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分析”教学思考 摘要 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小组讨论教学法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问题研究能力，同时体现了多样性教学方法在大学本科教育中的重要性。文章介绍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公共管理类课程中的内涵、设计及效果意义，并结合公共政策分析学科特色，探讨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课堂教学、案例分析、实践应用中的具体操作过程。 关键词 “公共政策分析”；小组讨论；案例教学；教学模式 “公共政策分析”是公共管理学科中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其主要任务在于对政策系统中的政策过程诸环节及其系统内外诸要素进行因果分析或相关分析，从而改进政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①它也是一门新兴学科，强调问题意识和辩证思维，是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基本技能。为适应社会实践应用型人才的培养，②“公共政策分析”教学必须突出学生对公共问题感知的灵敏性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实践表明，教师将小组讨论引入到“公共政策分析”的课程教学中，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和顺利实现教学目标。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公共议题选择、分组讨论交流、学习成果分享、课堂效果评价以及知识延伸等教学环节的设计，实现学生从学科基础课程向专业基础技能的学习方法迁移，力求增进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技能，形成教与学有机统一的有效课堂教学模式。③同时，学生通过讨论让自身能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有利于提高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因此，在“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引入小组讨论法具有必要性，值得推广。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分析了小组讨论法在“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1小组讨论法的内涵 目前，依据学生积极性的高低，可以将主动教学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种：讲授式、主动学习式、协作式、合作式、团队式学习、基于问题式学习、基于项目式学习和同学互教式。④其中，小组讨论教学法是主动教学方法中较为成功的一种。它注重的是“讨论”，能够串联学生间、师生间的互动，有利于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由于问题导向的鲜明特征，“公共政策分析”教学不仅要加强公共政策抽象理论的学习，而且也要以具体案例加深学生对真实政策世界的理解。因此，“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所应用的小组讨论法是指由一定数量的学生组成讨论小组，在课程教学要求下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对经典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教师围绕评价要素给出最终得分的一种教学模式。教师在进行课堂知识点讲授之后，指定案例范围，由学生自主组织、自主讨论，在最后的考核中按照相关规定和时间限制内进行案例汇报。教师并不参与具体讨论分析，但可为学生提供相关帮助及参考意见。学生在最后案例汇报中，必须在教学目标的指引下和规定时间之内，形成一个完整的案例汇报，并且按要求在讨论过程中必须依据课堂知识点表述案例应用观点。大学教育要求充分发挥学生学习自主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在教学中，通常采用的是传统小组讨论形式。传统小组讨论是把全班分成若干小组，在某一个特定的主题中，组员委任某一个或几个代表发表自身观点；或全班为一个组，进行全班讨论。多年的教学经验发现，传统小组讨论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其优点在于：一是教师在讲授知识点之后能够利用小组讨论即时反馈教学效果，扫描教学盲区；二是能够调动课堂气氛，在互动的氛围中完成教学任务。其缺点一是在小组讨论中，教师无法全面了解学生具体知识点掌握程度，无法照顾到所有学生。在课堂中主动性强的学生往往在课堂中经常发言，“发言权”容易集中在少数主动性强的学生手中。二是在小组讨论时，由于只是给出了选题，容易在讨论中出现偏离，甚至出现与主题方向相反的情况，背离教学目标。对比传统小组讨论的优缺点，结合公共政策分析注重问题导向的学科特点，本文认为“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小组讨论应与案例分析有机结合。两者的结合既可吸收传统小组讨论方式的优点，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公共管理学科中社会实验和情景模拟的必要性。 2小组讨论法的设计 小组讨论法基本是按照“理论知识—小组选题—自由讨论—展示与评分”的流程进行，其目的是能够达到促进学生间、师生间的知识交流与夯实理论基础的教学效果。 2.1理论知识的学习“公共政策分析”是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整合性等特征。其教学目标一要系统了解公共政策学的框架和内容体系；二要熟悉公共政策学的基本原理及公共政策分析的一般方法；三要能够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政策分析”知识体系不仅包含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知识，还包括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和现实中的政策问题。教学目标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仅需要对理论知识进行细致讲解，还需要对现实政策问题进行剖析。 2.2讨论主题——案例选择案例的选择一定要恰当并且能够涵盖当前所学的知识点，例如，“公共政策分析”课程中案例的选择基本上应遵循“寻找公共政策问题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原则。学生不仅要横向把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而且需要纵向把握公共政策的历史渊源及现实影响。因此，为了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利益相关者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结合当前的公共政策热点，小组讨论设计可选取具有明显利益相关者冲突特征的案例。当然，不同的案例同时也决定了小组讨论中所需要的知识点与分析方法的侧重点差异。这要求教师在理论的讲授及案例素材的准备中，应注重将理论知识和备选案例的分析点有机结合。同时要求教师必须对“公共政策分析”课程进行精心的、系统性的设计，并深刻意识到教学不仅要使学科知识系统化，更要紧密贴近现实政策世界，始终将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问题作为课程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3小组自由讨论小组自由讨论环节首先要选择和确定组员。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意愿组成小组。另外，小组讨论成员不宜过多或过少。人少，则可能导致讨论不充分，并且在最后小组展示中由于人数过少而无法充分表达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人多，则可能导致组员间意见分歧过大，很难在课后讨论中达成统一意见，无法高效完成任务。根据教学实践，每组人数以4~5人为宜。其次，由于案例侧重于利益相关者冲突及其协调分析，这就要求学生在自由讨论的时候，应透彻分析案例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并应在最后的成果展示中充分表达所代表的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最后，小组讨论的关键在于对案例的熟悉和透彻分析。小组成立之后，首先应经过集体讨论以便对案例有整体把握和完成角色分工，再经过个人相应角色的材料准备，最后对案例进行综合分析以形成最终的小组报告。“总—分—总”三个阶段，都要求学生通过集体讨论和分工合作，才能取得最终的结果和形成小组报告。由于小组自由讨论各个阶段皆是学生的能力体现，教师原则上只提供大致方向及知识点答疑，只起引导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 2.4小组展示与评分小组讨论的最后形式可以为辩论或座谈会形式。这些形式有利于小组成员角色扮演的呈现和利益诉求的表达。由于最终的小组报告展示代表了小组集体学习与个体学习的综合成绩，学习效果评分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教师对小组的整体表现给予评分；二是对小组内的成员个体表现给予评分；三是小组内成员根据对小组贡献的大小进行排序，教师根据排序赋予相应分值。此外，还需要对课堂讲授过程中学生的理论学习表现给予评分。因此，最终的学习成绩由上述四个部分构成，其中小组讨论部分应占总成绩的80%。小组讨论有利于学生进行全面的能力展示，因而小组成果评价不仅应着重对学生案例分析能力的考查，而且也需重视对组织形式、口头表达、随机应变及课件展示等其他能力的评估。在小组汇报阶段，除了汇报小组成员的最终报告，还可以由非小组成员进行现场答疑，通过互动增强对案例的理解和强化学习效果。 3小组讨论法的具体实践及效果 3.1小组讨论法的具体实践共四个班级参与此次教学实践活动，学生人数101人。按照自由组合原则，分成20组，每组4~6人。小组成员依据抽签顺序决定最后小组陈述顺序。评分制度采取综合评分方法，即总成绩由小组整体表现分、组员个人分、组员互评分、及课堂表现分综合而成，分别占比重为40%、30%、10%和20%。“公共政策分析”课程小组报告的教学目标是对政策系统中的政策过程诸环节及其系统内外诸要素进行相关分析，从而改进政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因此，案例需要结合当前的公共政策热点，同时具有明显利益相关者冲突特征。此次教学实践中共安排了七个案例供学生自由选择：一，云南怒江到底该不该开发；二，油价调整背后的利益博弈；三，房价为何越调越涨；四，暴力拆迁何时休；五，如何牵住“看病难”的牛鼻子；六，汽车限购令伤到了谁；七，柴静雾霾调查动了谁的奶酪。 3.2小组讨论法的教学效果参与此次教学实践共计101人，及格率100%。其中，90分以上（优秀）8人，优秀率达7.92%；80~89（良好）39人，良好率达38.61%；70~79（中等）人数43人，中等率达42.57%。教学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小组讨论法在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肯定了小组讨论法在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学科探索能力上具有积极作用。 4总结 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本文介绍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公共管理类课程中的内涵、设计及应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小组讨论法的应用，并非否定传统教学模式，而是在借鉴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增加学生的自主性。小组讨论法以理论教学为基础，更加注重与实践的结合，自由选择案例进行自主分析，侧重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小组讨论法的应用是在大学生教学中一次新的大胆尝试，特别是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会在教学中取得显著成效，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本文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学研究项目”基于全过程的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动态评价系统构建研究“（2014B13）的部分成果 作者：李世祥 曾旭 马海燕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执行监管的困境分析 摘要：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形成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理论体系，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问题，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这些困境：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困境问责制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公共政策正确贯彻执行，达到预期公共政策目标的重要保障。许多制定十分周密、科学的方案，在执行时偏离了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方向，最终导致政策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不严格，不到位。为此，必须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形成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理论体系，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这些困境：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文化、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环境等等。本部分主要从政治文化和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的角度来对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影响进行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形成的一整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方式和程度。民主、现代的政治文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提供了文化背景，而封建社会专制的政治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率的提高，一般表现为官本位思想、臣民意识等。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封建历史相当的悠久，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为民做主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残余还是不能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有时还是相当的深刻，造成了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之一的人民群众往往没有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渠道，造成了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冷漠，普遍认为“在其位谋其政”，国家大事是那些当权者的事，于己无关，长期以往，就逐渐地失去了参与政策执行监督地热情。而民主社会要求社会公众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地主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既是自己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所以这种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1]公共政策的首要特征在于“公共”，是对全社会的利益调配，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利益。正是因为公共政策影响的不是一个人的利益，因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也存在着较强的外部效应。笔者认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如果一个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游说政府，希望减轻他的农业税，或者提高他的福利水平，他会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准则呢？首先，我们不说这个农民是否具有这种游说的能力，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也不可能采取行动。奥尔森认为，在一个群体范围内，集体受益是公共性的，即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而不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个农民去游说政府，那么得到利益的是整个农民阶层。集体受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个集体成员都想坐享其成，来“搭便车”。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可能都很想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因为公共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理性的个人选择了不监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个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即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有效，受益者也不是他一个人，成本—受益不对称，他人的“搭便车”心理导致了个人不会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这种情况必然阻碍社会公众特别是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 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狭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广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不仅包含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还包括履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职能的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舆论以及人民群众等。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公共政策监督体系的一个分系统，与公共政策制定监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是在我国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监督体制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导致在现实的监督中，出现了“弱监”、“虚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效果。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地位不高，缺乏监督权力 要监督，就必须由监督权力。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现着监督权对执行权的制约。监督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主体的地位、权能。但从目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监督主体由于自身的依附性而缺乏制约力度，导致监督乏力。在行政系统内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制约。虽然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监察机关对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但是，由于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等的制约，在实际监督中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独立性。在行政系统外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各级人大实际上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突出体现在监督方面的法规不健全，力度不够；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尚未真正体现人大的监督作用。 （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功能不全，缺乏监督合力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以不同的方式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着监督功能。但是监督功能不全，导致它们没有有机结合、密切配合，没有能够整合监督资源和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实效，体现多元监督的优势：⑴党的监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在监督的多元主体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广大党员同志，尤其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做到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挥着领导和约束的作用，对公共利益的促进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监督作用的范围和空间是有限的，它只能通过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实行监督，并不能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全面的动态跟踪监督。⑵立法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在理论上应该是最有效地、最权威的。但实际上，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方式单一，程序不完善，通常仅限于执法检查、质询等。”[3]因为人大既不同于行政机关行又不同于司法机关，它既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力，也无直接处理案件的权力，这样就很明显地削弱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效能，也无法显示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权力机关的权威性。⑶司法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限于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公共政策执行，关乎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则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监督申诉对象，因为只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才能提起诉讼。这样显然不利于行政诉讼的完善，不利于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⑷其他各种社会监督。在我国主要包括政协、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媒体等。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他们享有各种形式的监督权力，诸如举报、信访、舆论批评等。并且舆论媒体的最大优点是社会影响力大、效果显著，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改不了“民间”的性质和定位，没有“官方”的权威和地位，并且供他们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用的空间也很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效率。综上所述，不管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还是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在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能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相互之间不能有机的融合，出现“弱监”、“虚监”则是必然表现了。 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责任最通常、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职位或机构相连的职责”。[4]责任的明确是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必要前提。没有责任，就没有义务，则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就没有保障。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有效保障方式之一，没有责任的监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一个地区或者部门反腐败是否坚决有效，与这个地区或者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态度和责任心有着很大的关系”，“少数领导干部责任观念淡薄，由于制度不完善，除了问题追究不到个人”。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被罢官免职；2004年4月，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亲自听取监察部关于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东百商厦特大火灾3起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4月底，国务院又先后责成严查江苏“铁本”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等，包括常州市委书记、安徽阜阳市市长等20多名政府官员受到党纪政纪的严肃处分。这些案件的查处对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问责制”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监督体制还是有着不相容的地方。作为一种监督方式，“问责制”实施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因为科学的“问责制”的前提是合理的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和监督权力，而这则有待于更深入的制度改革。 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对公共政策项目，尤其是大型的公共政策项目，“问责制”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 （一）“问责制”中权责不清、主体缺位 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监督主体不知道向谁问责，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什么，是一种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给人的印象比较模糊，很难具体的界定这个“责任”。 “问责制”的主体是谁？结合专家、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问责”的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人民行使问责权，“问责制”应该是一整套完整的责任体系，不能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监督关系。因为在这种问责的监督体制中，人民群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再追究各级政府中行使公共政策执行权的公务人员的责任，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监督互动。但是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往往是下级因失误影响了政策执行而被上级要求辞职，并不是因人民群众的“问责”而辞职，造成了“问责”主体无权问责而缺位的局面。 （二）“问责制”定位不清 作为行政责任领域内的一个新术语，“问责”的定位到目前还不清楚。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问责”并不是行政处分的一种，在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它明确界定。所以，作为监督的一种方式，“问责”还是模糊的，界定不清的。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问责”的实际操作还缺乏可行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伦理分析 摘要：作为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重要职能之一的公共政策，由于政府的存在，其内在以及外在的强制性，保证了公共政策实现分配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强制的背后，却隐藏着伦理性。本文以为对公共政策的伦理分析，将对于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渐进式”、“实验式”的中国社会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公共政策；伦理；价值；人性 中国目前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但是在转型中，社会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态势：我国的城乡差距呈现失衡状态，而且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根本上的改进，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些情况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关系普遍民生方面问题较为明显和突出。这一实际存在的问题，给未来社会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和未知因素，给政府更进一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社会功能提出了不易解决的难题。政府从内心希望一方面通过传统公共政策强制性去尽力维系社会旧有格局，另一方面又造出新的“缝隙”以及“非对称”的社会状况；这种困境使得重新反思公共政策成为了必要。本文就是从伦理方面对公共政策进行了分析。 一、公共政策 关于政策，官方有一个比较中性的解释，即“辞海”解释。政策是这样定义的，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从政策定义可以看得出，公共政策应该涵盖一个国家为维系社会发展而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出台的的政治方略或策略，或各种必要规范性文件。对于公共政策的科学定义，几十年间，未能达成一个所有人接受的感念。学者有的是从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中理解的。例如，作为公共行政学标志性人物的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就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1]这一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界定了二者各自的过程管理。有的学者是从公共政策的行为特点来界定的，例如政策科学主要的倡导者和创立者的哈罗德拉斯维尔与亚伯拉罕卡普兰则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2]这一定义更加强调政策的行为特征，从广义上说政策就是有目标的计划。还有的学者从其他角度界定公共政策，例如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管理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它是由一系列谋略、措施、办法等组成的。”[3]不可否则，公共政策有其一定的历史使命。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说公共政策是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工具，其自身孕育着强制性和伦理性两种天然属性。 二、公共政策伦理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尤其是世界范围内宪政制度的推崇以及人权的日益受重视，公共政策的强制性越来越受到普遍的批评，公共政策的伦理性方面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和重视，可以说，公共政策在伦理方面蕴含的是一种相互交叉的共性，这种共性着重表现于以下两方面： (一)价值取向 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公共政策也莫不如此，而反映价值取向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正义论》开篇就明言中“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4]公共政策理自然应具备价值取向，这是其内在的要求，具体而言，有如下表现：其一，公共政策交织着其制定主体的核心价值观和普世的价值观。公共政策的制定及执行主体均是公共机关或确切的说是政府，而作为社会公共机关的政府，本身代表着其所处位置或所代表阶层的价值观，尤其是执政者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作为社会发展的必要，其本身也蕴含着普世的价值观。例如公正性，而这一特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维系社会基本公正的职能更是得到各界的强烈关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定位于人民服务者，与人民是一种契约关系，也是这一价值含义的体现。其二，公共政策的外在特点也深刻体现其价值取向。公共性，作为公共政策的最基本特点，深刻代表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说，公共政策越来越来源于公共意志，越来越体现民主，体现自由，体现公众性。在更深层次反映的是政府与公众在公共领域的各种结合，成果就是有价值取向的、符合公众性的理性追求和制度安排。公共政策外在特征，一方面可以帮助政府将其价值观合理、合法的落实于公众，同时公众也能就公共政策的诸多事项与制定者达成价值的统一体，使得公共政策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和程序来表达公众的利益诉求，进而决定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其三，公共政策的施行效果更富含价值属性。公共政策以维系社会更好发展为其使命，以社会利益的合理配置为基本职能，其最终的施行效果必然反映着价值观念。换句话说，公共政策的执行必然达到到一种有目的的安排，而这种目的则就是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的体现，如果不能达到这种价值追求，则说明公共政策的失效，必然催生新的公共政策来代替失效的公共政策，以使公共政策的施行能达到这一目标，也就是说达到追求的价值。 (二)人性精神 公共政策本身蕴含价值取向，同时其也有人性精神。因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地均是人，都是为民服务的。就公共政策的人性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公共政策需要切实解决人的生存发展的实际问题。毋庸置疑，公共政策是要解决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解决公众需要的一些问题，自然而言牵涉到人的问题，不可避免涉及人性。因此，用于解决问题的公共政策必然需要具备人性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提高，民主意识的进步，人们对于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期望，热切希望公共政策的能够反映人们的普遍关切。一项反映人性的、能够切实解决社会基本问题的公共政策需要具备人性。作为基础性的管理，公共政策的人性化表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为着特定的目的，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并经过有价值取向的考量，以寻得最适当的方式和取得最积极、最人性化的施行结果。众所周知，公共政策的各种方式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体现一定的客观性、合乎逻辑性。追求较为精确的计算和合乎逻辑思维的推理。由于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较为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公共政策的选择往往不一定能反映最优效果。这样，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只能从现实的境况出发，体现为一种更人性的态度，用这种态度去真切感受真实的情况，进而妥善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其二，追求人的发展也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目的。公共政策有众多目标，其中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人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特别是全面发展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公共政策作为公众切身有关的一种方略，必然与人的发展密不可分，人的发展有助于更近一步完善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人性化。公共政策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人的发展，可以说，公共政策未来发展的立足点将集中于人的发展。 三、结语 公共政策是国家、政府从社会整体出发，进一步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虽然其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然而，公共政策的意义更在于其蕴含的伦理价值，必然会附有价值选择和人性因素。公共政策的伦理分析，有助于从更深层探求公共政策的存在和行驶的合理性。 作者:贾远军 单位:中煤西北能源有限公司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运用 摘要：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哲学方法主要包括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这些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应用对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分析；哲学方法 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哲学方法的应用保障着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一、矛盾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我们分析事物最根本的方法，在整个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它是所有学科都应该重视的分析方法，也是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方法。首先，矛盾分析法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所谓矛盾就是既对立又统一，矛盾的对立属性即其斗争性，矛盾的统一属性即其同一性。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包含着差别和对立的具体的同一，而斗争性则寓于同一性之中，两者相互联结，不可分离。第二，矛盾分析法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矛盾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是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是理解矛盾学说的关键。第三，矛盾分析法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坚持“两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以避免“一点论”。坚持“重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着重地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时，要着重地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避免主次不分的“均衡论”。“两点论”和“重点论”是互相包含的，是内在统一的。任何公共政策问题的产生都根源于矛盾，任何公共政策也都是为了解决矛盾。从政策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公共政策理论和公共政策实践矛盾的解决离不开矛盾分析法。从公共政策的本质来看，公共政策一定是国家公共权力运行的具体体现，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是政府维护公众利益的主要手段。国家在运行公共权力时，如何做到兼顾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矛盾双方的利益需要是政府面临的重要抉择，将矛盾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分析中，有助于平衡矛盾双方的利益，使其尽可能达到一种和谐状态。从公共政策的特征来看，政治性和公共性、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是公共政策的矛盾性特征。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当政治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以及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政府所具有的特殊利益与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公众的利益一致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当它们的利益不相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会相互矛盾。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也都是这种矛盾关系。再从公共政策的功能来看，公共政策对社会的存在、运行和发展有着导向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和分配功能。一般常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平衡协调发展的，但当社会发展中出现不平衡不协调，比如在分配上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甚至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没有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时，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利益各方的冲突和矛盾。可见，公共政策领域到处充斥着矛盾。在这些矛盾的解决过程中，矛盾分析法大有用武之地。 二、利益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利益，就是在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人们为实现自身需要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利益是由需要转化而来的。由于需要的多样性，人们之间必然形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利益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竞争性和协调性、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统一是利益的特征。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区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区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区分，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的区分是利益的构成，是利益矛盾的具体表现。利益分析法就是通过分析人们的利益及其相互关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方法。利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一种基本方法。首先，从公共政策的实质角度看，公共政策是对社会的价值所作的权威性分配。也就是说，公共政策是政府从自身利益和公众利益出发进行的具体管理，是以政府为主的各种利益个体和群体参与的管理活动，利益分配是公共政策活动的核心。在利益分配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第二，从公共政策的类型角度看，分配政策是对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内部利益划分作出规范；再分配政策是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对社会各集团的种种利益进行平衡和协调的规范；规制政策一是规范政府行为，二是划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自律政策即自我限制的政策，是指政府规定了某些行为规范供集团在行动时对行为进行选择。第三，从公共政策的功能角度看，政府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公共资源正确有效地在它所服务的公众中加以分配，而其关键是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公共政策中利用利益分析法，就是要权衡公共政策利弊得失，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使各方面的利益能够协调、全面发展，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健康向前发展。 三、系统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系统分析法就是在研究中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统，在若干选定的原则和准则下，通过对系统内各要素、结构和关系的考察，利用定量的方法提供允许和可用的数据，借以制定可行方案并推断各种可能结果，以期寻求对系统状态整体效益最大的方法。系统分析法之所以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是由公共政策分析过程本身的系统性所决定。我们可以把公共政策活动视为一个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有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环境因素，也有全球的、区域的、一国整体的、地区的等层次因素，它们构成公共政策活动的具体情境事实体系。政策行动主体、政策公共财政资源、政策信息资源、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选择等则构成公共政策的内部生态系统。公共政策活动是其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通过互动实现相互适应和改造的过程。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既制约着内部生态，同时又为其运行提供了现实条件，公共政策活动的内部生态的变化，又改变着外部生态的状况。正是通过这种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间的互动，具体公共政策活动的功能才能得到实现。对公共政策系统的分析可从两个角度进行。从静态结构角度看，公共政策系统由公共政策的环境超系统与资源系统、公共政策的主体系统与客体系统、公共政策的组织系统与体制系统、公共政策的咨询系统与信息系统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而从动态运行过程角度看，具体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处在自身系统和环境超系统交互作用下，由政策主客体的活动构成的、处在变动中的动态过程。公共政策动态演进的动力源自其内部矛盾的展开，一类是公共政策系统与其环境超系统之间的矛盾，另一类是公共政策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矛盾。这一演进过程呈现出变动性、互动性、弹性和流动性诸特点，这一演进过程还呈现出政策议程、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止等有系统关联的若干阶段。可见，系统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极富实用价值的。 四、因果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因果理论是对事物和现象之间因果联系的理性概括和反映，它反映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现象、过程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前因后果，前后现象之间有必然性是因果联系的特点。一因一果、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异果、异因异果、多因多果、复合因果是因果联系复杂多样性的表现。对事物和现象间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就是因果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应用因果分析法，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政策环境与政策执行之间、政策资源的配置与政策效率之间的联系。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常用的因果分析法有详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实验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属于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政策预测和公共政策评估中被经常采用。 五、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定量分析法是对事物的量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决策分析、优化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具体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最典型的定量分析法就是福利经济学所主张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是政府以市场方式制定政策从而达到资源再分配目标的一个基本技术，被称之为试图用经济方法取代市场讨价还价的价格确定方式，使政策抉择达到帕雷托最优。帕雷托最优就是采取任何一个行动，都至少给一个人带来好处，但却不损害任何人。这在公共政策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由帕雷托最优的困境产生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政策选择要使净福利最大化。也就是说，一项政策即使使某些人受损，但如果总福利大于损失，这项政策就应该被采纳。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具体方法有净现值法、现值指数法、内含报酬法等。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评估中常用的定量方法。趋势分析法、指数平滑法、回归分析法则是公共政策预测中常用的定量方法。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基础。定性分析法是对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归纳分析法，演绎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在公共政策领域，确认政策问题产生的原因要借助于因果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实证分析要借助于归纳分析法和演绎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要借助于结构分析法，对新旧政策问题的相似性进行分析要借助于比较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性质的把握要借助于矛盾分析法。定性分析更适用于涉及社会、政治、价值、伦理和意识形态等难于定量的问题，定量分析则更适用于经济问题。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 六、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与理性方法相关的决策模型包括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渐进决策模型和综合分析政策决策模型。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是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经边沁、密尔等功利主义者发展，以及现代管理科学家的概括而形成的一种管理决策理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认为，政策实施的结果就是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决策模型的限定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它要求决策过程中必须把决策行为视为具有一致价值判断的整体行为而非个体或群体行为。决策者有绝对的理性，具备完备的知识和信息，能穷尽所有备选方案并预测到所有结果。决策目标单一、明确和绝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具备一以贯之的价值偏好。决策过程中不考虑时间和其它政策资源的消耗。这些近乎完备的条件成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在实践中无法使用的原因。西蒙对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其局限性，提出了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它是依靠有限的资源和信息，通过不断的搜索，得出满意政策方案的决策方法。这种模型是以“令人满意的”准则去取代完全理性所主张的“最大化”准则，所以又称满意决策模型。满意决策寻求的不是最佳，而是次佳或“第二最适”。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决策模型重视的是可行性研究和成本与利益分析，但它更主要的是仅仅为决策者提供决策规则，这也成为其主要的缺陷。林德布洛姆在批判了理性决策的缺陷后提出了渐进决策模型。这一方法强调决策者的决策是从现行政策出发，只是对现行政策的调整。但渐进决策模型只适用于既有的相对简单的问题而不是将来要发生的复杂的问题，因而它在政治上追求的是安全的而不是具有冒险精神的措施，这样公共政策就变成了补救性措施而非创新性方案。德罗尔看到了理性决策模型在可行性问题上的局限和渐进决策模型的保守倾向，提出综合决策模型，试图将理性决策模型和渐进决策模型结合起来，并把两者的合理性加以延伸和综合。他认为现实的政策诉求可能是要求社会变革的，也可能是要求社会稳定的，因此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而R.M.克朗则认为应该把理性分析的科学和超理性分析的艺术结合起来[1]。克朗认为，超理性分析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判断、直觉、创造力、灵感、隐含的知识、信仰、洞察力、意志、超感交流和预见能力等。德热认为，超理性因素主要包括判断力的应用、创造性的发现、头脑风暴法和其它一些决策方法[2]。可见，超理性分析以主观判断为主，而这种主观判断应当建立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超理性不是非理性，非理性是建立在信息不完备基础之上的主观判断。因此，超理性分析可以定义为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主观判断，也即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当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包含社会、政治、组织、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因素时，理性方法就难以解决问题，就必须采用超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主要有：问题的主观识别方法、趋势的直觉预测方法、方案的灵感激发方法、决策的经验判断方法、结果的模糊评估方法。超理性分析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特别大，为防止其可能导致的片面或极端情况的出现，应遵循以下基本要求：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础之上；决策者具有足够的经验积累；政策过程能够排除明显的错误和缺陷；综合各种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要考虑环境因素的变化。超理性分析方法特别适用于多元政策目标的分析，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有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决策过程和政策特点。总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存在着包括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若干哲学方法，它们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比如，在进行利益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在进行系统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矛盾分析，而超理性分析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因此，它们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方法论体系，这些哲学方法对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周建民 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诠释禁电的公共政策周期分析 【摘要】“禁电”是当前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实施的一项公共政策，广州即为实施“禁电”政策的城市之一。文章运用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对广州“禁电”政策进行分析，探讨该政策动态活动过程中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对于把握公共政策的内在规律，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有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禁电”；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 一、广州“禁电”政策概述 2006年11月14日下午，广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会，正式对外《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通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开征求意见，并报请广东省政府批准同意，自通告之日起，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含从化市和增城市）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这标志着广州市正式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行驶（以下简称“禁电”）。 新闻会上，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广州“禁电”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前，广州市一直以来都未允许电动自行车上牌及上路行驶。2004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该法第十八条规定，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的种类，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2004年9月，广州市交警部门通过新闻媒体提醒广大市民，在省有关规定出台之前，不要购买电动自行车，以免造成损失。2006年5月1日，《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该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作出规定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广州市政府专门就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进行调研，并确定由广州市公安局负责开展具体工作。广州市公安局在2006年6月召开了三场“电动自行车管理座谈会”，并委托广州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开展了电动自行车管理专项民意调查。该项调查的对象为年龄16岁以上具有广州市常住户口的居民。调查结果显示：（1）公共汽车是目前市民出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59.1%的受访市民的主要交通出行方式是公共汽车，14%为自行车，8.4%为步行，7.6%为摩托车，4.2%为私家车，3.5%为地铁，只有1%为电动自行车。（2）多数市民认为不适于发展电动自行车。78.4%认为广州目前的交通状况不适合电动自行车通行；70.0%受访市民认为“限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有助于缓解广州市的交通压力、改善交通秩序”；72.8%认为如果禁行会给广州市的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带来好处。（3）大部分受访市民支持限制电动自行车。70%的受访市民表示支持市政府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13.7%表示“无所谓”，明确表示不支持的只有16.3%。（4）限制电动自行车对大部分市民的生活影响不大。分别有58.5%和32.2%的受访市民表示限制电动自行车对其生活“没有影响”和“影响不大”，只有5.6%表示“影响较大”。 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在座谈会上，绝大部分代表赞成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另从公开征求民意的结果来看，不予电动自行车登记及上路行驶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 根据公开征求意见的结果，结合广州市的实际，广州市政府提出了不予电动自行车登记及上路行驶的意见，并于7月份专题请示广东省政府。省政府于9月底批准同意广州市政府的请示。根据省政府的批复和市政府的决定，广州市公安局起草了《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并按照《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要求，通过了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合法性审查，于当天对外。[1] 二、以政策周期模式分析广州“禁电”政策的提出 全国各地对“禁电”态度不一。北京先是“禁电”后改为“限电”,上海则没有“禁电”。而作为特大城市之一的广州，其“禁电”政策自然也引起了广大的电动自行车用户、厂商、经销商及一些市民和专家学者的关注，各大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各方的着眼点主要是这项政策涉及的政策取向、路权分配、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决策程序的民主等等问题。而笔者认为对此政策在现阶段运用公共政策的方法来分析，对于把握这项政策的来龙去脉大有裨益。任何一项政策也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它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众多的公共政策分析模式中，笔者选择了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作为具体分析方法。 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也称为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模式，是从公共政策的动态活动过程的各个环节出发，将公共政策看成一个多环节相互连接的动态运行系统，分析公共政策的内在规律。它对于从整体出发把握各个运行环节在政策运行中的功能，系统检测各环节功能发挥是否正常，检测政策成功或失败时关键环节所起的作用，从而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有效具有重要的意义。[2]一般认为，从政策过程来看，公共政策包括问题的认定、政策的规划、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一系列动态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功能并产生一定的活动效果。[2] 任何公共政策都存在于这一系列动态过程环节中，并且良好的政策效果也在动态的政策过程中产生。一旦政策过程中的某个或者某几个环节存在问题则势必影响到政策效果。 考虑到广州“禁电”政策已然出台并刚开始执行，笔者着重从问题认定、方案建构、决策这三个环节作重点分析，对广州“禁电”政策的执行与评估也一并提出一些建议。 三、广州“禁电”政策过程在问题认定、方案建构、决策三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广州“禁电”政策在问题认定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常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公共政策领域也是如此。正如利夫因斯顿所指出的：“问题的挖掘重于问题的解决，对于一个决策者来说，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用于解决认定错误问题而产生的不利影响，远甚于用比较不完美的方案去解决一个认定正确的问题。”[3]因此政策问题的认定不仅是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第一个环节，而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纵观广州“禁电”政策的发动原因，不难发现，此政策在问题认定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 （一）政策问题的发动欠科学分析 据广州市公安局就“禁电”通告召开新闻会时介绍，广州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专门就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进行调研，并确定由广州市公安局负责开展具体工作。但从各种报道之中难以发现广州市政府的调研结果，也即广州市政府发动“禁电”政策的客观依据是什么、有何科学的指标和数据难以让外界所知晓。因此，在缺乏相应的指标分析和数据支撑下发动“禁电”政策难免令人对广州市政府“禁电”政策的动机产生猜疑并缺乏对公众的说服力。 （二）对问题原因的认识欠全面和深入 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在广州市公安局在2006年6月召开了三场“电动自行车管理座谈会”上，代表们认为，从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城市定位和市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来考虑，广州应该优先发展高效率的公共交通，电动自行车不应成为市民的主要出行方式。因此，绝大部分代表赞成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但是，市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是什么？有何具体的衡量依据？代表们是否在掌握一定的电动自行车专业知识及在相关的指标分析和数据支撑下发表意见呢？三场座谈会的参加人员主要是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市民、专家学者、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代表等，并没有电动自行车的行业代表获邀请参加，显然参加人员对问题原因的认识欠全面和深入。难怪闻讯赶到挤进第三次座谈会的广东自行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何小华在会上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懂电单车！”[4] （三）考量问题的视野范围过于狭窄 广州市政府“禁电”通告及公开的信息并未直接指出“禁电”的理由，也没说明为什么“禁电”是广州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唯一途径，考量问题的视野范围过于狭窄。一是仅仅把三次座谈会及专项民意调查反映的意见作为政策认定的依据，意见的征集面过于狭窄；二是带有很强倾向性地进行意见征集，开始就引导人们往是否“禁电”考虑，致使对“禁电”以外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限制”和“禁止”应该是明显不同的政策选择。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在座谈会上，代表们认为电动自行车不应成为市民的主要出行方式。因此，绝大部分代表赞成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另外，广州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开展的电动自行车管理专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78.4%认为广州目前的交通状况不适合电动自行车通行；70.0%受访市民认为“限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有助于缓解广州市的交通压力、改善交通秩序”；大部分受访市民支持限制电动自行车。广州市公安局就此认为从公开征求民意的结果来看，不予电动自行车登记及上路行驶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但座谈会与民意调查显示的是绝大部分代表和大部分受访者支持“限制”电动自行车而并非“禁止”电动自行车。对“限制”还是“禁止”这样严肃的政策选择居然混淆了基本的概念，可见广州“禁电”政策考量的局限性和倾向性。 （二）广州“禁电”政策在方案建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从动态意义上理解，政策方案建构过程就是政策的规划和制定过程。它具有以解决政策问题为目的、针对未来、技术性和政治性的特点。其中政治性是指规划活动是一个各方互动的民主政治过程。它要求有社会公众、利益集团等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参加。然而，广州“禁电”政策在方案建构过程表现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决策过程的封闭、缺乏民主。《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是“禁电”与否的必要条件。问题是“公开征求意见”与“听证会”有所不同，如何执行？“公开”的范围应有多广？怎样体现代表性？“征求”如何避免倾向性？“意见”如何归纳和取舍？这些都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广州“禁电”政策在方案建构过程中也因“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的问题受到了较多的质疑。 广州市公安局召开的前两次“电动自行车管理座谈会”，又名“征求意见会”，邀请了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城管支队等单位代表，以及包括教师、医生及IT行业员工在内的“市民代表”，就“是否允许电动自行车上路”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中不仅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代表，广东自行车行业协会也不在受邀之列。事后没有一家媒体对这两次征求意见会进行任何报道。第三次“征求意见会”召开时，协会副秘书长何小华闻讯赶到挤进了“征求意见会”会场，但当局显然并不打算征求他的意见，他只说了一句“你们不懂电单车”，主持人就立刻宣布会议结束了。随后，《广州日报》在头版显赫位置刊登了题为《基本赞成电动自行车禁止上路》的文章，对第三次“征求意见会”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文章指出，与会23名代表达成比较统一的意见，“在老城区必须坚决禁行电动自行车”，而绝大多数“市民代表”认为，“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广州上路行驶，以保障广大市民的利益。”文章还透露，广州市政府将尽快提交“有关方案”上报审批，“预计在8月份左右在广州市正式实施”。[4]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在未展开充分的讨论之前，尤其是还没有社会公众、利益集团等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参加的情况下，政府喉舌的报道显然是给电动自行车的命运定了调：电动自行车很快将会被禁！这与政策规划的科学性、公开性、民主性不相符，必然引来社会各利益全体事后的反弹，甚至拿起法律作武器对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提出质疑。[5] （三）广州“禁电”政策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政策的决策过程就是政府接受最终通过的方案并使之合法化的过程，包括政府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所实施的一系列审查、通过、批准、签署和颁布政策的行为过程。[6]必须强调的是，现代社会中政策的合法化还包含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合理性被社会公众认可接受的过程。因此，政策合法化不仅仅要求政策形式的合法化，更强调政策内容的合理、合法，为公众所接受。 广州“禁电”政策完成了各种法定程序：公开征求意见，报请广东省政府批准同意，通过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合法性审查，最后对外。在形式合法方面广州“禁电”政策并不存在问题。然而因为广州“禁电”政策在问题认定和方案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了人们对该政策内容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质疑甚至以法律的方式反抗，可见其并未被公众广泛接受。不接受的公众不但包括电动自行车行业及电动自行车的拥有者，其实还包括电动自行车的潜在购买者和驾驶汽车的潜在受影响者（“禁电”以及已有的“禁摩”政策迫使部分人选购汽车，对原来就拥挤的交通造成影响）。正因为在问题认定和方案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使这些利益相关者没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政策合法化并不能抹杀这些人对政策不接受的事实存在，这对政府的管治是不利的因素。 四、广州“禁电”政策执行和评估的建议 如前所述，广州“禁电”政策已然出台并刚开始执行，尚难以对其执行和评估作出分析。但因该政策在问题认定、方案建构、决策这三个环节先天不足，在其执行和评估过程更应适当把握。笔者对广州“禁电”政策的执行与评估提出一些建议。 （一）广州“禁电”政策执行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政策执行就是指将政策方案付诸实施，把政策内容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执行，直接关系到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和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因此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尽管一项政策在出台过程中存在着问题，但只要是一项合法的政策，就应当得到有效的执行。政策的严格执行既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政策成功与否的需要。因此，广州“禁电”政策要严格执行在当前是无容置疑的。广州市公安局考虑到市民妥善处理现有电动自行车需要一定时间，对违反规定上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进行15天的纠正教育然后再严格按章处罚。这样能给予政策一定的缓冲期，有助于政策的实施。但鉴于该政策在执行前的不足，在执行过程中还应注意：（1）加大政策宣传的力度。不仅要大力宣传政策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宣传政策必要性和合理性。通过有说服力的宣传，提高政策的可接受程度。（2）积极消除政策对各利益集团的影响。例如考虑到目前郊区公共交通尚未完善，应当合理解决郊区居民的出行问题。又如对原有的电动自行车或其电池予以回购或补偿，对当地电动自行车企业进行补偿或支持。 （二）广州“禁电”政策评估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效果及价值进行判断的行为。它对于检验政策效果，提高政策和政策执行质量意义深远。广州“禁电”政策既然饱受诟病，更应尽快对此政策进行评估。评估时要有开放的胸襟，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手段，并由中立的第三方主持。根据评估的结果，及时修订政策或就此终结政策。 五、结语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民众在学习，政府也在学习，科学的、民主的公共政策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愿望，它也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的学习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或者说这是中华民族都需要补的课，有问题是正常的。广州“禁电”政策只是中国众多公共政策中的一例。通过运用公共政策周期模式对广州“禁电”政策进行分析，笔者期盼能引起各地政府的关注，处理类似问题时有所参考。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探究关于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公共政策分析 [摘要]随着北部湾经济区的构建和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加。本文结合北部湾经济区高技能人才就业的特点，分析了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人事政策和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等公共政策对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影响，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如何通过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来推动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北部湾高技能人才公共政策公共管理 2008年1月14日，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北部湾经济区（以下简称：“北部湾”）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北部湾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组成。广西作为西部欠发达的省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层次较低，面临着来自东盟地区和国内各省份竞相发展的竞争压力。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08年～2015年人才发展规划》，今后8年是北部湾社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时期，加强区域人才开发与合作，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企业型政府等，它缘于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新公共管理的出现意味着政府的管理模式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新公共管理注重“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强调绩效导向,即以经济、效率、效果三大变量来对绩效进行测量与评估。在公共服务方面倡导市场导向,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实绩为依据进行管理。 社会是政府的来源，服务社会是政府的职责和价值取向，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市场导向型政府”等理念，反映了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合理发展趋向。新公共管理理论可以指导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学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确立行政服务的理念，整合各方利益，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市场还无力全面负责公共性很强的活动，政府仍需承担必要的公共管理职能，这就要求政府在引入市场机制、培养市场力量的同时，还要规范市场管理，使市场得到健康、良好的发展，以便承担更多、更重的公共服务，同时还要把政府建设成为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服务型政府。 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北部湾可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公共政策、促进高技能人才的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是有依据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二、区域内高技能人才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北部湾经济区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旺盛 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目前北部湾的人才队伍现状和人才资源开发工作无法适应北部湾经济区加快开放开发的需要，无法适应推动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需要，无法支撑起区域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发展目标，北部湾在石化、林浆纸、能源、钢铁和铝加工、粮油食品加工、海洋产业、高技术、物流和现代服务业等九大重点发展的产业对相关人才需求较大。而发展沿海工业需要的技能人才等严重匮乏，已成为制约北部湾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随着北部湾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工业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和对外开放合作等，区域内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断向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转型，制造业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先进技术的大量应用和先进设备的大量更新，必将对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以及人才的数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2.北部湾区域内高技能人才发展的软环境有待完善 北部湾的许多企业依然存在着“人才高消费”的用人观念,企业招聘往往起点就是本科,甚至是硕士、博士,也不管是否真正需要。在许多企业中存在盲目追求高学历造成的能级错位和人才浪费现象。而学历层次为大专及以下层次的高技能人才,依然遭受着“弱势文凭”的社会歧视,存在就业机会少和就业层次低的现状。 现有的人才评价体系对高技能人才明显不利，仍然沿用老标准，将人才的定义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而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等高技能人才，却因为学历和职称这两道“硬门槛”，被摒弃在“人才队伍”之外。许多地方为管理、技术研发人才提供好的待遇，却忽视同样做出巨大贡献的高技能人才。 高技能人才被作为普通劳动力，劳动者权益遭到侵害的情况比较普遍。具体表现为;(1)试用期长,试用期工资低;(2)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或合同形式化;(3)工资增长缓慢,且存在随意克扣或拖欠工资;(4)劳动时间被随意延长,加班无报酬或少报酬;(5)社会福利和保险无着落,就业不稳定。(6)违规收取就业押金等费用。这些现象虽然不是北部湾所独有,但在实际上阻碍了高技能人才的发展。 三、公共政策对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影响分析及对策 1.产业政策的影响分析 产业政策是国家从宏观角度调整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是政府通过干预资源在产业之间的配置,以期达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产生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会对区域内掌握新技术的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 产业结构调整蕴藏着大量就业机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扩大广西就业的主要出路，而且广西第三产业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具有潜在优势，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的促进与保障是必要的。应该利用北部湾建设和发展这一契机，把握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通过政策引导和相关配套体系的完善等途径，最大程度的拓展高技能人才发展的渠道。 2.财税政策的影响分析 财税政策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促进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宏观调控职能。由于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与市场机制失灵并存，要求财政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合理分工,相互配合,以实现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财税政策可以促进市场发育和完善,保证资源最优配置,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财税政策可以做到：(1)促进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保持适当的协调比例，相应地扩大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2)调整经济结构。运用税收政策调节产业结构，以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3)直接扩大就业需求。体现在：一是鼓励自主创业；二是鼓励企业雇佣人才。 3.人事政策的影响分析 通过制定和完善就业政策和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政府各级主管部门、用人单位和人才的权责利,可以对高技能人才就业实行单位控制和宏观管理。强化立法约束和政策引导,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劳动人事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就业制度和服务体系,可以为高技能人才提供配套的就业服务。 政策因素对人才作用发挥的影响非常显著。政策相对宽松的地区或部门，为人才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人才的聪明才智可以自由发挥出来。人才为了追求才能的发挥和事业的成功，就必然产生向政策宽松地区流动的愿望。 4.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影响分析 现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未能深入人心。《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规被一些企业看作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障碍而加以抵制。一些企业存在拖欠工资、加班不给报酬、不签劳动合同等违法侵权行为，甚至以经济效益差、社保负担重为借口，采取瞒、漏报甚至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 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上存在法律“盲区”，或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有些地方全员参与招商引资,劳动执法部门借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履行法定的职责，甚至以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利益为由对一些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包庇纵容,对劳动者维权的请求置之不理。四、总结与建议——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公共政策选择 1.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高技能人才就业 (1)积极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对第二产业结构进行相应调整。重点培育和发展兼备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增长点的行业，发掘优势产业、朝阳产业的潜力。大力开发优势资源，着力培育发展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业关联度高、就业带动作用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与东盟互补的新优势产业，努力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2)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尽可能挖掘就业潜能,同时发展新兴产业尽可能拓展新的就业领域，从这两个方面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包括:①改造传统的交通运输仓储业，向现代物流产业转变;②大力发展房地产等关联度大、拉动性强的行业;③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带动与旅游业相关产业;④积极发展会展服务业等新兴产业。 2.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促进就业的作用 (1)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预算中设置“高技能人才就业补助”科目，从预算上给予资金保证。增加财政投入，建立就业与再就业培训中心和各种培训机构，加强劳动者就业与再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再就业能力。 (2)促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支出，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 (3)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财政管理体制。通过区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式，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对弱势产业实施合理保护,创造就业机会并实施积极的救助,适当调节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 (4)通过税收优惠来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如采用对高技能人才创办企业和企业雇佣的高技能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或者企业所得税上的优惠的方式。政府要按照促进高技能人才就业与实现经济增长的战略，以直接增加就业岗位为目标，调整和完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 3.改革人事制度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 (1)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提高高职人才的社会地位。高技能人才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要树立系统的战略思想。要针对不同行业和职业要求，制定分类分层的人才评价系列、考核评价标准；评价重在业内、市场或社会认可，坚持实践检验人才，形成包括群众、专家、市场和技术等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要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 (2)建立正确的选人用人体系。要正确处理好人才培养近期与长远目标、重点与全局发展、自主培养与吸引凝聚人才模式的关系，完善并规范企事业单位科学设岗、竞聘上岗、以岗定酬、合同管理等环节，规范公开招聘制度和辞聘解聘制度，建立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高技能人才管理办法，促进企事业单位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 4.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人才发展 (1)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使其真正发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根据目前我国劳动关系的特点,扩大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加强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监管,切实保护好劳动者的权益。 (2)尝试建立对高技能人才就业实施特别保护制度。可以借鉴国外关于促进就业和劳动保护的立法。比如德国实施的《强迫职业实习教育法》和《工业法典》等法律，鼓励企业雇用技能人才并参与培养；《企业基本法》和《职业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对技能型劳动者的权益加以规范和保护。 (3)建立统一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和完善企业单位各类高技能人才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障，依法推行人才全员参保制度，确实维护高技能人才的合法权益。 (4)建立职工凭技能、凭职业资格得到使用提升，凭业绩贡献确定收入分配的待遇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在薪酬中考虑技能贡献的因素，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技能人才薪酬制度；推广高技能人才与其他人才在工资福利方面享受同等待遇的做法；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由各级政府实行政府津贴等鼓励政策。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对公共政策评估现状分析及完善思考论文 摘要：公共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科学的政策评估可以实现政策的价值化和民主化，而当前公共政策评估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政策评估的主体过于单一、在政策评估中缺乏可以量化的标准等。要想有效地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价值和效用应该做到：实施政策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建立独立的政策评估组织；明确政策评估标准。 关键词：政策评估对策信息公开 关于政策评估的概念至今学术界未能达统一的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主要是对政策方案的评估[1]。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政策评估视为一种分析过程，其目的在于分析、比较各种不同的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及其优缺点；也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是对政策全过程的评估，既包括对政策方案的评估，也包括对政策执行、政策监控、政策终结以及政策结果的评估[2]。还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的着眼点应是政策效果，政策评估的主要目的是鉴定人们所执行的政策在达成其目标上的效果，确认政策实施对于政策问题的解决程度和影响程度。笔者认为：政策评估就是依照一定的标准，运用特定的方法，对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及其实施后的效果、效益或者效率所进行的综合认定、分析。 一我国当前公共政策评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评估主体单一，缺乏独立性的政策评估组织。 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以官方为主，缺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参与，使得大多数政府在公共政策评估实践过程中，只是根据总体安排或以部门为单位，或以系统为一体，通过自下而上的总结报告等形式对本部门或本系统工作进行汇总，在此基础上，由行政机关对公共政策作出评估和评价，致使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只重视自身评价，忽视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评价，导致进行意愿表达以及利益诉求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单一化。 （二）缺少正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目前从事官方评估工作的人士绝大部分都非“内行人”，因此，他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规范分析。这样的政策评估与我国现实政治生活和传统政治文化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和道德建设的纯洁性密不可分[3]。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观念较之过去有所淡化，道德是非标准也会发生一定转变，更为突出的是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调自身的经济利益。 从而必然引起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和评价方法的改变。 二完善政策评估的几个措施构想。 （一）建立多元评估主体。 针对目前评估主体单一化的现状，公共政策评估可以参照国外的成功经验，在目前官方绩效评估的基础上，实行政府、党的组织、权力机关（人大）、专业评估组织（包括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特别是“受到影响的相关利益群体代表”参与等多元评估主体的结合，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其中，要特别重视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参与以及专业评估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和公众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他们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更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结论的公信力。专业评估组织（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聚集了大批专门从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人士，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专业评估组织成员作为“非官方人士”，其观点和看法不受政府利益和本位主义影响，能更好地保证评估结论的客观真实性。公务员之家 （二）确保评估有关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公共政策评估的过程就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把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等各方面的情况作出全面、科学的描述并公布于众，无疑有助于公众了解并科学地评价公共政策。为消除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进行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以满足公共政策评估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公开机制，除了国家法律规定应该保密的信息之外，公共政策过程应做到公开透明。另外，还要依法构建相应的问询制度，作为社会组织和公众有权依法问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不需要保密的所有信息，而被问询的机构和成员必须依法根据有关制度和程序作出回应，并且也要对所公开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信息是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评估的依据。没有真实、详尽的资料和信息，政策评估的客观性、科学性将无从谈起。所以我国政府应该拓宽政策评估的信息渠道，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系统，最大限度地实现决策中心、评估组织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最大程度地避免信息的截留、失真，以保证政策评估组织能够获得真实、详尽的信息。为此，我国各级政府和决策机构除了法律应予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一切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背景、执行状况、评估结论等情况应通过公告、网络等各种形式及时向社会传播，增强政府行政过程的透明度，杜绝“黑箱”操作。对于政策评估组织来说，将有利于其在节约成本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降低评估成本，有利于评估方法和评估结论的传播，便于及时了解政策效果。对于公众来说，可以借助各种信息渠道，发表自己对有关政策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决策的民主化 （三）完善政策评估的制度保障，实现政策评估的制度化、法制化。 制度是政策评估的保障。为实现我国政策评估的制度化，应朝以下方面进行努力：首先，实现政策评估工作的程序化。通过制度规定除象征性或符号性的公共政策外，各项政策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应进行程度不同的评估。评估者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评估系统、全面、公正。评估结束后应及时撰写评估报告，并将评估结论公布于众。其次，要建立评估基金。政策评估是一次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长期深入到实践中去收集各方面的信息，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因此，必须建立政策评估基金，以免政策评估成为“空中楼阁”。最后，要重视评估结论，消化、吸收评估成果。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必然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分配，为防止决策者随意决策，执行者滥用职权，必须通过制度将评估结论与有关人员的奖惩直接联系起来，真正实现政策过程的权、责、利相统一，使政策评估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科学地运用政策评估的方法。 要选择恰当的评估方法和技术，以提高评估结论的可信度。政策评估决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要求评估者应熟练地掌握各种评估方法和技术。目前常见的评估方法有前后对比法、对象评定法、专家判断法、自我评定法等；政策评估的技术主要有计划评估技术、重要路径法、成本利益分析、成本效能分析等等。这些方法的内涵、使用的方法、演算的程式、成本利益折扣的原则均须精练。应该说每种方法与技术都有其优缺点，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因此，评估者要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的加以选择和运用，必要时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技术，以提高评估结论的可信度。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公平性的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阿尔蒙德所认为，政策价值的形成过程主要经历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三个过程。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这个政策价值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讨论公共政策公平性过程中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的关系及价值的选择。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平性；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利益 对“公共政策”这一概念的定义，戴维·伊斯顿在1951年出版的《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一书中将其界定为“对一个社会进行的权威性价值分配”。由此可见，公共政策的核心和灵魂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它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切入点。“政策主体同政策客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关系，政策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即任何一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出台，都必然包含了政策主体依据特定标准来进行的价值选择。因此，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表现出多元的形态，这种多元性表现为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而阿尔蒙德所认为，政策价值的形成过程主要经历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三个过程。本文将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这一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讨论公共政策公平性过程中政策主体（即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客体（即公众）的关系及价值的选择。 一、利益表达阶段 （一）政策主体 首先，政策制定主体是执行权力的拥有者。要做出有效的利益选择判断，需要充分了解民情民意，需要根据社会国家的现行状况来确定公共利益的选择。因此，在利益表达阶段，政策主体的角色是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的提供者，提供可行的运行环境来保障公共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可行的环境包括相关的制度和沟通平台及监督。 1.可行的制度即公民参与制度化。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把政策参与的合理要求以合法的、公民认同的法律规范确定下来；其二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把公民的政策参与行动纳入规范的、合法的轨道。我国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从政策的制定上来说，就是让各个社会阶层有各自的渠道来参与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社会听证制度、行政公开制度等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形式。政策参与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形成合法的、有序的、合理的政策参与秩序。公民的政策参与必须而且能够在制度规范规定的范围内实现。因此，创建科学合理的政策参与制度规范是公民政策参与制度化的前提。这就必须把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的公民政策参与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使公民的政策参与经常化和秩序化，最终形成公民依法参与公共政策过程。 2.电子政务，网上政府的发展，建立了联络政府、民众及其他机构的信息沟通平台。推进了公众政策参与的社会化。能够推动政策参与制度和规范成为公民的一种内在价值认知，成为公民政策参与潜移默化的行动准则和行为模式，从而使公民政策参与由一种外在的强制转化为内在的心理需求。 （二）政策客体 政策客体即公众。公共政策作为社会利益的调节器，是公众的政策，既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也应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但决不是特殊阶层或少数拥有权力的个人利益的实现工具。为了使得政策的制定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公众需要有效地参与利益表达。 为了进一步拓宽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政策主体可以完善已有的公民接待日制度、市长公开电话制度、基层意见调研等比较有效的渠道，针对其中出现的一些形式注意现象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以排除；此外，利益表达主体还可借助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工具来表达本利益集团对于某些政策的主张，或者透过这些传媒向社会公众灌输有倾向的观点，以形成广泛的舆论压力来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 网络平台有效地解决了政策客体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在网络平台上能够事先公示，以增强群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让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这样公众能够更好地听取意见与建议，减少信息不对称，增进信息的共通共享，及时弥补政策原本的某些缺陷，从而提高政策宣传和传达的效果。 由此可见，政策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为公共政策出台的公平性奠定基础。 二、利益综合阶段 通过利益表达阶段对公众分散的利益信息的采集，政策主体在利益综合阶段开始进行利益的博弈分析。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主要是就公共政策公平与效率价值取向博弈分析的。公务员之家 对于国家来说，重视的首先是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政策主往往会做出政策做到效率最大化。通过利益的表达，有学者提出，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往往阻碍了公众对于发展的参与，进而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有学者提出我国目前的再分配机制问题也很多，比如公正性的再分配还其本上是个空白。由于再分配机制不健全，因此初次分配中不平等日益扩大的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特别是我国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也体现在再分配机制上。这些学者既作为专家又作为政策客体，都强调了政府行为的不规范操作和收入分配措施不力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使得作为政策主体的政府有很大空间采取合理措施来防止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因此，政策主体——政府作为国家核心的公共权力机构，承担着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活动，这种分配活动必须借助于公共政策，依据公平价值标准和准则进行。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重点就在公平。要弥补这些诸多的不公平，根本的途径在于政策主体的公共政策中的取向。因此，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已经将注重公平、强调公平作为优先考虑。 三、利益决定阶段 党的十七大做出的决策，是根据国家现状采取的政策选择。目前从国际上判断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表明我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8，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因此，十七大报告重点提出了“公平”的原则。在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首次提出“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首次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四、结语 一个和谐的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利益表达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有助于公共政策问题的认定和保证政策的利益取向，也是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探究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利益表达所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才能保证公众的利益诉求得以广泛表达，确保公共政策公平公正。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分析论文 一、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及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1.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农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并通过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实际质量、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占有份额综合体现出来。 (1)农产品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成本低，竞争力强；成本高，竞争力弱。而在农业经营中，除生产费用以外，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区域布局、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加工条件、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农产品成本水平。 (2)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说，实际价格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实际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高；实际价格越高，竞争力就越低。而且，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其难度相当大。 (3)农产品质量。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即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质量越差，竞争力越弱。而且，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态已经从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农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又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4)营销能力。一般来说，市场营销能力如何，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又直接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大小。积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恰当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正确的销售策略、有效的促销手段和良好的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不仅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2.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今后的农业竞争，将日益趋于白热化。竞争农业，也将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总体趋势为： (1)从局部性、区域性向全局性、全国性、全球性方向发展。今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能否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仅要比较区域内的产业、产品优势，还要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格局比较中寻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郑州市必须站在全国和全球的制高点，认真审定本地区的农产品发展对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并采用现代化的营销观念拓展农产品贸易。 (2)从传统的经验指导向信息引导方向发展。要在竞争对手越多越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变化的最新“情报”——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迅速、更准确地掌握影响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信息，将是郑州市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从低技术水平的开发利用向现代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做到以多样化取胜、以优取胜、以廉取胜。郑州市必须审时度势地抢占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集中力量组织对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攻关，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无公害、营养保健和廉价方面的需求,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4)从产后推销向产前订单农业、期货交易方向发展。以产定销这种被动营销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产品产后市场势必会被产前的订单农业和期货交易所替代。郑州市必须将订单农业、期货交易等贸易方式，作为今后农产品营销竞争的重要形式。 二、郑州农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既体现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上，又反映在诸如人员素质、经营机制、农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 1.观念上的差距 郑州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发达国家是现代农业观念，强调在提高经济功能的同时，着力发挥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作用。 2.发展阶段上的差距 一般说来，农业分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等三个阶段。目前，郑州市差不多是三种类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现代农业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现代农业。3.农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以前，郑州市农业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了质量，造成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隐患。而发达国家的质量农业早已走上了正规。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郑州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0%左右；郑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60%～80%；郑州市农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0.2%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郑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则达60%以上。 5.农业开放程度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的开放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与工业、服务业等“一视同仁”的。 三、从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郑州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优质农产品主导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简称。我市“三品”的发展要按照“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加快发展，树立我市农产品品牌形象。在发展“三品”时要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为主线，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树立农产品品牌为基本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要手段，标志管理为突破口，监督检查为保障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食品。 2.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区域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科技进步和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经营与统一的大市场衔接起来；通过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兴办加工和运销企业，把农产品生产同国内外市场需求衔接起来了，提高了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把农业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为重点，提高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结构调整，重组资源要素，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四是着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水平；五是发展二三产业和小城镇，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构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4.构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农业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而农业投资大多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担一部分农业投资职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根据我市近期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农业法》。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明确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方面的责任，调动地方财政支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四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五是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数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 5.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农业保险要逐步对主要农作物进行全程全季自然灾害保险和市场保险，改变小阶段如小麦收获时的防火保险的做法。对农作物和家禽家畜进行市场保险难度大，但这是农民最盼望的保险，也是保护农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应试行并推广。还要开设农民最低收入保险，如农民的一年收入达不到一定的数额，保险公司给予适当补贴，保证农民所得，以此来保护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6.加强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应用，完善农业科技进步政策 在提高我市农业竞争力方面，农业科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入世对我市农业科技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提高我市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需要科技发展做支撑。其次，要提高我市农产品的质量竞争力，更需要科技发展做支撑。再次，保护知识产权，对加强我市农业科研力量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二是改革农业科技机构和服务体系；三是建立新的农业科技发展运行机制；四是建立强有力的农业科技保障体系。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分析论文 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变迁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Baratz）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两方面”。[1]这篇短短六页的论文之所以很快变成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简单事实：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学者曾比较过美国两个城市，甲污染严重，但当地政府与民众很少讨论污染问题；乙情况好得多，不过当地政府与民众却十分重视如何减少污染。究其原因，才发现甲城有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着议程设置，千方百计避免污染问题引起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注意。[2]试想，一个被严重不平等困扰的社会，政府却从来不处理公正问题；无论在这个社会里其他问题的决策过程有多么民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隐若现的黑手在幕后操控着议程设置。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谁参与了议程的设置？为什么有些问题拿到台面上讨论、另一些问题却被排斥在外？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但这三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可以引导民众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些议题上。在那里，传媒要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哪些议题重要、哪些议题不重要，因为这样做常常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研究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Cohen） 有句话说得很到位：传媒如果对受众“怎么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对受众“想什么问题”的控制却易如反掌。[3]正因为传媒议程对公众议程设置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传媒学中，探讨传媒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已变为一门显学。[4]近年来，有些西方传媒学者更进一步，开始讨论传媒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5] 不过，传媒并不是影响大众舆论的唯一原因，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民众转变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情绪。无论公众议程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本文的侧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将不会详细考察传媒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而是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上。 如上所述，公众议程是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假如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从对“什么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就能描绘出公众议程变化的轨迹。哪怕没有民意调查，公众议程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考察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为我们确定政治制度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不少人把官员的产生方式作为划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是把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更关键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如果政策议程的设置被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分子把持、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南辕北辙，哪怕官员是民选的，这种制度也不配被称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众议程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后者能切实反映前者的内容与排序，即使官员并非由直选产生，把这种制度斥之为“不民主”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见表1）。[6]这篇文章将分别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通过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价格改革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价格从由政府管制过渡到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代初，邓小平曾警告，价格改革必须如履薄冰。[7]直到1985年，他还认为“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8]从1985年到1987年，随着物价改革缓步推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上扬，出现1950年代初以来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率。[9]到1988年2月初开会分析经济形势时，中央政治局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了稳定物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在做了这些铺垫后，国务院4月初决定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城市职工的补贴由暗转明。尽管如此，全国随即掀起了一波抢购狂潮。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理应放缓一点。但当时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价格改革刻不容缓。在5—8月会见外国访客时，他反复强调，“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希望闯过物价改革这个难关。[10]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虽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价改革会暂时损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对这种冲击可以承受。 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8月19日，该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新一波抢购狂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来抢购商品的情况。 在物价闯关这个事件中，议程设置完全没有民众参与。决策者下决心快速推动价格改革后，甚至没有做出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地假设民众会明白决策者的苦衷。结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飙升1818%，造成民众普遍不满。事后，邓小平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一个深刻教训：“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11] 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会放弃关门模式而采取动员模式呢？首先，广大民众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关门模式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其次，所涉及的议程执行起来需要得到民众普遍、自觉的合作。再次，决策者缺乏实施该议程所必需的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以减少执行阶段的障碍；但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众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动员模式。在时代，从、三反五反，到总路线、、，再到四清、，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性的议程设置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动员模式一般包括五个阶段：首先是“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甚至还可采取“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层层传达、普遍宣传”。传达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需要强调速度时，则要求传达不过夜。 第三阶段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习是指学习文件、社论、辅导材料之类，其目的是让大众吃透中央精神，包括为什么要提出新议程，什么是新议程的“精神实质”，以及落实新议程的步骤、方法等。第四阶段是“抓住典型、以点带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义在于用实例向广大群众展示新议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最后，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工作，动员模式希望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贯彻落实新议程的目的。 美国政治学者林德布洛姆曾将政府获取民众服从的手法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是压服，即在暴力威胁下，民众不得不服从；第二是收买，以恩惠来换取民众的服从；第三是说服，通过教育动员，让民众内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将政府意图转化为自觉行动。时代常见的动员模式便属于第三类，其优点是比压服和收买成本低，但缺点是难以持续、长久地奏效。[1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采取动员模式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弃。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议程设置中，这个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在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1981年），在农村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破除大锅饭（1985年），改革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5年），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 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在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14]那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内参模式的地位。以下三个例子从时间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参模式的特点。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以为朝鲜统一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盲目乐观。8月23日，在总参作战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最新情报后做出判断：美军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包围和夹击人民军主力的态势，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他们进一步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得知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并随即作出应对部署。[15]雷英夫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状况而举行示威，保安部队进行镇压造成很大伤亡，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愤慨。8月，曾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解除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职务的哥穆尔卡再度出山，并要求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10月17日驻波苏军出动坦克部队包围华沙，企图进行镇压。波兰人民群情激昂，波苏军队互相对峙，形势非常紧张。在整个事件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直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把波兰事件定性为“反共事件”。但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的判断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电文中说，问题的症结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军出兵后，谢文清又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16]当时，中央有关波兰的信息主要只有大使馆和新华社两个来源，中央后来接受了谢文清的意见，批评了大使馆的看法。受到、高度赞赏的谢文清调研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共中央对苏联的立场。[17]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对苏联战略的讨论。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有人认为，苏联仍是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国内最担心的则是美苏是否会联合反华。1969年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王殊认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的老框框。通过广泛采访，他得出结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同时，西德经济发展很快，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 如果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双方都会有好处。王殊因而建议中央考虑先邀请西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以推动执政党更积极地发展两国关系。看了王殊的报告后，、大加赞赏，并于1972年7月下旬单独召见了他；外交部也破例数次对他发出内部通报表扬。王殊的报告对最高领导人确立中国的全球战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中德关系果然发展神速，于1972年9月29日草签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其中王殊功不可没。[18]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时代的内参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参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第二，内参主要不是来自研究机构，而是来自参谋和情报收集机构。 第三，内参往往是个别“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库”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很显然，这三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 等研究机构。[19]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19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20]19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21]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22]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派也不甘寂寞，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23]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24] 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25]在正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26]2002年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加重视，并作出了表率。 从2002年12月26日到2006年5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举办了31次集体学习活动，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讲课，平均40天举办1次学习活动。[27]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思想库、智囊团的建设。[28]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咨询能力”；[29]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担当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任，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30]可以预见，未来在议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政府智囊们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智囊们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障碍。无论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们都希望直接影响决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智囊们不希望因诉诸舆论而得罪当权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偶尔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们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政府内部却存在反对的声音。 在中国，借力模式并不常见，但最近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根据1993、1998、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改革后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而享有社会性医疗保险的人比例越来越小。[31]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缺陷，也顺带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必须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让“国有资产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不过，在2005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却发表了6份专题报告和1份总报告，证明医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彻底“失败”的。由于这些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它们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05年6月底，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总报告的内容。 他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追求公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要强调卫生投入的绩效，即在有限的全社会卫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场化改革不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33]几乎同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也在《医院报》上说出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话。[34]这两则报导一面世便在媒体上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时间出现大量有关医改的报导和讨论；而民众则几乎一边倒地同意“医改不成功”的判断。[35]虽然有些市场派的学者坚称，医改不能走回头路；[36]虽然卫生部希望回避关于医改是否“不成功”的话题，[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果政府医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调整，民众是难以接受的。[38]看来，智囊们借力之举相当有效。 上书模式 这里的“上书”是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作利益申述之类的行为。上书模式与内参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机构；在上书模式里，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不过，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某种“话语权”，才了解上书的管道，提出的建议才可能被重视。其实，即便是精英们的上书，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清朝不断“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龚自珍在《送南归者》中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一般民众，人微言轻，他们的上书往往在秘书那里就被挡住，很难送到决策者跟前。无论古今中外，由平头百姓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2003年7月3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同时，2003年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004年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上，国务院总理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39]2005年7月，总理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总理回京后，即指示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公开信，并将它呈送国务院、发改委、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40]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41]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案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案影响力的扩大、议案支持者的增加，会越来越难分辨谁是倡导者。这时的关键是议案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广，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attentivepublic），一部分是一般大众（generalpublic）。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众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他们对议案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案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众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很少长期、执着地卷入某项争议。正因为如此，一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议程最可能变为政策议程。[42]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众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众议程，要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很难准确断定外力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演化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点是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focusingevents），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们会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43]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期内调整政策取向。 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之为“政策窗口”（policywindow）。[44]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快速、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45]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46]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压力从何而来？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等。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也往往愿意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而是对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到了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导致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48]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49]邓小平也主张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地区差距问题。[50]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这时，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倾斜政策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具体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因此，1990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并于次年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正式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51]其后，在全国人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9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52]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团近17万个。[53]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占社团版图的一个角落。大量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54]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注册，如那些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55]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GO”。在中国各类NGO中，环保N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6年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2003年，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与传统媒体比较，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向）传播，传播范围可以瞬时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些特点使控制信息难上加难，使普通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使公共权力不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64]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除了像孙志刚案这样的“焦点事件”外，在多数情况下，舆论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进而影响正式议程的设置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比最近几年提上公众议程的话题与政府政策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脉络，包括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户籍改革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等。在所有这些领域，舆论对原有政策的批评一般都比政策调整要早3至5年，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69] 最初，舆论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具体政策领域，但人们逐步认识到，具体政策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中央政府采取了“效率优先”的整体政策导向，[70]地方政府则为了追求GDP高增长率而不惜一切代价。于是，近年来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我们看到对这种政策导向的普遍质疑和强烈抨击。面对舆论压力，中央决策层不得不作出回应。为了缓解批评，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71]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如老板、经理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是远远不够的。[72]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大大冲淡。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干脆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提法。[73]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74]从“发展是硬道理”、“先富论”、盲目追求GDP增长，到“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历史性的跨越。没有民众对“改革”的质疑反思，没有新兴与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的激烈辩论，没有社会要求重新定位中国改革的强烈呼声，政策导向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是难以想象的。[75] 在今日中国，六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依然并存。但与和邓小平时代相比，强人政治的色彩已近销声匿迹。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随着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 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用执政党自己的术语来说，议程设置已变得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了；或用国务院总理的话来说，议程设置“突出了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全局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问题”。[76]虽然“科学化” 和“民主化” 的程度未必尽如人意，但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西方舶来的“威权主义”分析框架则完全无力把握中国政治中这些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往往被随处乱贴。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如此荒唐的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分析论文 一、制度制约公共政策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度，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制度，制度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却的。而政策与制度一样，也是与人类社会发展伴始终的。制度、政策都是起源于人类自身利益的需要，但具体的产生方式、作用并不同。 首先，个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追求目标是理性的，他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是理性人。但理性人不等于正确的人，再加上诸如信息不对称、成本损耗等等客观因素，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不能实现。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弥补个人理性的不足，弥补一些客观因素的负面作用，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得到尽可能的实现。但制度出现，并不意味着马上就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还需在其框架内细化、归类，制定各种政策来辅助实施。这样，政策就产生并发挥作用了。 其次，个人虽是理性人，但理性并不能弥补他自然性上的缺撼：个人的生命过程及生活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他无法预计生老病死，也无法预计天灾人祸。单个人在自然面前是脆弱的，需要合作来减低这种不确定性。而合作使人成为社会人。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使社会人的合作更趋合理，更有利于个人在幼年与老年获得生存保障，更有利于人避免一些天灾人祸，并使自己有能力应付一些不可抗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得以向前发展。但至于怎样合作，怎样使幼年与老年获得生存保障，怎样应付灾难，则是政策所面临的问题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制度呢？制度如何制约、真包含政策呢？ 制度，通俗而言，就是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一整套行为规则。更确切的说法，本文采用美国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思?诺思的定义：制度提供框架，人类得以在里面相互影响。制度确立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构成一种经济秩序……制度是一整套规则、应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在诺思的定义中，制度是一个经济学名词，但同时，制度又是规则、要求和行为规范。因此，制度不外乎是各种具体存在的行为规则、规范的合体。政策作为规划、社会目标、议案、政府决策、计划、项目等多面体的表征词，自然而然不会脱离制度框架，而是从属于制度框架。 由于制度并非是单一形式的，具体的罗列会使制度显得纷繁芜杂。这种情况并非制度分析家们所愿，因此，制度分类是很有必要的。而政策与制度的真包含关系也主要体现于此。 诺思的分类方法，是把制度区分为宪法秩序、操作规则和规范性行为准则三大类。同时，他又指出：这三类并非断然分开，分界线并不明确。 第一类是规范性行为准则。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制度，它们涉及到“文化背景”（拉坦语）与“意识形态”（诺思语）。它们是宪法秩序、操作规则的背景材料和渊源。这一类制度包括社会所处的阶段、文化传统、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心理因素等等。它们常常是非明文规定或非条例化规定的，但却使社会上的人们在潜在的国家强制力下潜移默化。通过这种潜移默化，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得到确定。这类制度的特点是“根深蒂固”，变化缓慢，变动不易。 第二类制度是宪法秩序。诺思认为：宪法可以定义为对管理的条款与条件（集体选择）的规定，这里的管理包括规则的制定、规则的应用和规则的坚持与评判。这一类制度规定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和基本规则，这些基本规则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Davis与North）。人们一般称之为立宪规则。这些制度一经设定，非经特殊而谨慎的程序，如集体选择的条件等等；非经特殊的紧急情况，如战争、政变等等，它们不可以变动。当然，这种不可变动并非绝对，只是相对一个长远期而言的。就长远而言，没有一种制度是不可变动的。 第三类制度是操作规则。这类制度是在宪法秩序的框架中创立的，是宪法秩序的具体安排。它包括法律、法规、社团、合同以及政策等等。制度制约公共政策也主要体现于此。政策作为依宪法秩序而制定的具体安排，它的产生、制定、执行无一不受到宪法秩序的约束。弗农。拉坦认为：1、宪法秩序可能有助于自由地调查与社会实验，或者可能起到根本性的压制作用。2、宪法秩序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度。3、宪法秩序影响到公共权力运用的方式因而影响到由公共政策引入经济的扭曲的类型。如果这些扭曲很大，则市场便会显示出引入的制度变化将发生方向性错误。4、一种稳定而有活力的宪法秩序会给政治经济引入一种文明秩序的意识――一种关于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和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意识会大大减低创新的成本或风险。正是由于拉坦的这四个宪法秩序的观点，政策作为一种操作规则，必然受制于宪法秩序安排。 由以上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对政策是制约关系，是真包含关系。在“根深蒂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下，宪法秩序这一类制度首先得得以安排。由于这些“确立生产、交换、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的指导性、宏观性及缺乏可操作性，政策就来执行操作任务。各种政策把宪法秩序具体化，并在实际执行中不断完善，逐渐上升为法律、规章；体现到人与人的合作关系，则表现为带有经济意味或政治意味的组织、合同、社团等等。而各种政策在制定、执行时又不可逾越“基本规则”的限制，它们在制度框架中“生根发芽”，用具体规则充实整个制度。政策是制度的附生物，随制度的产生而产生，也随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同时，由于制度的指导性及难变动性，有些政策建议虽是可行的、有收益的，但由于制度间的相互牵制，建议不能上升为政策。 我们回到前文的范德海德政策建议上去，查看一下当时的属制度范畴的背景材料：19世纪末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已经形成，泰国作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市场，也是一体化中的一员。国际大米价格的上涨，使泰国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从而引起地价实际上涨；泰国政府采用农业研究和灌溉投资的对策来干预地价上涨；同期，泰国一直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军政机关投资和相关基础设施（如铁路）投资也需增加；另外，当时泰国王室及政府高层官员拥有的绝大部分土地在另一Rangsit区，一旦灌溉政策实施，农民会大批从Rangsit区迁往湄南河谷中央平原，政府高层官员的既得利益就会失去。 从这份背景材料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泰国当时的制度中的两对矛盾：其一为国家安全制度与国家经济发展制度间的矛盾；其二为保护社会中上层人物与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清楚地凸显出当时泰国制度框架中的牵制关系。安全要高于部分经济利益，已受益者不会放弃既得利益，二者一结合，契合点就是给社会带来净利益的好政策在制度框架中的牵制作用下被无限期延长。 二、政策影响制度 政策从属于制度，在制度框架中生成与运用。但政策的特性决定了它并非被动的适应制度，它也不仅仅只有利于制度框架的完善，它还会积极或消极地在制度框架内发生量变，最终促使制度变迁、达到制度创新。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政策能动的反作用于制度。 至于政策的定义，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凡由一定的主体作出，同时对一定的客体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要求、希望、规定、强制等等都可以被视为主体的某种政策”。政策源于人类自身的切身需要，但它产生于人类在解决比较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它是在制度形成后或逐渐形成期中的具体操作。较之制度，它更具有行为特征。而政策的确切定义比较难用精确的语言说明。就众多公共政策学家的观点来看，主要有四种极具代表性的说法： 其一，以哈罗德?拉斯维尔为代表，认为政策是一项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这种观点强调了政策行为的设计和目标功能。但缺乏具体做法来解决实际问题。 其二，以戴维?伊斯顿为代表，认为政策可视为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对某一具体政策而言，这种价值分配将在与政策相关的目标群体范围内进行。这种观点强调政策的价值分配功能。但忽视了政策的创造功能。 其三，以托马斯?戴伊为代表，认为政策是政府意志的体现，是政府选择作为与不作为的行为。这种说法强调政策是一种政治行为，强调其实践性。但忽略了作为不一定是政策，或许只是一种“做法”。 其四，以詹姆斯?安德森为代表，认为政策是政府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是一个过程概念，表现在政府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可操作的活动。这种观点强调政策的实证性和动态性。但忽视了政策执行过程的重要性。 事实上，政策不仅仅是计划和目标，也不等同于价值分配，更不等同于政治行为，同样也非只是操作性和动态过程。政策应当是它们的集合，以上四种观点只不过是政策不同层次的形态表征而已。政策是制度框架中的“砖石”，它是“广义的规划”。这种广义的规划是灵活多变的，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同时，政策由于其“潜移默化”的特征，使它又成为相对恒定而持久的政府决策。这是政策的本质属性。与政策的起源密切相联，政策是人与人合作中的一种“契约”，是有关集体成员的一种默契，是要求所有成员在给定的环境中能预测其他成员的行为准则。但这种政策又不等同于法律、法规。虽然法律、法规也近似于一种“契约”，也可以在给定环境下预测他人行为，但政策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契约将会受到多大程度的惩罚。但同时也如第一部分提到的，许多政策会逐渐上升为法律、法规。惩罚程度会被明确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政策与法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甚至可以说法规、法律是政策的法律形态。 很明显，从上面可以看出，政策具有目标特征、行为特征、灵活多变特征、实证特征以及法律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决定了政策是能动的反作用于制度框架的。 （一）、政策具有很强的目标特征。它是为了解决人类自身需要而产生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是在制度框架下细化的目标的指导下，制定其内容形式，然后加以执行、评估等等。在执行过程，要多方考察，看它是否偏离原来的目标。也正是由于这种很强的目标特征，原有制度得以强化，制度框架得以完善。也同样是由于很强的目标特征，政策在执行、反馈中也会波及到原先目标，会使政策执行主体意识到目标的欠缺或偏颇。经过一系列程序，使目标有所纠正，进而巩固和完善制度的分目标。 (二)、政策的行为特征是指政策本身是在实践中完善、成型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操作性。任何一项政策制定出来都不是面面俱到、事事料到的。因此政策的最终成形是人们在实践中加以操作并完成的。但这种行为特征不仅仅是一种被动执行行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执行的。因此政策虽有目标，但为了更趋于理性化，往往在政策执行中变动目标，甚至影响其他目标，为制度增加新鲜“血液”，促进制度创新。 (三)、政策的灵活多变特征，是相对于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的较长期稳定性而言的。由于政策是为制度服务的，制度变迁必然会引起它的变动。但同时由于其灵活多变，也就是执行反馈的灵活性，使它更容易促使正处于量变最高点的制度走向质变，使制度创新得以实现。 (四)、政策的实证特征是指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从发现政策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评价各个方案――选择最优方案――执行所选方案的活动过程。由于这个过程的逻辑性很强，大多数政策相对于制度要求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可以称之为“好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正确发现问题就可以有正确的解决方案。政策主体往往由于自身的因素，如素质、信仰以及心理等等，另外加上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认识等等的不同，政策极有可能是无效率的，是“坏的政策”。只要这个“坏的政策”实行时间足够长，就可能严重影响制度安排，不是破坏，便是突变，进而影响到制度变迁。 （五）、政策的法律特征是指政策逐步完善，逐步合理，可以上升到法的阶段，成为法律或法规。政策的法律特征在人类的政治发展过程是相当普遍的。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权力无论在法理上还是现实中都是为少数人垄断的。这少数人提出的政策甚至不需要任何程序就可上升为国家法律，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这种“金口玉言”式的立法状态，政策更多的以法律、法规形式出现。这一方面促进了制度框架的巩固，但同时也使得制度框架变得僵化起来。人们的意愿往往不能实现，而改变起来又不容易，各种制度安排间必然会产生不均衡，从而引起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用诺曼.尼科尔森的话来说，就是：“制度变化正是依存于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政治经济’事件”。 我们再回头去看范德海德政策建议。在这项灌溉政策中，目标是相当明确的：为给湄南河谷中央平原提供灌溉服务，给泰国带来大量的净社会利益；行为特征则体现在这项政策是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提出的，即怎样对付大米出口激增后土地价格的上涨问题；而其动态或实践性则体现于这项政策从开始到论证结束后，范德海德设计方案的出台。因此，这项灌溉政策建议虽然在1902年到1909年间屡遭否决，但其生命力却很旺盛。各个制度安排间的相互牵制，虽然有暂时的妥协――灌溉建议不被接受。但是，在出现新的制度安排，即二战后世界和平趋势加强，亚洲地区民族国家逐渐独立，开始谋求自身的发展，同时，世界银行也给予相应的支持，这项孕育在旧制度内的政策建议终于被采纳执行，范德海德设计的水利工程也终于得以完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固然不能说灌溉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制度，但作为一个“好政策”，它确实是在影响着关键性的经济制度的运行的。它开始没有被采纳实施，但在无形中，并没有人否认它的真正价值。 三、政策主体对制度的影响 制度是一个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一整套行为规范，而政策则是在制度框架下行为规范的细化与执行。政策体现并执行着制度。而政策是由人制定并执行的的。一般而言，政府的高层官员以及官方机构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体。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政策主体。不可避免地，政策主体要对制度框架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通常情况下，政策主体对制度起正面影响，他们在维护、巩固和完善既有制度。然而，一旦负面影响出现，由于政策主体的特殊地位，将会对制度产生极大冲击力。本文中主要探讨政策主体对制度的负面影响。 （一）、依据西奥多?洛伊的类型学，政策可以分为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调控政策、和基础性政策。诺曼?尼科尔森分析，这种类型划分的标准有两个： （1）、强制的程度。 （2）、对个人影响的直接程度（相对于个人选择的环境） 也就是说，个人在运用公共权力对政策进行选择时，他会考虑到这种政策的强制性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对他自己直接或间接的收益或限制为多大。这两个标准，决定了政策主体在制定与执行政策时并非是十分顺从、一心一意的服务于大的制度框架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曲解目标，变动执行。其后果就是需要有另外的制度安排来协调这种不和谐。 制度变异应运而生。而这种变异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 （二）、制度对政策具有真包含关系，使得政策主体与制度的关系相当微妙：政策主体更类似于制度框架中众多的“建筑工人”，而制度则类似于“建筑工程师”。本来一座大厦的设计、指挥是由建筑工程师来进行的，但由于“制度”在此等于一个盲人工程师，他心中有数，也会有别的工段长给他介绍情况，但还由于看不到真实的大厦进展情况而有些束手无策。而建筑工人则一方面按工程师的设计进行，以免大厦全倾伤及自己，另一方面又会考虑到各自的利益，或偷工，或减料，这种集体选择方式产生了异化。再加上集体选择本身的局限性，如从众、冒险心态等等，从而造成“政策主体”中集体选择相当困难，结果往往是相互妥协，妥协的后果就是制度内部的不均衡，制度逐渐发生变迁。 （三）、政策对制度的能动的反作用，使得政策主体在保护原有制度和反对原有制度上具有很大的主动权。一个政策问题产生后，由于其触及到制度框架或制度框架中其他具体制度安排时，政策主体认为有必要介入时，政策问题就会被立案及至制定对策并付诸实施。一般而言，介入的必要性取决于国家本身的费用利益计算，其中应充分考虑到社会取向。但由于制度本身具体条件的约束，首倡政策的主动权一般都掌握在政策主体手中，而非一般的看到此项政策优势的普通人手中，所以在一项有利于制度框架稳定和逐步创新的政策建议提出来后，由于政策主体的倾向性不同，这项政策建议并不一定能上升为政策并执行。可以说，政策主体的作为与不作为对制度变迁也有很大影响。 （四）、制度框架的庞大，制度安排的繁多，必然使各项具体制度间产生一些“真空”地带。这样，对那些属于精英类政策主体而言，就会看到如何使自己制定的政策更有利于自身的利益的机会。虽然在公共行政领域内政府机构应以追求社会效益、维护公平与正义为目的，但作为政策主体的是人。人不可能个个都是高尚的，在一个以维护上层人员利益为目标的制度框架中，政策主体极可能钻政策“真空”的空子，制定一些貌似合理而事实上不公平的政策，也会否决一些貌似与大目标有冲突而事实上很合理的政策，进行政策“寻租”。这种现象更常见于发展中国家。产生这种现象的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人指出的那样： （1）、发展中国家的执政的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往往具有集立法、行政、司法、经济、军事、舆论等权力于一身的倾向，这一方面使得国家的政府部门迅速膨胀，助长不负责任和办事不求效率的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形成政权部门对于经济过程的过多干预，甚至出现政治和军事集团代替经济部门作出经济选择的情形。 （2）、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不得不较多考虑满足社会基本的生活生产需要而实行无偿或低价的物品与服务的分配，另一方面有往往无暇顾及各方面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对于政策主体更多强调职业道德自我约束而较少重视法规的管束。从而为这些人“寻租”提供机会。 （3）、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往往过于单一化，不允许具有共同体特色的公共部门或公共组织的存在，即使出现了自发的共同体公共组织，也常常由于缺乏法律保护而遭夭折；共同体为自身提供公共物品的努力也可能遭到政策主体的反对而失败。 以上谈论的都是政策主体对制度的负面影响。当然，我们不会否认政策主体的正面影响是主流。只是政策主体事实上也是制度创立与选择的主体。一旦负面影响产生，就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波及制度本身。研究其负面影响远比说明正面影响有用的多。在制度创立初期，政策主体会通过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维护和巩固制度，使制度框架更加完善。但如同任何新事物一样，一旦制度完全定型，人们就会熟视无睹，他们会寻求一种制度框架中的个人发展。所以政策主体目标异化，政策主体与制度主体（主要指制度的创造、选择者）已经分离，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促使制度变异。 泰国湄南河畔的灌溉建议事实上就是由非政策主体提出、但遭政策主体否决的一项政策建议。政策主体即泰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们在Rangsit区拥有大量土地，在Rangsit区，政府曾做过大额灌溉投资，兴建Pasak水利工程，同时，该区还是泰国第一座水稻试验站所在地。不言而喻，泰国高层政府官员是原先灌溉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对原先的政府采取的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政策是满意的。他们对旨在维护他们上层人员利益的制度的政策是同意并执行的。但到范德海德水利工程建议提出后，这项工程虽然有利于全社会收益，但由于它触动了政策主体的利益，这种干预影响损及政府要员的利益时，这项政策建议就只能是建议，而不能上升为政策。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影响，使得泰国原先的制度已经变迁，政策主体也不在是Rangsit区的收益者，权衡考虑，这项政策建议才真正成为政策。 结论 本文从范德海德政策建议谈起，对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关系做了粗线条的探讨。 众多制度分析学家对制度的定义以及分类的探讨包含了一个普通的事实：制度制约政策，制度对政策是真包含关系。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制度因素不可忽视。而政策科学的凸现及广泛应用，又使得人们发现：政策从属于制度，但其特性决定它并非被动适应制度，而是对制度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由于政策与制度并非自然生成，而由人类选择决定，所以本文还得出一个结论：政策主体对制度有很大影响，在一项制度刚刚被选择及创立阶段，这种影响大部分是正面的；在一项制度已经完全成熟和略显僵化时，政策主体许多时候对制度起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对制度的冲击力相当大。 内容摘要 本文从范德海德政策建议谈起，对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关系做了粗线条的探讨。认为：制度制约政策，制度对政策是真包含关系；同时，政策的特性决定它并非被动适应制度，而是对制度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另外，本文还认为：政策主体对制度有很大影响，在一项制度刚刚被选择及创立阶段，这种影响大部分是正面的；在一项制度已经完全成熟和略显僵化时，政策主体许多时候对制度起负面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制度的冲击力相当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分析论文 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文化、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环境等等。本部分主要从政治文化和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的角度来对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影响进行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形成的一整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方式和程度。民主、现代的政治文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提供了文化背景，而封建社会专制的政治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率的提高，一般表现为官本位思想、臣民意识等。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封建历史相当的悠久，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为民做主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残余还是不能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有时还是相当的深刻，造成了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之一的人民群众往往没有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渠道，造成了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冷漠，普遍认为“在其位谋其政”，国家大事是那些当权者的事，于己无关，长期以往，就逐渐地失去了参与政策执行监督地热情。而民主社会要求社会公众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地主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既是自己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所以这种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1]公共政策的首要特征在于“公共”，是对全社会的利益调配，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利益。正是因为公共政策影响的不是一个人的利益，因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也存在着较强的外部效应。笔者认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如果一个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游说政府，希望减轻他的农业税，或者提高他的福利水平，他会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准则呢？首先，我们不说这个农民是否具有这种游说的能力，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也不可能采取行动。奥尔森认为，在一个群体范围内，集体受益是公共性的，即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而不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个农民去游说政府，那么得到利益的是整个农民阶层。集体受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个集体成员都想坐享其成，来“搭便车”。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可能都很想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因为公共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理性的个人选择了不监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个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即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有效，受益者也不是他一个人，成本—受益不对称，他人的“搭便车”心理导致了个人不会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这种情况必然阻碍社会公众特别是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 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狭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广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不仅包含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还包括履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职能的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舆论以及人民群众等。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公共政策监督体系的一个分系统，与公共政策制定监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是在我国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监督体制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导致在现实的监督中，出现了“弱监”、“虚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效果。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地位不高，缺乏监督权力 要监督，就必须由监督权力。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现着监督权对执行权的制约。监督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主体的地位、权能。但从目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监督主体由于自身的依附性而缺乏制约力度，导致监督乏力。在行政系统内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制约。虽然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监察机关对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但是，由于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等的制约，在实际监督中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独立性。在行政系统外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各级人大实际上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突出体现在监督方面的法规不健全，力度不够；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尚未真正体现人大的监督作用。[2] （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功能不全，缺乏监督合力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以不同的方式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着监督功能。但是监督功能不全，导致它们没有有机结合、密切配合，没有能够整合监督资源和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实效，体现多元监督的优势：⑴党的监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在监督的多元主体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广大党员同志，尤其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做到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挥着领导和约束的作用，对公共利益的促进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监督作用的范围和空间是有限的，它只能通过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实行监督，并不能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全面的动态跟踪监督。⑵立法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在理论上应该是最有效地、最权威的。但实际上，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方式单一，程序不完善，通常仅限于执法检查、质询等。”[3]因为人大既不同于行政机关行又不同于司法机关，它既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力，也无直接处理案件的权力，这样就很明显地削弱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效能，也无法显示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权力机关的权威性。⑶司法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限于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公共政策执行，关乎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则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监督申诉对象，因为只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才能提起诉讼。这样显然不利于行政诉讼的完善，不利于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⑷其他各种社会监督。在我国主要包括政协、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媒体等。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他们享有各种形式的监督权力，诸如举报、信访、舆论批评等。并且舆论媒体的最大优点是社会影响力大、效果显著，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改不了“民间”的性质和定位，没有“官方”的权威和地位，并且供他们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用的空间也很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效率。 综上所述，不管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还是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在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能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相互之间不能有机的融合，出现“弱监”、“虚监”则是必然表现了。 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责任最通常、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职位或机构相连的职责”。[4]责任的明确是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必要前提。没有责任，就没有义务，则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就没有保障。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有效保障方式之一，没有责任的监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一个地区或者部门反腐败是否坚决有效，与这个地区或者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态度和责任心有着很大的关系”，“少数领导干部责任观念淡薄，由于制度不完善，除了问题追究不到个人”。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被罢官免职；2004年4月，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亲自听取监察部关于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东百商厦特大火灾3起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4月底，国务院又先后责成严查江苏“铁本”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等，包括常州市委书记、安徽阜阳市市长等20多名政府官员受到党纪政纪的严肃处分。这些案件的查处对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问责制”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监督体制还是有着不相容的地方。作为一种监督方式，“问责制”实施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因为科学的“问责制”的前提是合理的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和监督权力，而这则有待于更深入的制度改革。 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对公共政策项目，尤其是大型的公共政策项目，“问责制”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 （一）“问责制”中权责不清、主体缺位 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监督主体不知道向谁问责，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什么，是一种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给人的印象比较模糊，很难具体的界定这个“责任”。 “问责制”的主体是谁？结合专家、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问责”的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人民行使问责权，“问责制”应该是一整套完整的责任体系，不能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监督关系。因为在这种问责的监督体制中，人民群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再追究各级政府中行使公共政策执行权的公务人员的责任，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监督互动。但是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往往是下级因失误影响了政策执行而被上级要求辞职，并不是因人民群众的“问责”而辞职，造成了“问责”主体无权问责而缺位的局面。 （二）“问责制”定位不清 作为行政责任领域内的一个新术语，“问责”的定位到目前还不清楚。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问责”并不是行政处分的一种，在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它明确界定。所以，作为监督的一种方式，“问责”还是模糊的，界定不清的。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问责”的实际操作还缺乏可行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分析论文 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鼓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公民参与提供条件，如产权保证、物质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等。 3.政治现代化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我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治过程必须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从民主化角度来看，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己的主体地位。公民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对象）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过问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功能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认为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是贯彻民主信念的进一步落实，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去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发动社区资源或公民来推动发展计划，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过参与的过程认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1.集体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流弊与个人的私欲，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基于每个人知识有限，思维的方法不同，群体智慧对于决策来说相信是比较优越和可靠的，因为这是经过众人参与，互补长短的情况下得出来的。其次，通过意见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冲击，不但可以使个人的眼界得以开阔，而且个人的私欲亦得到调适，使政策依据群体的意愿而做出。 2.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对于一个政策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公民参与，有助于政策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选择建立在符合这种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之上，以减少政策决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其次，公民参与，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3.公民参与，促进了政策相对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有助于提醒政策执行主体尊重政策相对人的人格，并注意激发政策相对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和接受主动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和实际存在的强迫性和人格侮辱等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还有助于改变政策研究和咨询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扩大政策研究和咨询的领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三、实践公民参与的争议与反思 “公民参与”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为，但在实践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去参与社会事务，要求他或她不单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倾向，关注公共事务，从而介入参与和协助、表示意见、推广活动和参与决策，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些学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也提出了质疑。 第一，很难确定公民大众的真正意愿，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一般公民没有空余时间去关注或去认识政策问题；那些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未必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很多没有参与组织的公民都是较沉默、被动，对社会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很难确立公民意愿。第二，批评公民意见多属短视，一般公民的意见常被指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属狭隘的利益，而忽略社会全局性的发展。第三，公民参与效率低、耗时和昂贵，而且使政府部门内的专业及行政人才难以发挥其知识及经验，不能采取果断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应付瞬间万变的现代化社会形势。最后，公民参与会导致社会不满及不安。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对地不断膨胀，常常提出过高要求和不切实际的论调，而当这些要求未能适当地被满足时，这些公民的内心很是不满，对政府及社会产生不信任和不安。 与此不同的是，对公民参与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却提出不同的观点：第一，指出多数公民较被动，对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实况的。但要求那些有见识、有意见、有亲身体验、有切身利益的基层公民，积极参与，发表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有裨益的。至于专业知识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他们的认识便会加深，而且他们作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门领导的位置影响，对专业和官员能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第二，公民意见是否属短视，在未有机会参与和发表时，在未有比较和分析时，实难先验地下判断。第三，公民参与是否耗时和昂贵，很难有定论。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长远影响，只有深入和详尽的反复研讨才可减少日后出错时所带来的失误和浪费。第四，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过传媒而接触世事日多，对生活质量及政治权利的要求不断提高。 四、公民参与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思考 虽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存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总体水平较低，存在着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公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较低、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较低、政府官员的错误观念等诸多现实问题。但近年来公民参与已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与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对政策中公民参与及政策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1.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 2.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方法和渠道。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推广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参与的方法，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价值取向法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这是较为积极和主动的做法。 3.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公民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为此，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参与中的冷漠和急噪情绪，积极培育公民参与所需要的适度、理性的心理背景。 4.树立政府官员的正确理念。政府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分析论文 1研究背景 伴随着春节的来到，春运大潮又向人们涌来，一张小小的车票再次牵动了中国13亿民众的心，“买票难、买票贵”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又一次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火车票作为一种垄断性的稀缺资源，一直沿袭限时限量的发售模式，多少年来，无论媒体曝光也好，民众提议也好，铁道部对此始终不作任何回应。 2008年，对于大多数房地产商而言，这个冬天来的有点早。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和我国房地产最新政策的推行，房价大幅缩水，老百姓持币观望，开发商惶恐不安，房市岌岌可危。面对如此窘境，如何对当前的房地产政策进行评估并制定下一步政策，成为了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个城市都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大建设”，然而这个大建设却通常分三步走。最初制定方案时考虑不全面，不得已又重来一遍。试问最初对公共设施改造政策进行评估时，为何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若究其深层原因，不难发现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偏颇，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2传统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及存在的问题 政策评估就是评估主体依据一定的评估标准，按照相关的评估程序，就政策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包括政策产出和政策影响进行一定的评价，以判断政策结果满足需要的活动。政策评估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要进行价值判断，非有价值尺度不可，这个价值尺度就是评估标准。传统政策评估标准包括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长久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开始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显现。政府根据社会客观规律和不同利益主体需求，在对政策评估时往往更偏向于生产力标准，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可以肯定地说，效率、公平作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以及各个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使公共政策实施的结果并不能保证完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 此外，由于我国传统的政策评估体系在目标、方法和结果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科学性和人为操作性，例如：不考虑政策目标达成情况，只要政策制定与执行者的行为动机和出发点被认可，则该项政策就会被肯定；同样，不论政策执行时采用何种办法，只要效果良好就对其予以认可；此外，只要政策的实施过程符合程序规定，无论效果好坏，均认为政策是良好可行的。因而，改革政策便成了“双刃剑”——往往是伴随着某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部分人受惠，而另一部分人则受损，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等。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伴随着公平与效率失衡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城乡与区域的失衡，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失衡。 提高经济效率，保证社会公平，其最终目的在于关心人、解放人、尊重人、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无法体现公关政策以人为本的制定与评估标准。如何使绝大多数人享受改革的成果，如何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需求，如何有效保护弱者的利益，如何有效调动多数人改革的积极性、创造性，如何有效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与评估标准是否能够坚持以人为本。 3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涵盖了“效率”、“公平”、“公正”、“发展”等元素，但是归根结底，其核心价值应该是“以人为本”，是实现公民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以人为本不同于以物为本，不同于以官为本，不同于以阶级为本，不同于以民为本。 3.1人本与物本、官本、阶级本、民本的区别 （1）以物为本。人本都通常是相对于物本而提出来的，当前的物本思想片面的、不科学的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快速运行，就是GDP的高速增长，它忽视甚至损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这种发展观“见物不见人”，其实质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想。 （2）以官为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官本位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在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切都以上级为本、以官为本。上级的吩咐，无论正确与否，通通照办，将老百姓的福利、权利践踏于脚下，就是以官为本的真实写照。 （3）以阶级为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共产党的方针就是：个人不能为本，个人必须以自己的阶级属性加入一个组织，以一个群体为本，如果一个人不是党员，就是社会主义公民，就是阶级斗争的局中人。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存在着阶级属性，但是生产力是没有阶级性的。如今若仍然过分强调人群中阶级的对立，是不正确。 （4）以民为本。在中国历史上，“人”和“民”有时通用，人本也即民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集中表述。但在当代，作为一种哲学价值观，人本和民本又是不同的，因为民是相对于官而言的。 （5）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所讲的“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所以，以人为本中的“人”，包括了受我国法律保护的一切社会成员。二是指人民，人民是“人”的主体和核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民始终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为主体、在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最大的人群共同体。因此，我们应该从“人人”和“人民”两个层面去理解以人为本的真实含义。 3.2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1）公共政策要将人作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的需要，才有必要制订和执行公共政策。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以是否实现增进人民的福祉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根本的价值尺度。 （2）公共政策要突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更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对公共政策有知情权和建议权，并成为评价公共政策的最终权威。 （3）公共政策要赋予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发展的空间，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生活和工作环境。 （4）公共政策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公共政策不能见物不见人，要充分理解人的情感、尊重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为人民群众创造精神愉快、社会和谐的人文环境。 4公共政策评估中人本标准的体现 4.1改变传统公共政策理念 改变公共政策理念，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公共政策的首要地位。一切公共政策都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动力、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要破除把人作为发展手段的陈腐观念，不能片面强调人民的义务、责任和奉献，而应该以实现人民的权利、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一切践踏人民基本权利、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妨碍人民实现理想的政策，都是不能容忍的。 4.2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公共政策的主体，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更有利于实现正确的政策目标，要经过人民群众的充分讨论，有的还要经过人民公议或者公决。政府必须改变单方面随意决定政策手段和方式的习惯。当然，人民群众也是政策的客体，但决不是被动的政策对象。公共政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和愿望，逐步减少行政强制手段，充分发挥诱导、劝说、道德教化等人性化的工具，切不可任意扩大政府的强制权力而剥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4.3树立全新的公共政策目标体系 树立全新公共政策目标体系，要把本末倒置的公共政策目标重新排序。就要求我们： （1）明确公共政策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满足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需要、满足人的长远发展需要、满足后代人的发展需要。以牺牲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为代价的公共政策是不能容许的。 （2）建立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改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核算体系，必须使经济增长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3）改革领导干部政绩评估考核体系，矫正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片面考核办法，端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以是否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协调和谐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环境为评价政绩的基本依据。 4.4改革公共政策运行机制 （1）正确确立公共政策目标。政府应该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把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问题优先确定为公共政策目标，把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摆在公共政策问题的首位。要逐步提高保证人的发展需要在公共政策问题中的地位。 （2）建立开放的政策制定体系。要保证政策制定主体在政策问题界定、信息收集和意见征集等方面沟通渠道的畅通，鼓励各方面的利益主体包括地方、部门政府、政府官员和公众等从各个方面提出不同的意见要求。不断拓宽公共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渠道，改变少数政治精英垄断政策议程的不合理状况，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广泛建立政策听证制度，完善民意调查体系。 （3）搭建公众监督平台。人民有权知道、监督、参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与公共项目；也有权评价、监督、了解执行公共项目的各级管理者。因此，政府考核机制应当搭建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人大、政协、司法、媒体、人民团体等作为这个平台的主要支柱，将成为人民群众表达自己要求和呼声的民主渠道。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执行偏误分析论文 1我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敷衍 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2]。 (2)政策选择执行 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他们“耍小聪明”,“打小算盘”,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政策附加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导致政策扩大化。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自行其是,谋取私利,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罚款却是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 (4)政策歪曲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导致政策失真,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政策抵制 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从而产生抵制情绪,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法外施恩”,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甚至逆风而行,“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抵制心态异常顽固。 (6)野蛮执行公共政策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演变成野蛮执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还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向执行对象解释政策不够,宣传不到位,忽视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一旦执行对象对政策不理解,出现为难和抵触情绪,执行人员就采取制裁、经济处罚等方式,野蛮执行公共政策。更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背离工作程序,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3]。 3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 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有着主观或者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 (1)政策本身的原因 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要求政策方案要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准确的评估标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同时,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对政策随意变通,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现在,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其他领导的靠后;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必然导致国家受损,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四是政策是否多变。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匆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法无常规,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难使人遵从。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这表现在: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从而,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2)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 从行政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变化的随意性很大,人治色彩浓厚。目前,政策执行中“按章程办事的运作”,“受规则约束的运作”,“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4]。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

公共经济论文:城乡公共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与手段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平衡城乡间各种公共产品的投入,实现城乡之间公共品结构的合理化
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存在外溢性经济效果的特性,其供给效率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正常生活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公共产品数量短缺、质量不高是当前农村公共财政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因此,应调整公共财政资源配置格局,着力解决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问题,建立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实现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途径和前提,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体现。当前要落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一是尽早确定并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的基准定额,不断提高预算内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和教师收入水平等措施,使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水平全面提高;二是对贫困、边远学校的资金扶持政策。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贫困、边远学校的经费投入,通过设立贫困、边远学校建设专项资金,做到贫困、边远学校建设资金优先安排,重点保证,努力缩小义务教育学校之间的差距。三是对弱势群体学生入学的补偿政策。
高额的医疗费用和农村薄弱的基本医疗体系成为中国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农村医疗卫生仍面临着投入不足、效率低下、保障缺乏、公共卫生薄弱等主要问题。首先,政府应增加对农村基本医疗体系的支持力度,每年增加的卫生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要合理安排农村卫生机构经费和建设资金。其次,农村卫生改革的核心是加大乡镇卫生院改革力度,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医疗卫生乡镇卫生院是开展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主体,承担着农村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职能。三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导,抓住农村基本医疗保障的突破口,重点做好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新农合制度的受益面,增强新农合制度的普惠性。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根据农村社会保障的构成,首先,建立和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农村低保制度具有更加明显的贫困指向特征,是由政府直接对城市贫困人口给予“兜底”式定期定量救助。因此,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的“应保尽保”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首要目标。为此,应改变主要靠地方筹集农村低保资金的做法,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投入,保证支出需要。其次,重点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目前农村医疗保障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以农民自筹为主,财政补助为辅。客观上说,政府的投入水平还是较低,应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通过构建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实现城乡平等,促进社会公平,而且有利于协调城乡关系,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此外,应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落后是重要原因。为推动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政府应逐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当前要抓住新农村建设机遇,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切入点。首先,应将农村道路、供电、供水、通信等乡村公益性基础设施的投入,列入各级政府的预算支出范围,改变乡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向农民收费和集资来解决的现状。其次,中央和地方要集中财力,以直接投资的方式,为大中型防洪工程、灌排工程、水资源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防护林工程等方面的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第三,推动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带动农村环境建设。以城市供水、供气、公共交通、污染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正在深入开展。要实施城市带动农村,将完善小城镇和村庄基础设施纳入目标,总结已有经验,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小城镇和村庄,引导城市骨干市政公用企业引领村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和管理。
(二)完善公共资金的投入机制和管理体制,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有效监督
长期以来,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缺乏规范的监督,没有实行专门统一的管理,经常被挪作他用,造成了公共资源的管理混乱;二是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中间环节较多,公共资金被一层一层“过滤”,公共产品被层层加价。三是在生产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竟相攀比,导致农村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低下和增长无序,增加了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筹集需求,提高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农民负担加重。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监督机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加强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的监督,实行专门统一的管理;二是减少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中间环节,确保公共资金提供到位,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三是必须及早完善农村的管理体制,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维护管理,通过建立维护管理的责任制度等手段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正常管理和维护。
(三)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机构的人才结构
政府作为传统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其行为必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必 须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防止出现追求“形象工程”的自利短视行为,并及时完善自身的财政体制,及早落实用于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资金。同时,政府应该加强自身的伦理道德建设,牢固树立“服务为民”的理念,深入农村,具体根据农村的现实对症下药,防止原本不足的农村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通过建立各种激励机制促进高学历人才服务农村,进入乡镇工作,一方面可解决农村基层人才后继乏人,改善服务机构的人才结构问题,另一方面可提升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
(四)建立农村自治体制,加强农民素质培养。
公共财政是宪法政治下的必然形式,没有民主和法治就没有公共财政。公共资源的配置如果不能体现公众的意愿,结果既不会公平也不会有效率。目前我国农民对财政财务的决策权和民主选举权基本限定在村一级,而且这样的重要权力往往把握在少数人手里。由乡政府专断运用公共支出,或按照农村少数人利益配置公共资源,进行收入分配,这样的公共财政制度效率一定很低。建立农村的自治体制,加强农村居民自治的程度,可以提高农村居民建设和维护公共设施的积极性。同时,农村的居民自治有利于完善村民对于自身需要的公共产品的表达机制,有利于村民自主选择需要的公共产品,防止公共资源的浪费。但是,农村的自治必须与政府的外部调控机制并存。农村自治体制的建立,还需加强农民素质的培养。只有通过加强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才能充分表达自身意愿,才能真正将农村现有的公共产品利用率提高,才能真正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城乡公共经济协调发展的技术手段研究
(一)公共支出手段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改变现有的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将农村纯公共产品全部纳入国家预算支出范围,由“依靠农民自身”转向“以政府为主”的模式。其支出手段是:一是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和责任。目前中央应主要从事跨经济协作区的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农业基础科技成果推广、农业环境保护、农业信急网络建设、农业基础科学研究以及与国防建设有关的民兵建设、与国民素质相关的义务教育等。地方政府应主要从事本区域内的农业基础性及社会效益较显着的项日的投资及管理。二是调整财政和国债投入结构,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增加国债资金用于农业、农村的数量和比重,使农村能够获得较多财政资金,由此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提供资金保障。三是政府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民间投资给予优惠和鼓励,以吸引民间资金投向农村。
(二)公共收入手段
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渠道包括财政渠道、市场渠道等。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预算内支持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方面的筹资作用在下降,而地方财政预算内筹资渠道的地位在增强。为此,在财权划分上,要加快地地方税制体系的建设,扩大地方财源,同时建立规范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以平衡各地区的财力差异,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此外,可利用资本市场筹资,或成立旨在推动某项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的专项发展基金,或利用减免税收和给予信贷优惠等政策,调动经济组织增加对公共产品生产的投入。
(三)财政投融资手段
资金问题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核心问题。因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且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较大,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投资,往往力不从心。从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出发,统筹城乡关系的重要措施是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形成一个完善的、以公共财政为主体的、多渠道融资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通观世界各国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经验,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融资渠道:一是完全在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内解决,这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供给公共产品的方法;二是由政府和私人通过谈判的方式联合供给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通常可以通过清晰界定产权赋予私人部分收益权;三是由私人提供政府补贴的方式;四是完全由私人或非营利组织提供。现阶段,我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应坚持政府融资为主,引入民间资本,采取政府与私人供给或由私人供给、政府给子适当补贴的形式,多方面筹集资金,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大量资金需求。近年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民营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东部发达省份民营供给地方公共产品情况较好。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农村公共产品的民营化供给、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解放了思想、扩大了供给量。但公共产品供给民营化既需要一定的范围和界限也需要完善的条件作保证。因此,我们应在广泛的推进农村公共产品民营化进程中,具体做到:一是各级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观念,拓宽民营化供给的地方公共产品领域;一是切实控制地方公共产品民营化供给的质量和数量,确保民营化供给的地方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保证我国地方公共产品民营化供给的规范和健康发展。
(四)转移支付手段
财政转移支付对保证农村地区基本公共需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实现城乡统一税制的过程中,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造成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县乡一级农村公共财政的困难。并且,鉴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有必要通过中央、地方事权的重新界定,扩大转移支付的范围,增加转移支付的数量,建立针对农村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框架,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目前中央对省的转移支付制度正在逐渐向规范化的目标靠近,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进一步加大中央对贫穷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省市一级财政对区县的转移支付办法,从而保证基层政府有足够的财力。目前对乡镇政府的一些支出如农村教师工资应实行县级财政统筹,农村的社会保障开支实行省级统筹,以减轻乡镇财政负担;中央应加强对农业的专项转移支付。
(五)公共品提供机制的创新手段
众所周知,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地区日益膨胀的公共产品需求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公共产品依赖性的不断增强,一方面是税费改革后形成的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釜底抽薪”之势。目前的关键在于:尽快构筑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这一新型供给体制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按照戴维一伊斯的观点,公共决策在本质上是关于社会价值的一种权威性分配活动。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多由上级政府部门根据政府政策直接决定,基本上不反映农村居民的真实需求,造成了实践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这种结构失衡表现有:一是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投资建设快,如各类达标升级活动、小康工程等,而许多见效慢、期限长、具有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不大愿意提供或提供得很少。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建设很快,而像农业科技推广、农业发展的综合 规划和信息系统等“软”公共产品却不愿提供或提供很少。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反映出公共决策不合理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重建,必须首先解决决策权的配置问题。为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应采取政府与农民共同决策的模式,它包括“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过程和“自上而下”的主体选择过程、资源配置过程和项目分解与实施两过程。其次,供给什么,供给多少,是由需求决定的。从农民自身的需求出发,保证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建立农民能够充分表达自己公共需求的机制,由全体村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进行民主表决,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上的“自下而上”。既可以使农村推行的“村务公开、财政公开、民主理财”的活动真正落到实处,又可以保证公共资源或公共产品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杜绝贪污浪费的发生。
2、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机制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各种层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应主要由省以上财政提供,地市级财政适当配套,县乡财政暂时不予考虑。这样做的理由在于:第一,分税制后的省以上财政较为充裕,尤其是中央财政的“两个比重”上升较快;第二,中央、省级机构改革较彻底,财政供养人员大幅下降;第三,县乡机构改革普遍流于形式,改革不够彻底,大多数县乡仍以“吃饭财政”为主,而且,前述分析表明,县乡财政普遍负债严重,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辖区内的农村公共产品,尤以中西部地区为甚;第四,以村落社会为基本特征的农村社区更不能作为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因为过去几十年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农民为建设国家已经付出的太多太多,现在该是国家建设农村、回报农民的时候了,而不能再让农民自己出资建设家园。 公共经济论文:探讨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影响 一、公共经济管理影响民生的核心作用 优质的公共经济管理,对体现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维护公民权益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社会健康成熟发展的显着特征在于,不仅可以实现公共需求的优化提升,还可以做好产品与服务的合理分配。新时期,公共经济发展中全覆盖、优质共享、民生改善的实践目标逐步被重视,以政府组织为核心,全面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优化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核心任务。 发展公共经济可有效满足民生需求,其内涵以及范畴伴随社会发展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持续拓宽,由传统生存需求,逐步丰富至劳动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管理等综合需求层面,令改善民生逐步变为当前保护民众利益,实现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根本。政府开展公共经济管理阶段中,需要承担优质服务、提供产品、统筹财政支出等重要职能,契合民生需要。因此应由从多层面入手,制定科学有效的服务管理策略,方能真正改善民生,满足大众需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持续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理生的影响 (一)公共产品服务可全面满足民生需求 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深入,令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存水平的提升,更注重教育、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核心需求。而公共经济管理中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则较难跟上需求的扩充步伐速率。基于教育、保障服务与医疗事业呈现的外部产品特征,虽然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私人经济实现,但最为核心有效的供应方仍旧为政府机构。因此,只有政府全面服务社会,优化公共产品管理,方能真正满足大众需求,改善民生。 (二)公共经济职能可推进公平发展 改善民生,并非是部分人群受益,而应是大群体、甚至是整体群众的受益,是全社会生活水平的优化提升,即体现良好的公平性。为此只有借助政府力量,做好市场资源的优化协调,方能实现优化民生。 (三)公共支出能优化市场调节 公共产品的全面供应,需要政府机构提供合理的补助管理模式。由效率以及公平的角度来讲,较为契合的是,政府组织可通过间接生产,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借助市场秩序的有效管控协调,采用有效的支出预算管理规划,对经济实现刺激影响,进而营造公平有序的公共产品管理供应环境,吸引多方参与实践活动,进而通过良好的公共支出模式,实现市场的优化调节。 (四)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实现法治化公共经济管理 为优化改善民生,公共财政制度应予以全面完善。当前显着的民生问题在于供应有限,因此应优化调节财政支出体系结构,有效缩减非公共性投入支出,使服务投资向着公共服务的模式发展,并将重点制定为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与医疗保障服务,扩充公共投入至民生范畴领域之中,全面给予公共产品服务以有效的支持,方能优化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为完善制度保障,应持续丰富公共事务,合理应对逐步复杂多元的公共问题。政府机构也应持续优化公共经济的实践管理效率,合理应用法律工具,实现公共经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完善法规体系,组织开展规范的公共经济实践活动,将法律体系引入其中,做好公共经济实践与权责职能的明确规范,令公共经济真正的依法、守法,实现预期目标,在制度层面上全面保障民生利益。 三、强化公共经济管理,优化改善民生 为全面改善民生,保障公民利益,公共经济管理还应明确同改善民生的核心联系,并基于改善民生的核心诉求实现优化调节。政府机构应合理转变工作职能,健全公共服务模式,优化公共服务管理。政府应承担起必要的满足民众公共需求的核心职能,将公共资源有效的倾斜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层面,进而推进社会事业的全面、持续优化与民生的良好改善。 同时,还应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公平性,实现科学决策,引入民主化管理,完善群众积极参与制定并监督决策的科学管理制度。应通过全面调研、综合评估、合理决策、有效执行、优化监督管理,通过政策保障推进社会各类资源的合理公平应用与分配。 财权向中央集成、事权下放的管理模式,将令保障事业、服务管理以及公共产品服务较多得由地方政府部门担负。基于其财政能力的限定,以及融资渠道的有限,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不良影响,降低公共产品服务的整体质量与可靠性。为此,应有效提升民生工程的实效性,通过有效划分、明确权责,做好中央和地方的公共经济良好协调、优质社会管理,承担必要的权责,方能提升公共经济管理水平。再者,为维护大众合法权益,应注重群众诉求表达,拓展政务公开。应在进行公共利益管理以及事务决策制定阶段中,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创建有效的公众表达诉求、传达信息的良好制度,发挥媒体桥梁作用,丰富舆论渠道。民生决策管理中,应真正令大众全面参与,通过开放研讨,明确各方利益需要,全面改善民生,实现科学发展。 四、结语 总之,强化公共经济管理非常重要。我们只有明确公共经济发展同改善民生的客观关系,研究民生经济的重要影响作用,方能真正地体现民意,服务大众,提升公共经济核心水平,实现共赢发展。 公共经济论文:对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中的教学研究 公共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类本科阶段的公共基础课,其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学科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公共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教学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不同层次的学生理解与关注公共管理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维模式。〔1〕然而,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实践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将直接影响其教学效果。本文针对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对公共经济学教学问题作出基础性框架分析,可望对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产生一些有益启示。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公共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把经济活动思维与公共管理问题结合起来。对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让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会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公共管理问题。一般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都已经学过初级的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并未真正学会运用这些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惯性。 第四,必须合理区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的不同。我国的财政学教学往往以制度描述为主,教学的重点多是放在用经济学原理分析财政现象上。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要凸显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学科外延上要着重分析如何建立廉洁高效同时又兼有地方与中央两个积极性的政府公共部门,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编写与选用时审慎选择。与此同时,也应在公共经济学的考试方式方法与考察重点上有所侧重。 公共经济论文: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关键字】财政学,公共经济学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着和着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着。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 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着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着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着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着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 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着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三、借鉴与认识 国外这些学者的观点对我们国内学者认识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当代国内的经济学范畴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 (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 (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笔者认为,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并没有质的区别,而作为名词和概念来说,英文Public Economics能够涵盖更多的经济研究领域和范畴,用它代替英文Public Finance(公共融资)成为“研究国家(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科学” 也是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就像早期的经济学 和现当代经济学,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是不同的,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经济学”依然是“经济学”。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的进程加速,学科之间交融、分化的现象也越来越剧烈。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经济学”对宏观财政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少,而转向微观基础的研究之中。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笔者认为可能有失偏颇,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摘要]本文从需求角度出发探讨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认为公共需求是研究公共经济的逻辑起点,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并不是源于市场失效,而依赖于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市场失效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关键词]公共经济;社会公共需求;公共产品 公共经济(public economics)是随着政府经济活动的迅速扩展——从财政收支活动扩大到直接介入生产领域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共部门生产,宏观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以政府经济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收入问题,与其相比,公共经济学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增加了政治过程和政府行为的分析、公共支出的分析等,而且改进和完善了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着名的公共经济学大师如马斯格雷夫等纷纷以公共经济替代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这种改变意味着财政学科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问题的提出 1.关于公共经济存在依据的两大理论 关于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是市场失灵。该观点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以市场失灵为逻辑出发点,把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公共部门活动的基本内容,把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作为活动的目的,把公共选择作为公共部门决策的政治过程,形成了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的财政理论。从亚当·斯密开始,英国学者的传统思想认为,市场是主导,而公共部门是一种例外,只有产生特定的市场缺陷才需后者介入。如亚当·斯密认为受多种力量和动机驱使的人类,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相互交往,产生合乎社会需要的结果。欧洲大陆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德国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则是从两方面来看经济体制,认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天生是平等的,如谢夫勒提出了“按比例满足”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的规则,但没有成为主流。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主流承认现有的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形式,是以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为起点论述公共经济的存在。我国的当代财政学者大多数也持有这种观点,如张馨等学者就从市场失灵出发提出了要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该派观点是从供给角度为公共经济寻找理论支持,探讨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事实上,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并不是必然,而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要的表现形式,以其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存在缺陷的,这在后文中将加以详细论述。 关于财政存在的依据另一种观点是由社会公共需求论提出的,该派学者认为财政存在的依据是社会公共需求。这一流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共鸣,何振一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提出者。他指出:“所谓‘社会共同需要’,区别于生产单位、集团和个人的需要,但不是这些需要的简单加总,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需要。它是‘社会’的共同需要而不是任意的‘共同需要’。”他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形成的社会集中化的分配关系,这就是财政范畴的一般本质或内涵……”社会共同需要论在80年代初期风行一时,很快就冷却下来。这是由于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没解决财政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同一的问题,但它以“公共性”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来研究,具有很重大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渐确立,我国财政学者开始探寻传统的财政理论与西方公共财政论的共同点,力求找到一个最佳切入点实现双方的融合。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共同需要论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有的学者认为“共同需要说实际上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上的”,“90年代之后,共同需要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有的学者则假设“在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论很可能是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 2.本文观点 本文认为,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我们试图从需求角度即从社会公共需求出发来分析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基本逻辑认为:社会公共需求的客观存在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而市场失效仅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里提到的社会公共需求不同于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关于社会公共需求的定义——其理论基点认为财政是一种分配关系,而现代财政理论已经普遍认可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具有三大职能的观点,本文研究的社会公共需求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具有了新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需要,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大类型。前者是指作为社会公众集体中的个体对产品和服务的需要,消费者通过支付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得到满足,这种需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我们首先采用排除法对社会公共需求进行定义,即公共需要是相对于私人需要而言的,是除私人需要以外的需要。显然这个定义忽略了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这一特性,也没有揭示出公共需要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个定义作初步地补充: 一是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并且是私人需要的有机合成的集合体(不是私人需要的简单加总)。 二是社会公共需求是社会公众的共同需要,与私人需要相对应,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对于任意一个给定的需要水平,增加额外的一个消费者不会引起为满足公共需要提供的产品的成本增加,即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引起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某些人公共需要的满足并不排斥其他人公共需要的满足。 社会公共需求是指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它是共同的私人需要的集合体,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对应于私人需要通过私人产品来满足,公共需要通过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来满足。它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拥有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后者是相对于同质而言,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不同的具体利益,多个子集团所组成的集团的需求。社会公共需求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共需求。 二、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 1.公共需求与公共经济 (1)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 需求是对物或服务的一种欲望,社会公共需求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求的表现形式。正如前面提到的,需要一般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产品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根据其范围不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共产品即纯公共产品,具有消费上的严格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广义的公共产品,除纯公共产品外,还包括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或二者至少有一种存在的产品。结合公共需要的特征很容易得出私人产品不能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结论。 共同的私人需求的有机组合构成了社会公共需求,社会公共需求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公共产品可以满足私人需求,但当公共产品对应于社会公共需求的满足时,其目的具有公共性,不能拿公共产品用于私人目的。社会公共需求必须由公共产品来满足。一是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本质特征,这使得公共产品所固有的职能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二是私人不可能也不愿意(不含有政治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这种公共需要的存在,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和形成。韦伯和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边际革命发生后,人们更是逐渐意识到,政府的活动也能带来效用。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给出了一般均衡的解释,并指出在满足一些条件的情况下,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2)公共需求和公共经济 人类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要比任何动物世界复杂得多。正如亚当·斯密强调指出 的,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分工。经济社会以来,从来没有过私人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绝大多数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的,相反是人类自身瓦解了公共供给方式,在私有制产生以前,共同需求——人类的根本需求和具体需求是一致的,私有制产生以后,私人需求才从共同需求里独立出来,在生产力发展到有剩余产品的时候,才产生了对某个物件的独占意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不断分化、分工,公共权力分散,但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地存在着。 从公共产品提供的主体看,可以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其中私人部门即指市场,而公共部门狭义来说指政府,广义来说除政府外,还包括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团体和组织,如民间组织和国际性组织。作为不同的主体,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理论上都具有参与公共产品配置的可能,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更加注重追求效率,市场不能或不愿承担的责任逐渐由政府承担,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和市场提供私人产品是专业化分工所决定的,是一种自然属性,是分工规律演变使然。 2.同质性与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多层次性 由于个人在收入、文化、信仰和地区等方面的差异,公共需求有群体性差异,难免形成利益集团,整个社会资源是被瓜分的。基于此,社会公共需求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体现了社会需求的公共性,其实质反映了社会全部成员的共同意志;后者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而具体利益不同,多个子利益集团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需求,它源于社会需求的私人性,即社会需求首先要能够体现私人的需求。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具体利益相异,所以有必要选择一种机制去协调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暴力机制在现代社会是不文明的;阴暗机制扰乱社会的稳定,是非理性非道德的;社会机制缺乏权威性;市场机制在协调上力量不足;现代政治机制具有强制性和文明性,对少数人执行强制统治,文明的一面体现在民主机制上,在直接民主制下,各个利益集团可以直接投票表达自己的需要,这种方式适应于小范围如社区内;在代议民主制下,通过选择人代表表达自己的偏好,在既定的投票规则下协调利益冲突。可见,政治机制相对而言是最优的,但并不排除其它机制的共同使用。这表明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前文已经论证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那么在存在同质性和异质性需求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将如何分工呢?事实上,由于公共需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存在,公共经济也具有层次性。关于公共经济的分权代表性理论有:一是蒂布特的“以足投票”模型,该理论首先从公共产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产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其实,公共产品只是表达公共需要的媒介,政府采取的行动的逻辑起点不是公共产品而是如何满足公共需要,只有需要得到有效满足,官员的选票才可能得到最大化。二是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产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效率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有关公共经济分权理论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斯蒂格勒的“菜单”理论和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等。 从性质上看,社会公共需求从本源上可分为同质性与异质性需求。同质性的公共需求容易推断由较高一级的政府来满足,尤其是全国性的同质性需求,由中央政府来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要求提供独特的公共产品,如果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具有完全信息,那么它就能有效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中央与公众之间是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相对而言具有信息优势,更容易了解民众信息和需求,特别是在联邦政治市场,政府官员任命的程序是民众选举的,选民的意志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官员对民众的偏好比较了解,能更好的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可见,一般而言,中央满足同质性公共需求,地方政府满足异质性需求,这就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层次性。 三、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1.市场失灵与公共经济 市场失灵是指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况,原因是当商品或服务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不匹配时,市场无法或不愿意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或提供的数量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一种资源的无效配置状态。一般而言,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有四点:一是垄断;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外部性;四是公共产品的存在。 简单来说,市场失灵一般有两个原因,即市场势力和市场的不存在。(1)市场势力,如果某些人和厂商是价格制定者,那么资源配置一般是低效率的。因为一个拥有市场势力的厂商可能会通过减少供应的方式将价格提高到成本之上,这样用于商品生产上的资源变得不充分了,帕累托最优遭到破坏,出现市场失灵。只有当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成为价格接受者的时候,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才得以成立;(2)市场的不存在。对一种商品来说,如果市场不存在,那么很难预料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实际上对某些商品来说是不会有市场的(如贫困保险,因为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存在而可能出现的另一类低效率就是外部性,即一个人的行为以一种现存市场以外的方式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福利的情形。 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都对公众私人需求的满足形成了威胁,而这种威胁却是私人部门很难化解的,于是对于化解此类威胁的需求形成了一种较为隐晦的公共需求,它不同于作为满足公共需求直接表现的公共产品,它的需求层次更高,但却是维护整个经济体持续稳定发展,即最高层次的同质性公共需求的保证。依据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 2.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市场存在失灵并不意味着必然要由公共经济来弥补,市场失灵下的公共需求也并非必然以公共经济的方式来予以满足。在不同经济体、不同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的程度不同,对公共需求的满足造成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存在多种弥补方式。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公共需求的满足可以选择通过公共经济来实现,或者通过第三部门来解决。 从市场运行的角度出发,垄断的存在破坏了市场有效竞争的机制,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破除垄断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也是对公共需求的满足,尽管此类公共需求并不像教育或者国防那样属于显而易见的公共需求,但却影响着每一个个体需求的满足。如果是市场势力形成的垄断,公共部门可以选择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对其进行打击,或在保证 企业一定利润的情况下实行政府限价;对于存在自然垄断的行业,可选择由公共经济进入,或实行由公共部门生产并提供或实行市场化生产由公共部门提供这两种方式。 对于公共产品而言,其本身即直接用于满足公共需求。纯公共产品毫无疑问地要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提供,但可以以市场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对于混合公共产品而言,就存在混合提供的问题,要视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性质来确定公共经济和市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而言,情况比较复杂,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如在满足“科斯定理”的情形,可以通过界定产权来解决。如外部性中最常见的污染问题,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征收“庇古税”的方式,也可以在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信息不对称更是如此,既可以通过立法来强制披露,或保证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弱势一方的利益,也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收集并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存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对于公共需求的满足方式是多种的,并不必然需要由公共经济来满足。换而言之,市场失灵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而非必然。而公共经济本身具有的一些特点如强制性和规模优势,使公共经济满足公共需要这种可能性最大可能地变为现实性。公共经济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市场无法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和市场无效、低效的领域,是市场效率无法波及的具有市场缺陷的领域。 3.公共经济的扩展是以公共需求的扩展为依据的 100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日臻完善,近几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市场机制也在不断的发展,而同时各国公共经济的规模和范围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张,这并不是因为市场失灵的程度和规模日益加深,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需求的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复杂,使得为满足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持续扩展。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1],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也就是说,随着社会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而这种产品已经越来越趋于非生活必需品。当一个群体的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其公共需求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范围也会越来越大,层次也会越来越复杂。 此外,私人部门的日趋完善,使得原有的一部分公共需求可以在市场中得以满足,但又使得一部分原来由市场满足的需求转化为要由公共部门来满足,同时伴随着私人部门的发展引致而来的公共需求骤增。公共经济的扩展也就在所难免。公共经济的扩展同公共经济的存在一样是由公共需求决定的,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契机,而不是公共经济存在和扩展的必然因由。 公共经济的存在、发展和扩张都是建立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基础之上的。公共经济的范围以及公共经济对市场的影响程度也要以公共需求的满足为限,一方面从公共部门的历史演变来看,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存在,市场失灵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出现的;另一方面当今的经济学研究主流是从需求角度出发,以公共需求为逻辑起点,研究如何更好地满足公共需求也成为公共经济的主题之一。可见,虽然市场失效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根本性、永续决定的是公共需求。 公共经济论文:论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研究述评 公共经济管理是在公共经济学拓展和丰富传统财政学研究主题而形成新的学科范式、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的管理主义浪潮在公共部门日益盛行的学术背景下形成的。它是一个多重理念、价值、工具和方法的总和，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重叠、相互渗透的综合研究领域。公共经济管理是为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包括非营利组织、公共企业等主体对自身及授权干预的经济活动的管理。这种管理应体现对公私部门互动方式和范围的合理性考量。当前公共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研究路径构成了公共经济管理研究的理论来源与基本思路。公共经济管理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在理论体系、主要议题的问题导向性研究以及实证分析方面还有待于充实和提高。随着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公共经济管理必将朝着更加成熟、完备和规范的学科体系转变。 一、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产生的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公共经济学概念和体系形成，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时期。在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界深入探讨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公共部门转变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式的特定背景下，这两股学术潮流齐头并进式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政府参与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模式。如果说公共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拓展了财政学关于政府行为的研究范围、夯实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那么以强调竞争和效率、“引私入公”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则是管理主义在公共领域的强力渗透和推进。 继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危机颠覆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条，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又暴露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局限。在对两个理论极端的追从中得到教训的学者和政策实践者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功能和关系，并努力寻求它们之间的合理边界。虽然市场失灵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理由，政府本身也存在失灵，但在纠正市场失灵更有效的机制出现之前，公共部门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如瓦格纳定律所揭示的那样，人们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与数量的需求不断上升，而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则日益增强。伴随着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民众对社会价值公正分配的呼声渐高。这都导致公共部门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让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力度。公共部门参与经济活动和管理社会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极大地考验着政府经济管理的总体能力 ，使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地加强。英国学者吉姆·汤尼森指出，在新形势下，政府的总体能力，尤其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是一个经济体成功与否的关键。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部门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有关经济管理的新理论范式，以有效回应这些挑战。 在学术背景上，公共经济管理研究的开端和发展受到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的管理主义 浪潮的深刻影响。管理主义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强调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角色在公共领域的运用，主张公共部门仿效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如果把经济学对其他社会学科的普遍渗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则管理由于其在实践中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也不断为其他学科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是名副其实的“管理学帝国主义” 。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创的以管理替代行政的趋势，各种以管理命名的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还有高校里开办的数目繁多、规模庞大的管理学院，都是管理主义盛行的明证。管理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后的“第四要素”，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活动的绩效 。 管理学和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两大主力学科，也出现了交叉融合的局面，且融合交叉的范围、领域、层次都有所扩展。在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大都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两栖性，几乎难以分清其为纯粹的经济学和纯粹的管理学 。一个简单的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中的教学研究 公共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类本科阶段的公共基础课，其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学科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公共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教学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不同层次的学生理解与关注公共管理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维模式。然而，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实践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将直接影响其教学效果。本文针对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对公共经济学教学问题作出基础性框架分析，可望对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产生一些有益启示。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公共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把经济活动思维与公共管理问题结合起来。对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让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会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公共管理问题。一般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都已经学过初级的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并未真正学会运用这些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惯性。 第四，必须合理区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的不同。我国的财政学教学往往以制度描述为主，教学的重点多是放在用经济学原理分析财政现象上。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要凸显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学科外延上要着重分析如何建立廉洁高效同时又兼有地方与中央两个积极性的政府公共部门，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编写与选用时审慎选择。与此同时，也应在公共经济学的考试方式方法与考察重点上有所侧重。 公共经济论文: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公共经济政策分析 摘要　政府需要根据本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竞争力的实际制定和执行灵活的公共经济政策，以使本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方面，美国公共经济政策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榜样。文化产业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它有助于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与继承，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政府应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根据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关键词　文化产业；政治经济学；发展战略 发达国家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竞争力，围绕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相机制定公共经济政策。他们的经验表明，适当的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是在国家福利上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支持。现在，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改善国民经济结构、主导全球经济的战略产业，因此，在公共经济政策的视角下分析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非常重要。 一、公共经济政策的作用：以美国为例 在中国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普遍推崇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因此，通过对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公共经济政策的变迁(经济组织形式、经济政策和战略产业)进行回顾，可以加深我们对公共经济政策作用的认识。 (一)自由竞争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最开始，作为美国雏形的十三个北美殖民地是英国的海外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殖民地在经济势力壮大后，抓住英国对北美公共经济政策的失误发起了独立战争。美国实现独立后，英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对美国实行技术封锁，试图使美国继续扮演以前的角色。这时，美国南北双方对产业选择的不同导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观点的差异逐渐无法调和，于是，爆发了南北内战。之后，获胜的北方用其工商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一了国内市场。当时美国的重点产业是钢铁、木材加工、纺织和日用工业品。美国国力、工商企业经营实力和经营范围的有限性，使得美国对外宣称“门罗主义”。在自身没有实力对全球事务进行干涉之前，试图避免其他强国对自身的潜在势力范围的侵蚀。这时，美国的工商企业组织形式是中小型的私人业主式。内战之后，随着国内市场的统一，促使企业组织形式逐渐向所有者和经营者相分离的方向发展。在这一时期，政府主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二)垄断竞争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商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各个产业分别由寡头瓜分。寡头们通过操纵市场价格、收买政府官员、资助政治选举等方式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于是，美国开启了进步时代，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区分、完善文官制度、管制垄断行动，促使社会在经济发展中保持进步。在这一时期，美国大力开拓海外原料和商品市场，抛弃“门罗主义”，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借助日趋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这一时期，美国的重点产业是汽车、钢铁、化学和日用工业品。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二战后，美国累积了超强国家实力，具有了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实力和责任感，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重组了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美国工商企业的组织形式初步具有了现代跨国公司的雏形，主要通过国际贸易主导国际经济体系。与之相配套，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转向了主导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和运行，通过关贸总协定(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世界经济秩序。对内公共经济政策则是通过推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和“伟大社会计划”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时期，美国的重点产业是汽车、石化、化学、生物、军工和航天产业。 (四)金融资本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使美国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国内市场和现有的国际市场体系无法满足生产能力的增长和承担社会福利支出压力。于是，一场致力于提高大型工商企业国际竞争力、减轻国内福利负担的运动被发起，30多年来备受冷落的经济自由主义被奉为新的政治经济学。这场运动就是当时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这场运动的核心是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破除国内福利政策的桎梏，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求效率扫清障碍。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是：基于双重标准推动开放的国际市场体系的建立，督促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运动，有选择地实现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利用资本市场确立和扩大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美国的国内公共经济政策是：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推动政府瘦身，在政府管理中引进企业管理的方法。这一时期，美国的重点产业是金融服务、电子信息、军工与航天、文化产业、高等教育和大众餐饮娱乐业。 二、美国公共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一)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在20世纪之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并非如今的面目，多为“政治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政治和经济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面部分的回顾，应该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经济政策的变迁较为清晰地演绎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通过这种互动，美国的经济组织形式、重点产业和政府的内外经济政策达到了高度的协调。我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并没有为我们奉献完整的政治经济学，而是经过了选择的经济学，我们从中无法得知国家利益是否存在、是否需要维护以及如何维护。 (二)国际经济的主导权与纵向竞争优势。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推祟，使得我们忽视了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主导权，迷失了我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丧失了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敏感性。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分工中，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主要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分享的利润份额却与之不成比例。发达国家对高科技的封锁、品牌的占有和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导保证了他们可以用最少的资源取得最多的利润。目前的国际经济竞争实质上以纵向竞争为主，即占优势地位的国家与在产业分工中处于末位的国家进行竞争。在这样的市场开放与经济自由下，竞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发达国家控制国际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就是维持和扩大其纵向竞争优势，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横向竞争中为其提供廉价的原料和初级产品。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通过战略产业的选择，突破在纵向竞争中位居下游的困境。 三、文化产业的特殊战略地位 (一)传播与传承民族文化与核心价值。文化产业是文化、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文化产品绝非只具有商业消费效用，还具有传播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巨大便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强势国家凭借经济实力、文化与核心价值，可以彻底征服弱势国家，从而通过“锦标赛式纵向竞争”在世界上形成单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于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产业主导国而言，可以通过文化产业向弱势国家传播其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从而为在弱势国家谋求长远的利益奠定社会心理基础，诱导其国民的行为和偏好，配合主导国国家战略的实施，最终服务于主导国的国家利益。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而言，则可以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保护、挖掘和传播民族文化，维护自己的文化安全与主权。 (二)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现有的关于国际经济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基于经济技术实力的异化的或不自愿的分工，弱势一方往往以自然生态、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不自愿地参与这场分工。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即使两国分别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也存在着占优势的一方，双方的合作博弈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进总体利益。但是，如果占优势一方进行不合作博弈，被动的还是产业技术层次低、可替代性强的一方。 从文化产业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的命题而言，其原因主要是：文化产业是以民族文化为根基的，它是内容产业，是表达和传递特定文化符号的、以产业化方式使这种文化符号传播方式实现规模化、大众化和自主化的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每个国家都具有可以产业化的文化资源、容易具备独立的文化产业生产技术和市场体系，从而容易掌握文化产业主导权。这是因为，文化产业生产技术的国际纵向分工可以被打破，国家可以避免在国际纵向产业分工中丧失主导权，主导国可以自成体系地进行文化生产从而在国际上形成多元文化产业中心。根本原因是，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文化产品的形态和效用也是多元的。 (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传统的产业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因此，它追求的是通过理性地组织人力、技术、资源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提高生产效率。发展中国家因为急于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往往毫不吝啬地投入大量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被动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本国自然生态的破坏，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正由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发展中国家往往被迫以较多的资源投入和较少的收益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同时也承担发达国家转嫁的社会风险。 文化产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原因是：它的生产资源往往是自然的、可以重复利用的，如旅游资源、历史剧作题材和作家的写作能力；它的生产资源往往属于环境友好型，如娱乐演出业；它的生产过程体现了以人为本。文化产业的生产主体是人，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过程和技术，生产过程的异化程度极低；文化产业的消费和传播具有低成本和低能耗性，如娱乐节目的传播主要靠卫星信号，书籍、音像制品的复制成本极低，不需要重复性投入大量资源；文化产业是大众消费型产业，消费的外部性强，方便政府通过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 四、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公共经济政策 文化产业的特殊战略地位，决定了我国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竞争力的实际，制定和实施合理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自成体系的产业技术在这一新兴产业中有所作为。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将不再赘述我国文化资源禀赋和竞争力的现状，而是根据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理论阐述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公共经济政策： (一)中央政府发挥总体调控作用。由于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积累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尤其是雄厚的资本实力。因此，为了赢得竞争机会，我们无法完全根据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原则使文化企业从小到大发展和提高竞争力。我们可以在现有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基础上，对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进行升级和改造，将其培育为具有一定实力的、具备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的领航者。同时，鼓励和支持多种所有制文化企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应站在维护文化主权和安全的高度，对文化产业进行总体调控，制定发展战略，引导和规范文化企业自觉地实现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维持产业型和事业型文化产业发展的动态平衡。 (二)实施“内部市场互补与外部市场纵向竞争”的策略。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奉行横向竞争会造成文化生产资源的浪费，相反，根据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或特色进行市场互补可以在维护区域文化产业特色的同时节约核心文化资源，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总体竞争力。实现这一安排需要中央政府通过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对生产主体进行利益整合，抑制个体利益对整体利益的侵蚀。在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中，则坚持以纵向竞争为主，通过打造文化产业品牌，提炼产品特色等手段提高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避免在横向竞争中耗费巨大的资源而仅仅获取微薄的利润，力争通过占领市场制高点分享纵向竞争力增强带来的利益。 (三)地方政府围绕文化资源构筑多元区域文化产业格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而且特色鲜明，因此，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构筑多元区域文化产业格局，形成互补性产业分工，合理延长文化产业链，防止横向竞争。这就需要政府根据总体利益原则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诱导他们根据区域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文化产业。目前，湖南选择了借助深厚的历史人文资源重点发展现代出版业和传媒业，云南根据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重点发展县域文化产业，深圳根据创意人力资源丰富和资本实力强的优势重点发展动漫画产业和高科技文化产业，这些都是理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实施多元区域文化产业战略既有助于避免资源内耗，又有助于维护我国文化产业的多元特色，还能充分发挥范围经济效应，优化对国际文化产业消费者的效用。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出现了“文化政绩工程”热，其深层次原因是地方政府找到了新的政绩工程增长点。从事文化政绩工程建设的社会阻力相对较小，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负面影响不容易暴露。因此，需要上级政府和本级国家权力机关加以监督，促使地方政府将有限的文化产业资源切实用于提高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上。 (四)地方政府为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主体提供激励保障机制。品牌建设是市场主体占据主导地位和赚取超额利润的关键，而技术创新是提高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文化产业品牌的基础。现代文化产业生产的复杂性、文化企业间竞争的激烈性，使得单个市场主体难以独自进行自主创新，容易选择忽视长远发展战略，通过低水平复制和降低生产成本开展横向竞争，最终沦为发达国家文化企业的初级产品提供者。因此，地方政府应为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主体提供激励保障机制，为具有正外部性的市场主体提供融资、公共研发平台建设、减免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可以由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设立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基金，模拟市场机制选取具有文化产业技术创新潜力的市场主体，并提供创新支持，在政府和企业间建立收益和风险共享机制，帮助有潜力的文化企事业单位开展技术创新.为打造世界知名品牌、提高纵向竞争力奠定基础。 五、结束语 政府需要根据本国资源察赋和产业竞争力的实际制定和执行灵活的公共经济政策，以使本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方面，美国公共经济政策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榜样。文化产业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它有助于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与继承，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而且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政府应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根据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公共经济论文: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影响的探讨 一、公共经济管理影响民生的核心作用 优质的公共经济管理，对体现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维护公民权益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社会健康成熟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于，不仅可以实现公共需求的优化提升，还可以做好产品与服务的合理分配。新时期，公共经济发展中全覆盖、优质共享、民生改善的实践目标逐步被重视，以政府组织为核心，全面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优化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核心任务。 发展公共经济可有效满足民生需求，其内涵以及范畴伴随社会发展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持续拓宽，由传统生存需求，逐步丰富至劳动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管理等综合需求层面，令改善民生逐步变为当前保护民众利益，实现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根本。政府开展公共经济管理阶段中，需要承担优质服务、提供产品、统筹财政支出等重要职能，契合民生需要。因此应由从多层面入手，制定科学有效的服务管理策略，方能真正改善民生，满足大众需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持续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的影响 （一）公共产品服务可全面满足民生需求 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深入，令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存水平的提升，更注重教育、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核心需求。而公共经济管理中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则较难跟上需求的扩充步伐速率。基于教育、保障服务与医疗事业呈现的外部产品特征，虽然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私人经济实现，但最为核心有效的供应方仍旧为政府机构。因此，只有政府全面服务社会，优化公共产品管理，方能真正满足大众需求，改善民生。 （二）公共经济职能可推进公平发展 改善民生，并非是部分人群受益，而应是大群体、甚至是整体群众的受益，是全社会生活水平的优化提升，即体现良好的公平性。为此只有借助政府力量，做好市场资源的优化协调，方能实现优化民生。 （三）公共支出能优化市场调节 公共产品的全面供应，需要政府机构提供合理的补助管理模式。由效率以及公平的角度来讲，较为契合的是，政府组织可通过间接生产，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借助市场秩序的有效管控协调，采用有效的支出预算管理规划，对经济实现刺激影响，进而营造公平有序的公共产品管理供应环境，吸引多方参与实践活动，进而通过良好的公共支出模式，实现市场的优化调节。 （四）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实现法治化公共经济管理 为优化改善民生，公共财政制度应予以全面完善。当前显著的民生问题在于供应有限，因此应优化调节财政支出体系结构，有效缩减非公共性投入支出，使服务投资向着公共服务的模式发展，并将重点制定为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与医疗保障服务，扩充公共投入至民生范畴领域之中，全面给予公共产品服务以有效的支持，方能优化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为完善制度保障，应持续丰富公共事务，合理应对逐步复杂多元的公共问题。政府机构也应持续优化公共经济的实践管理效率，合理应用法律工具，实现公共经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完善法规体系，组织开展规范的公共经济实践活动，将法律体系引入其中，做好公共经济实践与权责职能的明确规范，令公共经济真正的依法、守法，实现预期目标，在制度层面上全面保障民生利益。 三、强化公共经济管理，优化改善民生 为全面改善民生，保障公民利益，公共经济管理还应明确同改善民生的核心联系，并基于改善民生的核心诉求实现优化调节。政府机构应合理转变工作职能，健全公共服务模式，优化公共服务管理。政府应承担起必要的满足民众公共需求的核心职能，将公共资源有效的倾斜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层面，进而推进社会事业的全面、持续优化与民生的良好改善。 同时，还应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公平性，实现科学决策，引入民主化管理，完善群众积极参与制定并监督决策的科学管理制度。应通过全面调研、综合评估、合理决策、有效执行、优化监督管理，通过政策保障推进社会各类资源的合理公平应用与分配。 财权向中央集成、事权下放的管理模式，将令保障事业、服务管理以及公共产品服务较多得由地方政府部门担负。基于其财政能力的限定，以及融资渠道的有限，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不良影响，降低公共产品服务的整体质量与可靠性。为此，应有效提升民生工程的实效性，通过有效划分、明确权责，做好中央和地方的公共经济良好协调、优质社会管理，承担必要的权责，方能提升公共经济管理水平。再者，为维护大众合法权益，应注重群众诉求表达，拓展政务公开。应在进行公共利益管理以及事务决策制定阶段中，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创建有效的公众表达诉求、传达信息的良好制度，发挥媒体桥梁作用，丰富舆论渠道。民生决策管理中，应真正令大众全面参与，通过开放研讨，明确各方利益需要，全面改善民生，实现科学发展。 四、结语 总之，强化公共经济管理非常重要。我们只有明确公共经济发展同改善民生的客观关系，研究民生经济的重要影响作用，方能真正地体现民意，服务大众，提升公共经济核心水平，实现共赢发展。 公共经济论文:浅析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公共经济学 摘要：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政府间社会保障财政纵向和横向失衡的重要举措，是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需要依据公共产品的特征，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政府间社会保障权责划分问题的依据，也是实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前提条件。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 public 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 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 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 “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社会保障地区差异问题的现实举措，在我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发展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公共管理视角下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探讨 我国进入快速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城市公共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近期各地又出现的一些重特大事件,包括天津滨海危化品爆炸事件、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湖北荆州商场电梯事件、兰州自来水异味事件等都再次给我国的城市发展敲响了警钟。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事件最后都认定为是责任事故,并且都关乎城市政府的管理。某种意义而言,安全天然具有的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其中担当起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政府管理视角来思考城市公共安全就显得理所应当且切中要害。 一、守土有责: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职责目标 广义上而言,城市任何的安全问题都可以归入公共安全的范畴,因此,城市政府对辖区内出现的安全问题都需要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管理。从狭义上而言,城市公共安全则是指具有公共性的城市安全问题,理论上政府公安系统所需负责的事项都归入公共安全范畴。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从环节上可以分为日常预防、预警准备、应急响应、恢复学习;从内容上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简单的可以分为自然灾害管理和人为灾害管理,从应急管理角度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四大类。由于安全问题包罗万象,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因此,对于城市政府而言,公共安全管理的目标就在于减少,甚至减除这些安全问题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一方面,对于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政府应当把损失降到最低,甚至不造成损失;而对于可以避免的人为灾害,则应当力争不发生或少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应当将其危害降到最低或零。当然,如何评价损失最低、发生最少等虽然属于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这一程度是基于城市既有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经济水平和市民素质等来综合评判的,没有相应的情景和试验(城市发展历程无法重复、无法完全复制检验)来证明此时此刻城市安全管理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如果将某一指标与全球同类型城市做比较,则仍可以得到一些参考性的结果。例如,中国建国以来在“直接经济损失/GDP”和“直接经济损失/财政收入”上的指标就大大高于美国和日本。 中国城市发展中导致的大量安全现象既有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以及城市自身具有的高复杂和高密度导致灾害(特别是人为灾害)发生概率大幅提高和灾害影响更加严重的客观因素,更有经济发展模式粗放、社会服务不到位、规划建设不合理、百姓期待日益提升等多方面的主观因素,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具有更大的主观改造空间。 不能保障好城市的公共安全,城市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失去意义。这正如《全球城市史》的作者乔尔·科特金指出的那样:只有充分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并通过积极大胆的方法解决安全问题,现代城市才能在新世纪生存和繁荣。[2] 二、制度短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瓶颈问题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未能实现制度均衡是我国城市灾害频发、重发、广发的重要原因,而其制度短缺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防管理少 2006年随着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各地政府对应急管理高度重视,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一案”指应急预案,“三制”指应急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逐步建立。[3]例如,浦东新区目前已形成一办(应急管理办公室)、一室(总值班室)、一处(区府办应急管理协调处)“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尽管应急管理为城市公共安全的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2013年浦东接报突发事件803件,成功处置金海路地铁工地事故、“1·6”北蔡上农批火灾、临港上汽物流园区事故、外环线金海路、芳甸路槽罐车交通事故等20余起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以及紧急敏感事件。2014年,新区相关部门成功应对、处置了G1501(外圈)近金海路危化品槽罐车侧翻事故、H7N9禽流感疑似病例事件、洋山港旅游大巴侧翻事故等10余起较大或紧急敏感事件。然而,对于进一步提升公共安全管理而言,更为重要的环节在于日常的预防管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上海浦东新区在“十三五”规划编制过程中,尽管大幅压缩了专项规划的数量,但却从更加注重城市公共安全日常管理的角度,首次提出了增设《浦东新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十三五”规划》。在通常的理解中,由于强化日常预防管理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人财物,但由于公共安全问题发生的随机性,人们会觉得“没有必要”,即一旦投入大量精力但事件没有发生,就会被误解为投入成为了“沉没成本”。这一误区在政府管理观念中也时有存在,也导致了公共安全预防管理的“缺位”。确实,从世界范围来看,公共安全预防管理往往也是“事件推动型”的管理,即没有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政府往往对这类灾害的预防不能意识或意识不强。而一旦发生了重大灾难,也才逐渐配置更多的资源到预防管理上。例如,日本在阪神-淡路大地震发生前,兵库县只有3~4位官员负责防灾事务,并且没有专门的灾害管理部门;地震后,兵库县设立了防灾监一职,是该县名列第三的高官,并且设立了防灾企划局和灾害对策局,下设拥有80多名专职防灾官员的防灾中心。[4]但是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理应借鉴先行国家的诸多经验,因地制宜、高效精简地开展安全预防管理。 (二)统筹管理难 城市安全管理是渗透到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建设管理等方方面面的管理工作,每个委办局条线都在自己负责的公共领域内进行安全管理。部门化的安全管理一方面可以保障专业性,一方面维持各条线业务的延续性。但是,在城镇化深度推进过程中,公共安全的问题复杂性越来越大,管理涉及面越来越广,处置周期也越来越长,这些都对传统条线化管理带来了挑战。例如,在药品和医疗器械市场监管上,目前的格局是它们在进入 医院之前由食品药品监管局监管,而在进入医院后则由医院管理方负责监管,这使得药品医疗器械的全过程监管被划分为几个部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监管效率。又例如,食品安全的监管、事故的认定工作由卫计委来管理,但执法则等由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如果两个环节之间不能很好地衔接,也可能造成监管出现问题。再比如,城市道路设施的维护管理由市容环保局负责,但由于在规划阶段由规土局负责,建设阶段由建交委负责,如果各环节衔接不好或标准执行不严,可能造成前道工作留下的隐患落到市容环保局,这种部门间职责的不对等可能降低安全管理的效率。 尽管在目前管理体制中,应急办在信息的及时汇总、上传下达方面可以起到一个较好的统筹协调作用,但是对于非应急环节的公共安全管理而言,这一体制还难以承担起统一协同的作用。 (三)精准管理弱 安全问题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由于全覆盖、全领域的重视可能导致管理成本高昂,需要在日常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明确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因此,提前预防预警的关键是能抓住重点难点问题,通过分类管理、精准管理来达到“有的放矢”的预防管理。然而,在现实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过程中,重点的确认往往更多根据指示或听从领导或依据经验,对于本区域真正个性化、地方性的安全问题则可能被忽视。例如,每次发生全国性的重特大安全事故后,往往地方城市政府就将重点放到类似的安全问题领域,而本地区的自身重大隐患可能未能重点关注,这极易导致新的领域的安全重特大事故,这可能也是全国“接二连三”发生各类重特大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地方领导可能对本辖区发展情况更为熟稔,工作部门的人员也在长期工作中积累了地方经验,但是对于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环境、方兴未艾的各类新生事物,都催生了诸多新的安全管理问题,如网上送餐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自动售货鲜果汁的监管、网络诈骗、预付卡监管,输入性公共卫生安全、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等。 (四)社会共治缺 “保一方平安”作为地方政府的底线职责,确实应由政府负主要责任,但是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到公共安全管理中来,不仅是政府“大包大揽”已无力承担、也不能承担的必然选择,也是“公共安全人人有责”的题中应有之义。城市作为公共安全的“双刃剑”,在增添了安全风险的同时,也通过产业发展、技术创新、文明提升等方式为解决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更多手段。充分发挥市场化企业在安全服务上的高效性,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高新技术企业在3S、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等技术上的优势对安全管理的支撑,专家队伍在公共安全管理上的专业性和科学性,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公共安全管理上的示范带动和精神引领作用,居民在问题及时发现、危险自我保护等方面的优势,是全面提升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水平的重要路径。但是在现实运作中,政府往往囿于传统思维习惯、压力型管理体制等原因,往往在所有公共安全管理领域和环节都采取行政化管理模式,而缺乏更多灵活的安全管理和服务方式。其实,由于城市安全感所具有的相对性,只有通过鼓励全民参与才能更好地配置职责、形成合力,在各负其责中减轻政府负担、提升城市居民对公共安全工作的认可度。 三、治理优化:提升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方向 针对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制度上出现的问题,拟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日常管理与应急处置相统一 一方面要坚持标本兼治,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日常防范,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处理,建立健全公共安全形势分析制度,及时清除公共安全隐患。切实增强抵御和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强化自然灾害预警预报,编制各类预案清单、3D模拟演练系统、城市安全管理标准体系清单等,把危险和隐患“扼杀”在萌芽之中。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发生的自然灾害应加快应急指挥和处置的速度,包括建立统一高效的应急联动指挥系统、搭建多渠道的安全信息平台、构建多元主体联动的应急救助系统以及生产恢复、精神疏导和善后学习工作。 (二)全面覆盖与聚焦重点相统一 一方面,要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摸清城市公共安全的所有隐患,做到地域全覆盖、领域全覆盖,编制城市风险分布地图,并明确各部门各层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另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汇总人民群众最关心最急切的问题,以民主化的方式明确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短板和重点;通过智能化和大数据等技术分析城市的敏感空间区域,以科学化方式确定重点区域和领域。 (三)顶层设计与强化基层相统一 一方面,从城市整体层面建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统一管理体系,包括安全和风险的发现报告制度、处置阶段的指挥调度体系和任务分解机制,安全处置后的反馈评价机制等,要有一个明确的职责分工、权威的指挥调度、高效的协同合作制度。另一方面,维护公共安全体系,要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公共安全的主战场,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在整合基层安全管理相关队伍、资源和信息技术上,实现城乡安全监管执法和综合治理网格化、一体化。 (四)政府统筹与多元参与相统一 一方面,强化政府内部统筹的力度,包括建立健全城市应急办、公安指挥中心、应急救援部门(消防)和城市网格办等相关职能机构组成的“3+X”定期会商机制和主要联动单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机制,加快建立公共安全的差别化勤务管控机制和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加快建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办法,在重点难点领域推进“行刑衔接”。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各类社会组织、企业、专家队伍、社区精英和普通老百姓的积极性,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共同构建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包括设立专家库、咨询委员会、政府购买安全服务清单等。 (五)技术应用与机制创新相统一 一方面充分利用3S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化技术促进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流程再造,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效率。与此同时,以新技术应用为契机,加快公共安全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包括建立统分结合、权责明确、运转灵活的安全隐患发现机制、应急指挥联动机制、快速应急处置机制、绩效监督考核机制、资源创新使用机制等。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国外公共管理创新的目标 一、整体型政府产生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始创于英国继而在英联邦国家全面推行的公共管理改革运动成为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源头。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政府再造,推动了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形成所谓的全球性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试图改变政府传统的运作方式,以减少管制、增加竞争、引进企业管理理念为手段,以提高政府管理效率、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公共支出为目标,打造“竞争性政府”。这场运动在为各国带来新的行政文化、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逐渐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合作与协调,政府管理碎片化,部门滋长了自我中心主义。具体表现是: 1、政府部门的功能分化造成各个部门在单一年度预算限制下运作,各部门不进行长远规划。 2、政府管理过于注重治疗而忽视预防。比如说,有学者认为,除了教育,英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都是治疗性的,而非预防性的,即等到问题已经出现,政府才介入。 3、政府各个部门考虑更多的是本部门的利益,基本上是对本部门和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基层民众或服务对象负责。尽管各自分内工作尽职尽责,但最终往往偏离总体目标和总体利益。 4、政府部门大多从自身角度出发,在相对狭窄的管理范围内制订规划和政策,以封闭的程序进行决策,政府工作缺乏总体规划。为了改变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的愈来愈严重的政府管理碎片化状态,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被称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先锋的国家纷纷采取了协作和整合的战略,提出建设整体型政府(在英国先被冠之以“协同政府”,后来称作“整体型政府”)。整体型政府的产生不仅仅是对新公共管理改革中公共部门结构性分化改革的回调,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各种危机事件对公共部门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恐怖主义的威胁使人们越来越重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以避免政策的相互抵触。应对海啸、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大范围的流行病要求政府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另外,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横向沟通与协调的成本;受消费者主义的影响,公民希望政府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学术界的关注焦点逐渐从原子化的模式转向注重整体的分析。这些因素促成了整体型政府理论的产生及实践的发展。 二、整体型政府的内涵 英国学者培利希克斯于1997年出版了着作《整体型政府》。这本书一上市就得到英国新一届工党政府的肯定,成为政府官员广泛阅读的着作。培利希克斯认为,整体型政府是超越政府层级、部门功能分工的鸿沟,以解决人民的问题、为人民提供整合性服务为核心的政府,是关照全体、预防性、整合性、改变文化、结果取向的政府。1997年英国新一届工党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协同政府”的概念。协同政府意味着通过横向与纵向的协调,消除政策相互抵触的状况,有效利用稀缺资源,使这一政策领域的不同利益主体团结协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的而不是相互分离的服务。澳大利亚给“整体型政府”下的定义是:“整体型政府是指公共服务机构为了完成共同的目标而实行的跨部门协作,以及为了解决某些特殊问题组成联合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侧重政策的制定、项目的管理或者服务的提供。”培利希克斯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改革下的管理模式、整体型政府模式从管理理念、运作原则、组织形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比较(见表1)。综合各国对于整体型政府的构想和实践,笔者认为,整体型政府具有以下特点: 1、整体型政府是对新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即按照功能划分政府部门的调整,而非根本性的变革。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既不靠相互隔离的政府部门,也不靠设立新的“超级部门”,而是在不取消部门专业化分工的前提下实行跨部门合作。 2、整体型政府的目标是为民众提供整合性的服务,而不是让民众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奔波于各个政府部门。为了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不但要靠各个部门各自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各部门协同的努力,因此必须要有政府的整合型运作。 3、整体型政府的路径是全方位的合作。合作内容非常广泛,从目标设定到具体操作、从组织结构到文化整合、从政府内部到政府外部无所不包。汤姆?林认为英国的“协同政府”体现在“内外上下”四个方面。“内”即通过新的组织文化、信息管理、人员培训等途径实现组织内部的合作;“外”即通过领导权的分享、捆绑式预算、项目组等途径实现组织之间的合作;“上”指目标设定的由上而下以及对上的责任承担;“下”指以满足顾客需要为服务宗旨以及让服务对象介入服务过程。 三、构建整体型政府的三大基础 为了建设整体型政府,培利希克斯认为,必须进行三项改革,即运用信息技术形成网上治理模式、建立整体型政府组织结构、建设主动型公务员队伍,以构建整体型政府所需要的科技基础、组织基础和人员基础(见图1)。 1、运用信息技术形成网上治理模式 电子化政府经过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政府使用计算机处理日常工作的阶段,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增加办公自动化程度,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这一阶段的政府称为电脑化政府。随着网络的出现和普及,电子化政府进入第二个阶段。各个国家的各级政府,都积极设置自己的网站,通过网络向民众提供更多本部门的信息和服务,使得政府网站成为政府服务的最佳窗口。此时的电子化政府是以各部门的独立管辖权做为发展的基础,对于一般不充分了解政府部门运作规律和体系的民众而言,仍然不是非常方便的沟通渠道。所以,这一阶段的 电子化政府称为以网络为基础的互相不连接的政府。随着网络科技的高速发展以及计算机软硬件价格的不断降低,政府的网站连接更加便利,能够建立畅通无阻的层层连接。这个阶段,政府的电子化改革要在网络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三种类型的整合:不同政府层级的整合,不同部门的整合,不同政府网站的整合。这三种类型的整合最后将实现整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政府入口网站的目标,使民众只要进入这个单一的网站就可以寻求解决他们碰到的任何问题,并接受政府提供的相应服务。这就是电子化政府的第三个阶段,即以网络为基础的整体政府。在网上治理模式的冲击下,政府的行政业务和程序将彻底透明化,不仅民众可以更快速、方便、低成本地了解政府信息、获取政府提供的服务,而且政府的内部运作也能免于传统行政所导致的腐败和不作为。 2、建立整体型政府组织结构 在既有的功能性部门分工基础上进行政府运作的整合,采取有效策略进行横向的整合,即增加协调的组织机制。在英国,为构建整体型政府组织结构,由首相或内阁建立新的跨部门组织以加强政府部门的合作。增设的跨部门组织有两类,一类是为了某一特殊的政策问题而专门成立的非常设机构,其成员来自不同部门。布莱尔政府迈向整体政府的第一步是1997年成立“社会排斥小组”。“社会排斥小组”的任务是综合处理诸如无家可归者及少女怀孕等需要跨越传统的部门边界来统一解决的棘手问题。另一类是从事战略决策研究的组织,以保证政府决策具有统一性、战略性。如,布莱尔成立的“政策中心”直接隶属首相办公室,它对政府制订的所有政策都有权进行独立的分析研究;“绩效与创新小组”直接向首相提供跨部门的中长期公共政策报告,目的是促进政府决策与目标的实现;“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战略合作中心”、“中央秘书局”等机构都具有相似的功能。整体型政府的组织结构和运作,具有以下特点:1)政府组织运作的核心以功能性分工的部门运作为主体,但同时融入跨部门的定期及不定期、正式及非正式整合机制。2)增加信息部、人力资源部、策划部等跨部门整合单位,和原来的功能性分工部门结构形成同心圆的整体型组织,以强化沟通效果。3)以预算管制和行政目标管理为核心,定期评审政府业务整合的程度。4)以信息科技的制度化设计,建立政府业务整合的系统。5)各部门的业务应该和其他政府部门、其他层级政府、服务的对象、非营利组织、国际性组织和团体,进行有效的连接,以便于咨询和磋商。整体型政府组织的结构和运作与传统行政组织的不同,在于它不但要依法完成功能性分工的业务需求,更要从解决人民生活事件的角度出发,将政府业务整合的核心观念变为内建的机制。 3、建设主动型公务员队伍 为了实现整体型政府的运作目标,必须由高度依存、互相信任、富有合作意识的主动型公务员体系来完成政府的公共事务。建设主动型公务员队伍,首先是培育共同的执政理念,进行组织运作价值的整合。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在公务员队伍中塑造共同的文化、培育共同的伦理精神和价值体系,是进行跨部门合作的前提条件。澳大利亚总理内阁部大臣皮特?谢哥德认为,所有政府部门都应该通过独一无二的行政理念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管理顾问委员会2004年的报告———《把政府联结起来:整体型政府对澳大利亚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回应》指出要建立支持澳大利亚公共部门的文化,以“一起工作”为口号,形成相应的价值和行为准则来推进整体型政府的实施。 其次,进行公务员薪酬改革。合理的薪酬制度产生的奖优惩劣效果,有助于在公务员队伍形成良性竞争,激励卓越的公务员行为。英国从1996年开始,不论是高级公务员还是一般公务员,都已采用以绩效定薪酬的制度,废除了传统的职务等级和薪酬等级。新工党政府在“协同政府”框架下,继续进行薪酬改革。一是确立和完善以结果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改变以往目标与薪酬缺乏联系的现象;二是简化工资评价框架,给予地方管理者在制定薪酬标准上更大的灵活性,改变职位与职能隔离的现象。 第三,创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管理是一场深刻的管理学革命,它将组织看作是一个生态体系,强调系统思考和组织学习,通过培养个人、团体和组织整体的学习能力,来实现自身的变革,以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要求。创建学习型组织,就是要加大公务员培训和发展方面的投入。英国1999年6月成立了集研究、培训、咨询于一体的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CMPS),专门负责高级公务员的培训。创建学习型组织,还要打破官僚制对公务员尤其是一线执行人员创新能力的束缚,鼓励人才创新。 四、结语 整体型政府理论和实践对于英国工党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功不可没。但是受制于各国、各地区的发展程度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整体型政府理论在不同国家、地区的适用性和发挥作用的程度也必然存在较大差异,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适用的万能药。不同政府在引入这一理论之前必须经过仔细的考虑并对所需成本进行认真分析。而且,整体型政府理论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责任问题便是其中的焦点问题,它需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一方面采取统一行动、共同的标准和共享的组织体系,另一方面又要求各个部门为纵向的责任体系负责。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统计教改探微 在讲授推断统计学部分时,我们选择的案例也来自于教师的科研、生活实践。例如,某幼儿园教师在教学中采用了一种新方法,怎样证明该方法有效?首先应该证明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幼儿在某一方面的认知能力无差异,在使用了新方法后,如果实验班在某一方面的认知能力优于对照班,才能说明该方法有效。我们把这一实例用于方差分析的教学中,学生不再认为平时的工作学习中用不着推断统计学的知识,体验到推断统计学知识不仅是统计学的核心与精华所在,在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中也大有用处。案例教学是《应用统计学》课程的重要教学手段,我们不仅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了上述案例教学法,同时,在课后练习中也给学生布置了一些案例分析的作业。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大量的实际问题,这不仅可以使学生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来自于外部压力的学生学习主动性缺失 主动性可能来自于压力,这种主动性常常是暂时的,带有较大的功利性,一旦达到目标,主动性就消失了。兴趣是主动性的另一个来源,比较而言,来自于兴趣的主动性则比较持久,但是兴趣的培养是长期的过程,绝非一门课程能够胜任的。“学生对所学课程的兴趣,会影响学生的整个学习活动,影响学生的学习氛围。如果学生对所学的课程感兴趣,就会对其学习动机和学习态度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其学习效果。” 1.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评价考核体系 始于20世纪末的高校扩招带来的问题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教育部等高校主管部门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考核与监管,以期从源头上控制没有社会需求的专业招生。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对的,但各高校采取种种手段应付就业率的考核,不仅出现了学生“被就业”等荒谬的事情,还直接影响了高校教学效果。各高校、各专业都要应对日益激烈的生源竞争,甚至是与国外的高校竞争。竞争不仅是各高校实力(师资、科研水平、综合水平)的比较,就业率也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如果这些争取来的学生不能按期完成学业,顺利就业,对各高校、各专业来说无异于自损招牌,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学生只要进了大学的门,一般情况下都能顺利拿到文凭。管理部门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这一点,这实际上变相剥夺了教师对学生学业成绩独立考评的权力。在教与学的博弈中,如果学校管理部门管理设置的前提是绝大多数学生都能拿到文凭,即专业课学习都通过考试,那么学生对应用统计学这类有难度课程不会有学习的压力,他们会认为反正最后考试都能过。况且,学生手里还掌握着“学评教”这个对付教师的“法宝”,迎合学生的需求是教师的理性选择。 2.公共管理专业的影响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仍然比较落后,学科边界模糊,视野狭窄,基础不牢,知识体系不完整,研究方法陈旧,知识创新不足,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针对性、应用性不强。”学科边界模糊使研究内容多而庞杂,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习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多,学生感觉“老虎吃天,无从下手”,基本上学习的都是“屠龙术”;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落后,借鉴学习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学生不仅面临较多的学习内容,在总学分一定的前提下,必然是各种方法都了解,但是都不精,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没有就业的竞争优势,公共管理成了一个所谓的“万金油”专业。政府扩张权力,公务员待遇优厚,工作稳定,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毕业生考公务员,近几年考公务员成了高校毕业生的首选,这种形势使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更加困难。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很不发达,那么与公共管理专业对口的就只有政府部门,进政府机关只能考公务员,公共管理专业知识对学生考公务员并没有直接的帮助,这些必然影响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和热情。 (二)高校科层化管理模式的影响 科层化管理模式注重的是程序和规则,正如默顿所强调的 “:规则原本只是手段,现在却变成了终极目标”。不同学科的教学工作不仅有共性,还因为学科、专业及教师、学生的个性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性,特性服从严格的规则制度,要求教学活动服从行政命令,这必然给教学带来种种困扰,应用统计学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文理科合班教学 我们的授课对象是按大类招生的公共管理,文理兼收。高中阶段理科的数学已经包括了概率论的初步知识,文科的学生则没有学习过这部分内容。这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了较大影响,文科学生在过去的学习中已经形成了重思辨思维,轻逻辑思维的思维定势,普遍对与数学相关的课程有恐惧感。这要求我们要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既不能使文科的学生学不懂,又不能让理科的学生感到没兴趣。我们应用统计学的授课教师首先要消除文科学生的恐惧感,并逐步建立起用统计数字来说明事实,用统计推断来验证主观判断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利用统计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技能。 2.大班教学,课时压缩 作为公共管理的专业基础课,应用统计学曾经是4学分,在倡导学生自主性学习的背景下,学校对专业课的数量和课时都进行了调整,应用统计学现在是2学分(32学时),但课程内容没有减少。内容多,课时少,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应用统计学的概念、公式多而且概念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而且从基本概率知识到推断统计学的各种方法之间存在层层递进的关联,前面的假设检验等知识没有掌握,后面的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等就很难理解。学生必须做课后学习、阅读、练习和实践活动,否则很难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点。课后学习不仅是课堂教学的延伸,甚至成为与课堂教学同等重要的一个教学环节。我们将课后学习分为三个部分:内容自学、习题练习、上机练习,内容自学通过课堂讨论或完成作业的方式检查;上机练习用来检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作为平时成绩。 《应用统计学》是公共管理的专业基础课,安排在一年级第二学期或二年级第一学期,这个学习时段学生学习负担较重。案例教学需要教师和学生同时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基本知识和概念需要学生课外学习,加重了学生的负担;每年公共管理专业招生的数量基本固定,出于成本等各方面因素的考虑,一般都是按50多人的大班进行授课,案例讨论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这不仅影响教学效果,也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应用统计学》采用案例教学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与公共管理的其他专业课相比,其内容没有吸引力。在高校实施“学评教”的考核压力下,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可能影响教师的教学考核等级,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3.教学环节不匹配 《应用统计学》一直沿用闭卷笔试的考试方式。闭卷笔试注定了考试内容注重基本概念和计算,而案例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考试和平时的教学存在着脱节的现象。(三)缺少案例以及合适的教材经济管理类学科发展比较成熟,统计学的基本方法已经广泛深入地运用在管理实践中,因此,各类合适教学的案例也比较多,有专门的案例教材。“在我国目前的公共决策实践中,一些功能环节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忽视,科学的、合理的决策程序并未完全确立起来……少数领导者凭经验,甚至按主观设想拍板的情形并未绝迹。”实践中收集分析真实数据的基本统计方法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不足,切合中国实际,又能够用于教学的案例较少。 缺少合适的教材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问题,目前的统计学教科书多是经济管理类。公共管理类的教材大多是针对MPA的,内容和深度都不适合本科生;用经济管理类的教材又面临例题和习题都是经济管理方面的,内容与本专业的关系不大的问题,学生感觉统计学方法不是公共管理体系的,与其他的专业课完全是两张皮,没有结合起来。 对策和思路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改进。 (一)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们以应用统计学为核心,将收集资料、整理分析资料、得到结论等统计工作环节,分别由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应用统计学等几门相互衔接而又各自独立的课程体现出来。这样不仅让学生体验了一个完整的统计工作过程,激发了学习兴趣,而且还能引导学生从问题入手,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得到科学合理的结论。通过这些专业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学到了相应的知识,而且得到了怎样解决问题的方法;改变了以往课程结束后,学生考完试,知识又还给教师的状况;参与了不同阶段的统计工作,掌握了用统计工具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方法,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改变了文科学生重思辨能力,轻逻辑思维能力,实际动手能力差的倾向。 (二)考试方式改革 在遵守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我们将闭卷笔试与平时考核结合起来,闭卷笔试重点考查学生对《应用统计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运算以及推理能力的考查,平时考核的模式不拘一格,包括教学中的讨论、答辩和作业、上机考核、小论文等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学生的成绩可根据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程度、学习过程中提交的小论文、上机操作和笔试闭卷卷面考试成绩等来综合评定。这样,可以引导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基础上,注重综合分析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积极收集教学案例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意收集公共管理的相关案例,一方面是来自学生的各种科技立项及问卷大赛的调查,例如前述学生自己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上的问卷调查,这些调查的样本量一般都不够大,问卷设计还存在着问题;教师的科研项目也是另一个重要来源。目前,我们已经有城市低保对象,残疾人、老年人农民工及社区满意度等5、6个调查数据库,大都是中等规模的调查,基本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 我们以案例教学为主要试验方法,对公共管理类应用统计教学的理念、内容、方法、手段、考核等教学的全过程进行探索和尝试,由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限制及高校教学管理模式的影响,这一教改项目的效果还很难评价。随着科学发展观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家建设理念的逐步深入,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实践活动改革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掌握统计研究方法的是复合型公共管理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如何适应这一变化,培养大批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新公共管理的现状 公共部门的变革回应了几个相互联系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职能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低效率;经济理论的变化;私营部门相关变化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的兴起;技术变化使得分权同时又能更好地控制全局成为可能。 行政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前传统阶段、公共行政传统模式阶段和公共管理改革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从上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并非轻而易举,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过渡至今尚未完成。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新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非常强大。这场变革运动以“新公共管理”着称,尽管这个名称引起了争论,然而它不但在蓬勃发展着,而且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采取的管理模式的最佳表述。传统的行政模式相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前传统模式 很显然,在19世纪末官僚体制理论尚未健全之前,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与政府这一概念以及文明的兴起一样历史悠久。正如格拉登(Gladden)指出的那样,行政的某种模式自从政府出现之后就一直存在着。 首先是创始者或领导者赋予社会以可能,然后是组织者或行政者使之永恒。行政或事务管理是所有社会活动中的中间因素,虽然不是光彩夺目,但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 公认的行政体制在古埃及就已经存在了,其管辖范围从每年的尼罗河泛滥引起的灌溉事务到金字塔的建造。中国在汉朝就采用了儒家规范,认为政府应当是民选的,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品德和能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谋取人民的福利。在欧洲,各种帝国——希腊、罗马、神圣罗马、西班牙等首先是行政帝国,它们由中央通过各种规则和程序进行管理。韦伯认为,中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官僚治理结构的发展”。 尽管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可以称为前现代。也就是说,早期的行政体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裙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效忠国王或大臣等某个特定的人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以效忠组织或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尽管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行政管理本身不为人赞许的特点仅仅来自于传统模式,但早期的做法常常导致谋求个人利益的贪污行为或滥用职权。在早期行政体制下,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很奇怪的做法曾是当时执政政府职能的普遍行为。那些一心走仕途的人往往依靠朋友或亲戚获取工作或买官,这就是说先以钱来收买海关官员或税收官员,然后再向客户伸手要钱,从而既回收了最初的买官投资成本,又可以大赚一笔。美国19世纪的“政党分肥制度”意味着在执政党发生了变化的同时,政府中的所有行政职位也发生了变化。 前现代官僚体制是“个人的、传统的、扩散的、同类的和特殊的”,而按照韦伯的论证,现代官僚体制应当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的、具体的、成就取向的和普遍的”。个人化政府往往是低效率的:裙带关系意味着无能的而不是能干的人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政党分肥制常常导致腐败,此外还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传统行政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早期做法看起来很奇怪。专业化、非政治化行政在我们看来是如此顺理成章,以至难以想像到会有别的制度存在。西方的行政制度即使简单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想法,也是直到1854年英国的诺思科特—屈维廉报告出台后才开始建立,尽管这种制度在中国早已通行很久了。 二、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 在19世纪末期,另外一种模式开始在全世界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行政模式。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几个国家的学者,即,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人们把他们和官僚制模式相联系;弗雷德里克·泰勒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也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运用,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与其他理论家不同,泰勒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可是他的理论却在该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这三位理论家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主要影响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要加上诺思科特和屈维廉,他们对美国之外的国家的行政尤其是威尔逊的行政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中期,诺思科特和屈维廉最先提出了通过考试和品德来任命官员的主张,并提出了无偏见和行政中立的观点。 传统的行政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官僚制。政府应当根据等级、官僚原则进行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有一个经典的、清晰的分析。虽然这种官僚制思想在商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采用过,但它在公共部门得到了更好和更长久的执行。 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全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严格地遵守这些原则将会为组织运行提供最好的方式。 3.官僚服务。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4.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就是贯彻执行指令,而任何事关政策或战略事务的决定都应当由政治领导者做出,这可以确保民主责任制。 5.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惟一动机,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 6.职业化官僚制。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 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 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韦伯制度和它以前的各种模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以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一个组织及其规则要比组织中的任何个人都重要。官僚制度就其运作以及如何对客户做出反应方面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正如韦伯所论证的那样:“将现代公职管理归并为各种规定深深地触及了它的本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以法令形式来命令执行某些事务的权威已被合法地授予了公共机关。这并没有授予某机构具体情况下通过指令实施某种事务的权力。它只能是抽象地管制某种事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个人特权和赋予特许权管制所有事务。后者的情况完全是由世袭制支配的,至少就 这些事务不是不可被侵犯的传统而言是这种情况。” 这一点非常重要。早期的行政管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个人要忠诚于亲戚、保护人、领导人或政党,而不是对体制负责。有时,早期行政管理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员是任命的,他们更是政客的臂膀或主流阶级。但是,它也常常是专制的,专制的行政可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投入个人政治游戏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个以韦伯原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可以完全消除专制——至少在理想情况下是如此。档案的存在、前例原则的参照和法律依据意味着在相同的环境中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效率更高,而且公民和官僚等级制中的人员都知道自己所处的立场。 其他的差别均与此相联系。在各种规定和非人格化的基础上,会很自然地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及其规定在个人离开组织后保持不变。虽然韦伯强调的是整个制度,但他也注意到了官僚制组织中的个人任期和条件。 传统行政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为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它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它更具效率,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该模式即使不能说已经过时了,也可以说即将过时。 传统官僚制度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发展起来的,它的制度和技术适用于更早的时期。如果政府工作人员被看做机器人,只需对简单的刺激做出反应,难以承担起做出决策的责任,而且在操作手册中都有了事无巨细的规定,那么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可能是合适的。然而在私营部门,正式的等级制度不再被认为是运行良好的了。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政治控制理论已经问题重重。行政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指令,因此要求有一个秩序井然的收发方法。指令的发出者与实施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但是这并不现实,并且随着公共服务规模和领域的扩大而愈加不可能。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正式的官僚体制可能有它的优势,但人们也认为它往往培养墨守成规者而不是创新者;鼓励行政人员规避风险而不是勇于冒险,鼓励他们浪费稀缺资源而不是有效利用。韦伯曾把官僚制看成是“理想类型”,但现在这种理想类型却培养了惰性、丧失进取心、导致平庸和低效率,这些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特有病。它也由此遭受批评。实际上,“官僚”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地被看成是低效率的同义词。 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官僚制的确有威力,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试图探求惟一的最佳方式是不切实际的,这会导致组织运作的僵化。私营部门中率先采用的灵活管理体制正在被政府部门所采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惟一形式。而且行使官僚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补贴、法规或合同间接地在这一领域起作用。政治和行政在现实中很长时间里都一直相互交错。公众要求在原先政府独立于民众而运作的领域中建立更好的责任机制。虽然公务员可能会受到公共利益的奖励,但现在看来政治游戏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自身的进步或所在部门的发展而工作,而不再是原来想像的那样时刻都是出于纯洁和无私的动机。现在公务员的不同寻常的雇用现象已经弱化多了,特别是考虑到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变化,私营部门雇用制已是非常少见了。最后,公共部门的任务现在被认为具有了更多的管理性质,这要求行政人员对于他们的工作绩效负起责任来,而不仅仅是行政命令和执行指令。 关键之处在于,传统模式在大约一百年里没有多少变化,而现在却发生了全面变化。诸多观点构成了一种范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现在由于传统模式本身的问题,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转移。 传统模式是僵化的、官僚的,只是侧重于结构和过程。然而它确实比以前存在的模式要好得多。以功绩制为基础的任命制、正式的官僚制以及政治和行政能够并且应该分开的想法都足以构成一个行政体制的充分原则,尤其是对一个处于稳定阶段运行的制度。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主导着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尽管传统模式做出了多年的贡献,但它现在面临的主要批评是,其理论和实践都不足以适应公共部门管理的发展。传统模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现在它的时代过去了。 传统的行政模式衰落的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不再运作良好了。当理论和经济研究都表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内在低效率时,政治家们开始询问一些笨拙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公务员是终身雇用的而别人却不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以合同形式雇用?如果有人受雇从事一份工作,确保该雇员做好这份工作有何过错?公务员制度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大失民心,政府进行相关改革时阻力极小。而这些改革以前曾一度被认为会破坏公务员制度。一旦变化开始发生,传统模式的各个方面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公共部门出现了一种针对传统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管理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传统模式的某些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公共部门运转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新的管理方法有很多名称:“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到90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名称众多,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发生的实际变化而言,人们还是有一种共识。第一,无论这种模式叫什么,它都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的重大变化,它更为关注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第二,它明确表示要摆脱古典官僚制,从而使组织、人事、任期和条件更加灵活。第三,它明确规定了组织和人事目标,这就可以根据绩效指标测量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样,还可以对计划方案进行更为系统的评估,也可以比以前更为严格地确定政府计划是否实现了其预定目标。第四,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地致力于政府工作,而不是无党派或中立的。第五,政府更有可能受到市场的检验,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区分开,即将“掌舵者与划桨者区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总是指政府通过官僚手段行事。第六,出现了通过民营化和市场检验、签订合同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性的。一旦发生了从过程向结果转化的重要变革,所有与此相连的连续性步骤就都是必要的。 霍姆斯(Holmes)和尚德(Shand)对这次改革的特点作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概括。他们把新公共管理视作范式,这种好的管理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这是一种更加富有战略性或结构导向型的决策方法(强调效率、结果和服务质量)。(2)分权式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这使资源分配和服务派送更加接近供应本身,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相关的信息和来自客户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反馈。(3)可以更为灵活地探索代替直接供应公共产品的方法,从而提供成本节约的政策结果。(4)关注权威与责任的对应,以此作为提 高绩效的关键环节,这包括强调明确的绩效合同的机制。(5)在公共部门之间和内部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6)加强中央战略决策能力,使其能够迅速、灵活和低成本地驾驭政府对外部变化和多元利益做出反应。(7)通过要求提供有关结果和全面成本的报告来提高责任度和透明度。(8)宽泛的服务预算和管理制度支持和鼓励着这些变化的发生。 新公共管理并没有认为实现某结果有一条最好的途径。管理者在被赋予责任之前并没有被告知如何获得结果。决定工作方式是管理者的一个职责,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管理者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由各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所支持。这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被假定为具有经济利益动机;私营部门的灵活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政治与行政不可分离。在从行政到管理的理论变化中,一个关键的区别是:行政是执行指令,而管理是获取结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公共管理从经济学和私营部门获取了主要的理论支持。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奥斯特罗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指出,组织有两种对立的形式:官僚制和市场。在奥斯特罗姆眼里,官僚组织相对于市场选择是低效率和低成效的。官僚行政模式缺乏竞争、消费者主权和低成本选择下的激励。他指出,许多当代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理论导出的一种范式为基础,“向传统行政理论的许多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新公共管理证实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才被采用。在奥斯特罗姆的着作中,我们能看到新公共管理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经济学视角看,它是市场导向的。这运用的是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二,它否定以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 正如亚当·斯密所洞见的那样,如果允许个人追求最佳结果,那么市场就是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形式。 另一个理论变化是私营部门管理理论的变化,即打破了公共部门制度中曾被认为是基本要素但实际不是的东西。公务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必须公平和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务员需要保持政治中立或者终身雇用。衡量公共部门绩效可能确实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努力去这样做。公共部门的政治本质确实有别于私营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所有的政策都由政治家做出。以前被认为是公务员必须做的现在已经成为特例,人们很难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会因为合同雇用制或业余工作制而遭受破坏。然而所有这些都有悖于曾被视为公共雇用的必要条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除却最高层的管理外,许多工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认可公共部门的不同于一般的雇用方式。 也许,私营部门为我们提供了重视结果的经验。传统行政模式正是由于强调结构和过程而非结果才深受批评。另外,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官僚组织并不自然就有效率。私营部门已经在实践其他的组织结构——利润中心、分权、雇员灵活性——所有这些也正在为公共部门所采用。 四、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 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新公共管理可能与发达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那么与新公共管理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在采用时就会受到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确也采用过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官员通过考试获得了终身雇用。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官僚制度也要维护那些地位显赫、薪水相对较高的精英集团的利益。 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失败。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张,“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管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我们相信,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米诺格认为,“市场检测和内部市场等复杂的改革不可能在发达国家之外行之有效。”然而,与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以务实的方式具体确定新公共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斯蒂格利兹主张一种新的发展日程。它包括国家作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促进政府建立市场。在一些领域,政府应当更多地进行市场调节。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绩效,通过尽可能地利用和促进竞争来广泛使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 任何国家在采用这些观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都应当有足够的基础条件以采用包括市场检验和履行合同在内的新公共管理。 五、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毋庸置疑,人们会对这场改革有对立的评价。当然,这场变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运作,会出现一些错误,向新模式转变的过程也存在各种问题。这些不足似乎会导致政治上要求回到原来非党派、中立的行政制度,但这实际上极不可能。更为可能的是,要进一步完善改革中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逐步演进到另一种模式。传统模式以及它所坚持的主张已经结束了。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有意思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批评家也越来越多。他们的批评涉及了公共部门改革的方方面面。有人认为没有什么范式变化,也没有发生国际范围的变化。批评家们认为,公共管理的改革是对民主的攻击,是意识运动,是一种流行时尚,在已经尝试过的公务员变化中导致了士气低落。这些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而另外一些则完全不着边际。确实,反对者和批评家难于就争论的焦点达成一致。有无范式变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之一。 (一)范式变化 人们就新公共管理展开的争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于,尽管最激烈的批评家也承认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足够大到可以构成一个范式变化却有待商榷。尽管有人仍然不太相信,但再次考察一下范式是什么,考察一下公共行政中的竞争性范式是否有效是有用的。我认为,无论是采用“范式”的通常意义,还是与库恩着作相关的用法,“范式”这个术语无论指代传统行政模式还是公共管理改革都是合适的(这些公共改革联系在一起就被称为新公共管理)。 除了强调结果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结果外,关键的不同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公共行政的基础是公共利益激励理论、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人们认为,有足够的差异可以说明存在不同的范式:官僚和市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组织运作方式;公务员的公共利益激励不同于市场理性行为假设;政治与行政分离被普遍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侧重于过程的传统模式与侧重于结果的新模式完全不同。 (二)一场国际运动 公共部门改革是否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人们已经注意到,类似的改革运动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发生了。汤普森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世界性的变革,因为它几乎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对世界上最大的12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重要的政府改革正在全世界进行。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改革也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凯特尔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看是国际性的。首先,它已经扩展到了蒙古、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其次,改革范围很广,政府已经利用管理改革来重塑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国民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公共行政传统方法的部分撤退并不一定表明,新公共管理的单一模式会在全世界适用,也不意味着旧的模式就会彻底消失。其次,全球化范式的思想忽略了截然不同且路径依赖的国情,正是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变化。第三,公共管理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是否足够稳定以至可以被视为一套单一的思想和做法。 按照胡德等批评家的逻辑,不同国家的改革内容、时间安排和战略的差别就意味着不存在全球化的运动。在批评家们看来,只要说改革具有相似性,似乎就意味着改革应该一模一样并同时发生。其实,改革范围和速度存在着不同。英格拉哈姆认为有三种改革模式:新英格兰模式摧毁了旧结构而代之以竞争性、市场导向组织,这代表出现的线段的一个端点。美国代表了线段的另一端,新兴政府建立在旧的官僚体制基础上,并没有发生会导致游戏规则改变的系统改革。线段的中点是阶段改革战略,这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奉行变化的战略, 它首先攻击旧体制的复杂和僵化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改革。不同的国家所受的制度约束不同,改革的不同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目前,在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存在理论趋同化以及公共部门改革者所使用的工具和战略的趋同化的情况。我们没有必要由于存在一场世界范围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就说改革是不可抵制的、统一的、全球的。更为正确的观点是公共部门改革涉及了相似的政策工具,正如博斯托姆(Bostom)认为的那样:虽然全世界对改革的说法五花八门,但最近关于政府重组、重塑和更新的大部分努力都有近似的目标,即提高公共部门的效果和效率,提高公共部门对顾客的反应程度,减少公共开支,增强管理责任。这些努力所选择的工具也非常相似:商业化、公司化和企业化;责任下放;从投入控制转向产出和结果控制;更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更广泛的合同履行。 凯特尔也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以相似的基本战略实施着改革。”他进而列举这些战略,包括:生产率——以更少的税收生产更多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利用市场化进行激励;分权:政策——分离购买者与供给者;对结果承担责任的制度。 因此,各国改革之间存在着比批评家认可的更多的形似性。发生变化的是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而不是改革的细节。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会持续吗? 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家认为这场运动将会消失,有的甚至认为它从没有发生过。林恩认为公共管理将逐渐消退。他认为,尽管新公共管理被其推崇者尊为范式,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可能衰退。因为:(1)在政治过渡中,曾赋予其灵感的威斯敏斯特改革的初始模式将最终被破坏,党派人士和学者之流将看到新公共管理被推出历史舞台。(2)随着各国各部门间比较实践的积累,改革的基本不同之处将使其表面化的相似之处相形见绌。(3)术语“新”将会由于后面出现了更为新兴的事物,而被看做一个很麻烦的形容词。(4)政治争论将呼唤新的主题来吸引和支持下一轮行政改革思想。 上述论点值得商榷。关于第一点,政治变化当然能够先于任何改革。但林恩所指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中发生的变化是指政府的变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表现为从左派过渡到右派,在一些地方是又回到左派。在英国则是从右派到左派。新公共管理或者变化依旧,或者像1996年的澳大利亚国民政府那样加速了变化。关于林恩所指的第二点,各国改革情况是不同的,但改革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不同的国家不是处于不同的路径上,而是远近不同的路径。林恩所说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有待进一步的考查。 林恩认为,“新”这个词变得越来越不合适确有几分道理。考虑到这个词首次引用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新”不再新了呢?在20世纪的美国有这么一件事情,6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新公共行政”。针对旧官僚制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更多地强调价值、平等和公共行政的定性方面。几年之后,当效率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该制度也就萎缩了。同样,将来,“新公共管理”中的“新”也将不得不退缩,但不管怎样,关键的变化是从公共行政过渡到了公共管理。 林恩的第四点易于驳斥。将来当然会出现新的主题或模式以供讨论,如电子政府。本文把世界看做是范式的连续,某种范式最终肯定会消失。 对新管理模式的批评实际上大多来自学术界而不是实业界。这似乎是因为学术界出于职业和专业的特点,对某个事件吹毛求疵而不是欢呼成功。 六、结论 政府管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经历了三种模式。首先是人格化或前现代行政模式,当该模式日益暴露其缺陷以及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它就被第二种模式即传统的官僚行政模式所取代。同样,当传统行政模式问题重重时,它就为第三种模式即新公共管理取代,从政府转向替代性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的主导地位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官僚制度居主导地位一样。在任何一种政府制度中,官僚和市场都是共存的,只是在某个阶段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阶段,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新公共管理时代是官僚制日益削弱而市场在公共行政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 在现实中,市场和官僚体制相互需要,相互补充。新公共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官僚制,正如1989年以前的东欧,官僚制不可能代替市场一样。但新公共管理运动表明的是,早期传统官僚制的许多功能都可以而且现在经常由市场来执行。在一个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日益削弱的环境下,市场解决方案就会被推出。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药方都能成功,但这不是问题的核心。政府将从新公共管理这一工具箱中探寻到解决方案。如果这些方案行之无效,政府就会从同一来源中寻找其他方案。政府管理背后的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变革,我们完全可以用“范式”这一术语来描述它。在公共行政学术界,有许多对新公共管理持否定态度的批评家。但是他们的批评对迅速开展的政府改革影响很小。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会出现另一种新的模式,但肯定不会回到传统的行政模式。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教学实践的研究 公共管理类专业是目前很多综合类高等院校开设的专业,它包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相关专业,随着公务员就业热,这个专业的招生前景越来越广阔。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应用型的学科,毫无疑问,公共管理类专业不同于一般的基础类专业,其培养目标并不仅限于学生在基础理论方面的融会贯通,而应该更侧重于学生应用型能力的培养。公共管理类专业培养目标就是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悉和掌握公共管理基本知识与技能,具有高度公共责任感和公共服务精神,适应当代公共管理现实需要的高素质公共管理人才。所有专业课程毋庸置疑的教学使命是追求教学效果和本专业培养目标的高度契合。传统教学模式下,专业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是学生专业理论知识体系的培养,但对于应用型专业来说,专业课程单纯的理论知识教学导向是远远不够的,学生能力的培养同样重要。而这在传统教学实践中往往容易被专业课程教师所忽视。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加上本科学生社会经历有限,且公共管理类专业理论知识有一定的抽象性,因此不少学生在对专业课程的认识上,视其为“万金油”,什么都学,但觉得学与不学差别不大,专业性、实用性不强。在这种认知影响下,学生参与专业课程教学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难免大打折扣。因此,传统教学理念导向下的课程教学活动的效果,就会与培养提升学生能力的目标出现一定的偏离。专业课程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可以在教学实践中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考试形式等多方面着手。本文拟从公共管理类课程的特点出发,结合多年教学实践,从上述角度逐一探讨。 一、采取基于能力培养的多种教学方法 要实现能力和知识的双重培养目标,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尤其是实践教学方法的凸显是必不可少的。除了最为传统的讲授法之外,还可以采用互动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开放教学法等。在教学实践中,可以针对专业课程的不同教学内容,结合教师教学经验,尝试综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较好发挥学生学习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实现其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一)案例教学法 鉴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特点,目前案例教学法是国内外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教学中非常提倡的教学方法。教师结合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组织学生分析、讨论典型的专业课程的相关案例。通过案例教学把公共管理理论和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紧密结合,把专业知识运用到公共管理实践中,在公共管理实践活动中发现问题,然后结合专业知识研究分析,解决公共管理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并将学习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中推广应用,做到公共管理知识“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服务于社会”。为增加案例的可看性和趣味性,授课教师在案例可多选择一些视频资料。如《城市管理》课程,在第一章绪论教学中,教师引入了中央台“热线12”节目“恼人的夜市”报道视频,因为该报道是聚焦于中央民族大学周边魏公村夜市喧闹、乱搭乱建等问题,学生对于发生在身边的案例感同身受,非常活跃,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中了解城市管理的必要性和管理客体。在媒体报道一年多后,魏公村违章乱建的建筑均被相关部门拆除,但拆下的建筑材料、砖头、泡沫被乱扔,街上尘土飞扬,持续好几天无相关部门问津,给过往行人带来了诸多不便。教师又在课堂上以此为例,启发学生思考城市管理中各管理部门配合协作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除了授课教师查找课程案例材料外,还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由学生联系课程专业理论,主动寻找相关公共管理实践案例,并以小组形式分组在课下进行充分讨论、分析,形成系统的分析报告,在专业课程课堂上,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分享,展开充分讨论,最后教师还可以对案例及学生的分析进行点评。通过理论和案例教学的有机结合,能使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变得浅显易懂,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能大大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开放教学法 所谓的开放教学,是指教学活动不局限于学校的象牙塔,可以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感受公共部门的工作环境,认知其管理程序和办事方式,从而认识真正的公共管理。“走出去”是指组织学生去政府等公共部门进行参观、调研、实习,参与公共管理实践是学习专业知识、提升能力素养的最快捷方式,也是学校课堂教学最好的补充。如在《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实践中,授课教师组织学生去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审批大厅参观,并与建委法规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座谈,了解北京市建委行政审批改革实践,学生在参观座谈中表现非常活跃,积极提问,这种实践教学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实践,学生具体感知了行政机关的运作,对公共管理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走出去”的课程实践方法固然教学效果突出,但也必然受到学生人数、场地、时间等多方面限制,相较而言,“请进来”的课堂实践方式受条件限制要少,也更容易实现。“请进来”是指邀请公共部门的管理者来学校作专题讲座,结合其自身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学生现身说法。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与一线的公共管理实践者面对面沟通,了解来自公共管理实践一线的最新动态,实现对专业知识理论由表及里的认知。当然,开放教学法能顺利、有效实施的前提,是学校与公共部门保持良好密切的合作。这除了可以借助于教师的个人人脉关 系外,更需要加强学校、学院与当地公共部门的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认知的场所。 (三)互动教学法 互动教学法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讲授法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方法,但它也有明显的缺陷,即在教学过程中的单向性。而互动教学法恰好能弥补讲授法的不足。教师在讲授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针对某些教学重难点,可以通过提问、讨论、答疑等方式,鼓励启发学生思考,并由教师点评总结。这种互动能使教师有效了解学生实际知识掌握情况,便于及时调整安排教学进度,同时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培养学生主动思考学习的能力。如《公文写作与处理》课程,公文案例评析就非常适合采用互动教学法。通过提问、组织学生讨论例文,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并掌握写作的实践技巧。另外,在开学初,教师就可以公开电子邮箱及课程网络平台链接,方便学生在发现专业问题时随时答疑和下载相关课程资料。在实践中,这种网络互动方式尤其受到内向腼腆学生的欢迎,这既能避免他们和教师面谈时的紧张拘束,又能有效解决其知识困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能有效配合讲授法,实现教学相长,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基于能力培养的教学内容优化 目前,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的学时通常是54或者36学时,在有限的课时内,要争取使学生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识信息量,并有效培养锻炼能力,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必须精心选择、优化教学内容。首先,教师必须明确课程教学内容与学科内容的区别,在有限的授课学时内,要想面面俱到地涉及专业学科的所有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在选择课程教学内容时,必须有所取舍,关注和重点突出学科核心知识和热点问题,而其它相关知识,则可以介绍参考书籍、布置课外作业等形式,让学生自学相关的背景知识,锻炼培养其自学能力。其次,教师要结合课程特点,在教学内容中充分反映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活动。作为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必然包含学科的基础理论,这些理论描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规律,也是学生学习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但是纯理论知识的讲授不免枯燥乏味,而且,缺乏社会阅历的本科学生在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上也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事实上,放眼世界,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活动比比皆是,它们都蕴含着丰富的公共管理理念,用实践活动来说明和验证公共管理理论和规律当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就需要教师密切关注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用专业眼光筛选、梳理、分析有案例价值的公共管理实践事件,及时补充丰富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辅之以现实事例,使之能有效帮助学生融会贯通理论知识,这能大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充分体现了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应用性导向。如《行政学原理》,顾名思义,这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如果教师就原理讲原理,则流于形式和枯燥,学生也难免兴趣缺缺。为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在行政学各个主题领域的原理讲授中辅之以政府实践活动的内容。如行政职能这一章的教学内容中,在介绍相关理论时,可加入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探索案例,用以说明在政府职能转变实践中政府和社会构建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解,强化其理论知识联系实际的能力。再次,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以使其反映最新的国内外学科理论前沿动态和最新的公共管理实践。部分高校教师可能会存在着一个教学误区,即“一套教案讲义可以用上好几年”。这种想法可能在诸如数学、英语等纯基础学科中有着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在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中,是绝对不适用的。公共管理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公共管理理论和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更新变革非常快,因此,在每次授课之前,教师必须做好教学内容的更新和优化,保持教学与理论、实践的同步发展,为学生提供最新的信息量。最后,为体现课程教学的深度,可以在教学内容中,结合教师的研究方向和科研优势,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增加部分专题分析的内容。专题分析可以增加学生对相关专业问题的了解深度,培养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其科研能力。如《城市管理》课程,在城市人口和社会管理这一章中,可以加入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专题和城市社区养老专题,引导学生关注城市管理实践热点,加深其对问题的思考,并锻炼其思维能力,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探索基于能力培养的课程考核改革 专业课程的考核是衡量教学目标是否有效实现的重要指标。课程考核一直被学生重点关注,考核形式的变革创新能有效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因此,为实现学生的能力培养目标,课程考核内容、形式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授课教师可以借助于这个无形的指挥棒,在考核内容、形式改革中充分体现能力培养的导向,引导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更加关注知识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传统的专业课程考核形式往往采用试卷考试,用闭卷或者开卷的形式考核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但是这种形式有着自身的缺陷,它固然是考核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但是对于其理论联系实文秘站:践的应用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查却无法有效开展,以至于长期以来,学生对待专业课程的考试基本上陷入“死记硬背”的误区。在以实践性、应用性为导向的教学理念下,课程考核形式也应该尝试着多种形式的改革。各学校教务处对专业必修课程期末考试一般会有考试形式等方面的规定,而课程期中考核就可以由教师视不同课程的特点尝试灵活的考核形式,以更好地引导学生的学习焦点。其一,可尝试由学生分组案例分析的考核方式,由学生自由组成小组,联系专业课程相关理论,结合现实公共管理实践案例,课下进行案例讨论、分析,各组将讨论分析结果在课堂上向全班作案例分析汇报展示,由教师为每组的案例汇报展示表现打分,这可以占考核50%的比例分,再由学生根据案例分析情况,每人撰写一份书面的案例分析报告,这也同样占50%的比例,两个成绩合一为学生的期中考核成绩。这种形式能有效考核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并充分锻炼学生思考应用、团队合作的能力。其二,可尝试写作课程学术论文的考核方式,这是锻炼学生科研能力的有效途径。学生具备从事专业科研的能力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写作学年论文、毕业论文都是本科学生重要的学习任务。教师布置专业课程论文,为学生提供了基本的科研训练机会,为写作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打下一定的基础,同时,这也是有效测试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方式。综上所述,在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教学学内容的优化、以及考核形式的改革 等多种方式,引导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锻炼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有效提升教学效果,最终达到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院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育探新 一、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特色 林业院校的主要学科优势是林业科学及相关的学科群,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也与综合性院校不同。林业院校的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突出自身学科优势,避免与综合性院校趋同,才能具有竞争优势。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具有以下特色。 (一)培养目标符合林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培养目标是指林业院校培养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及其规格的质量要求。人才规格是培养目标的具体化,要充分体现林区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共管理人才所具备的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根据国有林区公共管理岗位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制订培养方案,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主要面向林区公共管理活动实践,培养从事国有林区公共管理实务方面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并致力于纵向建构学生的知识体系,横向拓展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培养学生扎实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学生实际管理能力培养。其“知识”是指对培养对象的知识素质要求,包括文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能力”是指对培养对象的技术能力素质要求,包括本专业技术能力、工作能力、社会能力、创新能力等,是人才规格的核心“;素质”是指对培养对象思想素质、心理素质的要求,这3方面构成培养目标的整体要求。 (二)课程体系构建突出林业院校特色 构建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加强课程体系建设。近年来,众多林业院校对公共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进行了调整,但总体上课程模式依然与非林业院校趋同,林业特色优势不突出。在课程设置过程中,应摆脱综合院校公共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局限,以突出林业特色为主线,把公共管理的理念体现到课程设置过程中,以林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中心,加强公共管理理论知识的运用和实践能力的锻炼。基础理论知识要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专业课教学要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结合林区经济社会建设的实际,对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内容进行优化和重组,开发新的教学课程,增添新的教学内容,并注重吸收新知识,使学生毕业后具有较新的知识和较强的适应能力。 (三)实践教学突出林区管理特色 为适应学生在林区主要从事基层公共管理工作的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建立与理论教学课程平等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使学生毕业后能适应林区经济社会建设对公共管理应用型人才的需要。根据林区内公共部门及社会组织人才需求意向,组织学生自愿报名,经学校、林区用人单位筛选,组建成有针对性的教学班。结合学生的素质特点,进一步增加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实践教学环节的比例,给予学生更多的实践性操作训练的空间。特别是要加强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实习基地建设,致力于通过互惠互利、共建共享的双赢方式,采取“高校+林区实习基地+学生与教师”的模式,广泛吸纳优质社会资源,与国有林区相关单位共建学生实习基地,给学生提供广泛接触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的机会,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展现自己的学识、能力与才华。 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途径 (一)推进林业院校与国有林区合作办学制度建设 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其鲜明的实践性和专业性特色,所培养的学生必须掌握相应实践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必须加强学校与国有林区合作办学的制度建设。与国有林区合作办学的主要特征是林业院校与国有林区公共部门或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培养学生的教育活动,这需要通过林业院校、政府和林区相关部门间的伙伴关系来实现。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充分意识学校与国有林区合作办学对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加强与林区公共部门或各类社会组织的联系,紧密结合林区经济社会建设的实际需要。在人才培养目标确定、课程设置等方面充分听取林区公共部门或各类社会组织的建议,发挥林业院校在人才培养中的优势,加强协调与合作,培养符合林区需要的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 (二)创新教学方法 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是学校,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要手段。因此,应该依据林业院校发展目标和公共管理专业特色设计课堂教学方式;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增加案例教学的比重。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需要具备综合分析能力、控制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等。案例教学不仅要求学生运用基础理论知识分析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提出解决问题的见解,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又增强了他们实际运用的能力。此外,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要根据林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调整课程结构、教学计划,改革课程内容等。教学计划的知识要求和技能训练内容,可以根据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的实际需要来确定。教学内容应摆脱学科式教学模式,密切联系林区实践,把新知识、新思维引入课堂,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强化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工作,并使实践教学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同时,要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和鼓励学生多学习、多动手、多实践。 (三)积极探索“订单式”人才培养方式 “订单式”人才培养方式较多应用在工科院校应用型特色专业,比如计算机、机械制造等。近年来,有文献认识到“订单式”人才培养方式“有利于解决目前中国高校农 业教育与农业人才需求脱节的矛盾”。在培养方式上,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结合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和自身的实际情况,重点采取“订单式”人才培养方式,为林区输送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近年来,随着国有林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林区对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强,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抓住机遇,积极与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沟通协商,通过签订培养模式协议的方式,双方按照一定的要求选拔部分学生,并对其进行生活上的资助和专业能力的培养,毕业后通过一定招录程序,优先在签协议学生中挑选毕业生到林区工作。通过“订单式”培养得到的人才,熟悉国有林区实际情况,实践技能较强,到单位后便可立即上岗工作,节省了培训时间。 (四)加强师资建设 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成功的关键在于师资,只有建立一支业务精良、结构合理、敬业爱岗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才能使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获得成功,人才培养的质量得到提高。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中教师的专业实践经历和能力显得格外重要。应该推出各种激励措施,让新教师脱产、半脱产或在岗到国有林区相关部门的实际工作岗位上锻炼。学校在人员编制、人才引进和培训、职称评聘、酬金分配、评选先进和奖励等方面,优先考虑具有实践部门锻炼经历的教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了林业院校与国有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双赢互惠、共谋发展的格局。 从某种意义上讲,林业院校与国有林区合作办学,是一种自愿合作行为。必须适应林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适应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发展的需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参与各方都应受到责任和义务的约束,切实保障参与各方都能受益,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该结合学校专业优势,找准自己与林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结合点,摆正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关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林业院校面向林区经济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有机统一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谈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背景和特征 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着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着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 )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 )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核心,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 会科学,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 3.上世纪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核心,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上世纪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上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 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浅论现代公共管理的宪政基础 如何通过构建现代公共管理体系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这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学界现有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制度、价值、财政或社会资本等层面进行探究,而忽视了现代公共管理的法治运作基础。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宪政之于“公权”(即政府权力)的限制和约束才是公共管理的首要任务。豍本文基于对现代公共管理与宪政之间内涵关联的分析,尝试探析宪政对于现代公共管理的社会功能,并试图为我国公共管理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一、现代公共管理与宪政的内涵关联 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现代公共管理是在传统公共行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为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与传统公共行政相比较而言,在现代国家中,“现代公共管理既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也不同于正在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它具有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为主体、治理与服务的结果取向、管理本质的服务性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性等基本特征。”竖从公共管理的内容指向来看,公共性和服务性是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只有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生产需要,公共管理才具有政治学意义的合法性。 公共管理不仅包括政府管理范围内的社会公共事务,还包括了不属于政府公共管理事务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主要责任,但是权力与公共利益容易陷入人们通常所说的“诺思悖论”,即“没有国家权力及其人的介入,财产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界定、保护和实施,因此,国家权力就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此来看,没有国家就没有产权。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限制和侵害,就会造成所有权的缺失,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豏因此,以限制和约束公共权为核心内容的宪政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传统公共行政强调“命令服从”和“权力管制”,而现代公共管理以公共利益为终极追求。所谓“宪政”,就是依据宪法来治理国家的政治过程和政治形态,其基本的价值目标是通过有效限制政府权力而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学家张友渔先生曾经指出:“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丰由管制转向服务的公共行政范式,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宪政元素,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 在政府行政规则上,现代公共管理和宪政都要求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型政府,推行公民广泛参与行政程序。政府的决策过程和行政行为积极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意愿,既是把为公民服务落实到具体的公共管理行为,也是公民充分享受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同时,负责任的法治政府可以看作是宪政和公共管理的具体化,不仅宪法具有法律层面及政治学层面的合法性,公共管理同样有可能面临着如何代表和实现公民意愿的合法性,负责任的政府成为两者基于共同价值目标和行动方案的理性选择。 二、现代公共管理宪政基础的社会功能 宪政之于现代公共管理的社会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种法治精神和民主事实,宪政是实现现代公共管理一种最基本的政治支持,也是抑制政府官员“立法”泛滥的一道坚固的防线。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对于“立法”泛滥是描述到的:“规则和条例到处出现。任何维持法律规则的理由均能被抛弃。当贿赂变成铺平自己道路的代价时,法律就会变成临时索钱器。每个人最终都会向每个人行贿。当强制性的匾乏来临时,悲剧就发生了。许多人处于被他人的压迫和剥削之中;除了生活所迫切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很少有人有积极性生产的更多。豑只有建立在宪政的基石上,公共管理才有可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同步并进,才能实现政府主导的公共利益政策和行为。 “由于公共管理的两重属性使然,它既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又是政治过程与技术过程的统一,公共管理难免会陷人民主与效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选择的两难。”豒只有建立在宪政基础上,公共管理才能够实现民主与效率以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首先,由宪政规制和导引政府认真履行公共权力的职责,既能够使公共权力收到制约,同时个人权力又能够得到保障。其次,宪政规定的民主参与式管理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具有高效率和高效能的公共行政的组织方式。正如登哈特夫妇指出:“如果公共组织及其所参与其中的网络基于对所有人的尊重而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来运作的话,那么,从长远来看,它们就更有可能成功。”豓毕竟,对个体积极性的整合显然有利于统一行动的成效。 在发生学的视阈中,民主宪政制度的产生的目的是为了废除或防止专制独裁,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使一切政治和非政治性的社会团体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以及保证它们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范围内争取和实现团体利益的活动自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所有体现现代宪政精神的公共管理行为都必须立足于对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真实关怀,立足于对公民作为个体和整体的权益的确认和保护,这其中包括对居于少数地位的人们的意愿和权益的尊重和保护。”艳民主宪政的制度设计显然尤其关注对公共权力在公共管理机关的运行,以保证公共管理机器不至于偏离社会福祉太远。 同样,一个成熟运转的现代公共管理必然是以高效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体现公民权力意志在现实领域的落实,公共利益通过特定的行政行为和行政过程来体现宪法规定的公共权力意志。现代社会日趋趋复杂化和不确定性,这必然能要求现代公共管理日益专业化、科学化及技术化,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不可能由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亲自参与。宪政对权力运作的规定通过公共管理的介入,使得人的行为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行驶应有的责任,宪政及宪政精神的实现也就有了工具性的基础。 三、构建基于宪政基础的现代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的宪政基础是对公共管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基础性的理性回应,是现 实公共管理公共性和服务性的根本准则。“由宪政规制和导引的公共管理应是政府真正履行人职责执行公众意愿的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平等协商合作的公共管理、公共权力既受到制约又受到保障的公共管理、既能充分实现民主参与又能高效率和高效能运行的公共管理。”在现代社会背景中,构建基于宪政基础的现代公共管理,具有一般性的行政规范。 1.宪法以最高法的形式所给予的公民权利还受制于各种旧制度、旧观念,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将给公民权的进一步落实带来巨大空间,在宪政平台上应该把公平、正义、伦理、责任和合法性作为公共管理高效率、高效能运行的价值基础。效率和效能是评价公共组织体制和公共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准。无效率无效能的公共管理浪费资源,服务不力,直接影响到公众利益的实现。公共部门应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建设高效政府,建立多元竞争机制来提升公共管理的服务品质。 2.公共管理宪政架构下的公共管理应是民主参与管理,建多中心的新型治理结构。民主参与管理要求政府为了公众的权益必须与社会进行有效的合作和协作,实现公民在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享有参与权和监督权,在社会系统内部基于共同价值取向而达到有效整合与控制。政府需要充当民主参与管理的触发器或促进因素,必须以一种给公民授权的方式共享权力,建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治理原则。 3.为了促进公共行政人员能够正确履行职责,基于宪政基础的现代公共管理应当建设新的责任与激励机制——宪政下的政府责任机制是既要保持垂直的问责机制,又要改善机构间的协调与合作;既要采取统一的行动、共同的标准和共享的组织体系,又要求单个的机构为纵向的责任体系负责。这种对功能的整合、职责关系的理清,有助于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行政效能,实现政系统内部之间、行政系统与社会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合作。 4.在当前中国,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许多行政官员热衷追求政治时效性,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公共行政责任的要求。因此,要健全完善违宪审查体制,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研究:对于公共管理案例研究 [摘要] 案例研究( 也称个案研究) 已然成为管理公共管理研究的一种主流方法。本文结合实例讨论了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案例研究的概念、优点和可能的缺点; 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如何选题、立意,彰显其研究价值; 如何构思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主体框架; 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如何处理个案式研究与通则式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写作的注意事项。 [关键词] 公共管理; 案例研究; 主体框架; 基本要点。 一、概念、优点与可能的缺点。 案例研究的要义 ( 1) 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它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个案现实情况有意义的特征; ( 2) 尽管个案研究的重心在于对个案的分析和探讨,但个案研究必须服务于对母体研究对象的理解,个案可以是母体的典型实例,也可以是母体的非典型实例; ( 3) 个案研究不能停留在实例材料的详尽描述,必须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从一定的视角出发,建构个案分析框架; ( 4)作为研究,在个案分析过程中,应当与其他同类现象、相关的理论对话,不能自说自话、把个案研究变成孤岛式研究;( 5) 个案研究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方法,相反,它往往需要借助其他研究方法获取和分析案情资料; ( 6) 案例研究中的“个案”是关于包含有问题或疑难的真实典型事件的实际情境,可以是时间性的( 某一具体时段) 、空间性的( 社区、地区、国家) 、行动者类的( 个人、群体、组织) 、行为类的( 互动、决策、事件) ,或是综合性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只有单个案例,也可以包括一个以上甚至一组案例。 个案研究方法因以下优点而受人青睐: ( 1) 使研究对象或方向更为明确具体; ( 2) 丰富和深化作者和读者对问题的了解; ( 3) 资料获取范围相对具体,较之面上的归纳式研究和统计分析,其广度和成本比较小; ( 4) 兼具实证分析和理论演绎的双重优点,有利于研究者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案例研究出现以来,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评。批评最多的是案例研究的外在效度问题,也即是否可以归纳成为理论,并推广到其他案例研究中。批评者常常称,单案例研究论据不充分、不足以进行科学的归纳。对于这种批评,罗伯特·殷辩解道: “这些批评者实际上是在以统计调查的标准看待案例研究……统计调查依据的是‘统计性归纳’,而案例研究( 以及实验) 依据的是‘分析性归纳’。在分析性归纳中,研究者也会尽力从一系列研究结果中总结出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理论。”[1]不过,话说回来,有些案例研究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无视个案的代表性程度及其方向,将个案研究的结论强行拉升成普适性的观点。其次,由于一些案例研究不注重资料获取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使用模棱两可的论据或带着偏见进行研究,案例研究的信度常常受到质疑。对案例研究的第三种批评是,它可能会造成过于冗长的分析报告。案例研究确实需要对案例相关情况的深入探究,如果研究者只是为了案例而案例,既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又缺乏研究意识,既缺乏分析框架又不比较分析相关案例或不与相关理论对话,则难免落下材料堆砌的口实。事实上,案例研究的上述批评和不足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问题不是出在案例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本身,而是有些很好的原则、技巧、步骤并没有在实际案例研究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2]。 二、选题、立意与研究价值。 根据研究动机,案例研究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 问题驱动式的、理论驱动式的以及混合式的。问题驱动式的案例研究旨在描述个案实际情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探究问题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多以调查问题、探求对策作为研究目的,基本上属于应用性的研究。此类案例研究的实质性价值在于它所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其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满足规范化研究的四个标准: 测量工具效度、信度、内部有效性与外部有效性。测量工具效度是指针对所研究问题构造的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信度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同样的研究,并预期得到同样的结果; 内部有效性是指研究证据能够支持研究结论中所阐述的现象或因果关系; 外部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具有相当高的普适性。[3]前三个标准是任何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满足的。但对于第四点,笔者以为,就公共管理案例而言,由于任何个案都有其特殊性,而且有些案例并非类现象的典型案例而是特殊个案甚至反常案例,因此,不宜对外部有效性做硬性要求。是否应该符合外部有效性要求,取决于研究者的选题立意: 如果研究者立意通过对个案研究提出一般性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那么,案例的选取、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以及对策建议都必须具备代表性,也即外部有效性; 如果旨在展示个案的特殊性,则不必强求外部有效性,相反,应该突出个案情状、问题、成因与对策的个性。当然,大多数案例既具有类的一般特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类案例研究只需满足前三个标准,并兼具相应的外部有效性即可。 与典型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不同,理论驱动式个案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在案例本身,而在于归纳出理论: 或是理论验证,或是理论批判,或是理论创新,抑或是兼具其中两者或全部。譬如,以美国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诸多研究者有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案例研究,都以完善、验证和支持“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框架为目的,最终形成一个学派。以验证理论为目的的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二点: 一是为有待检验的理论提供了活生生具体的实例,此所谓材料创新。这一点要求运用具有较高效度的资料获取工具以及较高的研究信度。二是检验的理论具有前沿性和新颖性———如果案例研究用于验证的是一个已经得到公认和反复验证的理论,则没有多大意义了。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者更高的期望是通过个案研究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批判,最好是能提出一些理论观点或新的理论框架。此类研究近似Barney Glaser 和AnselmStrauss 创造的扎根理论方法( grounded theory method) 。我们姑且称之为“扎根式案例研究”。它归纳出的理论得自研究者对观测资料所蕴含的主旨、特征和结构模型的分析。扎根式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因为担心知道其他人的结论之后可能会固化研究者的现象观察和研究思路甚至理论观点。该理论方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 1) “将适用的事件和每个范畴进行比较”———在某个个案中出现某( 些) 有意义的范畴或术语时,就开始在其他个案中搜寻相同的现象,并将其概念化;( 2) “合并分类及其特性”———在此,研究者开始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研究该概念的关联现象或影响因素; ( 3) “划定理论的界限”———随着概念之间关系模式的清晰化,研究者可以忽视最初关注的但又和研究显然不相关的概念,便于减少范畴类型,并使理论本身变得简练; ( 4) “组织理论”———最后,研究者必须将他的发现变成文字,和他人分享。[4]事实上,许多新理论或观点的提出往往都是以对既有理论的批判为基础的; 不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是通过近似扎根式案例研究归纳出来的。譬 如,GarrettHardin( 1968) 教授提出的公用地悲剧理论,以及三十年之后,Michael Heller( 1998) 教授提出的反公用地悲剧理论,都是基于大量实例的扎根式研究而提出来的,尽管二人发表在《科学》杂志的论文并非典型的案例研究。 与扎根理论方法不同,Michael Burawoy 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种旨在理论批判和创新的个案研究方法——— “拓展式个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 。这种案例研究定位于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修改现有理论。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纯粹问题导向型个案研究———只寻求对个案本身的理解和问题的解决,无意于将个案研究中的发现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也不同于扎根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相反,Burawoy主张研究者在进入个案研究之前要事先熟悉相关的研究文献。拓展式个案方法的核心目的既不是要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框架,也不是证明或驳斥既有理论,而是要重建、发展理论。它旨在寻找和观察与既有理论相冲突的方式和他所谓的“理论缺口和缄默”。[5]以理论批判和创新为目的的个案研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通过现实存在的个案证明既有理论解释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并重新提出分析视角、理论解释甚至新的理论框架。这一价值的确立,需要较为严格地满足规范化的研究的前述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为某特定类型问题上的外部有效性; 任何一个标准的缺失或不足,都会招致批判甚至否定。 研究实践中,还有一类特殊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理论应用式问题驱动研究。此类研究旨在应用某一个或多个理论,描述和解释案例现象,甚至提出解决对策。譬如竺乾威教授的近作采用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政策执行理论,尤其是模糊- 冲突模型中的政治性执行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2011 年“拉闸限电”的行为逻辑进行了深度剖析。一般而言,此类案例研究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研究者首次选择了对个案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充分解释力的,或者是与以往解释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此所谓理论视角的创新。如果已有研究者运用类似的理论对同类现象进行过分析,则此类研究将无甚新意。 除了上述三类案例研究动机以外,还有一类准理论驱动式的案例研究,姑且称之为理论对话式案例研究。这类案例研究的特点是: 它既不是问题驱动式的,也不是为了验证理论、应用理论或是创新理论,而仅仅是展示对特定个案现象各种理论之间的争议。研究者通过对个案现象多维度的展示,并搭建一个对话平台,把各种相关理论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争议焦点,以展现各种观点对同一个案现象的不同解释,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这类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理论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理论观点的非充分性及其与相关理论观点的分歧,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学习者了解问题的多面性和理论的多样性。譬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一书的撰稿者们通过对堕胎、扶持措施( affirmativeact) 、死刑、同性恋者的权利、枪械管制等个案问题的讨论,展示了美国社会调节政策中的道德冲突; 《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一书则通过12 个案例研究展示了中国社会对一些公共管理问题的理论对话。 三、研究构思和主体框架。 案例研究的框架构思应该服务于研究主旨和目的; 不同的研究主旨要求不同的思路框架。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有三大类: ( 探索) 描述、解释和对策( 规范) ,不同的研究各有侧重或不同的任务组合。有学者根据研究目标/任务,将案例研究分为三种: ( 1) 探究型案例研究: 尝试对事物的新洞察,或尝试用新的观点去评价现象,它侧重于提出假设,它们的任务是寻找( 新) 理论; ( 2)描述型案例研究: 主要是对人、事物或情景的概况作出准确的描述。它侧重于描述事例,它们的任务是讲故事或提供图景; ( 3) 解释型案例研究: 适于对相关性或因果性的问题进行考察,它侧重于理论检验; ( 4) 评价型案例研究: 侧重于就特定事例作出判断。[6]罗伯特·殷根据案例研究的目的概括出案例研究的六种写作框架: ( 1) 线性分析式结构。这是一种撰写研究报告的标准结构。子题目顺序遵照研究的问题或项目的顺序: 以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综述开头,然后概述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如何收集和分析案例资料) ,从收集和分析的资料中得出了什么成果,以及这些成果的结论和意义。这种线性分析式结构适用于阐释性、描述性和探索性案例研究。( 2) 比较式结构。它把同一个案例重复两次以上,比较对相同案例的不同陈述或解释。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阿利森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着名案例研究。在该书中,作者把该案例研究中的“事实”重复叙述了三遍,每次都联系不同的理论模型,而非简单的、全面的重复。( 3) 时间顺序结构,即依据时间顺序陈述案例研究的例证。这种结构在解释性案例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事件的因果顺序必须一件接一件以时间顺序展开。写作时需注意各个阶段的详略和匀称性问题。( 4) 理论建构式结构。这种结构里,章节的顺序依照一些理论构建的逻辑来安排。所谓逻辑,取决于特定题目或理论,但每一章或每一节都应揭示出理论论证的新颖部分。这种结构适用于阐释性和探索性案例研究,这两种研究都涉及到理论建构: 阐释性案例需要研究因果论证; 探索性案例则需要论证所提出的假设或命题的价值。( 5) 悬念式结构。与前面讲的线性分析式结构正好相反,这种案例研究写作把“答案”或结果在开头的章节里陈述,剩下的部分———引人入胜的主要部分,则用于解释这种结果的形成,以及后面章节中采用的各种阐释方法。这种结构主要适用于解释性案例研究。( 6) 无序( 混合) 结构。其章节的顺序并不是特别重要; 调整章节顺序,不会降低价值。这种结构通常用于描述性案例研究,而且常见于一些案例分析集。[7]由于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纯粹描述的案例研究( 仅对案例资料情状和问题进行描述)很少,只有现象描述和成因解释的案例研究也比较少,大多数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兼具上述三项任务。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论文的必备“附件”包括“引论”、“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其常用主体框架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 1) “现状- 问题- 成因- 对策”。这种结构属于罗伯特·殷所讲的线性分析式结构,章节安排的一般顺序为“现状描述问题分析成因解释对策讨论”。它主要适用于问题驱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尽管有些“八股文”的色彩,但却比较容易把握和应用。一般来说,案例材料必须贯穿这一主体框架的始终。 ( 2) “理论基础- 案情介绍- 理论分析- 对策或结论”。 这种主体结构常见于问题驱动倾向明显的理论应用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在众多相关的理论中,寻求最具针对性、最有解释力、比较有新意的理论( 视角) 是这种研究的难点。 ( 3) 旨在理论批判与创新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常见主体框架有二: ①“案例介绍- 既有理论分析及其不足甚至错误- 提出理论假设或分析框架- 新理论的应用前景或价值”; ②“案例介绍- 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或预设- 比较新旧理论观点及其对案例的解释- 新理论( 观点) 的应用前景或价值”。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要能根据案例实情指出既有理论存在的不足甚至错误,并透过案例材料提出新的、较之既有理论更具竞争力的理论。 ( 4) “案例介绍- 各种理论观点之间的交锋- 理论困境或出路”。这种框架比较适合于理论对话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构建理论对话平台,为案例所涉的各种观点提供平等的表达机会,并尽自己的知识所能为各种观点提供与案例相关的支撑性论据,以使它们能够充分地对话。 四、研究方法与注意事项。 所谓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如何获取和分析处理研究所需资料的手段与工具。公共管理案例研究除了其质性特征以外,并无特殊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只要能够有效并可信地获取个案所需资料,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一手和二手数据的获取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都可用于公共 管理案例研究。因无专用的特殊研究方法,就不多谈了。以下主要针对初习者经常出现的不当做法,概括性地提几点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写作中的注意事项。 首先是关于案例素材的处理与篇章安排。尽管案例研究强调“原汁原味”地呈现个案情况,但这并不是要求作者将所有与个案有关的资料全部写进论文。尽管对于个案素材到底应该占论文的多少篇幅没有硬性规定,但出于论文结构的匀称性、为了突出论文研究的重点等方面的考虑,一般来讲,整块式的个案素材描述不应超过论文总篇幅的三分之一,四或五分之一比较合适。特别要提醒的是,案例资料必须真实可靠———只有极个别的情况允许虚构,否则,将招致严重的规范性批评。另外,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论文可以专辟一章或一节介绍案例情况( 不宜放在文章最后) ,也可化整为零掺入论文各部分,但原则上要求文章的主要部分或大多数内容中都有个案的参与。比较好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既基于案例又不完全拘泥于案例。这方面不妥的做法有二: ( 1) 脱离案例搞案例研究———专辟章节介绍完个案情况之后,文中再也找不到案例的踪影; ( 2) 拘泥于案例———全文大部分内容都是对案例情况的介绍。 其次是个案式( idiographic) 研究与通则式( nomothetic)研究间关系的处理。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无论是个案情状的描述,还是其成因的解释,抑或是管理对策分析,无疑都具有浓厚的个案性色彩。然而,大多数公共管理案例研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取向,即超越个案、服务于“类”的甚至更一般的情况,但这样做时又可能被受到外部有效性的质疑。对此,我们建议: ( 1) 对于纯粹问题驱动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研究者首先必须清楚对象案例的普遍性程度,如果案例情况较之于“类”现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属于后者的典型实例的话,研究的目的可以有较强的通则性取向———文中可以适当程度地强调个案分析中描述的问题、分析的原因、提出的对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如果个案的特殊性、特色性非常强,那么,案例研究应重在个案式研究,即旨在对个案情形或事件进行深入的探讨、描述、解释。至少不应该强调其普遍性———最多只可以做些引申性的思考,否则,将招致外部性有效性的批判。( 2) 就对话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而言,因其旨在构建一个对话平台、使那些具有“类”解释意图的理论交锋,个案只是一个“托”,因此基本上不存在个案式研究与通则式研究的关系问题。( 3) 对于纯粹旨在理论批判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而言,这方面应重点注意个案分析与靶子理论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也即所研究的个案是否属于要批判的靶子理论解释范围。与此类似,理论应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也必须注意所选用的理论( 视角) 与靶子案例之间的关联性,换句话说,所选用的通则式理论必须对所分析的个案具有针对性的解释力。( 4) 旨在提出新的理论预设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一方面要充分注意个案研究与理论创新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还应阐释新理论的解释范围与边界———即使个案研究充分支持创新理论,但它也仅是个案,因此,需要做些补充说明或反身性界定。 第三,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初习者切记避免理论基础与案例研究脱节,出现“理论”与“个案”两张皮的现象。逻辑上讲,理论对于案例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 1) 选择要研究的案例,无论对于单案例设计,还是多案例设计; ( 2) 当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时,界定探究的对象; 当进行描述性案例研究时,定义什么是完整适当的描述; 当进行解释性案例研究时,提出竞争性的理论; ( 3) 将结论推广到其他案例。此外,理论对于建构案例分析框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即使是纯粹问题驱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确实也应有“理论”。然而,若是所用理论与案例分析脱节、“两张皮”,或者,“理论基础”或“理论视角”仅是文中的一种摆设,在案例研究的主体部分根本找不到理论的踪影,那么,还不如没有“理论”。 最后,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与写作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 1) 案例选题和研究成果必须要有价值( 详见前述) ; ( 2)案例必须“完整”( 注意案例的边界,案例证据材料要充分) ; ( 3) 应当考虑不同的观点,用案例现实或自己提出的观点与既有的相关理论对话; ( 4) 案例讨论必须具有充要的依据( 应客观地陈述出来; 应既有支持性的,也有质疑性的资料; 使读者信服研究者“熟知”其研究对象; 陈述重要证据时应做些提示,说明研究者仔细考虑过证据的效度) ;( 4) 必须以吸引读者的方式编写案例研究报告( 既要有清晰的写作风格,又要能吸引读者不断阅读下去) ; ( 5) 必须具有恰当的篇章结构( 详见前述) 。 总之,为了做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我们不仅要全面深入了解个案情况,而且要精心选题立意; 不仅要清楚自己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而且要精心构思主体框架; 不仅要注意对案例素材的处理,而且要妥善处理好个案式研究与通则式研究之间的关系。 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研究: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与教学探析 一、医学的病例研究 案例研究发源于医学，其基本出发点是医学理论研究往往是片面的、局限于某一领域的，而临床实践却是复杂的，需要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的取得，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长期的亲身实践，二是通过学习他人的典型案例。长期的亲身实践，一是浪费医生本身的时间，二也是浪费病人的生命。替代亲身实践，但又能够取得实践经验的，就是典型病例研究。在医学里，典型病例是一种稀缺物品，它需要有经验的医生来撰写、分析，同时也需要有得特定病的病人。如果某种病在医学上非常有研究价值，那么该病人甚至可以得到免费的治疗。案例分析在医学里得以大量应用，其原因在于医学理论在运用于实践时，需要有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通道，只懂得医学理论，很难保证医疗质量；有大量的临床实践，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医疗质量；典型案例分析可以节约大量临床实践所需要费用。更为重要的是医生本人就能够直接接触到大量的病例；病人对医疗质量具有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需求，并且愿意为此付出平时难以想象的费用。医生在病人的强烈有效需求（有资金支撑的需求，非空想的无资金支撑的需求）的驱动下，也有积极性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疑难病症，甚至是一个又一个的绝症。 二、法学的判例研究 法学也是一个案例研究得以广泛运用的地方。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法学理论要运用实践，需要在系统的法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通过典型案例的学习，律师可以提高辩护的质量，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法官也可以提高判决的质量，更好地维护公道；法学家也可以提高法学研究的质量，针对实践中发生的问题，修正法学的理论；立法者也可以通过案例分析，来进一步明确法律的基本含义。案例分析在法学界得以流行，其原因在于：典型案例分析可以提高法律实践的质量，尤其是提高辩护的质量，而只是法学理论，只能保证一定的质量。而更重要的是律师、法官、法学家等都可以直接接触到大量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判例本身甚至起着法律的作用；诉讼当事人对保护自己的利益有着百分之百的强烈需求，并且愿意为此付出相当的费用。法学界的人，尤其是律师在当事人的强烈有效需求的支撑下，也非常有积极性去研究一个又一个的典型案例，从中找到更有效的保护措施。 三、工商管理的案例研究 工商管理学界可能是案例研究运用得比较广泛的地方。重视案例分析的原因一是工商管理理论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企业家，因为企业家不是学习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锻炼出来的。二是在市场经济中要进行竞争，成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懂得工商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就能够有较大的优势。三是如果既懂工商管理理论，又懂市场竞争的实践，那么在市场竞争中，更可能取胜。 工商管理理论是易得的，花若干年时间进行系统学习就可以了；但实践经验是难得的，需要极高的学习费用。案例分析能够节约亲身实践学习费用，同时又能够取得实践经验。自然，工商管理学界之所以能够广泛地有效地利用案例研究，其原因也在于企业管理者对高质量的工商管理有着迫切的需求，并且愿意为之付一定的费用；工商管理学界的研究人员和培训人员，有积极性，也有资金条件，去搜集大量的案例；而在与大量企业管理人员的接解过程中，他们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案例，他们有条件在其中找到典型的案例。 四、社会科学的案例研究 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就是经世致用，这是社会科学得以生存并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可控制的实验来取得一手数据资料，来人工地制造案例。医学虽然是自然科学，但由于它的对象是人，它不能对人进行可控制的实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所面临的种种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这也很难进行可控制的实验。它也许能够进行局部的模拟，但是这种模拟只是虚拟的现实，很难反映现实世界的全部。这时，搜集既有的、已发生过的事实，来探讨事物发生的机理，就成为可控制实验的替代品。医学、法学以及工商管理学界案例研究的成功，使得其他社会科学深受鼓舞，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也相继开始了案例研究。其中人类学家的案例研究，做得最艰苦，对人类学自身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 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与医学、法学、工商管理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区别，首先，社会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存在着很大的社会需求，但是有效需求非常不足，它缺乏直接的需求者为此来直接付费，即使有也付费强度不高，不如为医生、律师、工商管理培训人员付费来得那么积极。也就是说，实践对社会科学研究需求是不确定的，而且强度不大。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的需求只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者自己的投入，主要是有对社会问题有高度责任感的人、对社会问题有高度求知欲的人、想在学术界谋得学术地位的人、想取得学术高级职称的人的投入。二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不希望任何直接回报的资助。三是普通高校以及成人教育的需求，这可能是最大的、也是最现实的需求。 这些有效需求，实质上都很难促进社会科学研究者去联系实际，因为联系实际的费用是很高的，与只是联系理论相比，其机会成本也很高：一 方面，理论研究需要投资，但与实证研究相比，投入量相对要少得多，只要靠艰苦的努力和灵感，有所创新就可以出成果，并且在学术界的地位、职称等个人收益方面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案例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费用高，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艰苦努力和灵感，而且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地位、职称的相关度也不高。 第三，社会科学研究者，尤其是政治学者和行政管理学者，都很难轻易地介入实践，至少不如管理学者、法学家、律师那么容易。联系理论需要呕心沥血，而联系实际的费用则比联系理论更高。 五、经济学的案例研究 在经济学领域里，案例研究不多，其原因是它是一门社会科学，重视理论创新和数量分析，并且现实需求不高，虽然也有政策咨询、经济人才培训项目，但总体上愿意为经济学案例研究付费的极少。 在中国国内，近些年刚刚开始有人来做案例研究，这就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作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项目。该项目的主持人张曙光教授认为，在经济学里，“一个案例就是对一个经济问题和经济决策的再现和描述，就是对一个经济过程及其复杂情景的刻画和分析。”案例研究就是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 张曙光教授认为，案例研究和写作掌握几项原则：第一，真实性。一个案例必须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或一篇动人的报道。如果出于保密和其他原因，不得不进行掩饰和隐匿，可以使用假名和代号，但故事情节必须是真实的，不得随意杜撰。 第二，案例研究提供的真实场景必须是系统的和全面的，有故事背景，有来龙去脉，有发展过程，有人物情节，最好在附录中还有完整的图示和数据。人们读完案例，起码能够掌握所述事件的基本事实以及充分的数据和资料，从而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一个好的案例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所提供的是真实的问题、矛盾和困境，存在着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和解释的可能性，因而通过个案分析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不一定能够完全证实或者证伪什么，但是却可以有所发现。如果把案例搞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就无法对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及其矛盾运动过程作出恰当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甚至还会发生极大的扭曲。 案例分析有四个类型：一是说明型案例。主要用来记述和说明一个事件、一个政策和决策问题的全过程。二是政策型案例，以政策制定者为服务对象和行为主体，提供为实现某项政策目标而可能采取的政策选择和政策配合，由于实现同一个政策目标可以有多种政策选择和多种政策组配，因而各种选择和组合的政策效应分析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三是决策型案例。以微观决策者为服务对象和行为主体，提供一个决策所面临的真实场景，以便讨论如何进行决策的问题。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和作用，决策方面不存在什么最优解，只能说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某项政策是否相对最优。四是理论发现型的案例。以提出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为其基本内容，目的在于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和提出新的理论。 在经济理论的发展中，案例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样本意义，一个案例描述的场景和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和孤立的，而是大量同类现象中的一个，如果取极值的话，其结果是一样的。二是检验意义，对已有的假设和命题进行检验，提供一个证明或者作出一个否证，虽然不能完全证明或者证伪，因为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反复证伪而能够成立的事件说明了一次性检验的局限性。三是发现意义，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个新的假说，然后自己去或者让别人去检验。四是哲学意义。现实世界是复杂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从总体上进行演绎是很难把握的，而通过一些点的刻画，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整体，却是可能的。人们只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不能做自己无法做的事情，否则我们只能处于模模糊糊、空空洞洞、大而化之、不着边际的尴尬境地，而在认知的道路上是无法前进的。 经济学获得知识的途径有三，一是干中学，费时费力，风险大，成本高，而且很多事情根本不允许人们都采取这种方法。二是计量分析，构造计量模型来计算各种参数，用以估计一项变革或者政策可能的定量结果，相当于计算机的模拟。三是案例分析，通过剖析一个个的个案，从各个方面进行观察和描述，探寻其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的条件和途径，从中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它可以起到一个实验室的作用。通过案例研究，通过对经济过程真实场景或故事的思想实验，就能够解释和预测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变化。 六、公共管理学案例研究设想 公共管理属于管理类的，因此对于案例教学的需求应该类似于工商管理。但是，由于工商管理的教学对象是企业经理，他们需要经受市场竞争的考验，更多的理论知识、更多的实践经验，尤其是更多的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案例操练，对他们来说是竞争的优势所在。因此，愿意为此而付费，也愿意为此花钱。 公共管理的教学对象却是政府官员，他们虽然也经受官场竞争的考验，更多的理论知识、更多的实践经验，尤其是更多的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案例操练，也是竞争的优势所在。但是，官场的竞争和市场竞争，其激烈程度有别，而且性质有别。政治竞争虽然有时候比经济竞争还要激烈，还要残酷，但是对于案例的需求却很难确定。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企业竞争是多头的，每个竞争者的权力都是完整的，付费都是自费的，是自己的努力赚来的；而政治竞争多是一元的，或者全得或者全失，每个竞争者的权力都不是完整的，而且付费都是公费的，是靠国家财政拨款的。 由于这些原因，对公共管理的案例需求实际上类似于人们对经济研究的案例需求，与医学、法学、管理学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在政治竞争公开化程度不高的社会里，更为明显。在高校公共管理研究和培训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因为高校的教师，很难接触政府官员，尤其是高层的政府官员。而政府活动本身的保密性质，使得教师去接触实践更增添了一层障碍。 但是，公共管理学依然是一门实践性的社会科学，而不是理论性的。它依然需要案例研究，对学生进行案例教学，以提高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水平，同时也提高教学水平。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在很少有人付费，同时理论研究的比较收益高于纯案例研究的比较收益的情况下，如何搞好公共管理学的案例研究和案例教学呢？ 我们认为，首先可以尽我们的力量，搜集各种已经有的案例，以弥补自己搜集、编写案例之 苦，同时也可以节约这些方面的费用。 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分成三个类别：一是说明型的案例，主要用来记述和说明公共管理实践中发生的事件、政策和决策的全过程。这些案例强调它的真实性、系统性、全面性，并且是完全开放性的。 二是政策咨询性的案例。以政府决策者为服务对象，为特定的问题，提供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要是突出问题的来龙去脉，给出一些不同的解，并对不同的解进行评估。 三是理论发现型的案例，主要是提出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为其基本的内容，目的是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和提出新的理论，发展公共管理的理论。 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大力重视案例的直接采写、编写等工作，并在学术研究上多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案例分析的规范，一是客观描述，二是进行问题解决式的政策咨询和政策建议研究，三是进行理论创新。 七、个人进行案例研究的心得 在最近若干年里，我们非常关心个案研究。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是市政府管理和省政府管理的案例研究。对廊坊市政府、山西省政府进行了个案调查，主要是在统一的框架内描述廊坊市和山西省政府的历史沿革、现实环境、法律地位和管理权限、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政府决策过程、政府执行机制、政府改革和政府发展。这一案例研究主要是说明型的，它不针对某一事件，也不针对政策和决策的全过程，也不专门为廊坊市和山西省政府的决策者提供政策咨询和政策评估，也没有刻意去追求政府理论的创新并进行经验检验。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整个案例研究中在局部范围里进行政策咨询性的、理论发现型的、事件说明型的研究。它的需求首先来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的无偿投资，其次来自各地方政府的资助；第三是来自社会的资助；第四是对此感兴趣的研究者的努力。 完整的说明型的案例研究，在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实际上依然是一个开头，而对某一个地级市、省级政府进行说明型的案例研究，据我们所知，也是第一例。由于资源的限制，也由于现实需求的不确定性，更限于研究起点的高度不够，该案例的研究者对这两个案例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依然非常不满意，可能连让人比较完整地了解廊坊市政府管理和山西省政府管理这一起码的需求都难以绝对满足。也就是说哪怕是说明方面，也很难做到案例研究的真实性、系统性、全面性、完全开放性等要求。政策咨询、理论发现，虽然在局部也有所体现，但从整体上来看，并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准。这说明，我们依然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艰苦的努力。希望下一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 二是对中国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进行了案例研究。主要是搜集了三个案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案例、北京市禁放烟花爆竹的案例、北京市增收城市容纳费的案例。其用意是在法律形式研究的基础上，为中国公共决策和执行的结构状况增添一点案例色彩。这一工作既无国家课题投资，也无社会资助，全凭个人兴趣以及自己赚得的资金投入。对这一问题，目前依然在进行之中。主要问题是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使案例研究适合于理论研究的目的，二是选择更为典型的案例、更多的案例来说明中国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的结构现状，并指出其中的问题，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三是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案例研究。主要是以1993—1996年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为总案例，选取国务院、民政部、山西省政府、廊坊市政府、莱芜市政府以及其他基层地方政府的改革实践为分案例，说明改革的过程和遭遇的问题，并进行分析、判断，一是记述和说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改革中发生的事件，而且强调它的真实性、系统性、全面性；二是以政府决策者为服务对象，就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这一问题，在提供事实、突出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三是进行政府职能转变研究的理论创新，在政府职能理论上有所突破。 四是与国家863高科技项目CIM主题专家组和国家科委高科技司聘请的CIMS单元技术工程实验室评估专家组组长合作接受了一个“863／CIMS单元技术工程实验室评估体系和运行体制研究”的课题，其目的是搞清楚单元技术工程实验室的运行机制问题，并给国家科委高科技司提供一套合理的评估体系，并提出管理方面的政策建议。这一项目实际上也是公共管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案例研究。它要求在事求实上说明单元技术实验室的运行情况以及面临的问题，然后对之进行分析，以良性运行为目标提供评估体系和相应的政策建议。该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之中。 五是进行过一些简单的“例子性”的案例研究，主要运用于教学方面。其功能主要是帮助学生理解理论原则，同时也丰富理论原则，说明公共管理理论原则在实践中的力量。同时也进行过一些“问题解决”的案例研究，给出一些场景，然后提出问题，要求培训对象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这都是培训性质的案例。例子性的案例，主要是帮助培训对象理解理论；问题解决的案例，主要是要求培训对象在系统的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所学到的理论，去分析、解决特定的问题。“文秘站”版权所有 在公共管理研究和教学中，“例子性”的案例是非常普遍的；“问题解决”式的案例则正在开展，并且为各种培训所采纳。但是研究性的案例研究实际上依然是非常稀缺的。认为案例教学就是例子性的案例教学，只要举了例，就进行了案例教学，这是片面的；认为案例教学就是问题解决式的案例分析，不需要学习理论，没有理论学习，只通过案例分析就可以获得公共管理的技能，也是片面的。久病也许能够成良医，只看判例也许能够成为律师，从实践中也许能够悟出理论，但这都是初浅的，都只能是细枝末节的。在例子性的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进行问题解决式的案例研究，可以事半而功倍。最后，认为案例分析只是教学的事，研究不需要进行案例分析，这也是片面的。案例教学的水平离不开高水平的案例研究，只有在高水平的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案例教学才能有真正的高水平。 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研究:案例教学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发展和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阐释了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和意义，分析了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并在基础上探讨了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完善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是培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级管理人才的主要阵地之一，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教学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教学方法的运用是否恰当。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在国外近几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专业实践的教育与培训的诸多领域，如法律、医学、商学、公共管理、教育，等等。这种教学方法在国内的应用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教学过程中科学地应用案例教学方法，就成为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及意义 案例教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10年的美国哈佛大学。如今，在哈佛商学院，所有课程都用到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要学习400-600个案例；肯尼迪政府学院60%的课程运用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学习100-140个案例。哈佛的案例教学极为注重启发、讨论与互动，强调把现实问题带到课堂、把理论变成解决问题的公开讨论、把教师的单向讲授变为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把个人的思路变为集体的智慧。［1］哈佛大学商学院对“案例教学法”的成功运用和实施，使其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学方法走向的成功教学模式。特别是在培养应用型、实战型的管理人才方面，它具有独到的功能和效果，受到管理界、教学界的重视、支持和欢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课堂讲授、案例研究、研讨会等九种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分别在知识传授、分析力培养、态度转变、人际技巧提高、接受度和知识保留力等六个方面对各国专家做了广泛调查，结果发现案例研究的教学方法综合效果名列第一。那么，什么是案例教学方法呢？ 关于案例教学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小劳伦斯·e.列恩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教师们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特定教学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和技巧。”［2］p45与传统教学的单一讲授方式、教师独自选择教学内容、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控制等方面不同，案例教学方法具备如下特点［3］p47：1.教学以讨论为基础；2.学生知道得多，教师的知识并不是权威性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学识负责；3.知识和思想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双向流动，并在学生中间互相交流；4.通常学生是关注的中心，在论题选择和讨论方式上教师与学生共享控制权，而且教师经常作为辅助人员或资源提供者处于次要地位；5.总的目标是提高和增强学生的评论性的、分析性的思维和概括能力、辩论能力及说服力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心。 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对于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队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改革实效化的需要。作为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基本理论并不晦涩难懂，难就难在如何权变的应用理论上，只有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才能让学生明白。所以引入案例教学对我国高校管理教育思想及教学方法的改革发展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其次，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务员考试与公共管理教育职业化的需要。随着《公务员法》的颁布与实施，公务员考试与录用进一步规范化，具有了更强的筛选与鉴别作用。此外，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有较强的进入公共生活的择业诉求。为了适应这两方面的需求，以公共管理案例分析为契机的教学模式转变必须关注公务员考试及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基本职业能力和职业潜能的培养。［4］再次，案例教学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加强学界与政界的联系。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会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更新。透过案例，可以大致了解管理环境的变化趋势，发现现有理论的薄弱和不足之处，从而推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同时，通过学界与政界的交流与合作，既可以提高公共管理教师的实践能力，又可以提高政府部门人员的理论水平。 二、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 首先，教师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有的教师没有意识到案例教学是在教学观念和方式上的一次深刻变革，他们认为，“案例”就是“例子”，举例说明某个知识要点就是案例教学，而没有真正转换教学思维，也就不会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更不会使教学效果有明显的改善。有的教师则认为“案例分析”是一个专门的课程，可以通过开设一门“行政案例学”课程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案例教学是可有可无的，不一定有效。他们认为案例教学无法替代社会实践，学生们通过交流不成熟的意见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其次，学生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由于长期的传统教育模式而形成的被动接受知识的依赖心理的影响，学生对案例教学的适应能力还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不愿主动学习、不愿参与讨论的惰性。另外，我们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在课堂上的反应。尤其是受我国传统文化的无形影响，很多学生即便对讨论的问题有想法也羞于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 再次，案例收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公共管理研究还不深入，我国多数高校的公共管理教学仍然采用老套的“灌输式”教学，以“两教(教师、教材)为主体，“耳提面命”式地向学生讲授单纯的概念和课程逻辑体系，而对案例教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滞后，尤其缺乏适用、规范、本土化、针对性强的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案例，影响了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具体而言，在公共管理的案例教学中存在“三多三少”现象，所谓“三多三少”，即：旧案例多，新案例少:第二手案例多，第一手案例少;西方案例多，本土案例少。 三、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对策 1.建立和不断优化案例资源。开展案例教学首先要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案例资源，建立一个各教学单位可以共享的案例库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成立案例搜集制作组，建立具有相应社会性的案例专门研究机构以形成稳定的案例工作队伍，明确任务，专门负责对外的实际调查，搞好和政府及其他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以期比较容易地获得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构建全面而准确的专业案例库，为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提供案例源。一方面，高校可以聘请一些公共组织的工作人员作为学校的兼职教师，帮助制作案例。这样，既可以保证公共管理案例的真实性、及时性和指导性，又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更加贴近实际的素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整合公共管理的研究人员，形成稳定的力量，组成业务网络，建立起各研究单位可以共享的公共管理案例库。比如，美国早在1948年就由纽约卡内友公司资助，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撒拉克斯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组成了公共行政案例编写委员会，研究成果由各大学分享。 2.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教学案例。要有效地开展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其前提是要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在案例选择过程中，为确保案例的典型价值，应坚持以下原则：首先，案例的选用要符合教学目的。要充分考虑到案例与理论教学内容的相关性，选取的案例要与教学理论知识相吻合，针对这些知识的重点、难点。比如在“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教学中，我国“大部制改革”就十分引人瞩目；其次，选取的案例应具有典型性、真实性、时效性、针对性。所选案例必须是反映公共管理实践某些或某类情形的代表性事例，最好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内涵具有普遍意义，内容真实可靠，可信度高，通过对其分析可以获得一般性的知识和技能，从而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比如在“公共危机处理”这一主题下，“911事件”、“抗击非典”、“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出租车司机罢运”、“农民工上访”等问题导向明确且较具代表性的个案就很易备受关注，具有典型意义。再次，教学案例应该具有开放性与挑战性，能够引发不同的观点、思考和争论，能够对分析者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形成一定的挑战，使得这些能力经由不断磨炼而得以加强。 3.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和手段配合案例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案例教学方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在高度的拟真性和鲜明的教学目的中，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案例教学不仅在教学理念和方式上与传统教学不同，而且要求与一定的物质安排相适应。采用现代技术手段配合案例教学必然是未来案例教学的发展趋势，选用声像结合的案例，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富于动漫色彩的课件，辅之以适当的背景音乐和短片，能够创造界面友好、形象直观的交互式学习环境，提供图、文、声、像并茂的多种感官综合刺激，还能按超文本、超链接方式组织公共行政管理学科知识和公共行政管理教学信息。因而对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帮助，可大大提升课堂的直观性，让学生身临其境、深受启发。现在国外甚至于已有学校尝试租用卫星通道，进行远距离乃至跨洲的案例讨论与学习。这预示着，未来的案例教学将是“无缝式”的，案例教学传统上被划分为学习者先独自对案例作分析，继而以小组和全班的讨论这样一种学习环节的界线将逐渐消失，学习将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 4.加强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能力。案例教学是由教师、学生、案例三要素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它要求教师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和高超的教学技能，教师教学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高校应加大投入对教师进行系统的案例教学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的能力。首先，教师必须转换传统的教学思维方式，发挥“引导者”的作用。所谓教师、学生和案例三者积极互动，就是强调教师以案例为主要素材，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情怀影响学生，以情带学，以平等的姿态带领学生一起进行案例的分析和研讨。教师要做导演、主持人、组织者，而不要做演说员、评论员、仲裁员。其次，完善案例研究，加强案例写作。案例教学法须以高质量的案例研究为基础，唯此才能真正高效地展现“问题”中所涵的冲突，发掘更多的洞见，更好地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奔巴萨特等方法论学者指出，案例研究要注意的程序是：（1）研究主题与目的的确立；（2）分析单位的设计；（3）单一个案或多个案的研究设计；（4）选择对象的研究设计；（5）资料研究方法的研究设计。［5］p396再次，借鉴国外做法，积极开展高校与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合作，聘请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中具有丰富的政府工作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兼职老师，传授公共管理中的实践经验。比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品牌教授、“大腕级”骨干教师多数有从政的经历，有些人担任过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还有一些人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经济、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等方面的高级顾问或助理，大多是毕业于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他们从政经验丰富，社会声望高，学术功底扎实，影响力大，特别是在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防与外交等方面见多识广，研究成果丰富。 5.注重评估，建立案例教学效果测评系统。 课堂案例研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案例教学的完成。因为与传统课题教学相比，案例教学中开放式的讨论虽然更能激发学生的智能和各种技能，但缺乏客观的评价依据，增加了教师评估学生知识接受程度的难度。因此，跟踪研究教学实践，注重教学评估意见的收集和反馈，建立与案例教学方法配套的教学效果测评系统就显得非常必要。每次课后，教师应及时召集学生针对本次课堂案例教学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和建议，听取学生对案例教学效果的反映，以便为案例教学的改进奠定良好的基础。譬如:对学生的负责和鼓励程度、课堂上的主要观点和看法的清晰程度、课堂讲授与自由讨论之间的平衡程度、教师的优缺点、案例及阅读材料的质量等情况向每个学生分发征求意见表并及时收集整理反馈，督促有关教师做好改进工作，提高案例教学水平。 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研究:公共管理课程案例教学探讨 一、引言 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需要大量的案例做以支撑。案例教学需要教师对案例进行精心策划和处理，在学生掌握相关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教师的指导，将学生引入特定案例现场，再通过学生对案例的独立思考和集体协作共同完成案例分析，从而起到提升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能够对提升公共管理课程教学效果起到重要作用。本文针对现阶段教师在对公共管理课程教学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使之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来提升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水平。 二、公共管理课程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公共管理专业是为政府部门和其他重要企事业单位培养高层复合型人才的专业，开设的课程种类较多。公共管理课程的学习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要求，尤其对于一些抽象性较强的知识点需要倚靠大量的实践课程帮助学生吸收理解。但是，但是，在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仍存在重理论、少案例、轻参与的现象，使得公共管理课程教学没有达到最佳效果。比如，学生参与机会较少，独立思考及案例讨论少；案例选择不恰当，偏离学生实际生活，学生难以在案例教学中积极地代入角色。除此之外，虽然在教学方式中采用了案例教学方式，但是由于教师没有在教学前对案例进行精准的编写和分析，案例在教学应用中缺乏可行性与代表性。为实现对公共课程的实践性教学，需要对这一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改良。 三、公共管理课程案例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案例教学的成功应用需要教师在教学前进行精心准备，不仅要做好备课过程，更需要在选择案例时对案例进行有效分析，从中找到典型的案例应用于教学当中。 1.案例的选择和编写 有效的备课是提升教学水平的首要条件。虽然案例教学方式是作为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式存在的，教师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再是传统的灌输知识的角色，需要学生自己对教学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但是案例的选择和应用是由教师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案例教学的成功与否归根结底还是要根据教师对案例的选择和对学生自主探讨的积极引导作用，这种方式较过去的传统教学方式而言，对教师的要求更高，需要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能够精心的准备教学案例。 （1）案例选择需注意的问题 教员要掌握足够丰富的案例来源，从各种书籍、学术刊物、统计资料上“下载”案例，只有储备好一定数量的案例，才能在选取时做到“游刃有余”。选择案例可以参照三点，一是时代性。所选用的案例在内容上具有时代精神，在时间上是新发现或新产生的信息或经验。二是真实性。在教学中所运用的案例，必须是高校现实情况的记录。案例教学就是让学生以某种角色进入实际情景之中，建立真实的感受。三是针对性。案例的内容必须针对一定的教学目标。案例必须包含需要探讨的问题，具有典型性和说服力。 （2）案例编写需注意的问题 教师在对公共管理教学内容的案例准备上，需要教师拥有实际编写案例的能力。一方面要符合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内容上尽量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贴近，在案例场景选取上可以适当征求学生意见，在案例的写作中注重对案例的趣味性搭配，在对学生任务的分配方面尽量选用非固定搭配，非固定性的伙伴搭配更有益于提升学生的合作能力，在增强学生对案例的学习兴趣基础上实现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通过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编写更贴近学生生活的案例，便于学生接受和代入角色。通过教师对学生生活和相关课程的实地调研工作，使教师在案例编写中能够更具有实践性和可行性，有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为实现案例教学的成功进行，需要教师秉承还原案例事实的精神对教学相关的内容进行长期观察、归纳和总结。 2.案例的讨论和总结 （1）案例讨论需注意的问题 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的关键环节，是影响案例教学成功的关键要素。组织实施案例讨论应做到以下几点： 1）案例讨论要准备充分 教师引导学生在案例讨论前预先思考一些问题，对于营造案例讨论的气氛是至关重要的。要让学生知道怎样学习案例，怎样为案例讨论做准备。从学生的角度看，讨论不仅需要知识上的准备，同样需要心理和情感上的准备。 2）案例讨论要结合重点 教师通过组织学生演习案例，从中发现问题并予以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应当结合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要点来讨论，以帮助学生消化吸收新学习的知识点。从学生的角度看，及时对所学知识学以致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从中获得收获感。 （2）案例总结需注意的问题 教师总结已有的见解或者提出讨论中学生未发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案例提出的根本问题是发现新的、独创性的或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那么在结束讨论时，教师应当强调学生提出的新观点或其他方案的效果。如果案例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有关实质性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教师可以采取重新回顾这些问题以及总结归纳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来结束讨论。 3.案例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 通过教学改革，建立和完善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一是对学生的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将实践性的环节纳入到考核方式中，并加大分值比例，按形成性考核的思路进行考核制度的改革，将学历需求和实践需求结合起来，促进案例教学的推广；二是加大对教师的激励力度。对案例教学进行教育评比，将教师总结的优秀案例作为案例教学模板加以推广，并赋予奖励。三是加大公共管理课程案例教学的科研，努力获取政府支持以及公共管理课程案例教学的研究经费，增强教师对案例教学研究的积极性。 作者：杨帆 单位：陕西西安三桥武警工程大学

浅析财政学科学理论:新时期财政学理论探讨 摘要：建设好新时期的财政文化，我们新一辈的财政青年在探寻财政文化本质的同时充分继承并发扬优秀的财政文化，更应赋予新时期财政文化以新的意义，问新时期财政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突出监管重点，健全监管机制，在服务财政管理、保障财政改革顺利进行的同时，推动财监督事业发展。 关键词：财政；新时期；文化 一、财政文化的本质 说到为财政注入青春活力，我们必须先探寻文化的本质，而探寻文化的本质，就必须从文化说起。文化的定义也许谁也说不清楚，其实它本身的定义本就多种多样，它可以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亦或者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可能是人类长期创造所形成的社会产物，当然，它更是人类群体所共享物质观，价值观以及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 而财政则是国家为了完成其相应职能对其资源所进行的汲取、管理、分配、以及使用的职能。文化融汇于财政，寓财政之精髓于文化。对一个群体来说，文化是具有灵魂性的，而财政则是具有导向性的，而财政文化不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更不是简单的财政，而是财政发展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财富，从古时担任节用、赋役等职能的官吏，发展到现在新时期的财务人员数千年的文化传承造就了这种精神财富，并传承着财政人美好的愿望以及财政文化独特的内涵。而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要部分，新时期财政文化无疑是一个行业风向标，是体现出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状态，为了实现为广大纳税人提供高效而科学的服务以此来做好新时期的财政工作，当下的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大力加强并推动财政文化的建设，以此来推动财政事业的发展。 二、新时期财政监督工作的思路 当前，改革和创新已成为财政工作的主旋律，财政监督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在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财政监督工作思路可以概括为:立足监管，着力创新，服务改革，争做贡献。立足监管”，就是牢固把握中编办、财政部赋予专员办的工作职能，强化财政监督，加强财政管理，积极推进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的有机结合。“着力创新”，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探索监管新思路，丰富监管新内容，拓展监管新领域，尝试工作新方法，开创工作新局面。“服务改革”，就是要把握大局，抓住机遇，紧紧围绕国家宏观调控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创造性地开展财政监管工作，建立健全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检查一体化的财政监管新机制，服务财政改革和财政管理，服务专员办职能的调整和完善。“争做贡献”，就是要坚持讲政治、讲奉献，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强化中央财政监管和专员办发展做出新贡献。由于财政监督涉及财政管理和改革的各个领域，专员办的工作不可能全面出击，而应该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整体推进。 1.把握全局 根据我国当下的国情已经今后的一个时期的主要表象，我国势必将继续推进财务相关的体制改革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加大财政收入支出的征管力度，强化有关部门的预算控制管理并完善税费制度，这些相关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将是当下以及未来我国今后财政监督的重点工作。 2.抓住热点 专员办要根据财政支出在编制预算、资金拨付、管理使用等各个环节的不同特点，加大对部门预算的监管力度，强化国库集中支付监管，加强对财政支出的专项核查，真正建立起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检查一体化的全过程监管机制并积极参与其中，认真的履行相关的审核调查并保证其的科学性，认真监管财政资金的管理情况。同时完善国库集中支付监管工作，按照“审查分离”原则强化初审调查以及监督检查，保证国库资金及时足额支付的前提下，建立起对资金申报拨付、管理使用等情况实施全过程动态监督管理工作模式。 3.突出重点 专员办作为履行中央财政监督职能的专门机构，要根据国家赋予的工作职责，结合财政改革的总体需要，重点从三个方面强化中央预算收人监管工作:一是加强对中央预算执法部门的监督，重点是税务、海关和国库等部门。这一点可以说是重点中的重点，要实施全面的专项检查并全面规范日常监管工作，健全中央预算收入报表报送制度，二是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监管，重点是积极参与“收支两条线”改革认真执行《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暂行办法》，加强对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规范对中央级预算外资金的监管并纳人专员办日常监管范围，保证国家“收支两条线”政策顺利贯彻实施。三是继续抓好中央财政非税性专项收征管工作。加大征管力度，健全台账管理、专人负责和定期对账制度，定期对各项收人进行清算对账，确保专项收人“颗粒归仓”。 4.加强研究 随着财政改革的深化和财政管理的加强，财政监督工作也应根据国民经济运行和财政管理需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检查和调研，提高财政监督工作层次。这里面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是加强信息反馈，增加之间的交流，通过监督与交流发现一些重点的倾向性问题，充分发挥其“耳目”的作用。再次便是要积极建议，针对调研情况提出修订完善财税法规制度的建议并提出相对的改进意见促进被监督单位改善管理。 5.主攻薄弱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财政部门的工作重点是“治乱”和“打假”，也就是治理财会基础工作混乱局面，加强财税监督和财会管理，打击会计信息虚假行为，规范行政、企事业单位的财会行为和社会中介机构的执业行为。为此我们应该继续强化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更要明晰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工作原则，把处理人和处理事结合起来，坚持疏堵并重，既要严格处理违法违纪问题，也要促进相关单位加强内部管理。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讲究方法，实行“上下联动”，而最后更要注意的是要重点关注一些国家独资银行、国家控股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部分中央军工企业的决算审查工作，依法检查处理群众举报案件。 6.加强建设 我国财政系统正在实施的“金财工程”是通过建立包括部门、单位、地域、序号等属性的数据字典，详细记录每个部门、单位每一笔财政资金收支来龙去脉和每一个时点的资金运动情况，涵盖财政收支管理的全过程，动态监控任一时点的财政收支状况，从根本上防止财政资金的体外运行和被挤占挪用。 三、着力构建新时代财政文化 财政文化作为财政所特有的文化，是财政领域所有别于其他领域的的文化。把财政文化建设置于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公共财产精神的背景下，按照“心系群众，财政为民”的宗旨，做到取众人钱财，为众人办事尽财政之责，这是财政所特有的品质，也是财政核心内容“公共”所在，体现了“为公理财，为民服务”的财政文化核心理念。 组织国家收入，为支出筹集资金;公共支出，为满足政府职能需求所作的支付;财政管理，为收入和支出制定方针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发展……财政作为一项国家职能，包括了很多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它是国家之根也并不为过，而随着党的重点工作转移和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财政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取消了沿袭2600多年的农业“皇粮国税”，改向农民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多项惠农政策，而且将民生工作、社会保障工作等也作为头等大事，列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可以说这不仅是一种态度的转变，更是旧时期与新时期之间的重要的改变！财政知识是财政文化建设的支撑力，财政文化建设如果离开知识，将是无迹可寻的空话。在财政文化建设上，财政知识建设才是支柱和根本。财政工作者在保证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应重视提高个人素质，积极开展理论调研、文艺演出、体育竟赛，丰富财政干部的精神生活，扩大财政文化的深刻内涵。对于财政青年来说，更应该把握住美好的青年时光，抓紧每一分每一秒业余时间，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关注政治时事，将实戏与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 构建和谐财政文化应结合财政工作的特点和新的形势对财政工作的要求，着眼于长远。着力建设好为公的财政文化，做到公正、公开、公平、公共，时刻将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着力建设好均等的财政文化，保持均衡的理念，达到和谐协调的状态;着力建设好权利与责任并重的财政文化，处处体现责任，为民理好每一分钱;着力建设规范与规则的财政文化;着力建设好服务与发展的财政文化，为民、为公做好服务，促进财政发展;着力做好和谐与合作的财政文化;着力做好勤政与廉洁的财政文化;着力做好诚实与信用的财政文化，讲诚信，树新风，构建诚信文化，做到为民为公。 新的时代赋予了我们财政青年新的任务和新的气象。作为财政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播者，新时代的财政青年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将直接关系到财政文化建设的成致和功效。推进财政文化建设，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财政文化建设的讨论和实践之中，先进的文化必将把我们带入深刻而崇高的精神领地，使新时期的财政事业得到腾飞! 浅析财政学科学理论:中西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与融合 【摘要】1776年，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关公共收支的理论和思想为财政学搭建了基本框架，随着研究领域的发展，财政学逐步由主要采用理论归纳的方法转变为运用数理和计量工具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在对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吸收和学习过程中，我国财政学理论的探索和发展，在经济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在财政学理论体系发展过程中，中西方财政学理论出现了日益鲜明的融合性。 【关键词】财政理论 国家分配论 公共财政理论 融合 一、中国财政学理论发展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中国财政理论迎来了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其理论体系主要受前苏联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进而，初步形成了中国财政学理论的雏型，结合我国财政经济实践活动，对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断进行探索，既而逐步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经济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传统财政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学者开始研究西方财政学，两派产生了激烈的交锋。有学者认为，“国家分配论”必须突破过去的认识，打造一种新的财政理论，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导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财政改革实践，于是，公共财政理论在中国正式作为一种财政理论出现。 随着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建设的推进，对公共财政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我们认识到，“国家分配论”从根本上讲主要探讨在财政本质上的基本理论，然而“公共财政论”研究的则是财政运行形态的相关问题，两者不是直接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 二、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情况 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等财政活动，标志着财政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当时的国家财政理论适应当时的特定经济结构，倡导以国家不干预经济自由发展为宗旨，以固定财政收支的自身平衡为目标，主张将政府限制在政治领域范围内。 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在新的社会经济中自由经济理论的终结。于是新的财政经济理论——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功能财政理论便产生了。 20世纪50年代， 财政学进入黄金时期，公共经济学理论逐渐形成继而成熟。萨缪尔森采用数学方法对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进行了界定， 指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区别在于，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影响或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此外，蒂布特在一系列假设前提的基础上， 提出了著名的“用脚投票”理论， 即如果居民可以在社区间流动，他们就会选择居住在能够提供符合其偏好的公共产品的社区；罗森提出了鼓励政府间竞争说，他认为，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会使积极投资活动转向政府干预较少的地区，因此，地方之间的竞争会减少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提高经济效率；马斯格雷夫提出了三部分模型：即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三个分支。 三、分化与综合-中西方财政理论日益鲜明的融合性 中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机制这一基础之上，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融合与趋同。当前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都是：市场有效率、市场失灵、政府介入、公共财政这四个阶段，都认为市场经济是能够最大化利用稀缺的资源，将人们的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并实现最大化的制度。但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根本假定是完全竞争市场，而纯粹靠市场机制的调节结果并不理想，会出现竞争的不完全、外部性、信息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大危机正是市场失灵的最集中体现。所以，当前中西方财政理论都认为光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自发调节经济至最有效率，所以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需要政府去干预经济运行，发挥财政职能，弥补市场缺陷。 中西方财政支出理论也基本相似。中西方各国财政支出范围大体上均包括：各级政府机构、科教文卫事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社会公平调节。 中西方财政除了在财政支出理论上近似以外，在财政收入理论方面也日益趋同。例如，都以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形式，采用相同的税收分类方法、相同的税制设计基本原则，即公平与效率原则等等。 在处理国家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中西方财政也有着相同的财政体制理论，均认为各级政府要明确划分事权、财权是由国家政权结构的层次性、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和财政职能的层次性决定的。各级政权的事权应等于其财权，否则会引起某一级政权的功能越位或者缺位。在实践上，中西方各国也都采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来处理各级政权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中西财政理论关于财政本质的认识，既有一定的共性， 又有一定的区别， 即都以国家或政府为财政主体，而财政客体、财政形式、财政目的， 各有侧重，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是财政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财政职能决定于财政存在的依据， 同时又规定着财政活动的方向和范围。至此，中西方财政虽沿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发展而来，但当前二者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市场经济这一前提下，出现了基本理论的日益融合和整个理论体系的日益趋同。 浅析财政学科学理论:西方财政学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 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 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 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 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 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 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 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 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 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 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 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 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 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 Sons，Ltd.，1922，PP17—18.）

房地产价格论文:我国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文章针对我国房地产价格过高上涨过快的问题，从政府、房地产企业、房地产购买需求和外部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房价过高过快上涨的原因，提出了稳定房价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泡沫;成本推上;国际游资;经济适用房 一、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 我国自1998年开始实施新型住房制度，即以住房分配货币化为起点，逐步建立私有产权为主，其他产权形式并存的多元化产权制度，有效拉动了社会需求，刺激了住宅消费，带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然而，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各种矛盾也逐渐暴露，特别是高房价问题。 过去的2007年，房地产价格经历了快速上升阶段，各省城市房价不断攀升，截止到2007年12月，国家统计局国房景气指数连续8个月上升，创下2004年2月以来新高。不断走高的房地产价格，尤其在一些大城市，已远超大多数居民的购买能力。 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已成为我国经济平稳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从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以及该产业同其他产业的关联度大小来看，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房地产产业的产业链长，波及面广，国民经济中的绝大部分产业和房地产业都有关联关系；此外，房地产业还关系到民生问题。 驱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因素主要有：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我国人口结构因素；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人民币近年来兑美元不断升值，随着美元不断贬值，人民币成了避风港，房地产行业作为不可贸易品部门，必然会吸引大量外资，从而推动其价格上涨；房地产升值预期的形成导致开发商囤积土地、捂盘惜售再加上土地供给缺乏弹性，导致供给减少，供需矛盾加剧，促使房地产价格上涨。 以上因素是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主要因素。可见，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既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因素，同时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全面房改以来，原本为体制因素压抑下的购房需求爆发出来，加之20世纪末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房地产价格一涨再涨（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1999—2005年间，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呈明显上升趋势。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调查，2007年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5%。在国家大力打压下，我国房地产价格不降反升。 房价过高过快增长引发了房地产泡沫。由于房地产虚拟需求过度膨胀导致房地产价格相对于理论价格的非平稳性上涨，当经济快速发展，财政状况好转时，盲目或有目的地投机房地产，而产生房地产价格暴涨现象被称为房地产泡沫。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泡沫破裂，价格就会急剧下降。因而需要根据泡沫的具体成因采取有效对策，控制房地产价格继续大幅上涨。 二、近期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的原因 1.政府方面 有关房地产的各种现行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有许多不规范之处。虽然国家出台了很多鼓励中低价房产，特别是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政策，但是，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实际操作过程中也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 2.房地产企业方面 (1)房地产市场具有高交易成本特征，存在投机炒作问题。与一般商品不同，房地产除了可以满足居住需要的使用价值外，还具有较高的投机炒作价值。房地产为什么可以用来投机炒作，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种解释，但归根结底在于房地产市场有较高的门槛，具有高交易成本特征。首先，房地产是较为复杂和特殊的商品，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需要掌握较多的知识和信息，才能成为理性的市场参与者，才能作出其最优决策。现实中房地产的供应者与消费者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占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利用这种优势攫取更多的利益，这一点在房地产商一方表现得特别突出。其次，与房地产相关联的土地是稀缺与自然垄断的，加上房地产开发资金需要量较大，以至于房地产市场进入门槛比较高，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完全竞争市场，进而无法保证市场信息是完全的、公开的。虽然房地产市场这种高交易成本特征可以随着市场的逐渐发育成熟而有所弱化，但仍然会一定程度地存在，相应地市场投机炒作问题总是存在，因而依靠市场自身不可能解决投机炒作问题。 (2)房地产具有一定的垄断性特征，能够导致市场供求结构失衡。房地产的供应以土地为基础，而土地具有自然垄断性特征。任一特定区位的土地都是稀缺的、不可替代的，其供应是有限的。土地的自然垄断性特征则衍生出了房地产的垄断性特征。房地产的垄断性体现为房地产的非同质性。在房地产市场上，受区位因素限制，尽管可以有两套价格相同的商品房，但不可能有两套品质完全一样的商品房。房地产这种非同质性使得任何一套商品房都有其惟一性或者说独占性特征，使得房地产的供应者具备某种程度的垄断地位。房地产的垄断性特征最终导致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结构失衡。垄断表面上看是导致高价格，但价格不是问题的根本，供求结构失衡才是根本问题。由于中高档商品房定价的弹性空间比普通商品房大，可以更好地实现甚至扩张垄断收益，所以房地产企业会倾向于开发中高档商品房。其结果必然是房地产供应结构失衡，房地产市场的这种供应结构失衡，根源于土地自然特征及稀缺性特征，是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垄断引发的，因而无法靠市场力量来消除。 (3)开发成本。①土地使用成本上升。城市土地使用权无偿划拨和有偿出让是我国城市用地供应的两种形式。近年来，土地使用成本持续上升（见表2）。首先，土地批租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城市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就是土地批租制，是指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前提下，土地使用者可以向国家购买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使用权取得时，用地者要将批租期限内的大部分税费一次性缴付，短期内会造成地价过高，间接抬高了房价。其次，土地出让过程中的非正常因素造成土地使用价格隐性上涨。土地批租价格成为少数不法之徒进行权钱交易的资本。 在销售时转嫁给了购房者，提高了房价。②开发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近年来，为了打压房地产泡沫，制止房地产过度开发，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高了开发企业的贷款门槛，造成新建房地产项目融资成本上升。对此，开发企业的反应无非两种：一是减少开发量，二是提高已建房产价格，以求尽快回笼资金，从而提高了房价。可见，如果调控力度过猛，调控手段过于生硬，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4)需求方面。①城市化进程加快，家庭规模缩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原有城市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城市人口的膨胀产生了巨大的住房需求，另一方面，城市原有居民同样需要改善住房条件，提高住房水平。家庭规模是指家庭平均人口数。家庭规模与住房价格变化方向相反。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人们逐渐从大家庭中分散出来，出现家庭小型化趋向。根据我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43人，2004年则降到3.6人左右，表明我国家庭规模20多年来急剧变小，人们对住房的需求量也随之激增，推动房价不断上涨。②社会心理因素。当房地产价格上涨时，消费型购买者预期将来购买会带来更大的支出，投资型购买者希望资产的持有会带来更大的增值，于是争相购买，推动价格继续上升。再加上投机者利用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宣扬房价继续上涨的观点，形成大规模跟风购买，造成短期内房价非正常上涨。另外，国家为了控制房地产开发过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从普通消费者看，这些政策只意味着“开发商的资金和土地都受到了限制，只能通过提价来保持高收益”，于是争相购买，推动房价继续上涨。 房地产价格论文: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分 一、我国房地产调控历程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分配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时间里，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体制一直是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共有住房政策。随着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房产纳入国家所有。虽然这些房产在当时全国房屋总数中的数量所占比例不大，但是却开启了我国共有住宅经济的新起点。 （二）改革开放推进住房制度实质性的进步 改革开放后，一系列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如企业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财政改革、物价改革、收入改革等，从思想解放、局部试行阶段进入到全国推行的新里程。这一时期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指出：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和房地产业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在正面动能显现的时候，一些负面问题也开始产生。局部地方房地产企业大量涌现，土地炒作盛行，房价快速上涨，空置房面积突增，金融贷款风险陡现。国家在金融货币领域对房地产采取了时间短而效果非常明显的政策调整。 （三）针对高起的房价开展了长期的政策调控 在长达十多年时间内，对一个产业进行压制性的调控，在新中国的经济史上绝无仅有。更奇怪的是十多年当中房价一涨就调，一调就涨，越调越涨，越涨越调，永远都是调控关键期，市场和政策的博弈进进退退愈演愈烈，政策调控的严厉性逐年加大。 二、房地产价格调控对经济的影响 （1）房地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房地产业的增长可以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房地产业的不利影响对国民经济的冲击也不可忽视。因此，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我们要充分意识到房地产业的稳定发展在国民经济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尽量避免通过刺激房地产业的增长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由此尽可能避免因房地产业过度膨胀后的突然收缩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 （2）促进房地产业及其他行业的发展。房地产行业是产业关联度特别强的行业，它的发展会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房地产业产出价格相同比例的上涨与下跌对各行业产出的影响方向虽然都相反，如果对各行业的影响程度来说，这样的影响是各有不同。对于农业、采掘业、轻工业、重工业、公用事业、金融保险业以及公共行业等七个大类行业，房地产业产出价格上涨对这些行业产生的正面带动作用要小于房地产业产出价格相同比例的下跌对各行业产生的负面冲击作用，尤其是农业、采掘业、公用事业、金融保险业等四个大类行业，房地产业产出价格波动对这些行业产出的正面带动作用要大大小于其对这些行业产出产生的负面冲击作用。 三、结论及对策建议 如何对房地产业进行有效的调控，使其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调控过程。针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环境，针对我国房地产业特性，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1）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不动摇，保证房价的平稳。房地产的价格上涨过快，房价在民众的消费支出中所占将会大大提高，人民不得不降低对其他消费的支出。比如服装、汽车、家电、餐饮等，这些厂商利润的将会降低，企业利润降低，对员工的剩余价值榨取得更加严重，职工的工资收入随着降低。 （2）坚持完善住房政策，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以各级财政补贴和配套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社会资金、个人自筹资金为组成部分，初步搭建起了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投入长效机制。针对低收入劳动者，政府应该加大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由政府来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以保证这一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提高这一群体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规范发展经济适用房建设，有步骤地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制定租赁经济适用房配套政策。 （3）强化房地产信贷防控，对房地产的商业信贷进行调控。我国房地产与银行的关系很密切，其大部分资金都是通过银行来获得。这主要是对房地产商和对购房者两个不同的对象来进行调控。为抑制商业地产开发企业利用银行贷款囤积土地和房源，对项目资本金比例达不到一定比例贷款条件的商业地产企业，商业银行不得发放贷款。但要取得好的调控效果，还需要多管齐下，信贷政策不仅要针对商业地产开发企业，也要规范商业银行。对于借款买房者来说，要严格审查其还款能力，对于不具备还款能力的购房者不予贷款。 房地产价格论文:我国房地产价格规制的宏观调控法分析 摘 要：房地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我国房地产业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柱性产业。我国城市住宅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商品住宅价格增长过快，不仅极大地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因此需要对房地产市场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以实现该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关键词：宏观调控；房地产价格；法律规制 一、房地产市场失灵是国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进行干预的前提 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的现象无处不在，房地产市场亦难逃厄运。其市场失灵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是外部性原因。房地产市场外部性的负面表现体现在，房地产市场的土地外部开发中，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的方式纠纷、利用相邻不动产时的干扰以及由于土地过度开发导致的商品房密集等。 其次表现为房地产商品自身的垄断性。土地作为资源替代性较弱，其严重的有限性、珍稀性致使土地供给者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进行垄断，人们把置地购房作为财产保值和增值的手段，会不轻易出售待价而沽，客观阻碍土地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再者，我国城镇土地的所有权属国家，获取土地使用权的使用者只能通过“招拍挂”方式进行，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对土地具有绝对的垄断。 再次，现有房地产市场上的商品及层次不能满足所有群体的住房需求。我国贫富差距过大，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低，获得银行贷款难，在购房方面的支付能力a十分低下。 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房地产保值增值的特性，使得房地产市场成为适合投机的市场，过度投机对市场有害无利。 二、我国房地产价格连年过热的原因 （一）随着改革开放成果惠及民众，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总值连年攀升，人均收入更是收获可喜。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使我国城镇居民客观上具备了良好的住宅商品房消费能力。 （二）百姓投资渠道缺乏，投资手段集中于房地产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使大量百姓手中富于闲钱，投资引导信息严重匮乏，股票、证券等金融衍生品市场不健全，加之传统购房置地理念深入人心，导致大量社会闲散资金未有效地得到投资利用，而是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或投资升值，或出租获利。购买房产地产成为全社会人们投资的不二之选，客观抬高房价。 （三）从供给需求角度看 从供给角度看，房地产刚性供给较大，土地的供给，后期建筑材料的跟进使开发商需要大量资金的跟进和投入。商品住宅价格在土地交易价格推动下迅速上涨。从需求角度看，我国房地产需求增长很快。首先，住房制度政策性导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及我国城市化进程都推动了人们对房地产，尤其是居民商品住宅的需求。其次，购房者心理预期的“羊群效应”，促使很多人将预期消费意向提前转化为即期消费。旺盛的总需求推动了商品住宅价格上涨。 从非市场行为看，投机因素、土地拍卖中的违规行为等非市场因素也是导致房价过高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侧面抬高房价。 三、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对我国房地产价格规制的法律建议 （一）土地政策及法律调控方面 严格土地“招拍挂”制度，防止土地“储备闲置”。对“招拍挂”土地的价格实行上限管理，防止地方政府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断推高土地的成本。可借鉴英国的成功经验，对土地的审批、开发过程进行严格的控制。对住房建设土地的审批到开发动工时间进行详细的规定，加强对土地市场的监管，防止开发商通过囤积土地，推高土地成本的行为。同时要对违法违规开发商，进行严厉惩处，遏制投机行为，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稳定房地产价格。 同时要严格把控土地供应渠道，健全土地储备制度，使国家真正控制土地一级市场。政府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沟通各地土地储备中心，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出发，适当调剂土地供给量，影响房地产的供给，从而遏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另外还要对全国土地进行总体利用规划，强化各级政府对住房市场调控的责任。 （二）金融法律调控方面 首先是要完善相关金融法规体系。其次是强化相关法律责任。建立健全房地产金融的信息披露制度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各金融主体收集房地产信息、市场信息，通过分析整理和运用，提高监控能力，进而实现各金融机构间的信息共享。从而防止投机行为，减少金融风险，稳定房地产市场及房价。 （三）税收法律手段调控方面 首先是在房地产的保有环节开征物业税。征收物业税不但可以通过额度较高的保有税率来避免房地产被业主低效率使用的情形，还有效刺激了土地的供给，增大了流通中的不动产数量，进一步刺激交易。再次是增加大户型商品房的税收。尽管国家政策对小户型商品房进行了导向性倾斜，但由于大户型商品房的利润空间过大，对利益的天然追求使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大户型商品房的热度难以减退，致使小户型商品房供给严重不足。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法律调控之外，还应完善房地产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更要全面准确地采集反映房地产供求结构的各类即时信息，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决策支持。政府通过信息披露，及时向企业、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各类信息数据，引导市场理性投资和消费，减缓大众的心里预期，防止盲目跟风，抑制房地产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论文: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均衡关系的计量分析 一、引言 理论研究发现，房地产业和宏观经济一样，存在运行周期，且两者的周期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stephen a.pyhrr等房地产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西方房地产市场的周期研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探索房地产周期波动及其机理。为房地产价格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规律。随着房地产行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国内学者也越发重视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谭雪芹采用var模型分析认为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贾晓惠运用回归分析法，发现上海现在较高的房地产价格基本由宏观经济支撑。祁神军则采用k线理论及工具，剖析房地产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波动机理。房地产周期同宏观经济的波动趋势总体一致，但房地产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的。基于以上研究理论，客观看待房价上涨现象，而不是批判地偏重指责原因，正确认识房价上涨由宏观经济支撑这一客观事实，才能靠拢市场经济的基本立场，制定出遵循供求规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二、房地产业现状 1998年，国家为了刺激内需拉动经济，颁布实施了住房货币化改革，但是无形中助长了楼市的泡沫化发展。2003年以来，政府屡出重拳加以规范和调控。 但是房地产价格在连续严格调控的情况下依然只升不降，这是因为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存在着并轨运行的特点。宏观经济正处于上升通道，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房地产需求持续增加。此外，经济上扬带来投资资金增加，投资热点的泛地产业吸引大量资金流入。经济需求及资金力量的让房地产价格维持强硬的上升势头。据《2010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显示：2010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上涨0.3%。在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11月以来，一些地方高价地再度出现，部分未实施限购的中心城市的住房交易的量价齐升，限购城市周边地区的房价出现较快上涨[6]。 三、实证分析 第一，变量选取说明。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各方面情况，选取六个宏观经济指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经济发展总体情况，体现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经济环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出口商品总额（imex）、本期投资完成额（inv）代表消费、出口和投资“三架马车”的现实情况。财政收入（fin）和活期存款利率（res）一定程度上反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了综合反映上述六项指标的有效信息，又避免数据的简单融合失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一组综合反映宏观经济信息的新数据（mac）。房屋销售价格指数（hss）最能体现公众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预期，所以选择房屋销售价格指数这一核心指标来反映房地产价格的整体性变化。 第二，mac与hss的长期关系模型构建。主成分分析从原始变量中导出少数几个主分量，使它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互不相关。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它往往作为许多大型研究的中间步骤。运用spss19.0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1：旋转之后，主成分1（f1）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66.085%，主成分2（f2）解释23.805%，两个主成分能够反映原始变量89.89%的信息。由于gdp、imex、inv和fin对f1依赖较大，cpi和res对f2依赖较大，明确两个主成分的经济意义，f1代表经济增长因素，f2代表经济预期因素。再由f1和f2反映出的原始变量信息的占比，计算综合宏观经济指标f（mac）： 。 平稳序列的每个数值都从一个概率分布中随机得到，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均值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②方差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③协方差 ，只是与时间间隔 有关，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以eviews6.0的adf法检验mac和hss的平稳性，结果见表2：mac和hss的检验t统计量值分别是2.008277和-1.910599，比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要大，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非平稳的。但是mac和hss经过一次差分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时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变得平稳，即mac和hss是一阶单整的。 协整性分析研究经济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假设x与y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若 对其均衡点的偏离从本质上说是临时性的，那么随机干扰项 必须是平稳序列。长期均衡关系使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的偏离能在下一期进行调整而回到均衡状态。为了确定hss和mac是否存在内在均衡机制，采用aeg协整分析法，先得到协整回归模型： （96.85073） （1.014489） （10.36982） （-4.324516） r2=0.863779 dw=2.090974 再用adf检验法对模型的残差序列 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t统计值是-7.240618，比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小，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 是平稳的。表明hss与mac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由上述线性模型表示。模型代表解释了hss变动的86.3779%，mac对hss的长期影响弹性系数为0.690982，说明上升的宏观经济会带动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上涨，符合经济意义。 第三，误差修正模型ecm——hss与mac的短期关系。协整回归的误差项 是均衡误差，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需建立短期动态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建立hss与mac的短期关系模型： （0.390517） （1.148498） （-4.442641） （6.248139） （-3.280501） r2=0.410643 dw=2123801 当年的mac对hss的短期影响弹性系数为1.463332，大于长期系数0.69098，表明mac对hss的短期影响比长期影响大。而hss的长期效应对短期动态的修正系数为-0.455289，如果上一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长期均衡误差 为负，误差修正项将使本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向高方向变动；如果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过快增长则可通过误差修正项使其增长变慢，-0.455289说明误差项对hss的修正作用为反方向的。 通过以上的检验分析，可以得到结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存在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长期均衡的，也就是说即使在短期内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背离，但是在内在均衡机制的作用下，两者最终还是会渐渐趋于一致。这个结论解释了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是由于宏观经济的高位运行带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房地产价格趋势展望 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环境下，2012年楼市调控效应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将使经济和物价的增速出现“双降”，通货膨胀下行趋势确立 ，但是物价的中长期上涨压力仍然存在。保增长，防通胀的经济政策仍会执行，宏观经济将会保持一个较稳定的增长步伐。近期楼市“拐点”初现，但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不会改变，2012年楼市调整还将延续。[7]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开始走向分化，竞争加剧，资金风险加大，市场泡沫开始收缩，部分城市的房价面临下降趋势。 在宏观经济上扬带动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下行抑制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价格将最终表现为维持可控的增长势头。但是因为房地产业 “资金池子”的作用，加上通货膨胀和充裕流动性的支撑，短期内难以压降。房价调控仍要紧抓不放，注重加快调整市场结构，提高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比重，提高供求的匹配程度。加强规范房产开发公司和中介组织的行为，建立完善的监控制度。政策配合进一步发挥市场淘汰机制作用，提高市场集中度。随着泡沫经济不断得到挤压、行业竞争的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迸一步成熟以及购买者理性的增加，我国房市未来的价格会逐渐趋于合理化，房价收入比进入一个可维持的空间。 房地产价格论文:浅谈影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几个经济因素 房地产价格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动，要掌握房地产价格的运动规律，必须弄清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房地产价格是由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众多影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当时的房地产价格。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主要有：成本因素、供求状况、行政和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人口因素、心理因素）以及其他因素。下面我们详细介绍影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 1. 房地产价格的含义 房地产价格是和平地获得他人的房地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货币或实物、无形资产和其他经济利益。在现今社会，房地产价格通常用货币来表示，但也可以用实物等非货币形式来偿付，例如，以房地产作价入股换取技术、设备等。从理论上讲，在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需求量的增加会使房地产价格上升，需求量的减少会使房地产价格下降；在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供给量的增加会使房地产价格下降，而供给量的减少又会使房地产价格上升。然而，在现实中，房地产价格受诸多因素影响，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国际因素等。综上，我国房地产价格受众多因素影响，与真实市场价格之间肯定有很大的偏差。本文主要从经济角度论述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2. 主要影响因素 影响一国房地产价格的经济因素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国物价水平、居民收入、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等。各个因素的具体分析如下： 2.1国内生产总值（gdp） 国内生产总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gdp的增长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一个就是人们对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增加，在住房供给不变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也是情理之中。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一步得到提高，人民的收入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进展，对住房的需求不断增多，房地产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房地产价格进一步提高。 2.2物价水平 物价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主要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房地产价格和物价水平是相互影响的：房地产价格水平的提高会引起物价水平的提高，而物价水平的提高也会反作用于房地产价格水平，促使房地产价格水平的提高。近年来，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物价水平持续上涨，cpi居高不下，引发高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必然带来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在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2.3居民收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持续不断的增加，必将增强居民的购买能力。在满足基本的吃穿等消费后，他们会有着强烈的购房需求，然而由于短期内房地产价格缺乏弹性，所以短期内需求的增加必定会带来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持续增加。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最终导致对住房需求的增加。而由于短期内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开发市场不能对此做出及时的反应，所以短期内居民收入的增加肯定会使房地产价格上涨。 2.4利率 利率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贷款利率的调整来实现的。一方面，贷款利率的增加会加大开发商的成本，压缩利润空间，从而使开发商减少投资，这就意味着住房供给的减少，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的提高。另一方面，贷款利率的增加会增加购房者的还贷压力，打击他们购房的积极性，造成需求的减少，使房地产价格下降。综合起来，利率的高低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取决于对哪一方的影响更大。 2.5汇率 汇率是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是以一种货币表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近年来，由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由于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国际上的热钱也开始涌入了中国。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入的程度加大，吸引了更多的外资进入了中国。外资进入中国实体经济后，首先选择的就是高利润的房地产行业作为他们投资的对象，以获取高额的利润。众多外资的进入都会导致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2.6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应量应该是与一国实体经济的总量相一致的，货币供应量的多少标志着这个国家实体经济规模的大小。一般来讲，货币供应量单方面的增多会使房地产价格水平上升； 货币供应量单方面的减少将会使房地产价格水平下降。近年来，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面对人民币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央行向社会投放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占款，外汇占款已占货币投放总量的绝大部分。货币供应量已完全超过了现实中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货币供应量的过多导致的流动性过剩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结语 现实中，我国房地产价格受众多因素综合影响。当前，随着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连年贸易顺差，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无形中给人民币的升值带来了压力。同时由于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存在较大的预期，热钱纷纷涌入了中国。为了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政府不得不投放大量的货币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此，使得流通中的货币大大超过了现实中的货币需求量，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引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由于社会对通货膨胀存在一定的预期，进一步加剧了物价的上涨，造成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同时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土地资源的稀缺和人口的膨胀，房地产价格在长期内会是不断增值的。高房价已经严重威胁到普通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所以迫切需要我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房地产价格论文: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调控 摘要：房地产价格作为一种资产价格，所给出的信号十分丰富且受到高度重视。在房地产市场早已成熟的发达国家，对房地产及其价格的研究是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现从课题背景入手，首先重点阐述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然后针对性的提出了政策调控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经济；政策调控 1概述在2005年和2006年，中央政府分别出台了“国八条”和“国六条”，旨在遏制房价上升过快的势头，但收效甚微，房地产价格并不听政府调控的“使唤”。只有对症下药，洞悉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真正原因，调控方能有的放矢。研究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一步明确房地产价格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的联系，将房地产价格纳入政府和央行的重要关注指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2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1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高房价对经济的影响之一是造成了消费需求的下降和投资需求的上升，从而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发达国家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74％。2006年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仅50.0％，国际上各国的横向对比中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 以我国自身的历史数据作纵向对比，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也程逐年下滑态势。在过去的20年，以支出法计算，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已经从64.9％下降到50.0％，降低了约15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50.5％下降到了36.4％，降低了约14个百分点。最近5年来，最终消费率的下降尤为显着，最终消费比重和居民消费比重分别下降了11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截至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均创下解放以来最低点。中国的总需求结构已经处于失衡的状态。而以上分析表明，过高的房价使消费减少并使投资增加，是造成我国消费/投资比例失调并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2.2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上涨会从两个方面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一方面，房地产价格上升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会带动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钢铁、建筑材料等物资价格的上升，而这些物资价格的上涨又会带动其它产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从而形成连锁效应，导致大量商品和服务价格升高，造成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居民居住需要住房，公司办公需要商业写字楼，工厂生产需要厂房。这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导致居民居住成本、公司办公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而人们在居住成本提高的条件下又会向企业要求更多的工资，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也随之上涨。企业必然将成本上涨的压力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向最终消费者转嫁，造成社会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并形成通货膨胀。综合两方面的分析，房地产价格过高最终必然导致cpi等价格指数高企，产生通货膨胀。 2.3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金融风险的产生过高的房价会产生房地产泡沫，这种泡沫经济将带来极大的金融风险。泡沫经济是指由金融投机所导致的经济状态，表现为大量资产价格飙升到远远脱离其内在价值的程度，其中隐藏着资产价格狂跌并引起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可能性。房地产泡沫是指由房地产投机等因素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脱离市场基础的持续上涨，也就是房地产价格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与其使用价值不符，虽然账面上价值增长很快，但实际很难得到实现，形成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当泡沫破灭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金融系统的严重灾难和经济的萧条。 3政策调控建议 3.1税收调控政策税收调控政策，是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实行累进课税，从而抑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平稳或降低房价。具体操作如下：对拥有一套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未进行房地产投资，不征收物业税；对拥有两套及两套以上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进行了房地产投资，除第一套房免征物业税外，对第二套房征收税率较轻的物业税，如有第三套房则对第三套房征收税率高于第二套房的物业税，以此类推。 3.2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指大量建设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增加房地产市场上的供给特别是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供给，从而降低房价。许多国家和地区运用保障性住房供给对房价进行调控和对中低收入阶层进行住房保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香港政府在历史上数次大规模发展保障性住房。为解决普通市民住房的问题，香港政府1978年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解决了222.5万普通市民（占当时香港居民总数的一半）的住房问题，同时使居高不下的房价得以回落。在我国，保障性住房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期了，但由于规模小不足以对房地产市场发生影响。我国目前的高房价即使中等收入人群也很难承受，所以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应该将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都纳入保障范围，并扩大建设规模，完善分配制度，保障人民住房需要的目的。 3.3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由于我国房地产供给存在较高的自然垄断程度，在必要时候也可考虑通过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进行调控。具体方式是在地方政府将土地拍卖给开发商时，在土地出让合同上规定该块用地所建房产的房价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价高者得之”的土地竞拍方式。若开发商在日后进行房产销售时擅自超出了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房价上限，依照惩罚措施对开发商进行严厉惩罚。实施最高限价法政策的好处是开发商在竞争土地时不能盲目的高价拿地，他们必须对开发成本进行核算并各自给出能承受的土地价格，土地开发权将流入到具有开发成本和开发质量有优势的开发商手中。在我国早已存在成品油、粮食的最高限价等价格管制措施，由于房地产供给特别是地产供给的垄断程度高，所以必要时对房地产行业采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也是合情合理的。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最高限价法调控应该是“最后的选择”，在税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措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才可考虑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结语 前文所述的三种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是孤立的和单一的，可综合运用其中的两种或三种进行宏观调控。例如，可以综合运用税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政策进行调控，这样在减少房地产市场需求同时又可以增加房地产市场供给，调控的作用和效果会更好。在进行保障性住房调控的时候，也可以同时采用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类型，将各种类型的比例进行科学分配。税收调控政策和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可以优先选择的两种政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在必要时可以考虑采纳。除了本文主要论述的三种调控政策外，其它的一些政策，如房地产信贷控制、外资购房控制、规范楼盘销售行为等，也可以同时被使用，重要的是将所有这些政策综合运用合理搭配，以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 房地产价格论文:我国住宅类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原因分析 【摘要】本文从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角度分析了城市化进程、居民收入、人口结构、房地产投机、开发成本等各因素,通过收集国内外房地产市场的相关资料,并列举大量数据进行论证分析,指出导致目前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关键因素是开发成本因素,并且得出房地产开发成本中的土地成本上涨是直接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核心因素这一结论。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 土地价格 人口结构 收入水平 总需求 近几年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让一些普通百姓明显感觉商品房价格已越来越难以接受。房价收入比是综合衡量房地产价格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从消费者购买能力和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两方面说明房地产价格的合理性,通常认为房价收入比在4—6之间是合理的。由于房地产销售价格统计口径不同,我们得到的房价收入比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偏小。而在我国,这一数字则大大超标,很多地区购买一套80平米的住宅,房价收入比高达13。可以说房地产商开发的商品房主要是面向城市有中等偏上收入的家庭。 一、社会总需求增加导致房价上涨 1、城镇化速度加快导致总需求增加 对中国来说,无论是解决农村问题,还是加快区域发展步伐,城市化似乎都已是必走的道路。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增长对房地产市场的推动作用远大于居民收入增长。城市化本质上是一种包括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业人口比重逐渐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人口比重逐渐上升,人口和产业向城镇集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方向转换,从而会对房地产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见表1)。 城市化的进程改变的是人口结构。城市化水平表明的就是城市非农业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城市经济发展与就业机会的增加,吸引着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人口比重的扩大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趋势。如今每年都会有500万左右的农村青少年通过上大学等方式进入城市,这些人在几年后走上工作岗位,自然就成为城市人口。除此之外,不少城市为了本地的经济、城市建设,都在以给予落户等优惠措施吸引本地农村富裕人口向城区转移。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975年的17.5%上升到2006年的43.9%。 2、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导致总需求增加 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快速增收,2006年可支配收入达11759元(见表2)。 首先,收入提高增强了居民购买的能力,广大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加强;其次,绿色住宅、健康住宅、生态住宅、可持续住宅等正在兴起,商品房档次明显提高,有效需求很旺盛;再次,拆迁安置增加了房地产市场的整体需求,且这部分需求将持稳定的增长;最后,1998 年以来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选择房地产消费作为切入点的“政策惯性”作用,以及受“入世”、“申奥”和“申博”等利好消息影响所形成的房价必然上扬的“预期”,刺激了房地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此外,受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大量的国际热钱和游资涌入国内,进入高档房地产领域,加大了市场投机需求成分。 3、人口结构变化促使总需求增加 由于20多年前开始的严厉国策,对房子需求最强烈的那部分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有数据显示,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到2008年左右,中国25—34年龄段人口的数量会骤降到30%左右。但与上世纪80年代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对应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人口却处于快速增长期。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这些快速增长期内出生的人们,基本上都到了购房置业的年龄。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正式启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房地产市场启动至今的蓬勃发展,与这个年龄段的购买消费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开发成本导致房价上涨 1、土地价格的持续上涨 很多人都知道房价目前很高,价格涨幅也很大,却不知地价涨速比房价快近一倍,如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07年的一至三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交易价格上涨较快,累计平均上涨12.8%。2000—2006年土地价格交易指数(见表3)。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地价上涨的呢?首先,近几年全国土地供应量相对减少。2001—2004年期间,全国土地供应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增幅逐渐减小;自2005年起,全国土地出让面积呈下降态势,2006年同比减少3.7%。导致土地供应面积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从2004年开始的紧缩“地根”的调控政策。在土地供应减少的同时,全国房地产需求却在持续增长,开发商纷纷高价竞地。 其次,囤地现象突出,致使存量土地不能及时转化为房产供应。2001年全国房地产开发面积占购置面积比重为67%,2003年为56%;2005年为54%,这一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由此证明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总体在拉长,很多开发企业土地储备增加,其中有囤地行为者绝不在少数。 2、建造成本上升 建筑行业需要消耗大量的铁矿、煤炭、木材、水泥等资源,而这些资源有其自然增长率,超量的需求会引起它们价格的暴涨。建筑行业是能源消耗的主要行业,对房地产行业来说每年以20亿平方米速度递增,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更可想而知。近几年世界能源价格高速上调,我国能源与建材价格也随之上涨(见表4),必然会对开发成本带来相当的影响。 2008年2月18日,日本新日铁公司和韩国浦项公司宣布,已和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之一的巴西淡水河谷(vale)达成协议,同意itavira粉矿价格上涨至每吨78.90美元,4月1日起执行,涨幅为65%,对于高品位的卡拉加斯粉矿每吨涨幅达到71%。受此事件连锁影响,宝钢2月25日出台的二季度普碳钢价格政策,主要产品热轧、冷轧均上调800元/吨,上调幅度分别为21%和17%。全国钢厂出厂价涨成一片,现在每吨建筑用钢的价格已经上涨了1000元左右,涨幅之大,只有2004年的那次钢价狂涨方可比拟。建材和人工费涨价也直接导致了房屋建造成本的上升,据估计本轮建材价格的上涨导致房地产的开发成本上涨2%~3%。 三、分析房价居高的根本原因 前文分析了影响房价上升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如股市的不稳定性会使资金流入流出房地产投资市场、房地产投机、政府的税收、金融政策也会对房价产生影响。但是作为城市化进程、居民收入水平、人口结构变化因素来说,促进房地产价格上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无法通过政府政策来改变的,否则社会只有倒退。产品的成本是决定产品价格的基础,那么就要分析一下土地成本和建造成本对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从中得到近年导致房地产价格直线上升的主导因素,并分析今后房地产政策应当针对的侧重点。 1、房屋建造成本分析 住宅造价就全国来看,从2000年每平方米700元左右上涨为2008年的900元左右,但同期住宅销售价格增长了一倍,从2000年的1900元每平米上涨为2007年的3500元每平米。可见建造成本上升是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住宅建造成本逐年上升主要是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能源、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二是近年来住宅建造结构的变化,由转混结构为主变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从而增加了工程的造价。 2、土地成本分析 通过表5可以看到土地价格同房屋销售价格同步上涨,而且土地价格的涨幅高于销售价格。 那么土地价格是否是房价上升的主因素呢?我们看两个例子的对比,太原市2000年左右土地出让价格基本在20—30万元每亩,如果土地的规划容积率为2.5,那么新建住宅的楼面地价约为180元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建造成本为700元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考虑各类市政费用、开发商利润、税费和其他相关费用,2000年左右住宅销售价格约为1000—1500元每平方米(建筑面积)。2007年,太原市市区很多土地的价格约为400—500万元,参照上例的参数,楼面地价为3000元每平方米,建造成本约为800—1200元每平方米,那么市场价格基本处于4500—6000元左右,由此可知,地价的上涨是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 房地产价格论文:论调整转型期的房地产价格策略 [论文关键词]房地产 价格策略 [论文摘要]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国内国际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大部分地区房地产市场已先后步入调整与转型期，价格调整已不可避免，要考虑到国内外经济环境、顾客消费心理、贷款银行、前期购房客户等因素，制定恰当的价格策略以适应转型期的房地产市场。 根据广州市房地产官方网站阳光家缘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房地产的调整已经发生，正在深化。从一手房的交易宗数来看，由2006年的83793宗到2007年的69348，减少20.8%，2008年比2007年下更大，降幅达到36.5%；从一手房的交易面积来看，由2006年924万平方米到2007年的801万平方米，下降15%，2008年相对于2007年的降幅更是达到47%；交易金额2007年比2006年增加15%，而2008年比2007年下降31%；均价增幅回落，2007年比2006年增加26.6%，而2008年比2007年增幅回落到10.9%。 从广州市一手房年度交易数据来看，交易面积和宗数在2007年达到峰值， 2008年回落的幅度很大；而交易的均价在2008年达到峰值；2008年是由价升量降到价量齐降的转折年。对于当前楼市出现的调整行为，应该理性和辩证地看待。从房地产市场本身规律来分析，一些地方经过十几年快速发展后，自身也进入了调整期。同时过高的房价在超出购房者的承受能力后，有泡沫的地方迟早要挤掉泡沫。 从2005-2007年，房地产商采用撇油的高价策略，即以高价卖给愿意接受高价的少数人，如对价格不很敏感富有者或预期价格上涨的投机者； 房地产商利用网络、报纸等媒体，宣传土地紧张，房地产资源稀缺，并利用奥运造势，一路推高房价，在人们买涨不买跌的心态下，涨价潮一浪高过一浪。这段过程从2005年延续到2008年，房价涨了将近2倍，基本把有刚性需求并有能力承担高房价的顾客引出来了。这种高价策略使房地产公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使其能继续维持一段时间的高价，但由于销售量迅速下降，资金回收慢，造成资金链紧张。 联合国1993年对世界107个国家进行了全面研究得出的房价收入比标准是3-6倍。即购买一套房子时，总房款(包括装修费)与家庭税后收入之比如果为3-6倍，则说明这种房价在你的支付能力内。以2007年的广州市一手房均价8599元/平方米、每套90平方米计算，总价为773910元， 即使按2007年广州市高收入户年家庭平均总输入45451.57元计算出来的房价收入比也达到17倍[2]。远远超出3-6倍的范围。另一个参数是住房按揭月供款与家庭每月可支配收入比(要把利率风险考虑进去)，这个比一般在28%-35%.如果超过35%，则家庭负担过重，挤压家庭其他消费，降低家庭的生活质量，目前很多家庭超过了这个比例。 截至2008年8月底，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已经创纪录的达到了1.3亿平方米[3]。在供应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下，虽然降价是房地产企业的必经之路，但降价的阻力很大。阻力来自以下几方面，一是前期购房者(特别是近几个月的购房者)闹退房或要求补差价，例如万科的退房风波；二是银行的压力，如果降价幅度过大，前期所购房屋可能资不抵债，引发房贷断供潮，特别是房产投机者在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下断供；三是地方政府的压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经济平稳发展以及财政收入的稳定，极力反对大幅降价；四是来自市场的压力，买涨不买跌是市场的普遍心态，降价策略不对，不仅不能起到促销的目的，反而会加重观望的氛围。房地产企业的降价策略必须有效应对这些阻力。 对于前期购房者和银行的压力，房地产企业采取的策略是拖时间，即保持房价格基本稳定甚至提价，营造房价坚挺的假象，让时间抚平前期购房者的后悔感和不公平感；拉长时间也可让银行收回更多房贷，减少断供的风险。拉长时间也可以引出部分有刚性需求并有承受能力的潜在购房者。对于资金紧张的房地产企业，采用暗降的方法促销，如送家电等物品，或送一定期限的物业管理费等等。但万科公开降价行为打破了僵局，暗降已基本失去效力。 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是利益共同体，他们都希望房价上涨，至少维持稳定，房地产降价会降低土地出让的价格，减少房地产交易的税收，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通过减少土地供应来稳定土地出让的价格，从而减缓房价下跌。 从消费心理学角度分析，买涨不买跌是顾客的普遍心态，前期购房者因房价下跌而后悔当初的购买决策和购买行为，房价越降，后悔感越强，在亲朋好友之间传播，加强了未购房者的幸运感，加重了观望的氛围。价格策略要打破已购房者的后悔感越来越强、未购房者幸运感越来越强的恶性循环；而应形成已购房者的幸运感越来越强，未购房者后悔感越来越强的良性循环。 怎样形成良性循环?降价必须一步到位，打破观望的氛围，并形成房价逐步上涨的趋势。采用成本导向定价法，根据供求状况，顾客的承受能力，楼盘的特点，确定合理价位，先把综合条件较差的单元以顾客可接受的价格推向市场，形成价格底部，逐渐以不断提高的价格销售综合条件好的单元。近几年的土地通过拍卖、挂牌或招标方式成交，土地的价格公开、透明，基建等费用也不再是秘密，人们对房产的总建筑成本已经心中有数；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法，即将产品的成本（含税金）加上预期利润作为房地产价格的定价方法，容易等到消费者的认可。 当前的僵持的市场状况，主动权还在房地产企业手中，从长远来看，人口红利、城市化、住房消费升级这些推动房地产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并没有衰减。只要房地产企业调整营销策略，特别把价格调整到居民可以承受的范围，在巨大的刚性需求下，市场就可能活跃起来。 可以预见，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石油、煤炭等能源价格回落，土地价格下降的形势下，国内房价将进一步回归理性。经过2008年僵持，在稳定前期顾客心理，解除退房风波，降低银行断供风险后，房价将加速回归理性，这样才能激活广大工薪阶层的有效需求，活跃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价格论文:金融发展对房地产价格变化的影响研究 内容摘要：金融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主要途径。然后在模型框架下，证明在供给刚性的、潜在需求无限大的房地产市场上，金融发展可以使得购房者可获得资源增加、房地产投资价值上升以及购房者对房地产投资价值的分歧程度加大，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文章使用2000~2005年金融相关率（m2/gdp）和全国房屋销售价格指数（hpi）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关键词：金融发展 房地产价格 货币政策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从全国来看，全国房屋销售价格指数2000年平均值为101.1，2005年为107.6，远远高于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此同时，这段时期也是金融发展最快的时期，从金融相关率看，m2与gdp的比率2000年为1.48，2005年为1.63，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那么，金融发展是否是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因素？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产生怎样的冲击？本文对此进行分析。 研究现状综述 （一）理论研究 mark carey（1990）建立了一个土地价格模型，来研究房地产的繁荣与金融的作用。模型强调，在假定土地供给固定的情况下，融资的难易程度对土地投资者行为，进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重要影响。武康平（2004）在房地产市场供给相对固定、商业银行承担两类成本、央行实施价格管制、监管当局实施资产比例管理等制度背景下，构建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个模型给出了我国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共生性存在内在作用机制：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导致银行信贷供给的增加；银行信贷供给增加，导致房地产价格的增加。王维安（2005）建立了引入内生货币供给的一般均衡模型，证明货币供给与房地产价格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综上所述，这些理论模型揭示了金融发展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紧密关系，认为金融与房地产价格之间是双向因果关系。 （二）实证研究 李健飞（2005）使用1998~2004季度数据实证分析了银行信贷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结果发现：银行信贷不是目前房价上涨的根源，宏观经济拉动是房价和信贷增长的共同原因。丰雷（2002）对1990~1999年m2与房价关系进行了初步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货币与房价之间有强正相关关系。胡健颖（2005）使用1990~2005季度数据证明我国房地产价格上升是由经济基本因素和投机成分共同驱动的，而前者起关键性作用，房地产总体泡沫成分不高。总得来说，上述实证研究主要从银行信贷、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泡沫等方面来分析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原因。 我国金融发展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主要途径 房地产信贷的迅猛发展，将居民对住房的潜在需求转变为有效需求，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当前我国银行体系持有巨额的超额存款。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驱使下和降低不良贷款的重压下，我国商业银行必须为这些超额存款寻找收益较高、风险较小的投资渠道，而房地产信贷正满足这一要求。由于房地产市场贷款风险相对较小，尤其是居民的住宅抵押贷款，以相应的房地产产权作抵押，为银行贷款的收回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因此，商业银行有很强的激励向房地产市场发放贷款。 由于股票市场价格呈下跌趋势，产品市场通货紧缩，金融市场更多的流动性进入房地产市场，从而加剧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本文利用2000年第1季度至2005年第3季度数据拟合了货币流动速度的趋势线（见图2）。通过比较实际值与拟合值可知，2001年第3季度至2004年第2季度货币流动速度与趋势线之间存在较大的负缺口，表明这一时期m2的增加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长，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图1显示cpi、全国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和上海综指的变化趋势。从2001年第1季度开始，hpi走出与cpi和上海综指相反趋势：cpi与上海综指同时下跌，而hpi快速上涨。这一现象几乎与流动性过剩同时出现。这表明过剩流动性主要流入房地产市场，而且股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部分流动性也可能流入房地产市场，从而加剧房地产价格上涨。 大量海外资金涌入我国房地产市场，也是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据商务部统计，2004年房地产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767家，合同外资金额134.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9.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3.8%、48.1%和13.7%，各项增长指标均超过全国利用外资平均增长幅度，房地产业连续三年成为全国第二大外商投资行业。按照资本逐利的本性推断，海外资本已经极大地渗入了我国房地产市场，并对我国经济特别是房地产经济造成了较为深刻的潜在影响。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根据carey（1990）给出了一个供给固定的房地产价格决定模型。本文借鉴他的模型并结合武康平（2004）的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共生模型构建一个房地产局部均衡模型，以房地产价格为因变量，金融相关率指标（m2/gdp）为自变量，构造如下基本模型： lnhpit =αlnfirt+c+εt (1) 在方程（1）中，lnhpit表示全国房屋销售价格指数的季度数据，取对数值；lnfirt表示每一季度的金融相关率，取对数值。其中fir=m2/gdp，m2表示我国每一季度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存量数据，gdp为每一季度的名义数据。α、c为待估参数，εt为白噪声。全国房屋销售价格指数（hpi）来自国研网财经数据；广义货币供应量m2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为季度累计值，通过一阶差分得到每一季度的数值。样本区间为从2000年第1季度至2005年第3季度。所有数据运用x11进行季节调整。然后取对数。取对数的目的是降低模型异方差性，同时所估计系数即为弹性系数。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果关系以及建立var模型的前提是所有变量都服从同阶单位根过程，即变量~i（1）过程。常用的检验方法有dickey-fuller检验（简称df检验）和扩展的dickey-fuller检验（简称adf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分别对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形式含常数项，检验滞后项由sc准则确定，结果见表1所示。lnhpi和lnfir的检验值分别为0.867543和-1.098313，大于显著性水平1%、5%和10%的临界值，表明两者均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lnhpi和lm2均通过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它们是一阶单整，即~i（1）序列。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上述模型设定和协整检验分析过程中，本文先验的假定金融发展是导致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原因，而不是相反。这种因果关系是否成立还需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考虑到在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时，滞后期长度对检验结果的精确度有很大影响，本文先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确定最优滞后期。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4期滞后，s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1期滞后。表2给出了滞后1期和滞后4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在滞后1期和滞后4期的条件下，lnhpi都不是lnfir的格兰杰原因，而在滞后1期时，lnfir在90%置信水平上是lnhpi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4期时，lnfir在95%置信水平上是lnhpi的格兰杰原因。因此，我国金融发展是房地产价格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 结论 本文试图解答金融发展是驱动房地产价格上升的极为重要的基本因素。并分析了近年来我国金融发展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主要途径：房地产信贷的迅猛发展，将居民对住房的潜在需求转变为有效需求，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由于股票市场价格呈下跌趋势，产品市场通货紧缩，金融市场更多的流动性进入了房地产市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大量海外资金涌入我国房地产市场，也是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 本文从金融在我国住房货币化、城市化进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着手，构建了一个简化的局部均衡模型刻画金融发展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机制。模型揭示出，在供给刚性的房地产市场，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应着高的房地产均衡价格水平。金融发展从三个方面影响购房者的购房行为，导致房地产均衡价格上涨：金融发展使得购房者可以获得的银行信贷资金增加，房地产均衡价格水平上涨；金融发展提高了所有购房者关于房地产保留价值的平均值，房地产均衡价格水平上涨；金融发展使得所有购房者拥有的银行信贷资金大于房地产保留总价值的2倍时，购房者分歧程度加大，房地产均衡价格水平将趋于上涨。 房地产价格论文: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 近几年来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突飞猛进,并且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在解决我国居民住房问题,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房地产市场的过快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房地产价格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从房地产价格的相关理论出发,研究影响房地产价格的相关因素,并运用廊坊市房地产市场为依据,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具有代表意义的因素对普通住宅价格的影响。最后通过对我国房地产政策的研究,找出房地产政策与价格形成的关系,并对调控我国房地产市场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房地产价格 形成因素 政策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房地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基础和载体,房地产业则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中的支柱产业。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住宅市场的快速发展上,由于住宅产业关联度高,它的发展带动了建材、冶金、纺织、化工、机械、交通、邮电通信、家电家具等许多行业的发展,为这些产业提供了立足的场所,扩大了对这些产业的社会需求。因此,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我国1998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实物分配福利房“的房屋制度以来,房地产业进入了完全的市场化、社会化阶段,并且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01年一2007年,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分别每年比上年增长27.3%、22.8%、30.3%、28.1%、19.8%、21.8%、30.2%。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据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每100亿元房地产投资可以诱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出286亿元,其中诱发建筑业产出90.76亿元、制造业(123.61亿元)、采矿业(16.64亿元)、电力煤气自来水供应业(6.59亿元)。另外房地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融资支持,而房地产市场又是金融业借贷资本的最大出路。 2房地产价格因素的研究 2.1 自身因素 所谓自身因素,是指那些反映房地产本身的实物、权益和区位状况的因素。包括房地产的位置、地质条件、地形、地势、建筑物本身等; 2.2 环境因素 影响房地产价格的环境因素,是指那些对房地产价格有影响的房地产周围的物理形状因素。主要包括大气环境、声觉环境、水文环境、视觉环境和卫生环境。 2.3 人口因素 2.3.1 人口数量 房地产价格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非常密切。当人口数量增加时,对房地产的需求就会增加,房地产价格也就会上涨;而当人口数量减少时,对房地产的需求就会减少,房地产价格也就会下落。 2.3.2 人口素质 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可以引起房地产价格的变化。人类社会随着文明发达、文化进步,公共服务设施必然日益完善和普遍,同时对居住环境也必然力求宽敞舒适,凡此种种都足以增加对房地产的需求,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升高。如果一个地区中居民的素质低、构成复杂、社会秩序欠佳,人们多不愿意在此居住,则该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必然低落。 2.3.3 家庭人口规模 这里所说的家庭人口规模,是指全社会或某一地区的家庭平均人口数.家庭人口规模发生变化,即使人口总量不变,也将引起居住单位数的变动,从而引起需用住房数量的变动,随之导致房地产需求的变化而影响房地产价格。 2.4 经济因素 主要有经济发展状况,储蓄、消费、投资水平,财政收支及金融状况,利率,物价(特别是建筑材料价格)、建筑人工费,居民收入等。 2.5 社会因素 影响房地产价格的社会因素,主要有政治安定状况、社会治安状况、房地产投机和城市化。 2.5.1 政治安定状况 政治安定状况是指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党派、团体的冲突情况,现行政权的稳固程度等。一般来说,政治不安定则意味着社会可能动荡,这会影响人们投资、置业的信心,从而会造成房地产价格低落。 2.5.2 社会治安状况 社会治安状况是指偷窃、抢劫、强奸、绑架、杀人等方面的刑事犯罪情况。房地产所处的地区如果经常发生此类犯罪案件,则意味着人们的生命财产缺乏保障,因此会造成房地产价格低落。 2.5.3 房地产投机 房地产投机是指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再出售(或再购买)而暂时购买(或出售)房地产,利用房地产价格的涨落变化,以期从价差中获利的行为。一般来说,房地产投机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可能出现3种情况; (1) 引起房地产价格上涨 (2) 引起房地产价格下跌 (3) 起着稳定房地产价格的作用 2.5.4 城市化 城市化又称城镇化、都市化,是当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但由于人们对城市的概念理解不一,对城市化的解释和度量方法也相差很大。 2.6 行政因素 影响房地产价格的行政因素,是指那些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制度、政策、法律法规、行政行为等方面的因素,主要有房地产制度、房地产价格政策、行政隶属变更、特殊政策、城市发展战略、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税收政策、交通管制。 2.7 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有时是不可忽视的。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心理因素主要有下列几个:(1)购买或出售心态;(2)个人欣赏趣味(偏好);(3)时尚风气;(4)接近名家住宅心理。房地产需求者遍寻适当的房地产,当选定了合意的房地产后,如该房地产的拥有者无出售之意,则房地产需求者必须以高出正常价格为条件才可能改变其惜售的原意,因此,如果达成交易,成交价格自然会高于正常价格。 3 政策因素对房地产价格形成的影响及其对策建议 3.1 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政策分析 3.1.1土地政策 土地是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因素,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国家对土地方面一直采取比较严格的政策,包括对土地出让的程序进行规范、对土地出让进行监察。目的是为了慎重合法地使用每一寸土地,加强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调控以及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按照政策对土地价格的影响不同可分成以下类别: (1) 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的规范对土地价格的影响。在传统土地使用制度下,严禁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可能使地租、地价根本不存在。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行住宅商品化、社会化,就使房地产价格显现出来,反映客观的市场供求状况。 (2) 土地监管的规范对土地价格的影响。关于土地出让和利用的监管方面,自2002年以来,国家制定若干政策进行规范,在地方土地的出让、利用、征收等方面,国家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管制。实践证明,这些政策是必要的,并且对规范我国土地价格,遏止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具有积极的作用。土地政策对土地价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土地是房地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土地价格的变化也就是房地产开发成本的变化。 3.1.2 金融政策 房地产市场中买卖双方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因此金融政策对住房价格有很大的影响。就金融政策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 利率的调控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 利率是利息率的简称,是指金融资本的增加额和本金的比值。利率按支付对象可分为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我国的金融政策多表现为利率政策,利率政策调节主要包括调整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三种途径。以下对各种情形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做详细分析: 1)存款利率调整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理论上当存款利率上调时,会吸引其他投资市场中的部分资金,作为新兴的房地产投资模式,也或多或少受到存款利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存款利率升高,会使得炒房群体减少,从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一定影响,当然,就目前情况而言,这种影响是微弱的,因为投资房地产的收益要远大于存款的收益,并且投资房地产相对风险较低。 2)贷款利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①贷款利率调整影响房地产的需求,从而影响房地产价格。 ②贷款利率影响房地产的供给,从而影响房地产价格。 3)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当社会支出及投资受到存款准备金率变化的影响而变化时,房地产投资就会间接的受到影响,从而可能引起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 (2) 其他金融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这类政策主要包括对金融信贷的管理、对按揭首付比例的规范、对社会保障住房开发的相关优惠等措施。该类措施对于遏制炒房、保障住房和限制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影响房地产价格走势。 3.1.3 税收政策 税收手段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它是通过税种和税率的变动来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一般来说,住房领域涉及的税种主要有房地产开发税、契税、营业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地产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等。房地产税收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对于遏制投机和房地产泡沫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最近三年里,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极为迅速,房价涨幅巨大,国家为了规范房地产税收,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制定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对于房地产价格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3.2 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政策建议 3.2.1 加强国家对房地产价格的指导 我国房地产商开发房地产的利润率达到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不超过10%。由此可见,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开发商赚取的属于暴利范畴,是有背于社会主义原则的。 3.2.2 发挥国有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引导作用 由于房地产业应该算是自然垄断行业,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国家应对该行业进行控制。利用行政手段,如果发挥不好,政府失灵,那么调控的目的也难以达到。因此采用经济手段,利用国有房地产开发公司,符合国家政策进行房地产的开发。同时和其他房地产公司开展竞争,价格公道。这样在竞争中可以让房地产开发商逐渐合市场,走向正轨,并且还能直接保障国家住房开发政策的实施。 3.2.3 发挥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指导作用。 应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政府作为全国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应当以社会利益为重,对地方政府加强监管和引导的力度,建议多制定一些刚性的政策。 3.2.4 采取有效措施,抑制房地产投资过热 我国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很大原因是我国在房地产投资方面存在着投资过热的现象。特别是在需求方面,不少购房者购买房屋为的是赚取投资收益,针对该情况,国家不仅应在交易税方面进行规范,还应该对购房者的购房资格进行限制。为了抑制投资行为,真正发挥城市房地产的住房保参考。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获得了迅猛发展,房地产迅速成为消费热点和投资热点。部分大中城市出现了房价快速上涨的局面。快速上涨的房价导致部分城镇家庭购房困难,这种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忧虑。居住是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住房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弄清房价影响因素,有效控制房价,成为政府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房地产价格论文:浅析我国房地产价格变动的趋势及政策 摘要：房地产价格与国家的经济政策，居民的收人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景气度等因素的变化有重要关联性。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对于准确把握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趋势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分析了影响房地产变动的主要因素及未来几年我国房地产价格变动的趋势。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变动趋势；经济效应；分析 房地产是居民消费和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价格变动一方面直接影响到房地产自身的消费和投资水平，另一方面还将通过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和财富效应影响到其它商品和服务的消费。 1 影响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宏观因素分析 房地产价格与国家的经济政策，居民的收人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景气度等因素的变化有重要关联性。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对于准确把握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趋势有重要意义。 1.1 经济的发展水平 房地产业不仅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效应和较高的就业带动效应，而且与国民经济发展态势密切相关。经济发展的景气度高，房地产业通常较易于繁荣，反之，房地产业就会下滑和衰退。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促使我国居民对住宅的需求不断增加, 而供需矛盾突出则导致房价非理性上升。人们对经济前景普遍持乐观预期，是导致我国房地产业迅猛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1.2 国家政策的影响 我国的房地产价格不仅在构成过程中含有较多行政因素，而且由于购房由财政主体向私人主体的转换过程带起了许多抱沫成分，形成了若干不良的示范导向，理论上的价格决定机制在巨大行政消费的惯性影响下，真正变为现实还有待一定的时日。在此情况下，深化体制改革，积极塑造健康的市场主体和提高市场监督力度，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化和房地产价格的合理回归极为重要。 2 我国房地产价格变动的趋势分析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房地产价格普遍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较小，房价仍会持续上涨但飙升的势头将得到有效地遏制，这是因为： 2.1 住房消费需求不断增加 近期, 我国房屋价格涨幅总体趋缓, 显现了宏观调控的初步效果, 但是未来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由于住房需求坚挺、土地成本上升, 导致少数城市房价涨幅仍然较高。据“链家地产”统计资料分析, 在房产投资置业过程中, 88%的购买者均以自住为目的, 而仅有12%的购买者以投资为目的, 这就意味着只有12%的人群会随着投资环境的变化而出现投资需求转移的状况。此外, 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使长期利率走低,一方面, 有可能降低居民利息支付压力, 保持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需求; 另一方面, 也可能因投资机会成本下降而导致房地产市场供给增加, 并且国际投资净收益增长也提高了中国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 这些因素将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上升。 2.2 消费意识的提升使得房产泡沫将逐渐被剔除 伴随消费者经验的积累和日趋理性化的选择，目前房价中的许多泡沫将逐渐被剔除。而泡沫成分的剔除和消费者理性的回归，又将对房价的上升形成相应的平抑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未来几年，国内各大城市房价飙升的势头将得到有效地遏制。 2.3 国家政策的变化 2.3.1 房贷政策的影响 随着房改进程的加快，住房金融的发展已进人了一个新的时期，人们的贷款消费意识不断升温，消费贷款已成为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重要增长点。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选择超前消费不仅使社会各阶层购房的承受能力大幅度提升，对不同价格的房产的选择余地扩大，而且使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它不仅为房地产开发商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用户群和市场基础，而且使得中端产品甚至“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商找到发展空间。 2.3.2 住房制度的调整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廉租房制度、经济适用房制度, 并实行土地、信贷、税收等经济杠杆联动的方式, 使偏高的房价, 特别是一些大城市过高的房价得到抑制。未来年 ，我国将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投资和消费双向拉动的发展战略。住宅建设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投资力度和建设规模势必继续扩大，但伴随市场供给规模的扩大，房产供需关系将会发生显著变化，开发商单边决定价格、不愁产品卖不出去的局面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房地产业开始进人买方市场，并不意味着价格水平一直下降，但买方市场的形成对于房产价格来说，将平抑价格的非理性上升，使房价的构成要素和内部比例关系发生重大调整。 2.3.3 货币政策的影响 针对房地产市场投机过度, 我国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试图控制过剩的资金流动,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以提高准备金率为例, 2006年央行把准备金率上调了50基点, 但此次准备金率的调整, 对整体流动性及货币环境影响并不是很大。从 以上分析看出, 央行的措施只会使房地产市场出现短暂而温和的停顿, 导致交易量减少而不是建设量减少, 随着银行贷款力度的加大和投机者重返市场, 流动性过剩会重新出现。 3 房地产价格变动的政策建议 3.1 政府部门应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 政府应强化对土地的控制和管理,土地供给限制会对土地价格、住宅价格产生溢出效应, 土地利用限制越严格, 住宅价格和已开发土地价格上升得就越快。因此, 我国政府需要根据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情况, 保持房地产投资规模, 适时调整土地供应总量、结构、供应方式、供应节奏及供应时间; 加大对城市存量土地的清理力度, 盘活存量土地; 要严格控制政府用地, 特别是应以立法方式控制和减少政府部门占用城市高级差地租地区的土地;另外, 针对不同结构的房地产商品, 应采取相应的土地出让方式, 避免土地供应价格上涨拉动普通商品房价格的上扬。近年来, 政府出台的一些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地产消费。但是, 目前中国居民的消费模式不是单一的模式, 小户型、高密度、节俭化的住房不能满足对住房有不同需要的消费群。因此,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不同人群的需求, 根据不同居民的收入水平设计不同的住宅,以解决各个层次居民的住房问题。 3.2 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从多个角度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对低收入者供应经济适用住房, 可以实行政府定房价、定套型、定供应对象; 二是对最低收入者供应廉租屋, 由政府审定供应对象, 可以只租不售; 三是重视廉租房的建设与管理, 各地廉租房建设的现状实行网上信息公开, 接受社会各界的评价和监督;四是采取减免税收等激励手段, 支持房地产企业进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的建设。这样既有利于提升企业开发普通商品房的积极性, 又有利于加快廉租屋政策落实的速度。 3.3 加大房地产信贷监管力度, 加强对金融机构资产运行情况的监管, 严格规定金融部门向房地产贷款的比例和房地产抵押贷款融资的比率, 紧缩信贷总量;严格审查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条件, 降低融资比率, 加大对抵押物与信用担保方的核实力度,建立一套全面评估贷款方的风险监控体系;遏制投机性需求。可以限制同一宗房地产在一定期限内的交易次数, 加大对房地产交易行为的调节力度, 从交易环节抑制炒房。 4 结束语 在经济形势没有出现严重衰退的情况下，预计在未来的几年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较小甚至略有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在通过消费的挤出效应减少非住房消费的同时，也通过财富效应促进了居民的消费和投资。

在借鉴日本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建设，从提升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多样性和精准性、便利性和安全性以及强化鼓励惩戒、分析评价等方面，提出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中小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受信息不对称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当前中小企业发展举步维艰。而中小企业服务平台作为破解相关利益各方信息不对称、强化营商环境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其内涵是以特定区域内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或机构为核心，在政府积极引导、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下，依靠现代化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发挥这些服务机构或中心平台开放性、服务公益性或有偿性、技术便利性和实用性作用，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服务的社会化网络及运行体系［1］。一个运行高效、服务精准、功能多样的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对于实现信息共享，提高办事效率，促进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我国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建设概况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统计数据①，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共有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174个，其中：具备信息服务功能的平台91个，占比52.3%；具备技术服务功能的平台81个，占比46.55%；具备创业和培训功能的平台为48个和60个，占比分别为27.59%和34.48%；具备融资服务功能的平台仅17个，占比9.77%（由于功能的综合性，各类平台统计占比相加大于100%）。省级及以下行政层级也逐步设立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它们与非政府主办的中小企业服务平台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中小企业服务平台体系，服务于各类中小企业。以辽宁省为例，2018年辽宁省评出10个地市25个中小企业服务示范平台，其中由企业设立的专业性平台19个，劳动局、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等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设立的综合性服务平台3个，高等院校设立的人才培养型平台3个。除此之外，辽宁省省级层面还建立了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信用企业公共服务、中小企业网络融资、企业综合办税等一系列综合性、专业性平台；省内各地市均建立了相应的服务平台，为省内中小企业了解国家政策法规和行业发展趋势、办理各项业务以及实现资金融通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我国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建设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为全面、准确掌握我国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建设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利用网络搜索功能，搜索关键字“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在搜索结果中选取48个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作为调查样本。通过对设置主体、运行模块和服务功能进行分类汇总，分析我国中小企业服务平台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和问题。 （一）主要特点 1.平台建设以政府主办为主。目前，国内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根据主办单位性质不同，可以分为政府主办服务平台和非政府主办服务平台。其中政府主办又可细分为由中央主办、地方主办两类，非政府主办则可细分为民营企业主办、由政府部门指导与指定相关企业独立经营两类［2］。从调查对象来看，政府主办的服务平台46个，占比95.8%；民营企业主办的服务平台2个，占比4.2%。在政府主办的平台中，省级政府平台19个，占比39.6%，直辖市平台4个，占比8.3%，地市级及以下平台23个，占比47.9%。2.平台功能呈现多样化。国内许多城市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具备政策、产业分析、需求收集、专家咨询、企业家培训以及创业、投融资、信息、法律等服务功能。从信息和企业培训来看，97.9%的样本平台具备政策法规功能；81.3%的样本平台能够提供网上培训服务；19个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专家指导，占比39.6%。从企业服务来看，29.1%的样本能够收集、公示企业需求；95.8%的样本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服务机构名录；20.8%的平台接入政府部门网站或平台，针对有关设立变更、资质认定、年检年审、税收财务等业务开启网上申报、网上预约等功能，为企业提供较大便利。从对企业展示来看，62.5%的样本平台具有品牌营销模块，针对地区优质企业的优质产品进行展示，大大提升了企业的知名度。从融资担保来看，36个样本平台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占比75%。3.平台信息更加完备。调查的48个中小企业服务平台除个别非政府主办的专业化平台外，其他平台均朝着中小企业一站式信息服务平台目标积极推进。一方面，设立政务信息频道，内容涉及与中小企业发展相关的国家、省、市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社会服务、行业动态、社会民生等信息，从而为企业了解国家和地方政策法规要求、把握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研判行业发展现状提供了广泛的信息来源。另一方面，扩大中小企业服务信息的，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针对企业人才培训、人力资源管理设置网络报名支持、视频培训、活动宣传以及人员招聘、创业服务等功能。此外，增设中小企业数据库信息查询、咨询功能，更大地方便了不同群体按照规定条件进行查询，从而为地方产业政策制定、企业经营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平台功能地区差异较大。从对48个样本平台的调查来看，省级、直辖市服务平台信息更加详实，功能更加全面，加载的链接也更加多样。地市级及以下级别的平台则多以政策信息为主，在服务功能方面相对欠缺。而民营企业主办的服务平台专业化特征更强，尤其在融资、税务、法律等专业领域服务更加细化、更加精准，但政策信息方面不足。从区域分布来看，服务平台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平台功能更加丰富，例如4个直辖市、广东省、浙江省、深圳市等。反观中西部在平台数量和服务功能方面则相对有限。2.平台运行便捷度有待提升。国内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尤其是省级平台、发达城市平台建设实现了各项功能、各项服务、各种信息的“能收尽收”，但这样也形成了平台网站内嵌套各项功能网页、政府网站的局面，导致企业在寻求服务、查找信息、办理业务时需要跳转多个网页。特别是对一些金融产品、服务审批项目，由于数目众多，主次和分类不够明确。例如，国内一些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公布的投融资产品逾百种，服务审批项目近千种，企业在寻求产品和服务时虽有了更多选择，但也增加了选择和操作的难度。3.平台服务功能有待加强。从平台信息来看，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信息数量多、覆盖面广，其中以国家政策和反映政府部门工作成效的信息居多，这与一些地方政府网站信息趋同。反观反映企业优势，收集企业需求，促进企业与企业、政府与企业、银行与企业对接等方面的信息相对较少。从平台的服务功能来看，许多中小企业服务平台虽设置了人才培训、专家咨询、融资服务以及网上办理业务等功能，但实际效果不明显，人才培训更趋向于商城模式，的多为培训课程通知和培训收费情况；融资服务内容除个别平台提供了一些信贷产品信息外，其他平台多与服务机构内容趋同，主要银行、担保公司等机构信息，且以面议形式为主，致使平台网络化服务优势弱化。从企业培育方面来看，国内中小企业平台对企业指导和规划作用有待完善。尤其对于提升企业融资、设计、管理以及市场开拓能力方面仍显不足。 三、日本中小企业服务平台运作模式及升级构想 （一）日本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概述 1.日本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建设现状。当前，日本中小企业服务平台为“Mirasapo”，其网站包括封面特辑、政策信息、经营者专家新闻、社区以及商业创造等五大板块；补助金、助成金申请网站、IT导入辅助金网站以及关于政府改革、企业家培训等一系列网站与平台联接。平台创建目标是建一个能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的载体，旨在实现基于数据的更有效的中小企业管理。中小企业可以一次性向主管部门提交电子信息，实现具有共同ID的各种管理程序的通用。对于许多中小企业支持措施，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将根据个别企业需求和情况进行推荐和提供。同时，在线程序获得的数据将通过工作人员的分析而得到有效利用，并以此来提高行政服务质量。2.日本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特点。日本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具有以下三方面典型特点：一是具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这个体系由国家组织和自营组织组成。二是平台建设政府介入较多，包括最近日本中小企业厅提出的“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发展和升级方向”，这也充分印证了日本政府对平台建设的指导性较强。三是具有中小企业诊断制度，这是日本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中独特的制度，可提供高素质服务人才，从而增强平台对企业发展的指导作用。3.日本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内容多而复杂，目标不明确。平台既涵盖金融、财政、税务等方面政策，包括企业案例、专家新闻以及小企业申请补贴、培训等方面内容，但在扶持小企业的精准度方面有待提高。二是嵌入平台的多个网站上贴有类似信息，导致客户在使用平台时会感到困惑。三是平台网站运作复杂，难以衡量网站效果。在日本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网站上除几大板块和涉及企业申请补贴、政府改革信息以及企业经营者培训外，还设有电子邮件、电子杂志等信息，信息的繁杂增加了平台运行的难度，又影响了政府部门对平台运行效果的评估。 （二）日本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升级构想 基于以上特点和问题，日本中小企业厅最近提出了“升级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构想，即打造“Mirasapoplus”（ミラサポplus）。其改进的出发点是要净化网站基本功能，更容易查找和使用所需内容，并进一步加强在线管理程序功能，实现从搜索到应用一站式服务，提高便利性。改进的具体目标是要提高程序的便利性，使中小企业经营者更容易接收管理服务。提高信息传播敏感性，使每个经营者都能轻松找到符合需求的政策措施、相关案例以及高度专业化的支持组织。提高支持措施质量，加强数据的研究和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日本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经过升级改进后，对于中小企业经营者等外部用户，可通过申请电子网站门户，来实现申请提高经营者的管理技能，申请专家派遣提升企业经营水平，申请经认证的支持组织来得到多方面的政策、工具支持；通过应用支持功能，为中小企业经营者提供信息管理服务和各种站点信息共享服务以及一次性API；通过传播与各种申请有关的信息，为中小企业经营者提供系统导航、案例导航以及管理人员业务管理的可视化等服务。对于行政机构的服务，则通过报告功能和建立数据库群来实现对累积数据的有效利用。除能够检索诸如补贴之类的提交数据之外，还可以增加公司信息、统计数据等定量数据，并进行组合分析。日本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力图达到以下效果：一是实现业务流程一站式。改进前，中小企业通过平台进入管理能力改进计划、制造业补贴、IT引进补贴、认可的支持组织等一系列站点后，需要多次输入相同的信息进行申请注册，增加了企业经营者的工作量，也使办理业务比较麻烦。改进后，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在登录的每个站点进行预先注册，减少了信息输入工作。二是实现智能精准对接。中小企业经营者在输入企业基础信息以及人力资源开发、资本投资、业务继承和感兴趣的政策信息后，系统会进行协调筛选，并建议使用行为相似的其他用户的信息进行自行推断。同时，系统具备模拟功能，在使用建议的支持措施的情况下，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模拟，提升企业运用政策措施的效率。三是实现综合分析。行政部门通过对数据的整合，实现对中小企业整体运行情况的分析研判，从而为政策、制定和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有力支撑。 四、完善我国中小业服务平台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坚持多样性与精准性相统一 一方面要拓宽信息的覆盖广度，将金融、财税、工商、环保、质检、发改委、工信委等的政策、信息、网上办事链接纳入平台，最大程度地满足企业经营者需求。另一方面，要坚持点面结合，在实现面的广覆盖同时，也要有点的精准对接。可借鉴日本中小企业服务平台运作模式：第一，可开展专家定向辅导，通过行业专家的把脉分析，有效地为企业经营者提供经营、管理和发展建议。第二，可建立案例分析框架，通过各类诸如如何发展、如何管理、如何享受优惠政策、如何获得融资等典型案例，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可视化的信息支持。第三，探索开发支持措施模拟，针对中小企业经营者选择的政策措施和经营管理方式进行模拟，从而确保经营者能够准确选择一条适合企业发展的道路。 （二）坚持便利性与安全性相统一 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构建要定位在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减少环节上。因此，可仿照日本“一站式”服务理念，在平台上“一次注册”，可登录其他相关链接网站，实现一个ID能够办理多项业务的目标。通过“一次注册”，不但减少了在不同网站上输入企业基本信息的次数，而且企业信息安全也能得到有效保证。同时还应简化平台网页设计，对于各项信息、产品和服务可按需求、按部门或按企业从事的行业进行分类，从而简化操作，提高效率。 （三）坚持鼓励和惩戒相统一 加强融资服务建设，促进银企信息对接。探索建立企业“白名单”和“黑名单”，整合多部门认证，将有市场、有技术、有信誉、有发展前景且符合税务、环保、工商、质检等部门要求的企业列入“白名单”进行公示，与之相反的则列入“黑名单”进行公示，此举旨在鼓励企业在加强管理、提升资质的同时，促进银企精准对接，便于金融机构选择潜在客户。 （四）坚持分析与评价相统一 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构建既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发展，也要服务于政府机构的形势研判和政策制定。因此，在构建中小企业服务平台过程中，通过大数据技术，增加对中小企业基础数据的整合分析，有效分析区域内中小企业经营状况和存在问题，从而以问题为导向，制定优惠政策，创新政策工具。此外，针对平台运作还应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定期评估服务平台运行效果，力求能够及时发现平台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及时进行完善。此外还应建立市场分析和展望框架，有效拓宽潜在中小企业创业者视野，促进创业就业。 参考文献： ［1］张丹丹.我国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探究［J］.现代交际，2017（5）：65-66. ［2］陈露，寇静.论制约中小企业融资公共服务平台发展的根本原因［J］.商，2015（20）：186-187. 作者:宋慧中 李万超 冯啸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影响 [摘要] 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古典经济 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 一、引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 2.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3.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对于当代各国而言,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政府、公众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公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决其他经济疾病的万能良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及其政策意义 摘要:理性预期理论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在理性预期、市场连续出清和自然率假设上的新古典经济学,从货币和实际因素中探寻经济波动的原因,并提出独到的理论以解释当时出现的滞涨状况,得出货币政策无效的命题,因而主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介绍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用理性预期观点解释的“政策无效”命题,以及主要经济政策主张。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 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 ad 与 as 相交于初始均衡点 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研究性教学的探讨 [摘要]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发展性,表述方法多样性和实践多变性等特点。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研究性教学需以一定的创造性思维为基础,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要使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达到目标,需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并改变错误的认识,要关心学生学习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认知条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创造性思维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技术类、工程类、人文社科类及有关学科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国内大多数学校经济类和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它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和发展性、表述方法的多样性、实践的多变性、与经济现实的联系性等特点。国内高校在开设该课程时,一般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再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加以分析讲解。但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学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并用来分析这些国家经济问题的。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经济结构相对完整,企业有充分的活力,对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较为敏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发展充分,为政策在各类市场的传导和协调,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样,无论是以需求为导向,还是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由于机制惯性,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具有经济性、营利性和独立性的主体,还需要继续改革。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会使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在中国的运用效应大打折扣。同时,在课序上多数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是在低年级开设的,由于学生缺乏对西方经济社会的了解,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不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通过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或教学理念,体现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之中。它要求我们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1]。在宏观经济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要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 在大多数院校,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都是由若干教师同时承担的,这样就可以形成教学团队。研究性教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果单凭个别教师的专业知识,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捉襟见肘,因而充分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至关重要。如有的教师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颇有研究,有的教师对宏观经济学的多媒体教学倍感兴趣,有的教师偏好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有的教师热衷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有的教师对计量经济模型较为精通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因此,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要尽可能采用团队形式。近三年来,由笔者指导的学生论文,1篇论文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奖,3篇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论文”,2篇文章获得“江苏省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这些虽然形式上是导师的成果,实际上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研究生、年轻教师、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的成果,是由团队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因为,无论理论探讨、数据调查,还是结构分析等,都是由团队一起来完成的。特别是涉及到计量模型,往往是这个团队的教师与学生共同确定研究方法,再由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专门给予指导。青年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掌握了更多计量模型的运用方法,个人也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果,成为一股新生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还要以教师的科研来促进学生的研究。一方面,教师要有科研,科研造诣高,教师在课堂上才会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和思维[2]。不做研究,只搞教学,只是教书匠;只做研究,不搞教学,则不是教师。近年来,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的教师主持国家、部省级、厅局级课题近30项,大多数是围绕现实经济问题而设计的。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团队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参与课题资料收集、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一批成果。此外,要做好教学工作,还必须进行教学研究,通过教学研究课题去研究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规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等。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和研究小组中,承担部分基础工作;一种是学生自己提出项目方案,并在校内或校外自主联系指导教师。笔者在进行“经济增长理论”教学设计时,曾组织师生参与了一个地 区委托课题的调研工作,主要探讨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状况,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等。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调查,学生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职工来源、文化程度、工资水平,企业家成长过程,企业投资选择及并购,产品生命周期,市场销售及竞争等诸方面感受很深。这份由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得到了该区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该区还组织了广泛的学习和宣传;研究报告获得了“2006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调查报告一等奖”;并且,其中一名学生还利用调查中的数据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2007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二等奖”。 二、要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 研究性教学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观察力,善于观察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出问题[3]。但对于刚接触专业基础课,缺乏理论知识基础和宏观经济的感性认识,又习惯于教师教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够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又要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数据资料。 首先,开展研究性教学要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经济学学派很多,不同的学派假设条件、理论基础、分析方法、政策主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一种经济现象可以用不同学派的理论来解释,而同一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从理论体系上来看,如果不能让学生涉及到更多学派的理论,学生即使对现实经济进行了调查,也无法选择适当的理论给予合理的解释,从而也就难以达到教学的目标。在开展研究性教学之前,要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结论、政策主张作详细的讲解。比如,为什么现在用GDP而不用GNP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根据消费函数,消费决定于收入,是什么含义的收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利率、资金数量,还是长期利润率的预期?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凯恩斯反对用削减工资的方式增加就业,但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却采用了低工资政策,实现了高就业,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对此应如何理解?等等。在教学中,笔者团队遵循“理论—问题—政策”的思路,首先强化理论模型的讲解,让学生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我们还设计了“走近经济学”等经济学基础知识竞赛活动,通过竞赛,让低年级学生认识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也让高年级的学生看到他们在经济学基础上存在的差距,特别是给准备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和考研的学生指引方向。 其次,要给学生提供中国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的背景资料。社会实践、原型启发、问题意识和丰富的资料等,都是创造性思维不少缺少的条件[4]。考虑到该课程理论性强,分析方法独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流派林立,并且随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是一门发展变化最大的课程。对此,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研究与借鉴相结合,为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料。近三年来,为了及时跟踪理论前沿,我们组织教师就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和新发现、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宏观经济理论的运用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形成研究报告近20份;为了强化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合,我们组织教师对中国经济分析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理想模式的探讨、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投资与经济增长、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研究报告10份。这些专题性教学辅助资料,为学生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三、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宏观经济学有很多独特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则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如何让学生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教会学生对经济变量进行科学的界定(即定义)。比如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一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学。简单的一句话,却有多层意思,首先,经济问题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没有资源的稀缺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其次,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再次,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最后,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以此可以激起学生了解经济学发展历史及其演变的欲望。第二,注意假设条件。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教师在讲授之前可以让学生回答一个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小学生都知道的,大学老师问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学生很少有直接回答的,他们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第三,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四、要引导学生观察问题、改变错误的认识 培养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非这样不可”、“非理解不可”、“非搞出个新方案不可”、“人家能干我也能干”,这些心理情绪使得人们爱动脑筋,这样就能排除困难和挫折,从而找到问题的答案,达到创造发明的目的。怎么去找问题呢?方法是很多的。可以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或进行资料数据的检索,或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与所设想的事物(现象)相似之处,从而引起联想。比如,可以组织低年级学生去应届 毕业生招聘会调查,这样他们不仅能了解一个层面劳动力市场状况,还能了解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好就业的准备。我们在讲授失业与就业理论时,指导两个苏南籍的学生在苏南地区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需求结构特点;两个苏北籍的学生在苏北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供给结构特点。进而合作研究了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并提出了“订单教育”是解决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非均衡问题有效途径的建议。学生将理论知识准备、数据的收集整理、论文的撰写等通过合作研究形式,融为一体,最后不仅这份研究报告获得“江苏省大学生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而且这四名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均被评为优秀。另外,教师指导的学生开展研究性教学取得成绩的时候,对以后的学生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一方面,学生研究成果的推广,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调动他们开展研究的积极性。 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改变以往错误的认识。如总量是反映了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较多的经济总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由于缺乏对实际的了解,学生学习时往往凭感觉理解理论,容易形成错误的观点。比如:A=B,能否得出A+C=B+C?这在数学中是没有问题的,但以此来解释经济现象时,就要考虑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了。如果等式两边是独立变量,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上述结论是成立的。当等式两边是非独立变量时,如在左边增加C时A会增加,右边增加C时B会减少,上述结论就不成立了。由此,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三种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之间的关系了。再如,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究竟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资金短缺?学生的感觉上是欠发达地区穷,缺乏资金;而发达地区富,资金充裕。事实上,资金在发达地区投资收益更高、机会更多,从而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资金短缺;考虑到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系统中反而资金过剩。 五、要关心学生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条件 低年级学生对研究性教学有热情,但往往把握不住重点和难点。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与学生一起对主题研究的重点进行分析,并充分估计到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采用SWOT法,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往学生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剖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主题研究的外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在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个人隐私或企业秘密时,如何打消被调查者的思想顾虑获得可靠的数据,这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此外,建立可供学生进行调查的渠道,对研究性教学活动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主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建立调查访谈渠道,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笔者团队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或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邀请他们参与指导学生,或直接对他们进行调查,使得研究性教学更加经济和有效。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探析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课题研究式教学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研究式教学　课题研究 【论文摘要】课题研究式教学以来源于实践的真实问题为基础，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培养，培养学生经济学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结合教学实际经验，系统介绍了宏观经济学教学应用课题研究式教学实施过程，并提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知识和经济学分析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科，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问题导向性，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相对于微观经济学而言具有更为突出的应用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很有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曼昆和保罗·克鲁格曼，往往是在大学和政府机构交叉任职，这表明了宏观经济学确实是一门来源于国民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实践性学科。由于宏观经济学涉及到复杂多样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发展完善中，市场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相对于国外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很多经济问题不同于国外，例如房价、消费者物价指数等等，往往具有特殊的发生背景和形成特点，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理解起来比较吃力，而我国高等院校多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宏观经济学基础课，学生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薄弱，理解能力还有待提高，这又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传统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不利于真正培养学生们经济学思维能力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通过着眼于培养学生分析理解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对培养学生的经济实践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式教学尚无明确定义，一般认为研究性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我认为研究式教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研究式教学指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研究性地教，研究性地学，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各个环节的新的教学理念与方式。它的特点是适用的普遍性。狭义的研究式教学则是指就某一重大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以增强学员素质，提高学员能力为目标，以研究解决重大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为导向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与方式。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人们很难将两种方式截然分开的，而是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一、课题研究式教学实施过程 高等院校教学目标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现代化人才，而体现高校教学工作的直接标准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创新性直接表现为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述能力的培养都离不开在校期间扎实的以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能力培养。下面，结合我在宏观经济学教学实践，就如何开展课题研究式教学谈谈个人体会。 1.课题选择。这里的课题选择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要充分结合教师学期内承担的宏观经济学课程，研究目标都要与你所要讲授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是有关的。在教学实践中，我承担的宏观经济学课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教学本人承担的研究课题，例如教师承担或参与的学校立项课题、部级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以及承担的委托课题等；二是要求学生自己选择当前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房价问题、人民币汇率、债务危机等。对于前者，由于教师本人自己承担的课题，熟悉本领域发展前沿和存在的问题，能够较好把握课题范围和发展方向，因此，一般也是由教师本人确定课题方向，让学生们在已有范围内自己选择；对于后者，这些课题都是学生们自己自由选择下来的，学生之间的水平和经验差异较大，影响到所选课题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因此，教师必须参与到最终课题的选择确定上来。我往往组织学生进行小规模的开题报告，让学生利用短短几分钟时间汇报一下自己选题的原因和想法，教师在这方面必须控制好课题难度，课题是否与课程相关、是否与学生实际水平相适应。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就可以大致确定本学期展开研究式教学所需的课题了。 2.课题调研。研究式课题以学生小组为单位展开，小组成员不超过5名。调研需要提前布置，因为在学期初已经就学生负责组织的课题了，在确定教学日历、教学进度安排、考核文件时就应该将课题研究工作结合进来。由于学生普遍缺乏基本的研究基础，经验缺乏，教师应就课题研究工作进行专题讲座，让学生了解研究工作过程、关键环节，特别是前期的文献资料搜集、资料归纳、问题提炼是必须重要讲解的。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学生组织进行课题调研的途径包括：一个是学生利用互联网搜集与课题相关的资料，这部分资料绝大多数是与数据等实证资料；另一个是教师组织学生到学校图书馆查阅图书文献，同时到中国知网等专业性文献检索网站检索文献，也让学生们掌握基本的文献检索方法，积累初步经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一定基础。此外，根据课题的实际需要，我们还组织学生有针对性的开展实践调研，例如组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 3.课题讨论。课题分析讨论是课题研究式教学的关键环节，讨论的具体形式、时间安排、点评均由教师主导。在实际组织过程中，首先由教师介绍课题相关的背景知识和前沿课题发展，重点放在目前研究现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将来可能的创新方向上，然后要求每个小组组长汇报本小组研究过程、研究内容、提出问题和介绍观点，小组其他成员补充意见，其他同学就此课题汇报情况展开讨论，教师在此阶段发言要少，把更多机会让给学生。但教师在此阶段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作用主要有：调控学生发言，控制课堂时间，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机会表达思想，并让发言集中在学术层面；引导学生发言，启发那些在发言和表达思想上有一定困难的研究生，同时就有关背景知识可做进一步补充；发现问题。研究生在课堂上提出的技术途径一般而言都不可能是成熟的，教师应及时发现研究生所提技术途径所存在的问题，促使其做进一步的思考。讨论局限于课堂上，学生们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交锋都可以通过网络学堂“研究式教学”专栏出来。个人的研究文章也在这个期间完成，字数可规定1000字以上。小组集体研究成果和个人研究成果均通过网络学堂“研究式教学”专栏出来。 4.课题总结。经过上面充分讨论交锋，我们发现学生对自己负责的课题显然有了充分的知识积累和信心，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课题研究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教学，因此，我们要在最后对课题研究成果进行总结，首先要肯定目前研究中已经取得了进步，特别是要表扬那些能够运用教学课程中基本原理、基本概念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生，还有能够不囿于已有理论观点大胆提出自己独立见解的学生。在对学生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时，必须要始终将学生的思考出发点拉回到教学内容上来，例如，我们讨论灾害影响有益还是有害时，可以归结于人们对GDP基本概念的理解，也可从中发现GDP局限性。通过由实践到原理的循环反复，让学生恍然大悟，或由于英雄所见略同而带来极大成就感，所以这些方式适合于学生感性、好奇的特点，可以让学生们更加重视对课程中基本知识的学习以及实际的应用能力。 二、课题研究式教学中注意的问题 1.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极其丰富，而其所联系的社会经济问题更是复杂多变，包罗万象，非常具有挑战性。因此，研究式教学对教师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单独依靠一两个教师承担起来，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形成了稳定的教学团队，在团队中不同教师具有不同研究方向和科研基础，有的可能擅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析，有的可能更喜欢研究汇率问题，有的擅长于计量模型分析。实践证明，不同专业背景、研究经历的教师组成教学团队的效果会更好。 2.加强教师科研工作。宏观经济学课题研究式教学难度要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方式，主要是因为它要求教师要承担起比平时更多的教学备课任务，不但要熟知教材上的内容，还要熟悉掌握本专业发展前沿问题，了解最新的研究文献，并对研究课题有一定的研究积累，对问题有自己的观点，能够从实践中发现经济学原理的根源，对学生的研究内容、分析方法、观点建议及时给予指导，引导学生按照教学要求有效开展课题研究，既要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研究空间，又不能任由学生发挥，要时刻体现教学要求。显然，这对教师的科研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如果教师没有或很少承担、参与课题研究，就不可能持续关注学术前沿发展动态，深化自己的研究课题，在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就不能有创新，就会大大降低研究式教学的实际效果，导致学生消极参与。 3.加强研究方法指导。在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实证分析法，为此，我们需要在教学工作中注意三方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求学生掌握最基本的经济变量定义。第二，注意假设条件。我们都知道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第三，关注不同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4.注意激励与疏导。大学生承担课题研究，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优势体现在求知欲强烈，有热情，缺点是经验缺乏，方法不得当，有时由于遇到困难和挫折，情绪低落，缺乏耐心。还有就是个别学生性格比较内向，发言不积极，不愿意接触社会实践，只对理论学习很感兴趣。因此，这就要求教师进行教学设计和安排时，要针对学生特点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设计实施方案和应对措施，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前研究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课题研究的外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课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建立更多针对学生研究课题的调查渠道。 三、结论 课题式研究教学是一种将科研和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旨在培养学生经济学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方式，它突破了传统的教师为主导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亲身体会以及基于目标达成的问题解决。对于教师而言，通过课题式研究教学选择教学内容作为研究课题，在过程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社会实践能力，真正将教学活动转变为学生为主体的发展过程，以教学促进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实现了教师与学生、教学与科研共同促进、共同成长的良好循环过程。

浅谈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 一、城乡居保基金预算编制的内容和方法 城乡居保涉及面广，基金流入流出量大。城乡居保基金预算的编制工作应把以前四个年度基金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本年度的社会生活水平和本年度的目标、任务因素进行预算，包括城乡居保参保缴费人数、领取养老金人数、领取养老金的标准、政府缴费补贴标准和银行利息等。基金预算由县级农保机构编制，逐级汇总，各级农保机构对以前年度和本年度影响预算数字正常规律的重大情况进行说明原因，并说明应采取怎样的防范措施。在具体的预算编制过程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规定了预算编制的统一模式，以便全国预算编制的一致性。基金收入的预算指标主要包括个人缴费收入、集体补助收入、政府补贴收入、利息收入、转移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其他收入等指标。基金支出的预算指标包括基本养老金支出、转移支出、补助下级支出、上解上级支出、其他支出等指标。收入中主要是当期个人缴费收入的预算。 当期个人缴费收入的预算数=当年平均缴费标准×当年参保缴费人数。当年参保缴费人数的测算，以各地前三年缴费人数平均增长率与同比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为预算年度缴费综合增长率，并在考虑各项综合因素后对综合增长率进行修正，得出修正后综合增长率。以2015年为例来说明，2015参保缴费人数年预算数=2014年执行数×修正后综合增长率。支出预算中享受待遇人员的测算也是按照参保缴费人数测算公式修正后综合增长率进行测算。 二、城乡居保基金预算执行中有以下几个问题 在对近五年的城乡居保基金预算的编制情况看，城乡居保基金预算的编制，对城乡居保基金的收缴和支付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也保障了城乡居保制度的健康发展。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城乡居保基金预算编制也欠缺科学性，约束力也有待加强等一系列问题。 1.缺乏严格的预算监管和执行力。城乡居保基金预算的编制，不仅需要农保部门不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而且还需要政府、财政部门、人社系统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支出及预算执行情况，同时将监督检查结果汇报给同级政府部门，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提高基金的安全完整性。但是，我国在监督管理与执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时，还缺乏一定的力度，存在不根据预算办事的现象，致使基金收入与支出与预算相差很大的现象。 2.城乡居保政策的相关规定影响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如《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江苏省财政厅关于提高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苏人社发[2015]55号)规定“从2014年7月1日起，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90元提高到105元。”而做2015年预算时，基础养老金按每人每月100元预算，因此直接影响城乡居保基金支出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又比如，《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的通知》(苏政发[2013]144号)参保范围规定“具有本省户籍，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以上、60周岁以下，未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和城镇非从业居民，均可在户籍地自愿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而这几年随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力度加强、进城务工人员增加，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增加，城乡居保的参保缴费人数就相应减少，从而影响城乡居保收入预算编制的准确性。由此可见上层政策的制定、经办机构对政策的领悟程度及执行力度，对城乡居保预算工作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3.城乡居保基金的绩效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尚未真正建立。预算按照系统中要求编制完成后，第四季度时如数字相差比较大，可以做预算调整表进行调整。这就保证不了年初预算的质量，没有约束性。 三、完善城乡居保预算管理的对策措施 1.加大对城乡居保执行力度的跟踪和监管。应对城乡居保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制定城乡居保基金预算执行报告制度，加强对预算执行情况的跟踪和分析，由上级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财政部门、审计部门负责监督检查城乡居保经办机构的基金收入、支出、结余情况，保障监督检查的公平度与透明度，实现科学规范的城乡居保基金预算管理。 2.编制城乡居保基金预算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不仅要考虑本行业的，还要考虑综合的社会因素。如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工资增长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各种社会因素；要分析近三年的城乡居保收支的平均增长率，还要对各种政策对城乡居保的影响进行分析及人口老龄化对领取人数增加的影响，不仅要保证当年的收支平衡，还要努力做到城乡居保基金的保值增值。 3.建立城乡居保基金预算的绩效考核制度。为了保障城乡居保基金预算编制质量，就需要建立城乡居保基金预算的规范制度。为了保证预算制度的执行，就需要建立预算绩效考核制度，通过基金预算考核，就强化了化预算约束力，更好地完善城乡居保基金预算执行力度。 作者：李银霞 单位：东海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处 浅谈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实施 一、问题探究 就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制度本身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制度覆盖面广，财政压力大。虽然它能让受众共享改革发展新成果，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由于参保的人数多，再加之人口老龄化，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多，导致财政出现困难，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截至2013年底，全国新农保、城居保参保人数已达4.98亿，支付压力增大，会增加受众对象对养老保险的顾虑，政策的推行就会遇到阻力，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其次，补贴水平偏低。我国处于发展阶段，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人口基数大，每个人所享成果并不多，再加上近年来物价的不断上涨客观上也降低了养老保险保障的水平，人们的购买力在下降，养老金难以保障其物质生活，仅起到基本日常补助的作用，群众对此颇有微词，若处理不当，易引发群众集体上访事件；最后，新老农保之间存在断层。老农保迟迟不和新农保合并的根本原因是资金缺口问题，新农保在支付方面政府已存在资金压力，若将新老农保合并，资金缺口将达近千亿，国家根本无法负担沉重的养老压力，加上老农保参保信息不完整，存在三无，三不准现象，增加了认证难度，况且，老农保参保到期领取的金额与当时宣传的实际情况不符。政策主体是指在整个政策的运行周期中，在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估等阶段上对政策问题、过程、目标群体主动施加影响的人员。下面我们从该角度出发分析此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宣传力度不够。 在新农保政策的普及过程中，大多数民众没有真正理解政策的实质和具体内容，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果，调研中，仅有30%的民众了解缴费档次以及个人账户的运作等基本内容，有40%的农民甚至将新农保与商业保险等同，也有的农民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态度，参保意愿淡薄，显示出宣传力度的极大缺乏；其次，存在强制参保现象。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基层政府实施指标作业，部分干部一味追求政绩，下派强制性任务，政策被扭曲，“目标”变成了“指标”，出现了强制参保的现象，违背了初衷，还有部分基层工作人员政治素养低，对政策理解不到位，对政策进行断章取义，使得下派任务有违新农保精神，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果；最后，经办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其中30%的受访者表示对政策仍然一知半解，当他们询问经办人员的时候，往往不能得到耐心、有效的解答，政府对经办单位没有进行有效的沟通与监督，导致经办单位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比如有些地方的查询、存取等较为不便，服务人员态度恶劣，不能提供高质量的经办服务。政策客体，从狭义上讲指政策所发生作用的社会群体，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具体情况出发，政策客体即指政策所适用的符合参保条件的参保对象。以下是政策客体中出现的问题。首先，养老观念保守。这种现象多存在于农村且基本上是年龄较大者，这部分人多靠子女的资助，参保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政策主体与客体互动不成功；其次，不了解政策，盲目跟风，随大流。；最后，缴费承受力低下。参保缴费水平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养老质量和政策实施效果。经过数据分析，超过90%的农民选择100元的缴费档次，300元以上档次无人问津，80%的受访者表示太高的承受不了，不想因为未来的养老影响现在的生活质量。 二、路径选择 结合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实际实施情况，并根据以上三个方面反映的问题，我们有针对性地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希望能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更好的完善与发展。制度本身方面。首先，面对政府财政压力大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其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各级政府保证每年划出一定的财政收入补贴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其二，让出一些国有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部分所得划入当地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其次，解决补贴水平偏低的问题，建议如下：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创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不断创造社会财富；第二，稳定物价，增加商品供给，达到供需平衡，加强市场监管，防止出现恶意囤积，抬高物价等现象；第三，加强基金管理，建立省、市(县)两级政事分开的管理体制,行政单位负责制定政策,事业单位负责基金管理。最后，针对制度衔接问题可从以下方面入手：充分维护好老农保参保人员的利益，逐步消除旧制度给群众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切实加强各项基础管理，全面优化业务办理、信息管理等工作，以优质的管理和服务推进新老农保制度衔接；允许各地市级以上政府根据本地情况自主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实行省级统筹。政策主体方面。针对宣传力度问题，首先，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政策学习机会，培养更多的专业人员，使政策宣传更到位；其次，村干部应主动学习政策的具体内容与实质，对村民做到有问必答，帮助农民更好地理解政策；最后，要创新更多的宣传方式，比如入户宣传，组建学习小组，海报宣传等。针对强制参保问题，要完善政绩考核制度，改变以往单纯以政绩为依据的考核方式；提高政府人员思想意识，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至上；加强工作人员对政策的全面、深入学习，鼓励主动学习。针对经办服务水平问题，经办单位人员应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政府要加强和经办单位在服务水平上的沟通，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建立监督和制约机制；也可以增加参保人在经办单位上的选择，形成竞争。政策客体方面。关于养老观念保守的问题，要求政策执行者加强养老观念教育，可以通过请专家学者举办教育讲座、办板报、挂条幅等方式，向居民渗透自食其力的养老方式，不能完全依靠子女，为自身晚年生活做全面的可靠的打算；另外作为年轻人要未雨绸缪，为自己做长远打算，不能认为养老与自己无关。关于盲目跟风问题，要想人民群众对政策有广泛积极的反响，首先要使其完整准确地理解政策的内容、初衷及效果。政策宣传有很多方式，其中包括电视广告、书籍报刊、广播通告、宣传板报或宣传页，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入户进行面对面的解说等，这就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在宣传中耐心、细心，并相信群众的理解接受能力，不放过任何宣传死角，做到全方位的普遍宣传。关于缴费承受力问题，我们不仅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更要通过教育提高其思想层次和目光的长远性。 纵观整个调研过程，通过走访调查以及对所获取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仍有一些客观因素无法规避。部分受访者未真正袒露心扉，参保对象个人的心理和性格特征也会对政策的结果产生影响，农民在养老问题上主要依赖的仍然是通过老年人自身劳动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保障方式，参加养老保险只是在这两种方式面临威胁时的一种补充和替代选择。农民的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和有关机构的引导与宣传，我们应该培养他们的自我保障意识和提高他们对国家政策的关注意识。每一项政策都在实施中慢慢改进，我们相信未来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作者：樊晴晴 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浅谈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的展望及探讨 一、我国城乡养老现状分析 （一）管理体制的差异城镇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与养老保险基金是由社会保障部门和劳动局进行统一管理，因此基金的分配与运作可发挥极大的效用。但是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是由农村组织的民政部门管理，没有专业的管理人才和管理制度，管理水平极低。农村民政部门管理力度较低，未设立监督部门进行监管，资金挪用状况严峻，农民缴纳的养老保险并没有完整的运用在农民身上，使原本就资金不足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更加拮据。残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与完善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相比相差甚远。 （二）失地保险覆盖度窄在城市化建设中，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无法依靠养老，然而失地保险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而完善。失地保险的覆盖面积较小，保障制度的覆盖速度追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参保体系建立还未完善，失地农民到期后得到的保险金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提升，实际上是没有与企业享受同等的保险调整机制。一成不变的养老标准还达不到城乡居民领取国家补助的一半，保障效用逐渐丧失，无法满足失地居民的养老保障。一部分农民看到了失地保险的弊端，将失地保险转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期望可获得更多的养老保障。 二、新时期统筹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的对策 （一）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统筹的重心在于构建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险。构建农村养老保险是落实城乡养老保险体系的关键。我国自2000年开始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2009年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这与以往的农保最大的不同在于资金的募集，以往的农保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缴纳资金实行养老，但实际上这种养老方式并不能称为社会养老保障。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在资金的募集上新农保采用的是三方集资的方式，包括政府补贴、集体补足以及个人缴费。同时政府的补助是直接发放到参保农民个人上，由此可见，当前建立农保体系资源已经不是主要问题，而是新农保体系的推进工作。为了让广大农民从传统的靠地养老和家庭养老的观念中跳脱出来就必须提高新农保的宣传力度，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项政策，使这项惠民工程内容普及化，引导适龄农民参与到这项政策中，进而更好的推进新农保的实施。 （二）构建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的接轨机制城乡养老保障分割两极，在城、乡两个保障体系没有足够的沟通管道，这是影响劳动力流通和老农保发展主要的阻碍之一。因此，新农保在构建城乡社会养老保险机制时应注意城、乡两个保障体系之间的联通性，让农民在异地也可以将基金转移与继续。其具体的做法为：第一，部分收入水平过低的农民无能力缴纳保障基金可建立低保障原则。第二，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养老保障体系，建立整个社会的养老保障网，养老账户与身份证号挂钩，养老账户余额可随个人的流动而转移。第三，一些农民进入城市工作后与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养老缴费待遇，养老基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过去缴纳的基金实行实账积累，离开单位或回家可直接转入当地社保管理系统。由此，农村劳动力转移无后顾之忧，无形中促进了富余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刺激了农民参与社保的积极性，也保障了农村村民老年的稳定生活，推进社会快速稳定发展。 （三）构建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中，失地农民是其中产生的一个群体之一。大量的土地被征用，这群失地农民面临无田可种的境地，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低保政策难以实施在失地农民头上，失地农民的生活成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将失地公民纳入保险政策中是一项必然的政策，当地政府应建立专项资金补偿这些失地农民。根据城市的发展状况来制定农民失地保险，一些发展较好的城市可将社保与失地保险合二为一，以集体补助的形式将失地保险金加入公民社保的私人户口，通过对现行的一些优惠政策促使保险基金增值，构建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节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些运行成本。 三、结语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中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道路上，虽然这是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举措，但从另一角度上看，农村的大量土地被征收，失地农民该何去何从，同时失地农民的群体越来越大等等问题随之而出。我国实行的老农保在制度上还有许多的不足之处，为了让我国推出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更好的实施，本文就统筹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提出几点建议。统筹城乡养老制度是为了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难”问题，更是为了我国更好、更快地发展，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本文来自于《新经济》杂志。《新经济》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陈南田益宾罗一凡张亚祝孙唯高蕊单位：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 浅谈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浅谈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 一、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的作用与意义 通过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预算管理能够保证基金的稳定性，提升基金的利用率。预算管理是对基金进行事先规划，这样能够降低基金使用中的风险，保证基金收益，最大限度的保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能够为居民带来的稳定的生活。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另外，通过预算管理能够降低基金运营风险，对各种投资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估，保证基金使用过程中投资方风险的可控性，保证基金收益的最大化，基金风险的最小化。 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严格的预算监管和执行力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对于预算的执行情况缺乏一定的监督与管理，因此预算的执行情况不是非常的好，很多的预算编制以后根本就不执行，使得预算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流于形式。在监督预算执行的过程中由于监管力度不强，使得监督管理的作用也不能很好的体现出来，目前我国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工作未完全按照预算标准执行，预算编制的意义无法充分的发挥。 （二）缺乏完善的预算管理制度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对于预算管理制度的建立不是非常的重视。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制度不是非常的健全，这使得很多的预算管理人员经常利用制度上的漏洞来损害基金安全，影响了城乡居民的根本利益。另外，预算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使得预算管理人员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执行标准，他们在工作过程中过于盲目，影响了预算管理的效果。 （三）缺乏健全的绩效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工作人员对于预算管理的认识不是非常到位，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人员认为只要完成预算的编制工作就是做好了预算管理工作，完全忽视了预算执行的重要性。因此，很多的预算在编制完成后根本没有相关的人员对预算进行有效执行，这使得预算的作用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不能有效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在预算管理的过程中，缺乏配套的预算绩效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 （四）预算管理缺乏战略性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预算管理工作缺乏战略性。基金在进行预算管理的过程中应该有一定的战略作为指导，预算管理人员向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基金的总额不断地增加。预算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战略为指导，只有符合战略的预算才是最符合基金需要的预算，才能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创造更多的价值。然而，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在进行全面预算管理的过程中忽视了战略的价值，造成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全面预算脱离预算目标，缺乏战略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不能在短时间内有效提升管理水平，为基金保值增值带来价值，预算管理的重要性不能有效的显示，最终只会造成人力、物力的双重浪费，完全背离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全面预算的初衷。 三、解决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对城乡居保基金预算执行力度监管 为了提高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水平，必须要保证预算编制结果能够被有效的执行，因此应该加强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与管理，通过提升执行力，保证预算管理的作用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为了保证预算监督管理的有效性，应该设置独立的预算监督部门，部门的工作人员直接对管理层负责，不受各个层级的管理人员管控，保证监督管理的效果与效益，提升监督管理的有效性。 （二）建立健全的预算管理制度 为了保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应该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制度，保证预算管理人员在开展预算管理的过程中拥有更多行为标准，保证预算工作人员行为的规范性与合理性。为了建立健全的预算管理制度，我国政府在进行预算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对整个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活动的流程进行深入的分析与了解，及时发现流程中的问题，保证预算管理制度能够与实际有效的联系在一起。提升预算管理制度的全面性与真实性，保证预算管理制度能够为预算管理水平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建立城乡居保基金预算的绩效考核制度 有效的绩效评价机制能够保证预算内容实行的有效性，因此为了不断提高预算管理的执行力，必须要建立配套的绩效评价机制，以公平、公正为原则更好的开展绩效评价，让预算管理人员都积极地参与到预算管理的工作中来，为预算管理工作更好的实施创造条件。首先，预算管理过程中应该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根据不同的指标评价员工对于预算的执行情况，对执行力强的员工给予一定的奖励，执行力差的给予一定处罚，寻找执行力不足的原因。其次，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人员应该强化对预算管理的绩效考评，制定一些有效的激励措施，通过这种激励有效提高全员执行预算的积极性，保证预算管理的有效性。 （四）从战略的层面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想要不断增加，预算管理过程中必须要从战略的层面提高预算编制水平，根据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战略，制定科学有效的全面预算方案，保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战略与预算方案高度的一致，只有这样，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预算管理方案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好的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服务。首先，开展预算管理前应该明确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战略，让经办机构所有员工都为战略目标的实现共同努力，让预算管理人员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拥有明确的方向。其次，预算方案在执行的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必须以发展战略为前提，根据战略做出有利于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解决方案。另外，在以战略为导向开展预算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战略目标的可执行性，避免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过程中由于盲目的追求战略上的一致性导致管理上的失误。 四、结束语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于保证我国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维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为了能够进一步的保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平稳运行，必须强化基金管理。尤其是预算管理，通过预算管理把一系列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最大限度的保证居民的养老待遇，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针对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中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有针对性的解决相关问题，保证城乡居民的根本利益不受损失。 作者:姚军 单位:龙口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浅谈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机制研究 提要：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已取得显著成效，为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基础保障，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使城乡居民更加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但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就当前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作出简要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筹集 2014年2月7日，在听取了各代表的建议后，决定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这两种制度合二为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至此，新农保制度终结，城乡二元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格局也不存在了。除在校生以外，凡是年满16周岁的居民，不属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可以在其户籍所在地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一、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机制的特点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由三部分构成：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这与新农保基金筹集的来源一致，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就缺少集体补助这个部分。 （一）个人缴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划分与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有所区别。新农保划分5个缴费档次，每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和500元。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则分为10个档次，在新农保100～500元的基础上，增加了600～1，000元这5个档次。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则是在10个档次的基础上增设每人每年1，500元、2，000元。虽然档次划分有所不同，但都允许参保人所在地政府依据当地现实状况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可自主选择任一档次缴费，多缴多得。国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状况等适时调整缴费档次。 （二）集体补助。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关于集体补助部分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除了鼓励村集体给予补助之外，还对有条件的社区鼓励其将集体补助纳入社区公益事业资金筹集范围。 （三）政府补贴。不管是新农保、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对于符合养老金领取标准的参保人，政府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并且对中部、西部这类欠发达地区，中央政府将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补助。 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参保缴费档次偏低。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过程中，各省市地区可根据当地情况增设缴费档次，目的是为了达到多缴多得的激励效果。但事实却未达到预期，相当大部分的城乡居民在缴费时只愿意选择最低缴费档次每人每年100元，只有小部分参保人愿意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即使最高缴费档次，满足15年最低缴费年限后，每月可领取的养老金也是微乎其微，不足以维持老年生活。以郑州市为例，根据郑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测算办法，可领取的养老金由两部分构成：“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139）”。其中的基础养老金则是由省及地方各级政府养老补贴共同组成。当前，郑州市规定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120元。假如参保人缴费能力较低，只能选择最低缴费档次100元，那么缴费15年，该参保人满足养老金领取标准后，每人每月可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不足200元。微薄的养老金难以满足老人的生活所需。那么，假定参保人的缴费能力较强，选择了最高缴费档次5，000元，满足领取条件后每月可领取的养老金也只有5000（元）÷139+120（元）+260（元）=415.97（元）。相比之下，郑州市2015年度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调整后人均每月养老金2，395.52元，差距依然很大。不难发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无法真正有效发挥风险分散作用。追根究底，主要在于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机制设计上存在一定的不足，对居民选择高档次缴费的吸引力缺乏，那么即使具备缴费能力的投保人也更愿意选择低档次缴费，这就与鼓励多缴多得的原则相违背，使得缴费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引导作用。另外，居民的参保意识不高，尤其是年轻人，相当一部人不在户籍所在地工作生活，普遍参保积极性不高，加上现阶段工作生活压力大，即使参保也不愿意或者很难选择高档次缴费。并且，即使选择了高档次缴费，可领取的养老金也难以解决养老问题。 （二）集体补助能力弱。基金筹集来源的三个部分，即个人、集体和政府。只要个人参保，政府补贴是能够落实的，但集体补助部分就难以实现。我国各地区一直以来经济发展不均衡，其中农村地区的不均衡尤为突出，那就容易使集体补助落空。当前，除部分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良好以外，相当部分的农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这些地区很多都是长期以来的贫困县、贫困村等，居民收入水平远低于同地区的人均水平，子女上学、生病就医等问题已经让他们不堪重负，更别提养老问题了。这些“空壳村”的集体补助能力也较弱，甚至完全丧失。选择低缴费档次的农民并不能得到集体补贴，使得“集体补助”成为一句空话而已。那么，养老金的来源就只剩下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两个部分，必然加重财政负担，尤其是当地政府的责任更重。这种仅靠个人缴费与政府补贴、集体经济无作为的筹资方式，造成养老金资金来源不足，降低保障标准，加大了农村养老保障工作实施的难度，也难以起到保障居民老年生活的作用。除了村集体和社区以外，集体补助的资金还可来自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等，但相关的制度并未完善，很难依靠社会力量筹集巨额养老基金。 三、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机制的建议 （一）提高缴费档次，增强保障性。要想提高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首先要做的是增强缴费意识。只有城乡居民都有较高的缴费意识，对于多缴多得有足够的理解，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会更愿意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获得较高政府补贴，从而领取相对较高的养老金；其次要做的是提高居民收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但差距却逐渐加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较低基尼系数让全社会的收入分配相对公平，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才是突破当前收入分配不公困局的有效途径。2015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GDP增速为6.9%，略低于年初7%的预期，创25年新低。在当前这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要想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就得大力度改革，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瓶颈。因此，政府也先后出台多项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是增设缴费档次。各地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相应增设缴费档次，满足城乡居民的需求。 （二）发展集体经济，落实“集体补贴”。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体经济发展良好，能够给居民带来补助，但欠发达地区的集体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难以落实，这就使集体补贴成为空话。无论农村还是城镇，都要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更应该引导居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不能生搬硬套其他地区的成功模式，选择适宜的具有当地特色的集体经济模式。比如，各地开展的农村特色旅游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江西婺源被称为是中国最美的乡村，年接待游客逾1，000万人次，生态农业年产值逾10亿元。另外，鼓励社会各类团体、企业、基金等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一定的支持，政府也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及时调整补助标准，明确其在基金筹集过程中的监督责任。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该制度，这样才能为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提供一个能够保证其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 作者:马路贤 单位: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诉求 作者：钟芙蓉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凸显，传统环境管制手段已暴露出严重的缺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近年来，环境经济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OECD(经合组织)中发展迅速，已经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也备受青睐。《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新要求，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1］说明环境经济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环境治理仍以直接管制手段为主，尚未建立起一套利用市场经济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一种辅助手段。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成为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必须依赖环境经济政策。 目前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多侧重于经济学、法学领域，鲜有从哲学、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诚然，在环境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环境经济政策的哲学、伦理学研究对环境经济政策有着意识形态的根本导向作用，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却迟迟未有进展，主要是因为它尚未引起伦理学界足够的重视，其他学科领域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虽然有所提及，但都是浅尝辄止，缺乏深度和广度。并且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艰巨，环境经济政策遇到重重阻力，加上长期以来的行政主导的环境管制模式，导致部门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些都导致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更多地注重经济上和行政上的成本计算，掩盖了环境经济政策内在的伦理诉求。实际上，环境经济政策需要伦理学为其提供价值支持，而伦理学要发挥其实践哲学的作用，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对社会制度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将其理念渗透到制度的制定过程中。 一、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 按照环境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产生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外部性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马歇尔首先提出，经过他的学生庇古的发展，成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外部性有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两种。外部性发生的前提是市场在配置公共物品方面的效率低下，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2］(P23)的特征，因无法排斥任何人使用公共物品会出现大量“搭便车”行为，最终导致过度使用公共资源而产生“公地悲剧”，而肇始者不但不用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还有可能从中受益(至少是短期利益)，这一危害和补偿的成本被无偿地转嫁给他人和社会，这是负外部性的表现。而正外部性表现为私人行为存在溢出效应时，无法排除他人的使用，又无法要求他人支付相应的价格，其劳动成果被他人和社会无偿使用。 环境问题就属于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因为环境多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因此导致在环境问题上总是负外部性过多而正外部性太少，即污染环境者获得利益而保护环境者利益受损，使得市场在环境保护方面总是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环境经济政策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正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宗旨，以“污染者付费原则”为核心，试图建立起一套以市场经济为调节机制的环境保护体系。具体地说，环境经济政策是“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3］(P8)。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的交叉运用，既有环境政策性质又有经济政策性质。［4］(P252)但不是所有具有环境影响的经济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经济政策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如个人所得税改革必然对居民的消费行为造成影响，进而产生环境影响，但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也不是所有运用到货币、财政工具的环境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运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以调节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为目标的环境政策才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如行政性的环境收费或罚款也涉及到财政问题，但也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按照OECD的观点，当某种手段的应用足以影响到经济当事人对可选择的行动的费用进行评估时，该手段之前便可以冠之以“经济”之名。［4］(P253)从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来看，可以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环境经济政策包括可以纳入环境政策范畴的经济政策和可以纳入到经济政策范畴的环境政策，是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手段。而狭义的环境经济政策仅指环境政策内部的经济手段，是环境管制手段的一种。［3］(Pv)环境经济政策的广义与狭义实际上反映的是它的不同发展阶段:狭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基础和初级形态，而广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高级的、较完备的形态，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和指导环境经济政策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环境管制的角度来看，与环境经济政策并驾齐驱的环境管制手段是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一个是间接管制，一个是直接管制，各自的优势领域有所不同。经济手段最大的作用就是鼓励创新，刺激市场主体保护环境的动力，从而解决效率问题，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但由于是间接管制，必然受到市场因素变化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符合设计的初衷，甚至可能出现扭曲。例如环境税收政策如果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却没有作出适当的税率调整，就会使得环境税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而命令控制型手段最大的优势就是直接针对问题，效果立竿见影，适合管理突发性环境事件和有毒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如果只考虑环境保护范畴，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手段和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作用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3］(P50)如果我们看待环境经济政策的眼光就局限于此，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将会被低估，其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待环境经济政策:人类又面临一个文明的岔路口，选择的关键词是“生态”。生态文明是一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文明范式的转变，其中经济的生态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所有的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或迟或早都要经历一场“绿色化”的洗礼，朝着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以经济激励为调节机制的环境经济政策抓住了两个根本问题:一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二是治理环境的动力根源。同时，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需要配套政策措施的配合，需要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将会推动经济制度的生态化，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减少“市场失灵”，这对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友好型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环境经济政策体现了人类改变经济生产方式的自觉性，是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目前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辅助手段，还不足以和直接管制手段平分秋色，现在我国关于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基本上都把它定位在一种环境管制手段上。不可否认这是环境经济政策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要想使环境经济政策发挥最佳效用，我们就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环境管制手段上，还需要更广阔、更宏观的视野，来引导现阶段的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真正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在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这才是我们选择环境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 二、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诉求 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起步较晚，还处在介绍、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的阶段，尚未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又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的行政色彩浓厚，很多政策手段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的特征，缺乏前瞻性，使得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还没有摆脱“零敲碎打”的尴尬局面。要想摆脱这种视野上的障碍和实践中的困境，建立一套即符合我国当前国情，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并能和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平行接轨，共同治理全球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必须具备明确的政策理念。理念是制度的灵魂，是一项制度得以确立的根本指导思想。自从1987年前挪威首相布仑特兰夫人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来，可持续发展就迅速成为各国制定发展路线的基本准则。我国制定环境经济政策也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续发展表达的是一种新的发展伦理观，即我们当代人的发展必须考虑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扩大了利益共同体的概念。但是可持续发展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走，也没有既定的标准可以衡量，“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压力和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动力两种力量的妥协。妥协要求国家在某一时间背景下权衡经济增长和生态资源保护，并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和抉择。”［5］(P135)我们就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发展需要来研究制定阶段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随着认识和实践的深入不断将其推进。因此，环境经济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践行，既要符合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阶段性需要，又要符合环境经济政策自身的发展规律，从而形成环境经济政策的特有理念。 环境经济政策最初是作为一种环境政策出现的，因此初期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该强调环境保护的功能，坚持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理念，这是环境经济政策的立足之本。这是因为:首先，只有把环境保护这个基础性功能发挥好了，充分体现出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高效率、低成本优越性，才能使它在环境政策中的作用从辅助手段上升为重要支柱，使环境经济政策的地位得以巩固，才能谈得上实现其作为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宏观杠杆的远景目标。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来管理环境是古已有之，而运用市场手段来保护环境却是新生事物，要在市场机制和运行目标中注入环境保护理念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博弈过程，不仅要把环境保护理念嵌入原有的市场手段中，还要用环境保护理念重新诠释和改造整个市场手段。因此在现阶段，环境经济政策首先要考虑的是牢固确立自身地位的问题，必须坚持和创造性地发挥环境保护理念。具体而言，环境经济政策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利用市场，如环境税费、环境保险、绿色信贷等，二是创建市场，如环境权交易。前者是在传统的经济手段中增加新的环境保护功能，而后者是创建全新的环境市场。它们不仅是传统经济手段在功能上的改变，更需要理念上的根本转变。因为这些原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的传统手段，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制度理念和行业规则，我们现在要把这些经济手段“绿色化”，就必须对这些经济手段的本质和基本理念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发掘其在环境保护上的固有优势，改造其不生态、反生态的落后理念，并以环境经济政策的整体理念引导之，实现“内生”和“外灌”的结合。与此同时，还要注重环境经济政策与其传统制度的融合，这关系到环境经济政策能否从现有的制度体系中获得支持的问题。例如在税收制度中引入环境税。而环境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行为税，即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税收改变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虽然环境税也具有一定的筹集资金功能，并且这一功能在环境税开征的初期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环境税作用的深入，环境税收收入会出现累退现象，这与传统税收的理念不一致。因此要融合环境税与传统税制，还需要对税收的本质、税收的理念进行重新界定，其他环境经济政策也是如此。 进而言之，环境经济政策的理念还需要进一步分解为若干实践原则。原则就是把理念转变为具体化、可操作性的、规范性的指导思想，是沟通理念与实践的桥梁，是指导环境经济政策具体制度安排的行动指南。OECD环境委员会于1972年制定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已成为环境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随后又制定了“使用者付费原则”。根据中国的环境保护特点，我国又提出“受益者付费原则”和“破坏者付费原则”。这四项原则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环境经济政策原则体系［3］(Piv－v)，涉及到污染防治、环境服务、生态补偿和资源开发领域，基本上能涵盖环境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但其缺陷在于缺乏衔接性、协调性的原则，容易导致各个领域各自为政。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具体的环境经济政策都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单一的环境经济政策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需要与其他政策的配合。而这些政策手段之间又往往存在着部分功能相互重合、相互抵销、相互冲突的情况，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政策体系的混乱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环境经济政策只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此必须进一步开发衔接性原则和协调性原则，促进各项子政策之间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尤其是要处理好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抵销的作用。由此可见，环境经济政策及其下属的各项具体政策手段，都面临着自身合理性定位和内部协调，并与传统经济政策、环境政策相协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赖于环境经济政策是否具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理念并有效地运用，这也正是环境经济政策对伦理学提出的迫切要求。同时，我们也要抓紧研究国外环境经济政策理念，不仅是为了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理念，更重要的是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从理念到制度的国际协调，因为国际协调既能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又能应对共同的环境问题，防止污染转嫁和生态掠夺。 三、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议题，它代表了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转向，即环境伦理学不再只是抽象地谈论自然权利和全人类的利益，而是更加关注现实的环境保护问题。“‘环境正义’问题的凸现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环境权益的关切，而这种关切也就是如何分享环境利益和分担环境责任的问题。”［6］因此，环境正义成为环境伦理学观照环境保护现实的基本途径，也应该成为我们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环境正义原则有着共同的诣趣，从而有助于环境正义的实现。首先，环境正义有两个基本维度:种际正义和人际正义。种际正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人际正义从时间维度又可分为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代际正义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正义，代内正义是当代人内部的正义。代内正义是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的关键，因此“‘环境正义’更主要的是强调同时代内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不正义现象及其校正。”［7］环境经济政策正切中了经济利益这一要害，运用经济杠杆作为分配环境利益和环境责任的手段，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环境经济政策认为引起环境不正义的根源在于市场失灵所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无论是负外部性还是正外部性，都是环境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现象，效率低下必然妨害公正的实现。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上最大的优势在于运用市场可以解决效率问题，并促进技术的革新。它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基本原则，一方面能够减少由人们的经济地位不平等所带来的环境不正义，促进人际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帮助经济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极限，使人类更合理、更友好地利用自然，促进种际正义的实现。其次，市场手段在环境保护方面始终存在缺陷，必须要政府的适当干预。但政府自身的失灵也可能导致环境问题。政府失灵的表现有两种:决策失灵和管理失灵，这两种失灵会导致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政策决策失误和政府权力寻租问题，从而对市场机制造成进一步的扭曲，使环境问题加剧。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彼此互补的作用，既重视公平又重视效率，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上都有很好的效果，从而维护了环境正义。此外，政府手段还能够起到补偿正义的作用，因为环境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环境保护事业筹集资金，通过政府的作用，在环境利益的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环境经济政策的宗旨与环境正义原则在总体方向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勿庸置疑，但环境经济政策自身存在着局限，如果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环境正义。 首先，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一个“最优污染水平”方法，即一个环境与经济的平衡点，它是在测算好环境容量和资源存量临界点的前提下，制定一个污染排放值，并为环境物品制定合理的价格，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来调节人们的环境行为。这一理念应该说是符合环境正义原则的，它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又克服了直接管制对经济规律的扭曲，还有利于发展生态经济。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由于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很多环境问题都具有潜在性，我们无法完全预知现在行为的未来影响，无法准确测算出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任务还十分艰巨，工业化进程深入、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继续增长，虽然局部环境治理取得成效，但结构性的污染总量还在不断攀升。而“最优污染水平”实际上是环境与经济之间的权衡，在发展任务非常迫切的情况下，环境保护还是很有可能让位于经济，从而使环境正义的总体实现程度受到限制。 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间接管制手段，一方面，因其对环境治理不能发挥直接作用，很可能会因为市场因素或技术水平的限制而消弱了其有效性。仍以环境税为例，环境课税是越接近污染源头越有效，因此在生产环节征收环境税应该是最有效的，但受管理成本和技术水平的限制，税收征管部门很难知道企业准确的污染水平，因而就会采取对管理和技术要求较低的方式征收，把征税对象设为容易计算的污染投入物(指包含污染因子的原材料或能源)或污染产品。这样一来是可以解决征收问题，但是又会产生新的不公正。比如对投入物征税，它对于在生产环节采取节能减排技术的企业不公正，会降低他们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环境经济政策如果制定得不科学或缺乏配套措施，不但不能减少污染，还有可能造成扭曲作用，产生更大污染或污染转嫁，从而产生新的不正义。 结语 环境经济政策是我国环境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转变的必然选择，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推进和市场体系的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还处在比较零散的研究和试点阶段，缺乏一个系统清晰的顶层框架设计。环境经济政策制度构建的层次越高，就越需要伦理学的理论支持。伦理学的博大视野、意识形态影响和人文关怀的理论品质，有助于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和完善。而伦理学尤其是环境伦理学参与到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评价机制中，既能彰显应用伦理学的实践品质，又能为伦理学的发展汲取丰富的实践资源。 环境经济论文:地方环境经济下产业结构的问题 作者：段秉华 单位：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传统的生产发展伴随着高能耗、高污染，这会对自然生态平衡造成极大的破坏。而环境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外在约束条件，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是研究在环境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如何实现最大的产业结构效益，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结合目前河北省产业结构现状，从环境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产业结构的对策，以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河北省产业结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收到了一定成效。三大产业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28.52%，50一肠%，21.02%调整到2007年的13.17%，52.82%，34.01%;进而2侧刃年三大产业比重为12.%%，522%，34.斜%，三次产业呈现出“二三一”结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研究理论，河北产业结构已呈现工业化中后期的特点，但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还有一定差距。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一产业产值不断上升，1978年产值为52.20亿元增长到2田7年的1804.72亿元。而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1984年开始逐步下降，由33.55%下降到1993年的17.84%，从2(x刃年至今，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2009年河北省第一产业比重为12.960/0。总之，第一产业变动的总趋势是:产值逐年上升，产业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 第二产业是河北省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其产值从1978年的9238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7241.80亿元，占据了地区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而第二产中又以重化工工业所占比重最大，重化工工业对资源依赖度较高，无疑重化工业显著提高的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较大。20()7年，河北省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6566.8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7.4%。其中，钢铁、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战略支撑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工业生产的带动作用增强，对工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3%;食品、纺织、建材、医药等产业增加值增速均在13.2%一23.6%之间。但这些行业的增长仍然以大量资金和能源投人的粗放型增长为主要方式，仍然需要不断优化和升级。 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比重较低。自进人新世纪以来，河北省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一直徘徊在33%左右，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相比低6个百分点;同周边相比，2007年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为71.3%，天津为403%，而河北省2007年第三产值在地区总产值中的比重为34.01%。虽然第三产业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相比于第一、二产业是最小的，对资源的依赖性小，但是河北省的第三产业目前仍以低附加值的饮食服务业为主，金融、文化等较高层次的行业所占比例小，而旅游业、餐饮业等行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质量有直接的影响。为此，在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应该对环境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由此可见，近年来河北省产业结构取得一定优化和提升，但目前三次产业总体呈现“二三一”的特点，传统工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不明显，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二、河北省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河北省的产业结构经过长期的调整得到了较大改进，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突出表现在产业之间结构不协调、产业生态意识薄弱两方面。 1、产业间结构不协调 第一产业结构仍待升级。农业是我省发展的基础，但长期以来，河北省片面发展种植业，而其他(如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发展滞后，粮食作物多，经济作物少。而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不仅使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更减弱了土地肥力，增加了食品的不安全性，加剧了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第二产业方面，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增长不协调。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基础工业一直是作为我省的主导产业，这些传统工业资源浪费严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对环境压力大。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河北省的服务业仍以传统的商业和餐饮为主，而且这些行业处于饱和阶段，发展空间不大，而金融、教育、文化、咨询等新型服务业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生产和生活需要。 2、产业环境成本很大 环境成本包含企业活动中与环境相关的支出，包括采购阶段的环境成本、制造阶殷的环境成本以及企业为预防环境污染而发生的成本等。(l)耗能高、污染物排放量大。2(X)9年河北省连续9年保持钢铁产量第一大省地位，粗钢、钢材、生铁产量均超过1.3亿吨，同比分别增长17.48%、26.83%和16.88%。但是，河北钢铁业存在能耗偏高、排污量大等现实性问题。2以沁年河北工业能耗占到社会总能耗的70%以上，而钢铁能耗占了工业能耗的45%;2008年河北省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3.3巧吨标准煤/万元，20(珍年河北省钢铁工业能耗总量达8466刀7万吨标准煤。因此，在当前提倡环境经济的背景下，要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协调发展，节能重点在工业，调整产业结构是突破。(2)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大。据《重庆商报》报道，一支节能灯平均含有0.5毫克的汞，渗人地下后会污染大约180吨水。目前，河北省对废旧节能灯的回收还处于空白状态，这意味着至少数以万计的节能灯在完成节能使命后，会被当作普通垃圾处理，这将威胁市民健康。另外，化肥农药的使用，严重影响了农业的清洁生产，随着种植结构的调整，发展绿色果菜技术不仅是安全食品的要求，也是环境经济的必然要求。 三、优化河北省产业结构的路径选择 经济发展不简单等于经济增长，不仅包括数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制度革新，而发展更要求实现资源配置在代际之间达到最优。为此，产业发展不能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运用环境经济的理念促使产业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 1、健全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保障体系 农业方面，发展可持续效益农业，启动农业标准化和绿色食品安全标准;因地制宜，保护耕地和水资源;工业方面，鼓励能源消耗低、科技含量高，有利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企业发展。近年来，为了加强环境监管，河北省制定了《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河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等环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对环境经济在各地的发展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但是资源环保体系还存在可操作性和功能性不强的问题，在具体实践中，还需要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可量化、可操作的方法。 2、实现生产向生态型转变 在当前河北省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发展受到了严重约束，为此促进生产向生态型转变显得尤为重要。生态型生产强调在生产中更多地关注环境问题，指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得不参与由他们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并寻求实效的解决办法。而生态型生产中更需要“金蜜蜂企业”，企业在追逐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能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这是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 3、优化能源结构 在运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能源产业的同时，充分利用太阳能、生物能等资源，发展清洁燃料替代能源，逐步增加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天然气是优良的汽车替代燃料，与汽油相比较，天然气具有清洁、经济和资源上的优越性。据悉，今年秦皇岛的出租车有很大部分选择燃油用天然气，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原生石油的需求。而天然气作为汽车替代燃料具有一定的经济优势和较大的环保效益。总之，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健全法律体系、规范企业行为的同时，政府应积极利用传统媒介和网络的影响力，提高公众和企业家的环境保护意识，实现产业发展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政策实施进展综述 作者：董战峰 葛察忠 王金南 高树婷 李晓亮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起始之年，国家颁布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等一系列纲领性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重视创新、改进并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来深入推进“十二五”时期的节能减排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副总理在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上的讲话也多次强调创新利用环境经济政策促进新时期环境管理工作。这些环境经济政策领域包括环境资源产品定价、生态环境补偿、环境税费政策、绿色信贷、排污权交易政策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十二五”时期我国政府对创新利用环境经济政策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的意愿和决心。此外，《中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等年度国务院政策文件也就相关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提出了要求。各有关部委编制的部门“十二五”规划也从各自工作领域角度提出要创新利用和落实有关环境经济政策，以更好地开展环境资源管理工作。如农业部下发的《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建立完善涉渔工程生态评价和生态补偿机制；国土资源部印发的《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十二五”规划》，要求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节约与综合利用取得显著成绩的矿山企业给予奖励，落实国家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减免所得税、部分产品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法规；国家发改委主导制定的《“十二五”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指出要落实好鼓励秸秆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将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产品纳入节能、环境标志等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等；环保部还首次制定出台《“十二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和环境经济政策建设规划》，指导和推进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和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政策出台的主导部门分布来看，主要是国务院及国家财政、发改部门，其次是环保、税务部门，再次是水利、林业、国土等有关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出台的政策类别以水价、电价、补贴、税费和税式支出等税费定价政策以及规范专项财政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政策为主，对于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信贷、环境污染责任险等政策类别而言，出台的专门性政策文件很少，多是在有关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中原则性要求开展该方面的探索或要求加快改革进程，早日构建相关机制或制度。尽管2011年在国家层面，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环境污染责任险等政策文件出台较少，但是这些领域环境经济政策的试点探索在加快推进。在这种背景下，不少地区结合国家政策要求及本地区环境管理工作需求，开展了多样化的环境经济政策试点和实践探索，政策制定、出台和实践也取得较大进展。 环境资源产品定价 环境资源定价政策改革积极推进，水、电定价政策改革仍是2011年改革“热点”领域，理顺水电定价机制，促进价格合理上涨是基本趋势。2011年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水价、电价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予以指导或规范。《中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和各类电价定价机制，推进水价改革；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要求构建有利于水资源节约和合理配置的水价形成机制，完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合理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财政部、水利部等有关部门也就水资源费的中央和地方分成及使用专门出台政策文件予以要求。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适当调整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补偿火力发电企业因电煤价格上涨增加的部分成本，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用电执行居民生活或农业排灌用电价格等。许多地方出台了有关政策，积极推进加强排污费的稽查、促进排污收费的信息化能力建设等。多个省份开展了污水处理费改革，根据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促进了污水处理费收费水平合理上涨。 1、水价改革成为社会的广泛“争议区”，建立规范性的水价定价及水价调整公开机制成为水价改革的基本方向。 各省市水价总体上呈加价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供水企业成本与水价的倒挂问题。2011年水价上调步伐主要集中在下半年，这主要是因为第四季度国内通胀水平有所回落，通胀压力缓解。自10月份以来，福建厦门、浙江义乌、湖南郴州等20多个城市，已召开过上调水价听证会；据中国水网统计，2011年底相比2002年底，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四市自来水价格分别上涨48%、53.33%、58.25%、46.67%；截至2011年末，全国36个大、中城市（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居民生活用水到户水价平均值为2.67元/立方米，其中自来水价格平均值为1.76元/立方米，在到户水价中占比72%；污水处理费平均值为0.76元/立方米，在到户水价中所占比例为28%。由于一些地方水价调整过程中，社会公众对价格调整听证程序及水价上调幅度是否合理存在较大争议，不少地方政府开始重视按照国家政策要求规范水价听证程序，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促进水价成本调整听证的透明、公开。如湖北省出台了《城市供水价格调整成本公开暂行办法》，要求各地方水价调整过程中，供水企业调价成本、成本监审和结果均要向社会公开。供水企业如不按规定公开调价成本，调价将被终止，企业也将受罚；海南省也出台了《海南省城市供水价格调整成本公开实施办法（试行）》，要求城市供水价格调整必须如实公开供水成本，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规定进行成本监审，供水企业如果不公开或不如实公开供水成本，价格主管部门将终止其价格调整。在水价改革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到底水资源如何定价、水价成本高还是低，不同利益相关方有着不同的看法，社会公众认为通胀水平较高，水价听证“逢听必涨”，而且供水企业成本不透明，因此对水价改革存在质疑态度，导致一些地方社会公众参与水价调整听证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社会公众“被代表”问题；供水企业则认为水价太低，难以维持供水服务的正常运营。然而，一些地方出现的供水企业水价调整听证会上“集体哭穷”，背后却是财报数据“全线飘红”现象也令人深思。据中国水网统计，2011年18家水务上市公司均公布了2010年年报，年报显示，2010年，我国水务上市公司全部实现盈利，无一亏损，各公司平均每股收益0.58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5.78%，平均销售毛利率40.02%。从水价改革过程中暴露的问题看，需要积极促进地方政府坚持“保本微利”的改革思路，同时要平衡好供水企业、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明确政府有关部门、供水企业以及社会公众在水价改革中的各自角色定位，并促进水价调整程序的透明、公开。对企业来讲，要如实公开其水价，水价到底是高还是低要让社会公众彻底、如实了解；对社会公众来讲，则要履行好水价听证的参与权和信息公开知情权，积极参与到与其利益攸关的水价改革中；对地方政府来讲，则要出台相关政策或法规规范，一方面，要推进水价调整听证的规范、透明；另一方面，做好水价调整的价格监管，在坚持城市供水基本保障设施的市场化运营坚持“保本微利”改革思路下，确保水资源定价的合理性，以及对违规水企予以制约和惩罚，防止供水服务的“过商品化”。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强水价改革的社会可接受性。还有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差别水价政策实施的新模式。如江苏省南通市将差别梯级水价政策与企业环境行为评级联动起来，对企业环境行为评级为红色和黑色的高污染企业执行差别水价。被评级为红色等级的企业，其随水价征收的污水处理费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提高0.3元/立方米；评级为黑色等级的，随水价征收的污水处理费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提高0.5元/立方米。执行差别水价的企业，当环境行为评级达到黄色及以上后，污水处理费即按正常标准执行。 2、电价改革逐步深化，规范电价秩序，稳步推进实施火电厂燃煤机组脱硫电价、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是2011年电价改革的重点。 2011年推进燃煤电厂脱硫电价、规范电价秩序及居民阶梯电价改革、实施可再生能源并网电价扶持政策受到国家重视。有关部门出台的电价改革政策文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严格落实燃煤电厂烟气脱硫电价政策，制定脱硝电价政策；二是，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继续加强电价监管，采取切实措施整顿规范电价秩序；三是，规范节能电价政策及减少电价改革对社会民生的影响，如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制定居民阶梯电价具体实施方案；四是，扶持可再生能源并网电价，如要求完善太阳能光伏发电价格政策，制定全国统一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以通过价格手段促进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由于2011年能源需求增加较快以及高耗能产业2010年停限产后恢复较快，加剧了部分地区的用电紧张形势，一些地方擅自出台优惠电价政策又有所抬头，为此，发改委于2011年6月份专门下发了规范电价秩序的通知，对各地电价政策进行复检，强调禁止一切形式的优惠电价政策，对各级电网公司依据地方越权文件规定对企业实施优惠电价措施的予以严肃处理。并要求各地严格执行脱硫电价政策，强调电网企业必须及时、足额支付发电企业脱硫电价款，对电网企业自行扣减脱硫电价款的，作为变相压低上网电价的违法所得予以收缴，并给予相应罚款。核查复检措施对国家电价政策的落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落实国家政策要求，山西、陕西等不少省份出台了有关政策文件积极规范电价市场秩序。此外，调整非居民电价和推进实施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政策也是2011年电价政策实施的重点，不同地区差别电价政策推进的行业范围及深度有较大差别。山西、青海、甘肃等15省市非民用电价上调，上网电价平均提价2分/千瓦时。其中，山西省提价3.09分/千瓦时，调整幅度最大；贵州省调整幅度相对较小，提价1.24分/千瓦时。自国家发改委从2004年6月起对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钢铁等6个高耗能产业，区分淘汰类、限制类、允许和鼓励类企业试行差别电价政策，截至2010年12月，全国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区均实行了差别电价政策。但各地方实行差别电价政策的力度大小不一，一些地方落实不力，主要原因是担心实行差别电价政策影响当地经济发展。2011年继续推进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仍是中央政府的重要工作，在这一宏观政策背景下，不少地区也出台政策文件推动高能耗企业和产品实行惩罚性电价政策，一些地方也对差别电价政策实施的监管考核提出了要求。如甘肃省对部分超能耗限额标准30%以上的企业执行0.25元/千瓦时的惩罚性电价。江西省制定了进一步落实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政策实施方案，公布了2011年部分产业政策限制类的高耗能企业名单（主要为钢铁和水泥行业企业），这些企业按产业政策限制类生产性用电在现行工业电价基础上加价0.10元/千瓦时，并且要求各级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要加强对差别电价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执行差别电价、缩小执行差别电价范围、推迟差别电价执行时间等价格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对情节严重的，省政府予以通报批评，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浙江宁波市对首批93家不锈钢企业实施差别电价政策，提价0.3元/千瓦时。浙江省也下发通知对超能耗限额标准单位落实惩罚性电价，超限额标准用能电价加价费将按规定全额返还给相关的市、县财政，用于节能降耗工作。 3、不少地方提升了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大多数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已经达到0.7元/立方米水平。 污水处理费改革主要集中在提高征收标准及提高征收率。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数据，部分省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超过1元/立方米。北京为1.04元/立方米，唐山市为1.10元/立方米，上海市和南京市为1.30元/立方米，苏州市为1.33元/立方米，广东湛江市区水价污水处理费由0.86元/立方米调整为1.00元/立方米，大连市污水处理费将由0.6元/立方米调整到0.8元/立方米，佛山顺德区民用用户收费标准由0.8元/立方米调整为1.0元/立方米、非民用用户收费标准由1.0元/立方米调整为1.5元/立方米，湖南长沙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从平均0.65元/立方米提高到0.75元/立方米。大多城市已经达到了0.7元/立方米水平。4、排污收费额突破200亿元，许多地区的排污收费征缴率和信息化建设水平在不断提升。2011年，全国除西藏外共向近44万户排污单位征收排污费202亿元，同比金额增加24.3亿元，增幅为13.6%。200余亿元的排污费收入在推进污染减排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排污费征收额增长的原因：一是中西部地区逐步规范排污费征收行为，排污费征收额增长幅度较大；二是江苏、安徽、山西、上海、河北、山东、内蒙古、云南、广西、广东等12个省份提高了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额增长幅度较快；三是各地加大了排污费征收稽查力度。此外，排污费征管的信息化建设也开始受到重视。环保部要求各级环保部门进一步整合和健全污染源自动监控与排污费征收信息管理系统，提高排污费计征的工作效率和计征过程的科学性、准确性。同时，推动排污申报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和应用，加强排污申报核定与排污费征收汇审考评，促进排污费依法、全面、足额征收。环保部还举办了全国排污申报核定与排污费征收工作业务培训班，通报应用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核定征收排污费情况，总结排污费征收全程信息化试点进程，交流排污费征收稽查地方经验。 环境税费改革 环境税制建设在稳步推进，但总体上税制“绿化”改革的步子迈得还比较小。 1、推进环境税费改革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一些改革前期的研究准备工作正在开展。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环境税费、资源税费改革；《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提出要“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副总理在全国第七次环保大会上也提出要抓紧环境税费“清费立税”，研究环境保护税立法和开展试点；为了做好环境税费改革的前期工作，环保部下发了《关于开展环保经费保障情况调查的通知》，评估开征环境税对各级环保工作的影响，研究环保系统经费保障政策和措施。有关部委也就环保税改革方案的设计积极沟通和研究论证。但总体上看，2011年环境税费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亟需有关部门加强协调沟通，推进、推广环境税费改革试点，早日出台有关政策法规。 2、资源税改革是环境税收政策2011年改革的热点，改革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 我国早在2007年就酝酿推行资源税改革，但当时迫于通胀压力未能推行。接着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又使得资源税改革再次搁浅。自进入2010年，资源税改革进程加快。2010年5月，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同年底，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大到西部12个省份，改革要点为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原来的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即原油资源税30元/吨、天然气每千立方米7至9元，一律调整为按产品销售额的5%计征（其他煤炭、黑色金属原矿等五项税目仍然是从量计征）。变从量计征模式为从价计征，解决了从量模式缺乏弹性、不能反映资源价格变动的问题，使得税收工具的级差调节作用得以发挥，也在一定程度利于抑制资源浪费。2011年资源税改革继续加快，9月30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决定》，明确资源税的应纳税额计征方式；10月28日，国务院出台《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修）；11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修订后的〈资源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修订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及其细则实施后新旧税制衔接的具体征税规定等。这意味着我国酝酿数载的、以资源税税额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为核心内容的资源税改革开始从试点地向全国全面推开，其改革意义表现在进一步完善了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而且，由于资源税是地方税，这样有利于资源输出大省在资源开采中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提升了这些地方政府对因资源开采破坏环境的补偿投入能力。据统计，新疆资源税改革试点一年来，资源税共增收35.78亿元，同比增长4.5倍。但是从目前西部12个资源大省资源税改革进展来看，如何将环保目标纳入资源税改革并未得到重点考虑。针对资源税存在的税目范围过窄、征收方式不科学、税负较低等问题，《“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等一些政策文件也明确提出“十二五”要继续推进资源税费改革、扩大资源税改革实施范围等要求，为下一步资源税改革指明了基本方向。对于环保部门来讲，要积极参与到资源税改革进程，确保环境保护目标成为资源税改革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 3、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和调整优化产品结构的相关环保税种的“绿化”也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2011年有关部门出台政策文件明确规定要严格执行并不断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国家支持节能减排所得税、增值税等优惠政策，继续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落实好鼓励秸秆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研究将部分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商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研究调整进出口关税政策。但总体上看，消费税、增值税等有关环保税种在调控“经济人”环境资源行为中的作用仍有限，利用进出口关税政策促进“绿色”贸易效用仍有限。 生态环境补偿 加快探索构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仍是2011年环境经济政策实施重点。 1、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建设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在多项政策文件中均有提及，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探索加快。 草原生态补偿快速推进，2011年出台了若干政策，要求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支持草原生态建设，并明确了对农牧民的补偿标准。此外，流域、海洋、湿地、自然保护区等领域的生态环境补偿仍处于政策试点和实践探索稳步推进阶段，2011年基本没有专门性的相关政策文件出台。生态环境补偿的核心问题，即基于生态环境要素的财政转移支付开始受到重视，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对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对象、测算方法、管理流程等进行了规范。2010年底，生态补偿综合性立法纳入国务院立法规划，2011年各有关部委继续开展调研和推进试点，筹备立法前期工作。 2、重要生态功能区、草原、湿地等要素和领域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明显。 2011年，重点生态功能区涉及的451个县全部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助范围，补偿金额达到300亿元。自2010年国家启动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以来，40多个国家重要湿地、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生态效益补偿。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积已扩大到12.59亿亩。从有关部门的调查来看，草原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对促进草原生态环境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草原生态保护覆盖了全国64%的天然草原，尽管还存在补偿年限较短、补偿标准较低、补偿范围较窄等问题。全国所有省（区、市）均建立并实施了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不断推进的生态补偿制度化建设对维护我国生态安全、促进生态环境服务均等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3、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政策试点取得较大进展，在流域综合治理中的效用初显，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有所突破。 河南省在省辖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四大流域18个省辖市实行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政策试点，2011年共扣缴补偿金2804.5万元，而2010年则为4638.2万元，同比下降约40%。其中，省辖淮河流域扣缴生态补偿金最多，达到2646万元，扣缴生态补偿金数额前三位的分别是水质相对较差的贾鲁河(1057.42万元)、惠济河(854.99万元)、颍河(373.88万元)。由于生态补偿金的扣缴主要来自流域内出界水质较差的地区，且出界水质越差扣缴的补偿金也就越多。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流域水环境补偿政策对水质较差流域改善水质发挥了一定激励作用；从水质变化来看，河南全省省辖市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水质COD达标率为96.9%，氨氮达标率为94.9%，较2010年有所提升，表明生态补偿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此外，按省辖市统计，有15个省辖市被扣缴了生态补偿金，金额扣缴排在前三位的是郑州(1098.31万元)、开封(934.30万元)、周口(439.23万元)，这三个城市也是水环境保护工作需要大力改进的城市。截至2011年11月，河北子牙河流域累计扣缴流域各地区生态补偿金1.07亿元，水质也有明显改善；辽宁省辽河流域8市扣缴生态补偿金1650万元；陕西省渭河干流西安、宝鸡、咸阳三市缴纳生态污染补偿金在一、二、三季度分别为4265万元、240万元、2255万元，总计8930万元，2011年扣缴的生态补偿金总额是2010年三市因超标而缴纳的补偿金380万元的23倍。流域生态环境补偿试点在流域综合治理中的效用初显，究其原因：一方面通过影响各地区的“钱袋子”“倒逼”这些地区加强水污染治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该机制也筹集了水污染治理资金，有利于促进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措施的实施。2011年3月份，经财政部和环保部批准，新安江跨省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试点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例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按照试点方案，由中央财政和流域上下游的安徽、浙江两省共同设立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基金，2011年基金额度暂按3亿元，其中，中央财政预算安排2亿元、浙江安排1亿元。同年12月，我国第二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即陕西、甘肃两省联合实施的渭河流域省际生态补偿开始试点，这也是我国地方政府结合流域综合治理需求自发开展的首例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按照两省协议，如果渭河上游甘肃省两市（定西市、天水市）跨界出水水质达到两省协议目标，则陕西省政府每年向天水市、定西市补助生态补偿资金300万元，补偿金来源于渭河下游的陕西省“四市一区”（宝鸡市、杨凌示范区、咸阳市、西安市、渭南市）。 4、一些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环境保护工作重点需求，就特定类别或要素的生态环境补偿开展了一些试点探索。 山东省作为国家海洋生态补偿试点省，试点1年，征缴海洋生态补偿费3000万元，在探索建设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政策和法规体系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而2011年6月份发生的康菲石油公司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也暴露了我国海洋生态补偿和污染赔偿政策法规应对能力以及监测、评估等技术支撑能力方面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也客观地“倒逼”我国有关部门要加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政策制定和出台力度。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污染事故频发事件，也反映出我国亟需加快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及补偿试点，早日建立海洋生态补偿体系。此外，上海市闵行区开展了基本农田生态补偿实践，补偿金标准为800元/亩，2011年发放补偿金3900余万元，基本农田总面积约5万亩；海南省三亚市选择育才镇抱安村实施森林生态补偿试点，只要村民遵守保护森林等相关规定，村民每年每人都可以获得由三亚市政府提供的2400元生态补偿金；云南省昆明市实施滇池污染物提取生态补偿，氮补偿标准为5万元/吨，磷补偿标准为20万元/吨，以激励有关企业圈养滇池水葫芦。 排污权交易 改进污染源减排效率的排污权交易政策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排污权有偿使用及交易政策试点探索正在深入推进，但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深入推进实施还面临不少制度和政策障碍性要素。 1、大范围推开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是2011年新要求。 探索排污权交易政策，包括主要污染物交易及碳排放交易，在国家有关部委出台的多个相关政策文件中均有所提及，但目前仍主要着眼于原则性要求加快试点探索阶段，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寄希望通过试点工作，探索排污权交易政策在中国大范围推行的可行性及需要破解的障碍性要素。此外，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被批准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各试点地区正在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前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研究，一些地方已经在着手编制试点方案。 2、目前进展还主要集中在“一级市场”的排污配额有偿使用政策方面，在政府“拉郎配”促进下，“二级市场”的排污权交易也有较大进展。 排污权交易政策国家试点省份正在逐步推开排污权交易，至2011年底，已有江苏、浙江、天津、湖北、湖南、山西、内蒙古、河南、重庆、陕西10省市被批准为排污权交易政策国家试点，一些地区已初步显现成效。如2011年，江苏省从7月1日起，将太湖流域有偿使用的排放指标从化学需氧量扩大到氨氮和总磷，依据环境资源的稀缺程度、污染治理的社会平均成本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氨氮排放指标有偿使用收费标准设计为1.1万元/吨年，总磷为4.2万元/吨年。浙江省自2009年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以来，截至2011年6月底，浙江省的所有11个设区市、35个县(市、区)开展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共4642家企业实行排污权有偿使用，缴纳有偿使用费8.31亿元；排污权交易计1274笔，交易金额达2.92亿元；排污权抵押贷款累计129笔，涉及金额6.20亿元。2011年12月23日，陕西省在西安市举行氮氧化物排污权拍卖，这也是我国首次开展氮氧化物排污权交易，交易配额为380吨，总成交额160.8万元，参与竞拍的企业主要包括陕西比迪欧化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起拍基价为6000元/吨，最高成交价7800元/吨。以上表明，国家试点省市的排污权交易政策探索正在逐步深化。随着“十二五”规划将氮氧化物、氨氮纳入国家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这些污染物的排污权有偿使用及排污交易试点将会逐步推进。 3、一些地方也在自发探索排污权交易，但交易量大的案例还较少。 自2011年7月始，河北省在全省全面推开排污权交易，要求自2011年5月1日之后审批的新、改、扩建项目需要新增主要污染物年度许可排放量的，必须通过交易取得；初步确定二氧化硫基准价2000元/吨，化学需氧量基准价2500元/吨。四川省选择成都市率先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将首先从电镀、化工、制革、合成革、印染、造纸等14类重污染行业入手。2011年交易额度较大的案例是：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所属山西河曲发电厂、神头第二发电厂分别与神华集团河曲煤矸石电厂、山阴昱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达成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协议，交易量为8450吨，交易额为4796万元。此外，一些地方也就排污权交易政策与相关政策的联动做了一些尝试。如浙江省温州市要求把排污权与环境信用评价挂钩，在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定中被评为红色或黑色的排污单位，不得进行排污权的出让和受让。一些环境资源交易所也在探索发展模式。2011年12月23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改制为我国首家股份制环境交易所，国家电网、财政部CDM中心、宝钢集团等十家单位入股。碳交易基本上还未开展，2011年仅有少数几个案例，多为示范作用，均为自愿型，如方兴地产通过北京环境交易所购买1.68万吨自愿碳减排量。这主要是政策环境不具备造成的，因为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均未有碳排放总量控制和配额方面的政策出台。在国家层面，也仅是在2011年底，国家发改委出台政策批准湖北、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区开展碳交易试点，各试点地区正在着手试点方案编制及配套能力建设。 绿色信贷 绿色信贷政策实践快速推进，促进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的规范化、构建绿色信贷信息平台、加强银行金融机构评级和配套奖惩机制建设成为绿色信贷改革的重点。 1、有关部门正在稳步推进绿色信贷政策实践。 许多有关政策文件要求各类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节能减排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银监会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评估三年来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成效，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绿色信贷统计监测制度。环保部、中钢协和银监会联合出台了《中国钢铁行业绿色信贷指南》，这是首次由中国政府制定的考虑行业特征的绿色信贷政策文件。银行业绿色信贷开始呈现向精细化和约束性方向发展的苗头，中国交通银行《2011年度交通银行“绿色信贷”政策指引》，将绿色一类客户标识细分为十二个领域，并将企业环保信息、产品质量安全及生产安全状况纳入信贷全流程管理，实行“一票否决制”。 2、多数省市实施了绿色信贷政策，落实绿色信贷政策开始逐步受到重视。 一些地方积极通过实施绿色信贷促进节能减排，绿色信贷额度有较大增加。如截至2011年5月末，上海市绿色信贷表内外授信业务投放量达572.32亿元，较年初增加37.07亿元，同比多增19.84亿元，增长16.91%。2011年前三季度，河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累积发放节能减排贷款462笔，共计300.53亿元，其中，用于重点项目贷款55.85亿元，用于技术创新贷款23.71亿元，用于技改升级贷款28.95亿元；拒绝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贷款申请项目61个，金额13.59亿元；退出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企业贷款5家，金额3.19亿元；收回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贷款13家，金额4.02亿元；河北省环保系统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报送的企业违法信息达200多条。广西省于2008年开始实施绿色信贷政策，4年来，广西环保部门累计向广西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通报全区企业环境信息3660条。其中，企业环境违法信息340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信息2371条，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信息762条，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信息187条，节能环保领域贷款余额为2654.32亿元，同比增长23.59%。2011年1到8月，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调整压缩贷款4.18亿元，其中对造纸行业、金属制品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等四行业涉及的“两高一资”企业，共退出0.64亿元贷款。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江苏省政府合作开发了“科技之星”小企业贷款产品，贷款对象主要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科技含量高、盈利能力强、环保节能好、管理模式先进的科技型小企业。截至2011年8月末，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已经向28家企业发放共计5800万元“科技之星”贷款。 3、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实施绿色信贷动态管理机制，根据企业环境行为表现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并允许企业在修复其环境信用后予以发放信贷。 江苏开展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和环境信息公开走在全国前列，一些地区探索将“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制”与信贷政策结合起来实施。如江苏的江阴、常州、南通等地区将企业划分为绿、蓝、黄、红、黑5个等级。根据企业的不同“颜色”表现，实施差异化贷款政策。以江阴市为例，该市出台了《江阴市环境保护分类评定企业信贷政策指引》，提出“对绿色企业大力支持、对蓝色企业继续扶持、对黄色企业规模不变、对红色企业压缩存量、对黑色企业严禁新增”的信贷指引原则。如果企业“颜色”表现较差，则可通过信用修复来改变“颜色”。南通市推出了《企业环境信用修复办法》，建立环境信用修复机制，对一度环境行为评级较差而又积极整改、成效明显的企业，允许其恢复环保信用，为其重新获得信贷支持创造条件。截至2011年10月末，南通市“绿色信贷”信用修复机制帮助43家有环境“污点”的企业恢复环境信用，这些企业重获贷款总额达118.2亿元。 4、不少地方的环保部门和金融机构开始重视联手推动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和落实。 如浙江、山西等地开始重视环保和金融机构加强联动，推动绿色信贷政策的落实。其中，浙江省的做法为：浙江省环境保护厅与省银监局签署《浙江绿色信贷信息共享备忘录》，督促银行机构针对企业环境表现实行差别化信贷政策，双方共同致力于建立健全三大工作机制推进绿色信贷。一是构建绿色信贷信息共享机制，环保部门提供给银行部门相关环境信息；二是健全绿色信贷管理机制，银监部门研究建立绿色信贷工作的统计监测、评价考核和问责制度；三是完善绿色信贷工作保障机制，由双方共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公开披露有关环境监管和信贷管理信息。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提出开展绿色信贷工程建设。一是加强与环保部门联系，获取限期关停或整改的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等环境管理信息；二是开展存量授信专项排查，限制对已被列入淘汰落后产能名单企业的信贷；三是做好对“绿色信贷”工程建设实施计划的考核、检查、评价工作。 5、尽管绿色信贷政策在2011年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总体来看，绿色信贷政策实践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在很多地区，环保部门与银行金融部门的信息沟通还不畅。目前主要是环保部门单方面向银行提供信息，但银行系统并未将自己的信贷情况反馈给环保部门。信息“单行线”问题造成环保部门不清楚到底银行是否将环保信息落实到绿色信贷业务中去。二是，信息时效性低。在绿色信贷政策执行过程中，多数地区在信息传输上还无法做到实时对接。环保部门往往是通过月度、季度等形式将企业环境信息报送给金融部门，信息的时效性大打折扣。三是，缺乏统一的绿色信贷实施标准规范。由于国家层面未有统一的绿色信贷实施准则要求，目前各银行只能按照各自的理解分别确定绿色信贷战略、方针、政策、制度、流程和产品。许多银行都推出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额度也较大，但各银行到底“绿”的程度如何，未能有统一的标杆来判定。四是，银行业的绿色信贷实施绩效如何还未得到足够关注。据《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2010）》：“在我国几乎没有银行因环境违规事件受到抗议，对银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如何有效开展绿色信贷实施效果的评估，持续改进银行业绿色信贷实施的绩效，是下一步我国绿色信贷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环境污染责任险 在重点高环境风险行业开展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受到重视，不少地区尝试在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行环境污染强制险。 1、在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原则性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研究建立重金属排放等高环境风险企业强制保险制度。环境保护部、中国保监会联合下发的《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硫酸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方法（试行）》，提出要推进硫酸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的实施；环保部下发的《关于加强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逐步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并提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将与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挂钩；国务院颁布的《太湖流域管理条例》，提出要出台有关政策鼓励太湖流域排放水污染物的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2、不少地区在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政策试点，针对高环境风险行业实施环境责任强制险是发展趋势。 环境保护部和中国保监会联合开展绿色保险试点已经三年多，但由于缺乏国家政策法规硬性约束，以及制度环境不具备等客观原因，企业主动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的积极性并不高。一些地方尝试在高环境风险行业强制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对其他类型的行业企业则采取鼓励自愿参与的方式。不同试点地区的行业类型以及企业数量等有较大差别，也有的地区要求位于环境敏感区的企业强制性投保。截至2011年底，已有江苏、湖南、湖北、河南、河北（保定）、重庆、福建、广西、广东（深圳）、四川、山西、浙江（宁波）、云南、辽宁（沈阳）等省市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总体来看，在高环境风险领域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是地方试点发展趋势。如江苏无锡市在2011年2月初开始试点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要求三类企业必须纳入责任险范围。一是，太湖流域一级保护区内存在环境污染风险的所有工业企业，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范围内所有工业企业；二是，医院、学校、大型居民住宅区等周边环境敏感区300米范围内的所有工业企业；三是，其他范围内的化工、冶金、电镀、造纸、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环境污染风险高的行业企业。投保企业可按照生产经营规模和环境风险等级，选择不同的投保档次。至2011年底，江苏无锡市参保企业已达688家，缴纳保费1424.16万元，责任险额7.63亿元。从试点进展来看，实施该政策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环境风险防范和应对意识，无锡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的重点在于事前对企业进行技术指导服务，防范可能发生的环境事故，而非仅专注于事后的赔偿补救措施。企业参保前，开展企业环境风险水平的技术评估，参保后也有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排查企业的安全隐患，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环节提出整改要求，并进行监督，从而有利于减少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可能性。2011年8月，广西省出台政策文件要求强制在重点行业企业推行环保责任险，并分三步走推动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第一步重点针对环保压力较大的重金属和涉铅企业；第二步重点针对位于重点区域的重点企业及环境风险较大的生产企业；第三步针对试点范围内的化工、重金属冶炼、有色金属矿采选、沿江沿河等高环境污染风险企业，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存在环境安全隐患的企业，一律列为污染责任险的参保对象。2011年8月，湖南省长沙市环保局《环境风险企业管理若干规定》，这也是国内首部环境风险企业管理办法。其做法是首先将不同行业的污染企业按照环境风险程度划分三个等级，如果企业属于一、二级别的高风险级别行业，则必须购买环境污染责任险，如果企业属于较低风险的第三级别行业范畴，则可根据自身情况自愿选择是否购买环境风险责任保险。 3、一些地区则选择若干高环境风险企业强制纳入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范围，并鼓励其他企业实施环境污染责任险。 2011年福建、四川、山西省也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险政策试点，并未要求特定高环境风险行业企业必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而是通过选择若干数量高环境风险的行业企业开展试点，要求试点企业必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于未列入名单的企业则可自愿选择是否购买环境风险责任保险。如四川省确定包括联邦制药（成都）有限公司在内的99家企业作为四川省首批试点单位。山西省首先将污染物排放总量和环境风险因素较大的企业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范围，同时鼓励和支持未列入试点名单的企业积极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首批82家企业纳入试点。山西省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额主要考虑企业风险因素，风险因素不同，则保险公司赔偿额度也有所不同。如年设计生产能力在500万吨以上的煤炭企业、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以上的电力企业，累计赔付限额最高可达1000万元。 4、一些地区还将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与优先考虑信贷发放、环保评优评先等激励政策结合起来开展了一些尝试。 2011年3月上旬，河北省选择保定市实施试点，首先在从事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排放有毒有害化学品企业，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运输、存贮、处置企业，以及重金属排放企业中进行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并将这些行业企业是否投保环境责任险作为企业上市和再融资环保审查、申报环保专项资金、环保评优评先的重要审查内容。对未按规定办理环境污染责任险的企业，将在绿色信贷工作中停止授信，在其新、改、扩建项目时，依法实施限批，并加大对其监管和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目前，共15家企业分别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签订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单”，投保费为48.4万元，总保额为2150万元。同年6月份，广东省深圳市开展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也提出试点工作实施“四个挂钩”，即将纳入试点范围的企业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与对企业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管理、环保核查、环保专项资金安排、环保信用等挂钩。 5、有的地方为了推进环境责任保险试点的深入探索，开展了环境责任保险工作实施考核。 2011年，主要是湖南省开展了该方面的实践，湖南省环保厅要求各级环保部门要积极推进本地区环境责任保险工作，加强对企业的培训，做好宣传。每两个月省环保厅将对各市州工作进度进行通报，年终进行总结评比，并将评比结果纳入省环保厅年终考核结果。 6、我国环境污染事故进入高发期，迫切需要加大环境污染责任险政策试点推进力度，早日构建高环境风险行业防范应对长效机制。 目前我国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我国已经进入环境突发事件的高发期。然而，相应的防范机制和应对能力，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政策法规建设层面，均存在很大不足，导致污染事故频发，受损人不能得到及时、充分经济补偿，致害企业无能力或者不愿为其损害行为埋单，而由社会承担事故危害的后果，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地方加大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探索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上利用保险政策工具这一市场化手段分散高环境风险行业企业以及在环境敏感区域的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风险的客观政策需求。随着地方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也需要在国家层面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予以指引和规范，为地方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保障和支撑。 环保综合名录 节能、节水、环境友好型产品名录制定和实施稳步推进，环保部主导编制的“双高”产品名录对有关宏观经济部门出台调结构、促转型政策起到了积极支持作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强制要求政府基于制定的名录实施绿色采购。如财政部联同环境保护部2011年先后两次调整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调整了第十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据统计，目前列入清单的节能产品已有28类、3.1万种，环境标志产品已有24类、1.5万种。在“十一五”时期，全国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金额达2726亿元，约占同类所有产品政府采购金额的65%左右。绿色产品的政府强制采购制度正在逐步建立。 自原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第一批“双高”（高环境污染、高资源消耗）产品名录以来，至2010年底，环保部已经先后了四批名录。2011年3月27日，国家发改委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0年本）》将“双高”产品名录作为修订的重要依据，采纳114种“双高”产品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的限制类和淘汰类产品，其中，农药和化学制药行业“双高”产品，90%以上被该目录所采纳，名录成果为有关经济决策部门出台有关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2011年环保部编制完成《环境经济政策配套综合名录2011年版》，并于同年10月14日以函的形式提供给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等经济部门，供制定和调整有关政策参考。 环境经济论文:地方环境经济政策问题探索 作者：焦元森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省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列全国第五位，尽管人均GDP等指标落后；但是河南省COD排放量却高居全国第二位，二氧化硫排放量居第五位，污染减排任务艰巨。 一、环境经济政策的内涵 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环境经济政策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作为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期制度的办法，建立和实施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对污染减排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探索建立并推行有效可行的环境经济政策，建立和完善环保工作长效机制，对于提高河南省环保工作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河南省环境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 1、与经济部门协调互动不够环保部门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没有主动权，缺乏主动协调机制，与经济部门在政策制订方面没有建立充分协商机制，致使有利于环保的经济政策出台少、出台慢、力度小。绿色信贷工作处于起步阶段，进展较慢，还没有全面展开，环保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交流还不够及时。 2、制度本身还不完善如绿色信贷政策，由于刚刚起步，还面临着认识、基础和信息等多重制约，一方面，由于一些高污染高能耗行业还有利可图，有些甚至是短期的暴利行业，很难大幅度削减信贷规模。另一方面还有相当多的中小型污染企业采取民间融资或者自筹资金，基本上不向金融机构贷款，绿色信贷对这些量大面广的污染企业尚不能发挥制约作用。 3、实施政策的条件有待成熟 （1）生态补偿制度不健全。一是生态补偿工作还未走上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生态补偿没有法律条文支撑，如：洛阳市国土资源局今年拟定的《洛阳市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由于没有上位法而被市人大立法预备会议否决。二是缺乏规范的财力支持长效机制。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现生态补偿的要求还不够清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只是按经济发展程度来确定，但未能充分反映生态补偿的要求，多数财政转移支付受惠项目的生态补偿指向并不明确。在财政收入分成比例上，虽然实行了差别待遇政策，但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域的生态补偿倾斜不够明显。 （2）排污权交易方面。首先是如何确定区域排污权总量是比较难的问题。目前，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大部分都是避开总量问题来实施排污交易的，许多地方在操作上则根据国家、省以及地方的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或目标来确定某一阶段的排污权总量，甚至与排污总量控制计划脱钩，造成排污交易与环境改善没有有效衔接。其次，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推广还需要进一步制定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保障。再次，在初始排污权的分配上，部分试点地区对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分别对待。如有些地方，现有企业初始排污权大部分是无偿分配，而新建的企业基本上是有偿获取，分配方式的不完善导致了排污交易不公平。第四，排污权有偿使用的时间限制与否不明确，排污权一次购买，是否可终生排污存在模糊。第五，相比总量核定、企业排污权初始分配等难点，如何激活二级交易市场也是一个难题。第六，“边界问题”也就是跨行政区域的排污归属界定问题也是该制度实行中的制约因素。 （3）绿色保险方面。一是保险公司、保监会没有开发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产品。二是污染企业（规模、行业）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没有细则，出现污染事故，保险公司如何赔付，责任如何认定没有明确。三是企业参加保险形式没有明确。 三、对策措施 1、扩大生态补偿实施范围。在实施沙颍河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的基础上，向污染严重的卫河流域等推广。同时要加快流域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做到断面设置科学合理，监测数据及时准确，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水环境质量状况，为政策的实施打好基础。还要积极制定和完善矿区生态补偿、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森林资源的生态补偿政策。 2、完善绿色信贷、证券政策。总结我省实施这两项政策的经验和问题，完善有关措施。加强环保部门与金融、证券部门的信息沟通，建立企业的环境信息及投融资信息共享平台，形成多部门协调配合、共同监管的联动机制，遏制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3、适时实施排污权交易政策。研究环境产权制度，将环境（主要指环境容量）确定为一种产权，并赋予政府环境产权的使用权，适时实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政策。尽快全面实施二氧化硫排污许可证制度，做到企业持证排污；要大幅度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排污企业的环境污染成本，促使企业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减少排污；要建立完善的、科学合理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核算制度（包括环境质量监测、企业排污监测、排放量核算方法等），确保企业排污总量核算准确。 4、完善绿色财政政策。设立财政奖励资金，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对高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循环经济、生态保护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项目，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提高企业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5、加快绿色税收政策的研究。完善各种财政激励措施，对于环境友好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如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的减免以及加速折旧等；对环境不友好行为征收以污染排放量为直接依据的直接污染税，以间接污染为依据的产品环境税，以及针对水、气、固废等各种污染物为对象的环境税。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系统物质流特性与演变 作者：丁平刚 田良 陈彬 单位：海南大学环境与植物保护学院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环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主题，推行可持续发展已在全球范围达成共识。MFA(MaterialFlowAnalysis)及IPAT方法及其指标，可为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一种新颖而简洁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手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1－2］。 1研究区域与目的 海南省陆地面积3．54万km2，海域面积约200万km2，2009年末常住人口864．07万，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也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小、海洋面积最大的省份，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与社会环境，具有十分独特的代表意义［3］。在MFA的系统边界上，较其他非岛屿省份也更加明晰。海南省是我国第一个生态省，同时也在大力实施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确定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六大战略目标:我国旅游业改革创新的试验区、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本文对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1990－2008年间的物质输入、输出强度和效率进行核算，研究其物质流特征与近期变化趋势及由此反映的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可以帮助找出该区域环境压力的直接来源，提出缓解环境压力的技术方案，为实现区域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近、中期目标提供科学依据［4］。对推进海南生态省、新型工业省和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MFA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关于特定系统的物质流动和贮存的系统性分析。它起源于欧洲，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研究侧重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系统的物质通量。MFA的基本观点是，环境和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环境经济系统保持相对的稳定，尽量减少环境经济系统动用自然物质的数量［5－6］。MFA研究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其中按研究范围可分为三个层面:国家物质流分析、区域物质流核算和企业物质流分析［7］。MFA通常有输入、输出、消耗、平衡、强度和效率、综合六类指标。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入环境经济系统的自然资源和物质的数量与质量，以及从环境经济系统排入环境的废弃物质的数量与质量。因此，本文选用常用的三类指标:输入、输出以及强度和效率指标，对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进行物质流分析。 直接物质输入量(DirectMaterialInput，DMI)指由外界输入环境经济系统，直接参与系统运行，具有确定经济价值的物质流。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金属、非金属矿物，农林牧渔等生物物质及进口物质等。它侧重表示由于人类社会及其经济活动的存在而导致的资源影响。区域过程排放(RegionalProcessedOutput，RPO)指环境经济系统运行所产生的各类排放至自然环境中的废弃物，包括水体污染物、大气污染物、固体废弃物等。它侧重描述物质输出造成的环境影响［8］。物质输入和输出强度，分别指单位人口的DMI需求量和RPO排放量。单位人口的物质输入与输出越多，说明物质消耗强度和废物输出强度越高，反之亦然。物质输入和输出效率，分别指产生单位GDP所需的DMI量和RPO量。单位GDP的物质输入与输出越低，说明资源与环境利用效率越高，反之亦然。任何一个环境经济系统，物质的输入与输出强度低，物质的输入与输出效率高，才能保证系统可持续地、稳定地向前发展。 为进一步了解影响物质输入与输出的因子，本文采用IPAT分解分析方法来研究其影响因子的强弱。该方法是一个关于环境压力与人口、国民福利和技术三因素的恒等式:I=P•A•T。式中:I代表环境压力指标DMI或RPO;P代表人口;A代表人均GDP即GDP/P，体现社会富裕程度;T即I/GDP表示环境经济系统的物质利用效率(DMI/GDP)或物质输出效率(RPO/GDP)，用来衡量技术水平［2，9］。运用IPAT方法，可将DMI与RPO指标分解为表征人口、福利、技术三因子的乘积，进一步分析三因子的变化对环境压力指标的不同贡献。DMI与RPO的核算指标见表1，表中项目均以质量为单位。输入、输出端原始数据如户籍人口、GDP数据均来自《海南统计年鉴》(1991－2009)、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以及海南省环境状况公报，部分年份数据缺失采取插值法估算。为了更好地了解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及所输出的污染物水平，本文将海南省与同期广东省MFA计算结果作横向对比分析，广东省1990－2005年MFA数据来自文献［2］，2006－2008年数据由外推法估算。 3结果与讨论 3．1物质输入与输出的特征和演变 海南省MFA统计指标以及人口和GDP等社会经济指标见表2。以1990年DMI、RPO及GDP各指标值为基准值100，其后各年各指标值与1990年的对应指标值相比，表示各指标的变化。1990－2008年DMI、RPO及GDP变化趋势见图1。由图可知，1990－2008年间，海南省GDP变化曲线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年均增长15．90%;DMI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1990－2007年变化曲线平缓，年均增长6．88%，2008年有明显增加，是2007年的1．7倍;RPO总体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年均降低0．95%。对DMI投入结构进行分析可见(图2)，19年间化石燃料、矿物质、生物物质和进口物质的输入量平均值分别占到DMI的1．03%、23．36%、33．25%、42．36%。从时间序列上分析，四者均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化石燃料、矿物质和生物物质19年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1．45%、5．29%、5．10%。其中进口物质1990－2007年间年均增长率为9．67%，2008年增加较快，为2007年的2．7倍，主要受石油省外调入量增长较大影响。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DMI1990－2007年间增长缓慢，主要与占DMI比重最大的进口物质的输入增长率不大，其他物质输入增长率较小有关。在物质输入中，化石燃料的增长率相对最大，但其在DMI中所占比重最小，因此对整体影响不大，表现不明显。对进口物质输入量和变化率的分析表明，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对进口物质有较大程度的依赖，与其岛屿省份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2008年进口物质增长速度较快，需要引起进一步关注。对RPO输出结构进行分析可见(图3)，19年间COD、SO2、烟尘、工业粉尘、工业固废的输出量分别占到RPO的66．75%、14．27%、8．84%、9．92%、0．22%。从时间序列上分析，19年间COD、烟尘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年均下降分别为1．60%、4．52%;SO2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3．11%;工业粉尘波动较大，1996年达最大值3．64万t;工业固废排放量变化不大。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RPO波动下降，主要与占RPO主体的COD排放量下降有关，反映了海南省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和环境保护治理能力的加强。1990－2008年间，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经济水平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的输入。但环境经济系统的物质输入与输出非线性相关，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表现出初步的可持续发展。 3．2物质输入与输出强度的特征和演变 环境经济系统人均DMI和RPO分别反映物质输入和输出强度。由图4、5可见，1990－2007年间，海南省人均DMI明显低于广东省，但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2008年上升较快(为2007年的1．7倍)，超越广东省，需要特别关注。1990－2008年间海南省人均RPO明显低于广东省，19年间略有波动，呈现下降趋势。1990－2008年19年间海南省人均DMI和RPO的变化可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各阶段年均变化率见表3。 3．3物质输入与输出效率的特征和演变 环境经济系统DMI/GDP和RPO/GDP分别反映物质输入与输出效率。由图6可见，海南省DMI/GDP在1990－2008年19年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物质输入效率逐渐提高。19年间，除1995年外，海南省DMI/GDP高于广东省，反映海南省物质输入效率低于同期广东省水平。1990－1995年，海南省物质输入效率提高较快，到1995年与广东省当年的物质输入效率接近。但1996年以后，海南省物质输入效率与广东省保持了一定的差距，特别是2008年与广东省差距更大。由图7可见，1994年之前，海南省RPO/GDP明显高于同期广东省水平，反映该阶段海南省物质输出效率低于广东省。1995年以后，RPO/GDP逐渐接近广东省水平。海南省RPO/GDP19年间呈现下降趋势，反映海南省物质输出效率逐渐提高。19年内DMI/GDP和RPO/GDP变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各阶段年均变化率见表4。海南与广东两省物质输入、输出强度和效率差异，与两省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有关。在人均GDP方面，广东省1990年是海南省的2．4倍，2008年为1．80倍。海南省人均GDP低于广东省，但差距在缩减。环境经济系统物质输入和输出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有直接的关系。就第二产业而言，广东省是工业大省，海南省工业在三产业中比重最小。第二产业相对一、三产业，是一个物耗高、产值大的产业。海南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自然资源的输入，随着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二三产业比重上升，以及各自产业内部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输入量的增长速度减慢。输入增长的减慢在一定程度上会减轻输出的压力。海南、广东两省在消费结构、环境保护与治理水平方面的差异，也是影响其各自物质输出强度和效率不同的主要原因。 3．4物质输入与输出IPAT分解分析 根据I=P•A•T的理论模型，将DMI与RPO进行分解，计算各自分解指标年均变化率，找出各分解指标在整体变化中的贡献。按照物质输入与输出量的变化特征，可以1997年为界，将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1990－2008年间物质输入与输出量变化划分为两个阶段(见表5)。1990－2008年间，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资源利用水平的提高(DMI/GDP年均下降5．26%)对自然资源输入的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人口压力和国民福利的增大(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9%和14．09%)，使得DMI仍然有一定的增加(年均增长9．80%)。虽然人口压力和国民福利在增大，由于污染控制水平提高较快(RPO/GDP年均下降14．54%)，使得系统的污染排放有一定的减少，对环境的压力相应减轻。 1990－1997年间，国民福利增长较大(年均20．12%)，人口压力相对其他阶段有所减轻。由于资源利用技术水平上升幅度较大(DMI/GDP年均下降12．97%)，使得自然资源输入增长程度较小(年均6．14%)。对于物质输出，虽然污染控制技术水平上升幅度较大(RPO/GDP年均下降17.33%)，但相对国民福利增长较小，使得污染物质输出呈微弱的增长趋势(年均增长0．82%)。1997－2008年间，人口压力相对其他阶段略有增加，但国民福利保持了较低速率的增长(年均10．41%)。对于输入，由于资源利用技术水平上升幅度很小(DMI/GDP年均下降0．004%)，使得自然资源的输入增长程度较大(年均11．72%)。对于物质输出，虽然污染控制技术水平上升幅度较小(RPO/GDP年均下降12．72%)，但由于国民福利增长较小，使得自然资源的输出降低程度较大(年均2．07%)。 在上述IPAT分解分析中，对于资源利用与污染控制技术水平(DMI/GDP或RPO/GDP)的提高，在微观上，可以理解为采用清洁生产工艺，生产某种产品的技术方法、工艺水平更加先进与成熟，从而创造相同价值较以前所需原料量降低，产生污染物更少。在宏观上，可以理解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及其所带来的消费结构的升级。因此，生产单位GDP的物质输入增长减缓，生产单位GDP的物质输出逐渐降低。对海南省1990－2008年间的产业结构变化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其对DMI/GDP和RPO/GDP变化的影响。由图8，海南省1990年一、二、三产比例为44．63∶19．72∶35．65，经过逐步调整，到2008年为29．99∶29．77∶40．24。纵向对比，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二、三产业比重加大。由此说明第一产业正在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海南省的产业结构正在升级。在创造同样经济总量的同时，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所需物质输入与输出较第一、二产业相对低下。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以及各产业内部自身结构的优化，可减少区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采量，对环境的压力也会相对减轻。当前海南省以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着力于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目的地，这一战略定位将对海南旅游业、现代服务业乃至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将进一步促进海南全省的产业结构升级。 区域经济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将带动消费结构的加快升级，消费结构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减轻系统物质输出的压力。加之海南省现有环境保护与治理能力的不断加强，如新型工业省建设提高了产业准入门槛，严格科学的环境规划，农村垃圾、污水处理、生态环保设施等一系列民生工程的建设等，在这些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物质输出的增长将会进一步趋缓，甚至出现可能的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减轻对环境的压力，促进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对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1990－2008年MFA研究结果表明:自1990年后，DMI呈上升趋势，1990－2007年增长速度平缓，年均增长6．88%，2008年有较大增加，为2007年的1．7倍;RPO呈下降趋势，年均降低0．95%。物质输入增长速度远小于GDP增长速度(年均15．90%)。海南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自然资源的输入，同时产生了一定量的废弃物。对物质输入与输出强度和效率的计算表明，1990－2008年间海南省物质输入强度在加大，物质输出强度在减小，但物质输入效率和输出效率均在逐步提高。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对平缓的物质输入增长及物质输出的降低，表明海南省初步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DMI和RPO的分解分析可以看出:1990－1997年间，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的自然资源输入增长程度较小，而输出呈微弱的增长趋势;1997－2008年间，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自然资源的输入增长速度加大，但输出下降。表明在这两个阶段海南省的可持续发展均不够稳定。海南省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待更进一步加强。海南省应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加强产业政策、准入制度和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制定。着重进行国民经济技术水平的改造和生活方式的改善，以提高环境经济系统的物质输入和输出效率，降低资源利用强度和物质输出强度。保护好生态环境，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早日达到建设生态省、新型工业省和国际旅游岛的宏伟目标。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政策系统构建思索 作者：董战峰 葛察忠 高树婷 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十一五”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进展评估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受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力度较“十五”时期明显加大“十一五”期间，加大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构建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06年，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总理明确提出：新时期要加快实现环境保护“三个历史性转变”，而环境经济政策是促进“历史性转变”的关键切入点。在《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等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中都有重视环境经济政策的要求和意见。从环境财政政策来看，2006年，财政部在政府预算支出科目中首次增加了“211环境保护”科目，环境保护工作首次在中央财政预算中有了专门的“户头”。此外，根据“十一五”重点环保工作需求，国家设立了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中央污染减排专项资金等多项专项资金政策。出台了燃煤发电机组脱硫上网电价按0.015元每千瓦时补贴的政策以及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政策。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关于推进“绿色信贷”建设的意见》《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文件。环境经济政策试点探索正在快速推进湖北、江西等地开展了环境税试点，新疆开展了资源税改革试点；广东、江苏等许多地方开展了排污费改革，大部分省市进行了水价改革；从2007年开始，原国家环保总局开始选择山西、辽宁、浙江等8省市开展重要生态功能区、流域和矿产开发生态环境补偿等试点。江苏、河南、河北、湖南、福建、山西、山东、江西、海南、广东等10多个省市自发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探索。全国过半省市开始试行或试点排污权交易，其中江苏、浙江等7省市被批准为国家试点。20多个省市出台了地方绿色信贷政策，湖南、重庆、云南等地开展了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探索等。环境经济政策在节能减排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环保投资力度逐年加大，财政投资绩效有很大改进，特别是各环保专项资金政策对解决“十一五”时期的重点环境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政策促进了电力行业脱硫污染治理。2008年全国排污费收入达到185.2亿元，对提高环保部门能力建设和促进企业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环保部研究制定了349种“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双高”）产品名录，对加快淘汰落后工艺和产品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许多环境经济政策仍处于试点阶段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基本上是指导性的，多为“意见”形式；许多地方出台的相关文件也多采取“暂行办法”的形式，很少纳入到地方法规中。除了环境财政、排污费、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补贴、生态公益林补偿外，排污交易、流域生态补偿、环境污染责任险、绿色信贷等仍主要处于试点阶段。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政策体系中的地位还比较低从“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各政策工具发挥的作用大小来看，主要的还是靠污染物总量控制、流域限批、环境执法等行政管制手段，环境经济政策在节能减排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仍较有限，许多环境经济政策在节能减排中发挥效用仍面临制度性障碍。 “十二五”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建议 把环境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作为首要问题来抓重视编制重点专项资金使用规划，明确资金使用的时空安排重点。在维持现有环保专项资金的基础上，研究设立环境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化畜禽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落后产能退出专项资金等，解决“十二五”的重点环保问题。环保专项资金的使用要树立基于绩效管理的观念，重视提高资金使用效果。继续推进基于生态环境因素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建议从以下3个维度入手：其一，要增加转移支付规模；其二，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将环境质量状况、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成效作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重要因素，增加生态环境因素在一般性转移支付要素中的权重；其三，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作为环境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重点。争取环境税费政策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大力推进江西、湖北、湖南和甘肃省环境税试点，同时继续选择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若干典型地区开展试点，开展环境税开征的一些前期关键问题研究，如适应环境税改革的配套政策需求、开征环境税对环保部门的影响、设计环境税征管平台等。并根据试点进展完善环境税方案，争取“十二五”顺利开征环境税。新疆的资源税改革试点取得了初步进展，下一步应扩大资源税改革试点范围，改革过程中要把资源开采的环境资源成本和资源稀缺性成本纳入。同时，尽快开展稀土等战略性稀缺资源的税收改革；结合“双高”产品名录制定，适时调整出口产品退税政策。 积极推进排污费改税试点，以解决排污费政策存在的征收不规范、征收率低、调控污染者行为力度弱以及“吃排污费”等问题。在初始阶段，可重点考虑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征收工作，征收对象主要面向企业。结合“十二五”环境问题特征，建议加强重金属排污费、畜禽养殖业排污费征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建设尽快下发《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重点政策实施的指导意见》，对河南、河北、浙江、福建、辽宁、江苏等地开展的流域生态补偿、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草原等自然生态要素的补偿提供指导，时机成熟后，应尽快出台《生态补偿条例》，同时加快《生态补偿法》的立法前期研究工作。 尽快出台《流域生态环境补偿实施技术指南》，推进河南、河北、浙江、福建、辽宁、江苏等地开展的省内流域跨界生态环境补偿试点；选择淮河、新安江、辽河等流域开展跨省界生态补偿试点，推动云南和安徽分别建立滇池和巢湖流域的生态补偿和污染赔偿试点，争取“十二五”跨省流域生态环境补偿试点有所突破。结合功能区划，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手段加大对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扶持力度，在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实施生态优先的政绩考核体系试点。选择内蒙、江西、青海等典型地区开展生态环境补偿费和补偿金政策试点；继续加大东江源、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等典型地区生态环境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试点。大力推进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补偿，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居民直接给予货币或实物补偿力度，推进在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群众给予减免税赋以及采取政府援助合作等方式的政策补偿试点。建议在山西、内蒙古等地推进开展矿产资源开发恢复治理基金政策试点，在辽宁、山西等省市选择若干地区开展“资源型城市发展转型基金”试点，重点解决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欠账问题。 推进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等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开展生态环境补偿费和生态环境补偿金试点，并着手开展跨省级和省级区域内行政区域的草原、森林的生态环境补偿金试点；进一步提高退耕还林和生态公益林建设补偿标准；大力推进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试点。加快推进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目前排污权交易的深入推进还缺少一些关键技术的支撑，主要包括排污权指标分配的程序和方法、初始排污权价格形成机制、国家层面的排污交易平台、不同行业和区域之间的交易比率、点源与非点源交易技术、总量控制、环境影响评价等政策与排污交易的衔接等，要加强关键技术研发。 尽快修订《环境保护法》以及《水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明确排污权交易的法律地位。抓紧制定有关排污权有偿取得实施管理办法、排污权交易监管办法、排放交易管理办法、排污有偿使用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尽快出台《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办法》，在电力行业全面推开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并适时将二氧化硫排放交易扩展到化工、建材、钢铁等二氧化硫排放份额比重大、监测条件较好的行业；继续推进太湖流域开展化学需氧量、氮、磷等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交易试点，并选择长三角或者珠三角地区开展区域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汞等污染物排污权交易试点。继续完善环境定价政策综合考虑污水处理成本、社会承受水平等因素，规范污水处理成本的构成，逐步提高污水处理费标准；结合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逐步推行分区、分类、分档的污水处理费计征方式，按照污染物类型以及污染程度合理分类污水处理收费对象；逐步提高污泥处置能力，循序渐进纳入污泥处理收费。 制定实施烟气脱硝电价政策，根据不同脱硝工艺“因厂制宜，统筹考虑”，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补贴标准和补贴范围。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垃圾焚烧发电厂实行优先上网和补贴政策，建立激励清洁能源发展的电价机制；加大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差别电价、差别水价实施力度。大力推行绿色金融政策环保部门要加强与银行金融部门、银监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构建部门间沟通平台以及地方环保部门向国家报送绿色信贷信息的网络数据平台。研究制定绿色信贷环境信息管理办法、绿色信贷行业指南，建立健全对地方环保部门、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绿色信贷效果评估制度。加快推进湖南、浙江、江苏、云南、湖北等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逐步拓展试点的行业范围和区域范围；以环境风险高，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次数较多、损害较大的行业为重点制定行业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研究拟定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现场踏勘规范、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管理办法。 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和绩效评估研究与试点方案，推进在江苏、上海等长三角地区以及北京、天津等地区开展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试点，争取尽快出台《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试点工作方案》《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技术指南》等政策。重视绿色贸易与对外绿色投资政策的制定建议把环境保护作为出口退税商品名录、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等贸易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从产品、企业、行业3个层面，综合制定并运用环境关税、基于环保目的的市场准入与准出等政策措施，从贸易环节倒逼企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研究WTO（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环境保护条款，积极应对国外起诉我国限制稀缺性矿产资源产品出口的贸易纠纷。积极参与WTO环境产品开放清单的讨论和谈判环境产品标准的制定。 实施“绿色”对外投资，尽快出台《关于加强我国对外投资和援助中环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和《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环境行为指南》，提高我国海外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境管理能力。积极推进“双高”产品名录工作积极结合相关部门工作需要制定名录。根据贸易、信贷、保险、财税、金融、产业和科技等相关部门在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中对“双高”产品名录的需求，研究并出台基于税字号的“双高”产品名录，直接服务于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建立基于“双高”产品名录的环境经济信息库。吸纳研究院所、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名录基础数据的提供和名录的编制，建立公开的包含经济和环境数据的“双高”产品的信息库，并与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实行共享。 形成促进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配套能力 编制“十二五”环境经济政策建设规划应明确规划的目标，规划编制的原则、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工作思路和规划重点，对各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推进、政策出台和实施等有一个合理的时空维度安排，对完成规划所需的经费、部门分工、协调及职责，研发、能力建设等作出总体安排。强化部门联动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与财政、税务、商务、金融等经济部门的合作，强化部门间联动，加大相关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试点推进力度，确保“十二五”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目标的顺利完成。重视重点政策的试点和政策实施的技术培训有关部门要组织编写环境税、环境污染责任险、绿色信贷、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等专门的培训教材，适时组织安排相关培训工作。特别是要重视加强对试点省市的培训，以保证试点工作的推进。组织研发关键技术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下属科研院所有计划地列专题、安排相关科研项目，研发政策制定中所需的关键技术。可采取领导小组、专家顾问组和项目技术组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环境税费、生态补偿、环境投融资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利用好亚行、世行提供的技术援助和技术咨询项目，加强与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其他国外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并宣传中国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制定成果。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体系分析探索 作者：李昂 单位：吉林大学商学院国际会计专业 环境经济系统是环境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环境经济问题已受到相当的重视，在2006年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提出运用经济等综合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以后,有关环境经济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不断得到加强，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等理念应运而生。环保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环境经济的核心是经济，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环保。我们可以以经济学原理为依据，从对供需曲线的分析出发，分析探讨环境资源的外部性、非竞争性、公平性等问题，通过必要的政府干预，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 供给与需求曲线 图1是经济学典型的供求曲线。市场调节作用的本质是价格变动。价格的变动维持着供需的平衡。S-S为供应曲线，它说明当价格上升时，会激励产量增加；D-D为需求曲线，它说明当价格上升时，需求（购买）量减少。供求平衡点在两条曲线交叉点E上，在此点上，平衡价格出现，高于或低于此价格，则呈现过剩或短缺。当然，在特殊情况下，若需求固定，水、电、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其需求曲线会变得更加陡峭或靠近价格坐标，即“需求刚性”，这种需求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垂直于供应量的竖直线。同样，矿产、环境容量等供应能力变化小，其供应曲线就相对平缓或靠近产量坐标，即“供应刚性”，极端情况下也会出现平行于产量的直线。 环境资源特征及供需曲线的设计 环境资源具有稀缺性、外部性、非竞争性和不公平性的特征，也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尽管环境资源的曲线偏向“供应刚性”，即更具公共品特征，但通过供求曲线分析，通过政府干预，创造市场平台，让价格调节环境资源，让“看不见的手”引导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自觉行动是可能的。 排污权（指标）交易的供需平衡 以COD总量控制指标为例。在不考虑现有排放总量的情况下，假设1吨化学需氧量（COD）指标基本价格为3500元（以处理1吨生活污水0.7元，削减COD总量200克估算），那么通过排污交易，在市场上形成价格，这个价格将根据需求发生变化，则排污企业可以通过增加投入、改进生产工艺减少COD排放而得到富余的COD排放指标，也可以通过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减少地区COD排放而得到COD排放指标，通过排污交易市场获得回报，这样，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引导企业通过降低COD排放量获得经济收益，自觉地达成控制一个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目的。 COD指标也是一种资源，这是上述机制得以形成的核心。过去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只是通过行政命令、法律监督或排污收费的方式推动COD减排，这增加了大量的行政成本，效果却并不理想，而通过市场机制减排则大大减轻了政府的工作压力。面对新建扩建项目而新增的COD排放量，企业可以到市场上购买，或通过建设削减COD排放量的处理设施减少自身排放，或帮助其他企业减少排放，都可以获得COD排放的指标。当然，与其它商品的供求一样，对COD排放指标的交易也有如排放量的核定等专门的监管措施。图2是COD排放指标的供求平衡曲线，其原理与前述相同。COD价格同样因市场需求也就是新上项目需求、减排需求、环境质量改善需求的变动而变动。 在平衡点E，COD的价格与市场需求总量对应的价格持平，企业排污所需的排放指标与市场可供的排放指标相等。若价格在E点之下，则企业的需求更多，而可提供的COD指标有限，企业或地区就会减少排放，加强污水处理厂建设、开展污水综合治理、建设人工湿地，减少COD排放，增加可用的COD排放指标，向E点靠近；若价格在E点之上，则总的排放指标大于需求，企业或地区就会根据发展的需要，增加工业项目，充分利用地区环境容量发展经济，同样向E点靠近。 排污收费与总量指标的供需平衡 目前，排污收费是按量计收，近年来又增加了超标收费。但总体上还是以固定价格（单位排放量收费）进行收费，虽然企业缴纳了排污费，但无论是排量大的还是排放量小的企业，费率都相同，这里费率就是指价格，也就是说价格是固定的。这样，价格的调节作用就无法发挥，“看不见的手”失去了作用。设想，如果排污收费的单位价格能随着排放量的增加而提高，结合上述的排污交易模型，是很可能大大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排污收费价格变动将使市场机制得以发挥作用，引导并促进企业及社会减排。当然，排污收费价格随量变动的具体幅度，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测算，并通过交易市场进行调节。在这里，我们假设单位排放量的收费价格随排放量呈线性调整，或呈非线性（如抛物线形等）。得到一个排污收费与总量指标的供需平衡图（图3）。D-D为排放指标需求，S-S为污染物排放量。这里的供应实际上是指企业付出的排污费，是一种“负”供应。 在平衡点E，企业排污所被征收的排污费与其在排污交易市场上购买的指标付出的成本相等，达到平衡。超出这个范围，在E点之上，企业将付出更大的排污成本，因此其将努力减少排污，向E点靠近；在E点之下，说明总量指标供大于求，则企业或地区可以根据发展的需要，增加工业项目，充分利用地区环境容量发展经济，促使价格向E点靠近。 环境经济论文:地质环境经济与和谐社会构建 摘要：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城市化建设进程的逐渐加快，导致大量的地质环境资源被占用和破坏，这种做法明显不符合我国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地质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并且针对地质环境经济进行不断的分析和研究，明确地质环境经济在根本上就是和谐社会构建的良好展现。本篇文章针对地质环境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人们应该不断加强地质环境保护意识，这样才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速度，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地质环境；经济；和谐社会 0引言 中国的综合实力正在稳定提高，并且社会经济也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大量的工程项目施工建设有效促进了社会建设和经济水平的提升，但是，工程项目的建设施工项目增加就会造成自然地质资源被大量的使用和占用，而且在进行施工建设的过程中，也会造成施工现场周边地质环境的破坏，这种情况就会使国家在地质环境破坏方面的治理资金投入量有所增加，造成国家财政部门的巨大压力，这对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非常不利。所以说，地质环境问题已经不单单是在地理方面了，其也能够在经济以及社会建设方面造成影响。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就应该针对地理环境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找出两者的共通点，进而不断提高我国地理环境的保护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建设。 1地质环境经济学的内涵 地质环境也是自然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地质环境就是说在岩石圈内影响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地质条件的总和。全部的环境条件都有双面性，地质环境也是如此，其不仅能够有效的促进人们的生存环境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步，同时也能够对人们的生存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将地理环境通过经济学理念进行分开的话，就能够将对人们具有积极影响作用的地质环境因素称作地质资源环境，将对人们具有消极影响作用的地质环境因素称作地质灾害环境。进入就能够在经济学中将地质环境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地质资源环境经济学，另一种就是地质灾害环境经济学。地质环境经济学主要是针对地质环境的调查、评价、开发、使用、预防和治理之间的经济学联系进行分析。地质资源环境就是说地质环境中对人们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积极作用的地质景观和现象。比如说，因为地壳运动和地质条件变化产生的自然地质景观和现象，这些自然地质景观和现象对人们进行积极的影响，这些自然地质景观和现象能够提高人们对于地球地理环境的认知，并从中不断发现地质变化的主要规律，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因此，地质资源环境经济学的主要分析目标就是人们的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的地质环境资源调查、评价、开发、使用、预防和治理之间的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地质灾害环境就是说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不利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地质环境。比如说，火山爆发、地震、水土流失、地面坍塌等等。这些地质灾害会对人们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不利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良好构建。因此，地质灾害环境经济学中的主要分析目标就是对各种严重的地质灾害进行分析、调查、预防和治理之间的经济学联系[1]。人们将地质环境经济学分成地质资源环境经济学以及地质灾害经济学两种。地质资源环境对于人们的发展进步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都有着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学联系上就是对经济效益和分配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比如说在对历史地质环境资产以及国家地理公园中的地质环境进行保护的时候，对投资进行有效的调查、评价和报告，能够将历史地质环境资产以及国家地质公园所获得的经济效益进行再次的分配。地质灾害环境对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有着非常严重的阻碍作用，其中的经济学联系就是对相关损失和责任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比如说，如果出现严重的地质灾害的话，产生的人员伤亡情况以及经济损失情况的主要负责部门的确定等等。在对地质资源环境经济学进行研究的时候运用其他资源经济学已经存在的成果，对其中有用的内容进行借鉴，现阶段，在相关人员的不断研究下，地质资源环境经济学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就。地质灾害环境经济学是一个刚刚兴起的学科，对该学科的研究进度非常缓慢，也没有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在进行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地质灾害环境经济学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其也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点内容. 2地质灾害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2.1地质灾害的预防阶段 依据调查成果实施对灾害体的监测,依据监测成果适时提出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时采取措施将灾害发生损失减到最少。所以预防地质灾害发生是社会的共同责任,是国家赋予政府的职能,是一种社会公益性工作[2]。 2.2地质灾害的治理阶段 多数地质灾害由自然因素所引发,其威力之大是人类目前无法防治的。常通过预防、避让而使其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也有一些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威胁,而目前人类又没有能力进行治理的地质灾害[3]。 3地质灾害与和谐社会 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就是一个法律法规非常健全，社会中个任何事物都是平等和公正的，并且社会中时时刻刻都弥漫着友爱的气息，并且治安也非常好，人们的生活也非常有序。想要建设这样的和谐社会就应该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要是人们在进行社会发展和建设的时候对自然环境进行严重的破坏，自然环境也会不断地报复人类，这样就不能够进行和谐社会的构建了。在处理任何自然的具体关系的过程中，应该用客观的思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理解和认知，其中包括，人类应该在进行任何活动的时候，将自然环境进行首要考虑，并对其进行保护，再就是自然环境是瞬息万变的，有时候就算人类不对自然环境进行破坏，其也会因为自身的因素对人们的生存环境产生破坏，导致人与自然不能够和谐共处。所以，想要提高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就应该对人类的各种活动进行限制，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的行为进行严重惩罚。再者就是人们应该针对自然环境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和研究，预防自然灾害对人类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这样一来，就能够保证人们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进行预测和判断，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预防和治理，进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构建和谐社会[4]。 结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和谐社会发展建设的过程中，人们不应该将一切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都建立在破坏自然地质环境的基础上，这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所以，在进行和谐社会构建的时候，应该对自然的发展进行良好的调查和分析，防止各种人类活动造成自然界中的不和谐因素。上文针对地质环境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阐述了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针对地质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并对各种地质环境灾害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治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地质环境对人们生存质量的影响，进而促进和谐社会更好、更快、更加文明的发展和建设。 作者：何牧 单位：河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学课程增设探讨 摘要:随着低碳经济在环境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环境经济学课程有必要对碳交易知识体系加以普及，本文探讨了限额设定、配额分配、价格管理、监测核查、市场工具等构建碳交易体系的五个方面。 关键词:环境经济学;碳交易;知识体系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环境经济学理论已表明碳交易是公认的最具“成本效率”的低碳治理政策工具，但环境经济学却未专门介绍碳排放交易体系，随着碳减排约束的不断加强，环境经济学有必要对这一知识体系加以普及。碳交易知识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限额设定与范畴 “限额”是指某一交易体系所涉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限额设定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管制气体。 大部分排放交易体系关注然手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少数排放交易体系还管制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烃、全氟烃和六氟化硫等。 2、管制行业。 管制行业的确定需要权衡常规因素:第一，分析某特定行业的减排潜力与减排成本;第二，了解该行业对交易机制的熟悉程度;第三，了解该行业的监测、报告与核查的可行性。 3、覆盖范围。 如果包括每一个微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会超过管理计划能力并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但只包括少数单位则会减少配额市场的流动性。使用最多的方式是从核心行业着手，然后逐步扩大管制行业范围。 4、排放监管点。 交易体系可分为上游体系与下游体系:在上游交易体系中，化石燃料生产商必须根据燃料中的碳含量交出相应排放配额;在下游交易体系中，排放者必须根据实际排放量交出相应的排放配额。 二、配额分配 在指明排放配额总量的前提下，确定每个排放者获得分配排放限额的数量，确定排放配额是高度政治化的决策过程，政府通过设定排放限额有效创造稀缺的宝贵资产，然后在经济体不同参与者中进行分配。配额的方法一般有三种:一是政府免费分配它新创造所有的资产，二是排放者必须从政府买所有它需要买的配额，但大部分的碳交易体系选择的是混合型的。例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只是拍卖排放配额的10%，基于早年排放而对排放者分配排放许可证，这种方法叫做“溯往原则”。还有一种方法叫做“标杆原则”，根据某同质行业、给定产品组或经济产量的绩效评价确定排放配额的核配方式。采用溯往原则核配碳排放权相对简单，仅需获得待审计设施的排放数据即可，但弊端是奖励了污染最严重的企业，因为它在不考虑企业效率的前提下将最高排放配额分配给排放量最高的企业。其次这种原则还鼓励企业夸大其给定基准期的排放量，用以达到更高排放配额的目的。采用标杆设定原则有助于平等对待具有可比性的设施，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高排放配额，从而鼓励企业努力提高排放绩效，奖励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惩罚生产效率低的企业。但其难点在于要为排放交易体系涵盖的所有工业部门的所有异质产品设定标杆。 三、价格管理 由于碳交易市场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交易量过低、流动性过差、价格波动都会影响交易系统的环境效益，因此有必要设计一些工具来降低市场波动、控制碳价格。 1、储存配额。 排放者可保留剩余配额至下一个履约期使用，配额价格除了能反映当前的配额稀缺程度，还能反映未来预计的配额稀缺程度。 2、预支配额。 若交易体系允许排放者通过预支未来交易期的排放配额满足当前交易期的规定，则碳价格能够稳定在较低水平。 3、价格底线。 通过设置最低碳价为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通过这种方式可限制碳价波动、减少未来碳价的不确定因素。 4、价格上限。 通过为排放配额设置价格上限确保排放者合规成本不会超过既定阈值。如果配额价格达到上限，监管机构则必须增加配额供应。 5、抵消。 抵消信用额度是奖励排放交易体系涵盖范围以外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果的凭证。可采取国内抵消信用额度或国际抵消信用额度两种方式。 四、监测、报告、核查及执行制度 为了保证排放交易体系市场既可信又可靠，作为监管者应确保覆盖范围内的设施遵守规则，关键在于监测、核实及报告实际排放量的准确性。防止发生欺诈行为不仅对该市场的有序运作至关重要，还关乎排放交易体系所维护的环境完整性。在力求监测结果准确可靠的同时还需考虑监测、报告及核查的费用。首先，使用与活动性质及规模相宜的监测规定。第二，报告要求清晰明了，截止日期应予以明确。第三，由外部机构完成对排放数据的核查工作。第四，针对不合规的行为制定各类惩罚措施。第五，设立电子登记处可确保准确记录排放交易体系内发生的全部配额交易。 五、市场工具 除了可供各实体从政府或者拍卖会直接购买碳排放配额的以及市场外，还存在旨在提供上述实体互相出售这些碳排放额度的二级市场。在一级市场，政府可以直接拍卖碳排放配额、将拍卖程序外包给私人平台或外部实体、或者聘请银行自行出售碳排放配额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二级市场的交易所可以提供碳产品(碳补偿额度、碳排放额度以及衍生产品)，碳补偿额度或碳排放额度还可以进行场外交易。交易中典型的碳产品类型包括:现货合同，买方一次性购买并获得碳排放额度以满足紧迫的合规需求;期货合同，先进行交易，然后在一个较晚的日期供应碳排放额度和付款;期权合同，其中的一方购买在较晚的一个日期支付特定产品价格的权利，即现在支付期权权利金换取今后以特定价格进行产品交易的权利。 作者：张翼 曾炜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太阳能高效利用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环境经济论文:藏区生态环境经济发展 一、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广大藏区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进一步提高。但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特别是交通信息等因素的制约，藏区与中国其它地区，特别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还很大。随着改革的深人，这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譬如：2002年，我国人均GDP为10320元人民币，但许多西部省区人均GDP远远低于这一数字。如甘肃、云南、四川、西藏和青海人均GDP分别为4493元、5179元、5766元、6093元和6462元。⋯㈣与之相反，东部和沿海许多省份人均GDP远远高于平均值。如浙江、广东和江苏省人均GDP分别为16838元、15030元和14391元。平均计算，上面所列五省区的人均GDP仅为浙江、广东和江苏三省的36％。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明显，有些省区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甘肃、云南、四川、西藏和青海省的人均GDP分别为7477元、7835元、9060元、9l14元和lO045元，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的增长，但2005年浙江、广东和江苏省人均C,DP分别为27703元、24435元和24560元，|2远远高于西部。上面所列西部五省区的人均GDP与浙江、广东和江苏三省人均GDP间的差距在2002年大约为一万元，但三年后，这种差距几乎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为此，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藏区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在中央几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以及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以来，许多藏区以GDP的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得以发展。但藏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比如：在200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4761元，但在西藏这个数字仅为3176元。 在青海省藏族比较集中的几个自治州差距更大。黄南，果洛和玉树藏族自治州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分别为2369元、2291元和2176元，jf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了发展战略安排和地区优势以外，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男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发展中忽略了当地实际情况，特别是忽略了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历史、地理、文化及社会现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顾当地实际，盲目崇拜GDP的现象在藏区的经济发展中显的尤为突出。当然，有些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但有些是藏区所特有的。与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一样，藏区也存在诸如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发展缓慢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但在藏区更加突出和严重的问题是：逐年增大的城乡差别，高度依赖中央政府投资的不可持续性和教育质量的严重落后。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是中国其它地区所没有的。例如，2009年西藏文盲半文盲人口占l5岁及其以上比例高达39．6％，是中国西部省区最高的。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全国7．1％的平均水平。如果我们再拿初中、高中教育相比较情况更糟。2009年，6岁及以上人口中全国大约41．7％的人口具有初中文化水平，13．8％的人口具有高中文化水平。但在西藏这个数据分别为12．8％和3．9％，是全国最低的。5](明∞)藏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问题的起因是多多种多样的，但在发展中对当地实际情况的欠考虑是其中一个主要问题。譬如：忽略当地实际，简单地效仿内地建工厂的办法来发展藏区的加工业，甚至将内地的工厂搬迁到藏区，是一种从外“嵌入”的企业，而非本地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虽然各级政府为藏区的工业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由于没有认真考虑西藏的实际情况，结果不尽人意。西藏能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没有与加工业相适应的熟练工人，所以许多企业一开始就亏损。 而为维持企业的运作，在地方政府无力扶持的情况下，唯有依靠国家的扶持。另外，许多中央及其兄弟省份的投资都集中在城镇，这样使得在经济发展中农村和城镇的差距越来越大。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加大对农村的投入，特别是鼓励农牧民积极参与到非农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牧民收入显得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没有考虑到藏族市场竞争力弱的实际，简单地效仿内地开放市场的模式，从而使藏区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极度落后的地区反而成为劳动力输入地。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人藏区开辟和占有新增就业岗位而当地居民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使得在拉萨等主要城镇形成外来务工人员垄断个体经济的局面。个体经济的迅猛发展繁荣了藏区城镇，但也进一步扩大了藏区的城乡差距。当然，改革开放30年以来藏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是不能磨灭的。但同时藏区在发展中所产生的这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藏区的实际情况，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 二、藏区的实际情况 藏区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藏传佛教为主的藏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深人人心和与之相适应的以高寒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藏区的这一社会文化特点与中国内地有着很大的差别。完全照搬内地的成功经验也许可以推动GDP的增长，但在发展中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所以说，藏区的发展应该充分考虑藏区所特有的社会环境问题，制定和实施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而不能盲目照搬中国内地和其它地区的所谓成功经验。国际社会对发展的理解也逐步从以政府为主、以市场为主和以社会为主等观念转变为以各种相关力量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的发展理念。这就需要充分了解当地实际，也只有建立在以当地社会实际为出发点的发展战略才能充分调动各种相关力量积极有效的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并且维护发展的可持续性。青藏高原俗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之称。气候干燥恶劣。由于地质变动和全球变暖等因素的影响，环境在恶化。逐年减少的湖泊、冰川和草原正在威胁着高原的生存。同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青藏高原的另一面。迄今为止，已发现包括金、银、铜、铁、铝、锑、锂等100多种矿物质。在高原的东部有大片原始森林。另外，在青藏高原还有包括白唇鹿、野牦牛、藏羚羊等珍贵野生动物和大量植物，其中包括900多种具有医药价值的草本植物。青藏高原还是包括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等多条主要河流的发源地，俗称“中国水塔”“亚洲水塔”。青藏高原的环境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而且直接关系到世界的环境安全。有科学家指出：青藏高原纳人中国总的生态系统中考虑时，青藏高原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能产出多少物质产品，特别是不能以GDP来衡量，而是应该以青藏高原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来衡量，青藏高原最大的价值是提供生态服务。_6J(10)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中国的生态系统，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对藏区环境的保护不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亚洲乃至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青藏高原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说明了环境保护在藏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环境保护应该是藏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优先考虑的一件大事。虽然青藏高原环境恶化的问题与地质运动和全球变暖有关，但也与人类的过度开发有直接关系。 比如：将牲畜数量作为经济发展指标的年代，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忽略草原牲畜承载能力，盲目追求牲畜数量，1979年玛多县的牲畜数量达到67．76万头，当年牧民人均收入达1600元，成为全国最富有的县之一。但由于牲畜数量远远超过草原承载力，草原严重退化。草原退化面积从1960年的10％增加到1998年的70％，导致牲畜数量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减少了55．8％，玛多县沦为全国贫困县之一。1995年后，玛多县沙化草地每年以20％的速度发展，草原80％的湖泊和河流已经干涸。l_7]嘶牲畜平均重量的减少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草原退化引起的严重后果。在上世纪70年代，玛多县牛羊的平均体重分别是400公斤一500公斤和4o公斤一5O公斤，但在本世纪初，牛羊的平均体重分别降到300公斤和2O公斤一25公斤左右。6㈣虽然这只是个别案例，但充分说明了不切合实际的经济发展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据统计，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多达360万平方公里，其中青藏高原约占三分之一。¨6J(103)根据邓艾的研究，从1980年到2000年，青藏高原地区草地退化面积净增加2625．4万公顷，草地退化面积以平均每年131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如果草原退化速度保持不变，到2010年青藏高原50％多的草地将明显退化、沙化或碱化。青藏高原地区草地退化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80年到2000年的2O年间全国草地退化率年均上升0．98个百分点，而青藏高原地区草地退化率年均上升1．16个百分点。_8】(131．-139)在分析草原退化的原因时，邓艾总结道：虽然自然因素对草地退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诸如过度放牧、过度农垦、过度采伐等人为因素是导致近几十年天然草原加剧退化的主要原因。除了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特性外，藏区另外一个突出特性是佛教文化对藏族文化的深刻影响。自公元4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到青藏高原，到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推崇佛教，佛教开始在藏区大规模传播。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通过与当地原始宗教相互影响，逐步发展成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以大乘佛教为主的佛教支派一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逐步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使佛教理念成为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佛教不仅在藏族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有关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基本教义成为人们理解生活本质的基础和价值观。佛教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仅通过人们积极参与佛教活动，天天诵经，日日祈祷等日常活动，当地主要节假日都直接或间接与佛教有关而表现无疑。另外，在藏区随处可见的大大小小的寺院、佛塔、嘛尼石堆等佛教建筑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佛教在藏族生活中的重要性。据记载，1952年前，仅西藏一地就有大小寺庙2500余座。l-9](眦’在西藏当时100多万人口中，出家人大约占1／10以上。另外，1952年以前的西藏是“政教合一”的体制，喇嘛在政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宗教领袖也是西藏最高的统治者。西藏近40％的耕地面积归寺庙所有。0j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到佛教不仅在藏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地位。一个普通藏族家庭每天的生活是在家中的主人点燃香案上的藏香，更换佛像前的净水等日常佛教活动开始的。孩子早晨醒来首先听到的是父母或爷爷奶奶诵经的声音。人们经常到附近寺庙或佛塔转经祈祷。对老年人来说，转经是他们每天的主要活动。另外，当人们遇到一些特殊问题，或在从事一些诸如婚礼、丧葬、长期外出等重要活动前，往往会请喇嘛占卜预测，确定吉日。孩子出生后，许多家庭要请喇嘛给孩子起名。这样孩子在出生的哪天起就开始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除了日常的佛教活动外，几乎所有重要节假日都有与佛教有联系的活动。藏历4月15日是释迦牟尼诞生日，人们通常会守斋几日到一个月不等，还要去转山祈祷。每月8日、15日和30日认为是吉日，人们经常要去寺庙转经。为祈祷丰收，通常各个村要组织人们背着佛像佛经进行转田活动。在人们一年的生产与生活中有许多与佛教有关的重大活动，同时人们日日在诵经祈祷。通过几百年的实践，佛教文化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许多藏族他们理解佛教的基本教义，他们懂得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基本含义。 他们甚至明白，如果只为个人的利益而祈祷收获甚微。他们明白藏传佛教大慈大悲利益众生的基本教义。通常人们懂得在祈祷时时刻想着他人利益的重要性。藏族这种对佛教的朴素理解，通过世代相传，在漫长的生活和实践中逐步成为藏族传统的主流文化。正如北京大学于长江教授所言：(藏族)对佛教的朴素理解，表明他们是在自然而然地、逐步地掌握这些观念和知识，没有通过正规的教育和刻意的宣传。佛教作为藏族传统的主流，是以“文化”或“民俗”的形式而不是一种特定的“宗教”形式代代相传的。藏族民众全体信奉佛教，所以在传统的人们眼中，除了佛教为主流的文化外，再没有可称为文化的东西。¨0J这种朴素并且强烈的信念逐步成为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一种价值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经济生活的选择。实践中人们逐步学会了如何与他们朝夕相处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学会了万物相互依存的世间法则和道理。许多阻止开发自然资源的戒律都源自对藏传佛教的理解和信仰，特别是藏传佛教有关动植物相互依存的知识。通过几个世纪的实践，在有关环境保护的问题中，许多藏族已经很难区分是宗教信仰还是对环境的关爱。在谈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Grondona教授指出，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只有在存在一种“内在价值观”的社会环境中有可能存在。他将这种“内在价值观”定义为人们无论在有利和无利的情况下都持有的价值观。他认为一切经济的价值观都是非“内在价值观”，从而没有可持续性。也就是说一种支持持续投资的价值观不可能来自干经济的价值观，而只能是一种“内在价值观”。经济的价值观之所以不能持续是因为当达到经济发展目的时，这种价值观就会消失。他认为这种非经济的“内在价值观”是一种诸如生存、安全、威望、圆满、解脱等人们永远在追求的价值趋向。但无论如何这种非经济的“内在价值观”，只有在不阻挠经济发展，并且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_ll|¨-45)Grondona教授的观点也许有点不切合实际，但他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 三、对藏区经济发展的分析建议 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体，但发展有科学与不科学、和谐与不和谐之分，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目标不尽相同，有些甚至在其发展过程中严重背离了发展为人类谋福利的宗旨。为了使发展为人类谋福利，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就应该充分尊重当地实际情况，建立起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当前西藏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大力保障民生，把更多关怀和温暖送给广大农牧民和困难群众，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会议强调要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使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近80％的藏族生活在广大农村，农牧业生产方式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和收人来源。如何摆脱农村的贫困问题是促进藏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关注藏区农村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整个藏区的经济增长和变化，而且对能否实现藏区广大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达到使大部分藏族社区受益的目的。但考虑到藏区生态环境脆弱的现实，以扩大农牧业生产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利于对环境的保护。这样，只能在充分利用适应高海拔农牧业经济作物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另外，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生产诸如牦牛、青稞等具有高原特色和特殊价值的产品。 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他们的独特性。几个世纪以来，藏族人民适应了自己赖以生存的高原自然环境。因此，尊重藏区实际的科学发展观战略实施的关键是如何将藏区独一无二的产品与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同时，如何充分利用藏族传统文化，特别是藏传佛教文化对环境保护方面的特殊贡献是促进藏区经济发展的另一项重要问题。由于藏传佛教文化对保护环境的贡献是基于藏族人民强烈的佛教价值观的信仰，这种对环境保护的贡献是难以用法律法规等手段代替的。所以，对藏传佛教文化的保护不但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实现藏族人民福祉至关重要。尊重藏区的实际情况，就是要全盘考虑藏区自然环境脆弱、以高寒农牧业产品为主以及藏传佛教影响深刻的现实。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就应该将重点放在如何开发含金量高的、环境友好型的和具有浓郁文化特色的产品。也就是说，在藏区的加工业、旅游业和其他产业应该将藏区独一无二的资源与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以便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充分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任何产品的出笼都不应该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同时，尽可能使藏族文化附加于有关产品，进一步提高产品的文化价值从而提高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这样，通过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而不是通过扩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通过监控生产过程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同时，通过附加青藏高原文化的形式推销藏区独一无二的资源，从而进一步展示藏区产品的唯一性和独特价值。考虑到激烈的市场竞争，唯有通过这种发展战略才有可能在保护环境和藏族文化的同时，使广大藏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以当地实际为出发点的发展战略不仅考虑到藏区环境脆弱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同时充分尊重当地文化。当地藏族最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生产方式和他们自己的文化。所以说，这种发展模式不但是可持续的，而且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当地人积极地参与其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区的社会文化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创造了藏区特有的社会文化和生产方式。所以说，只有在充分了解藏区发展历史、以藏区现有的社会文化现实为出发点，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藏区实际的，能充分调动当地人积极性的可持续的发展规划。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为实现“十二五”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全会就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以藏区实际为出发点的发展模式不仅符合我国发展战略，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充分考虑藏区实际的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解决当前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环境经济论文:国外环境经济理论探究 一、财产权问题 新制度主义者认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外部性导致环境问题的出现,而产权制度缺损又是导致外部性问题的根源。因此,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建立合理的资源产权制度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针对财产权利的合理界定并与特定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结合,西方学者在水权制度、林地产权制度、农地制度等资源产权制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证研究。英国伦敦大学的戴维•皮尔斯等人认为,如果土地所有权(landtenure)能够得到保障,那么土地的拥有者或使用者就会对价格刺激做出积极的反应。如果没有这种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保证,就会出现财产权失效或体制失效的现象。布罗姆利(Bromley)和塞尔诺(Cerneau)区分了4种独立类型的财产制度,它们分别是政府的、私人的、公共的和自由进入的财产制度。在第4种情况下财产概念失去了意义,前两种情况下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可通过所有人与使用人之间的承租协议方式实现分离。假若协议得到执行,那么土地使用就会受制于有关环境保护的协议。公共财产指集体拥有而被私人占用的财产制度(集体之外的所有其他人被排除在使用和决策之外),集体中个人拥有权利和责任,当然这种责任和权利不一定平等。C.万初普(CiriacyWantrup)和毕晓普(Bishop)、布罗姆利和塞尔诺等人强调公共财产制度不是土地过度使用的单一原因。正如朗格(Lunge)研究的那样,集体中所有个人都独立行动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是不恰当的。许多经典案例表明,公共财产制度能够而且确实显示了持续存在的能力和良好的环境管理能力。然而,它们也像其他财产制度那样容易受到外部压力(诸如技术进步、与其他集体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或自然灾害等)的干扰而偏离方向,公共财产制度需要建立在一种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理论之上。有些学者强调,混淆公共财产与自由进入,从而假定在公共财产制度上可能看到“公地悲剧”是一个重大错误。如果这个集体不能加强自己的权利来排除外人,那么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私有化能够为改善土地和资源提供不断的刺激,但它也与最优资源退化和拥有者之间外部性的存在相一致。由于自由进入被定义为没有财产的状况,那里授权从来不存在,或者以前的权利不能或已无法得到加强,那么“公地悲剧”就有可能发生。美国著名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resource)概念,她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公共资源。在大量的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她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论,从而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理论,同时也为面临公共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路径,为避免公共事物的退化,保护公共事物,可持续地利用公共事物,从而增进人类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资源产权制度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构建水权交易市场的需要,国外学者对水资源产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包括水权制度的构建和制度绩效的分析。但目前对水权尚无统一的定义,人们的水权观念决定于一系列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从而水资源可能存在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社区共用物品等形态。一般认为,水权的界定应包括拥有者、数量、可靠性、可交易性和质量等方面。排污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利,它是对环境容量这一稀缺资源的明确界定和分配。排污权的分配并允许其交易,大大减少了环境政策的执行成本,同时,环境资源使用中的“产权拥挤”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使用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将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实现最大化,使环境容量资源得到高效配置。排污权交易是未来环境政策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可持续性问题 效率和伦理因素会影响私人和社会在环境问题上的选择。国外关于资源配置的静态和动态最优原则的研究较为透彻,如对于矿产(可枯竭资源)开采量、林木(可再生资源)砍伐量的决定等研究都可归纳为特定的动态最优化问题。戴维•皮尔斯认为,贴现率直接影响人们对资源的利用和相应的投资行为,然而在现实情况下贴现率是一个难以估计的变量,所以全面分析贴现率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但其要点在于:贴现率直接影响人们对收入和成本的预期,贴现率越高,可枯竭资源越以更快的速率折耗。高贴现率与资源开采价格和成本的高比率的结合会导致“资源的最优灭绝”。因为高价格—成本比率使得开采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源仍然有利可图,而高贴现率则鼓励资源的现在利用而不是留待将来利用。贴现率受资源占用者的自然(地理位置和资源丰富程度)和经济(占用者的收入及影响收入分配的正式制度安排)的保障程度以及特定社群内的共同规范(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可持续的观念体现在,当代人对福利的追求不能以后代人的福利降低为前提。西方学者在对环境资本(包括自然与人工资本)存量变动作出严格界定的基础上提出弱持续度、强持续度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等概念。根据哈特卫克规则(HartwickRule),如果将所有从稀缺性资源的使用中获得的稀缺性租金以资本形式投资,则资源配置的结果会使社会在弱持续度上发展。一般而言,并非所有有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并非所有可持续的资源配置方式都是具有效率的,只有同时具备可持续性和效率性的资源配置才能同时增进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福利。绿色NNP是近似调整环境因素后的国民生产净值,它是总资本(人造资本加自然资本)存量减去当年付出的环境补偿量。在假定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可以完全替代的情况下,皮尔斯和阿特金森(PearceandAtkinson,1993)提出了弱可持续性指标(PAM)。PAM的定义为:PAM=SY-δMY-δNY(1)若PAM 0,经济可持续。上式表明,如果储蓄(S)超过人造资本(δM)和自然资本(δN)的折旧之和,则PAM为正值,这里Y代表收入。最新的集中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福利度量是戴利和科布(DalyandCobb,1989)提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ofSustainableEconomicWelfare,ISEW),他们首先把一个收入不平等指数应用于私人消费,以此来反映分配的变化。这里隐含了一个假设,即穷人消费边际效益增加的价值大于富人消费边际效益增加的价值。上述PAM和ISEW指标均已被用于对实际经济体的分析之中。热力学第二定律最重要的含义是:物质经济运行必然消耗维持其运行的资源。资源稀缺性的增加和污染水平的上升都是物质燃烧和消耗的不可改变的单向结果。为了测定一个经济过程或一个经济系统中的能量流动,研究者们提出了几种方法,这些方法中包括“过程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通过能量计算和动态仿真模型,国外学者已经把稳态经济思想拓展到可持续发展模型中,但目前的模型设计还比较简略。有人提出,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与专家系统,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们找到合适的、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战略。 三、对资源与环境的价值评估 价值评估是环境经济学的传统研究方向,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在不断完善。资源的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个部分,即TVR=V1+V2,其中,V1=DVR+IVR+OVR。V1为资源的使用价值,V2为资源的非使用价值即存在的价值,DVR是资源的直接应用价值,IVR是资源的间接使用价值,OVR表示资源的选择使用价值。目前国外用来计量“非市场”物品价值的方法分为两种:(1)互相依赖需求法。该方法的精髓是从可以观察到的市场行为来估计非市场物品的内在价值。例如,娱乐价值可以通过娱乐支出显示出来,位置价值可通过财产价值显示出来。所用的方法包括惟乐定价法和旅行费用法。(2)另一个是直接方法,用直接提问来得出以下两方面的估计:为避免失去或获得舒适而“甘愿付出”的费用,为了失去舒适或一些权利而“甘愿接受”的赔偿。这被称为或有估价。惟乐定价法寻求包含在贸易商品或资产内的特别品质的价值或价格,这些商品或资产具有大量数量上和质量上的特征。例如,可能在统计上评估出一些环境特征对房屋价格的影响,如有无开阔的乡村环境、洁净的空气、进入林地的通道,是否接近重工业区或交通要道等;同时惟乐定价法还能估计可量化变动成本对价格的影响,如房屋年龄、浴室数目等等。这个方法有时可以估计受这些特征影响的商品和资产的环境价值。然而,对于不仅仅只有房主受公园的影响而赋予其存在价值的情况,这些计量只能是部分的,例如公园还有许多实际的和潜在的使用者。所以,就目前的研究水平而言,惟乐定价法只具有有限适用性。旅行费用法也因其只适用于对娱乐性的游览地的估价而用途有限。游客每次的游览费用能被测算出来(有许多相关变量),可以假设这是他们为得到娱乐服务而付出的最少自愿费用。通过回归每位游客的旅行费用和其他变量(如游览其他替代地方的费用、游客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旅行次数)就可以估计出游览需求函数。需求曲线的下方区域表示对游客消费者剩余的估计。这个函数可用来估计收取或改变入场费对这一景点游览需求的影响。这个方法不可避免地导致方法论上的困难,但是因为乡村旅游经济学在农村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着重要作用,所以这个方法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虽然它有助于估计旅游资源对于游客的暗含价值,但却遗漏了旅游资源对于不是游客的大量人群的选择自由和存在价值。或有估价是实验经济学的重要方法,对行为和价值的估计是通过诱导出应答者对假定问题的反应得到的。如这个方法有可能得到关于应答者为了阻止建一条通过国家公园的道路而自愿付费的估计,或者关于他们在继续修路的情况下自愿接受补偿的估计。不管哪一种估计,都得到了修建道路对应答者,甚至对不住在国家公园附近的应答者的外部成本的估计。因此或有估价是试图估计不能从市场行为中得出的价值的有用程序,而且目前还不存在问卷试验不能试图评估的问题。或有估价试验的设计对结果的有用性至关重要。人们普遍认识到,应答者的回答包含偏爱成分。而且,或有估价试验需要仔细的抽样才能把初步试验结果上升为整个人群的价值取向。不过,这是一种有高度灵活性和多种用途的工具。 四、基于市场的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研究 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通过市场信号刺激人的行为动机,而不是通过明确的环境控制标准和条款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些政策工具,如可交易许可证制度、污染收费制度以及押金返还制度等,都以“利用市场力量”为显著特征。如果这些政策得到很好的设计和执行,那么厂商(或私人)在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就可以同时实现环境政策目标,取得良好的集体(社会)效益。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超越传统的“命令—控制”方法的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和技术革新及扩散的持续激励。从理论上来说,设计适当并得以实施的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能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预期的治污目标。此时,治污成本最低的厂商被激励去进行最大数量的治污工作。市场导向型的政策工具不像统一的排放标准那样使厂商的污染水平均等,而是力求使各个厂商治污的边际成本相等。政策制定者在选择各种政策工具时所坚持的原则是,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既定的环境管制目标。排污权交易制度是近一二十年发展起来的保护环境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制度,它由美国在70年代末首创。排污权交易主要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和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基本操作思路是:政府机构评估出使一定区域内满足环境要求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权,政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些权利,如政府可以销售、出租、拍卖或馈赠等,并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使这种权利能进行合法有偿的交易。排污权交易是在某一区域内根据环境纳污能力,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的数量调节,体现出较强的公平性和效率性,有助于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排污权交易制度具有以下特点:(1)能促使环境资源的产权关系明晰;(2)具有良好的激励效果;(3)可降低污染防治的交易成本。值得强调的是,各种政策工具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例如,通过单一的谈判或税收政策可以实现社会的最优污染水平。然而,如果在政府征收了一笔税收之后,污染受害者与污染者成功地进行了谈判,此时的污染可能就会处于一个次优的低水平上。 五、环境问题的数量模型研究 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自1994年由塞尔登(Selden)和桑(Song)两位学者提出后,近年来成为环境经济实证研究中一个充满争议的主题。EKC表明:环境恶化与人均GDP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呈正向变化关系,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二者表现为反向变化关系。国外研究文献指出,除了人均GDP外,尚存在其他导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向下倾斜的因素。澳大利亚学者麦格纳尼(ElisabettaMagnani)在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污染削减政策的决定因子,提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收入分配函数而非其均值的观点。如果多数人投票机制发生作用,那么收入分配参数将通过影响对于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进而决定污染削减水平。麦格纳尼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而是一种政策引致的结果。非经济因素如政治制度的特征和文化价值观念会导致不同的环境经济政策。在特定的投票制度下,收入分配函数中的各个参数对公共政策决策至关重要。如果多数人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经济增长通过影响主要投票人的环境支付意愿而影响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一般来说,相对收入和总体环境改善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三个方面:污染行为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状况、各个收入阶层在政策制定者效用函数中的权重以及财富象征效应和消费中的攀比效应。麦格纳尼的分析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传统库兹涅茨曲线内在地统一起来,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传统的库兹涅茨曲线认为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逐步减弱,这将进一步通过影响公共政策决策使环境改善,因此,麦格纳尼的分析实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传统库兹涅茨曲线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统一。污染强度与人均收入的一般经济计量模型可表示为:mit=α0+βf(xit)+γt+uit此式对悬浮颗粒物(spm)、SO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拟和效果明显。多数实证研究选择人均收入(xit)的2次或3次多项式形式,也有研究采用人均收入的对数平方和对数立方多项式形式,这取决于所考虑的因变量,以及所采用的是横截面分析(cross-sectionsanalysis)还是分组分析(groupinganalysis)。这些因素导致了所获得的库兹涅兹曲线的不同形状和转折点的具体位置差异。 2•环境问题的CGE模型分析 国外学者用可计量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Approach)对环境政策绩效进行模拟分析。可计量的环境一般均衡分析法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根据生产与污染的相互作用推导而来,与投入产出法和线性规划法比较,具有下述特点:第一,价格是模型的内生变量,并由“市场”所决定;第二,模型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以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由于价值的调整而实现均衡时的经济状况为分析背景;第三,模型中的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由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推导而来;第四,CGE模型通常是多部门和非线性的,内含资源约束,更接近于现实。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CGE方法开始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上,日益显示出其在环境政策模拟上的优势。中国的环境污染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严重,因此中国环境问题成为国际上CGE模型分析的一个焦点。谢剑(XieJian)①开发了一个静态的环境经济综合CGE模型,将各种与污染有关的生产活动整合进模型中。他的模型增加了对环境污染与生产活动的连接关系、污染控制活动和环境政策变量的描述,并构造了一个包含环境账户的社会核算矩阵作为模型的数据基础。模型的生产模块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使用资本(K)和劳动力(L)两类基本要素,模块的生产函数中未包含环境退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素。模型包含了一些主要的有关环境的要素:生产部门中减少污染的行为和成本、污染税(如生产部门的排污税)、污染控制补贴、污染补偿、独立的环境投资和投资需求、不同的污染指标。在该模型特有的污染模块下定义了环境投资需求、排污税、环境补偿和污染削减成本等。利用此模型,谢剑分析了控制污染政策的实际环境效果及其对经济增长、就业、收入和投资等的影响。全球变暖问题是CGE模型开发的另一个重点。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国外有关碳税的CGE模型数不胜数。较早针对中国的分析是由张中祥作出的。他分析了如何用碳税来控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各种宏观影响。他的模型是一个递推动态模型,同时利用MARKEL模型来进行二氧化碳减排技术的选择。由于CGE模型无法描述生产技术的选择,而结合了MARKEL这个线性规划模型后,就可以在给定线性目标函数和线性约束的条件下选择最优的技术。这个模型着重考察能源结构,在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中,除了通常的资本和劳动力外,还包含了能源投入的合成要素,而此合成要素由4种不同的能源投入(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构成。加尔巴乔(Garbaccio)等人的模型在中国二氧化碳减排问题的研究上也颇具影响。此模型也是一个递推动态模型,模型将中国经济处理为计划和市场共存的状况,考虑了人口增长、资本积累、技术变化和需求模型的改变等因素。模型模拟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模型中此部分税收用于补偿给消费者和生产者,从而促进了投资。该模型得出了征收碳税可得到双重红利(在长期内可增加GDP和消费)的结论。模型的数据基础是1992年的投入产出表。 六、越境环境问题 一个国家内排放的废物会影响到其他国家,这成为越境污染,如酸雨、海洋或国际湖泊的污染以及流经几个国家的河流的污染等。同样,一个国家的资源退化也可能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利益。这种越境问题至少需要双边谈判,而且往往需要多边合作来解决。根据外部性原理划分国际环境问题是很有效的。外部性有两种基本作用形式,即单向的和交互的。在单向作用中,一个实体损害了另一个实体,例如上游国家污染了河流或过度取水影响了下游国家的使用。在交互作用中,由于资源共享,损害也是相互的,如空气、跨国湖泊和海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把资源利用的成本加给了另一个国家,反之亦然,共有的外部性成了一个公共财产问题。全球资源包括由对流层和平流层组成的大气以及环绕陆地的各国专署经济区以外的海域。由于这些资源由全世界共同拥有,通常被视为全球共有资源。确切地说,它们更接近于开放性资源(可自由进入的)。尽管近年来人们通过签署控制向海洋倾倒废物的国际公约以及控制臭氧层损耗的国际协议等各种努力来实现对全球资源的管理,但总的来说,并未做到为了全世界的共同利益而管理全球资源。目前对全球公共资源的利用显然超过了其在经济上的应有水平,有时候还超过了生态承载能力。全球“温室效应”、臭氧层损耗及生物多样性问题如今备受关注。流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在国外越境环境问题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国外学者提出一体化的水资源管理是从全球视角考虑的解决水安全问题的一个有效措施。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水资源与环境问题比较突出,实施可持续的一体化水资源管理模式,能够平衡人类需求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一体化的水资源管理模式鼓励并能够促进流域内或紧密相连的一定区域内水资源的可持续高效利用。为了取得水资源利用的更大价值,有关利益主体必须认识到他们对发展的进程作出了贡献,他们必须理解水资源管理的目标,并意识到各自的责任对实现目标的重要性。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一定流域水资源的各种竞争性用途,如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以及休闲娱乐等,并对各种用途的效果进行估算,综合权衡,以保证相关区域内经济与生态目标的协调。同时,为改善水环境状况,需要制定合理的水资源价格,以及对供水和污水处理基础设施进行合理的运营设计。 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与环境问题 国际贸易、环境和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受到广泛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主要依赖于初级产品的出口,一般来说,初级产品出口获取的外汇占出口所获外汇的60%左右。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影响。如果贸易条件下降,出口国必须出口更多的产品以使其外汇收入保持不变。在农作物的出口中,贸易条件恶化会使这些国家扩大种植面积以增加出口。如果这种受影响的作物有害于环境,那么非边远地区的土壤可能会受到直接的损害,对边远地区土壤的损害可能更大。即使有些农作物有益于环境,人们也会努力砍伐灌木以扩大对边远土地的耕作,而森林的砍伐又加剧了对土壤的侵蚀。近来人们对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环境争端较为关注,如何在自由贸易的大趋势下使资源与环境得到持续利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城市工业和生活造成的点源污染由于相对集中,污染源明确,污染控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农业面源污染的情况却复杂得多。国外有关研究文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市场化可能对环境带来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这取决于具体国家所采取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经济全球化和农业市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整个农业产业链带来直接影响,进一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市场化导致农业产业链中的下游产业如种植业生产的集约度日益提高,这对农业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同时,由于缺乏实证资料,转基因作物的大量种植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市场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农业产生链条的延伸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这对水体和空气质量产生影响。技术条件的不同导致能源结构变化,也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导致生产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发展中国家逐步放弃完全自给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尤其在粮食方面),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趋于合理化,这将减弱传统农业灌溉区的土地退化现象,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然而,目前仍较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重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开始讨论贸易与环境问题。尽管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讨论环境问题的历史并不长,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对该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加深,环境问题正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和敏感性。WTO中有关环境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在WTO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讨论环境问题所持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发达国家由于受环境利益集团(如环保组织、环境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的压力日益加大,大都希望在WTO中讨论贸易与环境问题,并制订有关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则担心,WTO对环境问题的过多关注可能会抑制贸易的发展,它们尤其惧怕向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会因更高的环境标准而被附加上许多“绿色条件”。 八、环境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研究 国家机构和企业机构均存在缺陷,尤其在所谓的公共事务治理方面,社区或公众组织更具优势。非政府组织(NGO)是政府失效和市场失效的产物,它是一种与传统模式有别的可持续发展组织模式。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上,NGO都推动着经济主体结构、秩序模式、制度规范和决策程序的变革,为环境与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在制度和机制层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环境问题的出现对世界各国都有挑战性,其影响是不分国界的,不受国家主权的影响,因而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具有“全球公益性”。而在一个由主权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各国由于受国家私利的影响难免会为这一问题的解决设置障碍,这就为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提供了契机。由于环境非政府组织不代表某一国家的特殊利益,因此能够比较客观地对某一环境问题作出评价,在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方面可能发挥特殊的作用。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方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依靠自身科技的优势对环境问题进行精确的研究、预测;通过散发出版物等形式来影响公众意识和政府决策;可以直接在公众中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以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可以通过游说政府,促使政府作出有利于环境的决策;也可以渗透到联合国体系当中,参与组织国际会议,督促和监督国际条约的实施并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等。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需要整合一系列行为人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和利益,这些行为人和利益相关者可能来自当地、地区、国家或国际各个层次,这就需要一个可以容纳各个层次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机制。贫困阶层通常在当地的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最直接的利益,然而,他们通常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被其他的利益集团边缘化,因此针对他们的参与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当各个利益相关者都参与问题的解决时,提出的方案在长期内更具有效性。如果没有一定的参与机制,人们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一些重要的信息也就同时被排斥了,而这些信息对当地权力结构和当地知识的积累非常重要。在世界各地活跃着许多民间环保团体,它们为公众在生产、消费行为以外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来表达对于环境的立场和关心。民间环保团体在提高公众环境意识,参与解决环境问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是公众环保权益的最直接代表,因此其行为有别于政府行为和商业行为。作为公众的环境权益代表,它们为公众提供信息,进行技术监督,倡导绿色生产和消费模式;作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谈判的载体,环境NGO对于构建多方制衡的环境与资源管理体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民间环保团体的发展和壮大首先需要得到制度上的保障,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民间环保团体的具体运作模式,加强NGO自身的能力建设。 九、环境与资源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研究 经济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信息使得价格制度常常不是实现合作和解决冲突的最有效安排。非价格制度,即参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是解决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之一。环境与资源问题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主要涉及利益相关者的特征行为分析(目标函数和策略空间)、组织框架、各利益集团的环境参与机制、利益相关者对环境资源政策工具的反应和相应的分配效应,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保障和冲突解决机制的建立等。这些研究需要应用交易成本经济学、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国外学者研究了不确定情况下环境政策选择中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信息提供等问题。在环境管制实践中,对一方(委托人,即环境管制当局)的支付取决于另一方(人,即污染者)的行为,但人的行为无法被低成本地观察或监测到,此时就可能出现委托中的“隐藏信息”和“隐藏行为”问题。对于隐藏行为问题,政策制定者必须设计一种可行的合约来激励人的行为以达到预期绩效。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可以应用作物分成模型的原理把人的收益与行为结果联系起来而得以解决。但在现实情况下,管制当局普遍缺乏相关的信息,它们无法准确估计厂商的生产函数以及居民的效用函数,不确定性也难以消除。然而,管制机构仍然可以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如事后的反馈、来自行业内部和第三方(如消费者)的信息等,并利用这些信息来矫正污染者的行为。如果厂商认为他们能够影响环境保护机构的评估,那么厂商就存在低估治污成本以获取更低税率的激励。但如果厂商没有完成预定的污染削减量,他们将会遭到制裁。这种情景假定存在信息反馈,而且管制当局与厂商存在长期的关系。由于信息流动客观上存在不对称性,所以设计复杂的政策工具迫使厂商提供其真实信息是相当必要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从博弈的角度探索了理论上可行的在政府与市场之外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可能性。她提出了“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认为在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的条件下,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来制定并实施可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合约。以上9个问题的划分没有实质性的界限,完全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在实际研究当中,各个问题常常是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不是完全独立的。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发展模式 【摘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关注GDP的增长外，还要关注其他的发展指标，如环境，教育和文化等指标，文章着重谈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牺牲环境；经济发展；环境问题；人与自然 前言 在经济建设中确立正确的发展观以及相关的发展模式至关重要。过去我们谈论发展，总是和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长联系在一起，认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物质资料的发展，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虽然也注重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但其地位远不如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来的重要。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近100年的历史，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物质文明呈现跳跃式的发展，人类社会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之出现的各种问题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和社会问题也为人类敲起警钟：如此的发展，我们总有一天会毁灭在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文明之中，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应该如何让我们所生产的物质财富真正达到造福于人类的最终目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这里我着重说明经济建设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 一、过去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一）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回顾历史，从工业革命后，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可以称其为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奇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经济总值呈几何倍数的增长。 这些国家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最早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问题随之接踵而来。由于只注重经济的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结果导致严重问题。上个世纪，各个国家先后出现了严重的环境公害问题：马斯河谷大气污染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多诺拉大气污染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水俣病事件、骨痛病事件、四日市哮喘事件、米糠油事件、印度博帕尔农药厂事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都是由于工业发展排放的废水、废气和有毒物质，不仅危害当时人们的身体和生命的安全，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也影响了以后的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身体健康，并且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使良好的生态环境一去不复返。 这些重大污染事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而惨痛的教训。它告诫我们，在工业高度发展的今天，在进行建设及发展生产的同时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否则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各国纷纷探索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0年3月5日，联合国向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1987年该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注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加强各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联系。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凝聚了当代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认识深化的结晶。各国在环境保护的实践过程中纷纷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日本的树木银行，对毁坏的树木及时补救；法国出动气味警察，对市区中带有污染的气味进行监督；欧盟成员国谁污染谁付费；德国对饮料瓶征税等等。充分表现了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亡羊补牢，犹时未晚，虽然花大气力去解决环境问题，有些得不偿失，但是经过努力，环境已经出现了改观。 （二）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重视环境而引发的问题 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GDP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问题同样不容乐观。土地沙漠化，春季肆虐的沙尘暴，不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利，也阻碍经济的发展。没有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人民的幸福生活无从谈起，经济的发展也失去了终极目标，反过来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今年上半年，甘肃省先后出现了大范围的干旱、暴雨、冰雹、高温、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甘肃直接经济损失近二十亿元人民币。据不完全统计，期间，八百四十七点一五万人受灾。”“‘近两年来，我国的环境问题严重’已经成为调查中受访者的共识，这种说法的支持率达到94.8%。而选择‘一般’和‘说不好’的占4.1%，“不太严重’的占1.1%。在梁从诫主编的《2005年环境绿皮书》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些统计数字：4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山清水秀的四川省每年因酸雨造成的损失高达113亿元；8月2日，《光明日报》报道，汽车尾气已成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源，到2025年前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居‘世界第一’；11月29日，新华网消息，当前我国农产品产地正遭受从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的全方位立体污染；12月27日，中新社电，中国90%的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受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从空气、水源到土壤、粮食，我国的环境问题渐渐从‘局部潜在’走向‘全面爆发’。有网友评价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是，‘迷迷瞪瞪上山，稀里糊涂过河’。本次调查也印证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和担忧。调查中，公众最担心的是水污染，87.1%的人认为水污染对生活影响最大。接下来依次是空气污染（85.6%）、生活及工业垃圾污染（73.0%）、食品污染（63.0%）、植被减少和荒漠化（57.2%）、噪声污染（52.1%）等等。” 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教训是极为惨痛的。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阻碍了我国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使我们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现在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关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已经提到战略高度。 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马克思认为，自然反映人的本性。人的功利价值观影响着自然界的发展，人的不合理的消费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关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丹的发展模式给我们以启示。 （一）不丹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所谓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而不是我们通常采用的GDP(国民经济总值)。国民幸福总值最早由不丹国王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不丹的发展模式就是环保优先的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很好地发展环境，为了环境保护宁可牺牲旅游资源所提供的经济价值，采取有限的旅游政策，对旅游人数进行有效的限制，从而使环境得到保护。这种模式显示了强劲的后发优势，“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4]不丹人民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恩惠的同时，没有被物欲所迷惑，保持着平和与淡然的心境。 （二）经济发展中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措施 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根源于人。人的本性、价值观影响着生态的发展。那么一个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自然界的不破坏，归根到底就是持有怎样的发展观，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注重物质增长的发展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而且这种发展观的后发优势已经日显衰竭和不足，所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醒我们要注重人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 第一，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教育事业，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发展观左右着我们的发展，也影响着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提出了四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其中生态文明是最重要的文明，它既是四大文明的基础，又是四大文明的最高境界。现在一个国家最大的安全不仅是有没有高水平的军事设施，生态的安全与否更是最大的安全。生态文明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我国古代文化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不是大自然的主宰，大自然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和基础，我们应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科学发展观中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同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问题，考虑到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对环保技术和具有环保意识的人才的迫切需求，清华大学在已有的环境教育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绿色大学”的计划，并已被国家环保总局批准为全国示范工程。所谓“绿色大学”建设，就是围绕教育这一核心，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思想落实到大学的各项活动中，融入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核心内容包括绿色教育、绿色科技和绿色校园。为本科生、研究生增设了一批有关可持续发展及环境保护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并积极推动学生“绿色教育”课外实践。加强环境污染治理与环境质量改善方面的科学研究，开发一批符合清洁生产原理的新工艺、新技术。加快重大环境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建设规模化、集成化的科技环保企业和示范区。加强环境软科学研究，为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分阶段实施校园绿化工程，重视植物多样性，并逐步提高校园绿化覆盖率，使校园成为多种生物的保护地。与此同时，建设与清华历史、文化氛围及建筑风格相协调的园林景观。如：礼堂区、理学院区和北院区的环境美化等。采用无害化技术，对校园的环境污染进行综合整治，如建设水处理与回用工程、垃圾收集和处理系统、烟尘污染治理工程和校园生态环境监测网等。绿色大学，要求环保意识是合格大学生的重要标准。让这些未来的栋梁能够把环境保护意识作为最基本的行为规范。相继一些其他的大学也提出了建设绿色大学的口号。 除了对大学生之外，对社会形形色色的百姓也要进行环保意识教育。利用舆论工具进行宣扬环境的重要性，提高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注重教育的发展，主要是从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出发。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观点教育之外，还要宣扬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例如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两千年前思想家所提出的，在今天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传统文化是我们血液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没有必要丢掉我们传统的精神家园，而在极度追求物欲的世界观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从而确立正确的发展观。 第二，要禁止人类无穷尽的贪婪欲望，节制自己的欲望，注重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环境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人的贪婪的欲望所致。我们为了自身的享乐去食用珍贵动物，导致某些动物的灭绝；我们大肆开发旅游资源，破坏了原来的生态平衡。这些都是人类片面追求物质财富，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问题所导致的恶果。在发达国家中，如美国和日本，由于严重的环境问题，高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幸福感的增加，这说明，人的幸福感不仅仅来源于物质财富的增加。人的幸福快乐不应该仅仅是建立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之上，不能是简单的拜金或者是物质的奴隶，还有物质以外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影响人的幸福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包括家庭幸福、良好的生存环境、工作环境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人的幸福应该是建立在更高的要求之上。与此相适应，国家的发展观要想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不能简单地把发展定位于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满足物质生活需要，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也要有更高层次的发展要求，例如高尚 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谐优美的环境，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 第三，为了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有必要降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做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关注眼前的利益，更要关注长远的利益，避免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又投入大量的（下转第27页）（上接第18页）人力物力去解决环境问题，结果得不偿失。所以要注重和谐发展，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进而为更快的经济增长作好铺垫，使经济增长能够真正惠及全体人民，让全体人民在和谐幸福的环境中尽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幸福生活，而不是在恶劣的环境中痛苦地过着富裕的生活。因为人毕竟不同于动物，在进行物质享受的同时，精神文明的成果才是人们幸福的最终源泉。就象不丹模式所显现的那样，注重环境保护优于经济的发展，结果不但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相反，经济发展呈现良好的态势，GDP增长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注重环境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不丹模式，把环境指标作为各项工作的首要指标，如考核干部，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都要把环境指标放在首位，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指标。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7月26日在全国节能工作会议上表示，要把能耗指标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年度考核体系。中组部也在下发的文件中明确，把能耗指标纳入官员考核体系的22个指标之一。11月7日，国家发改委了由国务院批复的“十一五”期间各地区降低能耗指标的计划。按照规划，“十一五”期间，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水平要比“十五”末期削减20%。今年4月，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让那些不重视污染防治工作，没有完成年度任务的领导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 所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社会，虽然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有正确的发展观作为指导，必然会有光明的前途。 环境经济论文:环境经济会计目标管理 [摘要]环境会计的研究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起起伏伏，形成了以决策有用观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为指导的两条纵向脉络以及三种最大化模型框架下的横向探讨。本文主要从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理论框架出发，对环境会计目标进行了分层次、分阶段的讨论。同时指出了在环境会计的完善过程中经济后果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以及绿色经济后果循环对于环境会计建设的重要性。 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引发了资源的迅速耗竭，环境污染日益恶化。特别是进入80年代，环境问题由地区性问题上升为全球性问题，“绿色革命”逐步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一些人声称“会计与环境破坏有重大牵连”，“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赚取过可持续的利润”。仍然墨守成规地将哲学问题（如何持续发展、代际公平和环境保护等）和专门探究如何核算这些问题的世俗商业严格分离开来，这将是相当不合时宜的。现今，对会计责任的要求已经超出了人际和契约关系的范围，拓展到了社会关系的层面。既然财务会计是反映和监督这些关系的基石，那么它必然在中间充当一定的角色（DanielB.Thornton，1993）。 一、文献回顾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环境会计的探索经历了30多年的起起伏伏（Parker，1986）。从公司自愿披露到第三方组织强制报告；从年报附录到各种形式的独立报表；从财务报告到非财务报告，其内容似乎变得无所不包（Gray，Kouky Lavers，1995），却始终面临一种尴尬局面：实务界的尝试并未基于传统会计的许多重要确定性特征（Gray，2000）；理论界的研究也没能形成一条前后连贯的逻辑脉络（Ullmann，1985）。 正如Gray等人后来反复重申的，传统会计确认对象所应包含的四个相关特征：会计实体（accountingentity）、经济事项（economicevents）、货币计量（financialterms）和服务决策使用者（users），在涉及环境会计问题的时候，至少从三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偏差：一是环境会计关注的是来自于社会和环境的事项，而非单纯的经济事项；二是环境会计广泛采用的是非标准意义上的财务语言；三是证券市场投资者以外的信息使用者成为环境会计报表的主要服务对象。 因此，理论界在处理环境会计与传统会计的关系和界定环境会计的口径时，基本上形成了两条思路：一是在相同的假设和概念框架下，将环境会计作为传统会计的补充，希望借此与现有许多主流会计研究相融合，坚持将证券市场投资者作为环境信息的主要使用者，而对其社会效应有所限制（Grayetal.，1987；Mathews，1984，1993）。二是将社会和环境会计报告作为企业与社会之间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Preston，1975，1981，1983）。但它所涉及的宽泛内容和多样化的披露方式，往往被传统会计认为是模糊不清和缺乏可靠性的（Puxty，1986，1991）。 依照这样的脉络，长期以来被认为缺乏实质性和系统性结论的研究（Mathews，1987，1993；Mintzberg，1983）至少能粗略归纳于两类理论框架之下：研究范围相对集中的决策有用观和关注对象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学角度的探索。 决策有用观认为，最终检验环境会计报告信息有用性的方法是关注它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Dierkes Antal，1985），这构成了现在主要的研究思路（Grayetal.，1995）。Belkaoui（1984）等人采用排序性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传统会计报表使用者反馈的各类信息重要性进行了研究，认为环境会计的披露具有“适中的”重要性。同时，对环境信息影响股票价格行为的研究也存在相当丰富的成果（Aupperle，1984；Belkaoui，1980；Bowman，1973），但却没能形成一致的结论。 另外，Grayetal.（1995）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了股东理论（StakeholderTheory）和合法性理论（LegitimacyTheory）两条分支。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各种利益、目标操纵者和特殊交换机制相互作用的学科（Zald，1970，p.233），其视野不仅专注于市场交易的信息行为，更重要的是用来分析各种非市场契约模式下的交易表现。它便于阐明多元化利益集团间关系的调和（mediation）、修正（modification）和转变（transformation），为股东理论和合法性理论对环境会计的解释提供了分析基础。 股东理论将股东置于环境会计报告的主导地位，认为管理层如果希望寻求持续的成功就必须迎合和满足股东们的需要（Ullmann，1985；Roberts，R.W.，1992）。股东的控制力越强，企业因股东意向而做出的调整就越多，从而也就决定了环境会计的披露内容和程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环境会计可以被看作是股东和公司之间讨价还价的对话形式（Roberts，R.W.，1992）。 合法性理论则有所不同，该理论认为在公司政策制定中，管理层有两方面需要考虑：一是基本的环境测量；二是环境披露政策。虽然两者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寻求公司活动的合法化（Grayetal，1995），但口径可能不同。因此就产生了合法性理论的前提，当公众感知的企业价值与事实上的企业价值存在差异的时候，管理层将采取更加积极的方式改变和引导公众，最终使二者达成统一。 Lindblom根据被感知的企业价值同实际中企业价值的差异类型，总结了四条管理层寻求合法性的策略：一是当价值差异源于公司实际表现不佳时，企业将试图教育和告知相关公众引起价值差异的企业行为实质上的变化；二是当价值差异源于公众对企业行为的误解时，企业只需要设法改变相关公众对企业行为的认知度，而无需调整自身行为；三是企业同样存在操纵公众认知的动力，借此转移关注重点，掩盖不利影响；四是当企业认为相关公众对于企业应当承担的责任抱有不切实际或不正确的期望时，它们将倾向于纠正这种预期。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环境会计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了其研究总体上形成了口径宽窄两条脉络，发展出决策有用和政治经济研究两套体系，这是从纵向角度的讨论。横向来看，问题却不外乎从传统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探讨内延至管理层财富最大化，外延至社会财富最大化两个方向。 自始至终，决策有用观都没有放弃对传统会计对象的坚持，使理论建立在狭义的股东财富最大化模型（stockholders’welfaremaximization，SWM）之上。而合法性理论显然与管理层财富最大化模型（managementwelfaremaximization，MWM）具有相同的出发点。Findlay和Whitemore将其前提表述为管理层会在符合完全披露的法律规定范围内，通过操纵或回避措施来体现对自身最为有利的公司业绩。除此之外，在环境会计实务中已经广泛采用的社会财富最大化模型则不同于以往的小范围、确定性模型，它引入了长期以来沉默的社会账户（silentsocialaccounts）的概念，强调企业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相反，它们是组成和支撑社会运行的一部分（Jaggi Zhao，1996）。Ramanathan（1976）将这种更大范围内相互依存的关系解释为组织和社会以及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企业以社会财富最大化的方式运行，并从中获得与社会有关的合法化地位。社会契约可以被假定是隐含的，而各种社会法律可能使特定契约更加清楚明确。通过这些隐含的和明确的法律，社会为组织规定了会计责任的规则，也拓展了企业股东的范围。国家、政府和游说组织在这些法律的制定和游戏规则的说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随着Bruyn提出的社会投资（socialinvestment）理论被认可，包括自然环境本身和下一代利益在内的，更为宽泛的利益群体（widercommunity）也被统一进来。其中发挥衔接作用的社会投资者相信社会和经济价值的最大化能够同时实现。 股东理论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由于认识到各种股东群体在公司环境会计的决策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股东理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于社会财富最大化模型的范畴，但无法回避的是，其研究对象仍然存在局限性，导致了它只能作为社会财富最大化模型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在讨论中忽略了不同层次利益相关者对于环境会计要求的差异，同时缺乏对于绿色进程的分阶段探讨。因此，接下来笔者将在社会财富最大化模型的框架之下，从环境会计的目标讨论入手，强调对于环境会计目标的本质及层次性、阶段性认识，进而引出经济后果学说在环境会计领域中的运用。 二、环境会计目标的重新认识 一般意义上的会计目标（accountingobjective）是指会计系统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表现为预期应当达到的目的，它决定于会计的本质及其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对环境会计目标的理论基础最直观的理解无外乎一个将可持续性理论和会计理论相结合的过程。这种结合不仅仅是外在形式的吻合，更重要的是内在逻辑的贯通；不仅仅包括范围的选择，更取决于层次的对应；不仅仅是一个空间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时间上的范畴。 可持续性概念源于森林工程学，之后在其他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一般认为，可持续性是指社会不能使用超过自然环境可能产生的自然资源（Gray，1996：61；Bebbington，1997）。可持续性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牺牲下一代人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该理论包含一个前提，即世界上贫穷的下一代人的基本需要应予以优先考虑（Welford Couldson，1993），同时需顾及技术水平和社会组织对于满足当代人和下一代人需求的环境能力的限制作用。由于对该前提的认可程度不同，可持续性理论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主要层次——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弱可持续性是指某一群体只要能够补偿人类的损失（技能、知识、技术）和人造资本（建筑、机器、设备），就可以耗尽自然资源和使自然环境退化。从这一点看，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受到了平等对待。如果人造资本可以被替代，企业就能够使非再生资源的连续使用合理化，因此，弱可持续性会更利于企业个体。然而，这种自然资源和人造资源相互替代的可能性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不单表现在技术水平方面，也表现在技术本身，例如对许多分裂反应堆的非经济特性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Common，1995：45-46）。因此，基于非替代性、不可逆转性、公平性和差异性，强可持续性强调的非再生自然资源的保护理应得到足够的关注（Beder，1996：159-60）。但是，无论上述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成为环境会计的理论指导，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不会变的，都是为了构建和发展一个能以无数代人存在的方式运行的可持续社会（Meadows，1992：250）。 由此，环境会计的核心目标可以表述为计量、公开和报告利益关系人由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社会的转变。根据可持续发展世界企业委员会（WBCSD）的观点，可持续发展包括对经济财富、环境质量和社会公平的积极追求（Elkington，1999：18）。因此，企业需要从社会、经济和生态“底线”的角度解释这一程序。正如艾金顿所言，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公司不仅仅要注重单一的财务底线，而且还要为实现三维底线而努力（Elkington，1999）。 然而，无法回避的是，可持续发展融入政府观念的过程是缓慢的，其融入公司领导阶层的进程更是常常被忽略。尽管鼓励组织注意“三维底线”——社会影响、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Elkington，1998；1999：18）——但财务底线仍然左右着企业的思维，而且当今仍然是企业行动的主要动力（Ditz等，1995：6）。这迫使人们开始寻找对于众多企业来说现阶段更为可行的操作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同，经济——生态效益已被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认定为可以采纳的一个适当的目标（见OECD，1998b；Schmidheiny，1992）。可持续发展企业委员会（BCSD）将经济——生态效益的实现定义为企业能够提供具有价值竞争优势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能够满足人类需求，保证生活质量，同时，又能通过生命周期逐步将生态影响和资源密集至少减少到估计的地球承载能力水平。显然，暂且忽略社会维度因素、注重经济——生态效益的选择更集中于对相对易于计量的直接影响因素的考察。这种取舍并不是否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反，经济——生态效益型信息的计量可视为公司计量和向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种忽略了公司社会业绩、显得不如可持续发展定义广泛的经济——生态效益目标恰恰代表了实现“强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实际步骤。 与此同时，经济－生态效益目标也并未打乱环境会计目标基本的宏微观层次需求，相反，它有助于简化并澄清反映经济信息的会计活动同可持续发展综合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用一条逻辑链来综合描述原先三维角度和宏微观层次下环境会计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的贯穿作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的协调发展- 其基础在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程度- 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并服务于人类- 需要良好的生态循环为基础- 良好的经济循环是生态循环的保证- 经济循环的主要环节是投资、生成、使用、耗费、收回、补偿、分配- 各环节之间既有经济上的联系又有逻辑上的联系- 经济循环的目标是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需要完整的会计核算和管理体系作为其基础与保证。现在，当引入经济－生态效益目标对这一逻辑进行重新梳理的时候，它无非重点突出的从中提炼出了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两个部分，促进了生态循环自身、经济循环自身及生态和经济循环之间的三套逻辑关联。同时，它也与上文提到的在社会会计宏观领域探讨环境会计作用问题形成了良好的呼应，提供了一个平滑和深入的接口。1983年世界银行积极鼓励修订现行的会计体系，增加环境项目，建立与联合国国民会计体系相配套的环境辅助账户。1989年我国政府修订《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力图将环境因素纳入会计核算体系，以使国民经济核算指标能够真实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从这一前期的环境会计的发展进程来看，有关于生态和经济的二维计量正是现阶段社会经济会计和社会指标会计重点和迫切考虑的内容。 此外，在经济——生态效益现行目标引入的过程中，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目标内部，经济效益同生态效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增长概念的澄清。将可持续发展视同可持续增长纯粹是近期出现的一种现象（Sachs，1992）。事实上，如果一家公司被视为一个社会系统，它的生存也是经济业绩的结果。可持续发展迫使环境组织、企业和政府承认环境因素可能对经济业绩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且在过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发展”要比“增长”具有更多的含义，因为“发展”明确社会角色但并不排除经济生产力的“持续下降”（Maunders和Burritt，1991：9）。因此，如果忽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以经济——生态效益为理论基础的环境会计目标实际上暗含并认可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同生态效益“此消彼长”的假设。也就是说，除非企业能够按照经济——生态效益的强可持续改进，设法实现公司和政府机构共同推崇的“无悔策略”而达成“双赢”（Wally Whitehead，1994），否则，在经济和生态的多方利益关系人中，必有一方将做出让步。 三、环境会计的经济后果 “经济后果”就是一门讨论利益各方进退的学说，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它关注的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决策行为的影响。这些个人或团体行为的后果被认为可能影响其他团体的利益，因此，该学说认为，会计准则制定者在决定会计问题时应将其宣称的不利后果考虑在内。 回顾经济后果学说和环境会计研究的起点，似乎二者在时间上存在着惊人的巧合。60年代以前，会计争论在金融出版物中极少涉及，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会计即使不是一个规定固定的参量，也是一个常量。70年代的10年显然是美国社会坚持制度应对其造成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后果负责的10年，会计准则制定活动的利益相关方同样深知这一明确的公众倾向（Stephen，1978）。可以认为，正是这样的契机加速了包括游说组织、环境保护机构等众多环境信息关注者对环境会计制度规范的参与程度。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同样可以认为是环境会计准则制定和披露中存在的巨大空间和不确定性，以及所涉及的利益冲突日趋激烈，吸引了原本潜在的攫取利益者。这些外部团体纷纷通过诉诸那些超越传统会计计量和公允披露问题的标准来干预准则的制定过程。他们对经济后果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环境会计公告的关注。 因此，当经济后果学说深入到环境会计领域的时候，二者的相互作用将不可避免。关于会计政策制定的中性效果假设只能成为人们一种理想的期望，环境会计最积极的应对方式在于：在可操作性目标的指导下，实现可接受范围内的利益的权衡。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环境会计的经济后果不仅表现为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动态权衡过程，也包括不完善的环境信息披露所表现出来的静态结果，以及这些中期尝试所引发的新一轮经济后果循环。 石油天然气作为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成为环境因素的代表被首先正式引入会计准则。该准则的制定过程引发了利益各方特别的关注，其会计核算方法的争议也受到了经济后果学说的广泛影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20余年间，争论的焦点一直集中在石油天然气行业勘探成本核算方法的选择上。完全成本法（full-costmethod）和成功成本法（successful-effortsmethod）各有胜负，却都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其中，完全成本法认为应该将所有发现储备所耗用的成本（除某些例外情况）资本化，这包括不成功的钻探成本，即在生产经营中所有成功勘探的产油井成本中应包括那些干井的成本。而成功成本法则有所不同，它认为很难将干井也认为是一项资产，因此，只需将成功勘探的产油井所耗用的成本资本化，而将干井成本费用化。显然，这两种方法下记录的石油和天然气成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以往这方面涉及经济后果的讨论侧重于对那些独立勘探的小型石油天然气公司的担忧。它们联合起来运用其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成功说服了会计原则委员会延期考虑这一敏感问题。 然而，作为环境会计的一种尝试，准则的制定中实际上存在另外的绿色相关人。尽管它们的影响力还不足以强大到与石油天然气公司中各大利益集团相抗衡来完全左右准则制定结果的程度，但它们的存在至少代表了经济后果中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从大的范围来看，核算方法的选择代表了绿色相关人对于石油天然气行业与其他诸如清洁替代能源行业的支持力度的倾向，这些源于它们对代际利益的关注。不仅如此，这种倾向也将在行业内外传导一种包括资金和技术形式在内的、正的或负的激励。成功成本法往往产生比完全成本法更少的报告净收益，如果行业普遍采用成功成本法，可以认为是一种对于新能源的政策支持，表达了一种迫切补偿生态循环的态度。在行业内部也同样如此，尤其是对那些积极从事勘探的小公司，较低的报告净收益使其难以筹集资本，从而促使资金流向那些整体环境意识相对较强、环保措施相对完善的大公司。因此，如果绿色相关人掌握了足够的影响力，对于环境信息核算方法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将能够决定一个行业及其内部力量的竞争地位和前景。 除此以外，环境会计的经济后果还表现在现行实务界自愿或自发贯彻环境会计目标，披露环境信息的执行情况中。尽管环境信息的披露还存在多方探讨之处，但在尚未形成统一规范之前，实务界就已经开始依照自身的需求判断，在规范之余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尝试。下表列示了Gray根据利益关系人同企业联系的紧密程度粗略划分后进行的综合和归纳。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内部人员向外部人员提供的环境披露中包括了可持续性发展报告，而将区别道德投资者的任务交由披露和需要相关信息的外部人自行交流来决定。这些都表明，现阶段企业更多的是将环境信息的取舍作为一门处理道德和利益关系的艺术。管理层做出的任何一个关于环境信息披露与否的决定，都将表现出它对相关需求和可能后果充分研究后的倾向，最终的做法将被认为是利大于弊的。 实际上，类似于上文表中实务界的各种尝试，无论是否直接参与到财务准则委员会扩大了与利益相关第三方的沟通方式（主要包括广泛分发征求意见稿、举行专题讨论会和公众听证会等）中来，最终都将纳入日后准则制定者的考虑范围。可以形象地将环境披露理解为一个包含诸如信息内容、组织形式、信息冗余度、信息置信度、披露者的解释、披露媒介以及披露时机等内容的多维向量（吴水澎等，2002），其取值及范围将参照过去的向量及财务会计框架的约束而定。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1984年了其著名的“信息光谱图”。该图谱将现有的和未来可能涉及到的财务会计内容归纳为5个披露层次。范围从小至大依次为：一是财务报表、确认和计量以及概念公告涉及的范围，包括财务状况表、收益和综合收益表、现今流量表和业主投资和分配表等；二是财务报表附注（和尾注），包括会计政策、或有事项、存货方法、发行在外股份数、备选计量（以历史成本为基础之项目的市场价值）等内容；三是补充信息，包括物价变动披露（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33号公告之修正）等；四是财务报告的其他方法，包括管理当局讨论与分析、致股东信件等；五是其他信息，包括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格式10－K（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S－K）要求进行的竞争及未交付之订货的讨论、分析师报告、经济统计和关于公司的新论文等内容。综合来看，前两部分构成了基本的会计报告，增加第三部分后形成了被现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准则直接影响的领域，纳入第四层次的内容后正是概念公告1中所指的财务报告的范围，而包含其他信息的报表满足了社会财富最大化模型的需要，涵盖了投资者、债权人和“相关决策者”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人所需要的有用信息。 显然，将光谱图作为环境向量的规划框架是令人鼓舞的，它不仅能够作为环境会计后续经济后果的终点，对前期直接或间接的理论及实务成果进行总结，同时，也预言了新的经济后果循环的起点。正如许多人注意到的，在美国，法律和对社会业绩的普遍关注产生了对环境风险追踪的需要。1989年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公司披露组织在《联邦超级基金法》（TheFederalSuperfundlaw）下可能面临的任何潜在的治理环境的义务，于是1990年的公司年报开始了披露过程。被加入到带有国家和联邦环境处的要求的文件档案中的10－K披露，导致了数据库的产生，而数据库提供了关于专门研究环境风险跟踪的公司的信息。例如，丹佛的俄赛特（Ersite）、里昂、宾夕法尼亚州的环境审计公司、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环境风险信息中心、科罗拉多的利特尔顿（Littleton）石油信息公司、伯明翰和密西根州的托克西切克（Toxicheck）、迭戈的风景环境信息公司，康利狄格州的南港口环境数据资源公司等。这个新行业提供了一个以相关股东为特征的未来图景。它们不仅关心公司的社会业绩，而且关心更精确更可靠的与美国公司环境风险相关的信息，从而大大增加了绿色相关人的力量，促使环境会计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环境会计的经济后果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静态或者动态博弈的概念，它将涉及到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参与的经济后果循环。现今理论和实务界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增进这样一种良性的绿色经济及经济后果循环，使绿色相关人队伍得以壮大，为环境会计的逐步完善培养合适的土壤。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取向 [摘要] 2003年工业生产增长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居民消费继续扩大；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利用外资保持较高水平。各项改革也有序推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可能好于2003年。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普遍调高了对2004年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4．1％，世界贸易增长5．5％，经合组织预计世界贸易增长7．8％，均高于2003年。国际经济的这些新变化，对于我国加快发展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经济发展也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回升。 一、2003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去的显著成绩 2003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容应对，果断决策，适时调控，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赢得了抗击非典的阶段性重大胜利，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初步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速度达到8．5％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0美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改善，全年财政收入增收较多。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度增长。 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农村经济稳步发展。重工业增长继续快于轻工业，电子信息、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原煤和电力生产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工业产销衔接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业优质化、区域化、产业化不断推进，畜牧业和养殖业较快发展。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六小”工程、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居民消费继续扩大。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23％。国债投资进一步向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启动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推动技术进步等重点领域倾斜。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的积极性继续提高，民间投资更趋活跃，投资自主性增长因素有所增强。居民消费受“非典”冲击曾一度大幅下滑，但“非典”过后很快恢复，预计全年增长9％。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居民用于汽车、通讯、住房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大幅度增加。 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利用外资保持较高水平。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8400亿美元。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超过50％，高新技术产品和服装、鞋类等传统产品出口进一步扩大。原油、成品油、钢材和汽车等进口增加较多。全年贸易顺差比上年减少。通过进一步拓宽外商投资领域和改善投资环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新进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扩大。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增加。 各项改革有序推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政府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金融分业监管体系框架基本形成，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得到加强。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的改革稳步实施。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西部开发工作取得新进展，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重点工程建设积极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开始启动。 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增加国债投入，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科技发展在一些领域又取得重大成果，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就业再就业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年新增城镇就业800万人以上。社会保障工作进一步加强。 二、2004年经济发展环境和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 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可能好于2003年。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普遍调高了对2004年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4．1％，世界贸易增长5．5％，经合组织预计世界贸易增长7．8％，均高于2003年。国际经济的这些新变化，对于我国加快发展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经济发展也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回升。 从国内来看，国民经济仍具备较快发展的条件：（1）扩大内需政策效应会进一步显现，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不断增强，有效供给能力显著提高；（2）对外开放继续扩大，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济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不断拓宽；（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贯彻实施，将使一些多年阻碍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逐步消除，各种所有制企业发展的潜力将得到更好地发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4）经过多年的实践，国家宏观调控的经验更加丰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但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中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纯农户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粮食产量连续下降，一些地方忽视农业、忽视粮食生产的问题比较突出。二是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新增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就业需要，社会保障面临较大压力。三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倾向比较明显，一些地方盲目兴办开发区的问题比较突出，能耗高、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粗放经营的状况比较严重，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四是信贷投放偏快，贷款投向的行业结构不尽合理。五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公共服务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六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增大了我国扩大出口的难度，利用外资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为巩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形势，着力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4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握全局、解决矛盾，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做好各项工作。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三、2004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和主要措施 2004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也是实现“十五”计划目标的关键一年，必须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强化经济监测预警和经济运行调节，积极做好各方面工作。 （一）坚持宏观调控政策基本取向，正确把握政策的力度和重点。2004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区别情况，适时适度地调整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努力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考虑到保持稳定、促进发展、推进改革的需要，以及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的要求，应继续发行一定数量的长期建设国债，重点发挥国债资金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加大对“六小”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基础教育和基层政权建设、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保证在建重大国债项目的建设。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力度，重点向“三农”、公共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倾斜。对一般性支出继续实行零增长，遏制一些地方建设中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研究建立完善的政府公共投资机制，形成稳定的、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府公共投资资金来源，逐步解决多年来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欠帐过多的问题。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注重“预调”和“微调”，促进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加强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对促进结构调整、扩大消费、增加就业等方面的信贷支持。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加强金融监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基础上的基本稳定。 （二）努力增加农民收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统筹城乡发展，继续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1）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开展全国性的基本农田保护执法大检查，制止乱占滥用耕地。（2）坚决纠正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保持和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对中低产田改造和现有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等建设的投入，对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要重点向粮食主产区倾斜。主销区也要保护基本农田和保持必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3）稳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产品优质化和区域化的步伐，加强农业科技储备、良种繁育和科技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积极发展畜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的发展。（4）努力增加农民现金收入。重点做好对农民外出务工的服务，加大对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检查和处罚力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家支持的农村项目建设投资中要专门列支农民报酬一项。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除烟草税外，全部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降低1个百分点。力争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5％，税费负担比上年有所减轻。 （三）加强引导和调控，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更加注重运用信息手段加以引导，经济手段加以调节，法律手段加以规范，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钢铁、汽车、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健康发展。（1）加快制定和完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完善并严格执行行业准入标准，建立行业信息制度，引导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方向。（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推进企业实施联合重组，加快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优势企业发展，淘汰落后生产能力。（3）完善土地管理制度，严格用地管理，对不符合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达不到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继续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4）加强金融机构与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配合，引导商业银行依据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对有市场、有效益、符合环境和生态保护要求的生产企业和建设项目，积极予以支持；对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问题比较突出的领域的建设项目，要严格审贷。 （四）将扩大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住置，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切实落实中央已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继续把就业再就业工作抓紧抓实。（1）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就业和再就业工作责任制，加大对再就业的扶持力度。完善就业和失业统计制度。（2）在税收、融资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创造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充分挖掘和发挥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潜力。（3）加大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企业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安置下岗分流职工。（4）深化劳动管理、户籍制度和社保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全国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鼓励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 （五）促进和扩大居民消费，继续增强国内需求增长。要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发挥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潜力，为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打下稳固的基础。一是增强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既要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又要努力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完善并严格执行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二是大力改善消费环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商品流通设施、商业网点建设，加快推进城乡用电同网同价。继续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推行医疗服务价格、非义务教育收费决策听证制度，合理确定价格和收费标准。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活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培育和扩大消费热点，满足不同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增加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建立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推动存量住房交易。鼓励居民汽车消费。推行电信普遍服务，促进农村和边远地区电信消费。继续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发展体育和文化产业，鼓励居民扩大旅游、体育健身和文化消费。 （六）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引导各方面量力而行，克服经济发展中单纯追求速度、急于求成、过度消耗资源的倾向，切实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1）以市场为导向加快产业升级步伐。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逐步形成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2）努力缓解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加快电源电网建设，做好电力调度，增加电力供应；加快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大重要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合理调配运输能力，加快重要交通干线和枢纽的建设。（3）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突出抓好土地、水、能源、重要原材料的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快冶金、石化、建材、造纸等重点行业节水、节能技术改造。 统筹区域发展，逐步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格局。完善西部开发的政策措施，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努力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支持中西部加快改革和发展。继续加大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积极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地区、重点优势产业以及重点行业和企业的调整改造。大力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 （七）加大改革和投入力度，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突出重点，加快发展科教文卫事业。（1）抓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等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2）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投入力度，保障农村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加快推进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加大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力度。推进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快紧缺人才培养。（3）做好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编制工作。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高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4）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引导和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5）做好人口和资源、环境保护工作。 （八）努力扩大外贸出口，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年。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1）进一步做好进出口宏观调控。培育国内优势品牌，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改革进出口商会体制，完善对企业的服务。加强重要商品进出口的平衡和管理，继续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健全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加强对外谈判工作，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2）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注重提高引资质量，把利用外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及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研究规范开发区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开发区健康发展。（3）加强对境外投资合作的规划指导，推动我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积极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全面落实并逐步完善内地与我国港澳地区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九）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会会的部署，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利用当前经济增长较快、发展环境比较宽松的有利时机，抓紧研究解决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问题。要协调好改革进程中各方面利益，注意把握好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各项改革。（1）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继续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推进国有企业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和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邮政、铁路等行业的改革，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步伐。（2）认真实施行政许可法，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好投资体制改革工作，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3）稳步推进财税、金融和价格改革。逐步推行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健全金融企业监管机制，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建立健全内控机制。选择有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出台电价改革配套办法，完善水、石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4）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积极探索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十）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坚持以人为本，把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千方百计地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1）继续巩固“两个确保”，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妥善解决城市困难家庭在子女入学、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实际困难。（2）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扩大以工代赈规模，规范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做好灾区和贫困户的税费减免，切实解决好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3）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坚决遏制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4）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引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03年，中国经济经受住了“非典”和伊拉克战争的两大冲击，依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完成791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5%，比去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1%，基本恢复到“非典”前的快速增长水平。我们运用月度宏观经济计量分析模型预测，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会继续提高，全年GDP增长率可以达到8.6％。这表明新一届政府有很强的应对危机和宏观调控能力，也说明我国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考虑到明年世界经济可能会有所好转，国内总需求也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我们判断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可能会好于今年；而当前物价的上涨，也不太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通货膨胀。 一、明年的经济形势很可能好于今年 我们判断明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可能会好于今年，经济增长率大概在8.5%左右。其基本依据是： 1、经济的内在增长趋势不断增强 1—10份我国经济呈现V型反转和保持快速增长的基本事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已经具有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这是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为经济恢复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经济内在增长趋势在不断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良性互动。消费结构升级加速，以“吃穿用”为主的消费结构正在加快向“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转换，特别是去年以来，居民对汽车、住房、通讯等新兴耐用产品的消费力在明显提升。在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下，住宅业、通信业、汽车制造业、旅游业等行业加快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其次，民间投资的自主性增强。今年以来，企业自筹、外资、国内贷款增长明显快于预算内资金，前三季度，预算内资金同比仅增长2.1％，回落46.7个百分点；而自筹资金同比增长49.0％，加快21.2个百分点；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85％左右上升到目前89.9％。这说明政府主导因素在不断减弱，投资的自主增长机制进一步改善。第三，居民消费预期和企业家投资预期快速回升。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9.6，分别比二季度和去年同期提高14.3点和7.3点，接近今年一季度创下的近年最好水平；消费者信心指数由6月份的88.6点回升到9月份的93.1点。这些数据表明，消费者和企业家对未来经济走向预期良好。第四，工业增长速度和效益同步提高。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3753亿元，同比增长了17.2%；1-10累计共完成工业增加值3272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1至10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6472.8亿元，同比增长46％。大多数行业利润继续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 2、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会有所好转 今年下半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都有经济复苏迹象，明年世界经济发展仍然具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总体上不可能比今年更差。 美国经济在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依然扮演着关键角色。最新统计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按年率计算达到7.2％，创近20年来的最高季度增长记录。特别是，前两年迟滞美国经济复苏步伐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已恢复了增长势头，第三季度增幅达到11.1％，明显高于第二季度的7.3％。消费者信心指数也从10月份的81.7点上升至11月份的91.7点，达到了一年来的最高水平。大部分机构判断，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实质性复苏。 连续多年低迷不振的日本经济最近也显示出了好转的迹象，今年7－9月期GDP按照年利率换算增长了2.2％，连续七个季度出现实际增长率的正增长，复苏的基础进一步增强。在美国和亚洲经济复苏的带动下，欧元区经济今年下半年也开始有起色，预计明年增长率可望达到1.8％。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加快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加光明，今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可达5％，明年将提高到5.6％ 基于这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对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的预测均高于今年。因此从总体上看，明年世界经济发展会进一步好转，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会比较宽松。 3、宏观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从9—10月份的情况来看，在国家有效宏观调控下，前阶段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部分行业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过多等过热苗头也得到了初步的遏制。 投资增长快、消费增长慢的状况有所改善。10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6％，比上月减慢3．9个百分点，与年初以来30％以上的高增长相比明显有所放慢。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猛的现象也有所缓解。相对而言，消费在三季度初步摆脱“非典”影响后进入正常增长阶段，10月份当月增长10.2％，是今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月份，也是今年增长速度首次达到两位数的月份。投资减速和消费提速的趋势开始显现。 信贷投放过多的局面得到初步控制。针对前三季度特别是上半年货币投放过多、信贷增加过猛等情况，下半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调控措施，包括加大对房地产贷款的管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加强“窗口”指导等，应该说，其积极效应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在三季度贷款多增态势开始减缓的基础上，10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仅增加616亿元，比前三季度平均每月增加贷款2700多亿元的水平相比明显减少，同时也是今年以来首次出现的贷款比去年同月少增的月份。 这些成效有利于改善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状况，有利于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明年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4、国内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创新，保证了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为明年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国内环境。 全会明确提出，要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将进一步增强民间投资活力。 全会还要求，2004年国家在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等方面采取更直接、更有力、更明确的综合性政策措施。这将有助于农民减轻负担、扩大消费。同时，明年国家有望出台一系列促进收入增长、改善消费环境的政策措施，如个人所得税改革等，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城市消费的持续增长。 综合国际国内因素，总体上看有助于明年经济继续走高，如果没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和“硬着陆”式的调控政策出台，我们预计明年我国经济形势会在今年的基础上继续走好。从三大需求看，受消费结构升级和物价上涨的推动，消费增长率预计将恢复到10％以上，高于今年水平；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投资将继续较快增长，但会略低于今年的增长水平，达到25％左右；由于出口退税率下调和出口基数较大等原因，预计明年出口增长率将回落到15％左右。综合定性分析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预测结果，明年我国GDP增长率可望达到8.5%以上。 二、当前物价上涨不会导致全局性的通货膨胀 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整体呈上升趋势。1—10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了0.8％，10月份当月上升1.8％。1-10月份，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了2.3%，10月份当月上涨1.2%。伴随CPI上涨的是GDP、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情形与1992—1994年的通货膨胀时期“似曾相识”，国内外对于我国是否会发生新一轮通胀争论激烈。我们认为，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当前局部性的物价上涨不会导致全局性的通货膨胀。 1、国民经济发展的总环境决定了发生1992－1994年那样高通胀的可能性很小 与90年代初期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总环境发生了明显改变： （1）供给能力大大增强。1992－1994年的过热主要伴随基础产品的短缺，因为那一时期基础工业仍然比较薄弱，当时出现的原材料紧张、电力紧张、价格上涨都是由这一状况造成的。但从21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短缺经济时代结束，基础产业能力有了巨大提高；一般产业的生产能力出现了普遍过剩，中国主要产品设备利用率不会超过80％。更为重要的是，供给增长的基础改善，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条件都可以支持供给能力较快增长，供给弹性大大提高了。 （2）市场主体更加成熟。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速度比1992年要快得多。今年以来钢铁、建材、电力等一度出现了紧张情况，在市场讯号的引导下，相关供给加速扩大。同时，个人的消费心理也更加成熟，消费失态有很大矫正，抢购行为不太容易发生。 （3）国际价格约束明显。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扩大，可贸易品比重增大，国内物价与世界物价关联度大大增强。尽管明年世界经济会缓慢回升，但国际生产能力总体过剩的状态不会改变，国际市场的通货紧缩趋势仍将维持并对我国国内市场价格上涨产生制约。 （4）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强，能及时出台一些预控措施，预防经济过热。这些变化决定了发生1992—1994年那样物价持续快速上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2、主要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不会拉动价格的全面上升 毫无疑问，粮价上涨会带动物价总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提高。首先，粮价上涨会直接带动食品价格的上涨。其次，粮价及食品价格上涨还会间接带动其它商品生产成本的提高，造成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但是从目前我国经济的总体状况看,我们认为,这次粮价上涨,不太可能引领新一轮通货膨胀。 首先，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所占比例尽管仍然最高，但同上一轮通货膨胀高峰期的1993至1995年相比，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食品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影响力已经减弱。 第二，90年代以来我国的工业生产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工业生产与农产品原料的关系明显减弱，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24.6％，比80年代明显下降。 第三，这次粮食价格上涨是由夏粮减产和秋粮收成不佳引发的。但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我国目前的粮食库存依然较为充足，通过调节库存完全能够弥补粮食缺口，价格上涨幅度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最后，尽管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今年世界粮食产量有所下降，世界小麦和大米等价格都有所上升，但目前主要粮食品种的国内价格仍高于国际价格，这将会对国内粮价的上涨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3、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也不会引发价格的全面上升 其一，当前的CPI的上涨是由部分商品引起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前三季度，除了食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较明显之外，其余商品价格多为下降。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会受到一些异常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大幅波动，并模糊消费价格的真实变动趋势，因此剔除了食品和能源消费价格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核心CPI）被认为是衡量通货膨胀的最佳指标。应用这个指标来看，9月份我国的核心CPI增速依然落在负区间；10月核心CPI有所上涨，但增速仍然小于1%。这也说明，当前居民消费价格的持续上升是缺乏内生性的。 其二，商品供过于求的局面没有改变。据国家商务部市场运行调节司与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2003年下半年600种主要商品全国市场供求情况进行了排队分析：供过于求的商品473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78.8%；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27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21.2%；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许多商品由于供过于求或产品更新换代,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三，消费需求仍有很强的制约。社会保障机制的脆弱、收入增长缓慢与收入差距扩大并存导致近年来平均消费倾向和消费率不断下降。当前，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弱消费需求对物价上涨的制约还很强。 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对价格总水平的带动作用就不会像短缺经济时期那样强了。 4、经济发展存在比例不协调也构成了物价上涨的制约条件 一是投资和消费增长的失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明显地由投资主导，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今年以来，这一现象有扩大趋势。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为7 年来同期的最高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为近3 年来同期的最低点；投资率在进一步上升，而消费率还在下降。 二是沿海和内地发展失衡。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为30.5%，比上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实现出口1225亿美元，占全国的64.4%，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到位注册外资占全国的比重达到65%。当前经济加速主要是沿海地区经济的加速，这些地区进一步主导经济增长，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三是中小企业增长偏慢。目前企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大型企业的拉动，为数众多的小型企业则缺乏活力。前三季度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不足8%，远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6.5%的增长水平。 这些差距制约了经济的全面过热，也制约了物价全面上涨。 5、我国经济还有增长空间 从理论上说，只有实际产出超过潜在最大产出时才会出现价格全面上升。而我国目前比较公认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8％－10％之间，所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常态应该是连续四到六个季度在9％左右波动。那么，我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不会导致物价全面上涨。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市场供给对市场需求的反映大大加快。如今年钢铁、建材、电力等一度出现了紧张情况，在市场讯号的引导下，相关供给加速扩大，很快就上去了。在供给能很快跟上需求时，或者说，经济增长还有空间时，物价不可能全面上涨。 总之，我们认为对明年我国的物价水平会保持上升态势，但不会出现全面的通货膨胀，而将在一个合理的区间（1—3％）内运行。 三、宏观政策将会在继续支持经济增长同时调整力度和结构 制度设计与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分不开的。如94年财政体制改革，与93年经济过热是直接相关的。另一方面，财税体制改革又会为中近期的财政政策提供最有力的体制基础，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提供条件。所以，有必要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来理解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关注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对宏观政策的影响。 1、财税体制改革总体上会减轻税负 从《决定》来看，收入方面改革对财税政策影响是：总体上对各类经济总主体的税负要减轻，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1、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将形成总体上的减税负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2002年我国税费总体负担占GDP的25.1％，虽然低于发达国家的30％的平均水平，但却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16％－20％的水平，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将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 2、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将有利内资企业发展。现在除流转税外，还有一些税种和税制不统一，据有关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其宏观经济报告中）披露，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可能将外资企业所得税从15％提高到24％，将内资企业所得税从33％降到24％。但此举需要人大常委会做出立法修改。如果明年实现，将对内资企业有较大地刺激作用。 3、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推进企业投资尤其是推进高科技企业发展。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与考虑控制投资膨胀有关系。企业设备投资越多，税负越重。其对扩大投资、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有抑制作用。同时，造成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税负重于其它产业。近几年，消费和投资不足成为主要矛盾。转型将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尤其利于新增固定资产较多的企业。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将要缩小税基，现行税率不变情况下，所有企业的税收负担都有不同程度降低；当然，国家财政收入相应减少。明年增值税能否转型，或按什么方式和途径转型，这会对财政和企业有直接影响。据有关专家（杨卫华教授）估计，如果增值税转型后，在不允许把原有固定资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的前提下，国家财政将减少收入200亿－400亿元。但从今年税收收入情况看（前三季度已达到1.5万亿元，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亿元），国家财政有此承受力。 4、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对支持农业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农村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方向，是根据我国三农特别是农民收入情况逐步用现代税收制度替代现行的农业税制，近期可能取消农业特产税，这对减轻农民负担有一定作用。 5、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将对明年出口有较大影响，进而也会使财政政策具有了一定的遏制经济过热的作用。今年出口大增既是好事，但增得太快会通过结售汇渠道逼使我多发货币。就这个角度而言，明年出口下降会减少因结售汇带来的货币供给量，这就使通货膨胀因素失去持续的力量。 2、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将会扩大改革所需的财力，而减少投资需求的财力 《决定》提出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这将进一步推进财政支出管理体制的改革：解决事权过多、财力不足的矛盾，除做好收入征管这个老题目外，关键要改革支出。今后的基本思路是，财政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国家政权建设、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农业、生态等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出需要。不属公共产品的就不要提供。建立公共财政，要把老百姓纳的税，用在老百姓身上，不能成为政府投资国有企业去变成国有资产。这对今后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支出改革和明年形势走势，可能会使国债发行规模有所减少，而且重点会有较大变化，会更多地投向农村、社会发展及西部落后地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 “淡出”的时间，我们曾提出 “七上八下十走平”的设想：1997年到2004年，这是积极财政政策向上的时间，然后就要平滑下行，三年中国债和赤字要相应下降，到10年时要实现年度的财政收支平衡。这个趋势是很可能的。 3、货币政策将在金融改革中保持稳定 1、《决定》对金融改革的论述，基调还是在促进经济与防范风险中寻找一个结合点，这就是“稳健”的含义，因此，货币政策只能是稳健的，不可能有新的变化。比如，《决定》中提出要“健全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和处置机制，依法严格实行市场退出制度。强化金融监管手段，防范和打击金融犯罪。增强监管信息透明度并接受社会监督”。但同时又强调了“处理好监管和支持金融创新的关系，鼓励金融企业探索金融经营的有效方式”，使人感到了《决定》既强调金融监管，也希望金融机构能在支持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决定》中反映出的这种更多强调调控和监管倾向，可以说，是与今年二季度出现的信贷扩张过快引出的一种担心分不开。今年以来M2从5月始月月增长20%，支持了经济增长，但自身增长过快，也引发了房地产过热和结构性矛盾，加大了潜在金融风险。因此，控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既要防止通货膨胀，也要治时通缩。下半年以来，央行采取多种措施调控货币增长过快并初见成效，信贷高增长已初步控制。但同时也要防范新的信贷萎缩，因此，要注意政策的稳健。 2、《决定》又一次强调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反映出货币政策中更多要强调借助市场力量来进行调控。《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这反映出对货币政策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倾向。利率市场化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多年来，我国金融调控主要是信贷管理，缺乏利率这一中心参数，因此，调控时经常要借用行政办法。在经济转轨中，多次出现这种情况，即我们控制住了贷款规模却没能控制住货币供给量。究其原因一是直接的行政办法已控制不住投资规模，因而也控制不住货币需求量过速的增长；二是货币供给量中的相当部分是由不受贷款规模控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出去的。这种现象将会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而更为突出。必须承认，市场利率是调节货币供求关系的重要宏观政策工具。利率的变动，既受资金供求决定，又影响资金供求。商品价格市场化后没有实现资金市场化，作为最重要的资源——资金，就没法参与改变产业失衡和商品总供求结构性失衡的资源重组过程，金融调控也没法利用利率这一最重要的信号和杠杆。 明年人民币利率预计将基本稳定，加息或减息的建议都不会轻易轻易采纳。这将反映的是是货币政策在利率上的保持稳定的态势。 3、《决定》强调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反映出对明年货币政策是以稳应对变化的思路。这是一种改革汇率体制的提法。因为合理均衡水平，是市场供求的结果，而不是行政管理的结果。汇率形成机制合理性，比汇率水平高或低本身更为重要，更具有决定性作用。汇率的市场形成，也将对金融调控提供有力的信号和杠杆。 明年汇率水平更强调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均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外贸收支平衡，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意味着减少贸易顺差。美元最近有所上升，美国对我升值压力有所缓和，但我们也要扩大进口，要力求实现贸易平衡。二是资本项下的平衡，在引进外资进来同时，也扩大对外投资的规模。《决定》指出，要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今后我们要追求国际收支平衡，而不是双顺差。三是结售汇发放人民币与央行投放票据回收人民币要平衡。现在外储备3600多亿，对增发人民币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在人民币升值还有预期，外储备还会增加。因此，要通过发放央行票据等对冲措施，来回收人民币。 4、《决定》强调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为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和货币政策，将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这意味着，今后将进一步支持资本市场发展，解决现在直接融资下降的问题。而有了好的市场基础，就可以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所以，这也意味着货币政策中，将更注重公开市场操作。 5、深化金融企业改革，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提供微观的基础。《决定》从发展与改革结合的角度，从城乡统筹的角度，从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公司、中小金融机构协调改革的角度，从现有金融企业改革发展与稳定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结合的角度，全面分析了如何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也反映了发展与改革的结合。这也意味着，央行将继续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加强流动性管理，防止风险。 总之，明年货币政策，将会在金融改革加快的进程中继续保持稳健，货币政策踩“急刹车”的可能性很小。但其中又包含着有扩张有收紧的两个方面，会有结构性的调整。在操作上，会使用多种货币政策手段来达到既支持经济又防范风险的目的。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加强经济形势分析管理办法 一、建立健全经济形势分析制度 一）县政府于每季度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分析全县经济形势，查找存在问题，研究对策措施。 二）各副县长按工作分工，原则上每月初分别召开分析会议，对分管部门和行业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定期分析，并解决相应的困难和问题。 三)建立经济形势季报制度。县发改局、扶贫办、经贸局、财政局、农牧局、水务局、劳动保障局、商务局、统计局、物价局、人行县支行等部门，按季向政府报告经济形势。 二、认真做好经济形势分析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经济形势分析会的主要内容 认真分析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加强对各类经济热点问题的分析研究，结合我县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研究分析国家、省、市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对我县经济发展的影响，关注周边省区、市县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和经济指标，紧紧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全面准确客观反映全县经济运行情况，深入分析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县的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加强对生产总值、工业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支、物价、节能减排和就业等主要经济指标变化走势的监测预测。 1工业经济运行方面。主要是全县工业经济运行特点分析，包括生产情况和发展趋势如何，工业增加值完成情况，效益状况，工业主导产业发展和运行情况，对工业经济发展全局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工业企业技术进步情况，主要工业品产量和价格变化情况，全县用电量（工业用电量）变化等情况；传统产业升级改造、高科技产业培育、企业自主创新和产品开发、工业园区（集中区）建设和产业集聚情况；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能源原材料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存在突出矛盾和问题，打算采取的对策措施和建议等。 2农业和农村经济方面。主要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气候环境等条件变化影响分析；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的进展情况，节水增收、农业生产有关环境等条件变化影响分析；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技术服务等；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情况；种植业生产面积、产量；畜牧情况，包括主要畜禽产品的存栏量、出栏量变化，肉、奶、蛋等产品产量增长情况；农畜产品流通情况，包括农产晶基地、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模及其带动农户增产、农民增收的情况；农村劳动力培训及输转的规模、质量和效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以工代赈和易地扶贫搬迁等方面存在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打算采取的措施和建议等。 3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方面。主要是全县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城镇、农村、三次产业和重点行业投资完成情况；投资来源和构成分析，包括政府投资、银行贷款、企业情况和非税收入情况；财政转移支付情况，包括一般性转移和专项转移支付情况；财政执行情况，包括项目建设资金配套情况和公共财政支出情况；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结构和运行态势；存在主要矛盾和问题，打算采取的对策措施和建议等。 4财政金融方面。主要是财政收入情况，包括税收收入情况和非税收入情况；财政转移支付情况，包括一般性转移和专项转移支付情况；财政执行情况，包括项目建设资金配套情况和公共财政支出情况；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结构和运行态势；存在主要矛盾和问题，打算采取的对策措施和建议等。 5服务业方面。主要是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传统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存在主要矛盾和问题，打算采取的对策措施和建议等。 6消费和价格方面。主要是关系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主要消费品的市场容量、供应状况和价格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城乡分布；居民消费价格走势及影响因素；能源原材料供应情况和价格趋势；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农产品销售及价格走势；工业品出厂价格变化；存在主要矛盾和问题，打算采取的对策措施和建议等。 7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全县就业情况，新增就业和下岗职工再就业情况，城镇职工、农民工和大中专毕业生就业规模及动态变化，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加强就业培训和拓宽就业渠道的政策措施；养老、失业、医疗及城乡低收入群众社会保障和基本政策和实施情况；存在主要矛盾和问题，打算采取的对策措施和建议等。 8为民办实事方面。主要是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每年确定为民办的实事。年省、市、县政府承诺为民所办实事工作进度和落实情况；存在主要矛盾和问题，打算采取的对策措施和建议。 二)工作分工 经济形势分析牵头和协调组织部门为县发改局，注重对经济形势的综合分析与研究。各参与部门侧重于对本行业、本系统运行情况的具体研究分析，确保信息资源采集准确有效，不断提高经济形势分析的质量。发改局重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的综合分析，侧重于全县投资形势和项目建设进展分析，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统计局汇总、整理全县和省内外有关县区统计资料，会同发改局共同做好全县经济形势分析工作，对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每月定期报送政府办公室、发改局和相关部门。经贸局负责全县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综合分析，及时准确反映企业经济效益情况及生产运行情况，解掌握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突出问题，提出促进工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建议。扶贫办负责农村经济运行情况的综合分析，及时反映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及时发观和反映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农牧局负责全县农业经济现状、趋势和阶段性的特征分析，及时反映日光温室等设施农业发展情况、况，反映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商务局重点做好主要农产品市场信息的运行监测、编报和分析，及时对重要工业品、原材料、农产品和消费品市场做出分析预测，提出建议对策，特别要及时反映市场建设中存在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基本数据统计汇总整理，按月劳动和社会保障信息资料及用工公告。物价局负责全县群众生活必需品、重要商品和服务监测，及时反映市场价格运行情况，并提供分析报告。人行县支行主要负责全县金融运行和货币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的分析和预测，针对金融运行中的难点、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提出金融促进全县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信息中心主要做好国际国内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解掌握全国、全省、全市和市内务县区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情况的比较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其他部门结合本部门职责范围和工作特点，及时收集整理本行业的相关资料，分析存在问题和原因，提出对策。 三)材料准备 由县扶贫办、经贸局、财政局、水务局、农牧局、商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计局、物价局、人行县支行、信息中心等部门每月5日前将上月的分析汇报材料汇总，送县政府办公室、县发改局和统计局具体掌握每月各行业部门的经济分析情况，于每季度第一个月8日前，将上一季度的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上报县政府。 三、有关要求 一)切实加强对经济形势分析工作的组织领导。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做好经济运行分析工作，要把这项工作纳入日常工作议程，指定专门工作人员，切实做好经济形势分析工作，及时协调解决本部门、本系统经济运行中存在突出问题，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二)充分发挥发展改革和统计部门经济形势分析工作的职能作用，加强协作。县发改局、统计局要共同做好全县经济形势分析工作，向县政府汇报，并及时向各部门通报情况。统计部门要及时做好数据统计工作，每月5日前完成数据统计，为经济运行分析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县发改局要加强与各有关部门的衔接，畅通信息传递渠道。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相关统计和分析工作，及时报县发改局汇总。 三)充分发挥统计部门的统计职能和行业部门、基层单位的基础统计作用。要加强统计执法力度，各部门、基层单位要及时按要求向统计部门报送基础数据，统计部门要及时做好数据统计工作，为经济运行分析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四）不断改进分析方法，加强分析的实用性，严格把好季报检测分析质量关，做到月度有行业分析，季度有综合分析，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研究提出能见实效的对策措施。同时，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深入调查，快速反映，立足于“短平快”专题分析方面有新突破。 五）对于经济形势分析会梳理出的突出问题及决定采取的对策措施，由政府办公室每月督促有关部门整改和落实。 六）各有关部门要健全经济运行监测预警机制，完善信息网络系统和预测预警系统建设，科学判断经济发展态势，力求做到未雨绸缪；建立完善经济运行调节机制，提高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的能力，及时化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立完善经济运行引导服务机制，坚持市场导向，扩大信息交流，深入调查研究，完善信息和政策导向制度。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农村经济形势分析 今年以来，我市各级按照中央、省、市一号文件精神，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切实抓好春季麦田管理和农业技术服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目前，我市春季农业生产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形势较好。预计一季度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与上年同比增长7%；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与上年同比增长10%。 一、一季度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1、抓好春季麦田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我市今年小麦播种面积311万亩，比上年增加10万亩。今年共实施150万亩优质专用小麦良种推广补贴项目，占全市小麦面积的50%左右。由于07年我市部分小麦因墒情差播种晚，冬季气温持续偏低，无有效降水，目前小麦苗情总体比去年较差。据目前调查分析，全市小麦一类苗面积为94万亩，占30%；二类苗面积为124万亩，占40%；三类苗面积为93万亩，占30%，分别比上年减少20.4%、增加5%和15.4%；一类苗面积减少幅度较大，二、三类苗面积扩大，整体苗情不容乐观。全省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后，我市及时做好春季麦田管理工作，突出一个“早”字，把划锄追肥作为早春增温保墒、促根增蘖的重要措施，根据小麦苗情特点和土壤肥力状况，加大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力度，科学合理使用化肥，促进苗情的转化升级，为夏粮丰收打好基础。 2、春耕备播工作陆续展开。春耕备播计划、物资储备、技术指导等工作落实较好。今年我市预计春播粮食面积59万亩，其中春玉米14万亩、薯类33万亩；春播棉花45万亩，春播瓜菜面积60万亩。全市已准备化肥8.7万吨、农药650吨、农膜1600吨，农大108、郑单958、泉星2101等杂交玉米种子0.8万吨、棉花种子0.08万吨，检修农业机械7.9万台（套），各项物资准备比较充分，基本满足了春季生产所需，为春播备耕创造有力条件。 3、惠农支农政策落实较好。今年粮食直补面积380万亩，比上年增加10万亩，面积核实工作已全部完成，并上报省有关部门。全市170万亩良种补贴面积任务已经落实，今年将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面积300万亩，农资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惠农支农政策也将在2季度全面落实；能繁母猪、奶牛补贴及母猪政策性保险落实较好，预计全年能繁母猪和良种奶牛补贴达将达2300万元以上，母猪政策性保险达6万头以上，这些惠农支农政策的落实，极大的保护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粮食增产和恢复生猪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取得积极进展，全年完成产业扶贫项目48个，总投资1.4亿元，到*年底，全市“一县十三乡”33万贫困农民的年纯收入水平基本达到1000元的省定贫困线，部分人口收入有较大幅度提高，本届政府提出的“三个基本实现、四个明显变化”的扶贫任务目标基本实现。 4、农田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市计划新建和维修各类工程项目3627项，投工1720万个，完成土石方3712万方。改善灌溉面积30万亩，发展和改善节水灌溉12.7万亩，疏浚河道330.64千米，改造中低产田13万亩，新打、配套、维修机井2600余眼，新修蓄水工程500余处，增加蓄水能力5600多万方，维修加固堤防近28千米，修复水毁工程900处。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为加快构建现代水利体系，不断提高全市水利基础设施保障能力。重点项目，邢家渡、胡家岸灌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正在进行招投标。腊山分洪工程实验段已开工建设，征地及拆迁加快进行。开工建设了42个小型水库加固工程。 5、林业加快发展。围绕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创建生态城市为目标，坚持“南护水源，北治风沙”的要求，加大造林绿化行动力度，按照重点区域荒山绿化、退耕还果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全年计划完成完成造林14万亩，其中荒山绿化7.7万亩、退耕还林（果）4万亩，林业实现森林覆盖率增长1个百分点，总投资1.08亿元。南部山区重点进行了整地、挖、苗木准备等工作，积极实施退耕还果和荒山绿化春季造林。北部沿黄平原地区重点开展了农田防护林、速生林植树造林，搞好村镇植树。沿主要道路、河渠的绿色通道造林绿化工程已经全面展开。 6、认真抓好动物疫病防控，促进畜禽业生产稳定发展。从整体上看，全市畜产品总量持续增长，产业结构布局进一步优化，规模化进程不断加快，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部署严密，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预计今年第一季度，全市肉蛋奶总产量分别达到11.48、13.44、8.68万吨，分别增长2%、1%、12%；通过国家政策、项目扶持，母猪存栏头数回升较快，生猪生产得到恢复。畜牧业总产值达到25.2亿元，同比增长5％。根据我市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安排部署，4月15日前将全面完成今年的春季动物防疫任务，并确保所有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100%，目前此项工作正在加紧落实。 7、主要农产品价格有所波动。自去年11-12月小麦、玉米价格达到最高点后（小麦0.85-0.86元/斤，玉米0.9元/斤），08年以来市场粮价基本保持平稳，并呈稳中下降趋势，2月份小麦、玉米分别为0.81-0.82元/斤、0.84-0.85元/斤，玉米价格降幅大于小麦，但与去年同期比价格仍然较高（07年2月小麦0.79-0.8元/斤，玉米0.76-0.77元/斤）。蔬菜，由于去冬持续低温，大棚蔬菜产量预计减产10%以上，加上南方冻雨灾害天气影响，蔬菜供应偏紧，自去冬以来蔬菜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据统计，3月份30种主要蔬菜批发价平均每公斤2.93元，比去年同期平均增长173%，除大蒜、圆葱、西芹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外，其他品种都有所增长。虽然产量减少，但由于蔬菜价格较长时间保持高位，蔬菜产业整体效益所增加。畜产品，禽产品、猪肉价格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25%和15.4%，鸡蛋价格3.3元/斤，上涨57.1%，牛奶价格0.9元/斤，与去年同期持平。肉禽蛋价格继续保持高位，但呈现逐步小幅回落趋势。 8、农资价格前期基本平稳，最近上涨幅度较大。在国家支农政策及宏观调控政策制约下，农资生产厂家积极消化煤电油运等成本上涨因素，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前期农资市场供应价格相对稳定。除碳氨出厂、零售价格略有上升外（上升5%左右），尿素、复合肥、农药、农膜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保持稳定，价格持平。随着春耕备播的全面展开，3月中下旬，农药、农膜价格保持稳定，春季生产所需化肥价格涨幅较大，国产碳氨、尿素、复合肥平均上涨20-40%，进口高效二铵上涨60%。目前，农资市场货源稳定，供应充足，春季生产所需化肥、农药、农膜、良种等农用物资基本能满足需求。通过积极开展农资打假护农活动，农资市场秩序良好。 9、抓好“十大行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行动，通过大力调整农业结构，着力培植特色主导产业，积极探索现代农业发展的模式，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城镇建设行动，第二批08年计划开工的十个小城镇建设项目，正在进行项目考察、方案编制设计论证、招投标等工作，08年村庄改造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饮水安全行动，目前正在进行、确定水源、方案设计、招投标、落实队伍等前期工作，五一后全面开工。今年新建任务重点在商河、济阳两县，其余县（市）区进行工程扫尾和完善提高。今年计划解决400个村、32万人饮水安全，完善提高250个村，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生态富民行动，今年市财政安排3000万元资金，新增户用沼气4万户。目前全市正在进行落实户数、编制规划方案等前期准备工作。道路畅通、造林绿化、医疗惠民、教育振兴、弱势保障、市场拓展等行动正在积极推进。一季度全市共转移农村劳动力3.73万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严格控制化肥等主要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控制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近两年来，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继续在高位运行，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也成为农民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今年以来化肥等农资价格虽然在高位保持稳定，但随着春耕大面积开始，农资市场逐步转旺，农资生产成本刚性增加，价格可能重新抬头。建议相关部门早日采取措施解决，规范农用生产资料市场行为，严控农资价格，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2、农业和农产品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突出表现在大路产品多，优质产品少，专用产品不足等问题，这些还远远不能适应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后人们对农产品品种和质量的需要。从服务城市角度，粮经作物种植中，粮食所占比重相对较高，占70%，畜牧业比重偏低，仅占30%。同时，优势农产品区域化布局尚不明显，主导产业不突出，加工环节薄弱，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经营水平有待提高。 3、农业旱情有持续发展迹象。突出表现*年11月至*年2月，全市累计降水20.6㎜，比多年同期平均34㎜，少39.4%，其中今年1-2月，全市仅降水9.9㎜，比常年减21%；全市10座大中型水库蓄水量8690万立方米，比同期减2300万立方米，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局部地区已呈现轻度旱象。当前随着春季气温逐步升高和春播工作的陆续展开，下一步抗旱保丰收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4、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及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突出表现在龙头企业规模小、层次低、带动能力差，加工水平和技术装备不高，产加销联接机制不完善，市场竞争力不强。据统计，我市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数量仅占全省的3%左右，农业产业化经营处于全省中等偏下水平。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较慢，农民组织化程度还不适应农业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要求。 5、统筹城乡发展任务仍然艰巨。突出表现为城乡差距，二元结构的矛盾比较突出。除章丘、历城，其余四个主要农业县区，经济还欠发达，财政实力较弱；全市还有45万人口的年纯收入，在1500元贫困线以下；以水利、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商贸等为主的农村基础设施还不适应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的需要。目前农业投入，特别是在现代农业、生态环境、品种推广等方面投入严重不足，欠帐太多，严重阻碍现代农业发展的进程。 三、建议和措施 1、认真贯彻中央要求，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切实保护好基本农田，认真盘查整顿，杜绝乱占耕地现象的发生。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增加总产，按照中央、省要求落实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采取多方面措施，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2、加快发展农业”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龙头企业上连市场、下联农户，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体。发展农业产业化，没有强有力的龙头企业来带动，就不可能实现大的发展。目前我市规摸以上农业龙头企业与青岛、烟台等兄弟城市相比，数量偏少、规模小、创新能力不足、辐射带动力偏弱，不能有效盘活各类农业资源，制约着我市农业产业化发展。因此，要坚持用抓工业的理念抓农业，进一步培育壮大一批优势产业、名牌产品的龙头企业。要围绕农民增收这个主题，加大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效益农业，围绕优势农产品产业，以加工流通组织为龙头，发展一批区域化、专业化程度高的农产品产业带，实现生产规模化；继续推动畜禽养殖小区建设，进一步加快畜牧业发展；面向市场拓展加工流通，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实现营销市场化；进一步完善扶持龙头企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解决土地指标、融资等方面的问题，为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创造条件。 3、进一步作好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发展基础。要调动各级和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积极性，推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对各类水利工程的情况进行认真梳理检查，确保工程发挥效益。汛前应完成的水利工程要在汛前完工验收；跨汛期施工的水利工程，要抓住汛前的良好天气组织施工，并按度汛方案要求落实度汛措施；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抗旱水源，机井及小水源工程等要作好渠系配套。强化管理，加强监督确保水利工程建设质量。 4、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培植壮大县域经济。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加快县域骨干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提高工业承载能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国内外企业在我市县域地区投资创业，带动县域工业的发展。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乡村工业，开拓国际市场。鼓励农民积极从事以当地特色农副产品为主的加工、流通行业，增加农民收入。 5、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立完善以县为中心、乡镇为纽带、村为基础的三级农科推广服务体系，加快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提高农业防灾抗害能力。采取多层次、分期举办的专业技术培训，加速造就一批技术带头人和科技骨干，更新农业推广知识，提高科技人员的整体素质。加强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培训，让农民真正掌握无公害和绿色农产品的生产技术。切实搞好对种植户的技术服务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各种技术问题，确保农产品优质、高产、高效，通过优质、高产、高效降低种植成本，实现增收。进一步稳定农业科技推广队伍，保障农技干部的待遇。充分发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作用，开展科技知识培训，送科技知识到村、社，到农户，增加广大农民科技知识，促进农民增收。 6、继续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建立农民工维权长效机制。实现城市化、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工资性收入也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一是积极培育连结劳动力供求双方的中介组织，提高外出劳动力的组织化程度；二是进一步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的各种培训，进一步完善中、长期培训就业工作规划，建立长效机制，并推荐就业。建立健全劳务输出培训基地、劳务输出人才库，着力提高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和劳动力素质；三是加强信息服务，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和市、县、乡信息网络，及时准确而有效地向劳动力输出地区用工信息，增强劳动力外出目的性，减少盲目性；四是建立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管理机制，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规范用工企业、中介组织和劳动者的行为，保障外出劳工的合法权益，继续严厉打击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行为；五是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切实保障劳务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六是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健全农民工跨地区就业服务体系，要把解决跨地区劳务纠纷作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点，最大限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煤炭经济形势分析及应对 【摘要】在宏观经济下行影响下，煤炭行业作为我国支柱产业，在保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随着近年来各种新能源的广泛应用，煤炭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煤炭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煤炭经济形势，并给我国煤炭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宏观经济影响；煤炭经济；煤炭行业；煤炭企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煤炭行业面临着严峻的市场环境，竞争压力不断增大，煤炭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生产、管理以及运行模式，不断提升自身企业的行业竞争力。 一、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影响下我国煤炭行业现状 1、我国煤炭供需变化 我国煤炭资源及其丰富，煤炭生产量及消费量领先国际平均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1—8月，我国煤炭产量高达25.7亿吨，同比增长4.4%，说明我国煤炭产量逐年稳步增长。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变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开始开发新能源，使得煤炭行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煤炭市场呈现下滑趋势，我国煤炭消费量正逐步下降，逐渐被各种新能源取代。 2、煤炭产能过剩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当前我国煤炭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小煤矿企业大幅的增加，一方面导致煤炭资源的浪费，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另一方面还使得煤炭生产供大于求，形成产能过剩的机制。导致煤炭产能过剩的原因有以下四个因素：一是企业的过度投资，尽管煤炭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煤炭的生产效率并没有相应的提高，使得资本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劳动力过剩。二是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当前煤炭产能过剩具有地方政府的原因，由于当下实行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对于煤炭产业固定资产的投资欲望较强，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煤炭产量的不断增长，使得煤炭产业产能过剩。三是宏观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以及不断变化的市场供需环境使得我国煤炭产能生产效率无法得到有效的提高，需要对煤炭行业进行结构调整并不断改善市场环境。 3、煤炭企业现状 （1）煤炭成本持续增长。当前我国大力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在进行资源整合，煤矿的基础设施及设备有了很大的改良，煤炭产业的利润水平不断下降，导致许多生产效率低下的煤炭企业出现亏损，严重影响了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 （2）煤炭价格不断下降。由于煤炭市场上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煤炭的消费量逐渐降低，煤炭企业为了保证销售量，不断对煤炭价格进行下调，煤炭市场的竞争极其激烈，煤炭企业生存艰难，举步维艰。 二、宏观经济下行影响下煤炭企业的应对策略 1、企业坚定信念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形势，企业需要正确看待自我，变危机为机遇，抓住发展时机，坚定自身信念，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煤炭企业经过不断的改革与调整，企业安全基础有了较大的进步，生产管理方式及企业运营模式日益完善，企业员工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不断克服困难，构建了一支业务水平高、专业素质过硬、勇于开拓进取、乐于奉献、不断创新的优质员工队伍，培养出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团队，使企业在面对危机时有了坚强的后盾。只有坚定信念，团结协作，以良好的心态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才能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2、抓住企业发展重点 企业要实现发展需要保证效益。逐步进行企业内部市场化管理调整，对洗煤加工、煤炭销售以及成本进行严格把握，创造高效的生产经营方式，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增强节约的意识，企业各级管理者需要对企业经费进行严格把控，对企业生产经费及各种支出实行系统化管理，将有限的企业资金用到实处，杜绝铺张浪费、形象工程，倡导节约，实现企业煤炭生产效率最大化。第二，要进行企业内部市场化管理，稳步构建合理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实现缩减生产成本、创造经济效益的目标。第三，实现增量增效，对生产设备进行定期维护，保证各种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提高原煤入洗量，增加煤炭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严格把控洗煤质量，最大程度地提高精煤回收率，以高质煤来拓宽市场。 3、坚持市场化原则 煤炭企业要进行改革，坚持市场化的原则，建设高质煤炭生产基地，合理调整煤炭资源，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根据市场的要求，对煤炭进行高效开采，防治过度开采情况发生，协调好煤炭产量与市场需求，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促进煤炭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采用先进的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促进煤炭企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健康发展。 4、项目带动 优化井下各大系统“合岗提效”。重新对供电、运输、排水等主要系统进行梳理和优化，合并小的配电点或者将配电点和绞车房设置在一起，减少岗位工，实现一岗多能。同时，要紧密结合生产经营计划，不断优化和改造各采区的供电设计，减少配电点的设置，尽量将集中配电点设置在用电负荷中心，实行集中供电，这样可以降低线路损耗、减少电缆和设备的需求，同时还能方便操作和管理；皮带运输系统可以将两部，甚至三部皮带进行合并，减少皮带运行管理人员，实行集中控制和自动化管理，在提升矿井自动化水平的同时降低人工成本，实现合岗提效。新技术、新装备的不断投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提升矿井装备自动化水平。例如：第一，排水系统采用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无人值守，并可实现远控操作，这样就能减少岗位工的投入，降低成本。第二，采区的运输皮带实行集中控制系统，采用先进的皮带集中控制系统，可实现对采区两三部皮带的集中管理，定点操作，在降低人工投入的同时，提升矿井的自动化水平。第三，变频装置的使用，对于那些大功率的用电设备以及需要频繁启动的设备，采用变频控制系统，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设备启动时的启动电流，减小超大电流对设备和线缆的冲击，同时减少对电网的冲击以及谐波和杂散电流的产生；另一方面可以节约大量的电能，设备可以根据所带负荷的大小及时调整输出功率，并可实现大范围的调动和控制，节电效果显著。第四，瓦斯发电机组余热利用，可以充分利用发电机组本身的运行温度，来为矿井提高热水，一方面可以降低设备运行温度，达到冷却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减少锅炉的运行时间，降低对煤炭的消耗，达到双赢。加强对设备运行的管控，减少对电能的消耗。例如：主排水系统选择在用电低谷的夜间进行排水，降低电费；皮带和刮板机也实行集中控制，严格管理，避免设备空转；猴车和立井罐笼实行约点上、下人员，避免因个别人员上下而导致设备的长期运转和降低提升运输效率；主要大巷和皮带巷的照明灯实行双线控制，将照明灯设置在不同的两个供电线路上，在设备停止运转时，可以方便地关掉一组或全关掉，减少电能的损耗。加大对井下瓦斯的抽采力度，对于高瓦斯或突出矿井，一定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抽采计划，并严格检验抽采效果，最大限度地抽采瓦斯，并利用地面发电机组将矿井最大的危害瓦斯，变为发电的能源，为矿井提供电能，在有效消除瓦斯危害的同时，还能为矿井提供优质的电能，一举两得。 5、对煤炭质量进行严格管理 当前我国煤炭市场呈现下滑的趋势，煤炭企业需要对煤炭的质量进行严格管理，不断增强煤炭质量的稳定性能，以高质量煤炭在市场取得地位，增强自身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煤炭质量进行管理主要体现在对煤炭采场的管理上，煤炭企业要加强生产意识，根据市场供需的变化，对煤炭质量进行合理调整，不断提高煤炭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例如潞安集团加强了对煤炭的质量监测，对于喷吹煤的质量检测多达5个环节，从煤炭出井一直到装车过程都进行严格把关，保证煤炭的质量。 6、对成本进行科学控制 企业的目的在于赢得经济效益，而在当今煤炭供大于需的市场环境下，煤炭企业要想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就必须从煤炭生产成本上进行控制，缩减非生产性的开支，使得企业资金得到有效的利用。同时，要对管理成本进行科学控制，不断优化煤炭生产结构，进行科技创新，避免出现浪费的情况，在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将节约成本的理念贯彻整个生产过程中。 7、改善企业的运营环境，开拓煤炭市场 根据煤炭企业自身的发展特点，构建相应的税收财政系统，实现煤炭产业的转型发展，同时政府需要对煤炭企业采取优惠政策，适当减少煤炭行业的税收，促进煤炭企业的长久发展。企业自身需要抓住经济体制改革的机遇，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维持原有消费群体并积极拓展新的消费群体，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8、加强市场信息的建设 煤炭企业需要构建健全的市场信息平台，加大与能源研究机构、煤炭消费群体以及其他煤炭企业的交流力度，及时了解煤炭行情信息，对煤炭市场的变化进行实时分析，并想出应对方法，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9、对进行煤炭深加工，开发新技术 由于我国煤炭资源极其丰富，而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缺乏，使得煤炭出现产能过剩的现状，现有煤炭企业需要对煤炭进行深加工处理，例如煤基油、煤化工的深加工等，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利用科技手段来缩减生产生本，创造煤炭新价值，实现煤炭资源的使用效率高效化，从而实现煤炭企业的健康发展。例如，潞安集团开发煤基合成油技术，在煤炭深加工方面走在众多煤炭企业的前列，这是对能源开发利用的积极探索。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宏观经济下行的情行下，我国煤炭经济形势不太乐观，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但煤炭企业要坚定信心，不断改进企业自身的生产、运营、管理模式，开发新技术，提高煤炭利用率，不断开拓煤炭市场，对煤炭进行深加工处理，促进煤炭产业及企业自身的长久发展。 作者：刘板女 单位：同煤集团忻州窑矿科协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畜牧经济形势分析 作者：王海鹏 聂兴泽 单位：黑龙江七台河市畜牧兽医局 七台河市畜牧业发展在2010年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由供求关系变化导致的生猪价格下跌、养殖效益下降成为畜牧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在困难面前，畜牧管理部门协同广大的养殖业户共同抵御风险，认真贯彻“三农”发展的相关部署，积极争取国家、省的有力支持，大力发展规模养殖，充分调动广大畜牧工作者和养殖户的积极性，确保了畜牧业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取得了良好效果。 1生产情况 1.1存出栏黄牛及肉牛存栏3.91万头，同比增长8.27%，出栏1.05万头，同比增长-33%；生猪存栏22.59万头，同比增长17.16%，其中，能繁母猪存栏达4.71万头，同比增长了8.64%，出栏11.75万头，同比增长32%；山绵羊存栏14.02万只，同比增长6.87%，出栏3.2万只，同比增长-7%；禽存栏217.8万只，同比增长20%，出栏174万只，同比增长14%；奶牛存栏2556头，同比增长14.77%。 1.2产品产量肉类总产量达14684.3t，同比增长12.07%，禽蛋产量4691.9t，同比增长12%，牛奶产量1902.5t，同比增长31.44%。 2主要特点 2.1畜产品价格下滑，饲养量逆市增长受畜禽生产周期行变化及部分地区疫情严重双重因素的影响，进入2010年，以生猪为主的畜禽及其产品价格连续下跌，养殖效益逐步缩小。春节过后，生猪价格不断下滑，从3月12日开始进入了亏损状态。但由于前期市场价高利好，养殖户从中获取了充足的发展资金，规模化生产的比重增大，抗风险能力的得到进一步加强。近两年，一些养殖场（小区）在国家、省、市各项优惠政策的扶持及项目的拉动下，养殖规模不断壮大，标准不断提升，新建及改扩建规模场（小区）已经投入生产运营，目前，正处于生产高峰期，因此，在生产上表现出供大于求，出现了在价格低谷期逆市增长的局面。 2.2规模化生产成为畜牧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产业基础不断巩固近几年，国家、省、市都不断加大对规模养殖场（小区）的扶持力度，使我市小区数量迅速增加，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不断提升，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几年来，我市已有14家养殖场在国家标准化项目的支撑下完成了规模化、标准化改造，已有15家养殖场在市级新建及改扩建标准化养殖场项目扶持下不断壮大。据统计，截止到今年一季度末，全市现有养殖专业户3695户，各类养殖大户为1021户，养殖专业小区92个。据调查，2010年，我市将新建及改扩建规模养殖场（小区）35个，总建筑面积10万m2，规模化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为畜牧业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3疫情形势总体平稳，安全生产能力不断加强兽医体制改革以后，我市进一步完善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强化了市、县（区）、乡、村四级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加强了动物疫病防控，严格执行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致使我市已连续多年无疫情发生。进一步加大了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监管力度，完善了饲料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检测和认证体系，强化了饲料和兽药监管，从生产源头确保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切实改善畜产品质量和安全卫生状况，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进一步加强畜产品的监测力度。 3生产形势预测 3.1生猪受前期市场的影响，生猪存栏量显著增加，特别是母猪的增加量更为显著，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提供的最新数据，目前，全国能繁母猪数占整个生猪存栏量的11%（我市目前为20.8%），远高于正常值9%，并且这些母猪大多数处于青壮年繁殖旺盛期，淘汰难度较大，潜在的生产能力将导致后期的生产中表现出较强的惯性作用，供大于求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低价周期持续时间可能相对较长。 3.2奶牛随着我市奶牛倍增计划的不断深入，我市奶牛存栏将大幅增加，而且近阶段国人对国产乳制品消费信心不断恢复，我国乳制品行业将逐渐好转，奶牛养殖户的效益将不断提升。 3.3肉牛及山绵羊由于我市草业资源有限，肉牛和山绵羊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养殖总量增加缓慢，并且国家、省、市对肉牛和山绵羊的扶持政策有限，肉牛和山绵羊增长速度一直较慢。预计在无重大动物疫病的影响下，肉牛及山绵羊生产将继续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势头，养殖量会稳步增加，养殖效益也会相对稳定。 3.4家禽今年在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的情况下，家禽饲养量将进一步增加，但价格会受生猪价格的影响继续保持较低的水平。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分析及下半年走势判断 摘要：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走势呈现四个突出的亮点：消费驱动的增长循环正在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日益显著，经济增长正在降低对投资的依赖，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速。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并未消除，部分部门仍面临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的沉重压力，但短期内中国经济运行基本筑底趋稳，具备实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软着陆”的良好条件。 关键词：投资下滑；去杠杆；稳增长；软着陆 一、上半年我国经济走势呈现四个突出亮点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约29.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0%，符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7%左右的预期目标。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仍渐趋企稳，稳中向好，实属不易。概括讲，在经济增速企稳中，我国经济运行尚呈现如下四点亮色。 （一）消费驱动的增长循环正在形成 从需求结构看，2015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较2014年同期提高5.7个百分点（见图1），接近美国和日本60%～70%消费驱动的增长贡献率。尽管这是投 图1 我国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数据来源：Wind资讯。 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下降的缘故，但也意味着由消费驱动的增长循环正在形成。与投资和净出口的宽幅波动不同，消费需求表现比较稳定。2015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14.2万亿元，同比增长10.4%，较上年仅下滑了1.7个百分点（见图2）。其中，消费结构继续升级，消费产品升级换代加速，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中通信器材同比增速高达37%，而以网络销售为主的新型消费业态亮点突出，网上零售额占到零售总额的11.6%，同比增速高达39.1%。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消费尚存在向境外流动的现象，但还不到国内零售总额的4%，而且随着我国在2015年6月底前开展对部分国外日用品降低关税试点和调整部分商品消费税，境外消费回流有望拉动国内零售总额提升2～4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更加显著。 图2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二）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日益显著 从产业结构看，2015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上升至49.5%，比2014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5.8个百分点（见图3）；上半年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6.8%，较上年同期提高了7.4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7个百分点（见图4）。这主要得益于金融服务业增长较快，上半年金融服务业对GDP累计贡献率接近20%，远高于2014年全年8.2%的贡献率（见图5），其中资产规模超过8万亿元的证券行业对第三产业贡献较大，仅上半年股票交易金额累计同比增长了543%，大幅度增加了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尽管这一趋势难以持续，但可以预计的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出现大幅下滑，因为包括快递物流在内的新兴服务业快速增长，对第三产业将会提供新的支撑。这些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我国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的趋势还在延续。 （三）经济增长正在降低对投资的依赖 从投资需求看，投资下滑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增速降至7%的主导因素。2015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1.4%，较2014年同期下滑了5.9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速为9.7%，较上年同期下滑7.6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只有4.6%，较上年同期下滑9.5个百分点（见图6）。从另一角度看，经济增长正在降低对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依赖。由于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对房地产投资高度依赖的基础上的，表现在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与我国GDP增速走势趋同。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以来，这种趋势尽管没有发生改变，但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正在减轻。这预示着中国经济转型要经历这一阵痛，但也必须割舍对房地产业的依赖。 （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速 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出现可喜变化。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2015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93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超过同期GDP增速0.6个百分点，其中主要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速，实际增长8.3%，快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个百分点（见图7）。这意味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83，较2014年同期缩小了0.04。要在2020年确保全面实现小康，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很关键的环节，这是民生改善并使大多数人享受到改革成果的具体体现。 图7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实际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二、投资持续下滑源自主动调整的结果 当前投资增速出现下滑应是我国经济发展主动调整使然。我国经济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形势，尤其是结构调整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带来了去库存/产能和去杠杆两种调整过程。去库存/产能是主动优化结构的必然，而去杠杆是有效管控风险的必需。 （一）加速去库存/产能造成盈利下降和投资减少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大规模的刺激带来产能扩张和房地产繁荣，但随着国内外有效需求增速放缓，新增库存或产能面临消化困难，造成资金周转紧张，盈利持续下降，“造血”机能失调，影响了后续再投资。 1.部分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压力大 在房地产领域，尽管房贷新政、降准降息和公积金政策调整等系列措施刺激了房产销售回升，但也主要限定在一线城市和少数几个其他城市，大多数二三线城市商品房销售情况并不理想。截至2015年6月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573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0.8%，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只有3.9%，若按上半年全国商品房均价每平方米约6816元（再扣除每平方米1200元的部分建安成本），待售商品房将占用资金约3.7万亿元，再加上大量未领预售证的在建工程和土地，这一数据估计至少有7万亿元以上，这对房地产开发再投资形成极大的资金制约，后续工程面临资金断供问题。 2.部分制造企业去产能压力大 在制造业领域，受内外需求不振影响，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部分行业受到较大冲击，产能利用率不高，去库存压力沉重。以钢铁业为例，受供大于求的影响，钢材只能以白菜价格卖出，如螺纹钢跌到每吨1900元（每斤0.95元），2015年1―5月全国重点钢企主业亏损近165亿元，且亏损面在持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行业进一步的投资空间。工业企业盈利出现恶化，导致各级政府税收收入出现下滑。 3.基建投资面临资金约束压力大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和企业都想利用基础设施投资消化过剩产能，这确实是化解产能过剩的好办法之一。2015年年初，基建投资呈现高增长势头，促使一季度经济增速没有跌破7%，但4月基建投资也突然失速（见图8）。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为调结构需要，适当做出“减法”，自2014年9月开始中央政府就加速消除地方政府债务杠杆，致使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受到抑制，再加上银行信贷出现萎缩，使更多资本流入股市或外流，基建投资缺少资金供给，从而使投资增速出现一定下滑。 图8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二）加速去杠杆引发债务担忧和投资失血 前期刺激政策引导下的产能扩张和信贷膨胀，致使现在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投资者偿还债务压力加大，利息负担加重，使政府和企业再投资资金来源受限，而前期股市暴跌蒸发约14万亿元市值，促使监管部门要求上市公司增持，使实业投资面临被“抽血”的尴尬境地。 1.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不减 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在2015年到期量约有1.9万亿元，如果包含2013年6月以来的新增债务到期的部分，预计2015年到期债务将达到3万亿元左右。在中央政府加速去杠杆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加重的债务负担使其面临融资难问题。在缓解地方融资方面，推出的PPP模式出现“干打雷不下雨”的尴尬现象，社会融资面临合作意愿偏低的问题。而地方债务置换计划，却因流动性不足、利率偏低、规模较大等问题，商业银行的积极性也不高。 2.企业偿还债务压力较大 据标准普尔一份报告显示，2013年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达到14.2万亿美元，按1美元兑6.2元人民币计算，折合约88万亿元人民币，约是2014年GDP的1.4倍。另据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总额约有60万亿元，几乎与2014年的GDP相当。受内外需求疲软影响，很多企业盈利能力出现下降，再加上前期融资成本较高，企业背负的利息负担很重，债务违约风险加大。2015年以来，企业债市场出现ST湘鄂、天威保变、珠海中富三大违约案例，打破了债市刚性兑付的默认规则。 3.股市去杠杆引发“抽血”效应 前期对股市配资的放纵，引发大量资金涌入股市，致使真实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有限，高杠杆带来的泡沫风险剧增。2015年6月15日，在监管机构规范融资融券和严查场外配资等政策措施的作用下，仅经历17个交易日，上证综指、中小板指、创业板指跌幅分别达到34.8%、40.6%和42.9%。股市出现暴跌迫使中央高度关切，采取紧急措施对高杠杆的融资融券和场外配资实时监控，严厉打击恶意做空股指行为，适当补充市场流动性，促使市场回归价值投资，尽快促使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由前期的杠杆牛、融资牛转为改革牛、转型牛。 三、下半年经济运行筑底趋稳，具备实现“软着陆”的良好条件 在经历上半年的经济减速的考验之后，我国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正在增多，预计下半年会扭转经济下行态势，经济增速将稳中略升，可能出现小幅度的V形反弹，实现从高增速下降至中高速平稳增长的“软着陆”可能性增大。预计全年GDP实际增速在7.1%左右，经济结构持续得到改善。 （一）“稳增长”政策持续加码并逐步见效 自2014年11月进入降息周期之后，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就倾向于稳增长。由于2015年一季度经济增速表现不及预期，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各类刺激增长政策逐步加码。 1.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投入 其中上半年列入计划的项目，下半年将会实际投产。如财政部提出要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包括加快拨付重大水利工程项目资金、充分利用铁路发展基金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等，发改委提出要推出四大工程包，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现代物流和城市轨道交通，以加强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 2.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前期降准、降息等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改善市场流动性，使资金约束有所缓解。 3.房地产销售回暖 二季度部分地区房产销售回暖，由此带动下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加，以及钢铁、水泥、装饰材料等产业补库存需要。 4.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提高 在地方债置换加码和支持借新还旧政策下，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将会被带动起来，预计下半年投资力度将加大。 5.出台了稳定外贸的政策 出台了稳定外贸的政策，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和调整消费税，有望进一步提振进出口和消费回流，净出口和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还会增大。 （二）财政政策仍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政府提出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让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发力，有效支持经济增长。 1.财政存款余额仍有活用空间 据审计署抽查数据显示，2014年年底抽查的22个中央部门有存量资金1495亿元，18个省本级财政有存量资金1.19万亿元。截至2015年6月末，我国财政资金存款余额约有4万多亿元，各级财政已收回沉淀和违规资金2500多亿元。这些存量资金可以统筹盘活，用于急需的重大项目和公共服务建设领域，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2.政府财政赤字仍有伸缩空间 2015年计划的财政赤字规模是1.62万亿元，占GDP比重的2.3%，尚远低于3%的安全线，加上上年未使用的预算结余和今年上半年的财政盈余，下半年财政赤字实际可用额度为2.4万亿元左右。 3.中央政府可以继续发债核销前期债务 我国政府债务尚处在安全范围之内，目前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用广义口径来计算也不超过30%，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在内也仍然在60%的安全线以内，各级政府仍有发债空间实现前期债务的核销。 4.政府仍有大量的优质资产可以证券化 当前，各级政府依然有大量优质资产可以用来做抵押与信用担保，这既可以部分解决建设资金来源约束问题，也利于缓解短期偿债压力。 （三）宏观调控能力越发成熟高效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开启“双引擎”，助力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在此情形下，意味着宏观调控目标将由单一增长目标转向多重目标，即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一个都不能少。 1.应对多重调控目标做到及时到位 当前面对出现的“跷跷板”现象，政府需要精准施策、定向调控，使调控政策跟准经济波动频率，既不过早，也不滞后，尽可能由“跷跷板”过渡到“不倒翁”的状态。 2.应对突发风险或紧急问题不能贻误先机，需及时采取强有力措施应对 在这次股市的“抗险救灾”中，中央政府适时采取强有力政策，通过向市场释放流动性，遏制股市崩盘和风险外溢，同时表达决心，坚信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维护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这都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向积极向好的势头发展。 （四）深化改革开放能增添经济新活力 当前，我国政府正在通过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向社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同时通过市场准入、财税、国企、商事、要素价格等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制订了“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2050 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传统制造转型升级，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涌现一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 2.有序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开放型经济体建设 帮助企业寻找国际合作新空间，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快优势产能、先进技术、新兴市场等的国际合作，加快推进外贸新型商业模式发展，包括加快落实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切实促进进出口的平稳增长。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当前工业经济形势分析 目前，中国工业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但工业经济继续大幅下行的压力已基本缓解 当前工业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1.工业经济大幅下行的压力有所缓解，将进入较长时期的筑底企稳过程。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下行轨道，在5年的时间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10年的12.6%下滑到2016年的6%，下滑幅度超过一半。造成中国工业经济下滑的原因，既包括国际市场需求大幅降低等外部因素，也包括中国前期经济刺激政策逐步消化带来的副作用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阵痛。然而进入2016年以后，这些不利因素在工业经济增速上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换句话讲，这些因素拉动工业经济继续大幅下行的动能也基本消散。国际市场形势开始逐步好转，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效果开始显现，很多地区、领域呈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虽然当前工业运行的整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只要不发生新的系统性风险，工业经济进一步大幅下滑的可能性并不大，工业经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筑底过程。 2.中国工业仍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要素禀赋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曾对工业增长起到关键作用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丧失。但是，在传统比较优势丧失的同时，中国也积累了一些新的、更加高级的比较优势，包括：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力质量得到很大提升；基础设施条件大幅改善；资本积累取得很大成绩，中国已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年度专利申请数量居全球首位等。这些新的比较优势将推动工业企业实现竞争优势转换，使中国真正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下一步，随着工业转型升级的进一步推进，中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也将表现出更强的竞争力。 3.工业企业经营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目前中国工业企业营环境在很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改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秩序仍不够规范。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企业信用意识弱，商业欺诈、逃废债现象日益严重，财务失真行为比较普遍；企业之间不公平竞争问题大量存在，很多企业热衷于向政府寻租，以虚假经营活动骗取国家优惠政策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很多企业不愿意进行技术研发，行为短期化倾向严重。二是经营资源保障不足或成本过高。目前，虽然国家对资金的供给较为充裕，但银行出于资金安全考虑，未必将资金贷给那些最需要贷款的企业，而获得贷款的企业也未必将资金都用于生产性投资或日常经营。相当一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仍然感觉资金紧缺。同时，房地产的利润远远超出制造业的平均利润，也必然诱导企业将剩余资本投向房地产而不去追求技术创新，导致制造业的空心化。三是税费负担仍然较重。近些年来中国工业企业税费负担不断减轻，但与国际水平相比，税费占企业成本的比重仍然较大。经测算，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约为16%，而美国仅为7%，表明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仍有较大的降低空间。 政策建议 目前是中国工业经济筑底企稳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应加强风险监测预警，防范各种因素有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应加强制度建设，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特别是要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以提升效率、质量和竞争力为主线，提高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供给效率和结构水平。 1.加强经济调控，防范系统风险。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风险，必须加以重视、谨慎应对，否则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从而对工业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影响。一是谨慎做好房地产行业调控。多年以来，房地产价格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也造成了工业经济的粗放式增长。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收紧性调控政策来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下一阶段，应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变化，避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对经济造成冲击。二是谨慎应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目前，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存在贬值压力，有可能会引发中国资产价格全面下跌，使得国内外资金大量流出，造成巨大的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加强外汇市场监管，并密切关注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三是谨慎防范资本市场风险。由于中国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改革，无论是企业、个人还是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运行方式都缺乏足够的理解，尤其是在金融监管体系和安全网体系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监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当前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巨大挑战。 2.改善企业环境，优化产业生态。优化市场竞争秩序、改善企业环境是打造良好产业生态的根本前提，其核心目标是为企业构建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一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意味着国资和民资之间实现优势互补，而且意味着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优化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形成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带来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二是推动垄断行业改革。工业发展中面临着产能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的局面：一些竞争性行业产能过剩十分严重，造成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而在一些垄断行业则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将资源从产能过剩的竞争性行业转移到供给不足的垄断行业，意味着资产配置效率的大幅提升，从而实现工业经济的内涵式增长。三是降低企业税负。要想真正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必须要做好“顶层设计”，实施全方位的税制改革。要对中国企业之间的税负分布和转移情况进行精细的计算和研究，制定科学的应对措施。四是优化市场竞争秩序。工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市场微观主体的政策依赖性过强，在争取优惠政策方面花费太多精力，不少企业在行为上表现出“短期化、投机化、功利化”的特点，缺乏从事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进而限制了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优化市场竞争秩序能够使企业活动回归创新这一核心要义，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作用，形成工业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支持企业创新，促进转型升级。要想实现以创新为本质的经济内生增长，必须要致力于增强经济活力，通过不断涌现的“草根创新”，提高整个工业的发展水平。一是发挥好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工业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够提升自身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增加产品附加值，从国际市场的低成本竞争转向国内市场的差别化竞争，从而带动整个工业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和工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在技术赶超阶段，因为有发达国家的路径可借鉴，政府主导的技术发展战略可能会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随着中国的角色由传统产业中的跟随者转变为同行者，由于存在不确定性，由政府直接决定产业发展的具体技术路线和项目，或由政府主导产业创新往往会产生政策失效现象。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政策的重心也应该是发挥企业自主性，企业会权衡风险与回报进行商业性的研发，公平的市场竞争更能够从大量的竞争者中筛选出最终的获胜者。二是发挥好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引导服务作用。政府部门资助重点应更多集中在基础技术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上，而不要指定资助哪条技术路线，更不应在企业竞争中“由政府选择赢家”并将其作为重点资助对象。为推进工业结构调整，政府应加快推动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并提供优惠政策，应该通过一种竞争性的、更体现公平的方式分配支持创新的补贴经费，鼓励最有创造力的企业脱颖而出，又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同时，应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给予更大的空间，尤其是在物联网、大数据运用等新领域里，要尽量避免对企业新创的经营模式和组织方式进行行政性限制。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国内外经济形势分析 一、世界经济形势鸟瞰 世界经济形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一些经济体有较高的增长，而另一些经济体则停滞不前。无论对哪个经济体来说，未来都充满不确定性，都需要认真面对。 （一）整体的经济形势及其未来展望 根据IMF预测，2016年第三季度的全球产出增长率估计约为3%（折年率），相比前两个季度基本没有变化。虽然平均增长率保持稳定，但不同组国家的情况存在差异。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回升强于预期，主要原因是库存的拖累作用减小，制造业产出有所恢复。相反，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增长减缓，主要是由特定因素造成的。多数地区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等前瞻性指标在第四季度仍然强劲。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经济活动在经历了2016年上半年的疲软之后强力反弹，经济已经接近充分就业。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欧元区）的产出仍低于潜在水平。在西班牙和英国等经济体，国内需求在英国退欧投票之后的情况好于预期，因此，第三季度增长率初步数据比之前的预测强一些。在日本，历史增长率的修订显示，2016年和之前年份的增长率表现好于之前的估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依然存在显著得多的差异。在持续政策刺激的支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略强于预期。但在阿根廷和巴西等目前处于衰退之中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旅游收入急剧收缩的土耳其，经济活动弱于预期。俄罗斯的经济活动略好于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石油价格的回升。 展望2017年，2017年-2018年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的经济活动预计都将加快，IMF预测这两年的全球增长率预计将分别达到3.4%和3.6%。目前IMF预测预计发达经济体2017年增长1.9%，2018年增长2.0%。鉴于美国新政府政策态势的可能变化，对于美国的预测尤其不确定。德国、日本、西班牙和英国的增长预测也已上调，主要是因为2016年下半年经济表现强于预期。对这些国家增长预测的上调超过了对意大利和韩国增长预测的下调。 2017年-2018年全球前景增强的主要支撑因素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预期加快。目前估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6年增长4.1%，预计2017年的增长率将达到4.5%，2018年的增长预计将进一步加快到4.8%。 IMF预测中国2017的增长上升至6.5%，因为预计中国将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同时配合推出促进增长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然而，如果继续依赖政策刺激措施，同时信贷快速扩张，在解决企业债务问题、特别是强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方面进展缓慢，那么，经济更急剧减缓或出现破坏性调整的风险将增大。资本外流压力可能加剧这种风险，特别是在外部环境较为动荡的情况下。 IMF对尼日利亚的增长预测也做了上调，主要是因为安全局势改善促使石油产量提高。 但IMF对其他几个地区的2017年增长预测进行了下调。 在印度，本财年（2016年-2017年）和下一财年的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1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最近的纸钞回收和兑换措施造成现金短缺和支付中断，从而对消费造成暂时的负面冲击。 在其他新兴亚洲经济体，印度尼西亚的增长预测下调，原因是私人投资弱于预期；泰国增长预测也已下调，原因是消费和旅游业增速减缓。 拉丁美洲增长率的下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以下因素：阿根廷和巴西在2016年下半年增长表现弱于预期之后，短期复苏预期减弱；墨西哥金融环境收紧，来自美国相关不确定性的不利影响加剧，以及委内瑞拉形势继续恶化。 在中东，沙特阿拉伯2017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弱于早先的预期，原因是石油产量因石油输出国组织近期达成的协议而被削减，同时，在其他一些国家，国内冲突继续对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二）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 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步伐持续分化。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较好，2016年呈恢复增长态势，全年GDP增速为1.6%，消费支出稳步提高。通胀水平有所上行，2016年9月以来CPI保持在1.5%以上且持续走高。劳动力市场状况继续改善，2016年11月失业率降至4.6%，为2007年8月以来最低，但12月略回升至4.7%，同时新增非农就业等部分短期数据仍有一定波动。受内需和出口回升拉动，欧元区经济复苏略有改善，通缩压力持续缓解，2016年12月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同比增长1.1%，创2013年9月以来新高。劳动力市场缓慢改善，12月失业率降至9.6%，为2009年5月以来最低。日本在2016年推出了一系列宽松刺激措施，但经济增长仍较缓慢，四季度GDP年化环比增速为1.0%，CPI在连续6个月处于负区间后略有回升。尽管日本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定，但家庭消费持续负增长，出口与投资仍^低迷。英国自2016年6月23日公投脱欧后，经济增长、物价与失业等数据均较为稳定，但英国脱欧安排的后续影响尚待进一步观察。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有所企稳，结构调整与转型压力依然存在。印度经济保持较快增长，2016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均保持在7%以上，但面临银行坏账率较高、私人投资疲软、产能利用率低等挑战。由于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回升，俄罗斯和巴西经济逐步企稳，通胀也得到一定控制。在全球总需求增长缓慢和美元走强的背景下，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仍面临外需疲弱与跨境资本流动等潜在风险，自身也存在经济调整与转型压力。 （三）国际金融市场概况 美元指数上升，日元对美元升值，欧元和英镑对美元贬值，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汇率升贬不一。土耳其里拉和墨西哥比索贬值，而几个大宗商品出口国特别是俄罗斯的货币升值。 截至2016年末，美元指数为102.38，较上年末上涨3.74%；受基本面、避险及套利因素影响，日元对美元汇率为116.87日元/美元，较上年末升值2.93%；欧元对美元汇率为1.0513美元/欧元，较上年末贬值3.2%；受英国公投脱欧冲击，英镑对美元汇率为1.2336美元/英镑，较上年末贬值16.30%。同期，少数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升值，其中巴西里亚尔、俄罗斯卢布、南非兰特对美元汇率升幅较大，分别为21.7%、19.08%和12.60%。大部分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贬值。其中，印度卢比对美元贬值2.57%；受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影响，墨西哥比索对美元贬值17.11%；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土耳其里拉对美元贬值17.30%。受美国经济数据向好、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伦敦同业拆借市场美元Libor小幅上升，欧元区同业拆借利率Euribor继续走低。截至2016年12月30日，1年期Libor为1.6857%，较上年末上升51个基点；1年期Euribor为-0.082%，较上年末下降14个基点。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继续分化。2016年末，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2.432%，较上年末上涨16个基点。日、德、法、英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收于0.049%、0.207%、0.682%和1.24%，较上年末分别下跌22个、43个、31个和72个基点。新兴市场经济体方面，2016年末，印度、俄罗斯和巴西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较上年末分别下降124个、136个和503个基点；墨西哥、土耳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较上年末分别上升118个和62个基点。主要经济体股市普遍回升。截至2016年末，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日本日经225指数、欧元区STOXX50指数、德国法兰克福DAX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较上年末分别上涨了13.42%、0.42%、0.70%、6.87%和14.43%。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印度、印尼、巴西和俄罗斯股市分别较上年末上涨1.95%、15.32%、38.93%和52.22%。大宗商品市场有所回暖，主要商品价格波动上行。受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2016年11月达成限产协议影响，原油价格涨幅较大。截至2016年末，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和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为56.82美元/桶和53.72美元/桶，较上年末分别上涨52.41%与45.03%。国际金价震荡上涨，2016年末黄金现货价格为1150美元/盎司，较上年末上涨8.46%。 （四）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 由于经济复苏情况不一，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进一步分化。 2016年12月14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0.5%-0.75%，同时仍预计宏观经济复苏状态将使加息以渐进方式进行。美联储还上调了美国短期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期，并上调2017年加息预期次数至三次。 为刺激经济和提振通胀，欧央行于2016年3月10日加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力度，将主要再融资操作利率、边际贷款便利利率和存款便利利率分别下调5个、5个和10个基点至0%、0.25%和-0.40%，自2016年4月起扩大月度资产购买规模至800亿欧元，同时将资产购买范围扩大至欧元区非银行公司发行的欧元计价的投资级债券，自2016年6月22日起实施新一轮四年期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II）。2016年12月8日，欧央行宣布延长资产购买计划（APP）至2017年12月，从2017年4月至12月每月购买资产规模为600亿欧元。 日本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日本央行于2016年1月29日超预期实施负利率政策，引入三级利率体系，将金融机构存放在日本央行的部分超额准备金利率从之前的0.1%降至-0.1%，以鼓励金融机构借出更多资金。2016年7月29日，日本银行决定将交易型开放指数基金（ETFs）的年度购买规模从3.3万亿日元扩大至6万亿日元，将美元借贷项目规模扩大一倍至240亿美元，并设立一个新的借贷便利C制，将日本国债借给金融机构作为美元资金供给操作的抵押品。2016年9月21日，日本银行决定引入“配合收益率曲线管理的量化质化宽松政策”，通过对金融机构存放的准备金实施负利率以及购买日本政府债券等方式管理短期和长期利率，承诺继续扩大基础货币投放，直至通胀率稳定在2%的目标水平之上。 英格兰银行在2016年上半年例会上均决定维持0.5%的基准利率和3750亿英镑的资产购买规模不变。英国公投脱欧造成英镑贬值和经济前景趋弱，为促进经济增长、逐步实现通胀目标，英格兰银行在2016年8月3日的例会上决定实施一揽子刺激措施：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0.25%；启动一项新的长期融资计划（TFS），推动利率下调政策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购买100亿英镑的英国公司债券；新增600亿英镑的英国政府债券购买规模，从而将资产购买计划的存量规模增加至4350亿英镑。 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分化，国际经济环境复杂性增加导致政策制定难度进一步加大。多个经济体为提振经济、缓解外部冲击继续放宽货币政策。俄罗斯、印度、巴西、乌克兰、土耳其、匈牙利和印尼央行均连续多次调低指标利率；韩国央行于2016年6月9日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25%，创历史新低。另一方面，部分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国内通胀压力，减少美联储加息带来的冲击，减轻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哥伦比亚央行连续上调指标利率共200个基点至7.75%，南非储备银行2次上调政策利率共75个基点至7%，埃及央行3次上调550个基点至14.75%，墨西哥央行5次上调基准利率共250个基点至5.75%。此外，埃及、尼日利亚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采取灵活汇率制度等措施应对金融市场动荡。 （五）国际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可能面临以下风险。 （1）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及投资保护主义抬头，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大风险之一。近期的国际政治变化和部分经济体实施的内顾型政策导致全球保护主义抬头，一旦保护主义情绪进一步加剧，必将放缓甚至逆转国际政策协调和经济全球化进程，阻碍贸易自由化、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并可能拖累全球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加剧金融市场动荡。美国新政府的经贸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普遍预计新政府将采取“减税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可能有助于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并提振全球总需求，但若融资问题无法妥善解决，美国政府的财政与债务负担可能加剧。 （2）扩张性财政政策或推升通胀水平，加大美联储加息预期，一些外债规模较大、经济脆弱性较高、政策空间有限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贬值与资本外流压力可能增加。欧洲银行业风险犹存，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等国银行业问题仍然突出。意大利银行不良贷款率已攀升至18%，欧洲最主要的商业银行之一德意志银行因不当销售住房抵押证券产品行为面临美司法部72亿美元的巨额罚款与民事赔偿，对其资本金与未来经营造成压力。 （3）地缘政治冲突多点爆发，风险因素加速累积。大国政治博弈使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更趋复杂。欧洲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韩国亲信干政丑闻曝光后的权力真空等可能造成地缘政治冲突多点爆发，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进一步累积。 （4）在资产负债表依然受损的发达经济体，私人需求长期不足以及改革（包括银行资产负债表修复）进展不充分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永久下降，对债务动态造成不利影响。 （5）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风险之外，其他一些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依然存在潜在脆弱性。企业债务高企，利润下降，银行资产负债表薄弱，政策缓冲单薄，这些因素意味着，这些经济体仍易受到全球金融环境收紧、资本流动逆转以及货币大幅贬值产生的资产负债表效应的影响。在许多低收入经济体，大宗商品价格低落和扩张性政策侵蚀了财政缓冲，在一些国家还造成经济形势不稳定，加剧了对进一步的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6）从上行风险看，美国或中国政策刺激对经济活动的支持力度可能大于当前预测反映的水平，这也会促使其贸易伙伴的经济活动更强劲地回升，除非正向溢出效应受到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抑制。上行风险还包括，如果对全球需求复苏的信心增强（正如一些金融市场指标所显示的），投资将扩大。 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展望 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减轻，运行总体平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结构继续优化。消费平稳较快增长，投资缓中趋稳，贸易顺差收窄。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4.6%，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1.6%，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企业效益好转。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74.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7%。分季度看，四个季度同比分别增长6.7%、6.7%、6.7%和6.8%。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上涨2.0%，进出口顺差为3.3万亿元人民币。 （一）消费、投资较快增长 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821元，比上年增长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16元，增长7.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363元，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为3275元，比上年增长6.6%。第四季度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民收入感受和消费信心提升。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51.9%，为201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高值；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3.1%，为2009年二季度以来最高水平。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3.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分城乡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为28.6万亿元，增长10.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为4.7万亿元，增长10.9%。网络零售保持较快增长，全年网上零售额为5.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6.2%。消费结构呈现升级特征，通信和居住类商品增长较快，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固定资产投资缓中趋稳，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有所回升。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9.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8%，较上年低3.2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自2016年9月份以后有所回升，2016年分别增长4.2%和3.2%。分地区看，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较快，东北地区投资下半年以来降幅收窄。2016年，东、中、西部地区投资分别增长9.1%、12%和12.2%；东北地区下降23.5%，降幅比上半年收窄8.5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保持快速增长，2016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49.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0.9%；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12.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进出口逐季回稳，降幅收窄。2016年全年进出口总值为24.3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下降0.9%，降幅比上年收窄6.1百分点。其中出口13.8万亿元，下降2%；进口10.5万亿元，增长0.6%；进出口相抵，累计贸易顺差3.3万亿元。第四季度进、出口分别增长8.7%和0.3%，均实现正增长。按美元计价，进出口总值为3.68万亿美元，比上年下降6.8%。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较快。从企业主体看，民营企业出口继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占比46.1%，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提升，2016年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0.9%，占进出口总值的55%，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从商品结构看，机电产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仍为出口主力，分别占出口总值的57.7%和20.8%。铁矿石、原油、铜等大宗商品进口数量保持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延续向高端产业聚集的态势，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较快。2016年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8132.2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4.1%。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715.8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3%，占外资总量的70.3%；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955.6亿元人民币，增长86.1%。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598.1亿元人民币，增长2.5%。2016年，境内投资者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1299.2亿元人民币（折合170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1%），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对外投资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2016年全年，我国企业对制造业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12.1%上升为18.3%；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4.9%上升为12.0%。 （二）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 2016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6.4万亿元、29.6万亿元和38.4万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3.3%、6.1%和7.8%，占GDP比重分别为8.6%、39.8%和51.6%。第三产业占比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1.8个百分点。全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1624万吨，比上年减少520万吨，下降0.8%，仍是历史第二高产年。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8364万吨，比上年下降1.1%。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企业效益有所提升。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下降1%，制造业增长6.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7.8%。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总体保持上升态势，财务费用持续下降。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8803.2亿元，比上年增长8.5%；财务费用同比下降5.8%，利息支出同比下降6.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97%。第四季度人民银行5000户工业企业调查显示，企业生产经营景气回升，盈利好转。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指数为52.6%，连续两个季度高于50%；企业盈利指数为57.1%，连续三个季度回升。国内和出口订单指数有所回升，分别较上年同期上升7.4个和1.9个百分点。 （三）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生产者价格指数由降转升 2016年，CPI同比上涨2.0%，涨幅比上年扩大0.6个百分点，其中各季度涨幅分别为2.1%、2.1%、1.7%和2.2%。从食品和非食品分类看，食品价格上涨4.6%，涨幅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1.4%，涨幅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从消费品和服务分类看，消费品价格上涨1.9%，涨幅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服务性消费活跃，带动服务价格上涨，全年服务价格上涨2.2%，涨幅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0.8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由负转正，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快速上升。2016年，PPI同比下降1.4%，降幅比上年缩小3.8个百分点，其中各季度涨幅分别为-4.8%、-2.9%、-0.8%和3.3%。PPI自2016年9月份结束54个月连续同比下降，转为上升，涨幅逐月扩大，12月份为5.5%。其中，生活资料价格涨幅相对稳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快速上升。12月份生活资料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0.8%和7.2%，比9月份分别上升0.8个和7.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自2016年10月开始同比涨幅由负转正，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上涨较快。全年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下降2.0%，降幅比上年缩小4.1个百分点，其中各季度涨幅分别为-5.8%、-3.9%、-1.6%和3.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0.1%，涨幅比上年缩小0.3个百分点；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3.4%，涨幅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监测的企业商品价格（CGPI）比上年下降1.6%。各季度同比涨幅分别为-5.9%、-3.7%、-1.1%和4.4%。初级产品价格回升较快，投资品价格回升幅度大于消费品。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上涨影响，进口价格涨幅由负转正。2016年各季度，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原油期货当季平均价格分别环比上涨-21.2%、33.6%、-0.1%和8.7%，累计上涨14.3%；伦敦金属交易所铜累计上涨7.9%，铝累计上涨14.5%。2016年，进口价格同比下降3.0%，降幅比上年缩小8.5个百分点，其中各季度分别上涨-11.4%、-4.0%、-0.9%和4.4%；出口价格同比下降2.2%，降幅比上年扩大1.4个百分点，其中各季度分别下降3.6%、2.7%、2.0%和0.4%。GDP平减指数涨幅扩大。2016年GDP平减指数（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与按固定价格计算的GDP的比率）同比上涨1.2%，比上年高1.1个百分点。价格改革继续稳步推进。一是推进电力价格改革。输配电价改革基本实现全覆盖，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完善基本电价执行方式，推动电力双边直接交易。二是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建立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新机制，明确储气设施相关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全面放开化肥用气价格，在福建开展天然气门站价格市场化改革试点。三是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明确医疗服务价格分类管理，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四是推进交通运输价格改革。将高铁动车组票价、普通旅客列车软座软卧票价交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放开800公里以下航线及800公里以上高铁动车组列车平行航线民航旅客票价。 （四）财政收支增长放缓 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5%，增速比上年低1.3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支出18.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4%，增速比上年低6.8个百分点。收支相抵，财政支大于收2.8万亿元，比上年多0.5万亿元。财政收入增幅偏低的主要原因：一是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政策性减收较多；二是经济下行产生的滞后影响；三是金融业税收和部分非税收入2015年的基数较高。从收入结构看，非税收入2.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税收收入1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3%。其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6.3%和17.1%，国内增值税增长30.9%，营业税和国内消费税分别下降40.4%和3.1%，证券交易印花税下降51%，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2%。从支出结构看，财政支出增长较快的有城乡社区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比上年分别增长17.1%、13.3%、12%和10%。 （五）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1314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超额完成全年目标。2016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比三季度末低0.02个百分点。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98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需求略大于供给，求人倍率为1.13，比2015年同期和上季度均上升0.03。与2015年同期和上季度相比，市场供求人数均呈下降态势。与上年同期相比，金融业、农林牧渔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等行业的用人需求有所增长；与上季度相比，金融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行业用人需求略有增长。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劳动者的需求均大于供给。与2015年同期相比，对高级技师、高级技能的用人需求有所增长，对其他各类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务的用人需求有所减少。 （六）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继续呈现“一顺一逆”的格局 初步统计，2016年经常项目顺差2104亿美元，与同期GDP之比为1.9%，继续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之内。其中，货物贸易顺差4852亿美元，虽较2015年历史高位有所下降，但仍显著高于2014年度及以前各年度水平，显示我国对外贸易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服务贸易逆差2423亿美元，增长33%，主要是旅行项下逆差增长。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470亿美元。截至2016年末，外汇储备余额3.01万亿美元。外债总规模小幅扩大，偿债风险可控。截至2016年9月末，全口径外债余额为14320亿美元，较6月末上涨3.1%。其中，短期外债余额为8944亿美元，较6月末上涨3.1%，占外债余额的62%。 （七）房地产行业分析 2016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快速增长，部分地区房价涨幅较大，带动全年房地产贷款较快增长；房地产投资总体平稳增长，较2015年明显回暖。第四季度，受多城房地产调控的影响，主要城市房价环比涨幅收窄，全国商品房销售量维持高位但增速出现显著下降，房地产投资总体保持平稳，房地产贷款增长势头趋缓。房价环比上涨城市减少，涨幅收窄。2016年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46个，比9月份减少17个，其中53个城市涨幅较9月份收窄或跌幅扩大；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65个，比9月份增加1个。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45个，比9月份减少15个，其中48个城市涨幅较9月份收窄或跌幅扩大；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61个，比9月份增加4个。商品房销售绝对量维持高位，增速出现回落。2016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5.73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2.5%，增速较1-9月降低4.4个百分点，其中10、11、12月销售面积分别为1.51亿、1.55亿和2.15亿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26.4%、7.9%和11.8%。商品房销售额11.76万亿元，同比增长34.8%，增速较1-9月降低6.5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占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的87.4%和84.2%。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保持平稳。2016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10.3万亿元，同比增长6.9%，增速较1-9月上升1.1个百分点，较上年回升5.9个百分点。其中，住宅开发投资额6.9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较1-9月上升1.3个百分点，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67%。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16.7亿平方米，同比上升8.1%，增速较1-9月扩大1.3个百分点。全国房屋施工面积75.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3.2%，增速与1-9月持平。全国房屋竣工面积10.6亿平方米，同比增长6.1%，增速较1-9月低6个百分点。房地产贷款增长较快，四季度以来增量有所下降。截至2016年末，全国主要金融机构（含外资）房地产贷款余额为26.7万亿元，同比增长27%，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5%。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18万亿元，同比增长38.1%，第四季度各月新增个人住房贷款额均低于2016年9月；住房开发贷款余额为4.4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增速较9月末扩大3.7百分点，主要由保障房开发贷款增长所致；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1.4万亿元，同比减少4.9%，增速较9月末低5.8个百分点。2016年，新增房地产贷款5.7万亿元，同比多增2万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44.8%。保障房信贷支持力度仍较大。截至2016年末，全国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为2.5万亿元，同比增长38.3%，增速较9月末高2.3个百分点；全年新增6972.2亿元，占同期房产开发贷款增量的113.5%，较1-9月提高3个百分点。此外，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稳步推进，截至2016年末，已有85个城市的373个保障房建设项目通过贷款审批，并按进度发放862.1亿元，收回贷款本金736亿元。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摘 要 本文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并预测了2016年的经济发展走势。首先阐述了上一年世界经济总体的形势，并归纳出了世界经济运行的特点，在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预算和展望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 全球经济 形势 特点 预测 2015年的世界经济已经呈现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复苏迹象，全球整体就业率有所提高，通货膨胀明显得到改善，公共债务水平稳定在正常的层次。同时，各区域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国际贸易水平增长滞缓，大宗产品的价格起伏不定。地缘政治因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加明显，整个世界的经济正处于经济危机转向正常化水平的过渡时期。笔者预测接下来的一年中，世界经济仍然不稳定，经济复苏的过程充满艰辛，经济指数大幅度提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一、2015年世界经济总体形势回顾 （1）经济复苏缓慢，两极分化愈发严重。2015年，世界总体的经济在上一年的基础上，继续呈现缓慢提升的态势，经济增长速度与专家的预期基本相差不大，区域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3.5%，和上一年的水平不相上下。以欧盟为代表的经济体的增速为2%，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有所提高，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经济仍不乐观，呈放缓趋势，以东盟为代表的新的经济体增长速度为4.5%，从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逐渐萎缩。 （2）就业率有所提高，但地区差别比较大。2015年以来，美国高居不下的失业率有所降低，劳动力市场趋于正常化，已经摆脱了金融危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欧洲地区的就业率稍有提升，总体失业率在11.5%左右，金砖国家的整体就业形势呈比较乐观的趋势，但是各个国家的表现各不同。其中巴西的失业率最低，南非的失业率最高，达到25%。 （3）物价水平下降，有可能由通货膨胀变为通货紧缩。纵观2014年，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但到了2015年，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据世界权威部门统计，2015年第三季度，美国的物价水平下降了0.7%，欧元区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形势也趋于正常，下降了大约0.6%，日本的物价水平有所上升，到2015年第三季度，物价指数上涨了3.2%。 （4）贸易低速增长。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分析来看，2015年世界贸易增长幅度为3.1%，国际贸易收支总体趋于平衡。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预测，世界投资总额将达到1.6万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5%。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投资额增长幅度较大，增长30%以上。 二、2015年世界经济运行特点 （1）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并产生溢出效应。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14年10月29日决定停止进行资产购买，这也标志着从2008年11月至今的非常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正式结束。这项措施从外溢效应上给予其他经济体巨大的压力。首先，其他经济体因为美国逐渐收紧流动性，造成了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产生了外逃，导致本来就脆弱的银行体系受到冲击，货币发生贬值。其次，其他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只能够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也增添了一些新的不确定因素。 （2）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产生分化。2015年，美联储正式退出了数量宽松，并且进入了升息通道，但是美国与日本和欧元区等较为发达的经济体却背道而驰，这些发达经济体仍然采取了战后最大规模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且这种新兴的经济体进入中高速增长的周期。根据国际货币的相关组织数据可知，国内生产总值在新型的市场经济体下，其平均年增长率从2010年的7.5%过渡到了2014年的4.4%。其根本原因首先是因为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导致了多年间的超低利率环境逐渐消失。此外，由于非常规的激励效果不明显以及增速放缓，以往大宗商品的繁荣时期逐渐消失殆尽。并且，各国的改革所带来的红利丰厚期随着时间而渐渐降低，政府所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潜能不断减弱。最后，这些较为发达的经济体开放周期发生改变，趋向于从本国利益出发建立更加完善的国际经贸体系，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到了外界环境恶化的挑战。 （3）原油价格因多种因素发生暴跌。能源供给的增加以及需求的疲软是导致原油价格发生暴跌的直接原因。一些能源主要进口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增速逐渐放缓，美国也因为油气产量的增加而减少了对于原油的进口，这导致了国际市场中的能源需求量减少。并且，沙特以及俄罗斯这样的产油大国最近也维持和增加了产量。西方国家为了减少俄罗斯的石油收入而不断打压油价，油气在美国与欧佩克以及沙特三个国家之间的博弈，美国升息预期和2015年美联储正式退出了数量宽松的政策导致了美元指数持续波动上涨，这些因素都对油价的下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全球债务不断上升和对巩固复苏造成了威胁。根据日内瓦的世界经济报告数据指出：2013年包括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内的全球总负债占据着全球居民总收入的比例高达215%。债务水平高的企业需要维持较低水平的利率，但是总体的全球利率水平较低和借款成本的降低也加速了债务的累积。目前，一些经济体已经出现了低增长、低膨胀以及与高负债的“有毒结合”，而且这个趋势也在不断积累扩大。 三、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的预测 与去年相比，2016年全球的经济能够大幅发展的概率较低，而经济增速与去年保持基本持平或者有小幅上升的可能性较大，预计增幅在3.3%至3.8%之间。对2016年全球的经济走势进行展望，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关注： （1）美国与日本和欧元区等较为发达的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背道而驰的程度以及其严重性。伴随着美国货币政策逐渐趋向平稳，若发生通胀抬头，2016年上半年美联储很可能会加大加息的概率。欧日在美国银根收紧的同时也会不断加大刺激的力度，这种背道而驰的宏观政策会导致多种效应，最为显著的是汇率发生波动。美元的升值总体上对于欧日出口复苏是有利的，但也可能会导致欧日的资本向美国汇聚，从而抵消了欧日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毫无疑问，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将会导致全球资本和资产价格的大规模波动。 （2）欧洲国家经济所能摆脱低估的可能性。欧洲央行为了避免欧元区经济陷入通缩的问题中，在2014年11月注册1万亿欧元用来购买资产支持债券以及担保债券，与此同时该资产负债也增加到了3万亿欧元的峰值。此外，欧洲央行也决定将再融资的利率维持在0.05%的较低水平。这种大规模并且长时间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能够防止经济的进一步恶化，但是也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留下了隐患。如果实体经济缺乏有力的增长支撑以及投资，欧洲经济可能会再次发生衰退。 （3）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新一轮改革的范围、力度和成效。2015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落实。2014年5月，印度新总理莫迪上台后随即启动了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大规模经济改革计划。中印两国的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红利”，将直接决定它们能否继续保持目前的中高速可持续增长局面。同时，巴西、俄罗斯经济颓势能否得到遏制，亦会对整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带来重要影响。 （作者单位为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2015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摘要】文章首先分析了2015年全球宏观经济总体形势，表现为整体复苏情况较为疲软，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况分化明显，美国经济一枝独秀，欧洲经济温和复苏，日本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位运行。其次，分析了2015年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大国际经济事件，包括TPP协议的达成以及人民币纳入SDR等。文章还总结了2015年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想，包括：关于贫困与社会福利的研究、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思想、过渡经济学理论等。最后，对2016年世界形势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关键词】世界经济 TPP 供给侧改革 SDR 过渡经济学 2015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分化加剧，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世界经济复苏依旧艰难曲折。预计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可能好于2015年，但不确定因素增多。整体来看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较复杂局面。 2015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5年全球经济运行呈现出的主要特点是：整体复苏情况较为疲软，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况分化较为明显，全球经济三轨运行：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开始引导加息；欧洲经济筑底改善，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受美元升值和全球需求趋弱等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低位运行。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10月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全球经济2015年将增长3.1%，比2014年低0.3个百分点，比2015年7月的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国际权威评级机构穆迪在2015年11月最新的《全球宏观经济展望》中预计2015年二十国集团GDP增长率为2.6%。 在大宗商品和全球贸易方面，2015年国际石油价格低位运行，并呈现进一步下跌的态势，大部分石油产出国如沙特、伊朗、俄罗斯都没有选择减产保价。全球国际贸易也是不断萎缩，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BDI）低位徘徊且不断刷新新低，通缩阴影弥漫在全球。 在美国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主要经济体中，目前只有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已经开始进入收紧政策、恢复常态下经济政策的阶段，美联储年内会否加息成为热门话题。IMF对于全球经济的预期在不断下调，唯独对美国的经济预期是上调的。2015年以来，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美元指数在2015年3月和12月两度突破100大关，随后虽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保持高位运行。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美国经济的走强对于全球经济的带动效果并不明显。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长期来看，受全球整体经济环境的拖累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美国经济脱离全球总体环境“一枝独秀”的格局难以长期持续。 欧洲央行于2015年初开始实施QE（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期19个月，欧洲经济在2015年温和复苏，经济景气指数在前11个月内稳定上升，制造业PMI指数一直保持在51以上，总体趋势基本企稳。年初实施QE以来，欧元汇率一度快速贬值，提振欧元区出口，但二季度以来欧元汇率逐步企稳，QE政策的边际效用减弱，出口增速有所回落。整体来看，三季度欧元区仍保持温和复苏态势，但随着QE政策效应的减弱，经济增长动力存在放缓迹象。另一方面，希腊债务危机反复、中东战乱导致大量难民涌向欧洲、ISIS恐怖袭击阴影等不利因素会影响欧洲经济复苏的步伐。目前，欧元区扩大QE的预期升温，欧洲央行正在考虑扩大资产购买规模，或者将QE延长到2017年，以防止欧洲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日本方面，安倍政府在2015年推出的“新三支箭”的目标和方针（主要内容包括：202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增长至600万亿日元；平均生育率达到1.8；杜绝因家庭护理而放弃工作的现象发生等）。与“旧三支箭”通过日元贬值和大规模放松货币政策相比，“新三支箭”更致力于从社会层面出发改善影响日本长期增长的结构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目前“新三支箭”的政策效果如何尚不明朗，但从国际经验看，长期的“低生育陷阱”很难摆脱。日本央行从2013年起开始推行超级QE，不仅购买日本国债与企业债，同时还购买日本股票，但总体效果并不及预期。近期标普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使日本国债面临巨大抛售压力。日本逐渐陷入经济滞涨的局面，安倍政府挽救日本经济的能力存在不足，日本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实现经济复苏的困难重重。 在新兴市场国家方面，受全球市场需求回落与资本流出困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普遍回落，面临经济减速和滞胀的压力。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巴西、俄罗斯等经济基础较为脆弱、依赖资源出口型的新兴经济体更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冲击。2015年以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国经济遭受重大挫折。具体来说： 巴西2015年三季度GDP同比下降4.5%，连续第6个季度同比下降，失业率升至7.9%，通胀率也自2002年以来首次超过10%，巴西央行被迫收紧货币政策。巴西经济正陷入“滞涨”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这一拉美最大经济体正陷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未来经济增长前景黯淡。 俄罗斯2015年三季度经济同比萎缩4.1%，IMF预估俄罗斯2015全年GDP将萎缩3.8%，全年的通胀率将达15%，2016年的通胀水平约为8.6%。由于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能源出口，俄罗斯经济负增长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南非2015年三季度GPD增长仅为0.7%，同时失业率高达25.5%。其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落后和制造业的萎缩将长期制约其经济发展。而中国的情况也不乐观，中国2015年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首次跌破7%。 在新兴经济体中，唯一例外的是印度，目前处于领跑“金砖国家”的位置，经济运行状况较好。印度2015年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4%，超过了二季度的7%。目前通胀率约为5%，并有进一步改善之势。在通胀稳中趋降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得以进一步提升。在制造业方面，印度制造业2015年三季度增速达到9.3%。 2015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大国际经济事件 TPP协定的达成。历经5年谈判，2015年10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12个国家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这12个创始成员国的GDP总额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使得TPP成为继WTO之后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其意义和影响可见一斑。而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之一的中国被排除在协议之外。 TPP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强化了北美与亚洲经济之间的联系，TPP不仅具有国际经济方面的意义，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也很大。作为全球第一与第三大经济体，这是美国与日本之间首次缔结区域内的贸易合约。对于美国而言，尽管贸易壁垒的减少将有助于刺激潜在的经济增长，但正如市场所担忧的那样，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可能对其本土就业形成冲击。对于日本来说，对于农产品关税的显著下调实质上属于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将施压于日本农业部门。 对于越南、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来说，加入TPP将有助于其改善出口以及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虽然TPP所强制要求的各项高标准（如成立独立工会、限制国有企业垄断地位、保护知识产权及保护环境资源等）在短期内将限制各国政策的灵活性，但长期来看，将本国制度构架更新至国际标准将有益于各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 对于中国的影响方面，由于中国未被纳入TPP协议，长期来看，中国在争夺出口市场份额及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力会受到负面影响。短期影响方面，由于TPP目前仅仅是部长级的协定，正式生效还需要成员国国会通过。按照民主国家的决策程序，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短期内对中国的影响有限，这给予中国政府和企业时间予以应对。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TPP，首先，中国应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国际贸易存在的本质是源于各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近年来中国的人力成本上升很快，人力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其次，长期来看，应提高环保标准、劳工权益保护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强化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减少国有企业的政府支持力度，倒逼国企改革。第三，在未来中国或可以考虑发起成立另一竞争性贸易协议作为应对。打破国际贸易的制度障碍和地理障碍，如“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推进与有关国家加深国际经贸合作的重大契机。 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11月底宣布将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人民币作为第五种货币被纳入SDR，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这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中国经济和全球货币体系将产生长期的深远影响。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对于稳定SDR 的币值波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却与经济规模不相称。人民币加入SDR，能够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与经济实力相称的货币大国。而对于全球货币体系而言，在全球主要货币展开竞争性贬值的背景下，将人民币纳入到SDR 篮子货币，有利于降低SDR货币篮子的波动性。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依据自身内部情况，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这也使得全球货币体系的波动性不断扩大。但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力地维护了人民币外汇市场的稳定，这也使得人民币成为后危机时代少数币值较稳定的货币之一。 第二，各国对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求增加，将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积极影响。按照IMF对SDR货币两个基本条件的要求，将人民币纳入SDR即是对中国贸易地位和人民币使用便利度的认可，一方面将有利于扩大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使用范围和结算规模，推动跨境消费与投资，另一方面亦有助于刺激包括各国央行在内的全球金融机构对人民币资产尤其是金融资产的配置需求。结合2015年以来中国央行连续出台政策大力推进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预计中国债券市场将率先受益。 与此同时，也应理性看待人民币加入SDR，经济实力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决定因素。虽然加入SDR货币篮子能够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归根结底，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最终是经济实力的体现。首先，应看到SDR在国际储备中占比很低（仅约2.4%），因此加入SDR本身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期直接影响有限。其次，以日本为例，虽然日元在1980年就被纳入到SDR货币篮子，但由于其经济自90 年代以来的长期不景气，日元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再次，SDR的全球货币地位并非是不可动摇的。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不断发展，SDR篮子货币所属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呈现下降态势，其由1995 年的占比全球经济的71.1%，下降到2014 年的49.6%。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原因在于，建立与全球经济体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制度安排，有利于提升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适应经济转型要求。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尽管人民币纳入SDR带来的短期增量资金有限，但这给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树立了国际认可标准，给更多全球主权国家将人民币资产纳入储备货币奠定了基础。人民币资产的受青睐程度，最终取决于其交易便利、保值增值等功能，最终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在中国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之下，人民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是对这一现实的确认。 2015年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想 关于贫困与社会福利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2015年，关于贫困与社会福利、社会公平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的重视，成为全球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热点。 首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因为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成就，在2015年10月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安格斯・迪顿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迪顿和米尔鲍尔共同提出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IDS），用于分析消费在不同商品之间的选择和分配，此模型适用性和有效性较强，能够匡算出个人收入和多种商品的价格对商品需求的影响。此模型和之后的完善版本成为当今全球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实际政策评估的重要工具。 第二，迪顿发现了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实际关系，即“迪顿悖论”。迪顿注意到主流消费理论无法解释总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实际关系，而基于理论所推出的居民根据个人收入调整对应消费的行为特征与实际调查数据所呈现的变化有很大的出入，这被称为“迪顿悖论”。这说明，对个体数据的分析是解开总体数据之谜的关键，这推动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思想和方法的进步。 第三，迪顿对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迪顿使用家庭调查数据来测量贫困和生活标准，以及影响贫困和生活标准的因素。他认为使用支出数据来测量家庭福利水平相比收入数据更能够真实地反映贫困地区人们的福利状况。利用这些调查数据，他开展了多项有影响力的研究，包括家庭内部重男轻女现象的研究、收入与营养状态关系的研究等。 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朱玲等人也因为在贫困与社会公平政策方面的研究，在2015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朱玲等人的著作《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公平政策的选择》，从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角度，探索了连结经济自由与社会均衡的路径，探讨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和增长过程的社会和解，阐明了导致收入高度不均等的制度性和政策性原因，并聚焦于受到制度性歧视的农民和农村迁移工人的生计和实际享有的基本权利，探究消除社会排斥和增强社会公平的可行政策。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经济转型中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必须从消除社会排斥和推进初次分配制度的改革做起。 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思想的复兴。2015年，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传统的投资、消费、出口等扩张总需求政策的有效性空间越来越小，各国政府纷纷转向供给侧的改革措施，供给学派经济学思想被重新重视，并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中国政府从2015年10月开始大力倡导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点向供给侧改革转移，供给侧的改革措施将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制定和执行中的重要方面。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下转235页）（ 上接31页）的变化。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蒙代尔、阿瑟・拉弗、芒德尔、万尼斯基、吉尔德、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该学派的主要观点包括：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的水平和能力，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仅仅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供给学派力主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主张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强调重视智力资本，反对过多社会福利；主张控制货币，反对货币滥发。供给学派经济学思想的应用和供给侧改革，在20世纪就曾经大有作为过，20世纪70～80年代，美、英相继陷入滞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供给侧改革措施帮助其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潭。 2015年，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发达国家和各新兴经济体对供给侧改革又注入了新的含义，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包括的内容有：降低过剩产能，释放不具有发展潜力的过剩产能占据的大量生产要素，使这些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转移；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采取降低准入门槛，鼓励行业竞争的手段来激发垄断行业企业活力；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完善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交易、优化体制；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向精致生产的方向发展，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方向提升等。 过渡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被提升到新的高度。2015年，过渡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过渡经济学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的消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这一过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科。过渡经济学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联系比较紧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诺斯、加尔布雷思及张五常等人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伟大实践，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舞台。以往，过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有不少闪光点，但整体上呈现比较零散、碎片化的态势，没有成为一种主流的、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而在2015年，“过渡经济学理论”被授予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林毅夫、蔡P、李周、张军、樊纲等人作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人，接受了此奖项。这对提升过度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和国内外影响力，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过渡经济学理论囊括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所有重大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过渡经济学理论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不同方式或路径对改革成本和绩效的影响，如何能够选择低成本的改革方式或路径，以及改革引发的利益矛盾和收益分配等问题，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面对的重大问题。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完善对促进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市场经济平稳过渡，减少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成本，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展望 展望2016年，全球经济或将持续温和复苏，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前景依然不均衡。相比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预计将略有加快，美国、欧元区国家有望持续温和成长。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较严峻的增长形势，经济增速放缓的局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主要是因为一些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减弱。在国际石油市场方面，在供给面减产不足，需求依旧疲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会加剧原油供应过剩的局面，国际石油价格在2016年预计将继续低位运行。 2016年，预计全球各国经济政策将越来越出现分歧，美联储将进入紧缩周期，欧元区和日本可能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各自情况差别较大。具体来说： 第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非农就业形势逐渐向好，美国成为经济复苏的标志性国家，美联储加息窗口何时将开启备受关注，预计美国在2015年底或2016年初加息的可能性很大。 第二，欧洲经济复苏预计在2016年仍不十分稳固。穆迪预测2016年欧元区经济增速仅为1.5%，意大利和法国2016年的经济增速约为1%左右。英国退出欧盟的风险也将增加欧洲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央行在2016年或将延续宽松政策，加大QE力度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日本方面，随着日本老龄化问题加剧以及日本国内对安倍政府改革措施报以较悲观态度，日本的消费以及制造业的好转将受到较大限制，日本仍将面临较大的通缩压力，预计在2016年日本政府的货币政策将延续宽松。 第四，新兴经济体方面，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流向新兴市场的资本减少、新兴市场货币面临压力以及金融波动加剧的环境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下行风险有所上升。具体来说，鉴于经济的下行压力，预计俄罗斯在2016年会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巴西更会考虑其通胀问题而采取加息的紧缩政策。考虑到美联储加息压力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下行，这些依赖资源出口的经济体将在2016年面临更艰难的局面。由于外贸对其经济影响极大，其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受海外市场波动影响。印度在2015年虽然已有4次降息，尽管其CPI升至约5%，但是外部环境的严峻也加大了其对宽松政策的需求，预计印度在2016年仍有降息的空间。 责编 /王坤娜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经济形势分析、展望与建议 一、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1.在合理区间运行，基本实现政策目标 经济增长实现目标，但面临下行压力。2014年，中国GDP实现63.65万亿元，增长7.4%，符合年初增长7.5%左右的政策目标。但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从需求方面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增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下滑过快，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供给方面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延续回落趋势，全年累计同比增长8.3%，增速同比回落1.4个百分点。由工业用电量增速、铁路货运量增速和银行中长期贷款增速合成的指数整体回落，全年累计同比为5.83%，增速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 物价涨幅低位徘徊，出现轻微通货紧缩。2014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累计同比增速从1月份的2.49%下跌至12月的2.0%，2015年1月，CPI当月同比增速跌至0.8%。全部工业品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35个月负增长，2015年1月，PPI当月同比增速跌至-4.30%。物价下跌原因，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跌，二是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压缩了流通环节成本。这两个方面都是利好;三是产能过剩，四是需求不足。因此，要对症下药，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既要适度放松货币，又要加大结构调整和改革力度。 就业形势较为稳定，但面临结构性问题。2014年，实现新增城镇就业1322万人，实现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551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09%。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近7亿人。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吸纳了较多就业人口;随着老龄化社会来临，每年自然退出工作岗位人数增多，成为保障就业的有利因素。未来几年，中国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将下降，但是重点群体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跨境资本流出快速增长。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0.08%下跌，已连续四年低于3%。2014年，经常项目顺差2138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244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累计值为2%。外汇储备增长显著放缓。2014年四季度的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为912亿美元，表明跨境资本流动由流入转向了流出。 2.增长动力趋缓，结构出现优化 固定资产投资下滑。2014年底，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50.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增速同比回落3.9个百分点。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33.6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25.4%，增速同比回落2.9个百分点。截至2014年底，一产投资完成额累计1.20万亿元，同比增长33.9%，增速同比回落1.4个百分点;二产投资20.81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速同比回落4.2个百分点;三产投资28.19亿元，同比增长16.8%，增速同比回落4.2个百分点。 消费增长小幅回落，出现新的消费热点。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26.24万亿元，同比增长12%，增速同比下降1.1个百分点。特别是餐饮业收入增长疲弱，2012年餐饮业平均增速为14%，2013年徘徊在8%―9%，2014年恢复到9%―10%。但是，网络零售保持旺盛，信息消费快速增长。2014年，全国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累计增长56.2%，通讯器材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32.7%，增速同比加快12.3个百分点。 外贸形势疲弱，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平稳增长。2014年，进出口总值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2.3亿美元，同比增长6.1%;进口1.96亿美元，同比增长0.4%;贸易顺差3824.6亿美元，同比增长47.7%。相比2013年，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增速分别下降4.15、1.72和6.84个百分点。2014年，全国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23778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7%（未含金融业数据）。新增对外直接投资102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 经济结构优化。供给方面，2014年第4季度，一产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4.1%，对GDP增长贡献为5.2%;二产增加值增长7.3%，对GDP增长贡献为43.2%;三产增加值增长为8.1%，对GDP增长贡献为51.6%。需求方面，2014年第4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1.2%，增速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2014年，资本形成对GDP贡献下降，净出口对GDP贡献波动较大。 3.财政金融运行平稳，也面临一些新问题 财政收支。2014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140350亿元，同比增长8.6%。其中，中央财政收入64490亿元，同比增长7.1%;地方财政收入（本级）75860亿元，同比增长9.9%。全国财政支出累计151662亿元，同比增长8.2%。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22570亿元，同比增长10.2%;地方财政支出129092亿元，同比增长7.8%。近年来，收入分配结构趋于改善。2014年9月，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累计同比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累计同比分别增长8.1%、9.3%和9.7%，都超过了当期GDP增速。 货币金融。2014年，广义货币M2增速保持中性，呈温和下跌趋势，从2013年底的13.6%下跌到2014年底的12.2%。狭义货币M1增速下跌较快，从2013年底的9.3%下跌到2014年底的3.2%。全年社会融资规模16.4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萎缩4.8%。截至2014年底，各项贷款余额81.68万亿元，同比增长13.6%。2014年2季度以来，稳健货币政策逐步朝宽松方向微调，服务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成为重要任务。总体看，货币供应增长平稳，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社会融资结构和跨境资本流动出现新的变化，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性增强，跨境资本流动从“流入”转向“流出”;加强影子银行体系监管，同业及理财等表外业务监管加强;银行资产负债规模扩张势头趋缓;存贷利差收窄，利润增速放缓;信用风险增大，不良风险暴露增多;资金“脱媒”趋势增加。金融调控剑指“融资难、融资贵”，企业融资成本有所下降。 房地产市场。2014年底，房地产 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10.5%，增速同比下滑9.3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长-7.6%，增速同比下滑24.9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金额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下降32.6个百分点。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和二手住宅价格指数逐月下跌。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当月同比增长-4.3%，同比下跌13.5个百分点;12月，二手住宅价格指数当月同比增长-3.9%，同比下跌9.1个百分点。2014年4季度以来房地产市场出现回暖迹象。12月，50个城市房地产销售面积在相对10至11月高位水平上，环比出现7%以上增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为20%。但是，随着老龄化社会渐行渐近，楼市供求关系从过去供不应求转变为整体平衡和局部过剩，房地产市场不会出现持续性暴涨。 4.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现新变化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较快。2014年，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增效。粮食产量达到12142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十一连增”，其他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裕;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900元左右，实现“十一连快”;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下降到3∶1以下;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6%。但是，目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进口价格，继续提价遇到了“天花板”，农业生产补贴也遇到了“天花板”。与此同时，农业成本仍处在上升通道，农业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 工业经济运行平稳，企业经营困难增多。201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增速同比回落1.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累计同比增长9.4%，高于采矿业的4.5%。在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较高的行业中，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及运输设备制造等产业占大多数，显示产业结构优化。但是企业经营困难增加。2014年，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3%，同比回落8.9个百分点;工业企业亏损达4.3万家，累计同比增加12.2%，同比上升7.9个百分点;亏损金额累计同比增加22.5%，同比上升27.9个百分点。 服务业快速发展。2014年，中国服务业实现增加值30.7万亿元，同比增长8.1%;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8.2%，同比提高2.1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批发和零售业累计同比增长7.0%，增速同比下滑0.2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累计同比增长9.7%，增速同比下滑0.7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累计同比增长6.2%，增速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金融业累计同比增长9.1%，增速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房地产业累计同比增长2.3%，增速同比下滑5个百分点;其他服务业累计同比增长7.6%，增速同比下滑1.4个百分点。 中西部经济发展快于东部。2014年12月，东、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为7.1%、8.1%、10.6%，表现为西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东部，但与2013年底相比都有所下降，增速同比分别下降1.8、2.4和0.7个百分点。近年来，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宏观政策给予中西部支持，内陆省份迎来更多发展机会，加大了公路铁路、城镇化等基础建设投资。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和重点产业布局调整，深化区域合作，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了东中西部良性互动，增强了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二、2015年中国经济展望 2015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平稳运行。预计全年经济增速为7.1%左右，CPI涨幅保持在1.8%左右;新增城镇就业岗位1300万个;固定资产投资继续稳中略降，预计增长14%左右，回落至本世纪以来最低点;消费保持稳定，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左右。出口增长6%左右，进口增长4%左右，全年外贸顺差略有扩大，占GDP比重保持稳定。 2015年的经济发展存在四个有利条件。世界经济将持续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5%，比2014年提高0.2%。但也要看到，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总体仍较为疲弱，短期内难以真正走出低谷，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出现分化，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前期政策效应逐步释放。2014年中央出台的定向降准、结构性减税、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稳定外贸、扩大信息体育消费，以及在年底实施的全面降息和基础设施领域推出一批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PPP）等政策，大多需要跨年度执行。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内需增长有很大潜力。供给方面，劳动力人口减少、储蓄率下降，但是人力资本、资本存量等要素供给质量提高。消费方面，目前就业形势良好，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投资方面，“十二五”规划即将收官，一些规划项目建设进度将加快，出口回暖也将带动相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中国地缘辽阔，实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可以创造巨大投资需求。改革红利显现。2014年中央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2015年还将实施一批重大改革，改革红利将逐步释放。 2015年经济发展也面临四个不利因素。全球经济及其政策分化，影响中国出口。美国经济稳定增长，失业率稳步下降。欧盟经济止跌企稳。日本经济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回升，但回升势头较弱。特别是美联储加息、欧元区量化宽松政策和乌克兰地缘政治危机等，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受制造业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影响，民间投资意愿减弱。短期内房地产市场难以走出低迷，制约了投资和相关行业增长。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偿债进入高峰期，地方政府“加杠杆”投资能力有限。部分地区在建项目和储备项目不多。企业经营困难。PPI持续负增长提高了企业融资实际利率。企业整体负债率偏高，加之经济处在下行通道，受资产负债表收缩影响，企业债务杠杆率将加大。受主要工业品价格下降影响，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增加，库存周转率下降，企业去库存压力加大。企业的资金、用工、土地、运输成本上升，在环保、技改和节能减排等投入增加。一些地方财政增收压力较大，存在加重企业负担现象。环保指标约束，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三、经济平稳转入新常态的政策建议 2015年的宏观调控，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位置，继续统筹兼顾“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守底线，坚持速度服从质量，注重改革释放活力，为经济平稳转入新常态和“十三五”顺利开局奠定良好基础。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适当扩大中央财政支出与赤字规模。2015年中央政府预算赤字增加到1.7―1.9万亿元、扩大赤字率至2.5%―2.7%。实现地方政府债务与融资体制平稳转换，保障地方公共服务的合理投入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稳定。围绕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重点产业技术改造、创新及“两化融合”项目;采取政府收购商品房作为保障性用房方式，维护房地产市场正常运行。加大对首次购房者信贷与税收优惠，适当放宽二套房贷款政策;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缩小高档消费品境内外价差，促进海外奢侈消费品消费回流国内市场;促进电子信息消费、农村服务消费、绿色循环消费等新型消费。落实好社会政策“兜底”要求。财政支出方面，推出一批重大民生项目。完善转移支付功能。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扩大对小微企业减税力度。降低进口环节关税，促进出口产品结构调整。调整税制结构，支持企业研发、成果转化。理顺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规范发行自发自还的地方债券，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 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注重政策的松紧适度、定向调控和改革创新。M2增长维持在13%―14%，新增人民币贷款11万亿元左右，新增社会融资规模17万亿元左右。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中性适度的金融环境。适时对金融机构全面降准2―3次;下调基准利率水平1―2次，每次下调0.25个百分点;指导商业银行适当降低各类贷款利率，缓解企业融资贵的问题。发挥信贷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的作用，加强定向调控，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加大企业债务重组，避免风险扩散。适当放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冲销规定，将企业担保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共享。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基础上相对稳定。利用各地自由贸易实验区，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对外开放，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强外汇资金跨境流动监测和监管，丰富企业外汇避险品种，防范资本流动风险，维护国内金融稳定。加快发展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宏观经济论文:金融全球化与宏观经济政策 近十年来，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各国宏观政策有了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场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时，宏观经济并没有相应地变得更加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两次重大经济下滑及一系列货币和金融危机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资本流入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与效率提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有效减少呢？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这三大变化使得现有经济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从而使宏观经济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主权，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会强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物价稳定地区的资本可能会流向经济更强劲的地区，如果资本流动额相对于资本流入国经济规模很大的话，在缺乏适当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本来物价稳定的地区，由于资本追逐高利润而流向别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平衡，从而在该地区造成不稳定。 第三，当资产价格过高以致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货币当局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判断上的困难，即货币当局很难判断资产价格的上涨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还是来源于财富拥有资产组合偏好的永久改变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这种挑战还来自于政治上的困难，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以控制消费物价而不是资产价格为基础的，虽然采取紧缩行动也许对宏观经济是必要的，但中央银行会遇到政治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可能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当资产市场过热，尤其是当资本流入已经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时，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较高的资产交易税和资本流动税来达到抑制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目的。 宏观经济论文:论美国宏观经济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纵观历史,1894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是一个历史性的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欧洲国家的债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拥有的欧洲国家债务进一步扩大。此后,借欧洲国家的经济因战争已经濒临崩溃的机会,美国又通过对欧洲国家的各项援助控制了欧洲。1991年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军事政治强国,直至今日。 研究宏观经济必须研究美国,是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实践方面,其他国家比之于美国,其实践经验是很贫乏的。马克思说得明白,“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如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对象一样,与时俱进的道理决定了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必须研究美国。 有人曾经剖析过前苏联。1991年12月25日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苏联从此在历史上划上了句号。苏联解体前,重工业发达的苏联使得其看起来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然而细究之下,其经济运行态势不仅问题多多,更是有颠覆之忧。有这样一个案例可以说明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妇女竟然在市面上买不到日常所用的丝袜,问题严重到苏联政治局要集体讨论决定如何生产的地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其经济控制到如此地步,经济安全与社会发展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则不同,以2010年美国经济各方面发展数据为证,可以看出美国欣欣向荣的发展力。而其中宏观经济层面的相关政策确保并推动了美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赋予美国经济学家崭新的思维与体验,从而使得经济学的中心最终从欧洲大陆转移至美国,并长期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作为上层建筑的宏观经济学显然是要建立在坚实的物质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而只有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下的美国经济才能够为宏观经济提供如此丰富的土壤元素。美国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生物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受此推动,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增长期。20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4.624万亿美元(2010年,世界国家和地区第1名)。人均GDP为47,132美元(世界国家和地区第9名),经济逐渐恢复。美国的经济体系兼有资本主义和混合经济的特征。 在这个体系内,企业和私营机构做主要的微观经济决策,政府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较为次要;然而,各级政府的总和却占GDP的36%;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社会福利网相对较小,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在全国各地区,经济活动重心不一。例如:纽约市是金融、出版、广播和广告等行业的中心;洛杉矶是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中心;旧金山湾区和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是技术开发中心;中西部是制造业和重工业中心;东南部以医药研究、旅游业和建材业为主要产业,并且由于其薪资成本低于其他地区,因此持续地吸引制造业的投资。美国的服务业占最大比重,全国四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美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了黄金、石油和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出口国,占世界农业出口市场的一半以上。主要农产品包括了玉米、小麦、糖和烟草,中西部大平原地区惊人的农业产量使其被誉为“世界粮仓”。美国工业产品主要包括了汽车、飞机和电子产品。美国也有发达的旅游业,排名世界第三。美国是飞机、钢铁、军火和电子器材的主要输出国。美国先进而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推动了美国在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总是站在新经济增长的制高点,成为引领时展的国家,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保证了其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以及外生性经济效益的不断涌现。而其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完整的法律体系确保了国家系统廉洁高效的运作。市场边界的合理划分,使得美国各个产业各司其职,运作顺畅。美国资源的充分而合理的组合也给予了其发展的基础。 事实证明,对于宏观经济的灵活掌握与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其产生、发展、成熟的环境清晰认识的基础上,美国当前的发展正赋予宏观经济学以崭新的内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宏观经济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面临的问题 经济转轨中宏观经济运行方式与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及其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 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 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 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2.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破坏力量。如上所述，自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一路下滑。出现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市场长期疲软，社会需求低迷。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障碍引起的经济发展内在活力的不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使经济主体（主要指国有企业）缺乏产权约束机制。然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无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使之进一步加剧。首先，它强化了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各种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从而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其次，它把大量经济资源投入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抑制了非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阻碍了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此外，它还使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迅速扩大，从而使经济的正常运行面临巨大的风险。总之，扩张性财政政策因其“挤出效应”日渐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而它对经济运行带来的隐患和风险则日趋严重，因此，它应在政策调整中逐步淡出。至于货币领域，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适宜的，因而应慎防转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免导致通货膨胀。 3.推动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遭遇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制度改革滞后。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都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注：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的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只有407美元，而美国为24794美元， 日本为18404美元；中国的个人消费支出仅为美国的1.64％、日本的2.2％、瑞士的2.0％、英国的2.6％。同年，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5％。）面对如此低下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扭转市场疲软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促进各种经济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在我国新、旧体制因素依然并存，制度因素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制度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关于我国当前的制度创新问题，应另文详加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仅提出若干要点。（1）建立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的产权制度。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创业。我国当前市场低迷，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内资本收益不足，资本形成机制乏力。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即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等领域，仍继续保留国有企业外，原则上国有资本应从所有适于商业经营的部门和领域退出。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并真正消除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以促进其正常的发展。（2）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金融服务起着核心的作用。因此，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当前具有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除了应允许民间银行的发展外，还应促进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3）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机构的改革。现代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的监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为此，政府应尽量减少乃至取消配置资源的权力，让市场来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只有如此，经济才能有活力。因此，政府应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并相应进行机构改革，以实现精简、效能的目标。 宏观经济论文: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一、引言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就是指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即是处于繁荣阶段抑或萧条阶段,波峰抑或波谷。因此,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就很有必要研究经济周期及其阶段。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实就是判断中国经济目前所处周期的阶段。 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两个阶段:收缩阶段和扩张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是周期的转折点。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但是,在实践中要区分周期的四个阶段,或者说预测周期的波峰和波谷这些转折点,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尽管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运用复杂的统计模型来试图预测未来几个月或未来一二年的产量与就业量。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拟从两个层次入手:首先是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这些工具主要是;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产出缺口理论、总需求一总供给(AD-AS)模型、IS-LM模型;其次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GDP增长率、失业率(the unemployment rate)、价格指数。 二、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 (一)产出缺口 运用产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可以判断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缺口是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差,即产出缺口=潜在的产出一实际的产出 当产出缺口是比较小的正值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这时出现衰退的迹象(也可能是复苏的征兆,这是假定为衰退)。随着产出缺Q的不断扩大,实际产出越来越低于潜在产出,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产出缺口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产出朝着潜在的产出水平上升,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产出越过潜在产出线、上升到潜在的产出水平上时,缺口最终变成负值。一个负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潜在产出的值很难估算,不过可以用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近似地表示。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比较大的正值,这时经济出现萧条。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负值(绝对值比较大),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很难测算,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值存在很多争论,一般认为位于8%-1%之间,显示了9年代的潜在增长率估算值。从中可以看出,199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9.7%),差额达5.9个百分点,这说明199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5个百分点,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OP增长率不断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的绝对值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又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经济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年,产出缺口缩小,但依然是正值,这表明,萧条或衰退程度有所缓和,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 (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 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总需求-总供给(AD-- AS)模型来加以说明。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AD--AS图形(图象略)中, 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 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 ASL不同于 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右边,即产出缺口是负值,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左边,即产出缺口是正值,经济处于收缩阶段。前文已述,1996年以来,产出缺口变为正值,并且不断扩大,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 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①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1996年以来,总需求持续减少和不足。到1998年,总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进入2年,总需求全面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增幅比二季度降低.5个百分点,虽然降幅不大,但逐季下降。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7%,增幅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今年消费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力度,但不可能有更大的扩大,因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顽固不退。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持续缓慢。(2)下岗或失业人员继续增加,实际失业率不断上升,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很难增加。(3)消费环境、消费政策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 2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仅比上半年提高.8个百分点,升势有明显减缓的迹象。11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仅增长6.7%,比上月大幅回落4.1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投资领域中的主要问题还是老生常谈的民间投资,即民间投资的启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21年初,投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失去动力,拉动经济的力度会减弱,刚一启动的投资很可能再次陷入收缩之中。 2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形势喜人,首次创下了半年进出口双双“超千亿”的纪录。其中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出口1144.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3%,各月出口增速均在3%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长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有关,也得益于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周边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加大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内部环境。三季度,净出口由增转降,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5.4%,虽然增速仍然较高,但比二季度降低了11.9个百分点,增速回落的 ！ 通过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分析,可知2年上半年总需求确实明显回升,但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这表明这种回升相当乏力,很难持续,总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结合AD-AS模型,这表明当前 中国经济仍然位于ASL左边。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很难说真正走出了低谷或萧条。 (三)IS-LM模型分析 尽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首选工具。决定IS曲线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乘数αG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b。在不考虑收入税率t的情况下,决定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MPC)。当前中国的IS曲线陡峭,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即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 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十分复杂,需要对企业分类分析。大体说来,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比较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的依据是1996年以来7次调低利率,但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其实,国有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由来已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时,企业对利率提高也不在乎,依然是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欲望。国有投资对利率升降反应都不灵敏,主要是由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市场、企业和银行等机制尚不完善。综合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可以大体认为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即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 1998年以来,一定范围内流行一种观点: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the liquidity trap)。所谓“流动性陷阱”又称“凯恩斯陷阱”,最早由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是指利率降低得很低时,货币的投机需求(the speculative demand for money)将成为无限的,这时,货币的投机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LM曲线也成为水平的。“流动性陷讲”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1)利率很低;(2)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穷大。在现实生活中,这几个条件很难具备,因此“流动性陷院”从未真正出现过。就是美国3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也没有完全陷入流动性陷阱(但是LM曲线被认为是十分平缓的)。凯恩斯本人曾经声称,“流动性陷阱”的情形从未出现过。1998年以来的中国,并未真正出现流动性陷讲,但是,说我国经济已落入“流动性陷阱”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有助于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某些迹象,应当说是比较靠近“流动性陷讲”,因为7次下调利率,利率确实比较低了,再下调利率的空间已不大。体现在LM曲线上,LM并非水平,当前中国经济不处于“凯恩斯区域”或“萧条区域”,但是LM曲线比较平坦,比较靠近“凯恩斯区域”,位于“中间区域”与“凯恩斯区域”之间。 根据IS曲线和LM曲线斜率的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IS—LM模型形状是:IS曲线依然比较陡峭,不过高垂直尚有一定距离;LM曲线依然比较平坦。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位于萧条或收缩阶段。 三、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 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在他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依然宣称:总的来看,经济学家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inflation),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萨缪尔森的这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提纲挈领,简单明了,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完全可以此为参照。 (-)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自1991年全面回升以来,一直保持超高速或高速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但是,高速增长中又存在一个严重隐患:1993年以来GDP增长率持续下滑,1999年是下滑的第7个年头。按照“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1991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扩张期是2年(1991-1992年),收缩期是7年(1993—1999)年,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仅为2/7,远低于以往历次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更远低于美国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经济平均扩张期持续3.6个月,平均收缩期为14.4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1.58。二战后,平均扩张期持续55.3个月,收缩期大约为1.8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5.12(陈乐一,2b)。由此可看出,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扩张与收缩的比率迅速提高。但是,9年代的中国,扩张与收缩比率却迅速下降,这无论如何不符合世界经济潮流。 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提高,尤其是1991年3月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主要原因无疑首推高科技,即技术变革。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次繁荣(约1886-193年,1915-1931年),技术变革(相继以洋务运动和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起了决定性作用。经典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技术变革。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以及本轮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下降,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缺乏经济增长源泉——技术变革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重在量的扩张,技术水平低,轻技术创新,靠资金大投入支撑。支撑9年代前半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的超高速增长。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44.4%,1993年更高达61.8%。但是,1994年迅速降至3.4%,此后“一厥不振”,持续出现投资不足。靠大投入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一旦失去投资的支撑,其增长速度就会逐渐乃至持续下滑。因此,9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令世人瞩目,但增长质量和效率却令人忧虑。 2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跃升至8.2%,扭转连年来的下滑趋势,人们不禁为之一振。但是,三季度经济回升力度又明显减弱,当季GDP增长率为8.2%,并没有在二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降至8.%。再者,中国经济统计水份太多,种种虚假和不真实的数据充斥其中,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无济于事。因此,中国产出的统计数据可信度相当低,GDP的真实数据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统计数据。鉴于此。我们必须寻找对其他变量的分析。 (二)失业率 失业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细想来,失业的内涵很难把据。西方学者对失业的种种定义,基本大同小异。综合比较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失业涵义的几个要素是:失业人员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第三个要素是失业定义的重要条件,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失业。尽管如此,失业统计中还是存在种种问题,政府公布的失业统计数据往往偏离实际。西方学者对失业成因的解释是:在每一工资水平上劳动需求量降低时工资并不相应地降低(Joseph E.Stiglitz,1993)。因此,失业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工资调整的失灵,即为什么工资不降低;二是为什么劳动需求曲线往左 移动。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失业的这两个成因考虑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长期来说,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成因:劳动供给量增加,即劳动供给曲线Ns向右移动。 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典型形式是失业,但是,我国失业统计相当混乱。失业与下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似乎至今不清楚,或者讳莫如深。“下岗”的含义是:职工离开原工作单位,但其劳动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照此定义,下岗是否就是失业?笔者认为,下岗就是失业,并且是失业的一种典型形式,因为下岗完全符合西方学者对失业定义的三个要素。下岗职工一般都在劳动年龄内,肯定具有劳动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单位。如此看来,下岗岂非失业?只是失业包括的范围更广,城镇隐性失业者和农村失业者不是下岗职工,但都应属于失业人员。 197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在1989年,第三次从1995年开始,现在正处于第三次高峰时期。这次失业高峰的群体以中年人居多,并且集中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身上。真实失业率到底是多高,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3%左右,照这个数据,我国失业率很低,根本不存在所谓失业高峰。在西方国家,3%的失业率还低于自然失业率。但是,官方的3%仅仅是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城镇隐性的失业者、农村失业者都没有计算在内,试想如此官方失业率不知有何实际意义?在分析中,我们自然不能以官方公布的 3%作为我国真实失业率,真实失业率会远远高于3%。21年以来,下岗或失业人员还在继续不断增加。 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从长期因素来看,是人口总量过多,这是当时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总量过多自然导致劳动力总数(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过多。从短期因素来看,失业高峰是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总的说来,失业是由于劳动供给量远远超过劳动需求量,工资又不能灵活调整劳动供求(工资刚性)。 劳动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主要原因是产量下降,即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产量增加时,就业量也趋于上升;反之,就业量趋于下降。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也认为,就业量和工资不是在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产品市场上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决定的。凯恩斯的意思就是说,决定就业水平高低的是产量水平。就实证分析来说,产量水平与失业率确实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下岗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需求量减少,表明经济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阶段。 (三)价格指数。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物价波动是经济周期被动的主要现象之一,有些西方学者干脆就用物价变动来描述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前文所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降低。即减速的物价上涨,甚至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这时经济滑入萧条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攀升,即加速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这时经济步入繁荣阶段,因此,物价上涨速度的加速或减速是判断周期不同阶段十分重要的参数。与此相对应,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高;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低。总需求曲线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减少,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降低;相反,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增加,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攀升。 1997年1月,物价开始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1998、1999年两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都处于负增长中。从月度数据看,1999年全年各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上年相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4、5月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5%和2.2%,是1997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此后,各月同比价格的降幅开始稳步回落。生产资料价格自1996年4月以来,一直持续下降。1999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 4. 8%。1999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幅度呈缩小趋势。 2年价格总水平持续在低位徘徊,并且呈现波动的特征。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是1998年4月以来连续22个月负增长后首次正增长,3月份、4月份又下跌,5月又开始持续略有上涨,但是8、9月份的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2和、3个百分点。1月份与上月持平,11月份同比上涨1.3%,环比略涨.7%。2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9%。三季度的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降幅比二季度缩小.6个百分点,但8、9月份的降幅又有所扩大。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去年以来逐月回升,3月份实现正增长,4、5、6月份继续上扬。1-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9%。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4.8%,涨幅比二季度增大2.5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同比上涨5.1%,9月份上涨5.8%。 从走势上看,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力度明显较大,但是,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回升力度较弱,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月回升,是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及其连带效应,是成本推动型,而非商品供求关系的改变。总之,价格总水平至今还在低位运行,通货紧缩依然存在。承前文所述,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至多只是出现了复苏和回升的迹象,并没有稳定走向复苏和扩张。 四、小结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几种工具中最有价值的是产出缺口理论。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这是9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因此,1999年中国经济处于波谷之中。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最有意义的是价格指数。价格指数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结合,进一步证实了1999年中国经济已跌入波谷。AD-AS模型、IS—LM模型以及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也为1999年中国经济滑入波谷或萧条阶段提供了佐证。 2年产出缺口开始缩小,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但是,分季度分析,这种回升主要是在上半年,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超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总需求(消费、投资、净出口)分析中,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观点。况且,物价的持续低位徘徊,实际失业率的不断上升,这无论如何不是经济扩张的迹象。因此,本文的最后结论是: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的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 当前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继续保持续的复苏和回升势头,努力彻底走出低谷,稳步走向扩张和繁荣。要实现这个首要任务,就短期因素来说,现阶段有必要继续突出财政政策的地位,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中央银行必须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完善和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作,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快货币流通速度。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稳健、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要为财政政策的充分有效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两者势均力敌,厚此薄彼都是不可取的。但是,推行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只是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回升的政策手段。要真正走出低谷,步入持续繁荣和增长的轨道,在当今体制的中国,光靠政策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深化体制改革,解决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作好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文章,真正建立起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研究性教学的探讨 [摘要]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发展性,表述方法多样性和实践多变性等特点。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研究性教学需以一定的创造性思维为基础,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要使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达到目标,需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并改变错误的认识,要关心学生学习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认知条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创造性思维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技术类、工程类、人文社科类及有关学科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国内大多数学校经济类和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它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和发展性、表述方法的多样性、实践的多变性、与经济现实的联系性等特点。国内高校在开设该课程时,一般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再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加以分析讲解。但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学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并用来分析这些国家经济问题的。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经济结构相对完整,企业有充分的活力,对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较为敏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发展充分,为政策在各类市场的传导和协调,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样,无论是以需求为导向,还是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由于机制惯性,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具有经济性、营利性和独立性的主体,还需要继续改革。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会使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在中国的运用效应大打折扣。同时,在课序上多数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是在低年级开设的,由于学生缺乏对西方经济社会的了解,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不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通过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或教学理念,体现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之中。它要求我们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1]。在宏观经济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要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 在大多数院校,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都是由若干教师同时承担的,这样就可以形成教学团队。研究性教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果单凭个别教师的专业知识,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捉襟见肘,因而充分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至关重要。如有的教师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颇有研究,有的教师对宏观经济学的多媒体教学倍感兴趣,有的教师偏好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有的教师热衷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有的教师对计量经济模型较为精通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因此,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要尽可能采用团队形式。近三年来,由笔者指导的学生论文,1篇论文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奖,3篇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论文”,2篇文章获得“江苏省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这些虽然形式上是导师的成果,实际上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研究生、年轻教师、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的成果,是由团队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因为,无论理论探讨、数据调查,还是结构分析等,都是由团队一起来完成的。特别是涉及到计量模型,往往是这个团队的教师与学生共同确定研究方法,再由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专门给予指导。青年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掌握了更多计量模型的运用方法,个人也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果,成为一股新生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还要以教师的科研来促进学生的研究。一方面,教师要有科研,科研造诣高,教师在课堂上才会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和思维[2]。不做研究,只搞教学,只是教书匠;只做研究,不搞教学,则不是教师。近年来,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的教师主持国家、部省级、厅局级课题近30项,大多数是围绕现实经济问题而设计的。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团队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参与课题资料收集、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一批成果。此外,要做好教学工作,还必须进行教学研究,通过教学研究课题去研究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规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等。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和研究小组中,承担部分基础工作;一种是学生自己提出项目方案,并在校内或校外自主联系指导教师。笔者在进行“经济增长理论”教学设计时,曾组织师生参与了一个地 区委托课题的调研工作,主要探讨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状况,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等。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调查,学生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职工来源、文化程度、工资水平,企业家成长过程,企业投资选择及并购,产品生命周期,市场销售及竞争等诸方面感受很深。这份由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得到了该区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该区还组织了广泛的学习和宣传;研究报告获得了“2006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调查报告一等奖”;并且,其中一名学生还利用调查中的数据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2007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二等奖”。 二、要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 研究性教学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观察力,善于观察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出问题[3]。但对于刚接触专业基础课,缺乏理论知识基础和宏观经济的感性认识,又习惯于教师教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够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又要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数据资料。 首先,开展研究性教学要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经济学学派很多,不同的学派假设条件、理论基础、分析方法、政策主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一种经济现象可以用不同学派的理论来解释,而同一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从理论体系上来看,如果不能让学生涉及到更多学派的理论,学生即使对现实经济进行了调查,也无法选择适当的理论给予合理的解释,从而也就难以达到教学的目标。在开展研究性教学之前,要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结论、政策主张作详细的讲解。比如,为什么现在用GDP而不用GNP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根据消费函数,消费决定于收入,是什么含义的收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利率、资金数量,还是长期利润率的预期?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凯恩斯反对用削减工资的方式增加就业,但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却采用了低工资政策,实现了高就业,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对此应如何理解?等等。在教学中,笔者团队遵循“理论—问题—政策”的思路,首先强化理论模型的讲解,让学生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我们还设计了“走近经济学”等经济学基础知识竞赛活动,通过竞赛,让低年级学生认识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也让高年级的学生看到他们在经济学基础上存在的差距,特别是给准备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和考研的学生指引方向。 其次,要给学生提供中国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的背景资料。社会实践、原型启发、问题意识和丰富的资料等,都是创造性思维不少缺少的条件[4]。考虑到该课程理论性强,分析方法独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流派林立,并且随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是一门发展变化最大的课程。对此,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研究与借鉴相结合,为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料。近三年来,为了及时跟踪理论前沿,我们组织教师就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和新发现、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宏观经济理论的运用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形成研究报告近20份;为了强化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合,我们组织教师对中国经济分析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理想模式的探讨、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投资与经济增长、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研究报告10份。这些专题性教学辅助资料,为学生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三、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宏观经济学有很多独特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则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如何让学生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教会学生对经济变量进行科学的界定(即定义)。比如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一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学。简单的一句话,却有多层意思,首先,经济问题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没有资源的稀缺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其次,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再次,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最后,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以此可以激起学生了解经济学发展历史及其演变的欲望。第二,注意假设条件。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教师在讲授之前可以让学生回答一个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小学生都知道的,大学老师问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学生很少有直接回答的,他们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第三,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四、要引导学生观察问题、改变错误的认识 培养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非这样不可”、“非理解不可”、“非搞出个新方案不可”、“人家能干我也能干”,这些心理情绪使得人们爱动脑筋,这样就能排除困难和挫折,从而找到问题的答案,达到创造发明的目的。怎么去找问题呢?方法是很多的。可以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或进行资料数据的检索,或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与所设想的事物(现象)相似之处,从而引起联想。比如,可以组织低年级学生去应届 毕业生招聘会调查,这样他们不仅能了解一个层面劳动力市场状况,还能了解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好就业的准备。我们在讲授失业与就业理论时,指导两个苏南籍的学生在苏南地区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需求结构特点;两个苏北籍的学生在苏北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供给结构特点。进而合作研究了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并提出了“订单教育”是解决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非均衡问题有效途径的建议。学生将理论知识准备、数据的收集整理、论文的撰写等通过合作研究形式,融为一体,最后不仅这份研究报告获得“江苏省大学生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而且这四名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均被评为优秀。另外,教师指导的学生开展研究性教学取得成绩的时候,对以后的学生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一方面,学生研究成果的推广,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调动他们开展研究的积极性。 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改变以往错误的认识。如总量是反映了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较多的经济总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由于缺乏对实际的了解,学生学习时往往凭感觉理解理论,容易形成错误的观点。比如:A=B,能否得出A+C=B+C?这在数学中是没有问题的,但以此来解释经济现象时,就要考虑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了。如果等式两边是独立变量,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上述结论是成立的。当等式两边是非独立变量时,如在左边增加C时A会增加,右边增加C时B会减少,上述结论就不成立了。由此,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三种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之间的关系了。再如,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究竟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资金短缺?学生的感觉上是欠发达地区穷,缺乏资金;而发达地区富,资金充裕。事实上,资金在发达地区投资收益更高、机会更多,从而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资金短缺;考虑到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系统中反而资金过剩。 五、要关心学生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条件 低年级学生对研究性教学有热情,但往往把握不住重点和难点。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与学生一起对主题研究的重点进行分析,并充分估计到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采用SWOT法,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往学生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剖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主题研究的外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在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个人隐私或企业秘密时,如何打消被调查者的思想顾虑获得可靠的数据,这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此外,建立可供学生进行调查的渠道,对研究性教学活动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主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建立调查访谈渠道,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笔者团队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或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邀请他们参与指导学生,或直接对他们进行调查,使得研究性教学更加经济和有效。 宏观经济论文:关于企业如何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思考 近期，国家发改委下达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项目20__年第三批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其中包含我市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项目，核准该项目总投资5516万元，基建面积13600平方米，购置车辆120台，其中同时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00万元，同意银行贷款3500万元。该项目成功得到国家立项扶持，值得我们思考。 一、抓项目要抓住苗头，加以扶植 “文秘杂烩网物流”项目能够进入国家立项范围，除了该项目的主体投资单位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民营）见事早、行动快、主动申报之外，还得益于宜春经济开发区、市供销社和市发改委的大力支持。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民营科技企业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该企业入驻宜春经济开发区后不久，即发现宜春物流仓储业尚属空白。20__年10月，该公司向宜春经济开发区申报成立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立即得到宜春经济开发区同意备案。20__年初，市供销社为解决全市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物流配送问题，积极与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合作。20__年10月底，公司正式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了“文秘杂烩网物流ganxi56”商标。去冬今春，市委、市政府作出“推进六大产业”的决策后，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又被纳入中心城区发展服务业50个重点项目之一。 二、抓项目要出手快捷，抢占先机 去年11月后，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大投入、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获知此信息后，市发改委立即将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项目向上申报。同期，与我市邻近的某市也向上申报“文秘杂烩网物流市场”项目，但经上级主管部门查询，发现宜春已注册“文秘杂烩网物流”商标，拒绝了该市申报。该市项目申报者立即联系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想以50万元购买该商标，并让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公司成为其下属的子公司；不久，另一邻近某市又以“文秘杂烩网物流中心”向上申报项目不成后，项目申报者也联系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愿意以百万元的高价求购该商标。结果，两次上门求购均被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公司婉拒。今年4月初，市本文来源：文秘站 //发改委向省申报“文秘杂烩网物流”项目，省发改委在4月中旬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并于4月中旬上报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在短期内即以“特急”文件批复。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高效运作，印证了总理“出手要快”的理念正在得以落实。 三、抓项目部门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认真编制好项目 宜春是个欠发达地区，财政基础薄弱，光靠自有资金发展项目肯定不行，如果各行业、各部门不主动想办法编制适合当地发展又能挤进国家“笼子”的项目，就难以得到国家和省的扶助，就可能长期处于被动落后甚至“挨骂、挨打”的艰难处境。去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大力倡导下，不少部门主要领导身先士卒，出主意、想办法，调动部门的主观能动性，编制了一批加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好项目，并主动及时向上申报，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同时也应当看到，还有一些单位总是“束手无策”，很少开动脑筋、研究政策，不能掌握情况，不能有效地出主意、想办法，既没有可以向上申报的现有项目，更没有可以拿来同别人竞争的项目。各部门均要积极行动起来，拿出更多适合国情、省情、市情，能够有效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好项目。 四、抓项目要抓品牌，抢注“文秘杂烩网”商标 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能够在此次竞争中获胜，很程度上也得益于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早在20__年10月就注册“文秘杂烩网物流”商标。区域发展、区域竞争催生各地区、各行业打区域品牌，当前，不仅文秘杂烩网各市在争“文秘杂烩网”品牌，而且湖南的株洲、醴陵、浏阳有些行业也欲打“文秘杂烩网”品牌，如醴陵市政府正在规划构建“湘东文秘杂烩网物流中心”。这当然是好事，但对地处文秘杂烩网中心点的宜春而言，也是一种挑战。宜春早就提出要打造文秘杂烩网区域中心城市，注册“文秘杂烩网”商标对我市经济的发展意义非同凡响。建议政府高度重视，由工商部门组织进行梳理，市内凡是能够使用“文秘杂烩网”冠名的企事业单位均要尽早注册“文秘杂烩网”商标，既能突出我市作为“文秘杂烩网”中心城市的地位，又可省却我市企事业单位今后使用“文秘杂烩网”商标的麻烦。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支持的探微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全球经济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融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由于中国的商品竞争力强,商品项目顺差时有发生。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劳动生产率提升,资产需要重新评估,人民币面临增值的现状,经济体中出现发展失衡的状况,探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支持非常关键。 一、综合认识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发生重大变化,重新认识中国经济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进行解析。从全球化背景出发,中国的生产、贸易、出口等已经融入全球化,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大门会持续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商品的价格会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动,并逐渐卷入国际市场经济体制中,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加。例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要从国外进口原油、铁矿石等物资,这是由于我国受到国际矿石价格影响,不得不调整国内铁矿石价格。又如,中国一些产品的产量也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如果大量生产将会造成商品滞销,浪费原材料,如果生产过少,就会造成物价上涨,影响价格平衡。根据数据显示,中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逐年增加,特别是对欧美国家,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变成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经济体,正是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不仅加入的WTO,还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略述 1.固定资产的发展形式 就目前固定资产的发展状况来看,其投资出现回落,资产增长速度放缓。从国际的大环境看,由于经济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发展刚刚出现复苏,我国的经济形势还处于恢复状态,状态不佳。但是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大政方针的宏观影响下,信贷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例如,根据数据显示,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20%,增速有所放缓,相比于2013年回落3.6个百分点。 2.制造业投资的发展形式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制造业投资的速度由2013年的35%降低到2014年的24%左右,制造业的投资发展形式同样出现回落的情况。例如,根据企业的注册类型,由私人控股的制造业投资额占据整体制造业投资额的70%左右,而国有控股投资额只占据整个投资额的17%左右,这足以证明,由于制造业的投资额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自动调整了投资分配比例,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放缓。 3.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形式 交通运输业在目前的发展环境中得到快速发展,2014年物流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万亿,与2013年相比投资额增长了24%,增长的速度提高了16个百分点。物流行业的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交通运输业的总投资额占据全部投资额的2.5%,与上一年相比增长额提高了20%,增速提高了17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贸易业、仓储业的投资额增长25%至35%。这是由于国家颁布了有关交通行业的发展意见,使民间投资增加,实现了交通运输业的稳定增长。 三、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 1.货币供应情况 根据数据显示,近几年来我国的货币供应变化平稳,没有出现较大波动。这其中的贷款增长率逐年增长,期间出现转折,在整体上比较稳定,略微有所回落。贷款增长率处于良好态势,但是贷款结构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状态,银行的潜在风险很高。由于企业发展需要的中长期资金与短期资金由金融行业承担,这就需要金融行业调整结构,不断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改善资本市场,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加快银行的资产流动。 2.利率的发展情况 近几年来我国的利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市场的利率波动大,这种状况的影响因素很多。第一,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形式不稳定,物价持续上涨,这种经济形势不成熟,利率一直处于“冷增长”状态。我国的物价持续增长,然而工资却长时间没有变动,物价与工资同时上涨的局面没有出现。从宏观形式上看,一方面要加息,一方面要综合考虑物价的发展趋势,及时制定措施应对金融变化。第二,资金供求的影响。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看,资金仍然处于过剩状态,存款的长势过快并且外汇资金增加,影响了国内的资金供求关系,从总体上来看,资金的供求倾向仍然以充裕为主,但是不利于利率的发展水平上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支持是经济发展中的两大影响因素,我们要做好调查,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宏观调控,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微观调控,通过这两只手共同调控经济发展的形势。根据经济发展的现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以内我们主要致力的工作。 宏观经济论文: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调控 摘要:房地产价格作为一种资产价格,所给出的信号十分丰富且受到高度重视。在房地产市场早已成熟的发达国家,对房地产及其价格的研究是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现从课题背景入手,首先重点阐述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然后针对性的提出了政策调控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经济;政策调控 1 概述在2005年和2006年,中央政府分别出台了“国八条”和“国六条”,旨在遏制房价上升过快的势头,但收效甚微,房地产价格并不听政府调控的“使唤”。只有对症下药,洞悉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真正原因,调控方能有的放矢。研究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一步明确房地产价格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的联系,将房地产价格纳入政府和央行的重要关注指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2 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1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高房价对经济的影响之一是造成了消费需求的下降和投资需求的上升,从而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发达国家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74%。2006年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仅50.0%,国际上各国的横向对比中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 以我国自身的历史数据作纵向对比,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也程逐年下滑态势。在过去的20年,以支出法计算,最终消费占GDP 比重已经从64.9%下降到50.0%,降低了约15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从50.5%下降到了36.4%,降低了约14个百分点。最近5 年来,最终消费率的下降尤为显着,最终消费比重和居民消费比重分别下降了11个百分点和9 个百分点。截至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均创下解放以来最低点。中国的总需求结构已经处于失衡的状态。而以上分析表明,过高的房价使消费减少并使投资增加,是造成我国消费/ 投资比例失调并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2.2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上涨会从两个方面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一方面,房地产价格上升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会带动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钢铁、建筑材料等物资价格的上升,而这些物资价格的上涨又会带动其它产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从而形成连锁效应,导致大量商品和服务价格升高,造成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居民居住需要住房,公司办公需要商业写字楼,工厂生产需要厂房。这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导致居民居住成本、公司办公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而人们在居住成本提高的条件下又会向企业要求更多的工资,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也随之上涨。企业必然将成本上涨的压力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向最终消费者转嫁,造成社会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并形成通货膨胀。综合两方面的分析,房地产价格过高最终必然导致CPI 等价格指数高企,产生通货膨胀。 2.3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金融风险的产生过高的房价会产生房地产泡沫,这种泡沫经济将带来极大的金融风险。泡沫经济是指由金融投机所导致的经济状态,表现为大量资产价格飙升到远远脱离其内在价值的程度,其中隐藏着资产价格狂跌并引起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可能性。房地产泡沫是指由房地产投机等因素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脱离市场基础的持续上涨,也就是房地产价格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与其使用价值不符,虽然账面上价值增长很快,但实际很难得到实现,形成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当泡沫破灭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金融系统的严重灾难和经济的萧条。 3 政策调控建议 3.1 税收调控政策税收调控政策,是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实行累进课税,从而抑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平稳或降低房价。具体操作如下:对拥有一套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未进行房地产投资,不征收物业税;对拥有两套及两套以上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进行了房地产投资,除第一套房免征物业税外,对第二套房征收税率较轻的物业税,如有第三套房则对第三套房征收税率高于第二套房的物业税,以此类推。 3.2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指大量建设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增加房地产市场上的供给特别是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供给,从而降低房价。许多国家和地区运用保障性住房供给对房价进行调控和对中低收入阶层进行住房保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香港政府在历史上数次大规模发展保障性住房。为解决普通市民住房的问题,香港政府1978年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解决了222.5 万普通市民(占当时香港居民总数的一半)的住房问题,同时使居高不下的房价得以回落。在我国,保障性住房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期了,但由于规模小不足以对房地产市场发生影响。我国目前的高房价即使中等收入人群也很难承受,所以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应该将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都纳入保障范围,并扩大建设规模,完善分配制度,保障人民住房需要的目的。 3.3 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由于我国房地产供给存在较高的自然垄断程度,在必要时候也可考虑通过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进行调控。具体方式是在地方政府将土地拍卖给开发商时,在土地出让合同上规定该块用地所建房产的房价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价高者得之”的土地竞拍方式。若开发商在日后进行房产销售时擅自超出了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房价上限,依照惩罚措施对开发商进行严厉惩罚。实施最高限价法政策的好处是开发商在竞争土地时不能盲目的高价拿地,他们必须对开发成本进行核算并各自给出能承受的土地价格,土地开发权将流入到具有开发成本和开发质量有优势的开发商手中。在我国早已存在成品油、粮食的最高限价等价格管制措施,由于房地产供给特别是地产供给的垄断程度高,所以必要时对房地产行业采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也是合情合理的。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最高限价法调控应该是“最后的选择”,在税 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措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才可考虑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结语 前文所述的三种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是孤立的和单一的,可综合运用其中的两种或三种进行宏观调控。例如,可以综合运用税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政策进行调控,这样在减少房地产市场需求同时又可以增加房地产市场供给,调控的作用和效果会更好。在进行保障性住房调控的时候,也可以同时采用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类型,将各种类型的比例进行科学分配。税收调控政策和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可以优先选择的两种政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在必要时可以考虑采纳。除了本文主要论述的三种调控政策外,其它的一些政策,如房地产信贷控制、外资购房控制、规范楼盘销售行为等,也可以同时被使用,重要的是将所有这些政策综合运用合理搭配,以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 宏观经济论文:论地方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摘要:本文在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理论基础上,研究了地方分权的程度对公共物品供给和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地方分权过度的国家中,中央增加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会加重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时,实行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比分权化的国家有更好的改革效果;改革的效果与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地方分权化的先后次序有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分权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地方分权 公共物品 宏观经济 经济学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强调过地方分权的优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占优理论强调地方分权的好处,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吸引私人投资者,使得他们迁移到最偏好的税收—服务组合的社区居住(Tiebout,1956)。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官员进行政策创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 and 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分裂,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净税收,地方官员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 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xi,A是地方认可中央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中央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必须同时独立作决定。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官员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中央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官员通过反对中央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中央政府的负效用。 中央政府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关于地方官员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中央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中央政府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改变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中央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员的权力下降,降低中央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官员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中央委任,会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来威胁地方官员的允诺。中央政府“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官员的调控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对顽抗的地方官员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中央政府权力下降时,中央做决策的具体过程如下:起初,中央政府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图1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分裂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中央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中央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中央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中央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中央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权力和减少其对中央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中央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中央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图2中最上面的情况),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中央政府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中央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中央政府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 0时,即:φ点位于图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中央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中央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 0但TC1φ 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 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如图2)。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分裂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中央的财政状况。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中央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中央集权。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中央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和股票指数的有关性分析 一、宏观经济对股票指数影响的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是影响证券市场大盘走势的最基本因素。证券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宏观经济的大环境中发展,同时又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股市的运行与宏观的经济运行应当是一致的。 本文在宏观经济指标中选取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广义货币供应量M2、新增信贷额、财政收支、进口和出口额等多方面进行相关性分析。 1.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当CPI 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 5%的增幅时,我们把它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存在通货膨胀时,代表人民币间接贬值,将导致股市上涨以配合利率的相对降低,从而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上涨因素,相反,CPI的值相对较小则会预期人民币升值,利率上扬,股市将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2.广义货币(M2):我国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流通中现金M0,即在银行体系外流通的现金;二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即M0加上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三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即M1加上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M1反映着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M2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若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判定货币政策。M2过高而M1过低,表明投资过热、需求不旺,有危机风险;M1过高M2过低,表明需求强劲、投资不足,有涨价风险。 3.新增信贷:中国股市跟信贷新增贷款正相关,信贷投放得多,股指就会走高;投放少就会走低,股市主要还是资金推动型,而市场上的资金,最重要的来源就是银行信贷,股市和新增贷款的走势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4.财政收支关系对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发生影响,进而对经济产生影响。财政收大于支出为财政盈余,采用结余政策和压缩财政支出,可以减少社会总需求,给过热的经济降温,股市应呈现下跌的趋势;财政收不抵支出为财政赤字,具有扩张社会需求,拉动经济的功效,股市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强势。 5.进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的增加或减少,特别是净出口额直接反应本国对外经济,净出口额增加,意味贸易顺差,将对股市是利好影响,股市会上涨。相反,净出口额为负,则表明本国对外经济逆差,股市相应下跌。 二、相关性实证检验 1.相关分析是用相关系数(r)来表示两个变量间相互的直线关系,并判断其密切程度的统计方法。相关系数r没有单位,在-1~+1范围内变动,其绝对值愈接近1,两个变量间的直线相关愈密切,愈接近0,相关愈不密切。 2.数据选取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股票指数(上证指数)、广义与狭义货币(M1与M2)、新增信贷、进出口额均选取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共36个月的数据。财政收入选取2008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30个月的数据。 3.同时期上证指数进行数据相关性分析 以下各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指数(上证指数)的相关系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0.5051 新增信贷余额 -0.2693 财政收入 0.4025 广义货币(M2) 0.0579 进口额 -0.0885 出口额 0.1153 狭义货币(M1) 0.3297 由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股指与CPI相关程度显着,与狭义货币和财政收入相关度普通,而与其他指标则都呈现低度相关。这与之前相关的理论分析存在出入。 4.错项相关性分析 股票指数作为经济晴雨表,作为简单的反应同期的宏观经济指标有一定的时期不匹配,所以通过修改数据的对应时间序列则找到了更为符合现实的相关系数计算方法。将对应数据的相应顺序调整,而并不是简单的同时期相关计算,得到的相关程度有很大的改变。 在数据处理中,将2008年8月的股指与2008年1月的新增信贷组成一个对应组,2008年9月的股指与2008年2月的新增信贷组成第二个对应组,之后按时间顺序依次类推构成相关组。经过7个月时间的错项相关性计算,得出的相关性系数为0.5232,为显着相关。这与之前的-0.2693相去甚远。若这种错项的相关性假设可以成立,那么可以判断新增信贷的变动反应到股票市场上的大约滞后七个月。同时也说明新增信贷是反映股指的先行指标。 同理,对进出口额进行错项的相关性分析,2008年6月进口额与2008年1月的股指对应(即间隔5个月),得到相关系数为0.4415。2008年5月出口额与2008年1月的股指(即间隔4个月)对应得到相关系数0.3470。二者与之前同期相关性计算所得相关度低变为普通相关。由此可见,在进出口额上体现了股票指数的晴雨表职能,即股指的变动对于判断一个季度之后的进出口额变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对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财政收入的同期相关性分析计算中得到二者分别与股指呈现显着相关和普通相关。并且通过错项的相关性分析并未有太大的变化。由此判断,CPI指数和财政收入的变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同期的股票指数变动。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新增信贷余额可以作为反映股市的先导指标,其变动对于判断股指的走势有指导意义。消费者物价指数和财政收入与股指的变动相关性显着。进出口额则属于滞后型指标,此时股市对于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指示功能得以显示股票价格指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和水平,但中国股票市场的走势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背离,对于宏观经济的调节和反映功能也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对于股市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各个经济变量波动关系进行研究,对于更好的进行股票投资有重要作用。 宏观经济论文:浅议地方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与宏观经济的影响 经济学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强调过地方分权的优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占优理论强调地方分权的好处,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吸引私人投资者,使得他们迁移到最偏好的税收—服务组合的社区居住(Tiebout,1956)。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官员进行政策创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 and 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分裂,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净税收,地方官员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 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xi,A是地方认可中央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中央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必须同时独立作决定。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官员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中央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官员通过反对中央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中央政府的负效用。 中央政府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关于地方官员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中央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中央政府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改变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中央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员的权力下降,降低中央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官员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中央委任,会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来威胁地方官员的允诺。中央政府“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官员的调控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对顽抗的地方官员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中央政府权力下降时,中央做决策的具体过程起初,中央政府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图1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分裂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中央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中央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中央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中央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中央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权力和减少其对中央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中央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中央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图2中最上面的情况),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中央政府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中央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中央政府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0时,即:φ点位于图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中央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中央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0但TC1φ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 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如图2)。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分裂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中央的财政状况。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中央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中央集权。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中央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宏观经济论文: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取向 一、当前宏观经济走势 “九五”期间,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复杂情况下,我国经济能够保持较为健康的持续发展,这与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分不开的。由于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21年初以来,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回升的势头再次受到了抑制,全年增长速度将低于上年的水平。 由于国际经济及国际贸易增长迅速减缓,2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将比 2年大幅下降,降幅将达2个百分点以上。在外需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21年中国继续实施的“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将对拉动全年经济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内需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外需的不足。21年,中国投资增长迅速,特别是由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有投资增长强劲,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5.8%,高于上年同期4.4个百分点,高于上半年.7个百分点,增长率大大超过上年;消费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1%,增长将与上年基本持平,这是一个在2年较高基数上来之不易的较快增长。21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尤其在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普遍下降、且下降幅度超过预期的外部环境中,更显得“一枝独秀”。可是,21年内需的超额增长并没能完全抵消外需增长的猛降,从而使全年的增速低于2年的水平。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7.6%,据预测,21年我国GDP将达到7.5%左右。 目前看来,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最近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事件将加深景气低迷,发达国家内部面临的结构性调整还需时日。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中国经济的影响,滞后期大约是半年。在外需不太稳定的情况下,21年宏观调控的着眼点还必须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从长期看,由于中国有12亿多人口,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坚持以内需为主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坚持以内需为主意味着一国的需求结构偏重于内需,并要有一个适当的外贸依存度。在人口众多、内需为主的大国,外贸依存度一般不会过高。经济最发达的大国如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7%,日本为2.1%(2年,根据联合国LINK网站资料计算)。这一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44%左右,高于美国、日本等许多经济大国一倍多。不过考虑到汇率等因素,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且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的较大规模,该数值似乎也还可能有合理的成分。但中国人口为12.6亿,大大超过美(2.73亿)、日(1.27亿)诸国,其依赖国内市场的份额理应更大。为适应我国这样一个人口特多、国内市场潜力特大的大国特点,实现以内需为主的长期方针,减缓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慎重考虑适当调整我国需求结构中的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必须坚持对外贸发展的政策支持,但不可一味追求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从中长期看,今后为了稳住、不致升高太快太多或者适当降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应通过更积极地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的消费与投资来实现。 二、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几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显着的成效。1998年到2年,三年国债投资36亿元,据测算,国债投资对1998、1999、2三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21年国债规模15亿元,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不仅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促进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消极方面,长期使用国债投资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改革的目标相抵触;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债项目逐步倾向于低收益或无收益的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减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另一方面,国债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但是,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可能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我在21年中国社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说过,银行存贷差大,谈不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最近,财政部长项怀诚也说,这种有“挤出效应”的观点在中国还没有证据支持。基本原因一是银行存贷款差规模一直很大,财政投资在资金上挤出不了民间投资,我国目前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已超过7腕亿元,21年1月末达到7.18万亿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4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9万亿元,存贷差额3万亿元多,社会资金绰绰有余。民间投资不畅不足,不是由于财政挤出,而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二是财政投资的投向大多数为公路、供水、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公,共支出领域,在项目方面也不会挤出民间投资。一般来说,在供大于求的总格局下,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导致“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应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 目前情况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作用主要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在于挤出效应上,当然,随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显现,民间投资的扩大以及闲置资源的消失,瓶颈的出现,这种挤出效应也会逐渐显露出来,而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判断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看三条:一是看国际经济形势何时能够好转,外需增长势头能否恢复,而这在当前看来是不确定的,目前世界经济放慢的趋势,有说是周期性的,有说是结构性的,加上“9·11”事件的影响,国际局势的动荡,对今后走势众说纷纭,难于肯定。二是看社会投资何时能够上去,而21年社会投资,1—3季度,集体与个人投资增长9.1%,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18.2%的水平,这也与外需不足情况下为外需配套的社会投资受到抑制有关。三是看财政指标离警戒线的距离,国际上常用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不超过3%、国债余额占GDP比率不超过 6%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目前中国的这两项指标离国际常用的警戒线都还有距离,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1.2%上升到2年的2.9%,接近欧盟规定的 3%警戒标准,仍在公认的警戒线内;从债务角度看,我国国债负担从1997年的7.3%上升到2年的14.6%,远远低于欧盟规定的6%的警戒线。 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时间要推迟,至少21年还要继续实施。但在国债使用方向上要有所调整,要加大 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加大国债分配给地方使用的部分,加大对西部的投资。据国家经贸委的材料,国债专项资金技术改造贴息项目,近3年共安排了265.4亿元,拉动投资281亿元,拉动银行配套贷款1721亿元,就是说1元的国债资金带动了1元的社会投资、6元的银行贷款。 诚然,我国能维持7-8%的增长速度也不算低了,问题在于这个速度在我国现时还难以解决就业问题。在中国,就业问题应主要靠结构调整来解决,要靠大力发展民间中小企业,靠发展服务行业,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而结构调整又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完成,因此现阶段增长速度还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财政政策力度还应加大。在外部需求进一步下降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显得越发重要,据此,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放慢的话,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能淡出,力度还应有所加强。 此外,货币政策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还应多发挥作用。近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了比较好的相互作用。过去3年金融机构共贷款7亿元配套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项目的实施。目前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的补位作用有待加强,近期货币供应量减速,9月末狭义货币M1比2年同期增长12.3%,增幅比2年同期低8.5个百分点,比2年年底低3.7个百分点,比21年上半年低2.6个百分点。1-9月份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为37.12%,比年初低1.37个百分点,表明货币的流动性也在减弱。如果再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进一步加快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显得十分必要。现在物价形势较稳,目前通胀压力不大。前三季度消费品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6%,金融货币政策可适当放松,这个“闸”还可以运用,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支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经济出现进一步减慢趋势。不过货币政策的松动要相当谨慎,一是由于加入了WTO,要考虑金融风险的问题;二是要防止出现通货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能否淡出,不仅取决于财政自身的状况,还要取决于货币政策的状况。如果不及早为货币政策作用的正常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当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时,有可能货币政策仍然发挥不了作用,陷入日本式的财政货币政策困境。为此,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三、关于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 前几年实施的政策,是以扩张性财政为主的需求方面的政策。我国经济学界最近有人提出,还应当采取供给方面的政策,主张今后更多地从供给方面着眼,实施一些可能的政策,把需求方面的政策与供给方面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个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强调供给方面的政策,最先是英美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主张。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并不是象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是否有活力。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也不应该是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使企业提高竞争力和投资的积极性。 所谓供给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运用税收杠杆降低税负、企业改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鼓励中小企业等刺激供给积极性的政策,旨在提高和发挥企业的活力。 应当说,降低税负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包含的内容。这几年我国财政政策中似乎存在支出与收入政策不太协调、政策效应被削弱的问题。政府一方面扩张国债投资与支出,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税收每年增加1亿元以上。近年来税收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如21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同比增长22.7%,大大超过GDP增长7.6%的速度。税收的增加,增大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应该指出,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增辟税种,没有增加税率,税收的增长基本上是打击走私、加强征管的结果,有其必要的一面;但是,为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适当减免税收的空间也是相当大的。考虑到普遍减税可能遇到的困难,可以实施结构性的减税。如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进一步减免农民税费负担,探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调节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等等。有人建议,降低国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缺口,由增加发行国债来弥补,即对积极财政政策适当转型,国债资金运作,由目前的直接投资逐步转变为以国债来支持减税和税制改革,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减税措施导致的投资消费增长的效应,等同于国债支出的扩张效应,但更直接启动社会民间需求,为国债支出所不能及。 至于国有企业改制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问题,其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经济不太景气时期往往是企业重组的频发时期,我们亦应抓住时机推进战略性重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有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机制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民营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极具活力的因素。民营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取得显着的成效,应进一步推广,增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取消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性规定,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宏观经济论文:对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均衡关系的计量分析 一、引言 理论研究发现,房地产业和宏观经济一样,存在运行周期,且两者的周期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stephen A.Pyhrr等房地产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西方房地产市场的周期研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探索房地产周期波动及其机理。为房地产价格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规律。随着房地产行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国内学者也越发重视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谭雪芹采用VAR模型分析认为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贾晓惠运用回归分析法,发现上海现在较高的房地产价格基本由宏观经济支撑。祁神军则采用K线理论及工具,剖析房地产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波动机理。房地产周期同宏观经济的波动趋势总体一致,但房地产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的。基于以上研究理论,客观看待房价上涨现象,而不是批判地偏重指责原因,正确认识房价上涨由宏观经济支撑这一客观事实,才能靠拢市场经济的基本立场,制定出遵循供求规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二、房地产业现状 1998年,国家为了刺激内需拉动经济,颁布实施了住房货币化改革,但是无形中助长了楼市的泡沫化发展。2003年以来,政府屡出重拳加以规范和调控。 但是房地产价格在连续严格调控的情况下依然只升不降,这是因为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存在着并轨运行的特点。宏观经济正处于上升通道,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房地产需求持续增加。此外,经济上扬带来投资资金增加,投资热点的泛地产业吸引大量资金流入。经济需求及资金力量的让房地产价格维持强硬的上升势头。据《2010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显示:2010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上涨0.3%。在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11月以来,一些地方高价地再度出现,部分未实施限购的中心城市的住房交易的量价齐升,限购城市周边地区的房价出现较快上涨[6]。 三、实证分析 第一,变量选取说明。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各方面情况,选取六个宏观经济指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经济发展总体情况,体现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经济环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出口商品总额(IMEX)、本期投资完成额(INV)代表消费、出口和投资“三架马车”的现实情况。财政收入(FIN)和活期存款利率(RES)一定程度上反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了综合反映上述六项指标的有效信息,又避免数据的简单融合失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一组综合反映宏观经济信息的新数据(MAC)。房屋销售价格指数(HSS)最能体现公众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预期,所以选择房屋销售价格指数这一核心指标来反映房地产价格的整体性变化。 第二,MAC与HSS的长期关系模型构建。主成分分析从原始变量中导出少数几个主分量,使它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互不相关。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它往往作为许多大型研究的中间步骤。运用SPSS19.0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1:旋转之后,主成分1(F1)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66.085%,主成分2(F2)解释23.805%,两个主成分能够反映原始变量89.89%的信息。由于GDP、IMEX、INV和FIN对F1依赖较大,CPI和RES对F2依赖较大,明确两个主成分的经济意义,F1代表经济增长因素,F2代表经济预期因素。再由F1和F2反映出的原始变量信息的占比,计算综合宏观经济指标F(MAC): 。 平稳序列的每个数值都从一个概率分布中随机得到,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均值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②方差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③协方差 ,只是与时间间隔 有关,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以Eviews6.0的ADF法检验MAC和HSS的平稳性,结果见表2:MAC和HSS的检验T统计量值分别是2.008277和-1.910599,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要大,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非平稳的。但是MAC和HSS经过一次差分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时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变得平稳,即MAC和HSS是一阶单整的。 协整性分析研究经济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假设X与Y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若 对其均衡点的偏离从本质上说是临时性的,那么随机干扰项 必须是平稳序列。长期均衡关系使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的偏离能在下一期进行调整而回到均衡状态。为了确定HSS和MAC是否存在内在均衡机制,采用AEG协整分析法,先得到协整回归模型: (96.85073) (1.014489) (10.36982) (-4.324516) R2=0.863779 DW=2.090974 再用ADF检验法对模型的残差序列 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T统计值是-7.240618,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小,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 是平稳的。表明HSS与MAC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由上述线性模型表示。模型代表解释了HSS变动的86.3779%,MAC对HSS的长期影响弹性系数为0.690982,说明上升的宏观经济会带动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上涨,符合经济意义。 第三,误差修正模型ECM——HSS与MAC的短期关系。协整回归的误差项 是均衡误差,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需建立短期动态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建立HSS与MAC的短期关系模型: (0.390517) (1.148498) (-4.442641) (6.248139) (-3.280501) R2=0.410643 DW=2123801 当年的MAC对HSS的短期影响弹性系数为1.463332,大于长期系数0.69098,表明MAC对HSS的短期影响比长期影响大。而HSS的长期效应对短期动态的修正系数为-0.455289,如果上一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长期均衡误差 为负,误差修正项将使本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向高方向变动;如果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过快增长则可通过误差修正项使其增长变慢,-0.455289说明误差项对HSS的修正作用为反方向的。 通过以上的检验分析,可以得到结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存在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长期均衡的,也就是说即使在短期内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背离,但是在内在均衡机制的作用下,两者最终还是会渐渐趋于一致。这个结论解释了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是由于宏观经济的高位运行带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房地产价格趋势展望 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环境下,2012年楼市调控效应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将使经济和物价的增速出现“双降”,通货膨胀下行趋势确立 ,但是物价的中长期上涨压力仍然存在。保增长,防通胀的经济政策仍会执行,宏观经济将会保持一个较稳定的增长步伐。近期楼市“拐点”初现,但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不会改变,20 12年楼市调整还将延续。[7]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开始走向分化,竞争加剧,资金风险加大,市场泡沫开始收缩,部分城市的房价面临下降趋势。 在宏观经济上扬带动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下行抑制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价格将最终表现为维持可控的增长势头。但是因为房地产业 “资金池子”的作用,加上通货膨胀和充裕流动性的支撑,短期内难以压降。房价调控仍要紧抓不放,注重加快调整市场结构,提高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比重,提高供求的匹配程度。加强规范房产开发公司和中介组织的行为,建立完善的监控制度。政策配合进一步发挥市场淘汰机制作用,提高市场集中度。随着泡沫经济不断得到挤压、行业竞争的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迸一步成熟以及购买者理性的增加,我国房市未来的价格会逐渐趋于合理化,房价收入比进入一个可维持的空间。 宏观经济论文:中国宏观经济回顾与展望 在稳健型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2004年中国经济实现了稳定快速增长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9.1%，投资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了较明显的遏制，通货膨胀明显上升但仍处于可调控、可承受的范围，消费增长稳中趋升，外贸出口大幅增长。总的看来，2004年宏观经济运行是“有惊无险”，经济避免了一次因投资过热及经济变量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增长而可能引起的“大起大落”。展望2005年，在“双稳健”的政策作用下，经济增长将继续有所回落，达到8-8.5%，投资和出口双双将出现明显回落，但仍然保持较快增长水平，消费增长将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态势。 一、2004年宏观经济回顾 (一)2004年宏观经济面临两大不稳定、不健康问题 一是重化工业继续加速增长且出现明显的过热现象，影响经济的平稳协调增长。2002年中期以来，工业增长明显提速，进入到一个新的加速增长轨道，其主要推动力是重化工业的加速增长，中国工业发展進入到“内生性”的重化工业化新阶段(这明显区别于改革前以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时的重工业增长)。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由前期的10-13%上升到最近两年多来的18%左右的高水平(见图1)。一批像汽车、电力、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进入高增长阶段，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2004年上半年，重工业增长连创新高，重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长率在2-4月份连续3个月超过20%，1-6月累计增长达19.7%；且上半年重工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76.1%，比上年的75.3%又提高了0.6个百分点。重工业快速扩张导致相关的能源供给和运输均出现了高度紧张，说明重工业开始出现过热现象，特别是钢铁、有色金属和建材等与房地产相关性强的重型工业投资增长过猛、产出增长过快。一些重化工业产能的过度扩张(其中不少产品技术含量低、生产的能耗高、污染大)，对资源供给和环境保护及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 二是内需的两个方面即消费与投资增长呈现严重的不平衡增长态势，而且投资结构和需求结构也存在相当大的扭曲问题。现阶段，过度依赖于投资的经济增长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投资高增长如果得不到最终需求的积极配合，将容易产生下阶段的产能过剩及投资的低效率；二是重化工业低水平投资扩张将带来严重的资源瓶颈问题，并对下游企业形成巨大的成本压力；三是投资的低效率扩张不仅将造成新的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加大金融风险，而且因为无法持续而造成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降低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益。 因此，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遏制经济增长中的这些不健康、不稳定性因素，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宏观调控也由此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二)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回顾2004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1.投资增速逐季放慢，显现宏观调控的阶段成效。2004年1-11月份，城镇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9274.32亿元，同比增长28.9%，增幅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回落18.9个和2.1个百分点。从近几个月的投资运行来看，投资增长的降温有所反复，但总体上逐步回落的趋势已经形成，根据月度增长趋势图分析，投资增长的调整至少将呈现“两波”调整，第一波调整出现在3-5月，5月投资增幅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点，随后经过两个月的反弹，8月份又进入第二波调整，9月份的再反弹，原因是前两年基数偏低的作用，剔除基数的影响实际也是回落的，10月份和11月投资增长(分别为26.8%和24.6%)再次回落说明第二波调整将会继续。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8400亿元左右，增长23%左右，低于去年26.7%的增长水平。 2.工业增长前高后低，降温效果明显。在重化工业化过程显著提速的作用下，上半年工业增长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高，增长17.7%，其中有3个月增幅接近20%。下半年以后，随着以控制一些重化工业过热和房地产过热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工业产出和投资增长均出现了较明显的回落走势。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8911.08亿元，同比增长16.8%，比上半年回落0.9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持平。我们认为，目前工业增长调整基本到位，从增加值增长来讲，主要是重工业降温明显，6月份以后，重工业已持续5个月回落到18%以下，降到16-17%的正常快速增长水平，相比而言，轻工业增长则一直保持15-16%的增幅，从而导致轻重工业增长差距缩小、结构趋于协调。而从工业行业的投资增长来讲，一些过热的重化工业投资增长逐季显著回落，初步实现了“软着陆”。初步预计，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比去年低0.3个百分点。 3.消费需求稳中趋升。2004年消费品市场出现了稳步小幅回升趋势，1～11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387.60亿元，同比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2004年消费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实际消费增长比去年同期明显加快。1-11月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比上年同期增加2个百分点。二是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下半年后农村消费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态势，这主要是因为2004年以来受粮食丰收和粮价大幅上升的影响，农民收入大幅增长，从而明显刺激了农村市场的活跃。三是住房、汽车和电子通信三大消费热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3.3%左右，实际增长10%左右。 4.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全年贸易略有盈余。2004年我国外贸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超出年初的预计，贸易进出口出现连续第3年超高增长。即入世以来的贸易爆发性增长的格局继续保持，对宏观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1-11月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0383.78亿美元，同比增长36.5%。其中出口5296.06亿美元，进口5087.7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5.7%和37.3%。二是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外贸进口在下半年明显回落，由此使上半年贸易逆差的形势得以扭转。1-11月累计贸易顺差208.35亿美元。三是外资企业主导出口的局面进一步强化，1-11月份，外资企业实现出口额302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1.5%，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7.05%，比2003年全年提高2.4个百分点。四是粮食类、原油及成品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进口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对国际的依存度继续明显提高。我们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1.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为5830亿美元和560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3%和36%，贸易顺差230亿美元。 5.收入增长中城镇有所放慢，农村明显加快。城镇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但相对于前几年有所放慢，前3季度全国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而一季度实际增长9.8%，上半年实际增长8.7%，呈逐季下降的态势。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放慢相反，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大幅增长，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好水平，根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前3季度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得益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1-9月份，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人均958元，增长24.9%。二是得益于税费负担的明显下降，前3季度农民的税费负担人均22.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元，下降33%。 6.物价明显上升但仍处于可承受、可调控的范围内。在我们看来，2004年以来的CPI明显上升，并不表明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主要的问题是投资品的大幅上升(局部行业过度的非均衡扩张所致)对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显著压力。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粮食价格上涨，二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最终消费品价格继续下降，只是降幅有所缩小。1-11月份累计CPI同比增长4%中，食品类的贡献率超过了80%，扣除粮食合理上涨因素的CPI增长不到1%。 粮食价格以及食品价格的明显上涨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社会可以承受的。合理性在于，前期粮食下跌过多，前几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是价格的过度下跌以及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而主动地减少播种面积，并不是粮食短期或中长期生产能力不足。粮食的上涨不仅符合预期，而且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改善日益失衡的城乡收入差距。说粮食上涨及食品价格上涨是社会可承受的，主要理由是：(1)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比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明显下降，从而使得城乡居民对粮食价格上升可承受力增强。(2)多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和工资水平的持续快速增长与粮食价格的持续下降形成巨大反差，显示粮食价格的适度上涨并不会恶化居民的支出预期。 7.企业效益继续快速增长，但库存增长有明显加快。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还有一个特征是，企业效益保持快速增长，即使在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后的半年中，企业效益仍然增长较快。这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此轮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和较高的资产收益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有一些垄断因素或短期暴利因素在起作用，如石油行业利润增长具有投机和垄断两方面的原因，钢铁行业是房地产暴利的延伸，这些因素具有不可持续性。与之相对应的一个问题是，企业的库存正逐步加快增长。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10061.7亿元，同比增长22.2%，增幅比上午同期和1季度分别上升10.7个和4.4个百分点，同期应收账款净额为21968.9亿元，同比增长18.2%，比上年同期和1季度分别上升4.4个和0.9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产成品增长最多的是钢铁行业、有色金属行业、石油加工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些都是重化工业部门，1-10月份这几大行业的产成品分别为654.29亿元、286.40亿元、273.28亿元和803.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52%、32.88%、67.07%和29.43%。这些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效益增长将面临较大压力，这在2004年的汽车工业中已有明显表现。 二、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展望2005年，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遏制，宏观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总体继续趋好，但仍面临一些长期结构性矛盾和一些短期问题的约束。面临的主要短期问题有：农民收入增长难免会再次出现回落，就业压力依然较大，消费增长小幅放慢，出口增长明显回落等。因此，我们预计2005年经济增长将继续有所降温，GDP增长回落到8-8.5%，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长将会继续放慢以及出口增长将显著降温。预计全社会投资增长18%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5%左右，出口增长15%左右，CPI增长3%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6%左右。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趋势如下： 1.投资增长：继续向下调整但仍然处于较高增长水平。在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下投资增长有望实现“软着陆”，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加强投资需求调控仍是2005年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投资增长趋势如何，关键在于宏观调控力度的准确把握。首先，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给企业更多的投资自主决策权，使2005年投资增长的总体环境趋于宽松。其次，2005年投资调控总体上仍将继续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进行，这将保证投资增长在继续降温过程中实现平稳着陆。一是针对当前投资调控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的情况，2005年政府仍将会继续把紧土地和信贷两大闸门，从源头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扩张。二是过热行业投资将继续大幅回落。受信贷紧缩政策、实施和完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及自发性需求增长将放慢等因素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将会继续明显放慢，并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相关行业投资继续回落。在新的汽车产业政策的逐步实施及需求显著降温的作用下，汽车投资将会明显降温。三是由于国家在加强对过热行业投资的宏观调控的同时，对农业、煤电油运等薄弱和瓶颈部门则采取了各种“保”的措施，因此，这些部门2005年投资将会继续快速增长。 总之，2005年投资增长率有望回归到适度增长区间，但同时也要注意，近几个月货币信贷投放急剧减少，其对投资增长的滞后影响有可能在2005年上半年显现。 2.消费需求稳定增长，但其增幅估计会比2004年略有回落。预计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5%左右(名义增长率在12%左右)。在各项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作用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及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我国整体消费稳定增长的局面正在形成，这将使2005年消费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是，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深层次问题对消费增长的制约还没有根本缓解的情况下，宏观调控中出现的新问题有可能对2005年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呈明显下降趋势。受经济景气回落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影响，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受到明显影响，消费者预期指数和信心指数一路下滑，从2003年12月份到2004年7月份两指数已分别下降了4.8个和4.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预期和信心是影响未来消费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这两项指数持续下降预示着2005年消费持续回升的难度较大。二是就业形势尽管有所好转，但就业压力依然较大，这对消费需求增长仍有较大压力。四是2004年农民增收十分明显，但2005年要保持这一态势将十分困难，这将制约农村消费增长。 3.外贸出口增幅将会明显放慢，但仍会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初步预计2005年外贸出口增长15%左右。在我们看来，9月份开始的外贸出口和进口增长的显著回落可能预示着连续3年的外贸超高增长将结束，进入到平稳增长期 。其理由有三：一是连续3年外贸的超高增长已经形成了很高的增长基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高增长有相当大的难度。二是2005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比2004年将有较大幅度的放慢，从而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增长形成较强的压力。根据IMF的预测，2005年世界经济将由2004年的5%回落到4.3%，其中美国经济增长率将由2004年的4.3%降到2005年的3.5%，日本则由2004年的4.4%回落到2005年的2.3%，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油价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显现。与此同时，世界贸易增长也会有较大幅度的放慢，预计发达国家进口贸易2004年的增长率为7.6%，2005年将降到5.6%，回落高达2个百分点，这对我国出口需求增长将会产生较大的压力。出口大幅放慢在所难免。三是入世效应将明显递减。出口增长的降温符合预期，但要防止其降幅过快过猛，我们认为仍然有较多对2005年出口起积极影响的因素存在：(1)由于美国、欧盟、日本经济继续处于新一轮上升期，2005年经济增长的回落幅度不会太大，对我国产品的进口需求仍然较大。(2)高油价尽管对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我们预计2005年这一影响会有所减弱，一是全球经济对高油价的承受力有明显提高，二是预计伊拉克政治局面逐步会有所缓解，俄罗斯石油供应也会有所好转，再加上沙特原油仍有一定的增产潜力，这可能引起2004年终至2005年油价出现阶段性回落，这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会起积极作用。(3)随着入世过渡期后对我国纺织品配额的取消，会促进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水平。 4.就业形势仍然严峻。虽然2004年我国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的目标有望实现，但2005年就业矛盾有可能更加严峻，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目前我国仍处于劳动力资源增长的高峰期，在城镇新增就业群体、累积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形成的巨大就业压力根本无法缓解的情况下，一些新的就业问题还将突显出来。一是宏观调控对就业的影响在2005年将会有所显现。据有关专家测算，经济增长放慢使2004年减少115万个潜在就业岗位，全年城镇登记失业率预计为4.5%。2005年随着投资大幅回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慢，就业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尤其是农民工就业将会更加困难。二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将继续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还有，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明显增大。从这些方面来看，累积的就业矛盾仍在增大。 5.通货膨胀压力将逐步缓解。我们预计，2005年通胀率将会比2004年有所回落，CPI增长3%左右，比2004年降低1个百分点。主要理由有：(1)投资和出口增长率均将明显回落，使GDP增长继续调整，将使价格上涨在需求方面的动力有所减弱。经济增长率的继续回落特别是投资的回落将减轻中间需求的压力，从而使2005年物价上涨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2)物价上涨将面临供给方面的下调压力。这种下调压力来自两大方面，一方面，随着GDP增长的适度放慢和2004年国家加大了对瓶颈部门的投资，2005年煤电油运紧张的形势将会得到改善，特别是电力供应的改善将较为明显。另一方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产能将在明后年集中释放，这些大宗产品的市场可能出现明显的“供大于求”格局。这两方面都会使物价上涨的动力减弱。(3)从物价上涨因素的构成分析，物价上涨的空间将缩小。其中粮食对CPI的推动力将明显减弱，非食品类价格上涨对CPI的贡献率将继续上升，预计2005年CPI涨幅在3%左右。非食品类价格上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2004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有半年至一年的时滞)，另一个是服务类产品的新涨价。我们预计，只要不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2005年粮食价格上涨不会高于10%，对CPI的贡献将不足1%(粮食价格上涨与食品类价格上涨的关系大概是：粮价上涨1%，食品价格上涨0.3-0.4%)，而根据1年多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CPI的传导效应，200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8.1%，导致2004年除食品价格外的CPI上涨不足1%，那么，2004年接近14%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2005年CPI的传导效应大致在1.5%左右(即所谓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将强于2004年，但上涨力度不会很强)。另外，服务类项目的上涨对CPI的贡献在0.5个百分点左右。三项合计，2005年CPI增长预计在3%左右。 (二)两大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影响2005年经济增长率高低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房地产的增长，二是出口增长。这两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隐忧。2005年的具体宏观经济政策操作要注意“两防”，即防止房地产继续向过热方向发展，防止出口增长下降过快过猛对宏观经济产生冲击。 房地产的问题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影响重大。如果近阶段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主要是对土地和地方政府的约束)，房地产有可能继续向“泡沫化”方向发展。最近关于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再起激烈争论，这种争论的结果将影响宏观经济决策及其效果，如果“不存在泡沫”论占上风，后果则意味着已经呈泡沫化倾向的房地产将会继续加速发展，使“泡沫化”升级，甚至有演化为“泡沫经济”的危险。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过度偏爱和保护如果与正在对人民币升值进行豪赌的大量国际游资结合，“泡沫经济”的风险将迅速增大。相反，如果“泡沫”论占上风，将有利于房地产“软着陆”，中国经济不仅2005年会较为平稳，未来较长时间也会保持平稳健康的快速增长态势，这将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幸事。因此，控制好房地产，投资过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另外，2005年要高度警惕出口增长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估计，出口增长的显著回落将对2005年中国经济产生如下不利影响：一是使高度依赖于出口增长的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明显放慢。2004年前3季度，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分别增长25.3%和47.6%，且对出口的依存度极高。出口增长的明显放慢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当大的压力。二是出口增长的显著放慢，将对国内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市场竞争由此再次加剧，价格逐步走低，从而导致企业利润再次大幅缩水，如果这一形势与最近几年高投资形成的产能集中释放相结合，有可能使经济再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三是影响就业增长和民工增收。对出口增长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落的不利影响要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抵消。 三、2005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调控方向 为了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促进经濟平稳健康发展，及针对此轮经济过热的特殊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双稳健”的取向，即由前期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中重点体现结构调整导向，因此，又可以说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是“结构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最近，社会上对“双稳健政策”有些误读，不少专家认为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比2004年更紧，最近央行提出货币供应量(M2)增长的调控目标为15%，比2004年17%低2个百分点，有人就认为这是货币政策更紧的信号，实际不然，2003年实际运行的货币供应量(M2)增 长明显低于调控目标，11月末M2同比增长14%，很显然，2005年调控目标比其加快1个百分点，应该说货币政策是有所放松的。我们认为，2004年我国采取的就是“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双稳健政策”是对2004年4月份以来实施的稳健型政策的确认，并不表示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比2004年更紧。2005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体现“有保有压”的原则，有紧有松，在方式上仍然是采取灵活“微调”的方式，在手段上将更加注重运用法律和市场手段。 (一)投资政策取向 2005年国家对投资的控制仍然较严格，主要是因为当前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增长仍然偏快，投资增长的“软着陆”目标还未达到，这部分是由于时滞因素的作用未充分显现，另外，就是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增长仍然存在相当的盲目性和严重的结构性投资失衡问题。因此，要继续采取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完善对投资增长的宏观调控。如果2005年中期房地产及城建投资真正实现了“软着陆”的目标，那么投资增长可能会明显下降，此时，要防止投资下滑过度的问题，因为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对整个社会的投资贡献及其带动作用都非常大，它们的过度降温可能使投资增长下滑过度。 因此，2005年的投资调控政策不仅要在“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更要采取灵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抑制和防止房地产和城市建设投资继续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投资增长下滑过多，主要是为民营投资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推进投资的市场化。特别是后者，无论是投资继续过热，还是投资增长过度下滑，都要在进一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上采取更加积极措施，使投资体制或结构尽快实现“两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使投资增长真正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型；第二个转变是政府对投资的监管方式由“硬干预”转变为“软干预”。第一个转变主要体现企业在政策、法规约束下的投资自由化。政府需加快从私人物品供给上(投资和生产经营)退出，而公共物品供给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第二个转变是2004年颁布实施《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重点。所谓“硬干预”就是主要采取行政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审批制和政府直接参与投资来实现对投资的管理，“软干预”则指主要依靠采取法律法规、技术和环保标准、市场化的手段如利率和税率杠杆来调控投资的增长。从此轮宏观调控中显露的问题看，由“硬干预”向“软干预”转变迫在眉睫。2005年以后，要细化《决定》，制定更为周全、详细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重点是明确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权限及规范各自的投资行为，促进社会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 2005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减少至800亿元，比上年减小300亿元。政府投资将严格控制用国债资金和预算内资金上新项目，而把重点放在支持在建项目尽快建成，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卫生建设、大型生态工程和大型公共设施工程及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方面。其中对农村公共方面的投资、铁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资力度将会明显加大。 (二)金融和土地调控政策取向 国家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土地调控和信贷调控的杠杆作用。继续从严控制非农业用地的供给，抑制房地产和城市建设过度扩张，从源头上继续遏制投资过快增长。继续冻结豪宅和高档娱乐设施、形象工程建设和钢铁等过热行业的土地供应；通过清理整顿、合理规划等调整存量的办法增加必须的土地供应量。今天中国房地产过热及整个经济的投资过热，明显与前期土地政策过松有直接关系，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粗放式经营的原因，除了资本效率低、技术进步不快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的供给过松、土地市场发展的不完善，造成普遍性的土地粗放利用。我们认为，当前实行的严格的土地调控政策至少要坚持两三年，而严格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因为只有有了严格的土地供给约束，才能促使土地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盘活存量地产和房产，城市的住房和道路优化才可能最终实现。信贷供给要体现结构优化导向，从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一是对过热行业如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继续保持现有的紧缩措施，房地产过热如果继续发展，可采取结构性升息措施，即提高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房地产企业贷款利率，而对非过热行业特别是弱势产业和中小企业要采取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二是对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要区别对待，也要体现“有保有压”，对过热行业中有利于内部结构优化的土地和信贷供给均要适当放松，如对中低档住房建设的土地供给和资金需求要尽可能满足。 对于利率政策，社会有许多预期，多数人倾向认为，随着2004年10月央行8年多来第一次升息政策的出台，预示中国利率将进入“上升周期”，2004年底及2005年和2006年利息水平将缓慢、频繁上升。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未来几年的利率走势将是逐步上升的，但2004年的加息并不意味着“加息周期”已经到来，“加息周期”的到来估计要到2006年以后，2005年不一定会升息，我们倾向于认为2005年不必升息。理由如下：(1)此次升息，在表面上是央行防止通胀进一步发展所采取的一项必要举措，实际上带有相当强的各方利益权衡的意味。不升息面临各种压力，有外部的和内部的，但此轮投资过热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升息这种所谓市场的办法难以起到理想的效果，投资热主要是“政府热”和房地产在暴利机制下过快增长，在这种条件下升息的作用将较为有限。(2)2004年实际通胀率并不高，2005年也不会很高，特别是2005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继续降温，那么，通胀方面的需求压力将会减轻，而外需增长可能明显放慢也会使需求对通胀的压力再次减轻，而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在供大于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难以明显加速。因此，2005年升息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率方面，还是从价格增长上均缺乏足够的依据。(3)2003年以来的投资过热是结构性的、局部性过热，并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性过热，而加息周期来临与周期性过热直接相关。我们预计，在经过2005年新一轮长期加速增长周期的第一次调整巩固期后，在2006-2007年可能出现真正的全面性的周期性过热，升息周期由此相应到来。 这里对通胀和利率的中长期走势也做一个初步的预测。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15-20年间，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低通胀时代，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发展，市场调节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更为灵活和有效地发挥作用。由于中国经济自身也存在这一类同的通胀趋势，而且在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性增强，因此，我们大胆地预测今 后10年左右，除去可能出现的短期的粮食和石油供给冲击外，大部分时期，通胀率将不会超过5%，均衡通货膨胀率水平为3-4%。与之相关的利率水平则为4%左右，即未来的10年内利率水平将显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也因为如此，经济增长面临需求方面的约束加大，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可能经常出现，解决好了这一问题，经济将能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较佳目标。与此同时，相对于最近几年世界性的低利率水平，未来5-10年的利率水平将趋于上升，这也是一种内在的趋势。 (三)税收政策的取向 2005年将会加快酝酿税收体制改革的方案，并出台一些税改措施。一是增值税转型2005年将在东北地区全面实行，也有可能在全国普遍推广，如果投资增长过度滑落，将可能加快这一税改政策的实施。二是燃油税政策2005年有可能出台，我们考虑，现在油价上涨基本都转为三大石油公司的利润，国家从油价上涨中得到的税收较小，因此，有必要把油品提价和养路费改革一起考虑，改征燃油税。三是农业税将继续减免，这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将会起到长期积极的作用。四是酝酿征收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方案，促进收入的有效再分配。 (四)就业、消费政策取向 国家在增加就业和扩大消费上将会继续采取积极的促进措施。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消费的快速增长需要稳定快速的就业增长作为条件，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正在由过去的过度偏重CDP增长而转向追求就业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改善。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可以考虑以下内容：扩大投资要与扩大就业相结合，对就业促进很小的投资项目需严格控制土地、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相反，对就业促进大的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进一步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的门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抑制大城市住房价格的上涨，同时改善其他条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促进消费增长则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采取更加有力措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使新的消费热点以大众需求为目标逐步扩散。严格抑制房地产的投机“炒作”的同时，支持和满足住宅大众消费增长；采取降低汽车消费税费率、规范和促进汽车消费信贷发展、鼓励经济型轿车消费等措施，促进汽车大众消费快速稳定增长。二是为减轻三大“黄金周”旅游的运输及其他服务的负荷，可考虑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并将每周休息两天改为休息一天，剩余一天一起移至月末，一次休息四天或五天，变成月月“小黄金周”，并适当延长春节休假时间，这样既减少旅游服务设施的投入，又提高了消费效率。三是继续加大整治食品、建筑和房地产市场秩序，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为消费增长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宏观经济论文: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剧，以及宏观经济周期性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城镇失业和下岗现象日益严重。1995—2002年期间，城镇失业率从4.0%提高到6.1%，劳动参与率从72.9%下降到66.5%.一方面，由于以失业、就业和劳动参与率等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已经成为经济周期现象，另一方面，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已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所以，从一般的角度理解劳动力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和长期变化趋势，从特殊的方面揭示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特点，具有理论上和政策上的迫切性。 在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并产生对经济学研究巨大需求的情况下，劳动经济学研究也日趋活跃，但大多数讨论却不能揭示就业、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含义，从而降低了这些研究成果的政策实用性。本文以回答为什么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的增加为问题出发点，将更深入探讨就业弹性，分析城镇失业原因，并从促进就业的角度评价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对症的政策建议。 一、就业结构和就业增长模式 由于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统计信息令人扑朔迷离，许多发表的统计数字又往往与实际观察到的情形不一致，所以，在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理解上面形成诸多误导。有三个代表性的观点值得关注。第一是质疑官方的城镇失业率数字。由于公布的数字是登记失业率，而不是具有可比性并且更接近实际情况的调查失业率，许多研究者进行了各种间接的估计，得出远比官方统计数字高的失业率。第二是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就业没有增长，甚至可能绝对减少。例如，罗斯基（Rawski）就把“就业增长几乎为零”，作为质疑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的依据之一。第三是通过计算就业弹性，得出经济增长带动就业越来越少的结论（李红松，2003）。 本文作者之一已经对实际失业率数字和就业是否增长的问题给予了回答（蔡?P，2004），指出由于口径的不同，城镇实际失业率的确大大高于登记失业率，2002年达到6.1%.由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就业不足造成的在统计上的影响，实际失业率并不像许多估计数字那样高（见表1）。同时，由于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统计体系不再能够涵盖全部城镇就业，因而“单位就业”统计范围内的数字也不再能够充分反映就业的增长状况。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增量性质，使得大量新增就业（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是通过一些传统统计不能涵盖的渠道实现的。例如，2003年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为2.56亿，而统计的单位就业人数只有1.1亿，两者之间的差额达1.47亿。而这种情况使得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传统统计渠道的就业增长数字，妄下关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减少的判断。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数字估算。 由于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当，目前关于就业弹性的计算都得出了日益减小的结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总体就业弹性的计算反映的是城乡全部就业和GDP 总量之间的增长关系。一方面，在统计上，农业起到的是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凡是非农产业未能吸纳的就业都被计入农业中了。所以，这个总量分析的意义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分部门计算就业弹性，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包括单位就业渠道之外的就业，这样，大量的就业增长被排除在计算之外，就业弹性被大大低估。实际上，我们关心的是城镇的经济增长是否带来相应的城镇就业，以及弹性有多大。因此，依据全部城镇就业和GDP 数字，单独估算城镇的就业弹性更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况。 如果我们仅仅考察城乡总体的就业弹性和分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的话，我们会得出与大多数其他研究相同的结论，即就业弹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一旦把全部城镇就业作为分析对象，观察其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看到不同的景象。我们首先从GDP 总量中减去农业增加值，再减去乡镇企业中非农产业的增加值，通过适当的价格调整，就可以得到实际的城镇GDP 年度增长率。用城镇就业年度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相比，就得到了城镇就业弹性这个指数。我们按照三年移动平均的方式将其绘于图1. 与城乡整体的就业弹性下降趋势不同，城镇就业弹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于90年代后期向早期的水平接近，2000年达到0.31，只是在本世纪又有所降低，2002年为0.19.也就是说，城镇GDP 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0.19个百分点。这个就业弹性比按照城乡整体和分三次产业的方式所计算的结果，都显示更大的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由于这个计算与以往计算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同，所以，这个较大的就业弹性来自于单位外就业的作用。换句话说，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结论并不准确，而只能说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二、自然失业率与治理方向 尽管依据全部城镇就业数字估算的就业弹性表明，经济增长并非没有带来就业增长，但0.2左右的就业弹性，与发展中国家平均0.3—0.4的水平相比仍然较低。所以，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这个命题，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仍然有意义。为了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需要对目前的失业率进行分解，以便观察其对经济增长反应灵敏程度。 在宏观经济学中，失业通常被分解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三种形式，前两种形式的失业因其不可避免的性质而被称作自然失业。首先，当劳动者从一种生产活动转移到另一种生产活动时，通常会出现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滞后，由此而产生摩擦性失业。这种失业形式并不意味着工作岗位的缺乏，只是需要时间和信息把劳动者和岗位连接起来。其次，当技术进步或产业结构变动造成一部分劳动者的技能无法适应新的岗位需要时，便产生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并不意味着岗位总数少于劳动者总数，只是后者的技能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岗位的要求。由于经济活动从而劳动者永远是处于动态中的，而且经济发展本来就包含了不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正常的经济不可能消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所以，这两种失业合并起来被称为自然失业。第三，宏观经济处于周期波动中，当相对衰退发生时，就产生周期性失业。随着宏观经济相对高涨，总需求增加，这种失业现象得以缓解甚至消失。 因此，自然失业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但诸多可变因素都可以影响到自然失业的水平。例如，如果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幅度和速度较快，就可能比较经常和较大幅度地引发自然失业。但是，如果信息传递、职业培训、政府规制状况等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和运行效率的条件良好，就可以通过劳动者对变化的更快适应而降低自然失业率。此外，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可能会通过影响劳动者寻找岗位的激励，而影响自然失业水平和持续时间。可见，自然失业实际上并不是“自然的”和不可变的（Ottosen 等，1996）。因此，除了我们熟知的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作用影响周期性失业之外，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作为改变自然失业的水平。而一个经济中总体失业由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构成的相对比例，决定着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效果。 改革以来，特别是触动存量调整的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动以来，国有企业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在竞争中失去了市场生存能力，一方面产生大量亏损和破产企业，另一方面谋求生存的企业也开始削减冗员，使得一部分城市职工的铁饭碗被打破，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处于下岗和失业状态。与此同时，虽然劳动力市场与改革前相比有了长足的发育，但工资水平适应供求变化进行及时调整的市场机制仍然不完善，市场信息、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等劳动力市场服务也不完善，仍然不能适应重新配置劳动力的需要。由此产生自然失业，并在时间上得以延续。虽然在同一期间，宏观经济也处于相对紧缩状态，因而周期性失业也推动总体失业率的上升，但自然失业率高并且构成较大份额，应该是这一时期总体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自然失业率虽然无法直接在现实生活中观察，但可以通过观察失业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行估算。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就是这种相互关系，即名义价格水平的变化和反映需求的实际指标（如失业率）之间的关系（Phillips，1958）。通过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可以间接地估算自然失业率。 我们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不变的自然失业率为1.0%.然而，社会经济条件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所以，自然失业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对美国经济的经验观察表明，至少从1984年开始到20世纪末，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处于稳定下降的阶段。由于劳动力年龄构成变化，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增强，以及工资预期与实际生产率增长更加协调等因素，美国的自然失业率较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高峰值，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Stiglitz，1997）。 就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力市场条件乃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近年来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力度加大，都会导致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变化的假设对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用计算不变自然失业率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段的自然失业率：1978—1984年为3.79%，1985—1988年为0.33%，1989—1995年为1.77%，1995年以后为4.43%.为了观察自然失业率与总体失业率的关系及其变化，我们将两者绘于图2.通过对总体失业率的分解和对自然失业率的量化，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中国失业率变动的构成及其性质的变化，因而对于治理失业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并且继续升高的自然失业率，表明单纯依靠宏观反周期政策不能完全消除或缓解失业现象，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要求综合一系列政策手段。 三、为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不促进就业？ 从1998年开始，中央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了明显的扩张性，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然而，无论是调控取向还是调控措施，都不具有显著的推动就业效果。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大规模发行国债，并将银行信贷与国债投资密切配合，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领域。而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与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投资尤其是国债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予以贷款配套，加大对这些领域的信贷投入。在1998—2002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五年间，国债项目累计投资3.28万亿元，除财政增发国债6600亿元外，其余大部分为银行贷款。仅2000年一年，金融机构直接增加对国债项目的贷款就达2000亿元。在这种政策下，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主要是将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和城市公用事业等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也就是说，扩张性政府投资具有逆就业倾向。 以2002年为例，当年国债投资实际完成额约933亿元，按照投资比重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农林牧渔业（25.5%）、交通运输邮电业（18.8%）、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6.0%）、制造业（13.9%）、建筑业（8.7%），累计占全部国债投资的83%（刘如海等，2003）。为了更好地观察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特点，我们构造一个行业就业密集度指数。该指数系特定行业的劳动—资本比与平均劳动—资本比的比值。计算表明交通邮电、电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商贸餐饮业的就业密集度指数依次大幅度提高，但在国债投资中的优先顺序却恰好相反，即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却恰恰是就业密集程度低的行业（图3）。 除加大对国债项目的信贷投入之外，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持续下调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利率不断降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已经成为丰裕的生产要素。中国刚刚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远远没有超越发展经济学认为存在资本和外汇双缺口的发展阶段。因此，调整利率所导致的资本相对价格下降只是一种周期性现象。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工资的形成机制仍然是制度性的，即使在失业现象已经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传统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仍然呈现较快的上升趋势。1997—2002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分别达到4.2%、6.7%、12.9%、10.9%、16.2%和16.3%，明显高于其他单位。这样，对于那些容易得到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劳动相对昂贵，从而诱导出产业和技术选择中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产值增长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扩大。 生产要素被人为扭曲的判断，可以从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边际报酬差异得到印证。如果资本价格没有扭曲，并且按照市场原则进行配置的话，资本的流动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最后会在各部门间形成趋于均等的边际报酬率。否则，在那些易于获得资本，并且使用成本较低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低，而那些获得资本有困难，并且使用成本较高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高。世界银行（2004）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城市工业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这一期间农村非农产业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这里，城市工业可以代表受到资本供给优惠，从而存在价格被低估倾向的部门，农村非农产业因企业规模小和民营性质，从银行贷款则因金融机构严格的贷款条件而往往被拒之门外，因而资金需求只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成本高昂，接近于以真实市场价格获得资本。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一般劳动力难以进入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垄断部门就业。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这些正规部门、国有垄断部门恰恰是具有充足廉价资本供应的部门，在资本的价格长期被压在均衡水平之下、就业存在体制性障碍的条件下，这些部门必然进一步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导致高投资、低单位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 四、政策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非正规经济，通过逐渐发育起来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所创造的。另一方面，城镇实际失业率也持续提高，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导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效果不十分显著，从而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显性的就业增长。目前的高失业率，有很大的部分是自然失业率，主要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规制而产生。这个失业组成部分并不能通过宏观反周期政策予以消除。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所作为的范围内，又由于政策导向不是就业最大化，以致当宏观经济政策刺激起经济增长时，就业增长效果并不显著。 因此，了解目前中国城镇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组成部分，可以有针对性地制订和实施治理措施。失业是由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两部分构成的。相应地，治理失业也需要从两个方面着眼，即一方面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纯GDP 取向，而以扩大就业作为首要目标，治理周期性失业，另一方面从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等角度治理自然失业。具体来说，在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序。信贷政策需要改变那种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国有经济的倾向，应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农村非农产业的资金需求，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让这些部门能够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进一步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矫正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政府的扶助就业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帮助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转换能力。此外，加强对具有就业吸纳倾向的小企业、非正规部门的政策扶持，从投资、税收、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

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关键字】财政学，公共经济学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三、借鉴与认识 国外这些学者的观点对我们国内学者认识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当代国内的经济学范畴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笔者认为，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并没有质的区别，而作为名词和概念来说，英文public economics能够涵盖更多的经济研究领域和范畴，用它代替英文public finance(公共融资)成为“研究国家(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科学”也是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就像早期的经济学和现当代经济学，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是不同的，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经济学”依然是“经济学”。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的进程加速，学科之间交融、分化的现象也越来越剧烈。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经济学”对宏观财政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少，而转向微观基础的研究之中。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笔者认为可能有失偏颇，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摘要】财政学以及公共经济学都属于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范畴，但其发展历史、具体研究内容则各有异同，只有研究其发展历史、研究方向等，才能更确切地了解这两门学科的内涵，进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财政学的发展历史 （一）古典学派与财政学 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章专门论述了财政收支、税收、公债等，他把财政学融于政治经济学之中，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现象到本质，揭示了财政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是财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里程碑式标志。 （二）德国社会学派与财政学 1872年，瓦格纳出版了财政学，建立了独立的财政学体系，核心内容：财政是以国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共同经济。国家财政分配也应该随着国家职能范围的扩大而增加，通过对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1882年，他提出著名的瓦格纳法则：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增大以及在工业经营方面因社会考虑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 （三）凯恩斯主义学派与财政学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陷阱引起的，凯恩斯主义对财政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体现在：1.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2.批判古典学派看不见的手原理，提出看得见的手原理。3.倡导逆经济风向调节的财政政策。 二、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59年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出版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标志着公共经济学的形成。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公共经济学”这一词语。随后，在1964年和1965年，他又以法文和英文分别出版了《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直接把“公共经济学”用作书名，他也因此被称为“公共经济学之父”。1966年开始，又有了在公共经济学名义下召开的定期会议和阿特金森主持的公共经济学会及会刊，1972年，美国《公共经济学杂志》出刊。在此之后，公共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批高水平的公共经济学著作也不断涌现出来。 三、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联系 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可能有失偏H，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四、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差异分析 （一）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财政学所处的几百年里，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善、成熟，只需要研究有关财政收支问题就足以应付时代的要求：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有关对市场经济研究的各学派也是层出不穷，当代市场经济更多的是体现了以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特征，这就要求财政学研究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政府经济活动，很显然，传统的财政学对此已显得力不从心，公共经济学则是应运新时代、新环境而生。 （二）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研究的范围大不相同 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财政收支问题，特别是财政收入问题，而公共经济学不仅研究财政收支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财政收支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公共经济学主要分析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曾经指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搞清公共部门从事哪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尽可能理解和预测政府活动的全部结果：评价各种政策。此外，财政学的研究只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个学科有所交叉，但是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与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关，而且还广泛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宪法理论、官僚政治理论等等，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财政学，它研究了许多财政学所不能包含的内容，例如：公共品的最优提供、外部性矫正、公共定价、宏观经济稳定等等。 （三）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财政学习惯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全面采用了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即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前者考察政府活动的范围和各种政府政策的结果，后者试图评价可以实施的各种政策。公共经济学尤其是吸收了福利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方法，如怕累托最优、契约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边际技术替代率、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社会福利函数等等，同时，公共经济学还利用了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技术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使分析的结果更加准确，这些分析方法在传统的财政学里是根本看不到的。 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公共财政论的发展 内容提要: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在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公共财政论。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公共财政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公共财政论。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公共财政论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公共财政论（杨志勇，1998）。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主要限于交易费用经济学，故在下文中有许多地方将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同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必然也会遭遇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公共财政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公共财政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贡献 新制度经济学从分析企业为什么存在入手，探讨了为正统理论所忽视的一些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1937）发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而通过形成一个组织（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新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在考察了企业出现的原因之后，科斯（1937）进一步探讨了企业规模扩大的几种情形。科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但在其论述中所指的那些成本，实际上就是“交易费用”。而在科期之前的经济理论忽略了交易费用因素，认为经济是在无交易费用的“无摩擦”的世界中运行的。科斯（1937）的理论得到真正的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威廉姆森（Williamson，Oliver）为新制度经济学格局的转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威廉姆森将纵向一体化从未在价值理论中享有牢固地位归因于传统的对竞争性市场的运行成本为零的假设。他着重分析了资产专用性投资、不完全签约等问题。他重新定义了交易费用概念，将不确定性、交换频率及投资的交易专用性程度作为描述交易的基本点。同时，他认为，经济活动的有效组织必然要求根据交易特性有区别地使用规制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指出了交易费用如何和为何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于组织制度相匹配。他还重新给出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他认为，行为假定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在企业内部结构上。无论是对纵向一体化、经济组织，还是契约关系问题的讨论，都是如此。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克莱因、张五常等的贡献 克莱因（Klein Benjamin）认为，市场决定的契约关系的各种类型，较纵向一体化和市场交换简单选择的区分重要。一种根基于不完全契约存在（缘于不确定性和考核成本）的交易费用的特殊形式（套牢hold up存在的交易费用）也许是许多随意中止和排他性协商的契约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五常认为，强调交易费用并非要否认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或生产的有效协作中可能获得的收益。他指出了企业规模的模棱两可，“事实是依照某个人的观点，一个'企业‘可能小到只是两个投入要素的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或者如果一系列的契约允许扩散，它又可以大到包容整个经济。”（陈郁，1996）因此，说“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十分确切的，而应说一种契约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 张五常的这种看法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契约可以比另一种契约更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观点。这也为我们在研究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开拓了新的视角，即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制度的安排问题。当我们想到国家观时，更容易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典型的国家观有两种，一种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国家是整个社会的心脏；另一种将国家看作机械体，国家是人民的信托机构，政府官员是受托人，信托机构和受托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后一种观点表明个人是舞台的中心。（注：罗森（1992），第4-7页。）这一种观点实际上是社会契约论的表现。这也就表明这样的国家观与从契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问题显得更为自然。 契约安排理论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张五常认为，在价格理论领域中，经济学家传统上关心的是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忽略了契约安排及其对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这种方法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现实世界。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完全签约理论的兴起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是交易，而交易是在契约的规定之下进行的。威廉姆森（1971）就对契约的不完全性作了分析。格罗斯曼和哈特在《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1986）（注：该文的中译文见陈郁编（1996），第270-314页。）一文中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订立契约的成本构成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不完全契约理论是对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 完全契约是指交易各方所订立的契约能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能作出相应的规定。而不完全契约不能穷尽所有事件。之所以契约是不完全的，是因为：“人们不可能事前预料到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者即使预料到了，也不可能写出来；或者，即使写出来了，也由于法院无法证实和监督成本太高而无法执行。”（注：张维迎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给企业作了定义，认为“企业由其所拥有的资产（如机器、存货）所组成。”他们提出了一种有成本的契约理论，该理论强调契约性权利可能有两种类型，即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当在契约中列明所有对资产的特定权利代价高昂时，让一方当事人购入所有剩余权利为优。所有权就是购入的这些剩余权利。当一方当事人购入剩余权利时，另一方就丧失了这些权利，而且这必然会引起扭曲。”对作为供给者的被收购方的管理者而言，可能会对他们的行为造成扭曲，从而导致共同所有变得有害无益。“因此，当事人各方总是试图在契约中写明有关内容以在他们之间有效地配置剩余控制权”。（陈郁，1996）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指出：当当事人一方把他希望得到的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资产的某种权利详细界定的成本太高时，购入在契约中具体明确规定之外的全部权利可能是最佳的选择；所有权就是购入这些剩余控制权；纵向一体化是为了获得剩余控制权而购入某一供给者（或购买者）的资产。 他们所建立的模型强调了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所致的扭曲（这种扭曲妨碍了一方当事人通过事后获得的收益来补偿其事前投资），因此，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相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决策特别重要时，一体化是最优的；当双方的投资决策都“相当”重要时，非一体化是可取的，契约的不完全性还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扭曲。 他们还指出，如果由于存在交易费用或不对称信息而有碍事后重新进行谈判的话，那末剩余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事后剩余的规模及其分配。 哈特和穆尔在《产权与企业的性质》（1990）一文中，沿着不完全契约理论的道路继续行进，为研究交易何时应该在企业内部进行、何时应该通过市场进行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他们按照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思路，依据企业财产受其所有者控制的情况对企业本质进行了识别。他们认为，一体化与非一体化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一体化时，可以有选择地解雇企业的工人（包括被收购方）；而在非一体化时，只能“解雇”整个企业（即与整个企业中止往来）。他们利用这一思路来研究所有权的变化如何影响雇员以及业主——经理的激励。 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来研究企业，是对早期有关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的重大发展。（注：钱颖一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交易费用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补充，摈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无磨擦”的假设，而专门讨论市场中“磨擦”——交易费用——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影响。（单伟建，1989）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存在完全理性，这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对正统理论的挑战表现在，对新古典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无关紧要，与此相反，对维持长期的有大量投资的交易——专用性资产的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至关重要。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程序问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一般的经济学家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也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理论的挑战。威廉姆森认为，程度效应远较正统经济学所承认的为细微和广泛，应在特定的契约关系研究组织的程度特征。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宽了正统理论的研究范围。正统理论将企业视为黑箱，而交易费用经济学打开了这一黑箱，讨论了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第二，新制度经济学比起正统理论的假设更为符合现实（注：这并不是说符合现实的假设就比不符合现实的假设更好，一个理论的预测能力才是判断理论优劣标准。交易费用经济学在更为现实的假设之上，对正统经济学原先涉及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前者比后者更为可取。），使经济学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讨论更为深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这是因为，交易费用导致制度结构的选择的不同，而不同的制度结构必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正统理论忽视了交易费用，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就资源配置而言，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较旧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忽略了交易的成本。事实上，交易的成本是因为交易要耗费资源引起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从而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并没有交易费用的位置。“在那里，交易发生在空间的一个点上，并且是在瞬间完成的；参加交易的人都是具有完善理性、全知全能的人；他们之间的交易一拍即合，并且从不翻悔……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确实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少便利，它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和数量化方面取得辉煌的进展，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代价——缺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盛洪，1996a）“交易费用使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它使人们可以用前者的成熟方法去实现后者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从一个较为虚幻的世界走向了现实的世界，从市场的狭窄领域向社会的一切领域进军。”（盛洪，1996a） 第三，新缺席经济学中对不完全契约的讨论，以及剩余控制权问题的提出，使得制度安排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入。 五、遭遇挑战的经济理论对公共财政论的影响 遭遇挑战的正统经济理论必将对财政学产生影响，这是由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所决定的。作为经济学的分支，财政理论分析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同时它还要大量地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这样，经济理论遭遇挑战，就意味着公共财政论也在所难免。 1.企业与市场的一体化理论对政府与市场的一体化理论构建的影响 财政学研究的是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部门的活动范围限于市场失效领域。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公共部门（政府）的活动，也是一种交易活动。但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活动。政府活动体现了政府和作为纳税人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个人向政府缴纳税款，政府为个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产易必然也是存在交易费用的，这些交易费用主要包括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的费用和公共部门（政府）的运行费用等。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虽然自研究企业和市场的替代关系起，并将替代原因主要归于交易费用。交易是在一个又一个契约的背景之中完成的。这与公共财政论中研究政府与市场的替代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前已述及，有一种国家观将国家（政府）视为人们之间签订的契约。因此，政府与市场关系，实际上涉及的也是一种契约与另一种契约相互替代的问题。我们说，政府活动应局限于市场失效领域，市场失效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交易费用在这些领域太高了，同时由于客观上存在着一种交易费用更低的契约，因此表现出市场失效。另外，张五常认为企业取代市场是以一种市场取代另一种市场的看法也是有启发意义的。现代社会中，由于民主化程度的增加，政府活动大致可以视为平等的个人之间在一个特殊的领域中所进行的市场交易活动。事实上，布坎南等早已将市场交易理论引入财政学。但由于布坎南对交易费用的看法所限制，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真正得到应用。从交易费用是否增加的角度，研究政府活动，将是有利于政府活动的实证分析。 2.新制度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也必然成为公共财政论的行为假定 虽然经济学上一直有行为假定是否应该符合现实的争论，但就理论的发展史来看，理论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的不断提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更为符合现实的行为假定比起原先的行为假定是进了一步的，这当然需要一个前提，即在更为符合现实的假定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理论，应该比原先的假定基础之上的理论更为深入，或者说拥有不亚于它的解释问题的能力。就这一点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做到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都是与现实一致的，能够通过现实的统计检验。有限理性是对完全理性的发展，完全理性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一切，很明显这不符合现实。人们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即使能获得完全的信息，也缺乏处理全部信息的能力。（注：现代社会较传统社会，有着更为丰富的信息，但信息污染、信息综合症等问题也是只有在前者才可能出现，也清楚地表明了完全理性假设的不现实性。）机会主义行为假设，暗示了人们只要有机会，就想为自己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虽然从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但毕竟不如这一点直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假定，将有助于解释人们在公共决策中的行为。 3.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对公共财政论也是有启示的 公共部门的活动必然要涉及政府支出问题，如现代社会中的政府采购问题。就政府采购问题而言，与企业是选择在市场购买，还是自己生产问题有着相似之处。政府是从市场上来购买商品和劳务，还是自己生产这些商品和劳务，在这里，政府和企业就没有什么不同。这实际上表明了我们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来解释公共产品的公共生产和私人生产问题。当由公共部门来组织生产的交易费用低于由私人部门来生产时，就可以公共生产取代私人生产。有一些政府需要的商品，由于在生产上存在着资产的专用性问题，运用这一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现实问题。 4.新制度经济还还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理论有着启示 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涉及的并不是所有权的变动，而是控制权的转移。格罗斯曼—哈特—穆尔模型对剩余控制权的强调，对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应如何配置资源，以节约交易费用，有着直接的启示作用。剩余控制权理论是对剩余索取权理论的发展，由于后者强调所有权因素的作用，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的启示不如前者那么明显。这一点于公共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有关组织理论，特别是威廉姆森等对企业内部结构的研究对于公共部门管理理论有着直接的启示。 5.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财政论中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现代国家基本上都是代议制国家。个人（选民）犹如市场中企业的股东，政府犹如市场中的企业，政府雇员（管理者、或官僚）就好比市场中的企业经营者。这样，就很容易将交易费用经济学应用到这里。只不过，在公共部门活动中，投票代替了货币支付。对于其他方面，则政治活动与市场活动相似。对于公共部门的活动采取了市场的研究方法，这是布坎南等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内容。将公共部门的活动，也视为市场活动，是极其有利于本来是在研究市场活动中产生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公共财政论中的应用的。 6.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财政论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的影响 微观财政学主要涉及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与正统的微经济理论（价格理论）一致的，但它缺少契约安排对这两个问题的影响的分析，这必然在财政学中得到体现。布欣南说过，经济学研究的是契约问题，而不是选择问题。这种说法存在偏颇，但它指出了正统经济学在研究契约问题上的不足。制定实际上是一种契约，缺少契约安排的研究，指的就是缺少财政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研究。正统的公共财政论研究了税收等财政制度对个人的影响，但就个人对财政制度的影响而言，则研究得很少。 正统经济学对资源配置问题作了研究，但就研究的视角而言，它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国家（政府）在市场扩张中的作用就是正统理论的缺陷之一。“国家一旦出现，就对交换的资源配置的空间扩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盛洪，1996b） 国家的出现与交易费用的增减存在着联系。市场交换活动的正常进行需要安全保证，这种保证，如果没有国家的存在，私人只能自己保护自己，每个人为自己财产的安全，需要支付成本。这就增加了交换活动的交易费用。虽然国家的保护也不是免费，也是存在着交易费用的，个人还得为此支付费用，但若由国家来履行这一职责，由于国家保护的是全社会，因此，它可以发挥规模效应，从而节约单位交易费用。国家保护使得交易费用降低，这对社会资源配置空间的扩展是有好处的。分工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分工程度越深，专业化水平也就越高。而分工受制于市场。（注：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讨论了这一原理，斯蒂格勒在其论文《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将这一原理称之为“斯密定理”。）。市场范围的狭窄是不利于分工的发展的。国家保护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大，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大大提高，这种收益是远远超过国家保护所费的成本的。一方面，国家保护较私人保护有效率，这就节约了交易费用，增加了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国家保护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大，“市场半径”（注：关于“市场半径”，据汪丁丁教授所言是由周其仁教授提出的。）的延伸还会增加收益。当，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国家替代个人并不见得都会减少交易费用，这就要看是什么问题，有时国家替代个人（市场）的结果甚至是交易费用的不断增加，从而对社会资源配置造成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国家的作用有时是消极的。这是因为“抽象的国家和具体的政府或君王是两回事”。（盛洪，1996b）国家可以建立其适应市场需要的秩序，也可以破坏这一秩序。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探讨国家替代市场是否减少了交易费用问题，至于资源配置中应该让市场还是国家发挥作用，就取决于二者对交易费用因素的影响了。 六、结束语 现在，我国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公共财政，由此，必然要借鉴公共财政论。但是，公共财政论本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当中，我们不能以僵化的观点进行借鉴。这也是本文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公共财政论的发展问题最主要的启示。

营改增的字面意思是国家从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在国家税负中包含两大税负种类，即营业税和增值税，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且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还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下，尤其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逐渐完善，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向着更好的趋势发展，于营业税和增值税上逐渐显现出很多问题。尤其是在国内营业税中，由于社会经济的日益成熟，其表现出了很多不足，且税务政策明显无法更好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要求，常常产生重复征税情况。该种情况极大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国家逐渐把营业税转变成增值税，如此就能够很好的防止其中存在漏洞和弊端。 一、营改增会计处理分析 1.试点纳税人差额征税 （1）一般纳税人的会计工作。试点区域的纳税者开展应税服务时存在差异。在国家方针制度下，其在实施应税服务前需把支付给不在试点区域的纳税者的成本从整体销售额中消除。同时，企业或是个人一定要专项记录这笔款项，防止出现不对账情况。随后，企业根据标准允许去除销售额而降低的销项税额也应进行专门记录。 （2）小规模纳税人的处理工作。小规模纳税人进行应税服务，试点过程根据营改增的相关要求允许从销售额内去除其付款给非试点缴税者款项的，根据规定扣除销售额而降低的应交增值税要直接扣除“应交税款———应交增值税”内容。 （3）对于税法规定的特定行业或业务在征税时也需注意差额征税的情况，如金融商品转让、融资租赁、旅游服务、建筑服务、劳务派遣服务等。如旅游服务，根据政策可以选择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向旅游服务购买方收取并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住宿费、餐饮费、交通费、签证费、门票费和支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后的余额为销售额。这类优惠规定弥补了部分行业营改增后因采购支出无法取得专票而不能抵扣进项税的弊端，提高了政策的公平性。企业“允许扣减销售额的成本费用支出”按照适用征收率换算出的“销项税额抵减”金额在财务处理时，不冲减成本，而是调增收入。 2.获得过渡性财政支持经费的处理 试点区域的缴税主体在营改增的影响下而造成本身税负增加的状况下，若有实际的证据能够向政府审请支持经费。在取得政府支持后且所获得的经费数额确定时在企业内设立一个专门项目核算该项补贴，收到的资金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收益”。 3.税控平台专用设施及技术维护成本抵扣增值税款的处理 （1）增值税中一般纳税人的处理内容。根据国家税务政策规定，在一般纳税人首次购置增值税税控平台专用设备及维护费用所支出的成本能全额在增值税应缴税税款中抵扣，但需建立专栏记录，指在应交税额———应交增值税项目下增添“减免税额”科目。 （2）小规模纳税人处理内容。同样根据国家税务政策规定首次购入增值税税控平台专用设施的成本能够在上缴增值税时抵扣。企业采购设施与技术维修时所支出的成本也与增值税一般缴税者那样实现抵扣。 二、营改增下企业财务受到的影响 1.成本影响 在实施营改增以前，税负属于企业成本的重要部分。自营改增政策实施以后，要采用税率与价格分开计量，独立计算单位进项税款与实际成本，在计算实际应缴税额时，要求通过销项税减进项税额方式计算。基于营改增，企业中税率变化存在明显差别，且企业在缴税时，发票可以抵消成本，所以，企业供应者准确发票的出具和企业成本大小间就有直接关联，这表示为税负增减状况存在差异。例如，针对广告服务业与建筑业而言，在未实施营改增政策以前，二者的营业税率是5%与3%，当营改增实施以后，二者的税率均有了明显的增加，其涨幅分别为1%与8%。尽管从表面上来说，广告服务业与建筑业中税负均有所增加，但实际状况并非这样，广告服务业的税率尽管增加，但很多税款均能够通过材料增值税凭证实现抵扣，进而减少了税款；但在建筑业领域，因很多材料、劳务的采购无法获取增值税专票，进项税也就无法有效抵扣，一般计税方法下导致税款大幅度增大，但简易计税方法下税负不变。 2.纳税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在实行营改增政策以后，全部企业的税收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具体来讲，大、小型企业的税款有所下降，中型公司的税款所有增加。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中可以得到抵消的税额多少和税负之间息息相关，二者间体现出反比关系。但在大部分中小企业之中，取得进项税票的困难性很大，特别是部分规模很小的服务型企业，因缺少抵扣凭证，可以抵扣的税额就很少。由此得知，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公司减少税额的重要途径。而部分小型公司税额获得下降的原因在于，不管是在营改增实行之前，或者实行之后，小型公司进行税款抵扣的现象均非常少，而在实行营改增以后会下降税率或扶持小企业的优惠政策，从而降低税款。此外，基于营改增，公司的流转税与所得税也出现了变化。在实行营改增以前，企业损益项目中包含营业税，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就要求先扣除营业税，而在营改增实行以后，企业在计算所得税时不能扣除缴纳的增值税，计算税负时是在使用价外税的方式来解决增值税，并在要上缴增值税项目中进行详细记录，从而影响到公司的流转税。 3.影响会计核算 营改增对企业会计核算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影响到会计核算规定，企业增值税与营业税种类有差别，企业会计核算中，在“营业税额和附加”内容上就记载了营业税，财务人员需要全面掌握增值税的实质，在计算增值税时，应当在销售成本中扣除进项税，且在计算企业收入时，企业收入为不含增值税的收入。所以，从企业资产税负中就可以将这个影响呈现出来，而并非从利润表中表现。第二，影响到企业核算业务，在营改增实行以前，企业成本包含营业税，因此在计算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要求扣除营业额。而在营改增实行以后，更加细化了企业核算业务，并加入了进项、销项等项目。第三，影响到企业税收直观性，在营改增实行以前，企业财务工作者能直接查找已缴与需要上缴的税款，在营改增实行以后，因为税款内容更为复杂，企业税务的直观程度明显下降，若要掌握增值税纳税的实际情况，就一定要总结与分析各项目税款缴纳状况。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税收是社会经济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关于该方面的变革始终十分重要。在营改增政策下，国内许多部门均进行了有效的调整，且在实施过程也得到了足够的关注。就目前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来说，国内的营改增政策已步入关键阶段，国家领导针对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支持，且在经济发展中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企业在实施营改增政策上也进行了革新。基于此，努力做好企业的经济活动和财务工作，降低企业经营压力，把营改增政策贯彻落实到每个部门当中。

药物分析论文:论药物分析实践教学的革新 一、实验部分 1更新实验内容 在实验教材的编写中,我们精简了实验技能训练,增加综合性、设计性训练,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重。同时为了顺应本科生对专业英语的需求,增加双语实验。药物分析基本操作技能实验,如药物理化性质的验证、真伪鉴别、纯度检查和有效成分含量测定。其目的是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学生熟练的实验操作技能、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实验习惯。基本操作技能训练内容,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个技能同时训练。如,学生开始接触药物分析实验时,训练他们完成单项的杂质检查、含量测定等内容,之后,可以鉴别、杂质检查和含量测定同时完成,收效甚好。 药物分析的综合实验将药物作为一个研究的整体,在完成单项基本技能兼顾药学的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例如《阿司匹林的含量测定》的学习,是在学生们亲手完成了阿司匹林原料药的合成和片剂的制备之后,利用4个学时完成阿司匹林含量测定的原理、方法与技术要点的学习、讨论,并随后由学生们亲自完成自制阿司匹林片的定量分析,完成检验工作报告;《黄连提取物中盐酸小檗碱的鉴别》项目,是在学生们完成了黄连药材的鉴定和其盐酸小檗碱成分的提取训练后,完成运用薄层色谱法鉴别中药目标成分的方法学习,同时学会其鉴定技术的应用。设计实验是同学们根据已学过的理论知识,设计老师所给的实验题目,让同学们根据有关理论进行实验设计,例如《对乙酰氨基酚片的质量分析》实验前将任务布置下去,要求每组同学写一个实验方案,实验课上进行讨论,最后以实验小组为单位,原则上一组3—5人,实验小组成员经合理分工后主动带着问题到图书馆或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和文献,根据所学过的知识和理论设计实验方案。 他们经过讨论形成小组成员认可的方案后,每个实验小组选派一名同学,在班上汇报,由全班同学展开讨论,实验老师全程参加,经过充分交流后,根据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和建议,在查阅相关资料进一步完善实验方案。之后,各实验小组根据自己的实验方案向实验室提交实验用品清单。在具体实施实验方案时,实验老师只提供清单中所需的实验用试剂和仪器,具体实验用试剂有学生自己配制,仪器的校正和调试也有学生自己动手完成。最终由每位学生独立完成相应的原始记录和药检报告,使学生比较系统地学习药品检验工作的具体方法和基本程序,熟练掌握实用的、先进的药检工作技术,为今后就业和继续深造奠定坚实基础,并培养学生们胜任药品检验一线岗位实际工作的自信心。双语实验的实施,使学生做实验的同时了解了质量标准的英文标示方式,巩固和加深了专业术语的学习。 2改革教学方法,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教学中,改变单纯通过讲解和示教的讲解方法,引入多媒体教学,将一些实验基本操作技能和因条件限制无法在实验室完成的实验项目,制作成视频资料,学生可随时观看实验视频教学资料,复习基本操作技能并对完整的药品检验过程有全面的了解。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求学生课前充分预习实验,明确实验目的,了解实验所需的仪器药品,把握仪器的操作要领、每一操作步骤的作用以及实验成功的关键所在;实验中学生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认真记录原始实验数据;在心中有数的基础之上,认真思考实验中出现的问题,教师在课上不再讲解具体的操作步骤,但对实验的关键步骤和注意事项进行讲解,并全程巡视,随时为学生答疑解惑,使学生养成主动探究问题的习惯,具备分析问题及实验操作的动手能力。学生在完成实验后,提交实验报告,报告包括实验内容和实验结果及分析讨论。每次实验报告教师都认真批阅打分,并将其中问题集中点评,让学生明白在实验及报告完成的过程中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不对,为什么不对,尽可能使收获最大化。 3实验考试的改革 药物分析实验单独考核。实验考核成绩由平时实验操作与实验报告、实验考勤和期末实验考核3部分组成。其中平时实验操作与实验报告占30%,期末实验考核成绩占70%。平时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占30%,使得学生对实验基本操作技能训练和实验结果分析更为重视,在平时的实验中和书写实验报告时有意识的加强基本功的练习,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测得几个实验数据,实验基本操作技能有很大的提高。期末实验考核以药品检验工作项目为内容,以考核工作能力为主,以接受任务到完成项目的工作为考核标准,由学生随机抽签接受任务,任务仅写明具体检查项目,如检查维生素C注射液的含量,其余不做提示,现场提供全套药典,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质量标准的确定、需用主要试剂配制方法的确定,并提交,之后进行现场仪器和试剂的选择,实际检测,记录数据,计算结果,并给出结论,当场提交检验工作报告。 二、结果与讨论 药物分析实验教学改革的实践表明:通过药物分析实验教学的改革,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2009—2012年度本科论文答辩中,有8篇药物分析相关论文获得优秀,并发表。 三、结论 在实施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要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必须根据本专业的特色,制定出合适的教学方案,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教学处于良性循环中,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当今科技发展迅速,各种分析技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药品的质量标准及检测手段也不断地与时俱进,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关注学科进展,自身也要培养创新意识,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尝试和探索。随时改进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大力推进教学改革,不断积累经验,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药学人才。 药物分析论文:神经内科抗菌药物应用调查及相关因素的研究和分析 抗菌药物目前在临床上对控制、预防和治疗各种感染性疾病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因不合理的应用而导致细菌耐药性。了解和掌握临床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和变化趋势,对抗菌药物的供应管理及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具有重要意义[1]。为了解我院神经内科抗菌药物用药现况,特对我院2012年1~12月神经内科965例出院患者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 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 从我院感染监测数据库中,收集整理2012年1~12月神经内科出院的965例患者在院期间使用抗菌药物的数据。 2.方法 根据WHO推荐“限定日剂量”(DDD值)作为药物使用指标。DDD值:指药品应用于成人主要适应证的每例平均剂量。计算抗菌药物的使用强度(AUD)和抗菌药物的用药频度(DDDS)。DDDS反映该药在临床的地位,DDDs值越大,表明该药的使用频度越高。抗菌药物使用强度:指每100天消耗抗菌药物的DDD数。抗菌药物使用强度越低,说明用药的合理性就越高。 结 果 1.抗菌药物的使用率 2012年1~12月神经内科出院患者共计965例,每月抗菌药物使用率均不超过30%;上半年标本送检率均大于30%,而下半年患者标本的送检率均大于60%。见表1。每月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均低于40 DDD,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见封四图1。 2.DDDs前10位的抗菌药物 2012年1~12月中我院神经内科使用抗菌药物共40种,其中 DDDS排序前10位的抗菌药物主要为头孢类、喹诺酮类、青霉素类、氨基糖苷类、碳青霉烯类,其中β内酰胺类有6种,喹诺酮类有2种,氨基糖苷类有1种,碳青霉烯类有1种。见表2。 作者简介:何小群(1976-),女(壮族),广西田东县人,主管药师,药学学士。 3.抗菌药物使用费用 2012年神经内科二病区患者使用抗菌药物共计54.35万元,占药品总费用的10.76%。其中头孢菌素类抗生素24.86万元,占抗菌药物费用45.74%;其他依次为碳青霉烯类和糖肽类药物11.90万元,占21.89%;青霉素类抗菌药物8.84万元,占16.26%;喹诺酮类药物2.86万元,占5.27%;其它抗菌药物5.89万元,占1084%。详细来看,神经内科抗菌药物费用支出主要在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费用次之,喹诺酮类药物费用较少。详见封四图2。 4.抗菌药物每月人均费用 2012年神经内科患者抗菌药物每月人均费用以1月份最低为555.50元,以12月份最高为1161.04元,见表3。神经内科患者抗菌药物每月人均费用变化不大,基本平稳,只是11月份和12月份呈快速上升之势。见封四图3。 讨 论 抗菌药物作为预防和治疗感染性疾病的主要药物,在医院中的应用非常普遍,但不合理使用的情况严重。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抗菌药物的监管力度和宣传力度不断加强,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有了好转的趋势。《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规定使用抗菌药物前,应尽量做病原学检查和药敏试验,作为合理选用抗菌药物的依据。感染性疾病患者的病原学标本送检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情况。我院神经内科使用抗菌药物患者的标本送检率均 30.00%,达到卫生部的要求。标本送检率几乎呈逐月上升趋势,是否行标本送检与医师重视程度和患者经济状况及其它患者不配合治疗因素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院神经内科2012年1~12月各月抗菌药物使用率达到卫生部对医疗机构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2012年1~12月我院神经内科抗菌药物DDDs排序中第1位的是头孢曲松钠,该药为第三代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具有抗菌作用强、耐酶、临床疗效高、毒性低、不良反应较青霉素类药物少,且对多种β内酰胺酶稳定,对革兰阴性杆菌的抗菌活性强等特点。头孢曲松钠对颅内感染、肺部感染、泌尿系统感染等具有良好效果,且该药半衰期长,用药频次少,肾功能异常者不须调整剂量等特点,在神经内科应用广泛。头孢呋辛酯片排名第二,该药为第二代头孢类口服药物,按照能口服就不静滴原则选药,降低患者输液次数,且院外继续治疗,降低用药风险,增加患者用药安全性。喹诺酮类药物使用频度亦不少,该药亦对多系统的感染有良好效果,其对头孢类过敏患者,可选用喹诺酮类药物。随着抗菌药物在临床的广泛应用,细菌对该类药物的耐药率也逐步增长。研究表明,一定范围内抗菌药物使用种类和使用量的变化可以导致病原菌整体耐药水平以及耐药病原菌感染率的相应变化[3]。 碳青霉烯类药物是神经内科重症感染患者常使用的药物。神经内科脑卒中合并重症肺炎,在药敏结果支持下,可选用三线抗菌药物,如美罗培南等,该药广谱,抗菌作用强,价格相对贵些。图2所示,抗菌药物人均费用年底较前偏高。抗菌药物费用受疾病类型、感染程度及患者体质、药品类型等影响。重症感染患者使用抗菌药物级别 高,费用亦相对高些,且规格相关的药品,进口药品比国产的贵。抗感染治疗过程,尽量首选国家基本药物,同时,抗生素人均费用偏向,说明医师可能偏爱应用广谱、价格昂贵的“高端”抗菌药物[4]。针对这些现象,应进一步细化管理措施。 综上所述,我院神经内科抗菌药物利用基本合理。神经内科的住院患者以脑梗死和脑出血为主,且多为发病急、病情严重、基础疾病多,常合并意识障碍,因此容易发生各种类型的感染[5],因此,应高度重视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避免产生细菌耐药。 药物分析论文:对药物经济学费用控制分析 一、药物经济学 (一)定义: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是指药物治疗对卫生保健系统和人类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地说,药物经济学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手段,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分析不同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方案与其它方案,如手术治疗以及不同医疗或社会服务项目,如社会养老与家庭照顾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评价其经济学价值的差别。药物经济学的服务对象包括医疗保健体系的所有参与者:政府管理部门、医疗提供单位、医疗保险公司、医生以及病人。药物经济学目前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4种: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analysis,CM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CUA)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1.最小成本分析:最小成本分析是在临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何种药物治疗,包括其它医疗干预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须证明两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所得结果无显着性差异,然后通过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由于它要求药物的临床治疗效果,包括疗效、副作用、持续时间完全相同,应用范围较局限。2.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是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评价形式之一,比较健康效果差别和成本差别,其结果以单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即成本效果比值表示。其特点是治疗结果不用货币单位来表示,而采用临床指标,如:抢救病人数、延长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两种表示方法:(1)成本与效果比值法:成本与效果比值,即每产生一个效果所需的成本。(2)额外成本与额外效果比值法:是指如果给予一额外成本,是否能产生额外效果,成本效果分析虽然受到其效果单位的限制,不能进行不同临床效果之间的比较,但其结果易于为临床医务人员和公众接受,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常用手段。3.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的发展,与成本效果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均用货币来衡量成本,并且测量结果也都采用临床指标作为最终结果的衡量参数。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指标,如延长寿命时间、增加体重、降低的血压数等。相反,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结果却与质量密切相关,注意到病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采用效用函数变化,即常用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stedlifeyears,QALY),而非健康结果变化。可以进行不同疾病药物治疗措施的比较,是近年来受到推崇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然而,不同疾病影响病人生活的不同方面,通用的生活质量指标不能反映疾病的特殊性,因此,药物经济学研究界对于成本效用分析的合理性尚有争议。4.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成本和结果均以货币单位测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结果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具有直观易懂的优点,还具有普遍性,既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益,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甚至疾病治疗与其它公共投资项目,例如公共教育投资的比较,适用于全面的卫生以及公共投资决策。然而,许多中、短期临床效果变化,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残疾状态难以用货币单位衡量,有关长期效果的数据资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而且经济学家以外的临床医疗人员和公众很难接受以货币单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货币价值。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在卫生经济学以及药物经济学研究上的应用远远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实施步骤:药物经济学分析的实施需要10个步骤来完成:(1)明确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问题;(2)确立研究的观点;(3)治疗方案和结果的确立;(4)选择恰当的药物经济学方法;(5)结果的货币价值;(6)资源的区分;(7)确立结果事件的概率;(8)决策分析;(9)进行成本兑现或敏感性或增量成本分析;(10)结果表示。必须明确药物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观点。药物经济学的观点可来自于社会、付费方、机构、部门、病人、任何或所有这些方的一个结合。其次,必须区分治疗方案和与它们相关的积极或消积的后果。选择药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其治疗结果用货币价值来表示。药物获得成本与医疗成本包含在与临床效果直接相关的成本之中,也可来源于文献或者历史记载,也可以将其建立在合理的假设基础之上。 二、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控制药品费用上涨方面的作用 药物经济学不仅注重药物治疗的成本,同时也关注药物治疗的结果,因而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药物经济学的作用主要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指导新药的研制生产: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需求取决于商品的价值和质量。药品虽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但其仍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其需求同样的取决于药品的价值和质量(效果)。药品的成本效果(效益)越大,其需求量也越大。因此,对研制生产药品的厂商来说,必须尽可能研制生产出成本—效果好的药品,从而获取所需的利润。药品生产厂商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作出是否生产某种药品或在遵循药品价格制定原则的前提下适当降低药品的价格以提高药品的成本效果。 (二)用于制定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用药报销范围:目前我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主要是根据临床医疗需要来考虑的,即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经济因素、价格因素考虑较少。该药物名录适用于全民,主要是指导和规范临床用药行为。基本医保医疗用药核销范围的药物遴选是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基础形成的。用药核销范围既考虑临床需要,又考虑经济等综合因素。其经济因素主要指药物的疗程价格,它没有考虑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其它费用,如检查化验费、住院费等;它也不考虑药物的成本—效果比或成本效益比,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目前国外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确定药品报销范围时,除了要求厂商提供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外,还要求厂商提供该药与国内治疗同样疾病的最常用药物或以适当的非药物治疗措施作为对照比较物的药物经济学结果,国家指导委员会将参考药物经济学的结果来作出是否给予报销的决定。 (三)帮助 医院制订医院用药目录、规范医生用药:目前我国许多省市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上涨,开始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其基本思想是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降低医院的药品收入,使药品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医院的药品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医院尽可能使用疗效好、价格低的药物,即成本效果好的药物,将成本效果好的药物纳入医院的用药目录中,以便药物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医院将那些成本效果好的药物选进医院用药目录中。同时,医院用药目录的制订可规范医生的用药行为,阻止不合理用药。 (四)确定药物的适用范围:任何药物都不是万能的,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对患某种疾病的某一人群有效的药物对另一人群不一定有效,其成本效果也是低的。例如,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高胆固醇血症病人,是公认成本效果好的治疗措施,而用于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成本效果不佳。若将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许多没有危险因素的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不但不能降低医疗费用,相反将引起医疗费用的上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人群特定疾病药物治疗的成本效果,因而其针对性较强,目的比较明确。 (五)帮助病人正确选择药物: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医疗体制的改革,病人的自我保健意识将逐步增强,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也将因此有所改变,不会纯粹是医疗服务的供方市场,尤其是药品服务,越来越多的病人将会自己到医药商店选择和购买药品。因此,病人对有关药品信息的需求将会增加,尤其是药品的价格、效果和成本效果。病人希望得到成本效果比较好的药品,药物经济学研究可满足病人这方面的需求。药物经济学可从多方面来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上涨,在我国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给药物经济学在控制药品费用中的作用以一席之地。目前,我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人对其还不了解,知之甚少,国家在制订《公费医疗用药报销范围》没有完全考虑药品的药物经济学特性。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大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并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家一样将药物经济学研究纳入有关的规定中,充分发挥药物经济学的作用。 药物分析论文:米菲司酮配伍前列腺药物终止早孕的分析 1 资料和方法 药物为上海华联制药厂生产的全合成米非司和米索前列腺药物序贯合并使用,终止早孕的流产效果。自2010 年8月30日—2011年8月30日在城关区第三医院妇科进行药物流产的样本500例。 1.1 对象选择 确定为宫内妊娠(从末次月经第一天到四十九天以内)资源要求使用终止妊娠的健康妇女,高危人工流产对象,对手术流产有恐惧心理者。排除使用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腺禁忌症者或距离医疗单位较远不能及时就医者。 1.2 方法 1.2.1 操作者 具有妇产科或妇幼医师资格的医疗工作者,严格掌握其药物抗孕的知识和刮宫手术技术。 1.2.2 治疗方法 用要钱详细咨询、询问病史、体检、妇科检查有关的化验金叉,B超检查确诊胎丕在宫腔内,符合药物流产者,填写登记表,确定服药日期随诊单和注意事项。 药物流产者必须在空腹或进食2小时服药,首次米非司酮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其余药片医生说明用法同随诊单带回家按时自服,服药后开始记录服药后反应。服药者于第三天或第四天在医生规定的日期到医院加服前列醇药物后留观6小时,严密观察血压、脉搏、腹痛、出血、有无胎丕排出等情况。 药流者观察期间未见胎丕排出者,于用药第八天到我门诊就诊,并带排出物备查,留院观察虽胚丕排出,出血多于月经量,于用药第十五天到原用药医院就诊。 2 分析评价 完全流产:用药后胎丕自行完整排出、或未见完整排出,经作B超检查未见妊丕图象,阴道出血自行停止,尿HCG阴性,子宫恢复正常大小。 不完全流产:用药后妊丕排出不完全或随诊过程中因出血过多或时间过长而施清宫术者。 流产失败:用药8天后未见妊丕排出,继续妊娠或胚胎停止发育需手术终止妊娠者。 流产效果与孕天关系 由于胎丕排出时间,流产后出血量无可比性故未作统计学处理。 从表中可看出,流产效果与孕天的关系,经卫生统计学处理P 0.05,没有明显差异。 3 分析结论 药物流产同样的剂量,不同的服用方法,不同的孕天,可取得同样的效果,其副反应以呕吐,腹痛为主,一般无须特殊处理,其次手麻,腹泻等均无特需处理。药物抗早孕可选用米非同酮配伍米索前列腺,其价格低廉,易保存,不需冷藏设备,运输方便,特别是不经阴道操作给药,深受医务人员及广大妇女欢迎。 药物分析论文:香港青年药物滥用与社会政策分析 【内容提要】药物滥用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早在上一世纪五十年代末,香港便将药物滥用视为“一项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并在1959年和1974年发表问题白皮书决心根除药物滥用问题。[1] 尽管成绩不小,但药物滥用问题、尤其是青年药物滥用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近年来,中国内地青年药物滥用问题呈增长趋势。本文将在回顾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现象及其政策的基础上,探讨其原因及应有的社会政策取向,以期对我们制止青年药物滥用及其政策制定起到借鉴作用。 【摘 要 题】青少年社会调查 【关 键 词】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社会政策分析 【正 文】 一、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现状 广义上说,药物指的是所有能够改变人类身体功能的物质。[2] 但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药物又特指那些直接影响人类大脑和神经系统、并造成习惯性依赖的物质。或者更确切地说,药物指的是那些能够影响人的心理功能、情绪、感觉和意识,具有被错误使用可能,并对使用者和社会造成危害的化学物质。而所谓的药物滥用,则是指使用不被社会认可的,或过量、不合适地使用社会认可的药物,并导致生理、心理和社会伤害的情形。[3] 以国际公认的标准来看,具有被滥用可能性的药物范围比我们以往关于概念的界定更为广泛。它既包括非法的大麻、海洛英和可卡因等,也包括通常被社会认可的香烟、酒精饮料和部分处方药品。尽管它们的社会认可程度不一,但对人的伤害程度却有一致性,许多研究甚至认为香烟和酒精饮料的危害程度远远超过某些。[4] 在香港,被认为具有滥用可能性的药物包括麻醉镇痛剂、迷幻剂、抑制剂、兴奋剂、镇静剂和包括烟酒等六大类。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非法药物分别为海洛英、氯胺酮(俗称K仔)、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俗称摇头丸)和大麻,它们在滥用药物者中的比例分别为74%、17%、9%和8%。[5] 对于21岁以下的青年,经常被滥用的药品主要为氯胺酮、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大麻、甲基安非他明(俗称冰)和海洛英,其2003年的人数分别为1099、599、499、136和114。[6] 而学生的情况又有不同,根据2000年的调查,除了海洛英,主要滥用的精神药物为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大麻、氯胺酮、止咳药、有机溶剂和甲基安非他明,其比例分别为45.6%、41.7%、36.5%、26.1%、23.2%和16.0%。[7] 那么,香港药物滥用者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其变化趋势如何?根据香港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的汇总统计,1997~2004年药物滥用者分别为17635、16992、16314、18335、18512、17966、15708和14714人。按年龄组别计算,其中20岁及其以下青少年药物滥用者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997年17.9%、1998年16.7%、1999年15.2%、2000年21.9%、2001年21.1%、2002年16.8%、2003年14.0%和14.4%。[8] 尽管中央档案室汇总统计的青年滥用药物者人数及比例有所下降,但与90年代末相比绝对数字还是较大。并且,由于滥用药物人数往往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因此我们难以对未来青年滥用药物的趋势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例如,2004年因触犯罪行被捕的青少年人数上升,同年因严重罪被捕的青少年505人,而上一年仅474人;因轻微罪行被捕的青少年979人,上一年为739人。[9] 近年来青年学生滥用药物问题不容乐观。根据刘德辉等人的研究,尽管学生服用某些药物的人数较少,但在另外一些药物上却呈增长趋势。例如,尽管吸烟的学生人数从1992年、1996年的26.8%、23.7%下降到2002年的22.2%,但同期饮用酒精饮料者的比例则由73.9%上升到79.7%。尽管与1996年相比,2000年使用大麻、止咳药和有机溶剂者的比例明显下降,但服用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摇头丸)、甲基安非他明(冰)和海洛英的比例则上升;而其中使用摇头丸和冰的青少年比例更是分别从5.2%和10.3%上升到45.6%和16.0%。在1996年的调查中俗称K仔的氯胺酮还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但2000年滥用者的比例则达到36.5%。[10] 当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药物滥用的问题并不是最为突出的。根据联合国药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处(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rug Control and Crime Prevention)的研究,世界各大洲几乎都受到药物滥用问题的困扰。在亚洲,药物滥用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为中亚和外高加索、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和西亚的一些国家。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在鸦片、可卡因、安非他明和摇头丸等药品上,香港滥用者的百分比或者在中等水平以下,或者没有排上名单。[11] 2001~2002年期间,全球非法药物滥用人数为2亿,占总人口比例为3.4%;[12] 而在香港,2002和2003年滥用药物的人数分别为17966和15708人,[13] 而这两年的人口分别为678.7万和680.3万,[14] 药物滥用者的比例仅占总人口的0.26%和0.23%,远远低于全球的比例。然而,药物滥用不但对本人及其家庭具有重大消极影响,而且还常常与犯罪等现象纠缠在一起,演变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的药物滥用问题不可轻视。事实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一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值得我们借鉴。 二、香港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的社会政策 药物滥用问题的严重性,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以及国际性、地区性和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都将铲除这一社会毒瘤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政府组织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在香港,政府在保安局设立了由禁毒专员领导的禁毒处这一具有统筹性质的专职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协同处理药物滥用问题。其职责涉及的领域包括立法和执法、预防教育和宣传、戒毒和康复治疗、研究和对外协作。同时,政府还设立了禁毒常务委员会和问题联络委员会。前者属于非法定的政策咨询组织,由1名主席、17名社会工作、 社区服务和其他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非官方专业人士以及禁毒专员和卫生署代表2名官方代表组成,下设由禁毒常务委员会常委任主席的禁毒教育及宣传、戒毒治疗及康复和研究等三个小组。后者则是政府与各志愿组织之间起沟通作用、鼓励社会参与的机构,包括戒毒治疗和康复界的代表、药物教育专家、青年团体和机构代表,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15] 有关药物滥用问题的对策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其划分方式也各有侧重。在西方一些国家,有的将其区分为防范(prevention)、治疗(treatment)和法制(leagal repression and decriminalization)等方面,[16] 有的区分为防范控制(control strategies)和立法执法(law enforcement)等,[17] 甚至有更为具体的划分;[18] 但总的来说包括事先的防范教育和事后的惩治矫正两个方面。香港政府关于药物滥用的社会政策也基本相同,下面着重从宣传教育、立法与执法、治疗和康复服务以及研究等四个方面作简要的介绍。[19] 首先,关于宣传教育。由于青少年阶段是初涉药物的关键时期,因此借助宣传教育和预防工作帮助他们了解的危害、促使他们远离显得十分重要。香港政府在教育机构、新闻界和其他组织的协助之下,着重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学校教育宣传方面,教育署出版了《学校行政手册》和《中学学生辅导工作》,规范学校处理药物滥用问题的机制并为教师和社工提供指导。教育署还多次组织中小学教师培训,提高学校的药物教育水平。此外,教育署还将有关教育内容融入到小学常识、中学社会教育、经济及公共事务、宗教、科学化学和通识教育课程之中,使得药物知识教育制度化。禁毒处也与教育署合作,通过举办讲座、组织各类课外活动和派发药物教育教材的途径,促进青少年的药物教育工作。 在社会教育方面,政府每年一度组织全港性禁毒宣传运动,派发各种宣传资料,制作播放各种电视宣传教育片和公益广告,开通禁毒咨询热线,广泛宣传有害的思想,告诫人们远离。在这方面,政府近年来一个比较大的举措便是建立了永久性的“药物资讯天地”展览馆,作为进行各种宣传教育活动的基地。该展览馆由香港赛马会赞助,2002年完工,2004年6月正式启用。展览馆占地900平方米,除了一般的展览以外,还设有互动影院和图书馆等内容。2002年“药物资讯天地”第一期为3300余人举办70多项教育活动,招募会员1900人。2004年6月启用以来,“药物资讯天地”的参观者已达到18689人次。 除了自身组织的大量活动外,政府还通过参与、协助和资助等手段,调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极大地扩展了宣传教育活动的覆盖面及其数量。像社区药物教育辅导会、明爱乐协会、启励扶青会、香港戒毒会和香港善导会等组织机构,都在这些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关于立法和执法。香港在与违禁药物的斗争中,逐步确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执法体系。通常,香港由禁毒处提出建议,交立法会讨论通过完成相应的立法程序。至于执法,则由警务处和海关负责。此外,卫生署在管制药物的医用管理、药剂的进出口以及可供用作制造或违禁药物的化学制品原料进出口方面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香港在违禁药物管制方面的基本法律是《危险药物条例》。它对危险药物的认定、贩运、制造、占有、经营、供应和惩罚等作了具体规定。政府根据药物滥用情况的变化以及非法贩卖的趋势,定期对该条例加以修订。除了《危险药品条例》,相关的条例还包括《药剂业绩毒药条例》、《进出口(一般)规例》、《化学制品管制条例》、《2002年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修订附表1)规例》、《2002年公众娱乐场所(豁免)令》、《跳舞派对主办单位经营守则》、《2002年贩毒及有组织罪行(修订)条例》、《贩毒(追讨得益)条例》和《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等。 根据上述法律,执法部门近年来持续对滥用和贩卖精神药物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打击。2004年,警方便缴获海洛英35.74公斤、“摇头丸”类药品283568颗、大麻草154.89公斤、甲基安非他明15.67公斤、可卡因55.53公斤以及其他一些违禁药物。2004年因触犯罪行而被捕的人数为8295人,其中因制毒、贩卖或占有大量等严重罪行者2807人,因占有危险药品供个人吸食等轻微罪行者5488人,分别比2003年的8652、2827和5285人有所下降。1995年以来,尽管犯罪人数在2000年略有反复,但总体上呈持续下降水平。 此外,香港还加强了打击方面的国际和地区性合作。在香港出任上述特别组织主席一职期间,史无前例地召开了5次全体会议;加强了与内地和澳门之间以及与海外禁毒机构的合作。 第三,关于治疗和康复服务。除了立法执法和宣传教育,治疗和康复服务也是消除药物滥用问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特区政府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矫正与康复相结合以及政府主导与非政府组织参与相结合的多元化服务方式,对于解决药物滥用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借鉴的是香港的戒毒服务通常都与治疗者重返社会、回归正常生活相联系。为此,他们往往动员家庭等力量参与治疗,并为一些治疗对象提供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与经历方面的服务。特别是所谓的中途宿舍(halfway house),更是为成功接受戒毒服务者与正常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了桥梁,对于从根本上实现治疗目标起着重要作用。 政府推行的治疗和康复服务根据其对象、目标以及实施者的不同,主要有强迫戒毒计划、自愿住院治疗和康复计划以及美沙酮治疗计划等三种形式。其中由惩教署负责的强迫戒毒计划适用于法院裁定的轻微违法者并适合这种治疗的药物依赖者。惩教署分别设有接受不同性别犯人的两个戒毒所。一旦犯人经法院判定接受强制戒毒治疗,根据戒毒进展的不同,时间通常在2~12个月。犯人康复后必须接受强制监管,如果再犯将被重新送回戒毒所治疗。2004年进入戒毒所的人共1324人,比上一年度减少3%。自愿住院治疗和康复计划与美沙酮治疗计划的对象都是上述接受强制戒毒计划以外的药物依赖者,分别由非政府机构和卫生署提供,其差别在于接受戒毒服务者是住院集中治疗还是分散“门诊”式服务。香港接受政府资助提供住院戒毒服务的非政府组织数量较大,其中包括部分专门提供青少年治疗和康复服务的机构,如明爱黄耀南中心、基督教得生团契、基督教互爱中心、基督教正生会等。对于这些非政府机构的戒毒和康复服务,政府通过《药物依赖者治疗康复中心(发牌)条例》进 行资格审查管理,并借助政府拨款进行引导和鼓励。由卫生署推行的美沙酮治疗计划又分为代用治疗和戒毒治疗两种。前者以替代海洛英抑制毒瘾为目的,而后者通过逐步减少美沙酮剂量达到完全消除毒瘾为止。截至2004年全港共有美沙酮诊所20间,年内求诊者2485324人次,比2003年减少了3.5%。当然,美沙酮治疗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模式,其使用受到严格管制,所有求诊者必须在配药人员面前服用。 第四,研究工作。药物滥用不仅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犯罪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而且对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受到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香港政府关于药物滥用问题研究的指导和资助工作主要由禁毒常务委员会下属的研究小组委员会负责。它由禁毒常务委员会委员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医疗卫生界、社会工作界、教育界、法律界、戒毒治疗和康复服务界、地区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的代表。从1993年到2000年,该小组共资助有关药物滥用整体趋势、药物滥用者特点、戒毒和康复治疗以及预防教育等方面共31项研究。2002年拨款资助的项目有5项,其中包括三项新立课题和两项原来已经进行中的项目。2004年资助的研究项目有四项。 三、青少年药物滥用及社会政策分析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药物滥用问题的形成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相应的社会政策要想取得成效,必须针对社会问题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和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伦纳德(Peter Leonard)曾经分析了社会问题的形成和发展的前提(pre-conditions)、原因(causes)、结果(effects)和后果(consequences)等四个环节,并提出了三级干预的策略。就药物滥用而言,初级干预(primary intervention)的重点是改变社会的总体环境,从而消除导致药物滥用因素的积聚;所谓的二级干预(secondary intervention),则是将重点放在药物滥用的原因及其结果之间,试图通过相应的对策阻止结果的产生;至于三级干预(tertiary intervention)则是一种事后的范围,也就是尽量减小或消除药物滥用对个人和社会的消极影响。[20] 根据上述思想,要想针对青年药物滥用制定有效的政策,就必须深入分析社会问题形成的各个环节及其形成机制。为此,下面我们首先回顾学术界关于药物滥用的一般理论研究,然后具体分析当前国际背景下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的具体原因,最后探讨相关的社会政策。 1. 关于药物滥用的一般理论 关于药物滥用的原因,西方理论界主要有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的解释。[21] 药物滥用的生物学分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早期犯罪学家隆布罗索等的研究,其特点是强调越轨行为与行为主体生理特征(如头颅形状、体形和染色体组成等)方面的关系。[22] 具体到药物滥用及其行为主体生理特征之间的关系,西方一些学者通过对酗酒者的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比异卵双生子更可能同时成为酗酒者,两者的比例分别为65%和25%;即使被非酗酒家庭收养,那些父母酗酒的孩子成为酗酒者的比例仍要比一般的人高6倍。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一致性的病症,[23] 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造成这一现象可能与个体对酒精的新陈代谢能力有关。[24] 然而,光从生理的角度出发并不足以解释全部的酗酒行为,更是难以解释其他更多的药物滥用现象。研究表明,60%~70%的酗酒者并不具备上述遗传方面的生理特征,而某些具有上述遗传特征的人也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成为毫无节制的酗酒者。[25] 心理学研究注重药物滥用行为形成的心理机制以及人格特征的差异。行为主义者否认药物滥用的生理学结论,倾向于从后天学习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现象。一些研究认为,人们滥用药物是因为他们发现服用药物可以给他们带来正向的激励作用;另一些学者则指出,用药成瘾有助于某些人摆脱消极的感受。尽管这些研究对于药物效应的认识不同,但是它们都将药物滥用行为的形成与某种经历的体验及其对其需要的满足相联系,将药物滥用视为这两种关系相互促进的结果。与行为主义注重外部因素不同,人格理论则倾向于从个体的内部特征出发解释药物滥用行为。但是,究竟那些人格特征决定了个体对药物的上瘾,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结论。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药物滥用者具有被动、缺乏进取和自尊较低等人格缺陷,倾向于借助药物来逃避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尽管人格无疑在药品成瘾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上述理论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指责,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对于研究对象偏见的翻版,并得到实证研究的证实。[26] 当今对于药物滥用问题较为全面分析源自于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传统社会学关于越轨行为的研究为认识药物滥用提供了一种指导,像失范-压力理论(anomie-strain)、差异交往理论(differential association)以及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和亚文化(subculture)理论等,[27] 都对我们认识药品成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从有关的介绍来看,上述这些关于药物滥用问题的理论似乎缺乏实证研究基础。[28] 此外,澳大利亚学者摩尔(David Moore)评论指出,目前关于青年人药物滥用的研究对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还重视不足,并且缺乏这方面的综合性研究。[29] 对于青年药物滥用现象的分析,笔者以为,青年社会学关于青年文化和亚文化的分析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青年必须通过社会化掌握社会规范才能获得成人资格。当代社会的发展对青年人的社会化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造成了社会化时间延长的趋势。在这一转折过程中,青年的地位被边缘化,处于成年人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控制之下。青年文化为处于这种状态下的青年人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依据,为青年人缓解各种压力提供了可能。然而,由于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冲突性,某些社会阶层的青年并不能借助主流文化实现其需要。青年亚文化往往为这些青年实现其目标和需要提供了选择,只不过这种亚文化的价值目标或其实现手段往往存在着背离主流文化的可能性。[30] 事实上,这种亚文化对主导价值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背离并不一定存在于下层青年,它也可能存在于大学生这样的天之骄子;只要其实现社会主导文化的价值目标的行为受到挫折,便存在着亚文化在价值目标或手段上替代的可能性。[31] 2. 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的社会分析 上述理论对于我们认识青年的药物滥用现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到香港的情形,笔者以为应该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背景问题: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大量资本从原来一些发达地区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从而影响到资本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产生了大量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32] 这种新的形势下的失业具有新的、被称之为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特点,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往往面临着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综合性困扰,表现为被全面排斥于正常社 会生活领域之外。[33] 就香港的情形而言,经济的全球化,包括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以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对其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挑战,大批工厂北迁导致失业人口上升。失业对那些弱势群体的青少年发展无疑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青少年遇到的这种社会排斥及其相伴随的前途失望,无疑增加了失范现象的可能性。 其次,亚洲金融风暴对于香港经济以及青年的特殊影响。1997年,香港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这一事件对于原本面临转型的香港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负资产人士数量大幅度上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青年失业率猛增到4.7%,远远高于总人口的2.9%。[34] 与此同时,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组织的社会发展指数测定也表明,青年已经成为社会中少数社会发展指数倒退的弱势群体之一。[35] 因此,90年代末香港青年药物滥用人数的增长绝非偶然,它是香港社会发展面临挫折的真实写照,是青年人在这种情景下对前途迷茫的一种反映,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追求其价值的表现。 第三,它是当前药物滥用国际化在香港的反映。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药物滥用从制造、流通到消费等环节来说都有国际化的趋势,世界上很难有哪个地方能够完全幸免于难,更何况香港这样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随着香港与内地联系的加强,药物滥用问题出现跨境的新特点,这也给禁毒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36] 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强烈竞争,总是会使得部分青年在其成长过程中遭遇某种程度的挫折,因此,作为一种亚文化形式,药物滥用现象必然长期存在并常常反复出现。 3. 应对药物滥用的政策分析 应该说,香港政府在对付青年乃至整个社会的药物滥用是卓有成效的,它的制度健全、执法有力、教育与打击并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通力合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内地学习借鉴。但是,诚如上面分析指出的,药物滥用问题有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影响因素,因此光靠事后的防范以及简单的宣传教育是难以奏效的,尤其需要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的改善,需要为青年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机会。应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喜人的迹象。在中央的鼎力支持和香港各界的齐心努力之下,去年以来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明显的起色。同时,政府的社会救助正改变以往简单的济贫性思路,试图为综合社会援助对象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提供自立自强的跳板(springboard)。[37] 教育统筹局的“毅进计划”等措施,也为中五毕业生及21岁以上青年的进修和就业提供了大量培训和鼓励措施。[38] 笔者以为,这代表了一种正确的方向。由于药物滥用问题的特点,尽管我们不能说香港青年的药物滥用不会出现任何反复,但今年来总体上其人数和比例在下降。这也是一种正确的政策思路的反映。 考虑到青年药物滥用问题的亚文化原因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原因,笔者以为,药物滥用问题的对策应该注重对青年各种形式的投资,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资产的积累等措施,促进青年的自立自强。[39] 我们要改变传统矫正性的单一工作思路,更为强调社会政策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青年的各种投资性政策,确保青年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和前途,从而从根本上杜绝因各种挫折而产生对社会价值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偏离。包括以药物滥用这种不被认可的手段追求虚幻的、社会价值的替代性目标及其体验的可能性。 药物分析论文:高职高专药学专业药物分析课程的教学 摘要: 药物分析是药学专业中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一门课程。笔者结合高职高专类院校的实际情况,对近几年的教学实践加以总结,从药物分析的理论教学内容、实训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以培养出符合高职高专教育要求的高级技术人才。 关键词: 高职高专;药物分析;教学探讨。 《药物分析》作为药学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具备强烈的药品全面质量控制的观念及相应的知识技能,能够胜任药品研究、生产、供应和监督管理过程中的分析检验工作,并具有解决药品质量问题的基本思路和能力[ 1 ] ,是一门研究药品及其制剂的组成、理化性质、真伪鉴别、纯度检查及其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等内容的学科。其主要运用化学、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的方法和技术研究化学结构已经明确的合成药物或天然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以及有代表性的中药制剂和生化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学习过程中学生大多难以把握药物分析的特点和规律,无法提高学习水平,有的甚至难以入门。如何帮助他们消除这些障碍,全面提高药物分析的学习水平和教学质量,是值得教师认真研讨的问题,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对药物分析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改进,现将体会报道如下。 1 理论教学内容。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面向基层的高级技术人才[ 2 ] 。学生应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此目的指导下笔者根据学生专业的特点、接受能力,选择难易适中、先进实用的教学内容来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授课时以分析化学的各类方法为主线,在介绍各种常用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操作、测定条件等知识的基础上,选择一些简单的、学生较为熟悉的药物供学生讨论。 并在教学过程中围绕全面提高药品质量的主题,抓住药品质量控制的鉴别、检查、含量测定三方面的基本规律,紧扣各类药物结构的特点与分析方法之间关系,突出剖析具有特性的方法,尤其重视同一分析方法在不同类型药物分析中的异同点比较。此外笔者还结合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应试指南,把药典知识、药品全面质量控制、药品管理、药品质量标准以及药品检验工作的基本程序等方面的内容也作为讲授的重要内容,使学生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药物及药物质量管理有关的知识,在课堂和实训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在具体地讲授过程中,药物分析教材中各类药物基本上是以化学结构进行分类的,所以笔者在教学时紧紧抓住“结构- 性质- 检验(即鉴别、检查、含量测定) ”这条主线,并结合药物化学、分析化学等相关课程的知识,引导学生从剖析药物结构入手,分析其相应的理化性质,介绍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也教会学生怎样学习这门课程。 2 实训教学内容。 实验教学是高等医药院校最基本的教学形式之一,对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的意识与能力,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3 ] 。高职高专教育中,实训课所占比例较大,这就要求在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提高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 为拓宽学生知识面,笔者对药物分析实验内容进行改革。 首先,笔者设计一些基本技能实验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基本方法以及基本仪器设备的训练与应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例如通过对盐酸普鲁卡因、葡萄糖及其注射液等一些不同类型的药物原料或制剂的性状观测、真伪鉴别及纯度检查实验,使学生能够熟悉并掌握药物分析中常用的性状观测设备及性状描述术语,了解并掌握药品真伪鉴别的物理和化学方法,熟悉药物纯度检查的常规项目及限量的计算,并能熟练规范地进行检查操作。 其二,笔者还增加了综合性实验,主要使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进行药品质量控制,培养学生分析、思维能力。实验内容主要综合药物分析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对实验中出现的问题要求学生进行总结、分析。 如通过对牛黄解毒片及阿司匹林肠溶片等制剂的质量全检验实验,学生能熟悉并掌握药物分析检验工作的程序、项目和过程,为其独立进行药品质量的检验、药品质量标准的研究和制定等工作积累技能。 另外,笔者根据药物分析方法学的要求以及药物分析在实际工作总的发展趋势,安排的七次学生实验涵盖了旋光法、薄层色谱法、容量分析法、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等常用药物质量控制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笔者的最大教学资源来使学生真正掌握实际工作中将会用到的操作,提高动手能力。 3 教学方式。 药物分析课程是一门理论紧密结合实践,操作性、应用性强的学科,学生普遍反映比较难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在教学中注意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把传统教学中难以表达、难以理解的抽象内容、复杂的变化过程、严格的技术动作、细微的结构等,通过动画模拟、局部放大、过程反复演示等手段予以解决,不但在教学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 另外,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笔者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运用具体生动的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现场进行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参与分析、讨论、表达等活动,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环境中,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例如:结合目前假药劣药给人民群众健康造成重大损害并受到法律追究的实例,近年来接二连三出现的严重药品事故:广西半宙制药集团第三制药厂生产的“梅花K黄柏胶囊”非法搀入过期的四环素,致湖南株洲中毒58人;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未按批准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生产记录不完整,从而导致欣弗(克林霉素膦酸酯葡萄糖注射液)集中出现患者过敏性休克、肝肾功能损害等不良反应80多例,死亡9例;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因使用了强毒的工业溶剂二甘醇原料,导致多名患者肾衰竭等。假药劣药给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 失,也给患者与家人带来无尽的痛苦,最终生产厂家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实践证明,在教学中恰当地运用案例教学法能使课堂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考核方式。 为避免“高分低能”现象,笔者对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进行改革。期末总评成绩包括2部分:一是平时成绩,占30% ,根据学生实验课表现及实验报告、讨论分析的情况作出综合评定。二是期末考试成绩,占70%。在理论课试卷设计上,着重主观题的分量,着重考查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掌握情况和学生知识面。这样,试卷不再是成绩的最终结果,学生学习积极性得以保持,既保证了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又真正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技能,避免了平时不学习、考前突击现象的发生。 总之,药物分析课的教学探讨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教育思想及观念的转变,又涉及教学管理体制的变革;既涉及更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又涉及平衡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笔者希望通过与同仁们的不断探讨,达到共同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药物分析论文:药物联合心理治疗青年学生社交焦虑症的观察分析 为探讨心理治疗对青年学生社交焦虑症的治疗作用,笔者对26例青年学生社交焦虑症患者采用了心理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并与单纯药物治疗的26例社交焦虑症患者作比较,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5年1月—2007年1月在我院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的青年学生52例,均符合CCMD2R诊断标准,且排除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和严重的躯体疾患,年龄18~25岁,病程3个月~2年。随机分为集体心理治疗加药物治疗组(试验组)和单纯药物治疗组(对照组),每组26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病程及诊断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选择抗焦虑、抑郁药物——米氮平治疗,2周后逐渐加至有效治疗剂量;试验组用药物种类及给药方式与对照组相同,同时给予集体心理疗法,每周1次。集体心理疗法的主要步骤[1]:正确认识自我,了解自我,纠正患者错误认知;冥想放松训练;正确面对自我,主要以病人为主体,要求进行相互交流,加深对自身疾病的认识,积极讨论和参与自己面对的问题,如生活方式,集体活动等;投入活动,释放自我:用游戏或集体活动,激发和调动他们的参与兴趣。以此激发他们积极向上的心态,增强自信心,敢于面对现实,正视自我,重新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与地位,并自觉的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方式。两组患者分别于就诊时、治疗第2、4、6、8周末利用汉密顿焦虑表(HAMA)评分[2]评定疗效。 1.3 疗效判定标准 以HAMA减分率计算。痊愈:HAMA减分率≥75%;显着进步:HAMA减分率50%~74%;进步:HAMA减分率30%~49%;无效:HAMA减分率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采用t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6周后疗效结果对比见表1。表1 治疗6周后试验组与对照组疗效对比 2.2 HAMA评分比较见表2 治疗第2、4、6、8周末两组HAMA评分检测值均与治疗前比较有极显着性差异,P 3 讨论 社交焦虑症是个人对可被他人观察到的公众场合,预先感到的一种持久的、非理性的恐惧,害怕自己会做出令人难堪的举止。其意识到了这种恐惧其实是多余的,没有理由的,但还是逃避恐惧所控制,要逃避那些可能有公众监视的场合。其发生与心理和社会因素有密切关系[3]。心理治疗可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社交焦虑症的常见心理问题,并促进成功应对方式,掌握自我调节方法,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对于药物治疗该症,就是抗抑郁、抗焦虑治疗,氯氮平、氯丙咪嗪、米氮平等药物对该症均有一定的疗效。药物治疗结合集体心理疗法,对社交焦虑症的治疗效果显着,总有效率和显效率均显着高于单纯药物治疗。HAMA评分治疗后第2、4、6、8周末试验组较对照组均有统计学意义。 药物分析论文:对303例药物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摘要】 目的 了解黑龙江省大庆市人民医院药物不良反应(ADR)发生的情况及一般规律。方法 对本院2005年1月至2010年6月上报的303例ADR报告,按患者的年龄、性别、给药途径、药品类别、ADR累及器官或系统及临床表现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303例ADR报告中涉及的药品共12类68种,其中抗微生物药引发的ADR最多,有131例(占43.2%);其次是中药注射剂52例(占17.2%);静脉给药引发的ADR例数最多,有251例(占82.8%);以皮肤及其附件损害最为常见,有144例(占44.3)。结论 临床应重视和加强ADR监测和上报工作,以减少或避免ADR的发生,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保证患者用药安全。 【关键词】 药物不良反应;报告;分析;合理用药 广义的药物不良反应(ADR)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ADR的监测是加强药品使用管理,确保人们用药安全的重要措施。为全面了解我院ADR发生的情况,现对2005年1月至2010年6月共303例ADR报告进行统计与分析,希望能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论文。 1 资料与方法 收集本院2005年1月至2010年6月上报的ADR报告303例,其中医师上报255例(84.2%),护士上报30例(9.9%)、药师上报18例(5.9%)。按照患者年龄、性别、给药途径、药品种类、ADR累及器官或系统及临床表现、患者ADR史、ADR因果关系评价及处置等方面进行分类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发生ADR患者的年龄与性别分布 在303例ADR报告中,男147例,女156例,分别占ADR总人数的48.5%和51.5%,男女患者发生ADR比例相近;在各年龄段患者分布中,60岁以上患者发生ADR比例最大,占37.3%。 2.2 引发ADR的给药途径分布 在303例ADR报告中,共有3种给药途径,依次为静脉给药251例(82.8%)、口服给药42例(13.9%)、肌肉注射10例(3.3%)。 2.3 引发ADR的药品种类分布 根据《新编药物学》(第16版)的药品分类方法,将引发ADR的药品进行分类统计。303份报告共涉及12类68种药品,其中抗微生物药引发的ADR最多,占43.2%;其次是中药制剂,占17.2%。 2.4 引发ADR的抗微生物药分类 由表2可知抗微生物药引发的ADR最多。发生ADR的抗微生物药共有25种131例,其中以盐酸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左氧氟沙星、克林霉素、头孢哌酮/舒巴坦钠所占比例最大。 2.5 ADR累及器官或系统及其临床表现 在303例ADR报告中,由药物所致的器官或系统损害,临床主要表现在皮肤、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等方面,其中以皮肤及其附件损害最为常见,占44.3%。 2.6 患者ADR史统计情况 303例发生ADR的患者中5例(1.7%)有家族ADR史,110例(36.3%)家族ADR史不详,188例(62.0%)无家族ADR史。30例(9.9%)既往有ADR史,98例(32.3%)既往ADR史不详,175例(57.8%)无既/！/往ADR史者。 3 讨论 在60岁以上老年人ADR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这是由于老年人的组织器官功能减退,对药物代谢的半衰期延长,加之可能患有多种疾病,服用多种药物,增加了ADR的发生率,故用药需谨慎。从给药途径看,静脉给药引发的ADR比例最高。静脉给药,药物直接进入血液,作用迅速而强烈,静脉注射液的pH值、渗透压、微粒、内毒素等都成为可能诱发ADR的因素。临床医师应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合适的给药方式,可以口服、肌肉注射给 药达到治疗目的的,原则上不静脉注射给药,从而降低ADR的发生率。引起ADR的药品以抗微生物药最多,占43.2%;中药制剂次之,占17.2%。抗微生物药引发的ADR高发生率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有关,且多使用注射剂,更增加了发生ADR的概率。中药注射剂ADR的高发生率与其所含成分复杂,无统一质量标准有关。临床使用中应严格掌握适应证,改变中药比西药安全的观念,慎用中药注射剂。抗微生物药引发的ADR中β-内酰胺类所占比例最大,占54.2%;喹诺酮类次之,占22.9%。这与这两类药物的广泛使用有着必然联系。临床应严格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执行,需要强调的是喹诺酮类药物不应用于预防感染用药,谨慎联合应用抗菌药,降低抗菌药应用级别,保护特殊使用抗菌药物,减少细菌耐药性的发生。在收集的ADR报告中,临床易于观察的ADR上报量较多,如皮肤及其附件损害(44.3%)、发热、头痛、恶心、呕吐等。而一些潜在的、隐蔽的以及慢性的ADR上报率较低,对此应加大监测力度,在用药过程中仔细观察。临床医师用药前应详细咨询患者的ADR既往史及家族史,制定合理的给药方案,减少ADR的发生。通过对本院2005年1月至2010年6月共303例ADR报告进行统计与分析,希望能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药物分析论文: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分析 引 言:现代临床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医疗机构对临床检验中药物干扰问题加深了认识。由于药物本身及其代谢产物引起的人体多方面变化使得检验结果受到影响。由于采集标本受药物影响而发生变化造成了检验过程中出现假阳性、假异常值、检验值偏高或偏低等情况。从而使得检验结果缺乏足够的准确性。而现代医学检验与诊断中由于缺乏对药物干扰问题的研究与应用,使得检验结果直接影响了医生对患者病情的诊断与治疗,造成误诊、漏诊等情况的发生,严重者将危及患者生命。针对这样的情况,加快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影响的研究与分析已经成为现代医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 1 药物对临床检验的干扰分类 药物对临床检验的影响主要分为对检验方法的干扰和对检验标本(人体代谢)的影响两类。由于药物的使用使得人体代谢受到影响,从而改变了标本的原有条件,使得在检验过程中影响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而药物代谢不完全,造成标本中残留药物也会对检验试剂产生影响,影响检验结果。了解药物对临床检验的干扰分类对科学分析药物对临床检验结果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2 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分析 2.1 生理病理过程的影响:当病患服用镇痛消炎药物后其血、尿中所含的淀粉酶会大幅提升;当病患服用量稍大的维生素C其尿中所含“葡萄糖、胆红素、隐血、亚硝酸盐”则会呈现假阳性;当病患服用维生素A、D、蛋白同化激素其胆固醇检验值则会偏高,当病患服用甲状腺素卡那霉素其胆固醇检验值则会偏低。 2.2 特定组织的亲合影响:当病患服用一些药物后,药物对病患体内特定的组织具有特殊亲合力而导致其组织受到损害。当病患服用抗凝药肝素药物后因其能够有效促使病患体内组织脂蛋白酶的释放而导致血液甘油三酯验值偏低;当病患服用青霉素与红霉素弱酸性药物后因其会竞争尿酸分泌部位而导致血液尿酸浓度验值偏高。 (1)抗菌药物:一些抗菌药物等抗生素能增加血液中尿酸浓度;比如服碘胺药后,尿胆原检查出现混浊,影响结果的判断。用磺基水杨酸法测尿蛋白时,头孢类、丁胺卡那霉素、磺胺类药物、左氧氟沙星可使尿蛋白呈假阳性。一些药物如氯霉索,可抑制骨髓细胞的有丝分裂,而使白细胞减少,退热的药物如瑞芝清,能使白细胞数严重降低。 (2) 镇痛消炎药物:镇痛消炎药物可导致淀粉检验产生变化,比如吗啡、可待因、杜冷丁、平痛新和消炎痛等药物,能使总胆管开口处的奥狄括约肌痉挛,而导致血、尿中的淀粉酶会明显升高,在用药后3-4h影响最大,24h后消失。 (3) 激素类药物:激素类药物可导致血脂、血糖代谢障碍,引起血小板和红细胞数量减少。水、钠潴留和低血钾症及血钙、血磷偏低,且血糖明显增高,临床上常误诊为糖尿病。 (4)利尿剂药物:利尿剂可导致低血 、低血容量、低氯,长期使用后可出现氮质血症和高尿酸血症;抗癌药对造血系统有抑制和毒害作用;抗癫痫药和抗结核药损害肝功能;抗糖尿病药使用后会出现低血糖,肝损害后出现黄疽、谷草、谷丙转氨酶等增高。 (5)抗糖尿病药物:胰岛素使用后会出现低血糖症,这已为大家所熟知。其他抗糖尿病药可损害肝功能,使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转移酶升高,出现黄疸,血细胞减少等。 (6)抗癫痫药物:如苯妥英[:请记住我站域名/]钠因抑制叶酸的吸收,常见巨细胞性贫血。因轻度抑制骨髓,故使血细胞(尤其是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偶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报道。卡马西平可致粒细胞、血小板减少,长期应用损害肝功能,导致胆红素、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升高。 2.3 干扰检验程序与方法:药物对检验程序与方法的干扰可分为两大类。 (1)药物产生的药理学效应:比如半胱氨酸可干扰硝基盐试验,导致血中酮体的假阳性。酚酞可干扰酚磺酞排泄试验,使尿液变成品红,同时使酚磺酞排泄变快。吡嗉酰胺可与硝基氰化物作用使尿变为红棕色而影响尿酮测定。青霉素类可使红细胞非特异性结合IgG和白蛋白。 (2)药物或其代谢物对检测方法直接产生干扰:服苯琥珀后尿呈桔红色;服氨苯蝶呤后使尿呈蓝绿色,如维生素可使尿液变成黄色。口服酚酞药物后,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吸收,且主要由尿排出,如果尿液呈碱性时,尿液变红色。呋喃妥因可使尿液呈棕色。呋喃唑酮可使尿液呈橙棕色。利福平口服后在肝脏分解成乙酚基代谢物,呈橙红色,可使尿液以及粪便、痰液、泪液、汗液呈橙红色。 3 防范药物干扰临床检验结果的措施 3.1发现与临床症状不相符合的可疑结果,根据病人的用药情况,共同分析有无药物影响的可能性,尽力将干扰降到最低程度,为临床诊疗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最多方面的,往往导致实验结果与临床症状严重不符。为减少药物对检验结果的分析干扰,检验工作者应该熟悉可做检验项目详细的操作程序,对有药物干扰的实验方法,应该用特异性好的方法或作实验方法的改进。 3.2组织开展应急检验工作。药品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出现异常反应,紧急从技术上找出内在原因,或者确定用药质量,是药检机构经常面临的检验任务。一方面加强应急检验的组织管理,加强对应急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时有效地处置好突发事件。另一方面应加强应急演练,为应急药品检验开通紧急绿色通道,全力以赴做好应急药品技术监督的保障工作。 3.3抓实验室能力建设,提高检测能力。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确保检验检测工作质量;要开展技术比武等多种形式能力实验,营造良好学习氛围,提高检验人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加大实验室建设,加大设备投入,尽快提高检验能力和水平,适应药品检验工作的需要。 3.4药品检验工作与信息查询相结合,充分利用全国各地公布的假劣药品信息资源,对药品质量不稳定、质量公告频次较多的企业和品种进行跟踪检验;药品检验工作与快检技术相结合,充分发挥快检技术的初筛作用,对发现质量可疑随即检验;药品检验工作与临床用药相结合,确定重点单位、重点品种,做到检验工作有的放矢。 4 结束语 总之,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极易发生诊断与治疗的延误、危及了患者生命安全。为排除药物对检验结果的干扰,有效提升检验结果的准确性,相关人员要忠实履行职责,密切配合,通过药学专业知识保障检验结果,真正反映病患病理的变化,从而真正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有效保障。 药物分析论文:中国抗高血压药物市场分析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病，也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目前全球有高血压患者6亿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10%，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患病率为20%。根据中国医师学会提供的数据，我国1991年普查高血压患病率为11.26%，与1980年相比，10年间发病率增加了25%。2002年的普查显示，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增加到了18.8%，患者人数超过了1.6亿，与1991年相比，患者人数增加了31%。 如此庞大的患者群体和高增长率，使得抗高血压药物市场增长势头非常明显。全世界抗高血压药物市场规模已超过311亿美元。到2008年，市场容量预计将超过520亿美元，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7％左右。而中国抗高血压药物市场增长更为明显，2001年，中国抗高血压药物市场总量为39亿元人民币，2002年为42亿元人民币，增长了8.3%；2008年，市场容量达到了53亿元，较2002年增长了26.3%，市场增长之所以突然加速，是因为有大量外资品牌涌入中国市场。 外资品牌的"半壁江山" 钙拮抗剂通过减少钙内流而扩张血管，达到降压目的，是传统抗高血压药物的重头产品。传统的二氢吡啶类药物舒张血管平滑肌作用显著，长期使用有效，但不良反应较多。新的第二代、第三代钙拮抗剂有高度的血管选择性，扩张冠状动脉，并改善侧肢循环，维持时间长。目前国内此类产品市场基本是外资产品的天下。其中辉瑞公司的络活喜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约占有钙拮抗剂市场的30%。此外，阿斯利康公司的波依定和拜耳公司的拜新同也拥有此类产品相当的市场份额。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可用于各种程度的高血压，特别适用于伴有心力衰竭、左室功能异常、心肌梗塞、糖尿病和肾病的患者。此类药物由于对高血压的靶器官保护作用比较好，销售上升势头明显，2008年中国抗高血压药物市场上此类药物较2002年增长了13.8%。其中，诺华公司出产的洛汀新占据了此类药物最大的市场份额，超过了30%。施贵宝公司出产的梦诺，由于治疗心力衰竭的效果比较好，也占据了10%左右的市场。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T1拮抗剂)具有ACEI作用，该药不良反应少，不引起咳嗽，降压作用逐渐产生，无首剂低血压反应，对肾脏也有保护作用。近年来用量增长很快，在中国市场上，此类药物2008年较2002年增长了43%。有专家分析，此类药物今后有可能成为主要的抗高血压药物。自1994年DuPount/Merck公司研发的第一个此类产品洛沙坦钾在瑞典上市以来，沙坦类药物发展迅速，到目前为止相继有缬沙坦、坎地沙坦、依贝沙坦、依普沙坦、他索沙坦、替米沙坦等多个单方和复方制剂批准上市。在国内，默沙东公司和诺华公司的科素亚和代文先后于1998年7月和8月正式上市，并于同年进入上海市公费医疗药品报销目录。从2008年的销售来看，科素亚占有一半的市场份额，代文占有超过20%的份额。但价格比较昂贵是这类产品面临的主要问题。 β受体阻滞剂是治疗高血压合并心绞痛的首选药物之一，对治疗高血压冠心病等引起的快速心率失常有效。近年来该类药品的销售额增长率较快，并非完全代表在其抗高血压药物中的情况，临床上也较多地应用于心律失常、心绞痛等。阿斯利康出产的倍他乐克是此类药物的代表，该药1992年通过FDA批准，1999年的销售额已达5.31亿美元，2008年销售收入达12.8亿美元，是世界心血管药物市场上销路最好的β受体阻滞剂。倍他乐克在我国医院用药中具有较强实力，常作为心肌梗塞二级预防治疗用药，能改善心功能和溶栓再灌注，提高心血管病人存活率，本产品是无锡阿斯特拉制药公司的支柱药品之一。从国内心血管临床用药看，倍他乐克主要用于抗高血压、心绞痛、室上性心律失常，在抗高血压市场中占3%～4%的份额，该药在广州抗高血压药品市场排名首位。据有关人士透露，今年年底，该产品的一个新剂型将在中国上市。 国内产品的“一半天下” 30多年来，利尿剂一直是抗高血压的主要药物之一，其价格便宜，可以单用或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合用，该品类市场基本由国内产品把持。天津力生制药出产的吲达帕胺（寿比山）应用较广泛，兼有利尿和钙拮抗作用。由于其价廉，适用于轻、中度高血压，有降压及利尿作用。临床主张用于老年高血压及糖尿病、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的缺点是如长期大剂量用药可使血钾轻度降低，严重肾衰及活动性肝脏疾病患者及孕妇禁用。利尿剂约拥有抗高血压药物10%的市场份额。 国内沙坦类原料药生产能力较强，以浙江华海药业的产量最大，目前该公司已能生产依贝沙坦、缬沙坦等3种产品，并有稳定的外销渠道，拥有年产20吨沙坦类原料药的生产能力。 其实，真正让国内企业在抗高血压药物市场上分得一杯羹的，并不是一线的抗高血压药物，而是针对高血压并发症的一些预防和治疗药物，主要包括银杏叶等天然药物。 众所周知，高血压对人体最大的危害是由其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因此针对这些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药物也非常多，很多国内品牌跻身其中，占有不小的市场份额。据统计，高血压的并发症预防和治疗药物，占据整个抗高血压药物整体市场的47%。 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产品品牌和生产企业众多，但缺乏领导品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舒血宁注射液、金纳多片等，它们由从银杏叶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制成的，用于治疗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的并发症等。 高血压是慢性病，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目前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合资或外资产品价格大都较贵，中国的患者应该根据个人经济的能力，考虑选用不同种类、不同品牌的药物。但是，从总体来说，为了减轻医药费用和患者的负担，国内制药企业只有全面介入一线抗高血压药物的研发与生产，才能从根本上降低中国高血压患者和国家对于高血压治疗的负担。 药物分析论文:影响药物流产后清宫的相关因素临床分析 【摘要】 目的 探讨影响药物流产后清宫的相关因素，以指导临床有效地预防药物流产后的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2448例药物流产者的临床资料，观察年龄、经期、子宫位置、婚姻状况、孕产次、剖宫产史、孕囊大小与清宫术的关系。 结果 清宫率7.6%，导致药流后需清宫的相关因素:年龄≥35岁、既往有剖宫产史、孕产次数超过3次、孕囊直径≥2cm、子宫后倾及后倾后屈位者、经期≥5天者、未婚。 结论 药物流产清宫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严格掌握其适应证，对存在上述危险因素者，尽量减少药物流产，同时严密观察，发现异常出血及时清宫。 【关键词】 药物流产；清宫；相关因素 米非司酮(Ru486)配伍米索前列酮(PGE)的药物流产是避孕失败后安全有效的 非手术补救措施，实验及临床研究均取得显著的进展，已被广泛用于终止早孕，具有相对痛苦小、经济、方便的优点，终止早孕成功率达90%以上［1］，但存在药物流产后阴道出血量多、持续时间长等并发症，须进行清宫术，而 且清宫术作为并发症的最终治疗也没有特定的标准。为此，本文对本院2001年1月～2005年12月收治的2448例药物流产的治疗情况进行调查及追踪，探讨影响药物流产后的清宫相关因素，以指导临床有效地预防药物流产后的并发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1年1月～2005年12月在我院就诊的非病理性原因自愿要求终止妊娠者共2448例，均经妇科检查、尿妊娠试验、B超诊断为宫内早孕，停经≤49天，无药流禁忌证。查血常规、尿常规及白带常规正常并愿意接受随访者。药物流产方案:Ru486 50mg po qd×3d， PGE 0.6mg po第4天晨，均服药2h后进食。药物流产后的清宫指征［2］：(1)阴道出血量≥200ml(2次月经量)应立即清宫；(2)8h后仍未见绒毛膜排出者，应立即清宫；(3)绒毛排出后，阴道出血量 200 ml，7天内复诊，B超检查，如发现有组织残留，应立即清宫；(4)2周内血β-HCG没有下降到正常亦应行清宫术。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2448例药物流产者的临床资料，统计清宫术发生率；观察年龄、经期、子宫位置、婚姻状况、孕产次、剖宫产史、孕囊大小与清宫术的关系。 1.3 统计学处理 组间发生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448例药流妇女中完全流产2228例，220例流产不全及失败，其中186例清宫，清宫率7.6%。导致药流后需清宫的相关因素：年龄≥35岁、既往有剖宫产史、孕产次数超过3次、孕囊直径≥2cm、子宫后倾及后倾后屈位、经期≥5天、未婚。具体见表1。 表1 药物流产清宫与相关因素关系 （A组完全流产不需清宫，B组药流后需清宫注：两组比较 χ2=58.8、17.1、14.3、18.9、13.9、6.5、10.36，P＜0.05 3 讨论 药物流产时Ru486是一种受体水平的抗孕激素药物，可竞争性地与孕酮受体结合，主要作用于蜕膜，使血管充血、水肿，从而使滋养细胞变性，导致体内HCG急剧下降，黄体溶解，蜕膜变性［3］；PGE可引起子宫平滑肌收缩和宫颈纤维组织软化、胶原降解，对药物流产妊娠物的排出、产前促宫颈成熟、流 产及产后加强宫缩、减少出血有重要的临床价值［4］，终止早孕的完全流产率已达到90％以上，但仍有7.9%～15.6%的不全流产率和失败率［5，6］。本文为9.0%（220/2448），与文献报道一致，其中186例因妊娠物残留致药物流产后出血进行清宫，清宫率7.6％，具体原因：（1）剖宫产后子宫形成疤痕及粘连，致使宫腔形态和子宫位置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子宫的节律收缩，致使胚胎组织不能及时顺利排出；（2）孕产次数越多，子宫内膜的损伤越重，细菌侵入宫内膜引起炎症可能性越大，导致宫内膜复旧差，再次妊娠后蜕膜发育不良致胎盘粘连，药物流产时蜕膜不易彻底排出；（3）孕囊经线越大，妊娠物受体越多，米非司酮的受体拮抗作用相对减弱，在孕囊排出后常有不等量的蜕膜残留；（4）子宫解剖上的异常(后倾后屈位)使宫腔的最低点低于宫颈内口水平，易造成宫颈盲端形成，给胚囊排出造成障碍；（5）经期≥5天者易引起子宫内膜炎，致使蜕膜排出缓慢及子宫内膜修复障碍；（6）未婚妊娠妇女不论采取哪种方式终止妊娠均存在较多的心理负担，加上不能充分休息，亦引起子宫内膜修复不良；（7）孕妇年龄偏大，适应证掌握不严，在一定程度上清宫率也较高。 综上所述，药物流产作为计划外妊娠的补救措施虽日趋完善，但仍不可避免有一部分早孕妇女(7．6％)宫腔操作，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增加医疗费用，甚至引起医疗纠纷。因此在临床工作中，要加强育龄妇女的避孕意识，药流除严格掌握其适应证外，具有清宫危险因素者，应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尽量减少药物流产，以防止医疗纠纷；同时严密观察，发现异常出血，及时清宫，以避免由于长时间阴道流血所导致的生殖器宫感染。

财政研究论文:构建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摘要:公共财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手段,构建和谐社会也对财政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国财政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了一定制约,应着力构建“和谐财政”: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努力解决“三农”问题;完善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建设“生态财政”。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财力支持。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生态财政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财政建设的要求 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由此也决定了和谐社会内涵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不同学者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和谐的利益关系;有的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还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综上所述,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内部本身以及社会与其自身相关的事物之间保持的一种协调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与之相配套。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给其带来的实惠,使其自身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避免各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是和谐财政政策。所谓和谐财政政策,是指既能有效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又能保证财政体系自身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与以往的财政政策相比,和谐财政政策应更加注重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更加注重财力分配的基本均衡,缩小地区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财力差异;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公平公正,为各种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 二、财政政策对构建和谐社会制约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各项制度建设滞后,难免产生各种不和谐因素。诸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地区、城乡差别问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以上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财政政策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从公平角度讲,同一个国家居民应该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因居住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各地不会有太大差异。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在现行的财政政策框架下,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多少与当地政府财力有直接联系,而政府财力又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不同省区之间,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距非常明显。2003年人均财政支出,最大与最小的省份差达8.58倍;并且同一省区内财力差距也较大,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人均可支配财力分别是东西两翼和粤北等山区的7.7倍和6.6倍。财力差异造成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 2.“二元”财政结构彰显城乡差别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政府财政应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相反,由于我国“二元”财政结构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别。一是政府对于同一种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提供方式不一样。如在教育、道路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低价甚至免费使用,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而在农村则主要是通过名目繁多的非税方式由农民自己承担,财政只给予少量或根本不给补贴。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广大农村居民尚未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步加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了社保对象范围,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在占全国人口60%的农村人口中,社会保障仅限于在小部分城镇劳动者中实施,使得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 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财政调节乏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维持相对公平。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甚至同一单位不同岗位之间都呈现持续拉大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很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现行财政调节功能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一是不同收入阶层税负不均衡,从税负公平角度而言,税负应与纳税能力相适应。而我国事实上却出现了中低收入者税负相对过重,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现象。由于当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又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且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二是税制体系不完善,财产税相对缺失。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财产税。由于我国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的缺失,使税收难以发挥对高收入群体的“削峰”作用。 4.财政宏观调控乏力,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短缺、国土沙化、饮用水源的污染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很大制约。然而,财政宏观调控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构建和谐财政的设想 公共财政应通过完善各种政策、制度,构建“和谐财政”,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基础 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消除地方差异和主体差异,各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全国一般标准和居民的生存需求,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重点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变基数法为因素法。按照因素法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人口、教育状况等因素作为转移支付的主要依据,通过对各种因素综合分析确定支付规模,提高转移支付的科学合理程度;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转移支付形式。要把一般性补助、平级补助、专项补助、特别补助等形式有效结合;三是调整转移支付结构。现行转移支付很大一块是通过税收返还形式进行的,经济发达地区税收返还所占份额最大,反而加剧了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由于税收返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为抵消其不利影响,应调整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重点向中西部贫穷地区倾斜。 2.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财力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差距过大的现实,应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使财政收入分配适度向“三农”倾斜,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财政投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二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农村,进一步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城乡“一体化”供给。三是完善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维护农民的正当利益。四是增加农民就业培训支出。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能力,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3.完善税收制度,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税收制度则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要逐步完善税收制度。一是完善税制设计。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应放在高收入阶层,适当减轻中等收入者的税负,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减免退税制度等,缩小中、低收入者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应将目前的分类课征制改为混合课征制或综合课征制,有利于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力度,真正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同时,应将各种补贴、福利等全部纳入工资范围征税。二是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逃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对私营企业家、文艺体育界明星、外企高级雇员、房地产开发商、知名经济学家、律师、官员等“新富阶层”的收入实施重点监控。三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遗产税是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可以有效防止个人所得税的流失。此外,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还应开征赠与税,以防止被继承人生前将财产通过赠与方式逃避缴纳遗产税。 4.建设“生态财政”,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应加强财政在生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支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财政政策上,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建设“生态财政”,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及节约型社会的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二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资源循环利用领域,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立。 财政研究论文: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关键字：公共财政进程市场化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后，我国关于公共财政改革的研究和讨论逐渐兴起。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配合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总体认识日渐清晰的同时，我们对公共财政具体内容和活动范围的理解却比较混乱。本文的研究基于如下判定：公共财政的出现旨在纠正市场失灵。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公共化决定了财政的公共取向，这是公共财政产生的制度性根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政府的动态关系决定着公共财政的范围。因此，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本文的研究方法将着眼于历史数据和经验的分析（注：由于时间跨度和各国的差异，统计数据的口径会有一定出入；另外转轨国家数据的准确性也存在一定的质疑。但不会对本文的观点产生影响。作者在采集资料过程中尽可能做到统一和标准。），有些材料可能是读者熟知的，但希望通过本文结构的安排和选取资料的特殊角度，能有助于论题的阐述。二、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Ⅰ：纵向演进的线索就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而言，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我们以欧美的财政理论和美国的财政实践为主来进行考察：1.自由竞争时期的全面排斥阶段。这一阶段的市场被认为从三个方面实现着自我调制节：（1）供给为自己创造需求，市场经济不会发生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2）市场经济有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倾向；（3）利息率能调节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政府不应干预生产资源的配置。在这样一个无阻力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严重和长期的危机和萧条状况被认为不可能出现，市场机制总会通过供求调节而自行得到恢复。在这种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受到否定和排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对立起来，政府经济活动范围局限于很小的领域。“廉价政府”决定了财政对资源的配置权也是弱小的、无足轻重的，公共收支规模较小、活动范围狭窄（注：公共财政的形成是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夺取公共收支的最后控制权是其形成的根本标志。1787年英国国会通过“统一基金法案”，标志着现代国家预算制度的确立。在美国由于整个世纪政府所需资金有限，加上关税收入充足，不太需要通过支出来制衡收入，其预算和会计法令以及预算署到1921年才确立。也就是说在联邦政府成立（1789年）后的132年中并没有规范的国家预算制度。）。“市场失灵”的范围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的，主要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法律、公共工程与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低于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0年前，联邦政府支出仍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在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的确基本能够靠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行。2.1929年大萧条后的全面干预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制度演进产生的内在矛盾也在日渐累积和深化。到1929年危机和大萧条爆发时，其严重程度已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存，人们发现“一旦抛弃了完全竞争，那个推断自由放任的作用很可能导致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不复存在”（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定义为一种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短期非均衡状态。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市场机制得以重新恢复。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核心在于消费倾向，其政策传导过程表现为财政政策手段收入分配变化社会总需求改变财政政策目标实现。这一阶段“市场失灵”的范围是凯恩斯主义的，除了传统范围的“市场失灵”，更主要是指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对称等。这些缺陷的弥补客观上需要政府介入，在微观领域以效率准则为主导，关注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和政治决策的效率；在宏观领域以公平准则为主导，关注收入再分配和宏观调控问题，通过政策调控稳定经济运行。公共财政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三大职能，即有效配置资源、公平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注：musgrave，r.a.，thetheoryofpublicfinance：astudyinpuliceconomy.newyork：mcgraw-hillbookcompany，1959.）。财政活动的范围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而迅速扩大。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从1960年占gdp的28%迅速上升到1994年的50%（注：imf工作人员：《世界经济 展望：1996年5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美国的政府支出比重虽然一直偏低，但仍然从1929年的10%左右跃升到30%左右。随着对“市场失灵”认识的深化，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确立，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动形成了一体化和相互替代的关系，公共支出广泛进入新的“市场失灵”的领域，传统的支出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从美国联邦支出的变动情况来看，1945-1975年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的比重从89.49%下降到26.03%；而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健康、医疗、收入保障、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付，其中收入保障从1.23%上升到15.09%，社会保障从0.29%上升到19.46%，整个转性支付的比重从1.75%上升到42.21%.可见联邦支出应对“市场失灵”的领域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的还有联邦净利息支出的大幅增长，其比重上升了一倍：财政支出结构的以上变动，尤其是转移性支付在公共总支出中地位的上升，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工具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直接表现，也是政府直接实施其公平社会收入政策的表现。在收入方面，税制结构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美国这一时期以所得税和薪给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取代了早期以关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配合了这一时期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实现政策目标的需要。3.“滞胀”之后的适度调整。凯恩斯之后，新古典综合派的“混合经济”思想居于主流，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促成了二战后20多年的繁荣。但是由于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心理因素的调节解决流通环节的疏导和价值实现问题，而并不解决生产环节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矛盾，只能缓解问题、暂时解决问题或使问题以被扭曲的方式出现，而不能真正消除市场实现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并且政府作用的滥用也带来了“政府失效”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就是一个例证。随着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所暴露的失灵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向新古典主义复归，西方社会出现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后私有化已突破了原先被认为自然垄断的领域，如电力、电信行业等。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有所回落，尤其是在欧洲，美国政府支出的比重也停止了继续攀升的势头，趋于平稳。支出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美国联邦支出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防支出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6.46%；转移性支付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已达到56.73%，但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的支出比重已逐渐趋于稳定，有关社会保障、医疗等福利性支出比重继续上升；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净利息支出的比重已上升到12.46%.财政活动范围的逐步趋于稳定，公共支出的效率、公共产品的私人供应受到重视（注：科斯理论的贡献正是对公共产品一定要由政府提供提出了质疑，推动了公共产品私人供应问题的研究。）（如福利制度从公共生产转向私人生产），资源的公共使用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和调整。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线索表明，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配置资源高效率的一面不断提高，其配置失灵和无效的一面也不断显现。这种失灵由传统的公共性产品的提供扩大到市场运行的机制性、功能性障碍，突出表现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内在矛盾的调和需要政府的介入，调控成为一项重要的职能，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和作用的增强使财政逐渐走向公共经济化。但是这种调和是动态的，市场的高级化本身会消化一部分失灵（注：一些交易费用学派的学者认为，市场失效与市场发展的层次有关。市场失效只是说明了某种最简单的契约形式，在节省交易费用和保证有效的激励方面的失败，并不是广义的市场（包括企业制度等复杂的契约关系）的失败。正像货币和银行制度没有发明出来时，人们发现很多经济活动将不能通过物物交换的低级市场进行，人们可以说那是市场失效。实际上，正是低级市场的失效产生了对高级市场形式和制度创新的需要。（参见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第16-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使市场重新替代政府，同时政府的介入本身也有失灵的一面。二者的关系处于动态中，公共财政的范围也必然处于实践演进中，呈现出从国防、行政管理等守夜人职能到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共产品的生产、收入分配的公平，再到以福利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等特征。可以说西方财政制度的演变史，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公共财政始终以弥补市场失效为职能界定的依据。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Ⅱ：横向展开的比较除了市场经济纵向演进中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在横向展开的线索中，一般市场经济原则下形成的不同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不同的政府—市场关系、不同的财政活动范围，也是个分鲜明的。同样在自由竞争时期，与英法为代表的财政少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反，德国历史学派提出并实施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希望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经济发展，克服其后进性 。其基本观点是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主张实行社会改良主义，宣传国家有机体学说，强调国家活动的生产性，主张扩大财政职能和财政支出。德国历史学派的出现和政府—市场关系模式的形成，显然并不主要是市场经济一般意义的要求，而是其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注：这一思想虽然后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的渊源，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论据，但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财政调控经济的原理并不同于历史学派的背景，而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般要求，二者在出发点和目标上都有差异。）。1929年大危机后，随着政府干预经济的加强，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普遍扩大，但是各国增长的幅度又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29年的10%左右上升到30%左右，最高年份在40%以上；瑞典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早期低于7%，到20世纪末全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3（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市场经济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公共财政的范围和作用也趋于稳定，政府—市场关系的差异性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的制度模式。比如美国政府微调型市场经济模式，法国计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市场经济＋国家调节＋社会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瑞典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政府支出比重的差异性反映了这种模式的多样性。政府支出结构的差异性也有助于描述这种特征。以1995年为例，在公共产品的支出中，美国的比重最高，其中主要反映了其作为超级大国在国防上的庞大开支；merit产品（优值品）支出中，瑞典、法国、德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都比较高，反映出对教育、健康等社会服务的重视，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不高，但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却最高，说明政府对这方面的支出也是十分看重的；转移支付在各国政府支出中几乎都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可以看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的重视。瑞典的转移支付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虽然不是最高的，但占gdp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体现了福利国家的特征，法国、德国的此项支出也很大。经济服务支出主要是指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投资和对农业等的补贴，德国、日本在这方面的支出比重明显高出其他国家很多，体现出政府对这些领域的积极介入，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最低，则与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特征有关。公债利息支出中，美国所占比重较大，反映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持续后果，瑞典所占比重较大则反映了福利开支过大带来的压力。不同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的形成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差异性，表明在市场经济一般性规律之外，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在改变着政府与市场效率的比较，在影响和决定着一国政府的职能和财政配置资源的权限。从上述国家的比较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着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决定了“市场失灵”的范围和政府职能的范围。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会比较突出，政府既要培育市场发展，又要弥补市场不足，组织经济活动。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实施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2）一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战略的制约。先行国在其经济社会充分有序发展后开始进入起飞阶段，在国际竞争中享受先发优势。后起国大都在内部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面对现代经济的压力，必须要通过制定有偏重的发展战略，借助外部先进技术和资金等后发性优势实现经济起飞，而这一点是一般性的市场调节无法做到的。经验证明没有发展战略和国家创新机制的比较优势，只会使落后国家处于竞争的低端。国际竞争环境从外部决定了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并最终决定了政府在发展战略中的特殊作用。日本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资源按市场原则进行配置，政府以强有力的计划和产业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行导向，以达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3）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的制约。财政对资源的配置并不是通过供求调节和价格波动来完成的，而是要通过特定的政治程序来安排，并受到特定的国家利益或政党目标的制约。比如美国分权自治的联邦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政权决定了其政治民主化程度较高，权力制衡机制较为完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容易受到监督；东亚国家大都具有政治专制与经济自由相结合的二元特征，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较强；瑞典模式的核心实际上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历史性妥协”，在混合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4）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非经济因素的初始条件的差异对市场经济模式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影响不容忽视。比如美国坚持传统的个人奋斗的信条，德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观念受到康德国家的生产性功能、黑格尔国家“非物质资本”论等思想的深刻影响，东亚国家政府作用的发挥则受到儒家伦理精神所塑造的集体主义、忠诚奉献等思想影响。日本市场经济制度 模式的形成既受到历史上农业社会和财阀的影响，又受到二战后特定统制时期的影响。四、转轨经济中的财政公共化Ⅰ：csb、cis国家的考察（注：csb：中、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地区、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cis：独联体国家，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乔治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有时还用到ceb：中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现代市场经济总体上具有国家干预的特征。在正常演进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基本上同“市场失灵”的范围相适应，政府—市场的边界有一个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转轨经济中，由于市场是通过体制转换来建立，没有自然形成的过程，人们的观念、市场制度的建设、经济发展水平、转轨中的体制关系等因素，使情况又更为复杂一些。既然以现代市场经济作为转轨的一般目标模式，向市场机制的过渡就并不意味着政府从经济活动中完全退出，而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即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未来新的市场体制基础条件下，如何使政府职能处于恰当的位置。另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主要推动力量的政府，还对市场形成本身起着重要作用。1989年以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和东欧各国先后制定并实施“向市场经济过渡”纲领和计划。在财税体制转轨方面，主要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方案，通过改革使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缩小原有的财政范围和规模。财政职能转变的重点是两个：一是财政作为政府行为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二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由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以间接经济方法为主，通过实行分税制，在中央级预算中建立转移支付项目。但在实际执行中，情况远比预想的差甚至完全相反。“休克疗法”的核心是政府从传统资源配置方式中迅速退出，这一步骤主要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来完成。但政府退出的结果并不是预期中的市场配置效率，而是产出的大幅下降，企业经营状况的持续恶化。在国家收入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各国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出现了大幅下滑的趋势。一方面政府的迅速退出导致财政汲取能力的大幅下降。在转轨国家中，企业曾经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改革初期大量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国家对于这些企业失去控制就意味着对失去了对财政的控制，cis国家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38%下降到1998年31%，csb国家则从44%下降到了39%（注：worldbank，adeeadeoffiscaltransition，workingpaper（15031）。）。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比重的迅速下降意味着政府基本放弃了对经济的调控。cis国家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56%下降到2000年的33%；ceb国家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48%下降到2000年的42%.在这种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国家最大限度地离开市场经济的结果是经济的大幅衰退和持续的通货膨胀。以俄罗斯为例，1992年1月关于价格自由化的总统令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效，标志着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基本方向的经济转轨开始（注：其中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1）从1992年1月2日起，一次性大范围放开价格，90%的零售商品和85%的工业品批发价烙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2）实行严厉的双紧政策，即紧缩财政与货币，企图迅速达到无赤字预算、降低通胀率和稳定经济的目的。（3）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允许所有在俄境内注册的经济单位可以参与对外经济活动，放开进出口贸易。（4）卢布在俄国内可以自由兑换，由原来的多种汇率过渡到双重汇率制（在经常项目下实行统一浮动汇率制，在资本项目下实行个别固定汇率制），逐步过渡到统一汇率制。（5）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在随后的一年内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规模从资源配置中退出。配合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完全放弃，财政范围不断缩小，财政支出大大削减。政府过快退出带来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转轨过程中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形成对峙局面，导致稳定经济与稳定财政的措施相互矛盾。如果采取稳定经济、遏制生产下降的措施，则必须运用政府手段扩大投资；如果着眼于解决财政危机、压缩预算赤字，则要求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减少国家投资。二者的不相容性使稳定经济和稳定财政这两个目标不可能兼得。在这种矛盾下，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优先稳定财政货币的紧缩政策，但在短缺和衰退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国内经济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同时，紧缩财政政策还造成企业税收负担过重，税额竟占企业利润的70%，而政府为追求无赤字预算又竭力压缩国家集中生产性投资，结果整个经济缺乏投资主体和投资热情。由于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在转轨初 期的迅速退出，政府支出从1992年占gdp的51.9%下降到1993年的39.9%，导致1992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减少45%，gdp增长率为-19.0%，通货膨胀率高达1353.0%，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和周转条件被全面破坏。经济运行从此进入漫长的恢复中，到2000年俄罗斯的gdp总量仍然只相当于1990年的64%（注：worldbankcountryofficedata：maddision（1982）。）。二是形成了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使转轨失去了应有的驾驭。“休克疗法”的失败除了目标设计上的脱离实际，其实施的路径一开始就排斥和否定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否定政府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一味地追求理想市场条件下的理想结果，即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结果导致了新旧制度衔接上的制度真空，引发资源的非法配置，财政无法实施有效的干预。与此同时，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和保护本国经济方面软弱无力，经济衰退引发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这种转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动荡和贫困一直延续了多年之后。才引起各方的反思。“华盛顿共识”因拒绝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轨中的积极作用而受到广泛批评（注：stiglitz：moreinstrumentsandbroadergoais：movingtowardtheposterannuallecture（helsinki，finland）。）。1999年底普京总统提出“俄罗斯思想”，重新强调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作用，即通过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与加强中央权力，保证俄罗斯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注：普京指出：1.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这是指让俄罗斯国事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合理的社全发展目标和规模、为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的机制。2.在经济转轨的方法上，今后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切忌19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强调俄罗斯必须寻觅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3.重视社会政策。对俄罗斯来说，任何会造成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改革与措施基本上已无立足之地。（［俄］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原载《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9年俄罗斯经济出现复苏，1999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工业生产增长8.1%，基层企业的财政状况良好，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外贸顺差约为400亿美元；2000年在全球经济出现颓势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反倒爆出亮点，经济增长率达到9.0%，工业产值增长率约为9.5%，一些部门特别是轻工业部门增长更快，达到150-200%，投资比上一年增长了近20%，外汇储备达到300亿美元，全年的国际收支差额达到10年来最高值约6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21%以内。2001、2002年gdp分别保持了5.0%和4.3%的增长速度（注：imf，worldeconomicoutlook2003：growthandinstitution；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2000年12月21日电。）。五、转轨经济中的财政公共化Ⅱ：中国样本的分析从实践来看，我国将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作为新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不断增强、国民经济不断发展、财政改革不断深化而逐步认识和明确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和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在这期间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的目标模式，但我们已经在财政“公共化”实践中进行了很多探索与突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的配置服从于国家计划，市场的作用受到排斥和禁止。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决定了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传统的财政理论将财政职能定位于生产建设型，财政代替企业成为社会投资主体，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构成要素。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的80%以上由财政拨款安排，财政基本建设拨款在整个财政支出中占30-40%，居于首位。这一阶段财政运行机制的基本特征是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低工资为基础，企业利润上缴为主要形式的特殊财政收入机制（注：在1957-1977年的20多年里，通过农副产品低价这一形式，逐民承担了总额约6000亿元的“低价暗税”；1956年以后城镇职工经常性的工资升级被中止，在以后的20多年里基本没有变动；企业留利率也一直很低，1978年只有3.7%.），大而宽的财政支出机制（注：财政职能延伸到社会各类财务职能中，包揽生产、投资乃至职工消费，覆盖了包括政府、企业、家庭在内的几乎所有部门的职能。），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机制。经济运行的好坏直接取决于财政投入产出的效果，财政安排生产、安排消费—积累比例、安排基建的效果。经济运行的矛盾直接反映为财政收支的矛盾。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财政的首要任务是直接发展经济。我国财政公共化的改革是与市场化进程相衔接的，在渐进的过程中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财政通过逐步退出传统的资源配置领域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以存量缩小的方式体现自身职能向公共化内涵的转变。从改革开始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之前，是我国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一个比较长的量变积累期， 时间跨度大致从1978年到1992年。这期间从转轨而言是要在打破旧体制约束的同时引入新体制的活力，并使新旧体制配置资源的能力和范围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使新的体制逐渐酝酿、形成；就发展而言是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世纪末基本达到小康，完成经济发展的前两步。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同时包含了改革与发展两个主题，财政活动范围的界定十分复杂。一方面财政作为计划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枢纽必须被打破，以便让体制外的资源能够寻求自发组合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讲的财政放权让利的过程。放的是资源配置权，让的是配置资源的范围，从而在计划体制的边界上才有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企业和个人收入分配比重的提高、银行经营业务的扩大、物资流通的放松等等，而这一切正是形成以利益为导向、以供求为平衡、以资本社会动员和形成为核心的市场化机制的雏形。另一方面，在配置方式的转型过程中，财政必须继续承担确保社会经济基本稳定的任务，这其中包括保持财政－国有企业的纽带关系（税收）以确保基本的平衡能力、支撑能力；保持对经济建设的较大投入以确保对经济总量的基本维持能力；保持对利益受损者的补贴以确保转轨的平滑度。这时的财政既要主动推进改革，又实际承担着改革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收支矛盾加大，平衡能力下降。财政对经济的干预方式是多重的，既有直接作为生产主体、投资主体的部分，也有让出一部分资源让市场因素、市场主体经营的部分。财政的角色是多重的，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也比较混乱、复杂。由于市场机制尚在形成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界定还不清晰，市场缺陷和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不突出，财政的职能也缺乏清晰界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这一阶段总体上是一个传统资源配置方式逐渐被削弱、瓦解的过程，这种被削弱、被瓦解既表现为财政在经济增长中地位和比重的下降，也表现为财政体制内部分权化过程中，中央财政地位和比重的下降。其实质是财政对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下降和中央财政对整个财政资源配置能力的下降。由于与这种下降对应的市场化配置资源和分权化配置资源的上升，因此在本质上是一个机制转换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严格地讲，财政在这一阶段属于被改革的对象，其体制变动既来自于改革的压力，也来自于对维持基本平衡能力的底线的死守，因此还没有找到适应新体制要求的体制框架。但是这种渐进退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效果是积极的，既推动了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又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与俄罗斯相比，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也呈下降趋势，但这种趋势是平滑的、渐进的，体现着政府传统职能的渐进退出和市场机制的渐进生成。另一个支撑这种渐进退出的证据是在这一阶段长期保持的财政对国有企业、居民等的各种政策性补贴。这些补贴在改革初期的迅速增长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下降形成反向作用，在总量缩减的同时起到了结构性补偿的效果，对于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经营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第二阶段：财政通过自身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框架，逐渐将财政公共化的目标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以增量拓展和存量的结构性调整，继续完成传统职能的退出和对改革进程的驾驭。1992年我国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并判定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后，我们实际上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时期。在此以后的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的效率和失灵都同时暴露出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也在明显地显现出来，人们对市场、对政府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注：我们在政策导向上开始明确提出“我国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必须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经验证明，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有必要的集中和相应的手段”。（参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9月28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468页））。我们在实践中逐渐突破了市场化初期将市场经济等同于无政府、将政府等同于“守夜人”的极端、古典思想的束缚，对财政地位及职能的认识也就更深入了一步。即经济体制转轨、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财政按传统方式配置资源能力的削弱，并不应该等同于财政地位的被削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介入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基本保证。财政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在推进市场化改革、退出传统资源配置领域的同时，如何通过职能转型以适应新体制要求。1994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工商税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第一次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财政收 入占国内生总值两个比重，1994-200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加2.14倍，年均增长17.8%，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体制调整后迅速由1992年前的38.6%左右提高到55%左右，实际运行中一直在52-56%之间。这次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财力结构的调整，是财政在财权上的振兴。“两个比重”的提高主要是通过税制改革扩大税基、分税制改革划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所带动的积极性的提高来实现的。这一改革改变了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1.2%连续15年日益积弱的趋势，增大了财力安排上总体的回旋余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财政体制承载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能力。因此，从实际效果来看，体制对市场化进程的适应与配合是积极的。但是体制在某些方面的过渡性特征也是明显的，突出表现在财政职能的界定和各级财政的关系界定上，并导致财政在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上缺乏明确的界定，财政收支结构和范围还不尽合理；财政在支持其他事业发展方面的职能界定还不清晰。这些过渡性特征仍然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体制性的约束。在随后的近10年中，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又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比如“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注：参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强调“衡量财税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根本标准，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是否有利于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注：参见：《关于财政税收工作问题》（2000年1月19日），《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在努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满足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公共需要，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公共需要……”（注：参见李岚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2000年11月20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新时期市场—政府的关系作了新的界定，明确提出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的同时，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要“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要在完善财税体制的基础上，“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注：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第21-23页。）。伴随这一过程，我国在税制方面的改革（如所得税分享、税费改革）、支出结构的调整（增加对社会保障、教育、科学等的支出）也在渐进推进中。总体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为了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新旧制度的有效衔接，政府在改革出台的时机、步骤的把握、利弊的权衡、变迁进程的调整等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财政也为推动制度变迁掌握着资源配置权限与范围的进退尺度，在市场培育和市场弥补两方面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以及财政政策的效果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的肯定。根据1996年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每年组织和公布国际竞争力评价，转型国家国际竞争力比较要素及排名中，中国以26名的高分排列在所有转轨国家的第一位。在对政府作用进行评价时，中国在6个大的方面、30多个指标综合排名转轨国家第一位。六、小结关于如何认识公共财政的范围，本文有如下基本看法：（1）财政活动的范围是围绕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展开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问题转化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的私人特征和效率原则决定了财政的公共特征和公平原则。二者构成了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和两种价值取向。因此研究公共财政的隐含前提是市场经济背景，首要内容是这一背景下动态的政府—市场关系，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定了政府职能的边界，并最终决定了公共财政的范围。（2）在这样的认识下，公共财政的研究既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框架。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只是囿于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其公共财政的进展程度以及与其配套的职能、体制、管理系统会有很大的不同。（3）并且财政在作为一个经济范畴的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范畴，既要强国富民，又要治国安邦。财政通过收支活动进行的资源配置，从方式上讲不是以价格波动 和市场出清来进行，而是通过政治程序来完成；从目标上讲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长和效率最大化，还有特定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因此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使公共财政的内容和形式更为复杂。再加上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同一个公共财政命题下，实践框架呈现出多样性和特殊性。（4）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关于政府职能强化、财政活动范围扩张的案例至少有两种类型：一是市场过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条件下，政府干预以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市场机制运行的内在矛盾深化，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替代和矫正。（5）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公共财政建设有着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的历程。西方的公共财政是在市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在政府财政活动中自然形成的；转轨国家的公共财政则要在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在政府职能转换中、在传统计划型国家财政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主动安排和作用来形成。不论转轨路径如何选择，财政公共化的内涵事实上都包括两个步骤：一是以财政传统职能的退出推进市场化的形成，二是以逐渐生成的市场机制界定和规范财政活动的范围。因此财政公共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契合情况直接决定着转轨的绩效。关于“市场失灵”和公共财政的关系，从已有的实践来看下列方面都曾经是必须考虑的因素：（1）市场自身固有并随其发展而发展的缺陷。包括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垄断使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市场交易量低于均衡交易量，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市场出现障碍；市场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行为外在性问题，无法协调的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宏观经济均衡问题。（2）市场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缺陷。主要是指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成长阶段的限制，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还残缺不全，各种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缺乏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不灵敏、不准确，不能及时正确地反映产品、劳务和资源的真实成本，从而导致市场本身应具有的资源配置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对于这种性质的缺陷总体上要通过市场本身的发展来消除，但在转轨过程中政府一定程度的弥补和替代、政府以积极措施促进市场发育（如明晰产权、加强法制建设等），是必须兼顾好的两个动态方面。（3）政府应该退出尚未退出导致的市场缺陷。主要是指政府干预过多或不适当干预所造成的市场扭曲，这是转轨经济中特有的现象。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从传统职能的退出、财政从传统资源配置领域的退出，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政府退出与市场进入的过渡状态，传统的“政府缺陷”仍然发生作用，配置的冲突和扭曲会普遍存在，如诸候经济、行政性垄断、双轨制、按隶属关系划分的财政体制等。这些缺陷的消除将取决于改革进程。（4）转轨过程中由于改革战略的失误、试错、纠错而产生的市场失灵。如激进改革战略失误所造成的经济衰退、资源配置低效、非法、经济社会政治动荡等，这种失灵的代价巨大，并且必然伴随一个重新强化政府和培育市场的过程。另一类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认知能力不足而在“边学边干”中试错的成本，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影响。（5）在转轨本身的发生、发展上的失灵。市场不可能在计划体制下自发产生，不可能自发地设定转轨的路径，也不可能自发地推动转轨向前演进。政府必须始终对体制转轨秩序进行控制和调节。政府是新制度的供给者，通过逐步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来组织市场，完成制度变迁，软弱的政府不可能完成推进市场化进程的任务。（6）制度属性对市场的约束。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指导下进行，必须考虑特殊的政治制度。引导非公有制主体在追逐利润目标的同时兼顾社会福利目标，消除经济运行的盲目无政府状态和保证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要通过利益机制和制度约束来实现（注：例如邓小平对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性界定是，“我们的改革，竖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包括对冲突的控制（体制冲突、利益冲突）、对发展战略的控制、对经济的保护、对变革路径的选择、对受损者的补贴、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总体上是在资源配置方式的替代过程中对制度设计、步骤、目标，对由此对经济运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影响加以控制和管理。转轨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财政活动的范围覆盖了上述所有的六个方面。评价政府行为和财政活动的标准并不是对某些西方规则的符合，而应以经济运行的效率根本（注：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将经济转型的长期目标界定为，“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到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显然对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有严格限定的。），至少狭隘地理解公共财政是难以满足实践要求的。 财政研究论文:地方财政研究论文 关键词：财产税地方财政税收归宿 一、引言 按照受益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可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覆盖整个国家，每个区域的居民都能同等消费，因而代表区域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不会自愿提供，只能由代表整个国家居民利益的中央政府提供。相反，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受益仅局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因而其他区域的地方政府不会提供，只能由代表该地区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因而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的划分也应当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相对应。为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中央政府；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而选择在区域范围内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地方政府。 作为地方支出项目的资金来源，财产税在世界各国地方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①。然而，目前各国学者对财产税是否属于受益税的争论尚未停止，一些学者也在试图寻找能够替代财产税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其他税种（Oates，2001）。财产税税负最终由谁负担？用于何处？能否采用其他收入予以替代？通过研究财产税归宿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有利于明确财产税的经济效应和在地方财政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合理制定财产税政策，改善地方财政状况。 从研究方法上看，税收归宿可以分为绝对税收归宿、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绝对税收归宿考察当其他税和政府支出不变时某种税收的经济影响，是最基本的税收归宿分析方法。平衡预算归宿考察的是税收与政府支出计划相结合所产生的分配效果。也就是既分析税收的归宿，又考虑通过税收取得的政府支出的用途。差别税收归宿考察的是政府预算保持不变时，以一种税替代另一种税的归宿差异。本文从的财产税绝对税收归宿入手，对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二、绝对税收归宿：谁负担了财产税 传统观点在分析中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并将财产税划分为对土地课税和对建筑物课税两部分，认为财产税是对土地和建筑物课征的一种货物税，税收归宿取决于相关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对于土地而言，只要数量无法改变，其供给就是完全无弹性的，因而全部税负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如果土地的供给不是固定的（例如城市土地供给可以扩展至毗邻农用土地的市郊地区；同样，通过填埋改造也可以增加土地的数量），那么税负则由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分担，比例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弹性。对于建筑物而言，由于建筑业在长期内可以按市场价格取得所需资本，因而建筑物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水平的。如果资本无法在建筑部门取得预期收益，就将转移至其他部门。因此，对建筑物征收的财产税能够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对于财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传统观点指出，对土地部分课征的财产税，取决于来自于土地所有权的收入是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同样，对建筑物课税的累进性取决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住房部分的收入是提高还是下降②。 与传统观点相反，Miesezkowski（1972）采用Harberger的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两个生产部门、全国范围内固定的资本存量以及一定的政府服务水平）分析地方财产税的归宿。后来人们将Miesezkowski，Zodrow，Wilson等人的观点合称“新观点”。Miesezkowski指出，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没有考虑整个经济中所有地区广泛征收财产税时的一般均衡效应。他在模型中假设全国的资本供给完全无弹性，因此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承担全国范围内的财产税。 Miesezkowskiki将这一效应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由于资本所得在富有阶层收入中所占比重更大，因而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具有较高的累进性。该结论与上述传统观点截然相反。此外，在税收相对较高的地区，财产税使资本从该地区流出，降低了该地区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要素回报率。资本流入税收相对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工资和土地价格提高而住房和商品价格下降。Miesezkowski将其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货物税效应，并指出，货物税效应扭曲了经济中的资本配置，使资本从高税收地区转移至低税收地区，直至所有地区资本的税后收益相等。 可见，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与采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假设前提与结论的差异是显著的。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源于对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传统观点想要解释的是某一特定地区的财产税归宿，而一般均衡方法着重考察一个国家整体的财产税归宿。当考察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时，结论产生某些差异就不足为奇了。况且，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当某一地区的财产税相对于全国的平均税率而言较高时，该地区的消费者就将以更高的商品购买价格承担这种货物税效应。这时，财产税归宿的传统观点就可以视为一般均衡观点的一种特例。实际上，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地方政府在讨论征收财产税所产生的效应时，似乎并不关心其他地区的资本收益和房屋的消费者，它们只考虑本地区居民所负担的税收以及对本地区经济所造成的扭曲。地区税收负担的增加，主要是通过货物税效应产生影响，利润税效应作用很小，因而总体效应是累退的。其他地区的利润税效应将被货物税效应的收益所抵消，从而将所有税收负担留给课税地区。课税地区的税收归宿不仅是累退的，而且该地区承受所有的税收负担。从整个国家的财产税体系上看，财产税的税收负担则包含累进性因素，但地方居民则视财产税为累退的。由于财产税主要是作为一种地方税发挥作用，因此后一角度显得更为重要，即货物税效应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三、平衡预算归宿：受益观点与新观点之争 由于财产税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分析财产税归宿时，考虑财产税的用途显然是必要的。对于财产税的平衡预算归宿问题，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被称为“受益”观点。该观点基于Tiebout（1956）的分析框架，假设消费者具有“用脚投票”的完全流动性，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这使得各地区的公共服务相对于个人需求而言具有同质性，因此在该框架下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总能保持在有效的水平上。受益观点最先由Hamilton（1975）提出，他将财产税作为地方最重要的筹资手段纳入Tiebout模型，并从四个方面对模型加以扩展：假设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是满足私人需求的产品，因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是固定的，地区规模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无关；通过居住用财产税为地区服务筹资；房屋市场模式明确，有足够的地区可以满足住房和公共服务需求，换言之，与理想的税收及支出对应的住房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地区法规，能够确定地区内住房的最低价格。在上述情况下，个人不会因财产税的征收或提高调整其房屋消费，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正如在最初的Tiebout模型中，配置到公共部门的资源是有效的，因为财产税作为一次性总付税，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此外，用于住房的资本配置是有效的，各家庭间不产生收入的分配效应。换言之，具有严格地区法规、能够保证同质住房以及财产税的完全资本化在房屋价格上体现出差异的居住用财产课税体系，相当于不具有扭曲效应的使用费。Fischel和White将这一方法扩展至对工业资本征收的财产税，假定企业在地区间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同样，在适当的地区法规下，工业财产税相当于为政府公共服务支付的费用（GeorgeR.Zodrow，2001）。 另一种观点即“新观点”。以Miesezkowski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Zodrow-Miesezkowski（1986）在考虑财产税用途的前提下，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假设政府在模型中按照Coumot-Nash方式竞争（认为其他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资本收益不变），因此地方税收和公共支出是内生的；模型考虑地方公共服务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个人效用函数包括地方服务，允许个人对地方服务具有不同的需求；按照Tiebout和受益观点所强调的个人对地方公共服务需求不同，允许个人在地区间流动，每个地区中的个体在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是同质的；模型包括一种简单的土地使用范围形式。分析的结果表明，引入Tiebout特征后，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并未改变。只要资本随着地区间财产税的差异而在地区间流动，且资本供给在全国范围内固定，财产税归宿中就将包含利润税和货物税两方面的内容。 这说明，尽管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前提和结论存在差异，但在二者的分析中，某一地区的地方支出都与财产税负担紧密相连。实际上，由于地方土地所有者（尤其是房屋所有者）居住在课税地区，消费者价格的提高局限于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因此新观点中明显具有受益观点的特征；换言之，通过提高地方财产税筹集地方政府支出而增加的负担完全由地方居民负担。 新观点的受益特征与实际的受益观点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得到结论的过程与后者不同：按照新观点，地方要素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产生于因课税而导致的资本流出。对于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争论，一直以来从未停止。笔者认为，既然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那么在考虑地方财政支出时将其视为一种受益税显然更符合财政联邦制的概念——各级次的政府在其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并自行为之付费③。然而，这种受益税是相对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地区间或各政府级次间受益税，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间受益税。在绝对的受益税情况下，税收实际上成为一种使用者收费，即公共服务的价格，因而不产生超额负担，对资本市场没有扭曲效应，研究其归宿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财产税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受益税——从全国范围上看是累进的，从地区角度看则是累退的。 四、差别预算归宿：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 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是地区受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有必要掌握自身的收入来源。作为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产税一直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有重要比重。然而，在实践中，财产税的估价容易导致征纳双方的争执矛盾，按季或年度征收且由纳税人直接缴纳又经常使纳税人感到税收负担格外沉重，因此地方居民往往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减轻财产税负担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对地方政府而言，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主要包括销售税（或增值税）、所得税、使用者收费，以及来自更高级次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上述收入中，使用者收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颇受欢迎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被广泛地用于为卫生服务、开发许可、公用事业、文化景点等筹集资金。但是，作为一种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筹资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局限于具有排他性的服务。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有义务提供的很多产品和服务（如贫困救济、基础教育、治安等）而言，使用者收费是不合适的。 除使用者收费外，销售税（或增值税）和所得税也是地方政府考虑的主要对象。与地方财产税相比，地方所得税和销售税确实具有一些优点。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中央政府或州、省级政府）通常也征收这两种税，因此，由更高级次的政府代为征收和管理，能够节省遵从和管理成本。此外，这两种税收的弹性都要好于财产税，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自行申报。相比之下，财产税的税基需由税务管理部门进行估测，所费时间较长，而且通常被纳税人认为是武断和不合理的，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将销售税和所得税作为地方收入主要来源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同时征收销售税和所得税，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边际税率将会非常高。另一方面，销售税和所得税的税基要比财产税税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个人完全可以通过在邻近的地区购物或工作，以避免缴纳地方销售税和所得税。 更高级次政府的补贴是地方政府的又一收入来源。事实上，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中都包含着自身收入和上级补助，但二者所占比重各地差异较大。一种极端的形式是Tiebout-Hamilton-Fischel模式，地方政府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家庭选择适当的居住地区，以享有其希望得到的公共产品。在该模式中，地方财政具有市场化的特征：家庭在选择居住地区时“用脚投票”，有效地“购买”希望得到的公共服务，税收如同市场决定的价格一样发挥作用。另一种极端形式则在地方财政体系中强调地方服务的平等性，地方政府应发挥基本的再分配作用。在该模式中，地方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转移支付，中央政府通过征收全国性的税收在筹集收入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央分配大量的补助给地方政府，用于地方公共支出。支持后一种模式的人认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收入的财政体系更有效率，也更为公平。因为更高级次的政府可以更为有效地使用累进税，这一方面提高了税制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无法通过在各地区间迁徙而避税，减少了扭曲性地区决策引起的超额负担。此外，在集权财政体制下，可以采用平均的方式将资金分配给地方政府，从而使各地区间的财政机会更为平等。尽管这些观点指出了更高级次政府补贴的优越性，但笔者认为，该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税收与政府支出决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地方政府想要作出正确的财政决策，就必须权衡公共支出的成本与收益——理想的结果是将支出调整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如果资金来源于其他地方，这一联系就被割断：公共支出项目的边际收益不再等于其边际成本。有关地方公共服务范围和水平的决策很可能变成地方与更高级次政府间关于地方公共项目补贴规模和形式的谈判结果。因此，决定在边际上扩大还是缩小地方公共项目时，地方税收必须发挥主要作用，以使这些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在复杂的决策中成为主要的决定力量。 五、中国财产税改革：税收归宿理论的引申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渐进性的改革，并于1994年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后，中央政府收入由之前的20％左右提高至50％以上，并且至今一直保持着这一水平（国家统计局，2004）。然而，在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大大降低的同时，其支出任务并未相应减少，70％的公共支出仍由地方政府负担，其中超过55％的部分落在县、乡政府肩上（WorldBank，2002）。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集权化和原有地方支出责任的保留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为了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在众多可选择的渠道中，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预算外收入和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非预算收入不在中央政府的预算控制范围之内，成为地方政府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两种最为常用方法⑤。世界银行（2002）估计中国目前的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占GDP的20％，其中2/3由地方政府支配。Wong（1998）估计1994年中国的预算外资金高达2100亿元，占GDP的4.7％。Gang（1998）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乡镇政府的大部分公共支出是通过非预算资金筹集的。例如，广东省某镇1993—1994年90％的基础教育支出成本通过非预算资金弥补；浙江省温州地区某镇94％的道路建筑资金和50％的政府行政支出来源于非预算资金。按照他的估计，中国南方城市的政府收入中，1/3来源于预算收入，其余部分由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弥补。 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的使用反映了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进步和改良，因为二者体现了地方纳税人对地方公共产品的偏好与满足这些偏好的资金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使财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尽管具有上述优点，但二者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首先，由于各地方政府征集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能力不同，因而地区间差距进一步扩大。实践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比不发达地区更容易从地方经济中取得资金，结果是不发达地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由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征集会减少中央财政的收入规模，因而中央政府采用转移支付以减轻地区差异的能力同样降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状况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其次，由于非预算资金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不受中央政府监督，因而地方政府往往以降低其税收负担为条件要求企业为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入资金。换言之，相对于预算资金而言，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可以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或非预算资金。这无疑将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利于达到稳定经济的政策目标。最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取得大部分是无规则的。这种不透明的制度安排也为地方官员的腐败敞开方便之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范地方财政体制，减少通过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筹资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加快财产税的改革将是解决该问题的一剂良药。该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的税制改革已经到了必须处理省级以下财政关系的阶段。虽然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但并未明确省级以下财政关系。实际上，与中央——省级政府收入——支出不配比一样，省级以下政府也存在这一问题。尽管大多数公共支出发生在县乡级次上，但收入分配却并未与支出模式相符。因此各级地方政府间也应建立规范的财政关系。财产税属地方税，如果下一步的改革集中于地方财政体制，那么财产税必然成为主要的改革对象。第二，加快财产税改革也符合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愿望。实践表明，每当中央政府试图抓紧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省级以下政府通常都采用非正式的预算安排予以应对。可以说，忽略省级以下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式必然无法削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使用。因而，在未来的改革中，中央政府必须对地方财政予以重视。财产税的改革不仅不会使中央利益受损，还将有利于帮助其实现建立以税收为基础的财政体系和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目标。允许地方政府拥有财产税的管理权将有助于激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向正式的预算体系转化，从而更加便于中央政府监控。第三，推进财产税的改革还将有助于防止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财产税不仅征收了地理位置租金，而且要求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受益者支付成本。用财产税替代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无疑有助于消除非正式预算筹资方法所导致的负面激励效应，实现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财政研究论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财政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既不违背WTO农业规则，促进本国农业的发展，又能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合理组织农产品生产，扩大农产品出口，增强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农产品生产与贸易发展战略的出发点。本文根据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与资源耗费情况，以及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提出提升中国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措施。 关键词：农产品竞争力国际贸易财政支持政策 世界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世界农业发展专业化生产并实现国际分工。农业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世界农业多边管理框架基本形成，农业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农业技术合作日益增强，农业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农产品国际贸易日益扩大，其主要特征是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市场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由于生产销售国际化的发展，任何农产品都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断取长补短，趋于融合。 中国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对农业投入明显不足的同时，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又较落后，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根据比较优势原理，采取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比较优势反映了一国资源禀赋与贸易结构关系，反映出国家之间由于一国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导致的产业以及对外贸易结构模式的差异。决定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较多，其中以国内生产成本、边境价格、汇率最为显著。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生产成本由于国内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最小化，边境价格由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汇率将更为真实地反映本币的换汇成本。根据Pearson提出的国内资源成本理论（DomesticResourceCosts，简称DRC），测算出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如下： 粮食产品中，大米具有比较优势，小麦和玉米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1-DRC）来看，小麦在1993年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度降为-0.20。2001年小麦比较优势度为-0.11。玉米从1996年起缺乏国际竞争力，2001年为-0.07。只有大米仍具有比较优势，2001年为0.35。 油菜籽、大豆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两种评价方法看，大豆在1990年-1994年均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5年开始，大豆的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均持续下降，1995年比较优势度为-0.03，社会净收益为-0.04元/公斤；2001年比较优势度为-0.04，社会净收益为-0.09元/公斤，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油菜籽在1990年-1995年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6年起油菜籽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下降很明显；社会净收益2001年为每公斤-0.06元，资源配置效率明显下降。 棉花比较优势下降很快，已缺乏竞争力。1996年起棉花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度1996年为-0.05，2001年降为-0.46；社会净收益1996年为-0.51，2001年为-0.37。 生猪具有稳定的比较优势。生猪是中国少有的一直保持比较优势的农产品。1990以来生猪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37-0.59之间，最好优势度在1993年为0.61，2001年为0.42。从社会净收益来看，生猪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1993年-1995年维持在高收益水平上，社会净收益分别为每公斤1.17元、2.44元和1.83元，即使在农产品收益普遍下调的1999年，生猪的社会净收益也有1.30元，2001年达到1.6元。 苹果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从比较优势度和社会净收益看，苹果的比较优势很显著。苹果在1990年-2001年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74以上。苹果的社会净收益NSP也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收益水平，1990年-2001年期间有8年超过每公斤2元的收益水平。苹果是目前中国较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分地区来看，农产品比较优势表现为： 华北、东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小麦生产具有比较优势。最具比较优势的是黑龙江省，其次为山东省，其后比较优势度依次为河北、天津、河南、安徽，说明这些地区更适宜发展小麦生产。而西北、西南地区的小麦生产则明显处于比较劣势，这些地区小麦生产不具有竞争力，不适合发展小麦生产。 稻谷生产总体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稻谷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产量一直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种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22%-30%。稻谷生产主要集中于华南双季稻作区、华中双季稻作区、西南高原单双季稻作区、华北单季稻作区、东北早熟单季稻作区和西北干燥区单季稻作区等6个大区。大米生产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地区是整个东北地区及华南和西北部分地区，而华北地区大米生产不具有比较优势。 玉米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仅次于稻谷和小麦，其生产主要分布在东北春播玉米区、黄淮海平原夏播玉米区、西南山地玉米区、南方丘陵玉米区、西北灌溉玉米区、青藏高原玉米区等6个主产区。东北地区玉米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大豆生产主产区有比较优势。大豆原产地在中国，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和优质蛋白来源，全国各地均有大豆生产，但以东北和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为主。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豆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黄淮地区大豆生产除河南、陕西和山东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外，其他省区均缺乏比较优势；福建和云南则缺乏比较优势。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需顺应农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国内外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着力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实现农业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据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传统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主要围绕农产品数量增加为主要内容，投入重点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上，对改善农产品质、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投入不够，投入力度也不足。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中国政府需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并按照WTO农业协议，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逐渐压缩竞争性项目的投入，扩大公益性、服务性项目的投入。 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世界农业发展经验证明，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规模对农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作用。农业是高度依赖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维系农业的稳定发展，首要条件是农业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农业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价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收制度的完善等。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力度仍显不够。在财政经济明显转好的情况下，每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量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4%左右水平，这一比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很低的；财政对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投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7%-8%之间，如果扣除具有广泛外部性的水利基础设施等投入，则这一比例更低，仅4％-5％之间，这种投入力度对于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是不够的。WTO农业协议及中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不仅未限制政府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而且还为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不仅可以争取没有上限的“绿箱”政策，而且可以在农业生产总值的8.5%或某一个产品产值的8.5%以内对农业或某一特定农产品进行“黄箱”政策范围内的支持。因此，国家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不断增加的同时，需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在未来5年内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需达到5%以上，10年内需达到10%的水平（含“绿箱”投入）；财政对农业投入额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应逐年有所提高，近5年需达到10％以上的规模，10年内需达到15％以上的规模。 优化财政对农业投入结构，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 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结构集中反映出财政资金在农业支出中的分配构成，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投入重点和投入方向，是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的组成部分。不断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是财政投入政策追求农业投入效率的主要路径。 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未来几年内，财政需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改善重点流域的水利设施。注重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投入，支持农田水利设施的配套建设和维修保护，重点支持节水灌溉设施建设，支持小流域治理和雨水集蓄利用，以及土地的整治，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注重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投入。中国目前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较多，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具有典型外溢性特征，属于公共财政职能范围。在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中，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不足。1950年-1962年13年间，以及1968年-1970年3年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基本上没有投入，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列入到财政预算中。1950年-200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支出为85.08亿元，仅占这期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0.78％，剔除未列入当年预算的年份16年，财政对农业科技年均投入仅2.43亿元，这一比例比世界上最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还要低。《农业法》规定国家对农业科技投资增长率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但实际上，从《农业法》颁布实施至今，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一直维持在每年10亿元以下，1997年以前还只在5.5亿元以下，1985年-1995年每年仅2-3亿元，根本就没有增加，有些年份还有所减少；1998年开始才有所增加，但也只有9.14亿元，1999年还有所减少，为9.13亿元，2000年有所增加，为9.78亿元。按照《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增长每年应高于当年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由于基数很低，即使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增长幅度高出经常性财政收入较多，其总额也很少。因此，根据中国现有农业科技水平、农业发展状况及财政经济实力，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首先应在总额上有大幅度增加，基数至少不低于30亿元。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和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增长幅度确定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就财政农业投入结构而言，目前需将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由现在占财政农业投入总额的0.8％左右提高到2％以上，适当减少对具有竞争性项目，如农业综合开发方面的一些生产性投入。 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和世贸组织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原则，逐步扩大对农业事业性投入的比重，压缩对农业生产性投入的比重，注重对农产品质量标准与农业病虫疫情防治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投入。 注重财政资金的投入重点，加大对一些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区域的投入 稻谷、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生产在东北具有比较优势；水果、蔬菜、生猪的生产在华中、华北、华南均具有优势，国家财政宜选择在这些地区建立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集中财政资金进行投入。2001年由农业部在东北组织实施的“大豆振兴工程计划”已取得明显的成效，值得推广。 用好WTO农业规则，优化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 财政对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最主要手段。中国现有的农业国内支持（AMS）水平很低，1996年-2001年间的国内支持水平还是负值，平均为-79.36亿元。这种支持水平固然说明了中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以及加入WTO以后不需要承诺减让农业国内支持，但是，如此低水平的农业国内支持，无论与国外相比，还是出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考虑，明显不利于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因此，政府除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外，还需不断优化财政补贴政策，建立和完善政府的农业补贴机制。在补贴对象和补贴重点的选择上，目前除重点补贴粮食生产者外，还需注重对农业保险业的补贴，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 财政研究论文:科学发展观中性财政研究论文 财政部长金人庆同志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上提出，中国财政政策将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转向中性，这一与时俱进的财政政策调整思路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在财政领域的充分发挥和集中体现。 一、财政平衡观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经过对财政平衡问题长期不懈的研究，我总结出“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的基本命题，即财政收支是绝对的不平衡与相对平衡的对立统一体。因此，财政可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相机抉择”的办法，担负起以自身收支的短期不平衡实现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进而积极达成在更高收入水平上动态、长期、稳固的财政平衡的实现，为下一轮“逆风向而动”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而要实现这一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就在于把握好财政失衡导致政策不可持续性所引致的淡出时机的选择问题。 我国自1998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我国主动、自觉根据外疲（世界经济疲软，影响出口）、内缩（通货紧缩，国内需求不足）的严峻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的一次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益、成功尝试，拉动我国经济逐步走出周期性低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以社会供需总量为主要调控的对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只是一定时期内的特殊政策，本身具有的双重不可持续性也决定了其淡出也需相机抉择。首先，以“补平波谷”为己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也必须随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而调整，敏锐地判断时机并积极采取措施化解在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新矛盾。其次是财政赤字规模与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而导致的政策实施上所具有的不可持续性，因为过度扩张财政政策所引发的财政收支失衡矛盾的加剧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如巨大的赤字不但会丧失动员社会资源功能，而且由此而来的政府债务危机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有可能引起经济总量更严重失衡，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等宏观问题，倒逼财政政策此时不得不被动调整。 目前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主动淡出、积极向中性转向的最佳时机。首先，期望以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解决需求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的政策目标已实现：从1998年以来平均拉动我国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促成2003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1%，国民经济出现增长态势，进入了经济增长的上升通道，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功成身退”了。若缺乏对宏观形势判断僵化思维贻误政策调整最佳时机，则可能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形：一方面过度增加的国债基本建设投资作为政府行为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投资的政策效应也必将出现递减，甚至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平衡，另一方面中央国债投资往往需要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国债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也可能造成银行体系的坏帐问题等。其次，积极财政政策持续6年，从判断政府偿债能力的两个实质性指标来看，即国债偿还率和中央债务依存度不断提升并早已超过警戒线，我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面临很大的偿债压力和很高的债务依存度，而且地方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问题如无法妥善解决，最终还得依靠中央财政，所以国债风险恐怕比表面指标所表现的更严重。因此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渐进性的安排，在保证必要的继续工程和重点支持高科技、西部大开发以及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资金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压缩新增国债规模，尽可能地放慢支出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尽可能地通过加强征管增加收入，积极、适时减少财政（税收）政策扩张倾向，而逐步淡出的这么一个动态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实现向总量平衡的中性财政政策逼近的过程。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结构性宏观调控与中性财政政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得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我们党和政府的发展理念，其实质是要求我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即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协调就是要在发展中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只有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有效的调控，才能从制度上、体制上根本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点中性财政政策仍将责无旁贷。 中性原则是一个政策目标，也并非绝对的不偏不倚，正如相对税收中性论，从微观机制与宏观导向相结合角度来诠释社会主义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两者矛盾统一关系。现阶段中性财政政策意味着保持财政收支规模不人为扩张或压缩，保持财政收支的相对平衡，因此对中性财政政策不应该作为绝对理解，而应该以相对中性意义上理解，即宏观总量中性影响与宏观结构调控的对立统一。公共财政论作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运行论，是有值得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市场失灵论：市场失灵既包括了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又包括了外部性、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收入分配不公等，这些正常运行的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可能导致经济、社会结构性失衡，因此财政要以非市场化方式作用于这些领域，这点是与财政本质论的财政调控职能不谋而合的。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我们还担负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任务，这些都要求财政在尊重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前提下，“相机抉择”地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扩张、紧缩和中性的财政政策就是依据对总量调控力度大小而言所作的划分，而无论何种财政政策，只要是健全完善的财政政策也都应内在的包含着“对症下药”的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任务，现阶段我国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就是力求实现向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的目标逼近，以保持社会供需总量基本平衡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同时“有保有压”、“有奖有抑”地调整支出结构，侧重于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调控，以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正是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分配差距有拉大倾向、经济粗放式增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需进一步深化。从投资、消费、出口这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的表现来看，首先是投资增长率偏高，投资结构不合理。就投资产业而言，2004年1至5月，第二产业投资以超出一、三产业数倍的速度增长了47.8％，虽然6月份增速下降为16.2％，但由此得出过热宏观经济已实现了“软着陆”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就投资行业而言，部分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出现投资规模偏大、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而在这些投资过度的行业中，其内部一些有利于提高技术水平、环保节能、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的投资项目却仍显不足，直接导致产业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投资形式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由此带来重要原材料、能源及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加剧了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其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居民消费倾向长期偏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因为积极财政政策而得到根本解决，集中体现在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健康运行的因素。中国平均消费倾向在积极财政政策实行后经历的不升反降现象，不仅是平均收入提高所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素引致的，而且很可能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集中反映。首先，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二元结构导致基尼系数有可能超过了40％，高收入组的低消费倾向直接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劳动力就业人口排挤效应，失业对这部分人群消费能力的抑制；最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基础教育在部分农村地区非义务化，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倾向，都增加了居民的储蓄倾向。第三、出口结构低层次。虽然2003年我国已挤身世界第四贸易大国，但却仍非贸易强国，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不仅不利于提高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也容易遇到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方面的贸易摩擦。 因此，目前财政政策的目标应适时调整为预防通货膨胀、为各项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而此时主动转向中性财政政策可谓是正值时机、对症下药。 三、以人为本，积极促进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说明了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也必须以人为本，才能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新一轮体制性、结构性税制改革要注重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统一，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模式的税改涉及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地方税、农业税制和税收管理体制等方方面面，体现了广义税收中性所内含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效率原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行政效率原则，提出了税务工作应努力减少自身给微观主体带来的效率损失，具体而言我们应进一步优化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简化税制和办税手续，增强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意识，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人性化轨道。二是经济效率原则的宏观非中性，即税收应发挥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调控的“奖抑效应”，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有利于实现五个统筹的投资、消费实行低税率、轻税负，相反，对于一些发展过热的或环境污染、能源浪费严重的行业或行为加征重税，倡导人们的健康投资和消费观念，促进市场机制发挥最大效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平原则同样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公平承担税制负担以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社会公平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特别是要坚决取缔农村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逐步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实现横向公平，同时更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内在稳定器”功能，实行综合与分类征收相结合，提高扣税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运用免税手段支持弱势群体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促进各阶层以能力为标准分担税负的纵向公平原则的实现，充分发挥税收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功能；二是经济公平原则，要求我们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完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推广工作，消除重复征税，激发民间投资消费热情，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为社会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2、调整直接财政支出范围、增加转移性财政支出比重，多渠道落实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国债直接投资除了继续完成积极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在建项目的收尾工程外，向五个统筹领域倾斜并注重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功能，比如进一步支持西部生态破坏严重地区“天保工程”的顺利实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平衡的协调统一，打破过去仅仅以财政投入拉动多少GDP增长速度为考量政策的唯一标准，更多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只有当经济、社会与自然三者协调发展，才能使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维护生态文明，创建精神文明，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探索财政补贴、贴息等转移性支出形式，加大转移性支出力度，改善转移性支付的办法，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更切实的让人民群众受益。如在向三农倾斜方面，配合直接投资向农村诸如水、电、气、道路基础设施倾斜，财政转移性支出可以采取“增收”与“减负”并举的方式：在增加农民收入这方面，一方面在流通环节间接补贴保护农民的合理收益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如利用财政资金建立农副产品的价格保护机制，以合理的保护价收购农副产品，并对农民购买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必须的生产资料实行优惠价格供应，另一方面可以运用粮食风险基金作为资金来源，更多采取直接补贴农民方式，并加大这一补贴占粮食风险基金的比重，此外还可拨出财政资金用于农业生产性专项贷款，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贷款实行贷款贴息，以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转型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如财政能有效的支持逐步取消农村地区的基础义务教育收费，则根据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收费水平，作一个保守的估计，许多农户每年就可从这项教育体制改革中减轻负担200－300元，同时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和健康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加快预算制度改革，实现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阳光财政。以人为本的中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应该在强化预算内部监督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多的重视来自审计部门、人大以及作为纳税人的公众的外部监督，促进预算高度透明、谋取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为特征的阳光财政的实现。为此，首先要在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预算管理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预算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继续推进部门预算的基本管理模式、国库集中收付模式、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采购制度等一系列预算改革：部门预算中的细化预算、透明预算是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改革的基础；规范的国库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又是落实部门预算、保障政府采购的条件；政府采购反过来又为部门预算提供依据、为国库集中收付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提供操作客体，这些同步推进、相互配合、彼此促进的改革必将极大的提高预算透明度和内部监督的刚性。其次，注意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的结合，提高监督有效性。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的干涉，但由于其归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系统，既要对同级政府负责，又要审计监督同级政府的财政行为，因而审计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客观性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和削弱，另一方面，宪法、预算法和审计法赋予了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计监督权，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的工作班子还欠缺为人大及其常委会提供有效、高质量的服务能力，因而在目前建立人大审计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得人大与审计机关对财政监督工作更富成效、更具权威。最后要自觉转变政府观念，积极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能够了解预算、参与预算、监督预算。要逐步做到政府预算收支计划的制定、执行以及决算的形成等过程都向社会公开，让人民群众知情，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听取和注意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阳光预算、阳光财政。 财政研究论文:农村资金财政研究论文 一、农村公共品的理论分析 农村公共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用于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公共需要的一类物品。对于农村公共品而言，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财政保障作用，通过一定的机制，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这是由农村公共品的性质决定的。 （一）农村公共品具有一般公共品的性质 1.农村公共品具有非排他与非竞争的特性。由于存在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将会出现“搭便车”现象，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供给不足，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而政府的强制性融资方式能够很好地解决该问题，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2.大多数农村公共品具有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将导致私人的边际效益与成本偏离社会的边际效益与成本，无法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是无效的。为了保障其有效供给，政府需要建立财政保障机制，通过矫正性的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调整私人边际效益或成本，矫正外部性。 3.部分农村公共品具有规模效应。部分农村公共品的单位成本会随着供给规模的增加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就农村科技推广这一公共品而言，小村庄的分散供给是低效率的，但是当土地相对集中后，可以更好地使用新技术、推广机械化，产生规模效应。这类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同样是无效的，会出现私人收费成本过大、浪费性重复建设等问题，所以应当由政府通过一定机制保障其有效供给。 （二）农村公共品具有区别于一般公共品的特性 1.农村公共品具有生产分散性。农村公共品的生产分散性是指农民能够用于公共品供给的资金较为分散，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村分散的经营方式决定的。由于存在这种生产分散性，一些在城市中可以由私人提供的公共品，在农村中只能由政府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保障作用，保障其有效供给。 2.农村公共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农村公共品的受益范围相对较小，因此农民就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反映其实际需求，上级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农民的需求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供给决策。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是否有效提供，直接关系农民的受益程度，因此农民也愿意表达其需求意愿。基于这一特性，政府的财政保障机制，应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基础，使上级政府的供给决策能够反映农民的需求意愿。 3.农村公共品具有边缘性。所谓边缘性是指农村社区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底层，乡镇以上各级政府提供的全国性或地方性公共品都有可能覆盖到农村，这就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具有多层次性。这一特性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保障机制，应当以供给资金均衡为目标，通过合理确定其供给决策，保证公共品在农村分布的数量和质量。 二、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缺陷 （一）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有限 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地方财政收入，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收入主要由一些税源广泛、税收收入稳定、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组成。但是，相比之下，基层财政收入则主要依靠一些小额、零星的税种，基层财政缺乏支柱财源。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农业税和特产税取消后，基层财政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预算赤字缺口比较大。为了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巩固与完善，2006年起财政每年将安排1000亿元以上的资金，其中中央财政每年将通过转移支付补助地方财政780亿元，但这与税费改革之前政府和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各种形式每年实际收缴的1500亿元～1600亿元相距甚远。税费改革使得基层财力受到影响，削弱了其能够用于农村公共品的财力保障。 （二）基层政府支出范围不合理 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之一就是提供辖区范围内的公共品。但是，目前基层政府的支出范围偏大，挤占了原本应当用于公共品供给的一部分财政资金，导致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不足。目前，我国县乡两级的人员经费支出增长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增长，尽管近几年对乡镇进行了合并或撤销，但也存在减机构不减人员的问题。行政体制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政府运行成本上升。 （三）转移支付难以体现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扶持 1.专项拨款难以体现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在各项转移支付中，专项拨款应当能够促进基层政府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积极性。但目前专项拨款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资金范围太宽，用于支持准区域性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所占比例较低，数额较少；另一方面，在确定拨款额和配套资金的配套率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地区间公共品提供水平上的差距，而且容易诱使一些地方政府伪造配套资金，调取专项拨款。 2.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目前财政部门只管拨款、不问资金使用去向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这使得中央拨付的资金在使用中存在严重的挤占、挪用、截留、沉淀等问题。而这些资金经过层层截留，下拨到农村后，基层政府往往还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资金、项目运作，这些机构和行政人员也占用了大量的资金，这都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导致能够真正用于农村的项目资金很少。 三、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对策 （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范围 1.应改变现有基层政府的财政体制，借鉴先进省份经验，全面推广“乡财县管”。乡镇的财政可以由县级政府负责管理，这样可以利用县级政府的财力，有效提供农村公共品，同时利用县级财政的约束力，防止腐败现象、资金挪用现象的发生。 2.乡镇作为一级政府仍有必要存在。截至2004年底，我国县级单位共有2862个（其中县级市仅374个），而村民委员会共有652718个，不可能由县级单位直接面对行政村，在二者之间应当有一级乡镇政府，并逐步将其发展为社区公共事务活动的中心，这将更加有利于农村的发展。 3.基层乡镇政府的职能应当有所转变。即从现在的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向有限功能的政府转变。其首要职能应是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满足辖区范围内居民的公共需要，其职能范围应当被界定为接受县级政府的委托，负责农村公共品的具体提供过程，并向县级政府负责，保证农村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 （二）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供给资金来源 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财政保障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间供给决策权的混乱有关，因此，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决策权，才能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确保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应当负责提供全国性公共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并确保其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均匀分布。对于地方性公共品，应根据受益范围，由地方各级政府提供。对于准区域性公共品，如农村病虫害防治、农村职业教育等，在地方政府供给的同时，中央应适当干预地方的供给决策。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确定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品资金的供给问题。 （三）完善地方税体系，壮大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财力 取消农业税之后，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的负担比较大，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为此，必须加强地方税体系的建设。 1.在合理界定地方收入规模的基础上，明确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建立地方流转税（包括营业税）和地方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双重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主要措施是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将其由附加税改为专门的地方流转税，从而保证地方税税基的广泛、收入的稳定、征管的便利。 2.完善辅助税种。财产税是地方税收的重要税种，具有税基稳定、税收收入保障性好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在规范地方税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完善财产税、资源税及一些行为目的类税收，并将其作为地方税收的辅助税种。 3.在全国统一税收政策的前提下，中央下放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地方根据情况确定税种，决定具体税收制度，确定开征或停征，即地方对一部分税种具有相对较完全的税收管理权限。 （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1.建立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为了保证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的均衡分布，应通过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地区之间的既得利益，逐步缩小地区之间财政保障能力存在的差距，实现财力水平的相对均衡。特别是对目前财力不足的贫困地区，应提高无条件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 2.注重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逐步缩小辖区内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加大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利用转移支付制度来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保证不同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均衡，特别是对存在辖区外部性的农村公共品（如环保和教育）应当通过转移支付，对供给方做出一定的补偿，实现外部性的内在转移。 3.调整现行转移支付的结构，充分发挥专项拨款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保障作用。对专项拨款进行合理分类，同时在确定地方政府配套比率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保证专项拨款的合理分配，同时加强对专项拨款资金的管理，争取实现转移支付资金的“一步到位”，避免资金的再分配。 （五）完善其他配套措施 1.农村金融扶持。考虑到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投资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政府应适当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首先，给予支农贷款税收政策优惠，对支农贷款给予合理的补偿，如建立贷款利息补贴制度，通过补贴贷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其次，建立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如通过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以及向农业倾斜的信贷激励机制，对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而使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奖励，从利益上鼓励金融部门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有效供给。 2.简化政府层级，推广省直管县。我国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都和我国政府级次过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实行“一级政府，有一级财政”，而且每一级政府又都要求机构健全，并与上级政府部门相对应，这无疑会导致基层政府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员增多。为此，应借鉴国际经验，简化政府层级，推广省直管县，将市级政府与县级政府改成平级政府，市级政府只管理城市自身，县级政府改由省级政府直接管理，取消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的结算关系，从而减少财政资金的流转环节，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财政研究论文: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研究综述 【摘要】本专题文献综述共涉及四个部分。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第一部分将就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进行文献研究综述；第二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支出；第三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收入；最后一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预算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 ⒈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关系的基础 尽管有少数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非公共财政学的研究范畴赵志耘、郭庆旺，但目前学界大多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社会保障，尤其是基本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社会保障纯的公共物品性质胡鞍钢。正因为如此，社会保障成为最大的政府开支方案，。虽然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并非纯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乎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个别需要之间的，在性质上难以严格区分的半公共物品，但仍然承认它常常要由政府部门给以提供高培勇。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拨款成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个固定的和主要的来源渠道，也是政府站在社会保障前台的标志郑功成。总而言之，社会保障的公共或半公共性质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重要作用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基础。 ⒉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 林治芬认为，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随着經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财政体制和社会保障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财政体制从原来的国家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方式从原来的企业保障转变为社会保障。因此，市场经济是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共同的来源。从时间顺序上看，社会保障则先于公共财政产生。在社会保障普遍发展成为一种制度时，就自然融入了公共财政之中林治芬。除了来源上的一致性之外，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共同点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林治芬：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的主体都是国家；分配对象都主要是剩余产品；分配特征都包括强制性和无偿性；两者的作用目标都是为了弥补完全市场的缺陷。因此，社会保障的本质是一种财政分配关系。相应地，公共财政理论也要求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有效的稳定机制而存在刘颖，财政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是政府转变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张左己。 此外，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的三大职能之间也联系密切：林治芬认为，从公共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方面分析，国家发行国债常常借助于社会保障基金，世界各国普遍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一定比例用来购买国债。公共财政分配职能中的福利性转移支出本身就是社会保障的内容。在公共财政稳定经济的职能中，社会保障税税率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波动林治芬。而张馨、袁东等人认为，通过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来平抑经济运行的萧条与过热，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实现稳定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下的济贫支出和失业保险费支出与经济形势的反向运动具有促进经济回升或抑制经济衰退的作用张馨、袁东。 目前，学界已基本达成普遍共识，认为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关政府高层指出，要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将财力主要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方面李岚清。在学术界，有学者通过对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历史发展的研究，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健全，与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保障是国家财政资金运用和现代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家新、乔均。另有学者分析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的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尚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使整个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蔡社文。社会保障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也表示，各级财政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目前的％左右逐步提高到％％。财政预算超收部分除法定支出外，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张左己。相应地，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也已是普遍的共识：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财政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对社会保障事业投入力度不够张高峰，社会保障是目前财政收支项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缺位”领域高培勇。而正是由于政府支出用于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很少，使得公共预算没有引起公众关注刘怡。除了资金上的支持之外．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还体现在：承担社会保障运行的费用和实行税收优惠两个方面郑功成。 当然，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林治芬认为，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主体而言，政府是财政分配的唯一主体，而社会保障中的分配主体除政府之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社会性团体；第二，社会保障的集中分配程度要低于财政分配，社会保障的分配是财政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财政资金的分配完全遵循无偿性的原则，而社会保障这里主要是指社会保险的分配则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林治芬。 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收入和支山两个方面林治芬：从收入方面看，社会保障基金实质上是财政资金的转移和让渡，如果不征收社会保障税费，那么这部分价值就会以利润或所得税的形式流入财政收入。同时，社会保障基金节余为政府举债提供可能，社会保障基金成为政府公债的重要筹资渠道，这必然会对财政分配产生很大影响。从支出方面看，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和支付方式、范围和标准等的确定与调整，都会影响到国家财政支出。比如企业社会保险费税前列支会减少财政的所得税收入。至于由财政预算内支付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项目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力就更为直接了。社会保障的资金收支数量直接、间接地影响财政收支分配的规模和结构。社会保障多收了，财政势必要少；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必然加重。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性质有所区别，与公共财政的关系也因此有所不同：国家财政应当对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事业承担主要责任，而由于社会保险最终追求的是自我平衡，因此国家财政应当与社会保险保持适当距离，全国社会保险基金也不宜盲目追求规模，应当适量郑功成。林治芬也认为，在社会保障的三个子系统中，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财政性要强于社会保险。就社会保险而言，国家只承担一种组织管理职能而不应过多介入林治芬。但是面临目前社会保险资金紧缺，尤其是养老保险基金的历史欠债问题，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政府有责任通过扩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来弥补历史欠账。 另有学者研究了预算外资金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预算外资金也应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但它是各个部门、地方、单位、企业小金库的基础，由各个部门自行筹集和使用，除了用于公共支出外，很大一部分用于实物发放、职工福利和应付政府各个部门的集资摊派。这种做法与地方社会保险金社会化的统筹，存在利害冲突，违背了社会统筹同舟共济的原则，阻碍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中国城市社会救济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 财政研究论文:浅谈财政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 【摘 要】现阶段，财政研究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在了解财政收入及支出、制定科学决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财政研究有效性，还能够保证财政工作顺利进行。文章将对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及其重要意义进行分析和研究，并阐述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我国财政工作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财政研究；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应用 一、前言 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我国财政工作面临的压力日渐增大，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财政分析工作，积极引进统计分析方法显得尤为必要，利用统计分析方法，不仅能够更加直观、清晰了解各项工作实际情况，还能够提高财政分析工作准确性，为此，加强对财政研究中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二、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及其重要意义 1.概念 统计学主要研究对象为客观事物数量特征及关系，作为一种关于数据收集、整理及分析等一体化方法论科学，也是实证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统计分析法将研究对象的数量、规模等各类数量关系作为基础，通过揭露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律等，最终对事物做出准确的解释及预测。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电子应用设备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不可缺少一部分，为统计分析法的推广提供了极大支持，统计分析法也逐渐成为各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在具体应用中，通过利用分析法中的数学方式、模型等获取相关数据、信息及资料，并进行整理及分析，最终获得定量结论，实现研究目标。 统计分析法是一项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具体应用中，要确保历史统计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如果缺乏准确性，势必会直接影响后续决策科学性。 2.重要意义 统计分析法在财政分析工作中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统计人员及部门需要完成任务的重要手段。一项完整统计调查活动涉及调查、设计及整理等多项内容。为此，在完成调查工作后，便要进行分析工作。利用统计分析法开展财政分析工作，不仅能够为管理者提供完整的统计分析报告，提高决策科学性，还能够客观、具体反应财政各项工作实际情况、提高财政人员工作质量及效率，在编制统计分析报告过程中，能帮助财政人员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积极进行学习和提升，以提高财政研究工作水平，为此，利用统计分析法开展财政分析工作显得尤为必要。 三、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1.合理确定选题 选题是财政分析工作的首要环节，具体可以通过积累统计数据方式进行，将数据进行对比，并对不同之处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确定选题方向，还可以通过对工作情况等进行了解，将实际工作作为根本出发点，以更好地完成分析报告。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了解时事等方式完成选题工作，并将本企业作为题目，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章制度，为后续财政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2.收集相关资料 资料作为统计分析工作的主要依据，没有资料的支持，那么研究工作也将无法开展，在进行分析之前，收集相关真实、完整的资料十分必要。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需要加大对资料严谨性的关注力度：首先，利用统计报表，由于统计报表各项目较为完整，利用报表收集相关资料，能够保障资料完整性；其次，收集相关部门资料，财政研究工作涉及范围较广，为此，为了能够提高资料全面性，要加强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再次，整理专题资料。整理的专题资料主要是对某个目标进行研究，具有一定针对性，利用这类资料，能够提高研究工作有效性；最后，实际调查是最为直接的一种方式，财政人员能够直接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料，能够保障资料质量。 3.加强对资料的整理 通常情况下，原始数据资料不能够进行直接汇总，需要进行相应加工和整理。目前，可以利用计算机软件代替手工形式整理资料，如利用excel软件统计数据，将数据录入到计算机当中，便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同时，财政人员可以利用平衡推算、因素推算等形式对数据进行相应的估算，对数据进行排序和分类，最后构建统计图表，以清晰的查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相比较传统统计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失误，提高财政研究有效性。 4.选择合理方法进行分析 统计分析作为关键环节，选择合理方法能够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常见的财政研究统计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对比法，将存在关系的要素进行对比，如静态或者动态对比；第二，分组法，主要是指按照统计分组理论，将数据资料进行分组处理，如比例等，而后开展分析工作；第三，平均法，利用平均指标分析财政现象的构成特征、依存关系等，揭露财政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等。除了上述方法之外，还包括动态法和因素法，在具体使用中，可以结合实际工作需求，选择合适的方法。 5.制定分析报告 制定统计分析报告是对上述过程的总结和归纳，为此，统计分析报告要在统计资料基础之上，应用简洁、明确文字进行表述，充分反映客观现实。在统计分析报告编写中，要注重采用说明性应用文体，提高措辞规范化，清楚的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 结论：根据上文所述，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为此，财政人员要重视该方法，并加大对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力度，结合丰富的实践经验，使统计分析法在财政研究工作中最大限度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提高财政研究工作有效性。 财政研究论文: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特色与趋势 摘要：地方财政研究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为更好地解决当前地方财政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提供了智力支持。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的数据为基础，对20年来中国地方财政问题研究的特色与趋势进行描述和分析。我国地方财政在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助力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学术界对地方财政问题的关注度基本处于有增无减的态势，从文献检索中发现虽然地方财政的发文数量在增多，但是综述性统观的文章仍然偏少，即便是已有的综述也仅是对已有文献在内容上的简要概括和重复，缺乏地方财政研究领域相关基本数据的支持。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要注意前车之鉴，已有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在未来的研究中持续出现，要结合实际调整研究方向，既需要在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实证研究，更需要根据地方财政运行中显现的种种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好地推进学科向纵深领域不断发展。 关键词：地方财政；府际财政关系；财政结构：财政研究 一、引言 地方财政是我国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地方财政具体包括省（直辖市）级、市（地区）级、县（市）级和乡（镇）级四级，保持地方财政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按照“放权一让利一分权”的路径逐渐展开，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进行了调整。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特别是省级财政）在分配关系上实现了规范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改革还是有一定的遗留问题，比如省以下的分税制并未彻底落实。我国地方财政在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助力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学术界对地方财政问题的关注度基本处于有增无减的态势，从文献检索中发现虽然地方财政的发文数量在增多，但是综述性统观的文章仍然偏少，即便是已有的综述也仅是对已有文献在内容上的简要概括和重复，缺乏地方财政研究领域相关基本数据的支持。以数据为基础的文献考察不仅能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坚实的事实基础，也能提供某种理论延伸的契机。 为了弥补既往研究所缺，需要系统、科学、客观地分析我国地方财政研究的重点领域和趋势，本文将根据CNKI 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检索的相关数据，通过对有关文献标引的关键词进行考察分析来展现这一研究的发展和变化。对于论文来源需要作以下两点说明：（1）不可否认，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超过3000家，发表地方财政研究的论文很多，CNKI来源期刊是其中一小部分，但CNKI来源期刊无疑是有极高的文献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且覆盖每一个学科与空间，目前是作为考察与评价我国学术现状及学术影响力的有力工具，权威性毋庸置疑，因此，其有效性是明显的；（2）CNKI收录的文献来源包括期刊、报纸、硕士博士论文、会议论文、图书等，每一类型文献都有自身特点，从文献的时效性、规范性、理论性等方面综合考虑，学术文章能兼顾上述特征，因此本文数据检索与统计的基础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当然，少部分符合此条件的期刊没有进入中国知网，但由于本文并不对某一特定期刊进行统计分析，而是较长时段的总体情况考察，因此对结果的影响差异可以忽略。 二、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概况 从CNKI中选取1994-2013年这20年有关地方财政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后，基于分布与聚类考察的目的，首先将每年出现频率最高的部分关键词列出，并统计这些关键词在每年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这样做一方面考察了每年地方财政研究中“最热”关键词的分布，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地方财政研究重点的变迁。表1就是从CNKI的中国地方财政研究文献中选取的在各年份出现频率较高的13个关键词，关键词旁边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该关键词在当年文献中标引的次数。其次就是将选出来的13个关键词按照相近性或相关性进行分类，根据每一类中各关键词主要涵括的研究领域进行“分块”研究，以便我们对地方财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更清晰明了的认识。 为了使关键词所反映的主题既有针对性又不失全面性，本文对所选取的关键词进行了一定的处理： （1）去掉了一些虽然出现频率非常高但含义过于宽泛或者针对性不够明确的关键词，比如“地方政府”、“财政政策”、“转移支付”和“公共财政”，这样做更容易抓住关键词所反映主题的针对性和时效性；（2）合并了含义大致相同的关键词，比如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并入“地方财政支出”，将“物业税”划人“财产税”统一用“财产税”进行统计，“地方财政困难”和“地方财政困境”虽然一直出现但是频次不那么高，所以统一划入“地方财政风险”进行统计；（3）每年度选取标引次数最高的13个关键词，对于频率相同者，选取和地方财政研究领域关联性较大的进行统计；（4）有些板块的研究与板块中具体关键词重复，如地方财政收入板块与关键词“地方财政收入”相同，这表现出总体与具体的差别。 表1反映了1994-2013年间我国地方财政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及研究发展变化的过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每年地方财政研究中出现频数最高的关键词，表明了当年研究的“最热点”，也为大致掌握中国地方财政研究方向的变化提供了客观的数据和资料。通过对1994-2013年间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初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地方财政研究涉及地方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重点研究地方政府收支活动。与此相关反映在表1中就是有些关键词虽然不是每年都以最高频出现，但始终排在前列，只是排序稍有变动，如“分税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多的一次财政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历程中是极为重要的篇章，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其影响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有些关键词在前几年几乎未出现过，但是在后几年突然变成了高频关键词，比如“地方政府债务”，与此相反，有的关键词在前几年出现频率较高。但是近几年出现的频率在减少，比如“农村税费改革”，这显示出了地方财政研究的政策导向性和时效性。20年间，“分税制”和“农村税费改革”各占据了5年的最高频关键词，“地方财政风险”变动的幅度与其他关键词相比显得较大。总体上来看，各关键词在每年出现的频数基本都在增加，表明对地方财政研究的关注度在不断上升。 三、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板块结构 在对1994-2013年CNKI中地方财政研究文献标引关键词进行粗略的分布考察之后，我们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更细致的聚类分析，同时也从一定角度对关键词分布的内在联系进行考察。根据表1中所列地方财政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将20年间地方财政研究领域划分为以下四个板块：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地方财政运行，每一板块下再划分细的分支研究方向。以下就是将表1中所列关键词对应到上述四个板块中进行的简要描述与分析。 1 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按照来源主要分为税收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非税收入②、债务收入和其他收入。表1所列的文献标引关键词中主要涉及如下三个：地方财政收入、地方税、财产税。考虑到部分关键词间的关联性，下文会将这些关键词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图1中“地方财政收入”词频变化的总趋势为先下降再上升，1994--1999年基本处于下降阶段，1999---2003年较平稳，2004--2012年上升速度很快，词频从14增加到了125.9年间增加了近8倍，到2013年又略微有下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2007年以来，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首次超过中央财政收入。2011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10.37万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3万亿元，地方本级收入5.24万亿元，这也是1999年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首超50%。这就不难理解近几年地方财政收入研究迅速上升的原因，撇开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提高这一事实不说，对财政收入的研究是地方财政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其重要性在地方财政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分析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及其规模，使其管理更符合现代化建设和保证地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由地方政府征收、管理和支配。1994年分税制改革划分了国税和地税两套征管系统，对地方税这一新出现的概念的研究必然会呈上升趋势，随着改革的推移，地税系统逐渐完善，对地方税本身的关注度逐渐降低，标引次数也随之略有下降。2005年之后，对地方税的研究开始处于平稳状态，但这并不绝对代表着对地方税的研究在减少，合理的解释应是对其研究不再停留在宏观层面，而是细化到对地方税具体税种的研究，对地方税某一领域的深入研究逐渐成为地方财政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财产税。从图3中可以看到对财产税的研究从分税制开始时就有，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趋热，2011年之前基本处于上升状态，但真正开始被研究是在2004年。2009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属于财产税），对应在图3中表现为2009年到2010年财产税这一关键词的标引次数陡然上升，一年内增加了63%，在2010年达到了峰值。再进一步细分，对财产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业税，也就是后来的房产税上，2011年房产税在上海、重庆等地开始试点改革，可以说多年探讨开征可行性的研究初步有了结论，当然在此并不是说房产税在全国开征有了可行性，只是既然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再去探讨可行性的意义就不再那么显著，对房产税的研究就逐渐开始下降，因而财产税的研究标引次数也就开始下降。 我国现阶段地方税具体包括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等。很多国家都把财产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目前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与土地、房地产有关的税收和收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财政④，因此，构建较为完善的地方税种体系，培植较为广泛和稳定的地方税税源就显得很有必要，同时将现行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整合为财产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开征的可行性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2 地方财政支出 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对应的是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是地方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重要手段，主要用于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致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科教、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支出。地方财政支出的方向直接显示着地方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不断扩大，对支出的范围、结构、规模和监管是研究的主要方向，本板块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地方财政支出、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 在进行标引关键词统计时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并人了“地方财政支出”，事实上地方财政支出研究的分支很多，但在数据统计时发现只有“结构”这一分支标引次数靠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从图4中不难发现，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从1994年到2005年间变化并不太大，这是因为我国对财政的传统研究以收入为主，随着近年来要求以支出规模为主进行预算的改革意见的提出，对支出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并在2009年达到最大值，再结合我国政府在出现变化的年份中出台的相关政策进行考察，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就比较明显了。中央政府2006年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2009年开始实行新农保试点，这些举措都使地方政府开始面临更为严格的财政纪律约束，也迫使地方财政为执行中央的政策而增加了支出。当然我们应该意识到，虽然惠农政策一直在提出，但是财政对“三农”的支出力度依然不够，而对基础建设的支出又过高，支出结构需大力进行调整，所以伴随着支出结构的调整，要着重解决地方财政支出“越位”和“缺位”的问题，优化支出结构，新农保和农村税费改革就涉及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 新农保的全称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为原则，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将对农民缴费给予补贴，并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解决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尤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民的养老问题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提出改变了以往农民自缴保费的筹资模式，由政府对农民投保进行补贴，而这项对农民养老提供保障的重担主要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身上，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责任，由此也引出一个问题，即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否到位是政策落实的关键，各地方政府在财力方面存在差别因而面对的财政压力也不同，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到了县一级的地方政府，地方财政的筹资困境已经成为制约新农保良好运行和顺利推进的一个阻碍因素⑤。我们从图4中已经发现在提出新农保试点改革的当年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有明显上升，可见地方财政支出对新农保这一政策落实的重要性，虽然新农保本身的研究稍显滞后，但是也明显的反映出了研究的政策导向性。 同样作为惠农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是由中央自上而下推动的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和新农保一样都是为了解决好“三农”问题，是规范农村分配制度的重要举措。这一改革最初于2000年在安徽省进行试点，然后从2002年开始逐步扩大到全国各省市，因此在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标引关键词从2000年开始出现大的变化，整个发展趋势呈倒V型。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税费改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也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因此该有的各项支出就无法到位，比如乡镇学校经费捉襟见肘，义务教育投入不足，无法偿还已有债务等，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的实力。 无论是财政支出结构改革还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及税制改革，都是围绕着“公共财政”这一改革方向和目标进行的，归总到一点就是要对我国的整个财政体制不断进行优化，亦即地方财政体制改革。 3 地方财政体制改革 中国的财政体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多次变迁，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是要从1978年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说起，财政体制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又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之一，归结起来主要是三点：财权、事权、财力，只有这三个要素分配的均衡和谐才能使每一级政府都正常运行，更好地履行各项职能。图7显示了对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两个比较密集的时期。一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调整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对省以下财政关系怎样理顺并没有做具体要求，而是由各省自行处理省级以下政府财力的划分，但事实上省以下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分税制，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也没有明确合理地划分，这就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基层财政困难和基层政府职能的弱化。这种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方式虽然改变了中央政府财政拮据的局面，但却使得县乡政府出现负债，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责的履行，如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医疗等，虽然中央政府出台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比如“土地财政”的出现与发力。另一个研究集中期是2008年至2009年，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开始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09年中央政府了2000亿元地方债，我国的《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人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⑥，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快速增长，再加上地方政府之前以各种名义举借的债务，不得不考虑此时发债可能引起的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对土地政策、房地产市场、公共服务的提供等产生影响，因此中央政府发行地方债这一行为必然引起学界的关注。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步，采取的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渐进式改革，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财税制度。本着“朝前看”的指导思想，使我国的财政体制朝着更加规范合理的方向迈进，同时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即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提到的，使其更具有竞争性，促进中国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⑦。在分税制的实施初期，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其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优势方面。比如它使得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趋于稳定，直接增强了中央的财政实力。按照税种划分了国税与地税两套税收征管系统，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同时也有效防止了税收流失。由此可见分税制改革对我国经济调整和优化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没有任何一项制度是可以解决经济社会中所有问题的，分税制也如此。在实施的后期，分税制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显现，比如所谓分税只分到了省一级，省以下税收收入的划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事权、财力具有不确定性，在“非对称分权”的情况下，出现了地方财政困难的局面，在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中西部地方，县乡政府负债的现象并不少见。从图8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分税制的研究基本是处于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研究方向转向了由分税制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在后面的图11中可以看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分税制实施的后期上升明显。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协调力度加大是促进财政分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4年分税制改革就是一种财政分权的尝试，西方财政分权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地方政府更接近公众，更了解辖区内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选择偏好及效用，因此能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国的财政分权是在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与西方财政联邦主义的重要区别⑧。在分税制之前的财政改革主要是围绕着让利和放权来进行，但是有“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怪圈。分税制引出的财政分权，是一种新体制框架的构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各级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权责利关系，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边界，这一次分权的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增长，但也引出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在图9中对财政分权的研究在2007年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我们可以理解为随着中央治理方式和中央地方之间关系的变化，财政分权这一改革措施引出的一些在制度设计之初未考虑到的后果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比如近几年的地方政府债务，这些问题在分权的初期是没有显现的，但由于分税制和地方激励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随着分权的运行逐渐显现出来。 由于财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央财政紧张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的财政体制更加规范健全，但是也引发了地方财政运行的种种问题，比如地方财政风险、土地财政等。 4 地方财政运行 财政体制改革至今，主要有两次比较重要的调整：第一次是1994年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构；第二次是1998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建立以公共财政为改革目标，试图按照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模式建立财政为公共产品服务、提供财力保障并满足公共需要的财政管理体制。目前对于体制层面的宏观研究已慢慢淡出研究的重点领域，从以下几个图中我们可以发现研究领域开始转向了由这一制度运行而对经济社会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主要包括地方财政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土地财政等等。 地方财政风险主要有债务风险、收入风险和支出风险等，风险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引起风险的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即政府能否有效化解风险。从纵向来看，因为一些制度层面的原因，我国地方政府中省市一级财政风险相对较小，而县乡一级政府普遍有财政困难的现象：从横向来看，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不同地区的地方财政风险的程度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也有所不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风险的问题就相对比较突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东部地区，抵御财政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在图10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集中在2003年前后，结合国家的财税政策来看，2002年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改革的重担实际上最终落到了基层的县乡一级政府身上，在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情况下，农村基层政府普遍存在收入困境，政府运转不灵。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本身是好的，但在落实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非常值得引起注意，因此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自然就上升了。另外，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在2011年前后又有小幅的上升，可以理解为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又重视起来了。 可以说地方政府债务是造成地方财政风险的最主要原因，虽然目前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但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却普遍存在着，尤其是县乡一级政府债务问题比较突出，而且债务来源相对于省市级政府来说更为复杂，这与现行的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都不无关系。目前大多数省以下政府的税收收入分配方式采取的是分成制，更进一步来说，一方面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不清，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又造成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县乡政府缺乏稳定的财政收入，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甚至不到位都是债务形成的原因。从图11中可以发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从201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明显变化，标引关键词从2009年的41个增加到2011年的109个，两年间这种成倍的显著变化反映了学界对地方债务问题的高度关注。根据统计署2010年的第35号公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是2009年本级地方财政收入的3倍，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占15.58%。2010年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严格控制地方信贷规模，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在2010年开始大幅上涨的原因，伴随着控制债务规模的政策出台并付诸实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逐渐开始下降。 税负水平和地方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地方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税制的优化和税收收入的增加，同时税收政策又是影响地方经济的重要因素，税制不合理会阻碍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此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相对其他年份比较多。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地方经济稳定增长的能力是每一个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上文分析到地方政府债务在2010年左右膨胀到了非常庞大的规模，这极大地增加了地方财政风险，这种负债的形成除了与财政体制有关外，与地方政府一味追求地方经济发展速度也不无关系。由于缺乏健全的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铁公基”等对地方经济发展和GDP增长有直接拉动作用的项目，虽然这确实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土地大幅增值，但是也造成了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负担，这就不难理解对地方债务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在2010年都呈上升趋势，作为二者结合造成的后果，“土地财政”引人关注。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形式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土地财政，这一现象是伴随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土地使用有偿化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出现的，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是普遍存在性和存在的规模不容小觑。在图13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对土地财政的研究是在2009年以后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转移支付力度不够以及不被允许主动发行地方债的情况下，要维持政府的基本运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地方财力的增加，而地方税收收入又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增长，房地产业的迅速兴起正好为此提供了契机，在现有的“招拍挂”制度下，地价和房价互相推动着上涨，已成为欠发达地区和新兴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同时也在各级地方政府中普遍存在着，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然而这种给地方政府带来收入的模式却使得地方财政收入结构脆弱，经济结构失衡，耕地流失严重，引起民生问题凸显，从长远来看，“土地财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加以改变，尤其是在近几年房价的涨跌成了全民关注的热点话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土地财政的研究必然会呈上升的趋势。 四、总结性评述：特点与趋势 以上就是对1994-2013年CNKI中地方财政研究文献标引关键词的分布与聚类分析，所选取的这些关键词涵盖了当今地方财政研究的大多数领域，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也包括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从这些关键词在20年间的分布和数量变化大致可以观察到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变迁特点，并且可预测其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 首先，地方财政研究与时下政府出台的各项财税政策联系密切，注重时效性和贴近现实性，偏向于政策导向型。从上文的图表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各关键词峰值出现的年份往往都是在某项与之相关政策出台的同期，可以说财税政策的变化引领着地方财政研究的发展方向。并且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未来的研究中，政府财税政策的变化依然会左右地方财政研究的走向，即地方财政的研究依然会是政策导向型。财政本身就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政府出台的各项财税政策、法律法规或多或少都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造成影响，因此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必然会随宏观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过去20年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从哪个角度或哪个层面去切人理解各种政策或者改革措施，则因人而异。 其次，规范研究多于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实证研究较少。某些财税政策在出台的初期公众对其比较陌生并且在当时有意义，因而可能规范研究多一些，但随着治理方式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该政策不再如出台初期那样符合实际情况，此时就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因此可以推测，未来地方财政真正有意义的研究会偏向于实证研究，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从关键词分析中可以发现，目前对地方财政运行过程中的困难、问题的成因和对策研究相比1994年前后纯粹的财政理论研究要更加突出。比如，地方财政研究主要围绕分税制来展开，对于分税制制度本身的研究已渐渐淡出，相反，分税制等一系列财税改革措施对现实的经济生活产生的各种影响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因为分税制的继续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对其实际影响的研究以及如何去补救负面的影响显得更有实际意义，也再次体现出地方财政研究的时效性和现实性。 第三，地方财政研究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并存，微观层面的研究日渐凸显，即更偏向于研究大框架下的小分支。在关键词的统计和选取过程中发现宏观层面的词数量非常多，虽然宏观研究也是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在如今中观、微观研究的学术价值可能更高一些。中央出台的财税政策本来就是宏观的，如果研究再从宏观层面去进行，就显得缺乏实际意义，作为应用经济学的财政学，尤其是地方财政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然应该选取较小的主题切入，从微观的层面去研究问题，从学术角度验证具体财税政策的合理性，提出改进意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成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辩证过程，这样有利于中央各项财税政策在地方的落实过程中得到带有学术研究支撑的科学评估，为政策的落实和完善提供实证分析的理论支持。 第四，地方财政研究不仅涉及经济学领域，也涉及政治学领域，“财”和“政”互相影响，密不可分，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地方财政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为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契机。随着“公共财政”改革目标的推进，以及地方财政贴近人民群众现实利益的特点，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必然还会出现新的领域。近年来“土地财政”研究的兴起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再加上地方财政与地方政府的各种行为联系密切，在进行研究时地方政府学是不可回避的理论支撑，因此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出现也不是问题。 通过对CNKI 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的关键词相关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从大多数已有文献综述不同的视角出发，对近20年来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对地方财政收入板块的分析发现，对财政收入的研究呈下降趋势。近几年的研究只是在引起收入变化的具体税种方面有上升趋势，研究方向需要聚焦到“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上来，使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公开透明、收支管理更加规范化；对地方财政支出板块的研究发现，与地方财政收入研究呈下降趋势相反。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呈上升趋势，这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关心的话题，这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不无关系，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近年来呈现膨胀趋势，地方政府普遍负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财政体制改革板块的分析发现，财政体制研究是最具有政策导向性的，在一项宏观政策颁布的当年和前后一两年对该政策的研究一定会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提醒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也要注意紧跟宏观政策的变化，多做实证研究；对地方财政运行板块的研究表明，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财政体制改革所引起的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后续效应，并适时地提出了科学评估的合理化建议。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要注意前车之鉴，已有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在未来的研究中持续出现，要结合实际调整研究方向，既需要在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实证研究，更需要根据地方财政运行中显现的种种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好地推进学科向纵深领域不断发展。 财政研究论文:我国公共财政研究综述 摘 要：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引起中国经济体制剧变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财税体制。公共财政作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学术界引起广大学者的极大关注。当前，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公共财政的内涵、特点，存在问题、实现路径及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研究，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对公共财政研究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公共财政；改革；研究综述 一、公共财政的内涵与特点 （一）公共财政的内涵 关于“公共财政”这一概念，学术界有如下几种观点：张馨将“公共财政”定义为：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或模式。高培勇认为“公共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财政收支活动模式。 贾康则认为“公共财政”是指以社会权力中心代表公众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发生的理财活动，属于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上的公共分配。社会主义财政，即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财政分配。 白文杰给出了公共财政的基本内涵：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套制度框架，是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核心内容，以弥补市场失灵为活动范围的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方式。 虽然学者们对“公共财政”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都涉及到“市场经济”、“社会公共需要”和“分配”这样的关键词。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对“公共财政”本质、内涵方面的理解是一致的。 （二）公共财政的特点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共性”是公共财政最显著的特征。高培勇从三个方面总结公共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公共性。以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作为界定财政职能的口径；第二，非赢利性。以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三，规范性。以依法理财作为财政收支运作的行为规范。同时指出：上述的基本特征，只不过是一个相对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底线”，而非全部。张映芹认为“‘公共性’作为公共财政的典型特征，必然贯穿于公共财政全过程”。 冯俏彬总结公共财政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为主，表现在财政支出上，公共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重；二是公众参与各项财政决定。其中第二个特征由于涉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更具有实质意义、更加重大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因此认为公共财政即民主财政。 二、我国公共财政建设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自1994 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无论是在政策效果、还是在经济效益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分税制财政体制、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但是，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建设依然面临很多的问题。 白文杰指出，我国公共财政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1）公共财政收支规模问题；（2）公共财政收支结构问题；（3）公共财政预算管理中的问题；（4）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问题； （5）财政政策问题。 戴微认为，我国在财政信息公开上存在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财政信息公开的内容不完善、财政信息公开的质量不高、现行财政信息公开机制难以满足多层次需求。 许金柜从体制改革的角度，认为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存在的、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财政的公共性不足。（2）财政体制改革法治化不足。（3）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整体上均等化效应不足。（4）地方事权与财权、财力不匹配，县乡财政日渐困难。 三、我国公共财政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公共财政中出现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邓子基认为，要使公共财政制度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要改革完善相关财税政策和制度，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支持建立市场化交易与补偿制度。杨志勇则从构建规范化的政府预算制度、规范化的政府收入体系、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高效的财政政策调控体系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曾康华提出，还须在省以下财政体制、结构性税制调整及预算管理的精细和民主等方面深化改革。 贾康从六个方面针对我国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提出建议：一是实行“扁平化”改革，减少财政层级；二是进一步理清政府事权和职责，形成三级支出责任明细单；三是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呼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税源总分制度；四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五是构建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和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财税体制；六是改进和优化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白文杰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我国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思考：（1）回归政府职能本位，以“公共财政”建设为核心；（2）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与方向，努力由“建设财政”、“吃饭财政”转向公共财政与民生财政；（3）加强公共财政预算改革和管理。 综上，学者们对公共财政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在公共财政的内涵、特征、存在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不少共识。在取得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主要表现在倾向于研究政府在公共财政中的作用，对地方政府、公民、社会组织这些主体的研究较少。这为本文进行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研究方向. 财政研究论文:土地财政研究: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大规模的城市发展，土地财政收入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形成了靠卖地筹资并将资金投入大规模城市经营，形成的财政缺口进一步靠卖地来弥补的地方财政恶性循环，并引发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土地财政作为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已广为诟病。 土地财政一直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对于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财税制度不合理。二是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三是政府行为失范。笔者认为，土地财政作为一个复杂的问题，绝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引起的，但各方面因素却应有主次之分。土地财政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应从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入手分析问题的内因，并以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来解释其他因素的作用机理。 一、土地财政现状及问题 （一）土地财政的现状 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收入所占比重近几年一直呈上升趋势，2010年全国水平达40%，远远高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的20%。2011年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3万亿元，同比增长22%，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额36.60%，创下历史新高。而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17936亿元，同比下降23.1%，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出现财政危机。由此可见，土地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性过大。 （二）土地财政引发的问题 首先，引发了地方财政的恶性循环。地方政府借助“市场化”的土地出让方式推高房价地价，进而带动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引发资本大量流向该行业，同时房价的居高不下对其他消费品产生挤出效应，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其次，土地财政还引发了一系列城市发展问题。在以政府为主导、土地为保障的城市建设中，城市土地利用率极低，盲目横向扩张，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城市的规划扩张中，大量的拆迁引发不和谐因素，侵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 二、土地财政原因分析：基于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 （一）地方政府的“经济人”行为模式 1.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假定。根据布坎南的理论，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和人，首先应具有“政府人”的特质，该特质要求地方政府完全代表该地区人民和社会的总利益，除此之外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目标。其次，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由具有“经济人”特质的官员组成的机构，也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质。 2.地方政府在“经济人”行为模式下多重利益权衡。地方政府利益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的利益：地方利益、地方政府部门利益、地方政府官员利益。首先，地方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责任，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宏观利益。其次，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政府部门的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中观利益。再次，地方政府是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官员的“经济人”特征决定了其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微观利益。 3.土地财政中地方政府 “经济人”行为的具体表现。土地财政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利益分解的偏误。地方政府过多地注重政府部门利益和政府官员个人利益，忽视地方利益，在政府双重角色的权衡中更多地偏向于一种“经济人”的角色。具体到土地财政当中：一是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最大限度地赚取收入，忽视了对土地利用的后续管理。二是地方政府热衷于将财政收入投入到对城市的经营中，进一步推高房价地价，赚取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溢价收入和相关税费收入。 （二）土地财政中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的产生原因 1.激励机制不合理――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我国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并非一种完善的激励机制。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设置及权重划分上，往往片面强调用经济增长指标考核干部，不能反映社会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公民的实际利益。例如，只看重GDP、财政收入之类数量指标，轻视反映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潜力、经济运行成本等指标，导致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而忽视经济质量的优化。 2.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预算约束制度和行政问责制。第一，缺乏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土地财政作为一个财政问题，本应受到预算的严格约束。土地财政的失控发展则表明预算约束严重不足，这是由于我国地方政府预算监督机制的法定性破坏严重。一方面，各级政府预算不具有法律效力及约束力；另一方面，执法主体、法律责任的不明确，不可操作性致使部分执法机关和监督部门不严格执行预算法，且无法追究他们违反预算约束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二，缺乏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度。我国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权责对等意味着首长具有一等的决策权，这就容易造成寻租行为和决策失误。在土地管理中，政府决策失误或失败现象随处可见，但少有官员为此而被问责。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的行政问责制存在不足：一是行政问责主体局限。行政问责的主体目前只局限于政府部门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这在上、下级存在连带责任关系时是无效的。而土地财政基本上是地方各级政府都存在的问题，其引起的后果在各级政府中也都相似，上级政府基本不会就此类错误追究下级政府责任。二是行政问责范围局限。目前行政问责仅局限于那些已经造成不良影响或重大影响的失职事件，而对于那些尚未产生不良影响但可能存在失职情形的行为还没有纳入问责范围。而土地财政问题中的决策失误、短期工程，其危害性在近期一般不能表现出来。三是行政问责程序局限。行政问责启动程序上，目前还局限于党政机关，很少由人大、法院或公众等其他主体来启动。 三、政策建议 （一）构建地方政府综合型绩效考核系统 西方国家在绩效考核方面起步较早，已做出了一些成功的尝试。当前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虽还处于雏形阶段，但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已有了成功的案例。比如香港和山东烟台的服务承诺制，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笔者基于比较适合于我国推行的服务承诺制，提出以下制度建设的参考意见： 1.完善立法。中央应完善绩效考核方面的立法，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同时中央各相关部门应当依据本部门实际，在法制要求的基础之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明确公民在社会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享受的权利与服务，拓展绩效考核的深度。 2. 加大服务承诺的公开化。首先，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以“服务公众，发展经济”为出发点，提出政府各部门的服务承诺，并向社会公开。其次，应该将服务承诺的标准、投诉程序、违约责任向社会公开，便于公众监督，使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再次，在各个部门的承诺到期日，部门应当做出相应的总结并将其公开，便于公众了解上一工作年度服务承诺的兑现情况。 3. 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通过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可以使承诺的兑现考核明晰。例如香港屋宇署为加强对服务承诺的监督，将客户服务经理的姓名写在办公地点的总接待处，并公布监察机构名单，承诺每年将服务情况的检查结果与已定标准互相对比， 接受监督。参照这些经验，政府部门可以采用内部对比考核以及外部公众实时监督反馈的形式建立考核机制，确保服务承诺的有效兑现。 （二）完善土地相关收支的预算管理制度 1.确保土地收支预算管理的刚性。与土地相关的各项收支要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不得随意变动或超收、超支。另外，可考虑建立土地出让基金制度。 2.确保土地出让专项基金的独立性、安全性及科学性。对于土地出让专项基金，应严格按照《国办10号文》的规定，地方国土资源部门应与财政部门、人民银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定期对账制度，确保土地出让专项基金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土地专项基金的使用要科学化，明确各项用途的支出比例，确保惠及民生的项目资金到位。 （三）完善地方政府的问责制度 通过借鉴国外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在构建完善的问责制度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 完善问责制度的法律保障。我国行政问责制度还比较松散，缺乏完整的确保行政责任的法律体系，也没有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制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宪法规定的政治问责制度，由于缺乏明确细致的程序性规定而难以发挥效力。所以，要构建系统的问责制度，必须在法律层面对其进行规范和保障，将政府官员在决策和日常政务当中失职的情形详细列举出来，对问责的启动和实施程序固定下来，便于实施。 2.扩展问责制度的调整范围。我国的政府官员问责制主要处理政府主要官员违风党纪或影响较大的行为，调整范围过小。政府官员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不应只用接近于法律底线的准绳约束其行为。所以，应加大问责制度调整的范围，将政府日常管理和投资决策的效果也纳入问责范围，对于决策失误、行为示范应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具体到土地财政问题，就是将政府对于土地出让基金预算的违反，以及城市建设项目投资当中的项目决策失误、低效浪费的面子工程都纳入问责制度调整范围。 3.扩大问责制度的主体范围。我国问责制度的问责主体主要是上级领导，是一种内部问责，缺乏来自社会其他组织以及公民的问责途径，责任的判定不是自下而上的反馈结果，而是由上级主观认定，很难实现客观公正。所以，要实现对地方政府官员全面、客观的问责机制，必须扩大其问责主体。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财政研究论文: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及对当前财政改革的启示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财政理论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研究体系也逐渐完善。尽管民国时期财政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但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来源、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地方财政等五个方面,这对当前的财政改革仍然有着强烈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民国财政思想;财政制度变迁;经济思想史 民国初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财政理论研究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研究体系逐渐完善。鉴于对民国财政思想的研究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在对民国时期财政研究的概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来源、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地方财政研究等五个方面对民国财政思想展开全方位的透视。 一、民国财政研究概况 据民国经济学家唐庆增先生的统计,从1928年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经济学社丛书共19种31册,在中国经济学社丛书19种中,财政类书籍居第一①,财政类7种,金融类5种,劳工与人口2种,其他5种。 胡寄窗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1901至1949年间自撰和翻译的经济著作刊行总数进行了多角度的统计分析,按照学科分类,财政学、经济原理、货币学位列前三。已有的研究表明,“五四”以后,由于自西方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高等学校经济科学的讲坛,加之20世纪最初20年译自日本的经济著作多是由西方引入,于是,西方尤其是英美经济原著的译本数量在这一时期一直占据压倒优势。但是,通过对经济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细分可以发现,财政学著述中以日文译本为多,而经济学原理和货币银行方面则以西文译本为多。以下依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对民国时期的财政学著作出版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财政学理论,二是中国财政问题研究,三是外国财政问题研究。 (一)财政学理论 对民国时期总书目的整理发现(见表1),这一时期中国的财政学体系已经比较完善,财政学著作包含财政学、比较财政学、财政政策论、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决算、政府会计、税收、国债、地方财政、战时财政等领域,国人的财政学专著已经超过译著数量,但对于国外财政学著作的翻译仍占据很大部分,译自日本的财政学著作在整个财政学译著中仍然占主要部分,租税理论和市政研究著作则主要译自美国。 (二)中国财政问题研究 由表2中的中国财政问题研究著作构成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税收制度研究是财政问题研究的重点,而在税收研究中田赋以及所得税问题的研究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其次关于财政制度与管理体制的研究在民国时期财政制度现代化改革中处于显要地位,关于财政制度的研究专著有《中国财政制度与财政实况》(杨汝梅著,中华书局,1935),《公库制析述》(秦汉平著,公利出版社,1941),《公库制度》(阮有秋著,新建设出版社,1941),《中国现行公库制度》(杨骥著,正中书局,1941),《中国公库制度》(杨承厚编著,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中国预算制度刍议》(吴贯因编著,内务部编译处,1918),《中国之预算与财务行政及监督》(吴贯因著,建华书局,1932),《中国预算制度与财政实况》(杨汝梅著,中国计政学会,1934),《五权宪法的预算制度》(王延超著,博文书局,1944),《国地财政划分问题》(李权时著,世界书局,1929),《中国财政收支系统论》(马大英著,中国财政学会丛书,1944)。 对中国财政宏观问题的研究突破就财政论财政的研究视角,将财政制度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紧密结合,著作有《中国财政论》(金国珍著,商务印书馆,1931),《中国经济建设中之财政》(贾士毅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1932),《中国财政问题》(罗介夫著,太平洋书店,1933),《中国财政问题》(朱契著,国立编译馆,1934),《怎样检讨财政问题》(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6),《中国财政的经济基础》(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6),《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7),《中国财政之病态及其批判》(孙怀仁著,生活书店,1937),《中国财政问题》(叶云龙著,商务印书馆,1937),《中国战时财政论》(闵天培编著,正中书局,1937),《战时的财政和金融》(符灿炎著,商务印书馆,1938),《中国的战时财政》(金天赐著,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马寅初著,商务印书馆,1948)。 公债作为政府筹资手段不断在国家财政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关于公债问题研究的专著逐渐增多,如《公债论》(晏才杰著,新华学社,1921),《国债与金融》(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30),《中国战时公债》(尹文敬著,财政评论社,1943),《公债市场》(投资周刊社编,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国债辑要》(蒋士立编,商务印书馆,1915),《内国公债史》(徐沧水编,商务印书馆,1923),《中国的内债》(千家驹著,社会调查所,1933),《中国之内国公债》(王宗培著,长城书局,1933)。 民国时期对财政史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代表著作《民国财政史》(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17),《民国续财政史》(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32),《中国财政史》(胡钧著,商务印书馆,1920),《中国财政制度史》(常乃德著,世界书局,1930),《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史》(霍衣仙著,北新书局,1936),《中国财政史纲》(谭宪澄著,工商学院,1937),《民国财政简史》(贾德怀编,商务印书馆,1941)。 (三)外国财政问题研究 在对外国财政的研究方面(见表3),统计表明国人对日本财政的研究著作在数量上和研究的广度上都远大于对英国、美国和苏联的研究。对日本的财政问题研究主要涉及财政制度、战时财政、地方财政、公债、税收、国库制度和财政史等几个领域。主要著作《日本财政》(赖季宏编著,商务印书馆,1939),《日本之地方财政》(刘百闵编,日本评论社,1933),《日本之地方财政》(周宪文著,正中书局,1933),《日本财政制度》(南柔编,日本评论社,1933),《战时日本财政》(陈宗经著,商务印书馆,1943)。对英国财政研究的专著有《英国所得税论》(金国宝著,商务印书馆,1924),《英国战时财政金融》(财政金融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40),《英国战时财政论》(张白衣著,商务印书馆,1945)。对于美国和苏联的财政书籍主要是编译或译著的形式。国人这段时期之所以对日本财政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英美和苏联,原因有二:一是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都受到过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但在走向现代国家方面日本却远远领先于中国,是中国前进的榜样;二是日本崛起后率先将魔爪伸向中国,成为中国的大患,因而国人无论是处于学习的需要还是御敌的需要,都不能不将极大的注意力转向日本。 除了财政研究著作之外,民国时期以“财政”命名的期刊有43种,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财政公报,主要公布国民党政府和财政部的命令、法规和章程,第二类是财政评论和财政学报,主要研究财政金融理论,并对有关政策和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第三类是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刊物,刊登政府的财政法令、公文及财政状况以资事实上和学术上之研究。1939年元旦创刊的财政学学术刊物《财政评论》是我国民国时期创办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财政学学术刊物,发表了许多财政名家的学术成果。此外,还有一些经济类期刊涉及财政问题,如《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社年刊第1卷,1929年3月,商务印书馆发行),刊载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17篇。《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学社年刊第2卷,1929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发行),刊载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13篇,主要是学社社员在1928年财政会议与经济会议中的各种提案。《经济学季刊》(1930年4月创刊,1937年5月停刊,商务印书馆与黎明书局发行)刊登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49篇,在该刊物的各类文章中位居第三。 二、民国时期财政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学理上的“公共财政”思想与实践中的国家资本财政 民国时期中国的财政学引入西方的“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等现代财政术语,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财政学教学体系。陈启修1924年的《财政学总论》指出:“财政者公共团体之经济或经济经理也;易词言之,即国家及其他强制团体当其欲满足其共同需要时关于所需经济的财货之取得、管理及使用等各种行为之总称也。”类似的分析和观点,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财政学著作中都存在着。如我们现今所能见到的20世纪20年代的寿景伟、张澄志,30年代的姚庆三、李权时和尹文敬,40年代的王延超等人的财政学论著,在财政概念的分析上无不如此。而曹国卿的《财政学》在1947年的第三版中,通过分析“财政”词源,明确使用了“公共财政”的概念。当时的公共财政观是从公共经济的角度分析财政问题的,对于公私经济的讨论出现在诸多财政学书籍中。陈启修在其《财政学总论》中基于经济主体的不同将经济分为五大种类,一为个人经济,二为企业经济,三为公共经济,四为国民经济,五为世界经济,并讨论财政这一公共经济与其他经济的一般关系。他用图形的形式生动地表述为“个人经济为几何学上之点,则企业经济为由点而成之线,公共经济为包含点与线之面积,而国民经济则为包含点线面之体积,以个人及企业经济之厚薄为高度,乘面积而得者也……世界经济为各国民之经济之结合,故可用包含各种体积之球形体表之”[1]。 在绝大多数财政学教科书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以“财务行政秩序论”,“公共经费论”,“公共收入论”,“收支适合论”作为基本框架的同时,有学人基于财政趋势的变化,认为应将公共企业论作为单独的一部纳入财政学中②,虽然这一建议未被著者采纳③,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从学理上认识到了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的区别,虽然当时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的关系问题还没有较深的认识,但是在民国的财政实践过程中对于国家资本的财政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是值得当下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毕竟这一问题也是至今困扰我国公共财政改革的重大问题。 (二)财政制度改革 公库制度、预算制度和超然主计制度是民国时期财政制度改革的三大主体,这是在广泛借鉴各国财政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出来的。关于推行计政的几个问题,在《计政季刊》中有如下论述,“一国政治的设施,赖财政为基础。而财政又须计政为之监督与推进。在积极方面,则国家凡百兴革事业,有所准绳。可得按既定实施计划。在消极方面,则防止贪污,杜绝舞弊,避免横征暴敛非法之收入。减少不经济之支出。”[2]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府奠都南京后,首先以整顿财务行政为急务,先后公布各种财政法规,成立审计部,又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确立超然主计制度,其理论基于联综组织原则,互相平衡,互相牵制,冀国家财政进于健全清明之途。此联立系统构成包括收支行政系统(统一的收支命令系统),超然主计系统(建设的计政系统),就地审计系统(监督的计政系统),公库出纳系统(独立的国库系统),其执行机关为财政部或财政厅(执行收支系统),主计处或会计处(建设计政系统),审计部或审计处(监督计政系统),中央国家银行或之金融机关(执行公库出纳系统)。以上组织,在纵的方面,则系统分明,各自独立。在横的方面,则联立综合,互相衡制。 在公共财政制度建设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在三民主义的发展框架下,国家资本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国家资本经营运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成败,因此学术界在讨论国营事业内部经营制度的同时,也开始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讨论国营事业的预算问题。目前掌握的关于国营事业预算问题的资料有《论编造公有营业基金预算之范围》,载于《财政评论》第5卷第3期;《论国营事业之预算制度》,《我国现行营业预算制度之商榷》,载于《财政评论》第12卷第5期;《公营事业应否适用公库制度论》,载于《银励》(重庆市银行业学谊励进会编)第1卷第5期。 (三)财政收入思想 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也是贯穿民国时期税制改革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设立中央财政机构和地方财政机构。中央财政机构为财政部,作为南京政府管理监督全国财务行政的总机关,总揽全国财政收支。地方财政机构有两类:一类是中央派出处理国家收支的机构,如财政特派员、关监督、盐运使、统税局、印花烟酒税局、直接税办事处等。另一类是处理地方财政收支机构,各省设财政厅,管理全省财政收支预决算的编制以及对县财政的监督。县设财政科,管理全县财政收支、预决算的编制及各项税收。针对北洋政府时期各级财政收支不清,地方截留中央财力的现象,南京政府1928年11月正式公布施行《划分国家收支地方收支标准案》,将财政体制定为中央与省二级制。1934年,南京政府又公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将财政体制由过去中央与省二级制改为中央、省、县三级制,提高县市地方政府的地位。1941年起,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实行国家与地方自治两级财政,省级并入中央。1946年7月1日,南京政府修正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重新确立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 税收改革思想是民国财政思想的主体,不仅在民国时期对中国财政问题研究中有关税收的论著占据了绝对的多数,而且在时人的论著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对于税收改革思想的重视,“财政学中之最关重要者厥惟赋税”,“将来中国要整理财政,当然首先租税,而租税之中,尤以田赋一项为最重要。”[3]民国时期税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整顿旧税,创办新税,建立新的税制。这一时期由于大量国外的税收译著的出现,国人对租税问题已经有了更新的认识,但民国战乱不断的环境影响了税收制度的改革,严重迟滞了现代税制建立的步伐。 (四)财政与金融的关系 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政府财政与资本市场之间关系的问题。资本市场和政府财政间的相互关系,从微观经济学视角看,是公私产品生产和融资的两种不同机制;而从宏观经济学视角看,则是媒介储蓄与投资的两种不同机制。从交易费用视角看,两者在资本要素配置上具有基于交易费用比较基础上的制度替代关系,而从产权视角看,两者又具有了内生关系。因为国家是产权结构界定的主体,自然成为影响资本市场效率的根源,而国家之所以构造出特定的产权结构则与其获取租金的财政需要息息相关,反映在中国制度变迁实践上就是:国家及其财政需要既是资本市场兴起的关键,而国家单方面获取租金的财政需要又是造成资本市场困境的根源。 民国时期以财政与金融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有贾士毅的《国债与金融》(商务印书馆,1933),崔敬伯的《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 ,1937),其他关于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问题散见于报刊中,马寅初和章乃器是当时对这一问题探讨比较多的学者,参见《马寅初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和《章乃器文集》(华夏出版社,1997)。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于财政与金融关系的认识已经较为成熟。崔敬伯在《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中从学理上对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做了精辟的阐述,“‘财政’与‘金融’无论在辞义上,或是在实际上,都应该分清,而不容相混。财政是‘国家经济’(State Economy)的经理,金融则系‘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的权衡。在‘社会化经济’未曾实现以前,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在体制上,是要分别保持其独立性的。因为国民经济的活动,妨害了国家经济,固不可;但是因为国家经济――即财政――的方便,遂以国民经济为牺牲,使之陷于长期的混乱,当然也不是‘健全财政’(Sound Finance)所能容。所以在实际上,财政与金融,务必要系统分明,不相侵扰” [4]。同时,他也从经济现实出发,认为“现在的经济流通,早不是实物交换经济,也不尽是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的时代。不仅国民经济要受信用经济的支配,国家经济――即财政――也要受信用经济的支配。政府财政的收支,在数量上很难恰恰相抵,在时期上也不容易恰恰相值;为财政与金融彼此调剂起见,收入多而支出少的时节,可以存在银行,转而流通于市场;支出多而收入少的时节,也可以借自银行,藉资财政的周转。在这信用经济时代,政府虽然属于公经济的主体,无妨同私人经济一般,也可以同银行开户头,也可以向金融市场行贷借;财政与金融,尽可以取得自然而合理的联系,这便是财政学上所称之‘公共信用’(Public Credit)或公债(Public Debt)”[5]。 民国时期财政与金融关系认识的成熟与实践过程中的由财政与金融逐渐融合所导致的局势的失控是否可以作为如今构建立宪式公共财政制度的否证,将是探索财政与金融关系问题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五)地方财政研究 陈启修在《财政学总论》第五编设“地方财政论”专章,给以地方财政学研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地方财政学者研究地方自治团体之财政之学问也。地方财政学上之原理,与国家财政学上之原理,相同者固多,不但从一般的理论上言之,所谓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学实必须包含二者而后始得完全。且即从特殊的问题观之,仅观国家财政上之事实,亦实不足明问题全体之真相……故研究国家财政学者同时必须研究地方财政学。” 关于何谓地方的概念问题,直至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1942年)依照《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划分之后,自治财政系统才从以往向以省地方为单位改为以县市为单位。中国行政序列向来没有市的建制,城乡之间在行政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1908年清廷实施预备立宪,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明确城市为一政治单位。从此,中国开始了城乡合治向城乡分治的转变。但是,在自治财政建设初期,根据地方税收的实际情形,中央已陷地方于附庸之地位。而欲实现县地方为有独立性之自治单位,举凡地方之管、教、养、卫诸要政,均为实现新县制之中心工作,凡此各项经费当以地方自筹为原则。由于中国县地方原无独立财源,而原有各项规定收入与建立自治财政的要求殊难适应,因此剖析地方财政现有特征,并在建立系统的公共财政进程中探索如何处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问题,同时立足于自治财政,建立地方的税收制度,尤其是理顺田赋与土地税的关系问题,并不断建立健全地方预算制度、审计制度,以及完善地方财务机构建设,提高地方财务行政管理效率,如此诸多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就成为民国时期伴随着地方财政建设始终的重要问题。 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市政改革实践的推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市政问题的新思潮,产生了一批市政学著作,如前文所述,同时出版了《市政评论》,《市政研究》等刊物。与此同时,面对当时的县乡财政困境,学术界通过调查研究和撰写专著对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县财政及地方赋税紧密相关的调研即有定县赋税调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县政调查”、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田赋调查以及中央大学经济系田赋附加税调查等等。除调研之外还有大量相关论著出版,如汗血月刊社编辑的《田赋问题研究》、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下)、刘世仁的《中国田赋问题》、程方的《中国县政概论》,彭雨新的《县地方财政》,朱博能的《县财政问题》。此外,在《地政月刊》《东方杂志》《中国农村》《财政研究》《财政评论》《复兴委员会会报》《益世报财政周刊》《汗血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等刊物上还发表了大量与县财政及地方赋税相关的文章。 三、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当前财政改革的启迪 通过对民国财政研究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中国来说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建国以后形成的计划经济型财政模式将公共财政内化到国家财政当中,淡化了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关系处理的问题,但现阶段转轨过程中建立的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的“双元财政”模式又再次将处理两种财政之间的关系问题摆在了改革者的面前。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民国时期的财政制度改革实践及由以产生的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关系的认识进行整理研究,无疑是对目前公共财政制度建设问题认识的一个有益的拓展。 近代以来随着信用经济的发达,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逐渐紧密,而以政府主导的社会经济变革又将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糅合在了一起,因此对于财政与金融关系处理的得当与否就成为国民经济是否良性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和金融制度的逐步健全与完善是离不开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和推动的,“财政中的金融统制”,“财政政策中的金融措施”等等提法足可见这一时期财政与金融的融合。时人从学理角度对财政金融关系问题的探讨与实践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实施之间的差异,对我们认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如何处理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问题提供更为厚重的思想史实。 民国时期的地方财政建设是整个财政制度改革中的重要部分,伴随工业化出现的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问题,时人在引入国外地方财政研究的同时,从国情出发进行了试点建设并展开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料对当前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总之,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中国目前财政改革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重视对民国财政思想的研究,这样才能古为今用,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数量经济论文:浅析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摘要】数量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新兴学科，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征和其他经济学科难以替代的优势。近年来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已初县规模，且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本文从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和问题分析入手，阐明建立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客，是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数量经济学 函数形武 经济模型 数量经济学是以现代经济理沦为基础。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及其计算工具。通过对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变化规律的研究，描示经济运动内在规律性的一门科学。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690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政治算术》的出版。1933年美国经济计量学会的成立段《经济计量学》的出版，是它正式置身于经济学科舞台的开端。50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及计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数量经济学的繁荣，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成了计量经济学的时代”。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两大新兴学科。在研究中广泛采用了现代经济理论的成果和经济教学方法，并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征，因而具有了其他经济学科难以替代的优势。 一、我圈数量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 经济理论的数量化研究不仅可以使人们对已经揭示的经济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 还有助于人们从研究某些经济现象中揭示未被认识的规律。因此， 它能起到较为精确地反映客观经济过程， 定量地分析、预测和论证经济过程的运行和发展趋势， 并推动经济科学向前发展的作用。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友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我国自五十年代起就已纤开始注意建立和开展经济数学方袂的研究卫作。建国初期， 经济学界曾肴手把数学方法（主要是线性代数）引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研究中， 而在宏观经济分析及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中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及其工具， 则己经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事了。大体来看， 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如下三个主要阶段： （1）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左”的错误倾向和“”指导思想的失误， 经济生活遭到破坏，造成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为了挽救这一局势，中共中央在1962年明确提出了调整经济的指导方针当时， 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有必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益及经济核算等重大理论间题。因此， 我国数量经济学在研究刚刚开始起步的阶段， 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积累与消费、速度与效益、农轻重等重大的比例关系， 并为当时经挤的调整与稳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客观依据。 （2）197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重建、繁荣阶段。这一时期， 数母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科李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开始走向正规的研究和发展阶段。从此， 它开始受到关注， 并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我国1979年3月正式成立了中国数量经济学会，1982年建立中国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近几年来， 我国已公开发表的数量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己达到1000多篇，1981年我国开始编制了146种产品的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原国务院技术拚究中心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运用系统分析方法， 对200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多层次的可行性研究、分析和预测。 二、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现状 不可否认， 近年来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 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 客观地考察和分析纵观其发展进程。我们认为其结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1）从理论构造看， 经济理论数量化发展到今天， 最终未能导出一个严格而又为大众接受的理论体系。 （2）从应用方向看， 我国数量经济学过于侧重对全国和地区的宏观经济计量的研究， 而忽视了开展企业（尤其是大型综合性企业）经济计量的研究。因而，经济计量方法作为短期预测技术的作节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水平较低。 （3）从研究的方式看， 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偏重这一学科所采取的方法， 而忽视了数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不仅如此， 在运用和建立数量经济学方法时， 重引进、吸收和借鉴， 轻发挥、创新和改进。 三、我国数里经济学发展的方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既要学习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 更要以马克思全义的科学作为基本前提和出发点。我国数量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数理科学。因此， 在发展和完善这一学科时，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指导， 结合本国国情， 正确处理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关系， 使它具有中国的特色， 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服务。 但目前， 我们在把数学用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的现阶段，己经突出地感到缺乏适合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充分成熟、发达和系统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虽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函数形式及其内容有许多地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 甚至有的地方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更为合适， 但是， 庸俗经济学的任务是要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毕竟主要是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建立起来的， 所以它根本满足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需要。总的来看， 科学发展到今天， 马克思主义数量经济学正沿着三个主要方向发展：第一，借鉴西方的研究经验， 利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现有的函数形式及数学模型或在此基础大进行形式上的“改进”或“修补”；第二，扩大在解决具体经济问题和任务时产生的数学手段的使用范围；第三， 为适应经济科学的发展和经济实际的客观需要，已经开始出现专门为阐明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原理以及为进一步发展和研究它们而建立的工具。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数量经济学的第三个方向。 因此， 我们认为， 从现实出发， 上述第三方面， 即为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原理以及为进一步发展和研究它们， 从而建立起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 是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数量经济论文:延安市经济增长中最佳人口数量的研究 摘要：通过对近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继承性的学习和批判，以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为研究出发点，以环境保护为研究背景，创造性地提出“技术进步悖论”和“自然资源无限，自然环境有限论”，以边际理论为分析工具，用社会分工、技术进步、生存成本、福利成本等因素建立延安市经济增长最佳人口数量模型来对延安市经济增长与人口数量的关系进行分析。 关键词：经济增长；最佳人口数量；社会分工 一、对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继承与批评 适度人口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而适度人口的思想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文·坎南在1888年提出明确。到20世纪，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接过了适度人口理论研究的大旗，从原来的“经济收益”变成“人均产量”、“人均收入”，从原来的静态适度人口研究转向动态人口研究，使适度人口理论研究领域更加广泛。[1]但之前的理论受时代的制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缺乏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因素的考虑 经济增长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人类因破坏环境而遭受了大自然清除式的报复，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坎南、索维等众多人口经济学家受到时代约束，在立论之初没有涉及可持续发展概念。 （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关系中所起到的内在影响分析不够清晰 坎南、索维等都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带来适度经济人口的增加，但是坎南重点强调最大收益点的变化，没有对适度经济人口是如何增加的作出进一步解释；而索维没有解释清楚在人口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关系相悖条件下经济适度人口是如何确定的。 二、理论假设条件及其基本范式 （一）理论假设条件 1.延安市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这是本文最基本的假设，是以当前延安的平均福利条件为研究起点。研究延安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所有人满意的社会福利，再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这样的假设有利于展开研究，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承认，使理论与现实更加贴近。 2.劳动力不能出现大规模的自由流动，同时延安市不存在大宗国际贸易活动。人口大量的流动，可以直接改变延安的经济增长，而大宗国际贸易活动则可以改变延安市的产出和消费结构，进而间接的影响了延安的经济适度人口。 3.延安市的人口增长是按照经济人口增长率增长的。经济人口增长率是指由社会分工的增加而引起的人口增长率。经济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增长而增长的，而是由社会分工来决定的。 （二）理论的基本范式 1.技术进步悖论。技术进步一方面造成环境破坏的加剧，但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水平，换句话讲，技术进步既破坏环境也保护环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工业的出现对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环境问题日渐凸现的时刻，技术的进步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大量的支撑，但是对环境的破坏并没有停止，只是放慢了脚步。 2.社会财富的增加等于产出与消耗的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指由劳动人群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创造的可以消耗和积累的社会物质。其中社会物质包括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务服务等。 三、模型构建及其解释 （一）基本模型构建 劳动力即人的劳动能力，是人们拥有的并运用于劳动过程中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资料只有与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实现现实的生产并创造出产品来。[2]劳动力的增加为社会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技术进步是技术发展中渐进式的变革，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包括生产技术上的局部性的改进和重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机器是排斥工人的”，技术进步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失业，即减少了经济适度人口。延安市的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不应当看作是失业，而是社会分工的必经之路。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可以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所以技术进步在延安市的经济增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利成本指福利的增加而消耗掉的社会财富。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只是数据上的增加，对人们来说，福利的增加才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如果不扣除福利的增加，那么经济增长的数据就会很高，也就是说舍去福利的增加而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在数据上的变化。但是这样是不符合基本假设一中，已经规定的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的假设。所以在经济增长中，福利的增加是相当重要的消耗部分。 社会分工的增加使生存成本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使信息更加不对称，人的不确定性增加，必然造成生存成本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也导致福利成本的增加。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所以在延安市的福利增加上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将消耗函数用图来表示，就得到了图二，其中延安市的社会分工的增加与延安市的福利成本的增加是一个对等的关系，社会分工的增加必然使生产多元化和消费丰富化，人们得到了更多的选择机会，生活的条件是趋于更好，因此福利也是相应的在增加，而且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也是福利成本的承载者。所以福利成本和社分工可以看作是同一的。 通过图二可以明显看出，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作为消耗的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分工的增加就会造成消耗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减少就会造成消耗的减少，影响延安市总消耗曲线斜率的因素是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增长率。生存成本增长越快，消耗曲线的斜率就越小，从而生存成本的微小增加就可以造成经济增长的快速减少。反之，生产成本增长越慢，消费曲线的斜率就越大，从而生存成本的巨大增加也不会引起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和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在总消耗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量经济论文:云南省原煤产业与发电量现状的经济数量分析 摘要：文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相关性分析、GM（1，N）、GM（1，1）模型，从不同的角度对云南省2000-2010年GDP、年发电量、原煤产量、人口数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省的电力产业对总体经济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原煤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有限。因此，应该规范并限制原煤开采，大力发展其他能源供应手段。 关键词：经济计量分析；灰色理论；煤电；GDP；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云南省是电力资源十分丰富，水力资源可发蕴藏量为九千多万千瓦，居全国第二位；煤炭保有储量246.5亿吨，居全国第八位。近年来，云南全力开拓华南电力市场，一直是“西电东送”南线的主要输出省。同时，在国家支持下，云南电力已将市场拓宽到毗邻的东南亚，逐步实现了“云电外送”。 本文对云南省GDP与原煤产量、发电量、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经济分析，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评估云南电力资源的价值，对云南省今后的电力战略规划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所涉及到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云南省统计局的《云南省统计年鉴》，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二、计量经济分析 （一）多元线性回归 使用最直观的多元线性回归建立函数模型： GDP=d+a*el+b*coal+c*po ① 其中，el代表发电量；coal代表原煤产量；po代表人口数量；a、b、c为三个外生变量系数；d为常数项。 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知，方程拟合优度约为0.99，方程对于样本拟合度良好。方程显著性检验值为191，显著性良好。而在电力、原煤产量和人口数量中，发电量对于GDP的影响最大，而其他两项对于GDP影响甚微。总体来说，该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GDP和发电量、原煤产量及人口之间的关系。 由表2可以将式①写为： GDP=5.11el+0.146coal-3.79po+16126.07 ② ②式说明，发电量每增加一万千瓦时，将导致GDP上升5.11亿元，每增加1万吨原煤产量，将导致GDP上升0.147亿元，人口每增加1万，将导致GDP下降3.79亿元。 发电量具有边际递增的效应，值得加大投资力度；而原煤生产具有边际递减效应，应该适当减少生产；人口增长虽然具有边际递增效应，但其对GDP的影响为负值，所以需要加大力度控制其增长速度。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可以考察所有的变量之间共同的相关程度，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决定哪个变量更为重要，相关系数的一般公式如下： rxy=■③ 根据③式，对GDP、年发电量、原煤产量、人口数量四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4的结果可以做如下分析：发电量对GDP的影响大于原煤产量和人口数量；原煤产量对GDP影响不大；原煤产量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电量，但作用有限；本地人口数量对发电量的影响甚微。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云南省的电力资源多用于出口，且火力发电并不是主要电力供应源。此结果与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一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适当减少原煤（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应该成为一种趋势。 三、灰色系统理论 灰色理论站在系统的角度，通过分析系统内部能量流动的方式，对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运行趋势、状态进行评估，试图找出系统内部的规律，从而为决策提供依据。 假设GDP、发电量、原煤产量、人口四个要素构成了一个小型灰色系统，利用GM（1，1）模型和GM（1，N）模型对这个灰色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分析 （一）GM（1，N）模型 GM（1，N）模型通过建立灰色系统的白化方程，对系统各要素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GDP作为系统的特征行为序列，发电量（el）、原煤产量（coal）、人口数量（po）作为参数序列，使用GM（1，4）模型进行分析，由于原始数据比较平滑，所以利用一次累加生成算子即可。 计算获得的白化式微分方程如下： ■+0.0876GDP（1）＝0.787el（1）-0.0271coal（1）+0.0127po（1）④ 从④式易知，el前的系数最大，表明发电量对系统影响最大；coal前的系数为负，原煤开采是阻碍系统进展的因素；po前的系数很小，表明人口数量的变化对系统影响不大。而系统的目标则是GDP增长。这个结论与计量经济学方法相吻合。 （二）GM（1，1）模型 由于线性回归模型T检验值不甚理想，并且由于数据不完整，无法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作出预测。灰色系统理论预测可以在数据量较小的情况下，对事物发展规律作出模糊性的长期描述，是预测领域中较为完善的一个分支，可以用于该系统分析。 使用GM（1，1）模型做预测，一次累加作为生成数，对2011-2015年云南省的GDP、原煤产量、发电量、人口数量分别进行预测。 经过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其中，GDP估计值平均残差为69，年发电量平均残差为16，原煤产量平均残差为273，人口数量平均残差为40，基本切合实际值，预测值可以反映未来趋势。到2015年，GDP、发电量、原煤产量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番，人口数量将增加200万。 以上数据表明，云南省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未来几年内，GDP增幅将达到2000年的9倍；电力产业的发展与GDP成正比，势头稳健；原煤开采虽然也有一定的增幅，但增幅不如其他几项明显，说明原煤产业已经步入边际效用递减的阶段，但依然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四、分析结果说明 通过对云南省2000-2010年GDP、原煤产量、年发电量、人口数量等数据的分析，基本可以对云南省煤电产业的现状作出客观的评价。 （一）电力产业是我省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从相关性分析得出的结论看来，发电量对GDP影响甚高；GM（1，N）模型体现出发电量是促进GDP提高的主要动力。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电力产业所做的贡献。 数量经济论文:货币数量工具难解实体经济“需求荒” 连续降准释放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的信号，但对于实体需求的持续低迷，单靠数量型工具似乎难以应对，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时隔3个月之后，央行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自去年11月央行开启“降准”大幕之后的第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连续降准释放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的信号，但对于实体需求的持续低迷，单靠数量型工具似乎难以应对，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情形与去年不同，如果说去年货币政策的矛盾在于供给端（有需求无供给），那么今年货币政策的矛盾则在于需求端（有供给无需求）。从央行刚刚公布的金融统计报告看，4月新增信贷数据最大的特点是中国经济需求低迷进一步凸显，不但新增贷款大幅回落，环比少增3282亿元，增幅创年内新低，当月人民币存款减少4656亿元，同比少增8080亿元,这反映出未来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信心都不足。外需依旧不振，内需开始乏力。 从外部需求状况来看，欧债危机持续恶化，以及发达国家去杠杆化，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下行，导致外部总需求严重不足，中国外贸形势极为严峻。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167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其中进口同比增长5.1%，出口同比增长6.9%，进出口双双重返个位数增长，近期欧债持续动荡，人民币对欧元大幅升值的滞后影响，中国整体出口下滑的趋势很难改变。 从内部企业生产情况看，随着经济增速逐季放缓，产出缺口有所缩小，需求对物价的拉动减弱，但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人工等成本上涨较快，我国产品出口价格优势削弱，特别是PPI环比继续回落，企业利润被进一步压缩，因此，对未来生产经营扩张的资金需求开始减少，而如果考虑到，考虑到金融信贷周期要先于经济周期，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延续进一步下滑的态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和短期贷款增速呈现出明显的背离关系，中长期贷款增速持续下降，4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中长期贷款增仅增加1265亿元，新增信贷持续走低，中长期贷款的下降其背后凸显出内外部实体经济的需求萎缩。 未来流动性的大格局将不可避免的出现金融体系流动性和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分化。对于实体经济流动性而言，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社会融资增速的收缩将持续较长时间，货币乘数以及外汇占款的平台式下降也使M2增速继续下降。整体流动性供应增速还是在下降趋势，未来可能出现银行间流动性进入宽松状态，而实体经济流动性仍适度偏紧的分化局面。 流动性格局酿巨变，央行还会放松流动性“阀门”，降准或成为常态，但最大的问题是，宏观经济的真正矛盾是在于如何提升并满足需求端——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这恐怕难以仅靠数量型工具所能解决。如果过度依赖降低准备金率、贷款放松等数量型工具，不但会为未来买下通胀隐患，还可能导致流动性的结构性失衡。在外需严重低迷、成本上升压力难以有效化解、实体经济持续疲软的宏观环境下，国家更需要大规模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并辅之以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科技政策等结构性政策方会在需求端起到真正刺激作用。 （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数量经济论文:经济学家程恩富:科学控制人口数量是民族利益的诉求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调整为更加严格的‘一胎化’。但我现在是少数派，赞同我观点的人较少，甚至有人骂我，也有人称我为‘当代马寅初’。”3月11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陈。 据介绍，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努力，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的改善。 然而，我国人口的发展虽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人口压力：不堪承受之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依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态势。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 据了解，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至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而且，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区域间生育水平不平衡，全国仅有上海、北京出现人口负增长。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 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开始“加剧”。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8.1%，且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此带来的老年人居住和生活来源等问题亟待关注。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 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事实表明，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有专家指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口流动与迁移规模庞大，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等问题，都将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胎化”：民族利益的诉求？ 面对依然严峻的人口形势，程恩富提出了继续坚持和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他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并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亿至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亿至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 据测算，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 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 0至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科学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仅能够获得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效益，还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程恩富强调，政府应重视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建立在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以尽可能低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成本来获得尽可能高的、从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和每个家庭的效益。 同时，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 调整：时机尚不成熟？ 有专家认为，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人口结构，延迟“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应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的到来。 “现在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这样一个时期，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同时出现的现象。我们的劳动力还在增长，而且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并出现了一定形式的过剩。即使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在短时间内也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出现短缺。”程恩富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杜鹏都持有相同的观点。 据有关方面测算，按16岁至64岁人口计算，2016年将达到9.9亿人峰值，2050年为8.7亿人，比2000年还多2800万人，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因而，从人口结构特征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足。 然而，由于我国劳动力素质不高，影响和制约了人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达47.6%，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主要是“技能工人荒”，而非真正的劳动力短缺。 因此，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已成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高核心竞争力、确保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 程恩富认为，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政府声音：2009年1月15日，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强调，今后一个时期人口发展的总体思路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李斌认为，生育率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现阶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必须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阶段。 中国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性及其理论解释 〔摘要〕 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不一致，表现出严重的高速度、低质量特征。这种不一致除了表现为总量视角上的不一致，还同时表现为省区视角上的不一致。由于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质量差异大、资源环境代价大，以及增长的稳定性不足和收入分配与福利状况不甚理想等问题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数量背离。实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统一的条件在于如何使经济剩余能够增长社会的总福利，路径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创新型经济，加强资源资产化管理，推动制度创新。 〔关键词〕 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增长质量；一致性 一、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不一致的态势描述 1.总量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不一致 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数量，不可能谈及经济增长质量。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不一致，首先要分析增长质量与数量的衡量指标。本文参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1〕，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6个维度合成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2〕以此作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对于增长的数量，我们采用总量GDP，并以2000年为基期的真实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的测度指标，通过比较方式描述200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基本状态。 不难发现，200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变动趋势是不一致的。2000－2010年的中国真实GDP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是，自20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质量则基本上呈现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其中2000-2004年经济增长质量呈现有升有降的波动态势，而在2005-2010年表现出稳步提高的趋势。 在借鉴刘海英（2006）成果的基础上，〔3〕我们修正了关于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系数ε： 其中，b代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a代表反应经济增长数量的真实GDP，n为年份值，若ε=0,说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同步扩张，反之，则说明两者呈现不一致的态势。 由此得到2001―2010年的值，从图2可以看出，增长质量与数量不同步是常态，可喜的是最近几年这种不同步的趋势在趋缓。但总体来看，总量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是毋庸置疑的。 2.省区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不一致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多数分析集中在总量层面〔4〕，其实，除了纵向的不一致，横向的省区增长数量和质量相对排名不一致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样参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5〕，通过对2010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考察，得出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以此为依据作为各省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数，并根据该指数大小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排序，同时选择各省的总量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的主要衡量指标对其排名，列出2010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及其升降状况，结果见表2。 表2 2010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比较 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排名经济增长数量排名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排名经济增长数量排名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 二、为什么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会产生不一致 1.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有质量差异 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们总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如果投入与产出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能以较少的投入换取较高的产出，我们便可以认为经济增长的产出质量比较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量投入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实现的。王小鲁（2009）等人的研究认为，1980－1990年中国资本形成率在35%上下波动，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42%左右，〔6〕高资本形成率是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这种高投入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上的奇迹，但是以投入产出效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这种高投入、低产出、低技术含量的生产方式也致使等量的原料、资源投入所创造的价值较少，增长质量必然不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需要 “提高资源的组合质量和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投入，提高产出”。〔7〕因此，投入与产出的效率以及质量方面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 2.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较大 追求质量型的经济增长其关键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新中国成立以来，GDP10多倍的增长是以矿产资源消耗增长40多倍的代价实现的。中国长期的资本高投入，是以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火电供电的煤耗高达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达21%，水泥综合能耗高达45%。而高能耗、高投入的背后是资源环境的代价。研究称中国GDP的139%是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退化为代价换取的。〔8〕所以，即使过去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在数量上成绩可观，但是由于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直接导致增长质量不容乐观。另外在中国地区层面上，某些地区产业软化程度较高，服务业所占比重较高，其增长过程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就较少；反之，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如果政府监管不力，产权不清晰，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就较明显。这样也会导致地区在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方面相对排名的不一致。 3.经济增长过程的稳定性不足 稳定增长应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小，二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次数少。〔9〕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最重要的维度之一，能够总体反映经济增长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势和总体状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出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稳定化趋势，〔10〕即“大起大落”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同时一些地区的投资扩张冲动仍然强烈，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仍较为激烈，这使得各地区之间的宏观稳定性有显著差异，造成地区之间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不一致。除此之外，在整个国家层面，由于受外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因素冲击，在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波动不可避免。近些年通货膨胀压力陡增也说明整个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增长质量相对于数量明显落后。 4．收入分配与福利状况不甚理想 从经济增长结果来看，无论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和提高人的生活水平。200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从1997年之前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11〕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福利却被压到了最低。同样，在收入分配方面，1952年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153，到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值为0473，基本已经肯定近些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的04，如此差异的收入分配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除此之外，环境恶化、食品质量无保障、公共产品提供不够等也无不影响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的福利水平，使绝大多数民众无法从心底感到幸福。这种只有GDP数字意义的增长，而无所有民众共享增长成果之实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以上的偏差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质和量往往是不一致的，单纯注意增长的数量不可能带来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将视角切换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包括关注低效率部门的改善，资源利用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治理，熨平经济的剧烈波动以及显著改善国民的社会福利。 三、实现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一致的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做法在于转变增长方式，以及调结构和平波动。但从实质意义上讲，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实现一致性的条件在于如何使经济剩余能够增长社会的总福利。 从经济学经典理论来看，以国民收入增长为研究对象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如哈罗德―多马模型，而且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创制也是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由1984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约翰・斯通完成）或新古典主义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以增加就业的短期分析为主，不重视增长的后果和代价，对于凯恩斯主义而言，修建金字塔和挖坑后再填埋都是经济萧条时期可行的政策。另外，凯恩斯主义没有基于福利或效用的微观基础，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适当的资本积累率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条件。因此，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经济增长分析只是针对国民收入的动态分析，没有涉及也不可能涉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 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将宏观与微观相对接的过程中，目标函数逐渐从最大化国民收入转向最大化总效用或总福利，这就涉及到福利函数的假定。在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因假定不同而不同，如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个体福利的加总，而罗尔斯的社会福利函数则由社会成员中福利最差的福利水平决定。在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中，一般默认采用萨缪尔森型的福利函数，但暗含着如下两个条件：①增长成果具有普惠性，即经济增长会给每个人带来福利的增进，这就要求社会制度或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分配制度是合理的；②没有外部性，这里的外部性主要是负的外部性，即每个人对经济福利的追求不会对他人造成损失。基于这两点，我们才能认为社会福利函数是萨缪尔森型的，即社会福利等于个人福利之和。满足这两个条件，经济增长所生产的剩余才能成为增进社会总福利的因素，从而才会出现经济增长的质和量的统一。 另外重要的一点，以上两个条件是在传统报酬不变前提下讨论的。传统的报酬不变假定条件下，分配服从边际生产力理论，收入由技术条件决定，那么随着边际收益的递减使得单位要素的收入也呈现递减的状态。如果要素收入由要素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决定，则处于弱势的一方所获收入也会因投入不断增加而递减，且递减的速度会更快。这就是传统的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最终结果为什么会出现增长的质与量不一致的根本所在。但本文假设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要素间分配的矛盾会缓解，企业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会得到一定的缓和，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自我优化而获得增长。 因此，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质与量的统一需要满足如下条件：①普惠的社会制度。经济增长规模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需要注意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问题，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要通过消除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和发展机会，使得社会所有成员都可以平等利用这些机会，从而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收入和能力，促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并步入良性循环；②权责明晰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不仅独自对资源配置及其效率有重要影响，而且构成市场制度以及其他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各类财产权，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产权的激励功能可以使经济活动当事人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具有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内在推动力。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够准确界定行为主体获取与其努力相一致的收益的权利，而且最核心的还在于能够抑制外部性的特别是负外部性的发生和泛滥；③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机制基础上进行的，单纯通过扩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在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进行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由于知识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导致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从而带来产出的增加。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统一，核心在于增长机制应由报酬不变转向报酬递增，由要素投入型增长转为内生增长，这其中必须注重促进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应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倡导科技、知识和技术在部门产出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 四、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路径 1.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刻不容缓。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数量、速度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由资源耗费型和环境污染型增长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由经济社会失调型增长向经济社会协调增长转变，由低成本扩张向高效率创新型增长转变，由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转化为内生技术进步型增长，由政府投资推动的增长转化为民间投资驱动的增长，由不可持续性增长向可持续性增长转变，由出口拉动型增长向内需推动型增长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增长向结构优化型增长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增长向低碳经济型增长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增长向自主创新型增长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增长向“共同富裕”型增长转变。〔12〕 2.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能使资源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从而提高增长质量。由于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其主导产业是不同的，因此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对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有重要影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一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及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力度，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二是要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工业经济效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重点发展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四是要加大用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力度，提高研发投入，激励自主创新，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3.发展创新型经济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创新驱动型增长。要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必须发展创新型经济：一是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同时应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倡导科技、知识和技术在部门产出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13〕二是要加快传统部门改造，加大对传统部门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同时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使企业或整个行业从原先的资本驱动型或劳动驱动型增长向知识驱动型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过渡；三是要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型向技术提高型转变，由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向要素效率提高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中规模报酬递增机制的形成。 4.加强资源资产化管理 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目标，关键在于加强对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所谓资源的资产化管理就是要依据各种要素对增长的贡献大小和我国资源禀赋状态，以产权为实质引入市场机制，改变资源行政划拨、无偿使用的运行机制，从而不断提高经济增长中要素的组合质量和配置质量；二是科学地评价与引导经济发展过程对于资源、环境的正负面影响，确保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的最佳配置状态，将保护资源放在突出位置，严格执行现有的国土资源规划，强化对资源的管理约束，加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进一步完善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使等量的投入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改善要素供给机制。 5.推动制度创新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在于改善供给，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是推动制度创新，建立与质量型经济增长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一是进行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建立科学的政府决策机制。要鼓励政府行为长期化，“政府行为长期化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4〕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决策机制；二是促进科技和教育制度创新，为改善供给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供知识、技术和人才支持。通过科技制度创新鼓励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和前沿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努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通过教育体制的创新，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优化教育结构，推行素质教育，扩大教育资源，加快创新人才的培养；三是促进收入分配体制的创新，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保障城镇贫困阶层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数量经济论文: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北京郊区村庄数量经济研究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北京郊区村庄的经济收入、产业结构、用地特征等指标的对比分析,揭示出预期总人口变动对村庄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北京市解决郊区农村居民点的合理布局问题提供数量依据。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 北京郊区村庄 数量经济研究 一、课题研究背景 在北京市进入了人均地方生产总值6000美元发展水平的时期,郊区农村的基本单元――村庄及其人口规模的变动会出现哪些新的态势,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因其变动而将对郊区的村镇布列、聚落形态、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等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为了编制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布局规划,2005年4-5月,我们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各个村庄内的居住人口、用地、不同居住形式等结构指标以及对未来人口变动的预期。调查对象和范围是除中心城以外全部有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行政村。调查的项目包含村庄的村民人口变动、非村民人口变动和村庄总人口变动。调查问卷发放范围包括全市13区县、166个乡镇,共计3732个村。回收问卷中有关人口变动数据的有效问卷共3561个,占发放问卷总数的95.4%,本文依据有效问卷对村庄各项指标进行分析。本调查的假定是:被调查村的负责人依据近年来本村人口变动的情况,对未来5年该村庄人口变动的基本方向(增加、持平或减少)可以做出较为正确的预期。 二、课题研究过程 1.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平均经济收入将随之增多。从村庄平均经济收入看,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为4108.3万元,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为2962.5万元,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为2562.3万元。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1.6倍,是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1.4倍。 2.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人均纯收入也将增加。 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为7296.3元;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为6461.8万元;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为6129.9万元。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比预期总人口减少的村庄多19%,比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人均纯收入多12.9%。 3.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非农产业比率将逐步增加。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二、三产比率均高于预期总人口减少、持平情况的村庄。特别是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第三产业的比率比预期总人口减少情况的村高1.4个百分点,比预期总人口持平的村庄高3.4个百分点。 4.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用地面积会有较大幅度增加。统计分析表明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平均用地面积为494.6亩,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用地面积为364.4亩,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用地面积为326.7亩。即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用地面积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1.5倍,比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多35.7%。 (5)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平房住户比例下降而楼房住户比例上升。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别墅用户、楼房用户的比例上升,分别达到4%、17%,而平房住户的比例下降;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平房住户比例最高,达95%,楼房住户比例只占5%,别墅住户几乎没有。 6、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距乡镇、新城、五环路的距离较近。 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距乡镇、新城、五环路的平均距离分别为4.4公里、16.7公里和32.3公里;预期总人口持平的村庄距乡镇、新城、五环路的距离分别为6.4公里、23.6公里和43.2公里;预期总人口减少的村庄距乡镇、新城和五环路的距离分别为7公里、33公里和58公里。 7.用地结构特征 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宅基地、非村民住房用地等各种用地指标都较多,尤其是非村民住房用地、服务设施用地、工业用地、旅游接待用地及其他企业用地都有较大幅度增加。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非村民住房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2.6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服务设施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用地的2.5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工业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用地的2.3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旅游接待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3.1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其他企业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3.5倍。 三、不同功能区预期总人口变动影响效应 1.城市功能拓展区。受调查资料的限制,对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分析主要是对朝阳、海淀、丰台三个区的分析。城市功能拓展区在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情况下的经济收入分别为7360万元、7064万元和9783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8507元、8211元和9190元;第三产业比率分别为47.1%、47.4%和56.1%;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92.4%、94.9%和95.1%。城市功能拓展区的计算分析表明第三产业比率高、非农产业比率高的村庄,其经济收入水平和人均纯收入也较高。 2.城市发展新区。城市发展新区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和三产比率三项指标分别达到4230.9万元、7336元和43.6%;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和三产指标分别为3483万元、6895元和37.8%;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和三产比率分别为3797.8万元、6472元和41.6%;城市发展新区的统计数据表明: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经济收入与人均纯收入都较高,超过了城市发展新区的村庄的平均值。 3.生态涵养发展区。生态涵养区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三产比率和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3269万元、6924元、46.3%和77.9%;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三产比率和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2119.9万元、5819.9元、45.9%和72.4%;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三产比率和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1288.6万元、5752元、44.5%和71.2%;计算分析表明生态涵养发展区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人均纯收入、经济收入高于预期总人口持平和减少的村庄,且高于平均值,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三产比率、非农产业比率也高于预期总人口持平和减少的村庄。 四、不同搬迁类型村庄的数量经济指标 1.迅速搬迁型村庄。在迅速搬迁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3632.2万元、3275.4万元和3772.8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836.4元、6729.4元和6726.6元;用地面积分别为499亩、412亩和390亩。计算分析表明迅速搬型村庄的人均纯收入水平按照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的顺序依次递减,人均纯收入的多少与用地面积大小成正相关关系。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超过预期总人口增加和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 2.引导搬迁型村庄。在引导搬迁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3613.6万元、2021.9万元和2529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173.5元、6736.7元和6249.6元;用地面积分别为527亩、330亩和323.8亩。计算表明引导搬迁型村庄的人均纯收入水平按预期总人口减少、持平及增加的顺序依次递增,并与用地面积成正相关关系。统计分析表明引导搬迁型村庄在预期总人口的增加时的用地面积是预期总人口持平时村庄用地面积的1.6倍,用地规模较大。 3.逐步搬迁型村庄。在逐步搬迁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3704.7万元、1680万元和2083.7万元;人均出收入分别为7355.3元、6214.4元和5658.7元;用地面积分别为510亩、302亩和316亩。逐步搬迁型村庄的计算分析表明预期总人口增加时的经济收入超过预期总人口持平、预期总人口减少时村庄的经济收入,并超过平均值。人均纯收入水平按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的顺序依次递减,并与用地面积的大小呈正相关关系。 4.城镇化改造型村庄。在城镇化改造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914.6元、7422.3元和6864.3元;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85.9%、82%和80.2%;用地面积分别为628亩、555.8亩和542.9亩。城镇化改造型村庄的计算结果表明这种类型村庄的人均纯收入按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和减少的顺序依次递减,并与非农产业比率、用地面积呈正相关关系。 5.原址改造型村庄。在原址改造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2061.4万元、1870万元和2086.4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414.7元、5970.2元和5902.4元;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67.9%、67.7%和71.8%。原址改造型村庄的计算结果表明在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其人均纯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在预期总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其经济收入、非农产业比率达到较好水平。 五、结论 1.对城市功能拓展区可采取减少村民人口数量的政策,将城市功能拓展区的部分村民转移到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这样既可以减少城市功能拓展区村庄村民的人口数量、缓解用地规模不断增加的矛盾,也有利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增加村庄经济收入与村民人均纯收入,提高非农产业比率,优化产业结构。 2.为提高村庄经济收入水平,可对迅速搬迁、原址改造型村庄采取减少外来人口的政策,对城镇化改造型村庄采取控制人口的政策,对引导搬迁和逐步搬迁型村庄采取适当增加外来人口的政策;为提高人均纯收入水平,可对五类搬迁村庄均采取适当增加人口的政策。 数量经济论文: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甘肃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短期内二者相互影响，长期内产业结构变动是引起经济增长的原因。进一步预测方差分解表明，产业结构变动会引起且加速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自发引起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较差。 关键词：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增长；数量 1.引言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产业结构必须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均衡,导致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改变。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将促使经济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将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的增长。成功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次次产业结构的合理变动后所取得的，产业结构的合理及时变动,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稳定的增长。目前，不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结构因素的增长作用，都有强烈的现实感受，尽管它们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国内诸多学者论证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大都是在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的论断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应用性研究。“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结构主导型增长方式.即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增长。”[1]“产业结构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动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2]。“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结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3]。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无法揭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内在生成机制，尽管他们的结论富有创见性，论证却没有说服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有学者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4](朱慧明，韩玉启，2003) ,但其结论只能说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论述其是否协调，而且运用第一产业比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表示产业结构的变动不能反映产业结构调整的全貌。本文首先构建了产业结构整体变动的指标和经济增长的指标，然后利用甘肃省统计年鉴中的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H-P滤波处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预测方差分解对甘肃省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算是对已有的研究作了微小但有益的补充。 2.指标与数据 2.1 指标设定 产业结构可用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来反映，它是产业结构的基本内容和本质表现。这里，我们以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表示产业结构变动，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指数表示经济增长 首先计算结构相似系数[5]。公式为: 式中，r为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Xi为第i产业产值基期所占比重; Yi为第i产业产值报告期所占比重。 r值介于0和1之间，r越接近于0，说明相似程度越低，产业结构差异越大;r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越高，产业结构差异越小。 G表示以1978年为基期，以所研究期为报告期，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的定基增长指数，计算公式为 2.2 数据来源及计算 利用甘肃省1978年到2004年数据[6]，通过分析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与结构相似系数的关系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按照上述①②两式计算r和g如下表 通过r的变动，可以发现甘肃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呈下降趋势。考虑到是以1978年的产业结构为基期，r反映的是其他各年的产业结构与基期的相似程度，那么这种下降应该说是良性发展的一种表现。但这种下降在90年代后有所减弱,表明甘肃的产业结构调整在90年代后效果甚微。 3.实证分析 3.1 H-P滤波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VectorAutoregression）来分析甘肃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VAR模型要求系统中的变量是平稳序列。H-P滤波[7]是目前在宏观经济学中被广泛用于获取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成分的平滑方法,这种方法最早出现在80年代Hodrick和Prescott完成的一篇关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周期的工作论文中。利用H-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成分分离出来，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数据为平稳序列。其主要理论如下： 则式⑤为H-P滤波问题，即最小化问题。H-P滤波的运用比较灵活，它把经济周期看成宏观经济波动相对于某些缓慢变动路径的偏离，而这种路径是随着时间单调递增的，所以可以称之为趋势成分。使用H-P滤波得到的变量趋势能够反映该变量动态变化的实质。 表2和表1相比，数据平稳，更能反映变量动态变化的本质，这一特点在图1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其中结构相似系数r的变量趋势先下降后略有上升,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增长指数的变量趋势一直呈上升态势。 3.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在下述二元VAR模型中考虑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问题。假设经济变量xt和yt满足的结构方程为： 表4、5表明甘肃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短期内（滞后2期，表3）二者互为因果；长期看（滞后4期，表4）产业结构变动是引起经济增长的原因。也就是说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Granger影响关系从1978年以后由原来的互动性转变成单向性,并且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趋势的拉动作用也由原来的短期性转变成更加显著的长期性。 3.3 预测方差分解 预测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Mean Square Error)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描述了冲击在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变量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从表5的左半部分可以看出.TR的变动大部分可由它自己的新生进行解释.TG的新生对TR变动的解释能力随时期的增加而逐渐加强，但总体上很小，到第10期TG对TR的解释能力达到6.06%，这说明经济增长自发对产业结构变动影响很小;相比之下,从表5的右半部分可以看出TG的增长由其自身的新生进行解释的部分随时期的增加而减小，到第10期减小到10%，而TR对TG的预测方差的贡献随时期的增加而增加，到第10期增加到90%，说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影响。 4.结论与建议 （1）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由原来的互动性转变成单向性,并且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趋势的拉动作用也由原来的短期性转变成更加显著的长期性。因此,产业结构变动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由被动到主动,其影响由短暂到深远。 （2）产业结构变动对甘肃实际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经济总量的增长率与各产业(部门)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经济总量的增长率等于以部门产出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为权数的部门产出增长率的加权和。因此,在部门产出增长率不均衡的条件下结构变动对总增长率将产生重要影响。从甘肃三次产业的比重结构看,虽然在二十几年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与发达地区相比甘肃的各产业总量和内部结构都显得非常落后。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结构变动对甘肃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具有十分巨大的潜力。 （3）经济总量增长对甘肃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随着经济增长社会需求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格尔系数趋向下降。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已由总量矛盾转化为结构矛盾,需要通过结构转换来适应供求结构和供给环境的变化,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动。但这种变化在理论上是建立在资源的市场调节机制发挥主导作用之上的。由于我国建立资源配置的市场调节机制时间不长,还不能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主导调节作用,在更大程度上产业结构变动是政府产业政策的结果,而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变动方式往往与实际经济总量的需要是有差距的,容易带来结构变动的失衡。因此甘肃在针对性地制定有效产业政策引导的同时,应加强市场体系建设,通过市场在各产业部门间优化配置资源,使产业结构能依据经济总量的发展水平作及时调整,以适应经济总量增长的需要。 数量经济论文:企业数量、规模与经济增长 摘要：长期以来，企业数量与规模一直是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内容。笔者利用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企业数量、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产出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呈现时序递增趋势。研究还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企业数量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越是发达地区，企业数量对产出的弹性越强，即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应当重视企业与产业的培育，而不是片面强调“做大做强”。本研究还为理解地方政府与国家产业主管部门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上的冲突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角度的解释。 关键词：工业企业；数量；规模；区域经济 一、引言 从亚当・斯密开始，分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重要的研究内容。劳动力、资本是最重要的投入，通常情况下，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与劳动力、资本的投入量和增长速度正相关，而且根据新增长理论与新贸易理论，存在投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较大的企业数量常伴随着较大的经济总量。但企业数量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平均意义下企业规模的下降，导致规模经济的损失。通常管理学研究企业规模的目的在于探讨不同生命周期(发展阶段)企业规模对其市场竞争力与经营绩效的影响。经济学中对企业规模与数量的研究主要归属于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主要从企业角度进行研究不同，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产业整体，关注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产业经营绩效与发展阶段(钱德勒，1999)。管理学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在企业经营决策与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区域层面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企业数量，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对企业空间集聚效应的研究。以后产业集聚的研究得到较多的关注，成为区域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但区域经济学很少关注企业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企业与产业层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区域层面?举例说，是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现有企业“做大做强”更重要呢，还是推动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经济更重要?根据管理学的研究，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数量与规模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投入期与成长期的企业需要重视量的扩张；对进入成熟期与衰退期的企业，深入挖掘其规模经济效应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与盈利水平(黄修权、顾银宽，2004)。那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企业数量与企业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差异确实存在，是否有规律、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有相关性、又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区域经济的?以上就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文章结构如下：在提出问题后，第二部分介绍了研究模型与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数据的来源与处理；第四部分将全国作为一个区域，分析企业数量、规模对经济的影响；第五部分对全国31个省级单位企业数量、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之所以分省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汇总数据可能会损失个体信息；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面板数据的分析可能揭示出企业数量、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数量经济论文: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的出租车数量管制分析 摘要：出租车行业竞争性很强，对该行业进行的数量管制必然以社会福利的损失为代价，主要表现在：数量管制造成人为的垄断，给社会带来无谓的损失并形成高额的垄断租金；数量管制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对管制租金的争夺又导致出租车司机和管制主体之间的冲突；数量管制不能克服城市拥堵问题。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可以避免由垄断造成的低效率，增加社会就业，提高消费者的福利。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视角；出租车；数量管制；社会福利 2008年，我国暴发了多起出租车罢运事件，这说明针对出租车的管制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现有的文献对出租车的监管方法和必要性的论述相对较多，但对于出租车管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却少有论及，出租车管制是否增进了社会福利?考虑到社会的总体福利，出租车管制应该如何进行?本文将利用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出租车数量管制应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 公共管制应该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和信息的不对称，管制部门往往被管制对象所俘虏，或者管制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管制，从而偏离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对出租车的管制属于典型的公共管制，自然应该以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 出租车行业的管制一般有三种：价格管制，数量管制，标准管制。这三种管制都涉及到消费者和司机的切身利益，对社会福利有直接的影响。价格的变化会影响消费者的支出，价格越高，消费者的支出也越多；数量管制会影响社会潜在的就业数量和就业机会，也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权。当出租车数量少，准入条件非常严格的时候，社会的供给会减少，消费者的选择权也因此受到剥夺。支持管制的理由之一是缓解大城市的交通拥挤，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大城市的拥挤主要是由出租车引起的。也有论者认为出租车是准公共物品，所以要进行数量管制。大多数支持管制的观点对于管制是否真的能增进社会福利、克服市场失灵都没有详细的考查和分析。政府本身也存在失灵的情况，政府部门通过各种措施“加强管制”的结果，却是出现了大量的罢运事件，矛盾不但没有被解决，反而越来越尖锐。因此，认识出租车行业的管制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就变得尤为重要。 二、出租车数量管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帕累托标准是福利经济学中被广为接受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来判断出租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关键是要考察数量管制之前和数量管制之后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早在1890年，马歇尔就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认为市场总剩余是“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并用“市场总剩余”来分析衡量社会福利的状况。 从市场总剩余的角度看，出租车数量管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如图1所示，d为出租车的需求曲线，S是供给曲线，在没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价格和出租车数量完全由市场竞争来决定，此时的价格为P1，数量为Q1，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与实际付出的价格之间的差异，在图中由三角形AP1E表示；生产者剩余与厂商愿意接受的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异，由三角形BP1E表示。如图1所示，没有管制时，价格为P1，产量为Q1。消费者获得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厂商获得所有的生产者剩余，社会的福利没有任何损失，此时的社会福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若要改善消费者的福利(降低价格)则厂商(出租车司机)就会亏损，若要改善厂商的福利(提高价格)则消费者的支出就会增加。也就是说不可能让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没有任何人的福利受到损失。 当存在政府的数量管制时，市场里的出租车数量必然小于Q1，因为大于Q1的数量管制对市场不会有任何意义。假设政府的管制数量为Qg，相应的管制价格为Pe，这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管制形成垄断，形成供给不足和价格提高的局面，从而损害社会福利。在我国占多数的出租车经营模式都是公司经营，公司经营事实上就是公司垄断出租车的经营权。当市场被垄断之后，就会造成分配性的低效率，体现为在三角形CDE之内的社会福利将损失，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将受损，同时，没有任何其他人的福利会因此而改善。CDE通常被称为哈伯格三角形(HarbergerTfiangle)。在CDE(阴影部分所示)内的任何一点，司机愿意接受的价格低于管制价格Pc，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高于Pf，在该区域的交易是司机和消费者者双方都愿意的。但是由于数量管制，这样的交易不能达成，这意味着司机和消费者的福利受到了无谓的损失。之所以是无谓的损失是因为在司机和消费者的福利受到损失的同时，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会因此而改善。只要有数量管制，就一定有无谓的损失，数量管制越严格，则无谓的损失就越多。 垄断除了导致无谓的损失之外，还导致福利的转移，表现为原来属于消费者剩余的四边形PcPtPc被生产者占有，这就是福利经济学所说的塔洛克四边形(FuHock quadrangle)。在出租车行业中，占有消费者剩余的并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垄断的出租车公司及各个管制部门。事实上真正的生产者即司机得到的只是Pf的收入，司机愿意接受的价格为Pf，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为Pc，这之间的差距就是管制租金。出租车经营权高额的转让费就是这种管制租金存在的证明。由于管制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收费和拍卖经营权的形式来瓜分管制租金，而出租车公司则通过份钱押金等形式来参与管制租金的分配，并用以弥补购买垄断经营权所花费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管制者必然要求管制租金的最大化，也就必然要求消费者付出最高价Pc，同时只分配给司机愿意接受的最低值Pf，两者之间的差距由管制者和出租车公司占有。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对管制租金的瓜分实际上就是第三方主体对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占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状况由此变得更差。这些管制租金事实上也是管制部门资金的重要来源，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收费和拍卖费。这些被管制部门占有的管制租金，在信息不公开、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最终会被管制部门所耗散。由于租金和管制者的利益正相关，因此可以预见这样的低效率的管制并不会自动消失，而会长期存在。另外，由于管制形成的垄断给出租车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垄断利润，为了保持这种利润，出租车公司会采取行动维护其垄断地位，有可能造成寻租腐败，更进一步损害社会的福利。 其次，管制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行为能力，同时减少了就业岗位。福利经济学家森认为社会福利提高的重要体现就是社会成员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与发展，这种自由指的是实质的自由，称为可行能力。可行能力既不是人们实际获得的效用，也不是物品，而是人们有可能实现的、各种有价值并值得去做的活动，包括初级的需要如营养和安全，也包括社会交往 和自尊等高级的社会需求。考虑到可行能力，人的福利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收入，二是将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的难易程度。出租车的数量管制提高了出租车服务的价格，降低了人们的收入，而且，数量的限制也增加了人们将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的困难。人们虽然有足够的收入乘坐出租车，但因为数量管制，乘客需要更多的等待，或者会遭到拒载，就相当于由于年老、生病、残疾等状态给人们带来的损失一样，消费者虽然有收入，但并不能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无疑是一种福利的巨大损失。出租车的数量管制本来应该是为了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相当于本来是要人们节食以提高生活质量，但事实上却导致了人们被迫挨饿。另外，数量的限制必然导致营运者的减少，从而损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减少了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改善福利和实现自身潜力的机会，人为地制造服务短缺，增加失业率，这也是社会福利损失的重要方面。 再次，管制引发社会冲突，这直接有悖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社会问题的控制程度是影响社会福利的要素之一，社会问题存在于所有的社区和社会，冲突解决得比较好的社会或社区会比其他地区有更低的犯罪与暴力，会更加安全，因而能够将冲突问题进行有效控制的社会所拥有社会福利就比较高。但是，出租车的数量管制不但没有解决社会存在的冲突，反而激化矛盾，引发罢运事件。管制是引起出租行业罢运的根本原因，管制形成管制租金，但由于缺乏一个分配管制租金的统一规则，各利益集团在对管制租金进行分配的过程中，使出租车司机处于利益链条的最薄弱环节。管制部门以各种税费和拍卖经营权的形式参与租金的分配，而出租车公司则以份钱和租金的形式来占有管制租金，这些份钱和租金最后都要由出租车司机来承担。司机工作辛苦收入却很少，在管制体系的内部又没有一种办法来平衡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当他们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只能采用罢运这种极端的形式来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从而引发社会冲突。不仅如此，管制还可能导致腐败，因为管制对出租车公司而言是有利的，既打击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并形成垄断，也维持了较高的价格。因此，出租车公司很有可能为了寻求管制而对管制官员行贿，如1930年美国纽约市市长吉米・沃克(Jimmy Walker)就大力鼓吹数量管制，事后人们才知道，沃克市长暗中接受了出租车公司的贿赂，包括两家出租车公司的股份，作为回报，使沃克市长允诺推动建立出租车数量管制。 最后，管制并不能克服机动车的外部性，缓解城市拥堵。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原则，社会福利最优的条件之一是社会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由于机动车具有负的外部性，包括造成交通拥挤、污染空气、造成交通事故等。考虑到这些外在成本，机动车的私人成本要小于社会成本，这就会造成市场的供给数量多于社会最优的供给数量从而形成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对出租车的数量进行管制，试图减少出租车的市场供应数量，减少社会的福利损失，但这一目标并不能实现，因为所有的机动车都具有外部性，出租车只占机动车的一个较小比例。出租车数量管制对机动车的总的外部性的克服效果非常有限；同时，当出租车减少时，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困难，这可能会导致人们购买私人汽车进行替代，从而增加了总的机动车数量，导致更为严重的拥堵。事实上，拥堵都是由于私人汽车的大量增加而导致的，依靠出租车的数量管制来限制城市机动车的外部性，是完全无效的。 三、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会增进社会福利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放松对出租车数量管制已经是一个趋势，英国、荷兰、日本等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都纷纷取消了数量管制。英国人口最为密集的伦敦市是最早对出租马车数量进行管制的城市之一，其管制的目的是治理道路拥挤。1833年后，由于道路设施改善，数量管制被取消，从此，再也没有实施过数量管制，凡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司机和车辆均可获得牌照，不设定数量上限。爱尔兰自2000年开始放松出租车管制，到2004年底，爱尔兰出租车数量增加了两倍，并没有引发道路拥堵、交通事故率上升，乡村出租车短缺、车况和服务恶化等负面效果。“公众对放松管制给予了令人瞩目的积极评价。” 取消数量管制会增加社会的福利，原因如下。 首先，取消数量管制可以避免由垄断带给整个社会的低效率，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取消数量管制，必然会使大量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使市场的结构由垄断变为竞争，哈伯格三角形内部的潜在交易将得以实行。在这个三角形内部任何一点的价格和数量上，消费者和司机的福利都得到改善，社会中没有任何人的福利会受到损害，因此这种交易是典型的帕累托改进，由于价格下降，塔洛克四边形会自动消失，由其所引起的租金耗散也不复存在。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价格下降，垄断租金自动消失，自然也不会有相关利益主体为争夺管制租金而进行博弈，由出租车利益争夺而形成的社会冲突就不复存在。 其次，取消数量管制会增加社会的就业数量，实现机会平等。数量管制政策在事实上只允许有限的经营者从事出租车行业，而剥夺了其他所有可能具有同等能力的人的从业机会，不但不能形成有效的竞争，而且对于潜在的从业者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取消数量管制可以促进竞争，增加供给，也使更多的人面临公平的机会。 再次，取消数量管制会增加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和行为能力，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数量管制造成人为短缺，降低消费者的行为能力，是对消费者福利的剥夺。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都是以增加人们的选择空间来实现的。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的选择范围大大的拓宽，从而使个人变得更加自由。而出租车数量管制限制了人们的正常选择，制造人为短缺，使少数利益群体受益，必然损害社会的福利。显然，数量管制与出租车业的公共服务目标相矛盾，取消数量管制可以避免这样的福利损失。 取消数量管制之后，人们可能会担心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这可以通过加强标准和准入条件的管制来避免。这些标准包括汽车的标准和司机标准。汽车的标准如车况和车型，保养与维护等；而司机的标准则主要关注其驾驶水平和经验，并且要对车辆和司机的服务水平定期进行检查。这些工作不一定要由政府直接干预，可以由出租车司机组成的行业协会来进行监督。因为政府的直接干预极有可能形成新的腐败，而行业协会比政府官员更加关心整个行业的发展，由行业协会进行的监督效果可能更好。根据英国的经验，取消管制的地方消费者对出租车不足的抱怨大量减少，直接的服务和安全标准管制被认为是提高服务和安全水平的更为可靠的办法。 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可能是取消数量管制之后，出租车数量增加，会形成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城市拥堵都跟过多的私家车数量有关系。凡是治理拥堵成功的城市，都必然是限制私家车的使用，而不是限制出租车，相反，在众多的对出租车进行数量管制的城市中，也存在大量道路拥堵的情况，这本身就说明，出租车的数量管制并不能缓解城市拥堵。新加坡治理拥堵就采用了限制私车和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的方法，严格限制私车的拥有数量，同时对出租车采取放松管制的策略。到2006年底，出租车数量增加了20％。相对于私家车而言，出租车的利用率要高得多，出租车增加会使人们减少对私家车的使用。随着出租车数量的增加，其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必然因为竞争而下降，其数量并不会无限的增加，这也就是像伦敦这种特大型的城市也能完全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的原因。 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那么价格的管制也就没有必要，竞争的市场会形成买方和卖方都接受的价格，正如在其他的竞争性市场一样。图1所示，为了获得垄断租金，管制的价格必然高于竞争时的价格。放松数量管制之后，价格下降而供给数量增加，这就是放松管制后社会福利改善的具体体现。

乡村学前教育是乡村教育发展的起点，也是振兴乡村教育的重要内容。乡村幼儿园教师是办好乡村学前教育的基础支撑，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源泉。教师专业身份建构指的是对自己作为教师这一专业人员的感知、理解和判断。当前，在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与城乡二元对立的现实矛盾冲突之下，了解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身份建构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建设新时代乡村幼儿园教师队伍。目前，关于幼儿园教师专业身份建构的研究除了从理论层面探讨教师专业身份的困境与重塑之路，就是在实践层面以城市幼儿教师为案例开展调查，缺乏以乡村幼儿园教师为主体的实证研究。因此，从动机驱向、效能体认、情感归属、地位感知和角色确证五个维度对乡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身份建构现状进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并探求专业因素、编制因素和收入因素对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身份建构的影响，有利于较为详细地了解乡村幼儿园教师的总体情况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辽宁省20所乡村幼儿园的417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并发放问卷。剔除填写不合格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43份，问卷有效率为82.25%。下页表1为乡村幼儿园教师的基本情况。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课题组编制的幼儿园教师专业身份建构调查问卷测评乡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身份建构水平。问卷共22题，包括动机驱向、效能体认、情感归属、地位感知和角色确证五个维度。 （三）数据处理 所有题项均采用7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所有题目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说明教师专业身份建构水平越高。课题组运用SPSS26.0进行问卷的信度检验，运用LISREL8.70软件对测量结果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的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教师专业身份建构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调查显示，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身份建构的总体情况及各维度情况如表2所示。教师专业身份建构整体均值是6.23分，高于平均值4分。在动机驱向、效能体认、情感归属、地位感知和角色确证五个维度上的平均值分别为6.12分、6.29分、6.33分、6.03分、6.30分。这表明，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身份建构现状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五个维度上，教师专业身份建构水平均值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情感归属 角色确证 效能体认 动机驱向 地位感知。 （二）教师专业身份建构在各维度的表现 1.动机驱向维度：有15%的幼师不愿终身从事幼教事业 调查结果显示，有96.17%的幼师是出于热爱而从事幼儿园教师这个职业，但有15%的幼师不愿终身从事幼儿园教师的职业。尽管大多数幼师是因为热爱而选择了这份职业，但是这份初心在工作中并没有得到永葆，仍有部分已经从事幼师行业的教师会选择中途退出。因此，未来乡村幼儿园教师改革，要更加关注教师的职责与使命，引导教师守护入职的初心，使其坚守幼儿园教育岗位。 2.效能体认维度：有90%的幼师能够从反馈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数据显示，有90%的幼师能够从领导的鼓励、同事的合作、幼儿的进步、职后培训和以往的成功中感受到幼师工作的成就感。幼儿园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创造成功的工作体验、再造培训的学习机会等都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增强其工作信心，使其体验工作的快乐，明确工作的价值，从而在幼师岗位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3.情感归属维度：有85%的幼师能够对工作产生归属感 调查显示，有85%的幼师能够与同事志同道合，获得归属感。归属感是个体与群体之间在心理上的联系，具有归属感的幼师能够与外界建立良好的关系，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岗位中。 4.地位感知维度：有30%的幼师未能感受到教师地位 数据显示，有30%的幼师不认为自己在教师群体中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并没有体会到自己作为教师的价值，这可能与幼师的工作性质和传统的社会观念有关。提高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地位，让幼师切身感受到公众的肯定：一方面，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大正向宣传力度，重塑幼师良好形象。 5.角色确证维度：有90%的幼师能够灵活调整自身角色 幼儿园教师既是幼儿安全的守护者，也是幼儿成长的引导者。本次调查结果中，有90%的幼师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幼儿园中承担角色的多样性，并根据不同场景灵活调整，保障教育教学顺利进行，充分体现了乡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性。 （三）教师专业身份建构差异分析 1.专业差异分析：学前教育专业幼师工作动机更明确 为研究专业因素对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身份建构水平的影响，本文分别对学前教育专业、其他师范类专业和非师范类专业教师等维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整体而言，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身份建构水平在效能体认、情感归属、地位感知和角色确证四个维度中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但在动机驱向维度呈现显著性差异，学前教育专业教师的专业身份建构得分明显高于非师范类专业教师。 2.编制差异分析：有编制的幼师对幼教事业更为忠诚 为研究编制因素对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身份建构水平的影响，课题组分别对有编制的幼师和无编制的幼师及各维度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显示，有编制与无编制的乡村幼儿园教师在效能体认、情感归属、地位感知和角色确证四个维度上的差异并不显著，仅在动机驱向这一个维度上呈现显著性差异。具体来讲，有编制的乡村幼师比无编制的乡村幼师有着更高的动机驱向。 3.收入的差异分析：工资水平影响幼儿教师留任动机 为研究收入因素对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身份建构水平的影响，课题组对工资处于各个水平的幼师及各维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收入的幼儿园教师在动机驱向这一维度有显著差异，在其他四个维度未呈现显著性差异。动机驱向维度中，月工资为1500元及以下教师的专业身份建构水平显著低于月工资在2501元～3500元的教师，同时也显著低于月工资为3501元及以上的教师。 三、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身份建构现状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情感归属最高，有85%的幼师能够对工作产生自豪感；角色确证和效能体认较好，有90%的幼师能够灵活调整角色，并从外界反馈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动机驱向有待加强，有15%的幼师表示不愿终身从事幼教事业；地位感知亟待改善，有30%的幼师未能感受到教师地位。乡村教师专业身份建构水平呈现出专业差异、编制差异和收入差异，具体表现在动机驱向方面，学前教育专业幼师的工作动机比非师范类专业幼师的工作动机更明确、有编制的幼师比没编制的幼师对幼教事业更忠诚、工资待遇高的幼师留任动机更强烈。 （二）思考 1.明身份，确定位，提升幼师自我地位感知 依照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如果社会大众对一个组织的评价是积极的，那么从属于这个组织的人会对组织产生积极正向的情绪情感。对于乡村幼儿教师这个群体而言，社会大众往往轻视其职业价值，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乡村幼儿园教师对自身职业的自信和认同感，导致其地位感知较低下。由于历史、社会等因素，我国学前教育起步晚、发展慢，直至目前，尤其在乡村位置偏远、经济落后等地区，还有部分群众尚未认识到学前教育对于个人成长、家庭和谐、国家进步的重要意义，对幼儿园教师也存在“阿姨”“保姆”等错误认知。我国幼儿教师身份长期不明、地位不清也成为影响社会对幼儿教师群体形成正确认识的主要原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幼儿园教师是在附则中被列入“中小学教师”的行列，在部分关于教师的政策文本中尚未提及幼儿园教师这一群体，政策本身的模糊导致社会甚至不少政府部门对政策理解产生偏差，幼儿园教师长期被忽略或排除在“中小学教师”及其待遇保障政策之外。因此，提升乡村幼儿教师自我地位感知，首先需要从政策层面发力，明确幼儿园教师的法律身份和地位，从源头保障幼儿教师的职业地位。其次，社会需要不断挖掘乡村幼儿园教师先进典型，通过媒体渠道加大优秀榜样宣传力度。最后，幼儿园可以通过家长开放日、家庭教育座谈会等活动帮助大众认识到学前教育对人一生成长的重要性，进而重塑幼儿园教师在大众观念中的形象，逐渐提升幼儿园教师对自身职业的地位感知。 2.保待遇，稳工作，提高幼师工资福利水平 课题组研究发现，乡村幼儿园教师的工资待遇和编制分配会影响其专业身份的建构，具体表现在动机驱向。在艰苦的环境从事繁重的工作，较低的工资和较差的待遇成为乡村幼儿园教师流失的主要原因。要想保持乡村幼儿园教师队伍的稳定，必须提高行业内教师的工资和编制等待遇。一方面，有关部门应严格贯彻执行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相关政策要求，提升教师的工资水平，绩效工资要对位置偏远地区、教学力量薄弱的乡村适当倾斜。另一方面，要严禁有合格教师来源情况下“有编不补”、长期使用临聘人员和以任何形式占用教职工编制的情况，保障乡村幼儿园教师获得编制。针对没有编制的教师也要不断提升福利待遇，实行同工同酬，保护其在岗在职的意愿，尽最大可能减少乡村幼儿园教师的流失。 3.育人才，供师资，提速幼师队伍培养步伐 专业能力是幼儿教师专业素质的核心组成部分，过硬的专业能力是乡村幼儿园教师胜任保育与教育工作的前提，是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的关键。研究数据显示，在乡村幼儿园教师队伍中，具有学前教育专业背景的教师比非师范类教师有更强烈的动机留在当前的岗位中，这与其接受过的专业学习密不可分。因此，要提高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身份建构水平，就要扩大学前教育专业师资占比，加大非学前教育专业师资培训。一方面，在公开招聘本专业教师的同时，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师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各地政府要积极与师范院校合作，开展定向师资培养计划，保证“入口”供给。另一方面，针对已经在职的教师，要抓住专业培训的契机，利用好送教下乡、校本研修、网络研修等机会，使其树立师德为先、幼儿为本的科学理念，掌握保育教育的基本技能，逐步提升专业能力水平，从而加快建设稳定且高质量的乡村幼儿园教师队伍。 参考文献： ［1］杨雄，杨晓萍.乡村振兴战略下幼有优育的实践逻辑［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22（4）. ［2］肖起清，洪清.聚焦新时代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第二届全国乡村教师专业发展论坛会议综述［J］.教师教育研究，2021（3）. ［3］单文顶，袁爱玲.身份重构：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社会地位之路径［J］.当代教育论坛，2015（3）. 作者:申轶群 但菲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

地方税收统计分析论文:税收优惠政策对行业净利润影响的统计分析 摘要：净利润是企业利润总额扣除所得税后的余额，净利润不仅来源于公司的经营活动收入，也来自于投资活动带来的投资收益，还会来自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本研究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各行业利润来源构成及税收优惠政策对行业净利润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流转税税负较重，建议将建筑业、房地产业尽快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以降低行业税负，进而降低房价。 关键词：利润来源构成；税负；税收优惠贡献 一、文献回顾 一直以来，各行业利润水平相差比较大，在特定行业毛利率情况下，净利润是来自主营业务活动，还是投资收益，抑或来自国家税收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对行业净利润影响有多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多，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利润来源的研究。郑玉歆，李玉红（2007）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工业利润的增长是结构性的，重工业对工业利润增长贡献了70%以上；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利润率提高的关键因素是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而轻工业和机械工业收益率的改善主要来自于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张杰（2011）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利润既来源于市场因素，也与转型背景中特殊政策和非市场化因素有着紧密关联。 二是关于税负的研究。Siegfried（1974）认为平均有效税率ETR有广泛应用前景，在税收政策行业差异和税收补贴等研究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王防（1999）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平均ETR远低于当时33%的法定税率。王延明研究发现，行业间所得税实际负担存在差异，1998年之后规模因素与上市公司税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较大的公司ETR相对较高。王素荣（2009）得出执行新会计准则降低了上市公司平均所得税税负的研究结论。 三是税收优惠政策对税负影响的研究。李增福（2010）研究发现：法定税率的降低减轻了企业的实际税负，淡化了区域差异，突出了税收政策的产业导向；优惠政策取消和延缓的公司，实际税收负担没有明显提高，实现了旧税法向新税法的平稳过渡，表明降低税率、取消优惠的同时给企业以一定的延缓期是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 以上研究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但上述研究中缺乏税收优惠政策对行业净利润影响程度的研究。本文从行业的净利润来源分析开始，进而考察税收优惠对行业净利润的影响，以期揭示税收优惠政策对行业净利润的影响程度。 二、理论分析 1.净利润构成。本文从三个方面考察企业净利润的来源：一是核心利润，二是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三是营业外收支净额。核心利润应该具有持续性，一个企业的核心利润占净利润的比重越大，说明这个企业经营状况越好，收益越有持续性。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反映的是企业投资活动获利能力和相应资产因公允价值变动而带给企业的收益，这部分收益并非企业自身能控制，受市场影响较大，这部分收益因不具有持久性，应作为核心利润的补充，如其所占比重过大，会影响企业利润稳定性。营业外收支净额亦不是来自企业经营活动，其占净利润的比重不应过大。因营业外收支净额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而取得的税收减免及税收返还，在一定程度上从其所占净利润的比重可以看出该行业享受税收优惠程度。 2.税负理论。现有关于税负的研究基本上限于所得税税负，目前考虑了暂时性差异的计算ETR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1）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一递延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Porcano，1986）； （2）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Stickney and McGee，1982）； （3）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税款变化额/法定税率）（Shevlin，1987）。 上述方法虽然考虑了暂时性差异，但没有考虑流转税税负。为更加真实反应企业整体税收负担，本文“税负”，不仅包括所得税，还包括通过“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的价内税，如营业税、消费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出口关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等。本文衡量税负的公式如下所示。 税负率（修正ETR）=（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一递延所得税）/利润总额，其中，递延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额一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额=（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一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余额）一（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余额）。 3.税收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税收优惠形式较多，有优惠税率、免税收入、加计扣除、减免所得额、税收返还等，加之流转税优惠政策还有先征后退、先征后返、即征即退等。这么多的税收优惠数据难以从上市公司公开的资料中获取到，本文以“应纳税所得额乘以法定税率，减除当期所得税”来衡量所得税优惠，以“收到的税费返还”来衡量企业享受到的流转税和所得税返还优惠。计算公式如下。 税收优惠=（利润总额+资产减值损失+暂时性差异）×0.25-当期所得税+收到的税费返还。 其中：暂时性差异=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一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额/税率一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额/税率。 公式中，应纳税所得额统一乘以法定税率25%再减除当期所得税，其结果体现了税率优惠金额；利润总额加资产减值损失，考虑的是会计与税法的永久性差异，资产减值准备是显著影响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的差异，故计算法定应纳税额时加以调整；公式中没有调整的其他永久性差异绝大部分恰恰就是税收优惠，比如免税收入、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加速折旧、减免所得额、税后分得利润免税等；当期所得税=所得税费用一递延所得税，递延所得税体现的是会计与税法的暂时性差异；收到的税费返还体现了先征后退、先征后返、即征即退等税收优惠，其数额从上市公司现金流量表中获得。 三、税收优惠政策对行业净利润影响的统计分析 1.样本选取 本研究选取了新税法实施后2008年至2010年连续3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三种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数据，数据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样本选取标准如下。 （1）剔除了利润总额为负值或O的公司，因为此时计算出来的税负为负数或0，指标没有意义。 （2）剔除了“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一递延所得税”的计算结果为负数的公司。 （3）剔除了税负率大于1的公司。这类公司可能因违反国家法律支付罚款、补缴前期拖欠税款等原因造成不能合理反映公司税负的情况。 经过筛选，选出符合规定的样本公司共计3944家，分别为2008年1378家，2009年1415家，2010年1151家。数据分析采用SPSS统计软件计算。 2.行业净利润分析 首先分析行业净利率、行业净利润的构成，为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对行业净利润影响奠定基础。 2008—2010年各行业问净利率差距较大，净利率最高的是房地产业，连续3年都在12%以上，而且逐年增加；净利率最低的是建筑业，仅是房地产业的七分之一，这正反映出近几年房地产业迅速发展的现状，因房地产行业有2—3年的建设周期，2008年至2010年所销售房屋用地基本上是2008年以前取得的，取得土地时的成本较低，加之，房地产领域监管体制不完善等导致了房地产业的高净利率。而建筑业因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行业发展比较完善且竞争激烈等因素使得该行业的净利率低。全部上市公司平均净利率2008年为5.99%，2009年为6.88%，2010年为8.43%，连续3年平均为7.1%。连续3年各年净利率都在平均值以上的行业有传播与文化产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除这3个行业外，2010年净利率显著高于平均值的还有交通运输仓储业和农林牧渔业。 从表1可知，各行业的净利率相差较大，行业净利率最高的房地产业为14.24%，行业净利率最低的建筑业仅为2%，为说明各行业净利率差异产生原因，下面分析各行业净利润的来源构成。表2是对上市公司11个行业2008年到2010年3年平均净利润构成情况的统计数据。 从表2中可以看出，采掘业、建筑业和批发零售贸易的核心利润占净利润的比重高，其净利润主要来自其核心利润，这与行业资本投入量大、生产经营活动是其主体活动等行业性质有关，说明这三个行业的收益持续性较强，受公允价值变动及对外投资活动影响小。除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供应业外，其他十大行业的核心利润占净利润的比重几乎都在100%以上，而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及供应业核心利润占净利润的比重偏小，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和占净利润的比重很大，这说明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受市场影响较大。从税费返还占净利润的比重看，信息技术业和批发零售贸易是享受税费返还较多的行业。分析表1和表2可知，各行业净利润率差异大的原因，不仅在于核心利润，还在于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营业外收支净额及税费返还。 3.行业整体税负分析 上市公司税负与税收优惠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讲，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多的行业税负轻，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少的行业税负重。表3是根据上市公司2008～2010年数据计算的各行业整体税负情况。 从表3可以看出，整体税负较高的是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负较轻的是农林牧渔业和信息技术业，这与现实情况吻合。建筑行业的营业税计税基础较大，不允许扣除建筑过程中的成本费用，加之建筑业税收优惠政策较少，致使其税负较高；房地产业因其在流转环节既要缴纳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又要缴纳土地增值税，在所得税环节又很少有优惠政策，故其整体税负较高。从流转税税负看，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税负较重，这也说明我国应尽快进行流转税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行业和社会服务业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从表3还可以看出，农林牧渔业的整体税负最轻，这是因为该行业流转税和所得税大多享受免税或减半的优惠。 4.税收优惠对行业净利润贡献的分析 2008年新税法实施后，实施了内外一致的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农林牧渔业减税或免税，对高新技术企业实施15%优惠税率等，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奠定了本文分析行业税收优惠的基础。 根据理论分析部分税收优惠的计算公式及上市公司2008～2010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出各行业享受的税收优惠占净利润的比重，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各行业税收优惠对行业净利润的贡献差异很大，税收优惠对行业净利润贡献最大的是信息技术业，占52.82%，较大的是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贸易业、传播与文化业和制造业。税收优惠对行业净利润贡献最少的是房地产业，其次是社会服务业，这也佐证了上述税负分析中的结论。税负高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收优惠少，而税负低的农林牧渔业和信息技术业享受的税收优惠多。在2010年的1151家样本公司中，税收优惠占净利润比重在300%以上的有11家，在200%一300%之间的有9家，在100%～200%之间的有107家，在50%～100%的有91家。表5列示的是2010年享受税收优惠排名前十的上市公司。从表5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税收优惠对非金融上市公司净利润的贡献情况。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非金融上市公司连续3年年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为高利润率行业，但其税负重、税收优惠少；农林牧渔业及信息技术业利润率低，但税负轻，且存在着大量税收优惠政策，这说明税收优惠是某些行业，特别是某些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如果没有国家的税收优惠，某些企业将无法生存。 2.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流转税税负较重，说明我国应尽快进行流转税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行业和社会服务业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以减轻企业税负。 3.从行业来看，农林牧渔业、信息技术产业和文化业享受着大量的税收优惠，说明国家的税收优惠显著地提高了这些行业的净利润，也说明新税法以产业优惠的政策效果明显，起到了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我国应继续坚持这一政策，积极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行业净利润的影响非常大。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过重的流转税税负，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又因流转税固有转嫁性，这种负担又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致使消费者承受了较高的服务价格。从某种程度上看，我国的高房价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高税负有很大关系。为了控制房价，为了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建议降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流转税税负。 另外，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流转税税负重还有一个隐蔽因素，就是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缴纳营业税的服务业在对外支付中承担的税负，不能在最终向税务机关纳税时抵免。故在此建议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对这三个改征增值税，消除重复征税，减轻这三个行业的税负。 （本文责编 王简） 地方税收统计分析论文:关于我国增值税税收转移的统计分析 摘 要：本文认为增值税计税方法、资源产品跨区流动和出口免税制度引发我国增值税税收转移现象，统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增值税税收与税源比较一致，中部地区为增值税主要转出地，西部地区为增值税主要转入地。为缓解增值税税收转移问题，我国应建立增值税横向分配制度，并将消费环节作为增值税唯一征税环节。 关键词：增值税；税收转移；统计分析 2014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可以看出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主要致力于协调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而地方政府间税收转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税收转移是指税收与税源不一致的现象，导致税源地难以获得税收，非税源地获得税收困境。税收转移由现行税收制度缺陷引起，主要体现在增值税制度和企业所得税制度方面，税收转移逐渐拉大地方政府间财力差距，不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因此，税收转移问题理应获得关注。 一、导致增值税税收转移的原因分析 1.增值税计税方法导致税收转移。增值税计税方法是以每一生产销售环节销售额为计税依据，乘以适用税率计算销项税额，同时允许抵扣外购项目以前环节已纳税款，全部税款最终由消费者承担。我国制造业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商品生产地在销售货物时获得了增值税地方分享部分，而西部欠发达地区属于商品消费地，负担了生产地所征增值税。 2.资源产品跨区流动导致税收转移。我国主要针对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生产产品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产品，例如煤炭、石油等，因此大量的增值税由资源输入地流向资源输出地，我国中西部地区多为资源输出地，获得增值税地方分享部分，而东部地区多为资源输入地，负担了大部分增值税。 3.出口免税制度导致税收转移。我国对出口商品实行增值税免税制度，商品生产地获得增值税却不需要进行出口退税，商品出口地没有获得增值税却需要承担部分出口退税，出口贸易额越多，增值税转出越多。 二、增值税税收转移程度的统计分析 本文借鉴区域税收占比与经济总量占比比较分析法，运用某省增值税税额占全国增值税总额比重与该省工业增加值与批发和零售业总额占全国工业增加值与批发和零售业总额比重比较分析法测算增值税税收转移程度。选择工业增加值与批发和零售业总额而未选用GDP的原因是我国国内增值税主要来自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用公式表示为： Di=Ti∑Ti-Pi∑Pi （1） 其中Di为i地区增值税税收转移程度，Ti表示i地区增值税收入，Pi表示i地区工业增加值。如果Di大于0，表明该区域为增值税转入区；如果Di小于0，表明该区域为增值税转出区；如果Di等于0，表明该区域税收与税源一致。根据公式（1）得到我国31省份2004-2012年增值税税收转移情况，见表1。 从表1中平均值可以看出，17个省份为增值税转入区，14个省份为增值税转出区。增值税转入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10个（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中部地区2个（山西、黑龙江），东部地区5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海南）。增值税转出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6个（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东部地区6个（河北、辽宁、浙江、福建、山东、广东），西部地区2个（重庆、广西）。其中背离程度较高省份主要有北京（216%）、上海（437%）、山东（-366%）、河南（-216%），背离程度较低省份有海南（012%）、安徽（000%）、内蒙古（002%）、西藏（003%）、青海（012%）、宁夏（011%）。 从表2中平均值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平均值为-004%，可近似认为增值税税收与税源比较一致，但从2009年开始变为转入地；中部地区转移程度一直为负，平均值为-024%，为增值税主要转出地；西部地区转移程度一直为正，平均值为020%，为增值税主要转入地。 三、政策建议 1.建立增值税税收横向分配制度。我国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增值税收入，不存在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分配制度，我国应该依据税收贡献程度建立地方政府间税收分配机制，协调地方政府间利益，实现区域间税收公平分配。税收横向分配具体方案可以在明确增值税转移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权重，列明分配公式。 2.将消费环节作为增值税唯一征税环节。我国增值税主要向企业征收，但是企业在销售产品时通过提价方式将税收负担转嫁给消费者，因此增值税理应由消费者所在地政府获得。可以借鉴美国销售税（sales tax）模式，将增值税道道征收改为仅在消费环节征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增值税税收转移问题。（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地方税收统计分析论文:以统计分析为基础的房地产税收优化分析 摘 要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房地产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房地产事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在现阶段的房地产行业中，税收政策是房地产市场实现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基于市场发展的需要，对房地产税制进行改革是当前我国税收制度调整优化的重要体现。这种优化调整可以对现有房地产税收体系中的诸多问题起到解决防范作用，从而使整个房地产税收区域公正合理。本文以统计分析为基础，对当前房地产税收体系的改革和优化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统计分析 房地产税后 改革优化 房地产税收改革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要方面，它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现阶段我国房地产税收体系的运行还存在一系列需要改革完善的地方，如税制结构不合理、税费类型繁多以及税租模糊不清等，这与现阶段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态势是不相吻合的。因此，需要对房地产税收进行时代性的改革和优化，这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需要，更是我国税收制度整体优化所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一、房地产税收体系现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税制结构不合理 现有的房地产税收体系，税制结构不合理有两个方面，一是保有环节的税负较轻，二是交易环节的税负过重。我们以当前房地产市场五大专用税种为例进行分析。保有环节的税收收入在总的税收比重有明显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近几年，由88.72%直接下滑到28.27%；而交易环节的税收比重则有所上升，从11.28%上升到了28.69%。对此，我们有理由说，要提高保有环节的税收比重，并适当降低交易环节的比重。 （二）税收种类繁多，交叉混乱 单单从现阶段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征收税种来看，所需要征收的税种类型就有10种，具体是耕地占用税、契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营业税以及附加的城建税。而且这些税种的收费也很高，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具体数目，导致税收的类型繁多，种类混淆模糊不清。因此，要进行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就需要协调统筹，一方面将改革重点放在税种上，另一方面还要对具体税种的收费进行明确整合。[1] （三）税租模糊不清，比例严重协调 土地出让金是政府让土地使用者一次性预交一定时间的土地租金，预交时间一般是50年或70年。以2009年为例，全国土地的实际出让租金收入为15911亿元左右，相当于是五大房地产税收总收入的3.3倍。而在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的总价是2.7万亿元，是整个房地产税收的大约4倍。再加上其他税种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房地产税费租金是整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税费租”的负担过于严重。因此，要想大幅度促进保有环节税收收入的提高，就必须重点对土地出让金进行改革创新，实现并租入税。 二、房地产税收体系的优化改革分析 （一）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原则 首先，税负要合理。针对当前“税费租”负担过于严重的现象，负担不宜提高，需要保证在“正税”的同时明晰税租，减少税费。这就需要对这些过于复杂的收费项目进行整理，对于不必要的项目要及时取消，可以进行合并的税种也要合并统一，其余的则要进行规范化处理，以确保房地产市场税费征收管理的公开透明。[2] 其次，结构的优化原则。现阶段，由于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比重较低，所以需要适当提升保有环节的税收，从而形成一个多个环节在内的，并且涵盖多个税种的房地产税收体系，同时还要确保税收结构的整体合理性。 （二）房地产税收体系的优化 在房地产所征收的税收种类中，有些是具有普遍征收特点的，如常见的房地产交易印花税、房地产交易及出租营业税、房地产交易及出租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这些在改革时需要予以保留。还需要在对各项收费项目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取消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房产税以及城镇土地使用税这五个税种。在开发环节要征收土地税，在交易环节征收房产交易税，保有环节则要征收房地产税。根据当前形势，新的三大房地产税收也要划定为地方税，这样可以避免改革中政府和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 首先，在开发环节，征收土地税。对现行的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契税以及土地的增值税进行合并，与此同时，还要对开发环节的收费项目进行清理和有机整合，征收土地税，这样就可以保证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避免浪费。[3]在获得土地使用权时，需要按照面积大小进行计量征收，从量计征的过程中，就需要重点把握多方面因素：一是土地类型。那些经济价值较高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山地等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偏远山区的土地。二是土地的地理位置。和城市的空间距离越短，则其利用价值就越高，反之则越低。三是土地使用年限。土地的使用年限越长，则税率就越低，需要大力鼓励土地的长期使用。从价计征时，可以通过对土地使用权的减少来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支付价格，进而将获得的增值额作为征税基础。 其次，在交易环节，征收房产交易的“托宾税”。从现阶段我国的保障性住房状况来看，它的主体是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以经济适用房为分析对象，所完成的投资额占住宅完成投资额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16.56%下滑到了近几年的3.14%，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则是至少在75%以上，远远超过了我国的现阶段水平。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建设资金的来源不足。对现行房地产交易的土地增值税和契税进行合并整理，征收房产交易的“托宾税”，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的专用性。[4] 第三，保有环节，征收房地产税。对现行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进行合并整理，与此同时，还要对保有环节的各种收费项目进行清理整合，并把土地出让金融入其中，征收房地产税，这样可以实现三个方面的良好效果。一是有利于房产持有成本的增加，以起到对房地产市场的调节和控制作用。二是对于地方税的主体税种来说，需要给地方政府提供一个稳定、合理的财政收入渠道。三是真正的财产税最终作用是缩短贫富差距，推动社会发展的公平和谐。对于税基来说，它是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体现，强调的是一种现值。市场价值每隔两年进行一次确定，第一年购买的房产可以依据其成交价格确定；而购买的二手房成交价格一般报价比较低，比较科学的方法是将其成交价格作为基础，结合附近新房成交价格来合理调整。 三、结语 随着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房地产事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房地产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民生行业，改革优化其税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从统计分析的角度来讲，现阶段我国的房地产税收体系还存在一系列不足之处，需要监管部门做好相应的监督监管工作，并对税收体系中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确保税收体系的科学合理，从而促进房地产事业的整体健康发展。 地方税收统计分析论文:重庆市税收综合情况统计分析 摘要：重点研究与重庆市的税收有关的各种因素、变量以及样品。重庆市的税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为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以及重庆市财政预算支出。国有税收收入与地税税收收入所表现出来的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后者对重庆市财政收入的影响更加明显。 关键词：税收；地区生产总值；财政预算支出；财政收入 1.引言 为了详细了解重庆市税收收入的各项情况，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税收的影响因素、税收如何影响财政收入、重庆市不同类型企业所缴纳的税类差异。 2.重庆市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 这里以重庆市的国有税收收入和地税税收收入分别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GDP）、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以及商品零售价指数三个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用回归的方法分别分析它们对两种税收收入的影响情况。 选取的原始数据为从1996年到2014年的国有税收收入、地税税收收入、地区生产总值、财政预算支出以及商品零售价指数的数据。 2.1国有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 将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去掉，只分析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预算支出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设回归模型为：Y1=B0+B1X1+B2X2+u。 其中Y1代表国税税收收入；X1代表重庆的地区生产总值；X1代表重庆财政预算支出；X1代表商品零售价指数。商品零售价指数对国税税收收入的影响不明显。 分析结果见表1。 由该结果可看出： 可决系数R2值为0.998，调整可决系数R2值为0.997，说明因变量Y中绝大部分可以由自变量x来解释，方程显著。F值为3364.187，明显大于临界值，说明方程拟合程度很好。以上表格也反映出每个变量的t值和P值都表现为显著，说明每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税收收入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所以正确的模型形式为：Y=-398695.889+724.052X1+0.021X2。 2.2重庆市地税税收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设地税税收收入模型为：Y2=B0+B1X1+B2X2+B3X3+Ui。 商品零售价指数以及财政预算支出对地税税收收入的影响不明显。 结合以上分析结果将地区生产总值与地税税收收入做回归。 设模型为：Y=B0+B1X+ui（其中Y代表重庆地区地税税收收入，x代表地区生产总值。） 其分析结果见表2。 由该结果可知： 可决系数R2值为0.985，调整可决系数R2值为0.984，说明因变量Y中绝大部分可以由自变量x来解释，表明方程显著。该表反映出F值为1125.083，明显大于临界值，说明方程拟合程度很好。从P值和f值看，地区生产总值对地税税收收入的影响显著。因此，该回归模型的方程和变量均显著。 因此回归方程为：Y=-1388459.269+891.286X。 经济意义表现为：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说来地税税收收入增加891.286万元。重庆市地税税收收入主要是受到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正向影响。 2.3综述 综上可知，国税税收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财政预算支出对国税税收收入的影响次之，商品零售价指数对国税收入影响非常小。财政预算支出以及商品零售价指数这两个因素对地税收入的影响很小，地税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 3.税收对重庆市财政收入的影响 由于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影响财政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因此需要分析重庆地区国民税收收入以及地税税收收入两种税收所包含的不同类型的税收收入对重庆财政收入的影响情况。 以下对各种类型的税收以及财政收入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了解它们的相关性，以了解国有税收收入与地税税收收入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国有税收收入与地税税收收入所表现出来的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各种类型税收以及财政收入的相关矩阵如表3所示。 该表格体现了1996年-2014年间财政收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该结果可以看出每种税收与其它类型的税收相关关系都比较强。其中也可以简单看出增值税与消费税的相关性较强，这两项税收属于国民税收；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的相关性较强，这三项税收同属于地税税收。这说明国有税收收入与地税税收收入的确存在差异。财政收入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相关系数比它与增值税、消费税的相关系数更强，说明国有税收收入与地税税收收入所表现出来的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即地税税收收入对重庆市财政收入的影响更加明显。 4.税收类型与重庆市企业类型关系分析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知，地税税收收入对重庆市财政收入具有很大影响，为进一步探究重庆市各个类型企业主要缴纳的哪种类型的地税，即了解缴纳的各类型地税在不同类型企业中的分布情况，以下对各类型地税收入与企业类型进行分析。 4.1构成情况 4.1.1税收类型构成 由于在数据收集阶段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和屠宰税数据缺失，因此此处不将这两者纳入分析范围。最终确定为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烟叶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这几种。 4.1.2企业类型构成 根据统计不同类型的企业，包括内资企业（分别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公司、私营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非内资企业（主要有：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体经营以及乡镇企业）的税收类型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企业类型与税收在结构上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里采用以上13种类型的税收作分析。 4.2对应分析 根据分析，可得因子平面图如图1（图中数字1～11分别表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公司、私营企业、其他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体经营、乡镇企业）。 由该因子平面图可知：11种类型的企业之间距离不大，总的来看区别不大，但仍然可以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编号为2、3、4、5、6、8、10、11的样品，即政府从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个体经营、乡镇企业这几种类型的企业收取的税收主要为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其中对样品11（乡镇企业）收取的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第二类：编号为7的样品，即内资企业中的其他企业所缴纳的税收种类主要是耕地占用税。第三类：编号为1和9的样品，即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它们缴纳的税类主要是印花税、资源税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 在最后分类结果中可看出车船税和烟叶税没有与任何一种类型的企业距离较近。由于数据收集阶段车船税和烟叶税的部分数据已经缺失了，因此此处不对这两种类型的税收进行归类。 5.结论 首先，重庆市的税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为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以及重庆市财政预算支出。国税税收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财政预算支出对国税税收收入的影响次之。而地税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其次，分析了国有税收收入与地税税收收入所表现出来的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后者对重庆市财政收入的影响更加明显。最后，由于地税对重庆市财政收入影响显著，便将在各类型地税收入中，不同类型的企业也表现出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其结果为：政府从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个体经营、乡镇企业这几种类型的企业收取的税收主要为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内资企业中的其他企业所缴纳的主要是耕地占用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的主要是印花税、资源税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 因此，以重庆市的税收情况来看，以上对税收综合情况的分析，体现出税收可以反映重庆市经济发展情况的各个方面（包括地区生产总值、财政预算支出、财政收入等）。由此可推知重庆的税收情况如果出现异常，就反映了重庆市某经济环节存在问题，重庆的发展也会受到相应影响。因此，可采取完善税收管理制度、加强税收监督以及加大对违反税收制度人员的惩戒力度等措施来保证重庆市税收体系的完善。

摘要： 随着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和有效推进，社会和国家对于高素质、高水平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尤其是对于创新创业型人才来讲，其是建设国家的中坚力量，对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积极影响。基于此，本文首先深入分析了高校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构建面临的主要问题，其后明确了高校科技成果与创新创业服务体系融合机制建设的主要思路，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高校科技成果与创新创业服务体系融合机制建设的主要方式途径及经验。 关键词： 高校；科技成果；创新创业服务体系；融合机制 众所周知，在当前社会，创新创业优秀人才是构建创新国家的关键所在，也是极其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深入开展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推动教学改革，切实提高整体教学质量、教学水平，培养出大量高素质、高水平、与社会发展相契合的创新创业型优秀人才是现阶段高校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境。众所周知，高职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应当树立明确的教学目标任务，即基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培养具有自主意识、高尚道德品质、扎实综合素养的高素质、高层次优秀人才。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要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创业教育通常高校会整合合作企业、社会组织、政府职能部门等多方力量，使得多个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激发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精神，为其后续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基于此，必须深入分析现阶段创新创业教学理论存在的不足以及实践教学的短板，利用科技成果合理设计教学模式、教学理念，积极主动开展实践教学工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以及质量，同时进一步迎合高校改革的实际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其对国家的发展动能转化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能够切实推动社会发展的提质增效。 一、高校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构建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缺乏一定的认同度 教学理念是高校教学的初衷体现，也是推动教学改革教学创新的内生动力。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目前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仍处于初步阶段，当前就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经济压力不断增加，大多数学生在毕业后更注重薪酬待遇、工作的稳定性，以此作为自身发展的终极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认知相悖，甚至基于现实需求产生了挤出效应，导致高校及社会对创新创业教育缺乏正确的认知，重视程度严重不够。具体而言，有的高校虽然根据教学发展的现实需求开设了创新创业课程，对学生进行了简单的就业指导，但这仅仅是为学生就业发展进行短暂的充电，没有将其贯彻落实到整个教学过程中。而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社会对创新创业教育存在认知偏差，在实践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对其有所忽略，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将创新创业教育与社会、国家、院校的发展紧密联系。 （二）创新创业教育政策难以有效贯彻落实 近年来，国家为了大力推动创新创业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制度、重要举措，提出了多项具体的改革意见、改革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但从整体上来看，创新创业教学制度缺乏完整性、连贯性，导致整体实践效果不佳，尤其是部分高校空喊口号，没有对创新创业教育贯彻落实的配套措施进行合理设计、有效完善，阻碍了教学效果的提升。部分高校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是以自己为主体所开展的独立活动，忽略了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也没有整合多元主体，共同推动教学工作的有序开展。现阶段，虽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积极鼓励高校开展多元化的实践活动，但没有基于现实需求对政府部门、合作企业、高校进行合理划分，导致每一个社会主体无法正确看待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现实意义，也不明确自身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久而久之，国家有关创新创业教育的相关政策制度根本无法有效贯彻落实，实施难度较大。与此同时，不同地区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大不相同，政策制度实施标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而政策之间的协调整合难度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创新创业教学发展受限，甚至部分高校面临着创新创业教育走不出校园的尴尬局面。 （三）创新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脱节 根据相关的实践调查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大多数高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通常是采用专题讲座、选修课程设计、教学竞赛、实践活动等方式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纳入到教学体系中，但从整体上来看没有实现与人才培养体系的深度融合。一方面，有的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知仍然停留在表面，教学内容的设计缺乏可操作性，只是在课堂中对学生进行知识内容的传递讲授，但却与学生的专业特征学科内容相脱节；另一方面，有的高校认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因此着重培养并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实践操作水平，忽略了其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由此可见，大多数高校在目前仍然无法正确处理短期教育与长期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对创新创业教学过于功利化，脱离了现实需求。 （四）缺乏丰富多元的创新创业教育优质资源 众所周知，现阶段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仍处于初步阶段，在教学资源、教学理念、教学形式上与其他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或多或少也无法满足现实需求。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一方面，高校必须与时俱进，根据现实需求建立起高素质、高水平、综合能力突出的专业型创新创业教学团队。教师是一切教学工作开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确保教学效果的关键，但目前部分高校没有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师资培养机制，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要从整体上提高创新创业教学的整体效果，必须以专门的实践平台教学场所为基础，但大多数高校教学配套场地设备严重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创新创业教育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也不同于传统的课程实践，其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课堂教学、自主学习、实践指导、价值引领等多项内容，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教学体系。 二、高校科技成果与创新创业服务体系融合机制建设的主要思路 根据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大多数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不足。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推动教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创新，高校可以构建成果转化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双重四元主体模型，换而言之，四元主体是指政府部门、合作企业、社会科技组织、学生家庭，以此作为支持主体，同时搭建起高素质、高水平、综合能力突出的创新创业师资团队，革新优化创新创业教学体系，以科研转化平台为基础和抓手，切实推动科研项目的实施和开展，并且将上述四个内容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要素。具体而言，针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的支持主体来讲，第一，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大力倡导鼓励高校利用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教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根据现实需求出台一系列具有引导性、可行性的政策制度，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二，对于合作企业来讲，其应当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首要对象，为了完成转化工作，企业应当与高校紧密合作，共同建立实验实训基地、科研转化基地，通过这样的方式凸显出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利用实践教学指导帮助学生逐渐树立起正确积极的科研意识，紧密围绕企业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提高学生的多元能力。第三，针对社会科技组织来讲，企业应当积极渗透融入到创新创业教学活动实践中，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切实高效的服务指导，通过这样的方式发挥自身的价值作用，为当代社会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夯实基础；第四，学生家长是其最好的老师，家庭是个体成长发展的基础。家长必须正确看待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对学生后期成长发展起到的重要现实意义，在生活和学习中关心学生、鼓励学生，使其自觉主动的接受创新创业教育，切实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上述提到的关键要素我们也可以做如下分析：第一，对于高素质、高水平、创新创业教学团队的建设来讲，高校要转变自身传统滞后的理念认知，重视教师综合能力的提高，从科研意识、创新意识、科研成果、创新创业、教学能力等方面入手分析，引导教师切实掌握创新创业教育的相关理论知识及具体的操作方法。与此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高校也应当对外聘请一些具有丰富实操经验的科研技术骨干人才、创业成功人士、行业中的专家学者进入高校参与到创新创业活动教学中，可以担任兼职教师、客座教授，定期进入高校开展讲座活动，和学生分享自身的创业经验。第二，对于创新创业教学体系的建设而言，应当充分立足于教学目标任务，深入梳理课程教学内容，构建科学高效的课程体系，同时结合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切实培养并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素养、水平，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逐渐养成创造性思维。第三，对于科研转化平台的建设来讲，高校应当与时俱进，对现有的工程研究中心、大学科技园进行有效的探究尝试，以此作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不断拓宽转化渠道途径。第四，对于科研项目来讲，高校可以引导并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科研项目的选题、立项、试验、开发研究、阶段性成果、结题验收的整个环节及过程中，使学生全面系统的掌握整个流程、环节步骤，在具体的实践操作过程中不断巩固创新创业意识及能力，为自身后期的创新发展提供可靠的助力。 三、高校科技成果与创新创业服务体系融合机制建设的主要方式途径及经验 （一）将创新创业教育渗透融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具体流程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目前部分高校基于科研项目的选题、立项、试验、研究开发到最终的结题验收都为科研人员提供了相应的知识产权服务，在必要的时候申请相关的专利，同时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协助相关的科研人员积极开展前期的检索信息分析，以此深入探究项目现阶段的技术难点，通过这样的方式进一步明确科研重点工作。高校要深入分析了国家现阶段对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结合当地的行业发展趋势，立足于院校本身的优势学科，以现阶段市场发展的现实需求作为核心和前提，科学合理的进行专利布局，同时针对一些较为核心的技术第一时间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从发明专利、设计专利等方面入手，有效构建出高效的专利保护系统。通过这样的方式，不管是在法律上还是技术上都实现了全方位保护，以此实现专利培养的目标任务。不管是上述科研的哪一个环节，高校都应当鼓励在校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其中，从最初的试验研发、成果展示到后期的小试、中试、产业示范，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科研素养，同时高校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探究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优秀人才培养方案、体系，使得学生结合技术需求积极主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也可以利用高校开设的多元化选修课程，例如，创新创业公选课、知识产权课程，培养出学科交叉型创新优秀人才，更好地实现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目标。 （二）切实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协同发展 首先，针对创新创业教学体系而言，部分高校要结合现实发展的需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创设独立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对知识产权、科研运行、成果转化等工作进行全面把控，科学合理的统筹安排成果管理、资产管理、法律工作等相关的事务性工作。同时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决策体系，针对成果转化中遇到的重大事项要求政府、高校、企业的重要领导班子共同参与，从而做出正确决策。另外，要进一步明确成果转化管理体系的主要构成及人员职能，基于成果报告、知识产权保护、资产管理等相应的工作，明确主要责任人并使其全身心投入到现实工作中，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可靠的支持。其次，针对创新创业管理体系的建设来讲，高校应当与时俱进，全面贯彻落实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理念机制，各个部门之间要秉持管理与服务并重的原则和宗旨，有效协作、共同配合，实现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等工作有序开展。针对知识产权决策而言，要由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牵头，社会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对转化流程进行科学合理的梳理完善，只有反复实践，经过一定的积累才能建立起健全完善、科学高效的资产管理创新创业机制。最后，针对创新创业教育政策制度的建设，高校应当充分立足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实施方案，结合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具体内涵价值，进一步明确社会群体的职责与权利，制定出分工明确的管理机制，同时全面贯彻三全改革，利用全新的政策理念为创新创业教学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过程中高校也必须深入总结近年来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经验，积极学习当前社会中成功的做法，根据当地发展的现实要求从工作体系、管理模式、人才培养、创新创业等方面做出明确要求，为后续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思路和指导。 （三）加大双一流高校的建设力度 高校在创设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时要充分立足于当地市场技术发展的现实需求以及行业发展的具体趋势规律，紧密围绕产业布局，深入分析当地的重点行业领域，同时结合院校发展的特色优势、科研平台以及高水平教师团队积极组织开展专利培育。具体而言，对于院校中的工科专业来讲，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争取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结合重点项目的具体内容、实践要求成立应用成果研发团队，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专利的有效挖掘，科学布局，为科技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相应的助力。高校必须以一流学科建设作为根本目标，利用相应的技术手段对学科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的知识产权进行科学合理的保护管理，同时构建高效的知识产权评价机制，对技术发展、知识产权分布情况、专利权人的优势不足、行业空白点进行全面系统化的分析，加强高校的人才引进，真正意义上实现专利数量、质量的协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成为双一流高校。 （四）以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为重要核心，培养高素质、高水平创新人才 创新创业教育还应当与思政教学、专业教学、体育教学紧密联系，切实推动当代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创新创业教育要渗透融入到五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步骤中，这样才能为学生的创新发展夯实基础。一方面，高校应当强化产教与科教的有效融合，基于当前社会中新工科、新文科建设的实际需要不断革新优化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为社会及企业输送高素质、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高校应当搭建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学体系，将课堂教学、实践训练、技能竞赛、成果孵化等内容紧密联系，创设大学生创业园、科研实验室等平台，为学生提供开放共享的实训机会，同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创新创业政策制度，鼓励高校中的师生积极参与其中，以此优化人才培养模式。部分高校可以利用大学生创业园、科研实验室等创业孵化器实现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为社会中的创业企业提供多元化的指导和帮助，使得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团队能够得到自我提升、自我发展，逐渐凸显出个性化。同时，高校也应当鼓励师生积极参与到国家组织开展的创新创业竞赛中，例如，数学建模竞赛、互联网 + 大学创新创业竞赛等，深入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缺陷，通过竞赛活动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 作者：孙唯 杨天宇 孙宏帅 单位：中航大（天津）科技园有限公司

浅谈中国林业产业化发展:中国林业产业化发展问题研究 摘要：在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潮中，中国的林业逐步实现产业化和现代化，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林业产业化成为现代林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目前因为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中国的林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为了更好的促进林业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分析林业产业化发展的问题入手，探讨解决问题的策略。 关键词：林业产业化 问题 解决策略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林业已完成了基本的转型，实现了现代化，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林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对林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完善林业相关产业的布局，科学构建林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和产业结构转换，形成规模化的生产和优质经营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制，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以市场需求为目标完成林业的市场化经营，实现林业产业化发展的稳定性和计划性，提高林业资源的生产效率，保障林业市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中国林业产业化发展中的问题 （一）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够 林业产业化的核心是森林资源，但我国人口众多，森林资源的占有率却很低，仅占世界森林资源的5%，而且在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乱砍乱伐的现象，由于过度的砍伐使我国的森林资源更加匮乏。由于制度以及人力物力的因素影响，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远远不够，而且我国的树木品种比较单一，在种植和培育方面投入不足，造成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种植保护出现脱节，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林业规模无法满足我国的经济建设的需要。 （二）林业管理体制不够科学完善 我国由于体制的因素，林业属于国家所有，地方政府实施管理，企业和林场负责经营，各级组织机构与经营管理者没有明确的责、权、利的主体和所有权的划分，从林业的用地、生产经营以及产权的分配和使用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界定和科学的划分，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甚至部分企业无偿进行经营，过度开发国家森林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集体所有的林业用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开始分离，农户承包了林地后为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而放弃对林业的种植与保护，因此无法达到林业长期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这些都制约了林业产业化的发展。 （三）林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无法达到优化 目前我国林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主体是集体所有制的林业企业，从企业的组织结构到经营管理都不具备健全的组织功能，从生产到市场营销缺乏竞争和创新意识，在林业技术、开发利用、生态保护等方面都无法真正的发挥效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时期，落后的管理和经营方式影响了中国林业企业的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使林业产业化发展的水平无法达到最优化。 （四）林业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工作方式和守旧的思维模式都制约了现代科技在林业产业中的应用和发展，林业技术人员不足，综合技术水平落后，无法适应现代科技的要求。同时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和专业素养，企业设施设备落后，科技水平明显不足，对林业产业化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二、解决林业产业化发展问题的策略 （一）树立科学发展林业产业化的意识 对林业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和优势进行扩大宣传，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树立科学发展林业产业化的意识，使人们对林业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可再生资源的有效利用，对林业产品的深度加工和流通环节进行优化，对林业产业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为农民增收，为企业增效，为可再生资源增值，以适应现代市场的发展需求，使林业产业的经济效益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做好政策调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林业产业化的发展必然要适应市场的需求，要对市场进行深入的调研，及时了解市场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掌握市场对林业产品的需求，利用科研成果挖掘林业产品的创新潜力，以此做为林业产业化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同时政府做好扶持政策的调控，从宏观角度进行科学有效的指导，合理配置林业资源，打破传统林业企业经营的局限性，建立健全林业产业化组织结构，完善制度和服务体系，制定林业产品深加工的管理政策，使林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不仅实现生态保护和节约资源，而且能够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 （三）增强林业资源的保护和培育 在林业产业化发展中林业资源的保护和培育工作是重中之重，为了林业产业化的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必然要对有限的林业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避免过度开发和破坏生态环境，造成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污染。在保护林业资源的同时要进行树木的种植与培育，利用先进的林业科技扩大林业的种植面积，培育林业新品种，建立林业资源种植和培育基地，广泛开展植树造林的活动，积极推行退耕还林的政策，强化对林业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以此提高我国森林资源占有率，保证林业资源的循环利用，促进林业产业化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传统林业向现代化和产业化转型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我国的林业产业化发展为社会主x建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因为管理体制、经营理念、生产技术以及有限的资源等方面的因素，影响了林业产业化发展的步伐，只有进一步调整林业产业化结构，提高林业科技水平，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使中国林业产业化逐步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作者简介：张亮，学历：本科，单位名称：北票市林业局公益林管理办公室，职称：工程师，研究方向：林学。） 浅谈中国林业产业化发展:中国林业产业政策研究 摘要:林业产业政策涉及国民经济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多个门类,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林业产业发展,农民就业,带动农民增收、繁荣农村经济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和十分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林业产业;产业政策;可持续发展 0引言 林业产业是集国民经济一、二、三产业复合产业集群,具有基础性,多样性,生态型,战略性的特点。林业产业政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三大效益兼顾、生态效益优先”的基本方针;把实现“四增”作为政策目标;把提高林业投资回报率作为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的基本途径。 1林业产业政策的特征 1.1 相对稳定性无论从国土开发和生态保护还是从林业生产的长期性来看,林业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必须要保证,林业产业政策需要具备相对稳定性。 1.2 协调性产业政策的内容和形式是多样的。同一时期内不同的产业政策会作用于同一产业活动空间。森林资源是由多种资源组成的,林业产业也是由多产业组成的。 1.3 森林资源政策的基础性森林资源的培育在整个林业产业中居基础性的地位,它既是第一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林业第三产业的物质基础。林业产业政策成败的关键在于森林资源培育、保护和管理政策是否科学有效。 2中国林业产业政策研究 2.1 林业产业结构政策分析林业产业结构政策是根据林业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和林业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来制定的促进林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政策措施,它是林业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结构其目标是使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政策是一个政策系统,其中包括产业结构长期构想,对战略产业的保护和扶植,对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目前我国林业产业结构政策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多元化投入、科教兴林、对外开放的政策理念,逐步缓解林业物质产品、生态产品和文化产品总需求和总供给,消费结构与产品结构之间的矛盾。 2.2 林业产业组织政策分析林业产业组织政策是指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依据林业发展的特定目标,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干预产业组织的各个方面,以实现产业组织的合理化而采取的各种政策的总和。制定和实施林业产业组织政策,目的是优化林业产业组织结构,协调产业间及产业内部各单位之间的关系,实现尽可能大的规模效益,保持市场竞争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益。我们要采取扶持、改造、重组等多种形式,扶植培育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林产品品牌,以及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产业关联度大,带动力强的大中型龙头林业企业。林业产业组织政策具有明确的结构目标和企业竞争力目标,通过推动森林组合这一产业组织实现林业产业的规模经济。 2.3 林业产业成长政策分析中国林业产业成长政策,是指有利于促进林业第一、二、三产业成长的一系列扶持措施,包括投资扶持、信贷扶持、税收扶持等。明确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确立了林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的政策,这只是为林业产业的发展指明了前景,而要促进林业产业的发展,必须实施有利于促进林业产业成长的扶持政策。林业产业成长政策的核心是充分体现政府对价值规律的自觉运用,使允许发展的产业和产品享有社会平均利润率,使优先发展的产业和产品得到超过社会平均利润水平的超额利润。这里所指的成长政策,既不是对落后生产力的保护,更不是对森林经营者的施舍,而是从社会全局和整体利益出发,根据林业产业的特点而采取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是森林经营者应当享有的政策。特别是森林经营者在公有林地上应该享有的权利必须以法律形式稳定下来。 2.4 林业产业布局政策分析林业产业布局是林业产业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形式。林业产业布局政策的目标是实现产业布局的合理化,因地制宜,形成区域性林业产品合理布局。保证那些投资效率高、经济效益好,发展速度快的地区优先发展;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资源、经济、技术条件,发展具有相对优势产业;促进地区间的经济、技术交流,形成分工合理互利协作的协调体系。在加快先进地区发展的同时,逐步缩小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无论从国土开发和生态保护还是从林业生产的长期性来看,森林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必须要保证,林业产业政策需要具备相对稳定性。林业产业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并不排除为适应内外条件的变化所进行的适时调整,只是变动不宜过频。 2.5 林业产业扶持政策分析严格执行国家已出台的各类林业税费减免优惠政策;完善实施国有林重点龙头企业扶持政策。积极扶持建设丰产用材林,珍惜树种等基地建设。健全森林防火,生物灾害防治,木材种质资源保持利用;林业良种选育繁殖、推广、使用制度。改革育林基金管理办法,合理制定育林基金征收标准。全面积极提供符合林业特点的金融服务,加大贴息扶持力度,建立信贷担保机制,森林和林地使用权流转交易平台。加强产业开发科技支撑,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推动以生物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2.6 林业产业服务政策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疏通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渠道。鼓励为经营者提供市场和生产要素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强化政府信息服务功能。支持和引导咨询机构,规划评估、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为生产者提供从原材料采购、生产、销售、消费等全过程服务。探索研究林材资源多渠道供给保障机制,建立实用技术培训体系。健全林业法律规范。 3结语 当前世界林业产业发展呈现出生态化、多样化、高度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世界各国林业产业政策启示我们,必须实行分类经营、实施长期规划、建立国家林业基金、吸收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实行扶持和优惠措施、加强国有林经营,发挥林业在促进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浅谈中国林业产业化发展:中国林业产业化发展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林业已经由传统林业逐步向现代林业发展和过渡。实现林业的产业化是现代林业发展的必然阶段，林业实现科学和健康的产业化发展方向是解决我国林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方向。分析和解决我国林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我国林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林业产业化 发展模式 发展思路 一、林业产业化基础理论研究 （一）林业产业化基本概念 林业产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林业产业除了林木产业还有林木生产中的附属产品，林业产业的基础是林木产业，林木产业具有在生产和开发上的特殊性。林业产业化就是在林业生产的组织上和林业资源的管理上进行的科学化的管理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林业产业的开发和保护的认识正在逐步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于林业产业的相关理论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促进了我国林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二）林业产业化的作用 一是增强了林业的稳定性和计划性。通过科学合理的宏观配置，林业产业化的各个环节得到了合理的规划和配置，提高了各个系统之间互相协作的作用，整体上更好地发挥了林业资源的生产效率。实现了林业生产的规模化生产和经营，提高了林业生产的产出率，促进了林业产品市场的发展，保障了林业市场的健康和平稳。 二是完成了林业的市场化经营，实现了新的社会经济的增长点。通过林业产业化道路，使林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在实现了林业生产价值的同时，也促进了林业的发展。 三是提供生态环境产品，发挥公益效益。林业资源通过合理的配置和开发，在获得效益的同时也得到了保护。保护与开发并行，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实现了双赢。 二、我国目前林业产业化发展模式 （一）合作经济组织+林户 以家庭为基本的生产单位，通过同一区域内家庭之间的联合形成的合作组织实现规模化生产。家庭主要以生产为主，依靠经济组织实现产品的销售，同时经济组织通过销售的市场情况，为林户的生产提供信息。合作经济组织一方面为林户提供生产信息、负责林户产品的销售和在生产过程中为林户提供技术支持等，实现生产、销售、布局、信息等一条龙式的服务体系。这种生产经营模式具有投资少、收益高的特点。在林户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之前，自发形成规模，适用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企业+林户 以企业为主导，以林户生产为基础，实现订单式的生产。企业负责销售和回收，通过这种合作实现企业和林户的双赢局面。企业通过对于林户产品的收购保证生产资料的来源，通过对于林户产品进行加工，从而使产品升值，获得利润。林户根据企业的要求进行生产，将产品定向销售给企业，降低了林户的经营风险。这种模式下企业为林户分担了林户的经营风险，林户为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提供了生产资料的保障。企业的要求使得同一生产区域内林户生产产品单一而密集，这种模式具有专业化较强的密集型生产的特点。 （三）林业专业技术协会+林户 这种生产经营模式下，技术协会主要对林户进行技术、信息和销售的支持，其主要的重点是对于林户的技术支持。技术协会的主要功能是对于林户提供技术推广服务。 三、影响林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及探源分析 （一）资源因素 我国森林资源具有分布不均匀和人均占有量较低的缺点。由于我国森林资源的匮乏严重制约了我国林业产业化发展。 （二）林业管理的体制因素 1.我国林业产业化法律制度不完善 第一，在林业中体现产权主体的国家、集体、经营合作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界定不清楚，各级组织及机构与其管理者的关系也不清楚。第二，产权的客体，包括林业用地、林木、林业生产技术、林业生产条件在内的多种产权的占有、使用、分配、经营等没有明确具有法律意义和可操作意义上的科学划分。 2.林业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市场经济转轨时期，集体所有的林地其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开始分离，林地以承包、“树随地走”等各种形式分到农户手中，农户成为最基本的产权组织单位。农户追求经济目标的短期市场化行为与农区林业的公益性目标就会有一定的偏离，无法达到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统一。 四、我国林业产业化发展思路 （一）明确林业产业化的战略目标 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源开发为基础，以科技为支撑，以生态环境改善为条件。引导广大林户走林业生产基地化、集约化、现代化的道路，实现林区农业在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 （二）明确我国林业产业化运行模式的发展思路 构建林业产业化模式必须遵循产业化内涵的发展思路，明确林业产业化发展模式的发展思路，是引导林业产业化建设的基本前提。在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上要有新突破，在目标市场上寻找能够发挥林区产业比较优势的地位，并以此来引导林业产业化的支柱产业选择和重点项目的建设。 （三）明确我国林业产业化运行模式的发展原则 建立科学的林业发展模式，既要实现林业生产的规模化和市场化，同时要注重资源可持续性的合理开发，不能以生态换效益，要保障林业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要遵循市场规律，以市场为导向，合理分配资源。通过市场调整林业的发展路线，合理配置和使用林地资源。 五、制定有效的产业扶持政策，促进林业产业化发展 （一）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林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比较，具有自身的局限性，首先在生长周期上要远远长于农业。其次在产品开发上，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不但是林业未来发展的基础，而且是关乎到社会其他产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关乎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为加强林业的保护和发展，国家应加强对于林业的政策扶持，加大资金投入。 （二）完善林业产业化法律制度 进一步推动相关法律的建立和健全，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产权关系，在法律上确定生产者的合法经营地位，促进经营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保障林业市场生产和经营的平稳发展，解决生产经营者的后顾之忧。 （三）完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产业化进程 完善林业产业化的服务体系。林业产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一是对于林业生产提供产前的市场信息，通过对市场供求信息的整体把握，为林业生产提供方向，减少资源的浪费，提升林业生产的效益，提高林农的收益。二是对于林业提供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支持，推广和指导林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保障林业生产的产量和质量。三是对于林业生产后产品的销售提供有效的销售渠道，加强林业产品的后续加工，形成良好的产业链，建立稳定健康的产业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