨度上，叙述的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百年。首先是政治上极为动荡。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再到国民政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使后半叶，政治上的动荡也依然存在。其次，经济上基本处于贫穷状态，多无进展。经济落后的巨大惯性，经济发展的非良性环境，使经济体制的变动成为频繁之事。这种变动，由于科技与经济的内在关系，使得科技的发展受到很大波动。第三是思想上，不同体系之间激烈碰撞。这一方面是传统与新思想之间、另方面是中学与西学之间，以至于外来思想之间碰撞激烈，致使主导思想的确立如履薄冰，表现在不同时段，情况迥异。这些不稳定的外环境，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内环境。民众的科技意识在整体不强之时，还显出时涨时落，或此起彼落。科技体制时而趋良性循环，时而是不利科技发展。科技政策也飘忽不定，由此，科技人员的整体积极性不能不受此波动；和国际间的科技往来，未能形成合理水平上的持续行为，在完全封闭和不设国门之间摇摆；科技投入一直很低，但在不同科技领域却表现出极大反差。科技组织和机构，有时数量少，并形同虚设，有时相对繁荣、有效。内、外环境的交错，直接影响到了科技成果的产出。成果数量上，多寡相差很大，又如30年代与第二个十年；成果水平上，高低十分不同，又如50、60年代的大科学成果与20、30年代。 上述构成了外环境——内环境——科技成果这三个层次的分期标准体系。然而这三个方面既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又是在不同时段有主有次的。在不同层次的密切联系中，考虑到主导事件的重要作用，20世纪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可选取如下事件作为分期依据，相应，分为八个时期。 从20世纪的钟声敲响到1914年，是本世纪科技发展的第一个时期，〔1〕科技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运动的承前滞后性，故应向前追溯。 这一时期，决定科技发展的重要事件是对西方科技的引进。中国引进西学，开始于17世纪。但是最初的引进是生搬硬套似的引进；引进的东西是古代与近代、科学与糟粕并存；而且引进后的科技游离地存在着，未能融进中国已有的科技。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经，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其间的引进一反以往的状态：立足于实用，立足于先进科学技术，立足于和中国的传统融合。在完成先技术，再技术基础，后基础理论的过程中，部分人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中国的传统科技受到了冲击和改造，是西方近代科技重要成果进入国门，进入教材的结果。这标志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所以，世纪初的十余年，再溯至洋务运动，总体上为第一个时期，以从技术到科学的真正引进为重大事件，结果是诞生了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 经过1914年的准备和酝酿，1915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这时直到1927年为第二个时期。从西方近代科学的一般情况看，学会是近代科学技术产生并延伸的组织基础，也是近代科技的基本象征。在中国，上一世纪7—80年代就有不少维新人士倡导过学会。科技方面，据查， 1907年成立了中国药学会，1909年又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和护理学会，但这还只是一般的号召和最初的模仿，而且已有的三个学会制度上并不健全，活动也不经常，介入的人数也极少，因而影响不大。中国科学社则不一样，仿英国皇家学会建立，它不仅建制全、会员多、范围广、有刊物，而且从一成立起，就不受政府的操纵，立志于宣扬科技的功能，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可贵的科技人才，其功绩正如1930年青岛年会上蔡元培所总结的“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2〕其影响是巨大的。 “”的肇始，不能说与科学社的活动、《科学》的刊行无关；此后到1927年全国性学会新成立近10个，〔3〕科学社团的广泛兴起， 科学社就起了表率作用；由于每年的年会、会刊的大力宣传，国民的科技意识正在增强；尤其近代科技成果得到了有力的传播。所以，1915年至1927年是第二个时期，以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与活动为标志，其结果是中国近代科学的传播。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这可以认为是开中国全国统一研究机构之先河。此前，学会已达成熟地步，但这毕竟属于一般的学术团体；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尽管设立局、所甚多，但多限于附属于生产的应用性研制；也引进传播了西方技术和科学，但在此基础上的深入和发展几近于零；虽然有人曾萌生过设立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设想，〔4 〕但毕竟迟迟未成为现实。“中研院”成立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带动了大批科研院所的问世；聚集、培养了一大批科研人才；产出了较丰硕的、即使后来看来也有一定影响的成果；推进了高校科技教育。如果说20、30年代交替之际是科研院所成立的活跃时期，那么，30年代，尤其前8年是科学研究的活跃时期。抗战开始后，直到1949年， 尽管战乱的干扰和破坏，仍有少数研究院所诞生，研究气氛仍浓，并不时有成果产出，“中研院”的影响仍然存在。可见，1928年至1949年为第三个时期，“中研院”的成立和活动是重大事件，其结果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在研究中获得了很大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本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非科技事件，但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重大的、纯粹的科技事件。〔5 〕首先是科技体制的结构性、权力性变化。中科院最初是一级权力机构，后来虽有变化，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科委，使全国五路科技大军都置于其统辖之下，形成了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集中统一的科技体制。其次是科技政策尤其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以往知识分子有“自由民”之嫌，很难归于任何其他政治板块。1949年后，随着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确立，知识分子成为完全的“依附”者。这无疑是科技力量、科技思想、科技战略的高度集中。其三是科技发展楷模的根本变化。本世纪开始以来，一直是以欧美模式为样板。1953年以后，这一模式遭到完全否定，为苏联模式所取代。应该说，这一变化是综合性的变化，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其四是科技发展战略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科技为什么服务的问题。本来，世纪上半叶，科技的政治功能，尤其军事功能就得到体现，而1949年后，这一功能受到了更高度的注视并达强化的地步。这表明从1949年起，直到1966年属第四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这一时期的划时代事件，其结果是科技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产出了一批大科技成果，奠定了现代科技的必要基础。 一般认为，“”十年是前17年的延伸，是前有极左路线和政策发展的顶峰时期。可是从科学技术情况看，其发展一方面受到了极大的干扰甚至破坏，教学、研究秩序呈现出空前的有计划的动乱动态，另一方面核试验、空间技术、计算机、生物技术等〔6 〕大科学或非民用科技成果得以产生和发展。这表明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以“文化革命”的发生和持续为特征，其结果是科学技术在整体上受到摧残的同时，某些方面得到了畸型发展。 从1977年开始，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主要是外环境）在经历了“文化革命”这一谷底之后。开始缓慢回升，始发性事件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由此拉开了十年改革的序幕。〔7 〕改革的中心是理顺科技体制，完善科技运行机制，目的旨在促进科技的全面发展和科技长入经济。在实际推进中，科技成果的产出呈现如下特点：成果数整体上逐渐上升，1986年达到高峰；各学科发展比较均衡，无17年中一花独秀的现象；基础研究得到加强的同时，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问题也提出来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合作成果明显增多。这些表明：1977—1988年是第六个时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时期，其特点和标志是科技发展环境和运动机制的改革开放。 1988年底，“治理整顿”方针提出来了。虽然这并不是仅指科技领域，但表明科技本身和科技发展的环境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问题和困难，预示从1989年开始，科技发展的轨迹大体仍保持改革开放的趋势外，会出现新的特征。果然1989年及其后几年，在克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困难的同时，又复苏了旧有的思想障碍，如“姓资姓社”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肯定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和科技知识分子、高科技的作用，〔8〕于是出现了1992年至1994年快速发展的局面， 基础研究、高新技术以及“主战场”均呈现出良性、快速发展的态势。这表明1989年至1995年虽与前12年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特殊性不能忽视，故是独立的一个时期，其特点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其结果是现代科学技术向国际先进水平的靠近。 到2000年还有几年的时间，一方面若无意外，中国科技发展的大致趋势已定，另方面还存在诸如投入过低、政策欠稳、体制仍僵和与经济建设联系欠紧等问题，因而和世界先进科技相距仍大。趋势的实现、问题的解决、距离的缩小，均还未成为现实，故只能当作未来的一个时期，在预测和展望中加以描绘。

形势教育论文:逻辑学教材改善与新形势教育 作者：沈荣兴单位：苏州大学副教授 逻辑学是一门思维工具性、规范性科学,是不断发展历史的科学。逻辑学形成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思维实践,而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可能是逻辑学发展的动力的动力,从亚里士多德奠基的演绎逻辑到培根开创的归纳逻辑,以及现代逻辑的形式化,无不如此。所以,研究逻辑学课程教育改革问题,必须放在当今世界时代特征和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同志1999年5月15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需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必需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特别是由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以及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科技,关键是人才,基础在教育。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发展创新、创造教育是必然的选择。这就是当今世界时代特征和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大背景。 一、21世纪的教育必须实施创新、创造教育 知识经济正向我们走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全世界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所形成的共识。建立民族创新体系已摆上了议事日程。创造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现代创造教育在我国的兴起和推广,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第一、这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需要。知识经济是一种高度智力化的形态,知识创新就显得格外重要,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源头。在农业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在工业时代,机器、设备、原料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在所有创造财富的要素中,知识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微软的成功反映的不仅是一种知识创造财富的现象,而且揭示了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知识与智力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更为重要的资源。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不仅承担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的重要职能,也是国家知识运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作用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公认,投资于人成为各国重要的战略方针,教育发展和改革高潮正在全球形成。同志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教育只有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上有所突破,中华民族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另外,知识更新的加剧以及未来生产和生活的信息化等,也都决定了教育要把培养各种能力(尤其是创造力)放在首位,而把传授知识看作是基础和手段。 第二、是我国实现四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我国当前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以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这就需要大批的具有创造精神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建设人才。教育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首要传播手段,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其主要传播手段也应随之发展。如果不进行教育改革,不推广和普及创造教育,我们的教育就会跟不上当前形势的发展,满足不了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对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一直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诺贝尔奖从1901年设立,到现在已评了95次。在9》次千余人的获奖名单中,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中国籍的公民竟没有一个获奖者。这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聪明,美籍华人获诺贝尔奖的已经有》个。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不调动起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创造力,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说,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创造教育,需要通过创造教育培养大批创造型人才。 第三、是现代社会中人的现代化的需要。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现代化,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它牵涉到整个社会结构、行为模式、价值系统和人际关系的基本改变。作为新世纪的人才,必须对时代高速发展具有强力的适应性,有积极探索创新精神和富有社会责任感,他们的内心世界充实,生活格调高尚进取,知识世界精深广博。这也正是创造教育的目标。创造教育改变人的思维方法和思维素质,因为创造思维是各种思维的高度综合,所以通过创造教育可以丰富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克服思维的片面性。创造教育将在促使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健全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是目前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普通高中的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要多样化。”素质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战略构想,必然要求打破旧的教育观念,创造新的教育模式。 就我国目前教育状况来看,学生的知识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创造性比较差,“高分低能”的现象比较普遍。据对我国留美人员调查,我国学生在校考试成绩不比美国学生差,但毕业后创造性除少数几个尖子外明显不够。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为例,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有100多人获奖,超过了得奖人数的一半,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 我国长期来从幼教到高教不注重创造教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创造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最佳教育模式,是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并代表了改革的方向,所以,我国的创造教育在千呼万唤中终于应运而生,在具体教育实践中经受检验,开拓前进。 综上所述,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为了把我国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改革我国的现有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培养大批创造型的人才;同时,也为了每个人的现代化,在各方面都得到健全和谐的发展,现代创造教育的建立和实施,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二、逻辑学是创新、创造教育的重要内容 逻辑学的发展阶段和教育发展阶段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教育的社会功能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传承”功能,即继承和传播的功能。第二是“再造”功能,即发展和创造功能。从作用形式上看,教育的“传承”功能注重于知识、技能和规范的积累,教育的“再造”功能注重于智能和个体内结构中潜力的开发。根据教育的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可以把教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古代教育阶段。这个阶段与人类农业文明时期相对应。这时的教育活动主要受农业生产制约,服务于农业文明发展的要求。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受农作物生长规律和自然界四季运转规律的支持,前辈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对生产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与此相适应,教育活动从目的、内容到形式、方法都具有明显的面向过去的性质,“传承”是古教育的主要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它逐渐变得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必然要发生变革。在古代教育阶段,演绎逻辑特别受到重视。 第二个阶段是近代教育阶段,它与人类工业文明时期相对应,服务于工业社会发展的要求。工业社会的机器大生产已经摆脱了完全由自然界四季运转规律制约的状况,人的自主性大大提高。生产的基本内容和手段已不再是完全重复性的;生产什么,如何生产,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来决定。与此相适应,教育活动的基本倾向是注重眼下的需要。它既要体现“传承”的功能,又要使这种“传承”符合当前的需要;它既要体现“创造”的功能,又要使“创造”服从标准化和同步化,服从眼下既得利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近代教育也同样要被新的教育阶段所代替。在近代教育阶段,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相结合,但仍有“全归纳派”和“全演绎派”的偏颇。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教育阶段。它是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冲击下兴起的。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生产过程日益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体系正在逐渐代替一切重复性的活动。层出不穷的新奇独特的产品不断淘汰旧产品。要想在现代社会立足,仅仅抓住了眼下的机会、适应了当前的市场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握未来发展的时机。因此,开拓和创新能力是引导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与此相适应,“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现在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引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1972年发表的报告,见《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9页)现代教育活动从目的、内容到形式、方法都是面向未来的。“再造”的功能是现代教育的最主要功能。“传承”的功能这时仍然是重要的,但它主要是作为“再造”的必要条件和辅助手段而存在的。在现代教育阶段,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并存的局面是难免的,但现代逻辑必将成为主角。从教育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教育的社会功能是不断地完善和充实的,在不同的阶段它的功能重点是不同的。传习性教育在古代教育阶段起主要作用,选择性教育在近代教育起主要作用,创造性教育将在现代教育阶段发挥主要作用。与之相应,不同的逻辑类型发挥不同的作用。 逻辑学不仅在创新、创造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是创新、创造教育内容的重要成分。国内有的学者把创造教育的内容概括为十项:(一)思维教育;(二)发现教育;(三)发明教育;(四)掌握情报的教育;(五)学习方法的教育;(六)科学教育;(七)美育;(八)参与社会实践的教育;(九)未来教育;(十)个性教育等等。其中有多项是和逻辑学有关的,如思维教育、发现教育、发明教育、掌握情报的教育、学习方法的教育、科学教育等。以思维教育为例,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能力,关键是看其是否具有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的思维,它往往表现为具有求异性、独立性、开拓性、独创性和灵活性;创造性思维是各种思维的综合,它包括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发散性思维、集合式思维以及灵感思维;逻辑学在创造思维的教育应该有所作为。 三、逻辑学教学改革必须注重创新、创造教育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3年就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就是创造教育思想,即逻辑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我国的教育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传统教育的一些弊病,逻辑学教学也不例外。例如,课程的内容离科学发展的最前沿较远,最新科学成果进入课程的周期过长,教学手段还主要靠教师一张嘴,一枝粉笔,在教学过程中缺乏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忽视学生的个性培养等。 在现代教育阶段,现代逻辑必将成为主角,但很难完全取代传统逻辑。所以,我赞成逻辑教材实行“分层说”,根据不同的对象、目标、课时情况,教材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即主张因人因时施教,根据不同的讲授对象不同的年级用不同的教材。如面对中专生、师专生、本科低年级生主要讲吸收数理逻辑成果的普通逻辑;本科高年级特别是哲学系高年级生则增讲以数理逻辑为主的现代逻辑。现代逻辑的发展许多人已越来越认识到,光靠形式逻辑不能解决科学提出的所有问题;要解决知识经济、市场经济提出的各种问题(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开放性、竞争性、创造性、法制性),光靠形式逻辑也不行,还必须有辩证逻辑。数学教学已形成数学(一)、数学(二),,,逻辑教学也应如此,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推动逻辑学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作为导论性的逻辑基础教材,要具有时代性,为了体现创造教育思想,应加强现代逻辑以及归纳、类比、科学方法和辩证思维方法的内容。在逻辑教学方法上,要改变光靠教师一枝粉笔一张嘴的状况,尽可能利用电化教学、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大单位教学时间里教学内容的容量、信息量和可接受性。课堂教学要尽快地由“传统型”转变为“创造型”,逻辑教学中自觉实行渗透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独立获取新知识、掌握新理论、探索新学科的能力;除课堂教学外,应加强第二课堂和社会活动,如论辩赛,观摩法庭审判活动等。 知识经济时代的即将来临,对逻辑学的发展同样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维方式,新的逻辑工具,只要我国逻辑工作者抓住时机,加强沟通合作,拓宽领域,联合攻关,必将促进我国逻辑科学的大发展大提高。 形势教育论文:煤矿企业加强形势教育交流材料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大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某矿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承担持续发展攻坚任务至为关键的一年。不断创新形势任务教育的形式和方法，对于促进企业转型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剖析形势任务教育的特点 目前，职工思想状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职工的思想空前活跃，发牢骚的职工多了；二是职工讲实惠、讲利益的多了，政治意识有所淡化，对单纯的形势任务教育不感兴趣；三是职工的敬业精神弱了，自主择业精神强了；四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现实意识增强了，而奉献精神减弱了；五是团结协作的意识减少了，个人狭隘的意识增强了。针对这些新特点，作为政工人员，应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在企业工资、医疗、住房制度等改革过程中，针对职工中反映出的问题，必须留心观察，认真倾听，掌握主动，要具有超前意识，更好的做好工作。形势任务教育的内容安排要有所侧重。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内在规律，按照集中教育与经常教育相结合，岗前教育与岗位教育相结合，灌输教育与个别谈心相结合的原则，探索新办法，既突出重点，又使形势任务教育贯穿于生产、经营、销售等各个环节。 二、创新形势任务教育的手段 现代社会一系列新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计算机技术等，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新方法，能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科学化、现代化。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知识，也极大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为思想政治工作手段的创新注入了活力。三河尖矿除了坚持矿领导民主接待日、职工民主议事制度等好的做法外，还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手段，使思想工作更具有活力。一是借助网络载体，创新教育模式，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凝聚力。通过内部网站建立了网上政工，利用新闻快递、政工园地、企业文化等板块，开设了政研交流、文明创建、党员教育、先进典型等栏目，职工可以用触摸屏选择浏览对象，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思想教育。基层单位利用网上办公传递基层思想动态，畅通安全、生产、经营交流平台。二是实施政工联系点制度。政工人员每周都到基层单位开展调查研究，掌握职工思想动态，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改革、发展、生产、经营活动融合在一起，把各种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做好信访工作。在接待工作中，真正做到热心接访，耐心倾听，诚心相待，使信访者打消顾虑，为解决问题奠定基础，为企业大局的稳定做出新的贡献。四是实施温暖人心工程，设立了党员服务热线。为了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在矿工人村和矿内单身宿舍分别设立了党员24小时免费服务热线，为广大职工及家属免费提供水电暖维修等方面的全候服务，真正做到了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受到了干部群众和职工家属的广泛称赞。大年初二凌晨4点多钟，一名职工家属因家中的暖气片漏水来到党员服务热线成员赵西明家向他求助，赵西明二话不说，急忙穿衣拿上工具包急匆匆地赶到11号宿舍楼，经检查发现是因暖气片锈蚀严重引起漏水。他用带来的橡皮垫和钢丝把漏水处包严实，上班后又换上了新暖气片才离开。五是实施党建带团建工程。为抓好团员青年的思想建设，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青年，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青年进行形势任务教育，积极向党组织推荐优秀青年作为科区级助理后备人员，有效促进了优秀青年的成长与锻炼。同时，开展了优秀技校生见习班组长活动，首批见习10名优秀技校生已经有5人走上了班组长岗位。创造性地开展“互学共进当栋梁两生1+1结对”活动，先后有42名大学生与技校生根据专业类别、单位部门结成21个对子，使大学生与技校生在理论知识实际操作方面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三、形势任务教育创新的效果 一是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促进了企业生产任务的实现。今年4月份，作为主采区队的采煤一区在72201工作面的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战线长、地温高、淋水大等诸多困难，原煤产量被动，职工收入下降，职工的思想出现了波动，针对这种情况，政工干部及时靠上去，协助工区党支部解决职工的思想问题，召开了职工代表座谈会，详细了解职工的思想状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形势任务教育，使职工树立了大局意识，提高了责任感，主动把矿党政的关怀转化为工作动力，默默的勤奋工作，保证了职工队伍不乱、思想不散、战斗力不减。干部职工齐心协力战高温，工区领导主动跟班把关，坚守现场，超前指挥，严格执行规程措施，圆满完成了生产任务，为完成煤炭生产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促进了企业安全、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首先，坚持强化职工安全意识，促进了安全周期不断延长。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矿实现了较长的安全生产周期，但同时部分职工也产生了骄傲自满、麻痹松懈的思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重点开展了以“反麻痹、防松懈、强责任”为主题的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采取安全工作大家谈、座谈会、事故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引导职工认识到，生产形势越好，越要抓好安全，要牢固树立“安全就是幸福、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观念，做到正确处理好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安全与家庭幸福的关系，增强搞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在全矿职工中形成了时时处处反松劲、实实在在抓安全的可喜局面。其次，坚持提高质量意识，促进质量标准化建设再上新台阶。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质量标准化方面的形势任务教育，使职工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可喜的转变：由原来认为抓质量标准化建设必须加大投入向以最小投入创最大产出转变；由原来认为抓质量标准建设耽误产量、进尺向以质量促生产、保安全、增效益转变。思想认识的提高，为高标准搞好质量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各基层单位积极行动起来，坚持细化标准，强化管理，严格考核，狠抓落实，使我矿质量标准化保持了动态达标。第三，提高职工煤质意识，做到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我们在进一步提高职工煤质意识上下功夫，在强化全员、全过程煤质管理上做文章，形势任务教育工作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广播、电视、内部刊物等舆论工具的强力宣传，在全矿营造了浓厚的氛围，通过有力的形势任务教育，动员职工层层把好煤质关，加强原煤生产、运输、洗选过程的煤质管理。在形势任务教育的引导中，形成了主要领导全面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群策群力层层抓的管理体系，从而在地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保持了较高的煤质，保持了三河尖煤良好的品牌形象。 三是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促进了职工队伍建设和企业的和谐发展。今年初，针对一些职工对煤价上涨、效益好转、收入存在落差的问题，矿及时召开了班组长会议和党员会议，开展了“讲形势、讲优势、讲前景、讲挑战、讲稳定”五讲活动，给职工讲细讲透，使广大职工认清形势，尽快消除误解和疑虑，增进职工对企业的理解。矿领导每周都深入联系点单位进行调研，和职工面对面沟通和交流，为职工解决实际困难。广大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保持了持续和谐发展。 形势教育论文:地税局形势教育工作汇报 地区地方税务局： 年，我局在全局范围内认真开展了形势逼人教育活动。现将我局开展形势教育活动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积极开展意识形态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 我局于月日召开了“县地方税务局意识形态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动员大会”，局长同志、副局长同志分别做了动员讲话，向全体人员讲清楚开展意识形态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使全局上下统一了思想，提高了对这次活动的认识，为再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采取多种形式,深入进行宣传教育 为使这次活动深入人心，我局采取了多种形式加大对这次活动的宣传力度。一是召开了职工大会，进行思想发动，使全体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到了这次活动的重要性，提高了积极参与的自觉性。二是利用标语、横幅、黑板报等工具，加强了宣传力度，扩大了宣传范围。三是把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确保了工作和学习两不误。 2、扎实开展教育活动，认真学习规定的学习篇目 从4月18日到5月31日，我局积极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分别学习了“总书记在考察新疆工作时的讲话”摘要、“同志在十五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关于维护新疆稳定和加强反分裂斗争的讲话”、《关于贯彻中央7号文件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关于要求全县各级民族领导干部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都要成为一面旗帜的意见》、《关于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进一步发挥五支力量作用的意见》、《民族区域自治法》、《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地委扩大会议报告、县委扩大会议报告、冉齐刚同志在县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等篇目，并且要求全体干部认真撰写心得体会。 二、积极开展对反动组织进行抵制 今年，我局大力开展了各类宣传教育活动，对各类反动组织进行了抵制，我局结合实际情况，加强了对全体干部职工特别是退休干部的管理，同他们签定了责任状，并要求全局上下一律不能参加各类非法宗教活动，针对“”反动组织开展非法活动这一现象，我局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在全局范围内开展了学习活动，通过学习教育，使全体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了“”的反动本质，并认真开展了对“伊斯兰解放党”反动组织宣传品的查缴工作，从而使我局全体干部职工做到了政治坚定，思想过硬。 三、认真学书记“”讲话精神 我局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认真学书记“”讲话精神，在学习活动中，我局严格按照上级领导机关的要求，努力做到了“三个结合”：即把学习宣传总书记“”讲话精神与加强作风建设活动相结合、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相结合。 主要措施有： 一是党员带头学习 我局将学习宣传总书记“”讲话精神工作与党员教育工作融为一体，在党员队伍中广泛开展学习宣传总书记“”讲话精神活动，充分发挥了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学习，带头撰写心得体会，带头以总书记“”讲话精神作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思想情况。 二是学习、思考相结合，保障了学习质量 我局在学习过程中做到了集中学习与自我学习相结合，学习与撰写心得体会相结合，边学习边反思。每位干部在学习中都能够认真作好学习笔记，对因病、处出探亲等原因不能参加集体学习的同志，及时补课，做到了学习不漏一名干部。 三是以多种方式推动学习 我局通过集中学习、认真讨论等多种方式，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大提高了学习的质量。我局分别于8月22日、8月29日、9月5日、9月12日举办了四期学书记“”讲话精神专题讲座，组织全局干部职工系统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和相关评论员文章，重点宣传了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四个坚定不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内容。从而把握住了学习宣传重点，坚持了正确的导向，使全体干部职工坚定自觉地与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在事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问题上做到了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我局于9月19日以“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为主题召开了专题讨论会，有意识地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把实际工作同学书记“”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工学相长的目的。 四、认真做好综合治理宣传工作 我局认真做好了各项综合治理、法制宣传工作，尤其是保护各类弱势群体的法律宣传活动，在积极地为《日报》等报刊投稿同时，及时向县政法委和统战部上报了我局综合治理工作的信息。 五、今后努力的方向 我局将从讲政治的高度，从确保地区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紧密结合自身的思想实际，全局的工作实际，不断地继续做好形势教育活动，确保形势教育常抓不懈，把此项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性的经常性工作来抓，决不能给任何分裂分了以可趁之机。 形势教育论文:中学生形势教育论文 一、实现由提高政治学科考分向提高政治思想素养的转变 形势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国际国内形势；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全球化趋势的加快，扩大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和范围，使学生的视野更开阔、思想更解放、观念更新异，同时，也给青年学生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斗争形式出现了异化，已由激烈的武力对抗逐步转向东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冲突，这对我们开展形势教育是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形势教育的功能，形势教育作为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主要不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政治学科考试的得分率，而是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和对是非的判断力。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中学生形势教育是思想政治课的重要教学内容和有效形式，它不是简单地读读报纸，也不是以纯中立的价值取向来讲评国内外某些重大事件。我们不仅需要帮助学生全面准确地了解这些事件，而且对其发生的背景、现状及发展趋向要有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这样才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我们党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来制定正确的政策。经过形势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并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 形势教育具有鲜明的导向功能，可以弥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不足。现在，有不少学生只管读书，不关心政治，理想信念模糊，责任意识淡薄，这是应试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造成的。而加强形势教育，引导学生正确地分析与认识形势，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青年学生对实现现代化事业的信心，增强学生爱党、爱国的信念和对社会的归属感，懂得青年学生只有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把强烈的爱国心、报国情转化为刻苦学习、全面发展的实际行动，才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形势教育具有强劲的激励功能，形势教育往往从当前国情省(市)情人手，站在战略高度，用国家政策与法规解读当下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以大量翔实的数据分析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青年学生提出殷切希望，教导学生坚定理想，珍惜学习光阴，积聚才智，塑造品格，激发学生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二、实现由单讲“形势一片大好”向全面辩证地看世界的转变 形势教育的主要内容不仅仅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评述，还有形势与政策的有关理论、国际形势与我国对外政策、我国的基本国策、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中学生关心的时事问题等。中学生形势教育的教育内容设计应该体现“三性”。 (一)要体现时代性 形势与政策的内容是动态的，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因此，形势与政策教育必须根据形势与政策的动态发展及其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及时地调整教学内容，要以事明理，以理论事，通过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形势，深刻理解党的政策。比如，以“党的十七大精神解读”“八荣八耻与弘扬民族精神”“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教育与人才强国战略”“奥运精神与自信、自强、自尊”为专题的形势教育等，使其与时俱进，内容鲜活生动。 (二)要体现针对性 在当今信息化背景下，变化着的世界时刻都在多渠道、全方位地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在他们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信息、从中吸取精神营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必然产生和积累许多疑惑和问题。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中小学生对媒介的依赖性和迷恋性的增长，使得负面影响更加难以防止和消除。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正面教育，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增强他们对媒介传播辨识、判断和分析的能力，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形势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要帮助学生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教育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形势中的主流和支流、本质与现象、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长远等各种关系，防止认识的片面性、表面化和绝对化，消除不良信息的影响。因此，形势教育必须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教育，要注意研究学生的思想动态，紧紧抓住学生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通过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剖析、讨论，力求把困难讲透，把方法讲明，把前景讲清，达到消除疑惑、统一思想的目的。如以“中美日关系与台湾问题”“伊朗与朝鲜核危机”“藏独的阴谋与本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学生的历史使命”“关注民生与和谐发展”等为内容的形势教育。 (三)要体现知识性 形势教育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内容，既有现实问题，又有历史问题；既有社会改革，又有经济发展；既有国际局势变化，又有国内形势动态；既有科学技术，又有生产建设。其知识性很强。对中学生的形势教育，太肤浅与太深奥都不妥，既不能新闻事件的简单罗列，也不能纯政策理论的宣讲，应根据内容需要适时介绍有关背景知识，史料翔实，事例生动，脉络清晰，语言幽默，既适应学生的求知欲强的特点，又能让学生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增强形势教育的吸引力和有效性。比如，“科教兴国战略与当代高科技发展以及自主创新”“网络与我们的生活” “科学发展观与绿色循环经济”“我国环境保护现状与我们的责任”“汶川地震与我们的责任”等系列教育活动，与中学生生活阅历密切结合起来，有利于学生掌握，促使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实现由领导干部作报告向采用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的转变 从信息化时代和青少年年龄特征要求出发，形势教育的授课方式必须讲求实效，避免单一说教。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运用多种载体，采取灵活的形式，使形势教育入耳又入心。比如：可以通过传统的大型报告会、专题讲座、时政知识竞赛的形式；可通过国旗下讲话、课堂主题班会、讨论与辩论会、收看电视新闻节目的形式；还可以开辟网络专题教育、音像教育及学生编写时政报等新形式。同时，形势教育要采取与听众平等对话的方式，辅之以当场提问讨论，围绕主题、突出重点，解决疑点，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分析问题，交换各自不同意见和看法等。这种包括言语与情态(如手势、动作、表情、体态等)相结合的双向交流、双向互动，往往能达到思想碰撞、情景交融和气氛活跃的教育效果。 另外，授课者也应该多元化，不一定是领导干部和政治教师，全体教师都有义务和责任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专家、能手也可以。比如，我们曾邀请一位优秀导游讲“我国旅游业的改革与发展趋势”，请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讲“余姚区域优势及其发展远景”，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教育效果特别好。有时还可以让学生轮流在政治课里讲“新闻”，由教师来点评，这样学生既学习了时政，又锻炼了自己。 此外，在形势教育中还应该加强实践环节，组织学生开展调查访问、参观考察及社区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和加深学生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巨大进步的认识。比如，可以举办形势教育为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评比与摄影比赛，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大型企业、种养基地或市容市貌，在寒暑假组织学生撰写以“我的家乡”为主题的、反映家乡历史文化发展的调查报告等。这样既重视了学生自身的实践体验和自主参与，又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有助于增强教育的实际效果。 形势教育论文:中学生形势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学生开展形势教育仍然很重要。要增强形势教育的有效性，应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实现由提高政治学科考分向提高政治思想素养的转变；实现由单讲“形势一片大好”向全面辩证地看世界的转变；实现由领导干部作报告向采用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的转变。 [关键词]中学生；形势教育；转变 一些人认为，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电视、报刊十分普及，网络新闻传导快捷，没有必要对中学生进行专题性或者经常性的形势教育了。这种认识是有误区的。一方面，中学生学业负担太重，大多数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国内外大事；有些家长也会干涉孩子看电视新闻，认为不如多做一些作业；另一方面，中学生在平时接受到的信息比较零碎，加上学生思想单纯，缺乏科学、全面的分析，对具体事件不能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不良影响，对其健康成长非常不利。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加强对中学生的形势教育，实现教育视角、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三个方面的根本转变，提高其教育效果。 一、实现由提高政治学科考分向提高政治思想素养的转变 形势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国际国内形势；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全球化趋势的加快，扩大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和范围，使学生的视野更开阔、思想更解放、观念更新异，同时，也给青年学生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斗争形式出现了异化，已由激烈的武力对抗逐步转向东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冲突，这对我们开展形势教育是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形势教育的功能，形势教育作为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主要不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政治学科考试的得分率，而是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和对是非的判断力。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中学生形势教育是思想政治课的重要教学内容和有效形式，它不是简单地读读报纸，也不是以纯中立的价值取向来讲评国内外某些重大事件。我们不仅需要帮助学生全面准确地了解这些事件，而且对其发生的背景、现状及发展趋向要有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这样才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我们党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来制定正确的政策。经过形势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并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 形势教育具有鲜明的导向功能，可以弥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不足。现在，有不少学生只管读书，不关心政治，理想信念模糊，责任意识淡薄，这是应试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造成的。而加强形势教育，引导学生正确地分析与认识形势，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青年学生对实现现代化事业的信心，增强学生爱党、爱国的信念和对社会的归属感，懂得青年学生只有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把强烈的爱国心、报国情转化为刻苦学习、全面发展的实际行动，才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形势教育具有强劲的激励功能，形势教育往往从当前国情省(市)情人手，站在战略高度，用国家政策与法规解读当下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以大量翔实的数据分析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青年学生提出殷切希望，教导学生坚定理想，珍惜学习光阴，积聚才智，塑造品格，激发学生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二、实现由单讲“形势一片大好”向全面辩证地看世界的转变 形势教育的主要内容不仅仅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评述，还有形势与政策的有关理论、国际形势与我国对外政策、我国的基本国策、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中学生关心的时事问题等。中学生形势教育的教育内容设计应该体现“三性”。 (一)要体现时代性 形势与政策的内容是动态的，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因此，形势与政策教育必须根据形势与政策的动态发展及其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及时地调整教学内容，要以事明理，以理论事，通过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形势，深刻理解党的政策。比如，以“党的十七大精神解读”“八荣八耻与弘扬民族精神”“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教育与人才强国战略”“奥运精神与自信、自强、自尊”为专题的形势教育等，使其与时俱进，内容鲜活生动。(二)要体现针对性 在当今信息化背景下，变化着的世界时刻都在多渠道、全方位地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在他们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信息、从中吸取精神营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必然产生和积累许多疑惑和问题。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中小学生对媒介的依赖性和迷恋性的增长，使得负面影响更加难以防止和消除。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正面教育，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增强他们对媒介传播辨识、判断和分析的能力，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形势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要帮助学生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教育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形势中的主流和支流、本质与现象、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长远等各种关系，防止认识的片面性、表面化和绝对化，消除不良信息的影响。因此，形势教育必须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教育，要注意研究学生的思想动态，紧紧抓住学生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通过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剖析、讨论，力求把困难讲透，把方法讲明，把前景讲清，达到消除疑惑、统一思想的目的。如以“中美日关系与台湾问题”“伊朗与朝鲜核危机”“藏独的阴谋与本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学生的历史使命”“关注民生与和谐发展”等为内容的形势教育。 (三)要体现知识性 形势教育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内容，既有现实问题，又有历史问题；既有社会改革，又有经济发展；既有国际局势变化，又有国内形势动态；既有科学技术，又有生产建设。其知识性很强。对中学生的形势教育，太肤浅与太深奥都不妥，既不能新闻事件的简单罗列，也不能纯政策理论的宣讲，应根据内容需要适时介绍有关背景知识，史料翔实，事例生动，脉络清晰，语言幽默，既适应学生的求知欲强的特点，又能让学生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增强形势教育的吸引力和有效性。比如，“科教兴国战略与当代高科技发展以及自主创新”“网络与我们的生活” “科学发展观与绿色循环经济”“我国环境保护现状与我们的责任”“汶川地震与我们的责任”等系列教育活动，与中学生生活阅历密切结合起来，有利于学生掌握，促使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实现由领导干部作报告向采用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的转变 从信息化时代和青少年年龄特征要求出发，形势教育的授课方式必须讲求实效，避免单一说教。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运用多种载体，采取灵活的形式，使形势教育入耳又入心。比如：可以通过传统的大型报告会、专题讲座、时政知识竞赛的形式；可通过国旗下讲话、课堂主题班会、讨论与辩论会、收看电视新闻节目的形式；还可以开辟网络专题教育、音像教育及学生编写时政报等新形式。同时，形势教育要采取与听众平等对话的方式，辅之以当场提问讨论，围绕主题、突出重点，解决疑点，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分析问题，交换各自不同意见和看法等。这种包括言语与情态(如手势、动作、表情、体态等)相结合的双向交流、双向互动，往往能达到思想碰撞、情景交融和气氛活跃的教育效果。 另外，授课者也应该多元化，不一定是领导干部和政治教师，全体教师都有义务和责任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专家、能手也可以。比如，我们曾邀请一位优秀导游讲“我国旅游业的改革与发展趋势”，请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讲“余姚区域优势及其发展远景”，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教育效果特别好。有时还可以让学生轮流在政治课里讲“新闻”，由教师来点评，这样学生既学习了时政，又锻炼了自己。 此外，在形势教育中还应该加强实践环节，组织学生开展调查访问、参观考察及社区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和加深学生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巨大进步的认识。比如，可以举办形势教育为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评比与摄影比赛，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大型企业、种养基地或市容市貌，在寒暑假组织学生撰写以“我的家乡”为主题的、反映家乡历史文化发展的调查报告等。这样既重视了学生自身的实践体验和自主参与，又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有助于增强教育的实际效果。 形势教育论文:着力提高新形势下军队形势教育实效性问题探析 [摘要]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日益尖锐，各种社会思潮蓄意攻击我军“听党指挥”的军魂。形势教育作为军队经常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使官兵能够清醒认识形势的变化及其本质，瓦解敌对势力的不良图谋，确保军队绝对纯洁、绝对忠诚、绝对可靠。军队形势教育必须着眼时代的发展变化，紧跟形势变化，创新教育方式，提升教育活力，不断增强教育的时代性与感召力，打赢意识形态的攻防战。 [关键词]军队 形势教育 创新 实效性 2008年全球金融危C过后，世界处于时代转型的过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思想交锋错综复杂，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日益尖锐，人民军队面临着更加复杂而严峻的外部形势。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社会思潮无孔不入，一些人打着所谓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幌子，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以及“军队国家化”，蓄意攻击我军“听党指挥”的军魂，对部队思想安全稳定构成挑战。形势教育作为军队经常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时代性强、贴近生活、贴近官兵的教育形式，深受广大官兵的青睐和喜爱。形势教育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使官兵能够清醒认识形势的变化及其本质，瓦解敌对势力的不良图谋，确保人民军队绝对纯洁、绝对忠诚、绝对可靠。但是，当前我军的形势教育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时代性与感召力不够，教育的实效性发挥不足。“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军队形势教育必须着眼时代的发展变化，创新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增强教育的时代性与感召力。 一、形势教育不能流于形式，以“三个及时”紧跟形势变化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1]。“时”是形势教育的第一要义，形势教育必须跟上形势，时刻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与变化趋势，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才能够切实发挥好形势教育的引导作用。我军是党领导下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武装力量，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思想上做到集中统一。目前，部队正逐渐放开手机的使用，各种社会舆论涌入军营，为确保部队思想上的集中统一，必须紧紧依靠形势教育来及时掌握和跟进国际、国内形势变化。 然而，当前我军的形势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形势教育跟不上形势，存在严重的时间滞后性。移动互联网造就了新兴媒体的创新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与影响空间。但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正利用互联网优势向我国发动宣传攻势，大肆进行网络渗透，妄图引导事件的舆论走向，歪曲事实真相。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官兵能够在第一时间接触到各类信息，但是一些青年官兵由于涉世不深，缺乏必要的信息识别能力和素养，很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侵蚀和蛊惑。这就需要我们在形势教育的过程中，剖析问题，查找本质。当前部队形势教育的主题是由上级下发的教育提纲决定，各单位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这就拉伸了教育的开展时间。让形势教育跟着计划走，严重影响了形势教育时效性的发挥，“形势”教育也就成了“形式”教育。形势教育时机把握不当，“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能力不够，使得军队容易丧失宣传教育上的主动权，不能及时占据舆论高地。 说：“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1]新形势下，各种社会思潮充斥于社会舆论之中，对官兵思想稳定产生了严重威胁和挑战。军队形势教育必须在重大事件和突发问题发生后，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采取针对性分析和教育，引导官兵正确客观看待事件，理性思考，确保官兵在重大问题上不糊涂。因此，宣传教育部门要做到三个“及时”。一要及时发现。要时刻关注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把握国家政策动态，了解官兵探讨的时政热点问题，掌握官兵思想状况，及早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新热点，进而制定行之有效、针对性强的形势教育内容，打好宣传教育上的主动仗。二要及时教育。形势教育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必须及时开展、及时教育。宣传部门要针对当前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热点及时做出规划，组织人员对形势做出准确的预判和分析，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态度保持一致，并及时组织授课人员培训学习、制定教案、备课授课。各级机关要简化教育材料下达过程，减少环节，缩短周转时间，确保形势教育跟上形势。同时也要注重各单位在教育上发挥各自能动性，在把握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能够根据自身情况独自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三要及时总结。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1]各单位在形势教育开展后要及时进行教育的总结和汇报，针对不同类别的形势内容建立形势教育资源库，为以后形势教育的开展提供可靠而详实的参考资料，保障形势教育及时、有效地实施，打好主动仗。 二、形势教育不能走过场，以“三个结合”筑牢思想防线 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2]同样，军队形势教育也要尊重规律，应时而变，不能停留于表面文章。形势教育授课不难，但是要想把形势教育讲全、讲深、讲透，入脑入心，而不是走过场，真正取得教育引导的成效，还需要下一番苦功夫。 当前，由于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授课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科班出身人员少，以及“重军事轻教育”现象严重，形势教育存在“走过场”的嫌疑。在形势教育内容上，国防建设内容多而社会形势内容少、文件宣读多而形势分析少、官话多而实际话语少等问题严重，教育上紧贴官兵生活不够，结合形势分析不够，教育开展活力不够，取得实际成效不够。形势教育本是紧贴社会生活实际、开拓官兵视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教育，在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目前许多基层部队却让形势教育课变成读文件、读报纸、抄笔记的“走过场”，教育方式简单，教育实效欠佳。 新形势下，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与深水区，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节点上。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他们一方面加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围堵和攻击，另一方面不断强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渗透和颠覆活动，不断向我国民众灌输西方价值观念，误导社会舆论，企图打断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当前，国内改革形势严峻、国际安全稳定形势严峻，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要跟上形势做教育，把教育的内容讲全、讲深、讲透，防止和克服形势教育“表面化”“口号化”“贴标签”F象，打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仗，占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一要把形势教育与引导官兵客观地认识中国和看待外部世界相结合。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1]由于长期与外界接触不多，许多官兵的思想认识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在与外界接触时存在明显的畏惧心理。而且许多官兵对当代中国和外部世界缺乏必要的辨识和融入能力，对于敌对势力的蛊惑性和煽动性言论缺乏一定的政治鉴别力和判断力。形势教育就要在这关键点上加强分析，对官兵进行辨识和融入能力方面的培训，引导官兵客观看待世界形势的变化，提高独立分析问题和辨识能力。二要把形势教育与“三个自信”教育相结合。狄更斯有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如果用这句话来理解当代中国，一方面，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另一方面，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因素却异常活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的不断强盛却与一些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相脱节。强调：“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1]当前，军队形势教育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加强对官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教育，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3]三要把形势教育与官兵需求相结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问题是有的教育接地气不够、联系实际不紧，说不到官兵心坎里，激不起思想共鸣，没有找准穴位，打鼓没有达到点上”。形势教育要从部队实际、官兵需求出发，避免空对空的教育。时政新闻要重点讲、突发事件要及时讲、热点问题要随时讲，要以官兵需求为导向，紧跟形势变化，发挥教育实效。 三、形势教育不能简单无味，以“三个注重”提升教育活力 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础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点放在基层一线。”[1]社会形势瞬息万变，形势教育方式方法也要不断加以改进和创新，这是时展的要求，是军事变革的需要，是广大官兵的期望。然而，长期以来，军队形势教育的方式方法相对单一，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随着部队官兵结构的更新换代，“80后”“90后”甚至“00后”日益成为主体，他们伴着互联网发展而成长，思维活跃、追求个性、崇尚自由，对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有着更高的要求，对事件的分析有着自己的理解。而以往这种“坐而论道”的教学方式太过沉闷，缺乏主动性，提纲式教学不利于展示形势教育的魅力，改变落后的教育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1]。形势教育要让官兵爱听爱看、产生共鸣、达到效果，教育方式就必须让官兵喜闻乐见。“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形势教育要与时俱进，摈弃陈旧落后的教育模式与惯性思维，创新工作方法，改进教育形式，把创新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引向深入，激发教育的活力。一要注重发挥官兵主体作用。以往灌输式的教育方式隔离了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的联系，忽视了官兵的主体作用，不利于教育实效性的发挥。广大官兵是部队创新发展的主体，他们有思想、有智慧、有情感、有创造力。思想政治教育要采用官兵乐于接受的教育方式，让广大官兵切实融入教育中来，发挥官兵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可以采取讨论式教学，“真理越辩越明”，讨论式教学能够激发官兵参与的热情和能动性；还可以让官兵自编自演一些主题情景剧、拍摄微电影，表演快板、朗诵，或让官兵自己来授课，等等。让官兵融入教育中，这样既丰富了军营生活又达到教育的目的。二要注重用活新兴媒体资源。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伴随着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4G时代的到来，新兴媒体已经成为引导社会舆论的主要载体，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变革。新兴媒体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一方面对形势教育及时性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为形势教育提供重要的教育载体。形势教育要加快整合利用新兴媒体资源，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网，挖掘新媒体的教育功能。要利用互联网时刻紧跟热点问题，分析官兵思想动态，并在第一时间开展网上讨论，引导舆论走向。同时要加快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的步伐，利用互联网广泛开展网上授课、网上学习、网上答疑等教育手段，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三要注重开展军民融合式教育。随着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不断拓展，军地双方交流也越来越深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要抓住时代机遇，加快构建军地思想政治教育大平台，统筹利用军地两种资源、两个课堂。军队要积极吸取地方的教育资源，邀请地方学者讲学，学习地方优秀教育理念。同时，营区是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但也要适当开展社会大讲堂，延伸课堂空间，挖掘和利用驻地丰厚的教育资源开展现地教学，用鲜活的生活素材引导官兵、教育官兵、塑造官兵、培养官兵，着力提高军队形势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论企业形势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功能 摘要： 对企业职工进行形势教育是整个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加强形势教育。文本就企业形势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功能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求教于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 关键词： 企业；形势教育；多样性；功能 0引言 当前，人们对企业形势教育的目的、内容比较注重，而对教育的方法重视不够。诚然，形势教育的目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方法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果没有恰当的方法，再好的内容也难以贯彻，形势教育的目的也难以达到。形势教育有多种多样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内容和程序众所周知，无需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形势教育的目的，任务和内容以及职工的思想状况，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法具有极大的优点。从宏观上分析，它可以充分发挥教育机制的整体效应，调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两个积极性。从教育者来说，可以灵活运用多种教育方法通过声、像、文字、图表、表演等形式，因人制宜把所要说明的形势问题展现出来，从各个不同角度开展教育活动。从被教育者来说，为了全面了解和正确把握当前形势，就必须充分发挥眼、耳等感官的作用，积极接受教育者传递的信息，并经过大脑的分析思考，作出积极的反映和自认正确的判断。所以，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地开展形势教育活动，可以充分调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两个积极性，收到最佳教育效果。从微观上分析，不同的教育方法，在企业形势教育中具有不同的功能。 1灌输功能 对企业职工进行形势教育，必须首先强调灌输。灌输是职工了解和正确认识形势的基础。企业职工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了解和认识，包括对自己本企业生产发展的总体形势的了解和认识，都是间接获得的。因此，企业形势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向广大职工讲清当前我国的基本形势，本企业的生产形势，改革形势、竞争形势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广大职工认清形势，增强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持深化企业改革的大方向，努力发展生产。在企业形势教育的诸多方法中，最能体现灌输功能的方法有报告会，专题讲座，广播，黑板报宣传等。哪个企业能够正确运用教育方法，对广大职工不断进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较好地发挥灌输功能，职工的头脑就清醒，就能够认识形势，坚守生产和工作岗位，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2沟通功能 在形势教育中，运用家访、个别谈心等方法，有目的的向职工提出当前形势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征求职工的意见。对于职工难以理解的问题，在交谈中做出入情入理，入脑入耳的解释说明。由于这些活动是在融洽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交谈双方平等相待以诚相见，畅所欲言，甚至可以展开辩论，又由于教育者掌握着谈话的主动权，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对职工进行形势教育，所以能够较好地达到双向交流，沟通思想，明辨是非，认清形势的目的。 3疏导功能 这是职工自我教育的好方法。职工提出问题一般都是社会上和企业的“热点”、“难点”问题。和职工开展座谈、讨论的应由企业的领导干部参加，定期有组织的进行，因为领导干部比较了解国际、国内的基本形势，熟知本企业生产、经营、职工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所以能够回答职工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这些活动，解开职工的思想疙瘩，并进行疏通和积极引导，从而使职工认清形势，振奋精神，努力工作。 4激励功能 运用图片展览、电视录像、文艺宣传等方法，对职工进行形势教育，能够起到振奋精神，激励斗志的作用。如果把石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职工收入和生活改善的状况制成图片陈列展览；把职工勇于克服困难、艰苦奋斗，为夺油奋力拼搏的会战场面拍摄下来，在电视新闻中进行播放；把干部职工学习焦裕禄、学习“铁人”、学习雷锋的动人事迹编成文艺节目，在职工群众中演出，可以寓教于乐，使职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从而认清石油生产形势，振奋革命精神，激励职工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为油田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5凝聚功能 领导和机关干部下基层，帮助基层开展形势教育，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帮助职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可以转变机关作风，密切干群关系，使职工感受到领导的关心，企业的温暖，从而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践证明，哪个企业比较注重机关干部下基层开展灵活多样的形势教育活动，这个企业的干群关系就密切，凝聚力和号召力就强，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就高，各项生产任务完成的就好；反之，就差。 6风馈功能 运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对职工进行形势教育，本身就是一个调查研究、信息反馈的过程。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归结到一点，都是为了解决职工思想上对当前形势的认识问题。要解决职工思想认识问题，必须首先了解职工在想什么，思想症结在哪里。了解过程就是收集信息，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经过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再反馈给职工，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是针对职工的思想症结，对当前形势中的有关问题做出合情合理地分析说明。这种信息反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教育者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对收集到的信息能够及时处理，马上反馈给职工，如解答形势中的一般性问题；另一种是对信息不能马上处理，及时反馈，就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待有了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之后，再行反馈，如解答形势中的疑难问题。在形势教育中，教育者只有正确运用各种教育方法的这种反馈机制，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形势教育的方法具有多样性和多种功能，但并不是所有的方法都适合每一项形势教育的内容，方法因人制宜，因教育内容制宜；也不是所有的方法都具有多种功能，一种教育方法可能具有几种功能，几种教育方法也可能共同具有一种功能。形势教育中的各种方法的运用及其功能，是由教育目的、任务和内容决定的。方法、功能和目的、任务、内容具有统一性。只有坚持这种统一性，才能充分发挥各种教育方法的功能，达到教育目的，增强教育效果。 形势教育论文:形势教育五个讲堂暨党群工作微型党课实践 实践证明，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环境和工作对象的新变化，积极探索新理念、新方法、新机制，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整体上新水平。2014年度，武装保卫部从实际出发，弘扬先进文化，整合文化资源，创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载体，提出了“形势教育五个讲堂暨党务工作微型党课”宣传工作新思路，摸索出一条具有浓郁内保特色、又富有时代气息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路子。 在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形势教育和党员理论教育工作开展得并不理想，有的几乎是空白，即使开展了也大多还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主要表现为：一是学习教育照本宣科。上面来了什么政策就原原本本的传达一番了事，而不管受众层次、水平、兴趣如何；二是学习教育方法呆板。大多是行政命令式宣传，口头报告式宣传教育，大多缺乏针对性、通俗性、生动性，灵活性。形式简单、呆板，使宣传对象难以接受，达不到应有的宣传效果；三是学习教育形式单一。大部分单位局限在编制几期学习教育简报、或为基层职工订几份杂志的范围内，更别说创新性的开展宣传工作。 案例实践探索的方法和措施。找准一个好的载体，加之一个好的形式，将学习教育的形式服务于内容，给职工搭建一个自己的宣传舞台，其效果往往会比单纯地灌输，硬性地要求来得更好。武装保卫部的思路是：创办“一个讲台”（文化讲堂）、组建“两支团队”（五个讲堂宣讲团队和微型党课宣讲团队）、打造“三种文化”（目标责任化、管理军事化、工作精细化），以“微、小、活”的方式层层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创办“一个讲台”――内保文化讲堂 开设以“上讲台锻炼自我，听讲座共促提高”为主题的“内保文化讲堂”，加强对内宣教。抓住职工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围绕内保工作最关注的职工思想、廉政建设、爱岗敬业、团队精神、细节管理等各方面内容，设置集德、能、勤、绩、廉于一体的内保文化讲堂，与职工群众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内容雅俗共享，让方寸讲台成为文化传播的新载体。 二、组建“两支团队”―― 五个讲堂宣讲团队和微型党课宣讲团队 （一）是组建“五个讲堂”宣讲团队。广泛吸取普通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岗位职工等优秀演讲人员进入宣讲团队，利用灵活快捷的方式，及时把科学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公司的重大工作部署宣传到每名职工，让五个讲堂宣讲团队成为政策法规宣传员、业务技能普及员、职工思想反馈员、为民办事服务员，使党的先进理论及公司的最新举措到工段、进岗位、入头脑。 （二）是组建“微型党课”宣讲团队。针对过去普通党员在接受党课教育中存在的“听得多、看得多、思考少、参与少”，参与党课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武装保卫部组织建了“微型党课”宣讲团队，改变以往党课自始至终由领导、专家一人讲的模式，把话筒交给普通党员，让他们走上讲台。在具体操作中，一般以党支部或党小组为单位，根据党员教育的中心议题，打破职务、岗位、资历、学历的限制，鼓励每个党员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议题，大胆走上讲台，人人争当教员，人人都是学员，相互都是听众，党员们在宽松、民主的氛围中平等互动地交流自己的思想、见解和体会。 三、打造“三种文化”――目标责任化、管理军事化、工作精细化 （一）目标责任化。在制定年度、半年宏观计划的基础上，实行“日统计、周总结、月分析、季述职”的管理模式，将目标管理的周期缩短到以日、周为单位，及时分析总结工作开展中的问题，根据工作完成情况，调整目标任务，做到目标动态化管理。 （二）管理军事化。学习借鉴军队管理模式，并同岗位标准化作业、综合治理等工作相结合，以军事化管理为突破口，逐步培养员工养成严谨有序的工作作风，促进队伍管理的进一步规范，服务质量和工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推进诚信岗建设。加强岗位道德教育，规范形象岗建设。深入开展廉洁自律教育和岗位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邀请钢城公安分局专业人员为风险岗位队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增强职工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的意识。 夯实队伍思想作风建设，组织开展“提素质、比技能、树形象、做贡献”主题系列活动，结合武装保卫部工作特点，以岗位练兵、强化素质入手，开展演讲赛、知识竞赛、才艺比赛、军事技能比武等系列赛事活动，不断提高企业内保队伍综合素质，培养造就业务水平精、素质能力强、执勤标准高、整体形象好的专业人才，按照“国旗班”标准培养“政治合格、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企业内保队伍，更好的为承钢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三）工作精细化。将精细化管理的理念、方法贯彻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从基础、细节工作做起，力求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到精、准、严、细，理顺工作流程，堵塞管理漏洞，眼睛向内，深挖潜力，最终达到提高队伍管理水平的目的。 在夯实基础管理成果上，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治安防控体系，形成决策“零误差”、管理“零疏忽”、检查“零缺位” 特色“零失误”管理体系。采取人防、物防、技防、意防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建立全面的防范管理体系。积极延伸管理职能，转变观念，打破以前只盯点、面的工作方法，放眼全局构筑治安防范体系，对体系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梳理，多措并举、综合运用，合理调整防范力量，构建覆盖基层各岗位和各项工作全过程的完整管理体系。 取得的效果。第一、为基层职工群众搭建一个文化展示舞台。很多干部职工都说“我们有了自己的文化展示舞台”。在基层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同时，展现自我，提高自我。同时随着活动的不断推进，干部职工逐渐转变工作作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有力地推进职业道德建设，促进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第二、宣传思想文化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建立了长效的宣传思想文化体系，形势教育五个讲堂与党群工作微型党课的活动效果相互促进，环环相扣。“教”与“学”角色的转换提高了职工群众参与党课的积极性，增强了提升能力素质的内在动力，有助于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第三、组织活力和员工素质得到有效激发和不断提高。较好地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间上快捷、效果上实在，实现了党员教育与时代特点的有机结合。在授课过程中，广大党员开阔了视野，完善了知识结构，推进了理论学习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同时鼓励普通职工走上讲台，给他们展示、锻炼、表达、提升的平台。授课的有员通过查找资料、消化内容、提炼观点、确定思路、进行讲课的过程，深化了对党的重大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提高了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他们的理论水平、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及综合素质均得到了明显提升。 形势教育论文:放大思想政治教学的形势教育价值 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时事政治和形势教育，它担负着对学生进行国内外形势及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教育重任，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这恰恰是当前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思想政治课教学如何有效开展时事政治和形势教育，是一个亟待重点探讨和突破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是一项紧迫任务 当前，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出现了与形势教育的脱节现象。一是虽然各种考试都涉及时事热点，但不少学校总是采用突击方法，在考前搜集相关时事问题，让学生死记硬背以应对考试。二是尽管新课程教材与时事、生活联系紧密，但大部分教师课堂教学仍然只重课本知识的传授，忽略形势教育，致使课堂教学缺乏时代感和应有的生活气息。因此，在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加强形势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形势教育是中学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学德育的重要内容。苏霍姆斯基说：“热爱祖国，这是一种最纯洁、最敏锐、最高尚、最强烈、最温柔、最残酷的感情”。在思想政治课中加强形势教育，是引导学生关心时政、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提高道德水准的要求。青少年处于人生初始阶段和情感最为丰富的时期，品格培育关乎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国家民族的未来。虽然现行思想政治教材涉及品德教育，但一旦脱离了鲜活生动的现实生活素材，就很难把知识内化为品格。 其次，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是推进新课改的需要。新课程强调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融为一体的三维目标教学，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在新课改课堂教学中融进德育是当前学校德育的重点，如果没有时事材料的渗入，思想政治课教学必然是空对空。 再次，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是应对社会转型和多元价值挑战的现实需要。开发性、多元化社会文化良莠并存，要求思想政治课发挥主流教育作用：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进行形势教育，以培养学生的能力、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思想政治课教师要教育学生分析比较和鉴别真伪，选择吸收先进文化，防止消极落后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渗透。 第四，突破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的滞后性须加强形势教育。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修订频率较快，编写者根据一定历史时期国家方针政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形，适时调整教材内容，但很难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社会现实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而教材相对处于静态，必须以动态的现实素材去丰富静态的教材内容和课堂教学。 二、中学思想政治课强化形势教育的原则 一是全方位高质量地完成国家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中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发展智力、养成良好的思想品行等。思想政治课结合国内外大事和学生的现实生活，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空洞的理论和概念，全面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其次，思想政治课强化形势教育，要促使学生形成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学生形成科学的思想意识是思想政治课的重要任务，但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潜移默化形成的，需要正面引导学生对时事、大事的辨析和判断。 再次，思想政治课强化形势教育须接地气。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教育教学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必须立足国情、校情、学情。当前，教育方面的国情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并存，虽然多数学校都在思考探索素质教育，但由于各种原因，素质教育实施还存在诸多困难。教育的校情之一就是城乡差别，并由此决定了城乡民众思想意识的差异，城乡学生对时事的关注程度也就不同。教育的学情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想思潮不可避免地要影响青少年，加之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处于形成时期，他们富有朝气而又迷惘徘徊，需要针对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 中学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必须遵循教学规律。教育要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要遵循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规律。青年学生在兴趣、爱好、意志、性格等方面也存在着个性差异，形势教育在选材、评价、要求上必须因材施教、因势利导。 三、中学生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的策略 （一）政治课教学要善于捕捉形势教育的契机 中学生思维敏捷，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可塑性强。思想政治课要抓住这一特点，通过贴近生活的教育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爱国情操。如“5·12”地震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政治教师及时地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学生，就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以兴趣促进思想政治课与形势教育的结合 子曰：“好知之不如乐知之”。所有智力教育都依赖兴趣，浓厚的学习兴趣可以使人的感官处于最活跃状态，接收知识信息达到最佳效果，并有效诱发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趣应从学生感兴趣的时事入手，如印发一些与教材相关的小故事、让班级学生讲故事等，让学生在欣赏故事中学到做人的道理。 （三）典型案例是引起学生情感共鸣的催化剂 思想政治课讲解一些学生关注的事件和典型案例，既能开拓学生的知识领域，又能增强教学魅力，激发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如教学八年级《思想政治》第六课《拒绝犯罪》一课时，播放一段从中央电视台《法治社会》栏目播放的典型案例，讲述贵州省贵定县洛北河中学骇人听闻的事件：5个九年级男生将该校一位女孩拉到男生宿舍强奸……短短的案例解剖，便能使每个学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四）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应强调个性化教学 个性化教学的主要特征是创造性和开发性，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创新教学模式，开放教学形式、内容和问题结论。思想政治课不仅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人文性，还有鲜明的时代性，但由于教材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教学时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补充拓展，而且补充拓展的教学内容也是丰富多样的，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当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人类历史创造的文明成果、学科知识等。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补充拓展时，往往打上了教师的个性烙印，这不仅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 （五）进行丰富多彩的课外形势教育 1.举行时事政治大赛 每年我校都举行中学生时事政治大赛，让学生通过班内预赛、年级复赛，最后参加学校决赛。整个活动过程中，通过广泛宣传、民主选拔，既激发了学习兴趣，也增强了学生集体主义观念。 2.编写时事小报 我校每学期定期组织学生编写时事小报，指导学生自主设计排版，分工合作完成，并在年级范围内交流评比，学生在团体协作中既提高了实践能力，也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3.学生撰写小论文 我校指导学生用教材所学知识点评时事新闻，培养批判意识，挖掘创造潜力，定期撰写小论文。学生认真收集整理时事材料，对自己关心的社会问题展开思考探索，通过撰写论文表达个性观点。 （六）加强学生习惯培养和方法指导 亚里士多德说：“优秀是一种习惯”。教师需要培养学生关心、收集时事资源的好习惯，并指导学生对时事资源进行筛选加工和灵活多样展示，并体现实效与灵活的特点，既可制作成生动形象的课件，也可以是小报展示，以帮助学生全面认识时事背景、社会影响、发展趋势等。 在社会大变革的今天，中学生需要对国际国内大事有个基本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把形势教育渗透到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各个环节，放大思想政治教学的形势教育价值，有助于学生消除疑惑，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自己作为社会人的基本品格。 （作者单位：四川省阆中中学，四川，南充 637400） 形势教育论文:开展形势教育 提升发展动力 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输油处承担着长庆油田靖安、盐定、姬塬3大产油区14个油田的原油外输任务。适应油田公司建设西部大庆以及实现油气当量5000万吨的形势和要求，近年来，我处先后承担了姬塬油库、长庆宁夏商业储备库、油房庄生产运行储备库、姬惠输油管道、吴定输油管道、姬塬联络线等工程建设任务和持续增长的原油外输任务。为使全处员工及时了解和认识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明确形势和任务，抢抓机遇，优质高效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以及长庆油田原油北输任务，我们持续深入开展”形势、目标、责任、任务”主题教育活动，达到了“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形势任务、落实目标责任、破解发展瓶颈、凝聚队伍力量、助推企业发展”的良好效果，形成了同心同德、共谋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分析形势定任务 一是明确内外形势与储输发展思路。围绕国民经济发展形势对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现状与油田公司发展前景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企业应承担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公民意识的觉醒与企业面临的市场、法律和道德风险，我处在长庆油田储输布局中的定位和地位以及如何适应建设西部大庆的形势和要求等内容，通过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石油行业发展现状专题讲座以及形势任务分析会等形式，分析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等，确立了以“加快1300万吨储输能力建设、保证长庆油田原油北出口畅通、确保大库大站安全平稳运行、经济总量和效益持续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明显转变、党组织的作用明显加强，企业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企业软实力不断增强、企业实现绿色和谐持续发展”为内容的企业发展思路及规划。 二是明确奋斗目标与主题教育活动内容。围绕年度“效益类、营运类、人员类”三大类业绩目标以及“队伍建设、党的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安全环保、节能减排、输油生产、工程建设、成本控制”等具体指标开展形势和任务、目标和对策分析，形成较为完善的年度业绩目标量化分解与考核考评体系，明确了年度总体工作思路、工作重点及专项工作任务。如：针对员工队伍素质与能力如何适应大发展的形势问题，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把队伍建设的重点放在道德素质、业务素质、技能素质、文化素质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上，先后启动了员工素质提升年、精神文明建设年等活动。在班子层面开展“四好”班子创建活动，在机关层面开展“六型”机关创建活动，在班组层面开展“五型”班组创建活动，在党支部中开展“六个一”创建工作，实现了提升能力、提高效率、提升工作质量的目标。 二、组织宣讲到基层 紧紧围绕集团公司、油田公司年度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把形势讲充分，把思路讲清晰，把任务讲明确，把目标讲清楚，把要求讲透彻”的总体要求，成立形势目标责任任务主题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宣讲小组，制定宣讲提纲、制作宣传手册，紧密结合实际，进行了形式多样、广泛深入的宣讲。 一是领导带头宣讲。领导班子成员深入承包联系点，与联系点班子共同研讨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共同分析查找潜力与优势，结合矛盾宣讲如何去破解、结合问题宣讲如何找方法、结合潜力宣讲如何去挖掘、结合优势宣讲如何去发挥，理顺了工作思路。 二是召开会议宣讲。召开由机关全体干部和基层党政主要干部参加的干部大会，宣讲集团公司、油田公司及储输发展形势，并针对队伍中存在的信心问题、干部能力问题、队伍凝聚力问题展开深入剖析和讲解，引导全体干部党员，牢记历史，树立信心，自觉履职。 三是深入基层宣讲。组织宣讲组“下队站、访基层”宣讲活动，坚持把深入宣讲与了解工作热点难点问题、听取员工意见建议相结合，向员工讲解企业的形势、机遇、挑战、未来规划等，引导员工进一步立足岗位为企业分忧愁、出计谋、做贡献。四是走进项目宣讲。重点宣讲石油储备库及管道建设的有利形势及意义，工程建设的总体思路与具体措施，矛盾与困难，引导参战干部员工进一步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增强信心，坚定决心，为工程建设坚实思想基础。 三、开展讨论明责任 围绕企业发展的制约点、着力点、突破点等，细化讨论专题，开展群众性大讨论，梳理工作思路，找准自身定位，明确前进方向，形成了集思广益谋发展的良好氛围。 一是正向引导示范讨论。以党支部、班组为单元，坚持党员干部带头发言，员工群众踊跃参与的形式，先后组织开展“公司油气当量实现5000万，我们三输怎么办？”“建设西部大庆，我们怎么看？”“储输大发展，如何能实现？”等全员大讨论。大家认为，长庆油田有实现5000万吨油气当量的政策环境、资源基础、技术实力和人才支撑，油田公司在领导体制、生产生活布局、用工形式、薪酬分配、激励机制、队伍建设、管理模式、发展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布局，为实现油气当量5000万、建设西部大庆扫清了体制性障碍，靖安、盐定、姬塬3个产油区储量规模及上产情况为我处实现1300万吨储输能力建设目标以及年度储输目标提供了资源保障，也只有加快西部大庆建设、加快储输能力建设，才能在发展中解决企业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通过讨论，解决了员工队伍思想上的疑虑，明确了自身担负的职责，坚定了干好本职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做到了主题突出、有的放矢。二是结合实际分析讨论。针对企业发展存在的实际问题，开展“转变发展方式，我们怎么办？”“企业要发展，如何保安全？”“企业大发展，哪里是短板？”等专题讨论。通过讨论，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如：在发展方式上形成了坚持“标准化、模块化、市场化、数字化”管理以及低碳发展、低成本发展、绿色发展的共识；在加强输油管道安全巡护上梳理形成了护管“16法”；在节能减排上确立了“回水利用、变频调速、电力补偿”等9项措施；对讨论中提出如管道地质灾害及次生灾害预防等前瞻性的问题，以及阴极保护不到位等现象，我们组织专业人员深入现场看实情、出实招、定对策，开展专题研究或现场分析研究解决。三是立足岗位灵活讨论。组织干部员工围绕“建设西部大庆、我能做什么”、“储输大发展、我要做什么”、“岗位做贡献，我该做什么”专题讨论，以及“我是企业的主人翁，我为单位做什么？“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为家庭做什么？”“我是自己的主心骨，我为自己做什么？”等议题进行讨论。通过热烈讨论，进一步明确了自身定位和未来的努力方向以及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员工中形成了“认认真真干工作，平平安安上下班，老婆孩子心里安；我为企业做贡献，企业发展我发展，人生才能有尊严”等一些倾向性的认识，队伍精神面貌焕发了新气象。大家认为，每个人都是西部大庆的参与者、建设者，认真负责、平平安安、干好本职、站好每一班岗，就是对建设西部大庆最大的贡献，也是对企业、家庭及自身最大的负责，也是我能做、要做、该做的事情，也是我能做好、要做好、该做好的事。 形势教育论文: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形势教育宣讲提纲 3月24日，集团公司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传达贯彻全省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公司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行全面部署。按照中央要求，集团公司作为第二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单位，从今年3月份开始至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传8月末结束，历时5个多月。这期间，公司将在省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和第四指导检查组的精心指导下，先后完成学习调研、分析检查、整改落实三个阶段的任务。各单位要按照集团公司党委的统一要求，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深入发动、务求实效，扎实推进学习实践活动有效开展。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决策，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继续，是推动矿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矿区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坚持“安全意识全员化、成本意识民营化、管理意识精细化、发展意识多元化”的工作方针，抓好产品生产、煤炭销售、成本管理、项目开发与建设“四个”重点，实现经济总量持续攀升、经营管理工作全面加强、产业和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三个”目标的必然选择。 当前，矿区的总体经济形势继续呈现出稳步、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但同时也要看到阜矿是个具有百年开采历史的老矿区，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禁锢和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沉积，加之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战略的高度、全局的高度，增强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这一活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主动、更加自觉地把学习实践活动落实到开创矿区各项工作新局面上来，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谋划振兴矿区经济的工作思路、推动矿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发展成果的实际能力、增强党性修养和提高思想觉悟的自觉行动，为实现矿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二、抓住关键，把握环节，推进学习实践活动取得阶段性进展 按照省市委的总体部署和公司党委的统一要求，学习实践活动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把握环节，重点完成好学习调研、分析检查、整改落实三个阶段的任务，努力实现“在深化思想认识上取得新提高，在解决突出问题上取得新突破，在健全体制机制上取得新进展，在推进阜矿集团全面工作上取得新成效”的目标，推进学习实践活动取得阶段性进展。 一是深入学习调研。要认真学习《邓小平论科学发展》和《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学习、、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张文岳、唐军等省委领导同志有关讲话精神，深刻理解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突破阜新的新思路、新部署。要从领导班子成员做起，开展“深入实际看问题、破解难题求实效”调研活动。针对影响和制约深化企业改革、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要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以“继续解放思想、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推进企业改革发展”为主题的解放思想讨论活动，充分认识阜矿集团经济发展水平与同行业先进单位相比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清醒分析加快阜矿集团发展步伐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一步强化忧患意识、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和实干意识。 二是深刻分析检查。要认真分析、切实找准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及其主客观原因，按照李军书记的动员报告和学习实践活动实施方案中所提出的共性问题逐一对照检查。要采取召开座谈会、下发书面征求意见表等方式，组织党员干部、职工代表，对分析检查报告进行群众评议。 三是抓好整改落实。要制定整改落实方案，集中解决突出问题。对照分析检查报告提出的突出问题和改进措施，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落实方案。要着眼长远，制定推动企业科学发展的长期规划和方案，根据轻重缓急、难易程度，分门别类提出整改落实的工作目标、方式方法和时限要求，明确工作职责，确保工作任务落实到人，将方案以适当方式向党员和职工群众公布，接受党员和职工群众的监督。 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集团公司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一定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按照省市委的要求和部署，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有序推进，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首先，要在加强理论武装上求实效。检验这次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关键就要看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是否下了真功夫，取得了新成效。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广大党员干部，按照“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的要求，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干部，做到理论上弄通、思想上搞清、行动上落实，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坚定信仰者、忠实执行者、自觉实践者和积极促进者，成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矿区的坚强组织者和有力推动者。 其次，要在推进矿区项目建设、经济发展上求实效。要抓住学习实践活动的有利时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在“突破阜新”战略中阜矿要率先突破的要求，加快玄武岩连续纤维、膨润土、雷家煤层气、白音华煤业、包头煤业等重点项目的推进步伐，加快可替代产业开发，抓大项目，兴大产业，办大企业，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合理开发资源，扩大经济总量，使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煤业增量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加快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生产上来，着力解决阻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第三，要在推动矿区安全发展上求实效。一个时期来，全公司安全生产形势虽然比较稳定，但是制约安全生产的结构性和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消除，安全生产的基础依然脆弱。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更加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建立规范有序的安全生产秩序。要进一步深化重点部位、特殊环节的安全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着力凝聚“安全发展”共识。要切实抓好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推进技术进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努力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不断提高践行科学发展、推进安全发展的能力，努力开创安全生产工作新局面。 形势教育论文:观看形势教育心得体会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性工程，是引导人们特别是广大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促进中华民族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响应市教育局的号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我校组织全校师生观看了《形势教育大课堂》，特别是第一课“生活新变化”，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教育部部长周济代表主办单位在第一堂课前发表“今天需要你们了解，明天等待你们创造”的致辞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强调：“今天同学们认真学习书本知识很重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了解祖国的发展、了解世界的变化同样非常重要。同学们一定要牢记祖国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响应时代和未来的召唤，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做好今天的准备。” 屏幕上，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棚户区改造、“村村通”工程使边远地区的群众看上了电视等场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十六大以来，我们祖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日新月异。我们共同感受着祖国的日渐富强，繁荣昌盛，心中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心灵再次受到强烈熏陶 ，使我们懂得了今天的努力是为了明天的腾飞 。课后，我们结合形势教育课的内容，召开以”生活新变化”为主题的班会，班会上学生们踊跃发言，畅谈身边的新变化。然后，又组织学生写观后感。很多同学在谈观后感时说道：“落后挨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祖国正在强大起来，不会任人欺负了。”“中国人民是了不起的，机智勇敢又团结一心。”“我们应该牢记历史，努力学习，长大后才能报效祖国，让祖国更加强大！”…… 通过此次活动，使全校师生受到了一次生动而又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形势教育论文:基层党校设立形势教育课的重要性 对国际国内发生的大事，他们也很关心，也会有困惑。当他们有了机会到党校来学习，就需要通过党校的学习为他们答疑解惑，帮助他们正确的认知和理解形势，从而做到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更加坚定，在工作中更加自觉和主动。 基层党校开设形势教育课是基层工作服务对象的要求。基层工作的服务对象就是老百姓。老百姓对国家大事也是很关心的，在街头巷尾、网上、饭桌上、茶园和公园里到处都能听到老百姓在谈论国家大事。老百姓对形势的认知有局限性，感性多于理性。特别是近些年来，社会矛盾凸显，热点难点问题很多，在社会上、网络上议论很多，流言、杂音、噪声很多。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敷衍搪塞，更不能不负责任的乱说一通。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党的组织渠道及时地从正面去进行宣传和引导，那么小道消息和流言就可能泛滥，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就会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就会降低。所以，在基层党校开设好形势教育课，让形势教育课进机关、进学校、进军营、进社区、进工厂、进农村。这有利于消除在认识上的误区，有利于正确理解党和政府决策的道理，有利于为打好改革攻坚战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怎样才能讲好形势教育课程 形势教育课内容很多，是很不好讲的。要求讲课者要站在国家层面的高度来理性的认知和分析形势，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把大家共同关注的、存在疑惑的、可能产生纠结的热点难点问题讲得比较清楚。首先是精选讲课内容。形势教育课的内容必须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选择：一是当前国际国内热点难点；二是对中国发展大局有重大影响；三是干部群众普遍比较关心、社会关注度比较高。只有满足上述三项要求的内容才能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才能产生好的教育效果。否则就会出现讲者在台上口若悬河，而听者却在台下昏昏欲睡。然后是广泛收集查阅资料。党校开设形势教育课必须坚持政治原则，讲课中的基本观点，使用的基本材料等都必须是出自于官方公开的内容。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二是重量级人物和知名专家学者的观点和分析意见；三是经由权威部门的文件、统计数据、新闻消息、重大事件和典型案例等。在党校的讲台上不应该把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炒作新闻等作为讲课内容。对于在事实有较大出入、或数据不一的材料，要进行鉴别，以权威部门公布的为准。再有，党校开设形势教育课对主讲教师也有比较高的要求：一是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敏锐性，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二是要注重平时的学习和积累，知识面比较宽，随时关注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兴趣和研究；三是要有较好的口才、讲课要有亲和力和感染力，层次、条理、逻辑清楚。形势教育课不同于理论课，更不是娱乐散打。要让听课的对象既很有兴趣听，又明白了道理，还受到了教育。 要突出形势教育课的特点 突出正面引导作用。形势教育课的目的是帮助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树立信心，鼓足干劲，在成绩面前不骄傲，在困难面前不泄气。所以形势教育课要多讲正面内容，对负面的问题也要讲，不能回避，但是要适可而止。面对不同的听众，哪些内容应该讲？哪些内容不应该讲？要把握好一个度。 突出时效性。形势教育的内容具有很鲜明的时效性。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时间我们对他的认知和判断都会发生变化。 突出听课对象的特殊关注点。由于不同的培训对象其文化程度、工作性质和所处的社会地位等存在着差异，所以他们在对形势的认知和理解的角度及深度都是不同的。这就要求讲课教师要因材施教，在讲课内容重点的把握上灵活施教。 突出讲课内容中的关键词。形势教育课的内容多、知识面宽、信息量大。要在较短的时间里让听众较好的理解讲课的内容，就必须突出其中的关键词，使听众既好理解，又好记忆。 突出讲课教师的个性。讲课教师自己也是一名普通的党员、普通的公民，也会对国际国内发生的热点难点问题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和观点。主讲人不应该回避自己的观点，在坚持政治方向的大原则下，敢于讲出自己的看法，讲真话、讲实话。总之，在基层党校开设形势教育课应当和理论学习课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形势教育课尤其重要。当前特别要把形势教育同学习宣讲党的十八大精神结合起来。 作者：李晓东单位：四川省三台县委党校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史教育对于生物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的作用 摘要：人文精神培养是生物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加强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学中的趣味性，并可以帮助学生继承优秀的历史传统、树立优秀品德，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要遵守客观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 关键词：科技史 生物教学 人文精神 生物学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学科之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生物教学对于学生生态观、环境意识的树立，以及生物学科在现行高考制度下的重要地位，我们就不能不对生物教学加以足够的重视。 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化推进、科学的不断进步，如何在生物教学中体现人文精神，成为了广大教育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在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寻找到对于现代生物教学有所帮助的宝贵资源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育中的趣味性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大家喜闻乐见的诗句、谚语、民谣与故事等不仅会使学生有效记忆，同时还可以增加趣味性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在给学生讲解草本和木本植物时，我们就可以使用《诗经・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以及《卖炭翁》中的“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简短的诗句中包含了物候学、植物学以及爱情观等多方面内容，从中学生中朦胧的感情认识入手，对于草本植物以及木本植物的区别可以激发学生对于科技教育的兴趣。 在世界科技史上类似的内容也很多，例如如孟德尔发现豌豆的遗传规律、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沃森以及克里克创立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在讲伴性遗传病时，我们就可以向学生讲道尔顿在圣诞节时想给给母亲买长筒袜，从而最终发现色盲症这一伴性遗传病的故事，把相对枯燥的理论知识发现历程转化为趣味性较强的故事，这样学生听了之后便会想知道“色盲症”的发病原因，这样，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学习欲望就会更加强烈，也就更容易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科技史教育有助于继承优秀传统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有关生态的优秀传统，例如“天地君亲师”虽然有明显的封建说教色彩，但是它在客观上对于人们生态保护意识树立、国家立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学生经常使用的“网开一面”、“以时入山林”等词语，我们完全可以从原始的生态保护观形成以及现实的环境污染问题入手，调动学生积极性，为环境保护献言献策。 再如在中国的正史中，也有许多有关环境保护的资料，《明史・职官志》中就记载：“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凡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宾客膳羞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岁下诸司采捕：水课禽十八，兽十二；陆课兽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网罟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类似的资料我们可以联系“网开一面”等早期环保政策，强调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对于环境保护的延续性，为学生理解贯彻国策方针提供帮助。 （三）科技史教育有利于高尚品德的塑造 德育教育是我国整体教育方针的中的基本组成部分，生物教育同样也不例外。在科技发展历程中包含着许多相关的科学家爱国主义品质、良好道德风范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道德教育的良好素材；讲解这些科学家的故事，就能够使得学生明白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不平道路上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科学的顶峰，生物科学的发展凝结了众多科学家艰苦的劳动，缺少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畏艰难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具体到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从诸多生物科学家的生平简介、重大成就及其影响入手，尤其是在生物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迹，重点突出在科学创造过程中的背景，体现了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将这些科学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在生物教学中运用起来。并且还可以在讲到一个科学家时，还可以把同期这方面研究和发展都系统地进行讲解，这样就有利于学生构建知识框架，把握生物科学发展的最新进展。 应该说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是广大科学家们在崎岖山路中不畏劳苦奋力攀登的历史，是一个个问题得到解决，一个个神秘现象被逐步破译的过程。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知识的产生和完善过程及背景,充分理解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并通过科学家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塑造学生的优秀品德是十分重要也是必要的。同时广大教育者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内容充分挖掘利用生物科学史实创设问题情境，增强教学效果。 （四）科技史教育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的具体方法 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在生物教学中进行科技史教育也可能会存在着主次不分、条理不清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扬长避短，最大限度的发挥科技史教育在生物教学中的长处呢？我们如果从内容选取上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入手。 科学史教育的内容去粗取精，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选取材料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 第二、选取的内容应该具有教育价值应较高，并能给学生以多方面的启迪，避免为强调史而介绍史。 第三、削枝强干，使教材中的科学史线索明确不枝蔓、脉络清晰准确。 （五）小结 学习科学史本身就是科学素养的重要内容。科学史作为一种珍贵的科学教育资源，其教育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介绍科学知识本身，还在于提供了学习使用这些知识产生的过程与背景。如果在科学课程中能将科学史知识全面有机地融入科学教学过程中，并将其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科学精神展现给学生，就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科学知识，学会科学思考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深入理解科学的本质，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将科学史的内容融入到科学课程中，也就是将人文精神带入到了自然科学的领域。科学与人文同源共生，相互补助，会有利于学生在将来的科学探索中形成正确的追求目标。所以，虽然是科学教育，但是使人文精神的渗透其中是不能被忽视的，通过科学史的教育可以架起被视为理性的理科教育与被视为感性的人文教育之间的桥梁。 中国科技史论文:从历史的角度论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重大发展 摘 要：科学、技术、生产力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 关键词：历史；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先进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创新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关性的历史演进 1.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这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也极低，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 2.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关系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 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相关联”阶段 工业社会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以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 （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只有微观物理学的发展，原子能技术才得以产生；没有无线电电子学和数理逻辑的重要发展，就不会有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与发展 1.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发展 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但他对科学技术生产力功能的认识也是明确的。1956年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而奋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所以，“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ZW（DY]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59.[ZW）]并号召向“向科学技术进军”和进行“伟大的技术革命”。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和实践极为丰富、深刻和卓有成效。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ZW（DY]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378.[ZW）]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他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3.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科学技术信息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内容和指标也在不断丰富和提高。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新的实践和形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战略思想。高度重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思想，以此为基础结合时代特征，作出了新的判断。在中国共产党建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的科学论断和理论创新。 科学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内在要求。高度重视创新，把它视为民族之魂。“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ZW（DY].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70.[ZW）]他的科技创新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系统地思考了科技创新体系，把科技创新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工程，都是使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作用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往往会引起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从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事业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 记者从科技部获悉：近五年来，我国政府始终坚持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举措，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我国科技事业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第一，科技投入取得历史性突破，科技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五年来，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累计2670亿元，比前五年增长一倍。全国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从509亿元增加到104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64％提高到1.1％，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央财政还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家86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知识创新工程等专项投入。科技投入成为国家创新的基础条件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的重要保证。 第二，科技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基本解决。一是《关于深化转制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使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创新性成果大量涌现。“龙芯”系列通用芯片研制成功，CPU方舟3号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使我国结束信息产品“无芯”的历史迈出了关键步伐；联想万亿次计算机研制成功，使我国超大规模计算机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二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比重达到65％，已经成为研究开发活动的主体。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一大批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崛起。三是应用型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主要导向的研究开发新格局，使其创新能力和活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产业规模和效益大幅度提高。四是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取得进展，确实需要国家支持的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得到切实加强，一支稳定服务于社会公益型事业的精干科研队伍正在加速形成。五是通过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使我国科技结构和力量布局更加趋于优化。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取得积极进展，对学科结构、管理体制等进行了调整和优化；中国工程院在国家工程科技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高校科技事业发展迅速，在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园和基地建设以及教育信息化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高校已经成为知识生产、知识传播、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地方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取得进展。 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效显著，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在鼓励科技人员创业、外商创业投资发展和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五年来，我国政府在国家高新区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以及软件、集成电路设计、生物技术、光电技术、新材料等专业孵化器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我国53个国家高新区共有企业2.5万家，2002年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创造了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0％，1998年至2001年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5.2％，是全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期增长速度的3倍。1999年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以来，政府共安排资金近30亿元，资助项目近3800个，平均资助强度75万元。 我国依托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初步建立了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支撑服务体系。现拥有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460多家，数量居世界第二，在孵企业1.5万家,育成科技企业4000多家；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865家，服务企业近8万家，增加社会就业48万人;一大批充满活力的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总数超过10万家，总收入近1.9万亿，从业人员达650万人，增加了社会就业。我国政府积极推动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2001年风险投资额已达119亿元，投资项目超过1500个，促进了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此外，通过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结合国民经济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了城市智能交通、高附加值船舶、绿色纺织技术、镁合金、稀土应用、汽车新材料、镍氢电池等应用开发与产业化，推动了相关领域的产品换代，使产品开发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近年来，程控交换机等大批高新技术成果快速实现产业化，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远大溴化锂直燃空调、地奥心血康等一批科技产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 实践证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 第四、加强原始性创新初见成效，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我国高度关注和重视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不断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和环境，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1998年我国专利申请量为12.2万件，2001年达到20.4万件。2002年，SCI、EI和ISTP三大国际科技检索共收录我国科技论文6.5万篇，国际论文数排序跃居世界第六。我国科学家在有机分子薄膜上实现了超高密度的信息存储；具有独创性的“量子避错码”和“量子概率克隆机”等研究，被国际权威专家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一批重要的非线性光学晶体新品种的诞生，使我国在人工晶体研究开发方面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此外，我国TD－SCDMA被确立为第三代移动通讯国际标准、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并网发电成功和“神舟”号系列飞船发射等成就表明，我国在当今国际前沿科研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超级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塔里木克拉2号、苏里格等大型油气田勘探、三次采油配套技术和先进钻井采油技术的开发应用等，使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对解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老油田稳产增产等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第五，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工业技术升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农业领域，制定了《农业科技发展纲要》；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奶业等专项，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农业领域科技攻关计划的实施，一批高产优质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成功，促进了粮棉油等农产品的全面增产，丰富了优质农产品的市场供给。 目前，科技进步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已超过40％。另外，通过节水农业、生态农业等项目的实施，使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明显增强。共培育农作物新品种600余个，开发新产品近1000项，建立试验基地近2000个、示范点近5000个，为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工业领域，建立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0多家；五年共认定新产品7094项;积极推动制造业信息化，目前CAD技术已在29个省市、3000个企业得到应用和普及，CIMS技术已在20多个省市、10多个行业、200多家示范企业得到应用，制造业信息化工程已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46个中心城市、近2000家企业推开；一批重大技术难题的攻克，解决了三峡、“西气东输”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急需的关键技术和设备；高效连铸技术关键装备等一大批共性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 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和《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推动清洁能源汽车、洁净煤技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应用；开展了水资源及其污染治理、工业和生活污水的处理及其资源化利用、农业和工业节水、海水利用以及洪涝灾害减灾等科技攻关；针对城市大气污染、气象预报等开展了综合对策研究；开展了中药质量标准、新药创制、重大疾病诊断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促进了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六，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科技合作局面基本形成。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启动实施了“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通过积极推进人类基因组计划、全球环境变化计划、欧洲核子中心等双边、多边科技合作，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和重大科学工程，使我国科学家更多地走上国际科学舞台，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局面已经形成。 五年来，我国政府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6个国家签定了政府间合作协定；共加入了1000多个国际科技组织。 目前，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和港澳台专家已达44万人次，派出培训人员已达4万多人次，并且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兴办留学人员创业园、实施海外学子创业工程、举办大型海外学子创业周活动、设立海外学人基金和专项等，使学成归国的留学人员以每年平均13％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北京、上海、深圳等部分重点城市已经形成了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的热潮。 我国政府积极鼓励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战略，支持技术与经济结合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开展，使我国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更加开放；推动各类高技术企业走向世界，引导和鼓励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批准了10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对外开放的科技工业园区；IBM等一大批世界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办了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推进中美马里兰创业园和中俄、中新科技园等国外科技园建设。 目前，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已成功地纳入APEC合作和亚欧科技合作的倡议框架，丰富了国际科技合作的内容，并在推进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促进“南南合作”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科技史视野中的“同文馆之争” 摘要：通过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揭示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关键词：洋务运动；同文馆之争；技术管理；科学观 史学界对“同文馆之争”的原因、经过、性质等问题，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论析，但其中仍有未发之覆，特别是对争辩过程中洋务派提出的“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主张少有论述。本文试从科技史的角度考察“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借以揭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一、从工匠到士人：近代科技群体的扩大 在古代中国，工业领域的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受到士人的鄙薄，掌握和传承科学技术的主要是工匠。“考工利用，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大致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但中国历史跨入近代以后，便对士人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和“西学东渐”的序幕。作为“西学”重要内容的西方科学文明，开始传人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很快成为中国先进人士的共识。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看到的是西方科学文明的器、技层面(即所谓“坚船利炮”和“长技”)。由于传统的社会分工，在时人的言说中，工匠成为当然的引进西方器、技的群体。如在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中，“师夷长技”的人群即是工匠。但是，随着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介绍，人们渐渐认识到，“坚船利炮”和“长技”的背后隐藏着科学原理，而高深的科学原理却是中国工匠难以掌握的。 成书于1861年的《校邻庐抗议》(冯桂芬著)，即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思想主张，标志着先进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已从器技层次进到学理层次”这里的“西学”是包括算学、重学、光学、化学等学科在内的自然科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以往论者所忽略的地方)，冯桂芬还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要素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冯桂芬指出，输、佳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圬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普通工匠很难掌握精深的科学原理，而能够掌握科学原理的“聪明智巧之士”，却鄙薄体力劳动，不屑将之应用于生产实践。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冯桂芬在洋务运动的前夜，从理论上预料到了即将兴起的近代军工企业发展中的难题。 几乎与《校分庐抗议》问世同时，洋务派掀起了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创办军工工厂的浪潮。据统计，于1866年底“同文馆之争”发生前兴办的近代军工企业有：1862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1863年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创办的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1866年崇厚、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在生产实践中，洋务派果然遇到了冯桂芬所料到的困难：为了引进西方技术，就不能不去学习作为这些技术之基础的科学原理，但高深的科学原理又是工匠难以掌握的。1864年’李鸿章不得不承认，洋炮局的工匠“造成炮弹虽与外洋规模相等，其一切变化新奇之法窃愧未遑”1866年左宗棠认识到福州船政局的工匠在学习科学技术方面的劣势：“今之入局学造者，内地正匠耳。执何伐柯，所得者不过彼柯长短之则”。工匠科技素质的落后，造成军工企业生产的枪炮、弹药等很难达到西方先进水平。“愿为者不能为”的难题，成为洋务派实现自强理想的障碍，迫使洋务派拿出解决方案。如上所述，冯桂芬认为只有士人才具备掌握科学原理的智力条件。洋务派便循此思路，提出“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试图将士人引入学习西方科学的队伍。 二、“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漏洞 1866年12月，洋务官僚奕新奏请朝廷于同文馆中“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并建议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此举遭到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顽固官僚的反对，遂引发了一场围绕同文馆应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而展开的论争。这场论争被后世史家称为“同文馆之争”。在论战过程中，奕新提出了“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这一思想主张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它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技术的学理层面晚清国人有时称际西方科学为“理学”、“理科”“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范畴，掌握“理”的方式是思考和领悟(即所谓“格物穷理”)，属于人的心智活动。奕新等人奏请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天文、算学，正是基于智力条件的考虑：“查天文、算术，义蕴精深，非夙知勤学用心之人，难以渐窥底蕴，与专习外洋语言文字之学生不同”。而科甲正途人员“研经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洋务派还进一步将西方科学纳入儒家“格致”之学的范围，认为“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这就对士人研习西方科学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能够在文化心理上减缓引进西学的阻力。 第二，它提供了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一方面，洋务派为了吸引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一再强调“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以投合士人鄙薄体力劳动的心理。这对于消弭“能为者”(士人)的顾虑，进而解决“能为者不屑为”的难题，无疑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洋务派之所以选取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乃苦于“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人手”的现实，认为“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自相授受”。也就是说，士人学有所成后，须用所学知识来攻克军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关以及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一按照冯桂芬的说法，就是“从受其法，以授众匠”。洋务派相信，“愿为者”(工匠)一旦得到士人知识方面的指引，其“不能为”的问题也就得到解决。 “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在理论上不失为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但它也存在某些逻辑思维E的误区和漏洞。从历史的事实来看，这套方案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给洋务运动带来消极影响。 首先，洋务派高估了士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方面的优势对引进西方科学的难度认识不足。中国传统经史之学与西方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以经史之学见长的士人，在掌握西方科学方面，并不如洋务派所幻想的那般“程功自易”。顽固派就曾敏锐地指出，“窃明天文、算法委曲深细，本系专门之学，与策论等项不同。每有学问索优而不明历律，亦有推步甚密而不善词章，盖文理可托之空言，而数学必归于实测，聪明异用，难易攸分”。洋务派之所以夸大士人学习西方科学的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深受“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的华夏文明中心观的影响。而顽固派否认士人的优 势，并不能说明顽固派已经摆脱了华夏文明中心观的束缚。因为顽固派否认士人学习科学的优势，是为了论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士人，“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其文化心理较洋务派更为狭隘。 其次，洋务派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将西方科学形而上化，客观上规定和强化了士人以冥思、领悟的方法来学习西方科学。这种方法与西方科学注重实验和操作的实证方法背道而驰，却被广泛地应用到洋务学堂的科学教育中，最终严重限制了科学人才的培养。1896年，李端椠在总结三十年来洋务学堂办学经验的奏折中就指出，“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器图，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自无实用”。直到1897年，梁启超还强调用“触悟”的方式去学习西方科学：“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学，衣被五洲，震栋万国，及推原其起点，大率由目前至粗极浅之理，偶然触悟，遂出新机，神洲人士之聪明非弱于彼也，而未闻有所创获者，用与不用之异也”嗍。从深处说，这是“空谈性理”的传统文人心态在作祟。 第三，如上所述，洋务派精心挑选的士人，将面临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学习西方科学，二是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但洋务派似乎始终忽略了一点：学习西学是一回事，指导工匠又是另一回事。这些士人并不是天然的管理人才，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有效地利用工匠的手。同样是顽固派观察到了这一点。顽固派指出，“今使科甲人员明其理，悉其源，将来造轮船时，势必引绳削墨，一一教工匠制作，又必纷纷探明江海水势浅深，教水手运用制敌之法，有如是之劳而能成功者乎?”不可否认，顽固派确实看到了某些问题的症结所在。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同文馆之争”还关涉到洋务派与顽固派围绕引进科学的人呢才要素、技术管理等问题进行的论辩。而这正是以往学术界所忽略，本文所致力揭示的重要面相。 三、余论 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还有助于深刻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 洋务派用“理”、“事”这一组互为形上、形下的范畴，确立了科学对于技术的基础地位。需要指出，技术科学化、技术以科学为基础是近代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洋务派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表明他们的时代观察力是深刻的、敏锐的。但是科学对技术的基础作用，不能简单地归为科学直接地指导技术。很难想象基础自然科学(如洋务学堂开设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就能够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因为“自然科学规律仅仅指出解决技术问题的可能性，技术具体的发展方向、规律和速度主要取决于社会因素，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需要以及资金、政策、人的素质等各个方面”。过分地强调科学对技术的指导意义，表面上看是对科学的推崇，实则使科学沦为技术的附庸。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是工具主义的科学观了。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邓小平的科技生产力思想 ［摘 要］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从不相关到弱相关，再到相关联，最后到强相关的演进过程，阐明了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立足于历史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关键词］ 历史 科学技术 第一生产力 近年来，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倍受理论界的关注。目前的研究多认为，这一论述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邓小平同志这一伟大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这一论断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研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实践的相互关系，探讨科学技术是如何逐步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是极其必要的。 科学和技术是人类智慧和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最美丽的花朵。科学（know-what）是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体系；技术（know-how）则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中所应用的知识的系统；生产力则是指人类在自然界活动形成的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三者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邓小平同志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大体经历了不相关、弱相关、相关联、强相关四个阶段，而最后一个阶段正是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阶段。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当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极低。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初民靠采集和渔猎为生，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先民在采集和渔猎时，主要是靠天吃饭，智力作用是微弱的。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 在远古采集和渔猎社会中，科学和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作用甚小。生产力系统与技术系统互不相关，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由于当时严酷的环境，劳动者非群集就无法生存，劳动资料又简陋，劳动对象的多寡就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应列在公式的首位。哪里的自然条件优越，哪里就聚集较多的人群，哪里的生产力水平就相对高一些。因此，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长江、黄河流域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阶段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人类基本上结束了一万多年迁徙不定的生活，步入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以金属农具为代表的全套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因此，在人们被分为不平等阶级或阶层的同时，科学和技术也就分割开了，科学受到窒息，技术也多被湮没在历史的青冢里。 尽管如此，技术仍然在生产力中显示了初步的作用。冶金、纺织、建筑等技术的应用，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可以说，技术已构成为生产力中的一个非实体性要素。科学系统和生产力系统仍未产生直接联系。这时生产力公式中增加了新的内容，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技术。由于生产工具是以手工工具为主，其动力主要是人力、畜力，而劳动者的智力因素远远比不上体力因素的作用，劳动者在体力方面的差距又极为有限，所以劳动者的人数就成了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首要因素，劳动者也理所当然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列在公式之首。农业时代的统治者大都鼓励人们生育，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相关联”阶段 多少年来，人类社会一直是受生产―技术―科学这种传统的经验模式支配着，在盲目摸索中前进。在工业社会里，这一单向运行的模式遇到了挑战，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反方向运动，开始了先有科学实验再有技术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在以19世纪中叶为界的工业社会的前期和中后期，这一情况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工业社会初期。在农业社会时代，尽管“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但因科学和技术长期被分割开来，只有技术是生产力。16世纪以后，以牛顿力学为首的科学革命，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使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开始了科学与技术结合的时代，人类步入工业时代，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倾向，科学开始成为生产力的一个构成要素，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在蒸汽时代，科学与技术已初步结合，科技的生产力功能也表现出来，但从历史的发展看，这种关联性尚不十分明显。生产力可以象征性地表示为：生产力=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其中，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取代劳动者而成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原因有二：一是在蒸汽机械为标志的大机器生产中，机器的出现和使用引起了生产过程的巨大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较大提高；二是因为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还处在较低层次上，作用尚不十分明显。 2.工业社会中后期。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19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由落后技术和生产的局面一跃而处于领先地位，彻底摆脱了生产―技术―科学的传统模式的支配，使科学―技术―生产的新模式趋向明显增强，科学越来越起到推动和指导生产和技术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和直接的是电磁理论对生产和技术的影响，导致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生。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使劳动者成为掌握了较高科技知识的劳动力，使劳动资料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使具有高质量的足够数量的劳动对象的供应得以保证。总之，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理论源自实践，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给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新情况和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经验、新趋势，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大大发展了唯物史观。当然，这一思想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75年9月26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的见解。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它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由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广西现代科技史研究 摘要：通过访谈调研，文章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广西在少数民族科技史、学科史等领域的研究历程，概括了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特色，同时也提出了促进广西科技史研究的一些举措。 关键词：广西；科技史；发展历程 广西最早涉及科技史研究的学者是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西大学教授石兆棠(1909―，广西柳江人)先生。1938年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较长时间从事世界科技史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将国外科技史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的工作，这些都凝结在1942年出版的《科学概论》1中。该书“以自然科学为经，以社会科学为纬”，1943年1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评价该书为“一本用新观点来写的科学理论书”，该书是中国学者较早将国外科学技术按历史发展脉络介绍到中国的书籍之一，对当时广西乃至全国科技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后，科技史的研究曾一度中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室升格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始制定大型系统的研究计划2(P1)。广西也迎来了科技史研究的春天，并逐步建制化。 一、建制化 20世纪80年代后，广西的科技史研究逐渐形成了建制化、特色突出的两大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一)研究单位及概况 1.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1985年，黄汉儒(1943―，广西忻城人)倡导成立了以挖掘整理、研究提高壮瑶等少数民族医药学为目的民族医药研究所。1986年至1992年的6年时间里，该所在广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医药普查及民族医药史料收集工作，收集到了许多珍贵的少数民族医学史料，并编撰了少数民族医学史书籍，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1993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作为该院的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研究基地之一，加挂“中国中医研究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牌子。黄汉儒也因其在民族医药研究与实践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该研究所已成为集科研、临床、医疗、教学、办报、科技成果产品开发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科研机构，承担和参加各级各类的科研课题近200项。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得到了自治区乃至国家领导的高度评价，1989年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志由广西卫生厅厅长蓝芳馨陪同，在南宁西园饭店亲切接见和宴请黄汉儒和部分民族医药专家并留影纪念。1985年以来该所与广西中医学院合作招收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 2.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早在1983年，广西民族大学的前身广西民族学院，先后在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开设专门史，并在文科系部开设自然科学概论和科学技术简史课程。1986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成立，共有研究人员15人，万辅彬(1942―，安徽繁昌县人)担任研究室主任。 2000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依托该校民族学与社会科学学院民族学专业招收科技史硕士研究生，2002年，该研究室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科学技术史”硕士授权点并于2003年正式招生。2006年11月，研究室与广西民族大学各方面的力量整合，成立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现有研究人员23人，有在校硕士研究生35人。目前受聘为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并为研究生开设课程的知名学者，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副所长张柏春研究员和苏荣誉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李晓岑教授和广西大学梁国钊教授等。 该中心(包括其前身)20年来，在学科带头人万辅彬教授的带领下，将少数民族科技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包括南方民族技术史、科技考古与科技文化、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等。涉及南方少数民族的冶金铸造、农业技术、水利、造纸、建筑等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与优势。现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科学史系形成一南一北两个主要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基地。并在教学、研究和社会咨询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几年曾多次应用跨文化的知识，参与世界银行投资项目社会评估、政府决策咨询、区域科技经济策划等研究，成效显著。研究室自创立以来，已承担了多个国家与省级项目以及其他横向课题，特别是2001年以来，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取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出版各类著作10多部、论文200多篇。 该研究中心与美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并主办和合作主办了五次国际学术会议。2005年第22届世界科学史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国科技史学会将该研究室作为中国有特色的八家科技史研究机构之一推荐给《科学时报》3。中心现正在积极筹备2007年第11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 3.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系和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983年，广西中医学院设立了壮医药史研究室从事医学史研究，黄汉儒任主任。1985年，该校的全国首批知名老中医班秀文教授、黄瑾明教授与黄汉儒等一起招收了第一届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在壮医药史研究室基础上，2003年广西中医学院获得了壮医史硕士点，与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壮医医院等单位联合招生，2005年4月正式成立壮医药系，并于2005年10月正式改名为壮医药学院。该学院是挖掘、整理、研究和继承壮医药优秀遗产及培养壮医药高级专门人才的教学、科研基地，其中多数教师就是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进行壮医史研究的同时，也为今后壮医史研究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点于1998年获得授予权。该点将科技史与科技发展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代表人物有梁国钊教授和蒙绍荣教授。 (二)研究刊物――《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年，兼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主编的万辅彬教授带领同事完成对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改版工作。将科技史和科技文化研究作为主打栏目，由知名科技史家担任主打栏目主持人，并以著名的科技史专家学者做封面人物，目前已介绍的专家有席泽宗院士、柯俊院士、李迪院士、吴文俊院士、朱清时院士、刘钝教授、刘广定教授、江晓原教授、张秉伦教授、何丙郁院士、杜石然教授、陈美东研究员等。该刊现已成为科技史界宣传学术成果和研究进展 的阵地，有关科技史的论文目录与摘要被国际科学史领域最权威的杂志ISIS(爱雪斯)收录，为全国乃至国际科技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被专家誉为“独树一帜”。该刊2004年获得全国高校科技期刊二等奖；2005年获得第五届广西优秀期刊；2006年被评为首届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这是广西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学报。 (三)学会民间研究组织 1.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1988年，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会上万辅彬教授被选为常务理事。会议还决定编纂《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从书(现已出版7卷)。出版的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丛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是广西出版界第一次正式介入科技史研究。 1998年第四届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出会的代表有美国、法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共有正式代表83人，收到论文、论文提要70余篇，其中广西的论文有8篇。 200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改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同年10月，在西昌举行的第五次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上进行了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工作，万辅彬教授被推选为理事长，蒙绍荣教授任秘书长，黄世杰任副秘书长。自此，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学院。 2.广西科技史学会。“广西科技史学会”成立大会，经万辅彬教授等人一年多的筹划，于1987年10月在广西区科技馆举行，大会有来自全区各高等院校、研究所及政府有关部门的84名代表参加。会议参加者向大会提交了论文57篇，专著4种。会上万辅彬被推选为学会会长。 广西科技史学会作为一个专业委员会现隶属于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万辅彬教授任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 3.广西民族医药协会。1987年1月5日，在黄汉儒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协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黄汉儒任会长。该学会现有会员2000余人，主要吸纳民族医药与民族医药史专家和有关人士。学会成立至今共举行了12次全区学术研讨会，3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并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资料。 二、各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概况及所取得的成果 (一)少数民族科技史 1.铜鼓研究。1985年，广西民族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和广西博物馆联合成立了以万辅彬为组长的铜鼓研究课题组。他们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铜鼓取样进行矿料来源考证，首先在北流型铜鼓矿料来源的考证上取得重大突破，发现北流型铜鼓的铜矿料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这一结果在第二次早期金属国际会议上发表，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接着课题组又用实验证明灵山型铜鼓的铜矿料也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科技大学的两位研究生参与了万辅彬教授的课题，陆续弄清了各类铜鼓的矿料来源。最后确认最早期万家坝型铜鼓原料来源于滇池附近及滇西地区，从而否定了泰国、越南的观点，得出铜鼓发源于我国云南的结论。还理清了铜鼓传播线路，认为铜鼓是以云南(滇西)为起点，向东、北、南三个方面传播和发展的。李世红教授等通过考察发现广西北流型铜鼓和灵山型铜鼓背有辐射状刻痕，刻痕作同心圆状排列，这种排列形状符合现代声学里所说的圆板振动模式，并发现北流型铜鼓的基频都调到浊黄钟(相当于低音1)。该项成果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被认为是该刊成立10周年来重要的有影响的文章之一。万辅彬教授与李世红教授还发现铜鼓分为公、母，从声学上看，其依据是基频的高低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先后在英国剑桥“第六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第一至第三届“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古代铜鼓与青铜文化国际会议”、“早期金属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科学通报》《物理》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并被美国《化学文摘》(CA)转载。对铜鼓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同，并被认为填补了铜鼓研究的多项空白，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铜鼓研究课题组，至今已主持和承担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多项省部级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古代铜鼓研究通讯》上100多篇，其中部分成果已结集为《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北流型铜鼓探秘》等专著出版。铜鼓是一部“百科全书”，它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反映，铜鼓研究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特别是冶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理交融的研究方法也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鉴于万辅彬教授在铜鼓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1992年10月他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2.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它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技术史的活化石，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除了研究铜鼓的铸造工艺外，还涉猎了壮族、瑶族造纸及酿酒等方面的研究。韦丹芳的硕士毕业论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广西贡川壮族纱纸工艺的研究”就是诸多成果中的优秀代表，发表在2004年《中国科技史料》上，她的研究成果还有“融水县杆洞苗寨水碾调查”、“广西壮、瑶、汉民族传统造纸比较研究”等。目前该研究室的师生正与英国剑桥大学合作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濒危传统工艺进行调查研究，已有十几人投入到该项目的田野调查中，目前已对广西隆林苗族的蜡染工艺、广西三江侗族传统建筑工艺、钦州坭芯陶的传统工艺、壮族造纸传统工艺和瑶族草医草药进行了调查，这一合作项目将长期进行下去。2003年，万辅彬教授还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铜鼓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研究，目前正在结题。 3.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1982年，广西第一位医学史硕士学位获得者黄汉儒毕业后回到广西中医学院工作，将目标锁定在对少数民族医药史料整理及建立系统理论上。但由于壮族、瑶族等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千百年来，大量历史积累下来的壮、瑶医秘方、验方、疗法散落民间，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这使得史料收集异常艰难。黄汉儒等人通过了大量田野调查，搜集、翻阅了数以百计的地方志、正史和野史，考察了绵延数百里的花山壁画、铜针、银针等民族史和医史文物；并将考古学等多学科知识运用在研究中，如1985年，广西文物考古队在武鸣县两座古墓中发现了两枚金属针灸用针，黄汉儒和他的研究生们对两枚针灸用针作了详细研究，发现了骆越民族2500年前使用的医疗用具。 黄汉儒等人历时6年，搜集到民族医药验方、秘方1万多条，民族医药手抄本、民族医药古籍及其他民族医药文物一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药物标本室和民族医药陈列馆，并对长期散居于民间的 5500位民族民间医生进行了造册登记，整理编撰了《壮族医药史》(1998年出版)，1999年，该书获得国家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的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全国优秀民族图书一等奖，并被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医史专家蔡景峰誉为“壮族医药史上的里程碑”4。《壮族医药史》填补了壮医史上医药专著的空白。 此后，黄汉儒等人整理编撰的《广西民族医药验方汇编》共收集了失散民间的民族药方几千条，是壮、瑶、苗等民族医学史的宝贵资料，并编纂了《中国壮医学》《中国瑶医学》等民族医药专著10多本，发表了数百篇关于壮、瑶医药的学术论文，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2002年，黄汉儒等人主持的“壮医理论的发掘整理与临床实验研究”顺利通过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研究院等组织的权威专家委员会鉴定，壮医药从此可称为“壮医药学”，提高了壮医药的地位。 4.壮族科技史研究。2000年，在自治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由覃尚文等30余名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壮族科技史课题组开始了《壮族科技史》的编写工作。历时2年多时间，《壮族科技史》一书于2003年出版。该书以研究壮族科技发展史为线索，贯穿了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多学科内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图文并茂，在地域处理上讲究古代与近代的结合，使古代的壮族先民与现代民族相互连接，相互印证。该书是我国有史以来编撰的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第一部壮族科技史。我国著名的科技史家陈久金先生在《广西日报》评价道：“这样规模的专门论述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科技史的专著，到目前来说尚属首次。”4可见其价值和意义。 目前，编写《壮族科技史》的专家学者们正在为研究编写《广西科技史》而紧锣密鼓地工作着，这将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又一个大飞跃。 (二)学科史 1.骨伤科技术史研究。在广西医药史研究中另一个有突出贡献的是韦以宗教授，现任北京光明骨伤医院院长。 1974年2月，在广西平南县工作的韦以宗被派往广西医学院进修西医骨科。在这里，韦以宗对西医骨科学进行了系统的研习。韦以宗发现，虽然我国的中医骨科学历史悠久，但所遗留下来的文献十分缺乏，且大多零散地存在于其他学科著作中。韦以宗萌发了撰写一本关于中医骨科发展史的想法，他用了3年的时间在广西医学院、广西玉林医学情报所的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对其中中医骨科学的内容进行了收集整理。1981年，他撰写的《中国骨科技术史》5终于完稿，两年后，时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的施杞先生慧眼识珠，在他的大力推荐下，《中国骨科技术史》得以出版。该书填补了骨科领域的空白。如今，这本书不但成为国内大中专院校的教材，还被翻译成日文，进入日本中医教育的课堂，促进了中医的国际交流。韦以宗凭借这一著作先后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出贡献知识分子奖、广西科技成果二等奖、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等奖励。《中国骨科技术史》一书的成功给韦以宗极大的鼓励，1988年他又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骨伤科教材《中国骨伤科学》610卷本。2001年、2003年，韦以宗主编的《中国骨伤科学辞典》7和《现代中医骨科学》8相继出版。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连续两天播出“韦以宗仁心铁骨”，介绍韦以宗发掘整理中医骨科学及中国骨科技术史的成就。 2.电磁学史研究 广西在物理学史方面研究成果最丰硕的是宋德生(笔名宋佰谦)，曾任广西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 1978年，宋德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有幸成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著名磁学家李国栋教授的弟子，西方电磁学发展史成了宋德生的研究方向。 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的第二年，宋德生被分配到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工作，一方面负责电子工业部的“现代化电子工业发展模式研究”的课题，一方面从事电子工程史和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通过多年对中外电磁学史的研究，宋德生对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战略策略有独到的见解，先后在国内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 宋德生的处女作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技术史著作《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该书虽只有5万多字(走向未来图书系列之一)，但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他在电磁学方面研究的代表作是和其导师合著的《电磁学发展史》，该书是他在读硕期间阅读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外文文献积累的成果，该书1981年完成手写稿，1987年才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关于静电学、静磁学、电力力学和经典电磁场论发展的科学史著作，是我国电磁学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填补了我国一项空白。该书出版后，全国有88所高校邀请宋德生做学术报告，北京大学一位资深的物理学教授给予的评价是“我为我们中国人能写出世界级的东西而感到自豪”。 宋德生在电磁学史方面的研究紧紧围绕一个“电”字，分电磁学史和电子技术发展史两条主线。单在电磁学史方面他的论文就有200多篇。 (三)科学技术与社会 1.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属于科技战略与科技管理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科技史研究的成果、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把握企业发展的整体趋势，以解决企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为目标，开展科技战略的宏观研究，体现了“以史为鉴”的特点。 2003年，万辅彬教授带领研究生共14人，开始研究编写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技术进步发展史――《技术进步――企业发展的永恒的动力――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科技进步简史》(以下简称《动力》)一书，在教学与科研服务于社会方面作了有益的偿试。该书历时一年半时间里，六赴茂名石化，四易编写大纲，五易书稿，才完成了该书的编写工作。该书不仅记载了公司技术进步的历程，梳理了公司各阶段技术发展脉络，而且还总结了公司以技术带动整个企业发展的经验，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借鉴。2005年该书正式出版，获得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高度评价，并认为是“献给茂名石化成立50周年的一份厚礼”。《科学时报》记者贺根生在《科学时报》2006年5月18日“科学・文化版”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书不仅是第一部记载茂名石化科技进步的史书，也是迄今出版的首部中国企业科技史书，为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专门为一个企业技术进步立碑树传的专著，《动力》在我国却是第一本……它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为科技史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9 企业技术进步发展研究可谓是给科技史研究开拓了又一片新的天地。 2.科技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属于科学文化研究范畴，科学文化研究是科技史研究的延伸，有助于进一步凸显科技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以科学发展与文化演进的互动为研究对象，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传播和整合。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万辅彬教授就和南开大学的刘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博士生田松等人倡导开展科技人类学(科学人类学)的研究。2002年，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南宁举办了中国首届科技人类学研讨会，到会的有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北京大学刘华杰副教授等许多著名专家。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万辅彬教授、秦红增教授和韦丹芳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科技人类学的论文，如万辅彬的《科技应用：科技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走向》，秦红增的《天人合一：从神话到哲学的文化嬗变》，黄世杰的《揭开蛊毒之谜》等等。 (四)科学精神、科学方法 科技重大事件往往是科技发展的里程碑。每当世界出现重大科技事件，梁国钊都会以特有的专业敏感性密切注意事态进展，从自己研究方向的视角给予理论思考，如超导热、克隆热、非典的出现都引起了他密切关注。其中关于超导热的《超导研究突破的方法论启示》，一发表就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中对超导材料选取的哲学预言很快被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刘宏宝的实验证实。“非典”期间，梁教授密切注意非典病原探索的进展，并适时组织了《论钟南山精神》、《非典病原发现的方法论反思》、《非典病原探索中假说方法运用的反思》3篇论文，分别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医学与哲学》和《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连同《浅析日本“诺贝尔奖计划”的可行性》、《从结构方法学到面向对象方法学》一起5篇论文，一年内在科技哲学全国四大专业杂志发表，这在广西科技哲学界处领先地位，在全国科技哲学界也不多见。 现代科技重要人物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现代科技舞台的主角，研究他们具有重要的意义。梁教授第一篇专门研究重要科技人物的论文《爱迪生科学方法研究的特点》发表在《学术论坛》上，迅即被多杂志转载。其专著《科研与道德》是国内出版最早的科学道德方面的著作之一，而《失败的科学》则作为国内第一本从方法论视角系统研究科学失败的案例式专著。 梁国钊教授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发表著述约170万字，包括5本著作(其中1本2人合著)。论文约70篇，科普文章120余篇。这些著述有18篇(部)被《新华文摘》等7家报刊转载、索引。 从事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研究的还有广西大学物理系的阳兆祥教授，他的论文如《爱因斯坦与马赫》《牛顿的绝对空间的再认识》等都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1992年，阳兆祥教授负责组织了该年在广西大学逸夫楼举行的“纪念德布罗意诞辰暨量子物理史学术讨论会”。 (五)其他 广西民族学院的李瑶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科技史研究。她是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科技史学的第一人，曾先后师从教育家陈鹤琴、史学家扬荣国等先生。其著作《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问世后获得了较好的评价。她的科学史方面论文涉及了教育、天文、医学、历史等多个领域，如《珍重先进成果正视落后原因――中国古代科技教育初探》系列文章等20余篇。 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容志毅教授师从姜生教授从事中国道教文化史研究，主攻道教科技史。完成国内外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4项，出版道教史专业著作4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 1987年，原广西科协副主席王铭洛等人进行了陶瓷科技史方面研究，发表了论文《陶瓷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对殷商“白陶”的科学探讨》，该成果1988年获自治区科协优秀论文奖；郑连第等人还对广西的灵渠进行过较详细的研究，1986年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了《灵渠工程史述略》一书。广西大学的罗汉军对中国建筑史研究有较深造诣，曾在《中华建筑》上发表《中国建筑空间意识的形成与发展》(1995年第2期)等多篇论文。 另外，蒙绍荣教授的科技史方面代表作《历史上的炼丹术》获得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并于1996年被评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4月与人合著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晋卷》列入国家社科规划“九五”重点课题。 三、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与特色 (一)经验 回顾60多年来广西科技史研究发展历程，广西科技史研究人员由少到多，研究方向由一元到多元，研究范围由区内到国内再到世界，研究成果不断，在国内外同行中影响日渐增大。其经验可概括为： 1.科技史研究者重视打实打牢基本功。科技史家杜石然提出搞科技史研究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西科技史研究成果突出的学者，如梁国钊、万辅彬、宋德生和黄汉儒等，虽多是理科出身，但正是因为他们读书破万卷，在文科方面有深厚的功底，科研时坚持文理兼融，所以，在多个领域研究都取得可喜成果。另外，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交叉点上寻找生长点，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等，也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经验。 2.紧紧抓住少数民族地区特色选题开展研究，并不断推陈出新。如黄汉儒的医史研究，从壮族医学史研究发展到苗、瑶等少数民族的医学史研究；万辅彬教授从早期的铜鼓研究，发展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再发展到如今的科技管理与科技战略、科技考古、传统文化研究等，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抓住了少数民族地方特色的基础上，不嚼“别人嚼过的馒头”，推陈出新，从而开拓新的领域。 (二)研究方法特色 1.注重田野调查 由于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如壮族、苗族、瑶族等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故千百年来，这些民族的“科技史料”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而主要以传统工艺、民间传说和口碑史形式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第一手资料往往要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获得，如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开展的少数民族医药资料挖掘整理工作，资料的重要来源就是田野调查；广西民族大学进行的科技史研究，田野调查是重要的方法。像铜鼓研究、《贡川壮族纱纸制造传统工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和《壮族医学史》等等研究都得益于田野调查。 2.注重科技考古 黄汉儒等人开展的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运用了大量的科技考古手段。万辅彬教授领导的极有地域特色的铜鼓研究，运用金相分析、频谱分析、同位素分析等一系列现代科学实验手段，对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进行二次信息提取，揭示了其技术奥妙和科学内涵，并先后在《科学通报》《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核心期刊，这都是运用科技考古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3.注重与人类学结合 人类学在地方性知识研究方面有丰富的积累，很多方法值得借鉴，如壮族医学史研究、瑶族巫医与草医研究、南方巫蛊的科技人类学考察等，都是科技史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四、建 议 推进广西科技史研究深入发展，除坚持以往的成功经验外，还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应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 不断进行交流总结，是科学创新精神得以永续不衰的保证。如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该实验室能培养出11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其经验就是该实验室在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倡导自由的学术氛围下，频繁进行学术交流和问题讨论。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在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积极活动下，广西科技史研究异常活跃，参加研究的人数多，人员覆盖面广，从而培养了许多广西今天的科技史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如侯德彭、万辅彬、梁国钊等等。如今，虽然研究会还在，但各种活动却相对少了很多。所以，应重新发挥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作用，以它为纽带，推动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并交流经验，鼓舞斗志、相互启发、共同发展。 (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一是组织一支热爱科技史的多学科青年队伍，在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尽快成长起来；二是加强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优秀的本科生是研究生良好的生源保障，优秀的研究生为研究工作的开始创造有利的条件。三是提倡业余和兼职研究并重。 (三)建立科技史图书档案馆 档案馆可以为科技史研究提供众多的图书资料，还可收集广西濒危的传统工艺品、档案资料、民俗民歌、古籍和仪器等，另外也可以收集著名科学家的手稿、书信等。这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技史论文:经国以自强为本教育以人才为先武汉大学:自强 弘毅 求是 拓新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让我们看看武昌起义前后，湖北自强学堂向武汉大学的转变历程。 1893年11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朝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这座新式高等专门学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外语)、算学、格致、商务4门，重视科技教育。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1896年，矿务、化学学堂并入自强学堂，后者增加自然、工程教育。方言一门逐步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东文(日语)5门。自强学堂是晚清洋务运动后期建立的一所新式科技工矿学校。 1902年10月，自强学堂迁往武昌东厂口，改名方言学堂。课程设有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方言学堂因教育经费紧张被迫暂停办学。此后湖北时局动荡，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迅速灭亡，方言学堂无法立即复校，办学中断。 1913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规划在全国设立6所高等师范学校，决定以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9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9月，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国立武昌大学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设有大学部和文、理、法、经、医、预6科、17个系、2个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汉大学，下设文、法、理、工4个学院。1929年2月，法学家王世杰成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位正式校长。他认为国立武汉大学不能满足于现有的4大学院，提出要把学校办成拥有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的万人大学。1930年3月，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l期工程正式开工。1932年3月，学校由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1934年武汉大学由于体育成绩显著曾受到民国教育部表扬并通令全国大专院校，授予时任体育、卫生主任为教会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体育教学方案执行人。1935年，学校开办研究生教育。1936年，学校成立农学院，从而发展成为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5个系2个研究所的综合大学。 1937年，国立武汉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浙江大学统一进行招生考试，从而跻身“民国五大名校”。同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发动“七七事变”，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此后上海、南京相继被日军占领，武汉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国共两党大量政治军事人士云集珞珈山校园指挥对日抗战。1938年，因日军攻打华中地区，国立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四川乐山继续办学，农学院并入国立中央大学。武汉沦陷后，日军将武大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1日，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复校委员会，1946年10月，学校迁回武昌珞珈山，恢复农学院。1947年，学校设立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形成了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21个系8个研究所。国立武汉大学是武大百年历史中办学质量最高、国际影响最大的阶段，至今仍无法被超越。 1950年，武大副校长吴于廑教授在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动员大会上，把“国立武汉大学”牌楼按由左至右顺序来读，以《学大汉武立国》为题，作精彩讲演，使师生员工深受鼓舞。“学大汉，武立国”从此名满天下。武汉大学的理工科也一直有着优秀的传统。 1993年，自强学堂建校100周年之际，校务委员会审议决定，武汉大学新校训为：“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自强”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自尊自重，不断自力图强，奋发向上。武汉大学前身为“自强学堂”，其名也取此意。 “弘毅”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语。意谓抱负远大，坚强刚毅。武汉大学20世纪30年代校训“明诚弘毅”就含此一词。 用“自强”、“弘毅”，既概括了上述含义，又体现了武汉大学的历史纵深与校风延续。 “求是”即为探索规律，追求真理。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拓新”，意为开拓、创新，不断进取。 概言之，武汉大学新校训的整体含义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树立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刻苦学习、积极奉献的伟大志向，以坚毅刚强的品格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绩，办好社会主义的武汉大学，不断为国家作出新贡献。 目前，在科技教育方面，武汉大学积极利用自身的科技、智力资源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方式，与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共同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平台，联合创办了7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学校还参与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在南北极科学考察、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等科技攻关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马协型、红莲型杂交稻，高频地波监测雷达，GPS全球卫星定位与导航，高性能混合动力电池等应用型科技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理论价值，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则充分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积极探索关系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保证和智力支持。大型汉语工具书《故训汇纂》、译著《康德三大批判新译》、学术专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等成为新时期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求知在武大，成才在珞珈。武汉大学率先提出“创造、创新、创业”教育的新理念，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人才，积极探索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自1893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至今已经历了118个春秋，这悠长的历史纵观全国高校也难有几个能匹敌。这些年岁中有进步、有失败、有革命，更有发展，武大人心中那厚重的历史感和责任感常常是其他大学的人无法拥有的，而闻名遐迩的珞珈山校园中随处散发的文化底蕴更仿佛是自然天成。 百年名校，人文荟萃；珞珈山下，卷帙飘香。值得特别一提的是，600多万册馆藏图书，居全国高校第2位。曾在武大任教的易中天教授曾经说过，武汉大学的图书馆是当时吸引他来到武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科技史论文:十七大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带来历史机遇 2007年10月31日下午，科技部三里河机关火炬中心会议室。北京用友软件集团、北京启明星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微点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华为公司驻北京代表处等10余家民营企业代表与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领导和专家们共聚一堂，共话“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主办，科技日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与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杂志社共同承办。 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刘振堂主持。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会长韩德乾在会上指出：“民营企业要把十七大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以十七大精神为动力，肩并肩手拉手共同创建美好明天。” 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汤东宁介绍了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和心得体会，他认为，学习十七大要明确十七大有哪些新观点、新思想、新主张、新任务。 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张序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七大召开是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关键时期，意义非常重大。主要体现在：第一，十七大是一次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意志的会议，确定了今后党和国家路线。第二，十七大准确指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审时度势做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同时，明确了奋斗目标：到２０２０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三，十七大把科、教、文、卫明确提出，并将科技与经济紧密联系一起，提出科技是国家战略核心，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必须以科技为支撑。 针对民营企业发展，张序国指出：十七大完善了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民营企业迎来大好发展机遇。张序国指出：“民营企业应做好思想准备，把握十七大机遇，认真理解十七大精神，为进一步谋划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真正做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品牌。”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习委员会主任彭树堂说，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自己很有感触：民营科技企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实践成果。改革开放３０年，民营科技企业这条路是科技工作者探索出来的，是科技知识分子的一个创举！” 在聆听各领导谈话后，企业代表根据自身体会和企业实际情况讲述了各自看法。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赵武进书记说，自十七大召开以来，公司员工都在关注十七大、学习十七大。此间，员工受到很多教育和鼓舞。为了贯彻十七大精神，企业将加大力度搞自主创新，在自己强大同时不忘回报社会。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感言道，民营企业发展真正敢上了好时代，国家给予了自主创新战略性高度，这给了我们民营企业发展机遇，民营企业的创业、生存、成长之道，就是自主创新。但是，民营企业发展着实有很多困难，在自主创新道路上我们需要更多呵护，需要好的创新环境和成长空间，呼吁国家能够在这方面给与更多支持。这引起了与会企业代表共鸣。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十七大给了民营科技企业以历史性机遇。现在正是民营科技企业快速发展黄金时期，民营科技企业应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握机遇，继续担当自主创新的生力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自己贡献。 史家小学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始建于1939年，是一所享誉全国的京城名校。1991年，学校明确提出了“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明天”的指导思想和“三全三爱三服务”的办学宗旨。1992年，卓立校长确定以“和谐教育”为学校的办学理念。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屡经修缮改造，以“绿色校园，科技校园、艺术校园，和谐校园”为指导理念的现代化史家小学新校舍于2005年5月8日建成，学校在原有基础上迈上了新的台阶。 近些年，学校先后被评为东城区以及北京市中小学校园环境示范校，东城区科技示范校，市级德育先进校、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外事工作先进单位、教育科学研究先进学校、少先队工作特色校，先进教工之家、小学学生营养工作好单位，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评优成果突出校。学校少先队大队获市“星星火炬”奖。同时史家小学还成为中国最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俱乐部成员之一。 这是一所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无论在艺术、体育还是科技方面，学校师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06年3月，中国科协与史家小学共同投资建设的一个试验项目――史家小学科学教育资源中心成立。资源中心的主体为学校科技馆，由科技馆主馆、科技长廊、创新工作室、木工房以及三个科技教室组成，它不仅为史家小学及周边社区青少年提供免费科学实践的机会，更为学校的科技创新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多年来，学校坚持将科技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开展科技教育活动，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朱一帆同学设计的夹心肥皂，曾获得北京市优秀发明奖。刘岸同学发明的刻度毛衣针，获得了第八届北京市发明展览铜牌，并获得国家专利。石天旭同学设计的新型饮料瓶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异想天开》栏目播出。潘丹琳同学发明的防“非典”游戏棋和讲卫生好习惯游戏棋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30分》《东方时空》《大风车》等栏目报道；她于2006年5月发明的奥运礼仪棋获得了第五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银奖；在《中国少年报》《北京晚报》《中国科技奖励》杂志和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拍摄的《小小少年的发明故事》中，分别刊登和报道了她的事迹。 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伟大祖国即将迎来60华诞之际，在国际天文年的钟声敲响之后，史家小学的师生们充分发挥聪明智慧，在天文科学知识普及和创造发明活动中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绩，为学校的70周年大庆献上了一份厚礼。在张培华老师的辅导下，刘健庭同学发明的绿激光寻星仪获得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金雨晴，李珏菲发明的新型光路演示箱获得了二等奖，刘听睿，吴惠琳、李昕钰发明的夜光书在北京市中小学生天文观测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学校师生申报了5项国家专利，另有4项发明正在设计之中。 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型教师，史家小学拥有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的科技教师队伍。孙雷老师不仅在模型制作方面是个行家，在发明创造中也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发明的书包曾获得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金奖。张培华老师不仅在天文科普教育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创新教育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辅导的学生频频获奖，获得专利，他本人也拥有多项专利，曾获得香港国际专利发明博览会金奖。 中国科技史论文:中国翻译史上的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之比较 摘 要：从明末清初至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了两次翻译高潮，即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它们在翻译形式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在延续时间、译者队伍、著述情况及翻译主张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关键词：科技翻译 西学翻译 相同点 不同点 1.引言 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会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与当时的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科技著作，由此引发起科技翻译高潮，被称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有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及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与这次科技翻译高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9年以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活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向西方探求真理，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掀起了西学翻译即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是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等。我国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与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本文略谈两者的相似点，着重讨论两次翻译活动在延续时间、翻译形式、著述情况、翻译主张、翻译影响和意义方面的不同之处。 2.两次翻译高潮的相同点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前的西学翻译都采用过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在科技翻译时期，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开了“中西合译”之先河，熊三拔、汤若望皆仿效此法与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陆续译出一些西方典籍。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翻译高潮前期，不审西文的中国士大夫与粗通中文的来华传教士也使用了中西合译的译书之法，他们中比较有名的是英国的伟烈亚力、傅兰雅和中国的李善兰、徐寿等。鸦片战争以后 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广学会等都有多部合作译著问世。 3.两次翻译高潮的不同点 中国翻译史上第二、三次翻译高潮由于涉及不同的翻译实践，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的思想方法，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 从延续时间上看，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将近一二百年的时间。而西学翻译活动则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止于1919年前夕，持续了八十年左右的时间。 两次高潮的译者队伍也存在很大差异。科技翻译时期，在我国从事翻译的主要是外国来华的耶稣会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罗明坚、熊三拔，西班牙的庞迪我和日耳曼的邓玉涵、汤若望等以及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冯应京、李天经等。西学翻译时期译者队伍比前一时期得到壮大。冯桂芬把翻译工作提到了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高度。著名的翻译评论家马建忠主张振兴翻译事业以挽救民族危亡。梁启超在当时的维新派领袖人物中较早地译介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严复被称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他学贯中西，首倡翻译标准，一生译著颇丰，是近代卓越的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林纾被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他第一个把西方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1］(P91-92)康有为赞之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从著述情况来看，明末清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共译书400余种，其中有关科学的占130种左右，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译著就多达75部。［2］(P447-448)从学科上来说，天文学和数学是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洋科学的中心。“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耶稣会士翻译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徐光启共译历书一百几十余册。这一时期的典型译著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等。在西学翻译时期，国人主译或国人与国人合译作品大大增加。严复独自完成了11部译著，其中他所译《天演论》、《原富》等“八大名著”最为有名。林纾一生翻译的西洋小说约有180余种，共一千数百万字，是其他译者无可企及的。［3］(P120-121)林纾的代表译著主要有《巴黎茶花女逸事》、《黑奴吁天录》、《伊索语言》等。 从译论发展情况看，明末清初，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的翻译家未能留下系统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在一些著述中所阐述的对翻译的看法却极具创造性。徐光启强调求知，求真理，和抓重点，抓“急需”。他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主张“借我华言，翻出西义”并指出“学者之病有四：浅学自，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锢习，三也；恶闻胜己，四也。”杨廷筠指出了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急迫性，“……而我华人，又鲜肯虚心参究与其功力者。所以后先数辈，率皆赍志以殁，而学不尽传。”王徵提出了翻译资用思想，并指出在翻译材料选择上，应重“关切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之所急需”者。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时期，则在我国的翻译思想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马建忠提出“善译”说，指出译文应“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他还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建议设立翻译书院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道：“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议之理；三曰，养能译之才。”“三义”论从译材选择，译名统一及译才培养三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精辟的理论论述，时至今日仍具有借鉴意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明确提出了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这著名的翻译“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4］(P65-71)他还提出了“达旨”或“译述”的翻译方法并主张重视“译才”。林纾主张“存旨”，要求翻译达到“神会、步境、怡神”境界。他 强调指出，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5］(P48-51) 4.结语 明末清初进行的科技翻译，促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但这一时期没有留下宝贵的翻译理论财富。从鸦片战争至前的西学翻译时期，中国的翻译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翻译论争非常激烈，翻译理论精彩纷呈，取得重大发展。总的说来，两次翻译高潮推动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在中国翻译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需要把培养年轻一代的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历史课堂教学在中学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对学生进行科技教育的主阵地，历史教学在提高学生的科技素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探讨： 一、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 科技教育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对科技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妥善处理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十分必要的。简单机械的传授只会使学生静态、被动地吸收知识，变成科技知识的“存储器”，而不是科技观念的传承者和科技意识的实践者。只有让学生获得切身体验和直接经验，才能帮助学生树立对科技正确的价值观。 在七年级下册《科学技术（上）》的教学中，我有意识地将课后的思考题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引用大量的资料，仔细分析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详实地论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帮助学生树立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观。 二、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 科技素养的培养首先取决于学生对科技知识的掌握程度。现有的历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史内容，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运用各种手段，在课堂上营造出浓厚的求知氛围，激发学生对科技的持续兴趣，进而引导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在有效了解科技知识的基础上，尽可能使学生领略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不为某些假象所迷惑，从而提高对科技知识的理解能力，这是进行科技教育的基本体现。 如在讲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课中的“詹天佑与京张铁路”一目时，教师上课时用预先制作好的青龙桥地段的复杂地形模型，给学生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请他们提出减缓坡度的方法，并根据当时的条件选择最佳方案。同学们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由于是亲自动手实践得出的结论，印象就特别深刻，物理学上的力学等概念也显得容易理解了。通过动手实践，学生领悟到科技需要学习，更需要创造的道理。 三、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探究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探究者。而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新课标突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的基础是探究，没有探究就不可能有创新。 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为了人类的光明，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究、失败、再探究，终于发明了电灯。科技探究是新课标的灵魂，科技探究能力是在学生探究性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教学中，教师必须向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学生亲自参与实践，体验科技探究过程的曲折和乐趣，学习科技方法，发展科技探究所需的能力并增进对科技探究的理解。在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时应注意通过各种教学资源，以保证活动的落实，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课堂上进行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究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经历科技探究过程，使学生在不断的活动中，学会科技探究，在探究中提高自己的科技素养。 四、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实践能力 同志曾经说过：“实践出真知”，自然界丰富多彩、奥妙无穷，如果学生在课堂上面对教师苍白的讲解和书本的文字，对历史学科就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不可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因此，教学必须注重它的实践性，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让学生走进大自然这一魅力无穷的殿堂。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实践活动。如在讲到“改革开放”时，指导学生调查了解自己家庭或家乡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变化。或问自己的父母长辈，或走访乡镇企业，或看城镇街道楼房的日新月异，或了解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学生自己去感受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活动，写成历史小论文或调查报告，最后组织学生把各自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实践活动能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往合作能力，使学生更深切地感受到历史学科在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中的广泛作用，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科技研究的方法，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通过历史课堂的科技教育，提高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养成科技思维的习惯，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科技价值观，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寓科技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以积极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社会、他人和自己，同时以科学家的敬业精神鞭策他们，增强学生迎接挑战的能力。 （作者单位 江苏省沭阳县怀文中学）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创新及会计理论发展:历史轨迹与基本影响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而技术是人类为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客观规律和物质世界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造人工自然系统的活动，并由此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自十六世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科学就与技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管理思想和方法推陈出新，会计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也在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后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本文沿着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结合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分析科学技术创新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并从成本管理会计的视角系统地阐述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重大影响。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 (一)近代两次技术革命及其影响　―是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始于十八世纪60年代，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为背景，革命的中心在英国和意大利。这次技术革命揭开其序幕的是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而主要标志是蒸汽机的广泛应用。1712年第一台蒸汽机的出现，使热能转变成为机械能。后经瓦特的改进和创新，在1765年首创单动式蒸汽机和在1782年制成双动式蒸汽机，并能够驱动机器直接进行生产。其大大推动了纺织、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等工业的迅猛发展和交通运输工具实现蒸汽动力化，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英国工业革命也正是从新兴的纺织业开始并于1830年达到高潮，到十九世纪60、70年代，美、法、德等国也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将社会生产推进到机器时代。二是近代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70年代，主要标志是以电机为代表的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1866年，号称近代德国科技之父的西门子，以电磁铁制成了发电机，为电器工程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1866年电机发明并在1875年前后用于工业生产，大大改变了动力设备和生产过程，随后又解决了远距离输电问题，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地方条件的限制。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电机、电话和电灯这三大发明在美国兴起了一场电力技术革命。1882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实现了电力技术产业化，完善了欧洲的钢铁、化工和电力三大技术，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也完成和发展了汽车、飞机和无线电技术这“三大发明”。人类历史跨进了以电作为动力、照明、通讯生产的“电气时代”，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张，并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发生了飞跃。 (二)现代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　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40年代，是以原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首先发生于美国，其后发展至欧洲及世界各地，世界科技的中心转向美国，美国开始领导世界科技的潮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又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发生了原子物理学的革命，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揭开了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建成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并制成了第一颗原子弹，开始了人类利用原子能的新时代。1945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给人类带来了生产自动化、科学实验自动化、信息自动化，生产效率成倍增长。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空间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式。第三次技术革命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都是历史上空前的。它不仅显著地改变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而且改变着社会阶级状况和国家关系，为战后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第一产业急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 二、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及其对学科发展影响 (一)新科技革命的概况与基本特点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为代表的第四次科学革命兴起于美国，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在以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横向科学、综合科学发展的推动和影响下，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信息科技(IT)革命(有人称其为第四次技术革命)于二十世纪70年代兴起，并在二十世纪90年代后得到发展。新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九大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新能源新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环保技术。新科技革命的特点表现在：一是规模大、范围广。这次新科技革命在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和生产技术的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是整体化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科学揭示了自然界更深、更广、更久远的层次和各种极限状态下的物质运动规律；另一方面，系统科学与生命科学正逐步阐明与人类关系更密切的各类复杂系统的行为规律。三是综合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以基础自然科学新成果为先导的高新技术成为现代技术体系中的领导者。各门类技术相互渗透与促进，并在某些技术领域围绕一个大问题或大目标的解决与实现而形成庞大的综合性技术群。四是科学对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指导了技术革命，而技术革命又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的过程大大缩短，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如果说前三次科技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工业化社会，那么这次新科技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后工业化社会”，即信息社会。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使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交易方式和货币电子化、企业虚拟化和学习化的趋势大大加强。 (二)新科技革命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学出现了高度的分化和综合的趋势：一方面科学的分支越来越多且细；另一方面，在各个学科之间又出现了一系列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这些学科的产生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产技术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迅速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边缘学科。边缘学科是对现实世界不同层次的交错点进行研究，在两门以上学科的结合上成长起来的学科。它们是应用一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另外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使不同的科学方法和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揭示物质世界不同层次的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二是综合学科。综合学科是以特定的物质世界的客体为对象，采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之进行研究的学科。例如：计算机科学、空间科学、环境科学和材料科学等，它们都是原有学科在相互交叉、互相渗透的基础上又产生的一批综合性学科。这标志着现代科学向综合化、整体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反映了人们希望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客观世界。三是横断科学。它不是以客观物质世界的某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为对象，而是以许多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的某一个特定的共同方面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因此其研究对象覆盖各门学科的横断面，带有方法论的性质。例如： 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老三论”)与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新三论”)等。“三论”所代表的新兴基础科学不同于以往的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对象是许多物质运动形态和过程中某一共同的侧面，即从不同侧面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以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三、科技创新对会计科学体系发展及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一)科技创新对近现代会计科学发展的影响 一是近代会计。会计之所以能从古代会计跃进到近代会计阶段，科技进步发挥很大的作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要求改进和提高记账方法。1494年，卢卡・巴其阿勒《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的出版被认为是近代会计开始的里程碑。但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仍比较缓慢，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才有了较大地发展。特别是适应大生产需要的股份公司的出现，对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引起了会计服务对象和内容的变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业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社会化和激烈的竞争要求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核心是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随着泰罗制的广泛应用，“会计如何为提高企业的生产和工作效率服务”的问题产生。作为初步尝试，一些与此相联系的方法开始引进人到会计中来，如“标准人工成本”及其延伸出的“标准材料成本”、“标准制造费用”和“成本差异”等。1919年美国成本会计师协会成立，推动着标准成本会计突飞猛进。这一时期，会计方法比较完善，会计科学也比较成熟，而成本会计的产生也被认为是会计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二是现代会计。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分离。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战后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并广泛应用于生产，使生产力迅速提高；资本进一步集中，企业规模日趋扩大，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经营更趋复杂。特别是股份公司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得到很快的发展。股份公司是以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为特征的，为保护“外部利益人”所有者的利益，逐渐形成了以对外提供信息为主、接受“公认会计原则”约束的会计，即财务会计。同时，为适应企业内部管理更加合理化、科学化的需要，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直接冲击了泰罗科学管理理论而代之以现代管理科学。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功应用，为现代管理会计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早期管理会计的技术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拓展了会计的管理职能，即从解释过去转为控制现在和筹划未来。基于管理当局的对内部会计信息的需要，管理会计逐渐地同传统会计相分离并形成一个与财务会计相独立的领域。二十世纪60年代，管理会计的各种专门方法和基本体系初步确定，现代管理会计的出现是近代会计发展为现代会计的重要标志。会计新学科的出现。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显现，信息技术特别是Intemet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更是使人类跨入到信息时代。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也必须融入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潮流中，以适应和服务于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所以会计呈现出新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国际会计的产生发展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会计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电算化会计，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会计信息处理从手工逐渐发展到电算化，这是会计操作技术和信息处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对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促进电算化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电子商务会计，电子商务作为商品贸易形式中的新兴方式，已逐渐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它打破了传统贸易形式的时空间限制，使企业与消费者、合作伙伴及供应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得到极大的增强，大大加速了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作为电子商务与传统会计的结合物――电子商务会计的出现，对传统会计的确认基础、计量标准、报告内容及至整个财务会计的理论框架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科技创新对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如果说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簿记完成了向近代会计的历史跨越，第二次科技革命促进了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质的飞跃，那么，第三次科技革命则使现代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得以建立从而形成现代会计学科体系，而新的科技革命则使企业管理向集成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会计管理范式趋于虚拟化。我国学者王开田指出，会计管理范式的创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会计假设虚拟化与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会计假设虚拟化。会计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企业之间相互渗透，很难分清会计主体的边界，传统意义上的会计主体假设已不复存在，相应地持续经营与分期核算假设也就失去了基础。二是会计程序及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会计程序的创新。由于会计假设的动摇，传统“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簿报表”的会计行为程序已不再适用，而是改为事件驱动方式(Event Driven)，即平时只是将原始信息分类输入数据库中，把信息使用者所需信息按其动机分类，并按分类设计程序。当使用者需要某种信息时，使用不同的事件程序，就可获得不同的信息，实现会计信息的及时组合。三是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传统的现金制和权责发生制已经不适应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金流动制的确认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全面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的损益状况，又能反映现金流量、存量、流向和流速以及企业的偿付能力和应变能力，能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客观的信息并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此基础上，公允价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属性也必然更广泛使用。四是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信息成为主要的经济资源，因而无形资产或虚拟资产已经成为会计反映的主要对象。五是会计规范的创新。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社会中，会计规范标准有逐步趋同的趋势，逐步趋同的高质量会计准则应该成为全球会计规范的准绳。六是会计报表的创新。会计报表格式上多样化，项目编制上按会计要素创新能力和获取知识能力、信誉度进行排列，体现会计要素的质的区别；内容上不仅反映有形资产、历史成本信息、财务信息，还应反映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信息和非财务信息；方式上即采用适时报告、互动式按需报告和报告的无纸化。 四、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影响：以成本管理会计为例 (一)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及其对成本管理会计的冲击科技创新与发展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具体体现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是由各计算机功能软件集合成的一个整体系统，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测试(CAT)、电脑辅助工程(CAE)、弹性制造系统(FMS)和管理信息系统(MIS)等多个系统，将“人”、“设备”、“信息”汇成一个协同的整体，以实现生产自动化、弹性化，达到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和灵活生产的目的。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弹性 化适应了市场消费的个体化；企业中对信息系统特别是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准确性要求更高；使企业生产高度自动化，大量需求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企业的生产管理组织也要重组，改变以往的部门而以作业组(Work Team)为中心组织。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发展使成本管理受到冲击。主要体现在：一是成本结构的变化将导致产品成本计算不正确。在新制造环境下，成本的构成比例发生了变化，电脑辅助生产系统使得人工成本比重大大降低。但制造费用剧增并多样化，其分摊标准如果只用人工小时已难以正确反映各种产品的成本。另外，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也会大幅增加。二是成本控制与管理困难，控制方法发生变化。传统成本管理会计，将预算与实际业绩编成差异报告，即将实际发生的成本与标准成本相比较。在新制造环境下，这一控制系统将产生变化。例如，为获得有利的效率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片面追求大量生产，造成存货的增加；为获得有利价格差异，采购部门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原材料，或进行大宗采购，造成质量问题或材料库存积压等。因此，成本控制方法将发生变化。例如：成本控制中心由各责任中心变为作业组；作业成本法得到应用等。 (二)科技创新引发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创新及其带给成本管理会计的新技术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管理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创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发展就源于企业制造环境的变化以及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成本管理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一是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asting，ABC)与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 Management，ABM)。作业成本计算是指以作业为间接费用归集对象，通过资源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资源费用到作业上，再通过作业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作业成本到产品或顾客上去的间接费用分配方法。作业成本计算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制造费用的分配上，它克服了单纯以直接人工成本等标准分配制造费用的局限性，按引起制造费用发生的各种成本动因将间接费用和辅助成本更准确的分配到作业、生产过程、产品、服务及顾客中。因此，ABC法较传统成本计算方法更为精细，成本数据更加准确。作业基础管理就是利用作业成本计算所提供的信息，将成本管理的起点和核心由“产品”转移到“作业”层次的一种管理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求、实现投资者报酬价值最大化而运行的一系列有密切联系的作业的集合体，企业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而资源消耗的同时又是价值的积累过程，即价值从一个作业转移到下一个作业，最后全部累积到最终的产品或劳务―全部作业的集合也是全部价值的集合。因此，作业链又表现为价值链。从购买产品或接受劳务的顾客那里收回的价值，形成企业实现的收入，收入补偿完成各有关作业所消耗资源价值总和后的差额，即为企业利润。作业成本管理要求成本管理深入到每一作业，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防止资源的消费，最大限度地提高从顾客那里回收的价值，以实现预定的经营目标。它将企业的工作流程视为一系列作业的集合，根据市场的需求，以顾客订单为起点，从后向前确定相关作业，核定作业消耗量、作业成本，揭示成本动因，进行成本动因管理、作业管理，以提高作业运行效率，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 二是适时制(Just In Time System，JIT)与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 Management，TQM)。JIT是一种严格的需求带动生产制度。要求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紧密协调配合，原材料、零部件、产成品要保质、保量并适时地送到后一加工(或销售)环节。其目的是使原材料、在产品及产成品等各类存货保持在最低水平，尽可能实现“零存货”，以降低存货成本。在存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会计人员为简化存货计价，可能采用倒推成本法，即当产品完工或销售时，倒过头来计算在产品、产成品等生产成本。TQM是二十世纪60年代从传统质量管理发展起来的，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企业竞争的战略武器和由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驱动的、持续改进产品质量的管理哲学。TQM是一项通过多种政策和实务确保产品或服务超过顾客期望的技术，包括提高产品功能、可靠性、耐用性和服务性。成本管理被用来分析不同设计的成本后果、质量和提高质量的各个方面，包括停产、生产缺陷、浪费的人工和原料、服务电话的数量、顾客抱怨的性质、质量担保成本和产品召回。TQM的目标就是公司在生产的各环节追求产品“零缺陷”，并由顾客最终界定质量，从而建立品牌忠诚度并帮助企业更快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三是是目标成本法(Target Costing)与生命周期成本法(Life-cycle costing)。目标成本法是从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直接产生的一种方法，它以给定的竞争价格为基础决定产品的成本，以保证实现预期的利润。即以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和企业目标利润倒推出目标成本。生命周期成本法是估计和累计产品或设备整个生命周期成本的方法和程序。这里的“生命周期成本”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只是从产品和生产企业角度看成本问题，即所谓生产者成本，而进一步拓展到同时从产品的使用者视野看成本问题，即使用者成本。也就是说，生命周期成本识别的是一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从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到产成品的配送及服务的全部步骤)，而传统的成本仅仅关注第三个步骤生产成本。 四是标杆管理(Benchmarking management，又称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日文为Kaizen)。所谓标杆(或基准)就是以公司外部或内部最优的业绩标准来衡量自身的生产活动。标杆管理是一个过程，企业通过它识别关键成功因素，研究其他企业(或企业内其他部门)的最佳实践，然后实行改进措施以追赶或打败竞争对手。Kaizen具有“持续不断改进”之意，持续改进是一种管理技术，起源于日本生产商对质量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所以，持续改进常与标杆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联系起来。它意味着管理人员不是一次性地确定基准，而是持续不断改进提高的过程。基准和持续改进被称为“永无终点”的比赛。Kaizen成本计算是指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进而致力于现有产品的制造阶段逐步降低成本。为此，经理人员和管理会计师必须深刻洞察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进一步改进的潜力，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使生产经营经常处于不断改进的状态中。 五是企业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与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BPR是一种创造企业竞争优势的过程，企业按客户的需求对现有经营过程进行思考和再设计，重新组织其生产与管理职能，利用新的制造、信息技术及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打破传统的职能型组织结构，建立全新的过程型组织结构。在全球竞争压力激增的情况下，许多企业都视流 程再造为降低管理生产成本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对企业战略竞争优势的再思考，而成本管理通过提供相关的信息支持流程再造实施。与科技创新与发展历程相联系。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经历了从MRP、MRPⅡ到ERP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中，MPR主要对制造环节中的物流进行管理，使企业达到“既要保证生产又要控制库存”的目的；而MRPⅡ则集成了物流和资金流，将人、财、物，时间等各种资源进行周密计划，合理利用，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MRPⅡ主要面向企业内部资源计划管理的思想逐步发展为怎样有效利用和管理整体资源的管理思想，ERP随之产生。ERP在功能和技术上超越了传统的MRPⅡ，它是以顾客驱动的、基于时间的、面向整个供应链管理的企业资源计划，将供应链、企业业务流程和信息流程都囊括其中。ERP的核心管理思想就是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将设计、制造、销售、运输通过集成进行各种相关的作业，为企业提供了对质量、适应变化、客户满意等关键问题的实时分析能力，是实现制造企业整体效益的有效模式。也为企业的成本管理提供了工具，将财务和成本管理纳入到系统中来，对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行预测、计划、决策、控制、分析与考核，并进行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分析。 六是约束理论(Theory 0f Constraints，TOC)。约束理论是帮助企业有效改进“周期(cycle time)”即原材料转换为产成品所需要的时间的一种战略技术。根据TOC，每个公司至少有一个瓶颈制约着其发展，约束理论可以识别并消除这些瓶颈。约束理论把企业看成一系列链状相连的过程，如果薄弱的联结处得到了加强，那么整个链也就得到了加强。约束理论认为产品开发、配送和生产的速度是最重要的。约束理论使得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认识到，在有些情况下不能一味强调降低成本和费用，要在企业的薄弱环节加大投入量，“为了省钱而花钱”，以求得总体效益增加，这也是“成本―效益”原则的另一种诠释。 七是大规模定制(MassCustermization)与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ing Management)。许多企业发现，顾客希望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他们各自独特的需求。大规模定制(或称作大规模个性化生产)中，营销与生产流程均被设计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问题。这些重新设计包括大量小型的生产流程和特别的营销服务职能。在大规模定制下，多样化复杂生产会增加生产成本，尽管其营销和服务成本会降低。对于顾客众多且顾客对价格和质量期望不一的行业，大规模定制十分适合，也贯彻了顾客为本的理念。战略成本管理是运用成本数据和信息，为了获得和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的成本管理，其基本要求就是要明确企业成本管理在企业战略中的定位，开展企业价值链和成本分析，重视和控制战略成本动因，从战略上寻求取得成本优势的途径。在战略管理的分析框架中同成本因素紧密相关的分析工具主要有三个：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成本动因分析。 五、科技创新与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结论及启示 (一)科技进步对会计学科产生的重要影响　会计学科经过古代、近代而发展到现代的过程中，科技进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科学技术水平制约着现代会计技术和手段的使用，对会计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脱胎换骨的改变，促进着现代会计学的变革与发展，进而改变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方式，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会计理论和实践的逐渐完善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会计在未来接纳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了准备。会计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推动力量是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其进化规律可以概括为：科技革命一经济发展――会计发展――经济发展――科技革命。所以，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会计革命是共生互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对会计发展的影响已超越经济等其他影响因素，成为第一会计环境因素。科技进步在促进会计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使会计学科的发展更加完善；会计改革与发展应与高科技的发展需要相适应，以更好地发挥加强经济管理的作用。 (二)高科技影响下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的产生　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具有共性意义的产物。我国在科技发展上经历过曾经辉煌的古代、停滞落后的近代和奋起直追的现代，纵观我国会计发展的历史，也同样如此。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现代科技革命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新问题日益增多，企业会计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深化改革。这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因此，我国应抓住机遇，在推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结合实际国情，进一步引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会计技术、会计方法及管理思想，以促使我国会计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模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科技史论文:高中科技史教学需要人文主义导向 摘要：高中科技史教学的困境并非是科技成就的不理解，而是教师观念缺陷。而理解了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标，就能以人文主义的要求来统率课堂的教学内容，解决高中科技史教学中的难点。 关键词：科技史；人文主义；导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学历史新课程应该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但在教学实践中往往被教师简单带过，教师并非不重视，而是觉得科技史教学难度大、又枯燥，所以只把重要科技成就按书本的逻辑告诉给学生了事。科技史教学陷入比较困难的境地。 一、科学技术史教学的困境与不足 困境首先来自教师对科技内容的不理解，因为历史教师一般高中读的是文科，所以对科技史中的科技现象、科学规律、重大科技发明原理等等知之不多，甚至一窍不通。所以课堂上教师常常照本宣科一带而过。因此，科学课的味道浓厚，没有体现历史学科的特性。但是中学科技史的具体成就按照书本表述就可以，不必再深入去探讨。按笔者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是教师在科技史教学中观念错误，没有理解科技史的特点与教学目标，所以教学内容唯一关注的就是科技成就本身，这就是科技史教学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的出发探求科技史教学内容的选择策略。 二、科技史的特点 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科技史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但也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作为中学科技史的教学方向除了了解重大的科技成就外更要关注历史学科的教学特色，即更要关注学生的人文需求。 三、中学科技史教学的目标 1.为现实服务，主要体现在将科学史赋予意识形态的功能 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更好地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更自觉地投身于“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实施中去；再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还可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2.科技史学科在推进素质教育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 科技史的基本功能是打破文理隔阂，让理科学生懂得一些历史，让文科对自然科学有一个基本的概览。 四、中学科技史的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1.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内容首先要有人及科学家本身的活动 因为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正如人文主义传统的其他分支一样，科学史研究的焦点是人，却是很特殊的一类人――科学家。有了人，课堂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当然，科技史课堂中的科学家必须有科学家的特征，他们的特征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对真理的崇拜。他们主要是科学传统的载体，牛顿和爱因斯坦是他们的卓越代表。 2.科技史教学必须大力宣扬人的创造精神 科学史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更要让他们对科学知识有一个明智的看法：科学是人类的创造，人不应成为自己成就的奴隶。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在介绍具体科技成果内容的时候，必须交代这些成果取得是科学家并没有被本已存在的思想或技术所束缚，而是超越前人的经验与成就有创新性地发现。蔡伦改进造纸术、牛顿的万有引力提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莫不是这种创造的体现。让学生了解这些科技成果，不但使学生认识创造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而且能自觉不自觉地培养创造的意识。 3.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贻害人类 科技究竟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取决于人自己，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人如何运用它。科学技术这把钥匙，既可以开启天堂之门，也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究竟开启哪扇门，则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因此，科技史教学中必须有科技影响的内容，当然其影响既有对人类社会发展积极影响的内容，也该提示科技发展对人类的负面作用。让学生思考人类该怎样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后果，积极影响对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作用。而科技带来的对地球资源无节制的利用、环境的破坏，甚至于核武器威胁全人类等等此类科技的消极性，更是需要学生去深思的问题。 总之，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如科技史杰出学者萨顿所说：“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因此课堂上有了科学家的活动才是真正的科技史教学，才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历史课。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五乡中学)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课教学的多种技巧 在初中历史课教学过程中,必须不断研究新的有效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成绩,注重打造高效课堂,高效课堂的指导思想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减轻两个提高: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提高教师教学效率,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最终达到提高历史课教学质量的目的,这是建设和谐课堂,建设快乐课堂的根本要义所在。 一、构建高效优质课堂基本模式 历史课教学的高效课堂有课前延伸、课内探究、课后提升三个步骤,高效课堂要求既是统一的教学要求、教学模式,又可根据教师情况和教学内容加以灵活运用。提高教学效率必须做到四个基本点:小组的建设与管理,是高效课堂的关键,也是班集体管理的关键;集体备课与个人二次备课相结合,要根据本班、本人实际进行个人自备;精编精选练习非常重要,杜绝照搬照用现成资料,使学生陷入“题海”之苦;教师间多学习,围绕基本要求,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水平。高效课堂有新知探究课、复习训练课、检测点评课三种课型。高效课堂有课堂上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精讲点拨、巩固测试四个环节;高效课堂教学要求和有关纪律做了强调,要求各教研组、备课组迅速将有关要求落实到集体备课、个人备课、小组建设和课堂教学中去,努力构建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打造高效课堂、优质课堂,形成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合作管理特色相适应的课堂教学特色。 二、在历史教学中可采取问题式教学法 在平时的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尝试的教法,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下以讲为主,以讲居先的格局,将教师从台前转到幕后,把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主动的探索者和研究者,但教学模式的改变及其应用对教师的教法选择和对课堂的驾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理解和掌握了问题式教学方法,才能从根本上去应用它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课堂教学中,为了追求所谓的创新,往往在新授课的导入环节花费过长的时间,导致学生巩固和应用部分时间不够而不能达到教学目标。根本原因是教师忽视了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才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根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教师的责任不是“教师讲,学生听”,而是为学生创造条件,让学生发展自己的“弹跳力”,自己跳过“横杆”。 独立自主学习是问题学习方式的核心特征,它让学生表现为:我能学。每个学生,都有相当强的潜在的和现在的独立学习能力,同时也有种独立的要求,一种表现自己独立学习能力的欲望。那么学生的学习过程就是一个争取和日益独立的过程。而新课程就要求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独立性,积极鼓励学生的独立性,并创造各种学习机会,从而让学生发挥自己的独立性,培养独立的能力。传统的“一刀切一锅煮”转变为独特性、个性化,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内在感受。有着不同于他人的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教学中,利用独立学习能力的转化过程中,尊重学生的差异,将学生分成学习小组,按不同的基础进行分析,让每个人学习时都能在小组中充分发挥,让不同的学生都能“吃得了”“吃得饱”。尤其是略读课文,我让学生根据提出的问题,分小组学习、讨论,再进行小组指导,然后全班评议交流。这样才能体现学生学习的个性和教师指导的针对性。 三、历史讲评课中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一)激励性原则。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每个学生都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不是共性的,所以一堂好的讲评课,首先应该是发现学生已经学会了什么,并肯定学生的成绩,鼓励和表扬学生的进步,以期学生处于爱学历史课的最佳状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重点性原则。所谓重点就是针对试卷和学生实际进行重点讲评,切忌面面俱到,关键在于找到错在哪里。 (三)启发性原则。讲评时,教师应根据学生在答题中的实际,精心设疑,巧妙提问,恰当引导,耐心启发,让学生通过独立认真的思考,获得知识和方法,对有创新的解题方法尤其加以肯定、表扬。 四、历史教学必须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 在新课程标准精神指导下,深入推进落实素质教育,以人为本,发现学生的个性特长,使学生在徳、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引导学生在活动中做到“五多”:多动脑、多思考、多想象、多动口、多动手。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是教学的延伸,也是历史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课的第二课堂活动不仅可以使学生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智慧,提高审美能力,激发学习兴趣,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走出课堂教条式的教育,通过户外游戏,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提高集体荣誉感。在活动中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给学生们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让大家彼此增进了解,以便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更好发挥团队精神,可以把课堂教学搞得更好。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趣味性是第二课堂活动最突出的优势。历史课的第二课堂活动就是要让学生感兴趣,每次的活动都兴趣盎然,每个学生都乐而忘返。要让学生们在充满乐趣的活动中学到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超越,不能为兴趣而兴趣。要重视开发学生的智力,增长学生的体力,提高学生的能力,使学生在快乐中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与他人交流、学会生存,成长为栋梁之材。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个好和强项,要尊重学生的选择,让学生自主参加自己喜欢的强项,发现自己的特长。历史教师要发挥自身的专业知识,加强指导,以科学的方法培育新苗。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学科应注重创新教育 现在中学阶段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具有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功能,据有关研究表明,一个人在12-18岁即中学阶段是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换言之,中学阶段是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教育的最佳时期。 我们知道,初中历史学科首先是面对全体学生进行的教育,教学的目的首先是对学生在学习和掌握历史知识过程中的认知方法和分析、归纳、综合能力得到提高的教育。历史学科教育中的创新教育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是他们在了解、掌握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找到适合自己的有别于他人的见解、观点。要体现这一效果,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清当前初中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过程中的特点 当代初中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以下两方面: (―)重历史表象而轻本质,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的飞速提高,电视机等各种电子媒体得到了普及,极大地增加了学生了解外界各种事物的渠道。在进入初中阶段学习以前,学生对历史知识了解的途径主要是电影电视中历史题材的各类节目。但由于学生识别能力和判断能力的限制,使他们无法从中甄别哪些内容属于真实的历史事实,哪些是艺术家们的“再创作”,导致了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缺乏对历史知识的应用的严肃性,学习只重历史现象的表象,对历史知识的形象性、直观性、故事性有强烈的兴趣,而对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分析很容易厌倦,对历史知识的学习方法和历史思维方式的掌握感到十分困难。 (二)轻理解、运用而重记忆。初中学生在学习历史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很少意识到历史知识也同样可以通过理解、运用来达到掌握知识,根本不重视对同类历史事件认识方法的归纳,不重视运用已知的方法去认知相似的历史事实,缺乏有效的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方法。 初中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历史知识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历史事件等名称等基础知识确实需要学生牢固地记住,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树立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如何加强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引导学生学会在掌握知识上的温故知新的学习方法,让他们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的创新性意识、创新性精神、创新性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培养,拓展他们学习历史知识的思维空间,掌握学习历史知识的方法并学会分析历史现象,最终学会学习历史知识,分析历史资料、历史事件,能正确解释历史现象,这才是历史学科教育的重要目的。 二、明确初中历史学科创新性教育,是建立在对知识认知和掌握的思维方法和能力上的创新性教育 在创新性意识和创新性教育上,教师通过历史知识的教学使学生能有意识地在学习历史知识过程中独立地思考历史问题或历史现象,敢于发表有一定创见的言词并把这种言行经常表现在课堂内外的学习中,形成一种习惯。 在创新性思维的能力上,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的逆向性思维、举一反三的发散性思维等等,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认识、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的学习方法!学生在认识、掌握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具有初步的分析、归纳和综合历史人物、事件的能力,能够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材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点评历史人物和事件,勇于发表不囿于教材的新观点、新看法并能言之有理的能力。 三在创新性教育课堂教学总体目标上,要逐步变知识传授为学习能力的培养 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意识、创新性精神和创造性能力的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学习教材上的有关历史知识时,必须根据学生处在不同的年级确定不同的创新性教育目标并采用不同的形式进行教学。 对于初一学生,历史学科的创新性教育总体目标主要是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并初步向学生介绍一些学习历史的方法,让他们能够运用这些方法学习历史知识,具有一定的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为进一步培养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方面的创新性行为奠定基础,教师应重视采用各种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激情,向学生初步介绍、示范学习历史的方法,向学生提供一定的提问思路以教会学生对历史教材上的知识提出问题并逐步使之成为—种习惯。 对于初二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则重在对学生的思维训练和学习方法上的运用,这一阶段是学生开始逐步尝试创新性的过程,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示范并重,引导学生在学习历史教材上的知识时运用恰当的方法掌握知识,让学生在运用中逐步培养流畅、准确的具有历史学科特点的思维,能从对历史材料的分析中发现这些资料的新作用并提出自已的新观点(这种“新观点”不是哗众取宠、否定一些已有的定论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观点),最终形成在学习历史知识过程中有意识到发表新观点、新看法的习惯。 对于初三学生,历史学科的教学着力于学生认知历史现象的创新性能力的培养和展示,让学生的思维空间得到拓展,思维方式得到优化,具有符合自身学习知识实际的方法,具有一定自学历史知识的能力,具有一定的不囿于教材观点的评论历史人物、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教师的作用是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及时发现和分析学生学习、掌握知识中出现的不恰当(或不正确)的方法或习惯并加以纠正,最终让他们学会独立的学习和分析历史知识、历史材料。 总之,在初中历史学科的教学中,学生创新性意识、 创新性精神和创新性能力的培养主要表现在学生学习中对历史知识的认知上,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它需要贯穿整个初中阶段,并在学生处于初中阶段的不同学习时期要有不同的创新性教育的目标,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创新性教育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初中历史论文:浅谈初中历史多媒体教学中的误区 【摘要】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已经逐渐深入课堂,绝大部分教师虽然対如何进行高效的多媒体课堂教学进行了有益的、大量的实践和探索,但是在实际的多媒体课堂教学中还存着或多或少的误区。本文拟从对“教师对多媒体教学的认识”,“教师的课件制作”、“教师计算机水平较低”“教师对图片、视频处理”、“教师对知识要点不落实”、“教师对重难点未突破”、“教师上课无粉笔板书设计”这七个方面谈谈自已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多媒体教学;历史;课件;误区 教育家布鲁纳说过:“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传统历史教学单凭一张嘴,一支粉笔,一本教科书是很难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起来的,那么也就更难将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巧夺天工的历史文物……展现给学生。恰巧多媒体历史教学就能弥补这一短板。可见广大历史教师熟练制作课件,娴熟使用多媒体教学已经刻不容缓。现将自己多年来从事历史多媒体教学的诸多误区谈几点粗浅认识,以期抛砖引玉。 一、教师对多媒体教学认识的误区 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教学,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传统教学中仅靠讲述无法使学生想象到历史场面的恢宏气势、波澜壮阔,无法想象到历史珍品的美妙绝伦、璀璨夺目;更无法在教学中形象生动地再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多媒体教学不仅可以化静为动,化虚为实,而且能缩短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同时还能保证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的兴趣性和有效性。可是在现实教学中不少教师片面追求多媒体教学:基本形成了“无多媒体不成公开课、示范课”;更有甚者片面认为多媒体教学是提高课堂有效性的捷径或唯一途径;“唯多媒体是崇”等,实际教学中我们都知道多媒体教学不是万能的,传统教学也不能全盘否定。其实传统教学中有很多的优点需要我们去继承。我们广大年轻教师要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来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力求将传统教学中优秀的教学方法同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用我们教育者的智慧创造出较为完美的现代化多媒体教学的明天。 二、教师在课件制作中的误区 在实际教学中,历史课件制作是历史多媒体教学的核心部分,它的设计会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现实教学中,历史课课件制作一定要体现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双主作用。可有些历史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为了向同事展示自己驾轻就熟的课件制作水平,一堂课中不仅有精美的动画、详实的文字材料,而且还大量视频和动听的歌曲及相关的图片……这样便使学生沉浸在动画、视频以及音乐的欣赏、观赏以及鉴赏的气氛中去了,学生上课便少去留意和思考实质性的历史内容了……时间一长,学生一上这类型的课便陷入了视觉和听觉的疲劳了。学生就自觉不自觉地游离于学习活动之外了。而历史多媒体教学原本是通过多媒体来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主动性,使其成为学习的主人,当然不是我们看到的欣赏、鉴赏者了。相反有些历史教师(尤其年龄偏大的教师)不注重课件制作,要么有的从相关网页上下载,要么有的直接用教师教学参考用书中的光盘,要么有的教师对幻灯片中的字体及颜色和版式制作不协调,甚至模糊不清……这样的历史多媒体课件来教学就必然会出现教师上课逻辑不清,学生上课易疲倦的现象,当然这样的课件便使学生的学习激情在一片怨声中被浇灭。 三、教师计算机水平较低的误区 实际教学中,一部分教师由于计算机及课件制作水平较低,不仅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优势,反而成为影响其课堂教学水平发挥的绊脚石。在有一次教学竞赛中,一位教师在讲川教版七年级下册《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时,原本课件有《青藏高原》等三首歌曲来引入清政府对西藏、台湾、新疆的有效治理和管辖,可因为文件未打包处理,结果没有声音而导致上课冷场了,教师临场教学也未处理好。同时在讲下一张幻灯片内容时由于不小心滑动了鼠标,结果导致“清朝疆域”这一框目未讲解便草草收场;还有一次有位教师在制作幻灯片时:由于整体色彩、背景以及字体颜色过于相近,导致教室靠后的学生直呼“看不清”,这位教师不得不耐心细致地当起了“解说员”前后长达七八分钟,当然这堂课也未按时完成教学内容,教学效果也必然大打折扣。还有些历史教师的课件中的视频无声音或由于剪辑不当而时间过长、重要的图片、人物无文字说明或介绍也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可见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提高计算机及课件制作水平已成为高效课堂的必由之路。 四、教师对图片、视频处理的误区 实际多媒体教学中,有的历史教师往往堆积大量相关的图片、视频资料作为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灵丹妙药,结果一上起课来感觉就是老师一个人在表演,没有把多媒体作为教学的辅导工具,教师在利用多媒体当“解说员”。我们才摆脱了传统教学的“填鸭式”,“满堂灌”,孰不知这样教师在悄然地用“机灌”代替“人灌”,学生在课堂上只是盲目地应对视频,音频及文字信息处理,自己读书时间被挤占,想象的空间被色彩斑斓的画面填满了,这样的结果必然是表面喧闹,其真正效果不好。而真正有经验的教师是通过自己的教学设计(问题或者图片、视频)来让学生总结、发现,探究新的知识,构建相关的理论或概念。比如:我在完成《南京大屠杀》一框时,我用多媒体出示几幅“日军无幸杀害中国军民的图片时我就提出以下几下问题:中国人被杀的对象有哪些?日本人采用哪些残忍手段?你想对日本军国主义及极端右翼分子(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事实)说些什么?这样才能更深层次调动学生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对日本军阀主义的憎恨,坚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的信念。又如我在讲授川教版八年级下《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时,由歌曲《爱我中华》时:我就让学生在欣赏,哼唱歌曲的同时归纳出歌词中出现频律最多的是哪一句来导入新课,这样学生不得不认真欣赏和哼唱了。实际上我在讲授图片、视频时,教师故意不打出文字,让学生思考、总结不失为一种让学生主动参与思考的妙招。还如我在讲授川教版九年级上《俄国农奴制改革》时:出示四幅图片和一段视频之前,我就把问题:“上述图片、视频反映的对象是什么?在前面哪里出现过?处境怎样?对俄国当时生产力发展后何影响?”写在黑板上。可见我们历史教师在处理歌曲欣赏,图片、视频时先提出问题让学生有的放失去思考、总结、归纳不仅可以免于让学生论为鉴赏者和看客,而且使学生成为了课堂上真正的主体。 五.教师对知识点未落实的误区 历史多媒体教学应当是通过多媒体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对所学知识的内容进行思考、分析、理解,以实现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转换,从而使历史课堂达 到一种学生乐学,会学,善学的目的,可是在我们现实的历史多媒体教学中,大量的图片,视频是教师讲解的工具,课堂中最忙碌的人不是学生而是教师。不是吗?有的课堂上:教师拿着鼠标一会儿找画面,一会儿找图像,一会儿又忙投影,忙这忙那令人目不暇接……稍出现一点差错,急得满头大汗。试想这样的教师哪能从容地引导学生学习,及时关注学生反馈,落实教学内容呢?在个别历史教师的课堂上,教师是“放映员”,学生是“观众”,学生的课本竟一次也没打开过,更不能说学生用笔勾划出来课的重要知识点。还有的教师在上课中虽设计了讨论辩论等探究、合作学习的环节,但为了完成教学进度,给学生时间太少,只是蜻蜓点水而已。诸如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表面热闹,效果欠佳,有经验的教师运用多媒体图片,视频引导学生明白,理解某知识点后是会让学生勾划在课本上并让学生齐读,甚至有一些强调之词或相关练习。 六.教师教学对重难点未突破的误区 历史多媒体教学无疑为教学注入了活力,使某些教学难点、重点问题迎刃而解,而有些教师在制作课件时不会忍痛割爱,把一些相关图片、视频、MP3统统用到教学中去了,我在听一节川教版八年级下册《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时,课件中《爱我中华》、《大中国》、《我的中国心》这三首音乐前后欣赏就达十来分钟,结果新课一共用去了五十三分钟;还有一部分教师在制作课件时,一味追求美观,他们的课件画面背景复杂,按钮奇形怪状,动画和声音振聋发聩……这样的课件恰巧是画蛇添足,喧宾夺主,同时也违背了学生在认识事物时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接受其主要信息的认知规律(初中学生更是如此),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冲淡了学生对重、难点的关注程度;另一方面由于课件制作的复杂和过多内容,使学生在思考和教师引导时重、难点时间过于仓促不得已而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当然也就影响了学习效果和教师授课的质量了。 七.教师教学无粉笔板书设计的误区 在部分教师的多媒体课堂上有个误区:以为使用了先进的多媒体设备,就告别了黑板粉笔这种传统的教学工具。其实使用粉笔进行板书一方面有助于学生对课堂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有助于初中学生对基础知识进行落实(勾划在课本上);还有极为重要的是黑板上的板书重现力强,随写随看。更有甚者,教师在上课时偶有突发的灵感,这些灵感往往是教学艺术的动人之处,但在多媒体教学中却无法即时增加到板书中去而留下诸多遗憾;同时教师在黑板上的板书用彩色粉笔警示的重难点能整堂课都使学生有意注意;甚至还有,个别教师的精心的板书设计,流利工整极富个性的粉笔字简直是一种陶醉的艺术。实际中,多媒体教学虽有文字演示的板书,实际中对学生往往只是一种“昙花一现”式的演示,当然就对学生对知识体系的构建非常不利,对学生总结、归纳能力的培养效果不佳。本来系统性的黑板板书是教师在讲解引导下形成的知识体系,是学生把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的桥梁。因此,教师在进行历史多媒体教学时,注重黑板板书与教学内容密切配合,势必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总之任何一种教学手段都不是万能的,多媒体历史教学虽有许多传统教学不可能比拟的优点,但它正处于成长,完善的过程中,这就需要我们广大历史教师用心去浇灌,呵护。我深信,只要我们广大历史教师把多媒体教学和传统的教学手段结合起来,多媒体历史教学势必会展示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魅力!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课堂的教学效率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优化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效率 现代教育技术集视、听、触等多感官作用于一体,能够丰富学生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使其对所学知识理解得更为深刻透彻;还能使学生在学习中担当更为主动的角色,从而使其学习变得更赋有独立性和创造性;同时,现代教育技术还有助于教师对教学经验的总结、积累 ,延长知识的存储期限。下面,我就如何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初中历史教学效率,谈谈自己的一点认识 一、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的学习,无异于一种苦役;没有兴趣的地方,就没有智慧和灵感。现代教育技术中,老师用POWER POINT、超级解霸等软件对存储历史资料的录像带、音带、VCD、CD、图片等进行编辑,剪辑而制成的历史课件,通过计算机、投影映射出来,使本已过去的抽象苍白的历史事实,以多种形式动态地呈现在学生面前。这种形式多样、新颖独特的教学手段,易吸引学生注意和引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已过去的历史现象生动、具体、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压缩了空间感和距离感。对于一些重要历史知识或难以归纳、比较的知识点,利用投影提供给学生,有助于加深印象。同时还培养了学生观察、分析和归纳问题的能力。因此,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对激发和强化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使学生能够主动活泼地学习和发展自己,促进学生素质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 比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过程是学生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重点,而战争的尾声——日本无条件投降更是学生关注的热点。然而,让学生了解日本投降的全过程,仅仅让他们侧耳倾听教师精彩的讲述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学生的思维只是跟着听觉在行动,而没有与视觉、触觉有机结合在一起。没有观察、缺乏想象的思维只能停留在初级阶段。如果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让学生操作计算机,选择所需了解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某些片段进行思考、研究。学生可以清楚地看到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场面;日本首相铃木声嘶力竭叫嚣“本土决战”的声音;美国的“小男孩”、“胖子”在日本广岛、长崎上空卷起的蘑菇云;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的壮观以及向中国人民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号召和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长梅津美治朗在东京湾“密苏里”号上垂头丧气签字的神态。 所有这些活生生的场面,会使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从而对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段历史刻骨铭心,激发学生无穷学习兴趣。 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注重调动学生的视觉感宫,视听并用,拓宽了信息传输渠道,能充分调动学生多感官参与学习。教育心理学知识说明,人们从听觉获得的知识能够记忆15%,从视觉获得的知识能够记忆25%,若两者同时使用,就能够接受约65%。科学研究也证明,人们通过各种感官获得的知识比率为:视觉83%,听觉11%,其他6%;视听结合可获得几乎是最佳的知识保持率。而且省略板书,使教师能增大知识容量,有充足时间进行讲解、分析和培养学生能力。课件界面美观、色彩丰富、纲要信号齐备;版面保留完整,通过超级连接,前后切换方便,达到过去手工板书无法企及的地步。因此,无论是使用传统的教学手段还是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软件来辅助教学,教学必须重视教学的直观性。而现代教育技术软件的直观性是任何传统的教学手段都无法代替的,它通过多种媒介的交替演示,可以多渠道地向学生传递多种多样的教学信息,使学生的各种人体器官对新知识进行多角度多渠道地交叉吸收,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三、现代教育技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历史课程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里所说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说到底就是一种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培养。而现代教育技术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里,教师在课堂上处于中心位置,而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讲。而现代教育技术正是学生由听讲者变成参与者的真正媒介。因为,现代教育技术将媒体策略与音频、视频、字符、叙述、游戏、地图和其他各种介质元素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可由学生控制学习工具,学生可以得到某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全方位信息。每一项差导图符都可以使学生实现一种不同的功能。因此,无论学生选择哪一项,他们都能得到相应的知识。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想采取的模式,然后重建自己的学习序列 。这些序列的建立,可以使学生学到比传统历史课堂教学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东西。信息量的扩大,以及对各种信息之间联系的了解与掌握,使学生的思维活动与信息内容互相渗透,在此基础上便会产生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学习方法,这就是一种独立性和创造性。 比如:新航路的探索和开辟是学生比较感兴趣的一段中世纪历史,其内容相当丰富。通过现代教育技术,学生可以自己选择途径来了解哥伦布的航程、他的家庭、他所生活的世界以及他的发现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从而由学生自己来进行模拟探险和发现,在完成模拟探险和发现的过程中,学生又可以了解十四、十五世纪时 发生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各种人物与事件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学生在了解世界上着名探险家的同时,自己也几乎成为一名探险者;在发现新大陆的同时,也就发现了进行学习的新方法。创造性思维能力 在学生独立性充分施展的过程中,便会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现代教育技术对学生独立性、创造性能力的培养是其他教学手段无与伦比的。 四、现代教育技术有利于延长历史知识的存储期限 教学中的多媒体程序具有极长的存储期限。众所周知,中学教科书的某些内容几乎是一成不变、可以长年使用。比如,有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图片、图解、表格甚至与教科书配套的一些录像资料等媒体信息可以说是永恒不变的,只不过在文字的表述与评价上会出现差异。因此,相同的媒体信息就可以存储在光盘中,只需要备有学习工具即可长年使用。信息系统一旦建成,就可以在教学中一直保持长期使用。这样,历史教师的备课效率可大大提高,他们可以利用更多的备课时间去不断学习、研究新的科学知识,探索、发现新的教学方法。 由于知识存储期限的延长,使教师的工作负担大大减轻。加上多媒体程序中除内容、字典、复习外,还有相应的测试题,如单元、同步练习,期中、期末、 综合测试等,以确保学生真正理解、掌握所学知识。这样,教师就只需跟踪学生的学习进程,而他则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每一个学生,去参与学校大事。教师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课堂教学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学生思想、行为、能力等各方面综合素质的培养上。教师将从传统 的课堂教学中解脱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五、现代教育技术有利于强化对历史课教学的德育功能 初中学生正处于过渡时期,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历史教师不仅向学生传授大纲基本的历史知识,还要教会学生怎样做人,使学生成为德、智、体各方面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历史教师应该充分依据教材内容,挖掘教材德育因素,根据青少年的认知特点,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优化历史课堂教学,创设良好的德育情景、使学生产生感情共鸣,以达到内化学生道德情感的思想教育效果。如在讲中国近现代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探索中前进》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模范人物"时,在课件中加入介绍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人先进事迹的影片片段,并在看完影片片段后设问"我们应向这些英雄模范人物学习什么?"。典型感人的片段剪辑,虽然只有几秒钟时间,却能引起感情上的广泛共鸣,不仅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品德教育课,而且总结出的向英雄人物学习的内容、要点,培养了学生根据材料进行分析、归纳问题的能力。另外,现代教育技术还能使历史教学由课堂延伸至课外,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更好地发挥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养。 当然,现代教育技术只是作为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补充,而不是要代替传统的教学方式,所以,我们在运用多媒体时,必须注意选取恰当的教学内容 ,不能滥用现代教育技术;注意多种新教学手段的交替使用,以发挥最佳的教学效果;注意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密切结合,配合使用;注意不能完全没有教师的板书;注意节奏,合理安排,避免哗众取宠、走马观花。但我们坚信,只要在多媒体程序的设计中更多地考虑学生的需求,提供更大的灵活性,那么,不仅是中学历史课,任何学科都将从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中获得益处。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合理地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恰到好处地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形象、生动的描述,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展现知识的内在规律,突破时间、空间、抽象的限制,让学生充分感受、理解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开拓学生视野,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增强学生获取知识的主体性,优化初中历史教学的课堂效率。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课堂讨论策略综述 一、正确引导课堂讨论 在课堂讨论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作为组织者、引导者要保证课堂讨论有步骤、有条理地进行。教师在课堂讨论中充当的是一个节奏控制者,要做好引入问题、拓展问题、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等方面的工作。例如,在学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时,笔者组织学生进行拓展性的讨论,课堂实录如下。引入问题:清朝康熙年间,当时的英国正处于怎样的时期?生讨论得出结论:英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师:英国实行的是怎样的政治制度?生:通过英国资产阶级不流血的宫廷政变,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师提供材料(康熙皇帝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于他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生基于材料,讨论中国当时所实行的是怎样的政治制度。生讨论得出结论:从材料中可知,康熙事必躬亲,也就是说,清朝的政治体制主要是君主独裁制。师点出重点:大家都清楚了中英两国当时所实行的政治制度。那么,你们认为哪种制度更先进?学生积极讨论,课堂气氛热烈。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开始了向外的殖民扩张,国家也强盛了,当然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好。 师表示赞同,并重点强调君主立宪制的影响和先进性,培养学生用历史的思维方式正确地看待历史事件的能力,引导学生正确的历史价值取向。拓展问题:那么,大家觉得君主立宪制的先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生得出结论: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有利于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英国后来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它具有世界影响力,动摇了欧洲的封建秩序,同时,对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上述教学实例中,笔者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促使学生由浅入深地讨论问题,较好地把握了课堂讨论的节奏,这样的课堂讨论是有效的。 二、全面总结讨论结果 在讨论的最后,需要学生和教师分别进行总结,学生方面的总结主要是对讨论所涉及的知识进行归纳,教师方面的总结则侧重于对学生的总结进行点评和指正。教师应鼓励学生灵活运用多种形式进行总结,如采用树形图、表格法等。这样做,不仅丰富了课堂,也增强了学生的归纳能力,有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知识,提高学习效率。教师进行总结要做到有序完善、详略得当。首先,要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学生的总结进行点评,指出学生的不足。其次,实行多次评价措施,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激发其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很难在第一次总结中就做到毫无错漏之处。为此,教师应采取一次总结、多次评价的方式,即学生总结后,教师进行点评和指出不足,接着学生对自己的总结进行修改,教师再次评价。再次,要讲究评价语言的艺术性,多采用以鼓励为主的评价语言,以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切忌以批判的口吻进行点评,以免挫伤学生的自信心和积极性。总之,初中历史教师应重视课堂讨论环节,可以通过巧妙设置讨论问题,正确引导课堂讨论,全面总结讨论结果等策略,有效组织初中历史课堂讨论,进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课堂有效性教学管窥 什么样的教学才是有效教学?就历史学科而言,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除了要注重学科价值和学科特点,准确理解教学目标,合理利用课程资源外,还必须关注以下几点。 一、充分尊重学生主体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满足学生的主体需要,目前已经成为广大历史教师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敢于表现自我、推销自我,个性得到了极大张扬,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也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学生主体发展与其学习环境关系密切。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些教师乐于训导而不善鼓励,勤于指正却吝惜赞赏。学生只能“亲其师,信其道”,养成了一种唯书、唯师的心态,不敢怀疑传统,不敢质疑书本,不敢挑战权威。师生关系紧张,沉闷压抑。处于这样的教育氛围中,学生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没有个性可言,更谈不上主体作用的发挥。掌握知识的根本目的在于更新知识,掌握规则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突破规则。充分尊重学生主体,鼓励学生敢于向既定规律挑战,向权威挑战,批判地对待人类的认识成果,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正是历史课堂教学追求的目标,也是历史课堂教学有效性最本质的体现。卢梭有句名言:“大自然塑造了我之后,就把模型打碎了,所以我正是这世界上第一个‘我’,也是最后一个‘我’。”教师应该为学生营造一个发展良好个性的空间,使学生在标准中有变化,在规范中有自由,一致中有特色,统一中含个性,这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不可缺少的养料与气候。 二、恰当选择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的主渠道。在课堂教学中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必要条件。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助于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都具有独特的功能和长处,但也都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如选用讲授法就要考虑怎样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而启发式则要努力克服费时、费力等缺点,否则教学效果都会受到影响。同时还要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学生学习的特点来选择教学方法。陶行知先生说:“教师教的法子是基于学生学的法子。”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使我们的课堂教学在过程的实施、情境的创设、知识的迁移、问题的拓展、活动的安排、练习的设计等多个环节上,始终处于内容鲜活化、过程活动化、问题探究化、交流互动化、思维多样化、体验有效化的良好状态,激发学生从多个层面主动参与学习全过程,这样的课堂教学才是有效的教学。 三、精心设计课堂导入 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我常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1、“引趣开讲”“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詹姆士曾用实验证明,通过激发兴趣,人的积极性可以增加3-4倍。有人也推出了这样一个描绘性公式:学生的学习成绩=能力×兴趣。如我在讲述七年级上册中国古代文化部分时曾这样设计课前导入: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喜欢)?现在我出一个谜语“和老爷爷赛跑”请打出中国一位古代数学家的姓名(祖冲之)。可见在课堂教学过程的第一个环节上以趣引入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有利于一上课就把学生的心紧紧拴住,使其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内容中去,为上好课打下基础。 2、“设疑开讲” 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思维自疑和惊奇开始。”在新课导入中设置一连串疑问或悬念就是借鉴说书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奥妙术。我在八年级上册第一课“鸦片战争”时曾这样设置导语:鸦片战争是林则徐禁烟引起的吗?林则徐为什么禁烟?英国又为什么向中国输入鸦片……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一一阐释清楚的。这样的导入便紧紧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启动了学生学科思维。同时疑问和悬念的设置,它能把学生的无意注意转为有意注意,增强学生分析问题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温故开讲” “温故开讲”就是我们常说的复习旧知识、导入新知识的最常用的承上启下方法。美国着名心理学家奥苏伯尔曾说:“影响学习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学习者已经知道了什么。要探明这一点,并应据此进行新的教学。”可见孔子的“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法(教学法)已成为古今中外学者所推崇。我在讲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就这样设计课前导语:鸦片战争使英国取得了割地、赔款、开通商口岸、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等特权,但时隔十多年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这些特权,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要求扩大侵略权益)的请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于是他们便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它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历史上称第二次鸦片战争……这种新课引入法以旧知识为桥梁,使学生不断递进知识,增加知识坡度,减轻学生学习难度,激发学生对新知识探究欲望,通过新旧知识比较,体会并摸索出带普遍性的知识规律,从而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开发和利用。 可见新课独具匠心的导入,就能起到“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的效果。所以它既是学生是否“主动学”的前提又是学生提高课堂学习效率的课堂重要条件。 初中历史论文:分析初中历史教学中几种意识的培养 1、历史意识的培养 首先应明确目的、培养兴趣。教师每一学期的第一节课都要抽一定时间进行不同层次的历史学习目的教育,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历史学科的特点在平时的教育中进行历史学习目的强化教育,以此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历史是一门科学——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读史使人明智”,历史是人类认识自我的钥匙,历史可以培养正确的人生观,教会你做人的道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这是培养学生历史意识的起点。二是加强基础知识的教学。学生对历史基础知识,尤其是基本史实一无所知,或者知之不确,就不可能有历史意识。因此,通过历史教学要使学生牢固掌握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以及理解重要的历史概念。这是形成和发展学生历史意识的基础。三是强化素质教育。历史教学不是单纯地传递历史知识而已。历史是一门思想性和思维性很强的学科。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志向;培养学生运用辨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观点来分析和理解历史问题,“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念,从而产生所谓‘历史意识”’。这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意识的核心内容。四是积极开展课外活动,也是培养学生历史意识的重要渠道。历史不能复制,但它留下了许多痕迹,如古代遗址、遗迹、文物等等。教师应该充分加以利用,把课堂教学与课外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利用和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意识。 2、历史教学中参与意识的培养 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由于历史本身具有过去性的特点,往往使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距离感。教师可以把与课文内容有关的新闻时事、社会现实结合到历史教学中来,借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这样把历史感和现实感融为一体,既培养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增强了教学效果。注重教学形式的多样性。教师要尽可能改变“一支粉笔一张嘴”的落后教学模式,历史课堂不应只用讲述法、谈话法、讲解法,而应依照学生能力水平、教学内容、教学任务等实际情况,选择使用更多的方法。如“讲读议练教学法”、“发现教学法”等。改变“课课一个样,常常一个腔”的教 学模式,吸引学生饶有兴趣地学习历史。此外,还可以开展演讲会、故事会、知识抢答、辩论等寓教于乐的各种活动。重历史作业的创新。历史作业是巩固历史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许多教师往往比较重视课前设计、双边活动、启发提问、导语结语等环节的创新,而忽视了作业这一重要环节。其实,科学而有效的习题,特别是认知性习题、开放性习题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媒体,也是掉到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实践证明,在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或同一个班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多种形式的作业布置方法,比如,对于成绩较好的班级或学生布置的作业多为主观性、开放性习题,而成绩较差的大多以客观性习题为主,这样做收到的教学效果很好,它使每位学生都有事可做而且能做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抄袭现象。因而改革历史作业的内容和形式,赋予历史作业更多的创造性、开放性和灵活性,从而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参与性,既是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摆在每一个历史教师面前的任务。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进一步培养了学生们的参与意识。 3、问题意识的培养 问题意识的培养是推动初中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强大动力。问题意识的出现并非灵光乍现,而是脱胎于长期积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问题意识缺失的重要原因是缺少大量的知识积累。对历史学科来说,知识储备的缺少必然会制约问题的产生,想要孕育一个创造性的问题需要的是广泛长期的准备。在平常的学习中应该鼓励学生广泛地阅读相关的课外书籍,广博地摄取不同的思想观点,在内心不断的碰撞、冲突与矛盾中共融与升华,这才能为创造性问题的产生提供基础,发展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可以通过训练培养的。为了能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一是在课堂教学中,在重视知识的传授与基本史学能力培养的同时,可以设置一段时间或者一节课,鼓励学生尽量发挥自己的知识与联想去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教师要尽量去欣赏与理解学生的问题。比如“头脑风暴”法,应该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学生可以自由的发表自己的问题。二是在平常的学习中,在学生广泛阅读相关知识的同时,鼓励学生把自己在阅读中的问题记录下来,集中时间,教师针对这些问题,让学生进行讨论,评比出“伟大的问题”,并且进行问题的探讨与解决,享受问题提出与解决的乐趣。课堂提问是学习性问题的语言表达形式,是教师或学生试图引出对方言语反应的信号。这不仅包括口头语言,还有体态语言。教师应教给学生关于如何产生问题意识的思维方法,形成提问技能。 总之,要培养学生的各种意识和能力,说到底还是教师教法的转变,只有采用新活动、新探究、新教学,才能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使他们终身受益,也真正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 初中历史论文:谈初中历史课堂教学 怎样理解“读读、议议、练练”? 读读,就是要学生熟悉课本故事,加深理解,鉴于班级学生较多,可以让一个学生先大声朗读,吸引其他学生的注意力,让大家循着声音读完这篇课文。朗读之前,最好布置思考题目,带着问题去思考,带着问题去阅读。 议议,就是要教师把问题分层设计,先让学生独立思考,自主解决简单的问题,对复杂的疑难,教师必须讲清问题,分工明确,提供时间,指导方法,充分让小组合作探究、学习交流、去粗取精、提炼升华出理想的结果; 练练,为了巩固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必须趁热打铁,当堂训练,从正反两面出题,谈观点、深感悟、察自身、换位思、明做法,选择正确做法,反思错误观点,举一反三;对合作、实践、探究等题目,要当堂训练,合作探究,以完成教学任务。 历史教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进行国情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起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基础教育中,由于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仍存在教学方法陈旧、思想观念僵化、满堂灌、注入式、以教代学、以讲代练、以记代思,课堂上一支粉笔,一张嘴的教学模式仍然没有改变。因此,严重挫伤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教学效率甚低。 面临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已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根据现代化教育的需要,我们不仅要让学生获得知识,还要重视对学生素质的培养,那么什么是素质教育呢?素质教育是强调学生主动发展的教育。主体参与是学生主动发展的必要条件。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早在 19 世纪就提出了“发展性教学”的主张,认为学生的立场就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教学应刺激发展、表现、活动,应鼓励学生进行探索、观察和发现事物。《关于“河北省面向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的说明》中有一个很实际的提法:“减少对学生的时空占领”。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推进素质教育,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变学生的“要我学”为“我要学”,帮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指导学生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判断推理,启发学生思维。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真理的学校应当是一个积极思考的王国”。历史教师也应努力使历史课成为“积极思考的王国”。传统的历史教授法忽视了学生脑力资源的充分发掘,让学生一味追求储存僵死的信息,片面地发展学生的记忆功能,结果就造成浪费,有损于人才培养。对历史教学进行改革,是教育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历史教学的过程是教与学的双边过程。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学生是学习历史的主体,传统的“满堂灌”教授法片面强调了教师的教的作用,而忽视了学生的学习,历史教学的改革首先要改变这种状况。 那么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如何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呢? 我认为“读议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真正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必须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来自两方面因素:一是主观因素即学生心理、生理因素;二是客观因素即教师的教学质量。在主观因素中,兴趣是最活跃的因素,有了兴趣,学生就能变“要我学”为“我要学”。相反,则丧失学习的兴趣、毅力和信心,而“读议练”教学法正是从让学生自己来克服认识领域的困难着手,注重如何使学生学有所得,日有所进,经常尝到“跳起来摘桃子”的滋味,使学生在不断求知过程中产生越来越强的求知欲,从而真正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 “读议练”教学突出了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但并不否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读议练”教学法的每个环节都充分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其中在“读”阶段,就是由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带着问题独立阅读教材或通过看电视录像等,接受知识,思考问题。在“议”阶段,就是学生在自读观察基础上,可能对某些历史概念、现象认识不清,或由教师提出问题,由学生或师生讨论,解决问题。“练”阶段,为了使学生牢固掌握历史知识,能力得到提高,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进一步动手、动脑,独立解决问题。“读议练”注重思维的独立性,让学生独立思考,在学习中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有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其次它重视学生思维的积极性,让学生在积极思维活动中发展智力。 再次师生活动比较多,学生通过视、听、思、议、说等活动训练学生达到思维活跃,有话想说,有话敢说,有话会说的目的。 因此,“读议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对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以思维力为核心的智能,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高效课堂的探索 高效课堂教学策略的研究,是古往今来所有教师研究的共同课题。如果课堂教学结构紧凑严谨,方法适合初中生学习特点和学习要求,就能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就能为培养高素质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为初中历史教师,也应自觉探索历史课堂教学的高效策略问题。笔者在这方面通过学习借鉴江苏洋思中学“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模式,并结合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实际,在学习、实践、探索中总结了几点,期望与同仁共同探讨适合初中历史教学高效策略的话题。 一、课前预习,自学设疑 教师每上一节课,课堂上需要传授的知识和信息,先要请学生课前自学教材,或请学生搜集资料。预习时,教师可以列出一些思考题,让学生从教材中找出答案,找不出答案的要特别留意做上记号,或找同学探讨,或查阅资料,仍然解决不了的待课堂解决。课前预习目的是对以往知识储备进行整理加工,并在自学教材中获取新的信息,或在搜集资料中归纳整理,将旧的知识经验与新知识结合,形成新的知识储备。学生课前预习处理得好,课堂教学效果就好。通过预习,能够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以至于归纳总结能力。 我们的历史教学要充分挖掘学生的兴趣之源,发展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鼓励和培养学生在自学中“设疑”。如果一味地只是教师设疑,学生容易产生依赖性,久而久之他们的主动性将会丧失殆尽,其思维能力的发展也将受到束缚,最终会变成被老师牵着线的“风筝”。只有让学生学会自己设疑,才能真正主动地学习,在自我设疑、自我辨析中掌握知识与能力、过程和方法。 二、交流互动,解决问题 课堂教学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师生可以广泛的交流讨论,在互动中使每一个学生的知识集中起来,发挥课前预习的实际效果,让学生的知识潜能最大的再现,集中大家的智慧讨论解决所有预习中的疑难问题。交流时,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必要时教师可以稍作点拨。教师要让学生有一个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和平台,或许学生在预习时所发现的问题,某些真知灼见即便是老师也自愧不如,这时教师要充分肯定,及时鞭策;当然也可能出现没有问题或见解浅显之类的现象,教师不得讥笑,应正确引导。 交流互动环节,需要教师彻底转变观念,放下权威,下大力气激发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意识和能力。在全班交流时,要确保发言人的发言能代表本组成果,形成“想说”、“会听”的良好局面,让学生体验到:表达给大家听是一种享受,得到大家的评价是一种进步,质疑同学的发言是最大的收获。惟有这样日积月累,教师才得以解放,学生才得以发展,一言堂才变成真正意义的群言堂,学生才会有收获,有发展,有提高。 三、引导点拨,深化认识 课堂教学中的点拨,被喻为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创造能力,使学生获得正确学习方法的“点金之道”,“点”就是教师对学生要善于启发诱导,使之获得认识问题的正确方法;“拨”是教师拨开学生思维的迷雾,拨正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课堂上,教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和点拨,即在学生实在回答不出来的时候再进行释疑。教师点拨起一个层层深入的作用,即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由容易到困难,将认识逐渐引向深入。 因而,课堂教学中,我们要善于“点拨”,讲究方法。方法一、顺势诱导,逐渐深入。课堂教学中常出现这种情况,教师提出问题后,学生也能答出一二,且思考方向正确,但认识深度不够,这时,教师就应该在肯定学生认识方向的基础上启发诱导,顺势点拨,使其认识更系统深入。方法二、搭阶梯,点迷津。当学生遇到难度较大问题而感到束手无策时,教师应在认识陡坎上造阶搭梯,适时地扶一把,指点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从而开启学生思维的窍门。方法三、归谬正误,转变认识。当学生对一个问题产生错误认识时,教师如果只是简单地予以否定,难以使学生信服,且易产生逆反心理。这时,就应指出学生认识错误的根源所在,使其幡然醒悟,转变为正确的认识。 四、训练操作,反馈矫正 任何一种学习不通过亲自动手都是不牢固的。有人认为,教师就是在讲台上向学生宣讲,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即可,学生接受了就完事大吉、高枕无忧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主要方式是让学生积极地训练,让他们动手操作,在主动训练中获取知识和能力。只有训练才能培养能力,不练就不能提高能力,不练就掌握不了知识,就不能加深印象,就达不到提高能力的目的。练要有一定的方法和步骤,教师要精选训练题,采用那些以一当十有代表性的题,教师要在必要的时候告诉学生怎样练习、怎样操作。当堂的训练任务当堂完成,千万不要放在课外,那种课内损失课外补、课堂松松垮垮课外紧紧张张的做法要彻底改变。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要精讲多练,一环扣一环,不浪费一点时间,不多说一句空话,争取做到字字千金,不让学生感到厌倦和烦躁。 因为学生知识基础、理解能力有差距,难免会有好差之分,因而反馈就显得十分必要。反馈是教师和学生的双向交流,是落实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过程,教师要把控全局,保证交流的渠道畅通,互动迅捷,效益颇丰。特别是对学生的问题和偏差,要及时矫正,当然对有争议的问题或没有定论的知识允许学生有不同的见解,教师不要强作结论。 五、拓展思维,迁移延伸 课堂教学中知识的延伸与拓展是一节课的点睛之笔,是创设悬念、激发兴趣,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多方面的关键所在。之前,教师在操作训练时选择精深的有代表性的练习题让学生去做,要提醒学生在做题时一定要使自己在潜意识中有知识迁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并且有以此题为范例进行创造的意识和能力,使之养成习惯,这时课堂目标就初步达成了。 在课堂上学生学得了一定的知识,通过训练操作巩固了知识,智力也得到了开发,但这远未达到课堂教学实现了培养人才的终极目标。因为这离知识的迁移、能力的最终提高还有一段检验、巩固、提高的距离,而要使课堂上的所学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运用到其他各领域中去,这还需要一个再提高再创造的过程。要让历史走进学生生活,让学生感悟历史,让学生成为历史的参与者,立足于由近及远的认知规律,从学生的生活出发,视野从身边扩展到全方位。只有让学生感觉到历史的真实,他们才会产生了解历史的欲望。因此,用直观的图片和易懂的资料、还有结合当地历史意义的乡土资源,来增强学生的感性体验,从而再度拓展思维,达到知识迁移延伸之终极目标。只有这个目标达到了,培养人才的任务才能说基本完成。知识迁移需要教师的科学引导和学生的刻苦训练。 综上所述,对历史课堂教学高效策略的探索研究,应该贯穿在历史教学的课内课外,落实在学生认识历史的方方面面,而课堂教学改革显得尤为重要,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精心策划,需要教师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意志力,有先进的教育观和质量观,有灵活的教学方法和先进的教学手段。只要我们主动担负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目标,以满腔的热忱 和聪明的智慧,积极而扎实从事课堂教学改革,才能探索出适合自身实际的高效课堂教学策略,真正实现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初中历史论文:对初中历史进行创新教学的探索 新课改要求我们转变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对教学目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我们更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主动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他们创建恰当的学习情境,这样更加有利于提高初中历史的教学效率。 一、师生做好课前预习准备工作 这里的预习并不是课前粗略地浏览一下即将上到的教学内容,而是指学生在课前有目的地去了解新的教学内容,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而对于教师而言,更是要合理地规划教学进度、挑选教学内容以及把要解决的问题罗列出来并做好解答准备。此外,课前准备时,教师还应当适当地预测学生可能在课堂上提问到的问题以备不时之需。对于初中生来说,他们自己学习的积极性不是很高,所以课前预习有助于他们转变学习观念,将被动的家长和学校的“要我学”变为主动的“我要学”,唯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达到新课改对初中历史教学的要求。 二、历史教学方法要创新 教学方法创新是整个历史教学创新的重点。历史教学方法本来灵活多样,是随着时代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的初中历史教材和课程内容都发生了变化,教学方法创新主要在于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放手让学生自己探索新的知识。因此,初中历史教师所采用的历史教学手段必须能激发、启发学生的思维,突破条条框框,突破已有经验,突破过去的思维定势。 此外,课堂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它需要教师、学生共同来完成,更要借助网络技术与其他媒体才能提高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因此,教师在讲课前要充分准备,不仅是通过语言,还要发掘校本的资源,不要让学生局限于自己的教学和书本知识,因为历史是讲不完的,尽可能地调动学生自己动手,通过网络信息搜集和查找资料等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丰富学生的知识,培养学生对历史资源的进一步探究和开发的能力,以达到历史教学创新的目标。为达成教学目标,组织学生进行有效学习活动的设计。无论是讲解、讨论,还是操作、自学,都必须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起他们的各种感官,让学生在主动的学习活动中逐步完成学习任务,达成教学目标,教学活动的有效设计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充分调动学生的存储,化难为易 2、提出适当的思维要求,设置好目标达成的学习坡度 目标的达成,是需要有循序渐进过程的。每节课中教学活动的设计,都应该紧扣目标,设置好几个渐进的坡度,使学生在有适当思维要求的学习活动中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目标。 3、要重视练习的设计,为目标的达成服务 练习无论难度大小,都应该与目标紧密联系,都必须有一定的思维要求。练习应该结合学生的学习活动过程,随机安排。此外,还有许多让学生得到有效练习的途径——有质量的提问,可以引发他们的思维,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一个问题则需要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明确要求的操作活动,可以使学生在动手过程中既学习知识又学到方法。 三、在创新性教育课堂教学总体目标上,要由在课堂上教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向指导学生学习历史知识转变,逐步变知识传授为学习能力的培养 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意识、创新性精神和创新性能力的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学习教材上的有关历史知识时必须根据学生处在不同的年级确定不同的创新性教育目标并采用不同的形式进行教学。 笔者认为,对于初一学生的历史学科的创新性教育总体目标主要是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并初步向学生介绍一些学习历史的方法,让他们能够运用这些方法学习历史知识,具有一定的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为进一步培养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方面的创新性行为奠定基础,教师应重视采用各种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激情,向学生初步介绍、示范学习历史的方法,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进行模仿和运用这些方法,向学生提供一定的提问思路以教会学生对历史教材上的知识提出问题并逐步使之成为一种习惯; 对初二学生学习历史知识时则重在对学生的思维训练和学习方法的运用。这一阶段是学生开始逐渐尝试创新性的过程,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示范并重,引导学生在学习历史教材上的知识时运用恰当的方法掌握知识,让学生在运用中逐步培养流畅、准确的具有历史学科特点的思维,能从对历史材料的分析中发现这些资料的新作用并提出自己的新观点(这种“新观点”不是哗众取宠的、否定一些已有的定论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观点),最终形成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发表新观点、新看法的习惯; 对初三学生的历史学科的教学着力于学生认知历史现象的创新性能力的培养和展示,让学生的思维空间得到拓展,思维方式得到优化,具有符合自身学习知识实际的方法,具有一定自学历史知识的能力,具有一定的不囿于教材观点的评论历史人物、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教师的作用是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及时发现和分析学生学习、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出现的不恰当(或不正确)的方法或习惯并加以纠正,最终让他们学会独立地学习和分析历史知识、历史材料。 总之,在初中历史学科的教学中,学生创新性意识、创新性精神和创新性能力的培养主要表现在学生学习中对历史知识的认知上,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它需要贯穿整个初中阶段,并在学生处于初中阶段的不同学习时期要有不同的创新性教育的目标,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创新性教育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活动课教学的应用和思考 一、初中历史课引入活动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心理学研究表明,实践活动是个性形成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人正是通过实践活动才与周围环境发生联系,不断接受环境的影响,积累经验,从而不断改造、完善、发展人本身。从教育学角度看,热的发展只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自主的、积极的和创造性的活动才是影响人发展的决定因素。 历史课本质是一门有很强实践性的课程,其教学当然应以教师指导下的自主活动,以及在活动中获得真实感受,对提高历史课的教学实效有重要的意义。 从教学的现状看,将实践活动教学引入历史课教学是摆脱目前教学困境的需要。因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使教师中的许多人习惯于驾驭应试战车,教学以考试为目标,满足于演绎课文,追求的“精讲多练”,使历史课教学失去了它特有的魅力,学生学它少了兴趣,信它少了力度,这样的教学自然无法承受今年来中考改革所带来的强大冲击,因而使我们的教学陷入一个新的低谷。而活动教学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符合初中学生活泼好动的秉性,迎合了学生主动探究的欲望,满足了初中学生较强的表现欲望。新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初中历史课至少应有20%的时间用于开展课堂实践活动。而随着新课程理念的深入人心,广大历史教师积极尝试活动教学,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了学生的主体参与,锻炼了学生的学习能力,提高了他们对历史知识信服度。所有这些都说明,活动教学进入历史课教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课堂教学是历史课教学的主渠道,组织开展课外活动也是实现历史课教学目的的重要途径。因此,历史课教学中的活动教学就必须遵循这两条途径展开,我们的实践就是努力实现课堂教学活动化和课外活动课程化。 二、课堂教学活动化 课堂教学活动化是指在课堂教学中积极开展多种自主、开放、创造性的学生活动,使课堂教学过程成为学生在活动中获取知识、发展能力、提高觉悟的过程。 1.活动准备——自学教材 活动准备就是自学教材过程由学生原来单纯的阅读过程转变成为活动准备的过程。如在“改革开放”教学前,播放歌曲《春天的故事》,要求学生看书思考为什么这首歌会打动千万人的心,或者让学生准备一台以改革放开后人们生活发生的变化为主题的系列剧等等。这样,通过活动准备的形式,就使地原本平淡无味的自学过程变成了兴味盎然的活动过程。 2.活动展开——交流学习 活动展开是将自己准备好的活动内容加以展示,学生通过活动观摩表露自己的思想,交流各自的感受,以加深学习过程。如“改革开放”这一内容的教学时,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同学们三个人一组,四人一伙地走上讲台表演了家庭、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等系列剧,从中,同学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这样既理解了课文知识,又加深了对祖国的深切的热爱。 3.活动延伸——放飞思想 通过前两个阶段的活动,学生对课本理论只是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甚至也有了一定的情感认同。但应该看到,这种认识还是较低水平的,一经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学生的思想就会是困惑,认识也会有反复。因此,必须将活动继续引向深入,教师要联系实际提出一些辩题,组织学生辩论,使学生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在经过各种思想碰撞的基础上再得出结论。例如:让学生就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让学生进行深入的讨论,从而形成一个对自己来说较为深刻的答案。 4.活动小结——明理导行 活动小结就是概括说学知识,总结行为要求,明确着力方向。在第一节课的教学中,活动小结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活动小结可以用课堂小结的方式,让学生轮流承担这一任务。可以将收获、谈疑惑、说体会、表见解,其它同学则可做点评、纠偏差、补不足。小结也可以采用情景训练的方式,根据教学进程布置少量的情景作业题,让学生按所设情景谈认识、说感受。当然,作为常规形式的课堂联系也可以运用,口头训练和书面训练,只要运用恰当,都可以起到和好的总结效果。 初中历史课课堂教学中的活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自讲法、讨论法、辩论法、游戏法、表演法、模拟法等。 三、课外活动课程化 课外活动课程化并不是要在学校现有课程体系之外再单独设置一门历史活动课程,而是指将现有的历史的各类课外活动形式加以整合、扩充和发展,使它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以改变原来历史课外活动盲目、无序、零敲碎打的局面。它主要具有系统性、校本性、同步性、实践性、自主性、开放性等特征。课外活动课程化的具体形式是多样的,每种活动的具体过程也是不同的。我校选择了这样的基本操作思路,即配合学校的“义务社会服务制度”,把学校确立的义务社会服务活动与初中历史课教学结合起来。 首先,建立与历史课教学内容相适应的义务社会服务活动体系,并在这一基础上定出活动的计划,每一系列的活动,都与相应章节的教学进展保持同步。 其次,建立社会服务活动的运作机制。一是创设多种活动组织形式,有学校大型活动、班级活动、小组活动和学生个体活动;二是建立组织机制和活动制度,把学科教学要求与学校德育要求结合起来,历史教师主动参与,与班主任和其他学校德育工作者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对学生的指导、组织和考核记录工作。三是加强课堂教学中的理论指导,突出道德知识对道德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四是活化评价形式,通过注重过程评价,凸显学生在评价中的主体作用,实行结构分制等改革,强化评价对课外活动的激励作用。 最后,按计划和行事历组织实施社会服务活动。课外活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如组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公益活动、家务活动、 宣传活动、军事训练等,甚至组织开展研究性学习。对这些方法的阐述已经有很多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课外活动,克服工作中的畏难情绪,从而积极的投身于课外课程化的实践中。 初中历史论文:浅谈初中历史和社会教学中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 摘要：学习习惯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形成的固定态度和行为。学习习惯对学生的学习有直接的影响，良好学习习惯是促进学生取得较好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不是因为他的智力，而是取决于他是否具有良好的习惯。要想在学习上取得成功，那就得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社会课教学中重视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既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更有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养成。文章结合初中社会教学实践，对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课前预习、专心听课、及时复习、独立完成作业、收集信息、考试等习惯作了论述。 关键字：历史和社会教学学习习惯知识点学习方法 初中历史和社会是一门融合了历史、地理等人文学科的综合课程，在“以人为本”，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导的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方法，关注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也就是在关注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在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要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探究。学习习惯是指学习活动中形成的固定态度和行为。学习习惯对学生的学习有直接的影响，良好学习习惯是促进学生取得较好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不是因为他的智力，而是取决于他是否具有良好的习惯。要想在学习上取得成功，那就得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初中学生，他们的年龄一般在13—16岁之间，是人的生理和心理飞速发展的一个时候，更是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那么怎样结合社会教学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呢？我认为可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预习的习惯 预习是求知过程的一个良好开端，通过预习可以提高听课效率，加深和巩固对知识理解与记忆，同时培养了一种自主探究的品质以及影响一生的自学能力。著名教育家魏书生就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预习习惯。寒暑假前，他就把教材发给学生，让学生在假期预习。开学的第一天便进行“期末考试”，也就是进行全册书的预习检测，这样便于学生更进一步明确自己本学期要学的知识体系，以便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突破难点，抓住关键。在新学期的第一节课，教师就必须对学生提出学习社会学科的预习要求： 1.重视预习，每节新课都要求预习。由小组长负责检查，教师抽查预习情况。 2.明确预习的要求，预习不是简单的浏览书本，应该要求学生带着目的、问题，找到答案，找出新的疑点，找出本课的难点和重点（作为听课的重点）；对重点问题和自己不理解的问题，用笔划或记入预习笔记。 3.掌握预习的方法。要求学生在预习时学会圈点批注、摘抄、做卡片、编写阅读提纲或阅读提要。例如，引导学生在预习时，把历史上名人的典故做成卡片，则可丰富学生的知识面。 二.重视专心听课的习惯 历史和社会社会学科普遍不被学校、家长、学生重视，在此背景下要提高学科成绩，必须提高课堂效率，向45分钟要质量。集中注意力听课是非常重要的，心理学告诉我们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它是心理过程的动力特征。注意的指向性，可使人的心理活动在每一瞬间都能有选择的反映事物；注意的集中性，可使事物在人脑中获得清晰和深刻的反映。正因为注意拥有指向性和集中性两个重要的特征，所以，只有认真听课，方能心领神会，教学互动，以达到课堂学习的最佳境界。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相当多的学生、老师、家长认为，社会课上课听的懂或听不懂没有关系，反正有书，下课也可以看书。抱有这种想法的学生，听课时往往不求甚解，或者稍遇听课障碍，就不想听了，结果不但浪费了上课的宝贵时间，而且增加了下课的学习负担，这大概正是一部分学生学习成绩差的主要原因。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传授知识，还要强调学生专心听课习惯的养成： 1.帮助学生克服分心。分心是注意的反面，分心不是没有注意，只是没有把注意指向和集中在当前的学习任务上，心不在焉，其结果必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在教学中要时刻注意学生的学习状态使学生听课学会思路追着老师的话转，象一架“电子跟踪器”，一刻也不离开老师的讲话或板书，尽量当堂掌握所学的知识点。 2.积极思考，敢于提问。思维是智慧的源泉，没有思维就没有知识的理解、消化、和升华。积极思考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重要因素。新课程重视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在课堂教学中不能一味的由教师唱独角戏，更要重视师生互动。通过各种教学手段，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自动性、参与性，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实现教学目的。 3.要求学生做好课堂笔记。使学生明确做课堂笔记并非指把老师所讲的、所写的一字不漏地记下，而是要记录老师所讲的重点、难点。当遇到不懂的地方，要随手记下来，以便课后再去问老师。 三.养成及时复习的习惯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显示：人的遗忘有先快后慢的特点。识记后的两三天，遗忘速度最快，然后逐渐缓慢下来。因此，要求学生对刚学过的知识，要及时“趁热打铁”，学过即习，方为及时。忌在学习之后很久才去复习。这样，所学知识会遗忘殆尽，就等于重新学习。及时复习的优点在于可加深和巩固对学习内容的理解，防止通常在学习后发生的急速遗忘。在复习是要注意： 1.趁热打铁，要求学生养成当天课程当天复习的习惯。在复习时让学生先尽量回忆课堂上所学的内容，当一时不能全部想起来也没有关系，这正是发现了自己的薄落环节。整个复习过程都要提倡独立思考和自主探索的精神。回忆后再去看书，记住了的知识会被再次强化，想不起来的知识，会成为看书的重点。 2.重视阶段复习习惯的养成。阶段复习可以解决各部分知识的之间的联系，对所学的知识形成系统化。知识的系统化，是指对知识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也就是从整体、全局或联系中去掌握具体的历史事件、概念、原理，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等。社会开卷考试强调学生要注重知识的内在联系，以及知识的综合运用。在复习中理解知识之 间的联系，在联系中掌握学科知识的基本结构，在联系中提高综合运用学科知识认识、理解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能力。 3.注重比较复习习惯的养成。例如，在教学了“”后，就要求学生复习“辛亥革命”，并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点。这样既可以掌握两个运动的异同，并且对性质、革命范畴、领导阶级，群众基础等容易混淆、难以理解的知识点，从深层次上理解弄懂，更能深层次的理解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四、养成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 明确做作业是为了及时检查学习的效果，经过预习、上课、课后复习，知识究竟有没有领会，有没有记住，记到什么程度，知识能否应用，应用的能力有多强，这些学习效果问题，单凭自我感受是不准确的。真正懂没懂，记住没记住，会不会应用，要在做作业时通过对知识的应用才能得到及时的检验。做作业可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实际上，不少学生正是通过做作业，把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区别开来，对事件之间的关系了解得更清楚，运用得更灵活。可以说做作业促进了知识的“消化”过程，使知识的掌握进入到应用的高级阶段。做作业可以提高思维能力；面对作业中出现的问题，就会引起积极的思考，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仅使新学的知识得到了应用，面且得到了“思维的锻炼”，使思维能力在解答作业问题的过程中，迅速得到提高。 1.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学生做作业时，老师除了关注完成与否，更要注意学生做得是否正确，还要检查学生是否按老师提出的要求来做，是否独立完成作业。按要求做的，及时表扬。做得好的学生，最好在课堂上表扬，并示范给其他同学看。从而让做得好的学生体验成就感，一方面激励其向更好的方面发展。另外也牵引写得不好学生向好的方面发展。对有抄袭作业等有坏毛病的学生，应以鼓励性语言教育为主。如：“你如果独立完成，思路肯定是最独到的”、“相信自己！”、“如果你用心去写，肯定会把字写的最漂亮！”，随时反馈学生信息，对于学生点滴的进步以及时表扬，耐心帮助他们，使其逐渐养成良好的作业习惯。 2.通过做作业积累复习资料的习惯。作业题一般都是经过精选的，有很强的代表性、典型性。因此就是做过的习题也不应一扔了事，而应当定期进行分类整理，记在一本专门的笔记本里作为复习、考试时的参考资料。 五、培养学生收集信息的习惯 当代社会，信息就是资源，不掌握最新信息，就等于落后于时代。信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是学生接受终身教育的前提条件，更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先决条件，只有把“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植根于社会教学的方方面面，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人。社会教学目标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知识，更要学生能用所学知识对历史事件、人物、时事、现实社会问题分析、归纳。所以学生的信息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学生的理解的程度。 1.培养学生课前收集信息的习惯。在每上新课之前，老师要有目的地布置学生收集相应信息的范围，还可以给他们提供相关的书籍、网站，没有书籍提供的可以给他们指明方向，要学生着手从哪几方面去收集，从哪儿可以找到这些信息，这实际就是对学生收集信息能力的一种指导。 2.提高学生多途径获得信息的能力。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无论是看书还是看电视，无论是听老师讲还是同学间的交谈，只要用心去留意，都是收集信息的一种途径。认为有价值的，就要有计划地及时记录和整理。 3.经常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大量地收集资料，处理资料。如：开展故事集、台湾的故事、时事比拼、信息评优等活动。让学生在众多的活动中提高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六、重视良好的考试习惯 考试作为一种重要的评价方式，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面临着大刀阔斧的改革，初中社会首当其冲实行了开卷考试。开卷与闭卷，并非只是考试形式的改变，应该说这是不同教育观念和考试评价观念的体现。我们知道，社会考试内容掌握程度的要求分三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了解、理解、掌握。在对学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考查的同时，着重对运用能力、综合能力进行考查，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学生在考试过程中要注意考试的方法、策略等，形成良好的考试习惯： 1.书写规范是基础。常言道，字如其人，见字如见人。在考试时的字稀疏邋遢让人辨认不清给批卷的老师的感觉是此人思维混乱不清，书写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书写者学习态度、学习质量甚至个人的素质的评价。卷面就是学生呈现在老师面前的面孔，老师就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据此来打“印象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考试的成绩。所以要重视并及早提出对学生书写方面的要求，要求学生要用心去写，尽量做到格式统一、字迹工整、一丝不苟。 2.认真审题是关键。审题就是认真阅读、真正理解题意，对于题目中的每个字，每句话，每钟符号都要看清楚、看准确。切忌“看了一半就开工”，这样会造成“南辕北辙”，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 3.仔细复查是保证。当所有题目都做好了后，先检查在做题过程中有疑问的题目，时间充足的话检查整张试题。在检查选择题是否正确时，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学生不要轻易更改答案，非选择题着重检查答案是否符合题意，回答是否完整等。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什么是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养成习惯。”而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所以在社会教学中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逐渐养成。而良好的习惯一旦养成，将会成为学生一生受用的宝贵财富。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课标文化史的价值得发挥策略 新旧初中课标(分别是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的文化史“内容标准”是课程内容选择的结果,其呈现的差异不仅隐含着文化史的价值取向的变化,还隐含着课程价值取向与历史教育价值取向的变化。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通常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即是精神文化史,主要包括科学技术史、学术思想史、文学艺术史、宗教史、社会史、教育史等等。此文中初中历史课标中的文化史主要是指以上狭义的精神文化史,所包括的“内容标准”或“课程内容”,也兼及考古发现的史前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社会生活与习俗等。 价值取向,就是人们在一定场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动的行为倾向,它来自行为主体的价值体系、价值意识[1]。文化史“内容标准”呈现的内容是课标编制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多种历史观选择的结果,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文化史观、社会史观等,体现了现代化、国际化、社会化、政治化等文化价值取向。比较古今中外各类文化史,其中存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科学与人文、社会与政治等文化价值取向差异。 一、分布情况与统计分析类目、单位的确定 (一)分布情况 旧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以主题的形式集中呈现,其中中国与世界的古代、近代、现代六个板块都有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学习主题;新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则是按照历史朝代的时序性分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课程内容”之后,分散呈现。 (二)统计分析类目 根据初中历史课标的内容呈现,可以将文化史分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化史、世界古代文化史、世界近代文化史、世界现代文化史六个板块,每个板块又分为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社会生活六类。 (三)统计分析单位 以课标中的具体“内容标准”(或“课程内容”)为单位,如旧课标中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知道孔子,了解‘百家争鸣’的主要史实”就是一个单位,包括“孔子”、“百家争鸣”两个知识点,统计分析以上各类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和知识点个数及其所占比例。 二、统计数据结果 新旧课标中呈现的文化史内容标准的条数以及知识点个数统计结果如表1: 根据表1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及其所占的比例都在减小,其中中国古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小,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大,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初中历史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世界古代文化史个数有所增加,世界近代文化史下降的幅度最大,表明目前对世界近代文化史的关注减弱、重视世界古典文化是学界的共识;中国文化史减少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百分比仍然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国际化的文化意识比较明显。 从表2、表3我们可以发现,新旧初中历史课标中国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的变化呈平行下降的状态,世界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则是古代不变、近代增加、现代下降,近现代的下降也处于平行的状态。新旧课标比较,中国文化史下降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外现代文化史的知识点个数都是最少,比例也最小,由此可见,现代文化史的内容比较薄弱,有待增加。 根据表2、表3,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的比例最大,占主要地位,由此可见,隐含着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思想,有偏重科学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其次是文学艺术,排第二位,其用较大比例突出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成就,因为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延续,反映出了注重文化的传承。 中国近代文化史中近代科学技术从有到无的变化,表明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远不及思想政治、社会等领域重要。加之,近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具有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时代情怀,其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思想”“革命文学”等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性的文化价值取向很明显。社会生活的百分比虽减少,但仍体现了关注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社会生活的百分比大幅度下降,思想文化大幅度上升,科学技术略有上升,可见科学技术仍然受到重视,同时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社会生活史也受到了关注。然而,文学艺术与教育知识点的缺失,显示了在现代精神生活价值取向的模糊性和对教育追求的迷茫性。 世界古代文化史中三大宗教的地位不可动摇,世界古典文化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文学艺术下降的比例最大,但关注到了教育(中世纪的早期大学)。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知识点缺少,使得学生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世界地方古代的社会生活。 世界近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占的比例最大,突出了科学技术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科学化的文化价值意识在世界近代文化史中占有主导地位,而教育、社会生活等知识点的缺失,反映了价值取向的偏颇会导致对历史文化认知的偏颇,在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的作用最为关键,但是同时期教育作用的发挥、社会生活的变化、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是不能忽视的。 在世界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更是关注的重点,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明显。 三、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1.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可动摇 对新旧课标古今中外的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史在中国古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大于中国近代文化史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和中国现代文化史在中国现代史中所占的比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非常的明显。世界古代文化史在世界古代史中的比例大于世界近代文化史在世界近代史中的比例和世界现代文化史在世界现代史中的比例,重视世界古典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十分突出。中外古代文化史是人类早期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在古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来以至今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的价值要求。因此,重视传统文化史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改变,也不可动摇。与此相比,中外近现代文化史在近现代史中的百分比则较小,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如古代文化史,现代化的文化价值取向较弱。 2.国际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突出 中外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及知识点个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比例下降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 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比例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比例,世界文化史受到的重视程度大于中国文化史,重视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弱于重视世界文化的意识。在学习世界史的过程中多学习世界文化史,体现了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意识,也体现了当今时代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的要求。 3.科学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时代的主旋律 科学技术在近代文化史中所占比例最大,占据主要地位,在现代文化史中关注的重点虽有所转移,但是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文化史中科学技术的比例最大,而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历史课程中,这凸显了崇尚科学这一时代主旋律的文化价值取向。 4.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关注的生长点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关注的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还包括一些与人们生活接近的社会问题。相关的知识点在中国史中古今都有,世界史中则是古代、近代没有,现代有;中外比较中国史中较多,世界史中较少。社会问题等相关知识点的出现,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社会、现实社会及文化史的社会性。从社会的角度去认识和关注历史,反映了社会对学习者的新要求。 5.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灵魂 政治是文化产生的重要背景,也是文化史选择的重要背景,新课标明确提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以“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2],可见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指引着文化史内容的选择,渗透于整个历史课程。 6.人文精神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归宿 选择历史文化的精华让学生学习,是为了学生不仅能够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还能够全面发展。文化史中有很多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无穷智慧的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着作等,是提高学生人格魅力、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的好素材。文化史本是有智慧之人的创造杰作,也是培养有智慧人的源泉,从人类的智慧中吸取精华,使学生得以更加全面地发展。这些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根本精神,也就是文化史价值取向的归宿。 (二)思考 新课标中文化史的价值取向多元,主要包括上述几种价值取向,然而受课程观、学生观、教学观、历史观、编写体例等因素的影响,各种文化价值取向会有所偏重,难以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或者应然的状态,这就需要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1.文化史的价值取向要符合当代课程价值取向 过去历史教学大纲中的知识点偏向专业化,过分追求完整的学科体系,是一种以“历史学科知识为中心”的课程价值取向。随着“学科中心”课程的实施,其教学内容(即知识点)普遍存在着“难、繁、偏、旧”的问题,课程教学的侧重点也偏向了传授知识。然而,当代教育要求知识要与学生的社会生活接近,要求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当代课程改革特别强调关注学生的发展。文化史的内容与社会生活、学生生活接近吗?关注了学生的发展吗?这不仅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还需要在课程教学中践行。精神层面的文化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何将其融入学生的生活并能够体验,这就需要将文化史知识与课程的价值取向相结合,用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文化史教学。 弄清当代课程价值取向又是重要的一环,事实上,在当今多元价值取向的时代,传统的“学科知识中心”、“学生中心”、“社会中心”课程价值取向,没有哪一种能够起绝对的主导作用,而是多种课程价值取向的共生共存共发展。正如刘志军教授所说的:“知识本位、社会本位、人本位等三种价值取向是人们对课程形成的基本价值取向,在网络化生存、全球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下,在课程价值取向上体现出多元价值的和平共存和多元共生,通过对知识观与社会服务观的重新认识与改造,形成了以人文精神为最终追求的当代课程价值取向。”[2] 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的选择受当代课程价值取向影响,选择的结果中也蕴含着当代的课程价值取向,本土化、国际化、科学化、传统化、现代化等诸多文化史价值取向要继承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合理内核,符合以人文精神为最终追求的当代课程价值取向。 2.多元的文化价值取向应该趋于平衡 虽然文化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多元中免不了有所偏重。比如古今文化史,中外古代文化史在中外古代史中的百分比远远大于中外近现代文化史在中外近现代史中的百分比;古今中外各类文化史中的比例,有时候科学技术最大,有时候文学艺术最大,有时候思想文化最大,有时候社会生活最大。古今中外各类文化史的比例差距较大,明显可以看出文化价值取向的偏重。略微或轻微的偏重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不能偏得太重,以致失去了平衡。因此在遵循历史学科规律的前提条件下,在有些知识点上做一下调整,从而减小一些文化价值取向的偏重程度,实现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平衡。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复习课的探索 一、教学背景 几年来,我一直教初三历史,最大的感受是复习课不知道怎样上效果最佳。习惯上就是刻篇子,把知识点由书上搬到篇子上,让学生去填,然后做题。自己也知道这样复习效率太低,可不知道怎样改进。 今年又到了总复习的时间了,经过苦苦的思索,我对复习课进行了全新的改版。我的设计理念:尊重学生的差异,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目的:不仅要温故更要知新。老师的作用:以宏观调控为主,适当发言,概括性讲解,但也只是穿针引线的作用。 二、案例描述 12月20日我上了第一节复习课。我是这样安排的,分为五个环节: 第一环节:认识自己知多少 方式:做一道选择题 推动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最根本因素是: A.新文化运动的推动 B.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 C.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队伍的壮大 D.的推动 目的:让学生有目的地看书,粗略地熟悉课本,明确分期(新旧民主革命的时间),注重审题细节(根本)。可谓一举多得。 第二环节:书中探宝找问题 方式与要求: 1. 看书与复习指导的知识结构,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熟悉课本,丰富、完善知识结构。 2. 把问题记录在本上,也可以及时找老师解决。 3.老师归纳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在各班有针对性地讲解。 目的:通过这一环节,学生细致地看书,温故而知新,不同水平的同学有不同的收获。体现差异性。让会走的走得更快,让会跑的跑得更远,让会飞的飞得更高。 第三环节:精益求精上台阶 方式:在学生看书时,把问题写在黑板上。 1. 鸦片战争为什么会爆发? 2. 鸦片战争中国为什么会失败? 3. 鸦片战争的性质和特点? 4. 19世纪上半期,英国成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哪些有利因素? 要求:学生发言,相互补充、完善,老师小结。 目的:引导学生看书时要深入思考,究竟为什么这样?这样有什么影响?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史实是什么样子。引导学生从多角度考虑问题。 第四环节:学以致用看效果 方式:做指导上的8个选择题和材料题。 目的:通过做题,对掌握的知识进行巩固,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行弥补。 第五环节:今日盘点看收获 方式:把今天的收获与不足之处整理到笔记本上。收获要概括,不足之处要具体。 目的:使学生养成反思的良好习惯,不放过小的细节,因为细节决定成败。养成认真做笔记的良好习惯。及时做小扫除,清理学习的障碍。 三、反思 第一节课上完后,我的心里有了底。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部分地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让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收获,在复习知识的同时,用老师的教法引导学生的学法,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学生在收获知识与能力的同时,也感觉到压力。一节课的容量很大,要想更多地掌握,就必须及时做好预习和巩固。 而老师宏观调控的作用与预期的相比有很大差距。最主要的是在时间的把握上前松后紧,造成两个后果:或是压堂,影响学生的休息时间;或是推到下节课,达不到预期的目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对知识理解的不够深刻,自己的语言概括性不强,导致学生理解不到位。没有价值的一遍遍重复,耽误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这是我今后的复习课上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影响课堂的效率。 陈伟航同学给我的评语:思路非常清晰,非常有个性。板书有创新。这节课虽然很充实,但老师能知道有多少学生会了这部分内容?多少学生没有掌握?老师不知道,那这节课算什么? 我的答复:其实这样的课,老师应该更有压力、更累。但是事实上我却很轻松,很少有同学找我问问题,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心里很着急。再着急也要培养大家的自学能力。可能大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期待大家多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这样才会有更大的进步。多少学生会了这部分内容?多少学生没有掌握?只有通过做题才能得出结果。我觉得一个人在学校关键不是看他学到多少知识,而是看他是否学会了如何学习。 安迪同学给我的评语:你只是将问题(第三环节)给了我们,可是到最后也没让我们知道答案,我们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呀。 我的答复:在学生看书、发言的基础上,老师进行了口头小结,要求学生课下进行整理。检验自己在课上是否听懂。课上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一字一句地记在本上。我就是要引导大家上课认真听讲,听明白后就无须死记硬背了。要提高上课听讲的效率。 在上了四节复习课后,进行了单元测试。附带进行了复习的问卷调查:你最喜欢哪个环节?你有哪些合理化建议?根据学生的反馈,我也更好地反思和改进自己的教学。比如在这之后,我把第二个环节改为“走近题海”。学生在做题过程中遇到了问题,然后带着问题再去看书,这样就减少了看书的盲目性。我还把第三个环节改为回归知识点。老师对重点的知识和学生容易出现问题的知识进行概括讲解,使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知识,同时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受到学生的好评。学生是我最好的老师。 四、评析 这是目前我认为最有效的复习方案,但还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细化。教师要将教学过程变成学生主动学习的过程;要将教学的最终目标定位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和身心的全面发展。这样学生才能够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成为学习的主人。在教学中,教师要相信学生的学习能力,给学生学习的自主权,给学生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只有这样,教学才能从教师的“要你学”变成学生的“我要学”。另外多倾听学生的意见,因为他们是最好的老师,是最有权威的评论者。我一定要甘当小学生,向他们求教,我想我一定会受益匪浅的。 初中历史论文:新学期对初中历史教本的重组突破 社会的全面发展、信息的快速更新,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前提、大背景。作为直接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教师,我们深深感到在教学中仅仅以课本为依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本学期我们尝试着对教本进行一些重组和突破。以人教版《中国历史》第二册为例,在这里谈谈不太成熟的思路和做法,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我们现在使用的人教版教材应该说主要以朝代顺序来叙史,这样的安排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容易明了史事发生和发展的前后顺序和具体因果关系。但不利于学生对知识专题和板块的把握,在能力培养上有一定欠缺。《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中,中国古代史的学习内容共分为九大学习主题,前七个学习主题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相一致,但又不完全相同。因为,每个主题既反映了中国古代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历史特征,又表现了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时期社会的若干重要侧面,这符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内在逻辑。第八、第九两个学习主题的内容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时期,内容标准也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来编排的,目的依然是要从历史发展的历史性和学习主题内容划分两个方面,展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和重要特点。对《新标准》中国古代史学习主题的确定,我很赞许,依此在教学中将教本进行了一些重组。 例如:在学习中国古代史的过程中,以中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史作为学习内容和基本线索,主要强调历史连续性、人性化、整体性并贴近生活。《中国历史》第二册开篇即讲隋唐,那么要思考如何理解“繁荣与开放的社会”为唐朝的特点?隋唐时期也有经济发达、政治清明、文化辉煌的成就,但它与其他历史时期区别最大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繁荣和开放这两个方面。什么是“繁荣”?如果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比作一棵大树,唐朝就是它的鲜花繁盛的时期,也是它上升的顶点。转变虽然已经开始,但表现在文化上,仍然让人感到它的繁盛和强大。中国古代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以唐朝为最,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有充分表现。阅读这部分内容要充分体会“繁荣”的含义。什么是“开放”?“开放”与“繁荣”是一体的,唐朝的“开放”是全面的开放,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文学艺术,莫不如此。这是特别要注意的。 缘此,我们将第1课至第6课打乱调整为第1课《隋唐统一》,主要讲了隋唐的更替、隋唐的疆域;第2课《隋朝大运河与扬州》,主要讲了隋炀帝与隋朝大运河、大运河与扬州,这一课我们让学生自己去大运河边考察,研究大运河的历史、调研扬州在隋唐时的繁盛与大运河的关系,还了解了大运河的环境、水质、目前营运状况及存在问题等等,并提出自己的整改建议,从而使学生能够在理论上有所思考,并能够在生活中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第3课《隋唐政治家》,主要讲了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前期)和两项主要的政治制度──科举制与三省六部制,其中“科举制”这项内容与“开放”的学习主题相联系。科举制度是隋唐时期中国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辉煌成就之一,也是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渊源所在。可以说,这是政治的开放,是入仕之途的开放;第4课《盛唐时的生活》,主要讲了日常生活(分衣饰篇、饮食篇、生活器皿篇)和城市的繁荣,做到贴近生活,学习生活化、感性化;第5课《唐朝的民族关系》,主要讲唐与突厥、回纥、吐蕃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第6课《唐朝对外关系》,主要讲当时的世界贸易路线、唐和东亚、西亚、南亚及欧洲国家的主要往来;第7课《唐朝扬州的城市生活》,主要讲了扬州的城市布局和规模、扬州的城市经济、扬州的文化及对外交往、扬州的岁时风情。开设这一专题之前,我们给学生提出了一项活动建议,即“搜集有关社区(或家乡)的历史材料,考察文化遗址和名胜古迹”。活动的设计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考察自己所在社区的文化遗址和名胜古迹,了解社区或家乡的历史,熟悉社区或家乡的变迁过程,理解社区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从纵向角度进一步认识社区的基本功能,并为深入理解社区对人的影响和作用奠定实践基础。通过对本专题的研究、讨论和学习,学生了解了家乡的发展历史,使他们从更广阔的视野上观察社区,剖析社会,并预测社区的未来发展趋势,实现青少年社会化;第8课《唐朝的衰亡》,讲了天宝危机、安史之乱、唐朝后期的社会问题及黄巢起义。 又例如,关于民族关系的发展这一主题,我们将教材第10课《辽、西夏和北宋的并立》和第11课《金与南宋的对峙》调整为第12课《辽、西夏和金的建立》和第13课《辽、西夏和金与两宋的对峙》。前一课主要讲了辽、西夏和金的政权建立情况。在这里要了解辽、宋、西夏、金等政权是“并立”的,而非“分立”的。“并立”与“分立”是有区别的,“分立”的含义中有一种分化、分离的倾向,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特别是这个时期的前半段的历史情况相符,而且虽然有隋唐的统一,但隋唐的统一中仍包含着相当严重的“分立”倾向,所以才有藩镇割据,才有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辽、宋、西夏、金乘五代十国而来,开元、明、清三个巨大的统一王朝的蝉联局面,虽然是分庭抗礼,但实际上已处于更大的统一发展的过程了。这几个王朝终究没有分出高下,几乎都是被新兴的蒙古势力削平的,同时又没有继续分裂的趋势。因此在最后一课中主要学习分列辽、西夏、金与两宋的战与和,理解“并立”对民族关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使学生认识:(l)中原政权同少数民族政权战争频繁,但最终以双方相互妥协(宋朝让步更大一些)而结束战争,并维持了相对持久的和平局面,促进了民族交往和相互的沟通与了解,随之而来的是中原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逐步向边疆地区扩展,使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2)在边界设置榷场,一般采取物物交换的方式,如用北宋的丝织品、稻米、茶叶等换取少数民族的羊、马、骆驼等,同时中原的制瓷技术和印刷技术也传播到了周边地区。(3)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不断深化,辽、宋、西夏、金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极大地缩小了民族间的差距,推动了民族的融合,加之少数民族大量南下移民,更是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初中历史论文:增强初中历史课堂活力的方法创新 历史是一门丰富多彩且终生受用的学科,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自然科学等都有历史的影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需要“以史为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但长期以来,历史课却一直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产生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1)经济社会功利性的影响;(2)“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传统思想误导;(3)历史教学定位不准确。中考历史分数比重不大,难度偏低,学校安排课时少,将历史课视为“副科”;(4)历史课堂教学模式过于陈旧,课堂气氛沉闷,失去了课堂活力。严重影响历史学科的教育质量。因此,如何转变传统观念,增强中学历史课堂的活力,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是广大教育工作者需要共同探讨的话题。 一、转变社会、学生和家长的观念,增强对历史课学习的认识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把握未来。历史课对于中学生来讲是不可缺少的“营养课”。作为基础学科,历史教学在素质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习历史有助于提高认识和工作能力。历史现象背后往往存在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我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提供有益启示。多学习一些历史知识,多了解一些历史事件,多掌握一些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和胸襟,在认识问题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同时在对历史的深入理解中准确把握现实,创造未来。 学习历史有助于提高政治修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要兴旺发达,就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传统。学习历史有助于我们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体会成败兴衰、荣辱得失的经验教训,从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政治修养。 二、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活力 一根教鞭、一支粉笔、一张嘴的“填压式”的教学模式已很难适应当前的教学要求。我从事乡镇初中历史教学工作多年,深感历史教学任重而道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如何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达到显着的教学效果显得尤为重要。 (一)讲究历史教学方法,重视学生的情感激发。 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基本上是“大灌篮”,教师在讲台上“一讲到底”,争分夺秒,不给学生“喘息”的时间。我乡镇初中学校有400多名学生,我曾做过调查,约有4%学生认为历史科目只需要背背就可以考试,约有65%学生认为历史与他们生活的年代相隔久远,对于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学生来讲兴趣不浓。如何使学生爱好这门学科,我做了如下尝试: 1.诱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历史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是有限的,简单地用教科书教学会产生单调乏味的感觉。在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阅读一些如“中华五千年”、“西安事变回忆录”、“秦汉历史故事”等读物。这类读物篇幅短小精悍、文笔生动,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爱好自主选择,轻松学习历史。 2.师生互动,为学生提供自主探究性学习的舞台。历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也是一个师生之间交往合作的过程。在教学中,我积极推动师生之间互动,让学生走上讲台与教师互换角色。有时故意说出不正确的观点,以此诱发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究历史知识,培养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的能力。 3.发挥教师情感的感染力。从外在因素上看,教师的情感因素对学生具有感染作用。一个情操高尚,具有极强亲和力,渊博学识、幽默、教学艺术高超的教师,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情感,使学生“爱屋及乌”,投入十分热情,让课堂洋溢勃勃生机。 (二)情境教学,发挥学生视觉、听觉功能,生动再现历史,提高认知和学习效率。 目前乡镇初中历史教学器材手段相对落后,近年来开始部分引入课堂电视、投影仪等设施器材。传统教学方式不易引起青少年的兴趣,而借助多媒体声、光、色、像的特点吸引、感染学生,可以更好地创设情境、还原形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接受大量的历史知识,让课堂教学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讲解《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侵华罪行》内容时,播放经剪辑的《火烧圆明园》片断,那一幕幕的生动的画面、鲜明的色彩、感人的音响,使学生的情感已完全融入了影片中,当学生的感情迸发出来后,再结合课本的阅读理解,使学生的思想感情受到极大的感染和熏陶,这种思想教育效果是传统教育难以企及的。 (三)结合时事,增添时代活力。 在历史课上,教师可结合教材观点选择一些国内外重大新闻材料,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这样既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的政治思维能力,为历史课增添时代活力,又可以增强政治课的理论说服力。当前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为历史课提供生动而丰富的素材,历史课应与时事政治结合起来,将其融于课堂教学之中。比如学习近代史中国台湾被日本侵占,可以由此讲到当前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上的不断摩擦,中国与越南在南沙群岛之争,也可拓展到黄岩岛中国与菲律宾海上对峙,分析小国何对大国如此咄咄逼人的背景。教师再结合国际形势进行分析,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学习热情。 综上所述,要上好初中历史课,广大历史教师需要不断努力探索,走出传统授课困境,转变观念,注重情感激发,采用多种有效的教学方法,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让历史课堂充满生命活力,使历史科目学习成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新课程的反思与困惑 自参加新课程教学以来,我积极学习新课程理念,领会新课程精神,参加了多次市里组织的培训班,在泰安地区听取了人教社于桂元教授主讲的《初一新课程教法》、海口教研室傅元根老师主讲的《新课程资源的开发》、山东师大教育学院魏巍教授主讲的《新课程培训通识》等,这些都使我受益匪浅,在头脑中形成了许多新的理念,并将之应用于课堂教学,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随着教学的逐步深入,一些新问题不断出现,也产生了许多困惑和不解,进行了大量的反思,特分类概括如下: 一、教师角色的定位:在教学过程中,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练为主线是我们遵循的一般原则。但随着学生发散思维的增加,教师往往有“拢不住”之感,你千方百计向某个方向引导,学生偏与老师想的不一致,甚至离题万里。特别是需要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学生更难引导,但老师又不能用唯一的答案来强制学生接受,教师要当好这个“导演”还真不容易。 二、多媒体的运用:有人认为,没有多媒体的课就不是好课,没有声电光影的课就没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实在是一种偏见。虽然新课程强调互动、强调开放性,但传统的教学方式不能丢,一位优秀的教师,通过流利的教学语言,优美的板书,优雅的教态及出色的组织能力,能上出一堂令人终生难忘的课,这难道是多媒体所能取代和比拟的吗?我认为,多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要因地制宜,当用则用,不能每节课都用。 三、生生之间的互动:在历史教学中,需要学生之间讨论的内容很多。如八年级上册中关于“西安事变后要不要释放”的讨论,“重庆谈判要不要赴重庆”的讨论等,都可以让学生查背景资料,撰写小论文,展开辩论。但学生的水平有差距,讨论起来参差不齐,有些学生会做小动作,说笑打闹,或偏离主题,教师的引导往往使不上劲,部分学生感到没有大的提高。 四、教学评价:课堂评价按评价的目的不同,一般分为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三种。诊断性评价是指在课堂活动之前教师的提问或测验,目的在于明确学生的起点水平,确定教学的难易度。其次是形成性评价,它伴随着教学过程展开,以强化、引导、鼓励学生,并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矫正。最后是终结性评价,是一堂课、一个月或一个学期的学习活动完成后进行的结果评价。这三种方法效果较好、操作性强、评价全面,改变了过去单一的试卷分数评价方式,但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五、教学资源的获取:在乡镇中学,教学资源相对匮乏,课外查阅资料既无时间,又无稳定的来源。虽然网络已经进入乡镇这一级,但青少年上网依然是玩游戏的多,真正用来查资料、学习的少,图书馆的藏书少,且适合学生阅读的更是廖廖无几。所以新课程倡导的开放性、自学性、探究式的学习方法就较难实现。 总之,历史新课程已经在顺利的实施中,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们将用一位名人的话来勉励自己:“失败也是我所需要的,它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只有在我知道一切做不好的方法以后,我才知道做好一件工作的方法是什么。”所有新课程研究的成败,都将为我们下一步的教学提供借鉴和改进。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教学方法探索 作为在教学第一线的中学历史教师,为什么教、教什么、怎样教和如何才算教得好?考虑这些问题是必须的,也是很实现的。特别是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可以说是老师们经常要思考的问题。但这些又都涉及到有关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也就是说,教学方法的问题不仅仅是教学方式和手段的技术性、技巧性的问题,而且体现了深层次的教学理念问题。 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换一种角度来思考教的问题。这就是要把教师职业这一角色,放在社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大视野中来定位,从而使我们的教育教学观念转到注重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具体地说,就是把学生的学习放在首位。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根据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宗旨,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思维能力、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中学历史教学,虽然涉及的是历史上的事物,但也具有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通过历史教学,既可以使学生掌握历史知识,了解人类的过去;又能够促进学生历史学科能力的发展和历史意识的生成,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使学生学会以全面、客观、辨证、发展的眼光来认识人类社会。 在素质教育观念下的初中历史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历史教学的很多领域,诸如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组织、教学方法、教学评估、教师培训等等,每一个领域都可能会制约教学实际的创新。 一、以探究问题为目的 没有问题是谈不上学习和研究的,有人曾说:正是问题才把只不过是小碎石的东西变成了历史的证据。然而,以往的历史教学往往是固定式的,对于学生来说,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探究性问题,或只有肤浅的问题,要不然就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如被动接受、死记硬背、机械重复)。历史教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使学生发现问题,探讨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所有的教学方法都应该是为了探究问题而设计的,都要给学生机会去了解事情的基本情况,使学生去深入探讨。 二、以思维训练为核心 历史学习不应该是促成思想固化的过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历史本身和历史学科都不是限定在某一种僵化的模式中。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需要发散式的思维、复合式的思维,需要广阔的、全面的、客观的、辨证的、变化的、发展的视野,尤其是对历史上因果关系的思考,是对人的思维水平的检验。学生学习历史,像学习数学一样,也是思维的训练和强化,是思考的过程,是获得思维成就的经历,是积累经验的机会。所以,任何教学方法都要以激话、调动、启发学生的思维为主,促动学生历史思维的活跃发展。 三、以学生参与为形式 使学生参与教学,而且是积极、主动地参与,是使教学得以真正展开的关键性问题。只有让学生投身其中,从做中学,才会激发动机,引起兴趣;才能使学生思想活跃,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才能使学生通过教学活动体验到挫折感与成功感;才能看出学生的鉴别力、理解力、创造力;才能使学生多与教师、同学交流,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因此,教学方法的设计和运用重在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从根本上改变学生被动学习的状况。 四、以史料运用为条件 人们认识历史的前提是获取承载历史信息的材料(主要是文字材料),获取史料的过程也是掌握历史学习方法的过程。在对历史信息进行处理时,如果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和储存,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学习历史的本来意义,甚至会加重学生的负担,使学生对学历史感到厌倦。所以,要改变历史学习是对现成知识的记忆这种传统的模式。教学方法的运用要使学习的过程与结果得以统一,而不是分离。我们提倡把学习历史看作是在研究和认识历史,这就要训练学生去掌握和理解历史的信息,注重史料的作用,通过对史料的汇集、整理、辨析、推论,把史料作为证据,用以解决历史的问题。所以,历史教学方法的运用,是离不开对史料的运用的,尤其是学生对史料的运用。 五、以周密设计为准备 任何教学方法的运用,都不是随意的,甚至不是随机的,都要有事先的准备和安排,有具体的目标,有明确的设计思想,体现出一定的教学观念。方法的实施,是有步骤的,而且要有回旋的余地。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需要教师以认真的和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前苏联的一位教育家巴班斯基曾提倡最优化教学,在教学方法的问题上,他认为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材难易程度、全班学生的程度、各种教学方法的效用和长短处、教师本人的特点和能力等,这些都需要进行认真的思考和计划。 六、以教师引导为助动 以往的历史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唱主角戏的,好像教室这个舞台是为教师搭建的。现在我们倡导以学生的学习活动为中心,但并不是说教师只是一名“场记”了,不再起重要作用。反之,教师的作用更为重要,他要像导演一样,要对教学进行引导、组织、控制,并随时诊断教学,对教学活动进行调整。教师与学生的最基本的关系是教学上的朋友。朋友是有共同的爱好和志向的,是互相了解对方的,是互动的,是有交情的,朋友之间的交往是不能靠主观臆想的。所以,教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在教学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对于中学历史教学方法的探索,在教学实际中要注意避免以往传统模式下运用方法时的弊端,或是片面地强调某一种方法的效用,以为某一种方法是万能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用到哪里都会灵”;或是僵硬地照搬和套用某一种方法,而不去考虑学生、教材等具体情况;或是只注重方法运用时暂时的、表面的效果,而忽略学生的心理活动反应,等等。 总之,在教学方法的问题上,我们特别强调要研究学生的学习历史方法,注重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力图使学生通过历史教学,逐渐掌握开启历史之门的金钥匙,成为能够认识历史的真正主人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教学中闪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 摘要: 初中历史教学找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使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成为历史课教学的血肉和灵魂。根据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具体采用假设性的体验使学生的情感和价值观得到合理的引导,也要求教师善于选择恰当而典型的历史片段有效地进行,更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强烈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意识。以各种方式方法让学生的“学”展现出来,使学生的思维活动力、情感、态度、价值的碰撞,学生的人格,人性和文化素质的完善与升华,使之适应社会的能力显着增强。 历史是一门知识性、思辩性及强的学科;它的内容既古老又有时代性;它的知识既丰富又庞杂。所以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往往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入点,更谈不上对蕴涵在历史知识中丰富的历史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挖掘和提炼。然而新的历史课程标准在这方面的目标规定上与以往的历史教学大纲相比,所呈现出一个突出变化是它大大突出了以往教学大纲单纯的知识和政治教育的层面,注重了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把历史教育的社会教育功能与人的发展功能结合起来,从而使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成为历史课程教学的血肉和灵魂。 那么怎么才能从丰富的历史知识中提取历史情感,完成新课程下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呢? 课堂是进行课程改革的前哨阵地,让学生感受是一种最优的教学方式。对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思维方式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但是我们所要传授的知识往往只能对他们形成平面的影响,所以教师在恰如其份的时候真正应该做的是如何使学生通过亲身感受去“内化”知识,将学生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个性得以张扬,以致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就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和对新课程改革理念的理解谈一些粗的认识。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通过假设性的体验使学生的情感和价值观得到合理的引导。 教师要巧妙地设置问题情境,让学生置身于历史氛围之中体验历史。例如我给学生讲八国联军侵华这段历史的时候,让学生观看有关八国联军侵略时的录像资料,还展示了因此而流落到海处的一些国宝文物的图片。影片放完以后,同学们都很激动,我问大家,看了影片以后有什么感想,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对待这些曾经在侵华历史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国家呢?接着有的学生喊出:“去那些国家把我们的国宝抱回来、也放火烧他们的宫殿。”可以理解中学生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以牙还牙,以仇报仇”的程面上,这显然学生被这个问题吸引了,但如何让学生在自己的情感态度当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呢?我就假设、现在如果你们将要做的事情就是带着最先进的武器,跨过大西洋,来到那些曾经入侵中国的国家,攻入了他们的首都,没有人可以阻挡你们,你们可以干自己想要干的事了…… 同学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我要把中国的国宝找到拿回去。” “我要把他们的博物都烧掉。” “我要把那些值钱的东西都带走!” 我又说道:好的,你们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等大家离开的时候,你们身后的城市变成了一片火海,老人,妇女在火海中惨叫,无数的人倒在你们的枪口下了。有人见证了这样的时刻,并记录下来,孩子们长大后再给他们看,他们看后的反映和现在你们的情绪一样,或许不久以后,战争和悲剧又一次重演了,或许我们的星球就因为这样的战争而最终走向灭亡。那么大家觉得你们今天的选择正确了吗? 教室里很快平静下来,过了一会,有人说:“那样我们岂不是就成了帝国主义了。”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最后大家讨论,到底该怎样对待呢?同学们得出了两种意见,一是发扬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友好的传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友好相处,共同发展;另一种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建设更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最终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由此,深化了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引导教育。 二、 初中历史教学中加强对学生情感意识的培养和体验价值观,要求教师善于选择恰当而典型的历史片段有效地进行。 历史知识有丰富的情感因素,为实施情感教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利用典型的历史片段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和体验价值观。例如学习《左宗棠收复新疆和甲午中日战争》中有邓世昌投海自杀殉国。我组织学生讨论他的这种行为,目的是引导学生提升爱国主义情操。出乎我意料、讨论中学生形成不同的观点:一部份学生赞同邓世昌的自杀殉国是爱国的,认为邓世昌以死抗争唤起民众、拯救大清死得其所;一部份学生认为邓世昌的生命意识太淡漠,不值得提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人人都像邓世昌那样,谁来继续斗争?也有的学生提出,邓世昌是个懦夫,为一次战斗的输赢,就去自杀。如果我们都向他学习、一次考试失败了就也去自杀,那岂不是泛滥成灾了吗?学生们各抒已见争论不休,不可否认他们中有的观点确实有些偏颇,但是面对这此种情况,我没有粗暴地打断学生的讨论,也没有给学生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继续查阅资料,用史实来完善自己的观点, 在这里没有结论,恰恰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正是这样的争论才不是被动接受历史知识,而是用心灵去感悟,主动探究与体验历史,这样有效地形成一种情感的体验和价值观的再现。 三 、初中历史教学中加强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强烈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意识。 曾说:“史学对于人生的关系,可以从知识方面和情感方面两部份去说。”历史的借鉴与智慧不是无意识就可以得到的,而要置身于历史氛围之中,用情境中的情节推出问题,渲染烘托气氛,才能增强学生的兴趣,使他们不段地去对历史事实进行感悟、理解和反思才可以得到。例如学习《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时,对于汉武帝如何才能解除“王国问题”的强大威胁,又不引起新的武装叛乱?我设计了“出谋划策”这样的情景,你是汉武帝面对“王国问题”,将采取哪些方法来解决呢?学生讨论后,果然学生想出了不少的“鬼点子”:派兵进驻;派官员去接管王国实权;挑拨王国间的矛盾,笼络收买;先礼后兵的武力办法制服;有不服从的就暗杀,使王国归顺;也可以鼓动民心,让人民自然服从朝廷等等。汉武帝却没有采用这些“鬼点子”而是实行“推恩令”,我进一步让学生明确“推恩令”的好处,进而明确了汉武帝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好的成效,从而学生体会到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又如讲造纸术的发明时。课前就给学生布置一个任务:要求每一个学生准备一种书写材料,上课时就叫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有人说可以把字写在布匹上,有人说把字刻在木块上,有人说石头上也能刻字等等。我让学生分别在自己准备的材料上写上几句话,几分钟过去以后,只有一些学生完成了任务。我让大家停下来分析一下原因,台下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有人说石头太硬,没有办法流利地刻字,有的说木块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有的说在布匹上书写相对容易,但是价格太贵。还有人表示如果把刻有字的石头和木块带走是很费力的事情。我问大家如何来克服这些问题呢?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用纸来代替。接着我让学生写50字的心得体会。很多学生写到:“纸是一种方便的书写材料、价格便宜,还轻便容易保存,又便于携带。如果没有纸 的出现,人们就无法记录下如此丰富的历史知识,纸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我为祖国古代文明而骄傲等。”这样学生深受感动,价值观得到了深化,也初步树立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事实上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用以上这些方式方法让学生的学习展现出来,使学生的思维活动力、情感、态度、价值产生碰撞,学生的人格,人性和文化素质得到完善与升华,提高了自身的学习能力,使之适应社会的能力也显着增强。 初中历史论文:浅论学习初中历史的方法 一、如何运用归纳法学习历史 学习历史的方法有很多,归纳法是其中重要的学习方法之一。 以唐朝为例子。唐朝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5种方法:一是战争,如唐太宗借东突厥内乱,发动对东突厥的战争。二是设行政机构,如唐太宗在东突厥旧地设立都督府,任用突厥贵族进行管理。三是册封,如唐高宗时,封松赞干布为西海郡王,授予驸马都尉之职;唐太宗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四是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如文成公主带到西藏许多物品、技术与书籍等。五是和亲,如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入藏,加强了汉藏两族的友好交往。 二、如何利用图示记忆历史 通过图形的识记增强记忆效果,同时也是借助图形加强理解基础上的记忆。运用图示记忆历史自古有之,美国图论学者哈拉里曾经说过“千言万语不及一张图”,可见图示记忆的重要性。图示记忆法所用的图包括地图和插图,插图是历史课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作用与教科书文字紧密配合,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学习内容。例如学习明清北京城和长城时,仔细观察和感受课本中关于故宫及长城的图片时,就能充分领略其宏伟的气派和博大的精神,这要比单纯文字阅读记忆的效果好的多。 三、运用比较法学习历史 比较是对事物认识的重要途径,只有对事物进行比较,才能发现它的特点和规律,才能对事物有深刻的认识。比较常常在有共性的事物之间进行,以达到深刻认识事物的目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要经常运用比较的方法,认识事物的共同特征,以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同时也要发现事物的特征,以了解其鲜明的个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掌握知识,取得进步。如明朝的对外关系课与唐朝的对外关系进行比较,唐朝的对外关系又可与清朝的对外关系进行比较等。 四、如何巧用数字和关键字记忆历史知识 历史知识的记忆可以根据其内容的特点分成若干方面,再把相同或相类似的方面合成一个或几个数字要点,通过简易的数字代替繁杂知识的几个方面,通过关键字词代替知识的要点,从而化繁为简,达到记忆知识的目的。 如七年级下册15课“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这一问题,可归纳成三个方面,即改革机构;设锦衣卫;八股取士。另外“改革机构”可简化为“废行省、设三司;废丞相、权分六部。” 五、如何掌握时间的历史意义 我们往往从下列四方面评价历史事件的意义。1.历史地位。这是向前看得出的意义。就是看它在过去历史发展中占什么地位。这种意义往往带有“第一、标志着、开端、序幕、划时代、转折点、分水岭”等词语。如如隋朝大运河,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2.历史作用。这是向后看(包括事件的经过)得出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是对旧事务的打击、推翻和动摇作用;二是促进和推动新事物的发展。如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传播知识和促进世界闻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3.历史影响。这是从间接看得出的意义。如指南针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为环球航行和新大陆的发现提供了重要条件。4.思想意义。这是从现在看得出的意义,也可以说是现实意义,有些事件得出的经验教训,也有现实的思想意义。 六、如何通过必要的联系来归纳历史发展的阶段特点 有些历史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看似偶然,实际上有其内在的联系,并往往共同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学习历史要善于把一些看似偶然的事件进行联系对比,从中找出它们的共性,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历史发展阶段特点的理解和认识。 如七年级下册第16课中”“戚继光抗倭”和第18课“郑成功收复台湾”、“雅克萨之战”三个事件,一个因日本而起,一个因荷兰而发,一个因沙俄而生,但放在一起考虑,就不难发现,三个事件都因外国对中国的侵略而发生,这在以前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再与当时世界历史的发展相联系,就不难发现,明清时期的中国虽然强大,但在世界上却正处于国力下降并逐步成为其他强国侵略对象的阶段,这正反映了这一单元封建经济继续发展、封建制度衰落、中国开始出现危机的历史特点 六、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评价历史人物是我们学习历史时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们在学习每一个历史人物时都会带上自己的感情,因此同一个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可能有很大的差别。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呢?一是我们要把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在的时代去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时展的潮流;二是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当时人的道德标准。如对唐太宗应如何评价呢?我们要把课本上有关唐太宗的事例以及我们所了解的唐太宗的史实列出来,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结论。 七、材料式问答题的解答方法 在问答题中提供一定的历史材料,其主要得目的在于使设问具有更明确的指向性或为问题的提出设置一个新的历史背景。这类题目目前有增加的趋势,即材料解析题和问答题逐渐趋于融合。从形式上看,材料式问答题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材料和设问。在审题时要抓住两个方面:审题,弄清材料的中心思想和信息范围;看清设问,即题目要求回答什么。最后还要分析设问和材料之间的关系,有的是在材料提供的新的历史情境中提问,有的是需要分析说明材料的观点。 八、充分利用历史地图 历史地图是历史空间直观而客观的反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的发展变化。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生动直观地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且可以达到时间和空间更紧密的结合。利用历史地图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地理概念。如学习七年级历史上册第六课《对外友好往来》时,在阅读课本第28页得内容时结合29页的《唐朝对外主要交通路线图》,就可以从整体上了解隋唐时期都与哪些国家地区有交往,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空间概念。从图上可以看出唐朝对外交往的路线,有向西、向东、向南的陆路交通,有沿着海岸线的水路交通,通过交通网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了起来。其次,还可以根据《唐朝对外主要交通路线图》整理而成《唐朝对外关系示意图》,总体上把握整节课的内容。 九、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事件 分析、评价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提高思维能力、应用能力的重要途径。应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把历史现象和历史结论联系起来,辩证分析,才是正确分析事件的有效方法。如对宋辽的澶渊之盟的评价,可从盟约订立的背景、内容方面进行分析:澶渊之盟是在北宋抗辽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订立的,是北宋统治者屈辱求和的表现,给人们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时,盟约订立后,双方结束了战争,出现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有利于双方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只有一分为二,才能使评价更为全面、公正举一反三,分析夏金、宋金和义同样可以用这种方法。 十、如何运用学科综合知识学习历史 历史知识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政治、地理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时间、空间,历史发展一自然地理关系密切。因此,借助政治、地理等学科知识解决历史问题,是学习历史的重要方法。学习中,对 历史事件、现象,课结合地理知识分析,古代都成的选址,同地理形势、交通位置、经济重心与生态变化等有关;国家分裂统一的形成,也有地理环境的因素;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气候土壤、人口迁移、水利兴修等分不开。因此,结合地理等学科知识学习历史,能充分认识到利用资源、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提高对历史现象的理解认识能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培育 1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的重要性 1.1时展的必然趋势 教育委员会提出,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人的自我发展和生存的能力,并促进人的全面和个性化发展[1]。在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普遍存在单向强制性灌输学生思想政治,并迫使学生形成统一性思想政治的格局。这种教育模式,存在多种误区,最为突出的就是压制了学生的个性化思想,不利于学生思想政治的健康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求解放人的个性,并发掘人的思想潜能,促使人全面自由发展。因此,对学生实行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改变统一性的教育格局,培养学生的选择能力、学习能力、创造思维能力等全面发展潜能,是时展的需要和必然趋势。 1.2适应我国高校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 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在其重要内容。开发学生的个性和潜能,促使高校学生的思想更加活跃以及激励学生开创新的事业,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实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改变统一、标准、规范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充分激发学生的个性化思想,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个性化,是高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2实行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往往忽略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压制了学生的个体思想的发展。造成学生单向思维和经验思维的发展,而抑制了多向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发展,非常不利于学生的思想成长。并因此引发多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2.1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价值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很少有师生间、学生间的互动,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被学生接受和理解。并且思想政治教育采用传统的统一性教育模式,抑制了学生的个性思考能力,如批判、怀疑精神,对问题的个人见解和深入思考等[2]。 2[！].2学生中两极分化问题严重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虽然促进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导致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以及心理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点在高校中也普遍存在。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却忽视了学生间的这一实际现象,导致思想的两极分化现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3]。例如,有些家庭优越的学生,过早的离开群体生活,在外自由租房生活,有些甚至雇佣保姆料理生活,生活过于散漫和奢靡。而有些学生却连学费都交不起,生活艰辛,导致自暴自弃的心理偏差等。 2.3各种心理问题的出现 计划生育的成果之一就是独生子女队伍越来越庞大。虽然有利于我国人口的健康发展,但也带来了相关负面问题。独生子女大多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较弱,加之社会的各种竞争压力,如人际交情感、就业等负面的压力和挫折,导致各种心理问题的出现。作为引导学生思想政治健康发展的学校,难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给予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导致学生的心理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难题。 3在高校实行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的相关对策 3.1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实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促使学生更好地发展和生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标准统一化向个性化转变的重要途径。所谓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全面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来说,就是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并考虑各方面综合因素的思想政治教育。如面对家庭较为困难且出现自卑情绪的学生,教师应结合心理学教育,充分考虑这类学生的自尊,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不能表现出明显的特殊对待迹象。可在私下多给予学生关怀,并引导其走出自卑心理,重拾自信和成就感。 3.2建立高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团队 教师是学生心灵的导致,在高校中,任课教师是引导和培育学生思想政治的主力军,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的理解都源自老师的影响。因此,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并专业性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对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至关重要。高校组建的高素质思想政治团队应满足以下条件:第一,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二,本身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以及专业能力;第三,善于与学生沟通,并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 3.3坚持与时俱进,尝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 构建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应以良好的教育理念为基础和前提。思想教育的实质就是用精神魅力影响人的心灵,并以实际行动引起他人互动的活动。这要求思想教育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用具有创新性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育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发展。如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较强的社会竞争意识。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不只是从思想层面让学生树立竞争意识,还应鼓励学生走出去,多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更好地定位自身。这种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4结语 在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培养,应了解实行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的重要意义,并总结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弊端和不足,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注重教育团队的质量,坚持与时俱进,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真正实现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关于新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理念综述 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作为一个子系统,其“外围”有一个更大的系统,即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产生制约作用。 (一)经济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主导因素。政策作为人们“思想”的产物,自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自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集中管理,高校被定位于政治之中。围绕政府意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只规定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旋律等意识形态教育。如1950年《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高校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后,直至1976年的政策始终强调通过“学习着作”、“选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主旋律教育的规定来看,1950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规定了“反帝教育、教育、五爱教育”的工作重点。1961年《高教六十条》提出,要使大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高校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而拥有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拥紧现实而放逐理想,追逐功利而嬉戏道义,尊重自我而淡薄群体”的价值取向[2]。对此,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结束以阶级斗争为教育内容的时代,开始重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要。1986年《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要普及法律常识。199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校园文化”的教育途径。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推进网络化教育的开展。 (二)政治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制定和实施的,“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3]因此,对政策变迁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是政治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映在政策领域即以中央精神和领导指示作为逻辑起点。如1950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根据共同纲领文教政策”来规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及其他方面。1970年《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指出,遵照的教导,培养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遵照胡启立同志关于“在全国各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的指示开设法律基础课。 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进程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中仍存在集权政治的“阴影”,但已不是“主流”。如1998年《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强调,根据十五大精神进行课程设置及有关工作。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政策导向的变化,即开始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和生活需要,政策的文本表述由“引导”代替“应当”、“必须”。在制定政策时,政府也逐渐跳出“权力的圈子”,积极迎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如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历时9个月的调研,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校,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宏观管理、教材建设 等几个方面[4]。 (三)文化价值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文化的因子总会深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内在精神,成为决定政策变迁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价值观高度同质,人们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价值尺度,绝对否定人作为个体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决定了社会的一切事务由政府直接决定,民众(包括大学生)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即使政策发生方向性错误仍得到运行,进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错再错”。如1957年《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出台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左”,教育目标转向阶级斗争教育,教育内容转向对马列着作的学习,教育方式转向劳动改造,管理体制转向工农兵学员管理。1980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才逐渐“转轨”。 改革开放后,文化价值观多元突显,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价值观“迷失与缺失、多元与偏离”[5]等现象,使政府主动地变革政策。如《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教育内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个性需要的教育途径。在教育管理方面,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教育制度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德育工作要有法制保障。”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基础动力——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总书记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大学生 政策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群体。一项政策如果使目标群体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它就较容易被目标群体接受;反之,一项政策如果被目标群体视为对其利益的侵害和剥夺,那么它就难以得到目标群体的认可[7]。因此,大学生作为目标群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 50年代大学生对政治、马列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据回忆:当时同学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体育、不是游戏、甚至不是学业,而是政治,大家都坚定地笃信马列主义[8]。因此,不论政策怎样学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学生的表现促使政府沿着建国初期的政策走下去。从课程规定来看,1956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与1952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相比较,除增加马列主义基础外,其余保持一致。1957年后,部分大学生思想的波动状态才促使政府进行政策微调。如1958年《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规定,一律停开政治课,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959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60年代大学生共同拥有着“讲政治,不讲出身”的时代心理,对党、国家和表现出无限忠诚,拥有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追求。学生的表现使政策在延续的基础上向绝对服从于政府和社会的方向发展,以至于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如1961年《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4年《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其目的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青年,宣传党的总路 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80年代大学生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搜寻”、“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自我超越”,逐渐散去了对政治理论课的热情,认为“政治理论好像没有多少用处,是可有可无的。对于现在的功课不像入学时那么热心了。有时甚至想抛弃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陷入痛苦的彷徨中。”[9]同时,少数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思想消极、混乱等现象,并多次发生学潮。学生的变化使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增设思想品德、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 90年代大学生思想动荡比较明显,如面对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面对“脑体倒挂”现象和新的就业制度心理问题急剧增加。学生的变化使政府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如1995年、1998年分别形成“两课”改革的“95”、“98”方案。从课程改革来看,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道德教育得到提升。同时,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以“德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并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这表明政府努力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生活化方向发展。 进入新世纪,独生子女、网络信息良莠混杂、人才双向选择、“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环境的出现,使大学生群体的问题愈加增多。有调查显示,“考试焦虑、不善于人际交往、就业焦虑、社交恐惧、梦境解析、网络成瘾、个人情感问题和强迫症八大问题”是困扰大学生的普遍问题[10]。学生的变化使政府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央领导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着手对政策进行调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划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教育途径、队伍建设、组织保证等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对课程体系、教育内容、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 从上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来看,社会环境和大学生向政府输入“信号”,政府在接收“信号”后作出政策调整,实现了政策变迁。如此决策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政府的“被动”给人感觉就是“当消防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消解。从行动者来看,主要由政府、专业人士、大学生影响着政策变迁。由于专业人士与政府的利益一致,实际只有政府和大学生两个行动者。这是不科学的。约翰·金登认为,行动者应有“显见的参与者”和“隐身的参与者”之分。前者是指与政策直接相关的群体,如行政官员、民选议员、政党成员以及利益团体等,后者是指与政策间接相关的群体,包括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及与政策具有利益关系的社会大众[11]。因此,成立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才能推动政策有效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试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常用方法论文 坚持自我教育 随着近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不断深化,“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日益彰显,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指导着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科学化发展。然而,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未能有效地体现“以学生为本”,大多思想政治教育课仍以灌输为主,其内容仅仅停留在知识化层面,教育过程偏简单形式化,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讲授的思想道德观点,难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无论是通过对古代还是国外的道德教育了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都离不开引导学生坚持自我教育。 (一)学思结合与克己自律 学思结合是自己解决认知问题的一种修养方法。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通过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强调自己解决认知,提升理论修养。克己自律就是要通过行为修养方法达到自制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都表明孔子提出自我约束的要求,让自己的言行符合良好道德的思想。 (二)自省内求与慎独 儒家思想中,自省内求,即自我反省,是在思想深处进行的自律修养。孔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并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他认为,自省是完善人格,追求道德至高境界的一种途径。慎独,是一种习惯的自律养成,指在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小心谨慎地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准则来思考并付出行动。它们二者不仅是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道德修养应当追求的崇高境界,均为我国古代修养传统中的精华。 当代西方国家的德育体系无疑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与他们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单纯地肯定或者否定其德育发展,要看到他们的德育发展长处,实现一定条件下的“洋为我用”。在加强“自我教育”这一问题上,英国和荷兰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如,英国在实施德育过程中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大德育观念给于我们很好的启示,他们国家德育的首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淡化学生“受教育者”的角色意识,让他们自觉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点具体说来,英国学校的德育既通过一些与德育紧密相关的课程开展,也用过其他课程的渗透方式进行,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自觉学习;还广泛开设道德课,使用讨论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从中提高道德判断能力,为学生的自我教育打下基础。荷兰高校则主张让学生在开放中去思考,去选择,重视挖掘他们自身的潜能,教师对学生的错误积极引导,给于学生自由的空间去释放创造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必须引起我们高校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这就要求我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教育潜力,教育工作不能离开对学生精神世界的真切关怀,如,将丰富政治理论学习置于生动的载体之中,与分组思考讨论相结合等方法。由于每一个学生秉赋各不相同,思想道德教育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教育对象性格和能力等不同,对他们施以不同的方法,做到“因材施教”。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策略 一、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界定 (一)网络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基本内容上的契合之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以及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是培养大学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理论基础。通过网络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大学生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大学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的课堂相辅相成的教育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通过灌输、渗透、引导,使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理解社会主义,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正确认识和掌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大学生在观察、处理问题时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袭,自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二)网络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道德法纪要求上的契合之处当代社会竞争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标。要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引导青年大学生诚实守信,从具体的事情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法纪品质和文明行为。公民基本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中心内容,应更加注重教育力度和实际效果,要发挥多种教育载体的综合作用,强化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宪法的学习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年大学生在社会转型、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涤荡、碰撞的时期,严格遵守社会契约,公平参与社会竞争,合法获取个人利益,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在道德教育方面,在大学生的法纪教育方面,又分为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两个方面。法纪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大学生具有法纪观念,形成遵纪守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解决大学生的“知法”问题。法律教育是高校以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为核心,重点加强对学生的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法律观。纪律教育主要是指针对高等教育所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法律和行为法规、规章,乃至高校为保障教学科研和日常管理所制定的校规、校纪,约束和规范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日常行为。校规校纪一定程度上是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这一环节主要帮助大学生解决“守法”的问题。法制教育主要是指教育者引导大学生将自己所接受的法律和纪律知识不断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将理论变成指导自己行为的指南,使自己在实践中做到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敢于同违纪违法行为做斗争。 二、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切实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探讨 (一)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道德意识,教育大学生知荣辱网络是人的活动场所,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不仅应当体现在现实的社会行为中,同样应该体现在网络行为中。要教育大学生充分认识到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的区别和联系:区别一在于网络道德的自主自律性。网络社会中的道德不同于传统道德,主要依靠舆论监督、导向作用来约束和规范网民个人行为,要以网民的独立自觉,“慎独”“慎初”“慎微”作为基本的道德自律的逻辑前提。因为网络的虚拟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隐身的,对一些错误甚至不法的行为缺乏有力的惩戒措施,所以道德自律就愈发显得重要。这样,也只有将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道德习惯提升到道德信念的层次才能更加科学有效地规范和约束网民的网络行为。区别之二则是其多元兼容性。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不同种族、不同国界、不同信仰、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立场的人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摩擦、冲突。所以必须教育青年大学生充分认识网络道德的特点,教育其把握网络交际的规律和尺度,明是非,知荣辱。 (二)加强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教育,提高大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在较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只是无条件地吸纳、接受、认同既定的主流道德价值、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因此,基本不涉及道德判断能力教育问题,更谈不上是非辨别能力教育。而今,网络开放性与兼容性并存,各种信息包罗万象,“一人一媒体”的现象广泛存在,这样加强大学生对是非、善恶、美丑的道德判断能力教育必要且迫切。 (三)提高大学生的网络自我控制能力,养成健康的网络人格大学生心理的不成熟和不健康是构成其网络中行为失范的一个重要因素。网络的诱惑很多,特别是网络中泛滥的色情、暴力信息,很容易使人的性心理畸形发展,产生暴力和极端的倾向。另外,大学生都喜欢上网聊天,进入聊天室后就与自认为志同道合的网友大聊特聊,甚至上网聊天,下网约会。孰不知,这种不设防带来了许多问题。学校应加强大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教育,培养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大量个案表明,许多网络上瘾的大学生或网络信息污染的始作俑者和沉迷者,往往都性格孤僻,缺乏理想, 缺少责任感,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网络心理问题,比如网络伪装心理、网恋、网络成瘾、网络依赖等人格障碍。这里我们还应该锻炼大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大学生需要在网络社会里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思维,正确认识网络世界,正确对待网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距,正确对待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区别,能在发生心理冲突时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采取理智的应对方式,能在网上生活中有效地进行自我管理,学会自我心理调适。只有具备良好的自我意识和健全人格的网络主体,才有可能成为适应网络和现实社会的人。 (四)采取“外堵内防”的技术措施,加强对高校校园网络管理所谓“外堵”就是利用现在的技术和手段,在网络界面上设置“网络管理器”,对所有的不良信息加以过滤,达到净化网络空间的目的。所谓不良信息主要包括一些反动、恶作剧、暴力或黄色信息,这必须要通过技术手段来过滤。而对于网络盗窃、诈骗、犯罪等各种违法行为,我们仅仅通过“拦截”是不够的,要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同时还要加强网络防范相关技能。其基本出发点是大学生还处于生长发育期,思想还未完全成熟,自控能力不强等诸多因素。 (五)加强网络法制建设,提高网络监管实际效果网络管理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网络的虚拟性,但虚拟并不是虚空,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网络延伸。虽说现实的法律不一定能及时地应对网络上的各种问题,但是网络社会仍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欲加强网络法制建设,笔者认为应努力提高网络管理技术,尽快推进实名制上网,努力使虚拟网络现实化。现在我们国家推出《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网络相关法律,这些法规对网络和个人的网络行为的法律责任做出了具体规定,但就实际状况而言,现在的网络管理是不够的。现在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将网络规定管理执行自觉化;二是各个网站要积极推出相关的管理规定。而在网络文化管理方面,高校网站更要走在前列,切实保障网络管理的实际效果。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分析 视觉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文化环境,两者具有同一性,但视觉文化的个性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视觉文化的产生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解构主义等文化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中,事物总是以二元对立项的形式出现,如男人/女人、白人/黑人、好/坏、真理/谬误等,而在这二元项中第一元总是高于第二元,两者并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解构主义者认为这种划分是不正确的。事物间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也并不是某一元高于另一元。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对传统教育的解构:对严肃话语的解构、对命令式话语的解构、对单一式对话方式的解构、对语言式教育方式的解构、对教育者中心权力的解构。伴随着这种解构,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方法也将需要重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图景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以政治教育为主,思想教育为辅。特别是在某些政治年代,这种不平衡状态更为明显。在政治教育中往往是上传下达、命令式的语言。在教育语言中文字和口头语言是主要的形式,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是教育统治者的文件或教育传达者的口头语言,内容不仅单一、集中、书面化,而且政治色彩浓厚,说教色彩浓厚。这种教育方式在当今时代已逐渐显出其弊端。大学生群体已不再是原先的精英化群体,他们不仅数量较之扩招前大幅增加,而且思想动态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特别是在视觉文化的冲击下,他们的信息输入渠道更为丰富也更为便捷。国内较早研究视觉文化的研究者周宪曾指出:“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1]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影像、感性是重要的词汇。事实上视觉文化的这种转变也给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原先的以语言为中心的、偏向理性思维和理性判断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已开始不易被大学生接受;另一方面视觉文化带来的大量形象和影像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信息输送渠道和理解方式。前者要求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与时俱进,变挑战为机遇;后者则要求我们利用视觉文化的优势,把环境变为工具,进一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视觉文化以图像为基点,不仅将文字变成图像,还将文字意义变成图像意义。 在图像的背后不是能指与所指的断裂,而应仍是能指与所指的融合。比如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思想政治教育观点的阐释往往是教育工作的口头解释或文字解释,仅仅需要层层信息传输的递进,将原本就比较枯燥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变得更加单一和无趣。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观点不能认真领悟,而只是迫于对教育者的畏惧,效果自然不佳。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语言图景化即利用视觉文化的图像,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以形象化的方式展现则能将枯燥、深奥的观点传输变成直观、形象、易于接受的双向交流。比如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大量引入电教化教学方法就是一个最为简单和有效的方法。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是单向式、填鸭式的教学,不仅学生听起来厌倦,教育者本身也会失去兴趣,而在教学课堂上广泛使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如多媒体、投影仪、幻灯片等,在理论中加入案例、图片等则可以大大提高教学兴趣。2005年2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要求在“大力推进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在意见实施的几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媒体建设取得了诸多成果。“精彩案例”、“精彩教案”得到了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欢迎,并取得了资源共享。虽然我们说“多媒体无用论”、“多媒体万能论”等观点都是将问题简单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媒体的利用和开发是视觉文化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技术化视觉文化的背后是技术力量的支撑。无论是认为视觉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图像、媒体,还是数字化,其实质都是技术力量与文化的融合。在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技术始终是逃脱不了的伴随者。这种技术化力量以无所不在的势力范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娱乐,同样对思想政治教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合理利用这种技术化力量会大大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感染力。技术力量贯穿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方面面,其中网络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一方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播和接受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伴随着网络的发展和壮大,网络文化已成为视觉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资源共享的信息文化,网络文化以其开放性、交互性、动态性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网络,大学生可以及时、通畅地了解到国内外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不仅节省了信息传送的环节和时间,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信息传送空间狭窄的局限,更是以更为公正、客观的方式向大学生展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现状。正是有了这些丰富信息的来源,大学生们才有可能将传统的被动思考转向了主动思考。在上文周宪学者对视觉文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视觉文化更注重感性。这种转向不仅是在形式上由传统的语言转向图像,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的确大量、感性、直观的图像让大学生们在接受信息时会出现不假思索、不加甄别的吸收、接纳,也会弱化语言时代对信息进行的判断、归纳等思维方式,但只要教育者能有效、合理的引导,对信息进行及时的过滤,并进行选择性利用,不仅会大大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会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兴趣。比如利用网络资源上的微博、论坛、QQ群、博客、各类媒体的新闻等等,针对热点话题和事件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教育者可利用与学生讨论交流的机会,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传输给学生。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摆脱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容易出现的枯燥、单一的桎梏,而且因为有了网络这个交流平台而不是面对面作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身份,学生更能畅所欲言,想法更真实。 各种信息媒体不仅是以影像符号表征的视觉文化的物质载体,更是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和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平等化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教育者将教育内容传输给受教育者,其方式是直接的、强迫的、单向的。受教育者往往没有话语自主权,处于地位不平等状态。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这种地位的高低划分显然有些不妥。如何处理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者间的关系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考的重要方向之一。在视觉文化中由于技术力量的支撑,大量图像与信息同时出现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视线中,文化从精英走向大众。只要受众者愿意,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文化,受众者与文化创造者的地位不再是绝对的接受和创造了。这种地位的转换同样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借鉴方法。在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不仅在信息的获取、选择、判断和讨论上有着同样的主动权,而且在两者之间的交流中也完全平等,交往机会均等。如在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上,传统教育方式中教育者说的对或错已不再被接受,相反,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交流、讨论甚至争论中最终得出的结果要更容易让学生信服,比如大学生遇到溺水者要不要救、如何看待刘翔事件、如何正确认识高校扩招等等。这样的平等化教育方式无疑是更有效、更鲜活、更有说服力。当然这同时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对社会问题和热点事件有着正确、及时的了解,更要有思辨能力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只要这样才能在辩与不辩中固守阵地,引导学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它不仅有着自己的学科特点,更要顺应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文化的发展。面对在视觉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活动的开展也必须尊重主体生活经验。在思想政治教育交往过程中充分运用视觉手段展开教育和交流,更为符合现当代大学生的认知和思维习惯[2]。扬长避短,大力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思考 [摘 要] 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离党中央提出的“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为此,应创新机制,多管齐下,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把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和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化,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等作为机制创新的目标。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机制 创新 2000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就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作了部署。许多高校在实践中采取“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全面推进”的原则,积极探索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作思路和有效的工作方法,但工作成效离党中央提出的“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理论研究还须不断加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更大成效,必须创新机制,多管齐下,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 一、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比较 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也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在没有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它是建立在物理空间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方式区别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1、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一般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通过课堂讲授、个别谈心、座谈讨论等面对面、一对多等方式,对受教育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而使其提高认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利用现代的计算机网络技术,让受教育者在网络上获取信息,学习知识,从而提高认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有共同的目的,但各有利弊。网下思想政治教育受时间、地点、场所等条件的限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受软件、硬件等条件的限制。一场生动活泼的形势报告会的气氛、效果,计算机网络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在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不能忽视网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网络不是万能的,不是任何思想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不能用网络完全代替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网络的先进功能和先进技术,将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力。 2、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从信息的处理、传输角度而言,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获取、选择和传播的过程,就是用丰富、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的过程。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工作者常常是从报纸、书本、文件、身边的具体事例中甚至是自己的记忆中寻找素材,搜集资料,信息量有限,其中许多信息内容滞后,缺乏时代感、吸引力。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资源。网络不仅促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依赖于信息,而且在方式上,也开始采用信息、传递、筛选、过滤、整合的方式。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为人们提供信息的同时,也加大了信息接受者选择信息的难度。为了正确利用网络技术和信息网络资源,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不仅要接受信息,而且要善于筛选信息,既要防堵有害信息的传播、扩散,又要正面引导,坚持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和信息占领网络阵地,引导人们正确选择信息,还要学会利用BBS信息,利用E—mail交流信息,建立网站传递、整合信息。 3、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往往处于一种居高临下、主动给予的态势,受教育者在被动接受的过程中,往往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而且在直观的、现实的环境中,思想教育还存在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而在互联网络,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是一名普通的用户,在聊天室里大家都仅仅是互相交谈的网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地位没有从属关系,处在一种平等互动的状态下,教育者更容易了解掌握被教育者思想上、心理上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教育活动的深入进行。 4、实践证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还有自身优势。一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可以优化教学环境,缩小理论说教与客观现实的差距,积极调整“受教育者”与“施教育者”的关系,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大讨论、演讲、征文、书画等校园文化活动,发挥大家在教育中的平等性和民主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二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优化教学手段,注重大学生的心理教育和心理疏导,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品质;在网络开展在线交流,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化解学生的思想困惑;加强网络正面宣传,开展网络“两课”教学,将课堂延伸到网络,打造教育教学的网络平台。三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优化教学内容,解决大学生的疑点、难点、热点问题。 二、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要求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既要立足网下,又要关注网络,构筑网下网络互动、全时关注、全程覆盖的立体交叉网络。反映到新机制的建立上,应体现整合性、规范化和有效性的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对其工作系统内部,还是与外部的联系,必须进行整体性的统一协调,才能使其处于一种良性运行状态,保证目标的实现。整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具有的整体综合、统一协调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的整合性功能,能协调各部分的行为,使之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形成共同的着力点,产生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综合效应。同时,整合性还体现在系统内部各个要素间的相互制约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在师资力量、信息传输、思想信息反馈渠道、规章制度建设等方面加以研究,以形成网下网络互动的工作合力。 加强规范化建设,规范学生的行为和健全规章制度,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重点。目前,高校已基本形成校园网络化,网络的自由性、开放性、虚拟性和平等性,使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更趋于个性化、多样化,但社会道德的主要规范作用则可能减弱甚至消失,由此造成道德评价失范,最终导致大学生选择迷茫和价值取向紊乱。在“网络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目的不相一致、利益相互冲突、需要相互撞车、情趣相异、态度相左的情形,网络时空中充满着竞争、冲突与斗争,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网络犯罪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定的社会道德、法律规范来调整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维护正常的网络秩序。 有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命。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说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放松了,相反,对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更高了。一方面,网络信息的开放性、无序性要求青年学生提高自律水平和对信息的甄别选择能力,而这取决于平时所接受的教育和积累的经验。另一方面,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容易在网络中获得成就和满足感,逃避现实世界里的人际交往,而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网络,戒除对虚拟生活的迷恋,建立正常的生活方式,需要我们建设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同时,对一些重大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仅仅依靠网络沟通是难以奏效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网下引导工作。网下和网络的互动,是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 三、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目标 1、努力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指一般性地通过网络传播我国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点、道德规范,各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技术、资金、人员的投入,建立健全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题的网站,以精彩的动感画面和丰富的内容吸引人们,同时开发和运用其他网站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资源,以形成全方位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态势。 2、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培养网络教育人才,造就一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当务之急。为此,人才培养应做到:(1)转变教育观念,充分认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网下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一定要树立网络育人的理念,由被动型转变为主动型,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灌输型转变为引导型,服从型转变为选择型,单向型转变为交互型。在信息时代,只有成为一名专业化、专家化的工作者,才能胜任日益繁重、复杂的教育管理工作,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先进性和实效性。(2)注重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探索。要深入研究探讨分析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遇到的问题进行正确客观的判断和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和防范手段,提出适合高校特点的、有推广价值的理论成果,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水平,做到防患于未然。(3)熟练掌握基本的网络知识和技能。掌握了足够的网络知识技能,就可以通过网络,深入把握网民的思想状况,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有的放矢。(4)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信息素质。即具备优秀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良好的信息道德。 3、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综合当前各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要取得实效,除了进一步建立健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外,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1)帮助青年学生切实解决思想问题。对学生中的思想问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加以收集,分门别类,在网络进行解疑释惑。(2)帮助青年学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学生的主要实际问题是“成才”与“就业”方面的问题。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多功能特点,在促进学生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提供便利。(3)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点击率。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网络活动,提供全面、及时、精彩的网络信息,搭建网络学习平台等来吸引学生的眼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深入学习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实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摘要：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从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高等教育的第一位；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法纪教育；加强第二课堂建设；加强学校、社会、家庭相联系，形成教育合力以及加强学校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建设一支高水平的高校政工干部队伍等几方面，切实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关键词：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在邓小平理论宝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的设计中，教育始终占据主要的位置，其中思想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任务与目标、原则与方法、组织领导与队伍建设等基本问题作了一系列论述。它们前后联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继续和发展，对于改进和加强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高等教育的第一位。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和政治优势。教育好、引导好一代一代的青年学生健康成长，是我们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从培养接班人，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1978年他就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在这段话中，他强调了培养人才的几个标准，首先是思想政治标准，即“有社会主义觉悟”，另一是文化素质标准，即“有文化”。他还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2)“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3)他在充分肯定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明确指出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标。他指出：“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4)“我们要大力在青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列主义、思想的优秀人才，将来走向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力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5) 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相互撞碰。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收入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必然形成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面临着如何理解和处理多样化存在的新特点,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如何弘扬时代主旋律,如何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人民,以及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与道德升华,经济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将是新时期思想教育长期面临的新课题。2004年，党中央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正是应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面临挑战而向全党、全社会发出的号召。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担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的任务，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科学文化知识如何，将直接影响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2004年3月26日至27日，教育部长专门在京召开了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研讨会。周济同志就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他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一定要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坚持“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一代新人。因此，高等教育必须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他们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提高他们抵御风险和侵蚀的能力。 二、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 理想是指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它是人们的政治立场、世界观、人生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表现，是支配人们社会行为活动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现阶段各民族的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指出：“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是我们的事业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证，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共同的理想，也就有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6)在“四有”中，邓小平也最强调的，是有理想。他在一次接见外宾谈话中说：“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经验，最重要的是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7)这充分说明了理想和信念在革命年代政治、军事等生活中成为人们追求的方向和行动的指南，起到凝聚人心、团结群众的作用。同时，他也反复强调对青少年要加强理想教育。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强调：“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我们党的教育事业历来有这样的优良传统。”(8)“我们一定要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9)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有经济关系决定的，以善恶为评价标准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的调整人们的行为的规范的总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道德状况如何，是关系到这个民族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和社会进步的大问题。在邓小平同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要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他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10)邓小平同志也非常重视在青少年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他指出：“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11）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和新时期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12） 面对世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面对世界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不可避免地对青年学生产生重要影响，使一些人淡漠国家的观念，消解民族意识，失去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分配方式多样化，归根到底是利益的多样化。利益原则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利益作用激发了人们进取意识和创新热情。然而，利益驱动也使一些人物欲膨胀、道德沦丧，引起许多负面影响。对于大学生，一方面他们是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知识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容易受一些反动、低级、迷信等内容的影响，从而弱化淡化人格精神。因此，越是全球化，越是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信仰，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对坚定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胜利的信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三、加强法纪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人的思想觉悟，纠正人的错误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其作用是巨大的，但也不是万能的，还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和纪律，才能有效地规范人的言行。在邓小平思想教育理论中也特别强调法制教育，他指出：“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也要坚持下去。就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13）“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律，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4）这些观点都充分说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把法律和民主放到同等位置。他在强调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强调了法律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他指出：“法律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主义也要进行这个教育。”（15）邓小平也非常重视纪律教育，他认为，纪律是实现理想的保证，是达到团结不可缺少的手段。他指出：“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16）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也指出：“在党的机关、军队、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方面必须遵守的纪律。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17）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未来社会发展的栋梁，高等学校的学生必须加强法制教育，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律观念，做到依法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遵守法律。通过教育和引导，使他们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敢于并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马加爵事件”，“兰州铁路运输技校新生入学三天被学生会干部殴打至死事件”，“高校学生网络犯罪”等都说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法纪教育方面还存在薄弱的环节。因此，必须坚持把法纪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一项重要内容长期抓，把它纳入素质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诚信品质，引导学生确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学会正确的行使权利和义务，自觉具备社会主义法律国家公民应有的基本素质。 四、加强第二课堂建设，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 理论灌输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形式，开展科技、文化、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活动也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外实践活动，他指出：“要恢复对学生课外活动的指导，增长学生的知识和志气，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18）同时他还指出：“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录取。”（19）这段话指出学校除了要开展好课堂教育，学习理论知识和间接经验外，还必须开展好课外教育，注重理论指导实践，学习课堂上学不到的实践知识和经验，这也是为实现我国的教育目标所必须的。在课外实践活动中，邓小平同志也非常强调劳动教育，他指出：“一般学校要给学生参加劳动的机会。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生参加劳动一是必须，二要适当，三要可能。”“学校要把劳动定到课堂中，每周规定半天，主要训练娃娃们养成劳动习惯，加强集体观念。”（20）这些充分说明了劳动也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同时这一要求也是符合我国教育方针的。 因此，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围绕我国的教育方针，实现教育目标开展工作。通过开展科技竞赛、文体竞赛、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活动，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学生集体主义意识、团结协作精神、吃苦耐劳品质和开拓创新思维，让他们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将来投身到改革大潮中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五、加强学校、社会、家庭相联系，形成教育合力，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效果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大气候之间有着共同关系。环境好，风气正，思想政治工作就事半功倍，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同时，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贯穿在各项工作之中，仅仅一个方面、一个部门去管，是难以奏效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十分重视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做改善社会风气和教育人的工作。1979年面对、“”一伙严重破坏社会风气的现实，指出：“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破坏社会风气的各类行为。”（21）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发展，大学生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多，知识更新也越来越快，这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更多便捷，但同时也带来许多冲击和挑战。邓小平也曾指出：“现在学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有多种原因，有社会原因，有家庭原因。”（22）这充分说明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正面临着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关心共同支持。面对这种情况，他强调：“我们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进步，把被‘’破坏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23）“教育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重视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24）当然，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学校、社会和家庭三者之间，学校仍起着核心和主导着用。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学校和家庭教育互相联系，他指出：“教师要成为学生的朋友，与学生家长联系，互相配合，共同做好教育学生的工作。”（25）因此，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时效性的特点，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适时地调整工作方法，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密切联系学校、社会和家庭，善于整合三者的力量，形成教育合力，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共同开展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六、加强学校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建设一支高水平的高校政工干部队伍，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学校各项工作更加纷繁复杂，越是纷繁复杂，越是不能放松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早在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强调了要加强党委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他指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党委的一个迫切任务。不仅理论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6）他还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作用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26）因此，作为高校党委也同样必须关心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协调好党政工作，完善制度建设，切实加强学校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从而保证学校稳定发展，学生健康成长。 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有党委的领导，还要有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政工干部队伍，这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又一有力保证。建立一支高素质政工干部队伍涉及到人员的选拔、任用、培养和关心等方面。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在教师的任用问题上他指出：“师资问题要注意，正规大学、中学现有的师资力量不能降低。”（27）这里的师资力量，一是指教师数量，二是指教师质量。在教师的培养上，他也指出：“要提高教师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要加强师资培训工作，要把教师培训列入规划、列入任务。”（28）当然在任用教师时他也要非常关心教师，关心如何调动教师积极性问题，他指出：“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鼓励外，还要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29）“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30） 因此，作为高校如何建立一支高水平政工干部队伍？首先，学校党委必须高度重视，将这一问题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制度规划、组织实施。其次，要加强对政工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第三，安排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第四，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对政工人员的管理。 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为新时期高校开展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明确方向、总结经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探索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新途径、新方法，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培养高素质的合格人才而奋斗。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试论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转变与挑战 论文摘要：党的十六大以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正在从“文本”范式向“人本”范式转变；从主体中心模式向主体间性转变；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与学科形态转化；从重视单一的意识形态目标向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的转变，以单一理论课课堂教育为主向重视各门课的育人作用转变；从救火式模式向育人模式、前瞻模式转变；从以传统课堂教育为载体为主向校园文化与网络为主的现代载体转变；思政队伍由在实践中摸索成长向专业化培养成才的转变；由封闭的学校教育向注重家庭、社会与学校的合力构建的转变。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论文关键词：以人为本； 主体间性； 理论课； 专业化； 专家化 高校是人才汇集、知识荟萃、各种社会思潮交汇的地方，大学生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04年中共中央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途径和领导等九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纲领性文献，文件的下发，极大地推动与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许多新变化。 1、从“文本”向“人本”的转变；但“以物为本”与“以文为本”的理念还根深蒂固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封闭性、知识化、教条性、理想化、泛政治化”为特征的“文本”教育范式。“文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是四重四轻：重教育者的主导性，轻学生的主体性；重普遍性，轻差异性；重共性要求，忽视个性发展。在教育实践中，也较多地强调社会价值，忽视个人自身发展的需求和价值，是“工具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知识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和灌输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文本”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边缘化、外在化、低效性，也形成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者脸谱化、思想政治教育非科学化的刻板认识。[1]5 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目的与手段，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的有机统一。以“开放性、主体性、情感性、生活化为特征”，其教学形态由单向灌输转换为平等对话，“教育方式从‘独白式内容范式’到‘问诊式方法范式’向‘对话式效果范式’转变。[1]5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正在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带来教育目标、方式、手段的新变化。随着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变将更为显现。但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是一个历史的、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现实而言，还存在以下困惑：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在市场、社会、国家与学术四种力量之间的处境较为尴尬，还没有一套较为成熟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机制，高校的发展还处在一个比较无序的状态，管理层面低，各项工作疲于应付，深层次、长远的问题无心过问，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变还没有成为主动的行为。 第二，观念转变与行为方式的转变，是需要创新精神与自我否定的勇气，需要学习与提升的。从中央来看，一直把培训与学习作为转变观念、提升能力的重要内容，但不排除我们的培训方式本身还是“文本”的，实效性与针对性有待加强。同时转变观念也意味着失去一直习惯与驾轻就熟的工作方式，想不想学以致用与能不能学以致用的问题同时存在。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还比较短，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论证，如缺乏中国特色的人性假设理论，缺乏对当代大学生需求的理性、科学与具体的研究，以人为本还停留在口头上、观念中，没有落实在实践中。 2、从主体中心模式向主体间性转变；但单一主体与主体缺位的现象还依然存在 主体与客体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在哲学意义上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实践的人。客体是指在主体活动的对象性指向中获得自身的基本规定（即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并反过来制约主体活动的外界对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单一主体论或主体中心模式，是一种以教育者为主体，受教育者为客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认为教育过程的实质是教育工作者根据一定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施加各种影响，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塑造的过程。这种教育模式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强制性。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主体、客体及其关系问题不约而同地成为我国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问题，其影响之大使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西方教育个性化思潮和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以及近年来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深入人心，“客体中心模式”，即以受教育者为主体，教育者是受教育者的看护人，对受教育者的发展只起指导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和“双主体模式”，即从施教过程方面来说，教育者是施教的主体，受教育者是施教的客体；从受教过程方面来说，受教育者是接受教育的主体，教育者则是接受教育的客体，成为学界关注的模式。客体中心论与双主体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一主体论的局限性。随着互联网等现代载体在思想教育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主客的互动性、交往性、平等性、民主性要求越来越多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新趋势。 张耀灿等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对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界定：“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两种关系的统一：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二者构成了主体——主体的关系；另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二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复数的主体，他们把教育资料作为共同客体，与教育资料构成主体——客体的关系，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受教育者主体能动性的一种展示。主体间性切实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独立性、主体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得到尊重与体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是平等、互动的关系，是一种涵盖历史、文化的社会交往活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理解与对话中实现“视界”融合与思想碰撞。 主体间性前提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是具有主体性与创造性的主体，教育与接受教育都是积极、主动的创造性活动。从单一主体模式向主体间性模式转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的重要趋势，但在现实中，单一主体论与主体缺位的现象同时并存。主体不了解、不分析学生的思想状态，把青年学生在逻辑上作为普遍是有品德缺陷的，把教育者视作是无缺陷的，通过控制话语权对学生采取传统的、强制的、统一的灌输，是单一主体模式的体现；而对学生的思想状况不闻不问，放任自流是思想政治教育无主体的体现。 3、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与学科形态转变，但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现象依然存在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以经验形态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是“生命线”理论，就是1929年的古田会议对我党我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系统总结而得出的结论。1944年，在、的主持下，由谭政同志起草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的报告，又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进一步系统阐明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方向、地位、作用、任务和方法。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坚实理论基础和重要教育内容。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确立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方针和方法，成为我党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最高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开始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和学科化的进程。1980年5月底至6月初，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这一命题，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科学化，首先要学科化。孙友余提议：“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研究发挥人的积极性的这门科学叫做思想政治工作学”。第一次正式提出本学科的名称。1981年出版的论文集《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代表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1984年部分高校开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87年开始设立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1996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2006年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独立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终于得以科学化地独立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其研究队伍、研究方向、研究课题都有了明确的划界，从而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与学科化的发展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针对性，对转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与学术地位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思想政治工作是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科学，是科学、是技术、也是艺术。“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理论教育，但它的价值却体现为一种实践价值”。[3]190其科学性往往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作为衡量的主要标准；本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行动者是一个群体概念，是由决策者、管理者、研究者、工作者等组成的共同体，但由于这个共同体内部还缺乏有效的联系和相应的机制，一些研究者出于对理论的偏好，往往对经验与实践不以为然，有的研究者本身缺乏实践经验，研究的针对性不是很强；而有些从事是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的同志对经验过于依赖，实际上并不把思想政治理论当作学科与科学。这些都导致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现象，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入，也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创新。 4、从重视单一的意识形态目标向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转变，但意识形态功能弱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机制还不完善同时并存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教育者根据社会的要求和人的发展要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人格及行为实践等方面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 我党三代领导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都有明确的阐述，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论述中都包含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人、发展人”的根本目的与价值。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中目标功利化的倾向却十分明显。往往只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更多地放在保证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上，而淡化了其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只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目标与社会价值，忽视其个人目标与个体价值。 “以人为本”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转向的指南。人的全面发展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动力。这样的目标的实现核心是承认人与人的差异性，尊重人的主体性，把人作为整体的人，以实现不同人的不同方面的全面发展。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由单一的政治功能向重视大学生主体性的培育，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大学生的主体精神、开发大学生的主体能力、塑造教育大学生的主体人格转向，从空洞理想的说教实现向以人为归宿的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回归。 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还原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整体关系，但也不能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功能。“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在内的主体性的发展，也包括人的民主性、规范性与开放性在内的社会化的发展”，[3]290而是采取更为针对性的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及变化，充分认清他们思想的具体性、复杂性、变化性和必然性，从他们最切身的利益要求的满足中，逐步走到对各种大道理的接受；从空洞的说教转化为对物质利益的引导，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利益观，将人格塑造与世界观的教育结合起来，为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条件。 而现实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却存在着不协调现象：一种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一般的知识教育，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与社会价值，存在意识形态弱化，政治素质、道德素质与知识素质脱离的现象；另一方面或者虽然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但却仍然用传统的模式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人的全面发展实质难以实现。 5、从单一以理论课课堂教育为主向重视各门课的育人作用转变；但理论课的低效性和各门课的教育的合力还未形成 2004年中央16号文件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经历了恢复建设时期的“82方案”、曲折发展时期的“87方案”、全面加强时期的“98方案”三次重大调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对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的第四次调整和改革做出了新的部署，这就是21世纪以来的“05方案”。目前，各高校都在推行“05方案”，理论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日显明显。16号文件要求把形势与政策教育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高度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形势与政策课主动联系社会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形成以专题化为主要形式的多种形式的改革，同时开设人文素质选修课，加强师德建设，各门课的育人功能日渐重视。 但新的教材体系如何转变为教学体系还需要深入研究与探索；大众化带来的课堂教学方式的变化，我们还没有找到与之相适宜的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市场取向、国际化、教育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以及高教改革带来了学校、教师和学生关系的新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的实效性；理论课低效性的困境并没有完全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政策课、人文素质课与其它各门课的育人功能缺乏整体设计与科学的监督与考评方式，育人的合力并未真正形成。 6、由救火式模式向育人模式、前瞻模式转变，但只有危机时才到位常态缺位与不到为现象还比较严重 改革开放以后，针对传统工作模式的局限性，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推进创新，但相当长时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还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仅仅当成一种应急工具，思政工作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应对学潮，维护社会与校园的稳定上，矛盾凸显时，思想政治工作者、特别是辅导员成了救火队、应急队，一旦局势平稳，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被重视。近几年，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思想政治工作坚持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依据时展和社会进步，制订思想政治教育规划，确定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研究与关心大学生的实际思想状况与需求，既强调教育者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又强调尊重大学生接受教育、主动学习、自觉践行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自觉能动作用；注重全面发展与和谐发展，努力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预见性与前瞻性。 但必须看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常态化的机制与力度在不同的学校存在不平衡性，依然存在着但只有危机时才到位，常态下缺位与不到为现象。有些规划与育人目标科学性与操作性不强，有的只停留在书面上，并没有变成现实。 7、以传统教育载体为主向现代载体转变，但对现代载体运用能力与综合管理能力还比较弱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物质形式和物质实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方式。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的载体主要是通过课堂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进行，各高校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通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课程体系，主渠道的功能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在从课堂到课外延伸，从教室到寝室延伸，从真实的空间向网络空间延伸，从思想教育到心理教育的延伸。校园文化、网络媒体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最大的载体。心理健康教育与社会实践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但是，校园文化育人作用还缺乏整体规划和有效的评估手段，网络的吸引能力还比较弱，课上与课下、网上与网下的联动机制的形成也还在探索的初级阶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的形成，在许多高校还是一个没有完全破题的问题。心理健康教育的覆盖面不足，社会实践的方式、途径、实效性以还有科学的理论界定也没有可靠的经费保证，综合管理与运用各种载体的能力还比较低，主流价值观还在以传统的方式传播，而非主流的价值观却早就用现代方式传播。 8、思政队伍由在实践中摸索成长向专业化培养成才的转变，但辅导员的专业化、专家化还处于起步阶段 2006年9月1日起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明确规定“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要统筹规划专职辅导员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一批骨干攻读相关学位和业务进修，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向职业化、专家化方向发展。 辅导员的专业化是提高辅导员的学术声望与社会形象，提高辅导员队伍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保证。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建立一支精干有专长、有专业依托的专家型学生工作队伍，也是提高高校学生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 目前，各高校都在积极贯彻关于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文件精神，同时随着大学生就业的日趋严峻，高校辅导员已成为一个热门行业，学历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但如何培养、提升与考核高校辅导员的专业素质已成为当前需要积极研究、探索的主要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和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者认为，要建立职业准入及资格认证制度，实行职业准入和从业资格考试，规范从业人员资质。也有人认为要对辅导员职业分类，设立专业系列职务岗位，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咨询、职业生涯辅导、法律服务、学生发展、学生管理等方面的专门队伍，改变辅导员队伍身兼多重角色的现状，结束辅导员专业界限不清的局面。[4]一些专家与学者和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者注重研究辅导员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提出了设立高校辅导员培养专业的思路与设想。提出了构建辅导员核心的核心素质与能力，建构辅导学学科的核心内涵。通过以上探讨以推进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实现辅导员队伍的专家化。 9、由封闭的学校教育向注重家庭、社会与学校的合力构建的转变，但社会教育资源与家庭教育资源难以有效利用的现状还没有以扭转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学校为中心与主体的教育方式，学校用有形和无形的围墙在人的完整世界和整体活动中圈出的特殊的场所，学校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采用的是与生活、社会、家庭从话语方式、内容要求都不同的教育，是围墙内的理想教育。 由于个体思想品德的生成在时间上是持续终生的、在空间上是超出于学校之外的完整的存在，学校在时空上的有限性决定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局限。现代社会日益开放，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大学围墙淡出，学校、家庭、社会形成更加直接、有机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无法离开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合力的发挥。但由于高考这一特殊的指挥棒使家庭教育与基础教育还是成绩至上的应试教育，导致中学与大学的教育严重脱节，大学教育事实上是矫正教育；中国大学本身与家庭的联系是非强制性的，许多家长也认为孩子上大学就是交给学校，学校是学生成长的无限责任公司，家庭的作用不仅微弱，有的还是负效应，在社会教育方面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方面，高校本身缺乏应有的控制力和利用能力，整体合力并未形成。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高校辅导员主持班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 [论文摘要]以“壹周立波秀”为代表的海派艺术在近年来的文艺娱乐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创新的形式给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力的参考。通过幽默的语音和独特的形式，让辅导员在隐性教育中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关键词]三贴近 幽默 主题班会 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当代90后大学生的思想呈现多元化、个性化，辅导员在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利用新事物的规律，创新方法来进行正确地引导。2010年，壹周立波秀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海派清口的热浪，赢得了不少的观众，大学生群体便是其中之一，不少段子在高校校园里流传。“壹周立波秀”的形式也给高校辅导员开展主题班会提供了全新的借鉴。 一、“壹周立波秀”、“三贴近”原则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一）“壹周立波秀”与“三贴近”原则 “壹周立波秀”的新颖深深地打动观众，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全中国观众认识到源自于上海的海派文化，这种新颖与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战线提出的“三贴近”原则不谋而合。 “三贴近”是在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三贴近”就是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贴近”，将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与时代责任融为一体，既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性要求，又体现了我们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成为在坚持和发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原则、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开创工作新局面的突破口。 （二）“三贴近”原则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这充分体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高校辅导员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遵循党的“三贴近”原则，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战线中，辅导员应当将这条原则作为改进和加强自身工作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贴近实际，就是贴近大学生实际，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把回答和解决大学生的道德思想问题作为中心任务，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贴近生活，就是贴近大学生的生活，深入到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去，关注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满生活色彩，富于生活气息，反映生活本质。贴近群众，就是贴近大学生，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把握大学生的脉搏，了解他们的愿望，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亲可信、深入人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三贴近”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实际，是大学生生活的实际；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大学生，是社会实践中的大学生，实际生活中的大学生。实际是根基，生活是源泉，大学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壹周立波秀”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壹周立波秀”在大学生中的反应十分热烈，许多经典的台词让大学生在平时社会中侃侃而谈。一些国内外时事政治或者新闻人物也被周立波调侃，但其中的道理仍然发人深省、引人深思，不仅仅是说笑那么简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立足国情、立足当代、立足于大学生活，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大学生心声统一起来，多用大学生的语言，多联系大学生身边的事例，多采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党的方针政策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行动。高校辅导员可以充分借鉴“壹周立波秀”的形式，在主持班会时通过风趣的语言、引人深思的事例来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壹周立波秀”体现了“三贴近”的原则，辅导员在班会中采用类似这种新的形式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统一，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使大学生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美的享受；又能把党的先进性要求与大学生的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把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起到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的作用。 二、“壹周立波秀”对辅导员主持班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以小见大，突出自我教育 周立波说：“那时候大力宣传雷锋，你们想，一个人做一辈子好事，不知道扶了几千个老太太过马路啊！我就和几个同学天天候在马路旁边，就盼着可以有一个老太太过来可以被我们扶过马路，结果发觉，现在这个时候，老太太都脱销了！”调侃中折射出一种社会现象，就是为了学雷锋而学雷锋，这就给人们深层次的反思。针对以往中国足球的萎靡不振，“立波梦话”虚构了这样一条新闻：“国家体育总局最近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解散中国国家足球队，永不重组。中超联赛停办十年，中国足协和中国消协合并，以后做球鞋贸易生意，自负盈亏。”这条新闻虽然纯属虚构，但寓意中国足球的打假问题等，让人忍俊不禁。 幽默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在人际交往中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化解人际的冲突或尴尬的情境，使交流气氛轻松融洽，从而促进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高校辅导员可以从周立波的调侃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从社会现实和大学生生活中找素材，经过语言的加工，将有教育意义的道路通过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学生能够在笑声中明白道理。 （二）与时事热点相结合，突出思想政治教育 周立波对深圳原市长许宗衡的调侃：“许市长在位时最喜欢讲，我是人民的儿子。人民养一个儿子不容易，养大一个，捉进去一个。”对于国际国内的一些重大事件，周立波通过幽默的语言进行调侃，把时政运用到笑料中。高校辅导员可以通过调侃时事腐败事件时，能够让学生去关注这些时政新闻，也起到教育作用。德国著名演说家海因·曼麦说过：“用幽默的方法说出严肃的道理，比直截了当地提出更能为人接受。”辅导员通过运用富有情趣、意味深长的表现手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达到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启发主动思考，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思想情怀的目的。 （三）增加娱乐时尚元素，突出个性化教育 周立波每次开始节目是通过木门打开，周立波穿着风衣，戴着墨镜，顶着“许文强帽子”跳了出来在舞台上秀了大半圈。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报幕员问：“你这身打扮是许文强还是小马哥？”周立波开口了：“我是小马哥的粉丝周润发…（停顿，观众大笑）的粉丝周立波。”观众再大笑。高校辅导员面对的是广大兴趣爱好和性格不同类型的大学生，特别是“80后”、“90后”的大学生，需要根据这些群体的个性来召开富有吸引力的主题班会，如果是一言堂，呆板的说教，是难以达到效果的。幽默的语言有利于营造和谐的氛围，也是开展好学生工作的润滑剂。如果辅导员能够结合一些身体语言，那么所起到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学生也会更喜欢主题班会。 （四）调侃社会不文明现象，突出文明礼仪教育 周立波自己说过：“调侃是没有恶意的。”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绝大部分时间在调侃社会不文明现象时，不粗俗，也不针对个人的名誉权。周立波在接受《杨澜访谈录》节目采访时说，“传统曲艺节目，他们是以搞笑为终极目的的，而搞笑只是我的手段。我是要通过搞笑的手段来达成我的一个观点，或者是和大家一起对这座城市或者对这个事件进行一些思考”。由此可以看到壹周立波秀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它的思想性。幽默可以将平时的同学矛盾产生引起的尴尬化为轻松和自然，使大学生在幽默中有所思，既得到释放，又能分析产生矛盾的现象、提高认识，达到德育教育的目的。所以，辅导员在调侃校园里的不文明或者某些违法违纪的现象时，应当注意不能直接点名道姓，而是对事不对人，让大学生自己学会思考，去感悟。 语言表达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虽然和人的先天因素有关，但更有赖于后天的训练和实践。周立波将上海改革开放三十年包括开埠百多年的能捕捉到的细节用俏皮生动的上海方言表达出来，体现了他深厚的语言功底。辅导员要有意识地学习语言知识，并善于与实践相结合，灵活运用。只要肯下工夫，勤于训练，虚心学习，不断总结，定会有所收获。同时，周立波说过：“文化要有本位主义，占领自己的领域，把它做深做透。”所以，辅导员更要创新的思维去研究社会现象、研究大学生的心理、研究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三贴近”大学生，最终才能更好地占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块“阵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试析高校大学生漠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因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校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漠视　对策 论文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情况，从而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冷漠。针对高校大学生漠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原因，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呼吁全社会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各级领导给予思想政治教育以高度的重视，加快政治理论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强政治理论教师队伍自身的建设，开创高校大学生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也有了一系列的改变:由关心西方思潮逐步转变为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由习惯于高谈阔论转变为比较务实;由关心多方面的事务转变为关心个人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跳出短期行为的圈子，正确认识和分析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但是，从目前来看部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却十分冷漠，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由于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暂时处于低潮。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西方的一些政要人物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低毁，企图把打开东欧“铁幕”的经验用于中国，大力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国际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情形，必定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2.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确实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人了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由于“经商热”、“下海热”、“第二职业热”的兴起，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不断蔓延滋长，政治淡漠主义和理想虚无主义抬头。高校大学生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谈钱言利、计较得失已成为部分大学生的人生目标，“一切向钱看”甚至成为少数大学生的座右铭。 3.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社会不正之风的矛盾。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以及种种社会丑恶现象都会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影响，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了相当的差距，这样既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也诱发了一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抵触情绪。 4.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差距较大。在高等学校的理论讲坛上，教育学生要讲奉献、培养高层次的道德情操和理想人格，而一些家长却凭自己的生活经验感化子女。家教的实惠性与学校教育的高层次性，呈现“两张皮”的状况，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5.政治理论课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们在政治理论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应当肯定的。但由于多种原因，政治理论教育本身仍有许多不足之处:第一，中学、大学的政治理论教育内容存在重复的现象，机械的“烫剩饭”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第二，部分高校教师尚未较好地解决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实践中，如何用正确的理论武装人的问题，这势必影响政治理论教育的效果;第三，政治理论教育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不够，教学方式单一、呆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的吸引力，随社会实际的变化，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也不断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老师从书本到书本注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教学方式，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剖析现实和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而我们的政治理论教育不能适“实”改革，也是使部分学生对政治教育失去兴趣，产生淡漠感的原因之一。 面对新时期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变化，部分大学生对政治理论教育的冷漠，我们应引起高度重视，要加以正确引导，进行深人教育，否则，就可能导致个人主义的泛滥和集体主义的沦丧，损害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贻误一代跨世纪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此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对策: 1.全社会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党政领导对于政治理论教育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倡导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政治理论教育才能得以产生、发扬和光大。教育是一种带有明确目的性和强烈的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取消了人为的努力，事情是难以自发地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的。高等院校的各级领导对于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视和支持，是促使高校政治理论教育上一个新台阶的重要保证，也是消除部分学生对政治理论教育冷漠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高等院校的党政领导要在人财物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通过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在校内形成良好的政治理论教育气氛，从而使政治教育得以通过理论灌输、教书育人、日常教育、文化熏陶、社会实践和心理疏导六渠道顺利地完成。 2.加快政治理论教育改革的步伐，使政治理论教育更有针对性，更具吸引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模式、手段等方面也都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作出相应的改革。 首先，对于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要进行新的充实。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的引进，大量的反动思潮也蜂拥而至，严重地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对此，我们不能采取被动的防御式的、救火式的政治理论教育模式，让学生一味地回避西方思潮，而应该把西方的主要思潮纳人教学中，通过正面接触伴以科学的分析使学生彻底了解外来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明辨是非，从而真正提高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免疫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利用市场经济等价交换规律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个人与社会、索取与奉献的关系;利用市场经济竞争的特点，逐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开拓精神;利用市场经济质量和信誉观念，教育学生树立严谨的政治态度，培养一丝不苟的学风等等。在日新月异的现代信息技术面前，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应该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实，政治理论也是一门开放的学科，政治理论教育如果不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自身的内容，就永远不会有吸引力。其次，对于政治理论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也要不断地进行改进。政治理论教育传统的作法是“你听我讲”，偏重灌输，而不注重“双向交流”，这样就不能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就不能真正了解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也就不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事实上大学生关注更多的不是我课堂上讲授的理论知识，而是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实践已经证明，靠单纯的说教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了，因此改革政治理论教育的教学方法已势在必行。打破传统的教育模式，把政治理论教育渗透到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娱乐之中，寓教于知、寓教于乐、寓教于美，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科研育人、服务育人。打破传统的教育模式，把先进的多媒体技术手段应用于教学中，融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这样可以增加政治理论教育的立体感，使其更生动、更形象，让学生亲身感受到现代信息社会给学习、生活带来的变化，有利于增强政治理论教育的吸引力。 总之，开放式教学是政治理论教育的发展趋势，它既可以运用和检验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又可以学到在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是读社会之书、自然之书的极好机会。 3.加强政治理论教师自身的建设，是解决部分大学生漠视政治理论教育的根本。高校政治理论教师肩负着既教书又育人的双重任务，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关系到政治理论教育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战斗力。 政治理论教师不仅要有专业教师应有的一般的基本的教学素质，而且还要有其自身的特殊要求。首先，政治理论教师要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只有真信马克思主义，才能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有良好的教学效果的。其次，政治理论教师应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力。只有努力攻读马列原著，认真学习和邓小平的著作，理解了原理的真谛，才能向大学生深人透彻的讲授。良好的理论素养是取得政治理论教育的不可替代的途径。再次，政治理论教师还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他们必须能够紧密联系理论涉及的社会实际和学生的思想实际，对于思想理论界的动向和问题应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这样才能抓住联系实际的要点和重点。同时，政治理论教师还必须具有广博的相关科学知识并获得和掌握当代科技社会发展的最新信息。总之，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就要有掌握现代化知识的教师。因此，高校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只有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刻苦学习、提高素质，才能跟得上时代步伐，才能完成政治理论教育本身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当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机遇与对策研究 [论文摘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形态，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辟了新阵地、注入了全新的内容、推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网络背景下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产生了一些新问题，文章分析了当前环境下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教育主体、学生、内容与形式四个方面探索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校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机遇与挑战 对策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在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形态，是指高校教育工作者用积极的道德规范、思想观念、政治观点、网络素养等精神文化，以现代网络为媒介和阵地，用互动引导、建设管理、制度规范等基本方式，对高校学生实施的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学生自主构建积极的思想政治品德。在大众传播时代，网络为高校学生开拓了全新的生活空间，而这一全新的生活空间也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之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变化使得网络逐渐进入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和重要工具。 一、网络媒介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监控环境、联系社会、传承文化等一系列的重要功能，通过网络能管窥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反映出大学生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认知程度，可以说网络世界里有当代大学生的精神与实践状态的缩影。因此在网络环境下，网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全新的传播空间，以网络为媒介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 1.网络媒介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建设。人类传播历经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媒介时代，现已进入快速发展的大众传播时期，网络因其图文并茂、视听一体、实时传输等功能一体化的特性，以超越传统媒介的优越性，对整个社会以及人们的价值观、认知与实践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在学习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受到网络深刻的影响，网络促进了学生个体的个性觉醒，他们采用开放式的态度接受网络信息，也依存网络为实践活动提供依据。在媒介形态的变革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主动适应新媒介环境的变化，针对高校学生认知与行为方式的特点，积极利用媒介技术，建设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内在要求。 2.网络媒介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能根据社会的发展要求，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出发，随着教育环境与教育因素的变化而改变。网络的发展改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对教师、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针对变化中出现的新问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能及时改变和增加教育内容，以实现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政治、心理等方面的正确引导。当前条件下，具体而言，应加入诸如正确对待世界多元文化的问题、建设积极的网络伦理观问题、构建网络心理教育与咨询平台等内容。 3.网络媒介推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大众传播媒介功能经历了由分化到统和的发展历程，新媒介有集多种单一媒介功能于一体的优势，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取代原有的媒介，就如网络媒介深入社会角角落落，但以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介依然欣欣向荣一样，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开辟也不能取代原来有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与方式。 网络这个开放式的互动平台打破了少数人的信息垄断，拓展了受众参与信息采制与传播的权利。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能体现传统教育途径与新教育媒介的融合性，坚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虚拟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与现实教育空间、传统教育方式与网络教育方法的契合。立足于现实发展实际，以学生为本，综合运用多种教育途径和媒介，形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 二、当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我国建设信息高速道路的步伐不断加快，各高校也日益重视网络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建立起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总结已取得的成绩与经验，分析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是推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深入发展与持续创新的内驱力。 1.高校“红色网站”建设卓有成效，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流信息的传播效果偏弱。以网络为阵地不断深入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丰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拓展实施途径，最为突出的成果是高校蓬勃发展的红网建设，如南开大学的“觉悟网”、西南财经大学的“光华园”、清华大学的学生红色网站、上海交通大学的“交大焦点”等，集聚着相当高的人气，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快速发展的红网建设相比，“点击率”与“互动率”却持续低迷，成为制约红网深入发展的难题，红网中只有主流的观点与思想，缺乏互动、讨论与争议。这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红网这个新兴事物在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更主要的原因是来源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没有把握住学生生活形态和关注的热点。在匿名性的虚拟网络世界中，是否参与到信息的接受与传播完全是受众的自主选择，高校网络思想教育传播的主流信息只有特近学生的生活，遵循网站生存发展的“点击率”原则，才能为实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2.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日渐丰富，但缺乏时新性与权威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取得有效性，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日益重视对教育环境的充分调试，已经清晰地意识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无法缺乏网络，也开始注意“时时在线”，但其适应行动常常滞后，权威性遭到解构。网络阵地里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似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那样，从教育过程到教育结果都具有可控性，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常常被转移，权威性面临被肢解，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需要用开放的姿态，渗透到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走进学生的虚拟生活空间、深谙学生的话语体系，从他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入手分析，才能卓有成效地引导大学生的思想与行动。 3.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下的学生思想无比活跃和外显，但匿名性使得学生的思想行为变化更难以把握。网络环境下，学生的思想状态持续活跃、外显于网络中，这一方面便于教育工作者及时了解学生思想的变化情况，但匿名性的状态又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充满不确定性。网络的开放性及由此创造的网络环境里的群体压力、趋同心理、群体模仿和求异心理等现象，常规状态下的网络思想变化就已经难以掌控，特殊状态下的“匿名性”与集合行为，使得对学生的思想状态把握变得更加困难，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推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分析 1.提高教育主体适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能充分认识网络的消极与积极因素，重视网络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分析当代网络环境下学生的认知与行为方式，树立教育民主化的观念，能以网络技术为基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进行科学的“把关”，建立思想政治网络信息资源，树立权威性，引导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 这些新要求一方面是对教育工作者观念上的更新要求，另一方面是基于网络技术的专业素质要求。当前最为重要的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海量的信息环境中甄别、把关与引导的能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贴近学生生活与社会实际、具有时新性与真实性是其发展的趋势，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阵地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各种思想观点、价值观、道德规范的冲突等一系列问题，这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和网络生活实际，帮助学生选择、梳理和甄别信息，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网络舆情的发展，当好“把关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网络思想文化的主旋律。 2.培养高校学生客观运用网络的正确观念与素养。当代大学生畅游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享受着平等、便利、民主的网络生活方式，但网络作为一个较新的事物，诸如网络对学生素质的影响、网络伦理道德、未来人的生活形态等问题目前尚缺乏深层次的思考。网络信息参差不齐，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世界观尚未固定成型，较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因此，对于大学生进行科学、客观的网络教育，树立正确的网络观是十分重要的。鼓励学生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树立正确的网络文化观；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网络时代的人际交往方式，树立正确的网络人际观；加强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网络伦理观。以增强学生对于网络信息的需求、检索、评估和有效利用的综合能力，自觉追求真善美、抵制假丑恶，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规范网络行为，抵制消极、腐朽、落后、反动的思想观念的侵蚀。 3.丰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内容。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运用网络传播平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生活。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内容应在弘扬主旋律的基础上，倡导多样性。发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汲取其他文化的长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与感召力抵御网络上文化霸权的侵蚀。注意科学使用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语言与交往方式，传播具有实效性、真实性与价值性的内容，以时新性的信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真实性的内容能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公信力与权威性，具有不同价值性的信息能满足学生多样性的信息需求，网络语言的恰当使用拉近了教育者与学生的心理距离，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和心理，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效做好准备。 4.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网络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仍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除了将网络技术引入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深化学生的读、听、看、思以外，首先应是以各高校教学网站为依托，建立思想政治课教学网页开展高校思政教育，设立学习与答疑专栏、学术观点阐述、时政热点分析等，辅助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其次是建立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宣传党的思想政治问题理论和工作方针的思想教育专题网站，如“红网”等，对学生进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用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再次是实现校园网络与其他媒体的资源整合，网络信息浩若烟海、良莠不齐，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应为学生提供经过质量“把关”过的形式多样的信息资源，如时政热点、突发事件、学生关心的问题等，引导学生思考与讨论，占领网络思想政治问题阵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研究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硕士研究生 就业 论文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普通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人数不断攀升。“入口”处招生比例逐步扩大， “出口”处的毕业生就业状况究竟如何。笔者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作为探讨对象，就当前的就业现状展开调查，分析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最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大学生为缓解就业压力不断走向考研道路，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不断放大。那么，经过三年的学习后，研究生的就业情况到底如何，笔者走进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进行调查研究，针对具体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展开分析，试探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就业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悠久而又崭新的学科，学科建设随着改革开放而不断发展和丰富。1984年我国正式创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该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教学、学生教育管理；科研；党政群团、企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工作等。但是跟据实际的调查显示，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大概是考博、考公务员、考各类学校和其他。考博方面，很少再有继续攻读本专业的学生，大都选择类似学科或者直接转向其他学科。考公务员方面，该专业研究生一直在屡败屡战中摸爬滚打，据其介绍，由于专业需求量小、没有工作经验等原因，他们只有选择条件较少但竞争激烈的岗位，也使得其不断受挫，困难重重。到各类学校方面，在被调查人数中，大都签约的是高职院校、本科院校，与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对口” 的岗位就要属辅导员了，但是如今辅导员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等也在不断深化，还有部分毕业生表示并不愿意做学生工作，所以学校就业前景也不容乐观。其他的一些就业方面，诸如各类企业、创业等，比例较少，该专业研究生大多倾向稳定保障的行业，也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尴尬。 总的来说，该专业实际就业范围比较狭窄，毕业生就业集中在高校辅导员行列，考公务员和考博难度较大。加之该专业的理论水平较高，对现实社会的适应性和针对性较低，思政学生对本专业的就业信心不强，担忧“毕业即失业”，出现一些就业恐慌，没有表现出硕士研究生的竞争优势，当然，其中还有一些社会环境、就业观念等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随着扩招的步伐，普通高校的硕士点不断增多，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数量不断上升，但是普通高校的教育体制、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却没有同步的跟上。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来说，首先研究生的教育管理涣散，某些高校研究生处不能针对各个专业特点具体管理，大一统的管理方式既没有针对性又不能立竿见影，管理空泛。其次学科点建设缺乏资金和人力支持，专业教师配备不齐，课程设置陈旧落后。没有确实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导师制管理流于形式，许多研究生与导师联系甚少，没有较好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工作。再次就是人才培养方式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处理能力，然而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大都只是理论学习，埋头写论文，缺乏实践锻炼。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实践锻炼要求不强，没有较好指导研究生认真参加思政工作助理环节和教学实习环节。另外研究生的就业能力也是值得思考的原因。 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业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要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增强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种素质和能力，就要不断加强硕士研究生的导师队伍建设，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达到和谐共赢的双向效果。各个学科点可以组建几支高水平的导师团队，研究生既可以跟随自己导师做科研，又可以在导师团队影响下，学习他们共有的学术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技能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加深导师与研究生的情感。同时，人的教育管理是主观的，需要客观的规章制度来完善导师制度建设，应建立一系列导师任免制度、导师评估制度、导师汇报制度等。 （二）硕士研究生自我能力提升 硕士研究生要成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走专业化道路，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各方面综合发展,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就业竞争实力，把专业与自身更好的结合起来，突出个性优势，优质就业。 首先要坚定信仰，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次要扎实学习理论知识，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还要多学习相关学科理论，将他们融合贯通。在理论学习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实践操作，运用到实际的教学实习和思想政治工作助理实习中，学以致用。再次要提高能力，提升素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探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摘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培养出来的目标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还应当是可靠接班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为此，本文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必要性及意义等。 目前，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大学生总体与宏观研究居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都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思想与理论为主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一部分。对这一微观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工作关系到他们是否可以真正地成为未来社会的积极管理者、思想政治教育者等。 一、研究现状 教育和工作及其学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研究却不够细化、具体。特别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对其研究的个案与案例较少。本人通过图书资料等渠道搜集学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出版的著作或发表的论文，没有一本（或篇）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为对象，几乎都以“大学生”为主体。 同时，本人在CNKI上搜索近十年来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相关的研究，只有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车广吉在2003年第2期的《白城师范学院学报》中分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择业观念；吉林通化师范学院政法系的吕良在《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12期探讨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理论构建能力及建构；中国矿业大学法学院的胡廷龙在《考试周刊》期刊2007年27期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教学与课程改革提出了几点思考。 由此看来，尽管部分学者涉及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研究，但都未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些探讨，学界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缺乏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特别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关注却尚未涉及，对这个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值得研究者们去探究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政策与对策。 二、存在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教育方法与内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深入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与实效性的需要。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且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1）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即重外延，轻内涵；重能力，轻素质；重教书、轻育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的实际心理需要认识不足，学生的思想政治认识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相应行为的发生，这就是所谓“知行脱节、言行不一”。 （2）科学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专业的独特性；政治理论的高层次性；教育内容的广泛性；社会实践的深度性等特点。他们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人文素质、创新素质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其本身的发展，甚至社会的发展方向。 （3）需要进一步明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更加地明确自己所学，同时高校应建立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与效果的评价机制，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 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由于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大学生总体与宏观研究居多，主要表现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紧扣时代主题，坚持与时俱进，突出强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思想和理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方式和载体创新研究不断丰富，教育体系不断丰富完善，内容不断充实、实践活动形式多样、学科交叉研究的现象越来越多等，这些研究为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这一微观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丰硕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这对于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1）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水平高的大学生不一定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理论研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值得探讨与研究这部分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 （2）在探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基础上，以调查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为立足点，以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有利于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方法、内容与途径等。 （3）有必要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高校制定新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建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提供重要依据和决策参考。 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培养出来的目标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还应当是可靠接班人；主要任务就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他们是未来社会的教育者、管理者、政治领导与干部等。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其本身的发展，甚至是社会的发展方向。 如今，高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知识理论灌输，广大学生主要凭借对思想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但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今后从事的职业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满着艺术性。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除了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外，还应学会如何主动运用、教授思想政治知识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一定的实践作用。 （1）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的需要，对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备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深远的意义。 （2）启发从新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新的理解，重新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建设，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3）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发挥其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树立榜样与产生辐射效能、带动力、感染力的需要。有利于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政治敏锐感，从而学会运用政治眼光评判问题、解决问题，成为社会的积极管理者、教育者、政治领导者；有利于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主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措施、工作机制。 （4）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丰富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途径，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对于提高我国行政领导与干部的政治素质，加强思想教育人员的职业教育，完善高校教育体制及我国政治教育体系与制度均具有导向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高校国防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 国防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摘要： 国防教育不仅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 高校国防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内在的一致性与互补性，又有一定的区别，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国防教育不仅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而且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 一、高校国防教育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 在高校中开展国防教育，对于增强大学生的国防观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促进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素质的全面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对大学生深入进行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载体。国防教育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对大学生进行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教学可以帮助大学生了解当今世界的军事状况，并激发他们顽强拼搏、振兴国家的热情，从而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在军训中普遍开展的解放军优良传统教育，可以使学生学习到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有助于他们在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相冲突时，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培养大学生树立勇于奉献的人生观、价值观。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组织大学生开展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内容的民族精神教育的有效载体。国防教育所要培养的国防意识正是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为内容，以国家防卫问题为中心的理性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国防赖以确立的精神根基。通过国防教育，可以更加激发起大学生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的高尚情操，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发扬光大。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组织大学生开展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的公民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对大学生深入进行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国防教育所依托的学科体系是军事科学。现代军事科学是一门范围广博，内容丰富的综合性科学。学生学习军事科学，不仅有利于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而且有利于他们打破专业学习的思维定势，拓展思维空间，进一步提高其创造力和综合思维能力，促进科学素质的提高。军事科学知识本身所具备的前沿性、神秘性还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军事科学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学习军事科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总之，通过国防教育，有助于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的不断提高，成为“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以及“高度文明的人”。 二、高校国防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高校国防教育对于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具有其他任何学科门类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着特殊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高校开展国防教育，首先就是要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大学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感情，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政治思想工作是从我们军队里出来的，是我们军队的看家本领。”开展国防教育，可以改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宽大学生的视野，极大地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开展国防教育也有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通过开展国防教育，参加军事训练，可以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身心素质，增强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和荣誉感。因此国防教育有利于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首先，高校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高校国防教育的内容紧紧围绕着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长期和根本的目标和任务。因此，高校国防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新时期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补充。 其次，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理论的教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培养青年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他们辨别事物，判断是非的能力。高校国防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从根本上抓住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新时期高校国防教育不仅传授军事理论知识，而且开展军事训练活动。在传授军事理论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明白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帮助他们明辨是非，培养学生的是非判断能力，增强他们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使学生立志报效祖国。在军事训练中，培养了学生吃苦耐劳，勇敢顽强，坚韧不拔，互相团结，互相帮助的优秀品质，增强集体主义观念等等，都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配合思想政治工作的展开。 三、高校国防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 (一)国防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为革命理想和美好事业奋斗的长期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艰难困苦、顽强奋斗的品质和作风，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和精神力量。因此，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必须要特别强调艰苦奋斗教育，而国防教育则是一种有效途径。首先，集中军训不但使大学生们掌握了一定的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时间紧、训练强度大、军事化程度高、条件艰苦等困难条件下的集中军事训练，使参训学生既磨练了意志又锻炼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其次，军事理论课的开展能使广大学生得以从我军光荣历史中学到以“老山精神”为代表的“为了祖国不怕流血牺牲、为了人民甘愿付出”的崇高精神，并结合自身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信念。最后，通过中国革命史的学习使大学生们明白当前的安宁和幸福是来之不易的，进而懂得要珍惜机会，抓紧学习，艰苦奋斗早日成为高素质的人才的道理。 (二)国防教育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所谓居安思危是指和平安定环境下人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和关注，它是国防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防教育一方面能使学生树立关于战争和和平关系的正确的认识，能清醒的看到世界并不完全太平，各种冲突因素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会仍然存在，我们要居安思危高度警惕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通过中国近代国防屈辱史、革命史、人民解放军军史的教育，帮助同学们了解中国人民革命的历程使其能够更加理性的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从而激发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加深他们国防事业的热爱。 (三)国防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承前启后的一代，其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当前许多大学生往往只重视自己专业的学习，对其他方面知识则表现出极少的兴趣。这种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多方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当前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外界充满着对大学生的诱惑，仅仅网络一项已经使一部分学生深陷其中。同时当前通俗文化泛滥，不少学生追逐通俗文化比加强个人修养有着更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广大大学生又面临着过级、考证、就业的压力这使的他们对一些课外知识的学习往往能减就减。所有这一切造成了部分学生知识面狭窄和视野狭隘。国防教育则是一种全面的综合性教育，对大学生德智体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一定作用。国防知识不仅内容丰富知识覆盖面广而且综合性很强，覆盖了从内政到外交、从历史到现实、从基础科学到当今顶尖科技的多学科知识体系。通过国防教育可以使大学生们熟悉和掌握基础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知识，既能提高他们的创造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又能带动和促进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巩固，以此开阔大学生们知识视野，改善大学生们知识结构。此外，在艰苦的军事训练中，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普遍增强，这就为造就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集中训练过程中通过紧张的队列、战术、射击、拉练等科目的训练对大学生身体素质也是一种极大的锻炼和考验，这也是综合素质提高的一个具体表现。 (四)国防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拥军意识的形成和集体主义纪律观的树立 军队对大部分人来说是神秘的，大学生也不例外，由于对军队的不了解他们往往会对军队产生不客观的认识。部分学生认为部队是艰苦的代名词，认为军人是严肃难以接近的。军训则给了大学生们一次近距离接触部队、接触军人的机会。训练时教官们的纪律严明、忠于祖国以及过硬的政治军事素质往往会感染很大一部分学生，加深他们对军队的热爱和向往并养成良好的拥军爱兵意识，这种亲身感受教育的效果远远胜过枯燥的课本教育。同时国防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的教育。集体训练、集体活动、集体生活都体现了集体的精神，此外通过不同科目的训练更能体会到团队协作集体精神的重要性。军训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军训期间各项活动都要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安排。这种经历对大学生纪律观的树立极其有效，同时对大学生们将来的学习和生活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国防教育不仅是加强我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高全民国防意识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措施。它不仅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而且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和工作方法，它的作用是其他教育形式所无法取代的。高校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不但可以使学校国防教育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且也充分发挥了高校育人的综合效益。总之，在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不仅是法律赋予的一项任务，也是学校实施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是大学生磨炼自己、提升自己、证明自己、成长进步的重要机遇和平台。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启发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教育方法探讨论文 摘要：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做人。我们研究和借鉴孔子的教学经验，以便我们更好地做好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有利于改进我们当代的教育。 关键词：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寓教于乐；奖惩法 孔子把德行教育作为教学内容的根本。孔子作为圣者先师，伟大的教育家，善于运用世界观、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结合实际运用教学方法。 一、孔子的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目标。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整个世界、生命的起源。孔子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教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 （一）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不能！”冉有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干吧！”华西问孔子：“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回答不一样呢？”孔子说：“子路好勇过人，我要约束他；冉有很萎缩，我要鼓励他。”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二)身教法。 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身教法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十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主政人的品质如风，在下者之品质如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而倒，由此可见统治者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大舜见人捕鱼，年轻体壮的人捕于深潭厚泽这些好的地方，而年老体弱的人捕于激流浅滩，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大舜与年老体弱的人为伍捕鱼，在捕鱼的过程中，见渔者相争而不言，渔者相让则赞扬之，一年之后，则人们相让深潭厚泽矣。在这里，大舜就是通过榜样的作用来教育大家。对榜样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第十二》）这句话指出了为政者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第二》）这句话指出为政者当以德行为本，不断完善自己，为百姓做出好榜样。这种发挥官员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说明当时的领导者是以天下为公，所以能够不谋私利，为百姓选出德才出众的接班人。道德教育是做人的教育，教师都做不到，怎么会希望学生去做呢？要想使大家都去做，必须理论本身是正确的，然后还要有一个优化的环境，即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能使有道德的人有好的结果，才能引导大家成为道德人。 （三）启发诱导。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发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教师教学生，最重要的是启发诱导。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走；鼓励学生，而不是压抑学生；启发学生思考、探究，而不是代替学生作结论。教师如果能这样教学，就能使学生产生“和易以思”的效果，师生关系就会融洽，学生感到学习有趣而容易，又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智慧、素质。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四）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诗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乐，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心灵净化，同时应严肃对待艺术创作，遵循特定规范，既顺应读者习惯，又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在孔子的学生都学《诗》《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寓教于乐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 （五）讨论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其优点在于能更好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讨论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讨论，迫使学生不得不学会基于事实、概念和原理的推理来维护自己的意见，同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国外流行的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大都是通过小组或班级讨论进行的。培养集思广益的技能。在当今社会中，许多问题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这就要求学生能倾听别人的意见，能对别人的意见做出评价，并能通过集思广益形成自己的观点。学习这些技能的最适当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的没有压力的讨论。培养口头表达能力。讨论为学生提供了练习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的极好机会。它需要学生用清晰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论点，在很多场合还必须即兴发挥。讨论法有助于高水平认知能力的形成。此外讨论法还有助于转变个人的态度。 （六）奖惩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奖惩法”中，“奖惩”就是一个矛盾，“奖惩法”能把“奖惩”矛盾进行有机统一、相互作用和转换变化，人们受之影响，从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讲，“奖惩法”是一个最根本力量。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奖惩”矛盾影响，这些“奖惩”矛盾有“优劣”、“成败”、“好坏”、“亏赢”、“贫富”和“美丑”等，人们通过心理感受、情绪反映或大脑思维，从而支配自己做出各种行为活动，由此产生各种行为活动力量。在此，我们要看到“奖惩”在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是非常普通、非常实在又非常根本的一个矛盾，其中反映出来的影响或关系等就是“奖惩法”的具体体现，所以说，“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孔子的世界观；孔子的德育方法，对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具体材料请详见： ［论文关键词］孔子；道；德育方法 ［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是如何做人，这也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通过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以便改进我们的道德教育。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以德行为根本。孔子是成功的教育家，教育理念与世界观的一致性是孔子教育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运用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成功的关键。 一、孔子的世界观 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什么是孔子的“道”呢？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万物、生命的起源。那么“游魂”又从何而来？孔子进一步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是人人本具的性体，此性天然而有，寂静光明，无生无死。太极动则显象起用，所生之象，其数无穷，但始动之际，只有一明一暗两种形色，明色为阳，暗色为阴，因此称为阴阳两仪。阴阳消长，于是太极失明，转变为游魂，流转生死。总之，儒家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述而第七》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心向着“道”，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中庸》说：“率性之谓道”，循性不变就是“道”。“德”出于“道”，所以，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道”是体，“德”是相，两者皆是内在。由内而外起作用，即是“仁”和“艺”。“依于仁”就是一切从“仁”上开始。“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所以以“仁”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我们知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同时又对具体方法有指导作用。《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德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本文尝试着对孔子的几个主要教学方法加以探究。1.身教法。身教就是以身垂范。《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身教具有教化功能。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别人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实现教化功能。其次，身教具有榜样作用。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容易得到周围人的肯定，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另外，榜样还通过激励和感染，促使人们坚定信念并化为行动。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就显得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第一》）从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可知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自身修养，为学生做出了好榜样。 2.寓教于乐。孔子注重在艺术中陶冶性情。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中节。《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音乐等艺术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大影响。《乐记》指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记》还阐明了先王立乐之方：“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段话说出音乐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3.启发诱导。“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是使人获得开导，好像突破盲点，领悟其要旨；“发”是使人获得引发，找到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会，所以老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充分思考，并用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认。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4.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的哲学依据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十一》）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5.讨论法。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用讨论与辩论等方式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澄清思想、寻求结论的教育方法。讨论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潜力，在对话中发挥创造力，形成新观点。讨论法符合思维规律。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学记》充分肯定了讨论法的作用，《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教学失败的六种原因之一。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话反映出子夏向老师请教，子夏问：“‘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有这样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动之美。’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绘事后素”，就是绘画之事后于素。这句话是比喻，“素”是比喻美女的面颊美目，这是美的素质；“绘事”比喻笑倩盼动，这是美的姿态。先有美质，而后有美姿，故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子夏立即领悟出一个道理：“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学礼以忠信为前提，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 6.奖惩法。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公冶长第五》中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评价公冶长，认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公冶长曾被关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能够托付女儿终身，就是对对方的最好肯定。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强化的教育方式，惩罚应当公平准确，使被惩罚者吸取教训以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同时也能使他人引以为戒。《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学生冉求，在担任鲁国执政大夫季氏的家臣时，努力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非常不满，声明：“冉求不是我的同道，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攻击他。”在师道尊严的古代，这种大张旗鼓的教训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必须让被惩罚的学生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使他们改正不良行为。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音乐教育 孔子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孔子音乐教育的内容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构成其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并将音乐教育视为教育的重要途径，或者说是教育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孔子在《论语》的教学科目上，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项，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论语·述而》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内容包括了“知”（智）、“勇”“艺”“义”“礼”“乐”诸方面。孔子《论语·泰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了孔子所讲之“乐”，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论语·宪问》中所讲“文之于礼乐”之乐，是讲伴随着“礼”，对音乐的学习与实践。强调《诗》的颂诵要结合礼乐，音乐实施的过程同样要结合文、礼。第二，是对音乐教育这一行为的完整概括，讲受教育者通过对《诗》的弦歌颂诵，得到内心情感意象、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和陶冶。这其中包括了人的心智聪慧（“知”）与意志体魄（“勇”），并涵盖了人们的社会礼仪与行为规范，使人们在行为修养、人际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陶冶与培养。这就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通过诗乐与礼仪的学习，实现礼乐教化之目的。反映出孔子所讲之乐，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讲的属于“艺”的音乐的范畴，也超出了外求于礼、内求于乐的礼乐同一层次之“乐”。其教育思想始终离不开以音乐教育为手段，完成诗乐与礼仪的学习为先决条件，实现其教化作用为最终目标和任务，形成了孔子具有现代美育意义的音乐教育思想。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渗透到人的全面素质培养和发展以及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也证明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音乐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是孔子对音乐教育全过程的整体概括，也说明了这一教育过程，是由音乐教育来得以完善的。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在孔子整体教育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为主要目标和任务，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过程中，尤其重视人的道德的培养，所以，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更加重视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论语·泰伯》对音乐教育行为的概括，首先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将仁义道德放在首位。为实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则是“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视为实现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重要环节。 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要从孔子思想的“礼”与“仁”谈起。根据《周礼》的有关记载，诗、乐与礼仪共同构成了音乐教育行为的完整实现。“乐”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礼”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典章制度、礼仪形式。所谓“兴于诗，立于礼”，便是立足于礼仪活动，贯穿于合乎规则的诗乐演出之中，形成合乎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音乐教育行为体系。这一体系渗透着“仁”的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积极的一面。从消极的方面讲，也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种尊重人格独立的思想，体现了封建礼教制度下的人道主义和一定的民主性，形成了孔子的思想核心。这与孔子提出“子为政，焉用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主张对人民要“富之”，然后“教之”，以及宣扬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仁政”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对于孔子的“仁政”思想，诸多学者也有不同看法。《论语》中曾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又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蔡仲德先生讲“可见‘爱人’‘济众’是为了‘得众’，‘惠民’‘养民’是为了‘使民’，‘百姓足’是为了‘君足’……教民并非为了使民变得智慧，而是为了使民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便于统治。”根据蔡仲德先生的说法，“教民”是手段，而维护其长期的封建统治则是目的。但这种“爱人”“济众”“惠民”“养民”以及“百姓足”才得以“君足”的说法，无论其目的如何，实际上已给统治者提出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在当今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下，都是可取的，应该予以效仿的。对于平民百姓来讲，“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是一种道德标准，与充分民主并不矛盾。这便是孔子“仁”之内涵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高扬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人本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以人与人平等为基础的现代人道主义，也仍没有达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标准。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突破了周代音乐教育中“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音乐美学通论》讲“‘有教无类’之举扩大了社会受教育面，变无教为有教，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教无类”就是无论贵族与平民，都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将属于“贫而贱”阶层的颜渊、子华、子路、闵子骞、樊迟、子张、子夏等，培养成为天下列士，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七十二贤”，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富于道德实践的成就，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也就在其中。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美育作用 孔子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中庸”的思想，强调矛盾双方的联结和统一，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与转化。“中庸”思想与“仁”“礼”结合，便可调和矛盾，维持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孔子的音乐教育也无不贯穿“中庸”思想，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是孔子对音乐表现上的要求。孔子意识到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着眼于人和人类的基本存在及健康发展，而与放纵情欲、违背理性等思想相对立。在孔子眼里，“郑声之乱雅乐”。“郑声”本是来自民间的歌谣，蔡仲德先生认为“郑国的情歌在各诸侯国中最为突出……其形式则采用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在我国春秋时期，却成为贵族富豪们满足声色娱乐的一种音乐。所以孔子认为“郑声”不尊从礼乐规范，只能满足统治者及贵族富豪们纵情享乐。从“为邦”的前提出发，孔子提出了“放郑声”音乐教育的主张。“放郑声”以防“郑声之乱雅乐”，体现了孔子美与善的准则、音乐美的准则，其中蕴含着对音乐表现“和而不淫”的要求，音乐内容与形式的“中庸”、中和。这种“中庸”、中和实际上是反对音乐表现上的过与不及，这种音乐审美的价值取向与音乐教育内容的选择、评价，始终贯穿着孔子学说的哲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仁义道德的思想内容，说明孔子是根据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来实施音乐教育的实践过程。孔子的音乐教育是通过音乐，使人们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来实现音乐教育的目的。因此，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首先强调了音乐要有“乐”的作用。《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赞赏《韶》乐的美、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比《国语·楚语上》所讲的以“无害”为美，《左传·昭公二十年》以“心平德和”为美进了一大步。将美和善区分开来，肯定音乐善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的美，使人们通过音乐美的感化作用，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这种审美情感的培养，就起到了人心向善的作用。体现出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充满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文忧患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以积极的态度考察音乐现象，回应音乐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音乐思想与美学理论。这方面，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的美育作用便是典范。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探讨孔子音乐教育思想，必然牵涉到孔子的整体思想。孔子的“仁”“礼”“中庸”思想，既有其伦理学的意义，也有其社会意义。《论语·八佾》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礼”“乐”的实现作为前提，来实现“仁”的目的，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要维护和实行“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就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也就是孔子《论语·学而》中所讲的“泛爱众而亲仁”。依靠“仁”的“爱人”之道德情感，通过“乐”的实施，将这种博爱精神贯穿于“乐”的各种活动中去，实现孔子《论语·雍也》讲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就是以“仁”作为道德情操的基本内容，以“乐”作为感化人心，上升到博爱精神的实践方式。在这两者关系中，孔子重视和强调了“乐”的感化人心，陶冶人性、人情的作用。所谓“成于乐”“游于艺”，就是将音乐活动与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道德情操结合起来。这一“乐”的实践过程，将人的情感心理体验由最初的物质欲求，逐渐走向审美感知，由伦理学走向美学、社会学，成就一种新的人生观，使社会群体与个体间道德情操、伦理关系得以谐和。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其焦点就是将人格作为道德修养的表现，其最深层的结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由这种境界体验产生了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审美人格，礼乐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指归乃是为了造就这种理想人格。从孔子赞美的颜回安贫乐道到孟子高扬的“充实之谓美”，再到宋明理学倡举的人格理想，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在论述道德与人格的关系时，却始终以超越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核与人格的基础。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在音乐的审美准则，形成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促成了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和突出宗派秩序的人际政治，长期稳定与充分发展，使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平衡。但在封建制度下的这种和谐与平衡，也给上层建筑思想领域带来束缚与禁锢。在等级森严、上下相维、皆安其位而又和谐稳定的网状系统的社会里，人们个性解放的企图、追求、欲行、竞争等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文人虽然知识丰富、善辩、修养高、有远见，也曾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在封建思想的重压下，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这种上层建筑思想领域的束缚与禁锢，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有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与平衡的一面，也有限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今天，人们已经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谈到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总要考虑是不是又走回头路了，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音乐实践活动，仍然没有脱离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只不过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去认识。当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新的社会，充分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却有着新的意义。其新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音乐实践活动不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在构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的时候，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仍然具备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探讨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何适应于当今社会的需要，便是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 【摘要】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不断涌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我们静心思考，就会发现好多貌似很时尚的说法，其实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有过相关的阐述，与其说有些观点是在创新，倒不如说是在继承，或者说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因此，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和灿烂的文明中汲取教育的营养和智慧，然后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从而形成更为科学、有效的教育思想，用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说到这里，就必须提到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四十多年的教学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提出了许多教育原则和方法，加之儒家后人的不断实践、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笔者在此大致分析、归纳、罗列几个方面，与大家共享。 【关键词】孔子儒家教育思想教育教学 一、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和思考的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告诫学生在学习时把“学”与“思”紧密结合。同时他还强调在老师的教学中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不到苦思冥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开导他；学生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启发他。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思考的重要性，老师不要包办代替搞一言堂，要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发言的机会。现在我们经常倡导的“精思 博学”、“先学后教”等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体现了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 二、学习和笃行相结合 孔子反对那种表里不一的人，批评那种光说不做的人，讨厌那种口是心非的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即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听到了义不能去做，有了过错不能改正，这都是我所忧虑的。他对学生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他要求学生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多做少说，先做后说，“言必行，行必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对弟子颜回粗衣淡食，刻苦好学，少说多做，一再给予表扬，孔子的言行告诉了我们学习和笃行相结合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提倡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行相统一的原则，并重视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动手能力，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所谓因材施教，是指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说：“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欲劳，教之以恭；好辩论而畏惧，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声，教之以义。”即对嘴里垂涎美味、心里想着安逸的人，要用仁德进行教育；对心里想着安闲身体却忙得不止的人，要用恭敬进行教育；对于喜欢与人辩论但遇事畏惧的人，要用勇敢进行教育；对眼睛看重女色、耳朵好听音乐的人，要用正义进行教育。可见孔子非常注重从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实际情况出发来教育学生。循循善诱是说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老师要善于引导、重于启发，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启发下主动获取知识。据《孟子》记载：有个小孩唱到沧浪河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冠带；沧浪河的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听到后随即给学生说：你们听着，水清则洗冠带，水浊则洗双脚，这都是有水自己造成的啊。在此，孔子意在启发学生要自我修养，自我提高，自我成才。他所倡导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一直到今天还被我们奉为珍宝，视为经典。 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非常重视在教育的过程中老师“以身作则”的重要作用。他曾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教师只有以身作则，坚持温顺、善良、恭敬、简朴、谦让，才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他以身作则的教育思想和行为，为后来的教育家所重视和推崇。美国的教育家布尔纳鲁说：“教师是学生可以视为榜样并拿来和自己作比较的人物。”乌申斯基认为“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而我国教育界对老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作用更是强调有加，提出了“言传身教”的教育理念，可见各国各代的教育家是多么看重老师的表率作用，也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时间之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这是其他任何教育思想流派所无法比拟的。 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提起孔子的这八个字，可以说路人皆知，更是被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奉为经典。其实孔子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本人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典范。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谦逊、好学的精神令人钦佩。他曾在陈国、蔡国交界处受到困窘，坐在简陋的席子上，一连七天粒米未进，然而读《诗》、《书》，习《礼》、《乐》不休，还谦虚的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至今听来，还让人动容。孔子还是“乐教”不悔、诲人不倦的榜样。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诲人不倦的忘我精神，被弟子们大加赞扬。亚圣孟子还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作为人生的“三乐”之一。孔孟的“乐教”精神其出发点虽然是企图改革贵族政治的需要，来自其实施“仁政”“德治”的政治要求，但也反映了他好学上进、热爱教育的精神，反映了他对弟子们强烈的责任心。这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伟大教育家所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也是社会发展对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迫切要求。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博大精深，短短的论述只能是管中窥豹、走马观花，尚有许多方面未能提及。我们新时代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对孔子的教育观要加强学习、加深研究，吸取其精华，并结合新时代的需要和实际情况，落实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充实自我、关爱学生、科学有效、献身教育，从而走进理想的教育，实现教育的理想！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正名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摘要：“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假若一个名字没有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谓“名正言顺”，也就是“名正”了，事情才会说得清楚。因此，孔子“正名”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事物的“名”与“实”相符合。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孔子；“正名”；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一 “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一生忧国忧民，志在救世。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变无道为有道，孔子提出了“正名”的思想。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国君若要你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可见，在孔子眼里，一切不良的社会后果都是从“名不正则言不顺”开始的，所以，他把坚持“名正言顺”看成是为政的一件大事。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名”，实际上是指一事物的构成要素或概念。即“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也就是说，“名”是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规定。如“君”作为一个名，其定义就是指一个做“君”的人应当包含哪些要素，才能符合“君”的概念。所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第一个“君”就是指事实上那个做君的人，第二个“君”就是指君的名，或者说是君的定义。“君君”就是做君的人只有符合了君的定义才能叫君，否则就不能称其是君，如果硬要称其为君，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同样，“臣臣，父父，子子”也都照此例。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在他的哲学中有“积名成辞”的思想。也就是说，假若名字没有一个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以，孔子讲“正名”，首先是为了“言顺”。他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易经·系辞下》)这里的“正辞”与“正名”实际上是一回事。所谓“正辞”就是说话要符合事物的名义，以便给人们的行为有一个好的导向，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从而，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实际上就是主张事物的“名”与“实”要相符合。只是这种主张从本体论方面看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名正了，话才讲得通。实际上是主张事物的“实”要符合其“名”，而不是主张“名”要符合其“实”，把“名”看作第一位，放在了“实”的前面，颠倒了“名”与“实”的关系。孔子的哲学主要是政治哲学，他主张“正名”主义，要求人们说话办事要做到“名正言顺”都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服务的。因此，他把“正名”看作是为政的第一件事情，强调统治阶级应当重视“名”、“辞”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无道，问题就出在社会上盛行以“不正”之名，语“不顺”之言，思想界话语失真，名与实不相符。孔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借“觚”为题，大发议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意思是觚不像个觚，这是个觚吗?在古代，“觚”本来是一种有角的酒器，有的有六个角，有的有八个角。可后来人们把觚字用泛了，把凡是可以盛三升酒的酒器都叫成“觚”，而不管它有没有角。孔子“觚哉!觚哉”地质问，目的是借以说明“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认为，如果在社会上说话做事没有一个公认的是非标准，名实之相乖违，那么人人都可以“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不可日变”了。所以，为政者要想消除天下无道的病根，就必须以“正名”为先。在孔子看来这是循大道之举，可以收到社会政治稳定、天下太平的效果，因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正名”为先，就要首先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也就是要别同异，搞清楚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即如董仲舒所言：“《春秋》辩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其次，要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就要有一个辨别事物的公认标准。在孔子看来，事物之名如果没有公认的标准，不但会造成人们言语失真，思想混乱，而且一切制度，如礼乐刑罚之类，便都不能成立，就会引起纲纪败坏，最终弄得整个社会惶惶而觉得没有主宰。这就是“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所以，“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后世儒家有深远的影响，也是后世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荀子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类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荀子·正名篇》)也就是说，要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就要做到“名正言顺”，否则，就会“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遥相呼应。孔子的“正名”思想不仅对后世儒家有深远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同样有广泛影响，先秦诸子多家论著对此都有申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 1939年2月20日在《致》的信中对孔子的“正名”思想作过评价，其中说道，孔子的“正名”思想，“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孔子的“正名”思想，也有其合理的因素。说，孔子的“正名”主张，“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来说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意思差不多”’。还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在看来，“正名”主张，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也就是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建设，明辨是非真假，坚持理论之“名”与实际之“实”相符合，以真正切合实际的正确理论指导现实的实践。他晚年尤其重视“名”(理论)的指导意义。他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虽然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左”的偏差，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人们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如果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就会出现“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问题。他曾以苏联的赫鲁晓夫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言论为例，在肯定的意义上引用了《论语》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话。他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的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事实证明，的这些话确实是寓意深远。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尽管原因复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没有正确的是非标准、曲解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因此，孔子的“正名”思想对于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首先，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基础和核心部分是政治教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突出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因而政治观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相应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民进行思想观念的教育。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当成马克思主义来宣传。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名不正而言不顺”，给人们的思想认识带来混乱。譬如，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关系呢?这本来是一个老问题了。西方“马克思学”把人说成是摆脱一切客观制约性的抽象主体。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所谓的“入学空白”。于是，在近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中，一些哲学人本主义学派，为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就把自己的理论抹上马克思主义的油彩，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趋向十分明显，出现了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不仅西方，在东方也出现了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哲学人类学派”、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等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以抽象人道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它们都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来谈论“人”。这种人学观念，尽管语词华美，却往往会漠视现实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尽管马克思主义也不反对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但它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社会历史观是不可能相互包含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会承认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些人对“以人为本”含义的理解，也误人了“人本主义”泥坑。例如，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最高体现，把我们社会生活中人道主义原则的实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目的的实现。似乎是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在宣传“以人为本”的政策，实际上却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之目的相去甚远。因为如果模糊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界限，或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也就等于否定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那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其次，尽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性和主体地位，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样性里面，也有个主次问题。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不能只要多样性，而没有了主导性和主体性；否则，就会带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后果。譬如，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以资实现之用，那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的时候，却不能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说成是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因为这样以来，事实上是以“和合”哲学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指导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指导下的实践。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只是和谐思想的一个文化渊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上，其地位是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论相提并论的。再如，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既要讲矛盾的同一性，又要讲矛盾的斗争性。但在矛盾的二重性里面，也有一个主次问题，那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始终是第一位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是第二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能随意推翻的。但在实践中，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却忘记了这一点，讲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同一”，不讲“斗争”；只讲“和谐”，不讲“矛盾”，把同一性说成是矛盾的绝对的、主要的方面，把事物的发展归结为“和合”运动的结果。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更改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在社会历史观上就会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贡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相违背的。还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譬如，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把和谐社会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论证和谐社会的建构思想，而是借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的几个所谓盛世王朝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来比附“和谐社会”，描述“和谐”盛况，而完全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观念。这样一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似乎是在向古人复归或是在向西方社会形态靠拢等等。如果这样来诠释“和谐社会”思想，不也就是“觚不觚。觚哉!觚哉!”了吗?这种“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结果，就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宣传和解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时，一定要注意做到“名符其实”。这个“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际。在评点孔子的“正名”思想时，曾经指出“实不明则名不正”。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就会带来“名不正”的后果，以不正之名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把社会主义实践带入迷途，以致扰乱社会主义社会的秩序。所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内容；另一方面，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正确理解和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及时地对人民群众进行“名符其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乐教思想教育 诸子百家中提倡音乐教育的只有儒家而又首推孔子，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值得我 们世人探索一番，对于继承祖国的音乐文化遗产，孔子的乐教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乐教当做培养人的完成阶段 孔子办私学，是以礼乐为其教学内容的主体部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在教学内容上，他把乐教放在第二位，在教材选择上，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 作为教育系统性的反映，孔子培养人的教育内容在整体上包括有“文、行、忠、信”这“四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而“乐”就是孔子的“四教”之一“文”教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这里的“道”是志向，“德”是基础，“仁”是归依，而“艺”则是自由的游戏，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艺”，即使“六艺”。“游于艺”既是对前三者的不足，有时继前三者之后的完成，是通过对客观规律性的全面掌握和运用，现实地实现了人的自由，完成了“志道”“据德”“依仁”的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历程。与“游于艺”相通的，是孔子的“成于乐”的教育主张。正如“游于艺”高于“志道”“据德”“依仁”，“成于乐”指的也是高于“兴于诗”“立于礼”的人格完成。就是要通过“乐”的陶冶情操来造就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孔子看来，从个人成长角度而言，也应遵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原则。孔子提倡用乐来完成的修养，通过音乐审美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的“仁人”。在这里，音乐被看作是用来培养人和塑造人（“成人”）的重要手段。以上所属孔子有关乐教的主要内容，可以用“21字”给以概括，即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显然，受教者是以诗乐与礼乐学习的完成作为先决条件，并且始终不离开乐教育的乐教的实现，因此，它有不能等同于一般的音乐教育，这恰恰证明乐教育在孔子的整体教育体系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缺的。 二、强调乐的德育教化功能 孔子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和德育教化功能，主张用礼、乐来贯彻，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提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的思想。我们从中可以知道，有礼无仁，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贵贱之序就无法维持。乐有“和”的特征。最适合宣扬仁德、仁政，可用使人际关系和谐，等级关系协调，同时，在乐的内容中，有要求以仁补礼之不足，对礼进行损益，是音乐的内容合于礼，他把“乐”与“礼”相互配合，赋予了“乐”治理天下的政治功能，也提出了“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主张（《孝经•广要道》），这一思想反映出他要用乐来改造社会风气的意图。 三、重视乐教中的审美情感培养及其美育作用 孔子乐教中对人的审美情感的培养，其途径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在音乐形态美的把握中加深丰富的情感体验。据《论语•泰伯》记，“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 乎’，盈耳哉！”这可以视为孔子对学生讲解音乐，通过介绍自己对音乐形式的理解以及自己对审美情感体验给他们以启发。另外，《论语•八佾》记“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同样是谈对音乐形态美的感性体验。 其二，是强调音乐审美中的美感体验与快感体验的不同。孔子在强调乐教的社会功用的同时，又强调音乐的愉乐作用，在《论语》中，“子在齐问《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孔子在谈自己的感受时，并非是仅仅表达一种多日“不知肉味”之意，而是区分欣赏乐舞是获得的感受体验与味觉上快感体验的不同性质，孔子做出的这种明确区分，是我国美育发展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其三，是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应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属于“淫”的情感体验方式。因此，孔子所说音乐审美中“和”的情感态度、是有一定的衡量尺度和标准的。 这种主张从另一方面讲，对于当时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疾苦而纵乐，无疑是一大进步。 四、强调艺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做出“即美且善”的文艺评判标准 孔子在强调音乐作品思想的同时，又强调音乐作品的艺术性，主张内容要善，形式要美。二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即美且善”，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内容为“质”，形式为“文”。质超过了文就显的粗野，文胜过质就显的空虚，只有文质结合得当，才是最理想的。 孔子闻“韶”乐做出了“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评价。邢疏解释为：“孔子言《韶》乐其声及舞极尽其美，禅让受禅其圣德又尽善也”，而孔子闻《武》乐后指出“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确立的“即美且善”的文艺批判标准成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源头。 五、强调乐教知行合一的实践性 在孔子的乐教实践中，他将“行”作为学习的延续，重视知行的一致。这一思想在儒家后学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庸》一书以孔子的名义，将孔子的“学”“思”“习”“行”发展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极端。从孔子的乐教活动来看，他要求学生学习诗乐的目的，就是为了立人行事，能够学有所用。 在孔子的乐教思想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难以立行。总之，不学《诗》，难以立人行事。春秋时期，在社交礼仪场合中，经常有“歌诗必类”的行乐活动，不能据《诗》唱诵应对，是难以进行交流的，孔子讲的“兴、观、群、怨”，其中的“群”，就是立足于社会群体人际间的实现。《论语•阳货》中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也表明孔子心中是对他的学生在实践他的乐教思想是肯定的。 孔子的乐教思想在当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的发展，审时地借鉴、批判的继承，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人才素质培养和德育教育中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实现我国制定的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贡献。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中现代教育的启示 【摘要】孔子以德为首、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等教育理念和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方法，对现代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教育应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加强思维能力训练；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主要内容；现代教育；启示 在当今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然而，说到底，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以人才为核心而展开的，而人才的培养是依靠教育而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教育就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不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我们仍然在一些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也包括教育。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等均有重要影响,其教育思想更是在世界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以德为首，注重道德教育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其非常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重视对学生完善人格的培养，教学生学会做人。孔子将道德教育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注重对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思想，一直倡导个体要具备较为高尚的道德品质，要成为君子、贤人。因此，孔子在其教育活动中，首重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使学生都能够在道德品质方面有所提升，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在平常对学生的考察中，孔子也将学生的道德修养作为重要的衡量依据。 2、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孔子生活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孔子之前只有上层社会的弟子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子女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受教育的权利被上层社会所垄断，被称之为“学在官府”。孔子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从此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状况，使得平常百姓的弟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孔子在招收学生时也并不会因其出身、家境等区别对待。“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1]大概意思是说只要学生本人有学习的愿望，奉送上几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我的学生了。孔子认为不论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正是因为如此，孔子招收了大量底层社会的弟子，使得他们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且在这些人之中也出了不少当时社会的精英。 3、在教育方法上，孔子注重启发式教学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2]”意思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到学生想要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要去指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整的表达出来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如果学生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要再给他举例了。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本人没有获取知识的欲望，则不去启发、引导，不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不要再给他们举更多的例子了。孔子非常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发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索的意识，在孔子的执教生涯中，他也能够很好的将启发式教学的教育方法运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之中。 4、在教学内容上，涉及范围较广，注重教育的全面发展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而言，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礼仪道德、音乐舞蹈、射箭、骑马、书法以及计算，由此可见孔子教学内容涉及范围之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都在倡导公民要做君子、圣人、仁人志士，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而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就必须首先要知书明礼、博学多才，因此孔子在其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非常广泛，在各个方面对学生严格，力争使学生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完善，做一个在各个方面都较为完善“贤人”。尽管有人可能会说，孔子身处于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其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其阶级统治辩护的；然而，就孔子在教学内容范围的涵盖而言，仍然对我们现代教育，尤其是素质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在师生关系方面,孔子提倡师生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并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 孔子与自己的学生关系都非常的要好，作为老师孔子也非常关心学生，他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关心学生的生活。关于描述孔子与其学生关系的故事在《论语》中多处都有所涉及。据《论语》载：有学生生病了，孔子自己曾多次探望；另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为意外事件而去世，孔子听说了这个消息当场难过地嚎啕大哭。这些都足以看出，孔子作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另外，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是故教学相长也。”[3]意思是说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欠缺之处，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之中，能够不断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促使双方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仅就其教育思想而言，对我国的现代教育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孔子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启示 1、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 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非常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注重学生道德素质的塑造和培养，反观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现在教育与孔子首重德育的教育思想相去甚远。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4]自此次从国家层面提出“素质教育”的方针之后多次在不同场合予以重申和强调，如果从此次首次提出开始算起，素质教育的方针也已经执行了30多年，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教育仍然处在“应试教育”的怪圈。我们不难发现，类似于“为中小学生减负”这样的新闻报道不时的会出现在各类媒体之上。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提倡为中小学生减负呢？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太重，特别是城市中的孩子。我们的社会现在出现了一种现象：在学校里老师往往喜欢都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在一些学校甚至分班和学生座次都是按照学生学习成绩的高低来安排的；在学校之外，学生家长之间讨论最多的也是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想尽办法给孩子报各类的辅导班，想要提高孩子的成绩，甚至连孩子正常的休息时间都被完全的占用了。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习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吗？老师和家长一味追求的考试成绩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在现实面前，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这个社会去认真反思的。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出现了一种现象：我们的很多学生，很多孩子成为了“考试的机器”，他们除了学习好，成绩好之外，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欠缺。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是只会读书、考试的“考试机器”。我们必须转变教育理念，打破传统“应试教育”的模式，转向重视学生思想素质、创新能力、独立自主、健康身心、人际交往等的“素质教育”，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 2、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一直处于教学活动的主导地位，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讲解知识，学生接受知识，即所谓的“灌输式教育”，没有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5]即就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引导，注意对学生思维的调动，引导学生主动的去思考、去探索，而并非是老师对学生的“灌输”，更不是教师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让学生死记硬背。教育从根本上讲是教师教师传授给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一种能力的培养，而并不是书本知识的获得。在教学活动主教师要注重学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使得他们能够掌握掌握获取知识的能力。 3、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 现代社会发展速度飞快，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在大大加快，这就要求公众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不断提升自身水平，更新知识。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就必须做到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取并掌握前沿知识，进而将其传授给自己的教育对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关键在其教育水平的高低，而教育水平的核心就在于教师水平的高低。21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竞争的核心就是人才，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要拥有一支世界顶尖的人才队伍，而人才培养的核心就在教育，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作为减负人才培养、国家未来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要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以“四个面向”要求自己，为我国未来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4、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否和谐对教育教学活动及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拥有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轻松愉悦，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学习内容，从而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另外，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更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从而也有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能够使教师在工作中感到轻松愉悦，从而以更加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于教学活动中，从而也有利于教学水平和效果的提升，同时也更加促进了友好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形成良性循环。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与自己学生的关系就非常要好，在各方面如慈父般关心、照顾学生，甚至在学生生病期间亲自给学生送药，自然而然学生对孔子也是非常好的，在孔子晚年日常生活基本也都是学生在照顾，甚至在孔子去世之后学生为其守三年之孝。这些都足以说明师生关系的和谐对教育教学和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影响，当然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因此，包括社会、学校、家庭、教师和学生等的各方力量应该共同努力，为建立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人才的培养质量，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拥有良好的教育才可能拥有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因此，我们应该向孔子学习，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着力发展素质教育，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走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的现代化人才。 作者:王宇涛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实用教育思想探索 “半部论语治天下”，后世对论语的评价甚高，而其中的教育思想是论语中比较核心的思想之一，它不仅对当时，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儒道佛三家共同塑造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精神风貌，但起主导作用仍然是儒家文化，中国人从摇篮到坟墓，从出生到死亡，在文化遗传基因就深深打下了儒家的烙印，儒学塑建和构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道德品格。“中国文化—哲学之所以重生成大于重存在，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人事大于重神意（神灵也完全服务人事），也可说都是这种知命精神”。[1]从儒家教育文化中概括出来的教育思想也深受此种特征的影响。文章主要从教育理念、原则、方法、成果和局限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教育理念 纵观儒家教育思想，从产生到发展再到衰落，其不变的宗旨是培养一个经世致用的君子。《论语》中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实用性风格，如在《论语•子张》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论语•子路》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但儒家的实用性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不同，儒学虽强调学问的实用性，即做学问的终极目的和效用，其重点不强调表面的形式效果。孔子首先要求的是成为“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这里的君子是指有很高的道德，知识很广的人。君子以“谋道”为目的，以“成德”为任务，决不以“谋食”为目的。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追求“有用即真理”，“它拒绝了抽象和不充分的东西，拒绝了字面上的解决，拒绝了不好的先验的理由，拒绝了固定的原则，封闭的体系与虚构的绝对和起因。它追求具体和恰当，追求事实，追求行动的力量”。[2]而儒家的实用性包含着形而上的追求，读书不仅是知识的增加和“谋食”，而且也是道德的提升和“谋道”，其终极目标指向“仁”。笔者认为儒家的实用性和哲学实用主义的分歧主要在于，儒家认为不管这种形而上的追思有没有产生作用，这种追求本身就是有意义而值得做的；实用主义则强调把形而上追求当作手段，如果这种追求不能在结果上产生效应或效果的话，这种追求是没有用的或没有意义的。 二、教育原则 孔子招收学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有教无类”，“类”在历史上注疏较多，争议不断。笔者认为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针对地域民族而言，二是针对社会地位而说。孔子一生确实在实践此原则，他周游列国广收弟子，不问出身贵贱和地位尊卑。孔子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而且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恰好体现了他先进的教育观。在这一点上他不循周朝礼仪，不顾等级制度，表现出大胆改革的精神。孔子对学生既不嫌贫爱富，也不仇视富家子弟，他的学生有家境富裕的子贡，也有一贫如洗的颜渊，对待学生视如己出，终生追求“仁”之真谛。 三、教育方法 儒学不像西方哲学重思辨和逻辑推演，孔子很少抽象地阐述问题，也很少在某一个概念或范畴上进行语言分析。在教育方法上，是实用理性之思维，“实用理性之思维重启发、暗示、点悟、极具具体情境性质，而不重抽象论证，详尽说明或推理过程”。[3]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内容丰富，这方面很多学者多有谈论，笔者在这里只提出比较重要的方法。 1、因材施教，实施个体化教育 孔子是一个很有感悟力和观察力的老师，他对学生的性格、能力、才智和兴趣是非常重视的。在《论语•先进》篇中对子路和冉有都问一个问题——“听到后都去实行吗？”但孔子对冉有的回答是听到后就去实践；对子路的回答则是父兄都在世，怎么能听到就去实行呢？这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引起了公西华的疑问，孔子说，冉有性格退缩，所以要他勇敢些，子路性格太过于勇敢，所以要他谨慎些。孔子这种先进的教育方法，不仅体现他为人灵活洒脱的人格，而且也彰显了老师对学生主体个性的尊重和仁爱。反观如今的教育，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生产人才的固定模式，教育逐渐脱离学生实际，脱离受教育对象的具体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学思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夫子所推荐的求学治学之道，按照现在观点来说，这是对学习的定性研究，而并不是一个定量研究，学与思在学习中到底应该占多大比重，其比例如何分配，孔夫子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或客观的标准。只学不思，就如叔本华所说的自己的大脑成了别人的“跑马场”或“吃别人留下的残羹剩饭，是陌生人穿用过的衣服”。[4]其结果就是“永远阅读别人，而从未被别人阅读”。只思不学，只会冥思苦想，其结果是越思考，思维越狭窄，最后成为闭门造车。《论语•卫灵公“》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美，不如学也”。但如果以常人理解的中庸之道去解读学与思的关系，“持其两端取其中”，这样的话，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学与思的两端的中间不易找到；其二，我们可能从语意上去安慰自己，即“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事实上人只有一颗专一的心。如果把心从形式上分成两半，一半学习，一半思考，或者把整体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思考。那么，这种学与思的组合是否能够达到学习的目标呢？由于受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倾向于将学与思拆解开来，然后再视其为一个整体，那么解构后的整体还是当初那个整体吗？运用西方解构主义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清中国哲学或文化的大致脉络，但是我们利用西方某一种时髦的方法并非能够体悟得到中国哲学或文化的精髓。因此，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天然整体，以系统眼光看待之。学与思是一个整体和“全”，以学去否定思，那么读书学习就是加法，读书的人等于书本之和，书还是书，而读者不过是一个拼凑的数字；以思去否定学，那么读书学习就是闭门造车，读书之人的眼光视野就很难宽广。事实上，在一个既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又善于博采众长的人心中，学与思的矛盾永远存在着，没有一种会完全消失，而智慧就在于它们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中。 四、教育成果 据历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中有“七十二贤人”。众所周知，古文有一特点，即数字不一定实指。为了方便阐述，暂且将其认为实指，那么3000-72=2918人，显然2918人要比72人多，后人常常仅仅把72人看成孔子教育的成果，这样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具有这样的观点的人是受到了当今教育之弊端“升学率”所影响，有的人认为“升学率”就是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而人们之所以太注重“升学率”，是由于人们只注重数字，急功近利，不注重思考。七十二贤人只是孔子一生追求教育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从长远价值来看，孔夫子及其弟子，传播了儒家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成果，这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七十二贤人和2918人是孔子教育质与量的统一。不必讳言，七十二贤人在“质”上高于2918人，他们中有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路、子夏。（论语•先进篇）但我们也不可忽视2918人巨大的隐性作用。这2918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共同接受儒学的教诲和熏陶，然后他们又向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宣传儒学，这样使儒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也许七十二贤人，多在学堂之上倡导儒学，搞学院化研究，而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普通大众接受教育还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这2918人在田间地头、商市小街宣传儒学。儒学与基层社会的结合，这也是儒学广泛发展的原因之一，基层社会为儒学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而儒学也为基层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方法，其外在曰礼，内在曰仁。两者相互需要，相互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基层土壤深深扎根，所以教育质与量的统一，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 五、局限性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其缺位和局限。 1、忽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有教无类”只是男权社会中教育公平，“男尊女卑似乎是儒家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人们甚至可以说‘父权制’是儒家学说的致命弱点”。[5]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此礼为周礼，而周礼是奴隶社会的制度规范，因此他的妇女观不可能达到男女平等。在《论语•泰伯》中谈论关于治国的人才问题，武王说有十位贤臣帮助他治理国家，孔子却说只有九位，因为有一位妇女不能算数。在《论语•阳货》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亦为后人诟病。在这里有必要比较孔子与尼采和叔本华之间的女性观，这样可对他的女性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叔本华在《论女人》中认为“女人是介于儿童和男人之间”“不重视大问题，只喜欢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这显然是在污蔑女性，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借用老妇人之口说：“你要到女人身边去吗？请别忘了带鞭子。”两位男权主义者之所以蔑视女性，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眼光看，童年期经验可能是重要的根源。孔子的人格和思想与其母亲有很大关系，孔子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母对其影响非常大。孔子的女性观与早期经验关系不大，孔子忽视女性的权利很有可能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比如说孔子很反对女人干政，他最向往的周朝，也因其灭亡与女人有关。 2、忽视自然科学教育 虽孔子注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他的教学内容大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知识很少涉及。《论语•子路》篇，樊迟请学稼，他批评他是“小人”说他不求上进，把学习研究生产知识和技术看做“没出息”。在《论语•子张》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孔子说，小技艺阻碍人们研究大学问。孔子的道德教育注重整体上对人的精神上的改造，而忽略了技术能力的提升。 六、小结 儒学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化，儒学教育仍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儒学教育重实用、重文科，不太注重逻辑与思辨的内容也应该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儒学教育要做到与时俱进，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实用教育、情感教育和理性教育的有机结合，以理性教育为主轴，以实用教育和情感教育为两轮，共同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和人自身的发展。 作者：刘勇 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体育教育论文 1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应用分析 第一，孔子提出了“成人观”，也注重德、智、勇、力等方面的教育。而所谓成人，就是崇尚礼数，有道德，有智慧与勇气，还会精通六艺的人，几乎趋向完美。孔子的成人观在其重要教育思想之一。孔子认为，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应该将“成人”标准落实到每一处，从而培养更多趋向完美的人才。由此可见，孔子在其教学实践活动中已经培养了很多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目前，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学生们都会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而无法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将体育与健康课程作为身体练习的重要手段，从而增进学生的健康。而学校可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孔子思想应用于现代体育教学实践的体现。 第二，就是孔子思想中的“武备”思想与“尚礼”观念。孔子认为，在战乱不断、兼并剧烈与弱肉强食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想积极参与到政事中去，还要保国为政，则应该对武备和军事武艺等训练进行强化。在孔子看来，战乱不断的时代会尚武强兵，但是应该和仁政与德治相互促进，才能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人们提供丰衣足食与安居乐业的生活，并且有利于子民听从政令，安心发展生产等。孔子的武备和尚礼等思想观应用于射与御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具有积极意义。孔子非常注重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对射箭和驭车等课业的传授给予很高的重视，意在提高学生的军事体育知识、体育技术以及技能。因此，在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中，武备观念非常明确，不赞同人们还没有对军事技术进行掌握就参与到战争中去，否则不但自身性命难保，国家也面临着灭亡的风险。因此，孔子将武备思想贯彻到整个教学实践活动中。 第三，就是孔子的养生保健观念在体育教学中的实践。孔子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养生保健知识以及保健方法，在古代体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孔子在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时，都会传授给学生关于养生保健知识与保健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不但如此，孔子还会身体力行。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比如按时休息、劳逸结合和对饮食进行节制等等。如果人们对这些养生保健内容不够重视，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孔子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知识的传授。而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与现代养生保健原则完全相符，而且具有一定科学性。因此，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孔子提出“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思想，认为学习永无止境，不会被年龄限制，教育活动与学习活动都应该贯彻在人们整个人生之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不断的学习而提高自己的修养。而终身教育内涵在不断扩展与延伸中形成了终身体育理念，这是终身教育必然的发展趋势。而终身体育即人们终身都会接受体育教育，也会进行不断的体育锻炼。如今学校的体育教学都遵循终身教育的理念。在贯彻终身体育的过程中，学校体育非常重要，也是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思想的关键时期。学校应该满足学生们的身体发展需要，还要对学生们以后的需要进行考虑。因此，学校应该引导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并且培养其相关能力。孔子的终身教育观已经与现代终身体育思想相融合，并且应用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获得较佳效果。 第五，就是孔子的学以致用思想。孔子一直在贯彻学以致用和以身作则的思想，而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相脱离，主要是为教学而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枯燥无味，导致学生们厌倦体育课。因此，学校的体育教学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并且让学生自由选择对自己有用，而且还比较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从而有利于学生们对运动进行掌握。另外，学生们还可以主动将掌握的体育知识与体育技能融入到生活中，渐渐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从而形成了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其终身受益，达到学校体育教学的长远目标。 2.结束语 基于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实践活动已经在中国教育领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但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也提出了“武备”思想、“尚礼”观念、养生保健观念和终身体育理念。人应该仁智勇德兼备，还需要拥有比较强健的体魄。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对现代体育教育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孔子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比较充分的论述，必须进一步完善体育教育思想，从而形成适应时代需要的体育教育思想，开展更好的教学实践活动。 作者：郑欣 贾晓敏 贾永刚 单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学院教育学院 邯郸市职教中心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研究 从我国教育史看，许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教育思想和言论，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孔子，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在研究和继承孔子珍贵教育遗产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人文内核，这便是以尊重生命、重视人自身价值、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等为特点的人文思想。它渗透在孔子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个层面，成为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后世教育的价值取向，也为当今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有教无类”，是孔子博大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孔子人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有力体现。孔子“有教无类”教育信念的确立，是在对教育价值、作用的深刻理解及对人性的深入分析基础之上建立的。孔子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他提出“庶、富、教”的理论，这是对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国家重民教民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 孔子认为教育是支撑国家大厦的梁柱，一个国家即使其君主昏庸无道如卫灵公，但只要有文治武功各方面的人才，这个国家便不会丧亡（《论语•宪问》）。而培养造就文治武功人才，完全离不开教育。《学记》把教育的重要性提升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反映了儒家学派及孔子对教育职能作用的深刻认识。如何开展教育？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的本意是指教育不分等级、种类。春秋以前，教育的局面是“学在官府,民间无学”，文化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平民没有资格接受教育。春秋中叶以后，由于战争频繁，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以致原来的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局面被突破，开始了“文化下移”的新纪元。孔子为适应时代的潮流，创办私学，广收门徒，将以往深藏在秘府的典籍，解放出来，加以传播，使“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格局被打破。 孔子的私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史记•孔子世家》）”。我们可以想见孔子办学规模是宏大的，教学内容是多方面的。他的办学方针是什么呢?孔子自己说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汉代经学家马融解释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只要自备十条干肉作为学费而来受教的，孔子总是不分贵贱、贫富和地域，对于他们一律加以教诲。孔子的有教无类，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一，学生无论贵贱，均可接受教育。孔子的弟子中有贵族，如南宫适、司马牛；也有贱人，如子张；有善于货殖的富豪子贡，也有瓮牖绳枢的贫民原宪。可见，孔子破除了受教育者的等级界限。其二，不论品行高低，均可进行教育。孔门弟子中品类很不齐一：有的原来是性格粗鄙的人或者是行为不端正的人，有的甚至是盗贼。 他们经过教育培养，都能去恶向善，成德达才。《荀子•法行篇》记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括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既云杂，可见是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其三，不分地域国别，广泛招收弟子。据记载，孔门弟子的地域籍贯，包括了鲁、卫、齐、宋、陈、蔡、郑、薛、吴、楚、晋、秦各国，他们年龄悬殊极大，大部分来自平民阶层。可见，“有教无类”确是孔子的办学方针和教育信念，他也真正做到了对凡来求教的“未尝无诲”的地步。孔子“有教无类”的信念，来源于他对人性的剖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们的生性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习染和教育的不同，使人彼此间的差别悬远了。因此，教育和环境对人的作用远远超过遗传。他认为人们虽有良好的素质，但不能自发成才，必须经过学习与教育，才能有所提高，日进不已。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路的一段对话，深刻地阐明了这种观点。子路曾问：“学亦有益乎？”，“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砥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心悦诚服地说：“敬受教哉！”(刘向：《说苑•建本篇》)。孔子还进一步论述一个人虽然具有爱好仁德、爱好聪明，爱好信实，爱好率直，爱好勇敢，爱好刚强种种优良品质或倾向，但是如果不爱好学问，不接受教育，便会产生愚昧受骗，放荡不检，伤身害义，褊急操切，捣乱撞祸，轻率狂躁等流弊(《论语•阳货》)。要避免和纠正这些流弊，只有从事学习，接受教育。“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学习才不会受蒙蔽，”正是这个意思。 孔子推重教育的作用，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正确的阐发。在他的思想深处，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个人的才能品德得到更充分、更完善的成长。在他的教育活动中，隐含着人人都可以受教育、能教育、需教育的人本理念,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而成人，这是“有教无类”命题的前提。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仁”的本质含义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爱人。孔子认为爱人的重要内涵就是教育人、勉励人去努力获得教育。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可见,孔子的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立足于人们获得教育。他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庶、富、教”的理想,兴办私学的实践,无不基于这样的精神[1]。孔子的人文思想深邃而厚重，它是继殷周以来神人关系、天人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重心是探讨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以及保持独立完整人格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2]，对后世的教育实践影响深远。同时，孔子在教育对象上不分富贵贫贱、品行善恶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开创了教育公平之先河，对强调教育公平、公正，实现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权利的平等的当代教育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信思想在诚信教育的实践 摘要：“信”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为人处世、与人交往和治国理政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诚信教育中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效用，对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孔子；信；诚信教育 在孔子的诸多思想中，“信”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在《论语》中，“信”共出现38次，不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国家、社会层面，孔子的“信”思想都给当代以启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孔子“信”思想的内在意蕴，从而提出其在当代社会对构建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一、孔子之“信”思想的内在意蕴 （一）“信”是构建个人优良品德的基础 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也就是从一个人最基本的品德说起，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根本无法行走的，可见孔子从最基本的个人来切入，“信”是一个人必备的品德，不论人的职位高低，只要具备“信”变可称之为士，子贡问曰：“何如斯可以为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敢辱君，可谓上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教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此矣。”曰：“近日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就算身居高位，如果没有信用，没有做到说话信实，行动果敢，也只是气量狭小的小人，不能算真正的士。孔子的“信”是为其“仁”所服务的，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其中说到信实，就能使别人为你效力，从而实现仁，仁和信是相互统一的，“信”是实现“仁”的先决条件。在孔子“信”的思想里，“信”是个人优良品德的必备要素，同时是实现“仁”并为“仁”服务的条件。 （二）“信”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 孔子“信”体现在社会交往方面，一方面指人何以能安身立命，首先就要修养好自己的德行，端正自己的品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说话忠诚信实，行为坚定谨慎，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如果说话不诚实，行为不坚定谨慎，即使在自己的州郡也行不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信”是实现道德修养，是人能行得通的前提。另一方面指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里都把与朋友交往的“信”放在重要的地位，是立世的根本，孔子也在对弟子的教育中强调与朋友交往的“信”，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不仅重视在为人处世中的“信”，更加重视在朋友交往中的“信”，只有言辞谨慎讲信用，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更加博爱众人，一方面有利于个人的诚信品德的修养，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信”是为政立国的根本 孔子的“信”不仅强调其对个人和社会交往方面的重要性，更关注其在为政立国方面的地位。一方面体现在为政者应遵守对民众的承诺，履行诺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指出，为政者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工作，对百姓做到言而有信，关爱百姓，使百姓得到合理的使用，这样百姓才不会有怨言。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指出，只有在上位的人讲信用，老百姓就没有敢不实在的，才会真心为国家效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居上位者应取信于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民信，可见孔子重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没有百姓的信任，足食和足兵也没有什么益处，政府或者国家也不会长久的存在。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也就是说，君子首先要建立信用、取信于民，然后才能役使人民，而使人民没有怨言，不觉得自己在受虐待。这就要求居上位者要像尧舜一样，首先建立自己的信用，才能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 二、孔子之“信”思想的培育 （一）重视把“信”作为其教育内容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重视从历史文献、生活实践、待人忠诚和讲究信用四个方面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并且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其道德理想进行教育。孔子认为讲究信用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圣人、君子乃至每一个人都应该讲信用，并且通过好学来把握信和拥有更好的道德。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重视好学，掌握真正的知识，不好学即使拥有很多的优点也终究会导致许多的弱点，并表明爱好诚实却不喜欢学习，他的流弊是抱守小信而败坏事情，不能算得上真正的有道德。把“信”与“好学”联系起来，通过真正的知识来对“信”加以引导，使其真正地做到“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把教学生“信”与“好学”联系起来，从而避免道德上的流弊，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更好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二）强调修身自省以达 “信”在对“信”的培育方面，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从自身来反省帮别人谋事是否忠诚，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相待，只有自己做到了诚实信用，才能来要求别人做到诚实信用，正如孔子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让别人通达，在“信”方面的要求就是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首先做到自己讲信用，才能让别人来讲信用，通过自己内心的自省来达到这样的境界。孔子认为个人在培养“信”中应掌握其主体地位，正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强调要向贤人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在培养“信”方面就要向具有信用的人学习，见到不讲信用的人就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到诚信待人。通过自身的内省和向别人学习，以此提升自己的信用品格，培养自己成为讲信用的人，这是对自身品格的要求，只要尽心想做到讲信用，就一定能做到，而如果不尽心去做，是为不为，非不能也。这也就是强调自己内心的自省，真正要求做到诚实讲信用。 （三）重视“信”与“义”的结合 孔子重视“信”的培育，将诚实讲信用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并且强调“信”与“义”的结合，“信”的内容应该符合“义”的规范。如果一味地遵循“信”而离开“义”的内在要求，则只是片面地强调“信”，不仅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可能还会导致恶，使“信”失去价值。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在这里就强调以忠诚信实为主，跟从义的指示，这才是真正的崇德，由此可看出，“信”的遵守和践行必须以“义”的内容为规范，才能称之为真正的道德高尚。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许下的诺言如果合乎义的话，这样的诺言就是可以遵循实践的。由此可看出，孔子心中的“信”是合乎“义”的信，而不是盲目的“信”，如果不合乎“义”的“信”，还一味坚持“信”则可能使其背离“信”，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君子如何才能真正称之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认为君子首先应该用义来修养自己的品质，按照礼来行动处事，用谦逊的态度讲话，靠信实取得成功，这才是真正的君子，要想成为君子，这些“义”“礼”与“信”都是成就君子必不可少的品质，君子始终坚持以“信”合“义”的原则作为其道德规范的价值准则。 三、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加快社会主义诚信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诚信教育，结合孔子“信”思想内涵的精华和对“信”教育的培育，对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 诚信教育的模式关乎诚信教育的成效，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可以避免将诚信教育束之高阁、空洞化。如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诚信教育植入日常生活中，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将枯燥无味的理论生活化。组织和模拟诚信教育环境，用真实的案例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诚信问题、信用法规及诚信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宣传普及教育。立足当前信用经济时代所存在的信用问题，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信用消费观，避免因不当的信用观念，产生失信行为。脱离生搬硬套的教育方式，将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进行结合，注重家庭与社会的合力，形成诚信教育的氛围。诚信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根据不同社会人群诚信面临的实际问题及道德接受能力的差异性，善于运用不同类人群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切合人们思想实际的诚信道德教育”[1]，根据不同的群体，运用不同的方式，加强诚信教育的效力。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使诚信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人们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地了解诚信的法律法规，自觉践行诚信，不断扩大诚信教育的影响力。 （二）完善诚信教育机制建设 诚信教育机制建设是完善诚信教育的重要内容。诚信教育机制旨在强调以诚信作为教育机制的核心，从社会、政府角度完善诚信教育的统一。建立诚信档案系统管理诚信档案从大的方面应包括公民个人诚信、企业诚信、政府诚信等，从小的方面应包括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个人的水电费、通信费的缴纳、银行按揭的支付，企业的缴税和对员工及社会的诚信，政府的政务公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应建设诚信档案，进行统一的管理。运用诚信传媒的中介作用，宣传讲好中国古代诚信故事，传播中国现代诚信教育声音。通过媒体的宣传和介绍，充分了解诚信教育的故事及身边的诚信案例，加强诚信教育的吸引力，使其深刻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诚信魅力并进行诚信文化教育。利用古代优秀的诚信故事，结合当代生动的宣传方式，将古代与现代的诚信教育贯穿一线。大力宣传当代诚信道德模范，发挥榜样教育的道德模范作用，弘扬社会正能量，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诚信道德教育环境，渲染诚信教育氛围。要建立对诚信的褒奖善惩罚恶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道德惩戒或让其付出法律代价。诚信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行为，更应该成为一种全民道德规范，营造“时时守诚信，刻刻不失信”“失信行为寸步难行”的舆论环境，引导公民自觉践行诚信价值观。 （三）重视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 在当代诚信教育建设中，既要强调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通过“反求诸己”来深化和反思自己，拒绝不诚信的行为，强调自身的道德规范，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及西方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利益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部分人被利益驱使，产生失信行为，例如大学生校园贷款，已引发诸多失信案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些现象涉及法律法规，通过自身约束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此要强调外在的规范和制约，“使‘道德上的诚信’与‘法律上的信用’达到最终的统一”。道德和法律可以相互完善和补充，法律的制定和实行可以弥补道德上的“不能”，通过道德的自律来弥补法律内在的一些弱点等问题。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诚信法律体系，为诚信道德的构建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诚信是一种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一种法律要求。通过道德上的自律和法律上的他律，建立公民个人诚信形象和其规定的法律责任，使诚信教育深入人心。把诚信教育的主体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结合起来，有利于加强公民的诚信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作者：马亚美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课程思想体系及教育改革的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内涵丰富，结构完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课程设置的四项基本要求，“文、行、忠、信”为四大教学领域，“礼、乐、射、御、书、数”为六门学习科目，《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本经典教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课程推进的三个阶段。依据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活动，成就卓著，彪炳史册，其教育学说为中国教育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创办私学、修编“六经”，倡行“有教无类”“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并建树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和“文行忠信”“以身作则”的教师风范，备受后世学人推崇。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持续十四年，在不断试误和调适中曲折前进，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先行准备时间短促、思路模糊、急于求成，不少学校在尚未认清自身特色与优势的情况下盲目跟风追潮，致使课程结构松散、教学质量滑坡、学生发展备受质疑。当人们徘徊于现实而无所求解之时，往往会把眼光投向历史，以史鉴今。春秋末期的孔子虽没有专题论述课程体系，但其课程实践所透出的思想却内涵丰富，结构完整，诸多观点仍能迁移至今，给当代学校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建设带来启示。 一、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分析 孔子的课程思想散落在《论语》之中，聚合起来，涵括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以及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等。 （一）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教育因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而存在，课程设置亦需承载文化价值并符合社会要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而提出的。其中，“道”为追求目标，“德”为根本依据，“仁”为精神内核，“艺”为实施路径。1.课程设置的追求目标——“志于道”孔子身处礼崩乐坏、政道废弛的时期，他从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责任担当的角度出发，确立了课程设置的目标在于“道”。“道”有道义、真理、规律和法则等内涵，孔子认为，士人立志当高远，应以追求真理、弘道践道为永恒的学习目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可见，“道”高深玄虚却又真切务实，作为君子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道”应是心澄如镜的豁然境界，而非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更不是用来伪装和炫耀的人伦工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在实践道义的过程中，士人若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守本心，积极探索和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必将走向光明和永恒。课程设置应以此作为明确的宗旨和一以贯之的精神，以使学生延续真理，死守善道。2.课程设置的根本依据——“据于德”课程的作用在于由外至内影响人的言行举止，塑造符合礼仪规范、社会需求的人才。从这条外铄路线出发，孔子认为课程设置应以美德作为评判其内容的根本依据。德是人际交往的基础，士虽立志高远，但仍需脚踏实地，践行道德。课程设置以“德”为依据，就是要使“道”直达内心、永驻于心而不泯灭。同时，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课程所尊崇的道德价值绝不是孤立的和极端的，它必须接受辩证法的检视，以协调人民与社会、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关系，并在国家需求与学术自由之间保持中正、平和，避免受教育者因情绪的躁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居于首要地位，它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之中，孔子时刻告诫弟子要以“德”教化人，以“德”来衡量与约束自己的行为。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德来引导，以礼来整饬，才能使民规矩有范。因此，只有将课程建立在美德之上，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才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3.课程设置的精神内核——“依于仁”孔子提倡内外兼修，对外“据于德”，对内“依于仁”。“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源发于个体内心的对他人生命及其良善价值的珍视与关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约束自己，达到仪礼的要求，就是“仁”了，这种推己及人的逻辑路线，旨在启发学生内在的道德自觉，由内而外散发出善良仁爱的君子气度。“仁”是孔子课程的精神内核，其推崇内在的情感行为，只有端正态度，主动追求，才能实现“仁”的最高理想；同时“仁”也是一门处世的学问，人与人之间若不能团结友爱、宽容体谅、和谐共处，就无法实现自身发展与国家安定。课程应当从“仁”“爱”出发，培养人们爱护人、尊重人的情感，教会学生“以仁为本”，用仁心、仁术审视自己，关爱他人；人性本善，后天的教化若不能葆有进而增进这份善良与仁慈，便无法彰显其价值。4.课程设置的实现路径——“游于艺”孔子认为，自由地展示个人才华是实现既已设置的课程的主要路径，亦即“游于艺”。“艺”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六种实践技能。“礼”即仪礼，具体表现为维护社会制度的各种祭祀仪式和行为规范；“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射”即射箭，用于狩猎和战事；“御”即驾车，用于交通和出游；“射御”被认为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书”指文字和书写；“数”指天文和数学。“游”是一种轻松、陶醉的学习心态和学习境界。“游于艺”属于孔子教育的心灵安顿方式，一方面是希望学生读书时能够卸下包袱、摆脱世俗，在思想的世界里自由驰骋；另一方面，也是对教学提出的严格要求，正如《学记》记载：“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游焉。”（《礼记•学记》）课程设置若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兴趣，激发学生想象力，便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学习之道，有张有弛，藏息相辅，方能提升境界，追求卓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课程设置的四个基本要求，它们相互关联，彼此交融，致力于塑造救国救民的圣人和君子。以“道”为主体，以“德”和“仁”为辅翼，三者携手畅游于“六艺”的殿堂。 （二）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在“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下，孔子进一步在教学领域、教学科目、教学用书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从而搭建了理性且完整的课程框架。1.课程的四大教学领域——“文、行、忠、信”《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即孔子从历史典籍、生活实践、道德规范、为人处世四个领域教育学生。“文”指文化知识，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道德是文化的基础，只有操守品质上升到一定境界，再去学习文化知识，才相得益彰。“行”即道德实践，孔子十分看重“行”，曾多次论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公冶长》）实践远重于言辞。“忠”即忠诚、忠心和忠厚。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里贯穿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忠和恕，孔子希望弟子忠君爱国，宽容待人。“信”即诚实、守信。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是仁德的试金石，人无信，不成体统。可见，尽管没有专门的德育课程和教材，孔子课程思想的道德教育宗旨，仍能切实贯穿于教育内容和个人生活实践中。孔子以身作则，已成为“文、行、忠、信”的楷模，受到弟子万分敬仰。2.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主张恢复周礼，重建人伦，以此维护国家安定。其课程也围绕西周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六艺”展开。“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科。“礼”即仪礼，旨在养成礼仪规范，发挥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祭祀时的音乐和舞蹈等，旨在培养美感，活跃生活；“射”和“御”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既可强健体魄，又可保家卫国；“书”和“数”属“小艺”范畴，于儿童时期开展，强化基本功。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均与政治、制度、文化紧密结合，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凸显忠君爱国、教化百姓的理想目标。此外，“礼、乐、射、御、书、数”涵盖德、智、体、美多个学科门类，其通识教育理念由此可见一斑。3.课程的六本经典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的课程内容设置偏重社会人事和历史伦理，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确定了“文、行、忠、信”的教学领域和“六艺”的学习科目后，孔子对西周文化典籍进行了整理，经多次修改，最终形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教材，涉及诗歌鉴赏、政治评论、礼仪养成、艺术训练、哲学探究、历史考证各个方面，设置周密，内涵丰富。《诗》即《诗经》，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经》三百篇，言辞优美，情感细腻，思想纯正无邪。《书》和《春秋》，属于历史教材，记载了当时的政治文献和史学资料。《礼》即《礼记》，《乐》即《乐经》，《礼》《乐》记录的是各类仪式和配乐。《易》即《易经》，内含八卦占卜、天文地理等诸多哲学、科学知识。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认为五十岁的时候学习《易》，便没有大过错了，可见《易》的深度和难度。六本经典教材存在着一定的深浅层次关系，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弟子有不同的教育价值。当然它们与六门课程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并不完全对应。 （三）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在“六经”之中，孔子尤重《诗》《礼》《乐》，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仅点明了不同学科的课程地位，而且明确了课程实施的关键步骤。1.博雅学习和学术奠基阶段——“兴于诗”“兴”是开始之意，“兴于诗”表明课程学习应从《诗经》开始，打好基础，拓宽视野，在学生对当下社会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学生从中能够大体了解西周至春秋五百年间各国的政治进程、文化发展以及民生民俗，并通过对比、思考与甄别，初步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思想认识。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小孩子何不学《诗经》呢？这种博雅、通识的课程可以为你们的学术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大有培养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的作用。正由于《诗经》文辞轻快、通俗易懂；思想纯正、情感真切，加之赋、比、兴等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使之成为初学者的首选教材。当然，反过来，如果具备了一定基础之后，再学习《诗经》，会更好地挖掘其内涵，理解其精髓，而且可以发展其举一反三、析往知来的迁移能力。所以，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2.心智历练和社会发展阶段——“立于礼”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孔子越来越注重对“礼”的教育。在“诗”的基础上学习“礼”，是对学生心智的历练；习“礼”时期，是学生走向社会，施展才华的关键阶段，此时，懵懂的思想和内心的困惑逐渐清晰，对于社会发展与时事导向也有了较为肯定的把握。“礼”，即为人在世的各种规则、仪式、制度和法律。从出生起，人就生活在仪礼之中，接受外在社会行为和伦理道德的规范与约束,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不学习仪礼，就无法在社会安身立命。然而“礼”虽严苛，却绝不生硬死板，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施行，贵在和谐。对于如何做到“礼”的规范，如何成就“礼”的社会，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符合道义、原则的事情，坚决不看、不听、不说、不行动，时刻以“礼”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举止。如此，人就可以完全适应社会，通过“社会化”，遵守社会法则，应对社会变化，成为真正的“社会人”。3.目标达成和自我超越阶段——“成于乐”“乐”是艺术教育的总称，主要包括祭祀时的歌曲和舞蹈，“成”是成功和完善，孔子重视音乐、舞蹈的教育，一方面认为“乐”是天地颂歌，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艺术涤荡心灵，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增进人们向善、崇仁的美好情感。“乐”是“诗”与“礼”的升华，经历了博雅学习与心智历练阶段，君子便能超越自我，出世辅佐君王，实现和谐统一的大计。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音乐是融会贯通的，从初始的浓烈到后来的纯正清晰，一气呵成，不含杂质，“乐”联通“诗”“礼”，如淙淙流水，象征着甘甜且舒心的豁达境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以及孔子学琴的故事都让人不禁感叹孔子对“成于乐”的领会与达成。孔子围绕“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构建“文、行、忠、信”四大课程领域，开设“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学习科目，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经典教材，以“诗、礼、乐”的顺序开设课程，体系完整，蕴意深刻。 二、孔子课程思想的当代教育改革启导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洗礼，在后人不断的诠释与解读中，被赋予新的价值。虽然在当时的背景下，孔子认为教育应当服务于政治，读书的目的在于做官，他的课程内容和教材也都偏重文化知识和人文历史，轻视生产劳动和自然科学，但是我们认为，孔子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方面，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仍能使当代教育受益匪浅。 （一）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教育是育德、育心的文化心理活动，是群体之间纯粹、自由的道德会遇。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他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1]孔子的课程思想正是由德育而扩展开来的。如今的中国大有深陷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的恐慌之势，亟待精神领袖以正视听和公民榜样率先垂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运而生，其重在落实，并呼唤更为简明高效的学校课程形态。因此，加强课程的道德因素和教化意义成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学记》开篇有言：“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使自然人过渡为社会人，实现个人价值，激发社会责任是教育的基本职能。经济全球化、学术资本主义等外界冲力要求课程应具有起码的国际视野、开放的思维方式，彰显其社会价值和全球意识。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教育是培养千姿百态、个性迥异的人，而非埋头苦学的机器。当学校仍在鼓噪“知识改变命运”的同时，是否也该关注一下“头顶的星空”和脚下的现实，让人们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处在权利和义务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通过社会互动形塑稳定的公民生活。课程设置应融入公民属性，帮助学生形成自觉的公民意识，使其思想和行动回归仁爱、诚信、真善美的生活常态；对社会的反常现象有较强的免疫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能够在自主探索中关注时事热点，产生公民意识，在五彩斑斓的生活历练下不断发展成为守法、诚信、自由和幸福的公民。 （二）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孔子精挑教学科目，精编教学用书，提出“六经”和“六艺”为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六经”集西周经典，《诗经》纯粹，《尚书》严肃，《礼记》庄重，《乐经》美妙，《易经》高深，《春秋》澄明，各类典籍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培养了其多方面的兴趣。“六艺”贴近生活，朴素实用，让学生在赏玩之中强身健体，在苦读之中亦感快乐。虽然通过博学多才促使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成就圣人的认识不免有些奢望；但其通识思想的博雅风度和教育价值丝毫不会褪色。孔子编选的课程内容，理实结合，内外兼修，结构完整，立体回旋。一方面，“六艺”偏重基础与实践，操作技能、行为艺术占据较大比重；“六经”偏重理论，涵盖文学、历史、艺术、科学多门学科，并按照德、智、美的逻辑关系密切配合，层次较高。另一方面，“六艺”注重外在形象的塑造，让学生能以礼貌、健壮、灵动、向上的形象示人；而“六经”重在性格养成，对文化素养、行为操守、爱国爱民、人格品行提出了明确要求。当代课程建设理应形成立体结构，广开课程，不断深化通识程度，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多储备；并能够利用大数据科技，在学生已选课程的基础上推荐互补课程，鼓励每位学生形成独有的知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复合型人才成为最强势的人力资本，局限思维和偏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缺乏竞争力。因此，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应落到实处。中国通识教育多为学科知识的粗糙融合，缺乏科学论证和逻辑联系，学校亟待健全通识大环境，保证教育的完整性，为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注重诗、礼、乐三者的课程地位，并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顺序实施重点课程，体现了人“知识博览—社会生活—艺术境界”的成长顺序。现代教育课程实施也应依据儿童发展规律分阶段推进。初期，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符合儿童心理特征的教学内容入手，激发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中期，以加速社会化为主要教育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品性素养；后期，则在自主自律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欣赏辨别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激励学生不断反思，达成艺术境界，实现创新发展。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数据挖掘和个性推荐等一些新兴科技和思维方式对学生的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总理也在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发展理路，希望通过新态势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学校是青年学子的聚集地，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中传达时代新知，调动学生内驱力，鼓励差异，大胆求索。人生有多重境界，无论是禅宗的三境界说，抑或王国维的三境界论，还是冯友兰的四境界观，都是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升到宇宙观的审美历程，直到眼里心里尽是美好事物为止。著名教育家卢梭曾说：“有了审美的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联系的道德观念。”[2]应当认识到，文学、音乐、美术作为人类感知世界、扩展视野、培养审美鉴赏力的三大基本训练，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基础。[3]教育虽难以神效地帮助学生扶摇直上，达到绝妙的境界，以至终生追求美好，但给予学生美的课程、美的教育、美的体验，使之养成一种纯粹的情操和自然的惯习，从而不断提升其发展境界，却是教育者的分内之事。但愿我们的课程改革能有这样的意念和追求。 作者：李保强 汤瑞丽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创新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文科班历史阅读法复习的实践研究 一、阅读目录与单元导言，构建单元知识体系 历史课本每单元有三级目录，一是单元标题，二是课时标题，三是课文子目。记忆并理解三级目录，是学生掌握单元知识框架的前提条件，更是学生清晰勾勒历史线索的必要条件。因此我建议学生把每本书的这三级目录仔细梳理体会，这是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另外，不要忘了阅读文章引言及本课要旨，起到强调时代背景、内容与影响的指引性作用。 通过单元导言及标题、课文标题的指引，训练学生构建历史线索。历史线索指某个历史主题或事物的发展进程，即把各个时期的同类事物按时代先后顺序或因果关系进行归纳。历史的时序性和逻辑性是历史的显著特征。历史的因果联系隐含在历史时序中，许多看起来孤立的事件之间可能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同一类事件发展的进程就形成了历史的基本线索。 二、历史“三分法”，构建课文知识体系 首先，历史时空要准确定位。历史时序是历史学习的灵魂和应有之义。历史课文编写往往按时间顺序，例如第六单元《三民主义》、《思想》等就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的。 其次，利用时代背景（原因或条件）、过程（内容、概念）、评价（性质、地位、实践及结果）。必修三课本大多数课文都是用“三分法”安排层次的，如必修三的《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民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等。时代背景往往在课文前言、第一章节中提炼和概括要点，主要内容，可以通过章节标题、本课测评问答题等进行判断，从中间寻找相关段落的内容，并归纳概括要点。所谓“要点”，就是历史事件和历史概念的骨架，是历史“链条”中的重要环节。评价，自然在每章节最后一段、本课要旨、学习延伸等处。 三、分解历史概念要素、科学归类概念 首先教师强调历史概念的重要性。教师明确历史课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的概念，主要掌握政治制度、国际格局、经济政策、世界市场、思想主张、科技教育等。其次，以概念为中心结合时代背景、地位与结果，分析整合历史整体知识体系。最后，根据目录与标题进行综合，组成以某个历史概念为中心的、反映客观历史及其内在联系的整体概念群。 其次分析概念与归类概念。历史人物概念分解为国籍、时代、称谓、主要活动、评价等要素；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概念分解为背景、时间、地点、主体、经过（主要表现）、评价等要素；历史制度概念分解为背景、制定者（机构）、主要内容、评价诸要素；历史物品概念分解为时间、特点（用途）、评价诸要素。进入每一单元新授课，教师引导学生对单元及课文标题进行分析，对历史概念的难点与易错点，要讲透、讲深、讲明白。将历史概念分解并解剖它们的构成要素，从历史小概念入手，分析归属的领域，依次由小到大归属大的概念群，从而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学生要学会概括历史概念：包含时间、地点、重要人物、阶级属性以及目标领域。比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三场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概念，引导学生采用归纳法，尽量做到准确、精要、完整。 四、“望闻问切”材料解析 针对学生做历史材料解析题盲目审题，费时低效，缺乏有效的解题思路与方法，我在一线教学实践中反思总结了一套突破材料解析题的方法——“望闻问切”。 1. 布置材料解析题，指导学生把握材料主题 阅读历史材料解析题引导学生破题，教师根据“中外相联、古今贯通”的原则，把中国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结合课标和考纲，根据普世价值观和时事热点，善于揣摩与预测考察主题与出题意图。历史材料解析题出题者往往是从一个角度切入，围绕一个主题，收集古今中外的相关材料，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2. 解题思路与技巧，学以致用在练习 解题关键在思路，思路要明确、科学、有章可循。所谓科学的历史思维方法指根据事实材料，遵循逻辑规律、规则而形成概念、作出判断及进行推理的方法。在教学实际中，我归纳总结指导学生解题思路的四部曲——“望闻问切”。 （1）望——望导言、定时空、抓对象、揪人物、明出处等 望材料的导言，提示本材料解析题的缘由、主旨、目的等。确定时空范围，不动摇；抓住解题对象，做文章；揪历史人物，想立场；明确材料出处等，确定表达以上信息的字词句等。“望”的目的在于明确本材料解析题的中心主旨，难点在于短时间内抓准材料的主题。 （2）闻——立材料、知倾向、断立场、闻观点 立材料——立足材料为主，再结合背景知识；知倾向——明确作者态度；断立场——判断作者的阶级立场或派别；闻观点——难点在分析结构、归纳中心句，“闻”的根本目的在于明确作者态度。以文字形式存在的历史资料，是前人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带有编辑者的主观意识。所以准确区分客观事实和主观见解是进一步深入理解材料的前提。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认知史料，分辨真伪、区分背景铺垫与阅读重点，判断并确定主题：明确材料的问题和推断作者立场。 首先解构文本结构，分析内在逻辑联系，即解构段落与句子的结构，明确文章或段落结构关系有：分总（归纳）、总分（演绎）、并列、转折、递进、因果等六种类型。其中总分、分总关系与因果关系最常见于历史材料与历史课文。而对文段结构的分析，判断作者态度时，必须确定是否属于并列、转折、递进等句子关系。关联词是句与句之间关系承接的载体，同时也是文段主题句的标志所在。 其次判断基本立场，即作者站在哪个阶级阶层，代表谁的利益，价值取向等。它往往隐含在观点或论点中，这也是对材料深层次信息把握的要求，是历史阅读的关键。揣摩与判断作者的基本立场与写作意图；感情褒贬与态度差异，是积极肯定还是消极否定，比如语言感情色彩的揣摩，比如灾难、成就等等。 最后，通过分析文章或段落结构，把握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从而对阅读内容形成系统的认识。确定材料的中心句或论点，归纳概括段落大意，为下一步解题做准备。 （3）问——问对象、限范围、查性质、知内涵等 问对象——解题对象；限范围——时间地点等等；查性质——限制性的名词定语；知内涵——明确历史概念含义，以及能力要求的级别与内涵。“问”的目的在于明确答题方向，难点在内涵、时空的落实，抓住表述时代特征、事物特征的关键词。 学生概括问题的关键信息，划出重点符号或标记，对材料解析题问题中表示能力目标的动词准确理解并重点突破。例如总括，概述：大略地叙述。概括是比抽象更高一层次的思维活动，形成对同类事物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过程。概括：把事物的共同特点归结在一起。归纳：归拢并使有条理（多用于抽象事物），比如抽取历史人物、事件、现象、制度等的共同属性、特点等。 特点（特征）：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方面。与同类事件进行比较、鉴别，从而找出它与众不同的地方。特征：可以作为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性质：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实质：即本质。它是指事物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有时候性质和实质会合二为一。 （4）切——切思路、找关联，联教材、写规范 切思路——思路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用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眼光思考问题，思维不能定势或孤立或片面；找关联——找问题与材料、课本知识的关联点，知识迁移，思路上由此及彼；写规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史论结合规范作答。“切”的目的在于明确思路，难点在寻找设问与材料、史实的关联点，讲解题方法、技巧，找答题规律。 思维的“关联结构”，不仅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回答问题时要先从浅表的信息入手，再由近及远，一层层谈开去。思维的“关联结构”还体现在知识迁移，“材料在书外，答案在书内”是历史材料解析题的重要特征。每一个问题都对应着一个知识点。我们在完成分析材料、提取有效信息之后，必须根据材料结合教材知识，完成知识迁移，并对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真正筛选出有效信息。 不过，切题能力还是要取决与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熟悉度与思维的灵活度，要求学生时空定位要准确，具备鲜明的历史时序感和阶段特征意识，这样才能善于发现历史资料与历史史实之间的联系。教师要加强学生历史基本知识与能力的训练，这样，材料解析题的“望闻问切”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应有的作用。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高中历史教学中语文阅读教学法运用模式的研究”的研究成果。） 高二历史论文:江苏高二学业水平测试历史试卷分析 2012年3月18日被称为“小高考”的江苏学业水平测试历史考试一结束，走出考场的大部分考生都说：“今年的历史题太难了，想过A太不容易了”(江苏规定过A是90分，高考能够加一分录取，所以历来受到大部分优秀学生的重视)。起初听到的都是学生的叹息声，一开始我并不太相信真的如此之难，我认为今年应该保持前两年的难度。直到我亲眼看到了试卷，并仔细地研读了之后，才理解了学生的叹息。 2012年江苏历史学业水平测试试卷秉承了江苏历史高考的命题风格，整个试卷秉持了“新情境、新材料”的命题理念，坚持能力立意，凸显新课标的要求。试卷的材料相当丰富，在38道试题中，绝大多数都使用了材料，材料情境与选项设置关系密切，材料的使用效能高。情境设置与教科书知识的关系处理较好，知识与情境依存度高。细细品读，对比近三年的试卷，还是有了一些新的印象： 一、试卷对学生的能力考查要求较高，有的题目甚至达到高三历史选修学业要求 2012年江苏高二学业水平测试历史试卷的难度明显超过2011和2010年，实际难度也大大超过2009年的试卷难度。2012年的试卷更加注重对学科思维能力和思想素养的综合考核。选择题对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观题重点考查材料解析能力，问题设置也比较难，侧重于考查历史概念。如选择题第，材料题36、37题，第38题的个别问。尤其是材料题的设问明显难于历年的试题，达到了选修历史的考试要求。 二、侧重对历史事件的背景分析 通常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认知主要从背景、过程(表现)、影响三个角度去分析。在这三方面的内容里过程相对容易，学生也比较感兴趣，而背景、影响难度相对较大。纵观三年的历史试卷，考查背景的题目，2010年一道，2011年两道。而2012年七道，如第9、10、12、16、18、22、26题，分别考查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国民革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背景。 三、对历史考查点的选取更加全面。多触及思维的隐角。考查的角度更加细致、深入 2010、201 1两年的历史试卷对选择要考查的历史知识点多是主干中的主干，多是平常化、日常化的，考查的角度多是从宏观上把握。比如，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考查：2011年考孔子的教育思想，2012年则考王阳明的致良知的思想；对秦朝政治制度的考查：2011年郡县制的宏观措施，2012年皇帝制度的特点。同样的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考查2012年则考了陪审法庭出现的时间，对近代科技的发展：2010年考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2011年则考了普朗克的贡献，而2012年则考了爱因斯坦对量子论的贡献。 对比近三年历史考查知识点的角度、层面，2012年的试题都是有一定的深度的。 四、对往年考查过的知识点并不刻意回避。换个角度继续考查 以往大家都有一种思维习惯，认为去年考过的，今年出现可能性比较小，所以在复习时往往注意力就不在于此。但2012年的历史试卷对以往的考点继续考查。如：海基会和海协会的交流情况，日军的侵华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五、历史图片承载的信息量更大。所包含的信息更加隐蔽，与解题相扣更紧 通过图片创设新情景，这已成为江苏历史试卷的固定风格，这样一方面使试卷显得生动活泼，同时又符合了新课程的理念。但有时所选的图片仅仅作为背景来分析或作为内容的补充，对解题的作用不大。如：2010年31题，2011年29题。 而2012年这一情况有所改变，强化了图片承载的信息对解题的重要性，必须通过对图片承载的信息进行有效的捕捉、理解才能解题，否则容易出错。这类试题2011年只有1、7、16、23、27等几个题目。而2012年就有4、6、9、12、15、17、19、23、31、36题的材料三的图片等近十个。 六、部分题目超出了2012年的历史考试大纲要求，有的题目在理解上还有障碍 例如：最明显的是2012年选择题24，此题侧重对宗教改革的内容考查，而2012年考纲规定是理解宗教改革的影响。这类题目有：第9题对的背景考查，第16题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原因的考查，第38题对西欧联合的背景分析、世界政治区域合作的背景分析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考纲的要求。 有的题目在理解上还是有一定障碍的。如：2012年判断题33，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是中国外交的重大成果。中美两国一致认为“一个中国”的原则是改善关系的基本前提，这一前提最终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细细研读了2012年的江苏高二学业水平测试试卷，与前两年的试卷做对比，无论是从所选考的知识点看，还是考查知识点的思维角度、深度，还有命题时对信息隐藏的手段处理看，2012年历史试卷都可以看作是最难的，近三年的试卷无出其右。基于2012年历史试卷传递的信息，细分其特点，希望能有效地指导今后的历史教与学，让历史教学效率更高。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豫中学) 高二历史论文:优化高二历史教学结构 提高学生宏观把握教材能力 高二文科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往往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每次大型考试前都把教材复习一遍，但是由于历史知识庞杂又繁多，时间匆忙，走马观花，缺乏深化，考出来成绩不尽如人意。因此许多学生出现怕学历史，认为自己学不会、学不好，继而产生不想学的情绪。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把复习课上得能吸引学生，用历史知识的魅力去吸引学生，结合十多年来的教学经验谈谈我是如何进行备考复习的。 一、精心备课，巧设学案，将教案和学案融为一体 备课有“三备”，即备教材、备教法、备学生。巧设学案就是重视“备学生”这一环节，根据复习内容和学生的特点，进行归纳概括，巧妙设计出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案。学案能使学生明确复习内容的知识结构、重点难点，能够对复习内容进行必要的联想、比较、归纳、概括和运用。 例如，复习“国共十年对峙时期”这一内容，可以列出两块： （1）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国共双方的对比： （2）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共两党的政策和态度的变化： 在实施这一环节时忌走形式，出现随意性。 二、认真上课，加强知识的重组和升华 高二历史复习阶段，教学过程始终围绕“扎实掌握基础知识，切实提高能力”的原则进行。复习课所要复习的内容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或多或少都掌握一些，如仍像上新授课那种模式去进行复习，学生会感到在“炒冷饭”，嚼之如蜡，这就要求教师能更好地创造新的教学情景，有利于学生准确掌握教材基础知识和接受对教材知识的拓宽，加深，强化理解，概括，归纳，分析，综合和史论结合等能力的训练，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宏观地把握历史发展方向，提高历史思维能力。 1.完整地掌握历史事件构成，把握历史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渐进性及其内在联系。 历史事件一般包含三个时段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即①事件发生前的相关事件或存在的意识，通常用背景、条件、原因、目的等表示。②过程：包括事件的发生、发展。③事件结束后的有关内容，包括影响、意义、作用、后果、危害等。例如：在复习战争时包括背景（当时社会形势、根本原因、直接原因）、经过、结果（胜负如何及原因）、影响。 2.完整地掌握一定的历史发展时期的阶段特征及其内在联系。 在章节小节时，主要掌握特定历史时期的阶段特征。把散落于各个章节之中特定时期的历史知识，按照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重新聚合，概括出其主要特征，分析构成各主要线索的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例如，中国古代史章节复习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四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来把握，形成各个阶段完整的阶段性特征。从中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并为之服务，同样道理，一定社会的文化特点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特点所决定的。 3.完整地掌握整个历史时期某一事件构成的历史专题，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在专题复习中，对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及其组成的几个主要方面分成大小专题形式的历史事件，着重掌握这些历史事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并概括出特点，引导学生理解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几个因素及其事物发展变化后的影响，把握历史运动的变化性，认识其发展规律。例如：中国古代史中有关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专题内容，可以从其含义、形成原因（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理论基础、历史背景）、演变过程（战国初步形成——秦朝正式建立——两汉发展——隋唐完善——北宋加强——元代新发展——明清空前强化）、特点、评价等方面把握其发展变化，认识其发展规律。 在过程中，要善于把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揉和进去，如台湾问题可与现在海峡两岸的交流现状给学生适当分析，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展望未来”。 在这个环节实施中忌贪多求快、囫囵吞枣、一知半解。 三.强化训练，建立题库 通过各种类型题目的训练，既能帮助学生巩固基础知识，又能培养学生归纳、概括、综合、分析问题等方面的解题能力和解题技巧。尤其到了考前的两三周，一般的老师都要进行大量的习题训练，再加上现在各地的模拟试卷漫天飞，有的老师拿来就用，但是往往出现事倍功半的效果，不仅浪费了时间更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弄得师生身心俱疲。 为使训练正常、有效、连续的进行，我在训练的安排上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易到难。首先，要博览参考书籍，尽量搜集各地资料。根据上述训练原则安排，要精心选择，分析外地资料，扩大视野，抓住信息，扬长避短，结合本班的实际情况，设计自己的练习题，使学生逐渐适应难易不同的，题型不同类型的练习。在选题时注重基础，特别是自己设计题的原则是“源于书本而又高于书本”，不做高难题和偏题。其次，关注各地的模拟卷尤其是江苏各市的试卷，取其精华，估算难易度，做到给学生做的我先做。对那些题型新或典型题就在课堂上与学生共同分析，找出解题思路，在中间指导学生解题的方法和技巧，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再次，重视检测后的反馈，帮助学生找出错因，建立错题库，包括练习中的错题，重大考试中的错题 ，单元测试中的错题。必要时，可针对学生弱点，进行专门的强化训练，以利于对知识的完全掌握。 在这个环节实施中忌题海战，注重习题的精选。 四、以人为本，重视与学生的情感交流 高二复习阶段营造轻松愉快的复习环境对提高复习效率显得尤为重要。平日里课前提前几分钟进入教室，问问学生学习的情况，身体怎么样，或者对在上一次练习中好的和较差的学生进行表扬和鼓励；课后多留几分钟问问有没有问题，对个别在课上走神的学生去了解原因并劝戒其今后在课上要集中思想认真听讲。这样做使学生不仅感觉到老师在关心他，而且尊重他的人格，久而久之，学生不仅在学习上，而且在其它方面也愿意与我进行交流，师生间形成一种教师乐于教、学生乐于学的和谐、融洽的关系。在这样的复习氛围中其复习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年级历史教学方法实践 摘要： 传统的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的课堂教学方法较落后，导致学生对历史学科内容和信息的处理能力较差，思维能力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不足，学习有效性亟待提高。本文就高二年级历史教学方法的实践和探索进行了相对简要的分析，以期为广大同仁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 高二年级；历史教学；实践和探索 新课程改革指出，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以学生为中心，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的有效性。高二年级是学生高中阶段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教师要尤其注重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为高三备考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目前我国高二历史教师教学方法较为落后，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大，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师必须严格按照新课程改革的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中心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 一、创设合理情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需要教师以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基础。兴趣是最好的教师，教师只有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才能够将注意力集中于学习，从而提高学习效果。而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创设合理的情境是重要的途径。合理情境的创设需要教师遵守两大原则：第一，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第二，带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思维性。这样才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从而提高他们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学习变得轻松快乐。情境创设的目的是使学生能够进入到情境中，切实体会和理解教学内容，情境越吸引人，学生的学习兴趣越浓厚，学习效率自然也越高。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为例，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先为学生展示孔子、老子、韩非子等人的图片或者百家争鸣的小视频，然后向学生提问：“同学们，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学生对这方面知识均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踊跃发言。然后教师提问：“你们知道他们提倡的思想吗？”“他们处在哪个年代？当时还有哪些主流思想呢？”这样的提问式情境教学法能够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主动性。 二、巧用合作讨论法，给予学生更多的讨论空间 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合作讨论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合作讨论法要求教师将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让学生工艺小组为单位进行自主学习和讨论学习。这一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创新思维，促进学生独立思考，提升学习能力。但是，在合作讨论法中，教师首先要重视将学生按照一定的互补性原则进行分组，如成绩较好的和一般的一组，性格内向和外向的一组等。其次，教师要注意以适当的方式组织和开展课堂讨论。许多教师在采用合作讨论法教学时会发现，课堂氛围的凝重或者枯燥均会导致讨论的效果减半，因此，教师在合作讨论教学中应该注重对学生讨论的引导，方式、方法、内容都要尽量丰富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例如，中西方的思想文化对比是历史学科经常出现的问题，教师应该先引导学生对中国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内容进行分析，然后引导学生对西方思想进行同样的分析，最后让他们对中西双方进行比较。这样一来，教师教得愉快，学生学得愉快，既能拓宽学生的思维，又能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非常有助于学生历史成绩的提高。 三、采用分层教学法，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 同一个班集体中，学生的学习能力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学生的学习能力较强，有的学生的学习能力较弱。传统教学中，教师对于学生能力较强和较弱的学生是一视同仁的，给学生布置的任务也是难度一致，这种教学方式最终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任务难度过高，学生能力强的学生得到了锻炼，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感觉到学习的压力，自信心丧失；任务难度较低，学生能力较弱的学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感觉没有挑战性，学习积极性不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班集体中，不能因材施教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该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采用分层教学法，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展开分层教学，根据他们自身的特点选择更为适合的教学方法，使所有学生都有进步和发展。如教师启蒙运动的教学中可以让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了解运动的背景，以及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人物的代表作。而对于学生能力较强的学生，教师可以让学生分析启蒙运动的思想，并对比中国思想运动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样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得到了锻炼，学习能力弱的学生也不至于因为学习压力大而厌恶学习。 四、利用多媒体技术，丰富历史学科知识 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在教育界的应用更加广泛，教师在教学中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为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源，丰富学生的历史学科知识，构建更加完整的历史学科体系，促进学生的历史学习。课堂中采用一些图片画面和视频可以让学生更直观地进行学习，教学效果更为突出，而这种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也会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如何让学生形成完成的历史知识体系是十分重要的，学生通过对知识的系统了解主动建构完整的知识体系，可以促进他们学习效率的提高和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和解决。传统教学中教师无法对学生进行充分的知识拓展，但是多媒体技术可以做到，教师应该灵活采用视频、图片等多种形式丰富学生的学科知识，提高他们学习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了传统历史教学的弊端，也了解了新课标的教学理念，要提高高二年级历史教学的有效性要求教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并做到以下四点：第一，创设合理情境，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第二，巧用合作讨论法，给予学生更多的讨论空间；第三，采用分层教学法，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第四，利用多媒体技术，丰富历史学科知识。这样便可以寓教于乐，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水平。 作者：李丽莎 单位：山东省胶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文科历史教学综述 一、注意及时指导学生总结复习，由专题到阶段小通史 如：《专题三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与“中国近代史”第一步：本专题总结①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共同的主题向西方学习，挽救民族危机，探索救亡道路，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②主要过程A.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抵抗派（林、魏）：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中体西用学器物（军事技术）抵御侵略（制夷）B.甲午中日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维新思想）革命派（民主共和思想）辛亥革命激进派（民主科学）新文化运动学制度（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学思想（资产阶级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③认识：救国、爱国、进步；救亡图存与政治运动相结合；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循序渐进；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第二步：“中国近代史通史脉络（1840—1949年）”（略）高二年的阶段小通史复习，不必苛求学生能百分百掌握，学生只要有小通史的主干知识体系，形成纵向、横向线索和整体的文明史观，把握历史的发展脉络和阶段特征，形成初步的“贯通古今，中外关联”的“通史”框架，有利于在高三复习中学科能力的提高，顺乎高考的命题方向。 二、选修课程的教学建议与对策 “必修课是通史学习，选修课是深入学习，选修命题将大多采用新材料、新情景进行选拔”（杨宁一教授的观点），福建省高考文综的历史学科考试命题中选答题从《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和《中外历史人物评说》三个选修模块的试题中选答一个模块的试题，占15%的分值。为此，对高二选修模块的教学提出以下的建议与对策：1.教学内容选择的原则。遵循《课标》，依据《福建省考试说明》的要求，大胆取舍，灵活处理，重点选择对必修教材具有互补性，以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为主线。如：福建省高考试题2009年高考——A.与明治维新；C.华盛顿和孙中山；2010年：A.北魏孝文帝改革；C.甘地；2012年：A.宗教改革；C.康熙帝2.注重与必修课程的衔接与深化。避免同一水平上的简单重复，结合必修模块的历史背景分析改革、人物，或以选修模块的知识加强对必修模块知识的理解，逐步培养学生形成整体的知识体系和部分的通史知识，提高教学效率，节省教学时间。如：——必修三的《顺乎世界之潮流---维新思想》。 三、教师引导学生注意归纳知识的异同点 如改革的类型促进社会转型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明治维新、，商鞅变法、俄国农奴制改革；学习先进文化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明治维新、；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梭伦改革、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影响（阶段性的，长远的本国的，世界的）；改革内容的相似点（土地的处理、保守阶级的利益）；历史人物历史作用（时代影响、社会的转型、国内影响、国际影响）；历史人物的相似优秀品格、人生经验等。 四、加强行为习惯、学习方法的指导洛克 对高二文科的学生要培养他们的听课、笔记、思维、自主学习等良好的学习习惯；平时要求学生知识点的记忆要规范、准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踏踏实实地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概念是高考取胜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就没有能力素质的提高。高二文科生学习压力较小，有不少的自主时间，可指导学生阅读部分的人物传记、历史专著，观看部分纪实影片如：《领导者》《与尼克松在1972年》《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历史是什么玩意》《历史在这里哭泣》《往事并不如烟》《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之路》等，这样即拓宽知识面，陶冶情操，也有利于学生对历史的多角度理解，有利于培养历史兴趣。“掌握历史知识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质的基础和载体”[2]新课程的高考命题原则“依纲不靠本”“注重考查在科学历史观指导下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注重“新材料、新情境”设计题目，注重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等能力，因此高二文科教学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去指导学生如何解读材料，如何结合所学知识去解题，并规范答题，如何论从史出形成自己对历史认识的方法，不断提高学科能力，为高三复习备考养精蓄锐。高二年不是喘息、放松的时段，高二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学段，规划好高二年的教学，及时对高一必修1、2的查缺补漏，扎实掌握高二年的教学内容，并具备一定的学科能力，才能自信、从容、稳健地迈入高三的高考复习时段。 作者：庄丽红 单位：厦门六中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历史小高考教学与复习 摘 要： 本文从认真学习小高考纲要，仔细找出新增和删除的考点；针对考纲变化研读历史教材，认真编写切实可行的导学案；切实做到减负增效轻视高效，真正提高课堂教学与复习的效率，温故知新，强化课后复习四个方面分析了如何进行高二历史小高考教学与复习的问题。 关键词： 高二历史 小高考 教学 复习 在高中阶段，高二是非常关键的一年，高二必修班的历史教学也因为面临小高考而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过关率和冲A率，成为每个高二历史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怎样讲授新课，复习旧知，许多老师都在苦苦寻找更好的方法以求获得更好的效果。 一、认真学习2011年小高考纲要，仔细找出新增和删除的考点 拿到《2011年江苏省高中历史学业水平测试说明》（以下简称《说明》）后，我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与2010年相比，其变化较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新增加了一部分考点，二是删除了一些考点，三是有些考点的表述发生了变化，四是对一些考点的要求由了解提升到理解。其中新增加的考点约30处；删除了约20处；由了解变为理解和表述变化的约20处。从整体上看，三册书中必修一、必修二的变化较大，必修三的变化较小。再加上必修1、必修2、必修3的考试内容比例约为4:3:3，所以复习中侧重点要略偏于必修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已不怎么出现的“判断题”说明中，要求考生加强对知识点掌握的准确性，同时也要有意识地进行一些适应性训练。总之，历史学科在测试能力要求上明显提升。 二、针对考纲变化研读历史教材，认真编写切实可行的导学案 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无疑编写高效并实用的导学案有利于这一目的的达到。现在我们已经改变了那种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由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引导者，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导学案设计质量决定了学生的学习质量,让学生通过设计的导学案增长知识、形成能力。因此，编写导学案的第一要求就是教师要认真研读教材，以高度的责任感编写导学案。 关于导学案包括哪几部分，如何编写导学案，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我仅谈谈下面几个值得我们共同反思的问题。 1.我们编写的导学案是为应付学校检查还是为更有利于教学与复习？ 2.如果我们是为更有利于教学与复习，那是否用心地去编写导学案？ 3.如果我们是真正用心地去编写了，那是否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4.如果我们达到了编写的预期效果，那是否应继续坚持了下来？ 现在很多学校都采用了导学案这种教学方式，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只有认真负责，持之以恒，才能让这种方法真正发挥作用。 三、切实做到减负增效轻负高效，真正提高课堂教学与复习的效率 减负的目的是规范中小学的办学行为，减轻学生过重的文化知识学习负担和心理负担，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减负增效”与“轻负高效”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减负轻负，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高效，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科学地施教。 基于此，教师应研究如何让学生学得积极主动和轻松愉快，变苦学为乐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学会为会学。 因为现行高考制度仍然是一考定终身，所以我们在减负的同时还必须努力提高课堂效率，做到“课内不松，课外不争”。如何提高课堂效率呢？ 1.把功夫用在课外，充分备好课。 备课是教学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在教师水平、教材内容和学生基础已定的情况下，备课是教师能否上好课的前提。教师能否认真备课和善于备课，也是能否迅速提高教学水平的主要环节。教师在备课中要做到两个“吃透”。首先是吃透教材，在备课过程中认真学习课程标准，通读教材，研究和了解教材的编写意图、思想内容、知识基础和基础训练的要点，从而确定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以便设计科学的教学方法，完成教学目标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写出高效并实用的导学案。另外，明确教学目标是上好一堂课的前提，教师必须根据教学目标来备课、上课。如果每节课教学目标不明确，教材的处理、课堂的结构等都会失去依据，其结果只能是教学内容不是面面俱到、详略不分，就是喧宾夺主，杂乱无章，从而就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其次是“吃透”学生。在掌握教材的基础上，要全面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知识基础、智力水平、个性特点、兴趣爱好和差异情况等，多思考如何才能用更精炼的语言，更准确的语气调动学生思维，让学生成为课堂大多数时间的主人，让他们有更多、更充足的时间去思考、交流与探讨，促进其主动发展。这样做才会使时间的效率得以最大化限度发挥，甚至产生大于课堂四十五分钟的教学效果。 2.把本事显在课内，上成优质课。 好的课堂不仅有质而且有量。高质量的课堂要求教师既有既定教学目标，又根据课堂实际进行教学；教师要优化课堂时间，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在自主探究的学习氛围中有所提高；教师讲解问题不在多少而在精要，组织讨论不在花哨而在实用，合作互动不能天南海北而要联系教材和学生的认知水平。 稍有教学经验的老师都知道：一节课学生思维的最佳时间是上课后的前5分钟到20分钟。所以，课堂教学要提高效率就要把握时间分配。珍惜时间不是教师急不可待地把课堂内容讲完，而是要多给学生时间思考。教师可根据不同课型安排教学过程，调整教学方法，保证在最佳时段内完成主要任务，解决关键问题，然后通过精心设计的练习或讨论等，使教学过程一直向着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方向进行，保证学生在不同的时间内均有所获。教师起主导作用，对每节课的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心中有数，哪里该启发引导，哪里该讲解，哪里该重点强调，把握好“讲”的尺度，千万不能什么都讲，什么都问，漫天撒网，由教师一人唱“独台戏”。否则，挤掉学生读书、思考、练习的时间，教师便劳而无功。叶圣陶先生说：“假如学生能够‘领悟’了，能够‘研究’出来了，就无须教师的‘讲述’了。教师所‘讲述’的，只是学生想‘领悟’而‘领悟’不到，曾经‘研究’而‘研究’不出来的部分。这才显出‘讲述’的真正作用。”长期以来，课堂教学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师讲得太多了，学生活动太少。教师少讲，学生多读、多思、多练，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这也是素质教育的最基本的要求。 在上课前我们不妨制订一个时间表，标明每一个教学环节大约所需时间，努力控制好节奏，做到课堂尽量无废话，多给机会让不同层次的学生表现，让学生主动探索，提高效率。时间是有限的，但我们必须坚持在每次提问之后都要“等一等”，即使只是几十秒钟。让所有的学生开动脑筋，进行思考，为解决问题作出自身努力。经过这一点时间的思考，他们也许就能茅塞顿开，不仅省去教师讲的时间，而且有利于面向全体，提高课堂效率。学生积极主动去学，比任何教学方法都好。 四、温故知新，强化课后复习 新课改推行后，高考只有语、数、外计入总分，大部分学生更加重视这三科的学习，而忽略了其它几科。尤其是参加小高考的科目，平时更是得不到重视。很多学生认为课后复习这几科就是浪费时间，只要快考试时好好学学就行了。鉴于这种客观现实，我们没办法要求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去复习历史，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平静地接受这一现实，调整好心态并给学生讲清楚小高考的重要性，让学生掌握好基础知识，以有利于课后复习。 复习时我们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夯实基础。 小高考试卷容易题占70%，中等难度和较难题只占30%，此外，《说明》也明确提出，历史(必修科目)学业水平测试的命题以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和省教育厅颁布的《江苏省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教学要求》为依据。同时还从江苏高中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测试内容和要求作了一定的调整，在新课程标准的框架下，缩小了测试范围。因此，师生的复习要紧扣说明的测试内容和要求，不必盲目扩大复习范围，因为学业水平测试毕竟不是高考，注重的是基础性知识。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在复习时要重视基础知识的复习，绝不可避重就轻，一味地深挖难题，而忽视应该作为重点的基础知识。所以我们要把该复习的基础知识全面地复习一遍，尽可能全面不遗漏。 2.融会贯通。 找到知识之间的联系，从局部到全局地把握全部。 3.灵活地运用知识。 学历史，要“死”去“活”来。历史课是一门机械死记量比较大的学科。但是在考试中却要把记住的材料灵活运用，这就不仅仅要记得牢、记得死，更要理解，理解得活，即谓“死”去“活”来。 4.捡“渣子”。 即查漏补缺，在复习过程中，一方面强化记忆，一方面查找有没有遗漏的知识点，以求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知识，提高能力。 5.翻饼烙饼。 复习犹如“烙饼”，需要翻几个个儿才能熟透，否则就会夹生。记忆需要强化，不反复强化便难以记牢。因此复要两三遍才能完成。 6.在复习中要培养学生对材料的兴趣。 这一点我要重点强调一下，因为从这几年的小高考历史试卷我们可以看出，材料题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比如在30道选择题中，2007年材料题仅占20%，2009年占到80%，2010年材料题更是重头戏，除了有文字性的史料外，还有大量的图表和图片甚至有古印文。面对这种趋势，我们要跟上小高考试卷变化的步伐，注重培养学生做材料题的兴趣。首先要培养学生做材料题的信心。要告诉学生，材料题并不可怕，不需要把材料逐字逐句地翻译下来，只需看懂材料，并找到材料与课本内容的结合点，从而把题目做出来。要熟练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熟练地掌握基础知识。其次要多做这方面的训练，所谓熟能生巧，学生接触的材料多了，自然在考试时驾轻就熟。再次要告诉学生，做材料题时看到不熟悉的材料，一定不要慌张，而要耐心地看完题目，也许在你“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再往下看一点就会获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如果你不能耐心地看完题目，则可能不仅这一题失分，而且会影响下面的题目。最后面对材料题要做到容易题不丢分，难题不得零分，不轻言放弃，顽强拼搏到最后一分和最后一分钟。 关于高二必修班的教学与复习，我认为只要做到以上几点，就一定会收获颇丰。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理科历史“小高考”备考策略 高二理科历史每周只有两节课，要新授必修三的文化史，还要复习高一必修一、必修二的政治史、经济史，而大部分学生高一时极不重视该学科，基础知识并未到位。高二第二学期3月中旬就要进行全省“小高考”，可谓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它是高考的组成部分，拿到A等高考加1分，4A即可加5分。如何在较短时间做到科学备考，帮助学生实现高考加分目标，我校高二历史备课组做了以下尝试。 一、营造冲A的氛围，指导学生充满信心全力冲A “小高考”毕竟也是高考，同行们调侃高二理科历史地位比高三还要重要，因为冲到A就可实现高考加分。而在江苏高考多一分总分全省排名就上几千名。课堂上教师要努力营造冲A的氛围，指导学生有冲A意识、目标和信心，激励学生要有“我就是为A而生”的勇气与豪迈感。学生的学习潜能无限，但要靠我们教师用爱心、耐心、智慧去唤醒、激发、点燃他们的无限潜能，引导他们树立信心，明确奋斗目标。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二、抓纲抱本夯实基础，做到记忆准确、理解到位 信心源自实力，只有知识基础扎实到位才有可能实现心中目标。“小高考”历史试卷说白了就是活材料、死知识。对基础知识要做到“死去活来”。在“小高考”冲刺阶段，3本书、25个单元，平均每天按考点要复习一个单元，还要对前一个单元进行滚动式复习，与遗忘作斗争。这么多知识如何读？每一单元可以按照“总―分―总”的原则来进行。第一个“总”即从整体上驾驭知识单元，形成知识网络，从宏观上把握教材；“分”即对任何一个知识点，按照“是什么？”“为什么？”“还有什么？”的认知规律边读边思，从微观上落实具体知识点。读书时特别要注意阶段特征、时空概念、关键词句，做到在理解的基础上准确记忆，并把不熟的知识点标注在考点上，下次复习再拿出来读，千万不能熟的依然熟，不熟的永远都不熟。最后的“总”即再次将本单元知识进行提炼、升华，并形成对本单元的规律性认识。冲刺阶段的20多天里，我们每节课都要检查基础知识落实的效果，并把它称为“地毯式”扫雷。这是备考成功的关键。 三、科学训练，尤其注重材料解析题的训练，提升解题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在学生的脑力劳动中，摆在第一位的并不是背书，不是记住别人的思想，而是让学生本人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进行生动的创造。”历史“小高考”中还有10%左右的分数在书外，要求学生本人进行思考，它侧重检查在新材料、新情境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运用新的史学观点及方法等，例如文明史观、近（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以及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史学方法等。除了课堂上教师要对以上史学观点、方法进行渗透外，还要通过典型题目训练来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冲刺阶段，学生不能只做选择题、判断题，后面3道大题一定要做，而且要认真做，因为这3道平均每道只能扣1分，分析、归纳、结合材料提炼、上升认识等能力均在此体现。如果不做，这些能力就得不到训练。 特别是材料解析题，学生往往失分较多，平时训练时往往存在畏难情绪，其实调动非智力因素，克服心理障碍，认真审题，掌握解题技巧，这样的题目还是可以迎刃而解。一般来说，材料解析题有三种答题要求：一是依据材料，二是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三是结合所学知识。第一种是纯材料考查，要求学生紧扣材料，从材料中提炼、概括答题的关键句、词，特别注意标点符号，一般几个句号就有几层意思，尤其是省略号后面一定有答案。材料的出处也要引起重视，时间、作者、作品名称有时对解题有提示作用。最后还要结合分值答题，历史学科的分值一般较小，几分尽量就要答出几点，并按序列化规范答题。这种考查要求切忌不顾材料，生搬硬套课本知识。例如，2013年江苏学业水平测试第37题有关孔子及评价题，共4小题，第二、第三小题的第一问，第四小题均要求从材料中提炼答案。按照不仅依据材料还要结合所学知识的方法，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除结合课本所学知识，还需照应材料所揭示内容作答。二是材料只是提供新情境，起抛出问题的作用，这种解法类似第三种答题要求。上文中提到的第37题的第一小题则属于第一种情况。最后一种，材料只是“引子”，所答要求从所学知识中提取。上题中第一小题的第二问，第二小题的第二、第三问，第三小题的第二问皆属于此种情况。这种题型一定要有信心，有历史的领悟能力，即学历史的小智慧，再难的题目也能从书中找得到答案的影子。讲评试卷时，要求学生一定要认真听、说、写，解题方法、技巧及如何规范答题均在讲评课中渗透。总之，方法的引领在备考阶段非常重要。 当然，“小高考”试卷为体现时代性，从来也不回避热点问题，备考阶段还要关注重大热点问题，如周年、民族复兴、转变政府职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经济全球化等都要引起高度重视。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理科班历史“小高考”复习策略之我见 摘 要：高二理科班历史“小高考”复习策略有：透彻研究考试说明和“小高考”试题；加强学法指导；师生分别做到“三有”“六要”；围绕考点夯实基础，兼顾能力；实行集体备课和“教学案”，强化启发式教学；坚持“四分原则”指导下的学生主体观，关注个体差异；必要的题量训练，反复推敲错题。 关键词：高二理科班；历史“小高考”；复习策略 高二文理分班后，语文、数学、英语和两门选修科目是高考科目，其他4门必修科目必须通过学业水平测试方有资格参加高考，因此，必修科目的学业水平测试也称为“小高考”。历史学科是理科班学生的“小高考”科目之一，也是一门令他们比较头疼的学科。首先，绝大多数选择理科的学生是由于高一时因对史政不感兴趣或学习不得法导致学起来比较吃力，基础差，能力弱，题目做不好，学习信心不足。其次，相较理化学科注重抽象思维而言，政史学科注重形象思维，要求背背记记的内容很多，枯燥乏味，不像理化那样充满挑战性，不容易找到成就感，没什么意思，不高兴背记，从心理上排斥政史。再次，“小高考”是在进入高二后的来年3月举行，只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既要完成选修3一本书的新授课学习，还要进行所考三本书（必修1、必修2和必修3）的两轮复习，时间紧，考点多，任务重（4门必修同时举行“小高考”，年底前还要举行劳动技术省级测试，如果不过关，一样不能参加高考。关键是高考5门科目学习不会停止，每天都有大量作业要做）。要想一次性门门通过，并尽可能得A（一门A高考时总分加1分，4门皆A，总分加5分），学生的压力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学情和考情，要想帮助理科班学生在历史“小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复习效益。下面结合笔者近几年带“小高考”的体会，谈一谈高二理科班历史“小高考”的复习策略，不当之处，敬请行家批评斧正。 一、透彻研究考试说明，深刻领会考试要求和命题动向，准确把握备考复习方向 “小高考”之前，省考试院都会公布命题的指导性纲领――考试说明，教师一定要认真研究。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考试要求和命题动向，从而加强备考复习的针对性，实现复习效益最大化。研究考试说明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研究“小高考”命题指导思想。“小高考”“命题指导思想”阐述了命题依据、主要考查内容和能力要求，是“小高考”试题命制的核心。学习、研究这部分内容，要结合最近几年“小高考”试题真题以及考试说明后提供的“典型题示例”等具体题目，考查这些题目所涉及考点和能力要求是如何体现“命题指导思想”的。第二，研究“测试内容和要求”，关注考试说明的变化。考试说明在“测试内容和要求”中明确了“小高考”的命题考点及其考查时的相关能力层级要求，有助于备考师生加强复习的针对性，避免盲目性，从而提高复习效益。研究这部分内容时，要明确“小高考”有哪些考点和能力要求？这些考点和能力要求在近几年“小高考”中是如何考查的？与以往相比，考点和能力要求有无调整与变化？如有，体现何在？这样的调整与变化说明了什么？考试时有可能会怎么考？所有这些，只有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在复习中有的放矢。第三，研究“典型题示例”。考试说明后提供的“典型题示例”所选用的题目都是近些年的“小高考”真题，是考试说明中的“命题指导思想”和“测试内容和要求”的具体体现，具有很好的典型性。认真研究“典型题示例”，有助于我们备考师生了解“小高考”，熟悉“小高考”，粗略感知“小高考”的深浅难易，做到“知己知彼”。 二、认真研究“小高考”试题 在透彻研究考试说明之后，就要研究“小高考”试题了。研究“小高考”试题，不能仅满足于将这些试题做一遍，而要在此基础上，研究试题的命题意图、命题思路、命题方法，预测揣摩命题趋势。同时还要注意研究试题与教材的联系，发现自己教学与“小高考”在考查方式和能力要求上的差距，以进一步完善、提高自己的教学。具体操作时，要在宏观上，研究历年考题找共性、研究近年考题找趋势、研究相同考点找规律、研究不同考卷找特点。微观上，分析“小高考”命题双向细目表，把握命题重点、命题难点和热点，了解哪些考点会重点考、反复考，找出命题规律，明确复习方向；比对近几年“小高考”试题，总结命题的稳定性；结合考点和能力要求揣摩命题意图，提高学生知识应用能力；分析并结合参考答案的答题角度、表述方式、评分细则，培养学生规范答题习惯，做到该得的分拿足拿满，不因非智力因素而无谓丢分。 三、加强学法指导，帮助学生树立学好历史的信心 如前文所述，理科班学生在高一时因学习不得法导致历史学习比较吃力，基础知识差，考试成绩不好，学习信心严重不足。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必须加强学法指导，告诉学生历史学习规律，从基础入手，逐步提高，让学生在应用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进行解题的过程中找到成就感，收获成功的喜悦，积跬致远，从而树立学好历史的信心。 四、“三有”“六要”贯穿复习迎考始终 在复习迎考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始终做到“三有”“六要”是实现效益最大化的根本保障：教师的“三有”――心中有本、目中有生、手中有法；“六要”――备课要实、上课要活、作业要精、互动要勤、辅导要细、考核要严。学生的“三有”――心中有标（课时、单元、模块目标）、目中有师（父母、教师、同伴）、手中有方（规矩、踏实、方法）；“六要”――预习要恒、听课要专、作业要真、纠错要快、学中要悟、过程要实。 五、围绕考点，夯实基础，兼顾能力，满足学生目标需求差异 必须围绕考试说明中明确的考点及其相关能力要求进行复习。第一，老师要向学生交代清楚考试说明中的“测试内容”是“小高考”考查的主干知识，与之对应的“测试要求”是主干知识里的具体考点。在解读具体考点时，向学生讲明位于每一考点前的“行为动词”是体现能力考查层级要求的，它告诉我们该考点要掌握到何种程度。第二，在记忆考点内容时，教师一方面按照“艾宾浩斯遗忘曲线”体现的认知规律，建议学生“滚动”记忆，不断重复，以巩固每天的复习内容。另一方面，围绕考点及其能力要求，有针对性地设计题目进行训练。题目设计要适当兼顾能力，以满足冲A学生之需要，否则，他们就不够吃了。 六、实行“教学案”，坚持集体备课与个人备课相结合，强化“启发式”教学，努力构建和谐课堂 在复习课教学中，要实行“教学案”，坚持备课组集体备课与个人备课相结合。备课时，要做到“五个一”和“一个二”，即集体备课由一个人主备、主讲、主修改、主编学案和练习，备课组成员回去后结合本班学情进行二次备课，以调整充实。教学过程中，要强化“启发式”教学，关注知识的发生过程、形成过程和应用过程，要以“问题”串联教学内容，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引导学生动脑、动口、动手，努力构建民主、平等、互动、关爱的和谐课堂，以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七、坚持“四分原则”指导下的学生主体观，关注个体差异，共同进步、提高 鉴于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在复习迎考过程中，教师要坚持“四分原则”指导下的学生主体观――以学生为主体，坚持分别要求，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分档提高，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坚持因材施教，不让任何一个学生掉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悦。 八、必要的题量训练，反复推敲错题 任何学科的学习都需要通过做题来考查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应用基础知识、基本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历史“小高考”自然也不例外。因此，适当数量的题目训练是必须的，但坚决反对“题海战术”。在做题的过程中，要教会学生善于总结和反思，反复推敲错题，认真思考自己的答题思路，挖出出错根源，快速纠错。同时动笔制作错题集，在考前一两天仔细查看，避免考试时再犯同样的错误。唯有如此，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知识，考出好成绩。 高二历史论文:关于高二历史教学的思考 摘 要： 在中国社会应试教育模式背景下，高中生面临沉重的课业负担，高考的警钟时刻在他们脑海里回响。学校、家长尤其注重语文、数学、外语等主课，而比较忽视历史、地理这样的副科。如何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守住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如何对当代青少年进行优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显得格外重要，这是历史课的重要任务，也是每一位历史教师的首要教学目标。 关键词： 高二历史 教学方法 教学反思 学习方法 高二是一个过渡时期，高二学生不像高一那样懵懂无知，又不像高三那样为了高考分秒必争，历史教师应抓住机遇，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不仅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获得好的成绩，而且要吸引他们探索人类历史，成为有文化厚重感的人。 一、吃透教材，了解学生学情 新学期伊始，教师每教授一个新班级，拿到课本，就应该在上学期考试成绩的基础上，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准备领悟新课标的精神，及时转变旧的教学观念和模式。此外最重要的是认真钻研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熟悉教学，吃透教材，备好每一节课。教师备课时不能闭门造车，而要积极参加科组和年级组的集体备课活动，大家一起取长补短，交流思想，寻求共同进步。 教师备教材的同时应该备学生，对学生基础不同的班级，备课时教师要注意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于排名靠前的优等生，教师要教给他们学习方法，不但要学习眼前的知识，更要学会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掌握自主学习方法。对处在班级中间的中等生而言，教师要教给他们高效学习方法，有些态度很好，很想努力学好，但是花了跟别人一样，甚至更多的时间，却不能获得一样的成绩，致使他们自信心受挫，对学习历史失去兴趣。而对于成绩暂时不理想的后进生来说，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激发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吸引他们对历史学习投入更大的精力。 二、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 传统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已不适应当今教育的要求，历史教师应灵活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并在实践中不断运用、不断创新。尤其高二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要深入理解教材更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期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高考考纲对历史课程学习提出的要求是：要具备历史学科的思维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论证能力、合理的逻辑思维组织能力、简洁通畅的文字表达能力。为实现以上教学目标，教师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一是设法培养、提高学生的思维、理解、表达能力，二是源于教材、高于教材。高二年级是基础年级的重要环节，要为高三复习打好坚实的基础。 1.比较学习法 很多学生不是不喜欢历史，而是不喜欢记忆繁多的历史知识点，为此，教师应有计划性地教给他们学习方法。如世界近代史不仅阶段划分明显，而且几条线索非常清楚：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运动的开展，资产阶级思想运动，殖民扩张即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等知识在各个阶段基本都有涉及，教师要提醒学生学习时注意比较、归纳、概括，找出其中共同点和不同点。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运动有十七八世纪早期资产阶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不同阶段发生革命的相同原因都是资本主义发展，但资产主义发展的程度不同决定了不同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具体原因、革命的根本任务、革命的进程、革命的结局和影响有所不同。 2.培养学生质疑意识和方法 历史知识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客观性指史实是客观的，主观性指结论具有主观性。历史结论时教材编写者对史实的解读，具有十分明显的个人意识，学生学习时要注意融入自己的思想，不能“只唯书”，而要学会思考。 史实虽然具有客观性，但不是绝对的历史真实，也存在谬误。例如，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而今帝国主义却是垂而不死，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再如，经济危机以前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的。而几年前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哪个国家能逃脱经济危机的厄运？ 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最好的教学方法就是适应自己，又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是既有利于学生素质提高又有利于学生分数提高的教学方法。今后教学中，教师要加倍努力探索，争取形成属于自己的教学模式，成为更优秀的教师。 三、教学反思 教师除了在课堂上运用各种方法调动学生积极性、构建高效历史教学课堂外，还要注重课外教学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可见反思的重要性。 邓小平同志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堂历史课成功与否，历史教学意义和价值如何实现，最终评价标准是什么，都要通过教师的教学反思体现，要反思学生在这堂课上到底学习了什么，掌握了多少，是否对历史课有了更大的兴趣，这样才有利于后续历史课程学习。 反思不是指简单通过一套试卷考查学生对历史知识记住了多少，而是通过总结反思看学生在哪些内容上还存有遗漏，哪些内容掌握比较扎实，这样复习时才能有的放矢，重点识记薄弱的部分，长远的说，有利于高三复习时有所侧重，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面对新课程改革，高中历史教学能否实施新课程的理念、精神？如何实施？这是历史教师要思考的问题，未来我们将面临更多、更重的工作任务，挑战也更大。努力学习、深入钻研、寻找对策及今后努力方向是每一个历史教师最重要的目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教育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需要每一位历史教师孜孜不倦地追求与探索。 高二历史论文:关于高二历史教学的思考 摘 要：高中历史作为高中教学体系中的一门重点学科，其教学方法及教学效果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尤其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教师如何提高中历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成为重要议题。高二作为高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此时学生既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同时又面临毕业前期的知识储备工作，为此强化历史学习刻不容缓。本文以高二历史教学为落脚点，结合当前高中历史教学现状，对其教学方法进行了思考，期望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高二；历史教学；教学方法；策略 传统教学模式下，高中历史教学方法和模式固化刻板，课堂氛围不够活跃，学生学习处于比较被动的境地，而且，学生能力培养受到严重忽视。近年来，随着新课改教学方案的实施，学校及教师开始进行反思，并逐步推进教学形式的转变，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高二作为高中学习的重要阶段，必须为高三复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此通过实践进一步提升高二历史教学成效的研究值得深入，并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分析了目前高二历史教学的现状，找出了这其中的各项弊端，并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整改意见。 一、高二历史教学现状 （一）基础知识掌握不够扎实 高二处于学生学习承前启后的阶段，在此之前既有初中以及高一历史知识的积累，同时也要为高三学习奠定基础。然而，依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而言，部分学生出现基础知识掌握不够扎实的现状，其主要原因在于学生的学习习惯没有良好养成，对历史学习的重视程度不够。高一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积累基础知识，给高二的学习带来更大的压力，这阶段要倍加努力学习，不然就不能更好地为高三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教学未能与高考紧密结合 由于高二处于过渡阶段，部分教师放松警惕，没有与高三的学习紧密联系，在教学过程中未能与高考紧密结合。尤其是教师没有从高考的角度出发，重点培养学生的基础，为高三的学习打下基础，忽视了历史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此同时，在课时和教学内容设计上也不够合理，课堂教学效果不是很理想，没有更好地让学生体会学习历史的乐趣和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导致学生出现知识体系欠缺和能力培养不足的现状，同时还出现了与高三历史教学脱节与断层的现象。 （三）课时安排不够充足 较之于其他学科相比，高二历史课时安排较少。传统意识里，把历史看的不如三大主科重要，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语文、数学以及英语等主要科目上。课时少导致学生学习任务繁重，教师在教学安排上也出现较大困难，一堂课进行太多教学内容怕学生吃不消，可是少教了，教学计划难以按时完成，尤其对于难题无法解释清楚，学生不能很好地学习体会教学内容，导致教学效果受到很大影响。基于此，高二历史教学应该适当增加课时，丰富教学方式，寻找合适的突围策略，从而达到不断提升教学成效的目标。 二、提升高二历史教学成效的具体策略 （一）整合知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教材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具有系统和规范的特点。为此，教师和学生都要充分利用。依托教材，教师要善于结合实际生活，考虑学生实际，尽可能多地丰富教学方式，不要总是用那些陈旧的教学方式，而要不断拓宽学生学习资源，让学生了解更多的历史知识，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丰富化和趣味化。这样，教师教得有趣，学生学习得也有趣，达到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目的。通过拉近历史与学生间的距离，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进程中，就能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二）转变方式，灵活运用教学方法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殊性，历史学科也是一样。历史教学具有自身独特的教学结构和体系，同时也兼具其自身的优势和乐趣。为此，教师要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实际，积极转变教学方式，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具体而言，教师要学会充分运用教材设置新情境和新问题。在课堂教学时，教师可通过创设情境教学法实现寓教于乐，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更深刻地学习和掌握知识。与此同时，教师要多多提问，通过课堂和小组谈论的方式来锻炼学生的思维习惯。这样，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维意识，进而牢固掌握扎实的历史知识，为高三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学生学到的知识将更加牢固，不容易忘记。 （三）善于创新，运用探究式教学理念 探究式教学作为新课改背景下运用较为广泛的教学方法，在各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其作用和地位显著，对于提升高二历史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首先，这种探究式教学注重挖掘学生的内心，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通过运用探究教学模式有利于教师在课堂构建起“精神场”，从而不断激发学生的热情和创新思维，有利于学生自主人格的培养和形成，激发了学生的探究精神，使学生不受思维不受束缚，可以更好地去思考、去学习，获得身心的健康发展。其次，有利于学生历史成绩的普遍提高。探究式教学能充分鼓励学生进行积极探索。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探索精神达到升华，对待历史的学习兴趣也会随之不断高涨。长此以往，学生会充分领悟历史知识的精髓和魅力，更加深刻地学习和掌握历史知识，具备了较好的文综意识和文综能力水平，使得学生的历史成绩在自主探究的过程中获得不断提升，为高三的学习和高考的冲刺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结语 总而言之，高二历史教学作为重要的过渡阶段，一方面是对基础知识的检验，更重要的是为高三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此必须加强重视。而高二历史教学现状不容乐观，从学生层面而言，基础知识不够扎实；从教师层面而言，教学未能与高考紧密结合；从课时层面而言，课时安排不够充足。基于此，在实践教学中，教师要整合知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通过转变方式，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同时，教师还要善于创新，运用探究式教学理念，从而不断推动我国高二历史教学获得重大发展。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年级历史课堂双语教学初探 摘要：伴随着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作为一种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有效手段，双语教学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双语教学研究如火如荼地进行，不足之处和空白地带也逐渐浮出水面，高中历史双语教学研究突显薄弱。在应试高考与新课程改革的冲击下，对高中历史双语教学予以科学解读和理念定位已经迫在眉睫，尤其是对操作模式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鉴于此，以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为两大立论基点，以高二年级历史课堂为研究对象，开展双语教学研究。 关键词：双语教学 高二年级 历史课堂 大致上来说，我的高二历史双语教学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由于学生刚刚接触历史双语教学，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未知的，神秘的。所以在学习之初，要进行心理动员，让学生对双语教学的内容、进程、难度都有大致的了解，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也要进行学法指导，让学生尽快地完成从传统教学向双语教学的过渡，尽快适应历史双语教学并有出色的表现。比如：告诉学生不需要对语言形式的使用刻意留心，但是要尽量吸收能够听懂的语言知识（句型、词汇等）；帮助学生克服羞怯感，使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鼓励学生从个别的单词说起，再说简单的句子，从人名地名等常用词说起，再到历史专业词汇，让学生不必拘泥于一定要使用英语，在语言能力不够的时候，可以转用母语来表达。教师课前准备相关词汇，以关键历史史实和历史人物为主，安排学生课前预习。教师课上使用英语板书，包括书中的大小标题，关键词和专业术语。通过板书来建立学科体系，用英文设计历史教学板书要避免长词长句，较难的部分使用汉英结合或用汉语注明。运用多媒体创设双语教学环境。当教学中缺乏语言环境时，教师应利用非语言行为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通过PPT直观地展示教材，有利于强化学生的感性认识，便于他们记忆和运用。课后进行单元测试，设计部分英语题目，侧重于学生的词汇理解能力，突出学科知识的重难点考查。 经过第一阶段的教学实践，学生基本上熟悉了历史双语教学的模式和教学思路，绝大多数同学已经掌握课堂常用语，能用简单的英语语句交流，能读懂英语试题题干，解答正确率较高。但也存在很多不足，比如：一些同学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课堂主动发言的同学较少，发言者固定是那些英语好的同学。教师的教案和教学设计都不太成熟，有待完善和提高。 第二阶段为成长阶段。教师根据历史知识准备相关词源和英文资料，酌情而定，可让学生参与到教学材料的准备当中，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可达到预习的效果，也可以让他们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可谓是一举三得。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查找相应英文词汇，让学生形成相关知识体系。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将汉语和英语整合起来，不分主次交替使用。复习提问时可由学生组织，学生之间英语问答。可以采用抽签的方式抽出学号、题号，让全班学生都参与互动问答。 回顾第二阶段的教学实践，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在一部分学生在两个阶段的教学中脱颖而出，完全达到了教学目标，在历史学科学习和英语语言学习方面获得了双赢，用事实印证了历史双语教学的可行性。而忧在少数学生由于历史学科基础和英语底子都很薄弱，逐渐落后于班级平均水平，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这部分学生甚至对英语和历史都产生了厌学情绪。这种局面使我的教学实践进退两难，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我找到了比较实用的解决方案：先把这些同学集中起来完全汉语授课，确保历史学科知识的正常掌握，然后让他们自愿进入双语课堂，抛给他们很简单的问题，及时给予他们鼓励和肯定。这样，进入第三阶段时，情况有所改善。 第三阶段为完全双语教学。使用合作探究法，也可以尝试将研究性学习引入到历史双语教学中。首先，布置任务，明确要求，题目大多是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其次，小组成员分工协作，搜集英语材料，教师指导学生从原版外文书籍和有关网站中获取需要的外文资料，并进行必要的分析、整理，用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或者得出相关结论，由学生制作课件或撰写文章，在课堂上进行汇报。最后，教师进行课堂点评与反馈。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在课外，可以组织学生创办“历史双语角”，主题是“历史上的今天”要求每天更换内容，使用中英文介绍，或者由学生自己创办中英文报纸，独立发表文章，提高中英文书写表达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遇到有难度的问题，教师不能靠减少单词量甚至放弃提问来迁就学生。教师应该及时调整双语教学的内容和教法，设计好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问题作为踏板，让学生尝到跳起来摘到苹果的甜头。这样他们才有成就感，才有进一步学习的动力。 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和谐发展，人的健康成长。在高中历史课堂中实施双语教学，对国家来讲有利于提升教育、教学水准；对教师来讲有利于转变教学理念，提高自身素质；对学生来讲双语是一种交际工具，学科知识和英语语言能力无疑是学生今后走向世界，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必备的条件。因此历史双语教学可以说是历史与英语的双赢，学生与教师的双赢，中国与世界的双赢。 高二历史论文:浅谈高二阶段历史教学策略 高二年级的学生经过高一一年的学习，思想认识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转变，理性思维能力有了一定提升，初步积累了一定的历史知识和学习方法。在实际教学中要制定适合各层次的教学策略，既要提高实际教学的有效性，又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做到综合平衡，从而让学生树立学习历史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我的主要做法总结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教材的处理 虽然现在的高考以能力立意，但是不可能脱离对基础知识的考查，只是方式在不断创新而已。所以，夯实基础知识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反复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也要引导学生重视研读教材，准确理解和掌握教材的基础知识和主干知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 高二上学期的教学内容是必修三思想文化史，相对于政治史和经济史，它有很多内容、概念理论性和哲理性更强，生涩难懂，学生还没有成熟的逻辑思维，枯燥和单一的逻辑分析不适合他们的认知层次。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既要培养学生对于事件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分析，也包含一些历史典故、轶闻和时事新闻，辅助学生理解和分析。我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单元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对基本概念用尽量简洁的语言，贴近学生的事例加以化解，把握住儒家思想发展历程的单元主线，让学生脑子里有清晰的线索。 第三单元是西方近代思想史，它和必修一二开始有一定的联系，先让学生明确思想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应，这样有利于学生在分析事件背景和影响时，知道先从哪几方面着手，套用具体模式，同时把握住资本主义发展对上层建筑影响的主线，具体内容则始终围绕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个基本概念。 第五单元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与必修一二联系尤为紧密，这样在学习时就需要不断回顾必修一二的知识，需要反复明确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交互关系，突出“器物――制度――思想”这一认识过程。对于思想则是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阶段加以分析，邓小平理论则是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几次代表大会这条主线。 第二单元和第四单元是中国古代和西方近现代文化史，则明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变迁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作用。 在复习时一定要以单元主线为线索，这样清晰明了，有利于学生从宏观角度把握教材构建知识体系，同时通过知识的横向、纵向联系比较，也有利于单元与单元之间、模块与模块之间知识的迁移和整合，揭示其知识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为高三基础知识的复习打好基础。 高二下学期的教学内容为一本或两本选修教材，对选修一改革史而言，高考中并不涉及教材学习过的改革内容，而是通过材料分析题的方式考查学生分析、归纳、概括、总结的能力，所以在教学中首先要给学生明确基本概念和理论，方便学生记忆和套用。经过多次套用相关理论知识，寻找规律，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二、试题的处理 历史知识的考查最终还是以试题的形式呈现，所以除了扎实掌握基础知识以外，试题训练尤为重要，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是获取高分的必胜法宝。 我平时特别重视试题的处理，认真批改学生每课的达标测试卷、月考卷、期中期末试卷，从中找出学生在做题时出现的典型问题，讲评时拿出来与同学们剖析问题的症结，使学生有所启发。 对于学生而言，“习惯”是获取高分的有效途径。 （一）规范卷面书写习惯 很多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考试时总是得不了高分，做题时思路也对，很大一部分人的问题出在卷面，而对于一些成绩差些的学生主观题靠“蒙”或者挑问挑点答，就更需要注意卷面问题。一些学生往往答案写上了没得分，有可能是书写时问题逻辑关系错误、字迹潦草、错别字或者表述语言大白话。教师要在平时的达标卷中规范学生卷面问题，要求学生像对待考试的时候一样规范作答，尽量做到字迹工整、试卷没有涂抹，表达规范，用语准确，形成习惯后就成为一种自然的表现。 （二）规范解题习惯 很多学生知识点背得很熟练，就是不会做题，考试不得分，问题出在了解题与基础知识“两层皮”，不会解题。解题是学生考试的最大障碍，也是高中历史的最大难点。现今的高考则恰恰就是考查学生对历史材料的阅读、分析、归纳、概括、总结的一系列能力，而现在的学生很大一部分语文功底差，不具备起码的阅读理解能力，给实际解题增加很大难度。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只能结合学生实际选择适合各个层次学生的最有效办法，以求速成。经过高一文理分班后大半年的训练，学生已经了解或掌握了一部分解题技巧和方法，高二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培养学生全面掌握解题的技巧和方法，对典型例题了然于心，形成良好的解题习惯，为高三大量试题训练打好基础。 材料千变万化，但是其中的解题技巧和方法是不变的，关键就是学生消化技巧方法，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这就需要在平时的课堂中进行训练。我一般采用的方法是，根据试题的难易程度，找适合的学生来主讲或者大家一起说，我起辅助和引导的作用，按照解题的步奏和要求，一步一步说，从中都获取了哪些信息，材料是怎么归纳概括的……这样把技巧方法融入到试题中，从慢到快、从易到难，理论联系实际更有助于学生接受掌握。经过长此以往的训练，大部分学生基本能够掌握一般的解题技巧和方法，并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 高二阶段是高中的关键时期，高二的学习质量直接影响到高三的复习质量。教师在教学中，一手要夯实基础，一手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解题习惯和基本能力，争取为高三取得良好的成绩打下坚实的基础。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历史学业水平测试有效复习策略 江苏理科考生在高二参加的历史学业水平测试（以下简称“学测”），涵盖了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三个模块。然而，理科考生每周只有两节历史课，如想在短期内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优秀率，需要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近年的教学实践与思考，笔者初步掌握了行之有效的复习方法。 一、紧扣考试大纲，深入讲解教材 教师要认真研读考纲，密切关注考点的变化。为检验学生的掌握程度，教师可选择高考模拟卷中的基础题目，以使学测试题与高考试题的难度相当。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学测试题就是对高考模拟题的改写甚至是直接借用。 教师要通盘考虑每课知识点之间的关系，把零散的知识点整理成为完整的知识体系。为此，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中的地图和填充图册，落实重要的历史事件，强化学生的时空观念。教师要深入挖掘隐性知识，争取做到考点的全覆盖。2010年第21题以“奋进的江苏――庆祝建国60周年”图片展为背景，间接考查了江苏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域――沿海港口城市。本题虽超出了考纲范围，但只要学生平时认真填写完成了《对外开放格局示意图》，完全能做出正确选择。 教师依照时间顺序，围绕单元引言的标题，按照历史发展脉络，系统地总结每单元的知识线索。提炼知识线索时，做到以点带面，构建完备的知识网络。2008年第38题基于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的范式，考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史。2009年第36题考查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第37题围绕西方人文精神，考查了智者学派、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第38题围绕近代各阶层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考查了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2010年第37题考查了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趋势；第38题围绕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历程，考查了产生、短暂春天、发展较快三个阶段。2012年第37题围绕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考查了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内容的变化。教师也要体会单元之间的内在关联，遵循“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教学理念，引领学生感悟人类文明发展的同一性、多样性和互通性。这种教学思路在学测试题中得到了不同程度地反映。 教师可以打破单元的、模块的界限，按照时间顺序，根据设定的主题（政治、经济、思想、科技等）进行专题复习。专题复习的优点在于既能横向地展现某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全貌，又能纵向地鸟瞰不同时期某一领域的演进趋势。2011年第4题借助美国学者墨菲在《亚洲史》中的论述，考查了宋朝在商业（打破坊与市的界限）、文学上的繁荣景象（词成为主流文学体裁）。2012年第36题围绕中国教育发展史，考查了春秋时期孔子在教育普及方面的贡献，汉武帝时期的教育举措，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严复的教育主张，新中国成立之初及改革开放后的教育成就。 二、兼顾不同版本教材的表述，充实课堂教学内容 目前，江苏历史教材主要有人民版和人教版，这两个版本对某些问题的表述，在侧重点和详略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命题人会考虑到现实状况，尽可能兼顾两个版本。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以考纲为准绳，研读这两种版本的教材，做到互为补充。2012年第38题围绕二战后西欧联合考查了其背景、过程、特点和影响。对于西欧联合的过程，人教版细述了20世纪的60年代欧共体和90年代欧盟，简单提及了70年代（1973年欧共体提出要努力做到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戴高乐提出“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人民版则叙述了1975年选民直选产生的欧共体立法机构――欧洲议会成立。事实证明，学生由于对人民版重视不够，结果导致作答此题时失分较多。 三、注重地方史教学，关注热点问题 江苏独立命制的试题，通过考查地方史的相关知识，不但能引导学生关注家乡的名人和身边的事件，增强学生对家乡的爱恋之情，而且也契合新课标对合格公民的期许。2008年第14题考查了江苏近代历史人物――南通张謇、无锡荣氏兄弟对民族工业发展的贡献。2011年第13题以青奥会为切入点，考查了与南京有关的历史事件――《南京条约》签订、《天朝田亩制度》颁布、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覆灭。2012年第7题利用近代苏州城的截面图，考查了与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相关的甲午中日战争与《马关条约》；第8题考查了在南京发生的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民国成立和《临时约法》颁布。这种命题趋势客观上要求教师关注与江苏有关的历史知识，围绕某些选定的主题进行系统地总结和整理。 教师要密切关注舆论焦点，敏锐捕捉社会热点，适当进行知识的拓展。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全国各地都以不同形式开展了纪念活动，缅怀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同江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鉴于此，命题人没有回避此热点问题，而是着重考查了其背景（组织基础――兴中会和同盟会，思想基础――三民主义）、过程（高潮――定都南京和颁布《临时约法》）、影响（推动了）。 高二历史论文:高二历史导学案教学模式小结 摘要：新学期伊始，我校大力推广“三环节导学式”课堂教学模式。从开学前的各级各部门的专门培训，再到各种研究课的讨论点评，我们可以看出学校深化教学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本文将我校高二历史备课组就实施“三环节导学式”模式过程中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作一简要总结。 关键词：历史教学；导学案教学；模式小结 一、分组学习，使学习小组更有利于学生交流合作 在高二年级，非常强调学习小组的作用。由班主任教师负责，各代课教师协调，形成班级各具特色的学习小组，这比较有利于学生参与课堂，有利于学生与教师形成积极的、互动的效果。 二、制订合理高效的导学案，使学生课余时间更充分合理地运用 导学案是打造高效课堂的有效载体，是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的关键一环。学校强调导学案体现以下原则：知识问题化、问题层次化原则，主体性原则、探究性原则。强调教师个人深度备课基础上，备课组集体研讨，形成定案。导学案包括两个部分：预习案重在“导”字，是指导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参与、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案，是学生学习的指南针；巩固案是对学生当堂学习内容的评价和检测。 面对高二学生时间紧、内容多的特点，我们对高二的导学案进行了符合历史学科特色的改革。 措施之一：直接联系课程标准和高考考点，以课程标准和高考考点作为抓手，设置问题，体现知识问题化、问题层次化，并以之作为学生课前预习的重点，以求减轻学生预习负担。 措施之二：对于一些重点难点知识，我们设置了一些“思考题”，这样可以增强学生的思考能力，可以增加学生对知识之间横向纵向联系的理解。 措施之三：根据历史学科特色――强调“注重史实”，强调“论从史出”，我们设置了“知识拓展”或“合作探究”或“高考题赏析”或“历史链接”等模块，通过运用一些典型的、经典的、情景类的史料，来启发启示学生，来培养学生的质疑意识、证据意识，通过史料让学生体验历史、感悟历史。 对于导学案，要力求课前发下去，要求学生课前自主完成预习案，这样学生上课时可以就预习中的薄弱环节更有针对性的听课，同时也可以极大提高第二天课堂效率。所以，为督促学生完成，导学案要求及时收上来批改或查阅，对于完成出色的，给予表扬；对于完成马虎的，了解原因，给予督催。切实提高“导学案”的引导性和实效性。 三、加强课堂管理、注重课堂设计，使我们的课堂更积极、高效、精彩 随着课堂教学模式的不断改革，有效教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全校师生共同的追求。我校倡导的“三环节导学式”教学模式包括“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精彩展示”、“纠错反思”等。 在这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中，我们高二历史备课组还是力求每一课都按照这三段式的要求在完成，尤其是针对其中的“精彩展示”、“精讲点拨”环节，我们也力求做到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得到展示与表现的机会，得到锻炼与肯定。但是在整个实施的过程中，也不免会出现一些困惑。 困惑之一：学生的课余时间，不能得到真正有效利用，如何做到真正的精彩展示呢？ 课堂改革背景下，课程资源已经不单纯是教科书、教辅材料，还应包括其他许多资源。从其来源分，可以分为校内的、家庭的和社会的三方面；从其存在的形式分，可以分为物质的和精神文化产品两方面。可以说，我们周围存在着丰富的而又极其珍贵的教学资源。以笔者所任教的历史学科为例，除了教科书以外的课程资源还可以包括――各种历史书籍、电影、电视、广播、网络、历史博物馆、纪念馆、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重大事件等等，都可以成为学生学习历史知识，丰富历史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重要历史课程资源。 然而，我们学生从早上7：00到晚上11：00，每天学生在上完必要的课程的前提下，还要完成第二天所有课程导学案的预习工作，所以，基本上已经没有多少闲暇时间再来进行家庭、社会的历史课程资源的进一步拓展工作了。说实话，可能连多看一本历史课外资料的时间都没有了。这样，就学案谈学案，就课本说课本，学生又如何真正做到精彩展示呢？ 困惑之二：使用效果不佳，我们发现在课堂上讲过的题仍有少数学生没有完成或没有更正。 困惑之三：学案是学生很好的复习资料，但有些学生（普通班）今天发的学案明天就找不到了。 困惑之四：实施导学案，每一节内容比原来要多用两节课，时间比较紧，严重影响教学进度。 所以，针对这些困惑和问题，我们也在不断思索，尝试进行一些改进。 在探索中寻求解决方法： 解决之一：建议学生利用课余或周末时间，通过到图书室看书、上网查资料等方式扩充知识面，丰富历史知识，为精彩的展示作准备。 解决之二：对做过或讲过的导学案，再次收起来查阅或批改，并要求学生妥善保管，作为复习资料之用。 解决之三：创设有效教学情境，导入新课。每堂课的引入都要创设良好的情境。创设适合本课时的故事化、生活化、活动化或问题化的教学情境，以激发学生求知欲。比如，用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歌《敕勒歌》导入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再导入《北魏孝文帝改革》；还比如，用一段让学生捧腹大笑的《生物进化》宣传片，导入生物进化论……精彩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导入新课，作为一堂课的首要环节，对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对于学生对这节课产生良好的第一印象，对于一节课的成败无疑是关键的一步。一个成功的课堂导入可如同徐徐拉开的帷幕，让同学们一眼看到精美的置景。又如乐章的序曲，使学生一开始便受到强烈的感染，从而为整节课的成功打下良好的基础。 解决之四：进行小组竞赛。课堂上为了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笔者采用了小组竞赛的方法，将全班分成12个小组进行史实的记忆、学习的比赛、课堂的展示、当堂的练习和每周的“周清”。每个环节必让学生竞争。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性很高，每个学生为了小组利益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大家都在抓紧记忆、整理和交流，同时也便于展开小组及小组间的讨论。在这样一种方式下，我已经再次见到了久违的“争先恐后”的回答问题的场面，甚至出现当一个问题提出后，十几个同学同时站起来抢答的场面，兴意盎然、热情高涨。让上课的教师也会随之激情澎湃。小组竞赛的方式已经存在于笔者的课堂的每个环节，笔者正试着让小组竞赛成为学生的一种学习习惯，让小组合作竞赛成为高效课堂的一个支点！ 当然，教师的点拨要根据学生精彩展示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随时进行点拨，这样可以针对每一个知识点，进行知识要点的剖析，分析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构建知识网络、抓住问题要害、突出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过程，提高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最后，我们认为一份好的学案，并不是堆砌几个题目，而是能使学生更容易地学和教师更方便地教。学案的使用效果关键是看学案设计的质量。复习课和新授课的设计有何不同？如何有效使用学案？学案如何和多媒体教学有机结合？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总之，强调要因材施教，也说过教无定式、教无定法。不管怎样，只要对学生的长远发展和综合进步有利，我们就要勇于尝试、积极尝试。我们会根据我校高二学生的特点和历史学科的特色，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积极性的前提下，有效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合适的改革！当然，这还有待于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去进一步积累经验，才能形成一种适合我们紫中的历史模式！才能更加激发师生的发展动力！ （作者单位：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紫阳中学 725300）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让历史知识传播方式改变 历史电视片是以掌握历史概念，探求历史发展动因和宣传历史为目的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没有理解的记忆是不会长久停留在脑海中的，这样就会出现观众掌握得不够牢固，不久就会忘掉的现象。而历史电视片将历史知识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片中动态内容代替抽象的说教，使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情境中很快地去欣赏、去鉴别、去认识历史。 如历史电视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国观众对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以及苏联红军的战略反攻，因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所限，对敌对双方的实力对比、军事分布、战争激烈程度、战略进攻目标和进攻方向及战役进程往往难以理解。然而，在历史电视片中，电视工作者利用电视画面、利用现场音响、通过3D或AE技术将流动的箭头把敌我双方的攻防路线及战略态势进行演示，再配上战役中影像记录的素材，观众在鲜明生动的影像的刺激下，就能清楚了解战争进程，理解敌对双方作战方针和意图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是电视画面的直观效果，让观众一目了然；其次是历史电视片中的知识点，被电视片编导按照一定的编辑手法有规律、有层次了，这样一来观众就比较好理解；第三，历史电视片中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被条理化了，一个事件、一场战争它的前因后果被条理化后，让观众理解起来就清晰明了。这样一来，观众的抽象思维就变成了立体思维，理解起来就变得简单容易多了？ 还有一点就是电视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导运用画面演示，运用解说词点拨，运用音乐烘托，使观众在愉悦的心境中轻松地获取知识、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比单一的说教或是枯燥地“啃”历史书籍，对观众生理和心理来说，无疑会产生更深的刺激，这种刺激经过转换变成了记忆，深深刻录在观众的脑海中。 如：历史电视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反映19世纪末两大军事阵营形成时，用世界地图把两大军事阵营的国名在屏幕上呈现出来后，通过解说词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它们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一个规律，到法国与德国、英国与德国、俄国与奥地利的三组矛盾，再由三组矛盾升级，形成同盟国、协约国两大集团斗争，最后导致世界大战。正是这些动态图像、图形，把抽象的内容转化为直观的，观众便于理解的，全面系统的认识，生动准确的演示，将错综复杂的关系化解了，让观众了解到这些互不关联国家为什么会形成两大阵营的一些历史。 影像技术的综合运用改变了传统的历史传播方式，传播中历史电视片成了观众接受历史，认识历史的引领者、指导者。历史电视片的内容和观众之间产生了互动，看起来观众的接受方式更随意了，但这种方式更方便、更直接、更灵活、更有针对性，促进了观众学习历史方式的改变，使观众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和自主学习。 在历史电视片的传播中，通过运用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表现手段，将综合艺术形成的“场”信息，设置给观众，让观众不仅置身于某个历史阶段的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还会让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故事随着情节的展开入脑入心。使观众的观看不仅是在享受，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历史知识的启迪、精神的升华。 实质上利用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传播，还会逐渐改变观众接受信息的方式。历史电视片生动有趣的历史情景，逐渐转化为养成教育的一种形式，以及一种特有的接受信息的素养，养成良好的观看习惯、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让观众由单一地观看转化为想要动脑思考、反复琢磨，让观众在学会学习的基础上对历史信息加以提取、整理、加工，得出正确结论。 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应用，使影像艺术或者说历史电视片与观众之间，观众和观众之间能够实现交互，能够使观众由过去单纯的强灌式学习历史知识，变为观众自己主动参与的过程，充分领悟历史知识的内涵，在原有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引申、积累，这样观众不仅了解了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各种能力，学会了学习。例如，一些80后学生观众在观看历史电视片《》时，由于该片对发起“”的动机没有定论，他们看了这部片子后就对“”的产生非常不解，他们就从网络上搜集有关“”的资料，并针对资料提出相应的问题，在网络上进行讨论，这样一来不仅形成了资源共享，而且通过他们搜集、思考、讨论，加深了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由此可以看出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多媒体环境下的接受，获得了充分展现自我的空间，激发了观众的主体意识，使观众积极、主动、全面地参与到某一历史过程之中，做到了享受与学习相结合，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社会群体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和提高。 科学技术史论文:面向高职制造专业的科学技术史教育初探 摘要：针对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缺乏科学技术史了解，在工程实践中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通过科学技术史教育宣讲增强科技意识、树立科学精神，专业课程教学与科学技术史相结合培养学生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科学技术史的专题研讨提升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探索出了适合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科学技术史教学实践方法，提高了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创新活动能力，推进了我国高职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高职；制造专业；科学精神；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历史学科。是以自然科学技术为对象的一门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是学习《自然辩证法》、《科学思想史》、《发明学》、《创造学》等课程的基础，具有极强的应用性、导向性，是一门对学习、创造、成才的养成教育课程[1]。高职制造专业的学生主要面向生产现场的技术管理、工艺改革和新产品、新工艺实施，有必要养成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勇于探索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因而对高制造专业的学生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对培养高职制造专业学生实事求是的辩证自然观、科学观，掌握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增强技改、创新能力，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目前我国针对高职学生的科学技术史教育的实践经验还比较匮乏，笔者经过大量的研讨，在高职制造专业中开展了科学技术史的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活动，并经过三届学生的尝试，极大的增强了学生的科技意识，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科学技术史教育教学计划 高职学生经过高中阶段的学习，已经掌握了一些比较系统的学科内容，初步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可以接受科学技术史教学而不会存在知识障碍；其次，大多数高职学生不存在升学压力，有条件注重培养兴趣爱好；最后，科学技术史教育对未来职业发展、能力提升有重要作用。这就为高职学生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根据高职教育活动规律和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在制造专业经过连续三届学生的教学实践，制订了分阶段科学技术史教育的培养计划，分为3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采用开科学技术史讲座的形式，达到科学技术史普及教育的目的。主要针对历史上一些有重大影响的科学事件进行分析、讲解，达到让学生了解科技史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大影响，激发学习兴趣。第二阶段是在专业课程内容教学中融入相关科学技术发明内容，帮助学生理解专业技术的形成、发展规律，逐步养成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论，增强专业理解和专业自豪感。第三阶段是开展科学技术史专题研讨，组建兴趣小组，与企业共同研讨新技术，养成学生的科学精神，培养创新意识，提高提高创造能力。 二、科学技术史讲座 在第一、二学期开设科学技术史讲座。这个阶段以典型、有趣的历史事件为主，通过教师讲授案例、参观学习、上网查阅资料等手段，组织学生讨论、总结、交流感受等形式完成。也可以组织学生参观科技展览和现代化企业，观看相关的电影、录像等影像资料，了解科技发展的规律和最新技术，感受科技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有条件的还可以邀请企业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介绍新学科、新思维、新理论、新技术，全方位的立体感受科学技术对社会活动的深刻作用。由于该部分案例通俗易懂，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并且趣味性较强，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学生乐意接受。通过这个环节，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专业的了解，激发了专业兴趣，感受了科技的力量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提高了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对今后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然案例的选择应该紧紧结合专业，要根据学生情况和行业最新技术的发展及时的进行适当的更新。活动后要求学生写心得体会，并进行交流。通过这些活动，学生消除了科学技术史“无用、无关”、“无能无力”等错误观念。 三、专业课程内容与科学技术史融通学习 在第三、四学期的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增加科学技术史内容，尤其是一些与制造专业相关的重大发明创造。如在高职制造专业中讲连杆机构时，可以引入卧轮水排、水击面罗、人力砻、脚打罗、脚踏纺车、脚踏车[3]等；在链传动中引入翻车，高转筒车，木斗水车和管链水车，天梯[4]等；在讲齿轮机构与轮系时讲轧蔗糖车的结构、指南车的构造原理[3]等；在讲加工与工艺时介绍古代的压力加工，拉拔加工，钻锯刨剪，车璇镗、陶轮和琢玉车等[3]；在讲金属切削机床时介绍秦陵铜车马，水运仪象台[3]，近代机械的引进与仿制[3]等。通过这些古代的发明创造的介绍，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各概念、定理、定律的来龙去脉和技术的演变过程，培养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让学习活动变得生动有趣；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感受专业对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激发专业自豪感，提高学习兴趣，更加努力学好专业理论知识，最终养成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 四、科学技术史的专题研讨 在第五学期的科学技术史教育中，应该注重创新思维、能力、技巧的培养是一种兴趣爱好的养成，可以组织一个研讨班。通过一些先进技术应用的案例（如叶片加工技术的发展、核电转子的制造技术等）；与专业相关的企业真实案例（如多轴加工与高速切削技术等）或者历史上还存在异议的科学技术发明（如水力天文仪器的驱动和传动机构等）展开专题研讨，采用教师重点介绍、自主查阅资料和共同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切实改变单向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注入式教学法，更加注重启发学生、引导学生、激励学生敢于打破常规，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质疑、勇于创新。对以上类似问题，通过教师介绍相关知识，让学生在课后查阅资料并开展小组讨论，再专门组织了一堂探讨课，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理解力，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科学技术史教育的意义就在于让未来的科技工作者，工程师，技术人才体会到“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与进步的灵魂，是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4]”针对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就业岗位以及课程安排，通过科技史讲座、专业课与科技史融通、科技史专题研讨等形式，完成了面向高职制造专业的科学技术史教育目标。让学生深刻领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热情，有效的提高了学生在专业技术活动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实践证明，高职制造专业开设科学技术史教育是有益的、必要的、可行的。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必将与素质教育的改革紧密结合，这对于以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应用人才为己任的高职院校将是一场挑战和机遇，只要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过程中努力实践科学技术精神，就可以有效转变学生的创新观念，激发学生专业学习中的创新意识，培养出高技能的创新型应用人才。 科学技术史论文: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与研究进展 摘要：机械领域是由原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执行系统构成，三者息息相关：构造较为单一和固定的原动力系统为机械提供了动力，而执行系统呈现多样性，传动系统则将原动力系统与执行系统有机结合，具有枢纽作用。机械中的传动系统是必要的，依据传动系统的科学性和效率性对机械的优劣进行评价。因此，最近几年，传动系统成为机械制造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 关键词：机械传动；传动系统；机械制造 1 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历史 1.1 机械的主要传动方式介绍 机械的主要传动方式包括：机械传动、流体传动、电传动。目前，电磁轴承、电磁传动等非接触式传动也逐渐出现，将传动技术的范畴拓宽。但具备了机械传动系统必须的要件的“机械传动”仍是最主要的传动形式，如恒功率输出、速度影响、效率等都很好。 1.2 机械传动技术的特性 高效、高速、多功能、精密是机械逐渐达到的范围，那么就必然要求传动机的功能和性能也达到一个高端和精准的层面。在某种程度上，传动技术对机械的工作性能、寿命、能源的消耗、振动的噪声等影响很大。机械传动的形式包括齿轮传动、带链传动、摩擦传动等。 1.3 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最近几年，机械传动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作为组成机械设备的重要部分之一，与机械诞生及其进步、更换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有助于推动生产力的更新换代，有助于解决一系列的生产难题。在我国早期，指南车有着类似于齿轮传动的装置，美国在20世纪中期将指南车模型进行展览。战国到西汉期间，机械传动的重要标志就是齿轮已经诞生，指南车的发明早于宋代，中国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认为，三国时期的马钧发明了指南车。 据相关文字记载，表明了机械传动装置大约3000年的历史。在罗马时代，人类文明逐渐进步，谷物碾磨的木制齿轮是在水力驱动下运作的，传动随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瑞典人在谷物磨中率先采用了传动技术史上称得上是突破斜齿轮传动，斜齿轮是由石头制成的，在材料上稍为原始。 14世纪，由于时钟较为精细，传动齿轮逐渐精密、小巧，人们开始研究金属齿轮，以减小尺寸。 18世纪初，蒸汽机进入使用，相续在矿井排水、铁路机车、加工制造等领域。蒸汽机本质上是机械的动力系统，它的发展对于传动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高标准、高质量的金属齿轮传动在之后得到应用。 19世纪末期，电动机和内燃机出现。 20世纪初期，摆线、渐开线齿形的齿轮传动先后出现。40年代左右，渐开线和非渐开线齿轮传动的齿形计算方法、齿轮刀具、被加工齿轮、相互啮合的齿轮之间关系及齿形计算方法、空间三维齿形及其啮合计算方法，逐渐发展开来。20世纪50年代，初步形成了齿轮传动的表面接触和轮齿弯曲强度，以及动载荷的传动设计方法。20世纪60年代，宇航技术的发展要求机械传动更加精确。90年代，人们开发了被广泛用于冶金、船舶、电厂等关键设备及故障诊断的齿轮传动系统的状态监控。这一开发是基于传动系统动力学研究，并在故障诊断与失效预报两个方面也开发了相关的诊断系统。 2 机械传动技术的相关研究 2.1 机械传动的信息化与智能化 信息化和智能化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涉及生产和生活的多方面，机械传动领域也如此。根据原动力系统的效率特征和执行系统的功能，结合了机械传动技术与计算机控制技术，实现了信息化和智能化，通过计算机控制技术，精确实现动力传动功率和速比的实时控制，使原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执行系统趋于融合，这一研究也成为机械装备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重要基础。 在科研人员的研究下，传动系统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和机械装备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已获得了重大进步，在汽车、工程机械和军工机械生产领域被广泛使用。在结合了信息、计算机和控制技术与机械传动技术的基础下，出现机械传动的信息化与智能化，使动力传动功率和速比的实时控制出现，在车辆中广泛应用，包括机械自动变速传动、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和无级自动变速传动三种形式。 2.1.1 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由液力变矩器和行星齿轮传动构成的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AT），液力变速器不仅仅可增加扭矩、吸收冲击振动，也可在较小的范围内将无级变速变为现实。机械自动变速传动采用液力变矩器，使得车辆起步换档平稳、舒适。 2.1.2 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实现“发动机一变速器一道路负载”的最佳匹配和汽车动力传动系统的最佳燃油经济性和动力性，就是无级自动变速传动（CVT），即带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和牵引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 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日产汽车公司与日本山一润滑油有限公司合作，率先研究并成功开发了牵引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将装车运行实现。由于无级自动变速传动的承载能力较大，被广泛用于大排量的汽车、工程机械和重型装甲车辆，作为未来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及部分地区的研究重点。 2.2 械传动装置的高性能、低成本、小型轻量化 从传动原理和结构出发，采用高强度的新材料，喷丸、冷挤压、表面涂层和表面复合处理，均可提高传动系统的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减小传动系统的体积和重量。 显示在诱导传动部件微点蚀的表面微缺陷和裂纹扩展和热处理交变应力，微点蚀的影响下和裂纹扩展；啮合传动副分析负载条件下，负载分配和牙齿评价之间的关系压力，牙齿牙齿表面改性和负载分布和应力强度，传动部件，如每一个的实力，如寿命设计，是提高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减少了重量和所需要的传输容量研究的传输系统主题。 现代机械工程的发展对于机械传动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宇宙空间的真空高、重力微、温差大，海洋环境下的海水腐蚀，强磁场或强强电场等特殊环境下的机械，就需要与该环境相适应的传动系统。 3 传动系统新材料的突破 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先进材料对高科技的发展影响很大。在机械传动技术领域，性能特点鲜明且独特，如梯度、纳料、陶瓷、高分子聚合物、智能、表面涂层，以及自修复材料等，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和性能被这些独特的性能推进发展。作为多学科交叉与结合的结晶——材料科学，与工程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并且在全世界的排名中也位居前列。 4 提升机械传动的适应性 真空高，重力微，高温，腐蚀性海水的海洋环境，以及强磁场或强电场作用下的空间特机械环境，我们需要适应传输系统的环境。 此外，微型传动系统作为微机械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微型传动系统与普通机械传动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征受到尺度效应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当传输系统的微米或纳米级的小尺寸，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新的科学问题。表面积的传输副成分增大，表面力学，表面物理效应，摩擦学，传输和不同规模的常规热传导体积比，我们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5 结语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信息和控制、新材料、能源和环保以及先进的制造技术，已逐得到创新和发展，科学在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以促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的机械传动。在很大程度上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与突破影响着机械传动的发展与振兴，对机械传动的研究必将更加深入。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与证据裁判:一种历史进路的研究 [摘要] 神明裁判运用证据的特点是将证据问题与案件事实认定分离，证据问题由法官裁判，其他则交由“神”裁，结果导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连接断裂。中世纪后，学术理论与经验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制度构建和个案处理，为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了智识支持，因而法定证据制度进步性明显：证据与案件事实认定的对应使人们可检视事实认定的错误；在经验基础上归纳的证明规则有助于实现裁判公正。“高精技术证据时代”给现代证据裁判原则带来的冲击正推动证据制度发展。 [关键词] 证据裁判；科学证据；法定证据；神示证据 现代证据裁判原则，也被称为证据裁判主义，基本含义是指对于诉讼中事实的认定，应依据有关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证据裁判原则作为抑制法官恣意心证的重要措施在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中首次得到确认，此后该原则又得到2012刑事诉讼法的肯定。然而，早期的证据裁判并非针对法官恣意而设，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于推动证据裁判原则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一神示证据制度下证据的作用 关于人类社会早期人们是如何解决纠纷这个问题，霍贝尔有过非常著名的描述：“这种超自然力还作为一种法律程序的救济手段，渗入到法律的习惯之中。应该指明，它不是作为实体法规则的渊源，而是当人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以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判决的方式和执行手段。求助于它的方法是立誓、占卜和神判。”[1] 求助于超自然力的做法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最初的国家，“当国王用判决解决纠纷时，他的判决假设是直接灵感的结果。把司法审判权交给国王或上神圣人，万王之中最伟大的国王，就是地美士（Themis）。”[2] 由于这些描述浓缩了裁判的过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包括证据收集、运用的过程，更无法了解何为古人所理解的“确凿的证据”，而只看到了裁判的方法和运用这种方法可想而知的结果，因而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即早期人类的裁判既然是“任性的”，甚或“简直是天外飞来的”，[1]当然完全与证据无关，与对错或真假无关，只与信仰有关。笔者并不否认“神启”等超自然力在其中的作用，但事实上，即便是霍贝姆也不能否认，早期人类解决争议也首先是依赖证据的。“在爱斯基摩人范围狭小的社区中，证据在解决争议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充分而直接的有关材料通常就在手头。但当事实情况不明时，就必须求助于占卜。然而很明显，只有这种非法的行为包含有违孽的因素时，或者至少如同在科珀爱斯基摩人中的情况那样，即发生了妖术致人死亡的事件时才进行占卜。”[1] 根据这段描述，生活在“原始无政府社会”的爱斯基摩人解决争议时首先面临的问题也同样是运用证据弄清事实，“原始无政府社会”是霍贝姆对爱斯基摩人生活状态和社会生活的描述。（美）E·A·霍贝尔著；周勇译：《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而占卜反倒并不那么像描述的那样得到运用广泛。可见，依赖能够找到的证据，证明或说服裁决者或其所生活的社会的人们，是一个简单社会关系中的诉讼最为基本的方法。在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事实的证明多数只能依赖言词证据，职业辩护人还没有出现，一套验证和审查言词证据真实性的方式和规则尚未发明，两个机制在保证言词证据（包括传闻和品格证据）的真实性，一是以血缘为中心建立起来熟人社会关系，二是早期人类普遍的对神的敬畏。另外，早期社会中犯罪形式相对简单，人们更容易从熟人人际关系中获得有关犯罪的信息。这些条件往往能避免让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成为一种大概率事件，从而避免了使裁决者作出的裁判一般性地具有“天外飞来”或“任性”的特点。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李蓉：科学技术与证据裁判：一种历史进路的研究 神明裁判时期同时存在的裁判方式至少有三种：共誓涤罪、神明裁判和决斗。共誓涤罪的特征是，如果一个人被指控犯罪，被告人除了自己发誓证明自己清白，还需有一些支持者以誓言加强，这些支持者被称为“共誓涤罪人”。通常，一个有着好名声的人通常能够找到12个人以共誓涤罪的方式为其洗清罪名，但如果被告人嫌疑较大或名声不好，则需以神裁（ordeal） 来决定其是否有罪。[3] 这个裁决的过程事实上与今天并无二致，同样是要寻找足够多的信息，让裁判建立在更为可靠的事实的基础上，区别仅在于证据的形式和获取方法不同：古弹劾式下证据的形式不受限制，传闻、品格等任何与案件有关的信息都可能成为裁判的证据基础；据以裁判的证据信息的获取也与今天存在较大差异，裁判者可以将在任何场所获得的信息用于裁判，而今天则要求其必须来自于法庭，且通过合法性审查。即便是神裁，也不是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和逻辑依据的。 一些研究神裁下举证问题的学者发现，在神裁制度下举证是项权利而非义务。马克斯·韦伯说，在古代，提出证据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权利，和当今的举证责任相反。[4] 这里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决定允许哪一方当事人行使这种特权，而这个问题恰恰属于法庭裁判而非神裁的范围。人裁意味着裁决需要按人的方式为之，在既有条件下充分利用环境证据、证人证言、控辩双方的陈述和信誉等，以获得分配举证权所需要的信息，是人裁的基本特点。或许对神示证据制度下的裁判进行这样的解读是恰当的：当神示制度趋于完善、神裁程序日益稳定和明确时，程序的形式理性开始发挥作用，稳定和明确的程序能确保举证权分配、证明方式选择等程序问题的大体公正，而这正是神裁制度下通过形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的最为原始同时也是大体有效的机制。换言之，早期的裁判同今天一样，也是要求法官依照证据裁判，只是今天依据证据裁判的主要是实体问题，而在早期，依证据裁判的是程序和证明方法问题。当然，两者也存在重要差别，今天依证据裁判是精确的和具体的，而那时的是概括和模糊的，法官依情况证据和熟人社会中获取的相关消息无法清晰地认定案件事实，但却足以令其产生大致准确的认识，从而较为公正地分配举证权和选择证明方式。 相对于今天的裁判，我们不能不承认，神裁时期的事实认定方法缺乏严谨的、对外的证明过程，案件事实在作出裁判时也常常模糊不清；同时，由于证据的运用和采信也无任何规则限制，裁判者认定的事实通常缺乏逻辑支撑，事实（裁判者认定的）与证据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偶然的、不可反查的关系。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神的启示”，赋予判决神的光环，判决才是可以接受的。 二“人裁”正当性的建立： 法定证据下的证据裁判 （一）“人裁”建立的基础 在欧洲历史上，以1215年英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上宣布禁止神职人员参与神明裁判为标志，神示证据制度结束了长期的统治退出历史舞台。从“神裁”到“人裁”，其正当性建立于三个基础： 1.“神裁”的消失。神明裁判相继被禁止为“人裁”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第一，神职人员被禁止参加神裁活动。“1215年英诺森三世会议立法规定，禁止教士介入单边的神裁，世俗当权者立即随之做出反映，禁止用火审和水审的方式决定解决法律争议的结果，从而导致主宰西方基督教世界三百余年的司法程序顷刻间进入法律史的阴影中，这就要求世俗当权者必须立即寻找出新的审理程序以替代神裁的作用。”[5] 第二，宣誓裁判无法继续。由于宣誓裁判必须借助于宗教本身——教堂神秘的氛围，教义神圣的地位以及教士良好的声誉，而这一切随着第四次亚特兰宗教会议的召开逐渐瓦解，教士不再参与世俗的裁判活动使宣誓裁判缺少了最受信任的裁判者；经济的和战争的原因导致的人口流动，破坏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居住格局，当事人往往无法找到法律所要求的数量的宣誓帮助人，使宣誓裁判常常无法展开。第三，决斗作为裁判方式在这一时期相继被欧洲各国禁止。到16世纪，决斗这一野蛮的审判方式终止走到了头：1557年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宣布：无论民事还是刑事案件，或者关乎绅士们尊严问题，一律禁止决斗；1559年巴黎议会颁布文告：任何人如果从事、协助或怂恿决斗，那他就是国王的背叛者，法律的违背者及和平的破坏者。此后，其他欧洲国家也先后颁禁令明确反对决斗。[6] 2. 大学的兴起。各种神裁方式的相继消失更深层的原因应归功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大学的建立使学术论证方法不仅被运用于审判制度构建或存废，同时运用于个案的处理，使案件处理方法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而更为直接的是，大学里的法律专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法官知识和权威的不足，为“神裁”向“人裁”顺利过渡奠定了智识基础。 11世纪后西欧各地先后建立了一批世俗学校，如巴黎大学、萨加曼加大学（西班牙）、海德堡大学等。大学的兴起不仅促进了理论科学的发展，还培育了一批享有声望的学者和专家，这为诉讼专家意见制度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法律专家对案件的参与对于恢复罗马诉讼传统，增加审判活动的理性，解决神职人员退出世俗法神裁活动后世俗法官缺乏权威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3. “人裁”基本方法的确立。科学理论的发展为审判活动提供了理性、可靠的方法。13世纪后期神明裁判被取消，欧洲大陆并未能如英国一样幸运地发展出陪审团来解决危机，何者来主持审判成为一个难题，“法国与英国的差别在于政府行动可以凭藉权力和资源……当考虑到召集6名或者12名甚至更多可信的人集中到某个地点、并让他们宣誓后作出一个判决的困难时，一个更容易的、也更为可取的选择一定是单独分别地向那些人被当事人提交的或者有某种理由相信他是清楚案情的人提出问题。”[3] 选择这一进路的思想基础有两个：一是人能够认识过去发生的案件事实；二是调查、推理以及更广泛地使用证据的方法能够确保法官找出案件事实，而这正是启蒙思想家（包括教会的启蒙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取得的重要成果。此外，逻辑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为指导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了智识支持。逻辑学在中世纪后期已被广泛运用于宗教神学的理论论证之中，著名的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作为基本的法律适用方法逐步发展为欧洲大陆国家进行法律适用的传统，而数学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逻辑学的发展，数理逻辑为人们推导和证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更科学的方法。这一切推动欧洲大陆走上了一条以准确发现案件事实，以确保实体裁判准确性的道路。“在欧洲大陆，教会撤走了体现温和教义的证明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构筑了一套旨在准确发现案件事实的证明方式。”[7] 这套“旨在准确发现案件事实的证明方式”是赋予普通法官调查权和裁判权，并准许法官走出法庭调查，允许他们除了使用人证，能更广泛地使用包括实物证据在内的证据。 （二）法定证据制度下证据裁判的特点 法定证据制度中的证据裁判以“量化”为基本特征，即立法不仅明确量化单个证据证明力，也量化证明标准，如两个可靠证人的证言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明”，达到“一个完整的证明”方可定罪。任何两个证明力达两个二分之一个的证据证明力相加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任何两个证明力为四分之一的证据证明力相加为半个完整的证明。[8] 这种机械的、僵化的规则尽管违背了人类认识的经验，但历史地分析，却无法忽视这一制度中隐含的进步性和合理性。首先，神裁制度下法官运用证据并不在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建立一个清晰的联系，而仅仅是在证据与判决之间建立起联系，因为法官运用证据仅限于审理活动开始前作为分配举证权的依据，而一旦完成这个任务，证据也就失去了作用。这样，人们在审视一个案件究竟是否为错判时就无法沿着事实与证据间的关系进行检视。而法定证据制度下的证据裁判则将证据与案件事实认定对应起来，使人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法官误判到底错在哪里，从而为上诉制度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二，法定证据制度将经过积累和检验的经验法则进行归纳和提炼，并上升为约束法官自由裁量的规则，体现了一种理性的态度。法官作为人，其判断力是有限的，人性的弱点也不可避免，以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规则指引和约束法官，无疑是对智力、经验有限、无法抵挡各种诱惑的法官的有力支持。尽管经验法则的多变性和盖然性影响了其作为固定规则的准确性和适应性，僵化地运用这些规则也违背认识规律，但法定证据制度的许多证据规则仍有其合理性。如“数量规则”对于“孤证”——一个证人证言——定案的否定，“经验告诉我们，两个没有‘串证’而且正直的证人就其直接感知的案件主要事实做出的相互吻合的陈述，可以证明该陈述事实的真实性。这一规定符合司法证明的一般规律。”[8] 又如“证明力递减规则”，即“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个人信誉有瑕疵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减半”，“受到对方有效质疑的证据的证明力再减半”，这些规则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有其实践合理性。第三，承认情况证据的证明力。情况证据是指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需要进行推理才能对要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的证据，在当今的英美诉讼理论上，情况证据用来证明对诉讼认识产生后果的事实，对诉讼认识产生后果的事实主要包括以下三类：（1）构成原告主张或被告辩护要素的直接证据事实；（2）可以从中推断出相当于起诉或辩护要素事实的那些事实，即证明起诉或辩护要件事实的中间事实；（3）有助于对诉讼中其他证据的证明作出分析评价的证据性事实。肖建华. 美国证据法上的情况证据[N]. 人民法院报， 2005-1-21 （6） 它对于印证直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主要证据事实和中间性事实的存在有证明价值。“中世纪的教会法和大陆法学者也认识到，某些类型的犯罪不能产生符合质和量要求的证人证言，因此允许法官在不能达到正常的证明标准的特殊犯罪中使用情况证据。在这些犯罪中，情况证据能被用以获得法律上的完全惩罚。比如像通奸、鸡奸、杀婴等犯罪，可被推定和1/2的证言所证明。”[9]情况证据的适用巧妙增加了法官对证据的裁量权，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法定证据制度的僵化和刻板。 应当说，法定证据制度进一步明确了证据在裁判中的作用，对于巩固证据裁判这一规则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当神职人员从世俗法院退出后，如何使无信仰支撑的世俗的法官的裁判被普遍接受即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立法明确规定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一个必然的出路。学者认为，法定证据制度预先明确的只有证据的证明力，事实上，欧洲的法定证据制度除了量化证据的证明力，并不排斥对证据能力的规范。以当时的法国为例，尽管刑讯已是主要之侦讯手段，但法律仍对拷问的要件、程序、程度以及口供的记录方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不符合要求的口供将在程序上产生失权的效果，在实体上拷讯者将被追究相应责任。王亚新. 刑事诉讼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性的问题[J]. 比较法研究. 1993 ， （2） 此外，它能有效防止法官依据不可靠的证据误断案件，“防止法官专断”。[10] 法定证据制度中所包含的要求按可靠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思想即便今天看来进步性也显而易见，这一时期法定证据制度的一些规定，如“在欠缺法律所预定的必要的证据的时候，不许论罪”，[10] 在证据达到法定要件时仍允许法官保留怀疑的态度并继续搜集证据（或对被告人作其他处分），即要求裁判者在严格遵循证据规则的同时，仍须遵循其形成内心确信定罪，等等，加洛林纳法典规则，对于被告人之自白允许法官继续调查取证；1670年王令要求要有其他半证据来排除怀疑。这些规定较之早期的法定证据制度，其刻板性已减少了很多。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严格依量化证据标准裁判的情况已不多见，许多法典都作出规则，要求法官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定罪量刑，如1853年《奥地利刑事诉讼法》规则，对被告人自白，“必须与重要各点和有关犯罪行为的现有资料相符合”才能认定；1857年《俄罗斯帝国法规全书》规定，对口供，只有“所陈述的行为情况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不能使人有所怀疑”才能认定。张友好. 经验与规则之间：为法定证据辩护[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5， （6） 距今天的证据裁判原则的距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远。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从两个层面界定证据裁判原则：一是从历史意义上，否定神裁，强调证据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不是认定事实的根据；二是从规范意义，强调法官必须根据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而且只有经过调查之后才能认定构成犯罪核心内容的事实。[11] 法定证据制度为现代证据裁判原则确立提供了重要基础。法定证据制度下的证据裁判所体现的理性精神与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展而带来了理性复苏有着紧密的关系。 当然，法定证据制度下证据裁判的非科学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形式主义在证据法典化运动和依案卷裁判的推波助澜下迅速使法定证据制度下的证据裁判偏离了正确的航向。 三“高精技术证据时代”的证据裁判： 主体与方式的困惑 （一）谁是裁判主体？现代科技带来的裁判主体困惑 1923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就Frye 诉美国一案作出判决，宣布辩护方提供的测谎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因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没有能够证明心脏收缩压理论被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所普遍承认，由此确立了科学证据可采性的判断标准——“普遍接受”规则，即“在其所属的特定领域中已经获得普遍的接受”。Frye案涉及了一项新科学技术——心脏收缩压检测。其原理是，当一个人试图进行有意的欺骗时，这个人的心脏收缩压会发生改变。因此，通过仔细监控测试对象的心脏收缩压，专家就能够确定某人是否是在说谎。Frye案中，辩方聘请的专家对被告人进行了测试，并向法官提供了被告人在中止实施犯罪时是诚实的意见。但法官判定该专家证言不具有可采性。 “普遍接受规则”尽管未被立法所明确，但自产生后影响不断扩大，到20世纪70年代，已成为美国法院压倒性的多数意见。[12] Frye规则事实上谕示了判断科学证据可采性的主体不是法官，而是该专业领域或相关领域内的专家。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1993年的Daubert 诉Merrell Dow 医药公司案，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推翻了Frye标准，确立了新的经验有效性标准。代表联邦最高法院撰写裁决意见的Blackmun大法官在其意见中提出：审判法官肩负着重要的“守门”职责，应当对所提供的科学证据进行可靠性审查。从Frye规则到Daubert规则，科学证据可采性问题的决定权从专家手中又转回了法官旗下，在这场谁为证据问题裁判者的斗争中，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变化令人迷惑：科学证据一般具有原理专业、内容艰深、形式多变的特点，因而人们无法依普通人的经验和知识判断其可靠性，法官在知识上的优越性一般体现于法律及相关的社会实践知识领域，判断科学证据可靠性所需要的专业知识证则并不必然优越于常人。换言之，科学问题交由法官判断是否可行以及如何才能可靠？ 在对抗制下，解决科学证据问题的重要辅助制度是专家证人制度。源于14世纪的专家证人制度目前在英美国家适用范围广泛，将“具有本行业知识、技术、经验和教育的专家”吸纳到诉讼中来弥补了法官专业知识的不足，美国学者富兰西斯·威尔曼在《交叉询问的艺术》中写道：“早在十四世纪，英国就承认诉讼中需要有专家证言，在依赖普通证人的证言之前，法官们就要求专家证人给以帮助。”[美]富兰西斯·威尔曼，周华，陈意文. 交叉询问的艺术[M]. 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 控辩双方“争斗”的案件事实发现机制能有效激励双方尽力去揭示对方所提供的证据中存在的问题，发掘对方不成熟或不正确的理论或技术。与此同时，证据可采性认定程序的开放性能保证法官获得充分、全面的信息，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一前提下，坚持将科学证据可靠性交由法官判断，还能避免专业人士裁判的弊端，如专业垄断，以伪科学或不成熟的科学技术作为裁决依据，任意裁决（如通过任意扩大或缩小相关领域的范围满足可采性判断标准）。 大陆职权主义模式下，鉴定人被视为帮助法官解决专业问题的人，是法官的助手，法院有权从法院或官方授权的有鉴定资质的人或机构中聘请鉴定人，而一旦确定了鉴定人，案件中的专门性事实的确定权即交给了鉴定人。当需要鉴定的事实是案件的主要事实时，鉴定人即可能成为案件事实的实际裁判者。当然，为了防止这其中的技术垄断，解决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公正性和中立性的疑虑，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制定了特定的制度，如法国实行“双重鉴定原则”，除极为简单的鉴定事项外，预审法官都应聘请两名以上的鉴定人分别对同一事项进行鉴定；德国推行“参与鉴定”制度，允许当事人在不妨碍官方鉴定人工作的情况下聘请自己的鉴定人参与官方的鉴定活动。[13] 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到底应当由谁来决定更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更有助于实现诉讼的价值，各国的实践令人迷惑，亦或者裁判者是谁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构建能确保信息充分展示，鉴定意见被充分论证和参与的机制则更为重要。 （二）依什么证据方法证明？科学技术带来的证据方法困境 科技时代刑事诉讼证据裁判之武器——证据不仅类型层出不穷，证据收集之方法也有别于传统社会，证据类型在科技时代变幻莫测。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新的技术不断被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成为描述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和载体，记录人们的行为和状态。而如果这些生产和生活环节中出现犯罪行为，这些记载和描述都可能因记载了犯罪信息或有与案件处理有关的信息而具有事实上的证明价值。因此，一个国家的证据形式制度对于充分、有效、合理利用这些证据有重要影响：一个相对开放的证据体系对充分、合理利用新类型证据大有裨益。英美国家采取的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立法中对证据形式并不做限制，界定证据仅为规范取证行为、帮助审查判断之用。而关于具体某个种类的证据是否可采，则通过判例和证据规则补充。这样既保证了制度的稳定性，也能克服立法过细造成僵硬、机械的缺点。以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为例，《规则》中粗略地规定了言词证据、实物证据和司法认知、推定，但这几类证据均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涵盖力，许多新类型证据可被解释入这个证据形式系统。另外，可采性规则作为调节工具，使法官成为证据可采性的真正守门人，这样既有利于新类型证据在诉讼中发挥证据价值，又能防止不谨慎地认可。英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这样，新类型证据可通过律师及法官的解释自然地被吸纳到包含力极强的现有的证据类型系统中。 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重视证据体系的构建，其中包括证据种类的划分，因此往往有一个明确的、细分的、成体系证据形式系统，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涉及到的证据形式包括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物证、勘验笔录、书证、鉴定等，[12] 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包括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物证、书证等，但两国立法均未规定诉讼证明只限于这些证据种类，法官能根据已提交并经过双方辩论的证据作出自由判断。《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编第二章中规定了七种典型的证明方式（或称证据种类），但如果案件中出现了法律未明文规定的证明方法（称为非典型证明），一些条件下非典型证明方法也可以转化为典型证明方法。[14]显然，即便是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也不采取封闭的做法。 相比之下，我国与俄罗斯所建立的证据形式体系相对封闭。2001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74条第2款规定：“允许作为证据的有：（1）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陈述；（2）被害人陈述、证人的证言；（3）鉴定人的结论和陈述；（4）物证；（5）侦查行为的笔录和审判行为的笔录；（6）其他文件。”[15] 只有符合这六种类型的证据才允许适用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 第2款规定更为严苛，连例举式立法中常用的“兜底”条款也没有。这一体系明确排除了新类型证据的合法性，从而将科技时代可能出现于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新型科学证据排除在外。从司法证明角度看，不仅极大地影响证明的效率，给司法人员完成指控增加难度，而且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司法人员充分利用科技证据及其他物证的积极性被遏制，证明不得不依赖口供和证人证言，这对科技时代的诉讼活动是十分致命的。 四结语 我国目前正在致力于刑事证据制度建设，致力于将我们的刑事程序建设得更加文明、更加民主、更加有规范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科学技术影响。上世纪初，新的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警察贪腐和侦讯野蛮等问题的解决，今天我们同样处于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同样面临着提振社会对警察及司法人员信心的环境，大胆、充分同时又谨慎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无疑是一个理智的选择。然而，在刑事证据制度构建中同样不能忘却的是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带来了刑事司法证明方法的革命，从而极大提高了证明犯罪准确率和司法活动的效率，另一方面，伪科学或错误的科学理论又会对诉讼证明实践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在美国西弗吉尼亚，一种错误的基因测试方法在10年间被数百位案件的专家证人使用，导致数百名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16] 因此，公正的程序，当事人充分有效的参与，合理的专家参与制度对于正确利用科学技术完成司法证明至关重要。 科学技术史论文:范例式教学法在科学技术史课程中的应用 摘要： 范例教学运用于科技史的教学，能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受到全面训练，促进他们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实际例子，分析了范例教学法在科学史教学中的作用，范例的选取和搜集应遵循的原则，范例教学的实施过程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助于提高科学技术史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范例教学；科学技术史；高等教育 0 引言 科学技术史是高校培养当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大学生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脉络和历史演变，掌握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方法，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培养科学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科学史能打破文理隔阂，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能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因为如此，科技史教育在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有着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特殊的功能。[1]74 1 范例教学法在科学史教学中的作用 传统的科学史教学方法，大都是采用“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在被动的教学地位。科学技术史的内容包罗万象，内容涵盖面广，如果采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主体地位得不到发挥，学生的创新精神难以发展，学生往往忽视科技史在实际中的应用，最终导致厌学和怕学。 学习方法是学好一本课程的关键。好的学习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范例式教学法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方式。它是通过模拟真实的事例，在特定的情景中进行体验，分析和解决。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具体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1]78范例式教学以典型范例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学习典型的范例从而掌握一般，进而借助于一般原理和方法形成积极有效的学习。科技史由许多史料组成，许多史料就是典型的范例。范例教学法和科技史结合，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把典型性、代表性的历史事例作为引导学生发现规律的突破点，利用这些突破点将科技史的知识串成一个整体，学生通过将学习过程中前后问题、模糊的知识有机联系，最终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实现教学目的。在科技史的教学中应用范例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探究性和创新性。 2 科学史教学中典型范例的选取和搜集 范例式教学中的范例是教学的关键点，教师应根据科技史教学的内容和教学对象，精心搜集筛选范例，这是范例教学法应用的关键。一般来说范例的选取和搜集应遵循以下原则： 2.1 范例要生动、有趣、具有代表性 选择生动有趣的案例能调动大学生积极主动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积极思考，唤起学生原有知识结构，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积极分析思考问题，理解新知识。 2.2 范例的选取要难度适中、贴切 范例的选择要符合大学生认知特点，难度适中，给学生一定的思考的空间，让学生能够有效参与到课堂中。 2.3 范例要具有较大的迁移效应 范例的选择要能够让学生从特殊个案推演到一般，在讨论和分析范例时往往会引起学生的联想，类比，这就是知识迁移的过程。可以帮助大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易于同化和顺应新的知识，建构一种有意义的教学过程。 2.4 范例要和科技史专业相联系 范例的选择和本学科相联系，一方面有利于本课程教学的开展，另一方面也更能够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所学的内容。例如在讲述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对物理学的贡献时，浮力定律的发现是一个重点，可以采用范例教学法。教师首先讲述浮力定律发现的过程，提出问题：“中国曾经利用过浮力定律，你们是否知道？”通过这个问题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引出“曹冲称象”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引导学生思考：第一，中国传统思维和西方科学思维的异同。第二，通过范例，教会学生两种思维“替代法”和“综合法”。阿基米德鉴定皇冠的真假使用了替代法；曹冲称象就是使用综合法的典型例子。教师通过引导，带领学生分析，培养学生的发散式思维模式，带领学生分析，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阿基米德鉴定皇冠的真假和曹冲称象这两个大学生耳濡目染的故事。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典型范例，这两个范例本身就比较生动有趣，能够激起大学生的兴趣。两个范例具有较大的知识迁移，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在进而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科学方法。 3 范例教学的实施过程 范例教学过程中范例是教学的中心，教师应在课前首先选择，分析好范例。根据教学目标和任务，选择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的典型范例。再根据范例的基本特征进行教学分析，为范例的分析讨论和范例教学的实施作指导。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适时、适度地提问引出范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通过学生思考，相互讨论，各抒己见，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意见，教师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调动学生积极发言，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思维能力。当学生的思维走向误区时，教师要正确加以引导，但是不要给学生过多的提示，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这样学生能更好地从范例学习中掌握知识和规律。通过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讨论，进一步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和分析问题，对范例做出总结，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 对范例进行充分讨论后，教师要对讨论及时作出总结、评论，指出优点和不足之处，对讨论中有代表性的观点，给予及时的表杨。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学会理解其他学生的不同观点，懂得欣赏别人，注重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帮助学生进行知识迁移，理解所学内容的重难点，达到教学目标。 4 范例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4.1 正确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范例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由于教育对象是大学生，教师往往会把学生的主体地位绝对化，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整体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具有一定的掌控、调剂教学进度和课堂气氛的能力，通过适时、适度的提问，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使案例教学法在课堂上能得到充分发挥。 4.2 注意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科技史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积累，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大学生掌握和运用科技发展的规律。科技史一方面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史后面还隐藏着在这些科学事件背后起支配和影响作用的方法论，科技史本身也是一门科学方法发展的历史。例如，欧几里得建立使用公理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演构成了逻辑演绎体系；亚里士多德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形式逻辑；伽利略建立了研究物理的数学方法，牛顿在经典力学研究中建立了微积分方法，现代物理学中形成和完善了对称方法等。教师在使用范例进行教学时，要让学生学会掌握、运用和更新科学方法，并能将这些科学方法学以致用。 在科学史的教学中还要培养学生尊重科学，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能力。科技史的讲授如果完全使用传统的公理化、逻辑化的讲授方式，就会忽视学生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合理使用范例教学，能加深学生对科学原理实质的理解，给学生以科学创造的启示。例如：在有关原子核物理学的内容时，涉及的内容凌乱复杂，可以以原子结构的探索发现过程作为范例，引导学生将电子的发现、汤姆孙模型、α散射实验、卢瑟福有核模型、玻尔量子化原子模型、薛定锷方程的建立等知识点连成一条线。最后提示学生：“直到今天，人们仍没有停止对于高激发态、高电离态的原子结构以及粒子与原子碰撞时的行为的探索，仍然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进一步激发学生对未知科学的探索欲望，尽量避免如爱因斯坦说的“几乎总是以完成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体验不到探索和发现的喜悦，感觉不到思想形成的生动过程，也很难达到清楚地理解全面的情况”。 4.3 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素养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适时使用范例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性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5 案例 以下是“基本粒子物理学的进展”范例教学案例。 5.1 课程导入，引入“个”案 在章节的学习内容中，学生最难于理解并掌握的内容就是本章节的重难点。教师在课前要设计一个与范例相关联的个案，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学习的重难点，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大学生来说，通过对范例案的学习，让学生懂得敢于根据客观事实冲破传统观念，是科学发现的关键。对此在教学中，以“杨振宁和李政道对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为例，首先简要介绍宇称不守恒的规律发现的简要过程。之后，教师向学生提问：从宇称不守恒的故事中，你学到了哪些有价值的学习的方法？这个故事对你有何启示？通过这些问题，激发学生思考。引出范例，通过教师从具体的个案范例中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范例，也就是整个教学的重点。 5.2 引导学生进行“类”的探索 通过对“宇称不守恒”定律这个案例的研究讨论，学生理解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位科学家的科学发现冲破了传统观念。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在科学史中找出类似的科学发现的案例，这就是从“个”案阶段向“类”的阶段过渡。在科学史中类似的事例很多，哥白尼冲破“地心说”，爱因斯坦冲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创立了相对论等。 5.3 理解普遍规律 通过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学生成功地找出隐蔽在“类”后的内容，即冲破传统的思想束缚是科学发现的关键所在。把从个案到类的认识提高到对规律性的认识，从而理解科学发现的普遍特征和一般规律。 5.4 学与致用 经过前三个阶段的升华，学习重点转向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开拓、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过程，教师让学生回答第一阶段提出的问题。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并掌握资料检索法和协作法。并学会运用这两种方法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最后是评价阶段。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小组对学生评价，最后老师评价。通过综合评价来确定学生的综合成绩。 总之，范例教学运用于科技史的教学，能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受到全面训练，促进他们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科学技术史论文:论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历史变化关系探寻二者动态平衡 摘要：设计是人类的智能性活动，艺术与技术是设计的两大重要特征，在设计发展历史上，艺术性和科学技术性一直左右着设计的发展方向；在艺术史上每一次新的风格都会给设计带来新的启发；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的科技进步也无不给设计带来新的飞跃；科技进步，社会文明，文化艺术水平的提升也赋予了设计新的内涵。人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要求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统一起来，设计师在设计作品是应清楚认识到，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与时俱进的过程，任何使艺术与技术的分离或者艺术与技术不恰当的结合都会造成设计的根本失败，因此设计师应分析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历史关系，探寻二者之间变化规律，把握时代特征，顺应时展潮流，真正实现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动态平衡，设计出真正社会需要的设计作品。 关键词：设计艺术；科学技术；平衡；统一 人类原始时期、手工艺时期、现代工业化时期因生产力水平不同，设计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为适应社会生产力需要，设计要不断的变化发展，艺术与技术为适应设计时代要求，也在不断寻求二者之间平衡关系。 一、人类早期“实用性”设计 从广义上讲设计是人类一切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原创性活动，设计是人类的智能性活动，当人类产生以后为了生存便有意识有目的进行加工活动，由此设计便产生了，在设计萌芽阶段，以石器为代表的原始设计阶段，在此时期石器是最主要的工具，石器设计是原始设计最主要的设计内容，生产工具的设计创造对早期人类由猿向真正人的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生产工具的创造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人类造物活动的初始时期，人类智慧性活动完全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这个时期“实用性”是设计的主导倾向。 二、手工艺时期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 在新石器时代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人类完成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成为独立的行业，手工工匠专心于器具的制作，建筑、手工艺、服饰等专业、独立的行业性设计逐渐出现和发展完善起来，创造了辉煌的手工业文明。在手工设计阶段，手工制作中设计与生产是密不可分的，设计者在富于艺术构思的同事也精通材料和技术，因此手工业时代是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造就了传统设计的辉煌。在这个时期设计师不仅是技术人才同时又是艺术家，设计作品不仅是技术材料的体现，更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在这一时期，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希腊和罗马、古代中国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但是手工业时代的设计最重要的特征是对金属材料的运用，以及纯粹依靠手工工艺的生产过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封闭性、稳定性、保守性也造成了手工艺设计的完整性和延续性的突出特点。 三、工业化时期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之间变化关系 进入工业化时期，科技的进步，生产方式的改变，打破是传统手工设计中艺术与技术结合模式，该时期艺术与技术之间变化关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艺术与技术逐渐分离阶段；第二阶段是艺术与技术矛盾时期；第三阶段是探索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新的统一。 1.艺术与技术逐渐分离：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科学观念渗透在技术领域，技术知识逐渐走向理性分析阶段，与艺术感性思维产生距离；而该阶段艺术的概念也在开始强调艺术类的精神属性，艺术也逐渐与使用的概念和技术的概念产生分离。18世纪初期荷加斯的著作《美的解析》为最早的设计理论专著，荷加斯分析了以线条为特征的视觉美和以使用性为特征的理性美，认为使用的理性美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使用者的使用需要为目的。18世纪艺术家巴托把艺术分为实用艺术，美得艺术，以及一些结合了美与功利的艺术；伴随着美术感念的出现，产生了大美术和小美术的区别，由此混为一体的技术与艺术才略有了区别。1750年德国哲学家、美学家鲍姆嘉通创立了“美学”使的艺术与技术分离更加明显；在西方18世纪中期哲学家黑格尔否认使用艺术作为艺术的特征，并且当时许多艺术家认为美的艺术高贵于使用艺术，由此许多艺术家不愿涉足于使用艺术领域，出现技术家不在干涉艺术，艺术家不再关心生产生活，最终导致艺术与技术的分离。 2.设计产品中艺术与技术矛盾时期：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人们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好处的同时，技术与艺术分离似乎更加明显，在产品中集中反映了艺术与技术之间的矛盾，虽然工业革命带来新技术、新材料和新的上产方式，却没有给设计带来适合的新艺术可供借鉴，于是导致了新问题的出现：与手工生产相比，机器的批量生产带来产品艺术质量的急剧下降和消费者艺术品位的降低。1851年英国水晶宫博览会作为世界工业化时代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暴露出设计的严重不足。人们在使用工业产品的同时，审美趣味却停留在古典装饰风格之中，促使设计师在工业产品上装饰古典风格样式，导致艺术与技术的严重不协调，如何处理艺术与技术之间分离带来的缺陷成为设计师，艺术家，理论家开始考虑的时代问题。从而设计作为技术与艺术的结合的时代即将到来。因而水晶宫博览会所展示的成就和暴露的问题成为工业设计理论和实践起始点——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直接原因。 3.探索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的新统一：1、工艺美术运动主张艺术与技术的结合的原则，它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莫里斯倡导的在英国掀起的影响深远的设计运动，该运动主张艺术与技术的结合，要求美术家从事产品设计反对纯艺术，该运动的本质是通过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来改造社会并建立起以手工业为主导的生产模式。工艺美术运动虽然有他的局限性，但它唤醒了人们对设计的重视，探索了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以及设计与艺术的伦理道德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前瞻性工作， 打开了现代设计的大门，在之后的设计发展中，设计艺术与技术之间不断的寻求新的平衡。2、新艺术运动虽然不怎么反对机器生产，积极探索适应现代工业技术的艺术装饰，但是由于艺术装饰过于复杂，所以该设计风格并不适应现代工业批量生产，设计艺术与技术之间并没有实现统一；3、装饰艺术”运动几乎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同期诞生，具有手工艺和工业化的双重特点，在设计上采取折衷主义立场，由于它考虑到了人们对产品形式的多样化需求和对精美手工制作的热爱，还部分照顾到了批量化生产的要求，所以在短期内风靡一时。然而，以当时尚显稚嫩的工业技术水平，要让大机器批量生产的产品兼具手工之美实非易事，能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条件的产品设计少之又少，因而，“装饰艺术”运动经过短暂的流行后很快销声匿迹。无论是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还是欧美的“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都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它们的中心是逃避乃至反对工业技术，反对工业化，反对现代工业文明。而且以上三个设计运动在艺术上借鉴的都是繁杂细密的传统装饰。但是，大工业生产初期的技术水平和批量化的生产方式显然无法完成产品的这种艺术追求。与手工技术相比，大工业生产技术无疑是一种进步，问题在于找到能与这种先进的大工业生产技术相匹配的艺术加以整合，创造出能代表大机器时代的优良的设计。4、人们希望在保持物质进步的同时，也能享受机械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如何掌握机械的艺术潜能，探询的目光投向了最具活力的现代艺术。大工业技术与现代艺术中的客观化趋势相结合，直接促成了一场现代设计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现代主义风格的确立，是现代工业技术与艺术走向结合的必然结果，现代设计的本质是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艺术与技术的辩证统一关系是现代设计师们的基本设计理念，但是，设计中技术与艺术的平衡永远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技术在不断发展，人的精神需要也是复杂多样化的，当技术的发展为这种多样化的需求提供了实现的条件后，设计也就从以现代主义为主而走向了多元化。 结束语 且不管何种形式、风格、流派都是围绕着艺术与技术之间相互关系中进行和开展的。如在以上设计几种主要风格中，每一种风格的盛行都显露出了艺术与技术之间微妙的关系。设计是技术与艺术的综合，在设计中，技术和艺术是矛盾的统一体，两者完美结合，造就优良的设计；当设计中的技术与艺术达到动态的平衡时，设计表现为一种较为稳定的风格。技术在革新发展，艺术在不断变化，设计也就呈现出不同的面目；数字化时代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关系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需要重新思考定位。新时代背景下，虽然有人性化设计、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设计等不同价值取向，但设计仍然以艺术与科学技术为实现手段，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关系在新的时代依旧存在并更加紧密，而技术与艺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 科学技术史论文:学习科学技术史的意义 [摘要]科学技术史不是单一学科的历史，它不仅是一部综合的历史，而且是科学历程的历史。科学技术史从哲学方面来说是做事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从人文方面来说则是科学精神对人生观的影响和科学家留给后人的学术成果。学习科学技术史可以使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关键词]科学发展 哲学 意义 科学史研究是描述和记录各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还揭示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在面临重任和挑战的今天，系统的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史不但是学术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一、科学技术史使人的世界观改变并让人们形成新的思维方式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科学在哲学方面的贡献就是对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马克思很早就说过，科学进入人们的生活，它比宗教、政治、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形式更为有效影响和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 回望人类思想的每一次变革，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的改变总是影响着人们世界观的改变和新的开拓性思维方式的形成。具体表现大致有如下几方面：（1）科学术语到处被运用；（2）科学方法被广泛使用；（3）科学理论到处被引证；（4）大科学家被人们爱戴。 从科学史与方法论的关系上来说，首先我们看到：每一部科学方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史；再者，科学的不断发展促使着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逐渐融为一体。研究和学习科学技术史能很好地开拓世界观的改变和开拓性思维方法的形成，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 二、学习科学技术史能使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科学技术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景图，以全球的视角详述了西方、东方等文明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传统。从人类进化到旧石器时代，从巴比伦到亚里士多德，从中国象形文字到地动仪，从玛雅文化到哥白尼的日心说，从笛卡儿到法拉第，从工业时代到工业污染，等等，向我们展示了整个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过程。 学习科技史不仅是对科学成就的崇敬和对科学精神的思考，更多的是对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对创新的深入理解。学习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使我们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三、学习科学技术史，能够更好地认识科学，从源头上透彻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还可以促进科学的创新 从人类的进化到最早的科学研究，一路走来领略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巴比伦的文字体系，埃及的数制。从毕达哥拉斯定理，柏拉图立体，亚里士多德元素，到哥白尼的地心说，笛卡儿的世界体系，法拉第的力线，达尔文的燕雀，从人类旧石器时代的文明到中国的象形文字，玛雅文明，再到工业时代，科技史徐徐地向我们展开了一幅画卷。从这幅画卷里我们温故而知新，站在历史的肩膀上而创新。 四、学习科技史增强集体主义的责任感 科学的发展是一项集体的事业。“集体”二字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科学需要我们和同时代人同心协力，需要我们像一个集体一样合作，而且需要我们世代相传的前赴后继的合作。在不同的条件下，科学的历史发展能够导致类似的行为。让我们回望科学几千年的发展史，不管是古老的东方还是西方世界，都曾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古代文明，不管世界各个国家，都曾在近代科学中一度占据中心位置而对之做出过巨大贡献。从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科技对于近代科学的巨大影响，从开普勒在第谷的天文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又在开普勒和伽利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学立足于法拉第实验定律，现代遗传学重新发现孟德尔定律等一系列科学史事实，我们可以体察人类智力接力的承继性，牛顿因而感叹：他所以能看得更远，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所以，科学技术史是一门伟大的交叉学科。十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加强科学的普及工作，科学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学习科学技术史，不仅让人们全面了解了科学的发展历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其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使我国的发展更快更好。 科学技术史论文:简论科学技术史 摘要：从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的关系入手，简要论述了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问题，以及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几种不同的取向。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历史科学 内史 外史 广义的历史是所有人的生活历程。科学探索和技术创造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技术和科学的产生，才使人类的生活和其它动物的生活产生了质的区别。技术的历史反映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变化轨迹；科学的历史同人类精神、思想和世界观的进步密切相关。因而，科学技术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然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较晚。但是，由于科学理性的巨大力量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前进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史研究逐渐成为人类文化史、社会发展史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内容。 1　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 科学技术史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描述的是科学和技术从生产到发展的史实，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历史。它是历史学领域中发展较晚、具有特殊性质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接壤位置的边缘学科。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SONTON.1884-1956）曾经指出，历史学发展中最早的领域是政治史、军事史，以后才是经济史，最后才是文化史。在文化的历史研究中，宗教史是最早出现的，然后是艺术史，出现最晚的则是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出现这样的研究顺序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系统的观察、实验与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的近代科学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17世纪。在这之前，历史的其他分支早已有人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了。经过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技术机械化、19世纪欧美国家实现的技术科学化和科学理论化之后，从经济在市场竞争和科学技术的带动下获得飞速发展的史实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和对科学技术历史的考察，才明确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又经历了为世纪社会实践的检验，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日益发挥了关键能动的作用。正是这种日渐深化的认识，科学技术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才逐渐被置于它应有的位置。 历史学家之所以拒科学史于门外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历史学家首先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其实，历史学研究的深人，要求历史学家的视野从战争、政治和帝王将相的范围内跳出去，向文学、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延伸，把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也包括进去。这种新的历史观就必然会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当然，科学史的发展也是其中。科学史的发展不仅从内容上是对历史学的重要补充，而且它将人们的历史观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能动作用等更广阔的领域。 第二，研究内容的差异。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史家常需阅读的是一些科学著作，这些科学著作则往往专业语言很强，对于多数只是在中学阶段接触过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就很难看懂。这样一代传一代，造成一些历史学家对科学史越来越生疏。 事实上，科学技术史，从它的内容来看，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较熟悉；若从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来看，他更倾向于社会科学。但是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者，还是社会科学的学者，研究科学技术史都有自己的某种局限，这正是科学技术史作为边缘学科的一个特点。 2　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 在科学史研究中，所谓内史（internal　history），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所谓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而这外部环境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许多方面。 内史外史问题，也不免要牵涉到上面所谈到的三种科学史研究方法。其实传统的编年史方法正是以前作纯内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国内以往大量的科学史论著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真正的深湛之作，却也不能不适度引入思想史方法），而成功的外史研究则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于社会学的方法。 从内史到外史，并非研究对象的简单扩展，而是思路和视角的重大转换。就纯粹的内史而言，是将科学史看成科学自身的历史（至少就国内以往的情况看来基本是如此）；而外史研究要求将科学史看成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思路的拓展和视角的转换，同一个对象被置于不同的背景之中，它所呈现出来的情状和意义也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可以简单归纳外史研究的三重动因： 第一，科学史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 第二，科学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 第三，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着眼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前两种动因产生于科学史研究者群体之内，第三种动因则可能吸引人文学者加入到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事实上这种现象近年在国外已不时可见。 3　科学史的三种研究方法 科学史研究，与其它学术活动一样，是一种智力活动，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按照学术规则运作，这就是科学史研究应有的方法，同时也就使科学史研究具有了意义。而比较有成效的方法，至少已经有3种。 第一种是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这种方法在古代史学中早已被使用，也是现代形态的科学史研究中仍在大量使用的方法，在目前国内科学史界则仍是最主要的方法。在中国，这种方法与当年乾嘉诸老的考据之法有一脉相承之处。编年史的方法主要是以年代为线索，对史事进行梳理考证，力图勾画出历史的准确面貌。此法的优点，首先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它。其弊则在于有时难免流于琐碎，或是将研究变成“成就年表”的编制而缺乏深刻的思想。 第二种是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使用，大体到20世纪初才出现。这种方法主张研究原始文献——主要不是为了发现其中有多少成就，而是为了研究这些文献的作者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重视的是思想概念的发展和演化。体现这种方法的科学史著作，较著名的有1939年柯瓦雷（A.Koyre）的《伽利略研究》和1949年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的《近代科学的起源》等。巴特菲尔德反对将科学史研究变成编制“成就年表”的工作，认为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这部科学史的整个结构就是无生命的，它的整个形式也就受到了歪曲。事实已经证明，了解早期科学家们遭受的失败和他们提出的错误的假说，考察在特定时期中看来是不可逾越的特殊的知识障碍。甚至研究虽已陷入盲谷，但总的来说对科学进步仍有影响的那些科学发展的过程，几乎是更为有益的。 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以及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科学史界影响很小。至于国内近年亦有标举为“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则属于另外一种路数——国内似乎通常将“科学思想史”理解为科学史下面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种指导科学史研究的方法。 与上述两种方法并列的，是20世纪的第三种方法，即社会学的方法。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这种方法此后得到一些左翼科学史家的追随，1939年贝尔纳（J.D.Bernal）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而几乎与此同时，默顿（R.K.Merton）的名著《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也问世了（1938年），成为科学社会学方面开创性的著作，这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史的更重要的派别。 以上三种方法，从本质上说未必有优劣高下之分，在使用时也很难截然分开。至于思想史和社会学这两种方法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可以有如下的认识： 思想史和社会史方法作为科学发展的两种解释，有它们各自独到的地方，但也都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虽已被广泛而且深入地讨论过，但是一种新的对内史和外史的更高层次的综合尚未出现，也许，以新的综合取代它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也许在理解科学的发展方面，它们都享有基础地位，唯有两者的互补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科学史。 总之，科学技术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对它的描述常常可以有许多侧面或采用多种方法。取向侧重的不同，其描述就会有不同的面貌和内涵。假若几个取向都能兼顾到，这当然很好，是较全面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仅是几个取向难以兼顾，有时甚至连一个取向也难以做好。对于科学技术史研究起步较晚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 科学技术史论文:高职院校可尝试开设科学技术史课程 摘要：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课程开设方面，高职院校普遍存在对人文素质教育重视不够的问题。科学技术史体现了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桥梁。科学技术史课程在高职院校的开设对人才的全面培养有积极作用，而且具有必要性和可操作性。 关键词：高职院校；科学技术史；课程设置 高职教育是区别于学科教育的高等专科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高职教育是适应我国经济迅猛发展需要的重要举措。本世纪以来，我国的高职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到2011年，我国具有招生资格的高职高专院校已达1228所，除高专类124所外，职业类院校1104所，其中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共100所。从学校数量上来看，高职院校与2011年普通本科院校（有1112所）相当。但是，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尚属年轻，在课程设置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对人文素质教育不够重视。笔者认为，人文科学课程的开设在高职院校中是必要的，并拟以“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学科——科学技术史为例，就该课程在高职院校的开设做初步探讨。 科学技术史及其教育功能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既涉及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又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所以，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而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史作为一门学科，一般认为产生于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1957年，我国建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97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科学史为理学大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标志着科学史这一学科在我国正式被确立。 乔治·萨顿（George Alfred Leon Sarton，1884～1956）是使科学技术史成为一门现代的、独立的专业学科的奠基人，他认为科学史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桥梁。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C.P.Snow）指出：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对社会是一种损害和损失，他在《两种文化》中提出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对立的问题。他认为，作为西方整体文化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正在被分割成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当代教育中构成了一种封闭的态势：两种文化各自培养出单面化甚至片面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限于各自的专业训练背景，只了解一种文化，而很难对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形成共识。如科学工作者只认公式、标准化和因果关系，而人文学者更在意一种诗意境界。由此导致他们对待同一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情感方面也难以达成有效的沟通。真正的后果是，人文学者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或加速度的确切涵义，而科学家则对司马迁和莎士比亚一无所知，知识的片面造成了理解和信任的危机。知识分子内部的对立，是对人类文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大威胁。 20世纪初，随着科学史的发展和人们对其作用的认可，科学史教育先后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开展。我国的科技史研究稍晚一些，科技史教育于20世纪末期才在高校有所普及，一批科学史博士点、硕士点及本科教学在一些大学相继出现，我国有条件的综合性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科学史选修课和通识课，并举办了相关论坛或讲座。 科学史的功能有很多，而且各家的看法大同小异，笔者可略举几个被普遍公认的、有关教育方面的功能。 （一）科学技术史对科学教学自身可以提供帮助 科学史的雏形只是简单地对某一学科的发展过程的记述，这类文章多见于科学专著的序言中，对了解及理解本学科的历史和发展很有帮助，因而这种序言至今仍屡见不鲜。科学史的这类作用被人们广泛认同。 早在1922年，法国物理学家保罗·朗之万（Paul.Langevin，1872～1946）在一次演讲中就专门论述了科学史的教育价值。他发现，在教学中忽略课程历史的一面而仅注意到实用的一面，会使科学教学表现出一种“教条式畸形发展”的倾向。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法（即科学史教学方法——笔者注）才可以培养出继承科学事业的人们，使他们体会到科学的永恒运动和它的人道价值。这种需要对于将来创造新科学的人们是很明显的，对于教育家和对于各种事业的先导者们也是同样重要的，而对于广大群众，对于那些只能满足于在学校读书的那几年所获得的一点文化的人们则是更为重要的。” 科学史教学除了有助于对科学本身的理解外，还可以从中学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这方面尤其体现在近代科学技术的教学中。例如，将天文学革命放到当时神学宗教的大环境中，就更能体现它的革命性。这样将科技的发展放入历史的框架中，既可以加深对科技革命的全方位的理解，也可以培养学生判断的头脑，更有利于学生理解并学习真正的科学精神。 人的大脑是一个复杂的机体，从多个角度理解一件事情显然要好于单向思维。对科学有立体丰富的认识不论从科学知识本身还是从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看，都是有益的。简言之，科学史就是要使科学变得丰满、真实、立体化，而不是孤立、片面地被人迷信追随，就像研究历史人物，要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处于当时复杂社会大背景中的人，而不单单是有某一项成就的职业化的人。 （二）科学技术史对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科技的伟大作用，这样就难免出现一个极端：“科技宗教化”。一方面，认为科学技术是最伟大的，无所不能的，它可以解决人类任何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将社会问题机械地套用自然科学规律加以说明，这种现象类似于牛顿力学之后，近代物理学家之间形成了“把一切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狂热”（恩格斯语），认为科学的万能性、技术的完美性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认为科学发展有其独立的规律性，不受社会、经济、文化、哲学等因素的影响，某一科学定律的出现、技术的发明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单一性。显然，这两种片面的认识都是错误的。 通过对科学史的学习，人们会了解到科学的发展不仅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更受社会各方面诸多因素的影响，更加认识到某项技术的发明需要经历很多历史的与社会的选择，包括技术多样性、延续性和选择性的因素，例如军事、经济、文化、人的心理、兴趣等各种条件。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在相当阶段对西方的影响就远大于对中国的影响，原因在于我们的汉字符号比26个字母要多得多，另外中国人对文字的艺术性即书法美的鉴赏要比西方人更为热衷。 不仅社会的发展会影响科技的发展，同样科技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的变革，人们利用科学的口号对社会进行变革的史例比比皆是。例如，利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阐述社会变革，用物理学史中打破“元素不可变、原子不可破”的事实为推翻陈旧的社会体制提供思想来源等等。 总之，科学与社会是联系紧密的，学生应该对二者有正确的认识，而科学史的教学会对此有重要的帮助。 （三）科学技术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学生了解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就更要深入理解诸如“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的问题。科学技术本身没有是非，关键要看人类怎样利用，这就需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掌握了科学技术之后，如何利用它，这更是至关重要的。原子能既可为人类造福，亦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武器。科技发展带来的后果已经越来越明显，生态的破坏使得人类居住的环境恶劣、臭氧层被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大气质量下降、克隆技术的泛滥使用、病毒的变异等等现象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所以，正确合理地利用科技造福人类，不仅是技术问题。加强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应该长期伴随学习与掌握科技的整个过程。就这一点而言，如何利用科技要比如何掌握科技对人类而言更为重要。 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课程的必要性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具有教育的一切共性。高职院校是进行职业教育的场所，而不是一般的“培训班”。“教育”是指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而“培训”是指培养与训练。教育与培训的核心都是一种学习，但并不意味着教育等于培训。培训是社会机构面向特定的受众，针对社会发展所特有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实践性的训练方式所采取的旨在缩小目标与现状间潜在差距的措施，重点是提高受众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强调工作能力的提升与物化。教育是教育机构面向广泛的受众，针对个性成长所特有的普适性问题，通过引导性的传授方式所采取的旨在夯实现实与未来发展基础的措施，重点是培养受众满足个性需求的能力，强调人类文明的传递与转化。教育是长期的、关注系统理论和人类普遍价值的活动，而培训是短期的、关注具体技术和组织自身文化认同的活动。培训更多地发挥着改善和提高个体具体的技能、知识、态度、工作能力、工作绩效的作用；而教育则更多地发挥传承和提升普适的人类道德、科学、技术、知识储备、精神境界的作用。因此，职业教育更强调的是对从业者长期的、全面的教育，不仅使之学会技能，还要使之具有文化素质。 然而，现在众多的职业教育工作者有断章取义之嫌，曲解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涵义，忽略了该理念提出的背景，导致了“纯粹职业教育”的极端。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解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的一段话：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转变，从传统的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 这段话是针对办学思想而言的。不难看出，“以就业为导向”是针对传统的以升学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是针对以前政府直接管理，“市场驱动”是针对原先的计划培养。整体理解这段话之后，便可知“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是办学理念，而不是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更不是高职高专课程安排的准绳。 可见，高职教育应该是对学生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全方位的教育。高职院校不应办成“培训班”，应该有也必须有校园文化和学校精神，作为一个地域性的高校甚至是当地的“最高学府”，除了培养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高级技术人才之外，引领当地先进文化也责无旁贷。教育是终身的，“教是为了不教”，教会学习的本领才是教育的本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除此之外，让学生以科学的精神掌握科学技术、正确使用科学技术并与社会相结合，是教育与培训的根本区别。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多数高职院校（其实有些综合性大学也有类似情况）偏重于“技术”教育，喊着“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口号，删减人文科学课程。就业和服务固然重要，但忽略了对学生的人文教育亦是教育的悲剧。学生学会了开锁技术就会乱开锁，就技术本身而言，开任何一把锁的技术可能没有太大区别，但打开未经允许的锁和打开允许打开的锁的后果显然大相径庭，这就不是技术的问题了。这当然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职业院校的学生在学习技术技能时，往往忽略了技术的两面性和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简单地迷信技术。这是对科技缺乏全面了解的表现。 爱因斯坦曾于1931年2月1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有过如下讲话： 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力度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人们绝大部分是一天到晚厌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劳动中毫无乐趣，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们一点点可怜的收入。……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些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至于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爱因斯坦提出关心人的本身要比懂得科学更为重要，这一点应为我们学习职业技术的学生认真体会。关心人自身、关心社会、理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都是科学史探讨的问题，而目前的教育正存在这样的问题。科学史不仅关注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更关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另外，科学史除有以上三点功能外，其科技普及功能也是被大家普遍认同的。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高职高专学生的知识面更浅、更窄。文科生不懂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不了解纳米技术、克隆技术，理科生不懂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甚至搞不懂“唐宋元明清”的顺序。对于一些常识性的知识，如简单的天文历法、公元纪年法的原理和来源更是“听之任之”，不去管它。多数人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是按阳历还是按阴历划分的，既不懂“年”和“月”的天文意义，更说不出“夏至”、“冬至”、“秋分”、“春分”的天文意义乃至时间。笔者就曾遇见一位高职专业教师搞不懂“为什么秦始皇要把自己的立国时间定在公元前一个不是特殊数字的年份”。这绝不是个案。 由此看来，在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之类的课程是非常必要的。 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课程的困难与可操作性 随着科学史学科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以及人们对科学史及其功能的进一步认识，科学史教学已在我国高等院校逐步展开。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相继成立科学史系。之后，又有多所院校成立了科学史研究与教学机构，并在师资上做了必要的调整。在中学教材上，也适当地增加了相应学科的科学史内容。相对于综合性高校，高职院校各方面的资源要差一些，有的高职院校由职业中专升格而来，有的则是从无到有。之前，由于我国高职几乎忽略科学史的教学，所以无论从师资上还是从教材上或是观念上，都在科学史教学方面不能和综合性高校相比。 在课程设置方面，因为科学史教学与学生的就业几乎没有关系，所以很少有学校将科学史教学纳入教学计划；在师资方面，由于教育体系、观念等原因，高职院校基本没有科学史专业教师；在教材方面，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发现专门为高职高专院校编写的科学史教材。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首先，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有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他们在高中阶段已经学习了一定的比较系统的科学内容，可以接受科学史教学而不会存在太大的知识障碍。其次，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不存在高中时期的升学压力，有条件注重培养自己的兴趣。 在课程规划方面，尽管职业教育课程中要求有更多的实践课时，但以讲座、专题报告的形式做科学史教学还是很具有可操作性的。我们不可能要求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对科学史有多深的理解和研究，实际在本科生中这也是很难实现的。在课程内容的设置方面，科学史教学不必追求系统化，只要讲授一些大众的科普知识和科学史上的典型人物和经典实例即可，一方面，可普及当前的科学前沿，另一方面，可学习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在师资方面，随着高校培养的科学史专业学生越来越多，虽然不能全部满足高职院校的需求，但可以通过培训、外聘、兼职等方式进行授课。由于科学史课程不像其他专业课程一样需要大量的固定课时，所以一座城市内的几所学校可以共享师资资源。这样既可节省人才资源，又有利于学校间的交流。另外，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不定期地聘请知名专家学者做讲座，既可普及科学史知识，提升科学史教学水准，也可丰富校园生活。 在教材方面，现有的科学史教材大多是为研究生和本科生编写的，有学科史如物理学史、数学史、技术史等，也有通史如中国科学技术史，但这些教材都不适合高职高专教学。笔者认为，专题形式的教材适合于高职教学，内容一是偏于技术，二是涉及普通常识即可。笔者曾于两年前与一位资深科学史家探讨编写高职教材问题，答曰“给我一年时间，就可以编一本满意的教材”。可见关键是导向问题，如果相关部门予以考虑，设置“课题”之类，适合于高职高专院校的科学史教材定能及时出炉。 由此看来，开设科学史课程主要在于人的观念和认识问题，而不是其他。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课程是有益的、必要的、可行的。用人文科学为职业技术院校学生的营养不良做补药是必需的；对于已掌握了技术即将走向社会的学生，用科学技术史帮助他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也是必须的。 科学技术史论文: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方法探析 【内容摘要】基于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做了一定的迁移性思考，本文分析了田野调查方法对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从具体方法上阐述了民族学中的田野调查法和科技史中的田野调查法之异同，进一步说明了对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的应持的态度。 【关 键 词】少数民族科技史 科技史 田野调查法 一、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侧重点 1．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目的 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隶属于科技史研究的范畴，是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具体方面。我们知道，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又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由此可见，我们研究科技史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与制约因素，是为了认识规律，以指导我们的行为，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然，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其目的归根结底也是如此。 2．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思路 基于科技史研究目的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审视，也应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既要研究少数民族科技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另一方面又要研究从产生至今，少数民族科技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及其与社会相关因素的内在联系。而要研究这两个方面，必须获得一定的资料，并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概况与猜想的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的方法，分类与比较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朔因与预见的方法，控制论思维方法，数学思维方法，模型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等等）加以整理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内隐其中的规律。因为只有有了资料，我们才能进行分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取资料，尤其是获取第一手资料，更显重要。 3．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侧重点 不同门类的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会有不同，但都必须符合科学方法论上的若干要求，否则其科学性就会受到质疑。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的研究关键是获取第一手资料。各门学科获取第一手资料有不同的方式。自然科学多以实验为基础，社会科学多以调查为基础。科学技术史是一个交叉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学科。所以其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也应以实验和调查为基础，这不同于单纯的历史学主要从文献中获取方式。少数民族科技史是以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而问题恰恰就在此，正如万辅彬教授在《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以往人们主要通过手头现成的科技文献从事科技史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则大都处于空白状态。”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内，恐怕我们最应该做的就只有田野调查了。 二、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适用性 （这一部分主要说明田野调查对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的普适性） 1.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概述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属于传播学范畴的概念。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民族音乐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语言学、古生物学、社会学等，其英文名为Field work。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 aw Kasper Malinowski）奠定的，在我国这方面卓有成绩的是著名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先生，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田野调查是民族学家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基本途径，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民族学田野调查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2.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适用性 该过程用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工作者身上同样有效，训练有素的科技史工作者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可以弄清该科技或工艺在该地区该民族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和具体的使用方法以及其祖辈们使用的具体情况等等。（先说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方法探索过程，再提出借鉴田野调查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补充）。 由于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少数民族科技史田野调查法有其独特的特点，不能够把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硬生生地套在科技史的研究中。民族学理念下的田野调查法的使用，其结果是使得我们对科技的相关社会因素有了较透彻的认识。但工作仅做到这里远远不够，我们要反过来思考，从这些被看清的社会因素出发，再来审视少数民族的科技，社会因素哪些起了积极作用，哪些起了消极作用，便更清晰。被这些积极和消极因素影响后的科技又是怎样影响了社会，导致社会因素中的哪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往返分析，则更适合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我们不像民族学的研究，注重文化。我们关注的是科技，或许文化和科技有时也在较量中共存共荣。 3．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运用田野调查法的异同 定量分析指分析一个被研究对象所包含成分的数量关系或所具备性质间的数量关系；也可以对几个对象的某些性质、特征、相互关系从数量上进行分析比较，研究的结果也用“数量”加以描述。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石是实证主义。从研究的逻辑过程看，定量分析比较接近于假说－演绎方法的研究，既保留重视观察实验、收集经验资料的特点，又保留重视逻辑思维演绎推理的特点，应用假说使得观察实验方法和数学演绎形式结合起来。正因为这样，定量分析往往比较强调实物的客观性及可观察性，强调现象之间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同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努力做到客观性和伦理中立。定量分析方法很多，但各种方法在应用时往往都有一定的程序化。如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社会测量法、问卷法、描述法、解释法、预测法等等。 因为科技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它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学科的交叉即思想的交融，必定会产生特定的研究方法，前文我们提到，自然科学注重实验的方法，社会科学注重调查的方法。既然科技史有自然科学的特质，就少不了要做实验，定量的进行分析。所以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要为日后做定量的分析做足准备。在调查过程中，该测量的一定要测量，该取样的要想办法尽量取样，该记录的工序一个也不能少，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做定量的研究，分析科技内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的呈现形式往往是以工艺的形式存在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对传统工艺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对传统工艺的研究也应遵循上面的阐述，也应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至于很多学者讨论的传承与保护问题，我们认为不应该纳入到科技史的研究范围内，我们发现，要传承和保护的往往是某种文化层面的内容，应该由文化学界的学者来探讨。科技史要探讨的是科技层面的问题，至于某种工艺要消失了，从科技的角度，或许它已经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某种工艺被传承了，或许它也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不是所有的传统工艺都要被保护，科技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新旧科技的博弈，没有淘汰，也就没有科技的进步。所以，我对很多科技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中看到的牵强的传承与保护感到不解。似乎这已成了传统工艺方面写作的模式了， 笔者觉得不可取。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史”教学的思考 [摘要]科学技术史是展示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重要窗口。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现实的科学技术、教育和其他相关政策，而且特别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文章从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功能分析入手，提出了高校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教学　原则与方法 科学技术史是展示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重要窗口。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现实的科学技术、教育和其他相关政策，而且特别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本文从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功能分析人手，提出了高校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一、科学技术史教育的重要意义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产生、发展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作为一门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学科，对于大学生有着特殊的意义。笔者认为，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的重要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助于学生从历史的角度认识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史记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史。可以使学生把科学技术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科学技术知识的现成结论。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历史分析，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原理的演变过程，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批判、继承关系。分析科学技术产生、发展的脉络及历史演变；可以帮助学生较准确地把握科学技术的生长点、突破，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2　有助于学生从社会的角度认识科学技术 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它不是象牙塔中的知识，科学技术史不仅对科学技术发展本身进行逻辑分析，而且对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社会因素进行分析。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被法西斯用来杀人；人们在享受着科学技术带给人的丰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的种种威胁，这即是科学发展付出的代价，它的最终解决也必然依靠科学技术。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性、人文性以及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对于学生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使学生对科学技术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对于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面向21世纪的技术人才不仅需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而且需要有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即文理兼容的复合型人才。科学技术史作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错的综合性科学，可以起到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这是科学史特有的优势，因而科学史的教学对于文理渗透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3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科学态度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目标。简单地说，科学态度就是面对实际问题时能遵循事物本身的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科学技术史教学，使学生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项重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都与社会需要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其本身又有自身的规律。任何脱离社会、违背规律的发明创造不可能存在。如造纸术的发明就是适应了汉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发明后又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科学史就是科学精神形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科学技术不仅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决定因素，而且科学活动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正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构建因素。科学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至少可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探索求知的理性精神，实事求是的严谨精神，批判创新的进取精神。互助共进的协作精神。而科学技术史正是科学精神的最集中的载体。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这些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修养对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期的大学生的世界观形成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4　有助于学生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纵观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从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得出的必然结论。通过对科学技术史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信心，明确自己肩负的重担，努力掌握科学技术。为将来投身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作好知识准备。 5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我国古代在农学、医学、水利、机械、建筑、桥梁、矿冶、陶瓷、纺织和造纸等各技术领域都有博大精深的技术成就，在大学各有关专业里开出各种技术史课程，不仅有益于各专业的学习，更可以。细雨润无声地对大学生们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具体来说，船尾舵、指南针、水密舱壁和车轮舟，这是中国古代造船术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造船技术的进展。大学生们在学习和掌握中国造船史资料的同时，爱国主义的情怀持续不断地浸润他们的心田。对于学习理工科的大学生来说，这也是―个极好的人文科学素质的培养和锻炼，对于后续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也是有益的。 二、科学技术史教学需要把握的三个原则 (一)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原则 科学技术史属于历史范畴。但又是介于科学技术与史学问的边缘学科，是联系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桥梁。科学技术内史要求了解和研究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原理、造就过程和内部规律性，科学技术外史又要求我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科学技术和社会作出统一的研究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得益于它的创始人对近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而今天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也理应渗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立统一的教育。 (二)中与西相结合的原则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说：“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他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许多西方学者，或由于对中国的无知，或出于种族偏见。或出自对科学技术定义想当然的解释，或采取了以已今日之长掩盖昔日之短的思想方法，始终无视、贬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甚至一些国内学者也自我贬低。因此，加强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展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本来面貌，就成了科学技术史义不容辞的任务。中西结合就是要注意横向比较。在古代部分，既应弘扬中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指出西欧中世纪科学技术的落后，又应突出古希腊科学的开放和理性传统；在古代向近代的过渡部分，需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少数科学。如物理 学与技术如水轮、钟表中长期积聚的潜能与对中国四大发明的研究和改造相结合，再辅以古希腊优秀科学传统的恢复和发扬，形成了西欧天文学、力学、机械学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近代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和第一次技术革命。而同时期的中国却发生了相反方向的转化。循此前进，一方面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几乎垄断了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源头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中国被远远地抛在后边，半殖民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本上已是西方的舶来品。 (三)古与今相结合的原则 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技术近现代史内容量的增加，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大。以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也只是到了当代才能提出；另一方面，距离当代愈近，科学技术与现实生活的贴近度愈高。对受教育者的启示更直接、更亲切。因此，要古今结合，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既从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汲取经验和教训。也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汲取力量。 三、《科学技术史》教学方法 科学技术史是一个蕴含着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巨大宝库，从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中。大学生不仅可以接触到大量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可以开阔大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想，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起到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有赖于科学的教学方法。笔者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以下方法： (一)启发式教学方法 强调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坚持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相结合。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和引导对科技史的理解和掌握，重视非智力因素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把握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使学生在科技史学习中实现掌握知识和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同时。重视教法和学法的结合及其转化，培养学生学会学习。 (二)计算机辅助教学方法 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信息量的特点，实施计算机辅助教学，培养和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综合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一是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优化课堂教学艺术。讲究教学艺术，教师不但要向学生倾注感情。要有激情，要注意语言的规范、简洁，并配合教学内容适时的声情并茂，还要注意板书的工整、扼要，同时还要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结合知识点巧妙地设计一些小故事和生动的画面，创造出美好的情境。二是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通过有效创设情境。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科学技术史是一个静态的已经发生的历史，将其放在一个动感活泼的环境中，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计算机系统有优美的图像、动听的音乐，有趣的动画，是创造这种情境的最佳工具。在多媒体计算机的辅助教学下，使静态变为动态，抽象变为形象，教学效果较好。三是运用计算机充分及时出示课堂练习，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课堂练习巩固中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可以省去板书和擦拭的时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学生提供大量的信息，提高学习效率。四是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让生活走进数学课堂，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现实的生活材料，不仅能够使学生体会到所学内容与自己接触到的问题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学习科技史的兴趣，使学生认识到现实生活中隐藏着丰富的科技问题。 (三)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ame一hased teaching)，案例本质上是提出一种教育的两难情境，没有特定的解决之道，而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不像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扮演着传授知识者角色。案例教学的实质是开放、互动，强调大学生的高度参与。教师的重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保持大学生的学习动力，从而保证科技史教学的顺利进行。 案例教学法的过程大致可以归纳如下：(1)收集科学技术发生发展的情境资料；(2)将所收集资料形成教学案例；(3)进行班级团体讨论或班级小组讨论；(4)讨论中，成员轮流担任领导者角色；(5)归纳各组或团体意见。在案例讨论过程中，可以质疑他人的想法，学习如何发问，进而学习到独立思考、与人相处、解决冲突、尊重他人等能力。 (四)共同讨论教学方法 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灵活性。通过共同讨论，不但可以强化学习的效果，而且可以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同时方便教师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能力水平。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学论文 一、人文地理学专业的课程要求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下设的二级学科，从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本科专业的人文地理学专业课程要求以文化地理学为基础，以研究人地关系为核心，课程体系涵盖社会、人口、经济、语言、宗教、民俗、自然、行为、政治等诸多内容，是高等学校地理学本科专业基础课。人文地理学研究内容紧随时代步伐，具有鲜明的时空性，涵盖当前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城镇一体化、新经济技术开发、旅游开发等诸多热点问题。因此，人文地理学专业研究范围广、知识面宽、学科之间的综合性与交叉性强，老师和学生都需要具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多学科知识。在现阶段，综观各高校的人文地理学教学手段和方法，主要还是采取“课堂中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没有体现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求。适应性的教学改革应围绕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将教师与学生紧密联系，将实践教学融入到各教学环节中。 二、CDIO指引下的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课程教学是由师生共同完成的双边活动，教师的教学方法选择、应用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起着关键性作用。适应性的课程教学方法要有利于达到师生双边交流的良好效果。 1.注重多学科知识的融合，突出“人才工程理念”。 人文地理学需要融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因此，人文地理学课程体系需要打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壁垒，进行宽口径培养，不仅仅局限于GIS、测绘等实用技术教育的传输，还要使得学生具备人文历史、市场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学、管理学学科的基本素养。学生不仅具有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还要具备团队协作能力，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是人文地理学在专业课程设计时需要具备的基本理念。 2.加强启发式教学，培养综合素养。 启发式教学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与学习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主人翁意识的建立，注重激发学生的主导精神。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教师通过设问、指导等方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及时总结学习方法、发表看法、参与讨论，发挥教学和学习的主体地位，使得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主导性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地位相得益彰，课堂气氛处于最佳状态。因此，在人文地理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大力开展课堂与课后讨论，启发和引导学生积极运用所学理论去思考和分析社会热点问题，给他们创造发表不同见解的环境和平台，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拓展学生的应用性思维。师生在相互讨论的基础上都能获取新知识、解决新问题，教师根据反馈信息及时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价或进一步的指导，使学生们能够抓住兴趣点，促进学习。 3.强化实践教学，密切联系产业。 人文地理学是一门实用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实践教学非常重要。人文地理学学科要求学生能够解决诸如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土地价值评估和旅游资源开发等社会问题，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需要用到调查、模拟、考察、比较和模型分析等多种的方法去加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教师和学生运用这些方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社会研究方法的训练过程。很多基本概念存在于课本中，它们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大多都比较抽象，通过教师的口头讲解或课件演示虽然也能帮助学生理解，但是其效果去远远不如让学生在实践中自己去体验、探究、理解与总结。通过实践学习，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学生理解理论知识的难度。因此，相关的高等学校教学机构不能把师生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应该花力气建立长期稳定的校外教学研究合作基地和建立校内实验教学中心。校外的研究基地能够给学生提供调查与考察的环境，校内的实验中心则可以帮助学生进行比较和模拟。 4.注重案例教学，提高技术能力。 案例教学法通过让学生去分析和研究已发生的问题个案，把现实案例应用到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通过教师案例讲解、学生讨论、撰写分析报告、教师归纳总结等环节，提高学生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案例教学将能够使教学过程更加生动形象，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三、结语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旅游专业、城乡规划专业、建筑学专业学生应该掌握的一门基础理论，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现实指导性。同时它还是一个与多学科理论交叉、综合性十分强的学科。因此教学机构要下大力气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科学设置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教学体系。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灵活选择和使用教学设施，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科学合理地设计授课内容。人文地理学教学要加大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等多样化教学方法的使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培养其创新思维与能力，使学生成为社会需要的具备专业动手能力与时代关怀的复合型人才。 作者：黄娅 单位：贵州理工学院 人文地理论文:谈人文地理成因教学实践创新 一、对人文地理成因教学中上述两阶段的反思与批判 第一阶段的成因教学以教材为本，在因素即原因的教材逻辑下，教师主要从例证的角度对现有城市功能分区的原因进行淦释与说明。整个教学过程没有真正的师生对话，主要以灌输为主，缺乏知识的生成，学生处于被动地接受状态。学生认为教师在人文地理的学习中可有可无，对于人文地理学习的兴趣远远低于自然地理。第二阶段的成因分析教学开始尝试案例教学，采用教材所提供的北京城市功能区的案例，在功能分区成因分析时主要采用“因素分析法”，从历史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出发找原因。这种人文地理的成因分析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对地理诸因素具体作用于人文地理事象的过程分析不清，不能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诸因素在人文事象的区位与变化中所起的作用，不能让学生充分理解地理诸因素在人文地理事象区位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只能僵化地从自然、社会诸因素出发生搬硬套地“找”地理成因，而不是“分析”原因。这样零碎的、不深刻的成因分析导致人文地理成因教学过于简单化、机械化，整个教学过程难以形成真正的师生对话，降低了学生对地理学习的兴趣和动机。这样的成因教学也缺乏真正的思维活动过程，很难全面认识地理规律，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反而使学生的思维简单化、僵化。这样的课堂将很难让学生理解人文地理之“理”，难以进行有理有据的理性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 二、批判基础上的创新即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的提出 为了消除人文地理成因教学中静态的、机械的“因素分析”所带来的弊端，必须将人文地理的成因分析真正过程化。过程化的成因分析必然建立在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比较完整的发展变化过程的基础上。教学时，应该运用时空一体化的案例，运用“历史分析法”〔’〕，引导学生理清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影响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形成、发展变化的诸因素，以及分析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明确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最后概括出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即一般性的发展机制。其关键不是找出有哪些影响因素，而是分析这些因素的作用过程。换句话说，就是分析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因此，笔者将这一人文地理成因分析教学法命名为“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只有引导学生学会分析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的内在机制，才能真正理解并学会分析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原因。 三、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的实现 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要转化为现实的教学，必须有一定的教学环节，每一教学环节还必须能够细化为可操作的、体现教学规律的教学流程。甚至每个流程再细化为一般性的教学活动的安排，从而构建出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在课堂中实现的教学程式。这样的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才能具有课堂的生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从理论知识的分类来说，人文地理成因教学所涉及的主要知识为人文地理的概念性知识。皮连生教授等人认为，概念性知识的学习主要是要求学习者对其进行理解，并提出了6个环节的概念性知识教学策略〔’〕。笔者借鉴这一思想，根据自己的人文地理成因教学的实践与反思，认为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的落实需要5个环节。这5个环节是“编呈案例一理清过程一找出因素一分析机制一情境迁移”。(1)“编呈案例”环节主要是教师选编和呈现有组织的人文地理案例。该环节的实现方法为“历史分析法”。要实现课堂教学中的机制分析就必须选编能够反映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机制的案例。这样的案例选编不仅要关注人文地理事象时空间性，更需关注它的时间性即历史性。只有具有历史性，人文地理案例才能够丰满、生动，才能够比较完整、典型地展现人文地理事象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体现机制;只有具有空间性，人文地理案例才立体，学科特色才鲜明。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教学法编呈的案例应该以时间为线索，以空间为节点，突出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相对完整与绝对典型。编呈时空一体化的反映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机制的案例是人文地理机制分析法成功的基础。(2)“理清过程”环节主要是教师引导学生初步阅读分析案例，运用图表等分析工具理清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学生初步感知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的发展变化，了解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为进一步的分析打下基础，在运用“人文地理成因机制分析教学法”的整个教学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与过渡性。(3)“找出因素”环节主要是教师引导学生在理清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变化脉络的基础上，在时空分段的基础上，教师示范与学生分组合作相结合，运用因素分析法找出影响人文地理事象发展变化的每个发展阶段的重要因素。这一环节已经初步进人人文地理成因分析阶段，为进一步深人的机制分析做准备。(4)“分析机制”环节主要是教师设置并呈现一系列具有梯度性的问题，然后以问题为中心，引导学生探究与对话。在师生共同探究与对话中逐步透彻地分析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所有阶段中各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找出影响各阶段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发展变化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及根本原因和非根本原因。最后引导学生跨越案例所涉及的所有时空，概括出最具一般性的人文地理事象及其区位演变规律和动力机制。(5)“情境迁移”环节主要是知识的巩固和一般性规律的运用阶段。这一环节中教师提供相近的案例材料，以问题为引领，以问题解决为目标，促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地完成问题。从而实现知识的巩固和一般性规律的再理解与运用。 作者：裁教破 单位：江苏省大港中学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学思想的转折概述 作者：叶超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起:作为一门空间科学的地理学 康德（ImmanuelKant）告诫研究者认识事物应该先从考察其起源开始[1]。这对常常忽视认识起点及其过程的国内学界无疑是一个好的忠告。地理学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古代的地理学家已经提出了很多涉及地方和空间的思想，地图对空间定位和表达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但较系统地将地理学界定为一门空间科学并进行持续讲授的是大哲学家也是地理学家的康德[3]。康德的地理学思想形成于1775年的讲座，但到1802年才正式出版。地理是康德最喜爱的课程之一，由于当时康德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担任逻辑学、形而上学、数学、伦理学、物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教师），使得康德能从整体科学和哲学的角度对地理学进行研究；康德的地理学成就在当时已获得承认，彼得堡科学院在选举康德为院士时，首先考虑的就是他的地理著作[15]。在《自然地理学》中，康德将知识分为按照概念（逻辑）划分的系统，按照时空划分的历史和地理（这是自然的划分），将地理学定义为专门的空间科学，认为空间是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时间是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并指出，“地理学这个名称表示一种自然描述，确切地说是对整个地球的自然描述。地理学和历史学填满了我们的知识的全部范围；也就是说，地理学填满了空间的全部范围，而历史学填满了时间的全部范围。”[1]康德的这种空间观点常被地理学家引用，然而，事实上康德的地理学思想和空间观很复杂，至今仍然是地理学家和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16]。康德空间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次的、专门的（享有专属权）、三维的和哲学的。它对于地理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此之前历史学地位高于地理学，地理学常被视为历史学的“侍婢”；而康德界定使得地理学学科地位得以提升，从历史学的附属上升到与历史学相提并论的地步。他对于知识由概念、时间、空间三部分构成的划分方法也成为一种重要思想。他的空间思想还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等著作中，显示出与哲学的密切关联[17]。 承:从空间到区域 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赫特纳（AlfredHettner）、哈特向（RichardHartshorne）为代表的区域学派继承和发扬了康德将地理学视为一门空间科学的传统，视空间为“被填充的容器”[3,18-20]。比如，赫特纳在其《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这一方法论巨著中曾满怀欣喜地引用康德关于地理学是一门空间科学的经典论述，认为“空间本身只是一种观念形式，只有通过它的内容才能获得实在的意义”，并三番五次地强调，“地理学不应是关于各种不同事物地区分布的科学，而应是关于充填空间的科学。它是空间科学，正如历史学是时间科学一样”[18]。此后，经由哈特向添砖加瓦式的巩固，区域学派的空间观长期主导地理学界，成为二战以前地理学的主要范式。区域学派视区域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那么，从空间到区域转换的逻辑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缺乏数量方法的空间科学毕竟只是抽象的界定，它没有具体的方法基础，与地理学历史和现实的接洽也有一定距离，区域却是一个体现空间并将其“落地”的概念，而且划分不同区域的类型学方法也有着很强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地理学发展历史显示出“方志”传统，无论东方西方，都有大量的方志和旅行记等。将空间科学这种抽象的界定与方志传统的历史结合起来，考虑到区域概念能统率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从而打破二元论，并有类型学方法来体现，于是就衍生出将区域作为地理学研究核心的思想。大体来看，从康德、赫特纳到哈特向，他们所持的空间观都是绝对空间，也就是视空间为容器，把空间看作可以装很多东西，但是是独立于系统之外的东西。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赫特纳所强调的，地理学所具有的综合性使得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密切，它非常依赖其他学科却又需要独立，这就奠定了一种紧张的基调。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地理学家始终得面对和应答学科身份这一问题。哈佛大学取消地理系可说是质疑地理学存在价值的极端表现。 转：从空间几何学到空间的生产 空间几何学第一次转折发生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其渊源却可追溯到19世纪就已萌发的区位论思想。这种可被归结为空间几何学的思想范式，主要探讨空间的形式法则（比如杜能环、韦伯的三角形模式、克里斯塔勒的正六边形中心地模型等），它是一种相对空间概念，以追求“空间秩序”为目的，采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理念，并且大量借助经济学、管理学和数学来发展地理学理论。以舍费尔1953年发表的挑战区域学派的论文为开端[21]，倡导地理学是一门追求普遍法则的科学的实证主义地理学逐渐于1960年代兴起。这一学派的地理学家倾向于诉诸区位论的传统，并力图借助数学模型等工具发现空间“模式”或“法则”[22]。舍费尔非常推崇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该理论以及区位论在实质上是一种空间形态学或几何学。但是，实证主义地理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城市地理学研究范式，是一种“物化”（fetishism）的空间理论[23]，它尽量避免对空间的价值判断，因而忽视了塑造“空间”的个体以及政治和社会关系。比如，克里斯塔勒宣称事物围绕中心集聚不但是一种生物物理秩序，而且还是一种思维方式[24]。但是，对于这个“中心”是谁的中心，中心—边缘结构中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如何等问题却不予考虑。归根结底，杜能—克里斯塔勒等古典区位论者及其后的空间分析学派的“空间”主要是完全理性经济人的空间，“人”的社会政治属性、行为、个性、情感和价值观等重要问题，却被回避了。这不足为奇，因为无论是冯•杜能、阿尔弗雷德•韦伯还是克里斯塔勒等，都强调他们的理论与经济学的密切关联，所以，其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之上，这一理论出发点既是这些理论成功的基点，同时也是其被人质疑和否定的焦点。所以，实证主义地理学试图通过计量分析的工具摒除个人感情和价值判断因素，以追求所谓“科学”的结论，其实是一种狭隘的“科学主义”主张[25]。人文空间性空间几何学范式的缺陷在于，这个空间结构或秩序中的人只是经济人或机械的人口数量，而不是社会人、道德人和充满个性的“个人”，导致塑造空间秩序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和个体因素被忽视，使得地理学与现实世界空间问题的差距越来越大[26]，因而出现了一系列反思和批判。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中的一种。人文主义，顾名思义，也就是讨论个体的、个性的（人）与集体的人（文）发展变化的思想或学问。人文主义地理学因而也有两个对应，在个体这个层面，它强调价值观、个性、感情、心理与地理学的空间、地方之间的关系；在文化这个层面，它强调从历史、哲学、社会和组织行为、经济与政治集团综合思考它们与地理之关系。我们可以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空间观归为人文空间性。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如段义孚、拉尔夫（TedRelph）、布蒂默（AnneButtimer）等[27-30]。他们更重视空间概念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并借助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理念，联系人文学科和历史来阐发人文主义地理学。比如，段义孚认为在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中，他最看重“家园”这个关键词，因为它不仅是个物理和建筑空间，而且也是象征的空间，是社会政治、美学和精神寄托的场所[31]。人文主义地理学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主要思潮，但它的渊源却很深广。概括而言有两个：一个是来自于地理学本身的文学、艺术传统和景观学派等的人文思想和美学观念，另一个是存在主义与现象学（这两个源泉也预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宽泛性）。前者比如《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地理学发轫时期的人文思想和精神、洪堡和李特尔将地球作为“人类之家”以及索尔、赖特等的思想，班泽的美学地理学等等；后者则是始自尼采，并经由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形成的重要哲学思潮。激进的空间与空间的生产在20世纪70年代，相对更加严厉地批判实证主义空间几何学的是激进地理学者，因此他们的空间观可称为激进的空间。中文的激进往往有过激的、不可靠的意思，但是在英文里激进是根本、彻底的意思[32]。皮特（RichardPeet）、哈维（DavidHarvey）等早期的激进地理学家都强调地理学必须关注社会问题，认为空间是什么取决于人类实践[33,34]。所以说空间并非价值中立的空间，而激进主义地理学，激进的空间的核心要旨在于发展地理学成为一门批判的空间科学。这个批判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一个号召，“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35]。它有两个面向：一是面向地理学家自身和学科内部，因为地理学家往往受文化制约，文化可以具体体现为种族、阶级和性别划分，这使得地理学家研究的空间不是客观的[36]；另外一个是针对我们身处的社会，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早期激进地理学家也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不平等的社会。后期激进地理学家则批判资本主义空间发展不平衡，以及欧洲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37,38]。典型案例剖析是理解这种抽象思想的好方法[39]。皮特的“现代地理学思想”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它恰当地反映了激进的空间和空间的生产的思想。“那时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年会是在主要城市的有名的酒店举行的（现在依然如此）。这些酒店通常会有一个中央大厅走廊，那里挤满了喜欢社交的学术会议代表。学科权威结构也在空间上表现为中心地的等级结构。在这个权威的空间模式中，一些人在大会发言席上给另一些人作报告，交流是在学术权威之间，研究生们则像鸟儿一样四处盘旋，啄食着权威们偶尔故意表现出来的、谦逊的惊叹。”[33]这个案例典型而饶有趣味，蕴含和反映了不同层面的空间（的生产）关系，很值得从激进地理学或“空间的生产”的批判视角予以“解构”（表略）。具体来讲，主要城市是一种复杂空间，意味着一种优势属性和权能的集聚；中央大厅这个权力空间意味着中心和支配地位；有名的酒店这种社会空间往往是上层阶级的聚集地；发言席这个符号空间意味着话语权，为少数人所把持；而代表这个词意味着身份空间，它的拥有者是精英；权威和研究生之间构成知识空间，也反映了一种支配和被支配、中心和外围的关系。知识空间及其生产是作者论述的核心，但是知识空间是在与其他诸种空间的互动影响中产生的，它生产其它的空间，同时也被其它的空间生产（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要旨），意味着学术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也不存在“纯粹的”或纯然客观的知识。在这些空间之外，还需要我们注意两种动态空间，也就是时间影响下的空间。“举行、挤满、交流”及“盘旋啄食”等动词，反映了空间生产的过程；而“现在依然如此”这个时间上的强调，反映了这种空间秩序的牢固性。在这个空间生产过程中，“中心”是突出的，有名有姓且堂而皇之的，它对应于特定的物理和象征的空间样态和形式，这些空间也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把持和支配；而“外围”则是缺省的或者边缘化的，它对应着处于从属的、被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空间。此外，应该注意这段话中隐含的空间。作者通过一个比喻“像鸟儿一样”来反映研究生群体的边缘、流动和依赖性，这是一种想象的空间。还有另一种容易忽视的想象空间在于作者身上。我们可以想见，能把这一场景描绘的惟妙惟肖的作者肯定处于这种空间之内，但是却反省、反对或批判这个空间，因此它是另一种矛盾的想象空间。由于激进地理学对于空间价值中立的批判和对社会空间的强调，对于资本主义空间发展不平衡的彻底批判，契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所以最后走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它的核心概念是空间的生产，由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Lefeb-vre）提出，强调“（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40]，其中的主要内容三元辩证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41]，而且已有较多中文文章论及[42-45]，所以本文不展开论述，只强调如何把握它。简而言之，空间的生产主要讲资本、权力和阶层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在此过程中空间成为了介质、产物及过程[46]。因此，空间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容器的或反映相互关系的绝对和相对空间概念，而反映了更多的关系和过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采用的方法是社会空间辩证法[47,48]，并力图以此整合社会空间。一些热点新闻，比如真维斯楼事件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与知识空间生产的关系[49]；某大学竟然把雅典娜和女娲的神像都换成了校董的面孔[50]，反映了资本对于知识空间的侵蚀有多么的巨大！ 合？：后现代空间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潮流是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空间研究有一个背景，就是人文社科界的空间转向。它的核心词是“解构”，强调时空的特定和不确定性、时空的碎裂等，试图通过文本的重新解读来发现某些东西[51]；在学科关系上，人文地理与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关系再一次被强调。在后现代空间思想中，詹明信对晚期资本主义及其文化逻辑进行了“解构”[52]，卡尔维诺则用艺术的手法想象了各种各样“看不见的城市”[53]，福柯和桑内特对权力和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有精深论述[54,55]，国内学者对此也有探索[56]。后现代地理学也有一些经典案例，对于洛杉矶、巴尔的摩等城市，迪尔、哈维、索加也有解读[57-59]。后现代空间到底是一个转折，还是对以前的空间范式的契合？这一问题不好回答。某种程度上，后现代空间与康德的空间界定有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空间地位的上升方面，由于众多学科的介入，空间又成为大家的注目焦点，人文地理的学科地位也因而得到提升；其次是它与哲学的关系趋于紧密，尤其与后现代主义的论调密切相关；最后是它们都是三维空间。但是，这些相似却有不同的内涵：在空间地位的上升这一点上，以前把地理学视为专门的空间学科，现在是其他学科也开始切分这一块空间研究的蛋糕；在与哲学的关系这一点上，康德以理性批判为主要特点的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拒斥理性的哲学截然相反；在三维的内容侧重上，以往的三维非常强调物质性维度，而后现代却强调社会性这一维，反映出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关联。所以，正如索加所说，“空间太重要以致于不能仅仅留给那些专门的学科（如地理学和建筑），或者仅仅作为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空隙填充剂或事实背景。人类生活的空间性就象历史性和社会性一样，渗透在每一个学科或话语中。”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空间思想演变历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专门的空间科学到其他学科切入空间，反映出人文地理学不再拥有空间研究的特权和优先权。这似乎会使一些强调学科特权和知识垄断权的人感到失落。然而它确实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和正在强化的趋势。其实，并非人文地理学如是，其他社会科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也面临这一问题。破除学科和知识特权正是后现代思想提供给我们的强大营养。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走向泛化的极端。毕竟，一门学科长期历史的积淀会给她自身打上独特的烙印。研究者必须承认、承继这种历史，然后才能打破它。在思想与历史、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个体与文化之间常常是一种辩证、紧张的关系。所以，对于人文地理学而言，我的最后结论是：有特点，没有特权。人文地理学空间研究特点正在于它的多重面向。也正是因为不同空间认识论都有其价值，价值大小也难以评估[60]，使得在学科史上引起持续争论的人文地理学学科地位与身份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结论，这种争论也在淡化。可以明确的是，人文地理学依赖哲学和其他学科为其做依据和工具，它们在使人文地理学身份陷入迷离的同时也为其增添了活力和魅力，这是人文地理学面临的最大机遇与挑战。关于未来，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已经予以提示：“到我明白所有象征的那一天”，可汗问马可，“我是否就终于真正拥有了我的帝国？”“陛下”，威尼斯人答道，“别这样想。到那时，你自己将是众多象征中的一个。”[53]致谢：本文是在2011年12月17日广州举行的第六届人文地理沙龙的报告基础上形成的。作者感谢沙龙组织者以及主办方华南师范大学的同行以及柴彦威教授、朱竑教授、李九全教授、吕拉昌教授等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人文地理论文:我国人文地理学的进展及前景 1、历史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球表面人类活动(精神和物质)或人与环境之间关系所形成人文现象的分布、变迁及其地域差异。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同现代社会一样，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政治、军事、经济、人口、民族、聚落、商业、交通、文化、旅游和社会生活等，这些历史上的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形成的空间分布、变迁及其规律，都是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1]。当代人文—经济地理现象是历史时期的人文经济地理现象的延续和发展，不了解历史人文地理，无疑会阻碍真正了解当代的人文地理。反之，如果将历史地理学视为地理学在时间维度上的回溯，那么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现状就是衡量历史人文地理学的标尺[2]。因此，历史人文地理学与当代人文—经济地理学是两个密切相连的学科领域。中国历史资料保存相对丰富，时间较为久远，这为发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提供了各种可能。自20世纪90年代初谭其骧发出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倡议以来[3]，相关学科领域日益得到重视，学科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许多分支方向的成果相继问世。伴随着学科体系的完善，研究群体和梯队的培养形成，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正经历着分支方向多元化、方法交叉化、成果科学化、理论系统化的不断转型过程。近5年来，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最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历代疆域政区研究、城镇研究中的古都研究、近代经济地理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的宗教地理和民间信仰研究等方面的深化，此外生态环境史研究也已全面展开，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取得重大进展。 2研究领域和成果 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学成果相对集中地表现在历史疆域政区、移民史和人口史、城镇和乡村聚落、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区域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以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 2.1历代疆域政区研究 从2007年起，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共12卷，作者18人)开始陆续出版。它涵盖了自先秦至民国的漫长时期，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历代政区沿革的考证，对一些同一年代各政区并存的面貌作出复原，而且在某些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相关复原的详细程度可以达到逐年。这套著作的完整出版，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目前正式出版的有总论先秦卷(周振鹤、李晓杰撰)、隋代卷(施和金撰)、宋西夏卷(李昌宪撰)、元代卷(李治安、薛磊撰)、明代卷(郭红、靳润成撰)、中华民国卷(郑宝恒、傅林祥撰)[4-9]。 商朝是中国出现较早王朝，唐晓峰认为商代领土不同于后世成熟国家的领土，不能将商朝辖区看城一片单纯的地域[10]。先秦是中国历史政区萌芽时期，待考问题颇多。徐少华对楚国国都陈城[11]，钟炜对秦国的洞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12]，晏昌贵对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县与迁陵县[13]，李晓杰对战国时期三晋和秦国的设县情况、齐国和楚国的疆域变迁[14]，都进行了扎实深入的考证。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诸多全新的看法，其中包括秦始皇三十六郡、两汉州制、高阙、直道、秦汉之际的西北和东南边界等内容，多有创见[15]。古代的城市行政建制研究者向来不多，韩光辉等在宋辽金元城市行政建制的演变方面发表过多篇重要论文[16]。 随着国家清史工程的展开和推动，有关清代疆域政区研究的新成果不断产生。段伟着重探讨清代分省问题[17]，傅林祥探讨清代政区制度一些人们较少关注的方面[18]，侯杨方依据清宫档案探讨了清代十八省的形成等问题[19]，韩昭庆则对清初政区的改制及影响发表了看法[20]。徐建平出版的《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一书，力图将传统的政区地理逐步深入到政治地理的层面[21]。 2.2移民史和人口史研究 在葛剑雄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6卷本《中国人口史》出版之后，近年有关移民史和人口史的研究虽然减少，但仍有新著出现。吴松弟《南宋人口史》全面探讨南宋户口统计制度、考证人口数据，并探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路的人口变迁及其对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此外他著文探讨辽宋金元时期南北人口的不均衡发展等问题，并指出人口增长是南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受此影响生产工具进步缓慢，导致走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22]。路伟东著《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及相关论文，理清了清代陕甘回民的人口数量变动和人口管理制度、清代前中期陕甘人口迁移等问题，并首次利用宣统人口普查的“地理调查表”进行人口研究[23]。 此外，安介生对明代北方的灾荒性移民和内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24]，侯杨方对乾隆时期的民数汇报[25]，杨煜达对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的若干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郭声波多年致力于西南民族地理的研究，新著《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在此方面有新的推进[26]。需要指出，安介生所著近70万字的《历史民族地理》[27]，表明了作者尝试建立历史地理新方向的努力，引起较大的关注。 2.3城镇和乡村聚落研究 西安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向为古代城市研究的重点所在。李令福的《秦都咸阳》[28]，王社教的《汉长安城》[29]，肖爱玲的《隋唐长安城》[30]，史红帅、吴宏岐的《西北重镇西安》[31]，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咸阳或长安的都市面貌。吴宏岐《西安历史地理研究》[32]和李令福的《古都西安城市布局及其地理基础》[33]，则将古都西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研究，前者深入研究了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城市更新模式，后者对秦都咸阳到隋唐长安的城市发展与城郊布局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史红帅推出37万余字的《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对城墙、水环境、坊里街巷、城市布局、人口规模等多方探讨，为西安“后都城时代”的最新研究成果[34]。 上海是中国近代城市的代表，张晓虹对上海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的市镇以及乡村聚落的空间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5]。王列辉论述了双岸城市形成这一近代全国滨河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邹怡探讨了民国海宁硖石镇的区位条件与空间结构，以及皖南屯溪镇的发展动力[36]。刘景纯立足于城镇实体进行的“景观与文化”的考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清代黄土高原不同等级、不同区域城镇文化景观的特征[37]。李孝聪著《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则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区域城市体系或几个中心城市核心进行综合研究，阐明城市布局形成的原因和演化的过程，剖析区域中心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成长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38]。 乡村聚落地理的论著向来不多，王社教主编的《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首次对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进行系统探讨，其中涉及对明清民国时期黄土高原的乡村发展、城乡关系、聚落、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均以实证方式进行开篇论述[39]。 2.4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引人关注的重要方面。吴松弟及其带领的团队是这方面研究的主力军，强调近代开埠通商和外来生产力的进入以及沿海口岸城市与其腹地的双向经济互动，对塑造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巨大作用。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进程》[40-41]，并发表十余篇论文，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述，兼及唐朝到近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民国时期“市”的兴起与中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等重要问题、并揭示了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机制及其8个表现。近年来，吴松弟又利用在浙江泰顺县地域考察所获得的资料，以泰顺为例，探讨明清近代东南山区的经济结构、地域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文化的特点[42]。 戴鞍钢在近代经济地理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2006年又出版《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一书，详细地论述近代以来东西部经济差异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并著文深入探讨长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的相关问题[43]。王列辉著《走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从多个角度探讨上海和宁波这两个长三角主要港口不同发展轨迹[44]。方书生对两广港口—腹地的空间形态和长三角经济区演变过程，张珊珊对汉口的对外贸易及其腹地，姜修宪对闽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及经济变迁，唐巧天对上海的埠际贸易，毛立坤对香港的埠际贸易的研究，构成了近代南方经济地理研究的基本架构。此类研究以往不多见。樊如森所著《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及一系列的论文，揭示了开埠以后天津口岸的贸易发展过程及对北方经济的促进作用，论证天津在北方经济的龙头地位，清楚地勾勒出北方外向型产业结构和城镇体系等重要问题[45]。樊如森的研究和姚永超所著《国家、企业、商人与东北港口空间的构建研究(1861-19310)》[46]，以及陈为忠关于山东的多篇论文[47]，构成了近代北方经济地理研究基本架构。 值的一提的，还有王元林对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48]，韩茂莉对明清以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及其种植制度的形成[49]，蓝勇和杨煜达对清代滇铜生产和运销[50]，韩昭庆对青海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程龙对北宋沿边军区的粮食补给问题[51]，辛德勇对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等问题的研究。张萍著《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采用商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以明清时期陕西商业的发展及地域特征为例，建构了颇为周密的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框架[52]。 2.5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近年来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宗教地理和民间信仰的深入探讨上。张伟然在佛教地理方面发表多篇相当深入的论文，包括佛教宗派的地域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吴淞江两岸寺院发展的时空进程、清末至民国江南地区庙产兴学的时空分析等[53]。张晓虹对南宋首都临安节日活动的空间特征、近代陕西宣教区的划分原则都作过探讨，又以陕南的杨泗将军为例讨论民间信仰的区域化与本土化问题[54-55]。王元林等人对明清伏波神信仰的地理分布、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国家祭祀的关系、金龙四大王信仰、湖南湘江流域水神信仰等问题，都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王元林还揭示南海神庙的兴衰发展历史，以及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和广州港变迁和国计民生的关系[56-58]。朱海滨主要研究浙江的民间信仰和文化地理，成果颇丰，继2008年出版《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2010年又出版《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并发表多篇论文，对浙江岁时习俗的区域差异和胡则信仰展开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民间信仰的地域性及与行政区域和自然区域的关系[59-60]。此外，蓝勇对巴蜀的休闲好赌风气[61]、古代美女的地域认同[62]，马强对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63]，郭声波对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蒟酱食用习惯和开发历史等，进行研究[64]。 2.6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王振忠长期从事徽州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并有较大的影响。近年来，利用新发现的徽州商编路程《摽船规戒》、婺源民间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新安江的路程歌及相关歌谣，对徽州的交通、商业、地名、日常生活、村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为《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65]。此外，晏昌贵著《丹江口水库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考察历史时期丹江口水库地区的政区、人口、城邑、经济开发和环境变迁状况，为近年另一项区域研究的成果[66]。 2.7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研究中国生态的日益恶化，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由于自人类出现以来生态环境的改变是人类参与的结果，对其演变进行历时性的空间考察，自然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史(或称为“环境变迁”)和灾害史的研究，实际上已突破了过去按照单一人文要素进行研究的模式，进入到人文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层面上。 邹逸麟主编的“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是近年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丛书选择若干比较典型的地区，对近500年来(主要是明清以来)人地关系的复杂过程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主旨在于通过这些地区的研究，粗略地反映中国历史环境变迁的全貌。目前已出版了《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陈业新)、《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冯贤亮)、《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尹玲玲)、《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杨伟兵)、《清代至民国时期农业开发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生态环境的影响》(谢丽)[67-71]系列著作。有关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的研究论著为数不少。段伟通过对禳灾制度的发掘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推进了秦汉灾害应对制度的研究[72]。 张萍的研究表明，在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城堡的废毁主要在晚清民国。她并从人口、民族、经济结构入手，探讨了边疆内地化过程中陕北沿边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及其影响[73]。张莉在前人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集中探讨了乾隆年间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农业开发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74]。 土地利用是人类影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方式，在这方面韩茂莉、杨果、满志敏、王社教、侯甬坚都作出自己的贡献。韩茂莉探讨了辽金两代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从游牧业为主向农业占主要地位转变，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75]。杨果、陈曦以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心，从农田垦殖、资源利用等诸方面探讨江汉平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史，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76]。王社教考察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认为总体上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灾荒为直接动因促成的，但是否能够及时调整还要得到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农业技术的配合。 王建革致力于水利史和农业生态史的研究，继出版《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又出版《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77-78]，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他又将目光投注江南，发表一系列涉及这一区域的农业技术、圩田土壤、水环境、乡村社会等论文。王大学系统探讨了区域海塘修建的过程和技术变化，以及与政权、水系、海潮等方面的关系[79]。韩昭庆关注西南地区的石漠化、西北地区毛乌素沙地形成与扩大的人类因素，杨煜达探讨清中期滇东北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都发表过若干篇论文。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师大的一些学者近年来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长期流行的人地关系的某些表述进行反思。侯甬坚认为百年来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自然因素更显重要，人类只是一种参与力量[80]。此外，他探讨新疆南部尼雅从聚落到废墟的演变过程，认为尼雅河来水等水源逐渐匮乏，最终迫使一批居民点因彻底无水接济而废弃[81]。他还分析渭河流域的人民生计，认识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除了较多地依赖于自然环境提供的富源和人民的勤劳之外，还在于要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物尽其用的致富之道。李大海的研究也表明，明清以来陕西黄龙山区因垦荒导致森林植被遭到破坏的历史过程，并非完全可以人地关系矛盾激化角度来加以解释[82]。张力仁通过探讨清代陕南流民行为的基本取向，指出人类空间选择行为遵循风俗相近原则，而不是地理环境最优原则，从而对备受非议的流民刀耕火种与清代陕南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给予了重新认识[83]。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无疑有助于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2.8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地理信息系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历史地理学领域对GIS运用方法的讨论日渐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满志敏“小区域研究的信息化：数据架构及模型”一文，该文通过讨论小区域GIS数据框架建立的方法，提出了三点非常重要的认识[84]。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合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项目,是将地理信息系统用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实践。它按照网络数据和Web地图的要求设计了数据模型和数据库关系结构，开发了基础数据地图浏览、地名查询界面。与基础数据相配套的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政区地名释文数据库，基础数据中的每一个地名，包括全部地名和空间定位的原始史料、研究结论和专家意见，以保存迄今为止对中国政区地名的知识和认识。已完成的四期数据已经在哈佛大学网站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禹贡网”上公开，至今已有数以万计的用户注册，并下载了基础数据。CHGIS项目的研究成果，被有关专家学者公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CHGIS为标志的历史地理数字化研究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3学科发展展望 不少地理学家在探寻地理学研究深度时，都看到历史地理学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自觉关注历史地理学研究并寻求双方的合作，这无疑为历史地理学未来的更大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在地理学或历史学的旗帜下，集中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力量都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坚持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两大主干的研究，不仅要善于用自然解释自然现象、用社会解释社会现象，还需要用自然解释社会现象、或用社会解释自然现象。并且，在最后的判断表达上，这种解释应是方向对应、阐释适度，而不是偏离了方向、对论题进行过度的阐释。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专业校外实践教学研究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不仅仅局限于是专业技能以及实践创新能力，还有个人的思想政治品质与社会责任感，即“德才兼备”才是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高校在以才育人的同时更要注重以德育人，培养具备优良品质的创新型专业人才。专业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志愿服务是增强学生思想政治品质、提高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平台，志愿服务与专业实践教学项目相结合将成为高校不断推进素质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 二、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的现状 随着我国志愿服务意识的不断增强，大学生已经成为青年志愿者行动的中坚力量，在教育、扶贫援救、环保、医疗卫生、维护治安、法律援助等诸多领域贡献者自己的力量，在促进社会文明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大学生志愿服务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1.志愿活动形式单一、专业性不强。志愿者进行社会服务的过程不仅是思想品行教育的过程，也应该是专业知识技能实践的过程。目前大多数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内容较为狭窄，专业特色不明显，难以满足不同工作岗位的需要，形式较为单一。志愿服务内容多集中在体力劳动上，停留在较浅层次的社会公益服务和便民服务上，学生的专业技能不能在志愿活动中体现。 2.志愿活动缺乏合理规划，管理工作不到位。大学生志愿活动大多数在工作日，往往会与学生的课程安排产生冲突，学生在志愿活动与课程之间很难抉择；另外，志愿活动通常为短期，志愿活动组织缺乏长期的规划，难以持续开展。 3.志愿活动动机多元化、缺乏正确引导。部分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的动机不纯，为了获得奖状表彰等个人荣誉，表现出急功近利的特点，在志愿活动中着重于自身发展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对于志愿服务精神缺乏正确的认识与理解。 三、专业校外创新性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意义 1.学科教学的需要。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课程设置复杂且实践教学环节多，校外创新性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能够满足日常实践教学需求，利于学生提前接触社会，尽快适应社会工作。 2.高等院校建设专业校外实践基地的作用。实践教学基地是学校开展创新性实践教学的重要平台。校方与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可以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通过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师资队伍水平、丰富实践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素质、培养创新性人才，扩大校企双方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促进学校与社会的沟通交流，提升学校开放性教学效果。 四、志愿服务纳入校外专业实践教学的实践 校外专业实践教学着重于学生的专业知识的巩固与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往往缺乏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实践教育。而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是进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平台，学生参与公益性的社会实践，可以有效进行自我思想教育。将志愿服务纳入校外专业实践教学中，可以取得一举多得的效果。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系于2014年在南京高校中率先与“南京规划建设展览馆”签订合作协议，将志愿服务与实践教学完美结合，建立了“公共管理学科综合训练中心城乡规划教学实践基地”，每周六、日南京农业大学向南京规划建设展览馆输送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优秀志愿者，学生志愿者指引游客、维持参观秩序、对部分展厅内容进行简单介绍，学生在巩固自身所学规划知识的同时促进了展览馆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效促进了校企协同发展。 五、保障专业志愿服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实践的教学措施 1.规范合作关系。校方和实践基地应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实践基地作为志愿服务与技术支撑单位需在各个教学环节给予支持，尽可能的提供便利条件。以南京农业大学的城乡规划教学实践基地为例，学生在不影响展览馆正常工作的基础上利用所学专业知识为游客进行南京规划情况讲解，缓解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展览馆方为学生志愿者营造良好的实践环境的同时并为其提供食宿等便利条件。真正实现了实践教学基地和实践教学活动的双赢。 2.切实调整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为加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的社会适应性，需要根据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变化的实践内容来调整本专业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此外，基于志愿服务参与的实践教学不同于普通的实践教学，校基双方应注重加强学生志愿服务的培训工作，增强学生自身的思想政治品质与社会责任意识，将志愿精神真正落实到实践活动中。 综上所述，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一门涉及多领域的交叉性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应用性，将志愿服务活动纳入本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将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手段，满足当代社会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 作者：孙华 吴瑶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地图学教学方法研究 地图学的研究对象是地图，探讨地图的实质、地图制作的理论与技术、地图应用的理论与技术等问题。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全球定位系统、测量学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学好地图学是学好地理科学及其相关专业的关键，也为其他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目前地图学已被确定为我国高等院校地学各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依托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隶属于地学，立足国家城市化快速发展对城乡规划人才的需求，以培养“通地理、精规划、强实践”的高素质本科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地图学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 一、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注重地学与管理学知识的交叉与融合，但就教学现状而言，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教材版本单一，不同专业侧重点不突出目前，学生使用的教材大多是《地图学原理》或者《新编地图学教程》，不同专业之间没有区别。地理信息科学、测绘工程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所用教材基本相同，没有侧重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教材。 2.各高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地图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参差不齐据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共有131所高校开设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但地图学在很多学校只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选修课，甚至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培养方案中有的学校开设48学时理论课，2周的地图学实践，但是大部分高校往往只强调经济管理及规划课程的学习，对用于空间信息表达与分析的地图学课程重视不足。 3.交叉学科基础知识准备不足，影响学生的创新能力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学渊源极深，同处于大地学背景下，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要适应发展，必须具备扎实的地图学知识。目前，学生由于对地图学知识了解不够深入进而影响地理信息系统原理的学习，对基于数字地图的信息分析方法难以理解，甚至对在城市规划时如何考虑空间信息模糊不清、无所适从。 二、教学改革 1.构建教学体系，组织教学内容不同专业的学生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不同，过去只考虑教材不考虑学生的因素，而以往地图学教材编制主要针对的是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和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从而导致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地图学时“共同语言”太少，主动性较差。因此，地图学要根据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改革教学内容。地图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课程，迫切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做到因人施教、因专业施教，编写符合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实际的地图学教材。地图学的教学内容包括理论地图学、地图制图学和应用地图学三部分，地图学教学内容改革也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针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特点，教学内容的改革应将教学目标与专业特点结合起来，既要介绍传统地图投影方法、常用地图投影转换算法，又要让学生对当今竖版（中国，地球东、西、南、北半球）地图有充分的了解，更要结合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特点将普通地图制图方法和专题制图方法的计算机技术教授给学生。同时，地图符号在地图学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城乡规划能力，能够制作规划图。因此，地图学课程中地图符号的教学应该与城乡规划图相结合，尤其要加强符号设计部分的内容。 2.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践教学地图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实践内容主要是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具体包括地图的识读和电子地图制作。地图识读主要培养学生认识地图类型，了解地图图面内容，熟练掌握地图三要素（图例、比例尺、指北针）的能力。电子地图制作是地图学实践的主要内容，采用现有的制图软件训练学生制作普通地图和专题地图，利用GIS软件的地图制图功能训练学生进行地图符号化、专题图制作与地图制图输出等能力。 3.储备基础知识，培养创新能力对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来说，地图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既包含大地学的投影等基础地理信息，又包含专题地图制图等与规划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因此，地图学知识掌握扎实才有可能应用到后续城市规划、乡镇规划、土地规划管理方面，也才有可能与后续地理信息系统知识与技能较好地融合在一起。在具体教学中，需要讲授传统地图学的基本内容，同时结合现今地图学发展的新趋势、新内容（如竖版中国地图，竖版世界地图）引导学生学习现代地图学的主要内容，使学生较为扎实地掌握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将现代地图发展的新内容与自身专业方向结合，增强交叉学科创新能力。 我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以培养具有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接受严格科学的思维训练和良好的专业技能训练，立足于宏观、中观区域规划和土地管理，从事城乡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管理、教学、开发或应用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目标。地图学作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基础课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精通地理知识，精通现代地图学知识，并能够将地图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城乡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过程中。本文针对目前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地图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该专业的教学改革，包括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教学理念的改革。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地图学教学方法研究还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修改，以形成富有针对性、系统性的地图学教学理论与方法。 作者：李文梅 江畅 张海涛 单位：南京邮电大学地理与生物信息学院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建设 2012年国家对高校本科专业招生目录进行了调整，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拆分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等两个本科专业。由于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以下简称资源专业）的内涵较丰富，涉及面较广，截止2012年，全国已有150多所高校开设了该专业，但各高校又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建立了相应的课程体系，这就导致同一专业，由于不同学校的课程体系不同，学生的知识结构差别很大。基于这种情况，本文将以地理学为背景，提出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建设的一些建议和思考。 一、专业定位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定位应从学科特色和学生就业方向两个角度来考虑，定位于地理学学科背景下的城乡规划和旅游规划。 （一）学科特色第一，在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本科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教高1998[8]）中，地理学一级学科下设地理科学、资源、地理信息系统三个二级学科。虽然2012年从资源专业拆分出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但新专业仍属于地理学一级学科，故以地理学为学科特色的高校仍应坚持地理学的基础学科地位。第二，新专业命名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事实上是强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结合。实际上，人文地理学正是用地理学的眼光来看待人文科学，属于理学的范畴。而城乡规划在学科划分中曾属于建筑学一级学科，授予工学学位，后来在学科调整中提升为一级学科，仍是工学学位，在业界认同其建筑学出身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地理学思维在规划中的应用，所以在城乡规划教学与实践领域中，地理学出身的专业城乡规划人员越来越多，尤其是宏观层面的城乡规划，更加强调地理学的学科背景。另一方面，由于人文地理的理学范畴，使其更偏重于理论研究，在当下的实际应用中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部分较少。同时，旅游学又因为与各类自然和人文类的旅游资源天然的联系而成为人文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人文地理学也专门有一个学科分支为旅游地理学。近年来，各高校在学科建设上强调面向市场的需求，有条件的高校纷纷在地理学的基础上设立旅游学院或在地理学院下设立旅游类专业，其中一大依据即是以地理学为基础的旅游规划与管理。当前的专业目录中并没有旅游规划专业，旅游规划行业的从业人员来源较广，旅游管理、地理学、城乡规划、园林景观等专业都成为旅游规划的相关专业，故从专业性和综合性两方面来看，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与旅游规划行业的切合度还是很高的。第三，在学科发展环境上，随着近年来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调整，在城镇规划与建设领域也不断提出新的理念，如新型城镇化战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三规合一、数字城市等，均对城乡规划的地理学思维提出新的要求。同时，旅游业作为一项无烟产业，在我国经济社会正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正是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和地方均表现出对旅游业的极大热情，旅游规划无论是从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层面，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上，都正是用人之际，这其中对旅游地理学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二）学生就业方向从学生就业方向来看，以前的资源专业由于专业定位不明确，涵盖内容太多，学生的就业方向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包括在政府部门，如规划局、国土局、发改委、测绘地理信息局等相关单位就业的，另有一部分进入规划设计单位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从事与专业无关工作的。考研的学生主要有三个方向，即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系统、人文地理等。从以上就业方向可以看出，由于专业定位的不明确，该专业学生毕业后有较少的人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多数从事完全与专业无关的工作。由此说明，如果能明确专业方向，强化专业教学，将会对学生的就业产生极大的促进和影响，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专业方向在应用领域直接表现为城乡规划与旅游规划。 二、课程体系建设 就专业的发展状况来看，当前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最大的三个方面的要求是专业化、实践性与文化内涵。 （一）专业化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专业化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地理学的专业化。此前的资源专业，虽然归属于地理学一级学科，但又不同于地理科学专业，故在课程设置上强调以地理学为基础，兼顾资源学、环境学、管理学、城乡规划等学科，开设的课程很杂，没有方向性，可以说缺乏明确的主干课程。如在某校资源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可以看到地质学、自然地理学、测量与地图学、人文地理学、环境科学导论、土地资源学、遥感技术、经济地理学、资源科学导论、城市规划原理、城市地理学、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管理学、土地评价与管理、计量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资源经济学、区域分析与规划等，各各领域均有所涉及，但呈现出泛而不深的特点。在当前的专业定位下，地理学的专业化应强调自然地理的基础地位和人文地理的方向地位。首先，不论是城乡规划还是旅游规划，均是以对自然地理条件的深刻认知为工作基础，故自然地理方面的课程必须开足、开实，如自然地理学、地球概论、测量与地图学、地质学基础、气象与气候学、地理信息系统、地貌水文学、遥感导论等。第二，地理学与专业方向的联系在于人文地理，故人文地理的方向课需要做好，如人文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区域分析与规划、经济地理学、旅游地理学、计算机辅助制图、地理信息系统等。其二是城乡规划的专业化。原资源专业中，城乡规划仅作为专业中有限的一部分存在，并非专业的方向，故专业课程的设置很少。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中，城乡规划成为了专业的方向，虽然从专业性、学制年限、教师配备等方面难以完全照搬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设置方案，但仍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将城乡规划专业的核心课程开齐，如城市规划原理、城市总体规划、城市修建性详细规划、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道路与交通、市政工程规划、区域分析与规划、建筑初步、建筑素描等。 （二）实践性地理学是一门验证性的基础学科，城乡规划则是一门实践性学科，所以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来讲，实践教学是该学科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第一，在综合自然地理方面应延续地理学教育的实践性，让学生在学习了理论知识后有条件在现实中对其进行验证，取得相应的感性认识。第二，在各层次的专业规划上，更应强调其实践性，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必须以实践教学为主，强化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第三，在规划思想的表达上，应想办法增强学生的表达能力，如手绘技法、色彩运用、CAD等。 （三）文化内涵地理学与文化融会贯通产生了文化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民俗地理、语言地理等分支学科。同时，城乡规划也是一项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涉及城镇的发展历史、文化变迁、文物保护、人口迁移、地方认同、城市特色等方方面面。正是因为城乡规划超强的综合性要求，仅仅是建筑出身的从业者难以完全胜任城乡规划，也正是由于地理学者对文化大多有一些涉猎，使得地理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深地理解规划，或者做出更有特色的规划。基于此，为发挥地理学在规划领域的优势，应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强化诸如文化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等文化类课程，这也是城镇、乡村及旅游区特色最直接的彰显之处。 三、与现有教学体系的矛盾及对策 （一）教学课时不足新的学科定位下，要求开设诸多的城乡规划专业课及地理学专业课，这就面临着教学课时不足的问题。与城乡规划专业相比，工科的城乡规划为五年学制，有充足的时间来安排专业课。与地理科学专业相比，学制相同，但我们要留出相当多的时间来开设规划类课程和文化类课程。所以，很自然地，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会遇到课时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从现有的条件出发，有以下两个解决途径：一是尽量减少与地理学、文化类、城乡规划无关的边缘课程，将课时集中于核心课。二是在开设一些专业课时，提出更加明确的教学要求，不一定要按照该门课程自身的课程体系完全讲完，可根据专业定位对该门课程的需求来展开，相应地，该课程的课时也可以缩减。如对于GIS课程来讲，系统地学习该软件需要很多时间，但城乡规划日常使用到的GIS功能主要为缓冲区分析、坡度分析、坡向分析、日照分析等实用性非常强的部分，其他关联不大的部分则可作了解或直接带过即可，当然具体讲哪些、讲多少需要专业负责人与带课老师深入沟通，要小心把握这个度。三是让公共课为专业课让路。各高校现行的课程体系大多是大一上公共课，大二、大三上专业课，大四象征性地上课，使得大学四年中真正学专业的时间只剩一半。针对这种情况，国内已经有高校进行了课程体系的改革，将专业课提前至大一，从大一入校即开始开设专业课，公共课则每学期都开设，由学生自己挑选上课时间。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所面临的课时不足的问题较为严峻，对专业课时更有着迫切的需求。 （二）师资力量不足由于是地理学背景下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各高校在师资力量上普遍面临着地理强、规划弱的问题，尤其是在开设规划类专业课的时候，规划专业的师资力量更是显得捉襟见肘。针对该问题，现有可行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积极引进人才，如城乡规划专业、建筑学专业、旅游管理专业等；二是与其他院系合作开设一些课程，如请美术系老师开设手绘课程，请历史系老师开设历史文化类课程，请建筑系老师开设建筑类课程等，既实现了学科交流，也缓解人才不足的矛盾。 （三）实践教学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来说，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勿庸质疑，当前的关键在于如何整合现有资源，将实践教学安排到人才培养方案中去。针对当前高校课程设置的特点，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结合专业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环节，这也是是简单的方式，但也存在与理论课抢课时的问题；二是在学期中专门安排一段时间用于实践教学，这需要对整个教学计划进行调整，且因为时间较短，只能组织参观式的实践教学活动；三是大幅度调整教学计划，安排出半个学期以上的时间用于集中式的实践教学，这是对实践教学最直接的落实，也是对学生实践能力最好的培养方式。以上三种实践教学的安排方式均对传统的理论课教学模式产生影响，需要学校的专业负责人仔细斟酌。 （四）教学资源在传统理论课教学模式下，学校基本都能保证教学资源的投入，但现在涉及到专业教育、涉及到实践教学，对教学资源有了新的要求。首先，对机房的要求。规划专业的各类制图式的实践课程占到了实践课程的一半以上，对机房的使用率很高，需要专门的机房，保证上机时间；第二，对专业教室的要求。涉及到规划方案的教学与讨论、规划图纸的绘制，不仅需要有室内教学空间，而且对教室有专门的要求；第三，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如果能选择规模适中、有特色、有大比例尺地形图、有全面资料的镇、村作为实践教学基地，将其作为规划对象，开展实践教学，将对实际的教学工作产生极大的促进；第四，考虑与地方的规划设计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争取将其建为实习基地，既为设计单位降低生产成本，也为学生争取实习机会，增加日后工作的筹码。以上四项教学资源是当前地理学背景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普遍欠缺的，其中前两项需要由院系争取，学校提供，后两项则需要专业老师的努力。 （五）产学研互动产学研互动是对该专业建设的进一步考虑。产学互动方面，高校在城乡规划和旅游规划领域为地方的服务，既加强了高校与地方的联系，又能够为高校的教学提供一些素材，可能的情况下，还可以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规划项目中来，对高校和学生都是很有帮助的。学研互动方面，城乡规划在中国仍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规划领域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为城乡规划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普通高校必须跟上这一潮流。同时，作为四年制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如想在这个行业里取得较高的成就，考城乡规划的研究生是必不可少的，对学生来讲，越早地参与到科研项目中去，对其考研就越有帮助。产研互动方面，任何一个规划设计单位想要迅速发展，都必须重视科研，以科研促生产，以生产带科研。在高校里，如果这二者产生了良性的循环，对教学的带动作用将不可估量。该环节对普通高校地理学背景下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来讲，不是简单的矛盾问题，是整体水平较低的问题，必须三个角度共同发展，互相促进。 四、结束语 借助于专业目录变化的东风，从专业化、实践性和文化内涵三个方面入手，定位于地理学学科背景下的城乡规划和旅游规划，将使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作者：王吉昌 屈康庆 单位：陕西省灾害监测与机理模拟重点实验室 宝鸡文理学院地理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学在成人通识教育中的体现 摘要：文章界定了成人通识教育的内涵，探讨了成人通识教育的必要性，明确了成人通识教育内容的选取原则，论述了人文地理学知识作为成人通识教育内容的适宜性，最后提出了人文地理学知识在通识教育中的体现策略。 关键词：成人通识教育；人文地理学；体现策略 一、成人通识教育的内涵 成人教育狭义上是指国家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类教育形式，与电大教育、自考教育、业余教育、函授教育并列，经考试录取，学成后发放统一的毕业证，而广义上的成人教育就可以理解为：学习对象为成人的教育形式，其内涵可以扩展到非国民教育体系。所谓成人通识教育就是在成人教育中的通识教育，具体来说就是成人教育中通识类知识的教育，并且此处所指的成人教育是广义上的成人教育。国内外的学校教育中，通识教育往往作为一种常态课程内容，并有日趋增加的趋势。目前，通识教育在我国成人教育中所占的比重虽有所增加，但过分注重专业知识培养的价值取向明显，通识教育内容长期被认为是成人教育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且成人通识教育内容的设置也存在诸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探讨成人通识教育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成人通识教育的必要性探讨 （一）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总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知识更新速度也很快，学校教育背景下的个人存量知识已经很难满足人们长时间的应用需求，接受再教育已经成为人们适应社会发展步伐的必然选择，再教育过程中除了要进行专业化的知识培训外，通识教育内容也应该有所体现，而且出于非就业目的的成人教育中，成人通识教育则是其教育的重要内容。比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智能手机、电脑等高新科技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千家万户，而很多人缺乏甚至没有相关知识的储备，自主学习还存在一定困难，此类成人通识教育便能够帮助人们摆脱困境，以适应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需求。现代科技在不断变革和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很显然深刻影响着成人教育，给成人通识教育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1]。 （二）人们主动学习的需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接受教育已经不再完全是出于谋生等功利性的目的，越来越多的人把学习作为一种自我提高的需要，这恰恰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相契合。随着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今天成人的学习已由原来为了学历和文凭的提高而逐渐转变成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2]。成人教育往往过于注重专门化的职业训练，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道德、文化及生活通识性知识的传授，而这与人们时下的学习需要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偏离，恰当的成人通识教育知识能够满足人们在这些方面的需求。 （三）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 建国后至今，我国国民文化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国民整体的文化素质，尤其是受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必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提供多种途径的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成人教育因其特殊的人群背景使其在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目标下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成人通识教育无疑是成人教育中的重点内容。通过向成人传授通识类知识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知识存量，而且还能够增强他们的学习能力，从长远来看，起到了“授人以渔”的效果，可谓是一举多得，事半功倍。 三、成人通识教育内容的选取原则 （一）生活相关性原则 成人社会有成人社会的特征，成人教育也是如此，和其他形式的教育一样，成人通识教育最基本的功用就是提高成人学员的社会生存能力，当然成人通识教育还有其他功用，在此不再赘述，但从基本功用探讨成人通识教育的内容就应当具有生活相关性，因为与生活无关则意味着某种专业深度，而这与通识教育基本内涵并不相符。生活相关性知识在成人通识教育中有所体现，就减少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摸索、甄别所花费的时间，同时，这也符合人们认知的一般心理规律，“由近及远，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将知识引向深入。 （二）综合性原则 所谓综合性原则就是摒弃学科分化的偏见，从综合视角去学习知识，这也是通识教育在世界各地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毕竟成人教育对象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学科专家，即便是学科专家其专业性教育也可以从非通识教育内容中获取。可以说，综合性原则既是通识教育的内在属性，又符合成人教育的一般特点，当然是成人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广泛适宜原则 广泛适宜性原则指的是成人通识教育的内容对其教育对象应该具有普遍适用性，即不应因学习基础差异而使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呈现较大差别，这就需要成人通识教育内容首先具有一定的基础性，而且教学方式等也应符合这一原则，比如说成人通识教育内容应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性过强的专业术语，授课教师的教学语言要通俗易懂，并做到深入浅出，以利于学员理解和掌握。 四、人文地理学知识作为成人通识教育内容的适宜性探讨 （一）人文地理学知识与人们生活联系紧密 人文地理学也称人生地理学，它是探讨人文现象和规律的一门科学，故而与人们的生活联系非常紧密，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这一点我们从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名称中就能够窥知一二，人文地理学按其研究对象可以划分为如下分支学科：人口地理学、旅游地理学、行为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军事地理学、聚落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同时，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因此，人文地理学知识作为成人通识教育的内容非常合适。 （二）人文地理学知识具有综合性的特征 地理学科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人文地理学知识也有着同样的特征。人文地理学知识综合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整体性与复杂性，人文地理学侧重于从区域的视角探寻人文地理事物、人文地理现象，而这些事物、现象内容复杂，并且彼此间或与其环境间亦同样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由此而提炼出来的知识体系当然也就遗传了这种综合性[3]。人文地理学知识综合性的另一个来源就是学科交叉性，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等都涉及到诸多学科的交叉，从文理分科的角度看，人文地理学本身就是文理综合学科，总之，人文地理学是一个复杂的学科综合体，一个区域的内核将诸多人文、自然学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学科间的碰撞与融合又通过人文地理规律体现出来。 （三）人文地理学知识通俗易懂，具有广泛适宜性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知识结构明晰，人们的已有生活经验，中小学相关领域的知识都可以作为人文地理学深入学习的先前学习基础，人文地理学课程呈现也大多都是从直观到抽象，对于成人通识教育学员具有广泛适宜性。另外，人文地理学的前沿问题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认识基础。 五、人文地理学知识在通识教育中的体现策略 （一）广播电视中播放人文地理学专门课程及科教纪录片 广播电视具有受众广泛，播放灵活的特点，是传播通识类知识的有效渠道，人文地理学专门课程就可以通过广播电视专门课程的方式加以体现。目前此类专门课程在我国电视节目中已有所体现，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随着人们学习观的逐渐进步，这类节目的收视率一定会越来越高，电视台在获取良好口碑的基础上也能收获不错的经济效益。科教纪录片是人文地理学知识在广播电视中体现的另一种方式，并且在国外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美国《国家地理》和《探索》在全球145个国家通过有线网络等各种渠道播出，成为覆盖全球的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之一，中国很多电视台也采购和播出《国家地理》和《探索》频道的节目，但是这些节目中涉及中国的题材很少。可以说，增加人文地理学相关科教记录片的制作，对于传播人文地理学知识是大有裨益的。 （二）在网络课程中增加人文地理学相关课程 网络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各种形式的网络课程也日益增多，在网络课程中增加人文地理学相关课程适应了时展的步伐，也是人文地理学知识推广的有效途径。网络课程形式各异，有各高等学校、初等学校的网络精品课程，也有各大网站推出的各类免费课程，还有个人自主开办的相关课程，甚至有些课程学习内容是通过社交通讯工具、博客等传播和推广的，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人文地理学相关课程的有效载体。当然，目前网络上一些课程资源的传播游走于法律、法规的边缘，比如很多网络免费数据库采取上传者自主上传的方式获取课程相关资源，然而这些资源往往未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内容的可靠性很难甄别，这样并不利于包括人文地理学课程在内的网络课程的可持续供给，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遏制，总之，清洁的网络课程资源环境更符合网络课程学习者的利益。 （三）将人文地理学课程纳入到成人学校课程中 诚如前文所述，人文地理学适宜作为成人通识教育的学习内容之一，而且鉴于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成人学校中普遍存在“重专业、轻通识”的特征，将人文地理学课程纳入到成人学校课程中是必要的，在操作层面上也是可行的。成人学校教育中的人文地理学课程属于通识课程，与一般学校地理科学相关专业课程应该有所区别，课程内容除了人文地理学经典理论的内容外，还应该增加人文地理学实践案例，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课程中设置部分实践课程，从而更好地激发成人学员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人文地理学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成人学校的人文地理学教师也应该不断探索和革新教学方法，增加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这一点主要是考虑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时空尺度都比较大，传统教学手段不利于学生的充分理解[4]。 作者:卢万合 李朋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学论文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兴起的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日益成为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它以地球表面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其分支学科主要有人口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行为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等。为此，人文地理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指不包括经济地理学的人文地理学，广义的则是指包括经济地理学的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主要特征是社会性、区域性以及综合性。社会性是指人文地理学是一门社会性较强的地理学科；区域性是指人文地理学包含了区域研究的特性，重视了区域特征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综合性的特点来源于地理事物的多样性、整体性，是指人文地理学在综合研究一个区域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聚落等各方面形成发展的条件、特点、分布规律和人地之间地相关以后，在一个更高地层次上发现问题，提出解决矛盾的构思。 本课程是在强调人文地理学内容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突出以人地关系为中心，文化理论为基础的特点，构建人文地理学的知识框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与空间差异，提高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深层理解，并能够对人类各种文化现象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正确分析，树立科学的人地观。 本课程所讲是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在学习过程中将全部内容划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对象与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和人文地理学的思想进程和学习要点。 第二部分以TerryG.Jordan的TheHumanmosaic一书为基础介绍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内容包括分布区，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整合和文化景观五个方面，并对相关的人地关系理论分别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从人的群体性特征出发，分别介绍“人口与发展”和“人口的分布与迁移”。 第四部分介绍农业与工业。基于对农业和工业本身就是文化产物和二者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过程为主线，以空间的格局作为其发展的空间表现来阐述。 第五部分是人文地理学的主体部分，包括种族、民族、民俗、语言、宗教、聚落、旅游、行为、政治七方面内容。这七方面均是把每个要素作为人文地理学体系中的一门分支学科系统全面进行阐述，而且把文化作为人地关系的中介，强调其横向联系。 第六部分根据20世纪的变化，从人文地理角度，以人地关系为核心，分别对环境问题、政治地理“合”与“分”的空间格局与景观建设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使学生了解人文地理学分析问题的观点与方法以及对未来问题的关切，增加社会责任感和增强社会责任心，达到教书育人的根本目的。 本文关键词：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论文:高校人文地理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究 摘要：高等院校的地理专业教学中人文地理学科相关的课程是属于关键的专业课程，学好这门课程地理专业的人才得打实专业基础，为专业水平的提升做好准备。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地理教学的方式方法都面临着改革，这不仅是提高高校人文地理教学质量的需要也是培养创新型和实用型人才的需要。笔者将在下文中针对人文地理教学方面存在的有待完善的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教学措施；教学质量；改革和创新 国家十分重视教育质量提高，因为教育的发展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靠人才，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提高国家的整个教育体系的教学质量利于增强国家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国务院在2010年就21世纪头20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深化教育教学的改革，尤其是优化本科教学阶段的人才培养模式。而要深化改革并提高教学质量需要从完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等方面入手，作为高等院校的教师更是要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教育一线工作者的重任，将这些教育改革的措施应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进行教育改革的目的。 自上世纪末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出现了极大的变革，科技推动经济的腾飞。就人文地理方面来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但是，全球各个经济区域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而且，生态环境背负着经济增长带来的后果，环境污染加重，生态失衡，自然资源出现匮乏等一系列问题日渐显著。人类社会发展至20世纪后半叶，不仅出现人口膨胀、城市化进程加速、工业增长、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人文社会问题，而且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资源匮乏等重大环境问题也开始显现，成为各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在科技革命不断向前推进的大趋势背景之下，怎样实现生态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之间的和谐则是国际地理学界现在正在面对的重要任务。高等教育学院作为人文地理专门性人才的重要培训基地，高校要主动肩负起这样的社会责任，积极建设重点学科，提供专业性人才的培训阵地。就在地理类、资源环境类课程教学的改革和建设来看，《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是两个比较重要的基础类课程，其中《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该课程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出发，对不同的人文现象、人类生产和生活所在的地域结构构成和变化的特点进行分析，该过程会涉及到对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学习和探究，总的来说，是一门内容丰富，极具社会性、地域性和动态性特点的学科。该课程涉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其内容丰富多彩，具有社会性、综合性、地域性、动态性的特点。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人文地理教学方面的教学实践将在下文中从如何提高人文地理教学质量的问题出发，简要探讨开展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方法的几个重要环节的改革，总结出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今后的人文地理教学提出相应的参考性意见。 一、人文地理学教学方法改革思路 人文地理学是以文化地理学理论为基础，以研究人地关系为核心，涵盖社会、人口、经济、语言、宗教、民俗、城市、政治等诸多内容，且涉及现实中许多热点与焦点问题，如文化现象、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所以如何能让学生多领域、多学科、多方位地去了解和学习知识，主动拓宽视野，以及培养学生从多个角度综合动态地分析事物的能力，是人文地理学教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真正传达人文地理学思想理念的深层意义。如今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充分适应现代教学的要求，要按照针对性、效率性和可行性的原则，正确、恰当地选用教学方法，把多种教学方法优选组合，将素质教育融入到各教学环节中，才是提高人文地理学的教学效率和质量的有效手段。 二、人文地理学教学方法改革 1.大力开展启发式教学。人文地理教学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广泛，单一的教师授课方式会加深学生对一些抽象知识的理解。教学授课方式由单一性授课转变为启发式授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措施之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兴趣的指导下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将会更加增强。教师在人文地理教学的时候就要认真地设计好教学内容，通过实例启导学生深入到课本的理论知识中去寻找答案，然后通过设问引导学生对自己所学习的知识进行思考分析。由此帮助学生在学习人文地理知识的同时拓展学习的思维，积极地创新和探索。 启发式教学进行的过程中教师要做的工作就是积极地发挥其主导性作用，教师为主导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突显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例如，在学生通过自由讨论活动表达自己对知识的理解以及质疑的时候，教师不是直接为其解释和答疑，而是要引导学生利用手中可以利用的课本和资料，通过参加学习小组、活动团体等方式积极地交流来实现自己对问题进一步理解，这样一来，教师在做知识的分析和总结的时候学生理解起来就更加容易了。合作性的探讨有利于学生深入地获取新的知识，教师的引导性问题有利于对学生的探索性学习做进一步的指导并及时地对其知识的理解做出评价和纠正，有利于学生及时改正错误；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这个进程的观察实时地调整自己的教学步骤和教学思路。 2.运用多媒体引导教学。人文地理学是一门应用型的综合性的学科，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知识。这种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其课程的内容设置一般都比较多，涉及到的知识包含各种方面，所以学生学习起来就会感觉到抽象难懂，此时，多媒体教学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以PPT、音频、视频等形式将具体的人文地理情境真实地再现，学生通过这种能够刺激感官的逼真学习环境能够对自己所学的知识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多媒体教学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带动课堂气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所以，运用多媒体教学是提高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率的重要措施。 3.合理采用对比式教学。在人文地理学教学中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一般包括地理区域的地形地貌、气候状况、生态环境、人口分布、民俗文化、经济状况等，区域之间有相类似的情况也有其具体的差异存在。要让学生对地理区域的人文地理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了解就需要一个分析的过程，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可以采用差异性和相似性的对比分析，因为针对特殊的差异一定有一些历史的人文和地理相关的深层次的原因。例如，教师可以做一个分析城市间地理差异的PPT文件，提供比如香港和澳门两个城市的地理景观图片，让学生从每个城市的不同人文特色判断其所在城市，再比如对比东、西部人们的饮食习惯，同学们可以从不同地理区域人们对于酸辣甜咸等口味的偏爱进行判断，并针对这样的口味偏好进行其自然元件、民俗习惯等方面的特色的了解。教师采用对比式教学引导学生通过不同角度和不同的层次来思考问题并探索其中的原因，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 4.重视地图教学法。地图，宏观地反映地理事物空间分布，地理教学中离不开地图教学。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若是用语言进行描绘的话会比较烦琐和抽象，而图像比较直接而客观，地图教学法是一种形象的讲解法。运用地图案例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特色，学生在学习地理知识的过程中，很多复杂而抽象的知识可以通过图像形象、直观地获得，在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还能培养读图、识图的能力和思维的拓展。例如，岩石的变化、地壳的运用、星体的运行等知识的讲解就可以通过版图、版画讲绘等方式将地理事物的时间和空间变化展现出来。又如，人文地理中涉及到的人口、民族、宗教等都可以通过其分布图轻松地掌握。地图是地理教学中必不可少的媒介，通过读图获取知识，再通过用图将所学的地理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此，在人文地理教学中很重视地图教学法。 5.教学手段、风格与技巧改革。教学手段是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相互传递信息的工具、载体或设备，人文地理学课程内容具有动态性、交叉性、综合性等特点。而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符合此门课程的教学要求。因此，可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能提高教学效率。 教学风格是一个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技能、技巧的合理组合和运用，是教学活动个体化的重要表现。教师要培养自己良好的教学风格就得注重教学技巧的学习：首先是发挥好教师的导向作用，每个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内容的设计都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引导和启发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学习活动；其次是要提高查阅文献能力，阅读是扩展一个人的知识和生活领域的重要措施，学生要获取知识就得在课堂教学活动之外积极地扩大阅读量，独立地搜集信息，处理信息，科学地运用相关知识。在人文地理课程教学过程中，交代实践部分的布置分析、研究工作内容后，采用查阅文献指导法，给学生列出一些查阅文献的任务，让学生能通过阅读和写作，完成自己的实践报告、论文等任务。 教态的完善。教师教态是在教学过程中的形体动作以及教师的语言、语调、面部表情的综合体现。教师的教态不仅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影响到教者本身的讲课兴趣。因此，在课堂教学中特别注重教师的教态，将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师生互动配合默契，课堂气氛生气勃勃，春意盎然，学生学得轻松，教师教得愉快。 三、结语 随着新课程理念的推广和教学改革的深入，教师在进行人文地理教学时，只有转变教育观念，将这几种教学手段紧密结合、衔接一致才能达到人文地理教学方法的创新，才能真正达到培养社会需求型人才的教育目标，才能够培养出一批具有独立思考、创新意识及创新才能的复合型人才。 人文地理论文:“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实践探索* 摘要：本文针对“人文地理学”的教学特征，对其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客观要求、研究性教学内容选择和实践过程进行了理性分析，并对其教育效应进行了客观评估。 关键词：研究性教学;问题导向;能力培养;人文地理 一、“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 1.课程特殊性的客观要求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的基础性核心课程，是一门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不仅对揭示地球表层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有重要作用，而且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包含了文化、人口、经济、语言、宗教、民族、民俗、政治、军事等内容，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现实问题、热点问题、焦点问题。人文地理学主要特征是社会性、区域性以及综合性。通过研究性教学可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文地理的特殊性，实施“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性教学能真正体现人文地理的教育意义。 2.课程时代性的客观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严重的资源、环境、人口与发展问题，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文化、宗教冲突问题，局部地区政治、军事动荡不安等问题，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性教学提供了广阔空间。紧密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实施研究性教学可使严肃、枯燥的理论说教变得生动，激发学习兴趣，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深度，提高教学效果与人才培养质量。如在人口地理教学中，可开展我国人口问题的形成与解决对策的研讨;农业地理教学中，可紧密结合我国的三农问题、县域可持续发展问题、农业产业化等热点，促进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3.课程实践性的客观要求 实践应用能力是人文地理课程学习的基本要求。人文地理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人地关系，所有对人文现象形成与发展的观察分析，都建立在对自然界现象的观察分析之上，理论知识框架体系构建、最基本的研究手段都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各种人文地理事物、人文现象、人文景观都能在实际中得到证实;扩大学生视野，使学生能接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各种真实、具体的环境与人文地理事物关系的知识;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课本上枯燥无味的知识生动形象化[2]。 二、“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实践过程 1.“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实施目标 一是应关注学生及其发展。人文地理研究性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必须发挥学生主体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独立性、参与性，把学生的个性健全发展作为研究性教学的出发点和目标。二是应关注“人文地理学”问题及其解决。研究性教学以对“人文地理学”问题的研究为切入点，把“人文地理学”方法的应用、能力的培养、思维的发展渗透到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让教学过程成为探究、质疑、思考、设计的开始。 2.“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内容选择 “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内容选择的基本要求：一是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要求教学内容选择应体现“人文地理学”的问题性、实践性、参与性、开放性;重视人文地理学的科学性、奇特性、生活性和实用性。二是实施“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的可行性要求学生具有相应研究内容的“人文地理学”学科背景、知识储备、生活经验、实施研究的条件等。研究性教学选择的具体内容，包括经典性人文地理问题、社会性人文地理问题、前沿性人文地理问题、生活性人文地理问题、乡土性人文地理问题、时事性人文地理问题等。 3.“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实施要求 教学形式的多样化：研究性教学的方式、方法要多形式、多渠道、多层面。教学过程的有序化：在研究性教学实施的过程中，要按照“问题的提出―引导―准备―指导―实施―展示―评价―理论提升―实践应用”的思路、层次逐步落实完成，使研究性教学过程是有序的、开放的、主动的、互动的、探索的、求真的。教学目标的多元化：真正实现人文地理学科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研究与创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全面教育。 4.“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应协调关系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应协调好以下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是主导，是问题的激发者、教学过程的策划者、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学效果的反思者;学生是主体，是问题的解决者、教学过程的实施者、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学效果的体现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理论的实践化”到“实践的理论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得益彰。课内与课外的关系：时间安排、信息来源、问题分析与解决。基础与拓展的关系：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实践、应用、拓展。有序与无序的关系：集体组织研究与自主性研究，研究结论形成与研究质量评价。 三、“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教育效应分析 1.教育教学效应的多元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具有多层面、多维度的多元化目标，覆盖教学过程中的各个要素和环节。①基于学生。研究性课堂教学活动的首要目的是培养自主、合作、反思、自我监控的“建构者、探究者”群体，使学生从被动的人文地理知识的接受和吸纳转变为主动建构人文地理知识和探索客观世界。②基于教师。培养研究性的教学者，在教学观念与思想、教学手段与方法等方面充分显现“组织者、学习者、参与者、研究者”的地位与作用[1]。③基于教学过程。充分渗透人文地理学的动态性、空间性、综合性、创新性的教学思想，配合学生研究性教学的认知规律，形成以人文地理问题解决为中心的多渠道、大数据信息来源、开放情感交流互动的教学模式，确立问题性质―寻找解决信息―反馈认知思路的教学程序。④基于教学环境。创设人文地理研究性的课堂情境，在课堂氛围中充分体现平等、自主、合作的教学本质特征，激发学生的积极反应，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个性发展提供自由空间。 2.教师引导教学行为的主导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教师的角色、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人文地理教学活动的开展起指导性作用。主要表现为：①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即教师对人文地理研究性教学的内容、实施、评价等方面起组织作用。②教学行为的引领者，即教师在人文地理研究性学习实施的各个阶段给予学生指导和引导，而不是全程包办、灌输，导致学生失去主体地位、自主权力。③教学实施的参与者，即教师在研究性学习实施的全过程与学生一起进行研究、探讨，并进行反思和评价。④教学效果的评价者，即教师通过研究性学习的实施，对教学的研究性内容、教学效果、学生受益、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科学评估。⑤教学全程的研究者，即教师在参与整个研究性教学过程中，在教学观念与思想、教学手段与方法等方面进行讨论、反思、研究。 3.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主体性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在“人文地理学”教学活动中应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学习活动的顺利进行。研究性教学蕴含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培养人的价值、尊严，关心、理解和信任每一个学生，把“人文地理学”的学习建立在学生能动性的层面上。学生是研究性教学的中心，通过学生对人文地理知、情、意的深层投入与参与，使学习与研究并进，让学生成为自我反思、自我发展的主体。 4.知识生成过程的体验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重视学习、研究的过程价值。研究性教学过程中蕴涵着巨大的教育价值，对学生的成长、全面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研究性教学注重学生人文地理思维方法的学习和思维水平的提高，更加注重让学生掌握社会调查、实地观察、文献检索、文献研究以及运用现代地理信息技术等科学研究方法与技能，激发学生探索和创新的兴趣与欲望，逐步培养学生主动质疑、独立思考、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积极学习方式。研究性教学强调学生在知识探究过程中的各种心理体验，通过心理体验明白人文地理知识创造的过程，在体验、内化、生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创造行为的观念体系。学生的人文地理科学态度、情感、价值观等只有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方可形成。 5.教学系统的开放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强调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为学生创造宽松、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教师由管理者、评判者转变为合作者、学习者和服务者，主要为学生创设友好宽松的学习、发展环境。学生之间是合作关系，师生之间是平等关系。思维方式也从单纯的教师思维到复杂、多向、多元的师生共同思维，从封闭走向开放。研究性人文地理教学对教学形式的要求是开放的，即拓展了教学的时间和空间。时间上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空间上教学的地点可以是多样的，课堂、社会、野外相结合。研究性人文地理教学的内容是开放的，表现在教材与其它知识资源的结合。研究性教学的形式与内容是开放的，有弹性的。教学的视野绝不仅限于课堂、教材、考试，而是随时能把师生引向外在的社会与自然界的关注之中，这会大大拓宽教学的空间，师生得以在更广的视野中寻找、发现、把握和研究“问题”。 人文地理论文:地方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摘要：以地方院校――菏泽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为例，在介绍该专业设置现状的基础上，对地方需求与专业特色进行了分析，进而从专业定位、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和教学手段革新四个方面构建了地方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地方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应用型；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是高校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而适合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是新常态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在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基础上调整而来[1-3]，该专业涉及地理科学、人文科学、城乡建设规划、地理信息系统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内容，培养既善于宏观区域经济层面机理分析又精于中微观层面规划设计的应用型复合人才[4]，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应用型专业。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为毕业生提供了大量就业和创业岗位，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为学科专业发展和提高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带来了机会。由于专业设立较晚，目前关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研究并未深入展开，对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研究较多[5-7]，部分学者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专业定位、实用人才培养模式等进行了研究[8-10]，但关于地方院校该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较少。因此，笔者以菏泽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作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构建有地方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求为社会培养大量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地方院校该专业人才提供借鉴。 一、菏泽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设置现状 2004年菏泽学院升本后，为适应菏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多方调研的基础上，于2006年申报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本科专业，2007年首次 招生，至今已有4届毕业生顺利毕业。专业设立以来，我们积极致力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并逐步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在2006年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分别于2008年、2010年对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培养方案作了两次大幅调整，完成了从单一的培养方案到分城市规划与管理和旅游规划与管理两个独立方向的培养方案，再到分城市规划、旅游规划、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三个模块的培养方案，培养目标日趋清晰，培养方案日趋完善。2012年，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年）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介绍》的要求，结合学校的实际，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相应调整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070503）专业，并组织精干力量修订完善了相关培养方案。2013年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首次招生。2014年该专业被评为菏泽学院特色专业。 二、地方需求与院校专业特色分析 （一） 地方需求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规划行业的人才需求一直处于旺盛状态。从国家层面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新农村建设到区域层面的都市区规划，再到某个城市乃至最微观的村镇或社区发展规划，亟需一大批既善于宏观社会经济层面机理分析又精于中微观层面规划设计的应用型复合人才。从目前来看，发达地区及大城市人才聚集密度较高，竞争激烈，而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城镇人才严重匮乏，城乡规划人才地域分布严重失衡。菏泽市地处鲁西南，是山东省城镇化水平最低、经济基础最薄弱的市区之一，人才引进困难，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尤为匮乏[11]。 在全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菏泽市城镇化也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由量变到质变，中心城市、县城和小城镇同步呈现出爆发式发展之势。审时度势，菏泽市新一届政府确立了今后一段时期城镇化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高标准推进新型城镇化。围绕构建中心城市、县城、小城镇、农村社区“四位一体”的新型城镇体系，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确保在目前城镇化率43%的基础上逐年提升。二是按照“产城融合、设施配套、突出特色、宜商宜居”的要求，完善市县城镇发展规划，搞好功能区划分，优化城市布局。三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完善城镇水、电、路、暖、气、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学校、医院、市场、公交、绿地、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在菏泽市城镇化推进的同时，借助乡村文明建设契机，菏泽市旅游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原有牡丹观赏旅游的基础上，本着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依托菏泽各县区的生态、文化、地域等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打造一批特色旅游小镇和乡村旅游品牌，实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目标。以上城乡建设、乡村旅游目标的实现及后续工作不仅需要高起点的规划设计，更需要关注“人地和谐”、城乡一体化和人文关怀等问题。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具备了从城乡实体空间规划到“人地关系”人文哲学的多层次素质，拥有从宏观城乡规划，高起点做好城镇规划设计、构建和谐宜居的城乡环境，到微观项目设计的综合能力。因此，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为菏泽市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 专业特色 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基础上，学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 立足小城镇、面向新农村 专业建设从菏 泽 市及周边地区城镇化发展迅速，小城镇数量众多，建设滞后的实际出发，坚持以小城镇规划和新农村建设为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目标，充分体现了专业设置的社会需求和市场化趋向，这些内容在培养方案制定及平时作业训练中均有体现。 2. 注重动手实践技能的培养 该专业为学生开设了两个学期的美术基础课程，以加强学生的手绘表达能力，在此基础上开设了AutoCAD、Photoshop、3DMAX等专业所需的各种城乡规划计算机软件课程，并配备专业教师加以辅导，以加强学生在计算机应用上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图件制作和图像处理能力，强化对规划图件的综合表达。培养计划中从“建筑单体” 到“城市详细规划”， 再到“城市总体规划”，最后到“区域规划”的课程结构设置，更体现了对学生循序渐进的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过程。 三、结语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刚刚脱胎于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新专业，其人才培养模式尚处于探索之中。学校立足于地方院校的实际，从专业定位、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教学改革等方面对其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构建。但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是一项艰巨任务，该专业发展与完善尚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为此，在专业发展中，紧密结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和优势、以及人才需求的新变化，不断优化本专业培养理念和培养方式，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真正使该专业毕业生适应社会需求，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人文地理论文:大数据给人文地理学带来的影响 大数据是由数量巨大、结构复杂、类型众多数据构成的数据集合，是基于云计算的数据处理与应用模式，通过数据的整合共享，交叉服用，形成的智力资源和知识服务能力。“大数据”的主要特征涉及数据规模大，数据生产速度快，数据来源与类型多元化，数据覆盖面广，数据细节丰富，数据间存在相关性，数据有弹性及数据的空间属性等。 从人文地理学发展历程看，大数据迎合了人文地理学“计量转向”与“社会转向”的发展规律。1950年代，得益于计算机处理数据能力的提升，人文地理学研究出现了“计量转向”。数量模型的引入提供了空间研究的方法基础，避免了简单、抽象、定性的约束。特别是舍弗尔 （Schaefer） 等为代表的学者倡导地理学是一门追求普遍规律的实证主义科学，并力图借助数学模型等工具发现空间法则。大数据提供了丰富的、详细的、实时的信息，有助于社会科学家更加全面、大尺度、精细化地研究各类社会科学问题，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大数据携带的地理空间属性，无疑也为关注空间的人文地理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在当前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大前提下，大数据为人文地理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争取更多的关注与重视提供了新的契机。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由早先的以定性描述分析为主到计量革命后的定量方法兴起，到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再到大数据环境以数据驱动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这其中通过对人与自然交互活动过程的实时、精细、动态感知，使从原先只能由结果去推断过程的研究模式转变为可以对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实现可感、可知、可控的革新。这就是以数据驱动，特别是大数据环境人文地理学研究范式的一个创新。 大数据给人文地理学带来的变革除了思维模式以外，对现象与要素数据的实时性、覆盖面、精细程度（实时监测数据）也是一个极大的补充。传统统计数据由国家权威部门提供，而大数据时代到来使得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统计数据的提供者与者（VGI），这是一种由下至上的自发数据收集形式，可能促使传统统计数据采集方式有所革新。带有空间信息的大数据给人文地理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大数据与计量地理革命以及社会转型不应该被忽视，因为其提供了大量带有时间与属性信息的人类行为数据。新的数据源：大数据时代向通常以传统统计数据为研究基础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来源、方法论、思维方式。数据采集方法也已经从传统的统计年鉴数据、调查问卷数据、访谈数据转变为网络数据（社交网络数据）与新的空间定位数据（GPS，智能手机，位置服务等）转变。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数据对研究的重要性，促进多学科之间的深度合作与信息整合：共享―整合―创新。新的研究核心：大数据时代为以“人”、“地”为核心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更多基于个体或群体活动行为理解、地理环境要素过程及作用分析的手段。借助传感器，采集并量化（如感觉、情绪、经验、文化、思想等）。新的研究转向：空间信息是连接大数据与人文地理学的关键要素、通过空间信息人文地理学研究将关注重点从“位置与空间”转向“人、活动与空间”。 甄峰，南京大学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城市规划与设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注册规划师、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信息化与智慧城市、宜居城市。参加过多项国家、部、省级重大课题研究工作，主持完成江苏省”十二五“规划城镇化课题，南京、银川、清远等大中城市的宜居城市测评与规划项目。已发表中英文核心以上刊物百余篇，出版、参编著作4部。完成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与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