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视角中的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起点理论的比较分析 摘要：马克思《资本论》的起点理论是“商品论”，西方经济学的起点理论是“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两种起点理论具有两个方面的共性和五个方面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应当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其一，现有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只有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才能在更深层次上阐释既有理论。其二，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理所当然地应当包含“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必然要求其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其三，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其叙述方法不能单一化为“从抽象到具体”，也应融进具有学科特色的机制机理串联方法，从而要求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关键词：《资本论》；西方经济学；商品；稀缺法则；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这样，《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有着一定的契合性和耦合性。再从国际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当今世界原有市场经济国家依然走着市场经济之路，而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告别了传统计划经济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为什么现代人类、现代国家都要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市场经济，我们应当怎样站在时代的潮头予以客观的、科学的审视和解读?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研究。单就理论层面的研究来说，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进行比较和分析，无疑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这里，笔者仅就二者的起点理论进行比较和分析。 一、学术界关于两种起点理论评论的概述经济学的起点理论是“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当然，作为西方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微观经济学还有另外两个假设――“市场出清”和“完全信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则是“市场失灵论”。应当如何看待这三个假设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笔者认为，“市场出清”假设认定通过自由价格机制可以达到市场供求均衡状态，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全信息”假设虽然已被无数事实证明是不存在的，但它所折射的思想却是在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具有经济人全部属性的社会成员渴望得到全部有关信息以实现自己最大利益的愿望，因而这一假设仍然是以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至于“市场失灵论”则是认定基于经济人动机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行为必然造成种种外部不经济现象，因而宏观经济需要国家的“有形的手”进行有效调控――可以看出，“市场失灵论”的前提也是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总而言之，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生理论、基石理论和起点理论)。 关于《资本论》的起点理论“商品论”，学术界的认识较为一致。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从商品开始构建庞大的资本理论体系，首先，是由他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决定的。其次，这样设定符合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的客观要求――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从国家、民族、利润、地租、价格等具体的现实出发，也许就不会有成功的资本理论体系了。再次，以“商品论”作为逻辑起点也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相一致――商品既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把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始自19世纪70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学。1932年，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第一次正式地将“稀缺”引入经济学，把在稀缺资源约束下人类的行为方式作为研究的主题。此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将这一法则当成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在计划经济时代，正统政治经济学对稀缺法则不置可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在倡导科学发展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背景下，首肯这一法则的论著多了起来，同时，深入探讨这一法则的论著也出现了。其中，孙剑平提出：如果将资源稀缺设为逻辑起点，如果把从较短时间区间来看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经济学称之为资源稀缺经济学，那么，回应现代科技革命挑战，以相当一部分资源枯竭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经济学，就可以称之为资源枯竭经济学。在资源枯竭经济学中，首先是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一起构成经济科学的规律体系；其次要特别强调自然规律对经济规律的决定作用。张俊山则对“稀缺法则”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出发点的资源的稀缺性这个基本判断是用静态的和常识性的思想方法考察和认识经济活动，因此具有很大的虚构性。 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人假设”褒贬不一。褒者如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经济学第一个研究“范式”；更有不少学人称《国富论》是市场经济的圣经，自1776年《国富论》问世，“经济人假设”作为支撑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迄今无人可以撼动。贬者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其一，美国经济学家凯里指责“经济人”“实际上不是人，而是受盲目的情绪驱策的想象的动物”，这一理论“讨论人性最低级的本能，却把人的高尚利益看作纯属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其二，德国历史学派指责“经济人假设”将人们在受到道德和情感等诸多方面动机激励下去追求的社会利益排除在外，显然不符合事实和有悖常理。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对“经济人假设”持批判态度的观点据主流地位。除了和上述观点相类似的以外，其他有新意的批判有：曾中秋指出，从方法论角度看，“经济人假设”的缺陷在于它的个体主义方法。它赋予每个个体以先验的、一成不变的人性，却忽视了个体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对“人性”的调节力量。赵磊指责“经济人假设”是用“心理来说明心理”，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当然，也有学者对“经济人假设”从特定视角出发作了肯定性的评价。邓春玲认为：“经济人”是在不断的争论与反驳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人”越来越接近现实的人，如由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由最大化到非最大化，由经济利益目标到非经济利益目标等。“经济人假设”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马克思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表述――“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有的学人在评价两种起点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学起点理论。张建映提出：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人类生存发展需求。⑩张俊山认为：劳动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中心范畴。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两种起点理论的共性和区别；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应当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二、《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起点理论的共性和区别 笔者认为，《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两种起点理论既有共性也有区别，二者的共性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们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都居于始点的位置。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篇的题目是“商品和货币”，第1章的题目是“商品”。马克思在第1章第1节――“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中开宗明义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而就现行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教科书来看，凡是论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内容的，无不以分析商品为逻辑开端。再就西方经济学各种版本的教科书来看，其导论部分首先由“稀缺法则”发轫，阐述人的需要和经济资源的对应关系以及矛盾运动等问题；而在导论中的微观经济学概述中，所设定的最为重要的基本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 第二，从形式上看，两者都覆盖了各自理论的所有内容，或者说，两者理论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在“原点”上追溯到它们。具体来说，在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中，我们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雇佣劳动关系、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积累、再生产以及利润、利息、地租等理论中，都可以追根溯源到原生态的“商品”。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无论是微观经济学的价格基本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与收益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微观经济政策，还是宏观经济学的国民收入核算与循环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则都可以在其基石上找到“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的决定性致因。 笔者认为，两种起点理论的区别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两种起点理论对市场经济现象所作的理论抽象不同。就马克思来说，他通过对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对象、交换对象、分配对象、消费对象虽然五花八门、难以计数，但它们却具有一个共性――都是商品。②因而，马克思概括的“商品论”是对与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相对立的经济物品的属性所作的抽象。而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无疑是依据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进行的理论抽象；“经济人假设”则是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角度(动力角度)所进行的理论抽象。就马克思的“商品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以及“经济人假设”的关系来看，显然是资源稀缺和人们追求利益的无止境性构成一对始初性的矛盾，这对矛盾的运动衍生了人类的最初经济活动，进而，又进化衍生了人类经济活动的特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分配和商品消费，衍生了人类的市场经济制度。 至此，有的学人可能会提出：马克思概括的“商品论”是一种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则分别是经济“法则”和经济“假设”――三者不在同一个论域，不是同一个“级别”，不属于同一类问题，没有必要也无法对之进行对比分析――这就像劳动价值论可以和效用价值论进行对比分析而无法和消费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一样。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固然，三种理论的属性有所不同，但它们分属于两大经济学派起点理论的地位则是相同的――正是这一点使它们具有了可比性――理论经济工作者就是要分析和阐释基于不同视角的起点理论的共性、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构建逻辑严谨、科学合理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 第二，两种起点理论服务的对象及其研究目的不同。显然，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这种研究目的要求从分析资本主义原点开始――虽然，就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资本主义却是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马克思把“商品”作为《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并由此一步步推演，揭示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关系、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等，并论证了这一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则是探讨如何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来达到厂商和消费者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在这之中，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显然源于资源的稀缺，或者说，资源的稀缺必然要求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同时，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则是基于经济人属性――因而西方经济学需要把”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全部理论分析的起点。 第三，两种起点理论的理论叙述方法不同。大家知道，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不同的。《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而叙述方法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因此，在《资本论》庞大而繁杂的内容架构中，马克思设定“商品”作为理论叙述的起点。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叙述方法则是机制机理分析。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关系错综复杂，但其运动存在环环相扣的运行机制和机理――这种运行机制、机理在源头上就是“资源稀缺”和社会成员的“经济人”属性。正是客观存在的“资源稀缺”和主观上的社会成员的“经济人”属性的始初决定作用才导演了古今人类一幕幕经济活动的活剧。因此，西方经济学把“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设定为自己整体理论框架的起点。 第四，两种起点理论串联各自理论体系的方式不同。具体来说，《资本论》遵循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路径，也就是以“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事物发展规律串联起自己的理论内容。首先，马克思分析商品，继而分析价值形态演变，分析货币的产生及其职能，然后解析资本――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由此一步步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关系串联起来。这可以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体串联方式。不仅如此，马克思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分析中也处处体现“从抽象到具体”的串联方式。比如，阐述“生产”时就由粗到细地阐述生产一般、商品生产一般、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分析“再生产”时则首先分析再生产一般、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继而分析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等等；涉及“分配”时则具体分析资本家的按资分配、雇佣劳动者的按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分配，以及剩余价值在不同剥削者之间的分配等等。而西方经济学则以“资源稀缺”作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或日大背景――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以共同的前提约束条件串联起各个子理论――西方经济学各个子理论虽互有差异，但它们在源头上都是因“稀缺”而生，因“稀缺”而变，“稀缺” 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分析的“端口”。至于“经济人假设”，则是以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源”出现在各个理论构架中，“经济人假设”是以动力机制：机理串联起各个子理论的。 第五，两种起点理论的范畴属性不同。显而易见，作为马克思《资本论》起点的“商品”是一个历史范畴――因为它只存在于商品经济(或日市场经济)社会中。而作为西方经济学起点的“稀缺”范畴则是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因为稀缺是指资源和物品相对于无限的人类欲望而言的有限性。毋庸置疑，整个一部人类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克服短缺的资源约束而满足自己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有层次、水平的差异而没有过程的终结。至于“经济人假设”中的“经济人”范畴，传统观点认为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为作为特定的思想观念只能是特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具体来说，它是财产私有制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比如，在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人们也就没有私有和自私意识，从而也就没有“经济人”观念。笔者认为，这种阐释是缺乏说服力的，不错，原始部落的产权是公有的，但产权公有并不能决定原始人都是大公无私的――试问，原始部落劫掠其他部落财富，杀戮其他部落成员的行为该当何论?这难道不是一种放大的在“为公”旗号下掩盖着的极端自私的行为，因而也是一种极端的“经济人”行为吗? 笔者认为，人们的“经济人”观念与行为，其本质不过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而已。这种机制表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表现在千千万万微观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之中，倘若人类的微观个体毫无自利的观念与行为，也就是完全彻底地没有“经济人”的观念和行为，那么，他就会不吃不喝，困了不睡觉，冷了不御寒……由此以来，他也就无法在世界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了。显然，任何时代的人类个体都天然地具有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动机与行为，由此，“经济人”的观念与行为就会存存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经济人”是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 倘再作进一步的考察，还可得出，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的“自利”属性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马克思在分析流通领域劳动力的买卖时就指出：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边沁!因为双方(指劳资双方――笔者注)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马克思、恩格斯还说：“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邓小平同志则直接将否认人的自利欲求的观点斥之为“唯心论”。小平同志说：“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笔者认为，人类具有“经济人一般”的属性，也具有“经济人特殊”的属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人类的“经济人”观念和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由“经济人”所体现的自利需求与他利、公利要求的矛盾关系也是不同的。具体来说：在原始社会，人们只有为公，才能为私――人们的“私利”寓于“公利”之中。这种状况造成了原始人仿佛没有“经济人”观念的假象(长期以来此种假象以正统理论左右着人们的认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者、剥削者的“私利”建立在侵害被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之上――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受人挞伐并最终要被进步的社会荡涤消除的极端的“经济人”的观念与行为。而这个时期的小生产者，由于处在自然经济制度下，其行为基本可以定义为利己不损人，但也并非增加别人或社会的利益这样一种类型。显然，这种类型不会遭受任何道德指责，是一种自然的、本真的且被社会广泛认可的“经济人”的观念与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毋庸置疑地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也就是为了个人私利而进行生产和经营的，但他们的商品生产经营活动在客观上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社会。这可以定义为是一种“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经济人”类型(亚当・斯密对此有过深入分析)；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雇佣劳动者基于“谋生”劳动的性质，也必然具有“经济人”的全部属性。在规范的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消灭了凭借生产资料私有权剥削他人的损人利己现象，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依然是“谋生”性质的劳动，因而，即便是劳动者也必然具有利己心，这种利己心既会衍生利己利人、利己不损人的现象，也会衍生损人利己的现象，总之，会衍生所有“经济人”行为。笔者深深感到，唯有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利己利人、为公为私才会水乳交融地统一于一体，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全面自由发展，既是为私的，也是为公的。这是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达到了极高水平，由于实行“按需分配”，每个人的物质消费必然得到充分个性化的满足，进而，社会劳动也就必然由“谋生劳动”转化为“乐生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将主要升华为精神消费(这种情况就像一个学生学完了小学课程，转而追求更高级课程的学习一样)。而人最大、最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就是从事创造性劳动，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由此，共产主义社会势必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私”与“公”的良性互动。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思想的深刻含义。这种情况就如同马克思的事业既是个人的恢宏事业，又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求解放的伟大事业一样，“私”与“公”都交融在一起了，统一在一起了。 三、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应当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称为狭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则可以称为狭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商品经济理论(小商品经济理论)，三者的组合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广义市场经济学。笔者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在理论架构中应当而且必须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一)现有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只有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才能在更深层次上阐释既有理论 具体来说，如下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既有理论必须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1.在商品理论方面。如上所述，马克思《资本论》的起点理论是商品论，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商品”中并没有首先给出商品的定义，而是直接分析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商品定义“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不过是后来学者的概括。其实，这个定义的外延是缺失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非劳动产品例如自然矿藏、野生动植物、处女地等也可以成为商 品，因此，外延周全的商品定义应为：“商品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和自然产品。”但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自然产品都能成为商品，例如阳光、雨露、空气等就没有成为商品。这说明，自然产品成为商品的前提是该产品必须是稀缺的。同理，所有的劳动产品也都是稀缺的――正是“稀缺”才使得使用价值成为商品――由此，在更深的层次上分析，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商品论”应当引入“稀缺法则”。 2.在价值规律致因的解读方面。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交换按照价值进行。那么，我们往深处问一下，商品的价值量为什么要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交换为什么要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进行?传统理论没有探究这些问题。其实，往深里说，价值规律的本质不过是维护每个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公平合理地获取个人收益的游戏规则而已――其背后所隐含的假设前提乃是人人都是追逐个人利益的“经济人”!否则，如果人人都是完全彻底为他人、为社会的话，那么，每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就将只讲奉献而不求索取，从而不会去计算自己的劳动付出和个人收益，也就不需要“著名的价值规律插手其中”了!此外，这一规律也暗含了稀缺性假设。十分明显，商品购买者之所以要花费代价才能获得作为消费品的商品，那就说明，商品的生产供给不是无限的，而是稀缺的；商品生产者之所以索要等价物才让渡生产物，那是因为不索要等价物就无法弥补生产成本和扩大生产规模，今后的生产就无法进行，这说明，生产资源是稀缺的。 3.在供求关系的探索方面。就商品经济的供求关系来看，显而易见，作为规律表现的情况是：卖者总是希望把价格抬高一些――而卖价提高势必要减少买者的利益，这岂不是将自己利益的增加建立在他人利益减少的基础之上?这难道不是人的自私属性的充分暴露吗!同理，买者则总是希望将价格压低再压低――而卖价的压低，则意味着卖方利益的损失，这无可置疑同样是人的自利属性的充分暴露。这就是说，“经济人”的思想与行动事实上是贯穿于商品交易的全过程之中的。 4.在商品经济矛盾的阐释方面。显而易见，在商品经济(或日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劳资双方的矛盾，还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行业、企业与地区、行业与行业、地区与地区、行业与地区(所谓条条块块)之间的矛盾，抑或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其深层原因都是各类实体的“经济人”思想与行为所使然。当然，这里的“经济人”概念应当是广义的：它既包括个体经济人思想，也包括集体经济人思想，同时，还包括国家经济人思想等。 5.在商品经济制度的解读方面。笔者认为，商品经济(或日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及其最终决定力量都无法摆脱“经济人”理念的支配。比如，产权制度安排就是如此。试问，人类经济社会为什么要建立不同的财产所有权制度?西方经济学认为这是由于财富的稀缺性所致――如果财富是无穷的，如自然界的空气、阳光就不会界定产权。这种阐释当然有道理，但还不足够深刻、全面。其实，产权的界定还与“经济人”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试想，如果人人都没有私欲，如果人人活着都是百分之百为着他人的利益，那还要界定产权干什么!正是因为明晰的产权是实现个人利益以及其他经济实体利益的切实保障，所以才有产权制度建设，才有各种形式的产权交易制度。 总之，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现有理论只有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才能得到更深刻的阐释，才能准确地洞察它的运行机理，而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研究显然还很不够。 (二)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理所当然地应包含“优化资源配置”，进而要求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如上所述，马克思依托《资本论》研究市场经济，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运行规律，揭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必然取代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由此，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批判色彩。然而，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涉及资本的运行，涉及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分析，比如，马克思对“协作”的分析，对“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的分析，对“资本循环”、“资本周转”、“资本游离”的分析，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等就是如此。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摒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了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有鉴于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必须“与时俱进”、“与实俱进”，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机理，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而要服务于如上的研究目的，就必须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三)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其叙述方法不能单一化为“从抽象到具体”，也应融进具有学科特色的机制、机理分析，从而要求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毋庸置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不仅仅适用于经济学，而且也适用于所有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叙述方法一般。鉴于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服务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因此，不同学科除采取一般的叙述方法之外，还应采用具有自身特色的叙述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特殊的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属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除了采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之外，还应同时采用机制、机理的串联叙述方法。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应当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的串联叙述方法。显然，这样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叙述方法融合在一起，必将使得其整体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环环相扣，更加严谨，更加深刻，更加具有解释力。 西方经济学视角中的马克思经济学: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摘 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解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研究两者之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可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参考。 关键词：分歧；联系；结合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发展阶段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皆对客观世界和经济实践活动进行了相对正确的理论分析。两者既有明显的相互对峙、相互竞争的分歧，也有显著的相互补充、相互耦合的联系。研究两者之间的分歧和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结合之处，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不无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 作为以公有制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劳动的经济学和作为以私有制和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资本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主要观点，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具有很大分歧。 1.研究目的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目的，它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也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当然，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出发点，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承接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剖析的目的在于探索、研究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结合的形式，以便于更好的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分析、研究、预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并最终为使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有反映自身经济运行特性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探索、分析、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与此不同，西方经济学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其目的在于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及资源效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在以私有制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内在规律和根本前提的基础上，利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计量检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研究规范，它不仅对商品、市场、现代经济的微观机理进行了深刻剖析，也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机理进行了研究。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活动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生产关系极其变动的规律，例如剩余价值规律和两大部类协调发展规律，而西方经济学注重研究经济运行的具体过程和细致环节，其所谓建立在主观心理上的规律例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规律。 2.研究方法的分歧 这一般表现在基础分析方法、一般分析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在基础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例如，马克思以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为起点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西方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却以“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为起点对其进行分析。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矛盾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科学抽象方法、强调从分析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整体的分析、强调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实证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西方经济学对边际分析方法和最优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流量分析方法和存量分析方法、长期分析方法和短期分析方法等的运用明显多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叙述的研究方法，客观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运动规律，而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大量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对复杂的经济过程、微观经济现象、宏观经济现象进行量化分析与描述。 3.研究对象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关系包含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三种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是其研究对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途径，也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揭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它也分析经济运行机制，但其侧重点在于解剖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制度。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其重点研究的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虽然西方经济学也涉及经济制度的研究，但其侧重点是研究在既定经济制度下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中深层次、本质性、实质性、原始性的问题，后者研究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浅层次、对策性、操作性的问题。总之，西方经济学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表层分析，其理论注重解释经济现象而非经济实体的价值度量和内在运行规律。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变化时，以物质的社会关系为起点，研究经济发展规律，注重揭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 4.研究内容的分歧 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相互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总结，而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和细致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基础，着重经济关系本质的思考，而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描述和分析经济现象的表层。因而两者在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述上存在观点分歧。例如：在价格和价值问题上，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混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区别，认为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价格和价值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格取决于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市场规律的共同作用；供求只是影响价格的表面因素，而价值才是影响价格的本质因素。又如工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价格或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工人的劳动能力创造了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工人只获取前者，资本家得到后者。再如经济危机问题，西方经济学界有供给学派的“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引起危机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危机论”、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供应引起危机论”等众多版本，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联系和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无相似之处。实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区别的目的就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找出两者的结合点，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 首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西方经济学研究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最大化地满足经济活动主体的需要，而经济活动主体利用生产资源体现了其在经济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因此，可以说西方经济学是对生产力的分析和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是一门注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在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能动的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时必须研究生产力，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力时也不能回避生产关系，因此，以生产力变化规律为研究重点的西方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研究重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彼此切入，进而构建一门集全面性、系统性于一体的经济学。 其次，在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指物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以物为载体，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而商品以其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西方经济学认为，效用价值是物品满足人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它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两个必备条件，即只有同时具备稀缺和有用的物品才具有价值。通过对比可知：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当作商品必备的、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两个因素：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共存于商品中，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的存在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价值的物品可以有使用价值，但这只是普通的使用物品，而不是商品；另一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商品生产者要取得价值就必须生产使用价值，而购买者要想获得使用价值就必须支付相应的价值，即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这里，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和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效用价值与价值和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统一奠定了基础。 再次，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而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进一步，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竞争和交换的市场过程中形成的，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包括竞争规律和交换规律在内的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形成这样一种逻辑：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市场规律决定，而价格是商品价值量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蕴含着市场规律决定价格的思想。主流微观经济学关于商品价格的决定问题在马歇尔对经济学所做的第二次综合里已有详细论述。马歇尔综合运用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理论，说明消费者需求和生产者供给决定商品价格。其中前者体现在需求方面，后者体现在供给方面，而生产费用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如此看来，劳动价值论不过是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此点上的结合也是可能的。 最后，在平均利润论和正常利润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平均利润的形成是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部门之间的竞争是部门内部竞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与扩大。由于不同的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存在明显的差别。竞争的手段则是资本的转移。结果是，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资本增量很少，资本存量大量转移，生产大量缩减，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使利润率提高，而利润高的部门恰恰与其相反。资本在各个部门不断涌进涌出，直至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大致相等即趋于平均化时才会暂时停下来，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由此可知，从长期来看，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企业只能获得收支相抵的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利润，而不能获得由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所产生的超额利润。稍微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平均利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正常利润是趋于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部门之间的竞争导致平均利润的形成；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中的供求导致正常利润的形成。实质上，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都是市场规律的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可以在此点上实现结合。 三、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 基于以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并非完全对立，在一些方面存在结合的可能，这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经济理论存在的核心价值在于解释经济现实和预测经济未来。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迥异于西方经济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道路，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难以很好的解释中国出现的问题，中国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以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为此要处理好“既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也不能完全丢弃西方经济理论”和“既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两方面的问题。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主要因为经济科学是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而意识形态体现一定的阶级利益和诉求。众多事实表明，经济学家在分析、研究、解释、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正统西方经济学是反映西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它极力否认资本主义剥削和力图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基于固有的阶级局限性，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客观、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而只能给予主观、片面、肤浅的解释。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虽有阶级性、辩护性、庸俗性的一面，同时也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工具性的一面。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不断革新，这有利于对经济现实做出相对精确的研究和预测，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不能对其持完全丢弃态度，而应持批判性的态度。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和批判的经济学，其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且着重探讨不同阶级的行为和利益矛盾，而疏于对具体经济行为研究。另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已不相符合，难以用马克思主义现成理论解释。然而，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国家，经济理论和实践当然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丰富的科学内容，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都应坚持，因此，完全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错误的。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应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的具体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逻辑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西方经济学视角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系的几点认识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学生对二者的关系认识还存在诸多困惑。论文在辨证分析二者异同点的基础上,从发展的视角提出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二者关系所应坚持的科学态度,以期对教学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关系 作者简介:朱黄莉,女,出生年月:1983年2月,土家族,籍贯:湖北省恩施市;学位:经济学学士,工作单位:湖北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职称:助教。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学生在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上往往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政治经济学受意识形态影响,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已经过时,而西方经济学对现实有较强的解释力,是真正的经济学。因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应以西方经济学作为指导。二是,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是“庸俗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不能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作为教授这两门课程的老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1、阶级性上的差异 从阶级性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 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西方经济学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虽然双方都会从对方汲取对自己有益的成分,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自的阶级立场和本质属性。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 2、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引用 美国当代经济学权威代表萨缪尔森在他那本广为流传的教科书《经济学》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1]简单的说,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中对稀缺的资源进行配置,以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类的无限多样的欲望和需要的一门社会科学。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论述:“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存在差异的的。西方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前提条件来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它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力而不是研究生产关系。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解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它是一门侧重研究生产关系的学科。 3、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将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的、稳定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终究会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而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坚持了唯心史观和理性主义。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建立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地存在。 另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规范分析,采用抽象的方法进行定性分析,研究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侧重于实证分析,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推理、计量、检验,探索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运行机制、运行规律、资源配置、分配制度、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为政府和经济主体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 4、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1)价值理论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格不过是商品价值在货币条件下的外在表现。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承认,商品的价格还受到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但是,市场供求力量只是一种“干扰”性力量,它只是使价格暂时偏离价值,围绕价值波动,决定商品价格的还是商品的价值。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供求均衡价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即一种商品与另一商品的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就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并不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 (2)收入分配理论的差异 因为将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工人的工资只是工人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所得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均来自对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样,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就体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以及土地所有者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仅仅当作生产要素的一种来进行研究,商品的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该理论运用要素边际生产力理论以及供求方法分析得出,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要素市场的供求均衡来决定的,这一价格就构成了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它可以被看成是要素对生产做出贡献而所获得的报酬。这样在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中,工人的工资如同利息、地租一样,都是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是生产要素在要素市场供求作用下的价格,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因而并不存在对工人的剥削问题。 (3)对资本理解的差异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对资本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或资本品包括那些生产出来的耐用品,它们在进一步的生产中被作为生产性投入。”[3]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将资本作为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认为这种要素是和劳动、土地一样,都是生产的必要条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不是具体的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4]资本虽然也以物的形式存在,不断交替地成为商品和货币,相继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态,并进行不断循环,但资本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是能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使自己增殖的交换价值或货币。资本的本质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其次,在对资本作用的认识上,二者也存在分歧。西方经济学用资本边际生产力来证明资本的作用。在其它生产要素不变的假设情况下,通过增加或减少资本的投入来分析资本投入对产出和收益的影响,由此衡量资本的作用,计算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通过这种方式,西方经济学论证了资本在生产中的贡献与资本的收益是相对应的,说明企业获得收益与资本有关,资本家通过资本来获得收益不是剥削,而是正常的经济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承认资本的生产性,认为资本代表生产力的一个方面,但是资本生产力并不是资本本身带来的,而是劳动生产力的另一种体现。资本靠对劳动的雇佣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占有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收益,资本的收益来源于对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不合理的。 在研究内容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只是列举一二。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共性探讨 虽然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 者同属经济学范畴,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不同,是存在很多的共性的。 1、二者拥有共同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而西方经济学学者也同样将古典经济学作为其来源。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通过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目前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比喻为由古典经济学“这棵大树”分出的“两个枝干”[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拥有共同的起源,即古典政治经济学。 2、二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共性 前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共性。 抽象演绎法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则继承和发展了因果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出版后,很多人对其进行了评论。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认为,“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拥有的。”[6] 另外,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存在着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的经济规律。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也不可能是站在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角度上提出来的。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经济规律,尽管他们在对经济规律本身的具体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3、二者在研究内容上存在着共性 首先是在生产力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很重视生产力理论。马克思非常重视生产力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西方经济学也有生产力理论。例如熊彼特的创新生产力理论、贝尔等人的知识生产力论,李斯特所论述的生产力的体系。西方生产力理论注重的是生产力的技术方面。 其次是在有关市场经济规律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为对象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他在该书中详尽研究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现象和规律有全面而深刻的剖析。而整个西方经济学体系,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进行的研究。同时,对市场经济的特征,二者有着相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着是独立的法人,是市场的主体;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企业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进行的。 三、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作为教授这两门课程的老师,要引导学生理性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1、引导学生认识二者的科学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但是必须使学生认识到,二者都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都具有科学性。另外,二者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劳动者的角度进行分析,其指导意义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分析的视角和立场虽然不一样,但是它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对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转换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资本市场,政府对资本市场进行调控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引导学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互补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对经济本质的揭示,而西方经济学往往注重对经济现象的描述,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能够更好的完善经济学理论。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质的分析,西方经济学注重量的分析,我们在具体研究经济问题时,不仅要注重质的分析,也要注重量的分析。再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规范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注重实证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研究了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现象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回避作出社会评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砸揭露现实经济中的缺陷和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把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更有利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3、引导学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借鉴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过分侧重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必然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规律性,对市场经济的具体运行研究不足。而西方市场经济是发展了几百年的成熟市场经济。所以,研究西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西方经济学,必然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另外,西方经济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这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比如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对数学方法的运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 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同样需要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份。西方经济学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对表层现象进行解释,而忽视了揭示经济发展的本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历史的、发展的角度进行本质的、内在的分析。另外,西方经济学过于侧重于单纯的资源配置或者是人的选择行为,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而经济活动最终是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活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同,它始终关注人的解放,立足于研究生产关系这一主体,立足于整个社会在经济力量推动下的形态变化和结构变化。因此,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也数需要借鉴的。 总之,在对待二者的关系上,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工商管理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工商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与工商管理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本文将以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着手点，针对目前市场经济中工商管理工作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分析，从而提出在市场经济中将工商管理有效运用的具体措施，希望能够在理论等层面上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工商管理；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联系；基本内涵 0引言 工商管理是市场经济发展下的产物，能够进一步加强市场经济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同时，市场经济也是工商管理工作实施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市场经济发展足够好，工商管理工作的价值和作用才能够得到凸显。本文进一步探究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以此在探究过程中发现并且寻找相应的规律，促进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中能够更好地发展。 1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事实上，工商管理的存在是为了规范目前市场的经济秩序与政府在经济方面的统治秩序，能够进一步在趋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实施宏观调控，促进资源得到更为优化的设置。而市场经济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产生的必然结果，并且针对市场趋利性的基本特性而言，其也是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社会体制建设的必然发展需求[1]。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一定内在联系，二者互相影响，相辅相成。若是没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更没有工商管理存在的必要。但是缺乏工商管理行为，经济发展也就缺少了管控能力与自律能力，很多市场经济行为都缺少相应的管理与监督，而市场经济在失序的情况下是不能够正常顺利发展的。所以有利益关系的存在，就会导致市场经济中的不同对象之间存在纠纷，这一点是由市场经济趋利性因素所导致的。而工商管理能够以相对权威的角度，根据目前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根据所设立的工商管理办法以及工商管理制度，对不法商贩以及不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与责任管理，最大程度上对我国的市场经济进行维护。这些都是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只有正确认识了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二者之间的发展规律，才能够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开展工商管理工作，落实好工商管理工作。 2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工商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为了加强对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行为的监管，设立了一定的工商行政等部门来进行相应的工商管理工作，但是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工商管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使得目前的工商管理依然不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首先从工商管理的制度层面上进行分析，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电子商务方向，很多工商管理制度已经不能够满足多元化的经济行为需求[2]，所以其基本管理行为与管理体系都不够完善，缺乏相应的执行力，同时也不能够满足目前社会发展需要，在基本管理与管控观念上面临着改革与更高的挑战。工商行政部门如何在明确目前经济发展现状的同时，合理进行工商管理观念的转变也是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工商管理的首要工作。另外，工商管理是一种较为宏观的管理行为，所以想要合理进行工商管理行为就需要从根本上完善管理组织结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工商管理的组织结构并不能够满足工商管理工作的需要，不合理的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目前工商管理执法能力的提升，使得工商行政部门的大多执法行为不能够落实到位。比如地方政府与工商行政部门之间的直接冲突，阻碍了工商部门进行相应的行政行为等。除此之外，在工商管理实施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管理人才，政府在进行工商管理方面的人才招募时很多都不是走常规的招募程序。所以致使目前工商行政部门缺乏相应的人才[3]，并且没有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来促进其自我能力的提升，所以目前的管理人员普遍没有树立正确的工商管理观念，不能够正确认识到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这些都是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工商管理工作所存在的问题，只有在明确这些问题的基础之上，才能够针对问题进行相应的改进，以此促进市场经济与工商管理的共同进步与共同发展。 3在市场经济中优化工商管理运用的具体措施 3.1完善工商管理制度与行为办法 想要在市场经济中优化工商管理的实际运用，就需要在了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完善工商管理制度与行为办法。事实上，工商管理制度在1995年就已经得到初步建立，即《工商行政管理暂行规定》[4]，经过近些年不断的修订，也在具体的工商管理组织结构与管理职责上进行了相应的划分与明确。社会发展迅速，很多经济行为已经不能够用传统的工商管理制度去进行约束，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实施的过程之中，工商制度规定的《广告管理条例实行细则》中就有部分内容与其不符。所以国家之后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促进工商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所以，完善工商管理制度与行为办法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因此从制度方面着手，才能够为落实工商管理工作奠定制度基础，从而提升工商管理行政行为的执行能力。 3.2在工商管理进行中完善管理组织结构 在工商管理工作实施过程中完善管理组织结构，有两大益处，一方面能够进一步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监督，扩大监督范围的同时也能够增强监督力度[5]。另一方面有利于内部管理的和谐发展，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合理进行工商管理行为，促进工商管理行为的顺利实施。所以在完善工商管理组织结构的过程中，需要与地方政府的其他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机制，良好的沟通是一切管理活动进行的前提。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很多工商管理行为都难以落实到位，所以建立良好的合作管理并且完善管理组织结构也是目前工商行政部门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3.3提升工商管理团队的综合素养 在关注一些工商要闻时，一些工商管理行为不能够落实到位很大程度上与执法人员的综合素养有关，所以为了顺应目前社会发展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工商管理团队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充实自身，提高整个管理团队的综合素养。比如目前网络的发展也在不断壮大，想要落实工商管理工作，还需要提升网络监管能力，从而进一步维护网络市场秩序[6]。在近期的工商管理中也提出了“增强四种意识，更加高效维护网络市场秩序”的口号。所以工商管理团队需要从多方面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和水平，比如电子商务消费维权、防范利用预付消费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如何去加大消费维权工作力度、去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等，这些都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工商管理团队提出的挑战。 4结语 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商管理行为仍然存在着不足，使得目前的工商管理工作还不能够满足当前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需求，我们需要在明确市场经济发展与工商管理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通过管理组织结构的完善、工商管理者素养的提高以及工商管理制度的优化等多方面加强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中的有效运用。 作者：刘冀 王骄洋 杜恺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高职艺术设计教育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市场机制的成熟与完善，科技教育文化已经完全融汇到经济一体化当中，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成为探讨的话题。国内艺术与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学生每年数以万计，其中大中专毕业生，这主要是在广告，包装设计和室内外装饰设计等行业中。高职艺术设计专业的教育大多承担着室内外环境设计与施工，广告行业的人才培养任务，但在职业教育中的艺术与设计专业的学生与生产能力的经济需要相缺乏，艺术设计教育的高职院校之间的差距市场经济之间的互动。然而现代产业需要的是知识面广泛，能力强、适应能力优等各方面的素质，而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角色转换过慢，是实际操作中的问题无法操作，能力偏低，实践操作非常薄弱，职业能力素养相对较低。因此，找到合适的科学的改革，艺术和设计人才的培养和合理的互动方式。 关键词： 高职教育；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市场经济、互动 一、高等职业的的作用 高职教育的培训与其他教育不同。高等学校是国家创新的主体，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扮演者特殊的角色，和培训机构有着不同的地方。培训是由社会上的机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专门的训练。英文training也说明培训是一项社会性的实践活动。而教育是由教育机构有计划和有目的的培养活动，是传递社会经验的手段，是培养人的一种现象。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类型是不同的，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的类型的鲜明特点，然而职业培训是一种社会性的学习活动。职业培训是按照不同的知识和技能，对需要培训的人员进行训练，根据学员的身份进行训练。 二、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几年来，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依据高职人才的培养要求，结合学院的“六双”人才培养模式，并采取“123”人才培养运行形式，即:“1”，是指紧紧围绕以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宗旨的“1条”主线。“2”，是指采取校内、校外“2者”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方式。“3”，是指“3个”阶段层次，第一阶段是在校内的四个学期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学习。把学生的理论知识打扎实，动手的操作能力有稳步的提升；第二阶段是实训阶段，参考真实项目案例，结合项目进行教学，强化学生的动手操作和实践能力。第三阶段是就业前的实习阶段，通过到实习公司和企业进行学习，获得较为真切感受的经验，让学校和企业的“零距离”对接。 2）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 根据专业职业岗位及岗位群的要求，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即在前四学期进行理实一体化教学内容过程中，对于职业能力通用的专业及专业基础知识，用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等知识模块满足不同学习者需要，构筑专业基本能力平台；第四学期末集中2个月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高职艺术人才的互动性 互动模式是市场经济产生后最经常使用的词语，大的范围包括社会运行的领域，如生产、物流和消费。小的范围指的是人民的日常生活起居等。 1）实现教的互动。 教育目标的培养是教育的基本问题，对于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如何实现国家教育总目标需要进行探索。目前而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要符合社会需要、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建设。1 2）实现学的互动。 培养良好的创意思维是高职艺术设计的教育核心思想。在原有的教育理念限制了创造思维的培养。创新艺术设计具有一定批判性，灵敏度、流畅度和原创性是它的主要特点。“灵敏度”是指具有某种敏锐的观察能力，洞察事物的分析能力，从专业的视角，去分析和把握事物的规律。“原创性”是指用创造性的思维进行的创造活动，没有抄袭和模仿。 3）实现研的互动。 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生产、建设和管理的应用人才。因此离不开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实现校企合作，充分合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创造出具有模范式的实习基地有校内和校外两种方式。校外实习基地是学生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过门石，校外实习基地的有效建设，对于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实践教学有着强化的作用。 4）互动的形式。 在当下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全面化中，高职教育要符合国际标准，找准发展的形式。糟糕的设计、抄袭和雷同的设计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更会带来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使得设计水平下滑。高职艺术设计人才要加强危机意识，建立起良性循环模式。只有这样，发展高职艺术设计教育才符合国际教育的发展潮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高职教育道路。2①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不是简单的双证重复性的叠加，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中对“双师型”教师的标准界定为：具有讲师（或以上）职称，又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专任教师：一是有本专业实际工作的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含行业特许的资格证书）；二是近五年中有两年以上在企业一线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或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专业技能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能全面指导学生的专业实践实训活动。所以只有教师具有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提升，才能名副其实的建设双师队伍，对于学院的发展起到真正的帮助。②产、学、研一体化。产、学、研深入整合。目前高职设计教育忽视高职教育的社会属性，忽视了专业领域的研究，忽视了新科技的方面。在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方面显得尤为不足。高职设计教育的培养教育不能直接服务于市场经济。要加强之间的有效链接，建立于经济密切的横向关系。建立合作办学机制，使得学生在学习时就能实践操作。让学生的作品和成果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四、总结 着眼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向着“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必然选择。随着信阳经济的快速崛起和教育事业的蒸蒸日上，艺术设计要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形成互动。信阳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应着眼于实际，并关注社会的需求和发展趋势，探索符合学校和社会的各面的需求，调整出符合实际的教学模式和结构，适应新的学生的教学内容，优化教学体系，创新教学手法，打造一个适合市场经济的产、学、研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出具有学校型和社会型的综合素质团队，通过教学的改革和创新思维的发展，探索多样化的管理方式，解决高职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在教学中更加有针对性，为市场经济的快速腾飞注入新鲜的活力。 作者：翟翌辉 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房地产行业取得了突出的进步，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将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发挥不同经济体系的最大化作用，禁止出现经济不协调的情况。房地产经济隶属于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变化对房地产行业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存在干预机制不合理的情况，则必然会增加管理难度。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强化市场管理力度，保证房地产行业的有序发展。 一、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原因 针对经济发展形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整个干预过程中必须及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明确后续干预形式的要求，进而探究切实可行的发展措施。以下将对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价格和价值出现不协调 根据房地产价格形式和价值形式的变化，必须及时对价值形式进行分析，基于已有控制机制的特殊性，如果出现价格过高的情况，则必然会扰乱市场秩序。近些年来随着房地产价格变化比较明显，甚至出现泡沫经济的情况，和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是相反的，因此很难保证房地产经济的有效发展，减少经济风险。 (二)干预形式不合理 基于已有发展形式的特殊性，要制定合理的宏观调控形式，避免出现控制机制不合理的情况。在后续干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形式有重要的作用，必须制定合理有效的干预机制。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干预机制不健全的情况，无法在第一时间对市场发展形式进行了解，进而出现控制形式不健全的情况。 (三)资源应用不合理 房地产经济处于开放式管理形式，在实践过程中必须灵活应用资源，体现出资源应用形式的要求。在具体控制过程中存在土地规划形式不合理、开发形式不合理的情况。由于我国资源比较少，人均占有量少，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处理能源矛盾的问题，使其适应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 二、如何保证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基于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及时对经济形式进行调整，使其适应协调发展形式的要求，进而促进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以下将对如何保证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分析。 (一)调整房地产商品价格 根究房地产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在后续控制阶段，如果不及时对其进行控制，则会出现经济泡沫的情况，增加市场经济的风险。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及时对房地产商品价格进行调整，强化控制机制。控制控制好房地产商品价值决定价格市的价格并不说一定要强制性将房产价格降下去，应该按照房地产商品的价值制定相应的商品价格。房地产价格过高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明确价格变化形式，调整工序矛盾，及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整，保证房地产市场处于稳步发展的状态。 (二)强化金融监督形式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相关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对整体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在整个干预过程中，要及时对房地产经济进行调整。金融监督管理形式采用的是大规模发展形式，为了避免出现价格控制不合理的情况，必须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相关部门要及时对房地产企业的信息进行了解，提升监控管理力度，及时对贷款机制进行调整，进而保证资源的合理应用。在干预过程中，要及时对存贷形式进行分析，灵活应用资产形式，降低高风险贷款风险，保证市场经济和房地产经济的有序发展。 (三)进行经济转型 当前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控制不当必然会出现转型机制不协调的情况。政府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发挥主导性作用，应用杠杆经济原理，鼓励相关房地产企业应用智能化发展形式，此外对购买的住宅区进行环保设置。如果存在控制不合理或者经济发展机制不明显的情况，则必然会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此外房地产建设形式必须以低碳环保为建设目标，和市场经济发展保持一致的步调。如果房地产建设不能以低碳环保为建设目标，则必然会出现控制机制不合理的情况。 (四)合理应用激励政策 基于房地产设计形式的特殊性，在后续干预过程中，则必须从现有发展形式入手，结合后续控制形式的要求，合理应用激励政策。市场经济发展必须树立战略发展目标，制定合理有效的经济发展形式。政府在发展过程中，要及时调整贷款形式，吸收更多的购房群体对这种住宅的关注。实践证明，政策的激励政策势必会带动房地产经济向着低碳经济的转型，工作人员必须在已有设计基础上，调整经济发展形式和干预机制，使其适应整个发展形式的要求。 三、结束语 近些年来我国房地产经济取得了突出的进步，为了调整房地产经济发展形式和市场经济干预形式，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对控制机制进行分析，控制经济发展形式，采取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形式，必须发挥房地产经济的最大化作用，带动市场经济发展，重视转型发展机制的要求，及时对其进行总结，对房地产经济加以控制，这样才能发挥出房地产经济的积极作用，进而促进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同步发展。 作者：王威 单位：包头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服务局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市场经济研究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特征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立足于阶级社会本有的特点，而不是将他的研究基础直接划归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里。比起以往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像那些只在经济知识范畴中游走的经济学家们，因此，对于那些“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的经济学家，他们又怎能将人性问题科学地在经济学领域中发挥出来，即使像斯密那样对过去的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使得“时代具有人道精神了，理性起作用了”。的确，这样的进步是有利人类社会的，商业中应当存有人道意识，这样会缓解人们之间因为激烈的竞争而出现的人性危机。但是斯密的理论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商业运作本身的缺陷，也就是说，商人的目的最终是回归私欲的贪婪之中，这是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经济学研究的进程比之过去其他阶级社会时期都要进步，这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一种结果。但是，“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这样就脱离了对社会生产力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正确理解，即“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对于客观事物的把握程度是全面的，并且把经济学的那些意识形态很好地做了一些转化，至少超出了一些伪善的表象，还原了发生在阶级社会，尤其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那些真实意图。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客观性存在于一定的结构基础上，这种结构基础主要表现在他将一种人格性关照到了经济研究领域，而不只是将经济学视为纯粹的知识体系或是一类意识形态。例如，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俨然会失去平衡状态，这涉及到了生态环境、能量资源等问题。人类生产行为本身就是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和谐，特别是在工业生产大步迈进的阶段，这种对自然界的干涉甚是严重。因此，在对经济学本身的基础研究中，资源问题的出现就已经涉及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面对这种本有的缺陷，人的生产行为本身应当有所注意，因此，关于资源的应用问题就是一个与人密切相关的范畴，包括马克思以后的人类对生态问题的反思都与资源的利用行为有着根本的联系，最为突出的联系就是人为因素。在人类社会生产最基本的环节中就涉及到了人与自然界存有的关系，那么，这样的经济学自然而然的就要赋予人格化形式，证明经济学体系也是处于一个有机体中，而绝非是人的某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除了这样的基础外，异化劳动本身的存在又成为了马克思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又一个事实，而且人也因为经济行为进入到了经济领域，使得经济学研究范围就被赋予了人格化形式，即它的研究导向以及研究目的总是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相结合，同样也始终没有离开过对于人的利益的关注。这是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基础模式，他选用这样的基础作为他研究的视角，自然要进行全面的了解与分析，从这一层面上也证明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研究有着必然的准确度，即科学性。 二、市场经济意志的形成 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马克思对于商品交换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也是他的一个基础性研究,即“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另一方面，在对商品交换过程的阐述中，对于商品所有者的确立是说明了市场本身存有的伦理性，虽然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表现，但是人们的经济行为却实实在在地被归结在这个市场范围内以及被制约着。另一方面，对于商品监护人来说,由于商品自身的限制,商品需要监护人,并且监护人“必须以意志寄存在这种物内,并且以这种身份,发生相互的关系”，因此，商品交易的过程就是实现了交易者彼此的利益，“他们必须互相承认私有者的权利……它总归是在契约的形式上——是一种意志关系，并在其中，反映出一种经济关系来”。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就被人们的经济意志所支配，这样的经济意志致使人们之间的经济权利通过买卖关系实现，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契约的形成。人以各自的经济意志代表了商品实现其价值，以人的意志将自身与商品的关系确定为人是商品的所有者，并且人们之间通过各自的经济行为来完成交易过程，因此，市场本身的性质就是具有人格化的，即“经济舞台上的人物，一般是当作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商品自身没有意志，表现出的是完全平等性，而人的意志却致使商品之间出现了不平等，这也就是商品与商品所有者的一种差别。商品所有者的利益需求，或者是自身的经济意志，使得商品产生了外在化缺陷，即人自身的需求差异推动了商品交易的形成，也就是商品才可能进入市场被交易，从而人的经济意志也就是市场经济意志的体现。就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言，是其实现自身价值的前提，即商品的有用性是人产生经济意志的对象。每一个具体的交换行为又体现了买卖双方对同一商品不同利益的所需，对商品的所有者来说，商品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其使用价值上；对于非所有者来说，商品的价值是其使用价值。因此，商品的价值是促进整个商品交易的基础，这既是商品存在的价值体现，又是人的经济意志产生的条件。整个的商品交换基础就是人对商品的需求以及人们彼此维系的买卖关系，这也是市场被人的经济行为所确立的基础，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也就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交易中达到了彼此利益所需。但是，市场经济意志不能只是在经济学意识形态下去继续维持，即依靠表象的特征将市场本身视为一种机械化体系，一味追逐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一般状态下是将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商品交易本身的人道存在与需求。商品交易过程体现的人道需求的基础是维持一种平衡性与合理性共存的状态，其意图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达到交易者彼此之间的利益最大化，或者是接近最大化，而不是单一地去实现某一方利益最大化，如果商品交易出现了只能实现某一方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其中就显示出违背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尽管商品交易本身带有一种契约形式，但是没有市场伦理的要求也很难保证商品交易的公平性，即人们之间不可能存有合理的交易行为，更谈不上公平性。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也要在平衡性的导引下才可以称得上合理性，否则只出现某一方获取最大利益，那么这意味着买卖者之间出现了非正义行为。商品所有者自身的经济意图很明显，就是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商品以便换取可以满足自身需求的其他商品，在这之间，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希望自身通过交易可以得到适合的商品，适合自身就足够了，而不是为除过自身之外的人着想，只要他自己实现利益就可以了。这是人的经济意志的普遍体现，因此，在纯粹个人利益的需求下人们之间更倾向于存在一种契约形式，而并非是属于道德伦理关系的自然形成。即“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都只愿意为那有使用价值可以满足本人欲望的他种商品，换去自己的商品。在这限度内，对于他，交换只是个人的过程……但同一过程，不能同时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是只为个人的，又是只为一般的社会的”。因此，“从一个商品所有者的观点看，每一他种商品，对于自己所有的商品，都是特殊的等价，自己所有的商品，对于其他一切的商品，则是一般的等价。但一切商品所有者所处的地位都是一样的”。这其中体现了人的经济意志与人的某种本能有直接关系,尽管市场作为一种实现经济目的的媒介存在,但是也深受人的这种本能所支配。在经济利益的关系下，货币的出现也就成了一种现实需要，即“这种商品的自然形态，成了社会公认的等价形态了。由这种社会过程而充作一般的等价，就成了这一种搁在一边的商品之特殊的社会机能了。它成了货币”。货币的产生，“是交换过程的必然结果”，而且这也影响着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出现了一种对立，因此，人的经济行为又逐渐的被外在因素所牵制，也就是在其本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自身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即“为商业的便利起见，这种对立，有在外部表现出来的需要。这个需要，引起一个独立的商品价值形态，且不绝进行，终于使商品分化为商品与货币。劳动生产物越是转化为商品，这一特殊商品，也就越是转化为货币”。通过货币形式所连接起的私人利益又会扩大到国家经济利益，而市场始终是持有这种经济利益的中介，货币的价值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商品的价值交换中，同样也深入人的经济行为中，成为了经济意志的一种对象，同时也影响着人的经济意志。 三、货币与经济意志的形成 货币在整个市场的交易过程中发挥着自身的商品职能，这是货币这种一般商品从特殊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形态，同时也说明了货币存有一种独立性，主要是指它在交换价值中充当了一种适当的价值形态，并且通过这种唯一性也将自身与那些只拥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对立了起来。另一方面，由于货币的这种普遍适用性，使得人们的经济意志深受货币的影响，即引起了人的金钱意识高涨。由于“货币形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的反射”，因此，人们对于其他商品只是一种出于本能所需的积累，而且受到物质本身性质的限制。但是，货币就不同了，人们储藏货币的目的俨然已经超过简单的生存需要，而是一种被人们对于价值形态的错误理解所引发的强烈欲望。马克思对这种现象的描述使得我们可以准确把握这一现象，也就是“当商品转化为货币时，交换过程所给于货币商品的，不是价值，只是特别的价值形态。这两件事情的混同，使人误认金与银的价值是想像的东西。又因货币的某种机能，可由某符号代替，又引起了一种错误：认为货币本身也是符号。但这种错误包含着一种预觉。那就是，一物的货币形态，不是该物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只是隐藏在该物后面的人类关系的现象形态”。因此，人们也就是习惯于贮藏一种“人类关系的现象形态”了，尽管货币商品有它的实体存在，但是这根本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为我们所解释的那样，所以人们对于金钱储存与致富意识的真实原因都应当清晰化、明朗化。从另一方面来看，人们对于货币的欲望不断上涨的趋势俨然直接影响到市场的经济意志，即市场本身需要社会伦理制度来调和，而且市场逐渐在人们被货币的支配中也受到支配。从某种程度而言，相关的社会制度以及伦理道德也在力图保护人们的这种欲望，而且对于社会制度以及伦理道德本身而言，只要保护了人们这种私欲的顺利交易或者是人们货币交易的安全进行，那么它们才可以成为伦理道德以及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在这里需要了解到的是，人们在现实社会关系中不能用绝对的道德理念去要求现实的每一事件或是行为，正如同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错觉一样，可是在现实的市场商品交易过程中，这种错觉并不妨碍商品的交换，反而人们更需要被保护起来。因此，合理的社会伦理关系在此更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即对于人类普遍欲望以及行为的保护，那么对于市场伦理道德而言，它也超不出这个范围，也就是说人的普遍需求才是伦理道德的价值体现。因此，市场的经济意志本身就是人的欲望的普遍化，而对于这种普遍化欲望的保护才是人们所希望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人的现实需要，也是一种经济意志存在的证明。然而，就是在人这种本有的缺陷中才会需求合理的经济制度，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更是在科学与道德相互结合的形式下突出了其经济批判的客观原则，而且这种客观原则将与社会伦理需求形成一种必然性。 作者：周娟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师生思政教育市场经济研究 一、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 (一)受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皿的深刻形响，学校一些师生信仰缺失、情绪焦蹂、关系复杂化。l、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动摇了师生员工的政治信仰。由于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出现了一些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生活腐化堕落，以及失职、读职等现象。腐败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部分师生不能正确看待腐败现象，情绪低落、思想消极，甚至改变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党和政府的信任出现动摇，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2、社会收人分配差距过大，校园不良风气草生，人际关系复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社会收人差距日益扩大，校园里贫富差距非常之大。部分校园的奢靡攀比之风流行，拜金主义蔓延。由于少数富有者的收人来自腐败、违法，导致了一定程度“仇富心理”产生。家庭收人、地区收人和行业收人差别较大，引起师生心理失衡，关系复杂化。3、较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师生心理焦虑，影响学风教风。在经济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不少产业工人下岗、失业，同时隐性失业大量存在，加之大学的扩招和我国第三个就业高峰的到来，就业形势愈加严峻。部分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便会产生思想困惑和焦躁心理，因而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继而影响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学校的学风、教风建设难度进一步加大。4、网络经济及对外开放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新经济概念已被广泛接受和实践，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普及面不断扩大，师生接受信息的速度之快、内容之庞杂使人始料不及。网络化既给师生提供获取知识、开拓思维的便利条件，也给师生在面对大量的负面信息的同时，在心理上对思想政治的正面教育产生抵触。特别是西方腐朽思想和西方文化猫权的渗透，使得部分学生浮躁虚荣、逆反情绪强化、责任感淡化、心灵空虚，更谈不上正确的信仰追求。 (二)市场经济下师生员工对思政工作认识的误区。市场经济的价值、竞争规律和利润最大化的运行方向，客观上与传统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形成矛盾和反差。第一，利润最大化原则与重理想、信念、道德、责任等价值取向之间形成矛盾;第二，自主性原则与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第三，等价交换原则与上级决定、领导安排、计划调配之间形成反差;第四是竟争性原则与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共同进步之间有不相容之处等。这些矛盾的存在，导致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产生种种误区:1、对立论: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二者不可兼容。2、无用论:认为发展市场经济要靠物质、金钱作调节杠杆，来调动师生的积极性，思想政治工作是空口说教，既不解渴，也不当饱，没用。3、替代论:认为教学科研搞好了，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搞好了。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就是教学、研究压倒一切、替代一切。4、悲观论:认为市场经济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师生的思想价值观、道德观都发生了变化，想使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效果太困难。由于思想认识发生偏差，陷人误区，导致了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缺乏积极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在行为上被动、消极，甚至干脆放弃。在一些学生中存在只重视科技知识学习，忽视思想品质修养的现象;在教师中，存在只顾教书，不注意育人的现象。 (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素质、方式方法与新的形势不相适应。一般来说，学校思想政治队伍中科班出身不多，而由于社会认可度不高，使科研的精英集中在理工领域和非思想政治的人文研究领域，加上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陈旧，使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与理论素质都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具体表现在:1、观念陈旧。思想认识没有摆脱传统体制下思想工作中的“左的”、“权威”、“管教”等观念。2、工作方式方法老化，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不强，习惯于学文件、读报纸、写心得、谈体会等说教灌输，缺乏灵活性、主动性、实效性，容易让师生产生排斥心理。3、思维方式单一，缺乏创新意识。面对师生员工价值取向多元化、学生犯罪、违规低龄化、师生民主意识强烈等现实，不能提出最有效、最及时的方法去解决、引导，多向思维、工作手段和方法的创新较少，遇到问题显得无所适从。 二、新形势下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的产生，既有客观形势变化的原因.也有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原因.新形势下，要做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为学校思政工作提供有利条件和环境。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立健全旨在维护社会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堵塞制度漏洞、弥补制度缺陷、完善社会行为规范，从根本上缓解和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比如，完善、落实《反垄断法》、《个人所得税法》;将分配政策倾向于效率调整为倾向于公平等，解决贫富收人悬殊问题;落实存款实名制和领导干部个人收人申报制、离任审计制等，以遏制腐败。政治上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经济上，保持经济适度稳定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以缓解失业、待业带来的社会压力，进而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同时对全体公民进行民主法制教育，提高全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人们懂法、守法、用法，并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逐步在全社会形成依法行事的氛围。一旦社会进人了良性循环，出现机遇均等、利益分配合理、竞争公平的和谐社会环境，那么，失衡的社会心理就能得到矫正，师生心态就会恢复正常，其行为就会受到主题建康的心理机制的有效控制，再行思想教育.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认清市场机制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走出认识上的误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使二者达到统一。1、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思想政治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导向、激励、启发、教育功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创造了新的机遇。市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集团的分化、生活地位的改变，社会矛盾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要解决这些矛盾，除了建立和完善社会运行机制外，还必须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矛盾，引导师生员工对改革充满信心，以国家大计为重，提高自我调控能力，防止各种负面影响的扩大蔓延，维护学校和谐稳定。2、要认清发展市场经济与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是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思想道德全面进步的过程。发展市场经济，人是根本。青年将成为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用先进的思想教育人、引导人、塑造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作用在于为教育、教学改革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它还通过作用于师生的思想、心理、意识，发挥调节、疏导、激励、引导补充作用。同志指出:愈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愈要适应新的形势，全面加强和改进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3、走出认识误区，在实践中把发展市场经济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我们要坚持教学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两个任务一起上，两付重担一起挑，两个成果一起要”，“两手都要硬”，“防止一手硬、一手软”。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教学和管理当中去，做到教学、管理与育人相结合。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纳人各系部、各部门中层干部业绩考核体系中去，纳人员工的工作任务中去，确保把工作落在实处。 (三)立足学校自身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强化与新形势相适应的观念。为适应新形势，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加快自身改革。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以邓小平教育理论为指针，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中不断变化的环境、对象、内容、要求、条件，确立五种观念:1、系统观念。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其复杂的结构和运动规律，需要从科学管理人手，制定目标、划分层次、把握环节、采取措施，这样才能避免工作的随意性、盲目性和零碎性，才能充分提高工作效率。2、前瞻性。前瞻性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必然要求，高质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预见性，即工作目标、内容、方法要走在师生思想发展的前面，并根据目前师生员工思想发展和事态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发挥其说服、疏导、教育、激励的功能3、民主平等观念。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政工人员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平等观、民主观，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充分尊敬师生的人格、师生的权利和师生的尊严，抛弃那种以权势、以资历、以学识压人的猫道作风.4、利益效益观念。作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引人利益效益原则，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离不开利益和效益。利益要求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动员师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也要善于保护师生自身的正当利益，把精神、道德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是利益效益原则最好的落脚点.5、科学观念。树立科学意识是现代社会给人提出的要求之一。作好思想政治工作也必须具有科学意识，表现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客观规律，运用科学知识与方法上。比如，吸收和运用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知识经济、新经济等知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四)加强政工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各系部都要建立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政工队伍，坚持年轻化、专业化的用人标准，特别是从未来发展的战略眼光出发，挑选那些政治素质好、思想观念新、品德优良、作风正派、有专业知识和开拓能力的青年教师，充实到政工队伍中，提高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机和活力。 (五)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方式方法。探索有效方法，目的是要寻求工作的实效性，达到工作的预期目的。近年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实践中探索出很多好的工作方法，诸如心理咨询、平等对话、树立典型、目标激励、情理并施、人格感化等。针对新时期人们的思想、心理状况，思想政治工作要引进科学的管理理念，要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科学管理系统。近年来各校基本建立了由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以专职政工队伍为骨干、教职工广泛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有效的运行机制有: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规范机制、奖惩机制、评估机制等。要按目标预测、结构层次、程序环节进行动态管理，要用辨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实施动态的管理操作，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管理系统，使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球鞋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零售产业也借着东风大幅度扩张，直接体现在消费者购卖力上。之前中国的鞋市一直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人们购买大多以满足需要或者实用性为主要目的。而近五年了鞋市却愈发地火爆，表现为某些限量版球鞋的价格飞涨、外来sneaker文化、名人效应、国内仿造也的兴起、营销策略、倒卖市场的繁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这一切正如近些年来房地产业的迅速膨胀，充斥着当下人们心里内心的浮躁和欲望。 关键词： 消费观；饥饿营销；名人效应；倒卖 Sneaker本意橡胶底帆布鞋，sneaker文化真正的起源于1908年第一款匡威鞋的问世。后来球鞋文化的多元化和发展，sneaker直接与球鞋挂钩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北美为主的sneaker文化流入，这种情况在中国也越来越习以为常了，逐渐发酵。其表现和原因大概有以下八点： 一、超过通货膨胀率的溢价 airjordan1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2009年以后每年都会复刻一次。2000年的发售价120美金至2015年的发售价220美金，十五年涨了100美金，差不多翻了一倍。结合通货膨胀率，2000年的120美金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73美金，也就是说实际这双球鞋15年增长幅度为47美金，增长率为27%。然而现实生活中自从2009年开始，人们实际购买到的价格也一直在攀升,比如aj11大灌篮现在市场均价是432美元，也就是说人们平均要多花高于售价212美金的价格才能买到，溢价率为96%远远高于27%的增长率。 二、球鞋文化的传播 以亚新体育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一批sneaker领导人把这股潮流引入中国后，结合中国本土特色很多年轻人接触逐渐深入了解sneaker衍生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sneaker圈子，同国外的sneaker圈一样，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球鞋，并以收藏到某些限量款为荣，伴随脸书推特和微信朋友圈传播，总能看到一些人晒刚刚得到的球鞋。 三、名人公关 NBA赛场上球星们的精彩表现往往带动他们脚上穿的球鞋的大卖，诸如科比詹姆斯杜兰特库里为首的球星们的个人签名球鞋倍受球迷追捧。最近几年耐克阿迪达斯也对中国市场愈发重视，毕竟有那么一股强大的购买力存在，每年夏天休赛期都会有一批接一批的球星来访引发巨大轰动。场下很多歌星，演员本身就是潮流的引领者，球鞋自然也是必备品之一，诸如侃爷韦斯特，他的椰子系列签名球鞋以其超前卫的设计和独家营销方式，每次发售总能引起巨大的轰动。透过名人代言，强烈暗示一般人只要消费这些产品也可以达到和名人一样靓丽的形象，对于不满自身现状的消费者来说，便是一种透过代言商品的消费来满足并成就个人梦想的消费行为。 四、仿造行业的兴起 球鞋市场的巨大的利润吸引不少地下作坊以及不法小工厂选择铤而走险，以低廉的价格生产出大量的防止球鞋以满足难以正价买到球鞋的消费者需求。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知名网站X宝以远低于发售价的价格销售数以千计万计的球鞋，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人们对于球鞋的强烈需求。他们简单易得，不需要话费太多成本就可以是消费者本身获得满足感。 五、营销模式 以耐克为首的球鞋品牌，每次发售一款aj正代球鞋的时候总是加上限量抢购，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无论上线上还是线下甚至产生人流过多造成瘫痪的状态，几乎每年年底发售最经典的aj11总能听闻新闻报道美国因为抢购球鞋发生枪击案。耐克的饥饿营销模式不得不说取得了巨大成功了赢得口碑的同时还赚的了大把钞票，几乎所有球鞋迷以原价抢到乔丹球鞋为荣。后来阿迪以及国内的李宁也纷纷效仿都取到了不错的绩效。 六、球鞋转让 球鞋市场和消费之间滋生的另一个消费方式就是球鞋转让市场。市场之火爆如同当年的房地产一样。有些人为了赚取差价抢购到球鞋就拿来变卖，也是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的原因之一。甚至有一些大贩子联手垄断鞋市，积压球鞋导致价格居高不下。据著名球鞋评测网campless统计2014球鞋倒卖金额已经超过10亿美金在二手球鞋市场依然火爆,某些限定版球鞋在二手市场还能卖出比原价高出数倍的价格。2015年第一季度北美最昂贵的10款单品，很荣幸能看到中国定制版鞋迷俗称的“天津喷”能够以1694美金高居第一差不多是11000左右的价格，是原价的六倍左右，而侃爷韦斯特的代言设计潮鞋yeezy750boost以1416美金紧追气候同样要是原价的4倍，2015年第一季度北美销售额排名前十的鞋款第一名差不多是2到4名的总和，188w美金之多一个庞大的数字。从2015年3月31日截至目前为止ebay显示的球鞋销售量已经突破2000万。 七、年轻人消费观念 法国学者德博里亚说过，sneaker族收藏球鞋已经超过了消费者本身的内涵，更突出消费品本身的内涵，消费品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的符号价值。富贵，浪漫，时髦，前卫，归属等象征衍生的价值散发出符号的魅力球鞋的主要消费人群年龄段在13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以大学生为主，他们叛逆，张扬渴望表现自己，sneaker文化融入街头文化后，鞋更是成为“武装”的必不可少条件之一。欧美时尚大军攻陷中国市场后，日韩风也跟着席卷进来，街头潮牌vivimAape还有香港潮牌i.t..都是年轻人弄潮范本。一些单品诸如著名日本潮鞋设计大师山本耀司设计的y-3黑武士，藤原浩设计的编织鞋。不仅仅是要穿的舒服也要穿的好看，穿出型来。追求颜色绚丽多彩款式设计的新潮，搭配上也要下一番功夫。大学生的攀比心里推动球鞋文化的发展。他们常常因为穿了某位名人代言的鞋子限量和价格而鸣鸣得意，有的同学会通过在没有这类鞋的面前穿了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而之前没有购买经历的同学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也开始省钱买此类限量版球鞋，无形之中算是加快了球鞋文化的传播。 八、中国人消费水平的提高 随着中国鞋业消费市场容量的不断膨胀，中国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鞋类产品制造基地外还是第一大鞋类消费市场，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逼近3000亿。从2007年开始呈不断增长趋势，平均增长率为10.2%。2009年是一个巨大转折点，消费增长率不断爬升，2011年更是达到顶点，结合之前最初一张表，2011年也是中国球鞋圈价格发生质变的一年。城市化全面加速，物价飞涨，货物膨胀，产能过剩这些因素都在影响零售鞋业的发展。专家预计2017年，市场鞋类消费总额将达到4450亿。 九、长久压抑的欲望 说到底，对奢侈的渴望是一种无形的压抑。改革开放前全国人民大部分都是很清贫的.现在大妈们开始疯抢降价黄金，上班族青年排队抢购打折香奈儿，还有学生党们省吃俭用购买球鞋。不知不觉生活追求发生变化，曾经遥不可及的奢侈在如今却变得可以如此“亲民”。穷怕了，所以挥霍起来也就很少顾忌。憋的太久，释放出来也就显得很疯狂，正如这疯狂的球市。欲望不会维持太久，慢慢的人们就会产生厌倦和麻木，继而催生新的对奢侈的欲望，工厂就会加班加点生成更多款式和配色的鞋子来满足鞋市的需求。 作者：刘卓航 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研究 内容摘要： 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两项重要内容，二者有着密切联系，市场经济是创新公共管理制度的现实依据与经济基础，而公共管理制度又能反作用于市场经济，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因此，在改革实践中，应当对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引起高度重视，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关键词： 公共管理；市场经济；制度；相关性 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的革新都在持续地进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制度才得以创新、发展。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加快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发展市场经济将是两项重要使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将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从而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一、公共管理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差异 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管理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就必须了解公共管理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公共管理制度作为与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相关的制度，其功能必然与经济制度功能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目标不同，前者以获利最大化、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后者则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为目标；二是价值追求不同，经济制度追求的是经济效率、经济效益的最大值，公共管理制度追求的是自由、稳定、民主、公正的社会秩序；三是标志不同，经济制度的标志主要为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率，以竞争性资源优化配置为追求目标，而公共管理制度则是法律、民主的制度，以结果的统一、和谐为追求目标。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商品流通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加自由。然而，市场经济仍然受制于国家调控，所以市场也必然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可见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同样也存在一些缺陷。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会受到国家宏观干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完全自由，但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形态，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会使用“有形的手”，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这也是市场经济形态的共性。管理和经济运行的本质都是人类的行为活动，所以我国在市场经济转型初期要想对改革进行深化，就需要调动起各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改革区域，承担其相应的职责，将创新公共管理制度作为第一要务，将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对二者进行协同发展（赵秋兰等，2014）。 三、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相关性 （一）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其通过市场机制让经济活动适应供求关系变化、符合价值规律要求，将社会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需求最大的环节中，从而实现劳动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提高（陈希，2013）。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这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也自然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刘太刚，2014）：第一，要求公共管理制度要对政府角色进行正确的定位，同时要重新明确政府与社会、企业、市场、事业单位、公民等组织及个人的关系；第二，要求将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作为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政府要从“无限”变为“有限”；第三，要求树立法制、服务、以民为本的公共管理理念；第四，要求调整公共管理的手段与方法，将过去命令式的单一化管理转变为服务式的多样化管理；第五，要对公共服务进行改革，不仅要对机构进行改革，还要对人事进行改革，构建一套规范的管理体系和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市场经济的上述要求让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成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其自身的特点与运行原则，让人们的利益观念大为改变，造成了社会利益分化，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对于改变社会统治结构，实现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广大群众的利益观念被唤醒，人们往往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参与公共管理进程。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组织化程度，同时也促进了第三部门的形成，让公共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从而逐渐提高了群众对公共管理主体的制衡作用。在公共管理越来越复杂、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高、社会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的情况下，就必须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以满足多元化的公共管理需求。创新公共管理制度，首先可以增加公共管理体系的回应性、开放性，对群众的意愿、需求及时地予以回应，同时为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提供畅通的渠道；其次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可以对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加以规范，制定公共管理主体的行动依据与行为准则，以确保公共管理活动能够高效、有序、规范地开展。总之，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下，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对制度创新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制度创新又是提高公共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可见市场经济是进行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二）创新公共管理制度能够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公共管理制度自身也是发展变化的，并且还能通过政治保障等来支持、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对制度进行创新后，公共管理质量也会相应的提升，高质高效的公共管理服务必然有助于开拓市场经济发展新局面，促进市场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地发展。1.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制度作为经济体的支柱，创新制度必然有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计划经济直接催生出来的产物，而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管理主体也发挥出了极大的推动效应。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无法脱离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而独立存在的，这是因为制度的创新决定着市场经济中的多种因素，比如外界对待经济活动的态度，经济活动的地位等等。市场是一个十分广阔的环境，其会对市场经济产生决定性作用，个体在开展经济活动时，往往容易因缺乏对市场的整体把握而盲目操作，在此情况下，引入政府或第三部门进行调控，将很好地规避经济活动的混乱与大幅波动。权利部门在对市场经济运作进行干预时，需要法律、制度相关体系的支撑，所以要让市场经济按照预期轨道发展，就离不开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类行为规范和国家的宏观干预。2.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有助于实现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其最终目的都在于规范行为，可见制度对于个体和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创新公共管理制度，就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制度的行为规范作用，同时创新的制度也能对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引，以改变市场的无序、混乱状态，保证经济活动能够在稳定、良好的轨道上运行（侯一麟，2012）。要想让市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不仅以社会环境为依托，更需要创新公共管理制度，因为创新公共管理制度能够直接提升公共管理水平，减少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安全隐患，为经济活动的运行营造一个安全、良好的环境，从而确保生产活动能够顺利地进行。此外，前文提及的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二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但这种关系只有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下才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的。由此可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创新也不可忽视，如果不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同时也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提示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 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明确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通的要协调推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发展，首要任务就是要认识到二者的本质作用具有相通性，二者的本质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而高效、合理、科学的行政及政治体制又是市场经济的有效保证，所以公共管理制度与市场经济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目标服务的，二者在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李宜强，2015）。因此，我们应当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同推进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是创新公共管理制度的基础和依据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同时将促进市场经济完善、发展作为最终的目标与归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革、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是上层建筑变革、发展的经济基础与现实依据”（汪小波等，2011），可见上层建筑变革与发展必须依附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其能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市场经济分别归于上层建筑变革和经济基础范畴，所以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必须依赖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制度创新的经济基础与现实依据，要进行制度创新就必须从市场经济着眼，深入分析其要求与特性，结合经济规律明确制度创新的方向与目标，再通过创新实践达到预期的目标。在本质和现象层面，市场经济都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同时还为制度创新指明了目标与方向，制度创新只有以市场经济为基石，将促进市场经济完善作为最终目标，安排新的制度服务于市场经济，才能确保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克服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市场经济是一种科学、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其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比如：市场经济造成的利益分化可能导致功利主义思想倾向；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更多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物质当先，更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市场经济运动原则泛化可能滋生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市场经济的竞争特点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引发社会矛盾，等等。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效应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并阻碍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不可否认，公共管理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公共管理的强制性是制度创新的根本，而这一强制性有源于其社会合法性，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可见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并不完全符合效率逻辑，并且制度创新还会受到制定者个人偏好、社会科学知识等的限制。鉴于此，要实现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局限与不足，并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和弥补，尽可能地减小其负面效应，使二者的积极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综上所述，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制度的创新也能加快市场经济的完善，保障市场经济平稳、有序地发展，与此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二者存在的不足与局限，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规避，使二者的积极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以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为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驾护航。 作者：陈程 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只有坚定地贯彻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关键词:依法治国;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所以，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着上层建筑的依法治国，即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主要受国家控制，各经济主体听命于国家的行政命令，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很少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大相径庭，经济关系主要靠市场的力量来调节，配之以有限的国家宏观调控，各经济主体是独立的，需要靠自己自主经营，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各类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不是无条件得到担保的，必须坚定地贯彻依法治国的战略，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才能使各经济主体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自主。 二、市场经济的竞争性 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人的需求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永恒性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会使不同群体之间为争夺资源而展开竞争。毋庸置疑，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只有展开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但是，参与竞争的主体必须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开展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各竞争主体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避免遭受淘汰的残酷现实，使出浑身解数，无视公平公正竞争的规则，做出许多令人发指的“道德失范”之事。恶性竞争的现象频频发生，恶意价格战、恶意贬损对手、假冒伪劣、虚假广告……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竞争，不仅会损害对手的利益，而且会损害消费者甚至是国家的利益，是极度不可取的行为。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规则和秩序，必须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依靠法律的权威促进社会的正当竞争，规范引导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 三、市场经济的契约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存在的普遍的行为模式之一就是通过交换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契约或合同是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其他经济体制的标志之一。契约精神能够促进市场经济良性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现实生活中存着许多违背契约精神的“霸王条款”，比如说餐厅谢绝自带酒水、营业厅捆绑销售流量套餐等等。因为各经济主体都是机会主义者，为了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抓住一切机会，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弘扬正确的积极向上的契约精神，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契约只有在法律确认下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只有在法律保障下才能得到履行，只有在法律引导下才能富有活力。 四、市场经济的平等性 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是承认市场主体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独立平等的地位。自由平等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变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各类经济组织、某些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均可依法从事市场经济活动，于是出现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局面。这些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不论其规模大小都能够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享有其应有的权利，并且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国有企业不得依仗其强硬的政府支撑恶意压制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所有经济主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需要用法律的强制性保证各类经济主体处于同等地位、同一起跑线上。 五、市场经济的开放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各国的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我国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因此，伴随着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开放与发展，各国的市场行为都必须要与国际市场的各种行为接轨。为了确保这些接轨行为的规范性与高效性，各个成员国家必须承认和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国际市场贸易行为规则。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契约性、平等性和开放性，以及市场经济中最终的产权制度都必须以法治为前提，只要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作者:张玲花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互惠经济到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基诺族作为中国的山地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经济形式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初级农业。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经济与社会是嵌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与教育、宗教、歌舞等形式不分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依据的是互助，互惠互利原则。然而经过化，特别是经过山地、林地制度改革和引入市场经济之后，基诺族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嵌合关系被打破，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不再同步。基诺族的经济形态由互惠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出现基诺族传统文化的快速变异。 关键词：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嵌合 今天，当我们用经济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各个民族的经济形态的演变情况时，不由得想到了经济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他认为就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社会是首要性与支配性的。在他看来，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嵌入”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是镶嵌于社会体制之中的。博兰尼认为，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不依靠一定的经济制度而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的经济是受市场的控制（即使是大体上）而存在的……事实却是：在交易上图利从没有在人类经济上占过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市场的制度从石器时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现，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不过是从属性的。”①然而到了十九世纪，社会成了市场社会，市场经济不再是“嵌入”社会，而是相反，市场宰制了社会。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我们知道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日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经济形态处于自给自足或者是处于互惠经济中的各个民族，他们在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其变迁的实质是如何的，这种变迁与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的，是值得从事民族经济研究的学者关注的，因为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民族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本文即是应用博兰尼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一的基诺族②的经济演变情况，从而来探讨在此过程中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基诺族的传统经济形式③ 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诺族的经济生产，实行村社土地公共所有制，处于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以狩猎、采集等为辅的经济状态。 1.刀耕火种山地农业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和散居的地区全部是山地，没有成片的坝区。农业生产全部在开垦的山地上进行，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刀耕火种是山地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通常在春节后或上一年底开始砍树，待被砍倒的树木晒干后便焚烧，烧后的草木灰布满地面成天然肥料，有的厚达一二寸，此后稍事平整即行播种。耕地采用轮种制，轮作时间有一定年限，一般为烧一次荒种一年，少数种二年，然后丢荒。 2.狩猎 在基诺族的传统经济中，狩猎是基诺族男子的主要副业，也是基诺族获得肉食来源的一项重要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基诺山原始森林里动物繁多，基诺族人传统狩猎对象大致可分为兽、鸟、鼠三大类。他们常用的狩猎工具是：外地买来的火药枪，自制的弩，用棕绳搓成的支在鸟类通过的地方的扣子，设在野兽常走的路上的弯弓，打马鹿、麂子、野猪、野牛、老熊等的毒箭和跳枪。基诺族打猎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村社组织的集体打猎。第二种打猎的形式是几户联合起来打，即谁家发现较大的野兽踪迹，便约几户一起去打。第三种形式是个人发现后自己去打。 3.采集 采集是基诺族女子的主要副业。基诺人经常性的副食蔬菜靠采集，于是妇女们在农业劳动中必背一个大背箩，以装随时采集到的各种野菜、竹笋、菌子等。大多数采集物现采现吃，有的需经过加工，存放着以备常年食用。在湿热带森林中植物繁多，可以采集食用的野菜类有：耳朵菜、青树的果与嫩叶、梨板菜、马蹄根、芥菜、薄荷、鱼腥草、野豌豆、刺五加、香椿、大刀豆、麻根、橄榄皮等。竹笋类有：甜竹笋、若竹笋、毛竹笋、麻金竹笋、大泡竹笋、斑竹笋、金竹笋等。竹笋可以鲜吃，也可以经过泡、晾、烫、腌、压、浸等加工后贮存起来，常年备用。菌类有：木耳、鸡枞、牛舌菌、奶浆菌、大红菌、辣菌、白参等。菌类多数随采随食，但如木耳、鸡棕、白参等亦可晒干贮存，常年食用。果类有：芒果、毛荔枝、青果、涩梨等。此外还有人工培植的香蕉、芭蕉、黄果、桔子、泡果、番木瓜等水果。块根类有：青山药、绿山药、硬壳山药、黄山药、四菱、蘑芋、芭蕉根、滕萝卜等。虫类有：蝉、蚂蚁、蝌蚪、蟋蟀、酸蜂、蜂蛹等。 4.传统经济形态存在的条件 基诺族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高原山地农业自成体系，其存在的条件主要为：（1）生产的组织形式即氏族长老制。长老集团发挥着维护氏族土地制度、组织实施刀耕火种生产等重要职能；（2）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以氏族所有制为主的土地占有形式；（3）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足够面积的至少被规划为十三大片的林地，以资轮歇耕种；（4）足够多的森林为狩猎和采集各种动植物提供可能；（5）与刀耕火种各阶段和环节相联系的符号体系和农耕礼仪，起到对传统知识的强化和传承作用。 二、基诺族经济形态的变迁 1.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统上，基诺族村民的经济生产是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生计经济形式。后来受傣族影响，到四十年代开始开挖小块的水田，出现一定的水稻种植。特别是到化时期，农业学大寨，又改造了一些梯田，开挖了一部分水田，水田农业成为人们生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水田改造破坏了大量森林，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生产中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形式基本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1982年和1983年基诺山分别实施“林业三定”“林业三定”即划定山林权属、划定社员自留地、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和“两山一地”“两山一地”即责任山、自留山和轮歇地划分到户。政策，基诺族土地集体所有制被打破，山地、林地、水田等逐渐承包到户。同时当地政府提出了“以林为主，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61页。的发展思路，茶叶、橡胶、砂仁、西番莲等经济作物被大量引进和种植，因而山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传统的轮歇耕作形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一段时间，上述作物价格可观时，村民更是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部分村民甚至不再耕种山地，改以种植经济作物。这时期，部分经济收入较高的村民有能力购买诸如电视机、摩托车和农用拖拉机等生活、生产用具。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上述经济作物价格的普遍下跌，村民的经济收入也随之下滑，放弃山地劳作的村民又开始耕种山地。今天，国际资源市场等因素像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基诺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村寨居民往往只能被动去适应。例如，2001年基诺山砂仁价格为70～80元/千克，但仅过1年砂仁每千克的价格仅为28元左右；再来看橡胶，据村民讲，在基诺山橡胶一般要种植7—8年后，才能开割，而在泰国已经出现了栽种4年之后就能开割的橡胶树，并且其出产的胶，价格仅为西双版纳这边的一半；西番莲也一样，刚种植时价格很好，家家户户都种植后，价格马上下跌。很显然，国际市场的变动情况已经与基诺山各个村寨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2.集镇贸易的兴起 目前在基诺山与村民直接发生作用的集镇主要有三个：（1）勐腊县的勐仑镇；（2）基诺山基诺族乡政府驻地；（3）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允景洪。基诺族村民骑摩托车或驾驶拖拉机来往于村寨与上述三个集镇之间，这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举一例为证。在勐仑镇，曾经出现新老两个农贸市场“争客”的现象。老的农贸市场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经常到半路抢购社区基诺族村民的农副产品，然后拿到自己的市场出售，而新的农贸市场的做法是允许附近村寨（包括巴卡社区）的村民进入市场出售农副产品，卖不完的由市场负责全部收购；另外新的农贸市场管理者请附近寨子（包括基诺山的三个寨子）的村干部吃饭，并且还发给每个村干部200元钱。最后，新的农贸市场赢得了竞争。现在村民出售农副产品、野菜、野果等都在新农贸市场，并且每人每次要交纳2块钱的摊位费。显然，市场的力量已经介入到社区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居民不可回避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形成。 3.民间经济往来的变化 而在民间经济往来方面，也即村内交易上，外来的老板经常到基诺村寨收废胶、包谷、扫把花、野菜等，基诺人自己也开起了小商店、碾米房，甚至有的村民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寨炸米花。外来的商客和本民族的坐贾行商，一方面带来了山区之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村寨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基诺山也出现了雇佣关系，村民雇佣傣族、汉族为自己建盖房屋的现象也不再新鲜；基诺族村民到其他寨子或在本寨子承包工程也时有发生。显然民间经济往来形式的变化是基诺族传统文化解体的促动因素之一。传统的村民之间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关系正逐步消失。三、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与其社会文化的关系分析 1.经济变迁与技术文化的关系 进入到1950年以后，基诺山先后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直接过渡”；1957年设置的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1958年的民主补课，发动群众按既定比例重新划分阶级，对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没收其浮财和底财，开展化运动；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八十年代落实“林业三定”和“两山一地”政策；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等政策变动和社会变革，主要参考《景洪县志》编篡委员会：《景洪县志》之《大事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渐渐地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存在的各种条件消失或变迁了。 时期强调以粮为纲，基诺山有水、地面稍平的地方都把树砍光开了水田，而刀耕火种农业则被认为是一种“种一山坡，收一箩筐”的低效的、原始落后的经济形式，而成为国家欲加以改造和消灭的对象。此时的生产也不再由氏族长老根据传习和积累的经验来组织进行，而是由生产队来统一安排，记工分，吃大锅饭，显然刀耕火种的传统组织形式已被取代。而在六十年代中，基诺山的各种鬼门被堵死，各种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体系相联系的农耕礼仪、祭祀活动都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而被禁止，也无人敢再搞。接着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人们战天斗地，为开梯田，大面积砍伐森林，加上修公路等活动，以至到80年代，整个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从五十年代初的65%下降到30%以下。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43页。可见基诺族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已遭严重破坏。而到1982年和1983年以后，基诺族的山地、林地都明确了权属责任，基本上承包到了各家各户，因而刀耕火种生产体系中的号地仪式也就变得多余了。并且由于山地不保土，连续种2到3年后，地内的表土变得越来越少，此时为恢复土地肥力，就需对地块进行轮歇，然而土地分配到各家固定使用后各家的地块数量和面积减少，原来连续耕种1到3年的山地，现在至少要连续耕种5到6年后才轮歇，因此以前靠天吃饭，现在就靠化肥、农药吃饭。毫无疑问，刀耕火种的原生形态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与此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物质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变异。生产使用的劳动工具如点播棒消失了，生产的刀耕形式被锄耕和犁耕所代替，种植的旱稻品种从几十种上百种减少到了现在仅存的十多种，而且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许多村寨的村民已基本不再种植旱稻，经过基诺人祖祖辈辈培育、种植的旱稻可能随着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彻底消失而消失。 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是基诺族与高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长期互动的结果。“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是他们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文化生态体系。”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37页。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种文化体系即将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出现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丧失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与之相联系的基诺族文化体系的整体变异。 2.经济形态变迁与制度文化的关系 传统上基诺族社会是以长老制为中心的均质化社会，对于这种社会制度文化我们可称其为“卓巴文化”，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卓巴等长老的产生机制即根据年龄自然传承；（2）卓巴等长老的功能发挥，即执行传统法规、调整村社内的各种关系、维护土地所有制等；（3）卓巴权威的象征大鼓；（4）卓巴等长老所主持的仪式活动，如选铁匠、祭鼓、跳大鼓舞、号地祭、砍地祭等。虽然此种文化曾受傣族土司统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其在基诺山的人间接发生的，并且是基于基诺族的传统来进行的，因而“卓巴文化”的基本形貌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也因战争频繁政府无暇顾及地方建制的实质性运作，因而基诺山仍然延续着旧有的村社政治与文化结构；而从五十年代至今，经过多次建制变革和社会运动，基诺山各个寨子都建立了现代国家下的基层管理、组织形式。村社干部取代了长老成为基诺族村寨管理的中心。村干部在生产组织、仪式活动、调解村民纠纷等事务中取得了传统长老的角色。从前长老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其权威的合法性是由村寨的传统所决定的，其年龄以及与年龄相长的经验是其发挥作用的依据。而今天村干部的权威来自上级政府或者说国家，其要保证的是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在村寨的无违，执行的是上级政府的决策。因而在村民心目中，他们是当官的。在仪式活动方面，以往长老们所主持的多与生产的世俗性相关联，代表着人们的各种祈盼和希望，长老们用神圣的方式实现着世俗的目的。而现在传统仪式的神圣性，随着世俗功能的减退而消解。人们在相信化肥、农药的同时，传统仪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信仰基础，偶尔的出现也变成了纯粹的表演。公务员之家 3.经济形态变迁与观念文化的关系 传统的基诺族社会是一个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为一体的社会，因而在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中，伴随的是基诺人的社会组织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财富观念以及认知方式的变异。以往基诺人生活的深山密林中充满着鬼怪神灵，有的树如大青树是不能随便砍伐的，有的水是不能喝的，而有的地方是不能大小便的，上山打猎时，山林中的一些动物是不能打的，如巴卡小寨的人就不敢打野牛，他们认为犯禁打了不该打的动物家里的牲畜会得病，而且时间、地点不对的行为往往会给行为者带来疾病，甚至夺走他的生命。在村寨的四周，在山地的周围都有各种鬼怪，为防鬼怪侵扰通常的做法是在家里面放置姜巴、在房屋的周围挂上达了，在地棚边栽种几棵姜、芋头、鸡公花、并挂达了，“这样鬼怪就不敢来了。”；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传统来看，基诺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协作，互通有无，形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尊老爱幼，一家有事全寨支援的良好社会风尚；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诺人信奉取之有度、用之有度的生态伦理。砍地、烧地时，大树都不连根砍倒，而是留着长长的树桩，烧地时也不把其烧死，等轮歇后不久其即又发新枝，因而传统的轮歇地生态易于恢复平衡。而且人们每次上山采集带回来的野菜、果子和菌子等仅为一次食用，而不囤积贮藏。在他们的观念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合适的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山林中有足够多的野菜、野果供采摘，有大量走兽可猎获，大自然就是天然保鲜库，今天用完，明天要用现去取来；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欲求上，并没有积财的牢固观念，吃饱穿暖人们即可满足。人们的荣誉、名望并不依凭财富来建立，刀耕火种的经验技能、狩猎的技术、歌舞才能、巫师的灵异、仪式程序的掌握等，这些都是人们自我实现的希望所在，都是声威所出的源头。然而上述这些社会情景都渐渐成为了历史，人们对自然、对神的敬畏随着消灭封建迷信思想的运动而丧失，神灵越来越少，山林也越来越稀，人与人之间讲报酬、明算帐，同一村寨的人即使是同一家族的人搭次便车坐一次拖拉机都要出钱，为了生存、积财深夜2、3点钟就起床上集市占摊位卖菜成了人们的日常事务。另外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风尚正在改变，传统的仪式程序、节日内容、庆典活动正在消失或变异。并且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涌入，人们的审美趣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深受影响。无疑，今日基诺社会同以往相比变化是巨大的。而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分离。 四、小结 纵观基诺族的经济变迁过程，我们会发现，从其经济形式的实质内容来看，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实行公社化后，另一次是在1983年到1990年以来基诺族山开展改革开放之后。在前一次转变中，基诺社会由传统的经济形式转变为计划经济形式，但由于计划经济实行的是村寨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与基诺族传统的氏族、村寨共有共耕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其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没有被完全破坏；社会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速度差距不大；而在后一次转变中，基诺族被逐步推向了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变迁与经济的变迁的协调关系基本被打破，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文化的内容，而经济的变迁又深刻地影响文化的变迁，促使传统文化快速流失。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两次经济形式的变化过程中，基诺族完成了从互惠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已经不再完全嵌合在社会文化当中了。因而在思考今天基诺族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时候，必须把基诺族经济形式转变所带来的众多相关因素考虑进来，才能得出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会计法治与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说明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巨大转变和过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新修订的《会计法》颁布为标志，会计将有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迈进。本文首先提出了会计法治的内涵、分析了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然后分析了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由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会计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次从会计法律的普遍性和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分析了我国会计法治现状；最后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会计法治实现的条件。 关键词：会计法治会计法制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社会水平越高，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息系统，在经济转轨和法制化进程中将呈现全方位的变化。《会计法》的修订和日趋完善，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制化已初具形态，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环境和手段，为逐步实现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市场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必须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会计信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一、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 1.会计法治的内涵 所谓会计法治，就是把会计法规作为会计行为的绝对标准加以确定，实现会计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现代化，最终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会计社会状态。会计法治是社会法治在会计领域的体现，会计法治不能脱离社会法治，阻碍社会法治进程的因素同样阻碍会计法治建设。在社会法治条件尚不具备时，会计法治同样无法真正实现。不能简单的将会计法规视为会计治理的工具以及如何完善和使用这个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会计法律至上，绝不存在会计“法外特权”的法律秩序。会计法治的对立面是“会计人治”，就是在会计治理中否定会计法律至上的原则，企图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会计法律之上而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状态。会计人治也是社会人治在会计领域的反映，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坚定不移的反对和消除会计人治色彩，坚持会计法治。 2.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 会计法制是指国家的会计法律和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会计法制是指以《会计法》为核心的会计法规体系，包括会计法律、会计法规、会计规章等。会计法制化意味着：第一，会计要通过法制予以体现和保障，为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必须加强会计法制，必须使会计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第二，会计要纳入法制轨道，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接受相应的会计监督。 会计法治是指规范会计的理论、原则、体制和实施方法，属于方法的范畴。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计法制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和手段，使对会计行为的调整上升到法制层次，它改变了会计无法可依和会计法制的不完备及由不完善所形成的有法难依的局面。会计法治标志着我国管理会计工作和进行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及理财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法治 1.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会计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由若干利益主体和游戏规则构成的权责系统。会计法制通过对会计行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实现对会计关系的调整，从而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挥作用。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承担着资产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基于多方利益主体的要求，企业必须规范会计行为，加强内外部的会计监督。会计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难依，从制度约束到法律化，从长官意志到依法理财，会计工作也从无序到有序，逐步实现会计法制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会计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 会计法制化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利益高度集中和单一化的体制架构下，是无法构筑会计法制体系的，会计行为是基于会计主体相伴而生的，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所形成的体制实施会计法制化，无异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体制下，难以达到理想的法制效果。 2.从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 会计作为反映资金运动的过程与结果，是生产经营者管理自己的经济活动的手段，是资金所有人对自有资金的运用进行把握和控制的方式。从会计发展的过程来看，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如何计量、记录经济活动是特定主体自己的事情，只是随着经济复杂程度加深及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才使会计发展成一套行为规则，即制度。长期以来会计规制的目标一直是“会计法制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背景制度的变化，我们认为会计规制的目标状态由“会计法制”转为“会计法治”应属必然。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达标。会计作为联结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纽带，在产权归属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会计法制在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规则不能从根本上，具体地解决会计规制中除了法制不健全以外的其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差、相关性低，严重失真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另一制度安排——“会计法治”。 3.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会计法治 会计法治是希望通过对会计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维护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以及微观经济利益与宏观经济利益及其统一。改革使利益主体变得模糊，政策倾向不明显，宏观经济体制的转型与会计法制及最终的会计法治之间形成出现瓶颈，导致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的混乱，国家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国家宏观调控者的双重身份，在体制的转变中受到极大的损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成本过大。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的制度变迁尚未成功是一个原因，由于会计法制解决的是会计工作无法可依状态，而会计法治更多的是对既定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行为的认可与安排。会计法治状态下，由于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水平，所以就能在总体上控制会计信息被滥用的道德风险。 经济体制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产权数量的清晰。利用会计上的方法对产权界定、变更、维护过程中所产生的资金运动及其相关内容进行核算和管理。包括产权数量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确认标准、计量记录方式、核算规则等，实质上就是一个会计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即在法律上能否作为一个产权主体出现，拥有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能，包括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产权量的大小，其精确程度如何细化和量化，需要在“会计法治”框架内予以完成的，这牵涉到会计工作的道德状态问题。这些都是会计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而，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真实、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权益，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的情况恰当地反映出来，有赖于会计人员是否在会计法治的理念下，正当的使用会计的技术调整性特征。 三、我国会计法治的现状 如果把我国同西方国家的会计法规做一个横向对比就会发现，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并不比西方国家少，立法机关单独制定《会计法》的并不多见，许多国家没有专门的会计法，而将这些内容写入公司法或其它法律中，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会计工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会计秩序较之西方差也是事实，会计信息失真，社会上对会计造假行为人人喊打，可是，会计造假行为屡禁不绝的现象令我们值得思考。其中固然有会计法律本身缺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明我国会计法治工作还需要急待完善。 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二是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将会计法治分为两部分分析，其一为会计法治实质内容，即会计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方面的，其二为会计法治形式，即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1.会计法是否具有普遍性 政府权力大于法律，那么“成文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就无从谈起，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可依赖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动摇。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保证法治的实现，政府只能担负三种角色：①“守夜人”，防止外敌入侵和保障个人安全；②“慈善家”，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③“经济警察”，征税、预算，维护市场秩序和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的这三种角色体现在会计领域的主要表现是： (1)各级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 (2)财政、审计、税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督检查。 (3)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对会计案件进行执行、审判。 但是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促使地方政府表现出权力大于法律的倾向，在审批制度下，公司要上市，必须经过层层申报、审核与批准，而地方政府是审核最细的一环，但地方政府有时为多上市几家公司，经常“照顾”本地的公司，暗示、默许，甚至鼓励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数据，证监会有时对地方特殊情况了解不足，较难发现公司上市申报作假的材料，使得作假者有机可乘。对于企业会计的法律监督，政府财政部门往往纵容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 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一方面给那些愿意遵守会计道德的企业责任人和会计人员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因为畏惧政府权力而不得不违背法律进行会计造假，另一方面这种政府权力又为会计造假的个人提供了抗拒法律制裁的保护伞。因此，日前政府权力对会计活动的过度介入直接挑战了会计法律的权威性和会计法的普遍性。 2.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法治的形式好坏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规范必须清晰、适度、公开、规则之间协调一致，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制裁方式；二是法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分析我国会计法治形式，发现现行会计法规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1）会计相关法规存在一定差异，规则之间没有做到协调一致 会计法律规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相关法律对公司以及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尽相同，尤其是行政责任方面处罚的金额差别很大。因此，在涉及处罚违规公司或个人时，到底援引哪个法律作为判定法律责任的依据就很成问题。 （2）会计法律责任的分配不明确 对于因会计造假应追究的多个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使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相关法律责任人责任的公平分配。具体表现在： ①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对会计工作共同承担责任，其中单位负责人负首要责任。但是对两者的法律责任如何具体分担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公务员之家 ②会计法赋予财政、审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单位会计行使监督检查和进行处罚的权力，但是对这些部门的分工缺乏明确的说明。虽然这些部门各有侧重点，但时常相互交叉，这就形成了会计领域的多头管理。 （3）会计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不足，对广大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够 会计造假相关责任人面临的法律惩罚是构成其犯罪成本的重要变量。法律惩罚越严厉，法律的威慑作用就越强，迫使造假者越发不敢进行会计的虚假陈述来牟取暴利，相应地对广大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就越好。 处罚严厉程度较低，很难起到有效的惩罚和威胁作用。如《证券法》规定的对做出虚假会计陈述的上市公司的行政罚款为30～60万元，对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追究最高为5年的刑事责任，而这些罚款与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所获取的非法收益相比差之甚远。 四、我国会计法治的实现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会计法治应具备以下六个前提条件： 1.建设完备的会计法律体系 会计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调整和处理会计工作与各方而关系而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等的总称。它是由国家政权机关制定颁布的会计法律、有关会计工作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性会计法规组成的协调一致且相互连续的有机整体。我国会计法律体系依据其法律效力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会计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会计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其它法律中的会计法，例如《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人民银行法》等。 （2）会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它是调整特定方而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法律效力下仅次于国家性会计法律。 （3）会计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4）会计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有关会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从以上的我国会计法律体系来看，应当说，我国会计法律体系还是相当完整和系统的，尤其是作为基本会计法规的《会计法》自1985年以来已连续修订两次，会计法律不断的得到健全和完善，基本上使会计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也促进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我国会计法治己初步具备了具有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会计法律体系的条件，为实施会计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使会计法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初期，对变革中的生产关系和对各利益主体的要求在会计法律体系中仍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些矛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加剧，因此会计法律体系仍需完善和增加新的内容。 2.恪守会计法律的行为规则和办事理念 会计法律颁布并生效后，因其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国家在宏观管理会计事务和企业的会计行为必须服从会计法律法规，以会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为依据，即政府必须守法，依法行政。企业应依法理财和依法核算，并依法接受会计监督。这有待于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的提高和成熟。 3.严格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制度。 执法机关在执行有关会计法律过程中必须严格执法，对于违反《会计法》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尤其是在《会计法》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坚决把单位负责人对会计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的会计责任，通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予以贯彻落实，使《会计法》的精神成为经济生活的行为准则之一。 4.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会计法治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企业产权的界定关系到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企业自身产权的不清晰、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外部与政府关系的紧密必然造成会计服务对象和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模糊化。 会计人员虽然是会计造假的实施者，但会计人员的造假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直接授意或强迫，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受到大股东甚至是当地政府的压力而产生会计造假冲动。因此，会计人员、上市公司、大股东、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当地政府官员可以说与会计造假都有关联，但究竟谁应负主要法律责任的判定会非常困难，而不能判断会计法律责任主体，会计法律就会难以做到有的放矢，会计法治的也很难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会计法治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5.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 会计法治的实现必须获得会计道德的支持，如果没有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会计法治是建立不起来的。此外，法治一个重要环节是守法。守法之于法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法治社会得以建立、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守法有外在守法与内在守法之分。外在守法是指法律主体迫于外在的威慑或强制而服从法律；内在守法则是指法律主体自觉认同法律而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显然，具有道德义务感的内在守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法。因此，一个社会的会计道德水平越高，会计内在守法的意识就越强，建立会计法治的可能性和实现程度就越高。 6.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 社会舆论监督是指大众传播媒体对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影响或监督社会的个体或群体行为。社会舆论不仅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宣传法治，促使公民知法并且自觉守法、用法的作用，且应在守法、执法、司法等法治运行环节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社会舆论监督虽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加强，但总体来说舆论的透明度仍不高。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国有经济的存在，是当代世界各国经济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国民经济中都存在着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从一般的规定性来看，所谓国有经济，就是由国家（政府）通过赎买、投资等一定的方式形成并拥有所有权的经济形式。就国有经济的形成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采取赎买甚至没收的方式把私人经济转变为国有经济，而在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经济主要是通过国家投资形成的，这不仅包括国有独资企业，而且也包括国家控股或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股权部分。国有经济在产权制度上的基本规定是国家拥有决定权。一定的产权制度所包括的产权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组权利的总和，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形成的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权利体系，一般可划分为所有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使用权、收益权、让渡权等。国有经济最基本的规定是所有权为国家拥有，在国家拥有所有权的基础上，产权制度的具体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安排。国有经济作为社会经济中的一种经济形式，与其他的经济形式并存，进行经济活动并发挥作用。在我国经济中，从社会性质上看，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国有经济的实体形式是国有企业（包括国家控股和参股的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和微观经济组织。虽然国有经济的普遍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究竟如何认识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地位、效率以及矛盾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 一、国有经济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市场主体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提供与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其许多功能和作用是非国有经济所无法取代的。第一，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经营领域，如邮电、铁路、港口、供水、供电部门等，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大都由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经营，以满足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在这里，国有经济承担着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并为其它经济部门和企业取得效率与收益创造条件的职能。第二，国民经济的一些基础工业部门如重要资源和能源的开发生产等，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回收周期长，同时，由于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许多也是由国家投资、由国有企业经营的。国有经济发挥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创造经济增长和市场正常运行基础的功能。第三，在其他的许多经济领域，国有经济承担着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以促进本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和走向国际市场的职能，承担着创建新兴工业和产业、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职能，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调节的职能。同时，在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开发和援助落后地区、接管某些发生危机或破产的重要民间企业以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国有经济的这些功能，弥补了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一定领域、一定方面的失效，保障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表明了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性。国有经济履行这些职能并有效发挥作用，都是以其自身的经济活动来体现的，这就使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定经济形式成为市场主体具备了基础性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的可能性也日益突现。就国有经济而论，国家拥有所有权并不排斥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也不排斥对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等都集中于国家的产权结构重新安排。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本身具有权利行使性的特征，即国有经济的资产运营总是在国家或政府的授权下由一定的组织或个人来进行的，这就为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的专门化、经济的信用化对市场主体所提出的要求相符合的。国有经济在资本国家所有的基础上，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法人，国有企业也就有可能成为有活力、有生机并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创造和提供了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客体的资产已经价值化、货币化和信用化，这就使国有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委托—关系、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多样化、有效化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为在国有经济中调整、改革和重构企业制度，建立与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市场客体条件。同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竞争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存在与完善，有助于克服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下国家作为所有者同国有企业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竞争的经理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有助于形成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而竞争的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也可能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得以基本反映。这些，提供了在国有经济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其有效运行的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从而使国有企业建立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成为现实，促进国有企业焕发活力与生机。 二、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 认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讲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要求。有的人对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持怀疑态度，就是以国有经济的国家所有必然造成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低效率为论据的。因此，考察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不能不涉及资产所有状况与企业效率高低的关系问题。 在国有经济中，资产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而属于全体公民作为一个整体（由国家来代表）所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个人能以其个人身份和名义对国有资产提出剩余索取权要求，国有经济的收益归全民作为一个整体所享有。由国有经济的资产所有属性所决定，其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低、盈利或亏损，并不对构成国有资产最终所有者整体的个体产生直接的利益影响，因为每一个公民个体因国有企业的盈利所获致的利益和因国有企业的亏损而承担的损失是极其间接和微乎其微的。因此，作为国有经济最终所有者整体构成部分的公民个体，缺乏直接地主动监督国有经济提高效率的激励。而作为国有经济所有权直接代表的政府，一般而论应该是有这种激励的，因为国有经济运营效益的提高、利润的增加，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扩张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对于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激励效应。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许多国有企业本身就承担着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职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作为所有者正是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要求这些国有企业去实现所承担的社会目标，其间有时不得不把利润目标、效率目标放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国家或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者主体的职能，但这是在一个相当大范围中通过若干层次建立和形成一定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管理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的，其间可能产生比较高的运营成本，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手段，同时可能逐层弱化国有经济的所有权约束，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效率降低。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一方面是大量否资产国家所有就必然造成经济的低效率，或者说国有经济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就必然地、绝对地是由资产国家所有造成的？对此还应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有些人认为，公有、国家所有必然造成企业的低效率，而私有制必然带来私有企业的高效率。然而，大量的研究分析说明，私人所有权并不必然、绝对地产生私有企业的高效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统一于私有者一身的方式，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企业中已不复存在。一方面，现代公司所使用的先进而又极端专业化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使得往往只具备普通知识的股东即一个一个的私人所有者，即使有着强烈的谋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很难对经理人员的经营进行干预；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巨大规模又使股权异常分散，单个或数个股东缺乏足够的财力通过持股的数量来控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在私人业主制中能发挥其作用的私人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在公司制企业中很难、甚至不大可能发挥出来，从而难以成为决定这些企业效率的唯一的因素。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私有公司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就一定比国有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基于所有权的原因而更加关心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率。私有制的运行实践也表明，市场经济中大量的私有企业的破产，既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强制性作用，也是由于这些私有企业的低效率，资产的私有并没有绝对、必然地保证私有企业的高效率。 显然，市场经济中一定经济形式的企业效率的高低并非绝对的、唯一的和所有权关系相联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效率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就产权制度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而言，并不仅仅只是对所有权发生影响。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构成的权能结构以及在不同权能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衡关系，还有协调权能结构和权能主体之间关系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对企业的效率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设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同一所有权的前提下，不同的企业或者同一企业采取不同的权能结构、在不同的权能主体之间形成不同的制衡关系以及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经营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所有权关系考察国有经济的效率，还应该看到在所有权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对产权制度其他方面的调整、改革也会影响到国有经济的效率。 2.市场经济中企业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在委托——关系下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况时，如果缺乏竞争的市场条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经营者或人侵犯所有者或委托人权益、预算约束软化从而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在竞争的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可以利用市场这个间接治理方式以及内生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对经营者或人的有效监督，从而使企业经营具有效率。 3.市场经济中影响企业效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的治理结构。就公司制企业而言，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问题，都要分层次地把资产经营权委托出去，都有成本问题，关键在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在于付出一定的成本以后，所取得的所有者收益的水平高低。多层次委托关系导致高成本、弱监督激励的问题，对于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形成一个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的框架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委托人和人的责权利是明确的，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在国有经济中，只要建立和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结构，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通过诸如任命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或经理人员及监督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等方式手段，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就可能履行国有经济所有者代表的职能，促进国有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还必须特别指出，企业的产品或产品结构、市场需求及其变化、对某一经营事项所作的战略决策是否正确以及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状况等等，都对企业效率产生着影响，而且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国有经济的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在一定条件下有着使国有企业产生低效率的可能性，但资产国家所有并非是低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或绝对唯一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同样具有产生高效率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只要建立适当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明晰，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加之充分而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国有经济同样会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就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而言，并不否定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 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矛盾 说明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也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不绝对地是低效率，并不意味着就否定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国有经济也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对此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务员之家 1.布局性矛盾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国有经济的存在并发挥一定的功能，但国有经济的数量与分布显然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越过这一区间，就会发生所谓布局性矛盾，即国有经济数量过多、分布过泛所产生的矛盾。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分布过泛，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设备和产品老化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难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造成许多障碍，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也隐含着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布局性矛盾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存在诸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 2.体制性矛盾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国有经济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在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连，旧体制对国有经济的影响仍然在许多方面存在，有的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明晰的产权关系，有的国有企业仍然预算约束软化、难以自负盈亏、不能适应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许多国有企业还普遍存在着政企不分、机构庞大、人员冗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这就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产生的国有经济的体制性矛盾。这一矛盾的根源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3.管理性矛盾 即由于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低下而形成的矛盾。管理水平低下表现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比如，忽视对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生产经营不从市场需求、市场变化出发，决策随意而出现重大失误；规章制度不完善，在生产经营中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考核监督检查；成本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管理存在漏洞，导致经营成本提高、资金运用低效、产品质量下降；忽视现代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运用，在管理上墨守陈规，不思创新，等等。管理水平低下必然降低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抗御风险的能力，使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遇到困难。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矛盾并不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特有的，非国有经济、非国有企业也存在着这种矛盾。因此，这种矛盾在市场 的投入，另一方面是不符合社会需要或市场需求的低效或无效的产出，很多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往往是低效率的，同时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无效配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国有经济运营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是和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有关的。那么，是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会计法治与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说明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巨大转变和过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新修订的《会计法》颁布为标志，会计将有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迈进。本文首先提出了会计法治的内涵、分析了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然后分析了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由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会计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次从会计法律的普遍性和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分析了我国会计法治现状；最后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会计法治实现的条件。 关键词：会计法治会计法制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社会水平越高，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息系统，在经济转轨和法制化进程中将呈现全方位的变化。《会计法》的修订和日趋完善，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制化已初具形态，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环境和手段，为逐步实现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市场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必须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会计信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一、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 1.会计法治的内涵 所谓会计法治，就是把会计法规作为会计行为的绝对标准加以确定，实现会计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现代化，最终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会计社会状态。会计法治是社会法治在会计领域的体现，会计法治不能脱离社会法治，阻碍社会法治进程的因素同样阻碍会计法治建设。在社会法治条件尚不具备时，会计法治同样无法真正实现。不能简单的将会计法规视为会计治理的工具以及如何完善和使用这个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会计法律至上，绝不存在会计“法外特权”的法律秩序。会计法治的对立面是“会计人治”，就是在会计治理中否定会计法律至上的原则，企图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会计法律之上而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状态。会计人治也是社会人治在会计领域的反映，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坚定不移的反对和消除会计人治色彩，坚持会计法治。 2.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 会计法制是指国家的会计法律和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会计法制是指以《会计法》为核心的会计法规体系，包括会计法律、会计法规、会计规章等。会计法制化意味着：第一，会计要通过法制予以体现和保障，为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必须加强会计法制，必须使会计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第二，会计要纳入法制轨道，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接受相应的会计监督。 会计法治是指规范会计的理论、原则、体制和实施方法，属于方法的范畴。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计法制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和手段，使对会计行为的调整上升到法制层次，它改变了会计无法可依和会计法制的不完备及由不完善所形成的有法难依的局面。会计法治标志着我国管理会计工作和进行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及理财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法治 1.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会计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由若干利益主体和游戏规则构成的权责系统。会计法制通过对会计行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实现对会计关系的调整，从而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挥作用。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承担着资产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基于多方利益主体的要求，企业必须规范会计行为，加强内外部的会计监督。会计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难依，从制度约束到法律化，从长官意志到依法理财，会计工作也从无序到有序，逐步实现会计法制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会计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 会计法制化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利益高度集中和单一化的体制架构下，是无法构筑会计法制体系的，会计行为是基于会计主体相伴而生的，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所形成的体制实施会计法制化，无异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体制下，难以达到理想的法制效果。 2.从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 会计作为反映资金运动的过程与结果，是生产经营者管理自己的经济活动的手段，是资金所有人对自有资金的运用进行把握和控制的方式。从会计发展的过程来看，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如何计量、记录经济活动是特定主体自己的事情，只是随着经济复杂程度加深及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才使会计发展成一套行为规则，即制度。长期以来会计规制的目标一直是“会计法制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背景制度的变化，我们认为会计规制的目标状态由“会计法制”转为“会计法治”应属必然。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达标。会计作为联结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纽带，在产权归属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会计法制在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规则不能从根本上，具体地解决会计规制中除了法制不健全以外的其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差、相关性低，严重失真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另一制度安排——“会计法治”。 3.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会计法治 会计法治是希望通过对会计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维护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以及微观经济利益与宏观经济利益及其统一。改革使利益主体变得模糊，政策倾向不明显，宏观经济体制的转型与会计法制及最终的会计法治之间形成出现瓶颈，导致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的混乱，国家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国家宏观调控者的双重身份，在体制的转变中受到极大的损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成本过大。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的制度变迁尚未成功是一个原因，由于会计法制解决的是会计工作无法可依状态，而会计法治更多的是对既定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行为的认可与安排。会计法治状态下，由于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水平，所以就能在总体上控制会计信息被滥用的道德风险。 经济体制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产权数量的清晰。利用会计上的方法对产权界定、变更、维护过程中所产生的资金运动及其相关内容进行核算和管理。包括产权数量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确认标准、计量记录方式、核算规则等，实质上就是一个会计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即在法律上能否作为一个产权主体出现，拥有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能，包括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产权量的大小，其精确程度如何细化和量化，需要在“会计法治”框架内予以完成的，这牵涉到会计工作的道德状态问题。这些都是会计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而，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真实、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权益，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的情况恰当地反映出来，有赖于会计人员是否在会计法治的理念下，正当的使用会计的技术调整性特征。 三、我国会计法治的现状 如果把我国同西方国家的会计法规做一个横向对比就会发现，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并不比西方国家少，立法机关单独制定《会计法》的并不多见，许多国家没有专门的会计法，而将这些内容写入公司法或其它法律中，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会计工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会计秩序较之西方差也是事实，会计信息失真，社会上对会计造假行为人人喊打，可是，会计造假行为屡禁不绝的现象令我们值得思考。其中固然有会计法律本身缺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明我国会计法治工作还需要急待完善。 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二是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将会计法治分为两部分分析，其一为会计法治实质内容，即会计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方面的，其二为会计法治形式，即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1.会计法是否具有普遍性 政府权力大于法律，那么“成文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就无从谈起，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可依赖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动摇。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保证法治的实现，政府只能担负三种角色：①“守夜人”，防止外敌入侵和保障个人安全；②“慈善家”，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③“经济警察”，征税、预算，维护市场秩序和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的这三种角色体现在会计领域的主要表现是： (1)各级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 (2)财政、审计、税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督检查。 (3)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对会计案件进行执行、审判。 但是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促使地方政府表现出权力大于法律的倾向，在审批制度下，公司要上市，必须经过层层申报、审核与批准，而地方政府是审核最细的一环，但地方政府有时为多上市几家公司，经常“照顾”本地的公司，暗示、默许，甚至鼓励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数据，证监会有时对地方特殊情况了解不足，较难发现公司上市申报作假的材料，使得作假者有机可乘。对于企业会计的法律监督，政府财政部门往往纵容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 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一方面给那些愿意遵守会计道德的企业责任人和会计人员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因为畏惧政府权力而不得不违背法律进行会计造假，另一方面这种政府权力又为会计造假的个人提供了抗拒法律制裁的保护伞。因此，日前政府权力对会计活动的过度介入直接挑战了会计法律的权威性和会计法的普遍性。 2.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法治的形式好坏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规范必须清晰、适度、公开、规则之间协调一致，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制裁方式；二是法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分析我国会计法治形式，发现现行会计法规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1）会计相关法规存在一定差异，规则之间没有做到协调一致 会计法律规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相关法律对公司以及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尽相同，尤其是行政责任方面处罚的金额差别很大。因此，在涉及处罚违规公司或个人时，到底援引哪个法律作为判定法律责任的依据就很成问题。 （2）会计法律责任的分配不明确 对于因会计造假应追究的多个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使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相关法律责任人责任的公平分配。具体表现在： ①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对会计工作共同承担责任，其中单位负责人负首要责任。但是对两者的法律责任如何具体分担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公务员之家 ②会计法赋予财政、审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单位会计行使监督检查和进行处罚的权力，但是对这些部门的分工缺乏明确的说明。虽然这些部门各有侧重点，但时常相互交叉，这就形成了会计领域的多头管理。 （3）会计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不足，对广大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够 会计造假相关责任人面临的法律惩罚是构成其犯罪成本的重要变量。法律惩罚越严厉，法律的威慑作用就越强，迫使造假者越发不敢进行会计的虚假陈述来牟取暴利，相应地对广大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就越好。 处罚严厉程度较低，很难起到有效的惩罚和威胁作用。如《证券法》规定的对做出虚假会计陈述的上市公司的行政罚款为30～60万元，对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追究最高为5年的刑事责任，而这些罚款与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所获取的非法收益相比差之甚远。 四、我国会计法治的实现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会计法治应具备以下六个前提条件： 1.建设完备的会计法律体系 会计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调整和处理会计工作与各方而关系而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等的总称。它是由国家政权机关制定颁布的会计法律、有关会计工作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性会计法规组成的协调一致且相互连续的有机整体。我国会计法律体系依据其法律效力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会计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会计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其它法律中的会计法，例如《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人民银行法》等。 （2）会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它是调整特定方而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法律效力下仅次于国家性会计法律。 （3）会计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4）会计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有关会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从以上的我国会计法律体系来看，应当说，我国会计法律体系还是相当完整和系统的，尤其是作为基本会计法规的《会计法》自1985年以来已连续修订两次，会计法律不断的得到健全和完善，基本上使会计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也促进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我国会计法治己初步具备了具有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会计法律体系的条件，为实施会计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使会计法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初期，对变革中的生产关系和对各利益主体的要求在会计法律体系中仍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些矛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加剧，因此会计法律体系仍需完善和增加新的内容。 2.恪守会计法律的行为规则和办事理念 会计法律颁布并生效后，因其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国家在宏观管理会计事务和企业的会计行为必须服从会计法律法规，以会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为依据，即政府必须守法，依法行政。企业应依法理财和依法核算，并依法接受会计监督。这有待于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的提高和成熟。 3.严格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制度。 执法机关在执行有关会计法律过程中必须严格执法，对于违反《会计法》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尤其是在《会计法》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坚决把单位负责人对会计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的会计责任，通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予以贯彻落实，使《会计法》的精神成为经济生活的行为准则之一。 4.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会计法治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企业产权的界定关系到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企业自身产权的不清晰、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外部与政府关系的紧密必然造成会计服务对象和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模糊化。 会计人员虽然是会计造假的实施者，但会计人员的造假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直接授意或强迫，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受到大股东甚至是当地政府的压力而产生会计造假冲动。因此，会计人员、上市公司、大股东、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当地政府官员可以说与会计造假都有关联，但究竟谁应负主要法律责任的判定会非常困难，而不能判断会计法律责任主体，会计法律就会难以做到有的放矢，会计法治的也很难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会计法治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5.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 会计法治的实现必须获得会计道德的支持，如果没有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会计法治是建立不起来的。此外，法治一个重要环节是守法。守法之于法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法治社会得以建立、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守法有外在守法与内在守法之分。外在守法是指法律主体迫于外在的威慑或强制而服从法律；内在守法则是指法律主体自觉认同法律而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显然，具有道德义务感的内在守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法。因此，一个社会的会计道德水平越高，会计内在守法的意识就越强，建立会计法治的可能性和实现程度就越高。 6.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 社会舆论监督是指大众传播媒体对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影响或监督社会的个体或群体行为。社会舆论不仅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宣传法治，促使公民知法并且自觉守法、用法的作用，且应在守法、执法、司法等法治运行环节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社会舆论监督虽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加强，但总体来说舆论的透明度仍不高。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互惠经济到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基诺族作为中国的山地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经济形式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初级农业。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经济与社会是嵌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与教育、宗教、歌舞等形式不分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依据的是互助，互惠互利原则。然而经过化，特别是经过山地、林地制度改革和引入市场经济之后，基诺族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嵌合关系被打破，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不再同步。基诺族的经济形态由互惠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出现基诺族传统文化的快速变异。 关键词：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嵌合 今天，当我们用经济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各个民族的经济形态的演变情况时，不由得想到了经济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他认为就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社会是首要性与支配性的。在他看来，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嵌入”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是镶嵌于社会体制之中的。博兰尼认为，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不依靠一定的经济制度而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的经济是受市场的控制（即使是大体上）而存在的……事实却是：在交易上图利从没有在人类经济上占过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市场的制度从石器时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现，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不过是从属性的。”①然而到了十九世纪，社会成了市场社会，市场经济不再是“嵌入”社会，而是相反，市场宰制了社会。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我们知道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日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经济形态处于自给自足或者是处于互惠经济中的各个民族，他们在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其变迁的实质是如何的，这种变迁与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的，是值得从事民族经济研究的学者关注的，因为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民族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本文即是应用博兰尼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一的基诺族②的经济演变情况，从而来探讨在此过程中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基诺族的传统经济形式③ 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诺族的经济生产，实行村社土地公共所有制，处于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以狩猎、采集等为辅的经济状态。 1.刀耕火种山地农业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和散居的地区全部是山地，没有成片的坝区。农业生产全部在开垦的山地上进行，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刀耕火种是山地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通常在春节后或上一年底开始砍树，待被砍倒的树木晒干后便焚烧，烧后的草木灰布满地面成天然肥料，有的厚达一二寸，此后稍事平整即行播种。耕地采用轮种制，轮作时间有一定年限，一般为烧一次荒种一年，少数种二年，然后丢荒。 2.狩猎 在基诺族的传统经济中，狩猎是基诺族男子的主要副业，也是基诺族获得肉食来源的一项重要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基诺山原始森林里动物繁多，基诺族人传统狩猎对象大致可分为兽、鸟、鼠三大类。他们常用的狩猎工具是：外地买来的火药枪，自制的弩，用棕绳搓成的支在鸟类通过的地方的扣子，设在野兽常走的路上的弯弓，打马鹿、麂子、野猪、野牛、老熊等的毒箭和跳枪。基诺族打猎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村社组织的集体打猎。第二种打猎的形式是几户联合起来打，即谁家发现较大的野兽踪迹，便约几户一起去打。第三种形式是个人发现后自己去打。 3.采集 采集是基诺族女子的主要副业。基诺人经常性的副食蔬菜靠采集，于是妇女们在农业劳动中必背一个大背箩，以装随时采集到的各种野菜、竹笋、菌子等。大多数采集物现采现吃，有的需经过加工，存放着以备常年食用。在湿热带森林中植物繁多，可以采集食用的野菜类有：耳朵菜、青树的果与嫩叶、梨板菜、马蹄根、芥菜、薄荷、鱼腥草、野豌豆、刺五加、香椿、大刀豆、麻根、橄榄皮等。竹笋类有：甜竹笋、若竹笋、毛竹笋、麻金竹笋、大泡竹笋、斑竹笋、金竹笋等。竹笋可以鲜吃，也可以经过泡、晾、烫、腌、压、浸等加工后贮存起来，常年备用。菌类有：木耳、鸡枞、牛舌菌、奶浆菌、大红菌、辣菌、白参等。菌类多数随采随食，但如木耳、鸡棕、白参等亦可晒干贮存，常年食用。果类有：芒果、毛荔枝、青果、涩梨等。此外还有人工培植的香蕉、芭蕉、黄果、桔子、泡果、番木瓜等水果。块根类有：青山药、绿山药、硬壳山药、黄山药、四菱、蘑芋、芭蕉根、滕萝卜等。虫类有：蝉、蚂蚁、蝌蚪、蟋蟀、酸蜂、蜂蛹等。 4.传统经济形态存在的条件 基诺族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高原山地农业自成体系，其存在的条件主要为：（1）生产的组织形式即氏族长老制。长老集团发挥着维护氏族土地制度、组织实施刀耕火种生产等重要职能；（2）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以氏族所有制为主的土地占有形式；（3）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足够面积的至少被规划为十三大片的林地，以资轮歇耕种；（4）足够多的森林为狩猎和采集各种动植物提供可能；（5）与刀耕火种各阶段和环节相联系的符号体系和农耕礼仪，起到对传统知识的强化和传承作用。 二、基诺族经济形态的变迁 1.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统上，基诺族村民的经济生产是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生计经济形式。后来受傣族影响，到四十年代开始开挖小块的水田，出现一定的水稻种植。特别是到化时期，农业学大寨，又改造了一些梯田，开挖了一部分水田，水田农业成为人们生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水田改造破坏了大量森林，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生产中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形式基本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1982年和1983年基诺山分别实施“林业三定”“林业三定”即划定山林权属、划定社员自留地、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和“两山一地”“两山一地”即责任山、自留山和轮歇地划分到户。政策，基诺族土地集体所有制被打破，山地、林地、水田等逐渐承包到户。同时当地政府提出了“以林为主，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61页。的发展思路，茶叶、橡胶、砂仁、西番莲等经济作物被大量引进和种植，因而山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传统的轮歇耕作形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一段时间，上述作物价格可观时，村民更是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部分村民甚至不再耕种山地，改以种植经济作物。这时期，部分经济收入较高的村民有能力购买诸如电视机、摩托车和农用拖拉机等生活、生产用具。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上述经济作物价格的普遍下跌，村民的经济收入也随之下滑，放弃山地劳作的村民又开始耕种山地。今天，国际资源市场等因素像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基诺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村寨居民往往只能被动去适应。例如，2001年基诺山砂仁价格为70～80元/千克，但仅过1年砂仁每千克的价格仅为28元左右；再来看橡胶，据村民讲，在基诺山橡胶一般要种植7—8年后，才能开割，而在泰国已经出现了栽种4年之后就能开割的橡胶树，并且其出产的胶，价格仅为西双版纳这边的一半；西番莲也一样，刚种植时价格很好，家家户户都种植后，价格马上下跌。很显然，国际市场的变动情况已经与基诺山各个村寨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2.集镇贸易的兴起 目前在基诺山与村民直接发生作用的集镇主要有三个：（1）勐腊县的勐仑镇；（2）基诺山基诺族乡政府驻地；（3）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允景洪。基诺族村民骑摩托车或驾驶拖拉机来往于村寨与上述三个集镇之间，这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举一例为证。在勐仑镇，曾经出现新老两个农贸市场“争客”的现象。老的农贸市场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经常到半路抢购社区基诺族村民的农副产品，然后拿到自己的市场出售，而新的农贸市场的做法是允许附近村寨（包括巴卡社区）的村民进入市场出售农副产品，卖不完的由市场负责全部收购；另外新的农贸市场管理者请附近寨子（包括基诺山的三个寨子）的村干部吃饭，并且还发给每个村干部200元钱。最后，新的农贸市场赢得了竞争。现在村民出售农副产品、野菜、野果等都在新农贸市场，并且每人每次要交纳2块钱的摊位费。显然，市场的力量已经介入到社区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居民不可回避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形成。 3.民间经济往来的变化 而在民间经济往来方面，也即村内交易上，外来的老板经常到基诺村寨收废胶、包谷、扫把花、野菜等，基诺人自己也开起了小商店、碾米房，甚至有的村民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寨炸米花。外来的商客和本民族的坐贾行商，一方面带来了山区之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村寨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基诺山也出现了雇佣关系，村民雇佣傣族、汉族为自己建盖房屋的现象也不再新鲜；基诺族村民到其他寨子或在本寨子承包工程也时有发生。显然民间经济往来形式的变化是基诺族传统文化解体的促动因素之一。传统的村民之间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关系正逐步消失。 三、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与其社会文化的关系分析 1.经济变迁与技术文化的关系 进入到1950年以后，基诺山先后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直接过渡”；1957年设置的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1958年的民主补课，发动群众按既定比例重新划分阶级，对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没收其浮财和底财，开展化运动；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八十年代落实“林业三定”和“两山一地”政策；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等政策变动和社会变革，主要参考《景洪县志》编篡委员会：《景洪县志》之《大事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渐渐地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存在的各种条件消失或变迁了。 时期强调以粮为纲，基诺山有水、地面稍平的地方都把树砍光开了水田，而刀耕火种农业则被认为是一种“种一山坡，收一箩筐”的低效的、原始落后的经济形式，而成为国家欲加以改造和消灭的对象。此时的生产也不再由氏族长老根据传习和积累的经验来组织进行，而是由生产队来统一安排，记工分，吃大锅饭，显然刀耕火种的传统组织形式已被取代。而在六十年代中，基诺山的各种鬼门被堵死，各种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体系相联系的农耕礼仪、祭祀活动都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而被禁止，也无人敢再搞。接着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人们战天斗地，为开梯田，大面积砍伐森林，加上修公路等活动，以至到80年代，整个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从五十年代初的65%下降到30%以下。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43页。可见基诺族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已遭严重破坏。而到1982年和1983年以后，基诺族的山地、林地都明确了权属责任，基本上承包到了各家各户，因而刀耕火种生产体系中的号地仪式也就变得多余了。并且由于山地不保土，连续种2到3年后，地内的表土变得越来越少，此时为恢复土地肥力，就需对地块进行轮歇，然而土地分配到各家固定使用后各家的地块数量和面积减少，原来连续耕种1到3年的山地，现在至少要连续耕种5到6年后才轮歇，因此以前靠天吃饭，现在就靠化肥、农药吃饭。毫无疑问，刀耕火种的原生形态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与此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物质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变异。生产使用的劳动工具如点播棒消失了，生产的刀耕形式被锄耕和犁耕所代替，种植的旱稻品种从几十种上百种减少到了现在仅存的十多种，而且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许多村寨的村民已基本不再种植旱稻，经过基诺人祖祖辈辈培育、种植的旱稻可能随着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彻底消失而消失。 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是基诺族与高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长期互动的结果。“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是他们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文化生态体系。”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37页。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种文化体系即将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出现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丧失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与之相联系的基诺族文化体系的整体变异。 2.经济形态变迁与制度文化的关系 传统上基诺族社会是以长老制为中心的均质化社会，对于这种社会制度文化我们可称其为“卓巴文化”，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卓巴等长老的产生机制即根据年龄自然传承；（2）卓巴等长老的功能发挥，即执行传统法规、调整村社内的各种关系、维护土地所有制等；（3）卓巴权威的象征大鼓；（4）卓巴等长老所主持的仪式活动，如选铁匠、祭鼓、跳大鼓舞、号地祭、砍地祭等。虽然此种文化曾受傣族土司统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其在基诺山的人间接发生的，并且是基于基诺族的传统来进行的，因而“卓巴文化”的基本形貌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也因战争频繁政府无暇顾及地方建制的实质性运作，因而基诺山仍然延续着旧有的村社政治与文化结构；而从五十年代至今，经过多次建制变革和社会运动，基诺山各个寨子都建立了现代国家下的基层管理、组织形式。村社干部取代了长老成为基诺族村寨管理的中心。村干部在生产组织、仪式活动、调解村民纠纷等事务中取得了传统长老的角色。从前长老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其权威的合法性是由村寨的传统所决定的，其年龄以及与年龄相长的经验是其发挥作用的依据。而今天村干部的权威来自上级政府或者说国家，其要保证的是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在村寨的无违，执行的是上级政府的决策。因而在村民心目中，他们是当官的。在仪式活动方面，以往长老们所主持的多与生产的世俗性相关联，代表着人们的各种祈盼和希望，长老们用神圣的方式实现着世俗的目的。而现在传统仪式的神圣性，随着世俗功能的减退而消解。人们在相信化肥、农药的同时，传统仪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信仰基础，偶尔的出现也变成了纯粹的表演。3.经济形态变迁与观念文化的关系 传统的基诺族社会是一个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为一体的社会，因而在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中，伴随的是基诺人的社会组织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财富观念以及认知方式的变异。以往基诺人生活的深山密林中充满着鬼怪神灵，有的树如大青树是不能随便砍伐的，有的水是不能喝的，而有的地方是不能大小便的，上山打猎时，山林中的一些动物是不能打的，如巴卡小寨的人就不敢打野牛，他们认为犯禁打了不该打的动物家里的牲畜会得病，而且时间、地点不对的行为往往会给行为者带来疾病，甚至夺走他的生命。在村寨的四周，在山地的周围都有各种鬼怪，为防鬼怪侵扰通常的做法是在家里面放置姜巴、在房屋的周围挂上达了，在地棚边栽种几棵姜、芋头、鸡公花、并挂达了，“这样鬼怪就不敢来了。”；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传统来看，基诺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协作，互通有无，形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尊老爱幼，一家有事全寨支援的良好社会风尚；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诺人信奉取之有度、用之有度的生态伦理。砍地、烧地时，大树都不连根砍倒，而是留着长长的树桩，烧地时也不把其烧死，等轮歇后不久其即又发新枝，因而传统的轮歇地生态易于恢复平衡。而且人们每次上山采集带回来的野菜、果子和菌子等仅为一次食用，而不囤积贮藏。在他们的观念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合适的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山林中有足够多的野菜、野果供采摘，有大量走兽可猎获，大自然就是天然保鲜库，今天用完，明天要用现去取来；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欲求上，并没有积财的牢固观念，吃饱穿暖人们即可满足。人们的荣誉、名望并不依凭财富来建立，刀耕火种的经验技能、狩猎的技术、歌舞才能、巫师的灵异、仪式程序的掌握等，这些都是人们自我实现的希望所在，都是声威所出的源头。然而上述这些社会情景都渐渐成为了历史，人们对自然、对神的敬畏随着消灭封建迷信思想的运动而丧失，神灵越来越少，山林也越来越稀，人与人之间讲报酬、明算帐，同一村寨的人即使是同一家族的人搭次便车坐一次拖拉机都要出钱，为了生存、积财深夜2、3点钟就起床上集市占摊位卖菜成了人们的日常事务。另外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风尚正在改变，传统的仪式程序、节日内容、庆典活动正在消失或变异。并且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涌入，人们的审美趣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深受影响。无疑，今日基诺社会同以往相比变化是巨大的。而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分离。 四、小结 纵观基诺族的经济变迁过程，我们会发现，从其经济形式的实质内容来看，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实行公社化后，另一次是在1983年到1990年以来基诺族山开展改革开放之后。在前一次转变中，基诺社会由传统的经济形式转变为计划经济形式，但由于计划经济实行的是村寨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与基诺族传统的氏族、村寨共有共耕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其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没有被完全破坏；社会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速度差距不大；而在后一次转变中，基诺族被逐步推向了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变迁与经济的变迁的协调关系基本被打破，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文化的内容，而经济的变迁又深刻地影响文化的变迁，促使传统文化快速流失。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两次经济形式的变化过程中，基诺族完成了从互惠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已经不再完全嵌合在社会文化当中了。因而在思考今天基诺族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时候，必须把基诺族经济形式转变所带来的众多相关因素考虑进来，才能得出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和谐的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竞争的属性，也应有和谐的属性，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和谐机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决定。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的经济，然而作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竞争的属性外，还应具有和谐的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竞争与和谐的统一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和谐的市场经济。 一、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1.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和谐的社会，其中经济的和谐是基础。因为，和谐社会的实质是要处理好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协调好人们的各种利益，使人们和谐相处,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经济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首先协调好经济利益关系，满足了物质生活这一最基本的需求，人民才能更好地追求和享受其他利益。因此，社会是否和谐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和谐，只有从经济利益关系出发来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才有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在市场经济和谐运行的基础上，构建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理顺我国现阶段经济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2.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它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外，还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以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既要促进效率的提高，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社会公平；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作用要受到社会和谐目标的约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竞争都要受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协调和相应政策的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和谐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经济。 3.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在促进经济增长、带来高效率的同时，其自发性、盲目性的缺陷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从而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带来经济增长的盲目性、收入分配的悬殊，乃至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以及其他不和谐因素。市场经济的缺陷不仅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对立，而且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要求相对立。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这就为市场经济消极性、缺陷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多空隙，从而产生竞争无序和失范、不讲诚信、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不和谐现象，而这一切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越迫切需要和谐机制来引导、规范、推进和保障，以维护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秩序。 二、发展市场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市场经济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有密切的联系，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不断增加和谐因素，消除不和谐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1.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 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这些要求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属性有着共通的地方，因而是可以相容的。 首先，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本质上是一致的。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个要求。发展市场经济能较好地解决民主法治的问题。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保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运行良好的。同时，完善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民主作为保障。发展市场经济，能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增强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促使国家民主法治体系的完善。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容易促进国家完善民主法治，这就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次，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公平正义具有统一性。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它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尽管由于每个人的条件不同，在公平竞争中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公平，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生产者经营者都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平等意识和公平竞争观念，从而能较好地解决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再次，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诚信友爱的建立。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通过契约为纽带来维系的，“诚信为本”是现代市场经济长期生存的法则，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调节着商品运动，一切商品的价值和质量都要通过市场来检验，这有利于树立人们的质量意识和诚信观念，为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的建立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还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要求创造必要的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追求利益，相互竞争，不仅使社会充满着活力，而且也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同时市场经济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还能促使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这就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另外，市场经济承认并肯定人的利益，而对人的利益的承认和肯定，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和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没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尽管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会自发地导致社会和谐，但社会和谐却离不开物质条件。因为和谐与贫穷落后是不相容的，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贫穷也不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和谐的程度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并受其制约，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在宏观上，它能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微观上它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转总之，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殊途同归的，是相容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 三、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和谐机制是指为市场经济和谐发展提供的利益均衡引导手段和控制杠杆。尽管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和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和谐是不能自发形成的，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1.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 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类活动与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因此，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首先从人出发，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充分保护和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确保人的权益得以实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机制的核心，它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形成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2.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道德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因此积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要着力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营造扶正去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诚信友爱对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最有价值，要建立企业、个人的信用档案，完善现代信用体系，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3.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 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保证。要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秩序，规范市场行为，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界定各市场主体的产权，明确各自的活动规范，使市场活动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展开，引导人们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标，自觉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解决所遇到的矛盾；要坚决打击市场不法行为，真正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运行。 4.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社会公平是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尺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和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表现。而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则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促进社会公平，就必须健全收入分配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要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规划”方法指导下，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制定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分配政策；要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并以法律形式来调控收入分配差距。 同时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器。因此，必须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制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失业者给予资助、对困难群众给予保护，实现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发展。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的经济，也应该是和谐的经济，既具有竞争机制，也应该有和谐机制，只有把竞争机制与和谐机制有机的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奠定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其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宣称自由市场经济是自发产生的，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干预的产物；表面提倡经济的自由竞争，实质又严重依赖国家干预；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实际上又实行国家保护；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繁荣，结果却是造成严重的灾难。因此，我国在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时，必须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正如德国的罗伯特·库尔茨所总结的那样：“自由主义因此积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别名为‘龙形海怪’的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际运行之间的矛盾是在多个方面展开的。 一、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不是自发产生而是人为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市场的出现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米塞斯说：“从‘自然本性’讲，我们也许并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进程的性质。”米塞斯的话毫不掩饰地表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因而市场经济是天然合理的。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经由一个自发的演进过程而来的，而这一过程与政府的强制力量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由市场的选择和扩张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和平进化过程。格雷指出，19世纪英国的自由市场体系并不是无数渐进变迁的结果，而是政府采取强制措施的产物。“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略、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则是自然产生的。自由市场并不像新右派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所作的辩护，有些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迈克尔·佩罗曼认为，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商业生产方式并不占优势，它们甚至有些落后。但在资本家看来，商业生产方式无疑是最有效率的，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打破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便获得劳动力。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构成了有效的抵抗。如果不借助于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要想把这种经济方式下的农民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将会非常困难，而且也会颇费时日。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强制措施来干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退一步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后，完全就是一种自发进化的情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哈耶克本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过程完全有可能陷入困境，存在某种毁灭既有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可能性。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多次的经济政治危机，但它却始终没有被其他制度所代替。这一事实恰好表明，不能仅仅依靠自发的秩序和力量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必须依靠某些社会组织和团体的有意识的引导和规范。 二、名为自由竞争实为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一向提倡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更多的是依靠国家来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并获得巨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着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一般都是大实业家阶层。拉尔夫·密里本德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根据社会出身、教育和阶级状况，那些在国家体制中控制着所有支配职位的人，主要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实业界和有产者，或是来自自由职业中等阶级……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男人和妇女们，始终被那些来自其他在经济和社会上较为优越的和相对来说较为疏远的阶级统治、代表、管理、审判和在战争中指挥，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显然，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保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为这涉及整个资产阶级的生存和统治。沃勒斯坦说，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规则的最终制定者不是别人，而是国家，它在确保维护利益，如财产所有权和契约精神等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没有国家制定切合现实的各种规则，资本主义活动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利润。因此，所有实际的资本家都喜爱和尊崇国家，与特定的国家政府打交道，以换取订立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规则。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集团非常虚伪，它们一方面希望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津贴，保护它们的市场不为竞争对手所占领；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不向它们征取税收或者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地保护那些非商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不要过多地保护穷人和工人阶级。政府机构日益庞大，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它们毫不掩饰地只去满足部分阶层的利益。 以自由竞争面目出现的市场经济，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远未涵盖经济生活的全部。布罗代尔说，那些大资本家们总是尽量避免专业化的局限，总是试图染指贸易、生产和金融等所有部门。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有望取得垄断优势，获取高额利润。事实上，自由竞争原则发挥作用的区域总是低额利润区域——微型资本主义，而大资本行使垄断权的区域则是投资和资本高速形成的区域，具有非比寻常的利润。为了更为有效地排斥竞争力量的压力，大资本家常常求助于国家的介入和干预。对于国家力量在限制自由竞争上的作用，大资本家显然比西方经济学家们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一位华尔街大亨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政府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管制。他强调：“表面的说法是‘市场’会惩罚那些在金融体系中的不法者。但是，在监管金融机构的工作中，市场并不灵光……在这种严谨的监管形式下，华尔街的公司可能要符合更严格的资本要求，以及对其控股公司的所有活动进行更严厉的监管。因为失去很多专利，证券公司的数目和规模最终会缩减。”显然，最后一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那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减少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绝对不是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处于对立的地位。恰恰相反，两者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三、新自由主义的双重标准：对外自由贸易对内保护主义 在人们的观念中，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向来是实行自由贸易的楷模。美国学者保罗·贝罗奇戳穿了西方自由主义标榜的自由贸易神话，向世人指出：“在历史上，自由贸易属于例外，而贸易保护才是常规。”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并不搞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总是要求落后国家实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他们经常指责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但他们自己实际上不仅没有放弃国家干预，甚至还把国家干预这个看得见的拳头挥向别国。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自己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却总是要求别国搞贸易自由主义。美国政府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对内实行保护主义的种种做法，就连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都感到羞耻。他说：“我们声称我们信仰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但我们却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国内生产者免受竞争的威胁；我们声称我们信仰政府最少地干预经济活动，但我们的政府却制定了进口配额，并实行政府支持农产品的价格政策而向国外进行出口倾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把我们看作是伪君子，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历史已经证明，英美统治者都是以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当少数资产阶级利益需要加强政府干预时就加强政府干预，需要放任自由时就放任自由。他们绝不会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来解决问题。即使在美国里根执政时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也不是什么纯粹的新自由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他们只是放松了国家干预，并没有放弃国家干预。他们推行的虽然有不少新自由主义的东西，但也有凯恩斯主义，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许多关于减少国家干预的主张并没有接受。乔姆斯基指出，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具有讽刺意味，而恰恰是那些鼓吹自由市场准则的国家的正常运作模式：市场开放规则只对你，不对我；除非“游戏场”正好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生偏斜，而这种偏斜在典型情况下都是国家大规模干预的结果。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发展的国家都是那些“肆意地违反公认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总的来说，正如有人提到的那样，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自由主义的美国人更倾向于采取干涉主义的政策，他们比社会主义的欧洲人更相信政府的力量。 四、等待戈多：自由市场经济的长期繁荣 直面两极化趋势日益严重的大量事实，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捍卫者宣称，美好生活总会惠及到广大民众，只要加剧这些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畅行无阻。实行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大大削弱了大多数政府控制其国内市场、金融投资的能力，全球经济的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规模地扩展开来。推行新自由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经济安全、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不断弱化，国内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不断拉大。 英国经济学家安·麦迪森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曾经历过三个最成功的时期，它分别为：自由秩序时期(1870～1913年)、黄金时期(1950～1973年)、新自由秩序时期(1973～1998年)。这三个时期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则是黄金时期(1950～1973年)，而这正是发达各国在实践中主要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时期。麦迪森的这个研究分析虽然不一定十分精确，但至少有可供参考的价值。从经济增长维度来判断，最能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而不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果不仅考察经济增长问题，而且考察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情况，那么很明显，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推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简单地说，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几乎都发生了经济萧条，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从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全面结果来看，其带来的问题则更多。有人认为，波兰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成功的转型国家，但这是经不起推敲的轻率结论。波兰政府副总理、总统经济顾问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是这样回应这个问题的：“转型国家再也不能重复新自由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新路；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疗法，而非相反；毫无疑问，‘休克疗法’这一政策失败了，而且，依据‘休克疗法’的方式进行的思维与行动，导致了生产的大幅滑坡，‘休克疗法’应当对如此悲惨的后果承担责任。”可见，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不能指望它会自动带来长期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而必须有相应的机制、规则来约束它。“如果我们想保护环境，减少贫困和失业，避免恶性竞争的后果，那么自由市场就很有必要由强有力的道德框架、社会凝聚力和有理性的政府干预来支撑……因为假如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自由追求与社会的合作和强有力的政府之间必要的平衡被打破而无法修补的话，那么持续的人类进步就不太可能了。到那时，人类就会完全乞怜于自由市场——沦为它的奴隶，而不是成为它的主人。” 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具体地加以评价。对其非科学的内容进行批判，警惕它所设下的意识形态陷阱；对其带科学性的合理成分则应予以充分肯定，并在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合理借鉴。任何西方现存的理论和模式都不能直接为中国提供现成的方法，但所有理论和模式都将会对我国的改革有所启发。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关系浅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误区与发展中国家道路的选择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逻辑 20世纪后半叶，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兴起，改变了经济主体及其竞争原则的观念。跨国公司和世界金融中心成了世界经济的体系性的单位。国际经济如同国内经济一样，国家也应为市场职能提供一切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大限度地取消市场管制，使私人资本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发展，保障国际资本稳定地发挥作用。[1]新自由主义尤其是主张跨国联系的货币主义认为，国际经济的联系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遇，使经济体更为紧密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需要做的无非是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而已。这种乐观精神充盈于货币主义的派生物——全球化学说中。这种学说声称摧毁政府对外部联系的障碍将释放两种积极的力量。其一是最好的运作机制（市场）从最先进的经济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政府放弃了控制权的经济区域；其二是随着这种最为有效的机制的扩散，最不发达的经济区域也会繁荣起来。 该理论认为，对外贸易和投资开放将鼓励资本流入贫困国家。由于工业化国家通过追加资本来赚钱的最好机会已经用完，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回报应该比工业化国家高。如果贫困国家降低贸易和投资的门槛，那么富裕国家就会输出部分资本。如果这种资源流入采取的是贷款或间接投资形式，就会补充国内存款，放松对本地公司追加投资的金融限制。如果是国外直接投资，会带来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技能，金融风险也较少。不管是哪一种形式，投资增加都会使贸易增加，富国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并不以牺牲穷国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代价。根据这个理论，在所有交易中，进出口双方、借贷双方、股东和员工双方都可以双赢。按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逻辑，不太发达的国家的机制将愈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机制，并且随着这种最好的运作机制的普遍传播，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将加速发展，与发达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小。 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实践悖论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逻辑下，只要不太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发达国家的机制，他们的经济将加速发展，与发达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缩小。然而，无论从机制上还是繁荣程度上而言，全球化的现实并没有使世界经济变得更为统一，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与新自由主义背道而驰。[2]典型表现如下： 1.经济增长减速。发达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取了巨额利润，但是，有很多发展中国家采用了发达国家所鼓励的战略，利用外国银行贷款和跨国公司雇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增加出口，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生产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发展中国家因为不利的贸易条件、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放缓而导致经济增长下降。除少数国家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有些国家还出现了负增长。 2.扩大生产失效。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作为万用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其机制扩张过程为：技术的提升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促进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节约的资本剩余用来降低价格或提高工资需求增长刺激资本扩大生产。然而在1980～2000年期间事实与理论设想相背离。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工资增长。实际工资处于停滞状态，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真实工资之间存在着鸿沟，这意味着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所得都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工人产出虽然增长了，但产品的价格并没有降低，或者工人的工资没有提高，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相反，服务部门的就业不断扩大，但从事服务业的大部分人的工资都非常低或是非临时性的。 3.债务日益攀升。从1982年到1998年，发展中国家债务增加了3倍，从5000亿增加到20000亿美元，债务国利息不堪重负。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债务利息占其出口额的40%。拉美有些国家情况更加严重，阿根廷经济就是因为日益攀升的债务走向凋敝的。 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误区 之所以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与新自由主义背道而驰，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的误区。 1.市场并非自足。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自发的，存在着“看不见的手”的调控，因而无须政府插手。市场的确是在人们日常的互动过程中自发形成和自行“扩展”的，它无须人们有意识地设计或统一的中央计划就能达到协调，无需以成员间的共同利益作为前提就能运行。每个独立的参与者在追求各自独立利益的时候能够自觉地形成高效配置资源的手段。然而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有许多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都不是市场能自动提供的。比如说，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以人们在商品价格和品质方面形成某种共识作为前提，需要不受那些与价格无关的外部因素的干扰，需要产品及其制造环境十分稳定。同时，市场的良好运行还涉及到许多非市场因素。国内市场尚且如此，更何况无序的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穷国在拆除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过程中更需要政府来调控市场。 2.股票市场并非万能。在通常情况下，股票价格上升了，工商企业可以从中获得部分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扩大经营，促进物质生产和商品流通，持股人也可以从中取出一部分用于消费，而消费的增加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物质生产。但是，股票市场的动荡却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就资本主义经济史而言，股票市场与金融投机活动是一对孪生子，相伴相随，而且股票市场越发展，投机活动也随之进一步发展。就华尔街的股票市场而言，现在它的持股人有几千万，然而股市价格的涨落基本上是操纵在为数不多的大炒股户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谋取暴利。也就是说，在华尔街股市兴风作浪的主要是金融垄断资本。他们的投机活动的猖獗必然破坏股票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加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市场的无序。 3.资本剩余和市场调节并不协调。新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创建自由市场，即解除国家加给市场的所有限制将最终造福于所有国家。然而，资本剩余的利用和市场的调节机制间并 没有那样清晰的关系。当出现持续的停滞趋势时，这一点会变得更加明显。在商品生产和服务方面的投资机会减少时，越来越多的资本剩余会投向大幅扩张的金融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市场愈益成为国际性的市场，资本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寻求利润。这样就使停滞趋势和金融危机全球化了。此外，在资本主义体系结构中，所有地方都面临着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和堆积如山的债务问题，但新自由主义却束手无策。 4.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是比较优势理论，然而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作用的一些前提却被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十分推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认为即使一国在每个方面的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对贸易双方也都是有利的。但是，萨米尔·阿明和其他人却证明了这一理论并不正确，因为该理论实现有一个前提，即相对劣势产业部门的工人能顺利地向相对优势产业部门转移。对于穷国而言，如果相对劣势产业部门的工人不能顺利地向相对优势产业部门转移，那么自由贸易是十分危险的。菲律宾自加入WTO后一路攀升的失业大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5.国标贸易必然促进经济发展的论断值得怀疑。发展中国家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工业，但忽视了国内市场服务。如果太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去搞贸易自由化，其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在国际市场上下跌，这种自由化会造成自己打败自己的结果。东亚“四小龙”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鼓励贸易。但是即使贸易增加了，也不足以证明对经济增长有利。一些经济学家以计量经济数据来证明贸易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计量经济学应用在经济等其他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上从来不会有什么指导意义：要发现潜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精确的经济联系并不是数据能说得清楚的。不同的变量或基期的选择完全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带头攻击这种支持贸易的回归统计研究。作为贸易自由化坚强捍卫者的著名经济学家巴格瓦迪和斯里尼瓦森也同样严厉批评这种回归论断。[3] 正是由于以上的理论误区，导致了全球化背景下一系列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行为。 1.新自由主义认为越少干预的政府越好，而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都加强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美国或英国，都实行不挂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国家为保护市场机制而加强在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中作用的趋势被称之为“向正统自由主义的妥协”或“向凯恩斯主义的妥协”。[4]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国力的限制或者受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政府没有或者没有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全球化中受的是更多的伤害。 2.市场改善意味着垄断受到控制，但与全球化论断相反的是，向世界市场开放会增加了垄断程度。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垄断势力在不断加强，而市场本身无法解决与控制垄断问题。由于绝大多数垄断势力都是发达国家的商业企业，而发展中国家受到经济水平的限制，没有完善的避险机制和监管体制，无法避免发达国家的剥削，因此，全球化的结果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在金融全球化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他们存在产业结构和技术上的优势。发达国家政府直接参与支持金融资本的活动，把预算开支的20%或国内生产总值的3%-5%转移到持有国债的金融资本所有者手中，从而使金融资本成为永久性实际正利润的受益者。这一市场垄断了世界金融市场30%的金融资产。跨国公司是推行全球化的有力工具，它们是庞大的垄断组织，触角延伸到全球各个地区。但是目前世界上6万家跨国公司中80%属于发达国家。[5] 3.资本的重新配置并不合理。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资本充裕的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要比资本匮乏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低，因此，在开发的资本市场中，资本会从发达经济区流向不大发达的经济区，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生产增长，最终赶上发达经济区。但是，由于美元和发达国家货币的强势地位，国际投资形成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格局。“从理论上讲富国在向贫国输出资本，但在目前的体系中，却是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6]。“发展中国家虽然吸引了不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但与民间或地方大量利用外资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发达国家政府债券的大量投资，中国就曾在这个意义上被国际金融市场称为资本净输出国”[7]。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极不合理，它迫使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不断增加外汇储备。目前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共有2万亿美元的储备，这种外汇储备很大部分投资于美国的短期国债，从而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繁荣了美国经济。 四、几点启示 1.从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之所以能在西方国家以外盛行和发展，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西方国家的政府派上了新的用场。在某些西方大国和某些国际经济机构的策划和支持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并形成一套所谓的市场取向型经济改革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宏观管理自由化，经济发展战略外向化”，其目的是要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扰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秩序。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应时刻警惕全面自由主义对本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危害，但同时又要看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正视这一发展趋势，否认或断然拒绝都不是解决之道，只会给国家经济造成更大的危害。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当务之急应是不断完善本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创造有利的条件，积极培植本国和本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体制；培育本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企业和品牌。 2.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来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一部西方经济学说史，实质上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争论、交锋、斗争的历史，而且发展到今天，两种思潮的政策主张具有相互融合的趋势。事实上两种思潮的政策主张，在西方经济的实践中也交替出现过。这说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总是与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也总是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说时，一定要与其历史环境相联系，既不能照搬照抄，也不能一概否定。特别要与我国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实际条件结合起来，科学地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子，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现实基础，趋利避害，制定一套符合本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 3.发展中国家应该强化国家主权意识，用经济主权来保护本国的利益。多数发展中国家曾沦为殖民地，为了国家主权曾进行过不懈的斗争，深知国家主权对一国的重要性。虽然以货币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全球化理论声称，民族经济向世界的开放使得在发达经济区运作的机制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传播，并且使得世界财富在这两个区域均衡化，但是这些变化的积极后果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区，而全球化进程事实上扩大了发达经济区与不发达的经济区之间的差别。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国家主权，相反应该强化国家主权意识，牢牢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否则，国家利益就得不到保证，国家就有可能被他国操纵甚至沦为经济殖民地。在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为了防范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弊端和风险，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用国家主权来保护本国利益的策略。[8] 4.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利益和统一认识。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规则中的优势地位具有自我维护和自我加强的特点。然而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相对弱小，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发展中国家必须发展区域—体化，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团结合作，发挥总体力量，才能对一些不合理的全球规则施加更大的影响，逐步建立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关系浅析: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国际法 摘要：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学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舞台,各种各样的“主义”与“理论”都在其上有着精彩纷呈的表演。但就对国际关系实践的影响力而言,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无疑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三股思潮。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体系。虽然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重视,一直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一个基本共识。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创新以及扩大对实践影响的机会,“软权力”理论以及“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提出及传播即为典型。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国际法学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虽然其中存在的瑕疵我们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软权力;自由主义国际法学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迄今为止,它又一直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我们不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对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则须保持高度警惕。无论是在冷战结束前的紧张气氛下,还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始终都是自由主义规划世界秩序的蓝图中的重要一环。①为了更好理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国际法,我们可以从考察20世纪80年代与新现实主义展开激烈的“新-新论战”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入手。 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传统视野下的国际法——以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为例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构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论战”,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相对于新现实主义,无论是在分析层面,还是在理论与研究方法上,都决定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路径与国际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也为国际法的发展与国际法学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 (一)在分析层次上新自由主义对体系进程的关注与国际制度的地位 虽然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即都是立足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与国家为国际关系中重要角色的假设,但由于两者对国际体系的关注点不一而导致两个学派视角下的国际制度乃至国际法的功能与作用的反差。 新现实主义者所提出的结构主义模型包括三点,即“无政府秩序原则”、“忽略其他差异,功能基本一致的单位即国家”以及“国家之间权力分配”。在前面两点不变的情况下,“权力分配”成为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三个重要原则中唯一的可变因素。因此,新现实主义者的体系结构可被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而且,由于新现实主义者对于权力分配的基本思考在于“集中关注作用最大的国家”,所以,权力分配就是指大国之间的以物质为基础的实力分配。[1](p16-17)而国际制度,包括作为核心部分的国际法,也就没有多少的存在空间以及用武之地了。与此相比,新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否认这种结构模型,认为以大国间实力分配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不过,他们也认为,国际体系的特征并不仅仅如此。正如他们所指出的:新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权力分配当然是重要的,但仅仅强调结构是不够的,还需要由强调国际体系的其他特征加以补充。[1](p17) 立足于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新现实主义者将单位之间的互动即国际体系的进程归为单位属性而不加考虑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实际上,进程与结构一样,都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这时,新自由主义强调的重心就从国际体系结构转移到国际体系进程,即影响包括国际体系中单位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的“进程”的,主要包括“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等两种体系因素。在这两种因素中,由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要等主要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之后才能够完成,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就把国际体系结构假定为常数。一旦国际体系结构被假定为不变的常数,那国际制度就成为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特征。[1](p17)至此,出于对体系特征的认识,从进程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了国际制度选择国家行为,即与“结构选择”针锋相对的“制度选择”理论。[2](p44)新自由主义者的基本问题是,在国际结构不变的情形下,国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有时合作,有时冲突。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体系因素导致了这样的不同行为?亦即:是什么样的体系因素影响了国家的合作或冲突行为。对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是体系进程因素影响了国家的行为,而体系进程中最具意义的因素是国际制度。[2](p45) (二)在立论与研究方法上新自由主义的定位与国际法的关系 不仅仅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关注国际体系进程而决定其理论特征是国际制度,而且在立论与研究方法上的独特视野,也决定其对于晚近国际立法,尤其是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的影响或解释,也将占据独特位置。 在立论上,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假设,崇尚“放任自由”原则,即在国内社会中如果人们能够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充分地按照他们的偏好行事,那资源分配将最合理与最有效率,而且,这条法则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放到国际经济领域,也是行得通的。同时,基欧汉自认为其主张属于“成熟的自由主义”(sophisticated liberalism)或是“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这种自由主义介于主张自由贸易将导致和平的“商业自由主义”(commercial liberalism)和强调国际制度或规则对各国关系的管理的“管制自由主义”(regulatory liberalism)之间,是对它们的综合与超越。另一方面,虽然新自由主义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不仅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力,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角色,也承认国际关系中物质力量占据决定性的地位,其基本思路仍然属于理性主义的范式。但是,与纯粹物质主义的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看到了国际制度的重要性,其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内核,不仅将制度、规范等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一种主要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变量。[3](p4) 在研究方法上,新自由主义深受经济学领域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该学科中有关交易费用理论、国家理论、法和经济学研究等,都被新自由主义者广泛应用,从而打上了自由经济主义的许多烙印。具体地讲,新自由主义者在理论分析中大量运用了博弈论、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等方法,对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一般理论,包括其产生、发展以及维持的可能与方法等等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从而增强现象解释与结果预测的准确性,并提出避免合作失败与增强合作成功几率的一些策略或手段。这些,显然为国际立法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谈判技巧,也为东西南北等国家走出谈判僵局提供了有价值的路径选择。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路径中,国际制度占据了核心地位,以国际制度为研究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也成为该学派成就最大的一块。当前,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与国际法的研究有着紧密融合的趋势,而新近对国际机制“法制化”的探讨使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学者逐渐认识到,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履行的是一种法律责任,而且,随着冷战的缓解乃至结束,另一种区别于物质权力的制度权力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日益增大。当然,在国际机制学者的研究带动下,国际法学者也很快意识到国际机制理论对于分析国际法问题,所能提供的巨大帮助,即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框架。如今,至少在一些领域,国际法学者正在遵循着国际机制的研究路径来分析一些国际法现象。[4](p79)当然,国际机制学者与国际法学者开始的这种跨学科合作,无论对于何方,都有更宽广的研究空间以及产生更丰富的研究成果的潜力。 二、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国际法的发展——以“软权力”理论为中心 在冷战结束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广泛开展,国际机制“法制化”成为趋势之一,这些现象似乎验证着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与预言。此时,以约瑟夫•奈为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及时提出了“软权力”理论,对包括国际经济领域的国际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表现在促进“国际软法”的发展方面。 在自由主义学说中,“软权力”一直是核心概念之一,但在冷战结束以前,由于时局的不适宜,这个核心概念并未能“理直气壮”地发扬光大。不过,冷战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之竞争,使得该学派力挺“软权力”理论的时机成熟。这时,约瑟夫•奈宣称,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轴心是包括军事力量、核威慑等在内的硬权力,但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军事对抗的消失,权力的定义不再强调传统上的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相比之下,地理、人口和原材料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5](p155)换句话说,国际政治性质的转变已使无形的权力即软权力变得更加重要,国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和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权力正在变得更少转化性、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性,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适应这种转变,必须学会运用包括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操作相互依赖,管理与影响国际制度,共享人类文化价值,推广民主、自由理念等在内的“软权力”资源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5](p171)简言之,在提倡“软权力”的学者看来,在已进入全球信息时代的今天,尽管硬权力和软权力都很重要,但软权力相比过去而言更加重要。[6](p25)立足于此,约瑟夫•奈结合这两种权力勾画出新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思路:[7](p243) 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新战略不仅要确保美国的生存与发展——当然,这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也要考虑这种战略给美国之外的国家与人民所带来的适当利益,因为只有在满足“相互利益”的基础上,美国“霸权”的合法性才能够得到别的国家的尊重。鉴于此,美国必须继续承担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重任。当然,公共物品的提供并不是无选择性的,必须是极其重要以及美国的实力所能够承担的。按照此标准,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应当优先考虑那些有关国际体系的问题。具体包括: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占有主导优势的英国所关注的三件公共物品,包括“维持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均势”、“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对国际公共领域的开放的维护”等,都适合于美国当前的情势:第一,维持地区均势和尊重各国领土完整,是美国必须提供的一项公共物品。第二,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要维护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既要抵制住国内保护主义的影响,也要支持世贸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运作。第三,美国在保持诸如海洋等国际公共领域对所有人开放上存有利益。另一方面,今天的国际公共领域包括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濒危物种的保护以及外层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的使用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命运。因此,在当今世界,全球公共物品也有新的变化,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反应,包括:第一,美国应该促进世界各国在贸易和环境、防止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以更好地组织这些领域的国际行动。第二,美国还应该把国际发展放到更优先的位置,它也是一件重要的全球公共物品。第三,充当调解人是作为处于主导地位的强国的美国可以提供的另一项重要的公共物品。至此,约瑟夫•奈总结到,对美国而言,一个基于全球公共物品提供的大战略应该包括如下内容:(1)维持重要地区的力量均衡;(2)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3)保护国际公共领域;(4)维持国际规制与机制;(5)援助经济发展;(6)充当联盟召集人和争端调解人。 无疑,约瑟夫•奈依据“软权力”理论所提出的美国冷战后对外战略,不仅有对美国一些传统外交战略的肯定,如二战后致力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也有对某些方面美国不当的外交政策的鞭策,如在全球气候变暖等的全球公共问题上美国至今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冷战结束后以及新世纪里美国的外交战略提出了一个整体规划。从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践看,这个立足“软权力”理论的外交战略思想的及时提出,正是响应了冷战后美国以“硬权力”与“软权力”相配合的世界新秩序战略。虽然美国冷战后的战略实践并不是与约瑟夫•奈勾画的战略构想完全吻合,甚至有些方面是相违背的,但人们仍然可以看出其对“软权力”的重视。按照这个战略设计,包括维持wto等普遍性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律制度、推进全球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维持重要地区的力量平衡,甚至包括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等方面均成为战略目标,这无疑在理论上极大地提升了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毕竟至今全球主要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律制度的维护与发展仍然和美国的对外战略息息相关。 总之,“软权力”理论旨在向世界展示与推销美国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美国要达到此目标,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推动以“自由化”作为理念的主要国际组织的运作以及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当然,这早已运用到美国的对外关系实践之中。且不说西方价值观在联合国、wto、imf、世界银行(wb)、oecd等国际组织运作中的主导性,也不说这种价值观在国际政治领域、人权以及社会领域的国际立法中的影响,即使是以效益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立法也如此。不仅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航空自由化协定以及双边税收合作协议中“美国范本”的横行,甚至是在区域与多边规则的制定中,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欧洲能源宪章条约》(ect),甚至是wto等国际组织或条约的许多规则,无不带上美国国内规则的影子。而按照托依布纳有关“法律全球化是在公民社会的各个部门创建了大量无中心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过程”的界定,[8](pxiii)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通过私营公司创制出的全球化法律就颇自然地采取全球商法美国化形式”[9](p39)。实际上,“美国商业法已变成一种全球化的普通法,明示地或默示地被吸收在各国的契约之中,并正开始被吸收到其他许多国家的判例法,甚至是制定法中”[9](p39)。无疑,以上种种现象正是美国“软权力”对国际立法以及各国国内立法的影响输出的鲜明写照。 在这里,我们可以预测到的是:为达到推销西方自由市场机制、民主理念、人权意识、文化价值观等的目的,冷战后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软权力”理论已经并且将继续影响“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主要国际组织的运作以及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与内容。 三、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理论向国际法学的扩张——以“自由主义国际法学”为中心 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以来,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不仅仅体现在“软权力”理论的提出,也在于其向国际法学的直接扩张,表现在由美国国际法学会前任会长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教授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国际法学”(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的崛起。事实上,无论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分析起点,还是其理论假设,乃至分析方法及研究路径,无一不是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引申而来的。对国际法学而言,将自由主义的理论路径引入国际法的研究,为国际法学开辟了一条“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这对于长期以来依赖“自上而下”的国际法传统研究路径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也为当代“跨国法”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国际法学的主流理论沿袭了“自上而下”或“由外至内”的分析路径,对国内因素的研究呈现出忽视的状态。对此,斯劳特指出:“国际法学的主流理论所提供的解释国家行为的基本模式,很不幸地存有一个‘黑箱’(black box)或者‘撞球’(billiard ball)缺陷。在这些基本模式中,国家被认为在结构与功能上是无区别的个体,而且国际社会与国内体制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10](p226)显然,这种研究模式的弊端在于许多重要的、必须考虑的因素都被排除出去,从而导致最后得出的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令人怀疑,这些重要因素包括:个人、公司、ngos、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利益、身份以及相互依赖等等。[10](p227)为了尽快打开这个“黑箱”,斯劳特拟定了一个新的“自由主义议程”(liberal agenda)的研究规划。[11](p185)在这个研究规划中,斯劳特首先提出了三个最基础的假设:第一,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角色是国内社会的成员,包括追逐个体利益以及利益相冲突的个人与公司、私人社团;第二,所有的政府只是代表国内社会的部分利益,即在国家政策中得到反映的利益;第三,最终导致国际层面的合作与冲突的国家行为反映的是国家偏好的性质与构成。[12](p228)立足于以上假设,斯劳特认为,“自由主义国际法学”需要探讨的首要因素不是在国际层面,而应该集中在国内或跨国层面。要准确分析国家行为,除对国家角色与权力因素做出分析外,还必须对国家和国内与跨国社会(domestic and transnational society)之间的关系作出“进程”分析。体系层次的分析是把国家看成单一或相似的结构与功能,导致对“国家如何行动”的观察存有“黑箱”。而通过这种“进程”分析,主权的“黑箱”变得透明,进而能够看到国内政府是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代表活跃在国内与跨国社会上的个体或集团的利益而展开国际层面的活动。[12](p207) 立足于以上假设以及设定的研究任务,“自由主义国际法学”侧重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国际法的概念和活跃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法律主体是如何对国际秩序作出贡献的;第二,处于规则外围和边缘的国际公法的功能定位;第三,怎样使得国际制度效率最大化等。② (一)规制国际秩序规则的渊源以及它们的互动 传统上,被认为对国际秩序作出独特贡献的国际公法被定义为“国家之间”的法律;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社会;国际公法的功能在于实现这个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对于调节国际关系,尤其是和平与稳定方面,国际公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国际秩序是被从上而下创设的。与此相反,秉承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个体为分析起点及国际秩序是自下而上创设的理论假设,斯劳特认为,国际法的主体应该被设定为尽可能广泛,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国际秩序的各种行为体。换句话说,不仅应包括传统的行为主体即国家,更应包括个人、公司、利益集团、ngos、国际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而且,当代国际秩序的维护不仅仅意味着和平与稳定,也包括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 一旦认定国际秩序是“自下而上”被创造的,就意味着许多以前被忽视的但对国际秩序发挥了实际效用的各种实体规则、规范、概念以及程序必须被重视。自由主义理论的分析路径将它们带到了规则的中心,并且提供了一种彼此联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即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不仅仅是将这些不同种类和不同层次的法律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而且使这些法律在国际秩序中的优先地位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国家行为是个体或群体博弈选择后的表现,那么创建国际秩序的关键就在于规制这些博弈选择以及调整个体或群体的行为的具体规则。在这种意义上,将责任强加给国家的传统国际条约和个体并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倒是个体之间互动规则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斯劳特认为,对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分析的先后次序应该翻转,即从传统的以国际条约为分析起点转为将个体之间互动规则的分析作为起点,才符合国际法的“真实”面貌。在这里,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探寻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合之处,在这里有三个层次的法律,或者至少三种立法,反映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第一,国内社会以及跨国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制定的自律规则。第二,政府制定管理国内和跨国社会中个体和群体的活动的规则。政府之间还可能在一些共同事务上相互协商制定规则协调它们的管理活动。第三,国家制定调节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以上被高度概括的三个层次的法律,是可以重新解释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互动的三种经常性与标准化模式的。而个体之间的互动,要么直接通过国家机构进行,要么在国家机构的影响下进行,要么通过国家机构与国外的个体之间实现互动。 总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提出了一种与传统不同的、自下而上的国际秩序,它所关注的相关主体和活动层面都发生了改变,并对产生不同规则的实体之间的互动与影响进行了重新排列。每一个全球性问题都有着国内根源,而直接规制个体和群体的法律更可能触及问题的根源,它们对于国际秩序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除非国家将某些权力让渡给超国家的实体,否则这些法律规则的影响力比国际公法更大。作为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方案,国际公法和国际制度可以明确地以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或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属性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 (二)国际公法的功能 在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对塑造国际秩序的法律规制的分类里,传统的国际公法被归于第三等级。虽然已是最后等级,但其毕竟还是在塑造国际秩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我们有探讨其功能的必要性。一般来讲,国际公法的传统功能是致力于对关联交叉的“集体行动之困境”的调和,或者规制各国共存之需要。但是,从自由主义者的视角看,许多看起来非常“国际化”的问题都有其国内根源。包括战争、环境恶化、保护主义等,都源于个体和群体中优先利益的错误选择或者代表某种优先利益的政府行为被扭曲等。简单地讲,全球法律规则与国内法律规则紧密相连,前者依赖于后者。因此,按照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观点,国际公法的基本功能不仅仅在于创设一些国际性组织来实现单个个体国家无法达到的目标,更在于影响和改善国内相关机构的职能。这种功能在国际社会生活中逐渐明朗,但至今仍然被认为是特例性质的、有疑问的以及边缘性的。 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应优先对这种问题展开分析,并将此功能视为国际公法的核心功能来对待。以下领域或命题是国际公法发挥这种功能的典型表现:第一,人权法。在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视野下,人权法是国际法的核心。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中,人权法至少是一种可以确保最低限度的个体权利或利益不受侵害的机制。第二,人道主义干涉。当许多国际法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仍然以“不干涉内政”的教条反对人道主义干涉时,自由主义理论却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来自人权法的天然属性。当然,这种行动必须是极端谨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主义学说只是支持非常有限的人道主义干涉。第三,补充作用。国际法的补充作用的前提不仅需要国际社会在审判方面有足够的能力,而且是在国内法庭确实不能或者不愿意起诉的情况下。遵守这种前提才合乎自由主义之理念,即国际法或国际机构是用来影响和提高国内机构的机能,最终目的是通过监管,或者竞争,让国内法与国内机构自身能够实现这些功能,国际责任在本质上毕竟还是需要通过国内行动来实现。第四,从国际管辖权到普遍性管辖权的转化。将传统的国家责任向个人责任的扩展,相应的国际刑法的管辖也从适用于国家扩展到同时适用于个人,即实现从国际管辖权到普遍性管辖权的转化。第五,显现国家责任。国家必须承担将它们的国际责任在国内执行的义务,这种转化让国家脱离了与别的国家面对面的独立责任。第六,构建遵守能力。当前出现的“新主权”并不是以前被遗弃的权利,而是国家参与数量及能力日益增长的国际机制和制度网络的权利。然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遵守由这些机制或制度加于它们的责任,就必须提高它们国内遵守的能力,包括教育和规制它们的公民的能力。因此,构建遵守能力必须被渗透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相对属性。 (三)提高国际制度的效率 怎样使国际制度效率最大化呢?将国际制度深嵌进国内与跨国社会以及迎合人们对之影响国内制度的期许是合理方式之一。斯劳特认为,国际制度必须融入并正在融入国内社会,最好的例子是日渐增多的国际法庭。有较大影响的国际机构往往是那些个人可以直接提起诉讼的机构,如欧洲人权法院。同样,wto争端解决机制中,ngos也能够对涉案国家或争议问题施加压力。如果允许个体进入诉讼程序,那相关的国际法庭在国内和跨国社会中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当然,国际制度的能量将取决于其成员国家的组成,或者授予其权限时国际关系的状况。 四、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所折射的学术意义 自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以来,国际合作广泛开展,国际制度的作用重新被人们重视,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活跃,这似乎印证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立场与观点,尤其是反映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态度方面。同时,国际关系学理发展史本身也似乎验证了自由主义有关国际法的看法的合理性,即自古典现实主义将国际法的作用与地位贬到最低点之后,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呈现出逐渐提高之趋势。至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范式之间对于国际法的态度或立场已呈现出某种趋同的态势。例如,现实主义范式中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一种发展趋势是在对待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问题方面与自由主义日益趋同;同时,经过自由主义者对观念的研究以及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努力,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对待国际法的态度也呈现出趋同的态势。虽然这种趋同只是一种努力方向或态势,但这毕竟证明了不同范式之间在国际法的作用与地位的问题上,正努力寻找一种“最小的共识”。 而且,自由主义学者巧妙地利用全球化这一对其有利的学术与实践环境,无论是“软权力”理论的及时提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出现,都是自由主义理论繁荣与扩张,进一步强化其学术影响与地位的明证。对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这种发展趋势,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无论是“软权力”理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在理论分析方面确实还有许多亟须解决或完善之处。以后者为例:一方面,自由主义理论应用于国际法研究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该理论的研究视角定位于自由民主国家所引发的。③虽然国际法学者可能看到自由民主国家对国际法的具体承诺,可以作为国际法得到遵守的一种解释,但问题是这并不能类推至国际法对所有国家都能够施加的约束,这种约束真正施加时是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导向为何的。对于国际法学者来讲,国际法是国际社会中的普遍性法律规范,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必须揭示自由民主国家如何遵守国际法,也必须解释非自由民主国家对国际法的遵守问题。如果过分强调自由民主制度和非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区别,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不良倾向:其一是对非自由民主国家之间、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太过悲观;其二是对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太过乐观。另一方面,斯劳特将欧盟法作为自由主义式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典型例证的做法也存在着问题。对斯劳特来说,欧盟法成功的关键是欧盟成员国的法院能把欧盟法当作超国家法而接受与解释。然而,对于国际法学者来说,欧盟法并非典型或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确切地说,欧盟是依赖于一个国际条约而建构的国际组织,欧盟法却是自从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后逐渐发展而来的,依赖于该条约构建的国际组织所创造的一系列法律。因为欧盟法直接对成员国产生效力并且在很多案例中直接适用于成员国国内的民众,因此其符合自由主义理论所提倡的跨国法。然而,如果把它看成是国际法进一步发展的“范例”或方向无疑是具有误导性的,[4](p80)到目前为止其仍然只是国际法中的一种特例。此外,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许多假设仍然经不住太多的推敲。例如,对于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有关有效的国际规则的前景期望,不能再仅寄予传统的仅仅实行“水平形式执行”的国际条约,而是必须寄予跨政府规则网络(像巴塞尔委员会)或者由自由民主国家发起的“垂直形式执行”的国际条约或组织(像欧洲人权大会)的假设并不牢靠。虽然晚近跨国社会规则急剧膨胀,但传统的实行水平形式执行的条约法也得到迅速发展乃至深化,至今我们还很难推断出跨国规则的效力是否已经超过传统的条约法规则。[13](p252)事实上,鉴于以上缺陷的存在,在西方国际法学界,跨国法的研究至今仍然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希望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对国际法更具有解释力,从而达到更接近国际法的“真实”的理论,其还有一个不断完善与成熟的过程。同样,“软权力”理论的倡导者也面临这一问题。包括“软权力”与“硬权力”的区别所在,两者的关系如何,外交实践中两者的比重或均衡,两者的矛盾或冲突的恰当解决在内的诸多重大问题,倡导者都必须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思考,否则其理论本身的自圆其说以及进一步深化,将面临很多的困难。当然,“瑕不掩瑜”,无论是“软权力”理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繁荣以及国际法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期待的是,“软权力”理论与“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出现,既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发展的一种契机,也是一种挑战。 放眼到当前的国际关系学,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结束后至今又是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繁荣的时代。“最大现实主义”、“最小现实主义”、“地缘经济学”、“软权力理论”、“世界秩序理论”、“全球化理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女性主义”、“第三条道路”、“新主权理论”、“新帝国论”等理论,不仅对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或前景作出了各自的分析与预测,也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作出了自身的定位。对此,我们始终认为:“多元化”的世界总是比“单一”的世界更为精彩以及更有生命力。每一种理论对待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观点分歧,对于国际法进行更为全面的认识是有裨益的,它们都为人们提供了从某一个侧面看待国际法的方法与机会。也许随着现实世界的发展,人们最终会检验出哪一种观点或看法更符合实际,但从学理上讲它们都具有某种价值意义。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关系浅析:浅谈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范式 一、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最明显的特征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深刻而持久的动向。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众多，它主要指涉“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大大加强。”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世界经济通过贸易、资本和技术的全球运动日益相互依赖，其本质是世界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的产生与深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基础之上。资本的积累和对利润无止境地追求，要求资本突破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对此，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描绘了资本在全世界开疆扩土的图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一百多年后，在资本的驱动下世界市场真正形成。南于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工业化，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不断积累，终于酿成矛盾的外溢，列强加剧对世界殖民地的争夺，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间的大规模战争重创了资本主义经济，并加剧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各国为应付国内危机，以邻为壑的政策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国，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占据另一极。为了恢复和壮大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力，与苏联在全世界展开争霸竞赛，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与前资本主义霸主英国达成妥协，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安排的教训，形成了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资本主义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恢复起来，并经历了持久的繁荣，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战后“黄金时期”。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主义国际经济制度重启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趋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战后新一轮科技革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产业间和产业内部分工不断深化，产业升级为国家间、区域间产业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些无一不加速经济全球化。有分析将全球化的动力总结为科技革命的推动，自由市场的扩张和市场理念的普及。但究其根本，是资本的扩张本性，它对剩余价值的追求驱使资本在全球奔走。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战后持久繁荣后，资本积累在国内的盈利空间极其有限，国内市场无法满足庞大的资本盈利要求，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已蓄势待发。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一种发展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企业借助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机制，通过资本在世界市场上运动以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这无疑可以促进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大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经济全球化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传播，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发展机遇。 然而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另一张面孔，它是一把双刃剑，如若不洞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对经济全球化无条件地拥抱可能弊大于利。从经济全球化的重新驱动到加速发展，都可以看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核心角色。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固然是资本逐利、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但是对国际垄断资本而言，它们从来不满足于坐等盈利机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经济意识形态从来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在国际垄断资本不断壮大的同时，新自由主义终于问鼎主流经济学宝座。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最好的催化剂。 二、新自由主义的兴盛之路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学术思想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经过40余年的锤炼和沉浮，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逐步取得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并最终主导英美国家的经济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在产生之初，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想。从早期的米塞斯坚定地反社会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中坚力量哈耶克成立“朝圣山学社”、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形成及其后卢卡斯的“理性预期革命”，他们都是作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存世。新自由主义产生时是为了坚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传统，它以彻底的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积极的政府干预，主张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的市场经济为鲜明的理论特色。关于新自由主义，乔姆斯基认为：“它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古典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他们相信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在以资本牟利的市场中每个人会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总体利益。古典自由主义兴起于18世纪下半叶，鼎盛于19世纪。它是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反叛，主张经济的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对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的干预。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之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潜力在英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也成就了英国19世纪的帝国霸业。然而古典自由主义并非万能的，它不能解决社会收入不公和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而后起的工业国家对英国霸业的挑战加剧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西方世界面临长期萧条和宏观经济不稳的经济难题，以“凯恩斯革命”为标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再坚守其自由至上的信条，政府纷纷出手干预经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终结。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滞涨”危机使得凯恩斯式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效，“政府失灵”成为新自由主义批判的靶子。新自由主义以“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为口号，试图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荣光。它反对政府财政政策调节宏观经济总需求，调节经济周期波动；主张放松市场管制，给予企业最小的干预，自由经营，特别是消除政府对垄断企业的规制；反对高福利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开支，主张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以提高企业的效率。因此，新自由主义常常被简化为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新自由主义者无一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义，他们竭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主张保护私有财产、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并将它们作为最高的经济目标。 随着撒切尔夫人“别无选择”口号响彻全球和里根政府的执政，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最信奉自由放任的两大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官方经济意识形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的政策主张在英美得以实施，并开始了全球扩张历程，其实践的主要标志是“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和推广。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持召开的关于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研讨会上达成的共识，它主要包括十大政策工具，核心内容包括紧缩财政、减少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实施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等，它们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具体体现。作为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的威廉姆逊声称，这十大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和调整，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由此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向全球不遗余力地扩展。 三、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兴盛之时正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跨国公司和金融垄断资本大肆扩张的时期。经历了长久繁荣的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积累了庞大的财富，而战后新科技革命为资本扩张提供了优越的技术基础。而此时美国国内对垄断行业的种种规制让庞大的垄断资本在国内束手束脚，阻碍了垄断行业的发展。而对于渴望发展经济，尤其是缺乏资本与技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剩的正是他们所需，因而经济全球化浪潮为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提供了最佳机遇，这些垄断资本自然乐意打着“自由”的旗号向全球扩张。此时经营自由、贸易自由成为了垄断企业的“自由”，而政府成为需要被规制的对象。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为旗帜，以效率为利剑，以推进世界自由贸易与投资为己任，为经济全球化加足了“燃料”，有力地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可以说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特征之一是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西方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顶端。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处于世界经济结构的末端，亟需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如此双方形成强烈的互补性。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大卫・科兹指出，全球化所表现的跨国经济活动的增强，使各国大公司一方面竞争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又可以较自由地摆脱国内限制。由于全球竞争的加剧和国内限制的减弱，战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再次逆转，劳动对于资本的依附加重，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空间增大。跨国公司自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力军，它们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在能获取最大利润的地方扎根，生产、贸易和资本流动最大限度的自由化才符合其根本利益，它们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先锋实践者。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另一大特征是经济日益金融化。一方面，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国际金融体系进入利率、汇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时代；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致使石油价格在1973-1976年上涨4倍，石油出口国积聚了大量的资金，它们在欧洲市场寻找到出路，促成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繁荣。世界经济在金融化道路上一路狂飙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是十分契合的。正如大卫・哈维写道：“新自由主义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金融系统的完整性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关心的根本议题。”经济金融化加速了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促进了世界贸易与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金融的全球化与自由化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国际投机经济，这些投机资本并不以实体经济为本，而是游走于各个资本市场以谋取高额利润，造成了经济的过度虚拟化，是促成国际金融危机的祸源。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代表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是建立在“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基础上的，他主张彻底的经济自由，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自发扩展秩序”，他主张彻底的私有制，唯有私有制才能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甚至于政治自由。对于全球化的发展也基于上述思想，新自由主义将其看作是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它的显著特点是“超地域性”，资本本性要求不断打破国家间的界限，实现社会空间组织方式的重组。 经济全球化并非如新自由主义的赞歌那般完美，“事实上，全球化是一种非常不均衡的过程，倾向于再生产出新的和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等级。”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致使资本缺乏盈利机会。依据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的空间理论，通过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可以解决资本盈利问题，而剥夺性积累就是锋刃。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将公共资产、公共权利私有化，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家对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等等构成了剥夺性积累的主要途径，其结果是使财产和收入从社会大众手里转移至上层大资产阶级，从全球落后国家转移至少数发达国家。这种对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全球经济等级化、不均衡化的批判是深刻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塑造起新的世界经济秩序，问题是这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依据什么原则建立起来。“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塞阿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在这个全球竞争秩序之中，必然有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的遵守者，以及对违规者的惩罚规则。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尽管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以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身份许诺的共同繁荣却终难实现。归根结底，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是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在全球扩张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表现。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领头羊的美国以新自由主义为武器实行“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建立起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例证了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而后撤离，导致该国货币贬值，造成金融市场的崩溃。它们包括1995年墨西哥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危机、2001年土耳其以及2002年阿根廷危机。而危机之后的拯救则使本国经济雪上加霜，在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借贷国融资有严苛的条件，这就是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一揽子稳定方案，这些“结构性调整”使得危机国家经济加重了衰退，贫富差距加大，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然而，伤人终将伤己。由2007年的次贷危机酿成的金融风暴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数家金融巨头纷纷向美国政府求援救市，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自由和反政府干预被置于九霄云外，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不攻自破。 四、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可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但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世界经济进入危机后“常态”，经济复苏的步履艰难，摆在世人面前的是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应该建立怎样的运行秩序，抛却了新自由主义式的另一种全球化是否可能？ 中国发展的实践表明，超越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可能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同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中国30多年的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也为世界贡献了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国家稳定、社会繁荣的“发展智慧”，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出现了繁复的阐释和解读。笔者主张通过分析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主张及其实践，探究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可能性。在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几十年中，中国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主张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旧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已是千疮百孔，重构世界经济秩序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议题，其中探索超越新自由主义范式，建立起公正合理、普惠共享的经济全球化应是重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内容。 （一）独立自主、创新进取――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基础 面对世界经济最显著而深刻的发展趋势，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坚持了独立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范式，而非盲从新自由主义倡导了经济全球化模式。有学者总结，“美国过去的成功是因为它并没有在本国实施新自由主义，而是使其他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从而导致它们的自杀。”中国不仅避免了“自杀”的命运，反而脱颖而出，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角度看，也是因为中国没有实施新自由主义，反而坚持了“被自由主义所竭力诟病的所谓的中国经济体制的‘落后性’，如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以及对资本自由化的有效控制等。”这些因素是中国成功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中国经济平稳、持久发展的有力保障。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利益的界定也随之变化，不管是利益边界还是利益内涵都会与前全球化时代大为相同。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经济活动的跨国化，主权国家的地位及其民族国家利益界定受到全球化的各种因素制约。这种制约主要表现为，一是民族国家让出部分经济主权给超国家组织机构，二是经济全球化影响一国国内经济结构和经济治理。以国家汇率政策为例，一国的金融货币政策通常寻求三大目标：独立的货币政策；维持本币汇率的稳定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在美元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蒙代尔指出，多数国家或经济体面临着“三难选择”，因为这三个目标逻辑上和操作上互相矛盾。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只能在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以及资本管制这三种汇率制度中选择其中的一种。可见对民族国家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保持国家政策的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否则就会失去其独立性，沦为主导国家的经济附庸甚至政治附庸。 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拒绝经济全球化，更非关起门来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重要的发展动力，实现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其内涵主要包括主动创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边界，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与华盛顿共识相比，“北京共识”的灵魂核心在独立与创新，而非某个政策主张的不同。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最终只会成为教条。只有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地改革与开放，以创新制度与技术为发展动力，实现自主式发展。主权国家仍旧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时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捍卫国家利益，唯有此才有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厚动力。 （二）普惠共享、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标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当今经济全球化推进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国际间贸易与分工，深化参与国家的对外开放，有力地提高了世界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各国受益是严重不均衡，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存在分明的等级化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经济、政治、科技的绝对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区域，掌控了价值链的分配权。这就造成了经济全球化体系的一端是发达国家的垄断和支配，另一端是发展中国家的从属和依附。这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宗旨相违背，也会严重损害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主张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才符合各参与国家的长远利益。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真正联为一体，大家同住“地球村”。各个参与主体以平等、尊重为前提，彼此和平共存，以非零和思维实现普惠共享、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长远目标。 （三）要素自由全面流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动力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以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因此，实现资本、贸易、技术和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跨国自由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根基，也是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旨所在。然而，以“三化”著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未做到这一点，开放市场方面，发达国家使用双重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常常以非关税壁垒等形式保护国内市场，片面强调贸易的自由化特别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因此，实现全球经济要素自由而全面的流动仍旧是经济全球化的努力方向。 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是实现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是一个逐渐积累的结果，这突出表现在世界经济过度金融化导致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以及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失衡。美国作为国际金融自由化的主导者，以美元霸权为支撑，形成借贷消费的巨型债务经济，最终引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美国的对外资产和负债分别是18.4万亿和21.1万亿美元。资产是GDP的1.3倍，负债是GDP的1.5倍，但对外负债净值占GDP的19.4%。可见，金融一体化进程过度超前于经济一体化进程，会加大经济全球化的运行风险，因此国际社会需加强对国际金融的监管，使之适应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速度，防范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扰乱经济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失衡的另一问题是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失衡。国际分工主流形态从早期的产业间分工发展到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核心，产品的各增值环节决定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掌握了核心技术、拥有创新理念和品牌价值，掌控营销渠道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主导地位，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母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它们在全球的经济布局造成了”服务一制造”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开始艰难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发达国家开始重启制造业，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问题。 总之，实现要素全面自由流动，争取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才能夯实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根基，最大限度地促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驱动世界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实现普惠共享的经济全球化奠定坚实基础。 （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运行的制度保障 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活动超越一国边界成为跨国甚至跨区域活动，由此造成了诸多的全球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国家间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日益增多的，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包含着共同受益或共同受害的因素。国际合作、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甚至国际一体化建设，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这就促使了全球治理的出现。 然而在全球治理应本着怎样的原则构建怎样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的巨大的分歧。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构建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国家利益保持高度的一致，然而却存在重大弊端，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中的治理霸权、治理缺失两大难题。霸权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统治方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创立的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广泛的认同，秩序的运行依照普遍的原则，这些原则确保主导国和统治阶级能够继续保持它们的无上地位，同时又给弱势团体以一定的满足或得到满足的希望。”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体现出美国的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出谋划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先锋，然而却是败绩累累，成为治理霸权的最佳例证。其后有学者总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败原因时指出，“它们经常是不透明的，而且有许多决策是关起门来制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它们未能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或者没能对其加以反应，部分原因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种种弊端，新兴经济体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强烈。这本身是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努力。 在全球治理中，一方面表现为治理霸权，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治理缺失。“某些国家失去的，并未被其他的国家所得到。各国政府权威的流失，已经造成了―个很大的无权威空洞，这个空洞或许可以称之为‘无治理’。（ungovernanee）”这种治理的空洞可能是治理主体的缺失或者不明确，也可能是治理主体之间因为矛盾分歧无法达成全球治理共识和行动，同时全球治理又“是由无数的，准确地说是成千上万个具有不同历史目标、结构和进程驱动的控制机构构成的”。在民族国家为核心主体的国际体系中，国际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主权国家的让渡，当经济全球化要剥夺许多国家独立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财政政策时，国家被迫在经济竞争和保护社会安全网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全球治理就面临巨大的约束。因此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始终是它面临的首要问题，构建公正合理而充分的全球治理体系以解决与日俱增的全球问题，仍任重而道远。 在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进程中，首先需不遗余力地反对美国式的制度霸权主义，同时为其构建坚实的政治基础。各国以平等互利为前提，本着责任共担，权利共享的原则，依据各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唯有此才可能真正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经济学论文: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本文从资源的稀缺性出发,提出了“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必要性,进而指出“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重要意义;然后,通过对生产函数的描述,直观反映了“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过程与效果;最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建议。供都江堰灌区等“丰水”地区参考。 关键词:丰水 节水型 社会建设 经济学 目前,全社会对于水资源形势和节约用水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然而在“丰水”地区是否应建设节水型社会的问题上,人们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有的人不关心,有的人不支持,甚至还有的人只把它作为要项目、要资金的“口号”……“丰水”地区为什么要建设节水型社会,如何建设节水型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和动力等问题,推进人们对“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认识。 一、资源稀缺性与“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 水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其总量与可利用量是十分有限的。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可用水资源(下称水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对水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水资源的稀缺是长期的、全局的、绝对的,水资源的丰沛是短期的、局部的、相对的。个别地区虽然习惯上被称为“丰水地区”,但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利用的水资源是无限的。第一,“丰水”是相对的,它只是相对于其它地区“不缺水”,也就是说该地区可能是“相对缺水”。(“丰水”是一个大家广泛使用却没有严格界定的术语,水文学在多年平均径流量的基础上提出了丰水年(期)、平水年(期)和枯水年(期)的概念,现实中,人们约定俗成地把长江流域以南称为“丰水”地区,这是相对而言的。笔者认为是否“丰水”应视水资源的供需两方面而定,同时这是一个具有动态性质的概念);第二,该地区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极可能是不平衡的,例如四川省水资源就具有时空分布不均的特性;第三,水资源形势正在由“丰水”向“缺水”转化,这不仅包括自然条件的变化,用水需求量的提高,还包括人为污染造成可用水资源量的减少;第四,如果水成为商品,那么该地区对水商品的供给将是有限的。 因此,就“丰水”地区而言,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无用水之忧,但并不等于水资源不稀缺。既然水资源稀缺,那么就有必要优化配置。这里的优化既包括局部的优化,也包括全局的优化。局部的优化指在“丰水”地区内的不同地方和时期之间优化水资源配置。全局的优化则是指在“丰水”和缺水地区之间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 二、优化水资源配置与“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 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此之前,人们首先提出的是“节约用水”。作为“缺水”的应对之策,其目的主要是节约水资源用量。随着对水资源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建设节水型社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提上了议事日程。 “节水型社会”充分地体现了优化水资源配置的思想。节约水资源用量只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浅层特征,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用水效益的最大化,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 “节水型社会”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战略措施。传统的主要依靠行政措施推动节水的做法,手段单一,管理体系不健全,公众参与程度不够,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节水型社会”通过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能够提高全社会的自觉节水意识,把节水工作贯穿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全过程,从根本上改变节水乏力的状况。 “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是其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必由之路。 首先,就局部优化而言,“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势在必行。由于“相对缺水”的存在、水资源在季节分配上的不平衡、“丰水”向“缺水”转化的动态性,“丰水”地区同样面临着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那种认为“我们这里不会缺水,没必要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观点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其次,就全局优化而言,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动力和保障。全局的优化并不必然带来局部的优化。局部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不等于全局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丰水”地区就没有自觉、自愿节约用水的动力。初始水权的确立和水市场的建立,使节约出来的水转化为商品,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使“丰水”地区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与全局的边际成本和收益趋于一致,为“丰水”地区节水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保护了“丰水”地区节水的积极性。 三、“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经济学描述 为了对“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情况进行直观的反映,笔者将“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经济效果描绘如下。 (一)静态的初始生产曲线 设静态下全社会初始生产函数为F(X),其中F(X)代表产量,X代表水资源用量。 一般情况下,图中横轴代表水资源用量,纵轴代表产量。生产函数曲线BAC代表了在一定的生产水平下,水资源用量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BA段边际产量递增,随着水资源用量的增加,产量逐渐增加;水资源用量达到A,产量达到最大;AC段边际产量递减,随着水资源用量的继续增加,产量逐渐减少。由于AC段中,水资源用量是可控的(用多少水,由人决定,用多了,可以把用水量减下去,洪涝灾害除外),故用虚线表示。 (二)缺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描述 假设缺水地区生产函数与全社会相同,水资源用量受到水资源量的限制,最大水资源量为d,那么其产量只能达到D点,无法达到A点。该地区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改变了初始的生产函数,则形成了新的曲线B‘A’C‘。 该社会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生产函数变为F‘(X),生产函数曲线改变为B’A‘C’,从而在可用水资源量为d时,实现了比过去D点高得多的产量D‘。我们把BAC向B’A‘C’的转变视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过程。 可从我国的现实中找到例证。1991年以来,我国耕地平均每年因干旱受灾减产粮食280亿公斤,城市、工业缺水60亿立方米,影响工业产值2300亿元。由于缺水,我国的生产函数曲线达不到最优点A.与此同时,我国万元GDP用水量2002年为537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这说明我们完全有可能改善生产函数,在缺水的情况下,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高得多的GDP. (三)“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描述 以都江堰市为“丰水”地区代表,在现有的用水水平或者说生产函数下,可用水资源量有时为d(不妨设为最小值),小于最佳需求量a,有时为e(不妨设为最大值),大于最佳需求量a.在后一种情况下,为了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值,都江堰市放弃了多余水量,故其产量在D和A之间变动。 都江堰市建立节水型社会也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效果。 建立了如缺水地区的生产函数,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效率,实现在较少的可用水资源量X下的较高产量F‘(X),如:在d下的产量D’。这时,一方面,实现了较高的产量F‘(X),(F’(X)属于[D‘,A’]);另一方面,节省了水资源e-X((e-X)属于[0,e-d]),进入水市场,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未考虑初始水权界定限制)。 另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在较多的可用水资源量X下的较高的产量F‘(X)。这时,一方面,实现了较高的产量F’(X) (F‘(X) 属于[D’, E])‘;另一方面,节省了水资源e-X ((e-X ) 属于[0,e-d]),进入水市场,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未考虑初始水权界定限制)。 总之,促使生产函数优化的过程就是“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需要应对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以及带来的各种风险,但是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四、推进“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对策思考 上面的分析对生产函数进行了简化,以直接地描述节水型社会的过程。实际上产量不仅是用水量的函数,更是其它多个自变量的函数F(X1,X2,X3,X4,X5…),我们可以把X1、X2、X3、X4、X5分别定义为水资源用量、劳动力素质(包括用水意识)、生产技术(包括用水技术)、生产结构(包括用水结构)、经济体制(包括管水体制)等。生产函数之所以能够变化,是众多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化生产函数,建设节水型社会也必须从以上众多因素入手。 当前,推进“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首先要提高“丰水”地区政府、企业、公众对水资源形势的认识,充分认识水资源的稀缺性,克服“我们不缺水,不需要节水”的片面观念,增强人们对“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其次,进一步完善已有的工作手段,改进节约用水工作,提升用水技术和生产结构。制定好流域水资源规划、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加大节约用水投入,加强水资源项目建设,实施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推行计划用水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推广应用节水技术和器具、实施节水三同时四到位等,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经济、行政手段优化水资源配置。 第三,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解决“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本收益不对称的问题,从根本上建立“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长效机制。在水权、水市场制度建立之前,建议国家考虑对“丰水”地区节水、调水区调水给予适当的转移支付。 第四,建立健全专职节水工作机构和投入机制,加大节水行业的科研和培训力度,培养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加快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步伐,提高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管理水平和质量。 经济学论文:有关计量经济学的国民经济论文 一、影响因素分析 安徽省作为中部振兴大军中的中坚力量,其经济结构有着不可或缺的代表性,我们搜集到2000-2010年安徽省的部分经济数据,并据此对安徽省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 1.人均GDP:它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GDP指标越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一个地区越发发达,它的人均GDP就越高。 2.农业: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一个国家的农业越发达,它的经济也就越发达,并且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业的发展状况更加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水平。 3.工业:工业是一个地区兴盛的标志,一个地区工业越发达,文明程度就越高,因此工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提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4.运输业:运输业就像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它使得各个地区的资源得以融合,促进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且在运输业发展的今天,它给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贡献更是不可忽视。 5.旅游业:旅游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它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代表,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兴行业,其发展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所以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同样不可小视。 二、回归结果分析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18232.79,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着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着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除了X1因素以外,其他因素均大于2,说明另外三个因素对模型影响显着。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5991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5484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9083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075元。 三、计量经济学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可以看出每两个简单相关系数均大于0.8,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22115.46,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着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着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各个因素均大于2,说明每个因素因素对模型影响显着。 2.异方差性检验。通过White检验检验模型,得出nR^2的值为9.9376且P(nR^2) 0.05,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3.自相关性检验。通过布罗斯-戈费雷或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可以看出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四、总结 最终模型为:Y=1012.6200+2.6382X2+3.0338X3+0.4557X4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6382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3.0338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557元。 五、政策建议 由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及结果可以看出,农业对于人均GDP的增长可以忽略,工业,运输业,旅游业对人均GDP的影响比较显着,我们应当大力发展这三个产业。鉴于安徽省自身的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以马鞍山,芜湖,铜陵等省内工业城市为首的工业特区,发挥其临近长江,靠近南京等重要二线甚至一线城市的的优势,紧跟长三角城市经济带的政策领导,以及高效地利用地理资源,政府可以投入重资打造长江中下游城市工业区(园),开发高新技术,不断促进工业高速高效地前进。 2.皖北有个交通运输业的重市-蚌埠,号称是火车皮拉出来的城市,其地势平坦,并且又有交通运输枢纽的历史,只是近些年发展有些缓慢甚至停滞。政府可以投入资金,大力发展一蚌埠为首的皖北交通运输特区,兴修铁路,并提供一些便利支持和帮扶政策,加速皖北的兴起。并打通与北上广的交通脉络,加速省内外的交流,带动安徽省的经济向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3.安徽还有很多的旅游资源,比如黄山,天柱山,九华山等等,政府应当出资,好好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业,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与腾飞。比如为相关的旅游项目提供政策支持,为相关的自然资源保护提供资金支持,大力宣传省内的旅游景点等等,让旅游业成为带动省内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产业,并使其成为循环产业,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经济学论文:经济学视野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 摘 要:人力资源开发是企业的一种投资行为,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所需的专门人才,同时也会产生开发风险,由于它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必须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确定好人才开发规划,优化制度建设,提高执行效果,从而有效地降低开发风险。 关键词:人力资源 投资风险 规划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投资与收益比例关系问题,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时将面对一系列的风险,当然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将最大限度的评估投资的风险和回报,然后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争取利润的最大化。 一、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风险 人力资源开发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是一种投资就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风险,总的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员工流失和开发低效或无效。 (一)核心员工流失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出现的最大的风险后果就是核心员工、骨干员工的流失,这些员工的离职带走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特别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离职往往伴随的是企业中一个精英团队地流失,同时由于岗位的空缺,会影响到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也会对士气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生产效率降低,并导致员工不配合企业后续的人力资源安排,对于一些掌握了企业技术、客户等资料的核心员工,他们的流失将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开发低效或无效 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是实现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员工是一个企业与员工双赢的过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或者是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未得到提高;或者是开发的转化不到位,员工未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服务于企业,都会会产生经济、时间、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损失。企业没有获得相应知识与技能要求的员工,原计划的工作会随之受到影响,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开发成本测算出来,而间接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则无法准确计量,但可以通过开发前后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及其他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标的变化进行间接反映。 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成因 (一)外部环境的风险 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周期较长,而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快速变化的,且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制定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方案过程中,始终会面临着政策的规范与管理、面临着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变革、面临着行业的变化调整、面临着人才的竞争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企业没有认真研究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就会导致开发滞后或开发不对路,造成重大损失。 (二)零开发的风险 零开发是指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培训和开发不做任何投入的做法,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仅仅是对员工组织了岗前培训,而不考虑员工上岗后的培训和开发,有一些企业家往往将开发成本转嫁给社会和员工个人,对员工进行一种掠夺性的使用,仅仅是对其支付劳动报酬,不考虑员工的职业发展,人员结构的优化,更多的是倾向于从外部人才市场聘请,员工的岗位技能未得到提高,相应的工作效率会直接受到影响,员工职业危机感加强,对企业的认同感减弱,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这种零开发观念指导的管理行为很难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人力资源规划不当 没有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的企业,员工的开发是一项非常规性的工作,呈现出临时性、简单化的特点,由此,人力资源配置会进入一种非常规的局面,在解决人才供求缺口问题时捉襟见肘,不利于企业积极、灵活地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人才开发规划中存在的较普遍的问题是开发的盲目性、开发内容不够全面、缺乏系统性,对实际工作没有什么指导意义。目前大多数的企业都存在着重培训轻开发、重眼前轻长远的问题,开发手段单一,缺乏整体的开发部署,导致员工的职业方向不够明晰;在选择开发项目时,没有充分考虑技术条件、经营环境的变化、目的性不明确,开发的知识与技能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相对于零开发的风险,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中另一种极端的做法是认为开发是万能的,管理者急功近利,希望通过一两次的开发项目就能获得一支精英队伍,能够一劳永逸,在做规划时没有考虑企业实际发展阶段的需要、开发对象的具体情况等因素,开发目标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完全由管理者一厢情愿的强制推行,这样会使员工面临较大的压力,且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因此效果不会很理想。 (四)人力资源开发的执行不力 在开发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影响到项目的落实,如工作时间、个人时间与开发时间的矛盾;开发创新与抵制变革之间的冲突;其它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等。如果上述问题在项目执行时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在项目执行时没有给予及时的调整,就会影响到项目正常进程,使整个工作偏离预期的开发目标,导致开发低效或无效。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规划与执行之间的协调与控制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执行人员的工作态度、专业技能等方面未达到相关要求。 (五)缺乏内部成长通道 人力资源开发除了提高员工的知识与技能,还要明晰员工的职业发展目标,这样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自我超越的潜能,经过开发知识与技能得以提高,员工会自觉主动地向更专、更精的领域去学习与探索,会产生更高层次的追求。相应地也会需要更多的提高综合素质的机会和施展才能的舞台,希望自身的价值在薪酬待遇、工作职位、工作条件等方面获得认可,如果管理者不关注员工变化了的需求,企业内没有明晰的职业发展规划,员工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自我追求受到压抑,在较长时间的失望过后,其产生的结果或者是辞职转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或者是员工意志消沉,丧失了追求个人理想的执着,丧失了对工作的热情,使前期的开发效果归于零。这样的结果亦会对其他员工产生一个示范效应,使他们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持怀疑态度,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产生不满,后期的开发工作会更难开展。 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制定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一个好的规划应该目标明确、系统完整,可以动态调整。开发的目标要明确指向企业战略发展的方向,为企业的发展预先储备专业人员;系统完整则要考虑开发内容、时间上的要求,从内容上来说要根据企业发展规划的需要有计划地进行职业技能开发,时间上对一名员工的培养要结合他本人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长期的开发,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其提供 有针对性的开发项目;动态调控意味着管理者要密切注意企业经营环境、技术环境、人才供求、开发对象等主要因素的变化情况,对开发项目的目标、内容、步骤、对象等方面进行调整,保证开发效果。 (二)签订保证企业权益人力资源开发合同 确定好开发对象后,企业要与之签订开发合同。合同条款一般包括开发内容、形式、时间及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为防止员工专业技能提高后另谋高就,合同中要注明开发后的员工应在企业服务的时间、违约后的经济责任,对员工产生纪律和经济方面的双重约束,假使员工离职,企业还可获得一定的经济赔偿,减少企业的投资损失。开发合同中一个重要的条款就是竞业禁止条款,如果在员工的聘任合同中未进行有关规定,则在开发合同中,一定要和掌握了商业秘密的核心员工签订竞业禁止的内容以保障企业的权益,在发生核心员工离职、侵犯到企业的商业秘密时可通过法律手段进行保护。 (三)注重人才储备 管理者要提前做好人才储备的工作,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员工流失后出现的岗位空缺导致工作出现混乱的局面。在企业内部组建工作团队,避免出现个人控制某个工作项目的状况,工作就不会因为个人的离开而出现中断;除了团队建设还应该注意人才的梯队建设,以师徒的“传、帮、带”方式形成同一岗位的储备人才,当第一梯队人员离开时,后续梯队的人员能够迅速补充上来,保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管理者要注意更新用人观念,处理好人才为我所用与为我所有的关系,积极探索各种灵活的用人机制,建立人才信息库,在需要时可迅速与相关人员取得联系,通过聘请兼职员工、短期工,解决企业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人员缺口。 (四)加强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的建设 通过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并进行配套的制度建设,以形成企业倡导的价值体系,从精神层面上给予激励,增强企业凝聚力,引导员工的行为方式,降低流失率。企业可建立内部竞争机制,改变主要取决于上级决定的“伯乐相马”式的人才选拔方式,更多的是通过“赛马”的方式由员工自己的才能来证明实力,为员工提供展示才能的“赛场”,为其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五)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企业要有效的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就离不开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专业人员的工作保障,这些人员的业务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到规划制定的是够合理、相关制度执行是否规范、开发项目能否有效落实等问题,对他们的开发特别是更新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中之重。 经济学论文:经济学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 摘 要:人力资源开发是企业的一种投资行为,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所需的专门人才,同时也会产生开发风险,由于它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必须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确定好人才开发规划,优化制度建设,提高执行效果,从而有效地降低开发风险。 关键词:人力资源 投资风险 规划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投资与收益比例关系问题,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时将面对一系列的风险,当然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将最大限度的评估投资的风险和回报,然后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争取利润的最大化。 一、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风险 人力资源开发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是一种投资就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风险,总的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员工流失和开发低效或无效。 (一)核心员工流失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出现的最大的风险后果就是核心员工、骨干员工的流失,这些员工的离职带走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特别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离职往往伴随的是企业中一个精英团队地流失,同时由于岗位的空缺,会影响到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也会对士气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生产效率降低,并导致员工不配合企业后续的人力资源安排,对于一些掌握了企业技术、客户等资料的核心员工,他们的流失将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开发低效或无效 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是实现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员工是一个企业与员工双赢的过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或者是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未得到提高;或者是开发的转化不到位,员工未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服务于企业,都会会产生经济、时间、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损失。企业没有获得相应知识与技能要求的员工,原计划的工作会随之受到影响,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开发成本测算出来,而间接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则无法准确计量,但可以通过开发前后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及其他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标的变化进行间接反映。 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成因 (一)外部环境的风险 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周期较长,而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快速变化的,且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制定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方案过程中,始终会面临着政策的规范与管理、面临着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变革、面临着行业的变化调整、面临着人才的竞争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企业没有认真研究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就会导致开发滞后或开发不对路,造成重大损失。 (二)零开发的风险 零开发是指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培训和开发不做任何投入的做法,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仅仅是对员工组织了岗前培训,而不考虑员工上岗后的培训和开发,有一些企业家往往将开发成本转嫁给社会和员工个人,对员工进行一种掠夺性的使用,仅仅是对其支付劳动报酬,不考虑员工的职业发展,人员结构的优化,更多的是倾向于从外部人才市场聘请,员工的岗位技能未得到提高,相应的工作效率会直接受到影响,员工职业危机感加强,对企业的认同感减弱,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这种零开发观念指导的管理行为很难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人力资源规划不当 没有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的企业,员工的开发是一项非常规性的工作,呈现出临时性、简单化的特点,由此,人力资源配置会进入一种非常规的局面,在解决人才供求缺口问题时捉襟见肘,不利于企业积极、灵活地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人才开发规划中存在的较普遍的问题是开发的盲目性、开发内容不够全面、缺乏系统性,对实际工作没有什么指导意义。目前大多数的企业都存在着重培训轻开发、重眼前轻长远的问题,开发手段单一,缺乏整体的开发部署,导致员工的职业方向不够明晰;在选择开发项目时,没有充分考虑技术条件、经营环境的变化、目的性不明确,开发的知识与技能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相对于零开发的风险,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中另一种极端的做法是认为开发是万能的,管理者急功近利,希望通过一两次的开发项目就能获得一支精英队伍,能够一劳永逸,在做规划时没有考虑企业实际发展阶段的需要、开发对象的具体情况等因素,开发目标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完全由管理者一厢情愿的强制推行,这样会使员工面临较大的压力,且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因此效果不会很理想。 (四)人力资源开发的执行不力 在开发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影响到项目的落实,如工作时间、个人时间与开发时间的矛盾;开发创新与抵制变革之间的冲突;其它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等。如果上述问题在项目执行时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在项目执行时没有给予及时的调整,就会影响到项目正常进程,使整个工作偏离预期的开发目标,导致开发低效或无效。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规划与执行之间的协调与控制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执行人员的工作态度、专业技能等方面未达到相关要求。 (五)缺乏内部成长通道 人力资源开发除了提高员工的知识与技能,还要明晰员工的职业发展目标,这样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自我超越的潜能,经过开发知识与技能得以提高,员工会自觉主动地向更专、更精的领域去学习与探索,会产生更高层次的追求。相应地也会需要更多的提高综合素质的机会和施展才能的舞台,希望自身的价值在薪酬待遇、工作职位、工作条件等方面获得认可,如果管理者不关注员工变化了的需求,企业内没有明晰的职业发展规划,员工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自我追求受到压抑,在较长时间的失望过后,其产生的结果或者是辞职转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或者是员工意志消沉,丧失了追求个人理想的执着,丧失了对工作的热情,使前期的开发效果归于零。这样的结果亦会对其他员工产生一个示范效应,使他们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持怀疑态度,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产生不满,后期的开发工作会更难开展。 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制定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一个好的规划应该目标明确、系统完整,可以动态调整。开发的目标要明确指向企业战略发展的方向,为企业的发展预先储备专业人员;系统完整则要考虑开发内容、时间上的要求,从内容上来说要根据企业发展规划的需要有计划地进行职业技能开发,时间上对一名员工的培养要结合他本人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长期的开发, 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开发项目;动态调控意味着管理者要密切注意企业经营环境、技术环境、人才供求、开发对象等主要因素的变化情况,对开发项目的目标、内容、步骤、对象等方面进行调整,保证开发效果。 (二)签订保证企业权益人力资源开发合同 确定好开发对象后,企业要与之签订开发合同。合同条款一般包括开发内容、形式、时间及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为防止员工专业技能提高后另谋高就,合同中要注明开发后的员工应在企业服务的时间、违约后的经济责任,对员工产生纪律和经济方面的双重约束,假使员工离职,企业还可获得一定的经济赔偿,减少企业的投资损失。开发合同中一个重要的条款就是竞业禁止条款,如果在员工的聘任合同中未进行有关规定,则在开发合同中,一定要和掌握了商业秘密的核心员工签订竞业禁止的内容以保障企业的权益,在发生核心员工离职、侵犯到企业的商业秘密时可通过法律手段进行保护。 (三)注重人才储备 管理者要提前做好人才储备的工作,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员工流失后出现的岗位空缺导致工作出现混乱的局面。在企业内部组建工作团队,避免出现个人控制某个工作项目的状况,工作就不会因为个人的离开而出现中断;除了团队建设还应该注意人才的梯队建设,以师徒的“传、帮、带”方式形成同一岗位的储备人才,当第一梯队人员离开时,后续梯队的人员能够迅速补充上来,保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管理者要注意更新用人观念,处理好人才为我所用与为我所有的关系,积极探索各种灵活的用人机制,建立人才信息库,在需要时可迅速与相关人员取得联系,通过聘请兼职员工、短期工,解决企业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人员缺口。 (四)加强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的建设 通过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并进行配套的制度建设,以形成企业倡导的价值体系,从精神层面上给予激励,增强企业凝聚力,引导员工的行为方式,降低流失率。企业可建立内部竞争机制,改变主要取决于上级决定的“伯乐相马”式的人才选拔方式,更多的是通过“赛马”的方式由员工自己的才能来证明实力,为员工提供展示才能的“赛场”,为其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五)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企业要有效的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就离不开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专业人员的工作保障,这些人员的业务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到规划制定的是够合理、相关制度执行是否规范、开发项目能否有效落实等问题,对他们的开发特别是更新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中之重。 经济学论文:新婚姻法对城市青年婚恋观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社会价值观念是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 指导着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先声。〔1〕 而婚恋观指导着人们的一切婚恋行为,婚恋观的变化在家庭的构建和维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外在表现形式是择偶标准的变化。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的和谐稳定往往对一个社会的良好运行和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我国当前处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尽管婚恋观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在不同环境下的择偶标准不一。其中在择偶标准中一直存在一个基本矛盾:物质与爱情的矛盾,“注重追求个人的情感需求还是注重经济等物质因素的作用,成为现代人择偶时的一个两难选择”。〔2〕然而主流的婚恋观应该是符合整个社会发展所需的,有利于家庭稳定和社会的可持续进行。从这一角度来讲,扭曲的婚恋观是指不利于人类社会良好发展和延续的,通过不合时的择偶标准具体形式指导人们进行婚恋行为选择的社会价值观。在当前主要表现为大部分城市青年(这里的城市青年主要指达到适婚年龄,在城市长期居住工作的青年,这部分人才是面临房价和婚房问题的主要群体)婚恋观的日趋物质化、世俗化,在择偶的过程中经济因素超越了感情因素的考虑,尤其体现在婚房成为结婚的首要权重因素。 扭曲婚恋观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城市青年在婚恋市场二元化,出现供需结构性失衡,笔者将其概括为结构性无偶现象。本文所谓的婚恋市场二元化是指,与贝克尔“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结婚”相对应过来的概念,把婚恋市场分成“有房适婚男性”和“无房适婚男性”两个市场,具体展开见下文。结构性无偶是指,尽管婚恋市场上存在较多的求偶需求,但由于处于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以及个人特质的差异,适婚男女出现供需不匹配,导致无偶男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比例过大,给社会运行带来诸多不良影响。 一、城市青年婚恋观的扭曲现象 在中国,买房结婚是一种固有的情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中国人更注重安土重迁,房子能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置业情节严重,“婚房”也就自然成了结婚的“必备品”。结婚买房本无可厚非,但在高房价形势下,婚房却引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房价的一路攀升,大大超出了城市青年的支付能力。有学者利用全国的数据,创建了一个以房价收入比为核心的住房压力指数,实证分析得出,2007 年中国住房压力最低的是呼和浩特,指数为29%,而西方学者认为合理的家庭负债比例不超过1/3,中国当前有一半以上的大中城市住房压力指数超过这一标准。〔3〕作为工作刚起步的青年工作者,收入相对而言比较低,积蓄非常薄弱,住房压力自然更大。 中国结婚形式一直以来还是女性脱离父母,进入男方家庭或重新组建家庭。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对住房的需求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沉重的住房压力下,女性在择偶过程中把是否拥有住房作为衡量配偶的一大重要甚至第一标准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物质型”婚恋观对当下青年影响愈发严重。〔4〕《2010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70.8%的女性认为男性必须有房才能结婚”。〔5〕另据2010年“首都市民价值观调查模型建设研究”课题调查发现,高达43.7%的青年女性认同“有车有房是当今择偶的基本条件”。“拜金女”“闪婚族”“房奴”“恐婚族”“大龄未婚女”等群体随之增加, “宝马名言” “房奴”“蜗婚族”等辞藻不仅在网络上频频使用,在现实中也广为流传。高房价对女大学生的婚恋观影响尤为明显,这一群体流行着“男靠家,女靠嫁”的说法, 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们将婚姻视为就业的一条捷径,戏称为“曲线就业”。〔6〕婚恋观世俗化、物质化现象严重。尽管关于此问题争论颇多,但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真正对其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运用婚姻经济学的理论对其展开分析,探讨婚恋观扭曲导致婚恋市场结构性无偶的过程及其影响,进而提出相关的对策。 二、结构性无偶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分析 婚恋问题的研究广泛存在于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领域,然而作为婚恋主体的男女双方大部分情况下是具备劳动能力的人,是资源的一种。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他们之间的匹配和结合,实质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从男女个体来讲,他们的择偶过程,实质是把对方作为一个消费品进行选择购买的过程。因此,基于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婚恋问题,赋予了对此问题的认识较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更多的理性成份。 (一)婚姻经济学理论基础 学术界最早开始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婚姻是亚当·斯密。在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 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讨论了在工人阶级中, 贫穷如何抑制婚姻这一问题。运用经济学工具和技巧来探索为何结婚、何时结婚以及与谁结婚是近期的发展。大卫·戈尔和劳伊德·夏普利( David Gale and Lloyd Shapley 1963)最早发展了一个婚姻匹配模型。〔7〕 英国学者詹姆斯·费雷泽则通过社会交换理论来分析婚姻关系。〔8〕而国内学者从经济学视角探讨婚姻的典型代表有王宇中的“美满婚姻二维匹配模型”理论,强调男女双方资源的对等性和特质的契合性〔9〕。李煜、陆新超着重从先赋性和自配性两个角度分析了婚配的变迁。〔10〕然而对婚姻经济学概括较为系统的还属加里·贝克尔,下面笔者就其婚姻经济学的部分理论作一个简单的梳理,主要包括两部分:选择结婚的动机和婚姻匹配的对象选择。贝克尔假设家庭产出对于夫妻双方来讲是单一的同质商品,换言之,男女双方从婚姻中所获的收入是相等的。那么对于所有结婚者来说则有下列等式:〔11〕 另外贝克尔还对婚姻匹配的对象选择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结婚”“这样的婚姻市场才会是家庭产出最大化”。从单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他们往往追求的是比自身等价或者更优者结合。 在已有的婚姻经济学研究成果中,大部分学者在讨论婚姻市场供需平衡问题时,主要考虑的是婚恋市场上的市场因素怎么影响供需平衡的。诸如个人特质(商品特性)、男女比例(供需数量变化)、择偶偏好(消费者偏好)等。即在充分自由的婚恋市场上,结婚的双方基本上是对等的质量。但考虑到区域隔阻、时间等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还是会出现诸多婚配失败的现象,这些都是由于婚恋市场自身缺陷造成的,只是暂时性的供需不平衡,能靠婚恋市场内部进行调节的。然而,在一些 特定的环境下或特定时期,非市场因素通过影响市场因素往往会给婚恋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对于婚恋市场来说,居高不下的房价便是一个影响强烈的非市场因素。它的出现导致了婚恋市场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衡,是婚恋市场本身所不能自动调节的。 (二)结构性无偶的形成及其影响 本文主要是从城市女青年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笔者把适婚女性看作是婚恋市场上的需求方D,男性为供给方S,而女性在婚配时的心理预期收入为市场价格P。为进一步展开分析,明确几个限定条件是很有必要的:1)在新婚姻法出台前后,适婚男女的收入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可以忽略极小部分的暴发户),换言之,他们的绝对支付能力在这一时期是稳定的;2)贝克尔把男性区分为高质量男子和低质量男子,本文则根据有没有住房将其分为“有房适婚男性”和 “无房适婚男性”。前者既包括在城市已经拥有住房,或者已经具备购房的实际支付能力(不管这种实际支付能力是自身具备的还是遗赠得来的),后者则相反。3)假设“有房适婚男性”和 “无房适婚男性”两群体可以看成是能够区分的两个市场。4)P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地稳定,即女性对于婚配结果的心理预期较为稳定,例如获得和谐的婚姻,美满的家庭等。 假设在房价虚高(以超出平均居民实际支付能力为分界点)的态势前,如图(1)、(2)分别为MH 、MNH市场,P为购买方(即女性)对其能支付的对价,即购买方能从婚配中获得合理的预期收入水平,此时MH 、MNH市场在价格P0水平均达到均衡状态。即在房价虚高前,婚恋市场正如贝克尔所假设的“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结婚”达到较为均衡的状态。然而随着房价这一非市场因素,导致了需求方(女性)消费的偏好产生了转移。这一转移过程是这么进行的:在中国传统婚姻模式下,一般是由女性脱离父母,嫁入男方家庭,也就是婚姻剥离了女方的原居住地,此时女方在婚配中必须衡量男方有没有住房,但随着房价的虚高,大大超出人们实际支付能力时,拥有住房的男性相对在减少,而没有住房的男性相对在增加。从女性角度来讲,由于价格P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地稳定,即女性对于婚配结果的心理预期较为稳定。然而房价的虚高大大地增加了继续维持这种心理预期的成本,如果把目光从“无房适婚男性”转移到“有房适婚男性”,就可以消除这增加的成本。女性在婚配中对住房的需求,这种心理变化投射出来的是对 “有房适婚男性”的需求绝对和相对地增加。相应地,婚恋市场会发生如下变化:在MH市场上,供给曲线减少到S2,需求曲线增加到D2,从而出现需求过热,产生缺口QH2-QH1;而在MNH市场上,供给曲线增加到S2,需求曲线减少到D2。从而出现供给过剩,产生剩余QH2-QH1。只要其条件保持稳定,这种缺口和剩余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消除的,仅靠婚恋市场自身是无法调节的。在“有房适婚男性”市场上,大比例的无偶女性增加,而在“无房适婚男性”市场上,大比例的无偶那男性增加,形成结构性无偶现象。 结构性无偶带来的社会问题颇多,最为直接的是大量刚毕业的男大学生、进城务工的农村男青年、收入微薄的适婚男性群体求偶难, 大龄未婚青年增多,退后了整个社会的结婚年龄, 进而影响到我国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另外由于在择偶过程中过于注重经济因素,导致婚姻质量下降,离婚率逐年增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最后,扭曲的婚恋观会给整个社会风气带来长久而且深远的不良影响,对国人的价值取向产生误导,不利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 三、新婚姻法对结构性无偶的调整 2011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5次会议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新婚姻法)于同年8月13日开始实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关注的焦点在新婚姻法的第七条和第十条。前者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被网友俗称“谁父母出资,房子归谁”。后者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被网友俗称“谁首付,房子归谁”。 有网友称新婚姻法的出台使“婚姻在拜金路上刹车”,看似调侃,其分析起来不乏几分道理。新婚姻法的第七条和第十条无疑给广大女性一个申明:法律上不再承认仅仅通过婚姻缔结而获得的房产权(夫妻之间的遗赠除外),通俗讲就是如果房产权当时或将来归男方所有,结婚后女方并不能自动获得部分房产权。对于婚恋市场而言,新婚姻法属一个非市场因素,它的到来使得“有房适婚男性”弥补房价给女性带来的成本这一功能大打折扣,或者弥补的风险性大大增加。相反,与情投意合男性结婚,尽管房价带来的成本依然存在,但对婚后婚姻稳定的预期会提高。不管嫁给“有房适婚男性”还是情投意合的男性,房价带来的成本都等价存在,但后者的婚姻稳定性更高,这就使得女性的目光从“有房适婚男性”转移到情投意合的男性身上,即贝克尔说的“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结婚”的均衡状态。如图(3)、(4)所示, T0表新婚姻法出台时间, L1 、l1分别反映“有房适婚男性” 和“无房适婚男性”需求量的变化,L2、l2分别反映“有房适婚男性” 和“无房适婚男性”供给量的变化。T0时,需求量下降,出现拐点,房价的上升导致供给量缓慢下降,但幅下降幅度比需求量曲线小,因此MH市场缺口逐渐缩小。由于女性对MH的需求量减少,则会转移到MNH市场进行挑选,则对“无房适婚男性”的需求量增加,l1出现拐点,这一市场上的剩余逐渐减少。 由上述分析可见,新婚姻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对结构性无偶进行了调整。最新出炉的《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写道:“2011年的调查中68.3%的女性认为男性要有房才能结婚,2010 年的调查中 70.8%的女性认为男性要有房才能结婚,比例有微弱下调。” 〔12〕 但报告同时表明, 46.8%的人表示对新婚姻法的“具体内容不是太了解”,可见新婚姻法的影响范围和程度还是比较小的。 四、结论 婚恋观涉及到我国社会稳定以及未来人口结构发展等社会问题,扭曲的婚恋观及其带来的结构性无偶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因此采取一定的措施是必要的。 (一)加大新婚姻法的宣传力度。新婚姻法的出台,让已经变形了的婚恋观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扭转,对结构性无偶产生了一定的调整。然而由于新婚姻法出台的时间 较短,知晓度相对较低,因此为进一步加速扭转趋势,有必要加大新婚姻法的宣传力度, 使更多的城市女青年了解新规定,逐渐降低房价在婚恋条件中的权重,进而对自身的婚恋行为作出慎重选择。在基于情感和经济因素的综合考虑上,选择更为稳定的婚配对象,提高整个社会的婚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离婚率的上升,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 (二)减轻青年住房压力, 弥补婚恋二元市场的鸿沟。由上述分析可知,婚恋市场出现的结构性无偶主要是由巨大的住房压力带来的。因此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政府务必要采取一定措施减轻青年的住房压力,加大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房地产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加大贫富差距调节力度,使低收入青年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增加收入,逐渐弥补婚恋二元市场的鸿沟,提高适婚男女的匹配率,促进婚恋市场有效运行。 (三)积极健康的婚恋观引导。自然婚恋问题不能仅靠一纸文书就能决定走向的,还应结合“本质上在全社会推动忠贞、责任、和谐、挚爱的家庭情感和婚姻观”双管齐下,引导我国青年形成积极健康的婚恋观,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论文:计量经济学教学改进建议论文 一、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课程教学定位不明,缺乏专业针对性。以我校为例,《计量经济学》是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信息管理、会计、物流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的必修课程。然而不同专业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要求不同,如信息管理、物流管理、国际贸易等专业要求定量分析较多,应以理论方法为主,而工商管理、会计、市场营销等专业则应以实际应用为主。并且,每个专业都有其专业特点和要求,必然导致计量经济学在各专业的应用和应用程度有较大的区别。然而,现有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设置、教材建设、教学大纲的规范都过于泛化,难以适应专业需求。特别是教学案例的分析,此专业学生听彼专业的案例,往往会听得云里雾里的,结果不能激发学习的兴趣,所以学校在安排课程时应尽量一个专业一个班,而不是多个专业一起,应根据不同专业学生设置教学案例。 2、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单一化。目前,计量经济学教学方法或教学手段大体经历了由黑板教学到黑板与多媒体结合,再到多媒体教学的过程。黑板教学多侧重于计量经济学基础方法的数学推导和逻辑推理,而多媒体教学则更多以PPT的板书方式、计量软件辅助教学来展开计量经济的学习。现在比较受推崇的教学方式是黑板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只有在必要时才会用黑板表达相关方法的基本数学原理。一般院校要求计量经济学课时至少要48课时,有的甚至要96课时。那么,对于如此复杂的课程来说,要想在短短的48课时内讲完一元或多元线性回归、非线性回归、虚拟变量、异方差、自相关、多重共线性、联立方程和时间序列等内容,来配合事先拟定好的教学进度计划,就算是从事多年计量经济教学的教师也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掌握教学内容、各知识点之间的逻辑、重点和难点,何况那些专业基础知识不是很扎实、刚刚接触计量经济学的学生,他们只能被动地去接收老师所要传达的所有信息,难吸收、理解这些信息的内容和作用,更无从谈其应用。 3、轻能力培养与实际应用。学习计量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学会应用。然而,现在普遍存在的现象:大多数学生不会应用倒还算是小事,更甚者是根本就忘记计量经济学内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1)缺乏研究创造性培养,这一点主要体现着案例教学上。现有计量经济学所提供的案例都是与章节内容紧密相连的,但多数案例仍然过于简单化和抽象化,没有给予学生充分挖掘的计划,而使案例教学流于形式。我们知道,计量经济学讲究的是由问题入手,然后选择变量—设计模型—收集、处理数据—建立模型—模型检验的过程。以GDP数据处理为例,学生首先应该判定GDP是按可比价格计算,还是按现行价格计算的;然后要检验这个数据是不是存在异方差性、自相关性等问题;最后,通过相关方法的解决处理,才能用这个数据去分析问题。而事实是,我们把所有可能面临的问题都想到了,都提前做好了,那么学生在做案例时就像填空一样,机械地完成教学内容的每一步,仍过多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这样既达不到计量经济学习的目的,也不能锻炼学生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2)计量经济学的理论课与实践课衔接性不强。应用计量经济学除了要学会计量方法,还要学会相关计量软件(如Eviews,Stata,SAS等)操作与分析。然而,现在问题是计量经济的理论课与实践课衔接性不强:一方面是由于教学计划导致的,48课时除了要上理论课,还包括实践课,这就很难两者兼顾;另一方面就是学校的教学条件跟不上,如实验室太小,计算机太少,一次安排不下很多人上机等情况,这样分批次就会影响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再者,课堂上老师与学生互动环节较少,学生演示机会不多,也会降低其学习计量经济的兴趣,课后不愿动手去练习操作。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的若干改进建议 1、合理安排课程设置。《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宏微观经济学、高等数学、矩阵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济统计学 等先修课程的良好基础。许多老师都会有“难教”的感觉,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学生的基础知识不够扎实,但作者认为也与专业培养方案的设置有关。比如大一、大二期间学习高等数学、宏微观经济学、矩阵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和统计学的学习,大三第一学期就应该紧接学习计量经济学,而不是将计量经济学安排在大四,这样学生就会很快投入到计量经济学的学习中,容易理解和吸收,而不是找寻或重拾学过但已忘记的内容。再者,我在教学中就碰到过将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安排在同学期同时开课,甚至统计学比计量经济学晚开课,这样就给计量经济学老师授课时带来很大的困难,在讲授过程中还得兼顾统计学基础知识的讲解,不但占用计量经济学的授课时间,也会打乱教学大纲安排,严重影响教学效果。公务员之家 2、强调专业教学。这样做主要是比较有针对性,将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内容与专业案例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了解计量经济学在本专业哪些领域应用,如何应用,怎么实践等,从而克服计量经济学“难学”、抽象而模糊或无从下手的局面。以国贸专业为例,就会根据专业背景选取实际利用外资额(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影响等问题来研究,既从定量角度让学生真正了解贸易对中国的影响情况,又将所学计量经济的内容融会贯通,并且一个案例的分析还能启发、衍生出新的问题,就可以跟学生共同探讨、研究,增强相互之间的沟通,有利于促进学生自发去学习本门课的兴趣。 3、重视启发教育。计量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分析问题的工具,那么就需要去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去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才能充分展示计量经济这门工具的有效性。为此,要重视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协作学习等现代教育理念在教学中的应用,如展开课程论文研究与写作等形式。老师通过有针对性地讲解哪些是好的选题,哪些是不好的选题,这一选题的目前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然后以问题出发,结合所学的计量经济内容让学生参与、判断、分析这些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学生就会改被动变主动,积极去学习。此外,计量经济学教材的选取也是很重要的,一本好的教材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因此,对于非统计专业学生来说,教材的选取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内容简练,深入浅出,避开复杂的数学推导过程;(2)重点介绍计量经济方法、计算结果的统计与经济意义分析;(3)详细介绍计算机软件操作步骤,帮助学生理解计算结果,学会计算操作;(4)教材结构和内容设计要具有继承性和集成性,要能兼顾国内外同类教材的精华,介绍计量经济的前沿知识,体现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经济学论文:世界与计量经济学探讨论文 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论说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科学史上关于宇宙本质的争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对宇宙是有序运转的,还是无序地紊乱地运转的认识支撑了我们对于科学的信仰、我们的情感和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人生 哲学 。也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计量 经济 学 得以建立。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学习计量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第三个问题,我将之称为“计量之美”。我一直相信任何一个学科都是极其美丽的,因为,它们不仅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行的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许多世俗智慧甚至一种人生哲学。因为我一直坚信,即使是读同一本书,不同的人也会得到不同的读书体会。因此,在这个问题之下,我仅就自己的体会谈谈计量经济学的世俗智慧和对我们人生态度的启迪。 一、随机行走的世界 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认识和思考,一直以来吸引着各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智慧。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本质上是什么样的呢?是以一种有序的、有规律的方式在运转还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运转?这种运转能否为我们的智慧所认识?人们对这些关于宇宙问题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类自身的智力进化和卓越品质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我们今天的视野所及的范围,我们知道对这些问题思考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是由18世纪的思想家们做出的。18世纪的思想家们建立了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体系,他们设计了一个“有序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决定论”的世界观,坚信这个世界正在按照某种已经设计好的秩序在运行。持有这个“决定论”观点的人包括诸如牛顿、爱因斯坦等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这个体系的科学性则是由牛顿定律和对牛顿体系进一步思考的 数学 定律所保证的。当然,自然科学家们这种关于宇宙的信念和洞见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从事 社会 科学研究的思想家们,其中也包括经济学家。 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思想根基也是源于这样的一种信念。他把这种自然科学的有序世界的观点应用到人类社会里,形成了一种从看似“无序”到“有序”的观念,提出了一个“和谐的经济系统”的观点。这种和谐的经济系统的动力则是人的自利动机。 我们决不应该低估这种关于世界的观点的影响力和洞察力。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下生活并做出各种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决策。一种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的“完美和谐”的信念直接导致了大家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的质疑,并且主导了许多关于政府问题的争论。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们对于自由经济的信心和我们对于世界的信仰。 但是这一体系在历经几个世纪之后,遭到了怀疑。对于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的挑战来自于 统计 观点,尤其是概率论的成功。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二者对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们说,消费函数是 ,其中, 是自发消费, 是可支配收入,c是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 写作 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 。这个消费函数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数学若干函数中的一个。这个函数明白无误地说明,居民的消费量将精确地取决于可支配收入、自发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这种函数关系是一种确定性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于居民消费的断言在现实中毫无疑问是会受到质疑的,居民的消费量并不是精确地取决于这几个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消费关于自发消费、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随机的,有着概率分布的。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持有决定论观点的人依据一种确定性的函数关系认为,这个世界将会精确地按照数学定律所描述的那样运转。而持有统计观点的人却认为,即使是知道了这种关系,消费与其他几个因素之间仍然是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有着概率分布的关系。 我们把后一种对于世界的观点叫做统计观点,正是这种统计观点,打破了原来思想家们头脑中的有序结构。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分歧似乎是让人迷惑的。因为,当我们在利用统计方法的时候,我们却得出了一些几乎完全可靠的定律。而且,统计总体越是偶然、紊乱,就越能更好地表现出统计规律和必然性。比如,我们投掷硬币,当我们投掷的次数足够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竟然惊人地各是.5。再比如,我们对于某种考试成绩的统计发现,如果样本足够的大的话,成绩分布将会呈现一种正态分布。并且,人数越多,成绩就越呈现标准正态分布。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看起来我们做事情可能犯错误的情况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人几乎不能随意地犯错误!总之,某些看起来是无迹可寻的东西,似乎又都可以找到规律。这样,决定论和统计观点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统计观点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定律,任何所谓的定律其实都是有着某种概率的“可能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随机行走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在人类社会中,如果我们相信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世界都是随机行走的,那么人类社会也会表现出这种随机性看来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随机行走的世界会因为其不确定性而无法认识,即使这种随机行走的世界确实可能形成一种混沌状态。我们能够在“决定论”和关于世界的“统计观点”那里架起一座桥梁。那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定律,这些定律是对某些事情本质的一种最好近似,即使这些事情的本质可能并不是一元的。或者说,这个世界会从无序走向某种程度上的有序。对这些统计定律的发现,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就是计量经济学的任务了。 二、随机行走的世界与计量经济学的任务 事实上,统计的成功应用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17世纪,有一位叫做格兰特的英国商人就通过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杀、各种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这几乎叫人感到惊奇!而且也是统计学的成功使得人们日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定量 材料 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决策者,都应该思考数据。 计量经济学就是为了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探讨统计性规律!因为只要知道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这个世界。但是要记住这种认识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规律来进行预测。进行预测是我们关心规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更加值得称道的是,计量经济学在推断统计规律时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永远是不会完全的,我们只能根据部分“样本”来推断这个世界的整体状况。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进行完全的观察,我们就期望可以得出一个关于这个世界本质的定律。可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观察到,也可以说,我们认识的局限是不确定性的来源。能否由样本近似地认识整体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坚信可以由样本来推断整体规律的信念的话,我们就不能建 立这门学科。 这种由样本来对整体进行推断的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方法。我们要通过一种叫做回归分析的技术来达到这个目的。“回归”这个词最先由F.加尔顿(Francis Galton)爵士引入。加尔顿研究发现,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父母高,儿女就高;父母矮,儿女也矮。但是高个父母的儿女们在同龄人中并不像父辈那样在同龄人中显得那样高,儿女辈的平均身高将“退化”到或者说“回归”到全体 人口 的平均身高。这也叫加尔顿的“普遍回归定律”。加尔顿在智力遗传的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般来说,天才是要遗传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却要比他们的父辈们平庸,也就是他们的智力水平将“回归”到中等水平。但是,对于这种回归背后的动力分析可能已经超出了计量 经济 学 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即使这种研究也许会导致一种有意思的 哲学 的建立:所有的有机组织都将趋于标准状态! 回归的现代意义则稍微有点不同。现代意义上的回归是指,一个叫做因变量的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关的关系。实际上,回归和相关是两个极容易混淆的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既是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哲学上宣称,这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个宣称的深刻性在于确认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全独立的。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 社会 死于癌症的人逐渐增多,这二者是相关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是现代社会导致了更多的人染上癌症。再比如,这也经常被用来反驳 统计 结论,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的情况可能和这个国家一个时期的太阳黑子出现的情况存在一种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相关关系却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任何 指导 。在这个问题的区分上,就是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之间的分歧了。计量经济学讨论的是回归关系,这种回归的特点在于,我们试图根据某些变量的数值来估计另一个量的数值,我们要依据这种关系进行预测。比如,我们试图通过研究父母的身高来估计其孩子的身高。这种估计就要依赖于我们所关心的两个量之间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联系。而相关关系则充斥着统计学的各个方面。并且因为世界的普遍联系性,相关关系是一种常态。 基于上面的差别,在回归中,我们要求解释变量是确定的,可以控制的,但是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可以是随机的(被解释变量正是我们要估计的)。但是在相关关系中,这二者并不加以区分。之所以说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是源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就存在一种难以言明的精密联系。我们实在不能够足够自信地认为我们可以确定哪些变量可以控制,哪些变量之间可以精确地被认为是一种回归关系。比如,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找出一种机制使得癌症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回归关系,就像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理论来说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存在着回归关系。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持谦虚。同时请记住:具有回归关系可能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具有因果关系。在判断因果关系时,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很不好说,也许看似因果的两个事件,实际上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就像佛经中认为的那样:因果是循环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计量经济学的性质,实际上是为了表达我们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层次上认识世界,我们坚信这个世界存在着某些统计规律,应用这些规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认识和改造世界。计量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借助近似地描述了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间联系的函数,主要是回归函数,来描述这种关于世界运行的定律。 但是,计量经济学在得到这个回归函数时所使用的复杂的 数学 推导可能会让我们在特定的时段感到计量经济学的混乱和无序,即使在最后我们坚信可以实现一种理解上的有序。但是,过程中的痛苦可能会让很多人驻足。这里,我们想提前接触一下,那条驾驭计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灵魂。 因为,认识世界的理论的建立来自于对世界本质表现出来的现象的分析。有两种对现象进行分析的方式:一种是对现象直接进行操作。这种操作极其便捷,简单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对天赋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处在于这种对现象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可能广受争议。另一种方式则是对现象的属性——数据来进行操作。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因为是用数据说话,可能争议较少。但是,不利之处却是,这种分析结论却要严格的依赖于数据的质量,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质量不会比数据的质量更好。 尽管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还是推荐计量的方法。因为,数据的质量可以通过统计手段和统计工具的完善加以解决。并且,根据我们的概率知识,即使这种有误差的数据,其误差也是有规律的,误差情况总是会表现为正态曲线。那么如何来对数据进行操作呢?计量经济学的思路通常是这样:最简单的情况下(双变量回归),在一个坐标平面上画出散点图,发现其大致的规律,通常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关心的两个简单量之间呈现一种类似于线形的关系(当然,也可能不是线性的,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把这种线形的关系利用解析几何的知识转化为直线方程并不困难。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直线方程是一个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方程,就是在“某种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的一种描述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的任务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发现这样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 但是,在从数据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变量间“规律”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在使用数据之前,通过对先验的知识进行演绎和推理从而得出一系列“定律”。这就是我们在数理经济学中所看到的那些数理方程式。这些数理方程就是我们对世事认识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导。尤其是在确定我们所考虑的变量之间的可能具有的关系时很有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应用这些方程式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并没有得到证明。计量经济学提供了一种这样的证明。我们可以利用数据来 检验 这些先验的定律是否符合实际,或者得出一种明确的可以应用于实际的形式,从而对数理方程做出了适合实际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中,因为不同的 文化 等隐性的制度因素,这些定律可实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始于一种对世界认识的先验的推理,建立一种解释世事的假说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个学者的虚荣心。 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说计量经济学的灵魂是:通过先验的演绎和推理得出理论模型,最好是数理模型。数理模型中会有参数,那么利用数据对这个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一条回归方程,并通过假设检验来确认这个方程式。如果这个方程式满足了理论建立时的要求,那么就证明了那个先验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理论进行预测。接下来的计量分析就是在这些思路下进行的技术探讨了。 公务员之家 对计量经济学这套思想方法和其技巧的同时掌握,是掌握这门学科并加以实际运用的重要素质。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是一个计量人的必备素质。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伟大的思想来源于熟练的技巧。就像武侠中的“打狗棒法”虽然只有十八路,但是,一个使过无数次“打狗棒法”的丐帮帮主足可以因这十八招而笑傲江湖了。但是,如果过于沉迷于高级计量的数学推导,我们就很可能失去欣赏这门学科所固有的魅力的机会,并且因为数学知识的缺乏而造成的沮丧可能会阻碍对其进一步的学习,从而失去了领悟计量经济学所蕴含的大量关于生活的智慧的机会。因此,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对计量经济学的技术过多的论及,而主要是看其蕴含的智慧之美。 三、计量经济学:智慧之美 最能让我们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这种从样本推断整体的思想。如果能够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的话,我们对这种思想可能会更加珍视。比如,如果我们有一种信念,比如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努力成为一个书法家。那么我们能够怎么做呢?计量经济学和书法家们都会这样建议你:先选取几十个字来,集中精力把这几十个字练好,最好是临摹以往大师们的作品。这样,你就几乎能够发现写好 字的要领。因为,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字都练习到,我们只能够由“样本”来推断所有字的写法。并且,我们坚信这些“样本”蕴含了足够多的关于写字的要领或者说是写字规律的信息。这就是计量 经济 学 的智慧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几乎将这种计量经济学的思想推广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可以 指导 我们成就卓越。无论是学习、应试、还是搞 艺术 ,甚至想要成为武林高手,都可以应用这种思想。“样本”往往是我们窥看世界本质的窗口!有心人自会从这里得到无尽的启发。 计量经济学就像从一个古老的神谕里蹦出来的智慧精灵,它几乎全面的改变了我们对于脚踏实地的看法!掌握一种过硬的分析数据的能力,无疑会全面的改变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这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是极其重要的。经济理论经常地被认为是一门空洞无用的理论,这是在未有数据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见批评,先验和演绎的方法,很多人认为,不能够对 社会 科学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但是,有了计量经济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从数据出发来进行我们的分析和预测,这种工作方式无疑会培养我们踏实做人的人品。并且因为处理问题的独特技巧和思维,掌握计量工具的人会得到青睐——来自上司和运气。 在我看来,计量经济学还对我们的人生 哲学 有着指导意义。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就好像那滑过天际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间的美丽。这瞬间如何解释?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一个瞬间? 人不过是苍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如果这个宇宙尚且遵循着从无序走向有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个信念加以演绎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的随机行走过程。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下一个时段,我们会经历什么、会遇到什么,甚至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都是不确定的。这个过程是随机的、紊乱的、偶然的和无序的。但是,这种无序和紊乱最终会走向有序。用计量经济学的说法,我们会从这些紊乱偶然的样本中得到一个回归方程。这个回归方程就是我们的人生轨迹! 当然我们对于这个轨迹的认识永远是后验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之前就得出一个回归轨迹作为我们人生的预测,这种东西没有预测意义。那么这种有序的观念究竟能给我们什么人生启发呢? 那就是: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对于发生于我们周围的看起来是好事或者坏事的东西耿耿于怀,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太过挑剔上天对我们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国自古就有“福祸”的智慧之言。以一种应有的宽容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人生无疑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甚至我们的职业追求也是如此,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或者不好,我们的人生轨迹在我们某些年里需要紊乱和无序,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思想,越是紊乱和无序的样本,我们就越容易得出稳定的 统计 定律——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传记就可以发现,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们可能做过记者,参过军,被抓到过牢里,看起来和其最终的路径有了很大的背离,可是这些背离最终回归到这条路径上。事实上,我们并不好确定,是不是这种每个阶段的紊乱和无序最终造成了他们稳定的人生轨迹?! 人生需要这种随机性。并且如果我们要想有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依照计量经济学的理念,我们还要让我们的人生经历这一样本足够大。如何让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多?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随机性?那就是:我们要过主动追求的人生。当我们在生活中有意识地主动去追求时,我们就在客观上丰富了自己的经历,并且扩大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因为,在你主动追求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惊喜和奇遇。消极和封闭的人生态度不利于扩大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样本不具有变异性,就难以得出好的回归方程。我们都应该学学“苍蝇的哲学”,苍蝇的四处乱撞让苍蝇即使在被困的时候也有机会逃脱。这也许是更有含义的古语的一句话的意思吧:树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们的追求中,因为,我们应该珍视随机性,因此,对于得失就不必太让自己负累。得失是随机的。我们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许在这冥冥之中的东西面前,可能只是一个慈悲的玩笑。太过于在意也许是失去了更多。 经济学论文:对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中的教学研究 公共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类本科阶段的公共基础课,其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学科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公共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教学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不同层次的学生理解与关注公共管理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维模式。〔1〕然而,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实践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将直接影响其教学效果。本文针对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对公共经济学教学问题作出基础性框架分析,可望对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产生一些有益启示。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公共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把经济活动思维与公共管理问题结合起来。对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让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会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公共管理问题。一般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都已经学过初级的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并未真正学会运用这些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惯性。 第四,必须合理区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的不同。我国的财政学教学往往以制度描述为主,教学的重点多是放在用经济学原理分析财政现象上。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要凸显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学科外延上要着重分析如何建立廉洁高效同时又兼有地方与中央两个积极性的政府公共部门,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编写与选用时审慎选择。与此同时,也应在公共经济学的考试方式方法与考察重点上有所侧重。 经济学论文:世界经济双重经济学分析 一、考察世界经济的双重经济学视角 曼德尔指出:“《资本论》第一卷最初出版时,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在西欧少数国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它还是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海所包围的孤岛。”④因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选择英国作为典型进行剖析。《资本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利润并把这种利润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资本论》问世以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工业已传播到全世界,不仅物质财富以及把人类从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劳动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扩大了,资本的所有者越来越少,被迫向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工业巨头和金融企业手中,这使得资本和劳动之间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曼德尔指出,资产阶级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尽管采取了凯恩斯的办法,尽管实行了各种各样企图使工人阶级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措施,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⑤。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曼德尔总结道,“《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⑥,也就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曼德尔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越来越多,今天的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的是生产关系,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⑦《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全部三卷所讲的“资本”都是一个生产关系概念,而不是生产力概念。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本”,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所理解的“资本”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经济学大多把资本当成了生产力概念,它讲究的是投入、产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剩余使用价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里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抽象劳动,因而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它只适用于私人劳动与其他私人劳动在相互对立、相互统一中构成整体社会劳动的市场经济。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不涉及抽象劳动,只涉及具体劳动。 具体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需要同其他人的具体劳动进行比较,不涉及与其他人的关系。在生产力经济学中,资本创造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使用价值。按照这种眼光,资本在一切时代都存在———只要使用价值通过一个生产循环,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它就是资本。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理解,把资本这种特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当成了永恒的自然关系。马克思真正主张的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尽管马克思强调,资本要追求的并不是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而是剩余价值即多余的货币;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不是剩余使用价值的转化形式。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研究利润、利润率的时候,马克思恰恰是从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两个方面来考察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实物补偿实际上就是使用价值的补偿。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⑧。因而,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题中之意。今天,我们无论是研究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还是研究当今的世界经济,都应当着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种经济学视角。 二、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 罗莎?卢森堡在研究资本积累时发现一个问题,作为一部未完成的着作,《资本论》没有顾及资本主义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环境:“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她看来,“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如果只是作为论证纯粹形态的问题之助,而不变更问题的条件,那么,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允许的理论上的权宜方法”⑨。然而一旦涉及现实的世界经济,这一前提就不成立了。实际上,到罗莎?卢森堡的时代为止,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即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联系中得到发展的。卢森堡要考察的,正是在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前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价值循环和使用价值循环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问题。卢森堡的研究可以视为对《资本论》的发展。它把《资本论》关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论述和《共产党宣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沟通起来了。人们公认,《共产党宣言》最早描绘了经济全球化的图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卢森堡所关注的正是《资本论》中资本的内在否定逻辑在世界市场中的现实表现。在《资本论》的最初计划中,马克思是把世界贸易、把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把各民族的相互依赖排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现行的《资本论》第三卷之后来考察的。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我们就能够看到,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是如何从抽象过渡到具体,表现在世界经济的全景中的。遗憾的是,这个宏伟的计划未能完成。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从形式上看,考茨基根据马克思遗稿编成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视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但从内容上看,卢森堡和列宁的世界体系论才是名副其实的《资本论》续篇。在马克思看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外部否定,而是资本的自我否定。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采取一定的生产关系形式。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生产关系,恰恰是由于它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生产使用价值,但对利润的追求迫使资产阶级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旦 这种发展不再能带来利润,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而还原为货币,资本的生产就还原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这也就超出了资本的限度。于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就转化为它的外在否定性。马克思对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种逻辑限度的分析。如果把卢森堡的研究和列宁的研究加进去,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内在否定性所表达的逻辑限度,实际上是在现实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里表现出来的,即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必然会外化为具体的时空限度。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⑩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赢得了世界市场,大大拓展了工业资本的发展空间,缓解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国内的经济危机。 但是,这种空间的拓展相对于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迟早还是会出现宗主国国内的那种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原先一国范围内的矛盾升级到世界范围内而已。而且,在世界市场上,除了原有的劳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不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而作为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极端表现,就是世界范围的革命的爆发。因而,以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认为,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瑏瑡,到了那个时候,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主要是英国,因此,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瑏瑢。但19世纪的英国同其殖民地特别是同印度的关系,无非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与前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缩影,或者说,前者向后者展示的,无非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然而,20世纪还是有两大现象超出了《资本论》的范围: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瓦解,二是虚拟经济的出现和繁荣。这两大现象同样必须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视角加以理解。 三、双重经济学视角下的国际分工与中国发展道路 《资本论》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主要是生产关系的危机。但是,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困难,特别是苏东剧变,却属于另一种危机:生产力发展的危机。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不断发展,与坚定不移地奉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密不可分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原因在于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美国,这是通过罗斯福“新政”、创立“宏观经济”实现的;在欧洲,则是通过社会党创办“福利国家”、建立“消费社会”实现的。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则与卢森堡分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联系在一起。俄国十月革命,与其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不如说是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革命。现在回过头来看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这场争论之所以没有成效,恰恰是由于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仅应当在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进行,还应当在生产力的层面上进行。斯大林混淆苏联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误把比资本主义还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混同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确实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二战以后,斯大林甚至试图建立平行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实际上,苏东剧变并没有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它只是证明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的理论原因在于只是从生产关系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没有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没有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相反,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紧紧依靠世界市场,仅用了30多年时间,经济总量就跃居世界第二,这一事实表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然而,一旦融入世界经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导致的种种问题就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它也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尤其是面临虚拟经济的挑战,中国必须拿出自己的对策。这同样要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角度着眼。在卢森堡看来,按照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关系,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经济国家,一类是商品经济国家。对后者,资本主义需要购买其原料和向其倾销产品,因此是一种“正常”的贸易关系;对前者,首先必须瓦解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体系,然后才能用市场交换的办法进行剥削。因此,对自然经济国家的经济,首先采取的必然是原始积累时期的暴力掠夺手段。但是,如果非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政权,利用后发优势主动融入世界经济,那么这种发展顺序就可以被打破,这些国家就可以为自己在世界分工中争取到相对有利的位置。至于这些民族国家政权采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影响它们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在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和日本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成功,都与自觉进入世界历史进程有关。意大利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锐基(又译阿瑞基、阿里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追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资本主义扩张和霸权大国的逐次循环。在他的论述中,资本的物质扩张阶段最终在过度竞争压力下逐渐消失,让位于金融扩张阶段,而后者的消亡又促成了国家间混乱的年代的出现。在新的社会集团的支持下,一个能够恢复全球秩序并再次重启物质扩张循环的新兴霸权大国的出现,将消除国家间的混乱状态。 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依次被称为这种霸权国家。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阿锐基断言,世界霸权从美国转到中国的时代来临了。由于中国是一个非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这一次权力转移将给人类带来曙光。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来看,我们不得不说,阿锐基过于乐观了。他忽略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I.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中所关注的全球资产阶级的大联合。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势力。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这种势力扩张自身的理论反映而已。这种联合不仅改变了《资本论》的语境,而且改变了《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的语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期待的是《共产党宣言》中号召过的那种“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破坏掉了。在《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中,卢森堡和列宁期待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三国际的大国沙文主义者破坏掉了。在整个20世纪,对资本主义构成制约的,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二是受到社会党影响的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治理的内部压力。遗憾的是,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外部压力;经济效率的降低迫使社会党放松管制,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内部压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客观上使得发达国家降低税收,以便把资本留在国内,从而使全球资本获得了空前的主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显然不能延续旧的发展思路。 从热那亚到荷兰,再到英国和美国,经济霸权的转移都与全球资源和生态的容纳能力密切相关。中国既没有卢森堡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水平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目的地,也没有发达的、足以吸纳全球过剩资本的金融市场。唯一的出路是从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两种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实体经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虚拟经济的力量对比,力图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全面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研究过虚拟资本。从生产关系经济学角度看,虚拟资本仅仅是资本的虚拟化。由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建立在金属货币即抽象劳动的物化形态上,虚拟资本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反而对通常的所谓“物质资本”即从生产力经济学角度看的资本的发展有一种促进作用。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货币也被虚拟化了。这就为虚拟资本成长为虚拟经济,从而使金融市场空心化准备了前提条件。因此,中国目前面对的,一方面是国内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所积累的使用价值的堆积,另一方面是在国际金融战争中所处的劣 势地位。中国必须既通过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又通过金融创新推进虚拟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两条战线上都取得胜利,阿锐基所期待的人类曙光才会显现。这就需要我们同时既在生产关系经济学、又在生产力经济学上实现理论创新。 经济学论文: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摘 要: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分析,“经济人”假设是其分析的基石。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信用问题,是一个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这里运用确定性效应、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从众行为的原理,对信用的有限理性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据此从三个层面提出了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关键词】信用;确定性效应;分离效应;从众行为。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信用经济。信用的好坏是衡量、制约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针对信用的经济学分析,传统主流经济学已有诸多的阐述,笔者在此首次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遇到的信用问题进行诠释。 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从理论上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则优选守信,反之,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惩处的成本),则优选失信,反之,则宁愿守信。如医疗行业中,正规大型医疗机构中的少数医务人员做“医托”,把来就诊的病人介绍到私人机构就诊,从中提取回扣,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称二手车市场或柠檬市场)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假设有甲、乙两方,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则甲方损失。此后,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守信行为遭受损失,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失信者逐渐增多,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 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 易对象众多,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 二、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诠释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取向的解释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信用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 1、确定性效应。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认为, 人们是厌恶风险的,与可能的结果相比,人们更青睐于确定的结果,既便可能的结果有更好的预期价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获得300元和100%概率获得150元之间选择,前景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后者;又如,纳税人在分项扣除和标准扣除之间选择时,预期效益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节税最多的结果,而前景理论认为,在风险与安全之间,纳税人更应选择后者,尽管两种都节税,但与标准扣除相比,分项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确定,故更有可能选择标准扣税。 对信用问题的分析,也存在确定性效应。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是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关键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选择哪一方,假如当选择守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选择失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失信行为,因为守信时有30%被蒙骗的可能性;当选择守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选择失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守信行为,因为失信者有30%被惩罚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推定,假如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规范、简明、易于操作,且对失信行为的社会惩罚严厉,威慑作用强大,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易于辨析,使守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使失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这样,就促使交易主体优选守信行为取向; 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信 用制度不健全、不规范、繁琐、难以操作,且对守信行为的保护性差,对失信行为的惩罚不力,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难以辨析,使守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使失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甚至守信也会面临一定风险,且失信的风险小,在这种扭曲的情形下,交易主体就会优选失信行为取向。 2、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 人们在最终决策时依赖于信息显示,尽管这些信息对决策并非真正有用。由于人们对信息处理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这可能导致其偏好与选择的不一致,即产生所谓的分离效应。如抛硬币就表明了分离效应对决策的影响:在第一次抛硬币打赌的结果出来以后,问所有参赌的人是否愿意再赌一次,大部分的回答是“第二次赌取决于是否赢了第一次赌”,尽管第一次赌的输赢与第二次赌的实际结果的影响不大;若第一次赌赢了,大多数人愿意再赌一把,否则,大都不愿再赌。 当期的风险态度和决策受前期决策实际结果的影响,前期盈利增强人们的风险偏好,以平滑当期的损失;前期损失会加剧以后损失的痛苦,人们的风险厌恶会增强。如果失信者在前期的收益经常大于成本,会助长其失信偏好,不断重复失信行为。如股市中的“黑幕”,就是因为违规者造假获得的收益远大于违规成本,利润颇丰,且每次违规后所受到的处罚很轻,所以,股市上存在不少职业造假违规的专业人士。股市中因不诚信而造假的触目惊心的案件,在初期只是小规模的造假失信行为,但因屡次造假成功而受到激励,以致愈演愈烈,演化成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造假案例;相反,若伸手必捉、严惩不怠,失信者就会被强化为风险厌恶者,失信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守信行为就会受到弘扬。 3、从众行为。 不守信用的从众行为源于行为主体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从内因看,行为经济学由心理角度分析得出,人们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往往受到身边因素的影响,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从众行为。我们可用下面的例子来具体说明。有两家饭馆相互紧挨着,每个顾客都要从中选择一家来就餐。第一位顾客选择在哪家就餐是完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而下一位顾客除了按他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之外,还可能受第一个顾客的影响,如果前两个顾客的选择相同,则第三个人看到其中一家饭馆有两个人在用餐,而另外一家却没有顾客,也可能会选择人多的饭馆。最终的结果是,很可能所有的顾客都会选择同一家饭馆就餐。但是实际上,选中的那家饭馆很可能是差的。上述理论可用来分析信用问题,失信者通过观察别人的信用选择行为,或通过不合理的推理认为他人选择失信行为而获得了利益,并且看到失信后被惩处的代价低于失信所获得的收益,即使被惩处,大多只是被要求弥补对方成本或罚点款了事,个人受到制裁甚少,这样,无形中诱发和刺激了消费者个人或企业管理者们产生了“法不责众”、“跟风无过”的心理,这种从众心理所导致的行为,不是其他失信者的简单复制和添加,而是不断总结和提高失信的技巧,后果更严重。人总是处于一定社会经济活动之中的,周围环境对自身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从众心理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根据行为经济学家的观点,人的行为不仅仅受到自私心理的支配,而且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价值观是用以指导人们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是浸透于个性之中支配人的行为、态度、观点、信念、理想的内心尺度。市场经济下,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各种诱惑随之产生,相应地,一些丑陋现象也相伴而生。一部分人以个人的利益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不守信用而欺骗另一方交易者。 从外因看,产生这种从众行为的外部原因在于对失信者的惩罚力度太小。行为经济学家指出,人们作决策、作判断时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违法必定要受到惩罚。如果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人们不会选择触犯法律。失信者之所以“以身试法”,在于他们觉得失信带来的收益可能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正是这种侥幸心理的存在,使得交易主体在作决策判断时,不会是完全理性的。正如一个小偷在他第一次行窃“成功”后,发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尝到甜头后胆子会越来越大,罪行也会越来越严重。同理,当交易一方发现不守信用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失信行为暴露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非完全理性的一方交易者会为了收益而放弃诚信操守。另外,监督成本过高,违规成本、诉讼收益太低,这就诱致众多行为人选择失信,失信案例层出不穷,社会信用普遍较差。 三、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信用问题治理 信用问题治理是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探索并力求予以解决的课题,构建合理的信用制度是解决信用问题的主题。笔者根据以上对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分析,从三个层面提出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1、第一层面是根据确定性效应,构建规范、简明、易于操作的信用体系,交易主体易于辨析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把自己规范在自觉守信行为层面。按照前景理论中的确定性效应,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所以,应创造条件,增加人们面临“获得”的概率。为使守信的“获得”概率增加,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征信机制,使人们易于获得全社会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降低单一行为主体之间的信用信息获取成本;二是在操作上,尽量使社会征信机制和信用交换机制在规范的基础上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三是引导尽量多的大众在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尽量通过正式规范信用体系渠道获取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减少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信用信息,如通过亲朋好友打听或道听途说。 2、第二层面是根据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使交易主体之间一对一的失信行为演变为失信者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通过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机制把失信者的失信行为强化为守信行为,使介于失信后至法律惩罚之间的灰色地带的失信行为得以递减。培育发达的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是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能够中断的关键,也就是在征信制度基础上,生产出可以交换的市场能够接受的信用产品,同时建立规范的信用产品交易市场。这样,一旦某一交易行为主体不守信用,其失信行为很快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也即通过信用产品在信用交易市场上交换并扩散出去,导致失信者对交易另一方的失信行为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失信行为,失信者将会丧失与社会中任一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机会,作为他不守信用的代价,这种代价会伴随他较长时间甚至一生,其惩罚和威慑作用是很显着的。这样就能中断失信者的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 3、第三层面是根据从众行为特性,完善失信行为的法律机制,强化失信行为的法律惩罚力度,弱化失信行为的示范作用,使失信的跟随者摄于法律的严惩,而由失信行为取向转变为守信行为取向。行为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在非理性的情况下,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故处罚比奖励对人的“刺激”更大。根据该理论,让失信者彻底放弃侥幸心理的最根本措施就是要加大惩罚力度,让违法者们意识到不守信用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此,一是要加快我国的法制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执业监管,加大惩罚力度,以解决行业中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二是要加强执法机关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促使他们在工作中做到“执法必严”,对违反法律的失信行为,要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 目前国内加快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如上海、北京、深圳的个人征信系统运行,浙江、江苏、湖北等省市的区域信用体系构建等,随着信用制度的完善,失信所获收益的成功率逐渐变得更为不确定,客观上强化了交易主体守信收益的稳定性,引致社会交往、经济交易中个人、企业守信行为趋于强化。 经济学论文:国际经济学最新理论概述 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快和各国经济参与世界大市场的进一步深入，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以下是这一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 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以斯蒂德曼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2 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更大的规模经济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其“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一步。 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代表的凯恩斯在国际贸易方面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弗雷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 1 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 (1)以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的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认为：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2)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 (3)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 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 3 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国际金融一体化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已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也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包括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难以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概念是以格拉斯为首的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的，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 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霸权会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 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的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像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国际汇率问题 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 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主要包括：(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2 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 3 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研究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1%，“南方”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就增长3%。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券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4 购买力平价对国际汇率的影响 目前对一个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有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传统计算方法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方法，传统计算方法是根据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把按本国货币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折算成美元来计算国民经济的规模，其缺点是在计算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时，把国民生产总值以美元汇率计算，而没有把该国货币和购买力因素计算在内。购买力平价方法与传统的汇率计算方法完全不同，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利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转换因素，将本国货币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按国际市场价格折算成美元，来估算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经济学论文:谈国际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国际经济学 教学方法 教学质量 论文摘要: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国际经济学具有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课程体系比较庞大、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对数学能力要求较高等特点。但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在国际经济学教学实践方面仍存在一些诸如学生的专业基础和数学能力较弱、教学方式较为传统以及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仍需从不断提高教师素质、创新教学方法、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入手。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地区)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国际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断提高,且已成为经济学类各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因此,结合国际经济学的自身特点,不断探索该学科的教学改革,对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运用该课程分析和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经济学学科的主要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部分高等院校才开设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也陆续引入这门课程。作为一门在中国发展时间仍不长的经济类专业基础课程,国际经济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国际经济学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应用与延伸,是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从研究内容来看,国际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部分(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部分(国际金融部分)两大块。其中,国际贸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本工具,属于实物面研究;而国际金融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观经济分析为主要工具,属于货币面研究。 2.理论体系比较庞大。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并且涉及到很多当前国际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微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侧重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与利益分配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其依据等。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收支理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从国际经济学所涉及到的理论派系来看,微观部分主要涉及到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宏观部分主要涉及到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可谓是理论派别林立。此外,国际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如克鲁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国际经济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类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课程互为依托。在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专业课程之前或者与其同时开设。在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将会涉及到一些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因此以前所学习的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等基础课程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学的学习也将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并有利于学生以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来学习和研究理论和现实中所涉及的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方面的问题。 4.对数学能力的要求较高。国际经济学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其内容涉及到比较多的经济数量关系。国际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关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体现了数学的基本特点,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一般来说,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作为支撑。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论述的国际经济学,更是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经济类课程,这些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或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过程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然,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学生的专业基础较为薄弱。作为经济学类专业的基础学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也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这些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都有所安排,但学习效果并不理想,这一问题在国内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学实践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应试教育这一传统思维的影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将所学的理论同经济发展实际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记忆,致使专业基础不够牢固。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难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2.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较弱。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较多的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在教学的过程中明显发现,学生对数学工具的运用还不够熟练,数学思维能力较弱,对逻辑推导、数学证明等比较生疏,尤其是难以理解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不能将数学模型与其经济含义联系起来。因而,学生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3.教学方式比较传统。目前,很多国内高等院校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仍普遍采用“满堂灌”这种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将讲授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而忽视了学习方法的引导,更忽视了“教”和“学”的互动,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大多学生仍倾向于“被动”学习,缺乏“主动”的思考。 4.理论与实际脱节较为严重。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大多高校仍倾向于由教师选取相应的教材并以该教材为中心进行教学,这有利于教师完成备课、讲授等教学环节,也有利于学生对该课程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掌握,但这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进而忽视了国际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难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众所周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可能会导致“教”、“学”双方思维僵化,难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并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更难以增强学生用所学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定位应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 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其教学质量,进而增强学生用所学的国际经济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1.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为有效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然需要一支科研和教学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而建设好国际经济学师资队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加强学科内任课教师的定期交流,不断提高团队意识,此外还要积极同兄弟院校的相关师资队伍进行沟通和交流;(2)鼓励任课教师到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进修和深造,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知识层次;(3)鼓励任课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科研水平;(4)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使之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并将其有效地应用于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 2.引入比较先进的教学方式。针对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目前国内有很多高校已经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因此,在我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方面,可先尝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行双语教学,然后逐步推广到经贸学院的其他经济类专业。此外,可以采取诸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实验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并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尝试将所涉及的理论同现实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更能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充实新内容。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国际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而教材里面知识的更新却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在结合教材讲授国际经济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的发展动向,并及时充实新内容和引入新数据。如在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要引入当前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在讲授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时候,要引入新数据并介绍欧盟发展的最新动向等等。此外,还应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同课程教学结合起来,坚持学以致用,并立足于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 4.处理好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在国内不同高校的经济类专业中,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高等数学等是国际经济学的基础课程,而国际经济学又是国际贸易学、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课程。在经济类专业的教学体系中,国际经济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更应认识到国际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程的重要性,对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的课时量及其开课时间等进行科学安排,对于学生已经修过的课程的知识点要加以回顾,对于学生尚未修过的其他专业性课程的知识点要予以介绍,以体现学科之间的承接性和过渡性,并不断帮助学生去认知整个经济学知识体系。 5.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案。作为一门对数学思维能力要求较高的课程,如何处理好理论模型和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不同层次和专业方向以及学时安排等具体情况加以区别对待。例如,对于数学基础较为薄弱的班级,应根据其专业特点和教学计划等有所选择地讲解模型,并着重讲解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而对于数学基础较好的班级,在讲授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应着重培养其逻辑思维能力,使其理解数学模型的假设前提、论证过程和经济含义等。学以致用!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引导学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认识现实中的国际经济问题,然后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果并增强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经济学论文:社会欲求的法律经济学 ——《法律的经济分析》译者序 法律经济学被引进到中国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在中国的发展却不理想。这肯定与传播者与接受者都相关,但是主要责任在传播者。 随着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的翻译和朱苏力所组织的“波斯纳文丛”的翻译,不知道“法律经济学”或者“法律的经济分析”的中国法律人恐怕很少了。由此,人们几乎把波斯纳看作法律经济学的代名词。然而,大多数学者和学生反映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非常难读和难教,法律人对于法律应该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标准嗤之以鼻。法律经济学在中国只是一种表面的繁荣,说得准确一点,在大多数法律人眼里,法律经济学只不过是法律追求效率或者价值最大化的工具,这一点自然引起“正义”的法律人的反感,加上很多法律经济学论文和着作中的数学模型,很多法律人厌恶法律经济学就不奇怪了! 法律经济学这门学科有各种叫法,大致有四种,所强调的方面各不相同。Legal Economics 法律经济学(类似于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制度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Law(特定)法律经济学。强调学科性,但好像是经济学。Law-Economics 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 法与经济学。强调法律与经济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但不像一个学科。 Economics Analysis of Law 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pproach to Law法律的经济方法;强调在法律中经济方法的应用,降低了该学科的地位。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s经济分析法学; Economic Jurisprudence经济法理学。强调是法学学派,比如分析法学、历史法学,但其应用性不够,而法律经济学本身的应用性是非常强的。 麦乐怡将法与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和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s Analysis of Law)[①]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学科。麦乐怡认为,一个人对法和法律制度的理解来源于他对经济关系的基本观念。法与经济学不是传统法学所讲的寻求法和社会问题的“科学”或正确的答案,而是一个包容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互相竞争的理论体系,通过比较、评价和选择意识形态界定法和经济学的对话过程,从而导致法的结构和内容方面的真正的主观性的变化。法与经济学要求我们评估可供选择的多种社会模式,并探索这种选择对法律与经济关系的后果。法律的经济分析则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用经济学的术语来作为分析特定社会所实行的法律的理论工具。而且,在这些分析中,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式被视为一种既定的模式。[②] 麦乐怡的这种观念实际上将法律经济学区分为意识形态和工具两个层面。麦乐怡分析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意志论和古典自由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下讨论法与经济学问题的可能性。但是,每一种工具背后可能暗含着哲学或者意识形态,工具总是与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不可能分开。敝人认为要发展法律经济学,三个层次一个也不能少:法律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法律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工具;部门法的经济分析。缺少任何一个方面法律经济学都会受阻。实效主义法学[③]对于美国人是常识,一般法律经济学着作中不会涉及,这大大影响了中国法律人接受法律经济学。我甚至认为,法律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美国天经地义,只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律经济学才成为一门学科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法律经济学精神在霍姆斯、卡多佐和庞德等人的着作中可以找到。只是在科斯1960年那篇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科斯命题[④]后,我们才找到了突破口,也就是说,找到了适当的工具。然而,法律经济学的精神蕴含在论文标题“社会成本”中。 波斯纳的那本着名的专着性教材《法律的经济分析》出版后,出现了各种法律经济学教材鲜有以“法律的经济分析”命名的教材。斯蒂文·萨维尔(Steven Shavell)教授,法律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者之一,在2004年出版教材《法律的经济分析基础》[⑤],同时在“法律人的分析方法”系列丛书中出版小册子《法律的经济分析》。后者可以认为是任何想了解法律经济学的必备入门教材。[⑥]本人读完该书就有翻译的强烈冲动,不仅仅因为其通俗易懂,更重要的在于萨维尔教授在本书中纠正了波斯纳的意识形态倾向。萨维尔指出,有一种强烈的批评是法律经济学有着持一种保守的、企图维持现状的观念的特定政治倾向。波斯纳可能就是这种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①]可以说,萨维尔恢复了法律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萨维尔的精神与科斯范式一脉相承。 我下面将问题集中在对科斯命题的分析上。科斯范式到底预示了一种保守主义还是改良主义?波斯纳牌号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为什么会成为保守主义?我们试图从对实证科斯命题的理解、两个规范科斯命题的选择以及对于效率的理解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私有化、分配与效率 科斯最初提出所谓科斯命题是在1959年发表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和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但是这两篇文章对科斯命题的表述是不同的。1959年的版本是:“新发现的山洞是属于发现山洞的人,还是属于山洞入口处的土地所有者,或属于山洞顶上的土地所有者无疑取决于财产法。但是法律只确定谁是想获得山洞使用权的人必须与之签约的人。至于山洞是用于贮藏银行账簿,还是作为天然气贮存库,或养殖蘑菇与财产法没有关系,而与银行、天然气公司、蘑菇企业为使用山洞而付费多寡有关。”[⑦] 这里仅仅是对于一个事例进行判断,可以说这一判断是在一个自由交换社会中有 生活经验的人都懂得的道理。接着,科斯指出这一观点适用于发射无线天波、排放烟雾、土地的使用等领域。后来科斯又通过“斯特吉斯诉布里奇曼案”表明了:一旦建立了当事人的法律权利,谈判就能够改变法律规则程序,只要有迹象表明在谈判中所花费的费用有益于问题的解决。从这一假设例子可以看出,“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但是最终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 [⑧]可以将此命题称为产权版科斯命题。 但是张五常对产权版的科斯命题表述是不同的: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必不可少的前提。张五常多次强调这是产权版科斯命题的核心,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定理。[⑨] 事实上这两个命题不同,在我们看来,产权版科斯命题是一个实证命题,而张五常想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规范命题。产权版科斯命题的核心命题是后一部分:最终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而不是张五常说的前一部分。如果把张五常的命题作为实证命题看待就是一个假命题。因为权利的界定既不是市场交易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市场交易的必要条件。权利界定后,如果缺乏对交易的保护,市场交易不会存在或者很少存在。按照巴泽尔的理论,权利的界定的是一个演进过程,从不界定到清晰界定都是合理的,而且由于信息成本,任何一项权利都不是完全界定的。[⑩]但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进行市场交易。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说权利界定没有好处,产权界定不会出现扯皮现象,确实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而是说,界定权利本身也需要成本,在界定权利的边际成本比没有界定或者界定不清晰时的扯皮等边际成本小时应该进行界定。当然这并不证伪张五常的主张:权利的界定应该是市场交易必不可少的前提。实际上这是古典经济学的法律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休谟、斯密就曾经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休谟确立了人类社会的三条基本自然法则,即稳定财物占有的法则,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履行许诺的法则。指出“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完全依靠于那三条法则的严格遵守,而且在这些法则遭到忽视的地方,人们也不可能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社会是人类的幸福所绝对必需的;而这些法则对于维持社会也是同样必需的。”[11]斯密接受了休谟的基本观念,将国家确立个人财产权作为考察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出发点。[12]但是不管休谟和斯密怎么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斯密承认,财产权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财产权的保护和财产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而财产权的状态总是随着政权的形式而有所不同。[13] 事实上,对科斯该命题的仔细分析看,该命题应该是:不管法律把权利界定给哪一方(但要清晰界定),最终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也就是说,最终结果依赖于市场的交易。为什么张五常把科斯原初的实证命题变成了规范命题,而且认为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定理?这是因为产权明晰的潜台词是古典经济学主张的财产私有化,张五常就是其坚定的支持者。[14]因此,我们认为,张五常版本的科斯定理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对于财产权到底应该私有还是公有的问题,Shavell正确地指出,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财产权可能是社会意义上有价值的,但是它们并不支持一种特定的财产权形式,尤其是并不构成私有财产权的一个论证,私有财产权意味着财产广泛地被私人而不是被国家所拥有(且能被转让)。财产权的好处可能通过不同的财产权制度得到实现。譬如,社会主义国家里对所有权的保护不会引发纠纷,并能避免在财产获取与维护上的浪费,这点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此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中,即使工人不拥有他们生产的产品,通过对工人的监督和建立适当的工资结构,对工人工作的激励也是显而易见可以达到的。就此而言,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司并无二致。[15] 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再次通过“斯特吉斯诉布里奇曼案”和牛损害谷物的实例表明:在市场交易的成本为零时,法院有关损害责任的判决对资源的配置毫无影响。接着科斯又通过“库克诉福布斯案”、“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等说明:通过市场交易修改权利最初的合法限定通常是有可能的。当然,如果这种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那么通常会出现这种权利的重新安排,假如这种安排会导致产值的增加的话。[16]这就是着名的无交易成本版科斯命题。 对无交易成本科斯命题的理解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这里所说的无关紧要是指究竟配置给哪一个是不重要的,但是权利的初始配置行为本身是重要的。科斯明确地指出:“法律体系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清晰的权利界限,使权利能够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进行转移与重新组合。”[17]权利界定本身也是有成本的,这是为什么很多权利不清晰界定的原因。其次,把权利配置给哪一个对个体来讲是重要的。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权利的最初分配一直是举足轻重的。这个时候,法律只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分配功能。因此,我们确实可以证明法律与效率问题无关,但其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 市场交易为零的假定是很不现实的。科斯指出,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花费成本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18]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进一步指出“在市场交易中不存在成本的假定是很不现实的。在有交易成本时,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19] 该命题称为有交易成本版科斯命题。 自此法律就具有两重功能:分配与效率。可以说法律经济学涵盖了传统法学的范围,强调法律经济学仅仅强调法律实现效率的一面无疑是矫枉过正。[20]现实中的科斯范式并不仅仅表明效率方面,而且其涉及权利的分配。有交易成本版科斯命题实际上说明法律在分配与效率两方面的功能,有交易成本的状态正是现实的状态。但是在怎么实现分配的问题上却是有争议的。一种是每一个法律都既考虑效率问题又考虑分配问题。另一种就是Cooter和Shavell提出的间接分配问题。Cooter和Shavell等人认为,法律确实应该考虑公平分配问题,目标是社会福利。但是他们从实效性角度认为通过收入税可能比私法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Cooter认为我们必须区分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和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他认为,分配正义关涉社会群体的经济状态,我们可以通过税法和社会福利法来追求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关涉私人法律上的争议,特别是损害赔偿诉讼。在法律纠纷中利益的分割可能影响相似境况的群体。例如,如果原告是某一特定商品的消费者,或者某一特定股票的投资者,或者小汽车司机,那么偏向原告的判决可能有利于消费该商品、投资该股票或者开小汽车的每一个人。相反,收入再分配的鼓吹者通常目标在于穷人、妇女或者少数派。[21]私法应该通过配置(Allocation)达到资源的有效率使用,而税法通过分配(Distribution)实现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分割。诉讼当事人被视为是应该得到正义的个体,而不是社会群体的代表。通过私法去实现分配正义是无效的方法,而实现矫正正义的税法正好实现效率的目标。[22]Shavell系统总结了这些原因。Shavell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采纳所得税制度可以原则上满足分配目标,而采用法律规则可能会妨碍到规则的其他目标。例如,假设在一些领域,过错责任是比严格责任成本更低的规则,因为,过失规则会导向更少的诉讼量。但是,比起严格责任来,过失规则使一部分贫穷的诉讼主体的境况变得更糟,这是因为在过失规则下,贫困群体常常不会为其所受到的损害收集证据,而在严格责任下恰好相反。如果对穷人收入的这种影响降低了基于分配目标(grounds)的社会福利,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在所得税上适当的调整进行补救(例 如,对那些改善较少的一方进行减税或者补贴)。如果代之以严格责任来帮助他们,那么诉讼量将无谓地增加。在帮助穷人方面,最好直接通过所得税制度来实现而不是选择严格责任,因为严格责任有其不欲求的一面——就是对诉讼量的影响。第二,法律规则通常影响所及仅仅是众人中的少数部分,因此,与所得税相比,能从法律规则中受惠的人很少,而所得税制度能够帮助任何由个人组成的大型群体。第三,法律规则影响的群体有其独特性(例如,某类事故的受害者),他们的财富或对钱的需求方面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与所得税相比,选择法律规则作为实现分配目标的手段常常不得其功。第四,将法律制度用作实现分配目标的手段,其代价是非常昂贵的。通过法律制度将现金(funds)转移给个人花费的成本可能是被转移额的一倍,税收制度的行政成本少于税收额的5%。第五,选择法律规则产生的功效可能被价格的变化所抵消。例如,如果为了帮助某些人购买某种产品,法律严格规定了产品的质量水平(比方说,将提供给穷人的住房的质量强制规定为更高标准),结果是,购房的价格就会相应提高,因此,预想的受益人最终并没有得到改善。所有这些论据都表明:虽然在考虑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时,分配目标很可能是(像我们通常所感觉到的那样)重要的;但是广义的社会福利标准下,他们不应该影响法律规则的选择。[23] 因此,并不是说法律经济学仅仅考虑效率问题,而不考虑分配问题。实际上,科斯范式既关注效率也关注分配,只是从实现分配的实际效果角度法律经济学绕过了通过法律规则直接分配的难题。 两个规范命题的意识形态 在一个交易成本大量存在的现实世界里,我们试图通过法律制度来创设有效率的结果。 波斯纳将科斯定理表述为,在市场交易成本为零的场合,法律对于权利的最初配置与效率无关,因为如果权利配置没有效率,那么当事人将通过一个矫正性的交易来调整它。由此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推论。第一个推论是,法律在注重提高经济效率的意义上应当尽可能地减少交易成本,比如通过清晰地界定产权,通过使产权随时可以交易,以及通过为违约创设方便和有效的救济来减少交易成本。科斯定理的第二个推论是,在法律即使尽了最大努力而市场交易成本仍旧很高的领域,法律应当将产权配置给对他来说价值最大的使用者,来模拟市场对于资源的支配。[24] Cooter和Ulen仅仅将波斯纳的第一个推论叫做规范的科斯定理:建构法律以消除私人协商的障碍,即润滑交易。而把波斯纳的第二个推论叫做规范的霍布斯定理:建构法律以最小化私人协商失败导致的损害,即纠正错误配置。[25] Avery Katz把规范的科斯定理称为“私人合作模型”,交易的前提是有合作剩余。规范霍布斯定理的思想最初由卡拉布雷西在《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法的一些想法》中提出来的。不是通过庇古税或者补贴的方式来内化外部成本,而是通过称为“庇古责任规则”来内化成本,就是要求避免外部成本最低的那一方承担责任,从而满足效率要求。卡拉布雷西的模型被称为“市场失败模型”,也就是外部性应该内部化:商品价格要真实地反映出它们的全部成本。[26]对于侵权损害可以通过保险的方式来避免。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所有的参与者都平等地评估损失。例如,在劳工损害赔偿之前,单个的劳动者一般无法评估出伤害风险的真实大小。承担风险的应该是支付保险费较少的那一方。企业保险比雇员保险花的钱要少,所以雇主应该为其雇员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当讨论外部性与效率的关系时把所涉及的主体放在平等位置,然后考虑谁承担避免外部性的成本更低。科斯范式是让当事人交易解决,卡拉布雷西范式是重新进行权利配置。现实世界中有交易成本,科斯范式遵循规范科斯定理:尽可能减少交易成本以便当事人交易解决,卡拉布雷西范式遵循规范霍布斯定理:纠正错误配置,消除交易成本。目标都是为了包含施加外部性的个体及其承受外部性的主体在内的整体的利益,也就是我们的效率目标。表面看来,卡拉布雷西范式比科斯范式更能促进效率,因为后一种方法可以消除交易成本,前一种方法可能仅仅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交易本身仅仅涉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而纠正错误配置本身涉及三方关系,首先,立法者或者法官的公正性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没有公正性问题,这种重新配置也是有成本的,这表现在由立法者或者法官来界定谁是避免外部性成本更低的一方有信息成本。所以,仅仅从效率角度看,规范科斯定理和规范霍布斯定理的优劣依赖于具体情况下交易成本和纠正配置成本的高低。Demsetz 认为统一市场失败模型和私人合作模型的是交易成本:当交易成本低时适用科斯范式,当交易成本高时适用卡拉布雷西范式[27]。 对于这两种范式的选择是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 Katz强调科斯的方法突出了法律只需要界定好权利,其他的事情由当事人通过交易去解决:因为双方行为的相互关系比初看起来更为复杂,私人规则有可能比公共管制在协调当事人行为上做的更好。也就是说私人秩序有可能比公共管制在协调当事人行为上做的更好。[28]Katz的观点在张五常对科斯命题的曲解中表现到了极致。此时,法律能做的仅仅是润滑交易。 Katz是在与卡拉布雷西的模式的比较时强调科斯范式是“市场交易模式”。那么,科斯本人的基本观念又是怎样呢?实际上,科斯范式并没有这种保守的价值观念,科斯范式是典型的改良主义的。 科斯在“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一节明确指出,《社会成本问题》前几节中,在研究调整合法权利时强调只有通过市场进行,才会导致产值的增加。但是这一论点假定了市场交易的成本为零。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那么,“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也就是说,在正的交易成本时,权利的适当初始界定能够提高效率;当初始界定无效率而且交易成本高时,权利的重新配置也能够提高效率。 科斯命题的价值是通过科斯方法与庇古方法的比较得到的。我们知道庇古方法的单向思维和政府干预意识。科斯的方法与庇古的方法的区别就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科斯的方法特别强调相互性,外部性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侵害,而是相互产生的。科斯开篇就提出“问题的相互性”,正是这种视角的转变使得我们“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29]庇古将负外部性称为是“无负责的行为”,因而是“反社会的行为”。科斯非常明确指出将负外部性称为是“无负责的行为”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认为这些行为必定是“反社会的行为”则是错误的。这些行为或许是,或许不是“反社会的行为”,有必要权衡一下它所引起的危害和好处。反对任何引起危害他人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反社会”行为。[30]“相互性思维”是科斯范式的特点,但是这个思维方式是服务于更高的“总的效果”,这就是科斯在文章最后提出的“方法的改变”。“较好的方法看来是,将我们分析的出发点定在实际存在的情况上来审视政策变化的效果,以试图决定新情况是否比原来的情况好或坏。”“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当在各自为政决策的前提下,对各种社会格局进行选择时,我们必须记住,将导致某些决策的改善的现有制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其他决策的恶化。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我们应考虑总的效果。这就是我所提倡的方法的改变。”[31]相互性的考虑导致我们从团体角度、国家角度考虑问题,因为它不预设哪种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一开始把权利放在平等地位,这样可 以考虑不同的权利配置产生的总的效果,通过比较总的效果来决定权利的配置。科斯也没有预设哪一种模式就是绝对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放到具体场景下对于总效果的考量。对总量的追求是法律经济学的目标,而相互性思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 科斯的“方法的改变”并不是说一定要采取市场交易或者政府规制,也没有说到底是润滑交易还是重新配置更好些。科斯范式,简单说就是,具体情况下哪种方法总的效果好就用哪种方法。 在存在交易成本的世界里,法律不仅仅可以润滑交易,而且法律可以进行权利配置。而且法律不仅仅可以一次性配置权利,也可以多次配置权利。效率的追求涉及到初次分配和重新分配及其后果。首先,权利的初次配置应该基于什么原则?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法律只不过是其具体实现。任何财产权的配置表达了对本人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所以总是与外部性联系在一起的。[32]庇古方法、“市场交易模式”与卡拉布雷西范式都是为了解决外部性。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侵权总是在发生。只不过在于哪些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哪些是允许的或不允许的。庇古的侵权法理论,谁损害,谁赔偿;损害多大,赔偿多少,要求恢复原状。这里的逻辑只不过是机遇先授权原则,保护的是先在者的利益,可以说是一种保守主义。科斯范式把侵权者和被侵权者放在同等位置,认为侵权是相互的,制止也是相互的。制止张三的行为以避免对李四的侵害反过来对张三是一种损害。试图为侵权行为找到正当性。如果先在者对权利的估价较低,侵入者可以通过自愿交易达到帕累托改善,但必须付费购买权利,仅仅强调润滑交易的“市场交易模式”仍然是保守的。由于“市场交易模式”考虑到了两者避免外部性的成本可能不同,被侵权者避免外部性的成本可能比侵权者的成本要低,所以“市场交易模式”比庇古方法更有效率。此时,如果我们认为初次的权利配置是正义的,那么“市场交易模式”就不仅有效率的,也是正义的。如果由于交易成本过大使得这种对双方有利的交易不可能实现怎么办?如果维持原状,那么就损害了效率。此时有两种情况,如果坚持原初的权利配置是正义的,那么这时是正义的;如果坚持原初的权利配置是非正义的,这种情况也就是非正义的。如果采取卡拉布雷西范式,法律重新配置权利,那么包括侵权者和被侵权者的整体就得到改善,满足了效率目标,但是其正义性与原初的权利配置的正义性正好相反。正如我们上文指出的,科斯范式实际上包含“市场交易模式”与卡拉布雷西范式,将规范命题称为“科斯规范命题一”和“科斯规范命题二”更合理一些。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因为强调他的方法与庇古方法的不同,庇古方法既是单向性思维又是政府作为的,这容易导致我们将科斯范式理解为“市场交易模式”。但是,如果我们联系科斯的两篇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来理解科斯范式就会发现,科斯所强调的是一种根据交易成本进行比较取舍的理性选择,科斯范式并没有预设哪种制度的优越性。科斯指出,“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具体来说,导致企业出现的两种主要成本是:1、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2、谈判和签约的费用。科斯认为,“如果协作是价格机制起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那么(要素之间的)一系列的契约就是必需的”,而企业的存在使“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从而降低了谈判和签约的费用。正是交易费用导致企业的存在。但是企业为什么又不能非常大,像社会主义整个作为一个企业?这是因为行政成本的存在。[33]所以,将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进行权衡才能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既有企业也有市场的存在。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不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规制都是有成本的,我们要做的是在不同领域比较这两种成本,选择总的效果好的制度。用邓小平的话说来讲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4] 总效果与价值最大化的意识形态 法律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与法律追求的价值直接相关。毫无疑问,法律经济学的价值目标是“效率”,但是,主张哪种效率却是至关重要的。[35] 波斯纳把法律的价值界定为“价值最大化”。波斯纳将价值与效用对立起来,而且把价值界定为交换价值,即在市场上测度的或者至少是可以在市场测度的价值。将社会价值定义为社会中以价值测度的所有物品和服务的总和。波斯纳特别强调,价值是人们愿意为某个东西所支付的东西,而不是人们可能从拥有此物中所获得的幸福。在实际操作中,愿意支付又变成了实际支付。“一个个体,他会很想获得某种物品,但又不愿或无法为此支付任何东西,也许因为他很穷,那么在我使用的‘价值’这个术语的意义上,他就不是看重该物品的价值。……社会的价值就是由货币支撑的诸多偏好的总体满足。”[36]波斯纳为什么反对功利主义而倡导财富最大化呢?在波斯纳看来,基于自愿的市场交易模型而言,追求财富最大化要比古典功利主义更尊重个人的选择,经济自由可以更坚实地建立在财富最大化而不是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价值。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与保护自主性的目标刚好一致。[37] 在波斯纳看来,只有能够实际上拿出货币购买好处或者预防损失的人才有发言权。例如,对于一位几天没有吃饭的乞丐来说,获得一块面包的效用肯定很高,但因为他没有钱购买所以面包就对他没有价值。权利的变化也是如此,比如说现在有一项法案准备授予奴隶最基本的人权(生命、财产和自由),这些权利对于他们是宝贵的,但如果按照波斯纳的理论,只要奴隶主能够拿出足够的货币(高于奴隶实际上能够支付购买这些权利的货币),那么就可以阻止此项法案的通过,标准就是所谓的价值最大化。波斯纳牌号的法律经济学倾向于依赖一种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式,这种保守主义将权利和义务化解到数学公式之中,他们认为,一个有效率的结果将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而财富最大化将产生最后的可行的社会安排。波斯纳认为,财富最大化原理的另一个含义是,那些没有足够收入能力来支持其甚至最低程度的体面生活的人们是无权言及分配资源的,除非他们被视作拥有财富的人的使用功能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生来是弱智者,或者他对社会无所贡献,那么他便不存在获得社会支持的权利,尽管由于他的低能而无法自理是无可指责的。 波斯纳并不仅仅坚持“市场交易模型”,他也主张,在法律即使尽了最大努力而市场交易成本仍旧很高的领域,法律应当将产权配置给对他来说价值最大的使用者。但关键在于由谁来决定将产权配置给对他来说价值最大的使用者。例如,我们认为,富人捐出一元钱给穷人肯定是能够提高效率的,但如果交易成本很高时,政府通过累进税制将富人的一块钱转移给穷人就是一种有效率的权利配置。[38]但是波斯纳要求重新配置权利的基础是“模拟市场对于资源的支配”,所谓模拟市场就是能够实际用货币或者财产对其权利评价的人,显然只有富人。这种情况下的权利配置只会把权利都配到富人那里去,其意识形态性显而易见。 波斯纳以货币的实际支出来界定权利的重要性实质上是一种富人的经济学,因为富人拥有更多的财产或货币。财富最大化就是要将资源或者权利分配给能支付最高的价格的人,那些人必定是富人。波斯纳为了避免效用概念的主观性而提出这种主张的,但掩盖不了他政治上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仅仅既得利益者才有可能是最珍视权利的人。 波斯纳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但是波斯纳主张的实用主义哲学却与他的保守主义有些冲突:“我说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是能动主义的(渐进的、“能办事的”),它既否定保守主义的‘现有一切都最好’的说法,也反对命定论的‘一切后果均非人所意图’的观点。这种实用主义相信进步,但又不自称能够界定进步;它相信深思熟虑的人类活动能够影响进步。……它是一种强调行动和改进的哲学……除了强调可行、向前看和后果外,实用主义者……都重视经验。”[39]可以说,实用主义是改良主义的,是与自由放任政策和达尔文主义对立的[40],而波斯纳的规范法律经济学采取财富最大化作为标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科斯认为,法律追求的目标是“总的效果”。尽管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的分析限于比较由市场衡量的生产价值。但是,科斯明确指出,“在解决经济问题的不同社会安排间进行选择,当然应在比此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并应考虑这些安排在各方面的总效应。正如弗兰克?H?奈特常常强调的,福利经济学的问题最终必然归结为美学和伦理学问题。”显然, 科斯的“总的效果”并不是赤裸裸的货币最大化或者价值最大化,而且有伦理的内涵。 很多重要的法律经济学家并不把价值最大化作为法律追求的目标,而是赋予其社会的伦理的内涵,包括公平分配的观念。Shavell明确拒斥波斯纳的财富最大化,而将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规范标准。社会福利实际上就是社会欲求[41],是一种理想,因而是可变的。“基于福利经济学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并没有这样的倾向,尤其显着的是,它与那种认为在社会福利标准下的公平分配具有优势的观念无关。” [42]社会福利的测量通常并不依循收入分配的重要性以求与之一致,这意味着法律规则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与它的评估无关。这样做的理由肯定不是因为收入分配是不重要的,而是考虑到法律规则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使我们的分析复杂化,而这种复杂化最终并不改变我们的结论。为什么已知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性,而将收入分配考虑进来却不会改变我们的结论?答案是我们可以使用所得税和转让机制实现社会再分配。[43]首先,个人的效用概念(utility)或个人的福利概念(well-being)完全是普遍性的,可以包括他所关心的任何东西。第二,个人的效用是建立社会福利衡量标准的唯一依据,与该效用无关的因素都不在考虑之列。第三,并不存在首选的或客观的社会福利衡量标准。一位分析人士可以参考任何一个社会福利衡量标准,然后决定根据所选择的提高[福利]标准,得出什么样的社会政策将是可遵循的。第四,研究表明,很多社会福利衡量标准都反映了对分配公平(distributional equity)的偏好,产生这种偏好的原因是:社会福利在个体之间的公平分配将有利于导向其他方面的公平。第五,在任何一种社会福利标准下,通过所得税(和福利)制度实现分配公平都比其他社会政策要好。[44]Schelling说,所谓效率就是更好的代名词:关于替代性后果,一些替代性的状况或政策或计划是不是更好。“更好”有特殊的含义:作为结果,对于每一个相关的人是最好的,或者对于所有的确定的利益是较为平衡的。[45]Cooter也指出,从本质上说,经济学家用的正义概念通常与效率一致,经济学家之间关于正义的争论在于怎么解释效率概念。[46]效率概念实际上依赖于处于团体中的人的观念,而且是动态的,只不过是对于总量追求的改善。前面指出,可以通过税法实现分配正义。我们知道高税率会减少工作和投资,以至于减少社会财富的生产。按照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样可以增加总效用。总效用比再分配前是增加还是减少依赖于再分配税率的高低。理想的税率应该使得税收在生产上的负面影响被再分配增加的效用所补偿。在现实中,效用是可变的。某一个时期可能更重视经济效率;而另一时期则重视收入的相对平均,标准都是总的社会福利。分配正义所实现的群体之间相对的平等好像与经济学的效率原则相悖,但是考虑到极端的不平等可能导致动乱, 对穷人和富人都没有好处,因此基于民主判断的总效用的增加比“财富最大化”更有效率。法律经济学并没有预设某种固定的规范标准。如果将法律经济学的价值标准定位为动态的效率,那么科斯范式的法律经济学显然是一种改良主义。 结语 关于自然界或者社会的规律本身是没有意识形态的,但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些规律可能非常不同,特别是将这些实证的规律上升作为社会政策的规范时,其背后蕴含很强的意识形态。 Shavell针对人们强烈批评法律经济学中的政治偏见指出,必须把在某个领域中有影响的某个特定专家在其作品中明确表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主张与这个领域本身固有的政治主张区分开来。很明显,基于福利经济学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并没有这样的主张,尤其显着的是,它与那种认为公平分配在社会福利标准下具有优势(virtue)的观念无关。[47]科斯范式不仅仅没有那种保守的“价值最大化”的法律价值目标,而且科斯命题包含了分配与效率两个方面。从有交易成本的科斯命题所得到的两个规范命题表明,科斯范式仅仅是一种理性选择理论: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的,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较不同制度下的成本大小,目标是“总的效果”。尽管可能从科斯反对庇古传统中得出科斯反对政府规制而主张私人交易模式。但是,我们不能把科斯范式归为另一种像庇古一样的单向思维方式,好像“私人交易模式”是绝对好的。如此理解科斯或许是因为“庇古的研究方法在现代经济学家头脑中根深蒂固。”[48]当然,也包括法学家在内。科斯范式的根本改变是一种相互性思维,指向未来的改良主义。 Shavell在面对人们对法律经济学的批评时的观念可以说是法律经济学最基本的精神,“只有存在一个比经济分析家所持有的、更好的预测方法时,这才构成一个真正的批评。”[49]当学者们发现某个理论或者制度有缺陷时当然是好事,但是这种批判性的思维不应夸大,因为任何有关社会问题的理论和制度都是有问题的,当你发现其缺陷时并不表明你找到了更好的理论或制度,因为把那个缺陷改正过来时,可能该理论或制度的好的方面也失去了,总的效果可能更糟。存在的不一定合理,但存在一定有存在的理由。当我们判断存在的是不合理的时,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有效的工具去实现更好的合理性,使其成为新的存在。当我们不能够通过有效的工具去实现这一目标时,我们不如待在目前“不合理”的存在中,尽管有些无奈,因为改变有时意味着更糟。例如,当我们谈到改革问题时常常把“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与“改革的效果如何”分开,而在实效主义看来这三者是不可分的。因为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是对于现状是否满意的问题,如果不满意意味着我们有更好的欲求,而更好的欲求能否实现是与改革的路径联系在一起的,改革的路径有一个预期的效果,这个预期的效果是指向更好的欲求的,而不是相反。最终的判断是改革以后的实际效果。所以改革时我们应该考虑改革的路径与预期效果,否则,很可能改革的结果使得我们的境况变得更糟,此时就不如不改。经济学是理性选择的学科,法律经济学无非是要求法律制度的选择是理性的,是社会所欲求的,法律经济学是建立在改良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显然是一种建构式的思维方式。但是波斯纳的整个法理学是批判式的。波斯纳以伏尔泰批判基督教的态度自称,伏尔泰当年只是抨击了基督教,而没有提出一个替代,伏尔泰对此的回答是“我从凶残的野兽口中救了你们,而你们却问我以什么替换这个野兽!”[50]我认为,打破一个信仰是容易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信仰,如果没有的话,让我们被“凶残的野兽”吃掉可能会更加幸福! 经济学论文: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崛起 更广义地看,制度经济学不仅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历史地看,还有在它之前的所谓旧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横向看,则有公共选择理论,法与经济学,“集体行动的逻辑”等相近理论。早在六十年代,一些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作品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如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1962),凡伯伦的《有闲阶级论》(1964);后来后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斯,也有着作翻译成中文,如前者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和《经济分析史》等;到了八九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师,布坎南的《自由、市场与国家》,《民主过程中的财政》,《同意的计算》等,利益集团理论的先驱,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以及“法和经济学”的着作,等等,也出现了中译本。 强调“生产关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承认制度变迁的。然而虽然马克思注意到了流通费用的存在,由于没有将政府的组织费用和企业的管理费用一般化,没有建立起交易费用概念,不仅误判了市场制度的效率,而且缺少了分析制度或“生产关系”及其变迁的有效的经济学工具。更加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关系中处于对立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生产关系革命”只能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础上,其形式是将旧制度打碎,然后再建立起新的来。这种思路显然不能为和平的渐进改革提供帮助。由于有了交易费用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就完全不同。不仅作为“制度运转的费用”,交易费用可以判别制度的效率高低,而且可以用“制度变迁的成本”或“改革成本”来判别不同改革道路的优劣。由于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改革成本”就多来自改革导致的利益再分配对某些人的损害,以及这些人很自然的对改革的反对。因而,改革方案越是能够在改变规则时减少损害的人数或受损害的程度,改革成本就越低,改革也就越容易成功。这种理论为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也为进一步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考框架。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张很不同于制度经济学,它实际上是后者的先驱之一。马克思主义不仅看重生产力,而且强调生产关系;不仅研究生产方式,而且分析交换关系。即它强调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它关注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它认为后来形成的制度是解决冲突的结果。例如国家就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虽然它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尤其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虽然导致了对私有产权的否定,但在强调所有权方面与制度经济学是高度一致的。最后,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互动,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解释历史,就是用制度变迁来解释历史。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致道格拉斯·诺斯对西方历史的解释,至少在前现代部分都与马恩的解释极为相仿(对比一下诺斯的《经济学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1)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和恩格斯,1973,第198~203页))。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主导了数十年,在学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基础,因而很容易提供理解和接受制度经济学的台阶。 最后,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若干缺陷中发展起来的,但正如科斯所说,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它的分析方法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在改革开放后,新古典经济学逐渐进入了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系,并在某些地方成为主流理论,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进入中国铺平道路,并提供了分析方法的基础。在问题主导下,在各种理论资源的滋养和互动中,制度经济学崛起了。 虽然在现阶段,应该承认,我们的学术成就还远远比不上美国,然而我坚信,中国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几千年的学术传统,加上在对经济学理论最新进展及时吸纳基础上的创新能力,使得中国有可能出现出类拔萃的领先于世界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集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个选集的论文分成几个部分:对美国为主的西方制度经济学的评论和批评;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尤其是过渡经济和国有企业问题的讨论;以及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对一般经济问题的讨论。 在介绍和转述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这一理论的评论和批评。由于篇幅限制,本书只在大量的评论中选择了一篇正面评价的文章(盛洪与陈郁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在这篇文章里,新制度经济学运动显然是一场经济学的革命。至于批评,中国作者首先注意到了美国经济学界的批评(见方绍伟的“科斯定理对吗?”),进而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和命题提出了疑问并加以讨论。如盛洪指出,在零交易费用的假定下,产权概念就是多余的;以及如果产权总是不断地随着世代更替而消失和产生,即使在零交易费用下,也并非任意的界定都会通过交易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见“‘社会成本问题’的问题”)。汪丁丁则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击。他在“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一文中指出,交易费用作为一种成本,应服从于“成本就是机会成本”的定义,但当一般均衡下对制度别无选择时,就不存在机会成本,也就没有交易费用。这种对交易费用的否定性结论显然在动摇新制度经济学的根基。 中国学者最有理论增量的地方,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一个比较有成就的方面,就是对国有企业的讨论。除了用产权理论和委托-理论解释国有产权制度为什么缺乏效率以外,作者们还注意将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引入到理论中。如张军强调自由退出对企业制度的影响。计划经济国家中,政府为了“工作权利 — 过度就业”的目标,以及存在着眼前的“退出成本”,而不能自由退出与企业间的隐含的合约,以惩罚“违约”的企业,是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周其仁则指出,对私人产权的否定,最要害地是剥夺了要素所有者自由签约的权利。不能自由签约,包括从以前的合约中退出,选择新的合约的权利,就不可能形成市场,反过来也就不能参照市场价格机制进行决策。尽管在国有企业体系内部,可以设立行政级别来激励企业家,但与市场制度的激励相比要逊色得多(“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应该说,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更大的用武之地,是对过渡经济的研究。然而由于已经有很多专集和专着,如 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盛洪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天则所的由张曙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辑,第二辑),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张军的《中国过渡经济导论》,本书不拟收集更多的这方面的论文,除了个别论文,如樊纲的“公共选择与改革过程”,它的特点是对市场化改革的政治过程进行分析。关于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成就的综述,可参看盛洪为《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写的序和 “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过渡过程的研究”一文。 应该说,在一般经济问题的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家有更为精彩的贡献。例如汪新波“对企业性质的重新思考”,就是用时间要素超越雇主与雇员、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来进一步思考企业的性质。在作者看来,企业中不同要素的主要区别,是时间的区别。即有些要素与企业签订长期合约,有些是中期合约,有些则是短期的。签订合约期限越长,要素所有者承担的风险越大,包括承担短期要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损失,越应在企业中处于主导的或权威的地位。因此企业的性质可以被理解为是长期要素雇用短期要素。作为一个特例,资本之所以雇用劳动,是因为相对于劳动来说,资本是长期要素。这篇论文不仅具有以新视角和新因素重构理论的创新意味,而且具有对已有理论的整合功夫。所欠缺的,是作者还缺少经验积累。可惜的是,在这篇以后,较少受到人们的注意。 在另一篇对企业理论有增量贡献的论文,周其仁的“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中,作者提出了同样有创意的、却大不相同的结论。尽管制度经济学早已将人力资本纳入视野,但更多地是强调其作为一般资产的共性,以便于与其它资产放在一起讨论。而周其仁则着重人力资本的自然法性质,即它只能属于它的自然载体—— 活生生的个人,即使法律制度将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的产权赋予另一个人,前者也可以通过“关闭”自己人力资本的对外通道来对抗。当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结合起来才能生产时,对具有特殊性质的人力资本的事后激励,就要构成合约的主要内容,因而企业就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殊合约。作者据此认为以往“资本雇用劳动”的教条,是误将货币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家才能所有者混为一谈时的假象。从古至今,真正稀缺的、从而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企业家才能。这种强调人力资本的特性、进而重构企业理论的努力无疑具有独创性,只是这篇论文忽视了可以想见的反驳,而缺少完整性。由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结合也可以采取市场交易的形式,从短工市场到信件快递,从财会与法律服务到相当于企业家能力的管理咨询,人们很难认为企业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唯一形式。这似乎暗示着,还有该文没有涉及到的因素在起作用。 在更多的时候,中国学者表现出了敏锐的问题意识和上乘的理论悟性,只是或者缺少形式化的努力,或者没有总体的突破。例如唐寿宁沿着布坎南的思路,提出了市场制度本身也具有立宪性质,即它不仅是一个价格形成机制,更是一个制度形成机制。只是他的这篇论文,“论市场的立宪功能”,表述得过于散文化,没有对这一命题作严格的论证和深入的讨论。林毅夫的“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则对论题作了较完整的理论回顾、文献引证和分析论证。尽管他的结论大多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这一对概念的提出,还是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简便的分类和分析的维度。虽然在奥尔森的理论中,“利益集团”作为一个负面的概念,引伸出了整个分析框架,但运用利益集团理论进行分析的张宇燕,却在对中国制度变迁问题时发现,利益集团的存在有时也有正面意义。他在“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一文中指出,在进入市场的权利被政府垄断的计划经济中,如果出现了一些新兴利益集团,通过政治过程“撬动”森严壁垒的进入障碍,将竞争引入,会产生市场化的积极结果。他后来依据这一思路考察了联通公司进入电信业的情况,也将在该文中提出的“贾谊定理”,即创造更多的利益集团是对付利益集团的良方,(与他人合作)作了形式化的阐述。美中不足的是,这一命题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展开,后来也没有得到专门的讨论。在将科斯传统和布坎南传统比较时,盛洪发现它们之间的冲突,即所谓“精英论”与“一致同意原则”的冲突。运用交易费用的概念,他发现偏离一致同意原则的“法官裁决”存在的合理性,并认为强调精英作用的“法官裁决”和遵循一致同意原则的“公共选择”是相辅相成的(见“法官裁决与公共选择”)。可惜这篇文章过于简略,缺少形式化的功夫。 应该说,还有不少有理论增量的论文没有被收集进来,因为本论文集还具有某种“基础性”;更有可能的是,它们超出了编者的视野。然而就已经看到的这些论文,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它们与国际水平的经典论文尚有差距;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学者们有着巨大的理论潜力,他们正在逼近领先水平。 从更大的背景看,中国有着制度经济学成长的丰沃的土壤。尽管我们说,经济学是一般的,然而它必是在特定经验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少中国的经验,经济学就缺少一般性;尽管我们也清楚,制度经济学也只是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支,但如果我们认为制度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我们不仅覆盖了经济学的大部分视野,而且对所有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持开放态度。 具体而言,能够滋养制度经济学的中国资源包括,中国问题,中国文献和中国历史。所谓中国问题,不仅包括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也包括从中国角度提出的问题。比如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中国经济学家有着比道格拉斯·诺斯更为优越的条件,因为不仅可以从历史文献中了解制度变迁,而且可以身临其境地观察制度变迁;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我们正亲眼看着猿变成人。中国的市场化道路也呈现出了一些原有理论所不曾想象得到的特征。如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已使人们怀疑“要么不改,要么全改”的次优理论,然而它的理论含义还需人们进一步探索。这一成功也同样使人们推测,交易也许是比暴力革命更为有效的改革方式。它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还等待着人们去挖掘。从更大范围看,中国的制度变迁应包括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其中包括对中国传统制度资源的重新理解,和这些资源如何与外来的制度资源结合起来,构成中华民族新的制度结构。谈到近代,不能不谈中西冲突,也不能不正视由于这种冲突所导致的对问题的不同看法。这种不同的角度,会使西方学者有意无意忽视的一些问题,被中国学者所重视。例如,假如没有自由迁徙的条件,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并非像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坚信的那样,会带来全世界的皆大欢喜。再比如,在研究国际经济时,西方学者多是暗含地假定国际的政治秩序与一国之内无异,这大概与西方世界在这一秩序中占有优势有关;而中国学者可能更会敏感地意识到国际政治秩序中的问题。正是这样一个国际无政府状态,也许才是制度经济学家应该全力面对的。 尽管有关制度经济学的中国的经济学文献还是很少的,但在一个较窄的领域中,还是相对丰富的,这就有关中国式改革的过渡经济学的文献。除此之外,我所指的中国文献是对制度有所描述的古典文献。数千年的历史,使重视人与人关系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积累的文献浩如烟海。从中国最古老的书《尚书》开始,就有了对制度的记载;号称“三礼”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就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作了大量描绘和评述;怪异的《山海经》被有些作者认为是上古政治制度的记录,《春秋公羊传》则是儒家政治制度经典 。后人所编《十通》和《五礼通考》都是资料全备的制度史。更有数不清的政府档案和民间合约资料。当我们研究制度时,这些有关制度的资料极为重要。当科斯为了研究企业制度,用自己的诺奖资金建立了匹兹堡大学契约和企业结构研究中心时,他期待着这些企业合约资料能为研究者提供经验素材;张五常教授在酝酿他的《佃农理论》时,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中来自南京的几张租佃合约帮了大忙(2000,第20~21页)。因为有关制度的理论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对制度的评判,也要参照它的社会结果。而要发现其中的逻辑,不仅要有互动的广泛性,还要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中国的有关制度的文献,对比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对比从中国获得的零星片断来说,无疑丰富得多。 谈到中国文献,中国历史文献也包含其中。而这里讲的中国历史,应是指中国历史的相对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中西历史发展轨迹在上古时期就有分野,明显的分道扬镳,也许是在所谓第一轴心时期,即儒学和基督教诞生的时期。在以后,中国和西方走着大不相同的道路。不应否认,制度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种,是以西方经验和西方历史造就的文化取向为基础的。这种文化取向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西方经济学的性格,又被误认为具有普适的性质。例如,西方经济学多是假定经济活动是在较为“纯粹”的制度安排,如法律,市场,企业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与西方社会不同制度安排间的对立和紧张不无关系。将人类历史划分成截然不同的几个阶段,也是西方历史阶段在这一理论中的反映。将中国历史考虑进来,不仅可以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重述中国历史,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的特征,会为这个一般理论注入新的因素。例如,“礼”可能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受到关注,并可能冲击原有的制度概念;区别于对立且互补的希腊-希伯来传统结构,以儒学为主的浑然一体的制度结构可能启发人们关于制度结构特征的思考;中国将道德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传统,也许会为我们解决今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秩序提供某种可行的方案。 当然,处于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中国学者不仅会受益于中国资源,他们必将把全世界的资源视为自己的资源。他们不仅同样关注西方学者关心的问题,也将会关注以往被忽视的其它文明,如印度和伊斯兰的资源。善长数学的中国学者,如果再加上对制度的深刻理解,也有可能在用博弈论的方法构造制度理论方面有所建树。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与其他国籍的学者一起面对着共同的问题,它们包括:(1)制度变迁问题; (2)市场经济自身的问题,包括外部性问题及其它市场失灵的问题; (3)全球的外部性问题,如全球环境,公海捕鱼,南极问题,太空问题等; (4)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问题,即能否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的问题; (5)政府的起源、性质和演进的问题; (6)道德与宗教问题,即这些无形制度的起源、性质和演进,以及与有形制度间的互动问题; (7)将智力活动纳入产权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制度创新,以及这种活动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性质; (8)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融合和整合的问题。 目前我们所欠缺的,是金融资源和学术机制。由于缺少金融支持,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相当零落。许多有理论价值的论文,多是发表出来就没有下文了。而理论的发展,如同美国制度经济学那样,正是一篇论文激起了别人的灵感,通过相继的讨论甚至争论,以及进一步的发挥,才能形成有阵容的理论学派。而在中国,不少有潜力的学者却因为生计问题分散精力,从而缺少对重要问题的持续攻击。从学术组织角度看,虽然制度经济学在中国风靡一时,但还缺少有资金实力的研究机构支持系统的研究。也许,制度经济学家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自己的制度问题。包括融资制度,学术组织,研究纲领和分配机制。随着中国在经济上走向繁荣,当有更多的资源通过有效的机制注入到研究中来,我们也许会迎来一个中国制度经济学与中华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 经济学论文:解说体验经济 美国战略地平线LLP公司的共同创始人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撰写的《体验经济》一书1999年4月问世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告诉人们，新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体验经济”。体验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它的出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更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体验经济带来人们更多的思考，给企业的经营活动带来了更新的思路。体验经济是市场经济完备化的标志 体验经济产生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但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的特性相比，它是一种更加完备的经济形态。 第一，体验经济以满足消费者个性需求为出发点。在体验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济运行首先要考虑的是消费者的个性要求，企业在提供体验的运行思路、程序和方法时，也必须要保证给消费者以更大的想象与愿望的空间。企业所主张的是消费者个性的张扬，并竭尽全力保证消费者需求个性的全面满足。 第二，体验经济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服务。定制化服务是指按消费者自身要求，为其提供适合其需求的，同时也是消费者满意的服务。其基本特征是： 1、定制化服务是一种劳动，并且是一种高水平的劳动。它需要“劳动者”有更高的素质，更丰富的专业知识，更积极的工作态度。因此，这种劳动较有形的生产劳动和无形的服务具有更大的价值。 2、定制化服务带给消费者的是个性的感受，“结果是没有哪两个人能够得到完全相同的体验”。因此这是一种量身打造，有需有供的活动，它不会出现生产过剩，也不会出现需求抱怨，进而保证经济运行的平衡与稳定。 3、定制化服务所产生的“体验”效应是带给消费者美好的感觉、永久的记忆和值得回味的事物与经历。消费者对这种美好的感受不会独自享有，而会与他人分享，即积极地传播，进而产生放大效应。 第三，体验经济遵循的原则是“以顾客为核心”。企业在体验经济运行中扮演着策划者的角色，发挥着为顾客提供“舞台”的作用，真正在舞台上表演的人是顾客。顾客去“体验”所需物的设计工作、定价工作，并进行直接使用，以品尝消费的感受。这说明，顾客是体验经济的主体，顾客对企业的经济运行工作参与度越高，说明顾客对企业越信任，企业品牌价值的实现程度就会越高。 第四，体验经济使企业的经济运行更加开放、更加健康。体验经济的发展促使企业不断提高自己的开放程度，使企业在社会公众的关注与监督之下开展各项经济活动。这为拥有优质品牌的公司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机会，而对于那些劣质品牌的公司则发挥的是矫正其思想与行为，约束其经济运行的作用。因此体验经济的运行具有着一种积极的功效，它可以保证企业建立良性的运行机制，完善运行程序，满足更广阔市场的需求。 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到了体验经济的时代，企业就必须按照体验经济的要求规范思想与行为，这是企业发展的最佳途径。从自由地满足消费者个性需求，到对企业经济运行的严格约束；从顾客创造性地选择消费模式，到企业创造性地为顾客提供舞台；从顾客可以不断地获取消费满足、留存美好记忆，到企业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机会，可以说，体验经济是市场竞争的更新形式，体验经济的发展，使市场经济更加完备，因而更加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 体验经济是服务经济的延续 服务经济是市场竞争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微观经济主体——— 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在标准化方面均达到要求水准后，同样品质的产品只有通过企业的不同品牌才能给予区别，但当顾客难以鉴别不同品牌之间产品的差异与优劣时，竞争的焦点自然会转向企业向市场提供服务的质量与数量，而顾客则以此作为判定与选择品牌乃至企业产品的标准，顾客关系由此得以建立。 服务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已经给了消费者以更多的承诺与兑现，同时，也使消费者感受到了服务经济带给他们的方便与舒适。服务经济的运行，使企业在其经济活动中，不仅要提供有形产品，还要提供无形服务。商品是提供服务的依托。而在纯粹的服务产业中，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商品。 在服务经济条件下，消费者通常发现不了商品之间的差别，所以，企业为了争夺更高的市场占有率，不可避免地跳入低价竞争的陷阱。为了避免低价带给企业的利益损失，和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制约，制造商们不断挖掘服务中更深层次的内涵，“一旦一个公司有意识地以服务作为舞台，以商品作为道具来使消费者融入其中，这种刚被命名的新的产出———‘体验’就出现了”。“体验”的出现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好的感觉，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拉动性需求，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同时也使服务经济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具有延展效应。因此，就像服务经济的出现不是对工业经济的否定，而是对工业经济的延续，不是对工业经济的替代，而是对工业经济的完善一样，体验经济的出现是服务经济的一种延续，是服务经济走向更大市场空间的必然结果。 体验经济是网络信息时代的产物 体验经济在延续服务经济的发展中，使市场竞争跳出了低价的陷阱，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由于需要按照消费者的个性要求创造出不同的提供物，因此不同提供物之间的价格不具有可比性，自然不能统一定价。然而，使企业创造不同提供物这种愿望，从设想到现实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这种距离在大规模经济发展阶段永远也不能缩短，从而其目标不能得以实现。只有在信息网络时代，这种距离才能逐渐缩短，并促使其目标得以实现。这说明信息网络时代使体验经济成为一种必然。迈克尔·穆恩和道格·米利森在描述网络信息时代公司的商业模式和运作流程时说，网络信息时代，公司运行的方式是：“鼠标点击”。而这种“鼠标点击”时代，使经济运行的一切都简单化了，如产品开发可以通过“鼠标点击”，顾客定货可以通过“鼠标点击”，市场调查可以通过“鼠标点击”，信息处理可以通过“鼠标点击”。这种简单的运行方式是以复杂的科技发展和网络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同时也使其成为体验经济的依托。 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成熟、网络经济的普及，体验经济所要求的专门为顾客设计和生产工作，其成本增加值会远远低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时代的个性服务成本。正如一个鞋业公司的老总说，“过去批量生产很难满足顾客的个性需求，现在的网络经济、信息技术，使我敢承担为任何一个顾客定制一双鞋的委托，同时成本也不会大幅度上升”。这种定制服务只有在信息网络时代才会产生，因此，信息网络时代为体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浅谈经济学教学改革:高校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摘要: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教材内容理论性强而缺少本土案例引入、课时少难以安排必要的实践教学环节、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而缺乏学生主动参与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在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下完善教学材料的选择、保证理论教学质量的同时引入多样化的课外实践、探索多样化课堂教学方法以强化学生课堂参与以及完善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评价方法”等方面着手，以适应应用性人才培养的需要。 关键词:应用型转型高校;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 宏观经济学是普通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教学的专业基础核心课程，是经管类专业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基础理论课。也是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和一些大型企业用人招聘的选考内容。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与经济实际结合紧密的课程，通过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学习，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分析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帮助学生更好地预测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了解与自身生存发展相关的就业、收入及消费等问题。尽管本科阶段的初级宏观经济学涉及的数学知识不是太复杂，但理论的抽象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还是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困难。如果教师不能很好地将抽象的理论与现实中的实际经济问题联系到一起，不通过实践教学引导学生去关注和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就会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学生经济学思维的建立，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下降。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侧重于理论的传授，学生主动参与较少，对于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明显不足，与应用型转型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不相适应。因此，有必要改革完善现有的教学内容、方式，使学生通过对宏观经济学的学习，明确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借鉴作用，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知识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教材内容侧重理论阐述，缺少本土案例引入 目前，涉及向应用型转型的高校主要是地方普通高校，这些高校本科阶段所开设的宏观经济学课程一般采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材，其中采用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分册)为教材的高校居多［1］。高鸿业版《西方经济学》(宏观分册)介绍了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涉及的数学知识不多，叙述清晰，比较符合国内本科生的学习习惯。但是，由于理论的抽象，内容间逻辑较为严密，同时又缺乏案例的引入，形式呆板，学生学习起来还是感觉有些困难，大部分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而且，这本教材对宏观经济学前沿问题涉及较少，理论更新较慢。 1．2课时少，难以安排必要的实践教学环节 目前，国内大部分地方普通高校由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定位，宏观经济学授课时数基本上都是48学时左右［2］，有少数高校的授课时数甚至更少。即使是48学时也仅能保证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知识点传授的需要，难以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实践教学环节，如结合学生所阅读的经典案例资料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进行讨论分析等。如果授课时数少于48学时，那么教师连讲授基本理论和知识点的时间都不够，更难以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实践教学环节。由于宏观经济学理论较为抽象，学生自学困难，而如果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都没有掌握，当然也不可能有运用理论去分析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而且，如果没有教师的引导，难以做到将所学经济学理论融汇贯通以及运用所学理论理解分析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背景及实施效果、观察分析生活中遇到的经济现象等，进而偏离培养学生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理解、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的目标。 1．3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主动参与较少 宏观经济学传统课堂教学方式是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将要完成的教学内容制成PPT课件，在教学中，按照预先安排的教学进度，通过口头表述的方式逐章逐节地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点传授给学生。与这种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方式相对应的是对学生学习效果考核方式的单一，基本是以期末闭卷考试成绩为主。教师在教学中，往往片面地以提高学生期末考试成绩为目的，而学生学习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取得好的考试成绩，在这样以提高“期末考试成绩”为“教与学”的终极目标的情况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应用经济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积极性不高，虽然偶尔以课堂提问等方式与学生开展交流，但问题的答案是唯一的，并不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学生的参与也是被动的，缺乏积极主动的课堂参与。机械的学习方式、枯燥的学习氛围导致学生主动深入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不高，难以做到学以致用。此外，尽管教学效果评价体系中有学生评教这一环节，但是普遍存在着“重评价、轻反馈”现象。 2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 2．1完善教学材料的选择，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在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下，安排课堂教学内容。教学达到的目标是“理论知识够用，应用技能得到提高”，因此，要选择好教学材料。目前，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比较适合作为地方普通高校本科生的宏观经济学入门教材。但在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授课内容的侧重点做适当调整，如可以略讲存在理论缺陷的IS—LM模型，同时，在借鉴国外学者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比如在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增加宏观经济学前沿理论中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重大进展内容。为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消化抽象的理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必须引入鲜活的经济学案例。国外学者所著的宏观经济学教材案例虽然丰富，但这些案例几乎都是以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实践为背景而撰写的，如脱离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去剖析这些案例，难以让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真切的、直观的认识，因而好的案例当然来自我国改革开发30多年来的经济实践。为收集这些本土化教学案例，应该组建高水平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团队，定期开展关于宏观经济学本土化案例建设的教研活动，集思广益，集团队之力构建本土化的宏观经济学案例库。 2．2保证理论教学质量的同时，引入多样化的课外实践 为了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点较为系统、完整的传授给学生，建议地方普通高校本科宏观经济学的授课时数不能少于48学时。与此同时，为取得好的教学效果，要引导学生开展多样化的课外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以自愿组合的方式形成课外实践小组，然后，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布置一些经济专题或将收集到的案例背景资料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外查阅相关资料展开调研，在小组成员间进行充分讨论后，每个课外实践小组形成一份专题研究报告或案例分析报告;还可以安排学生课后观看如“央视财经评论”等财经类节目，或邀请知名学者来校讲座。为保证学生课外实践效果，提高学生参与课外实践的积极性，教师要对学生提交的调研报告或案例分析结果及时审阅，并在课堂上点评和总结。 2．3探索多样化课堂教学方法，强化学生课堂参与 教学方法创新的目的在于提高教学效果。笔者通过多年的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实践深深体会到，教师只单一地以讲授加偶尔穿插提问的方式组织课堂教学，而忽视学生的积极主动的参与，那么即使教师竭尽全力做到将理论知识讲解得清晰透彻，大部分学生也表示能够听懂，但由于理论的枯燥和抽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仍然不高，难以取得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教师在系统教授理论知识的过程中，要改变“填鸭式”教学方式，探索启发式教学、问题式教学、案例式教学、专题分析法等多样化课堂教学方法，调动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首先是启发式教学方法。教师应该根据教学内容，以学生能够感知的经济现象和生活实际为素材，通过“开端引趣”“图片引趣”“新闻引趣”“视频引趣”等方式导入新课，引导学生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探讨现实问题，进而使学生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3］;其次是问题式教学方法。就是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线索，并把这一线索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4］。教师理论知识的传授要围绕这条线索展开，激发学生自主探究问题的兴趣。如在讲授“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两章内容之前，可引入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和“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支出、对外贸易”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个问题，学生首先了解GDP的核算方法，再通过乘数原理了解“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支出、对外贸易”对GDP总量的影响，进而能初步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促进经济发展，必须要扩大居民消费支出、企业和居民的投资支出、政府购买支出以及产品的出口。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思维方式分析问题的能力;最后是案例教学法及专题分析法。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对典型案例及经济专题的剖析，让学生尝试用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去分析现实问题。在学时有限的情况下，可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完成案例分析报告或专题研究报告，再通过教师在课堂上的点评和总结达到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目的。 2．4完善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评价方法 教学效果评价是检测和反映教师教学水平及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也是评价应用型转型高校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和关键。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效果评价方法主要有学生评价、院系评价、教学管理部门评价以及考试评价等。由于学生是课堂教学的直接体验者，其对于教师课堂教学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能给教师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教学管理部门应将学生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授课教师。此外，授课教师也应在课堂教学中做好与学生的沟通，亲自了解学生的需要，及时调整教学方法。此外，要改变以期末闭卷考试成绩为主的考核方式，将学生在课内的学习态度及学生参与课外实践的成果及表现量化为学生期末总评成绩的一部分。 作者：冯双生 程春梅 史宪睿 单位：辽宁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浅谈经济学教学改革: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探析 摘要：西方经济学是高校经济类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的特点、其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等几个方面重点论述，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改革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经济学科。从目前教学的实际情况看,学生对经济学课程虽然有较大的兴趣,但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一定的困难,在教学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误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本文将从其特点、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等几个方面重点论述。 1西方经济学的特点 1.1结构严密，分支众多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现阶段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大主要板块。这也是目前我国高校讲授的重点内容。西方经济学从宏观和微观的两个层面研究并发现了市场经济运行下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但是，西方经济学中也汲取了众多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仅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就包括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日益发展和完善的同时，学术界的各种对立和排斥也给西方经济学的初学者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1.2数学性是经济理论中的支柱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由各种经济变量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具有很强逻辑关系的学科。其中涉及到众多联系密切的经济数量关系与数学密不可分。数学本身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概念和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数学的抽象性特征使复杂的经济变量得以用简单的数字或字母来表示，进而建立经济模型，从而使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趋势变得简洁明了，易于观察。 1.3理念实用性 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总结。其理论诞生于现实经济生活，又反作用于现实经济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所以，西方经济学与其他社会学科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2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2.1理论知识讲授多于经济学方法训练 考虑到西方经济学学科体系庞大的特点，面对重点、难点繁多的知识点，教师在实际教学阶段，如果一味地按部就班地讲授西方经济学，忽略了经济学方法的介绍，学生对各章节知识的记忆只是暂时性的，习惯性的死记硬背无法代替真正的了解，听完课后很难掌握结论性的原理的形成思路。久而久之，学习效率就不高，学生思维的训练逐渐荒芜，逻辑的建立得不到锻炼，很难正确把握学科特性。 2.2非主流学派理论和前沿动态理论介绍较少 不同高校所使用的教材版本不尽相同，不同的编者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在内容上，大都以体现新古典综合派的经典理论体系和内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主。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现代经济发展下涌现的诸多新问题，在新古典综合派之后，产生和发展了影响力不如主流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和很多较为前沿的理论。但是这些非主流学派理论和前沿动态理论并未编入教科书之中，学生在西方经济学的学习过程就陷入狭隘的视角，不能有一个比较完整和动态的了解，不利于学生在经济学方面多元化思维方式的形成。 2.3学生对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普遍感到困难 合理使用数学工具，培养数学思维，灵活运用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有助于学生经济学的学习。然而学生大多数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薄弱，导致学生习惯性的容易产生对定性分析的兴趣，从而减少了对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骤的研究耐性，只停留在教学中涉及的经济学案例、经济学渊源。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不能很好地锻炼对抽象复杂经济问题的理性分析研究能力，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也不够深入。 3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3.1基础性教学与实践性教学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具有理论与实际二者相结合的学科特性，在这样的体系下，存在的根本即是其抽象理论和实用性。在教学过程中，西方经济学不能仅仅增强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与领悟，重要的是如何结合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从微观和宏观的双重方面出发，加强对现实能力的分析和判断。经济学是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多运用贴近日常生活、浅显易懂的案例和事实。既避免了枯燥乏味得学习过程，又减缓了学而无用的情况发生，同时，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带动他们的积极性。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切身感受到经济学是无处不在的，这一切，主要源于教师在平时生活、工作中的思考和积累。 3.2强化师资力量培养创新人才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求教师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更需要具备高质量的教学水平以及活跃的创新思维结合方式。在此基础上，学校也要采用学术讨论、学风交流、实践学习、科技培养等优化方式，创造更优条件，提高各方面水平支持。在海外聘请优秀教授的这种方式下，很大程度上促使大学焕发新的力量，从而增强优秀学术学风与教学科研的深度影响。有利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创新型人才。 3.3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增加经济学前言介绍 西方经济学这门课，不仅仅需要同学们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之外，还要在讲课当中穿插大量的、与当下经济热点契合度较高的经济前沿内容相结合，真正做到有的放失，只要让同学们掌握前沿的、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内容，才能更好地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真正的促使学生学以致用，将经济学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平时生活中，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许鸣宇 单位：安阳工学院 浅谈经济学教学改革: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思考 [摘要]微观经济学作为地方财经类院校的专业基础课程，在经济新常态下，其教学应该结合地方院校转型思路进行改革，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特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增强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为目标。目前的教学过程中存在教学重理论轻实践、授课方法单一等问题，在教学改革过程中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明确课程目标层次，增强实践教学。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实验教学 一、引言 我国经济正处在以新常态为特征的新阶段，经济结构面临着重大转型，在此背景下，经济学教育也处在关键性的转折时期。经济学是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培养面向市场并为市场服务的人才是经济学教育的最终目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经济学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且更加多元化。地方财经类院校在向应用型高校转变的过程中，应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具有特色的、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性人才。微观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能够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从长期看有利于提高学生对经济社会的适应能力，提高其二次就业能力。但在短期内，却不能直接影响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初次就业率，给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都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传统教学方法以传授知识为重，学生接受了大量的专业知识，但常常缺乏思考和创新能力。微观经济学作为基础课程，经历上百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内容广泛、前沿性强的一门学科。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微观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也应当不断革新，以适应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国外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学中，为了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从案例研究的角度进行探索，提出了构念效度、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和信度等概念。二是利用复苏情景的方法进行探讨，这种方式对于学生理解理论及课堂互动有显著作用，能够弥补案例研究的部分缺陷。三是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在课堂上以学生为实验对象，进行经济学实验来解释和检验微观经济学理论，成为一种新颖的教学方法，得到了美国经济学教育协会的大力倡导。诸多经济学家也针对“完全竞争的新古典理论检验”“寡头市场的价格形成”“柠檬市场”“公共物品搭便车”等问题都设计了精巧的课堂实验。国外的研究为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种实验软件和实验平台建设也为进行教学改革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课堂教学中改革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提出国内微观经济学教学的案例和实验，有利于学生感性认识增加，促进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效果改善。 二、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堂教学重理论轻实践 从微观经济学教学情况看，普遍存在着授课内容理论性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的问题。微观经济学来源于微观经济活动，要求学生了解市场机制、需求、供给等，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和社会观察力，普遍感觉经济学抽象难懂，导致许多内容难以理解。国内教材编写内容偏重于理论方面，概念、公式多，案例缺乏，习题也偏重于理论。碍于授课时间和实践条件等原因，学生经过讲授式学习，仍不能化理论为分析工具和能力。面对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不能应用所学理论。如何在教授理论的同时又让学生有所收获，启发和引导学生思考，提升学生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和经济学素养，成为改革课堂教学方法的重要目标。 (二)授课形式相对单一 目前微观经济学教学以课堂讲授理论为主要形式，学生的参与度和主动性都比较弱，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热情。根据学习金字塔理论，知识保持率最高的是主动性学习，模拟实际案例，主动做事和参与的有效率高达90％；讨论和演讲的知识保持率达到50％；如果仅是被动听讲，知识保持率仅为20％。改变传统的听讲课堂，教师设计以探究性、任务驱动式的教学方法和自主性学习模式来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活跃课堂气氛。可有效运用web3.0分享与参与的理念，结合学生的学习基础和专业背景，以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学习为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例如以项目汇报演讲的形式鼓励学生分享学习成果和学习体验，给学生提供充分的机会进行交流和讨论。目前各高校的经济学实验教学日益重视，还可借助实验室资源进行教学实践。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实验资源和辅助教学手段，根据知识的传播、人的认知特点来培养学生的能力。 (三)课程教学目标层次模糊 国外微观经济学教学培养目标清晰，学科设置在不同学习阶段差别化特征较为明显。例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及耶鲁大学等名校课程的设置层次鲜明，分为基础课程、高级课程和研讨班。相比之下，国内地方财经院校微观经济学教学课程设置的层次不够明显，多数将其统一设置为专业基础课程。面对层次、基础、目标各不相同的学生，作为专业基础课，微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也缺乏教学目标、教学难度渐次提高的特点。其次，国外微观经济学教学比较注重学科和理论发展前沿，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分析能力。在教学中鼓励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共同分析相关领域的实际问题，以问题分析为导向，以能力培养和鼓励思考为目标，注重学科交叉和知识结构的系统性，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完整，思维模式更加多元和活跃。国外经济学本科教育课程设置丰富，一年级多为通识教育，经济学原理作为公共课，在随后二年级进入专业课的学习后，将系统学习中级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专业本科课程目标定位细化，如斯坦福大学强调三项目标定位:熟知现代社会各类经济现象、掌握分析经济问题的技能、具有评估公共政策的实际才能。相比之下，我国各学科间的划分界限仍比较严格，微观经济学作为基础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较少，对学科发展前沿关注度也不够高。 三、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内容优化与授课方法改进 (一)课程目标定位以“直觉为主”“工具为辅”“突出实践”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微观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即基于经济人假设，在约束条件下如何实现最优选择。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与学习中，应始终贯穿着对经济人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分析。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应围绕各种现实，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运用理论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在微观经济学课程目标设定上，要以“直觉为主”“工具为辅”“突出实践”。“直觉为主”指的是在相应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面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经济直觉”。“经济直觉”就是一种用经济思维思考问题的能力。凯恩斯曾说过，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学习微观经济学，不仅是了解基本原理，更是思维方式的训练。对于初学经济学的学生，应该把重点放在培育经济学直觉上，对其经济学素质的构建将大有裨益。“工具为辅”指在强化经济思维培养的同时使学生掌握和运用必要的数理分析，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掌握必要的分析工具。但是与经济思维相比，数理工具处于“辅助”的地位。“突出实践”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课程建设必须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把所学理论应用于解决现实问题。在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帮助学生培养运用理论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实现从“黑板经济学”到“生活中的经济学”的飞跃。 (二)综合利用各种实践教学方法，改变单一的理论讲授教学方法微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将理论还原到现实经济生活，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情境、案例、实验中理解和接受理论知识。课堂实践教学方法主要包括案例教学和实验教学两种方法。 1.以复苏情境法进行案例教学 采用“复苏与再生”情景法，选取经典和成果案例，结合环境、结合情景和结合演化三部分构成，设计“模拟表演”“模拟设计”，把交易过程再现，尝试生成和测试案例，尽可能使案例研究结论贴近现实，加强学生对现实的认识与分析。在案例的选取上应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情况设计案例。微观经济学教学中有众多经典案例，但大多来自于西方国家，还有一些案例年代久远，会让学生觉得脱离现实，说服力不强。从报刊、网络上选取当下新闻热点为案例，取材于日常生活，又能反映热点问题，本土案例的设计使学生有身临其境感，激发学习热情。案例在体现知识性和时代性的同时，表现出了趣味性和实践性。如以春节期间购买回家火车票的案例，增强学生对需求规律及需求、供给弹性的理解；以明星演唱会门票价格变化的案例，体现价格歧视和消费者剩余的理论分析。以情境复苏法进行案例分析，还原真实经济情境，理论与所设的经济情境相呼应，激发学生的经济学直觉，增强对经济情境的思考和体验，也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使得微观经济学教学回归真实世界，增强学生对真实世界问题的敏感性，又锻炼了用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 2.进行经济学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运用游戏和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学生在游戏中深刻理解经济理论，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使学生成为学习过程的主体。国内诸多著名研究型大学也纷纷将经济学实验引入课堂，通过实验课堂，学生主动参与并思考反馈，改变被动式听讲的单向信息流动，激发了学生学习与研究潜能，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例如在我校的经济学综合实验课堂上，学生通过软件模拟企业生产经营，通过原材料采购、产品研发、市场竞价销售等环节实景模拟参与某个产品的生产、买卖过程，对市场竞争中价格机制如何通过供求作用自发形成及背后的深刻原因有了亲身体验。通过模拟实验启发了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深入思考，经过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的循环，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四、结语 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和应用创新能力，是未来经济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改变传统教学方法，明确课程目标层次，增强实践教学内容，改进实验方法和条件，是目前课堂教学改革的主要趋势。微观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课堂教学改革的独特性，以能力培养为主线，以实践教学为主要方法的思路应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始终。从人才培养目标出发，清晰多层次教学目标，建立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互衔接的教学系统。教学过程力求将“知识、能力、素质”培养并重结合，与国际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接轨，培育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以主动式学习改变大学学风，使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培养与社会需求接轨，培育真正学有所得学以致用的创新性实践人才。 作者：赵怡虹 单位：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浅谈经济学教学改革:经济学本科实验教学改革 【内容摘要】高校近年都在进行本科教学改革，探讨如何建立起特色人才培养机制，使学生的发展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学本科实验教学改革，旨在以学生为本，通过经济学实验教学，使理论知识具体化、动态化、过程化，培养学生的实证思维模式，牢固掌握经济学理论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综合应用能力。 【关键词】经济专业;本科教育;实验教学改革 一、经济学实验在经济学教学改革中的意义 经济学是一门与现实紧密相联的对现实经济现象作出合理性解释并探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学科。在一定假定条件下，其理论大多可以用现实经济活动去验证。经济学实验指用仿真方法，创造与实际经济相似的一种实验环境，以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及其前提假设，它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动手能力，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经济学专业是理论和实践兼重的学科，需要在实践中去深化对理论的理解。经济类专业的培养目标是理论基础和专业实践能力并重的复合型人才，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学专业为例，其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是坚持“强化基础、突出实践、重在素质、面向创新”，着力培养富有创新潜质，有协作精神和团队意识，适应社会需要，有着宽厚理论基础和动手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毕业生就业方向基本上是国家各级经济管理部门、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经济咨询机构、国际贸易部门等。用人单位对经济类人才的需求不仅须有良好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也对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提出了更高更专业化的要求。而根据对近五年学生实习和就业所做跟踪调查得到的信息，和有效专业教学软件的实践教学缺少有关，学生不懂实务操作，因此在银行、证券、商务贸易公司等单位实习遇到较多困难。因此，经济系迫切需要建立独立的经济学综合实验室，不仅在宏微观经济学的实验教学方面，同时在主要核心课的专业方面，如会计实务、财务管理、信贷管理、国际结算、证券投资、市场营销、国际商务、计量经济学等，通过实操和模拟，巩固和消化课堂理论教学的内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使其毕业后能更快地适应工作需要。经济学本科教学过去是传统教学法，基本上是以课堂和教材为中心，主要采取理论阐释、演绎和模型推导教学模式，比较枯燥、单一，不能很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经济学实验教学是在教师对主要理论进行讲解后，借助于计算机模拟系统将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通过学生动手实验观察来巩固课堂和教材知识。学生通过参与、体验，会加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提升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经济行为现象的感性认识，更好地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二、本科实验经济学教学的主要形式与实验内容 经济学实验主要有验证型实验、模拟型实验和研究创新型实验等三大类。本科开设经济学实验课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加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掌握经济学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因此经济类本科实验经济学教学应侧重验证型和模拟型实验。验证型实验是为验证已学的理论知识而设置的实验，通过计算机软件模拟，观察并记录下实验结果，最后整理出实验报告。这一项实验包括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个环节，主要课程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经济学原理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类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之一，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经济学原理偏重于理论，比较抽象，学生学习难度较大。而传统教学方式以讲授为主，比较枯燥，教学效果不甚理想且无法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的实验课，通过动手实验让学生理解经济学的关键知识，并结合现实案例，在系统的引导下让学生完成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从而掌握经济学理论知识在现实中的应用。主要实验包括: (一)验证类实验课。 1．微观经济学。市场供求均衡、消费者行为与生产者行为理论实验、边际效益理论、完全垄断市场实验等。 2．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市场货币流通实等实验。宏微观经济学每章内容都有一些较抽象难懂的概念和理论，需要借助实验去理解。 3．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主要是通过统计的方法来验证数理经济模型中各种变量的关系是否和社会现实相一致，实践性较强。要求学生将经济学知识、计量经济理论与方法以及计量软件相结合，用计量软件进行计量建模和分析，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的计量经济理论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过程，序列自相关模拟实验等。 (二)模拟类实验课。 1．市场营销。市场营销综合实训主要通过传统营销管理的仿真模拟、商战体验、丰富的典型案例训练锻炼市场营销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在模拟市场营销环境中运用所学的营销学基础知识，分析和解决企业营销实际问题。 2．商业银行实验。通过对模拟银行软件和相关银行系统各个功能模块的具体操作，使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银行实务中所涉及的基本业务流程，熟悉业务操作中的关键要素，掌握最新的银行实务操作流程。通过实际操作和模拟，巩固和消化课堂理论教学的内容，增强学生对各种银行、证券等业务流程和功能特征的进一步了解。 3．国际商务实验。通过模拟操作，使学生对国际商务整个业务流程和做法基本掌握，从交易准备直至最后的核销退税，综合操作和成套设备贸易等，并能够以从事外贸业务人员的角色，包括进出口商及银行等角色去仿真地操作，对业务反馈作出正确的处理。 4．财务会计实验。通过模拟操作，主要有货币资金、应收应付账款、成本、负债核算、报表编制等，帮助学生理解财务会计基本理论和方法。 (三)实验教学理念和多元化经济实验教学方法。 1．实验教学理念。为适应现实的需要，我们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需要更新，建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个体自我建构的过程，教师从以讲授知识为主，转变为以创设学习情境、指导学习方向、与学习者双向互动、发现和解决学习疑难为主。在经济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担任的角色主要是组织者、指导者、辅导者和促进者，充分利用情境、协作、沟通等学习环境要素，使教学内容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模拟的类似情境下去应用他们所学的知识。 2．多元化实验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采用多种教学模式，主要有协作法、参与式与互动教学、自主学习法、体验式教学、网上交流、专题讨论等，并通过实验反馈、调查问卷等形式分析这些方法对提高实验教学效果和效率的影响。协作法就是实验过程中的各环节由实验团队的多名成员协作完成，大大增强了学生们的团队意识和沟通配合的能力。参与式与互动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当学生完成一项实验后，让学生自己介绍过程与经验，和同学、老师进行互动交流，相互间的讨论争辩，可以互相激发、相互学习，师生互动中实现教学相长。专题讨论就是以专题主题为导向，设计真实性任务，把学习设置到问题情景中，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题，从而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对实验团队的活动适时进行点评，给予指导。充分利用学校教务网络平台，将相关的经济学教学大纲、教案、习题、案例分析、参考文献等上网开放，实现资源共享，建立网上答疑、讨论、测试系统，充分发挥网络资源的优势，使学生随时可以通过网络资源进行自主性学习、讨论和向教师求教，实现超时空的教与学。 三、经济学实验教学课开设取得的效果和展望 近两年经济学实验课的开设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使学生亲身体验到所学知识的真实性和实用性，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增强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学生们感受很深，评价颇高。在调查教学效果学生反馈中，摘录几段:“印象比较深的是总效用和边际效用实验，即让学生进入消费者角色并根据消费者均衡作出决策，合理分配收入得到最大总效用。这个实验让我体会到在不同的消费偏好下，消费者决策是不相同的，但是总效用却可能相同。上机实验将平时所学理论与模拟实验相结合，更好地理解了一些经济学原理。由于相对真实地进入了这些理论的角色方，我们对理论的接受度更高了，这些有趣的实验也增加了我们对微观经济学的兴趣。不得不说，这次的上机实验十分令人难忘和受教。”“在试验中，我们对这些经济学理论有了直观的而且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观看十遍同一个微视频并在每一阶段给出看后的边际效应评分，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消费者边际效应递减的状况;在啤酒与电影票的分配试验中，我们体会到了‘经济人’的选择问题与个人喜好的差异。”“在这次试验中，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效用递减理论实验。平时在课本的学习中，我们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感受到效用递减的实际效果，甚至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效用水平会成为一个负值。通过这次试验中的视频观看，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即使是一个能够带来欢笑的视频，在许多次的重复之后也会变得索然无味，甚至让人厌烦，这大概就是实际操作带来的更深层的理解吧。由此我们感受到，我们在平时的课堂上学习的理论的确为做上机实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实验中，我们更加感同身受地体会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真正用处，更加能够与实践相联系起来。通过做这些实验，我们对于从课本上获得的经济学的知识有更深的了解，更加能够设身处地地思考经济学问题，将经济学原理融入生活之中。”“虽说经济学不像工科课程那样要求非常多的实验操作，但在我看来，经济学实验算得上是课程内容的精华之一，因为平时所接受的各种经济变量与经济活动都是以抽象的形式记忆在脑中，若是对其没有足够的理解，就很难在现实世界应用，而经济学实验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以本次在经济学实验室所做的宏观经济学实验为例，我们进行了经济增长分析、市场货币流通等四项实验，每项实验均是以互动的形式完成，学生、老师和计算机三方互动协作，推动实验进展。想想平日脱离实验所做的各种练习，那都是在纸上通过计算完成的，而计算数据和经济变化过程都是题目所指定的，我们要做的仅仅是算出某项结果，这样一来就少了自己动脑分析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而在经济学实验中，我们有多方互动，这意味着我们不光巩固了如何进行经济运算，更锻炼了对于经济市场运转的把握能力。譬如老师那边供给货币，而我们作为银行，要留出存款准备金，之后发放贷款，再接收存款，这样的过程一轮轮进行，我们所能看到的不仅是某一项经济数据的结果，更亲自参与到其中的某一环节，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这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它的运作机制。”目前已开设的经济学实验主要是验证性实验、体验型实验。还可根据条件和需要适当开设研究创新型实验等。研究型实验层次是一种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模式。利用此实验室平台，对少数拔尖学生强化基础，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发挥其特长，鼓励学生参与各个级别的大学生竞赛。根据形势的需要，将开设大学生创业实践训练课程，从了解创业、培养创业能力、体验创业，到企业经营管理实训，循序渐进地培养大学生创业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能力，并通过大量实训让学生体验创业的过程，训练创业过程中及创业后的经营管理能力，培养大学生具备成功创业者的素质。同时，根据学校已有项目资源，将具体建设学校“冯如杯”、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指导中心。通过以上教学实践创新基地的建设，有助于锻炼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型思维。同时，实现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一体化，形成整体的课程体系，通过实验教学补充学生的知识体系。教师要努力探索以科研带教学，紧跟学术前沿，利用科学研究成果提升实验教学质量，做到教学科研一体化。总之，近几年来的经济学专业的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经济学实验室是我们教学科研的技术支撑体系，它对学生巩固经济学基础知识，培养动手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沈映春 黄岩 浅谈经济学教学改革: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践与探索 一、新疆财经大学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动因 （一）城市经济学课程特点及发展趋势的需要 城市经济学是经济学重要分支学科，是介于社会经济学科、城市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之间存在与发展起来的一门具有中观性质、边缘学科性质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城市经济学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包括宏观城市经济学、微观城市经济学和城市经济与社会管理等研究内容。城市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类专业中的核心专业课程和必修课程，其教学对象一般为经济类相关专业本科三年级及以上学生，这些学生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基础和分析、判断和理解能力，但缺少城市实践的社会经验，没有城市发展的概念和有关城市经济的切身体会。在实际教学中，城市经济学应体现其应用性，应面向世界、立足于国内城市发展现实，体现中国城市特色和区域特色，达到结合当前中国或区域城市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实际，应用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城市经济分析方法来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目的。以此为衡量标准，目前城市经济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步伐仍跟不上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按照城市经济自身的演变规律、发展趋势和课程特点，深入系统地进行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二）调动学生积极性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需要 2012年3月，通过对经济学专业民汉三个班级、90份《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对城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设置、教学方式方法、教学模式等方面期待很高，尤其期待对城市经济学教学理论、教学实践及通过经济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进行创新，并以此来提高利用城市经济学原理解决现实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的能力。因此，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既是完善课程建设体系提出的新要求，又是适应新时期城市经济学课程发展趋势和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 （三）适应新疆民汉一体化教学改革的需要 从城市经济学教学实践看，因民、汉学生在实际接受能力方面存在着差距，同样的教学内容并配合同样的教学方法，民族班学生表现出理论接受比较困难的现象，教师在民、汉班级教学内容设置、授课模式、授课方式方法等方面必须要采取区别对待方式。然而，案例教学对民汉班级学生都很有效果，学生对此模式的兴趣也高，在课堂积极思考、积极讨论，教学效果较为明显。然而，因受多种条件的限制，目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内容因不同教师的科研背景而有较大的差异，教学案例数量还比较有限，在教学实践方式方法还需进一步探索、改革。 （四）新疆地方经济建设和跨越式发展所需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城市经济学注重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创新、提高，不仅能进一步完善经济类专业课程建设，促进教学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在教学中把中国和新疆城市化演变、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营与管理等实际内容融入课程，能够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不仅符合新疆高校的办学理念，而且是新疆当前提高办学层次、为新疆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储备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二、城市经济学原有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调查问卷分析，城市经济学原有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方面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现有教材实践性不够。因现有教材偏重于理论研究，理论体系较完整，利用现有理论解决现实经济社会中的问题章节内容安排不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学生接受存在困难。二是教学内容存在差距。分别针对民、汉学生差别化教学方式，即在城市经济学课程内容安排上，民族班级授课内容要比汉族班级少，且在授课模式、授课方式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民、汉学生在知识结构、认知等方面的差异。三是案例内容较少。因受多种条件的限制，案例数量总体上还比较有限，一些教学案例时效性较差，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四是教学研结合不够紧密。新疆财经大学城市经济学科研团队在城市经济学领域虽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受诸多原因限制这些成果未能及时补充到教学中。 （二）课程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案例教学方法应用不均衡。目前，城市经济学教学中仅有少部分章节采用案例教学方法，大部分章节仍缺乏实践性较强的案例，教学效果有待于提高。二是多媒体教学应用不够。多媒体教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扩大信息量，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但在实际中，城市经济学多媒体教学还未充分地发挥出应有的功能，课件与教材重复性较大，信息量不足。三是教学方法需要创新。采用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研究式教学(如鼓励学生以本课程内容为主申报课题，等)、实践教学（如参观，请社会专业人士进课堂等）和实验教学等、进一步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三、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践 根据学生反映的实际情况，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在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设置和教学方法应用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创新，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实践，取得较好成效。一是提前预做准备。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6~7人，在每一章讲述之前由教师提前针对该章节重点和难点问题，结合当前国内外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给每组学生布置3~4个讲课主题，要求提前查阅资料、数据，做好讲解准备。二是学生授课过程接受大家提问和监督。学生讲解要求板书讲解要点并维持好课堂秩序，每个学生讲解时间控制在15分钟，讲解中和讲解完后要接受学生提问并进行解答，如当时答不出，可以继续查阅资料进行解答，学生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由教师解答。教师在整个上课过程中可以观察学生听课状况，及时进行管理。三是教师总结。教师对本章总体内容进行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强调重点和难点，同时通过记录每个学生讲解内容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提高的意见和建议。四是作业布置灵活多样。针对教材内容，结合学生查阅和讲解的资料灵活地安排作业，有些章节以小组完成作业为主，有些章节以学生个人完成为主。五是灵活调整考试内容。在所有章节内容讲完后，各小组要针对所讲授重点和难点设置复习题，有些好的复习题被选作考试试题。 四、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施效果 （一）课堂表现方面 通过采用互动式教学模式，发现绝大多数民汉学生能对老师布置内容进行提前准备，能在课间主动和老师交流。有些学生授课准备相当充分，能全脱稿熟练讲授内容，数据和例子恰当并能较好解释理论，获得其他学生的认可。有些学生结合教材的内容，发散性讲解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富有创新性，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比如，经济学2009-3班留学生案例授课在学生中产生很好的效果，他用计算机将哈萨克斯坦城市化进程画成一张图表，张贴于黑板上给学生讲解，思维清晰，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富有吸引力，赢得学生的热烈掌声，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有些民族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根据其他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课后及时地查阅资料进行解答。这种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胆识和汉语表达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主动查阅资料、主动解答提高、主动学习的能力，民族学生对这种教学模式很认可，普遍反映“获益匪浅”。从听课来看，绝大多数民汉听课学生上课时注意力明显提高，以前经常出现的课堂说话、玩手机的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认真听讲、认真思考、勇于提问、敢于争论，课堂气氛较为活跃，学术气氛渐浓。 （二）试卷分析方面 通过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城市经济学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改革实践，涉及民汉三个班级的期末考试成绩均为“优良”。经济学2009~1班和经济学2009~3合班（共71人）平均分为86.93分，及格率为98.59%，90-100分之间人数为41人，所占比重为57.75%，80~89分之间人数为17人，所占比重为23.94%，70-79分之间人数为7人，所占比重为9.86%，60~69分之间人数为5人，所占比重为7.04%，60分以下人数为1人，所占比重为1.41%。此外，经济学2008~2班（共33人）平均分为87.45，及格率为100%，90~100分之间人数为16人，所占比重为48.48%，80~89分之间人数为10人，所占比重为30.30%，70~79分之间人数为7人，所占比重为21.21%。 （三）学生评价方面 在学期临近结束时，经济学2009-1班和2009-3班每小组学生代表总结了城市经济学互动式教学的效果及未来进一步改进的措施和建议，学生认为教学方式方法新颖，激发了学习兴趣，锻炼了学生的胆量和表达能力，提高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继续坚持下去。在经济学院教学思想大讨论会议上，学生代表发言肯定了城市经济学的教学模式，并认为这种模式给予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五、思考和启示 受就业压力、网络文化等因素影响，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针对城市经济学课程理论与实践结合要求高、授课对象特殊的实际，授课中采取教师和学生搭配，授课内容既包括教材内容，也包括课外内容，授课方法采用案例式、讨论式和启发式等方法，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实现了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提高了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和胆识，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促进了师生间、学生间的互动交流，真正达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此次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该模式还需进一步完善，如在实施过程中和学生平时成绩考核紧密挂钩，加大平时成绩考核比重，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在该模式不断完善的同时可为其他应用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作者：张艳

交通类经济论文:交通经济走廊发展战略研究 内容摘要：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的建设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资源优势，但其发展还存在着经济总量小、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各县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本文认为，应根据其实际情况，将“南丹-金城江-宜州”作为走廊经济发展的重点开发“核”，以发展工业、服务业为主，而环江、罗城属于禁止开发区，应组成另一个“核”，以发展农业、生态业为主，最终构造出黔桂经济走廊的“双核”发展战略。 关键词：交通经济走廊 黔桂经济走廊 发展战略 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经济发展现状 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指的是黔桂铁路线及贵阳至柳州公路在河池市内的沿线及其辐射的县（区、市），即金城江、宜州、南丹、罗城、环江五个县。该走廊2010年的总人口为196万，占全市的49.1%，总面积为17382平方公里，占河池市全市土地面积33508平方公里的51.9%。黔桂经济走廊是广西河池经济、文化、交通最活跃的区域。2010年，该区域GDP达到296亿元，其GDP占广西河池的63%，经济走廊内各县在“十一五”期间的GDP增长率除环江县外均高于广西河池平均水平，是广西河池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广西河池是全国农业生产大市，是全国最大的桑蚕生产基地和广西重要的蔗糖生产基地，目前，已形成粮食、蔗糖、桑蚕、水果、畜牧水产五大主要农业生产基地。2010年广西河池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61.33亿元，黔桂走廊实现105.86亿元，占65.6%。广西河池的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了以有色金属、电力、化工、食品加工、茧丝绸等五大支柱产业及建材、机械、林产加工和黑色（非）金属等传统产业并存的工业体系。2010年，广西河池实现工业总产值423.54亿元，黔桂经济走廊实现315.69亿元，占74.5%。2010年，广西河池第三产业总产值154.58亿元，黔桂经济走廊实现92.34亿元，占59.7%。 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地处黔桂交通要道，黔桂铁路横贯其中，国家“五纵七横”的国道主干线、西南出海大通道穿境而过。广西地方铁路岔罗线在三岔镇与罗城县相联；公路交通有河池—柳州高速G323线与柳州、南宁及区内各大中城市相连。国道323线公路、国道210线公路、国道78线公路和黔桂铁路一起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广西河池建立黔桂经济走廊的必要性 （一）经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的需要 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活动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国际上衡量工业化程度的经济指标有三个：人均生产总值、三次产业结构、城市化率。2010年，广西河池的人均GDP为12104元（在1000美元-3000美元之间），三次产业结构是28∶37∶35，城市化率为33%，而同期广西的人均GDP为20219元（略大于3000美元），三次产业结构是18∶47∶35，城市化率为40.6%。可见广西已进入工业化中期，而河池市则仍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因此，以黔桂铁路线和G323国道为依托，构建河池市黔桂经济走廊，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适合河池实际情况，因而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二）进一步完善西南出海通道的需要 四川、重庆、贵州最便捷的出海口在广西北部湾，广西河池是这些省市出海进入广西的第一站，而黔桂经济走廊正是四川、重庆、贵州通过铁路和公路出海的必经之路，因此，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的建设必将为打造西南出海大通道注入新的内涵，并会提高整个广西为西南对外贸易的服务水平，也为中国—东盟贸易往来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摆脱“资源诅咒”并开发优势资源的需要 “资源诅咒”形象在广西河池的出现，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广西河池经济发展是依赖传统的资源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因此带来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增长缓慢的后果。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建立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充分发挥黔桂经济走廊资源富集区的优势，在经济走廊内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合理有效的开发模式，切实改变传统、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改变大量浪费资源的生产模式，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河池作为全国著名有色金属生产基地的优势，并推动整个河池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四）国家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致富的需要 广西河池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区，是国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特别提到的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是滇黔桂石漠化区的核心区域，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西部地区扶贫开发行动的发展重点和攻坚难点。该市11个县（市、区）中有9个是新时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个是广西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处于广西河池经济相对发达和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通过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的高水平开发，增强河池地区作为贫困落后地区实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增加农民持续增收实现脱贫致富的需要。 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的建设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资源优势，但由于河池市后发展、欠发达的基本市情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的发展还存在着经济总量小、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各县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一）经济总量小 广西河池2010年的GDP不足500亿，在广西14个地级市中排列第九；人均GDP为12104元，在广西排列倒数第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5000元，在广西排名倒数第一；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到3600元，在广西排名倒数第二。这些数据表明，广西河池经济发展还很落后，经济总量很小，虽然其黔桂经济走廊区域经济发展相对较好，但在2010年也只有不足300亿元的GDP，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其中的困难是不可小视的。 （二）发展方式粗放 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经济的发展目前还是以高投入、高能耗的依靠生产因素的数量增加来取得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为主，使得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主要表现有：一是由于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机制、激励机制等机制的不完善，因而导致对矿产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出现“资源枯竭”现象；二是由于政府GDP崇拜、企业环保观念缺乏以及技术水平低下等原因，高能耗的生产方式使得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以及对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三）经济结构不合理 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首先是区域内产业是以有色冶炼、化工、钢铁、水泥制造等能源消耗、资源消耗相对较高的传统产业为主，而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低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偏低。其次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比重相对较低；再次是农业产业中普遍存在散耕粗种、新技术推广应用慢等问题，生产力很是低下。 （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 由于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的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缺乏长远规划、管理水平落后等原因，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很弱。 （五）各县经济发展不平衡 首先，从经济总量看，2010年，广西河池的金城江、南丹和宜州三地的GDP均超过60亿，金城江的GDP甚至接近百亿，而环江和罗城的GDP却不到30亿。其次，从发展速度看，南丹县在“十一五”的年均增长率超过18%，在河池市排列第二，而环江在“十一五”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0.3%，在河池市排列倒数第二，比全市年均增长率少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广西河池各县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 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发展战略构想 黔桂铁路沿线经停的南丹、金城江、宜州是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核心地带，三地的GDP总量约占经济走廊GDP的80%，占河池市GDP的一半。因此，应将“南丹-金城江-宜州”作为走廊经济发展的重点开发区，以发展工业、服务业为主。而广西河池的环江、罗城属于禁止开发区，因此这两县组成另一个核，以发展农业、生态业为主。 （一）工业与服务业核 “南丹-金城江-宜州”作为经济走廊以发展工业与服务业为主的重点开发区，应充分发挥其产业基础较好、矿产资源丰富以及交通、区位等优势，以自治区级重点工业园区河池·南丹有色金属新材料工业园区和宜州经济开发区等工业园区为载体，以集群式发展为抓手，牢牢抓住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以广西河池实施“工业兴市”发展战略为契机，大力发展有色金属、茧丝绸、化工、食品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促进特色优势产业集聚发展， 打造百亿产值产业，构筑新型产业基地。 （二）农业与生态业核 环江、罗城两县属于禁止开发区，因此应从经济-生态协调的角度进行产业规划。博尔丁把人类经济生产方式分成两类：一是以能源高度消耗的并大量排放为特征的经济生产方式，称为“牛仔经济学”，其生产过程是：资源利用-生产-扔掉垃圾；二是依据生态学的基本规律，以节约资源使用，减少废物排放的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称为“飞船经济学”，其生产过程是：资源利用-生产-纳污。“环江-罗城”应该采用“飞船经济学”的生产方式，重点发展生态农业、林业、林下养殖、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等对环境和生态影响较小的产业。 政策建议 （一）建立衔接协调机制 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的建设涉及多个县（区，市），而这些不同的县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就需要建立衔接协调机制，通过在空间配置上相互协调以及在时序进行科学有序的安排，提高走廊建设的管理水平和行政效率，从而能够保证高水平发展黔桂经济走廊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强化项目扶持政策和资金保障 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各县应加强与河池市和自治区衔接，在项目和资金上争取支持。深入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家、自治区投资扶持导向，策划包装一批扶持项目。把握项目投资的政策取向，积极主动与上级部门联系，加强衔接，与项目业主单位一起，加大争取项目的力度。要用足、用好、用活国家的鼓励和扶持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项目都能得到足够的扶持。 （三）建立责任落实机制 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各县、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将走廊建设需要完成的相关任务纳入本县市区、本部门年度计划，明确责任人和进度要求。实行重大项目责任制，对重大项目和工程进行分解落实，明确进度、要求和责任，确保重大项目和工程的实施。 （四）完善规划实施管理体系 广西河池黔桂经济走廊建设涉及的各级政府要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为走廊的建设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并通过综合运用财税、投资、价格等政策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并适时调整政策方向和力度，以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保障走廊建设任务顺利完成。 交通类经济论文: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经济效益研究分析 【摘 要】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是否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对运营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尝试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用电、材料消耗，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工程造价等方面来探讨如何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经济效益。 【关键词】 轨道交通 经济效益 1. 提高劳动生产率 反映轨道交通劳动生产率的指标主要有：客运周转量/每员工、运营收入/每员工和员工数/每公里。通过下表中运营对比数据，可以大致了解运营企业劳动生产率指标情况。 注：[1]按2000年底外汇汇率中间价，100新加坡元=474人民币元； [2]按2005年底外汇汇率中间价，100港元=105人民币元； [3]与主营业务收入有关员工，根据年报资料推算； [4]其中3号线的客运周转量按平均乘距为8.9km估算。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如下： （1）员工人数不变，提高客运周转量（运营收入）。 （2）客运周转量（运营收入）维持一定水平，裁减冗员。 （3）既提高客运周转量（运营收入），又裁减冗员。 鉴于人员成本约占运营成本的35%-40%，一般而言，裁减冗员对降低运营成本总是有利的。实际工作中可考虑采取的减员措施主要有： （1）采用自动化设备。采用自动售检票系统、列车自动控制系统后，可相应减少车站售检票人员和车站行车作业人员。 （2）岗位重新设计。对传统的岗位设置进行详尽分析，重新设计工作岗位，根据需要的工作岗位“因岗设人”，或将部分工作岗位科学合并，可以减少作业人员配备。 （3）提高员工素质，加强员工培训和再培训。借鉴香港地铁公司的经验，通过岗前培训和再培训，投入一定的资金、人力、物力来支持培训教育，提高员工业务技能，力争一人多岗，一岗多能。 （4）精简管理部门。在组织结构设计方面，部门设置、管理跨度都应遵循减少管理层次的原则；从管理人员配备角度，公司管理部门的人员不宜超过员工总数的15%。 2. 制定消耗定额，降低用电、材料等消耗 2.1降低用电消耗 列车牵引、环控、照明等用电费用在运营成本中仅次于员工薪酬费用。根据广州地铁1号线2003年的用电量统计，环控用电占总用电量的51.08%，约为牵引用电的两倍。按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的统计数据，2003年的主营业务成本为3.48亿，总耗电量为10481.5万千瓦小时，其中牵引耗电量为5106.0万千瓦小时。 影响列车牵引用电消耗的因素主要有列车编组辆数、列车满载率、列车加速起动、进出站坡度等，涉及运营组织、设备选型和线路设计等方面。 轨道交通的内部空气环境由通风和空调系统进行控制。影响环控用电消耗的因素主要有夏季最热月平均温度、全年平均温度、高峰小时列车对数与编组辆数乘积、是否安装站台屏蔽门等。 2.2降低材料消耗 运营维护与更新成本约占运营成本的20%。特别是车辆全检、列检、日常维护维修费用所占比重较高，因此制定材料消耗定额，节约使用原材料、燃料、工具等，对降低运营成本至关重要。 3. 提高设备利用率 轨道交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设备购置价格、维持费用均较昂贵，如能提高设备利用率，可有效降低成本。 在这方面，提高车辆（列车）满载率尤其重要。在客流分布一定的情况下，研究采用合理的列车编组与列车交路方案，能减少车辆使用，从而降低车辆折旧、牵引用电、车辆维修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在投入使用车辆数不变的情况下，加大营销力度、争取更多客流，能提高车辆满载率，从而降低每车公里或每客位公里的成本。 此外，合理配置车站自动售检票系统（AFC）设备数量，共享控制中心、车辆基地、主变电站等资源，采用均衡修、部件修等车辆维修模式，对节省购建投资、降低运营成本都具有重要意义。 4. 降低工程造价 工程造价直接关系到运营期的折旧成本和贷款利息的高低，控制工程造价能为控制运营成本打下良好的基础，而脱离国情的工程造价最终会抑制轨道交通发展。 根据国际惯例，较合理的工程造价的一般构成为：土建约占50%～55%，技术设备的建设、购置及安装费用约占50%（其中轨道占5%，机车车辆15%，车辆段及停车场约占6%，牵引供电占9%，通信信号占11%，其他占4%，）。技术设备中车辆、牵引供电和通信信号等的购置费占工程总造价的33%，土建可靠使用寿命为100年，而设备和车辆一般寿命为10～35年，设备和车辆固定投入大，寿命短，折旧费用很高，提高了运营成本。所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时要求设备必须70%以上国产化，以降低成本。土建工程寿命很长，折旧费低，对运费影响远小于设备，但我国地铁工程造价为每公里5.5亿元以上，比世界平均水平4亿元高出30%。因此降低土建费及提高技术设备国产化水平也是我国轨道交通实现盈利的重要途径。 4.1注重资源共享，如统筹车辆段（停车场）的布置，控制中心与主变电所等。每条城市轨道交通线，根据运营功能要求，需要设置1个车辆段和停车场，其投资一般约占该条线总投资的6%。整个城市轨道规划网，做到多条线协调共享车辆段和停车场资源，统一配备车辆运营检测设施，减少车辆段规模，达到资源共享，节省综合投资成本的效果。 4.2选择适宜的线路敷设方式。不同的敷设方式，其造价差别很大，根据线路敷设方式的不同，可分为高架线、地面线、地下线。一般高架线约是地下线造价的1/4-1/3，地面线约是高架线造价的1/3-1/2，因此，选择适宜的线路敷设方式，做到性能造价比最优。 4.3提高设备国产化率。轨道交通车辆、机电设备投资在工程造价中约占50%左右。据统计，目前地铁车辆进口价格为120-180万美元，上海地铁一号线每辆要136万美元，广州更高，而成本控制最好的南京地铁每辆列车为116万美元。北京现使用的国产地铁车辆仅相当于40万美元，国产的车辆价格仅为国外车辆的1/3。通信、信号系统和牵引设备，也可通过国内厂家与国外进行技术合作加以解决，因此，只要我们认真贯彻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国产化率不低于70%的要求，就可大大降低工程造价。 （作者单位：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 交通类经济论文:交通经济融资困境探析 摘要：针对交通经济融资困难的现实情况，分析了交通经济融资的几条解决路径，并对此形成了一些独立的思考。 关键词：交通经济；融资困境；状态分析 虽然我国的交通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可是在公路建设和公路养护方面还存在很明显的问题，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供给缺乏，这成为制约交通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融资渠道不宽是基本现状，针对这种现状，应该集思广益，寻找各种有效的对策渠道，确保融资达到理想目标水平。 1 我国交通经济融资现状 交通经济对于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就目前我国区域内交通经济的现实情况来看，发展规模和发展势头都较从前有了非常大的改观，可是所有有利的变化几乎都是依赖于当地政府的政策扶持，所有融资渠道中，政府投资占有压倒性优势。传统的交通经济中，政府投资一般分成两种形式，其一是政府用投放国债的办法筹集资金，其二是中央财政直接下拨资金。虽然这两种融资方式一度给交通经济以很大帮助，但是却始终不能跟得上区域内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面对资金短缺问题的日益明显，民间资本融资的作用正在显现出来。一些区域尝试进行的企业融资等形式也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实际上政府已经很早就注意到了银行对于交通融资的重要意义，鼓励银行进行交通贷款业务，可实际情况是，银行对于交通融资形式的贷款热情不高，因为交通经济尤其是县域与乡镇交通经济贷款收益低、偿还时间长，因为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交通建设工程项目的还贷能力较弱。银行融资成本被刻意提高。上面我们提到的民间资本融资，因为众所周知的工程项目耗资大周期长的原因，吸引到民间资本并不容易，交通经济融资的吸引力不大，所以单靠某一项融资方式，在目前来讲，都难以起到既定效果，应当对各种融资手段进行综合应用。 2 交通经济融资手段 2.1 发行公路债券 根据世界先进国家的公路与铁路建设经济，发行较大规模的行业债券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基础建设型融资形式，发行交通建设债券的办法有两种，其一是政府发行债券，以国债来进行城乡建设基础筹资是一种很重要且行之有效的办法，可是因为我们国家正在逐步淡化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以发行国债的办法进行融资筹资有其局限性。其二是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欧美等发达国家基本是以发放地方债券的办法作为公路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我国也逐步朝此方向发展，可是这种债券筹资方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2.2 建立公路基金 在日本、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等经济市场成熟的国家，设置公路建设资金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融资途径。现在我国也设置有专门的专项公路建设基金，可是政府财政收支情况对于基金的影响力很大，难以保证基本城乡公路建设的顺利实施。所以我们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发展经验，构建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交通经济建设基本资金。用政府税收的方式保障基金的正常运转，将其应当起到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2.3 灵活招商途径 发展交通经济，同发展区域经济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能够有效推动当地区域经济全面发展。而反过来，区域内经济特点也会在一定程度内影响到交通建设及交通经济，若该地区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则可以充分利用其特色作为引入外资的发展助力器。比如用多种形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到交通经济的发展建设中来，鼓励社会民营资本进行多种交通经济建设前景利好的项目投资。如此一来.就可以把政府的投人资金闲置下来，用到经济效益较差或者不稳定、融资难度大的项目中来，让国家公共建设目标得到实现。依据区域特色，鼓励民间资本与外来资金参加本区域内的交通建设，需要把握住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需要权衡利弊，不能以牺牲本地资源作为发展代价。否则所得不能偿其所失，会极大地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2.4 强化市场运作 交通经济有非常强的公益性特点，可是在融资的过程中，绝对不能对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进行直接拒绝，若政府改变传统的落后思维，加入一些与时展相衔接的理性条件，便可以让城乡交通经济建设转变成为经营型的活动，让其以市场经济的动作模式进行资本筹集。交通建设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完善当地交通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让本地区硬件投资环境得到加强，促进本地区发展与对外开放程度，继而循环至增进招商引资、增加财政收入的链条内。 2.5 促进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推动省级直管区域的改革，给当地政府以更自由的财政自主权力，加强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转移财政的支付力度，保证区域内交通发展所需要经济基础的落实。交通经济一旦成为一项公共产品，便且有了全国统一性与地方支配性的双重特点，需要明确区域内交通一方面便利了当地人民的出行，另一方面它也是全国统一交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区域内交通的流畅同时也方便了全国交通的运行与管理。根据这一双重属性，中央政府财政理应加大各区域内交通经济发展的扶植力度。在政策、资金、制度等多方面保证区域交通经济得到顺利发展。 3 交通融资问题的几点思考 3.1 交通融资的基础是组织领导 交通经济融资若想取得实质性进展，离不开领导的支持。首先应当成立市级的融资工作小组，注意融资工作的组织管理，首先在物质上给工作以相应的支持和保障，划拨专用的土地给交通经济融资单位，让交通经济融资部门得到业务上的基本保证。其次应当在政策上给相关工作一定的倾向性，建立专门的融资工作奖惩办法，提升交通经济融资企业的工作积极性。第三是市融资部门对下属单位的大力支持，给交通融资工作以政策性指导，为其提供信息与贷款担保。第四，交通局党委要作好工作，主要负责领导下基层多次了解融资发展情况，同融资企业一同商讨各类融资问题，发现问题，特殊事情特殊办，紧急事情提前办，及时对相关问题做出指示并帮助解决，使融资公司可以克服阻力，在预定的时间内筹措到建设资金，保障交通经济的顺利发展。 3.2 交通融资的关键是体制创新 相同的交通规划项目，相同的国家宏观调控对策，因为经济动作体制的区别，所起到最终的融资效果也完全不同，总结各地交通经济融资所取得的成绩与失败的教训，其中成功案例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胆创新融资体系，勇于变革政府工作职能，采用总融资公司和融资部门公司联合运作的新型模式，确定融资主体，强化融资指导力度，在实际中解决融资难的政府工作压力，市级融资公司对全市交通资源进行全面整合，为各部门提供融资信息，负责整体的融资担保管理，并在政府职能部门的引导下，依据市场化运作模式，负责本区域的筹措资金工作，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共同形成有机交通经济融资整体。 3.3 交通融资的保障是贷款诚信 所有基于合作的经济，其理性基础都是诚信，交通经济融资任务艰巨，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下，交通经济发展没有退路可走，处境的艰难让建设部门同银行间的合作过程变得非常敏感，若想在众多贷款单位里脱颖而出，同银行建立良好的信贷关系，绝对不是偶然可以成功的，回顾近十年的交通建设经济信贷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成功者的显著共同点是筹资者同银行都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融资的过程中可以做到用心办事，以诚待人，认真贯彻诚信的经营理念，注意建设、爱岗敬业，积极做好分内工作，让银行切实感受到筹资工作的诚意，逐步对其加深好感，双方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乐于将贷款发放至建设单位手中，并能够主动扩大贷款数额。这是银行贷款这一重要融资渠道取得成功的关键内在因素。 4 总结 发展交通经济对于整个经济建设来讲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交通的发展，对城乡经济的均衡具有深远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交通经济问题，尤其是交通融资工作，在政府引导有效防范风险的同时，注意积极地引进民间资本，给交通经济带来新的活力。 交通类经济论文:县域交通经济融资困境研究 摘要：县域经济是一种县级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中心是县城、纽带是乡镇、腹地是农村。县域经济与交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目前，我国县域交通经济资金严重匮乏，阻碍县域交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县域交通经济融资的现状，并探讨了我国县域交通经济的融资困境。 关键词：县域交通经济；融资；困境 前言 近年来，县域经济在国家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城市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离不开交通发展，发展县域经济首要要发展县域交通经济。然而，目前我国县域交通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融资困境，资金缺乏限制了县域交通经济的发展。本文结合我国目前县域交通经济融资的现状，简要分析了县域交通经济的融资困境。 一、我国县域交通经济融资现状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交通经济的拉动，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目前我国县域交通经济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质量都得到了质的提高。县域交通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投资、银行贷款、民间社会团体投资和农民筹资等，其中政府投资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其他的筹资渠道只是对政府投资的辅助。 政府投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国债资金；二是中央补助。但是随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不断增大，政府投资并不能满足县域交通经济发展的需求，还需要其他融资方式的补充。 银行贷款在县域交通经济的发展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银行对县域交通建设的贷款并不是十分积极，因为县域经济多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发展相对缓慢，偿贷时间长，偿还能力也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而不稳定。因此，银行贷款的融资成本太高。 民间投资也是交通经济的一种融资手段，但是交通建设耗资巨大，项目建设时间长，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并不大，依靠民间资本来发展交通经济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县域交通经济建设的有效途径还有农民筹资以及以工代资等，这种融资方式是农民参与交通建设的重要形式，但是农民筹资的金额有限，仅仅依靠农民筹资远远不能满足县域交通经济发展的需求。 因此，虽然上述县域交通经济的融资方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就目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仅仅依靠这些手段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满足县域交通经济的发展需求，我们必须不断地深化融资，创新融资模式，以便筹集到更多的资金来发展县域交通经济。 二、解决县域交通经济融资困境的途径 我国县域交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城乡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维护都需要大批的资金，而县域交通经济融资的渠道狭窄，因此面临着严重的融资困境。我们必须开拓新的融资渠道，以募集到更多的资金来发展我国县域交通经济。结合我国县域交通经济的发展实际和客观环境，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县域交通经济的融资困境。 （一）建立县域交通建设专项基金 建立县域交通建设专项基金，通过发行基金券，将社会闲散资金和分散的个人投资资金集中起来，聘请专业的投资机构与专家管理和操作基金，投资于县域交通建设，获取投资收益后，再按照出资的比例分享投资收益。建立县域交通建设专项基金的优点是，既可以吸引社会资金用于县域交通建设，又可以降低县域交通建设的负债率和融资成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交通建设主要的融资渠道就是建立交通建设专项基金，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虽然我国目前也设有公路建设专项基金，但是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资金，受政府财政状况的影响很大，难以保证县域交通建设。因此，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而不是以政府资金为主要来源的县域交通建设专项基金，多层次、多渠道地吸引外来资金，增强县域交通建设专项基金的融资能力，充分发挥县域交通建设专项基金对县域交通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发行县域交通建设债券 事实上，国外通常都会发放较大规模的交通建设专项债券来募集交通建设所需的资金，比如目前遭受欧洲债务危机的葡萄牙就专门发行用于交通建设的专项债券，以加大基础交通设施的建设来复苏经济。根据我国的交通建设经验，发放针对县域交通建设的债券是可行的，也是县域交通经济融资的有效手段。发行县域交通建设债券的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发行国债，利用国债筹资是县域交通建设融资的一个重要手段；二是发行更具灵活性和本地特色的地方政府债券，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筹集县域交通建设所需资金，以地方税收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作为还债资金的来源。除此之外，政府可以适当放松公路经营企业发行交通建设债券的条件，让公路经营企业尽可能地发行交通建设债券，比如三年期债券和五年期债券等。 （三）完善贷款管理 为建设县域交通设施，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各地政府通常都会实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融资体制，这就需要国家完善贷款修路的管理。目前我国县级政府贷款建设交通设施存在的问题是，有些地方政府没有对建设项目做可行性研究就仓促立项，贷款建设公路，导致政府无力偿还贷款本息，债务风险日益加大。也使银行产生不良贷款，不敢贷款给政府修建交通设施。 国家应该从宏观上控制贷款建设交通设施，通过立法规范地方政府的贷款行为，完善贷款管理。国家要认真审批贷款修路项目，择优选择收费还贷公路项目，科学地编制贷款修路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引入项目决策和风险责任制，加强对通行费征收的管理，确保贷款修路能真正促进县域交通建设进入良性循环，有效地防范银行产生不良贷款的风险。 （四）加强市场化运作 虽然县域交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但是县域交通经济在融资的过程中也要加强市场化的运作，直接或间接地筹集资金。政府对于县域交通建设这种非经营性的项且加入适当的条件，使其转变为经营性的项目，从而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融资。县域交通建设能够极大地拉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的发展又能够改善本地区的硬性投资环境，加快本地区的对外开放以及招商引资的步伐，从而增加本地方的财政收入，这样本地政府又可以拿出更多的财政收人投入到本地区的交通建设中来，如此以来，二者就进入了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 交通类经济论文:谈客运交通管理条例下的交通经济管理体系 由于改革开放下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产业结构与经济体系的日趋复杂，各方面的利益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以法规、条例代替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与调控对于整个市场经济的繁荣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客运交通领域，我国很多城市根据自身情况的不同，地方政府各自制定了的客运交通管理条例，如《武汉市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管理条例》、《大连市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管理条例》等。客运交通条例下的设施管理、营运管理、乘务管理、票务管理与惩罚措施等具体规定对整个交通经济管理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客运交通管理体系下的交通经济管理体系，存在政府部门对客运交通经济的扶持力度不够、客运交通管理体系混乱缺乏统一立法、公众对交通经济管理政策的制度参与度低等问题，较大程度影响了交通经济管理体系的发展步伐，这些问题都亟待相关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一、当前客运交通管理条例下的交通经济管理体系的现状 （一）政府部门对客运交通经济的扶持力度不足 政府部门对客运交通经济的扶持力度不足是限制客运交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相比与客运交通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分支，为了保证其正常运营，交通管理条例下的管理体系下交通经济管理体系，需要政府制定一系列经济管理政策以及经济扶持条例。否则在如今城市的车辆拥有量出现指数式的增长，石油、燃气、电力、车辆零配件及各种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如果不加大扶持力度，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客运交通必然会出现萎缩的情况，城市拥堵也会更加严重。客运交通为整个社会群体的出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政府的支持力度要不断加大，不能够出现停滞不前的情况，这样对整个客运交通的发展起到了限制作用。 （二）客运交通管理体系混乱缺乏统一立法 由于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相对发展还不成熟，起步较晚，城市公共交通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各地方现行的一些制度与条例缺乏统一的规定。导致其执法力度不足，法律效用不高，很多条例制度只是在本省适用，缺乏一个大型的法律管理体系，因此对于交通经济管理体系的调控作用也会因为其局限性而削弱。 （三）公众对交通经济管理政策的制度参与度低 公众参与管理，对于客运交通经济管理条例下的交通经济管理体系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公众对于交通经济管理政策制定的参与度低，很多城市只是利用民主选举、座谈会等形式走过场，另外公众对于自己参与管理的权利缺乏有效认识，导致很多政策的制定都违反了其服务大众的制定原则，最后制定出来的方案政策当然会导致民众不满。 二、客运交通管理条例下的交通经济管理体系优化的相关策略及具体应用 （一）政府加强对客运交通的经济扶持 加强政府对城市公共交通的经济扶持，对客运交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完善交通经济管理体系的必由之路。通过政府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与交通管理条例，以及根据经济发展，加大对客运交通的财政投入等措施，才能保证客运交通的持续发展。对此国内外都有深刻认识，例如，在济南政府网上，农工党济南市委以《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政府应当提供政策支持并加大财政投入》一文向政府提议对客运交通的经济扶持并得以通过。此外在德国公共市郊客运法规也有定，“当公共市郊客运由于执行它在公共经济方面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又不允许它用交通收入来弥补费用支出时，它可以得到经济补偿。”由此可见，政府加强对客运交通的经济扶持对于客运交通管理体系下的交通经济管理有着重要影响。 （二）加强客运交通管理条例的统一立法进程 加强对客运交通管理条例的进程是我国城市交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统一立法，并以此为后盾，依照统一的执法制度对客运管理体系进行管理和控制，才能规范交通经济管理体系中的经营、营运、罚则等过程的具体事项，完善客运交通管理条例下的交通管理条例。客运交通经济管理是一项复杂且任务繁多的管理工作，政府应该建立一个一个全面系统的法律法规的保障下，从而改进整个客运交通经济管理体系可能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消除整个客运交通经济管理工作的失真和混乱，进而改进和优化整个客运交通经济管理体系。 （三）加强公众在交通经济管理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度 由于公共客运交通政策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加强公众在交通经济管理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度，对于客运交通管理条例下的交通经济管理体系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公众对参与公共政策指定的意识逐渐加强。因此，引导加强公众参与交通经济管理政策，是科学、民主制定政策的重要措施。在很多的客运交通站点，一些便民的服务设施应该得到完善，并且设置充足的意见和建议箱，这样就使得人们在使用客运交通时能够享受的一些基本的义务和权力。整个客运交通经济管理体系应该面向公众实行透明化、公开化的管理，有效地对整个客运交通经济管理体系进行监督和评估，体现出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宗旨。 三、总结 总而言之，在我国交通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客运交通，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下的重要方法。客运交通管理条例下的交通经济管理体系，需要借助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与理论，并结合我国国情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断修改与完善相关的政策制定，使交通经济管理体系成熟。 交通类经济论文: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公路交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运营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目前,我们的目标是尽快的实现交通现代化。交通现代化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是实现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保证。那么, 是什么加快了公路交通的建设速度,我们又如何才能实现交通现代化呢？笔者认为:不断增加的需求,日新月异的技术以及充足的资金都是公路交通建设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适应时展的关于公路建设的政策和相应的制度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公路交通 经济分析 一、新制度经济学揭示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新制度经济学是指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制度进行分析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技术的进步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并非原因, 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因于制度因素。人们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激励才会踊跃地从事一些工作,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 否则,经济就不会发展。制度之所以至关重要, 是因为它可以通过明确界定的产权来塑造经济发展的动力,使私人的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从而激发建设活动的进行, 推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制度还能够通过正规的法令法规和非正规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社会习俗等来促进市场运作, 增加市场配置机制的效率。制度还可以保护知识产权和财产权利, 促进技术革新, 激发公民创业, 塑造经济发展的基础。 二、公路建设四项制度对我国公路交通建设发展的影响 目前, 我国公路建设实行的是法人责任制度、招标投标制度、工程监理制度和合同管理制度。自从2000年出台后一直沿用到现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公路交通建设的发展。 1 、项目法人制 公路交通建设中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是指列入国家或地方建设计划的项目必须组建项目法人。项目法人可按《公司法》的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形式。项目法人对项目的策划、建设实施、资金筹措、债务偿还、生产经营和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全过程负责。它对项目的顺利完成和资金的有效利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1）项目法人制度在资金筹措方面有效地实现了财政资金的放大效应,实现了财政资金从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退出机制,使财政资金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使用, 使得前期费用的承担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过去的政府几乎承担前期所有费用转变为先由政府垫付,然后在落实了投资人后,再由投资人对政府进行所有的补偿,这样政府几乎不需要支付前期费用,前期费用全部由市场投资者来承担,极大地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2）控制公路交通工程建设项目投资是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贯穿于公路交通建设项目的全过程,在通过项目建议书与可行性研究阶段投资估算的审批后, 项目法人使得项目的投资规模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围内。在控制公路交通工程建设项目投资时, 项目法人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设计工作为基础,通过对设备、材料价格的控制、健全结算制度、加强监理计量控制以及施工组织设计的优化等手段达到预期的目标, 使建设资金能够发挥最大效益。 2、招标投标制 招标是一种具有市场竞争性的市场采购方式, 即发包方通过公告等形式,召集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单位参与投标竞争,通过一定的招标程序, 从所有的应征投标者中选择最适合道路交通建设工程的投标者。 （1 ）有利于降低建设工程的成本。工程建设项目通过具有竞争性的招标投标, 可以在保证施工质量和施工时间的前提下有效地降低工程成本。 （2）有利于施工单位加强对自身的管理以及施工质量的控制。采用招标投标制后, 所有的项目承包商都加入到了竞争行列, 而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他们就要不断地完善管理体制, 提高人员的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施工质量,促进了我国公路交通建设行业的的整体进步。 （3 ）有利于实现项目法人的目标。在招标投标中, 项目法人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项目法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选择最符合目标实现的投标者,从而使工程项目又快、又好、又省地建成,满足项目法人的要求。 （4）使工程建设纳入经济合同法的管理范畴。在实行招标投标制过程中, 项目法人和承包商之间要签署一系列受法律约束的合同文件。从而使公路交通建设完全按照合同进行, 减少了项目纠纷。 3、工程监理制 建设工程监理的主要工作就是是对公路交通建设项目进行目标控制, 即对建设项目的投资、质量、进度三大目标实施控制。要做好建筑工程项目的目标控制,监理单位就必须从整个工程的全局出发,从工程的实际出发,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目标控制计划,从组织、合同、经济、技术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控制, 把建筑工程项目纳入系统化、规范化的管理中,实现对工程目标全面的、有效的控制,保证了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 提高了工程的质量。 4、合同管理制 合同管理制规定公路交通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项目有关的建筑材料、设备的采购必须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 依法签订施工合同, 通过合同明确与工程有关的各方责任。做到了权责明确, 为工程的施工提供了法律的保障。 总之, 政府的积极、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刺激了我国公路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并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笔者相信,经过不断的制度革新 和完善, 中国会尽快进入交通现代化阶段。 交通类经济论文:谈客运交通管制条例下的交通经济管理体系 城市客运交通系统是一个涵盖多个参与主体的复杂系统，由管理者、运营者和出行者三类参与主体组成。城市客运交通作为公共服务的一种，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也就是公共物品所特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防止市场混乱，就出台了一系列交通管理条例来对交通运输进行规范管理，并且在此基础上，为了将交通资源，就必须依赖政府制定相应的行政手段和经济管理政策。 一、客运交通管制条例下的交通经济管理的目标 构建交通经济管理体系，一方面是为了客运交通供给基本满足客运出行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实现城市客运交通在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等方面的目标。对于管理者而言，需要在现有的交通经济管理体系下，制定相应的政策，以保证城市客运交通的可持续发展。比如为了环保，需要尽可能减少私家车的出行率，采用对私家车驾驶员征收拥挤费和对公共交通乘客提供财政补贴的方式则可以很好的实现这一目的，这样政策的制定，不仅有利于环保，还减少了交通拥挤，改善了交通环境。 二、客运交通管理条例下的交通经济管理的决策方法 构建客运交通管制条例下的交通经济管理体系，需要采用合适的决策方法。对于城市客运交通管理者而言，可以将政策决策的研究划分为三种，分别是传统的政策决策、不确定条件下的政策决策和公共参与下的政策决策。下面，笔者将就这三种方法分别展开分析。 1.传统的管理者政策决策方法 传统的管理者在制定政策时，从行为上看，一般会采用两种方法，一是自上而下的方法，也称为理性模型，侧重点在于识别政策成功实施的影响因素；二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侧重点则在于对参与者和组织内部相互作用的重要性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的有Walker，他在2000年提出了城市交通决策的整合系统图。他认为决策的本质在于让各方利益平衡，在整个交通运输系统中，参与方众多，而在做政策决策时最本质的原则是在 2.不确定条件下管理者政策决策方法 在做城市交通中的决策时，一般是有多种方法备选的，需要在众多方面中选择一种来作为决策方法，或者是将这些备选方法整合，来做决策方法。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有可能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城市交通系统的性能和社会的执行环境不确定。Walker也是赞同这种看法的，但是在这种看法的基础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还是回归到他认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身上。他认为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城市交通未来的评估不同，那么他们对于制定的交通政策的看法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其愿意或者拒绝城市交通政策的实施是不确定的。根据这种情况，Walker制定了相应的自适应性政策流程，给面临不确定条件下的管理者提供一定的参考。由于在城市客运交通经济管理中，会面临着众多的不确定性，城市外部环境的发展、政策的决策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这些都是不确定因素的来源，那么对于管理者来说，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处理这些不确定性。Walker的方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3.公共参与下管理者政策决策方法 近年来，每当制定出新的有关交通经济管理的政策，总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出现，尤其是最近几年，不同利益相关者和主题对政策的反对意见日益增多。根据这种新情况，研究者在制定政策决策的过程中，逐级开始关注公众的反应和公众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过程，研究出在公共参与下管理者政策决策的方法。比较有影响力的方法，有Carlos F.Pardo(2007)介绍的几种有关引导公众对于公共交通与其他可持续性交通方式的意识与行为转变的策略。 三、总结 对于城市客运交通经济管理体系的构建而言，交通经济管理政策的制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文中，笔者简要介绍了管理者在制定政策决策时所采用的方法，希望能对构建交通经济管理体系起到一定的作用。城市客运交通经济管理政策是管理者合理分配客运交通资源的重要手段，对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交通类经济论文:杭州交通经济广播在企业文化的锻造中成长 20世纪最杰出的企业家、美国GE前总裁杰克・韦尔奇说：“资产重组只可以提高一时的公司生产力，只有文化上的改变，才能维护高生产力的发展。”不难理解，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生存的灵魂，在塑造、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其实，企业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理念，也是一种管理手段。就杭州交通经济广播而言，整个团队遵循“真诚、活力、超越”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恶劣的同城竞争中顽强拼搏，企业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杭州有六七家省市广播在交警总值班室设立直播间播报路况，在杭城上空打出了“交通台”、“汽车电台”、“私家车电台”等呼号的电台就更多，在全国像杭州广播市场这样激烈地争夺移动受众的状况也是罕见。 在如此白热化的同质化竞争中，节目可以模仿、活动可以抄袭、节目框架可以复制，甚至连频道主打宣传语、公益宣传语都竞相克隆。在这种状况下，独有的企业文化将发挥核心竞争力的作用，最终看哪个团队更有创造力，能够领先创造胜人一筹的企业文化；哪个团队更能“以受众为核心”，与市场贴得更近；哪个团队反应更快捷、行动更迅速，突现“怏鱼吃慢鱼”；哪个团队更能深刻直面自我，并快速修正自我、完善自我；哪个团队有着更顽强的拼搏精神，更执着。那么，这个有战斗力的团队便一定能够胜出，正所谓“任何资源都会枯竭，唯有文化生生不息”! 要让整个团队练就“骁勇善战”的绝技，体现出“骁勇”的激情，就要不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从而用别样的方式，锻造一支特别有才华、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在这方面，杭州交通经济广播在多年的实践中，有以下三点体会与同仁分享。在忧患中生存 近几年，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告诫，有的说：“你们在高位上已经多年，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也会出现下降”。有的说：“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永远保持优势”。也有的说：“进入下降通道，败下来是很快的。” 是的，这些提醒和担忧从来就不是多余的。事实上，忧患几乎是杭州交通经济广播的天性，没有安全感也是杭州交通经济广播的主色调。在高位运作自然意味着高风险，但我们更知道，高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将风险当回事。 因此，在杭州交通经济频道，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交通91.8没有成功，只有成长”。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永远保持第一，山现颓势无外乎三方而因素：第一，对手突然问强大，力所不及，自然败下阵来。第二，环境变化，政策调控，信心丧失，一蹶不振。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自我膨胀，自以为是，骄傲弥漫。那么，自然是不攻自破，也就是自我毁灭。 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难的也是清醒地认识自我、突破自我。企事业单位的运营都是这样。在杭州交通经济频率，每个人都清楚：决定一个人发展的不是他的长处而是他的短板。要想成才，要想发展，只有不断地发现自身的那块短板，修炼自我，弥补缺失，才能超越自我，从而得以发展，团队和个人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始终保持着警觉，没有任何放松。 用激情创新发展 杭州文广集团的总经理方建生曾勉励我们说，广电人要“心有激情，身怀绝技”。 如何让整个团队焕发出一种激情和活力，表现出骁勇的激情，善战的绝技，这也是对杭州交通经济广播管理者提出的要求，经过多年实践，笔者认为团队文化建设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一个企业有一支充满激情、活力、创业精神的团队，那么，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势所必然会蓬勃发展。有道是“没有凤凰树哪来的火凤凰”、“良禽择木而栖”，只有好的团队才能留住好的人才，优秀的青年人在寻找工作时都会扪心自问：这是不是能锻炼我特长、是我最爱的专业?这是不是我愿意为之全力投入的公司或团队? 在杭州交通经济广播，我们致力于建立一整套能够激发活力的机制，如一系列的绩效考核机制、倾听顾客声音的机制、主动完善自我的机制等等，有道是“机制是奔腾的芯片”，这一系列的机制在文化的引领下，便会产生一种奇特的力量，激发创造力，提升战斗力。“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是微软的名言，也是时代的素描，比尔・盖茨还说：“如果不能顺应时代和潮流。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会被变革所压倒”。 因此，主动拥抱变化、激情创新，也成为杭州交通经济广播平日里经常倡导和张扬的理念，在工作中，无论是节目调查、机制变革、岗位转换等等，每一次的变革总会有三种不同的反映：一种是愤怒、抱怨，一种是无奈、退缩，还有一种是欣喜和努力融入进取。经过几年的炼造，越来越多的员工发现：在变革中主动适应、努力跟上节奏或节拍的人，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因为变革也就是机会。在杭州交通经济广播，更多的人成为了第三种人。 在学习中成长 美国《时代周刊》曾刊登过这样一段话：在21世纪，改变你命运的只有你自己，别期望有人会来帮助你，就从现在开始“学习、改变、创业”，这是通往新世界的唯一道路。 还有一件事情对笔者印象深刻。5年前，有一家公司的老总对我说：“你们杭州交通经济广播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高速增长，翻了5倍，你要考虑人员的更替，如果老员工的素质能力没有5倍的增长，那他将跟不上市场要求，淘汰也是必然的”。这句话，很尖锐也很深刻。 事实上，我们时常以此自醒，反复问自己、提醒自己，我的能力、技能、胸怀、远见、魄力，是否有成倍的增长，如果没有，我将成为频道发展的天花板，成为屏障和阻碍，因此，频道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强化学习，建设学习型团队也成了必然。 要学习的不仅仅包括业务、技能，交通电台还有关于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提升与评价的系统。从一个团队的角度来讲，团队员工素质决定了团队的未来和发展，而素质主要还靠学习、培养和历练。 在交通91.8，我们非常有意识地强化一个概念，这就是：一个人在任何一个行业中最终是否能成为高手，业务到一定时候已经不是最根本的区别，在这方面最终都会相差无几，最终决定是否成为高手的三大因索是：爱心、信心和责任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情商，这都体现在你如何对待你的岗位，你的听众，你的客户以及团队的每一位伙伴上。 爱心、信心、责任心，这是激励交通91.8每一个人前行的方向，培养每个员工的这“三心”，也是我们最好的管理理念。 (作者系杭州交通经济广播总监) 交通类经济论文:县域交通经济融资困境分析 [摘 要]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层次,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一种县级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经济发展,交通先行。交通经济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中国经济30年来的高速发展与交通经济的支持密不可分。但目前县域交通经济建设所需资金严重匮乏,资金问题成为县域交通经济的主要瓶颈。本文就目前我国城乡公路建设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我国区域交通经济融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相关建议,以待借鉴。 [关键词]县域 交通 经济 融资 分析 现阶段尽管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发展路径不同,各县市在发展交通经济,以交通经济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却存在广泛的共识。“要想富,先修路”成为覆盖中国城乡最普遍的口号之一。但各县市在发展县域交通经济时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本文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希望能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有益的思考。 一、我国县域交通经济投资融资现状 交通经济对县域经济的拉动作用是众所周知的,目前我国县域交通经济的发展速度、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跃进,其资金的来源主要是政府投资、农民筹资、银行贷款,以及民间社会团体投资等,以政府投资为主,其他筹资渠道为辅。 国家财政投资主要包括:国债资金,中央补助。除此之外,“农民筹资、以工代资”也是县域交通经济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这种筹资方式是农民参与建设的重要形式,为我国的城乡公路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在城乡公路建设中银行贷款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收益往往不高,效益低下,因此导致城乡公路建设项目的偿债能力差,进而银行不愿意为其发放贷款,导致城乡公路建设融资的成本较高。民间捐款也在公路建设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农民收入有限,捐款数额一般为小额的捐款,因此这种筹资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仅仅依靠这种方式是不能保证的。 上述的融资方式在县域交通建设融资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就目前我国的形式来看仅仅依靠这些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的深化,创新融资的模式,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城乡的公路建设。 二、我国县域交通经济融资途径 虽然目前我国县域交通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城乡公路建设和养护方面所需的资金仍然相当缺乏,在融资方面依然面临着重重困难,融资渠道狭窄。结合我国目前的公路建设现状,对于拓宽资金的融资渠道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发行城乡公路建设债券 借鉴国外的公路建设及其我国的铁路,公路建设经验,发行规模较大的行业建设债券是行之有效的基础建设融资手段,具体的有两种发行公路建设债券的方式:1.发放政府债券,利用国债筹资是城乡建设筹资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由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越来越淡化,利用发放国债投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美国地方公路建设中主要资金来源是发放地方债券,将地方税收及其他经常性收入作为还债资金来源,但是发放地方政府债券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建立城乡公路建设专项基金 在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实施公路建设专项基金是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目前我国也设有以政府资金为主要来源的公路建设专项基金,但是政府的财政状况对其影响很大,对于城乡的公路建设更难保证。因此,我们要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公路建设基金,以税收的形式予以保证,充分发挥公路建设基金应有的作用。 (三)灵活的招商引资 公路交通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区域的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路交通的建设。如果地区具有地域特色,可以充分的引进内资和外资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剂。如:积极吸引民间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县域交通经济建设,比如BOT。地方政府在吸引民间资本时,应鼓励社会大量的民营资本投资经济效益相对较好的项目建设,这样一来,可将政府的投入资金置换出来,集中用于效益相对较差、融资较困难的项目的建设,使国家的公设总体目标得以实现。凭借着良好的区域特色,亦可吸引外来资金,鼓励外来资金参与本区域的公路建设。但是在以区域特色引进资金是也要把握好一个“度”,权衡利弊,不能以牺牲本区域的资源为代价,否则得不偿失,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加强市场化运作 城乡公路虽然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但是在融资的过程中也不能拒绝市场化的方式来直接或者间接的筹集资金。如果政府加入一些条件就可以使城乡公路建设这种非经营性的项目转变为经营性的项目,使其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融资。城乡公路建设可以极大的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由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促使本地区的投资硬环境改善,加快了本地区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步伐,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这样又可以拿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投入到城乡的公路交通建设中,使二者进入一个较理想的良性循环中。 (五)积极推进省直管县改革 积极推进省直管县改革,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同时加大中央财政对县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千方百计的保证县域交通经济发展的财政基础。县域交通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兼具地方性与全国性的双从属性。因为,县域交通在便利了当地人民的同时,县域交通也是全国交通体系的一环,县域交通的畅通也有利于全国交通。从这一双重属性出发,中央财政应继续加大对县域交通经济的支持力度,从政策、制度各方面保证县域交通经济的财政基础。 三、结语 城乡公路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命脉,破解县域交通经济融资困境对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需要强调的是,在为县域交通经济建设进行融资时,地方政府应时刻注意防范融资风险。如果因为交通建设而负债过多,同样也会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交通类经济论文:交通经济体制2007改革进展和2008改革动态 一、2007年交通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情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2007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要求，2007年，交通运输部积极开展交通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交通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进一步理顺了交通行业管理体制。 （一）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加大对各地制订出台改革实施方案的指导和督促检查力度，对部分地区改革进展情况进行督查调研，组织召开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推进会，对各地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进展情况，进行了三次全国通报。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制度建设和标准规范制定取得进展，起草了《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暂行办法》和《农村公路养护技术指南》，2007年，各地交通部门加大了工作力度，29个省区市出台了农村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方案，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工作稳步推进，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基本完成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直属和双重领导港口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确定的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三年过渡期”等要求，2005年10月，交通运输部下发了《关于我国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部署全国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要求按照“一个港口一个引航机构”的原则，将沿海港口的引航机构，从港口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隶属于所在地的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引航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交通部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港口引航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我国港口引航管理的通知》等文件，指导和推动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2007年是引航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一年。交通部组织对上海等港口进行实地督察，落实引航体制改革方案。各地人民政府均相继批准了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在交通部的有力推动和地方人民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各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港口企业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大力推进。目前，除个别港口引航体制改革仍在推进过程中外，我国大部分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建立起了公平、公正、有序的引航秩序。在改革过程中，引航作业和港口生产不断不乱，工作交接平稳有序，实现了改革前提出的“平稳、有序”的目标要求。到2007年底，我国共有43家引航机构（其中1家筹建），共拥有引航员1400多名，每年引领中外船舶达30万艘次。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完成，增强了港口服务功能，完善了港口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提高了引航技术水平，促进了港口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三）交通综合执法改革试点工作初见成效 近年来，交通部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编办关于清理整顿行政执法队伍实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的要求，积极探索从体制上、源头上改革和创新交通行政执法体制，认真推进交通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2005年，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开始在全市交通领域实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将政策制定职能与监督处罚职能相对分开。2005年6月，重庆市在市级将路政、运政、港航、征费稽查、高速公路五个方面的交通监督处罚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交通行政执法总队，下设直属支队、高速公路支队、交通征费局三个机构。直属支队下设直属大队、水上大队及主城九区各大队共11个大队，主要承担原道路运输管理局、公路局、港航管理局、交通征费稽查局和主城九区的交通监督处罚职能；高速公路支队，主要承担高速公路上的路政、运政、征费稽查和交通安全管理四个方面的监督处罚职能；交通征费局，主要承担全市公路养路费的征收职能。主城九区以外的其他区县（自治县、市）将路政、运政、港航等三个方面的交通监督处罚职能进行整合，交由区县（自治县、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承担。 广东省于2005年就在全省交通领域实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2006年1月，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了《广东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方案》，确定了全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主要内容和组织实施要求，2007年7月广东省交通厅综合行政执法局挂牌成立。另外，福建、北京、陕西、河南等省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也在不断探索和稳步推进之中。福建省、陕西省交通厅制定了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方案。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成立相对比较早，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明显。河南省交通厅在济源市和孟州市抓了两个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取得了明显成效，又制定了扩大试点方案。 试点过程中，交通部积极做好指导工作，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巩固试点成果，部领导亲自参与调研，召开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座谈会，及时掌握交通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运行情况，就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进行深入探讨。提出综合执法工作要实现“六统一”（统一执法队伍、统一政令政策、统一执法规范、统一处罚标准、统一队伍管理、统一人员培训），不断完善机制，加大专项执法整治，加强队伍建设力度，使交通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稳步推进。交通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取得了“五个更加”的明显成效，即执法运行更加规范、执法监督更加到位、对外联动更加紧密，执法模式更加便民、执法效果更加明显。 1．综合行政执法的体制优势得以体现。 目前，全国大部分交通行政执法仍分路政、运政、征稽等多个执法门类，执法机构多、执法主体不统一、执法效能较低，并且存在多层执法、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情况。以重庆市为例，改革前仅主城九区就有交通执法机构31个，执法在岗人数超过1000人，改革后的综合执法机构所有执法人员统一依照公务员管理，执法人员编制为380人，仅人头经费就减少近70%，实现了一个机构（总队）统一领导，从而有效避免了过去由于执法分散造成的重复检查、重复处罚等情况，降低了行政执法成本，切实体现了交通行政执法行为的客观、公平和公正，保护了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了执法工作效率。同时，由于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资金有财政资金作保障，严格实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制度，有利于杜绝交通“三乱”现象，加强了廉政建设。 2．交通综合行政执法的运行机制优势得到发挥。 综合执法前，交通行政许可与监督处罚合为一体，客观上造成了执法力量较弱，暴力抗法现象突出，执法严肃性、公正性受到质疑。综合执法后，管理机构和执法机构之间能够建立良好的协调运行机制，执法力量得到了有效整合，执法机构与行政许可机构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充分保障了执法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以重庆市为例，实施综合执法前，各执法机构执法力量分散，各自为阵，征费稽查执法在主城区只有30多人、运政执法只有100多人在行使稽查执法权，执法力度和执法面都十分有限。实施综合执法后，重庆市执法总队统一领导，集中各执法机构所有执法资源，着力解决交通执法的重点难点问题，执法力度大大加强。执法力度和执法面都得到了拓展，对挖掘规费费源、打击非法运营、维护正常交通运输市场秩序起到了保障作用，执法满意度明显提高。 3．交通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得到加强。 重庆市实行交通综合执法后，交通行政执法队伍统一由总队一个机构依照公务员进行管理，解决了经费、编制和着装问题，有利于执法队伍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他们依照公务员标准录用执法人员，严把执法队伍准入关，从而保证了队伍的高起点、高素质。对执法队伍按统一标准培训，加强队伍的正规化建设，建成了一支统一规范、整齐划一的交通行政执法队伍，树立了交通执法队伍的良好社会形象，同时加强培养执法队伍的团队合作精神，增强队伍的集体荣誉感和政治责任感，全面提高了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的开展，探索了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机构统一、权责明确、运转协调、保障有力的交通行政执法体制，使分散的执法力量得到了整合，有效解决了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扰民的问题。 二、2008年交通经济体制改革动态 2008年交通部继续深化交通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积极探索统一高效的高速公路管理体制，继续完善收费公路发展政策，推进航道管理体制改革，加大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经验推广工作，着力解决影响交通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一）2007年交通部还组织开展了高速公路管理体制前期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2008年交通部逐步探索建立产权明确、集中统一、依法监管的全国高速公路管理体制。 （二）继续深化收费公路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收费公路发展政策，规范收费公路建设、运营、收费、转让行为，按照“调整结构、控制规模、统贷统还、撤并站点、降低收费、政府主导、严格监管”的思路，积极推进了东部地区二级公路收费站点撤并试点工作，控制其他地区二级公路收费站点数量。 （三）在交通部组织开展的航道管理体制前期研究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界河航道管理新模式，并以此为切入点，推进我国的航道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四）继续深化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 1．在全国交通系统继续推广重庆、广东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经验。 2．探索保障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良好运行的新路子。 3．规范交通行政执法行为，加强交通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交通类经济论文:试析制约公路交通经济增长的因素 摘要：公路交通运输为商品的流通和生产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命脉。本文通过对制约公路交通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进而针对性地提出加快公路交通经济增长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公路交通 经济增长 因素 一、公路交通运输存在的问题 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中，公路运输比起铁路、航运、空运所占比重更大，尤其是在内陆地区，由于铁路运输的非直达性，内河的缺乏，空运成本高，以及高速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等原因，公路运输已经成为地区间更直接、更有效的主要运输方式，因此它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条件，公路交通运输的主要特点是运输速度快、变更现象少、运转灵活、方便快捷等。它把铁路、海运、空运、管道互相结合，共同构建成了庞大的交通网。因此，公路交通运输是把各种交通运输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但是目前的公路交通运输建设事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得比重不高，存在问题比较多，治理力度还不够，公路短、质量低、实际运行效率低、抵御灾害能力较薄弱，致使公路交通运输时问题严重，燃料浪费严重，不能跟上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1.在世界中我国的国土面积排在前三，人口列位世界第一，是标准的人口大国。可是我国的公路总长度却排在了一些面积较小国家之后，公路质量更不能与其相比。我国现有的公路中，能够达到二级之上水平的公路只有1/25，而比较先进的高速公路的投建工作开展还不长。我国目前的公路桥还是比较缺少的，很多是需要迫切改进的，即使改造的公路桥，其质量技术普遍低下，还不能够完全达到承重和大物件的运输要求，至今还有将近5000座桥需要改建。更好的发展经济就要加大高速公路建设，这是世界任何一个经济强国的共同观点。可见高速公路在公路交通运输与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在世界中我国的公路分布密集度还是很低的，公路密集度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等国。我国政府也积极进行公路交通建设，但是由于投资资金缺乏，所以最终完成结果与实际计划还存在差距。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把进行公路交通运输建设放在首要发展位置。邓小平同志曾做出过批示，要加强公路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就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工农业经济。我国政府要加大公路建设的投资，对公路交通建设提出合理化发展建议，国家要大力支持和提倡。 二、制约公路交通运输发展的因素 1.我国目前各大城市之间公路存在连接不顺畅，在乡镇以下的地区公路断交，有的根本没有修建通车公路，导致交通非常不方便。在公路建设中质量比较差，路面质量还不能够达到国际标准，其中公路桥存在危险的数量还是很多，需要进行改进的公路桥也有很多。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流量也在日益增加，原有的公路设计已经不能满足庞大的交通流量，公路拥堵现象比较严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购车能力也在提高，虽然我国汽车生产量正在进步，但是我国人口庞大，人均汽车拥有量还是很低的。 2.我国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很快，其市场环境变得更加规范，出行办事交通运输方面很便捷，整个交通运输体系变得更加合理和规律，但是由于一些交通运输经营者为了获得更大利润，私自进行恶性竞争，打破了原有市场的和谐氛围，制约了我国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交通运输结构体系不够规范化，缺乏正规管理的手段方法，还有部分交通运输企业的经济实力薄弱，采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进行交通运输经营，形成市场环境混乱。另外就是交通运输工具的落后，承担运输工作的车辆性能差，企业在进行组织经营运输时缺少正确的管理经验，造成交通运输利润低，回收成本速度慢。从交通运输的项目上分析，产品开发少，项目单一，没有很好的与先进的物流技术相结合。农村的交通运输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运输工具也普遍落后。 3.我国在公路交通运输方面的立法比较滞后，不能适应现今快速发展的公路交通运输事业。如当前客运出租、公共交通、航空运输等领域法律法规的空缺。当今迫切需要制定专门针对公路交通运输的法律体系。纵观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各地公路交通发展的情况各有特点，要求国家在制定交通法律法规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 4.我国对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在地域上有明显的区别，在我国东部地区对公路交通的投入是比较大的，显然高于其他地区，原因是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较大优势，提高交通运输就是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近些年来，我国对中西部地区公路交通的投入也在加强，通过发展公路交通运输事业帮助中西部地区尽快脱离贫困，拉动经济增长速度。 三、加快公路交通运输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交通运输的方式有几种，分析比较其中的优胜劣汰，公路交通运输占有绝对的优势，加之建设高速公路的重要工作的开展，使公路交通运输更加便捷。从而更加有力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 1.公路交通运输线路越来越多，周围的经济也将快速发展，同时降低了运输等方面的资金投入，更加容易形成良性投资氛围，在交通线路密集的地方，企业和人流也会聚集，公路交通运输线路把这些有利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经济网。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公路交通运输困难是贫困的标志，如果在农村修建公路，就能够迅速的节约各种原料、物品以及运输资金和时间，为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条件。 2.我国近年来经济实力在稳步提升，各种交通运输方式都有了飞速发展。尤其是高速公路交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获得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到目前为止高速公路的长度已经跃居世界第二。高速公路已经覆盖我国绝大部分省市。我国已经拥有了良好的经济体系，进入全球经济的浪潮之中，我国经济体系正在接受着严峻的考验，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我国要进行格局的转变，单一化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国际竞争的要求，综合实力的增强才是关键。从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中得知，现今到将来的一段很长时间，只有不断加强建设高速公路，提高公路交通设备的服务性能，才能更顺利的发展经济。 3.加快发展公路交通建设，有效推进国家新兴产业物流行业的发展。要想实现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拥有较大运输模式的企业。把货物运输作为主要产业，从提高服务水平作为切入点，将各个分散步骤紧密联系起来。降低货物存有量、加快资金运转的灵活度、成本降低等条件保证企业在运输中拥有足够货物、合理支配仓储，使收入有效增加，让物流行业真正成为第三方的利润资源。要加快物流业的发展，促进公路交通运输体系的整体改革，逐步完成加快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4.公路交通运输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从其在农村发展状况看，积极改善了农村基本生存条件、农村产业的投建工作、农村收入水平等问题。同时拉近了城市和农村存在的差距，协调农村经济的不均衡现象。公路交通运输的积极建设发展，为农村尽早实现城市化规模提供了条件。 四、结束语 通过这篇文章的分析研究，印证了那句俗语，要想富先修路。没错，公路交通建设是促进我国经济更快发展的一个关键，公路交通运输加快了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公路交通运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纵观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成功的，交通运输就像是一张无形的经济网，铺撒在全国各地，使全国的公路交通运输互相融合共同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交通类经济论文:科技对交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摘要:文章通过索洛增长速度模型得到的科技进步对交通行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说明科技进步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从交通行业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入手,分析交通行业经济发展中科技进步因素的作用。 关键词:交通经济;科技进步;运输效率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促使生产过程发生巨大变化,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从广义上来讲,经济产量的增加除去资金投入及劳动力的增加外,其他都可以归结为科技进步的作用。当科技运用到交通运输业中,必然对交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科技与交通经济的增长速度模型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交通运输工具的使用效率大幅提高。无论是运输速度、承重还是距离都较以往有大幅提高。目前,在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距已经达到1200km。我国虽然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但较过去的60km已经大幅提高到了250km-300km。可见,科技进步对交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生产模型的研究方面,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所做的贡献最为显著,他通过对C-D生产函数的大量研究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拟合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方程。增长速度方程是从经济变量的相对变化来研究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相对关系,主要用于描述投入要素增长速度、产出增长速度与科技进步速度之间的关系,该方程的表现形式为: Y=a+αK+βL 其中,Y为产出增长速度,a为年科技进步速度,α为资金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K为资金产出弹性,L为劳动投入量增长。索洛的增长速度方程是考察科技进步对发展贡献的最有效模型之一,其主要意义包括:经济的增长量是通过生产要素资金和劳动的投入量的增加以及科技进步所带来的。 通过以上的模型分析,在我国的交通经济结构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对交通行业发展的作用和贡献均呈增长的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进步对交通行业的促进作用也将越来越大。 二、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征 广义的科技进步包含了政策、社会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及成果的转化和运用,不断转化为交通生产力,从而提高和增强交通工具的性能、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优化交通运输业的布局模型、促进多种交通方式的发展及互补、提高交通管理的效率、提高交通从业人员的素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影响,主要由以下几个特征组成。 (一)实现运输结构的多样化 运输结构指的是交通运输行业内外,相互联系的各个方面和环节的有机比例和构成。科技日益发展,各种交通方式都开始运用到先进的科技,这就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交通运输结构会由于交通方式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被改变。 (二)利用有限的交通资源提高运输的效率 效率就是体现在投入与产出的比率。交通运输效率就是指在运输过程中所需的劳动量与实际取得的运输效果的比率。科技的发展使得交通运输速度、承重等的提高,无疑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 (三)改造和升级现有的运输设备 科技不断进步,现代人不断用新的工艺、新的材料研发出新的运输装备取代旧的落后设备。运输方式逐渐多元化,各类特种车辆、船舶、装卸机构等不断被研发出来并加以改进。运输规模也越来越大,如集装箱运输,大大提高了运输能力,增加了运输数量。同时,规范的装卸、运送机械化,使得运输效率大幅提高。运输装备的改变满足了人们不断提出的新的运输需求,而这一切都依赖于科技进步。 (四)理顺交通运营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的30年里,企业的经营理念也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对交通运营企业也是如此。交通运输业的变革,不仅包括规模的扩展,还需要依靠高科技、高技术,以高效率、高质量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科技进步是集约型企业的竞争力所在,是提高效率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五)优化交通发展结构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各个行业均收益,对交通运输企业也不例外,其主要特征包括:在投入的人和物不变时,运输周转率越高,运输收入也越高;在周转量或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投入越少。而对交通运输企业而言,其经济效益提高的关键在于转换和转移阶段,而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最根本的方式即降低损耗及提高效率,而科技正是提高效率及降低损耗的最有效的方式。未来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可能无限制增长,当增长率逐渐趋缓时或是发展规模受到瓶颈制约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也将会进一步体现。 (六)改进运输产品的结构 科技的发展使得生产结构、产品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品日益向更轻、更小、科技含量更高的方向发展。而人们针对这些产品,对交通运输行业的产品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消费性旅游比例有较大提高,对客运工具的舒适性同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使得运输工具的品质必须不断提高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只有利用先进的科技不断调整交通行业的产品结构,才能跟得上社会的发展。 三、结束语 社会在不断发展,科技也在不断进步,现代人对交通运输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运输效率、运输条件等都不断提高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这些的提高都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可见,唯有正视科技的力量,并充分利用到交通运输业中,交通运输业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交通类经济论文:加强公路内部审计 促进交通经济发展 摘要:随着经济发展,审计已经步入现展阶段。现代审计在目标、内容、思想等方而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审计方法从详细检查、抽样检查阶段发展到依赖控制阶段,即先通过对被审单位内控制度的检查,来确定可以信赖制度,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进一步审查内容、重点顺序等。同时要求审计人员不仅要有单纯的查账技术,去揭露存在的问题,而且要有相应的管理技术去解决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公路 内部审计 经济发展 1、引言 公路内部审计是公路交通经济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路交通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依法独立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为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实现经济目标提供保证和咨询服务的行为目前,我国正在大张旗鼓地修建高速公路,抓紧通乡油路工程建设,努力改变现有的道路交通状况。加强公路交通内部审计工作可以很好地确保建设资金、养护经费的安全、有效使用,提高经济效益,推动公路交通行业廉政建设,促进交通事业健康发展。 2、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对保障经营活动的有效运行、保护资产的安全与完整,预防和发现错误与舞弊、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内部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为使内部控制科学、有效运行,笔者认为,要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 2.1内部控制与职业道德的关系。 内部控制是规范单位内部人员控制什么和怎样控制的一种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实施、评价与修改是人而不是制度本身。要使内部控制制度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关键取决于广大职工的职业道德水平。各级公路管理单位应对职工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使之自觉遵守单位内部控制制度 2.2内部控制层次与成本效益的关系。 内部控制多一个层次,其制约性相应增强,发生错误和舞弊的可能性相对减少。因此,各单位在设计内部控制层次时,应根据自身业务特点,以适用、高效、节约为出发点,按照职务分离、职责分明、控制权限清晰的原则,合理设置内部控制层次。 2.3内部控制重点与一般的关系。 制控人员对自己的控制对象应明确重点,兼顾一般。如公路施工、公路养护成本费用岗位控制,其重点就是施工现场。施工现场发生的工、料、机等费用构成公路产品的直接成本。这些直接成本决定了施工成本的高低和经济效益水平。因此,抓好现场施工中工、料、机等费用的控制,就抓住了重点。 2.4结果控制与过程控制的关系。 结果控制是对工作结果进行控制,以最终成果作为考核和评价的依据。而过程控制不仅对工作结果进行监控,还要对产生结果的全过程进行控制。过程控制更具体更深化。最终成果是过程控制的产物。忽视过程控制,控制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公路管理部门应定期检查、分析过程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解决。 2.5内部控制与审计监督的关系。 内部控制制度必须被监督,即应被内部审计监督。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化内部控制的一种制度安排。内部审计人员通过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审计,容易发现内部控制程序和方法、控制强弱程度及所存在的问题。因此,内部审计监督,对保证会计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保护资产的安全与完整,督促全体员工遵守内部管理制度,促进内部控制的不断完善,促使本单位防微杜渐,依法经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加强内审工作的要点 3.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关键在领导。要有效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必须取得所在部门和单位领导的支持。单位领导重视、关心、支持内部审计工作主要应该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加强对内审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内审人员的业务能力;二是健全机构,不断充实审计队伍,调整优化内审人员专业结构;三是为内部审计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四是高度重视内审成果的运用,认真研究落实审计意见和建议,使内部审计成果转化为促进单位加强管理,提高效益的有效措施。 3.2建立制度,确保规范。 为确保内部审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做好以下两点:一是改进内部审计管理体制,实现内部审计机构的健全和独立。设立专门的内部审计机构,配备专职审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对内审负责人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内审负责人对单位主要负责人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内审人员任免须经审计负责人同意。这样就确保了内审机构享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权,使审计结果受到足够重视,进而提高内部审计的效率和质量。要建立一套严密、可行的内部审计制度,规范和监督内部审计工作,使内部审计人员工作目标更明确,工作方式更规范,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办法严格控制审计质量。 3.3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提高公路内部审计工作水平,是深化公路事业改革、完善各单位自我约束机制的客观要求。在新形势下,提高内部审计工作水平,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准确定位,牢固树立内部审计为本单位、本部门服务的理念。内部审计工作的目标是促进加强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内部审计要坚持监督与服务并重的方针,在促进单位加强管理,提高效益上作文章,要寓监督于服务之中,以强化内控为重点,防范风险为导向,净化环境为前提,不断拓宽内部审计工作向事中、事前审计推进。 第二,以人为本,加强内部审计队伍建设。要按照《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努力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内部审计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具有较高的审计、会计业务水平和经济、法律、工程、信息技术等专业知识。一是内部审计人员要勤奋学习,自觉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改善知识结构。二是加强内部审计人员的培训,努力培养“复合型”、“专家型”内部审计人才。三是加强内部审计理论探讨,不断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理论水平。 第三,努力探索内部审计的内在规律。内部审计不应照抄照搬国家审计的作法,而应按照内部审计准则的要求,去实践、探索、把握内部审计的规律,着力在提高审计工作质量上下功夫。要提高审计项目的管理水平,改进审计的技术方法,加快审计手段的现代化建设,强化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提高审计的规范化水平,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优质的审计成果,使内审工作真正做到“有为有位”。 4 结束语 交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交通行业线长面广、层次多,监督内容广泛泛而监督力量相对不足。因此,围绕内控制度,加强审计工作尤为重要,能帮助我们抓住重点,减少上作量,提高效率;通过完善的内控制度有效运转,预防、发现“有意”、“无意”的错误,标本兼治。

经济论文:秘书信息能力下知识经济论文 一、秘书信息能力概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秘书信息能力的提高迫在眉睫。社会企业大力投入对秘书信息能力的研究，如何正确认识并提高秘书工作者的信息能力是当务之急。只有信息能力得以提高，秘书工作者才能更好的服务工作，更高效的辅助决策者推进决策的实行。秘书信息能力的涵义信息是事物存在的方式或运动状态的直接或间接反映，而现代信息是指通信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后引伸到泛指消息、信号、情报、资讯。信息的收集、分析、提炼、整合工作，往往由秘书担任，对于电子设备无法包揽的信息而言，秘书信息的信息能力便越显珍贵。一名合格优秀的工作者在收集、分析和储存信息的过程中能够发现别人忽视的东西，质疑信息的真实性并且熟练的运用现代科技设备组织和提炼信息，以此更好的为领导服务。组织中的最终决策通常由领导者发出，虽然秘书工作者一般而言没有决策权，但是作为组织决策的中心环节，其工作质量往往影响着领导者的决策方向，因此，秘书信息运用能力的高低对领导者的最终决定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二、知识经济时代秘书信息能力存在的问题 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幕在我国揭开，互联网、手机等电子通讯设备如雨后春笋般瞬时遍布神舟大地，各种迹象无一例外的宣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化社会的发展。 1.秘书信息的收集能力有待提高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推动信息快速传递的同时，也扩大着信息收集的范围。广播、电视、报纸早已不是信息收集的首选，同一主题的信息来源由狭窄变得宽阔，枯燥呆板的案例也因为信息范围的扩大变得更鲜活。广阔的信息范围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但庞大的信息量在增加可选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加大了秘书的工作量。不论从广播、电视、报纸中收集获取，还是利用互联网，信息鱼目混杂，若要甄选出对工作有利用价值的信息，不得不挑灯夜战，即使结果称人心意，可其中的工作量之大，繁琐度之高也只有秘书工作人员知道。 2.秘书信息的分析处理能力不够全面 信息范围的扩大使秘书信息工作量加大的同时，也加剧了分析处理方法的复杂性。信息的收集只是对信息进行最初步的筛选，信息成为信息资料的过程是利用有效方法对其分析、提炼、整合的过程。过去的信息处理只拥有较少的信息资源，因而分析处理的方法即便有详细的步骤，秘书工作人员也没必要参照要点来实现。随着信息量的逐渐增大，最后成文的信息资料要求逐渐提高，因而信息分析处理的方法便缺一不可化。 3.秘书信息的反馈能力不能满足领导需要 信息的反馈有助于正确决策的进步实施和完善，更有助于新决策在经验教训上的总结与制定。决策的执行如果没有恰当的回应，组织者便无法明确信息的传递阶段和信息接受者的反应，决策的有效实施无法得到保障，因此，秘书工作的主动性和超前性的重要性油然而生。而主动和超前的反馈沟通在推动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对秘书自身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三、知识经济时代提高秘书信息能力的对策 信息能力的提高给秘书工作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面对这场信息革命，如何消除秘书信息能力的缺陷，切实培养信息能力是当务之急。培养秘书信息能力，推进高效决策辅助，也是社会企业普遍关注的问题。 1.提高思想道德，强化保密意识 当今社会，信息传播的途径多种多样，信息媒介的多样性使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带入了发射者的主观意识，与此同时，在虚拟空间的隐蔽下无政府状态也有可能产生。如果没有自觉自律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约束，便极易使人在享受信息网络快捷便利的同时，衍生出与日常道德伦理，甚至与法律规范相悖的行为。秘书工作者在自觉遵守信息道德同时，应该提防信息获取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泄密事件发生。只有提高思想道德，强化保密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信息失密和泄密事件的发生。 2.转变固有信息理念，运用科学信息网络方法 知识经济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办公系统自动化的普及，使管理体制得到调整，决策得以高效实施。然而信息化社会的来到也使得各种消极负面信息通通扑面而来，一场场激烈却没有硝烟的战争时时刻刻在网络上展开。在这样的形势下，只有掌握争取的理论观念，遵循“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的精神理念，才能树立正确坚定的立场，不受不良信息干扰。这要求秘书工作人员应用知识，创造知识，在掌握理论概念的前提下，更新知识结构，具备工作需要的政策理论水平、协调综合能力、分析解决能力，从容不迫地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 3.强化信息观念，增强公关传播意识 公共关系是一种组织的职能和行为，它在管理过程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现代社会组织内部的公众关系复杂多样，公众关系的处理不好势必会削弱组织内部的发展动力。秘书公关意识的培养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更是协调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需要。公共传播关系意识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影响，能帮助秘书工作人员顺其自然地融入秘书与公关的双重角色，从而积极高效地完成各项信息任务。 四、结语 经济发展信息重要性日益凸现，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信息获取和传递方式都有了根本性变革。知识经济时代秘书信息收集、整理及利用等能力都有着巨大变化，信息能力高低影响着管理决策各个方面，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服务于工作，才能更好迎接新时期的挑战。 作者：包雯瑾 单位：海门市悦来镇安庄村村委会 经济论文:审计工作农村经济论文 1开展农村经济审计的必要性 农村经济问题和财务管理问题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农村财务工作人员由于对财务方面的知识缺乏，因此经常会出现农村账务管理混乱的情况，农村经济在审计工作开展时，一定要对账目情况进行认真审查和检验，对被审计的农村财务执行情况需要进行科学管理和监督，这样可以避免刚审核又出现错乱的情况，可以使得农村经济管理制度更加科学和完善，使得农村社会发展状况更加稳定，不断提升和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对农村审计工作不断加以规范处理，使得农村财务信息公开化，增大广大人民群众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民主意识，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2目前农村经济审计存在的问题 本身农村经济审计工作就相当繁琐，需要专业人士完成，同时也需要工作人员认真负责，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国家的正确引导，我国在农村经济审计方面已经有所突破，但是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农村经济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审计规章不完善，调查取证难；二是审计人员专业性有待提升；三是农村审计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四是单据管理和做账不够规范；五是审计执行不得力。 2.1审计规章不完善，调查取证难 尽管当前我国已经颁布了具体的法令制度，但是由于农村经济审计工作开展缺乏专门的规章制度，因此在农村审计工作开展过程中经常会由于制度缺乏而造成取证难度增大，在审计工作开展时很多比较旧的历史账目没有办法进行科学正确的取证操作，再加上相关工作人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于可以提供的资料也是能够避免就不提供，很多相关的审计工作也是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这就使得农村审计工作缺乏了实际性，不具有实际开展意义。 2.2审计人员专业性有待提升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专业高科技人才较少，很多审计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考核，因此在审计工作开展时由于缺乏对审计相关知识的正确认识，从而使得审计工作开展不完善，审计执行力度明显降低。从实际情况来看，村级财务审计工作点多且面广，这也对审计工作者提出了一定要求，审计人员不仅仅要有过硬的财务和审计知识，也要熟悉和审计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耐心和职业素养，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另外由于村级财务审计工作比较繁重，工作点又比较多，所以也需要审计工作者具备一定的协调和沟通能力，所以这样的综合性人才在实际开展审计工作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很多，也给审计工作带来了一定阻碍。 2.3农村审计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 审计工作开展必须要有经费给予支持，如果经费缺乏，审计工作就难以顺利开展，审计工作人员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会严重影响审计工作效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在开展审计执法或业务培训时常常感到有心无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部分地区由于县镇地方财政困难，在审计经费投入方面也不是很多，给在实际开展工作审计的人员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另外，农村审计工作开展环境一般都比较简陋，也是影响农村审计工作开展的因素之一。 2.4单据管理和做账不够规范 支出单据不规范，有的单据多为手制收条、收据，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收入不上账的情况发生，审计工作对此类违纪现象的核查难度较大。再者，做账不规范也影响了农村经济收支的客观具体反映，同时也加大了审计工作的难度，尤其是对专项资金的审计。 2.5审计执行不得力 经管部门在开展农村审计工作中，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并做出正确的审计决定，但由于经管执法主体较弱，在实际执行决定中，就显得阻力比较大，遇到的困难也比较多，所以这一点也是制约农村经济审计工作开展的因素之一。 作者：刘喜文 单位：大安市农村经济管理总站 经济论文:金融支持经济转型与农村经济论文 一、我国农村经济转型的环境分析 我国农村山区、丘陵较多，机械化水平低，发展速度慢。机械化水平是衡量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我国农村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我国拥有华北平原、东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珠江三角洲平原，占地约70万平方公里，其它区域一般为山地、丘陵等地形。对于我国农村地形，更是以山地、丘陵为主，这种地形结构不利于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可以看出，在1991~1996年机械化动力发展速度较快，但是近年来发展速度非常缓慢，从2008年开始出现急剧下降。从而可以看出我国农村机械化水平发展的局限性。机械化水平低除了地形原因限制外，其它因素的影响也非常关键。如我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我国农村农业从业人员较多，农村居民较多，而耕地少，人均耕地非常有限。大部分农村人均耕地不到0.4亩。这种生产模式下，农户不需要通过机械就可以完成，如果勉强使用机械化水平只会增加生产成本。城乡生活水平、生活条件等各个方面存在差距，但是差距逐渐变小。城乡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的差距是反映农村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衡量指标，而降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与生活条件差距是农村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支持，99%的农村已经实现水泥马路到家，农村师资、医疗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并且在交通便利的情况下，城乡资源共享水平越来越高，许多农村居民购物也较以前便利，很多农村孩子在县城读书就业。可以看出，在1990~2001年，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但是在2002年之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缩小，特别是在2007年之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大幅度靠近。但是，城乡的差距依然存在，并且城乡居民的生活状态以及精神文化水平的差距非常大。我国农业生产产量持续增加，但农产品深加工不足，农企发展困难。农业企业是农村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农企结构和实力的改善是实现农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2001~2010年期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年均增幅超过20%，2011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已经超过15万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17.6%，农产品加工产值增长的年均速度显著高于GDP增长速度，因此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大。目前，我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已经超过22万个，加工企业从业人员超过2500万。但是我国农企发展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农产品加工技术落后，主要为农产品粗加工，深加工严重不足。第二，我国农业企业人才不足，管理水平有限。第三，我国农企资质不佳，在5万多个食品加工企业中，只有100多个达到国家二级企业要求，所占比例不到3%。第四，我国农企规模小，融资困难，企业升级艰难，这严重影响我国农村经济转型的专业化、技术化、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要求。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不足，农村商品贸易、物流服务等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比较城镇发展情况，农村基础设施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于农村企业发展的道路、水电等基本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第二，生活与娱乐设施不足，农村居民生活依然靠打牌等自娱自乐，缺乏政府引导，没有经常举办活动的娱乐组织；第三，医疗、教育、通信、购物条件不足，农村居民生活依然非常不便利。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物流服务的不足，很多农村地区只有邮政可以到达，其他快递物流服务缺失，这对于企业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都产生了重要的限制；二是商品贸易发展的不足，农村商品存在质量无保证不合格商品充斥、商品种类与品牌单以及商品贸易环境不足等问题；三是各种中介与技术服务缺失，这对农村企业产业升级产生重要影响。 二、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存在的主要困难 第一，农村各种条件的改善需要大批量资金，但是基层政府财政困难，无力支撑。我国城镇的发展经历了20多年，这期间中央、省市等各级政策和资金都集中在城镇发展中，农村的大批量资金也进入城镇当中。但是当前，各级政府虽然在倡导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战略，但是我国对城镇的扶持也必不可少的。中央以及各级政府虽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但是投入有限，主要依靠基层政府的支撑。近年来随着医疗、教育等条件的不断改善基层政府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即使在上级政府的有限支持下也难以满足农村庞大的资金需求。比如说每一年一个县的农村道路设施、水利设施、电力设施的开支非常庞大，每年耗费数亿元。如果要增加其它各种设施，大多数县级政府都无力承担。 第二，农村企业效益水平较低，薪资水平等各方面的综合条件与城市企业存在差距，无法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无法吸引农户放弃农耕，导致农村土地无法集中生产，实现规模化、机械化。薪资水平一直是吸引劳动力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国劳动力大批量往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的关键原因。相比城市与农村企业，除了薪资水平无法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外，企业的工作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管理规范化水平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近年来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但是农村富余劳动依然很多。农村企业对富余劳动力吸引不够，导致大量劳动力停留在有限的土地中，导致小农经营的现状无法改变，也将影响土地的集中生产，不利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模式的实现，而这些是农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 第三，农村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农户，信贷困难，满足率低，不利于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张，不利于农户生产条件的改善。近年宏观经济不稳定，农村许多中小企业面临资金周转的问题，但是由于规模小，资产有限，无法在正规金融机构实现信贷，而在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息较高，生产的效益无力支撑，导致农村近年来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对于市场前景好的农村企业，由于信贷无法实现，融资不足，规模无法适时扩大，影响企业的发展。虽然近年来小额贷款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但是依然供不应求。同时对于农户来说，在没有关系和担保人的情况下，基本很难实现贷款。目前我国农村的信贷满足率不到40%，这还不包括一些有贷款需求但是没有贷款意识的农户。 第四，除了信贷业务外，其他金融业务发展严重不足，不利于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生产风险的分散（保险行业发展不足），也不利于其进行投资和融资活动。城镇各种金融业务发展迅速，一方面可以降低意外风险，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投资工具，也可以作为集中零散资金的融资工具，可以说金融业务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各种金融业务在农村发展严重不足。首先是保险业务。保险对于居民生活和社会生产来说越来越重要，可以有效降低意外风险事故，降低个人和企业承担风险。但是我国农村保险业务除了基本的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外，生育保险、意外保险、大病险以及农业生产风险、企业生产风险等各种关乎居民生活和农村生产风险缺乏推广和应用。其次是金融投资与融资业务在农村的应用不足。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闲余资金越来越多，但是农村居民的投资意识却不高，一般存在银行等着贬值或者将现金留在身边，这样不利于农民增收，不利于改善城乡居民差距。实际上，农村闲余资金在增加的同时，农村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农户或者中小企业要扩大生产或者农户想从事非农活动，在自身资金不足时就需要向外融资，但是农村融资非常困难。这就形成了大量的农村闲散资金和农村融资困难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农村金融业务发展不足的重要体现。 三、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 （一）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现状 为了加快农村金融的发展，提高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度，政策对农村金融支持在不断加强，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支持力度越来越大。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收减免，如《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对金融机构发放的农户小额贷款(5万元以下)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二是定向补贴和奖励支持。近年来政府对农村信贷实行贴息政策，即对常年亏损的农村信用社保值贴补利息给予补贴的政策。同时为了引导引导金融资金进入投入到农村地区，支持农村经济转型和发啊站，对农村专项贷款实行贴息政策，例如自2008年起财政部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给予费用补贴《；中央财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达到一定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2012年财政部将小额贷款公司也纳入了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的试点，以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据统计，2012年中央财政向农村提供金融支持的金融机构定向补贴了36.21亿元，2013年已经超过了41亿元，增幅非常大。目前，我国对农村金融的支持政策已经覆盖了所有农村区域。可以看出，政策上我国对农村金融的支持程度越来越大，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政策支持依然集中在国有银行的涉农贷款定向补贴，针对个人的支持度较少，此外针对地区性银行的支持度较低；二是政策的实施与规定目标偏离，这是因为我国农村经济与县域经济的界限不明，很多银行将资金投入到县域经济而非农村经济中，但是其也能获得涉农金融政策支持；三是，虽然政府对农村金融支持的额度越来越大，支持范围越来越广，但是其支持资金相对于农村经济转型的庞大资金需求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而实际上，我国财政力量有限，仅凭政策补贴来实现农村金融发展满足农村发展需求的路径行不通。因此，农村金融机构依然供给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农村经济转型与快速发展的要求。 （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 第一，金融机构的数量不足。比较城市各种商业银行，随处可见，包括国有银行，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及地方性银行等各种规模的银行机构，但是农村的银行非常局限，主要是我国四大国有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非常少，其网点也非常少，这不仅影响农村的金融规模，也影响农村居民办理金融业务的便利性。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陆续在县级以下区域退出。在1998~2007年，四大国有银行相继撤出了3万个县级以下机构，近年来撤并还在继续。当前商业性保险、证券、担保、信托投资、租赁等金融机构在县以下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是空白。农村信用社成为勉强支持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的主力军。第二，金融机构业务规模总量的不足。我国城市经济依然在稳步发展当中，其中资金需求量非常大，很多金融机构的资金集中投向了城市，而农村的配额非常低。例如我国农村的贷款额度，从下表可知。2013年我国农村涉农贷款余额大约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率才3%，而我国金融机构总的贷款余额为72万亿元，涉农比重为27.8%。也就说，我国绝大部分资金投向非农领域和非农区域。第三，我国农村金融业务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首先体现在贷款上。我国农村贷款不满足率达到72.4%，也就说只有27.6%的满足程度，大部分的农村贷款得不到满足。同时在我国农村借贷中，正规借贷（金融机构借贷）的比例非常低，为27.6%，绝大部分贷款需要依靠民间借贷来完成。大部分家庭因为资质不合格不会提出申请，而提出申请的有三分之一的可能被拒绝。因此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借贷的缺口很大实际上，我国保险等其它业务的缺口更大，只是由于没有推广，潜在需求没有被开发出。 （三）我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与影响 第一，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血脉，是农村经济转型重要的资金来源。从农业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储备资金不足，如果要提高机械化水平进行扩大生产，需要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而农业生产风险可以通过保险等业务来分散。从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来看，虽然通过项目来实现，但是项目的实施基本需要通过银行融资贷款来完成。目前基层政府入不敷出，很多提前支出也需要依靠金融机构来实现。从农村企业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中小企业扩大规模，还是中小企业的兼并重组，都离不开银行的参与。农村经济转型的任何方面都需要资金进行依托，而金融是资金的主导者，因此农村经济转型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与发展。 第二，金融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和方向。金融直接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这是因为金融的发展情况，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程度，是否满足农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如果金融能够大力支持农村经济转型，能够满足农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那么农村经济转型的实施速度就会加快。同时，金融业影响了农村经济转型的方向，这是因为资金的去向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也就影响了农村金融转型的方向。例如，如果金融机构的资金大量流入某个农村区域的水稻加工产业，那么该区域水稻加工产业在资金充足下会扩大规模生产，在加工技术上也能够大幅度提高，并且在加工需求下水稻种植需求也会大幅度增长。 第三，金融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质量和效果。农村经济转型的质量和效果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区域农村经济转型的目标和金融支持的方向是否匹配；二是金融支持的程度是否满足区域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和要求；三是农村经济转型的战略和政府政策的正确性和匹配性。可以看出，前二者都与金融相关，并且是实施成功的关键。具体分析，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质量与效果的影响如下：金融机构与业务的丰富性影响农村经济转型后经济的稳定性，金融机构越多，其资金实力越雄厚，支持程度越高；金融机构和业务发展的稳定性影响农村经济转型实施的顺利程度。近年来经济不稳定，金融不稳定，导致金融对经济的支撑不够屡见不鲜。如果农村金融发展不稳定，存在各种风险，那么其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也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就不能为农村经济转型提供稳定的资金供应以及其他金融服务，这将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顺利程度。 四、基于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策略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农村经济转型环境的改善需要依托金融支持，农村经济转型的问题需要金融来协调解决，而农村经济转型的关键问题实际上还是金融问题。基于农村经济转型的需要，为促进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笔者提出了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策略： 第一，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加强构建丰富的、具有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解决农村金融供不应求的问题应该从多样性着手，允许社会资金进入金融行业，以需求为基础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多样化金融市场。当前民间资金非常多，应该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正规金融机构，放宽农村的金融供给，同时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也需要不断规范，加强管理。 第二，鼓励农村金融创新，加快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建立适宜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比如我国保险业应该针对农业经济设立各种保险业务，以分散农村生产风险。各种金融融资工具和业务可以适度创新，吸引民间资金进入，扩大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和放贷能力。 第三，为加强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匹配性，应该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在此政府需要引导金融机构、农村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好三者联系的桥梁，实现资金与需求的对接，使得农村金融真正落实在农村，服务于农村。 第四，加强政府行政与司法监督，营造“有借有还”的诚信信贷环境，同时建立农村金融的监督和风险预警体系，保障农村资金借贷的安全性。呆账率一直是金融机构对农村实行谨慎贷款的重要限制性因素。要全面提高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必须打破呆账率高的问题。为此，必须加强政府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加大对恶意拖欠贷款行为的打击，以营造良好的信贷环境，降低农村呆账率。 作者：刘贵清 单位：中原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论文:成本管理体系中建筑经济论文 1、对建筑项目实施成本管理的概念及特征 所谓的项目施工成本管理指的是建筑施工企业以某个正在施工的建筑项目工程为核算对象，主要对该对象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产资源损耗与劳动者创造的劳动价值进行的核算管理。更简明的说，就是某个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所需的生产费用，其中包含耗费掉的主材料、辅材料、构配件、租赁（摊销）周转材料的费用、施工所需机械的租赁费与台班费、工人的工资与奖金、工程处或者是分公司组织与管理工程队时支出的费用等。通常实施成本管理时，要按照合同规定实行一级管一级的管理方式，即建筑施工企业管项目经理，项目经理管工程队，工程队管班组，班组管个人。以下4项为施工项目成本管理的特征: （1）动态追踪性。 对建筑项目实施成本管理时一定得从头到尾的对已设置的成本目标及与其相配合的实施步骤实行追踪式的控制、监督、调节与完善，绝对不可放任。 （2）事前能动性。 基于施工项目管理的不可重复性，为了确保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不出现重大失误，在进行项目成本管理时就得事前自发的对工程项目进行能动性的管理。通常施工项目成本管理在项目开始施工时就对项目所需成本执行预测、分析、设计及制定目标等工作，接着再采用各种经济、管理、技术方式来完成目标。 （3）内容适应性。 一般项目成本管理的具体内容是与施工项目管理的工程范围相适应的，即只有确定了施工项目的管理范围才能确定项目成本管理内容，因此建筑施工企业在制定施工项目成本管理计划时，要将成本管理的具体情况考虑在内，切不可盲目进行。 （4）综合完善性。 所谓的施工项目成本管理指的就是在施工过程中将工程的预算、工期、质量、资金、技术、分包、安全等管理有效连接，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网络，从而实现有效管理工程整个施工过程的目标。因此要想使工程实现其设计功效，就得把涉及施工项目管理的所有职能、对象及要素融入到成本管理中。 2、现阶段在建筑施工企业中施行建筑经济成本管理时存在的问题 2.1不够完善的管理体系 （1）缺少建筑经济成本考核管理体系。 现阶段各大建筑企业中的管理体系都不够健全，尤其是经济成本考核管理体系。在施工过程中，如果缺失该体系，就会影响到奖励制度与惩罚制度的建设，进而会严重制约经济成本管理。 （2）缺少经济成本管理部门。 例如缺少成立专门的经营科。由于建筑经济成本管理是一个新兴管理措施，所以很多建筑施工企业没有为其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而是将其划到了财务部门。这样一来成本管理中的一些管理项目就得不到有效开展，严重影响到了企业对施工项目成本的控制。 （3）没有将经济成本管理体系融入到整个建筑施工企业管理过程中。 很多企业的成本管理只是浮于表面，而没有将其细化到各个管理部门，导致很多部门负责人都不明确自己的权利、责任，也不知道该如何落实该项工作。 2.2落后的经济成本管理观念 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所以很多建筑施工企业在项目施工中基本不进行成本管理，即使管理了，也只是片面的管理。例如资源管理，很多时候只是控制资源的消耗，而不是控制整个企业的供应。再加上企业负责人对成本管理的漠视，严重制约了经济成本管理推行力度。 2.3缺乏经济成本管理目标 就目前情况来看，很多企业的成本管理仅限于减小成本，而没有构成一个健全的经济成本管理体系。甚至有些建筑施工企业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还没有事前拟定成本目标，要想了解工程的亏损情况还得等到工程竣工时才能清楚。另外再加上很多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是由财务部执行的，还没有构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方式，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成本管理工作的开展。 3、强化建筑施工企业经济成本管理的措施 3.1施工目标成本的预测、分析 建筑施工的目标成本是根据目标利润和市场价格进行确定的。对施工目标成本进行预测，通过成本预测，掌握未来的成本水平及其变动趋势，有助于减少决策的盲目性，使经营管理者易于选择最优方案，作出正确决策。分析计算公式如：项目目标成本=预计结算收入-项目目标利润-税金以潮州聚贤璟园住宅区B幢合同为例，对其施工成本进行分析：某工程的签约合同价为2592万，按照历史15%的利润来算，工程的目标利润约为388万元，其中材料费用占65.73%，人工费用占14.93%，其他费用占4.62%。 3.2构建完善的管理体系 （1）要构建并强化成本核算考核制度。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为了提升建筑施工企业的成本意识，就得通过考核制度来强化员工及各个施工环节的考核力度。另外，为了提升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还要积极构建健全的奖惩制度。 （2）健全项目成本的核算制度。 为了有效执行成本管理，建筑施工企业应积极成立成本管理部门，以便在抓工程进度与质量的同时，还能够控制好成本。 （3）积极健全与优化成本核算员的管理制度。 由于成本核算员是成本核算工作的核心，所以不仅要强化成本核算工作人员的考核力度，还要对其进行集中管理与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激励、竞争、考核、交流，以便其能将单位项目和自身利益分离。 3.3增强建筑施工企业的成本管理意识 （1）要提升建筑施工企业管理层的成本管理意识。 基于管理层的重要性，要想在全企业内有效提升成本管理意识，就得首先提升管理层的成本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层层重视，层层落实，才能使成本意识深入到每个员工的心中，才能提升企业成本核算管理的能力。 （2）强化建筑施工企业工作人员的成本意识。 企业工作人员不仅要依据管理层制定的成本计划来开展工作，还要树立牢固的成本意识。另外企业为了保障其成本核算的质量，还要不断提升员工的责任感。 （3）强化建筑施工企业各部门间的合作关系。 要想有效的在项目施工中施行成本管理，就得强化企业内部各部门间的合作关系，只有整体的看待施工过程，才能明确各个施工环节的权责，只有权责明确了，各个环节的负责人才能管理好自己环节上的成本，从而建筑施工企业才能实现成本管理。 3.4强化建筑施工企业财务成本管理 一般建筑施工企业成本分为工程成本与企业成本，就当前市场情况来看，企业间的竞争实质上就是各企业的成本竞争。就单一的建筑项目来说，减小成本的方式主要是提升材料、机械的利用率与有效管理人工费用及严格遵照合同标准进行工程核算；就整个建筑施工企业来说，减小成本的方式主要是提升建筑施工企业财务成本管理与制定长期的成本管理计划及减少设备的闲置等。其中提升经营成本管理的方式有： （1）要提升经营管理人员的素质。 为了提升经营管理人员对市场的判断力能力与判断准确度，企业要利用培训的方式来不断提升经营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为了约束经营管理人员的工作作风，要利用培训与制定制度方式来强化经营队伍的建设； （2）加强企业资金管理。 强化企业资金管理的主要方式是提升资金运作效率及强化资金的安全性、运作方式，其中提升资金运作效率是为了保障建筑资金的合理性，强化建筑施工企业资金的安全性、运作方式是为了增强财务风险能力，总体来说都是为了成本管理奠定基础； （3）拟定建筑施工企业风险管理目标。 为了提升风险管理机制的操作性与系统性，企业要制定一个系统的风险管理体系，其中经营管理要通过风险监测指标来了解企业成本的亏损情况。 4、结论 建筑施工企业在经济成本管理的过程中，其中要完善成本管理体系。成立专门的经营管理部门，不断分析成本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及时进行改善。提高企业员工的成本意识和经济效益观，将员工的个人利益和企业的目标、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真正把成本控制落到实处，从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作者：谢梁鸿 单位：潮州市建筑安装总公司 经济论文:工业转型升级低碳经济论文 一、制约哈尔滨市工业低碳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 （一）重工业偏大的结构导致能耗居高不下 现行主流的低碳经济理论认为，如果经济结构中有更多低碳排放的“清洁部门”，那么碳排放量一定会降低。以工业结构为例，轻工业与重工业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在同样的工业发展规模中，重工业比轻工业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要大。目前，哈尔滨市的工业结构仍以重工业为主体，虽然其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和产值都有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是，由于高耗能行业全部集中于重工业中，且其综合能源消费量占到重工业的80％～90％，所以，造成近五年重工业综合能耗占规模以上工业总综合能耗的比重居高难下，始终徘徊在86％左右。加之一批热电联产、水泥熟料生产、化工醇、生铁高炉等高耗能项目相继建成投产，进一步推高了重工业的能耗水平。 （二）主导产业结构向低碳化调整的方向不明确 装备、食品、医药和石化等四个主导产业在哈尔滨市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其低碳化调整的方向和步伐对哈尔滨市工业低碳化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低碳角度分析，哈尔滨市四个主导产业中，石化产业属高耗能产业，综合能耗占比较高，其中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两大类行业属六大高耗能行业，两行业合计的企业数量、产值和综合能耗分别占主导产业的3．1％、12．7％和45．5％。哈尔滨市的食品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其产值占比较大，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相对较低，尤其是装备制造业中的绝大多数行业，单位能耗均接近于全市最低水平。近年来装备制造业陷入发展困境，石化产业产值规模在不断扩大，不符合哈尔滨市主导产业应采取的“提食品、装备、保医药、限石化”低碳转型发展方向。 （三）产业层次和产品附加值偏低 目前，哈尔滨市工业的多个行业及其产品都位于产业链低端位置，处于原材料加工或产品初级加工的低产业层次、低附加值阶段，能耗高、产值低，企业竞争能力差，是工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从低碳经济角度分析，这些行业或产品的能耗强度均偏高，尤其是对于高耗能行业来讲，各链条能耗强度的差距更加明显。如水泥行业，吨熟料综合能耗比吨水泥能耗平均高出30－40千克标煤。而哈尔滨市的多数水泥企业都是只生产熟料和水泥，缺少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下游产品。哈尔滨市钢铁产品以长材和普通建筑钢材为主，扁平材及高附加值的产品少，优质钢材目前主要依靠外购，钢铁生产企业的本地配套率较低。 （四）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利于碳减排 哈尔滨市工业企业多以低效率、高排放的煤炭作为主要消耗能源。近年来，由于煤炭市场充分放开，优质原煤价格不断上涨，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多数用能企业在优质煤中掺烧一定比例热值低、排放多、价格低的褐煤，因此需要企业对锅炉和除尘设备进行必要的升级、改造。但从实际看，多数企业难以承担较大的升级、改造成本，尤其是热电联产和供暖等能源转换型企业，锅炉的节能、减排工艺和技术升级缓慢，直接影响到企业经济效益和碳减排效应。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在用燃煤锅炉的技术现状和升级步伐，对哈尔滨市发展低碳工业形成较大阻力。 （五）低碳化升级改造项目推进难度大 为实现低碳化转型升级，哈尔滨市部分水泥、炼钢、供热等高耗能企业都在积极谋划上新设备，延伸能效利用环节，利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余热、余气等资源进行发电、供热或回收利用，满足企业和社会用电、用热需要，但是受并网审批的限制，一些综合效益可观的项目迟迟不能启动建设，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低碳化升级改造项目推进进度。 二、促进哈尔滨市工业低碳化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工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重点 实现哈尔滨市工业低碳发展，必须以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为引领，在存量中改造高碳行业，在增量中发展低碳行业，明确转型升级的方向和重点，通过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促进工业整体结构优化提升。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优先发展食品、装备制造两个低碳高产值主导产业，限制发展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等高耗能产业，稳步发展纺织、木材加工、印刷、文体用品制造等轻工业。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新一代电子信息、民用航空、新能源装备、新材料和生物产业等新兴产业领域，实施重点领域产业改造升级，完善产业链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低碳示范工程 哈尔滨市必须抓好替代热源审批、投资、建设等各环节，妥善解决拆除热源补偿问题，最大限度拆除热网覆盖范围内的分散小锅炉。对于经营不善而等待“被政府淘汰”或利用部门监管“空隙”偷摸生产的类似企业，政府决不能弃管或视而不见，而必须摸清其底数，发挥低碳节能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辅以经济、法律甚至是行政手段，对其进行有序淘汰。尤其要对冶炼、造纸和水泥等高能耗和高污染行业中生产规模小、经济效益差、资源消耗大的企业予以优先淘汰。同时，以淘汰落后产能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耗能企业的兼并重组步伐，以典型低碳行业或企业为引领，建设低碳示范地区和低碳示范园区，将优势资源向投入产出效益好的区域和企业集中，通过集约化生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三）改善工业能源消费结构 推动哈尔滨市能源结构由传统高碳为主向清洁能源比重不断增加的结构转变。促进用能企业向低碳转型，促进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主动适应新能源开发、利用的需要，有助于其实现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一是提高天然气的应用普及率。对工业天然气应用、燃气锅炉研制和改造等予以更大的资金支持，建设天然气取代燃煤供暖示范工程，提高城市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用率。二是推进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支持风电装备研制、生产和风电场建设，协调完善风电并网运行的电力调度体系。利用哈电集团的先进技术，积极发展建设中、小型水电厂和抽水蓄能电站。利用哈尔滨市成熟的地热泵技术，推广使用地热能。鼓励利用城市垃圾、秸秆、大型养殖场废弃物建设沼气或发电项目。三是探索推进分布式能源工程。将分布式能源纳入电力和供热规划范畴，按照自用为主、富余上网、因地制宜、有序推进的原则，探索在三环以外新建的居住、商服和产业集中区，建立分布式能源中心，推进实现分布式能源与集中供能系统协调发展。 （四）鼓励低碳技术和产品的应用 一是探索推广碳捕获技术，推进碳利用。哈尔滨市可通过政府扶持和企业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在大型煤电、热力供应及炼油企业试点应用碳捕集、分离与净化技术，将捕集的二氧化碳资源应用于食品加工、塑料大棚种植、全降解塑料生产、精细化工等行业。二是鼓励企业加强工业废弃资源的综合利用。支持企业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实施煤渣、钢渣综合利用，煤气、水蒸气、余热回收利用，资源化再生利用等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尤其要创造条件，支持哈尔滨市大型热电联产企业向热辐射范围内的用热企业或居民进行并网供热。 （五）运用碳交易市场化运作方式 一是规范自愿减排交易。完善哈尔滨市电力企业电管理机制，在钢铁、建材等行业开展减碳自愿协议试点工作，制定减碳自愿协议管理办法和奖励措施，推动企业开展自愿减排交易。二是推进合同能源管理。积极推广市场化节能服务模式，在工业领域引入和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机制，规范用能企业（用户）与专业节能服务公司之间的合作；鼓励大型重点用能单位组建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为本行业其他用能单位提供节能服务。三是建立碳排放指标的考核奖罚机制。转变以往通过行政手段向企业“硬压”节能指标的做法，通过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碳排放行动进行“奖勤罚懒”式的调解，按照既定指标的完成情况，对实现低碳转型的企业减免所得税，减免部分由未切实贯彻执行政府低碳减排指标的企业承担。 作者：杜立兴 单位：哈尔滨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业经济处 经济论文:交通产业发展下低碳经济论文 1、低碳经济下交通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分析 交通产业是为社会交通运输需要而服务的产业，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环境污染。在低碳经济下，交通产业未来的发展应该将不断改变自身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量，提高城市低碳交通发展水平等内容作为重点工作内容，在此思路下合理的制定发展战略目标。事实上，当前我国的人口数量庞大，机动车数量日益增加，交通模式仍然是采取的传统的机非混行模式，机动车的燃料也较为单一，燃料的使用效率不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城市车辆拥堵现象严重，这些问题都严重阻碍了交通产业的低碳发展，也阻碍了交通运输系统的整体效率。基于此，笔者认为，目前交通产业应该将节能减排作为主要的发展战略手段，对产业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制定相应的战略目标，以最终实现全社会的低碳发展。主要包括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的配套设施、实现交通运输产业的高效运作、加强交通设备制造产业的节能减排管理等三方面内容。 2、低碳经济下交通产业发展战略的基本途径 2.1积极发展低碳燃料 目前机动车辆的燃料普遍使用汽油、柴油等高碳排放量的燃料，燃料结构较为单一，这是影响交通产业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为此在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下，交通产业首先应该从发展低碳燃料入手制定发展战略。目前可以用在交通行业的低碳燃料主要有乙醇、生物柴油、天然气、太阳能、电能等等，这些燃料的含碳量较低，若能够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则势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碳排放量高的交通产业现状。虽然目前低碳燃料并未得到普及，应用范围也较小，但是其应用前景十分可观，需要我们进一步极大研究力度，开发并普及更多低碳燃料。 2.2提高车辆燃油的经济性 要实施这一战略，需要燃料和车辆结构两方面入手进行改进。一方面是要积极利用先进科技研发可再生燃料和低碳燃料。一方面要对车辆的传动装置和驱动系统进行有效改进，使其在运行中所受到的滚动阻力进一步减小，增大发动机的运行效率，提高燃油燃烧效率，从而实现低碳排放的效果。在当前零碳排放燃料还未全面推广的形势下，通过提高车辆燃油的经济性无疑是一条非常可行的发展途径。 2.3减少高碳强度的出行 目前我国私家车的数量越来越多，高碳强度的出行率较大，在此情况下是很难促进低碳排放目的的实现。为此应该采取减少高碳强度出行的战略措施。包括引导人们绿色出行，多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或以自行车、步行等慢速交通系统为出行方式。 2.4提高运输系统效率 提高运输系统效率战略是指从系统的角度出发，通过优化整个运输系统的设计、建设、运行，达到减少能源利用和温室气体排放。运输系统效率低的主要表现为交通拥堵，因交通拥堵而导致的燃油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并不是个小数目。有效的交通管理手段和拥堵缓解政策不仅可以达到减排的效果，而且可以节省巨额资金的投入。 2.5碳收费 为达到运输产业的减排，碳排放与碳交易的收费政策是必要的。增加整体碳经济的花费，通过碳排放与交易或是碳税，为消费者和商业减少C02排放提供经济刺激。碳收费的目的是在不影响生活质量和经济的前提下，减少运输部门碳排放。对价格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高碳出行替代选择的有效性，这些替代选择包括使用低碳燃料，购买燃油经济性更好的车辆，使用公共交通或城际铁路，远程办公，合乘，发展减少长距离出行紧凑用地模式。没有替代选择，消费者就不得不而对高消费或是降低生活质量。通过减少出行需求、鼓励低碳燃料和节能车辆的利用，碳排放收费政策影响上述所有战略。 2.6系统性 交通产业是一个系统，在整个社会实现低碳经济的过程中，系统的观点要始终贯彻其中，各学科间研究和技术调度促进节能减排的最终实现。例如，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小汽车行驶每100km的耗油量下降了5000，但小汽车总量增加了几十倍，显然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增加了许多倍。同样，轨道交通的建设成本巨大，运营时所有的设备都在运行，从此角度轨道交通本身是高碳排放，但它可以为社会服务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减少整个社会碳排放的角度看，它是环保经济、低碳排放的。新能源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但节能减排的效果和社会效益远远大于资金的投入。 3、结语 总之，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交通产业的低碳发展势在必行。本文中所述的几种发展战略是近期交通产业发展可采取的基本途径，若能够执行到位，可以极大的提高交通产业的节能减排效果。 作者：吴晶 单位：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交通运输局 经济论文:技术推广及农业经济论文 一、农业经济管理和技术推广的现状和意义 农田耕作和农业产业也在向更加科学化的道路上发展，虽然农业生产和发展在一条平缓的道路发展，但是距离里农业现代化发展还有一定的距离。也正是在这样的作用之下，如何将当下中国农业科研成果快速的应用到农业实践当中，将生产技术快速有效的转化为生产力，就成为当下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究其根本发展，还是需要在农业经济管理和技术推广上下足功夫，因为他们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拥有农业专业技术和成果的研究认识，同时同基层的农民群众紧密联系。因此，加强农业经济管理和技术推广，意义深远。 二、农业经济管理和技术推广途径 1.加强农业经济管理和技术推广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农村开展工作当中，农业经济管理人员和技术推广人员同农村基层群众接触实践较长，因此，工作人员要想做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要必须要具备端正的态度和良好的品德。其次，他们还需要具备过硬的专业技术，这样才可以保证在实际的指导工作当中，发挥自身的核心作用。因此，这就要求农业经济管理员和技术推广从业人员必须不断地学习和加强自身思想修养、个性品质等培养。通过综合素质的提升，才能够保证他们在实践工作当中，正确的处理人际关系、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难题、对待工作中的挫折等方面的问题。因为农业经济管理和技术推广人员工作的重心除了传授先进的管理技术之外，还要跟广大的农村基层群众一起进行沟通，来了解实际问题，解决当下难题，因此，提升农业经济管理和技术推广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够帮助他们自觉地运用正确科学的方法，控制和调节心理波动与情绪变化，使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经常保持一种稳定、冷静、清醒的精神状态，进而恰当地分析、稳妥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正确地分析推广对象的心理活动。从而，帮助为农村建设发挥实质性的指导作用。 2.提高业务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 在农业经济管理和技术推广领域当中，除了强调与农村基层群众的沟通之外，更加考验技术推广人员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因为农村农田农业都属于一线的实践阶段，要想做好农业经济管理和农技推广工作，需具备精湛的专业知识。因为农业生产有其特殊性，周期长、见效慢，若业务水平不过关或存在指导失误，就会造成损失。而且，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周期较长的大范围损失，因此，提高业务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对于提升农业经济管理和技术推广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农村农田治理当中，基层的农民群众存在着较多的误区，其中农田漫灌、盲目使用除草除虫的化学药剂等都是较为显著的问题。农业经济管理和技术推广人员应当在这方面进行重点的技术推广和知识解说，因为化学防止方法不当，不仅会影响农作物产量，还会大面积的污染农田、水源环境，破坏生态环境。因此，农业经济管理人员和技术推广人员在这方面就需要扩展知识面，加强学习，提高业务水平，这样才能使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起到对农民增产、增收的作用，真正的发挥自身的价值作用。 3.正确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 在新农村建设当中，农业经济管理和技术推广人员是实践队伍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国家各级推广机构的推广人员都具有双重任务，一是要完成国家下达的推广任务，二是要为农民服务。因此，就要求负责管理和技术推广的人员能够在实践指导当中，发挥自身的核心作用。推广人员切忌在生产中和指导过程中流露出高姿态，应注意与农民相融合，以提高沟通的效果。技术推广和管理人员应当立足于实践，同基层的农民群众保持平等的沟通，密切加强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民之间的联系。这样，才可以保证对于农民自身受到的困扰问题有切实的了解，这样才能够具有针对性的对于问题进行解决。同时，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强农业技术人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基层群众对于技术推广和管理人员的信任，以便农业技术人员在制订农业技术推广方案时更能切合农村和农民的实际。这样，在两者相互协作，融洽的环境下，保证工作科学有效的完成。在技术推广和管理当中，只有与农民进行有效地沟通，才能获取农民在实际生产中所需要的技术、服务等信息，进而开展针对性的推广服务，共同促进农业、农业技术的稳定发展。 作者：刘凤云 单位：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街道办事处 经济论文: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经济论文 一、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状况 当前，农村金融正处于改革创新阶段，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从农村金融发展的总体态势看，其发展的水平并不高。目前，农村的大部分贷款集中流向于第二三产业，真正投入到农业发展上的贷款很少，这就致使农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从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现状看，其规模与数量都无法满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与此同时，金融机制不够完善，其缓慢的发展速度致使农村金融的优势作用无法实现。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入发展，其创新性成果推进了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二、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 (一)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在深入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关系前，有必要明确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才能够从整体上掌握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本文采用线型回归分析法，从农副业、种植业以及农民收入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当前，金融机构在进行农业贷款时，除农副影响值为正以外，对农业以及农民收入总量的影响都为负值，而农村乡镇企业贷款对农村经济的增长影响很大，因此，金融机构所进行的农业贷款在农业经济中的影响作用并不大。这就充分说明当前农村金融的发展滞后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因而无法发挥自身的作用，因此，深入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是当前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也只有正确的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将农村金融的发展推上崭新的高度。 (二)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集中表现在前者对后者增长机制的影响上。农村金融的创新与发展，有效的提升了金融系统的效率，从而优化了金融资源的配置，这样就使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得到了提升，进而推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在农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农村的金融市场在竞争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金融行业的各项基础设施不断得到完善，金融的功能逐渐丰富化，在此过程中，就会增加自身的吸储能力。而储蓄率的提升就会使储蓄份额不断加大，这就带动了农村投资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农村金融的发展也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农村金融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使资本的流动性变强，进而金融风险得到分散，而储户能够根据自己所需随着在金融机构取得现金，这就使储蓄率下降。利率是影响储蓄率的原因之一，而由于利率是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变化的，所以，储蓄率的升降是非固定性的，但是无论储蓄率升降，都能够充分的证明农村金融的发展影响到了储蓄率，从而影响到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农村金融的发展还通过“转化率”的方式影响到了农业经济的增长。金融储蓄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金融投资转化，当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提升时，其投资的转化率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这是金融体系自身所具备的功能。具体转化过程为：金融体系首先通过吸储的方式，实现成本积累，通过支付信息成本来实现对所吸储蓄的控制，这样实现投资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就获得了利润。而在所获得资源中，存在着一部分无法控制的资源，这部分资源无法通过投资的方式进行利润的转化，因而便以存贷差的方式转入金融机构以及证券商。在整个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中，金融的运作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从而通过成本的降低，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使农村金融走向了市场化的道路，这就为提高农业经济水平奠定了基础。 三、结论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经济的增长水平，但是，综合当前现有数据分析结果，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尚未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而农村乡镇企业贷款是当前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因此，要想充分的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就需要农村金融机构不断的加大贷款的力度，从而才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增加农业收入，从而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机构要注重与农村乡镇企业实现合作，全力支持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间接的提高自身的贷款力度，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作者：姜国新 单位：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经济论文:企业发展网络经济论文 一、网络经济的理论概况 1.网络经济的理论内涵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巨大的信息量，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流动等等，这些都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新形式和新特点的经济活动在社会中涌现，人们把这种经济状况称为网络经济。网络经济最初是指网络产业经济，包括电信、电力、交通（公路、铁路、航空）等基础设施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共同具有“网络”式的结构特征和由此引发的经济特征，所以被称为“网络经济”。关于“网络经济”的定义，不同的经济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采用的是我国经济学家乌家培给网络经济所下的定义。他认为“：网络经济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他还指出“对网络经济可以从不同层面去认识它。从经济形态这一层面来看，网络经济就是有别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由于所说的是数字网络，所以它又是数字经济。“”从产业发展的中观层面来看，网络经济就是与电子商务紧密相连的网络产业，既包括网络贸易又包括网络银行、网络企业、以及其他商务性网络活动，还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以及网络服务的建设、生产和提供等经济活动。“”从企业营销、居民消费或投资的微观层面来看，网络经济则是一个网络大市场或大型的虚拟市场。” 2.网络经济的理论特征 网络经济阶段表现出更多的、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1）开放互连性。网络经济的出现，使各种经贸往来都是双向互动。（2）效率高效性。信息技术令任何信息都可以转化为数字形式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进行传输。（3）经济资源全球共享化。世界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经济使市场空间加大，不仅局限于某个市场领域，甚至超越国界，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交流和相互依存。（4）经济活动虚拟化。经济活动打破传统的物理市场，在物理市场进行交易的同时也在虚拟市场也进行交易活动。虚拟商场、虚拟银行等纷纷涌现更加大了经济活动的虚拟化。 二、网络经济环境对现代企业生存的影响分析 1.企业组织结构网络化 网络经济的出现，使企业可以将员工、经销商和客户联系起来，共同构成一个相关的网络系统。网络让企业基层员工也可以听到董事长的安排，可以从任何地方立即得到很多信息，信息可及时地传播到各处。同时，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另外一个转型就是企业组织结构的虚拟化和组织决策分散化。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企业生产经营方面，主要表现为：缩短企业生产周期，交易成本的降低，扩大市场范围。 2.企业产品消费个性化 网络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的突破传统的规模生产，个性化需求出现在网络经济时代。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市场消费由被动接受转型为私人订制，消费者的需求成为市场的主导，这是网络经济时代企业扭转的一个必然趋势。当然，发展科技同样重要，但是发展科技的前提就是要满足消费者定制需求，这样才会占有市场。 3.企业竞争合作常态化 社会上各个产业因为网络经济而发生改变，它不仅是新兴产业的孕育基地，更是传统产业转型的空间。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全员化，企业的商业活动逐渐由线下转为线上，企业间的竞争方式也发生了改变。首先是企业间竞争范围扩大化。网络经济环境使企业间价值创造能力出现融合现象，同行业同领域间的竞争已不在于此。其次是企业竞争要素上的改变。企业的竞争在成本和质量等要素同等的前提下，拼的就是时间和技术，网络经济的发展在销售渠道上产生了多元化，同时也及时更新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业绩，因此时间竞争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小结 网络经济时代，把企业带到了新环境，充分利用网络市场的优势可以令企业站稳脚跟。企业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和机遇,需要用科学发展的眼光，结合自身实际，及时、主动地适应社会网络经济环境，实现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网络化。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赫远扬 单位：辽宁省统计局资料中心 经济论文:财务创新下网络经济论文 一、网络经济时代要求财务创新 1.财务理论基础的创新 从目前来看，根据我国的财务情况，首要创新的就是财务理论基础。网络经济条件下的财务理论基础，必须在紧紧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将经济学和管理学有机结合。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财务管理理论。一方面，财务学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竞争战略理论。随着二者的发展，制度财务学、交易费用财务学、网络财务学等一批财务学科也相应地得到了迅速发展。 2.财务目标与对象的创新 随着网络经济的冲击，财务理论不断创新，出现了一种新的财务管理目标定位即“相关利益主体”。与之前的“股东最大化”相比，财务管理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还是很难将其表述为财务管理目标。也有人提出顾客价值最大化才是网络经济条件下财务管理目标的本质。但是事实上，相关利益主体利益最大化和顾客价值最大化的本质是相同的。它们都符合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结构变迁的需求。 3.财务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在网路经济时代，由于网络的普遍应用，传统的筹资融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例如，网上银行的出现，大大缩短了筹资融资的时间，减少了费用成本。网络经济时代，规模经济让位范围经济已是必然趋势。这就要求人们的财务手段要不断创新。在网络经济时代，戴尔成功走出了自己的模块化网络企业模式，这就为众多企业树立了学习的榜样。通过网络企业实现产销的灵活性，完善网络财务手段的，使得企业凸显竞争优势。 二、加强财务创新的途径 1.实现财务管理目标多元化 随着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股东财富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等财务管理目标以明显不在适应当今经济形势，在客户目标和业务流程都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重新定位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已是必然。传统财务管理目标中没有出现的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及其利益协调化、企业的前瞻经济及其增加值以及社会责任等等都成为了网络经济时代财务管理目标重要组成部分。 2.创新财务管理方法 网络经济时代下，企业理财所面临的情况和问题是传统经济条件下财务管理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企业加强财务管理方法的创新迫在眉睫。例如，如何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来有效控制财务风险；如何在资本经营兴起的今天，如何更加有效的运用资本；如何建立计算机理财系统等等。归根结底，企业只有不断地创新财务管理方法，才能适应当今网络经济条件下不断改变的理财环境。 3.创新财务组织机构 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传统的财务组织机构已经不适应或者说不能满足新理财环境的需要。这就要求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必须创新财务组织机构。新的财务管理组织机构将会去除传统财务组织机构中多余的管理层次和中间管理人员，以便提高信息传递的快捷性、准确性。 4.提高财务人员的创新能力 进入网络经济时代，人才将处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地位。因此，想要更好地适应网络经济条件下的财务管理环境，就必须要提高财务人员的创新能力。一方面，要加强对财务人员的业务培训，使之在工作中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要提高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财务教育的教学质量和受众人群，着重培养财务人员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三、结语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企业财务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财务管理只有根据经济时代的改变作相应的调整，才能更好地服务企业、服务社会。改变必然有困难，但是只有克服困难，才会更好地发展。 作者：吴云娟 单位：连云港市灌云质量技术监督局 经济论文:不正当竞争行为网络经济论文 一、我国网络经济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不足 1.立法方面 (1)立法单一，层级较低，缺乏权威。 我国在规制竞争市场环境方面除了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辅之以《商标法》《广告法》等在单个领域进行约束之外，并没有其他相关法律。网络的发展和普及给竞争市场带来的冲击迫使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和自律公约，在一定程度上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起到了规制的作用，但是这又导致了多头立法的现象，使得立法的层级较低，不具有权威性，单一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滞后性无法适应网络经济带来的挑战，致使网络不正当竞争的现象愈演愈烈。 (2)法律覆盖范围不足，主体不明确。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的主体是经营者，而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这就暗指主体是需要登记注册的。但是我国很多网络上的经销商大都是未经注册登记的个人或者组织;而且《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服务是营利性服务，而那些网络服务商为用户提供免费服务以获取点击量，从而赚取高额的广告费用又该如何规制，也是有待探讨的。法律对于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以及违法行为范围的覆盖面不足，导致经营者利用这一法律缺陷进行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而达到不受法律规制还能获取超额利润的效果。 (3)赔偿金额不明确。 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损害赔偿被限定在1～20万之间，当无法计算损害赔偿金额时，以不正当竞争者在其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利润为赔偿金额，这就使得我国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赔偿金额计算方法不明确，并且处罚力度不高。由于赔偿金额过低，让企业的违法成本过低，无法起到震慑不正当竞争者的作用，受侵害的经营者和消费者也得不到合理的赔偿。 2.司法方面 (1)诉讼时间过长，无法及时阻止违法行为。 由于我国对网络不正当竞争的司法实践尚不成熟，法官在审理相关案件时也没有可以依据的专门法，导致案件的审理时间过长，使得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维权道路更加艰难。在我国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中、基层法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网络不正当竞争的诉讼案件大多集中在各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这就影响了案件审理的效率和质量。网络不正当竞争本身就具有即时性，过多的拖延诉讼时间会导致电子证据的恶意损毁，对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的胜败诉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2)电子证据的取证、举证制度不完善。 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是依赖网络进行的，所以电子证据就成为解决当事人纠纷的关键。可是电子证据进入我国司法实践领域的时间并不长，我国在电子证据取证和举证方面存在很大的技术难度。电子证据具有的无形性、多样性、易破坏性和高技术性，使得不正当竞争者可以随时对电子证据进行破坏和删除，这也给承担举证责任的被侵权人带来很大难度。我国目前的司法队伍中掌握电子证据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并不多，辨别电子证据真伪的能力还不够，采集电子证据的设备也没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对这方面的资金投入不多等等原因都制约着电子证据的使用和发展。 (3)公益诉讼制度尚未应用到网络不正当竞争中。 网络是一个面向全人类、全社会的信息技术手段，通过网络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的也就不单单是某个个体的利益，而是广大网民的利益。可是真正通过诉讼程序进行维权的却只有少数。当广大消费者和使用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并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维权。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就说明我国已经将公益诉讼应用到消费者的维权道路上来。但是由于我国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公益诉讼制度的时间较晚，在实践中对公益诉讼制度的应用还仅仅局限于环境领域，所以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诉讼费用的承担、赔偿费用的分配等相关问题还没有相关的规定，就使公益诉讼制度无法在网络不正当竞争领域中推广。 3.执法方面 (1)执法部门缺乏独立性。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这导致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部门不具有独立性，在法律法规授权下，其他部门亦可参与执法，造成多头执法的现象。这样不仅会使执法资源过多浪费，还会造成执法标准不一，各部门相互推诿等现象的出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既要受上级机关的业务指导，又要服从同级地方人民政府的行政领导，使其执法过程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扰，执法部门不具有独立性。 (2)执法投入不足。 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有很多，不仅要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执法，还要处理很多行政管理工作，再加上网络不正当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多样，又加大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量，因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很难对网络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行为投入大量精力进行专一执法，就导致了本来执法难度就高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难以得到更好的规制。并且网络本身具有极高的技术性，但是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这一高技术含量行为的执法能力还未达到一定水平，致使执法效果不理想。 (3)巡查手段落后，时效性不强。 网络是一个随时变化的经济载体，各大企业的网站也是在不断更新和发展的，而我国的执法部门仍然采用传统的巡查手段，无法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及时的发现和处理，并且简单滞后的巡查手段还会造成时间和精力的浪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实施者通过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应对执法部门落后传统的巡查方式，他们在执法部门尚未发现或刚发现其不正当竞争行为时便采取毁灭证据等措施，这对被侵权人维护其合法利益造成不良影响。 二、我国网络经济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 1.立法方面的完善 (1)在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同时制定网络专门法。 规制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一方面要推进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另一方面要加快网络专门法的制定，使二者成为普通法和特别法的关系。这不仅能解决我国目前网络不正当竞争多头立法、权威不足、层级较低的现象，还能更好地规制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美国针对域名使用制定了《域名和通用网址法》，德国针对网络服务制定了《信息与通用服务法》。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和德国的立法经验，制定专门针对网络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明确新兴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并对新兴的网络名词做出规范定义，例如域名抢注、视框链接、默认设置等。 (2)扩大主体和违法行为的范围。 ①扩大主体范围。规制网络不正当竞争的前提就是要确定网络不正当竞争主体范围，应该制定网络经营者的市场准入制度，对其在网络上进行的行为，不论提供的是否为营利性服务，只要通过提供的服务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获利，即应视为网络经济的主体;应该进行登记注册相关的电子营业执照，并且提供详细准确的登记信息，以便相关部门进行备案和公示。②扩大违法行为的范围。对违法行为范围的规定决定了法律适用范围的大小。由于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形式多样，德国在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增加了一般条款，并保留了原来的列举条款，使二者相结合以便应对无法全面列举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方式。我国在制定网络专门法和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时也可采取此种方法。制定列举条款时，根据网络的特殊性增加典型的和高频发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一般条款时，引入商业道德作为判定是否属于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标准。 (3)明确法定赔偿金额。 我国可以通过设立保证金制度，并由法官对损害赔偿进行推定以解决赔偿金额不明确的现象。由网络经营者向中国互联网协会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缴纳一定金额的保证金，并将保证金额予以公示，在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后，可以提取相应的保证金作为先行赔偿。同时，在设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时，不仅要对上限进行规定，还要设置下线，提高《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一万元的最低赔偿金额，防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者利用违法成本远远低于其通过不正当竞争行为所获利润的现状进行违法行为。 2.司法方面的完善 (1)提高诉讼效率。 提高网络不正当竞争诉讼效率的方法之一就是制定审限制度，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审理级别的不同设定不同的审理期限，合理压缩各诉讼环节的时间。另外，也可以通过合理调配各级法院中的人力资源来提高诉讼效率。设置合理的调配制度，将本辖区内受理案件量少的法院中的法官或其他工作人员就近分流到案件量大的法院，协助其审理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并且规定只可以是上级人民法院调配到下级人民法院，而不能有下级人民法院到上级人民法院进行协助审理案件，避免下级人民法院对本辖区内发生的案件进行偏袒，影响司法公正。 (2)加强对电子证据的规制。 ①电子证据的采集和保全。针对电子证据的易损坏性，制定电子证据的保全制度是规制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必要手段。我国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电子证据认证机构，对电子证据的采集、认定、审查、辨析和保存等相关程序进行统一管理执行，培养专业的办案人员，加大对电子证据认证机构的资金投入，完善相应设施以保证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②建立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势在必行。由网络不正当竞争者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可以提高处于弱势群体的被侵权人的胜诉几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诉讼公平，提高诉讼效率，减轻被侵权人承担过高的电子证据举证责任。 (3)完善和推广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赋予了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对于还没有明确规定的诉讼费用承担情况，我国可以设立专门的基金委员会，由政府拨款或社会捐款等形式提供相关费用，也可以在赔偿金额中提取适当金额作为诉讼费用，但要保证诉讼费用的公开和透明。当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认定后，对于公共利益的损害赔偿可由消费者协会进行保管，广大消费者可以根据其消费证明及有关证据到消费者协会领取适当的赔偿。 3.执法方面的完善 (1)建立专门的执法部门。 为规制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必须要建立专门的独立执法部门，这不仅能够缓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职责过多的现象，还能避免多头执法，各部门间互相推卸责任的现象。网络执法部门的建立要以专业的网络技术人员为核心，严格规范审查、备案、公开制度，对执法的结果进行公开公示，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并实现社会对执法活动的监督。 (2)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是提高执法水平的关键。针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不断提高执法者的业务水平，加强对行政执法队伍的建设，组织学习网络信息技术和对电子证据的辨别能力、技术应用与相关知识，使得执法工作能够与时俱进。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对反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宣传，强化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使其深入了解网络不正当竞争会侵害其知情权和选择权。 (3)建立网络巡查数据库。 网络巡查数据库的建立可以为执法人员提供高效便捷的执法途径。通过对网络数据的整合建立相应的数据平台，在网络上进行巡查，及时发现不正当竞争行为，定期向上级报送相关的巡查情况，一旦发现不正当竞争行为就要进行及时的初步取证，保存相关数据，并对处理结果进行公示，做好反馈和检查的工作。这不仅能够节约执法资源，还能够大大提高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效率。 三、结论 在规制我国网络经济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增设一般条款，制定市场准入原则，提高违法成本都是制定网络经济特别法的要求。举证责任倒置、电子证据的采集以及公益诉讼的推广是时代的需求，也是规制网络不正当竞争的关键。独立和专业的执法队伍是制约网络不正当竞争的保障。只有立法、司法和执法相结合，才能保障我国网络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作者：孙菁泽 周甲文 单位：沈阳工程学院法律系 经济论文:工业化背景下农村经济论文 1工业化背景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是我国市场环境、社会经济条件及国家的经济政策方针等宏观的晴雨表。农村经济发展通常是以国家经济的战略方针为指导，同时结合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市场环境等，以此为依据来确定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目标的。工业化背景下，我们要想保证中国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就需要不断实现农业生产的转型，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2工业化背景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当前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并没有跟上发展的步伐，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如果不能找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农村经济的快速、健康、稳步的发展。 2.1基层领导没有对发展农村经济引起足够的重视 部分基层领导的文化素质比较低，对上级的规章制度没有很好地执行，更没有从思想上引起足够的重视。村领导往往不能建立起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不能通过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农业项目需要较长时间的投资，但农业项目收益率相对较低，很多银行不愿意提供贷款，而政府又不能提供有效的政策服务，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滞后。 2.2农村集体经济薄弱 目前在我国还存在相当大一部分的集体经济，如何发展集体经济，对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当前作为农村经济管理的基层人员，由于其自身素质不高，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受其思维和思想的限制，这些基层人员往往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对农村经济管理的要求。此外农村集体经济管理的体制也不健全，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就导致了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3农产品质量不能保证 在中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农村经济也呈现出了较快的发展趋势，农产品的产量也在逐年上升，但受农业技术的限制，当前我国的农产品质量仍然很低，有时由于种植不合理，还会出现农产品大量积压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3工业化背景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 新型工业化将推动传统农业的发展，将通过信息化带来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契机，针对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本文提出了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以期能够及时地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从而推动农村经济高水平地发展。 3.1使基层领导重视发展农村经济 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就必须从基层领导抓起，让他们从思想和行动上都引起足够的重视。市、镇两级政府应当对农村的经济发展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实行规范化管理。同时还要定期地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让村干部进行调研并撰写农村经济发展调研报告，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从宏观上把握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此同时还应该充分地发挥村民的民主监督作用，使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能够落到实处。 3.2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投入 加快新农村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是当务之急，资金是农村建设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我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投入力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当对发展农村经济给予优惠的政策，对农业项目或农产品加工减免税率，同时也要采取强制措施使农村信贷投入有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商贸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投入，通过多种渠道提高农产品价格，最大可能地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从而促使农村经济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 3.3完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 新农村的经济发展必须有科学合理的统筹规划，一个完善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可以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必须转变农业发展的理念，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优势资源，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利用农业科技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科学带领农民致富。 3.4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 目前很多农村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已经开始转变个体经营为规模性经营，通过农业产品的深加工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特别是打造“农产品的龙头企业”对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都起带头作用。目前实现农村的产业化经营有多种方式，包括加工业、手工业及农产品的等。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小型手工业提供了优势，农村的手工业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在农村得到了迅速规模化发展。除此之外，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加快了龙头企业的经济发展，也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途径。3.5加大农业科技的应用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发展现代农业，农业科技成果可以转化为农业生产力，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研发了一些新的农业技术、农业产品，一些学术成果也实现了转化。 4结语 在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的背景下，农村经济的发展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众所周知，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基础地位，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对工业化背景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应当加大投入、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加强经济管理等对策，从而为实现农村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作者：高焕芬 单位：云南省会泽县乐业镇国土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 经济论文:经济管理创新视野下农村经济论文 一、农村经济管理的内容 1.减轻农民负担。 在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减轻农民负担是工作的重点内容，加强监督管理工作，保证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强化负担反弹工作，从而减轻农民负担。在监督工作中，对资金以及劳动统筹做好分配工作，并对工作的每一环节进行细致的监督，设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构，使经济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2.实现社会化服务及合作经济体系的建立。 要保证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果，需要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保证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明确管理流程和管理资源，根据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完善的奖惩机制。在农村经济管理中，应努力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程度，建立多样化的农民合作形式，并做好探究和借鉴工作，实现经济组织的专业化合作。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主要分为五类，首先是科技服务合作社，对于促进农村科学技术推广和使用有着积极作用。其次是农业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第三是农业互助保险合作社，成员需要按时交纳会费，资金主要集中于农业保险银行中，使农民享受一定的福利待遇。第四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土地入股，并进行分红。最后是服务性的合作社，主要为了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质量，实现经济管理工作的效果。 二、农村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对农村经济管理不够重视。 当前，基层领导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不够重视，没有认识到农村经济的有效管理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形式化，导致农村经济管理不到位，经济发展落后。 2.管理体制不完善。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市场经济管理理念和体制已经逐渐建立起来，但是农村对这些市场管理理念和制度的认识不到位，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农村社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农民的利益结构以及收入也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来协调各种问题，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无法对调节农民利益关系和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管理效果。 3.资金投入力度不够。 长期以来，我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虽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农业扶持政策，但是由于农村长期处于落后水平，在短时间内无法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有效地改善。我国对农业以及农村发展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财政资金投入的范围比较大，资金分散严重，此外，农业扶持资金被挪用、占用的现象比较严重，资金利用率低，也会制约经济管理效果。 4.农村经济管理法律发挥不健全。 在农村经济管理中，经济管理不仅与土地利益有关，也与农村的财政管理相联系，在执法过程中任务复杂繁重。而且农村经济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没有一定的法律法规约束经济管理行为，导致经济管理工作换乱，效率不高。 三、新时期农村经济管理创新 1.提高对农村经济管理的重视程度。 农村经济管理关系到农民的切实利益，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地意义，是基层政府管理工作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就必须提高对农村经济管理的重视程度，认识到农村经济管理的意义，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工作中，并为促进管理效果的实现贡献力量。在市场经济下，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就是土地，目前，我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变化不大，为防止农村经济出现混乱，就必须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管理部门充分发挥作用，做好监督审计的工作，促进经济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2.完善经济管理制度以及法律法规。 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进行，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应建立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明确相关部门以及岗位的职责分工，完善农村财务管理以及土地承包管理制度，减轻农民的负担，优化管理流程和方法，并努力促进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发挥实效。此外，完善农村经济管理的法律法规，在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会遇到很多行政执法工作，例如土地纠纷等，这就需要完善的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作指导，使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工作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保证农村经济管理部门能够有效地行使权力，开展工作。 3.提高资金投入力度。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方面的资金不足，无法满足当前对土地征用的实际需求，此外，国家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力度不够，无法保证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所以政府必须提高资金投入力度，适当调整农村信贷标准，对支农资金做好规划工作，保证资金能够用到实处，加强对农产品以及加工业的扶持，做好农产品价格改革工作，保证农村经济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农村经济的技术投入，在先进技术的指导下，使现代化的管理观念和方法得到高效的利用和执行，促进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顺利进行。 4.提高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素质能力。 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离不开高素质的经济管理人员，因此党和政府要加强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根据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需要，设编定岗，确定管理人员，划分管理人员责任，使农村各地区的经济管理工作都有专人负责，避免工作任务数量与管理人员数量不对等。对农村经济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性的教育培训工作，使管理人员明确农村经济管理的相关知识以及法律制度，认识到农村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经济管理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明确其责任感，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从多方面强化农村经济管理队伍的建设，保障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 四、结语 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认识到农村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在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农村经济管理的新道路，完善经济管理制度和法律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管理水平全面提高，提升农民生活水平。 作者：范存顺 单位：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青岗岭乡经管站 经济论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下知识经济论文 一、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 人力资源管理指的是通过招聘、培训等形式对企业员工进行的调动和任用，以满足企业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较于非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管理更为关键。因为人是活的，人决定着企业发展的目标，操控着企业向着这一目标前进的各种动作。而出于竞争，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又不可能被其他企业熟知，所以，人力资源管理往往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随着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企业间关于设备和财力的竞争也开始向知识和智力的竞争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知识和智力拥有者的“人”就成了企业创新发展的特殊资源，拥有知识型人才的企业无疑成为企业经济发展的关键。为此，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培育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知识型人才，企业针对知识开发的独特性，实行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至关重要。 二、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原因 1.社会环境的使然 新时期新环境，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网络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人们已经基本摆脱了传统生产模式的制约，机械化、工业化稳步前行。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掌握与运用，社会进入了一个快餐化、碎片化、信息化的时代。大机器、大设备已经越发少见，转而是精致小巧的高科技产品进入了人们的视线。知识经济是与信息经济紧密相连的，知识经济的关键是知识生产率，即创新能力，只有信息共享，并与人的智能相结合，才能高效率地产生新的知识。所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是信息共享，新知识生产的技术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人才竞争便越演越烈。新的社会环境，工作现状，要求一批有知识、有能力的知识型人才，优化现有的人才结构，而如何引进人才，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便成为当下企业发展的重点。 2.经营环境的要求 脱离时代的企业是不能长治久安的，与时俱进向来是企业以求发展的根本之道。知识经济环境下，为了求得发展，企业的经营环境势必发生变化，向知识、信息的道路转变。这时，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准，及企业员工的素质便有了新的要求。传统型人才势必遭到冷落，知识型员工势必得带重视。因此，以知识与智能为基础，做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另外，企业生产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也体现了企业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的与时俱进，企业的结构层次越发精简，对员工的要求就明显提高。在这样的构成中，知识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员工的地位尤其突出，他们不仅自身素质较高，在关注时间的弹性和工作的自主权上也别开生面，这一切都是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体现。所以，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对这样的人才肯定是行不通的，根据新特点新情况，重新设计开发人力资源管理，激发人才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激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今后不遗余力需要做的事情。 三、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策略 1.注重开发培养以打造智能型人才 智能型人才指的是一批拥有高深专业知识并能及时利用咨询获取最新知识的人才，知识经济，信息时代，智能型人才该是企业最需要的人才。因而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中，特别要重视对智能型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就人才的招聘而言，科学有效的选拔机制和途径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人才的真正招聘做好铺垫。科学有效的选拔与招聘方式多种多样，可选用人格测验、情景模拟测验等手段，以保障人才招聘的言之有物。就人才的培养来说，只重理论不重实践是不可行的也是落后的，必需将专业的培训与企业的发展有机结合，尤其要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布，在培养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要注重对人才道德品质和健康人格的培养，如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团队合作等等。通过以上一系列内容的强化和创新，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就会有营养，结合人才培养的策略，按照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规划人手，制订目标，人才的供求就会平衡，人才的水平就会提升，企业的管理就会有序进行。 2.突出战略地位以形成竞争的优势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企业在经济发展中遇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企业兼并。当时，为了推动企业能够更及时有效地向前发展，企业纷纷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战略管理逐渐成为企业管理的重点。作为战略管理的重中之重，人力资源管理往往影响着企业战略发展的未来走向。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指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要与企业的经营战略相结合。在知识经济环境下，还必需与人才的招聘和录用挂钩，从人才的角度制定人力资源管理计划。突出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地位，就要把人才视为是企业未来竞争力的筹码。究其根源，就在于太多的竞争优势容易被模仿，比如打广告，某个企业凭借广告优势崛起之后，这种竞争手段很快就会被其他企业效仿，可以说不能成为企业竞争的长效形式。但人力资源的经验却很难被模仿，因为它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同时是企业结合自身的特色发展起来的一种管理模式，即使被公开，其他企业也不可能加以用之。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人才，有的企业就能留住他并发挥他的才干，而有的企业却无法留住他的原因之一。 3.构建学习型企业以提升集体能量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PeterSenge)指出，“未来唯一持久的优势，是有能力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他提出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自我超越、改善心智、共同愿望、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JackWelch)也强调：最终的竞争优势在于一个企业的学习能力及将其迅速转化为行动的能力。从这些言论中，不难发现，构建学习型企业对于提升企业集体能量的重要性。学习型组织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不遗余力需要努力做的事情，员工之间的状态应该是既合作又竞争，强调知识的共享。为此，就必须鼓励企业员工间的沟通与交流，使他们互相渗透，指出缺点，学习优点。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深入发展，市场瞬息万变，竞争日趋激烈，人力资源管理无疑成为促进员工间通力合作，发挥集体精神，形成集体文化氛围的核心纽带。 四、结语 总而言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既是社会环境的使然也是企业经营环境的必然要求。今后，注重打造智能型人才、突出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地位和构建学习型企业极其重要，这将是知识经济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 作者：朱洪杰 单位：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经济论文:高职学生厌学新知识经济论文 一、新知识经济及其特征 (一)新知识经济的内涵。 新知识经济可以定义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并依靠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科技手段高效分配、使用信息，并生产知识的经济。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为背景的新知识经济将对全球的产业结构和投资模式等，尤其是其先导产业———教育及其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新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 “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与“以物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相比，主要特征如下: 1．知识经济以信息为基础。 人才的成就和知识的获得依赖的是信息。通过合理的分配、使用、加工、处理所获得的信息，并能创造出新的知识。 2．资产投入为无形资本。 知识、信息、智力是知识经济的主要资产投入，知识成为超越土地、自然资源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第一要素，其投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 知识、信息、智力等资源是丰富而源源不断的，是可以重复使用而无须追加成本的。用丰富的知识资源代替有限而日益稀少的自然资源，或运用知识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是符合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求的，也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4．世界经济一体化。 知识是没有国界的，尤其是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知识、资讯、人才等无形资产在全球交流与传递，知识经济缩小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距离，加快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5．个人收入差距扩大。 “知识创造财富”在知识经济中得以充分体现，特别是掌握先进技术和一流知识与信息的人才，往往能快速创造巨额财富。 6．知识产权化。 知识产权是人的智力成果，是企业、国家能否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知识产权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二、新知识经济对高职教育及高职学生厌学的影响 教育是创新知识和培育人才的先导产业，知识经济在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教育。新学科、新专业不断涌现，新教育手段和新教育模式的不断探索，这都对教育制度、教育者以及学生产生深深的影响。 (一)新知识经济对高职教育及高职学生厌学的积极影响。 新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高职教育向着现代先进职业教育方向改革，这有利于培育先进的教育理念，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提高高职学生就业等，这些变化原本应该有利于加强高职学生的学习兴趣。1．促进教育教学优化改革。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企业对一线员工的急需使得职业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形成了较为先进的现代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理念。职业教育的改革目标是，培育具备良好职业道德与做事能力的学生，通过学习、思考、创新并举，成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要培训教师既熟悉专业理论知识还要熟悉行业、企业的职业岗位工作，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和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促进学校打开校门扩展国际视野，与政府、行业、企业、工业园区联合，将教学与生产、研发、社会服务、技术应用密切结合起来。2．扩大学校规模，软硬件设施配套齐全。1999年我国制定高校扩招计划。通过教育拉动经济，反过来通过经济促进高等教育，提高全民素质。高校扩招同时带来了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3．促进全民的教育需求。知识对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这促进了全民教育需求，从体制内的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到体制外的各种教育培训，形成了蒸蒸日上的庞大的教育产业。 (二)新知识经济对高职教育及高职学生厌学的消极影响。 1．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可度不高，高职生对自身的认可度也不高。 新知识经济时代，很多人认为高文凭才有高收入。中国职业教育的招生曾一度出现负增长，一方面，家长越来越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技术、当工人，认为只有考研、考博、出国才高大上，职业教育就是低人一等。另一方面，扩招后大量本科生进入人才市场，用人单位面对本科生和高职生也会优先选择本科生，甚至大多用人单位将招聘门槛设置为学历本科以上，这些致使高职生曾一度面临就业难的窘境。这使得高职生对自身认可度不高，产生厌学情绪。 2．高职院校重招生，轻教学管理的制度转变。 经济快速增长，也带动了知识经济的基础即教育的产业化，直接导致了教育领域的逐利倾向。各职业院校格外重视招生工作，以扩大办学规模，实现经济效益。为广开财源招生条件和录取分数线也逐渐放开，并以合作办学等各种名目以很低的分数线招生收取高价学费，一部分本应排除在高等教育体制外的学生进入学校，严重扰乱了学风学纪。另外，为了使学生顺利毕业，不影响今后的招生工作，很多高职院校也放开了教学管理工作，如简化教学内容、降低考试难度、考前划考试范围等。 3．缺少既有工作经验又有教学经验的教师。 不断的扩招，使高职学生数量激增，师生比例严重失调，难于确保教学质量。各院校的做法无外乎两种，一是严格控制用人标准，保证师资队伍的总体教学水平，而采用外聘教师的方式弥补缺口;二是快速扩大教师队伍，这势必导致教师素质良莠不齐，影响教学质量。另外，学校用人也主要采用两种途径，一是从企业引进或聘用教师，他们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但往往缺乏授课经验，语言表达及概括总结等能力满足不了教学要求，使学生难于理解，会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二是从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招聘教师，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往往遵循本科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对高职学生来说，理论知识枯燥乏味，使其产生厌学情绪。 4．高职学生学习态度浮躁，学习目的功利性明显。 高职学生没了高考的压力，在释放自己中沉迷于各种休闲、娱乐;同时也希望能自主创业或获得高薪工作，却很少付出行动和努力，学习态度浮躁。高职院校的教育目标定位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就业成了高职学生一入学就最为关心，也是压力最大的问题。为了顺利就业，学生更倾心于各种能力和资格证书，而对学校设置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甚至于专业骨干课毫无兴趣，并减少了对学校课程的投入程度。学生现用现学的功利性目的明显，这违背了学习的根本，不利于其整体素质的提升。 三、新知识经济背景下，改善高职学生厌学情绪的对策 新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快速增长模式，对高职教育、高职的教师、高职学生产生巨大冲击，不能仅将厌学归咎于高职学生本身，应全方面采取措施改善高职学生厌学的境况。 (一)加强教学管理，促进高职院校学风建设。 高校教学质量，不仅依靠优质的设备和专业的教师队伍等内部投入，也依赖于它的直接消费者学生的禀赋与努力。加强教学管理，促进高职院校学风建设，才能提升毕业生整体素质，提高学生所属院校的声誉，从而吸引企业注目。 1．针对高职学生自律性差、惰性大的特点，应适当予以督促、引导和干预。 高校教育实施“人性化管理”是必需的，但也不能管理不严，应帮助高职学生从“全面监控”的中学时代顺利过渡到“自我管理”的大学时代，尤其要在学校自上而下的营造学习十分重要的氛围。有的职业院校对大一新生规定明确的集体自习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高职学生实现完全自我管理的一种过渡。 2．严肃考试与考场纪律。 很多高职学生平时上课懒散、逃课，抄袭作业成风，但期末背一背老师划的题，考试抄一抄也一样能及格。这降低了学生学习的成就感与危机感，成全了其懒散习性，应严肃考试与考场纪律，降低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增加实训和笔试成绩所占的比重。 3．加强学风建设。 良好的学风是一个学校的宝贵财富，然而，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学风建设已不再是一个高职院校教学管理的重点。卷面及格率、学生顺利毕业、通过各种评估等才是重点，而学生是否真的在学，真的学会，没有人关注。优良的学风能创造积极的氛围，使学生既有压力，产生紧迫感;同时也有动力，使学生积极进取;还是一种凝聚力，可以培养学生团队集体精神。 (二)以就业为导向，明确学习目标。 有目标才有动力。考上大学后，很多高职学生失去了目标，很迷茫。但就业是他们普遍关注的共同目标。有调查表明，厌学并非针对所有的学习，只有当学习内容与职业规划不相关时才表现出厌学。 1．专业设置突出能力本位，并与职业规划相结合。 高职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不是来积累知识、记忆知识的，而是来学习成为企业实际需要的实用的人才，就业后，必须能在实际岗位上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专业和课程设置必须结合职业规划特性，突出能力本位。 2．增加实训教学。 将理论知识转换到实践环节，使理论知识得以应用，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学有所用，提高对理论知识的兴趣;并能提高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有助于运用、创新知识，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 3．职业教育应贯穿整个高职教育阶段。 ①入校时进行职业教育，使其了解对应的职业岗位，明白今后需要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帮助学生迅速进入状态，确立学习目标。②设立短期职业目标，通过职业教育帮助学生一步步实现，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参与性。③职业选择。毕业前给学生提供就业培训及心理辅导，避免盲目就业，引导学生逐步成长，做出理想的职业选择。 (三)改变传统教学体制，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在新知识经济背景下，信息如此膨胀庞大，信息获取渠道众多，教师已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唯一途径，传统的“我讲你听”的教学方式，已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 1．教师授课应“知识目标”与“能力目标”并重，增加对高职学生的认同感。 高职教师多数是接受系统“知识目标”教育的，对高职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生活状态难于理解，缺乏认同感。应从根本上改变教师对高职学生的态度，从而真正地改变其授课方式和授课内容，而不只是做些将教材的第一章改为“项目一”，第一节改为“任务一”的表面工作。 2．加强课程体系建设，突出专业课的职业性。 高职教育一定要注重内涵发展，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实训课和理论课两套课程体系，共同建设，相辅相成，共同提升高职学生素质。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课程体系的建设要突出其职业特征，使学生既要积累足够的知识，也要培养职业能力，满足其未来的职业需求。 3．改革考核方式。 大部分高职院校仍沿用试卷测试，考核内容仍为概念、简答、选择、计算和论述等，这些都是对学生机械记忆能力和考场“抄袭能力”的考察。因此，应增加考核知识运用和知识创新的考核新内容和新形式。 四、结语 另外，新知识经济给整个社会以巨大的冲击，原有很多的传统与制度均被打破，形成多元化的价值观，社会主流思想会左右尚未成熟的大学生。高职院校有义务为其提供心理辅导，帮助其抵制不良习气和错误论调，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督促其提高学习的兴趣和行动力。不应一味地抱怨学生一届不如一届，学校、教师要真正做些什么，让学生形成一届优于一届的良性循环。 作者：姜丽凡 王岳新 单位：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金融系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水晶石动画系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谈 西方经济学 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考试内容　考试方法　改革 论文摘要;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在考核时，往往侧重于对学生记忆力、对教材内容、对学生试卷成绩的考核。在对其考核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考核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通过多样的考核手段和统一的考核标准，全面考查学生的整体素质。 考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测量和监控教学活动效果的重要工具。它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水平等方面的测量，甄别和评价教学效果。考试的内容和考试方法的选择将影响学生学习方式、行为方式，最终影响培养人才的能力结构综合素质。因此考试必须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服从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对经管类本科学生而言，《西方经济学》通常包含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分两学期授课，属于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以下将结合黄河科技学院自身做法，对《西方经济学》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进行探讨。 一、常用的考试方法和考试内容 1、闭卷考试 闭卷考试是我国高校大部分课程主要采用的考试方法，也是《西方经济学》课程最常用的考试方法。它着重检验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侧重于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注重知识的再现水平而忽视了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考查，具有命题简单、阅卷准确方便、易于组织考试等优点。 2、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是允许学生带与该课程相关的资料进入考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的考试形式。开卷考试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考试内容多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开放性试题，这种考试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考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能力。 3、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相结合考试方式 闭卷考试的内容与开卷考试的内容各占一定比例。考试时先做开卷考试，然后收开卷部分答案，再做闭卷部分试题。闭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开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利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4、撰写小论文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写出一篇学科论文，题目既可自拟也可由教师出题，教师根据学生书写的论文质量评定成绩。有时在学生完成论文之后，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答辩。书写论文不仅要求学生理解掌握书本上的知识，还要求学生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查阅大量资料，对知识进行理解吸收，并加以分析、综合，所以这种考试方法不仅是对知识的综合考查，也是促进学生增强分析能力、表达能力的～种有效手段。 5、实验操作考试、技能操作考试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或技能操作，其考查的重点是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包括在实验过程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课穗现行考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重记忆，轻运用 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看，主要侧重于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理解程度，题型上多为名词解释、判断、选择、简答、计算和论述。前5种题型应该是检验学生对概念掌握的准确程度和综合应用能力的，但经常所命题目在课本上能找到现成答案，学生只要背下来即可。而论述题重点体现的是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在实际命题中所占分值也不高，最高只有10％。因此，从整体上看。对学生运用这些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中问题的能力缺乏有效的考核。而实质上，我校采取的这种考试模式，考查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谁的记忆力好，谁的成绩就好，使学生形成了考前背一背就能顺利通过考试的习惯，很难将学生学习的优劣真正的区分开来。 2、重教材，轻就业 尽管《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考研的必考科目，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来看，考研率和录取率比较低，更多的学生在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因此，在考试内容上，应该注重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联系。但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上看，主要侧重于对教材内容的考核，尚缺少对技能和能力的考核。目前我校《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开设时设置6个学时的实践课时，但这种实践并不能体现于就业方向的联系。在就业日益困难的今天，若所学内容和考试内容若仍局限于教材和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内容，就会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脱节，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何将该课程与学生今后的就业联系起来，仍然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3、重卷面成绩考核，轻素质考核 在我校，该课程的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以成绩来衡量优劣。卷面成绩一般占学期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30％。卷面成绩主要依据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主要通过平时作业来衡量。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依靠考前背一背，作业抄一抄来获得成绩，考试的导学、促教功能难以发挥，学生上不上课与期末考试学业评价的关系不大，导致学生缺课、逃课，甚至忽略学习的规律，造成知识的掌握不牢，基础不稳，也难以全角度、全方位地考核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4，重结果，轻过程管理 在我校，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涉及到多个专业，通常是多名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使得在过程管理中存在着对学生考核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不仅是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不一致，在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所占比例也出现不一致。这种过程管理的不一致，使得很难真正公平的考核学生。 三、《西方经济学》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改革 1、由注重理论考核向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考核转变 《西方经济学》的考试不应该仅仅是对书上某些问题的照抄或者照搬，也不仅仅是对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的考核，而是要在考核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考查学生对当前相关经济现象或者经济热点的分析能力，体现出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出考题时，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适用性的原则。考试的内容要贴近学生学习的实际，符合培养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基本要求；二是可操作性的原则。无论在考试的内容上或手段方法上，都应既有科学性，又简便易行，便于操作，以反映和掌握学生的真实能力和水平为目的。 2、由注重知识考核向注重实践能力考核转变 尽管《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但在注重知识考核的同时，应该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实践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1)做社会调查，形成调查报告。调查的内容选择应满足以下要求：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是书本知识的拓展；能锻炼学生。(2)组织课堂讨论。就书上某个知识点或者经济现象进行讨论，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和语言组织能力，又体现了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在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事前准备或者即兴发挥两种方式。事前准备给学生较长的准备时间，主要考察学生利用查询到的信息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即兴发挥则侧重考察学生自身学识素质、语言组织及逻辑分析能力。(3)撰写小论文。可以采用自由选题或者指定选题的形式，借助于资料的查阅，通过自我的理解、吸收和分析，形成一篇小论文。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实践，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体现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 3、由相对单一的考试向多元化考试形式转变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的同时，要尽量丰富平时成绩的考核形式。对平时成绩的评定除了将作业作为一个考核项目外，还可将出勤、课堂讨论、撰写小论文、平时测试、调查报告等作为考核项目。此外，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不以一次考试的优劣来评判学生，将对学生的考核在一个过程管理中体现出来，全面反映学生的整体素质。 4、考核标准由相对随意向统一性考核转变 对学科性质和地位基本相同的《西方经济学》的考核，应该采用统一的考核标准。(1)统一命题。打破谁上课谁命题、同门课程不同专业各自命题。(2)统一平时成绩的考核标准。组织该课程的所有任课教师进行讨论，确定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3)统一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的分值比例。任课教师共同确定两者之间的适当比例。(4)集体阅卷。保证阅卷过程中的公开性和公平性。 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对其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谈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环境教育　必要性 [论文摘 要]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始终博得人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人口数量膨胀与资源稀缺之间地矛盾锐化，其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理念无法跟上时展，更无法对现在盛行的循环经济体系给出合理解释，呈现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的趋势。而环境教育的多学科渗透特性可以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弊端。因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阐述目前大学西方经济学概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西方经济学论文:简析西方经济学素质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它体现了教育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提倡素质教育，有利于遏制目前教育中存在着的“应试教育”的倾向，有助于把全面发展教育落到实处，从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要求看，素质教育势在必行。本文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入手，以转变教学角色、教学观念、教学模式、重视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法为切入点，论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实施办法。 【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西方经济学；大学生；改革；实践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改革思路和方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正在逐渐影响渗透到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和各项活动中，缓慢然而深刻地改变着固有的一切观念、体制和行为，中国的教育正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如果只在家里闭门造车，而不下去接触实践，就不可能有如今的素质教育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为使素质教育进人主阵地，如何以全新的视野、从新的角度、在新的经济学背景下更好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与操作实务来加强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如何把“两全”落实到每个教学岗位，使课堂教学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提高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罗诞铖老师说，现在的大学生由于从小学到高中的“被安排”与“被考试”，绝大部分学生已将考试作为奋斗目标，将“被安排”作为常态，失去了独立发展思想的能力与意识。到了大学，突然面对一个相对“不被安排”和“不被考试”的环境，对生命与人生的追问被迫来到眼前。很多大学生迷惘了！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授课的准则就是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觉学习。学生学会自觉地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教不能代替学生的学，应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如果没有学习兴趣，就谈不上学到知识，更谈不上创新。 另一方面我还发现当前部分大学生对认知思想道德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其原因：一是由于社会浮躁情绪和功利化趋势的影响，导致大学生不愿意静下心来学习思想道德理论，探索理论真谛，而只热衷于对浅层次的“技巧性”知识的掌握，存在着“理论无用论”的倾向；二是社会舆论对思想道德理论教育不加区分的一些负面评价，把思想道德理论教育等同于脱离实际、等同于“假大空”、等同于枯燥的说教，这种先入为主的评价，导致了部分学生对思想道德理论的逆反心理。 二、为了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西方经济学》课程从其结构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理论知识、管理和实践。理论部分主要有：供求价格理论、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ad—as曲线和国际收支理论等。管理部分主要有：市场失灵管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业和通货膨胀治理等。实践部分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业务、资本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外汇业务以及国际结算等。这种结构体系要求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完成教学内容，从而较好地实现教学目的。 1.转变教学角色。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的主人。大学生思维活跃，个性张显，渴望表现自我，展示自我，更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破除师道尊严，努力创设一种民主、和谐、宽松的教学氛围，把课堂的主发言权归还给学生，为学生搭建一座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学生大胆发言、踊跃发言，勇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与主张，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尽量做一位忠实的听众，尊重学生，相信学生，不惟我独尊，允许不同见解的存在，更要欢迎独到见解的出现。当然我也要发表个人的见解评论，不要强人所难，要以理服人，与学生平等对话，共同探讨，努力与学生达成共识。当问题较难时我还采用定向点拨、转换点拨、启发思维、联系迁移、挑战诱导等方法，力求实现由“教师”向“导师”转化。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用他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审美观，自己的表达方式去掌握知识。 2.转变教学观念。面对第四版的新教材，需要在备课上花不少时间，充分掘展教材资源。因此我觉得教师必须学会解放自己，不要再把主要精力放在让学生对某一点知识的逐一过关上，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直接接受书本知识，纯粹被动的接受、记忆的过程，这种学习窒息人的思维和智力，摧残人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注重的应该是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学习过程的探究，充分用好课堂50分钟。知识在成倍增长，现在即使背了不少知识，日后不一定就会用到，但教会学生的学习方法却能让他们终生受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仙人会点石成金，他遇到一位牧童，要送一些礼物给牧童，随手点了几块石头变成了金子送给牧童。牧童不肯要，仙人问他想要什么，牧童想了想说：“我想要你的那根手指。”这个牧童很聪明，他知道金子很快就会花完，如果拥有了仙人的手指那财富就会无穷尽。作为升达的一名教师，我不会吝啬于给学生那根”手指”。 3.转变教学模式。教学不仅是知识的再现，而且是时代精神的生动展现，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科学的教学方式绝不能仅限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灌输，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把握科学知识的时代内涵，领略科学探索者的人格魅力，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启迪学生的科学创造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构建充满生命力的课堂教学运行体系，新课标下的化学课堂教学主要体现这样的教学模式——⑴创设问题情境：上课时尽可能给学生提供一个熟悉的情境，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陌生，学习积极性也会大增。例如联系2010年中国实际gdp和人均gdp的具体数值是学生更好的理解国内生产总值；⑵安排活动探究：教材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活动与探究栏目，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开展探究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体知识的生成过程，既启迪思维，又加深记忆，当然不能为了探究而探究，盲目探究，也不能因为探究耗时就不探究，有时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例如可以在学生学习了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以后去探究均衡国民收入的产生及意义。 4.重视课堂讨论。上课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上好课。课堂讨论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自如驾驭课堂讨论课的教学进程，需要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教师在课堂讨论课的教学中，必须满足一般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即目的明确、内容正确、方法恰当、结构紧凑。 5.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在每一章的教学中.寻找结合教学内容的真实事件进行分析解释，并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训练学生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经典的“大炮与面包”等案例已深入人心。案例教学能把生活中一些活生生的事实摆在学生面前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但是，仅仅分析那些西方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素质教育观念已深人人心，并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素质教育实践已从宏观走向微观，深人到课堂教学领域等诸方面。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对劳动者的素质有了新的要求。西方经济学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课程，更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既要突出其基础理论的地位，又要避免其内容越来越宠杂的倾向。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基本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应是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与目标。这就对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断务实，探索。既不能脱离实践，也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 西方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 政治 经济 学 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 社会 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认为 政治 经济 学 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 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 历史 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 资本主义 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 社会主义 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 法律 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 在 资本主义 社会 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 市场 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 金融 部门、 农业 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 结构，即有 法律 的和 政治 的上层 建筑 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 经济学 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比分析 【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思想的比较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围绕经济利益这一核心问题构筑了相应的理论体系，虽然它们对利益冲突的性质、根源及化解途径的认识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都认为利益关系是社会的本质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利益关系；利益和谐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和谐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它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相同。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劳资利益冲突出发。反向阐述了利益和谐思想的重要性 马克思认为，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历史的研究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可见，马克思所讲的利益首先是指人们的经济利益。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就是满足人们的经济利益需要。因此，经济利益需要贯穿人类社会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社会的每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一)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起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利益冲突进行了深入剖析。马克思认为，利益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基础是生产关系，经济利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其经济利益冲突的形式和特点。 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也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通过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方式实现的，其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与一般商品相比，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体现了一种特别的、甚至更为重要的经济关系，即体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及由此决定的新价值的分配关系。 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所得到的工资，仅仅是其劳动力的价格，在其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中即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所获得的工资。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获取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见，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关系，决定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天然具有相互对抗的性质。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关系的主旋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家必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不仅使资本在数量上增大，而且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加剧了劳资冲突。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资本总额中，不变资本日益增多，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工资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而资本家的利润所占份额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减少，造成劳动供给相对过剩，使产业后备军规模越来越大，并对在业工人构成极大压力。这种竞争力量的存在，进一步增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减弱工人对削减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重构生产过程的反抗。”使在岗工人的待遇更低、劳动条件更差，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资本积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是对抗性基础上的分配关系。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没有削弱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使雇佣劳动者的处境更加恶化。 (二)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及其对劳资双方的影响，还进一步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所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即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与有限的市场购买力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在获取最大剩余价值的动机驱使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导致生产能力不断扩张，总供给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工资收入在社会新增价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劳动者购买力受到严重制约，导致总需求不足。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体是雇佣工人，工资总额是社会总消费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种“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生产力，也小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同时，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资相对于利润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又进一步抑制消费的增长，使供求之间的缺口日益增大，产品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最终导致以产品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对利益和谐问题有独到的深刻见解。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协调来分析利益和谐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决定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并未改变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替代，不过是以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替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还加剧了这一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会被更适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替代，将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消除经济利益的对抗性质，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和谐状态，并以此为基础，最终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纵观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动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其中，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经济利益关系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同其他经济利益相互对抗的社会形态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匹配、协调是经济利益和谐的前提，实现经济利益和谐并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和谐与否的检验标准。 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 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自然和谐的思想和人为和谐的思想。 (一)自然和谐的思想。和谐其实就是重农主义语汇中的“自然秩序”。按魁奈的说法，社会秩序区分为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自然秩序是一种“自然法”，它是客观的、永恒的。而人为秩序则是一种“人定法”，具体表现为政府的制度、规章、法令。人为秩序必须符合自然秩序。如果人们认识到自然秩序并按它来安排人为秩序，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人类就幸福。否则，社会就处于病态。他还认为，只有在自由制度下，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才能达到一致，这就是自然秩序的精髓。 亚当·斯密是在自然秩序和谐的基础上用天然一致的信条来解释效用原理，认为个人的自我利益是人类的本性。斯密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阐释了“经济人”、“看不见的手”和“自然秩序”的思想。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进一步指出“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斯密看来，“经济人”对经济物质利益的不断追求是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的动机，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为防止“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妨碍社会和公众利益，斯密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建立一种“自然秩序”，即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他认为竞争保证利己的追求将改善社会的经济福利，而垄断则代表了不受控制的自我利益和经济福利的最终损害。自我利益不仅推动了畜牧业向农业的转化，而且推动了城市商业社会的发展。 与斯密不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的利益自然和谐是一种乐观主义劳资利益调和论。在其《和谐经济论》一书中，巴斯夏力图引导人们去认识一切正当的利益彼此和谐这个真理。交换是巴斯夏“经济和谐”的出发点。按照巴斯夏的观点，人们在交换中，“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提供相互的服务。”他还进一步把劳动和资本的交换看做两种“服务”交换的表现。资本家的“服务”是供给工人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工人的“服务”是替资本家生产。工资和利润就是这两种“服务”的报酬。在经济自由的前提下，这两种“服务”的交换也必然是等价的。这样，劳资关系也是互相提供“服务”的关系，是绝对和谐的关系。可见，巴斯夏所说的和谐是阶级关系的和谐，其目的在于从正面论证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好的，是要永存的，因为它是自然的、和谐的社会秩序。 马歇尔的经济利益和谐思想体现在他的均衡价格论和收入分配论中。换句话说，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分配论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和谐论。马歇尔认为，价格是由市场上供给和需求双方力量相互冲击和制约所决定的，当市场供求力量势均力敌时，就形成了均衡价格。均衡是指经济的稳定状态，此时，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是和谐的，大家相互之间绝无什么对立的矛盾。在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马歇尔建立了他的收入分配理论。马歇尔认为，所谓收入分配就是把国民收入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割，分配问题实质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问题。马歇尔将均衡价格理论运用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当生产要素市场达到供求均衡时，各要素所有者获得相应报酬。既然如此，要素供给者和需求者也必定实现了各自的目标，从而达到了经济利益的和谐。他还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国际经济关系中去，认为只要自由往来，穷国和富国都可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各自的利益。 (二)人为和谐的思想。边沁是英国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是功利主义的代表。边沁基本上承认个人是利己的，但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的和谐，他用利益的人为一致解释效用，认为集体的利益是个体利益的加总。他所提出的功利主义包括两个原则：一是功利原则或幸福最大化原则，即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但社会利益只能以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道德准则和立法依据。因此，增加幸福的行为应肯定，减少幸福的行为应否定。二是自我选择原则或自我偏好原则。每个人是否幸福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他是自身是否幸福的最好判断者。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有为自己谋求最大幸福的倾向，主张一切合乎个人利益或兴趣的东西都能增进个人福利的总量即社会福利，所以政府应根据功利原则最低限度地行使权力，即只限于保护自由和财产安全，除此之外不作任何干涉，经济上应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边沁认为经济利益是天然和谐的。相反，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和谐。他认为犯罪为利己行为违反公共利益提供了例证，存在犯罪的事实证明不能做到自然和谐。哈耶克将这种功利主义称为看重实效的功利主义，因为他们主张：对每一个行为，都应在充分了解其可见后果的情况下加以判断。这等于宣布，人类在充分掌握了一切相关事实之后，能够建立起一种把一切细节都安排得当的理想的社会制度。 凯恩斯由于市场无法自发实现充分就业而必须依赖政府干预的思想，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使国家干预论取代了经济自由的思想而居于主流地位。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弊端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失业的存在以及收入的不公正分配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的失谐。失业以及收入分配不公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也就是说，利益的天然和谐是无法实现的，必须通过政府干预给予解决。凯恩斯建立了国民收入均衡决定模型，分析了失业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此外，他还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均的影响，指出收入分配不均会降低消费倾向。因为富裕的人只把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消费，而把大部分储蓄起来；贫困的人会把新增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因此，他主张用累进税和遗产税来缩小分配不均的幅度，这样便能提高消费倾向，扩大有效需求，提高就业水平。 制度主义者认为，从当代和前辈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中推论出来的并不是利益的和谐，而是利益的巨大差别。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集体的与合作的人，是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但在群体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就像大企业对小企业、消费者对生产者、农民对城市居民、雇主对工人、进口商对国内生产者、商品制造者对货币贷放者之间那样。一个有代表性的和公平的政府必须为共同的利益进行调解。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并指出这种相互对抗的利益冲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中，资源尤其是物质资源，都是归一定的人、社会集团或阶级所占有。这种占有就形成了人们之间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质是一种私有制，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由此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所形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对抗的经济利益关系。生产关系的这一特点决定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资本的隶属性质和从属地位，决定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有、雇佣劳动者仅能得到补偿其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这种收入分配格局。这样，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增长只能使少部分人而不是大多数人受益，其结果是失业和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仅不会改变这种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反而会加剧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从而加剧资本主义的利益冲突及其基本矛盾。因此，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这种利益对抗，实现经济利益和谐。 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本质上虽有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是可协调的。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展开对利益的分析，认为资源的有效配置状态就是利益和谐状态，因为此时，不仅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也实现了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整个社会的利益状态是和谐的。这种状态在私有产权、法治、民主等前提下，通过竞争性市场可以达成。即便由于某些原因，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限制了市场的竞争性，加剧了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改善市场状况，化解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是非对抗的，经济人之间可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共赢”。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问题进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资本主义利益关系本质和利益冲突性质的判断。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本质区别，但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是相同的。关注这些基本要素及其影响，对化解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分析，可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为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都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导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并推动了制度变革，所以说，利益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变迁正是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基于此，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协调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利益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因此，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利益和谐，认清这一点，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其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分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调节利益关系，以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产权制度是决定利益关系的核心制度。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产权是一系列用来在共同体中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的界定和分配会影响到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的结果。因此，产权制度决定了社会利益关系的格局和特点。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能使财产在运用过程中的责任和收益相一致，并激励财产所有者积极地去发现并满足他人的需要，财产所有者按其私利行事，却造成了有益于他人的后果，由利己而实现利他，最终实现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和谐。但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对抗的利益关系的形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正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改变这种所有制关系，则无法实现利益和谐。在经济运行中，产权是交易的前提，无论是物品的交换还是劳务的交换，表面上看是物品在物质上的转让和移动，但实质是权力的转让。因此，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只有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才能通过市场有效调节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 (三)收入分配制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收入分配不仅影响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运行。马克思认为，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是不公正的，它不仅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加剧了社会利益冲突，而且还进一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西方经济学家也十分重视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凯恩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认为其显著的弊端之一就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无原则和不公正。琼·罗宾逊夫人更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将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变动，这种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陷入衰退。因此，她主张借助于政府或第三部门的力量，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社会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不仅加剧了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也造成我国长期以来的内需不足，使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要扭转不合理的经济增长结构，使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量，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制度对调节利益关系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因此，需要制度来对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加以确认和保障。现行制度在本质上不过是人们基于对生产资料不同占有关系上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的结合，是构筑在既得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包含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等内容的上层建筑。它既要适应现实的利益关系，同时也会对这种关系产生影响。由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差异，必然导致利益冲突。因此，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冲突和相互妥协的利益博弈过程。在社会变革时代，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整个上层建筑也将发生相应变革，以适应新的利益格局。经济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其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而“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利益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其根本作用在于保障、维护及协调利益关系。因此，经济利益由冲突走向和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五)强调机会和权利平等。从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述可看出，二者都十分重视机会和权利的公平分配。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权利、地位极不平等：资本家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工人阶级除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其劳动隶属于资本家。这种权利、地位的不平等，使工人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不变，工人阶级的境况就不会有根本改善。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机会和权利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只有在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资源才能实现最优配置。其实，机会、权利均等不仅是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体现。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利益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利和机会分配不均等造成的。可以说，人们对自身利益状况的不满，不仅表现为对结果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对机会、权利分配不公的不满。因此，要化解利益冲突，首先必须做到“穷人能与富人、权贵共享权力和规则”，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和获取收入的权利、机会。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侧重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从现象层面进行经济分析，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对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突破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变革，深入了解不同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是把握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关键。本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流派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重对经济制度、经济权力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把生产关系的变化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并使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一种范式与其它的经济学流派区别开来。马克思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方法。 当代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一般和永恒的范畴，从总体上看，其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哲学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并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可见，当代西方经济学从其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出发，侧重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也没有使用过相同的名词。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一)总量研究方法和个量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个量研究主要以单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其特点是把一些复杂的外在因素排除掉，突出个体经济主体的现状和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主要分析单个企业中要素的投入量、产出量、成本和利润的决定及单个企业有限资源的配置、单个居民户的收入合理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单个市场中商品供求的决定、个别市场的均衡等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将某一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得非常清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注意到宏观经济对个量关系或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二是研究结果常常是有条件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除一些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问题，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一些外部因素却常常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时还可能会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而且研究结果往往与现实不符。 总量研究方法把制度因素及其变动的原因及后果和个量都看成是不变或已知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的总体或总量为研究主体，研究宏观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如，在研究消费时，只着眼于社会总消费与总收入、总投资、总储蓄的相互关系，对个体的消费行为及其变动则不予关注。这种研究方法由于抓住经济运动的总体状况及总体结构，因而其研究结果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往往忽视个量对总量的影响。 作为分析经济的具体方法，不论是总量研究方法，还是个量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由于个量与总量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有些经济现象从总体和个体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其结果会有所不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运用了总量与个量研究方法。关于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有时以个别资本为研究对象，有时以社会总资本为研究对象。在对魁奈的《经济表》中运用的总体的研究方法，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无数单个的流动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但由于魁奈“有限的资产阶级的眼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进行错误的划分，因此，他虽然天才地应用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却不能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从马克思对个量和总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中，不难发现：第一，马克思的总量分析总是以个量分析为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贯性。而二战后以凯恩斯主张的以总量分析方法建构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却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这也是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界为之修漏补缺的重要原因。第二，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作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个量或总量的研究方法。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往往忽视甚至抹煞了现实的阶级关系。 (二)均衡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均衡分析方法是研究各种经济变量如何趋于平衡的方法。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曾借用机械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研究方法来说明经济均衡。因此，均衡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各种经济力量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条件和均衡实现稳定的条件。虽然，由于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变动，以致难以达到均衡，但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研究各种力量的均衡方向，仍然极为有用。均衡分析方法通常有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将经济事件分为若干部分，集中考察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对其他部分存而不论。一般均衡分析法则侧重用各种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重视不同市场中各种商品和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相互关系。如果资源供给状况、消费者偏好、技术函数已知，一般均衡理论便能从数学上证明通过资源和商品价格的自行调节以达到彼此相互适应的水平即均衡状态。 均衡分析法侧重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其科学性不容怀疑。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都往往忽视量的平衡背后质的关系，甚至用量的平衡取代质的同一性，这往往会掩盖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如，马歇尔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供求相等时的价格为均衡价格，并以此代替价值关系。但他从来不回答为什么供求相等时的价格恰好处在这一水平，而不会处于其他水平。因此，这种分析方法缺乏对价值实体的分析。从均衡方法的具体运用来说，决不能用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的分析。函数分析是量的关系的研究，而因果关系的分析是质的关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用量的分析代替因果关系的研究。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规律和一切规律分为三类，即因果律、同时律(或结构律)和函数关系律，并指出：“最基本的是因果经济律，因为其他两类经济规律都可以转化为因果律”。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也完整系统地运用了均衡分析法，在分析供求时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竞争如何使供求趋于一致，同时也着力分析在供求一致时的价值决定问题，这实际上是分析价值实体问题，因此，马克思能科学地揭示价值是价格变动的内在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均衡分析，他深入地研究了社会再生产平衡发展的实现比例或均衡条件，但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均衡的，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达到均衡，并且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三)静态和动态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静态研究方法是抽象掉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而静止地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为了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和达到均衡状态需要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的过程和取得均衡所需要的时间。当已知条件发生变化后，均衡会由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如果只着眼于前后两个均衡状态的比较，而不考虑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均衡点的移动过程和经济变化中的时间延滞，则被称为静态的研究方法。动态分析方法是对经济体系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研究，通过引进时间的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从前到后的变化和调整过程。汉森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引用拉格纳·佛里舒的话说“不但考虑在某一时点的系列数值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要考虑在不同时点某些变数的大小，同时我们引用某些足以在同时属于不同时刻的其中数值的公式，这是动态学说的重要特点。只有通过这种学说，我们才能解释一种情况怎样从前面的情况中产生出来。”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指出：“我把那些我们并不计较日期的经济理论称之为静态经济学；而把那些对每一个数量都必须注上日期的理论称之为动态经济学。” 由此可以看出，用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来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如何将根据有无时间的变化与有无增长来区分的动态和静态分析统一起来?阿克利在《宏观经济学》中指出：“静态分析，不论简单的或比较的，都只集中在均衡位置上面。它既不涉及达到一个均衡位置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涉及各个变量向均衡状态所经过的路线。这是一件关系动态分析的事。”“如果均衡是在时间推移中没有变动的一种状态，那么只要均衡保持着，一种关系的时间维度就可以略而不论。”按阿克利的意思，尽管均衡是在时间中变动的，但量上没有变动，可按静态来处理。瑞典学派的林达尔在《货币与资本》中认为：“没有经济事物不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如果要具体考察动态与静态，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一般方程，然后又将具体的经济量值带入方程中，如果在量上不变动，这就是一种特殊的静态。如果有量上的变动，就称为特殊的动态。” 西方经济学的静态与动态分析法各有所长。静态分析可有效说明均衡的条件，而动态分析可观察到经济变化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物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的，运动是普遍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特例，并且认为静止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质的稳定性。但决不允许用静止掩盖和替代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必须在质量互变中研究动态与静止。因此，西方经济学中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与静止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局限在数量关系上。 (四)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比较与评析。实证分析简言之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侧重研究经济体系如何运行，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后果及向什么方向发展，而不考虑运行的结果是否可取。实证分析法在一定的假定及考虑有关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描述、解释或说明已观察到的事实，对有关现象将会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客观事实是检验由实证分析法得出结论的标准。樊刚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从经济现象的分析、归纳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假设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于现实得出的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设，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具体事实。”规范分析法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来探讨达到这种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的步骤。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的经济分析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在实证分析法中，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认识是其分析的基础，完全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那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实证分析这个方法论术语，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只是规范分析。其实，马克思主张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规范与实证有机结合的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是“动态实证”。马克思十分重视对事实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很重视实证分析，如，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研究都是实证分析，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可使对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研究的表述更简洁清晰，推理更直观、方便和精确，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当时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及众多的统计图表。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认为：“单靠数学演绎就确定一个论断为真理的事，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或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而且列宁也指出：“数学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绘图说明”。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只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把数学当成一种目的，以数学化的程度来评价经济学达到的水平。 (六)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问题。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做深入分析。但在许多情况下，经济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复杂得多。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创立了将制度作为变量，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动态化特征。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制度分析方法特别看重制度的演进，而且认为促进制度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技术的变化或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还认为技术变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此，必须在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第二，“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经济因素”，又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中。第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特征。从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而制度经济学则带有强烈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色彩，他们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第四，具体化特征。制度经济学家使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及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侧重研究微观经济制度，并更多地从现象上和形式上进行分析，较少进行内在矛盾的分析和考察。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 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独创，其实马克思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本质上来进行制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观实用性，所以它针对当代外部性经济问题的解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 三、结论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方法论基础。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区别的标志，它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 (三)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经历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这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如，数学方法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运用，确实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从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情况来看，数理方式已被引用到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方法论的创新。但在应用中，既要克服以往忽视运用数学的缺陷，适当增添经济数量的成份，又要防止走西方过度数学化的另一个极端，防止数学方法的滥用，把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又如，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一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则和制度不健全，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完全靠传统经济理论所提供的办法难以解决，因而制度分析方法对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路线及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剖析和改造。但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在微观行为机理及影响因素实证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很大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契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具体微观问题的工具、模型及理论。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就可形成更全面的分析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重新审视两者的互补关系，甚至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已越来越成为明智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经济学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产生于一次意义重大的折衷。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能对当前存在的两大经济学范式作全面而系统的梳理：首先，要对两个基本范式进行比较就必须梳理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必须探究经济学的本质。一方面，要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争作以辨析，另一方面，对两种范式分歧的原因进行挖掘。其次，对两个基本范式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比较：在内容上，主要考察边际革命引起的争论及变革时的社会背景；在方法上，主要探究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同质性均衡和异质性演化的差异和形成背景。再次，为探究两个基本范式的互补性，还须对各自的演化轨迹及所面临的危机进行剖析，挖掘内容和方法上的共通性。具体说，这些工作主要包括：探究和梳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内容及其演化；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兴衰历程；梳理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发生、发展及趋势；从研究内容出发比较两大经济学范式的方法论；剖析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和抽象演绎基础上均衡分析方法的形成及其功能分析的内在缺陷；探索政治经济学基于因果关系所形成的方法论特色；思考两种范式之间沟通和互补的内在机理及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可行性。事实上，只有对两大基本范式的特点及其形成渊源作系统的比较分析，在揭示其差异性的同时又对内在的共通性进行剖析，才可以真正勾勒出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根据理论研究所包含的四个层次：方法论层次、理论构建层次、思维表达层次、理论检验层次，可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观点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形成“马经为体，西经为用”的分析体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从根本上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是对经济学长期发展的探索。另一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偏重于具体的分析工具和手段，并热衷于对短期内的现状分析。当然，对本质的探讨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梳理和继承前人的认知和观点，需要对各方面知识进行契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他人的理论和观点抱有宽容的态度，并积极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不是像当前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截然割裂，相互漠视和轻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两大不同的理论体系。把两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比较，有助于在我国的产权改革过程中坚持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借鉴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中的有益之处。 关键词：产权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主要的产权理论体系：一种是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另一种是以科斯为首的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有的学者抱有一定的偏见和误解，无视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否认或贬低马克思产权理论。而对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认为只要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就能彻底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其实，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有了科学、系统的产权理论。著名西方学者s·佩乔维奇在他的《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及其产权理论，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思产权理论所取得的成就，熊彼特也赞扬“是以穿透崎岖、不规则的表层，并以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来领会的”。对上述两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有助于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摒弃错误思想的干扰，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产权改革。 一、关于产权的研究目的比较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它通过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手段，揭示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本来面目及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的本质，说明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进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得出其必然灭亡和必然被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所取代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看来，所有权无非是建立在物的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的剥削实质。这种不合理的产权关系或所有制有违社会公平，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 西方产权理论的目的和任务是要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西方产权理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从交易费用出发，依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安排和调整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美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产权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在于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合乎理性，而公有制则是非理性的。 二、关于产权的研究方法比较 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一致法、有机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为产权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背景，使产权理论形成了系统、整体、动态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整体决定了个人的属性，思维的出发点不应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的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个人，人是处在社会整体联系中的，是多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按这种系统、整体、动态的方法，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产权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迁决定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因此，产权制度首先不是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而是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采取的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西方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关系首先是个人对财产的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关系在给经济主体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是个人在交易成本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自发交易的产物。可见，西方产权理论对产权问题的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范式之上。这种把社会的、历史的人抽象成无差别的、理性人的分析方法显然是主观臆造和错误的。 三、关于产权的研究层面比较 马克思所说的产权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把生产资料从一般产品和资源中分离出来，当作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宏观层面分析了所有制和财产关系。马克思对产权理论分析的焦点是放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成因和发展趋势上。因此，他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产权及其产权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总的来说，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侧重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宏观整体层面的分析，当然不可否认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也有微观层面的分析。需要强调的是微观层面的产权分析只是马克思所有制整体分析范式中的一个环节，不是分析的重点。 西方产权经济学所研究的作为交易关系的产权制度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和背景的。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经济个体的交易行为和契约关系、法权关系、成本收益关系等方面来分析产权关系。因此，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具体化、定量化和微观化。也就是说，西方产权理论主要是从微观层面来分析产权关系，是一种微观个体的分析范式。如，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讨论的产权问题就是围绕产权的法律界定及其产生的成本收益关系而具体展开的。诺思也认为，产权是个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方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 四、关于产权起源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的起源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述的。他认为，公有产权的产生是由原始共同体所处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在恶劣的原始自然条件下，如果人们不建立公有的产权安排，不进行广泛的协作和分工，人类就难以抵御自然条件的侵袭而无法生存下去，公有产权关系是人类早期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公有产权的产生是自然的，其动力来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私有产权是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的演变而产生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是在强制的前提下逐步取代原始公有产权关系的。“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可见，私有产权是在自然形成的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制度的演变而逐步产生的。私有产权不是永恒的，它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最终被消灭。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主要是从资源稀缺和人口压力等外部条件人手研究产权起源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就是指私有产权，产权的起源也就是私有产权的起源。产权是在产权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中自然演变产生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人类迄今为止只经历了一种产权形态，即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私有产权。在他们看来，欧洲封建庄园制度不存在产权关系，原因在于那时的财产占有方式是通过掠夺和强制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经济力的作用自发形成的。诺思认为，欧洲中世纪时代在封建公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直接根源，是推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中世纪前，以封建公约为基础的资源共同占有和利用的封建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无产权状况。 五、关于产权绩效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绩效的评价主要以生产力为基础。认为“不同所有制或产权结构的合理性只能到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找寻”。马克思强调所有制既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合理，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必将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因此，应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历史上各种产权制度的绩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对奴隶制和封建制来说是一个巨大进步，它消除了劳动力的非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但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所推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有限的，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产权关系最终会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被新的产权制度所取代。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由于从抽象人性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合乎理性，私有产权能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激励，是最优的、最具效率的。公有产权的不明晰必然导致公有产权的滥用，使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状态。因为判定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关键看它能否为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比外部性更大的内在刺激。在公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有权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人们在公有产权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公共财产的低效率。 六、关于产权结构的比较 马克思认为广义所有权或产权是由终极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构成的权利束，其内在结构可有多种组合。如，共有产权、国有产权、集体产权、合作产权、个体私有产权等。由于马克思研究的目的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所有权的不同形态、所有权的本质及其变迁规律，所以其更重视对所有权的分析，突出对终极所有权的研究。当然，马克思也对股份公司的“两权”分离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说明，而对其分离的条件、具体的产权结构以及资本所有者如何对经营者进行控制等问题尚未进行详细描述。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具体的产权结构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在于一个拥有中心剩余索取权的“中心签约人”。由于企业中存在专用性资产，容易遭受“套牢”或“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所以企业所有者就应是那些对企业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并享有剩余索取权的人。哈特等人认为“剩余索取权”并非是一个完备的概念，企业所有权的真正含义应是“剩余控制权”。在合约不完全时，没有在合约中详细规定的那些权力即剩余控制权，应归资产所有者所有，他们因此发展了一个“不完全合约”理论或gmh理论。就企业的产权结构问题，目前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相比其专用性更强，更容易受到侵害，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取剩余收入，承担着企业的经营风险，因而应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资本雇佣劳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七、关于产权变迁的比较 马克思把所有制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即放到历史发展规律中去考察，认为产权制度和产权形态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或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是既定的物质前提，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所以也就不能自由选择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法律表现——产权结构。马克思还尖锐地批判道：“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和永恒的观念来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西方产权学派尽管有时并不否定私有产权是由公有产权转化过来的，但经常把产权等同于私有产权，并认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私有产权只能被精细化和多样化，而不可能被完全取代。诺思认为产权是个体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占有的权利，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唯一可靠的途径。这样，在西方产权学家的头脑中，私有产权就变成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他们把产权视为源自超历史的人的自利本性，是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理性的个人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契约关系，而特定契约关系的形成是比较不同契约安排的交易成本的结果。产权是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法律创造了产权，人创造了法律。所以产权本身不是在历史中生成和变迁的，而是脱离生产状况、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当制度变革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便会推动制度变迁。因此，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不是客观经济条件生成的，而是人的自然本性规定的。 八、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看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产权理论体系。由于两大产权理论体系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阶级立场不同，所以研究的目的、方法、内容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总的来说，马克思产权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在理论深度、体系和逻辑上更具优势和说服力。而西方产权理论由于方法论、研究立场等局限性，得出的结论则相对肤浅，具有片面性，不能够把握问题的本质。因此，在我国产权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应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为指导，不能含糊和动摇。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毕竟是一百多年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理论，还没有涉及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产权关系问题。因此，应积极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合理之处，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来指导我国的产权改革实践。 西方经济学论文: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 摘要：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要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分清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关系，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认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 近两年来，我国报刊上讨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位置、功能的文章很多，其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分析这些不同看法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基础在变，而且变得相当快。另一方面，虽然上层建筑相应地也在变，但变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就出现了差距和矛盾，自然就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我们把握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一)现在大家讲的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虽然有继承关系，但内容却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里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毋须讨论的既定前提，尽管这种观点存在着问题，但在他们现在的书中所研究的重点早已不是这个问题了。西方经济学现在也讲“制度”，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总和制度，而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机制体系，即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最有效的经济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这里讲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涵义。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侧重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国强在2005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作用(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利用过西方经济思想，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思想等)。由于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已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方法。事实上，我国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已经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把经济问题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宏观方面，我们也在利用西方惯用的调控手段，尽管在调控的具体措施方面有所差别，但基本方法大体类似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另外，中国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说西方经济学比较具体实用，不是脱离现实讲空道理。为此，我们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敢于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 (三)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目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传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许多中青年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评论起来往往不是偏于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全面中肯的科学评价，有时甚至还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有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对立起来加以批判，这显然有些过于偏执。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确有某些对立的成分，但由于它们研究资本主义是从不同侧面(前者是从资本主义资源配置，后者是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是认真抓好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运用这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它们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没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前，在实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及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往往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现在仍然可指导我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需要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否则，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几条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很难真正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过去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今天在对立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如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恐怕就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体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时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建立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原苏联一批院士编写开始的。然而，由于它没有、事实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因此，此书出版的寿命不过十年左右。我国是从学习原苏联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受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非常深，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编写包括以中国经验为主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逐步对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内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难说现在编写的教科书已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现在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把上述这两部分区分开看待。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2．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有马克思的原创著作存在，人们一般不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产生歧义，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生活时的那些情况和特点，阶级矛盾也并不像《资本论》中描写的那样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出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描写的那样奄奄一息状态。马克思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终将引发社会革命的论述是科学的，同时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调节和缓解矛盾的内在机制。然而，他来不及就这些新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原来有些结论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我们不应戴上先入为主的眼镜，而要认真地、也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找出它在将来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历史趋势。要避免不顾客观事实，把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得出的某个或某几个结论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头上。 3．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很难说哪一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因素或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份，但作为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西北欧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看法分歧很大，这里暂搁置不论)。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当现实生活本身还没发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可见，硬要拿出一本科学地反映成熟社会主义本质的著作来，这种要求未免有点过于超前。即使马克思生活在现在，恐怕也难于满足这种要求。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人们是无法改变这条规律的。现在有些人企图把西方经济学引进来，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并起来，先讲商品、货币、资本，再分别讲两种制度本身，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试图把二者合成一体，自然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如西方经济学受学生欢迎有多种原因，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仍要遵循过去传统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消灭了敌对阶级，似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但社会上的体脑差别、城乡及工农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对此如果认识清楚、处理得当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当，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可以起互补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可以互补的。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对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才意义重大。从一方面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在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地位都处在快速变化中，人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变动迅速而且复杂。认真加以研究并妥善处理这些关系，对缓解矛盾、协调利益关系，对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然而，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生产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内容，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在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推进生产技术创新与生产组织的升级。当前世界上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运行机制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探索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寻找理论基础，它可以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趋势。然而，它并不以研究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核心。在社会主义经济处于发展和转型期的中国，很难不研究优化资源配置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重点。可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已形成了“自然的分工”，这并不是偶然的和人为的撮合，而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经过比较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即公认的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体系。西方国家二、三百年前就已实行了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他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体系的研究自然也就有了较多的历史积累。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比我们成熟。为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理由对西方经济学不重视。至于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也确实有不同的评价和补充，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对它采取排斥态度的理由。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会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已有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不可避免地也会不断暴露出自身的不完善和局限性，社会上和学术界也就自然会出现一些批评性和补充性的意见，甚至形成不同的流派。这些都可以视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常态，不足为奇。上面列举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可以互相补充的一些理由，并没有全面分析这两个学科的其他关系，包括互相矛盾的内容。只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互补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在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这两门课程的并列就是顺理成章的。为培养全面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人才，我们不能采取封闭的态度，简单地扶持一个、排斥一个，而应把它们都放在各自恰当的位置上，都给予足够的重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比较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对创新的内涵、条件与绩效的认识有重大不同，但都认为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性因素。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有助于在我国建设创新型社会中以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合理之处，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研究范式。 关键词：创新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借鉴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虽然在分析视野、分析方法、观察立场等方面有重大区别，但分析框架中的基本因子、作用机制又有相通与互补之处。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归纳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澄清和排除其中的错误观点，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创新型社会建设。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方法，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概念，提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其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特别是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统一。 (一)揭示了创新的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把创新界定为，个别资本通过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发明、改良的机器、制造秘方等，以提高其生产力并得以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内实现超额利润。创新是在通过专业化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各生产力要素有机地组织成资本生产力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其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创新有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既定生产过程的技术合理化与一种技术向另外一种技术的转移、劳动节约型创新与资本节约型创新等区分。马克思认为，创新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工人、企业家(资本家)、职业创新者或科技人员、国家。由于采取历史分析方法，在论述分工、协作和机器时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及生产中的共同消费使工人的经验观察成为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企业主体与创新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肯定了垄断厂商技术创新的必然性和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灵活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科学因素被有意识和广泛地加以应用，职业创新者为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发明和技术创新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对技术创新进行调节，以提高创新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创新的内在压力和动力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资本主义竞争是创新的外在压力，以新技术为手段的竞争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进而使市场需求成为创新的外在牵引力；劳资对立的阶级关系则从生产关系和基本制度层面提供了创新的制度压力。马克思还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进一步说明创新的外在压力，认为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因而消费同样既是创新的目的，也是其源泉。马克思从历史角度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消费需求是创新的直接契机和社会条件。对创新所需要的条件，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而且关注国家创新政策和创新战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认为金融与信用制度促进股份公司形成，使技术创新的规模条件得以满足；金融机构对技术项目的筛选和风险管理，降低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证券市场克服资本积聚的有限性，便于企业筹集长期资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二)论述了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基本特征是把创新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一个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创新的内容涉及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其中科技创新是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反过来，直接生产上的科技应用又对科技具有决定和推动作用。创新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演进轨道特征或时间继起性。创新的演进以技术、知识、人才的积累为前提，创新的方向选择又具有环境适应性。 (三)分析了创新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 马克思对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分析，指出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超额剩余价值)，而且个别资本所做的就是全体资本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创新在客观上使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产品创新与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从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价值提供了新的源泉；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分析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都是重要的。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对立的制度特点出发分析了节约劳动型创新对就业的影响，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创新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与失业大军的持续存在。此外，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创新分析框架，有利于揭示创新的真正起源和历史过程。但他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创新及创新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对短期的具体创新过程没有直接研究，也不可能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对创新理论进行精细化处理和数理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企业家创新理论、新增长理论、演进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 (一)对创新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的分析 熊彼特从生产函数和均衡分析方法出发，把创新界定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或生产条件的新变化，认为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要素创新、组织和管理创新等。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企业家概念的行为内涵，企业家是创新职能的人格化。创新的发生是因为经济中存在某种潜在利益，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熊彼特具体分析了创新的动力和阻力，指出由于在创新阶段前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静态均衡或循环流转中，创新不可能经过无数次的小步骤产生，必然经过积聚力量、摸索经验的准备阶段。按照这种分析，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本应利用其有利地位拓展创新，但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以柯茨纳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学派认为，创新主体可进一步拓展到家庭、农民、科技工作者甚至消费者等，创新是具有多样性的行为概念，功能不仅在于打破旧均衡，而且包括通过对付不确定性而恢复均衡。现代创新理论进一步识别出用户创新、制造商创新和供应商创新等类型，把创新区分为渐进创新和根本性创新；技术系统变革和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结构性创新、空缺创造式创新等方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新古典经济学从外部性概念出发，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偏差，使个人创新的积极性大为降低，应通过制度安排使创新者的个人收益率、局部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和整体收益率，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空间，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通过降低创新过程的交易费用，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非正式制度)而形成的，是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 (二)对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的说明 熊彼特认为，创新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发明之外，创新主要是一个内生的因素，取决于企业家的天赋、动机、才干，创新行为是以机会为中心的识别、探索、利用、决策、实施的过程。创新具有间断性，是一个由新组合取代旧组合的变化过程。创新可分为企业家间断创新与大企业持续创新。产业层面的变革常表现为突变式创新，主要通过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开辟新市场而实现。而大企业往往具有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有条件按消费者的价值观念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因而沿既定技术轨道进行渐进式创新。新增长理论认为，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突出表现为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这一核心命题。新增长理论强调“干中学”、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等机制，对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阿罗把技术进步看做是资本积累以及“干中学”的副产品，罗默则强调企业r＆d投资的作用，宇泽弘文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卢卡斯则提出以人力资本外部性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具有一贯性和累积性。技术诸变异体(不同发明和设计)、技术的不同发展方向和可能中存在类似生物物种间的竞争，与生存竞争类似的市场选择机制使新技术得以产生和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演进会出现自我强化现象，使环境成为适合自身生存而不利于其他技术生存的生态场。首先出现的技术通常可凭借先动优势，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技术的普遍流行导致人们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加之技术在市场上越是流行，越会使人们相信它进一步流行的预期自我循环效应，最终形成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效应。以纳尔森为代表的演进经济学则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非均衡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调整时滞。创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个体现象，表现为一个“跳跃不定”的曲线，任一微小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结果难以预测，形成所谓的“蝴蝶效应”。其中，渐进式创新主要基于以前技术的继承，通过现有技术的改进进行，是遗传意义上的创新(“涌现”)；突变式创新往往经过重大技术变革或根本性突破，是对以前技术的非线性继承(“突变”)。 (三)关于创新绩效的描述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最初阶段不会有大量的创新竞争者，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实现垄断，获得创新初期的垄断利润。但随着创新利润的不断增加，创新利润率会逐渐下降以致消失。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形成是与创新直接相关的。创新或新组合不是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的不连续出现”，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关于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的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如，在企业成长阶段，技术创新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在企业转型阶段，创新有助于扩大企业经营方向和规模调整的机会集，构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此外，创新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了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从创新的具体机制、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成本收益关系等层面分析创新问题，因此在内容上、方法上都更具体化、微观化和定量化。但西方经济学强调创新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益的根本手段，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因而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制度激励创新的动态调整能力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由于时代背景、分析方法的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内容、结论也不同。但这两类理论体系中影响创新的基本因子和机制有相通之处。因此，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一致的关系。在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应继承和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的精髓，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为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一)创新是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种基本手段和机制马克思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与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其重点在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整体宏观层面的把握。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存在对抗性矛盾，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制度、技术与管理创新仍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揭示创新的具体机制和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在我国构建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对抗性冲突，但因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出现的新矛盾和新冲突，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途径，大胆借鉴和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切实有效可行的创新机制，构建创新型社会来解决。 (二)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在从微观层面分析改良的生产方式对资本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作用后，指出创新在客观上使所生产的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导致新兴产业的建立，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从质上扩大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和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强调，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获得垄断利润，进而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新增长理论强调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演进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是一个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入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三)制度激励，特刺是产权激励对创新的绩效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关注国家创新政策以至创新战略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安排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同时强调产权明晰是收益和成本界定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而形成的。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和产权建设。 (四)将企业家精神作为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过程内部的影响因子及创新的外在动力 熊彼特强调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功能在于打破旧的均衡。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家。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可能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现代创新理论则识别出创新的认知障碍、行动障碍、模式障碍，关注社会发展滞后、制度行为、企业家创新偏好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创新涉及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内容，创新主体是多元化的，创新类型是复杂多样的，创新的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从历史角度对作为创新外在牵引力的市场需求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必须既大力激发企业家精神，又重视市场需求的外在牵引，同时不断克服创新过程的各种障碍和阻力。 (五)强调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存在对立统一关系 马克思把创新看作是一个表现为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创新是把技术与组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中间变量。科技创新和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创新的方向选择具有环境适应性。创新不是个人的偶然行为，社会整体决定了创新的属性；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创新，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决定了人们创新的方式和选择空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出现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则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因此，在构建创新型社会时，必须形成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相促进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机制。 西方经济学论文: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1案例教学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案例为基础，设置好教学情境，启发学生学习兴趣，开发学生能力，综合评估学生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案例教学，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如下： （1）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西方经济学理论比较多，纯讲授理论学生理解效果比较差，也会影响学生接受效果。通过生活中的经济学案例，让学生捕捉生活中的案例，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思考生活，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内心学习的驱动力，从而高效学习。 （2）有效引导学生转化知识的能力。 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知识掌握后，理想目标就是学生能够综合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知识有效地做出市场行为或经营决策，但是不少学生是书呆子，不能灵活运用知识，通过案例教学法，注重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 （3）增强师生互动。 传统的理论教学注重的理论讲述，不可避免地变成教师的主场。通过案例教学，过程强调师生互动，学生理解案例、分析案例，主动消化案例中不懂的知识点，从而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对于教师提出更难的问题，对于教师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2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过程 （1）精选案例 西方经济学案例主要来自于西方世界。对于学生比较好理解的案例肯定是本土化的案例。案例类型主要有信息式、问题式、陈述式、决策式、实录式案例等。教师应该根据经济学中不同的知识点，预先确定好案例类型，同时在讲解经济学概念时，让学生自己先查找案例，然后组织学生讨论，选出最适合这个概念的案例，目标主要是加强学生对于概念的自我感知。 （2）案例呈现 案例呈现不是教师呈现，而是加强学生的参与。主要是激励学生分组竞赛，通过分组，选出组长和分配好成员，要求学生提前预习知识点，将精选的案例，制作成PPT，案例呈现部分包括，讲述者（讲述者的仪容仪表、表达流畅程度、知识传达）、PPT内容（案例简介+案例分析+案例启示）、PPT形式（制作颜色、图文）。 （3）分析与讨论案例 由组长引导，成立讨论小组，分析案例呈现中呈现的案例简介，引发学生对于案例的好奇心，进而引发学生的思考。分析案例时，注意学生的角色定位、讨论的氛围，教师在分析与讨论案例过程中，与传统教学不同的是，教师角色应该定位于引导与监督者，尽量让学生积极讨论，小组长代表小组发言。 （4）评价案例与知识开展 学生分析与讨论完案例，对于案例有一定结论陈述，教师此时才开始真正进入教学角色，将学生的案例进行评价，并开始进行知识点开展，教师结合自身学识并要讲解的知识讲述新案例。 （5）形成案例库 一学期完毕，要求每一组组长共同努力，将案例整理，形成电子案例库，让学生加强复习，巩固案例中所传授的知识点，并通过案例库让学生感知一学期来自己所做出的学习成果。 3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应用策略 （1）案例教学的本土化 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案例的西化不可避免，从而难以让学生理解，因此很有必要将教学的案例本土化，这样能够案情清晰好理解，本土化的案例，透过现象理解本质，一方面化抽象为具体，另一方面也能加深学生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解。 （2）案例开发渠道多样化 鼓励商学院教师自主开发高含金量的教学案例，教师通过市场调查，了解更多的经济现象，将经济现象与经济学原理结合；与多家企业合作，校企共同来锁定案例，比如说经济学中的市场行为，通过与企业合作，能够在实践中加深学生对于市场行为和决策的理解；与校外其他资源合作共同来开发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案例；在报纸、杂志、电视媒体上选取案例素材，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取案例。 （3）增强案例趣味性 趣味性极强的案例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有效地促动师生互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查找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典型的案例，增添趣味性，比如：古人吃饼，吃到第五个后悔迟了前四个，叫学生思考古人结论是否正确；通过俗语或成语故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经济学原理，主要体现在机会成本。生活中丑男配美女的经济学原理等。 （4）凸显案例实用性 经济学原理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广泛，但是如果学生机械地记忆理论，那么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作用就不明显。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一定要凸显案例实用性，在讲解概念时先要引入生活场景，将生活案例加以分析，在经济学原理分析题中加入生活小常识。这样既能提升学生参与热情，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热情，还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4结语 总之，案例教学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有着非常积极的重要意义，既能改变师生角色，也能改变教学氛围，但是目前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本土化还存在不少问题，未来西方经济学中案例教学法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还需要深入研究。 作者：汪支华 单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 西方经济学论文:科教融合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并重的学科，这就要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老师不仅要引导学生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还要努力提高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在我国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与科研“两层皮”现象还相当突出，主要表现在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严重脱节，导致教学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结果是老师照本宣科，学生疲于应付，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因此，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有必要从“科教脱节”向“科教融合”转变，将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尽可能地融合起来，并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工作，这样，不仅可以发挥教师的资源优势，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推动学科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将科研经验和书本知识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1“科教脱节”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表现 1．1教师资源方面 从教师资源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些教师从事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但不从事关于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的研究。这些教师很难将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理解透彻，也不能及时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更谈不上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实际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如果一个教师不去研究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特点、运行机理及其后果，就很难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讲深、讲透，并吸引学生探究性地学习相关知识。 2)一些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的老师，并不担任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这些教师虽然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但由于是“专职科研人员”，目的是为了拿课题、发文章，对教学兴趣不大。教师的科研和课堂教学脱节，不仅导致教师资源的隐形浪费，降低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违背了大学科研工作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目的，从长期看，还会降低大多数教师对从事科研工作价值的认同感，认为科研就是为了评职称，职称评定后便懈怠下来，使教师的科研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1．2教学内容方面 从教学内容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教师讲授与自己科研内容不相关的知识。有些任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不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或只研究其中的一两个问题，却要负责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头讲到尾，结果对其中的许多知识缺乏自己的研究思考、积累和理解，只能照本宣科，单纯地向学生“灌输”西方经济学中的抽象理论，从而使得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学习产生一种枯燥乏味、学而无用的心态。 2)教师的授课内容与现实问题脱节。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本身理论性比较强，实际应用或案例较少，并且教材中的绝大部分案例是以国外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现象。如果教师不能指导学生运用相关理论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无法将理论与当前中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感觉理论与现实之间偏差太大，学习兴趣会大大降低。 3)教师的授课内容不能与时俱进。现在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教材所纳入的内容还是上个世纪比较成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主要解析的是上个世纪及以前的社会经济生活。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不仅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还会影响到政府的宏观治理。可是，很多教师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的书本上，对“互联网+”“创新2．0”“工业4．0”等知之甚少，不能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合理调整授课内容，降低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与实践价值。 1．3教学方法方面 从教学方法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教学方法手段单一。李光勤指出，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在进行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时基本都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和注入式的教学手段。这种教学方法手段，教师只注重基本概念、理论的讲解，很少引导学生去思考、去理性批判、去探索问题，教师只是简单地传递知识，而不能很好的引导学生进行启发性、探究性和开放性学习，不能教会学生怎样创造新知识。因此，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无法增强学生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应用能力。 2)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曾祥炎认为，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不同，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在教学中注入研究的“元素”，鼓励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探究过程中能动地获取知识、发展技能、培养能力，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从中可以看出，研究性教学是实现“科教融合”的重要途径，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会导致教学过程中产生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双重厌倦心理。 1．4考核方式方面 从考核方式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大多数教师选择单纯的闭卷方式进行课程考核。这种考试方式侧重于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往往忽视了学生实际运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一方面，虽然在一些试卷中也会有少量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题，但学生实际上很难将理论要点与现实问题准确、适当的相扣;另一方面，学生对闭卷考试标准答案的追求容易也使他们陷入“思维标准化”的困境，并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比如在学习中缺乏怀疑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缺乏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严重影响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等等。此种考核方式表面上是考查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熟悉程度，实质上却只考查了学生的知识记忆能力，并不能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实际运用能力。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只适合那些不勤于思考而善于死记硬背的学生，相反，对那些勤于思考、具有探究创新兴趣的学生而言，不利于他们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培养。 2“科教融合”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实现路径 2．1教师资源的选择 教师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应该注重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教师资源合理配置为“科教融合”打下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强化教师教学的专业性。在西方经济学教师资源的选择上，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安排从事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老师担任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2)实施专题化或模块化教学。根据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大纲、教材内容将教学分为多个专题，分别由多位教师根据研究专长和兴趣各选一个专题，对全校所有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循环授课，充分发挥每一个教师的科研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2．2教学内容的重构 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针对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有必要根据现实发展要求，进行知识重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设计多元化的教学案例。安排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案例教学，既能打破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又能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这对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至关重要。 2)允许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扩展教学内容。教师把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入教学活动，既可以开阔学生视野，加深对某一理论的理解，同时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理论创新与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甚至吸引他们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使他们在研究中学习与成长，并养成独立思考的气质和批判精神。 2．3教学方法的创新 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创新是激发学生探究经济学问题兴趣的重要手段。在“科教融合”导向下，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应重点引入研究性教学方法。研究性教学方法不仅能让教师把科研工作中的方法与心得通过教学传递给学生，诱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而且还能让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下，充分表达、质疑、探究、讨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用于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当然，教师还可以将正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拿到课堂上让学生参与讨论，既能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敢于提问和挑战学术的精神，又能引发学生的思考，产生对新知识的求知欲望。 2．4考核方式的改革 采用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科教融合”导向下，必须对西方经济学单纯的闭卷考核方式进行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注重过程考核。增加学生平时成绩所占比例，采用闭卷、开卷、课程论文、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学生出勤等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 2)注重能力考核。适当增加主观题所占比例，根据学生的答题思路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题的创新程度，判断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兴趣考核。对学生围绕特定理论或专题进行的资料搜集、文献整理、观点摘编、论文写作等活动予以肯定，并将其作为课程考核的重要补充方式，使学生在某些观点上有所研究，并产生学习甚至学术兴趣。 3结语 课程教学和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生存与发展的两项基本任务。然而，长期以来教学与科研处于脱节状态，不仅导致了教学资源的浪费，而且制约了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需要防止教学与科研“两层皮”现象，实施面向“科教融合”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从优化师资配置、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考核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努力。 作者：曾祥炎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西方经济学论文: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一、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要性 （一）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课程，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因此一方面它与我国现实国情存在差别，让学生很难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案例；另一方面随着理论难度的加深，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能力，对理论的假设和相应的图表、数据统计和公式推理进行理解分析，这些都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下降。例如，无差异曲线、预算线、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拉弗曲线以及产品和货币市场均衡下的IS-LM曲线。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引入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可以很容易的从案例中分析出经济学原理和概念，将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形象地展现给学生，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案例涉及的是学生身边的经济问题和焦点问题，能吸引学生足够的兴趣主动思考；另一方面通过探究性的问题让学生不断地思考和探究，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例如，机会成本的概念很抽象，教材的解释是“稀缺性资源有很多种用途，当我们选择其中某一种用途时必须放弃其他用途而放弃的相应用途产生的最高收益”，可以结合让学生结合上大学产生的学费、生活费和高中毕业直接出去工作所得到的收益来谈论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或者谈论暑假放弃暑期打工的收益和家里的一日三餐，而出去旅行并产生费用的机会成本。 （二）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自主探究是探究式案例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教师通过一些好的案例，给学生提出一些引导性的探究问题，让学生对学习的内容进行运用，以小论文的形式或者课堂谈论的方式展开。例如教师在讲授供求理论的时候，就可以提供产品价格方面的案例，让学生分析城市中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而电子产品价格却是在不断下降的原因，分组讨论后画出相应的供求曲线的变动情况，并在课后时间完成一篇探究小论文。另外教师在讲授资源的稀缺性和机会成本的时候，可以经济学家们最喜欢议论的“大炮和黄油”为案例，讨论分析大炮和黄油的机会成本，如何在这两者的资源配置找到均衡。自主探究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分组辩论的方式展开，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这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应变思维。例如，教师在讲授价格与供求定理的时候，可以当下火车票调价问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从经济学角度辩论火车票是否应该降价。 （三）培养学生的多向思维能力 对于相同的案例和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和处理方式———探究式案例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社会生活的案例中充当角色，置身于一定的情境下，引导学生利用经济学知识进行思考。通过这种参与案例分析的方式，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和系统的思考方式，让他们能以大局的角度来分析，培养创新精神。由于案例本身是比较自由开放的，不再有什么标准的答案，这样学生能够畅所欲言，在教室的引导下进行的讨论就是各种思维方式的碰撞，这本质就是在于强调学生的多向思维。 二、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应用的方式 （一）探究式案例分析作为理论讲解的一种方式 教师在讲解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可以将所选取的合适案例穿插在理论中，比如可以以简单的案例作为引入，在案例的阅读中，进行经济学概念的解析，一方面加深概念的理解，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故事性的分析远比纯粹的概念讲解有意思。利用案例帮助学生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理解，让学生理解起来容易，学起来轻松。例如在讲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时候，可以用吃饭的例子（刚开始吃满足感是最大，之后越吃越不想吃）来让学生自己感受这个规律；在讲解供求规律的时候，可以举季节性水果刚出现的时候供应不足，价格高，然后逐渐供应量增加，价格慢慢降低，这样的案例随手拈来，但却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让学生在案例分析中理解这些规律，然后再上升到理论层次，这样学生对经济学的原理理解就很容易，教学质量也就提高了。 （二）以辩论的形式进行探究式案例教学 教师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选择一些适当的热点问题作为案例，让学生阅读的同时，提出一些具有议论性的探究性问题让学生进行辩论。比如“，收入分配是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经济增长是要效益优先还是环境优先“”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这类案例都是可以让学生从正反两方进行辩论，而且可以能启发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促使学生查阅相应的资料，增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实地调查探究的方式 探究式案例教学强调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实地考察，通过自己的调查分析来帮助理解经济学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讲解价格歧视知识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去调查周边的人对价格歧视的认识，以及价格歧视的具体实施方式，并讨论分析这种价格歧视方式的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情况。通过这种实地探究的方式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和观察分析的能力。 三、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的认识错误 探究式案例教学已被越来越多的课程和教师所接受，但目前很多教师对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的认识存在错误，探究式案例教学有时候被认为是在教学中的举例方式，就是教师在讲完课之后进行列举案例、提问问题，让学生起来回答。这种举例提问方式太过单一，并不是探究式案例教学，没有脱离传统的教学方式。探究式案例教学应该是将案例作为理论教学的媒介，而非加深知识印象的工具。因此探究式案例教学并不是简单的举例提问，两者是有差别的。第一，探究式案例教学中，案例占据重要的地位，学生是案例探究的主体，教师作为案例探究的引导者，意欲引导学生进行案例探究讨论，各抒己见，或者将案例作为理论学习的一种方式。而举例提问仅仅是老师对个别同学的提问，基本不存在学生之间的互动，而且案例也仅仅是在教室上完课之后才用到，没有起到其该有的效果，教学质量也就无法提高。第二，探究式案例教学中，学生有独立的思考时间，而举例提问没有太多的思考时间。第三，探究式案例教学是让学生自主学习、思考，锻炼分析能力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像举例一样仅仅是对经济学概念的说明和理解，应该将理论和案例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的理解和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 （二）国内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缺乏相应的案例 目前我国高校经管类专业的西方经济学大多用的是国内的教材，而国内教材以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为经典，其特征就是理论性特别的强，偏向于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概念性质的知识点太多，而相应的案例却非常少，总之就是枯燥乏味，标准的教材模板。而国外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几乎每页都有案例，以案例分析分主，侧重通过案例解释经济学理论和原理、解决经济现象和问题，很多教材会在案例中附加一些形象的漫画，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事实上这些教材畅销全世界也证明了案例丰富、通熟易懂的经济学教材不仅适用于经管专业，也适用于社会中初学者。但是国内的教材的案例基本来源于西方国家，与我国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差甚远，在实际教学上很难推广。因此，国内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国内教材，更需要教师加强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用简单易懂的案例将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和原理形象化。 四、提高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选取案例要与中国国情相符合、和大学生相关 国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译本中的案例大都是国外的，与中国国情不符合，有些能适用我国大学生，但由于案例与学生不存在关联，没有切身体会，很难置身于案例的情境中，因而也就没办法达到探究式案例教学的目的。因此，教师在收集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时候，应选取那些与当下经济热点相关的，和大学生生活联系比较紧密的案例，从而在案例探究的过程中能更好的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例如2015年是大学毕业生就业最难的一年，就业一直是我国的热点问题，因此，在讲到供求理论和失业理论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大学生就业难的案例，引导学生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从供求和价格角度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宏微观原因，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去人才市场实地探究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雇主的需求存在不对称。另外，选取案例还应该和大学生相关，能够引起大学生的探究兴趣，也不用提出太难的问题，让学生不知道从何阐述观点。比如讲解价格歧视的知识点的时候，就可以用中国通讯市场价格的案例，探究通讯市场价格是否存在价格歧视这类和大学生息息相关的问题。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观点，教师在顺势引导，就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在案例探究过程中需要教师的适当引导 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就是要打破传统的“讲授-接受”模式，从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因此，在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学生应该是教学的主体，而教师要做的是指引学生的思考和讨论，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让课堂真正属于学生。因此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学生应该贯穿始终，从针对案例分析进行查阅信息，独立思考，课堂中对案例进行探究，再到课后对案例进行总结，都应该让学生参与其中。如果出现有些班级在经济学案例讨论中气氛不够激烈，没有应有的讨论气氛，则教师应该在进行案例探究之前先活跃班级的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鼓励积极响应发言的学生，另外也要让学生认识到在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学习中应该畅所欲言，有自己的思考。总之教师应该在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保证学生的有效参与。 （三）建立探究式教学案例资料库，做好教学总结工作 在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应该建立案例资料库，对于一开始案例资料库的建立和完善工作，应该让所有教师进行分工协作，选取符合一定标准的案例加入案例资料库中，这样按照相同的标准筛选的案例就有了通用性。经济学案例需要通熟易懂、诙谐实用，同时也符合中国国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西方经济学课程组全体教师的收集下，探究式教学案例资料库将会不断完善。另外在探究式案例教学结束后，教师应该做好教学总结工作，一方面让学生在课后撰写相应案例分析的心得，可以随所欲言，目的在于了解学生的想法，而非作业；另一方面教师也应该对本次案例探究的学生是否积极参与的情况进行一个总结，并对下次的教学工作如何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提出相应的想法。此外，可以通过QQ、微信群等网络工具与学生进行经济学方面的互动，这样教师就可以在课堂之余和学生进行交流，更好的归纳总结探究式案例教学。 作者：田江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 1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社会人”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制度分析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本质上可被看作是一种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特点。他把制度看作一种内生变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逻辑主线阐述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在西方经济学看来，马克思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他把非正式制度看作上层建筑范畴，讨论了它们与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没有对非正式制度下过定义，但其对经济伦理、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多项内容，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诞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较晚，它们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通过劳动能动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经常具有集体性质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协调集体成员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在原始社会，作为对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动是一种制约、凝聚集体力量的行为。马克思还发现，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非正式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时候会滞后或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其文化繁荣至今令人赞叹。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他看到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非正式制度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从根本上阐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他还认为道德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实践中的各种关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马克思把社会制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并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表现为上层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发展。二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当二者相融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规范等积极作用；否则，非正式制度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1.3非正式制度变迁 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为了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来阐释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律和演变走向。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承担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当中，这种矛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一般是革命式演变。人的全面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变化发展的规律，说明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2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经济人”为出发点，以主观效用价值论等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以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阐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派，限于篇幅，每个学派仅选择若干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来介绍。在诺斯以前，已有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但是它们一般被隐含在对制度的研究当中。 2.1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受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等人伦理、美德、仁爱和同情等思想的影响，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国民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将慎重、勤勉、节约、同情、良心和自爱等看作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乏的伦理道德基础，认为社会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应该由拥有相同点的习俗和政府来管理。穆勒阐述了习俗、惯例对市场竞争、产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响。韦伯采用历史演绎的方法论，阐述习俗、历史、语言等非正式制度与体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理论体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认为宗教信仰的虔诚是人们在感性层面的理性选择，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2.2新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认为经济人是一种脱离现实观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价格机制作为核心，采用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论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马歇尔较早意识到社会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经济主体，彼此间信任程度较高，有利于实现高度合作，地区经济发展是区域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合作的结果。 2.3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2.3.1旧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该学派主要采用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等方法论，强调“历史演进”，重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冲突，看到了技术变化引起的社会、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作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历史是进化或演进的，受到非经济因素制约的经济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他认为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思想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种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样，经历多个阶段动态的且不可预期结果的演进。非正式制度不是个体选择，而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源于对人类习惯和本性的考察，他认为经济变迁中以技术和利益集团对抗为主要原因的推动导致不总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变迁。作为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芒斯认为制度起源于强迫的社会关系和自我意识。他首次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这一正式制度的观点来阐释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由多种交易组成，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三个方面的交易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冲突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得到解决。虽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他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关注。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指出传统、习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约集体行动，并把美德和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关键。他重点探讨了习俗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阐释了集体行动控制力的执行者问题，当执行者改变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 2.3.2新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采用制度和技术二分的方法论，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他认为科学事实指引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由过去的态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制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思想习惯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们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物，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非正式制度。各种非正式制度经过演变，会形成固定的文化。这种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术进步和源于文化、习俗的制度是社会中存在的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的影响更加深远。技术发展推动制度变迁，但其中的关键应该是形成一种把技术发展看作经济发展核心的新的思维方式。 2.3.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等假设，并以利润最大化、主观效用和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该学派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一个立足经验史实的理论体系，把技术、市场规模、人口和产品等外生变量看作诱因，认为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功利的结果，以此来解释经济绩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但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产力技术分工经济活动方式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称非正式约束）的概念由诺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包含风俗习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他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关键，人们的行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约，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长期性、渐进性、遗传性等特征，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需要较长时间。因为作为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路径依赖的主要来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响下与现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努力去维持现状，这是路径依赖的两个主要原因。诺斯和凡勃伦都认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遗产一样被继承或发展，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非正式制度较难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较难变迁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诺斯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经验学习、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为桥梁，探讨了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力图分析人在面对不确定时进行选择并经常相信自己的行为的原因。 2.3.4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诺斯意识到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性质是制度变迁渐进性的主要原因，但是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论思想，采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对诺斯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探讨了文化传统、路径依赖和制度绩效的交互关系，深入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指出文化传统、家族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发展演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论视角，青木昌彦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界限，侧重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他把制度阐释为参与人自发实施的在策略互动中选择的内生变量，认为参与人集体修正自身的信念，他们的决策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制度。他还从理论、实证及政策等层面，阐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制度在个人选择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两大理论体系不是对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说，二者都立足于现实，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标都是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少差异，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3.1比较 3.1.1方法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及其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其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逻辑和深度。西方经济学是在假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对某些表象的、阻碍经济运行的非正式制度进行修正，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预先假设若干既定条件，通过逻辑演绎，不断修正得出的结论，以使其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分析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经济功能发挥的动态、辩证关系，使其理论体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质和起源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基于经济利益对非正式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的科学规定与现实分析，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因此，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西方经济学脱离社会现实，把人界定为抽象的、单个的经济人，仅仅偏重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积极追求，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历史演化或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理性选择或历史的演化，其本质是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规则或契约等。 3.1.3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和剩余权均应归属于劳动者拥有；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等要素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剩余权应归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拥有。两个理论体系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以此得出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和走向。西方经济学把效率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认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显得比较肤浅。 3.2启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补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发展的重要保障，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方向。经过变迁，有些非正式制度会转化为“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会消失或继续演化。除了“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还有一类是人们有意识地直接设计的“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和经济发展。当二者相容时，会约束、激励个体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将发挥消极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中，正式制度变革一般通过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较快地强制实现，而非正式制度变革很难同步进行。当旧的非正式制度与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时可能较难融合甚至互斥，有时候旧的非正式制度甚至会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带来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应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变革前构建缓冲机制，尽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时带来的消极影响。 3.2.2积极推动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现实中，人并不总是单单追求利益，还追求在集体或国家中的认同与归属。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时候它是通过人在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由于无形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非强制性的渐进式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有时候会滞后或者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和渐进式特点，一般来说，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进行引导，通过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资等途径，促使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形成，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推动非正式制度变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提高经济绩效。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3.2.3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经济功能的发挥一般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与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习俗、习惯等多个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总是积极的。如中国拥有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习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强调并引导个人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服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励个体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占有权力的差异等原因，政治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不当的农村宗亲观念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内涵、潜力，注意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少其消极作用。 3.2.4借鉴两大理论体系的科学之处，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理论基础、方法论等差异，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两大理论体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为例，马克思侧重宏观动态层面，忽视了微观静态层面，导致其分析框架的现实操作性受到质疑。诺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科学地评判、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有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4结语 我们应基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已有的正式制度，以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来指导我国依法治国等相关实践活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目前国家也强调科学、和谐、可持续等发展观，经济发展是根本和基础，但是应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协调可持续发展。集中国家资源，推动意识形态、信任、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构建完备有效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制度体系和惩罚机制，节约交易成本，应该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者：张美云 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