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民宿酒店也日渐风靡，笔者认为，民宿作为人们旅行途中的休憩之所，其在设计风格中应尽可能贴近自然，给人以一种自然、平和的环境氛围，因此，在民俗室内设计中，可借鉴禅宗美学中的艺术特征和美学观，应用在民宿的室内设计中，从而提升民宿的设计美感和舒适感，提升民宿的质量。 禅宗美学作为东方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东方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通过研究禅宗美学，可以进一步提升传统文化对现实文明生活的积极影响，同时，通过对禅宗文化的营造，可以为更多的人创造机会去了解禅宗独特的文化。因此，本文通过民宿室内设计中对佛家禅意的应用研究，将着手于深入研究禅宗美学中的多种营造手法，并与当今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主流思想结合起来，力求丰富民宿相关室内设计品类，为人们提供更舒适、环保的人居方案。 一、禅宗美学的起源及产生的影响 追本溯源，禅宗是由印度佛教的瑜伽引入中国，经与中国本土宗教磨合借鉴而形成了独特的禅宗文化。后历经南禅、北禅分立，最终由南禅成为中国佛教主流，而成为禅宗。受佛家思想影响，禅宗一直崇尚朴素、自然的美学思想，他们所认为美的本质就是对于生命自由的尊重和追求，所以他们讲究修身养性，向往贴近自然，真实自我的生活。在艺术领域，受禅宗美学观的影响，许多艺术作品都融入了佛教“禅”的思想，作品中体现出朴素无华、淡薄幽远禅宗意境。而对于空间艺术的影响，禅宗思想同样是早开先河，在我国的古典风格设计作品中，讲究景与情的相互交融，我国的建筑设计多讲究空灵幽远之境，这正与禅宗思想相契合，故而在建筑设计中，多借鉴禅宗的美学意境。 二、禅宗美学在民俗室内设计中的营造手法 近年来，随着人们出行的意愿日益高涨，我国的旅游业也逐渐繁荣起来。民宿作为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衍生品，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对于不同景区、不同环境下的民宿，在进行室内设计时不仅要注重色彩、材料、风格的选择，还要注重对空间环境、室内陈设的整体考量，才能创建原生态的民宿，为游客提供舒适、温暖的旅居空间。 （一）禅宗美学中对色彩的应用 色彩是室内空间营造最关键的因素，在整个室内设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旅居者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安宁、平静的休憩地来使他们疲惫的身体和负重的灵魂得到放松，因此在民宿室内设计中，对于色彩的选用应该非常慎重。禅宗以教化心灵、抚慰众生、解放人性为己任，其美学色彩主要以灰色、白色、木色为主色调，而这三种颜色均属不饱和的色调，都能给人以安静放松的感觉，在民宿设计的色彩选择中，可借鉴禅宗美学中的色彩搭配来进行室内设计。 （二）禅宗美学中对材料的选择 随着人们对低碳环保的重视，在旅游地区的民宿设计在选材上也应注意环保问题。在材料选择上，节能、环保的材料应作为民宿的装修材料的首选。在室内主要界面的装修设计中，材料的选择首先应考虑的是美观和安全，因此，拥有自然纹理的自然材料（如木材、石材等）可作为装修的不二之选。同时，自然纹理更能贴近自然生活，给人以返璞归真之感。对于改造型民宿来说，过去的旧房子大多以土材、石材为主要原料建筑的，在改造时可充分利用旧房子的材料进行翻修、改装，从而使“旧貌换新颜”，更能实现节约环保的目的。 （三）禅宗美学中对空间的使用 民宿的发展主要依仗于丰富的旅游资源（环境优美、资源富足），通过在这样优渥的环境中使人的身心得到放松，心境重新归于平和安宁。在空间的选用上，民宿的室内设计不仅要考虑到显性的资源，还应该考虑到一些隐性的资源，如水、阳光、空气等。在禅宗中，对于自然的意境选择是最淳朴、最真实的，因此，在民宿室内设计中，利用禅宗美学对民宿的室内设计进行营造，是非常符合民宿设计的初衷的。禅宗美学中对空间的巧妙融合，既包括对室内外空间的营造，又包括人造空间与自然环境的巧妙融合。室内外空间的营造可借助于玻璃、天窗、顶棚等建造出大面积的观景台，给人以亲近自然之感，而对于室内的物品摆放、造型都应简单朴素，给人以简单纯朴的直观感受。 （四）禅宗美学中对陈设的选用 在室内设计中，陈设对整个室内布局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除了室内不能移动的物品外，其他的可移动的物品都是陈设，就是我们所谓的软装。陈设的选用对整个室内空间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室内陈设的变化甚至能够影响整个空间的布局和结构。因此，要通过禅宗美学中的思想对民宿室内的陈设进行选择，还应该尽可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特色相符合，尽量选择一些纹理简单，色彩素淡的家具和装饰，以简单的色调给人温馨宁静的感觉。 三、结语 综上所述，禅宗美学作为传统美学中的精华，其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对于后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在民宿的室内设计中运用禅宗美学的思想，更能帮助我们亲近自然，营造出天人合一、自然本真的空间氛围和居住环境，从而给人们提供一种宁静祥和的居住空间。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浅谈 引言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在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精神信仰等各个领域以具体形态体现的民俗，因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性而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均有可能被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如口头文学、传统工艺、风俗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艺术，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是集体族群的独特标志，是需要给予特殊保护的财，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人文价值。正是民间的存在，才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才为热爱、创新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现代信息电子的冲击，有的甚至没能继续传承下来。所以，必须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好民间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环境，使得民间文学艺术得以长期传承。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人文学等多种观点，之所以确定它的权利归属，是为了使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得到更好的保障，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更好地创造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从而实现其应有的艺术价值。 一、该如何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 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民间这一特殊土壤，很多流传多年的民间文化艺术都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保障利益的均衡。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大多涉及多个个体，他们在其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承担着创造、表演、传承、记录等职责，都为民间文学艺术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这就需要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过程中采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规定确定到个人头上。但是在确认权利归属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难以确定到个人，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给予保护，但是要把握好保护程度,因此,必须确保公平,确保利益均衡。二是保障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成果保护的意识日益提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以此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三是保障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多年以来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确认其权利归属必须以保障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前提，促进它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继续发扬光大。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分析 理论界始终未停止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以来存在国家主体论、集体主体论和个体主体论三种观点。个体主体说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早期理论，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也处于启蒙状态。个体主体论认为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对其保存和促进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将主体难以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归传承人所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狭隘认识，这是因为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集体协作而产生的，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传承人的变化，也就是传承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存在多个传承人，且每一个传承人也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经过认真挑选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学者在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国家主体论。他们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广泛的拥有性特点，而且一直以来，民间文学艺术都是在共有领域使用，因此认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应为国家。这样既可以使存在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的争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又可以使民间艺术真正实现让每位国民共同享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确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方式实质上并未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属于公权还是私权的问题。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近年来，集体主体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提出的观点是，对于主体难于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它的集体族群作为它的所有者。这一观点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较为封闭的环境，由整个集体族群掌握。集体族群中众多成员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做出贡献。基于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而非某个个体传承人，也非国家，这种观点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性，有助于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有效保存和传承发展。那么集体群族作为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具有什么可行性呢？它可以成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专门管理组织-社团组织，承担本群族内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传承和发展职责，促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和进步。社团组织作为诸多民间文学艺术群体的代表，便于组成社团组织联合体，共同发挥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作用；社团组织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它可以作为主体进行诉讼维权，确保其被合法利用。 三、结语 总之，民间文学艺术作为集体创造的财富，其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所有，这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特点，也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弘扬和传承发展，更好地实现民间文学艺术的经济和人文价值。 作者：刘也畅 王昊 郑学来 单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唐山市机场路小学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现状分析 一、“口头诗学”式的美学渗透史诗 以声音为媒，创作、传递与接受在同一场域。一场史诗的演述中，歌手在全身心投入的演唱（或讲述）中，有着特定的仪式背景。歌手往往处在与神灵相通，与他界无相隔的状态，因而，歌手的演述引导听众超越现实种种局限。民间文学讲授者——教师的讲述，若能对史诗歌手演述的精髓进行新的演绎，怎不会把同学们带进美妙的民间文学殿堂呢？以史诗的演述为例，民间文学课堂的口头演述的再演绎就有了明确的活蓝本。史诗通常在人生重大仪式中演述。北方的英雄史诗常在生老病死等人生重要仪式上演唱，《格萨尔》在藏族的人生礼仪习俗中演唱——新生儿降生的时候，吟唱史诗中格萨尔王从天国降生人间的段落；丧礼上则吟唱格萨尔王功德圆满、重升天界的段落。蒙古卫拉特人举行婚礼时，请江格尔奇演唱《洪古尔的婚礼之部》，求家庭幸福和睦。南方的史诗演唱同样与人生仪式紧密相连。海南乐东等地的黎族当孩子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以“摇篮曲”的形式给孩子哼唱民族史诗《褪祷跑》。广西巴马等地壮族男方到女方家接亲的那个晚上，男方接亲的人要在女方家唱《布洛陀》中的“造婚姻”、“造风俗”、“造礼仪”等内容，从而显示男方这一家的人懂历史，懂古训，有知识，有教养，让女方家放心。广西巴马壮族在六旬以上、德高望重的老人死后，要举行较大的丧葬仪式，在仪式上要吟唱全篇史诗《布洛陀》送魂。 由上可见，在人生礼仪中吟唱民族史诗，除了有某种呼唤祖灵的功能以外，更多的是在一个人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起点和终点传授民族历史和民族传统，培养民族的认同意识。这些活动场合大部分庄重肃穆，一部分也渗入比较轻松活泼的气氛，显示了一种从实用到渐带娱乐性质的倾向。民间文学教学与史诗讲述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有了一个全新演绎的契机。笔者以彝族的史诗演述为蓝本，对照讲述《民间文学概论》的“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的“民间文学概念”，“民间文学的价值”、“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等内容，笔者就以庄谐并用的演述方式，精炼与个性化的语言，民间文学音像的运用，把灵魂深处的深层热爱忘情地融进民间文学的讲述，从而把同学带进了一个如同史诗演述的境地。在课堂里，不是单一的知识讲授，而是对民间文学的欣赏、投入，把激情投进其中以后，再以理性的眼光讲述其中的知识点，让同学们能够在一种忘情的情境中，认识到民间文学的“瑰宝”特质。为何课堂的知识讲授与史诗的讲述存在着类似的美学特质呢？我们以史诗的演述的主要因素与民间文学课堂的若干要素作一个对比，可看出民间文学演绎史诗演述之美的可能性：史诗演述与课堂讲述的比照，可知，课堂讲述与史诗演述有一些不同点，史诗演述背景是重大民俗事件，讲堂的讲授背景是高校的人文素养培养。史诗的演述以唱为主，而课堂以口述为主。但两者也存在着诸多相同点，最大的一致性是以声音传递为基本要素。课堂以口头讲述为主不用赘言，史诗的演述同样以口98头传递为主。正如美国人类学家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Tedlock）所说：“口头诗歌始于声音，口头诗学则回到声音。”因而，强调语言的生动性与现场效果；此外，两者同样以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为理想；同样需要讲述者全方位的素养；强调讲述者与接受者因时因地而产生的“神来之笔”的瞬间心灵共鸣。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的教学对讲授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讲堂讲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在一种心灵感应、发自灵魂深处之热爱的状态下，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激发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培养文化多样性观念，增加人文素养，提高文化创造力。具体到教学过程而言，这不仅要求讲授者有民间文学的知识，还要有热情与灵魂的投入；讲授者不仅要准备教案，还要化知识为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口头语言；不仅要把知识点讲授清楚，还要把民间文学的多元文化精神传递给学生。笔者以史诗演述的观念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去，取得了较好的美学渗透效果。在神话的讲授过程中，把流行歌曲的激情与神话的激情作对比，让学生耳目一新；对民间谜语的讲授过程中，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知识储备，师生互动，本人能迅速地猜出学生出的谜语，让师生的角色互换，达到了口头传递的另一种效果；让学生看民间小戏等视频，起到了增加讲述情景的作用，辅之以自己的深入体会与情感归依，加强课堂沟通的感染力。 二、美学渗透与学术性的交融 民间文学讲授不能脱离民间文学的学术性。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的学术性要求不一样，后者侧重培养思辨力与创造力，前者侧重于民间文学情怀及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民间教学要让学生领略其“本真之美”，民间文学之美不因为即兴的感受而消失，而是从心底追求它，把它当成自己知识与信仰的一部分。这需要讲述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今的大学生大多沉迷于流行文化，容易被流行文化所蒙蔽，把流行与主流，把流行与唯一选择划上等号。讲授者以学术的理性，让学生认识文化多样性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大学生素质提升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性。民间文学教学运用恰当的思辨性讲述必不可少。以福柯的话语权来分析种种流行话语、政治话语对民间文化的遮蔽，让学生认识民间文学本真之特质：不管你说不说它，它就在那里。民间文学，如广西的史诗与民歌，因为流行文化的冲击而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冷落，但它的文化多样性价值，以及对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却永远不会消失。因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旅游的兴起以及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回归等学术增长点，可以让大学生感悟民间文学的永恒魅力的实质。另外，民间文学因其作为对象，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也可以此激发学生对它的热爱。如对谚语、俗语的学习，从一般的认识角度，它只是一种的民间文学体裁。但由于民间文学的多重学科价值，因而它也具有了独特的认识功能。民间文学既浓缩了人类情感的真善美，也是社会情感的缩影，从中可以提炼出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起到了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的作用，对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而，谚语等民间文学又具有原材料的价值。如有的学者以民间文学中的谚语为例，阐述中国社会的“气”，并将之归结为“以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对民间文学至真至善的认识，可进一步促进学生对美的情感认同。当今社会很多美学理念（特别是后现代的审美追求）往往因为走得太远而偏离了人之初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口头文学可为当代社会注入新的血液，对于人性的偏差是有力的补救。民间文学可以为大文学注入力量。笔者以大文学观的文学人类学理念，指出“于人类学的本土文化自觉立场，提出对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的‘中国文学’学科，做批判性的反思，质疑其西化的现代性范式的普世合法性，揭示其遮蔽、割裂本土文学特性和丰富性的负面作用，并针对性地提出‘活态文学’等三组具有还原性的认识策略，打破随着西学东渐而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建构出的学科本位主义，倡导一种着眼于‘地方性知识论’的本土观点，论说重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和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文学人类学的新理念阐释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对于提升学生的认识，起到了理性带动情感、求真带动求美之效。笔者讲授中既参考教材的知识点，也跳出教材的框框，查阅相关内容的最新学术成果，选取可深入浅出的、适宜于本科教学的学术视角与同学共分享，以期达开拓视野，打开思路，促进情感提升与认识能力的提高。 三、美学渗透与本土文化自觉 民间文学的教学，除了培养人文素质，还担负着文化自觉的责任。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最终归结为文化的竞争。当前中国文化的危机之一，其根源不在于因为开放而带来的西式文化的影响，而在于吸纳新的文化时，随便屏弃民族文化。人文学科应担负起加强民族文化自觉的责任。“‘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文化自觉由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现在已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作为民间文学讲授者，最有可能把这一主张审美化地传递给学生。其原因有二：第一，文化人类学与民间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人类学家在考察文化模式，总结文化演变规律时，通常从较为封闭的传统文化中提取材料，因而，传统文化就成了文化研究的天然“实验室”。民间文学恰恰是传统文化中最富于审美化与知识化的内容，因而，民间文学本身是民族文化自觉的最好对象，亦即是对自身文化“自知之明”的最好对象。第二，在提倡文化自觉时，文化人类学也强调体验、调查为手段，论证“自知之明”的重要性。由于口头传统文学的审美性特质，它以真挚的情感内容与精炼的审美形式让学生认识地方知识、民族文化，从而积累成民族文化自觉。笔者的讲述对象主要来自广西，因而，要激励他们的文化自觉，首先要让他们体验家乡的民间文学，进而关注广西的、全国的民间文学。笔者在讲授中，注入了自己个人的情感，以家乡对自己的熏陶为例，从而从热爱家乡，进而热爱广西，更进一步热爱全国的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化，达到了文化自觉的意识。笔者在讲授中，也引导学生从家乡的民间文学出发，进而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当然，笔者在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时，也充分让学生明辨本土文化与广西文化、全中国文化甚至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做到“自知之明”与“他知之明”相结合。以广西本土神话为例，阐明各地的盘古神话与广西总体盘古神话的关系，再明晰它与中国盘古神话的关系，进而了解它与世界上其它创世神话的关系，就可能让学生做到文化的自明，从而避免对西方《圣经》创世神话的片面认识，对自己文化因子的漠视与缺失。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本文就史诗与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的关联性，作了初步的探索。讲述民间文学应关注、挖掘其能为大学生接受的学术增长点，在美学渗透中，引发思考，提高思辨能力；在传授口头文学传统中培养文化自觉意识。若更多同行投入到对民间文学教学的探索，定能促进学科教学水平的提高。 作者：林安宁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论文 一、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它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企业岗位所需要的能力培养上,这有别于大学本科教育侧重于对学生的知识培养和科研培养。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在根据各自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课程设置时,大多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把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作为课程目标的基本要素;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行业标准接轨;强调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并重等等。不难发现,高等职业院校把学生技能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其在进行课程体系的开发与设置时更多的将重心倾向于专业课程,而对于基础性的公共课程却重视不够。这些无疑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学生毕业后进人企业时能快速地融人工作岗位,胜任自己承担的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学生其他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却无法得到加强。民间文学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结晶,其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样。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通过大学语文、文学鉴赏等课程中民间文学的学习和鉴赏,不仅可以了解我国古代想象丰富的神话传说(例如女蜗造人、后界射日、夸父追日等),还可以领略许多情意缠绵的爱情故事(例如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不仅可以学习寓意深刻的童话寓言(例如愚公移山的故事),还可以感悟慷慨悲壮的爱国篇章(例如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故事,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等等。这些不仅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使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加丰富,同时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帮助学生把专业知识学得更扎实、更牢固。 二、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本雅明说过:民间文学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对于民间文学,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罢了。从我们唯呀学语开始,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就给我们讲述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吟唱一些熟知的民间歌谣,这些都是民间文学的组成要素。民间文学除了充当我们的启蒙教科书之外,它还是我们人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本指导书,对我们的人生起着指引的作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等中渗透着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对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俗话说:要学做事,先学做人。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要培育出合格的技能型人才,健全的人格无疑是保障。因此,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们可以充分利用民间文学中这些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素材,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帮助学生建立起健全的人格。例如,大禹治水的故事讲述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人。不仅展现了古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勇气和才智,更体现了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恰恰是现在许多企业对青年从业者的一种期望。另外,民间文学中许多关于爱情的经典故事,对青年学生尤其是女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具有很好的教育和审美意义。例如,中国四大古典爱情故事,即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白娘子永镇雷锋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既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又给我们传达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这样的爱情观,对于帮助学生正确处理大学期间学习与恋爱的关系有很多的指导作用。同时,民间文学的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马克思曾经说过:“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换气他对祖国的爱。’由此可见,民间文学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任何作品也替代不了的。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作为基础课程教学的大学语文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富含思想的文学载体,在课堂上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爱国精神的培养与熏陶。例如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主义女英雄的形象,花木兰质朴、勇敢、坚强的高尚品格,时至今日对现代的青年学生仍然有启发教育意义。 三、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所谓的职业能力是指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所具备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它既包括了胜任某一职业的必备能力(任职资格),同时也包括进人职场之后的职业素质和职业管理能力。作为教师,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组织教学、管理学生、参透教材、研习教法等多种与教育教学相关的综合能力。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熟练的职业能力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是为自己谋取到更好的二次就业的机会。例如,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与本科生相比,高职高专的学生大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文化基础差,人学成绩普遍偏低,有些甚至是刚刚上专科线投档线的学生,对于他们来说写作是件让人头痛的事情。而通过民间文学的教学,如神话传说中的超凡脱俗的想象,可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这有利于学生的写作水平的提高。另外,许多的民间文学作品语言质朴清新,且使用较为丰富简练的口语,这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大有卑益的。 四、总结 总而言之,民间文学无论是在知识传授,还是在道德塑造;无论是在礼俗伴生,还是在娱乐休闲方面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钟敬文教授曾这样说过:“民间文学所能给予人们教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这种自发的教育内容和形式不但在民族非正统教育起着经常的和巨大的作用,它在我们新时代的教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有效手段的一部分。”因此,高职职业院校可开设相关课程,利用民间文学教学,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帮助学生启迪智慧、净化心灵,从而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综合素质全面的高技能型专业人才。 作者：陆时红刘娟单位：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非遗保护理念与民间文学教学 （一）民间文学教学理念的拓展 1.从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化到民间文学作为非遗课程——课程属性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我们一般把民间文学归为民间文化或民俗的一部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后，部分民间文学作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之一。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中国进行文化应对的现实选择，同时也促生新的文化现实，是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是经济转型的强大支撑，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政府、学者和广大的民众争相参与的全民运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把民间文学作为文化知识传授的教学理念，而积极采用民间文学作为遗产的教学理念。具体来说，民间文学作为非遗的教学理念改革，主要包括教师身份理念的改革、学生角色理念的改革。 2.从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到民间文学保护的组织者——教学主体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民间文学教师往往作为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在为学生宣讲民间文学的知识和民间文学文本，而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师不仅仅是文化的宣讲者，更是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上，教师要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传承者，在传授民间文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积极组织民间文学传承的主体即学生参与到民间文学各种活动中来，最终实现民间文学在传承中保护的效果。 3.从民间文化的接受者到民间文学的传承者——教学对象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作为学习文化知识的接受者，是整个教学活动的观众或听众。这种教学客体化的理念深刻影响了民间文学的活态化传承，几乎使民间文学丧失了巨大的很有潜力的优秀的民间文学传承群体。从广义上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并不是某个个体，而应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层次：核心传承者，重要传承者，一般传承者。当代大学生完全可以作为民间文学一般传承者或重要传承者参与民间文学活动，并在活动中享受民间文学的情感道德熏陶和艺术感染。郑土有先生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一文中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如何使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活态’的生命形式得以继续传承，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通常的做法是对少数掌握技艺的传承人进行保护，但本文认为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虽然当代的大学生早已不是儿童，但作为整个未来社会的文化精英群体，如果能在民间文学学习过程中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习得民间文学遗产资源，将为未来社会的民间文学传承和保护，甚至为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积累巨大的能量和资源。 （二）民间文学教学内容的拓展 1.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模式到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往往是围绕民间文学教材讲授整个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从民间文学概述即民间文学的概念、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和研究方法等逐一进行介绍开始，再到民间文学的类型即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史诗、民间俗语的讲述，最后，阐述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与民俗学的关系，与人类学的关系，与社会学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课本知识”。如果仅仅讲解这些书面的知识，那么教师课堂教学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费孝通先生“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费孝通先生）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而应该以更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作为民间文学的教学内容。“民俗学、民间文学教材不是学生唯一的学习资料，教师要把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利用可用的学习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如博物馆、科技馆、科研机构、社区服务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师生可利用的资源，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讲座、讨论和见习、实习等途径来扩大教学内容的‘广度’。师生可利用相关的文化网站、公共数据库等网络资源的信息共享来进行收集资料和学习，教师要向学生介绍一些相关网站，指导学生学习。”如“中国民间文学网”、“中国民俗学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等网站有着丰富的教学资料，如中国民间文学网设有“解梦故事”、“民间故事”、“传奇故事”、“越剧”、“黄梅戏”等栏目以及相关民间文学、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网站的链接，这样的网站和博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便捷接近民间文学的空间。 2.从传统民间文学文本阅读到民间文学活态表演情境观察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直侧重书面知识的传授，而非遗保护活态传承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应该突出民间文学田野语境中的活态的表演方面的教学内容。平面的民间文学知识在学生平时的阅读中完全可以掌握，而在民间文学课堂上尽量让学生领略到鲜活的、立体的活态表演，毕竟很多民间文学作品都是立体活态的表演形式存在，对活态表演教学内容的添加不仅有利于增加学生学习民间文学的积极性，更能让学生在田野语境中了解民间文学作品的原貌、领略民间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和鲜活魅力。如讲到《格萨尔王传》时，可以带领学生到演唱现场去感受《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了解藏区民众对《格萨尔王传》的情结。 3.从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到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的应用已有的民间文学教材，如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段宝林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万建中著的《民间文学引论》等，可以满足民间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了解基础知识的需要，但这种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已经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活态教学内容的需要，建立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就显得很有必要。好在现在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正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数据库就可以运用于民间文学的教学实践。 （三）民间文学教学手段的拓展 1.从单纯的文本话语分析到语境中田野调查的拓展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往往以对民间文学的话语分析为主要手段，当然，这是民间文学课程学习所必须的环节，但田野调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主要的工作方法和前提条件，必须引起民间文学教学者的注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讲授田野调查方法无疑就是授学生以“渔”。“田野调查有助于学生感性体验与真正理解民间文学的概念与范畴；了解民间文学的传承环境，认识民间文学的特征与功能；体会民间文学的价值、意义及民间文学课程的重要性。当然，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培养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意义更是毋容置疑。”因此，积极地组织学生走向民间文学的情景语境的田野，把课堂教学和田野调查有机结合起来，一定会让同学们在调查过程中感知到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民间文学的无穷魅力。 2.从民间文学知识的学习到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般把学习和掌握民间文学知识作为教学的主要目的，很明显，把民间文学理解为一种静态的文献知识，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部分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是活态的文化，而且是需要现代民众不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习得”本为语言学术语，是指在日常交际环境中通过自然的运用第一语言能力而逐步地、下意识地发展这种能力。民间文学的习得传承即是在潜移默化的情景语境中无意识地获得民间文学文化知识，进行民间文学的传承。民间文学知识性学习往往理解记忆为主要手段，而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则以参与表演或参与体验为主要手段，如民间故事教学部分，可以请民间故事的传承人来讲课或者带领同学们直接参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表演活动。“民俗文化视频观摩、故事会、讲座、歌舞与戏剧表演等都是深受学生欢迎的形式。” 3.从单向讲授到多向参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方式往往是教师单向输出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即在整个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以观众或听众的身份学习理论知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态性、传承性理念启示我们，必须注重作为民间文学主要传承群体的大学生改变以往观众或听众的身份，而成为整个民间文学的演员或传承者。这当然需要民间文学教师的积极倡导和有效的组织。如在神话教学中，可以要求每一个学生先从家长那里学习到至少一个神话故事，然后再讲给同学们听，在这一教学环节中，学生、家长、教师等都实际参与了民间文学的传承。使大学民间文学的课堂影响到更多的人，从而扩大民间文学的传承范围。当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出发，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也面临着种种目前难以克服的问题和现实困境，比如学生的成绩如何客观地评定、田野调查或参与民间文学活动的经费如何解决以及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安全问题、如何与量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对接等。这些都是目前民间文学教学改革面临的困境。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地断然拒绝借鉴非遗保护理念，放弃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尝试。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和民间文学教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民间文学教学工作一定会突破目前的困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王凤娟单位：复旦大学池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的心得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笔者在讲授民间文学课程时，会适当地增加一些再生态或新生态的例子。比如说，当讲到民间歌谣这章时，我发现一些教材中所列举的歌谣的例子离现实较远。像华中师范大学版的《民间文学教程》中的时政歌谣，就有载于晋代《抱朴子》中的一首“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还有载于《明季北略》中的一首明代歌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3]121。这些例子固然也能说明歌谣的特点，但由于距离现实太远，所以会使学生感到隔膜。所以，当讲到这些歌谣时，我除了讲课本上的歌谣以外，还特地增加了一些能体现我们当代时代特色的歌谣，即再生态的民间文学作品。这样，与学生一起分享当代歌谣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和感触，体会其中所传递的民间智慧和创造力，就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体会时政歌谣针砭时弊的特征和情歌质朴纯真的情感。这些新生态作品中有讽刺权力机构中的腐败者的时政歌谣，如“握着上司的手，点头哈腰不松手；握着纪检的手，浑身上下都发抖；握着财务的手，拉起就往餐厅走”“一心想上，两眼望钱。三餐公费，四处游骗。五毒俱全，六亲不认。欺上瞒下，八面玲珑。九居要职，十足贪官”。还有贴近大学生情感生活的直白且直率的情歌，如“妹妹妹妹你真美丽，温柔美貌你数第一。真想说一声我爱你，却一直没有好时机。情人节是否能约你，爱情的玫瑰在等你”。这类歌谣由于它产生和流传于当代学子的社会生活中，所以就能激发起学生们的极大的学习兴趣。 再如在讲到民间说唱中的“相声”这一内容时，我会将相声发展史上的朱绍文、李德锡、张寿臣、侯宝林直到现在的郭德纲等都向学生作一番介绍。郭德纲的相声是将传统相声在有大众传媒造势的情景下转变成一种被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成功范例，是再生态民间文学的典型例子。很多学生都很喜欢郭德纲的相声。在了解到学生的兴趣点之后，我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鉴赏了郭德纲的代表作——《不让播的相声》。通过这种鉴赏，一方面进一步向学生讲解相声艺术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借助民俗学中关于表演的理论，借助对相声中的语境、观众和表演等层面的分析，让学生思考郭德纲走红背后的大众文化的语境。 在教学方法上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生活，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钟敬文先生曾说：“民俗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它如果不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保持联系，那它早就被民众淘汰了。”[4]同样，对作为民俗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如果我们在教学中不能将它与当下的大众文化相结合，并赋予其以新鲜的时代气息，那么就必不能充分激活学习主体学习的主动性，必不能使主体（学生）与客体（课程内容）相融合。因此，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往往会设法通过讨论或辩论等形式来引导学生使之关注当下生活，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例如在讲解民间传说时，笔者就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探讨了传说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在千百年的发展与演变中，梁祝传说以鼓词、歌谣、戏曲、音乐等多种形式广泛地流传于民间。随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目前已被不断地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以此为题材的动画片、电影或电视层出不穷，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我国台湾合拍的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受到了广大青年的关注。那么，民间素材的文学作品被大众文化再加以利用，其中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曾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过讨论。学生们积极踊跃，众说纷纭。有学生说是利大，因为民间文学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学生说是弊大，因为种种改编与保持民间文学的原生态性是相违背的。对于这些各不相同的看法，我并没有马上做出结论，而是给学生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机会，并且针对大众传媒对民间文学的利用，开展了一系列的以“现代传媒的介入对民间文学的影响”为主题的课堂讨论。比如讨论这样的问题：“黄梅戏被加到了通俗歌曲里面，皮影戏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大家认为这样的改编对于民间文学在现代的传播和传承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此，学生们虽然也兴趣盎然，但讨论的结果还是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之进行了总结，告诉学生，这是文艺理论中备受关注并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即民间文学的当代应用研究问题。一方面，民间文学与大众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另一方面，对民间文学的改编也不能滥改。之后，不少学生反映，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因为它能引导他们关注现实生活，能启发他们独立思考，能使他们在相互交流中实现共享和共进，对他们进一步深造和习作论文都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再如在讲解河南坠子《偷石榴》时，笔者也在学生中组织了一场辩论，论题是：河南坠子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保护是否还能走向辉煌。对此，正方学生持肯定观点，他们从河南坠子的起源及其艺术魅力以及政策保证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反方学生持否定观点，理由是河南坠子所演唱的内容老套，和时代脱节，因而必将被新的艺术形式所代替。同时，由于缺乏继承者，河南坠子还会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其实，这也是很多传统艺术形式目前面临的一个带共性的问题。通过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使学生形成了一种主动探究的意识，也促使他们试图对民间文学的出路作进一步的思考，即能使学生用其所学知识深入而辩证地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就做到了学以致用。 在教学手段上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如今，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等这些影响力超越了纸质传媒的电子媒介的话语权在不断地膨胀，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至审美方式。这正如加拿大媒介学巨擘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5]这对于民间文学的教学而言，就是要充分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要优化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比如，在讲解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集体性时，如果教师只以文献典籍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等书面材料为例证对之加以论述，学生对之可能就会难以有较深入的理解。如果能借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通过从网上下载的青海民歌花儿等来进行教学，就能生动地再现出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出来的生活场景，就能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如在讲解史诗这章时，由于学生对史诗这种结构庞大、格调庄严的鸿篇巨制缺乏认识，所以仅用黑板加书本的教学方式就很难向他们展现出这种口头史诗的鲜活性。因此，笔者在授课时就借用了电视上对“当代荷马”——居素普玛玛依老人的报道及史诗艺人的表演录像，从而就生动地展现了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迷人魅力。至于讲解谚语、谜语，可以借用经典影视作品《红楼梦》和《走西口》等的例子；讲解民间故事，可以延伸至影视作品对“巧女故事”的化用等[6]；讲解民间小戏，可以综艺节目中火热的东北二人转为例。总之，立体地呈现出民俗语境中的民间文学，越来越成为高校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的新方向。在这一领域，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显示了它的强大的优势，正确而恰当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结语 评论家雷达在论及大众文学时曾说过：“面对大众文学的浪潮，面对种种阅读分化的现象，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知固守传统纯文学的立场，眼见传统文学被边缘化，备感痛惜，认为传统文学的中心价值受到威胁，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滑坡甚至丧失、堕落，却看不到大众文化中新力量的蓬勃向上。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更高一些，应从时展和文明发展的高度，从全民文化素质和国家软实力提高的角度，从艺术走向千家万户的角度，从文学再也不是少数精英们的专利的角度，来看今天文学的现状，也许更为合理。”这段话用于我们审视和探索大众文化视阈下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对我们不无启发。以前，笔者总是痛心在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民间文学的发展举步维艰，民间文学教学的处境同样艰难。现在看来，这其实也是将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对立起来的一种看法。因此，如果我们能换个思路，那么大众文化对我们的民间文学教学的改革就不但不是负能量，而且还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张敏单位：河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简述民间文学情境探讨 论文摘要：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研究主要关注民间文学的口头性以及主体性，但忽视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借鉴西方最新理论成果，构建民间文学的生活理论，重视情境和表演之于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论文关键词：范式；生活属性；情境；表演；民间文学批评 一、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期北大歌谣征集活动。最初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及对民间文学的界定都受到过西方民俗学研究的影响真正作为高等院校一门学科的民间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什么是民间文学?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援引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并称“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总汇”。在一些辞书中，“民间文学”也被界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这一理论判断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 这样的界定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以及知识性特点．把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享受的主体界定为“人民”或“劳动人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只有“知识总汇”才与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有关．但没有被强化突出。所以说。这一阶段有关民间文学的定义都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整个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要做的仅是把本土的内容填充进去此体系对中国民间文学书写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犹有余波．以致国内民间文学教材之问基本上差别不大：较早的教材明显带有阶级斗争论的观念．较近出版的把“人民”或“劳动人民”置换为略显中性的“民众”．吸收了新发掘整理的民间文学材料期间虽有段宝林先生主张对民间文学要做立体研究，以及杨利慧、黄涛诸学者重视民间文学的语境等富有新范式雏形的观点．但相关研究对这样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学书写体系还是反思不够．鲜有从学科体制本身进行批判性重构。因此．大多数民间文学教材都没有很好地显示出学科本身的深度．以致形成民众的文学就应该是这样浅显的心理暗示。另外，随着文字、图画、音响、影视、电脑等媒介的出现与运用．民间文学的传播空间获得空前拓展．其传承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尤其是进入国际互联网时代之后．伴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启用．民间文学的概念也面临着重新思考与界定的任务。 二、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 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无疑是此种情境下的“另类”书写．在学科本身的理论深度建构上大大超越于以往任何一部民间文学教材。虽然也有部分理论阐述与民间文学现象还不是那么水乳交融，但著者的理论探索意识和充满安全感的论述，都昭示着迥异于以往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其《民间文学引论》中的情境、生活属性、表演、民间文学叙事等概念都是第一次在民间文学教材中被论及或强调。把民间文学还原到生活世界中去。使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凸显．从而有力地强化了民间文学学科本身的属性．至少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底气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从而获得彰显． 也为民间文学研究展示了新范式。相比较而言．以往教材多注重对被文字记录凝固后的文本分析．忽略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情境性．其美学和批评话语系统愈来愈显得不堪重负．这是现代民间文学发展逼迫出来的民间文学不只是作家文学的资源，我们可以更广泛地看待民间文学，把它当作生活的技艺．是传统的或者本地的实践活动的整个范围——包括语言的、物质的和习俗的活动，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家文学中之所以有民间文学．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世界里的基本组成成分。民间文学是面对面的直接的表演，表演者和观众是互动的这种情境是被凝固在文字中的民间文学文本所缺乏的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首先抓住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语境．去展示或表演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民间文学样式：理论建构意识贯穿全书始终美国著名文论家艾伯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学研究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以及读者，也在万著中得到创造性的体现．不过这里的“作品”是生活世界中的活态的文本．与程式化的生活和程式化的审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民间生活世界充满民间文学的动感、质感如果说以往的民间文学研究是韦勒克意义上的内部研究．即仅仅关注文字记载后的文本中的民间文学，那么，万著《民间学引论》似乎更强调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某种情境下更强调民间文学的书面文本返回到生活中去．以获取其原本的活态性，与生活世界水乳交融：研究、体验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审美情境性研究．或者说生活态的民间文学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万著中把前者称为“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后者被称之为“民间文学的生活文本” 我们要想理解并欣赏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文学．了解创造并表演民间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的知识是必需的在非洲东部的牧牛民族丁卡人是这样形象地描写了隐匿在云层背后的月亮——“雨季之黑公牛从月亮的牛栏中解脱了。”很明显．假如没有创作和吟唱这首歌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类形象著名人类学家巴克曾经依靠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生活知识抨击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流行观点——史前时的雕塑和壁画之所以夸大女性的乳房和腹部．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殖崇拜观念在作怪他提到的一个例是在中非莱加很普通的雕像．即一个鼓起腹部的女人。她的意味远远不是引起赞赏．而是对其与人通奸而怀孕的惩罚．但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中．这个形象常常被当成生殖崇拜的例证来加以解释。他还提到另一个普通的莱加雕像．一个人举起一只胳臂：这个姿势有时被解释成向天帝祈求。但是巴克认为．莱加人与天帝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个姿势表示一种禁忌。因此，“民间文学将生活呈现出来并使生活成为审美的现场”，或者说民间文学美在情境。 其次．在万著中我们发现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回归到声音的层面，即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的重视．也是与万著对生活属性的重视相关的。相对于视知觉所拥有的认识——思维定势．听觉以及由此形成的节奏感总是侧重于我们的情感体验之维所以著名德国美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语言有两个要素：音乐和逻辑：诗人应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个体性的形象来。”这样。撇开关于“语言的两种用法”的争议我们发现．与通常给人以“概念等价物”的印象截然不同．语言实质上首先是诗的媒介．或者说是民间口头诗歌的媒介。事实上．当语言学家萨丕尔强调，“语言主要地是一个听觉符号系统．正常人的语言冲动首先发生在听觉印象的范围”当评论家帕克据此而坚持．“只有在具有音乐性也具有形象性的表达中，才能发掘出语言表现的全部潜力”两：当文学枭雄王尔德在谈到诗性写作的奥妙时断然表示：“我们必须回归到声音上去．这是对我们的考验”：都无疑可视为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这个命题的不同诠释。虽说对于要求精确限定的科学表达而言．语言的这种诗性品质常常成为问题但对于侧重经验交流的艺术活动来讲．这不仅并非语言媒介的劣势．恰恰相反是它的优势所在。 放眼全球背景下的民间文学研究．西方是走在前列的：重大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完成的。作家文艺学的研究也启发着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严重滞后．一时半时难以走出消化吸收西方理论资源的阴影“五四”时期对西学的借鉴与启蒙救亡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也像政治一样全面倒向前苏联的怀抱．构建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理论的主体性都丧失了，遑论创新。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体制下受到压制的民间文学理论也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拒绝了。真正的民间文艺学大家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成果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介绍到国内。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研究一直笼罩在西方的阴影里。可喜的是．这样的借鉴和吸收有了重要进展。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视野开阔．广泛吸收最新成果．尤其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或相关学科的理论兼收并蓄。因而赋予其专著以很浓的理论思辨色彩，这是以往同类教材中所缺少的．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中亟待建构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民间文学引论》作为一本高等院校的民间文学教材无疑显得有点“另类”，作为颇具个性的专著可能更合适。 三、民间文学研究的展望 毕竟，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给我们今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如何把用来分析作家文学文本的叙事学．成功转换为分析民问文学的文学文本和书面文本的有效工具．就很有挑战性和前瞻性。诚然，如何做到理论闸释与研究对象的妥帖吻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众多民间文学教材中一——包括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民间文学批评一直缺席。既然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借鉴作家文艺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民间文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批评．而不仅仅是民间文学研究在笔者看来．民间文学研究不等于民间文学批评民间文学批评的缺席就很有探究的必要．相关研究迄今还未见到。若结合民间文学的特点和功能．我们可能会厘定出民间文学批评的原则或维度。 民间文学本身的品味或品质到底如何获得提升．民间文学批评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即使我们通过对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表演情境的强调，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实力．明确了民间文学非文学的～面，但民间文学若被封闭仅靠自身去补给营养．缺少新鲜艺术的介人和影响，这样的民问文学的前途会是黯淡的。实际上．自作家文学出现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总是互有影响如此才能保证民间文学自身的精神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否则不论我们多么强调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和艺术性，受众终将不愿回到那样的生活现场．却愿意反复咀嚼欣赏作家文学．因为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耐人寻味。正如我们人类既是集体的一员，又是拥有个人性情和尊严的鲜活个体“根据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handSaussure)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法．民间文学应属于前者而文学属于后者。属于语言的民间文学以社团为基础，是口头的、集体的：而属于言语的文学则是个体的、永久的书面记载” 第三．民间文学的生态环境走向虚拟化．身体几乎被悬置。民间文学原本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具有现场性和原生态性．如今却脱离了生活世界．被各种媒介所再现或表现．使民间文学艺术又增加了某种表演性．从而具有了双重的表演性．因此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种历史情境有利有弊．若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人类生活走向虚拟等荒诞处境的真实征候所以有学者曾经著文强烈呼吁重视史前艺术研究的思想在此凸现其重要价值传统如何与现代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究的问题金耀基从古城海德堡寄给董桥的信上说：“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 传统的民间文学和新兴的民间文学都是民众所需要的．后者总会或多或少拥有传统的毖础。前者至少能帮民众认识自己的文化身份。 另外．在当今社会步入“技术世界”、信息时代之际，在民众与精英、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口头语言与大众传播媒介、迷信与理性、落后与现代等诸多二元对立的冲突交织中．民间文学类型的消长、内容题材的更替、传播途径的变化．都是值得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者关注的新问题这些建构民众审美认知方式的民间文学将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外国文学论文 一、加深对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影响的认识 自古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民间文学先于作家文学出现。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前，民间文学的一些体裁形式，诸如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已经出现。这些体裁类型的作品已经为作家文学的产生做好了内容、体裁、语言等方面的准备。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后，民间文学又为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民间文学成为作家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作家的创作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屈原、李白、刘禹锡、鲁迅、郭沫若等。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也是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或吸取其题材内容，或受其创作风格、创作方法的影响，或吸取其语言养分，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荷马、维吉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莎士比亚、普希金、克雷洛夫、拉封丹、高尔基、泰戈尔等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荷马的两大史诗，就是盲诗人荷马根据流传在小亚细亚一带的有关歌颂特洛伊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一些神话、传说、歌谣进行整理、修订和改编而成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荷马史诗只能算是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但是，从荷马对作品形成的贡献来看，他把众多的神话、歌谣、传说进行搜集整理，最后按照一定的主题安排情节，剪裁结构，对作品的最终定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荷马的两大史诗也可以说是一部作家文学作品。在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 （一）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的影响 纵观欧美各国的文学创作，不少作家都从民间文学中吸取题材，创作出传世佳作。这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希腊神话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让•拉封丹的寓言、克雷洛夫的寓言、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高尔基的《鹰之歌》《伊则吉尔老婆子》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素材营养。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都充满了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有一些民间文学的题材，历经不少作家的引用、整理、再创作，推陈出新，使民间文学的题材和作品中的人物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在西方文学中，像唐璜、浮士德这些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一经作家之手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往往会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诗剧《浮士德》是歌德以毕生心血完成的一部杰作，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历时六十年之久。作品取材于德国16世纪的民间传说。浮士德是当时一个跑江湖的魔法师，懂得炼金术、星相术、占卜等。他死后，在德国流传许多关于他的传说。1570年开始就已经有人记载这些传说。1587年，德国出版了故事书《约翰•浮士德的一生》，叙述浮士德与魔鬼订立盟约，漫游世界，满足各种欲望，享受各种人间欢乐，最后惨死魔鬼之手的故事。浮士德的形象表现了宗教改革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要求，深受人们欢迎。文艺复兴以来，不断有人用这一传说作为创作题材。歌德在少年时期就看过有关浮士德的木偶戏和故事书。上大学时，有了创作《浮士德》的想法。1773年开始构思，几经中断，几经提笔，创作时间长达六十年，贯穿于歌德的全部写作生涯。《浮士德》以诗剧的形式写成，共分两部。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以主人公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写他探索真理的一生。诗剧通过浮士德的一生探索，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进步人士思想探索的历程，也通过他的一生总结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成就了歌德的不朽巨作《浮士德》。在欧洲文学中，唐璜也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原本是西班牙民间传说中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好色鬼、登徒子、纨绔子弟、浪荡儿。法国的古典主义喜剧家莫里哀、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都以民间传说中的唐璜作为蓝本，创作出独特的艺术典型。在莫里哀的喜剧《唐璜》（又名《石宴》）中，唐璜是一个贪淫好色的贵族，引诱不少名门闺秀，还要诱骗救了他性命的两个农民的未婚妻。他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寡廉鲜耻，作者借这一人物反映了17世纪法国贵族的经济开始衰落和他们的道德沦丧。拜伦未完成的优秀长篇叙事诗《唐璜》同样也取材于民间传说中的唐璜的故事，被歌德誉为“一部天才无穷的作品”。长诗通过西班牙贵族青年唐璜曲折离奇的冒险故事，展示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道德风尚。在诗中，唐璜已经不是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花花公子形象，而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积极上进、奋发有为的青年。作者赞美了纯洁的爱情和为自由而斗争的英雄气概，抨击统治者的专横、御用文人的无行和商业资本的猖獗，广泛评论了欧洲的社会现象。情节惊险动人，富有吸引力，充满了异国情调。唐璜与少妇的恋情、海上漂流、与少女海甸的田园牧歌式的爱情、海盗劫掠的刀光剑影……离奇惊险，引人入胜。在艺术上也表现得多姿多彩，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二）在艺术形式上的影响 在外国文学中，很多作家学习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的艺术形式中吸取养分，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例如，在借鉴民间文学的结构形式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的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代表作《十日谈》就是模仿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框型结构创作而成的。《一千零一夜》又译作《天方夜谭》，是一部流传甚广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它以浓郁的东方情调和瑰丽的传奇色彩受到人们的喜爱，是世界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据阿拉伯原文版统计，全书共有大故事134个，每个大故事又包含若干小故事，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群。这部民间故事集以宰相女儿山鲁佐德给国王山鲁亚尔讲故事作为发端，把大大小小不同主题、不同背景、不相关联的故事组织在一个框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十日谈》的开端写10个青年男女，为逃避黑死病在乡下住了十几天，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共讲了100个故事（祈祷日不讲故事）。通过这些故事表达了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主题。很显然，《十日谈》在结构上效仿了《一千零一夜》，使用框形方式，由一个故事串联出另外一个故事，每十个故事形成一组，由一定的主题来统领。该作品开欧洲近代小说之先河，为不少作家所效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乔叟也从《十日谈》的框形结构得到启发，写成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可以说这也是不同国家的作家对《一千零一夜》学习和模仿的连锁效应。在学习民间文学的创作方法上，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就运用了民间文学中奇特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在神话、传说、故事这一类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巨人往往就是一种自然力或超自然力的象征，幻想、想象、夸张等都是民间文学惯用的手法。高尔基就曾经指出：“在故事里，人们坐着‘飞毯’在空中飞行，穿着‘千里鞋’走路，用死水和活水向死人洗一下，就会使他复活，一夜之间会把宫殿建好。”［3］《巨人传》中讲到巨人国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从母亲的耳朵里出生后，每天喝一万七千多头牛的奶，穿一万七千多米布做的长袍。体形高大，体魄强健，能文能武，智慧超群。长大游学巴黎，把象征天主教信仰的巴黎圣母院的大钟，取做马铃以为笑乐。为了反击侵略，他随手拔起千年大树作兵器，放一泡马尿淹没无数敌人。作者借助巨人形象，歌颂了新兴的人文主义者反宗教禁欲主义，勇于追求知识，追求理想，追求爱情，具有乐观开朗、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三）在语言上的影响 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在创作时，都有意识地运用民族民间的语言，例如意大利诗人但丁就提倡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用到很多的意大利的俗语、俚语、谚语。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语言，为各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语言宝藏。法国的拉伯雷在《巨人传》中也大量使用了成语、谚语、格言、俚语、俏皮话、双关语等民间语汇，使其作品词汇生动丰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知识也在不断地更新，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何利用较短的时间获取更多的知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困惑。在各种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充斥市场的今天，如何使我们的传统教学发挥更大的潜力，加强学科之间、课程之间的合作，整合资源，探索学科之间的渗透性、互补性教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相互渗透性教学，让学生不仅认识到外国文学中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深刻领会到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摇篮。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孕育了各自的作家文学。可以说，在民间文学的沃土上，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创作都开出了灿烂之花、结下了丰厚的硕果。在教学中，利用民间文学知识对外国文学的作家、作品进行鉴赏和评析，加深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可以使两门课程都能够学有所长，相得益彰。 作者：刘丽琼 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儿童文学论文 一、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 导读，顾名思义就是指导阅读，其源于20世纪80年代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提出的语文导读教学法:“‘导’，指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引导、辅导、因势利导;‘读’，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阅读实践。‘导’和‘读’的结合，勾画出语文教学过程中一幅‘师生互动’的图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滔滔讲授，学生默默聆听’这种单向的‘授—受’格局”［4］。本文所说的导读并非教学方法，而是一种体裁样式，即写于作品后面，指导读者有目的地阅读文章的一段文字，也叫“作品提示”或“阅读提示”、“作品评析”。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内容与形式不但多与原始人的文学相似，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和荒唐的思想”［5］。因此，实践理念下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整合的第一步就是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对于导读的写作，钦州学院的做法有三:第一，导作品主题。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一样，内容体现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赞赏与追求，导读作品主题时，应抓住这一点进行分析。如钦州民间童话《金沙奇源》，讲述看牛仔六哥与谭财主丫环三妹遇仙发财，被谭财主陷害的故事。故事主题是好人有好报、坏人受处罚。在写导读时要注意从儿童心理出发，抓住童话的幻想特征，说明六哥与三妹如何遇仙，如何得到金银，又如何被财主陷害，财主如何受到处罚，分析过程中要突出六哥与三妹的善良与勤劳、财主的贪婪与丑陋。通过分析主题，引导儿童做一个善良、勤劳的人。第二，导人物形象。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大都没有具体名字，但人物的性格特征非常突出，在写导读时应注意把人物的这些性格特征描摹出来。如《傻姑爷》，讲述一个傻姑爷娶了个聪明的老婆，一次岳父过生日，夫妻俩回去拜寿，路上老婆说什么，傻姑爷也跟着说什么。到了岳父家里，大家都想看傻姑爷的笑话。厨子有意看傻姑爷出洋相，给他舀了碗没苡米、没鸡蛋的糖水，也没有给他勺子。傻姑爷把途中跟着老婆学的三句话说出来，居然误打误撞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在写导读时，要对表现傻姑爷傻样的句子进行分析，通过他的语言、动作、神态等表现出来。第三，导语语言特色。民间文学的语言质朴、生动、简练，易于理解，叙事结构与方式与儿童文学非常相似，在写导读时要把作品的这些语言特点找出来。如钦州儿歌《倒卷珠帘》:“年三十晚月光光，贼上屋顶偷粪缸。盲婆看见惊失魂，聋公听到吓出汗。哑仔大声喊捉贼，跛佬快快走出屋。一抓抓到贼头发，一看原来系和尚”，写导读时应说明这是一首颠倒歌，用了较多的叠词，如“月光光”、“快快”、“一抓抓”等，儿童念这首颠倒歌，不仅接受了一定的思维训练，而且体会到“胡言乱语”的谐趣。从学生所写的导读看，基本都能根据以上步骤来写，但也有“偏题”现象，把导读写成读后感，究其原因就是语言表述上不是“导”，而是“感”，教师要注意引导。 二、把民间文学改编为儿童文学 民间文学属于原生态文学，表现的生活面极为广阔，囊括了劳动人民的思想、观点、道德、习俗、宗教信仰和生产劳动等方面的内容。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法格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这种包容性使民间文学往往良莠交织，精华和糟粕并存。面对这种情况，钦州学院的做法是:首先对改编的民间文学进行筛选。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认为:“儿童教育，特别是幼小儿童的教材，应当主要以原型和母题为主要内容和永恒不变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神话、童话、传奇、民间故事等原始文学题材中”［6］。因此，改编民间文学，要从儿童的培养教育与审美需求出发，在内容的选择上要符合道德感化、智力开发、美育感染等要求，体裁上可选择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钦州民间文学有些也属于糟粕，如《好人死得早》、《懒人福》、《驼背娶亲》等，改编时要舍弃。其次，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作为口传文学，民间文学大多描述故事轮廓，由于集体创作、世代传承的特点，很多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增加了讲述者的创造而横添了枝叶，使民间文学作品情节杂乱无序，甚至故事杂糅。因此，改编时要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对只有简约故事轮廓的民间文学作品，应从故事讲述的需要出发，按情节发展的规律展开合理想象，进行情节和细节的补充和丰富，变概括的故事梗概为具体而有变化的故事情节。而对情节繁芜的作品，则应删繁就简，以故事的完整性、变化性和丰富性为核心，大胆剔除与故事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旁枝末节，从而变芜杂为明晰，使情节具体生动。如钦州幻想故事《鞋沓鱼的嘴为何歪》，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小白鱼骗鲸鱼的过程，而主要角色鞋沓鱼嘴变歪的过程只用几句话就讲述完毕，与题意相差甚远，改编时删减小白鱼骗鲸鱼的情节，增加鞋沓鱼嘴变歪的情节，突出主要情节。第三，规范语言。民间文学以口头讲述为主要传播方式，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口语化的表述中不自觉地注入了方言或习惯语，印上了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对于儿童来说，文学的接受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语言的过程，语言的规范与否直接影响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对语言的运用。因此，对民间文学的改编，必须规范语言，要注意对话语方式的运用，消除方言，以文学口语为故事的叙事手段;对句式结构的安排，要多用短句、简单句，少用长句、复句或复杂句式;对语汇词汇的使用，要多用实词、浅词，少用虚词、深词，不用生僻词。如改编钦州生活故事《三太公请客》，这是一则吝啬鬼的故事，有太多的方言俗语，改编时要注意把方言改为普通口语，如把俗语“赖账是乌龟野仔”改为“赖账就是王八蛋”，方言“得”改为“行”或“可以”，“为内”改为“好友”，“东看看，西瞄瞄”改为“东看西看”，“头壳”改为“脑袋”，等等。在叙述方式上，把文中过多的对话改为叙述性语言，突出主要情节。 三、在儿童文学课堂开展感受 民间文学魅力的专题活动德国教育大师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传递文化，体验文化价值，并培养能创造文化价值和人格。”儿童文学课程的开设对象是学前与小教专业的学生，他们是未来的幼儿园、小学教师，地方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依赖于他们。地方文化的很多内容都体现于民间文学，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又有着天然的联系性，因此，把民间文学内化到儿童文学课程中便成为两者的最佳结合。所谓“知识内化就是把教材中的外部知识经过学生的认知活动重新组合转变成其内部的知识，也就是使教材新知识与学生主体认知结构中原有知识建立内在联系，形成其新的认知结构”［7］。 (一)角色扮演 社会心理学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它是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行为和责任的集中体现，反映个体与自己、周围人群和客观事物之间发生作用时独特和一贯的行为方式”［8］。角色扮演的教学模式是心理学家谢夫倡导的一种以社会互动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模式。概括地说，就是让学生表演问题情境，然后讨论表演，借此引导学生共同探讨情感、态度、价值、人际关系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并且形成处理这些情境的恰当方法。民间文学作品以角色表演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内容情节的记忆与理解。但并非所有的民间文学都适合表演，只有那些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突出的民间文学才适合表演，因为“圆滑的故事性，具体的行动性，人物性格的明确性。并且使事件具体的展开，把原因、结果交待清楚，然后加上简洁一贯的架构，动听的音乐和富有韵律感的台词，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9］。在进行角色扮演时，钦州学院的做法体现如下:第一，创设情境。创设情境是角色扮演的起点，也是表演取得成功的保证。创设情境最重要的就是情境介绍，把故事发生的环境最一个简要介绍，人物的动作、神态要符合故事的发展。第二，分配角色任务。要根据学生的参与热情、表演能力进行挑选“演员”，不能敷衍了事，因为表演效果会影响接下来的分析与讨论。第三，确定表演框架。确定人选后，学生形成“演员”小组进行讨论，筹划表演内容，确定角色的台词，教师要动员其他同学帮助他们准备表演所需的场景、道具等。第四，训练“观众”。在角色扮演中让不参加表演的学生进入状态，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要引导与培训他们与“演员”互动，并布置一些观察性的问题，如角色表演是否真实?情节发展是否合理?有没有更好的选择?等等。只有大家都进入情境，才能营造出一种活跃的气氛，获得真实的体验。第五，进行角色扮演。这是表演的核心环节，“演员”按照计划进行表演，教师在观看的过程中切忌苛求完美。由于心情的紧张或产生新的想法，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发生忘词或改台词的现象实属正常，教师应给适当鼓励。第六，组织学生进行评议。由于对故事情节的理解不一，学生对角色的行为取向有差异，教师要分析表演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深入挖掘表演的内涵，将评价集中在角色所作的决定上。 (二)游戏活动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游戏是儿童的主要活动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儿童在游戏中反映着周围的现实生活，通过游戏体验着周围人们的劳动、生活和道德面貌，同时也理解、体验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游戏是实现儿童与周围现实联系的特殊形式、特殊活动”［10］。游戏具有灵活性、积极情感、非精确性、内部机动性等特点［11］，在儿童文学课堂上以游戏形式感知民间文学，可以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趣，使学习者主动探求知识。学生在游戏过程中不仅体验到民间文学的魅力，而且有重拾童年时光的感觉，身心得到娱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钦州学院归纳出民间文学设计形式的两大原则:第一，娱乐性与认知性相结合。给游戏者带来情感的娱悦是游戏的基本特征，并不是目的本身，对民间文学的认知才是游戏的目的。只有将民间文学转化为游戏内容，才能让学生在获得游戏体验的同时也获得对民间文学的认知。如钦州儿歌《打叉叉》:“打叉叉，卖咸虾。咸虾臭，留俾阿侬送宴昼”，进行游戏时教师在前面进行操作示范，学生跟随教师一起游戏，游戏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则儿歌反映钦州的哪些生活习俗?体现什么样的语言文化?边游戏边思考，学生很容易了解这首儿歌的文化内涵。第二，自由选择和全面参与相结合。“自由在何处止步或被限定，游戏便在那里终结”［12］。有自由选择的情感是游戏的心理学基础，因此，是否参与游戏应根据学生的意愿来决定。但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指定的游戏中学生有选择的自由，但在一些团队游戏中，则要求全体学生参与。如要让学生了解钦州文学中的传说人物，如刘永福、冯子材、冯敏昌等，设置为“你说我猜”的游戏，第一环节可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来决定游戏者。开始游戏时，“说”者只能说与人物有关的事迹，但不能点出他的姓名，“猜”者根据所说的事来判断。第二环节则采用团队合作的形式。按自愿组合原则组成几个团队，团队成员排成纵队，主持人把写有人名的卡片给纵队的最后一位成员看，要求他用动作把所猜的人名告诉相邻的队员，相邻的队员再把他的理解示范给下一位队员，最后由第一位队员猜。误解与错解使这个游戏妙趣横生，使学生轻松学会描述人物就是要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来显示谜底的方法。 (三)举办故事会 中山大学教授高小康认为“人是讲故事的动物”［13］，故事不仅对儿童，而且对整个人类文化都有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价值。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就认为，我们用逻辑和抽象的规则来认识物理的世界，用故事来认识人文的世界。讲故事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是古已有之。对于儿童来说，喜爱故事、热衷于了解故事情节是其阅读的天性。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之前，儿童就是凭借着对故事的直觉与喜爱，从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选择具有浓郁故事性的作品作为自己的读物。因此，举办民间文学的专题故事会，不仅是学生未来工作的需求，也是学生了解民间文学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讲好民间文学里的故事呢?钦州学院的做法如下:第一，整理加工，规范文稿。民间文学诞生之初并不是为了娱乐或教育儿童，而是为了在神秘的自然力量之前，建立人际间的公众纽带。但其内容体现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与赞赏，与儿童文学培养目标一致，且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在思维与语言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民间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很多方言俚语夹杂其中，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因此，在讲述中应注意把这些方言俚语变为简单易懂的口语，如钦州民间故事中的“重耷耷”改为“沉甸甸”，“一轮火”改为“一古脑儿”，“五泪耙沙”改为“眼鼻嘴都流出泪水”，等等。第二，语音造形，塑造形象。所谓语音造形就是通过讲故事者富有角色感的声音来塑造角色的性格，这就要求讲述者通过情节揣摩角色，做到同一句话不同的角色有不同讲述，使听众闻声知人。如《想成龙的扁蟹》这个故事，讲述了扁蟹跳龙门的过程，有扁蟹、红鲤、海龟三个角色。刚开始扁蟹对跳龙门抱以极大的热情，声音应急促、高昂，充满激情。红鲤对跳龙门不感兴趣，只顾着去找朋友，声音应急燥、不耐烦。海龟跳龙门五百次都没过，对龙门已失去兴趣，声音应低沉、无耐，有沧桑之感。在叙述性语言与角色语言之间要注意“变口”，如扁蟹第一次没跳过龙门，却摔得浑身发疼，正在大口喘气的时候，看到一条鲤鱼从远远的地方飞快地游过来，然后哧溜一声，向龙门飞去。这给扁蟹极大的启示:“我真笨，怎么没想到要助跑呢?这样一跃就过了嘛。”在讲述这段的时候要注意“变口”:叙述语言要平实自然，扁蟹的语言则要显示出懊恼之感，不能混淆。第三，讲演结合。讲故事时为了生动形象，要有姿态、动作、表情等辅助，才能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一般来说，讲故事都是站姿，除了故事情节的弯腰、侧身外，脚步也要适当移动，如向左或向右移动45度来表现人物对话。动作要掌握用上区(肩以上)表示积极情感，中区(肩至腰)表示中性情感，下区(腰以下)表示消极情感。眼神和面部要表情根据情节与角色变换而变化。如《三个滑贼》有三个角色:比油滑、滑过油、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者以自然姿态站立，当讲述到三个贼对话时，以自然站立姿态表演比油滑，向左与向右移动45度表演滑过油与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到比油滑与滑过油吊箱子上来时要以半蹲之态，咬紧牙关往上拉绳子。箱子拉上来后要把两人决定独吞的神情表现出来，可通过眼神与手势表现两人的决定。最后，跌落油缸不沾油把比油滑与滑过油吓跑后的得意之态要夸张地表演。这样，通过姿态、动作与神情把这个故事展现出来。总之，实践理念下把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课程整合起来，可以使民间文学的传承更为深远，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与接受，儿童文学的实践性特征也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作者：黎爱群 单位：钦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教育培养思路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情感教学分析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 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 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旅游文化下的民间文学 一、唱哈的借用 京族的歌曲曲调繁多，有海歌、小调、舞歌、祭祀歌等，共30多种。据京族哈妹苏海珍介绍，在哈节的仪式上，哈妹以京语歌唱，唱词包罗万象，有向神灵为京族百姓祈福的，如《向神求财又求子》、《人人都平安长寿》、《敬神乐鼓》、《出入亭门迎五福》、《村民年年求富贵》等；有颂扬美好姻缘的，如《谁送姻缘到村来》、《真正姻缘难解散》等；有感念父兄恩情的，如《父母育儿情意重》、《父辈栽树儿乘凉》、《父母话儿记在心》、《同结日月义同天》等；有关于中国历史人物的唱词，如《一统山河刘伯温》；有歌颂对美好生活的，如《美好生活全靠党》、《美好生活人追求》；有关于哈节的唱词，如《一年一度庆哈节》、《建设雄伟新哈亭》、《哈节回家来助兴》、《哈节祝词》等；有关于智慧锦囊的唱词，如《有益寄语牢记心》、《不靠天地靠自己》、《让后代人永铭记》、《积善奉善》等。哈妹苏海珍认为唱哈不仅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京族，更能让京族的民族文化艺术传播得更远。 二、文化语境中广西京族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不是纯文学，其与人们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法拉格所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心朋友，人民向他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②透过民间文学，可以寻找到京族人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语言特点和历史故事。 （一）服饰文化 京族的服饰沿袭了越南京族传统服饰的特色。1945年的《防城县志》中记载：“安南（即现在的越南）人的服饰，男衫长过膝，窄袖袒胸，腰间束带；女衫长不遮臀，裤阔……”③京族民间文学《米碎姐和糠妹》中，后母虐待米碎姐，母亲化鸟护女，天子在哈亭选美，米碎姐正是穿着鸟儿提供的绸衣和花鞋赶到哈亭和天子对歌。故事中的绸衣正是京族的传统服饰。目前，京族人的服饰已和汉族日趋相同，只有在参加节日庆典时才着传统服饰，即奥黛（AoDai）。京族的服饰透露出浓浓的异国风情，在哈节时，京族人往往着盛装前往海边迎神，令人驻足观望。 （二）歌舞文化 京族人民在哈节时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从迎神到祭神、乡饮，再到送神，“哈妹”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祭神中，需要由六个或者八个“哈妹”进香，并跳进香舞，还要齐唱《神灵灵》。之后跳天灯，即哈妹需在头顶上放置一个倒置的大碗，碗上叠碟，碟上点上三支蜡烛。向神明敬灯时，她们需要不停地前后走动，按逆时针方向绕圈，左右换位。这时，亦需要唱起敬灯歌。乡饮和“听哈”是哈节的重头戏。歌曲的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汉文古典诗词、哲理佳话和爱情故事、道德观念，以颂扬海神和祖先，祈求人畜兴旺，对族人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在送神中，“哈妹”则跳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花棍舞”，舞者两手各持一根花棍，频频将花棍转动于身体的上下前后，向东南西北各舞一次。“花棍舞”的动作繁多，或以两棍相互敲击，或不断转动花棍。哈节中多种多样的歌舞仪式不仅让外族人大开眼界，了解京族的民族文化，而且对京族民族歌谣和舞蹈的传承大有裨益。 （三）海洋文化 京族长期临海而居，以打鱼、养殖和加工渔业为业，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京族的民间故事中，有关很多大海里的海神和动植物神化的故事，如动植物的故事和寓言有《海龙王开大会》和《海白鳝和长颈鹤》、《山揽探海》等；反映世态人情的动物故事《白牛鱼的故事》、《鲎的故事》；京族三岛来历的传说和寓言故事有《三岛传说》、《日月分道》；海神传说如《镇海大王》和《珠子降龙》等；关于京族传统乐器———独弦琴的众多传说中，有其中一个传说是独弦琴是龙宫传来的宝物。除了民间故事外，京族有很多的歌谣与大海有关，如《出海歌》、《摇船曲》、《问明月》、《思乡情》、《海上钱银取不尽》等；甚至于京族的儿歌中也有很多题材是与大海有关的，如《螺儿甜》、《七月思》；京族亦有很多谚语与大海有关，常见的如“近山知鸟性，近海识鱼情”、“潮退不留鱼，光阴不等人“等。 （四）崇拜文化 京族人的信仰体系主要受到越南京族人的影响和汉族人的影响。京族人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并相信神灵的存在，因此在京族人的崇拜信仰中，道教、佛教和巫教交错，其中以道教为主。京族民间信仰的主体为：祖先、镇海大王、海公、海婆（围红公主、围珠公主、水晶公主、海底公主）和龙皇天子、水口大王、观音、伏波将军。从中可见，海神崇拜在京族民间信仰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与京族临海而居而形成的海洋文化有关。其中，镇海大王被京族人尊崇为众神之首，京族人将其牌位放置在哈亭的中央，哈节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将镇海大王从海边迎回哈亭供京族人祭拜。此外，京族在外出打鱼前，总要祭拜镇海大王，祈求出海平安，鱼虾满仓。本文来自于《安徽文学》杂志。安徽文学杂志简介详见 三、结语 在哈节中，京族民间文学经过改编，结合独弦琴和唱哈曲调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众人面前。从对京族本地人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在参与调查的200人中，知道十个以上京族民间文学的有156人，通过学校教育的占了21%，祖辈的口耳相传的占了56%，参与京族民间活动的占了29%，其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占了总数的40%。在200人中，参加过哈节的有178人，周末看电视台娱乐节目的有186人。在对前往京族地区旅游游客的调查中，调查人数为100人，其中对民间故事略为了解的为56人，了解的渠道是导游的讲述和通过参加哈节；参加哈节的人数为93人，参加哈节却不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语音障碍所导致的。在上述的两种调查中，90%的人知道“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等节目。无疑，随着人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口耳朵相传的传统方式传承的民间文学保护和传承工作阻力很大，但旅游活动对于人们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京族民间文学中所传递的民间文化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认识京族。虽然，目前针对京族民间文学的旅游开发还不多，但是哈节确实能让游客接触到部分京族民间文学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间文学传承的空间，成为传播京族民间文学的新媒介。 作者：莫明星 李兴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京族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与影视开发综述 一、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与青岛影视产业 影视作品是城市文化的极好载体。很多城市知名度的提高都得益于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上海滩》与上海，电影《唐山大地震》与唐山，动画《水漫金山》与镇江等。就青岛影视产业发展而言，已出品了不少以青岛历史为题材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作品，如《青岛之恋》、《青岛往事》、《跑马场》、《风雨劈柴院》等。尤其是2009年4月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九州同映国产电影院线公司联合拍摄的公益电影《寻找微尘》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影视动漫作品则有登陆央视的青岛本土动画《小牛向前冲》。这些影视作品对打造青岛城市文化品牌，促进青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对而言，从青岛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中取材的青岛影视作品却很少见。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影视动漫是根据城阳区民间文学作品《童恢传说》改编而成的《不其清官童公传》。中国影视作品历来承继着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题材资源与艺术灵感的良好传统。中国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几乎都进行了成功的影视改编。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说》、《牛郎织女》等都被高频率改编成影视作品。鉴于此，笔者认为，青岛在打造影视之都的当下，在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既可以从青岛历史中选材，如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可以从青岛民间文学中寻找灵感，将青岛民间文学中较为优秀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开发，制作成影视动漫作品。或者在制作影视作品的同时，创造性采用青岛民间文学元素，融入到影视作品当中。以电影《红高粱》为例，《红高粱》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成功运用民间文学元素不无关系，如民间故事叙述方式、民歌、民谣、俚语、谚语等都为影片《红高粱》增色不少。［3］这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改编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一方面对青岛民间文学与文化起到宣扬作用，一方面对打造青岛影视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青岛有着良好的影视资源，作为影视剧组的天然摄影棚，青岛接纳了大量影视作品到青岛取景，如《恋之风景》、《美人依旧》、《盛夏晚晴天》、《海洋天堂》、《珠光宝气》等。青岛的都市丽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一一闪现，营造了独特的影像青岛的奇特景观。而青岛籍当红明星众多，如唐国强、林永健、黄渤、黄晓明、陈好、朱媛媛、白百合等。他们共同构筑了青岛影视产业的宝贵资源。比如，在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中，有45位青岛籍演员同时出演，共同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他还有电视剧《青岛往事》邀请黄渤、林永健主演，《青岛之恋》则由黄晓明主演。 二、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的途径探析 1．与地方高校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在对青岛民间文学进行影视开发时，可与青岛地方高校联手，制作出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地方高校在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播、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白山神》就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创作的。闽北首部原创动画片作品《大红袍传说》、《大王玉女之传说》则由福建武夷学院艺术系动漫专业师生挖掘武夷山本土文化，根据地方民间故事“大红袍的传说”和“大王玉女之传说”改编而成。具体到青岛动漫，目前很多青岛高校都设立了影视动漫专业，如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等，在这三所学校分别设立动漫文学创作中心、动漫科技研发中心和动漫培训中心。还有像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落户青岛，以及中国动漫集团文化产业、中国传媒大学落户青岛开发区，华强科技文化产业园和中视动漫城落户城阳区都将对青岛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起到很好推动作用。目前正在制作的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共同打造完成。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由青岛农业大学牵头，联合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 2．与知名导演、影视制作公司、动漫企业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 地方政府参与影视制作早有成功先例。动漫作品在传播地域文化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地方政府在宣扬与保护地域文化过程中，如能巧妙借助动漫艺术形式，往往会取得很好的艺术与社会效果。如中国第一部体现中华传统武侠的动画作品《虹猫蓝兔奇侠传》就是由张家界和宏梦卡通联手制作完成的精品，该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张家界。观众在收看《虹猫蓝兔奇侠传》之后，对张家界的山水风光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再比如52集动画连续剧《盘瓠与辛女传奇》是由泸溪县政府与长沙殷氏卡通制作有限公司合作拍摄。2010年《盘瓠传说》已被列入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泸溪县政府为保护与传扬盘瓠与辛女古老的传奇故事和泸溪悠久的历史文化，借助现代动漫艺术形式，制作出专题画册、电视专题片、主题歌曲等，取得很好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种开发方式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无疑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在电影领域，有唐山市政府入股6000万，参与制作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电视剧领域，则有福建莆田政府参与大型神话剧《妈祖》的制作。具体到青岛，青岛地方政府已经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如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由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等合作完成。而反映青岛历史上第一代青岛移民的创业之路的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汇集了鲁剧创作精英，力图打造反映青岛历史与文化的艺术精品。 3．青岛名山民间文学与青岛影视产业开发 从青岛名山文化入手，选取与青岛名山文化相关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具体到青岛名山文化，可以借鉴泰山文化的影视开发。根据泰山文化、泰山民间传说等创作完成的大型动画片《泰山》已于今年三月份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首播。该片“意在用大型动漫系列片的形式，将泰山的景致和泰山文化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影片把泰山文化中传播广泛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和相关史料，用动画艺术形式进行全新的演绎。”［4］相关影视动漫作品还有《泰山石敢当》等。青岛市内名山林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崂山，其次还有青岛市区的信号山、浮山、信号山、太平山、观象山、小鱼山，青岛郊区的山如即墨的马山，平度市区的大泽山，黄岛区的大小珠山，胶州市区的艾山，莱西市区的大青山等。纵观青岛市境内的名山发展历史，会发现几乎每一座名山历史积淀甚厚，有无数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名人佚闻或遗迹。比如平度大泽山与大泽山民间故事，胶南大珠山与大珠山民间传说，胶南琅琊台与徐福传说，即墨驯虎山与童恢驯虎传说，即墨小龙山与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即墨灵山与灵山老母的传说，胶州艾山与石耳争奇的传说等。以即墨马山为例，翻开即墨民间故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马山的民间传说，在这些神奇的民间传说当中，又有很多是关于马山狐狸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构筑了马山独特的狐文化。如此众多的狐狸故事与瑰丽多姿的狐文化，无疑都构成了影视开发的极好来源。 4．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与青岛海洋影视产业开发 青岛正在建设滨海文化名城，挖掘蓝色海洋文化内涵既是建设海洋文化名城之必需，也是其重要表现。作为青岛蓝色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海洋民间文学当中有大量关于海洋、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特产等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广泛分布于青岛市辖属的七区五市的民间故事当中，具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为青岛海洋影视产业提供智力支持。青岛作为知名沿海城市，应大力发展海洋影视产业。2013年年初在CCTV－8热播的大型海洋神话电视剧《妈祖》就是将海洋文学与海洋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青岛海洋民间故事是一座巨大的题材宝库，有些海洋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好这些海洋故事，将大力推动青岛海洋影视产业的发展。在具体开发过程中，应着力于凸显海洋文化特色，包括故事的背景发生地，故事的主人公等都可以以海洋为主体，或创造或改编出与海洋相关的影视动漫作品。 5．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选取代表性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开发 青岛民间文学是国家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7年青岛市公布的青岛市第一批2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青岛民间文学占据5项，它们是崂山民间故事、秃尾巴老李的传说、胶州民歌、琅琊台的传说、徐福的传说。在青岛市第二批2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有7项。它们是胡峄阳传说、田横民间故事、灵山老母的传说、金口民间故事、大珠山传说、大泽山民间故事、徐福传说。其中徐福传说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面对如此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资源，可以选取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动漫改编，如著名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崂山民间故事系列。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崂山民间故事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和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1981年由虞哲光导演改编的木偶动画《崂山道士》曾经风靡一时，成为经典。随着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崂山民间故事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对崂山民间故事的影视产业开发也随之受到业界瞩目。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机构共同打造的3D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是一个成功案例。作为山东省首部动画电影和3D动画电影，该剧将成为“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的开篇之作。主创人员“计划通过市场化的运作，以每两到三年一部的节奏，争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打造出五到六部‘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5］除了备受瞩目的崂山民间故事之外，在青岛民间故事中还有很多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很高的民间故事。比如在青岛即墨地区流传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些良好的民间故事资源完全可以为青岛影视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艺术灵感。因此，影视制作者从资源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当中选取一二，进行精心改编研发，都可以开发出一部不俗的影视动漫作品。比如人龙恋故事，之前早有香港电视剧作品《人龙传说》，该剧讲述了凡间男子与龙女的爱情故事。而这种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可谓数不胜数。除了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文学当中，还有很多神奇婚姻故事，如人鱼恋、人狐恋、人花恋，以及人与海螺、刺猬、小羊等之间的神奇婚姻，这些神奇婚姻故事大都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比较适合改编成现代影视作品，当然在改编过程中需要将现代创新意识注入到这些相对古老的民间故事当中，以期得到现代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作者：宫爱玲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问题研究 [摘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方式，国际上、国内的许多学者都有过一定的讨论。本文试图在分析、借鉴国际及其他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方式进行一些探讨，以飨读者。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　保护方式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其来源地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集体创作的，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修改、加工、完善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知识的宝库、生活的教科书，是认识历史、研究科学的宝贵资料。国家利益、来源地群体的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等都决定了法律对其保护的必要性。但是具体应采取哪种保护方式对其进行保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一、外国司法实践以及学界提出的保护方式 在曾经立法、已经立法和准备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中，对于应该通过什么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才比较合适，存在着比较激烈的争议，尽管在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国际条约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随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问题探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著作权法并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形式。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订的《示范条款》和起草的《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都已经体现出这种倾向，即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类似于著作权但又独立于著作权之外的一种智力成果的保护。1997年在曼谷召开的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国际会议，也明确提出著作权并不能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充分的保护，应该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予以特别立法。在澳大利亚，由于未经授权的土著原始艺术品复制品的出现，引发了对版权是否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恰当机制的考察，为此而专门成立的工作小组于1981年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澳大利亚的版权法没有提供适当的保护，依据1968年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在原创性、权利归属、固定和保护期限方面存在着障碍，仅仅对版权法进行修改无法取得满意的结果。也就是说版权法被认为在原则上是不适用的。著名的版权法专家米哈伊・菲彻尔也指出：著作权法似乎不是保护民间文艺的合适的方式。国内外的许多其他学者也纷纷表示，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体系之中，不但会破坏现有著作权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且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也不充分。 基于上述疑问，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其他可能方式。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我国学者张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自身的一些特点使之有别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适合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与其打破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如为民间文学艺术“量体裁衣”，在知识产权领域采取特别立法加以保护。 邻接权保护方式。韦之学者认为，应将整个民族作为一个传播者来对待。郑成思先生也曾建议，在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中借鉴国际上提供的以邻接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验。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保护方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顾问、瑞士音乐作品著作权协会前总干事乌里奇・乌腾哈根博士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合适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对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实施或曾经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有：保加利亚、前苏联、西班牙、法国、匈牙利、葡萄牙等。其中利用这一制度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有智利、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等国。例如，玻利维亚的1992年著作权法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产品进入公有领域。可以以任何形式和任何方法自由使用，但使用者应向国家支付使用费，用于促进和传播本国的文化产品。 那么，究竟哪种方式才比较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呢?这还得从各种方式的性质、优缺点谈起。 二、对各种主要保护方式之评析 (一)版权保护方式 版权保护方式也就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出通过版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1　版权保护的客体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同 第一，版权法是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对其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作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其作者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域内的作品，与版权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范围是一致的，显然属于版权法保护的范畴。 第二，版权所保护的客体的表现形式、使用方式、防止歪曲及其他侵害、权利限制等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似，如：民歌、民乐、民间曲艺、民间戏剧与音乐作品，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民间诗歌与口述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方式与一般作品的使用方式也有相同的地方，如复制、发行、改编、表演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也要给予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保护等。所有这些特点，使得通过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会有太多的障碍。 第三，版权只保护作品的表现形式，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内容。这就使得版权不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质，它不妨碍他人利用现成作品思想进行再创作，也允许独立创造内容相同、功能一致的作品。同时，在取得版权保护的形式方面，作品只要具有独创性即可，而不管作品本身价值的高低、作者创作水平的高低、思想观点是否新颖等。版权的这些特点一方面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不会断绝任何创作之路。 2　版权是现在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知识产权制度 国际版权保护制度是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为支柱构造的。他们的核心内容是国民待遇原则，即作者在起源国以外的缔约国应享有与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国民所享有的同等的权利。至2003年7月止，这两个公约的成员国分别为151个、98个。由于有这两个公约，可以使作者的著作权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中都受到保护。这样广泛的一个保护体系是知识产权法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因此，如果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可以使得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快地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中获益，这正是版权的最大吸引力所在。 3　世界上已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几乎都是采用版权法来保护 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例如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以及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班吉协定》，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因此，如采用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也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在世 界范围内早日实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 但是，在现有的版权体系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版权制度也存在着一些；中突。如：在保护期方面，版权所保护的客体都有一定的保护期，保护期届满则作品自动进入公有领域。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由于其不断地处于创作之中，其资源价值实现预期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等，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可利用性处于自然延续状态之中，相关主题何时及在何种程度上会被异地利用，属于未知数。因此，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应该是没有期限的。如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必须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些特有的特点做出一些特别的规定。 (二)单独立法保护方式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是指在版权法之外专门制定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不能不算是一种比版权保护方式更为理想的方式。就版权保护方式与单独立法保护方式相比较而言，前者比较保守，后者则更为激进。这是因为前者由于局限于传统的框框、体系，能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作一些特殊规定的余地总的说来是比较有限的，不能像单独立法保护方式那样完全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出发作全面而细致的规定。因而说到底，理想的保护来自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但实践证明，理想的并不一定是现实的。 1　制度的选择隐含着社会成本问题。一种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贯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每个国家都在理论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矛盾中选择自己的出路。美国在决定对计算机程序进行法律保护时，最终没有走上部分法学家们为其设计的专门立法道路，毅然采用版权法来保护计算机程序，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　新技术的进步，会不断地创造新的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成就，也会使得原来不需要保护的智力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现在需要立法保护，就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样。若对每一种需要保护的客体都单独立法保护。就会使法律体系变得杂乱无章，庞大无比。从而不便执行和管理，这与立法保护的初衷相悖。 3 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都采用了版权保护方式。因此，我国的立法者在考虑国内利益时，不得不兼顾国际因素。因为科学和经济的一体化要求法律尤其是与科技、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知识产权应当尽可能地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以利于知识产品在国际范围内的有效流转。 (三)邻接权保护方式 邻接权保护方式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者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 诚然，相当一部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通过相关民族或部落的各种“仪式”上的“表演”加以实现和正常利用的。为此，有关保护表演者权利的邻接权规范就有可能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保护至多只能是一种“间接保护”，因为它只能为少数特定的人提供保护，而不可能保护一个民族或部落的整体利益。更重要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及其来源地人们的利益：而邻接权保护的主体则只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者，而且可能获得主张这种保护的大多又都是发达国家的表演者、唱片制作者与广播组织等，因而无法实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真正目的。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罗马公约》的价值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为那些向国外传播其文化遗产的人提供了保护。 笔者认为，邻接权保护方式不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以下几点理由： 1 邻接权游离于两大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之外 《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都不包括邻接权，如果采用邻接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不能很快地从现在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获益。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可以比照现有的两个邻接权公约――《罗马公约》、《录音制品公约》缔结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另一专门公约，但是要在短期内缔结这样一个新的公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制定一项国际文件确实有现实意义，那么眼下它也只能是一项建议而已。 2 邻接权所具有的特点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与权利内容复杂的版权相比。邻接权的权利内容简单得多，只有复制权、禁止权等几种。即使在禁止权方面，邻接权也不能完全满足以法律禁止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合理使用的需要，因为它们不能防止对那些未被表演、广播或录制在录音制品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复制等。 其次，邻接权中除了表演者享有一定的精神权利外，其余的都不享有精神权利，这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相违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要保护，除了使其来源地群体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外，更重要的则在于防止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商家为了更多地获取利润，迎合消费者的口味，而随意地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加以“改造”、“渲染”与歪曲，从而割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联系，伤害其来源地群体的尊严、感情。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来源地群体来说，其精神权利比经济权利要重要得多。 最后，邻接权的保护期总的来说比版权的保护期还要短。就版权保护方式而言，已经有许多学者因为其保护期短的问题而提出版权保护方式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方式，更何况保护期更短的邻接权保护方式。笔者认为，这是对邻接权保护方式最好的反驳。何况从广义上讲，邻接权实际仍属于版权的范畴。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有什么理由舍弃更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方式而取邻接权保护方式呢? (四)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亦即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制度。所谓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就是使用某些保护期已过的作品或者原先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仍然要向著作权管理机关或者作者权利保障组织支付使用费。 公有作品有偿使用制度被誉为是具有最大社会文化意义的制度上的内涵和具有高级的法律上和概念上的形式，在政治制度很不同的国家中均有实施。这种情况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但是，笔者认为，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同样不适宜用来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主要理由如下。 1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属于公有领域的作品 每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都依附于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在一定的地域，一定范围的人们中流传、发展。如《刘三姐》在改编成戏剧、电影以前。只在广西的罗城、宜山、柳州一带的壮族群众中流传。篇幅浩瀚，拥有一百万行、一千多万字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公开出版之前也只是在藏族和蒙古族群众中流传。这种封闭性的民族内部的传播，其实质 是作者在使用自己的作品。因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区别于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向社会公开，超过著作权保护期限后即属于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 澳大利亚的版权法和外观设计法规中没有涉及任何形式的民间文学或民间音乐或任何形式的民间艺术。卡马尔・普里文博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土著人的作品没有被排除在保护之外，但也未被给予任何专门的保护。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这类作品不包含在“公有领域”中的一般作品之内。 可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不属于保护期已过的作品，也不属于原先就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自然也就不属于公有领域作品的范畴。 2　采用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不利于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这一制度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关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因此，如采用这一制度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在理念上人们难以接受，容易造成与其他作品的使用相混淆，不利于人们树立知识产权的观念，亦会阻碍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而且立法机关也必须就征收、管理费用的机构及所得费用的分配使用等作出详细的规定。这一立法工作将是非常耗时、耗力、耗财的。 其次，这一制度将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从已经实施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的国家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所收取的费用基本上由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这样，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源地的群体来说，著作权的丧失、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等，必将大大地打击他们传承、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积极性，从而严重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这一现象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初衷不符。 三、我国应采取的基本保护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现阶段，我国应当采取版权保护方式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法律保护，其他几种保护方式都是不适合的。 (一)版权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 前面已详细论述的版权保护方式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其为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我国的立法者们应该果断地采取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可以很快地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立法者们做得可毫不含糊。在决定立法保护计算机软件时，美国的立法者历经犹豫的痛苦后选中版权法也主要是因为版权是最为发达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将计算机软件纳入其中，就可以使它一跃而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虽然美国现在也开始感到这件旧衣裳有所不适了，但由于版权所固有的优点，在找到可以替代版权的更好的制度之前，美国至今仍然初衷未改。美国的立法选择可以为我国立法所参考借鉴。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际保护决定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方式 前面已经提到，无论是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还是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我国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容易与世界接轨，也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 1 从国际形势来看，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试图通过国际条约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1967年，在修改《伯尔尼公约》的斯德哥尔摩外交会议上，与会者们为民间文艺的著作权的国际保护做出了努力。结果是，《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1967)和巴黎文本(1971)的第15条第4款中都包括了如下条文：“甲对于作品未曾发表，作者身份未详，但却有足够理由推定该作者系本联盟成员国国民的情况，该成员国可自行以立法指定代表作者的主管当局，以便在各成员国中保护及行使作者的权利。按本款作出上述指定的本联盟成员国，须以书面声明通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详细开列被指定的当局的全部情况。总干事须立即将声明送达所有其他成员国。”根据修订会议的意图，《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条规定意味着有可能对民间文艺的表现形式进行保护。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对《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款规定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个规定并不能说明《伯尔尼公约》对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笔者赞成肯定的说法。因为从《伯尔尼公约》1967年、1971年这两次修订来看，修订的动力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要求给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公约的第15条第4款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修订的。因此将此款规定解释得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保护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毫无关系，于情于理都是不合适的。 2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通过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是我国的著作权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基本一致。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二是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六条已明文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表明我国已决定采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只是具体的实行办法要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而已。自从著作权法颁布以来，国家版权局、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在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已经着手起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已有的著作权保护的规定和经验，无疑会给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带来很多方便。如果又改用其他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且不说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是否适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就该项工作从头做起，也必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民间文学论文: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 摘 要：“安顺地戏”案被誉为“中国非物质遗产第一案”而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源于电影《千里走单骑》本身，更多的是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反思。该案件暴露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存在一定问题，并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扬。从“安顺地戏”案中可以看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作品”存在差异，这使得对其的法律保护陷入了困境。因此，应当从国内外法律保护现状出发，探寻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法律保护方式，从而有效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和发扬。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安顺地戏”案 2011年9月14日，“安顺地戏”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这个当选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年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纠纷案以败诉告终。在“安顺地戏”案中，主要争议的焦点有：第一，“安顺地戏”是否属于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作品”。第二，“安顺地戏”和作者的关系又是如何。第三，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主体资格适格。对于这些争议的焦点，法院却多采取了一种回避和矛盾的态度。 从“安顺地戏”案中，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传统的“作品”在特征上存在诸多分歧，然二者却采取相同的法律保护方式，这就使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陷入了困境，而这种困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弘扬和发展。 一、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法律保护困境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创作主体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对作品的作者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作者”范围是明确的，即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如同其他私权一样。 反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却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少数民族或者一定范围内地区的人经过传承所创造出来的，因而其浓厚的地方或者民族特色，这种传承的过程无法由个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独立完成，它需要世代相传的特定群体在不断模仿的过程中再创造而得到发展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进而很难确定其权利主体，即如“安顺地戏”案中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很难认定。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独具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 我国《著作权法》当中的“作品”一经作者创作即可产生，其创作周期较短，作品形式明确。 相较之该种作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兴盛的过程，其创作而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衍生作品不断改造和更新，从而不断地丰富，因而具有延续性。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某个地区或者民族中的不同的人创造出来的，其形式并不拘泥于一般的作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较我国《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根据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征求修改稿）的第2条指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有形的表达形式，如建筑形式、民间艺术片等;语言的表达形式，如谚语、传说、诗词等;活动的表达形式，如礼仪、舞蹈、杂技、技艺等;音乐表达形式，如民歌、民族乐器等。”可以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也是得益于其延续性和形式多样性。然而，亦是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这种特性的存在，导致很难界定什么作品以及作品的哪一种形态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中保护的对象，即产生了“安顺地戏”作为一种思想剧是否具有权利客体资格的疑问。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别于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 民间文学艺术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的合集。从我国立法来看，我国《著作权》所保护的更多的是民间文学衍生作品而不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安顺地戏”案，也出现了不少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侵权的案件，例如《刘三姐》署名权纠纷案、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等等。这些案件的作者权益虽然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该著作权的保护并非是针对民间文学作品本身，而是针对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虽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在表达方式、表现内容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该类案件的解决，并不能认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法律保护。 （四）我国《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过度 我国《著作权法》最大限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任何人未经许可使用该作品将构成侵权。在2007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第3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济权利包括复制权、销售权、展览权、公开表演权、播放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摄制权;除另有规定外，以上述方式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者经编改、翻译、汇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取得授权并支付报酬。”这一规定是出于对著作权人私益的包装，但是非常不利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再发展和创作。我国的法律忽视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的延续性，只注重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和发展。 二、国内外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现状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国外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国家和组织意识到其与《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差异，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通过分析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一般作品的特殊之处来摆脱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立法困境。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突尼斯样本版权法》，专门规定了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条款，其中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划归到“其他形式”。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集政府专家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国内法示范条款》，该示范条款没有使用著作权领域的“作品”概念，而使用了“表现形式”。1971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公约成员国关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的需要，在修订文本中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无具体作者”处理。修订本中第15条第四款规定：“各成员国在书面通知了伯尔尼联盟总干事的前提下，可以给不知作者的、未出版的而又确信属于本公约成员国作品的那一部分作品提供法律保护。”国际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和公约内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于我国的立法来说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国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最早出现在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上，该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保留了这一条款。随后，国家版权局在其他部委的支持下，于1996年起草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第一稿，2002年又起草了第二稿。2007年，国家版权局在北京召开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立法工作会议，会议就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进行了讨论。由此可见，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已经纳入日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3月，在国家版权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与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以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代替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保护办法取代著作权保护办法。这在一定程度预示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将成为知识产权体系当中一个独立的调整对象并通过特殊的法律予以保护。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完善 鉴于上述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出现了一定的困难，笔者建议，应当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客体，针对其特点进行专门的规定，同时，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设立专门法律制度，在仿照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的同时，突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群体性、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等特征。 第一，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应当承认其群体性的存在，不排斥“群体”作为权利主体。我国可以仿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的《示范条款》中的规定，在“主管部门”和“有关居民团体”二者中选择，作为有权授权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 第二，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范围。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围的界定一般都较为抽象，具有很大的弹性，然而这种界定缺乏其合理性。这一方面不利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认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法律有针对性地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特殊保护，因而我们应该采取更加科学的定义方法。立法机关应尽可能采取列举的方式，这不仅有利于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也可以防止出现法律遗漏。 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应不受限制。我国法律对著作权客体的保护期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对于一般的作品而言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性，对其保护期间的设置不该一概而论，笔者认为，保护期限不受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其继承和发展。 第四，以鼓励创作、维护创作主体权益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立法保护的核心原则。在制定相应法律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基本价值的追求，我们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方面是为了创作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鼓励创作，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之上进行再发展和再弘扬，用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来继承我国传统民间艺术文化的精髓。 “安顺地戏”案虽然败诉，但对探寻如何通过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却具有极强的意义，它反映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机关完善立法予以改善。不过，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立法不能一蹴而就，法律规定更不可能一次齐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也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会越发完善，进而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和繁荣。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摘要：把当代少数民文学创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内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民族创作多样化的审美意蕴，多元化的风格彰显，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得到审美的体现。文本试以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佐证，从学理上论析其审美意蕴，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域文化规约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更好的解读。 关键词：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审美意蕴；风格多元化；民族文学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有他独自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会不自觉的凸显其创作的民族独特性。本论文试以当代少数民族区域规约下的民族文学为出发点，并以乌江流域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为例，探询其创作的审美意蕴。 从事乌江流域文学创作的主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见于国内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还是该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在最通透的认识里，在现代性和地域文化双重审美烛照下，让世人将富有灵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风光的神奇乌江流域，让它在宁静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现代的香蕉”，由清新空灵的“雨季”游弋到老庄自然哲学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岁月”，由“行吟乌江”牵引到“天上种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红枫林”絮语“花灯”的历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审美探寻和开拓，企图给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灵的生命一个实惠的继续。今天，在全球化业已到来，在“物质”与“心灵”逐步形成强烈反差的前提下，人们在“夹缝”中“奔命”似的“跑着生活”。一种欲望感、焦虑感、迷茫感越来越沉浸在我们心底时，让我们抛弃烦躁的都市感，利益感，来到静谧秀丽的乌江边上，追思作家饱蘸情感的心迹，去解读一个个古老民族的生存状态，品尝其风景、风俗、风情画，领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这些充满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会感受力的宣泄与幸福，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在宁静田园里解脱近乎地狱般的沉重和心酸时，更为重要的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有力媒介，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本民族地区审阅交流发展的同时也突破乌江流域地域的限制，进而推想全国，走向世界。几乎同时，它还具有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的开拓意义。 一、探寻与抒写：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审美体现 基于建构在汉语抒写平台上的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当代乌江流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中得到文学性的审美体现。认真阅读这块领域的少数民族创作，我们就会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古老歌谣、民间故事、谚语、神话传说乃至一些方言土语，窥见其文学发展的源头和古老的生活习俗。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离不开生育养育他的这块净土，从水质的滋润浸染到成长过程民风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随着作家的成长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也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记录着祖祖辈辈人民的生存命运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变迁，他们是民风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风情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也是这块土地上热情的讴歌者和抒情者，同时，他们在汉语抒写的平台上，在执著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也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和良知。他们或许没有运用自己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而是借助汉语言来抒发自己生命意识的感悟和对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独到阐释，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恰恰相反，这是对民族语言文字另一种赓续和继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审阅，从而扩大了本民族文学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对本民族创作存在的不足给予修正，从而鼓励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如果说科学凭借时空、力、物质、运动、质量、惯性等概念清晰地解释世界的话，那么作家的想象是藉以心灵来感悟、审视、体验世界。综观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他们在进行汉语抒写的同时，也没有扔掉本民族语言的思维模式。相反，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谚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汉语抒写中得到文学的审美体现，给整个民族文学的创作多元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不仅赋予了生存本身以极其浓郁的艺术化品性，而且在为更深刻的层面上激活了艺术本身所潜存的人性能量——生命的自由表达与艺术的自由表现在此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对接”这主要体现在仡老族作家赵剑平、王华，苗族作家赵朝龙，土家族作家吴加敏、蜀虎、赵朝龙小说创作上。赵剑平的《困豹》以乌江流域为创作背景，以疙疤老山与木家寨人的恩怨、令狐荣和木青青与当地政府的不和谐为线索，展现人文生态与自然环境失衡现状，揭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发展重重困境，试图指示现阶段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的理想之路。小说在文字的不厌其烦的叙事中，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宗教和哲学的思辨气息。在目前乌江流域内，算是一部老道、情真意切柔和似乌江水地域文化生态小说，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方言土语和歌谣情诗等少数民族知识性话语不自觉地进入小说写作的视域。《困豹》小说的审美特色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于民族民间语言的炉火纯青的运用上，作为在乌江乡间成长起来的赵剑平，本身的语言就具有一种质朴的野性，行文中缓缓流淌的方言土语，突破了常有的习惯性语言审美愉悦，以一种民间姿态使小说流溢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域色彩。如“扯拐”、“呻唤”、“阴悄悄”、“挞斗”、“裹跑”、“衩衩裤”、“牢实”、“松活”、“活路”、“滚水”、“跑不脱”、“果子泡”、“黑不溜秋”、“喔嗬连天”、“活摇活甩”、“挨邻则近”、“忙天火地”、“吸吸呼呼”、“打酒只问提壶人”、“烟搭桥，酒开路”、“倒大不细，两头受气”等等诸多俗语、俚语、口语土语、谚语，这种民族语言只有在渝黔交汇的地方出现，如果用本民族语言表述出来是很难达到交流效果的，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更能传达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民俗风情。这些方言词汇，经过地方文化长期浸蚀逐步形成的可口的语句，是黔渝边地人们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语言的特殊表达，是乌江地域文化积淀与本土文化代码体系的自在流溢，是在人们长期劳动过程中生存体验的凝练和简索，是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生存法码。 在王华的《傩赐》中一些充满巫性和民间文学色彩的儿歌民谣和山歌，机智幽默，和谐铿锵。在傩赐这个地方，哭丧有哭歌的，各人家的丧情不一样，哭出来的调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词差不多变化了，例如四仔爸爸死后，四妈这样伤心哭到：“叫声哥哟我的君，我说你才没良心。哟——没良心／跟着你来已十年，你好生站着没十天。哟——没十天／吃好睡好还不算，还抛下我们上了天。哟——上了天嘞！……”。道士雾冬在四仔爸发丧出门时，高喊一声“起”，管材被壮年抬起来，紧接着唱道：“走吧！大鸡带你走到冷水谷，大鸡带你走到冷水冲，那里有黒竹一对，你去摘根做杖柱，拄着它去过奈何桥……”这种悲壮氛围更加浓烈起来，周边的人也收到强烈感染，都流着伤痛的泪水。 在《困豹》中，也写了木青青娘的去世，端公在开坛时，唱念到：“端公是神又是人，人不人来神不神，法事开坛不敢停，要停必定有原因。待吾神转回仙山，屙一泡屎哟！／此水为非凡之水，乃天宫闪电之水，左边洗过招财路，右边洗过招财来，天瘟扫出天朝去，地瘟扫出地府门，人来有路，鬼来无门，主人清洁，四季平安。……”这在幽默中渗透着喜剧因素，把主人的悲伤情调通过端公的诉唱转化为感激。 还有在《傩赐》中，对爱情的表达，也是通过山歌表露出来的，秋秋在拒绝岩影的爱意时，岩影一转身就唱起山歌来：“自从那天见妹面，哥哥魂儿就被美妹牵。朵儿妹呀朵儿妹，哥哥的魂儿你要好好管。……”在岩影被“我”妈拖出后门进入睡房后，他坐在床上给秋秋唱起来山歌：“小妹好像花一朵，开在哥哥心房处。哥想妹唉，想得心尖尖痛！那是花朵朵处生了刺。／妹朵朵生的娇，哥哥的手生得糙。有心想把妹妹搂在怀，刺就扎进了哥哥的手。妹朵朵啊花朵朵，妹朵朵啊花朵朵……”山歌情意绵绵，歌声寥寥，忧伤回荡，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秋秋的心。傩赐庄，在叙述者看来，“桐花节”是傩赐人民重要的节日，当然也是几个男人娶一个女的发端，秋秋的到来，无疑成为“桶花姑姑”，而“桶花姑姑”就得为傩赐人民过一个晴朗的桐花节。过“桐花节”就得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对歌，藉以表达一种纯真的爱情，歌唱美好的生活，“表现了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对纯真爱情的执著向往” 赵剑平《困豹》口语土语的娴熟运用：“老表老表，下河洗澡，毛巾捂到，帕子耷到。”“想你想你想死你，找个画家画个你，把你画在杯子上，每天喝水亲死你。”，在吴加敏长篇小说《花灯》中，作者从生活的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白粉墙村的真实故事出发，以四代花灯艺人的艺术人生为线索，饱蘸着近百年土家族人事的沧桑，着重对土家族原始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展示和重振，文本中渗透着大量的土家族民间花灯口语民间调子，涉及到爱情、农事等，仅仅关联着土家人的生存命运和历史沉浮。 田永红小说《沉重的航道》，月光下谷底躁动喧哗的江涛，那一泓悠长坎坷的航道实际上承载的就是船工的人的生命历程的奋斗史、苦难史。那一声声山歌“半夜三更（哪个）睡不着，打开窗予（什也）望月落。打开窗子（哪个）月落了。月下无妻（什也）怎奈何？”叹出对生命的无奈，仿佛又只有认命。 这些口语化的汉语抒写，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自觉的从民间提炼出来的出面语言文字，增强了文学性和表达力，美的质感也正出现在这里，通过汉语抒写的传达，尽情展示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本质和民俗风情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和触摸特定的人文语境，领略和享受排斥在都市外的“活”的民间艺术。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母语的写作意味着创作者自觉地确立了他与活生生的民族生活的精神联系。母语的言说能唤醒我们最亲切的情感，在母语的神思过程中，人的整个心灵都充溢着活生生的意象、活的人、活的声音构成了最亲切的母语写作情境”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不仅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信息承传下来，而且也方便了与汉民族进行传播和交流，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得以继续的缘由。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思维逻辑在于真实地描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热爱尊重自己的民族，企图把本民族纳入一个多民国家体系的构架中，以期完成民族和谐的审美动态叙述话语，从而使自己的表达情愫和思绪能够被汉语读者理解、认同甚至得到扶持。 二、凝视与反思：挖掘底层求生者的苦难历程及生存命运 凝视底层，纵览宏宇，响应当代底层求生者的心声与道德良知，叩问底层人魂灵与生存命运。底层写作者注重发掘底层求生者的生存状况，对其心灵的苦痛和肉体的折磨作出独到的挖掘和审视，遂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的一幅独特剪影。进入新世纪九年多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是当代文学发展必然的收获，也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今日，底层文学虽然遭到了一些学人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给近十年寂寞而不景气的文坛带来了一丝灵气和生机，这几年最能撞击人的心灵震动的小说还是出自底层文学。在少数民族写作者中，也并不是不关注现实，反思现实，整天沉浸在津津自乐的民风民俗文化的挖掘中，相反，他们也更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境况，对其道德良知进行拷问。 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中篇小说《回家》《在天上种玉米》，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田永红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林照文小说集《过不去的河流》，罗漠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等等。这些作品都渗透着底层写作者更多地将目光由细碎的人性内部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延伸，打通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地域之间的重重阻隔，探索我们这个时空领域里底层求生者种种触目惊心的苦难历程和生存现实，深入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求生者的欢乐与梦想，焦虑与孤独，愤怒与抗争，欲望与追寻内在的复杂性、斗争性、荒谬性和尖锐性。 在王华《桥溪庄》中，开篇就定下了底层人生存苦难的情感基调，“黎明无风。茫茫雪野在朦胧中沉睡，但桥溪庄无雪”，这预演着人事的悲哀与无奈，临近的厂房，打破了宁静的山庄，染黑了清新透明的空气，桥溪庄人寄托于厂房的梦想恰恰是他们人生命运低谷的开始。雪豆、雪果等雪字辈的孩子们是生长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受害者，雪豆的到来也注定村庄人们恶果的到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仡佬族作家，王华对农民生存的欢悦与哀痛，追寻与失落是深有感触的，心理凝固着一团火热的“农民情结”。尽管她笔下的李作民、陈大懂、陈小路、兰香和雪字辈们对生活执着追求，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他们表现出的刚毅、本真、勇敢、善良，在时代的洪流中，所有的希冀都沉默地狱。《村小》、《天上没有云朵》、《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家园》和《傩赐》都是用汉语抒写底层的作品。《傩赐》作为描述一个傩神赏赐的村庄，带着底层写作者浓重仡佬族符号的记忆和追思，描绘一个村庄外乡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懵懂嫁给了兄弟三人，他们拼命挣扎求生存甚至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仅仅是追求一种一妻一夫的正常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阳的美丽和忧伤”中开始，在“白太阳显得很单薄，单薄得若有如无”中结束，像一首挽歌，奏响沉重低沉的哀乐。《回家》和《在天上种玉米》是作者09年分别发表在《当代》《人民文学》上的两个中篇小说，同样是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静态的“家园”“村庄”苦难叙述的话，那么这两篇主要倾诉的是底层求生者流动的生存本相。前者阐释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艰难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厂上班，一夜之间倒闭，身无分文，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艰难。后者仍然抒写一群熟悉的乡村“进城求生者”在“天上”种玉米遭受阻碍的滑稽相。 冉正万中短篇小说《高教女人及其他》《奔命》《跑着生活》等在充满一种乡村气味生活气息的境况下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的命运，作家付出的同情感时更多体现的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长篇小说《纸房》试图在建构和谐家园意识时对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引进进而扰乱纸房村民生活造成生态破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的一幅人生悲哀图，土地原生态的彰显与现代商业的的浸淫产生强有力的张力，一种乡村“Gemeinschaft”正在遭受解构。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忠诚于生养他的故土乌江作为他的创作源头，因而他的小说创作的资源来源于乌江，写乌江人，写乌江两岸的风物山川，写那些绞滩人、信号工、走江汉子、农夫农妇……写他们生活中的欢乐与痛苦，焦虑与孤独，忧伤与喜悦，追求与无奈，力尽描摹一幅低层劳苦人民悲欢离合的画面。龙潜《铁荆棘》以一个少年的记忆和回味，抒写记忆中的苦难。田永红《走出狭谷的乌江》中的人物，大多为乌江边的人，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的命运。潮砥滩的石柱，洋荷滩的山妹子，宋江灵，葫芦滩的秋嫂，市场上的牛贵，月门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于家岩的于二毛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它们生活的本真，实在，给人一种忧郁、阔达的调子。罗漠中篇小说《大雨瓢泼》，给人一种内心的涌动和震撼，小说写的是底层文人生存状态，为我们勾勒了一群当下社会底层文人的众生相，体现了他对当下的文化关怀。 三、展示与创新：艺术风格多元化 展示艺术的多姿多彩，承传古代文人底蕴、文风、诗学价值，在生存境界中领悟人的生命真谛，述说真诚话语，阐释生命哲思，坚持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文体的多样化，在创作中逐步摸索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开拓模式，这是乌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地域本色，也是他们的自觉追求。乌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体裁不仅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而且这些作家在从事这一创作的同时，也把笔墨伸向了戏剧领域。各种体裁的作品不仅处处流露出少数民族作家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体验，而且也鲜明打上了各个时代、乌江流域各个角落思想文化层层嬗变、层层演进的深深烙印。老庄佛禅文化、土家舞曲、民歌，苗族舞曲、红色文化、傩文化、“萨母”文化、独特的生态资源多种在发生学上界限严格的文化形态，都可以在乌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找到相应的佐证。由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纷纭错杂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之个体独特的审美爱好和审美倾向，想象意识浮现，按照审美符号和语言的图式，共同造就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综合表象。现就诗歌和散文作简要的艺术剖析，主要体现在民族性，古典性，乡土性和风俗风景风情交媾磨砺出的神性，通过再现和表现有规律地表征在其创作中。 就诗歌而言，冉冉诗集《空隙之地》、冉仲景《从朗诵到吹奏》《众神的情妇》，周建军《穿越隧道的歌吟》，向笔群《武陵山，我的保姆》，喻子涵《孤独的太阳》，宁坤强《情满乌江》，王新华《高原梵歌》，何小竹诗集《写到1000首诗之后》，马仲星《漂泊心情》，何炬学《走过界面》，杨见《五种声音》，王晓旭《后现代的香蕉》，蔡劲松《人在边缘》、白沙《玫瑰园》，林亚军《爱在雨季》，赵朝龙《梵天净土》。散文集主要安元奎《行吟乌江》，魏荣钊《独走乌江》、刘照进《陶或易碎的片断》、王鹏翔《村庄的背影》，马仲星《黑白乐府》、龙志敏《松桃舞步》等，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在原始文化和现代性二重背逆下，诗文家们自在自乐的构筑地域文化世界，他们带着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血液，美丽的山水，独特的民风民俗，原始生态资源，从梵净山脚下到乌江之滨，从故乡的江到中国的雪，从土家山寨到苗家、彝族风情，由对人生的诗心感悟到高原梵歌行吟到激情的岁月，寻找古老的民族精魂，在绮丽瑰异的坦荡胸襟中寻找元气充溢的诗情的艺术旨趣，必然在其诗歌中交织和穿插着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考察。“真实的东西——包括大自然或者说自然风景——就其自身来说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价值，它仅仅适用于想象，就其本质结构来说，包含着对世界的否定’但是，如果说美的东西必定是想象的，那就一定要求观察者通过他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这一群体上的作家正是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的。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生命之根，存在着血脉与归宿形式，关照民族身份，和作家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所建构的审美对象——地域文化民族风情铸造了我们的少数民族诗人。 在刘照进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断》中，作者祈求在土家族的乡俗生活中追寻一种历史沉淀的感伤情调和记忆童年的刻度和亮度，“留在村庄上的”是苦难、亲情、温情，一种怀恋，一份感恩，一片沃土；城市速度、包容力、现代、虚浮给予作者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灼痛，同时，也充斥一种现代性的张力。魏荣钊《独走乌江》，体验更多的是孤独，作者的思绪紧随乌江跳动的脉搏，用写实的笔法记录了两岸的历史、自然、风俗和人情，丰富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在喻子涵的散文诗中，我们不难想象出作者深受佛学的影响，这在他的散文诗中可以找到证据，《野火》一诗意象“野火”，“石头”，从石头中产生又轮回到石头中，这正是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表露。王新华《梵歌》组诗，《梵净山》组诗直接把佛写进诗歌中，成为一种景致，让人流连忘返。彝族作家王鹏翔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更多的借助往事、花事、农具、人畜、节气、庄家、风俗风物将村庄的背影诗化，尽力挖掘对模糊村庄的记忆，在心灵的村庄寻求栖居之地和灵魂的归属。少数民族诗人以其身份的独特性构筑诗性的乐章，他们在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社会交结中也身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是用汉语来抒写土家族、苗族、仡佬、彝族、侗族的民族，其宗教、谣曲、舞蹈、法事、安葬、哭嫁、乌江风景等凝聚着诗歌、散文的梦想，在地域风情和文化记忆中熔铸于土家族、苗族、仡佬、彝、侗族与汉族并共同赋予其生命意象。“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在周建军的诗中，对民族地方色彩的挖掘较深，他的诗《采石艺人》、《摆渡江湖》、《打铜老人》彰显着对本民族化传统的忧患与礼赞，其主人也就自然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冉冉《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碧绿、杏黄、白色涂成的背景，在夕阳的映照下，一只母羊与三只小羊在缓行，在这种诗情画意中，最伟大的母性在她心中全部唤起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甜蜜柔情，其心灵与大自然的邂逅，执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踏步的推进，企图达到现代批判精神和向古典乡情韵味、难以压抑的乡情和异常纯净的山涧景色、永恒的爱的价值和世俗生活主题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在何小竹诗集《六个动词，或苹果》中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巫术质素，《梦见苹果和鱼的安》体现了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对“乌江文化精神敏锐的观察和表现” 冉仲景的组诗《土家舞曲》“灵魂里安家/舍巴！舍巴！舍巴舍巴舍巴毕兹卡！//霞光走来一群收割燕麦的女人/她们腰肢丰腴：乳房硕大/被鼓点激烈的脚步/刚好踩在了恋爱、婚姻、生育的节奏上/朴素和清白，不仅是他们的服饰/更是她们的肉体和节操”。传达了土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为原始的情愫或语言的“密码”，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生存意志和蕴藏于社会的生命潜力的内在张力。从词义里表达出的地域风情、文化和内在精神，散发出诗意的民族地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民族个性，正如茅盾早期在强调小说的地方特色时指出“一处的风俗习惯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这一个性也正好体现了乌江流域诗歌创作独特的审美意蕴。 情来自于对物的感触，诗文“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诗文的创作来源于生活，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农家、山歌、唢呐、芭茅、对牛哥、梵净山、乌江等等都是来自于自然之象，是诗文家切身的体悟进到人生哲理的升华到达的一种生存境界。林亚军的《乌江呀乌江》，宁坤强的《情满乌江》，马仲星的《乌江月》，赵朝龙《乌江吊脚楼》等诗作更是对“自然之象”的真情表达，而安元奎《行吟乌江》更是将乌江浓郁的地域色彩、神秘的灵魂作为自己追索的家园意识的精神烛照。 思乡是中国古代文人常常产生的一种孤独情绪的生发，在少数民族诗歌中我们感受着“民谣淹没月夜的苍凉／不再孤独”（《异乡望月》林亚军）在“在高高的天穹下面／一朵花，鲜艳的绽放／孤独地／它使我深深地牵念”（《故乡印象》马仲星）“还有许多的语言之外的东西／关怀和鼓舞着我们”（《想念家乡》王新华）的家乡，然而，面对家乡，特别是亲人，“我”似乎有种内疚，因为“这些年，流浪在外／背着的，一直是／空空的行囊”（《我把故乡的风丢了》末未）。 四、困境与突围：捕捉多领域题材，凸显现代性 在以宽阔的胸怀挖掘民族民风民情，静心描摹生态图景，透视民族生存历程时，以更加切身的感受，开阔的眼光审视世界，将创作主题延伸多领域，凸显现代性，这是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所警觉到的，因为“一味地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顶礼膜拜和诗意化的浪漫描写，而忘却了将现代文明，乃至带着恶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态作为参照系，这就难免造成作品的形式的单一和内容的静止”。然而，我们审视一些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创作，会隐隐觉察到他们在陷入民族创作困境的危机感时，猛然意识到不能全面的复制民族地域风情，沉默在古典主义的美学追求中，题材不能单一化，在技艺上应该有所突破和创新。从目前出现的作品看，作家在创作题材上出现了新的迹象，而迹象也表明，这种创作趋势、创作手法的运用，题材的选取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谈到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困豹》的创作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族乌尔沁认为“身为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是从整个现世人类的高度，审读和透视我们国土上面变革中的旷野乡原，作者的笔力重重地击破了地域的限制，民族局限乃至文化局限”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存永恒的家园。他笔下的木家寨不仅仅是乌江边上的民族生存的乡村，它是中国整个乡村的缩影。一只“疙疤老山”的豹子企图寻求“又纯洁又宁静”的一片栖居之地，如今遭受人的破坏和霸占，于是寻找曾经的家园，可遭受到的正是现代性观念和行为侵略处境。令狐荣作为民办教师，抱着良知去寻找救助三个被拐卖的无辜少女，闯入城市，屏气凝思，一方面展示了国际化大都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和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以木家寨为代表的穷乡僻壤的与世隔绝和孤陋寡闻，这在他纯净的心灵里投下了一丝阴影。这部小说尽管作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谚语、歌谣的表述，但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大气和质地，相反，透视出一种浓烈的当代意识，“困豹”不仅困的是豹子，它还困着民办教师令狐荣、木青青，也困着这个贫穷的山村。这是一部充满内在张力的小说，穿透着诗性的力量，具有浓烈地域色彩与现代气息的奇异偶合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文本风格。 从上世纪末，何小竹逐渐把笔力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企图投向大都市的怀抱，创作了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弥》及中、短篇小说《圈》、《天堂旅馆》等，诗人注意力的转移，我们不妨猜测到视为都市的欲望和市场的诱惑使然。在冉正万、王华和蔡劲松的创作上，他们不再固执地将笔力集中在展示民族风情、古老地域文化上，而着重关注当下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困境的二重思考，由地域生态资源描摹转移到生态平衡与人的和谐建构上来。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由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农村田园的美梦，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我九岁的时候，纸房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雨滴是干净的，下雪时，每一粒雪米都晶莹剔透，晶体里仿佛有一根细小的秒针在滴答作响。现在呢，山变样了，水干涸了，雨水浑浊。雪很少下，即使下一点也敷衍了事”，表露出作者道德良知的呈现和灵魂拷问，充溢着焦虑感，给即将破坏的生态家园一种人道关怀和警示。作家蔡劲松是目前侗族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创作风格多元化。其小说题材完全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在小说中主要围绕大学校园、研究所、遥远的武陵边城、古都西安等不同地域，人物主要落笔在大学生、教授、土匪、石匠、屠夫、卖鸡蛋的盲人、下岗职工各种人上。他笔下的“历史”已有了新的内涵，更多的是人的欲望的体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更为熟悉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写出了《屋檐记》、《大桥上的新闻》等。王华的小说创作，驱魔了传统的技艺手法，在取材上她逐渐转移了视角，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大家所关注的底层求生者的生存轨迹上来，特别警觉到“民工”在“家园”追寻上的拷问。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长篇小说《武陵的红》以两支红军曾经在武陵土家山寨留下的足迹和民间传说为原型，以侠的形式构思文本，企图对历史的重构，而长篇新作《酒脸》在涉及历史的叙述上更宏大，对土家山寨民风民俗民情，土家人的生存境遇的惦念，表达出土家人的文化意蕴和生命诗学，因此“这部小说还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陈晓明语）。 总之“优秀作家首要的品质是真诚，真诚面对和继承自己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也要勇敢地正视自己民族的糟粕和劣势，更敢于面对现实变动对自己民族的冲击”，乌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应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开拓自己的艺术境界，始终把握民族脉搏的跳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借鉴西方现写作作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于今后创作文本质量、影响广度和深度怎样？诸位读者将以博大的彼岸之神对之试目以待。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中土族文学艺术 [摘要]土族民间文学艺术丰富多彩。土族人民用“花儿”、宴席曲、安召、叙事诗、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童话、谜语、谚语等民间文学形式,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土族人民同大自然、同旧制度、同反动统治阶级所作的斗争,表达了土族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显示了土族人民生产劳动的场景和生活习俗。新中国成立后,土族文学有了新的发展,赞颂新人新事的文艺新作不断涌现。 [关键词]土族；文学艺术；详解 “花儿”是甘、青、宁三省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特别是甘肃河川、青海湟水流域的“花儿”,曲调高亢嘹亮、节奏明快奔放、比兴运用自如、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土族“花儿”独具一格。它既不与汉族的“花儿”类同,又与藏族“拉依”有别。土族“花儿”曲调优美,婉转动听,如“土族令”、“互助令”、“尕马儿令”、“绕三令”等,颇为流行。另外,土族还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传统情歌,“嘎达古道”,唱起来亲昵委婉、曲折悠扬、倾诉男女青年相互爱慕的心声和愿望,如“玛森格”、“蒙古尔孔尼阿姑”、“阿甲哟”、“阿柔洛洛”“阿吾烈”等。土族人民不论男女老少,人人爱唱,不论田间地头,还是在庙会山岗,都是“花儿”赛场。演唱者自编自唱的能力很强,一般都能触景生情,即兴编词。解放前,土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男女把“花儿”作为爱情的媒介和桥梁,也把“花儿”作为评击反动统治的有力武器。 长诗在土族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祁家延西》、《拉仁布和琪门索》、《土族垦荒歌》、《登登玛秀》等。其中《拉仁布与琪门索》堪称土族长诗的明珠,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首抒情长诗以深沉悲壮的曲调,优美动听的诗句,道出了他们纯真的爱情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的向往,向万恶的封建社会控出了强烈的控诉。《祁家延西》则歌颂了德高望重的延西将军,不顾年迈体弱,率众击退入侵之政的勇敢精神,充分体现了土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安定和谐的强烈愿望。 宴席曲是土族人民在喜庆婚嫁时,邻里亲戚前来庆贺,表达他们对主人的祝福所唱的歌。土族也把宴席曲称为酒曲、喜曲。主要分以下几种: 一是赞歌、赞词。是宾主之间相互赞颂的歌。歌词以华丽的词藻来宣染夸张,如主人赞颂客人德高如兰天,恩深似大海,意志象雄鹰一样坚强,知识象大海一样渊博;客人赞颂主人的殷情款待:檀木的桌子,放了宝贝般的酒具,吃了肥美味醇的羊肉,喝了醇香的美酒。宾主互相赞颂,增添了喜庆、热烈而欢乐的气氛。 土族人民举行婚礼时,不论新郎冠戴、拜天地、还是款待宾客、谢媒人等,都有整套整套的赞颂词,语言精炼、比喻优美、贴切,仪式庄重。 二是对答歌或对唱歌。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又有生产、宗教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类型。对答歌含蓄而生动,曲调悠扬而多变。它是宴席曲的主要组成部分,流行的对答歌主要有《腾德尔格玛》、《霍尼》、《青蛙》等。 三是婚礼歌。是举行婚礼时唱的歌。它有固定固定的曲调和歌词,歌词的内容随着婚礼的程序或场面不同而异,有些歌词生动活泼,有些却很风趣,有些则严肃庄重。婚礼歌主要有十二首,如《纳信妥若》、《拉隆罗》、《阿依姐》、《纳信斯果》等。婚礼歌最能体现土族人民的习俗人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土族人民逢年过节,喜庆婚礼,都聚集在打麦场或庭院里,纵情欢唱、翩翩起舞,洋溢着十分欢乐的气氛,充分显示出以土族人民乐观豪放、能歌善舞的民族特色。歌舞是一种诗、歌、舞相结合的形式,一般由一个歌手领唱,众人挤在歌手后面边舞边唱,所以往往以众合的衬词为曲调名,如“安召”、“召应召呀”、“拉热拉莫”等。 土族在历史上没有文字的条件下,以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却很丰富,如神话、传说、故事、寓言、谚语等流传很广,深受土族人民欢迎。神话如《阳世的形成》、《黄牛的故事》、《唐德格玛》等。《唐德格玛》描写了少年开荒种田,先到天上捉青龙,青龙逃走了;又到山里捉野牛,野牛又跑掉了;最后到了平原捉黄牛,终于将又肥又壮的黄牛捉住,架起犁开荒种地。展现了土族人民披荆斩棘、辛勤劳动的品质。 民间故事有直接以阶级斗争为主题,揭露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压迫剥削的,如《狗气杀地主》、《红水沟》等;有反映土族人民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同大自然作斗争,同残害人民的邪恶势力“蟒古斯”作斗争的,如《黑马张三哥》、《蟒古斯》、《花牛犊》等;也有表现青年男女为了摆脱封建买卖婚姻的桎梏,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向不合理的宗教道德观念挑战,蔑视权贵,不爱金钱的,如《山雀叫了的时候》、《孔雀》、《登登玛依》、《阿丹寻妻》、《青蛙女婿》等。 土族寓言《想吃太阳的鸠》、《红毛狐狸和黄眼狼》、《凤凰和麻雀》等。童话如《兔儿和羊羔》、《懒人必受穷》、《饥寒哥》等。都是以物语理,形象生动,含蓄深刻,富有哲理性。有的寓言还映射旧社会的社会现象,无情地鞭挞了封建地主、土司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罪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尔虞我诈、凶恶残酷的本质。新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土族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涌现了一批土族业余作者,创造了一批好作品,如《雪里送炭》、《金色的长城》,《拉线琴之歌》,《劳动的歌舞》,《流水欢歌》等。 土族人民特别酷爱艺术,不论修房建寺,还是衣着服饰,刺绣图案,争相斗姘,巧夺天工。土族历来多项式能工巧匠,如互助的土族阿姑,从小学习刺绣技艺,个个都能绣出“玉瓣梅花”、“转魁子”、“太极图”、“富贵不断头”,也有“孔雀戏牡丹”、“狮子滚绣球”、“石榴寒雀探梅”等各种刺绣图案和花纹,尤其绣的盘绣美观大方、耐久朴素、细致匀称、色彩鲜艳、栩栩如生。 在党的民族政策下,土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在文化部门的协助下,土族人民译制出了土族电影《雪山泪》、《闪闪的红心》、《山寨火种》、《喜盈门》等四部,深受群众的喜爱,还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土族风情》和青海电视台摄制的《土族婚礼》;互助文工团排演了歌剧《拉仁布和琪门索》和东沟公社大庄大队业余文工队排演了土族歌舞《迎亲》,还有大型的土族歌舞剧《彩虹部落》,这些都丰富和活跃了广人民大群众的文化生活,使土族文化走出了土乡,走向了全国各地,使土乡的文化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幸福的景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高校汉语言文学课程改革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面临着诸多困境，然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对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改革实践，突破困境，实现办出特色、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愿景。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 一、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概况。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更是高等院校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近现代大学中又称中文系或国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称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众多高校中，民族院校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国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国家民委直属6所即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各省、区属7所即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综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较早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学1956年设专科，1957年设本科。 相对于各类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各自特殊的难题。首先，民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诸多方面本来就无法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其次，在我们民族院校内部强调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还是科研项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倾斜；第三，民族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同志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强调各自专业的应用性、实用性，忽略了汉语言文学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专业的支撑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意义。 （一）对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民族院校学生在校学习来讲，汉语文是他们必备的工具。民族院校的学生无论在学校选学什么专业，都离不开汉语文这根拐杖。如果汉语文的基础比较差，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其次，汉语文可以提高民族院校学生择业的竞争力。当今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学生只是精通某种民族语文而缺乏汉语文的表达和书写能力，学生毕业时就会感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 第三，汉语文对于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交流和经济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大家庭中有55个少数民族，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语文是民族地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所必需的。但是汉语是我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更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语言之一。因此，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就离不开汉语言文字学的学习。有少数民族学者早就指出：“少数民族懂得汉语文的人越多，运用汉语文的能力越强，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就发展越快。” （二）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首先，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形成、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会对汉语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汉字不单单属于汉民族，而且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 其次，汉字文献也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载体。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综合知识的总结，也记载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甚至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学艺术也主要靠汉字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换言之汉字文献成为中华多民族交流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过积极贡献。 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进一步增强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树立在中华大家庭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观念，树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识，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稳定与发展少数民族人才学好汉语言文学，可以更好地对外交流，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从而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省、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愿景。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已经开始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作思考、探索和改革。 第一，文学院近些年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并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在实践中进行改革。比如徐希平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2007年又发表了《加强实践、突出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等论文，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思索和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的老师都在积极探索、踏实改革、认真实践，学院在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办学50周年之际，特地将全院师生对于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 第二，加强教学改革与研究。文学院从2006年期每年定期举行“文学院教学活动月暨教学艺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全院师生共同参与，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第三，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学院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校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美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年被批准为四川省特色专业。 第四，在学校实行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认真调查研究，切实修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学生修读指南，突出汉语言文学在民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坚持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拓宽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以及民族交融有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适当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对各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再者增加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介绍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即重视过去被忽略的各少数民族代表性文学作品和许多保留在汉字文献中的少数民族作品；最后注重基础课与应用型课程的有机结合，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各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第五，切实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增大各门课程的信息量，有效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有课程都已实现多媒体教学。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我们和兄弟院校还有差距，我们也还有许多困惑，所以我们殷切期望通过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实现如下愿景： 其一，加强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进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更好地适应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对多民族人才的需求。 其二，希望由此搭建一个平台，将研讨会办成一个可持续的、松散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联谊、交流和沟通的论坛。我们希望由今天开始，以后大家轮流、不定期地举办此研讨会，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使我们办出各自特色。新晨 其三，推动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过去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选用“权威”教材，可是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我们希望组织力量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材。 其四，推动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召开研讨会，有幸请到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文学院、中文系的各位领导、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毫不保留地将您们好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成功的改革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化我们的教学改革，推动我们的专业建设，从而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使文学院办得更有特色。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综述 在审视2007年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时，我们或许会感到一些欣喜和宽慰。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默默执守、不懈努力下，我们在不断收获：理论创新、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作品研究的力度与广度的深入开拓，族别文学和区域文学的回顾与展望，都为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不断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推进：宏观视野和学科反思 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应该要有更宽阔的视野，杨义自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来一直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今年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纲目》等文中，他从方法论着手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大文学观,其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是“一纲三目四境”。大文学观即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之纲，三目为：时空结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发展动力体系――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精神文化深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四境乃是以一纲三目加以贯穿的四个学科分支或学科交叉领域，即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这种纲、目、境的充分展开，也许可以改变以往以汉族文学史充当中国文学史的局面。 扎拉嘎、汤晓青的《实践与理论并进――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深入阐释了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学科的确立意义。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学科，意义在于可以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实践和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实践出发，在与比较文学理论的交融和与哲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中，提出和探讨具有更为广阔意义的理论课题。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反思也达到一定的深度。刘大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对既有的学科建构提出疑义，认为当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并非是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和“当代性”。李楠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简析》提出将作品的民族性作为界定其民族归属的必要条件，而把作品的语言和作者族别看作充分条件。齐亚敏、杨志强的《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分别从民族性、世界性以及市场性三个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学近年的发展倾向，也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在多元共生的环境中如何确认自身的文化定位问题。李庆雯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走向》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应该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张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理论比较之商榷》提出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与汉民族文艺理论的二元对立理论已不合时宜，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应走出为自己“正名”的初步阶段，借鉴晚近阐释人类学的成果并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赋予其新的阐释。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从“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域出发，结合文化访谈、文本细读等方法，对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学解读。作品评论：丰富的个案研究 和开阔的视野 老舍、沈从文、萧乾、端木蕻良等具有少数民族身分的现代名家以及玛拉沁夫、吉狄马加、阿来、张承志、叶广芩、石舒清等知名当代作家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的研究资源，但研究角度和视野则更为开阔。 关于老舍的民族身分认同与表述，关纪新的《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指出老舍道德观念的起点带有满族古典伦理色彩，其价值迟早会被人们重新认识与捡拾。舒乙的《老舍和少数民族文学》认为满族贫民的出身对老舍日后的生活、文学创作及人生观都有决定作用。 关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任葆华的《文学疗治：沈从文小说文化意义的别一种解读》论述其利用文学的心理治疗功能进行自我疗救，同时实现了由一名患者到现代社会人性治疗者的角色转换。蒋淑娴的《沈从文的文化身份认同与重构》、刘海军的《心理批评视阈下的沈从文文学批评》、肖向明的《原乡神话的追梦者――论沈从文的原始宗教情结及其文学感悟》等文章从多角度的切入研究也算是各有千秋。 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到更为广泛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吴思敬的《图腾诗：民族诗歌发展的一种可能》侧重于南永前诗歌中体现的朝鲜族古老图腾意识与现代审美文化思维空间的融合。黄伟林的《“身份焦虑”与“浑身是戏”――壮族小说家凡一平小说论》考察了作家本身的身分转换对其创作的影响。杨荣的《意义与限度――重评〈美丽的南方〉》以当下的视角对陆地的经典作品有了更深层的重新阐释。陈庆的《扎西达娃的小说：一种魔幻现实主义？》则从概念入手质疑对扎西达娃小说定位的准确性。这几篇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他们不落陈臼，尝试新的研究角度。 关纪新《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发掘了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认为此书是迄今能读到的用中文书写的、最为真切详备地收录有民国伊始京师旗族命运场景的纪实之作。王菊、罗庆春的《从本能到自觉:民间立场坚守与批判精神高扬――栗原小荻文学评论思想探析》认为栗原小荻站在真正的民间立场，追求一种自在地探询和自为地表述的生存方式。李生滨的《生命承受苦难的文学追求――东乡族作家了一容小说创作散论》评论了一容被许多批评家看好的“西海固文学”，是自觉书写苦难、贫困和内心坚韧的文学，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以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回汉文化的交融，带给宁夏作家鲜明的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 还有其他的评论涉及白族诗人晓雪、土家族作家叶梅、傣族作家段林、藏族作家龙仁青、哈尼族作家哥布、满族诗人牟心海、大解，壮族诗人黄遥侗族诗人王行水、纳西族散文家杨世光、苗族作家向本贵、侗族作家隆振彪、土家族作家孙健忠、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佤族诗人聂勒等，较充分地展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论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 摘 要： 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多样，通过现阶段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情况分析，提出对策和建议，实现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深层次的共建共享建设。 关键词：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文献资源 共建共享 民间文学，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并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艺术特色的口头创作，包含有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长篇史诗、寓言、戏剧、曲艺、诵词、风习歌、谚语等。少数民族文献作为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等最好的依据。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聚居着以汉、壮、瑶、苗、侗、京、回等12个民族，是壮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地区，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以壮族的文献最为丰富，也是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最为悠久、珍贵的文献。 文献信息资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与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信息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探索建设良好的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寻求文献信息资源效益最大化，不仅能促进跨时间、空间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而且能够降低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成本，弥补馆藏资源不足，从而实现图书馆之间文献信息资源的互通有无，减少重复浪费。 一、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基本情况 广西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丰富多彩，在远古社会即已产生，但是对它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却很晚。汉代刘向《说苑・善说》所载用汉字记音的《越人歌》（出现于春秋前期楚国南部）及汉译，被认为是最早的壮族口头文学整理。北魏、唐、宋、明、清的一些作品也偶有涉略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但都未有完整的整理和研究专著。在广西，真正大规模搜集、整理、研究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是在1950年以后，特别是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从1958年到1966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专著是《广西壮族文学》，全书31万多字，是中国探讨和论述壮族各个时代民间文学演变和发展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期间民间文学研究工作陷于瘫痪，直至1976年粉碎“”后民间文学研究才又出现了空前繁荣局面，研究成果多而且突出。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主要有壮、瑶、仫佬、毛南、京等5个民族的文学概况以及《壮族文学史》和《瑶族文学史》，80年代起，相继出版了《广西各族民间文学丛书》、《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布洛陀经诗》、《壮族民歌古籍集成情歌》、《广西民间文学散论》、《歌海漫记》、《壮族文学概论》、《壮族民间文学概观》、《壮族文学史》、《瑶族文学史》、《瑶族歌堂诗述论》、《侗族民间文艺美论》、侗族长篇创世史诗《嗄茫莽道时嘉》等专著和《广西少数民族创世史诗及古歌价值初探》、《壮、侗、瑶族创世女神的比较研究》、《回、 彝、水、仡佬、毛南、京族民间故事巡礼》、《孟姜女传说在壮、侗、毛南、仫佬族中的流传与变异》、《论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壮族青蛙神话剖述》、《瑶族歌堂诗述论》、《漫谈瑶族造人神话》、《论侗族琵琶歌》、《桂西苗族民歌初探》、《毛南族民歌初探》、《浅谈彝族神话及其民族特色》等文章。 纵观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主要涵括内容有：壮族民歌、歌圩、歌会，壮族神话和传说故事，瑶族民间文学，瑶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以及侗族民间文学研究，侗族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苗族民间文学研究，毛南族民间文学研究，仫佬族、彝族、京族、仡佬族、水族民间文学研究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二、现阶段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情况 目前，广西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主要有：广西文化共享工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广西科技文献共享与服务平台、广西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共享平台、桂林市工程技术文献信息平台、广西医学文献信息服务平台等，由全区公共图书馆、科研院所、科研系统图书馆、高等院校、高校图书馆等单位进行协作共建。从整体上看，广西区内的文献资源体系共享平台建设仍不够完善，在公共图书馆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南宁市图书馆、玉林市图书馆、北海市图书馆等均有自建的地方特色资源专题数据库（以多媒体专题资源为主），但是地方文献资源的数据库和专题收录有限，涉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献资源尚无共建共享。 那么在文献资源流通便利、共建共享发展兴盛的今天，极具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共建共享？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意识不强。21世纪是全球网络化发展的时代，追求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人们的需求和目标，但是传统的管理体制对共建共享的认识意识不够，局限于以往单一的“人有我有、人无我无”式资源结构，各馆故步自封，认为地方文献资源为本馆的馆藏特色资源，缺乏开放和共享意识。 二是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组织。广西的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各类图书馆馆藏数量不少，但各类图书馆之间、公共图书馆中省馆与市馆、市馆与县馆之间缺乏整体的划和协调，相互之间的少数民族文献资源搜集和建设缺乏标准，没有组织和统一协调。 三是实践中遇到困难。目前对于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还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资源尚待搜集、整理和研究的仍然很多；广西部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研究中心馆藏机构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但整体上资源分散、集中收藏难度大；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各级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设施设备发展不平衡，导致资源整合、共建共享难度大。 三、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对策和建议 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成为现代社会文献信息资源传播和传递的载体，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和网络化建设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广西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实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可以缩短广西少数民族在世界上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同时也为世界认识和了解广西少数民族提供信息平台，促进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承传播。基于此，特提出如下的对策和建议：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的“赋” 内容摘要：作为中国传统修辞表现方式之一的“赋”，在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也被大量运用。这些作品通过“赋”的运用来达到对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运动规律的模仿，并在仪式、表演中得到加强和确认。“赋”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整齐、秩序与协调，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质。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 赋 自然 一.口传文学中的“赋”：对自然力量的模仿 自古至今诸多学者们对赋做了大量研究，认为其涵义主要是“诗文直陈其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笔者认为这里应包含两个方面：一、直书其事；二是铺陈其事，通过对事物的铺陈或直书以达到强调或重复的目的，铺陈与直书有时分别用之，有时兼而有之。除具有以上涵义外，从现代修辞学的角度看，赋涉及的修辞手法主要有排比、反复或重复等。 人类在自然之中生存，面对的环境是众多的自然物。一方面，面对缤纷复杂的自然物，人类的意识或感觉到的是一种混乱的状态，人类最初对此无能为力。当语言产生以后，人类以修辞的方式来表现自然物，语言和修辞的魔力让所有的自然物似乎都变得秩序井然、整齐划一了，人类主动地从混乱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中看到了秩序与谐调。另一方面，自然物还以规律的方式让人感知，随着人类意识活动的继续、观察能力的提高，人类感知到某些自然事物或自然现象的运动、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如日月更迭，花开花谢、生死交替等，这种规律性的运动、变化让人类相对被动地从自然中发现秩序与谐调。 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运动规律让人类感到了自然的力量，并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逐渐去摹仿这种自然的力量，以便语言也能在摹仿中拥有这种力量，于是作为表现自然物的修辞就在摹仿自然生命、事物变化的同时具有了自然化的力量。赋的手法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赋的特征是直书和铺陈，这是修辞表现和自然力量的结合，修辞表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对事物的指称和意思表达准确，直书其事是对事物或意思的直接指称和表达，符合语言产生的目的和人类沟通的需要；铺陈其事是人类摹仿的自然的力量，因为人类感知到的自然力量是一种集合的或普遍的方式，而非简单的“单称事物”，“审美的对象都是个别事物或个别形象显现……审美判断却不然，它虽是单称判断，却仍带有普遍性。”[1]人类对自然物的认知虽然没有达到审美判断的阶段，但是人类在认知过程中，既然能将自我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也能将不同自然物的种类分离开来，以类的或量的概念去认知，由此自然的力量就在此显现出来。 自然的力量不仅显现于上文所说的秩序、谐调，还显现于其混乱和荒凉，正如康德认为“大自然通常激发起崇高的理念毋说是在它的混乱中，或在它的极端狂暴、极无规则的无序和蛮荒中，只要可以看出伟大和力量。”[2]自然以其数量和力量显现出崇高，并给人类以震撼。如在傣族民间长诗《RM罕》[3]中就有大量的例子既说明赋的表现形式与自然生命结构的关系，又说明人类早期的原始观念。诗中写道，当坤贺罕的君王西里南达纳坤召（又称召贺罕）生了王子之后非常高兴，甚至在王子苏旺纳长大之后，将“两年一次、三年一回”的拜祭勐神寨鬼、地神家鬼的规矩忘记了。勐神寨鬼和地神家鬼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希望给忘记祭神的国家带来灾难，文中用了一组排比句来形容生命的死亡，从不下雨变成干旱，然后草木、庄稼、花儿、绿枝、鸭子、鸟儿等等的死亡，让人意识到死亡将降临到自己身上，最终让人类感到恐慌，不敢再忘记祭祀鬼神。 二.口传文学中“赋”得以强调的原因 从现代修辞学和文学的角度理解赋，赋可以被细化为铺陈或排比、反复或重复的修辞手法，人类为何要用铺陈或排比、反复或重复的方式去指称事物、表现对象呢？这是因为在口语文化（口传文学）中，人类主要运用的感觉器官是听觉。听觉不像视觉那样精确，不要求表达必须严谨，有时需经过不断重复才能使信息被接收，这不断重复的信息是几组意义相近的词语。人类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就需要通过不断地重复，才能达到语言运用或信息传递的目的。还是在《RM罕》中，当RM罕被猎人带走，母亲痛哭起来表达对女儿的思念时[3]（p77），一方面是通过不断回忆女儿身体的某一部分，希望能够以此唤回昔日女儿在身边时的情景；另一方面这种描绘让歌手在演唱的过程中，即使听众没有听清其中一部分内容，但是只要能听清其中某一句，就可以明白母亲对女儿思念的痛苦之情，让听众心灵触动，唤起情感的共鸣。 又如在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中，也运用了一系列“赋”的手法来描绘各种植物和动物的出现或产生是由于厄莎种的树而形成的。[4]这就是因为在歌手表演过程中，信息通过听觉被听众所接收，也需要一定整齐、和谐的形式，这种形式也表现为排比和反复等平行关系的句式，“利奇将平行关系称为‘最显著的规律性’。它涉及带有系统性差异的重复，比如语音的重复，语义的重复，或者韵律结构的重复，是一段话语的建构过程中不变的和变化的因素的结合。”[5]琅琅上口并符合语音押韵形式的语言在表演过程中由于更容易被接收，所以在口传文学中，修辞表现和句式长短也显现为整齐、谐调。 在口传文学中，文学的创作、表演和传承也需要不断地重复，史诗的掌握者，如年长的歌手要将所掌握的史诗知识传授给年青的歌手，年青的歌手要通过不断地记忆、反复地吟诵、经常地表演歌中的程式和主题。“歌手对程式和主题有一个不断积累、重新组合和反复修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完善、丰富他的演唱艺术。”[6]固定的程式、相同的主题，稳定的句式等都必须反复被记忆、创作和吟诵，年青的歌手才能成长，而歌也才能被不断地传承。 歌的表演场景也会不断地重复，有些歌只能在某些场合才能被吟唱和表演，有些歌只能被某些歌手表演，这些场合和歌手都必须在固定的仪式中才能吟唱和表演这些歌，有些歌则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表演，在神圣的仪式和日常生活中被表演的歌反复地被记忆、表演和传承。“史诗的吟诵不仅有曲调和内容的不同，同时还有传承场的规定。以梅葛为例，婚丧嫁娶、敬神祭祖，要吟唱不同的梅葛……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场合是截然分开的，梅葛吟唱的方式和内容也因之而严格区分。”[7]通过对神圣仪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区分，重复的力量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在神圣的仪式（通常表现为节日时间）上，通过歌的演唱，人类追思先祖逗留过的无数地方来重温先祖在神话时代所做过的同样的事情，从而形成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和信仰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自我认同和信仰可能被销损，但是通过节神圣的仪式（节日），它们会被重新回忆并得到加强。 三.小结 赋产生于人对自然的认知和摹仿，也产生于歌的表演和传承，更产生于仪式的铺陈和重复，在这些过程中，都需要反复、排比等类似于自然力量的行为，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体察，民族内部的关系得到加强，也才能使排比、反复的手法被重复使用，最终在口传文学中，排比、反复的修辞手法被加强和确认。 从审美的角度来讲，自然美的和谐、整齐能给人以震撼，“自然美的抽象形式一方面是得到定性的因而也是有局限性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包含一种统一和抽象的自己对自己的关系。但是说得更精确一点，它按照它的这种定性和统一，去调节外在的复杂的事情，可是这种定性和统一并不是本身固定的内在性和起生气灌注作用的形象，而是外在的定性和从外因来的统一。这种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整齐一律，平衡对称，符合规律与和谐。”[8]讲究直书其事和铺陈其事赋表现出来的更多的就是这种整齐、秩序和谐调，这是人类从自然中看到的，希望能够摹仿并像自然一样生态地可持续发展；也是人想要得到的，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如此的一种表达和愿望；更是人类一直想要做到的，希望自身能够与自然和谐地相处。 （作者单位：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中爱国精神的弘扬 【摘要】不同的民族，其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本文围绕新疆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结合作品内容，从文化的角度探析新疆蒙古族文学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新疆蒙古族文学；传承与发展；爱国主义传统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内涵也在逐渐变化，还应包含为祖国繁荣、富强、独立献身的伟大精神。具体内涵概括来讲，有民族自信力、抵御外辱、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建设祖国等内容。不同的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或者换句话说，不同民族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 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优秀文化的最初基调是讴歌新生活，赞颂伟大的党 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爱国主义精神都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主题。新疆解放之初，蒙古族作家们发表了符合当时党的文艺方针、人民心声的以叙事诗为主的诗歌以及民间祝词、赞词、谚语、格言、歌词等作品，主要是表达对各族人民带来自由、幸福生活的共产党和的感激之情；歌颂伟大胜利，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赞美富饶美丽的祖国山河；讴歌社会主义社会；歌唱家乡的新变化；描绘草原新生活和蒙古族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号召人民珍惜新时代建设新家园；揭露牧主剥削人民的罪行；怒斥旧社会黑暗本质等内容的作品。 浩・巴岱怀着对祖国诚挚的爱写出的文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他的爱国情怀、赤子之心随处可见，他在小说《昵美尔山风云》中描写老爷根登巴音的二子乔龙拒绝父亲最后的嘱托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您不是再三表示过，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咱们可不能忘记，是穷人的血汗把我们养大的。”这样的话，是年轻一辈对老一辈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他们顽固与腐朽彻底的反抗，同时，也是借乔龙之口，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热爱，更是代表一种新的年轻的思想发出的声音，他们对国家和社会都有一份自己的理解，相信的是看得见的东西，而不是走向末路的谎言。还有小说中莫尔根在包勒德和齐布嘎婚礼上说的一段：“旧社会，我们草原虽强大，穷人却连搭蒙古包的地方都没有一块，连肚子也填不饱，要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如今在党和的领导下，穷人才当了草原的家……”新与旧的对比，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来自普通民众的说法，更为真实地表达出牧民对新社会、新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他们犹如新生的婴儿，需要国家的关注与疼爱，对国家也有着热切的盼望和美好的幻想，他们相信在强有力的政权体制下，他们的未来一定充满希望，这种孩子般的依赖，使他们对伟大的祖国产生了深沉的爱恋。在《“傻瓜”贡且》的故事里，也有相似的情感表达，小说中，小伙子贡且运用智慧和力量，不畏艰险与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而这种勇气的来源，是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他想让牧民们远离苦难的折磨，想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和富饶。 在诗歌中，浩・巴岱的这种爱表达得更为强烈，《在喜庆的日子里》说：“论起过去与现在，歌颂今天的幸福生活，过去的社会多黑暗，现在的生活多幸福。”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家乡的变化，富饶的生活，对现在的满足，强烈的反差使作者对祖国的感谢溢于言表，在《开都河颂》中，作者也表达了对故乡深深的爱恋和不舍，他这样写道：“即使走遍天涯海角，怎能把故乡的河水忘记！即使经历千秋万代，怎能把自己的故土遗弃！”对故土的爱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对伟大祖国的爱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感情在《迎接牛年》中就更明显了，“人民安居乐业，前途光明远大，国家繁荣富强，气象万千更胜一年”，是对祖国母亲更为诚挚的祝福。 在新疆大量优秀的各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普遍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它们的这种想象和情感在新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否定了旧文化价值规范，同时，也为新文化的价值规范体系增添了新的思想、新的情感形式以及更加丰富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在新疆文学的小说创作中，对新时期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诗歌里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讴歌，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使文化大系统更为多姿多彩，更加充实、丰富。 英雄精神是蒙古族文学的基本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基本的体现 这与北方游牧民族中普遍流行的英雄崇拜有直接关系。不论是蒙古人原始信奉的萨满教中的保护神，还是歌颂英雄的蒙古民间文学，以及蒙古人民对成吉思汗的顶礼膜拜，都不难发现英雄崇拜的盛行，更不难发现英雄精神的影响之大。 研究蒙古族文学，英雄史诗是不容忽视的，不管是长篇还是中篇英雄史诗，都刻画了一些虽名字不同但却有着相同历史责任与使命的英雄，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就是用自己的英勇顽强同敌人战斗来誓死保卫自己的家乡与亲人。 当时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文化价值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价值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对个人的能力和勇猛有一种强调的意味。而在蒙古族的英雄史诗中，刻画了不少这样的英雄，体现着当时的文化价值。作为一名英雄人物，是个有地位的人，要能通过竞技的测验，这是对其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英雄的基本评判标准，也是普通男子成婚的必修课――考婚（各种技能竞赛）。这或许是遗存下来的一种古老的成人仪式。在上述考验的基础上，英雄们还要独自承担起保卫国土亲人的重任，借助于各方面的力量独自同敌人作战，最后取得胜利。 在新时期的蒙古族文学中，英雄“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化的，而是时代的、社会的新英雄”，英雄“从神坛走向民间、大众，成为百姓中的一员”。长篇历史小说《奔腾的开都河》是继《命运》后浩・巴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用文学创作的手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用反革命武装镇压革命力量，欺骗和拉拢民族上层人物，企图分裂革命队伍的反动本质。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热情地歌颂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作者在作品中采用了生动的民族语言，记录了这场斗争的真实过程。作品展示了革命队伍中不同阶层人士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充分证明了广大牧民群众是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决定力量这一真理。可以说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英雄典型形象，身上具备了社会公有的文化价值，集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于一身，同时集真、善、美于一身。这些典型形象具有文学教育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成为社会行动范式，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嘎・贡巴在他的系列中篇小说《边防哨所》和《拜格孜吐山的雄鹰》里成功地塑造了达答、阿拉西加布等察哈尔蒙古部落的英雄形象，他们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不屈不挠地与沙俄侵略者进行血战，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概。长篇小说《小溪》以三区革命为背景，以额尔德尼领导的蒙古骑兵团战斗故事为主线，反映了居住在博尔塔拉一带的察哈尔蒙古人民悲欢离合、流血牺牲、不屈战斗的感人故事。故事之复杂，人物之多，在新疆蒙古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蒙古族文学爱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家乡之爱 祖国是十分广大的，而每个人只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里，人们对祖国养育之恩的体验，也总是首先体现在故乡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然后进一步上升为祖国养育之恩。从普遍意义上来看，一定的文化条件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先天土壤，因此展示文化现象的文学作品，必须在作家具备一定的情感、理想、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学作品创作工具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文化是文学作品的助推器，文化的演变直接助推文学作品的演变与发展。 早期的蒙古族文学的代表作有策・乌力扎巴图的《祖国――金色的摇篮》、《新时代的妇女儿童》，额・刊载的《我们的太阳》，玛・陶浩图和的《我们的北京》等诗歌，以赞美共产党、，歌颂祖国、家乡、社会主义社会和揭露、抨击黑暗社会为主旋律，这些作品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满足了他们渴望知识的需求，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斗志昂扬，勉励他们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以饱满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建设祖国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尼・索苏尔先后发表了《好马・好汉・哥哥》、《蒙古人及其酒和歌》、《有一种声音总使我疼痛》等散文，主要是对故乡之爱。作者在“游走”家乡的“文化群落”、在9000多字的散文里，以动态的笔触――似乎带着读者一起骑着马，漫游在作者怀念故乡的思绪中，明写对过世哥哥的追忆、对兄弟深厚感情的回忆，暗写作者在都市生活中难以排解的个体孤独、人性思索；明写哥哥对牧马的热爱、对草原的热爱、对游牧生活的热爱，暗写作者内心深处埋藏着的对给予生命和爱的亲人及家乡的愧疚，对浸润在血液里的游牧文化的难舍难弃；明写哥哥作为一个优秀牧民对牧马的依恋和赞美，暗写作者对都市纷繁、浮躁的厌倦和对自由快乐的精神解脱的向往；明写作者寻找家中丢失的马，暗写作者捡拾心中失落的情。 另一位作家特・那木吉拉写有《春的思索实话实说》、《牧民话》、《希望・花・坟墓》、《留恋戈壁的诗》等长短诗200余首。他的诗歌在蒙古族读者中颇有影响。诗作大多是描写戈壁小村的风土人情，显示作者对家乡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以及对家乡的热爱。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实简练、表现手法和形式多样，具有浓厚的哲理意味。作者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突然有一天，有人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他诚惶诚恐地抬头，才发现世间还有这样的去处，于是他紧随而行，并且矢志不渝，恰巧的相遇，成了维系一生的信仰，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党，而那个家就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他用一生的时间去感谢这样的一个归属，一片赤子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但是，仅有故乡之爱，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如果把自己的思想仅仅局限在“故乡之爱”，而不爱祖国，就是狭隘的。要把“故乡之爱”上升为爱国主义，就必须把对故乡的热爱扩大到对整个的祖国之爱。 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尽管尚处于一种“弱势者”的文化状态，面对外来的“文化霸权”的强势渗透，有时会表现出无所适从或盲目跟风，面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并没有进入“主旋律”。因此，在采摘能够引以自豪的所谓“文化资本”，比如有关狩猎、语言、建筑、音乐、沙漠、戈壁的知识，有关屯垦戍边、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精神，这些初步构成了新疆人共同的生态观念、行为模式和道德范式，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各民族文化都要勇敢面对世界“大文化”的挑战，敢于面对冲突，积极反思，弘扬优秀传统，增加文化的新鲜血液。 综观新疆蒙古族文学，无论是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还是一个作家的各类作品，大多都包含有英雄题材，他们歌颂英雄、怀念英雄、崇尚英雄，这种英雄情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集体的地域观念，特别重视乡音、重视故土、重视历史遗留物，沉浸在“英雄”过去的恢弘时代。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大众文化的迅猛冲击，受到了文化量变和历史量变的冲击。如果说“文化”是一种习惯，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发展出来，是以社会记忆的形式积累下来的集体知识，那么，面对开放性强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积极行动起来，挖掘和传承优秀文化精神，使“英雄”永远光照世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编校：董方晓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要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力量 近日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在少数民族作家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认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喜人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为中国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特殊魅力，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作家们表示，要倍加珍惜良好环境和发展机遇，加强学习，潜心创作，以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贡献，开创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新局面。 “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认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把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纳入繁荣发展中华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战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回顾过去，少数民族文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正是新中国的产儿，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正是长期受到和中国作协的关心支持才走到了今天。他说：“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具有创作实力和创作潜质的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形成规模。这些，正是我们的民族政策、文化政策指引的结果。”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土家族作家彭学明说，近年来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和翻译工作得到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不断加强，许多母语创作作品及时得到了翻译介绍。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坚持“三贴近”，积极投身时代洪流，努力在创作中体现更加浓郁的时代气息，有力地唱响了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说，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的中华民族大文化建设，对于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方面，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都是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言人，都是民族文化链条中重要的一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是指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继承了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作为作家本身，他们也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启后就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不断发展、弘扬和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相信少数民族作家们可以创作出更多表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见证本民族时展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为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本身，也应该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努力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坚持在继承中创新，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力量。在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创作风格、艺术手法，表现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当然，前提是要艺术地体现，要合乎文学规律地体现。” 作敢于担当的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 “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少数民族作家要不断见证、记录和表现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进行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伟大创举。我们要加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背景、不同生活背景的民族之间的深层次交流和文化上的包容沟通，从而促进民族团结、增加民族和谐，营造一个安定团结、和谐发展的文化环境。”吉狄马加说。“贯彻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把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少数民族作家都要认真地学习科学发展观，把它作为行动的指针、创作的感情来源，用它去观察生活、深入生活、分析生活、感悟生活、提升生活。但愿我们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能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成为优秀的作家。”玛拉沁夫说。 彭学明说，我们要做向世界推介中国优秀文学成果的使者。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电子化的背景下，文化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间的文化竞争日趋激烈。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和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学的“走出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各民族作家要更多地开掘积极的、美好的民族情感，展示伟大的民族精神。要让广大外国读者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认识和感受到一个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充满活力、和谐进步的国家形象。 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做好事实事 近年来，中国作协努力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造条件，营造良好氛围。除了与国家民委合作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少数民族翻译工作会议，共同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外，还举办了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高级研讨班和“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支持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数民族文学馆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大团结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大繁荣。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的学员们表示，能够来这里学习提高，深深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的光荣。大家表示，一定认真学习，潜心创作，拿出真正的好作品，唱响“祖国颂”，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 《民族文学》主编、土家族作家叶梅说，和中国作协领导对《民族文学》一直十分关心，《民族文学》近期已经获得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刊号，近期将出版蒙古文、维吾尔文和藏文版，把多民族的优秀作品翻译成以上三种文字，促进我们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交流和繁荣。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说，在今年的中国作协新会员名单中，又增加了塔塔尔等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从而实现了55个少数民族都有中国作协会员的目标。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色彩丰富着祖国文学。作协要广泛团结各民族作家、翻译家，将我国各民族母语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更多地介绍给全国读者，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和翻译事业。 据悉，在今年国庆节前夕，中国作协还将推出20卷本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其中将收录55个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这是少数民族文学60年发展历程的巨大收获。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生逢其时，将迎来全面发展的广阔空间，一定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及其学科建设研讨会在穗召开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发展格局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其语言文学)也面临着现代化以及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冲击，有的被更加边缘化而处于濒危状态，有的与汉化及其他文化相互吸收、融合而共同发展，有的被融入主流文化之中，有的经主流语言而得以广泛地传播。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态势，搞好相关学科建设，2009年4月10日来自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有关领导共50余人，在暨南大学举行了“中国社会转型与多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关系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面临的濒危、传承、发展、教学、现代化、族群冲突与认同危机以及学科建设和学术空间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有论者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已得到普遍认可，这一概念的确立为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和谐统一关照及全面平等对话的学术可能，但其文化多元融合的历史是有层次的，仍需做细致深入的研究。我国历史上有过3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学史料和文本，还有丰富的口头叙事作品有待整理，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对其进行现代学术阐释。以呈现各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并使其纳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整体格局中。有论者提出，由于民族文学研究分布于现当代文学、民俗学、文艺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需要利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叙事学等资源，置于古今中外的跨学科视野来审视。才会有益于文艺理论的建设；与此相应，应在汉语言文学系也开设少数民族文学正式课程，才便于有效推广。有论者注意到，中国少数民族诗学也形成了多元发展格局，包括口头诗学、经籍诗学、同韵诗学、劝喻诗学、《涛镜》诗学、回回诗学、南夷诗学、八旗诗学、新变诗学、史诗诗学、族类诗学和文化诗学等。还有论者指出，濒危语言研究有多种目的，含维持语言活力、延长语言寿命、维护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保存语言文化遗产和为语言学及相关学科服务等；其语言学价值包括语言类型转换研究、语言接触与混合问题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等价值；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的软实力，要确立本民族信心，实行标准化、文字规范化，开发工具书，通过媒介实现资源共享。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中国作协大力扶持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 提起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民族文学》主编叶梅首先对记者谈起一些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她说，这些诗读了一次就让人忘不了，少数民族作家有着本民族非常独特的表述方式，这是其他民族的作家代替不了的。对于近10年来涌现出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叶梅和很多作家都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文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和创作水准的提升。 叶梅表示，少数民族作者队伍在近10年来得到了很大发展： “过去很多族别出现一个作者就非常不容易，现在很多偏远地区都产生了大量的青年作者。少数民族作者队伍不断壮大、创作不断繁荣发展的态势让人欣慰。” 记者从中国作协相关部门了解到，截止到2007年，中国作协会员8129人，少数民族会员885人，青年作家（40岁以下）61人。在本年度发展的新会员中，民族分布广泛，新会员中包含了蒙古、回、藏、维吾尔、彝、布依、朝鲜、满、土家、哈萨克、达斡尔、羌等16个少数民族作者。目前55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家，都有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家。叶梅表示，正是因为有了数量上的基础，优秀的青年作家和作品也越来越多。比如在今年审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7年卷的入选作品中，10位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中，就有4位是少数民族作者，如壮族作者李约热、纳西族作者和晓梅、仡佬族作者王华等。 “像女作家和晓梅，年纪不大，但作品带着浸入血液的纳西族文化符号，引起了很多评论家的关注。这一是说明少数民族作家里还有非常多的新星等待我们去挖掘，二是说明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水准已经非常高了。”叶梅表示，少数民族青年作者数量的增多和作品质量的提高，除了时代大背景的因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近些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和保护措施，比如举办研修班、讲座、采风等等。 实际上，作为各民族作家之家，中国作协始终坚持为全国各民族作家提供良好的服务，努力扶持新人队伍，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良好的环境。近年来，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合作先后召开了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翻译工作会议。举办了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24个少数民族的50余位作家参加了学习，并且在每期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举办了“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来自普米族、裕固族、毛南族、阿昌族等人口较少民族的42位作家参加了学习研讨。组织了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颁奖活动，举办了“繁荣西部少数民族文学论坛”，积极支持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数民族文学馆建设。同时还选派少数民族作家出国访问。 中国作协还分期分批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到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深入生活。去年组织了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东部行采风活动，今年组织了我国22个人口较少少数民族作家采风团赴东部采风。此外，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出版、评论以及研究和教学，也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有序的规模和体系。已有30多个民族出版了本民族的文学史。 创作园地方面，专门开设了《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和中国作家网少数民族文学专栏。《民族文学》仅去年来就邀请了近200人（次）的民族作家进行交流。为了打破本民族评论家评本民族作品的局限，杂志社在活动中还专门请来很多汉族的著名评论家和学者、出版家。同时邀请《人民文学》《十月》等杂志参加各项交流活动，吸引他们对少数民族作者的关注。 “各项活动对扶植少数民族新人的效果都非常显著。比如说鲁院的高级研修班，很多作家从这里一步步走向成熟。今年举办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上，赫哲族作者参会，被当地政府和群众认为是极大的荣誉。这个作者回家后写了非常多作品，还写了一封很长的非常感人的信，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恩。系列采风活动和交流活动，更是扩大了西部作者的眼界，提升了文学修养。”叶梅说，从去年第7期开始，《民族文学》开设了青年佳作专栏，专门针对35岁以下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青年作者、较少少数民族作者和母语创作作者，将始终是刊物关注的三大主线。 据了解，在继续开展好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中国作协还将注重扶持各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加强与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省区市作协的合作，实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程，每年翻译出版一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明年将编辑出版一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选》，把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列入当代中国百部文学精品译介工程等，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我国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如何改革创新教学模式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在新的时期下，我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应当如何改革创新，转变思维模式，以提高教学效果，从而培养出更多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汉语言文学人才。文章首先分析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弊端与缺陷，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改进和转变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交流。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问题；转变 汉语言文学是传承我国古代文化的一门重要专业学科，其主要是为了研究我国传统的古代诗词、文学作品、成语、典故等一些具有我国古代文化特色的语言常识，这对于我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是起到很重要的奠定基础作用的。目前我国的很多高校都开设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发现教学效果并不能达到满足的效果，尤其是近年来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对人才的需求，这时加快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的转变就显得极为重要。以下本文笔者就在结合自身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分析新时期新形式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探讨如何转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1、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从学科种类划分上来讲，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属于一门人文学科而非自然学科，其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强大的，这是我国古代文化流传下去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从目前我国的大多数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还是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与不足的，教学思维较为固定和守旧，并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教学需求。其主要存在的问题大概表现在以下几点： 1.1教师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约束，在现阶段不少高校教学中都是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思想和积极性。在教学课堂上，教师在三尺讲台上，口若悬河地滔滔不绝，将各种知识点分解为条条框框逐一的列举在黑板上，下面学生通过对黑板上知识进行记录的方式来对各知识点进行理解，这就造成了学习的被动性和学生听课的不主动。学生在听课的时候一般都是昏昏欲睡和埋头抄写笔记，等下课的时候一哄而散，很少去对知识点进行交流和探讨。一个学期下来，师生的彼此认识和了解也是十分有限。由此可见，这种教学模式明显地存在极大的问题，学生在课堂上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教师永远是高高在上。缺乏应有的互动，有趣的人文课程变得刻板地抄录笔记，无法激发起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和热情，学习效率自然低下。 1.2教师忽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将来的社会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信息时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到对各种专业知识点的教学，同时还要教学生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更好的掌握知识，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具体来说就是口语表达和书面写作上。可是我们不难发现，如今不少中文系教师往往只重视教材上的知识传授，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课，完全缺少对问题的思考，没有小组讨论和交流的训练，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到了实习的时候，方知道在讲台上非常害羞，说不出半句话来。至于书面的创作，更是少，连实习学校的教案都不会写，更不用说学术论文的发表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教师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完全忽视学生的创造力的训练和培养。 1.3教师不重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训练 理论知识是客观实践的高度总结，对实际运用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但是如今不少汉语言文学的教师往往只重视理论知识的教导，譬如。学生还没认真把文学作品原著浏览一遍，教师马上向学生总结出该作家以及相关流派的特点、思想意义和历史地位，到考试前，学生只要死记硬背一下课堂笔记。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的查资料、筛选资料、归纳总结等基本动手能力根本没有调动起来。至于调查报告、撰写公文、新闻稿等贴近实际需要的应用写作，还是比较缺乏应有的指导和训练。 2、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面对当前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若还是一味沿袭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显然是不可行的，必须要在当前的教学方式基础上着手改进与完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以此来提高教学水平，使学生能够真正掌握到传统文化的精髓要点，能够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充分发挥其所学到的知识内容。在此笔者提出了一些改革和转变当前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具体如下所示： 2.1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树立以学生为主体 思想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想要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首先要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首先，在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将教材看成确定、客观的认知对象，引导学生通过感知、判断、概括、抽象、推理来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知识，从而使教材知识的获取超越了知识技能的范畴，并将其融入到生活领域中去；其次，汉语言教学应具有开放性，不能将教材单纯地看做真理和知识载体，学生只能认知和掌握，却不能重新构建。开放性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见解，不应把教师的定性理解强加于学生。教师采取“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教师与学生的联系就是传授知识，教师和学生是上级与下级的不平等关系，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威，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以教师、知识为主体的陈旧教学观念，直接导致课堂的教学活动只存在着教师的单向传授知识，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和讨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自然较低，对知识的理解只是处于表面的识记层面，缺少应有的深入反思。 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2.2转变落后的教学法，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 至于在教学法上，我们必须转变落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探究型教学就是指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性的引导下，主动地参加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并且最终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模式。与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相比，探究型教学的最大的根本区别是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自主地探究问题的存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在此过程培养起学生对问题的解决能力。因此，探究型教学的步骤口以分为：选择课题（发现问题）――收集、分析资料（分析问题）――总结归纳结论（解决问题）。 2.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汉语言文学作为理论性较强的一门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若一味的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则违背了我国“应用型人才教育”的倡导。由此就需要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既要力争“实践、创新、应用”还要遵从我国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将汉语言文学推向更广的社会层面，尤其是发挥“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例如：2011年4月1日，上海浦东机场一名留学生因学费问题与来接机的母亲发生争执就拿出行李中水果刀刺伤母亲。这虽是个案，但也要引起重视。教师教授先秦诸子散文孔子的《大学》：“为人子，止于孝”时可将“孝”作为一个专题。让学生认识到符合孝道，是为人子女的最基本的要求。不爱父母焉能爱他人？不爱家庭焉能爱祖国？以此类推，将“爱国”、“礼仪”等美德也作为专题，既学前人文才，又品思想，使学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道德教育。为此，在转变教学模式时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实践教学，将社会中对于汉语言文学的需求转化成实践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辅助教学来使学生更加全面与客观的了解到汉语言文学的重要性与实用性，这样才符合新时期社会对人才能力的需求。 3、结语 总之，汉语言文学对于我国的文化传承来讲是非常重要且关键的一门学科，为了在保持我国文化的传统与特色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化发扬光大，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发展，改革转变落后的教学模式，积极利用新的教学工具与教学理念，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建设 摘 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汉语言文学 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言的教学，其中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想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提高师资水平。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优秀老师。另一方面，要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物、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教学结构的改善。汉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第一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准确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第一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得过多、过繁，讲得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得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的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可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要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地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地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的内容 1.全面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系统的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辨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要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最佳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简论 摘要：本文分析了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的起因、发展和未采的发展趋势，并说明了借助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天然优势，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具有前沿性价值，对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 一 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外部世界关系的科学”。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逊的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为生态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搭起了一座桥梁，标志着生态文学的正式诞生。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概念。并以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生态哲学思想催生了作家的生态意识，一批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诞生。美国亨利・大卫・索罗的《瓦尔登湖》、前苏联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中国作家的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贾平凹《怀念狼》、张炜《九月的寓言》等，这些作品虽然基调不一，感情各异，但关注的都是生态问题。随着生态文学的发展兴盛，内蒙古生态小说创作开始崛起。 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与国内生态文学的创作同步，甚至早于全国。乌热尔图、郭雪波、满都麦、阿云嘎等作家以小说、散文、随笔的形式展示民族风情，关注草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品中表现出的种种生态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生态文学作品的产生并非偶然。首先，民族宗教文化的濡染造就了作家的创作灵性。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接触较多的是萨满教和喇嘛教，萨满教崇尚万物有灵，平等相待；喇嘛教提倡众生平等，宣扬普度众生。这些宗教教义与生态文学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相一致。其次，自然的珍贵启示滋养了作家的心灵。与工业发达的中东部相比，地处边疆的内蒙古更好地保存着原生态的大自然。一大批作家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在灵魂深处仍保有一份与自然水乳交融的亲密。少数民族作家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对于生态意识的追求以及对草原上的生灵的理解和亲和，笔下万物皆有灵，草木皆有情。再次，现实的冲击更多的触动了作家敏锐的思维。近几百年来，人类违背草原生态规律大肆垦殖，导致草原的沙化。50年代的，向草原、沙漠要粮，导致生态危机加剧；“”时期，知青以改天换地的斗志，以“人定胜天”的呓语，制造了更多的荒漠；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为了发家致富，草场、牲畜包产到户，一望无际的草原被分割成一个个网状的格子，每个单元格承载了载畜过量的牲畜。草原沙化，草原生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以上三个原因，更为直接地催动了内蒙古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当然，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当代生态文学思潮以及国内外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兴起，也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 二 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是内蒙古乃至全国生态文学创作的先锋，其作品《琥珀色的篝火》、《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乌热尔图以森林为背景，描写了鄂温克人狩猎和驯鹿生活。他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出发，展示了鄂温克人与森林互养互惠的生态整体观，森林养育了鄂温克人，而鄂温克人也与自然呼吸、共命运。这是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长期的生活积淀铸就的生态文学作品。乌热尔图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作品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对话中诠释人与生态的关系。《七岔犄角的公鹿》里，“我”放走了美丽、骄傲、强壮的七岔犄角公鹿，而换回了继父特吉扭曲人性的舒展。在征服与被征服之间，人与自然生灵和解了，人与人和解了，人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到了人类自身的和谐。《灰色驯鹿皮的夜晚》中芭莎老奶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奔向虚幻的驯鹿奔跑的世界，在灰暗的丛林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将最后的温暖留在了那里。她死后被放在“给徒具四壁的木房添了几分暖意”的驯鹿皮上，人与驯鹿真正地融为一体，肉体与周围环境完美地融合而实现灵魂的再生。老奶奶的死隐喻个体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在宗教精神的感召下，真正的鄂温克人告别世界的同时亦融入大自然，他们并没有与自然真正分离。 80年代兴起了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揭露批判人对于自然地破坏的生态文学，而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更多的是描绘曾经存在的美丽和温馨，在回忆中唤醒迷失的精神价值，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表现族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性之美。乌热尔图后期的作品则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用震撼心灵的场面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化其美学意义。《胎》里猎人舒日克捕获一只怀孕的母鹿，他想到了自己正怀孕的妻子。他一直在跟这只母鹿喃喃而语，好像自己也变成了它，体会着它的烦恼和恐惧。舒日克最后射死了母鹿，但他的眼睛里却是妻子的幻影，他觉得杀的是自己的妻子，心灵不断颤抖。疑虑、麻木、懊悔、悲哀诸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冥冥中害怕自然报复的恐惧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乌热尔图以人的情感去体味动物，亦以动物反观人性，人不能善待自然生灵，亦不能安抚自己的灵魂，揭示了生态危机导致了精神危机，预示着人类内在生命系统的崩溃。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以《大漠狼孩》、《大漠魂》、《沙狐》、《银狐》等生态小说而声名远播。他的小说围绕科尔沁沙地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对日益荒漠化的故乡土地的哀叹，对现代人性的反思，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反映了作者对生态危机的深层关注。郭雪波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被流沙掩盖的古城遗址，像一首首哀婉的歌，重复着沙漠吞噬草原的悲剧：沙漠步步紧逼，人类步步后退。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揭露了违背生态规律给人类带来的恶果。《沙狐》中那只具有灵性的老沙狐，《大漠狼孩》中的那只蔑视人类的公狼，《苍鹰》中的母鹰，它们与人一样，体验着自然大化赋予它们的盎然生机；同时，也显现着它们自然自在，天真无邪的野性。以动物未泯的真纯反观人性的卑微，呼唤具有真正生态人格的人。“人不是存在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具有生态人格的人都是自然和大地的看护者。《沙葬》中的云灯喇嘛，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以众生一体的生态境界看护着自然生命，这是郭雪波生态理想的实践者。 面对生态危机的直接后果――沙地，面对精神危机的直接后果――道德沦丧，作者呼唤的是对自然地敬畏与感恩之心，呼唤回归传统的宗教文化，追随萨满教的教义――信奉长生天为父，信奉长生地为母，信奉闪电雷火，信奉山川森林土地，信奉万物有灵。只有信奉这些，尊崇这些，人类才能控制自身的欲望，以感恩和敬畏之心，与自然达成和谐，从而追求更高层级的精神生活，回到人的终极生命的意义上来，这是郭雪波生态小说的起点和终点。 蒙古族作家满都麦、阿云嘎是用母语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家。语言的隔阂，使得他们在中国生态作家的名单里缺失，但并不影响作家以更传统、更诗意的笔触关注草原生态、地球环境以及现代人类生态文化。 满都麦以神话世界的古朴和苍凉叙写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失落、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人性的沉沦，透视着沉郁的救赎意识。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揭示诗意的破碎，在破碎中以悲剧的审美，探寻生态危机的内涵，寻找重建人与自然的诗意和神性的和谐之路。满都麦的小说多以“仁爱”为主题，《瑞兆之源》写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善，《马嘶・狗吠・人泣》描写了人对自然之爱，《四耳狼与猎人》中的“狼”在嗅出了“恩人”的味道后知恩图报，揭示了“狼性”之善。《人与狼》中，他揭示了“人类那种极端自私、无比贪婪、肆无忌惮、绝无仅有的卑鄙秉性”，充满母爱的年轻的灰色母狼惨死，年幼的两只小狼崽只为了人要做皮帽子、大衣领子就被活活剥皮。“朝克始终替两只小狼在难过，感到非常愧疚”，而慈悲为怀、悲天悯人的东日布老汉最后因无法承受活剥狼皮的罪恶自杀身亡。人类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就轻易地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内在道德准则，造成人的主体结构的内在性缺失，精神危机随之产生。满都麦小说在描写人性之善恶和“狼性”之善恶中，是对诗意的过去的追念和当前人类走出文明困境的反思。爱的撒播与人性向善的回归是人类救赎的唯一出路。善是“一种神性领悟，一种诗意情怀，一种人性的博大和完美”。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表现诗意的破碎，更是在追求更高意义上的诗意重建。即在尊重自然生态的同时，建构生态自我，从而达到生态境界。所谓“生态境界”即指“人体验到与自然万物的大生命融为一体、主客不分、大化流行、生机盎然的境界，这是生命意义的最终圆满的境界”。其小说所思考的不再是民族生存的现实问题，而是人类普遍意义的终极关怀。 阿云嘎的生态小说《燃烧的水》、《有声的戈壁》以戈壁为背景，围绕生态与权力、生态与伦理，在平实生动的描绘中表现深刻的人文内涵。“浓烟和烈焰像数不清的巨大怪物，不断地变换着形状在那里相互缠绕着，扭动着，膨胀着，疯狂着，整个大院变成了魔鬼的舞场”。这是对油田大火的描写，更是象征、隐喻人与自然、人与人裂变之后的恶果。作者在对恶的揭示中重新思索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的辩证关系。人类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能不能在更高意义上回归生态文明？作品在质疑中探寻人类的救赎之路。 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根植于民族长久的信仰和大自然的质朴，这一天然优势使得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走在全国的前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即开始了生态文学创作，关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少数民族“特有的人与世界、人与万物之间的同一性、亲缘性的情感关系”。以诗意的笔触描写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人与自然共兴共衰，体现了生命整体意识。这有别于80年代以揭露批判为主的主旋律生态文学创作，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即“生态中心主义”。作品中对人与自然朴质、真纯，充满诗意的描写，具有较高的审美艺术性，从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革命，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内蒙古独特的地域性和独特的文化气质给作家带来的优势，历史和传统因素提供的丰富素材，民间文化的独特视角，更接近于原生态的叙述，使边缘的内蒙古文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前沿性价值。内蒙古作家应从更高意义上重塑自我，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的意识，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看待现实问题，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和生态人文观。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建设 【摘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任务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汉语言文学 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语言的教学，其中汉语教学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谨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提高师资水平。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优秀老师。另一方面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头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教学结构的改善。汉语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第一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准确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第一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过多，过繁，讲的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的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再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的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的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以下几点 1.全面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系统地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 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辩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学习语言最基础的是学习文化背景，尤其是汉语这样一门历史悠久的文化，其底韵内涵之深，其概括力，语言弹性，包容性之大更增加了其学习上的难度，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起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最佳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摘要】凉山少数民族初中生大多来自农村，受到了地域和环境的影响，同时因为他们自己民族的母语的影响，学习语文普遍感到吃力，提不起兴趣。因此，我们应加强他们对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语文学习习惯；培养 著名教育学家叶圣陶老先生曾说过：“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而教师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自己就得继续不断养成这些良好习惯。”目前在少数民族班教学的我深感语文教学的难度。少数民族学生基础差，又受自己民族母语的影响，大多学生连基本的汉话也不会讲，书写中错别字较多，字音不准确，每周作文句子完全不通顺……面对这种情况，就更加需要培养他们的良好学习习惯，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一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文完全是听之忘之，读文章时不懂的字词不去查工具书，只读不思，读完后不知所以然；写字马马虎虎，极不认真，作文应付了事甚至学校的正式考试中也有学生在作文一题完全空白！这样的学习态度，怎能学习好语文？对刚跨进中学大门的少数民族学生，我在激发他们学习兴趣的同时，首先抓他们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比如：指导他们预习课文时，会使用工具书排除阅读上的障碍，每周阅读课学生都须带上摘抄本摘抄好的文段；对部分书写不认真的同学，每天要求练一篇小字。语文学习中的每―个环节，都要求学生独立认真去完成。整个过程老师都只作为一个引导者。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口语交际习惯 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每个单元完都有口语交际训练，《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阶段口语交际的总目标，其中，对初中生的要求是：“能注意对象和场合，学会文明得体地进行交流，耐心专注地倾听，能根据对方的话语、表情、手势等，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意图；自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清楚、连续，不偏离话题；注意表情和语气，说话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在交流过程中，注意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表达内容和方式，不断提高对话的能力，能说适当的话题，作即席讲话和有准备的主题演讲，有自己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课堂内外讨论问题，能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有中心、有条理、有根据的表述，能听出讨论的焦点，并有针对性的发表意见。”由此看来，必须要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要阵地，用好教材中的“口语交际”内容，让学生能够通过各种典型话题的实践，积累丰富的口语交流经验。同时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交际活动，我们必须要引导他们利用这些活动来开展学习和锻炼。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交谈中都是使用的本民族语言，这就使得他们往往在一些公共场合也不敢使用汉语进行交谈。这样，教师就应该利用学校中的有限时间，多深入到学生中去主动的和他们谈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并鼓励他们使用汉语进行交谈，并及时纠正他们因母语而导致的―些语法错误。口语训练中我还采取了多种训练方式，来提高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我利用自习时间，放一些范读材料给他们听，让他们复述所听内容，进行3分钟课前演讲等活动，让每一个同学都得到充分的锻炼。 三培养学生“写”的习惯 “写”，不仅仅是写作，还包括了“写字”。许多少数民族学生书写较差，为学生选定一本规范的临帖，每天指导学生练一篇小字。但很多同学自觉性太差，往往应付了事，因此，这个过程就必须要求教师亲自督促，只要你持之以恒地抓下去，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写作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之一，也是语文教学的难点所在。近些年来，作文教学似乎让老师们费尽心机，学生却越写越不知怎么写。我要求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必须坚持写周记，而且要写自己的真实感受，让他们有感而发。另外还要求每位同学准备一个摘抄本，每天坚持积累一些好词好句，每天下午饭后由值日生或课代表宣读优秀作文，并摘抄一篇自认为的佳作。这样一来，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写作素材，而且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可根据课内阅读的内容，选择一些贴近生活实际的例子进行课外练笔。例：读冰心《谈生命》时让学生写出对生命的理解；学《愚公移山》时让他们讨论愚公真的不愚吗，你怎么看？；讲到《夸父逐日》时让学生讨论夸父的行为是否值得我们借鉴……通过一系列的练笔，逐步提高了同学们的写作兴趣，使他们的语言及思维能力得到了发展。 四培养学生“读”的良好习惯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明多读书对学生的极大益处。对汉语都不能顺畅表达的少数民族学生，更应抓好阅读的培养。《课程标准》中特别强调加强朗读，老师应很好指导学生完成教科书的课内阅读，把读教材放在首位。要让学生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遇到不认识的生字、不理解的词语、不明白或含义深刻的句子就圈画下来，或在旁边做好批注，借助工具书，疏通生字词，了解文章基本含义。所以，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是时而书声朗朗，时而静而无声，时而讨论论激烈，而不是老师的独言堂。 鼓励学生去阅读课外书籍，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作为老师应经常向学生介绍中外名著，以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要求学生每个月看一本名著，并作读书笔记。通过课外知识的积累，将这些材料储存于大脑，成为学生终身学习的好素材，成为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一旦被激活，极有利于学生接受和表达能力的提高。 五培养学生综合性学习习惯 新课程学习理念中，强调学生综合性的学习方式。在语文教学中，应鼓励学生质疑，不要迷信教材和老师，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问题”是培养学生进行研究的关键，有了怀疑的精神才能产生解决问题的欲望，也才能激发学生对问题思考。教师在教学中应同学生一起探究，为此，老师要在行动中放手，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好奇心。比如：我给学生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有许多同学就认为里面的私塾教育太过死板，让学生失去了自由以及童年的乐趣。我抓住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让学生展开辩论，真正达到综合性学习的要求。在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过程中，老师一定要多鼓励学生，利用好的评价来激发学生。可为每―位学生建立一个成长记录袋，把他们每一次成功的作品、每一次讨论的素材都装进去，让他们看到自己学习成长的足迹。 总之，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老师耐心的引导，需要学生循序渐进地转化。也希望我能在自己的教学中让少数民族学生真正体味到一些学习语文的乐趣，真正养成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让历史知识传播方式改变 历史电视片是以掌握历史概念，探求历史发展动因和宣传历史为目的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没有理解的记忆是不会长久停留在脑海中的，这样就会出现观众掌握得不够牢固，不久就会忘掉的现象。而历史电视片将历史知识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片中动态内容代替抽象的说教，使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情境中很快地去欣赏、去鉴别、去认识历史。 如历史电视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国观众对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以及苏联红军的战略反攻，因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所限，对敌对双方的实力对比、军事分布、战争激烈程度、战略进攻目标和进攻方向及战役进程往往难以理解。然而，在历史电视片中，电视工作者利用电视画面、利用现场音响、通过3D或AE技术将流动的箭头把敌我双方的攻防路线及战略态势进行演示，再配上战役中影像记录的素材，观众在鲜明生动的影像的刺激下，就能清楚了解战争进程，理解敌对双方作战方针和意图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是电视画面的直观效果，让观众一目了然；其次是历史电视片中的知识点，被电视片编导按照一定的编辑手法有规律、有层次了，这样一来观众就比较好理解；第三，历史电视片中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被条理化了，一个事件、一场战争它的前因后果被条理化后，让观众理解起来就清晰明了。这样一来，观众的抽象思维就变成了立体思维，理解起来就变得简单容易多了？ 还有一点就是电视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导运用画面演示，运用解说词点拨，运用音乐烘托，使观众在愉悦的心境中轻松地获取知识、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比单一的说教或是枯燥地“啃”历史书籍，对观众生理和心理来说，无疑会产生更深的刺激，这种刺激经过转换变成了记忆，深深刻录在观众的脑海中。 如：历史电视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反映19世纪末两大军事阵营形成时，用世界地图把两大军事阵营的国名在屏幕上呈现出来后，通过解说词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它们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一个规律，到法国与德国、英国与德国、俄国与奥地利的三组矛盾，再由三组矛盾升级，形成同盟国、协约国两大集团斗争，最后导致世界大战。正是这些动态图像、图形，把抽象的内容转化为直观的，观众便于理解的，全面系统的认识，生动准确的演示，将错综复杂的关系化解了，让观众了解到这些互不关联国家为什么会形成两大阵营的一些历史。 影像技术的综合运用改变了传统的历史传播方式，传播中历史电视片成了观众接受历史，认识历史的引领者、指导者。历史电视片的内容和观众之间产生了互动，看起来观众的接受方式更随意了，但这种方式更方便、更直接、更灵活、更有针对性，促进了观众学习历史方式的改变，使观众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和自主学习。 在历史电视片的传播中，通过运用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表现手段，将综合艺术形成的“场”信息，设置给观众，让观众不仅置身于某个历史阶段的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还会让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故事随着情节的展开入脑入心。使观众的观看不仅是在享受，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历史知识的启迪、精神的升华。 实质上利用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传播，还会逐渐改变观众接受信息的方式。历史电视片生动有趣的历史情景，逐渐转化为养成教育的一种形式，以及一种特有的接受信息的素养，养成良好的观看习惯、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让观众由单一地观看转化为想要动脑思考、反复琢磨，让观众在学会学习的基础上对历史信息加以提取、整理、加工，得出正确结论。 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应用，使影像艺术或者说历史电视片与观众之间，观众和观众之间能够实现交互，能够使观众由过去单纯的强灌式学习历史知识，变为观众自己主动参与的过程，充分领悟历史知识的内涵，在原有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引申、积累，这样观众不仅了解了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各种能力，学会了学习。例如，一些80后学生观众在观看历史电视片《》时，由于该片对发起“”的动机没有定论，他们看了这部片子后就对“”的产生非常不解，他们就从网络上搜集有关“”的资料，并针对资料提出相应的问题，在网络上进行讨论，这样一来不仅形成了资源共享，而且通过他们搜集、思考、讨论，加深了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由此可以看出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多媒体环境下的接受，获得了充分展现自我的空间，激发了观众的主体意识，使观众积极、主动、全面地参与到某一历史过程之中，做到了享受与学习相结合，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社会群体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和提高。 科学技术史论文:面向高职制造专业的科学技术史教育初探 摘要：针对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缺乏科学技术史了解，在工程实践中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通过科学技术史教育宣讲增强科技意识、树立科学精神，专业课程教学与科学技术史相结合培养学生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科学技术史的专题研讨提升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探索出了适合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科学技术史教学实践方法，提高了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创新活动能力，推进了我国高职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高职；制造专业；科学精神；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历史学科。是以自然科学技术为对象的一门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是学习《自然辩证法》、《科学思想史》、《发明学》、《创造学》等课程的基础，具有极强的应用性、导向性，是一门对学习、创造、成才的养成教育课程[1]。高职制造专业的学生主要面向生产现场的技术管理、工艺改革和新产品、新工艺实施，有必要养成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勇于探索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因而对高制造专业的学生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对培养高职制造专业学生实事求是的辩证自然观、科学观，掌握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增强技改、创新能力，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目前我国针对高职学生的科学技术史教育的实践经验还比较匮乏，笔者经过大量的研讨，在高职制造专业中开展了科学技术史的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活动，并经过三届学生的尝试，极大的增强了学生的科技意识，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科学技术史教育教学计划 高职学生经过高中阶段的学习，已经掌握了一些比较系统的学科内容，初步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可以接受科学技术史教学而不会存在知识障碍；其次，大多数高职学生不存在升学压力，有条件注重培养兴趣爱好；最后，科学技术史教育对未来职业发展、能力提升有重要作用。这就为高职学生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根据高职教育活动规律和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在制造专业经过连续三届学生的教学实践，制订了分阶段科学技术史教育的培养计划，分为3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采用开科学技术史讲座的形式，达到科学技术史普及教育的目的。主要针对历史上一些有重大影响的科学事件进行分析、讲解，达到让学生了解科技史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大影响，激发学习兴趣。第二阶段是在专业课程内容教学中融入相关科学技术发明内容，帮助学生理解专业技术的形成、发展规律，逐步养成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论，增强专业理解和专业自豪感。第三阶段是开展科学技术史专题研讨，组建兴趣小组，与企业共同研讨新技术，养成学生的科学精神，培养创新意识，提高提高创造能力。 二、科学技术史讲座 在第一、二学期开设科学技术史讲座。这个阶段以典型、有趣的历史事件为主，通过教师讲授案例、参观学习、上网查阅资料等手段，组织学生讨论、总结、交流感受等形式完成。也可以组织学生参观科技展览和现代化企业，观看相关的电影、录像等影像资料，了解科技发展的规律和最新技术，感受科技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有条件的还可以邀请企业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介绍新学科、新思维、新理论、新技术，全方位的立体感受科学技术对社会活动的深刻作用。由于该部分案例通俗易懂，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并且趣味性较强，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学生乐意接受。通过这个环节，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专业的了解，激发了专业兴趣，感受了科技的力量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提高了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对今后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然案例的选择应该紧紧结合专业，要根据学生情况和行业最新技术的发展及时的进行适当的更新。活动后要求学生写心得体会，并进行交流。通过这些活动，学生消除了科学技术史“无用、无关”、“无能无力”等错误观念。 三、专业课程内容与科学技术史融通学习 在第三、四学期的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增加科学技术史内容，尤其是一些与制造专业相关的重大发明创造。如在高职制造专业中讲连杆机构时，可以引入卧轮水排、水击面罗、人力砻、脚打罗、脚踏纺车、脚踏车[3]等；在链传动中引入翻车，高转筒车，木斗水车和管链水车，天梯[4]等；在讲齿轮机构与轮系时讲轧蔗糖车的结构、指南车的构造原理[3]等；在讲加工与工艺时介绍古代的压力加工，拉拔加工，钻锯刨剪，车璇镗、陶轮和琢玉车等[3]；在讲金属切削机床时介绍秦陵铜车马，水运仪象台[3]，近代机械的引进与仿制[3]等。通过这些古代的发明创造的介绍，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各概念、定理、定律的来龙去脉和技术的演变过程，培养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让学习活动变得生动有趣；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感受专业对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激发专业自豪感，提高学习兴趣，更加努力学好专业理论知识，最终养成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 四、科学技术史的专题研讨 在第五学期的科学技术史教育中，应该注重创新思维、能力、技巧的培养是一种兴趣爱好的养成，可以组织一个研讨班。通过一些先进技术应用的案例（如叶片加工技术的发展、核电转子的制造技术等）；与专业相关的企业真实案例（如多轴加工与高速切削技术等）或者历史上还存在异议的科学技术发明（如水力天文仪器的驱动和传动机构等）展开专题研讨，采用教师重点介绍、自主查阅资料和共同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切实改变单向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注入式教学法，更加注重启发学生、引导学生、激励学生敢于打破常规，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质疑、勇于创新。对以上类似问题，通过教师介绍相关知识，让学生在课后查阅资料并开展小组讨论，再专门组织了一堂探讨课，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理解力，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科学技术史教育的意义就在于让未来的科技工作者，工程师，技术人才体会到“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与进步的灵魂，是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4]”针对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就业岗位以及课程安排，通过科技史讲座、专业课与科技史融通、科技史专题研讨等形式，完成了面向高职制造专业的科学技术史教育目标。让学生深刻领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热情，有效的提高了学生在专业技术活动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实践证明，高职制造专业开设科学技术史教育是有益的、必要的、可行的。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必将与素质教育的改革紧密结合，这对于以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应用人才为己任的高职院校将是一场挑战和机遇，只要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过程中努力实践科学技术精神，就可以有效转变学生的创新观念，激发学生专业学习中的创新意识，培养出高技能的创新型应用人才。 科学技术史论文: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与研究进展 摘要：机械领域是由原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执行系统构成，三者息息相关：构造较为单一和固定的原动力系统为机械提供了动力，而执行系统呈现多样性，传动系统则将原动力系统与执行系统有机结合，具有枢纽作用。机械中的传动系统是必要的，依据传动系统的科学性和效率性对机械的优劣进行评价。因此，最近几年，传动系统成为机械制造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 关键词：机械传动；传动系统；机械制造 1 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历史 1.1 机械的主要传动方式介绍 机械的主要传动方式包括：机械传动、流体传动、电传动。目前，电磁轴承、电磁传动等非接触式传动也逐渐出现，将传动技术的范畴拓宽。但具备了机械传动系统必须的要件的“机械传动”仍是最主要的传动形式，如恒功率输出、速度影响、效率等都很好。 1.2 机械传动技术的特性 高效、高速、多功能、精密是机械逐渐达到的范围，那么就必然要求传动机的功能和性能也达到一个高端和精准的层面。在某种程度上，传动技术对机械的工作性能、寿命、能源的消耗、振动的噪声等影响很大。机械传动的形式包括齿轮传动、带链传动、摩擦传动等。 1.3 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最近几年，机械传动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作为组成机械设备的重要部分之一，与机械诞生及其进步、更换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有助于推动生产力的更新换代，有助于解决一系列的生产难题。在我国早期，指南车有着类似于齿轮传动的装置，美国在20世纪中期将指南车模型进行展览。战国到西汉期间，机械传动的重要标志就是齿轮已经诞生，指南车的发明早于宋代，中国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认为，三国时期的马钧发明了指南车。 据相关文字记载，表明了机械传动装置大约3000年的历史。在罗马时代，人类文明逐渐进步，谷物碾磨的木制齿轮是在水力驱动下运作的，传动随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瑞典人在谷物磨中率先采用了传动技术史上称得上是突破斜齿轮传动，斜齿轮是由石头制成的，在材料上稍为原始。 14世纪，由于时钟较为精细，传动齿轮逐渐精密、小巧，人们开始研究金属齿轮，以减小尺寸。 18世纪初，蒸汽机进入使用，相续在矿井排水、铁路机车、加工制造等领域。蒸汽机本质上是机械的动力系统，它的发展对于传动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高标准、高质量的金属齿轮传动在之后得到应用。 19世纪末期，电动机和内燃机出现。 20世纪初期，摆线、渐开线齿形的齿轮传动先后出现。40年代左右，渐开线和非渐开线齿轮传动的齿形计算方法、齿轮刀具、被加工齿轮、相互啮合的齿轮之间关系及齿形计算方法、空间三维齿形及其啮合计算方法，逐渐发展开来。20世纪50年代，初步形成了齿轮传动的表面接触和轮齿弯曲强度，以及动载荷的传动设计方法。20世纪60年代，宇航技术的发展要求机械传动更加精确。90年代，人们开发了被广泛用于冶金、船舶、电厂等关键设备及故障诊断的齿轮传动系统的状态监控。这一开发是基于传动系统动力学研究，并在故障诊断与失效预报两个方面也开发了相关的诊断系统。 2 机械传动技术的相关研究 2.1 机械传动的信息化与智能化 信息化和智能化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涉及生产和生活的多方面，机械传动领域也如此。根据原动力系统的效率特征和执行系统的功能，结合了机械传动技术与计算机控制技术，实现了信息化和智能化，通过计算机控制技术，精确实现动力传动功率和速比的实时控制，使原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执行系统趋于融合，这一研究也成为机械装备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重要基础。 在科研人员的研究下，传动系统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和机械装备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已获得了重大进步，在汽车、工程机械和军工机械生产领域被广泛使用。在结合了信息、计算机和控制技术与机械传动技术的基础下，出现机械传动的信息化与智能化，使动力传动功率和速比的实时控制出现，在车辆中广泛应用，包括机械自动变速传动、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和无级自动变速传动三种形式。 2.1.1 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由液力变矩器和行星齿轮传动构成的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AT），液力变速器不仅仅可增加扭矩、吸收冲击振动，也可在较小的范围内将无级变速变为现实。机械自动变速传动采用液力变矩器，使得车辆起步换档平稳、舒适。 2.1.2 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实现“发动机一变速器一道路负载”的最佳匹配和汽车动力传动系统的最佳燃油经济性和动力性，就是无级自动变速传动（CVT），即带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和牵引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 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日产汽车公司与日本山一润滑油有限公司合作，率先研究并成功开发了牵引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将装车运行实现。由于无级自动变速传动的承载能力较大，被广泛用于大排量的汽车、工程机械和重型装甲车辆，作为未来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及部分地区的研究重点。 2.2 械传动装置的高性能、低成本、小型轻量化 从传动原理和结构出发，采用高强度的新材料，喷丸、冷挤压、表面涂层和表面复合处理，均可提高传动系统的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减小传动系统的体积和重量。 显示在诱导传动部件微点蚀的表面微缺陷和裂纹扩展和热处理交变应力，微点蚀的影响下和裂纹扩展；啮合传动副分析负载条件下，负载分配和牙齿评价之间的关系压力，牙齿牙齿表面改性和负载分布和应力强度，传动部件，如每一个的实力，如寿命设计，是提高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减少了重量和所需要的传输容量研究的传输系统主题。 现代机械工程的发展对于机械传动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宇宙空间的真空高、重力微、温差大，海洋环境下的海水腐蚀，强磁场或强强电场等特殊环境下的机械，就需要与该环境相适应的传动系统。 3 传动系统新材料的突破 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先进材料对高科技的发展影响很大。在机械传动技术领域，性能特点鲜明且独特，如梯度、纳料、陶瓷、高分子聚合物、智能、表面涂层，以及自修复材料等，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和性能被这些独特的性能推进发展。作为多学科交叉与结合的结晶——材料科学，与工程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并且在全世界的排名中也位居前列。 4 提升机械传动的适应性 真空高，重力微，高温，腐蚀性海水的海洋环境，以及强磁场或强电场作用下的空间特机械环境，我们需要适应传输系统的环境。 此外，微型传动系统作为微机械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微型传动系统与普通机械传动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征受到尺度效应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当传输系统的微米或纳米级的小尺寸，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新的科学问题。表面积的传输副成分增大，表面力学，表面物理效应，摩擦学，传输和不同规模的常规热传导体积比，我们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5 结语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信息和控制、新材料、能源和环保以及先进的制造技术，已逐得到创新和发展，科学在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以促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的机械传动。在很大程度上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与突破影响着机械传动的发展与振兴，对机械传动的研究必将更加深入。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与证据裁判:一种历史进路的研究 [摘要] 神明裁判运用证据的特点是将证据问题与案件事实认定分离，证据问题由法官裁判，其他则交由“神”裁，结果导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连接断裂。中世纪后，学术理论与经验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制度构建和个案处理，为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了智识支持，因而法定证据制度进步性明显：证据与案件事实认定的对应使人们可检视事实认定的错误；在经验基础上归纳的证明规则有助于实现裁判公正。“高精技术证据时代”给现代证据裁判原则带来的冲击正推动证据制度发展。 [关键词] 证据裁判；科学证据；法定证据；神示证据 现代证据裁判原则，也被称为证据裁判主义，基本含义是指对于诉讼中事实的认定，应依据有关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证据裁判原则作为抑制法官恣意心证的重要措施在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中首次得到确认，此后该原则又得到2012刑事诉讼法的肯定。然而，早期的证据裁判并非针对法官恣意而设，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于推动证据裁判原则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一神示证据制度下证据的作用 关于人类社会早期人们是如何解决纠纷这个问题，霍贝尔有过非常著名的描述：“这种超自然力还作为一种法律程序的救济手段，渗入到法律的习惯之中。应该指明，它不是作为实体法规则的渊源，而是当人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以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判决的方式和执行手段。求助于它的方法是立誓、占卜和神判。”[1] 求助于超自然力的做法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最初的国家，“当国王用判决解决纠纷时，他的判决假设是直接灵感的结果。把司法审判权交给国王或上神圣人，万王之中最伟大的国王，就是地美士（Themis）。”[2] 由于这些描述浓缩了裁判的过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包括证据收集、运用的过程，更无法了解何为古人所理解的“确凿的证据”，而只看到了裁判的方法和运用这种方法可想而知的结果，因而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即早期人类的裁判既然是“任性的”，甚或“简直是天外飞来的”，[1]当然完全与证据无关，与对错或真假无关，只与信仰有关。笔者并不否认“神启”等超自然力在其中的作用，但事实上，即便是霍贝姆也不能否认，早期人类解决争议也首先是依赖证据的。“在爱斯基摩人范围狭小的社区中，证据在解决争议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充分而直接的有关材料通常就在手头。但当事实情况不明时，就必须求助于占卜。然而很明显，只有这种非法的行为包含有违孽的因素时，或者至少如同在科珀爱斯基摩人中的情况那样，即发生了妖术致人死亡的事件时才进行占卜。”[1] 根据这段描述，生活在“原始无政府社会”的爱斯基摩人解决争议时首先面临的问题也同样是运用证据弄清事实，“原始无政府社会”是霍贝姆对爱斯基摩人生活状态和社会生活的描述。（美）E·A·霍贝尔著；周勇译：《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而占卜反倒并不那么像描述的那样得到运用广泛。可见，依赖能够找到的证据，证明或说服裁决者或其所生活的社会的人们，是一个简单社会关系中的诉讼最为基本的方法。在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事实的证明多数只能依赖言词证据，职业辩护人还没有出现，一套验证和审查言词证据真实性的方式和规则尚未发明，两个机制在保证言词证据（包括传闻和品格证据）的真实性，一是以血缘为中心建立起来熟人社会关系，二是早期人类普遍的对神的敬畏。另外，早期社会中犯罪形式相对简单，人们更容易从熟人人际关系中获得有关犯罪的信息。这些条件往往能避免让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成为一种大概率事件，从而避免了使裁决者作出的裁判一般性地具有“天外飞来”或“任性”的特点。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李蓉：科学技术与证据裁判：一种历史进路的研究 神明裁判时期同时存在的裁判方式至少有三种：共誓涤罪、神明裁判和决斗。共誓涤罪的特征是，如果一个人被指控犯罪，被告人除了自己发誓证明自己清白，还需有一些支持者以誓言加强，这些支持者被称为“共誓涤罪人”。通常，一个有着好名声的人通常能够找到12个人以共誓涤罪的方式为其洗清罪名，但如果被告人嫌疑较大或名声不好，则需以神裁（ordeal） 来决定其是否有罪。[3] 这个裁决的过程事实上与今天并无二致，同样是要寻找足够多的信息，让裁判建立在更为可靠的事实的基础上，区别仅在于证据的形式和获取方法不同：古弹劾式下证据的形式不受限制，传闻、品格等任何与案件有关的信息都可能成为裁判的证据基础；据以裁判的证据信息的获取也与今天存在较大差异，裁判者可以将在任何场所获得的信息用于裁判，而今天则要求其必须来自于法庭，且通过合法性审查。即便是神裁，也不是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和逻辑依据的。 一些研究神裁下举证问题的学者发现，在神裁制度下举证是项权利而非义务。马克斯·韦伯说，在古代，提出证据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权利，和当今的举证责任相反。[4] 这里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决定允许哪一方当事人行使这种特权，而这个问题恰恰属于法庭裁判而非神裁的范围。人裁意味着裁决需要按人的方式为之，在既有条件下充分利用环境证据、证人证言、控辩双方的陈述和信誉等，以获得分配举证权所需要的信息，是人裁的基本特点。或许对神示证据制度下的裁判进行这样的解读是恰当的：当神示制度趋于完善、神裁程序日益稳定和明确时，程序的形式理性开始发挥作用，稳定和明确的程序能确保举证权分配、证明方式选择等程序问题的大体公正，而这正是神裁制度下通过形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的最为原始同时也是大体有效的机制。换言之，早期的裁判同今天一样，也是要求法官依照证据裁判，只是今天依据证据裁判的主要是实体问题，而在早期，依证据裁判的是程序和证明方法问题。当然，两者也存在重要差别，今天依证据裁判是精确的和具体的，而那时的是概括和模糊的，法官依情况证据和熟人社会中获取的相关消息无法清晰地认定案件事实，但却足以令其产生大致准确的认识，从而较为公正地分配举证权和选择证明方式。 相对于今天的裁判，我们不能不承认，神裁时期的事实认定方法缺乏严谨的、对外的证明过程，案件事实在作出裁判时也常常模糊不清；同时，由于证据的运用和采信也无任何规则限制，裁判者认定的事实通常缺乏逻辑支撑，事实（裁判者认定的）与证据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偶然的、不可反查的关系。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神的启示”，赋予判决神的光环，判决才是可以接受的。 二“人裁”正当性的建立： 法定证据下的证据裁判 （一）“人裁”建立的基础 在欧洲历史上，以1215年英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上宣布禁止神职人员参与神明裁判为标志，神示证据制度结束了长期的统治退出历史舞台。从“神裁”到“人裁”，其正当性建立于三个基础： 1.“神裁”的消失。神明裁判相继被禁止为“人裁”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第一，神职人员被禁止参加神裁活动。“1215年英诺森三世会议立法规定，禁止教士介入单边的神裁，世俗当权者立即随之做出反映，禁止用火审和水审的方式决定解决法律争议的结果，从而导致主宰西方基督教世界三百余年的司法程序顷刻间进入法律史的阴影中，这就要求世俗当权者必须立即寻找出新的审理程序以替代神裁的作用。”[5] 第二，宣誓裁判无法继续。由于宣誓裁判必须借助于宗教本身——教堂神秘的氛围，教义神圣的地位以及教士良好的声誉，而这一切随着第四次亚特兰宗教会议的召开逐渐瓦解，教士不再参与世俗的裁判活动使宣誓裁判缺少了最受信任的裁判者；经济的和战争的原因导致的人口流动，破坏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居住格局，当事人往往无法找到法律所要求的数量的宣誓帮助人，使宣誓裁判常常无法展开。第三，决斗作为裁判方式在这一时期相继被欧洲各国禁止。到16世纪，决斗这一野蛮的审判方式终止走到了头：1557年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宣布：无论民事还是刑事案件，或者关乎绅士们尊严问题，一律禁止决斗；1559年巴黎议会颁布文告：任何人如果从事、协助或怂恿决斗，那他就是国王的背叛者，法律的违背者及和平的破坏者。此后，其他欧洲国家也先后颁禁令明确反对决斗。[6] 2. 大学的兴起。各种神裁方式的相继消失更深层的原因应归功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大学的建立使学术论证方法不仅被运用于审判制度构建或存废，同时运用于个案的处理，使案件处理方法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而更为直接的是，大学里的法律专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法官知识和权威的不足，为“神裁”向“人裁”顺利过渡奠定了智识基础。 11世纪后西欧各地先后建立了一批世俗学校，如巴黎大学、萨加曼加大学（西班牙）、海德堡大学等。大学的兴起不仅促进了理论科学的发展，还培育了一批享有声望的学者和专家，这为诉讼专家意见制度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法律专家对案件的参与对于恢复罗马诉讼传统，增加审判活动的理性，解决神职人员退出世俗法神裁活动后世俗法官缺乏权威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3. “人裁”基本方法的确立。科学理论的发展为审判活动提供了理性、可靠的方法。13世纪后期神明裁判被取消，欧洲大陆并未能如英国一样幸运地发展出陪审团来解决危机，何者来主持审判成为一个难题，“法国与英国的差别在于政府行动可以凭藉权力和资源……当考虑到召集6名或者12名甚至更多可信的人集中到某个地点、并让他们宣誓后作出一个判决的困难时，一个更容易的、也更为可取的选择一定是单独分别地向那些人被当事人提交的或者有某种理由相信他是清楚案情的人提出问题。”[3] 选择这一进路的思想基础有两个：一是人能够认识过去发生的案件事实；二是调查、推理以及更广泛地使用证据的方法能够确保法官找出案件事实，而这正是启蒙思想家（包括教会的启蒙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取得的重要成果。此外，逻辑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为指导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了智识支持。逻辑学在中世纪后期已被广泛运用于宗教神学的理论论证之中，著名的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作为基本的法律适用方法逐步发展为欧洲大陆国家进行法律适用的传统，而数学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逻辑学的发展，数理逻辑为人们推导和证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更科学的方法。这一切推动欧洲大陆走上了一条以准确发现案件事实，以确保实体裁判准确性的道路。“在欧洲大陆，教会撤走了体现温和教义的证明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构筑了一套旨在准确发现案件事实的证明方式。”[7] 这套“旨在准确发现案件事实的证明方式”是赋予普通法官调查权和裁判权，并准许法官走出法庭调查，允许他们除了使用人证，能更广泛地使用包括实物证据在内的证据。 （二）法定证据制度下证据裁判的特点 法定证据制度中的证据裁判以“量化”为基本特征，即立法不仅明确量化单个证据证明力，也量化证明标准，如两个可靠证人的证言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明”，达到“一个完整的证明”方可定罪。任何两个证明力达两个二分之一个的证据证明力相加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任何两个证明力为四分之一的证据证明力相加为半个完整的证明。[8] 这种机械的、僵化的规则尽管违背了人类认识的经验，但历史地分析，却无法忽视这一制度中隐含的进步性和合理性。首先，神裁制度下法官运用证据并不在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建立一个清晰的联系，而仅仅是在证据与判决之间建立起联系，因为法官运用证据仅限于审理活动开始前作为分配举证权的依据，而一旦完成这个任务，证据也就失去了作用。这样，人们在审视一个案件究竟是否为错判时就无法沿着事实与证据间的关系进行检视。而法定证据制度下的证据裁判则将证据与案件事实认定对应起来，使人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法官误判到底错在哪里，从而为上诉制度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二，法定证据制度将经过积累和检验的经验法则进行归纳和提炼，并上升为约束法官自由裁量的规则，体现了一种理性的态度。法官作为人，其判断力是有限的，人性的弱点也不可避免，以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规则指引和约束法官，无疑是对智力、经验有限、无法抵挡各种诱惑的法官的有力支持。尽管经验法则的多变性和盖然性影响了其作为固定规则的准确性和适应性，僵化地运用这些规则也违背认识规律，但法定证据制度的许多证据规则仍有其合理性。如“数量规则”对于“孤证”——一个证人证言——定案的否定，“经验告诉我们，两个没有‘串证’而且正直的证人就其直接感知的案件主要事实做出的相互吻合的陈述，可以证明该陈述事实的真实性。这一规定符合司法证明的一般规律。”[8] 又如“证明力递减规则”，即“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个人信誉有瑕疵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减半”，“受到对方有效质疑的证据的证明力再减半”，这些规则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有其实践合理性。第三，承认情况证据的证明力。情况证据是指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需要进行推理才能对要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的证据，在当今的英美诉讼理论上，情况证据用来证明对诉讼认识产生后果的事实，对诉讼认识产生后果的事实主要包括以下三类：（1）构成原告主张或被告辩护要素的直接证据事实；（2）可以从中推断出相当于起诉或辩护要素事实的那些事实，即证明起诉或辩护要件事实的中间事实；（3）有助于对诉讼中其他证据的证明作出分析评价的证据性事实。肖建华. 美国证据法上的情况证据[N]. 人民法院报， 2005-1-21 （6） 它对于印证直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主要证据事实和中间性事实的存在有证明价值。“中世纪的教会法和大陆法学者也认识到，某些类型的犯罪不能产生符合质和量要求的证人证言，因此允许法官在不能达到正常的证明标准的特殊犯罪中使用情况证据。在这些犯罪中，情况证据能被用以获得法律上的完全惩罚。比如像通奸、鸡奸、杀婴等犯罪，可被推定和1/2的证言所证明。”[9]情况证据的适用巧妙增加了法官对证据的裁量权，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法定证据制度的僵化和刻板。 应当说，法定证据制度进一步明确了证据在裁判中的作用，对于巩固证据裁判这一规则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当神职人员从世俗法院退出后，如何使无信仰支撑的世俗的法官的裁判被普遍接受即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立法明确规定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一个必然的出路。学者认为，法定证据制度预先明确的只有证据的证明力，事实上，欧洲的法定证据制度除了量化证据的证明力，并不排斥对证据能力的规范。以当时的法国为例，尽管刑讯已是主要之侦讯手段，但法律仍对拷问的要件、程序、程度以及口供的记录方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不符合要求的口供将在程序上产生失权的效果，在实体上拷讯者将被追究相应责任。王亚新. 刑事诉讼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性的问题[J]. 比较法研究. 1993 ， （2） 此外，它能有效防止法官依据不可靠的证据误断案件，“防止法官专断”。[10] 法定证据制度中所包含的要求按可靠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思想即便今天看来进步性也显而易见，这一时期法定证据制度的一些规定，如“在欠缺法律所预定的必要的证据的时候，不许论罪”，[10] 在证据达到法定要件时仍允许法官保留怀疑的态度并继续搜集证据（或对被告人作其他处分），即要求裁判者在严格遵循证据规则的同时，仍须遵循其形成内心确信定罪，等等，加洛林纳法典规则，对于被告人之自白允许法官继续调查取证；1670年王令要求要有其他半证据来排除怀疑。这些规定较之早期的法定证据制度，其刻板性已减少了很多。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严格依量化证据标准裁判的情况已不多见，许多法典都作出规则，要求法官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定罪量刑，如1853年《奥地利刑事诉讼法》规则，对被告人自白，“必须与重要各点和有关犯罪行为的现有资料相符合”才能认定；1857年《俄罗斯帝国法规全书》规定，对口供，只有“所陈述的行为情况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不能使人有所怀疑”才能认定。张友好. 经验与规则之间：为法定证据辩护[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5， （6） 距今天的证据裁判原则的距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远。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从两个层面界定证据裁判原则：一是从历史意义上，否定神裁，强调证据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不是认定事实的根据；二是从规范意义，强调法官必须根据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而且只有经过调查之后才能认定构成犯罪核心内容的事实。[11] 法定证据制度为现代证据裁判原则确立提供了重要基础。法定证据制度下的证据裁判所体现的理性精神与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展而带来了理性复苏有着紧密的关系。 当然，法定证据制度下证据裁判的非科学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形式主义在证据法典化运动和依案卷裁判的推波助澜下迅速使法定证据制度下的证据裁判偏离了正确的航向。 三“高精技术证据时代”的证据裁判： 主体与方式的困惑 （一）谁是裁判主体？现代科技带来的裁判主体困惑 1923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就Frye 诉美国一案作出判决，宣布辩护方提供的测谎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因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没有能够证明心脏收缩压理论被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所普遍承认，由此确立了科学证据可采性的判断标准——“普遍接受”规则，即“在其所属的特定领域中已经获得普遍的接受”。Frye案涉及了一项新科学技术——心脏收缩压检测。其原理是，当一个人试图进行有意的欺骗时，这个人的心脏收缩压会发生改变。因此，通过仔细监控测试对象的心脏收缩压，专家就能够确定某人是否是在说谎。Frye案中，辩方聘请的专家对被告人进行了测试，并向法官提供了被告人在中止实施犯罪时是诚实的意见。但法官判定该专家证言不具有可采性。 “普遍接受规则”尽管未被立法所明确，但自产生后影响不断扩大，到20世纪70年代，已成为美国法院压倒性的多数意见。[12] Frye规则事实上谕示了判断科学证据可采性的主体不是法官，而是该专业领域或相关领域内的专家。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1993年的Daubert 诉Merrell Dow 医药公司案，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推翻了Frye标准，确立了新的经验有效性标准。代表联邦最高法院撰写裁决意见的Blackmun大法官在其意见中提出：审判法官肩负着重要的“守门”职责，应当对所提供的科学证据进行可靠性审查。从Frye规则到Daubert规则，科学证据可采性问题的决定权从专家手中又转回了法官旗下，在这场谁为证据问题裁判者的斗争中，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变化令人迷惑：科学证据一般具有原理专业、内容艰深、形式多变的特点，因而人们无法依普通人的经验和知识判断其可靠性，法官在知识上的优越性一般体现于法律及相关的社会实践知识领域，判断科学证据可靠性所需要的专业知识证则并不必然优越于常人。换言之，科学问题交由法官判断是否可行以及如何才能可靠？ 在对抗制下，解决科学证据问题的重要辅助制度是专家证人制度。源于14世纪的专家证人制度目前在英美国家适用范围广泛，将“具有本行业知识、技术、经验和教育的专家”吸纳到诉讼中来弥补了法官专业知识的不足，美国学者富兰西斯·威尔曼在《交叉询问的艺术》中写道：“早在十四世纪，英国就承认诉讼中需要有专家证言，在依赖普通证人的证言之前，法官们就要求专家证人给以帮助。”[美]富兰西斯·威尔曼，周华，陈意文. 交叉询问的艺术[M]. 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 控辩双方“争斗”的案件事实发现机制能有效激励双方尽力去揭示对方所提供的证据中存在的问题，发掘对方不成熟或不正确的理论或技术。与此同时，证据可采性认定程序的开放性能保证法官获得充分、全面的信息，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一前提下，坚持将科学证据可靠性交由法官判断，还能避免专业人士裁判的弊端，如专业垄断，以伪科学或不成熟的科学技术作为裁决依据，任意裁决（如通过任意扩大或缩小相关领域的范围满足可采性判断标准）。 大陆职权主义模式下，鉴定人被视为帮助法官解决专业问题的人，是法官的助手，法院有权从法院或官方授权的有鉴定资质的人或机构中聘请鉴定人，而一旦确定了鉴定人，案件中的专门性事实的确定权即交给了鉴定人。当需要鉴定的事实是案件的主要事实时，鉴定人即可能成为案件事实的实际裁判者。当然，为了防止这其中的技术垄断，解决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公正性和中立性的疑虑，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制定了特定的制度，如法国实行“双重鉴定原则”，除极为简单的鉴定事项外，预审法官都应聘请两名以上的鉴定人分别对同一事项进行鉴定；德国推行“参与鉴定”制度，允许当事人在不妨碍官方鉴定人工作的情况下聘请自己的鉴定人参与官方的鉴定活动。[13] 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到底应当由谁来决定更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更有助于实现诉讼的价值，各国的实践令人迷惑，亦或者裁判者是谁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构建能确保信息充分展示，鉴定意见被充分论证和参与的机制则更为重要。 （二）依什么证据方法证明？科学技术带来的证据方法困境 科技时代刑事诉讼证据裁判之武器——证据不仅类型层出不穷，证据收集之方法也有别于传统社会，证据类型在科技时代变幻莫测。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新的技术不断被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成为描述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和载体，记录人们的行为和状态。而如果这些生产和生活环节中出现犯罪行为，这些记载和描述都可能因记载了犯罪信息或有与案件处理有关的信息而具有事实上的证明价值。因此，一个国家的证据形式制度对于充分、有效、合理利用这些证据有重要影响：一个相对开放的证据体系对充分、合理利用新类型证据大有裨益。英美国家采取的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立法中对证据形式并不做限制，界定证据仅为规范取证行为、帮助审查判断之用。而关于具体某个种类的证据是否可采，则通过判例和证据规则补充。这样既保证了制度的稳定性，也能克服立法过细造成僵硬、机械的缺点。以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为例，《规则》中粗略地规定了言词证据、实物证据和司法认知、推定，但这几类证据均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涵盖力，许多新类型证据可被解释入这个证据形式系统。另外，可采性规则作为调节工具，使法官成为证据可采性的真正守门人，这样既有利于新类型证据在诉讼中发挥证据价值，又能防止不谨慎地认可。英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这样，新类型证据可通过律师及法官的解释自然地被吸纳到包含力极强的现有的证据类型系统中。 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重视证据体系的构建，其中包括证据种类的划分，因此往往有一个明确的、细分的、成体系证据形式系统，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涉及到的证据形式包括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物证、勘验笔录、书证、鉴定等，[12] 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包括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物证、书证等，但两国立法均未规定诉讼证明只限于这些证据种类，法官能根据已提交并经过双方辩论的证据作出自由判断。《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编第二章中规定了七种典型的证明方式（或称证据种类），但如果案件中出现了法律未明文规定的证明方法（称为非典型证明），一些条件下非典型证明方法也可以转化为典型证明方法。[14]显然，即便是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也不采取封闭的做法。 相比之下，我国与俄罗斯所建立的证据形式体系相对封闭。2001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74条第2款规定：“允许作为证据的有：（1）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陈述；（2）被害人陈述、证人的证言；（3）鉴定人的结论和陈述；（4）物证；（5）侦查行为的笔录和审判行为的笔录；（6）其他文件。”[15] 只有符合这六种类型的证据才允许适用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 第2款规定更为严苛，连例举式立法中常用的“兜底”条款也没有。这一体系明确排除了新类型证据的合法性，从而将科技时代可能出现于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新型科学证据排除在外。从司法证明角度看，不仅极大地影响证明的效率，给司法人员完成指控增加难度，而且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司法人员充分利用科技证据及其他物证的积极性被遏制，证明不得不依赖口供和证人证言，这对科技时代的诉讼活动是十分致命的。 四结语 我国目前正在致力于刑事证据制度建设，致力于将我们的刑事程序建设得更加文明、更加民主、更加有规范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科学技术影响。上世纪初，新的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警察贪腐和侦讯野蛮等问题的解决，今天我们同样处于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同样面临着提振社会对警察及司法人员信心的环境，大胆、充分同时又谨慎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无疑是一个理智的选择。然而，在刑事证据制度构建中同样不能忘却的是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带来了刑事司法证明方法的革命，从而极大提高了证明犯罪准确率和司法活动的效率，另一方面，伪科学或错误的科学理论又会对诉讼证明实践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在美国西弗吉尼亚，一种错误的基因测试方法在10年间被数百位案件的专家证人使用，导致数百名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16] 因此，公正的程序，当事人充分有效的参与，合理的专家参与制度对于正确利用科学技术完成司法证明至关重要。 科学技术史论文:范例式教学法在科学技术史课程中的应用 摘要： 范例教学运用于科技史的教学，能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受到全面训练，促进他们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实际例子，分析了范例教学法在科学史教学中的作用，范例的选取和搜集应遵循的原则，范例教学的实施过程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助于提高科学技术史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范例教学；科学技术史；高等教育 0 引言 科学技术史是高校培养当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大学生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脉络和历史演变，掌握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方法，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培养科学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科学史能打破文理隔阂，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能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因为如此，科技史教育在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有着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特殊的功能。[1]74 1 范例教学法在科学史教学中的作用 传统的科学史教学方法，大都是采用“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在被动的教学地位。科学技术史的内容包罗万象，内容涵盖面广，如果采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主体地位得不到发挥，学生的创新精神难以发展，学生往往忽视科技史在实际中的应用，最终导致厌学和怕学。 学习方法是学好一本课程的关键。好的学习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范例式教学法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方式。它是通过模拟真实的事例，在特定的情景中进行体验，分析和解决。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具体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1]78范例式教学以典型范例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学习典型的范例从而掌握一般，进而借助于一般原理和方法形成积极有效的学习。科技史由许多史料组成，许多史料就是典型的范例。范例教学法和科技史结合，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把典型性、代表性的历史事例作为引导学生发现规律的突破点，利用这些突破点将科技史的知识串成一个整体，学生通过将学习过程中前后问题、模糊的知识有机联系，最终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实现教学目的。在科技史的教学中应用范例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探究性和创新性。 2 科学史教学中典型范例的选取和搜集 范例式教学中的范例是教学的关键点，教师应根据科技史教学的内容和教学对象，精心搜集筛选范例，这是范例教学法应用的关键。一般来说范例的选取和搜集应遵循以下原则： 2.1 范例要生动、有趣、具有代表性 选择生动有趣的案例能调动大学生积极主动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积极思考，唤起学生原有知识结构，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积极分析思考问题，理解新知识。 2.2 范例的选取要难度适中、贴切 范例的选择要符合大学生认知特点，难度适中，给学生一定的思考的空间，让学生能够有效参与到课堂中。 2.3 范例要具有较大的迁移效应 范例的选择要能够让学生从特殊个案推演到一般，在讨论和分析范例时往往会引起学生的联想，类比，这就是知识迁移的过程。可以帮助大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易于同化和顺应新的知识，建构一种有意义的教学过程。 2.4 范例要和科技史专业相联系 范例的选择和本学科相联系，一方面有利于本课程教学的开展，另一方面也更能够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所学的内容。例如在讲述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对物理学的贡献时，浮力定律的发现是一个重点，可以采用范例教学法。教师首先讲述浮力定律发现的过程，提出问题：“中国曾经利用过浮力定律，你们是否知道？”通过这个问题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引出“曹冲称象”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引导学生思考：第一，中国传统思维和西方科学思维的异同。第二，通过范例，教会学生两种思维“替代法”和“综合法”。阿基米德鉴定皇冠的真假使用了替代法；曹冲称象就是使用综合法的典型例子。教师通过引导，带领学生分析，培养学生的发散式思维模式，带领学生分析，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阿基米德鉴定皇冠的真假和曹冲称象这两个大学生耳濡目染的故事。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典型范例，这两个范例本身就比较生动有趣，能够激起大学生的兴趣。两个范例具有较大的知识迁移，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在进而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科学方法。 3 范例教学的实施过程 范例教学过程中范例是教学的中心，教师应在课前首先选择，分析好范例。根据教学目标和任务，选择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的典型范例。再根据范例的基本特征进行教学分析，为范例的分析讨论和范例教学的实施作指导。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适时、适度地提问引出范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通过学生思考，相互讨论，各抒己见，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意见，教师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调动学生积极发言，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思维能力。当学生的思维走向误区时，教师要正确加以引导，但是不要给学生过多的提示，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这样学生能更好地从范例学习中掌握知识和规律。通过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讨论，进一步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和分析问题，对范例做出总结，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 对范例进行充分讨论后，教师要对讨论及时作出总结、评论，指出优点和不足之处，对讨论中有代表性的观点，给予及时的表杨。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学会理解其他学生的不同观点，懂得欣赏别人，注重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帮助学生进行知识迁移，理解所学内容的重难点，达到教学目标。 4 范例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4.1 正确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范例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由于教育对象是大学生，教师往往会把学生的主体地位绝对化，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整体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具有一定的掌控、调剂教学进度和课堂气氛的能力，通过适时、适度的提问，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使案例教学法在课堂上能得到充分发挥。 4.2 注意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科技史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积累，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大学生掌握和运用科技发展的规律。科技史一方面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史后面还隐藏着在这些科学事件背后起支配和影响作用的方法论，科技史本身也是一门科学方法发展的历史。例如，欧几里得建立使用公理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演构成了逻辑演绎体系；亚里士多德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形式逻辑；伽利略建立了研究物理的数学方法，牛顿在经典力学研究中建立了微积分方法，现代物理学中形成和完善了对称方法等。教师在使用范例进行教学时，要让学生学会掌握、运用和更新科学方法，并能将这些科学方法学以致用。 在科学史的教学中还要培养学生尊重科学，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能力。科技史的讲授如果完全使用传统的公理化、逻辑化的讲授方式，就会忽视学生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合理使用范例教学，能加深学生对科学原理实质的理解，给学生以科学创造的启示。例如：在有关原子核物理学的内容时，涉及的内容凌乱复杂，可以以原子结构的探索发现过程作为范例，引导学生将电子的发现、汤姆孙模型、α散射实验、卢瑟福有核模型、玻尔量子化原子模型、薛定锷方程的建立等知识点连成一条线。最后提示学生：“直到今天，人们仍没有停止对于高激发态、高电离态的原子结构以及粒子与原子碰撞时的行为的探索，仍然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进一步激发学生对未知科学的探索欲望，尽量避免如爱因斯坦说的“几乎总是以完成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体验不到探索和发现的喜悦，感觉不到思想形成的生动过程，也很难达到清楚地理解全面的情况”。 4.3 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素养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适时使用范例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性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5 案例 以下是“基本粒子物理学的进展”范例教学案例。 5.1 课程导入，引入“个”案 在章节的学习内容中，学生最难于理解并掌握的内容就是本章节的重难点。教师在课前要设计一个与范例相关联的个案，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学习的重难点，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大学生来说，通过对范例案的学习，让学生懂得敢于根据客观事实冲破传统观念，是科学发现的关键。对此在教学中，以“杨振宁和李政道对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为例，首先简要介绍宇称不守恒的规律发现的简要过程。之后，教师向学生提问：从宇称不守恒的故事中，你学到了哪些有价值的学习的方法？这个故事对你有何启示？通过这些问题，激发学生思考。引出范例，通过教师从具体的个案范例中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范例，也就是整个教学的重点。 5.2 引导学生进行“类”的探索 通过对“宇称不守恒”定律这个案例的研究讨论，学生理解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位科学家的科学发现冲破了传统观念。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在科学史中找出类似的科学发现的案例，这就是从“个”案阶段向“类”的阶段过渡。在科学史中类似的事例很多，哥白尼冲破“地心说”，爱因斯坦冲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创立了相对论等。 5.3 理解普遍规律 通过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学生成功地找出隐蔽在“类”后的内容，即冲破传统的思想束缚是科学发现的关键所在。把从个案到类的认识提高到对规律性的认识，从而理解科学发现的普遍特征和一般规律。 5.4 学与致用 经过前三个阶段的升华，学习重点转向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开拓、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过程，教师让学生回答第一阶段提出的问题。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并掌握资料检索法和协作法。并学会运用这两种方法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最后是评价阶段。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小组对学生评价，最后老师评价。通过综合评价来确定学生的综合成绩。 总之，范例教学运用于科技史的教学，能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受到全面训练，促进他们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科学技术史论文:论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历史变化关系探寻二者动态平衡 摘要：设计是人类的智能性活动，艺术与技术是设计的两大重要特征，在设计发展历史上，艺术性和科学技术性一直左右着设计的发展方向；在艺术史上每一次新的风格都会给设计带来新的启发；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的科技进步也无不给设计带来新的飞跃；科技进步，社会文明，文化艺术水平的提升也赋予了设计新的内涵。人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要求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统一起来，设计师在设计作品是应清楚认识到，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与时俱进的过程，任何使艺术与技术的分离或者艺术与技术不恰当的结合都会造成设计的根本失败，因此设计师应分析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历史关系，探寻二者之间变化规律，把握时代特征，顺应时展潮流，真正实现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动态平衡，设计出真正社会需要的设计作品。 关键词：设计艺术；科学技术；平衡；统一 人类原始时期、手工艺时期、现代工业化时期因生产力水平不同，设计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为适应社会生产力需要，设计要不断的变化发展，艺术与技术为适应设计时代要求，也在不断寻求二者之间平衡关系。 一、人类早期“实用性”设计 从广义上讲设计是人类一切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原创性活动，设计是人类的智能性活动，当人类产生以后为了生存便有意识有目的进行加工活动，由此设计便产生了，在设计萌芽阶段，以石器为代表的原始设计阶段，在此时期石器是最主要的工具，石器设计是原始设计最主要的设计内容，生产工具的设计创造对早期人类由猿向真正人的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生产工具的创造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人类造物活动的初始时期，人类智慧性活动完全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这个时期“实用性”是设计的主导倾向。 二、手工艺时期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 在新石器时代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人类完成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成为独立的行业，手工工匠专心于器具的制作，建筑、手工艺、服饰等专业、独立的行业性设计逐渐出现和发展完善起来，创造了辉煌的手工业文明。在手工设计阶段，手工制作中设计与生产是密不可分的，设计者在富于艺术构思的同事也精通材料和技术，因此手工业时代是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造就了传统设计的辉煌。在这个时期设计师不仅是技术人才同时又是艺术家，设计作品不仅是技术材料的体现，更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在这一时期，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希腊和罗马、古代中国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但是手工业时代的设计最重要的特征是对金属材料的运用，以及纯粹依靠手工工艺的生产过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封闭性、稳定性、保守性也造成了手工艺设计的完整性和延续性的突出特点。 三、工业化时期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之间变化关系 进入工业化时期，科技的进步，生产方式的改变，打破是传统手工设计中艺术与技术结合模式，该时期艺术与技术之间变化关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艺术与技术逐渐分离阶段；第二阶段是艺术与技术矛盾时期；第三阶段是探索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新的统一。 1.艺术与技术逐渐分离：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科学观念渗透在技术领域，技术知识逐渐走向理性分析阶段，与艺术感性思维产生距离；而该阶段艺术的概念也在开始强调艺术类的精神属性，艺术也逐渐与使用的概念和技术的概念产生分离。18世纪初期荷加斯的著作《美的解析》为最早的设计理论专著，荷加斯分析了以线条为特征的视觉美和以使用性为特征的理性美，认为使用的理性美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使用者的使用需要为目的。18世纪艺术家巴托把艺术分为实用艺术，美得艺术，以及一些结合了美与功利的艺术；伴随着美术感念的出现，产生了大美术和小美术的区别，由此混为一体的技术与艺术才略有了区别。1750年德国哲学家、美学家鲍姆嘉通创立了“美学”使的艺术与技术分离更加明显；在西方18世纪中期哲学家黑格尔否认使用艺术作为艺术的特征，并且当时许多艺术家认为美的艺术高贵于使用艺术，由此许多艺术家不愿涉足于使用艺术领域，出现技术家不在干涉艺术，艺术家不再关心生产生活，最终导致艺术与技术的分离。 2.设计产品中艺术与技术矛盾时期：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人们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好处的同时，技术与艺术分离似乎更加明显，在产品中集中反映了艺术与技术之间的矛盾，虽然工业革命带来新技术、新材料和新的上产方式，却没有给设计带来适合的新艺术可供借鉴，于是导致了新问题的出现：与手工生产相比，机器的批量生产带来产品艺术质量的急剧下降和消费者艺术品位的降低。1851年英国水晶宫博览会作为世界工业化时代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暴露出设计的严重不足。人们在使用工业产品的同时，审美趣味却停留在古典装饰风格之中，促使设计师在工业产品上装饰古典风格样式，导致艺术与技术的严重不协调，如何处理艺术与技术之间分离带来的缺陷成为设计师，艺术家，理论家开始考虑的时代问题。从而设计作为技术与艺术的结合的时代即将到来。因而水晶宫博览会所展示的成就和暴露的问题成为工业设计理论和实践起始点——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直接原因。 3.探索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的新统一：1、工艺美术运动主张艺术与技术的结合的原则，它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莫里斯倡导的在英国掀起的影响深远的设计运动，该运动主张艺术与技术的结合，要求美术家从事产品设计反对纯艺术，该运动的本质是通过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来改造社会并建立起以手工业为主导的生产模式。工艺美术运动虽然有他的局限性，但它唤醒了人们对设计的重视，探索了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以及设计与艺术的伦理道德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前瞻性工作， 打开了现代设计的大门，在之后的设计发展中，设计艺术与技术之间不断的寻求新的平衡。2、新艺术运动虽然不怎么反对机器生产，积极探索适应现代工业技术的艺术装饰，但是由于艺术装饰过于复杂，所以该设计风格并不适应现代工业批量生产，设计艺术与技术之间并没有实现统一；3、装饰艺术”运动几乎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同期诞生，具有手工艺和工业化的双重特点，在设计上采取折衷主义立场，由于它考虑到了人们对产品形式的多样化需求和对精美手工制作的热爱，还部分照顾到了批量化生产的要求，所以在短期内风靡一时。然而，以当时尚显稚嫩的工业技术水平，要让大机器批量生产的产品兼具手工之美实非易事，能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条件的产品设计少之又少，因而，“装饰艺术”运动经过短暂的流行后很快销声匿迹。无论是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还是欧美的“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都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它们的中心是逃避乃至反对工业技术，反对工业化，反对现代工业文明。而且以上三个设计运动在艺术上借鉴的都是繁杂细密的传统装饰。但是，大工业生产初期的技术水平和批量化的生产方式显然无法完成产品的这种艺术追求。与手工技术相比，大工业生产技术无疑是一种进步，问题在于找到能与这种先进的大工业生产技术相匹配的艺术加以整合，创造出能代表大机器时代的优良的设计。4、人们希望在保持物质进步的同时，也能享受机械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如何掌握机械的艺术潜能，探询的目光投向了最具活力的现代艺术。大工业技术与现代艺术中的客观化趋势相结合，直接促成了一场现代设计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现代主义风格的确立，是现代工业技术与艺术走向结合的必然结果，现代设计的本质是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艺术与技术的辩证统一关系是现代设计师们的基本设计理念，但是，设计中技术与艺术的平衡永远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技术在不断发展，人的精神需要也是复杂多样化的，当技术的发展为这种多样化的需求提供了实现的条件后，设计也就从以现代主义为主而走向了多元化。 结束语 且不管何种形式、风格、流派都是围绕着艺术与技术之间相互关系中进行和开展的。如在以上设计几种主要风格中，每一种风格的盛行都显露出了艺术与技术之间微妙的关系。设计是技术与艺术的综合，在设计中，技术和艺术是矛盾的统一体，两者完美结合，造就优良的设计；当设计中的技术与艺术达到动态的平衡时，设计表现为一种较为稳定的风格。技术在革新发展，艺术在不断变化，设计也就呈现出不同的面目；数字化时代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关系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需要重新思考定位。新时代背景下，虽然有人性化设计、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设计等不同价值取向，但设计仍然以艺术与科学技术为实现手段，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关系在新的时代依旧存在并更加紧密，而技术与艺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 科学技术史论文:学习科学技术史的意义 [摘要]科学技术史不是单一学科的历史，它不仅是一部综合的历史，而且是科学历程的历史。科学技术史从哲学方面来说是做事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从人文方面来说则是科学精神对人生观的影响和科学家留给后人的学术成果。学习科学技术史可以使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关键词]科学发展 哲学 意义 科学史研究是描述和记录各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还揭示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在面临重任和挑战的今天，系统的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史不但是学术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一、科学技术史使人的世界观改变并让人们形成新的思维方式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科学在哲学方面的贡献就是对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马克思很早就说过，科学进入人们的生活，它比宗教、政治、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形式更为有效影响和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 回望人类思想的每一次变革，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的改变总是影响着人们世界观的改变和新的开拓性思维方式的形成。具体表现大致有如下几方面：（1）科学术语到处被运用；（2）科学方法被广泛使用；（3）科学理论到处被引证；（4）大科学家被人们爱戴。 从科学史与方法论的关系上来说，首先我们看到：每一部科学方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史；再者，科学的不断发展促使着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逐渐融为一体。研究和学习科学技术史能很好地开拓世界观的改变和开拓性思维方法的形成，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 二、学习科学技术史能使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科学技术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景图，以全球的视角详述了西方、东方等文明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传统。从人类进化到旧石器时代，从巴比伦到亚里士多德，从中国象形文字到地动仪，从玛雅文化到哥白尼的日心说，从笛卡儿到法拉第，从工业时代到工业污染，等等，向我们展示了整个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过程。 学习科技史不仅是对科学成就的崇敬和对科学精神的思考，更多的是对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对创新的深入理解。学习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使我们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三、学习科学技术史，能够更好地认识科学，从源头上透彻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还可以促进科学的创新 从人类的进化到最早的科学研究，一路走来领略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巴比伦的文字体系，埃及的数制。从毕达哥拉斯定理，柏拉图立体，亚里士多德元素，到哥白尼的地心说，笛卡儿的世界体系，法拉第的力线，达尔文的燕雀，从人类旧石器时代的文明到中国的象形文字，玛雅文明，再到工业时代，科技史徐徐地向我们展开了一幅画卷。从这幅画卷里我们温故而知新，站在历史的肩膀上而创新。 四、学习科技史增强集体主义的责任感 科学的发展是一项集体的事业。“集体”二字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科学需要我们和同时代人同心协力，需要我们像一个集体一样合作，而且需要我们世代相传的前赴后继的合作。在不同的条件下，科学的历史发展能够导致类似的行为。让我们回望科学几千年的发展史，不管是古老的东方还是西方世界，都曾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古代文明，不管世界各个国家，都曾在近代科学中一度占据中心位置而对之做出过巨大贡献。从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科技对于近代科学的巨大影响，从开普勒在第谷的天文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又在开普勒和伽利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学立足于法拉第实验定律，现代遗传学重新发现孟德尔定律等一系列科学史事实，我们可以体察人类智力接力的承继性，牛顿因而感叹：他所以能看得更远，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所以，科学技术史是一门伟大的交叉学科。十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加强科学的普及工作，科学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学习科学技术史，不仅让人们全面了解了科学的发展历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其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使我国的发展更快更好。 科学技术史论文:简论科学技术史 摘要：从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的关系入手，简要论述了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问题，以及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几种不同的取向。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历史科学 内史 外史 广义的历史是所有人的生活历程。科学探索和技术创造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技术和科学的产生，才使人类的生活和其它动物的生活产生了质的区别。技术的历史反映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变化轨迹；科学的历史同人类精神、思想和世界观的进步密切相关。因而，科学技术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然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较晚。但是，由于科学理性的巨大力量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前进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史研究逐渐成为人类文化史、社会发展史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内容。 1　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 科学技术史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描述的是科学和技术从生产到发展的史实，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历史。它是历史学领域中发展较晚、具有特殊性质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接壤位置的边缘学科。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SONTON.1884-1956）曾经指出，历史学发展中最早的领域是政治史、军事史，以后才是经济史，最后才是文化史。在文化的历史研究中，宗教史是最早出现的，然后是艺术史，出现最晚的则是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出现这样的研究顺序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系统的观察、实验与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的近代科学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17世纪。在这之前，历史的其他分支早已有人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了。经过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技术机械化、19世纪欧美国家实现的技术科学化和科学理论化之后，从经济在市场竞争和科学技术的带动下获得飞速发展的史实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和对科学技术历史的考察，才明确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又经历了为世纪社会实践的检验，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日益发挥了关键能动的作用。正是这种日渐深化的认识，科学技术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才逐渐被置于它应有的位置。 历史学家之所以拒科学史于门外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历史学家首先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其实，历史学研究的深人，要求历史学家的视野从战争、政治和帝王将相的范围内跳出去，向文学、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延伸，把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也包括进去。这种新的历史观就必然会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当然，科学史的发展也是其中。科学史的发展不仅从内容上是对历史学的重要补充，而且它将人们的历史观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能动作用等更广阔的领域。 第二，研究内容的差异。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史家常需阅读的是一些科学著作，这些科学著作则往往专业语言很强，对于多数只是在中学阶段接触过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就很难看懂。这样一代传一代，造成一些历史学家对科学史越来越生疏。 事实上，科学技术史，从它的内容来看，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较熟悉；若从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来看，他更倾向于社会科学。但是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者，还是社会科学的学者，研究科学技术史都有自己的某种局限，这正是科学技术史作为边缘学科的一个特点。 2　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 在科学史研究中，所谓内史（internal　history），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所谓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而这外部环境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许多方面。 内史外史问题，也不免要牵涉到上面所谈到的三种科学史研究方法。其实传统的编年史方法正是以前作纯内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国内以往大量的科学史论著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真正的深湛之作，却也不能不适度引入思想史方法），而成功的外史研究则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于社会学的方法。 从内史到外史，并非研究对象的简单扩展，而是思路和视角的重大转换。就纯粹的内史而言，是将科学史看成科学自身的历史（至少就国内以往的情况看来基本是如此）；而外史研究要求将科学史看成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思路的拓展和视角的转换，同一个对象被置于不同的背景之中，它所呈现出来的情状和意义也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可以简单归纳外史研究的三重动因： 第一，科学史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 第二，科学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 第三，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着眼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前两种动因产生于科学史研究者群体之内，第三种动因则可能吸引人文学者加入到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事实上这种现象近年在国外已不时可见。 3　科学史的三种研究方法 科学史研究，与其它学术活动一样，是一种智力活动，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按照学术规则运作，这就是科学史研究应有的方法，同时也就使科学史研究具有了意义。而比较有成效的方法，至少已经有3种。 第一种是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这种方法在古代史学中早已被使用，也是现代形态的科学史研究中仍在大量使用的方法，在目前国内科学史界则仍是最主要的方法。在中国，这种方法与当年乾嘉诸老的考据之法有一脉相承之处。编年史的方法主要是以年代为线索，对史事进行梳理考证，力图勾画出历史的准确面貌。此法的优点，首先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它。其弊则在于有时难免流于琐碎，或是将研究变成“成就年表”的编制而缺乏深刻的思想。 第二种是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使用，大体到20世纪初才出现。这种方法主张研究原始文献——主要不是为了发现其中有多少成就，而是为了研究这些文献的作者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重视的是思想概念的发展和演化。体现这种方法的科学史著作，较著名的有1939年柯瓦雷（A.Koyre）的《伽利略研究》和1949年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的《近代科学的起源》等。巴特菲尔德反对将科学史研究变成编制“成就年表”的工作，认为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这部科学史的整个结构就是无生命的，它的整个形式也就受到了歪曲。事实已经证明，了解早期科学家们遭受的失败和他们提出的错误的假说，考察在特定时期中看来是不可逾越的特殊的知识障碍。甚至研究虽已陷入盲谷，但总的来说对科学进步仍有影响的那些科学发展的过程，几乎是更为有益的。 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以及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科学史界影响很小。至于国内近年亦有标举为“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则属于另外一种路数——国内似乎通常将“科学思想史”理解为科学史下面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种指导科学史研究的方法。 与上述两种方法并列的，是20世纪的第三种方法，即社会学的方法。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这种方法此后得到一些左翼科学史家的追随，1939年贝尔纳（J.D.Bernal）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而几乎与此同时，默顿（R.K.Merton）的名著《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也问世了（1938年），成为科学社会学方面开创性的著作，这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史的更重要的派别。 以上三种方法，从本质上说未必有优劣高下之分，在使用时也很难截然分开。至于思想史和社会学这两种方法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可以有如下的认识： 思想史和社会史方法作为科学发展的两种解释，有它们各自独到的地方，但也都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虽已被广泛而且深入地讨论过，但是一种新的对内史和外史的更高层次的综合尚未出现，也许，以新的综合取代它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也许在理解科学的发展方面，它们都享有基础地位，唯有两者的互补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科学史。 总之，科学技术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对它的描述常常可以有许多侧面或采用多种方法。取向侧重的不同，其描述就会有不同的面貌和内涵。假若几个取向都能兼顾到，这当然很好，是较全面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仅是几个取向难以兼顾，有时甚至连一个取向也难以做好。对于科学技术史研究起步较晚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 科学技术史论文:高职院校可尝试开设科学技术史课程 摘要：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课程开设方面，高职院校普遍存在对人文素质教育重视不够的问题。科学技术史体现了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桥梁。科学技术史课程在高职院校的开设对人才的全面培养有积极作用，而且具有必要性和可操作性。 关键词：高职院校；科学技术史；课程设置 高职教育是区别于学科教育的高等专科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高职教育是适应我国经济迅猛发展需要的重要举措。本世纪以来，我国的高职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到2011年，我国具有招生资格的高职高专院校已达1228所，除高专类124所外，职业类院校1104所，其中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共100所。从学校数量上来看，高职院校与2011年普通本科院校（有1112所）相当。但是，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尚属年轻，在课程设置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对人文素质教育不够重视。笔者认为，人文科学课程的开设在高职院校中是必要的，并拟以“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学科——科学技术史为例，就该课程在高职院校的开设做初步探讨。 科学技术史及其教育功能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既涉及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又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所以，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而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史作为一门学科，一般认为产生于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1957年，我国建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97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科学史为理学大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标志着科学史这一学科在我国正式被确立。 乔治·萨顿（George Alfred Leon Sarton，1884～1956）是使科学技术史成为一门现代的、独立的专业学科的奠基人，他认为科学史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桥梁。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C.P.Snow）指出：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对社会是一种损害和损失，他在《两种文化》中提出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对立的问题。他认为，作为西方整体文化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正在被分割成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当代教育中构成了一种封闭的态势：两种文化各自培养出单面化甚至片面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限于各自的专业训练背景，只了解一种文化，而很难对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形成共识。如科学工作者只认公式、标准化和因果关系，而人文学者更在意一种诗意境界。由此导致他们对待同一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情感方面也难以达成有效的沟通。真正的后果是，人文学者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或加速度的确切涵义，而科学家则对司马迁和莎士比亚一无所知，知识的片面造成了理解和信任的危机。知识分子内部的对立，是对人类文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大威胁。 20世纪初，随着科学史的发展和人们对其作用的认可，科学史教育先后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开展。我国的科技史研究稍晚一些，科技史教育于20世纪末期才在高校有所普及，一批科学史博士点、硕士点及本科教学在一些大学相继出现，我国有条件的综合性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科学史选修课和通识课，并举办了相关论坛或讲座。 科学史的功能有很多，而且各家的看法大同小异，笔者可略举几个被普遍公认的、有关教育方面的功能。 （一）科学技术史对科学教学自身可以提供帮助 科学史的雏形只是简单地对某一学科的发展过程的记述，这类文章多见于科学专著的序言中，对了解及理解本学科的历史和发展很有帮助，因而这种序言至今仍屡见不鲜。科学史的这类作用被人们广泛认同。 早在1922年，法国物理学家保罗·朗之万（Paul.Langevin，1872～1946）在一次演讲中就专门论述了科学史的教育价值。他发现，在教学中忽略课程历史的一面而仅注意到实用的一面，会使科学教学表现出一种“教条式畸形发展”的倾向。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法（即科学史教学方法——笔者注）才可以培养出继承科学事业的人们，使他们体会到科学的永恒运动和它的人道价值。这种需要对于将来创造新科学的人们是很明显的，对于教育家和对于各种事业的先导者们也是同样重要的，而对于广大群众，对于那些只能满足于在学校读书的那几年所获得的一点文化的人们则是更为重要的。” 科学史教学除了有助于对科学本身的理解外，还可以从中学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这方面尤其体现在近代科学技术的教学中。例如，将天文学革命放到当时神学宗教的大环境中，就更能体现它的革命性。这样将科技的发展放入历史的框架中，既可以加深对科技革命的全方位的理解，也可以培养学生判断的头脑，更有利于学生理解并学习真正的科学精神。 人的大脑是一个复杂的机体，从多个角度理解一件事情显然要好于单向思维。对科学有立体丰富的认识不论从科学知识本身还是从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看，都是有益的。简言之，科学史就是要使科学变得丰满、真实、立体化，而不是孤立、片面地被人迷信追随，就像研究历史人物，要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处于当时复杂社会大背景中的人，而不单单是有某一项成就的职业化的人。 （二）科学技术史对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科技的伟大作用，这样就难免出现一个极端：“科技宗教化”。一方面，认为科学技术是最伟大的，无所不能的，它可以解决人类任何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将社会问题机械地套用自然科学规律加以说明，这种现象类似于牛顿力学之后，近代物理学家之间形成了“把一切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狂热”（恩格斯语），认为科学的万能性、技术的完美性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认为科学发展有其独立的规律性，不受社会、经济、文化、哲学等因素的影响，某一科学定律的出现、技术的发明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单一性。显然，这两种片面的认识都是错误的。 通过对科学史的学习，人们会了解到科学的发展不仅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更受社会各方面诸多因素的影响，更加认识到某项技术的发明需要经历很多历史的与社会的选择，包括技术多样性、延续性和选择性的因素，例如军事、经济、文化、人的心理、兴趣等各种条件。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在相当阶段对西方的影响就远大于对中国的影响，原因在于我们的汉字符号比26个字母要多得多，另外中国人对文字的艺术性即书法美的鉴赏要比西方人更为热衷。 不仅社会的发展会影响科技的发展，同样科技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的变革，人们利用科学的口号对社会进行变革的史例比比皆是。例如，利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阐述社会变革，用物理学史中打破“元素不可变、原子不可破”的事实为推翻陈旧的社会体制提供思想来源等等。 总之，科学与社会是联系紧密的，学生应该对二者有正确的认识，而科学史的教学会对此有重要的帮助。 （三）科学技术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学生了解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就更要深入理解诸如“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的问题。科学技术本身没有是非，关键要看人类怎样利用，这就需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掌握了科学技术之后，如何利用它，这更是至关重要的。原子能既可为人类造福，亦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武器。科技发展带来的后果已经越来越明显，生态的破坏使得人类居住的环境恶劣、臭氧层被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大气质量下降、克隆技术的泛滥使用、病毒的变异等等现象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所以，正确合理地利用科技造福人类，不仅是技术问题。加强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应该长期伴随学习与掌握科技的整个过程。就这一点而言，如何利用科技要比如何掌握科技对人类而言更为重要。 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课程的必要性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具有教育的一切共性。高职院校是进行职业教育的场所，而不是一般的“培训班”。“教育”是指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而“培训”是指培养与训练。教育与培训的核心都是一种学习，但并不意味着教育等于培训。培训是社会机构面向特定的受众，针对社会发展所特有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实践性的训练方式所采取的旨在缩小目标与现状间潜在差距的措施，重点是提高受众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强调工作能力的提升与物化。教育是教育机构面向广泛的受众，针对个性成长所特有的普适性问题，通过引导性的传授方式所采取的旨在夯实现实与未来发展基础的措施，重点是培养受众满足个性需求的能力，强调人类文明的传递与转化。教育是长期的、关注系统理论和人类普遍价值的活动，而培训是短期的、关注具体技术和组织自身文化认同的活动。培训更多地发挥着改善和提高个体具体的技能、知识、态度、工作能力、工作绩效的作用；而教育则更多地发挥传承和提升普适的人类道德、科学、技术、知识储备、精神境界的作用。因此，职业教育更强调的是对从业者长期的、全面的教育，不仅使之学会技能，还要使之具有文化素质。 然而，现在众多的职业教育工作者有断章取义之嫌，曲解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涵义，忽略了该理念提出的背景，导致了“纯粹职业教育”的极端。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解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的一段话：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转变，从传统的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 这段话是针对办学思想而言的。不难看出，“以就业为导向”是针对传统的以升学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是针对以前政府直接管理，“市场驱动”是针对原先的计划培养。整体理解这段话之后，便可知“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是办学理念，而不是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更不是高职高专课程安排的准绳。 可见，高职教育应该是对学生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全方位的教育。高职院校不应办成“培训班”，应该有也必须有校园文化和学校精神，作为一个地域性的高校甚至是当地的“最高学府”，除了培养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高级技术人才之外，引领当地先进文化也责无旁贷。教育是终身的，“教是为了不教”，教会学习的本领才是教育的本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除此之外，让学生以科学的精神掌握科学技术、正确使用科学技术并与社会相结合，是教育与培训的根本区别。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多数高职院校（其实有些综合性大学也有类似情况）偏重于“技术”教育，喊着“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口号，删减人文科学课程。就业和服务固然重要，但忽略了对学生的人文教育亦是教育的悲剧。学生学会了开锁技术就会乱开锁，就技术本身而言，开任何一把锁的技术可能没有太大区别，但打开未经允许的锁和打开允许打开的锁的后果显然大相径庭，这就不是技术的问题了。这当然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职业院校的学生在学习技术技能时，往往忽略了技术的两面性和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简单地迷信技术。这是对科技缺乏全面了解的表现。 爱因斯坦曾于1931年2月1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有过如下讲话： 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力度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人们绝大部分是一天到晚厌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劳动中毫无乐趣，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们一点点可怜的收入。……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些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至于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爱因斯坦提出关心人的本身要比懂得科学更为重要，这一点应为我们学习职业技术的学生认真体会。关心人自身、关心社会、理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都是科学史探讨的问题，而目前的教育正存在这样的问题。科学史不仅关注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更关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另外，科学史除有以上三点功能外，其科技普及功能也是被大家普遍认同的。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高职高专学生的知识面更浅、更窄。文科生不懂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不了解纳米技术、克隆技术，理科生不懂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甚至搞不懂“唐宋元明清”的顺序。对于一些常识性的知识，如简单的天文历法、公元纪年法的原理和来源更是“听之任之”，不去管它。多数人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是按阳历还是按阴历划分的，既不懂“年”和“月”的天文意义，更说不出“夏至”、“冬至”、“秋分”、“春分”的天文意义乃至时间。笔者就曾遇见一位高职专业教师搞不懂“为什么秦始皇要把自己的立国时间定在公元前一个不是特殊数字的年份”。这绝不是个案。 由此看来，在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之类的课程是非常必要的。 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课程的困难与可操作性 随着科学史学科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以及人们对科学史及其功能的进一步认识，科学史教学已在我国高等院校逐步展开。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相继成立科学史系。之后，又有多所院校成立了科学史研究与教学机构，并在师资上做了必要的调整。在中学教材上，也适当地增加了相应学科的科学史内容。相对于综合性高校，高职院校各方面的资源要差一些，有的高职院校由职业中专升格而来，有的则是从无到有。之前，由于我国高职几乎忽略科学史的教学，所以无论从师资上还是从教材上或是观念上，都在科学史教学方面不能和综合性高校相比。 在课程设置方面，因为科学史教学与学生的就业几乎没有关系，所以很少有学校将科学史教学纳入教学计划；在师资方面，由于教育体系、观念等原因，高职院校基本没有科学史专业教师；在教材方面，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发现专门为高职高专院校编写的科学史教材。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首先，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有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他们在高中阶段已经学习了一定的比较系统的科学内容，可以接受科学史教学而不会存在太大的知识障碍。其次，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不存在高中时期的升学压力，有条件注重培养自己的兴趣。 在课程规划方面，尽管职业教育课程中要求有更多的实践课时，但以讲座、专题报告的形式做科学史教学还是很具有可操作性的。我们不可能要求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对科学史有多深的理解和研究，实际在本科生中这也是很难实现的。在课程内容的设置方面，科学史教学不必追求系统化，只要讲授一些大众的科普知识和科学史上的典型人物和经典实例即可，一方面，可普及当前的科学前沿，另一方面，可学习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在师资方面，随着高校培养的科学史专业学生越来越多，虽然不能全部满足高职院校的需求，但可以通过培训、外聘、兼职等方式进行授课。由于科学史课程不像其他专业课程一样需要大量的固定课时，所以一座城市内的几所学校可以共享师资资源。这样既可节省人才资源，又有利于学校间的交流。另外，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不定期地聘请知名专家学者做讲座，既可普及科学史知识，提升科学史教学水准，也可丰富校园生活。 在教材方面，现有的科学史教材大多是为研究生和本科生编写的，有学科史如物理学史、数学史、技术史等，也有通史如中国科学技术史，但这些教材都不适合高职高专教学。笔者认为，专题形式的教材适合于高职教学，内容一是偏于技术，二是涉及普通常识即可。笔者曾于两年前与一位资深科学史家探讨编写高职教材问题，答曰“给我一年时间，就可以编一本满意的教材”。可见关键是导向问题，如果相关部门予以考虑，设置“课题”之类，适合于高职高专院校的科学史教材定能及时出炉。 由此看来，开设科学史课程主要在于人的观念和认识问题，而不是其他。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课程是有益的、必要的、可行的。用人文科学为职业技术院校学生的营养不良做补药是必需的；对于已掌握了技术即将走向社会的学生，用科学技术史帮助他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也是必须的。 科学技术史论文: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方法探析 【内容摘要】基于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做了一定的迁移性思考，本文分析了田野调查方法对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从具体方法上阐述了民族学中的田野调查法和科技史中的田野调查法之异同，进一步说明了对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的应持的态度。 【关 键 词】少数民族科技史 科技史 田野调查法 一、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侧重点 1．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目的 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隶属于科技史研究的范畴，是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具体方面。我们知道，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又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由此可见，我们研究科技史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与制约因素，是为了认识规律，以指导我们的行为，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然，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其目的归根结底也是如此。 2．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思路 基于科技史研究目的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审视，也应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既要研究少数民族科技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另一方面又要研究从产生至今，少数民族科技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及其与社会相关因素的内在联系。而要研究这两个方面，必须获得一定的资料，并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概况与猜想的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的方法，分类与比较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朔因与预见的方法，控制论思维方法，数学思维方法，模型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等等）加以整理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内隐其中的规律。因为只有有了资料，我们才能进行分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取资料，尤其是获取第一手资料，更显重要。 3．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侧重点 不同门类的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会有不同，但都必须符合科学方法论上的若干要求，否则其科学性就会受到质疑。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的研究关键是获取第一手资料。各门学科获取第一手资料有不同的方式。自然科学多以实验为基础，社会科学多以调查为基础。科学技术史是一个交叉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学科。所以其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也应以实验和调查为基础，这不同于单纯的历史学主要从文献中获取方式。少数民族科技史是以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而问题恰恰就在此，正如万辅彬教授在《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以往人们主要通过手头现成的科技文献从事科技史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则大都处于空白状态。”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内，恐怕我们最应该做的就只有田野调查了。 二、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适用性 （这一部分主要说明田野调查对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的普适性） 1.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概述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属于传播学范畴的概念。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民族音乐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语言学、古生物学、社会学等，其英文名为Field work。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 aw Kasper Malinowski）奠定的，在我国这方面卓有成绩的是著名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先生，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田野调查是民族学家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基本途径，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民族学田野调查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2.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适用性 该过程用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工作者身上同样有效，训练有素的科技史工作者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可以弄清该科技或工艺在该地区该民族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和具体的使用方法以及其祖辈们使用的具体情况等等。（先说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方法探索过程，再提出借鉴田野调查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补充）。 由于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少数民族科技史田野调查法有其独特的特点，不能够把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硬生生地套在科技史的研究中。民族学理念下的田野调查法的使用，其结果是使得我们对科技的相关社会因素有了较透彻的认识。但工作仅做到这里远远不够，我们要反过来思考，从这些被看清的社会因素出发，再来审视少数民族的科技，社会因素哪些起了积极作用，哪些起了消极作用，便更清晰。被这些积极和消极因素影响后的科技又是怎样影响了社会，导致社会因素中的哪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往返分析，则更适合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我们不像民族学的研究，注重文化。我们关注的是科技，或许文化和科技有时也在较量中共存共荣。 3．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运用田野调查法的异同 定量分析指分析一个被研究对象所包含成分的数量关系或所具备性质间的数量关系；也可以对几个对象的某些性质、特征、相互关系从数量上进行分析比较，研究的结果也用“数量”加以描述。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石是实证主义。从研究的逻辑过程看，定量分析比较接近于假说－演绎方法的研究，既保留重视观察实验、收集经验资料的特点，又保留重视逻辑思维演绎推理的特点，应用假说使得观察实验方法和数学演绎形式结合起来。正因为这样，定量分析往往比较强调实物的客观性及可观察性，强调现象之间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同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努力做到客观性和伦理中立。定量分析方法很多，但各种方法在应用时往往都有一定的程序化。如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社会测量法、问卷法、描述法、解释法、预测法等等。 因为科技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它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学科的交叉即思想的交融，必定会产生特定的研究方法，前文我们提到，自然科学注重实验的方法，社会科学注重调查的方法。既然科技史有自然科学的特质，就少不了要做实验，定量的进行分析。所以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要为日后做定量的分析做足准备。在调查过程中，该测量的一定要测量，该取样的要想办法尽量取样，该记录的工序一个也不能少，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做定量的研究，分析科技内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的呈现形式往往是以工艺的形式存在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对传统工艺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对传统工艺的研究也应遵循上面的阐述，也应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至于很多学者讨论的传承与保护问题，我们认为不应该纳入到科技史的研究范围内，我们发现，要传承和保护的往往是某种文化层面的内容，应该由文化学界的学者来探讨。科技史要探讨的是科技层面的问题，至于某种工艺要消失了，从科技的角度，或许它已经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某种工艺被传承了，或许它也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不是所有的传统工艺都要被保护，科技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新旧科技的博弈，没有淘汰，也就没有科技的进步。所以，我对很多科技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中看到的牵强的传承与保护感到不解。似乎这已成了传统工艺方面写作的模式了， 笔者觉得不可取。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史”教学的思考 [摘要]科学技术史是展示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重要窗口。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现实的科学技术、教育和其他相关政策，而且特别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文章从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功能分析入手，提出了高校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教学　原则与方法 科学技术史是展示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重要窗口。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现实的科学技术、教育和其他相关政策，而且特别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本文从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功能分析人手，提出了高校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一、科学技术史教育的重要意义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产生、发展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作为一门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学科，对于大学生有着特殊的意义。笔者认为，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的重要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助于学生从历史的角度认识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史记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史。可以使学生把科学技术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科学技术知识的现成结论。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历史分析，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原理的演变过程，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批判、继承关系。分析科学技术产生、发展的脉络及历史演变；可以帮助学生较准确地把握科学技术的生长点、突破，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2　有助于学生从社会的角度认识科学技术 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它不是象牙塔中的知识，科学技术史不仅对科学技术发展本身进行逻辑分析，而且对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社会因素进行分析。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被法西斯用来杀人；人们在享受着科学技术带给人的丰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的种种威胁，这即是科学发展付出的代价，它的最终解决也必然依靠科学技术。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性、人文性以及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对于学生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使学生对科学技术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对于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面向21世纪的技术人才不仅需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而且需要有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即文理兼容的复合型人才。科学技术史作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错的综合性科学，可以起到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这是科学史特有的优势，因而科学史的教学对于文理渗透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3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科学态度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目标。简单地说，科学态度就是面对实际问题时能遵循事物本身的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科学技术史教学，使学生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项重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都与社会需要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其本身又有自身的规律。任何脱离社会、违背规律的发明创造不可能存在。如造纸术的发明就是适应了汉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发明后又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科学史就是科学精神形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科学技术不仅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决定因素，而且科学活动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正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构建因素。科学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至少可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探索求知的理性精神，实事求是的严谨精神，批判创新的进取精神。互助共进的协作精神。而科学技术史正是科学精神的最集中的载体。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这些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修养对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期的大学生的世界观形成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4　有助于学生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纵观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从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得出的必然结论。通过对科学技术史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信心，明确自己肩负的重担，努力掌握科学技术。为将来投身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作好知识准备。 5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我国古代在农学、医学、水利、机械、建筑、桥梁、矿冶、陶瓷、纺织和造纸等各技术领域都有博大精深的技术成就，在大学各有关专业里开出各种技术史课程，不仅有益于各专业的学习，更可以。细雨润无声地对大学生们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具体来说，船尾舵、指南针、水密舱壁和车轮舟，这是中国古代造船术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造船技术的进展。大学生们在学习和掌握中国造船史资料的同时，爱国主义的情怀持续不断地浸润他们的心田。对于学习理工科的大学生来说，这也是―个极好的人文科学素质的培养和锻炼，对于后续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也是有益的。 二、科学技术史教学需要把握的三个原则 (一)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原则 科学技术史属于历史范畴。但又是介于科学技术与史学问的边缘学科，是联系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桥梁。科学技术内史要求了解和研究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原理、造就过程和内部规律性，科学技术外史又要求我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科学技术和社会作出统一的研究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得益于它的创始人对近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而今天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也理应渗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立统一的教育。 (二)中与西相结合的原则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说：“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他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许多西方学者，或由于对中国的无知，或出于种族偏见。或出自对科学技术定义想当然的解释，或采取了以已今日之长掩盖昔日之短的思想方法，始终无视、贬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甚至一些国内学者也自我贬低。因此，加强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展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本来面貌，就成了科学技术史义不容辞的任务。中西结合就是要注意横向比较。在古代部分，既应弘扬中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指出西欧中世纪科学技术的落后，又应突出古希腊科学的开放和理性传统；在古代向近代的过渡部分，需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少数科学。如物理 学与技术如水轮、钟表中长期积聚的潜能与对中国四大发明的研究和改造相结合，再辅以古希腊优秀科学传统的恢复和发扬，形成了西欧天文学、力学、机械学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近代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和第一次技术革命。而同时期的中国却发生了相反方向的转化。循此前进，一方面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几乎垄断了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源头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中国被远远地抛在后边，半殖民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本上已是西方的舶来品。 (三)古与今相结合的原则 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技术近现代史内容量的增加，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大。以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也只是到了当代才能提出；另一方面，距离当代愈近，科学技术与现实生活的贴近度愈高。对受教育者的启示更直接、更亲切。因此，要古今结合，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既从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汲取经验和教训。也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汲取力量。 三、《科学技术史》教学方法 科学技术史是一个蕴含着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巨大宝库，从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中。大学生不仅可以接触到大量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可以开阔大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想，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起到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有赖于科学的教学方法。笔者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以下方法： (一)启发式教学方法 强调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坚持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相结合。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和引导对科技史的理解和掌握，重视非智力因素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把握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使学生在科技史学习中实现掌握知识和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同时。重视教法和学法的结合及其转化，培养学生学会学习。 (二)计算机辅助教学方法 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信息量的特点，实施计算机辅助教学，培养和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综合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一是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优化课堂教学艺术。讲究教学艺术，教师不但要向学生倾注感情。要有激情，要注意语言的规范、简洁，并配合教学内容适时的声情并茂，还要注意板书的工整、扼要，同时还要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结合知识点巧妙地设计一些小故事和生动的画面，创造出美好的情境。二是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通过有效创设情境。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科学技术史是一个静态的已经发生的历史，将其放在一个动感活泼的环境中，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计算机系统有优美的图像、动听的音乐，有趣的动画，是创造这种情境的最佳工具。在多媒体计算机的辅助教学下，使静态变为动态，抽象变为形象，教学效果较好。三是运用计算机充分及时出示课堂练习，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课堂练习巩固中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可以省去板书和擦拭的时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学生提供大量的信息，提高学习效率。四是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让生活走进数学课堂，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现实的生活材料，不仅能够使学生体会到所学内容与自己接触到的问题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学习科技史的兴趣，使学生认识到现实生活中隐藏着丰富的科技问题。 (三)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ame一hased teaching)，案例本质上是提出一种教育的两难情境，没有特定的解决之道，而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不像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扮演着传授知识者角色。案例教学的实质是开放、互动，强调大学生的高度参与。教师的重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保持大学生的学习动力，从而保证科技史教学的顺利进行。 案例教学法的过程大致可以归纳如下：(1)收集科学技术发生发展的情境资料；(2)将所收集资料形成教学案例；(3)进行班级团体讨论或班级小组讨论；(4)讨论中，成员轮流担任领导者角色；(5)归纳各组或团体意见。在案例讨论过程中，可以质疑他人的想法，学习如何发问，进而学习到独立思考、与人相处、解决冲突、尊重他人等能力。 (四)共同讨论教学方法 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灵活性。通过共同讨论，不但可以强化学习的效果，而且可以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同时方便教师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能力水平。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文学毕业论文:我国教学改革古代文学论文 一、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一）民族文化振兴的需要 目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突飞猛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中国要想发展成文化大国，现阶段急需的是复合型人才。赤峰学院顺应形势，制定了《赤峰学院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培养适应新时代特征，兼具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的，服务国家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行业从业者”的人才培养目标。学院着手进行教育教学各项改革，将目光投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上，力求培养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急需的，既具有丰富深厚专业基础知识又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高校教育除部分研究型高校外，多数院校已经进入向应用型发展的阶段，大学教育正在实现由理论研究向应用实践的转型。面对社会经济转型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中国古代文学这一理论性课程表现出诸多与实践性不适应的情况，古代文学如何增强社会适应性，面对社会需求适时地做出调整，促进理论知识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和全民精神素质，加强传统理论与当前社会实践密切联系，是重点也是亟待解决的难点。适应社会的发展，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提高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社会适应性，必然成为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课程改革的可能性 （一）理论指导 目前，国家为了推动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推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性刚要和发展规划，为高校改革指明了方向。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公开征求意见稿）、教育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1998）、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2011）、《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011）和《赤峰学院“十二五”改革与发展规划》（2013）等文件内容。本课题组深入研究、领会文件精神，以“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理念为指导，力争完成此次教学改革。 （二）学科优势 赤峰学院文学院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经过2006—2009年、2009—2013年两个周期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现已是院级“重点扶持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也被评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文学院开设的相关古代文学课程有《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辅助课程有《论语与传统文化》、《先秦两汉散文研究》、《史记研究》、《唐诗研究》、《宋词研究》、《红楼梦专题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古代戏曲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基本能够涵盖古代文学教学的重点内容，这些为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及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师资优势 本课程有专职教师11人，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7人，正高职3人，副高职3人，讲师5人；赤峰学院教学名师1人；古代文学教学团队被评为自治区级“优秀教学团队”。本专业任课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认真总结多年来的教学改革实践经验，为深化本课程的教学改革积累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学院已经吹响改革的号角，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也要积极应学院改革的春风而动，踏踏实实为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进行改革，以育人为本，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 三、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学科定位 （一）指导思想 以《赤峰学院“十二五”改革与发展规划》（2013）为指导，坚持“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理念；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注重专业基础、拓宽培养口径、加强能力培养、提高综合素质”为宗旨；以新的视野、新的思路，立足本学科，深化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宽基础、广交叉、纵向贯通，实现培养理念创新；拓宽自主学习空间、强化专业综合能力，突出培养过程创新；重点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力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二）学科定位 本学科定位是，通过教学，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独立阅读能力、审美鉴赏能力、文学作品的分析能力，为提高民族人文素质、文化传承做贡献；通过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文学批评与创作等方面的能力，培养文化事业的传承人和文化产业从业者；与社会需求对接，直接为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服务。在改革方针的指导下，优化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手段，强化实践环节，加强师德修养和教育教学能力训练，以达到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目的。教师在施教过程中力争做到：学习和探究融会，因材施教，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创新意识；专业与职业融通，着力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按照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三个模块把教学、社会实践、实习、就业四项工作有机衔接起来，切实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竞争能力。通过对此课程的研究与改革，更新教学观念，注重因材施教；改进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学生自主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和个性发展。 四、课程内容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课程设置 中国古代文学历史跨度大，作品繁富。现在赤峰学院古代文学课时仅216课时，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让学生学习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并能有效地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古代文学课通常由文学史、作品选二大块组成，此外还有辅助拓展教学，就是通过选修课。目前文学院已开设的选修课有：《论语与传统文化》、《先秦两汉散文研究》、《史记研究》、《唐诗研究》、《宋词研究》、《红楼梦专题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古代戏曲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等，多为作品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还准备开设诸如诗歌史、小说史、散文史、戏曲史等。此外，对于认知度比较高的，诸如《蒙学三书精读》等，也应考虑开设。 （二）教学内容 为了让学习效率最大化，首先，在对教学内容深度认知的基础上，教师应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新解构，在原有按时间进行四段划分的原则上，把毎段的内容按文体分单元进行重新编排。通过对文学史的讲述来理清古代文学文体的流变、文风的演变、不同文体的特点；通过对作品的解读，了解不同时期作家作品的特点，从而能全面而清晰地品读作品、鉴赏作品，乃至学习创作。将文体部分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内容，在文学史的讲述上，突出重点、难点，人物生平之类的内容由学生课下自学，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时间比应在3：7左右。将文学作品部分分为精讲、泛讲、自读内容。对重点内容，无论是教师讲授还是学生学习，都应执行比较具体而严格的标准，并量化落实，重要内容背诵、作业等来完成，并增加重点内容的授课时间和学习时间。 （三）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分为几个步骤：教师导读，课前提出学习要点、参考书目、设置问题；课堂教学中检查学生的自学情况，针对设置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可以通过讨论、评点的方式来完成教学，课上给学生留出提问和答疑的时间。 （四）考核方法 采用N+3式。所谓N包括：背诵、名篇教学方案设计、课件制作、读书报告等，占总成绩的20%。所谓3指：单元阶段测试，占总成绩的20%；期中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 （五）试题库、习题库建设 完善试题库，建立客观试题库，占期末考试成绩的30%；建立主观题试题库，精讲、泛讲比例7：3，占总成绩的60%；建立探究拓展试题库，与考研试题接轨，占总成绩10%。 作者：霍雅娟 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文学毕业论文:史学联系文学中高中历史论文 一、文史教学法的内涵 什么是史学联系文学的教学方法呢?它就是学术界以现有教学理论为依托，借助文学与史学教学相结合的方法所重新构建的一套教学理论。它具备文学语言的严谨性、准确性以及形象性的特点，使文字表达内容更加具体，更清晰、更贴切，易于学生理解记忆。一些经典文学作品的引入可以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让学生仿若身临其境，历史知识更是深入人心。这样，学生势必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历史教学品质也会因此而有所保障。 二、在我国历史教学中应用文史结合法的必要性 一方面，受古代科举制影响，我国历史教学发展步履维艰，高中历史教学与时展严重脱节，也正因为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满足新时期内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所以历史教学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问题。首先，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教学理念跟不上时代步伐，教学语言生硬呆板，过分严肃，学生个性也因此而受到压制;其次，历史教学模式陈旧而没有新意，现代影视资料信息渗透不足，历史知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简单的文字，学生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且学习深度不足;最后，传统教学模式的形成取决于师生应试心理，教师一味强调灌输学生理论知识却忽视对学生进行历史情感方面的教育，阻碍了学生历史价值观念的建立和健全。另一方面，该方法的应用恰如其分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迎合了时展的需求。不仅使学生建立起了历史学习的自信，爱上了历史学习，而且促进了高中历史教学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我国现代高中历史教育的发展和完善。所以，使用文学史学相联系的教学方法是时代的要求和发展的必然。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文史结合法的具体应用 (一)在历史教学中融入文学性语言及文学作品 《史记》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绝对高度的评价，是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中绝好的文学作品。它不仅语言生动，而且内容也形象地描绘着历史，让人感觉身临其境。另外文中所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更是全面而具体，让学生感觉作者仿佛就在眼前，使历史知识变得更加形象易懂，有助于学生记忆。当然，除此之外我国还有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它们也在历史教材中出现，使历史事件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学生理解更加深刻。人类因为语言而沟通，书本知识也通过恰当的语言描述而变得浅显易懂，所以优秀文学作品的加入给历史教学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在历史教学中融入影视作品 传统教学模式受科技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只能在“粉笔”、“黑板”和“教科书”的协作下进行，单一而低效。既不利于学生理解知识，又不利于教学水平的发展。但将影视作品适当融入历史教学中，就可以轻松活化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比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用多媒体播放《珍珠港》、《甲午风云》、《三国演义》等历史影视剧，让学生在感受艺术作品韵味的同时收获历史知识。 (三)在历史教学中运用“融情于景”的教学方法 有人曾说过，青少年之所以遇到了困难，那是因为他们面对着赤裸裸的教育行动。这足以说明传统历史教学中单纯的教师讲授，学生听取的教学模式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不论哪个学科的教师都必须意识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对教学活动开展的重大意义。只有学生对某一事物感兴趣，他们才会积极主动地学习。所谓“融情于景”就是将情感教学与情境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创设历史教学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国历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念，使其最终具备以史为鉴的能力。从而更高效地学习历史，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这也就达到了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 四、结语 总之，文学联系史学的教学方法是一种以文学作品活化历史、以历史证实文学作品的综合教学途径。它可以丰富我国高中历史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使历史课堂变得更加生动形象，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提高其学习的认真程度，促进历史教学效率和质量的升华，同时推动历史教学的发展。另外，由于此方法给历史教学带去了启发，催生了诸如“政史结合”和“地史结合”等的高中历史教学方法。这些由其他科学与历史学科结合的方法都同样达成了历史教学的任务，体现出了历史学科的价值，深化了我国历史教学改革，也推动了其他学科的快速发展。 作者：葛高亮 单位：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 文学毕业论文: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摘要】《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其人文素养。但在教学实践中，此目标常难以实现。基于此，论文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常见问题 改革 《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是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的学习目标是通过简要介绍英美文学历史阶段的特点以及重要作家和作品，使学生对英美文学有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欣赏能力，进而感受英美文学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得以提高。然而，大部分学生在结束该课程学习后，并未达到课程学习目标。以邵阳学院为例，很多学生在结束《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学习后，且不说他们的人文素质得到了提升，就连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都没有显著提高。可见，英美文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然而，该从何下手？这也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本文拟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一、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 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高低往往是学生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高低的直接反映。通过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不仅能看出学生在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上的不足，更能发现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问题。 1.选题范围狭窄。笔者以邵阳学院2016届学生的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分析，发现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中以文学研究作为论文研究方向的有139个，这些题目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对十八、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作品的研究，如：“The Passwords of Happiness to Jane Eyre’s Marriage in Jane Eyre从《简爱》看简爱婚姻的幸福密码”、“Pure Woman’s Tragic Fate：Study of Fatalism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纯洁女人，悲惨命运――《苔丝》的宿命论解读”、“On Human Nature in Oliver Twist论《雾都孤儿》中的人性”、“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On the Source of the Heroine’s Tragic Fate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还乡》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等。从这些题目可见，学生的选题范围相对狭窄，且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大部分学生的研究重点都是婚姻和女性。 2.内容深度不够。内容深度不够是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又一常见问题。多数学生仅对文学作品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表层讨论，未涉及文学作品内涵的深层次探讨，如：“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此论文实际上就是对小说里四对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的梳理，是小说主要故事情节的重述。这样的论文不仅内容深度不够，也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因为它没有给读者带来任何有实质意义性的启示。 3.语言表述欠佳。论文的语言表述欠佳主要体现为语法错误过多、中式英语表述明显、论述的重点不突出以及文章层次混乱等。如：“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first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position of Macbeth. Finally， a brief view is given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and the great meanings of the study.”此段来自一个学生毕业论文的摘要，是语言表述欠佳的典型。语法错误、中式英语表述、论述重点不突出以及层次混乱问题在该段都有体现。 二、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选题范围狭窄、内容深度不够、语言表述欠佳是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启发了英美文学教学，为其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1.扩展教学内容。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之所以出现选题范围狭窄的问题，就是因为学生阅读量过小，视野不够开阔，仅知道几本谈论得最多的文学作品。基于此，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扩展教学内容，如在讲授简・奥斯丁及其作品时，除了重点讲授奥斯丁最有名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也可涉及她的其他作品的简绍，如《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以及《劝导》。此外，奥斯丁的作品多探讨女主角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因此，教师也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其他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小说，如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作品――《夏日鸟笼》、《登台表演》、《金色的耶路撒冷》、《瀑布》、《针眼》、《冰期》、《中途》、《闪光的路》、《自然的好奇心》、《象牙门》、《磨盘》等。通过教学内容的扩展，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了解数量会大幅增加，其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也会得到相应扩展，选题不会再局限于那几部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 2.开展研讨式教学。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内容深度不够主要是因为学生本身对文学作品缺乏深层次思考，因此，在文学课堂上，教师应开展研讨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反思能力，尽量避免教师一人在课堂上唱独角戏，学生被动吸收的填鸭式课堂教学模式。 研讨式教学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如分组式研讨教学。教师将全体学生分成几个讨论组，每次课前先布置要讲授内容的一些思考题，让各讨论组自行探讨思考题的答案，下一次上课时，各组就这些思考题进行回答和讨论。通过分组式研讨，学生的视野能够更为开阔，因为每一个小组都有可能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不同的回答会让学生对文学作品有更多更为深刻的理解。此外，教师也可以采用启发式研讨教学。每次上课时，让一个学生对某个作家的作品做一个十至十五分钟的陈述，然后启发其他学生找出该学生所讲内容的不足，并通过讨论进行进一步的内容扩充。 研讨式教学能让学生主动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思考，让他们找到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发掘学习文学的意义所在。但是研讨式教学也有其弊端，少数学生可能会在研讨式课堂上滥竽充数，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研讨之中。因此，教师需要更合理地设计课堂活动，保持课堂讨论气氛的活跃，确保每一位学生都是讨论的主体。 3.以文学作品为范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毕业论文里出现的一系列语言表述欠佳问题归根结底是学生英语基本功过于薄弱。因此，在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让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训练，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提高。仍以简・奥斯丁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为例，小说的第一段就是一段很好的仿写范例。“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学生可仿照此段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段落，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new China 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或是“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water is the mother of life.”这样的仿写既能避免各种语言表述欠佳问题，也能让写出来的文章更具文采。再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经典散文――“Of Studies”，这也是一篇相当好的仿写范文。散文从“读书”的功用立论，分析了“读书”对人生不同凡响的意义。学生可以仿照散文的篇章结构和经典语句，写出一篇属于自己的优秀散文，如“Of Life”、“Of Success”、“Of Failure”等。 三、总结 总言之，在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常见问题的启示下，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有了思路和方向。首先，英美文学教学需要扩展教学内容；其次，英美文学教学需以研讨式模式展开；再次，教学中可督促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文学毕业论文:高中毕业冲刺阶段语文学科的有效复习 语文学科第一轮复习是针对各项知识点进行的细致而又系统的复习过程，时间长，知识细化多，所以现阶段已经进入综合测试、查缺补漏的至关重要时期。但是在本阶段中首先发现了部分学校大考小考连续不断，几乎是周周有测验，老师更要每考必批，这一做法我认为并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备考能力与水平，而且会使得语文教师教学工作产生更多的批改负担，对语文教师的备课造成冲击，进而影响查缺补漏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基于此，首先建议各学校语文学科的综合检测每两周做一次即可，而且要针对曾发现的存有缺陷的知识点进行针对性强的补充式指导训练及检测，可适当在两周时间内安排小测验，这样批改量会有所减少，又保证了补漏的针对性，便于后期的指导与提升。 其次，教师在冲刺阶段要有侧重点，并保持预防变化的思想意识，即根据近三年高考试题的平稳性与微调性着手应对。高考试题中语言表达运用的16题，在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中始终是基于语言表达的“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而设题，但是命题方式始终是绝不雷同的。所以，要结合全地区、全省的模拟考试题进行预防性补充指导及训练，加强图文转换、语段压缩与扩写、应用文稿修改等方面的指导训练，这类知识点应该予以关注。但也要注意该知识点所投入的时间不宜过长，可是当结合在小测验中进行补充训练。 再者，在课堂教学中，还存有低效的问题。主要是课堂的教学方法欠缺考虑――教师主讲，对学生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对知识进行泛泛的讲解，学生还是被动地接受着，缺少主动体验生成的过程，而且学生曾经出现的问题，究竟能解决多少只是借助测验看到，而不是借助指导逐步解决掉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练习题或是检测题的讲解问题，部分教师习惯于逐题讲解，这种做法还是说明教师对学生得分丢分状况缺乏了解，所以处理时面面俱到，事无巨细，未形成重点解决、难点突破的教学风格。建议：教师要了解试题中学生丢分较为普遍的试题，并依此确定课堂指导的重点、难点，还可以在准备中把典型的学生答案以课件的方式或集中印发的方式展示给学生，更为直观，而且针对这些问题答案，教师在讲评过程中更要重视学生对此类答案修改完善的实践过程。只有在这个修改实践的过程中，学生的认知才会从理论真正上升到实践能力层面，他的认知才会更为全面系统、深刻扎实，也能够真正解决教师经常碰到的“翻过的错误怎么又出现了”的问题。这样还能回避教师一言堂的问题，在教学中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体，既是被关注的主体，又是实践的主体收获的主体。 在这个阶段中，教师们还应该注意，作文复习指导的策略与方法。首先，是要总结一轮复习中教师所做指的写作指导，诸如新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选用论据、加强论证、构思结构等细节，是否真正化整为零地进行了知识讲解阶段的指导训练和讲评阶段的指导实践。建议教师们在考前阶段，结合大测验进行作文几个主要环节的适应性训练，其次，就是要加强学生审题立意的指导，让学生对材料的解读能力得以提升，从材料内容及含意中确立话题及立意，要力求不跑偏、抓重点、呈深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要力争做到限时写作中确保“确定立意、构思结构”，就是在指导提炼话题及立意之后，要同步训练学生据此立意而开展的后续写作准备，确定怎样有效果的标题，选择哪些有力而又新颖的论据，侧重哪个分论点，如何安排才能形成有深度、有梯度的论证，最好是形成书面的纲要：标题、分论点及论据、开篇结语的设计等。教师指导学生养成了这样的写作准备习惯，到考场上学生就能够有效解答写作试题。 最后，针对如何提升阅读能力提出建议，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理解的能力水平。无论是现代文还是古诗文，学生在答题过程中出现丢分情况后，我们会发现，就是源于学生解读能力出现不足，致使答题失误而丢分。所以，建议教师在最后阶段不能只是追求各类文章练习的数量，一定要本着养成读懂读透的原则进行指导。在文言文的讲解中学会抓重点段落、重点句，训练学生的翻译能力，不必全文每一句都翻译，浪费时间，冲淡学生注意力；诗词鉴赏，着重指导学生学会抓意象，成意境，看注释，借想象，析手法，看题材，真正读懂诗词作品内容。唯有真正读通读懂了作品，学生的解答才会力保高效。对论说文与实用文的阅读还要养成圈画批注的好习惯，为解题提供清晰的纲目。保证了内容要点更加醒目，会帮助学生提高答题的速度与效率。 文学毕业论文: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与实践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是近年来备受独立学院关注的话题，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从体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特色、论文选题、论文质量、论文呈现方式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有效地促进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独立学院 汉语言文学 毕业论文 实践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师、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职业都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人才培养方案拟定、教学过程监控、考核评价体系等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是否能满足相关行业的发展需求，便成为诸多院校关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作为本科阶段最后一个环节的毕业论文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办学之初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遍存在学生入学语文成绩较低、教师对高中与大学之间的知识衔接了解程度较浅、学生文学功底不够扎实等诸多问题，使得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在开展过程中遇到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缺乏与高中语文新课改的有机结合。自2004年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开始实施以来，国家更加重视基础教育过程中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语文课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倡导“重过程、重体验、重探究”的互动性学习到情景教学方式的充分运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这一举措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学生的学习方式有了极大改善。但接受了新课改教学的学生升入大学后，受传统理论知识讲授为主的高校教育思想影响，不能做到两者有机结合，出现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实践能力不强、不能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等诸多问题。 （二）缺乏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体系整体把握的师资力量。因独立学院近年来的主要师资为外聘教师和自有师资，外聘教师由于有本职工作在身，很难有时间参与独立学院的毕业论文改革工作，而独立学院自有的年轻教师多为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由于缺乏足够的授课经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知识体系缺乏整体把握，难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改革中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思路 （一）确立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理念。要进行毕业论文改革，必须有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否则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价值就无从体现，包括毕业论文工作在内的诸多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在经过对用人单位、学生家长、毕业生、行业专家等多层面多角度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确立了该专业明晰的办学理念，即：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其核心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明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有了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才能随之明晰，即“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有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具备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表达能力、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从事基础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要实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而毕业论文又是这一培养目标的综合体现方式。 （三）在教学实践中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队伍。通过课堂实践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训练、文学作品解读、诗词创作、诗歌情景演绎、地方民俗文化调查、方言调查、地区教育调查、社会规范用字调查等诸多方式提高师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整体认知能力，尤其是在此过程中，教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有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感知，从宏观角度规划、微观角度入手指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向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实践措施 （一）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国学教育意识。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承载的专业使命，在开设《中国文化通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便于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课程同时，增设《老子》研究、《庄子》研究、《周易》研究、《孟子》研究、《论语》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唐诗宋词研究等系列国学选修课，强化国学教育。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不但对博大精深的传统国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还从中发现诸多可以作为毕业论文写作的选题和素材。通过这一过程，学生意识到优秀的国学文化不但需要了解，更需要身体力行去实践、去传承，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二）夯实读、写、说为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人才要具备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其中写作能力尤为重要。要写出一篇质量较高的毕业论文，四年的知识储备必须充足，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尤其是长期的练笔，方能达到写作能力的真正提高。为此，开设了基础写作、应用公文写作、科技论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等系列课程，让学生在四年中不间断地进行写作训练。 同时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名中文人最基本的能力，即：了解经典，规范用字。要求学生每天习得一定数量的规范汉字、诵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名篇，将专业基础能力的强化常态化。 （三）发展重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提高的师生团队。在师生共同发展的工作思路指引下，尝试以了解基础教育新课改的专业教师带学生团队的形式作为师生共同发展的主要途径，经过逐步摸索，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如开办学生讲坛，学生从选题、搜集选取素材到完整地向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即学生完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必备的读、写、说综合训练的过程，经过指导教师与学生的多番打磨，主讲人不但在讲坛的举办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培养了学生的学科论文写作能力。其实，学生准备一期讲坛的过程就是一篇毕业论文完成的过程。 写作学教师在讲授《基础写作》课的同时，为学生搭建稳固的课外实践平台，即办系刊、系报、年级刊、专业刊、甚至鼓励学生以宿舍为单位办舍刊。从刊物的组稿、装帧设计到内容选取和校对等工作都由学生自己组织完成，日常作业练笔中出现的高质量作品也被选入系刊、系报，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写作热情，很多文章的质量已超出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四）开展旨在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的田野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之所以出现毕业论文抄袭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掌握有效的科研方法，故我们试图传授给学生一种科学的探究方法，与新课改进行有机的衔接，尝试走出校门，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并将《田野调查方法》作为必选课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以确保调查工作的方向性和有效性。 四、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取得的实践效果 经过系列改革探索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在进行广泛调查或认真研读国学典籍的基础上，真实性选题量呈逐年大幅度递增趋势。与此同时，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积极性也大幅提高。 （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经过严格的毕业论文写作训练，锻炼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更体现出学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就业中，表现出较强的优势，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如“基础扎实，踏实勤奋，积极主动，动手能力强”。 （二）培养了一支熟知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模式的教师队伍。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对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带领学生开展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将这些实践经验提升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同类院校中进行推广，加深了教师对汉语言人才培养的深层理解。涌现出了一批教学效果好、科研能力强的优秀教师，成为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育人骨干。 （三）探索了一条适合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师生在共同进行毕业论文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一条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规律和学生特点的“课程教学――课外实践――调查训练――论文写作――答辩提高”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发现有意义的课题，通过教师带队进行田野调查训练，在掌握了翔实的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实践性人才培养模式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发展、课程改革、教风建设、学风建设、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等工作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踏实勤奋、求真务实的系风，营造了良性循环发展的育人环境。 五、结语 通过系列改革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不再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通过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深入社会的田野调查、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相结合，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毕业论文的实践与改革中来。尽管其中存在这样那样需要修改完善的细节问题，但是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的毕业论文改革思路与人才培养目标是相吻合的，强化国学基础、重视与高中新课改的知识体系衔接、进行田野调查等系列改革思路是可行的。 文学毕业论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现状的思考 【摘 要】毕业论文是对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检测。我院2012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在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具体分析，指出了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培养信息素养、提高检索能力等关于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以期能够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关键词】毕业论文 写作现状 监督管理 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必经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相关的基本训练。因此，撰写毕业论文不仅是“对学生四年学习成果、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检验，也是对教师四年教学质量所进行的全面、综合的检查”。历年来，毕业论文已成为教育部对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随着伊犁师范学院毕业生的陆续离校，对2012届毕业论文的整理工作也告一段落。本届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共有163篇毕业论文，笔者将通过对这些论文的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及写作规范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借此考查目前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 一 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论文的选题 汉语言文字专业论文选题大体上分为语言、文学两个方面，但长期以来，文学类的论文比例明显高于语言类，2012届的毕业论文也不例外，语言类的论文仅18篇：现代汉语方向10篇，古代汉语方向8篇；文学类的论文达113篇：现当代文学方向28篇，中国古代文学方向40篇，外国文学方向34篇，文艺学方向11篇；语文教学论方向的论文32篇。从学生的选题方向来看，存在着两个不平衡：语言类的论文大大低于文学类；而在文学类内部，文艺学方向的论文明显低于文学文本研究。此外，中教法研究方向的论文明显偏多。这些不平衡不仅在本届如此，近五年来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都存在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1）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虽然均为专业基础课，但由于语言本身的枯燥使学生不感兴趣。（2）之所以会出现第二种不平衡，主要原因在于：理论本身的难度大，学生对理论文章的理解和阐释都非常吃力，更谈不上提出原创性的观点。（3）造成很多学生选择中教法研究方向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学生就业的方向是中学教师，出于对将来工作以及特岗考试面试的需要，很多学生会选择这个捷径。 就选题的内容而言，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过于重复。很多学生的选题非常接近，如《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和《浅析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这两篇论文的选题几乎一致，还有很多选题相似度很高，如《论语文教学中的成语教学》和《论中小学语文学习中的成语学习》《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情结》和《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等。指导老师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是造成选题重复的主要原因，每个老师关起门来指导自己的学生，到小组答辩时才发现选题重复，但为时已晚。 第二，选题的陈旧性。在163篇论文选题中，大多数选题都集中在已成定论的那些大作家身上，选择的角度也缺乏新意，诸如“陶渊明诗歌的哲学意蕴”、“旷达与乐观——透过苏轼的词探其人生态度”、“论陆游、辛弃疾诗词的悲壮美”、“论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探析”等。大家、名家资料丰富翔实，查找起来非常方便，很多学生图省事，随便找一些资料拼凑完事。 第三，选题贪大求全。科学研究的问题分属于学科历史、基本理论、实践应用等不同的层次，也就存在着大小难易的差别，一些同学的选题贪大求难，失之于笼统，如《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试论苏轼的诗歌意象》《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等，这一类选题涵盖范围广。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中，所谓的“小”和“易”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是针对所掌握的学识而做出的这种区分。一般情况下，小题目易做，大题目繁难。关键是大小适度、难易适中，如果没有老师适当的引导，学生在选题时就很难驾驭，写作时难免迷失方向。 2.文献综述的写作 文献综述是指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的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发展的前景进行系统的叙述和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文献综述要求作者既要对所查找资料的主要观点进行综合整理、陈述，还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予以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和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不仅可以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够帮助写作者确定选题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文献综述写作中，我院学生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以下几点： 第一，没有中心、缺乏层次的材料堆砌。很多学生的文献综述不是围绕相关选题有目的地展开阐述，不去注意寻找文献资料中相互间的逻辑性和关联性，只是把相关文献一一罗列出来，而是将每一篇文献中的中心论点简单复述一遍，诸如“某某在文章中提出……”，使文献综述变成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大拼盘。 文献综述的写作缺乏层次感，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如何突出中心，前后如何呼应等，对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构思。以《试论赵树理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局限性》为例，在这篇综述中，作者首先花了大量篇幅介绍赵树理的生平和小说创作，然后逐一介绍对其思想和创作的评价，在介绍的过程中，不分轻重、主次，更没有体现出时间的延续性，读后令人不知所云。 第二，缺乏自己对文献资料的阐述和评价。文献综述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评述性，所谓评述性，是指专门、全面、系统地论述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所综述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反映写作者的观点和见解，并与综述的内容构成整体。综述必须具有写作者自己的观点，写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对相关文献资料加以归纳总结，作出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应当是既有观点又有事实，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从学生的文献综述来看，一部分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对文献资料予以阐述，如《浅析“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一文，作者不仅详细地阐述了有关“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中那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而且还在阐述的过程中适当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但明显缺乏对文献资料的评价，只有“述”，没有“评”，对所研究的课题，研究者们分别从哪些方面展开的研究，研究达到了什么程度，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又有哪些观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哪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留有哪些可继续研究的空间等等，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做出全面的评价。而大多数的综述仅仅停留在对文献资料的介绍，甚至很难做到用自己的话解释作者的观点，造成综述的质量很差。 第三，选择性地探讨文献。许多学生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往往希望查到与自己的题目直接相关甚至可以直接应用的文献。但实际上如果这样的文献非常多，说明这类论题已经比较成熟，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较少，而很多有研究价值的题目往往不具备这个特点，需要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加工分析和处理，而此时学生会觉得力不从心。因此，在文献综述中投机取巧，选择一两篇能直接应用的文献，概括主要观点，遇到观点相悖的文献，只选择自己认同的观点，舍弃不认同的观点，这样写出来的综述缺乏价值。 第四，文献本身质量不高。部分学生在检索参考文献时，忽视了文献本身的代表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所阅读和选择文献资料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文献综述的水平。很多学生的参考文献一栏里填的大部分是教育学院学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专科学校学报等层次较低的刊物，很难体现出该选题学术的前沿性和代表性。 3.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 纵观今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63篇毕业论文，总体质量较去年没有明显提高，即使是获得“优秀”的毕业论文，也很难达到在正规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水平。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创新、普遍抄袭。创新不仅是指提出新的观点，也可以指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对于本科生而言，提出新的观点显然不现实，但我们可以鼓励学生从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学生对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比较、鉴别的过程，通过对文献资料的阅读，学生要掌握的不仅仅是对这个领域有哪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对于同样的观点，不同的文章怎样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证，这些都需要仔细揣摩，加以学习。但是从本届学生的论文来看，几乎很难看到视角有新意的文章，大部分学生都是东拼西凑，稍微好一些的论文尚能做到段落之间衔接自然，差一些的论文连衔接都很难做到，有的甚至干脆把整个分论点都原封不动地复制下来，以至于在答辩时漏洞百出。摘要是学生唯一无处可抄、必须要自己写的部分，没有指导老师的帮助，很多学生根本写不出能够简要概括中心论点的摘要，勉强写出来，也有诸多病句，如：“《儒林外史》是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这部小说以‘功名富贵’为中心，知识分子在对待功名富贵的考验时，呈现出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狡诈无理，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在这些人物形象演进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造成知识分子命运的最直接、最深远的因素便是八股文化，也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八股制度对整个社会人的影响的原因。”在这段不足200字的摘要中，语句明显不通，只要稍微多读几遍，即可发现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对毕业论文的不重视。 第二，缺乏论文写作的基本功。中心明确，论证充分，脉络清楚，语言流畅，是对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的评价，但不少学生明显无法达到这一水平。虽然，从大一开始，每门课程都会留几篇小论文作为考查作业，但学生不够重视，随便从网上找一篇敷衍了事，老师也无法一一核对。近几年，有不少任课老师为防止学生的抄袭行为，干脆不让学生写论文，改用其他的考查方式。平时缺乏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到毕业时，学生也就很难写出合格的论文。 第三，论文格式不规范。自从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之后，人文学院参照学术论文的一般规范，拟定了详细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格式，从论文字数、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到各级标题的书写、参考文献的格式，甚至字号的大小、行距的多少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今年的毕业论文中，完全符合格式的不足三分之一。如果说论文内容的好坏和写作能力的高低有关，那么格式的不规范则与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二 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 1.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是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基本保证 早在2004年以前，我院就制定了《伊犁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后来又有相关的补充规定，对于毕业论文的选题、中期的检查、毕业论文的答辩以及指导老师的责任，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缺乏监督管理，导致对《工作条例》中的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而是对毕业生放宽要求。多年来，本专业从来没有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及格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论文的质量高，而是已经形成了习惯：无论多差的论文都能及格。而且，毕业论文的成绩与学生平时成绩绩点不挂钩，“优秀”与“及格”没有区别，长此以往，学生对毕业论文不予重视，这是造成毕业论文质量无法提高的根本原因。 因此，首先我们应当加强对毕业论文工作的监督管理，各专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完整的《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细则》，对论文考核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尽量予以量化，如开题报告中的文献综述应当不少于多少字，论文中引用他人的字数不得超过多少、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答辩等。标准量化，既有利于对学生提出实际的要求，也有利于实施监管。 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切实保证。首先应当将论文成绩与学生绩点挂钩，以引起学生对论文的足够重视。其次是实施导师负责制。考核制度，不仅要考核学生，也要考核指导老师。过去，我们往往把责任都推到学生身上，其实，指导老师不愿意得罪即将毕业的学生，对学生要求不严格，给学生评分过高，也是造成论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考核制度中要明确师生双方的职责，如选题陈旧、偏离本专业、论文格式不规范等等，都应当追究指导老师的责任。最后，应当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范围，消除学生的过度依赖心理。让学生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在于帮助学生确定选题，给学生讲解撰写文献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帮助学生修改论文提纲、调整论文框架，而不是帮助学生写论文，让学生明白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完成毕业论文。 2.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 答辩结束之后，在由指导老师推荐、对论文进行公平合理评价的基础上，评选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优秀指导老师，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并推荐给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同时，在全院范围内召开优秀毕业论文公开答辩会，组织低年级的学生观摩，为他们将来的论文写作打下基础。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送往其他本科院校进行盲审，寻找差距，以便于提高。 奖惩并重对于保证论文质量必不可少。毕业论文质量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独创性，而抄袭严重是本科毕业论文的通病，互联网的普及在为学生查找资料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学生抄袭大开方便之门，指导老师在网上逐篇查找，工作量很大。目前，包括我院学报在内的很多编辑部都已使用学术论文打假防伪软件，我院也可将此软件应用于学生的毕业论文，对疑似剽窃、抄袭的论文进行鉴定。对抄袭他人成果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论文不能给予“及格”。这样，不但从根本上杜绝学生的依赖心理，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学术道德，为他们将来进行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3.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提高学生文献检索的能力 将文献检索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文献检索教学应当把对信息资源选择和鉴别能力的训练放到重要的位置，使学生能够从丰富的网络资源和电子资源中鉴别各类信息源并找到准确的入口。同时，教师在专业课的讲授中也要有意识地把信息素养的培养融入教学当中，对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层次的信息素养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这样既节省了教育资源，又能实现良好的培养效果。 综上所述，我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学校的监督管理、学生的认真态度及指导老师的严格要求这三个方面的通力合作。 文学毕业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当前高校的长线、传统专业，相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文学科势微、片面突出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地方重视经济发展主义的今天，其命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据最具公信力的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调查，在2007～2009年连续三届就业率最低的五个文科专业中就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该机构2011年的调查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被列为就业“黄牌专业”。这固然与该专业设置较有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专业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我国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能力为主”的人才培养方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1年工作要点》中也强调“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2011年6月，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能力为重”，要求着力增强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可见，“能力培养”已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时代关键词，俗话说，花无百日红，曾经在1980年代引起“轰动”的文学，今天也遭遇了寒冬。但是，压力既是考验生存的试金石，也是转轨并绝地奋起、浴火重生的动力，因此，挑战和机会并存，新建本科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办学及其专业、方向设置必须牢牢抢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位，以时不我待和急、争、抢的精神，实现快速地与市场人才需求、与地方行业链、产业链的对接，及早与地方性的行业、产业老大进行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引进地方文化（文产）行业的大佬，对该专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从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方向、课程体系、教学质量监控、教材体系、实践环节、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各个环节进行，以企业行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倒逼该传统专业的改造。 一般而言，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我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四会”（会做人、会学习、会应用、会创新）、“三欢迎”（学生欢迎、家长欢迎、社会欢迎），顶层设计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强校”，并通俗地将其理念概括为“做武夷文章 办绿色大学”。缘此，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符合海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行业需求、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对新建本科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必须树立一种观念：我们的人才是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大多不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是直接进入市场经济主战场，散播在相关行业、产业的生产部门，为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直接服务。 一、毕业论文的“原创”困境与耕作盲点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此外，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中，也进一步提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这些要求的提出，既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也指出了此类学校文科毕业论文（设计）转型的根本出路和方向。 总体而言，我校历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讨论多，实践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制度多，模式研究少；学术性毕业论文（设计）研究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出台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少。作为转型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存在种种弊端，该专业很明显地不适应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新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也就是说，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既不能如211、985高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最终多数通向“硕士生”、“博士生”，就业以科研院所、大中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高层主管为主导，也不是像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型”行业、产业一线人才的培养，就业直接面向工厂一线车间、流水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既要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我们人才培养的优势在于，既要适应相关行业的岗位素质要求，又要能迅速缩短“就业到岗”的时间，为用工单位节约员工培训资本，上岗即为熟练员工；办学方向能与今后的就业紧密结合，使得学生有广阔的就业前景，提升就业质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行业产业要求、就业要求、职业能力素质“倒逼”人才培养的规格、定位、课程体系、能力培养、教材建设、实践环节等等。 按此顶层设计、中观发展思路和微观个体培养三个层面的要求，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精神，能在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教育教学的语文教师，以及能够从事秘书、记者、编辑等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针对以往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选题范围越来越窄、优秀论文越来越少、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我校应以“应用型”为突破口，避开自身的弱项和“盲点”：少一些玄奥、抽象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多一些地域研究、特色研究、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就要符合“应用型”、“适用型”、“技能型”的能力素质和就业类型的要求，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与老本科大学中文系看齐。要在搞好社会调研的前提下确定学生“论文选题”的方向。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转变对该专业人才类型的认识，扩大调研视野。人们一般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应培养的人才类型不外乎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事实上，除了这些类型之外，还有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自主创业型等多种“业外类型”，这是由该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决定的。因此，办学者的社会调研首先要正确认识“守业”与“业外拓展”的关系，将人才类型的弹性空间收入视野之内，弄清该专业的毕业生究竟能够干什么、都在干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从而为拓展毕业论文选题开辟空间，打破该专业人才培养路子越走越窄的尴尬局面奠定良好基础。二是要了解社会对各种类型人才的能力期待。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的封闭化、学究化的办学模式，使其人才能力培养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脱离社会现实境遇的一种自认自定的标准，办学者并不了解社会对各类人才究竟有着怎样的能力期待，因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补上这一课也成为其必需的选择。三是要把社会调研纳入人才能力培养的常规机制中，不仅要注重事前调研，还要注重事后调研与跟踪调研，尤其要重视周期性调研成果的总结，并根据调研所获信息及时调整培养目标。 笔者从教20年，一直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任教。就历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来看，学生大多阅读量少，除了极少数备考研究生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对学术前沿知之甚少，许多同学不是选择一度“热门”的张爱玲、严歌苓、余华、虹影、莫言、卫慧等当代作家来说事，就是选择沈从文、鲁迅、老舍等几大家做文章，既无法推陈出新，偶有创见，也无法另辟蹊径，洞幽烛微，陷入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境地，或者干脆就是是剪刀加浆糊的干活。 从“顶层设计”层面而言，原有学生的论文选题基本脱离“应用型”的基本要求，出现“原创”的困境和创作的盲点。首先，就“原创”方面看，新建本科的培养目标、师资水平、课程设置存在较大“缺陷”。特别是从师资看，我校长期办的是师范专科，老师以教学为主，学生未来就业以当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为导向，在学术研究上缺乏明确的要求和定位。而部分老师由于长期囿于课程教学，加之外出学术交流、培训提高的机会较少，学校又无这方面的激励机制，多年下来，其知识结构陈旧、学术功底薄弱，本身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不甚了了，当然不可能以己之昏昏，使他人之昭昭。 此外，要注意有意识地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人文社会科学周边的某些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产生新的结合点。这既是与四年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尤其是与选修课程体系、应用实践课程体系（环节）的呼应，也是检验培养方向设置效果的显示器。比如，可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与高级文秘、新闻、广播电视编导、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些选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武夷文学中的文化创意原点和文化产业关联性研究”、“武夷文学与文化中的电视改编和绘本化”、“新闻报道中的文学化手法”、“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等等。事实证明，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培养的专科人才，有较多在南平市的新闻行业集聚和“扎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平市广播电视台系统，有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近30人，他们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和市场召唤，逐渐向相邻专业或者学科靠近，并将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上，既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学术理论，更要学生学会“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为学作风。 二、毕业论文的“应用”要求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大文学”与“大文化”、“区域性”乃至闽北“民俗学”、“地方志”等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一步。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要在论文的选题、材料的收集、学科（术）前沿的跟踪、田野调查、访谈采访、论文撰写等环节具体体现出来。 所谓的“区域性”，要求学生将论文选题切实与地方文史、武夷文化、朱子理学、茶文化、旅游文化、当代闽北作家作品、闽北神话传说及其传播、闽北历史人物研究、闽北书院文化、地方风物人情、黄峭文化、闽北地方戏曲、闽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学、大学生文学阅读与创作、农民工文学阅读、当代闽北民众的“文学生活”、网络文学与文化、手机短信文学、博客原创文学、武夷学院院系学生自办文学文化刊物研究、武夷学院文学社团的活动与创作、闽北现当代作家行至考据、武夷旅行文学等，具有“闽北地方”特点的选题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闽北政和四平戏、邵武、光泽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北民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戏”、“傩舞”、中原入闽且独树一帜，在东南亚各国颇具影响的黄峭文化、源远流长的武夷文学、张三丰的道教文化（文学）传播、朱子理学中的文学、武夷茶文学与文化、古诗词中的“武夷”形象研究、文学中的闽北神话传说人物研究、武夷山儒释道文学研究等等，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最最现实的问题和迫切需要切近的课题，是与武夷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最直接价值血缘的题目，也是慷慨的“大武夷”给我们最无私的馈赠，更是实现高校四大职能之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体现。此外，南平市为了积极对接福建省十二五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攀高 攀精”的思路，在南平各县市布点，实现产业承接和产业聚集、差异化发展。武夷学院在武夷山办学，理应首选为武夷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南平市委、市政府提出，在武夷山大力发展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养生、商业贸易、物流产业等，特别是“武夷新区”发展的一日千里，更给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该学科要注意在上述的各种产业链条中，发掘和寻找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比如动漫产业链中的“文学故事”编辑、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中的文案、乡土文学人物塑造、民间传说改编以及旅游休闲产业链条中的文化元素的融入、挖掘和升华。 此外，当前南平市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教研教改等，都是可供选择的良好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所谓的“应用”，要求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要摒弃剽窃、抄袭的恶习，杜绝“假大空”的论文选题，抛开正确的废话，告别陈陈相因的凌空虚蹈，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并在指导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会开展或者从事应用型科研，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本导向，以解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难题为切入点，主动融入地方工作的大局，在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艺术、武夷文化与文学、地方文史发掘整理等畛域，这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二步。毕业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选好题、选真题、选对题为标准，可以采取团队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系列题目，也可以单打独斗，集中攻破，努力在服务社会、贡献地方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学会逐步掌握开展论文写作的一系列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采访访谈的课前准备、田野调查的进行、材料的收集、辨别和使用、文献的阅读甄别、综述报告的撰写、观点的提炼、开题报告的写作、论文的修改等等，通过较为严格的学术科研训练，达到既能部分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会做人（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和谐的团队合作精神等）、学会学习（论文的全程如何展开与推进）、学会应用（学以致用，用四年所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学会创新（在前人的应用型科研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为能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有更大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采访访谈的全过程的学习运用，学会了在未来可能的新闻、文秘工作岗位上，较为熟练地迅速进入岗位角色，增强就业竞争力；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通过在大学四年开设选修课，较为系统地学习“期刊编辑学”、“办刊办报”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使得学生将应用性的就业所需能力或素质培养的端口前移。 最近，在业界颇具知名度的文学评论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的一组7篇文学研究论文，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著名的文学教育家、文学史学家温儒敏以《“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为题，作了开篇的导言，其他文学研究界知名学者黄万华、贺仲明等分别以学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调查、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网络文学生态调查、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为题，对“学院派”近年来少有接触的选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而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和“应用性”的题目，是与地方、民众具有血肉亲缘的选题，与时下某些学者关在学院围墙内，津津乐道的“现代性”、“纯文学”、“德里达”完全不搭界，也从而开启了现今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和“新视界”——是具有革命性的、振聋发聩的召唤，来自生活和人民的感召。在学理和学术掘进的畛域，敞开了过去自命不凡的纯文学研究者所未曾识见的全新的“文学生活”。这既是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新的文学研究论题，它的开启，无疑给了我们这种“地方性”、“应用型”新建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新的思路：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寻求。 学者张未民指出：“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了。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它们在文学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可以说绝不在“精英”文学之下。《读者》发行有千万份，《故事会》发行有三百多万份。其实，这样的文学期刊还有，比如武汉的《今古传奇》，仅‘武侠版’每月销量就在40万份左右。我们凭什么把它们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有谁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还有大量的‘泛文学’，比如《家庭》、《知音》以及大量的‘晚报’、‘早报’，它们的虚构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论是在写作的层面，还是在阅读的层面上，它们都具有文学性，所以有人说当代最好的小说在《南方周末》，这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意义上讲的，但《南方周末》上的很多故事都富于文学色彩，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却是事实。因而，以‘新文学’为本位，用‘新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另类’文学，这是不公平的。”[1] 在这里，张未民实际上触及到了如何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这对我们开阔思维，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的畛域和方法。 三、毕业论文的师生参与与全程指导 由于我院学生对应用型科研的“陌生”和对区域文学文化的生疏，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借助外力的支持、外出考察以及实证性研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指导方式，较之“纯粹的文学研究”这种较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方法，具有较大的进步。 第一，以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进一步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将学生试讲等实践活动、文艺创作与科研创新有效整合，全面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破解当前文化产业人才紧缺，及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节等难题。 第二，以毕业论文（设计）全程化为契机，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贯穿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改变以往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在毕业前完成的惯例，促进学生写作心态的转变，提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质量；改变过去简单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解决最后一公里”式的师生合作、校企、校地合作，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高度融合”的新型多角度、多面向的合作。 第三，以提升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实战性毕业论文（设计）达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突破传统文科类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的“天经地义”，不仅考核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还要考核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创造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设计的崭新形式，也能为其他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提供思路。 某位学者的一句话，笔者是很赞同的：“大学的文学教育必须随之作出调整、深化，让文学在大学的“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中，在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中充分发挥它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学毕业论文:中国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生语言类论文写作要点 每年都有一些同学选择语言方面的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但是，语言类论文和文学类论文具有明显的不同。文学类论文往往是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分析，这种分析是以论文写作者本人的文学理解和鉴赏为基础的。说白了，文学类论文属于艺术研究的领域，这类的论文往往是以阐述或描述论文写作者的主观理解和主观感受为。但是，语言类论文与此恰恰相反，它不允许写作者纯粹发表主观意见，而要求在调查研究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拿出反映语言事实的结论。说白了，语言类论文属于科学领域，要坚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原则，不允许没有客观根据的任意发挥。正是因为如此，语言类论文的写作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要克服这一困难，就要了解语言类论文的写作要求和写作程式。本文试图就语言类论文的选题、语言研究的程序、语言类论文的写作程式等问题进行一个大致的介绍。 一、论文选题 学术论文的写作和一般文章的写作具有明显的不同，比如你要写一篇议论文或者一篇杂文，有了观点之后，就可以展开思路、信手写来，如果不合适，还可以反复修改。需要什么材料，还可以查找一些工具书。 语言类学术论文，首先是一篇科研报告，它是在对某一问题进行一定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研究的过程和结论报告出来，这就决定了语言类学术论文是研究在先、报告在后，也就是先进行研究，再写论文。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语言类学术论文的选题，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写作的题目，而更主要的是选择一个研究的题目。 这样，就要求语言类论文的选题，应该考虑以下原则： 1.题目要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可行性。这样就要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以往的知识积累、可以占有的材料等等。比如《某某县方言音系调查与研究》，题目很好，但是，如果作者在方言调查以及辩音、记音方面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的话，这样的题目是没有办法做的。再比如，笔者曾经指导的一个本科生的创新支持项目，几个同学打算做这样一个题目《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该计划中包括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代表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这对于几位在校大学生来说，是无法进行的，所以笔者就让他们改成《曲阜师范大学文科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这样，题目就具有了可操作性，完成项目就不那么困难了。 2.题目要具有一定的新意。这就是说，要尽量避开那些热点、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除非自己确实有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理论、方法或材料，否则还是选择冷门为好。有一年笔者指导了一批自考生和函授生的毕业论文，其中不少学生写了“四大名著中的佛道描写”之类的题目，这当然不是语言类的，是文学类的题目，但是由于写类似文章的太多，许多文章都给人一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很难写出新意的。那么，怎么保证选题有新意呢？那就是尽量避开热门问题，比如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尽量选择别人不太关注的。例如，关于《红楼梦》的语言大家研究的比较多，你可以选择《儒林外史》或《儿女英雄传》等。 3.选题宁小毋大。不少同学喜欢选择大的题目，比如《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古汉语“俗”字研究》等题目，这些是08级毕业生的论文选题，这三个题目都是太大，让人感觉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第一个题目《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题目中的新词语指的是哪个时代的新词语？如果不限制时代，所有的汉语词汇都曾经是新词语。再说“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社会哪个方面的发展，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这样宏观的题目，根本没有办法去进行研究。第二个题目《现代汉语语法方向》，这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的方向还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哪种意思，都是语法学家们也不敢进行的研究，我们的本科生选择这样的题目，只能暴露对语法研究的无知。第三个题目《古汉语“俗”字研究》，古汉语有那么漫长的历史，指的是哪个时期的俗字？历代文献中都有大量俗字，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比如，有的专门研究碑刻的俗字，当然里面又分汉魏碑刻、唐宋碑刻等。有的研究敦煌俗字，有的研究近本的俗字等等，选择这样的题目，也暴露了学生对“俗字”研究领域的陌生。 有的同学选择了这样的题目，相比以上题目就要好的多：《〈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中的通假字研究》，《中的骂詈语研究》，《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这些题目都比较“小”，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如果这些题目没有人写过的话，就可能写出不错的论文。 4.明确研究对象和取材范围。这个要求在上文已经涉及到，就是选择研究的题目和对象是明确的，搜集材料的方向和范围也是明确的。比如上面列举出来的选题《〈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研究对象是《论语》，研究的内容是《论语》中代词的用法，搜集材料的范围是《论语》一书的代词。这样的题目，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选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找到译本比较好的《论语》文本，进行语料的搜集，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展研究。而另外一些题目，比如《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就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虽然题目中提示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但是“现代汉语”是一个大概念，包含大量的书面文献和口语材料，怎么去搜集“现代汉语”的材料呢？搜集书面材料还是口语材料？普通话的材料还是方言的材料？哪一个方面的材料都不能代表“现代汉语”的全部，所以肯定会让人感觉“老虎啃天，无处下口”的。 二、开展研究 选好课题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般程序是：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最后是执笔撰写、修改定稿。 首先，研究课题的基础工作——搜集资料。在确定了选题之后，就可以进入研究阶段，进行资料搜集了。 搜集材料的工作其实有两个方面： 一是原始语料。比如《中的骂词研究》，就要通读《红楼梦》，尽可能完全地搜集《红楼梦》一书中的骂詈语，一条材料用一张卡片，把包含骂詈语的句子完整地摘抄下来，并标明例句的出处，哪一回以及所依据版本的页码等等。再比如《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题目确定以后，作者就要到安丘进行语言的田野调查，不要以为作者自己是安丘人，就可以不进行调查了，同样需要调查。因为研究者对自己的语言往往缺乏认知敏感，许多现象未必能够明确认识到，只有进行调查，才能获得更加准确和丰富的语料。在进行方言调查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发音人等，其中从事方言语音调查还要有专门的听音、辨音、记音方面的训练等等，这都要利用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了。 二是已有的相关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前人相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搜集这些资料，主要是为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有关研究方法和成果，也是为了了解前人的研究，以便自己的研究不重复别人。比如《中的骂詈语研究》，很可能已经有些学者对于《红楼梦》的个别的骂詈语或某些骂詈语进行过研究，也有些版本的《红楼梦》的注释中对一些骂詈语进行过解释等等，这些都是前人的相关研究，都要尽量搜集到。搜集这些材料时，学生可以去查阅图书馆、资料室的资料，最好把想要搜集资料的文献目录、详细计划都列出来。查阅资料时要熟悉、掌握图书分类法，要善于利用书目、索引，要熟练地使用其他工具书，如年鉴、文摘、表册、数字等。 学生中有把以上两类材料的搜集混为一谈的倾向。不少同学认为搜集资料就是到图书馆、资料室借阅书籍，抄录、复印论文。比如，有一年，有个研究生的选题是《现代广告语言研究》（其实这个题目太大，是很难做的，但是只要坚持搜集大量的广告语言，也是可以进行的）。笔者问他：你搜集了多少材料？他告诉笔者说：他从网上下载了多少篇广告语言研究的论文，又复印了多少本广告语言研究方面的著作，总共也有30多万字的资料。笔者又问：你搜集了多少“现代广告语言”？他无法回答了。因为，他没有去搜集原始语料——广告语言，而只搜集前人的研究论著。所以，最终他的论文不是在研究“广告语言”的基础上写成的，而是在阅读前人的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论文只能是拼凑而成，至多只能写出一篇研究综述。没有进行第一手原始语料的研究，肯定写不出不同于前人的新意。 其次，研究课题的重点工作——研究资料。学生要对搜集到手的资料进行研究，首先要进行分类和再分类。把原始的、无序的材料按一定的线索和顺序整理成条理清楚的材料，相同的材料太多时，可以考虑列表或统计等等。把原始材料整理出一个眉目之后，一篇论文的雏形就出来了，然后是对每一个小类的材料进行总结和研究，得出结论。 在搜集原始材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自己费心选定的题目，居然有人已经做过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要认真阅读前人的文章，同时认真研究原始语料，看看自己会在哪些方面和前人的研究不相同，然后尽量突出和放大这种不同，这就是创新。 三、论文写作 研究工作进行到基本结束时，论文的雏形就已经具备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论文的布局谋篇、格式完善的工作了。 一般毕业论文的基本格式：由标题、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四方面内容构成。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摘要即摘出论文中的要点放在论文的正文之前，以方便读者阅读，所以要简洁、概括。正文是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研究这一课题的理由、意义，要写得简洁。要明确、具体地提出论述课题，有时要写些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作者本人将有哪些补充、纠正或发展，还要简单介绍论证方法。本论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即表达作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论据。这部分要以充分有力的材料阐述观点，要准确把握文章内容的层次、大小段落间的内在联系。篇幅较长的论文常用推论式（即由此论点到彼论点逐层展开、步步深入的写法）和分论式（即把从属于基本论点的几个分论点并列起来，一个个分别加以论述的写法）两者结合的方法。结论部分是论文的归结收束部分，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参考文献即撰写论文过程中研读的一些文章或资料，要选择主要的列在文后。 只要坚持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语料，论文的正文部分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需要注意和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两个内容的撰写： 一是摘要。学术论文的摘要是全文要点的摘抄，其目的是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但是，很多同学往往把这一部分写成“论文简介”，往往是这样写：“这篇文章以……为研究对象，以……理论为依据，对……进行了研究，论文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一……，二……，三……。”这样写其实是“论文简介”，不是“摘要”，怎样写才是摘要？可以尝试这样写，把论文中反映主要内容的句子按文章内容的顺序拷贝到一起，然后进行一下文句上的贯通，这样差不多就是一篇不错的摘要了。 二是论文的引言或绪论。一般来说，论文的引言或绪论部分，往往要明确说明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献综述。什么是文献综述呢？就是关于自己研究课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这一部分内容解决的问题是自己的研究和学术界的研究的接轨问题，同时也是自己的研究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部分，要充分利用搜集到的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和著作），把前人研究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在充分肯定前人研究的贡献和功绩的基础上，指出前人的研究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空白点或者不足，主要是指出自己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和前人不同，这样就能够把自己论文的创新性体现出来。这样写可以给读者这样的印象：本论文的研究是在充分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是具有创新性的。 另外，还要强调一下语言风格。学术论文，尤其是语言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一般的散文、随笔、杂文的文章风格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语言研究的论文是科研报告，所以不主张使用活泼的文体，句子宁短毋长。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不要有感情色彩。不少同学的语言研究的论文，写的跟散文、随笔似的，一看就不象一篇学术论文。 四、完善格式 学术论文写作不同于一般文章，讲究立论新颖，与前人研究结果有区别；证据要确凿，要注明引文或旁证思想的来源；数据收集合乎规范，论证有力，不牵强附会；分析严谨，不留漏洞或把柄；内容布局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等。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 1.少用“我认为”“众所周知”等表达，不用“有人说”“一位著名语言学家曾探讨过”“二十年的外语教学研究显示”等说法。 2.旁征博引，但不能生吞活剥、东拼西凑。 3.注意简洁，对发展文章主题没有作用的引文坚决不用。 4.认真区别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一手资料直接引文：引用内容与原文完全一致时，用引号，注明来源及具体页码。一手资料间接引文：归纳他人观点，解释性引用他人成果，不用引号，注明来源（及页码范围）。二手资料间接引文：在阅读某人A的文献中发现被其引用的另一作者B有值得引用的观点，表述方式一般为：“B（1989）曾指出/认为……（转引自A 1995）”，A和B均必须出现在参考文献中。 5.避免无意剽窃与抄袭。有时，作者将以前从某本书上学习到的观点、理论用于行文中，忽略了其来源，造成无意剽窃。如“语言有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分……”，这一广为引用的观点并不是普通常识，而是Chomsky（1965）的著名观点，因而必须查找原文，注明来源。 6.杜绝剽窃与抄袭。有意剽窃通常有以下几种：①观点剽窃：将他人某一观点据为己有，不注明来源；②整篇剽窃：将某人整篇文章翻译或摘译，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③针对某个学者的组合式剽窃：将某人多篇成果的有关要点或段落翻译后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④针对某一类研究的组合式剽窃：从不同作者的成果中挑出一些段落、论述，翻译并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⑤伪引式剽窃：从某著作中看到另一学者有价值的论述/观点，在没有直接读到该学者著作的情况下用编译的方式将观点组合进自己的文章，不注明为间接引用（即不写明“转引自……”），而是在参考文献中若有其事地列出从未真正阅读过的文献。 7.在不剽窃的前题下，鼓励模仿相关重要文献的格式、行文方式。 8.避免证据不足、想当然的观点。不用“我/笔者始终（或者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者会同意这样的观点”等虚张声势的表达式。 9.任何一个观点必须有来源，或者得到作者的论证。如“随着语句的进展，每个分句都会提供一些新信息，帮助读者在心智中不断构建和整合一个逐步完整的认知世界”，如何证明这样的观点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总之，论文的写作，对初次尝试的大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只要用心思考，认真对待，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写成一篇像模像样的学术论文，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本文为2009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网络时代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创新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9321，项目主持人：曲阜师范大学曹志平。） （张诒三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文学毕业论文:中国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生现代汉语方向论文写作导引 本科生学位论文应该建立基本的问题意识和规范意识。问题意识，主要体现在写作伊始阶段论题的选定方面；规范意识，主要贯穿在确立好写作论题之后的整个写作过程之中。以上两种意识是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常识，但在本科学位论文中却极为稀缺，直接影响到了论文的质量，有系统加以指导的必要。 一、如何确立现代汉语方向论文的选题 （一）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确立选题之前，首先要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本科生中有不少同学对于学位论文的写作缺乏必要的常识，类似“写论文是为了梳理学过的知识”之类糊涂认识在学生中还比较普遍，因此，必须先让学生明白，学位论文的写作不是单纯地消费知识，而是运用学过的知识来创造新的知识、解决值得解决和必须解决的新问题，要确保选题有价值。 （二）现代汉语学位论文应避免的选题方式 由于语言观念和本学科学科体系的制约，和对教科书的盲信盲从，一般同学在确立论题、进行写作时往往会陷入以下误区： 1.填充式 这种研究是理论先行，完全把书本上的知识引述到论文之中搭建框架，仅仅把书本上的例子更换一下。如“分析广告语言中的修辞手段”的某篇论文，分成了比喻、拟人、夸张等几部分，把自己搜集到的零零散散的例子，分别填入到几种修辞格之下，就没有了下文。这样的选题和研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只是为原有理论又背了一次书，毫无价值可言。 2.综括式 把学术界各个学者对某语言问题的研究综合在一起，这样的选题和研究对于造诣较深的学者来说是有可能在总括的基础上补充、丰富和发展既有研究成果的，但对于知识体系不完整、理论水平欠缺、研究经验不足的初级研究者来说，是没有能力提出新见解的。不建议学生选择此类选题做研究。 3.纸上谈兵式 这种选题是对于自己不熟悉领域的问题，进行硬性的研究。如某篇学生的论文，研究“两大应用领域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提出的挑战”——两大应用领域分别是汉语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而写论文的学生既缺乏有关汉语信息处理的理论修养与实践研究，也没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经验，超越自身能力进行的研究，绝不会有什么新意，甚至极易让人产生粘贴抄袭的联想。 4.断章取义式 这种选题在语言学界较为常见，它是对语言进行零部件式的研究，把活的语言拆解为僵词死字，罔顾语言整体、语言本身的特点、使用语言的人以及语言背后的人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等因素。如歧义研究，就片面夸大了语言中歧义出现的频率，忽视了语言使用的语境。选题的缺陷实质上反应了选题者观念上的欠缺。比如，学术界中提倡汉语也应像西文那样进行分词连写的主张，就是忽略了汉语汉字本身的特点，是不可取的。 （三）确立恰当的有价值的现代汉语论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作为论文指导教师，需要向学生澄清本学科及相应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域，使其摆脱对教科书的完全依赖和盲信。观念上的更新才有可能带来研究上的突破。从以下两个不同角度来选题都可以体现现代汉语本科学位论文的价值。 第一，从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出发。 让语言研究走进语言生活，让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联系起来，回到语言本身做原初性、常识性的全面思考。比如，可以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中寻找研究的课题。笔者曾经指导同学考察曲阜街头用字和曲阜街道名称，分别写出调查分析报告，这类报告一定不能只满足于对表面现象做记录，还要做深层次的解释，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还可以在各种文体或媒体中寻找有价值的语言现象来研究，如可以分析作家汪曾祺优雅的小说语言；可以通过分析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对话，从而寻找到现代汉语的白话文资源；通过对比分析古代章回小说和现代白话小说中的描写性语言，梳理汉语的继承与变异、总结出汉语表达区别于西方语言的一些特点；可以把报纸中的某专业标题做为分析对象，揭示出标题语言的共性和特殊专业类标题的个性；可以通过法律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对比，揭示出不同语体风格的特点和各自的规定性，等等。 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比如，分析某社区的商业牌匾雷同化、庸俗化命名方式，揭示致因；假大空套语言现象、暴力语言、詈语等都有研究的价值。 第二，从语言学科建设出发。 现代汉语学科相对成型，但离真正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反思学科范式结构的缺陷十分有必要。如果有能力，就可以在这方面选题，比如，从思考语言问题本身开始，反思整个语言学研究的缺陷。也可以从其他领域的学者论著中寻找语言学的宝贵价值，比如，陈寅恪论著中包含的语言学思想就很有重视的价值。一些语言现象本身包含的语用意义也值得深入挖掘，揭示语言现象的同时，寻找到以前未曾发现的语言学理论，这需要超越结构主义静态语言观。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同学在确定选题时，习惯于跟着时尚走，热衷于分析网络语言，并且常常止于泛泛而谈，把别人总结过的问题重新炒作一遍，提不出自己的新见解，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语言学论文的写作，大都需要在占据翔实而充分的语料基础上进行，而网络语言尚需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优胜劣汰的自然发展过程，由于稳定性不够，研究的结果往往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生活有多么辽阔、社会有多么复杂，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就有多么丰富多样，与之相应的汉语言研究就有多么广阔的可作为的天地。保持对语言现象的敏感、敏锐性，就会在各种文本经典中寻找到更有意义的诸多研究对象。 论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查找资料了。已经确立好的论题也可能会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加以变动，如果写作时间充足的话，这对于写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写作初期如果“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就先把精力放在资料搜寻之中，在资料无限链接到达一定积累量时，新的选题伴随着新的思路就产生了。 二、资料的查找和利用 现代汉语学位论文的资料分两类：文献性的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性资料。 文献性资料是指跟论文所要研究的语言现象有关的语料。语料是多种多样的，语料的来源决定于不同的写作目的。如果是研究身边的语言生活，就要亲自进行田野调查，比如，调查某城市的用字情况、普通话的使用情况、城市街道和牌匾的命名情况等等，这些均须写作者做周密细致的调研。如果目的是研究一种语言现象，而又没有固定的语料，那就需要研究者自己有足够的判断能力，确定一个最有意义的范围，搜集其中的例子，然后加以分析研究。 有时语料过多不便于全面分析，则可以截取部分代表性语料做相对封闭的分析。搜集语料时，可以把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数据库充分利用起来。 研究性资料是指就某专题而进行的研究性论著，包括已出版的著作和已发表的论文。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类。电子版查找渠道：从校园网点击进入曲阜师范大学电子图书馆，然后进入中国知网的免费资源，用“关键词”或“主题”搜索并下载所需要的资料。用传统纸质方式查资料的话，可以去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借阅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查找利用每一期的篇目。 在查找资料过程中切记：只要是对于自己的论题有所帮助的资料，都要记下详细信息，诸如文章的作者、文章的标题，登载杂志的名称、卷期、页码等，以便后来在文章中真正使用过相应资料之后，完整地附录到参考文献部分。这样做，不只是为自己提供方便，也是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 三、论文在材料、方法运用和论证过程中注意的问题 大题小做、小题小做、小题大做，这是写学术论文的三个不同的路径与方法，对于同学们来说，第一种最好不选，因题目太大，无法驾驭，易陷入空泛；第二种选题本身不是没有价值，但是由于客观或主观等方面情况的制约而没有办法深化研究；第三种应该属于最好的选择。 小题大做即以小见大，需要超越语言表层结构形式的迷障，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心理、审美等因素，有些语言研究还可能涉及到语言本身的一些规律或机制，由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做基础。比如，对偶之所以自古以来深受汉民族喜爱，既有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做必要条件，又有语言形式背后潜藏的哲学意蕴起作用——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相契合。 论文的分析论证要建立在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全面、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思考基础之上，揭示特定的“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或“那些个”研究对象的本质，切忌理论或观念先行，否则就会模糊甚至异化研究对象。对于自己所分析的语言对象，不仅仅需要进行形式上的描写，揭示“是什么”的问题，更需要进一步作阐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语言表层为了语言而研究语言，而应该把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把与语言直接相关的人，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思维、心理等要素都要考虑进来。针对特定语料而进行的语言学研究应属于语言考古学研究，主要运用归纳法，在语料中发现问题，找出最有价值的东西，总结出规律或得出结论。 确切地说，语言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对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选择语言对象或语料时不应为了验证某假设的理论只择取对于结论有利和有用的对象或语料，而舍弃对于此理论没有用或恰好证伪此理论的语言材料。新材料就意味着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就要从新角度、使用新方法新理论来作出解释。显然，语言学内部的方法与理论是远远不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超越语言学界，到哲学、社会学、史学界去学习和借鉴。如果把研究的方法始终局限于“假设——演绎法”，语言学研究就会始终停留在主观验证阶段，走不出科学主义的盲区。要改变以往结构主义的研究定势，就要根据更多的现象、材料和事实，注重以前被忽视的问题，采用新角度，利用新方法，总结出新规律，得出更多有意义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多起来，我们离语言的本质才越近。通过指导本科生学写现代汉语学术论文，让他们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就掌握恰当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今后从事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文学毕业论文: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的提升 ［摘要］新升本科院校由于受到师资、生源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在毕业论文这一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针对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毕业论文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探讨如何提高并改进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教学质量。 ［关键词］新升本科院校 古代文学 毕业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由于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不少学生毕业论文在选题时都以古代文学作为方向。因此如何让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在新升本科院校中显得极为突出。 一、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原因 （一）课程本身因素 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对于文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出现，而千百年来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热度也从未消退，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更是各朝各代名家辈出，有些名家甚至是用尽自己毕生精力去研究某部作品或某位作家，所以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已是硕果累累。但这种现状对本科生来讲却是相当尴尬。本科生学习古代文学是两年时间，就这门课程本身来讲，两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不少重要知识点在老师讲解过程中是走马观花，学生的吸收更是大打折扣，很多学生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学术研究。 （二）学生自身因素 由于高考扩招使大学入学门槛明显降低，所以学生在进入大学时综合素质已是良莠不齐。在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学生又往往把课余时间都花费在英语等过级考试上，对于自己的专业课却出现不同程度的忽视，老师要求读的一些专业书根本无暇顾及，长此以往，学生连教材中的基本知识点都无法记住，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 （三）指导教师因素 新升本科院教师从事的科研活动较少，因此特别是年轻教师对于学术活动了解不够，不能及时把握学术前沿，这些也都成为制约教师无法较好指导毕业论文的关键性因素。再加上文学院的学生偏爱选择古代文学方向作为毕业选题，所以古代文学老师常常出现一个人要带十几个学生的情况，这样老师既要保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往往最后力不从心，在给学生指导时由于精力达不到而存在一些漏洞，造成一些学生浑水摸鱼，毕业论文蒙混过关。 （四）学校体制因素 一般学校将毕业论文安排在第八学期，而这一学期往往是学生考研、就业的重要学期。参加考研的学生一味关注自己的考研而无心做毕业论文，多是草草应付了事。就业学生存在的问题更多，很多学生为了找工作往往最后一个学期就离开学校，手头资料严重缺乏，因此毕业论文的水平更令人堪忧。另外，学校对于毕业论文的不及格率缺少严格规定，有些老师为了不影响学生毕业，把原本应该不及格的毕业论文升为及格，这样毕业论文作为评定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就失去了意义，这些体制上的因素也成为制约毕业论文无法做好的原因。 二、提高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论文质量的建议 （一）健全学校管理体制 不少学校对于毕业论文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如《关于印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条例〉的通知》《毕业论文撰写要求》等一系列规定，但很多老师并没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来执行。面对这样的状况，学校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规定，细化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并且对于其中的一些步骤进行严加审核，防止不认真的学生和老师钻空子。另外学校应该推行盲审政策，在答辩前组织本校专家或是兄弟院校专家进行匿名评审，盲审通过之后方能参加答辩，这样给学生及指导老师无形中增加一些压力。 （二）提升教师的专业指导水平 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的科研水平普遍不强，因此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成为重要任务。学校应该鼓励青年教师到知名高校进修、访学，感受名校的学术氛围。只有教师的学术视野开阔才能够有足够的水平给学生介绍本方向的学术动态，指明现阶段依然存在的学术空白点，探讨更有意义的科研选题，提升学生在学术领域的水平，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 （三）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加强学生论文写作的基本功应是学生入校起就应该强化的基本功。学校应开设论文指导课，增强学生对论文写作课的重视，平时多布置一些小论文，及时指点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防止出现题目过大、过于老套、无研究价值这样的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三、小结 做好本科生毕业论文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仅重点探讨新升本科院校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论文就发现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学生、教师、学校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只有经过各方的互相协调、配合，毕业论文的质量才会有提高，才能推动学校综合教学质量的提高。 文学毕业论文: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探索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完成学业的标志性作业，是对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尝试，是检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本能力的一份综合答卷，它直接影响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教学能力、科研水平的提高。遗憾的是，有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认为毕业论文只是对毕业设计的记录和整理，忽视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性的特点，在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上出现低级错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势在必行。 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性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是指从事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工作包括学术研究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等中的规则。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社会性。毕业论文中的研究，有重要价值的发明和发现(包括科学中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提出)，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几乎都是在他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创造而来的；几乎都是与他人合作的结果。绝大多数也都要使用公共资源。即使是完全由个人辛勤探索获得的成果。要成为被他人承认的知识，也需要一个由人们进行独立判断并决定是否接受的过程。这种社会本性决定了毕业论文研究的基础在于公认的学术规范平台上。 2．学术规范可以减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易错性。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研究之所以容易犯错误，一是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极为复杂，且又不断发展变化，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二是因为个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受着自身条件的制约，如思维方式、知识背景、个人情感等等的局限，这就使得个人对研究课题的认识和把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和错误，因此需要相应的规范，需要学术共同体来共同努力以尽可能减少这些偏差和错误。 3．学术规范可以消除个人机会主义倾向。如果没有必要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不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可能想方设法地去走捷径、去投机取巧地多进行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写作，甚至会出现种种越轨的行为，如伪造、作假、抄袭、剽窃等等，必将严重地损害个人、单位以至整个研究领域的声誉。 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建设的思考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规范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研究，虽然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目的，导致研究过程差别很大，但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毕业设计还是有一套通行的研究方法，通行的毕业论文研究步骤主要包括：(1)发现或确定研究对象；文献研读分析，提出研究问题；围绕文献进行综述，论证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起点；(2)研究设计，包括研究模型构建，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测量，研究数据的收集方案；(3)数据采集过程；数据分析，解答各研究问题；(4)研究结果的讨论和分析等。由此可见，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必须应该将毕业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规范、研究过程的方法介绍等，以流程图的方式表示出来，我国每年有大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通过，但在国际、国内引用的却很少，原因就在于所用得研究方法不明确，所得的研究结果是否合理正确就很难判断，只有清晰合理的研究过程才是证明其研究结果有效性的主要尺度。 2．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规范建设。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规范至少应包括：(1)选题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选题对于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具有决定意义，着眼于选题的质量，主要是看选题是否有新意。(2)观点规范。观点是否鲜明、正确，有独到见解，有创新性。(3)论据规范。论据是否充分、翔实，论据要具有新颖性、典型性、代表性、正确性，要能有力地阐述观点。(4)论证规范。论证是否严密，富有逻辑性。全篇论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言之有序。天衣无缝。做到概念判断准确，有层次、有条理地阐明毕业论文的研究过程。(5)结构规范。结构是否完整，层次是否清楚，绪论、本论、结论各部分的主次详略要得当，段落划分要合适，全文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整体。(6)语言规范。语言是否符合论文的语体风格，是否准确、简明、平易、通畅。(7)格式规范。格式是否规范、项目构成是否完整。毕业论文应由以下项目构成：封面、标题、摘要、关键词、目录、正文、致谢、注释、参考文献、附录等，每一项目都应符合规范的格式和写作要求。 3．加强指导，实施指导教师责任制。职业技术教育指导教师责任制是指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指导，包括：(1)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选题，确定研究方向，介绍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及存在问题；(2)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查阅相关文献，介绍查阅方法，搜集该选题前沿资料及相关信息；(3)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确定毕业论文题目，并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汇总、分类、分析等；(4)负责设计调查(实验)大纲、实施方案，分析是否切实可行；(5)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进行调查问卷(实验研究方案)的撰写，及时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帮助本科生立论和分析调查(实验)结果；(6)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按规定格式进行毕业论文写作，如毕业论文结构规范，中外文摘准确，参考文献引录正确等；(7)本科生撰写完成毕业论文后，指导教师应认真审阅，对毕业论文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论点论据、结构布局、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问题，写出有针对性的鉴定意见；(8)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论文答辩，针对毕业论文答辩中提出的问题，指导本科生进行修改；(9)通过答辩后，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按考核标准和答辩情况评定最后成绩。 4．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阅过程制度的规范建设。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评审中，由评阅人和专家共同构成学位论文评阅组，评阅组人员的组成中通常至少应有一名同一领域内的学术带头人，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送审到提交评阅意见应保证评阅人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评阅论文。有条件的高校还应当聘请同行专家和校友作评阅人，增强了论文的认同度，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授予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各职业技术高等院校对于本科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应该采用量化的方法，在本科生学士学位评审过程中，分项、分栏列出对论文评阅的要求，对毕业论文选题的先进性、论文结论的正确性、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及主要贡献、论文的错误及有待讨论的方面、对论文的修改意见等分项评审给出鲜明、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这种量化的做法使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更有依据，一方面要求作者综合考虑论文的各个方面，不应忽视论文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也激励评审人尤其是专家提出具体中肯的意见，使论文评审更有针对性。 5．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制度规范的建设。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制度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管理：(1)明确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整体要求，建立完整的工作规范和系统的管理制度；(2)建立切实可行的质量评价体系。为使成绩评定达到客观、公正，还应建立成绩评定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指导教师评分项目分值和答辩委员会评分项目分值及二者在总成绩中的百分比，做到成绩评定不偏不倚，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3)设立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管理和指导机构，保证这些制度标准的具体落实和严格执行；(4)建立指导教师的遴选及淘汰制度等。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过程中，严把质量关；(5)成立的各专业的答辩委员会，答辩时按题目类别分组进行，答辩小组教师姓名提前公布，且实行指导教师现场回避制度，答辩现场肃穆，并对答辩过程做认真记录；(6)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结束后，在指导教师评语的基础上，先由评审人进行评阅，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文化研究论文:文化旅游产业融资问题的研究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旅游的消费的需求日益旺盛,文化旅游类公司发展形势大好。在新常态下认真审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式和方向,既可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国家。从文化旅游类公司自身的发展特点来看,文化旅游具有其他产业难以比较的复杂性、综合性和渗透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新的要素的投入用来拉动整个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带动金融、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化旅游类公司的发展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城市形象的提升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正相关作用。可以说,文化旅游类公司的发展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效益,其带来的社会效益更是全方面、多层次的,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和效果。这种相互促进的作用还表现在经济腾飞的同时,金融市场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优势又有反作用与文化旅游类的公司,因此这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旅游企业要想健康快速发展,绝对离不开大环境的支撑,包括金融环境和政策环境。一套有序、积极的国家政策,会使得一个行业的发展更具活力。相关行业的公司可以紧紧抓牢政策性的优势,投入国家政策的洪流,充分利用机遇,促进自身的发展。为了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旅游类公司发展,陕西省人民政府 2013 年 9 月提出《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第十四条提到:完善文化旅游类投融资机制,整合现有部分文化资金,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充分发挥省文化旅游投资基金优势,通过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方法参与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和社会资金投入文化旅游产业领域;根据发展需要,省文化旅游投资基金可下设各种子基金,推动构建完善的文化旅游类公司投融资机制。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外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倾向于酒店与宾馆,并在宏观层面对于融资的阶段性困境,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决策。外国学者更多的倾向于研究政府行政干预与文化旅游产业投融资之间的联系,以本国的客观国情,对于融资产生的影响要素展开分析。J.A.Bodlender 对旅游项目融资问题从宏观、微观方面,从政府和私人机构的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1]Larry Dwyer and Peter Forsyth (1994)通过分析行业动机,确定了外部资本对于全球旅游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他指出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合理利用外资的情况下,其旅游业发展都会从中受益;但他忽略探讨了对外资投资的负面影响。[2]Kumi Endo (2006)研究表明旅游企业投资中,与其他产业的外资引进成度相比,旅游业的外资所占规模较小。但作者表示,在未来旅游企业引进外资是今后发展趋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势头会更明显,但吸引外资也不能掉以轻心,应当警惕外资带来的消极作用。Sanford and Dong (2000)分析了美国的旅游业融资状况,得出其旅游业经济的增长与其外部的融资量呈现同方向增长的结论。[文秘站:]然而不同行业的准入标准又反作用于这样的正相关关系之中。服务与旅游在融资发展中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因果分析没有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体现。[6]Song[7](1997),Witt[8](1995) Shan and Wilson[9](2001)釆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建立联立方程研究投资和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投资激励影响投资力度,其减少资金成本,运营成本,加强投资担保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投资激励的主体。 第二章 相关理论 2.1 文化旅游融资概念与特点 为推动旅游产业向一个新兴方向发展,全面提高旅游业的景区质量和服务水平,“十二五”期间,一个响亮的名词出现在公众视野,那就是“文化旅游”。从此,全国旅游相关部门把“文化旅游”的地位提高到以往旅游的顶峰。一些着名的旅游资源大省也纷纷将文化旅游列为今后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文化旅游的和谐发展制定了方针政策。“文化”是文化旅游产业的精髓,传统的旅游产业是其必不可少的载体。早在 2005 年,Khalid 在已经提出了“文化旅游”这个概念,但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官方的定义,国外多数学者也是以“文化旅游”作为研究对象,证明了“文化旅游”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对文化旅游以及旅游景区的相关文献的进行深入研究后,可以看出文化旅游与历史文化遗址、遗物、建筑等具有密切关系。顾名思义,文化旅游来源于带有历史文化颜色和旅游景区的双重结合,根据世界旅游组织以及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ATLAS)文化旅游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而前往日常生活以外的文化景观所在地进行的非营利性活动[2]。根据《2010-2015 年中国文化旅游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所述,文化旅游是以旅游文化的地域差异性为诱因,以文化的摩擦为过程,以文化的相互融洽为结果,具有独特性、差异性、教育性。文化旅游实际上可以说成是游客亲临某种文化资源,亲身感受文化所带来的心理满足,这种满足是以某个景区作为支撑的。某项文化旅游景区拥有一定的核心景点,并且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本文案例中的 QJ 文化旅游景区,除了以景区为中心的服务以外,还衍生出 房地产、饮食、酒店、会所、影视以及商业圈。文化旅游公司涵盖的文化精髓和辐射力,可以提高旅游产业的附加价值,通过不断的挖掘改造,可以产生很多后续的旅游产品,从而抬高了旅游景点的层次。同时,它与我国许多产业也是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一产业可以为它提供坚实的后续保障,第二产业可以为它提供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三产业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文化旅游,因此,文化旅游就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产业,与其他产业密不可分。它为我国今后的产业升级做出巨大的贡献,必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2.2 融资理论综述 国内学者将融资定义为是资金从资金剩余部门向资金匮乏部门流动的过程,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是购买力有效转移的过程。融资方式说的是利用何种途径筹集资金。本文试图所提到的 QJ 公司的融资方式是指该公司在一定时期内选择哪一种融资方式,这几种融资方式怎样排序才能是成本最小,风险最低。当然,现实中,融资方式的确立并不是随意的排序,融资渠道的拓展以及投资主体多元化才是解决融资问题的根源。现有融资方式为 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的融资之路提供了参考意见。一方面,文化产业要积极争取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创新其融资。由此可见,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必须增加新的融资方式,为了保证该景区今后可以良性循环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文献综述为后文制定 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的融资方式提供了选择。 文化研究论文:美术类微文化产业创新要素的研究 随着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微文化也随之诞生。新媒体技术为美术家们提供了巨大的舞台,美术家们只要将作品上传至微信或微博等新兴媒体软件,就能与广大的网民一起分享自己的作品。通过新媒体平台,已经有许多美术家利用微博举办“微展览”,这种新颖的方式,使艺术家的作品被更多人欣赏,将自己的理念传播得更广。而以“微动漫”为代表的影视艺术,以活灵活现的视频,动人于无形,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就接触到了新思想。在“微动漫”创作的过程中,美术家们把自己的艺术理念融入到艺术作品中,让作品充满灵魂。素材取源于生活,作品常常对现实社会现象进行暗讽、比喻,常常对广大群众起着教化的作用。不管是静态的“微展览”还是动态的“微动漫”都是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微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创新。 一、对微文化的分析 (一)微文化的本质！。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聚积起来,不经意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就是微文化。 (二)微文化产生的背景。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后,人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使信息更新的频率越来越快,内容贮存量也越来越大,而各民族的文化也凭借着互联网在人类社会中交换交融,在这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必定孕育出新兴文化,所以说信息技术的革命是微文化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 (三)微文化产生的条件。近几年来,出现了QQ、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技术,让信息传播变成“弹指一挥间”即轻轻滑动手机,发条微博就能同时把信息告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甚至上万个人。新媒体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及时、经济效益高、运用广泛等特点是微文化产生的重要技术条件。 (四)微文化产生的意义。厚积薄发,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是积蓄许多微不足道的力量,就能斗转星移。微文化就是积累微小的力量,不经意地来改变人们的生活,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微文化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微文化应运而生,它是当今社会的产物,是当今社会人与人交流的一种方式,是人类进步的象征。 二、对美术类微文化产业的分析 (一)微文化创新产业的理解。微文化创新产业,主要以创新为核心的新型产业,即文化因素或主体文化凭借个人或着团队运用电子技术、创意理念和生产产业化的方式进行开发、推广,并且通过新型媒体技术载体来营销知识产权的一种行业。微文化创新产业有微电影、微动漫、微电台、微电视剧、微漫画、微视觉艺术、微工艺与设计、微雕塑、微广告、微建筑等。 (二)微文化对艺术家们的影响。微文化给美术带来了崭新的存在方式,不但放宽了艺术家的视野,同时也让艺术品大众化,让艺术随时随地地走进人民群众中。当今社会是个多元化社会,艺术家只有放弃旧观念,带着创新精神,关注人民群众,放低身姿,走进生活,和观众对话,心交心,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微文化作为艺术家和广大人民群众良好的沟通平台,给艺术创造者带来了更多展示自己艺术作品的机会,微文化的产生是艺术大众化的过程。 三、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的创新要素 (一)创新意识。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不断提高,激起了其创造新生事物的欲望,并且在创造的过程中表现出意图、希望和假定,是人类特有的品质,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样的,在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创新的意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具备创新意识,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最新出现的一种新型产业“微动漫”这一美术类产业,它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由于富有强烈的讽刺感、幽默感和隐喻的作用,而被人民群众喜欢。一部值得一看的微动漫《子狐物语》讲述了小男孩在回家路上遇见了小狐狸,并驯养了小狐狸,与之成为朋友,最后由于分开而领悟到了“肉眼看不见事物的本质,只有心灵才能洞察一切”的道理。导演塑造了一个天真,向往大自然的男孩,也暗示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用心去交往,同时讽刺了当今社会快节奏的人际交往关系。此动漫是改编自日本电影《生命奇迹的小狐狸》,但是翻拍的动漫却比真人原版更加感人,主要因为在原着中一笔带过的对话情节,却可以做出几十幅颇为有意思的画面,这就需要“漫画家”具有创新理念,跳出原着,琢磨情节,夸张化加入浪漫主义,把自己想象的、自己认为主流的新思想,在画中表达出来,而不是根据原着电影画面情节完完全全地照抄、照描,拍成动漫,这样制作出来的动漫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换种画风把原着“录”了下来。想要成功,创新意识是不可缺少的,微动漫是从原来的动漫中创新而来,比原有的动漫更具夸张化、幽默化、戏剧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呈现出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才使得微动漫得到发展。因此,美术创造家要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微动漫制作的过程中多动脑,时时刻刻保持创新意识。 (二)知识储备。具有创造力的人不一定就会有创新成果,只有同时具备创造力和足够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创新成果才能出现。着名导演卡梅隆给人开过卡车,当过机械维修人员,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物理学,但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喜欢电影并且开始尝试写剧本,后来又对电影特效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主攻电影特效,到后期他又发现当导演不错,于是他开始尝试导演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经历让他得到了宝贵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他在拍电影的过程中,运用不同的知识有机结合,给人视觉上的冲击,仅仅从《阿凡达》分析,就有了故事情节的创新、特效的创新(3D技术)、人物性格的创新。因此,知识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影响你的创新成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灵感尤为重要,而灵感往往来源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内在修养,微文化创造者要明白知识储备的重要性。 (三)独特的眼光。具有独特的眼光才能创造出有意义的成果,否则就会使文化脱离艺术的轨道,走向庸俗化。一种文化是否具有价值就是看其本身是否存在生命力和感召力,而过于庸俗的文化是不具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微文化作为时代的产物想要更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抛弃庸俗化,而美术离不开微文化,微文化也离不开艺术。因此,美术类微文化产业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庸俗化,这就需要艺术家的独特眼光,看准主流方向。 (四)敢想敢做。要做别人不敢做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有什么新的观点,新的理念,都要敢于尝试。中国最成功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全片运用中国特有的水墨画来制成,这就是创新,做别人没做成的。其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美术家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可以尝试不同的途径,虽然结果一样,但是不同的途径有不同的美,要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途径。只有抱着敢勇于尝试的心态,才能有机会走向成功。 四、结语 曾几何时,微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由此可见微文化的重要性和时展的必要性。而以微展览、微动漫、微信、微博、微电影等美术类微文化产业是微文化的组成之一,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的过程中又离不开创新意识、知识储备、独特眼光、敢想敢做等要素。因此,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道路。 文化研究论文:对加强国税文化建设的认识和思考财政研究 一、对当前国税文化建设的认识 国税文化是国税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实践工作中长期积累的共同理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具有税收工作特色的理念体系。以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为基本特征的税收文化建设,一方面强调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以及保障税收征管工作的物质环境,这是开展国税文化建设的前提;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约束性,有一套保障税收工作正常运行的规程体系,是国税机关编织的一张有形的网;第三是强调对人的潜移默化作用,通过文化的熏陶,凝聚人们的向心力,达到提高素质的效果。 对于“国税文化”概念,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而且这一术语本身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得较少。笔者认为所谓“国税文化”,就是指国税机关在长期税收实践中所创造的独具税收特色的优秀物质成果和先进精神成果的总和。作为税收文化现象,包括价值观念、行业精神、治税思想、职业道德、工作技能、行为规范等一切观念意识的成果。国税文化,是实现制度与目标的思想保障,是制度创新与工作创新的观念基础,是税务机关行为规范的内在约束,是税务机关活力的内在源泉。税收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国税机关的文化,更是每一位国税干部的文化,需要全员发动、全体参与、共同努力,采取由下到上、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方式,建立全体税务干部共同的价值理念、奋斗目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促使全体国税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局一盘棋。 二、国税文化建设与其他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物质文化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基础。 物质文化建设是国税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基础。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能营造和谐向上的工作氛围,能使干部职工在工作中保持愉悦的心情,能提高工作效率。物质文化建设是税收文化建设由表及里的第一个层面,也是做好税收工作的物质基础。一方面,税务干部要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去组织税收收入,为国家财政不断增加新的血液,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多种征管措施,不断强化税源管理,加大科技管理的力度,扶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组织收入工作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另一方面,税务干部职工在工作生活中,不仅具有组织税收收入的义务,也应有物质、安全、情感、自尊和价值体现等方面的权利,税务机关的决策者要在尽可能的前提下,注重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最大程度地满足干部职工的各项需要,从而使税务干部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职业自豪感,进而为实现个人和税收群体的共同目标而竭尽全力。 (二)制度文化是税收文化建设的核心。 制度文化建设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关键和保证。西方有一句谚语: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天堂和地狱,那么,天堂的规则一定比地狱更详细。就是说唯有制度和标准,能守护一个良好的集体。制度文化是税务系统在工作实践中所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的总和。它是税收经济活动中的必然产物,对于规范、约束税务干部职工行为、保证税收征收管理活动正常进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规章制度是税务机关决策层意志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权威性、强制性,规章制度一经制定,要求每位干部职工都必须坚决遵守,不得违犯。任何一个规章制度都是在一个阶段和条件下对干部职工行为的明确规范。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着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便于操作。对税务干部行为的强性约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推行税收文化建设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不断加强税收制度文化建设,才能使税收工作高效、有序地运转。 (三)精神文化建设是税收文化建设的灵魂。 精神文化是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思想基础,是国税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培育和谐进步的国税文化精神和理念,可以对内感召群体,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形成团队的战斗力;对外形成传播,树立国税良好形象精神文化建设是通过广大干部职工群体感悟税收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组织情感,以此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作为精神文化建设的税收核心理念是税收精神文化的高度概括,这是税务大家庭的精神支柱,是与每一位成员关系联接和维系的纽带,促使他们自觉为税收的发展而努力。要特别强化以人为本观念,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为出发点,来创造良好的人才培育环境及和谐高效的“团队精神”;把税收精神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其相适应的文体活动结合起来,使广大税务干部既有精神文化的情感陶冶,又有精神文化外在表现的美感享受。 文化研究论文:企业跨文化交际英语语用的研究 一、企业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和研究内容 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基本目的有三个。一是培养人们对不同的文化持积极理解的态度。二是培养跨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三是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走出国门或在国内跨国经营的企业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的实际技能。正是基于这一点,企业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实践意义要大于理论意义。 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研究内容有:第一,关于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研究。第二,语言行为的文化特性方面的研究。第三,非语言交际方面的研究。对于隶属于某个文化的人来说,什么行为好,什么行为不好,都是受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支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很难把握得住它,但是通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行为模式,往往可以推断出某种文化的价值观。 二、企业跨文化交际时的语用失误 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理解并运用话语的。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与人交流时如何恰当地使用和理解语言,尽量避免语用失误或误解,实现成功交际。Thomas在1983 提出“二分法”的语用失误。他认为语用语言失误是和跨文化失误相联系的,而社交语言失误(socio-linguistic failures)是由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地位差异导致的,属于非文化因素。比如同一文化的两个朋友之间产生的语用失误属于社交语用范畴。社交语用失误也可能是因为学习者根据社会距离,误判了自己的相对权利和义务,以及言外之意。 企业员工在跨文化交际时往往因自己的文化背景与对方不同而产生一些语用失误,主要表现在称呼﹑介绍﹑关心﹑谦虚和打电话等方面。比如说中西头衔称呼习惯不大一样,中国喜称主任、书记类,老外听起来非常官僚,外国商人特别是美国人讲究实效,第一次交流就给人留下不好的阴影。其次是介绍,有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之分。在介绍两人相识时, 一般要注意以下顺序:先男后女;先少后老;先低后高;先客后主;先小姐后太太;先近后远等。这与中国的介绍顺序也有些差异,稍不注意就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第三是关心,在跨文化交际中一定要避免问一个成年人特别是女士或老人的年龄,以免冒犯他人隐私权。一些“关心”式的问题对中国人并没什么不妥,但是对英美国家人士来说他们很重视个人隐私,不愿别人过问个人之事。因此根据他们的习惯,这样的问题不宜过问,否则就是失礼。再者是谦虚,中国人认为谦虚是美德,当受到别人赞扬时,往往会谦虚一番:哪里,哪里。当这种赞扬遭到中国人拒绝时,外国商人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之间跨文化的接触很可能是以一场交流失败而告终。最后是打电话,许多企业员工不知如何与外商通话,他们常用中国式的方式接听电话,这样的交流可想而知。 三、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原因 文化冲突是导致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不同的群体﹑地域或国家的观念互有差异,这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在多年的生活、工作和教育下形成的,具有不同的思维。可见,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价值观念、信仰、态度、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另一群体的显着特征。正是这种文化在群体上的差异性导致了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中西方交往中文化语境不同,人们在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企业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优越感。民族优越感往往表现在交流传递信息上,因此往往会造成语用失误,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本民族文化负面迁移。母语的语用规则及母语文化的干扰是产生语用失误的根源。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企业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失败。 导致文化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思维模式存在差异。文化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中西方思维模式存在差异。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往往特别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推测别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处,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模式是在自己特殊文化背景中通过亲身经历获得并发展起来的,存在某种惯性,其变化不及环境变化的速度,一是进入异域文化,这种惯性常常导致错误的估计和判断,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语用失误。二是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人格取向各异。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是在古代希腊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方文化发展取向是重群体、重道德和重实用,西方文化发展取向重个体、重科学、重思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决定了东西方人格特质构造和发展取向的整体差异。三是行为规范各不相同。行为规范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糟糕的结果。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否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四、提高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策略 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在跨文化条件下如何克服两中不同文化的冲突,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其具体的步骤和方法有: 第一,识别文化差异,进行跨文化培训。由于语用失误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必须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识别。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赫尔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三个范畴: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和技术规范。正式规范是人的基本价值观,判别是非的标准,它能抵抗来自外部企图改变它的强制力量,因此正式规范引起的冲突往往不易改变;非正式规范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习俗等,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克服;技术规范是指人们的知识、技术、经验等,它可以通过人们技术知识的学习而获得,很容易改变。因此不同规范的文化冲突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企业跨文化交际者首先要识别和区分文化差异,才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避免语用失误。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的双方若不能融入同一文化背景之中,就容易产生不解或误解,从而使交际失败。如果一个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人出现语用失误,他很可能会被认为缺乏礼貌或不友好。他在交际中的失误将会给企业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学习跨文化语用原则。美国语言 哲学家格莱斯1967年提出了“合作原则”。他把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会话中共同遵守的原则概括为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20世纪8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从修辞学、语体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着名的“礼貌原则”,其中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虚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其核心内容为:尽量使自己吃亏,而使别人获利,以取得对方的好感,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并使自己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语境是语言运用的条件,自然也是“礼貌原则”贯彻执行的条件。在一定的语境中显得礼貌的话,在另一语境中可能显得不够礼貌;反之亦然。语境,尤其是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权势、社会距离等,对“礼貌原则”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甚至彼此完全不能接受,礼貌的话语可能伤害对方,产生语用失误从而导致交际失败。 五、结语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跨文化交际时,由于制约语言使用的文化因素与母语中的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很容易出现语用失误。因此,企业涉外员工要进行成功交际,除了掌握英语语言技能外,必须要认识两种文化的差异,认真学习跨文化语用原则,确保交际的顺利进行,避免语用失误现象的发生。 文化研究论文: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 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动机、知识和技能三个层面的分析,认为《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是一部集时代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语言文化词典。 随着我国英语教学的发展,培养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受到关注。2000年5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在教学原则中首次提出了“注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容。2004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也在教学性质和目标以及教学要求中提出了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内容。不了解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就无法运用语言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英美语言文化词典》是向英语学习者提供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是介绍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专门词典。一部好的英美语言文化词典对英语学习者跨文化能力的提高有重要作用。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概述 “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是英国语言学家D.H.Hymes于1967年首次提出的。他对乔姆斯基“能力”和“表现”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批判,指出交际能力是一个说话者所具有的语法,社会和心理文化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此后,随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观点。 Guo-Ming Chen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中能有效、适当地实现交际行为并达到一定的预期设想的能力。Lustig和Koester把跨文化能力描述为语境的、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Spitzberg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定义为在一定语境中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由此可见,学者们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描述都强调两点——特定语境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国内外学者广泛接受Samovar等的观点,即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三个层面;动机(motivation)、知识(knowledge)和技能(skill)。动机,是指交际者在情感上对交际活动持积极的态度,有为了交际的成功进行而主动学习相关知识和技巧的意愿。知识,指交际者为实现成功交际对交际对象的语言、习俗、价值观以及地理、道德标准等方面的了解。技能,是指在行为上,交际者为了促使交际顺利进行和交际成功所采取的特殊手段和技巧。英语学习者只有将这三方面有机结合才能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确保跨文化交际行为的有效与得体。 二、《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由林明金、霍金根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下简称《简明》)。该词典专门介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与内涵,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简明》的编写宗旨是增强读者的文化习得意识,使其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那么,它是如何帮助读者切实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呢?本文将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个层面出发,就其实用性进行解析。 1.动机层面 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外语学习者有意愿和热情去掌握跨文化交际活动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待掌握对象的新鲜度和趣味性。《简明》所收录信息截至21世纪初,如George W.Bush 2001年当选为美国总统,Michael Jordan 1998年退役后于2001年再度复出加盟华盛顿奇才队等都被收入,时代性较强。另外,编者收录了许多时代特色鲜明的词条,如美国流行音乐最重要的奖项之一Grammy(葛莱美奖、金唱片奖),着名杂志Fortune(《财富》),美国现代舞蹈的创始人Isadora Duncan,着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等。这些信息的收录使英语学习者接触到不同文化的前沿,大大激发其兴趣和学习动机。同时,这些内容也将充分满足读者跨文化交际的实际需要,使其免于因信息滞后和缺乏而导致的交际失败。 2.知识层面(1)内容丰富。在内容的广度方面,这部一千多页的词典包含了涉及英美重要地理名称,英美着名人物,与英美两国有关的事件、条约、组织、会议等11个文化领域的2万多词条。仅宗教习俗一项就涉及近千词条,其中300多条是一般英汉语文词典所不曾提及的,近600条比一般英汉词典内容丰富。如apple of the eye条的释文中,编者除了解释其含义为“掌上明珠”、“心目中的宝贝”,还加入其出处“源自《圣经旧约·申命记》。《摩西之歌》(TheSong of Moses)中写道:‘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He found him in a desert land,and in the waste howling wilderness:he ledhim about, he instructed him, he kept him as the apple of hiseye. ) 。” 同时,为了对词典正文所涉及的文化知识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和补充,提高词典的使用价值,《简明》附有十个附录,包括:莎士比亚剧作篇名及其简称;英国各郡名称;美国各州别名及加入联邦时间;英国国王及其在位时间;英国首相、所属党派及其任期;美国总统、所属党派及其任期;英美制度量衡表;柯林斯词典选出的英语百年百词(1897-1997);圣经新旧约全书篇名及其简称;西方婚龄简介等。 可见,这部文化词典包含的文化内容之广、信息量之大是一般的英语学习词典所不能比拟的。它就像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几乎涵盖了使用者在实际交际中所能遇到的所有相关领域。 (2)对普通词语的文化内涵深入挖掘。《简明》注重对词目词内涵的深度挖掘。除了特定的文化内涵词语和专门词汇,《简明》中还收录了许多普通词语,但其释文却是从不同于一般双语词典的视角来设计的。如hello一词,《简明》提供了其词源方面的信息: 这个词的来源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来自法语的ho和la,后来逐渐演变为hallow和hallo,到了19世纪美国人见面时,就开始用hullo打招呼了。再过100年左右,hullo又变成了hello。据说美国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是第一个使用hello的人。 再如gun一词,大多数英汉词典都会解释为“枪,枪支”。《简明》中gun的释义为:“据说是由北欧古时一个女子的名字Gun -hild简略而成。Gunhild意为‘战争’,也许由于这个缘故,gun成为武器的名称。”此类词条还有freshman、gossip等。这些独特的内容是大部分双语词典都不曾涉及的。《简明》通过挖掘普通词语的起源和深刻内涵,增加了它们的文化色彩,不仅对普通双语词典起到补充作用,同时也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积累。 (3)注重对英汉共有词语的跨文化对比。跨文化对比能够提高读者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有些词语是中英两种语言文化中都存在的,但它们的文化内涵和用法却大相径庭。对于这类词语,《简明》在释义中指出了其不同文化内涵。比如,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在汉语中是褒义词,有学问的人经常以知识分子自居,但在西方文化中却不尽然。《简明》告诉读者:该词在英语中略含贬义,意指一个只知探讨理论而对实际问题束手无策的人。这个词源于intelligence(智能)。在英语国家,intellectual通常释义为:一个自称属于特殊知识阶层的人,致力于空洞的理论探讨和思考,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常表现得很无能。在汉语中,“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比intellectual广泛,指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只要是教师或医生、文艺工作者、科技工作者,都包括在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内。因此我们有“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之分,而在英语中是没有这样的概念的。 对于所有汉英两种文化的共有词条,比如颜色词、动物词,《简明》都做出了这样的跨文化对比。这样一来,读者对在异域文化中如何使用它们就了然了。 3.技能层面 跨文化交际技能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两种途径:一是交际技巧的传授,二是交际技能的训练。后者主要通过外语教师有针对性的训练和学习者在交际实践中的经验积累来实现。一部语言文化词典对于外语学习者交际技能提高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传授准确全面的交际技巧和方法上。而目前,大部分语言文化词典重知识轻技巧,重意义轻行为。笔者认为,《简明》不同于其他语言文化词典的最大特色在于对读者交际技巧的传授。在介绍知识的同时,《简明》教读者如何在跨文化的具体语境中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完成交际任务,对读者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起到了切实的指导作用。例如,词条the finger shake(微伸手指的握手)的释义: 在交际中,握手时手不是完全伸开的,抓住对方的整个手掌,而是轻略地抓住对方手的几个指尖。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是不礼貌的握手方式之一,给人一种十分冷淡不情愿的感觉。它所传递的信息是不愿意真正握手,是出于勉强,因此往往会被对方理解为害羞。自信心不足或是不尊重对方。女子与男子、被求者与求人者、地位尊者与地位低者之间的握手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文化研究论文:探析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及成因 摘要: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几十年的过程中,东西方理论界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研究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为了促进政治文化研究、加强政治文明有必要对研究中产生的不同观点及其形成原因加以分析。 关键字:政治文化 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 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 ！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 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 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性行为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 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着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 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研究论文:对媒体文化的理论模式与路径研究 一、法兰克福学派:教师作为高贵文化的扞卫者 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后便将重心转向了流行文化批判,教育人们在流行文化面前保持理性思考与文化尊严。他们在流行文化批判方面的开创性努力为教育学者分析媒体文化的内涵与影响提供了第一笔理论遗产。事实也是如此,吉鲁(H.A.Giroux)、凯尔纳、麦克拉伦(P.McLaren)等人八十年代起在教育学界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都曾到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寻求理论基础,并将法兰克福学派视为媒体文化教育先驱。如马丁?杰伊(M.Jay)所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许多知识创造都是为了分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膜拜”起工业社会新出现的外在“权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以及这种膜拜引发的人格与心灵扭曲,进而教导人们在非理性的权威膜拜社会氛围中,保持“康德式的理性自主与尊严”。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美国四十年代崛起的流行文化正是另一种新的“集权主义”形式,它同样可以摧毁人的理性,因此必须发展一种流行文化批判,防止个体被其中隐含的低俗意图吞没,丧失文化上的高贵尊严。[6]言外之意,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其一贯的高贵与低俗、自主与盲从、理性与非理性等两元对立架构,为媒体文化教育预设了合理的价值追求,如果教育学者采纳他们的理论架构,自然会将教师培养成理性自主及高贵文化的扞卫者,激励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而法兰克福学派恰好还为教育学者及教师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及其危害提供了一副理论工具。在着名的《论文化工业》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联手设计了一套“文化工业”理论,意在批判流行文化的企业化生产体系及其“商业化”属性,揭示其生产低俗的“文化商品”来刺激、支配大众,使大众成为低俗的流行文化消费者,从而获取“利润”。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为教育学者发展媒体文化教育提供的基本理论。虽然“文化工业”或“文化商品”理论并不能全面透视成分复杂的媒体世界,但却有助于教育学者针对“商业化”的媒体文化发展出一种有效的课程与教育力量,从而启发教师深入分析这类媒体文化的生产机制及意图。如果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流行文化批判着作,如《现代音乐哲学》、《单向度的人》等,引入教师教育领域,教师除了掌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流行文化理论外,还可能在教育信仰方面被熏陶成高贵文化与独立人格的扞卫者、塑造者,乃至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坚信,教育、文化或艺术“必须超越大众的流行意识”和“单向度”的“市场取向”。[7] 二、伯明翰学派:教师作为大众与青少年亚文化的同情者 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伯明翰学派贡献了另一种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模式。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坚持“高高在上的态度”,[8]自创始人霍加特(R.Hoggart)起,伯明翰学派就对贵族与精英阶层从文化上歧视大众感到不平。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来自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例如底层人表达自我的爵士乐,就丝毫不比古典音乐逊色,[9]但大众自身的文化及其内涵在学术及教育界几乎从未得到正视,因此他们试图发展一种以同情、理解为本的大众文化研究,并向中学英语教师推广。伯明翰学派选择这条路径,有其经验基础。即如霍加特,便是成长于二十世纪初期和谐安详的英国工人社区。在其中,朴实的工人群体创造了健康、道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经验基础,促使霍加特后来决心将工人生活与文化引入历来被精英文化垄断的课堂里,其教育目标是引导学生、教师认识工人阶层创造的诸多美好、有意义的大众文化。然而,这种工人文化其实仅存在于美好的童年记忆中,以之为基础的教育常常只是在培养一种文化怀旧感。连霍加特本人都忧伤地意识到,现实中的工人社区早已被商业化的流行大众文化俘虏和侵蚀了,他的大众文化教育因此陷入困境。[10]后期伯明翰学派(如P.Willis)因此特别关注大众的“抵抗”力,并引入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转向研究中下层青少年如何以自己的“亚文化”,来抵抗或颠覆种种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文化霸权”,以此建构自我风格和获得快感。这一转向为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同时有利于教师深入当代中下层青少年的“叛逆”精神世界。不过一味尊重、理解这类青少年为彰显自我、获得快感而建构的“亚文化”,如雷鬼乐、朋克摇滚乐等,也会引发教育冲突与危机:在这个以理解为本的过程中,“叛逆”青少年的“抵抗”力得到了尽情释放,乃至能让“正派人士气得哑口无言”,但教师的教育责任乃是将他们引向真正“算得上艺术”的文化,而不是姑息他们沉迷于“娱乐”与“堕落”。[11]综上所述,早期伯明翰学派为媒体文化时代的教育学者开辟了一条颇具社会公平和美学意义的大众文化教育途径,由此途径,教育学者即可引导教师走入被商业流行文化淹没的真正的大众文化,反抗精英阶层对于大众的不公文化歧视,而且在理解昔日大众生活及其“情感结构”的过程中,心中还会泛起一种久久难以释怀的美感。后期伯明翰学派依靠“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快感”建构起来的新理论,则为教育学者及教师理解青少年为何“叛逆”、热衷于嬉皮士、摇滚乐等“亚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尽管这套理论并未解决怎样让推崇“亚文化”的青少年接受“真正的艺术”和进步的教育。 三、洛杉矶学派:教师作为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媒体文化教育一大引人注目的进展是,吉鲁、麦克拉伦等一批教育学者加入了探索队伍,专业的教育研究与教师教育领域因此出现大众文化或媒体文化转向。在这一理论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乃是洛杉矶地区的教育学者,这得益于洛杉矶特殊的地理文化条件:好莱坞所在地,同时,该地区的两所世界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拥有全美最强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实力。就洛杉矶学派的媒体文化教育探索而言,代表人物是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的教育哲学教授凯尔纳。在近三十年的努力过程中,凯尔纳曾因其杰出成就,被美国文化界誉为“杜威式的公共知识分子”,[12]“媒体政治学批判的领军人物”。[13]中国人文思想界也从十年前开始陆续引进凯尔纳的着作,如《后现论》、《媒体文化》、《媒体奇观》等,近年国内人文学界还推出了研究凯尔纳“重建批判理论”的专着。[14]但这些评价与研究都未从教育学的角度展开,来分析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贡献。简单地说,除了在专业的教师教育领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当代文化理论及媒体文化等课程外,凯尔纳最主要的教育学贡献便是以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重建了杜威以来的民主主义教育学传统,其专业使命是将教师培养成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由此,向教师及公众示范什么样的媒体文化批判研究,就成了其媒体文化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即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从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研究着作及教师教育实践来看,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主要由以下四块内容构成。首先,凯尔纳深切关注当代美国的种种社会“苦难”,进而转向貌似自由、民主,实际总是对“苦难”避而不谈或持某种偏见的主流媒体文化,充斥着投资、收视率、名利的争夺。正是这种深切的社会关注,促使凯尔纳确立了希望通过媒体文化批判和教育来追求民主的坚定专业决心及志向。[15]其次,在理论基础建构方面,凯尔纳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追随者,同时也超越了两派的局限,并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理论中,吸收合适的理论资源,为发展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奠定知识基础。[16]再次便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影响的“媒体文化文本”展开批判性的研究,这构成了凯尔纳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主要内容。自八十年代好莱坞与右翼政治势力结成合作以来,凯尔纳一直非常重视研究右翼政治势力及其利益同盟在媒体生产中的作用。从1992年推出《波斯湾电视战》,揭示布什政府通过独家授权覆盖全球的电视网(CNN),将一般公众无法知道的真实的海湾战争,精心制作成对自己有利的“海湾战争报道”,以动员全世界的民众支持其侵略行动;到2010年在《电影战争》中考察小布什政府如何与好莱坞合作,制作对其有利的政治电影,诱使民众支持其战争、反恐等计划,[17]这些研究都显示了凯尔纳执着的专业志向,同时也让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能自己开发媒体文化课程的教育学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示范如何透过电影、电视节目认识美国政治权力的同时,凯尔纳还十分重视研究各种能向美国右翼及主流势力发起挑战的媒体文化,发展有益推进自由、民主的媒体文化。例如,考察麦当娜怎样自由解构、加工美国主流文化、商业文化在女性外表、形象和时尚等层面刻意设置的“本质”或“标准”,创造颠覆意味十足的“主体形式”;分析美国黑人艺术家如何制作媒体文化,表达自己对于美国社会的看法,抵制种族压迫。此外,由于凯尔纳本人有过十多年的独立纪录片制作经历,并因此被誉为“杜威式的知识分子”,所以在他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中,还注重选择独立制片人创造的媒体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和课程资源。最后,关于确立基本教学方法,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做法无法认识媒体文化的丰富内涵;伯明翰学派的方式可以深入媒体文化,但容易“一味赞美”,因此需要加以融合。此外,凯尔纳还在媒体教育实践领域发现了三种模式:一是欣赏模式,试图让学生以欣赏“高雅文化”来抵制“媒体的负面影响”;二是创作模式,引导学生理解美学意义丰富的媒体文化,同时向学生传授自我表达的媒体技术;三是批判模式,教育学生对媒体话语保持批判态度,培养批判的媒体解读能力(criticalmedialiteracy),也强调学会通过媒体表达自我,形成社会行动。凯尔纳向教师推荐的是第三种模式,强调媒体文化教学必须坚持两点原则:一是“传授批判的技巧”;二是引导学生“把媒体当作社会变革的工具”,创造有益社会进步的媒体文化。[18]在大学教育学院进行媒体文化教育时,凯尔纳主要通过课堂发言、话题交流、媒体文本研究、课程论文以及戏剧的应用等,培养未来的“准”教师们在媒体文化教学中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与创造。应该说,能否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和民主的媒体行动,正是凯尔纳评价媒体文化教学的基本原则。总之,凯尔纳不仅在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理论方面贡献卓着,而且依靠从事教师教育培养了许多能对媒体文化做出有力批判、甚至还能通过创造媒体文化推动社会民主的教师。而这一切都首先缘于凯尔纳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媒体文化批判者和民主媒体文化创造者。 四、中国本土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与教师专业发展 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进入媒体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其强大影响也受到了多方关注,但媒体文化到现在仍游离在中小学正规课程之外。即使是已经出台“媒体教育”政策的港台地区,也难有进展。台湾2002年制定了《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然而由于“媒体素养教育尚未纳入升学或其他考评系统”,“大部分学校都尚未重视媒体素养教育,也未开设相关课程。”而在台湾教育理论界,虽然1993年起就有人在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却常常是机械照搬英美理论,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的探索仍处于“迷失”状态。[19]上述教育实践领域的现状虽然不容乐观,但在目前的学校课程体系中,发展媒体文化教育的空间依然巨大,同时少数学校自发设计的媒体文化教育也值得去改进。不过,这都需要教育学界首先发展媒体文化教育理论,将媒体文化研究引入教师教育课程,完善当前的教师专业发展,从而可以为中小学的媒体文化教育输送优秀师资。近些年,大陆也有一些教育学者开始呼吁向西方学习,在中小学开设专门的媒体文化教育,有的还在探讨将媒体文化融入语文教育,防止学生“沦为媒体的俘虏”,使学生“对隐藏在媒体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保持批判精神”。[20]这些探讨表明,中国大陆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已经形成两大议题,即考察西方国家的媒体素养教育实践和发展批判性的本土媒体文化教育。但由于时间不长,在这两大议题上,相较于欧美及台湾教育学界,大陆教育学界的积累都显得十分有限。本文认为,在中国教育学界已有探索的基础上,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深化,以便发展相对成熟的媒体文化教育学。首先,无论从大陆还是台湾的情况看,在面对媒体文化时,常常抱有法兰克福学派式过于武断的不信任乃至敌对态度,导致媒体文化教育演变成单调的说教,无法引导学生走进复杂的媒体世界及其多元内涵。就此而言,凯尔纳重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倒是可以提供启示。为了揭示到底有哪些客观存在的观念、力量在媒体文化中发挥作用,凯尔纳主张放弃高低贵贱的文化两分法,同时广泛吸收各家理论,提高批判的广度与深度。这些都有益于本土教育学者形成适宜的批判观,以便游刃有余地走入纷繁复杂的本土媒体文化世界。其次是确立明确的教育宗旨。已有的本土探索均强调,媒体文化教育应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但这些探索并未进一步分析,站在进步主义的立场上,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最终还是得指向一个进步的教育目标。后期伯明翰学派便因为没有把握好这一点,常常只是坐视学生肆意宣泄自己的批判(叛逆)精神和独立个性。而正如凯尔纳所见,杜威以来的教育学往往是在两大宗旨中选择一个,一是引导个体认识自我,探寻真善美的主体存在方式;二是认识复杂的社会结构及其苦难与不公之处,培育有益推动社会平等与民主化进程的意识与能力。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选择了后者。中国媒体文化教育学也应从这两大宗旨出发,进一步明确究竟为 什么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再次便是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形成理论(知识)结构清晰的媒体文化研究(课程开发)模式。这可以说是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一大难点。吉鲁最初决定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曾发现,由于学科、专业界限过于牢固,教育学界看不到任何文化研究理论,而文化研究界也不会思考教育,所以他花了许多精力将文化研究引入教育学界。[21]应该说,国内目前的情况比吉鲁当初在美国教育学界遇到的情况好多了,因为无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如意识形态、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等概念,都早已被国内教育学界接纳了,而这些概念所指的媒体文化经验在中国也存在。遗憾的是,国内提倡媒体文化教育的教育学者尚未尝试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对这些概念进行验证或重构,进而发展理论结构清晰的媒体文化研究,为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提供课程。更进一步说,可供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选择的理论在今天已经十分充裕,而本土的媒体文化现象也丰富到了能够进行任何理论实验。如“后结构主义”的主体建构理论,便值得启用。该理论探讨的是个体在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变动中种种不由自主的命运,以及何以可能获得意义与价值。而这一主题已在本土电影界得到深入探讨,例如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好男好女》等电影便是以近乎客观的叙事手法揭示:在由专制统治、进步运动及黑社会等势力主宰的社会演变进程中,各类普通个体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史。不仅如此,侯孝贤等电影创造者还会在电影中探寻某种自觉且极具道德或美学意义的存在方式,并将它暗中赋予某个角色身上。这类电影无疑可以为本土教育学者发展“后结构主义”的媒体文化研究提供合适的文本,并以这种研究作为媒体美学教育或主体认同教育的课程资源。最后,发展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还需要在教育学院开设媒体文化研究课程,将它引入教师教育及教师专业发展。西方教育学者在这一点上已有近三十年的积累。例如,在凯尔纳的开拓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院便成了批判性媒体文化研究与教师教育的重镇,加上吉鲁、麦克拉伦等人的持续努力,美国教育学界及教师教育领域早已形成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学派。中国教育学界也需要凯尔纳式的教育学者:既有明确的教育宗旨,又能发展知识结构清晰有力的媒体文化研究,以此改变目前媒体文化研究在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的空缺状况,使媒体文化研究真正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指向,培养教育宗旨进步、媒体文化研究能力优秀的教师,从而优化国内目前教育观念及媒体知识与西方相比均显得模糊的媒体文化教育实践 文化研究论文: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的研究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国际交往的不断密切,跨文化交往越来越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语人才成为高校外语教师的重要任务。注重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就是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有效方法。 二、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一)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泰勒认为,文化即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戴昭铭,2003:3)现代的文化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语言是音意结合的符合系统,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语言的深层机制,为语言的发展提供养料。 (二)国内外语言教学中文化导入研究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Hall和Trager提出“文化地图”概念,列举出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与本民族文化的比较来分析和描写目的语文化。(陈申,2001:32)六十年代,对语言功能的研究逐渐增多,由于文化在语言交际功能中的重要作用,其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80年代,跨文化交际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我国学者中,胡文仲最早开始关注外语教学中的文化、交际问题,从语言功能上强调了语言与文化的一致性。80-90年代,文化语言学说的建立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多名学者都对文化导入问题进行了研究。陈光磊界定了文化导入的内涵,林汝昌详细探讨了外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层次问题,赵贤洲、束定芳、鲍志坤等学者深入研究了文化导入的原则问题。(赵亮,2011:43) 三、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一)文化导入的原则 1.交际原则 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交际双方无障碍的顺利沟通。因此,语言教学中应该导入有利于交际双方进行交流的文化知识。教师应该着重介绍那些学生在学习或相互交流时容易产生误解或是失败的相关文化知识。 “猪”在中国文化中有“懒惰”的含义,中国人常用“懒得像猪一样”来形容某人的懒惰。而在德语中,人们常说“Er hat Ein Schwein.”意思是“他很幸运”,因为德国中世纪体育竞赛的失败者会得到一头小猪作为鼓励,久而久之,猪在德国成为幸运的代名词。如果教师在授课时没有讲解 “猪”在德语中的这一含义,就可能导致学生在遇到相关情况时不能领悟对方想表达的真实意图,影响交际的成功进行。 2.适度原则 文化包罗万象。教师应根据课程的教学任务和授课目标,以实现本课时教学目标为出发点,合理规划时间和导入的文化内容,避免盲目或无计划的延伸文化内容而影响授课进度,同时,要掌握好单个课时提供给学生的信息量,提高学生的接受效率。 3.渐进原则 文化导入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在初级阶段,应以阐释两种文化在日常生活方面的差异以及该差异在语言中的具体表现为主,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日常交际所需的文化知识,避免出现日常交际失败。中级阶段主要介绍由文化差异引起的成语、俗语及运用方面的差异,帮助学生熟悉并深入理解外语表达蕴含的文化内涵。高级阶段主要揭示中外交际双方在思维方式、交际关系以及言语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异同,旨在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进一步了解以目的语为母语者的人际关系及交往的深层次模式。(谭志明、王平安,1993:74) (二)文化导入的内容 1.语言文化 (1)语构文化 蕴含在词语、句子等语言结构中的民族文化知识叫做语构文化。吕必松讨论“语法系统中的民族文化因素”时,从“词形变化的有无”、“句子的组织方式不完全相同”、“方位、数目、顺序等的表达方式不同”三个方面举例说明了汉语和英语的语法系统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吕必松,2007:51)语构文化包含在构词、句型、句式等各个方面中,教师在讲解语法结构的同时,要同时介绍相关的文化因素。如:德语是典型的屈折语,其复杂多变的语法变位规则常常令德语学习者无所适从。这种繁复的词形变化与德意志民族严谨、刻板的民族性格形成不无关系。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没有语言单位的形态变化,用不同的语序和虚词表述时态、语态。汉语轻形式、重意义的“意合”特点就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理念有关。 (2)语义文化 语义文化主要是指词汇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这是最常见的语言文化因素。由于各民族生活环境、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很多事物的名称或概念在别的语言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语或是字面意义对应但深层意义不同。如,德语中的“Drache(龙)”指的是带有翅膀的,会喷火的怪兽,通常是邪恶的象征,口语中用来形容泼妇,贬义词。而汉语中的“龙”指的是带有五爪的,能够行云布雨的瑞兽,常作为统治阶级的象征,禁止普通民众使用其形象。德语中的“Hufeisen(马蹄铁)、Marienk?觌fer(瓢虫)”是幸运的象征,而汉语中则无此意义。这类词语易给交际带来障碍,教师在讲解此类词语时,必须详细解释该词语在目的语和母语中语义文化的异同。 (3)语用文化 语用文化指由特定的民族文化决定的,语言交际中产生的语用规则和文化归约。常用的基本语用文化包括:称呼、问候、致谢与道歉、敬语与谦辞、褒奖与辞让等。不同语言中相同或相近意义的词语其使用范围和场合往往不尽相同,如,德语中的“du(你)”不仅用于朋友、平辈间,还是家庭成员间包括祖孙间的称呼用语,而汉语中,孙辈就不能用“你”,而要用尊称“您”来称呼祖辈。又如,汉语中“老先生”中的“老”表示尊重,德语中的“alt(老)”则无此意义。 文化研究论文: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文化产业产学研共生模式研究 “产学研”合作“是以企业、高等学校和科技研发机构为主体,以政府以及中介机构为辅助,以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按照一定的机制和规则进行合作,通过资源共享,实现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等目标的系统性活动。”在产学研合作模式中,共生单元主要是大学、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等中介组织。资源是共生关系的纽带,共生单元围绕资源结成不同的共生关系。在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过程中,民间艺术是这种共生关系的纽带。当前,对民间艺术进行市场化开发,结合高科技的光电效应形成的旅游演艺产品,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和社会效应。这一产品的创作和经营过程始终伴随着产学研合作,是产学研共生模式的典范。本文以广西桂林阳朔县《印象·刘三姐》为例,分析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文化产业产学研共生关系及其运作模式,并结合民族地区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办学情况分析目前这种关系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文化产业视角下的民间艺术内涵 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民间艺术是“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广泛流行的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艺术创造活动。”张道一则将钟先生的定义视为广义上的民间艺术,其狭义则专指民间美术。梁玖从艺术学角度提出:“一定社会中的平凡人运用特定媒体, 遵循自适的可能性精神创造极具有地域文化风俗性的艺术形态。”这一概念没有列出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而是从民间艺术的创造者、产生途径、特质和功能方面对之下了一个抽象的定义。但从艺术学对艺术门类的划分中我们可以找到其所指,民间艺术应包含民间建筑、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绘画、民间雕塑和民间戏曲,以及被民俗学界排除在民间艺术范畴之外的民间文学等艺术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民间艺术因其特有的娱乐、审美功能成为文化商品化的宠儿。取材于民间艺术的影视剧作品、工艺美术品、旅游表演作品、民俗文化村、服装等商品在市场上显示了巨大的创收能力。因此,从文化产业角度而言,民间艺术应包含可以被包装成文化商品的民间建筑、工艺美术、音乐、舞蹈、戏曲、绘画、雕塑和民间文学等艺术形式,还包括民间语言、信仰等观念艺术。 二、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与产学研合作的共生关系分析 1.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与产学研合作结盟的必然性 民间艺术源于民间创造,其传统受众为享有民间艺术品的主要群体。由于受到地域、年龄和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民间艺术作品的娱乐性、审美性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一特性对民间艺术的大众普及形成一定阻力。因此,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必须符合大众审美的设计与包装,才能成功推向市场,实现创收。文化创意即为沟通民间艺术与市场的桥梁。作为一种融合高科技和高智慧的活动,文化创意不仅需要对包装对象有深入的理解,还要能够准确把握市场需求规律,同时还要求开发者拥有雄厚的资金、人才和高超的创意资源管理能力。因此,高品位民间艺术文化产品开发必然将有雄厚的科研人才优势的科研院所和高校融入其中,产学研合作也理所当然成为其重要的开发手段。 2.《印象·刘三姐》:文化产业产学研合作的成功模式 1961年,以广西桂林山水为背景、壮族歌仙刘三姐传说改编的彩调电影《刘三姐》风靡全国及东南亚。此后,刘三姐和壮族山歌已然成为广西的两张文化名片。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刘三姐景观园、刘三姐香烟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品牌。1997年,由广西区文化厅组织,总策划梅帅元、导演张艺谋、樊跃、王潮歌组成主创团队,经过精心选址和长达5年零5个月、多达109次易稿的创作,《印象·刘三姐》(以下简称《印象》)终于于2004年3月20日在阳朔正式公演并大获成功。这一项目的成功,得益于艺术学、民俗学、民族学等领域专家搜集民间文化、创作改编成的电影《刘三姐》作铺垫。而主创团队中张艺谋、樊跃为拥有众多优秀影视和舞台剧作品的着名导演;王潮歌曾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发表过数十万字的学术论着,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总策划、制作人梅帅元为国家一级编剧,当时任广西壮剧团团长,是广西民间艺术界的优秀专家;广西区文化厅所成立的广维文华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则作为企业角色负责相关支持和管理工作;演员除当地居民外,多来自配套成立的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 《印象》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效应,还被国家文化部列为中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获得中国乡土文化艺术特别贡献奖、文化部首届创新奖和世界旅游组织目的地会议最佳休闲度假推荐项目等多项荣誉。同时,桂林乃至广西各大高校旅游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等专业纷纷以之为实习基地。业内专家对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成果,促进《印象》系列产品的可持续发展,也对高质量的民间文化产业化开发形成良好的引导,文化产业为此被定位为高投入、高产出、见效快的“朝阳产业”,大量的市场需求也催生了培养该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印象》的成功表明,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无论是前期资料搜集、整理和内涵挖掘还是文化产品创作与包装,都离不开科研专家、一线艺术家及民间专家的合力创新。而当地居民作为原生态文化的代表参与演出之外,演艺产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呈现还需受过专业训练的艺术类及专门性管理人才。在演艺类旅游产品的经营过程中,经营部门可以为高校提供学生实践基地和就业出路;科研机构学者专家的调查研究则可为该产品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智力保证。因此,高品位民间艺术文化产品开发与产学研合作办学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 3.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产学研合作共生模式运作中的 不足 从产学研共生模式角度而言,在寄生、偏利和互惠三种模式中互惠模式是产学研合作的理想方式。因为互惠模式下的产学研合作联盟既产生新能量,各方又能分享收益,只有这种模式才能维持产学研三方长期合作。当前民间艺术演艺产品产学研合作联盟中,高校或科研机构只作为创意提供者得到一次性收益,后期管理与利益分成则不再拥有权利。这样,研究人员就很难获得后期经营资料,造成产学研三方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合作互惠模式的形成。 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角度而言,国内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基本包括经济类、管理类、艺术类、文化类等几大门类,涉猎广泛却学之不深,毕业生“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会做”,无法胜任民族艺术产业化开发相关工作,大学人才培养跟不上社会需求。 从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角度而言,目前全国普遍存在工作待遇与社会地位、社会责任不对等的情形。高校人才考核科研、教学双方面并重,导致高校教师任务繁重,脱不开身去做服务地方的应用性研究。同时,高校对服务地方的横向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远不如由国家社科基金等纵向项目,科研人员参与积极性不高。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所需要的巨大学科跨度,对术业有专攻的科研人员而言也有一定的难度。 三、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产学研持续共生模式构建策略 1.高校及科研机构参与后期经营管理 产学研合作联盟中,高校和科研机构被认为是人才和智慧的孵化园,这在对人才、创意要求极高的文化产业领域尤为明显。甚至有学者认为,大学与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了一种“互动发展的共生模式”。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后期经营管理脱节易导致文化产品创新动力缺失。因此,为了加强文化产品的可持续发展,高校及科研机构应参与民间艺术后期管理经营,这样就可以借助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为文化产品的运作经营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而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可从中获得相应的收益。 2.校企合作,有针对性地培养本、硕、博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 基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知识广而博的特点,各高校可与文化企业合作办学,根据地方特色设立专业方向,全日制教育与在职培训并重,培养某一领域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例如旅游演艺发展较好的广西桂林地区、湖南湘西地区高校即可培养旅游演艺项目策划与管理方面的人才。同时,高校应在硕博阶段的人才培养中高度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以丰富的实践发展理论,从而继续指导实践,实践和理论并行作为考核标准,以满足业界对高端人才的需求。 3.为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服务地方创造政策条件 政府应从政策上鼓励高校及科研机构服务社会。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应转变观念,鼓励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参与地方文化的产业化开发工作。同时,对服务地方卓有成效的教师可享受“调研假期”等优待政策,减轻其教学方面的负担;对文化产业管理等相关专业的科研、教学人员提出服务地方的工作要求,以进一步完善产学研合作共生模式,促进民间艺术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研究论文:企业文化影响员工素养的研究 摘要:企业文化在企业的管理中占有者重要的地位,企业的文化建设也应当成为企业管理建设的重点。成功的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本文分析了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员工素质的内涵,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文化对员工素养的影响。 关键词:企业文化;员工素养;企业文化发展策略 0 引言 企业文化往往会成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成功往往源于优秀的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的失败也首先表现为企业文化的失败。日本着名企业家盛田昭夫是索尼公司的创始人,他在谈到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时说:“日本公司的成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可为外人知道的秘方。不是经营理论,不是企业计划,而是人,员工才是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日本经理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员工之间的健全关系,在公司内建立一种人员亲如一家的感情。在日本,最有成就的公司是那些设法在全体员工之间建立共同命运意识的企业。”而企业文化正是全体员工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1 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企业文化可以说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 物质文化即企业员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和生产生活相关的文化内容和物质形式,包括厂房、生产车间、生产设备和生产的产品等等。物质文化是企业的“硬文化”。一般地,我们从一个企业的外部设施看出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企业员工的精神状态。从漂亮的厂房、干净的车间,整齐堆放的产品都可以看出企业严格的管理和职工积极的工作态度。 制度文化,即企业的规章制度、条例等管理手段、企业的领导组织体制等。它介于企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它是为了规范人们行为而制定的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准则。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企业的领导组织机制,企业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的规章管理办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高于一切”应当成为企业管理的金科玉律。制度文化能够有力的约束员工的行为,保证企业生产目标的实现。 精神文化,即狭义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员工的精神财富,具有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包括企业精神、企业目标和核心价值观,它是企业的“软文化”。 2 员工素质的内涵 员工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三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是员工素质的最重要的部分,包括员工的职业道德、意识品质、道德情操等等。当前,我国企业的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遵循二十字《纲要》,形成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爱岗敬业的道德氛围。科学文化素质是员工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知识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方面。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几天,员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员工的身体素质常常是被忽略的部分,但是员工的身体素质正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是员工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 3 企业文化对员工素质的影响 3.1 导向和约束作用 企业文化对于员工素质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导向和约束作用。企业文化形成于每一个员工的日常习惯中,是在正确的价值理念的滋养下形成的群体意识。他表现了员工共同的价值取向。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如在长期的工作中体现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或者爱岗敬业的高尚情操,又或者团结互助的良好风气。在这种风气中,新员工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浸染,这对于新员工的成长十分有帮助。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共同的价值观,还对员工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众所周知,价值观决定的人们日常的行为取向和人们自我实现的形式。在企业共同价值观的约束下,新员工很容易就能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在一种追求严谨、高效的风气中,员工的工作质量必然会有所提高。最后,企业文化还能够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比如,合理的考核晋升制度,必然会在员工中形成良性竞争的风气。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引导员工正确处理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员工自觉地将个人的当前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形成团结互助的工作氛围。 3.2 激励和娱乐作用 良好的企业文化的建设对员工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企业文化能够使员工形成统一的信念和意识,从而使其处在一种积极的、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中,使员工在工作中勇攀高峰。其次,企业文化是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企业形象能够使员工形成强烈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激发员工公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后,公平的企业制度,为员工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员工必然会苦练技术和能力,以期在企业中有更好的发展。另外,劳动模范也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企业文化精神的人格化,榜样的力量能够为广大职工提供奋斗的榜样和动力。 企业文化的娱乐活动主要是通过丰富多彩的职工活动来体现的。职工的娱乐活动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文体活动一方面对于员工的素质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比如,体育比赛等活动必然能够在员工中形成积极锻炼的风气,从而提升了员工的身体素质。而技术大比武等活动,必然能促进员工苦练武艺,一边在比赛中好的表现。另一方面,企业的文体活动对于员工有着耳濡目染的作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通过企业负责人的组织和参与,能够使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和关爱,在春风化雨的企业环境中,员工的潜能必然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健康向上的情操必然得到培养。 4 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 着名的企业家约翰。洛克菲勒曾经说过,优秀的管理者能够指导员工向杰出人才一样出色的工作。如果企业是一条大河,那么高素质的员工就是企业这条大河的源头。可见,企业管理工作的要点就在于通过文化建设充分挖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的知识和 技能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这样,企业这条大河才能源远流长。具体地讲,在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应当着重建设企业温馨的集体文化、人本文化、学习文化。 4.1 通过温馨的集体文化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企业给人的第一印象应当是企业的环境。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环境,即企业生产和生活场所的环境,二是企业的人际关系环境,即精神环境。企业的物质环境是企业给员工的第一印象。整齐有序的工作现场布置、清洁合理适用的设备,能够给提升员工的精神状态。笔者认为,企业的生产场所应当以建设花园式工厂为目标,生活场所则应该以建成绿化美观的文明小区为目标。美好的环境一方面能够为员工提供一定的适宜的工作环境,使他们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美好的环境也在潜移默化中对员工优良素质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培养了员工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美好的道德情操。 以人际关系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环境同样重要。实际上,良好的人际关系往往是留住企优秀人才的关键性因素。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平等、理解、包容”的人际关系环境。平等既体现在领导和员工的平等,有体现在员工和员工的平等上。领导应当改变统治者的形象,在委派任务时,应当形成“我们一起干”的形象,而不是“我监督,你来干”。另外,应当设立意见箱,让员工提出对于当前企业环境的意见和见解,从中发现员工的思想动态。在处理问题时,要处处为员工着想,才能提升员工对企业忠诚度和归属感。员工和员工的平等,则体现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上,企业通过制定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业绩考核和晋升制度,能够使员工形成良性竞争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员工之间便相互帮助而不是相互拆台,这有利于和谐的工作氛围的形成。 4.2 通过人本文化来成就员工 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告诉我们,企业管理的是指不是“压制人”而是“成就人”。因而,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这就要求在企业的管理中,始终以员工的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在管理过程中,应当使员工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岗位,而是一个发展的平台。首先,应当通过培训等手段使员工对自己进行一定的职业生涯规划,并且将这一目标的实现和企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还应当让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根据企业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提高自己的工作绩效,使员工真正认识到,没有了企业的发展就没有自己人生愿景的实现。笔者认为,企业“以人为本”的软管理,应当以严格的“硬管理”为基础。在企业的制度管理方面,建立开放科学的组织管理平台,特别是要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制度。通过一定制度形成公平、公正的良好氛围,才能使员工的积极性得到调动,提升他们增强自身业务素质的积极性。还应当通过合理的岗位设置和分配制度来体现能者多得的原则,在这种氛围下,员工能够自觉地学习和钻研业务知识,提高技术素养。 4.3 通过学习文化提升员工的素质 学习文化的构建,首先应当完善企业的培训和进修制度,这是提高员工素质的最基本途径。笔者认为,企业的培训和进修制度应当包括继续教育、培训教育和再次求学三种形式。继续求学和培训教育是提高员工知识技能和创造力的重要手段。再次求学(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则是通过对学习的投资来提高员工的价值的必要手段。我国《教育法》中规定了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企业应当为优秀员工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而专业技术人员则应当充分利用这种机会提高自身素质。培训教育是训练技术工人和培养专业干部的主要方式,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手段。严格而高效的企业培训往往成为企业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企业的培训手段,应当尽量和国际接轨,通过和外资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将世界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引进到我国。这样,也增加员工学习新技术的压力,同时扩大学习的空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员工认识到,对教育的投入能够获得比较高的产出。企业应当为员工提供更多的继续教育的机会。 总之,企业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人的文化的建设。不管是为人提供良好工作环境的企业环境建设、“以人为本”的管理组织方式的建设,还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教育发展,从根本上讲都是要通过企业文化来教化人、培育人、成就人,使“人”这个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充分发挥潜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文化研究论文: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讨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大众文化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成为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和学界的精英文化同等重要的文化形式,并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一起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型塑。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发展对国民生活方式、国民性格塑造以及社会发展变化带来了新鲜的元素,使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些改变令人惊喜,但同时也引发了关注和焦虑,如对当下大众审美取向的非议以及网络文化对青年群体心智发展影响的焦虑。在此情况下,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对认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了解其价值效应并指导其健康发展便具有了积极的意义。本文拟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以及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三方面来进行探讨。 1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 要探讨研究方法,必须首先明确界定研究对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对于中国语境,严格来讲是个泊来品,在英语中它对应了两种表达,mass culture 和popular culture。西方早期大众文化批判指向的对象为mass culture, 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明显的贬义色彩,主要指商业利益驱动的文化产品,如电影、广告等传播产业的产品。当下语境我们所使用的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则更多的是指由雷蒙德·威廉斯所倡导的popular culture,作为英国伯明翰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对“文化”这一概念做了历史的回溯,认为文化应是一个整体全部的生活方式,从而赋予了这一概念平民化的色彩,用popular culture 取代了mass culture,并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称“大众文化是民有、民享、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 。从此,大众文化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开始成为影响人们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一种现代意识。随着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更严密准确的界定。国内学者王一川对大众文化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它“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 。 从大众文化的如上定义,人们不难发现它的一般特性:大众媒介性、商品性、流行性、娱乐性、日常性、类型性等。中国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也同样具备这些特点,其中,商品性这一特点尤为吸引人们的眼球。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不丰沛,物资的消费形式多为统一分配和按计划配额消费,人们的商品意识淡漠,物质层面如此,在解决人们生存高级需求的精神文化层面,就更是受到官方主流文化或是学界精英文化的牵制,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而不是对文化商品的主动消费。所以,中国的大众文化虽然从产生之初就带有了商业文化的特质,追求商业利益,以娱乐消遣为主要功能,但由于其短近的发展史,并未像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完备庞大的文化工业体系,同时,主流媒体的官方化以及国家相关文化政策的指导也使得大众文化还未彻底沦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因而国内的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文艺性,商品属性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2 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 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批判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为后来学者的大众文化批判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批判的标靶。霍克·海默,作为该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在研究中将大众文化概念与文化工业概念直接等同起来,奠定了大众文化批判的悲观主义立场。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最显着的特征就是使得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运作下,大众文化成为了统治阶级和资本合谋的工具,文化工业首先通过标准化批量生产出媚俗平庸甚至是低劣的包裹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产品,继而借助市场化运作机制将模式化的文化产品输送给大众消费,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强化。因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野中,大众文化带有明显的欺骗性,带给大众暂时的满足继而安于虚假的现状,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大众文化同时也沦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决定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并进而对其心理意识进行操控;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模式化生产形式扼杀了文化的艺术性,也抹杀了文化产品的个性和创造性,消费此类文化产品的大众顺而也被同一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沿袭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传统,将文化视为与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的一个斗争领域,揭露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大生产对艺术以及大众个性的抹杀,这一理论基调使其成为了大众文化批判研究的标杆,也成为后继大众文化研究学者不可绕开的理论基石。对于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仍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随着文化事业的推进,文化产业商业化,艺术、文化产品商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大众文化的消极效应是不可避免的,如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和娱乐功能的低俗文化产品的出现,对青年人心智的影响以及消费西方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等,对这些大众文化特质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仍是一把利器。然而同时,由于发展的局限性,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文化工业体系,大众文化事业还远未彻底的商业化,沦为商品经济的附庸,并在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指导和影响下文化产品还具有一定的文艺性,并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反映大众的声音。鉴于此,在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展开批评研究时,还需掌握好“度”,不能一味批判,而应以消除负面效应,发挥正面效应为宗旨。 因循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看到了统治阶级借助文化产品向大众受体灌输意识形态,以期实现对大众心理意识的控制,然而,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并未到此终结,作为具有主观意识和能动性的大众个体,由于具有各自不同的审美倾向和审美领悟,必然会对同一化的文化产品做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此时的大众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即使特殊,也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大众文化产业为了迎合市场,就必须揣摩迎合大众的趣味,而不能一味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换句话说,大众的消费意愿和社会现实反过来又对大众文化工业形成了挑战,产业和受众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哈贝马斯口中的“公共领域”,既不属于市场,也不属于国家。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这一局限,哈贝马斯也曾在自己书中坦承:“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仅是背景,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 。 对大众接受性和创造性的忽视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硬伤。反观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环节大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大众能动性的研究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悲观的情绪,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学派早期成员的生活经历是有极大关系的。由于二战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学派有犹太血统的成员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都曾亲身经历纳粹的精神迫害,并一度选择逃亡到美国只为寻求人身安全。德国纳粹借助强大的 宣传机器进行反犹太宣传,实现了对广大民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最终的暴政。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此深恶痛绝,继而站到了助其实现的科技文明和文化工业的对立面,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展开不具备如此严苛的时代背景,研究者也不具备特定严苛的生活经历,因而在展开研究时一种中立的研究态度就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对大众文化不偏不倚,做出中肯的评价。 3 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 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伯明翰学派从其成立之初就反对以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他们努力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对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即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努力发掘其积极意义。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其中,大众媒介始终是该学派研究的焦点,特别是电视的意识形态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针对电视话语发展出了编码/解码理论。就编码层面而言,霍尔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论观点,但同时也强调了观众的参与,观众的欣赏即是对电视节目的解码。霍尔指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读是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的,他认为电视节目的观众可能会存在三种解码立场:一是主导性—霸权性立场,即观众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制作意图;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指观众大体上接受制作者的意图,但却从自身立场和利益出发加以一定的修正;三是对抗性符码,即观众完全站到制作的对立面试图瓦解节目中传达的意图。这三种立场很好地分析了观众在消费电视节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说明观众完全可以在积极有效的观赏中抵制或消解节目可能传达的消极意义,从而彰显出媒介文化积极的社会效应。 霍尔虽然是针对电视话语提出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但不难发现,对于任何话语生产和消费的分析,这一模式都具有适用性,这也是霍尔理论备受推崇的原因所在。将视野回溯到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语境,媒体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欣欣向荣期,人民大众的参与意识也空前高涨,无论是长盛不衰的选秀造星节目,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我要上春晚”,还是如今爆红的电视相亲类节目,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在这些节目中扮演主角的是大众,欣赏消费的也是大众,电视台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并给与相应的引导,对大众个体的自我定位以及所想要彰显的个性无从干预太多,如像从“非诚勿扰”舞台上走出的“宝马女”马诺,她在舞台上的极端拜金言论可能也是节目的导演和编导始料未及的。从传统意义上讲,她的言论完全背离了主流价值观念,但节目之后她迅速蹿红,并获得了数量不少的拥趸,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大众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和实在性。如何对此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霍尔的解码理论绝对是理论选择的不二工具。 承袭伯明翰传统对大众文化以及大众主观能动性的关注,约翰·费斯克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系统完备的理论和个案研究,其代表作《理解大众文化》也被视作关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经典着作之一。费斯克的研究主要围绕大众能动性抵制权利控制和文化集权展开,对大众文化报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形成了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两种经济”理论是费斯克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两种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大众文化的商品是同时在这两种经济中流通的。“金融经济”指涉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和消费过程,注重的是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费斯克之前的大众文化研究,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都是在围绕这一经济形态展开研究。但费斯克认为仅用金融词汇是不足以对文化商品进行描绘的,因为消费社会中的所有商品都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文化经济”中。所谓文化经济是指,大众产业链中的观众从原来的商品(观众通过消费文化产品而成为金融经济产业生产者的另一商品,可被出卖给广告商等)变成生产者,生产出的是“意义”和“快感”。而“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费斯克“文化经济”的提出为大众的创造力提供了空间,此时的大众不再只是消费者和商品,其生产者身份使得他们即使仍被支配于体制之中,仍却能在体制的空隙中努力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消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因而,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出的,而是人民创造出的,是进步的力量,也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对抗的重要斗争场域。 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乐观主义立场对于推动当前国内的大众文化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使用其理论展开研究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的存在。“文化经济”作为理论基石就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工业强制渗透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也奠定了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未予批判而一味褒奖的立场,使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在物质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体制下,资本的力量仍是无比强大的,大众发挥能动性可以选择拒绝、抵抗,但要彻底地消解其作用仍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对权力集团的实质打击。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对民众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由于自身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对其展开的研究既需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又需要考虑文化现象的本土特点,引入相关的思考。总的来说,西方理论界的法兰克福学派传统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伯明翰学派传统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都是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极好的理论工具。但由于这些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局限性,可考虑将这些理论的优势观点进行整合,而尽量规避相关理论漏洞,结合具体的文化现象来对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展开研究。 文化研究论文:非物质文化美术教育的研究 一、高校美术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和创新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财富,也是经济建设可以应用的重要资源,我国必须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主流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大家所遗忘、破坏。高校美术教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高校美术教育有责任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工作。首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蕴含着各种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见证了我国的区域性历史文明,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而这正是历史赋予高校美术教育的使命。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高校可以承担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展现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承载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蕴含了审美情趣、工艺技能、伦理道德和文化知识,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素质、能力。 二、高校美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传承所起的作用及其应对策略 首先,高校美术可以从艺术角度展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考察和研究。散落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艺术价值上有很大的差异,要想得到价值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要具备艺术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深入民间进行考察和研究,挖掘和整理出具有实际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过程中,除了利用人的口述和文字的记载之外,还要有绘画、工艺、美术等不同的记录方式,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属于艺术范畴,对其进行研究的人必须是有专业艺术水准的人员,高校美术教育正好可以体现出在这个方面的优势。 其次,高校美术教育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对技术、知识、技能的传承,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能力。但它们多通过口口相传、世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在现代社会的大环境下,很多已经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现阶段,高校美术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个载体,成为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一个重要场所。将民间艺人请入高校美术课堂,从而使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可以学习和掌握系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有利于提高高校美术专业学生的文化修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有利的氛围,从而培养出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消亡。 再次,高校美术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创新的形式进行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现代社会,才能拥有更久的生命力。高校美术教育可以积极地引导学生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创新和改革,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鼓励学生在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同时对其进行创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高校美术教育可以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美术教育中获得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文化研究论文:对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研究 1客家文化旅游 20世纪90年代,客家文化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客家研究热”直接推动了客家文化旅游发展,客家文化旅游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在“文化旅游热”背景下,客家文化旅游热开始形成,客家文化旅游蓬勃发展。总体上客家文化旅游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资源开发以物质文化资源为主、旅游产品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旅游市场以近域客源市场为主是客家文化旅游的主要特征[11,14],客家文化旅游开发中大资源与小产品、大市场与小区位、大文化与小景观、大形象与小品牌的“四大四小”表现较为突出。粤闽赣边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以“客家三州”赣州、汀州、梅州为核心的客家大本营是客家文化中心,赋存丰富的客家文化景观和客家民俗风情,为客家文化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是客家文化旅游的核心旅游目的地。 2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分析 2.1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以梅州市为研究区域、以客家文化旅游为对象、以问卷调查方式测评梅州市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探寻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显着影响因子。梅州市是客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向外传播核心区,被誉为“世界客都”,是客家文化旅游的经典旅游目的地。选择梅州市为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研究区域具有典型代表性。由于影响游客满意因素的复杂性,游客满意度测评涉及多维度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其量化测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测评模型主要有期望差异模型(EDT)、服务质量模型(SERVQUAL)、服务绩效模型(SERVPERF)、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3,5,15~17]。本文采取广泛使用的李克特5级量表法,建立评价集V=[非常满意,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很不满意],对应的测量标度向量H=[5,4,3,2,1],作为评价集的相应分值,获得被访游客对测评对象的主观态度。根据调查目的,综合考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响因素,构建侧重于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测评的9维度39因子评价指标体系(表1)。问卷设计内容包括:(1)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客源地、年龄、性别、职业、学历、收入等。(2)旅游期望与实际感知的总体满意度和单项满意度评价。(3)满意度相关影响因子:包括出游次数、出游方式、出游动机、旅游地形象等。(4)满意度的行为结果:忠诚度。 2.2调查过程与分析方法 样本调查在2012年5月至2012年7月完成,选择包含了黄金周、双休日和工作日的时间进行调查。在梅州主要景区、酒店、特产店对旅游者展开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调查人员直接对游客进行“一对一”随机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法,协助游客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问卷,保证了信息的客观有效性。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89份,有效率达96.3%。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对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本次调查的Alpha,即可靠性系数(a)=0.944,且各评价因子的Alpha信度系数均大于0.800,问卷调查资料的可靠性(信度)高。 2.3游客满意度结果分析 (1)总体满意度通过统计分析,评价总目标值为3.78,说明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且与其它类型文化旅游满意度相比,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偏低。(2)评价维度满意度各评价维度指标满意度均值与李克特量表中5级满意度的赋值相比可看出(图1),除旅游环境和客家文化特色维度指标达到满意外,旅游景区、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交通、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旅游服务与管理7个维度指标均未达到满意水平。图1各评价维度满意度Fig.1Thevaluedimensionsatisfaction(3)评价因子满意度评价因子层39项指标中,仅1/4项指标达到满意水平,其中最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空气质量、客家民俗和游览环境;最不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娱乐特色、商品价格和商品类型与特色。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探明不同人口学特征和不同旅游行为特征的人群在总体满意度上的差异情况。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差别程度用P值判断,P 0.05时,表示比较差异不显着;0.01交通舒适性、娱乐特色、商品类型与特色、游程安排、服务质量监管、气候舒适度、水体质量、空气质量、居民态度、客家民居建筑和客家民俗等15项评价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大于0.7,且各相关系数概率值均接近0,表明游客满意度与上述各评价指标之间存在高度显着的相关性(表3)。 3基于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结果表明,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存在满意度显着影响因子。客家文化旅游存在形象模糊、市场狭小、产品单一、特色不足以及服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增进游客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增强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优化旅游环境是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应着力于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的形象价值、产品价值、环境价值和服务价值。 3.1实施形象策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价值 (1)强化形象主题,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形象是激发旅游动机、提高游客期望、提升感知质量的重要因子[3,18,19]。概念泛化、视觉雷同、形象主题模糊、文化内涵缺失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问题,同质竞争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原因,应强化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主题。包括突出“客家文化”大主题、强化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形象,在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下,根据粤闽赣客家地区“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文化差异和特征,进行客家文化各亚区的旅游形象定位,凸显各亚区的旅游形象主题,形成 鲜明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通过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将粤闽赣客家地区客家文化旅游主题和宣传口号统一于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共同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2)加强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是旅游形象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对游客期望进行管理、使游客期望与实际感知保持一致、提高游客满意度的重要手段。确定鲜明而统一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标识,对客家文化旅游进行客观准确的形象宣传,有利于客家文化旅游市场形象和口碑效应的形成。积极扩宽形象传播途径,借助电影、电视、广播、报刊、音乐、网络等大众文化和新兴媒介,大力宣传客家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 3.2实施市场策略扩大客家文化旅游市场 (1)开拓非客家人客源市场,扩展客家文化旅游中长距离客源市场。客源市场狭小、人气指数不高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市场”特征表现。客家文化旅游的现状客源仍局限于“客家人”这个“自家人”市场和500km范围内的近域非客家人市场,客家文化旅游需要开拓更广的旅游市场。应注重中长距离非客家人市场的开拓,加强客家文化旅游在非客家人客源市场的宣传,采取各种旅游推介会让非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增强客家文化旅游对中长距离非客家人的旅游吸引力。(2)创新旅游营销模式,扩宽客家文化旅游营销渠道,积极开展文化营销、网络营销、价格营销。以客家文化为“卖点”开展文化营销,满足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文化需求:对同质文化的追寻记忆和延续继承,或对异质文化的观摩学习和体验经历。利用现代新媒体开展旅游网络营销,通过客家文化的数字化和可视化表达,开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视产品、动漫产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采取灵活的价格策略开展价格营销,降低旅游产品的直观价格,吸引不同的分众市场。 3.3实施产品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价值 (1)深化产品开发,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浅层次粗放开发、观光产品为主、旅游产品单一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产品”特征表现。应遵循旅游产品开发规律、尊重旅游消费需求[8,20],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重视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在加强民居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客家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的同时,重视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等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体验产品和娱乐产品开发,实现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由观光旅游产品向休闲体验产品的转型升级,积极探索旅游业与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产业、动漫产业的融合,解决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表达难点,创新开发客家文化休闲体验旅游产品,以增强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参与性和体验感受;重视旅游商品开发,加大旅游商品开发的政策、资金、技术扶持,开发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促进旅游购物。(2)强化特色与精品意识,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质量。以客家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为基础,开发客家文化特色旅游产品(特色旅游线路、特色景区、特色商品),彰显特色,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价值和品质,增加客家文化旅游吸引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挖掘客家文化内涵、展示客家文化精髓、铸造文客家文化旅游精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从而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价值。 3.4实施环境策略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价值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客家地区属于旅游非优区,普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交通瓶颈,旅游环境有待提升。应加大资本投入,完善景区、景点的基础设施、旅游设施,完善交通设施,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交通通达性。通过提升市场环境、卫生环境、治安环境来营造客家文化旅游整体“大环境”,完善客家文化旅游社会文化环境。通过加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旅游公共服务的品质。(2)加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保护、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品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客家文化是客家文化旅游的资源本底,也是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背景环境和文化环境,应注重客家文化旅游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保护,加强文化环境的保护与开发,协调山水生态资源旅游开发与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关系,树立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理念,尊重文化生态,以文化生态的方式科学展示客家文化,发展客家文化生态旅游。采取法律保护、制度保护、申遗保护、开发保护等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加强客家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开发。 3.5实施管理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服务价值 (1)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行业管理。加强旅游法规与制度建设,规范旅游经营行为。制订《客家文化旅游服务标准》等相关行业标准,通过行业标准规范行业管理,为游客营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2)建立提升游客满意度的长效机制。建立以第三方机构为评价主体的旅游服务监督机制,加强游客满意度调研,定期对客家文化游客满意度进行评价,以适时修正旅游发展策略。提高旅游管理效率,提供充分的旅游信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增强游客的旅游感知度。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建设,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提升旅游的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从而使游客产生归属感。建立旅游咨询和公共服务平台,加强旅游咨询和投诉管理,及时处理游客投诉,妥善处理游客抱怨,提高游客忠诚度 文化研究论文: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 【内容提要】本文从比较教育的学科发展史研讨了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及其表现,对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和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等方面进行了理论阐述和诠释。 【关 键 词】文化/比较教育 【 正 文 】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ng system of education")的着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内容,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 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考试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教育中开展文化研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哲学历史着作中、文学艺术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该国的着名学者的着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学习,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方法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着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分析。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文化研究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48年,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建立,进入研究所的斯迈思成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研究者,传播政治经济学也由此开始发展。斯迈思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重新界定了商业媒体的研究,挑战主流视野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认识。另一个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要的人物是赫伯特·席勒,他与斯迈思都把传播当成公司力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把传播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指出了传播与资本主义之间重大的隐含意义。他们的很多观点都被看做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斯迈思回到加拿大,积极参与政策事务的讨论。席勒加快了与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人权和反战媒体的联系。他们的努力在那个时期影响了进步的领域,还培养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一批研究者。这一批新的研究者,大多都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继承了早期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研究。其中爱德华·赫曼与诺姆·乔姆斯基为杰出的代表。 20世纪90年代,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新闻业批判的出现很引人注目,但是严重的资源匮乏,很少的机构支持,加上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始消沉。这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也在尖锐的进行着。很多学者开始反思产生危机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没有培育出可以推动该领域发展并展开创新研究的优秀学者。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文化研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攻击,谴责大众文化,认为它使消极的受众操纵了文化,并认为高等文化受到流失,他们都被看作是精英主义者,被认为夸大了文化产业对普通人的控制。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建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这个研究中心是由理查德·霍加特与斯图尔特·霍尔一同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开始是从事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并且致力于保护次要群体的核心创造力。它的最早工作重心之一是把阿多诺“文化试图废除阶级”的定义作为目标,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了一种批判理论,这一批判理论并不是批判经济基础决定文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为了批判阶级理论(即认为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并压迫无产阶级的文化)。 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汤普森以及威廉斯。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判过于呆板。他还认为卢卡奇颠倒了世界观的概念,把所有国家和每个历史阶段拥有的世界观都转到了阶级问题上。霍加特指出商业娱乐资本主义取代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但是这一观点受到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中学者的指责。汤普森和威廉斯都认为文化实践只有和社会构造关系联系,才能被充分的理论化。威廉斯反对把文化还原为基础,认为文化不仅仅是物质现实的反映,它还是物质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研究的分歧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都追随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可它们存在分歧。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文化研究”会议之后,两者的关系彻底破裂。资本和商业主义充斥着整个社会,非商业的价值和制度要么迎合市场,要被市场粉碎。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总是建立在对物质关系的关注上,在精神层面,他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不是注定要反映时代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会努力与统治阶级的思想保持一致。马克思提出了商品拜物教,认为商品拜物教是商业主义进行渗透的一种方式,它给予商品个性,表现在广告和品牌名称中,将人们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 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文化研究者的质疑。霍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经济简化论和决定论。经济简化主义认为政治和文化都是对生产领域的反映。决定论认为任何事物都被锁定在了经济关系中。文化研究是对简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反对,是对底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反对,是对错误的意识的反对。 而自文化研究建立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太过重视文本研究,忽略了对物质基础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认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的,并且是被物质产品所决定的,这是基本原则,而且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最基本的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是决定因素,因为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被一种交换关系的抽象系统所主宰的。 两者的争论一直持续,其中最着名的论辩是1995年,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论辩。 (二)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争论 1995年,加恩海默发表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和解和分开》一文。加恩海默在“两次发展”指出,文化研究有两次主要的发展:第一次是意识形态问题被极大地精细化,第二次是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从阶级扩大到种族和性别。加恩海默指出,阶级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分析范围,它是生产关系和政治实践之间由意识形态联系的模式,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是物质利益。加恩海默怀疑这种模式是否还可以与文化研究相容。文化研究忽略了经济,它拒绝通过统治方式及文化实践是建立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意义进行思考。其结果就是:是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生产,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成为了最重要的关注点。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文化实践也一定会伴随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认为,由于生产方式的需要,相对的上层建筑就会被创造。在虚假意识与知识分子一节中,加恩海默提及了文化研究从分析主流精英文化实践,转向分析大众文化实践的原因,一是赋予工人阶级一种对于自身经验、价值、声音的重要性的认识;二是来自于一种不同的分析传统和一种不同的对政治问题的定义。文化研究虽然肯定了工人阶级文化,但是它在把大众文化不加以区分的介绍进课堂时,牺牲了教育方面的政治价值和解放价值。在统治结构中,加恩海默认为文化研究把性别、种族等差异制造者看作不是被阶级决定的统治结构,提出了存在的两个问题。加恩海默最终指出,不对性别、种族斗争的政治经济基础与环境分析,就不能理解它们的起源、形式和关系。 文化研究论文:对多媒体时代的文学形态与文化价值研究 当然,当代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带来的文学的写作方式、出版发表方式、接受方式、评价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都定然会带来文学发展的新样态和新模式。首先,一般性的大众文化和文学与精英经典文学,将会长期并存、各自发展。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的主流性与边缘性的变化是迭代皆有的。现在娱乐至死的通俗文化、狂欢文化,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中国文学中的通俗文学自古至今自成流脉源远流长,不过在古代受到文以载道观念的压抑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对民间的文化消费和精神结构一直具有很大影响。五四以后所谓启蒙救国的精英文学和以消遣为主的通俗文学一直双流并在,由于时代造成的新都市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广大农村对新文学的隔膜,其实通俗文学的印刷出版数量、市场占有率是远超雅文学的,连鲁迅母亲都不看鲁迅的小说而鲁迅自己要邮购张恨水的小说给母亲看。如同古代文学中以诗词歌赋为主体的主流文学与以说唱文学、民间文学、志怪传奇、小说戏剧为主的通俗文学,二者互相存在一样,五四后的中国文学其实也是如此格局。在以往文学史写作和架构中,由于受政治与文学观念的制约,一度把文学史写成主流精英文学史而压抑了通俗文学的历史存在。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局限,现当代通俗文学的存在也进入研究的视野和文学史架构中。当今市场化和网络化时代,以休闲娱乐、排解竞争和生存压力带来的日常生活焦虑为目的的大众和通俗文学,仍将是文化与文学消费市场的主体,它们已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消费和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由于网络、手机等各种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的出现,它们的“创造需求”的功能,将必然带来消费、休闲、娱乐、放松、刺激等精神需要的扩大,将使伴随它们的大众消费文学———广义的通俗文学依然具有广大的受众与市场,在统计学上甚至是文学的主体。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意味着文学的消亡和高端文学的边缘。因为,市场化时代是以消费和快餐文化为主体的时代,也是越来越分殊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对生活、工作、娱乐和精神追求的方式与层次,也出现分殊化、个人化、多元化的现象,而且社会及其文明程度越是发展,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凸显。高等教育的普及、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的扩大,使审美化进入日常生活,也使得追求高品位文化文学产品而非单纯娱乐的读者受众越来越多,根据率先进入现代化、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统计,需要高端文化产品的人群呈现两个特点:基本固定化和在扩大与缩小之间动态化。消费决定生产,这种社会中产化时代的受众读者群体的存在,使精英主义的、高端的文化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空间。西方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着名作家的作品依然有巨大的发行量、经典作家和作品成为中产阶级书房的标志,当代中国着名作家如莫言、陈忠实、余华等人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都说明高端精英文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存在。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从现代化启动到高速发展时期,固然会出现通俗消费文化成为市场文化主体的现象,不过随着物质的富裕和中产阶级人口的扩大,同样会出现向精英文化消费回归的现象。比如电影,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认为电影将没落,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中产阶级的扩大,欣赏电影成为广大城市中产白领阶层的一种文化消费主流模式。电影如此,其他文化文艺产品也如此,不仅中国如此,世界范围内也如此。比如在全球化和趋同化时代,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从初始的不重视乃至视为“落后”,到越来越将其视为民族文化瑰宝,视为物质趋同化而精神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资源,对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与保护措施的加大,都说明人类对自己精神优秀文化产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古典与经典保护与开发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上个世纪,中国80年代当代文学曾经作为思想解放的尖兵和重镇而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必需品,90年代后启动的市场化大潮曾经一度使作家下海、文人经商、文学边缘,王朔的“现在谁来请作家吃饭”的调侃是这种现象的征候之一。但是历经经商下海的大潮和市场化的沉淀,新世纪以后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悄悄的回归,文学在参与思想解放、参与当代中国精神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和市场意识形态建构之后,其自身的价值也在越来越得到认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认同,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价值在中国和世界的体现,而且这种价值随着莫言的获奖、随着当代中国达到或具有同等水平的作家在今后的陆续获奖,文学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将愈发得到认同和凸显。两种甚至多种文学样式并行,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共相,但文学的价值不应以受众多少和市场占有率来确定,而是以文学对民族文化、思想精神价值、国民精神生活的参与和贡献来决定的。 其次,在未来的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将呈现“大文学”样态,将随着与戏剧、影视和其他新媒体方式的融合,改变文学的概念与面貌。当代文学将参与当代中国文艺的建设并起到积极作用。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莫言、刘震云、铁凝、陈忠实等作家的小说纷纷被改编成电影,这不仅是集大众与精英文化品格的电影对文学的选择和器重,也是文学对当代电影和中国文化、审美心理的塑造。作家的触电给小说和文学带来了新的视野、角度和写作模式的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的电脑、网络、手机、多媒体融合等新的载体的变化,随之出现了网络文学和手机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这种新的载体上出现的新的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畛域的突破,它们既带来了传统文学的欣赏方式和传授方式的变化,也定然带来了文学写作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变化,就像清末报纸出现后连载小说的形式带来了小说结构模式的变化一样,依托新媒体的文学的写作模式和结构模式也自然会产生文学的新变化。80后和90后以及将来的新一代,都是在电视、电脑和手机前长大的一代,是看图和读图时代的一代,这也一定会带来他们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改变。电子媒体时代已经塑造了一个新人类,他们形成的心理结构、文学接受结构即总体的认知结构一定不同于以往,就像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里通过证明儿童生下来也不是白板、也有先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一样,电媒时代的阅读者也已经形成了他们的认知结构和习惯模式。这也必然要求文学的写作、发表(出版)和审美结构的相应变化。比如以小说论,纸媒小说可以有大段的风景和心理描写,而电子媒体小说由于其容量、屏幕和网络的局限,必然减弱心理描写的内容。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就必然造成电媒小说独特的由媒体和受众制约的结构描写方式的变化。不同媒体的文学写作和接受模式自然会造成文学的歧异和分殊,传统的将文学分为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做法将难以面对和阐释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已经将雅与俗自身难以分离地打包捆绑在一起,它们独特的写作方式、语言方式、审美方式和读者对它们的解读享受,使得它们成为新的文类和一种新媒体时代的新文学。但这种文学与纸媒文学一样,都属于当代中国文学,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样式和形态,中国当代文学也将是开放的体系,这种体系及其发展的空间和走向的 无限可能性,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整个过程中,既会出现多元化与分殊化,也会出现经典化与世界化,而文学的经典化和世界化,与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支援和创造息息相关。所谓经典化,是指作为精神产品的当代文学,其现实价值会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一部《遥远的世界》对多少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和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这几乎是无法统计的,正像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对几代中国人走向革命、正义、建设之路起到的重要影响一样,当代文学成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核心价值、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的历史意义,即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继承与拓展,对中国文化价值所作的贡献。五四以后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它们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国粹和中国文化的代表、组成部分与符号。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在文化的意义上,已经与古典文学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学者王富仁称之为“新国学”。苏联时代流亡外国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指出,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和作品,是俄罗斯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伟大遗产。他们的思想甚至比哲学家更能代表俄罗斯思想。其实不只是俄罗斯,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的诗歌里就包含着唐代社会的生活和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的宝贵信息,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从其诗歌里可以研究唐代社会和政治。中国五四后鲁迅代表的新文学也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仅仅鲁迅一个人的思想作品,就构成现代中国文学、哲学、社会思想里最深邃最有价值的遗产,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宝贵资源,既是文学又超越了文学,进入了思想文化、中国价值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如伊藤虎丸、丸山昇等皆认为鲁迅不仅是中国的,也是20世纪亚洲在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代表性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代表了亚洲的世纪思考。这就启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有高视点下的文化担当意识,即把文学写作与文学行为作为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发展的流脉中汲取文化精粹和血缘,从中国当展和崛起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提炼中国精神和意识,将伟大的传统和丰富的现实作为创作的文化资源和支撑,形成来自深厚文化的支援意识,并将这一切资源和支撑凝聚到当代文学中,使得当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长河的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学的表征,也是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文化表征,既是继承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写作,也是赓续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创造。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和后代需要不断阅读的体现中国精神和价值的文学传统,并以这样的传统滋润和培育未来的中国精神与价值的创造。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不断代表着中国、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中国内容、风格和特色的世界性文化资源与遗产。自五四开始,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已经走向世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世界从他们的作品中既了解了中国现代的文学,也了解了现代中国的文化,了解了具有悠久强大文学传统的现代中国在面对外来冲击和压力、在西方文学的浸润参照下如何用文学言说自己、如何转型再生创造的新的文学的样态。他们的作品具有代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双重意义,是现代中国的好声音。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百年来世界文学不断走向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及其凝聚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也在不断走向世界,自鲁迅到莫言,中国现当代文学数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其价值并非仅仅是获奖,而是显示出现代文学在压力下诞生不久就纳入世界文学的实力和这实力的不断增强,莫言之所以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文学最高荣誉,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样,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和莫言等人的小说,既被世界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实绩和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也被视为了解和解读为现当代中国历史、现实、文化和国情的窗口与桥梁,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表征,而在被接受和认同之际,这些作品及其所代表的文学与文化,必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经典和思想文化资源。这就启示我们,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与世界融入中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与世界化,必然要承担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功能,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是密切融合的。具有了这样的文化意识、使命和担当,将会使当代作家的眼光和视野、胸襟和抱负更为高瞻远大,从而创作出具有中国文学与文化血脉的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中国文学经典和世界文学宝库贡献更多的、既有文学价值也具有中国文化价值的佳作。具有文学与文化担当和品格的文学,是多媒体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不变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研究论文:现代性语境中的研究 内容提要：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不仅因为它发生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之中，更因为它全面地体现了现代性的诸多特征。现代性意味着主体自我的确立、世俗理性的鼎盛以及感性的审美化“造反”。的发生背景是整个动荡屈辱的近代史，它试图以极端的手段埋葬民族的积贫积弱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心理的伤痕，这就证明了它的现代性本质。的目的或初衷就在于“新民”和“新世”，虽然最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没有真正实现，而人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在文化“恶性启蒙”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性倒退和“打倒一切”的简单化建设方法等，都充分表明了的现代性实质。我们在现代性的理性崇拜和启蒙崇拜中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教训，应当成为尊重历史、自我定位和文化重建工作的参考。是中国人寻求现代性的艰苦努力和曲折历程，但现代性并非终极价值，因此告别现代性这种暂时性方针和这种苦难历程，就成了我们的任务或使命。 关键词：现代性；启蒙；理性；；历史 人类的历史总以其深邃的启示和神秘的面貌吸引着思想的追逐，因为历史的图景总会随着时代观念的改变而改变，甚至人们关于同一个历史时段的描述也会截然不同，这就是思想史的魅力。同时在这种单纯的个体理论兴味背后还包含着深深的公共关切，在理论研究这种表面化的个体生存标志背后往往都蕴含着研究者的雄心壮志，那就是要在理论研究中打上刻有自己姓氏的印签，因此文化研究才显得如此多姿多彩（也往往显得信誓旦旦）。我虽无此恢弘的抱负，但也深深地受到思想的激励，尤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别需要历史昭示的关头，为自己的身上的责任而激动不已。的确，我们的理论研究需要有踏实、沉稳而又细致入微的钻研，同时更要有清醒而浓烈的现实意识。不仅中国，就连整个世界都已经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关头，人们对于社会文化转型的感怀急需要历史的关怀和理论的支撑。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众多无关紧要的因素的影响，而勉强构建起来的那些具有一定解释效力的理论体系和现代性图景，又大多是要么为切近的利益所支配，要么局限于科层性的制度当中。就算相对持平之论，也会由于受心态、情绪和价值倾向的左右而使理论产生偏斜，正如德国世纪哲人伽达默尔（1900－）所批判的那样，理论研究“因而就进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塘，或者搁浅在认识论的浅滩上，或者徘徊在逻辑学的死水中。”[1]有鉴于此，本文的理论指向便在于（1）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2）为现实的发展寻求历史资源的支援，或曰作资治之鉴。邓小平在1987年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时就曾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并在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1]我的研究正是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做一点“认真的研究工作”，为历史不再重复而尽微薄之力。 一、现代性理论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而在当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西方也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虽然其含意很不相同），也就是一个现代性现象，并处处体现着现代性的特征，因此可以（也应该和必须）放在现代性理论中来审查，才符合它的历史处境，由此构筑起来的“”图景也才有本有根。我们同时把对现代性的研究和对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的思考建基在对的研究上。 经过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吉登斯、伊格尔顿等几代人的研究，学术界对现代性的含义已经有了一种大致的了解，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学者刘小枫的观点是对这些外国思想家的总结，他在《现代学的问题意识》中写到：“从形态学观之，现代性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转型。从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性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系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我用三个不同的述词来指称它们：现代化——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和文化制度之态质和形态变化。”[2]现代性含义的确非常丰富，根据不同的需要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总体而言，现代性是标记现代精神的语言符号，代表着现代人的追求过程或者用时髦的话说代表着现代人的“心路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精神躁动与宣泄以图寻找突破口和达至太平盛世的一个坎坷历程。 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现代性包含三个方面：首先，从精神发展的历程上说，它是人的主体性确立的表征，具有现代精神的人，按照自身的内在性来对外在世界作出判断，而不是按照超验原则或传统的规范来行事；其次，从社会运行原则来说，现代性是合理性的产物，是人按照自身的理性所建造的自己的世界，既是对人类的潜力的极大发挥，同时也带来了冷峻的理性可能带来的问题；最后，从知识学的意义上说，现代性给定了不同知识模式以相对独立性，不同知识部门为人的主体性以及社会的合理性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知识学证明与辩护。简言之，现代性的内涵包含着这样三个主题：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从宽泛的意义上讲，“现代性”是一个因其无限丰富的内涵而在语义上非常模糊的概念，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3]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反帝反封建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某种理想制度与模式的探求，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在这种高尚的为民谋福利的救世行动中参杂着古老的意念和个体的浪漫构想，甚至还掺合着包括权力和神化在内的邪恶欲望。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人间世的方案，主要是解决人类在近现代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人的自我救赎和人的自我成熟所面临的本体论难题，即在抛弃了传统的宗教依据，人的存在又如何可能？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不断推进，关于自主的人及其在时间之流中的地位观念必需发生某种独特的变化，同时未来的无限开放程度也给刚刚摆脱神学羁绊的人类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后果：人们面对无限的自由而变得不知所措，于是在观念空白的状态下毫无节制地挥洒着刚刚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带着欣喜与狂放，肆无忌惮地开发着思维的潜能和自然的潜能。但结果却逐渐不妙起来，人们发现过度地追求伟大而神圣的主体性地位，最终会因为背离生存的根基而走向自我毁灭。因此到现在为止，现代性就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的主体地位的自我确证；二是反思这种自我确证所导致的各种危机。前者是肯定性的，后者是否定性的，但它们的理论指向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人在现代社会的最终定位和命运是什么。所谓的“新人新世界”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的自我定位的探索，尤其是经过同西方的百年冲突和碰撞后，对民族生存境遇的自我定位——虽然这种定位严重地偏离了客观事实，最后演化成了愤怒情绪横冲直撞的战场，并把主体地位的确立带到了疯狂的非理性边缘，进一步证实了现代性历程中人类用鲜血换来的关于理性和非理性仅一步之遥的道理。 从词源学上来看，“现代”来自拉丁语的modo，意指“刚才”，那么“现代性”必然就是指离现在很近并直接产生和决定现在的一种时间先在性和现在性。“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康德语）来评判一切。狭义的“现代性”包括两个方面，（1）对于自然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活动获得科学知识，并且以合理性、可计算性和可控 制性为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其口号就是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2）对当下现今的不断怀疑，即“现代性”永远是在向人类提问：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而这一点就构成了19世纪中叶以来至今不衰的反叛浪潮，我们所要讨论的就属于此列。实际上的出发点是相信通过努力，我们能够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因为世界是完全能够被控制和支配的。此外，人们心目中明确的现代感受（如“敢叫日月换新天”，）也激发了人们努力建设（乃至胡作非为）的热情。在现代化建设中，一无传统的理论资源作支撑，二无现成的模式可资借鉴（就算有一个苏联老大哥，也关系破裂，日益高涨的民族自尊心自然会坚决拒绝继续向苏联学习，更不用说西方了），三来在社会心理中我们的社会还处于敌对势力的层层包围和封锁之中，因此只有通过某种彻底的甚至极端的策略，才能实现我们的现代性任务，所以在粗浅的观念中便产生了很强的反叛要求，“造反有理”就成了合理合法的口号。实际上，整个世界此时都处在全面的反传统浪潮中，新崛起的各种理论（尤以后现代主义为最）把前人（如马克思、尼采）对传统的颠覆推向了极至，也就难怪在这次恶性爆发的反叛浪潮中，人们把三个以M开头的人视作了精神导师，即Marx（马克思）、Mao（）和Marcuse（马尔库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在现代性中，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权威秩序的前提和正当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了，相反，围绕基本的本体论前提以及一个社会各种秩序，发展出了一种非常细致入微的反省意识。我们从这些形形色色的反省意识中可以推导出两个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各种各样的现代性方案，不管它们还包括其它什么内容，都是对同一个生存问题的回应，或者干脆就是一个生存的问题，好比哈姆莱特的恸天一问：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存在还是不存在，那就是问题）。第二个命题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管它们如何精制，都恰恰是对该问题无所触动的回应，至少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相反，这些莫衷一是的方案反倒增加了我们认识该问题的难度。现代性对我们来说，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现代性能够从主体性、理性等方面予以界说，但现代性同时又包含着自一开始就从未间断的对这些确定性内涵的颠覆行为。 这种颠覆行为同样属于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显然同经典现代性完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这是现代性自身发展出来的对立面，是现代性的自我异化。由于这种颠覆行径往往带有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并最终诉诸感性的因素，而感性因素多为审美所笼括，因此我们在经典现代性之外发展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思想，后者无非是现代性的一个特殊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表现。 如果说现代性表现为主体性的确立和理性化的最终形成，并最终对人及其理性予以高度的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必需同时看到，作为现代性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美学与艺术领域对人的灵性、本能于情感需求的强调，实际上既是从感性生命的角度对人的主体性的直接肯定，又包含对现代科技文明与理性进步观念的怀疑和否定。简单地说，审美现代性在逻辑上肯定是属于现代性的一部分，但同时它又秉承了现代性的两重特性，并更多地具有否定性的含义。审美现代性既包含着对主体性的捍卫，又包含着对理性化的反抗。 面对人类文明在最近几百年来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在理性不断攀升而至僵化后所产生的文化危机，人们通常采取了一些感性的方式或者通过向感性的转向来回应时代的挑战。在现代性的两个阶段中，以席勒、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现代性强调理性在文化上的构建作用，而以尼采为代表的现代人则开创了用感性的东西来反抗理性的高压，用感性的东西来反抗理性化所带来的弊端。而对感性的作用极端化，就成了现代思想中的审美主义潮流，因为审美总是从感性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现代性是对古典现代性的反叛，或者说审美现代性就是现代性中的那个否定的方面。 因此审美现代性就是指这样一种思想特性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他通过强调与科学、伦理相对的审美之维，以及生命与感性的原则在现代知识谱系中为主体性立法，从而达到反对理性绝对权威于传统道德的目的，其极端形式就是审美主义，即以审美的原则来代替一切其他的精神与社会原则，以审美为中心、将审美视为最高价值。 把审美问题本体化，显然有很深的用意。审美，作为一个从独立精神王国中分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思想与精神领域，是出于知识学上的考虑，即，对审美的自主特质的强调本身，既是为了从知识学上为审美勘定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而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则是为了以审美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参照系来重新勘定理性与生活世界（胡塞尔所谓Lebewelt）的边界，为进一步从审美的也即感性的或生命意志的角度来确立新的价值原则和世界秩序奠定思想基础。在审美主义者看来，理性的世界与道德的世界都使人背离了本身，产生了异化，使人成为自己所构建的外在世界得奴隶。审美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与现实社会以及其他知识体系相对的精神性风向标，而是超越于其他存在方式的新境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缺憾的、完美的世界。 我们认为，对现代性的理解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去界定比时下普遍的三分法更加可行，在理论上更为简洁和直接，在实践上更易把握和操作。但这两个相辅相成的维度共同指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代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本来又该以什么样态出场？也就是说，现代性的理论指归牵涉到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不夸张地说，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下面我们将看到，的确就是一个生死攸关问题的极端爆发，最后终于显现出生死临节点的特征。 二、的背景 “现代”一词的诞生就已经意味着时间上的断裂和风格上的巨变，或者说“现代”一词的创制就是为了承担某种思想上的变化，因此我们凡是谈论“现代”，不管是“现代性”、“现代化”还是“现代主义”，都已经在逻辑上预设了时间之流的截断、观念上的颠覆、记忆中的告别以及价值上的“今是而昨非”。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最深刻的背景。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局限于细微的历史事件，并拘泥于个别现象的启示，反而忽视了更为深刻的原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可以说之所以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就在于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现代性理论中的“颠覆”、“反叛”和“重建”。从根本的方面来看，的背景不只是直接引发这场灾难性运动的那些因素，诸如“反右”、“”、“庐山会议”以及“中苏关系破裂”，而在于百余年中国的历史命运和当时的“现代”观念，尤其是自维新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试图以迅捷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通常被理解为“富国强兵”。加上20世纪60年代所兴起的世界性全面反传统浪潮，的发生和激化就变得不难理解了。当然，在所有的背景中，不能不考虑到作为发动者的的个性特征、当时的政治运作方式等等。 的真正问题可以再进一步抽象为这样一个说法：在传统观念已经无法维系生命的存在时，人的自我持存何以可能。为了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历代仁人志士殚精竭虑上下求索，最终逐渐地否定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我肯定性折中方案，否定了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否定了英美模式，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人连最后一个学习的榜样都失去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出路就变得非常地让人困惑和踌躇了。从时候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段经验的空白处离后来邓小平所提出的“不打苏联牌”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很遥远，要想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就摸索出并预见到中国的道路，为自己做出恰当定位，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邓小平理论的诞生的确是惨重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更加平实可行的中国道路，想想这段殊不平凡历程，真可谓来之不易。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这种屈辱的感受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中，如何消除这种极不愉快的历史记忆就成了人们蒙昧以求的现实目标，甚至可以极端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中的各种不可思议的荒唐和令人发指的暴行，就是这种屈辱记忆的邪恶发泄，也是中国现代性极端诉求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就已经得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不能解决日益具有全球色彩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领域中，几乎没有科学技术的一席之地，而那种东西恰巧能够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侵略与反抗的暴力工具。在强调圣人教化的儒家治国方略中，子不语“怪力乱神”实属基本教导，看不起诉诸力量的“暴汉”行径，也因此拒斥作为科学技术的“奇技淫巧”，那些东西只能让人本末倒置、误入歧途。中国人因此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放弃了自己一向赖以立身行世的价值标准，但事实上并没有就此获得成功，也并没有通过采取英美那些假道日本而来的观念而获得多少好处，相反还进一步遭到了日本和美国不同方式的重复侵略，加深了那种民族屈辱感，因此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情感上，中国人显然都不能全盘接受侵略者的价值观，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其强烈的。 而这种民族自尊心还体现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资金、技术和专家，对于中国的打击来说，实在不亚于晚清的割地赔款。同样地，中苏关系的破裂也是一种根本价值观的倒塌，至少是苏联版本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再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起绝对的指导作用，这虽然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中国特色的道路来说），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但当时却让刚刚找到明确奋斗方向的中国人一下子又陷入极度困惑、迷惘和思想混乱中，而的混乱无疑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混乱状况的外化。民族自尊心再度受挫，终于激发了万丈的豪情、奋发图强的决心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狠劲，决不效仿任何模式而将凭自己的力量再创“中国”的辉煌（其实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在资本主义模式之外，独立建设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而用不着在任何方面向帝国主义学习或乞求），其间中国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殷海光语）再度成为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被压抑至深的民族自尊心以一种非常可怕的势头来了一次总暴发。 由于历史屈辱和中苏交恶，传统观念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再是可靠的价值规范，相反，在日渐加强的民族自尊心中倒是已经异化成一种严酷的伤害——这似乎足以解释为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和践踏，而此时的中国人已经从列强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并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制造的巨大辉煌中已暂时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有能力也有经验和信心进行新的伟大的革命，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来临了。政权的统一、内忧外患的淡化和经济的稳定，为全面的反帝反封建以及背后的民族屈辱心理的集中发泄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提供了人们进行伟大试验所必须的一些条件，这种历史使命的伟大使得中国人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也就难免不过度兴奋，导致悲剧。在这种情况下，仅把“”的原因归结为个人的错误，显然太高估个人的力量，而忽视了历史的事实，尤其是中国人的屈辱与自尊的积累。从后殖民理论看来，“”可以算作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长期殖民的反动，因此也可以说是殖民主义的反响。 总之，“现代”的方针就是反传统，西方也是经过了这样的历程，只不过在中国的现代化反传统任务还夹杂着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因而显得更加怪异。从总体上看，是中国人的天朝观念在经历了艰难的考验之后终于产生了极度可怕的后果，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方略产生了严重的偏差，的“文化”内涵绝非子虚乌有——虽然这种最表面化最直接的含意已经被严重受伤的意识所遮盖，人们认为（独立的）现代化“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卫者——古老的中华帝国——成为废墟之上才能实现；只有经由社会革命，在同时也是达到孔老夫子系统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开。”[4]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所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艰巨任务，同时也是的特色：“既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又兼有民族主义气质”。他还通过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分析，认同了早在50年代一位老牌中国观察家（《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惊人预言：“到21世纪，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将再无共产党国家；而共产主义，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他的意思既在于此。因为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旧’：回归和平秩序与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制度，恢复伟大帝国与文明的旧观。”[5]此即刘小枫先生在“”研究中所得出的“成圣人论”观念。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试图通过精神上的彻底改观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在所有背景中，列强的存在以及由此所实际造成民族屈辱和自尊心就成了最隐秘的动机结构，而不择手段实现富国强兵就成了几乎全民的唯一目标，“由于革命急躁情绪、由于催促和加速历史进程的意愿而引起的幻想”（戈尔巴乔夫语）成为了现实革命的指导思想。总而言之，的背景不仅仅是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事件，它的发生是以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为背景的，它的起源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文化的（尤其是民族心理的）原因也不可不察，甚至更为关键。之所以发生在60年代，并非没有可以深入思考的地方，它的背景还可以扩展到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尤其整个世界也同样面临着歧路彷徨的困境，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激进反传统思潮在这段时间产生并风行全球，与中国的并非毫无气质和声息上的共鸣。我在此文中的研究正是要将放到整个世界文明进程中来考察，也就是把它放到现代性背景中去，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案例，理解中国问题（如果存在的话）和现代性问题的意义和局限。 三、的目的 如果把放到整个世界性现代化潮流中去审视——即便表面上“”正游离于世界性的现代化范围之外，那么“”也必然是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的探索。毕竟，现代性的道路并非只有西方的模式，虽然人们在理论探讨中基本上已经完全认同了这一点，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当作了所有研究的前提（其实西化思想在很多方面依然是明显的），正如刘小枫先生所指出的，作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集中而且极端的表达”，是一场现代化的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现代性方案之一，‘’是这一建设方案的社会实践中发生的，因此，‘’是一个现代化事件。显然，不能把英美自由资本主义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样式。”[6]。从结果来看，“”当然应该全盘否定，但是从其初衷和更深的历史意义来看，我们无法否认它的现代性实质，因此更不能否定是中国人探索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和艰苦努力。其间虽包含许多邪恶和丑陋的因素，但把它看作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福利，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某种特殊的努力，我想决不会与现在任何流行的观点相左。这里，我绝对无意美化“”，恰恰相反，我是想通过更深的研究来告别这个恶梦般的年代，也只有实在的收获，才会让我们真正地告别历史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而任何简单草率的结论无疑都对不起中国人在这段期间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我并不赞赏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F.Jameson）对“”的美化，他除了在后现代研究中有些走火入魔的价值判断——即“毛情结”——外，更根本的原因是他没有亲历过“”，不知道那种为他所激赏的“真正的群众民主”和“普遍解放时刻”[7]给人民带来的恐怖和灾难，这种灾难的影响至今宛在，并在一些最为敏感的领域阻碍着中国的前进，邓小平就总结到“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发生影响。”[8] 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直接牵涉到评价标准问题，也牵涉到我们现在处境的定位问题，因此十分关键。但凡俗的观念总是把一些外在的东西和暂时性的事件当做了根本，对“”的目的更多地受情绪和伤痕的左右，至今很难说有恰当的解释，当然，要让人忍痛揭开旧伤并进行深度解剖去检视病因，的确困度很大，但终归是必须的，是实实在在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般痛定思痛的亲历者虽有切身的感受，但往往把“”的目的划归为权力的争夺，或曰权力的再分配，其中包括权力的极端化，比如个人崇拜。但情况也许并不完全如此，每一种理解都有它的局限，本文亦不例外，而亲历者也有亲历者的认识局限，有如培根所谓“洞穴假相”。不可否认，与权力的角逐有一定关联，尤其是当它白热化以后，很多人就是为了成为权力的暴发户而利用了群众运动，但从根本上说，文 化大革命并不首先与权力相关，甚至干脆就没有多大关系。就像“庐山会议”批判，与之死没有多大关系一样，民间却以小肚鸡肠揣测领袖风范，完全不明白从反左到反右之转变的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的严重性。正如上文所述，其实也是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下的怪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谈到了“”后期邓小平系统纠正的行为之所以被弄成“右倾翻案风”，是因为“不能容忍”，国家再度陷入混乱，与“”之发动，原因相同。当然，这种威信危机来源于自己，他的革命理想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观念之间有巨大差别，加上当时权力配置上的“一线”和“二线”划分，使得只好求助于军队（这与他一贯的“枪杆子”理论和实际存在的军人政府体制有关）和、（对这些人的品格是非常清楚的），并采取了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极端策略。国内资深的“”研究专家、原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在他那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已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用）中正确地指出：“发动‘’的目的不是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搞掉中央第一线不过是全面开展‘’的一个步骤。”[9]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与权力稍有牵扯，或者在福柯（M.Faucoult）所说的“权力”意义上有些关系。李泽厚认为：“把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10]他对“”之于权力的关系的见解应该是很有深度的，所以才为如此多的著作所引用。《决议》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的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从逻辑上说，既然已经退居二线，并且已经拥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那么流俗理论以权力论衡的眼光来分析“”，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对“革命”的理解所产生的巨大分歧，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自己写的大字报名为“炮打司令部”就是明证。因此“”的起因是一线领导的富国政策会产生新的贫富分化，而这是以（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为奋斗理想的革命初衷不合，所以才发动了。至于后来发生的全面的“夺权”，已经离“”的真正目的非常的遥远，与的最初设计也大为不同（虽然自己没有意识到，甚至从根本上他对自己的设计也是不太清楚的），“”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势并越来越偏离主流而越滑越远，也非他所能预料。“”就算表面与权力有关，但更多的是理想冲突。简单地说，“”就是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把中国的命运交付给想当然的浪漫感怀的一种历史性误会。 “”的目的无疑是为中国寻找一条既不同于中国过去、也不同于苏联模式、更与美帝国主义丝毫不同的现代化诉求。 的首要目标和采取的相应的方式就是群众运动，唤醒群众、教育群众，这是在军事革命历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对人民（当然主要是他情有独钟的农民）有深厚的朴素的感情，他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除了实现个人的理想以外，就是要拯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这些父老乡亲们。延续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李泽厚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和眼光总结了发动“”的原因，他说：“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粉碎官僚机器……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11]在李泽厚面面俱到的分析中，关于“新人理想”的认识是最耐人寻味的。的“”目标，最先就是要全面地改造人民的精神面貌，造就一代新人。在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中，对“新”的追求总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 在那份后来成为“”奠基性文件的《五七指示》中想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而学校的目的当然是要教育人——“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而且是所有人（即工农兵学商）都参加的学校，因此“”的“新人”理想是“主题先行”的。后来在“”全面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中，在主要强调反对资产阶级和官僚制度以外，也注重上层建筑中尤其是文化领域的专政，他在《通知》中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话：“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2]一般认为，文化上的革命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治上的清洗也是为了思想意识方面的纯洁，也是为了文化上的需要。“”的这种树立新人的理想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经审定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思想的大学校》中得到了详尽的阐释，它说：“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同志所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按照同志说的去做，我国7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这样，全国就都是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的出发点是缩小三大差别、纯化革命队伍、教育人民群众，只不过“当时设想的，与后来实际进行的‘’有很大的不同”（王年一语），而在“”中铺天盖地的“学校”一词虽然其隐喻性质大于实际内涵，但开启民智的初衷却依然是显明的。对主体自我的确立也是为了建设新世界，因此其最终目的便在于中国的出路或者说中国的新生。要“新生”，就先要“破”，但在如何定位“破”的问题上，历史的误会显然由此加深了。在《五·一六通知》中这样写到：“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这段话成了后来世人皆知的语录，其中“讲道理”很有研究价值，讲什么“道理”？这就是“”的定位和目的问题。而其中关于“破”、“立”的辩证法也大可玩味，实际上自己都不太清楚“破”什么和“立”什么，而“破”的真正的目的也尚付阙如。在他所解释的道理中，他显然把手段，即“破”，当做了目的，而把“立”反而放在了次要地位，说明当时对形式的判断和中国的人物的认识是十分模糊，虽然“”中处 处显示出明确的革命目标，但那恰恰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遮掩了人们对历史境遇的困惑，以及在自我理解的脆弱和历史进程总体把握上的无能。这并不是对当时的批评，只是客观的陈述，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的确还相当缺乏可资利用的经验资源。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下，“”的目的才显得既信誓旦旦，又不知所云，而总体上，“”的“新民”理想以及更深远的“新世”理想，无疑是中国现代化探索历程中的令人心酸的尝试。 一言之，的目的就是“乾坤大挪移”，它所表现的正是百年忧患的因循孽报和“还看今朝”的风流豪气。 四、的现代性实质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普通大众的社会地位从来没有达到1949年以后的高度，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身做主人，这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客观比较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短短的十多年内，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的生活水准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离开传统的长达数千年的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模式，即国家的运作是靠一些经典教导和思辨观念，民族的凝聚取决于价值的认同，缺乏条理化的措施和确实可行的制度性保障。根据韦伯现代性理论，现代国家成型的标志就是从以抽象理念（如圣人言论、宗教律法、道德信念等）和人格魅力治国，转换到以世俗理性治国和以法治国，社会结构也从精英社会转向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民众（或市民）的觉醒和参与以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诞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参数。刘小枫先生指出：“就现代化理论在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移动时提出的分析性指标来看，‘’本身以及它赖以发生的政治－社会结构，均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具有相当现代化程度并已形成自己独特样式的现代型民族国家：在广大阶层参与社会的中心领域和政治秩序方面，在新的精英形成及其政治作用方面，在大众政治诉求的表达形式方面，在工业化成就和积累方面，在现代科层系统的建构方面，在社会分化的现代样态（即中断传统的等级秩序，以普遍主义和成就为新的身份资格）方面，在福利政策的设置方面，均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水平。”[13]仅仅在社会结构中，绝大多数人不再被排斥在权力圈子以外，而全民的参政乃是过去封建社会所不敢想象的，因此“”时期的社会结构是完全符合现代性标准的。 在“”前所有的现代化成就中，最能符合现代性实质的当数意识形态社会模式的终结和民众的普遍启蒙。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是以极端的意识形态方式来达到意识形态的自毁的目的。客观效果方面，人民在极端意识形态的漩涡中挣扎出来后，能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意识形态统治模式和集权统治模式的巨大弊端，从而逐渐向法治国和大众参与的民主治国方略。当然这一切并非自觉的和令人愉快的。其实就算人们所说的那样，“”把人教坏了，导致了中国伦理资源的亏空[14]，但这也无疑也承认了“”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作用，或者说启蒙作用，只不过这种启蒙因其恶劣的形式和毁灭性的后果，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恶性启蒙”。正如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把德国非理性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看作是启蒙的直接后果[15]，既然“这场看来似乎是失去理性的疯狂的‘革命运动’，却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产物”（李泽厚语），我们是否也可以把“”看作被人们奉为神明的理性的一种恶化呢？ 虽然“”的意义离真正的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还很遥远，但比起数十年前人们几近死水一般的社会生活样态，“”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是很显著的，只不过它给我们的教训远远大于经验。而这种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就是启蒙的首要目的和现代性的基本内容。作为现代性思想开端的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口号，标志着理性时代的到来，由于理性无非是人间世的精神新贵，因此理性的崛起的背后是主体的凸现，而任何对理性的颂扬无非都是人的一种怡然自得。与一般教科书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在笛卡尔的口号中，并非“思”最关键，而“我”的隐讳出场才最具有哥白尼式革命的兴味。笛卡尔在“思”的船上所偷渡的是“我”，“思”只是外在包装，而“我”才是新世界的真正的宝贝，是现代性建构的主要原料，但流行的观点大多犯了“买椟还珠”的错误。培根的“拷问自然”和笛卡尔的开创性思想是处于同一个理论平台上，而后来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把笛卡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躲躲闪闪的真知灼见大大方方地推向了极至。当然更深的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不过那已是后话。邓小平在1981年3月18日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的谈话中就“”问题指出“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16]这在现代性理论看来，“极端个人主义”恰恰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所以我们要力图告别被人们视为当然的现代性。 绝对主体的确立意味着现代性从神主宰的世界中脱胎而出，一旦主体成就了自我，对神圣的解构和颠覆以及对世界的世俗化与“祛魅”（disenchantment）就变成了彻底的“造反”运动。这与其说是现代性的“成就”，不如说是现代性的“宿命”，这种宿命体现在每一种新思想的产生都必然会以不加分别地牺牲旧观念，同时出现深刻的洞察和幼稚的幻想，既饱含创造性，也无疑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作为现代性大戏第一幕的文艺复兴就具有这种新旧交替的外在特征，黑格尔以他深厚的历史意识和知识功底对此现代性的这种坎坷曲折特点作了精妙的总结，他说：“有一大群极度不安宁的人物出现，在他们身上，那种对认识、知识和科学的渴望是以一种汹涌沸腾极为暴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们感觉到自己被一种冲动所支配，要去凭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发掘出真理；——他们是些爆发性的人物，带着不安定和狂放的性格，怀着热切的心情，而这是不能获致那种知识的宁静的。因此在他们身上可以发现伟大的创造性，可是内容却是极为混杂和不均衡的。这个时期有一大群人物，他们由于精神和性格的力量而成为巨人，但在他们身上却存在着精神和性格的极度混乱。……在他们身上，那种主观的精神能力是应当加以珍视的，他们那种令人惊佩的对于真正有价值的伟大事物的见识，也是不应当抹煞的。”[17]黑格尔对典型过渡时期的精辟总结，是他的深厚哲学史功底淋漓尽致的表现，而以他所说这些特征来比照中国的“”，必然中肯中綮。 现代性的动荡特征几乎完整地再现于“”的方方面面。这种动荡便来源于对任何确定性的怀疑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上的虚无，而这种怀疑便直接来自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根本性危机，怀疑便成了现代性自身所内含的颠覆机制。所以伽达默尔认为20世纪最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就是它对一切独断论、包括科学的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义。这种内在的怀疑原是一种健康的机制，它作为时代的基础同时也就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它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想接引者，是一种邻近本体境域的“精神接生术”（苏格拉底语）。因此笼统地说，普遍的怀疑具有方法上的先验合理性，因此“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18]难怪胡塞尔发现，现代人正处于一种在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沦下并因而失去我们自己的真理的危险之中，最终使这种“危险”变成了现实。的“破四旧”、“反帝反修”等，就是这样一种彻底的怀疑，的“破”的观念就是现代性虚无主义的最集中的表现。邓小平指出：“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19]自己后来认识到了全面破坏的后果，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似乎是新思潮的通病，正好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就有同样的毛病，他们的鼻祖尼采就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而且在身上体现出的唯意志论思想（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其实也是启蒙理性的必然产物，西方思想从康德发展到叔本华、尼采，就是明证。至于“”中“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奋斗目标，更是韦伯所谓的现代性的“祛魅”――它的本意就是祛除鬼魅――的最直观的表达。韦伯如果活到80年代，他必定会把“”“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当作他的现代性思想的绝佳注脚，还有什么能比自己的理论找到现实的回响更令人愉快的呢？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体现了现代性启蒙的特征。在方法上，“”是想通过彻底的“破”把整个世界变成纯之又纯 的人间天堂，因此就把历史、传统和他者的观念变成一堆瓦砾。这种“打倒一切”的方法其实就是启蒙运动的方法，即tabularasa（白板）的方法。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妄自尊大的现代性启蒙在自我意识方面的确走得太远了，也就必然产生了极端的态度。高昂的激情变成了野性的冲动，试图解构一切而从头开始便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红火也最不切实际的目标。“在此，启蒙运动的弱点很快随着自身的优点而产生了。和往常一样，启蒙运动从人或万物普遍的永恒性质中吸取它批判现存制度和提出改革现有制度的准则；因此它看不见历史现实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并且它相信，在现存制度表现出违反理性的地方就有必要将现存制度变成一块tabularasa（白板），以便根据哲学原则建立完整的社会。”[20]可以说，关于tabularasa的观念是启蒙运动的形而上学幻想中后果最为严重（甚或惨重）的方面，正是它铺平了法国大革命之后与历史实际破裂的道路，而神圣的启蒙演变成血腥的暴力和无边无际的痛苦，盖源出于此。更为深远的效应可能会延伸到19世纪末传统的幻灭和20世纪的灾难性空想，那种在毁灭性的意义上先把传统变成一块tabularasa（白板）的先锋行为，在20世纪的尝试中只有血的教训和荒凉的虚无感、幻灭感。在20世纪人类所经受的考验中，我们愈发能明白一个以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灾难所换来的简单道理：从幻想到幻灭，原来只有一步之遥，其演变之自然就好比云卷云舒、潮起潮落。而“”的“打倒一切”就是现代启蒙观念中的tabularasa的同义词，后来在《决议》中我们认识到“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至于“”本来是要破除（反动）权威，消灭封建思想，但最后却导致了个人崇拜这种被批判东西的恶性繁殖，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未解之谜，一般理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大家都知道个人崇拜是封建的遗毒，但这些遗毒为什么会在“”这场以“全面消毒”为己任的运动中大行其道，却往往不甚了了。其实就在这个被人忽略的关键问题中恰好就体现了“”的现代性实质。霍克海默过激的启蒙批判充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启蒙运动所摧毁的神话却已成为启蒙运动自身的产物。由于启蒙运动的自立自主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强权统治，理性是靠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膜拜仪式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因此理性又变成了新的神话和新的蒙昧。启蒙自身成了新的文化咒语，或者说是后神学时代的泛神论巫术。启蒙成为新的权威，导致新的神话。启蒙一步步深入地卷入神话学中，从方法上说，霍克海默认为，在于“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启蒙总是希望从命运和报应的历程中抽身出来，但它却总是在这一历程中实现着这种报应。”[20]看来在神话与启蒙、解构与被解构之间，存在着无法逃避的宿命：一种报应，或者扬弃，以及历史无情的翻转。霍克海默的理论还很粗糙，还有很强的伤痕意识和情绪性体验，但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当然“个人崇拜”这种欲被解构的神话最终成了新的神话，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传统成圣人论的“神化”作用，以及政治生活缺乏有效的监督而出现严重的失常，等等，这也是第二、第三代领导人正着力解决并已大有成效的问题。 表现出了极强的浪漫主义特征（这与其发动者的诗人身份不无关系），如通过阶级斗争解决一切问题，以文化的方式解决政治、经济的问题，在极短时间内赶超英美的目标，“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唯美向往，等等。加上以诉诸感性的解放以达到颠覆传统（理性）的目的，也无非是现代性异化的结果，即所谓审美现代性的产物。美学、文学在20世纪成为学科主流，与现代性的旨趣变换是同步的。从“”的浪漫主义的精神风貌来看，它具有极其典型的现代性内涵，只不过它是现代性的另一个维度即审美现代性的产物。 从审美现代性的逻辑来看，对个体和个性的解放，主要是对人的精神的解放，是其实现社会功用的必要中介。但是，这同样潜伏了以精神变革代替制度和器物层面的全面变革的思想因子。无疑，如下文所示，这当然是一种浪漫情怀的表达。但正是这种对精神力量的片面强调，使个体权力意志被置于最高的位置上。审美的和谐世界，事实上因为这种个人意志的极度膨胀而成为一个幻影。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其后中国在中所发生的精神万能的悲剧，都明显地展示了极端审美主义的危害，尤其是政治审美化的可怕结果，因为这种浪漫主义的诉求与其说是一种精神追求，不如更正确地说是把精神的目标建立在了易逝的个体感性之上。简单地说，单纯地强调理性固然毛病多多，那么片面地强调感性，其毛病也必然所在多有。 政治审美化所导致的乌托邦冲动为自身的现代性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也最终达到了一个生命的周期，为自我的扬弃准备了各种混杂的因子，终于在“后”现代的眼光中化成了历史的云烟，并以此昭示了世人：现代性的游戏是轻易玩不得的。历史在付出代价后，应该要有所收获。 结束语 对于的研究，我们不仅是要进行简单的历史追溯，而是要寻求时代精神的一般法则，从而为极不确定的明天带来一些至少在心理安慰上是必需的思想参照。正如马克思在他名垂青史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22]在我们看来，这一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就是它所带给我们的有关现代性的整体图式，就是我们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中所能清晰地感受到的历史规律、历史教训。 当今学术界有不少人反对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反对本质性的思想方式，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它将导致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和。这种文化上的自我否定并不意味着一种发展，相反它只是“造反有理”在文化上的反映，也是“文化革命”全盘否定历史的遗毒。为此，我们要重申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历史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也是自由意识的进展。我们之所以要重申历史主义，就因为历史不是单纯事件的集合，而是人类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要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结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23]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思想潜力之所在。通过对的现代性分析，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才有恰当的定位，才更加能够明白我们已经干了些什么、正在干着些什么以及还需要干些什么，大套点说，就是意识到我们的历史境遇和神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就是使我们更加清楚“现代”就是意味着什么，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的许多可贵结论才不会显得如此沧桑。“邓小平理论”其实就是那种“发射和回声”，邓小平关于“初级阶段”的勇敢的认识才是从现代性之梦醒来后的现实定位，尤其是关于历史使命的深刻感受和对未来艰巨任务的论述是对政治审美化的（即对所谓审美现代性的）一种伟大超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4]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的研究既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更是我们建设初级阶段需要告别的出发点。 在我看来，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与作为现代性开端事件的法国大革命极其相似，在理论上深入比较便会得出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般风采，也会有更为深刻的发现。仅仅从外在的气质上，我们就能在两者的比较中有所触动。比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中叶时对法国大革命的惊奇感受就是，“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25]之所以在很多方面是封建社会的“遗毒”，如《决议》所言，“”是某些旧观念的回光返照。同法国大革命一样，中国的是中国现代性的灾难性的门槛，是中国人对现代性艰苦追求过程中的蹒跚步履。而现代性原本就带有很强的方法上的试验色彩和措施上的应急特征，由 此观之，经现代性而建立起来的“新”价值标准，哪怕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总体上也是靠不住的，同时我们似乎也不能把现代性中那些为使自己成为合法性而挥舞的旗帜（如“”中的各种旗号）当作指示未来方向的路标。对于其结果昭然若揭的“”来说，我们当然不会再陷进那种短视和迷狂，但对于更加隐秘的现代性的弊端，我们却不易发现，但总之对于现代性这种暂时性的过渡思潮，我们实在不能把它太当真了。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的一个特色就是道德沦丧。”[26]麦金泰尔（A.MacIntyre）的名著《德性之后》（AfterVirtue）阐明了现代性导致道德败坏的根源。在他的“AfterVirtue”观念中，他认为由于放弃了旧的道德观念之后，人们赖以维系生命的价值体系就很快崩溃了，而新的思想观念又还没有产生，因此社会生活的混乱本身以及以某种决然的确定性伪装起来的混乱就难以避免了，所以他认为“现代道德理论中的问题显然是启蒙运动的失败造成的。”[27]的确，启蒙的建设是以（暂时）牺牲某些永恒价值为代价的，只不过在这种暂时牺牲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对终极价值的寻求和依赖又将成为文化的主流，毕竟在“德性之后”（aftervirtue）的日子里，我们仍然需要去“追寻德性”（aftervirtue），在阶段性破坏或“解构”（decotruction）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些重建（recotruction）工作。 由于决定论曾经给历史带来了非常荒唐的境况，人们总是把它同那些灾难纠缠起来，甚至等同起来，结果害怕这种并不具有价值预设的方法，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实从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并把放到整个现代性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我们便会得出之所以要发生的必然性，从事后的结果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能够找到目标和方向（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期间的不确定与混乱，即1966－1976年的探索，是具有绝对的因果联系和事实关联的。邓小平一再反思“”，并把它看作是“一段历史”，当是富有深意的。“”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因此对“”也必须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如果说以为样板的现代性具有什么明确的意义的话，那就是对历史的背叛会导致悲剧的重演。时下理论界主张“忘记历史是为了前进”，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根本忘记了历史，那还怎么样前进法？我看这种观点会纵容和鼓励现代性tabularasa的主张，甚至就是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历史性回响和翻版，对此我们的确有些害怕，尤其对那种洋溢在现代性观念中的“天不怕地不怕”豪情非常恐惧。的现代性启示使我们想起了孔子关于“君子三畏”的教导。 自古及今，世俗化的理性启蒙不断壮大，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顽强破土而出，夺取了胜利，构成了新时代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启蒙对信仰的颠倒好像是在以感性现实的低级思想玷污着信仰的精神性的意识，好像是在以理智的；自身意志的和实践的虚骄破坏着信仰因谦卑而取得的宁静的和安全的心情。但事实上远非如此。这就是劫后余生的人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极对想当然的价值进行深入的反思，对启蒙、理性本身进行深入的考察，也就是要“启‘启蒙’之蒙”，以及理性地批判“理性”，本来理性和启蒙最根本的含义就是“批判”。 的“主义崇拜”和“个人崇拜”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理性崇拜，正如现代性理论所揭示的，对理性的崇拜是建立在对感性、本能、无意识的批判与抵毁基础上的，这样就人为地划分了本质与现象、光明与黑暗的两重领域，而最终使得这种崇拜成了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并使得感性全面泛滥，各种审美的（即感性的）主张因此有了理论的支撑，变得神圣而崇高起来，最后由于“超感性的约束性的力量”的不再场（海德格尔语），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可以说，正是这种崇拜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激起了形而上学的幻想，并在自我无限制的狂热中导致了政治的审美化，实施了将乌托邦现实化的灾难性计划。感性的崛起演化成了无制衡机制的骚动，人们完全臣服在“破坏”或“解构”的欲念中，迷狂于“野性的呼唤”。由于在理性的时代，知识王国极度缺乏感性的因素，而随着现代性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感性的强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那种试图以文化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浪漫主张，也最终会落空，文化主义是我们必需提防的“糖衣炮弹”，因为它很容易蛊惑人心，而最终危及国运。“文秘站有”版权所 理性的痼疾固然所在多有，但对理性的颠覆也同样毛病多多，甚有过之。胡塞尔从一个本源性的角度阐释了对理性颠覆造成的信仰失落的危害，在他看来，现代人对作为最高表现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对作为一代新人的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就意味着理性信仰的崩溃。而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深刻的精神危机由此而产生。颠覆理性的后果是严重的，它“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须的象征资源”，“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伊格尔顿语）。对于理性的颠覆者，伊格尔顿尖刻地批评道：“解构主义用心的地方是滑脱，失败，两难性，凌乱，不足。它对成就、一致或控制深表怀疑，有点像左派总是同情落水狗的样子，而这类做法总是在它曾之仗义执言的那些东西获得权利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后结构主义不喜欢成功，这种立场使它得以洞察坚如磐石的文献文本或意识形态自我同一性的虚妄，也使它在面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时有些手忙脚乱。”[28]而颠覆最终是空洞的救世主义，是永远激动不已的对救世主的迎候。但这一切似乎都那样的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壮色彩，而原本是不必如此的。理性节节后退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历史早已经千百遍地证实和启发过了。由现代性所开启并从根本上隶属于现代性的所谓“后现代性”，由于对基本信念的过度破坏，其理论道路已经几近山穷水尽了，人们最近在价值观上的回归浪潮就是有力的佐证，中国当今更加现实、平和与富有建设性的发展规划就是明证，我们从中所获得的成功以及对问题的自觉意识都将保证我们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能够在新世纪的旅程中有所作为。

民族文化论文: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重大课题 ──关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问题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入了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显然，社会的现代化依赖于人的现代化 ，而人的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则是人的文化素质，因此，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 目标的主体性前提和保证，亦是我国当代文化建设和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一、问题提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它同时也清楚地昭示了，现代化作为一个 总体性进程所应具备的更为深刻、复杂的内涵。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和经济运行/，！/的背后，人们发现了从传统向现 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对现代化的制约和影 响。从而表明，以人的素质提高和文化转型为内涵的人的现代化就同社会的现代化即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 现代化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历史任务。 民族文化素质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概念，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民族的文化素质与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内在的 、逻辑的联系；从文化主体性的层面，它至少包括文化基础和技能、思想道德与心理质素、价值观念和思维方 式等方面。因此，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系统工程，缺乏文化教育的基础，思想道德和 心理素质的提高是没有根基的；而只局限于文化的智力性教育，忽略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的教育，人的现代素 质则是片面的、畸形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近十余年来社会迅速变化的过程来看，应该说物质文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精神文明的发展在挣脱“左”的片面性束缚之后，人的主体性意识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但是，在人的主体 性获得解放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主体性迷失的情形，这就是过度的物质化、功利化的倾向，文化世俗化 的流行，精神与心理健康被忽视等，具体表现在正义感、责任感的淡化，荣辱观、是非观的混淆，公德心的普 遍缺乏，个人行为的失范以及个人主义的抬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醒。诚然，当一个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必然引起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分裂，由于心理 、情感和认识的原因，分裂的结果客观上往往会发生与原来定势相异的某种逆向倾斜。同时新旧观念更替之际 ，必然出现某种理论断层和价值真空，因此，对于主体性新的迷失情形，我们需要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思想道德文明的建设提供确实可靠的资料。但是，我们又不能对某 种片面的倾斜采取放任自留，“顺其自然”的态度，这不仅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完全自然衍生出符合科学 理性的道德精神，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提出了建立新的人文精神和规则的迫切要求。显然 ，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推进必须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谐调发展，在当前，关于国民的人文精神和思想 道德的建设问题，尤其需要予以特别的关注和研究。这既是一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问题，又是中国现代 化亟待解决的特殊问题，如果我们不予以充分地认识，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二、思想道德教育的失衡与倾斜 我国从70年代末实现历史性转轨以来，在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的同时，对教育领域中轻 视、贬低智育，以政治冲击一切的状况实行了全面拔乱反正，从而为补就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缩短与发达国 家的人才距离，以及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奠定了基础，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当 我们理性地回顾和省察这十余年社会推进的历程，不能不说某些历史性的忽略对于今天发生的主体性的新的迷 失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扭转轻视智育的左倾错误时，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的教育。 第二，在商品经济全面推进之时，教育的回应缺乏力度，倾斜于“适应”经济规律，忽略了教育自身的规 律。 第三，思想道德教育的滞后性某种程度上造成人们对直接利益诱惑的倾斜。 综上三个方面，要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必须正视某种历史的、现实的片面倾斜，同时要在研 究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上来考虑“如何才能提高”和“怎样提高”的问题。 三、突破“倾斜”的思路与基本点 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心理素质是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建设问题，而这种“基础建设”的基本途径在 于教育。广义的教育是一种社会性的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有目的的系统性教育，人的思想道德与心 理素质建设当然要由这两个方面共同承担。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才能发挥教育在对人的思 想道德与心理素质中的作用？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当前我们需要关注三个层面： 第一，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时代前提。与传统人生活的社会基本处在同一共同文化，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 、宗教信仰及行为模式相对应，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必然打破单一、孤立和自成体系的封闭。工业文明的进步， 电子、信息等技术的发展不仅是沟通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同时必然分解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及行为模 式的一元性。因此，对于个体来说，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等选择都必置于多种参照系的联系之中。如果我们 不能自觉地将教育置于这样的时代前提去考虑和把握，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就不可能取得充分的、有效的教 育效果。 第二，关于教育主客体定位的问题。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教育主客体的定位是长者优位的，尤其是思想 道德教育。但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教育已日趋连续化，道德教育方面也越来越呈现出全年龄阶段的倾向，所不 同的是教育关注点上的差异。 第三，思想道德素质的“硬件”和“软件”。毫无疑问，关于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 要有长远的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必须要有“硬件”和“软件”的相互配合。从硬件的方面，要建设青少年 成长的良性环境。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应该有一流的博物馆，一流的艺术馆，一流的科技中心，一流的教育中 心，从宏观上给下一代的成长创造精神文化的广阔空间，让人们在自然的熏陶中了解高雅文化，净化心灵，提 高涵养，对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软件的方面要强化公德心和责任心的基本教育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理论部） 民族文化论文:傣族民间舞蹈的民族文化特征 一、 引言 舞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文化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有效地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典型状态和样式。民间舞蹈是一切舞蹈之母,民间舞蹈源于民族文化。傣族民间舞蹈的动作特色、表演技巧、肢体语言运用等方面的特色,是其深远和厚重文化内涵的反映,如果只关注舞蹈形式的绚丽、结构的精密、表现手法的完美而忽视舞蹈背后文化内涵的价值,是无法真正理解傣族舞蹈的真美内涵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傣族民间舞蹈时,应对其民族文化内涵给予高度重视。 二、安详、舒缓的动律 傣族舞蹈蕴藏着神秘而浓厚的民族氛围,有极高的文化品位和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极尽东方韵致。傣族舞蹈中透出山JlI秀美、人文毓秀的夺目光彩,充满着平和、恬静、隽永、含蓄的风格,朴实自然毫无雕凿之感。舞蹈动作中那些人体的头、手、臂肘、肩、腰、胯、膝等每一个关节都尽量弯曲,使整个体态由多种曲线组成,形成婀娜多姿的s型,无论手的推拉和脚步起伏的动作,还是孔雀舞中的美丽造型的流动美,都具有造型丰富而个性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会使人们感到秀丽山河的自然律动美,还会使人们感到傣族人民生活的宁静祥和,朴实自然,更能使人感受到他们对美的追求和对恬静幸福生活的向往。 傣族民间舞蹈风格浓郁,特点突出,感情内在而含蓄,舞姿富于雕塑感。傣族舞蹈中上肢的手和下肢的脚以及头都极富有表现力,下体多保持半蹲状态,以膝部柔美的起伏,身体与手臂形成丰富多彩的三道弯造型。舞时双腿半蹲,双手叉腰,上身向旁倾斜为基本舞姿。舞时一般前脚掌着地,但不强调有力地踏和跺,落地时轻而稳。傣族舞除下肢有丰富的步伐、小腿的灵活运用外,手和上身丰富的舞姿也极具特点,手式多样,同一姿态,同一动作,手式不同就有不同的舞蹈形象和含义。在动态形象上,舞者多保持半蹲的舞姿,重拍向下,均匀的节奏中,膝部的屈伸带动身体上下颠动和左右轻摆;舞步的踏或跺,看似着力而下,却是重起、轻落,全脚掌平稳着地等,是动律的基本特征。这种均匀的舞蹈动律中,有孔雀轻盈、柔美的舞姿,有大象漫步森林和缓、稳健的步态,更有舞蹈者的生活感受和创造。而且,这些动态形象,是在象脚鼓、铭、钹等乐器和谐打击的伴奏乐声中,像河水、小溪泊泊流淌,赏心悦目,沁人心脾。象脚鼓发出的“崩、巴、比、泼”等音响形成各种鼓点,紧密配合舞蹈表演中的动作变化。鼓的节奏平稳、绵延的乐音和舞蹈均匀的动律相呼应,增强了安详的气氛和热带的风情。这种静态的雕塑感和柔中带刚的动态舞蹈韵律,使傣族舞蹈既有静态的造型美,又有动态的韵律美。以上说明了傣族舞蹈的内涵及其形式特征,都是与傣族所居住的自然条件、民族性格、生产方式、审美心理、文化信仰以及宗教意识分不开的。 三、“三道弯”和“一顺边”的舞姿造型 “三道弯”源于古代百越人的蛇鸟图腾崇拜和对水的深切感情,而“一顺边”的美,则源自高原地区的劳动生活,两者融合后形成的体态是傣族特色的舞蹈造型,这是傣族民间舞蹈的又一特点。 “三道弯”的舞姿造型表现在舞蹈中为:保持半蹲状态下腿部做韧性屈伸与颤动,手臂、身体、腿部都是“三道弯”的特殊动作与造型,这一舞姿特点,一直保持下来。现在还可以在“软舞”(嘎温)中窥见过去跳舞时的一些踪迹。相比传统的孔雀舞,经过创新改编的孑L雀舞表演,演员取掉了面具,加强了手、眼、身法的配合。首先是模仿这种鲜明的曲线特征除了其他相关因素外,让人联想起它与小乘佛教的灵动教义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吻合,使傣族舞蹈的风格特点更进一步地发展完善了。 过去,傣族在秋收后扬场中不使用风车,而是两手各持一把大竹篾扇,用扇风的方法筛选稻谷,这种筛法就是别致的一顺边的动态。当她们右手高举篾扇的同时,右脚亦弯曲并高高抬起,然后 ,手脚同时向下用力地扇风,身体由右方向左侧转动,左手扇风时,姿态和转动与右手一致 ,都是手脚同出一侧,作为舞姿造型的一顺边,又和审美情趣有关。“一顺边是高原舞蹈特有的动律和形态,高原民族的舞蹈中都有这种文化现象。而傣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点在于“三道弯”和“一顺边”融和后,又在傣族也有的安详、舒缓的动律中体现出来,成为民族审美情趣和舞蹈者的动态形象。 四、孔雀和象的意境 在傣族民间舞蹈中,“孔雀舞”“象脚鼓舞”广泛流传,傣族视孔雀为神鸟,视大象为圣象。把孔雀大象这些珍禽异兽升华到舞蹈艺术意境,是傣族民间舞蹈的又一文化特征。 由于气候及自然条件关系,傣族地区孔雀较多傣族人民很早就有饲养孔雀的习惯。傣族人民认为孔雀美丽、善良、智慧,是吉祥的象征,对它怀有崇敬的感情。傣族群众常把孔雀作为自己民族精神的象征,并以跳孔雀舞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歌颂美好的生活。 大象,也是热带森林中的珍贵动物,它和孔雀一样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傣族人民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大象之国”。唐·樊绰《蛮书》说傣族地区“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象不仅可以耕田,还可以搬运木材,负重至远,甚至可以组阵打仗,象皮还可以制成坚固的甲宵。由于象的特殊作用,傣族人把象当成财富的象征,傣族人对象的崇拜渗透到傣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傣族人民长期与象和睦相处由此使得象在今天傣族群众中,具有了吉祥、幸福的文化内涵。 五、水文化的特征 傣族人民喜爱水,勤于洗濯,对水有深切的感情,民族心态似水样平和温静。傣族民间舞蹈普遍平和温静,正显示出水文化的这一特征。说到傣族的水文化特征,就不得不提及着名的泼水节。泼水节是傣族的新年,傣语称为“楞喝桑堪”或“桑堪比迈”。傣语的“楞喝桑堪”,其意就是六月新年。由于欢度新年的时候,要举行热烈而隆重的泼水祝福活动,外地人都把它称为泼水节。 傣族人民对水有着深切的感情,并以水表示无比的真诚。从流传下来的《挖井歌》《祭祀歌》等古歌谣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特点。傣族 自己解释,“傣”有两种含义,一是英雄勤劳的意思,一是酷爱自由的人,和平的意思。傣族也自称为“鲁傣鲁喃”,意为“傣家的儿子,水的儿子”。傣族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民族之一,他们滨水而居,他们爱水,祈水,对水有着特殊的感情。 傣族人民勤劳勇敢,温柔善良,这是大家公认的;“水一样的民族”,这是对傣族性格的又一描述他们待人礼貌温和,但外柔内刚,聪明又幽默诙谐像水一样,有时潺潺细流,温柔而细腻,有时像大江汹涌而澎湃。其性格也是丰富多彩的。舞蹈中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傣族舞蹈动作,大多婀娜多姿,节奏较为平缓,但外柔内刚,充满着内在的力量。潇洒轻盈的篾帽舞,灵活、骄健、敏捷,充满阳刚之气的象脚鼓舞,刀舞和拳舞等都具有水文化特征。而在孔雀舞的表演中,时而节奏缓慢,动作内在含蓄,时而节奏快速多变,动作灵活跳跃,感情狂放而豪爽 ,也是水文化的表现。此外,傣族舞蹈以特有的屈伸动律手、腿、身体都是“三道弯”的动作造型特点,刚柔相济,动静配合的表演,也是水文化中柔和温情的表现。 这从上世纪 80年代由傣族舞蹈家刀美兰表演的《水》这一舞蹈节 目中,便可看出端倪。这个在傣族民间舞蹈基础上创作的节目,它之所以深受群众欢迎,久演不衰,就是因为她深刻地表现了傣族水文化的特征。而别人模仿表演《水》时,观众们常常感到和刀美兰相比大为逊色,这种差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他艺术表演者对傣族水文化的理解不够深入。 民族文化论文: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摘要: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风情,是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元素。然而,旅游正如一把双刃剑,在其介入的同时,少数民族文化正迅速函化甚至同化。在此,以龙胜金坑红瑶寨为例,从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揭示旅游所带来的民族文化变迁,并提出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策略。 关键词:民族文化;文化变迁;可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多位于地理位置较偏僻的地区, 除具有风景优美的自然环境外, 还具有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民族文化。 一、金坑红瑶概况 (一)村寨概况 金坑红瑶寨是龙脊十三寨之一,隶属广西桂林市龙胜县和平乡,位于和平乡东北部, 因地下金矿多和地形酷似一个大天坑而得名[1]。村寨距离桂林市约100km,距龙胜县城30.6km,东经103°26′,北纬103°26′。村土地总面积22.28平方公里, 有水田746亩, 旱地425亩, 林地3 656亩。大寨地处桂北高寒山区, 境内山体陡峭, 地势险峻, 属季风气候, 雨量充沛,气候宜人,且森林覆盖率高,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冷热分明, 干湿明显, 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8.1℃, 年平均降水量1 543毫米[2]。 (二)旅游开发现状 金坑梯田的开发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旅游开发前金坑是龙胜各族自治县最贫困的山村之一。2003年政府投资400多万元,开通了双河口至大寨村的公路,大寨的旅游业迅速发展。如今,全村共有农家旅馆52家,床位达1 500多张。结合“文明卫生屯”创建工作的开展,到2005年底,大寨村已有180多户完成了“五改一建设工程”,全村的卫生面貌大大改善。硬化的旅游道路达3 000多米,寨底建有能停80辆汽车的停车场。如今大寨村共设有三个旅游景点,以石阶铺级而上。有“千层天梯”景观、“西山韶乐”景观、“金佛顶”景观等。站在观景台,游客可以尽享梯田美景,领略瑶族风情。据统计,2007年,到金坑梯田观光的中外游客已经达到了15万人,日游客量达180人,黄金周每天更是高达2 000多人。随着游客增加,农民的收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收入从2002年的948元猛增到2007年的3 000元。 二、旅游开发中金坑红瑶文化面临的问题 (一)物质文化变迁 1.建筑文化变迁。旅游开发前,金坑红瑶建筑为全木结构的半边房, 以杉木为材料,采用几何原理搭建而成,一层是用作关猪、牛、羊、鸡、鸭,堆放材料、安置厕所,煮猪食炉灶、砌房等。二层用来住人, 中堂作香火神龛,左间为火塘,用来取暖、进餐,其余为卧室。三层则做储藏室,堆放粮食和杂物。随着旅游业的到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当地传统建筑文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红瑶建筑无论是在结构、功能、还是在建筑材料和建筑工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往日的下罗盘、安梁木等仪式更是鲜有见之。 2.服饰文化变迁。服饰文化可谓是红瑶文化的亮点,也是红瑶得名的原因。旅游开发前红瑶,女性几乎都着民族服饰,以红衣为主,绣有春牛、龙凤、狮子、麒麟、鹿、山羊、蝴蝶、鸡、鸭、鹅、鱼、竹木、花草、八角等图案,特别是衣背正中挑绣的一对老虎印最为醒目。关于这对貌似官印的老虎印还有这样一段动人的传说:传说有一天皇帝上山打猎遇险,差一点被老虎吃了,是一个红瑶女救了他,为了答谢救命之恩,皇帝砍下虎爪,蘸上虎血,像印章一样印在瑶女的衣背上,传旨以后面君不用下跪。回家以后,这个瑶女在她所有的衣服上都用丝线绣上了虎爪印,就这样一代传一代,至今你还能够看到这虎爪印。旅游开发后,为吸引游客,节省成本和时间,红瑶服饰在制作方法和材质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更愿意从市场上买来现成的布料,用机子织布,摈弃了原来从种桑到制丝,从纺线到挑绣、从织布到蜡染的工序。 (二)制度文化变迁 红瑶自古以来都有选族长、定族规的习俗。凡较大的寨子也都有以寨子为单位的寨老组织,成年男女不拘姓氏、职业、贫富均可加入。对寨老的称呼,有的地方叫“寨老”,有的地方叫头人或“乖人”。寨老一般是自然形成的,由那些为人正直,聪明能干,热心公益,能说会道的中年男子担任,对内处理寨内村民纠纷,制定寨规,对外代表本寨与邻寨寨老共同处理如破坏公共水利,越界毁林开荒等公共事宜。寨老如其他村民一样参加劳动,没有报酬。如今,族长和寨老早已被村长和村支书这样的名称所取代,当笔者在大寨村问及族长和寨老的事情时,只有年纪稍大者能够说出先前寨老的名字,形成过程,原因以及权利和责任,年纪在20岁左右的几乎一无所知或半知半解。 (三)精神文化变迁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红瑶不仅在其显性的精神文化,如宗教信仰、语言及文艺方面发生了变化,其隐性的精神文化——传统价值关更是受到了消极的影响。 红瑶的传统价值观念,是红瑶民族人民内在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在态度、行为上以稳定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民族的个性特征。它记载着红瑶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轨迹,是红瑶民族人民在改造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活动中,逐步形成的自己的传统优良道德。 诚实善良、淳朴厚道是红瑶人民的普遍心理和品格。红瑶民族人民从一生下来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养成了整个民族尊老爱幼、克制忍让、互帮互助的性格特征。金坑红瑶寨旅游业的发展,使村民的物质和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新的经济来源方式,以及与外界的接触交流增多,对村民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渐消失。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首先表现在村民对待老人的态度上。其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村民之间的利益争端上。在与金坑红瑶寨村民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搞旅游后村民之间早已不再是互帮互助,不计报酬了。由于经济利益的争夺,竞争的存在,村民之间因相互拉客、压价,进而导致反目的事情时有发生。再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对待游客的态度上。游客的增多使村民经常性的接触素不相识的人, 由于这种人与人之间偶然短暂的接触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村民传统的好客习俗就大打折扣。于是旅游发展到今天,就出现了带路、穿民族服饰照相、与文物古迹合影都被索要金钱的现象。 三、可持续发展——民族文化保护的必然选择 (一)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 1.要提高红瑶民族人民的整体素质,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宣传和教育, 鼓励旅游地当地群众积极参与。特别是要提高管理人才和导游人员的人文素质, 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并维护和保持其完整性,使之真正能承担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所应开展的各项工作。 2.建立民族文化管理机构,成立一支专业性强、有责任心、有能力的保护队伍。要保障民间艺人的生活和保护其知识产权,尊重他们的劳动,使他们乐于传承民间文化,保证民间文化后继有人。 3.建立完善的游客服务体系,进行环境影响和环境承载力评估。首先建立不同环境管理条件和环境管理技术下的环境容量评估体系,以及确定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的指标体系,尽可能地减少旅游对景观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其次在旅游开发建设过程中,尽量把传统建筑保护下来,保持红瑶原生态文化环境。最后是要对资源进行补偿。在资源的开发中同时要发展资源,开发可再生资源。努力做到既要满足当代人开发的需要,又要满足后代人开发的需要。 (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持续是实现民族文化保护的条件。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如水与舟的关系:“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1.要实现红瑶地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根据开发旅游,规划先行的原则,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强化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一方面集思广益,制定与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发展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以及旅游景区开发规划,确保旅游开发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从财政上支持红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组织社会各界力量维护、修复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民间艺人给予奖励。 2.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旅游管理部门应当适当将景区门票收入用于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并借助于居民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旅游业发展这一特点,通过宣传教育提高红瑶民族人民参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积极性,深入挖掘、整理、更新和提高传统民族文化的品位,如此也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开发。 (三)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1.要消除旅游业与当地社会的“隔离”现象。充分顾及红瑶居民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消除村民之间因参与旅游程度不同而带来的贫富差距,使人们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产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2.要提高居民文化水平,促进居民和外来游客之间的文化交流,学会与不同地区人交往,增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强是非分辨能力,增加展示当地历史与文化的机会。 四、结语 金坑红瑶寨作为全国15个经典少数民族村寨之一,其旅游开发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变迁尴尬对整个社会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和启示。同时也向我们说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中,如何使民族文化旅游得以保存、发展,如何使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所依托的人文环境得以保持,如何可持续健康的开发利用独特的民族文化,已成为旅游资源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只有合理引导,正确执行,方能保护民族文化,达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 民族文化论文:言语交际中的汉民族文化心理透视 论文摘要:不同民族由于历史发展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汉民族文化心理丰富且复杂.对言语交际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本文主要对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和谐,语词速信等方面独特的文化心理现象进行探索讨论。 论文关键词:现代汉语;汉民族;言语交际;文化心理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语言又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民族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一个民族的文化最能通过民族的语言表现出来。静态的语言,语言负载的文化因素是固定在语音、词汇、语法这些语言要素中的;动态的语言,就产生了言语和言语行为,在言语使用中,民族文化心理就伴随着言语行为表现出来。“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言语使用者怎么说,如何说,认为这样表达是合适的,样表达是不合适的,与言语使用者的心理密切相关。民族文化心理就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相同或相似的思维习惯、行为准则。不同的民族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动态的语言最能反映出言语使用者在言语活动中的思维形式、行为准则,有什么样的思维形式、行为准则,在言语表达时就有什么样的表达模式。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行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如受到夸奖时,西方人往往采取迎合的方式,表示高兴,通常是道一声“谢谢”;而汉族人的反应则往往是以否认或自贬的方式,通常要说“不行,不行~差远了”等。这种言语交际中表现出来的表达差异,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可以说,言语交际中,人们的言语行为无不浸染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交际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有利于我们学习并正确掌握和运用民族语言,有利于口语交际中言语表达得恰当、得体、适度符合民族审美心理,以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汉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像血液一样漫澜在汉民族的文化肌体当中,并在言语行为中处处留下“痕迹”。本文试从言语交际中透视汉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 一、讲究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心理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隶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国人为人处世讲究“知礼数,“懂礼貌”,交战双方也要“先礼后兵”,深谙“礼多人不怪”的道理。儒家视“礼为立国之本.其中就包括待人接物的礼仪内容。受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汉民族在言语交际中,深知。礼之用,和为贵,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言语交际中的礼貌表达在汉民族为人处世中占有重要地位,讲究谈吐文雅、彬彬有礼是道德高尚有修养的表现。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的心理,使得汉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礼俗词语,并且怎么表达颇有讲究,乱不得,错不得,滥不得,否则就要失礼。这种注重言语礼节,讲究言语礼貌的心理在言语交际中处处体现。如对人的称呼,是汉民族礼貌表达的重要标志,小孩见到大人,学生见到老师,下级见到上级等熟人相见,首先要有个称呼表示礼貌,有些场合恰当适度的称呼,对交际效果起到关键作用。汉民族在交际时为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常用敬称和谦称,这样,经过长期积累,在汉语中就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有明显区别的敬称和谦称。敬称和谦称早在秦代就广泛使用,如敬称有“足下、殿下、执事”等,谦称有“寡、孤、不毂、不才、在下等。现在我们还常用敬称“令尊、令堂、贵姓、贵公司、贵校”,谦称“敝人、愚弟、寒舍、拙作”等。汉民族注重长幼有序和血缘宗亲关系,见到长辈一定要有称呼,以示尊敬,而不像西方为表示亲切,对父母或其他长辈都可直呼其名,在汉民族看来,这样是少教无礼,没有修养。对无亲属关系的人使用亲属称呼.就显得与说话人特别亲近,无形中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如平常称呼“老伯、叔叔、大哥、大姐”等。上街购物,个体老板为体现服务态度之热隋诚恳,常“大妈、大姐、老哥、老弟”地叫,以表现对顾客有礼貌和亲近,符合汉民族文化心理,顾客心里愉快,购物热情也会大增。表示礼貌的敬称谦称还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 还有言语交际中的祝福语,就是吉祥话,也是汉民族讲究言语有札的重要内容。和睦吉祥、福寿安康是人们千百年来追求的美好理想,汉民族有在喜庆的日子里道个喜、送个祝福以示礼貌的传统习惯。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祝福话有特定的内容和讲究,如给老人祝寿,常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寿齐天…福寿无疆”等。汉民族有注重传宗接代,长久计议的心理,常用“多子多福,子孙满堂来祝福,结婚时,就用“白头偕老~百年好合”“鸾风和鸣”的祝福话,开张时用“财源广进…生意兴隆”“恭喜发财”等吉祥话,不论祝福语能否实现,图个吉利吉祥,以示礼貌。 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礼节,力求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心理,在言语交际中随处可见,尤其在问候语、道谢语、恭维语等中都有充分体现。 二、贵和谐,重人情.爱面子心理 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是“和睦相处,“以和为贵,把和谐作为人际交往的目的。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极重人情,爱面子,表现在言语表达上受儒家“中庸之道”思想的影响,力求措辞有度,不偏不倚,适度得体,在言语表达上表现为含蓄、婉转、模糊,形成汉民族言语表达上独有的文化模式。 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提倡“以仁爱之心示人”,“以宽恕之心对人”,就是对别人要有仁爱之心,要关.爱护别人,对别人的错误过失要原谅、理解,少计较或不计较。俗语道“树有皮,人有脸”,“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要给人面子,留“台阶”,少得罪人。如我们常见的批评,汉民族的心理是既要达到目的,又要让对方接受,并给他留面子,在表达上就常用含蓄婉转的方式,先表扬或肯定成绩,然后再转折“但是……或“……不妥,不足”“然后”“希望……”。老师批评学生:你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同学们应该向你学习,但在学习方面下的工夫还不够,希望你今后上课注意听讲,不要说话,把学习搞上去就更好了。目的是批评学生,但在表达时讲究“艺术”,就更易使对方接受。在交往中,有些时候需要拒绝别人,如果直接拒绝,会使人难堪,在汉民族看来容易产生“不和”,不够礼貌,违犯了汉民族待人处世的原则,为了不得罪人,给人留面子,常用含蓄模糊的语言“间接”地拒绝对方,更多的是让对方自己体会话外之音。用得较多的就是“考虑考虑”,“研究研究”,“等等再说吧”,婉言谢绝,如:“马主任,我的调动问题……~这件事我知道,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汉民族较之于西方人性格内向、沉稳、含蓄,不像西方人性格外露、直率。在西方注重突出个人及个人价值,而汉民族传统观念是重社会,重集体,突出一个“和谐,不突出个人,涉及个人则习惯于含蓄或婉转表达。一篇文章明明是个人见解,但习惯上要谦称“我们认为”。个人取得的成绩,常要说领导的支持,集体的智慧。汉民族不突出自我的心理。含蓄婉转的表达模式,形成了交际中内容丰富的客 套话、寒喧语。干某件事明明准备得很充分,但要讲准备不足,请大家多多指教;宴请客人,饭莱准备得很丰盛,客人酒足饭饱,主人还要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或者准备不好,没有什么可口的,管饱不管好”等,这些话对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汉族人听来,不足为怪,因为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但让西方人听来,就莫名其妙,不可理解。前几年,有一则报道,说是记者采访一个中国着名的演员,问道:“你认为当今中国最优秀的演员是谁?”演员回答:“是我。”这个回答使许多人意外之余觉得演员太张狂了,引来了颇多微词。从心理上讲,汉民族传统观念认为,就是最好的是自己也要谦虚一下,含蓄一点表达。由此可见,演员的回答引来非议,是有着民族文化心理基础的。 汉民族言语交往中的重和、贵和、重人隋、重名声、爱面子的思想根深蒂固,含蓄、婉转、模糊的表达方式体现在言语交往的方方面面。人常说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体现了和睦相处、相安无事的人际交往的理想,这些汉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行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三、喜联想、善比附的语词迷信心理 语言本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但人们在使用过程中,总是把语言的功能夸大并神秘化,对语言有着一种崇拜和信仰的心理,即语言拜物教(word fetishism)。把语言和它指向的事物和现象合为一体,认为语言有着超自然的精神力量,能降福也能招灾,由此,人们耽于语言幻想,希望通过语言来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借助语言来趋吉避凶。自古以来,每个民族都有对语言的崇拜心理,汉民族在言语交际中耽于语言幻想,语词迷信的心理突出且执着,表现在语言表达上就是特别喜联想,善比附,讲究有说头,讨个好口彩。如最常见的给人或事物命名,像人名、地名、商品名、庭院名等,都要煞费苦心,起出意义来,起出好来。在言语使用中,汉族人更喜欢说话讨个好彩头,也就是说吉利话,听吉利话,把自己的愿望、追求寄托在语词上,对语词的迷信特别认真。《羊城晚报》曾报道,一彩民对体育彩票中彩500万一直心神向往,为博好彩,就将自家豢养的小狗取名“五百万”,经常对小狗作势呼唤“五百万,来”,小狗闻听主人声音,立刻俯首帖耳趋向前去,主人心花怒放,仿佛500万元在“来”的叫喊声中真的到来。汉人还喜欢借助同音或谐音讨口彩,汉语中的“8与“发”谐音,…9与“久”同音,带有…8’…9’数字的日期、号码、名称就被认为是吉祥号,能带来好运气,带有…8的日子街上开业的商店最多,带有“888”、“159”、“168”、“198”的车号、牌号等许多人不惜重金买下。还有发糕、发菜、发财树等为人喜爱,都是为图一个吉利。结婚时常见的在床上撒下红枣、花生、桂圆、莲子,为的就是取谐音“早生贵子”。汉民族言语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联想比附的心理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由于人们对语词的迷信心理,在言语交际中,认为是吉利话,能带来好运的话,人们爱说多说,而有些话的指向是不好的事物或人们厌恶的现象,则认为是不吉利的话,就不说或少说。有的场合甚至特别忌讳某些话,鲁迅在《野草·立论》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富贵人家生了孩子,作满月时,请了几位客人,大家都看了看弦子,一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当官的。”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另一个客人又说:“这弦子将来要发财的。”又得到了大家的一番喝彩。最后一个客人说:“这弦子将来要死的。”结果得到一顿痛打。在喜庆的日子,人们最忌讳不吉利的字眼。前两个客人说的话不管是真心话,还是虚伪话,都是吉利话,主人爱听,当然更希望吉言能成为现实;而最后一个客人说的确实是大实话,但不分场合,不合人们心理,是人们最忌讳的话,挨打是必然的。生活中人们的语词迷信还有很多,如从“分梨”联想到“分离”,从“进钟”联想到“送终”,从“伞”联想到“散”。不同的地区由于方言不同,还有许多地方性的语词迷信。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一种符号系统,人们的语词迷信程度与整个社会环境和个人文化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积极引导,摒弃那些妨碍社会文明的语词迷信。 汉民族言语交际中反映的文化心理丰富多彩,本文对汉民族言语交际中的讲究礼节,注重和谐,耽于语言幻想等心理的揭示,只是汉民族言语交际中文化心理的-d’部分。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还有许多独特的方式和内容,如问候、交谈、拜访、辞行、避忌等,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研究。 民族文化论文:民族文化艺术价值功能透析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构成 其构成可做如下粗略地分析:首先,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表现为物质形态的资源,是其衣食住行活动及其活动的过程与成果。从存在的样态来看是居于文化艺术表层的、可见的物质形态的资源。从各民族衣食住行生活中的取材、结构、造型、款式、空间利用、功能分区、装饰工艺等方面,均能体现少数民族感知、认识、想象、征服改造宇宙自然中的智慧和能力,表现出少数民族敏锐细腻的感知能力、观察能力、认知能力,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审美创造能力。如秦淮以南农耕民族的服饰,燕山长城以北及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的服饰,从材质、款式、制作、挑花刺绣工艺、装饰等既彰显地域特性、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性,也标示着不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特性。再从各民族的建筑而言,藏族、哈萨克族的帐房,蒙古族的蒙古包,傣族的竹楼,土家族、苗族的吊脚楼,羌族的碉楼,黎族的船型屋等民族建筑,无不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杰作。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其文化艺术资源的物态化载体。在物质层面从其性质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一种不同于煤炭、矿石、石油、天然气等形态的物质资源。从其功能来说是以满足少数民族基本生存、娱乐和审美需求为目的的物质文化。其次,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存在于其深层的,满足其娱乐、归属、信仰、心理、认知、审美的精神文化,以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等文学形式、音乐、舞蹈、美术、宗教、哲学等精神文化形式存在,积淀着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对自然山川、花草虫鱼、天文宇宙、人际社会和人自身的感知、想象、理解、认识及所形成的生命观、幸福观、爱情观、宇宙观等观念。如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就是维吾尔族与戈壁、沙漠、绿洲对话时灵魂深处的呻吟哭泣、对抗与和解、喜悦与欢乐,是肉体在时空中湮灭后精神的遗留,是集中反映维吾尔族人喜怒哀乐之情感、善与恶之认识、美与丑的观念的艺术。以其演奏的乐器而言,就有热瓦普、手鼓、萨塔尔、艾捷克、胡西塔尔、笛子、维吾尔族扬琴等丰富的乐器种类。从木卡姆中的几句歌词足以看出其功能与价值:“我的萨塔尔琴以生命的纽带为弦,它能慰藉不幸者,予其悲怆与凄婉。我深深投入于木卡姆使之萦回于心,若耽于爱的憧憬即弹奏于伊人尊前……”[2](P10)。“心灵的秘密用文字永远书写不尽,爱情的神话用书卷永远解释不清。世上花儿有刺,珍珠与贝壳紧紧相连,哪有不受苦的手艺,不受折磨的爱情。”[2](P28)歌唱生命、爱情的魅力,解说生活的道理与人生的哲理。许多民族至今仍通过故事、民歌、谚语、神话、传说等文学形式表达其鲜活的感知与丰富的情感。每个少数民族的表层物质文化和深层精神文化构成民族文化整体,并在不同层面表现各民族的精神及其民族个性。其丰富的存在不仅是维护民族精神文化生态平衡的基础,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促进和丰富人的感性、心灵、情感,促进人格完善、人性升华的重要途径,表现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少数民族审美教育资源,正是当下我们急需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审美教育资源。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特征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资源库,从开展审美教育的要求来说,这些资源具有以下特征:(一)原生性千百年来,由于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科学技术的制约,我国少数民族的审美实践没有走上职业化、专门化、学院化、理论化、系统化的道路,具有显着的原生性,这充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审美教育资源就是其日常生产生活本身。我国少数民族的审美活动丰富多彩,但无论音乐、舞蹈、美术、文学、戏剧,还是建筑、工艺、服饰等都不是专业化的,而是与其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审美活动就是其生活本身。在少数民族中,几乎没有专门从事艺术活动的职业划分,在田间地头,在中堂聚首,在节日礼仪,在篝火晚会,舞蹈和音乐交相辉映,人人都是歌手,人人都是舞者。在建筑群落、生产工具、日常器具、穿戴服饰上,美术、工艺无所不在,无一不彰显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感知、对世界的认识、对美的追求。因此,许多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感叹,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以质朴纯真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出他们“艺术化生存”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专门的剧院,也没有专门的舞台,但是,他们生活的整个地域既是剧院又是舞台。他们没有专业的艺术家,也没有专业的艺术院校,但是,他们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民族艺术审美的传承者。因此,要想了解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唯一的途径就是深入他们的生产生活。反过来,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及其文化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教育资源。二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传承的习得性。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传承十分独特,既没有专业的学校,也没有专门的职业教师,家庭和社会的代际传承是主要方式。以学习刺绣为例,刺绣是既实用又有观赏性的十分精巧的工艺美术,对刺绣技能、技巧的传授和学习实际上就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教育。我国苗、瑶、土家、布依、哈萨克、黎族等民族在教与学两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一般往往是自幼学艺,个别教授的,担任教员的一般是祖母、母亲、姐姐等亲属,而且学无定规,不用教本,完全是经验传授,学用结合,经年不辍。再例如少数民族的建筑,建筑的过程既是工程的建造过程,也是年轻一代向长辈学习的过程。长辈既是施工者,又是教师,年轻人既是工程参与者,也是学生。年轻人在参与实际的房屋建造过程中,自然习得老一辈的建筑技术、建筑工艺和审美观念。三是少数民族审美资源存在形态的混合性。少数民族的艺术形式虽然丰富多彩,但大多数都和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既包含着民族审美的精神追求,也满足了生产生活的各种功能需要。从实践来看,我们很难在少数民族审美资源宝库中找出比较专门化的、纯粹的艺术作品,它们大多既有其实用的价值,又有宗教的、象征的、审美的等多重精神的价值。从理论上说,审美是人类超功利的精神追求,但从少数民族审美实践来看,这一点需要具体分析。从人类审美历史来看,审美实践的突破性发展在于它的独立化,需要有职业化,使审美活动在实践的基础上有一个独立发展的空间。由此看来,我国少数民族审美实践是处在非职业化的阶段,他们的审美文化产品具有功利的深刻烙印。对此,我们不能用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去衡量少数民族审美艺术资源。但在理论上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少数民族审美资源的原生性正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人类审美实践的活化石,需要大力研究、开发和利用。(二)地域性我国少数民族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呈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且大多居住在中国版图的边陲地带。由于其分布的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各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文化艺术审美资源的占有上和审美实践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的审美 文化反映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特色。我国少数民族居住条件差异较大,有高山,也有平原;有草原,也有丘陵和水域。蒙古族的长调、苗族的山歌等等都深刻地反映了广漠草原和崎岖丘陵等不同的自然环境。二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反映了独特的生产方式。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是其审美活动的核心内容,土家族的农耕生产方式只能孕育出摆手舞,而不可能产生反映海洋文明的渔猎工艺。三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反映了浓厚的乡土气息。一定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只能产生相应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侗族大歌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等等,它们反映了侗族和维吾尔族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而打上地域文化的深刻烙印。(三)民族性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不是个别人的创造,而是全体民族成员世世代代审美实践的结晶,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充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独特的发展历史。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作为对这种历程的反映,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是重要的载体。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歌赋、音乐、舞蹈都对本民族的发展历史有充分的表现。二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民族文化包括许多方面,在狭义上主要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以及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等。少数民族的审美资源是和这些民族文化元素相互交融、共生共存的。我们不可能想象壮族的山歌用的是维吾尔语,也不可能想象朝鲜族的舞蹈表现的是对基督的虔诚。三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各民族审美文化的主题。我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实际上就是展现各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宝库。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功能与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指汉族文化艺术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的总体。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整体。各民族文化艺术既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历时存在,也是当下多样性的共时存在,从其内涵来说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资源、审美资源、文化资源。与欧美现代文化和汉族文化艺术比较,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拥有其独特的文化发展模式和民族精神个性。以少数民族艺术为核心的审美教育资源,在其物质形态和内在精神方面呈现出的民族性、多样性、原始性等特征,在激发、启迪人的审美洞察力、感知力、想象力、丰富的情感方面具有无限丰富的资源优势。甚至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以至他们的整个人生是近于“艺术化”的。如人们常说:“少数民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说明能歌善舞近乎于少数民族的一种本能的行为能力。而从少数民族的后天生活实践而言,正如侗族民谚所说:“饭养身子歌养心”[3],说明音乐艺术在陶冶其精神、养育其身心方面的作用。对比受“工具理性”甚至拜金主义熏染的现代都市人群、都市生活,许多少数民族的生活更富有人性和丰富的情感特征,更具有生活家园感。虽然部分少数民族曾一度处于与世隔绝的边缘状态,甚至被认为“落后”、“原始”,但从整个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看,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是人类发展处在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可能处于较低阶段,但是,从审美文化、精神文化的意义上说,审美体现的是不同族群对宇宙自然界,对人自身生命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存在高低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更不是不断更新换代的科学技术。因此,在审美文化的意义上,民族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我们认识和升华人性内容和品格的不可多得的资源,其中的审美教育资源尤为值得关注,是现当代人们通过审美维度认识和完善人性的不可替代的参照系,也是发展国民审美教育的不可多得的丰富源泉。 民族文化论文:关于言语交际中的汉民族文化心理透视 论文摘要:不同民族由于历史发展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汉民族文化心理丰富且复杂.对言语交际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本文主要对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和谐,语词速信等方面独特的文化心理现象进行探索讨论。 论文关键词:现代汉语;汉民族;言语交际;文化心理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语言又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民族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一个民族的文化最能通过民族的语言表现出来。静态的语言,语言负载的文化因素是固定在语音、词汇、语法这些语言要素中的;动态的语言,就产生了言语和言语行为,在言语使用中,民族文化心理就伴随着言语行为表现出来。“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言语使用者怎么说,如何说,认为这样表达是合适的,样表达是不合适的,与言语使用者的心理密切相关。民族文化心理就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相同或相似的思维习惯、行为准则。不同的民族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动态的语言最能反映出言语使用者在言语活动中的思维形式、行为准则,有什么样的思维形式、行为准则,在言语表达时就有什么样的表达模式。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行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如受到夸奖时,西方人往往采取迎合的方式,表示高兴,通常是道一声“谢谢”;而汉族人的反应则往往是以否认或自贬的方式,通常要说“不行,不行~差远了”等。这种言语交际中表现出来的表达差异,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可以说,言语交际中,人们的言语行为无不浸染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交际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有利于我们学习并正确掌握和运用民族语言,有利于口语交际中言语表达得恰当、得体、适度符合民族审美心理,以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汉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像血液一样漫澜在汉民族的文化肌体当中,并在言语行为中处处留下“痕迹”。本文试从言语交际中透视汉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 一、讲究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心理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隶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国人为人处世讲究“知礼数,“懂礼貌”,交战双方也要“先礼后兵”,深谙“礼多人不怪”的道理。儒家视“礼为立国之本.其中就包括待人接物的礼仪内容。受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汉民族在言语交际中,深知。礼之用,和为贵,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言语交际中的礼貌表达在汉民族为人处世中占有重要地位,讲究谈吐文雅、彬彬有礼是道德高尚有修养的表现。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的心理,使得汉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礼俗词语,并且怎么表达颇有讲究,乱不得,错不得,滥不得,否则就要失礼。这种注重言语礼节,讲究言语礼貌的心理在言语交际中处处体现。如对人的称呼,是汉民族礼貌表达的重要标志,小孩见到大人,学生见到老师,下级见到上级等熟人相见,首先要有个称呼表示礼貌,有些场合恰当适度的称呼,对交际效果起到关键作用。汉民族在交际时为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常用敬称和谦称,这样,经过长期积累,在汉语中就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有明显区别的敬称和谦称。敬称和谦称早在秦代就广泛使用,如敬称有“足下、殿下、执事”等,谦称有“寡、孤、不毂、不才、在下等。现在我们还常用敬称“令尊、令堂、贵姓、贵公司、贵校”,谦称“敝人、愚弟、寒舍、拙作”等。汉民族注重长幼有序和血缘宗亲关系,见到长辈一定要有称呼,以示尊敬,而不像西方为表示亲切,对父母或其他长辈都可直呼其名,在汉民族看来,这样是少教无礼,没有修养。对无亲属关系的人使用亲属称呼.就显得与说话人特别亲近,无形中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如平常称呼“老伯、叔叔、大哥、大姐”等。上街购物,个体老板为体现服务态度之热隋诚恳,常“大妈、大姐、老哥、老弟”地叫,以表现对顾客有礼貌和亲近,符合汉民族文化心理,顾客心里愉快,购物热情也会大增。表示礼貌的敬称谦称还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 还有言语交际中的祝福语,就是吉祥话,也是汉民族讲究言语有札的重要内容。和睦吉祥、福寿安康是人们千百年来追求的美好理想,汉民族有在喜庆的日子里道个喜、送个祝福以示礼貌的传统习惯。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祝福话有特定的内容和讲究,如给老人祝寿,常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寿齐天…福寿无疆”等。汉民族有注重传宗接代,长久计议的心理,常用“多子多福,子孙满堂来祝福,结婚时,就用“白头偕老~百年好合”“鸾风和鸣”的祝福话,开张时用“财源广进…生意兴隆”“恭喜发财”等吉祥话,不论祝福语能否实现,图个吉利吉祥,以示礼貌。 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礼节,力求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心理,在言语交际中随处可见,尤其在问候语、道谢语、恭维语等中都有充分体现。 二、贵和谐,重人情.爱面子心理 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是“和睦相处,“以和为贵,把和谐作为人际交往的目的。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极重人情,爱面子,表现在言语表达上受儒家“中庸之道”思想的影响,力求措辞有度,不偏不倚,适度得体,在言语表达上表现为含蓄、婉转、模糊,形成汉民族言语表达上独有的文化模式。 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提倡“以仁爱之心示人”,“以宽恕之心对人”,就是对别人要有仁爱之心,要关.爱护别人,对别人的错误过失要原谅、理解,少计较或不计较。俗语道“树有皮,人有脸”,“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要给人面子,留“台阶”,少得罪人。如我们常见的批评,汉民族的心理是既要达到目的,又要让对方接受,并给他留面子,在表达上就常用含蓄婉转的方式,先表扬或肯定成绩,然后再转折“但是……或“……不妥,不足”“然后”“希望……”。老师批评学生:你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同学们应该向你学习,但在学习方面下的工夫还不够,希望你今后上课注意听讲,不要说话,把学习搞上去就更好了。目的是批评学生,但在表达时讲究“艺术”,就更易使对方接受。在交往中,有些时候需要拒绝别人,如果直接拒绝,会使人难堪,在汉民族看来容易产生“不和”,不够礼貌,违犯了汉民族待人处世的原则,为了不得罪人,给人留面子,常用含蓄模糊的语言“间接”地拒绝对方,更多的是让对方自己体会话外之音。用得较多的就是“考虑考虑”,“研究研究”,“等等再说吧”,婉言谢绝,如:“马主任,我的调动问题……~这件事我知道,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汉民族较之于西方人性格内向、沉稳、含蓄,不像西方人性格外露、直率。在西方注重突出个人及个人价值,而汉民族传统观念是重社会,重集体,突出一个“和谐,不突出个人,涉及个人则习惯于含蓄或婉转表达。一篇文章明明是个人见解,但习惯上要谦称“我们认为”。个人取得的成绩,常要说领导的支持,集体的智慧。汉民族不突出自我的心理。含蓄婉转的表达模式,形成了交际中内容丰富的客套话、寒喧语。干某 件事明明准备得很充分,但要讲准备不足,请大家多多指教;宴请客人,饭莱准备得很丰盛,客人酒足饭饱,主人还要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或者准备不好,没有什么可口的,管饱不管好”等,这些话对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汉族人听来,不足为怪,因为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但让西方人听来,就莫名其妙,不可理解。前几年,有一则报道,说是记者采访一个中国着名的演员,问道:“你认为当今中国最优秀的演员是谁?”演员回答:“是我。”这个回答使许多人意外之余觉得演员太张狂了,引来了颇多微词。从心理上讲,汉民族传统观念认为,就是最好的是自己也要谦虚一下,含蓄一点表达。由此可见,演员的回答引来非议,是有着民族文化心理基础的。 汉民族言语交往中的重和、贵和、重人隋、重名声、爱面子的思想根深蒂固,含蓄、婉转、模糊的表达方式体现在言语交往的方方面面。人常说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体现了和睦相处、相安无事的人际交往的理想,这些汉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行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三、喜联想、善比附的语词迷信心理 语言本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但人们在使用过程中,总是把语言的功能夸大并神秘化,对语言有着一种崇拜和信仰的心理,即语言拜物教(word fetishism)。把语言和它指向的事物和现象合为一体,认为语言有着超自然的精神力量,能降福也能招灾,由此,人们耽于语言幻想,希望通过语言来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借助语言来趋吉避凶。自古以来,每个民族都有对语言的崇拜心理,汉民族在言语交际中耽于语言幻想,语词迷信的心理突出且执着,表现在语言表达上就是特别喜联想,善比附,讲究有说头,讨个好口彩。如最常见的给人或事物命名,像人名、地名、商品名、庭院名等,都要煞费苦心,起出意义来,起出好来。在言语使用中,汉族人更喜欢说话讨个好彩头,也就是说吉利话,听吉利话,把自己的愿望、追求寄托在语词上,对语词的迷信特别认真。《羊城晚报》曾报道,一彩民对体育彩票中彩500万一直心神向往,为博好彩,就将自家豢养的小狗取名“五百万”,经常对小狗作势呼唤“五百万,来”,小狗闻听主人声音,立刻俯首帖耳趋向前去,主人心花怒放,仿佛500万元在“来”的叫喊声中真的到来。汉人还喜欢借助同音或谐音讨口彩,汉语中的“8与“发”谐音,…9与“久”同音,带有…8’…9’数字的日期、号码、名称就被认为是吉祥号,能带来好运气,带有…8的日子街上开业的商店最多,带有“888”、“159”、“168”、“198”的车号、牌号等许多人不惜重金买下。还有发糕、发菜、发财树等为人喜爱,都是为图一个吉利。结婚时常见的在床上撒下红枣、花生、桂圆、莲子,为的就是取谐音“早生贵子”。汉民族言语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联想比附的心理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由于人们对语词的迷信心理,在言语交际中,认为是吉利话,能带来好运的话,人们爱说多说,而有些话的指向是不好的事物或人们厌恶的现象,则认为是不吉利的话,就不说或少说。有的场合甚至特别忌讳某些话,鲁迅在《野草·立论》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富贵人家生了孩子,作满月时,请了几位客人,大家都看了看弦子,一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当官的。”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另一个客人又说:“这弦子将来要发财的。”又得到了大家的一番喝彩。最后一个客人说:“这弦子将来要死的。”结果得到一顿痛打。在喜庆的日子,人们最忌讳不吉利的字眼。前两个客人说的话不管是真心话,还是虚伪话,都是吉利话,主人爱听,当然更希望吉言能成为现实;而最后一个客人说的确实是大实话,但不分场合,不合人们心理,是人们最忌讳的话,挨打是必然的。生活中人们的语词迷信还有很多,如从“分梨”联想到“分离”,从“进钟”联想到“送终”,从“伞”联想到“散”。不同的地区由于方言不同,还有许多地方性的语词迷信。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一种符号系统,人们的语词迷信程度与整个社会环境和个人文化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积极引导,摒弃那些妨碍社会文明的语词迷信。 汉民族言语交际中反映的文化心理丰富多彩,本文对汉民族言语交际中的讲究礼节,注重和谐,耽于语言幻想等心理的揭示,只是汉民族言语交际中文化心理的-d’部分。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还有许多独特的方式和内容,如问候、交谈、拜访、辞行、避忌等,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研究。 民族文化论文: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 一、历史上的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 东学在本文泛指以中国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根据优势文化扩散的原理,无论是精神文化还是物质文化,优势文化的扩散力较强。因此,相对而言文明程度高的文化容易向文明程度低的国家和地区扩散。古代东方无论是物质文明程度还是精神文明程度均符合向西扩散的条件。而每逢西方遇到危机或西方学者遇到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时都乐意向东方文化寻求帮助。然而,现代东学西渐的过程却阻力重重。独特的近代世界历史和东西文化交流不畅,加之东学西渐理论和方法的滞后和不足,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要么西人对东学一无所知,要么西人用透镜方式看东方,或有如视而不见,或横挑鼻子竖挑眼。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东学西渐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审视。西学本文泛指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文化。较之东方文化而言西方文化的发展和中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文化的定义在历史上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它随西方一词概念的变化而变化,时而丰富、时而转移。 西方文化中的西方,从地域上讲,主要指欧洲,18世纪以来开始包括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及其他欧洲移民聚集地。从内容上和发展历史上看,则先后出现了中世纪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现代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几个阶段。由于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对西方世界的社会生产力产生过不同程度地推动作用,使得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在21世纪的今天,成为文化扩散的主流。西学东渐亦伴随着西方文化扩散同时发生。近代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崛起,东方势危。无论是思想、经济、科技,还是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西学都在东方文化中拥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 在西学东渐的历程中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西学中的精华,诸如科学和民主观念已融入东方文化,并与东方古典文化相结合,形成指导人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现代技术落后的民族在西学东渐中学习了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快速提高了生产效率。然而,在西学东渐中,东方民族亦饱尝西方文化殖民的苦果和屈辱。此外,西学中的糟粕,诸如极端个人主义、欧洲中心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作风和观念则与东方文化格格不入,并时常成为文化冲突的祸根。对此,德国学者施宾格勒指出西方文化必然没落,英国学者汤因比也预言西方文化难以带领人类走向未来。因此,我们认为西学东渐需要一套合理的理论和方法,并要在正确的西方文化教育基础上发挥西学东渐的积极作用。 二、西方文化教育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 西学东渐要取其精华,摒其糟粕。要想做到这点必须进行正确的西方文化教育,提高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手段来推进国内的西方文化教育。要在教育的过程中使教育者认识到由于地理环境及其所造就的不同的人文环境使得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不同,因而对不同的事物和经历有着不同的编码、分类;不同的民族由于宗教信仰存在差异,因此其笃信、崇尚和忌讳心态和方式也不尽相同。世界文化就是由不同民族文化互相联系、互为交织构筑在一起的。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我们可以从文化的各个角度了解西方世界,并意识到世界不同民族和文化都是在相互吸取、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并各自延伸。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不免要接触大量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只有具备多元文化观念,尊重异质文化,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树立全球文化和多元文化观念,世界各民族才能顺畅、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学习西方文化要与时俱进。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获取真知,客观地了解西方文化。与时俱进突出地表现在对创新精神的弘扬和坚持上,因此学习西方文化还需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西方文化从形成到发展,其各个侧面在不同时期都具有不同特点,这些特点又是不断变化的,从这个角度看,与时俱进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不以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批评西方文化,我们便只能片面地、狭隘地认识它的一个方面,这样会以偏概全,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坚持与时俱进是全面、正确地了解、学习西方文化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前提。此外,要建设一支西方文化教师队伍。正确地教育和传播西方文化不但需要教师具有高尚的人格、正确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还要具备丰富的经验、成熟的阅历和渊博的知识,真正做到学贯东西。因此,教师在教授西方文化的时候要不断地进行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教师在熟悉西方文化各种现象的基础上,要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方法分析西方文化背后的原因,带领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教会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因此,教师要大量阅读西方文化典籍,经常与国内外学者交流,以获取最新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文化批评能力。 教师在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方面要注意多种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在教学过程中,凡是遇到体现文化差异的地方,都要把东、西文化进行比较,交代历史、时代背景,以全球化的大历史观分析西方文化现象,提高学生辨析文化差异的能力和敏感性。在指导学生进行文化文本解读和批评的时候,要综合认识西方文化各阶段发展的不同内容和特点,要详细地交代其产生原因、发展过程、流变缘由、文化后果等方面,并做逐一分析,借文化批评来达到认识西方文化的目的。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先进的电化教学手段,模拟真实的西方文化语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科学、合理地西学东渐。 三、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对东学西渐的意义 随着中国的崛起,东学对西学的影响日甚。但还远没有形成与近代西学东渐相匹敌的气候。而且,在现代东学西渐中还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树立良好中国形象的问题。中国是礼仪之邦,礼高德广被中国人视为对外交往的基本准则。然而,当代对外交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恭敬谦卑的虚心态度有时并换不来对等的尊重。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经济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文化上,尤其是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对外宣传和传播方面应加大力度,并做到有意识、有目的、有方向地对外传播。季羡林先生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东化”(东学西渐)的世纪。因为西方大众对中国的了解远逊于中国大众对西方的了解。甚至有所谓“政治精英”“、文化名流”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对中国文化进行想象式建构,不断误读、误解中国文化,其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怀着伪善的目的恶意曲解中国的民族文化政策。由此造成民族间心理和现实冲突的后果是严重的。 我们认为,文化的发展建立在构成这一文化各民族的共同生活经验上。这种共同生活经 验包括在同一个文化地理范畴内产生的相同和不同的语言、风俗、宗教、生活方式、族群制度、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文化表现形式。各民族在发展各自文化的同时要加强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和谐世界的目标。因此,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中国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迫切地需要西方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不可否认,思维方式和语言转换的技术障碍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国文化西传的进程。中国的文化学者应努力克服困难,担当起东学西渐的历史重任,并在这一过程中解难释疑、纠正西方误读、调和民族文化冲突。通过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树立正确的中国形象,引导西方以公正、合理的视角正确看待东方文化。作为新世纪的文化研究者,要努力在国际学术、文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要立足于中国本土,在充分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下大力气对外传播。其中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论、构想和文化观念,来解释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现象,籍此来消解文化误读引发的不良后果。 现阶段,在中国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应立足现有的民族问题研究成果,多采取包括经常性学术专题交流和鼓励高质量翻译等多种手段,增强沟通,消除语言转换等文化交流的技术障碍,增加西方对中国民族文化了解,籍此,消除误解,增强互信。对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在北京“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中译外是当前文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用外语对外介绍中国,传播中国文化和政策绝不仅仅是一项普通的业务性工作,而是关系到中国国际形象的大事,同时,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这既体现出国家对民族文化和政策对外传播的明确性,又表现出国家战略上对这一工程要求的急迫性。以开设孔子学院为标志的文化吸引更多国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研究和学习中国文化,在西方教育界树立了良好的中国形象,在人民大众间培育了解中国文化的友谊火种,为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做出了贡献。我国将实施更多举措,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充满生机的现代文化,同时也向中国人民介绍世界各国优秀文化。 民族文化论文: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刻画及文学价值 “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定义为作为社会一名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全部能力与习惯,而文化的存在和表现方式就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现实。人的心理过程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反映和体现,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所形成的民族心理,将折射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而民族文化心理是指特定民族每一时代都有的基本相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它构成了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如人们的风俗习惯、人生态度、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等。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等条件的特殊性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差异性,每一个民族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殊精神面貌和气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里的自然基础就是指人们的生理特性和自然条件。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的思考立足于民族的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整个民族性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旧社会时期,中国遭遇了文明失落和西方文化的冲击,给整个民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本文以鲁迅的民族文化刻画心理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反省与批判,进而探讨其文学价值。 一 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认识 1 主奴根性 主奴根性是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认识和批判。鲁迅认为,“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一种循环。鲁迅对中国人的奴隶地位的认识渗透着他对民族历史的忧思。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创建了以家族宗法制为核心的伦理,这一伦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很大。比如,周公所制定的“周礼”有上下等级、长幼尊卑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这些礼仪对每个社会成员具有极大的强制性,这便成了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进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固的社会礼治秩序。由此所带来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正如鲁迅所描述的:“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失去个性的人们在这个社会中被规定着,性格的表现往返于既可以此也可以彼的两个极端。鲁迅在《阿Q正传》中刻画了一个时羊(奴)时凶兽(主)的阿Q形象。面对着假洋鬼子等“凶兽”样的人物时,阿Q便成了“羊”;面对着小尼姑时,阿Q便是那“凶兽”。在这样病态的文化氛围中,一个人的完整人格被分裂开来,即做主和做奴。由此可见,这是鲁迅对礼治秩序下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这种主奴根性凝聚成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灵魂的主宰,成为国民的“集体无意识”以及灵魂深处的“劣根性”。 2 民族自大病 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既有地理环境的制约,又有其历史演变的过程。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世界的中心文化,这反映了国民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逐渐积淀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盲目自大的病态文化心理。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对这种民族自大病的病因作了分析:由于长期的自我封闭,使中国自处于“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的状态,这无疑就种下了走向没落的祸胎。由于没有受到威胁压力,人们连看到别人的长处也不想去学习了,这就逐渐形成了以民族自大为中心的病态文化。鲁迅把这种民族自大病称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使整个民族沉湎于“残存的旧梦”里,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绊脚石。 3 个体与群体 文化的表现形式是稳定的,孔子所创立的一整套的“仁学”模式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之中,构成了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结构。所谓“仁”是通过一种“自觉的投入”把个体淹没在群体之中,而儒家文化中强烈的群体主义性质使“个性的张扬”成了无源之水。鲁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实现统治,他们在思想上趋于一致,时常“以独治众”,从而泯灭个体的独立思考。为此,使得中国少有“独具我见”之人。这是民众对独异者“以众虐独”的恶果。对此,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为女子鸣不平。同时,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阐述了他所理想的长幼关系原则,要求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合理地做人,其目的在于恢复人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4 关于“静”的人生主张 鲁迅认为,“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使人消除缺陷和不平,达到稳定的心理平衡状态,形成“静”的人生主张。鲁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较为全面和深刻。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写道:“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在鲁迅看来,在这些中国书中,多的是“古训”,而“古训”就是教人“不要动”,“沉静”下去或者“苟活”下去。“撄人心”的概念就是鲁迅提出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摆”。这首先是“帝”所需要的,“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同时,也是国民“撄人心”所需要的,其意在安生。为此,鲁迅呼吁“摩罗诗人”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目的是为了“活动”。 二 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批判与反思 在鲁迅看来,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自大病,使中国人丧失了主体人格,失去了与世界交流的机会和能力。对此,鲁迅对这种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展开批判,进而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首先,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发展之困境。中西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一旦交汇,不可避免地造成骚动。19世纪,随着西方帝国势力的入侵,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遭遇了接连失败,这让当时原本自豪的“安、足、静、定”变成了“苟安、保守、退缩、落后”。这种突变,使国民对眼下的处境产生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促使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走上一条艰难而又痛苦的反思和改革之路。鲁迅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开始对西方文化中的科学、自由等的向往和崇尚。比如,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列举了尼采、施蒂纳等一批崇尚个性自由的英哲之士,表现出对“人各有己”主体性的向往。鲁迅认为,中西文化冲突中民族文化心理发展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是“国粹主义”。所谓国粹,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这所谓的“国粹”多是中国人的一些病态的嗜好,如女人的小脚、食鸦片等。第二是“文化同化”。鲁迅认为,在当时特定的形势下,“文化同化”实际上是在为历史上的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失败寻找心理依托。正因为中国受西方的压迫,有人才不得不高举一些所谓的精神价值作为重塑民族自信的基点。这在鲁迅看来,正是“国民性”中最典型的“瞒”和“骗”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国粹主义”和“文化同化”本质都体现了中国人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极度自欺。 其次,“立人”的反省。鲁迅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作出了一个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反省。这是他对中国人如何最终摆脱奴役和贫困不断思考的结果,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人类个体的自立也有着普遍的影响。鲁迅认为,要建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正确对待“固有之血脉”和“世界之思潮”,这显示了鲁迅独特的文化观。鲁迅以“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两个时代的交替与循环对中国历史进行剖析,提出了“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理想。鲁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立人”之道,即在“尊个性而张精神”,形成了由“立人”而“立国”的思路。鲁迅选择从揭示国民劣根性的角度入手,对民族性格进行梳理,形成了以“立人”为起点,以改造“国民性”为手段,达到“立 国”的目的。 三 鲁迅民族文化心理刻画的文学价值 1 启蒙者的焦虑与命运 鲁迅揭示了传统文化对国人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他强调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消除抹杀精神自由的奴性。因此,鲁迅在文本世界中塑造了另一类形象——“启蒙者”,比如“狂人”、“孤独者”等。这些启蒙者是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战士”。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文化的真正本质是“吃人”的“狂人”;在《孤独者》中,鲁迅勾画了一个对别人有真爱、不失赤子之心的“怪人”;在《在酒楼上》中,刻画了善良而温情的吕纬甫的人物形象,等等。在鲁迅的笔下,这些人是时代的先驱,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是最先觉醒的。同样,这些人物形象体现了鲁迅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启蒙主张。然而,对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每个国民都自觉奉行着“从来如此”的规矩。因此,在鲁迅的文本里,启蒙者们无一例外地遭到了社会环境的扼杀。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遭受着敌视和冷漠的大恐惧,病愈之后“赴某地候补”去了。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杀伤力,它造就了一批“庸众”,也让一批“战士”在无物之阵中老衰或寿终。这些是鲁迅文本世界中关于启蒙者自身的焦虑,也是鲁迅内心深处焦虑的反映。这些是鲁迅小说文本中提出的如何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进而走向现代化的命题。 2 揭露出国民的病苦 文学是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总是要表现一个民族的意识、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鲁迅以文学的方式来实践他对民族文化心理改造的主张,这遵循了文学特性。鲁迅认为,从小说来看,民族性就是一个好题目。他的小说也正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来进行着国民性问题的探索。鲁迅以超常的勇气和深刻,艺术地展示了国人灵魂病态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一个个具体的“病理标本”。鲁迅的《阿Q正传》无疑是最为着名的,阿Q的劣性就代表国民性的若干面。鲁迅笔下的未庄是一个“老中国的文化生态”,生活在其中的人视现有的一切为当然,他们满足着眼前的一切而痛恨变动。这里充满了习惯与惰性、愚昧与无聊、闲人与看客。从某种层面上说,阿Q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他让我们从“这一个”中读出了“这一群”。再如,在《药》中,鲁迅写出了华老栓们的愚昧和麻木;在《离婚》中,写出了爱姑精神上的奴性;《祥林嫂》、《孔乙己》中,写出了主人翁的冷漠与无聊,等等。由此可见,鲁迅冷静地勾画出了国民的精神状态,写出了国人的“魂灵”,真实地展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状,由表及里,对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了最深刻的批判。 民族文化论文:用民族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建议 用民族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 我市旅游业现状：我市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__等国家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众多，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民族众多，民族文化繁荣；生态保护良好，气候四季宜人。但由于我市旅游业起步较晚，各种旅游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旅游经济尚未真正形成，“优秀旅游城市”还处于有名无实阶段。 我市旅游业发展的建议：要想真正做强、做大我市旅游业，必须摸清家底，扬长避短，在全国皆搞旅游的大环境下，独树一帜，脱颖而出，就旅游业全国大环境而言，北方主要是“看文化”，南方主要是“游山水”。作为南方城市的__，肯定要围绕山水、生态作文章。就省内而言，我省是旅游大省、民族文化大省，各县市都在做旅游的文章。不可否认，现在我市的旅游业，民族文化与经济建设是相对脱离的，景区就是单纯的自然景观，民族文化旅游就是单纯的民族村寨，但在全省范围而言，比景点，我们的景区知明度比不上黄果树瀑布、龙宫、荔波小七孔等；比民族文化旅游，我们比黔东南起步晚、发展慢。以短击长，无疑是自寻死路，这也是我市旅游业长期得不到发展的原因之一。作为新兴的旅游景区，我们必须扬长避短，走民族文化 自然景区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之路，把民族文化与自然景区有机的融合起来，让民族文化与自然景观互相辉映，相得益彰。 如何融合民族文化与自然景观呢？“鹿回头”的传说，让海南的天涯海角闻名中外，“刘三姐的山歌”给漓江的美景增添了无限的灵气。我认为，在加强自然景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下大力气挖掘、整理并发展民族文化（已有的要加强整理，没有的要找、要编），让少数民族文化与各景区的景点有机的联系起来，让民间传说、爱情故事、名人轶事赋予山水风光以灵气，增加景点的文化内涵，让游客来都匀有所观、有所玩、有所悟、有所忆，增强景点对游客的吸引力。 民族文化论文:守护民族文化家园打造土家风情品牌 印江是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全县42.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71.5%。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了丰厚的民族民间文化，有独具魅力的民族节日，绚丽多姿的民族歌舞，特色鲜明的土家民居建筑，众多的历史文物，精美的民族民间工艺，艳丽缤纷的民族服饰，风味别具的民族食品等构成了我县极为丰富、颇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为了挖掘整理这些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守护这方土家族文化家园，县民宗局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突破工作重点是做好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前提 县民宗局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梵天净土，桃源铜仁，书法印江”的战略目标，以打造文化旅游大县为契机，突破工作重点，把民族民间文化作为20__年的重点工作来抓，加强领导，成立了民族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专人负责抓落实。使该项工作得到全面深入的开展而未流于形势，这是做好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前提。 二、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活动是做好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手段 一是做好20__年春节“七天乐”民族民间文艺活动。我局认真搞好春节期间的“龙腾盛世”民俗大拜年活动，精心组织，周密安排7片龙灯具体的活动时间、路线、活动场所，飞动的龙灯，欢快的花灯，充分展示了土家族的民俗文化特色，营造了喜庆的节日氛围，让群众渡过了一个欢快祥和的春节。 二是开展花灯健身舞大赛，努力打造土家花灯品牌。3月8日，由县民宗局、妇联、县文广局联合举办第二届“土家花灯健身舞”大赛，以此促进土家花灯的广泛开展，使土家花灯得以完整保存和流传，并在传承中不断加以创新，使土家花灯具有体育性、艺术性、娱乐性，从而达到健身和娱乐目的，通过多种形势多种渠道，努力打造土家精品花灯，塑立印江土家花灯品牌。 三是抓好民族民间歌舞调演，提炼精品节目。 为了更好地挖掘整理利用我县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11月由县民宗局、文广局联合举办了第二届“梵山净水印江情”民族民间歌舞调演。来自全县县直机关和17个乡镇的53支表演队伍参加了活动，演绎了印江原生态的声乐、曲艺、舞蹈。演员大部分来自农村的群众，有六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也有五六岁的小孩。表演的节目全是印江少数民族质朴生活的再现，有锣鼓、唢呐、长号等器乐节目，有山歌、高腔山歌、石工号子等声乐类节目，也有傩堂难、花灯等舞蹈戏曲类节目。民族歌舞调演内容丰富，异彩纷呈。通过民族民间歌舞调演，挖掘了很多优秀的民族歌舞，如永义乡编排的《茅古斯舞》，以其豪放、原始的魅力荣获一等奖，发现了很多少数民族艺术人才。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通过民族歌舞调演，我县命名了一批文化艺术村和民间文化传承人，并予以授牌。有力地推动了我县民族文化工作的开展。 此次活动得到了专家的认可，他们认为印江民族歌舞调演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彰显了印江地域特色、民族文化品牌。 五是精心组织召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研讨会以提升我县民族文化品位。 20__年9月12日，我县召开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研讨会，省、地、县有关领导、专家等70余人参加了会议。通过播放我县民族民间文化宣传片。介绍了我县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民族民间文化，有渊源的书法文化、古朴的原生态文化、灵异的佛文化、神秘的傩文化，多彩的花灯文化等，引起了专家、学者浓厚的兴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县民宗局近年来，对我县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大量工作，挖掘、保护、整理、利用民族民间文化工作所取得了众多成果。先后编辑出版了《印江土家风情》、《印江花灯》、《民族文化》等系列民族民间文化丛书，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深受读者好评。 通过召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研讨会，专家讨论了《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实施意见》，专家们各抒己见，对印江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提出了精碎的建设性意见或建议。对我县打造文化大县，提升民族文化品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着力打造土家风情旅游，提升印江知名度，11月27日至29日，经民宗局、建设局、旅游局精心策划联合举办了贵州土家族建筑文化特色研讨会。来自省内外的40多位领导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他们实地参观考察了我县土家特色建筑物。有被誉为“江城砥柱”的文昌阁，古风浓郁的依仁书院，独具匠心的土家封火桶子，古老的宗祠建筑文化，更有民风淳朴的梵净山团龙民族文化村落。会上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各自独到的见解，对印江的特色建筑科学把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或建议。对印江打造土家风情旅游文化大县提供了决策参考。 六是扎实抓好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培养后继人才。 民宗局积极抓好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先后编制了《印江自治县民族文化进校园规划》及其实施方案，积极申报民族文化进校园项目学校。把木黄民族小学、县民族中学作为民族文化进校园示范学校。组织专业人员编写了民族文化校本教材。把民族文化纳入课程教学。开设了书法、摆手舞、花灯歌舞等内容，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进了校园，步入了课堂，为我县培养了民族民间文化后继人才。 七是打造团龙民族文化村，带动土家风情旅游。县民宗局大胆围绕民族文化做文章，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打造梵净山团龙民族文化村。为了打造团龙民族文化村，带动土家风情旅游，10月份由民宗局资助永义乡政府组织团龙村支两委等24人前往黔东南考察民族文化进村寨，收益匪浅。 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是做好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保证我县的民族文化工作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为挖掘、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自治县成立了古籍保护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落实了保护措施，县政府为此特解决了5万元古籍普查工作专项经费，使我县的民族文化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为展示宣传印江的民族风情，推介旅游资源，县委、县政府尤其重视民族陈列馆的文明窗口作用。20__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通过重新调整民族陈列馆部分展板以来，民族陈列馆以其全新的面貌接待了各级各部门领导、中外游客、中小学生、社会各届人士5000余人次，深受好评。从而树立了单位窗口形象，有力地宣传推介了印江。 县民宗局的工作成绩离不开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更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一年来，县民宗局扎实开展民族文化工作，执着地守护着民族文化家园，弘扬民族民间文化，有力地促进了土家风情旅游事业的发展。 民族文化论文:民族文化与中国企业文化发展之我见论文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将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才能创造出企业文化的品牌,才能显示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才能展现企业文化的生机和活力。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诚如是也。 一、对文化及民族文化的理解 要全面理解民族文化的内涵,就必须先从解读“文化”的含义入手。从汉语的角度来看,我国《周易》曾载:“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是指天道,即自然规律;人文则是指人伦社会规范,即指“以文教化”。后来,“文化”一词一般是指“以文教化”。从西方语言的系统来看,“文化”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育、教育等。其实,“文化”的实质性含义应是“人类化”。这是随着19世纪中叶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而逐步明确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他于1871年曾对“文化”一词作过这样的表述:“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能力的和习惯的复合体。”这里,他首次把文化与民族联系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的发端。 可以说,文化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与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是一个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它包括了人类通过学习获得的法律、文字、艺术、语言及其创造和传承的信仰、价值、道德、风尚等。 当然,文化就其概念而言,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含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了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 关于广义的文化结构,可以进行多种分类,譬如把文化分成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即二元结构说;有将其分为物态文化、关系文化与心态文化的三元结构说;也有将其分为智能文化、物质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四元结构说等。 单讲三元结构说吧。物态文化,亦称物质文化,它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物态文化的内容较多,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日用器物文化、舟车交通文化等。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关系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两个方面。所谓制度文化,是指人类在其社会实践及社会生活中所组建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文化层,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等。所谓行为文化,是指人类在人际交往中以礼仪、风俗、习惯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方式。因此,行为文化更多地活跃在各种社会风尚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心态文化,即精神文化或社会意识,包括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它是由人类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主体因素构成的心态文化,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狭义的文化,则专指知识和信仰的有组织的系统。它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精神文化的总和。实际上,它也属于心态文化的范围。当然,人们通常所讲的文化,一般都是指狭义的文化,亦即单指人类的精神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目前对于文化的认识和对文化概念的表述,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仍然处在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之中。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一个民族的人们长期共同生产生活的产物,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和延续的重要因素。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该民族智慧的结晶,体现了该民族的精神,是构成该民族的重要标志。文化对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了解一个民族,就要首先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也应当首先尊重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一个民族,更要发展这个民族的文化。 二、民族文化必须与企业文化相结合 在物质文化生产中,民族文化必须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才能创出企业文化的品牌,才能显示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才能展现企业文化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企业文化必须突出民族文化之特色,这是毋庸置疑的。[1] 就以民族服饰文化来讲,人们早期的服饰文化先后经历了文身(纹面)、草裙及遮羞物、兽皮及披风、批毡与贯头衣、交领(或称大领)衣、大襟衣等演变过程。现在,服饰加工已成为企业文化中最富有文化韵味的一种企业。因为人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服饰文化的审美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审美要求的核心实际上是对文化的品味。 (一)民族服饰具有族徽作用 服饰文化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传统服饰的族徽作用。这种族徽的作用,已超出了服饰本身的御寒、护身及其审美功能,是一种与民族心理素质密切相联的特殊功能。民族服饰对于群体的作用,很重要的一条是凝聚其族人的精神,吸引其族人心理的向心力,以形成其民族集团的团结、统一、秩序,增强其集体为生存而拼搏的战斗力。也就是说,民族传统服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就在于它对于族人的凝聚力,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族徽的作用。任何一种传统的民族服饰,都是一种标志,对外用以区别于其他民族;而在本民族内部,则是相互体认的旗帜,是结成整体的可视性、可观性较强的纽带。 在我国各民族中,传统服饰的族徽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它往往通过不同的服饰款式、五花八门的头饰与首饰、装饰工艺或各种典型的花纹图案等表现出来。各具特色的传统服饰早已同各自的民族形象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的形象特征。甚至可以说,民族服饰是各民族穿在身上的名片。如蒙古族的蒙古袍与蒙古靴,满族的旗袍、大头翅与高底鞋,朝鲜族的交领短衣和长裙,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的狍皮衣,赫哲族的鱼皮衣,维吾尔族的袷袢与绣花帽,回族的白帽,哈萨克族的白色男毡帽与缀羽毛的女帽,苗族的交领绣花衣、百褶裙与花披肩,彝族的批毡、披衫与宽脚裤,藏族的藏袍与氆氇围腰,纳西族的“披星戴月”披肩,景颇族的织花长筒裙,黎族的对襟长衣、织锦筒裙,傈僳族的珍珠帽等等,都成了各民族的鲜明标志。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各民族的典型服饰已经有所改变或正在改变,但传统的东西已经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已经为人们所认同。所以,现在如果要发掘或弘扬民族服饰文化,就必须要将传统的民族服饰文化与人们的现代审美理念相结合,才能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创出崭新的时代品牌。 (二)民族服饰是写在民族身上的历史 有些民族的传统服饰上所反映出来的图案往往是对历史上重大事件或重大历史变迁的一种朦胧记忆。特别是那些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其传统服饰上的许多图案则被称为“无字史书”。如不少苗族的传统图案就反映了苗族历史上的大迁徙。以贵州赫章、水城、威宁一带的苗族为例,他们不论男女都佩戴花披肩,披肩上或挑或织,均装饰着各种精致的几何图案。据传说,这些图案是其先民为纪念迁徙前故乡的田园、树木等而留下来的。而妇女蜡染麻布裙上段的红、黑两条花纹,则象征天地,中部三圈黄、蓝、绿色条纹,则代表黄河、长江和平原。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筠连一带的苗族女裙上,也有黄河、长江一类的装饰纹样。这些,无疑都是古代先民在大迁徙时留在人们观念中的痕迹。在滇南哈尼族的支系叶车中,女青年均戴尖顶白巾;少女梳12条长辫;15岁前将发辫挽成一个发髻盘在头顶。这12条辫子表示古代先民在部落战争中突围时的12条路线。而头上的尖顶白巾则是当时为躲避追杀而用来遮脸的伪装物。当然,并不是所有民族的传统服饰都有类似的图案。这种典型的图案 只保留在为数不多的民族之中。但是,它却能从某个方面揭示出民族服饰文化的史学价值,甚至能为民族的发展变迁提供某种佐证。 (三)民族服饰是穿在民族身上的艺术 传统民族服饰往往也被人们称为是穿在民族身上的工艺美术,是人类最早的装饰艺术之一。同时,它也是综合性的装饰艺术。据考古学家考证推断,北京山顶洞人就知道戴项链装饰自己了。远在五千年的新石器时期,我国远古人就有了戴手镯的习俗。目前已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手镯,有石、玉、陶、蚌、牙、骨等多种,还有骨及玉质指环等。河南偃师二里头还出土了四千年前的绿松石项链。可见,人类早期的装饰艺术,多半与服饰有关。人类美化世界的第一步可能首先就是从自身的装饰开始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与服饰艺术相关的工艺美术,发展成了独立的艺术门类,如刺绣、挑花、蜡染、织锦、玉雕、银器等,大都是从服饰艺术派生出来的。有些地区的剪纸,也是用绣花底样。这说明,剪纸艺术与服饰艺术也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应该说,我国民族地区的各种传统服饰文化,给人们展示的是一个绚丽多姿、熠熠生辉的艺术世界。它也为现代艺术家、企业家们美化生活、进行艺术创作、加工、创造财富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源泉。而现代社会的人们,也开始认识到服饰文化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上越是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越是喜爱传统的、民族的、民间的东西。所以,我国的传统民族服饰文化艺术,在国外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和赞赏。如以苗族挑花能手王朝珍、蜡染高手杨金秀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家的许多作品,都已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地艺术家们的青睐。还有许多少数民族艺术家也不断到国外去传艺。 三、应用战略眼光看待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在如何看待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时,无疑应有战略的眼光。具体到服饰文化上,不仅要在深刻认识我国民族服饰文化丰富内涵的同时,还要用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来看待我国民族服饰文化作为企业文化发展的价值及其意义。因为服饰是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精神文化的载体,是人类审美观念在服饰文化上的外化形式。古代服饰是人们了解古代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一面镜子或窗口。但是,由于古代服饰本身大都是以麻布、绸缎、兽皮等一类不易长久保存的材料为原料的,所以能够保存至今的就非常少见。尤其是历代的民间服饰,能够保存下来的就更难。人类服饰从简到繁的各个发展阶段,各种形态的服饰几乎都可以在现代各民族地区流行的传统民族服饰中找到其相对应的款式。如有人将古代楚人的服饰同现代苗族的传统服饰作了对比,认为现代盛行在黔东南一带的右衽大领衣同考古发现的楚人上装基本形态完全相同。在传统服饰的制作方法上,楚人与苗族均保持着较原始的“缝合型”特征。再如,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传统女装,在很大程度上,则保留了我国唐代女装的鲜明特点。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不论哪个国家或哪个民族,在其服饰文化上都有许多共同的特点。特别是在服饰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上,更是有着许多共同的规律可循。而流行在我国各民族中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恰好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视角向人们揭示并展示了人类服饰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早期形态与功能等,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窥见到人类从山顶洞人到近代以来的近两万年间的民族服饰的主要类型及其演变。可以说,我国各民族地区保存了当今世界上最完整、最丰富、最珍贵的民族服饰文化发展史的活资料。它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研究、开发、利用民族服饰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无论是精美的刺绣作品、蜡染作品或各种织锦等,都是各民族数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积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技艺。这些艺术品能给人们带来一种古雅、质朴的美感,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得到放松和休息,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很多艺术家从传统的民族服饰文化艺术中吸取营养和灵感,并进行某种改革或创新的尝试,推陈出新,赋予它以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传统服饰文化艺术业,从原来狭小的空间里解放出来,运用到美化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服务。譬如,有的设计出蜡染壁挂、蜡染与扎染时装。有不少风格独特的民族图案,被成功地运用到现在流行的各种纺织品之中,深受消费者的欢迎。有些来自民族地区的某些古老的服装款式,如旗袍、百褶裙、宽腿裤等,也被服装设计师们巧妙地用于时装设计上,打破了都市时装款式单调、呆板的缺陷。也有的通过现代设计师的手,把原来只属于某一个民族的服饰文化艺术,变成了全社会、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在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传统文化的领地日益缩小。而作为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服饰文化的艺术价值却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为进一步适应人们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人们不再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服饰的加工制作上面。各种简洁、轻便、舒适、美观的时装应运而生。这种现代服饰,打破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格局,用现代化手段成批生产出来,使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都连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大的服装市场。从前表现在传统民族服饰上的种种个性,诸如丰富多彩的款式、色彩纷呈的图案及各具特色的穿着习俗等,都在迅速地淡化或部分地消失。与此同时,我国民族传统服饰加工业作为我国企业文化的一种形式,正以万紫千红、方兴未艾、生机勃勃的态势展现在世人面前,前景看好,令人鼓舞。 因此,将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用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来开拓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的新途径、新品种,是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的未来发展之路。本文以民族服饰文化如何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的见解,只是如何将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之一例。还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将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才能将民族文化发扬光大,才能将企业文化发扬光大,才能实现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双赢 民族文化论文: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建设民族文化大旗 乌审旗人杰地灵，具有悠久的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灿烂的文化，“鄂尔多斯人”（原“河套人”）在这里生息繁衍，孕育了举世闻名的“萨拉乌苏”文化；萨冈彻辰、贺希格巴图等文学巨匠曾在这里著书立说，留下了《蒙古源流》等不朽著作；大夏国都统万城等多处古迹“风韵犹存”。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淳朴浑厚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蓬勃发展的现代文化，为乌审旗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乌审旗不仅历史遗存丰富独特，而且自然风光秀丽，景色优美，有全区最大的天然沙地柏自然保护区，有风景如画的“大漠明珠”巴图湾和“塞外江南”纳林河。 随着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出台，2008年3月，在全区旗县中率先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旗的战略，在文化大旗建设中加快开发文化产业，并且将文化旅游朝阳产业确立为与工业支柱产业、农牧业基础产业、城镇新兴产业并重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旗帜鲜明地加强文化产业建设。在文化产业发展上认真实施“五四三二一”战略，着力发展“铸魂工程”、文物“保护工程”、文化精粹“抢救工程”、文学艺术“创新工程”、文化产业“开发工程”“五大工程”；精心构筑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现代文化“四个层面”；全力打造西、南、中部三条文化旅游专线；科学培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大板块”；最终形成“一大支柱”。做大做强全旗文化产业总量，提高文化产业对GDP的贡献份额，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使其成为全旗最具活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文化发展、建设民族文化大旗，是乌审旗党委、政府着眼新世纪发展而做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为此，乌审旗着重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文化产业开发保护领导小组，把文化旅游朝阳产业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同时，在全区率先成立了民间专抓文化产业的组织——萨拉乌苏草原文化促进会，形成了政府和民间组织合力同抓文化产业的工作格局，有力的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是实施科教兴旗战略。 抓住“文化教育年”有利契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普及提升国民教育，全面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建设绿色乌审提供不竭的人力资源。 三是实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将2008年确定为文化教育年，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上档次，上水平。在文化产业定位上，提出了培育人文链条，服务循环经济，凝炼乌审精神，建设绿色乌审的目标。通过实施文化发展战略，发掘不同文化的内涵，充分调动各地区特色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以区域文化的发展合力，推动民族文化大旗建设，指导全旗文化产业发展。 四是实施品牌带动战略。根据我旗文化资源优势，围绕深厚历史渊源、著名历史人物、重大文化活动、绚丽民族风情以及草原文化研究等等，有重点地打造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品牌，实现文化品牌的商业化运作。全力构建萨拉乌苏草原文化体系，打造萨拉乌苏草原文化品牌，逐步丰富我旗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内涵。抓紧抢救传统文化，开发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科研考古等精品旅游景点，创作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佳作，铸就品牌，力争使之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大型文化活动知名品牌。在全区第三届乌兰牧骑艺术节上，我旗乌兰牧骑以其优秀的节目，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评委和观众，获演出金奖荣誉称号，共赢得各类奖项7项。 五是加快旅游开发战略。走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企业运作之路，广泛吸引民间投资和外来资金，形成多元开发局面，挖掘整合文化旅游资源，进一步拓宽蒙陕宁草原文化旅游协作领域，加快全旗文化资源开发，把文化旅游开发作为建设民族文化大旗的突破口，整合文化资源。今年乌审旗成功组织召开萨拉乌苏草原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引进资金近2亿元对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巴图湾水库、成吉思汗九游白纛生态旅游区进行综合开发。投入500万元对乌审召庙进行修缮。 六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文化交流，是促进民族文化创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乌审旗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扶持我旗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向国内外文化市场，促进文化对外交流，提高乌审旗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建设文化大旗战略的提出，为迅速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成为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良好的机会，乌审旗的文化产业正以其朝阳产业的前景和潜力，不断推动全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民族文化论文: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多民族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文学在内的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皆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各民族的文学在长期的共同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推动。各民族文学异彩交辉、相融并进,使得中国文学具有了历史悠远的、多元化的民族蕴涵好极为深厚、极为丰富的民族特色。”[1]古代文学如此,现当代文学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历史的规律。 在21世纪的今天,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探索梳理多民族文学融汇发展的规律,对于中国文学健康发展,走向未来,繁荣昌盛,增进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协力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中国文学史存在的现状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史 自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大学体制逐渐形成,中国文学史成为各高等院校中文(或国文)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林传甲诸人在北京大学讲授该课,相关的教材、讲义、专著汗牛充栋,不计其数。然而,传统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现代及当代文学史,却普遍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缺憾:一是介绍内容基本上是正统的书面文体,即所谓诗文词赋,以及小说戏曲之类,而对于数量十分广泛的民间口传文学则几乎不予理会。第二,除个别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的汉字文献作品之外,主要内容皆为汉族作家文学,多民族文学作品几成空白。这就使得《中国文学史》多为名不副实,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文学史”或者是“中国汉字书面文学史”,与中国多民族文学实际情况不符,未能全面的反应其文学成就。 这种情形的产生,当然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简单归纳大概有这样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历史的原因。由于中国传统的问题等级观念,以诗文为正宗,予以特别重视,其余文体则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直到王国维先生强调:“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其后,词曲小说之类方在大多数学者眼里占有一席之地。在此之前,元曲长期以来遭受的境遇,亦如王国维先生所论:“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元曲如此,其他民间俗文学为论者所不屑一顾更是十分自然了。 其次,是客观条件问题,主要是语言障碍,由于汉民族数量众多,汉语影响力强大,成为境内乃至东亚地区主要的交流沟通工具,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地区和范围都有较大局限。因此,除了少量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或者少数民族作家直接用汉语创作的作品得以较广地流传之外,各民族丰富的文学成就多限于在本民族内部传播,大多不为其他民族所了解。学者们这种因语言问题而导致的知识结构缺陷,是造成学术研究和中国文学史书写不可回避的客观障碍。 此外,由于前面两种原因的结合,即客观障碍所造成的对民族文学成就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对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特征差异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及对不同文学体裁艺术表现手法的喜好程度等,都会形成对各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各种非主体文学样式有意无意的忽略。 二、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史 作为中国文学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成绩尤为突出,为中国文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不可忽视,更不可分割。 综观中国多民族文学历史长河,作家群星璀璨,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百花盛开,成就辉煌,令人惊叹不已。古代文学虽然因客观原因存在较大差异,但无论是书面还是口传文学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古代从先秦到明清,匈奴、鲜卑、羌、女真、蒙古、藏、彝、回、满、等各族均取得较大的文学成就,涌现了北魏宇文氏家族诗人、唐之元结、独孤及、元稹、金代元好问及完颜氏家族诗人、11世纪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元代耶律楚材、萨都剌、马祖常、贯云石、余阙、明代李贽、清代纳兰性德、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赵藩等大批各族著名的作家和诗人,许多优秀的书面文学作品如南方土著人《越人歌》、古羌人的《白狼王歌》、鲜卑的《敕勒歌》、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蒙古的《蒙古秘史》、藏族的《仓央嘉措情歌》等曾产生广泛的影响,并且还有如举奢哲《彝族诗文论》、阿买妮《彝族诗律论》一类文学理论著述,说明其文学成就已经达到相当之高度。在民间口传文学方面,更是贡献突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许多作品影响广泛。其中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及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彝族长篇史诗《勒俄特依》《梅葛》以及羌族英雄史诗《羌戈大战》等,均显示出中国古代史诗的辉煌成就,破除所谓中国文学无长篇史诗之偏见与谬说,堪称中国文学之瑰宝。 五四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中国多民族文学更是不断走向繁荣,名家如林,精品倍出,族别广泛等成为突出的特点。这里有满族作家老舍、端木蕻良、启功、黄裳、马加、舒群、柯岩、叶广芩、巴音博罗,苗族作家沈从文、蒙古族的玛拉沁夫、萧乾[3]、李 、纳·赛音朝图克、席慕容,回族的穆青、郭风、木斧、张承志、霍达、白先勇,土家族的家族的黄永玉、彝族的李乔、吉狄马加,朝鲜族金哲,藏族的饶阶巴桑、益希单增、降边嘉措、扎西达娃、阿来,维吾尔族尼米希依提、包尔汗、特依甫江·艾里耶夫、铁木尔·达瓦买提,壮族的华山、黄勇刹,白族诗人晓雪,东乡族的汪玉良等等,闪光的名字数不胜数,其中许多著名作家不仅仅是作为现代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杰出代表,同时也进入到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行列。 多民族作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有许多作品影响深远。《正红旗下》、《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边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茫茫的草原》、《李双双》《黄河东流去》、《黑骏马》、《心灵史》、《鸡毛信》、《刘三姐》、《欢笑的金沙江》、《穆斯林的葬礼》、《冰山上的来客》、《格桑梅朵》、《尘埃落定》等早已为人耳熟能详,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之作。 此外,尚有难以统计的各民族作者在辛勤耕耘,从事文学创作,除汉语创作外,还有不少民族的作者用各民族的母语进行创作,或者使用双语创作。虽然各民族文学发展不完全平衡,但却各自具有其风格和独特的意义。到1997年,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在京颁发,以前从未获奖的珞巴、基诺、塔塔尔等三个民族作者获奖,形成我国56个民族都有作品获奖的民族文坛大团圆,标志着我国多民族文学不仅广泛,而且在质量和艺术上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当代文学中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崛起的象征。 三、多民族文学观的意义和价值 (一)多民族文学作品内涵丰富,形象生动,形式多样,带给我们艺术审美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祖国丰富的民族文化、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当代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基础条件。20世纪50年代起,大规模的采风运动在民间文学搜集抢救和整理方面取得较大的成绩,1984年起,又启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普查搜集编撰工作并陆续分省区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卷帙浩繁,资料十分广泛,其中也包括着各族民间文学。同样,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问题在五十年代即已提出,几经周折,1983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其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牵头编写的包含55个少数民族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也陆续推出,该书为族别文学通史性质,所论古今贯通,可以一览各族文学概况,此后的研究更为深入,分期的 断代文学史也不断出现,如《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之类。2004年,《民族文学研究》和四川大学文学院、西南民族大学等发起召开了“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促进了对各族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观念的转变,随着论坛的逐年召开,加深了相互了解、沟通交流,认识的深化。 (二)促进文学创作借鉴和交流。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各民族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兼收并蓄,吸取精华,彼此差异正是特色所在。 就形式而言,各族文学就有许多可以互相借鉴之处,以口传文学为例,许多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如蒙古族的数来宝,藏族的鲁体、谐体民歌,维吾尔诗歌的“阿鲁孜”、格则勒、柔巴依,苗族的“贾”、嘎别福、恰央,壮族的“欢”,朝鲜族的“阿里郎”、时调,满族的子弟书,侗族的大歌,琵琶歌、多耶,瑶族的信歌、香哩歌、石牌话,白族的打歌、白族调、大本曲,土家族的摆手歌、哭嫁歌,傣族的赞哈,僳僳族的莫瓜调、掰史掰,水族的双调、单调、诘俄伢,土族的家曲,达斡尔族的舞春,仫佬族的古条,撒拉族的撒拉曲儿,毛难族的罗海歌,仡佬族的排歌,京族的唱六八,赫哲族的伊玛堪,珞巴族的夹日,西北多民族地区的花儿等等,以民歌、说唱等艺术保存丰富的文学资料,也是一朵朵文学艺术争奇斗艳的奇葩。 通过对多民族文学成就的欣赏和了解,还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几乎每一个民族或成功的作家,都是在学习借鉴多民族文学和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李白、杜甫、苏轼等大家都有着从多民族文化文学学习的经历,伟大诗人屈原深深地受到荆楚和南方巫觋文化与艺术的影响而创作楚辞,唐代巴蜀、西域等中原之外的多民族文化对李杜的深刻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生长在四川的苏轼随着游宦谴谪的行迹不断地吸取东西南北乃至岭南地区海南黎族文化的营养。在现代作家中,从郭沫若的《孔雀胆》、曹禺的《王昭君》,到王蒙的《王蒙新疆小说散文选》、高樱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等名家名作中,都可以看到汉族作家学习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缩影。反之,古今少数民族作家同样也受到汉族及多民族文学的影响,历史上接受汉文化比较早的匈奴、鲜卑及其后裔都出现许多有影响的诗人,如著名的元结、元稹、元好问都是鲜卑后裔,金代初期实行借才异代政策,对促进其文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古、回、契丹、女真、满族都有许多从事汉文创作的著名作家。老舍、沈从文、玛拉沁夫、张承志、吉狄马加、阿来等均是将本民族文化特色与汉族文学传统密切融合的佼佼者。古代苏东坡贬谪海南,传播中原文明的同时,也学习当地民族文化。当代艾青、王蒙在新疆与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并进行语言文学交流也已传为民族团结的佳话,这一切,都是多民族文学彼此交汇促进共同繁荣的成功经验,也是未来中国文学的必然走向。 (三)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促进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文学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社会功能表面上似乎有些减弱,实际上却依旧发挥着巨大的为其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今天我们进一步深化多民族文学观念和意识,不仅对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本身具有价值和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真正贯彻宪法赋予的各民族平等的原则和精神,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各民族自由选择使用语言文字的权利。通过多民族文学的学习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帮助和尊重,也满足各族群众对文学艺术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创作出更多有影响的作品,潜移默化,以此推动各民族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认识,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相互也离不开的思想观念,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而积极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尽到当代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民族文化论文: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与策略探析 21世纪，教育已被视为应对未来种种挑战及社会进步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王牌。人们对高质量的教育充满希望和期待，而高质量的教育则依赖于高水平的教师，故而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提高已成为教育质量提高的关键因素，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少数民族教育一直是多民族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牵涉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也牵涉到各少数民族的和谐安定及发展。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多民族文化的社会特性，即民族的多样与文化的多元共存。新中国成立后虽经几十年的努力，但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教育发展仍存在不均衡状况。在这种文化与教育背景下，如何达到各民族文化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局面，使少数民族既保持他们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又能顺利地融入主流文化，作为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载体——教师，起着决定性作用。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教师专业发展如何定位，在其专业成长上应作出怎样的变化和发展？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哈经雄、滕星注意到少数民族地区教师专业发展的特殊性，认为要实现少数民族教育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相互适应并相互促进，必须特别关注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只有教师的素质提高，才能使学生的素质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得以提升。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可表述为在一个社会或社会环境中一种以文化传统或式样不同程度的互动和互联。多元文化含有“大熔炉（meltingpot）”或“混杂（mish-mash）”的意思。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多元文化大会”的报告中对“多元文化”的内涵做了如下总结：多元文化包含族群平等享有“文化认同权、社会公平权以及经济受益需求”。从层次上来说，多元文化不仅指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而且也意味着单一民族国家中的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宽容以及必要的吸收。 （二）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是指教师个体专业不断发展的历程，是教师不断接受新知识、增长专业能力的过程，它具有非常明确的三个特征：第一，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的目的是使教师对专业的认识不断深化，包括对专业素养的认识，对教育、学校的理解以及对教师成长与发展中的价值认识等。第二，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教育是一个动态的专业领域，其知识基础在不断地扩展。第三，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教育系统本身的复杂性需要系统的专业发展观。 二、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在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教师的专业内涵及水平得到显著提高，逐步达到较为成熟的境界，但是通过对教师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后，可看出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阻碍了民族院校教师专业的理性发展。 （一）专业发展意识淡薄 对影响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因素统计如下：“挤占业余时间”占8.55%，“主观不努力”占7.69%，“教育理论和技巧缺乏”占6.84%，“教师认识不足”占2.56%，“专业发展流于形式”占11.11%，“与薪金不挂钩”占5.98%，“参加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少”占11.11%，“监督机制不顺畅”占1.71%，“学校领导不重视”和“学校环境与气氛不足”占11.97%，“培训选拔制度不完善”和“实施教师专业发展的办法不得力”占10.26%。上述统计数字表明，教师本身的专业发展观念淡薄。 （二）专业发展得不到重视 通过对院校是否重视教师专业发展的情况调查，71%的教师都选择领导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够重视，其中19%的教师甚至表示“根本不重视”。从调查结果来看，民族师范学院中教师的专业发展存在着学校管理问题。学校领导对教师的专业成长缺乏重视，专业发展流于形式，领导的重视程度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作为负责学校一切工作的领导者，是学校发展的“掌舵人”，是办好学校、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俗话说：“一所好的学校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好的领导者”，因为领导者负有领导管理学校全部工作的重任，有责任引领教师专业发展。民族院校含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群体，作为民族院校的领导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遇到多种多样的困难，面对教师专业素质的参差不齐、教师的情绪不满、教学设施的不完善、资金的短缺等，不仅应该具备一般院校的组织管理能力，还必须重视不同民族传统文化对教育发展所造成的影响，重视民族教师的专业发展，真正通过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来增强民族院校的教学质量。学校要坚持将教师专业发展摆在学校发展的重要位置，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 （三）缺乏民族地方课程设置 在对民族院校教师调查时，大多数教师认为本地课程没有重视多元文化的内容，只有极少数的教师持反对意见。前者认为某些课程只是在内容中涉及其他民族文化，并未设有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化课程。后者可能是认为课程内容会让学生在民族文化方面有一定的了解，不必专门去学习。学院没有专门开设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历史、科学、艺术、习俗、语言文学等课程，不利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不能很好地调动和激发少数民族对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参加教研和培训的机会少，培训体系不完善 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教师提出没有固定的培训机构，培训机会少，培训模式单一，由于所参与的培训总是以集中培训的形式开展，而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是山区，校点分散，教师紧缺，致使教师参加集中培训的难度很大，他们认为多元文化方面的培训做得不够，培训内容缺乏地方特色，不适应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也不适应教师多样化的学习要求，培训实效性不强。 学校应为教师创建完善的培训体系，为民族地区教师提供严格而专门的职前培训；提供多途径、多形式的在职进修机会；使民族地区学校积极开展参与式教师培训，比如，专设课题，专家引导，教师讨论、反馈；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鼓励其积极参与培训和科研，并获得成效。 （五）教师管理制度不健全 由于民族院校教师培训选拔制度不完善，从而出现政策限制的门槛过高，年青的双语教师引进困难的现象。民族院校大多数双语教师都在40岁以上，很难找到70后的进行“双语教学”或“三语教学”的年青教师，80后就更别说了。如今民族院校在拥有双语教师方面出现严重的断层，师资队伍日趋老龄化， 缺乏年青的双语教师，教师专业发展后劲不足。 在现今学校教育中，由于学校对教师高学历的片面追求，使得学校在教师选拔和任用制度中存在高度重视对教师学历的要求，轻视甚至漠视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人才。学校认为，只要教师的学历高，就一定能把书教好。这样无疑使民族教育走上一大非常危险的误区。“双语”教师是确保藏汉“双语”教学模式的根本保证，无论是从培养民族学生目标上，还是教师选拔标准上，都应无一例外地将它作为考虑的方面。确立和实施藏汉“双语”教学模式，需要一支高层次的能熟练进行“双语”教学的双语师资队伍，所以在选拔任用民族教师队伍时，完善关注教育内部公平的教学管理机制也是很有意义的。 （六）双语教师负荷大，无合理的奖励机制 双语教育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有一支精通汉、藏的双语教师，需要有汉、藏双语对照教材、读物。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物力与人力投入。鉴于目前许多教科书及教学资料都没有专门的双语教材，同时又为了能够使学生获得比较全面的知识技能，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业务时间将教材自行编译成藏语版，这样无形中就增加双语教师的工作量，而这部分的“劳动”是无形的，如果没有一种科学、规范的计算工作量的奖励办法，在很大程度上会消减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性。 三、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教师专业素质发展的策略 （一）加强领导的重视 1.学校领导要提高对教师专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俗话说：“学校成就教师，教师成就学校。”民族院校的领导应当充分认识到，只有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提高，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求得民族院校的生存和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既互为前提、又互为结果的互动关系。 2.大力宣传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学校领导在自己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应该利用会议、完善制度、落实奖惩措施等各种办法，在校内大力宣传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在学校内部造成一种浓浓的氛围，以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工作的开展。这种宣传应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教师专业发展能提高教师个体整体素质的提高；能保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 （二）建立多元的培训体系 民族院校应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结合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结合少数民族院校分布不集中、教师素质良莠不齐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完善一整套的多元教师培训体系，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开展多元化培训，促进民族院校教师专业能力的成长，提高民族院校教师的整体素质水平。在具体落实上，各民族高校可根据学校教师培训需求的实际情况，设置校级培训机构，各院系设置相应的分机构或机构。校系（院）两级培训机构可根据学科、专业、职称、层次等不同需求制订出具体培训规划，按照教师专业发展提高的指导思想，根据教学工作的实际安排层层落实。各学科专业在教师专业发展上有一个共性问题，即培训层次问题，现分述如下。 1.提高学历。根据有关规定，民族高等教育教师中那些学历不达标或偏低的教师应该继续深造高一级学位，到正规形式的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校及高校进行在职、脱产读硕读博的学习与培训，获得更高学历证书。 2.更新知识。这是以更新知识、增强专业能力为主要目标所进行的培训。培训内容要适合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民族院校教师应规定在教师岗位上工作满3—5年者，必须到特定的培训机构参加一年左右的脱产培训。 3.提高双语教学能力。这项措施是提高民族院校教师“双语”教学能力的培训。这种培训应让教师针对自己教学任务有针对性地提高语言能力，一般说来，这种培训不宜安排太长时间，定期专题培训即可。 4.业务性提高。这是针对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随时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学习。教师在教育教学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受到困扰时，教师可以与同事协作研究共同解决。 5.宏观性提高。学校应该根据本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假期安排一定时间，请若干不同研究领域的教授、专家开展学术的讲座报告，对教师专业发展进行引领和提升。 （三）完善教师管理制度 教师管理制度是使教师保持群体一致性的一系列约束和激励机制，是教师共同遵守的规范与行动指南。在促进民族教育发展的今天，为提高民族院校教师的专业素养与专业发展水平，教师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强化不可或缺。因此，民族院校要树立解放教师、发展教师的管理观念，把民族院校教师专业发展与其生存状态和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教师选拔、任用、培训、晋升、评估等管理机制作为民族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保障，从而使民族院校教师专业发展从随意性走向制度化。主要包括：教师选拔和任用制度、双语教学评估制度、教师考核制度。 （四）落实保障措施 民族院校应遵循教师专业成长的规律，恰当运用监督措施、激励机制、奖惩措施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调动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打造一支出色的民族教师队伍，推动民族院校的内涵式发展。 1.监督机制。对学校制定的管理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各种制度、措施、办法等，学校应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以督促其保障落实。这种监督机制，既要有队伍，又要有措施。学校应建立监督机构，由主管教学的校长牵头，包括学校各相关部处的领导、各院系的相关领导参加的监督组织，并制定出具体检查监督的措施办法，定期、不定期地对全校各教学单位实施监督检查。 2.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即激发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的措施办法，它和奖惩机制密切相关。激励机制对民族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作用相当突出，也相当关键。在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尤其明显。激励机制反映在民族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上，主要表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上。对成绩突出的教师，在评优奖先、职称晋升、职务升迁等方面所享受到的优先待遇，则既有精神鼓励，也有物质鼓励。因此，激励机制的建立和落实，充分体现我国市场经济背景下“按劳分配、效益优先”的分配原则的合理性，从而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全面素质提高的大局上起到以先进促后进和以点促面的巨大作用。

文学类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内容摘要】以往发表的新词语a的文章。侧重于从新词新义的显现入手探讨，从修辞格方面入手研究新词的比较少。本文主要从新词语的现状，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的意义，由比喻、借代、仿拟构成的新词的情况和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情况这几方面来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修辞 新词语 比喻 借代 仿拟 新词新语是观察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其人文景观绚丽多彩。改革的大门开放以后，国外文化蜂拥而来。诸如“的士”、“酒吧”等词语纷至沓来。国内国外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产生了一批反映时代变革的新词新语。随着国内旅游热兴起，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许多农村人口投身于旅游景点的商业服务，于是便在原先的交通工具上精心修饰，仿照“的士”，出现了“马的”、“驴的”、“轿的”、“摩的”、“板的”等系列新词。这种由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旅游文化的发展，农业文明开始向现代文明转换。研究这种新词新语具有广义文化学的意义。研究这种新词语还有社会学的意义。比如“下岗”一词，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不存在的。进入90年代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严酷的竞争机制，必然使有的企业破产，有的工厂倒闭，职工下岗不可避免。与“下岗”相对应，运用对义仿拟手段出现了“上岗”这个新词语。此外，“绿灯”、“黄昏恋”等等，都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的重要社会问题。 最重要的是研究这种新词具有语言学的意义。语言同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反映生活也最为迅速。如“绿色工程”“绿色食品”“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绿色事业”、“套书”“套裙”“套餐”“套会”“套票”等系列套词反映了修辞构词的灵活性、形象性和系统性。语言的活跃，反映思想的活跃，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结果。研究由修辞构成的新词语是要寻找其规律，预测其走向趋势，引导正确理解和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促进语言规范标准化。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信息时代全球化国际交往的需要。 一、“修辞学造词法”诠释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以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任学良先生曾提出“修辞学造词法”，就是运用修辞手法（即所谓的辞格）来创造新词的方法。新词语有不少正是利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比如用“鞭打快牛”来喻指对贡献大的人或企业过度加码，使其做更大的贡献；用演员出台表演的“出台”来喻指一系列成套的政策措施跟群众公开见面，即形象又生动。诸如“蛋糕”、“绿灯”、“断奶”、“窗口”、“余热”、“网络”、“黄牌”、“拳头”、“婆婆”、“阵痛”,“铁饭碗”、“红眼病”、“花架子”、“大锅饭”、“毛毛雨”、“大气候”，“一刀切”、“走后门”、“打头阵”、“剃光头”等都是通过比喻式构成的。“拳头产品”是指一种品牌或产品在企业中的作用向拳头一样粗壮有力，它是比喻方式造成的新词语。至于“龙头企业”、“文山会海”等等都是此类。还有借代式新词语，如“菜篮子”、“绿色食品”、“国脚”等。据语料库我们统计得出这种由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语约有700多个，以比喻、借代、仿拟方式构成的新词语最为常见。此外，还有其他修辞方式如比拟、夸张、谐音构成的新词语，下文中我们将会一一谈到。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 拳头产品 窗口行业 星火计划 胡子工程 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 ，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 窗口 龙头 新星 拳头 黄牌 气候 余热 婆婆 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如： 气候： 大气候 小气候 新星：网坛新星 影坛新星 诗坛新星 在这其中的“窗口”、“龙头”、“拳头”与前头所说的第⑴类关系密切或是由⑴类省略本体类属词形成的。比如“龙头”据一些语言研究者考察，在报刊杂志中先是出现“龙头产品”、“龙头企业”等短语，随后才出现“龙头”单独使用的情况。如：科学技术是脱贫致富的“龙头”。或是先出现喻体单独使用的情况，然后扩展成⑴类词语，像“窗口”，举个例子来看：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社会文明风尚的窗口。由此产生了把这些行业总称为“窗口行业”的说法。这两类词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口语中“窗口”、“龙头”、“拳头”等词语的比喻说法是早已存在的，当它们进入书面语后，很快就被推而广之了。 ⑶、 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 歌坛 影坛 泳坛 足坛 网坛 ~星：歌星 明星 笑星 舞星 泳星 新星 ~霸：电霸 水霸 车霸 鱼霸 油霸 波霸 声霸 ~~热：武侠热 英语热 中国热 琼瑶热 追星热 足球热 旅游热 ~~族：上班族 追星族 红唇族 推销族 打工族 工薪族 ~~风：吃喝风 麻将风 浮夸风 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一般后缀成分如“子、头、儿”等本身已无实词意义，它们的词义已经虚化或消失了。而“坛、星、霸、风、热”这一类单音节词，仍保留一定的实词意义。例如“热”，指受很多人欢迎的或很多人热衷的某一社会现象。“坛”，在词典中早已说明指的是体育界或文艺界，只不过由它构成的新词更多了，而“坛”的词义并未消失。至于“风”本指一种自然现象，但自古至今就被喻指社会风气或作风，如“党风”、“世风”、“校风”、“学风”等，近年来产生的“吃喝风”、“麻将风”仍是这个意思。 其次，“子、儿、头”等后缀成分须依附于前边的词语存在，是名词的标志，而“热 、坛、风”这一类单音节词，则勿须依附前边词语存在，可以单独使用。再次，在修饰性词语和这些单音节词之间，结构较松散，有的也可以插入其它词语。修饰这些单音节词的成分可以是词 ，也可以是短语，没有一定限制。由于这类单音节词确实存在一种后缀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称其为类后缀成份。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国家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写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情色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 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依据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类： ①、仿前式。即仿造词仿拟原型词的结构，更换原型词的前一个词素，后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词造词法中占多数，下列两组例子都属于仿前式。 面的轿的 酒吧网吧 货的 陶吧 残的 奶吧 摩的 ②、仿后式。与仿前式相反，这是一种仿拟原型词结构，并替换原型词的后一个词素，前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拟造词法中用的比较少。例如： 国手国脚 的哥的姐 廉政廉业 陪读陪教 ③、格式仿产生的新词语四音节的也较多，所仿格式有些是词汇系统中具有的，有些则是近年新造，经反复使用获得习用性特征的新格式。格式仿构成的四音节的新词语大多是在一个固定格式中嵌入新语素，如：由“大×大×”仿拟出“大红大绿”、“大红大紫”、“大操大办”、“大包大揽”等；由“小×小×”格式仿拟出“小打小闹”、“小夫小妻”、“小修小补”等。这些新仿拟的词语，均在原格式中嵌入一定的语素，词型格式化特征突出。格式仿利用已有的格式，形势特征明显，改换语素灵活便利，是一种常用的仿拟构词的手段。 ④、还有一种仿拟则是依据一定的句法形式，即所仿格是汉语中一种常见的句法模式。它们大多是汉语词汇系统中使用时间长、出现频率高、生成能力强的句法模式。因而往往带有一定的文言句式的色彩。如：“以nvn”，介词“以”在这种句法模式中表示“凭借、依据”，是一种文言格式。根据这种格式仿拟的“以权谋私”、“以党代政”、“以工挤农”等新词语，概括性强，具有明显的文言特征。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①、类义相仿。利用类义关系仿拟的新词语，如由“奖学金”仿拟出“奖教金”，由“空姐”仿拟出“海姐”，由“廉政”仿拟出“廉业”等。这些仿拟词与原型词都是同类事物，同属一个范畴，利用同类事物的相关性，类推联想，仿拟出新词。 ②、对义相仿。对义仿拟则是由记录某一事物、现象、行为的词语，仿拟出另一与之相对应的新词语。如，以性别为对应关系由“公关小姐”仿拟出“公关先生”，由“家庭妇女”仿拟出“家庭妇男”，“空姐”仿拟出“空哥”，“的哥”仿拟出“的姐”。 某些相对应的概念，也会产生对义仿拟构词。如，由“民办”仿拟出“官办”，由“民风”仿拟出“官风”等等，“民”与“官”便是建立在相对应的概念基础上的仿拟。 ③、反义相仿。这种仿拟词与原型词意义相反，这是由于仿拟词语中替换的词素与原型词中对应的词素意义相反造成的。这种仿拟是语义仿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许多仿拟型的新词语，都是通过反义仿拟构成的。如，以“大”与“小”相仿拟的“大我”与“小我”、“大气候”与“小气候”；以“冷”与“热”相仿拟构成的“冷销”与“热销”、“冷板凳”与“热板凳”等；以“优”与“劣”相仿拟的“优生”与“劣生”等等。此外，象“上”与“下”，“公”与“私”，“正”与“负”，“快”与“慢”，“强”与“弱”等反义语素的变动，都是仿拟构词的重要手段。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根据兼用的修辞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仿拟兼谐音。如“气管炎” “妻管严”，“哑巴亏”“喇叭亏” ②、仿拟兼简缩。例如：博导（博士生导师）硕导（硕士生导师）。这里人们兼用了仿拟和简缩两种造词法。 ③、仿拟兼夸张。例如“豪华本”“火箭本”（称出版速度快，质量低劣的书册）。仿拟词语“火箭本”显然也兼用了夸张的手法。 五、其他修辞方式造词法 这种利用修辞格形成的新词新语义比喻、借代、仿拟最为常见，当然由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也是不容忽视的。谐音构成的新词语，如：“炒古”，炒买炒卖古玩，由“炒股”谐音而造；“导爷”，戏称导游人员，有“倒爷”谐音仿造。还有“爱资病”、“莫（没）斯（事）科科长等都是谐音造成的新词语。比拟式构成的新词语，如具有新含义的“松绑”“透明度”“冒尖”“挂钩”“浮动”，以及“精神污染”“知识爆炸”“三栖明星”“投资膨胀”等。夸张式新词语也为数不少，如：“爆棚”指体育、娱乐场馆等人数骤增；“过街鞋”，对质量很差的鞋的贬称。此外还有“爆满”、“鸣谢”、“袖珍企业”、“火箭本”等。还有新含义的“山海经”、“普通话”是直义式新词语。而“压缩饼干”“压缩空气”则是利用断取格形成的。真是形象生动，丰富多彩。所有这些进一步说明了“修辞学造词法”是完全行的通的，而且是语言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六、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1、比喻、借代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比喻、借代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这类词语具有时代特色。由修辞而逐渐凝固成新词语，是汉语词汇发展中固有的现象。例如：古汉语中有以“须眉”代指男子；以“裙钗”“巾帼”代指妇女；以“杜康”代指酒；以“黄发垂髫”代指老人小孩；也有以“蛇行、龟伏”等来喻指某一动作行为状态的。这类词语比较形象生动，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近几十年来涌现出的新词新语，存在着一种趋新求雅和系列化的趋向，同时也表现出追求形象鲜明、通俗化、口语化的势头。由修辞方式形成的新词语更是引人注目，无论在“表情”还是在“达意”上，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例如的那几年，人被丑化、异化，灵魂和肉体被肆意糟踏、蹂躏，反映在语言上，那就是在词语里“牛鬼蛇神”“黑帮”等等满天飞。如今的时代是人文时代，人格得到尊重，人的价值受到重视，个人的创造精神也得到提倡、保护和发扬，词语中以比喻、借代方式产生了不少于个人专名有关的词语。如：“王海”、“徐虎”等，只要一个人的作为、贡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受到尊重。当今的时代亦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信息瞬息万变的社会，因而被用来做借体或喻体的多为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事物，如：“中关村”、“硅谷”、“短平快”、“气候”等等。这种变化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广大群众视角中心的重要转移。其次，这类词语的词义具有模糊性。词语意义的模糊性是指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的外延缺少清晰的界限，由比喻和借代凝固形成的新词语，其意义普遍存在相当模糊性。一般来说，一个新词语从开始出现到被社会接受，其意义总要经历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这是由于人们对这个词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此外，有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概念。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表达方式，大多只有模糊概念，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科学上界定严格的意义范畴。如“龙头项目”等会因地因时而异，其概念外延没有确定标准。我们再从心理基础看，比喻和借代都是以联想作为心理基础的，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词语直接以喻体指本体、以借体指本体，这在文字表达上更精炼了，但意义范畴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却更为增强了，同时也模糊了两个不同质的事物的界限。“热”本指一定的温度，与“社会现象”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把它们混为一谈，词义更模糊了。再次，修辞用词往往具有临时性的特点，这类词语所要表达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有相当多数属临时或短期性的社会事物、现象。如：“~~热”、“~~风”只不过时髦一阵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星”、“~~精神”等也只能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词语能风行一阵，当事过境迁也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我们在看一下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新词语的发展趋势。由比喻和借代构成的词语中，不少词语词义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表达上也可能用其他方式代替，流传使用中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它们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加上这类词语多用于口语，也就不大容易进入正式公文、科学论文等文体。另外，这类词语有不少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而人们的情感往往受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个人成分占很大作用。这样，也使这类词语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影响。有些语言学者正确指出，许多赋予词语以临时性功能的修辞学说法，往往会随着人们的反复使用而使临时性功能固定化，原来的修辞用词也会转化为一般用词。某种修辞说法能否形成新词新义，它们的寿命是长是短，主要取决于人们使用这种说法的情况，即约定俗成的程度。这类词语总体上说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只有少部分词语能进入一般词语，保持较长期的稳定性。 2、仿拟构成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到底具有什麽样的特点？首先，仿拟型新词语具有对应性。仿拟性新词语与原型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仿拟型新词语中以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构成的语义仿新词语是对应性的突出体现。格式仿中许多新词语内部甚至也表现了类义、对义的对应关系。其次，仿拟型新词语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有的带有表扬倾向，如“新秀”；有的带有嘲讽、戏谑的色彩，如“喇叭亏”、“家庭妇男”等；有的则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如“以权谋私”。鲜明的感情色彩，反映了这类新词语的构成与“仿拟”这一修辞手段运用的内在联系。再次，仿拟型新词语体现了仿拟构词手段的丰富性。从这类词语的构成方式看，仿拟词与原型词之间，涉及音、形、义三个方面。就拿“语义仿”来说吧，语义上的“类义”、“反义”都可以作为联想的线索，这就使仿拟构词具有丰富的手段，构成新词的能力也较强。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将何去何从呢？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丰富和扩大。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既是对语言的继承又是对语言的创造，它使语言旧有的形式得以保存的同时，又添加了新的内容，使新的词语更富有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的特征。仿拟现象是社会发展和人们快节奏生活的必然产物。人们利用语言系统中的某些已有的成分去表达他们认识和思维活动中取得的新成果，这样便产生了新词。而人们利用旧有的词语模式，用替换原词的某个语素而快捷地举一反三地构成新词，势必导致新词生成中仿拟 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是人们追求简单、高效心理的反映，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新词语一经产生，便要经受社会和历史的检验，仿拟生成的新词语能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汉语的词汇库还要看它是否符合构词的规律，是否符合大众的语言习惯。仿拟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一味模仿也会产生消极作用。近些年，有的人为了标新立异，或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广告媒体，无视语言规律，利用谐音胡乱造词，如“咳不容缓”、“衣衣不舍”等等。这些“词语”意义上完全背离了原词，长此以往，词将不词了。但从总体上说，仿拟能产性强，生命力强，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它符合词汇发展的总趋势。 文学类毕业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当前高校的长线、传统专业，相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文学科势微、片面突出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地方重视经济发展主义的今天，其命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据最具公信力的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调查，在2007～2009年连续三届就业率最低的五个文科专业中就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该机构2011年的调查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被列为就业“黄牌专业”。这固然与该专业设置较有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专业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我国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能力为主”的人才培养方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1年工作要点》中也强调“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2011年6月，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能力为重”，要求着力增强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可见，“能力培养”已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时代关键词，俗话说，花无百日红，曾经在1980年代引起“轰动”的文学，今天也遭遇了寒冬。但是，压力既是考验生存的试金石，也是转轨并绝地奋起、浴火重生的动力，因此，挑战和机会并存，新建本科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办学及其专业、方向设置必须牢牢抢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位，以时不我待和急、争、抢的精神，实现快速地与市场人才需求、与地方行业链、产业链的对接，及早与地方性的行业、产业老大进行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引进地方文化（文产）行业的大佬，对该专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从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方向、课程体系、教学质量监控、教材体系、实践环节、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各个环节进行，以企业行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倒逼该传统专业的改造。 一般而言，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我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四会”（会做人、会学习、会应用、会创新）、“三欢迎”（学生欢迎、家长欢迎、社会欢迎），顶层设计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强校”，并通俗地将其理念概括为“做武夷文章 办绿色大学”。缘此，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符合海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行业需求、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对新建本科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必须树立一种观念：我们的人才是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大多不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是直接进入市场经济主战场，散播在相关行业、产业的生产部门，为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直接服务。 一、毕业论文的“原创”困境与耕作盲点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此外，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中，也进一步提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这些要求的提出，既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也指出了此类学校文科毕业论文（设计）转型的根本出路和方向。 总体而言，我校历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讨论多，实践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制度多，模式研究少；学术性毕业论文（设计）研究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出台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少。作为转型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存在种种弊端，该专业很明显地不适应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新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也就是说，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既不能如211、985高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最终多数通向“硕士生”、“博士生”，就业以科研院所、大中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高层主管为主导，也不是像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型”行业、产业一线人才的培养，就业直接面向工厂一线车间、流水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既要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我们人才培养的优势在于，既要适应相关行业的岗位素质要求，又要能迅速缩短“就业到岗”的时间，为用工单位节约员工培训资本，上岗即为熟练员工；办学方向能与今后的就业紧密结合，使得学生有广阔的就业前景，提升就业质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行业产业要求、就业要求、职业能力素质“倒逼”人才培养的规格、定位、课程体系、能力培养、教材建设、实践环节等等。 按此顶层设计、中观发展思路和微观个体培养三个层面的要求，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精神，能在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教育教学的语文教师，以及能够从事秘书、记者、编辑等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针对以往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选题范围越来越窄、优秀论文越来越少、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我校应以“应用型”为突破口，避开自身的弱项和“盲点”：少一些玄奥、抽象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多一些地域研究、特色研究、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就要符合“应用型”、“适用型”、“技能型”的能力素质和就业类型的要求，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与老本科大学中文系看齐。要在搞好社会调研的前提下确定学生“论文选题”的方向。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转变对该专业人才类型的认识，扩大调研视野。人们一般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应培养的人才类型不外乎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事实上，除了这些类型之外，还有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自主创业型等多种“业外类型”，这是由该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决定的。因此，办学者的社会调研首先要正确认识“守业”与“业外拓展”的关系，将人才类型的弹性空间收入视野之内，弄清该专业的毕业生究竟能够干什么、都在干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从而为拓展毕业论文选题开辟空间，打破该专业人 才培养路子越走越窄的尴尬局面奠定良好基础。二是要了解社会对各种类型人才的能力期待。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的封闭化、学究化的办学模式，使其人才能力培养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脱离社会现实境遇的一种自认自定的标准，办学者并不了解社会对各类人才究竟有着怎样的能力期待，因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补上这一课也成为其必需的选择。三是要把社会调研纳入人才能力培养的常规机制中，不仅要注重事前调研，还要注重事后调研与跟踪调研，尤其要重视周期性调研成果的总结，并根据调研所获信息及时调整培养目标。 笔者从教20年，一直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任教。就历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来看，学生大多阅读量少，除了极少数备考研究生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对学术前沿知之甚少，许多同学不是选择一度“热门”的张爱玲、严歌苓、余华、虹影、莫言、卫慧等当代作家来说事，就是选择沈从文、鲁迅、老舍等几大家做文章，既无法推陈出新，偶有创见，也无法另辟蹊径，洞幽烛微，陷入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境地，或者干脆就是是剪刀加浆糊的干活。 从“顶层设计”层面而言，原有学生的论文选题基本脱离“应用型”的基本要求，出现“原创”的困境和创作的盲点。首先，就“原创”方面看，新建本科的培养目标、师资水平、课程设置存在较大“缺陷”。特别是从师资看，我校长期办的是师范专科，老师以教学为主，学生未来就业以当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为导向，在学术研究上缺乏明确的要求和定位。而部分老师由于长期囿于课程教学，加之外出学术交流、培训提高的机会较少，学校又无这方面的激励机制，多年下来，其知识结构陈旧、学术功底薄弱，本身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不甚了了，当然不可能以己之昏昏，使他人之昭昭。 此外，要注意有意识地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人文社会科学周边的某些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产生新的结合点。这既是与四年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尤其是与选修课程体系、应用实践课程体系（环节）的呼应，也是检验培养方向设置效果的显示器。比如，可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与高级文秘、新闻、广播电视编导、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些选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武夷文学中的文化创意原点和文化产业关联性研究”、“武夷文学与文化中的电视改编和绘本化”、“新闻报道中的文学化手法”、“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等等。事实证明，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培养的专科人才，有较多在南平市的新闻行业集聚和“扎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平市广播电视台系统，有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近30人，他们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和市场召唤，逐渐向相邻专业或者学科靠近，并将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上，既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学术理论，更要学生学会“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为学作风。 二、毕业论文的“应用”要求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大文学”与“大文化”、“区域性”乃至闽北“民俗学”、“地方志”等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一步。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要在论文的选题、材料的收集、学科（术）前沿的跟踪、田野调查、访谈采访、论文撰写等环节具体体现出来。 所谓的“区域性”，要求学生将论文选题切实与地方文史、武夷文化、朱子理学、茶文化、旅游文化、当代闽北作家作品、闽北神话传说及其传播、闽北历史人物研究、闽北书院文化、地方风物人情、黄峭文化、闽北地方戏曲、闽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学、大学生文学阅读与创作、农民工文学阅读、当代闽北民众的“文学生活”、网络文学与文化、手机短信文学、博客原创文学、武夷学院院系学生自办文学文化刊物研究、武夷学院文学社团的活动与创作、闽北现当代作家行至考据、武夷旅行文学等，具有“闽北地方”特点的选题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闽北政和四平戏、邵武、光泽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北民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戏”、“傩舞”、中原入闽且独树一帜，在东南亚各国颇具影响的黄峭文化、源远流长的武夷文学、张三丰的道教文化（文学）传播、朱子理学中的文学、武夷茶文学与文化、古诗词中的“武夷”形象研究、文学中的闽北神话传说人物研究、武夷山儒释道文学研究等等，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最最现实的问题和迫切需要切近的课题，是与武夷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最直接价值血缘的题目，也是慷慨的“大武夷”给我们最无私的馈赠，更是实现高校四大职能之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体现。此外，南平市为了积极对接福建省十二五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攀高 攀精”的思路，在南平各县市布点，实现产业承接和产业聚集、差异化发展。武夷学院在武夷山办学，理应首选为武夷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南平市委、市政府提出，在武夷山大力发展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养生、商业贸易、物流产业等，特别是“武夷新区”发展的一日千里，更给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该学科要注意在上述的各种产业链条中，发掘和寻找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比如动漫产业链中的“文学故事”编辑、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中的文案、乡土文学人物塑造、民间传说改编以及旅游休闲产业链条中的文化元素的融入、挖掘和升华。 此外，当前南平市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教研教改等，都是可供选择的良好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所谓的“应用”，要求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要摒弃剽窃、抄袭的恶习，杜绝“假大空”的论文选题，抛开正确的废话，告别陈陈相因的凌空虚蹈，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并在指导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会开展或者从事应用型科研，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本导向，以解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难题为切入点，主动融入地方工作的大局，在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艺术、武夷 文化与文学、地方文史发掘整理等畛域，这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二步。毕业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选好题、选真题、选对题为标准，可以采取团队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系列题目，也可以单打独斗，集中攻破，努力在服务社会、贡献地方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学会逐步掌握开展论文写作的一系列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采访访谈的课前准备、田野调查的进行、材料的收集、辨别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和使用、文献的阅读甄别、综述报告的撰写、观点的提炼、开题报告的写作、论文的修改等等，通过较为严格的学术科研训练，达到既能部分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会做人（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和谐的团队合作精神等）、学会学习（论文的全程如何展开与推进）、学会应用（学以致用，用四年所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学会创新（在前人的应用型科研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为能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有更大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采访访谈的全过程的学习运用，学会了在未来可能的新闻、文秘工作岗位上，较为熟练地迅速进入岗位角色，增强就业竞争力；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通过在大学四年开设选修课，较为系统地学习“期刊编辑学”、“办刊办报”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使得学生将应用性的就业所需能力或素质培养的端口前移。 最近，在业界颇具知名度的文学评论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的一组7篇文学研究论文，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著名的文学教育家、文学史学家温儒敏以《“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为题，作了开篇的导言，其他文学研究界知名学者黄万华、贺仲明等分别以学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调查、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网络文学生态调查、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为题，对“学院派”近年来少有接触的选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而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和“应用性”的题目，是与地方、民众具有血肉亲缘的选题，与时下某些学者关在学院围墙内，津津乐道的“现代性”、“纯文学”、“德里达”完全不搭界，也从而开启了现今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和“新视界”——是具有革命性的、振聋发聩的召唤，来自生活和人民的感召。在学理和学术掘进的畛域，敞开了过去自命不凡的纯文学研究者所未曾识见的全新的“文学生活”。这既是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新的文学研究论题，它的开启，无疑给了我们这种“地方性”、“应用型”新建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新的思路：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寻求。 学者张未民指出：“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了。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它们在文学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可以说绝不在“精英”文学之下。《读者》发行有千万份，《故事会》发行有三百多万份。其实，这样的文学期刊还有，比如武汉的《今古传奇》，仅‘武侠版’每月销量就在40万份左右。我们凭什么把它们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有谁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还有大量的‘泛文学’，比如《家庭》、《知音》以及大量的‘晚报’、‘早报’，它们的虚构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论是在写作的层面，还是在阅读的层面上，它们都具有文学性，所以有人说当代最好的小说在《南方周末》，这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意义上讲的，但《南方周末》上的很多故事都富于文学色彩，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却是事实。因而，以‘新文学’为本位，用‘新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另类’文学，这是不公平的。”[1] 在这里，张未民实际上触及到了如何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这对我们开阔思维，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的畛域和方法。 三、毕业论文的师生参与与全程指导 由于我院学生对应用型科研的“陌生”和对区域文学文化的生疏，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借助外力的支持、外出考察以及实证性研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指导方式，较之“纯粹的文学研究”这种较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方法，具有较大的进步。 第一，以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进一步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将学生试讲等实践活动、文艺创作与科研创新有效整合，全面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破解当前 文化产业人才紧缺，及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节等难题。 第二，以毕业论文（设计）全程化为契机，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贯穿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改变以往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在毕业前完成的惯例，促进学生写作心态的转变，提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质量；改变过去简单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解决最后一公里”式的师生合作、校企、校地合作，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高度融合”的新型多角度、多面向的合作。 第三，以提升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实战性毕业论文（设计）达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突破传统文科类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的“天经地义”，不仅考核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还要考核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创造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设计的崭新形式，也能为其他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提供思路。 某位学者的一句话，笔者是很赞同的：“大学的文学教育必须随之作出调整、深化，让文学在大学的“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中，在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中充分发挥它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学类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的古代文学论文 一、选题能力的培养 古代文学学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学科。该课程开设周期为四个学期，学时为288学时，周期与学时数均超过中文专业其他学科，其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近几年铜仁学院古代文学学科相关论题的毕业论文撰写数量却只占到每届学生总人数的10%左右，明显低于语言学科中方言学的50%以上。据调查，由于学生大多来自地方，他们普遍认为对方言学的相关问题比较熟悉，收集、整理资料较为方便，而古代文学学科则不具备上述优势。此外，即便学生以古代文学相关问题作为毕业论文论题，若没有教师提供的参考题目，学生自主确立的题目往往不具备研究的可行性。由此，培养学生的选题兴趣以及选题能力成为培养古代文学毕业论文写作能力首要解决的问题。兴趣固然跟学生的成长环境、性格、积累与学识相关，但毕竟古代文学学习在学生的整个学习阶段中占了两年的时间，学习兴趣在教师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可以逐渐培养。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探索性学习的习惯。可在每学习一章节之前，布置学生查找相关资料，使学生增进对所学内容的了解；也可以在每学习一章节之后，留下若干思考题，逐渐养成学生善于思考的习惯。学生所思考的问题就有可能成为他们将来毕业论文的选题，如在讲述辛弃疾词的过程中，学生对于辛弃疾词风豪放的原因非常感兴趣，在课堂上展开了一些讨论，有的学生在课外仍旧继续探讨这一问题，并有意将毕业论文的题目确定在此范围之内。这便是学生主动对问题进行探索并为将来的毕业论文寻找素材的一个鲜活例子。另外，鼓励学生将选题的方向与当地的文化资源相结合，对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不但论文撰写过程会具有趣味性，还可为活跃当地文化建设贡献微薄之力，如有的学生就以收集当地史志及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明了其变迁发展为选题，开展了一些可行性的研究。具体选题时，有几方面值得注意：第一，选题大小要合适，得量力而行。切忌选择选面太大、问题太深奥、自己把握不准、难以驾驭的论题。例如，有的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受某位古代文人人生经历的触动，以《青楼名妓促生古代文豪》为论题，想要研究古代文豪产生的动因，并将原因归之于青楼名妓的推动，显然过于片面。并且古代文豪何其多，他们的生活经历也无从全面把握。第二，选题须有一定新意。或新题新作，或老题新作，尽可能在观点、材料、研究方法、立论角度之上有所创新。就近几届学生的具体情况看来，他们往往在选题之前没有很好地研究选题资料的综述，不仅论题创新不够，且研究意义缺乏。第三，命题用语要准确、精炼，不能含糊、晦涩、啰嗦。有的学生以《论纳兰词之美》为题，题意就比较含糊了，到底是要谈论纳兰词的情感美、意境美、意象美，还是其他的呢？相应地，命题不清，与之对应的论文主体内容也就不会明确。 二、收集、阅读与整理材料能力的培养 在拟定好论文题目后，一些学生往往急于撰写，写作的时候却又苦于没有素材，搜肠刮肚，痛苦万分。荀子曾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与其自己冥思苦想，还不如尽可能地去围绕论题收集、阅读、整理相关前人留下的资料。只有收集、阅读、整理了相关材料，才能熟悉所写内容，进而确定论点，拟定写作思路，并寻找出支撑论点的论据。收集材料时要注意必须围绕论题进行，范围不宜扩大或缩小。因为扩大则浪费时间精力，缩小则不能对所论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把握。例如，有一学生写作题为《论李贺‘马诗’中所体现的命运悲情》的论文，收集了李贺的诗集、年谱、传记以及以李贺“马诗”为题的论文，但仍不算完整，缺少了与生命、悲剧相关的理论性书籍，以及李贺诗歌中体现的悲情命运的一类论文。收集完材料之后则是阅读材料。若收集的材料较多，也可以边收集边阅读。阅读时要记笔记。阅读诗集时必须标记下与论题相关的诗歌、诗句，并记下自己的理解与体会。阅读年谱、传记时，也要对关乎论题的句子、段落进行摘录、理解与阐发，并录下页码及书的版权，以备后用。阅读论文时，则须对该论文观点进行总结，对与论题相关的片段及观点进行摘录，所摘录内容后也得标明文章名、期次及出版单位等。除记笔记外，阅读时还要时时联系论题认真思考体会，力求寻找出写作的思路。阅读材料完毕要及时整理材料。一方面要梳理出该论题的研究现状。思考关于这个论题别人研究了些什么，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道理等问题，在考问别人的同时，也逐渐会形成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要找到研究论题的突破口，在梳理研究现状的过程中，对于他人没有涉及的，或涉及不够深刻甚至错误的方面，找出需要进一步研究之处，继而围绕具体的问题再反复收集有关作品、作家生平、理论、思想等进行阅读、整理，力争使自己的写作思路逐渐清晰，甚至初步找出一些论证所需要的论据。由上可见，收集、整理、阅读材料都有章法可依，并不是困难之事。然而，从学生的写作实践来看，普遍表现出对材料的收集、整理不够重视，只是简单找两三篇文章，若跟自己论文论题相似，就直接将之转摘至自己论文之中。此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有关，但也与课堂教学中教师忽视对此方面能力的培养相关。如果在两年的学习时间中，教师适当地教授相关方法，并不时让学生就某一问题去搜集、整理前人对此问题的资料，在写作毕业论文时情况自然会有所改观。 三、撰写提纲能力的培养 论文提纲是作者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提纲的撰写也是毕业论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许多学生却意识不到此点，往往在论文题目拟定之后，就着力于初稿的写作。初稿完成后交给指导老师，老师却因文章结构混乱、中心不明而令其拟好提纲之后，重新写作。例如，一学生论文论题为《论 水浒传 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中心内容应是分析李师师的形象特征，而他的初稿却大篇幅地探讨李师师与宋徽宗的关系，探寻李师师借何以吸引宋徽宗，宋徽宗在《水浒传》中的形象，李师师对“梁山招安”的重要性等问题。因此，在动手写作之前拟定好提纲是非常必要的。至于撰写提纲的思路，可以从三个基本问题着手。第一，“是什么”，即论题所谈的问题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如前面提到的《论 水浒传 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一题，首先要弄清楚李师师的人物形象特征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是此论题主要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怎么样”，即论题所谈表现得怎样，有何价值与意义？如果对李师师人物形象特征谈清楚了，进一步还可以谈谈小说中这个人物塑造得如何？第三，“为什么”，即寻找论题所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如论题《论李贺诗歌中的鬼魂世界》的提纲，解决诗中鬼魂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外，还可以寻求为什么“是如此”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在李贺诗中写作了这样一个“鬼魂世界”？如此深入研究下去，论题所论就更为深刻了。另外，撰写提纲时要注意理清大小纲目。论文有几个大观点？几个小观点？每个观点的论点、论据分别是什么？都要清晰地列出来。还要注意分清主次详略。哪一部分是重点？哪个论据主要说明哪个问题？哪一部分是次要点？哪些论据要简单说明哪个问题？只有这样，整篇论文才会主次分明、清晰明了。在提纲撰写完毕之后，也要注意推敲、修改提纲。看看题目是否恰当；检查提纲的结构是否合理，划分的部分、层次和段落是否可以充分说明问题；斟酌提纲各层次、段落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过渡是否自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拟好提纲之后切记要及时和指导老师沟通，相互交换意见。当然，如果在平常的学习中有意识地进行拟写提纲的训练，在真正写作毕业论文时是易于拟好提纲的。其实，从平常课后一些思考题的回答做起，就可以试着去拟写提纲，这样回答问题的条理也就会更为清晰。学年论文的撰写更是可以如此，真正到毕业论文撰写时，也就胸有成竹了。 四、科学论证能力的培养 科学论证的过程即是依据提纲开始写作论文的过程。写作前所下的功夫如何？论文将完成得如何？在论证的过程中都会得到体现。论证之前已设提纲，一般只须照提纲写作即可，但若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提纲还有不妥之处，就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所以写作论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检验提纲是否可行的过程。论证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第一，论点要力求科学、稳妥。体现在古代文学论文写作中，就得看所论论点是不是符合作家、作品实际，不能离开作者、文本主观臆测。第二，论点与论证、论据要紧密结合。论证、论据要很好地说明论点，让人感到有骨有肉，言之成理。如前提及的《论 水浒传 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中有一论点讲述李师师是“既有娴熟的交际手段又有灵活的政治头脑的女子”，那么此一部分就应着重谈两个问题：李师师所具有的娴熟交际手段以及灵活的政治头脑，看起来似乎得分成两例进行举证，但学生却选择了一个例子同时举证以上两个问题。他所举的例子是《水浒传》第七十二回中说李逵在李师师家门外将负责皇帝警卫工作的杨太尉给打了，惊扰了圣驾，李师师以“只推不知”把这件大事化解了，避免激怒天子，同时保全了李逵，也将自己置身事外。巧妙地周旋于帝王与江湖草莽之间游刃有余，双方都不得罪，可见其交际手段的高明与政治嗅觉的灵敏。此例的选择确实是做到了有骨有肉，言之成理。第三，论述时中心要集中。全文应该紧扣论题，每一部分要中心集中，不要把该放在另一部分的观点、内容，放在这一部分。反之亦然。例如，学生谈论《 古诗十九首 的抒情手法》，其中有一论点是《古诗十九首》“寄情于叙事”，论述此论点时却没有集中于怎样借叙事抒情，反而是论述诗人通过人物心理活动去抒发情感，并且也举出了相关的例证。显然这样写就偏离了所论的中心。又有学生作论文《谈曹操的人物形象》，有一观点写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而所论的内容却都是曹操如何选贤授能，丝毫没有围绕论点去说明。可见，对于论文的写作来说，即便观点新颖、正确，并很能说明论题，如果作者论证能力较低，也难于写出较好的论文。那么，在本科学生正式写作论文之前，利用课堂或课余作业培养他们论证一些小问题的能力就显得犹为必要。 五、写作语言能力的培养 本科论文并非一般散文、抒情文章。写作之时还应该注意语言使用的规范。总体来说，应在完成课堂作业或学年论文时就开始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论文语言应准确、精炼、通畅 用语准确就是要用最贴切、最合适的词汇，恰到好处地反映客观的情况，表达自己的情意。像这句话：“李师师在《水浒传》中的职称可是‘东京上厅行首’，那是在歌妓里排在最前面的。”《水浒传》并非是某个单位，李师师怎么会在其中拥有某一种职称呢？只要稍作思考就能发现此句意思表达不准确。所以在造完句子之后，应该仔细斟酌一下用语是否准确。语言要精炼，就是用语不能罗嗦、不能重复，但也不是把必要的话语都缩写成艰涩拗口的语言。其原则是从内容出发，量体裁衣，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语言要通畅，就是“句子要合乎语法规范，要合乎逻辑。”如果句子成分残缺或是主语、谓语、宾语混淆不清，要表达的意思怎么会清楚，句子又何谈通畅呢？除了经常对语言的准确、精炼、通畅进行写作训练外，在语言方面还得注意标点的使用是否正确、是否有错别字。误标标点与写错别字是学生本不该犯却又时常犯的基础性错误，这样的错误在平时练习中就应坚决杜绝。 （二）语言不宜太俗、太白，宜讲究生动形象 语言太过口头化即太俗太白不好，有些学生甚至将日常口语引入论文之中。如“苏轼因其才华卓越，笔走龙蛇，作词时并不完全依照音律的规则‘出牌’。”“出牌”二字就过于口语化，用在句子中致使句子表意也不清晰了。与太俗、太白相对，论文语言应尽可能地生动形象。“古今中外的语言大师，都非常注意语言的形象性，在他们的文章中，总是通过他们形象而生动的语言，做到绘声绘形，使人仿佛亲临其境。”有学生会说他们远非语言大师，但却毕竟是中文系的学生，如果中文系学生的论文从头到尾平铺直叙、语言枯燥，就会使读者兴味索然，更谈不上让读者赞赏和支持自己的观点了！若在清晰的论证之上再添生动形象的语言，无疑是锦上添花，让论文增色不少。因而在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对于语言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以上所谈是古代文学学科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几个关键点，以近几年来铜仁学院该学科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现状来看，选题、收集、整理、阅读材料、提纲撰写、科学论证以及规范写作语言的能力都有待培养和提高。教师必须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两学年中，有意识地通过课堂教学、课后作业或学年论文的方式刻意对学生就以上各环节能力按上述方法进行培养，学生则必须养成探索性学习习惯，培养问题意识，经常思考、摸索、解决一些问题。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不断互动，一定会逐渐提高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学科论文撰写的兴趣与能力。 作者：余颖 单位：铜仁学院文学院 文学类毕业论文: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摘要】《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其人文素养。但在教学实践中，此目标常难以实现。基于此，论文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常见问题 改革 《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是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的学习目标是通过简要介绍英美文学历史阶段的特点以及重要作家和作品，使学生对英美文学有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欣赏能力，进而感受英美文学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得以提高。然而，大部分学生在结束该课程学习后，并未达到课程学习目标。以邵阳学院为例，很多学生在结束《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学习后，且不说他们的人文素质得到了提升，就连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都没有显著提高。可见，英美文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然而，该从何下手？这也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本文拟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一、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 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高低往往是学生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高低的直接反映。通过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不仅能看出学生在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上的不足，更能发现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问题。 1.选题范围狭窄。笔者以邵阳学院2016届学生的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分析，发现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中以文学研究作为论文研究方向的有139个，这些题目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对十八、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作品的研究，如：“The Passwords of Happiness to Jane Eyre’s Marriage in Jane Eyre从《简爱》看简爱婚姻的幸福密码”、“Pure Woman’s Tragic Fate：Study of Fatalism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纯洁女人，悲惨命运――《苔丝》的宿命论解读”、“On Human Nature in Oliver Twist论《雾都孤儿》中的人性”、“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On the Source of the Heroine’s Tragic Fate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还乡》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等。从这些题目可见，学生的选题范围相对狭窄，且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大部分学生的研究重点都是婚姻和女性。 2.内容深度不够。内容深度不够是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又一常见问题。多数学生仅对文学作品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表层讨论，未涉及文学作品内涵的深层次探讨，如：“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此论文实际上就是对小说里四对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的梳理，是小说主要故事情节的重述。这样的论文不仅内容深度不够，也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因为它没有给读者带来任何有实质意义性的启示。 3.语言表述欠佳。论文的语言表述欠佳主要体现为语法错误过多、中式英语表述明显、论述的重点不突出以及文章层次混乱等。如：“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first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position of Macbeth. Finally， a brief view is given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and the great meanings of the study.”此段来自一个学生毕业论文的摘要，是语言表述欠佳的典型。语法错误、中式英语表述、论述重点不突出以及层次混乱问题在该段都有体现。 二、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选题范围狭窄、内容深度不够、语言表述欠佳是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启发了英美文学教学，为其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1.扩展教学内容。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之所以出现选题范围狭窄的问题，就是因为学生阅读量过小，视野不够开阔，仅知道几本谈论得最多的文学作品。基于此，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扩展教学内容，如在讲授简・奥斯丁及其作品时，除了重点讲授奥斯丁最有名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也可涉及她的其他作品的简绍，如《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以及《劝导》。此外，奥斯丁的作品多探讨女主角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因此，教师也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其他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小说，如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作品――《夏日鸟笼》、《登台表演》、《金色的耶路撒冷》、《瀑布》、《针眼》、《冰期》、《中途》、《闪光的路》、《自然的好奇心》、《象牙门》、《磨盘》等。通过教学内容的扩展，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了解数量会大幅增加，其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也会得到相应扩展，选题不会再局限于那几部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 2.开展研讨式教学。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内容深度不够主要是因为学生本身对文学作品缺乏深层次思考，因此，在文学课堂上，教师应开展研讨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反思能力，尽量避免教师一人在课堂上唱独角戏，学生被动吸收的填鸭式课堂教学模式。 研讨式教学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如分组式研讨教学。教师将全体学生分成几个讨论组，每次课前先布置要讲授内容的一些思考题，让各讨论组自行探讨思考题的答案，下一次上课时，各组就这些思考题进行回答和讨论。通过分组式研讨，学生的视野能够更为开阔，因为每一个小组都有可能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不同的回答会让学生对文学作品有更多更为深刻的理解。此外，教师也可以采用启发式研讨教学。每次上课时，让一个学生对某个作家的作品做一个十至十五分钟的陈述，然后启发其他学生找出该学生所讲内容的不足，并通过讨论进行进一步的内容扩充。 研讨式教学能让学生主动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思考，让他们找到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发掘学习文学的意义所在。但是研讨式教学也有其弊端，少数学生可能会在研讨式课堂上滥竽充数，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研讨之中。因此，教师需要更合理地设计课堂活动，保持课堂讨论气氛的活跃，确保每一位学生都是讨论的主体。 3.以文学作品为范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毕业论文里出现的一系列语言表述欠佳问题归根结底是学生英语基本功过于薄弱。因此，在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让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训练，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提高。仍以简・奥斯丁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为例，小说的第一段就是一段很好的仿写范例。“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学生可仿照此段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段落，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new China 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或是“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water is the mother of life.”这样的仿写既能避免各种语言表述欠佳问题，也能让写出来的文章更具文采。再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经典散文――“Of Studies”，这也是一篇相当好的仿写范文。散文从“读书”的功用立论，分析了“读书”对人生不同凡响的意义。学生可以仿照散文的篇章结构和经典语句，写出一篇属于自己的优秀散文，如“Of Life”、“Of Success”、“Of Failure”等。 三、总结 总言之，在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常见问题的启示下，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有了思路和方向。首先，英美文学教学需要扩展教学内容；其次，英美文学教学需以研讨式模式展开；再次，教学中可督促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文学类毕业论文: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与实践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是近年来备受独立学院关注的话题，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从体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特色、论文选题、论文质量、论文呈现方式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有效地促进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独立学院 汉语言文学 毕业论文 实践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师、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职业都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人才培养方案拟定、教学过程监控、考核评价体系等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是否能满足相关行业的发展需求，便成为诸多院校关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作为本科阶段最后一个环节的毕业论文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办学之初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遍存在学生入学语文成绩较低、教师对高中与大学之间的知识衔接了解程度较浅、学生文学功底不够扎实等诸多问题，使得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在开展过程中遇到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缺乏与高中语文新课改的有机结合。自2004年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开始实施以来，国家更加重视基础教育过程中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语文课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倡导“重过程、重体验、重探究”的互动性学习到情景教学方式的充分运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这一举措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学生的学习方式有了极大改善。但接受了新课改教学的学生升入大学后，受传统理论知识讲授为主的高校教育思想影响，不能做到两者有机结合，出现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实践能力不强、不能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等诸多问题。 （二）缺乏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体系整体把握的师资力量。因独立学院近年来的主要师资为外聘教师和自有师资，外聘教师由于有本职工作在身，很难有时间参与独立学院的毕业论文改革工作，而独立学院自有的年轻教师多为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由于缺乏足够的授课经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知识体系缺乏整体把握，难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改革中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思路 （一）确立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理念。要进行毕业论文改革，必须有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否则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价值就无从体现，包括毕业论文工作在内的诸多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在经过对用人单位、学生家长、毕业生、行业专家等多层面多角度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确立了该专业明晰的办学理念，即：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其核心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明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有了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才能随之明晰，即“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有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具备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表达能力、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从事基础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要实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而毕业论文又是这一培养目标的综合体现方式。 （三）在教学实践中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队伍。通过课堂实践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训练、文学作品解读、诗词创作、诗歌情景演绎、地方民俗文化调查、方言调查、地区教育调查、社会规范用字调查等诸多方式提高师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整体认知能力，尤其是在此过程中，教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有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感知，从宏观角度规划、微观角度入手指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向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实践措施 （一）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国学教育意识。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承载的专业使命，在开设《中国文化通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便于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课程同时，增设《老子》研究、《庄子》研究、《周易》研究、《孟子》研究、《论语》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唐诗宋词研究等系列国学选修课，强化国学教育。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不但对博大精深的传统国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还从中发现诸多可以作为毕业论文写作的选题和素材。通过这一过程，学生意识到优秀的国学文化不但需要了解，更需要身体力行去实践、去传承，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二）夯实读、写、说为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人才要具备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其中写作能力尤为重要。要写出一篇质量较高的毕业论文，四年的知识储备必须充足，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尤其是长期的练笔，方能达到写作能力的真正提高。为此，开设了基础写作、应用公文写作、科技论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等系列课程，让学生在四年中不间断地进行写作训练。 同时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名中文人最基本的能力，即：了解经典，规范用字。要求学生每天习得一定数量的规范汉字、诵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名篇，将专业基础能力的强化常态化。 （三）发展重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提高的师生团队。在师生共同发展的工作思路指引下，尝试以了解基础教育新课改的专业教师带学生团队的形式作为师生共同发展的主要途径，经过逐步摸索，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如开办学生讲坛，学生从选题、搜集选取素材到完整地向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即学生完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必备的读、写、说综合训练的过程，经过指导教师与学生的多番打磨，主讲人不但在讲坛的举办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培养了学生的学科论文写作能力。其实，学生准备一期讲坛的过程就是一篇毕业论文完成的过程。 写作学教师在讲授《基础写作》课的同时，为学生搭建稳固的课外实践平台，即办系刊、系报、年级刊、专业刊、甚至鼓励学生以宿舍为单位办舍刊。从刊物的组稿、装帧设计到内容选取和校对等工作都由学生自己组织完成，日常作业练笔中出现的高质量作品也被选入系刊、系报，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写作热情，很多文章的质量已超出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四）开展旨在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的田野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之所以出现毕业论文抄袭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掌握有效的科研方法，故我们试图传授给学生一种科学的探究方法，与新课改进行有机的衔接，尝试走出校门，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并将《田野调查方法》作为必选课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以确保调查工作的方向性和有效性。 四、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取得的实践效果 经过系列改革探索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在进行广泛调查或认真研读国学典籍的基础上，真实性选题量呈逐年大幅度递增趋势。与此同时，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积极性也大幅提高。 （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经过严格的毕业论文写作训练，锻炼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更体现出学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就业中，表现出较强的优势，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如“基础扎实，踏实勤奋，积极主动，动手能力强”。 （二）培养了一支熟知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模式的教师队伍。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对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带领学生开展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将这些实践经验提升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同类院校中进行推广，加深了教师对汉语言人才培养的深层理解。涌现出了一批教学效果好、科研能力强的优秀教师，成为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育人骨干。 （三）探索了一条适合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师生在共同进行毕业论文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一条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规律和学生特点的“课程教学――课外实践――调查训练――论文写作――答辩提高”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发现有意义的课题，通过教师带队进行田野调查训练，在掌握了翔实的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实践性人才培养模式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发展、课程改革、教风建设、学风建设、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等工作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踏实勤奋、求真务实的系风，营造了良性循环发展的育人环境。 五、结语 通过系列改革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不再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通过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深入社会的田野调查、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相结合，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毕业论文的实践与改革中来。尽管其中存在这样那样需要修改完善的细节问题，但是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的毕业论文改革思路与人才培养目标是相吻合的，强化国学基础、重视与高中新课改的知识体系衔接、进行田野调查等系列改革思路是可行的。 文学类毕业论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现状的思考 【摘 要】毕业论文是对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检测。我院2012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在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具体分析，指出了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培养信息素养、提高检索能力等关于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以期能够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关键词】毕业论文 写作现状 监督管理 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必经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相关的基本训练。因此，撰写毕业论文不仅是“对学生四年学习成果、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检验，也是对教师四年教学质量所进行的全面、综合的检查”。历年来，毕业论文已成为教育部对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随着伊犁师范学院毕业生的陆续离校，对2012届毕业论文的整理工作也告一段落。本届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共有163篇毕业论文，笔者将通过对这些论文的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及写作规范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借此考查目前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 一 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论文的选题 汉语言文字专业论文选题大体上分为语言、文学两个方面，但长期以来，文学类的论文比例明显高于语言类，2012届的毕业论文也不例外，语言类的论文仅18篇：现代汉语方向10篇，古代汉语方向8篇；文学类的论文达113篇：现当代文学方向28篇，中国古代文学方向40篇，外国文学方向34篇，文艺学方向11篇；语文教学论方向的论文32篇。从学生的选题方向来看，存在着两个不平衡：语言类的论文大大低于文学类；而在文学类内部，文艺学方向的论文明显低于文学文本研究。此外，中教法研究方向的论文明显偏多。这些不平衡不仅在本届如此，近五年来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都存在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1）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虽然均为专业基础课，但由于语言本身的枯燥使学生不感兴趣。（2）之所以会出现第二种不平衡，主要原因在于：理论本身的难度大，学生对理论文章的理解和阐释都非常吃力，更谈不上提出原创性的观点。（3）造成很多学生选择中教法研究方向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学生就业的方向是中学教师，出于对将来工作以及特岗考试面试的需要，很多学生会选择这个捷径。 就选题的内容而言，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过于重复。很多学生的选题非常接近，如《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和《浅析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这两篇论文的选题几乎一致，还有很多选题相似度很高，如《论语文教学中的成语教学》和《论中小学语文学习中的成语学习》《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情结》和《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等。指导老师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是造成选题重复的主要原因，每个老师关起门来指导自己的学生，到小组答辩时才发现选题重复，但为时已晚。 第二，选题的陈旧性。在163篇论文选题中，大多数选题都集中在已成定论的那些大作家身上，选择的角度也缺乏新意，诸如“陶渊明诗歌的哲学意蕴”、“旷达与乐观——透过苏轼的词探其人生态度”、“论陆游、辛弃疾诗词的悲壮美”、“论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探析”等。大家、名家资料丰富翔实，查找起来非常方便，很多学生图省事，随便找一些资料拼凑完事。 第三，选题贪大求全。科学研究的问题分属于学科历史、基本理论、实践应用等不同的层次，也就存在着大小难易的差别，一些同学的选题贪大求难，失之于笼统，如《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试论苏轼的诗歌意象》《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等，这一类选题涵盖范围广。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中，所谓的“小”和“易”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是针对所掌握的学识而做出的这种区分。一般情况下，小题目易做，大题目繁难。关键是大小适度、难易适中，如果没有老师适当的引导，学生在选题时就很难驾驭，写作时难免迷失方向。 2.文献综述的写作 文献综述是指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的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发展的前景进行系统的叙述和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文献综述要求作者既要对所查找资料的主要观点进行综合整理、陈述，还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予以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和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不仅可以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够帮助写作者确定选题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文献综述写作中，我院学生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以下几点： 第一，没有中心、缺乏层次的材料堆砌。很多学生的文献综述不是围绕相关选题有目的地展开阐述，不去注意寻找文献资料中相互间的逻辑性和关联性，只是把相关文献一一罗列出来，而是将每一篇文献中的中心论点简单复述一遍，诸如“某某在文章中提出……”，使文献综述变成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大拼盘。 文献综述的写作缺乏层次感，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如何突出中心，前后如何呼应等，对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构思。以《试论赵树理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局限性》为例，在这篇综述中，作者首先花了大量篇幅介绍赵树理的生平和小说创作，然后逐一介绍对其思想和创作的评价，在介绍的过程中，不分轻重、主次，更没有体现出时间的延续性，读后令人不知所云。 第二，缺乏自己对文献资料的阐述和评价。文献综述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评述性，所谓评述性，是指专门、全面、系统地论述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所综述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反映写作者的观点和见解，并与综述的内容构成整体。综述必须具有写作者自己的观点，写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对相关文献资料加以归纳总结，作出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应当是既有观点又有事实，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从学生的文献综述来看，一部分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对文献资料予以阐述，如《浅析“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一文，作者不仅详细地阐述了有关“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中那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而且还在阐述的过程中适当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但明显缺乏对文献资料的评价，只有“述”，没有“评”，对所研究的课题，研究者们分别从哪些方面展开的研究，研究达到了什么程度，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又有哪些观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哪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留有哪些可继续研究的空间等等，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做出全面的评价。而大多数的综述仅仅停留在对文献资料的介绍，甚至很难做到用自己的话解释作者的观点，造成综述的质量很差。 第三，选择性地探讨文献。许多学生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往往希望查到与自己的题目直接相关甚至可以直接应用的文献。但实际上如果这样的文献非常多，说明这类论题已经比较成熟，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较少，而很多有研究价值的题目往往不具备这个特点，需要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加工分析和处理，而此时学生会觉得力不从心。因此，在文献综述中投机取巧，选择一两篇能直接应用的文献，概括主要观点，遇到观点相悖的文献，只选择自己认同的观点，舍弃不认同的观点，这样写出来的综述缺乏价值。 第四，文献本身质量不高。部分学生在检索参考文献时，忽视了文献本身的代表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所阅读和选择文献资料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文献综述的水平。很多学生的参考文献一栏里填的大部分是教育学院学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专科学校学报等层次较低的刊物，很难体现出该选题学术的前沿性和代表性。 3.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 纵观今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63篇毕业论文，总体质量较去年没有明显提高，即使是获得“优秀”的毕业论文，也很难达到在正规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水平。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创新、普遍抄袭。创新不仅是指提出新的观点，也可以指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对于本科生而言，提出新的观点显然不现实，但我们可以鼓励学生从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学生对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比较、鉴别的过程，通过对文献资料的阅读，学生要掌握的不仅仅是对这个领域有哪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对于同样的观点，不同的文章怎样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证，这些都需要仔细揣摩，加以学习。但是从本届学生的论文来看，几乎很难看到视角有新意的文章，大部分学生都是东拼西凑，稍微好一些的论文尚能做到段落之间衔接自然，差一些的论文连衔接都很难做到，有的甚至干脆把整个分论点都原封不动地复制下来，以至于在答辩时漏洞百出。摘要是学生唯一无处可抄、必须要自己写的部分，没有指导老师的帮助，很多学生根本写不出能够简要概括中心论点的摘要，勉强写出来，也有诸多病句，如：“《儒林外史》是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这部小说以‘功名富贵’为中心，知识分子在对待功名富贵的考验时，呈现出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狡诈无理，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在这些人物形象演进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造成知识分子命运的最直接、最深远的因素便是八股文化，也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八股制度对整个社会人的影响的原因。”在这段不足200字的摘要中，语句明显不通，只要稍微多读几遍，即可发现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对毕业论文的不重视。 第二，缺乏论文写作的基本功。中心明确，论证充分，脉络清楚，语言流畅，是对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的评价，但不少学生明显无法达到这一水平。虽然，从大一开始，每门课程都会留几篇小论文作为考查作业，但学生不够重视，随便从网上找一篇敷衍了事，老师也无法一一核对。近几年，有不少任课老师为防止学生的抄袭行为，干脆不让学生写论文，改用其他的考查方式。平时缺乏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到毕业时，学生也就很难写出合格的论文。 第三，论文格式不规范。自从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之后，人文学院参照学术论文的一般规范，拟定了详细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格式，从论文字数、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到各级标题的书写、参考文献的格式，甚至字号的大小、行距的多少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今年的毕业论文中，完全符合格式的不足三分之一。如果说论文内容的好坏和写作能力的高低有关，那么格式的不规范则与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二 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 1.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是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基本保证 早在2004年以前，我院就制定了《伊犁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后来又有相关的补充规定，对于毕业论文的选题、中期的检查、毕业论文的答辩以及指导老师的责任，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缺乏监督管理，导致对《工作条例》中的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而是对毕业生放宽要求。多年来，本专业从来没有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及格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论文的质量高，而是已经形成了习惯：无论多差的论文都能及格。而且，毕业论文的成绩与学生平时成绩绩点不挂钩，“优秀”与“及格”没有区别，长此以往，学生对毕业论文不予重视，这是造成毕业论文质量无法提高的根本原因。 因此，首先我们应当加强对毕业论文工作的监督管理，各专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完整的《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细则》，对论文考核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尽量予以量化，如开题报告中的文献综述应当不少于多少字，论文中引用他人的字数不得超过多少、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答辩等。标准量化，既有利于对学生提出实际的要求，也有利于实施监管。 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切实保证。首先应当将论文成绩与学生绩点挂钩，以引起学生对论文的足够重视。其次是实施导师负责制。考核制度，不仅要考核学生，也要考核指导老师。过去，我们往往把责任都推到学生身上，其实，指导老师不愿意得罪即将毕业的学生，对学生要求不严格，给学生评分过高，也是造成论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考核制度中要明确师生双方的职责，如选题陈旧、偏离本专业、论文格式不规范等等，都应当追究指导老师的责任。最后，应当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范围，消除学生的过度依赖心理。让学生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在于帮助学生确定选题，给学生讲解撰写文献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帮助学生修改论文提纲、调整论文框架，而不是帮助学生写论文，让学生明白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完成毕业论文。 2.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 答辩结束之后，在由指导老师推荐、对论文进行公平合理评价的基础上，评选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优秀指导老师，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并推荐给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同时，在全院范围内召开优秀毕业论文公开答辩会，组织低年级的学生观摩，为他们将来的论文写作打下基础。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送往其他本科院校进行盲审，寻找差距，以便于提高。 奖惩并重对于保证论文质量必不可少。毕业论文质量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独创性，而抄袭严重是本科毕业论文的通病，互联网的普及在为学生查找资料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学生抄袭大开方便之门，指导老师在网上逐篇查找，工作量很大。目前，包括我院学报在内的很多编辑部都已使用学术论文打假防伪软件，我院也可将此软件应用于学生的毕业论文，对疑似剽窃、抄袭的论文进行鉴定。对抄袭他人成果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论文不能给予“及格”。这样，不但从根本上杜绝学生的依赖心理，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学术道德，为他们将来进行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3.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提高学生文献检索的能力 将文献检索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文献检索教学应当把对信息资源选择和鉴别能力的训练放到重要的位置，使学生能够从丰富的网络资源和电子资源中鉴别各类信息源并找到准确的入口。同时，教师在专业课的讲授中也要有意识地把信息素养的培养融入教学当中，对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层次的信息素养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这样既节省了教育资源，又能实现良好的培养效果。 综上所述，我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学校的监督管理、学生的认真态度及指导老师的严格要求这三个方面的通力合作。 文学类毕业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当前高校的长线、传统专业，相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文学科势微、片面突出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地方重视经济发展主义的今天，其命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据最具公信力的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调查，在2007～2009年连续三届就业率最低的五个文科专业中就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该机构2011年的调查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被列为就业“黄牌专业”。这固然与该专业设置较有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专业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我国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能力为主”的人才培养方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1年工作要点》中也强调“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2011年6月，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能力为重”，要求着力增强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可见，“能力培养”已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时代关键词，俗话说，花无百日红，曾经在1980年代引起“轰动”的文学，今天也遭遇了寒冬。但是，压力既是考验生存的试金石，也是转轨并绝地奋起、浴火重生的动力，因此，挑战和机会并存，新建本科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办学及其专业、方向设置必须牢牢抢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位，以时不我待和急、争、抢的精神，实现快速地与市场人才需求、与地方行业链、产业链的对接，及早与地方性的行业、产业老大进行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引进地方文化（文产）行业的大佬，对该专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从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方向、课程体系、教学质量监控、教材体系、实践环节、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各个环节进行，以企业行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倒逼该传统专业的改造。 一般而言，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我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四会”（会做人、会学习、会应用、会创新）、“三欢迎”（学生欢迎、家长欢迎、社会欢迎），顶层设计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强校”，并通俗地将其理念概括为“做武夷文章 办绿色大学”。缘此，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符合海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行业需求、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对新建本科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必须树立一种观念：我们的人才是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大多不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是直接进入市场经济主战场，散播在相关行业、产业的生产部门，为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直接服务。 一、毕业论文的“原创”困境与耕作盲点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此外，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中，也进一步提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这些要求的提出，既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也指出了此类学校文科毕业论文（设计）转型的根本出路和方向。 总体而言，我校历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讨论多，实践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制度多，模式研究少；学术性毕业论文（设计）研究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出台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少。作为转型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存在种种弊端，该专业很明显地不适应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新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也就是说，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既不能如211、985高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最终多数通向“硕士生”、“博士生”，就业以科研院所、大中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高层主管为主导，也不是像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型”行业、产业一线人才的培养，就业直接面向工厂一线车间、流水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既要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我们人才培养的优势在于，既要适应相关行业的岗位素质要求，又要能迅速缩短“就业到岗”的时间，为用工单位节约员工培训资本，上岗即为熟练员工；办学方向能与今后的就业紧密结合，使得学生有广阔的就业前景，提升就业质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行业产业要求、就业要求、职业能力素质“倒逼”人才培养的规格、定位、课程体系、能力培养、教材建设、实践环节等等。 按此顶层设计、中观发展思路和微观个体培养三个层面的要求，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精神，能在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教育教学的语文教师，以及能够从事秘书、记者、编辑等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针对以往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选题范围越来越窄、优秀论文越来越少、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我校应以“应用型”为突破口，避开自身的弱项和“盲点”：少一些玄奥、抽象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多一些地域研究、特色研究、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就要符合“应用型”、“适用型”、“技能型”的能力素质和就业类型的要求，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与老本科大学中文系看齐。要在搞好社会调研的前提下确定学生“论文选题”的方向。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转变对该专业人才类型的认识，扩大调研视野。人们一般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应培养的人才类型不外乎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事实上，除了这些类型之外，还有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自主创业型等多种“业外类型”，这是由该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决定的。因此，办学者的社会调研首先要正确认识“守业”与“业外拓展”的关系，将人才类型的弹性空间收入视野之内，弄清该专业的毕业生究竟能够干什么、都在干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从而为拓展毕业论文选题开辟空间，打破该专业人才培养路子越走越窄的尴尬局面奠定良好基础。二是要了解社会对各种类型人才的能力期待。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的封闭化、学究化的办学模式，使其人才能力培养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脱离社会现实境遇的一种自认自定的标准，办学者并不了解社会对各类人才究竟有着怎样的能力期待，因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补上这一课也成为其必需的选择。三是要把社会调研纳入人才能力培养的常规机制中，不仅要注重事前调研，还要注重事后调研与跟踪调研，尤其要重视周期性调研成果的总结，并根据调研所获信息及时调整培养目标。 笔者从教20年，一直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任教。就历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来看，学生大多阅读量少，除了极少数备考研究生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对学术前沿知之甚少，许多同学不是选择一度“热门”的张爱玲、严歌苓、余华、虹影、莫言、卫慧等当代作家来说事，就是选择沈从文、鲁迅、老舍等几大家做文章，既无法推陈出新，偶有创见，也无法另辟蹊径，洞幽烛微，陷入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境地，或者干脆就是是剪刀加浆糊的干活。 从“顶层设计”层面而言，原有学生的论文选题基本脱离“应用型”的基本要求，出现“原创”的困境和创作的盲点。首先，就“原创”方面看，新建本科的培养目标、师资水平、课程设置存在较大“缺陷”。特别是从师资看，我校长期办的是师范专科，老师以教学为主，学生未来就业以当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为导向，在学术研究上缺乏明确的要求和定位。而部分老师由于长期囿于课程教学，加之外出学术交流、培训提高的机会较少，学校又无这方面的激励机制，多年下来，其知识结构陈旧、学术功底薄弱，本身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不甚了了，当然不可能以己之昏昏，使他人之昭昭。 此外，要注意有意识地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人文社会科学周边的某些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产生新的结合点。这既是与四年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尤其是与选修课程体系、应用实践课程体系（环节）的呼应，也是检验培养方向设置效果的显示器。比如，可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与高级文秘、新闻、广播电视编导、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些选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武夷文学中的文化创意原点和文化产业关联性研究”、“武夷文学与文化中的电视改编和绘本化”、“新闻报道中的文学化手法”、“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等等。事实证明，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培养的专科人才，有较多在南平市的新闻行业集聚和“扎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平市广播电视台系统，有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近30人，他们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和市场召唤，逐渐向相邻专业或者学科靠近，并将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上，既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学术理论，更要学生学会“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为学作风。 二、毕业论文的“应用”要求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大文学”与“大文化”、“区域性”乃至闽北“民俗学”、“地方志”等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一步。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要在论文的选题、材料的收集、学科（术）前沿的跟踪、田野调查、访谈采访、论文撰写等环节具体体现出来。 所谓的“区域性”，要求学生将论文选题切实与地方文史、武夷文化、朱子理学、茶文化、旅游文化、当代闽北作家作品、闽北神话传说及其传播、闽北历史人物研究、闽北书院文化、地方风物人情、黄峭文化、闽北地方戏曲、闽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学、大学生文学阅读与创作、农民工文学阅读、当代闽北民众的“文学生活”、网络文学与文化、手机短信文学、博客原创文学、武夷学院院系学生自办文学文化刊物研究、武夷学院文学社团的活动与创作、闽北现当代作家行至考据、武夷旅行文学等，具有“闽北地方”特点的选题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闽北政和四平戏、邵武、光泽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北民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戏”、“傩舞”、中原入闽且独树一帜，在东南亚各国颇具影响的黄峭文化、源远流长的武夷文学、张三丰的道教文化（文学）传播、朱子理学中的文学、武夷茶文学与文化、古诗词中的“武夷”形象研究、文学中的闽北神话传说人物研究、武夷山儒释道文学研究等等，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最最现实的问题和迫切需要切近的课题，是与武夷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最直接价值血缘的题目，也是慷慨的“大武夷”给我们最无私的馈赠，更是实现高校四大职能之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体现。此外，南平市为了积极对接福建省十二五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攀高 攀精”的思路，在南平各县市布点，实现产业承接和产业聚集、差异化发展。武夷学院在武夷山办学，理应首选为武夷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南平市委、市政府提出，在武夷山大力发展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养生、商业贸易、物流产业等，特别是“武夷新区”发展的一日千里，更给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该学科要注意在上述的各种产业链条中，发掘和寻找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比如动漫产业链中的“文学故事”编辑、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中的文案、乡土文学人物塑造、民间传说改编以及旅游休闲产业链条中的文化元素的融入、挖掘和升华。 此外，当前南平市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教研教改等，都是可供选择的良好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所谓的“应用”，要求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要摒弃剽窃、抄袭的恶习，杜绝“假大空”的论文选题，抛开正确的废话，告别陈陈相因的凌空虚蹈，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并在指导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会开展或者从事应用型科研，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本导向，以解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难题为切入点，主动融入地方工作的大局，在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艺术、武夷文化与文学、地方文史发掘整理等畛域，这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二步。毕业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选好题、选真题、选对题为标准，可以采取团队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系列题目，也可以单打独斗，集中攻破，努力在服务社会、贡献地方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学会逐步掌握开展论文写作的一系列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采访访谈的课前准备、田野调查的进行、材料的收集、辨别和使用、文献的阅读甄别、综述报告的撰写、观点的提炼、开题报告的写作、论文的修改等等，通过较为严格的学术科研训练，达到既能部分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会做人（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和谐的团队合作精神等）、学会学习（论文的全程如何展开与推进）、学会应用（学以致用，用四年所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学会创新（在前人的应用型科研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为能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有更大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采访访谈的全过程的学习运用，学会了在未来可能的新闻、文秘工作岗位上，较为熟练地迅速进入岗位角色，增强就业竞争力；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通过在大学四年开设选修课，较为系统地学习“期刊编辑学”、“办刊办报”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使得学生将应用性的就业所需能力或素质培养的端口前移。 最近，在业界颇具知名度的文学评论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的一组7篇文学研究论文，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著名的文学教育家、文学史学家温儒敏以《“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为题，作了开篇的导言，其他文学研究界知名学者黄万华、贺仲明等分别以学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调查、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网络文学生态调查、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为题，对“学院派”近年来少有接触的选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而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和“应用性”的题目，是与地方、民众具有血肉亲缘的选题，与时下某些学者关在学院围墙内，津津乐道的“现代性”、“纯文学”、“德里达”完全不搭界，也从而开启了现今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和“新视界”——是具有革命性的、振聋发聩的召唤，来自生活和人民的感召。在学理和学术掘进的畛域，敞开了过去自命不凡的纯文学研究者所未曾识见的全新的“文学生活”。这既是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新的文学研究论题，它的开启，无疑给了我们这种“地方性”、“应用型”新建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新的思路：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寻求。 学者张未民指出：“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了。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它们在文学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可以说绝不在“精英”文学之下。《读者》发行有千万份，《故事会》发行有三百多万份。其实，这样的文学期刊还有，比如武汉的《今古传奇》，仅‘武侠版’每月销量就在40万份左右。我们凭什么把它们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有谁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还有大量的‘泛文学’，比如《家庭》、《知音》以及大量的‘晚报’、‘早报’，它们的虚构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论是在写作的层面，还是在阅读的层面上，它们都具有文学性，所以有人说当代最好的小说在《南方周末》，这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意义上讲的，但《南方周末》上的很多故事都富于文学色彩，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却是事实。因而，以‘新文学’为本位，用‘新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另类’文学，这是不公平的。”[1] 在这里，张未民实际上触及到了如何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这对我们开阔思维，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的畛域和方法。 三、毕业论文的师生参与与全程指导 由于我院学生对应用型科研的“陌生”和对区域文学文化的生疏，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借助外力的支持、外出考察以及实证性研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指导方式，较之“纯粹的文学研究”这种较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方法，具有较大的进步。 第一，以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进一步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将学生试讲等实践活动、文艺创作与科研创新有效整合，全面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破解当前文化产业人才紧缺，及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节等难题。 第二，以毕业论文（设计）全程化为契机，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贯穿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改变以往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在毕业前完成的惯例，促进学生写作心态的转变，提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质量；改变过去简单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解决最后一公里”式的师生合作、校企、校地合作，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高度融合”的新型多角度、多面向的合作。 第三，以提升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实战性毕业论文（设计）达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突破传统文科类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的“天经地义”，不仅考核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还要考核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创造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设计的崭新形式，也能为其他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提供思路。 某位学者的一句话，笔者是很赞同的：“大学的文学教育必须随之作出调整、深化，让文学在大学的“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中，在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中充分发挥它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学类毕业论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本科毕业论文指导 在高等院校中，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成为其获得学士学位所必须通过的最后一关。在大多数以学分制为教育模式的院校里，本科论文所占学分比例相当高。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普通的必修课程每学期为四个学分，一学年为八个学分，而毕业论文一项就占了八个学分，相当于一门必修课一整学年的学分总数。这足以体现出其在本科培养方案中的重要性。 毕业论文的写作水平，不仅仅能够体现出一个学生四年学业当中所学所思所得，其总体水平更代表着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和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视与否。然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即作为检阅本科生毕业成绩最后一环的毕业论文质量却持续走低。文科类毕业论文尤其如此。仅就笔者所在的文学院毕业论文现状而言，汉语言文学及相关专业学生在写作能力上有很强的优势，但一谈及论文撰写多数同学表现出明显的迷茫。很多学生对论文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面对毕业论文时只能手足无措；更有一些学生投机取巧，东拼西凑甚或全文抄袭草草交稿了事。纵观笔者所在学院近几年的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写作的总体情况，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全方面的专业指导，使之在写作论文时能够了解学术规范，确立合适选题，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篇论文着重从如何写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论文这一角度入手，根据现有的学生论文状况，分析其选题角度、撰写方法等存在的诸种问题，并提出对策，以期对学生写作毕业论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选题方法 从2008年至2012年，文学院各届毕业生选择外国文学方向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的比率由4.2%至9.1%不等。其中最低数据为2012届学生，汉语言文学与对外汉语两个方向共377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仅有16人。最高数据为2010届学生，同样的两个专业共284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有26人。单从数据来看，外国文学方向受学生关注较少，遭遇冷门。从指导学生论文以及平日上课跟学生交流时得到的信息反馈来看，造成此类情形的最大原因在于，学生认为外国文学的论文难度大，材料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而言较少，甚至需要部分外文资料，为了避免麻烦，选择研究国内文学更为方便。但这也会造成另外一个窘境，即每年类似张爱玲研究、沈从文研究、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的论文数量极大，甚至同一指导老师手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大致相同的论题，因而造成撞车现象。如果能有更多同学对诸如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方向感兴趣的话，这种撞车现象多少会有所减少。 当然，在选择以外国文学方向为论文研究对象的学生论文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笔者在对目前所能掌握的五年内文学院毕业论文进行了仔细调查后，将从如何选题这个角度探讨毕业论文的写作。 选题是否成功直接决定一篇论文是否具有写作价值，是写作论文的整个过程中最为艰难和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好的选题才能造就好的论文，而在现有的汇总资料里，我们发现，学生在选题上往往较为保守，没有足够的分析能力去发现问题，因此造成了毕业论文选题过于陈旧，有些甚至没有任何写作价值和认识意义。 凡是研究《安娜·卡列尼娜》的，基本上不是论及安娜的爱情悲剧成因就是论及其人物形象；而分析《简·爱》的，关注的中心多为简的爱情观；以《呼啸山庄》为论题的论文，则多从希斯克利夫形象入手，分析其命运与爱情。其他的论文中，包法利夫人、于连、斯嘉丽、苔丝轮番登场，而对他们的研究并未有任何新意，多数都是将前人的研究成果拿来做一番梳理、拼凑，只能沦为老生常谈。 那么我们的学生，在选择外国文学方向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时，选择什么样的论题才能开创出新意，使自己的论文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呢？ （一）新作家、新文本、新阐释 这里所谓的“新”，未必是开创式研究。因为我们写作毕业论文的主体是大学本科生，并非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对之提出过高的要求无疑是不合理的。但在选择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时，如果能够尽量避开人们熟知的作家作品，而去选择一些知名度较小的作家作品，或许能有更宽阔的阐释空间。 从上表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学生的视野不再局限于批评视野历来关注的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而是更多扩展到诸如清少纳言（B1）、山崎丰子（B2）、凯尔泰斯·伊姆莱（B3）、保罗·奥斯特（B4）等较少为读者所了解的作家身上，这样所作出的论文至少在选题上是很有新意的。 当然，经典作家、经典文本也并非不可以作为论题。只要找到新颖的角度，阐释出新意，也可以产生优秀的论文。例如B5和B6，一个论及福克纳，一个论及杰克·伦敦，二位作家的研究论文不可谓不多，但两篇论文都避开了学界讨论最多的话题，选择了较有新意的内容，仅从选题上来看，已经成功了一半。 （二）新的研究范围：比较文学的视域 很多同学认为比较类的论文容易写作，A作家与B作家、C作品与D作品比较一番其相同点及不同点，再总结论题，既容易凑字数，又仿佛比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有学问”。 但实际上，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难做。比较文学的论文，首先要确定几个跨度：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只有有这样的先决条件，才能称之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文化研究、阐释研究等研究领域，对于本科层次的学生而言，平行研究看上去相对容易操作，但据同学们写作的毕业论文现状来看，《夏目漱石与川端康成的比较研究》（2011届毕业论文）、《和比较研究》（2010届毕业论文）不叫比较文学的论文，它们缺少比较文学的几个跨度，充其量只能算作简单的比附。 其次，在比较的视域中，被比较的双方，一定要有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否则二者的一般性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再者，比较文学的论文，如果在一番比较后没有得出任何有升华价值的结论，仅仅是将相同、不同列举出来的话，也是没有价值的。 以杨周翰先生的论文《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1]为例，论文以弥尔顿的悼亡诗入手，分析了中西悼亡诗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对诗歌类型产生的影响。中西悼亡诗的话题符合比较文学里的“可比性”，在比较的过程当中，有丰厚的文献资料作支撑，最后又能得出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样的论文才是高质量的比较文学论文。 因此，同学们在选择平行比较的论文时，一定要慎重考虑，如果能有缜密的逻辑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也可以做出相当出色的论文。例如，2011届王春强同学的毕业论文《论在东西方现代化承继中的差异性——以芥川龙之介和卡夫卡为例》，不仅仅剖析了《聊斋志异》广泛流传及被国外作家承继的原由，进而又以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为例，深入研究两者对《聊斋志异》的继承以及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论文选题不仅新颖独到，且达到相当高度。论文首先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分析了《聊斋志异》被东西方接受的事实和产生影响的原因；继而从“本属文化圈内的现代性更新”和“异域世界的现代性繁衍”两个方面对比了《聊斋志异》在东西方文化中产生的不同魅力，通篇论文紧扣“现代性”字眼，分析详尽而具有深度；在最后部分中，作者又将论题提升到“一部经典性的文学作品”“跨越世界的界限，跨越地域的限制”“获得永恒的生命”的高度，完成了一篇相当优秀的毕业论文。 总而言之，好的选题是一篇论文是否可写、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处。在选题上，如果能够尽量选择新作家、新文本，或者使用新方法对经典文本进行阐释，也就在论文写作伊始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撰写方法 诸如上文表1提及，学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最大问题在于选题过于陈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同学们在平时的阅读中，很少有意识地去问个为什么。读作品时很多同学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角色，跟着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而很少有人会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思考其题外之旨、韵外之意。因此，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一）发现问题，培养问题意识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常常以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为研究对象，这样论点比较具体明确，论证起来范围不需要太广，操作难度上相对而言较为容易。接受阐释定见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需要更深厚的阅读功底。只有对所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了解，才有可能去寻找各方面的资料，在其中找到可以探讨的具有新意的论题。 即便仅仅是研究某位作家的某首诗歌，也必须对此位作家的生平资料、创作历程、大部分作品和对其研究的现有成果有一定的了解。在掌握如上所述文献后，还需要论文作者有对材料的整合分析能力，在此基础上发现新的研究动向，接受新思想、总结新材料、使用新方法使自己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有所变化，这样才能为发现新问题提供更大的可能。 以申丹教授的论文《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解读肖邦的深层意义》[2]为例分析其选题价值。首先，此论文选题足够新颖，凯特·肖邦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作家，国内对她的引介几乎为空白。这样的论题，自然可以说是开创国内研究新领域的尝试，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次，这篇论文虽然仅仅只是对一篇短篇小说进行分析，申丹教授却熟悉肖邦几乎所有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了细致地分类，而对于学术史更是如话家常。在掌握了这么多材料后，申丹教授认为以往学界对于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的阐释是有误区的，由此提出自己发现的新问题并展开论证。 因此，在写作论文之初，不要妄图省事，将眼光仅局限在要研究的对象上面，甚至连相关的学术资料都不去搜集和加以认真研读，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没有价值的陈词滥调。 从图表3可看出，虽然近年来选择写《简·爱》的毕业论文数量有所减少，但大家还是将论点集中于简·爱的爱情观和对女性主义的贡献，这些早已是批评界的定论，可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阐释空间。早在1966年，英国作家简·里斯（Jean Rhys）就写作了小说《藻海无边》[3]（Wide Sargasso Sea），将人们的眼光引到隐匿在勃朗特文本中的另外一个女性形象——伯莎·梅森身上。在1979年，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出版了论著《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4]则从理论上探讨伯莎·梅森所代表的女性作家在表述女权主义观念时受到的时代的种种束缚。而我国学者朱虹女士也于1988年撰写论文[5]，率先在国内将《简·爱》研究与国外前沿理论接轨，其后类似的研究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还仅仅停留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阶段，无视新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动态，这种研究只能遭遇失败。 当然，新的研究方向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瑕疵和漏洞，如果在对材料进行仔细甄别后，我们也可以以指出其缺陷为主题，推出自己的结论。 学术研究要从问题开始，没有问题意识就无法使自己的研究立足。但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是自己的问题理论上是否符合逻辑，其次是自己的问题是否符合事实。笔者2008年指导的一个毕业生，执意要写《雷雨》中的周朴园与鲁侍萍关系研究，由复杂的逻辑关系，最终推理出二者极有可能为同父异母的兄妹。经过仔细地审阅，笔者发现其论题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写出来只能成为笑谈，于是让其换了选题。 （二）化解问题，选择小切口 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是写作论文的开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化解问题了。此处所说的化解问题指的是如何将提出来的问题具体化、微观化，力图做到小切口、深挖掘。 上表所列举的三个题目，犯的就是研究范围过于宽泛的错误。例如D1，当代女性生活指的是什么，又可能包含多少复杂的内容，怎么可能在小小一篇论文中展示出来？如果能给它加上定语，比如爱情生活，范围立刻就缩小了，也就容易操作了。至于D2和D3，且不论其是否有可写性，单就题目而言，几十万字的学术论著或许都无法阐释清楚，明显超出了本科生的能力范围。 学生在写作毕业论文之前，一定要了解论文所要传达信息量的大小。如果要在不足一万字的论文中面面俱到，必然面面不到，最终只能蜻蜓点水、浮于表面。在这一点上，有些同学做得非常聪明。比如2008届高欣同学的毕业论文《梦魇与现实——论博尔赫斯作品中的镜子意象》就避开了博尔赫斯研究中较为宽泛的论题，转而选择了较小的话题——镜子意象——作为论文的中心论点，既能够让原本难解的博尔赫斯作品化作具体可感之物，同时又能在本科论文的篇幅内将此问题提出论证并加以解决。 而2012届吕钊同学的论文《论保罗·奥斯特中的偶然性因素》也没有全面阐述保罗·奥斯特的创作特点，而是将《幻影书》写作中的“偶然性”作为剖析的主题，力图从小切口入手，深入分析奥斯特的小说创作技巧。通篇论文紧扣这一主题，条分缕析地论证了奥斯特使用的这种所谓偶然性因素对于其建构小说世界的意义，论证了偶然性在奥斯特创作中的独特文化品格及意义。 本科毕业论文应该尽量选择学生能力能够承担的内容，论题明确而不要太过宽泛，切口要小但需力图深入，泛泛而论的教材式论文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三）解决问题，合理安排层次 文科类的学术论文实际上就是一篇较长篇幅的议论文。议论文同学们都很熟悉，就是对某个中心问题或事件进行分析、议论，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和论证。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论证的过程。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论据是否充分、逻辑是否清晰、层次是否合理都会直接决定论证成功与否。 学者马征的论文《重建生命的神圣———纪伯伦中耶稣形象的隐喻意义》[6]在行文过程中，首先指出在“神圣感”消逝的20世纪西方社会，纪伯伦仍然不辞劳苦地在他的作品中“重建生命的神圣”，继而从数字“7”入手，指出其在基督教义中的神秘性和启示意味，接着证明文本中对数字神秘意义的沿用喻指了作家的历史循环思想，这种循环思想又进而意味着在神圣历史的重现中，象耶稣一样的人们的降临，将向神圣缺失的现代人重新确证神圣，至此，耶稣形象的意义就在于他沟通了有限的人与神圣的无限和永恒（上帝）。由以上层层递进的论证过程，马征向我们指出：在纪伯伦的作品《人之子》中，耶稣是作为神和人的双重形象出现的。这一论证过程因为有深入的文本细读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作为论据，又有层次清晰的逻辑顺序，使得论文严谨可靠、说服力强。 除了这种递进式论证结构之外，较为常用的还有并列式论证结构。在并列式的论证结构中，为了能够将问题谈深谈透，需要将分论点并列起来，共同说明主题。有时候也需要将递进式论证结构和并列式论证结构综合起来运用，将论题分析得更透彻。例如，在2011届法萌同学的毕业论文《试论中文化身份的迷失》中，作者就采取了二者结合的论证结构。大的层次为递进式，在每一个层次下为并列式，层次安排条理清楚，论证充分。 （四）总结问题，深化主题 一篇完整的文章，一定要有头有尾，学术论文也是如此。任何类型的论文，即便有好的开头、好的论证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尾，也只能成为虎头蛇尾的半成品。上文提及比较文学论文时，指出最后如果没有表明比较的意义，将主题深化，那么通篇论文价值折损过半。 例如，2010届一位同学写作了《和中的女情观》一文，这篇论文首先并不符合上文曾提到的比较文学的论文范畴，最多只能算作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姑且不论其写作价值，单看其行文方式，我们发现，作者将《简·爱》的爱情观和《傲慢与偏见》的爱情观逐一列举出来，然后又逐一分析相同点、不同点，最后却无法提炼出更高的主题，比如：比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其中是否有更深刻的原因等等。 深化主题对学生的素质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地把握，掌握更多更广的研究资料，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善于发现隐藏于表面之下的内容，自然可以将问题拓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和中的女情观》一文中，作者只涉猎了这两部作品，对于两者的研究资料几乎没有了解，是怎么也不可能做出更深层次的思考，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的。 而在王志耕和段守新两位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不同结构的“为人生”———两篇的文化解读》[7]中，作者在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后，对现有的对果戈理和鲁迅同名小说《狂人日记》的比较研究成果进行了审视后，认为厚此薄彼的研究成见不可取，以驳论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进行了一番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后，作者最后将论点深化，得出结论：果戈理和鲁迅两位作家的思想尽管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差异，但都体现出对人类日益堕落的强烈忧患，由此也就给当代人以鲜活的启示。 由此可见，做好结论能够使一篇论文生色，相反只能将之毁损。 三、结语 毕业论文等于是每个人毕业式上的一次大检阅，即便大多数同学将来并不从事学术研究，不需要写作大量的学术论文，也能够从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学到很多在课堂上无法得到的东西。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可以使人从中回顾自己四年学业之所得、之进步，并学会如何利用积累的文献资料帮助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而是一个很好的提高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机会。本篇论文仅就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选题方法和写作方法两个方面探讨中文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期望能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王敏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文学类毕业论文:中国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生语言类论文写作要点 每年都有一些同学选择语言方面的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但是，语言类论文和文学类论文具有明显的不同。文学类论文往往是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分析，这种分析是以论文写作者本人的文学理解和鉴赏为基础的。说白了，文学类论文属于艺术研究的领域，这类的论文往往是以阐述或描述论文写作者的主观理解和主观感受为。但是，语言类论文与此恰恰相反，它不允许写作者纯粹发表主观意见，而要求在调查研究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拿出反映语言事实的结论。说白了，语言类论文属于科学领域，要坚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原则，不允许没有客观根据的任意发挥。正是因为如此，语言类论文的写作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要克服这一困难，就要了解语言类论文的写作要求和写作程式。本文试图就语言类论文的选题、语言研究的程序、语言类论文的写作程式等问题进行一个大致的介绍。 一、论文选题 学术论文的写作和一般文章的写作具有明显的不同，比如你要写一篇议论文或者一篇杂文，有了观点之后，就可以展开思路、信手写来，如果不合适，还可以反复修改。需要什么材料，还可以查找一些工具书。 语言类学术论文，首先是一篇科研报告，它是在对某一问题进行一定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研究的过程和结论报告出来，这就决定了语言类学术论文是研究在先、报告在后，也就是先进行研究，再写论文。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语言类学术论文的选题，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写作的题目，而更主要的是选择一个研究的题目。 这样，就要求语言类论文的选题，应该考虑以下原则： 1.题目要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可行性。这样就要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以往的知识积累、可以占有的材料等等。比如《某某县方言音系调查与研究》，题目很好，但是，如果作者在方言调查以及辩音、记音方面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的话，这样的题目是没有办法做的。再比如，笔者曾经指导的一个本科生的创新支持项目，几个同学打算做这样一个题目《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该计划中包括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代表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这对于几位在校大学生来说，是无法进行的，所以笔者就让他们改成《曲阜师范大学文科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这样，题目就具有了可操作性，完成项目就不那么困难了。 2.题目要具有一定的新意。这就是说，要尽量避开那些热点、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除非自己确实有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理论、方法或材料，否则还是选择冷门为好。有一年笔者指导了一批自考生和函授生的毕业论文，其中不少学生写了“四大名著中的佛道描写”之类的题目，这当然不是语言类的，是文学类的题目，但是由于写类似文章的太多，许多文章都给人一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很难写出新意的。那么，怎么保证选题有新意呢？那就是尽量避开热门问题，比如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尽量选择别人不太关注的。例如，关于《红楼梦》的语言大家研究的比较多，你可以选择《儒林外史》或《儿女英雄传》等。 3.选题宁小毋大。不少同学喜欢选择大的题目，比如《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古汉语“俗”字研究》等题目，这些是08级毕业生的论文选题，这三个题目都是太大，让人感觉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第一个题目《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题目中的新词语指的是哪个时代的新词语？如果不限制时代，所有的汉语词汇都曾经是新词语。再说“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社会哪个方面的发展，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这样宏观的题目，根本没有办法去进行研究。第二个题目《现代汉语语法方向》，这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的方向还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哪种意思，都是语法学家们也不敢进行的研究，我们的本科生选择这样的题目，只能暴露对语法研究的无知。第三个题目《古汉语“俗”字研究》，古汉语有那么漫长的历史，指的是哪个时期的俗字？历代文献中都有大量俗字，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比如，有的专门研究碑刻的俗字，当然里面又分汉魏碑刻、唐宋碑刻等。有的研究敦煌俗字，有的研究近本的俗字等等，选择这样的题目，也暴露了学生对“俗字”研究领域的陌生。 有的同学选择了这样的题目，相比以上题目就要好的多：《〈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中的通假字研究》，《中的骂詈语研究》，《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这些题目都比较“小”，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如果这些题目没有人写过的话，就可能写出不错的论文。 4.明确研究对象和取材范围。这个要求在上文已经涉及到，就是选择研究的题目和对象是明确的，搜集材料的方向和范围也是明确的。比如上面列举出来的选题《〈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研究对象是《论语》，研究的内容是《论语》中代词的用法，搜集材料的范围是《论语》一书的代词。这样的题目，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选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找到译本比较好的《论语》文本，进行语料的搜集，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展研究。而另外一些题目，比如《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就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虽然题目中提示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但是“现代汉语”是一个大概念，包含大量的书面文献和口语材料，怎么去搜集“现代汉语”的材料呢？搜集书面材料还是口语材料？普通话的材料还是方言的材料？哪一个方面的材料都不能代表“现代汉语”的全部，所以肯定会让人感觉“老虎啃天，无处下口”的。 二、开展研究 选好课题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般程序是：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最后是执笔撰写、修改定稿。 首先，研究课题的基础工作——搜集资料。在确定了选题之后，就可以进入研究阶段，进行资料搜集了。 搜集材料的工作其实有两个方面： 一是原始语料。比如《中的骂词研究》，就要通读《红楼梦》，尽可能完全地搜集《红楼梦》一书中的骂詈语，一条材料用一张卡片，把包含骂詈语的句子完整地摘抄下来，并标明例句的出处，哪一回以及所依据版本的页码等等。再比如《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题目确定以后，作者就要到安丘进行语言的田野调查，不要以为作者自己是安丘人，就可以不进行调查了，同样需要调查。因为研究者对自己的语言往往缺乏认知敏感，许多现象未必能够明确认识到，只有进行调查，才能获得更加准确和丰富的语料。在进行方言调查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发音人等，其中从事方言语音调查还要有专门的听音、辨音、记音方面的训练等等，这都要利用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了。 二是已有的相关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前人相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搜集这些资料，主要是为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有关研究方法和成果，也是为了了解前人的研究，以便自己的研究不重复别人。比如《中的骂詈语研究》，很可能已经有些学者对于《红楼梦》的个别的骂詈语或某些骂詈语进行过研究，也有些版本的《红楼梦》的注释中对一些骂詈语进行过解释等等，这些都是前人的相关研究，都要尽量搜集到。搜集这些材料时，学生可以去查阅图书馆、资料室的资料，最好把想要搜集资料的文献目录、详细计划都列出来。查阅资料时要熟悉、掌握图书分类法，要善于利用书目、索引，要熟练地使用其他工具书，如年鉴、文摘、表册、数字等。 学生中有把以上两类材料的搜集混为一谈的倾向。不少同学认为搜集资料就是到图书馆、资料室借阅书籍，抄录、复印论文。比如，有一年，有个研究生的选题是《现代广告语言研究》（其实这个题目太大，是很难做的，但是只要坚持搜集大量的广告语言，也是可以进行的）。笔者问他：你搜集了多少材料？他告诉笔者说：他从网上下载了多少篇广告语言研究的论文，又复印了多少本广告语言研究方面的著作，总共也有30多万字的资料。笔者又问：你搜集了多少“现代广告语言”？他无法回答了。因为，他没有去搜集原始语料——广告语言，而只搜集前人的研究论著。所以，最终他的论文不是在研究“广告语言”的基础上写成的，而是在阅读前人的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论文只能是拼凑而成，至多只能写出一篇研究综述。没有进行第一手原始语料的研究，肯定写不出不同于前人的新意。 其次，研究课题的重点工作——研究资料。学生要对搜集到手的资料进行研究，首先要进行分类和再分类。把原始的、无序的材料按一定的线索和顺序整理成条理清楚的材料，相同的材料太多时，可以考虑列表或统计等等。把原始材料整理出一个眉目之后，一篇论文的雏形就出来了，然后是对每一个小类的材料进行总结和研究，得出结论。 在搜集原始材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自己费心选定的题目，居然有人已经做过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要认真阅读前人的文章，同时认真研究原始语料，看看自己会在哪些方面和前人的研究不相同，然后尽量突出和放大这种不同，这就是创新。 三、论文写作 研究工作进行到基本结束时，论文的雏形就已经具备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论文的布局谋篇、格式完善的工作了。 一般毕业论文的基本格式：由标题、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四方面内容构成。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摘要即摘出论文中的要点放在论文的正文之前，以方便读者阅读，所以要简洁、概括。正文是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研究这一课题的理由、意义，要写得简洁。要明确、具体地提出论述课题，有时要写些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作者本人将有哪些补充、纠正或发展，还要简单介绍论证方法。本论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即表达作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论据。这部分要以充分有力的材料阐述观点，要准确把握文章内容的层次、大小段落间的内在联系。篇幅较长的论文常用推论式（即由此论点到彼论点逐层展开、步步深入的写法）和分论式（即把从属于基本论点的几个分论点并列起来，一个个分别加以论述的写法）两者结合的方法。结论部分是论文的归结收束部分，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参考文献即撰写论文过程中研读的一些文章或资料，要选择主要的列在文后。 只要坚持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语料，论文的正文部分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需要注意和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两个内容的撰写： 一是摘要。学术论文的摘要是全文要点的摘抄，其目的是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但是，很多同学往往把这一部分写成“论文简介”，往往是这样写：“这篇文章以……为研究对象，以……理论为依据，对……进行了研究，论文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一……，二……，三……。”这样写其实是“论文简介”，不是“摘要”，怎样写才是摘要？可以尝试这样写，把论文中反映主要内容的句子按文章内容的顺序拷贝到一起，然后进行一下文句上的贯通，这样差不多就是一篇不错的摘要了。 二是论文的引言或绪论。一般来说，论文的引言或绪论部分，往往要明确说明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献综述。什么是文献综述呢？就是关于自己研究课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这一部分内容解决的问题是自己的研究和学术界的研究的接轨问题，同时也是自己的研究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部分，要充分利用搜集到的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和著作），把前人研究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在充分肯定前人研究的贡献和功绩的基础上，指出前人的研究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空白点或者不足，主要是指出自己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和前人不同，这样就能够把自己论文的创新性体现出来。这样写可以给读者这样的印象：本论文的研究是在充分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是具有创新性的。 另外，还要强调一下语言风格。学术论文，尤其是语言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一般的散文、随笔、杂文的文章风格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语言研究的论文是科研报告，所以不主张使用活泼的文体，句子宁短毋长。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不要有感情色彩。不少同学的语言研究的论文，写的跟散文、随笔似的，一看就不象一篇学术论文。 四、完善格式 学术论文写作不同于一般文章，讲究立论新颖，与前人研究结果有区别；证据要确凿，要注明引文或旁证思想的来源；数据收集合乎规范，论证有力，不牵强附会；分析严谨，不留漏洞或把柄；内容布局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等。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 1.少用“我认为”“众所周知”等表达，不用“有人说”“一位著名语言学家曾探讨过”“二十年的外语教学研究显示”等说法。 2.旁征博引，但不能生吞活剥、东拼西凑。 3.注意简洁，对发展文章主题没有作用的引文坚决不用。 4.认真区别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一手资料直接引文：引用内容与原文完全一致时，用引号，注明来源及具体页码。一手资料间接引文：归纳他人观点，解释性引用他人成果，不用引号，注明来源（及页码范围）。二手资料间接引文：在阅读某人A的文献中发现被其引用的另一作者B有值得引用的观点，表述方式一般为：“B（1989）曾指出/认为……（转引自A 1995）”，A和B均必须出现在参考文献中。 5.避免无意剽窃与抄袭。有时，作者将以前从某本书上学习到的观点、理论用于行文中，忽略了其来源，造成无意剽窃。如“语言有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分……”，这一广为引用的观点并不是普通常识，而是Chomsky（1965）的著名观点，因而必须查找原文，注明来源。 6.杜绝剽窃与抄袭。有意剽窃通常有以下几种：①观点剽窃：将他人某一观点据为己有，不注明来源；②整篇剽窃：将某人整篇文章翻译或摘译，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③针对某个学者的组合式剽窃：将某人多篇成果的有关要点或段落翻译后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④针对某一类研究的组合式剽窃：从不同作者的成果中挑出一些段落、论述，翻译并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⑤伪引式剽窃：从某著作中看到另一学者有价值的论述/观点，在没有直接读到该学者著作的情况下用编译的方式将观点组合进自己的文章，不注明为间接引用（即不写明“转引自……”），而是在参考文献中若有其事地列出从未真正阅读过的文献。 7.在不剽窃的前题下，鼓励模仿相关重要文献的格式、行文方式。 8.避免证据不足、想当然的观点。不用“我/笔者始终（或者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者会同意这样的观点”等虚张声势的表达式。 9.任何一个观点必须有来源，或者得到作者的论证。如“随着语句的进展，每个分句都会提供一些新信息，帮助读者在心智中不断构建和整合一个逐步完整的认知世界”，如何证明这样的观点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总之，论文的写作，对初次尝试的大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只要用心思考，认真对待，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写成一篇像模像样的学术论文，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文学类毕业论文:高中毕业冲刺阶段语文学科的有效复习 语文学科第一轮复习是针对各项知识点进行的细致而又系统的复习过程，时间长，知识细化多，所以现阶段已经进入综合测试、查缺补漏的至关重要时期。但是在本阶段中首先发现了部分学校大考小考连续不断，几乎是周周有测验，老师更要每考必批，这一做法我认为并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备考能力与水平，而且会使得语文教师教学工作产生更多的批改负担，对语文教师的备课造成冲击，进而影响查缺补漏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基于此，首先建议各学校语文学科的综合检测每两周做一次即可，而且要针对曾发现的存有缺陷的知识点进行针对性强的补充式指导训练及检测，可适当在两周时间内安排小测验，这样批改量会有所减少，又保证了补漏的针对性，便于后期的指导与提升。 其次，教师在冲刺阶段要有侧重点，并保持预防变化的思想意识，即根据近三年高考试题的平稳性与微调性着手应对。高考试题中语言表达运用的16题，在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中始终是基于语言表达的“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而设题，但是命题方式始终是绝不雷同的。所以，要结合全地区、全省的模拟考试题进行预防性补充指导及训练，加强图文转换、语段压缩与扩写、应用文稿修改等方面的指导训练，这类知识点应该予以关注。但也要注意该知识点所投入的时间不宜过长，可是当结合在小测验中进行补充训练。 再者，在课堂教学中，还存有低效的问题。主要是课堂的教学方法欠缺考虑――教师主讲，对学生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对知识进行泛泛的讲解，学生还是被动地接受着，缺少主动体验生成的过程，而且学生曾经出现的问题，究竟能解决多少只是借助测验看到，而不是借助指导逐步解决掉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练习题或是检测题的讲解问题，部分教师习惯于逐题讲解，这种做法还是说明教师对学生得分丢分状况缺乏了解，所以处理时面面俱到，事无巨细，未形成重点解决、难点突破的教学风格。建议：教师要了解试题中学生丢分较为普遍的试题，并依此确定课堂指导的重点、难点，还可以在准备中把典型的学生答案以课件的方式或集中印发的方式展示给学生，更为直观，而且针对这些问题答案，教师在讲评过程中更要重视学生对此类答案修改完善的实践过程。只有在这个修改实践的过程中，学生的认知才会从理论真正上升到实践能力层面，他的认知才会更为全面系统、深刻扎实，也能够真正解决教师经常碰到的“翻过的错误怎么又出现了”的问题。这样还能回避教师一言堂的问题，在教学中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体，既是被关注的主体，又是实践的主体收获的主体。 在这个阶段中，教师们还应该注意，作文复习指导的策略与方法。首先，是要总结一轮复习中教师所做指的写作指导，诸如新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选用论据、加强论证、构思结构等细节，是否真正化整为零地进行了知识讲解阶段的指导训练和讲评阶段的指导实践。建议教师们在考前阶段，结合大测验进行作文几个主要环节的适应性训练，其次，就是要加强学生审题立意的指导，让学生对材料的解读能力得以提升，从材料内容及含意中确立话题及立意，要力求不跑偏、抓重点、呈深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要力争做到限时写作中确保“确定立意、构思结构”，就是在指导提炼话题及立意之后，要同步训练学生据此立意而开展的后续写作准备，确定怎样有效果的标题，选择哪些有力而又新颖的论据，侧重哪个分论点，如何安排才能形成有深度、有梯度的论证，最好是形成书面的纲要：标题、分论点及论据、开篇结语的设计等。教师指导学生养成了这样的写作准备习惯，到考场上学生就能够有效解答写作试题。 最后，针对如何提升阅读能力提出建议，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理解的能力水平。无论是现代文还是古诗文，学生在答题过程中出现丢分情况后，我们会发现，就是源于学生解读能力出现不足，致使答题失误而丢分。所以，建议教师在最后阶段不能只是追求各类文章练习的数量，一定要本着养成读懂读透的原则进行指导。在文言文的讲解中学会抓重点段落、重点句，训练学生的翻译能力，不必全文每一句都翻译，浪费时间，冲淡学生注意力；诗词鉴赏，着重指导学生学会抓意象，成意境，看注释，借想象，析手法，看题材，真正读懂诗词作品内容。唯有真正读通读懂了作品，学生的解答才会力保高效。对论说文与实用文的阅读还要养成圈画批注的好习惯，为解题提供清晰的纲目。保证了内容要点更加醒目，会帮助学生提高答题的速度与效率。 文学类毕业论文: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的提升 ［摘要］新升本科院校由于受到师资、生源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在毕业论文这一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针对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毕业论文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探讨如何提高并改进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教学质量。 ［关键词］新升本科院校 古代文学 毕业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由于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不少学生毕业论文在选题时都以古代文学作为方向。因此如何让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在新升本科院校中显得极为突出。 一、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原因 （一）课程本身因素 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对于文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出现，而千百年来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热度也从未消退，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更是各朝各代名家辈出，有些名家甚至是用尽自己毕生精力去研究某部作品或某位作家，所以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已是硕果累累。但这种现状对本科生来讲却是相当尴尬。本科生学习古代文学是两年时间，就这门课程本身来讲，两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不少重要知识点在老师讲解过程中是走马观花，学生的吸收更是大打折扣，很多学生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学术研究。 （二）学生自身因素 由于高考扩招使大学入学门槛明显降低，所以学生在进入大学时综合素质已是良莠不齐。在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学生又往往把课余时间都花费在英语等过级考试上，对于自己的专业课却出现不同程度的忽视，老师要求读的一些专业书根本无暇顾及，长此以往，学生连教材中的基本知识点都无法记住，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 （三）指导教师因素 新升本科院教师从事的科研活动较少，因此特别是年轻教师对于学术活动了解不够，不能及时把握学术前沿，这些也都成为制约教师无法较好指导毕业论文的关键性因素。再加上文学院的学生偏爱选择古代文学方向作为毕业选题，所以古代文学老师常常出现一个人要带十几个学生的情况，这样老师既要保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往往最后力不从心，在给学生指导时由于精力达不到而存在一些漏洞，造成一些学生浑水摸鱼，毕业论文蒙混过关。 （四）学校体制因素 一般学校将毕业论文安排在第八学期，而这一学期往往是学生考研、就业的重要学期。参加考研的学生一味关注自己的考研而无心做毕业论文，多是草草应付了事。就业学生存在的问题更多，很多学生为了找工作往往最后一个学期就离开学校，手头资料严重缺乏，因此毕业论文的水平更令人堪忧。另外，学校对于毕业论文的不及格率缺少严格规定，有些老师为了不影响学生毕业，把原本应该不及格的毕业论文升为及格，这样毕业论文作为评定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就失去了意义，这些体制上的因素也成为制约毕业论文无法做好的原因。 二、提高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论文质量的建议 （一）健全学校管理体制 不少学校对于毕业论文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如《关于印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条例〉的通知》《毕业论文撰写要求》等一系列规定，但很多老师并没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来执行。面对这样的状况，学校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规定，细化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并且对于其中的一些步骤进行严加审核，防止不认真的学生和老师钻空子。另外学校应该推行盲审政策，在答辩前组织本校专家或是兄弟院校专家进行匿名评审，盲审通过之后方能参加答辩，这样给学生及指导老师无形中增加一些压力。 （二）提升教师的专业指导水平 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的科研水平普遍不强，因此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成为重要任务。学校应该鼓励青年教师到知名高校进修、访学，感受名校的学术氛围。只有教师的学术视野开阔才能够有足够的水平给学生介绍本方向的学术动态，指明现阶段依然存在的学术空白点，探讨更有意义的科研选题，提升学生在学术领域的水平，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 （三）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加强学生论文写作的基本功应是学生入校起就应该强化的基本功。学校应开设论文指导课，增强学生对论文写作课的重视，平时多布置一些小论文，及时指点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防止出现题目过大、过于老套、无研究价值这样的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三、小结 做好本科生毕业论文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仅重点探讨新升本科院校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论文就发现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学生、教师、学校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只有经过各方的互相协调、配合，毕业论文的质量才会有提高，才能推动学校综合教学质量的提高。 文学类毕业论文: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探索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完成学业的标志性作业，是对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尝试，是检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本能力的一份综合答卷，它直接影响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教学能力、科研水平的提高。遗憾的是，有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认为毕业论文只是对毕业设计的记录和整理，忽视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性的特点，在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上出现低级错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势在必行。 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性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是指从事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工作包括学术研究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等中的规则。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社会性。毕业论文中的研究，有重要价值的发明和发现(包括科学中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提出)，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几乎都是在他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创造而来的；几乎都是与他人合作的结果。绝大多数也都要使用公共资源。即使是完全由个人辛勤探索获得的成果。要成为被他人承认的知识，也需要一个由人们进行独立判断并决定是否接受的过程。这种社会本性决定了毕业论文研究的基础在于公认的学术规范平台上。 2．学术规范可以减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易错性。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研究之所以容易犯错误，一是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极为复杂，且又不断发展变化，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二是因为个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受着自身条件的制约，如思维方式、知识背景、个人情感等等的局限，这就使得个人对研究课题的认识和把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和错误，因此需要相应的规范，需要学术共同体来共同努力以尽可能减少这些偏差和错误。 3．学术规范可以消除个人机会主义倾向。如果没有必要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不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可能想方设法地去走捷径、去投机取巧地多进行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写作，甚至会出现种种越轨的行为，如伪造、作假、抄袭、剽窃等等，必将严重地损害个人、单位以至整个研究领域的声誉。 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建设的思考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规范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研究，虽然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目的，导致研究过程差别很大，但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毕业设计还是有一套通行的研究方法，通行的毕业论文研究步骤主要包括：(1)发现或确定研究对象；文献研读分析，提出研究问题；围绕文献进行综述，论证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起点；(2)研究设计，包括研究模型构建，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测量，研究数据的收集方案；(3)数据采集过程；数据分析，解答各研究问题；(4)研究结果的讨论和分析等。由此可见，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必须应该将毕业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规范、研究过程的方法介绍等，以流程图的方式表示出来，我国每年有大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通过，但在国际、国内引用的却很少，原因就在于所用得研究方法不明确，所得的研究结果是否合理正确就很难判断，只有清晰合理的研究过程才是证明其研究结果有效性的主要尺度。 2．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规范建设。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规范至少应包括：(1)选题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选题对于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具有决定意义，着眼于选题的质量，主要是看选题是否有新意。(2)观点规范。观点是否鲜明、正确，有独到见解，有创新性。(3)论据规范。论据是否充分、翔实，论据要具有新颖性、典型性、代表性、正确性，要能有力地阐述观点。(4)论证规范。论证是否严密，富有逻辑性。全篇论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言之有序。天衣无缝。做到概念判断准确，有层次、有条理地阐明毕业论文的研究过程。(5)结构规范。结构是否完整，层次是否清楚，绪论、本论、结论各部分的主次详略要得当，段落划分要合适，全文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整体。(6)语言规范。语言是否符合论文的语体风格，是否准确、简明、平易、通畅。(7)格式规范。格式是否规范、项目构成是否完整。毕业论文应由以下项目构成：封面、标题、摘要、关键词、目录、正文、致谢、注释、参考文献、附录等，每一项目都应符合规范的格式和写作要求。 3．加强指导，实施指导教师责任制。职业技术教育指导教师责任制是指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指导，包括：(1)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选题，确定研究方向，介绍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及存在问题；(2)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查阅相关文献，介绍查阅方法，搜集该选题前沿资料及相关信息；(3)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确定毕业论文题目，并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汇总、分类、分析等；(4)负责设计调查(实验)大纲、实施方案，分析是否切实可行；(5)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进行调查问卷(实验研究方案)的撰写，及时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帮助本科生立论和分析调查(实验)结果；(6)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按规定格式进行毕业论文写作，如毕业论文结构规范，中外文摘准确，参考文献引录正确等；(7)本科生撰写完成毕业论文后，指导教师应认真审阅，对毕业论文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论点论据、结构布局、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问题，写出有针对性的鉴定意见；(8)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论文答辩，针对毕业论文答辩中提出的问题，指导本科生进行修改；(9)通过答辩后，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按考核标准和答辩情况评定最后成绩。 4．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阅过程制度的规范建设。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评审中，由评阅人和专家共同构成学位论文评阅组，评阅组人员的组成中通常至少应有一名同一领域内的学术带头人，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送审到提交评阅意见应保证评阅人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评阅论文。有条件的高校还应当聘请同行专家和校友作评阅人，增强了论文的认同度，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授予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各职业技术高等院校对于本科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应该采用量化的方法，在本科生学士学位评审过程中，分项、分栏列出对论文评阅的要求，对毕业论文选题的先进性、论文结论的正确性、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及主要贡献、论文的错误及有待讨论的方面、对论文的修改意见等分项评审给出鲜明、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这种量化的做法使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更有依据，一方面要求作者综合考虑论文的各个方面，不应忽视论文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也激励评审人尤其是专家提出具体中肯的意见，使论文评审更有针对性。 5．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制度规范的建设。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制度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管理：(1)明确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整体要求，建立完整的工作规范和系统的管理制度；(2)建立切实可行的质量评价体系。为使成绩评定达到客观、公正，还应建立成绩评定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指导教师评分项目分值和答辩委员会评分项目分值及二者在总成绩中的百分比，做到成绩评定不偏不倚，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3)设立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管理和指导机构，保证这些制度标准的具体落实和严格执行；(4)建立指导教师的遴选及淘汰制度等。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过程中，严把质量关；(5)成立的各专业的答辩委员会，答辩时按题目类别分组进行，答辩小组教师姓名提前公布，且实行指导教师现场回避制度，答辩现场肃穆，并对答辩过程做认真记录；(6)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结束后，在指导教师评语的基础上，先由评审人进行评阅，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类毕业论文:加强大学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的探讨 【摘要】大学生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前，本科毕业论文的学术不规范现象非常普遍，已经严重的制约了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提高。本文分析了论文学术不规范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论文学术规范的措施。 【关键词】毕业论文;学术规范;探讨 大学生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学生的“收官之作”。毕业论文是对学生在校期间所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全面检验，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科研能力的重要手段。毕业论文质量的高低是反映高校教学质量、学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必须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当前，大学生毕业论文的学术不规范现象非常普遍，已经严重的制约了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学生学术诚信欠缺，论文抄袭现象比较严重，高质量的论文不多，因此，为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必须加强学生论文的学术规范。加强学术规范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培植学术文明；是高校诚信教育、学生能够素质教育的基本环节之一；有助于学术创新与文化创新。 1 毕业论文学术不规范的原因 1.1 学生对毕业论文重视程度不够:学生迫于就业压力， “考研热”、“考证热”、“出国热”是当前大学的普遍现象，学生无暇顾及毕业论文的写作，只能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拼凑一篇论文了事，论文学术不端行为非常严重。一些时间充裕的同学对毕业论文的认识不到位，认为只要学好专业课就行了，毕业论文是非课堂教学环节的学习要求，只是为了凑学分用来拿学位用的，不用投入太多，随便弄一篇就行了。 1.2 指导教师指导不力:一些指导教师不认真指导学生，老师忙于自己的科研、教学，不愿意分出精力做其他事情，而且指导本科生论文只是学院分配的临时性任务，所以不认真指导，对学生论文疏于管理，对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放任不管。一些指导教师本身学术水平不高，没有指导论文的经验，对学术不规范行为认识不是很到位，不能严格要求学生。 1.3 学生学术规范知识、意识欠缺:学生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生学术规范知识、意识欠缺。一些学生在大四还完全不知道毕业论文的写法，不懂论文注释和索引的规范和功能，不知道该如何引用别人的成果。比如像如何写注释，参考文献类型的标识，以及掌握符合规范的学术话语等。一些学生学术规范意识模糊，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认为抄一下没关系，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2 加强学生学术规范的措施 2.1 提高学生对毕业论文的认识:学校要让学生认识到毕业论文的重要性。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是使学生把已经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进行系统总结和综合运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论文质量的优劣，是检验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学生优良的思想品质、责任感、使命感和进行综合素质培养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是学生毕业前的综合训练，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准备。 2.2 选派高素质的指导教师:高素质的指导教师是大学生写好毕业论文，做好论文学术规范的重要保障。学校应选派学术水平高、职业操守好的老师担任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要认真负责、严格按照论文学术要求来指导学生。为保证质量，每个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不应超出5人。学院要对论文指导教师规范管理，要建立论文指导教师的评价体系，评价结果和评奖评优、职称评定挂钩。同时应给与论文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待遇。 2.3 加强学生学术规范教育:现在，很多高校都没有开设专门的学术规范教育课程，学生学术规范知识欠缺。事实上，在2009年教育部发出《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就要求“要把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作为教师培训尤其是新教师岗前培训的必修内容，并纳入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教育教学之中，把学风表现作为教师考评的重要内容，把学风建设绩效作为高校各级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方面，形成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的长效机制”。因此，高校要开设学术规范教育课程，使学生受到专业的学术规范训练 2.4 严格毕业论文管理:当前，我国很多高校毕业论文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学校制定了很多有关毕业论文的规定，但是对论文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严格执行，导致了学生论文学术不规范现象突出，论文质量不高。严格的管理是提高论文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必须严格执行论文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让学术规范意识深入学生内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艺术学类论文:度艺术学理论类专业建设热点与难点调查报告 摘 要：本调查报告力求以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整体发展为主线，着重选取本科教育教学以及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状况为调查对象，依据调查事实、统计数据和文献检索等资料进行梳理和剖析，主要探讨了以下八方面的问题：一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各层次学位授予点及本科专业方向设置状况；二是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设置状况分析；三是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四是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培养问题分析；五是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六是学术研究面临方向或探讨进路模糊的问题；七是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八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契机与挑战。 关键词：[HTK]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专业方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学位论文；学术研究；边界；发展契机；挑战 引言 2013年伴随着艺术学学科门类的升格，艺术学理论学科遂成为该门类属下的一级学科，其发展有着显著的改观。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其一，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命名，避免了早先与学科门类艺术学同名所带来的混乱和麻烦，使学科定位和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尽管对这一学科命名及学科体系建构至今仍存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总体认知上学界还是能够求大同存小异，基本肯定这门学科命名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合理性，从而达成基本共识：艺术学理论学科属于人文学科，其设置遵循的原则，一是传统学科的定位原则，是对各艺术门类进行宏观、整体、综合的研究，旨在探讨艺术的一般规律及跨门类艺术的交叉规律，具有观照和解释人类社会所有艺术现象与艺术共性特质的学科特性，其基础研究包括史、论、评三个领域，这和相邻的哲学、文学等学科门类属下的一级学科定位相类似。二是现实原则，即学科定位与发展要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能够为国家和区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服务。例如，艺术管理和艺术创意研究方向的设立，便是关注现代技术的新进展，适应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从而使艺术学理论更具有多学科之间的渗透性，进而扩大其研究的范围。其二，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无论是研究生教育，还是本科教育在本年度里均有较大的发展，主要是硕士学位授予点和本科专业（艺术史论专业）申报的院校增加，使学科的覆盖面大幅度扩大，促进了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均衡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对艺术学理论学科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其三，从今年初开始，伴随着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人员人数的不断增加，相应的学术成果又有明显的增加，期刊数，截止2013年11月中旬统计，本年度约2200篇，论著约50部，教材约30部。从艺术学理论学科年度发展各项指标来看，有理由证明，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势头不弱于艺术学学科门类属下的其他四个一级学科。当然，在学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时，也存在着新旧问题的交织，面临着学科持续发展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新形势下，提出加强和改进学科建设的明确思路，准确把握学科定位，在学科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需要下，不断探究新思路和新举措。本调查报告力求以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整体发展为主线，着重选取本科教育教学以及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状况为调查对象，依据调查事实、统计数据和文献检索等资料进行梳理和剖析，力求概括本年度学科发展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揭示出艺术学理论的整体状态，为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年度咨询报告。 [HS（3][HT5H][JZ（]一、艺术学理论学科各层次学位授予点及本科专业方向设置状况[JZ）][HS）] 截止2013年11月底统计，2013年度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具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有20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有69个。目前，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名义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有50余所（主要是艺术史论、艺术管理和文化产业等大类专业方向）。另据不完全统计，明确以艺术史论或艺术理论方向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有5所，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史论（专业方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专业方向）、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艺术理论（专业方向）、哈尔滨师范大学原艺术学院艺术理论（专业方向）和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系艺术史论专业。这里需要说明，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名义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是指依据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允许的专业范围内设立的专业方向。此外，从统计资料来看，本年度全国共有40余所院校的本科专业是以艺术管理或文化产业名目拓展专业方向，计有“艺术管理”、“艺术创意”、“艺术传播”、“艺术商务”、“艺术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如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专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管理专业、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策划专业、星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和文化产业专业等。此外，综合院校、师范院校、工科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也都设有艺术管理类本科专业方向。 二、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设置状况分析 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情况分析来看，基于设点申请的现实状况，各类先行设点的院校均是以专业方向名义招生，直到教育部于2012年底正式颁布实施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之后方才开始有大量院校正式申请，这也是形成2013年度艺术院校、综合院校、师范院校和工科院校集中申报“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热点效应的原因。由于所有申报院校获准招生计划需要等待至2014年初公布，故对于2013年度“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设点，只能根据全国各院校申请联络的信息进行预测，估计院校在30所左右。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等院校，就是依托原有的美术史论本科专业或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点、硕士学位点的基础上申请设置本科专业的。综上所述，表明两个特点：一是这些申请院校都十分看重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配套建设，希望完成从本科到硕士至博士学位点的整体建设，以推进学科发展，带动学科建设，进而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二是从目前申请院校来看，还主要是偏向艺术学理论和美术史论或设计史论这几类专业领域，这类专业转弯幅度不大，基本治学思路、研究方法和教学方式有相近之处。相对说来，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等专业，则由于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的差异，导致来自这类院校的申请相对较少。关于艺术管理专业，从现状分析来看，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能是以专业方向的设点形式存在。虽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二级学科拟设有相应的艺术管理或艺术跨学科研究这样的研究方向，但主要是在研究生培养层面，可供本科专业延伸的条件有限，其原因：一是教育部2012年颁布的新《目录》和新《规定》中没有确立为本科专业点，这样就无生长空间；二是管理学属于独立学科，对于艺术领域而言，属于跨界学科，艺术管理只是借力发展，学科生长空间同样有限。因此，这一专业点在本科阶段只能以借力发挥的状态存在。但现实状况是，仅以全国31所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包括解放军艺术学院）为例，均设有艺术管理类专业。如果再加上其他各类院校，保守统计其数目也在翻翻之上，这是一个庞大的教育领域。 三、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 人才培养是本科专业学科价值最为显在的标志之一，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以往都是以能否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作为学科建设成功与否的“晴雨表”。这一评价指标的思想根源，究其依据主要是教育部历次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和《规定》所言明的意图，即强调“本科学生能在相关专业领域从事应用开发与管理工作”。这样一来，针对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申报，也引发了对其专业培养方向问题的争论，归纳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本科开设艺术史论专业是改变以往单科专业教育模式，重点加强以综合艺术史论为主的跨门类、跨领域专业教学，着眼于知识拓展及审美素质教育，着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艺术创造能力，以适应全方位及可持续发展的人才需要。另一种意见认为，艺术史论只能是较高层次的教育，基础还是门类艺术史论，如果专业指导思想及课程设置不明确，很可能会影响对人才基础能力的培养，弄得大而空，缺乏专业的精深度，难有适应的社会领域。再一种意见认为，理论与实践对于任何艺术专业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目前艺术史论专业教学中的课程编制，或者说课程结构存在诸多问题，诸如两者难以有机结合，如果没有彻底改变的措施或策略，容易导致学生毕业时理论与实践能力的不足，无法适应社会对艺术学理论综合人才的培养要求。因此，许多院校建议召开全国性本科专业教育教学专题研讨会，就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设点问题，诸如生源、招生方法、教学思想、课程编制、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等关键环节组织论证，制定相应的教学指导标准，力求通过一系列教学改革使之尽快摆脱目前的困境，呈现生机和活力，实现其应有的重要价值。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对待本科生就业认识的误区。如果说考察现行择业去向，能够接纳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学生的机构主要是事业型文化艺术创意及行政管理单位，诸如出版社、报刊社、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或艺术馆及文化宣传部门（高校和研究院所基本不含对本科生的吸纳，故不在列）；民营单位则为辅，如画廊、艺术社团或演出公司等。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无论事业还是民营单位普遍趋于高学历消费，原本较低层次的工作岗位最适合本科生就业，但统统提升为研究生，甚至连硕士生都排斥，要求博士生入职，这种势必造成本科生去向日益狭窄，这不仅仅是教育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对人才结构合理配置使用的问题。那么，从另一角度来认识，将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当作是人文学科（即大文科）一部分来看待，培养目标可以认定是具有较为宏阔的视野和较为综合的素养，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对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跨门类学科研究进行宏观认识和应用。作为吸纳人才的储备，本科生中的优秀人才明确就是为高一层次学科点输送合格人才，即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点培养高质量的基础人才，如同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长线学科一样，是学术薪火传递不可分割的人才储备。据此，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和特征可以拟定为：本科生应具有较为宽阔的视野、较为扎实的艺术史论知识基础、较为综合的素养和较强的创造意识，能运用中文和一门外语进行文献阅读、资料查询和学术交流，掌握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或创作与策划、管理实践能力，具有运用艺术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可针对某种艺术现象进行批评，可以从艺术跨学科研究中获得较为实用的知识，以服务于艺术和其他社会实践。本专业培养的本科生能够继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深造，或在艺术管理、编辑出版、新闻传播、艺术创作等部门从事策划、管理、编辑、评论、创作等工作。如上所述，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的招生和培养，是学科建设的基础环节，而且是重要的学科生长链条。当前，艺术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新形象以及国民艺术文化修养方面的作用，具有不可置疑的重要性，而这项工作的推进需要各个层面、各类专业人员的共同协作才能够完成。从艺术教育的角度看，国家在培养从事各门类艺术专业的人才外，同时也需要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对艺术加以认识和阐释的专业人才。如此说来，传统的门类艺术专业对应各个艺术领域，且偏重专才教育，而如今，艺术文化事业的交叉与综合发展，对于具有综合素质的艺术人才的培养就提出了新的需求，这一需求即构成了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培养的根本价值。此外，由于历史原因，艺术学理论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立以来，主要是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上推进的，因而学科建设的成熟度也主要体现在研究生教育，这就造成了教育教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倒挂。而适度促进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的发展，也能够为该学科业已形成规模的研究生教育，储备、输送更加对口的人才，使得这一学科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这两个层面上达到相对的平衡。就当前的状况而言，目前已经开展较为纯粹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方向的院校，在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其中，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在该院下设的艺术学理论系，本科阶段开设的专业主要课程有：艺术导论、艺术史（包括门类艺术史）、艺术哲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经济学、艺术管理学、艺术史学、艺术批评。从专业名称及课程设置来看，课程结构比较完整，尤其是在开设课程的思路上，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立的初衷较为匹配，即这样的本科阶段教育尝试是有目的地按照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理要求进行探索和实验。另外，哈尔滨师范大学原艺术学院从2005年至2012年连续八年开设艺术学本科专业方向，以培养艺术学理论综合素质人才为目标。开设课程有艺术学概论、艺术史专题、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市场管理与策划，以及门类艺术理论的课程，诸如美术史、音乐史以及相关专业理论等。自该院于2008年划分为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以后，逐步改为美术学和音乐学本科专业。加之，在教育部颁布新《目录》和《规定》之前，要求重新申报专业方向，故2013年艺术学专业暂停招生。山东艺术学院也属于国内开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方向较早的院校，该专业方向设立在该院艺术文化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内，名为艺术学专业方向，其本科课程有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以及相关的艺术经济、艺术产业、艺术管理等。培养目标定为，具备较高的艺术理论和策划创意方面的能力，能够在各类文化艺术机构、文化传播系统、文化企业等部门从事文化艺术研究与教学、艺术编辑与批评、艺术项目策划与运作等方面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相比而言，仍有多所高校开设以艺术学为名义的本科专业，其课程未能形成结构体系，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往往是以门类艺术的相关课程替代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必要基础课程。出现这种专业与专业方向不相配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地说，课程体系的不完备、师资配备的不对口、教材建设的缺失，特别是认识上的局限等，都使得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本科专业教育无法达到专业设置的根本要求。再从学科定位来说，艺术学理论在一开始已经明确其研究对象就是艺术，这可以称得上是先天的优势。事实上，美学、文艺学等文科专业也都给艺术予关注，对于艺术本身发展而言，这种关注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研究者及实践者的思路和视野。然而，美学、文艺学等专业的研究，仅从近年来发表的学术成果统计来看，他们关注的视域又大于艺术本身。试想，如果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已具备学科定位的天然优势下，还不能对艺术进行有效且价值凸显的研究，从而证明其无法取代的学科价值，那未免大大浪费了这样的先天优势。此外，从当下学科发展趋势看，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视域，实际上也在产生着某种转向，即逐渐拓展到更广的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当中。这似乎暗示着，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立后，美学及文艺学也在探寻着自己新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学术相互推进、多元学科互渗互融的际遇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如何能够既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研究方向，凸显自身在艺术本体问题开展研究的学科价值，又抓住学术大发展的契机，着力明确发展方向，是本学科需要认真思索的命题。 四、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培养问题分析 与本科专业教育相比，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应当说是已有一定的历史积累，且成熟度要强得多，其原因是：一方面研究生培养历史较长，如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随后有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上海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四川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学校相继建立自己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截止到2013年10月底，全国已有69家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开展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其中，具有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单位达到20家，从数量上看远超其他门类艺术学科：音乐与舞蹈学12个，戏剧与影视学15个，美术学13个，设计学12个。至于艺术学理论硕士点，数目也远远超过其他门类艺术学科点。从这一点来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丝毫不逊于艺术学学科门类属下的其它四个一级学科。然而，从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来看，不难发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点承担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依然存在着杂乱现象。具体来说，许多院校并未按照既定的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美学、艺术管理或艺术跨学科研究等初步拟定的二级学科名目来规划专业方向。可见，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置，在全国范围内还未达成共识并形成一定的规范。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目前尚未明确学科目录和指导标准，从而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例如，某些院校研究生培养不分专业方向，笼统称作艺术学理论学科，结果什么专业方向都往里放，既有美学、文艺学的研究方向，又有大量门类艺术的研究方向，甚至细划到水彩教学和钢琴教育，使得学科点及研究方向成了典型的摆设，挂羊头，卖狗肉。这种状况是需要在今后教育教学工作中引起足够的重视并着手加以解决的。同时，更要防止学科建设中抢山头、铺摊子、要指标的现象发生，为了达到招生数量增加的目的，全然不顾该专业的属性和师资条件。如果这样的问题不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加以调整和纠正，那么，艺术学学科门类升格的意义会全被串换、稀释，这对于学科健康发展有着极大的危害。由此可说，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由于规范缺失造成的诸多混乱，在一定程度上也将直接影响到本科专业的教育教学。况且，在研究生教育中，至今还缺乏对课程结构与课程体系的探究，所谓的核心课程、通识课程以及各类选修课程仍处于缺失状态。至于研究生课程教材建设更是滞后，到目前为止还缺少学界认可的、规范的、通用的基础课程教材，诸如：艺术学导论、艺术哲学、艺术美学、艺术类型学、艺术学方法论、艺术价值论、艺术史学史、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学经典文献选读、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等。更不要说，尚未启动的事关提升学科研究水平专门化教材的编撰工作。此外，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仅从分类学角度来对近年来各个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进行评估的话，学位论文选题与学科立足研究方向的匹配就存在很大的不实。实事求是地说，这里列举的诸种现状问题，的确给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教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同时也引发了其他门类艺术学科，以及外界学科的非议。相对门类艺术学科而言，似乎并非缺乏明确的具体研究对象，而是对象太过庞杂，难以把握，以至于不能深入研究，因而使研究生教育方向显得空洞。归根到底，如果一个学科连内核问题都尚未解决，怎么能使其成为一个学科并且建立学科点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呢？这些质疑理应受到重视。不可否认，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科教育和教学，这也是本调查报告列出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教育存在问题探讨的目的。由此看来，依据《目录》和《规定》，针对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明确培养方向和学科类课程建设问题的探讨已迫在眉睫，明确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方向，其教育教学必须在课程结构、教材建设和实践教学等方面深化改革，再需要从师资选配上着手启动，这样才能避免研究生教育的种种问题在本科教育教学中的翻版出现，进而促使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教育教学从课程开发、教学理念、学习方式等方面作出调整，呈现一系列崭新的、可行的、切实有效的变化。 五、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 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研究生培养阶段所存在问题，还首先表现在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始终没有明确的研究指向和学术积累。选题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本身的偏离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当然，造成这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研究生的生源极其缺乏，基本上来自于各门类学科，造成学生将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理论完全等同理解，从而在学位论文选题中表现出极为强烈的门类思维的倾向，这样的状况普遍存在于艺术学理论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过程。具体表现为，大量的门类艺术理论研究课题仍然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方向的选题，稍好一点的是，研究视角有所转变，但这一点在门类学科的艺术史论研究中已多有体现，仍未构成选题上的实质性突破，更难有选题指向性的创建。其次，就其他人文学科或者理工科转入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生源来说，他们大多对于艺术的理解非常感性，但同时又非常片面，虽然较门类艺术出身的学生而言相对容易建立一种抽象的理解观念，并且能够站在门类学科之上较为整体的来看待艺术，然而，真正当他们开始进行艺术或者艺术学理论的思考和研究之时，他们的理解可能依旧会停留在对于“艺术”甚至“美学”等非常感性的层面上，仅仅认为艺术或者艺术学理论可能会和“美”密切相关，甚至理解它们之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等同关系。这样一来，他们对于艺术学理论的认识实际上就会被定位在一种局限与片面的抽象观念之中，从而导致学位论文选题停留在某种感性描述，深入不到艺术本体的研究当中。再次，由于指导教师本身来自于不同的研究领域，所以在指导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以及研究工作时，不免带有某种观念和认识上的局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没有帮助研究生对艺术学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甚至影响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中所谓“艺术一般”观念的形成和建立，更难以形成所谓的学术积累，有的学科点，十年甚至二十年也看不出对艺术学理论研究的体系脉络及升级研究的课题，从而导致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选题的重复乃至偏离。 六、学术研究面临方向或探讨进路模糊的问题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科研成果统计，表现在学术论文上，归纳来说有这样几点特征：从综合性大学的学术刊物及学报（社会科学类）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刊物来看，此几类刊物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关注实际上是远远弱于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例如，就《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截止2013年11月出版的期刊统计，并没有刊登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论文。而这样的差距，一方面或许是由于综合类的人文社科类杂志对于艺术学理论类的科研论文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反思，艺术学理论学科科研水平的提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然，也表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领域还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各种文艺或艺术类的专业学术期刊，则又会发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科研又有着多个研究方向或是探讨路径：一是从门类艺术切入，进而升华到“艺术一般”的层面，展开对艺术以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二是借助于美学或美学方法论切入艺术的研究；三是从艺术史或者门类艺术史的角度对艺术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从而以“古”观“今”或从“今”观“古”，得出较有价值的理论认识；四是从文化、哲学以及社会学等角度对于艺术进行本体的思考。以上所述的研究方向或探讨路径大致概括了当今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的主体方向，必须承认这些研究，拓宽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路径，但从中我们也应该反思艺术学理论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否只要拓宽研究的路径，以美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视域对艺术进行观照，就意味着从门类理论上升到艺术学理论，从艺术个别抽象为艺术一般？方法的突破是否能够代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全部？艺术本体的探索是否就只能依赖于上述这几种路径？这是一个亟待探讨与追问的问题。 七、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学科随之也从以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被提升为现在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在学科建制上确立了自己的栖身之地，拓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理所当然能够获得极大的进步。然而，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大问题，就是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之后，所面临的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比如说，艺术学理论与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美学，以及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属下的二级学科文艺学之间形成学科交织，甚至相互研究领域覆盖的关系。又比如说，许多综合性大学，在学科申报过程中也是将美学和文艺学师资加以整合纳入到艺术学理论学科中来。所以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的形成有着多重因素。当然，从学科发展和学科交叉角度来说，艺术学理论与美学以及文艺学共同面对艺术问题进行探究是大有好处的。也就是说，从不同学术观念、不同学术视角和不同治学理路探讨艺术问题，能够使得艺术理论建设更趋完善。然而，也出现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这就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在这样的学术研究背景下，学科自身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我们看到，美学、文艺学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都牵涉到了对于艺术诸方面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美学，在20世纪以来的演变过程中已经越来越深入艺术的领域进行考察和探究，逐渐形成了艺术哲学、艺术美学等研究方向，其复杂性原因我们在此不作深究。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作为以艺术为其重要研究对象的艺术学理论，显得极为尴尬，如何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优势？如何区分出与艺术美学或美学本身研究的差异？如果艺术学理论不能尽快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优势，那么多足鼎立的态势又会让艺术学理论何去何从？我们在统计2013年度学术成果时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将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属存在诸多难度，首先是分类，其次是方向，都有模糊不清的问题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学科都会有一定的本位思想，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归类认定不清，在艺术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会将美学以及文艺学的研究成果统计在内；而在美学领域，艺术学理论以及文艺学的研究成果也会被归入其中。江苏省2013年美学年会征集的论文就是这种状况，其中涉及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题目约占2/3左右。这一点实际上不论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术交流中，还是美学学科的学术交流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而这样的学科胶着态势，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就会产生学科边界模糊的状况。表面上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外延扩大了许多，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论从方法上，还是涉足领域，以及学术成果上都趋于多样化。然而，我们却是把较为成熟的美学方法、美学的研究思路或者文艺学的研究思路拿过来为自己所用，甚至由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新生”，促使美学、文艺学的从业学者“转向”研究，从而谋求发展空间。艺术学理论学科外延被无限扩大的同时，其学科内涵正渐渐被弱化，导致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从历史上看，学科历史能够追溯到古希腊的美学，以及受苏俄影响在我国发展近百年的文艺学，在研究方法上较之艺术学理论要相对成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站在艺术学理论学科本位上把对于艺术的研究当作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话，那么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内涵在研究方法上的话语权实际上毫无疑问被美学、文艺学或多或少地蚕食了。而照此下去，研究对象上“艺术一般”的明晰，也会因为美学以及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宽泛性而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弱化，这一切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艺术学理论的先天优势或者研究对象上的纯粹性，即研究“艺术一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也会因此而慢慢消解。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发生，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必将遭受严重的威胁。话说回来，我们可以理解原本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立，可以理解为是狭义的“艺术一般”理论研究，即将过去分门别类的艺术研究打通提升，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进行观照，而现在似乎是广义“艺术学”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类似于广义相对论覆盖了狭义相对论，其研究性质发生了改变。在此条件下，我们也看到，全国多所院校申报设立艺术学理论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点，就是将原有的美学及文艺学学科点经过整合申报。可见，美学及文艺学从业学者向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转向，正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这种转向势必造成学科边界的模糊。举例来说，如果现在要统计全国美学及文艺学学科的研究状况，或是学科点的建设状况，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点会不会被统计在列？反之，如果现在要统计全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状况以及学科点的建设状况，那么，美学及文艺学的学科点是否也在统计之列呢？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如果试图用科研成果来对全国各院校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进行排名的话，其结果一定会出现表里不一的尴尬局面。评估排列目的是什么？分类条件是什么？指标如何设立？当然，在此并不是要否认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研究的学术贡献，美学及文艺学之所以能够强势进入艺术研究的领域就已经说明了它们在某些方面的优势。综上所述，艺术学理论学科目前面临的这种复杂状况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因为这样的复杂状况实际上已经给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区别对待，那么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势必产生另一种扭曲。艺术学理论学科具有自觉地从艺术（具体门类艺术）中来，形成一般层面的艺术理论，再转入到艺术中去加以实践指导或提升，这样的学术路径，实际上就是为艺术而“生”的学科。而当前如果因为其他学科的强势进入，使得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外延和内涵发生变化甚至慢慢消解学科设立的初衷，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确实存在着问题。 八、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契机与挑战 综合考察艺术学理论学科（包括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在学科定位、人才培养、课程建设诸方面的现实状况来看，其存在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学科演进的历史问题，又有学科现实发展的困境。诚然，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仍然沿着过去的老路走下去，而不加以调整与改进，那么，积累的各种问题将会彻底否定一个学科存在的价值，这不是武断的推论，而是现实的昭示。诚然，任何一个学科的推进，直至成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经历一个曲折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本报告所指出的问题，只能说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长还不够成熟，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事实上，任何一个学科的成长总是要经历从不成熟、不完善走向成熟和完善的过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长当然也不会例外。以下就调查研究问题，从四个方面来探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契机： 1.厘清学理认识带给学科的发展契机诚如上述论及的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定位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其他门类艺术学科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界限不清，甚至在某些学者看来，艺术学理论可以直接等同于其他门类艺术的理论，甚至被其他艺术理论所取代。这种观点在很多由门类艺术研究转来的学者中间较有市场，这也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真实性遭受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种现状及遭受质疑的境遇，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特质，它是融通了各门类艺术，是建立在一般层面上的艺术理论。这种从整体上去把握、研究各门类艺术的思路，使得人们实现了从一个切入点能够“观看”到所有艺术门类的可能性。换言之，“艺术”肯定不等同于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因而需要有一套理论从一般层面去认识它、把握它。但如果因为当前“艺术一般”的研究还不够成熟，还不足以令所有门类艺术研究者，甚至学界信服，就轻易否认这样的一门学问的存在，显然是简单粗暴的。即便是站在门类艺术的角度去思考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的艺术形式，也是不能为艺术“代言”的。或者说，门类艺术之所以能够被理解为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不是其他，必然有其内在的共性和联系。诸如，这样的问题放在任何一个门类艺术当中来讨论和研究都是不合适的，因为通过某个具体门类艺术的视角来把握其他艺术形式，无疑是管中窥豹，只能见其一斑。然而，被某些学者认为可以被门类艺术取代或消解到各门类艺术中的艺术学理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从学理上说，艺术学理论已然具备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时也就形成了这一学科发展的契机。在现实层面，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使得近年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继续发展成为可能。随着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艺术学理论学科内涵和界限问题终将会清晰、明朗起来，可以说这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最为核心的保障。 2.社会需求带来的发展契机如果说从学理上为艺术学理论学科正名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话，那么，当下的社会需求以及大众艺术文化素质亟待提高的现实，就从实践上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在当前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由此，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包括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繁荣、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健康等目标，成为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强国”的方针和政策，使得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更为清晰，这也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此说来，艺术文化的发展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更加凸显。正如本报告在“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一节中提到的，提高全民艺术素养，实际上重点并不在于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门类艺术形式的专业表现技巧的提升，而是在于培养对于艺术审美中感性表现的接受、认知、传达的能力。而要实现这一艺术素质培养目标，既需要门类艺术方面的实践人才和理论人才，同时也需要具有综合性艺术素养的专业人员，甚至艺术领域跨界人才来共同合作完成。当然，艺术学理论学科除了理论研究外，还应有艺术实用人才的培养。诸如艺术与经济、艺术与科技等行之有效的促进社会艺术文化多方发展的艺术综合人才，这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学科博弈带来的发展契机目前，在人文学科中针对“艺术”这一对象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分散在多个子学科领域当中，主要是美学、文艺学、门类艺术学以及艺术学理论。其中，门类艺术学重点研究门类艺术方面的理论，而美学、文艺学以及艺术学理论则都在进行着艺术一般性规律的研究，只是各自选取的视角有些不同，但也有较多的重叠。在此，限于篇幅我们暂不涉及对美学和文艺学关于艺术理论问题讨论的评述，但美学和文艺学触及到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既成事实，必然会引发各学科间的相互博弈。从现阶段来看，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都对艺术理论有所推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三者甚至不太容易明确区分。如果功利地将研究艺术理论看作是一块“蛋糕”的话，那么，当下各个交织学科实际上就是在分这样的一块蛋糕。事实证明，学科之间的博弈导致不进则退，哪一个学科能够在艺术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展示出自身独特的价值，并且有效地把握艺术本体，甚至指导艺术实践，那么哪一个学科的研究就更容易为学界所接受，从而在博弈中占据上风。而一旦退却，其结果就是逐渐被其他优势学科所蚕食，直至替代。从学科定位来看，艺术学理论学科从一开始已经明确其研究对象就是艺术，这可以称得上是先天的优势。事实上，美学、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关注并非坏事，对于艺术本身的发展而言，多种学科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研究者及实践者的思路和视野。然而，较之于美学、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如果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已具备学科定位的天然优势下，还不能对艺术问题进行有效且凸显价值的研究，从而证明其无法取代的学科价值的话，那未免大大浪费了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从当下学科发展趋势看，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视域，实际上也在产生着某种转向，即逐渐拓展到更深广的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当中。这似乎暗示着，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立后，美学及文艺学也在探寻着自己新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学术相互推进、多元学科互渗互融的际遇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如何能够既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研究方向，凸显自身在艺术本体问题开展研究的学科价值，是该学科需要着力强调和明确的方向；同时又抓住学术大发展的契机，是本学科需要认真思索的命题。4.艺术学科“空白”问题探究带来的发展契机除上述提到的诸多契机外，还可以看到一点，艺术范围内的诸多问题尚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关注，艺术学理论研究仍然有着多种路径与空间，如艺术伦理学、比较艺术学、艺术管理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都是美学与文艺学研究少有涉足的领域，这些研究领域亟需一个学科对此进行专门的探究，只有努力将这些“空白”问题填补续上，艺术研究才能在一个更新的层次上获得发展。越来越多的艺术理论性问题，需要有一个学科去思考和研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又是不断引导人们从新的角度认识和把握艺术，从而为艺术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如此看来，以某种纵观艺术全局的观点、方法和路径，来对艺术中一些尚未明确的问题进行统摄研究，是获得新思维、新认识的途径。从这一角度来说，对“空白”问题的探究将成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一个契机。 九、结语 总而言之，就艺术学理论学科定位而言，注重“艺术一般”的理论研究，探讨其本质与特征、功能与系统、审美与鉴赏等学科内涵，是其学科重要的基础所在。 众所周知，艺术门类很多，形式、样式、风格，以及题材、体裁的纷繁差异，决定了它的多样性，并不断地推陈出新。如何针对不同的门类艺术，把握其观念、形态、风格及表现等复杂现象，并作出整体性的观照，区别其个性与共性，将其共性归纳和构建成为完整的体系，解释艺术的性质与特点，艺术的发生与发展，艺术的功能和社会作用，艺术在文化系统中的定位，以及“艺术一般”的种种问题，使之纳入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轨道，可以说这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相当长时间内的主要任务。 与此同时，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的一级学科，即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共同推动艺术学学科朝着新向度发展的主力军。这也表明，立足于艺术学理论基础和应用实践的贯通研究，为跨门类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当然，也应当看到对于艺术学学科的认识还有许多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推论说当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仍处于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契机与挑战共存。我们不能因为外界对于现阶段学科范围内暂时存在的种种不足和不完善的质疑而怀疑自身，甚至停下学科建设的推进脚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学理上，以及社会应用方面的价值是不容质疑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生及日渐增强的艺术文化大发展的需求，实际上已经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学科价值的完全彰显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迅速完成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所需要完成的工作还有很多，尤其是学科的基本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实际上都处在机遇与问题同步增长的阶段。 于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价值与发展前景，不必急于用今天的显性成果去证明什么；关键在于夯实学科基础，厘清学科内涵，完善学科建设，并最终以丰硕的成果来证明学科价值。展望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必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的艺术教育新思路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是艺术教育界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自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将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决议后，时至今日，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或阐述艺术学升门类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或思考艺术学科今后的发展走向。那么，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过适应、调整与改革，各高校艺术教育部门该如何应对这一变化、艺术教育面临哪些新问题、艺术教育工作者又该如何转变心态等，都需要重新梳理与总结。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艺术学升门类后艺术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已经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紧迫的实践问题，如何使艺术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艺术教育工作者亟待思考与践行的课题。在2012年第七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召开之际，本刊针对艺术学升门类后艺术教育面临的新形势邀请业内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对今后高校艺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艺术院校自身规模的负重、学科设置的单一及滞后、与市场及行业的脱离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把本来让孩子自由发挥天性的艺术教育，又变成一种新的应试教育，很多孩子是被逼着去学艺术的，这样艺术教育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 从专家开始呼吁将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至今已有1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业内学者对艺术学自身的学科地位、学科属性和学科方向等问题已进行多年的思考，而升门类后艺术教育及艺术学科内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彭吉象对艺术学升门类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盲目扩招——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学校艺术类专业为了收学费进行扩招，比如某理工大学的二级影视学院，每年招上千名学生，却没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学科带头人，这种情况是必须制止的。目前全国在校艺术类本科生近100万人，约占中国高等教育的十分之一，数量太多，其实不需要这么多人考艺术，而且很多人学了艺术之后也没有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 缺乏规范——艺术学升门类后，有5个一级学科，每个学科都需要理顺。一是艺术学理论升级为一级学科，但是里面有很多问题，这个学科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各个学校自行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还比较好，而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完全随心所欲，甚至个别学校连一个搞艺术学理论的教师都没有，居然也有这方面的硕士点，这样教出来的学生能合格吗？再有，比如戏剧与影视学方面，问题更严重，现在影视热，一些学校便盲目扩招。升门类后，这5个一级学科，都有规范自身的问题。建议教育部组织每个学科的专家进行研究，比如艺术学理论，到底应该开哪些课？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什么？课程设置有哪些？甚至每个一级学科里面有哪些二级学科也没有讨论。另外，还应该对师资进行培训，比如原来没有艺术学理论这一专业，教师是改行去做的，所以应该规范师资。 层次不清——现在艺术教育只是分门类，实际上还应分层次，比如在戏剧影视学里面，应该有少数是培养精英的，第二部分是培养电视台或电影的从业人员，第三个层次是培养技能型的人才。这样分出三个档次，一是精英型，二是一般型，三是大众型。很多学科都涉及这样的问题。艺术教育还是应该培养尖子的，比如像北京电影学院，重点就是培养电影演员。 定位不准——目前艺术教育往往是专业艺术教育，其实还有广义的艺术教育问题，比如现在各个学院都在招艺术特长生，艺术特长生在招生时会加分，这是应该的，但现在搞成了一种新的应试教育，有些家长逼着孩子从小弹钢琴、跳舞、唱歌等，不管孩子喜欢不喜欢，因为以后可以加分，这样艺术特长就成了上大学的另外一块敲门砖，把本来让孩子自由发挥天性的艺术教育，又变成一种新的应试教育，很多孩子是被逼着去学艺术的，这样艺术教育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另外，目前还有一些学校没有真正进行艺术教育，甚至个别学校团委认为艺术教育只是搞活动，认为唱歌、跳舞等就是艺术教育，其实不是，真正的广义艺术教育，是要把艺术当成人们心灵的家园，这就是蔡元培讲过的以美育代宗教，这个宗教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家园，是精神的寄托。 吉林艺术学院院长冯伯阳认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在快速扩张发展的同时，高等艺术教育的办学格局也经历了一场令人始料未及的分化与重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变革的激流中，在各种观念的冲击下，在理想的坚守与利益的博弈的同时，艺术院校自身规模的负重、学科设置的单一及滞后、与市场及行业的脱离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面对当下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面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的艺术学科建设，面对中国日渐融入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趋势，艺术院校能否尽快实现内涵的拓展及转型发展，抓紧构筑跨门类、跨学科专业和全口径、紧密服务于行业的艺术人才培养体系，重新进行办学定位，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艺术院校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规模的竞争，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绝对地建立在规模之上，对规模的限制，即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未来的社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选择和需求，会永远是以质量作为考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彭吉象教授在其代表作《中国艺术学》中用六个字概括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即道、气、心、舞、悟、和。把艺术的各个门类打通，它们的特点都是相同的。他认为艺术学这个学科，有很多种划分法，第一种划分法，比如艺术学理论，应划分为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这是参考文学的划分法。第二种划分法，是根据艺术概论，一是艺术创作、二是艺术作品、三是艺术鉴赏。第三种划分法，即在艺术学理论中，现在常用的划分不同门类的理论，比如艺术学理论包括音乐理论、美术理论、影视理论、戏剧理论等，把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抽出来进行研究，也是一种方法。第四种划分法，艺术学在西方发达国家，近一二十年来衍生出很多新的学科，比如艺术人类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管理学、艺术传播学，还有比较艺术学，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比较艺术学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是因为以前在中国搞艺术理论的人非常少，各个艺术院校都重视创作和实践，艺术理论起步较晚。 与彭吉象教授关于艺术学学科建设及专业结构调整相呼应，冯伯阳认为，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在艺术教育使命的感召中，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艺术院校应尽快实现办学的内涵拓展和转型发展。他提出以下建议： 突破院校名称对办学内涵拓展的限制 我国目前的专业艺术院校名称多半是在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确定而沿用至今的，其间，伴随着我国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各院校的办学规模都相应地扩大了几倍、十几倍，甚至数十倍，与此同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各类艺术人才的需求，以及艺术学科自身的发展已经悄悄地改变着艺术院校的办学内涵，然而，人们将艺术院校的名称与学科专业设置对应的观念，或多或少地限制着艺术院校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我国一些省份设置的几所综合性艺术院校均已处于超负荷状态，在此情况下，按行政大区设置的单科性艺术院校就更难满足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对各类艺术人才培养的需求，于是，在艺术人才培养被盲目分流的状态下，专业艺术院校的生源质量受到严重削弱，进而导致人才培养质量受到相应的制约和影响。有鉴于此，专业艺术院校理应主动突破院校名称的限制，大力拓展学科专业方向，整合艺术教育资源，在培养多学科高端艺术人才方面承担更多的重任。 突破学科专业设置对院校发展的限制 2011年，当艺术学上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后，标志着专业艺术教育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属性，按照新的艺术学学科门类下设的五个专业类，从当下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和艺术院校的现状来看，在学科规划和建设方面仍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艺术院校在学科专业类别方面的跨越和突破，将成为艺术院校内涵拓展的途径之一。 在教育部2012年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除了艺术学门类下设的五个专业类中所包含的29种专业外，在教育学、工学、管理学等门类中的若干专业也可授艺术学学士学位。此外，许多学科门类中的专业都具有与艺术学门类跨界的可能，尽快构建学科门类内部的学科群以及跨学科的学科群，将对艺术人才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突破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限制 高等教育的扩招，曾一度使传统艺术教育模式陷入了严峻的困境，一方面体现在艺术教育规律对办学规模的制约，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办学规模对人才质量的制约，这几乎成了艺术院校面临的共同难题。近年来，随着各院校教学条件的改善，教学投入的增加，硬件条件虽然有所提升，但人才质量问题仍不容乐观。为此，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大家共同寻求的改革目标。 自创新型人才观念提出以来，对传统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已产生深刻的影响。创新型人才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我国教育规模达到一个空前发展的阶段时，大家探讨创新型人才培养，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新的精英教育模式，也正是艺术教育在寻求的新的教育理念。 突破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方面的限制 作为公办艺术院校，一方面享受着政府主管部门在财政拨款及公共资源配置方面的巨大优惠，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多年来形成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高校带来的冲击，艺术院校内部现行的人事分配制度已经不断地出现尴尬境况。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高校管理行政化的趋势，近期内仍难以转变，学术的力量、专家的声音还不足以影响和控制学校的决策。 艺术院校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与突破，既有待于国家政治体制与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渐推进，更需要院校自身的改革与创新，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落实和强化，随着高校自身办学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对高等艺术教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艺术院校必然会摆脱各种束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 突破单纯追求规模效益发展的限制 时至今日，如果不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招生计划的宏观调控，我国艺术院校的办学规模仍有扩张的空间和可能。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文化市场对艺术人才的需求以及大众对接受高等艺术教育的渴求是规模扩张的外驱力，而艺术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则是规模扩张的内驱力。然而，艺术院校的转型发展，必定要实现从规模发展向质量发展的转变。这不仅仅是对艺术教育规律认识的回归，更是对未来艺术人才社会需求的理性判断。 “多年来，由于诸多方面的需求及利益所致，‘艺考热’一直持续升温，丰富的艺术生源在支撑艺术类院校规模扩张的同时，也造成了艺术教育虚假繁荣的景象。而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期的逐渐退去，尤其是当人们对接受艺术教育的动机逐渐趋于理性之时，艺术教育必将面临一次新的转型。我们应该看到，艺术生源数量的下降，将为艺术类院校寻求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创造新的机遇。而且，近年来在高校提高办学质量呼声日益增强的同时，社会评价大学的视角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特色、学生就业、为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已成为衡量和评价大学办学质量和影响力的基本着眼点。”正如冯伯阳所说，“艺术院校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规模的竞争，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绝对地建立在规模之上，对规模的限制，即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未来的社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选择和需求，会永远是以质量作为考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要实现办学的内涵拓展和转型发展，从而进一步实现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必然涉及改革。针对教学改革，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雷光耀提出教学中融合的必要性，包括：课程设置的融合，如合理合并一些相近的课程，如公共课程中的和声与曲式、乐理与视唱练耳等。教材的融合，指伴随着课程的融合而新编必要的教材。教学内容的融合，指教师有意识地加强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改变由于过分强调完整性与系统性而造成的课程之间内容割裂的情况。雷光耀认为，无论是一类学科、一个专业或是一门课程，只有在有纵横发展坐标的参照下，才能明确自己的定位，也才能了解自己的发展方向。另外教学观念的转变也很重要。包括教学管理者的前瞻性：政策的制定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教师转变观念，积极参与改革。因为在现行体制机制下，改革若没有广大教师的参与支持，是难以为继的。教师要能在大视野背景下做学问，搞教学。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即此道理。 “通过‘录音笔’工程，将教师授课中的精华记录下来，形成体系，提升至理论高度，这样做可以帮助艺术类教师从一点一滴抓起，提升理论修养。”//“树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设，实现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 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各艺术院校及高校艺术院系均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对艺术学科今后的发展进行理性思考，也为学校的长远发展不断探索。 重视科研：调整理论与实践杠杆的平衡 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执行院长赵炳翔介绍说：“艺术学升门类后，学校召开艺术学科发展和建设研讨会，发现了很多不足，以前我们只重视艺术专业的技能性，而忽视了艺术类专业的理论性与科研方面，这些方面始终是我们的一个软肋，这对学校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梳理一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教师还是轻理论重实践，轻科研重技能，几乎所有艺术专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在这方面调整杠杆，包括科研的奖励力度、教师的考核机制以及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都做了调整，我们充分认识到，艺术学科升格门类后，我们应拿到一级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几个艺术学院资源共享，同时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加大对人才的投资。另外，从长远发展看，学科的整合，把每个学科的薄弱环节找出来，着重去加以弥补、修正，这时我们从本科专业开始梳理，严格按照教育评估的要求去做，至少理清我们还缺少什么，需要怎样去做，把艺术类专业抓实抓好。我们引进相关理论专家，辅导相关技能教师，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做到‘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调整奖励机制，另一方面引进理论专家，促进教师申报科研课题。另外，学院通过‘录音笔’工程，将教师授课中的精华记录下来，形成体系，提升至理论高度，这样做可以帮助艺术类教师从一点一滴抓起，提升理论修养。” 赵炳翔认为，通过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全国各高校管理者及教师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艺术教育的发展及未来，了解各高校的发展情况及问题，共同探讨策略，共商发展大计，非常有意义。同时传达了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的一些办学理念： 一是作为一所学校不可能所有学科都很成功，我们的原则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1+X”设想，如将准备申报博士点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为“1”，其他学科是“X”，成熟一个，支持一个，学校加大力度支持“1”，鼓励作为其他学科的“X”，这样就调动了所有人的积极性。 二是错位竞争，所谓错位，就是要比较同类院校有什么优势，相互取经，取长补短，这样就可以知已知彼，赢得一席之地，这样对学生的就业是非常有好处的。要看全国重点高校的长处是什么，作为市重点学校我们应该怎样错位，比如培养艺术类的师资，如表演师资，将来那么多高校总会需要教师，从2007年开始我们将表演分为影视戏剧表演和表演师资两个方向，这样就可以融入到师资队伍中去，几年下来，我们的很多学生毕业后进入高校做了教师。 整合资源：将校园文化与民族特色融为一体 湖南文理学院音乐学院院长吴修林介绍了湖南文理学院在教研实践中的一系列作法：一是整合资源，将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纳入大学艺术教育课程讲台；二是精心编排，把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品搬上校园文艺舞台；三是策划创意，塑造具有地域特色、时代风采的文艺精品推上国家大奖台；四是服务社会，将校园文化与地方文艺融合为一体，高校师生浓情献演地方大舞台。 “在课程设置上，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课程建设，促使课程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学院的课程设置，强化在公共基础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中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的纳入。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努力形成音乐、艺术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整体课程结构。树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强化民族音乐课程和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设，实现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地方文化的对接。将民族民间优秀文艺纳入大学艺术教育课程，其特色体现在多方面：一是指导思想明确。‘挖掘民族传统之艺术，围绕专业教学搞研究，立足学生成才重实践’一直是学院紧紧围绕的目标和动力。二是地方特点鲜明。常德丝弦、汉剧高腔、澧州大鼓等颇具地方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均纳入了课程。” 地方院校结合自身所处地理优势开展特色专业课程及教学研究，并非只是在艺术学升为门类后才开始的，但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艺术教育的本土化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正如湖南理工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柳青所说：“从近年正式刊发的教研论文与教育新闻报道及地方高校专业建设数据可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意识的增强，国内不少地方高校的本土音乐教研意识明显提升，地方高校的音乐教育本土化办学特色日渐鲜明：福建泉州师范学院音乐学本科开设‘南音’方向，并申报成功‘南音’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03），后又创立南音专业，成立南音学院等；评弹走进苏州大学的课堂；九江学院成立青阳腔戏曲艺术中心与青阳腔戏曲艺术教学实践基地；涪陵学院与长江师范学院开展乌江流域民间音乐的研究与教学活动；漳州师范学院成立闽南民俗文化研究所；安庆师范学院开展黄梅戏艺术教育，成立黄梅戏艺术学院；昆曲成功地走进中国多所高校；绍兴地方戏曲进入绍兴文理学院的音乐教学课堂等事例说明，不少地方高校在新时期努力履行地方高校音乐教育服务区域经济文化建设的高校职能的同时，逐渐彰显出了强势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态势与鲜明的地方高校本土音乐的教育特色。蓬勃的地方高校本土音乐教研教育势力，同时引领着地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也将区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统纳入到地方高校校园文化生活当中，大幅度强化了地方高校的本土文化特色。” “目前很多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并不理想，也没有好的师资，很多高水平的艺术教师不愿意开艺术普及课，呼吁各位专家学者要给本科生上课，而不是只带博士生。高水平的学者要开一些普及课，要面向大学生讲课。” 今天的高等艺术教育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中已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高等艺术教育学科设置的覆盖范围、生源的数量、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可看出高等艺术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尽管如此，艺术院校在办学模式、招生计划、资源配置、管理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高等艺术教育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办学空间有限。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及管理者，如何在自己的领域里以改革的态度与创新的精神，在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更好地实现艺术学学科调整后对人才培养的优势效应，是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可否认，艺术教育是提高人的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精英教育还是普及教育，要培养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加强学生的人文精神和提高其艺术修养尤为重要。采访中彭吉象再次重申艺术教育包含两个方面，即专业艺术教育和公共艺术教育，二者同样重要。他说：“目前很多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并不理想，也没有好的师资，很多高水平的艺术教师不愿意开艺术普及课，而低水平的艺术教师又影响了学生的胃口，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呼吁各位专家学者要给本科生上课，而不是只带博士生。高水平的学者要开一些普及课，要面向大学生讲课。” 在艺术学升为门类后，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艺术教育构筑人类精神家园的旨归已经足够明晰，相信通过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通过高等艺术教育自身办学理念的完善，高等教育必将真正实现大学的理想和精神。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中国影视传媒教育发展分析 艺术学升为门类后，影视教育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如何培养新形势下的影视传媒高端人才，需要新的发展思路。回顾中国影视传媒艺术的发展历程，深切感受到坚守精神价值的意义。探究传媒艺术的新时展需要观念正确认知，也需要把握现实状况。 一、影视传媒艺术发展状况分析 毫无疑问，影视传媒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促发了快速发展现状。传媒艺术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构成的最为重要的对象之一，在影响人心、陶冶精神上举足轻重。而围绕传媒艺术的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大规模扩展。按照原有学科门类，传媒艺术长期以来一直置身于文学门类中，分别驻足于文学门类的新闻传播学科和艺术学科中，其生存规则和发展所限也和其所依托一样得失相间。而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过决议，将艺术学独立为国家第13个门类，其中设立5个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成为包容于传媒艺术的一个一级学科。这既和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也是传媒艺术在新形势下跃升到新的平台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契机。随着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也伴随着艺术与传播文化的高速扩展，传媒艺术理应顺应时展需要成为一级学科来进一步建设。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看，传播的力量不亚于物质生存的力量，而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和传播价值是衡量国家文化发展平衡与否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和传播力量的发挥顺乎自然，而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所迎来的新的契机，使得传媒艺术教育格局也将发生重要变化。 影视传媒艺术教育因为艺术学成为学科门类而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就艺术而言，是伴随人类精神发展史而存在的重要对象，更是人类情感抒发历史的主要呈现。艺术学是公认的独立研究对象的学科，但作为研究人类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形态规律的学科，从来就存在却并非被格外重视，在阶级纷争和艺术形态至上的年代，艺术只是修身养性和小资娱乐的对象，不登大雅之堂的意识也表现在艺术学不太为学术所认可。但传播的兴起改变了艺术学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依赖传播而走出象牙塔的艺术，在社会的认可度大大提升，而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艺术传播也日渐具有影响，但限于旧有学科划分，其在众多学科中没有得到专业人士预期的高度认可，不断涌现的对于艺术学地位的议论就情有可原了。人们抱怨的只是被轻视的不满、被划归门类的错误、被另类要求的误解等，所以，合理性的学科门类定位的渴望滋生奔涌也是事理所然。如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名分真正确立，接着需要的就不只是理论上成立与否，而是需要观念的进步和自身完善的支持，甚至需要在自立门户时让自身理论基业得到夯实，同时应当在自身独立的精神支柱上论证强化。 首先，随着艺术门类的独立建制，影视和新媒体艺术自身的独立性研究需要加强，确立自身独立身份和自有规律的意识需要强化。其次，有了自主掌握学科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对于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自身差异性与共通性的认识需要更为扎实的理论支持。接着，“传媒艺术”的综合性特征的认知需要梳理，学科包容了戏剧戏曲、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其相互影响使得艺术既有本质如何把握，传播导致变化的异同都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 二、新形势下的传媒教育认知 艺术学升级门类后，艺术传播教育所面对的现实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我们所应对的任务也随之而生。 （一）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传媒的单一性教育面临综合性教育设置的问题。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直接带来学科教育影响的就是一级学科的大幅膨胀。此前，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艺术传媒学科。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迅速跃入快车道：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五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424个学科申报点，其中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68个。和传媒相关的一级学科申报超过100个学科，其中报博士点一级学科中的“戏剧影视学”有17个学科，报硕士点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的有89个。显然，过度增长的学科遭遇到共同的问题：如何适应获批后新的学科建设和方向调整，尤其是综合性的人才培养问题。比如，即将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中“戏剧影视学”初拟设定11个专业：表演、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录音艺术、播音主持艺术、动画、影视摄制等。其中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而研究生培养的二级学科目录初步确定为：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戏剧影视表演、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编剧、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戏剧影视摄影、戏剧影视音乐与录音、播音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教育。其中也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影视传媒的时代需求不言自明，但综合性的传媒艺术学理建设还需要假以时日来巩固提高。 显然，综合性是时代走向，也是传媒更好发挥时代影响力的内在要求，而影视传媒在成为文化产业的先导定位上，不能不扩大自身的视野，而影视传媒教育的综合性设置变化无论是实际需要还是学科要求，都已经迫在眉睫。 （二）传媒的学术理论阐释需要加深。在综合性明显的趋向中，学科自身、学科与学科交融的机理需要更为合理的理论阐释。在电影与电视、传播与艺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之中的各自性状、交织可能都需要进行理论的探究。作为技术性强的已有学科，影视传媒学科在自身学科基础认知上一直有游弋和漂浮的成分，在艺术的精神性和传播客观性认识上都需要更为扎实的学理透视。实际上，艺术学科自身整体上也遭遇到门类建立后的理性认识矛盾，我们以往强调艺术门类确立对于艺术学科发展意义重大无可置疑，引起艺术教育界的不断研究也是必要之举。但5个一级学科的现有格局也未必被全部认同，主要原因在于艺术门类之间的差异性较大，而影视和戏剧在表现形态上也差异大于归同，但为了学科独立的大归类而聚合的格局基本合理，但回到自身的划分就难免凸显一些矛盾。尤其是戏剧戏曲与影视广播的分立要求明显，却需要合理联系的麻烦不小，而传播特性和影视艺术之间的关系梳理更为迫切。显然归类的学科建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将来还将遇到如何考量一级学科的学术含量问题。理论如何梳理，理性如何对待技巧创作、学术理论和传播客观性的关系，正是影视传媒需要正视的问题。 （三）传媒学科教育的质量提升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尽管影视传媒迅猛发展是绝对的好事，但鱼龙混杂和缺乏明确门槛的问题也将凸显出来。不能不说，在此前原艺术学目录下放宽的一级学科点申报，也许在别的学科门类发展中比较自然，因为没有门类升格的新跃进，艺术学科在旧体制下的大膨胀和新规中的一级学科核定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却不能不交织而造就学理和逻辑的难题。传媒艺术也是如此，迅猛发展的需求与扎实学历的支撑之间还有不小的裂痕需要弥补。简言之，艺术学科和传媒学科的质量忧虑相伴而生。专家们一般都认为艺术学科需要发展，但质量跟进十分必要。由于上一轮的学科论证有归于宽泛之嫌，而且是准许在8个原二级学科划分范围中的三级学科方向上进行一级学科申报，要由此来进行归并复杂化的新一级学科在学科门类意义上的对应，其拔苗助长的一些渴望，就容易催生刚刚建立的艺术门类大膨胀的一级学科局面。传媒学科也难以避免。在传媒学科申报者中，一些学科学理基础不好，而学科拼凑现象明显，教学科研带头人学术影响力很弱，队伍的质量也不高。如此这般的学科发展不免影响着影视传媒学科的发展质量。严格新生学科的对应理应成为重要问题。而在审核程序和甄别步骤上，依赖学科评议组的学术判断，与制定有步骤的删选规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既有膨胀发展的不利因素，也为真正需要并且也有条件的学科上台阶提供机会。及早规范传媒艺术学科的入道门槛和学科建设规格已经迫在眉睫，实施必要的准入制与质量监督也势在必行。而关键是确立学科在人才艺术质量把握与传媒水准的衡量上，否则，我们一些学科教学基本准则就难以确立，人才质量也必然不能提高。 总之，传媒艺术学科教育在适应时展大局与学理规范要求之间，在传媒的客观规律把握与宣传的意识形态性之间，在理论要求和实践性之间，都有新的探究问题需要细致的质量把控。艺术学升门类后传媒艺术学科获得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意义不可低估，按照艺术传播规律进行学科建设，更多依赖行家来评判、推进发展学科，促进传媒艺术学理更为扎实的深度建设，都具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独立成人”也就意味着更为宽广的心胸和视野。艺术学门类将要开始新的建设，必须从观念上重视学科门类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而不是简单的番号变化，艺术学科性质内容的介定，才是学科为自立门户建设的重要事情。艺术传媒的自身理论基础建设和学科定位将会是下一步重要的工作，我们期望在传媒教育中，中国特色的传媒学科和传媒教育经验将得到确立，独立精神的艺术传媒摒弃随波逐流的屈就市场和娱乐放纵，高扬艺术人文精神的高尚性和传播的客观公正精神，适应新背景下传媒艺术发展规律，造就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三、新形势下综合大学复合型优秀影视高端人才培养构想 我们已经到了重新思考影视人才培养变化的新阶段，而其中电影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的先导性对象，这里着重从适应时代需要的电影高端人才入手来窥视如何培养影视传媒人才，首先要对电影人才基本认识： （一）中国艺术教育包括电影教育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包括观念变化和社会需求现实变化 一般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艺术教育，限于传统局限和艺术教育较为狭隘的局面，几乎等同于艺术技巧教育，艺术教育以培养专业艺术人才为唯一标准，以艺术表演对象和个人技艺突现为设置目标，课程体系基本沿袭苏式表演体系的路子。这是和物质基础条件薄弱相关的培养艺术专才的旧式路径，口耳相传的师徒教育和注重技巧忽略文化的教育成为简单精英教育的伴随物。包括电影教育在内，遵循的是艺术是个人技巧技艺的体现，看家的本领和吃饭的本事都在于技艺高低，于是推崇的就是艺术专一技巧教育。就整体社会形象而言，艺术也是高雅的代名词，专业艺术教育就是培养艺术专才的教育。这导致的是传统艺术教育成为精英艺术表演专才，技巧成为衡量标准，单一专才教育的时代必然性和人才培养必要性都无可置疑，以电影学院为代表的电影教育取得了门类区分、各自掌握专业分工的基本路子。其长处是以技能精到为目标分工合作的电影创作体制，保证了电影的综合性的聚合。但不能不看到其弊端可能是突现了在获得技巧专一的同时，其他关系到人的全面的价值的让位和文化素养的低落。电影人才适应少而精的专才教育也是时代之需，却不是长远之态。 近10年，被时展促发而逐渐醒悟的艺术教育开始观念和体系上的变化，综合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凸显，具有人文素养的综合性人才在实践中凸显其价值。电影创作从单一性的电影学院分科教育到跨科类的创作（如摄影、美术系毕业生成为导演等），再逐渐扩展到戏剧学院等其他艺术门类人才崛起成为电影创作专才（包括在编剧、导演、表演人才上非电影学院分科培养人员成为电影创作崭露头角角色），综合性人才慢慢地从综合高校的各类学科学生中涌现成为电影创作的新生力量等。而这一新现象在电视台更为明显：越来越多非学电视人员成为创意主体的骨干。于是，时代需要高素养、综合素养艺术人才的趋势日渐明显。艺术教育对人的全面成长的要求，和电影创作需要综合型人才的期望，超越了仅仅是技能教育阶段，而引起大规模的综合性高校影视专业的发展热潮。综合文化进入电影艺术学科教育视野、技巧之外的文化素养的迫切性要求加强、认可培养艺术家需要综合功底的认识扩大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艺术专才为唯一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电影教育的多样化开始呈现。 而环顾国外，以电影教育发达的美国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等为代表）成为高端电影人才基地，跨学科人才深造成为美国电影创作主力、综合性大学培养电影出色人物的例子越来越明显，创作人才迭出于综合大学的现实，大大鼓舞了中国电影教育的综合性发展步伐。中国电影学科在综合性大学或综合性艺术学院发展迅速已经令人惊讶。 与此同时，综合大学的电影专业教育注重研究生层面的高端人才的优势得到展现，博士、硕士点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电影创作的技术型单一人才的景观。以MFA专业硕士人才为目标的电影艺术教育格局开始形成。中国电影教育已经走到专业院校和综合院校并驾齐驱的阶段，但专业分科性占据电影实践主力的长处和发展局限、与综合性人才增多却还不能影响创作大局的现象凸显出来。 （二）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现实分析 综合性大学进入电影人才培养肇始于1993年，当时教育部批复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设立影视教育专业，这是综合性高校第一次染指电影教育。次年，北京师范大学被教育部批复设立了“影视艺术与技术”硕士学科，开始招收电影学硕士，后按照学科目录调整自然变成“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两个学科点。综合性大学的电影学科有别于专业电影学院的培养体系，在北师大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成熟，在2001年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奖。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获得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随后以此电影学博士点为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又获得中国第一批为数不多的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高端电影人才培养在研究生不同层面得到发展。 与此同时，专业艺术院校如电影学院也开始在研究生层面招收高端电影人才，开始转变电影创作只要分科性人才的观念，综合性意识逐渐渗入专业艺术学院。而综合大学的电影高端人才培养则驶向快车道。 在这里，重要的是艺术教育观念的变化：包括电影创作不仅仅是分科技术人才培养而需要综合性素养教育，综合院校的电影人才培养自有其时代需要和独特性，专业艺术院校的电影人才也必须在人文综合素养和超越技术技能培养上扩展。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数字技术的发展，DV影像创作的普及性时代到来，电影的技术创作门槛降低，而创意的文化水准越来越重要。社会需要更多的影视影像创作人才，更多跨专业人才进入影视创作，电影人才期望高端提升的愿望增强，几所重要的首批MFA培养高校的艺术硕士报名人数高涨，更多电影人才培育学校跟进，高端电影人才教育需求增加。 在包括《阿凡达》带来的3D技术的风行和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所引发的创意创造的现实面前，电影创造性思维的价值得到高度重视。随着视觉时代已经到来的现实，综合性电影创造人才的意义更得到广泛认同。中国电影教育迎来了综合性教育与专业性人才相互融合的时代。将专业性提升为综合性创造人才和综合性培养需要拓展跨学科意识，以及专业与综合相互为用的认识，促发电影培养新观念，恰逢其时人才培养意识促发了需要多校整合资源、联合培育电影人才的时代，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研究生学位计划肯定会带来电影高端创作人才涌现的新景观。 （三）如何创设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思考 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需要强化理论观念和技能操作的结合，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影人才培养除了前述的最早开设综合性大学电影在职硕士、第一个综合高校电影硕士点、第一个高校电影学博士点以及第一个开设高校电影制作专业（培养出如演员潘粤明、导演宁浩），以及创设至今的大学生电影节为电影多样人才实践打下基础等外，形成对于综合性复合型电影创作人才培养多层次培育的经验。其中，综合性电影人才培育观念的确立第一重要，而培育课程和方式成为实现的保障，理论和创作实践结合的实施要求是促发因素，以师资保证和教师素养提高来支撑也是必要的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获得国家唯一的中国电影史重大攻关项目的资助，周星教授和于丹教授的电影与电视课程分别获得国家精品课程，周星教授还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多位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在电影历史与理论、纪录片理论、影视创作实践等方面获得突出成就。 由此，建立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机制势在必行。并由此提出如下贯彻设想： 在观念认知上：高端电影创作人才的概念，应该是具备综合人文素养又具有扎实的专业电影认知、理论思维观念先进和形象创作能力突出、把握综合性电影创作眼光又有操作动手能力的高端硕士以上人才。对象多样性：应当包括：A.现有艺术专业硕士；B.包括创设艺术专业博士和部分学术硕士在内的电影研究生培养对象；C.连通电影创作专业的5年制电影本科硕士连读培养对象；D.为在职电影行业人员专设的多校专修学位办在内的培养体制。在选拔方式上：A.以专设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指标和招收计划为主，兼顾从联合培养高校入学后电影专业学生中考核选拔结合的全日制人员；B.针对在职人员的选拔结合艺术硕士招生单独进行；C.针对已有成绩的从业人员培训学位班单独考核。在培养方式上：A.多校生源共同招收聚合、分阶段培育和分校综合培育结合；B.各校分别招生、多校交叉授课、集中优势专家讲授课程；C.分别培养小学期聚合交流创作研讨；D.各校分别和共同实践创作机构合作培养。关于毕业标准：毕业阶段多校互请专家答辩考核；创作作品需要校外专家参与评审；课程共同制定规定动作与各校自主设立差异性课程；毕业签章多校认可签署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的四个核心问题 摘要：该文研究认为，当中国的艺术学科独立为门类之后，有四大核心问题是必须尽快着手研究和解决的。即：新的艺术制度确立问题、艺术本土学理研究的问题、艺术教育规划问题、确立学术艺术观念的问题。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独立门类；核心问题；学科建设；学术艺术 中国的艺术学科建设在2011年的春天具有了新的、历史性的起点。因此，如何适应和推动中国的艺术学科之整体、完善的建设与发展，当下有四大方面的问题亟需研究解决。 一、新的艺术制度确立问题 从艺术体制批评的视点看，当下中国如何构建确立艺术学科新的体制，是一项首要的工作。构建艺术学科新的制度及其体系，在当下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现实问题。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了——有人用习惯于原有学科制度来看艺术学科的新问题，长期如此是会极大地危害艺术学科的生存与发展的。 构建中国的艺术学科运行体制势在必行。这从2011年2月和3月国家有关部门相继颁发的学科文件之差异就可以证明。在2011年2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最新通过的将一级学科的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议案内容中，将“艺术学门类”下设了四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艺术学、1303戏剧影视艺术学、1304美术设计艺术学。而在2011年3月由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2011年3月8日起实施）中，艺术学下辖的一级学科不仅变更为五个，而且在名称表述上也有变化，即：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学、1303戏剧影视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因此，涉及中国艺术学科建设的根本问题——艺术学体制问题是当下和最近未来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艺术管理系统的制度问题。在当下及最近的未来，中国艺术学界及其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行政学界等都应该好好研究中国艺术学科的社会地位和管理体系的问题。研究构建中国的艺术新管理体制的方法论是，在辨析原有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以调适和创立的方法予以完善建设之。比如：现有的“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管理模式是否有变化？按照现有学科逻辑，其理应该分出一个名为“中国艺术家联合会”的新机构。如果从学理逻辑上看，文学应该纳入艺术学范畴，继而，“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就应该变更为“中国艺术家联合会”。如此，涉及艺术学的相关协会、学会等组织机构，以及有关艺术的法律、政策等等都应该有新的调整、构建、补充和完善。诸如中国艺术市场法等法规制度就需要加快建设。2011年4月11日的《参考消息》（13版）就刊文说中国的《美术作品维权“任重道远”》①。 其次，艺术教育系统的制度问题。这是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在学校艺术教育系统，如今，虽然教育部颁发了艺术学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但是，各个一级学科下设哪些二级学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比如：“书法学”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呢？还是三级学科？曾经一段时间，不少从事书法教育的人一直把书法学与美术学并列称谓，并由此认为提升了书法的学科地位。然而，从中国视觉艺术传统看，书画不分家。即，书法艺术是美术学科中的一个子学科，书法学最多与绘画学相并列。再从艺术学科学理看，书法这种形态的视觉艺术内在逻辑地应归属于美术学之中。在非学校艺术教育系统，目前更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比如，美术馆教育问题，在我国目前都是亟需完善的新问题。总之，这些关于艺术教育的现实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再次，艺术传播系统的制度问题。艺术传播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涉及艺术意识形态系统、艺术市场等形而下操作系统。艺术博物馆、影剧院、画廊、画院、大学、艺术品拍卖机构、艺术节等等的构建与传播的制度问题，在当下都是应该全面讨论的问题。 最后，艺术评价系统的制度问题。艺术批评关系到艺术创作、艺术历史书写、艺术文化传播等多方面的问题。然而，中国长期以来的艺术批评不说落后，至少是较为虚弱的状态。比如：艺术展览作品的评审标准问题、影视艺术作品的艺术审查标准问题、大众艺术评价观念引导问题等等。如今，应该趁着艺术学门类独立之机好好梳理性、原创性构建中国艺术评价系统的制度，以确保中国艺术学科的健康发展。 二、艺术本土学理研究的问题 目前，至少有三个现实的理由让笔者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打开目前市面上流通的艺术理论著作中关于艺术起源论和艺术批评论等内容多是欠缺中国的艺术学说。二是，2010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里没有收入一篇中国的艺术理论文献。三是，专门论述中国艺术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较少。尤其是缺乏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自己建构的艺术学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及最近的未来，中国艺术学科建设的重任是要花大力气研究和构建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即，在艺术学独立为门类之后，如何有效构建中国的艺术学理是一个很急迫的现实问题。 首先，急需揭示总结出中国人自己完整的艺术学科理论。20世纪以来，如果说中国对于西方艺术理论、艺术历史、艺术批评等艺术学科的了解和认识还有盲区和不足的话，那么，中国人对自己的艺术理论、艺术历史、艺术批评的认识就更是盲区加误区了；如果说中国近现代以来艺术界有许多的创造贡献，那么，其主要是偏向于艺术作品的创作上。换句话说，当下一个准备去念大学的艺术专业的人，他接触的艺术内容基本上是非中国的艺术文化。比如，在绘画课上，首先是缺乏系统理论的教育，即使有一些零散的所谓艺术理论也是外来的。如，精神分析主义、符号学理论、接受理论、酷儿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等等。在美术史课上，基本不涉及艺术史观和艺术批评学说。即使有，也是人家的而非本土的艺术历史学说和艺术批评理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艺术、形式主义分析、图像学艺术史、社会学艺术史、经济学艺术史、体制批评、价值批评、社会批评、心理批评等等没有一样是中国本土的。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中国艺术学科的发展和厚实不能缺失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审艺学》②，就是在研究总结艺术变迁历史和自己的艺术理解与艺术创作基础上，在期望形成本土艺术理论的理想牵引下完成的。总之一句话，中国的艺术学科应该有自己本土的“中国艺术芯片”。中国艺术学科如果长期没有本土厚实的“中国艺术芯片”，中国艺术学科的一切发展都将会出现贫血征候，那是令人可怕和沮丧的事件。 艺术学:独立学科门类的学域扩张与学理建构 摘 要：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是从“文学”这一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促成这一“独立”的学科目录调整，是对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这是一场历时14年之久的“独立战争”。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这场“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探讨艺术学学理建构的独特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文学思维”。所谓“文学思维”是一个比拟性的词语。就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思维而言，我们通常称为“形象思维”，它以始终伴随着形象、充溢着情感、运演着联想和想象以区别于“抽象思维”。但实际上，形象塑造的材料成为思维运演的材料是“形象思维”更深层的本质特征。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建构，事关学科门类独立后的学科品质。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建构的特质，在于其具有极高技术含量的实践性，如何将这种“实践性”上升为“实践理性”，是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核心课题。应当注意到，艺术学近十余年的学域扩张主要是“解牛”之术而非“屠龙”之道的扩张，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对职业教育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的结果。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学科建设，要重新审视和调整艺术作为职业教育的若干关系。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门类；独立；文学；关系；学域扩张；学理建构；学科建设；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这个“学科目录”的颁布顺应了我国艺术界长期的、强烈的诉求，因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艺术界持久的、热烈的反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先生更是称“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史和人才培养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艺术自觉、艺术自信、艺术自强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艺术学成为“学科目录”中第13个“学科门类”。 一、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是从“文学”这一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促成这一“独立”的学科目录调整，是对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这是一场历时14年之久的“独立战争”。 据我所知，14年前或更早些时候，艺术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艺术教育是比较薄弱的。这个薄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普通高校除师范院校外，基本上没有高等艺术教育。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由于定位于为中、小学培养音乐、美术师资，学科界域、学科层次都有所规限；而一些普通高校所设“艺术教研室”，基本上行使着开设美育共同课和课外活动课的职能。 其二，作为独立院校的艺术教育，其主体部分是培养艺术从业者的职业教育。这使得我们的艺术院校理所当然地把技能教育放在比学理教育更重要的位置，这也使得艺术教育在既定的“重道轻术”的教育理念中被“矮化”，特别对某些“早期专业型教育”（即在孩童时期便开始技能训练）的表演艺术更是如此。 其三，艺术教育由于艺术样式本身的多样性，各艺术样式的学理建设“存异”容易“求同”难，因而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需求借助文学理论、美学理论（这已属“哲学”学科门类了）的“他山之石”。这一方面体现出艺术学学理建设对于文学、美学学理的“追随性”，一方面其实还体现出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之间的“排他性”。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在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层次上，艺术学在“学科专业目录”中从属于文学，在当时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有其针对性——针对文学学理在艺术学学理建设以及艺术学学科提升中的积极影响和实践意义。这是我们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今天仍应铭记的一段历史。 二、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这场“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 其实，早在1992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就确定中国学科分类的国家标准是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大门类。在这个学科分类中，“艺术学”与“文学”是并列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实际上，如果需要一个学科门类统摄并且仅仅统摄“文学”和“艺术学”的话，将原来统摄着“艺术学”的文学改称“文艺学”也未尝不可，只是本身还涵括着“语言学”庞大学科家族的“文学”未必愿意就范。事实上，“文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不仅在于其数千年来可考可研的文献积累和有知有识的学理建构，而且在于其作为社会交往工具和思维编程语码的普遍性。 相形之下，在“艺术学”的各艺术样式中，许多久远的艺术形态（特别是表演艺术形态）一部分靠“口传身授”来延续，一部分在只鳞片爪的文献记述中难以复原；而那些依托科技进步出现的新兴艺术业态，一时半会儿似乎还难以为传统人文科学的话语体系所接纳。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艺术作为学科教育的迅速扩张和高速发展，对应的是一个“浅阅读”的读图时代，是一个“娱乐至上”乃至“愚乐至上”的接受境遇。成为独立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在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之时应清醒地认识到，实施着广袤的学域扩张并不意味着实现了伟岸的学理建构。 三、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探讨艺术学学理建构的独特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文学思维”。 艺术界在欢呼“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之时，溢于言表的是自信、自尊和自豪（似乎少了些自觉和自强）。学者们似乎更乐意喋喋不休地去说艺术的发生早于文学的发生，说艺术的内涵丰于文学的内涵，甚至说《周礼·地官》便有“六艺”之说，而《汉书·艺文志》更把“艺”排在“文”之前……其实，这些说法都不是当下“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主打理由，其不容忽视的理由主要在于学科的学域扩张和学理建构。 顺带说一句，“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并非今天意义上的艺，对它的言说只是比照出今日之“艺”的式微；而“艺文志”作为《汉书》的史述，关注的主要是“经史子集”中“集部”的文字而非“艺术”，《汉书》、《后汉书》另有“礼仪志”、“礼乐志”录述乐舞之类的艺术。 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因为面对“艺术学”提升为“学科门类”，我们更需要的是超越自尊、自豪的自觉与自强。说到“自觉”，人们必然会想到“艺术学”旗号下各艺术样式的本体研究及学理建构，又必然会提及“文学”统摄时学理框架的借助和学理思维的限制。 事实上，从事艺术学学理建构的学者，由“文学”步入“艺术”领域者为数可观且成就甚丰。正如对于“美学”的研究有“自上而下”（自哲学领域走出）和“自上而上”（自艺术领域步入）之分，对于“艺术学”的研究也可以有文学学理的参照和艺术本体的升华。 艺术学类论文:文化视野中的艺术学门类建构思考 摘 要：艺术是否具有独立价值应当在文化精神层面上来认知，艺术学门类的建构同样需要文化视野的认知和阐释。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学门类的建立，不仅是翻身或者归位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承认艺术精神是人类创造精神、艺术文化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要义。从艺术学一级学科到艺术门类的跨越，不仅是观念形态和等阶意义上的转变，其实还有文化构成的考量。从文化精神发展的角度看，艺术学科升为门类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大事，给予艺术文化和艺术教育更为开阔的空间，是需要艺术人珍惜学科发展机遇而不是放纵乃至于泛滥学科扩展，这才是艺术文化成熟与否的标志。 关键词:当代中国；艺术学；门类建构；艺术学学科；文化视野；文化认知；文化建设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入经济盘算的快车道似乎心安理得，人们计算文化指标也不可避免地用收益数据来证明，这里隐含了正常的不合理和合理中的不正常，因为，文化艺术另有精神层面的判定标准，是不是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才是艺术的最终判断指标。应当承认，艺术文化建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理所应当，因为从根本上而言艺术文化生存发展需要经济支撑推动。但更为根本的是艺术文化依存于超越物质利益之上自由畅快的跃进，艺术创造力和文化精神品格绝不取决于经济的赐予。所以，量化的增长需要辨析，而内涵的深浅更要澄清。就艺术学科而言，快速膨胀已经是事实，学科疾驰入快车道也不可阻挡，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从原本不过20多所学校，猛然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紧接着，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不到3月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又一次迅速跃入高歌猛进的漩涡中：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5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600个学科申请报点，其中除了设计学170余个申报点外，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71个。按照基本对应标准，大部将得到批准，于是短短时间内，艺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将猛增十倍以上，艺术学科的数量发展春天似乎到来。 但我们需要进行艺术文化视野的得失思考。 在中国文化的建构中，艺术文化始终是核心所在，古代文人的文化标志除了科举就是书籍书写所代表的文化高下，而大众的有文化与否不是琴棋书画就是吟诗作对，能不能赏鉴词曲，会不会沉溺戏曲唱段都是一种判别的标志，孔子的成就包括有关对于六艺的注解和听了韶乐叹赏若干时光、李煜皇帝的误国也因为过于沉溺歌舞升平等等。艺术文化是文化含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延续不衰，一直达到当今创意文化的认可层面——因为创意文化的要害是艺术的观念形态的创造性认定。国家在2010年第一次将创意文化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几乎就是高峰之态的认识了。 在艺术认知的另外一端，也显然是充满了无关社会经济利益获取的文化推进的热情。艺术学科的增长是和以往所谓关涉无用、休闲之类认识相反的精神认知高涨相关的。这就是如同巴尔扎克所论述的：“帝王统治的人民不过一朝一代而已；艺术家的影响却能绵延整整几个世纪。”①艺术不是短期的效益增长而是世道人心的濡染，所以，在文化的历史观中，艺术不亚于物质财富的意义和艺术创造对于精神的影响作用巨大而深远。 一、文化视野的认知 艺术学门类建立标志着艺术学科发展进入文化建构的新阶段。我们谈论问题的背景已经今非昔比，艺术具有了独立的门类，可以按照艺术文化标准和发展独特性来建设，其认知的视野就不同以往。首先，艺术文化的蕴积其实不在于外在的变化，艺术的积累是渐进性的，大起大落未必是福音，也难免不会混乱，自然，艺术学门类建立绝对是大得——因为在国家文化层面认可和社会文化的认知上，艺术地位猛然上扬有利于站到进一步发展的新平台。但同时，艺术的精神性文化价值却还没有得到同步理解，数量的外在功利需要还影响着艺术文化内涵的发挥。于是，艺术是不是具有独立价值就应当在文化层面来认知。 在人类历史上，艺术的审美精神和价值一直是备受尊崇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②何等崇高的艺术价值认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以学术评价为标准的肯定却一直将艺术学作为边缘而漠视。艺术其实是独立而个性的精神创造对象，但艺术研究和艺术学术的被看轻，和艺术学没有独立门类、以及集中到艺术门类的被忽视的问题上却是事实。奈何如此？个中的历史文化和时代局限造就了缺憾的现状。艺术学一直屈居于文学门类中而缺乏昂首挺胸的气度。艺术与文学原本具有亲密关系自不待言，艺术和文学不仅是兄弟关系，按照艺术学家的认知，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包容了文学，至少应当说，艺术伴随着人类精神创造就得以出现，从发声而有歌唱、狩猎而有岩画，欢悦就有载歌载舞的肢体舞动开始，艺术已经成为与人类文化创造相互依存的对象。艺术精神是文化精神的重要标志，她的呈现兴旺与否也是文化兴旺几何的标志。 可惜，在艺术学被长期淹没在文学门类的不恰当时期，艺术的明显被忽视伤害了艺术学科的正常发展，只是到了最近这一局面才彻底改变。艺术一直是文学门类中的一个分支，无奈安分守己几十年后终于得以分门别类而独立成人，这无疑是和艺术自身的发展壮大、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和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艺术学门类建立是艺术学科2011年最为值得关注的大事，因为这一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此开始的艺术将以独立身份开始自身的强身健体和布兵排阵的一系列工作。强调这一事件的背景，也不能不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来梭巡——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建设成为衡量国家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迎来新的契机有其应运而生的经济文化必然背景。2011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将艺术学科从原隶属的文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升格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1302音乐舞蹈艺术学、1303戏剧影视艺术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艺术学。从2011年起，占据全国招生人数超过5%大数的艺术学生，将迎来全新的“艺术学学士”，自2012年开始，研究生将按照“艺术学硕士”、“艺术学博士”等艺术门类学位招生。2012年艺术学门类下的艺术各类型学生将按照艺术的课程培养计划实施教育。按照惯例，编号为第13门类的艺术学成为最新的发展学科门类。在2011年5月开始的一级学科大调整中，艺术学科成为最大动态规模的调整门类，也向学术、教育界证明艺术学的重要地位。 放置在文化背景下看待艺术门类建立，不仅是翻身或者归位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承认艺术精神是人类创造精神、艺术文化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要义。“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③这当然意味着人类具有文化建设的独有品性，也因为文化才是人类独有存在的精神意义。艺术与人类精神创造的普泛性价值还包含了艺术的个性创造的独一性意义的认同。如果说，在生存意义上，人类是趋同的群体追求，而艺术的意义则是求异的个性追求，那么强调艺术不是经济盘算,也不是群体创作的趋同自有其道理。 艺术学类论文:关于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缘起\争议和一致意见的达成 摘 要:2002年,学者们呼吁将艺术学升级为门类。2009年,这种呼吁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支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开始组织讨论并草拟升级方案。2010年,升级方案在全国艺术学学科专家之间进一步得到论证,最后于2010年4月达成一致意见。这个方案就是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的最终确定的方案。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升级;门类;基础艺术学 自2002年起,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于润洋教授为首的许多学者就呼吁把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门类来设置。这种呼吁持续了八年,期间,不少院校的学者都加入到这种声音中来。直到2009年下半年,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呼吁才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确定性支持,绝大多数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对这种支持作出了积极响应,并制订了相应的方案。2010年4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科调整工作组成员、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教授在该院召集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院(校)长和专家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绝大部分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的新、老成员都出席并做了发言,大家就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基本方案达成了一致意见。 从学科升级动议的提出到国务院学位办对学科升级的实质性支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是一个促进艺术学思考自身学科地位、学科属性、学科对象和学科方向的过程。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1997年颁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现文学门类下共有四个一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艺术学目前隶属于文学门类,是文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共包含8个二级学科。最初把艺术学放在文学门类下,可以说是与艺术学的学科特征基本吻合的。因为学科是一个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概念,其主要作用还是体现在学术研究以及研究人才的培养上。此外,艺术学与文学相比影响也比较小。但随着艺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学在文学门类下就受到了诸多限制。其最大的限制就是被“文学化”,其学科个性也进而受到文学门类学科制度的限制。其次,在近20年的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艺术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显,甚至从广度上已超越了文学。因此,再用文学的学科制度来约束艺术学,就必然会出现不少问题。譬如,对于学科的评价、对于学者的评价、对于学生的评价、对于学术成果的认定等等。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以语言文字为表达符号的形象,而艺术学所研究的对象则是以图像、声音、动作以及上述因素综合运用的形象。文学形象依靠人的想象在人的脑海中映现出来,而艺术的形象则是通过人的视听感受感觉出来。针对文学形象的研究可以大量依靠以语言文字表达的论文来表述,而针对艺术形象的研究则不仅仅依靠以语言文字表达的论文表述,许多通过田野调查所得到的图像资料、声音资料以及通过文物考古所得来的实物资料、通过艺术展演所得来的形象资料都能显示艺术学的学术成果。文学资料的种类相对单一,其研究过程相对短暂,而艺术学资料种类比文学要更加丰富,其研究过程也相对漫长。由此可见,不能将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与艺术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放在同一个标准下用量化的方法来衡量。因此,学者们呼吁提升艺术学的学科地位,呼吁把艺术学从文学当中独立出来、升级为一个单独的门类,这样,既符合时代的要求,又符合学科特征的要求。 但在将艺术学上升为门类的过程中,艺术学自身的问题也同时涌现出来。这个问题源于国务院学位办对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的一级学科数量的限制。因此,原先设在艺术学属下的8个二级学科如何在升级过程中被体现出来就成为最大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做法有两个:一是删减,二是合并。学科制度是体现学科地位的重要标志,目前许多专业艺术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艺术院系都是根据现有的学科目录来设置的,如果目录变化了,就直接影响到艺术院校和艺术院系的设置问题。因此,哪些学科可以被删减、哪些学科可以合并就在艺术学科自身引起了争议。 这场争议首先体现在被删减的学科当中。根据国务院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的初步方案,原先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下的、与一级学科艺术学同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被率先删减。其次体现在学科合并中,原先各自发展的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被合并起来,成为美术与设计学;音乐学与舞蹈学被合并起来,成为音乐与舞蹈学;而戏剧、戏曲、广播、电视、电影被合并起来成为戏剧戏曲广播影视学。说实话,这种方案也是不得已的方案。但即使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仍与目前的学科设置以及目前艺术院校、艺术院系的设置之间有着诸多矛盾。 二级学科艺术学自1997年设置以来,全国已有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6家培养单位培养博士,61家培养单位培养硕士。如果被删减,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些学生怎么办、如何安置,其次面对的是要不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要不要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联性问题、要不要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要不要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等问题。而诸多相近学科的合并则使目前的单科艺术院校和艺术院系觉得尴尬,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培养单位没有完整的学科,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的学科与别的学科放在一起无法明确学科重心,在学科线路上显得不够清晰。 二级学科艺术学被删减所引起的震动最为明显。那么为何这个学科被删减呢?许多学者认为,每个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历史及理论研究,因此就不需要一个涵盖所有门类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了;第二个原因是国外没有这个学科,中国的学科需要同国际接轨。但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二级学科艺术学最初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之一、东南大学教授张道一先生号召并于1997年在东南大学率先设立的,这个学科的设立得到了当时全国约60位知名学者的支持,其宗旨是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寻找艺术的共同规律、促进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互相影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二级学科艺术学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虽然门类艺术学有自己的历史及理论研究,但长期以来,由于各自局限于自身的门类,许多问题都无法看清。至于国外有没有二级学科艺术学(德国、俄罗斯、日本均有),已不是中国该不该设置二级学科艺术学的理由。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中国特色。如果单纯地认为国外没有,中国就不能有,就会使中国的学术研究失去自信。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学科合理与否,有没有相应的学科可以替代该学科。事实证明,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尽管二级学科艺术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其学科平台、学科成果都说明了设立这个学科的必要性。而在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过程中,人们对于学科删减与合并的思考其实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的问题。因此,以于润洋教授、仲呈祥教授为首的部分知名学者都表现出假如把这个学科删减之后的焦虑。2010年3月初,他们在北京召集部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专家进一步讨论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方案。这次讨论把二级学科艺术学纳入重新考虑当中。 2010年3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科目录调整工作组秘书、中央音乐学院丁凡教授分别给东南大学凌继尧教授和笔者打来电话,征求对学科升级方案的意见,凌继尧教授和笔者都明确反对把二级学科艺术学删减的做法。因此,丁凡教授希望东南大学草拟一个将二级学科艺术学升级为一级学科的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相关方案已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起草过,这次重新起草主要是鉴于东南大学的艺术学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笔者在征求了多位学者的意见后,起草了两个方案,两个方案在学科名称上都倾向于采用“基础艺术学”的称谓。因为“基础艺术学”表现出对艺术的基本脉络和基本原理进行研究的特点。作为针对所有艺术门类的最基本的脉络和原理进行研究的学科,“基础艺术学”从名称上可明显区别于门类艺术学。为谨慎起见,2010年3月31日,东南大学在北京召集全国十余所院校的二十余位知名学者针对这两个方案进行论证。经过大家论证,倾向于第二种方案。会后,笔者进一步吸收了专家们的意见,修订之后于4月6日提交给了丁凡教授。 2010年4月13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教授召集的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和专家的工作会议上,仲呈祥教授向大家通报了近期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尧学院士协商的结果,提出了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的较为确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包含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共5个一级学科。针对这个方案,虽然许多单科艺术院校代表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处于学科升级整体目标大局的考虑,大家通过了这个方案。会议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教授牵头对这个方案进一步完善后上报国务院学位办。最后,于润洋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虽然许多单科艺术院校觉得学科合并会有不少问题,但总体上艺术学的学科地位还是提高了,相近学科合并后从原则上不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也不影响各单科院校建设自己的学科。他高兴地表示,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艺术学科升级为门类主要是考虑到维护艺术学科自身的特点。本项工作自2002年就开始努力,今天终于有了希望。艺术学学科升级为门类后将会大大推进艺术学学科的发展,也将会有力推动我国艺术事业的繁荣昌盛。本次会议之后,受丁凡教授叮嘱,笔者参照原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起草的方案,并征求了张道一教授、凌继尧教授、黄教授、夏燕靖教授、李心峰研究员的意见,对方案作了完善(见附录),于2010年4月16日提交给了丁凡教授。这个总的方案就是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下设5个一级学科(基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影视学)的最终确定的方案。(责任编辑:楚小庆) 附录:基础艺术学一级学科设置说明 基础艺术学一级学科设置说明 方案草拟单位:东南大学 一级学科名称:基础艺术学(或一般艺术学、普通艺术学、宏观艺术学、理论艺术学、艺术学理论) 所属学科门类:艺术学 一、该学科简要概况 基础艺术学旨在打通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构建涵盖各艺术门类的宏观艺术学理论体系。有关该学科的研究自我国的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业已开始,分布于不同的学科当中。有关艺术学问题的研究在美学当中涉猎最多。19世纪末期,鉴于美学研究对象不能涵括所有的艺术现象,德国学者康拉德•费德勒主张把艺术学从美学当中划分出来。1906年,德国学者玛克斯•德索出版了他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并创办《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从而确立了基础艺术学的基本地位。这种主张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响应。我国学者最早于20世纪初致力于该学科的专门研究,代表人物为宗白华、滕固、马采。该学科在原文学学科门类下的艺术学一级学科中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与一级学科同名,学科代码为050401,设置于1997年。1998年,东南大学率先设置该学科的博士点。迄今为止,该学科在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已有61家单位设置硕士点,6家单位设置博士点,1个国家重点学科,13个省级重点学科,2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读硕士生和博士生约2000余人。 二、该学科培养目标 基础艺术学主要培养研究贯穿于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的总体规律的专门人才。与各具体门类艺术学不同的是,本学科培养的人才具有较为宏阔的视野和较为综合的素养,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发挥作用。 该学科吸收的生源为具有较好艺术理论基础的学生。因此,可根据社会需要,选择条件优厚的学校和应用性较强的方向设置少量本科专业,如艺术管理、艺术产业、文化遗产保护等。该学科的人才培养应着重放在硕士生和博士生层次。 基础艺术学的主要方向为艺术史、艺术原理和艺术批评学。 艺术史主要培养研究艺术总体发展历史规律的专门人才。 艺术原理主要培养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进而研究艺术共通规律的专门人才。 艺术批评学主要培养针对艺术价值、艺术思潮、艺术流派、艺术家等艺术创作和其他实践现象进行批评的专门人才。 以上方向在硕士生层次可侧重于基础性教学与研究,在博士生层次则需要更深程度的教学与研究。 三、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基础艺术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史、艺术原理、艺术批评。 艺术史主要研究艺术的总体发展脉络和历史发展规律,如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形成、艺术的发展规律、艺术的发展过程、艺术的未来前景与走向等。与各门类艺术学研究艺术史有所不同的是,基础艺术学的艺术史研究着眼于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的发展脉络。 艺术原理是基础艺术学的基础与核心,针对艺术的各种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和各门类艺术共通规律,以及艺术学自身的发展与建构等进行理论探讨,如艺术的本质与特性、艺术创作规律、艺术作品的构成、艺术接受原理、艺术传播规律、艺术学自身的地位、作用与建构,以及艺术政策、艺术管理、艺术产业、艺术遗产等领域提出的各种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艺术批评学作为“运动中的美学”,主要着眼于艺术在现实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实际进程与发展态势,对现实中出现的各种具体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艺术思潮进行富有实践性的批评,引导社会的艺术鉴赏。艺术批评关乎艺术在现实中的健康发展及在社会中的影响与传播,其研究的对象十分广泛,如艺术鉴赏、艺术价值、艺术思潮、艺术风格、艺术影响等。艺术批评一方面针对存在于各个艺术门类中的普遍现象确立评价标准、适时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将这种评价标准与各个艺术门类中的具体现象有机结合进行批评。 四、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基础艺术学一方面要以门类艺术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成果。基础艺术学从具体的艺术现象出发,主要采取自下而上、横向比较等方法,探究艺术的本质属性、总结艺术的共通规律。同时,基础艺术学还借助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宗教学、民俗学、教育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 基础艺术学下设的三个二级学科的核心课程分别如下: 1、艺术史: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外国艺术史、艺术史专题、艺术史哲学、艺术史方法论、艺术史学史、艺术思想史、艺术考古学等。 2、艺术原理:艺术学原理、比较艺术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传播学、艺术教育学、艺术人类学、宗教艺术学、民俗艺术学、艺术管理学、艺术产业理论研究、艺术政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艺术原理专题等。 3、艺术批评学:中国艺术批评学、西方艺术批评学、艺术批评方法论、艺术批评专题等。 五、社会对该学科的中远期需求情况及就业前景 在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结构趋于复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艺术现象越来越纷纭多变,社会对于具有综合性素质的艺术研究、管理、教学和创作等方面的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广泛而迫切。单纯的美学人才局限于哲学,单纯的门类艺术学人才局限于各艺术门类自身。因此,在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当中,从总体上了解艺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传播等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和熟悉各个艺术门类、懂得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了解艺术的本质属性和共通规律的人才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欢迎。尤其是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文化建设被提升到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地位,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文化艺术产业、文化艺术管理、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领域,都急需从总体上谙熟艺术基础理论和共同规律的综合性艺术理论人才。该学科人才就业前景普遍看好,可到文化艺术研究、艺术教育、文化艺术管理、文化艺术遗产保护与管理、报刊杂志图书网络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有关文化艺术的编辑采录等十分广泛的行业、部门就业。 六、该学科的主要支撑二级学科 1、艺术史(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史、艺术史哲学); 2、艺术原理(艺术学基础、比较艺术学、艺术跨学科研究); 3、艺术批评学(中国艺术批评史、外国艺术批评史、艺术批评原理); 七、该学科与哪些现行一级学科密切相关 基础艺术学与美学和门类艺术学密切相关。 美学属于哲学范畴,基础艺术学与美学交叉的内容为对于艺术美感的研究。基础艺术学涉猎美学,但不止于美学。基础艺术学与美学互为参照,互为借鉴,互相促进。 门类艺术学分别是对各个艺术门类的研究。基础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的关系为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基础艺术学从门类艺术学中获得经验与实证的基础,门类艺术学从基础艺术学中获得原理与方法论等方面的理论支撑。 此外,基础艺术学与文艺学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交叉之处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文艺学主要针对语言艺术进行研究,基础艺术学则针对造型艺术、表演艺术以及与现代媒介相关联的新兴艺术进行研究。 基础艺术学与美学、门类艺术学、文艺学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互为补充。 八、新增设一级学科请说明增设的原因和理由 增设基础艺术学主要有如下4个方面的原因和理由: 1、门类艺术学培养的人才往往以门类为界,拘于一隅、互不往来,无以从宏观上审视艺术、促进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增设基础艺术学可加强艺术宏观理论的研究,满足社会对于宏观艺术理论人才的基本需求,促进艺术创作的活跃与繁荣。 2、基础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之间可以建构起一个普遍与特殊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共生共赢的科学合理的艺术学学科结构。 3、门类艺术学无以从整体上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形态之间进行对话,不利于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使艺术在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增设基础艺术学可以弥补此种缺憾。 4、基础艺术学便于从整体观念上使艺术与社会成员之间发生关系,增设基础艺术学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可对提高国民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责任编辑:楚小庆)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学科的发展前景 艺术学科由文学下的一级学科升为与文学并行的门类，这种层面的学科调整，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学科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 一、促进戏剧影视学科发展 原来艺术学放在文学门类，艺术学是一级学科，戏剧影视是二级学科，比较而言，戏剧影视学科发展的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发展的空间增大了很多，促进了戏剧影视学科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对戏剧影视学科目录、人才培养规模与层次，以及课程和院系设置带来新的变化。可以预料，各人才培养单位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主动性和规模会有所增加。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我国戏剧戏曲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方向逐渐完备、完善，各高校在原有戏剧戏曲史、戏剧戏曲理论、戏剧戏曲美学、戏剧曲艺史论、话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紧密关联的新的学科领地，又新增了比较戏剧、少数民族戏剧、戏曲创作、戏曲民俗学、戏曲文化传播等理论研究以及戏剧戏曲表导演等实践类研究方向，丰富了学科建设，实现了学科教育的全面培养。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电影电视学科主要发展和研究方向逐渐细化、多样化，并且向纵深挺进，例如中国电影艺术史、外国电影艺术史、非线编辑、摄像与实践、电视新闻与采编、大众传播、电视纪录片、电视剧研究、影视语言、电视频道及栏目研究、录音与剪辑、媒介传播、影视制片管理、照相与实践、摄像与实践、影视策划、电视艺术研究、港台电影研究、广告理论与实务、世界电影美学思潮、世界传媒发展研究、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运营与管理、中国电影现状研究、媒体发展策略研究、美国电影研究、网络电视研究等。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我国戏剧戏曲学科与电影电视学科的互动与融合会进一步加强，戏曲电影、戏曲电视会进一步得到重视。有关戏剧戏曲改编成电影电视，有关电影电视改编成戏剧戏曲，这种改编与融合的研究会得到进一步深化、细化。因此，戏剧影视学科内涵会变得丰富，外延也会得到拓展。 二、推动艺术教育发展 戏剧影视教育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会促进戏剧影视教育的发展，也会推动艺术教育的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中国戏剧影视学科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随着国家艺术教育政策的力度加大和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多，戏剧影视学科尤其是电影电视学科会进入全新的大发展时期。伴随着各地高校的电影电视专业或电影电视方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电影电视学科在原有的业务教学、理论教学和素质教育的基础上，更拓展了产业发展、文化研究、数字技术等多个教育领域，以期更好地应对世界电影电视产业化、数字化、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全国数百所高校陆续加入电影电视教育的行列，或者创办专门的电影电视学院，或者将电影电视作为独立学科加入艺术学院的拓展范畴，或者在原有的中文系或文学院范围内将电影电视拓展成为全新的专业方向，形成了高校电影电视学科教育的新潮流。电影电视学科体系在专业内容、人才培养、教育层次等方面多元化建构，形成了专业教育、理论教育和素质教育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因此，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戏剧影视人才。 在国民艺术素养和综合性人才的素质培养方面，戏剧影视教育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电影课程已经纳入了从少儿到大学生等系统化的美育教育范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措施，下发多个文件，对影视教育提出具体要求，并以附件形式列出百部优秀影片推荐片目，进一步强化中小学和大学影视教育。2004年，电影频道增加了“少儿影院”节目时段，各地也把收看“少儿影院”播出的优秀影片与学校的德育课、艺术教育课等内容结合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专业艺术教育领域向纵深发展之外，在学科的普及教育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如京剧进中小学课堂、“教育戏剧”概念的推广等，使戏剧戏曲在素质教育和文化环境建设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 戏剧影视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升格门类后，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戏剧影视成为一级学科，有些高校对有关戏剧影视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案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突出了信息社会和传媒经济时代对戏剧影视人才能力的新要求，与产业经济、新媒体和传媒文化有关的课程也成为戏剧影视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世界传媒发展研究、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运营与管理、媒体发展策略研究等。 在一些影视艺术学院还新近设立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该专业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涵盖了管理学、影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相关理论和课程，是对影视教育的一个有力补充，符合当下电影电视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也体现了我国影视教育发展的一个大方向――与产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越来越积极。 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在戏剧影视学科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专业方向涉猎面越来越广、交叉性和文化内涵越来越强、与数字媒体交融逐渐增加的特点。同时，各类型和层级的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各有重点，特色更趋明显。如师范类院校专业方向以培养戏剧影视教育方面的师资为主，专业院校和职技学校戏剧影视人才培养则多随戏剧影视市场上实际人才需求方向转型，更注重编导类、表演类与剪辑类等方向，专业的倾向性、应用性高于对其文化的要求。 当今的戏剧影视教育，基于戏剧影视的专门领域与信息技术，体现了戏剧影视在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即面向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代表了信息科技与文化艺术结合的新方向。从人才培养目标来看，戏剧影视教育注重学生艺术的原创能力、整合能力和策划能力，培养具有新的人文、艺术、科技观念和素质的综合型人才，体现了戏剧影视学科交叉发展和国际化的趋势，会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艺术学类论文:理工类院校艺术学院教学管理探索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很多理工类院校都陆续成立了艺术学院，开设艺术类相关专业，如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艺术与科技专业等。这有一定的办学优势，可将技术性与艺术性紧密结合，在艺术实践教学中更倾向于科学性，有利于开拓创新。然而就理工类院校而言，对艺术这个特殊的行业领域，在没有培养艺术类学生的基础和经验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更具备充满创造能力的艺术人才，是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也是艺术学院的教学管理人员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一、艺术学院专业教学的特点 （一）艺术学院专业教学更注重实践教学环节 艺术专业教学是以艺术创作为载体，通过创作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设计理念及设计能力等，没有精湛的艺术技巧就无法表现高妙的艺术境界。因此，在艺术学院专业教学中，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较多，包括上机操作、动手制作以及风景写生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课堂教学中常常也是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相互结合，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艺术学院不仅要重视实验室建设，还要开拓社会实习实践教学基地，培养学生的市场意识，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二）艺术学院专业教学更注重教学方法 理工科专业教学是运用统一的概念、定义、推理及运算方法传播知识，而艺术专业的教学是重视师生间的交流与互动，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播已有的观点和技法，更重要的是启发和引导学生求异创新、寻求新的设计理念和创意思路。艺术专业学生是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自我意识强烈，注重个性发展，重专业，轻文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发掘学生独特的个性，因材施教，促使学生标新立异，在已有理念和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思考和分析，产生新奇的创意构思。理工类院校要打破传统的学徒式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将艺术的本质规律贯穿于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艺术眼光和批判精神，把培养学生艺术思维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的目标。 二、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特殊性 （一）艺术学院教学的专业属性 一般理工类院校经过多年岁月的磨砺和自身的沉淀，都积累了许多属于自己的规范化和模式化的东西，也形成了行之有效的适合理工科教育的教学管理潜在的标准。用这些标准来衡量艺术学科教育，却有着本质的差异性。对于新开设的艺术类专业，这些理工类院校也不可能很快地改变现有的教学管理观念和模式来适应艺术学科教育的发展，不得不使用非艺术类教学的管理模式。但是，艺术学科教育与理工科教育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甚至在授课地点、授课人数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艺术类专业教学的专业属性被淹没了，没有形成突出的专业特性，并制约了专业的发展。 （二）艺术学院师资配备的特殊性 由于理工类院校往往过于重视教师的学历，招聘要求多为博士学位，但具备博士学位的艺术人才大多偏向理论方向，缺少实际动手操作等应用实践环节的相关能力。学校所设置的艺术专业（如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专业）应用性较强，这些高学历教师无法胜任技术性与实践性较强的艺术课程，譬如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合成、材料与施工工艺等。 （三）管理对象的特殊性 从艺术学院教师本身而言，多为专业艺术院校毕业，个性突出、情感丰富，在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等方面和其母校的教学体系和规律是一致的，对理工类院校的很多管理规章和要求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在工作上难免存在抵触情绪，在落实学校下达的有关任务和要求上常常拖拉、工作不严谨。 艺术专业的师生天性及专业性使其个性突出，他们比理工类专业的师生更富情感，工作学习易受情绪影响。艺术专业管理者在教学管理中，不仅要充当管理者、组织者，还要做协调者、服务者等多种角色，努力使教学管理与其它管理之间统筹安排，默契配合，协调一致。 三、理工类院校加强艺术学院教学管理的一些举措（一）根据艺术专业属性改变教学观念，合理安排教学 学校应根据艺术专业的特殊属性，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宜地制定出有助于专业长远发展的教学计划，合理安排教学，不能以理工类专业的教学管理模式来对艺术专业进行单纯的管理。例如，在时间安排和课程设置上不能全部按照理工类专业的形式进行，应以专业教学为主，公共课程或其它教学活动应在适当之时予以补充，甚至单独进行授课，形成以专业教学为主的良性教学秩序。 （二）建立有效的艺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并切实落到实处 艺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在整个专业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立有效的实践教学环节，是艺术学院及专业教师共同来完成的一件大事。首先，应该建立完善的校内实验室，合理进行部分专业课程的教学实践；其次，建立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学院要根据专业发展方向，利用各种途径联系公司或企业，签订实践教学协议。通过校内和社会双重的实践教学安排，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实施，同时也为学生将来的就业提供有力保障。 ・文化艺术田颖颖，韩帆，朱珠：理工类院校艺术学院教学管理探索（三）优化师资结构，提高师资综合实力 目前，国内理工类院校开设艺术类专业时间较短，教育水平与国外同类大学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需要利用好现有条件，采用多渠道优化师资结构，提高师资综合实力。1.培养在职在岗的教师。根据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选拔优秀骨干教师进行重点培养，带动专业团队形成更好的教学科研氛围，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组织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出国培训学习，充实自身专业素养，力争专业教学与国际发展接轨。2.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吸收国外先进的艺术理念和专业水平。 （四）充分运用激励手段，创建良好氛围 艺术学院的教学活动是一种多样化和灵活性并存的活动，艺术教学的管理工作，在确保制度权威的前提下，要时刻注意遵守艺术规律的弹性原则，在“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下，创造宽松的教学环境和富有个性的艺术氛围。 良好的教风、学风不仅要靠监督管理，更重要的是靠引导和激励。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与学的积极性。对老师，学院要极力创造条件满足其在教学过程的合理需求，引导其将需求与教学目标相结合，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学院将其优秀作品展出和收藏，颁发优秀作品收藏证书，并要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竞赛或展览活动，以开阔眼界。 （五）加强自主学习，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创新能力 教学管理人员必须围绕教学这一中心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师的工作需要，保障其最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也要为学生成才服务，为其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教学管理工作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工作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要想成为优秀的教学管理者，必须加强学习，探索新方法，勇于创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综合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 理工类院校的艺术学院正处在成长发展阶段，教学管理者必须利用合理的教学管理方式，严肃而灵活地处理好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力争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更要不断探索完善艺术专业教学，提升教学管理水平，提高艺术人才培养的质量。 艺术学类论文:艺术学升门类后综合艺术院校学科建设中的思考 【内容摘要】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为高等艺术教育在学科建设方面提供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挑战。文章基于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自身的特点，从学科建设在综合艺术院校发展中的重要性、发展中的现状分析，以及建设中的重点环节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得出以下结论：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首先要发挥和调动自主发展的内动力，构建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其次，借力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外动力，充分发挥艺术院校服务于地方的优势，找准自身在高等教育大系统中的学科空间定位，发展优势、特色学科，带动整体发展。 【关键词】综合艺术院校 学科建设 目标定位 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关于下达按进行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结果的通知》（学位办[2011]51号）的公布，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名正言顺地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标志着专业艺术教育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属性，同时也为学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学科门类的提升并不代表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从当下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和艺术院校的学科发展现状来看，在学科规划和建设方面各艺术院校仍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学科专业类别方面的跨越和突破，将成为艺术院校内涵拓展的途径之一。经过两年多的适应、调整与改革，各综合艺术院校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学科建设在艺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学科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艺术院校的发展水平，还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特色的彰显。如何在新形势下提升综合艺术院校的竞争力，如何在发展中保持自身的特质，如何使艺术类院校之间在艺术学升格后把握发展的机遇强强联合，形成合力，“突出重围”已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面对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面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学科的构架，面对中国日渐融入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趋势，作为综合艺术院校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办学定位、学科构架，并尽快地、有效地实现其内涵的发展，在提升本体学科的同时，拓展艺术类跨学科专业和交叉专业，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各艺术院校的重要任务。 一、学科建设在综合艺术院校发展中的重要性 “学科”在英文里的解释具有多种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熏陶等。在《辞海》里解释为：“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学科是人类在认识和研究活动中针对对象，而将自己的知识划分出来的集合，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是指对同类问题所进行的专门科学研究，从而实现新旧知识的更替，学科活动不断导致某学科内现有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和再系统化。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中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内容覆盖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实验室建设、校园文化等各个方面。协调可持续是关键，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协调都会影响整个学科的发展。 学科建设是艺术院校综合性和全局性的工作，学科发展水平是高等学校质量和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实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的基础，是社会衡量一所大学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学术地位等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它不仅直接体现艺术院校的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更决定着学校的发展特点和优势。因此，学科建设始终是高校各项建设工作的核心，是带动学校发展，提高学校教学与科研及社会服务能力和整体水平的基础。 21世纪高等艺术教育的竞争，其本质就是学科实力和学科水平的竞争。哪一所高校在学科建设中有一批高水平的学科群、高水平的学科研究成果，以及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所湮没。 二、综合艺术院校在学科发展中的现状 2011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大学校长全球峰会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5届校长年会上，来自五大洲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所大学校长齐聚清华园。“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中外校长热议的一个话题。艺术类高校同样要有这样的眼界与胸怀，能否将地方综合艺术院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一流的艺术大学是各艺术院校的共同目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发展是长期的、脚踏实地的事业，浮躁、急躁是无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一流大学是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几代人锲而不舍的付出艰辛的努力。牛津大学用了800多年的时间才拥有目前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此外，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英国剑桥大学等一批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均是历经数百年时间才建成的。艺术院校要抓住艺术学升门类的机遇，迎接挑战。 艺术学升门类后，地方综合性艺术院校学科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其一是综合艺术院校在激烈的竞争中学科发展不平衡、学科结构不合理、人才知识结构单一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在学科建设中架构合理的体系结构是重中之重，在近几年的学科建设中，各艺术院校都有不同级别的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有的院校还专门成立了学科办，但在发展建设中宏观思考和整体布局，以及发挥重点学科的引领作用是不够的。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学院整体发展与学科发展、学科办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理顺。在学科建设中不是只建重点，不关注一般。而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学校可根据本校的优势和实际选择、调整学科方向，注重学科本体的发展，并利用综合性艺术院校的优势，构建各学科之间的联合与协作，优势互补，整体推进。 其二是来自部属艺术院校在资源等领域优势地位的压力和各类非艺术院校无序竞争、盲目扩招的生源与就业压力。首先，由于部属艺术院校先天的优势，在人才资源、学术资源以及国家的经费投入方面的保证，使得地方性院校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显得先天不足，后天乏力。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经费投入，留不住优秀人才，以及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都制约着地方艺术院校在学科发展方面的步伐。其次，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非艺术类院校无序地抢占艺术生源，盲目扩招，使综合艺术院校的招生质量日益下滑，有的非艺术类高校的舞蹈学院在校生近两千人。还有的高校没有舞蹈专业的教师也在招收舞蹈硕士研究生。利益像被放出笼子的恶魔，破坏了大学之间平衡的学科生态环境。当然，没有哪一个高等学校是以规模取胜的。艺术院校之间的实力竞争，从来就不是学生数量的竞争，而是靠培养出优秀学生的质量说话，各院校的生存基础也不会只是建立在规模之上。任何一所高校发展的关键是学科建设水平，这是提升质量的前提，更是保证优质的基础。艺术类高校培养造就高水平的艺术人才并接受社会的选择和检验，唯一标准是学生质量。一所合格的艺术院校，培养出的学生要有学术发展的潜力或者要有社会职场的竞争力，因此建设一流的学科是艺术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力保障。 其三是地方综合艺术院校师资团队领军力量不足压力。由于地方院校的先天不足，从外因看缺少使教师成长为学科专家的土壤与空间，缺少本学科高层次国内外交流的平台。从内因来分析教师比较安于现状，满足于在各类比赛中获奖或在刊物上，缺少对本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卓越追求的精神。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认为：“迄今为止，衡量大学状况最可靠的指标是该校教师队伍的优秀程度。这几乎能决定其余的一切，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能够吸引优秀的学生、基金以及校友和公众的支持，并能赢得国内国际的承认，保持和提高高校声誉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善教师队伍的质量。”此外，教师、学生之间的缺乏纯学术交流和不同观点论战的文化环境，这与全国大的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有关。艺术从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没有百家争鸣哪有百花齐放。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默说：“芝加哥大学崇尚激烈学术论战是高产诺贝尔奖得主的‘秘诀’，学生和教师团队始终在‘充满挑战性’的氛围中做学术，任何研究成果都必须要经受得起来自多方面的、激烈的论战才能‘站得住’。” 其四是优秀的、有影响的原创艺术成果缺乏。综合艺术院校教师来源――以舞蹈专业为例，主要源自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以及本校优秀的毕业生。相同的教育背景和学缘结构是导致优秀的创作成果缺乏的原因之一。因为相同或相近的学习背景、知识结构、人文环境会导致具有“同质性”的教学群体和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像父子、母女、师徒，学生对教师更多的是言听计从，很难产生彼此间不同思维方式的“撞击”，无法形成创新思维的火花。当学生成为教师后只会延续师父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无法挑战权威、挑战自我，无法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开放的平等交流的空间，更无法产生具有创新意识的优秀成果。 三、综合艺术院校学科建设中的重点环节 （一）准确的学科发展定位，逐步形成结构合理高水平的学科群。学科群是若干个学科间相互渗透，围绕共同领域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学科组合，学科间交叉、联合、协作，形成网络状学科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的学科群可以产生学科协同效应，其发展脉络是：学科点──学科系──学科群。综合性艺术院校可以有效地发挥若干个学科系有机结合而形成的跨学科群体，是学术领域的组合。在学科建设中注重学科间的联合协作，以发挥各学科互补的优势。这种联合有两种情况，一是以重点学科为核心，带动其他学科。加强重点，突出特点，带动一般，由若干学科合理搭建组成学科群，这种联合的优点：1.集各学科的专长，取长补短、优势互补；2.在有限的资源内集中优势力量完成重大科研项目的突破。二是列入学院重点建设的学科本身是联合交叉学科，如艺术院校的音乐学与舞蹈学可以联合协作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美术学和舞蹈学的联合等，这种联合有利于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促进学科之间的科研、教学不断发展。 （二）凸显学科建设中的特色。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坚持各自独有的风格，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内涵，是存在的价值和水平的体现。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持续性，对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效果明显。全国五所综合艺术院校的巨大财富是在百年和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自较稳定的发展方式，并具有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秀的办学特色，并使之有别于其他院校。第一，特色凸显其学科建设中的优势，特色确定着在全国同类艺术院校中的地位与影响。著名的大学一定是具有特色的，但有特色不一定就能成为著名的大学。第二，形成特色的关键是在学科建设上注重特色、重视特色、体现特色；在本学科领域中努力处于知识前沿的方阵之中；在成果的转化中努力为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在专业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产生影响，从而提升学校的知名度。 各综合艺术院校还要充分利用各自所处的地缘优势，利用地域文化特色来加强学科建设，凸显学科优势。所谓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一个空间范围独特的文化类型。所谓独特，就是与众不同，跟其他区域、其他地方的显著区别。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传统性和独特性，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院校的学科建设中地域文化是十分重要的教育资源，将本地区特有的历史背景、自然环境、民族结构、社会条件、人文精神下形成的地域文化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凸显学科特色优势，这是综合艺术院校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 在学科建设中要将地域特色体现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各项成果上。例如，新疆艺术学院地处素有“歌舞之乡”“丹青之乡”美誉的新疆，在古老西域文化的深厚底蕴衬托下，其对于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成为显著的特色。舞蹈学科根植于丰富多彩的新疆各民族民间舞蹈之沃土，音乐学在古老的十二木卡姆的乐声中徜徉，美术学在中西交融的浓墨重彩中绽放，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氛围成为学科建设的特色，在5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各学科的发展始终将独特的地缘、民族、多元文化优势和艺术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和科研优势，在地域文化的氛围中显现自己的艺术品格。 （三）学科建设的关键是学科队伍建设。正如季羡林所说：“一个大学，人才不是在课堂中教出来的，而是在大师所创造的氛围中熏陶出来的。没有一流的大师，就没有一流的学生。”可见优质的师资队伍对打造优质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首先，学科队伍是学科发展的主体，是学校发展的依靠力量。没有一流的学科队伍，就没有一流的学科，也就无法有一流的大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对学校而言是实力的象征、地位的象征。在艺术院校中大师体现着所在学科的学术思想、学术水平，因为大师的存在，学科发展才得以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其次，学科建设中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同教师成长为专家学者的过程相辅相成，学校应该对内搭建合理的学科组织结构，为教师的学术研究提供发展平台；对外搭建起一个通往国内外学科领域的桥梁，为教师提供交流、成长的土壤。两者之间互为条件，学科的发展、提升需要专家学者，而专家学者更需要具有优势的学科作为平台体现其学术的价值。 综上所述，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中，从自主发展的内动力而言，要做到学科定位准确、学科特色凸显、学科结构合理、学科带头人及团队具有良性发展的学术空间；从社会发展的外动力而言，要做到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能够将学科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群众的有效资源，能够拓展出更为广阔的学科发展领域空间。 学科建设作为高校的基础性建设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方法多种多样。各个学校的学科基础不同，办学条件不同，运筹资源的环境和能力不同，学术底蕴、传统特色不同，因而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寻找适合本校学科发展的最佳途径。在艺术学门类下，每一个艺术院校都有着自己的定位与学科生存空间，在各学校大的学科生态系统中准确有效地拓展自身的学科生态空间，合理科学地定位本校的发展目标，从而有效地推动学科建设进程，提升综合艺术院校的竞争力，是艺术学升门类后，综合艺术院校在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格局中可持续良性发展的首要任务。 艺术学类论文:“升门”后的艺术学学科与艺术分类 摘 要：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艺术学从文学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在新的学术视野下，艺术学理论建设面临许多新的任务，新的艺术分类理论呼之欲出。本文对当代应用较广泛的几种艺术分类方法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再认识，并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同时还就新的艺术分类设想的内容、分类原则及其实践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艺术学门类；艺术分类；学科建设 艺术分类是艺术学学科基础建设任务之一。艺术学学科的分类理论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形象化和多元交叉等特点，要实现“多层多角”的分类理想，尚需时日。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①，艺术学由此脱离“文学”学科门类，成为“学科目录”中第13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升门”后的艺术学，在“调整后”和“学域扩张”②的新的学术视野下，分类问题再一次成为学科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艺术分类所面临的基本形势 在艺术范畴中，音乐、舞蹈、戏剧、杂技、绘画、建筑、雕塑等传统艺术形式已经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力，电影、电视、动漫等后起形式更是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当下，艺术呈现出总体繁荣的趋势。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各种艺术形式在追求最佳艺术效应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追求艺术手段的综合性和多样化。原本意义上的单个艺术形式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本能而发酵、膨胀和扩张，如：杂技戏剧化，器乐演奏歌舞化，声乐演唱伴舞常态化，戏曲表演话剧化，行为艺术的出现，新媒体的产生等。各艺术形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内涵和外延等方面都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随之产生了新一轮艺术形式的交叉与融合以及新形式的出现。艺术分类自然要直面如此多彩多姿的艺术形态。倘若照旧原封不动地以各艺术形式的名义进行分类组合，必然会遇到诸多新的问题。“升门”后的艺术学，首先需要迅速厘清文学与艺术的学术分界，更要在立足艺术现状，对既有的艺术分类做出新的判断、分析，并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 二、既有艺术分类方法分析 一般认为，在艺术学史上，首先提出依据某种原则对艺术形式进行分类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艺术是模仿，并根据模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区分了绘画与音乐、悲剧与喜剧、史诗与戏剧等。我国先秦时期的《尚书・虞书・舜典》和汉代《毛诗序》中都涉及到对艺术分类的思考。20世纪以来，出现了真正具有现代形态的艺术分类学研究。 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分类标准形成的，并在当代被广泛应用的艺术分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可分为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时间艺术如音乐、文学；空间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时空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舞蹈。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听觉艺术如音乐；视觉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视听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动态艺术如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静态艺术如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实用艺术如建筑、工艺，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综合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抒情诗；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叙事文学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艺术、表情艺术等。行为艺术是艺术家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通过某种行为方式展示其文化观念和美学态度的艺术；肢体艺术如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表情艺术如音乐、戏剧等。 从媒介的角度艺术形象可分为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视象如绘画、雕塑等；听象如音乐；心象如文学；视听形象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大体上看，上述分类方法中有些是按照“大艺术”的概念来分类的，譬如：“时间艺术”、“语言艺术”“心象”等类别，已把文学整体性的纳入艺术的范畴。这种大艺术观虽然从其实践的角度出发，但是作为更加精细、缜密的学科理论建设工程，不仅与“升门”后艺术学的独立学科思维相矛盾，也与早已成为独立学科的文学学科建设思想不相符。那么，如今做艺术的分类，首先，需要请文学③出局，并要对艺术中的文学元素如戏剧、电影、说唱艺术中的文学内涵做出新的恰切的阐释。再者，“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之分与“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之分显然有着异曲同工之趣，特别是在作为“心象”的文学出局后，两者已别无二致，两相存在则缺乏理论的独特性和实践意义。第三，“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与“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的两种分类方法即使在文学出局之后也还有相类和缺乏自洽之处，也需要再斟酌。当然，既有的几种分类方法在学科建设和艺术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意在立足于新的理论基点，发现和认识过往各种艺术分类方法的历史局限，从而为新的分类设想提供参考。 具体来讲，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划分的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的分类方法所反映的是生活中最常见、应用最普遍的一种时空观，是基于人类生活经验的一种由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所构成并被人们所普遍感知的艺术存在方式。在特定的感知范围内，以这种时空形式解释艺术，把艺术的创作与审美过程置于一个与客观存在相一致的特定的界域来进行，不仅符合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也与人的认知能力相契合，是一种具有共识基础和便于应用的分类方式。然而，又不能不看到，科学体系中的时空观是多样的，是挣脱了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知局限的对宇宙天体及其客观存在的创造性发现。譬如：以霍金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是用十一维空间来解释宇宙的。高维空间不会因为它不被人类所感觉而不复存在，就如我们人类听不到超声波、看不到红外线的客观存在。现代科学认为，宇宙的许多自然之谜如黑洞、超自然力、意志力、时空通道等，以更多空间的理论才有可能存在和解释。看一看时间的“穿越”理论，空间的一维、二维、三维……十一维……二十六维、N维等理论，就不能不说采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为艺术分类或多或少地显得有些奢侈和粗疏。时空概念更多的应用于超越生活经验的天文物理科学，也适用于几乎所有客观事物，并且是多义的、相对的，其内涵远远大于人类的艺术生活。现代艺术正以开放的姿态在作品中表现科学的、更加多样的时空观。一句话，时空概念不是艺术所独有的，这样的艺术分类不易真正触及艺术的特殊本质。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将艺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的分类方法，与上述的时空分类方法似乎有相应之处――听觉艺术对应时间艺术，视觉艺术对应空间艺术，视听艺术对应时空艺术。所不同的是，以人的视听功能作为艺术分类的依据，能够从人的感官感受出发，体现了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的基本路径和人性特点。尤其是关于“视觉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已使绘画、书法、建筑、雕塑等依赖视觉而呈现的艺术形式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进而在“读图时代”获得了时代认证和现代意义。与之相比，“听觉艺术”显得有些寂寥，其同类较少，并且，作为听觉艺术主体的音乐艺术只能依赖“音乐的耳朵”来感受，又大大减弱了它的接受群体及其影响力。作为分类结构中的一支，听觉艺术的提法虽然明白无误，但是结构性的支撑力还显得薄弱。对于“视听艺术”的框定似乎也有些笼统和松散，致使戏剧、电影、电视等所谓视听艺术形式无需借助其理论，甚至完全抛开视听艺术这个称谓而竟自发展。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这种分类方法是否更偏爱视觉艺术？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将艺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已然显得过于粗疏，因为世间万物无外乎动与静两种运动形式，并且，物质的动态和静态存在方式均具有相对性，这一分类方法对于认识各种艺术形式的艺术特性到底能有多大帮助？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将艺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在去掉“语言艺术”之后，还应该看到，其中“实用艺术”与其他艺术种类的关系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关系。实用艺术确实有着十分广泛的实践意义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一般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最古老的原始艺术都曾是实用艺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越来越追求实用物品的审美性质，致使一部分实用物品最终发展成为纯艺术品。这一变化过程还将继续。再者，从理论上讲，能与实用艺术并列和相对应的，也许只能是非实用艺术或纯艺术，而不是其细类。 表演艺术与综合艺术其实也是有交叉的，尽管类似的分类方法在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等一大批原理性著述中均可找到，即使在作为经典释义的工具书《辞海》（1980版）中，也在“艺术”一词的释义中作了类似的表达：“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于表现的手段和方式不同，艺术通常分为：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塑）、语言艺术（文学）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不难看出这也是一种大艺术观。问题还在于，被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的戏剧，又何尝不是一种表演艺术？但是，无论如何本文仍认为，这是几种分类方法中的一种最为贴近艺术特性的分类方法。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的分类方法也是值得慎思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与其说该方法所列举的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建筑、书法，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电影，不如说以上每一种艺术形式无不渗透着表现与再现的艺术手法。任何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都反映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美学判断。尽管歌剧中含有主要用于叙事的宣叙调和主要用于抒情的咏叹调，舞蹈中有抒情性舞蹈和叙事性舞蹈，绘画有写实和写意、抽象与具象，但是，在操作层面上特别是在综合艺术形式里，表现艺术与再现艺术在同一形式乃至同一作品中的截然分离几乎是不存在的，每每使人难于分辨。表现与再现不过是艺术家艺术审美经验的主观倚重或曰同一形式的不同侧重而已。表现与再现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而将其运用于艺术分类则往往使各艺术形式和作品难分难解，以致不能真正实现其分类意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等的分类方法同样需要首先除去“语言”类。同时，其中的“行为艺术”与“肢体艺术”二者也存在矛盾，因为所有行为艺术都是通过肢体来完成的，有些肢体艺术本身就是典型的行为艺术。 尽管行为艺术不断地僭越艺术学学科规诫并获得新发展，但是它仍然“能够被匡正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对象”，被认为是传统架上艺术形式（绘画、雕塑）的观念化移置或拓扩，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之“行为绘画”（Action Painting）和“无形式艺术”（Art informal）的延伸和变异。④由此，行为艺术被作为艺术分类中的一个大的类别会引起质疑。本文认为，它起码不适于位居艺术类别的第一层级。 该分类方法将行为艺术、肢体艺术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均以“表情”来概括，其做法也同样值得商榷。一般认为，表达情感是艺术的基本特征，一切艺术形式都是表情的，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行为艺术、肢体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也有将表演艺术统称为表情艺术或单纯的将音乐和舞蹈称之为表情艺术，那么，这些基本特征也一定能够从行为艺术和肢体艺术中寻找到。可以说，这种分类方法没能在同一层面上进行。 三、新的分类设想、分类原则及其基本形态 受既有艺术分类研究成果的启迪，本文所要提出的新的分类设想立足当下，是从实践的、经验的、具体的事物出发，并力求对艺术学学科门类进行整体性思考，来寻找和思考各艺术形式间的同一性、关联性和方向性。新的分类设想遵循如下原则： 1.只适于艺术学特性，反映学科内在联系原则；2.顺应与其他学科的外部关系原则； 3.从艺术形式的主体出发，去表象化、综合化，力推原型、元素和基本特征原则；4.力求穷尽类项，规避将不易归类的或具有综合性质的现象归入“综合”类、“假设”类、“其他”类等把问题堆积一隅原则；5.兼顾新形式的归属和未来发展原则。 本文认为，在艺术学范畴里，在艺术学与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电视等具体学科之间，还实际存在着一个中间层级――它集中了某些艺术形式的共通特性，并使各艺术形式相互联系与区别。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即依据艺术呈现方式的介质不同分类，将艺术划分为动作艺术、声音语言艺术⑤、材料艺术、操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 第一，动作艺术。动作艺术是以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舞蹈（含戏曲舞蹈）、杂技人体技巧、哑剧等。其主要特征是：1.人的表演的本真性；2.人体技巧的真功夫；3.动作语言体系的特殊性和包容性；4.动作语言的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时代性及个体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一些重要艺术活动中，包括国家艺术学社科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杂技是被放在戏剧类中进行评审的。这从一个角度充分肯定了杂技与戏剧都是以人的自然身体为媒介的基于身体表现的艺术，以及身体技能对于二者的重要性，也肯定了当代杂技与戏剧在戏剧性、情节化方面的相关性。但是本文认为，这种做法模糊了杂技与戏剧在主体方面的重要区别――杂技是一种以人体技巧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戏剧则是以声音语言为主、以对话或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从基本属性来看，杂技与舞蹈更为贴近，二者同为动作艺术。 第二，声音语言艺术。声音语言艺术是以人的声音和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话剧、戏曲、曲艺、声乐等。其主要特征是：1.由人的声音创造出的语言和音乐艺术形式；2.多以艺术中的文学元素作为创作的基础。正如曲艺形式被直呼为“说唱”艺术。话剧突出一个语言功能。尽管戏曲以唱、念、做、打著称，但是一般的剧目还是以“戏”甚至以唱念为主。即使是以武生、武净、武丑、武旦、刀马旦唱头牌的戏曲武戏，也还是以戏为主，以武为辅，如：《挑滑车》《伐子都》《长坂坡》等。为此，还出现了专供欣赏武功表演的折子戏，如：《三岔口》《挡马》《杀四门》等。 这里之所以把声乐与器乐分离开，是更加看重声乐和器乐的相对独立性。声乐是由人的发声器官――声带产生振动所产生的音乐效果，而器乐则是由人操作物，使物体发出音响、音律、音频等的音乐效果。二者的发声材料和发声原理明显不同。在艺术实践中，声乐与器乐也常常被分开来应用，凡单纯的人体人声艺术都是声乐的近亲或本是它的归属。例如：声乐训练被作为戏剧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民间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为载歌载舞。器乐学习和训练是另一套功夫，它是人与自身之外的其他器物共为介质的音乐艺术，当属于操作艺术。 第三，操作艺术。操作艺术是指由人操作物、人与物共同完成，乃至以物的某种性能作为主要审美对象的艺术形式。即：通过人的技能所产生的物理的艺术呈现。它包括器乐、木偶、皮影、魔术、驯兽等。其基本特征：1.人与物一同进入创作的共时性；2.始终在人的操控之中，使物的某种性能成为审美对象，“驭物为灵”；3.以人的艺术技能为主导，并由此决定艺术品水平的高下；4.离开人的操作其艺术效果便不复存在。操作方式一般有演奏（吹、拉、弹、打），耍弄（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道具），魔变（变魔术），驯化（马戏、驯兽）等。吹、拉、弹、打基本包容了乐器演奏中的所有管乐、弦乐、打击乐器；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变魔术、马戏、驯兽……等，更是呈现出了人操作物的千姿百态和无限可能。 动作艺术中包含了杂技人体技巧。这里的杂技道具节目（如：手技、蹬技、顶技、走钢丝、抖空竹、舞流星等）和魔术、驯兽被作为操作艺术形式，在于着意强调人与物（动物、实物）在艺术呈现过程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实反映杂技艺术⑥所含纳的“杂”之属性和技术特点。 第四，材料艺术。材料艺术是物化了的艺术形式。包括绘画、雕塑、摄影、书法、建筑等。材料艺术是艺术家审美创造的一种可见形式，是艺术家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完全依托于物、显现于物的艺术。其基本特征：1.依材质、材料性能、形态等特性在材料上形成；2.艺术品是为审美对象，艺术家与艺术品分离。例如：绘画由水墨、水粉、水彩、油彩和宣纸、绢、画布、画笔等材料实现画家的创作。艺术家的审美创造一经凝聚于物，便就此形成一个艺术品实体而凝固不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材料艺术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第五，音像制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是指录音录像艺术形式。即：以镜头形式、录音效果等录制技术呈现的，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各种活动影像、声音效果的摄录、创制及放映与传播的艺术形式。包括电影、电视、广播艺术等。其基本特征：1.跨介质⑦；2.技术的作用显著；3.艺术家的现场参与与艺术成品相分离，即“缺席的在场”；⑧4.具有音像记录、合成双重属性；5.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制作；6.机构、团队形式的集体劳动。 音像制作艺术的跨介质性质不同于以往的综合艺术。它不仅是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的集合体，它还汇集了人、物、特定材料和技术设备等共同作用共同参与的艺术创作，突出了技术的特点。它是一种异质性综合媒介系统。 音像制作艺术与物化了的材料艺术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先进技术引导下的成像方式和录音、传输方式，其物质介质本身均具有科技含量。譬如：当前影视技术已经出现了光-电子-数字成像方式，并有最终替代传统的光-化学成像方式和光-电子-模拟成像方式的趋势。由于人的审美需要，音像制作艺术还将继续积极引入高技术手段为之所用。 四、新的分类设想的实践意义 1.自始以来，宏观艺术学与各艺术门类之间缺乏理论打通与拓展，即缺乏对艺术总体的分解、分析，对艺术个体的归纳、综合。构建艺术总体与艺术个体之间的中间层级是艺术学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这为新的分类设想提出了学理性、实践性要求。 2.“要不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要不要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要不要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要不要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⑨等问题是当下艺术学的重要理论关切。新的分类设想具有建设性、创新性意义。 3.新的分类设想既是宏观的又是可以细致入微的，有望成为研究当前纷杂繁复的艺术现象的一个把手，把实践引向深入，具有基础性、工具性价值。 4.新的分类设想从艺术实践的、经验的、具体的事物出发，企望与既往的分类科学切磋、互补，所产生的科学价值和认识价值也不过是多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唯有――尊重过去，建设未来！

图书馆工作论文:论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民族文献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是有意义的工作，在民族杂居地区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族文献工作，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在民族杂居的地区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工作量；民族文献工作，民族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一样有跃马驰骋的疆场。 一、提高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 有些工作和生活在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的同志，对民族文献工作有一定的偏见。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民族地区图书馆的事，自己这里没这个任务；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工作可做，自己这里没工作可做，由于存在这种错误认识，面对自己身边的大量民族文献工作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的行为。 在内蒙古自治区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古往今来，蒙汉两个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政治上的变革和自然生态不平衡的冲击。为了生存的共同利益，结成了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当然，有阶级斗争，也有兄弟之间的历史误会，有战争、有流血、有吞并、有迁徒，但更重要的是民族和睦和中华民族的自立和统一，历代的史官和稗官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这些史实；历代的文人学者有意或无意地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抒发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历代仁人志士商贾小民在生活中、斗争中、交往中留下的片言只字的记录，无论蒙族人还是汉族人，无论蒙族文字还是汉族文字, 都给后代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文献。同时，由于朝代兴替、战争流血、自然灾害侵袭、经济文化交往和蒙汉联姻等等社会和自然原因，历史上的民族地区和蒙汉杂居地区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具有这个时期的界线和含义。费孝通教授认为：民族，实际上是长期由原有语言、文化不同的共同体逐步混合而成的, 所以我国各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团结》1986年第2期）。因此，民族文献并非民族地区才有，蒙汉杂居地区也有；民族文献工作并非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才有工作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是提高对民族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责任感，解放思想，看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做得细一点，只有这样，工作任务才会明确，工作范围才会清楚，工作方法才会得当。 二、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 上面所谈的是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任务，这是二者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区别，如果把二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瞎说一通。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探讨一下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我个人认为，有三个特点、即：分散性、交叉性、多样性。 1．分散性。由于历史迁徒等方面的种种原因，蒙汉杂居地区的民族文献比较分散。有的经过搜集已保存于当地图书馆、档案馆、文管所和资料室，有的还流散在民间的农牧民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比较珍贵的民族文献，由于没有被发现，作为废纸或一般性待处理材料堆积在图书资料部门以外的其它系统的仓库里。另外，有关民族文献的一些资料，文字不多、篇幅不长、印刷不精、装帧不美，或者夹杂在其它资料之中，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把这些难得的民族文献作为民族文献对待。 2．交叉性。我所说的这种交叉性，主要是各资料之间的交叉关系，因为历史形成的各种原因，一个民族的文献资料并不一定就是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不一定局限在本民族的著作中。就是说，蒙古族文献应从广义上考虑。蒙古族学者的著作是蒙古族文献，汉族学者论述蒙古族问题的著作也是蒙古文献，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学者在交往中论及有关蒙古族的资料也不失为蒙古族文献的珍品。我这种提法是从蒙古学的整体性考虑的，荒谬之处欢迎专家和学者指正。 3．多样性。也就是文献资料表现形式上的千姿百态。蒙古族文献大部份是使用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但非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与蒙古族有关的资料，用其它少数民族或汉族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资料，也应视为蒙古族文献，这是说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再谈谈资料的出版形式。印刷型（木版、石版、影印、铅印）是蒙古族文献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它如手抄本、鎏金藏经等也应同样视为蒙古族文献。 我总结的这三个特殊性都是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比较而言的。不是说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说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这三个方面特点比较突出。如果我们承认这三个特殊性，我们的蒙古族文献工作就需要在搜集上体现广泛性，在整理上体现深刻性，在保管上体现联系性。 三、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如果我们提高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摸清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的规律，那么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不是没有事做，而是有大量的事做。下面，就自己想到的谈几点看法： 1．收集历史文献。历史上形成了历史文献的散失，因此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有一个收集散失在民间的民族文献问题。在收集的具体方法上，除征集、交换之外，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种工作，①复印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②影印部份比较珍贵的、与本地区关系密切的民族文献；③修复本地区民族文献的珍本、善本、孤本；④编制书目，进行书目交流和联合目录工作；⑤摘录与本地区有关的民族文献的内容；⑥减轻库存容量，把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缩微贮藏；⑦鉴于某些民族文献复制、复印价格昂贵，但又不可多得的情况下，建议出版部门在出书时不要满足于陈列本、库藏本（即保持原版面貌的样本），是否考虑出版部份民族文献的铅印简装本，如中华书局出版简装本二十四史那样。 2. 征集现代文献。向当地党、政、军、人民团体、企事业和学校广泛征集有关民族文献的现代、当代资料，然后分类汇编整理保存。不要轻视当代资料，当代资料的积累就是为今后的历史文献打基础。 3．把民族文献工作与地方志工作结合起来。在蒙汉杂居地区，我认为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是同胞姐妹，二者既有相互关联的内容，又有相互区别的特点。因此，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应当与当地地方志部门、档案部门建立经常的联系，进行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协调工作，通过分工合作，把当地的民族文献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4．民族文献的珍善本、孤本调大型图书馆保管，起码应调中型图书馆保管。大中型馆保管条件好，而且也能使这部份资料充分利用，发挥更大作用。大中型馆可把这部份珍贵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提供给小型馆和其它研究单位、个人，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搞点民族文献复印、复制以及编译、咨询等工作。 5. 开设民族文献室，建立民族文献库。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这方面的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有条件的，也应当这样做，如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专设蒙文书库，民族文献室和民族文献库要指定专人负责，条件较差的图书馆也可以库、室合并，或者设民族文献专架。 6．开展用民族文字的民族文献著录工作。并把民族文献的著录向文献著录标准化靠近。这样，有利于民族工作者对民族文献的利用。同时，对某些民族文献来讲，用民族文字著录可以体现这部份文献的丰韵和特色。 7.培养民族文献专门人才。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要做好民族文献工作，有的馆可能缺乏这方面的专门管理人才，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从目前来讲，靠学校培养分配，中小型馆没多大指望。还应以就地取材，就地培养为上策。在馆内人员的业务定向培养上，可指定负责民族文献的同志多学点民族学、文献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方志学，使他们通过学习，掌握民族文献工作基础知识，能够胜任工作，把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提高一步。 图书馆工作论文:改进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思考 [摘 要]本文分析了大中型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征集、整理、利用等方面进行探讨并提出了改进的设想。 大中型图书馆要想在本地区乃至全国独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必须有独具特色的馆藏文献，地方文献则是体现馆藏特色资源的一项重要标志。如何在新的环境下，积极探索地方文献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模式？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1地方文献工作的不足之处 1．1缺乏对地方文献资源的全面掌握，征集工作力量单薄 地方文献是一种文化资源，具有两个本质特征，即地区性和资料性。地区性是指地方文献以一个地区为记述范围且反映该地特色；资料性是指地方文献内容广泛而丰富。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庞杂和不规范等特点，一些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还未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在措施上健全，对文献资源没有进行全方位系统的调查，对外不了解出版发行动向和渠道，对内没有形成专门的馆藏地方文献书目，文献征集工作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资料来源多靠少数人员在外奔走收集，一般所获得的文献偏于零碎分散，在庞大的地方文献出版物面前显得势单力薄；没有进行专题资料的地域横向比较，导致一些重要的行业统计资料没有及时查漏补缺，时过境迁而成缺藏；文献的搜集局限于以种、册为文献单元处理，而大量的内容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大多数馆尚未注重搜集整理这方面文献。这使得在对地方文献馆藏进行评估时，既缺乏系统、宏观的认识，又缺乏深入、微观的了解。 1．2整理工作缺乏标准化、规范化 （1）分类编目是揭示各类文献的首要方法。大多数图书馆地方文献分类通用《中图法》。由于地方文献多属非正式出版物，内容广泛，类型多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中图法》主要按知识的学科体系分类，不适应地方文献的分类要求；而且对所属各学科的地方文献没有归类说明；在实际类分中，还有些类目概念模糊，使一些地方文献无法准确归类。如《岳阳说古》一书，内容反映岳阳历史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传说和演变，可入K29文史类，也可入K92地理类。其它如史志和史料（K25与K29）；史志史料和革命史（K类和D类）；地方简介与地理名胜（K29与K928），都存在内容交叉、类目概念模糊的问题。致使分类人员无所适从，有时甚至只能“跟着感觉走”，造成类分不一。 （2）主题标引不完善。虽然目前各地公共图书馆均采用计算机编目，同时进行主题标引，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部分主题标引不准确，内容揭示不全面，一些地名主题和团体主题没有反映。读者不能从多主题途径查准查全文献资料，以至影响了文献的利用率。 （3）征集整编环节缺乏衔接。由于征集到馆的地方文献资料均由采编部统一验收分编，这部分文献资料内容繁杂，书型不一，又没有在版编目和任何其它数据参照，加工起来比较繁琐，使得这些文献资料不能随到随分编，及时加工入库。 地方文献除了明显的地域性和文献性之外，还有很强的时效性，尤其是各种年鉴和统计资料，是读者查阅利用的主要对象。而目前从征集到流通一般相距半年以上，造成读者不能及时查阅利用，影响了资料的使用价值。另外图书馆的购书经费由采编部统一支配，征集人员无权直接面购，对提供的出版信息不能及时采购到位，加上采购人员对地方文献工作熟悉和重视不够，对地方人物缺乏了解，使得部分地方人物资料和地方史料未能系统收藏。1．3开发利用缺乏力度 目前各馆的地方文献资源大都重藏轻用，大部分书籍搁在书架上，造成库房紧张和增加保管工作量，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度整理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除了首都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少数馆外，其它基本停留在传统的借借还还上，坐等读者上门。由于地方文献基础工作薄弱，缺乏各种专题目录，缺乏外向开拓型的措施和行动，缺乏对地方文献用户的信息需求研究，缺乏对开发利用效果的反馈研究，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不系统，缺乏专业深度和历史衔接，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大大削弱了各馆地方文献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利用率。 2改善地方文献工作的对策 2．1地方文献工作应成为提升图书馆整体品质的重要管理工作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是馆内各方面的支持和协调，图书馆领导应加强地方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地方文献工作列入重点业务工作范围，明确搜集范围和搜集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远期、中期。近期工作计划，经常检查、监督执行。 2．2知己知披，加大征集工作力度和投入 征集工作是一项繁杂、艰苦、长期的“燕子衔泥”式的工作，需指派既熟悉图书馆业务又了解出版发行动态、有公关能力和责任感的人员负责，多方面入手，如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消息、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本地内容的出版物，及时同书店和有关作者和相关人员联系预订或购买，尽量争取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委员会、社科联；科协和文联、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等的支持，采取发函征集、上门征集、委托征集、举办活动征集等多种方式，特别是对于内部出版物，需“脑勤、腿勤、嘴勤”，花大力气征集。此外，还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力度： （1）开展社会宣传，增强人们对地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社会上对图书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借书还书”上，许多机关，科研单位对图书馆保存地方文献的职能意识欠缺，甚至毫无概念。虽然各省一级政府均了征集地方文献以及出版物呈缴制度的文件，但影响不大，还须靠我们利用报刊、电视、电台、互联网等一切可行的传播途径进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捐赠地方资料或提供线索，积极主动地配合上级主管部门督促执行。 （2）建立征集网络。建立省、区级地方文献收集和协调中心（纵向为地、县图书馆代征，横向以行业主管为龙头），与本地区有关单位建立长期协作关系，形成征集网点，还可聘请业余征集员，代征资料根据其价值应给予代征人员适当报酬。 （3）举办有关展览。实践证明，举办地方文献展览，既是宣传馆藏，推荐文献，又是征集地方资料的有效途径。 （4）对本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派人专访，取得文献。 2．3强化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实现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 目前大部分馆采用了ILAS系统并在此平台上建立中文图书数据库。地方文献书目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深度加工，揭示文献内容特征，着重用主题词标引，以凸显地方文献的多重主题特点，准确全面揭示文献的内容，挖掘馆藏地方文献 资源的潜力。通过数据库建设，对馆藏地方文献资源有了全面、系统、准确的掌握，进而有的放矢的合理布局地方文献资源，实现跨层次、跨系统的地方文献资源共享，在高起点、高层次上开展地方文献资源的联合开发、利用。2．4开发利用地方文献 收集、整理地方文献，既要重视“藏”，更要注重“用”。“藏”“用”相结合，立足于“用”，要充分发挥地方文献在本地域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设法改变传统的坐等读者上门的服务方式，而要采取更积极的模式，做好社会需求调研，找到与经济建设服务的切人点，让地方文献拥有更多的读者。 （1）整理和编制专题研究书目。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专题研究书目是读者利用文献的门径，数据库建成后，可从分类或主题途径，析出多个专题书目，如自然资源、物产、旅游、风俗民情、文化、教育、名胜古迹、人物传记、史料等等。还应搜集整理分散在其它综合性出版物中的地方文献，编制专题篇名索引。除建立书目数据库外，还可以建立全文数据库、图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等等，使地方文献信息的检索手段科学化。并逐步把旧地方志、族谱、旧平装书内的地方资料以及地方报纸、期刊等所有地方资料书目数据全部集中，编制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为地方文献网络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2）编制地方文献不定期刊物和专门网页。为扩大馆馆藏地方文献的传播区，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地方文献部可编制不定期刊物，介绍馆藏及新入藏的地方文献、编录成果等，还可登载一些读者对地方文献的研究心得、意见等，此刊以内部赠阅形式为妥，花钱不多，而能起到较好的宣传作用，此刊的内容也可同时制成网页链入本馆主页。 （3）与有关机构建立较稳定的地方文献交流和相互补充的协作关系。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与有关机构建立协作关系，特别是与政府有关机构和政策研究室建立起专人专题定向联系。既可为其提供已有的文献，又可获得新的有价值的文献，真正起到“资政”的作用。还可与有关大学和其它学术机构建立特约专题服务，提供二、三次文献，既有利于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学术索质，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宣传。 （4） 积极向各公共媒体推荐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地方文献资料。关注不同时期的不同宣传重点及时向报纸、电台、杂志等推介相应的地方文献，主办不定期地方文献专题讲座，以提高广大群众对地方文献征集和保存意义以及综合利用的认识。 2．5稳定队伍，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素质 由于地方文献的不规范和收集、整理、开发利用等环节的特殊性，对工作人员的索质（包括业务索质和思想索质）有更高的要求。首先各个岗位必须配备专业特长和性格特点适合的业务人员；其次应该保证人员相对稳定，不能频繁更替；第三须定向培养专业人才，更新知识结构，以保证业务工作的延续性和开发利用的深度，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和计算机技术，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整理文献，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源，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信息的需求。 图书馆工作论文: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 文章通过介绍中山大学北校区医学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和网络化服务的情况，从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和馆员三方面论述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关键词： 网络环境 信息技术 高校图书馆 考察20世纪末直到现在的新技术革命形势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可以发现目前信息技术上的每一点进步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深刻。高校图书馆不但是学校文献信息中心，也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教育学术性机构，现代信息技术是影响图书馆发展最深刻的环境因素。高密度的信息储存技术，高速度的信息传递技术，高效率、高质量的信息查询技术，在变革了人们生产、收集、组织、传递和使用知识信息的方式的同时，也使信息服务的机制、结构以及服务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将一些先进的信息技术结合运用到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中，用这些技术来促进日常工作，改变图书馆的传统模式，致力于营造以知识导航为服务观念的发展环境，不再只局限于向读者提供馆藏文献，还提供所有网络上的可利用的文献，协助教学和科研是目前我们高校图书馆的工作重点。 一．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进入21世纪，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革命从根本上推动了图书馆的发展进程，计算机日益成为图书馆的主要设备，图书馆采用了各种自动化集成系统建立自己的内部网络环境，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社会化的特征。我馆在1991年已经基本完成了大部分馆藏书籍和期刊回溯数据的建库工作，后来采用深圳大学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实现了采购、编目、流通的自动化管理，读者可以通过计算机迅速查到所需的书刊资料的存放和借阅情况，同时工作人员也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采编书刊可以一次输入多次输出，编目的格式整齐规范。2001年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后，南、北、珠海三个校区图书馆数据合并，统一使用深圳图书馆的ILASⅡ系统进行管理，成为CALIS 华南中心书目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国内外书目数据资源共享。本校读者可以在网上查寻三个校区的图书馆资源，三地图书馆通借通还。图书馆自动化管理一方面由于开展网上预约、催还书、推荐新书等业务，解决了紧俏文献的供需矛盾和逾期罚款的问题，使流通工作更具人性化，另一方面建立起图书馆工作的信息网络，可以合理配置文献资源﹑网上协作采访﹑集中编目以及馆际互借，管理所需的工作统计也变得非常方便快捷。与传统的手工操作相比，信息技术的使用促进完善了图书馆的管理工作。 二.信息技术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改变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结构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时也促进图书馆传统功能模式向开放式、网络式的信息服务模式转变，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改变了服务的理念。图书馆业务手段日趋多样化，服务范围日趋全球化。引进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是加快信息服务进程的重要一环。 众所周知，在医学图书馆，期刊在众多种类的文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新技术、新成果大多首先在期刊上发表，据统计，80%的文献信息来自于期刊。期刊是医学图书馆中最活跃的因素。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文献检索、定题服务以及馆际互借服务等工作都是以期刊作为主要信息源和工作对象的。但是，由于期刊（尤其是外文期刊）的涨价幅度大与图书经费短缺的矛盾，外刊订购的品种每年都在递减，满足不了读者日益增长的要求。为了提高期刊的利用率，充分发挥馆藏期刊的作用，我馆很早就引入了“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和美国的MEDLINE 光盘数据库，并且免费提供给读者使用，这大大的提高了读者的检索效率，并且质量非常高，真正确立了我馆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医学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的地位。在2001年合校后，我馆的馆藏资源得以不断完善，自动化建设和网络服务水平也有了提高和改善。近几年，我馆先后引进了“中国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 、中文期刊网全文数据库、SCI 、SPRINGER、OVID等电子数据库，还不断在购买国外的医学数据库，馆藏重心逐步向数字化方向转移。据2003年统计，我馆的医学数据库有28个，合校后引进的医学及其他学科数据库增加到64种，期刊全文型数据库有13个，各种可供检索利用的电子期刊的种类迅速增加，在国内高校医学图书馆中名列前茅，读者通过网络可获取的医学全文期刊超过2000种，印刷型文献和电子型文献各领风骚。这些数据库更新速度快，收录期刊全，如美国著名的Elsevier Science出版公司就有1200种的全文学术期刊，多种检索入口，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数据库进行检索浏览期刊文摘或全文，方便而快捷。通过引进综合性全文数据库和网络信息资源导航的建设，图书馆信息服务领域得到了更大的拓展。本校校园网的用户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可以通过校园网的任何一个终端使用图书馆提供的数字化信息服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也解决了因书刊价格不断上涨而经费短缺停订书刊的实际问题，使用网络资源和数据库产品成为获取信息的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径。 另外，图书馆开始有针对性的开展信息导航服务、网上咨询、文献传递等服务。例如在图书馆的主页上建立“医海导航”栏目，对医学资源网站和医学信息资源建立链接，并提供网上电子期刊的网址；用e-mail、留言板等形式接受参考咨询，传输检索结果，解答有关图书馆馆藏和服务的问题；提供下载申请查新的表格；向读者推荐使用新购买的数据库；征集读者对图书馆的建议或意见；图书馆的新闻和通知等等。最近，参考咨询部又向读者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实时解答读者的疑难问题。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图书馆的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网上资源越来越丰富和网上参考咨询工作、网上教育的开展，读者对信息的需求也使图书馆的用户教育在时代的潮流中显示出其重要性。为此我馆还专门成立了文献检索课教研室，在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文献检索和利用课程，对学生们进行信息素养教育，培养学生们的文献信息获取、识别、接受和利用的能力，使其在今后 信息化、网络化的学习和科研环境中游刃有余。除此，参考咨询部定期以讲座的形式进行用户教育，面向全校师生、各附属医院员工，介绍馆内现有一些光盘和电子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各种数据库的特色及其检索使用方法，介绍网址的搜索方法和文件下载的方法，对网上检索工具进行评估，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水平不断提高，反过来对图书馆用户教育和参考咨询服务要求也更高，这样形成良性互动，进一步促进图书馆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和用户教育﹑服务水平的提高。2000年我馆开设了设备先进的电子阅览室，每周60小时向师生们提供馆藏书目数据、光盘数据库、引进电子资源和联机数据库的检索和利用以及INTERNET信息浏览等服务。电子阅览室投入使用后，利用率非常高，2002年一年就接待读者超过5万3千人次。 三．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不可避免的对原有的图书馆服务思想和服务体系带来冲击，图书馆管理人员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环境下，要明确图书馆的使命并没有改变，信息技术并非取代图书馆管理人员，相反，图书馆管理人员作为桥梁、导航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信息技术使图书馆工作变得更加便利和高效，使资源共享更容易实现，只有传统的方式与现代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人和机器相协调，才能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才能提高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水平。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和工作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加强对自身的学习完善，必须具备精深的图书馆专业知识；必要的网络及信息技术知识；必要的计算机应用知识和外语知识，才可担任起“信息导航员”、“网络咨询员”等新角色。对馆员进行继续教育是图书馆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馆员可通过在职进修﹑报读学位﹑学术研讨会议﹑讲座﹑短期培训等等形式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层次﹑全方位﹑复合型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只有拥有这样一批既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熟练的网络技能，又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同时还具备获取、组织、传播信息能力的新型图书馆员，图书馆事业才可持续发展。 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服务及其馆员的影响是深远的，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将成为高度发达的信息集散地，图书馆必然将朝着“数字化图书馆”的方向发展。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搜集与利用工作探讨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地方文献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日俱增，成为图书馆完善藏书体系、丰富文献资源、形成特色馆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系统地搜集和合理地利用地方文献，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相应的良策。缘此，本文就如何搜集和利用地方文献谈点浅见。 一、求“尚方宝剑”重自身建设 馆藏地方文献是市级公共图书馆利用文献资料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物质基础，也是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前提条件。地方文献利用的深度、广度和产生的实际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馆藏地方文献的质与量。因此，加强地方文献搜集，发掘地方文献源流，充实和丰富馆藏意义重大。 客观上说，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设，需要地方文献为之服务；地方领导决策、制定长远规划，也需要地方文献当参谋。只要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有成效，必然会引起领导重视，得到支持。如江苏盐城市图书馆、山东淄博市图书馆积极利用地方文献为地方建设服务，及时为市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井明文规定地方文献由图书馆负责搜集，要求市内各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编印出版的图书、论文集、杂志、地方志、地方名录、地图、报纸，以及未正式出版而汇编成册的重要会议文献、各种内部参考资料都应向图书馆提供样本，优先保证其入藏，建立了地方文献呈缴本制度，从此该两市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有了很大起色，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各自都建立起地方文献的专库。可见，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建设上不能眼光只盯在向上伸手要钱上。争取政府的支持，得到政策的实惠更具有实际意义。 当然，搜集地方文献仅仅依靠“地方文件”的威力还是不够的，“地方文件”只是一个良好的外因条件，且受到时间和区域的限制。因为地方文献搜集不但有历史的上溯性——从古至今；还有现实的广泛性，搜集范围遍及各地。这些都是“地方文件”难以提供保障的。 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市级图书馆实际收藏量与应收藏量相距甚远的状况，立足点仍应放在自身建设上。首先，要提高图书馆人对地方文献工作意义和工作的认识，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在行动上给予支持。要制定具体的搜集、整理、利用地方文献的近、远期规划和目标，把地方文献的搜集、利用作为藏书建设的主要工作任务，贯穿于整个藏书建设的始终。要重视地方文献的特殊性，正视地方文献是图书馆文献中利用率高，社会影响大，市场需求广，直接服务多的现实，给地方文献工作定位，组建独立的地方文献工作部门，建立地方文献典藏库和地方文献阅览室，改变目前大多数馆未配备地方文献工作专业人员，工作元计划，无明确目标，藏书分散管理，难以形成系统的状况。 要从实际出发，确立以征集为主，以选购为铺的方针，克服以往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习惯于等书上门和期望收藏者无偿捐赠的消极做法，实事求是，征购结合。要注意捕捉信息，加强与出版界和收藏人士的联系，舍得花精力和经费，保证各类地方文献能及时地得到补充。我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注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征购结合，收到良好成效。如本地藏书家孙金振先生，是我馆的老读者，临终前表示愿将所藏古藉（其中许多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无偿捐给图书馆。我们就积极助成此事，利用新闻媒介广泛予以宣传，又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赠书仪式，将其所赠700余册古籍更新换面，对外陈列。此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不少人士主动与我馆联系，愿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图书馆。又如丹徒民间收藏孔不入有清道光《润东萧氏宗谱》十九册，内有昭明太子后裔在镇江活动之详情，又有镇江山地区丰富的人文与分珍贵。我们多次联系，最后以500元收购入藏。此后，当亚洲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135工程金河纸业有限公司落户镇江山时，有关设计人员专程来我馆调用这部文献，考察当地的上质情况和江岸坍塌演变的历史资料，为他们科学地制订设计方案提供史鉴。 二、 直服务经济扬地方特色 搜集地方文献是基础，而利用地方文献才是目的。当前，地方文献的服务应当围绕当地的经济建设来进行，从事地方文献研究和服务的人员应适应形势的发展，走出馆门，深入社会，确定服务重点，提供跟踪服务，使地方文献服务在本地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科学研究中发挥应有的效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这几年来，江苏一些市级公共图书馆注重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地方文献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新途径，在扩大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上做文章。他们利用图书馆的优势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的联系，在广泛征集地方文献的同时又争取获得本地在海内外工作或定居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企业家、科技人员的线索，建立较为完善的地区人才信息网，通过编制专家人名录、人名大辞典等，为当地政府及经济界提供人才信息资源和对外联系的纽带，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如江苏经济发达的苏、锡、常、宁、镇、扬等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形式的招商会、经济恳谈会、经济对策研讨会等，邀请本地籍贯而在外地工作的企业家、科学家出席会议，其中不少人的应邀就是缘于图书馆人才网提供的信息。这些专家学者、企业界名人应邀后，积极为家乡发展提供良策或引进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苏有些市馆还专门编辑地方经济动态简报，或利用剪报形式收集外界评述当地经济发展的文章提供给市政府有关领导，为他们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受到了好评。 把握地方特色，针对当地城市特征、发展趋向、重点投资项目，利用地方文献开展对口服务也前景广阔。这样做更能贴近经济发展的脉搏，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我馆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注重发扬地方特色，围绕振兴当地的 旅游经济发展做文章，见效比较明显。我市是全国历史文化名称和旅游城市。市内有丰富的人文和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很大。著名的金山、焦山、北固山风景秀丽甲东南；白娘子水漫金山寺救许仙；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甘露寺刘备招亲等传说均典出于此。城南的南山风景区，为国家森林公园，坐落着招隐、竹林、鹤林诸名刹，有梁昭明太子编《文选》的增华阁和读书台。因此，市政府决定把发展旅游经济作为我市经济发展的一大重点，每年都有投资项目，用于对古迹景点进行维修或复建。为了更好地服务旅游经济，我馆从地方文献中辑出许多有关古景点的历史人文资料和各种目录，及时向城建、文馆及古建筑设计部门通报，为北固山长廊复建等工程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去年，市里投资1200万元开发南山风景区，我馆除积极提供资料及图录外，还专门编注了《南山诗征》一书，融诗文、掌故、人文景观于一炉，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拨专款出版，并作为我市对外交流和南山开发的宣传品，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我馆利用地方文献，服务旅游经济，取得了良好成效。省《新华日报》和本市《镇江日报》曾先后对此进行了报导。 三、 重服务质量 向利用倾斜 图书馆多年来传统的“重藏轻用”观念，在地方文献工作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不少馆地方文献量虽丰，但往往宝藏自珍，不轻意为外人知晓，难以发挥其社会效能。因此，在加强地方文献建设中，要改变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地方文献的收藏，忽视地方文献的利用的倾向，树立立足于“用”的指导思想，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措施要跟上。首先要抓好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只有建立一支稳定、专职、高效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才能适应工作需要。要抽调一批通晓文史、掌握现代化技术和具有公关能力的复合型业务骨干充实到地方文献工作人员队伍中去。今后一个阶段，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培养应成为日书馆人才培养的一项重点。这项工作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积极创造各种机遇，加快人才培养的进程。目前，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工作人员培养方面力度不够，用人不精，有的馆甚至没有专职人员，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二要抓好读者工作。读者工作是开展地方文献服务工作的核心。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工作人员的自身努力，热情服务外，更重要的是鼓励和发挥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的积极性。应采取让读者开架查询和自由人库选书等宽松的服务手段，吸引更多的读者利用地方文献。在某种程序上来说，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相比图书馆工作人员主动服务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要树立读者至上的思想，把读者视为图书馆的主人，让读者以主人的身份充分利用地方文献。并在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过程中，注重传授其有关检索方法和技巧，为读者在书海中导航，提高读者的检索能力。还要注意了解读者的心声，通过召开读者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倾听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鼓励读者更多地、更自觉地参与地方文献的管理和利用。 三要抓好宣传报导。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是信息源的重耍组成部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及时提供信息服务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不少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宣传不够，整理乏力，以至于部分本应发挥作用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淹于书海之中。如古代一些地方名人的手稿、笔记、日记中，均有许多珍贵的地方史料，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颇具价值，若加以整理、宣传，就能对指导现实有史鉴之效。 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发掘、整理外，宣传手段的作用不可低估。当前，应采用多种形式加大地方文献的宣传力度。可将搜集到的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及时把有用信息向有关方面通报；可搞地方文献陈列，或地方名人著述展；可举办地方文献服务成果展；可借助于新闻媒介，推荐介绍地方文献中的精品；还可通过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文摘等，向社会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传递，造声势，扩影响。 四要抓好研究开发。要加强地方文献利用的理论研究，探索利用地方文献资源的新途径，及时对反馈的地方文献利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寻找规律。要理论联系实际，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地方文献研究会，探讨地方文献研究的热点问题，交流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服务成果，从而开拓地方文献研究的新局面。地方文献的研究，要善于“量体裁衣”，体现特点和个性。要注重抓住地方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做文章，这样有目的的开发研究，易见成效，出成果。同时，通过研究，能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加图书馆的学术性，引起全社会对图书馆的重视。如江苏南通市图书馆抓住其馆藏中拥有大批的张骞手稿和著述这一特色，选定这个南通籍清末状元、全国知名教育家、实业家作为研究课题，广泛深入地开展研究，编辑成《张骞全集》巨书，首次将张骞许多从未发表的手稿资料披露于世，不仅在弘扬当地名人风范方面为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在全国的影响也很大，对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经济史均有经济作用。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在地方文献工作中要“量体裁衣”，发挥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多出研究精品，增加对社会的贡献。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优势与发展前景 [摘要] 本文结合我国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发展历史，从其多年积累的经验、取得的成绩说明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并用事实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志、记载地方各种内容的各类文献、地方出版物、地方作者作品等等。时间上要求从古至今，科学分类上要求涵盖各个门类。它以内容、地域限定文献，而不受文献载体限制。地方文献工作就是对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加工后，实行集中管理、集中开发，使其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公共图书馆，尤其建馆时间较短者，其文献入藏受各种因素限制，很难有自身特色。但是如将地方文献作为其入藏特色，则既得天时地利，又得人和，其他图书馆无法与之抗衡。而且，公共图书馆多年服务实践也证明社会对地方文献需求率极高。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 1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是文献、实践经验及由实践经验升华而成的理论基础。随着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几十年工作实践中，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已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1. 1文献基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各地都有丰富的地方文献传世，如地方志、舆图、地理、民俗等文献资料及近现代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报刊、档案类文献资料等等。在没有图书馆之前，地方文献多分散于当地私人藏书家手中。自各地有了公共图书馆以后，它取代私人藏书成为集中入藏地方文献的机构。1988年开始的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结果表明， 51个参加调查的公共图书馆中“地区研究文献居各地图书馆之首。”而且，经过多年的收集与积累，地区研究文献“至今已构成我国地区研究文献保障系统，”据《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成果汇编》一书的统计：在公共馆申报的148个研究级学科文献中，有26个是有关本地区研究和地方史志方面的。这说明申报馆对这方面文献的入藏具有系统性、广泛性。据同书表41“自报研究级学科分布单位一览表”整理统计：自报研究级学科中与地区研究有关的学科为42项；其分布单位有30个公共图书馆、8个院校图书馆、9个社科院图书馆、2个资料室。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文献基础十分雄厚。 1．2实践经验的积累 自图书馆出现于中国近代，它很快就承担起收集、入藏地方文献的任务。1916年教育部通饬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寻乡土艺文；1941年广东图书馆即建起“广东文献特藏”。馆长杜定友的建馆宗旨为“广东省立图书馆此次复馆之初，即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并制定广东文献分类表，编出与广东文献有关的《广东方志目录》、《广东族谱目录》、《东西南沙群岛目录》等地方文献目录。 解放后，许多图书馆前辈非常重视地方文献工作，如杜定友、刘国均等。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图书馆利用人力、物力优势，征集大量地方文献加工整理后入藏。并整理出许多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以便供读者更好地利用这部分资料。1957年1月，上海人民图书馆成立图书选购委员会后，将地方文献征集列入图书选购委员会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亲自做“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使用”的专题讲座来推行这项工作；60年代首都图书馆即已设立北京地方文献特藏书库，还曾于1963年6月24日举办“北京地方文献展览”进行宣传。这期间，广东馆编制了《广东杂志目录》、《广东舆图目录》等20种地方文献目录；首都图书馆编制了《北京地方文献分类表》；云南省图书馆编制了《云南省地方志目录》、《馆藏云南地方文献目录》、广西第二图书馆编制了《广西农业资料索引》、《广西文史资料索引》、《广西地方资料索引》、《馆藏太平天国革命报刊资料索引》；浙江省图书馆编制了《论浙江农业耕作制度》文稿、索引10余种；甘肃省图书馆与兰州大学等校联合编制了《兰州各图书馆馆藏西北文献联合目录》等等。可以说在“”前，广东中山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已为公共图书馆如何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探索出一些可行经验，但由于“”，这项工作一度停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图书馆工作焕发生机，地方文献工作再度引起图书馆界的重视。为配合当地编史修志工作的开展，一些图书馆设置地方文献部门集中开展服务工作。以东北为例：辽宁省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组、哈尔滨市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专室、大庆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部、佳木斯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题阅览室、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库等等。许多图书馆还编辑印制一批以地方文献为主题的二三次文献，如：《广西气候史料》、《广西民间气候农谚》、《东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哈尔滨史志资料索引》、《黑龙江公共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等等。这些二三次文献将各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较好地揭示给读者，为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一些地方文献工作走在前面的图书馆，更将已完成的二三次文献加工输入到计算机中，建成地方文献数据库。如首都图书馆除将以往完成的报刊索引回溯录入外，还定量录入新信息。这一切表明，许多公共图书馆已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成型经验。 此外，各公共图书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同志，在工作中注意总结经验。50年代初，一些热爱、关心地方文献工作的前辈即经常撰文论述地方文献工作。80年代开始，我国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与地方文献工作有关的文章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1997年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的论述地方文献的文章约有140余篇，初期以介绍征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文章居多，后期以涉及地方文献工作概念、理论及现代化应用的文章为主，这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 2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优势 图书馆是整理、保护、利用各类文献服务于社会的地方，而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所在地区的政府及其他行业。因此图书入藏必须考虑综合性及地区性特点。地方文献以地域确定文献归属，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及入藏不发生矛盾。这表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地方服务优势和地方文献征集优势。此外，图书馆的设备、设施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日趋完善，工作人员也都受过良好的业务培训，这些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人才及设备优势。 2．1地方服务优势 公共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有：地方政府 机关、地方经济建设、地方科研单位等，其地域特点十分明显。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地方历史状况、现实状况的掌握。如地方政府确立经济开发项目前，首先要论证其项目的可行性，而论证的依据离不开有关地方文献。如辽宁省的本溪市原以矿业、钢铁业为经济发展龙头，在矿源面临枯竭需要重新立项时，省市领导依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文献数据，制定了以化工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方针。外商投资，也要首先了解当地有关情况。美国汽车通用公司在向沈阳、上海投资时首先对当地汽车行业及市场情况进行调研，这些情况有许多来源于地方文献。地方科研单位的研究项目多数围绕地方这一地域主题或与之相关的主题。据辽宁省社会科学院1985～1995年《科研成果目录》统计，10年中14个部门130名专业人员共完成科研成果近3500项，其中约1150项是围绕地方这一主题。经济、历史、党史3所的科研成果一半以上与地方主题有关。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曾对“丝绸之路”、“石窟艺术”、“敦煌学”、“西夏学”等地域性专题研究提供很好的服务。而地方有关单位在开展某些工作时，也需要利用地方文献了解一些相关情况。如沈阳园林旅游公司在确定建立满族民俗博物馆时，即从辽宁省图书馆获得系列满族民俗资料作其项目实施的文献依据。黑龙江日报社史志办在编写《东北新闻史》过程中，其资料来源主要是东北各大图书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资料。辽宁省图书馆曾利用馆藏有关资料为其整理出1949年以前东北地区的报纸名录202条。从读者利用图书馆情况也能看出其对地方文献的需求。笔者1997年完成的73项社科咨询中，有49项属于地方文献咨询范畴。 2．2地方文献征集优势 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征集优势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①地方政府干预优势。图书馆直接隶属于当地政府，它可以通过政府向有关部门下发文件，征集地方文献。1960年1月，中共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批转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关于征集地方文献资料办法”； 1978年、1985年又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做好地方文献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 1989-1990年黑龙江省先后三次下发《关于做好地方文献和地方出版物征集和收藏的通知》、《关于公共图书馆征集地方文献的报告》、《关于商谈地方财政部门补助征集地方文献经费的函》，其他省份也发过类似的通知。这些文件的下发，方便了各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及地方出版物的征集。②图书馆之间的协作优势。各图书馆除入藏当地文献外，也入藏其他地区的文献资料。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均藏有辽宁省图书馆未入藏的辽宁方志、东北刊物等。因此，辽宁省图书馆可根据需要，通过复印补充入藏。③图书馆内部政策优势。图书馆领导因其服务地方的宗旨，对地方文献的采购多给以大力支持。如辽宁省图书馆的领导在购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对地方文献的购入依然给予保证。④地方文献入藏基础丰厚的优势。许多图书馆早在50-60年代即已着手采购征集地方文献。如广东、北京、甘肃、上海、辽宁等地。辽宁省有“东北地区研究”文献资料25.135种，“占本学科文献总藏量的40．34％”。辽宁省图书馆1990年建立地方文献书库时，仅从基藏书库提取中日文图书复本（不包括古籍），就入藏近4000种地方文献。⑤地方人士热爱家乡的地缘优势。爱家、爱乡、爱国的情缘不分种族、国界，无论人在何方乡情不变。许多人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无偿捐赠给家乡图书馆。如黄荫普曾捐赠大批广东文献给广东中山图书馆。许多图书馆利用这种地缘优势建起地方作者库如广东、遵义、临清、佳木斯、沛县等等。 2．3人才及其他相关优势 在图书馆能够将文献与使用文献者有效挂接的关键是人，是一批业务能力强，又有敬业精神的工作人员。目前各公共图书馆重视对在职人员的业务培训、素质教育，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及精神面貌都有较大改观。80年代起又补充进一批具有学士、硕士学位的专业人才。经过几年的实践，这批人已能利用所学驾御图书馆业务，其中佼佼者已成为图书馆中的业务尖子，并走上领导岗位。可见图书馆开展各项工作基本具备了人才优势。就开展地方文献工作而言，这种优势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图书馆对外服务人员有多年为地方服务的经验，对地方需求比较清楚；多数人生于斯、长于斯，对多年生活工作的地方有较深厚的感情，对当地历史及各方面情况也有较多掌握；加之对馆藏的了解掌握，几种因素结合起来，对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无疑十分有利。 图书馆现代化技术的采用，各项先进设备的配置，亦为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目前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多数已系统配置缩微复制、视听、计算机、扫描打印等设备，与之相配套的现代化技术及技术人才也相继到位。许多图书馆已利用这一优越条件着手做地方文献的基础建设工作。如首都图书馆的地方文献数据库已具一定规模；1996～1997年辽宁省图书馆开始建立“辽宁近当代作家、作品资料数据库”，已输入数据近4000条；“《盛京时报》数据库”已完成数据单近万条，并开始录入工作；“东北图片数据库”的图片及数据录入工作正在进行等等。总之，随着社会信息意识的增强及邮电通讯事业、计算机产业、印刷事业的全面发展。图书馆这一规模庞大的信息产业系统的信息优势也在不断地显示出来。 3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工作虽然早已引起图书馆界重视，但地方文献不以文献载体或学科分类的特点却不同程度地限制了这项工作在公共图书馆内的开展。以往在多数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被分散在不同业务部门，如采购征集由采编部负责；二三次文献开发及咨询工作分散在社科、科技部门；读者的文献利用则因其载体情况分散于有关部门。由于这种分散状态使地方文献的入藏、目录及服务特点无法集中体现。一方面读者不知如何利用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一方面图书馆工作人员也无法深切体会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近几年，因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许多公共图书馆中，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被落实到实处。他们纷纷将其作为一项独立工作来开展，而且取得较好效果。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几起几落举步维艰的局面已经改变，而且很有发展前途。 首先，地方文献需求市场极有潜力。这种需求不但具有社会效益，还会产生经济效益；不但具有国内市场，而且具有国际市场。为了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许多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大量文献资源为依托，如屈原、黄帝陵、话说黄河、话说长江等影视作品的完成。各地开展无污染的旅游业，需要将地方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有机结合，他们愿意付出报酬得到可供参考的系统的地方文献。首都图书馆多年来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服务除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外，每年还可为图书馆创收十几万元即说明了这一点。我国自改革开放后， 引起世界极大关注。出自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各国在与我国建立往来关系的同时，也需要了解各地情况。沈阳东北亚研究所抓住这一机会，凭借对东北地方文献线索的掌握，对国内、国外市场需求的了解。编辑出版了这方面的系列资料。如《东北考古资料集成》、《高丽、渤海史料集成》等等，以此占领国内外市场，其年收入可维持70余人的开支并有盈余。其次，公共国书馆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补充。这些地方文献极有开发利用价值。以东北地区为例：哈尔滨市图书馆入藏的《远东报》（1916-1945）全国仅此1份，此外还有其他极具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大连图书馆的满铁资料及日文报刊，一直是国内外读者长期利用的资料；辽宁省图书馆的东北地方志及解放前中文报刊也长期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青睐。此外，现代化技术已被社会广泛应用，图书馆为适应社会需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始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发馆藏文献资源。如利用计算机将文献信息整理加工成不同专题数据库。将已开发出来的数据库与现代通信技术结合服务于社会等。 综上，不难看出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经过多年实践，已总结出部分成型经验，有了一定基础。而且从文献入藏到服务对象、服务设施及服务队伍，公共图书馆都占有优势，加之国内外对地方文献信息的需求，故其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修史撰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之一。除了史官编纂的正史之外，尚有大量的地方文献散诸民间。这些地方文献与正史相印证，成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对地方公共图书馆来说，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妥善保存、充分利用这些地方文献，既是重要任务之一，又是藏书建设的一大特色。 本文将以天津图书馆为例，谈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命名天津市为历史文化名城，其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天津市成为一座地方文献的“富矿”。本文的主旨，即在于进一步开发这座“富矿”，对天津地方文献的概况，市馆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市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及今后的设想，加以初步探讨。 1 天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 天津历史悠久，其地方文献源头，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以前。战国时期，天津主要归属燕、齐两国。在近郊发现的战国遗址和墓葬达50多处，并挖掘出大量铁制工具、陶制渔具以及刀币。这些遗址和墓葬，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地方文献的一大富源。 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反击北方乌桓贵族的侵扰，在天津平原上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把水路从四面八方连接起来，奠定了天津日后航运枢纽的地位。隋代，大运河开通，氵瓜 河尾（今日海河）与黄河、淮河、长江沟通。唐朝建立，又按照泉州渠故道，开凿一条新的平虏渠，使经过大运河或渤海湾北来的船只，由氵瓜 河尾进入平虏渠，直抵渔阳郡。杜甫在《后出塞》和《昔游》两诗中，作了生动的描绘：“渔阳豪杰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输东吴。”“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沧海凌蓬莱。”那些有关挖掘河道的传说，运输物资的轶闻，以及墨客的诗稿、典籍的记载，都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 宋朝没能统一中国，在北方形成了与辽和西夏对立的局面。当时的天津平原，处于宋、辽交界之处；今日的海河，便是当时的界河。宋朝的沧州知州何承矩在界河以南引种南方早稻获得成功，开创了天津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与此有关的原始资料，是天津农业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金王朝强大后，老三岔河口一带是漕运的中心，建立名为“纲户”的专业船队。宝坻县至今还有个“纲户庄”，回响着历史的涛声。 元朝泰定三年，建天后宫，以祈求航海平安。当时任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的张翥，曾来此进香，并写诗一首，道是“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使臣三奠毕，喜色满宫袍。”由此可见民俗文化之一斑。类似的文化古迹。尚有城隍庙、文庙、玉皇阁等，文人骚客，题咏颇多。 “天津”之名，始于明代。解放后，天津旧城南门外发现一块明代的石碑，碑文为“成祖文皇旁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天津有很多具有文献价值的碑文，如“镇仓关王庙碑”，碑文中记载有关关羽的生平事迹和历代封号；“聂公碑”，表彰聂士成抗击外夷，为国捐躯的功绩。 明朝末年，大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托病寓居天津，引育南方稻种与山芋，其间必留下珍贵资料，抗倭与防辽战争中，军械制造、船只征募、兵将调遣等，都在天津进行。那些制造军械的图文、征募船只的公告和兵将调遣的令谕，都有收藏引用价值。 清王朝建立后，天津成为北方的商贸中心，也成为西方列强的凯觎之地，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天津有关，诸如“天津条约”的签订；“天津教案”的发生；太平天国北伐军曾攻打过天津；天津义和团运动震惊世界；启蒙思想家严复曾在天津的《直报》连续发表《原强》、《辟韩》等著名论文。天津也是洋务运动的北方基地。北洋军阀集团是从天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由此产生了“北洋实业”，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留下大量的地方文献，有待我们去搜集和整理。 至于与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关的地方文献，这里就不加赘述了。 某一地域具有文史价值的资源，还不能直接成为文史资料。只有这些资源形成文字或图片等，才成为真正的文献——具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天津的出版事业起步较早，明末清初，私人和官方的编书、刻书、印书活动，日益兴盛，为形成丰富的地方文献提供了必要的也是优越的条件。 1886年11月6日，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由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德璀琳和英商恰和洋行经理笳臣创办了天津第一张中文报纸《时报》。1887年10月，严复等人又创办了《国闻报》，这是由中国人创办的天津第一份近代报纸。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天津发行的报纸，已达60多种。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影响较大的革命报纸。到1948年底，在天津出版过的报纸，多达140余种，以《大公报》最为突出，与上海《申报》齐名。 这一期间，政治事件，社会风潮，商场动乱，军界纠纷，列强入侵，百姓抗争……无不在报刊杂志上得到反映，当时的新闻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积为珍贵史料。即使是街头小报，花边新闻，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病变与溃疡，使当今的社会学家怦然心动，从中发掘出有意义的信息。 解放后，天津的图书出版事业稳步发展，先后成立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仅1965年，共出版图书475种，总印数达4960万册（张），其中有不少属于地方文献，或从中可以“提炼”出地方文献。 “”期间，图书出版事业既受到严重摧残，也得到畸形发展，产生了一批“派书”、“派刊”、“派报”、“派文”，它们成了编纂与研究“史”的“绝妙好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津的出版事业飞速发展。至1989年底，全市共有12家出版社，该年出版各类图书杂志2930种，总印数达20130册。地方文献，成为众多出版物中的一枝奇葩，如《津门杂记》、《天津建设四十年》和《天津软土地基》等，在全国图书评比中获奖。 总之，天津地方文献资源丰富，而开发这种资源的重任，已落在了地方文献收藏中心——天津市图书馆的肩上。 2 地方文献收集范围探讨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必须明确其收集范围，收集范围确定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着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而收藏质量的好坏，又将制约地方文献对本地区各项事业所起的作用。 地方文献简言之是在内容上涉及某一地区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的具有地方研究性质的文献，“记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记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记 经济则有户口、田赋、关锐；记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奇观、详异；记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①其涉及面非常之广，包括了各种学科。 关于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历来意见不一，争论颇多。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有关本地区的一切资料，不论它的载体形式如何，凡古今中外关于本地区的一切情况的记述资料，本地区一切人士的著作、古今名人事迹、传记以及对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有重要贡献的外地人士的事迹、传记，本地区的一切出版物（包括本地区发行的非正式出版物），都属地方文献范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地方文献应是内容上具有地方特色的著作，凡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内容上没有地方特点的，都不是地方文献资料，这两种意见的分歧，给从事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者带来苦恼，使他们莫衷一是。针对于此，笔者以为，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应着重以下几方面： 2. 1地方志 地方志是一种以区域为中心，记述某一区域的地理地形、气侯环境、历史沿革、历代政治、经济、历史事件、历代地方人物、艺文、名胜、风俗等历史性资料的总汇。由于地方志在地理上的区域性，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广泛性，史实资料上的可靠性，因而对于本地区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都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以往，一些研究地方文献分类的文章，都不把它单独立类，而附于地方资料内。其实，地方志既是地方资料，又是地方著作，一般还是地方出版物，又是横跨这三类的重要部分，而且今后数量上亦不会太少，所以应单独立类，放在地方文献各类的首位。 早在1958年8月就曾说过“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地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的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一语道破了地方史志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独特价值，加以它是一个地方资料的总汇，更显出它的独到之处。所以它是地方文献中最重要的部分，必须重点搜集，力求完备。 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有关天津地区的地方史志，我们应重点收集，如清代修志十分普及，除省、府、州、县志一再续修外，不少村镇乡里也编有志书，如《杨柳青小志》等。其他有关天津的方志，如《天津县志》、《天津卫志》等，都应重点搜集。 2．2历代地方人士著作 地方人士包括原籍在该地的，也包括原籍虽不在该地但曾在该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论文、诗词、信礼、日记、奏折等等，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状况，故应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明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虽是山东蓬莱人，早期在浙江、福建一带抗击倭冠，他的事迹、著作被收入浙江、福建地方文献。但他于隆庆元年被张居正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加强战备，在镇十六年。他对练兵、治械、陈国等都有创见，著有《纪郊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所以戚继光及其事迹、著作亦列入天津图书馆地方文献收藏之列。 又如，严复是福建人，但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黄金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在这时期，他用自己熠熠闪光的思想，为中国人民点亮了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为近代天津增添了霞光般的异彩。因此，其著作亦作为天津地方文献的着重收藏。 2．3地方出版物 地方出版物是指某一地区刻印、出版、发行的一切资料。包括解放前本地区刻印出版的书刊和解放后出版的地方报纸、刊物和各系统、各部门编印的书刊资料。就天津图书馆来说，就应收藏天津地区范围内的一切书刊资料，包括正式的、非正式出版物、内部资料等。如我馆就完整收藏从创刊号开始的天津《益世报》、《京津泰晤士报》（英文版）等。 关于地方出版物，还有个争论问题，即内容与地方无关的，算不算地方文献？本人认为，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我馆不必规定的那么死，只收录地方出版物中内容与该地有关资料。因地方出版物是研究地方史、地方文化、科学史的重要资料。地方出版事业的盛衰，反映了该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状况。地方出版物切合本地区生产、科学、教学的实际，用途较大，因而应把地方出版物看作一个整体来收藏。 2．4地方史料 简言之，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天津为例，近百年来，天津人民有着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光荣革命传统，为天津地区的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将领李开芳的北伐军前队曾驻独流，林凤祥的北伐军的后队曾驻静海。清末义和团首领张德成于1900年4月在静海独流镇设拳坛，曾在紫竹林抗击八国联军，成为保卫天津的重要力量，创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又如，天津是全国最早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地方，如、邓颖超、马骏等等在天津领导了爱国运动。这期间留下许多革命文物和资料，正是我们编写天津地方党史所最需要的材料。其它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地方资料我们应着重收集。 3 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设想 地方文献的征集，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更加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著述资料、信息资料，而地方文献正是当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记录”它为强化图书馆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必须搞好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我馆在地方文献收集工作上，路子尚未打开，方式方法上亦有欠妥之处，这直接关系到收集工作的成效。参见他馆经验，结合个人体会，本人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有如下几方面： 3. 1要细心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 一般说来，地方人士的著述，有关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专门著作都较易见到，而夹杂在其它著作中的有关资料就难以发现，尤其在新闻、出版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并不只见于本地出版物，也散见于外地的书刊上。因此，除了平日认真、细心、又能持之以恒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之外，没有其它捷径。 3．2建立地方文献呈缴制 图书馆要争取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要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说明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争取地方政府明文规定当地各种文献编辑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出版机关，有向图书馆呈缴文献资料的义务，并严格遵照政府规定主动呈缴各种地方文献。要争取本地政府对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请政府下发有关文件，确定征集内容、宣传图书馆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我馆89年始把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列为重点来抓，由采编部采访组直接着手。为此，我们自行起草了一份“关于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的 通知”，内容包括征集地方文献的宗旨、意义、呈缴与接收的办法等，并取得了市文化局、市新闻出版局的支持，由他们下发正式文件，靠着新闻出版局提供的天津出版单位名称，仅89年一年，我们就与市120家杂志社及百花、教育、科技等7家正式出版单位建立了缴送样本的关系，取得可喜的成效。3．3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线索，广泛联系 图书馆应组织一定的人力，深入到政协、统战部门、组织部门，了解本地区有一定知名度人士（包括在国外、港台地区的人士）的通讯地址，这样可主动去函索取这些人士的著作，还可到文联、文史办、各学会，了解他们地方文献信息，及时收集资料。 3．4开展以搜集、宣传地方文献为主题的活动 图书馆可利用节日或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地方文献的内容、范围、作用，让更多的人士了解地方文献的使用价值。同时召开征集地方文献的座谈会，从个人或团体的角度向广大读者进行宣传，争取支持。亦可采取边收藏边展出的方式，将已征集到的地方文献选展，进一步宣传地方文献，扩大其影响。在展阅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征集工作。 3．5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地方文献 地方文献相当一部分是非正式出版物，又绝大部分散失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召开有关人士座谈会，取得其支持和协助，提供有关线索，反复访问搜集，对数量极少的珍贵文献，更要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登门访求或征购，尽量征集到社会上或私人保存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3．6历史文献部分，可到如下单位收集： 档案馆。多藏有地方志书和大量的地方文献。可部分复制，或掌握目录，供参考咨询用。 民政局。有关近代革命活动、革命烈士的文献，有可能从民政部门索获。 公安局。历次政治运动，使某些地方文献或有价值的地方资料集中到公安部门，幸运地保存下来。 博物馆。本地的历史、文物方面的情况，博物馆资料最全，结论也最有权威性。他们的公开出版物、内部出版物、简讯、说明、展览等资料全属地方文献，务必收集齐（种类）、全（完整、连续）。 其它如广播站、电台、电视台、城建局、民委、文化馆、艺术馆、科委、科协、科技馆等等，从中都可索获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 此外，在搜集地方文献时，我们的触角，不应局限于本地，也应该伸向异地，甚至异国。外地与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 总之，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要不懈地坚持下去。 4 地方文献管理工作初探 这里主要讨论应否建立专藏库的问题。地方文献专藏库是为了突出本馆特色，适应特定读者需要而建立的，是否建立专藏库，应视各馆具体情况而定。以天津馆为例，以往，我馆地方文献资料是分散在若干个相互独立的部门，并由这些部门根据各自特点分别进行管理的。比如：地方出版物中的图书一项由典藏部保管，地方报刊杂志由报刊部管理，解放前的地方史志由历史文献部保管。这种分散管理模式，使地方文献资料整体被报刊、古籍、典藏、阅览等部门分割得不成体系。一方面，不便于地方文献工作者了解和熟悉馆藏；另一方面，也不便于读者充分利用这部分宝贵资料，为此，本人认为，现有的这种地方文献的分散管理模式，应通过适当的集中管理来加以改进。那么，如何对地方文献进行集中管理呢，在地方文献的藏书布局上，我馆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主张：建立地方文献专藏库，把分散在各部门中的地方资料全部集中在所设置的专藏库中，即对地方文献实行绝对的集中管理，另一种主张：分散管理，无需设置地方文献专藏库，只要在现有管理机制下，通过编写地方文献目录，使地方文献系统化，整体化，即对地方文献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本人认为，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 将地方文献集中于一库，虽然方便了读者，也使得地方文献整体性、系统性得到极大加强，但就我馆目前条件来说，并不切实可行。 理由之一，绝对集中管理将会破坏我馆的整个藏书体系。 理由之二，将地方文献集于一库，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理由之三，由于地方出版事业的迅猛发展，仅地方出版物一项就会使得该库规模日益膨大，难以支持。 理由之四，从历史文献部角度考虑，我馆现存线装图书40余万册，列为善本和特藏的有8000种，其中仅地方志一项就有4000余种，其中不乏珍本、善本、甚至孤本。如果从中析出地方文献资料，去充实地方文献库，那么，历史文献部自身完整的藏书体系就会被打破。如果把历史文献部门中的全部地方文献资料进行复制，虽是一项好措施，但目前我馆并无充足的物力、人力、财力保证它的实施。况且，古籍图书的保管，较之普通图书要精细得多，必须做好防虫、防盗、防火、防潮等工作，其设施条件要求很高；而我们地方文献库并不具备这些良好的设施以保证珍贵的古籍资料长久存放。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古籍的咨询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历史知识、古汉语知识等，历史文献部门的同志，更熟悉自己部门藏书情况，因而能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所以，这部分文献仍由历史文献部门妥善保管为宜。 理由之五，我馆是一个综合性图书馆，不仅要考虑地方文献部门，还要考虑其它更重要的内容，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既可以方便读者，使读者通过查阅目录，即可找到所需要的资料，也会使地方文献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大大加强，同时避免了绝对集中管理的诸多不利。 因此，对于地方文献，应通过编写目录方式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实施： a 授权某一部门负责地方文献的编目工作，由该部门组织各有关部门进行目录的编写。 b 所编写的地方文献目录应突出地方文献的重点和特点。 c 建立有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负责今后地方文献的收集和管理，把一些独具天津特色的资料集中起来，如太平天国革命史料，义和团革命史料，等领导的革命斗争史料。一些重大历史时期的珍贵图片资料，重要的统计资料等集中起来，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以突出公共图书馆地方特色。 总上所述，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重 要部分，证史补遗大有可为。应当引起重视，持之以恒，全面规划，日积月累，由点到面，积浅入深，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资料体系。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民族地区图书馆除了负担着为科研和生产服务，为提高当地各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服务的任务外，突出的是还应担负起收集和整理、提供民族地方文献这一特定的任务。近年来许多民族地区图书馆，在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对地方文献收集的范围，类型以及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的认识和做法上，都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探讨的地方。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民族地方文献的范围和类型 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首先应该掌握该民族的历史概况，社会发展与地方文献形成的关系，再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调查了解地方文献资料在民族地区的流传形式、保存情况，进行有步骤、有计划的挖掘。 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文化、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建国后从原始社会跨越到封建社会、有的民族受封建制度的统治时期较长，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于内地，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汉族地区相比也相应的有许多不同之处。 地方文献的形式又与语言文字有密切的联系。有些民族的社会发展较为迅速，文化上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所以地方文献中正式出版物占的比例也较大。而有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把本民族的各种历史事件、传说故事、风俗习惯采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记载，如采用不同符号代替的、象形的、摹仿汉文字的。有的民族还用手势、队形及各种表现方式对事件进行反映，有的则以口头形式流传。 各民族地方文献形成与形式的差异，必然带来民族地区图书馆收集工作的特殊性，收集范围也不能限制于地方志、人物志、革命史料、科技史志及本地区发行的一切正式出版物，还应该包括民族地区采用不同方式方法记载流传下来的一切能反映民族地区风貌的，反映政治、经济、山川、自然资源方面的资料。如果根据各民族地方文献的形式进行划分，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进行收集。 （一）正规出版物。民族地区由于受社会发展、政治经济、语言文字的局限，正规出版物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不能同内地公共图书馆相比，许多民族地区解放前从未纂修过地方志。所以这方面的地方文献主要是建国后的国家出版物中涉及有关民族问题的部分，以及民族研究单位收集整理的有关资料，民族地区政府部门有关法令、材料汇编及外地著者反映民族地区的作品，及各种调查报告，资源考查等。 （二）非正规出版物。非正规出版物是构成民族地方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份。民族地区图书馆要根据自己民族地区地方文献形成的特点及与一股性公共图书之间的差异，确定收集的范围，根据对某个民族地区的非正规出版物的调查统计的分析，一般非正规出版物包括： 1、民族中为了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纪念历史人物等各种事件记载的碑刻、石刻，民族自然村的乡规民约碑、人物题记等。这些碑刻可以复制为拓片、照片进行收集。 2、由于边域纠纷冲突引起，对边疆领土划分、冲突事件进行详细记载的各种抄本、图册。 3、各个民族家庭中、自然村中对各种事件记载的家谱、村谱、户籍册、统计表。 4、至今流传在民族群众中的各种经卷、史诗及各民族采用不同方式对本民族事件记载的各种抄本、稿本。 5、能够为研究民族历史、民间艺术提供一定研究资料的画册、画卷及能够反映某一历史风貌的照片图册。 6、民族中受语言、文字限制，采用各种不同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记载的实物。 （三）口头流传的“资料”。严格说来，不属于文献范围；但我认为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能仅限于文字的东西。口头流传下来的，把它记录整理出来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国少数民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东西很多。收集时要保持原貌。口头流传的“资料”包括：民族地区的民间艺人演唱的传说故事、史诗、叙事诗，曲谱、曲调及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神话、民间故事等。我国有的少数民族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地方文献资料的收集工作更要着眼于实物资料和口头流传的活资料。 二、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 民族地方文献一向为民族地区图书馆所厚爱。有的民族地区图书馆把所收集来的地方文献资料称之为“镇库之室”。一般说来，民族地方文献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用于研究民族族源问题。有些研究人员一直苦于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资料，只能借助于考古来开展研究工作。但它们仅是出土文物，没有文字根据。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家谱、族谱、村史对这方面有着详细的记载，家谱中记载着家族的变迁。有的家族采用的父子连名制依据等，对研究该民族与外来民族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的文字根据。 （二）用于研究民族历史人物。地方文献资料中的碑刻、名人题记中对此就多有记载。如白族著名诗人赵藩的家乡，村口所立的“故里碑”中对他的生平简介，就为研究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原始资料。 （三）用于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及民族文学的演变过程。例如：沐氏统治云南时期的地方典册、民族文史资料都已焚毁，流传至今的正规出版物几乎没有，但依靠大理州境内的洱源西山公社保存的白族民间演唱曲本、谱本、民歌抄本、稿本及流传在民间歌手口中的各种民歌却能找到与那个时期有关的许多文史资料。大理喜州的“山花碑”，文字方面借用汉字记白语，书写采用“三七一五”的山花体民族形式刻在碑上。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为研究白族民间文学的发生发展，研究民族的历史和语言的发展，民族诗歌的源流及文字使用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四）用于研究民族中的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由于民族文化的落后，对自然界侵袭造成的各种灾祸得不到理解，各民族对自然界的各种物质进行崇拜。有的民族从各种不同渠道传入了宗教。由于宗教的传入，加上民族中对自然界崇拜，民族地区工、农业各方面受到相当的影响。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各种传说故事、经卷、神话、叙事长诗、还有在部分民间艺人中演唱的曲抄本、民歌，对各时期宗教的兴盛、自然崇拜的形式都有记载。 （五）用于研究民族艺术史、音乐史。例如：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画卷》，南诏国时期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及各种不同形式记载的大本曲本、吹吹腔谱本及民间艺人口中流传的演唱曲谱，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所展现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南诏开国的传奇神话历史故事，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些珍贵的资料被研究人员称为“南中瑰宝”。 （六）用于研究民族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地方文献中有不少记载民族建筑风格，建筑形式及建筑过程的数据，地方疾病的防治以及历史上民族地区有特色的各种生产技术资料。它们的作用往往是考古所难以达到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 图书馆工作论文:湖南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纵横谈 湖南馆是1904年3月成立的,越92年风雨历程,筚路蓝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基本上形成了馆藏特色。 一、整体思路和规模化格局的形成 作为地方性图书馆,必须全面、系统、长期地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这样的观念和认识必须是坚定不移的。湖南馆的地方文献收藏达到现在的规模,是几代湖南图书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刚解放时,湖南馆所藏图书报刊不到13万册。解放后,图书馆历届同仁坚持不懈地从事乡邦文献的访求、征集、购买,其效果是明显的。40多年来,藏书量有过几次大幅度的增加。一次是50年代,征集、接收湖南革命文献、着作版本、古旧书刊60余万册;另一次是“”期间,征集、抢救、接收书刊资料、字画20多万册(件)。这两次增加的书刊,大都是湖南地方文献,其中不乏珍品,为馆藏地方文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入80年代,对地方文献工作的认识完成了质的飞跃,由不自觉行为转变为自觉行动。1981年建立湘版书库和地方文献征集组,特别是1983年,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征集地方书刊资料的通知》,以文件形式确定由湖南馆担任全省征集地方文献的具体工作,饬令全省各地、各单位出版(含非正式出版)的书刊资料都必须缴送给图书馆。由于形势的发展,1995年“两办”文件经过修改,重新颁发《关于做好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通知》。 1984年独立建置地方文献部,专门设立地方文献书库,从组织上保证了地方文献工作的有序进展。 10多年来,工作局面不断拓开,成绩斐然。 1.征集是地方文献工作的前提 如何征集地方文献历来存在宽严不同的两种办法,湖南馆是灵活掌握的,凡是湖南出版物、湖南人士(包括长期在湖南工作的客籍人士)着述和内容涉及湖南的出版物,都属于征集范围,“宁宽勿窄”;而地方文献库的收藏则是以内容反映湖南的、经济、文化等一切有研究、保存、参考价值的史料性文献(不限作者籍贯、出版地区、出版方式、载体形式),“宁窄勿宽”。为使各项工作逐步规范化、标准化,先后制定了“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条例”、“湖南名人文库征集、管理办法”、“地方文献库收藏标准”、“地方文献分类表”、“地方文献分编细则”、“‘’资料分类表”以及“地方文献部工作条例”。在征集工作中,一靠“红头文件”,包括省委、省政府的文件,省新闻出版局的文件,“文件”的出台,给征集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保障,作用无疑是很大的,但不能依赖“文件”,“文件”实施的效果与征集人员的主观努力是紧密相关的;二靠征集人员对事业的执着精神,动脑要勤,动腿更要勤。例如,为了搜集已经出版的县、市志,因为大多数县市志是与省外出版社合作出版,无法得到缴送本,只能写信去要,派人去取,仅1995年,就派出两个征集组,分赴29个县市,行程一万公里,征集到县市志60余种、专业志70余种,还有各地出版的地方年鉴和地方史料;三靠广泛联系,湘音湘情牵湘人。这里面包括信函联系,每年春节前寄赠贺年片,纸短情长;到各地召开湘籍人士座谈会,邀请海内外湘籍人士来馆参观,如台湾《湖南文献》发行人刘修如先生多次到馆,回台后,撰文介绍湖南名人文库,动员海外湘人捐书;邀请着名作家、画家来馆举办笔会、鉴赏会、展览等。 2.建立较完整的地方文献保障体系 在宏富的地方文献中,地方史志,解放前出版的湖南地方志约450种左右,湖南馆则藏有410种,另有缩微胶卷本20多种,此外还藏有山水、古迹、宫殿、陵墓、园林、书院志近百种;民国湖南省志稿汇编资料2000余种。近几年已经陆续出版的省、县、市志和各种专业志以及地方年鉴、专业年鉴几近全部收齐。馆藏湖南家谱、族谱1000余种,占已知存世家谱、族谱总数的3/5。地方报刊,解放前出版的1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近2000种。地方版图书,民国时期出版的平装书2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10000余种。湘人着述,包括解放前的抄本、稿本、刻本,约20000种。 3.珍贵文献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湖南馆因其特殊的地位,因此珍藏了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献,其中包括着作版本2600多种、 20多个文种、 11000多册;徐特立同志书写的诗词条幅、学习笔记、会议记录、批注圈点的图书等等;湖南革命文献500余种,如刊于1925年12月1日《革命半月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刊于1927年3月20日《向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新民》(部分)等;陈天华的《猛回头》,《湘江评论》、《新湖南》,《湘省大汉报》、《湖南通俗报》等;湘军着名将领曾国藩的奏槁、批犊、信札、日记、诗文和湘军史料100余箱、几千万字;左宗棠手札70余件;中国首任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手稿《养知书屋日记》(200多万字),还藏有王船山、何绍基、王闿运、彭玉麟、胡林翼、陶澍、王先谦和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谭延闿、杨树达、张舜徽等一大批湘籍名人的稿本,其中有着述、信札、日记、诗文以及大量的书画作品。 4.颇具特色的“”资料 “”是历史的逆转,但它毕竟还是历史的存在,此期间生产的成千上万种纷杂的出版物自然也有其收藏的价值。“”时,湖南馆的同志独具慧眼,搜集、价购了近百万份小册子、小报、传单、画刊,其中涉及湖南的二三十万份,将为后人了解湖南“”的发生、发展以及研究“”中的重点人物、重大事件、重要群众组织的情况提供原始资料。 5.湖南名人资料中心的创建与发展 为增加地方文献工作的特色,拓宽文献搜集的渠道, 1989年创建湘籍名人文库,1992年改名湖南名人文库,目的在于加强与一部分不属湘籍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的联系。1995年又易名湖南名人资料中心。“文库”成立以来,搜集到海内外湘籍人士(含湘籍华侨和外籍湘人)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5000多人的资料,与3000多人建立了联系,收到2000多人寄赠(捐赠)的着作、手稿及个人藏书5万册左右(不含徐特立同志的藏书15800册),建立了一个综合文库和“着作版本藏阅室”、“徐特立同志藏书阅览室”、“湖南作家文库”、“张舜徽先生文库”、“蔡仪先生文库”以及吴相湘、谭戒甫、陶懋炳等多人的专柜。“文库”的建立,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普遍认为,这对弘扬湖湘文化、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对亮丽图书馆形象也不无裨益。 6.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已经起步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编目初步实现了计算机管理。为了建立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湖南馆自行研制“人物自动化管理系统”,目前已投入试运行阶段。 二、逐步深化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 1.编制了一批书目索引 据不完全 统计,先后编制出《湖南各专县市报工农业经济重要资料索引》、《馆藏湖南地方文献资料目录》、《湖南着者及其着述简表》、《馆藏湖南地方志目录》、《湖南家谱、族谱目录》、《湖南报刊大全》、《洞庭湖开发书目》等等。 2.为修志提供馆藏资料 80年代中期,全省修志工作全面铺开,地方文献的需求陡增,各级各类修志人员涌向图书馆,湖南馆应接不暇。为了缓解“供求”矛盾,与省志办联合下文,安排预约来馆,增加阅览座位,延长开放时间,帮助组织力量代查代抄。平均每天接待读者100人左右,持续近4年时间。那时候只考虑“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没有搞与经济效益挂勾的“改革”。为修志提供资料,起到了全省任何单位无法替代的作用。 3.发掘、整理、编辑各类地方性、史料性图书40余种 一是参与整理,如《曾国藩全集》、《王闿运诗文集》、《湖南青运史》、《湖南女运史》、《湖南工运史》、《湖南党史》等;二是提供稿本,由出版社编辑或影印出版,如郭嵩焘《养知书屋日记》、《船山全书》、《湖南全省掌故备考》、《湘城访古录》等;三是主持编辑出版《湖南地方志太平天国史料》、《湖南地方志中的少数民族史料》、《自立军史料集》、《湖南地方志提要》、《湖南资料手册》、《当代湖南人名辞典》等。其中《湖南资料手册》全面系统地反映湖南和平解放以后至1989年10月, 40年间的各方面的情况,资料宏富翔实,编排合理,是一部大型的资料性工具书,一部浓缩的湖南史志。出版后,各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95年出版的《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收录海内外湘籍人士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2652人,是全面研究湖南人物的开山之作。 4.开放地方文献阅览室 集地方性图书、期刊、报纸于一室,既接待研究型读者,也接待普通读者。同时,各专门阅览室也实行对重点读者的服务。 三、廓清迷雾,统一认识 问题与成绩同在,成绩越多,问题也相应增加和突出,不过有些问题有待于探讨: 1.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没有理顺 地方文献是馆藏文献的一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全馆业务工作的一部分,二者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局部的作用只能是完善整体,不能削弱和损害整体。而这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长期困扰着湖南馆。例如地方文献是集中入藏,还是分散入藏?是适当集中与分散入藏相结合,通过书目索引集中揭示,搭桥铺路,还是必须搞“小而全”的地方文献库?几种意见争论不休,决策处理时态度模棱两可,摇摆不定,致使具体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地方文献既有图书,又有报纸、期刊;既有近现代、当代文献,又有古代文献;既有大量纸质载体文献,又有其他载体形式的文献。根据一定的藏书体系,已经分藏在各个业务部门,如果一味强调集中入藏,势必会彻底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藏书体系和布局。目前,湖南馆采取的是在不影响全馆藏书体系的前提下,实行适当集中,而大量的还分散在各业务部门。关键问题在于即使分散,但必须整体揭示,恰恰在整体揭示上,10多年过去了,还只停留在准备上,至今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这是一项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建设,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被耽误了。 2.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 主要表现在:文献的搜集局限于省内出版的图书、期刊、报纸和能通过出版目录了解到的外省出版的图书,是以种、册为文献单元搜集处理的,而大量的内容具有“湖南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湖南馆并没有全面开展搜集整理。这项工作要求高,难度大,但绝不能因此而不去做,否则地方文献的收藏是残缺不全的。在文献阅览上,目前仍停留在一次文献的借借还还,而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而湖南馆近几年没有编过地方性专题目录。严格地说,湖南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还处在初级阶段。 还有许多的问题,诸如人员群体素质不理想。没有好的人员素质,要求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那是一句空话;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还远远不够,不能只简单地提供“原料”,还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深加工,提供“半成品”或“成品”,进而转化为“商品”;由于市场经济的驱动和负面影响,社会环境对地方文献征集的支撑力愈来愈小,征集工作的难度愈来愈大,又缺乏相应的对策;工作手段落后,设备严重不足,活动经费短缺,等等。 四、创造地方文献工作新局面 地方文献工作是公共图书馆的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是一个只有开始没有终结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文献工作的规模效应程度决定着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和地位。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地方文献工作在全馆工作中的重点观念和重点意识,遵循既定方针,不断调整工作策略,努力创造出新的局面。今后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湖南馆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完整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体系 目录体系应含古今各种载体的书刊资料,有分类、题名、主题、责任者4种,从不同侧面全面揭示馆藏,特别要注意目录与目录之间、藏书地点之间的联系,为读者利用地方文献提供全方位的良性服务。同时,编撰各种为湖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大、中、小型专题文摘和书目索引。 2.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文件”效力,广泛寻求社会支撑,在地方文献搜集上采取整体推进,重点突出的战略 凡新闻出版部门出版发行的书刊,要通过做工作,该缴送的都应及时缴送,把漏缴率降到最低程度。视听资料生产部门发行的电影拷贝、录像片、录音带等也应根据“文件”要求缴送,起码要缴送属“地方文献”范围的产品。凡是地方文献收藏的重点,如地方志、地方史料、地名资料、地方水文、气候资料、地方物产资料、地方人物传记资料、地方报刊等的收集要基本做到准、齐、全。 3.切实建好湖南名人资料中心 使之上档次、上规模、出特色,变“自封”为“他封”,让“中心”存留湘人心中。建设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创办《湖南人物》,修订好《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成立湖南名人研究会和基金会,逐渐把湖南名人资料中心办成湖南人物的中心,资料中心、研究中心。 4.全面实现计算机管理 采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地方文献的搜集、书刊的编目整理,文摘、目录、索引的编制。在建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之后,建设湖南地方文献数据库,起点要高,规划要严密,实施要视实际情况分阶段、分步骤。先完成书目数据库,再完成篇目数据库,最后考虑全文检索数据库。这是一项展现湖南馆实力的工作,务必要下大力气做好。 5.努力培养一支素质精良、优势互补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 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历来为识者所重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人员,不仅要求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和掌握现代化手段的能力;不仅要求具有事业的奉献精神,还要求具有务实的工作作风,“板凳须坐十年冷”,事业的成功才会向你发出微笑。 6.建立健全全省公共图书馆系统地方文献征集网 为推动省、市(地)、县(市)三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全面展开,扩大地方文献搜集的地域范围和种类,要注意搜集利用光盘、电子出版物等载体的地方文献媒体。共同建设自动化管理系统,逐步实现地方文献资源共享。 图书馆工作论文:论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倾向 我国现代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起源于本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杜定友先生为代表的广东地方文献工作，迄今己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尽管有关地方文献事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仍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就其事业发展和社会影响而言，还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毋庸讳言，我国各地的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起步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其发展呈现出很不平衡的局面。这种现象，与各馆对地方文献事业的认识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进而与各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机构定位、业务定位，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地方公共图书馆是否一定要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换句话说，地方公共图书馆是不是有从事地方文献事业的责任和义务？开展这项工作对社会以及图书馆有什么益处？地方公共馆是否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其次，这项工作的性质和方法与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是否存在着差异？能否使用图书馆常规业务的方式和人员来从事这项工作？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地方文献业务与图书馆其他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认识基础上逐步加强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进程。 一、从事地方文献工作是地方公共馆的责任和义务 1．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 从广义上说，凡涉及到地方文献生产、传播和开发利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应纳入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如对于地方文献的考古发掘、编辑制作、出版播放、展览、保管和研究等等，都属于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由此角度看来，地方文献事业是一项跨行业的社会事业，尤其是地方档案馆、博物馆、文物部门以及地方报刊、广播电视部门，都在不同程度地从事着地方文献工作。但是对于图书情报界来说，其狭义范围则只包括地方文献传播过程和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部分环节，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具体说，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通过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典藏、流通，以及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向社会各界提供适用的地方信息和地方史料。这实际上和一般图书馆工作的内容是完全相通的。 2．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 ①与地方新闻出版行业的关系 地方新闻出版行业包括地方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杂志社、出版社等机构，它们从事地方信息的采集、加工与传播，是地方文献的生产源之一。其产品是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原材料。在地方文献信息产生和流通的完整流程中，此二者是上下衔接的两道工序。 ②与地方档案工作的关系 “档案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归档集中保存起来的文件材料[2]”。所谓地方档案，不过是在档案的内容方面加以地域的限定，而这一限定与地方文献的地域限定是基本一致的。从地方文献基本概念的角度来看，地方档案当然可以归入地方文献的范畴，而且还应该是地方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的档案工作，大体上分为文书档案和技术档案两大部分，与地方文献关系密切的主要是文书档案这一部分。在实际工作中，因各地都有专业的档案工作系统，他们以有关档案收缴与管理的法规为行为依据，所以地方档案的收集和保存，主要还是由这些专业档案部门来完成。 然而地方档案部门的工作重心主要侧重于生成于各级政府系统的现时档案，对于全部地方档案的收集，尤其是产生于民间的大批档案材料，和偶见于流通领域中的历史档案，则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因此，地方博物馆和地方图书馆从各自的角度去收集这类地方档案，还是大有必要的。 档案行业与图书馆行业是姊妹行业，它们同样要收集、整理、保管，并向社会提供有关的地方信息，仅仅是处理的文献形式和具体的工作手法略有不同而已，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表现为分工协作的关系。 ③与地方文博工作的关系 地方博物馆是陈列、研究、保藏本地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以及自然标本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各类博物馆根据各自不同的性质、方针、任务，有系统地陈列文物、模型、标本等展品，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丰富人民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生活，并为促进生产、科研以及艺术创作提供资料和借鉴。 地方考古工作是通过考古发掘去发现本地方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对这些实物史料进行研究，阐明本地方古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进而探讨人类社会的历史。 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地方文博机构的任务主要是收集、研究、保管和陈列那些具有文物价值的地方文献。对于文献内容的传播，只采用实物陈列的方式。其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一种局部交叉的关系。 ④与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关系 广义上的地方社科情报工作需由地方档案工作、图书文献工作、专业情报工作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合力完成。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所等社会机构都应是地方社科情报服务系统的子系统，这里所说的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主要指地方专业情报机构所从事的二次，三次文献的编制与报导。 地方社科研究和党政领导部门决策的需求，决定了地方情报工作必须具有地方特色。“各地区的社科机构的研究对象和各地区党政领导部门所采取的种种对策，无不受本地区的民族、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人口、教育、能源、生态和历史等因素的制约，这就决定各地区的社科情报工作必须立足于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了解的基础上，研究分析出与其它地区不同的又有开发意义的问题，进行情报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直接为社科研究服务，为当地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服务[3]”。而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社科情报工作的基础，则是收集具有地方特色的情报资料。在这一方面，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社科情报实质上是由社会领域和学科领域里产生的两部分情报（社会情报和学术情报）构成的。[4]”。如果说专业社科情报机构是以社会科学情报（或称社科学术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而图书馆、档案馆等子系统则是以社会情报（或称社科基础资料或社会动态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二者的关系大部分是交叉的。 ⑤与方志编修工作的关系 方志，或称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 综合性著述。按其涉及的行政区域，可划分为全国性的总志和地区性的通志、州郡府县志和乡镇志；按其涉及的内容，可分为综合性的志书和专业性的志书。地方志是有关地方的百科全书。它“具有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等特征[5]”。实际上，方志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种。但方志这种特殊的著述体材仅仅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不是全部地方文献。 方志的编修是连续的，一部方志修成，若干年后又行续修。修志时所使用的原材料完全是地方文献；可以认为，方志是按一定方式纂修起来的地方文献汇集。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要为方志编修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原材料，然后又将新的方志收入地方文献专藏。地方文献信息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增值。 小结： 以上行业的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密切相关。然而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亦即地方文献的采集、整序、典藏、流通，以及地方文献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却只能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机构独家承担，因为完成文献的情报过程是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3. 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 在图书馆系统内部，各馆的性质及其在图书馆网络中的层次各不相同，决定了各馆的社会功能不同，用户类型不同，因而信息需求也不相同。借用市场科学的观念来说明，各类型、各层次的图书馆各有其适宜的市场范围。各馆都应研究本馆的用户类型、使用目的、专业分类、情报需求类型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本馆在用户心目中的特殊价值。 在地方领域内，高校图书馆、科研图书馆，以及公共图书馆以外的其他类型图书馆，受其性质与社会职能的局限，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社会义务。基于本馆主体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一般来说，也不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 地方公共图书馆则不然。它的常规经费来源于本地方的财政收入；从综合文化的角度服务于本地方是它的基本社会义务；基于本馆常规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而这种资源积累能够相对全面地代表本地的地方文化。因而，从理论上讲，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是顺理成章，无可取代的。反之，地方公共图书馆若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或开展不力，则可能会被地方社会认为是没有尽到应尽的社会义务。 从现实中看，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效益前景。 ①各地的地方文献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内容界限，对地区或国家的文献系统而言，可以各自构成特色鲜明的子系统，基本上不存在业务范围的竞争，也不存在资金的重复投入问题。地方公共馆在普通藏书、古籍、连续出版物诸领域，除具有地理位置所带来的读者优势外，并不具有任何文献资源方面的优势，而地方文献资源则是无可竞争的一号拳头产品。 ②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理想的投入产出比。与母馆需要采购的其他类型文献相比较，地方文献的数量相对较低，其中还包括相当比例的非正式出版物，所需经费只占全馆采购经费中极为有限的比例；而地方文献专藏由于系统内容方面的唯一性，对于地方公共图书馆所产生的效益，是其他类型文献系统所无法替代的。 ③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经营，地方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能够产生多种附带效应，具有良好的持续发展前景。除可针对本地、国内、国际各类用户开展传统的阅览、借阅服务，和专题咨询、定题服务以外，还可以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专题文献开发和编辑出版；建设地方信息数据库，定期情报刊物，进而通过专门的地方文献信息网页，在更广大的领域内开展地方文献事业。 ④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事业的过程中，会逐步培育和造就一批有关地方文献和地方文化的专家。这些人将在各类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 图书馆的学术形象和社会地位也会得到地方社会的进一步确认和提高。 二、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业务格局 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事业的发展水平不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没有把地方文献工作正式列入本馆业务范畴和工作日程。 ·开展地方文献工作，但没有设置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和读者服务工作分别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或者说是地方文献工作融入了其他业务工作。 ·没有地方文献工作机构。但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工作仍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地方文献机构只从事辅助型（或称被动式）的书目索引工作和一部分参考咨询工作。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与读者服务分成了两条线运行。 ·没有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并没有专职的地方文献业务人员，开展与地方文献事业相关的一切业务。 造成事业水平发展不一的原因，固然有对事业宏观认识上的偏差，但也有对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程度认识不足的因素存在。 1．地方文献具有独特的概念、性质、形式、作用与价值观念，这使得它在采访、分编、书目、咨询等一系列信息处理工作中，与公共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存在着原则差异。 ①地方文献是一个独特的文献群体，它指的是“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的文献”[6]。只要文献具备了以上两个特征，则无论其出版地、出版期、文种、 文献形式、文献载体如何，都可纳入地方文献的范畴之内。从地方文献的内容来看,它反映的是特定地域范围内事物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人类对该事物的主观认识。它所反映的是事物的地方特性，而不是该事物超越地域范围的共性。因为一旦上升为共性，也就失去了“地方性”。 ②地方文献的内容体系包括本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各项地方事业，但这并不等同于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水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医学等诸般学科。它所容载的内容并不是学科信息，而仅仅是地方事物的客观记录，这就是地方文献的本质。 ③地方文献的类型多种多样。依据各不相同的文献编纂方式及其在社会上的传播渠道，地方文献可以分为书籍、报刊、会议录、文件汇编、学位论文、科技报告、舆图、谱录、统计图表，簿记、票据、证券、画册、印谱、照片、乐谱、文告、传单、 商标 、戏剧说明书，以及地方文献专用的参考工具书等形式。从文献载体的类型划分，图书馆地方文献主要包括纸本、光化学制品和磁记录品。几乎包括了当代图书文献的所有载体类型。从文献的生产者或是文献的出版发行方式来划分，地方文献中包括公开出版物、非公开出版物和非书资料三个部分。”[7]2．概念、性质和形式决定了地方文献的作用和地方文献用户需求的特点，从而导致对专业化操作方法的需求。 ①读者使用地方文献，其目的在于了解有关某类事物的地方特性，而非此类事物的共性，地方文献用户并非不去使用地方文献以外的文献资源，他尽可以在其他文献资源中获得有关事物共性的信息，而反映事物地方特性的信息却只能在地方文献中获得。 ②地方文献的形式和载体多种多样，但其价值并不表现于个别的珍稀版本，而是体现为一种信息的群体优势，即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它是对特定区域内自然、社会诸般事物的历史与现状全面系统的综合纪录。由众多的文献共同反映出某一项地方事物的全部发展历史，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现实文献，无论是什么样的文种、出版地、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它们的内容都在连绵不断的史料长河中占有固定的位置，上承前，下启后，不可缺少，也不能替换。 ③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和公共图书馆常规的藏书建设之间，在目标与模式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公共图书馆要在读者对象的公共性和藏书内容综合性的前提下去合理使用经费，其藏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只是相对而言，因而漏采和误采的界限也不是十分清晰；而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则应全面反映本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藏书建设的水平要具有权威性。在理论上，其采访对象应该是所有存世的相关文献，而不是碰得到或买得到的那部分文献，漏购现象是应该努力避免的；反之，一旦采进了非地方文献，也决不能含浑入藏。在采访方式上，公共馆大部依据征订目录，采用市场订购的方式；而依靠这种方式所能得到的地方文献，却只占地方文献生产总量的较小比例，其余部分不一定存在征订目录，所以要靠采访人员去努力访察文献的生产、流通信息，然后通过订购、采购、征集、交换，复制和纂辑等手段，个别处理。这项工作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不可能要求公共馆的常规采购人员完全掌握并代为处理。 ④分编工作中，大多数公共图书馆采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图法》的分类思想基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对于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及其读者的使用目的而言，其总体效果显然是利大于弊。然而地方文献的基本性质并非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而仅仅是关于地方事物的客观描述。地方文献中不可能有哲学，以及马列主义、思想，不可能有社会科学总论和自然科学技术总论，因为这纯粹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宏观认识，不属于某一特定地方；地方文献中不应该包括大多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方法论，因为这些内容是不同地域人们的共识，并不具有任何地域特征。使用《中图法》或其他同类的方式来类分地方文献，显然会在读者与文献之间造成明显的沟通障碍，因而是不合适的，反之，以客观存在的地方事物作为地方文献分类依据，编制出专用的地方文献分类表，应该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⑤多数公共图书馆都是以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和文种等外部特征作为的典藏分布结构的依据。这种方式与公共图书馆的读者需求相适应，有利于藏书建设和读者服务工作的开展。但基于地方文献的整体价值和读者的需求方式，其典藏配置应尽可能采用专藏库的形式。 ⑥从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工作中可以看出，它完全是一个独立于公共图书馆常规业务之外的完整子系统，至于地方文献读者服务工作，如地方文献的研究、整理与开发，专题书目与索引的编制，以及专题咨询和定题服务中所表现出的专业化倾向，就更加明显。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了解服务对象所从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一般方法论，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处理文献，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工作更近似于参考图书馆或研究图书馆的性质。因而，将地方文献工作完全融化在公共图书馆工作的各个部分里，不利于地方文献工作的深入开展，亦不能完成公共图书馆所应承担的地方文献情报过程这一社会责任和义务。 公共图书馆中的古籍工作要使用独特的分类、排架方式，从事专项工作的人员要接受有关古籍整理的基本训练，多数人已经从习惯的角度接受了这一事实。然而形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却并不在于习惯，而是起因于古籍的独特内容与形式，以及读者的需求角度。从这一点出发，地方文献工作具有同等程度的专业特征，以及更加理想的开发前景。基于以上认识，地方公共图书馆应将地方文献工作作为本馆工作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其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专业的地方文献工作部室，使其在业务发展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一般是指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的文献。主要包括地方志、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述及地方性的其它研究资料、调查报告、档案、薄录、碑记、家谱、族谱、地图、照片等等。由于地方文献与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及专业研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文献在记录某地区历史、现状、为某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服务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已越来越广泛地得到重视。早在1982年文化部颁发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中就有“搜集和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献”的规定，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地方文献工作和地方文献理论的研究日趋繁荣。本文拟就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实际情况对它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河南省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 河南省地处中原，交通便利，自古以来便是人杰地灵、文化鼎盛之地，长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今天，它正以新的姿态焕发青春。纵横古今，河南省地方文献资源十分丰富，作为省图书馆，我们理所当然地担负着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早在八十年代初我们便设立了专门的地方文献部，十几年来地方文献馆藏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地方文献在藏书建设方面的独立系统。为了方便叙述，我从时间上以1912年为界线将地方文献划分为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两部分。 1、现当代地方文献 主要包括河南和籍贯属河南的现当代各界人士与河南有关的著述，各种出版社、学协会及史志研究机构编辑出版的与河南有关的各种正式、非正式出版物等。 ①图书：目前集中存放的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地方文献图书约七千余种一万五千余册。这些图书包括现当代省内各地市县地方志、各地邮电志、粮食志、商业志等专业志、各地经济统计年鉴、文史资料、历史考古文献、河南人物传记、地方作家文艺作品、河南民间艺术、风光民俗、科研资料等。 ②期刊：地方文献期刊已装订成合订本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达470余种。内容包括党史资料、省情统计、改革论坛、经济探索、社会科学动态、河南内参、医学动态、地质情报、农林科技、交通运输、化工、能源、建筑、烟草等等。仅省内各大、中专院校校报就有50余种。 ③已装订成册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报纸合订本88种，包括地市县机关报、晚报、区报、地方文化报、各地教育报、学报等等。 ④解放初期至七、八十年代旧报合订本345种2999册。 ⑤1912年至1949年之间的出版物。如民国间漕运、矿业资料、国民党政府工作报告等地方文献资料近40种，《东京梦华录》、《中州人物考》等地方文献资料十余种。至于散见于旧平装目录中未及挖掘的地方文献资料如《河南财政说明书》、《太行区财政工作》、《河南警政》等未有准确数目。 综合以上现当代地方文献馆藏状况可看出：（一）我馆所藏地方文献比较全面、集中。文献涵盖面广，涉及到河南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医药卫生等各个方面。（二）期刊连续性不强。由于期刊采购人员变动、期刊改刊等原因，期刊资料虽种类繁多，但就某一种期刊而言，资料不够完整系统，有不少缺期现象。（三）民国期间地方文献资料比较散乱，有待整理。（四）馆藏地方文献特色不够突出。大多是在地方文献广义范畴内泛泛收集，缺少重点特色收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是地方文献的生命力所在。作为一个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尽可能广泛收藏地方文献的基础上，要有着眼点和重点，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从省情出发，搞特色收藏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途径。例如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农业方面的资料可以是个重点；河南豫剧全国闻名，豫剧资料也可作为馆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来收藏。（五）与我馆一百多万的现当代中文图书藏书量相比，地方文献所占比例偏低。 2、古代地方文献 我馆1909年建馆，是全国建馆最早的图书馆之一，长期的历史积淀，数辈图书馆人的努力，我馆古籍地方文献也较为丰富。现有专门目录的河南古代地方志260余种，包括民国后据旧刊本重印的及解放后影印出版的。其中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万历）辉县志》、《（康熙）许州志》、《（顺治）息县志》等都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孤本。我馆还藏有90余种河南地方志缩微胶卷。这些历代纂修流传下来的地方志，深入到河南各地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变革、典章制度、文化渊源，小至百姓衣食、民风民俗等大都有翔实的直接资料记录。至于更为具体的书院志、寺庙志等，更是一方水土某时某地的详细文献见证。这些宝贵的地方文献资料能够有幸保存至今，对于我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专 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其次是分散保存于经史子集书目中未集中整理的古籍地方文献资料，数量不可低估。先以我馆古籍藏书集部为例。总集中（金）元好问辑的《中州集》、（清）苏源生辑的《国朝中州文徵》、集丛中（明）刘昌辑的《中州名贤文表内集》、（清）宋荦《商丘宋代三世遗集》等，几乎网罗了元明清河南地方文献文学类的主要部分，是研究我省乡邦文献和风土人情重要的资料室库。别集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更是十分丰富。其中北周著名诗人庚信（南阳新野人）的《庚子山集》有清康熙、道光、光绪及民国等各种版本20余部；杜甫（河南巩县人）各种诗集著作各代版本60余部、800余册；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河南孟县人）之《昌黎先生集》等各种版本40余部、500余册，这些馆藏地方文献对于研究这些文学家的艺术成就及他们在河南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很大价值。在宋代政治活动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北宋大臣相州安阳人韩琦、南宋民族英雄河南汤阴人岳飞、元代中书左丞、馆阁巨手汤阴人许有壬、明初文渊阁大学士滑县人宋讷、清代学术家孙奇逢（祖籍河北容城，明亡隐居辉县）、豫东商丘人侯方域、宋荦、贾开宗等人的著作都馆藏甚丰。其中侯、宋、贾之著作构成清代前期豫东商丘文化极富特色的体系。再如我馆所藏子部中的小说《歧路灯》深刻反映了清康熙、乾隆年间的河南地方社会生活，被认为是河南前清时期的风俗史。史部中馆藏善本《捻军闻见录》记载了清末捻军在河南夏邑、永城、商丘等地的斗争情况，是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等等。这些古籍中丰富的地方文献对于河南历史上各方面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我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是公共图书馆藏书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集工作直接关系到藏书的质量和特色。由于经费紧张、从事收集工作人员少及地方文献本身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等诸多原因，给地方文献的收集造成许多困难。工作中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1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①明确地方文献收集范围，制定收集计划。 在工作中我们规定凡是与河南地方有关的有保存价值的文献资料不拘文献载体及文献形式之不同皆在收集之列，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应本着“重地方特色，稀有及重要者首先入藏”的原则。例如省内方志、专业志、核心地方期刊及其它较少见的反映河南地方特色有独特价值的文献资料都在首先收集之列，而一些虽由地方人士著述或由河南本地出版社出版但与河南地方性联系不大的文献可不予收集。这样分出轻重缓急，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适当的地方，有利于提高文献的质量和价值。每年初，我们根据社会需求及经费多少，制定出较详细的收集目标和计划，进行有步骤的收集工作，并预留少部分经费，以备收集到计划外优秀地方文献资料时之需。 ②与省新闻出版局及地方文献出版部门建立联系，多方获取信息。 为了在收集工作中占主动，我们与主管河南地方出版物的省新闻出版局建立联系，这样不仅能及时全面了解省内地方文献出版情况，而且能获取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做好防止地方文献资料流失的截流工作。例如97年10月我们从省新闻出版局了解到他们有一批历年来呈缴的河南省旧报纸资料准备处理，立即组织工作人员数次去分拣挑选，从中筛选出数百种地方报纸补我馆馆藏之缺。其中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合订本及早已停刊的地方报纸等不易收集到的文献资料，非常难得。这种收集还节约了大量经费。我们还与省内各出版社、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各史志办等有关单位建立起长期联系，对其所出书刊进行全面了解，再取其地方性强，有收藏价值的悉数收集。还通过报纸、广播、广告及其它可能的信息渠道来了解地方书源，努力拓宽收集途径，并利用一切机会对不成系统的缺藏部分进行可能的补充。 ③采取灵活多样的收集方式 地方文献的收集方式比较灵活，除一般的订单订购、外出采购、接受上门推销外，让可采用摘抄、复印甚至对有价值的资料进行口述录音等多种方式，其中以搞各种地方文献展览、开座谈会等形式来宣传馆藏，进行免费征集也是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注重信息的今天，许多公司企业都办有自己的报纸及多种内部资料，这些资料地方性较强，直接为各条战线经济建设服务，创办者的目的不在于赢利而在于宣传，他们一般很愿意借助于省图书馆这样一个拥有大量流动读者群的单位来扩大影响，因此免费收集这些地方文献资料是双方都何乐而不为的事，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扩大宣传使这种收集更广泛化和经常化。 ④面向社会基层，深入调查采访。 地方文献中相当一部分非正式出版物因不被重视，印数较少等原因仅保存在某些单位和个人手中，特别是一些年代久远的资料。工作中我们必须不放过任何线索，深入到社会基层进行调查访问搜集。例如走访本地一些利用地方文献搞研究并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从他们那里了解某方面地方文献的线索等。 ⑤培养地方文献采购人员素质 任何一件工作，人是重要因素。地方文献收集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掌握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基本理论，更应该增强他们对社会需求和服务对象的了解，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资料的准确把握和敏感性。并鼓励工作人员建立广泛的以工作为目的良好人际关系，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这样才能在这一特殊的工作领域，面对各种复杂情况，把收集工作做得得心应手。 我们的收集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缺乏详细采访条例，不同的工作人员有自己一套不同的工作方式，产生了工作中的盲目性。建议扩大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宣传，争取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支持，建立起各种地方文献出版物向我馆送交的“呈缴制”，这样有利于省图书馆在全面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得到经费和质量的保障。 2 古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我馆现藏古代地方文献大多是经前辈们收集保存下来的，我只略谈几点。 ①我馆古籍线装书是在“大粱书院”和“明道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放后政府拨款委托新华书店到民间收集大量古籍由我馆收藏。几十年前，我馆工作人员曾以论斤购买的方式深入基层访求到不少古籍。想必其中地方文献占一定比例。 ②我馆曾以购买缩微胶卷的形式对缺藏的河南方志90余种进行了收集工作。其中《（康熙）新乡县续志十卷》、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顺治）滑县志十卷》、清顺治十一年刻本等，都唯有北京图书馆藏有，对于我省来讲，是弥足珍贵的地方文献，缺藏的遗憾能以缩微胶卷来补偿，也算是件幸事。 ③对于全国范围内重新出版的古籍资料，只要是与河南有关的地方文献，我们也采取购买的方式来补充馆藏。例如明嘉靖二十年刻本， 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本《许州志》等等。 ④凡是到我馆来要求鉴定和出售古籍的读者我们都热情接待，并说服他们将古籍交由条件较好的省图书馆收藏。对于价值较高的古代地方文献我们也不排除购买或复印的可能。 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是件长期的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它需要通过工作人员代代 相传的辛勤努力积累才能逐步完善馆藏，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地方文献藏书结构。三、我馆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整体而言，馆藏和收集是基础，整理是前提，利用是主要目的。我认为地方文献的整理包括加工与开发整理两个方面。前者主要针对新书刊借阅前的处理而言，后者则是针对文献中不够集中不便利用的地方文献资料进行二次发掘开发而言。 1．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加工整理与利用 ①加工和整理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而言，加工主要是指对新书刊等的分类、登记、做目录索引、入库、上架等投入流通前一系列工作。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分类准确，加工及时，尽快使新的地方文献资料与读者见面，投入使用。 整理一方面是对于过期资料进行回溯性整理。例如我们为了使自解放初期保存下来的一些河南地方报纸得以利用，在97年组织人力对这些存放已久的散乱报纸进行了大规模分拣整理工作，最后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共有345种2999册。其中某些报纸数次改名、停刊、复刊，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加以耐心查证，进行了创刊、停刊、改名、缺期等方面的详细记录。虽然有些报纸有缺期现象，但这些报纸历经数十载，尤其是经过的一场浩劫，能保存下来已相当不易，十分珍贵，这些旧报纸作为历史的见证对于了解和研究河南这几十年间的政治历史等有很大文献价值。这项整理工作还为国家缩微中心进行缩微保存创造了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是对现当代地方文献进行专题开发。由于地方文献在为政府机关决策提供参考，为公司、企业发展提供动力，为科研人员研究提供材料和论据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与机关、企业、科研单位等建立联系，有目的地搞好地方文献专题开发利用是地方文献整理的重要方面。 ②利用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集中表现在阅览室借阅及咨询服务方面。以97年为例，地方文献阅览室接待读者7165人次。借阅对象包括党政机关干部、教师、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以增长知识为目的的普通读者。例如在97年由郑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与郑州晚报社联合主办的《“红桃K杯”郑州历史文化名城知识竞赛百题》活动中，我馆地方文献阅览室发挥馆藏优势，为读者提供诸如《河南大辞典》、《郑州市情》、《郑州古今要史》、《郑州市教育志》等大量相关资料，仅此活动期间，就接待读者数百人次，在宣传郑州、热爱家乡这一活动中实现了馆藏地方文献的利用价值。我们还多次为来河南考查地理环境的日本学者提供资料，为日本留学生提供河南名胜古迹资料，为来自福建甫田到河南寻根的读者查找家谱方面的资料。这些咨询服务的例子举不胜举，是对我馆地方文献实用价值的最好肯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地方文献作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直接的资料服务于各行各业，阅览室地方文献利用率逐年增高就是一个证明。领导干部在这里寻找某些决策的依据，专家学者在这里为学术研究找到材料和论据，普通读者在这里了解河南各地的方方面面。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我有两点建议：①建议在馆藏达到一定规模、复本量有所保证时开展书刊外借，方便读者。②建议利用现存馆藏地方文献与某些单位搞联合开发。也即将前面所谈到的经过二次整理开发的地方文献资料运用到实践中去，使其得到更好的利用。 2．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十分丰富，但在整理和利用方面存在不少缺憾。原因之一是此项工作要求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较高，而年轻人缺乏专业培训和经验；二是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整理起来耗时耗力，工作量较大；三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做过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人员变动等原因被湮没，不为后人所知，许多工作要重新开始。 ①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 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任重而道远，它要求工作人员有沉潜于中的能力和素质对这项必须付出大量劳动短期内却未必有明显成果的工作有足够的兴趣和热爱。古代地方文献整理大有潜力可挖，根据我馆情况，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对于古代地方文献中本已成书的地方志等反映历史上河南某地某方面的地方文献资料。择其对于当代有一定意义和利用价值的可以点校、翻译等形式重新出版，使它们从图书馆的书架上以新的面貌走向社会，更易被接受和利用。还可结合馆藏与出版社联合编印“河南地方文献丛书”等，有计划地系统开发馆藏文献。（二）从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选取各种角度搞地方文献汇集。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其中的地方文献资源难免会湮没其中，利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只有进行有目的的专门地方文献汇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读者。例如需查河南某地古人资料，如常备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工具书未收入此人，人们便会想到此人籍贯所在地的河南方志，但如果不清楚此人具体籍贯就难办了。因此如果我们能把河南各地方志人物卷中的河南人物编成《河南名人辞典》会是件十分方便有益的事。至于再对散见于其它古籍（例如河南人诗文集序跋、传记）中的人物资料做一收集以补方志之不足，则可使此项资料汇编工作更为完备。（三）建议编印我馆地方文献目录及提要揭示馆藏。将我馆所藏地方志、乡土资料及经史子集中其它地方文献资料先集中编制完备的目录，再逐一以提要形式揭示出来，不仅是摸清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家底的有力措施，也可大大提高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程度。 ②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 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是紧密相联的，搞好了开发整理也就自然方便了利用，目前我馆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向读者提供资料等方面。例如辉县市文化局某同志来信咨询百泉书院明清两代题写碑刻十八位官员简历，我部从《河南通志》、《续通志》、《卫辉府县志》、《辉县志》等馆藏地方文献中查到此方面资料，满足了他的研究需要。再如一位日本留学生来我部要求查阅河南武术方面的资料，我部工作人员从《河南府志》、《洛阳县志》、《新安县志》等地方志中帮他查到所需资料，解决了他的困难。多少年来，不计其数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从古代地方文献这块沃土中汲取营养，提高了素养，增长了才干，在各行各业进行着辛勤耕耘。 3．综合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 考虑到现当代地方文献与古代地方文献连续性等原因，我馆于1994年将主要负责当代地方文献的地方文献部与古代地方文献归属的古籍部合并为历史文献部以便统一管理和开发。我馆所藏大量地方文献记载了河南地区自古至今的灿烂文化，反映了河南历史发展和现状，对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社会需求促进了地方文献的发展，而地方文献的繁荣又直接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因此根据社会需求搞好地方文献综合开发是进一步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必然趋势。就我馆情况而言，打破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界线，合理开发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专题特藏。可将集中反映河南某方面特色的地方文献资料以专题特藏的形式予以揭示，可设专门书架、专门的目录索引。（二）专题资料汇编。我们可以根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科研课题的需要，将散见古今地方文献中的某类专门资料以摘抄、复印等形式整理汇编成册，提供集中的原始资料依据，为广大读者服务。 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实行现代化技术管理，利用计算机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进行存贮、检索、二次文献整理等工作都将是事半功倍的。 地方文献资料从古到今，涉及到河南地区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其间凝聚着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和智慧，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开发都会有取之不尽的资源财富。其实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人们根据以往的地方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其间又形成大批新的地方文献。这样不断开发，地方文献愈加丰富、详细，形成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详尽资料记载并流传下去，又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和前进的台阶。 以上主要谈了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及在收集、整理、利用等方面的经验和不足，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建议，恰当与否，敬请同行批评指正。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是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不仅公共图书馆应当做好这项工作，高等学校图书馆也应当重视做好这项工作。高校图书馆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教学、科研均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料，而地方文献也是其中一种不可缺少而又独具特色的文献类型。现在，在高校日常的教学、科研活动中，对地方文献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鉴于当前一些高校对地方文献工作尚不够重视，本文拟就此谈谈看法。 一、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 地方文献是反映一个地区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状况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对当地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高校图书馆毫无疑问应当做好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积极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 但是，目前一些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不尽人意，主要表现在： 1、思想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一些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不够重视，造成地方文献工作薄弱，有的馆甚至不把它当作一项工作来抓，造成地方文献收藏残缺不全。 2、管理制度不健全，影响开发与利用 不少高校图书馆没有对地方文献实行专室专人管理，也没有编制地方文献的专门目录，更没有专门的管理制度。例如华侨大学图书馆依据地方文献出版类型的不同，划归不同部室管理，将地方古籍划归古籍库，现代地方图书划归流通部，且同类型文献因出版年代不同又分藏不同的库室、这样造成师生借阅地方文献极为不便，影响了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 二、高校图书馆应当重视地方文献工作 1、更新思想观念 多年来，不少高校图书馆将地方文献工作视为公共图书馆的事，认为它对高校图书馆可有可无，无关大局。只有更新思想观念，才能做好地方文献工作，保证高校图书馆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如不久前，有一位读者来馆要借有关福建竹枝词的书，我馆没有，只好向兄弟馆四处求借。我校已是一所综合性大学，除了理工科系，还设有社科、中文、外语、旅游、工商、法律、艺术、英语等系，还有华侨研究所、台湾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日常工作中，我们已发现读者对地方文献资料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图书馆应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2、领导重视是关键 积极争取领导的重视是搞好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应当主动汇报情况，争取领导重视，并给予增拨专项经费，设立专室，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派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管理工作。 三、加强地方文献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志、地方人士著作与地方出版物，高校图书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 地方文献的收藏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而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则是做好地方文献收藏工作的重要保证。 高校图书馆应设立专门机构，选择业务能力较强的人员负责抓此项工作，制订收集、收藏地方文献的有关制度。在收集工作中，应采取以征为主，征购结合的办法。要结合实际订出征集细则，其中又分无偿和有偿（奖励、鼓励）征集。征集不到的则采取购买或复制收藏。要不辞辛劳，不怕麻烦，多方访求，尽量将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收集到馆。 对收集到的地方文献，要进行认真分类、编目、整理上架，妥善保存，以便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发挥地方文献的价值作用。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针与方法。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应如杜定友先生所说的“宁滥勿缺”、“片言只字，巨细无遗”，尽可能收集，然后系统地整理收藏。对于那些散见于报刊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进行剪辑、摘抄，按类装订成小册子。 地方文献的收集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1、征订。即通过出版社、邮局及其他发行单位征订单采选订购。2、函购。对已知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文献，可发函订购。3、访求。即派人上门，向有关机关、单位、团体、个人收集地方资料。4、交换。与有关单位建立文献资料交换关系，互相交换出版物及资料。5、复制。对本馆所需的地方文献可通过抄写、翻摄、复印等方式复制。值得指出的是，地方文献大多是非正式出版物，分散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有关线索，主动登门访求。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并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地方文献搜集工作不应局限于本地，外地或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图书馆应主动向政协、统战等部门了解有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地搜集地方文献。 在收集地方文献工作中，还应注意从现有馆藏中筛选，将其中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每种抽取一册集中于地方文献书库，这样有利于地方文献的集中管理与开发利用。 3、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 收集范围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以及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根据我校特点与需要，笔者认为，我校图书馆除了应收集地方志和地方出版物以外．还应侧重收集以下两类： ①历代地方人士著作。地方人士包括原籍本地，也包括曾在本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外籍人。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诗词、信札、日记、奏折、墨迹、碑帖、手稿等都应注意收藏。到海外经商、居住的本地籍人士的著述也应注意收集，这点对于象华侨大学这样的高校尤为重要。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有几百万人到海外谋生，他们对海外居住国也作出许多贡献。华侨大学有华侨研究所，对此尤其需要。 ②地方史料。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泉州为例，泉州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 著名侨乡和不少台湾同胞的祖籍地。有关论述泉州的一切资料都应努力收集。 四、加强科学管理，充分开发利用 目前，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多采取分散管理的办法。实践已证明，这种方法既不科学，也不适用。高校图书馆应当建立有本校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集中收藏，妥善保管，编制馆藏地方文献目录，加强宣传报道工作，努力开发和利用馆藏地方文献资源。特藏室不但要努力为前来查阅地方文献的读者提供方便，还应主动向各系科和各单位发送本馆编印的地方文献专题汇编、目录、索引，并主动地有针对性地上门为教学科研人员服务，特别是为老教授、老专家服务。如我校先修部老师王建设正是利用我馆为他提供的地方文献，撰写并出版了专著《泉州方言与文化》上、下册；我校老教授陈允敦不但在地质矿产、化学等方面是专家，而且在地方史等领域很有造诣，近年来，他积极利用地方文献搞科研，参加编写了《泉州地名录》，并已出版《泉州古园林钩沉》、《泉州名匾录》两部书，现正在撰写《泉州清末民初遗事》一书，不久将正式出版。我馆积极配合，充分满足他对地方文献的需求。 总之，高校图书馆在地方文献的搜集、管理和开发利用方面大有可为。只要领导重视，全面规划，持之以恒，就能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藏书体系，让地方文献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地方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它是形成公共图书馆富有地方特色的藏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为本地国民经济、科研生产和广大群众服务的物质基础之一。因此，有计划、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料，为当地国民经济建设和科研生产服务，促进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各地公共图书馆的一项费省效宏，有助于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改变图书馆的社会形象的重要工作。本文就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谈点看法，求同行们斧正。 一、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 地方文献是指记载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人物、历史、山川、气侯、风俗、物产、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图书、印刷品及声像资料的知识信息载体。由此可见，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是宝贵的地方资源。 收集地方文献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累和保存地方史料，是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馆藏体系的重要途径。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区书刊文献情报的集散中心，担负着保存国家、地区有价值的文献资源，开展社会教育，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开发智力资源，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服务的重任。切实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仅是实现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完成图书馆的任务的前提，而且是丰富馆藏，为读者服务工作奠定充足的物质基础。 2、为本地区各项地方事业提供文献情报服务。由于地方文献是本地区各行各业历史和发展的综合记载，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首先，它为地方史志的编撰提供基础素材。经过地方文献工作者收集、整理后的地方文献资料，可作为地方编撰各行各业史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资料源。其次，为地方领导机关制订决策、计划提供情报依据。由于地方文献内容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物产等各个方面，因此对本地区各级党政机关进行决策时，提供重要的情报依据，为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文、管理等各项事业建设提供各种形式的文献服务。 二、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和范围 1、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 第一、地方性原则。地方性就是指文献所记载的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三个部分。 第二、史料性原则。作为地方文献必须是具有历史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具备了这两个价值的地方文献才有收藏的必要，那些稍纵即逝，时间性很强的信息资料不能作为地方文献收藏。 第三、兼收并藏的原则。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地方的藏书中心，地方文献是永久保存的文化遗产，收集的过程中不能以当地政治标准作为收藏标准，应以文献的地方性和史料性来衡量，只要符合地方性和史料性原则，不管当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应兼收并藏，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以供后人研究、借鉴。比如：时期的各种小报，内容虽然五花八门，但它记载了那个时期特定历史阶段下特定地区内所发生的人和事件，故应加以收集和保藏。 第四、适用性原则。根据本馆方针、任务和本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与保存当地文化财富的要求，收集符合本馆藏书原则与体系的地方文献，对一些虽属地方文献，但保存价值不大，使用对象极少，又耗资费力的可不收或慎收，以保证收藏质量，优化藏书体系，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事业。 2、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 根据地方文献的定义和上述收集原则，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笔者认为主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综合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历史状况的方志和乡镇志、县志、市（行署）志、省志，如我馆收藏的《绵州志》、《绵阳县志》等就属于这类综合性地方文献。（2）系统反映本地区内某部门发展变化历史的专业志，如《粮食志》、《水利志》、《林业志》、《图书发行志》等，如我市王孝清主编的以粮食流通领域为重点，客观记述绵阳市粮食事业今昔发展的历史状况的《绵阳市粮食志》便是。（3）全面系统积累本地区某方面成果的公开或内部出版物，如《绵阳民间文学集成》、《戏剧集成》等以及我市文化局局长陈明星编写的歌舞剧《新娘写》和川剧《华清池》剧本和有关评介文章等属于此类文献。（4）本地区名人学者撰述的回忆录，人物传记资料及文章等，如《四川革命烈士传》、《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红四方面军在绵阳广元斗争纪事》等文献，集中收集起来加以整理，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5）散见于报刊上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工农业生产等情况的文章及图片等，包括发表在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报版上的文章。（6）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反映本地区情况的图书、报纸和期刊，如《绵阳日报》、《绵阳文化报》、《图书工作通讯》、《绵阳论坛》、《绵阳审计》、《群文园地》等。（7）本地编辑印刷的学术论文，会议文献等，如《绵阳文化发展战略论文选》、《绵阳师专学报》、《人大、 政协会议文件集》等。（8）本地区党政部门制定的有关本地区社会、经济近远期发展规划，如《绵阳发展战略》、《绵阳市八五发展规划》等等。（9）本地区的名人书法、画卷等，例如《益州书画名人录》。（10）介绍本地自然资源，山水风光旅游景观的地图和文章等。（11）有代表性的反映本地区科研生产新成果，新产品的科研论文资料，产品样本、说明书、目录、广告机构名录等，如《绵阳市工商名录》等。上述是就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而言。从文献形式上看，地方文献不仅包括出版物，还包括手抄本、碑贴、墨迹等，不仅有装订成册的，也包括零张散页。从载体上看，不仅包括印刷型文献资料，还应包括本地的各种声像型文献资料（录音、录像、电影、电视）等。 三、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和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各行各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竞争生存能力，都较注重收集积累历史资料，以便向社会宣传介绍本行业的发展变化情况，研究探讨各行业的发展规律，总结交流管理经验，预测未来的变化，研究之风日益浓烈。在科研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各地区各行业都编辑出版了一批批记录和反映本地各方面建设成就及其活动的地方文献，其品种不断增多，数量越来越大。以绵阳市为例，仅90年度登记注册的内部发行报刊就达200余种，内部交流的小报67种，每年临时编印的图书达142种，如果加上国家正式出版的书刊，品种和数量就更大了。从目前情况看，一个地区的地方文献分散在各行业中，由于国家尚缺乏统一明确的收集分工，一些文献众家争相收集，一些文献却无人问津，形成重复收藏和无人问津并存的情况。公共图书馆只要弄清收集的途径，掌握收集的方法，积极主动做工作，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定会有所成效。 1、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 1）各地地方志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是指导管理编辑地方志和专业志的职能部门，图书馆依靠他们收集市志、县志、部门志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仅可以节约费用，还可以收集齐全。绵阳市馆89年以来，多次同市地方志办公室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联合行文市内各县（市）和市级有关部门，要求将出版的志书一律送市图书馆一至二册，使收藏志书工作有了一定保证。 2）各地党史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是专门研究编写当地党的组织成长等史料的职能部门，他们不仅收集占有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而且还编辑有相关的刊物和图书，如得到他们的支持，定会促进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使地方文献（党史资料）成为进行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活教材。 3）政协文史资料室。各级政协集中了一批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当地名流、学者，这些老同志将其经历回忆整理出来，编印成书刊或资料，如（政协文史资料等）很有地方特色，是不可多得的地方文献，图书馆可与其联系，收集入藏。 4）社科联、科协和文联。这些部门是联系本地区各类学会、协会的组织，一般地讲，学会协会都有自己的出版物，而当地的学会、协会主要是从本地情况出发研究某门学科的，只要得到支持，收集地方文献就会如鱼得水，根据我馆收集地方文献的经验，一般的学会协会都乐意将成果送图书馆保存和向社会宣传。 5）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是代表政府管理新闻出版的机关，随着国家对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加强，出版和印制图书与期刊，都要经过出版管理机关审查，并附送样书样刊，图书馆同他们联系，可收到部份地方文献。 6）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地方特色的书画，及时到书店预订和采购。 7）废旧物品收购站回收的大量废书废刊中，可沙里淘金，寻找到部份地方文献。 上述部门占有地方文献各有侧重，也有交叉和重复，图书馆应分别不同情况，积极争取得到上述部门支持，解决地方文献收集的渠道和途径，这样，就能较好的完成地方文献的收集任务，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形成馆藏特色。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法 根据本馆和各兄弟馆的工作实践与经验看，收集地方文献大致可以采用以下一些方法和措施： 1）按本馆方针任务和当地科研生产等需求制定收藏原则和计划，制定采访目录，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的藏书中心，它担负着为本地区社会提供各种图书资料的任务，藏多少书，收藏什么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状况，同时，将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图书馆的方针、任务的完成。因此，在进行地方文献收集前，必须根据本馆的方针、任务、社会需求，制定出收藏原则与计划，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结合掌握的文献信息，编制采访目录，有的放矢的搞好收集工作，通过长期努力，使馆藏地方文献和藏书体系形成特色。 2）加强图书馆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宣传。公共图书馆由于缺乏向社会宣传，在一般人眼里多被认为是社会福利性机构，对图书馆的职能，作用不甚了解。特别是中小城市，人们受文化修养、物质条件等的限制，图书馆意识淡薄，加之公共图书馆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因而，给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大多未得到法律、经费等方面的保证和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所以，在文献收集中，我们应加强向社会宣传，不断向人们普及图书馆意识，增强人们对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的认识和了解，提高人们对图书馆的利用率和依赖性，使人们觉得将自己的作品著作，本行业的研究成果送图书馆保存，不仅能更好地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将对丰富人类文化遗产作出重要贡献。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和骄傲，以进一步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3）争取政府部门重视。图书馆收藏地方文献资料既是一种图书文化积累，又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从历史上看，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收藏图书，流传后人。在社会主义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不仅重视积累编写地方文献，也重视收藏保存工作。公共图书馆应该争取各级政府部门，加强对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领导与支持，通过利用政府部门发文，规定有关部门向各级公共图书馆呈送地方文献的呈交本制度等法令形式，使公共图书馆收集地方文献的工作受到法规保证，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4）在“主动”二字上下功夫，收集地方文献靠等人送上馆门是不行的，必须靠图书馆工作人员迈开双脚，深入下去，一有线索，就 应跟踪收集，在主动“二字”上狠下功夫，才能获得成效。负责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人员，要克服怕麻烦，收多少算多少的思想，真正把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当作繁荣祖国图书馆事业，振兴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等事业的重要工作来做。5）举办地方文献专题书展，扩大收藏影响。当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有了一定的品种和数量后，可以举办专题书展，邀请有关部门将收藏的地方文献带往参展，并请当地领导部门和各行业的领导及有关人员，当地名流、学者前往参观指导，以扩大收藏工作的社会影响，促使更多的作者和单位将自己的文献送图书馆入藏，以促进收集工作更进一步的开展。 6）印发地方文献的收藏证。为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对凡是向图书馆捐赠了地方文献的个人或集体，图书馆都应该向他们致谢，并寄送设计精美的收藏证书，以资纪念，还可以考虑向他们提供借（查）阅图书的优惠条件。 四、地方文献收集应注意的问题 1、明确地方文献收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该看到，地方文献收集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地方文献是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的出版物，多数是内部发行，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并且时间跨度大，一经出版一般不可能再版，收集工作稍不及时，便可能造成漏收，无法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公共图书馆应确定专人负责，长期地、不间断地将收集工作开展下去，不能时断时续，凭兴趣办事，也不能因人员更换而起伏，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形成特色，满足读者查阅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同时，地方文献的收集又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地方文献内容涉及各行各业各学科门类，具有内容广博、分布广泛、信息难以捕捉。同时，从出版形式看，既有正式出版物，又有内部出版物；既有装订成册的，又有单篇单页的；既有印刷品，又有声像资料等，在一个地方，出版或拥有地方文献的部门众多，他们又隶属不同，这就导致了地方文献收藏的复杂性。图书馆工作人员只有充分认识收藏工作的困难和复杂性，认真分析、研究、区别不同情况，采用适当对策，不怕麻烦，不怕冷遇，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做好收集工作。 2、建立健全收集制度和机构。地方文献是形成馆藏特色的重要组成部份，公共图书馆应该建立健全一套收集制度和建立一定的组织机构来保证收集工作有秩序地进行。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①制定机制，确立收集的范围，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两种地方文献确定收集重点和范围。②落实经费，收集地方文献除积极争取有关部门赠送外，还应从全年购书经费中抽出一定比例来保证地方文献收集的需要。③建立保藏和查阅制度。收集起来的地方文献应根据本馆实际，设立专门的书库，妥善加以保藏，同时，为使到馆的地方文献不遗失，要严格查阅制度。④专人管理。地方文献收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设立相应的机构专门负责，实行收集、管理、查阅一条龙，没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指定专人或兼职负责，并作为工作考核内容之一。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管理、利用都应该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作保证，有专人负责。 3、注意加工整理工作。地方文献收集的目的在于开发和利用，要使馆藏地方文献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各馆应注意对所收集的地方文献及时进行加工整理。对不同时期的各种地方文献应按一定的分类体系进行分类、编目、登记、加工并合理的划分书库，分类排架专库保管。以改变地方文献同其它书刊混同存放和分散于各部门的零乱现象，建立馆藏地方文献目录，采取有效的方式或交有关部门投入流通使用，在地方国民经济和科研生产中发挥作用。 4、注意提高人员素质。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十分辛苦而又见效不宏的地方文化积累工作，文献收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和关系到馆藏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和质量的好坏。因此，各馆在确定采访人员时，应注意挑选事业心强，工作踏实肯干的同志，同时还应通过送培、进修、自学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这些同志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提高他们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学科知识及语文知识的水平，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工作，切实搞好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与服务工作。 图书馆工作论文:甘肃省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 “收集保藏利用图书报刊、地方文献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这是省（市）公共图书馆的一项光荣任务。地方文献资料是指某一地县的历史资料和社会的记录，这些资料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语言文学、民族宗教、矿产资源、水文气象、农林牧副等等。其记载形式，有图书、报刊、图片、画册、地图、文告、表报、拓片、胶卷等。 关于文献，首先要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其次才能依据“地方范围”确定资料的收录内容。甘肃地处西北五省区中心。凡通往西北各地区的工程勘测人员，科学研究工作者，大多路经兰州时，都要查找有关西北地方的文献资料。因而设立西北地方文献专室，收藏西北五省（区）的地方文献资料，提供党政机关、科学研究工作者参考使用，这不仅是图书馆任务的贯彻执行，而且是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效方式。现就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分述如下： 一、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 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先以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为前提。“地方范围”的概念，应以现今的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的变更和本地区自然条件来确定。就西北来说，“地方范围”是指现在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区域范围。我国历史悠久，历代行政区划变更很大，但以西北来论，却无多大变化。自汉代以来，西北多时为同一军政区划，清初甘肃仍系陕甘总督所辖，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始分设置陕西、甘肃两省；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置新疆行省，又于一九二九年将青海、宁夏划出另建行省。解放后，西北五省（区）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管辖之下；宁夏与甘肃又有分有合，同时兰州又为通往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必经要地，自古以来，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建国后，甘肃有了巨大发展。三十年来，横贯西北的天兰、兰新、兰青、包兰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更大大加强了西北五省（区）交通、联系和协作。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将上述地区的有关资料集中起来，供党政部门、研究单位参考使用，以加速本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进展。这就是甘肃省图书馆在西北地方文献工作中，“地方范围”概念的理解，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若从自然地理角度来考虑，其情况更为复杂。地质学家、地貌学家、动物地理学家和植物地理学家从他们各自角度划分“地区”的标准，又各不相同。他们划分的标准原则与行政区域划分的原则又不完全一致。自然地理的“地区范围”比行政区划的“地区范围”更为广大。如“黄土高原”这一地貌特点，就不仅是甘肃的问题，还包括陕西北部和山西的一部，即其一例。所以确定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这一概念，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化和自然地理方面的情况来确定。在确定了地区范围概念之后，凡现今行政上属于这个地区的有关资料，历史上与现今区域有关的资料，还有与本地区自然地理有关的资料，都属地方文献资料。但自然地理方面，如河流、气象、地质等方面的资料，搜集的尺度可适当放宽。甘肃省图书馆在确定西北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就以此为依据。其他各省（市）图书馆，如何确定自己馆的地方文献范围和内容，则依其各自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但我们认为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基础，再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化为依据较为合宜。 二、地方文献的材料内容 关于地方文献资料的范围上面已经提到，但地方文献具体材料内容的确定，则较为复杂。那些材料属于地方文献，那些材料又不属于地方文献？这就要求图书馆工作者把最容易混淆的问题加以区分，即地方文献、地方活动家传记、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等几种不同情况的材料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地方文献”是指内容带有地方为特点的一切著作，这些著作不论是何人著述，也不论是何地出版物。就其形式来说，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书籍、报刊、图片、画册、地图、表报、文告、传单、拓片、碑卷、以及唱片胶卷、录象等，至于地方活动家传记，以传记主人公的活动与本地区有无关系和关系如何为取舍原则．例如《刘志丹传》主要是论述了刘志丹同志在陕北进行革命活动的事迹，所以他的传记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处理。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如果内容没有地方特点，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但为了研究本地区的文化史和地方的出版情况，可专门编制地方人士著述目录和地方出版物目录，以备专门研究地方文化史者参考。地方文献材料内容的确定，有些十分明显，但也有些则容易混淆，因此就需要区别对待。 1、地方剧种材料的处理：关于地方剧种的论述性资料，例如有关某一地方戏的发生、发展、唱腔、服饰以及脸谱等材料，是研究改进、提高发展地方剧种必不可少的资料，应当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研究秦腔的产生、发展、唱腔、服饰、脸谱的资料，应当作西北地方文献，但地方戏的剧本和戏文，内容反映了本地区的真实事件，地方性特点较强者，可作地方文献，其余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如秦腔《游西湖》、《游龟山》等均不得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另外，非地方剧种而内容与本地方有关的剧本，如《丝路花雨》、《西出阳关》，电影剧本《响导》、《天山红花》等可做西北地方文献。对非地方剧种而内容的地方真实性又不突出，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 2、地下文物记载的处理：地下文物记载是指有关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地下文物材料的处理，以其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有关的记载，作地方文献处理。如青海发现的《三老碑》等。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区无关，或虽无文字内容的出土文物，而有考释记载的，因其与出土地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上的关系，亦作地方文献处理。如对甘肃彩陶的研究和《大秦景教流行碑》等碑文的研究，均可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至于外地区出土，而内容与本地区有关的记载也应作地方文献处理。 3、现代文艺作品的处理：文艺作品不同于历史资料，但好的文艺作品，通过作品的形象与细节描写，反映了社会现实，可以与历史资料互为补充，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三军过后》一书，描写了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路过陇南地区时发生的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书中真实的描写了陇南地区风物概貌，生活习俗，特别是我军战士团结当地人民同反动派搜捕围剿开展斗争的事实，最后，一部分指战员沿红军的脚印北上与大部队会合,一部分继续留守，进行更加雄壮威武的斗争。本书的特点是地方性强,风土气息浓郁，作品可视为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达甘肃南部这一段历史的补充，颇有参考价值，故作地方文献处理。至于本地区的民族史诗、民歌,或以本地区一定地方的人和事所写的报告文学或特写，均可作地方文献来处理。但文艺类作品搜集，应审慎精当，尺度不宜过宽。 4、集部有关材料的处理：四库分类法的集部相当于现代分类上的文学类。在这类的文 集里，有不少地方历史地理、奏章专论、边关事务和文物古迹等材料，这些材料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地方活动家的集子里，这类材料既多又好。如《左文襄公全集》中，对陕甘事务的记载，对平定新疆地方分裂势力，沙俄侵占新疆的事实，以及筹响用兵，进击沙俄侵略军的函牍、手扎、奏稿等，至今仍不失为有用的参考文献。再如《龚定庵文集》中有关青海边事的稿章，《林则徐文集》中有关新疆农田水利的文章、《杨忠憨公集》（杨继盛）中关于开发临洮的记载等，都是很可贵的资料。就是在诗集里也有不少很有用的材料，如岑参有很多描写河西酒泉一带及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情况的诗，既可了解当时河西一带的富盛繁荣，又可了解天山南北自然景象的磅礴雄伟，沙漠气候的变幻奇异，真实地描写了西北地区风貌、军旅生活、慷慨悲壮、气势磅礴，成为唐代诗歌中对边塞真实情况记录的不朽杰作。又如杜诗中就有很多唐代长安的材料。但在集部里，材料不多也不集中的情况下，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处理，可是对材料特别多而且又很集中的，就以地方文献处理。总之，对集部中有关地方文献的处理。要细心审核，处理恰当。5、丛书类中地方文献的处理：丛书类中收集地方资料的情况很多，如《二酉堂丛书》，其中不少是河西的有关资料，而作者又是甘肃武威名士，故该书作为地方文献处理。但有些却不能这样处理，如《九通》中有不少西北材料的记载，但不能因有地方的资料就一概按地方文献处理。为了更好地发掘丛书、类书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最好将有关地方资料的部分作出分析片，排入地方文献目录之中，注明来源出处，以便研究人员使用。或将丛书、类书中的地方资料，采取复制和油印的方法来处理，这样既不使丛书类书失去系统完整性，又能将其中的地方资料选出另行处理，使地方资料得到了发掘，更便于读者使用。但这种作法涉及人力、时间，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事业心、责任感，是一项非常细致艰巨的工作，但对减轻科研人员的前期劳动俾益甚大。 6、关于敦煌学和汉晋西陲木简材料的处理：敦煌学内容包括佛教艺术和莫高窟古籍书卷。古籍书卷内容庞杂，其中除《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等少数材料具有地方性外，其他所有材料都不具有地方特色，内容上与地方文献无关，但敦煌学在世界上的学术价值很高，素有东方文化宝库之称，它不仅是甘肃在祖国文化上的一个特点，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所以凡属敦煌学的一切材料,不论是民族、宗教、语言文字，或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材料，都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 西北地区因其地理条件特殊，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保存了不少古代文物，汉晋木简即是其中之一。这些简策多为古代的公文函牍和文书档案，它记录了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状况，史料价值很高、其中如边关设防、烽隧记载等，地方性很强。有的虽无地方特点，但这些木简却出于西陲沙漠地带，它与当时西北地区的物质文化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凡是研究考释汉晋西陲木简的材料一律当作地方文献。 另外，丝绸之路是人民用血汗浇灌而成的友谊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东西方人民间物质文明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增进东西方人民的友谊，加强了东西方人民精神文化的传递，故丝绸之路实为中世纪以前人类文明的见证。对丝绸之路研究材料的处理，不仅要把葱岭以东至长安的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对待，即葱岭以西地带有关丝绸之路的材料，也要作西北文献来处理，丝绸之路尽管分为东、中、西三段，但它是一条完整的整体路线，它们之间互为连贯不可分割，所以对这三方面的文献处理，宜宽不宜过严。 三、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地方文献的搜集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细致的工作，因此在工作中，要贯彻“日积月累”的方针，这项工作常常需要十几年或更长时间的积累，才能见到显著成效。因此，搜集过程中，既要千方百计，又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访”、“求”，还要作认真细致的考证与整理，以确定其价值，发挥其作用。三十年来，甘肃省图书馆已积累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六千二百多种，报刊七百五十多种，报刊题录一万九千七百余篇，这些资料，为西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文献资料是采取什么方式搜集的呢？ 第一，是从馆藏已编未编的一般书刊中，挑选地方文献资料，这是地方文献专室建立的开始。再就所有的图书报刊中检出有关本地区的一切材料，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这是地方文献资料的主要基础（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的对待和处理原则，上面已经作了说明）。地方出版的期刊，地方特点比较突出，应作地方文献尽量搜集。另外，还采取选辑办法来积累地方文献，除了现成的发行书刊外，要随时作好零星文章资料的选辑剪贴工作，对有多余复本的图书，其中如有本地区的有关资料时，可以拆开另订成册，以供使用。总之，要想方设法多方进行搜集。 第二，加强与省内外新旧书店联系，特别要加强与本地古旧书店的密切联系，并利用其各种目录进行选购，这是一项逐日经年，长期持久补充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途径。甘肃省图书馆通过这一途径，搜集到不少罕见珍贵的地方文献。当然，对国外出版的有关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特点的论著，不论是属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物考古、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或农田水利、地质矿产等等方面的材料，应尽量设法预订，注意搜集。 第三，对机关单位编印的内部书刊，要通过函索或派专人访求的方式进行征集。具体要求是：在平时要注意本地区文献资料收藏和散失情况，对内部资料要通过上级领导部门征求或采用直接订购、还要有计划、有重点的派人前往各县（市）调查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中等以上学校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并随时作出目片摘要，以备传抄复制；对本地区产品商标、特种工艺品的图照、地方歌谣、地方剧目说明等，也要留意搜集。此外，还要加强邻近省（区）之间的协作，采取代购、征集等办法，以互通有无，彼此不断积累充实地方文献资料，甘肃省图书馆采取这种方式收集到了不少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大批有价值的资料，从而充实了地方文献库藏。 第四，资料的复制和交换也是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一环。历史上，在印刷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少文献资料多系辗转传抄，即使有了木版印刷，也因纸张缺乏，技术落后，不可能大量印刷流传，天长日久，因各种原因，如水灾、火灾以及自然损坏等，使文献资料有的佚亡，有的成为孤本。因此加强对稀有资料和孤本图书的复制工作实属必要。甘肃省图书馆为了作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曾在历年收到的全国各类型图书馆所编的馆藏目录五千多种中，选编了西北地方文献草目，这样，既可找到复制文献线索，又可作为今后编制西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的参考。仅依此草目，就先后复制和交换了西北地方文献七百三十余种。另外，还编制了《西北地方志待补目录》，收录未入藏的地方志253种（其中陕西246种，甘肃3种，宁夏2种、青海2种），查明了收藏单位，计划用五、六年时间完成这项补齐配残工作。如清道光六年所刻的宁夏区《隆德县续志》国内早已佚亡，却流传于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珍藏保存。去年，借美籍图书馆学专家丁应积回国探亲之便，曾委托代为复制，复制品预计不久即可从美国寄来，甘肃省图书馆还准备把馆藏的西北地方志中的稀有方志，陆续进行复制，以备与全国各图书馆互相交换和补缺配套。 另外， 教育全体职工，引起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人人协助搜集地方文献资料。凡省内外出差，特别是对县（市）馆进行辅导时带搜集地方文献资料任务，这也是搜集资料的一种渠道，不能忽视，必须群策群力，长期积累，才能逐渐丰富起来。 地方文献搜集的目的是为了使用，通过使用，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爱祖国、爱乡土，熟悉本地区的历史地理，自然财富，从而促进本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加速本地区的“四化”建设。为此目的必须对资料工作进行系统的整理，科学分类，作好地方文献的目录组织，使目录工作真正对读者起到参考和指导作用。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分类编目，沿用刘国钧所编《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统一分编，并附“西资”字样、以示区别。至于地方文献目录共分两种，即读者目录和公务目录。读者目录反映了全部地方文献资料，以便利科研工作者和专家在参考上的使用，这套目录包括有分类、书名、著者及专题目录和索引等。公务目录是为管理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使用，这是一种地区性目录，先按地区分，再接分类排。至于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的管理方法，采用了专库保存，集中典藏，分省区排列，按类排架的管理方法。首先把图书、杂志、报纸分为三个系统排列，图书先以省区分，然后再按类号排架，杂志、报纸先以解放前后区分，再按接笔划排列，这样的优点是节省排检时间，易于根据读者研究的问题，查找需要的参考资料，也便于系统全面地向读者推荐资料。其次，对舆图、图片、碑拓等均另设书架、书柜分别典藏。这样既索取方便，又便于保管。这种管理方法不仅取归方便，同时也可免去各类资料的混淆，从而做到管理与使用两便利的要求，也便于管理人员系统了解资料，提高专业知识和培养研究能力。 四、地方文献的发掘工作 地方文献的形式有各种各样，地方文献资料又分散在各种类型的新旧书刊之中，要使这些文献资料得到充分的利用，就必须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发掘工作。编制各种书目索引、题录、文摘等，是发掘工作的有效方法，甘肃省图书馆三十年来就先后编印过西北地方文献书目、索引达七十五种之多。虽然这些书目、索引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在配合为研究服务方面，曾收到一定效果。近年来，甘肃省图书馆根据兰州地区1959年所编印的《甘肃地区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96～1949）》，在所收的3405种期刊中，析出有关西北五省（区）的资料8415篇，并按省区编印成册，分送西北五省（区）的有关单位使用，既便利了读者，又发挥了资料的作用。甘肃省图书馆还根据北京图书馆1961年编印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在所收录的19115种期刊中，有计划有重点地配专人向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图书馆调查了解，补作题录，以便汇集下列有关研究西北问题的专门论著： 1史前时期的西北 2西域史地研究考证 3汉晋西陲木简的研究 4丝绸之路的研究 5石窟艺术调查研究 6敦煌学研究 7西夏学研究 8西北民族宗教问题 9中俄关系属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 10西北的冰川沙漠 11西北水利问题的研究 12西北的畜牧业 13西北的自然特征 根据上述专题，逐步编印篇名索引或题录，并在此基础上，编印专题论著汇编，以利有关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编辑《西北地方文献联合书目录》，此一工作，初稿已经完成，共收录各种图书资料四千五百多种，按省（区）已编印成册，正分送西北五省（区）各兄弟图书馆进行补充，预计明年即可出版。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编辑《西北文献综录》，即把古今书刊中有关我国西北地区的图书资料。尽可能的将全部目录集中反映出来，以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编排，使《综录》成为研究西北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使用时无论从总目、分类、书名、著者及其子目任何一个角度去检寻，均可一索即得；同时确切地反映出书刊收藏情况，使读者可因目求书，就地借阅。这样，既可节省人力时间，又使全国各地所藏的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得到充分利用。此项工作从1960年即已开始，并已补配目片11619张，今后将根据人力情况，争取早日完成。 地方文献的辑佚。这是把有关某一问题的零散资料集中起来，便于了解其来龙去脉，在参考工作上有很大价值。辑佚也是发掘文献资料的重要方法之一，甘肃省图书馆的一些同志，为了配合“丝绸之路”的研究，在馆藏书刊资料中，辑成约80万字有关丝绸之路的资料。为了介绍这些资料的内容，充分发挥作用，已完成七万余字的《丝绸之路资料题录》初稿，这对发掘馆藏文献资料甚为重要。另外，甘肃省图书馆为了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写中国伊斯兰教的需要，今年在馆藏的期刊资料中，已完成了《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约十二万多字，并已油印成册。为了配合西北民族宗教的研究，正在编制《西北民族宗教文摘》，已完成了甘肃、青海部分，约60万字之多，预计年内初稿可以完成。 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工作，除过去已陆续编制了70多种书目、索引外，最近又采用编制文摘和辑佚资料的方式，对西北文献资料进行发掘，这是一项新的工作。也是地方文献工作中的一项尝试，仅《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在小范围内发行使用的结果来看，颇受专业研究工作者的欢迎。 三十年来，在地方文献工作中，从地方文献资料的使用情况来看，甘肃省图书馆在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和整个图书馆工作是一致的，同时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 第一，注意“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特点。许多项目，包括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等，都具有一定的积累性、持续性、连贯性及服务性。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既是以书刊为工具来服务于本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那么就必须重视文献资料的积累、保管和流通。 第二，为了更好地向读者提供地方文献资料，必须熟练掌握文献资料。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过程，也是熟悉资料的过程。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题录和辑佚工作的过程，更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掌握文献资料的过程。图书馆工作者只有下苦功夫了解掌握资料，才能更准确有效地为读者提供资料。 第三，收集效果是进一步了解资料的参考价值，更准确地提供读者利用资料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事实上馆藏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内容庞杂，任何一个馆员不可能做到了如指掌，何况某种文献资料的内容及参考价值，更是心中无数。因此，当读者阅读某一项资料，或研究某一问题结束后，图书馆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和读者进行交谈，征求意见，了解效果，这样可以使图书馆工作者进一步掌握文献资料的内容和价值，同时还为有目的补充文献资料提供依据。这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图书馆工作论文:试论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影响的思考 论文摘要：阐述了儒学基本思想的创立与内涵，探讨了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以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论文关键词：儒学伦理思想；现代社会；现代图书馆；教育作用 儒学是一个思想的大系统，一个信仰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但不能将它简单归结为哲学或伦理学或政治学或宗教，因为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是以道德作为思想的太阳。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的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于是把儒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范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西方哲学一向有其深厚叉相对独立的传统，其学派承接转换创新皆有清晰脉络可寻。我们向来认为：孔子、老于是思想家，儒、佛、道三家有哲学也有宗教，还有更多的东西。因此中国哲学史应还原为中国思想史，要按照历史上固有的学派与传承及其相互关系来写中国思想史，完整地去再现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禅宗的思想。 当然，现代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变成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国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同时，我们在用西方文化诠释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要抹杀中国文化的特色．要看到中国文化的优点、长处和特殊价值，并且用中国文化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形成双向诠释和中西互补。总之，处在今天世俗化极端发展的时代，只有重建儒家的“政治儒学”传统，挺立儒家“魅”的精神，追求儒家“中和之魅”的圆融理想，才能有理有气有力地回应铺天盖地的“无魅”世界的挑战。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也是很大的。 1儒学的创立与内涵 中国传统哲学就其基本的理论内容来说，是由儒家、道家、佛家3个主要的哲学思想体系构成的。而儒家思想是构成中华文化这一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主体。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主要有仁、义、礼、智、信等方面，而“仁”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儒家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其内容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即五常之一，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就这一层含义而言，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它包括：仁者爱人，为仁之方，为仁由己。总之，儒家以仁调节人际关系，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而要推己首先必须正己，也就是说，仁不是偏爱、滥爱，一团和气，姑息养奸，而必须爱人以德，始终坚持道德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学即儒家之学亦即儒家的学说或思想体系。“儒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淮南子·要略》有“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的说法，这里的“儒者之学”即指儒学。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由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当时私人办学的风气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一些精通诗、书、礼、乐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师儒”的生涯，这便是最早的儒者，孔子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儒学是内圣外王之学。从发源处看，内圣外王并不始于儒家，而是由《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外王则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前者讲修养，后者讲事功。可见儒学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修养与事功的合一。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先生用“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来概括儒家的内涵与意义。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落实到真实的生命中去，是具有真实感、确切感、客观感的内容真理。它的要义是要培养生命的强度与韧性，成圣成贤。对于儒学的研究，不单是将其当作一客观之对象来研究，而是真正将其落实到、贯彻到个体的生命中去，以实践的、笃实的精神来实现之，彰显之。 儒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哲学的另一进路。它以人的道德性为依托，反观自身，取其良知，浸润人本质。儒家哲学即本体即工夫，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合一，是一种更为简捷的境界(工夫与本体的合一)。 2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儒学是现代文明的根基，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精神力量之翼。它是5000多年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延续，是能在各个社会中找到痕迹的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儒学就是由中国历史延续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优秀中华民族意识。中国儒学是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类型，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精华，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伦理思想以及价值取向对现代社会有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团结，弘扬爱国主义所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 首先，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一个现代化企业如果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理想和信念，是很难长久立足于社会和在竞争中取胜的。然而这种理想和信念一旦渗透到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就会变成一种精神动力，成为企业不竭的力量源泉。这种动力是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要建立这样的企业精神，一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导思想，二是离不开对儒学的弘扬。 其次，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道德提供思想基础。我国儒学中勤劳、仁爱、诚信、国家至上等道德观念及其伦理体系至今仍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要保持社会稳定，使社会能正常运转，就必须借鉴、汲取其(儒学)精华，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当前社会道德建设滞后，与对儒学的简单、粗暴否定有关系。社会道德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是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具体体现，是文明的象征，一个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社会，是无道德可言的。用儒学来塑造现代人的性格，用儒学作为纽带对现代人进行道德教育，以前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人进行理想教育，用传统道德与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现代新道德相结合，培养和造就“四有”人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道德，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第三，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儒家讲的“仁”，实质是要求人们处理好本身与他人的关系。用现代语言说也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仁”不仅是爱他人，还有爱社会、爱自然，把爱他人与爱自然高度统一的思想，是儒学中“仁”思想闪光之处。以这种思想为借鉴来正确引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实施可持续战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乐山乐水”是孔子带哲理地对“仁”的引申，赋予“仁”深刻内涵，把爱从社会扩展到自然；孟子发展了爱的思想，主张爱物，把爱物思想进一步概括为“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认为人类应该效法大地，把仁爱精神扩大到大自然，以宽厚仁慈之德包容于爱护宇宙万物，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物、自然环境被无止境地开发，破坏了生态系统。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要求保护自然，确立和尊重自然的价值和自然的权利，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环境道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世界道德有关专家预测，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是环境的文明。人类的道德要达到环境文明的境界，使道德跨人现代文明的层面，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新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种历史必然选择。总之，汲取儒学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对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3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精神的。现代图书馆员应有为图书馆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如热情服务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怕苦累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团结奋进、文明服务、甘为人梯、尽职尽责等精神。在平时的工作实践中，工作人员应做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图书馆事业，热爱读者。同时工作作风要过硬，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纪律严明，忠于职守，团结互助，雷厉风行；业务要精，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努力学习，不断进取。总之，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图书馆员。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儒学对于每个人的修身涵养也有着莫大的作用。儒家提出的“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图书馆员仍具有现实意义。图书馆是人们讲文明、树礼貌的公共场所，图书馆员的礼仪是图书馆礼仪的形象代言人，其礼貌、礼节、仪表、仪态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一言一行，起着图书馆的教育作用。 “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道德沦丧，致使人失去了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提出救治的理论和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儒家对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给予特别的重视。如果我们以儒家的“合天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以“同人我”(人我合一)的观念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内外”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使图书馆员成为一个智商、情商“双高”的高素质人才，新时代的图书馆也迫切需要这种人才。 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远不止这些。笔者写此文章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在这一问题上能引起大家更深入的讨论。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论阅读享乐化属性对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针对阋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和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提出了建立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的设想。 关键词：阅读享乐化；高校图书馆；阅读习惯 1阅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源于西方的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到巾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学生也开始受到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传统的精英式大学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后，进一步加深了大学生的消费主义心理意识，大学生的阅读越来越多地呈现}n一种消费主义属性，阅读开始呈现出享乐化的发展趋势． 1．1阅读享乐化消费特征对阅读方式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的直接影响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阅读的选择减少。《华盛顿邮报》在不到3年的时间订l划人数下降了6％，从77万人下降至72．01万人。美国在线出版商协会调查示：l8—34岁的人，46％的人喜炊网络浏览阅读，只有l1％的人选择读书、阅报、看杂志。在中国，m版科研所主持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中，2003年中国国民保持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阅读习惯的只有5％左右。其次，以接受知识和教育的崇高的学习型阅读心理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休闲、消遣和娱乐主导了人们的阅读心理，阅读者开始追求视觉感观上的刺激，艺术的通俗主义和图文主义盛行。阅读兴趣集中在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缺乏深度的生活时尚类图书、报纸和杂志上。 1．2阅读的浅层化和意义泛化 阅读呈现出享乐化发展趋势后，阅读的本质不再是一种纯精神的陶冶，它已经变成一种大学生多重消费融合的消遣方式。文化阅读的意义正在淡化，以接受知识为主的学习阅读掺杂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和消费主义的异化物。如声讯阅读、视频阅读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重要阅读方式．学生们在交通工具上阅读、存餐厅里阅读、在影视里阅读、在网络中蒯读，这种与休闲、消遣和娱乐相结合的享乐阅划读方式使大学生的阅读意义泛化，阅读者的阅读行为也由“读”转变“肴”，阅读开始变得浅层化，读者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思考，文字所表达的知识和语言艺术的审美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情感共鸣。 大学生阅读浅层化和意义泛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文木阅读和学习兴趣的下降，而争业化学习又不可能为大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图文和通俗化阅读，专业理论更多的是在枯燥的文本阅读过程巾实现的。这样，阅读的享乐化与大学生的专业学习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本文的研究试图要解决这对矛盾。 2阅读享乐化对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大学生阅读需求的享乐化已经是一种不可同避的现实趋势，在全方位、全天候、多元流动的网络信息供给状态的冲击下，在网络媒体视频化的影响下，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逐渐向图义化方向发展大学罔书馆的管理工作也必须去适应这种需求的发展要求，才能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的阅读方向。 2．1阅读享乐化对文献采访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直接导致图书、报纸和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需求量的下降。随着读网，读陶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文本义献的装帧、版式过时，不能适应浅层化、读图化阅读方式的要求。文献采访部门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图书、报纸和杂志复本采购量，注重对装帧版式新颖、图文并茂的义本文献的采购，协调文本文献和超文本电子图书、专业数据库的采购比例，电子版、网络版文献载体替代学生阅读兴趣相对集中的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生活时尚类文本载体这样既能节约罔书采购经费，又能在满足学生阅读需求的同时引导学生养成图书馆阅读的习惯，避免学生在公共网吧阅读。有利于学生的管理。 2．2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对大学生文本文献使用的影响 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会使大学生语言艺术的审美能力弱化，用轻浮、玩味和厌烦的心理状态对待文本阅读。过分追求图像的感官刺激导致传统的文本文献阅读兴趣下降，不仅使文本文献的使朋率下降，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大学生专业学习能力的形成。 阅读享乐化是网络时代大学生的一种阅读特征，高校和图书馆不可能用行政的方法和手段去改变这种阅读习惯，只有通过积极的引导才能收到良好的管理效果。在多年阅览管理实践中，我们通过举办“读书节”“主题读书活动”等方法，培养学生对文本文献的阅读兴趣，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建立积极引导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 阅读享乐化改变了大学生的蒯读行为习惯和文献需求方式，特别是对网络和电子文献需求的上升直接导致了大学图书馆电子文献采购经费的急增。据统计，国内大学图书馆的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的经费比大约为l：l，电子文献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但电子文献的质与大学生阅读需求之间还存在着差距。大学校圃网上运行的数据库的知识点重复牢太高，既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又容易造成大学生知识审美的疲劳，还会对学生的文献阅读兴趣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大学图书馆必须满足学生的“信息阅读”(信息阅读的要求是不重复阅读和超文本的比较阅读)需求：学习型数据库正是对这种阅读需求满足的一种尝试，它克服了文本文献和全文数据库重复率高的缺点。 3．1全文数据库对大学生学习的利弊 目前，在大学校园网上运行的大多数是全文数据库。如中国期刊镜像站、数字化期刊网等。这些数据库对师生员丁的学习和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全文数据库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诸多的不便。Windows虽然能为学生提供多视窗的比较蜊读，但全文数据库并没有文现超文本链接，且多数数据库是全义扫描，内容良莠不齐，相当数量的劣质义献和重复文献影响着学生的正常阅读。 3．2学习型数据库 学习型数据库是通过将“争业”归纳为若十个知识点，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组织编排知识体系。学生存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学习的过程中．避免了文本学习的重复，还可以通过数据库的超文本链接进行比较学习。在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后，可以利用学习型数据库的多检索途径的功能进行研究型学习。这种数据库不仅可以避免全文数据库重复阅读的弊端，还可以利用网络数据库的设汁优点活跃贞面、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和阅读兴趣，实现信息化阅读。 目前，巨大的考试市场为中小学生的学习型数据库的编制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证，学习型数据库首先部分地应用在中小学生的各种应试科日的学习中。除去应试教育的弊端不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数据库存中小学生的学习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大学生主要是通过学习现存的知识体系来完成学业的。大学图书馆可以根据本校的专业情况，通过“一家牵头”“联合编制”“网络共享”的方式解决单一编制成本过高的问题，可以从用户多的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做起，这样既有益于学生的专业学习，也有利于节约资源和资金。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思维创新方式浅淡 时代的发展,教育的改革,学生生活、思想、思维的改变,使传统的教学方法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教学要求。传统教学方法的弱点也因此越来越突出,甚至扼杀了学生的新思维。探讨新的教学思维,适应新的教学要求,是新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结合我几年来的教学经验,下面简单探讨一下高中历史教学思维的问题。 一、新思维方式 传统教学思维一般是从原因到结果,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套定格的思维模式。它把学生的思维框定在机械性的思维界域内,使他们的思维失去了活跃性。这种思维方式看起来很“稳”,但一旦遇到较为复杂的事物、现象,他们就会束手无策,不知其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做什么呢?该如何消除这种传统思维的弊端呢?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引入新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有别于传统思维,那么哪些才算新思维呢?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双向思维,这三种思维方式是以下我要谈的新思维。 1.求异思维。 所谓求异思维,指的是一种非常式的创造思维,其特征是用不同于常规的角度和方法观察、分析客观事物而得出全新形式的思维成果。正如前面所提的,比如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传统方法是从原因到结果,把学生的思维框定在机械性的因果关系思维界域内,使他们的思维失去了活性、异性。求异思维则突破这种因果关系,在对事物的分析上,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向四面八方去思考,以寻找各种各样解决的方法,提出各方面大胆的设想,以得到光芒四射的智慧。求异思维常常表现为打破框框的、别出心裁的、超乎寻常的思考,因而易产生标新立异的成果。如,童年时代的司马光砸缸救小孩,就是一种求异思维的表现。把这种求异思维引用到历史教学中,就是大胆地引导学生朝其它方向思考。又如,在我们提出问题时,不一定要学生解答为什么会这样,但可以让学生反问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跳出了固定的框框,反而会让学生的思维更广阔,更全面。 2.逆向思维。 严格地说,逆向思维也是求异思维的一种分支,这里我们将它单独谈,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在教学思维中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逆向思维,就是在思维过程中,反其思路而行。如,教材中讲隋炀帝是怎样的一个暴君,在列举这些暴行时,我们可以反其思路而行,分析这些暴行中客观的、正面的一方面,因为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既然它有负的一面,那肯定也会有正的一面。把这样的思维方式引入到教学中,对于学生来讲,得到的就不仅仅是新鲜感,更是看问题的全面辩证的思维方式。 历史是客观的,而问题才是主观的,这样的例子在教材中还有很多。教师要引导学生的这种思维方式,让他们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又如,为什么既肯定元朝统一中国的积极意义,又赞扬文天祥的抗元斗争精神?后中国革命既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为什么又说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是正义的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就有很高层次的开拓求异性,是逆向思维的信息反馈。教师要抓住这个契机,既要给学生以知识方面的答疑,更要给学生这一良好的求异思维苗头以鼓励与进一步引导。教学不只是死板地向学生传授知识,而应尽可能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 3.双向思维。 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同样的一个问题,除了正向逆向之外,同一个方向,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结果。 历史这门人文学科的可知性、过去性强,且层次交迭,意象远,而且只有当教、学过程中思维的辐射与聚合协同共振时才能奏出一曲和谐悦耳的新乐章。双向思维就是要让学生在思考问题时,考虑得更全面、更周到,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还要从地理、人文、社会等各方面思考。分析问题也不能只运用一种方法,还要运用更多的方法,从而掌握事物的现象、本质和某些结论的来龙去脉。 我们培养学生的新思维能力主要在于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让学生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开拓学生的创造思维。以上的思维方式仅仅涉及数学目的,教学方法也要创新。 二、教学思维方法的创新 上面讲的主要是新思维方式,下面主要探讨一下思维方法的创新。 1.裂变创新。 历史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与政治、地理学科都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历史是时间,地理是空间,政治是意识,这三个维度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主体框架。历史教学中若以历史学科为主体,聚合其它学科,将达到课堂教学的匠心独运。这就是所谓的裂变,把一个学科问题裂开来,用多个学科的知识来说明它。如论证台湾建立起行政机构,行使对其它地区的管辖权时可说明,早在公元230年,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就派将军卫温到夷洲(今台湾);隋朝隋炀帝曾三次派人到琉球(今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元朝时,政府设彭湖巡检司,管辖彭湖和琉球(今台湾);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入侵者,收复台湾,台湾进入“明郑”时期;1683年清朝军队入台,台湾又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管辖之下;1685年(清光绪11年)划台湾为单一行省,1895年清政府因甲午战争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割台湾,此后台湾同胞进行了反日斗争,和祖国大陆同胞一起,于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其次,从空间(即地理)来说,根据地质学家分析,台湾岛本来与祖国大陆相连,在更新世时期,由于地壳运动形成了台湾岛,台湾和福建、浙江沿海地区的地质情况是一致的,因此,台湾是祖国大陆地形自然延伸的一部分,按国际法院1969年欧洲北海大陆架划界案例:“大陆架的主权界限之划定,应符合沿海国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台湾主权属于中国。再次,从意识(即政治)来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种承认的基础上,联合国这个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世界上最权威的国际组织,在1971年将台湾当局驱逐出去,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益,即使在李登辉露出分裂祖国的真面目后,美国、日本等政府仍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就这样,从时间、空间、意识三个方面的聚合中,我们证明了一个令世界信服的结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这样的裂变,不仅使课堂 变得生动,还收到了大大增强学生印象和记忆力的效果。 2.挖掘、转移创新。 这里说的挖掘、转移实际上是指挖掘课本隐性知识、实现知识迁移,以使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起到积极的作用,即“举一反三”、“闻一知十”。 任何问题都不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和问题之间总有一些内在的联系,将一个问题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中,分析出结果后,再转回来,这时就会出现一个更清晰的结果。这和成语中所说的“触类旁通”是同样的道理。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从一基本史实延伸开去,突破教材中的思维定势,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求异、扩散的创新思维能力。如在讲到中国资本主义产物时,有的学生持否定看法,理由是:内因是决定因素,中国鸦片战争前,就有资本主义萌芽,说明商品经济发达,在这样的土壤里,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才会在外商企业的刺激和洋务运动的诱导下产生。有的学生持肯定看法,理由是:没有土壤,强行嫁接资本主义并不罕见。这样学生将历史事件放在多角度中审视,新观点、新看法就出现了。 三、如何创新 要做到以上这些,不是只教师努力就可以达到的,更重要的是学生的配合。而要让学生配合,就要让学生有主动性和创新欲望。 1.增强学生主动性。 我们大力提倡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生的主体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主体性教学是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前提,让学生在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中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全面发展。在教学中应科学设立主体教学目标,诱发学生学习心向,引导学生自主活动,发展学生自主能力,发扬教学民主,创造良好的教学心理环境,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 2.激发学生创新欲望。 要创新,首先就要有创新的欲望和需求,有了不断创新的欲望,才能进行有意识、有意义的创新活动,也才有可能达到创新的目的。历史知识丰富多彩,中国古代的文明辉煌灿烂、世界战争风云变幻,这些学生都充满好奇,通过学习了解,他们会提出种种问题,也许幼稚、也许无意义,但却是他们的一种发现、一种探寻、一种创新。我在实践中注重及时肯定他们的做法,鼓励这种敢于发问、敢于探讨、敢于创新的精神。 3.增强教学的互动性。 教学活动不是个体进行的,不能只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问,教师答,更重要的是做到了教与学的互动参与性。这些问题不同的教学探讨中都已谈到很多,这里就不再一一细举了。 4.要走出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误区。 一是切莫抛开课本,一味追求高、深、难。 二是切莫忽视非智力因素(如兴趣、爱好、信心、人际关系等)在历史教学中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新的时期需要新的教学思维和新的教学方式、与时俱进的教学,适应时代的教学,才是最好的教学。 高中历史论文:浅析高中历史课堂实施开放性作业理论和实践 课外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与补充,教师要以发挥学生自主潜能为出发点精心设计开放性作业,变机械重复为灵活多变,变单一的知识为知、能、创的综合训练,让每个学生在完成开放性探究式作业中学知识、用知识、长才干、学做人,为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高中历史课堂推行开放性作业的必要性 作业是一种有目的、有指导、有组织的学习活动,它是教学的基本环节,有助于所学知识的巩固、深化,有益于技能、智力和创造才能的发展,是提高学生素质,理解、巩固课堂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也是联系课堂内外的桥梁。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作业往往是为了强化、巩固所学知识,一般是就知识学知识,就技能练技能,比较注重学生的认知,设置是统一规格、统一要求、统一数量、统一答案,设置的问题都是“理想”型的,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发展和科学素养的培养,埋没了学生的潜能,阻碍了学生的发展。作业只是成为教师教学流水线中不可缺少的“工序”,学生机械应付,收效甚微,这显然不适应新课程的需要。开放性作业以开放性问题的设计为切入口,通过大量的情境创设,引导学生“移情”、“神入”于历史环境之中,以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实际运用能力;同时开阔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个性潜能和创新能力;并通过对历史文化的认同,培养学生高尚健康的情操,变过去的单一、被动、封闭的学习为多样、主动、开放的学习,凸现学习过程中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从而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二、高中历史课堂开放性作业的内涵 所谓开放性作业其实是相对于条件完备、结论确定的封闭性的问题而言的。其特征是题目的条件不完备或结论不确切,一般没有现成的确定的答案,要求做题者去假设、猜想、验证,并要求解题者善于联想、敢于创新、具有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能使思维辐射到与问题相关的一些知识点上。开放性作业的设置,其目的就是要求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尽量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去讲解,去探索,去创新,发展学生的自主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学生是人,是需要发展的人,教师心中要有人,以人为本,正视人的知识基础、情感个性的特点与差异,尊重人、信任人,努力营造民主、平等、和谐、宽容的教学氛围。不能搞“一刀切”、“齐步走”,要强调人的主体作用,要多一些弹性,少一点灵动,使我们的教学既要放得开,让学生各抒已见,又要收得拢,顺势诱导,从而拓宽教学进程中的人本空间,重视挖掘师生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学生成为课堂上学习的主体,问题让他们提,疑点让他们辩,结论让他们得,教师充分放手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教学活动的开放搞活,学生素质的发展提高,以人为本,让思想开放。 三、高中历史课堂推行开放性作业的类型 1.探究型:亲自动手是实现历史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高中生探秘心理强,历史上许多有趣的现象可供学生们探秘解谜。比如,用汉朝造纸方法试制纸张、选择适当的材料请你动手制作一块雕版、几个泥活字、几个金属活字,各用它们印刷一段文字,找出它们的优缺点,并想想我国印刷技术近年来有什么变化,体会科技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这些开放性作业在激发了学生探究性的同时也加强了学生动手的实验性。 2.技能型: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我们允许甚至鼓励学生利用自己的特长、爱好、技能完成具有个性化的作业。有许多习题,如成语和古文字搜集,擅长绘画的同学可用连环画来表达;擅长书法的同学可做成书法作品;有雕刻技能的同学甚至可将甲骨文直接仿真到“龟壳”上去。有电脑特长的同学可设计历史主题网页、小报、电子画册。这些图文并茂、神情兼备、充满学生技能、智慧,蕴历史于他们丰富多彩的理解和表现手段之中的个性化的练习方式,使学生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各有所获。 3.运用型:如我们在学生学习完"百家争鸣"后,就叫学生归纳儒、道、法三家的思想特征,然后我们命了一道题:“以儒家道德教育,法家严格制度,道家自我觉悟的思想观点,对校风建设提出你的看法”。这样就将学生的课本知识引用到学生所熟悉的校园生活中,有很强的现实参与性。针对当前国外一些民族和地区冲突的现状,我们还设计了这样一道题:“搜集中国古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有关‘以和为贵'的思想和事例,以书信的形式劝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民族冲突”。这样又把学生的视野很自然地由课堂引向世界,达到谈古论今、活学活用的目的。 4.思辩型:高中学生一般在15~18岁年龄段之间,正处于少年期向青年期过渡阶段,从心理上表现出追求独立的倾向,喜欢标新立异,敢于发表个人的见解。这为我们设计思辩式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条件。如设计“岳飞能不能称为民族英雄?”引出了学生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见解。只要学生有创见有新意,言之有理、言之成理,我们就给予赞赏。 5.编演历史剧:很多学生说喜欢历史但不喜欢历史课,因为老师上课是“对着活人讲死人的过去”。怎样才能让历史人物鲜活的展现在学生面前?我认为编演历史剧是较好的办法。这是一种穿越“时空隧道”式的问题,即利用已掌握的有关历史资料和证据,以第一人称或短剧表演的手法来反映过去的社会生活状况,我们把这类题称为“情境再现”。 6.社会调查型: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激增又速衰,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知识面不断拓展,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这都成为他们学习历史的开放的、持续终生的课堂。学生走进社会,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调查,在活动中自主探究、亲身体验、收集资料、分析信息、提炼思维,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不断加强,认识和体验不断深化,创造性的火花不断迸发,不但形成联系实际、关注现实的思维习惯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掌握用语言等形式表述历史、联系现实的方法,从而使历史贴近生活,关注现实。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 【摘要】要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师,就要转变教育思想,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因为素质教育本身是优化教育教学结构、是对传统应试教育的冲击和突破。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素质教育;浅议 素质教育有三个要义,第一是面向全体学生;第二是要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第三是让学生主动发展。这种从学生自身发展需要出发,承认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工教,同时又弘扬学生主体精神,促使每个学生得以生动活泼、主动发展,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素质,满足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称之为“素质教育”。要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师,就要转变教育思想,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因为素质教育本身是优化教育教学结构、是对传统应试教育的冲击和突破。下面,本人结合多年教学实践,谈谈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探索和实施素质教育。 1内外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素质教育要落到实处,最关键一条是要走进课堂。课堂教学是我们教书育人的主阵地,学生在校时间大部分是在课堂中度过的,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必要补充。从当前教学现状来看,实施素质教育的难点也是在课堂,要促进素质教育真正走进课堂,必须要把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发展的主体,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激发和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诱发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并在学习活动中及时给予指点和引导,使他们学会学习,真正成为学习主体。为此,我要求:在每次上课开始前,用3至5分钟时间,通过轮流办法,每次由一名学生讲故事,并做到:①用自己的语言讲。②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③与上课内容相联系。④具有教育意义。这样做学生积极性很高,他们课外积极查阅资料,认真准备。讲的内容丰富,知识面也很广。教师在关键处起“点石成金”的作用。只有让学生主动发展,人才才会有多样性,如果都是机械被动地发展,那将来都是一个模子。龚自珍说,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没有主动发展,就不可能“不拘一格降人才”。 2利用历史教学特点,让学生全面发展 优化教学结构,还要注意教育的全面性。高中历史教学内容涉及面很广,它融知识性、故事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这里有“金字塔之谜”、“十进位、六十进位、十六进位制”等数学知识、有“负荆请罪”、“纸上谈兵”的成语故事等等。教师在精选教学内容,掌握教学目标的同时,还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马拉松长跑由来与当今的奥运会相联系),注意运用模型、幻灯、录像和计算机等教学手段,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实验活动,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譬如讲到货币的知识;“衡”是称质量,是一种质量标准;文字有小篆、隶书和楷书以及介于楷书以及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行书(通过板书字体来比较);“坑儒”和儒家的主张是什么等问题都可以揭示一下。讲匈奴,可联系王昭君的历史故事和杜甫的诗;讲秦“万里长城”时可以同“明长城”比较,通过数字,来说明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象征。素质教育应充分利用教材,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让学生获得多种多样的知识,使学生的身体,思想和灵魂得到和谐发展。 3教材优势进行思想素质培养 高中阶段是学生形成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的关键时期,在历史教学中结合教材对学生进行形象生动、丰富实在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品质和爱国主义教育就显得十分必要且富有实效。譬如讲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西欧结束奴隶制社会的基本结束时,可同我国春秋奴隶制没落比,让同学知道中国比西欧结束奴隶制社会早了近千年,这说明我国是四大文明故国之一,且排列第二位,祖国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教师要正确认识学生的个性差异,从思想上,行动上接纳兴趣爱好不同、个性心理品质不同的学生,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素质教育。 4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是:①规范作用;②组织作用;③传授作用;④管理作用;⑤评价作用;⑥育人作用。在课堂教学传授过程中,对于综合的、难以理解的问题,教师的主导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譬如古代史有这么几个问题:原始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是怎样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原始社会是理想社会吗?金属工具和原始手工业的出现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为什么说私有制的产生和氏族制度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涉及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劳动者”、“生产工具”、“个体化”、“私有制”、“贫富分化”和“阶级”几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教师可以通过图表的形式讲清楚人类社会是以生产劳动为基础,按照各种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的总体。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重要标志。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起的主导作用(现在的菜农有的赚钱多有的赚钱少)。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使得人们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同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那时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人们在生产中结成了原始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大家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消费品。到了牛耕地、铁器和炼钢技术时代,生产力又向前发展了,劳动者生产技术提高了,经验丰富了,使得个体化成为可能,随之私有制产生了,伴随而来的是贫富分化,贫富分化的加剧就出现了阶级。 总之,“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是课堂教学改革的主旋律。要完成这项改革任务,在教师的观念更新的基础上,还要付诸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生的思想、能力共同提高,才能全面达到实施素质教育的目的。 高中历史论文:改革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初探 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与学生获取知识的双向交流过程。教师要在有限的45分钟内，讲“活”历史，做 到举重以明轻，难度大的问题能深入浅出的讲出来，增大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知识的密度，提高教学效果和 学生的学习效率，是我们历史教师应该认真探索的教改课题。下面试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和思考，谈几点体会 。 一、熟练地驾驭教材 首先要宏观把握教材。备课时，把每节课都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居高临下地讲述。要做到这一点，必 须通读教材，掌握历史阶段特征。例如高一世界近现代史下册第一章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 高涨》，包括四节内容，这四节前后联系可看作是一个整体：俄国十月革命、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和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总的世界革命运动的三个组成部分，共同促成世界现代史首次革命高潮 ，这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为主导，以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的 一次世界规模的革命运动。这样讲述，学生就有了一个宏观的认识。再如讲述中国近现代史时要宏观把握三条 线索：中国人民的屈辱史、抗争史和探索史。那么以后讲任何一节时都可放入一条线索中去，使学生能更清楚 地把握历史。 其次是微观拓宽教材。中学历史教科书曾被一些史界同仁形象地称为“压缩饼干”。因此，我们在使用教 材时，对一些内容必须进行必要的充实和具体化，使之生动形象和更易理解。当然，拓宽是适当地，像教材有 关内容的顺延，史料的补充，理论的深化等等，这对提高学生的读史兴趣、激发学生的情感是很有好处的。就 理论的深化来说，因高考越来越把历史思维能力的考查作为主要内容，而有些理论性问题又使学生感到高深莫 测，无所适从，所以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就应适时地把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观点向学生进行渗 透，使学生有规可循，心中有数，从而提高思维能力。例如：我在讲述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作用时，引用了赵 尔巽在《清史稿》中的有关论述：“秀全以匹夫倡革命……中国危亡，实兆于此。”让学生思考这一观点。然 后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观点辅导，即：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它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形态更 替的质变过程中，还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发展的量变过程中。赵尔巽的观点主要错在否定阶级斗争的历史 作用。 再次，深化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一节课一般涉及几个问题，那么教师在讲课时不但要突出重点、难点， 还要注意深化各个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参加过山东省中学历史优质课评选，也听过很多课。有些课各个问 题平均用力，分不清主次，挖掘不出每个标题的内在联系；有些课则解难释疑，详略得当。例如《“工农武装 割据”的形成》一节，重点讲清概念——工农武装割据：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紧密结合，并让学生按本书内容内在联系连线： 附图{图} 这样就把其内在联系讲透了。其难点是中国实施“工农武装割据”的原因，这就要按的论述，结合 中国当时实际国情，逐条分析讲述，使学生认识更加深刻。 二、严谨的课堂结构 严谨的课堂结构这是上好一节课的关键所在。要做到这一点，使学生学活历史，我认为必须处理好三个关 系： （一）课堂气氛“严”与“活”的关系。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课堂气氛控制能力。良好的课堂气氛应该是 既严肃又活跃。做到严中有活，活中有严；严而不死，活而不乱。“严”表现在：课堂纪律要严；教师传授知 识应当注重准确性，做到史实准确、观点正确，褒贬分明，不可随随便便，信口开河；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 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对正确答案要予以肯定，对错误的答案要及时纠正。“活”表现在：教师要有亲切的面容 ，和蔼的态度；穿插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史料、历史小故事，讲述要耐人寻味；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史实的叙述要 有层次感，做到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既有惊涛骇浪的叙述，更有涓涓细流的描绘。 （二）培养能力与思想教育、传授知识的关系。有人说教给学生的知识等于教给他们“加法”，培养学生 的思维能力是教给他们“乘法”，在历史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生历史史实，更重要是培养他们在掌握历史史实 的基础上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比较、概括、归纳、评价某些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所以我们在设计课堂教学时，注意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优化课堂提问，如投石激澜、巧设障碍、 扩充延伸、诱导争论、变换角度等等，启导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培养思维的独立性、拓展思维的广阔性、激发 思维的批判性、训练思维的灵活性。将学生的思维意向纳入课堂教学的轨道，与教师的思维同步。例如：讲述 完德意志的统一后，可如下设问：“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英、法、美、俄、日、德等国分别具有哪 些特点？你从中可得到哪些启示？”这样，不仅保持了学生的思维热点，有助于学生联系性思维，而且也拓宽 了学生对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必定要经过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理解的空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 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三）教学过程中“疑”与“释”的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学过程中，教师正确处 理“疑”与“释”的关系，这也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途径。上课时，可多用一些设问句、反问句来设疑，让 学生的思维处于活跃状态，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例如：讲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我不 是简单地将要点和盘托出，而是提供四则材料，在学生阅读、思考的基础上加以点拨提示。当然设计问题要有 启发性和深刻性，不宜过难，也不能过易；不应停留在要求学生用“是”、“不是”来回答上，也不应高不可 攀，无从下手，而是难易适度，“跳一跳就能摘得到。”设疑的目的在于释疑。释疑的方法多种多样，如教师 讲授法、学生思考法、师生讨论法等等。教师应视问题的难易程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若是概念性、知识性的问 题由教师直接解答，如：“什么是五色旗？”、“沙文主义是指什么？”；分析理解型的题则应引导学生回答 ，如：“为什么一定要发动内战？”教师可引导学生分析的阶级属性，然后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 现实及国际形势，从而得出正确结论。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过：“教会学生思考，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最有 价值的本钱。”所以教师要把握一个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三、优美的课堂语言 教师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教学的实际效果。正如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珂所说的：“同样的教学 方法，因为语言不同，效果就可能相差二十倍。”因此，教师必须追求教学语言的艺术美。要让学生喜欢你的 课，你一进教室，学生就兴奋，就会觉得听你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这确实是一种高超的教学艺术。而这种高 超的教学艺术则来自教师渊博的知识和对专业课的精深理解和熟练把握，来自教师的禀赋和气质。例如：“亚 洲的革命风暴”与“亚洲的觉醒”的时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学生容易记错，我简练地用“革命风暴刮起后 ，把沉睡的亚洲人吹醒了”，一句话学生很快就记住了，并且记得很牢。 教学艺术的美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内在美主要是教师所讲授的教学内容富有科 学美，外在美主要指 教学表达的形式美。如“字字珠矶、抑扬顿挫的教学语言美；层次清晰、简洁明了的板书、板图美；有张有弛 、劳逸结合的教学节奏美；起伏有致、疏密相间的课堂结构美；启发诱导、虚实相生的教学方法美等等。我们 应该长期不懈地去努力、去探索达到上述完美境界的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实现质的 飞跃。 四、画龙点睛的小结 课堂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复习小结。一节课的小结应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复习归纳本节所讲核心内 容，突出重点、难点，并找出便于学生记忆的方法。如讲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时，可归纳为五个战场、四次 会议、三次转折性战役、三个法西斯国家投降。使学生不仅记忆牢固，而且知道本节的关键所在，起到画龙点 睛的作用。二是留下悬念，激发学生反思的余波。一节课的结束不能认为是思维发展过程的完成，恰恰相反， 应该是思维进入更高层次循环的开始。因此，在小结中，我经常用悬而未决的问题，创设新的情境，给课后学 习布下疑阵，以诱发学生渴望知识结论的愿望。例如：在讲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一课后，我是这样 安排的：1.扼要归纳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的方式和危害；2.分别请学生把代表英、俄、德、法、日的虎、 熊、肠、蛙、太阳等符号，插画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示意图”上作为课堂练习；3.再挂出《时局图》烘托出 当时中国的危急局势，激发学生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爱国之情。提出：“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 族危机，怎样才能挽救祖国被人宰割的民族危机呢？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在苦苦探索着，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 结果怎样？启发学生思考，为讲好后面的新课埋下“伏笔”，这样，有利于学生思维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课堂教学最后还应注意目标反馈讲练落实，让学生动手动脑，通过练习强化记忆。 教学是一种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教师应在严谨课堂结构、创设问题情境、开发学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培 养学生思维能力等方面狠下功夫，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历史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曾呼吁：“我们要凭借有限 的四十五分钟、有限的历史内容教会学生无限的历史思想方法和历史以外的各种东西。”这是素质教育中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学奋斗的目标。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应立足“以本为本” 许多教师都说现在高中历史教学工作难,学生也觉得难学,因为知识点多,理论性比初中更强,但根据笔者的经验,教师教历史,学生学历史,都应立足于课本,而能力的培养、答难质疑亦应立足于课本。教师不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模式,学生如何去学,都应立足于课本。 一、能力的培养应以本为本 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是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其中能力的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掌握历史知识的能力,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运用史料的能力,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等。而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都应从课本出发。 1.掌握历史知识,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础知识的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高中阶段历史教学能力培养最基本的要求,其层次较低。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此类问题尽可能自己少讲,尽量让学生多看书,指导学生自己去掌握这些知识。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图文并茂,条理性强,学生完全有能力自己掌握,教师只要稍加提示即可。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教师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把一些课外知识引入课堂,以活跃课堂气氛,这无可厚非,但一定要把握分寸,紧扣教材,切忌夸夸其谈,冲淡主题,否则学生掌握的就只是一些片断,而非系统的历史知识。 2.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评价重大历史问题,它同样应立足于教材。如中国古代史中如何评价武则天的统治。谈到武氏的统治很多人都会看到其残暴的一面,对此,教师切忌大肆渲染,而应结合课本,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根据教材内容可以看出士族是一个腐朽、寄生的阶层,在隋唐时期,士族门阀衰落,庶族地主兴起,而武则天的统治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庶族地主势力打击士族地主,所以武则天的手段有其进步的一面,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其进步性还应是主要的。另外教材明确指出:“武则天当权半个世纪,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国力不断上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其统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3.运用史料的能力,即史料分析。这方面的能力训练更应立足课本,且重在平时。教学讲解每一节新课时,都涉及史料分析,所不同的是,面对的史料是教材内容。教学中教师应以教材为依据,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关问题,其难易度可根据学生的情况确定,让学生阅读教材后分析作答,教师最后加以适当总结。这样做,既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利用不同层次的问题,让尽可能多的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又能非常有效地培养学生运用史料分析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教材的讲解是经常性的,所以这种能力的培养也是经常性的,久而久之,学生运用分析史料的能力必然有较大提高。如教师在讲述“七七事变”的背景时,可让学生阅读该部分教材的引言。从日方来看包括以下方面:①实现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既定方针;②华北事变后,日本积极扩军备战,1936年制定了所谓“国策基准”的侵略计划;③1937年为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决定发动战争。同时再指导学生分析中国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同时,教师也可以此为契机,把“七七事变”的背景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背景作比较,从而培养学生比较历史问题的能力。 4.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创造性的历史思维其实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在现行教材中有许多创造性历史思维的典范可供我们学习,如“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就是光辉的典范。同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不乏此类典范。例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它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教材指出:“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环节,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只是生产关系中某些环节的调整,如管理环节、分配环节等,但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性质,所以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只享有使用权,城市中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少部分企业资产拍卖转让),因此,我们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这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如对一国两制的分析,教材指出它是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战略决策。从结果来看,它有利于香港、澳门和平回归,实现了港澳地区的平稳过渡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完成,值得充分肯定。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地发掘教材中的此类问题,特别是指导学生自己去发掘此类问题。通过这些范例的学习,培养学生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真正做到举一反三。 二、答难质疑同样应以本为本 许多师生所涉及的难题,在不少场合下,都未结合教材认真分析,如深入教材加以探讨,这些难题便可迎刃而解。另外,学生掌握的历史信息主要来自课本,理论素养又不够,所以教师在答难质疑时应尽量以本为据,这样更能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性认识,同时还能起到培养学生分析教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作用。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乃至出现短暂的春天,分析其根本原因,许多人都认为应该是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的经济侵略。仔细分析教材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该节教材第一段就指出辛亥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实业等措施,使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民国初年出现各种实业团体形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热潮。由此不难看出,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实际上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其次,教材第三段明确指出:“欧洲列强暂时对华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商品和资本都有所减少,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很显然,外部条件不足是构成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课本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只有立足于课本才能使一些看似困难的问题迎刃而解,才能使高中历史教学工作稳步快速地向前发展。 高中历史论文:师资素质下高中历史论文 1.培养专业素质发展意识 教师要想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首先得有发展意识,同时还要具备主动学习的精神。高中历史教师在发展专业素质时,要认识到发展的意识是进步的内在动力,不仅可以促使自我专业素质的提高,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自身在专业发展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2.提高专业知识 提高教师专业知识首先要重温大学专业课程,包括经济学、民族史、文化史、军事史等内容,以达到深化专业基础知识的目的。 3.提高教学技能素质 教学技能是教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特别是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教师教学技能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提高教师教学技能素质,首先要形成良好的备课习惯,因为备好课是上好课的重要保障,也是教师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具体表现。其次,在课堂中高中历史教师还要熟练掌握依据不同教学内容施以不同教授方法,具体包括:启示性的讲授法、交流性的探讨法以及寓教于乐的情感教学法等,以便从总体上来提高历史教学质量。最后,教师在课堂中应尽量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如多媒体、史实视频、教学辅助工具等,让课堂更加生动,学生更易理解。 4.升华专业精神 (1)教师应通过自我调节的方式消除职业倦怠感,坚定自己的最初理想,拓宽专业知识面并提升专业化水平。 (2)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培养自己的历史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塑造学生人格和发展学生个性,以学生和自身的终身教育为教学目标。 5.重视继续教育 继续教育是教师提高自身专业知识水平、教学能力以及教研能力非常有效的一种学习手段,其主要包括专业知识的稳固和更新、高等教育中所学专业知识与高中教学实际需要掌握的衔接、丰富的教学理论和具体实践中的技能技巧等。国家及其相关部门应注重对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可通过定期组织他们专业更新知识的学习和教学技能的培训,提高他们的自身水平和教学技能;或者组织课程教学比赛激发教师进行相关培训和学习的动力。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师应以历史学科为切入点,从个人、社会和国家等层面来探求促进师资素质发展的策略,通过培养自身专业发展意识、提高专业知识和相关的教学技能等方式,来改善当前新课改与师资力量之间的矛盾,促进高中历史教师在师资素质方面的提升。只有在充足的教学实践和不断的自我学习中逐步提高,高中历史教师才能适应新课改标准下的历史教育需要,成为有科学的教育思想、有先进的教育理念、符合时展的教育者。 高中历史论文:谈高中历史课堂模式教学 内容摘要:教学模式的把握,不仅要知道其结构方式和运行程序,能够“照着做”;而且要掌握其蕴含的教学思想或意向,能充分实现其教学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根据各教学要素变换或创造出更合适的新教学模式。本着这一指导思想,本文拟对我国当前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最常见的几种教学模式进行一定的总结和概括,并逐一展开教学示例,以此使人们对现行的历史教学模式有一全面的认识和评价,为建构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教学模式提供一定的素材。 关键词:历史 教学 模式 我国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最常见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三种:“讲谈——接受式”、“自觉——辅导式 ”和“参与——活动式”。 一、讲谈——接受式 讲谈——接受式是在改革传统历史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 传统历史教学模式是50年代初我国历史教育工作者以苏联的教学模式为基础,融合我国的一些传统的教育思想的方式而成的,以“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家庭作业”五个环节为结构程序。它的优点是方便了人们对历史教学活动过程的准确把握,有利于历史知识的系统传授,对历史教学实践的指导也更为明确具体。 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对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革,在巩固了教师系统地讲述历史知识、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采用师生谈话的方式展开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自主积极地接受历史知识,教学双方形成了双向的反馈交流,这一改革后的模式,从其特征上看,可称为“讲谈——接受式”。 讲谈——接受式教学模式,以讲述法和谈话法为主要教学方法,同时采用指导阅读、看图、图示、讨论等法,属于接受学习的教学范畴。由于它方便易行,又能起到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作用,并可采用多种变式,因而是目前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教学模式,尤其适用于初中的历史教学。 二、自学——辅导式 自学——辅导式,又称导学式。它是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的自学,和教师有的放矢、相机点拨的辅导,使自学和辅导在教学活动中有效地配合的一种教学模式。 错综复杂的教学过程,从理论上可以作这样的剖析:以教师为主体,作用于教材、学生等客体,构成了教的过程;以学生为主体,作用于教材、教师等客体,构成了学的过程;教师、学生均具有主客体双重角色的意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因其职业的特点和年龄、智力及知识水平的优势,理应发挥主导学生学习的作用,即主导作用,主要用于对学生的指导、点拨和引渡上;同理,学生的学习活动也理应接受教师的主导。然而,学习活动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一切都有赖于学习主体主动积极地去吸收和消化知识,并构建为自己特有的认知结构。“从宏观上看,人的健康成长过程也必然是受动性递减,主动性递增,直至完全能把握自己,达到‘ 自由王国’的过程,故学生的主动性必须受到重视和珍重。”这样,教的主导性和学的主动性的契合,就构成了“自学——辅导式”的主旋律。显然,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理论是支撑该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 自学——辅导式在功能目标上突出强调了学生自学课本知识的能力和习惯的培养,它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有明显的效果,能够保证教学的质量。但是,这一模式要求学生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基础和一定的历史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因此,它比较适合于高中的历史教学。此外,它对教师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教师不仅要提出有利于启发学生思考,有利于掌握知识和发展能力的问题,而且要善于概括知识的结构,熟谙知识之间的联系,并能作出精要的表达;还要有较强的组织课堂教学的能力,要善于和学生交流,并作耐心的辅导。 三、参与——活动式 参与——活动式是近年来出现的较为新颖、同时也是引起较大反响的一种教学模式。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教学主张。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尊重学生、相信学生。教师扮演的角色不是学生的导师、知识的传播者,而是学生的朋友、学习知识的顾问。教师的任务是创造促进学生学习的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发挥独立性与创造性,鼓励学生自己解决问题。 这一模式强调师生的,共同参与和活动。所谓参与,一是指教师和学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教学活动,共同讨论,共同解决问题;二是指师生共同参与包含了教学活动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所谓活动,则是指学生的主动活动作为教学的主要形式,自己找资料,定课题,做实验,搞制作,既动脑又动手。它既表现于课堂教学,更表现于课外活动。 历史课外活动的推行,特别是历史“活动课”课型的确立,以及历史情景教学法和情感教学法的实验,为该模式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及推广创造了条件。 参与——活动式特别适合于地方史和有关专题史的教学。它对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教学效果明显,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实施中学历史素质教育的较好的教学模式。但是,这一模式的运用要求较高,它不仅要有恰当的教学内容,明确的主题思想,还要有教师的精心组织和指导,最好与校、团、队的活动结合起来,并选择恰当的教学时机进行。 此外,在当前的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发现教学模式、范例教学模式和目标教学模式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试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高中历史论文:对于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要:在新课程改革的标准下,如何提高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效率,是每一个历史教师值得深思的问题。只有当教师深入领会新课程标准和理念,把握住高中历史新课程的要求和特点,将新课改理念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中去,积极探索高中历史教学的新策略,以适应新时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关键词:高中历史 课堂教学 课程改革 高中历史教学,是在具体历史课程实施目标的基础上,通过最优的教学设计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师生和谐共处友好发展的教学活动。在新课程改革标准的要求下,需要知识与能力并重、过程和方法齐行、态度和情感端正,全面反思和改革我们的高中历史教学。只有当学生带着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学习观去学习历史,才能真正体现历史教学的价值。 一、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一节历史课上,我们都要追求最高的教学效率,但是我们的课堂不可避免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据目前的历史教学实践来看,很多教师的教学效果是高耗低效,这些主要体现在: 1.准备不充分的课堂引导 过去式是历史学科的一大重要特点,正因为过去的不可再现,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尽可能多地给学生展现当时的历史情境,尽可能完整的历史画面。所以,在课堂引导方面,往往因为准备不够充分,没法在开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导致教学效果的不理想。如果每一次上课都是同样的开场,没有悬念和趣味性,久而久之,必然造成学生的厌学情绪,慢慢失去学习的信心。 2.课堂教学教师引导不力 尽管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逐步发挥自主学习的作用,加强合作式和开放式学习的推进,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因素,教师对学生的组织引导不力,致使学生在课堂历史教学中出现学习的困难。因为学生暂时还没有有效的自主学习习惯,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有效通过网络或图书馆资料来实现信息搜索。所以信息相对闭塞的学生迫切需要得到教师更多的指导和牵引。 3.无实质效果的课堂提问 学习就是一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不断提出问题,又不断解决问题。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尽可能多地引导学生提出有效的问题,并且把握提问的角度和方式,一步一步将学生引入深处。 二、以课堂讨论为中心的历史课堂教学 针对历史新课程下倡导的探究式多样化学习方式,把科学探究和自主学习带到历史课堂教学中来,是一个新的突破点。通过课堂讨论探究的方式来开拓学生的学习与创新能力,是我们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尝试的方法。 1.充分准备,搞好历史课堂讨论 充分的准备来自于教师和学生的双重准备,只有课堂的主体双方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取得历史课堂教学的成功。所以,教师需要提前告知学术讨论的主题,并对学生提出相应的要求和目标,让他们及早做好准备,及时参阅资料,以备课题所需。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10人一组的分组方式,每组拟选2-4个发言人,通过代表表达小组观点。也要让每个人都做好发言的准备,根据所定论题精心准备,奠定课堂讨论的基础。 2.精心命题,保证课堂讨论前提 命题是课堂教学的前提,需要围绕知识概念的把握和学生素质的提高为基础。历史教学的命题尽量以重要历史现象、重大历史事件或者重要历史人物为依托,密切结合目前时事前沿的关键热点话题。在命题过程中,要注意命题的一些细节问题。首先是综合性的命题,要通过命题帮助学生疏通教材各个章节之间的关系,以完成知识的衔接,形成系统化的知识结构。其次是要把握历史命题的联系。这里着重指历史学科与语文、政治、地理等其他学科知识的联系,更进一步延伸到与现实生活中相关知识的联系,为学生的创新发展作铺垫。比如从的三年困难时期,联系到改革开放的发展,更进一步到今天的现实生活,让学生在实际与历史的借鉴中了悟历史发展的趋势,正确认识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最后要把握多维度的命题,让学生从纷繁芜杂的历史事件中进行多角度的比较和反思,去发现其中的规律,逐步培养自主的创造性思维。 3.主体主导,准确定位高效课堂。 在真正实施历史课堂教学的时候,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是引导者和组织者,要及时打破沉默的局面,适时引导学生发言;当出现激烈争论,要适当引导,使讨论向深层发展,紧扣命题。在课堂讨论过程中,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勇敢地对历史提出质疑,积极探索前人没有深入的领地,才有可能有新的发现。作为历史教师,面对学生做出的任何探索,无论有何不妥或是不成熟的想法,都要肯定其思维的新异性,帮助分析不足,走出误区,完成课堂教学质的飞跃。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打造出高效的历史课堂。 4.借助多媒体的教学方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显示出强大的信息功能,为历史课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在课堂中展现出了新的情景。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课件可以运用文字、图像、声音来刺激学生和调动学生多种器官,以多种方式和[是专门提供论文和论文的网站,]不同表现手法对教学内容进行加工,生动、有趣地将教学内容展现于学生面前,让学生充分认识历史现象及其规律以。同时,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课件可以加大传输信息量和信息传输的质量,实现课堂的优化组合。实践证明,扬弃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使之与现代教育技术整合后,课堂教学的容量、教学的直观性、教学手段的灵活多变性等得到了有益的提升,生动活泼的课堂使得学生的学习过程春意盎然。如讲述有关革命、战争等内容时,放映一些相应的影视资料,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5.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探究性学习 在历史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教师改变教育观念至关重要。把研究性学习引入历史课堂可以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和探究历史的爱好,把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同时也加强了师生间的交流,推动了师生的相互合作学习和研究,良好地体现了教学民主化的思想。我国的传统教育过多地注重了接受式学习,忽略了探究性学习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使探究性学习如观察、实践、调查、试验在教学中 处于被忽略的地位。针对这一状况,当前历史新课改的一个重点是通过对教学目标、内容、途径和方法的调整,帮助学生改变原有的单纯接受式的学习方式,在开展有效的接受学习的同时,形成一种对知识进行主动探求,并重视实际问题解决的主动的学习方式。 总而言之,教学有法,教无定法。以上所谈仅仅是本人在历史课堂教学中一些尝试,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给教育者提出了更多更高更新的课题,因此,如何上好一门课,有待于今后永无止境地探索,逐步充实完善,这样才能真正地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高中历史论文:史学研究新成果要融入高中历史教学 史学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是工作性质和任务全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前者是对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重在探索和发现;后者是对中学生进行普及性的历史教育,重在教育和育人。但由于两者都离不开历史,必然会产生相关性:史学研究是历史教学的基础,历史教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用和推广史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作为中学历史教学最主要依据的教材,其生命力在于不断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以保证其内容的科学性和时代性。下面以人教社《中国近现代史》上册为例,从四个方面来谈谈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吸纳史学研究的新成果。 一、吸收新成果,纠正教材中过时的或片面的观点 由于受篇幅的限制以及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高中历史教材虽经多次修订,但始终无法跟上学术发展的步伐,在许多历史问题上依然停留在陈旧、过时或片面的观点上。比如,在阐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教材沿袭了一种传统的说法,称: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最新的研究表明,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毕竟,思想观念的布新远比政治上的除旧艰难得多,攻克传统意识的文化堡垒远比攻克军事堡垒复杂得多。虽然武昌起义一夜成功,清王朝似大厦将倾,各省先后易帜,但是,与民主共和观念对抗的封建专制思想绵延千载,盘根错节,流毒深广。它通过古典律法的实施,儒家经典的传播,传统意识的灌输以及社会风俗、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不仅渗透到统治阶级的脑海中,而且也浸润了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迅速败亡,通常被论者当作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佐证。但是,这两次短命闹剧的匆匆收场,与其说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倒不如归功于部分接受民主共和观念的政治精英奋起抗争。如果认定辛亥革命就已经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那么和新文化运动举起的民主与科学旗帜岂非是无的放矢?因此,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表述可以修正为:“辛亥革命首倡民主共和。从此,民主共和观念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逐渐深入人心。” 这种修正并不损害辛亥革命的光辉彪炳史册,因为首倡民主共和也是极其伟大光荣的。 二、吸收新成果、引导学生从新的视角审视历史问题 当代史学发展的特点之一是研究视野的开拓和研究视角的转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重从现代化的角度审视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诸多问题,沿着科学和宏观方向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以至有的研究者提出,对现代化的探讨已日益成为“显学”。但是,当前我国中学历史教学无论是教材还是课堂教学,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仍然是一种“革命史范式”,与高等学校的历史教育严重脱节。由此可见,中学历史教与学都应该关注现代化研究,吸收现代化研究的成果,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运用现代化范式改进教与学。比如,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评价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参与过签订《马关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政治、外交活动,按革命史范式提供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他是刽子手和卖国贼。但李鸿章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作为洋务派的中坚,他的活动又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按现代化范式提供的标准来评价,他又在1870~189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充当了“主角”。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总理衙门的设置、辛酉政变、洋务运动等等,都可以引导学生从现代化的视角加以审视,得出新的认识。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突破传统历史教学中的思维定势,而且促使学生从新的视角发现教材内容所包含的新因素,有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 三、吸收新成果,引导学生涉足史学争鸣 长期以来,高中历史教学只向学生介绍史学界认识基本一致的观点,基本上不涉及学术之争,理由是避免引起学生的思想混乱。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与现代教育观念格格不入,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十分不利。心理学研究表明,高中生思维品质中的独创性和批判性明显增长,他们不满足于书本上或教师提供的现成的结论,喜欢质疑、辩驳、争论和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新教材虽然以“脚注”的形式对史学界在重大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作了介绍、但仅限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一例,力度明显不足。因此,教师可视情况增加一些教材未涉及的学术争鸣。比如,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新教材采用的是这样的观点,即“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在国外和我国台湾史学界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在欧美和日本有“非革命论”与“排满革命论”,在台湾有“全民革命论”。如果在教学中向学生作适当的介绍,不仅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而且也利于激发学生学史的兴趣。当然,如果学生基础较好,可引导学生变换角色进行虚拟争鸣。实践证明,适当引导学生涉足史学争鸣,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启迪学生的求异思维,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探究式教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种模拟性的科学研究活动,其目的不是要把少数学生培养成为科学精英,而是要使所有学生都成为具有科学素养的公民,通过探究教学使学生能动地获取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提高探究能力。在一些发达国家,探究式教学早已成为学校教学活动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非常强调在学科教学中开展探究式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和探究学习的能力。教育部颁发的新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指出:“高中历史教学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和运用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基本方法,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也强调,高中历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应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多层次、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培养主动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探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善于独立思考和交流合作,切实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堂教学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发展水平。因此,要实施素质教育,确保课程教材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改变广大教师习以为常的课堂教学方式,通过探究式课堂教学活动等途径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实践机会,使学生逐渐形成主动参与、探究发现和交流合作的学习方式,让课堂教学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二、实践与思考 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的开展还刚刚起步,许多问题尚需深入探讨。近年来,笔者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积极倡导探究式教学,积极探索有效开展探究式课堂教学的方法和途径,对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的基本操作模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形成了“质疑──思疑──解疑”反复循环的操作程序。 1.创设新颖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自主质疑。 质疑是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内涵之一,质疑的过程就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过程,而问题的发现和提出是创造的起跑线。探究教学是以解决问题的形式出现的,有意义的探究教学必须把学生要学习的内容巧妙地转化为新颖的问题情境,以激发学生认识的冲动性和思维的活跃性。学生也只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才能着手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质疑是开展探究教学的第一步。 高中学生的认知和情感水平都有了相当的发展,思维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比较强。根据这一特点,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选择教学材料,创设新颖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质疑探究的欲望,鼓励学生对学习材料进行自主质疑,对历史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引导学生寻求新的发现,获得新的认识。 如关于的性质,笔者在教学中跳出教材观点的束缚,设置新的问题情境“有人认为是一次失败了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此你有何看法?”新的问题激发了学生新的探究兴趣,引发了同学们对性质的热烈讨论。为使学生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在学完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我们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有人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确立君主立宪制而结束,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较具有明显的保守性,请谈谈你的看法”。问题提出后,同学们围绕如何评价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到底是什么等问题积极思考,踊跃发言,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又比如对拿破仑的评价问题,教学中先投映出恩格斯和列宁评价拿破仑的两段话(恩格斯认为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而列宁认为拿破仑战争最终变成了帝国主义战争),激化学生的认知矛盾,使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进而引导学生探讨恩格斯为什么肯定拿破仑而列宁为什么否定拿破仑,正确认识拿破仑战争的双重性,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方法。高中历史教材中可质疑设问的内容很多,教师在教学中经常巧妙地将这些内容转化为新的问题学习情景,引导学生对学习材料质疑问难,帮助学生形成强烈的问题意识,频频撞击学生的创新思维意识阀,不断激发学生探究学习的兴趣,从而逐渐养成自主质疑的思维品质,最终实现学习方式的转变。 2.营造融洽的探究氛围,鼓励学生自由思疑。 探究氛围是指探究式课堂教学中师生的情感情绪状态,融洽的课堂氛围是开展探究教学的重要条件,因为只有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气氛里,学生才能进行自主探索和自由创造。在探究式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放手让学生开展自我思考、自由探究的活动,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和自尊心,重视学生的不同见解,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创新求异,使学生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全过程,通过自身的主体探索和体验来逐渐形成勇于探究、敢于实践的个性品质和独立探究的能力。 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以后,老师千万不要马上向学生奉送所谓的真理,教师不仅要答疑解难,而且要引导、鼓励学生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积极生动地思考问题,让学生自己自由驰骋在探究学习的广阔时空之中。如上述对一些问题的质疑,由于教师营造了和谐宽松的探究氛围,学生在讨论中灵感飞现,新意迭出。有学生认真思考后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认为既不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不是失败了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性质类似于早期欧洲封建国家的改革运动,主观上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的学生认为实际上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帝党和后党之争,维新派只是帝党向后党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已。当然,这些看法不一定科学,但这种多角度思考问题的思维品质确实难能可贵。由此可见,学生是一个蕴藏着巨大潜能的教学资源宝库,只要我们充分相信学生,高度尊重学生,放手解放学生,我们的课堂就会充满生命的活力。 3.开展多彩的课堂讨论,引导学生合作解疑。 学会合作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四大教育支柱之一,合作学习也是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所倡导的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合作学习的研究表明,合作 能有效调动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激发高度的求异思维,从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新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了一系列教学活动建议,其中特别强调开展课堂讨论和社会调查,而讨论和调查都是需要通过合作才能顺利进行的探究性学习问题。因此,探究式课堂教学应把课堂讨论作为教学常态,以合作学习为主要形式,引导学生利用多样化的学习资源,达到合作解疑的目的。 探究式课堂讨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探究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教学中既可通过对教学内容重难点的善疑巧问、浅处探问、明知故问、无中生有等,组织学生进行限时性课堂小组讨论,如讨论的性质、洋务运动的作用等;也应结合学生经验和生活实际,对重要的历史问题进行专场课堂讨论或辩论,如组织“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改革开放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思想解放潮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课堂讨论会,使学生在争辩讨论中明事理、出新意,并养成竞争意识和合作精神。教学实践表明,限时性课堂小组讨论是探究式课堂讨论的主要形式,教学中几乎每堂课都可以开展类似的讨论,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巧设讨论主题,力求每次讨论都有精彩的内容和独到的思考。在组织讨论的过程中,教师要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讨论方法和技巧,引导学生学会倾听和表达,学会在讨论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解疑,在解疑中与他人共同分享成功的快乐;在讨论之后,要指导学生学会反思,总结得失,提出新的问题,开展新的探究。开展专题性课堂讨论一定要精心选题周密安排。在开展讨论之前,教师还要指导学生充分利用校内外的学习资源,如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历史遗址遗迹和文物等,主要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搜集整理相关的资料,拟定讨论方案和发言提纲,做好课堂讨论的准备。同时,开展探究式课堂教学特别是探究性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活动,教师还应引导学全向社会各界人士请教,在实际生活中学会交往与合作,使合作从一种学习方式扩展成为学生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使学生在探究性历史学习中既学习知识,提高能力,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从而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一体的新课程改革目标。 总之,教学方式的转变是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重要前提。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式“质疑──思疑──解疑”旨在通过转变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最终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参与性,发展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应该说,这一探索还很不成熟,许多方面尚需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完善,这里权当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广大教师的深入探讨。 高中历史论文:走进高中历史教学现场主题一关注"教学设计" 所谓“教学设计”就是“运用系统方法分析教学问题和确定教学目标,建立解决教学问题的策略方案、试行解决方案、评价试行结果和对方案进行修改的过程”。它是我们新课程由理念层面转化为课堂实践层面的重要桥梁。在很大程度上,课堂教学设计决定着课堂教学行为。即:有什么样的教学设计,就往往会有什么样的教学表现。因此,新课程的“三维目标”若想真正得以全面落实,就必须从“教学设计”入手。 一般来讲,“教学设计”应当包括教学任务及对象、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教学过程和教学评级等基本要素。这里必须明确,我们不能把教学设计仅仅定位于解决知识如何讲授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要强调“对学习环境的创设、学习情感的培养、学习方式的指导和学习技术(策略)的关注。”即“教学设计从关注学生需要学习什么,为什么学、怎么样去学出发,来考虑教师教什么,为什么教,怎么样去教,直至学生学得怎么样,考察和评价教学行为等方面”。具体来讲,一个完整的教学设计通常应包括课前分析、实施过程和课后反思等三个基本环节。 一是课前分析。它包括:1教材分析:包括课标的要求,每课教学内容在整个模块中的地位、特点和作用;高中教材内容与初中教材内容的关联等。2是分析学情:包括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和能力状况;学生学习需求和学习行为等。3确定教学目标:包括知识与能力目标、方法培养目标、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4确定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5确定教学实施的基本策略:包括教师如何教学生和学生如何学两方面的实施策略的选择。6设计教学环境和教学用具等。 二是实施过程。指对教学过程与策略方法的设计,即解决目标实现的途径问题。它包括:1设计问题的展开方式,即如何进入问题的情境。2设计问题的解决方式,即如何进入问题情境的,2设计问题的解决方式,如探究的、体验的。。。3预设教师和学生在实施过程中的行为活动,以利于调整。4设计和准备相关的材料和使用方式。5设计鼓励和引导学生的方式方法等。 三是课后反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教学设计方案和教学实施效果,及时作出自我评价;二是根据教学实际,对教学设计方案进行必要及时的修订等。 鉴于普通高中新课程的根本性追求是为学生的生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和不断超越而奠基,期望他们能够在选择中学会选择。因此,作为教学设计,就不能在仅仅是考虑如何实现教材知识的简单授受,而更应该强调的是教师对课程标准的全面理解和把握、对教材内容的有机整合与开发以及对教学实施策略的创造性、自主性的选择与设计。就教学实施层面来看,新课程的上述基本理念所带来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实现要求,就是直接指向了对教学活动中教与学两个主体的真正解放。 从教师教学设计的角度而言,课程实施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新理念要求,都应当通过教师富于创造性的教学实践活动才能得到落实。同时,根据新课程标准编制的的各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以单元主题的形式呈现教学内容的,拥有比较广阔的延展空间,这也为教师教学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可能。鉴于普通高中新课程设计的立足点已不再是仅仅着眼于学科知识本位价值,而是一切以促进学生生命整体素质的发展为本的宗旨上来。教师一切教的行为设计,都必须真正服务于学生的学这个立足点。概言之,即因学定教。其中,如何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问题,应是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必须要首先加以关注的。 从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角度而言,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强调了其设计和实施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尝到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的新理念。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的教学设计就必须要树立暂新的设计理念,即一定要真正以学习者为中心,切实遵循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内在规律,突出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要以学习者的学为教学设计的出发点,以学生的发展作为教学设计的落脚点。换言之,我们觉得以下两点至为重要: 一是要务必强调对学生状况进行细致的分析。学习者对实现某项学习目标已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了解和掌握程度等,是教学实施成败的关键。因此,要搞好教学设计,就必须首先重视分析学生的一般特征,注重学生认知结构的特点,了解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准备情况等,是教学实施成败的关键。因此,要搞好教学设计,就必须首先重视分析学生的一般特征,注重学生认知结构的特点,了解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准备情况等,以便为j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活动的安排和教学策略的采用等提供科学的依据。如果我们不能考虑学生的水平和能力,而只是单纯地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那是不可能指望获得很好的效果的。 二是要立足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需要。学生能否发展,学生能否主动发展,学生能否全面发展,是我们进行教学设计的终极追求。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教学设计必须是真正站在学生学习的立场上来确定教学目标,选择学习策略,应用教学技术和描绘教学过程的。学习目标不应该是我们强加给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不应该是我们主观上想当然来设定的,学习评价不应是由教师单方面来武断裁决的。这一切都应当是在充分研究和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从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而形成的。即,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设计应该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教学过程的操作应该是动态发展的,是预设与生成相统一的,而不应该是完全按照教师预定的流程而机械完成的。此外,在学生学习过程中,作为教师不仅要有学习方法和思路的引导,更应当要有对其学习情感的唤醒和调动以及对有助于促进和激励学生良性发展的学习环境的营造。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普通高中新课程在结构上与以往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采取了学习领域+科目+模块的方式,架构起了整个课程体系的框架。即,模块课程取代了过去的线性课程。其中,这里所说的模块,是为了实现明确的教育目标,围绕着某一特定主题,通过整合入学生经验和相关内容而设计的相对完整、独立的学习单元。在新课程方案中,模块是构成科目的基本单位。与我国传统课程相比,模块课程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1综合性。与传统课程中的单元结构相比,模块具有更强的综合性。即每一个模块都哟模块都以以一个特定的主题为核心,模块中样,学生在模块课程的学习中所获得就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和单一的技能,而是一种在主题统摄之下的结构化的知识。 2相对的独立性。即模块都是以科目内相对独立的内容为基础,并结合学生经验和社会现实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学习单元。每个模块都有其明确的教育目标和特定的主题内容。模块和模块内容之间虽有一定的学科内容上的逻辑联系,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很密切,并不一定都具有必然的序列递进关系,而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每一个模块都可以与其他模块、其他学科发生多种可能的关联,从而使统一的课程体系呈现出动态性及多样化。 3灵活性。传统的高中课程往往以单元的方式来设计,单元与单元之间往往表现为一种线性关系,学习必须要个按照知识的逻辑顺序依次展开,灵活性较差。而新课程所采用的模块方式,由于不同的模块均有着不同的主题,模块之间相对独立,这样,在呈现并列关系的模块中,就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以及教师的实际情况,来灵活选择并决定从哪一模块首先开始教学,甚至若有必要,也可以在模块之间进行跳跃性选择。可见,模块教学使教学组织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 4开放性。模块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原有的课程内容组织的线性的梯装序列,而是课程内容得以用多开端、多系列、多层级的方式进行组织,从而实现了课程内容的纵横沟通及相互关联,这就打破了传统课程相对封闭的弊端,它一方面对教师与学生的经验融入课程,沟通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联系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开放空间;另一方面也为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及时进入课程,实现模块主题的不断更新而提供了前提。 高中历史论文:让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焕发新的色彩 摘 要 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与学生获取知识的双向交流过程。教师要在有限的45分钟内,讲“活”历史,做到举重以明轻,难度大的问题能深入浅出的讲出来,增大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知识的密度,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是我们历史教师应该认真探索的教改课题。让历史课堂焕发新的色彩,教师要熟练地驾驭教材,严谨的课堂结构,优美的课堂语言,画龙点睛的小结。我们要凭借有限的四十五分钟、有限的历史内容教会学生无限的历史思想方法和历史以外的各种东西。 关键词 熟练地驾驭教材 严谨的课堂结构 优美的课堂语言 画龙点睛的小结 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与学生获取知识的双向交流过程。教师要在有限的45分钟内,讲“活”历史,做到举重以明轻,难度大的问题能深入浅出的讲出来,增大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知识的密度,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是我们历史教师应该认真探索的教改课题。如何让历史课堂焕发新的色彩?下面试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 和思考,谈几点体会 。 一、熟练地驾驭教材 首先要宏观把握教材。备课时,把每节课都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居高临下地讲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读教材,掌握历史阶段特征。 其次是微观拓宽教材。中学历史教科书曾被一些史界同仁形象地称为“压缩饼干”。因此,我们在使用教材时,对一些内容必须进行必要的充实和具体化,使之生动形象和更易理解。这对提高学生的读史兴趣、激发学生的情感是很有好处的。 再次,深化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一节课一般涉及几个问题,那么教师在讲课时不但要突出重点、难点,还要注 意深化各个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严谨的课堂结构 严谨的课堂结构这是上好一节课的关键所在。要做到这一点,使学生学活历史,我认为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课堂气氛“严”与“活”的关系 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课堂气氛控制能力。良好的课堂气氛应该是既严肃又活跃。做到严中有活,活中有严;严而不死,活而不乱。“严”表现在:课堂纪律要严;教师传授知识应当注重准确性,做到史实准确、观点正确,褒贬分明,不可随随便便、信口开河;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对正确答案要予以肯定,对错误的答案要及时纠正。“活”表现在:教师要有亲切的面容,和蔼的态度;穿插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史料、历史小故事,讲述要耐人寻味;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史实的叙述要有层次感,做到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既有惊涛骇浪的叙述,更有涓涓细流的描绘。 (二)培养能力与思想教育、传授知识的关系 有人说教给学生的知识等于教给他们“加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教给他们“乘法”,在历史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生历史史实,更重要是培养他们在掌握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比较、概括、归纳、评价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以我们在设计课堂教学时,注意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优化课堂提问,如投石激澜、巧设障碍、扩充延伸、诱导争论、变换角度等等,启导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培养思维的独立性、拓展思维的广阔性、激发思维的批判性、训练思维的灵活性。将学生的思维意向纳入课堂教学的轨道,与教师的思维同步。例如:讲述完德意志的统一后,可如下设问:“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英、法、美、俄、日、德等国分别具有哪些特点?你从中可得到哪些启示?”这样,不仅保持了学生的思维热点,有助于学生联系性思维,而且也拓宽了学生对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必定要经过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理解的空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三)教学过程中“疑”与“释”的关系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学过程中,教师正确处理“疑”与“释”的关系,这也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途径。上课时,可多用一些设问句、反问句来设疑,让学生的思维处于活跃状态,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例如:讲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我不是简单地将要点和盘托出,而是提供四则材料,在学生阅读、思考的基础上加以点拨提示。当然设计问题要有启发性和深刻性,不宜过难,也不能过易;不应停留在要求学生用“是”、“不是”来回答上,也不应高不可攀,无从下手,而是难易适度,“跳一跳就能摘得到。”设疑的目的在于释疑。释疑的方法多种多样,如教师讲授法、学生思考法、师生讨论法等等。教师应视问题的难易程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若是概念性、知识性的问题由教师直接解答,如:“什么是五色旗?”、“沙文主义是指什么?”;分析理解型的题则应引导学生回答,如:“为什么一定要发动内战?”教师可引导学生分析的阶级属性,然后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及国际形势,从而得出正确结论。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过:“教会学生思考,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最有价值的本钱。”所以教师要把握一个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三、优美的课堂语言 教师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教学的实际效果。正如原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珂所说的:“同样的教学方法,因为语言不同,效果就可能相差二十倍。”因此,教师必须追求教学语言的艺术美。要让学生喜欢你的课,你一进教室,学生就兴奋,就会觉得听你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这确实是一种高超的教学艺术。而这种高超的教学艺术则来自教师渊博的知识和对专业课的精深理解和熟练把握,来自教师的禀赋和气质。例如:“亚洲的革命风暴”与“亚洲的觉醒”的时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学生容易记错,我简练地用“革命风暴刮起后把沉睡的亚洲人吹醒了”,一句话学生很快就记住了,并且记得很牢。 教学艺术的美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内在美主要是教师所讲授的教学内容富有科学美,外在美主要指教学表达的形式美。如“字字珠玑、抑扬顿挫的教学语言美;层次清晰、简洁明了的板书、板图美;有张有弛、劳逸结合的教学节奏美;起伏有致、疏密相间的课堂结构美;启发诱导、虚实相生的教学方法美等等。我们应该长期不 懈地去努力、去探索达到上述完美境界的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实现质的飞跃。 四、画龙点睛的小结 课堂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复习小结。一节课的小结应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复习归纳本节所讲核心内容,突出重点、难点,并找出便于学生记忆的方法。如讲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时,可归纳为五个战场、四次会议、三次转折性战役、三个法西斯国家投降。使学生不仅记忆牢固,而且知道本节的关键所在,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二是留下悬念,激发学生反思的余波。一节课的结束不能认为是思维发展过程的完成,恰恰相反,应该是思维进入更高层次循环的开始。因此,在小结中,我经常用悬而未决的问题,创设新的情境,给课后学习布下疑阵,以诱发学生渴望知识结论的愿望。 课堂教学最后还应注意目标反馈讲练落实,让学生动手动脑,通过练习强化记忆。 教学是一种艰苦的创造性 劳动,教师应在严谨课堂结构、创设问题情境、开发学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等方面狠下功夫,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素质。让我们要凭借有限的四十五分钟、有限的历史内容让历史课堂焕发新的色彩。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学奋斗的目标。 高中历史论文:浅谈高中历史教学中的素质教育 从“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一句话中,我们不难理解历史教学的重要性。传统的历史教学倾向于背记历史知识,更多的,我们学会去应该思考历史。因此,我们开展历史教学,尤其是高中历史教学不能简单地让学生背诵课本内容,而是要引导学生思考历史事件,从而让学生对学习历史的意义有更深的了解,同时从学习历史中明白道理。这就是我们要提出的素质教育的问题。素质教育是新课程改革下,所提倡的理念之一。 一、历史教学中的素质教育内容 历史是一门很综合的人文社会学科,对人成长过程影响很大,是人的全面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来说,我们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实践素质教育,主要从文化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等几个方面去加以培育,把学生培育成文化知识丰富、人文素养较高的人才。 首先,关于人文素质的培育。人文素质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知识的掌握上,所以要加强素质教育,就必须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历史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文化素质的窗口,是综合实力的标志之一。因此,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应该要找出好的方法,让学生充分掌握重要的历史事件,并对历史有明确的“时间”线索的了解。能够对基本知识点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并能把历史与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历史教学的终极目标是运用历史中获得的历史意识来考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培养正确的社会认识,培养对历史知识的应用能力。即所谓“鉴往知来”、“以史为鉴”。这一点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更是新课改的要求。 其二,关于道德素质的培育。道德素质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历史教育有着独特的优势。思想政治素质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国情教育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振兴中华的教育等。历史教材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人量的材料。尤其是,今天的学生在多元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爱国主义日益隐性化,这需要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加以引导和培育,而历史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合适的。通过学习历史,知道我国古代有很多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为之骄傲的科学文化成果、如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等,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民族自豪感。通过历史上与外敌的抗争等也可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有利于培养学生爱国热情。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 其三,关于心理素质的培育。心理素质包括广泛的兴趣、积极的情趣、奋发的进取心、健康的个性等。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学习的原动力。在历史教学中要尽量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个性,因材施教,培养其奋发的进取心和健康的个性心理。例如,生活坎坷、学习困难的学生,对历史上苦学成名的人物就容易产生“亲近情缘”,有认同感乃至热爱,从而对这类历史人物做出较高的评价。女同学对武则天、秋瑾的事迹记得牢,评价也相对高些等等。把历史人物和重要励志事件等结合班级里的学生特点,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培养他们积极的健康向上的心理素质,从而为学生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历史教学中素质教育的方法 素质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一节课,一个问题,都必须时刻贯彻素质教育的思想,认真备课,找出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发散式思维教学,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索:①教师必须加强自我素质的修养和提升,转变观念,不搞应试教育,而要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基本依据,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目的。教师是社会发展的先驱,担负着培养未来社会接班人的使命,教师必须自觉地跟上新课程改革的步伐,走在时代的前列,在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适应未来的变化并不断地创造未来,这是新课程改革对我们教师的要求,是中国实施素质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教师实现生命价值的需要。②教学过程中适时增添史料,适当用央视“百家讲坛”式的解读,增强趣味性,丰富课堂,把学生“拉”入教学中,并且鼓励和引导学生发生思维。③尽量避免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去要求学生,而是充分构建民主化教学氛围,让学生参与历史事件的讨论,从而在讨论中学习知识,达到理解记忆的目的。④对可以提高学生素质的知识点上一定要深度挖掘,比如历史典故,历史名人等方面。⑤改进、更新教学手段和技术。素质教育迫切要求我们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地改进和更新课堂教学手段,充分利用影视、电脑等先进的电化教学手段和技术,以增加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增强历史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进一步促进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发展。 总之,素质教育是一个多方面、多视角的教育,需要我们同行不断探索。当然,素质教育的受众是学生,但最关键的是教师,因此,教师的素质十分重要。希望我们的每一位教师同仁都能站在时代的高度,用自己的理念、智慧去帮助学生打开启蒙之门。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新课标的三维课堂教学 《课标》要求通过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即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探究的热情,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关注生命等健康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根据近两年实施新课标教学的实践,就高中历史的课堂教学,如何进行和达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谈谈自己一些体会。 第一, 实行“看、读、说、评与析、导、启”教法,落实“知识与能力”教学目标。 高中历史专题学习中的知识内容主要由具体的历史史实和抽象的历史认识两部分构成,它包括三方面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具体的历史史实。具体、真实的历史史实是构成历史的基本材料,它是由一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进行的具体活动组成的。因此,这类知识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就构成了具体历史史实的基本元素。对这种知识实行“看、读、说、评”教法。 例:在“选修I”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的“梭伦改革”中的“贵族政治与社会动荡”一目时,为了帮助学生迅速完成记忆目标,教师首先板书关键词:雅典地理、荷马时代、贵族政治、平民暴动,然后请学生自主阅读教材,分别予以简释。这种教学设计的思路是:经过学生这样的一看、一读、一说和教师一点评,学习者对于“雅典城邦兴起”的地理环境、历史时间、政治发展等都有所了解,既能强化记忆又能简化理解,操作简单,效果明显,是一种教少学多的选择。 其次,是基本的历史概念。它是在掌握具体的历史史实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对历史史实本质性的认识,掌握某一学习领域中的基本历史概念可以使学生抓住该概念所反映的历史史实的本质,从而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史实。历史概念分为:分类性的历史概念和抽象性历史概念两种。对这部分知识就用“析、导、启”三步教学方法。例如在讲到“资本原始积累”概念时,先通过教师的讲解,阅读历史文献、观看图片或影视录像资料等方法,形成有关的时间印象、空间印象、实物印象等,并了解其内在关系,把握其本质,最后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科学的概念。从而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和历史规律。 再次,是基本的历史线索和规律。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现象内部本质性联系的反映,它包含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历史发展阶段的内在联系,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历史线索和规律是运用分析、综合、比较、归纳等思维形式,通过对历史史实和历史概念的判断、推理而形成的一种认识上的升华,如“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等。掌握历史规律一般有归纳法和演绎法两种途径。例:通过对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分析比较,可以得出“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国情下,改革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的规律;通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德国的统一、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等实例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规律的正确性,这样就会把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历史变成某种公式的图解,便于学生掌握。 在能力方面,高中历史课标要求完成的能力培养主要包括历史技能和历史认知能力的培养两个方面。 首先,历史技能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可见的显性技能,也称操作技能,如绘制历史地图、表格等;另一种是在人脑中进行的隐性技能,又称心智技能。在高中历史教学主要培养的是隐性技能,其内容主要包括:阅读历史材料的技能、整理历史知识的技能、编制历史图表的技能和表述历史的技能。包括要求教师善于利用课本的史料,引导学生分析,逐步提高能力。 例,讲到《选修I》“雅典民主政治”中“陶片放逐法”这则材料时,我向学生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实行“陶片放逐法”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它有何实质性特点?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何借鉴意义?其次,历史认识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和想象力等。高中历史教育的认识能力培养主要有一般性能力和学科性认知能力。在认知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这两种类型的能力都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例如:讲“选修I”商鞅变法后进行小结,我给学生这样一道题“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这一特征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各有什么反映?其内在联系如何?”这样使学生便于从整体上把握好教学的认知能力。 第二,课堂教学要彻实体现教师的导与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和教学方法的灵、活、巧,落实“过程与方法”教学目标。 新课标在教学目标上较以往有很大的变化,增加了过去没有的“过程与方法”,“过程”指的是历史学习的一般过程,“方法”指的是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即学法,就是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着学法指导。“过程与方法”的确切表述应是:通过什么样的教学过程(如何操作,即程序性知识)来学习什么知识(陈述性知识),让学生学会怎么样的方法(程序性知识)。从认识论看,学习过程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形式,它遵循着认识活动的普遍规律,是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看,学校教育中的学习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的信息双向传递过程,其中包括由教师到学生,再由学生到教师间的信息输入—— 储存——加工——提取——反馈两个基本环节。 从老师角度看,学习过程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学生特点,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从学生角度看,学习过程是学生根据自身发展和兴趣领域的需要,在教师的示范、指导和组织下,有步骤地提高自己综合素质和适应社会需要能力的过程。因此,历史学习过程的本质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历史教学目的与自己的身心发展特点,通过系统的、有计划的教学双边活动,使学生在知识、认知和情感方面发生心理变化,并且形成和发展个性的过程。 其次,方法要灵、活、巧。课程观念的更新为历史教学方式的变革创造了前提条件,教师在教学中所充当的角色有一个根本性转变,即由教学管制者变为教学民主管理者;由文本知识灌输者变为历史学习引领者;由历史知识的“权威者”变为平等的学习合作者。这就要求教师将“传统”的历史学习方法(被动接受学习、无目的的活动学习、解题式学习、死记硬背的被动思维)转变为新课程的历史学习方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主动接受学习、主动开展历史思维),传统的教学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填鸭式灌输,以教师的讲授为主,重在知识的传播,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至于如何培养学生自主探究问题的能力、如何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等,传统的教学方式比较忽视,在新课标教学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学生自主性探讨的引导。在教学过程中,针对新课标特点,切实做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不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使学生在学中得到好的熏陶与锻炼。 例:人教版教材在每个单元前有“学习建议”一栏,“历史必修I”第五单元的“学习建议”有这样一项:“建议有条件的学校可组织观看电视文献专题片《共和国外交风云》,也可观看新中国外交五十年成就展,或通过互联网获得更多相关资料”,这些建议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自感受历史,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自主探究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三,贯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原则,适时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20世纪50年代,英国思想家波兰尼首次提出知识应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数学公式来表述的,隐性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属于隐性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一种内心感受,教师仅靠书本上的形式加以传递是无法实现教学目标的。新课标把教学目标定位在“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表明把隐性知识的教育提到了重要地位。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应贯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原则,即教育者用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学生,通过身体力行的示范活动来证实言教的真实性和可行性,并积极创造有利于主体参与和体验的机会,让他们在尝试和实践中形成个性化的态度和价值观。这就涉及到“为人师表”的问题,教师必须时时注意自己的修养,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 例:在讲“选修I”的“梭伦改革”中“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这一节内容,梭伦改革由于没有消除贵族与平民的矛盾,面对各种压力,选择了出走,学生了解后,有的笑了,有的说:“真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对此,我抓住机会,反问学生:同学们,你认为梭伦的选择可取吗?应如何看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免会遇到挫折、甚至失败,应如何对待?有的大学生面对学习上的困难、生活上的挫折、就业的困惑而选择了轻生的做法,是一种怎样的行为?从而引导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面对困难与挫折,弱者选择逃避,强者选择面对,寻求最佳的方法与途径解决困难和战胜挫折,从而对学生进行健康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培养。 课程目标针对历史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与升华从三个维度提出要求:对个人而言,要求通过历史学习,加深对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树立以人为本、善待生命的人文意识;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进一步树立崇尚科学的精神,坚定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对国家和民族而言,要求学生通过历史学习,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对世界和人类而言,要求学生通过历史学习,能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教师在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时,不但要把自己也列入受教育者的行列中,成为提升自己精神境界的示范者,而且要善于启迪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自觉地走向人类神圣的精神殿堂。 高中历史论文:关于高中历史教学新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 【摘要】历史教育在高中教学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对高中生了解人类历史,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教育高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作用是任何课程所不能替代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学好历史课程,对高中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以适应将来日趋激烈的竞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正在加紧进行,在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传统高中历史教育模式的影响没有完全消除,师资力量对高中历史新课程的研究相对薄弱,不能真正把新课程理念具体落实到高中历史新课程的教学实践中,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发展和完善。本文立足于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现状,深入分析了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发现在创新能力已经日益成为制约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只有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高中历史新课程教育的突破口,培养高中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断加强对高中历史教师新课程改革的培训,在提高教育者创新能力和历史教育素养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素质教育的使命。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新课程改革;思考 一、引言 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见,历史教育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高中阶段,正值高中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学好历史课程,对高中生了解人类历史,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教育高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作用是任何课程所不能替代的。同时,对高中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以适应将来日趋激烈的竞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正在加紧进行,在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制约着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 发展和完善。 二、改变传统评价模式 2.1改革考试制度 在传统的基础教育中,家长、学校、教师乃至全社会都以分数作为评定一个学生发展、一位教师教学水平、一所学校办学质量和一个地区教育发展的唯一指标。考试有着不可避免的指挥棒作用,许多教师眼中"见分不见人",主张"考什么,教什么,评什么,做什么",完全不顾教育的目的和教育规律。学生、教师以及学校则异化为分数的奴隶。当一切都以考试和分数为中心的时候,课程改革就只能在教室外徘徊,而难以进行实质性的变革。因此,要落实课程改革的目标就必须要改革考试制度,形成正确的评价观念。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评价观,逐步形成对评价的认识,淡化急功近利思想,杜绝弄虚作假的风气,同时加强各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对评价者与被评价者进行道德教育。 2.2建立新型评价体系 2.2.1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 对学生进行更全面、客观的综合评价,改变过去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评价体系,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首先要建立评价学生全面发展的指标体系。高中新课程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依据和支持。其次要重视课程评价方式方法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多元化。要改变纸笔测验是考试的惟一手段,将考试和其它评价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评价方法应结合具体的评价内容,体现出科学性、灵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避免单一的量化评价方法的现象。例如,让学生对本地区近代以来交通方式的变化进行调查,认识交通进步对当地经济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并撰写出调查报告。这样可以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考试方式上,倡导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纸笔考试和其它方式相结合,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目的。历史学习评价应"立足过程,促进发展",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综合运用灵活多样的评价方法。 2.2.2建立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体系 高中历史新课程评价要建立起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体系,强调教师对自己教学行为的分析与反思,建立以教师自评为主,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使教师从多种渠道获得信息,不断提高教学水平。首先,要打破惟"学生学业成绩"论教师工作业绩的传统做法,建立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包括教师的职业道德、对学生的了解和尊重、教学实施与设计以及交流与反思等。一方面以学生全面发展的状况来评价教师工作业绩,另一方面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与需要。这是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基础。其次强调以"自评"的方式促进教师教育教学反思能力的提高,倡导建立教师、学生、家长和管理者共同参与的、体现多渠道信息反馈的教师评价制度。一方面,通过评价主体的扩展,加强对教师工作的管理和监控;另一方面,旨在发展教师的自我监控与反思能力,重视教师在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三、转变观念,不断提高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素质 3.1加快教育管理者的理念更新 为了迎接历史新课程改革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我国基础教育 主管部门的教育管理者首先应更新教育管理理念,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管理思维,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定位思考,积极确立一切以服从于教育改革、服从于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服从于一线教师和学生的服务理念。与此同时,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评价理念和评价机制,积极探讨教育教学评价机制的改革方案,逐步由现行的以升学率和考试分数作为定学定教的唯一评价机制过渡到以学生素质和教师专业成长的综合提高为目标的多元化教育评价机制。作为基础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者还应积极推广新课程改革的教育理念,有计划地、系统地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新的教育理念,争取使新课程理念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形成社会支持、家长参与的改革局面,为新课程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3.2推动高中历史教师理念更新和素质提高 教师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动力,教师是学校生存发展的关键,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是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和任务。目前我国的教师队伍素质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职业道德状况不尽如人意,有相当数量的教师有离职倾向。一部分教师认为教师工作清苦,待遇低,也有的教师对工作不感兴趣;其次,教师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不合理。教师的知识广度、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现代教育技术水平都未达到应有的能力要求:第三,教师的业务状况堪忧。在实际的教学中,只有少数教师经常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大部分教师不会运用,县镇的农村教师现代教学手段更为薄弱。第四,教师的知识更新不足。有的教师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缺乏业务学习,特别是自身的教育科研能力、创新思想观念和心理辅导能力的培养以及教育教学理论欠佳。 有怎样的历史教师,就有怎样的历史课程。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目标的实现最终都要靠教师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去实现、去完善。教师要与新课程同行,要适应新课程的需要,必须更新观念,转变角色,学习掌握新的专业要求与技能,在新课程中不断自我更新发展。 总之,只有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高中历史新课程教育的突破口,培养高中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断加强对高中历史教师新课程改革的培训,在提高教育者创新能力和历史教育素养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历史赋予高中历史教育的使命。 四、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新课程改革 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要积极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尤其是家长)做好宣传工作,有计划、持续不断地向全社会及家长宣传课程改革精神,营造课程改革舆论气氛。在全社会掀起浓厚而又热烈的改革气氛,建立一种社会、家长有效参与课程改革的新机制,大力争取家长与社会的支持。课程管理者和课程改革的发动者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网络等媒体和舆论工具,大力宣传,扩大声势,让社会、教师、学生和家长都体会到改革的必须与重要,急迫和不可逆转。为了引导家长感知课程改革,学校可以举办新课程教学活动开放日,把家长请进学校课堂评教评学,印发致家长的一封公开信,制作大型课程改革宣传展板,张贴标语和课程改革歌等,向家长宣传课程改革的目的意义,课程改革主要内容、课程改革理念、课程改革与家庭教育等内容,使家长了解为什么搞课程改革、课程改革改什么、家长怎样支持课程改革、参与课程改革等问题,并随着课程改革的实施,通过多种办法和途径,解决家长的疑惑和问题,让课程改革深入民心,产生积极的、广大的社会效益。同时还要加强同社区的沟通,充分利用社区丰富的课程资源开展新课程教学,使学校、社区、家长在新课程改革实验中形成合力。 高中历史论文:新课程背景下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点滴思考 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了全新的和带有明确指向性的评价理念: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评价,既要关注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学习过程,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变化。要改变过去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功能、忽视改进与激励功能的状况,突出评价的发展性功能,实现评价目标多元化、评价手段多样化、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并举、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努力创设一种“发现闪光点”、“鼓励自信心”的激励性评价机制。高中新课程改革试点工作已在全国大部分省市进行,甘肃省也即将进入新一轮改革之中,因此有必要提前去思考高中历史学习评价的变化,做到未雨绸缪,心中有数。 一、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指导思想 1、全面实施课程标准,深化课程改革,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历史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引领高中历史课教学,完成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教学目标的实现。 2、突显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遵循历史课教学规律,利用历史学科特有的人文教育的素材优势,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提升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在成长中形成符合社会主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3、引领课堂教学,推进历史课堂教学改革,贯彻新课程理念,全面落实课堂教学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和要求,提高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和艺术性。 4、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提供平台,通过新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激励和促使教师向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形式、学术研究等方面有突破性进展。 二、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基本内容 1、对教学目标的评价 课堂教学评价必须有对教学目标的评价。 (1)教学目标要全面 教学目标包括:知识与能力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教学目标不全面,实际上反映了教师对课堂教学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的追求不全面,或者对某方面目标的追求有所忽视。 (2)教学目标要符合课程标准的规定 教学目标是否合适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要符合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改革历史教学评价标准,其目的是引导历史教学向符合教育科学,符合教学规律,符合历史课程标准要求的方向转变。 (3)教学目标要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教学目标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活动就好开展,预先设计的教学方案就容易实施。不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方案在实施中就会遇到很多问题,甚至无法按原定教案进行教学。 教学目标的制定是必要的,有教学目标可以规范和修正自己的教学行为,使自己的教学活动有计划、有步骤的按照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教学活动是双向的,而教学目标、教学过程的设计都是由教师单方面来进行的。一旦激活了学习的主体,由我来教你来学,变成了我要学,我要主动探索,主动提问,主动刨根问底。因此,教学目标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调整或重新考虑。关键是这种修改和变化要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高尚的、积极进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 2、对教学过程的评价 教学过程要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来共同完成。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评价应当分开。不然,在强大的教学传统的影响下,很容易用评“教”代替评“学”。 评价教师的教学行为,必须首先评价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师先进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二是创设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自我发展的情境。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对课堂教学的组织、指导和调控就应该向有利于每个学生发展的方向来进行。就应该尊重学生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主动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在实践中学习。 创设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的情境,是启发和发挥学生主动性,培养学生自己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方式方法。现在,我们讲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展现和形成,需要有一种充满矛盾的、可以使思维活动启动的新情境,需要具备一种开放、进取和无所畏惧的心态。这种心态只有在自己的独立思考、主动质疑、探索,经常受到鼓励的情况下,才容易形成。 学生是教学过程中学习的主体,是通过教学要实现发展的一方。课堂评价是过程性评价,主要不是评价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当堂记忆程度。对学生课堂评价的最重要标准应该是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行为。可以考虑从三方面来评价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行为:一是参与教学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广泛性;二是思考问题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三是围绕教学问题的交流互动。3、对教学效果的评价 对教学效果的评价首先要考虑各项教学目标的达到程度。此外,还要考虑课堂气氛的宽松度、融洽度和师生的精神状态,因为这是师生共同创造的良好的学习环境。师生兴奋、进取、积极的精神状态是对学习内容有兴趣,思维活跃的表现。 三、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主要方法 1、课堂观察法。进行听课活动,包括对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观察。对学生学习的观察有五个维度:参与状态、交往状态、思维状态、情绪状态和生成状态;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的观察也有五个维度:组织能力、注意中心、教学机智、教学态度、教学境界。 2、访谈法。对学生、教师的调查访谈是一种有明确评价目的、有计划的活动。 3、测验法。根据课程目标和教学实际,拟出一定的题目,在一定的范围内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检测,了解不同层次学生学习所得及教师教学的效果。 4、问卷调查法。依据课堂教学的基本要素设计问卷,了解各教学要素的实施情况及达到程度。针对学生的问卷调查要尽量简明,具有可操作性。 总之,历史素质教育呼唤全面评价,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科学的历史教育评价体系,只有真正实现了对学生的全面评价,才能使历史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高中历史论文: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初探 近十年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的进步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校园网络的发展和教学观念的转变,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始应用于中学的课堂教学中,为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网络教学大致可分为:运用校园局域网传输教学资源,辅助教师讲课的教学形式;运用网络教室学生人手一机的环境,教师通过计算机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形式;运用某种专线(有线电视线等)传输录像资料或计算机课件,超时空的远程教学形式,以及将校园局域网与互联网结合使用,使用部分互联网上信息资源的教学形式。本文主要就应用学校网络教室进行高中历史教学问题,谈一些浅见。 一、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条件 1.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校园网络环境的改善。 90年代以来,中学校园计算机网络从无到有,学校的计算机软硬件环境不断改善。仅在天津市,不少中学已经建成校园局域网和网络教室,一些学校还特别注重网络的升级、扩展,使之能够兼容各种拓扑结构,具有良好的网络互联性,适应高速、多媒体传输的需要,并实现了与互联网的连接。在此基础上初步实现了:将校园网延伸到各教研组,使教师不但能够在办公室中调取本校教学资料、制作简单教学课件并通过校园网传输至教室应用于教学,而且能够在办公室中通过校园网浏览Internet上的信息,随时获取最新的教育教学资料;建立电子阅览室,教师以及学生能够在电子阅览室查阅各种图书,并能通过国际互联网查阅外部资源以Shockwave形式和Webpages形式向社会提供部分自制教学软件等目标。 2.师生应用计算机网络教学的兴趣和技能提高。 天津市进行新课程计划试验以来,高中普遍开设计算机课程。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的迅速普及,学生应用计算机的能力大大增强,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字输入速度,而且掌握了上网、浏览、下载以及在网上信息的方法。设计编程、制作主页也不再是个别计算机爱好者的“专利”,仅在“天津热线”的耀华中学网站上的学生班级主页就已达19个。不少学生不仅对计算机和网络非常熟悉,而且将其作为课余学习、获取信息、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多数学生愿意进行在网络上自主学习学科课程的尝试。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天津市各中学加大在职教师培训力度,掌握一定的现代信息技术成为许多学校对中青年教师的基本要求,如:有些中学要求青年教师必须参加计算机技术培训,任职初期必须使用自己设计制作的课件作汇报课,有的学校采用定期轮训的办法等,使青年教师达到独立设计制作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的水平。历史学科的许多中青年骨干教师分别掌握了AnimatorPro、Photoshop、PowerPoint、FrontPage、Flash、Authorware等多种工具软件的使用技术,取得自行设计、制作课堂演示型教学课件的经验,教师驾驭信息技术的能力提高,教改意识加强。开始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探索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指导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因材施教的途径。 3.当代教育理论的支持。 近些年来,以建构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在我国教育界逐渐盛行,建构主义的学生观、学习观、师生关系观等,促使教学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接受教育观、共性至上教育观逐渐向自主教育观、个性发展教育观转变;人的整体素质观。注重培养创造能力的人才观进一步明确提出。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建构主义的理念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中更容易被实践。因此,一些历史教师在接受建构主义理论的同时,开始以“教学活动应是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的理念设计开发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促成了理论与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初步结合。 二、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1.自主性原则。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在教学活动中给学生以自由,淡化强制与约束,给予更多的鼓励、启发与诱导,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在传统的课堂教学环境中,很难实现真正意义的自主学习。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在一定意义上加速了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向学习的指导者的转变,弱化了教师对课堂教学过程的约束,有利于自主学习的进一步实现。针对历史学科网络教学的上述特点,网络软件的设计,首先应该立足于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在网络上向学生提供明确的学习目标,提供可以选择的学习方法、学习资源、检测练习,由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自主选择。教师在教学中主要起组织、指导学生学习活动,在不同范围内解答疑难问题,随时调控教学进度等作用。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学习步骤建议:明确学习目标(掌握基础知识后完成一份论证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了解学术观点(史学界对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几种不同观点)阅读学习资源(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经济、社会阶级关系。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图文资料)进行检测练习展开网上讨论完成作业进行网上交流。每个学生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本人的学习活动:每个学习环节的时间 ,重点阅读的内容:自己赞同的学术观点,完成作业的方法(如:是以大量下载信息为主,还是以独立撰写为主),学习环节的重复和缺省(如:反复阅读、边讨论边作业、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进行阶段性交流,不参与讨论直接进入作业环节等)。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这样,虽然学习步骤建议是线性的,但全班学生实际学习情况是各不相同的、非线性的。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 2.启发性原则。 在一般课堂教学环境中,教师主要是通过精心设计语言、教具,组织各种活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道理的。在网络教室中学习,最大的特点是:教学资源是由计算机网络提供的,学习方法也是教师根据学生情况事先设计好再由计算机提供给学生的,学习活动在网络环境中进行,课上师生之间的口语交流较少。因此设计历史网络教学软件应特别注意选择具有启发性的教学资料,设计启发学生思考的提示语言及出示提示语言的恰当时机,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维空间,使不同学生在教师精心设计的计算机程序或教师本人的适时启发下,都能积极主动地学习、思考,坚决避免网络上的“满堂灌”。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旧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提供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以及社会风俗、服饰等方面的大量历史资料,学生通过阅读文字材料,观察图片、统计图表,在教师的启发和同学间的彼此提示下,很容易发现: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不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加紧学习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服饰(和服与西装的对比图片)和生活习惯(鹿鸣馆的交际舞会图片)也开始西欧化。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适应的原理思考,就很容易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作出判断。另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随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不同情况用计算机向全班或某个学生发出提示性语言,指点学习思路,激活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克服学习障碍,使之达成学习目标。 3.交互性原则。 即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的功能,采用人机交互作用的方式,使计算机提供各方面的历史信息“刺激”学生,学生又把自己学习思考后的“反应”反馈给计算机。计算机随时可以了解每个学生掌握的程度,根据其历史学科的实际水平,提示学习思路,确定适宜的信息传输量,自动提高或降低学生学习进度。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美国的建立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网络软件中,就设计了自我测试发生失误的导学提示,如:在考查“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前,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主流”一选择题中,当学生作答失误后,计算机就会提示:“这个问题教材讲的比较简单,请看本课的[基本线索讲授],要详细了解请看[超级链接2]‘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在[超级链接2]中提示:“学习时应特别注意:北美殖民地形成统一的市场,表明北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部小农经济与南部种植园经济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北美经济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促使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提出自己的经济、政治要求,承担起领导民族革命的任务。注意结合本年级政治课所学基本哲学观点,理解什么是当时北美经济发展的主流。” 4.层次性原则。 是指在设计历史计算机网络教学软件时,应根据学生在学习方法、学习水平、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基本、较高、发展特长等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提供不同的学习资源,创设不同的问题情境,给学生提供不同的思维空间,在计算机或教师的启发下,使每个人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里得到充分发展,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从而解决因学习目标单一,导致班级中部分学生学习压力过大、心理负担过重,部分学生学习愿望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风俗、服饰等各个方面文字、图片、统计图表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除少量必读内容以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选择学习资料的内容和数量。设计了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一、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简要论证自己的观点(用一、两条史实);二、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三、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论证,同时说明不同意其他观点的理由)。设计了几种完成作业的方式:利用计算机独立撰写论述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用简单的语言将下载的网络资源连接起来,形成自己的作业;与同学合作共同完成作业,使学习尽可能地满足个性发展的需要。 5.合作性原则。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在班级教学环境中交流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而运用计算机网络教学不但可以给学生提供个性发展的适宜环境,也可以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合作学习空间。因此,设计网络软件应特别注意将个性化学习与集体活动结合起来,即围绕一些历史问题展开师生间、学生间、个人与小组间、小组与小组间,以及班与班之间的网上讨论、交流,使每个人(学生、教师)的想法都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相互激发学习的灵感,优势互补,最终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的网络软件中,编制了支持网络讨论、网上留言、保存讨论或留言记录、显示讨论或作业内容的程序,设置了“网上讨论”、“讨论记录”、“网上留言”、“观看留言”等栏目,网上的任何一台计算机都可以、浏览或下载信息。学生在学习时,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时进入“网上讨论”环境,选择向教师求教或是与同学切磋,不同范围的交流贯穿始终。 6.开放性原则。 所谓开放性主要是指学习内容的开放性,计算机网络与传统教学环境的一个显着区别,是可以向学生提供近乎无限的学习资源。设计历史学科网络软件要充分运用这一优势,结合高中生学习的特点,尽量开发学习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做法之一,立足校园局域网,尽量查找、利用互联网上历史学科资源,采用下载信息、创建链接等方法加强校园网的功能。如:“文艺复兴”一课网络软件,设计了校园网与在天津热线上运行的天津教研网站历史学科主页的链接,在天津教研网历史学科网页中有较多的关于文艺复兴的图文资料和互联网上文艺复兴站点的域名,这既能大大丰富校园网的教学资源,又能为学生深入了解文艺复兴问题,进一步探究这一段历史提供自学的途径。做法之二,软化学科边缘,向学生提供与历史教学内容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学科知识。如:给学生提供中国古代大运河河道变迁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图文史料,提示学生结合地理课所学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等知识,运用正确的 史学观点,分析交通运输线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关系(高三“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软件设计思路人 三、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意义 通过近年来的计算机网络教学实验证明,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对学科教学改革,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1)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学生在网络上能够直接阅读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学生可根据本人的学习水平自主地选择学习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大量的知识,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在课堂上讲什么,全班学生都只能听什么,课本里有什么,学生只能看什么的被动学习局面。 (2)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学生在网络上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记忆结论,而是更多地接触到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通过对原始材料的阅读、分析、运用,有助于学生处理材料和历史阐释能力的发展,使学生逐渐掌握知识的形成过程。学生能通过计算机网络与他人交流、讨论,共同完成某项作业,借鉴别人的学习方法,求解疑难问题,打破了传统课堂交流在时间、人员、内容上的局限,大大拓展了师生、生生之间交流的空间,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与合作能力的发展。学生在网络上学习时,要自行安排学习时间,选择学习方法,调控学习进度,这些有助于学生逐渐学会自主学习,为适应未来学习的需要打好基础。 (3)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计算机网络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延长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和自我调控能力,以计算机为工具的学习环境减轻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发挥了互助精神,使学生具有更强的自尊心和成就感。 2.有利于教育水平的提高。 (1)促进师生关系的转变。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一直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以如何讲好课程大纲规定的内容为出发点,而以计算机辅助教育的模式中,让学生们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根据他们的学习要求及进度来对他们进行不同的辅导。教师不再充当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合作者。教师角色的转变,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应具有更加扎实的历史知识和一定的跨学科知识,更要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认真组织、正确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2)积累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在传统教学环境中,有许多因灵感激发的精彩应答场面瞬间即逝,其间显现的创新思维活动无法再现出来以启迪后人;学生作业中反映出学习的成就与不足,也很难为以后经历这段学习过程的师生借鉴,造成一种无形的教育浪费。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可将许多讨论、作业情况保存下来,供其他教师、学生分析、点评、学习、借鉴,成为一种与历史资料同等珍贵的教育资源。 当然,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也存在着一些弱点,如:(1)教育成本明显增加,除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开发适用的网络软件外,计算机设备的耗费大,也使很多学校难以负担;(2)学生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在大量信息面前,有的学生出现了求新、求快、求刺激而不求甚解的倾向,容易出现盲目下载别人材料的“抄袭作业”行为;(3)师生之间口语交流明显减少,对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有所减弱等。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但是不可否认,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将会大大促进高中历史教学模式的进一步改革,更好地完成高中历史教学所承担的素质教育的任务 高中历史论文:论高中历史课改与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构建 【论文关 键 词】高中历史课程改革 地方高师院校 历史课程体系 【论文摘要】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后,历史课程体系变化很大,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提出了严峻挑战。地方高师院校只有结合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实际,明确培养目标,加强世界史课程建设,强化师范特色课程,才能构建与基础教育改革相适应的历史课程体系。 自2003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来,新一轮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在全国陆续展开。此次高中历史课程改革“根据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任务以及课程目标和基本要求,遵循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的原则,构建了适合高中学生学习的历史课程体系”。以培养中学历史教师为主的地方高师院校应针对这一变化进行改革,构建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历史课程体系。 一、新课改后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 (一)模块加专题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结构特点 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不再过于强调学科本位,而采用“模块”加“专题”的课程结构,建立起注重基础与综合、满足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并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新的历史课程体系。三个必修模块,分别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等领域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六个选修模块包括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等内容,既相互独立又有内在联系。每个模块都有不同的教育目标及相应的学习内容。每一“模块”由6~9个围绕一定主题、具有相近教育目标和价值的学习专题组成,在内容上体现了历史的时序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等历史学科的特点。 (二)综合性和时代性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内容特征 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再像过去强制地把某一历史阶段的内容划为必修或选修,而是根据高中历史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根据历史学科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确定新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仅继续重视政治史内容,而且加强了思想文化史、文明史、社会生活史、科技史和教育史的内容,特别是增加了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内容,如“人类起源之谜”这一内容,既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又离不开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包含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 同时,高中历史新课程增加了不少与时代和社会进步相联系的内容。如在必修课程中增加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等与社会进步和学生经验相联系的课程内容。而六个选修模块课程的设置,旨在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三)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突出变化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地不断推进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成为时代的需要。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如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来高中历史课程没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缺陷,增加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梭伦改革”、“中世纪天主教的地位”、“玛雅文明的消失”等内容。在世界近现代史方面,增加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内容。在高中历史必修模块总共25个专题中,世界史有11个专题,占44%;选修模块总共41个专题中,世界史有28个专题,占68.3%;在必修和选修总共66个专题中,世界史有39个专题,占总专题数的59%。在高中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将有助于学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 二、现行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的现状及问题 (一)与中学历史课程体系不相适应 目前,我国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主要是按照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文件构建的,该文件规定师范历史专业的主要课程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中国社会生活史、版本目录学、训诂学、史源学、史学论文写作、历史教学论、自然科学基础等”。这种课程设置强调历史学科本位,一些如史源学、训诂学等极具专业性的课程,在地方高师院校只是培养方案里的摆设而已。近年来,因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对培养方案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其课程体系仍与中学历史课程的发展不相适应。在先行实施高中历史新课改的江苏省,有专家在对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历史教育专业师生以及新近参加工作的在职中学历史教师进行调查后发现,“相当数量的高校教师和师范生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基本上不太了解、不甚关心;中学历史新课程知识在高校的教学中仅仅涉及少数内容;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高校的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不能适应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需求”。江苏这样教育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由于观念、体制、师资等方面的因素,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并未随着中学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其所培养的学生自然无法迅速适应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 (二)中国史和世界史课程结构比例不合理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 大学历史学专业本国史和外国史的比例应均衡发展,且外国史的比例应适当增加。据北京大学高岱教授的调研统计,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历史学系,从事外国史的教学人员占2/3左右,而且在这些大学中,外国史还是所有非史学专业大学生必修的通选课;韩国、日本主要大学的历史系,从事外国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占到2/3;俄罗斯主要大学历史系约有50%的教师从事世界史教学研究。[6]而我国世界史学科在整个历史学科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1/3。尤其在地方高师院校,在一个30~40人左右的历史系,只设一个世界史教研室,只有3~5人从事世界史教学,基本上只能完成几门世界通史课的教学任务,无法开设必要的选修课程。可以说,多数地方高师院校的世界史课程体系是不完整的。从前述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师范历史专业主要课程也可以看出世界史在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中的比重和地位。这既不能适应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也不能适应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必须及时作出调整。 (三)历史专业教育课程不足 在我国,一般师范院校都较为重视普通教育理论和技能,而忽视专业教育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同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高师类院校教育类课程学时少,比例低,教育实践时间短。[7]目前,在高师历史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教育类的课程主要由“老三样”(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组成,且主要是公共教育理论课程,针对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专业教育理论课程严重不足。 三、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新课程体系构建 (一)明确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师范院校“应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与内容,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8]结合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和目前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需要构建新型的历史课程体系。首先要明确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这是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内容改革的指挥棒。近年来,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在调整历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时,一味地向综合性大学靠拢,过分强调培养复合型、研究型人才,忽视了师范性特点,脱离了地方师范院校实际。而部属重点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早在本世纪初就对人才培养的目标等问题进行研究,确定了“有一定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深厚的历史科学知识和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的中学历史工作者”[9]的培养目标。一所部属重点师范大学的历史学专业都把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合格的“中学历史工作者”,作为地方性高师院校的历史教育专业更应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于服务基础教育,为中学培养具有深厚基础的综合素质高的合格的历史教师,其课程体系建设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其课程设置要结合中学历史教学实际,服务并引领地方历史新课程改革。 (二)构建与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开放多元的课程体系 首先,课程体系要有鲜明的历史学科特色。在构建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时,必须保证能使学生对人类历史发展大序、框架和规律有基础性认识。因此,可在保证基本教学课时的前提下,将作为专业主干课程的两门通史教学时间从三年压缩到两年。同时增加系列的专门史课程,即开设中外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以及宗教史、文明史、环境史、科技史、教育史等主要专门史课程,凸显历史学科的专业特色,系统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使学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较为全面系统的感受和认识。其次,课程体系要纳入其它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历史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0]因此,地方高师院校在构建历史专业课程体系时,有必要纳入人文地理学、考古和文博、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内容,遵循“厚基础、宽口径、一专多能”的原则,既注重专业学习的科学化,又考虑学生的个性与全面发展。一些本专业教师无法开设但对学生知识体系构建非常重要的课程,如文学史、哲学史、艺术史等,可通过学校平台,与其他院系协调,充分利用校内资源,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课。第三,课程体系必须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结合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实际。一是要增加部分与中学历史新课程模块教学内容相关的必修与选修课,如近代以来的战争与和平、中外历史人物评价、探索历史的奥秘等。二是要增加部分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如地方史、地方历史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等。第四,课程体系要突出历史专业教育理论与技能课程,强化历史教育专业的师范特色。除传统的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外,应增加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教材分析、历史教育学、历史课件制作、史学名着研读、史料分析、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加强历史微格教学、教育实习等课程建设,强化师范生技能训练和实践教学。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历史专业学生所必要的专业教育理论与教育技能。 (三)加强世界史课程设置与教学 2011年,世界史升为一级学科,如何完善世界史学科体系成为一个迫切问题,作为地方性的高师院校,更是任务艰巨。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方高师院校的世界史学科很难像综合性大学一样覆盖世界史的七个二级学科,但可以逐步朝这一方向努力。高中世界史的比例已接近60%,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已走在了地方高师院校的前面,作为为中学培养师资的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至少应努力适应这一变革,在课程体系上作出调整。具体而言,首先必须保证世界通史系列课程结构,逐步确立和完善外国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几门主要的专门史课程,以及与高中新课改直接相关的专题史,如世界改革史、世界文化遗产等课程,其次是建立一些拓展学生视野、适应时展的世界史专题,如世界科技史、世界现代化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国际关系史、恐怖主义研究等课程。此外,可开设周边国家史、亚洲史等课程,侧重研究与中国有关的经济、文化、边疆政策等内容。因此,无论是世界史一级学科发展的需要,还是高中历史课程改 革的需要,地方高师院校都应加强世界史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 总之,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与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的对接是一个急迫的问题,需要尽快加以解决。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课程体系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只有教学内容等同步改革,才能真正构建起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 高中历史论文:谈如何把高中历史融入德育 学校以德智体美劳为标准对学生进行生理和心理的教育。长时间以来,学校的德育工作讲究品德教育,但是和学生群体脱离,并不符合实际,教导的思想跟不上社会时代需要的教育内容。面对学校的德育教育,大部分学生都有种懒散、挑剔的反叛心理存在。鉴于这个时期的学生心理属于不成熟阶段,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得到相应的培养,历史教师应从专业角度上出发,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1什么是德育教育 德育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心理和法律的教育,与德智体美劳有着重要的联动关系,对学生的成长和心理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学生德育教育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有道德,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优秀的学生,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贡献力量。同时也培养自身的责任感、道德感,做到明礼诚信、敬业乐群、积极进取。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应遵循与时俱进,继承和创新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知行一致原则;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教育与自我相结合的原则。 2历史中的德育资源 历史的长河总是给人留下许多启示,璀璨、辉煌历史带给每个国民的财富是数之不尽的。在现今德育问题上,我国古典文化留下许多千古名篇,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屈原的《离骚》,给人以心理上的提醒和涤荡,时刻警醒自身并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修养、道德,真正做到从内到外的优秀。从我国历史长河分析,伟大的智慧从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延续,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炎黄子孙繁衍生息。 1)历史政治制度。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其政治制度建构的实质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进行剥削与压迫。在当今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教师应教育学生透过古代的制度来学习、认识现今的生存之道、政治政策和法律制度,清楚地认识到古今社会的不同。在政治上,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认清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充分理解国家做出的各项决定,努力掌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认识到人类发展的脚步和基本规律;在法律上,应该使学生明白在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到遵纪守法,在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的同时也要认清相对应的义务,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遵守校纪校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我国历史上萦绕着浓厚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气息。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铸就了享誉海内外的文明古国。通过认知我国古代的文明和了解灿烂的文化,应该使学生认清现今的社会趋势,跟随国家发展的步伐,透过古时的政治制度清楚地认知自身所处的时代,确立自身的法制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历史杰出人物。我国历史上出现大批量的杰出人物,他们创造了许多的辉煌,促进我国各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其中为西藏历史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是吐蕃王朝松赞干布,与唐朝的文成公主成婚,引进中原地区先进的造酒、研磨、纸墨等生产技术,与中原王朝在文化、经济、政治上保持了友好的关系。这一和亲的举动不仅密切了唐和吐蕃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增进了中原与西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教师应教育学生学习松赞干布在历史上的伟大事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培育和弘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和传统的教育。中华民族精神在实际意义上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其核心就是上面提到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无论前方的道路是多么的迷茫,中华民族都坚定走过。如今更需要教育学生学习历史杰出人物的爱国精神、高尚品格,坚定热爱祖国的思想,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成自己的任务,让民族精神流传到每个角落,与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坚持不懈地拼搏。爱国,是每个中国人从心里发出来的激情,心中坚定的信念。这是一种直入心底的执着,更主要的是内心的尊严散发出来的一种不屈不挠和坚持不懈。所以在进行德育教育的时候要利用这种心理激发学生心里的正义感,对人生观和自我实现价值观都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3实现历史德育的多样性 社会的进步推动德育的发展,在现今的教育当中应该寓德于史,不断创新寻找新的契合点。 1)道德归类。将历史优秀人物体现出的各种道德修养,在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归类,让学生在整理的时候加深印象,形成自己初步的、正确的道德观。 2)日期提示。在我国历史重要节日到来之际,提醒学生温习历史的那一天,加深对历史德育的感受程度,增强对祖国、家乡、自然、生活的热爱,陶冶道德情操。 3)影视再现。优秀的历史影视作品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能够生动地展现历史,通过人物和事例反映出古人的道德思想,对学生起到熏陶作用。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可以通过影视再现这一有意义的活动,满足学生好奇、好学的心理,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格品质。 4)角色体现。通过班级组织活动,模仿历史人物不同方面的道德品质,对学生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5)形象模拟。通过现代高科技的信息技术结合其他学科的知识,指导学生通过视、听等手段把自己心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出来,真切地显示出人物真、善、美的道德内涵,将远去的历史变为有形的,巩固加深正面历史人物在心中的印象。 4历史课外活动的培养 1)开展关于历史教育的演讲比赛,这是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最好形式。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对家乡、祖国、人民充满爱的信心,树立远大的理想。 2)利用历史文物、历史名胜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这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的体现。①组织学生参观历史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讲学,让学生看到祖国的悠久历史、壮丽河山,认识到祖国江山的瑰丽宏伟,增加学生 的爱国情怀。②参观文物展览,由于文物的生动、形象、真实等特点,学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③通过各时期的古文物收集,让学生认知不同历史时代的经济、文化,使学生的思想受到熏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是社会发展的历程,要教育学生在社会发展中透过历史这个表面看到深层的本质,结合历史的各方面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培养学生的自主性、道德修养上的进取性、法律上的自觉性、政治上的客观性、心理上的成熟性,以21世纪复合型人才为标杆,促进学生不断进步。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浅谈 摘要：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主要从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内涵、表征以及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文学概论；区域性文学风格；内涵；意义 当前，地域性风格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而且经过多种实例论证，仍旧缺少对地方性自然环境、地方历史、人文环境、地方性知识的思考。 一、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内涵 当前，不同的教材，对区域性文学风格有着不同的阐释，造成了其概念上的模糊性，但是，我们从作者的视野或者是作者本身的身份来判断或者区分地域性风格。因此，当我们站在闯入者作家身份的角度来分析和判断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地域性风格时，就会深切地感知到作家是很难把握本地人们长期形成的心理认知及其过程。这就像是一个游客，当他走入一个地方，带走的只能是一些影像资料，却无法带这个充满浓厚地域的大地。一位著名的民间刊物创刊人曾经指出：“地域，即遗留异域色彩与保留独特文学气质的属地。一般说来，在中国即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保留其特性并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地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生存的理由与归向还是其民族最初的自然法则与朴质理想”。而当我们站在作家身份的角度来区分时，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区分闯入者身份的作家主体和出本地性作家主体。 通常情况下，本地性作家主体的文学创作会根据本地区人们所独有的文化底蕴、思维习惯以及心理认知和地方习俗等方面，以文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理性情感和心理意蕴，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可以称之为区域性文学风格作品，而且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作家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其意蕴更加突显，其所创作的作品中饱含着浓厚的区域性世界观和历史观以及社会实践的内容。所以，在创作人看来，文学作品中所突显的地域性风格不仅以文本的形式表现在人们面前，更为重要的是融合在作家与作品的具体文化环境中。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区域性，才激励作家去创作，进而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本地的特色文化。区域性文学风格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深刻性。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要从基本的视觉与语言表述形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概念，进而来激活区域性文学的现实生命样态，实现地域文化价值转换。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作品所呈现的生命形态以及区域性文化价值判断一个作品中是否存在地域性。 二、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表征 对于处在不同居住环境中的同一作家来讲，其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所呈现的地域性也不尽相同。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作家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人类学家或者是民俗学家，然后才是一个作家，进而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和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在观察过程 中，发现这个世界中的某些成分切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时，就是将其转化文本的形式展现出来，加以表达，但是这种切合性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才会形成的。以作家自身的观点来看，区域性文学风格唤醒作家内心沉睡着的区域性文化。比如：沈从的《边城》，作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不朽的浓厚的区域性文学作品，其主要原因作者与当地文化的洽融性，与都市文化的排斥性，可以说，这是一种心理距离、地域距离，最终被转化为地域文化，并从中找到一种归属感。 因此，基于作家自身所处的地域性文化，其不同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诗人站在湘江边上作了一首，那么就说诗人的作语品具有湘江文化特色，也就是所谓的区域性文学风格。其实不然，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其所呈现的区域性风格，是作家经过调查发现以及记录，并将其最终转化为文字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的艺术气质和个性，在很大程度都来源于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不能错误地理解为作家创作气质与个性成就区域性文学风格。在人类的长期不断地发展和延续过程中，文化逐渐被转化了一种区域性无意识地进入人们的内心，并且通过生命个体的心理、语言以及行为来传递。因此，本地文化的发扬者、发扬者才是创作区域性文学作品的主体。 三、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重要意义 文学的区域性风格是作家通过文化寻找其根源的过程，是作家建立其价值的根本所在。若是站在文化的角度讲，文学的区域性风格也可以是建构和参与文化多元格局的指引方向。在当今这个经济发展的时代，地域性特色文化和资源已经融入到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当中，并且成为了经济性和政治性的产品，为区域性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这也是当前我国的一个国情事实。基于以上前提下，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就必然显现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区域性文学风格使文学作品具有明确的审视本地特色的相关因素。一般来讲，主要包括认知命名、思维方式、地域风貌、习俗信仰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作品的文本内提供了判断的依据，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区域性审视性，呈现了客体与主体的双向审视，促使作家作品的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形成，并且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中，作家将其认知转化为自己的理性与情感体验以及感官体验，最终将区域性文化特征定格在文化的思考中。如次仁罗布的作品《放生羊》。其次，区域性文学风格增强了文学作品的地方方言色彩。在区域性文学风格作品中，地方方言色彩的突显，提升了作品的高度识别性。比如韩少功的作品。还有，就是区域性文学风格在作品具有了较高的价值和普遍性。在区域性文学作品在 ，文学价值能引导地方性民众较强的凝聚性合力，形成共同体意识，成为人类的精神资源，形成深远的意义。 四、总结 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要从基本的视觉与语言表述形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概念，进而来激活区域性文学的现实生命样态，实现地域文化价值转换。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作品所呈现的生命形态以及区域性文化价值判断一个作品中是否存在地域性。 作者简介：贾超胜（1990年8月）男 赫哲族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2012年6月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合作式教学之我见 摘 要 文学概论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课程，作为介绍文学基本原理的课程，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以及学生对于本门课程的反馈却不容乐观。着眼于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结合当下文学概论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探索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具体方法，谈一下文学概论课程改革的尝试。 关键词 文学概论；合作式教学；教学模式 1 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下，大多数高校文学概论课堂的教学方法是以课堂讲授为主，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以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为主要内容。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教师垄断了整个课堂的话语权，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表现为“失语”，处于完全被动接受的状态，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听课和做笔记，或者是干自己喜欢的事。很多教师只是一味地满堂灌，讲授的理论知识高度概括，以致学生难以消化。课堂缺乏系统训练，课程内容与应用能力的培养相脱节，忽视了实践性和实用性，没有起到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导向的作用，严重脱离教育教学实际。文学概论课程考试的形式也比较单一，现行的高校学生考核机制普遍是以期末笔试为主，无法真正体现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高等教育本应是探讨研究型的教育，课堂上更应该提倡学术上的争鸣，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合作性的学习，但是多数大学教师还是缺乏相应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以致学生难以产生自己的研究成果。 2 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 合作式课堂教学模式，指的是在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指导下，教师充分利用课堂有效时间引导、指导学生学习，发挥师生间的合作精神，对学生进行知识、技能的全方位训练，并使之转化为应用能力的一种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教学活动本来就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双边活动，忽略或轻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课堂应该是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紧密结合。 1）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运用启发式、讨论式、小组汇报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增加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变以教师讲授为主为教学双边互动为主，变知识传授型教学为培养能力型教学，以此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兴趣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在文学概论课程具体的教学中以理论带文本，以文本促理论，这样理论更能使人信服，也容易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文学概论的教学也便由枯燥的理论讲授转变为学生合作交流的平台。教师将教材内容“问题化”，变成一个个项目或者任务进行课堂教学，由学生对问题进行追问，梳理教材提出问题的来龙去脉，让学生自己学会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结合本课程的特点加强学生理论思维的训练。尝试部分章节由学生组成独立的研讨小组，讨论交流后写出学习报告，并将成果在课堂上向全班同学汇报交流。这样改传统的教师一人上讲台为学生多人上讲台，将单向教学与多人合作教学进行有机结合，最后由任课教师对当堂课的研讨进行点评，增加课堂教学的容量。 2）在学生学法指导上，倡导探究式、合作式、参与式的学习方法，帮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学习习惯，培养学生自主性学习和合作式学习的学风。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在文学概论课堂上重视作品解析，把文学作品的创作手法、叙事逻辑、文化思想、学术价值等深层次内容进行提升和概括，以学生小组为单位，共同讨论、互相帮助、发挥合作精神，以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和各种学习任务。 如在分析具体文本的时候，指导学生反复阅读文本，让学生在“无我”“有我”交替的阅读中享受解决问题的快乐。首先意识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疑惑的问题，然后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究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又驱使学生去积极思维、大胆假设，在不断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去深入研究问题，小心求证，以至于最终去独立解决问题。 3）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强化学生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训练，在规定的学时内或者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动。如文学论题研讨、中外文学名著赏读、优秀影视作品欣赏、作家评论家访谈、大学生辩论赛、科研立项活动及影评协会等社团的活动，课堂上开设学生阅读经典、写读书笔记、演讲、文学创作、自办刊物等实践环节。在教学方式上多方位地追求师生互动，让学生以主体姿态参与教学，开展主动而积极的学习活动，科学有效地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能力。 在实际教学中一般每3个教学单元布置一次主题讨论或写一篇论文，给学生指定参考书目并且定期检查执行情况，以此作为教学常规活动贯穿到文学概论教学的全过程。这样就可以实现从教师单向灌输走向师生双向交流，促进学生的合作性学习、研讨性学习和自主化学习，从而更好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4）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利用现今普及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国内外著名学者的学术演讲、大型文艺学学术会议的录像资料在教学过程中播放，让学生在熟悉基本知识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本学科国内外的发展动态，并且开拓视野，进一步增强教学效果。教师结合学生实际以及古今中外文艺实践，在准确讲解文学概论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同时，利用新型网络课堂教学环境、网上课程论坛与电子邮件、微博等辅助的教学条件，将学科前沿的新动态引入课堂。实现课内教学向课外教学的无限延伸，学生可凭借网络经常与教师对话、探讨，实现教与学的全程互动交流。 5）建立科学的文学概论课程评价系统。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表明，学生的主动学习过程同时又是学生的能力训练过程。因此，突出对行动过程的态度、行为的考核，对于合作式教学模式的教学评价探索很有意义。利用团队考核评价的方法，结合民主性自评、互评、教师考核与学生考核相结合等方法，挑战原课程考核的终结性评价，以形成性考核为主，取得良好效果。如对学生的考核方式，由过去的以闭卷笔试为主，改为开卷笔答与撰写论文、写作业等相结合的方式，此外还有口试、答辩等考核方式，使考核结果更趋科学、合理。 3 实践效果 首先，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文学思辨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发掘艺术潜能、培养艺术气质的重要素质，也是一切文学作品创作的思想源泉。合作式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文学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以及阅读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注重人生观、审美观的熏陶和培养。教学中结合既定教学目标安排相应的实践环节，让学生自觉练习“读”“讲”“说”“辩”“写”等技巧，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学习，让学生在毕业实习过程中熟悉本专业的业务能力要求，自觉在专业实习过程中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 其次，扩大了文学理论课程的外延。过去的文学理论教学内容，专业性虽然很强，但缺少“文化”的因素，视点比较狭窄。现在有了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支撑，将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内容置身于宏大的文化视野之下，学生对于文学艺术诸问题，可以作出多视角的理解。 最后，能够教学相长，提升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过去文学概论教学知识一味地由教师讲、学生背，课堂乏味，长此以往，教师讲课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的兴趣也随之降低，没有发挥教师备课的积极主动性，没有调动师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领域。尝试合作式教学模式后，文学概论课程提高了教师与学生的批评能力，课堂教学氛围融洽，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彼此思维碰撞，激发灵感。 当然，文学概论课程改革途径很多，这里只是一管之见，唯望对于教育教学工作者有所启发。 文学概论论文:跨学科视野中的文学概论教学 摘要:文学概论是一门重要的大学本科公共基础课。在这一课程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对知识脉络、文学作品和概念进行跨学科的讲授,是传统教学思路的一种有益补充。文章由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入手,从理论基础、教学准备和案例分析三方面对这一教学思路进行探讨。 关键词:大学;文学概论;教学;跨学科思路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跨学科思路的兴起,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已无法脱离跨学科的思路来进行。特别是当代在社会文化研究的宏观背景之下,文艺理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研究者采用跨越学科界限所展开的学术探讨,已成为依照传统的学科内部概念和历史脉络所进行理论探讨的有益补充。而作为文艺理论再生产过程的相关科目的大学教学活动,也需要不断实践跨学科的教学思路。大学本科的文艺理论课程,最常见的是以文学概论、艺术概论和美学概论为主的公共基础课,其次还有文学院所开设的相关的专业选修课程。大学教师在讲授此类课程的过程中,如果自觉地尝试使用跨学科的思路,将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具吸引力和创造力的文艺理论学习环境,对实现大学文科素质教育的目标具有推动作用。本文尝试以大学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为例,对这一教学思路进行探讨。 一、文艺概论课程跨学科教学的基础 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面对文学和非文学专业有不尽相同的教学目的。针对文学专业的文学概论课程授课目的是通过系统教学,使学生掌握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初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文艺现象,解决文艺问题的一般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与评论水平,从而为学习其它文学和艺术相关科目奠定基础。而针对非文学专业的文学概论课程授课目的则是使学生初步掌握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并能够尝试利用文学理论基础知识来面对文学现象。如上教学目的的设定使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需要在不同学科的差别之中明确文学学科的特点和理论基础,同时要在文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建立互通性。这种互通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延伸,也是展开跨学科思路教学实践的重要基础。 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通常由文艺学学科专业教师主讲,是文艺学专业理论在大学本科知识架构中的初步介绍。从文艺学学科的角度看,文艺学理论的生产无法脱离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进步,也正是由于不同学科理论之间的跨越学科边界的互通和互动为当代文艺学创造了理论革新的基础。可以说,文艺学本身即是一门在不同学科理论知识的“越界性”中不断进步的学科。跨过学科的边界之后,理论研究者遇到的是“他者”,也是自身主体性的证明。这种不拘泥于现有知识结构和概念,在理论视野的开拓中不断显现的越界性也是文艺学知识创新性的来源。于是,作为现有的文艺学学科框架在教学中的显现,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也无法脱离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越界对话。对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框架而言,跨学科的科研和教学活动是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而与之相配合的知识革新的方式,一方面是不同学科知识在互相补充与印证中新的科研和教学资源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有赖于不同学科知识、视野与方法之间的交融。 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应用、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方面。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中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之中。按照发生认识论的观点,认知结构是包括教育活动在内的认知活动中转换外界刺激和生理、心理反应的中间结构,也是主体在教育活动中获取知识的重要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相应地,这一过程的内容也必然包括处于教学主导地位的教师的感知结构的变化。就这一教学相长中认知结构的变化方式而言,“非中心化”是变化过程的必然趋向。所谓的“非中心化”是指感知结构在变化中离开原来的感知方式和运作模式的趋向,它在知识领域导致了破除旧有的学科框架和思维定势并进行革新的知识生产方式。“非中心化”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获取新知识过程的重要特征。 二、文艺理论课程跨学科教学的准备 1.授课对象。按照文学概论课程的授课对象划分,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在针对文学专业本科生和非文学专业本科生时需要做出目标和内容的调整。但面对在现代社会中被电视、电影、电脑和卡通长期刺激的大学教育对象,文学理论类本科课程传统的教学思路所遭遇的问题是颇为类似的:较单纯地依靠传统的学科框架和概念介绍的方式来讲授具有一定理论性的文学概论、美学概论和艺术概论等课程,因为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能够接受又具有一定的刺激,很难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而从跨学科的角度提供多元观念和方法观照下的理论与案例探讨,可以成为本科文艺理论教学工作的一个革新点。 2.案例选择。文学概论课程教学需要不断根据授课对象的变化而选择适合的案例,作为课堂讲授的文艺理论知识分析的对象。同时,针对不同的授课对象,也需要设定相应的阐释方法和角度。如任课教师可针对电影学和电视学的学科特点,引导影视专业本科生分析《观美国影戏记》这一兼有游记和影评特征的散文作品,能够借助美学方法探讨这一文本所描绘的中国现代观影者的视觉体验。再如针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本科生,引导其分析《暗恋桃花源》剧本的后设性及其与《桃花源记》等中国乌托邦文学的文本性关联,进而引出对戏剧文学文本的“后现代性”征候的探讨。这同时也要求授课教师能够充分了解其授课专业的主干课程的内容与目标,并做好相应的案例准备。 3.教材和参考书方面。新式教学思路与新式教材密不可分。在当下文学理论类课程的常用教材和参考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能够自觉地由跨学科的思路来分析某些文学案例,为跨学科思路的文学概论教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美学学者迈克尔・莱恩在《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提供了以多重分析方法来解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尝试。这种多重解读是利用了不同学科的方法来分析同一部作品。这些方法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主义等方面,在思路上大多是借用了现代哲学思想的不同思路来进入艺术作品的深层解构,从而挖掘新的意义或实践新的解读方式。与其说这些文本解读和分析的方法是文艺学的产用方法,不如说它们是多重学科知识和视角之间对话和交流的产物。此外,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在推介西方文论的过程中,也较好地结合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 4.多媒体的准备。多媒体教学的应用解决了文学理论相关课程较单纯地依靠口头讲授、板书和概念推介的基本模式,能够以图文并茂、声光结合的方式向学生推介与分析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图像、声音和文字之间的配合就成为由跨学科思路阐释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必要辅助手段。如,用图示展示弗洛伊德对个体心理结构的早期划分和后期划分,并以其阐释文学创作现象。又如,用中外文对照的方式向学生展示一首外文诗歌的译文和原文,并借助语言学和修辞学的思路对其进行对照解释和分析。这不仅能够省出将原文进行板书抄写的时间,而且能比较容易地请学生以朗诵的方式来参与和互动。 三、案例分析 曹禺的作品《雷雨》是一个较为独特的文学作品案例,它既能够兼容于文学概论这一文艺学教研室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也是中国文学史这一由现代文学教研室开设的文学专业必修课程无法忽略的案例,同时又因戏剧艺术的舞台实践特征和不同的电影版本改编而可作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戏剧学和电影学相关课程重点讲授和分析的案例,分别涉及到中国戏剧对西方戏剧的吸收和本土化、住宅经验、戏剧的时代性、戏剧文本的电影改编等问题。《雷雨》文本多重阐释的可能性成为开展跨学科思路的授课实践的良好基础。 1.跨学科探讨的问题。文学概论教学过程首先要明确问题意识,而教学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去尝试解决的问题并不一定是用单一学科的知识就能够解决的。讲授《雷雨》通常涉及到的文学理论主题有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接受、文学传播等方面,它们分别关联到文学的相关学科如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电影学、传播学等。由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的角度来解释《雷雨》作品的方式,是实践跨学科思路教学的关键。教师可在教案中预先设定诸如“《雷雨》中的劳资矛盾如何呈现”、“《雷雨》的序幕和尾声的价值”、“《雷雨》中医学论述中隐含的权力话语”之类的问题,引导学生从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性角度以深入文本探讨问题。在不同学科知识的观照中,《雷雨》成为可由不同角度来进行解释的经典文本,实践着文艺学教学思路的越界性。 2.跨学科的讲授目的。在跨学科的教学思路中讲授《雷雨》,解释其文化内涵并进行启发式的思路和方法引导。从文艺学学科的角度来说,阐释《雷雨》等经典文学作品并获得教案中罗列的结论的过程并不是文学理论类课程的最终目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呈现了人的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但文学和艺术作品并不像哲学一样通常以逻辑判断的方式来描述意义,而是以特有的方式提示、暗示和隐喻着与人和世界有关的意义的存在。大学教师在讲授中所解释的文学作品的意义,首先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背景或语境,其次是它们作为人和世界的意义的提示价值。就《雷雨》而言,作品在社会历史层面上的价值可以有特定时代的阶级分化和尖锐矛盾、资本家家庭的历史面貌及其男权中心性等方面,阶级话语和男权话语提供了文本意义的一个方面;作品在心理层面上的价值则可以有乱伦禁忌、俄狄浦斯情结和个体居室经验等方面,它们构成了作品的感觉冲击力与心理深度;作品还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提供了其与古希腊悲剧在相关性中展现的价值。而在这些价值之上,作品又在哲学层面提示了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命运的不可知性,展开了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世界。也正是对这个世界的提示,使《雷雨》成为一种不可替代和复制的文化存在。在此,文学概论教学的目的在“理论习得”和“视角培养”的同时,还应该增添“文化传承”和“交流对话”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3.跨学科的讲授方法。对《雷雨》的文本进行阐释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而在阐释中被证明是有效的那些方法之间的互通性一方面印证了《雷雨》的经典性,另一方面则提示了不同,源于不同学科的阐释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在讲授这一作品的过程中,教师可针对前文所述的问题,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论述、荣格的原型论述、海德格尔《诗与思》中的诗论、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等源于不同学科的知识或视角都纳入阐释《雷雨》的背景。这些背景是传统的教学思路中有关阶级、资本和社会关系论述的必要补充。也即,思考《雷雨》作品的宏观文化背景中,不仅有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西式教育和东方家长思维,以及资本主义矿业发展中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有“阁楼上的疯女人”的狂躁,源于乌托邦精神的空想,朴素的因果报应模式等方面,体现出中国现代性推进过程中各种思想和知识类型的对话与碰撞。而《雷雨》作品诞生之后的文学史评价的演变,也可以使教师能够从文艺学角度启发学生认真思考不同时代的文艺标准问题,再将这一问题进一步纳入到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变迁当中去。 面对教学过程中戏剧文本的阐释问题,授课者需要在重视知识性的同时,也重视启发性和趣味性。所谓的启发性,是指讲授学生在原有的知识框架中无法获得的文本意义,这有赖于教师引导学生发现不同知识系统和方法之间的互通性的同时,将这种互通性应用到对作品的解释中去,并举一反三获取用以阐释其它文本的可能的框架。如教师可引导学生由《雷雨》文本中的场景描述和台词设计中解读各个角色有关周家住宅的感觉、经验和记忆。文学作品呈现人的存在,而人对住宅的感觉和经验也是人的现实存在的心理映射,因而住宅感觉同时也是剧中人存在方式的文学表达。而趣味性的来源则可来自作品文本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如在剧本的基础上展开对不同剧场版的布景的比较,或者文学文本和电影文本及其改编版本的比较,这一过程将因为有《雷雨》国语电影版、粤语电影版和当代改编版的存在而能够引发大学本科学生的兴趣。这也能够在教学的过程中成为作品的历史性和生命力的证明。 四、结语 本文对文艺理论教学的跨学科思路的探讨,并非是在寻找大学文科基础课教学中能够放之四海的模式和方法,而是要提示大学文艺学教师尝试利用所有同文学有关的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在教学思路的融会贯通中引导大学本科生更好地主动学习文艺理论知识,使教学过程在案例和文学理论知识在跨学科的视野中交融,令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真正成为大学生群体精神成长过程的一部分。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中的人文精神渗透 摘 要:文学概论课程与许多大学课程一样，倡导系统知识传授过程中的人文精神渗透。具体地说，便是在理论的指导之下，通过文学关注社会人生，通过理性思维训练进行学术道德熏陶，通过专业能力的培养达到综合素质的提升。理论教学中所贯穿的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人文情怀的培养，实际上是让学生在立身之道的学习中确立人文之心，这两者恰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走出校门从事社会工作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关键词:文学概论；理论教学；人文精神；渗透 《大学人文教程》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文精神教育的目标在于启迪人的生存智慧、深化人生价值的反省，整合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之知情意行。它所涉及的范围应涵盖人生整体及其全部历程，以帮助公民尤其是大学生建立完整的人生价值观，并内化地陶冶其人格情操。”①在一定意义上，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高素质的教育和学术水准，二是其道德使命和人文关怀，亦即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社会道德的提升。这是大学各门课程都应渗透的一种精神。文学概论作为一门理论课程，尽管其核心内容是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但它决不能仅仅被当做一门系统的知识来对待，在教学过程中，知识之上还要负担着人文精神的传输，让学生在接受文学知识与文学原理的同时，完善自身素质，培养人文情怀。那么文学概论将从哪些方面贯穿人文教育的任务呢？ 一、从文学到人学：通过文学关注社会人生 文学概论在知识体系上，首先涉及的是文学的本质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文学的人学特征。文学以人为主要描写对象，以诗意的方式，“展示人的社会处境和人生遭遇，审视人的情感冲突和心路历程，探索人的生存意义和存在方式，捍卫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②不仅如此，文学在感性地表现人的生活和人感情时又会超越它，把人们带进一个更为深远的、显示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世界，一个指向人的精神追求的世界。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体现着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文学的这个本质特征揭示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人生、文学与人类精神的密切关系。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透过文学这个窗口，不仅可以看到人生的千姿百态，还可以据此进行自身的反观。如果理论教学与作品阅读结合起来，让学生就文学所反映出的人生问题进行系统思考，那么学生所得到的就不仅是知识，更有对人、对社会、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关注与反思。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在课程讲授当中，便有意渗透这项内容，引导学生将理论学习与文学实践结合起来，将文学阅读与现实人生联系起来，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增强对文学理论及文学意义的深入理解，体会文学的现实价值。 他们思考人生的困惑：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人生有意义吗？谁在左右命运？人为什么活着？我们渴望认识自己，探索生命的本质意义。文学虽然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回答，并无一个确定答案。但只要我们对此进行了思索，就算活出了意义，因为思考能帮助我们得到一份自我确认。 他们剖析人性的弱点，体会百态人生：人性的弱点与生俱来，撒旦用七个恶魔的形象来代表人性七种罪恶：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饕餮以及贪欲。《连城诀》中江湖群豪因贪婪而忤逆杀师、同门相残；《项链》中玛蒂尔德因虚荣付出了十年的劳作；《金锁记》里曹七巧因嫉妒而毁掉儿女的幸福……撕开人性的弱点是为了让我们看清自身，不重蹈覆辙。 他们感悟人生，思考人生的姿态：什么是人生的支撑？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人生的种种困境？我们试着通过作家们的笔下的人物命运去感悟人生、超越人生。简•爱告诉我们人活着要有尊严；孙少平告诉我们苦难折磨人亦成就人；桑地亚哥告诉我们面对人生困境应殊死抗争永不言败；木藤亚也激励我们要勇敢承受不幸，不放弃对生活的追求。《红帆》里的阿索莉与格莱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奇迹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如果有谁幻想奇迹的发生，你就帮她去实现，你就会得到幸福…… 的确，在文学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学生们能够设身处地体验人生、感悟人生，不仅尝试着理论的实际运用，同时也在文学的阅读中拓展着自己的人生。他们的目光穿过文学的彼岸世界到达社会人生的此岸，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文学内容与人生内涵的联系中对文学的“无用之用”、貌似无用却有大用的特征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可以说，这是文学概论课程承载人文情怀与精神熏陶的有益尝试。 二、从作文到做人：在思维训练中贯穿学术道德熏陶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明确规定，学士必须“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在应用型大学中，尽管绝大多数学生未来并不一定从事研究工作，但基本的研究能力还是必须具备的。就文学概论课程而言，其研究能力的培养一方面体现于理论思辨，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理论的实际运用，而后者则是应用型大学侧重的方面。从人生角度对文学进行阐释，是理论应用的具体实践，学生在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中，可以感性地了解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方法，这其实就是在进行文学论文写作训练。 文学论文写作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运用文学理论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进行阐释，与理论思辨一样都是着眼于抽象思维的培养，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批评实践让学生学会透过现象洞察实质，在分析综合中把握文学的规律与价值。文学分析的实质是穿越形象与情感等感性内容挖掘其背后显现的意味，它以复述、描述与分析判断相结合的方式表达具体观点。学生就是在学写论文的过程中掌握文学分析的技巧，懂得提炼观点，应该说，这是一种从基础做起的脚踏实地的训练。不过，其效果又不止于此――在作业设计中，学生还会在个体的微观性与整体的宏观性中深入了解理性思维的特点。比如围绕“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而进行的“文学与人生”作业，是需要全体学生共同完成的一个主题，六个小组则分别以人生成长、人生追问、人生百态、人生超越、人性弱点、人生感悟的特定专题来说明这个主题，小组成员又以自己的关键词或核心观点来说明各自的专题。这样，个体与整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具有有机联系――每个人针对文本进行细读，感悟批评性分析的要领，每个小组则超越个别感悟而实现相对的整体把握，当六个小组合起来时，人生的主要命题便在此得到了揭示。不妨将此列举如下： 在上述的列举中，我们看到，虽然作业的内容没有直接指向理论本身，但理论应用的实践活动仍能使宏观与微观之间产生一定的跨越，从而让学生通过分工合作体会抽象思维的特点。这既是演绎的过程，也包含着相应的归纳，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力求以扎实的论据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层次清晰地表达出来，这实际上是在解读人生时训练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又是在理性思考文学里的人生时反观现实的人生。学作文与学做人在这一点上有了第一步的结合点。 应该说明的是，观文学之人生，思现实之人生只是学做人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还在于在学习与训练的要求中，使学生明白学术的基本规范，从而养成为学的严谨态度和自我教育的好习惯。学习不是一般性的实践活动，它是一个探索未知、发现和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如果在学习中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能正确对待已知与未知，就无法获得真知。因此，认真阅读作品，摒弃不读而论的学风，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新见解，经过独立思考，严谨的思维，从而逻辑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对学生论文写作提出的明确要求。 三、从专业能力到综合素质：在立身之道的学习中立人文之心 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把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知识性体系传授给学生，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必须的专业基础，而这门课程所着力训练的思维方式，则往往能够超越专业的界限而适用于更为广阔的空间。在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的时代，具体的专业知识也许会过时，但学知识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思维能力和对世界的感知能力，却能够成为立身之本。因此，专业能力的培养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 如果说学会用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解读文学是专业能力的具体体现的话，那么通过文学所呈现的百味人生，达到对他人的理解，明白“他人有不幸、有苦恼、有无奈、有希望和绝望，有欲求和矛盾，有奋进和退缩，有欢喜和惆怅，那都是人的生活、人的色彩、人的气息，从而以真诚、宽容、友善、悲悯的情感和心态对待生活中的人与事，建立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④这便已是超越了专业的立身之道而立人文之心的具体体现。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应该能够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能够悲天悯人，能够对人类生命充满敬畏和关注，对历史人文传统进行批判继承，并且能够追求智慧、美、真理、公正、自由、勇气、希望和爱，试图使自己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⑤文学帮助我们理解人，理解人性，理解人情。从“人学”的意义理解文学的应用性实践，既是文学理论的实际运用，也是学生理解人生社会的窗口。通过文学看人生，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通过文学悟人生，能够增长人生智慧，培养人文精神。这在一定意义上既是养成独立人格的途径，也为他们走向社会打下了思想基础。他们会借此思考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生活，怎样的生活才有价值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种反观显然能够增进学生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塑造，从而完善自己的人格，开阔自己的胸襟。这是理论课程中渗透人文教育的一个侧面，而其效果也在学生的文学阐释中得到了体现。 学生们在阐释中表达了他们的人生感悟。他们悲悯福贵、①木藤亚也②的命运，剖析人性的弱点，感叹阿索丽③心中永存的希望，赞美保尔④、桑地亚哥⑤的坚强……他们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反观自身――解读《项链》时，通过玛蒂尔德的命运思考“谁在左右命运”的问题，认识到“在人生的岔路口，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回头感慨命运之前，不妨先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而在分析葛朗台这一形象时，他们认识到“金钱只是我们生活的工具，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人生目的而沦为金钱的奴隶，成为葛朗台的复制品……”这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人生定位的积极思考，它涉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直指人类的灵魂世界。一位学生在分析《命若琴弦》时感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蓦然回首后。当你到达了那个结果后，无论结果好坏，你都会回首想起过程，会明白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上述的阐述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文学理论课程通过课内讲授与课外作业将理论基石、理性思维、人文情怀结合在一起的教学与训练要点，这只是将素质养成渗透到知识性的教学当中的一种尝试，类似的尝试肯定还有很多种。从实践的经验层面看，这种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兴趣，枯燥的理论因此而贯注了生命的活力与思想的能量。它所贯彻的是这样的教学理念：专业能力培养应与人的素质完善同步，知识传授中要承载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和社会道德素质的有意识提升。具体到文学概论这门课程之上，便是一方面使学生了解有关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知识，熟悉分析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基本方法，提高他们的理论概括能力和抽象思维水平，另一方面则培养学生健全的个性心理、道德修养、艺术底蕴，促进他们成为自由完善、身心和谐的个体。在大学的各类课程中，或许都可以做一些类似的尝试，它的意义在于在立身之道的传授与训练之中帮助学生确立人文人心。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摘要]当前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是转变以教师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能动的自主学习能力,主要包括阅读理论文本的理解归纳能力、理解概念原理并进行建构式分析的能力、严密准确的逻辑概括能力、理论与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结合的实践应用能力。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采用理论著作选读、课堂辩论会、学生助讲等方法,结合全面有效的考核机制,以达到使学生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关键词]文学概论课程 自主学习能力 教学模式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体系中,文学概论课程在教与学两方面的难度都比较高。一则文学概论的课程内容多且杂,不像文学史课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也不像语言类课程可以按照语法结构的组合由浅入深来安排。二则理论类课程缺乏作品讲读的形象性和趣味性,也没有语言应用的直接实践性和操作性,再加之学生在中学阶段文学理论基础普遍薄弱,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授状态往往呈现为:教师教得累,学生学得烦,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使这门课程既难以出彩,又因为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使大量的学生在考研时对文艺学专业绕道而行,所以,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扭转当前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现状的方式和手段很多,如提高教师自身素质、运用多媒体手段、整改教材、调整课时结构等等,但这些方式和手段还只是外于学生的被动构成要素,只治标一时,不治本一生。因而,问题并不在于被动构成要素是什么,而在于如何使其转变为一种主动因子以激发学生潜在探求欲,达到提升学理修养的教育目的。正如叶圣陶所说的:“教亦多术矣,运用在乎人,孰善孰寡效,贵能验诸身。为教纵详密,亦仅一隅陈,贵能令三反,触处自引伸。”①可见,能否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进行文学概论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 一、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基本内容 自主学习,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善于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活动。善于积极思考,敢于质疑问难,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探索和进取的精神”。②对于文学概论课程来说,这一能力尤为重要。理论课程内容庞杂,学派众多,与其说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培养学生对于文学和文化的判断力和鉴赏力,由学习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创建理论,都要依靠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第一,阅读理论文本的能力。文学概论课程的主要目标不在于知识传授而在于思维能力的培养,上课所用的教材及教师的条理化讲解应该只起一个引领的作用,而思维能力的锻炼则需要学生独立阅读理论文本来完成。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材教参多种多样,难度不一而足,但相对学生熟悉的文学文本难度都要大得多,使学生产生畏难心理,习惯于被动接受教师的讲解而不能自主阅读,因此,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首先在于能够独立阅读相对抽象的理论文本并能将其中的理论思路理清,这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能力。 第二,理解概念原理并进行建构式分析的能力。相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其他课程,理论课往往存在着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这些课程研究的是文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但是这种概念原理本身又是一个相对的、随时代变化有着诸多改变的存在,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家、各种教材教参对同一种概念原理的界定又都不尽相同。比如,“文学”这个定义本身就是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文学的本质也同样无法进行绝对的界定,正因为如此,学生更应该去理解这些概念原理而不是去机械背诵。同时,针对文学概论课程的这一特殊性,以陶东风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建构主义”文论的概念,不去追寻本质,不去依附概念的教学理念,这一理念现在正在试验和推广过程中,虽然当前还没有在全国高校的文学概论教学中铺开,但可以借鉴这一理念培养学生的建构式分析能力,学会不依赖任何一本教材中的概念原理界定,而是通过自主理解把握概念原理中最关键部分的能力。 第三,严密准确的逻辑概括能力。文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与文学作品类课程略有不同,其需要的不只是细腻的审美感受能力和作品创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冷静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需将分散抽象的概念原理按照逻辑顺序进行梳理,并使用严密的语言进行概括总结,这也是在教师“满堂灌”式教学模式下学生最欠缺的。 第四,理论与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结合的实践应用能力。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文学批评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运用相关理论指导、分析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实践检验文学理论,促进理论的改革和创新。所以,理论来源于作品,又终究要回到作品当中去,学习理论决不能和作品实践脱离,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学生还必须有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的应用能力,将理论与作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建立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真正自主运用文学理论知识的能力,是进一步进行文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方式和途径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是自主学习能力,但却无法单纯依靠学生自己去自觉养成,尤其是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时间大多是在大一和大二,学生大都还没有完全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而这种理论性强的专业课程更容易让他们无所适从,这就决定了文学概论课堂教学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承担起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任务,而这种能力就是“授人以渔”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尝试使用了以下几种方式: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应由目标决定内容取舍 内容摘要：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遇到了困难。由于“两课”、大学英语及计算机等公共课的大量开设，专业课的课时因而被挤占压缩而变得有限，文学概论课由原来的一学期每周至少六节减到每周四节，教材上的内容，已难以尽行讲授。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成教学目标，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针对教材实际、学生实际及当下文学实践活动的实际，对教学内容作必要的调整，真正让学生学有所用。 关键词：文学概论 目标 内容 文学概论课是高等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的基础理论课，它是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学理论课程，诸如马列文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的基础，也是学习其他文学专业课程，比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的基础。它不但要引导学生准确而系统地掌握一定的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建立起基本的文学观，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判断分析评价文学现象奠定理论基础，还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习惯，并提高他们在文学创作、欣赏及评论等多方面的能力。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来说，对理论知识的运用更有特殊要求。文学概论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遇到了困难。由于“两课”、大学英语及计算机等公共课的大量开设，专业课的课时因而被挤占压缩而变得有限，文学概论课由原来的一学期每周至少六节减到每周四节，教材上的内容，已难以尽行讲授。再者，文学概论课是在大一第二学期开设，相关的文学专业课程除《中国现代文学》是同时开设之外，其他如《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都没有开，因此，具有较强概括性、抽象性和思辨色彩的文学概论课面对的不仅是生活阅历简单，而且文学阅读量小、文学知识储备有限、缺乏基本的文学理论修养的大一新生，它的可接受性就受到了来自接受主体方面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成教学目标，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针对教材实际、学生实际及当下文学实践活动的实际，对教学内容作必要的调整，真正让学生学有所用。 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学概论教材是由童庆炳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教育部指定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以下简称《教程》）。“《教程》是一本很有创意，很有深度、很有影响的教材”， “作者在《教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范畴经重新审视筛选后所作的‘古今对话’与‘现代转换’，对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20世纪文论的科学评价及对其合理成分的积极吸纳”，使《教程》颇有“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气势。但是毋庸讳言，这部面对大一新生的教材，过多、过广、过新、过深的内容，加上艰涩、深奥、高度概括抽象的语言表述，无论是教师讲授还是学生学习，显然都存在较大困难。事实上，许多学生听课常常感觉是云山雾罩，似懂非懂，更不用说让他们自己看教材，常常听到学生说《教程》“太难了，很多都看不懂”、“好像天书一样，不知所云”，这样一来，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的学习也就提不起兴趣了。因此，要更好地实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标，我们在基本保证理论体系的完备与自足的情况下，应适当对教材内容作必要调整和压缩，着重介绍和解决诸如“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何特点？”、“文学的功能有哪些？”、“各类文体的定义及特征”、“怎样欣赏和评论作品”等学生必需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只有运用历史的观点，讲清文学的本质特征，学生才能形成文学意识，在比较中看待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及其有限性，从而形成对待文学活动的科学态度，产生对文学这一特殊的精神现象进行探究的热情和责任感。当然，受课时的限制，对这些内容的教授，应尽量做到简洁明了，深入浅出，注重实用性。至于被删减下来的内容，可以放在高年级，通过开设《中国古代文论》、《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等选修课去介绍。 压缩后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要反复讲清文学的本质特征、作用功能与形态类别之间的逻辑联系，帮学生建立起体系性的文学观念，同时要注意按照教学目标强化学生对理论的应用意识。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大多要从事中学语文的教学，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语文教学更多的是要面对一篇篇类型不同、文体各异、风格多样的生动感人的文学作品，要“引导学生领略作品的艺术美，使其自觉地接受艺术形象潜移默化的教育，陶冶性情”。长期以来，为了满足应试教育的需要，中学语文教师往往将这些蕴含丰富的审美意味的文学作品当作冷冰冰的语言材料来加以分析处理，这样就使中学语文的教学变成了语言文字、篇章结构的教学。即使是将课文当作文学作品来分析，也是重视功利性，而轻视审美性。教师在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时，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政治教化规约，往往是在复述课文的内容后，再套用一个几乎适用于所有作品的句式，即作品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或表现了什么、揭示了什么、赞美了什么、批判了什么。例如，《祝福》通过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揭示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变色龙》通过刻画警官奥楚蔑洛夫这个“变色龙”的丑恶形象，反映了沙俄专制统治的腐朽黑暗，无情地揭露和辛辣地嘲讽了沙俄的专制统治。这样，生动的文学作品就变成了空洞抽象的概念，文学作品丰富的情感和意味荡然无存。而对于作品的艺术特色的分析，往往也是附带地概括说明，如语言优美、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描写生动、刻画细腻等，仍是陈词滥调，毫无新意。总之，在课堂上，教师成了肢解文学作品的工具，学生成为接受现成结论的容器。“由于中学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中学生往往难以受到完备的正当的文学审美教育；社会传播媒介的变化，影视音像艺术的强劲发展，青少年课余受到优美的文学文本的熏陶的机会明显减少。”学生原有的感受力、领悟力就在这种长期模式化、机械化的教育中，在大众文化、影像艺术的影响下，变得日益迟钝以至丧失。这种状况至今仍然存在。要改变中学语文教学的这种现状，使中学语文教学不再热衷于划分段落大意、概括主题思想，而是真正引导学生进入文学作品美妙的艺术世界，对作品进行真切的感受，做出具体深刻的体会和领悟，获得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满足，从而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达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的目的，让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真正能够胜任中学的这种人文的而不是工具的语文教学，就需要在《文学概论》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不但要致力于使学生掌握文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的知识，而且还要让学生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类型、文体、层次、叙事、抒情、风格等等，并进而具有较强的鉴赏分析作品的能力。这样，文学概论中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的消费与接受”这两编，就成了教学的又一个重点内容，所用的课时与精力也就相应的要多一些。 文学理论产生于生动、鲜活的文学实践，是对文学实践的发现、探索、分析和总结的结果。相对层出不穷的新的文学现象，理论总是显得滞后。因此，针对当下文学实践和各种文学现象，不能因为教材没有涉及，我们就不予理睬。相反，我们要突破教材的局限，大胆引入补充新的内容，让学生对当下文学的特点、作用及发展演变趋势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有所认识，培养学生关注文学现实的意识和分析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在一个消费的时代，一个读图的时代，文学活动的休闲化、游戏化的目的日益凸显，文学的深度、意义越来越不被重视，传统的纸质的面对语言符号而进行的沉思默想式的文学阅读逐渐被铺天盖地的电子网络传媒所带来的视听感官的享受所取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些文学问题，如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通俗文学？它们各有什么特点？为什么高雅的纯文学日益边缘化？而肤浅的通俗文学却火爆异常？社会生活是如何影响了文学的发展变化？网络文学有何特征？它与传统的纸质文学有何异同？等等。我们都要引导学生讨论，这样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让学生在学习了文学理论之后，不只是掌握了一些关于文学的原理和规律，而是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地认识和理解现实的文学状况，解决眼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联系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讨论，运用理论知识寻求问题的答案，对新的文学现象做出解释，能够将死的知识变成活的知识，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在学习主体与对象之间建立起互动关系，这样的教学，不只是方式的改革，而是真正激活了作为文化遗产和思想成果的文学理论，让其通过有感受力的接受主体进入文学实践活动中，既得到检验，又获得新生，而学习主体也在这样的活动中向着创造主体成长——这正是文学理论教学的最高目标。 姜岚，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 文学概论论文:论影像文化对文学概论教学的作用 【摘 要】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而影像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趋势，促使我们对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进行变革与探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关键词】影像；文学理论；视觉文化 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而影像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趋势，促使我们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进行变革与探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影像在文学概论教学中的可行性 文学理论在学科上归属于文艺学，关于文艺学的理解实际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研究文学、艺术及其规律的科学，从定义看，它包括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各门艺术分支学科在内，故统称文艺学。从狭义上，是指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艺学本来叫文学，但这三个字在中文里很拗口，所以从苏联翻译过来时，就干脆叫文艺学。叫文艺学有它的好处：这为我们跨越学科边界涉及绘画、电影等领域提供了合法性。 与视觉文化关系密切的影像文化的崛起，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丹尼尔·贝尔在论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曾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让·鲍德里亚也说道：“摄影是现代的驱妖术。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影像世界“通过技术向我们强调它的存在。这个主客关系的反转发挥着惊人的、不可轻视的作用”。 影像是以图像和声音为媒介的，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传达信息，创造形象，它“克服了文学的有意而无色、无画的缺陷，克服了绘画的有形而无声的缺陷，克服了音乐的有声而无形的缺陷，克服了舞蹈的舞台单一的缺陷，把图像、颜色、声音、文字等因素迭加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把文学的意义丰富性、绘画的图像直观性、音乐的曲调含蓄性、舞蹈的动作传神性等特点合成一体，创造出了以往任何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效果”。这种视听结合、时空并存的特点使它能够更精确、更逼真、更生动地表现各种复杂的内容和精彩的故事，同时也能够全方位地刺激观众的审美感官，使其产生多方面的美感享受。 发挥影像的独特优势，进行视觉教学的探索之路，势在必行。伴随视觉文化教育思潮的滥觞，利用电影、电视等媒介开展教学，是当前高校教学中一项颇有现实意义的尝试。 二、影像与教学对象接受心理的契合 目前高校教学的对象，几乎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在影像文化熏陶下成长，热衷于看电影、看电视、看动漫、看广告、看绘本……他们对“视觉性”的敏感是以往时代的人无法比拟的，“看”成为他们阅读与吸纳知识的重要方式。 针对教学对象的接受心理，利用影像的优势，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贴近学生的接受心理与认知规律，利用视觉影像，更好地呈现文字无法传达的内容。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对教师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策略，利用生动立体的教学方式，为抽象的理论讲述寻找到生动的形象载体，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们也会乐意接受。 三、影像有助于培养教学对象的审美能力 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学属于艺术领域，因此，培养审美能力、美的情操和对艺术的兴趣，也是文学理论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过去的应试教育大多只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美育的渗透；注重教学成绩，忽略育人的目的，使得学生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对属于文学语言的魅力越来越淡漠，对艺术形式感觉越来越丧失，对审美感知、直觉和情感体验的培养，往往流于形式。 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学者贺拉斯就说过：“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她喜爱，才能符合众望。”五四时期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强调：“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学生既要接受知识，有不能忽视美好心灵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影像的教学方式，诉诸人的视听觉，图像与声音的空间感，给学生提供了自由理解的角度，不必冗长表述，一组有感染力的镜头，不经意间就能触动他们的情感。假如我们选择好的影像作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观赏，必然会在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的教学过程中，对他们有所启迪，去领悟影像中包含的哲理意蕴和人文关怀的意味。 影像的直观逼真，让学生感受色彩、光影和声音立体效果，体会人类情感的细微表达，洞烛人物幽深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认识到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比如由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改变的电影《王子复仇记》，王子留学海外，父亲却遭暗杀，王位被夺，母亲别恋……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权力与亲情、光明与黑暗、磊落与奸诈、爱情与寡义等等，进行复杂的移形换位。王子、皇后、父亲、叔父、朋友、大臣和心爱的姑娘，这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以及凝练优美的台词，强烈的抒情色彩，以艺术的方式，使得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然后在讨论和讲授中，将感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对人生、人性的各个层面进行历史内涵和哲学意蕴层面的分析。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体验到评判，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教育的本义是要在精神愉悦，受教育者深刻领略，经久不忘。施教者应该深谙美的魅力和感染力，有效地作用于受教育者，以达到“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的效果，起到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净化）作用。 藉由影像符号进行文学理论教学，于娱乐和放松中，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分享丰富多样的生命体验，培养他们的人文情怀，开发独立思考的创意思维，引发学生对文学名著的兴趣，抵御潜阅读，最终走回重归哈罗德·布鲁姆所推崇的“正典”或“经典”（Canon）文学阅读之路。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双语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摘 要：国内文学概论课程在采用双语教学模式中存在一些问题。双语教学模式对英语能力要求较高，学生在英语使用能力方面，存在着阅读能力与听说能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另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语互动也相对比较薄弱，从而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对此，提出解决途径：一是解决师资力量问题；二是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三是革新双语教学手段。 关键词：文学概论；双语教学；问题；对策 一、文学概论课程双语教学的现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深，早在2001年，我国教育部就提出，今后本科教育20%以上的课程必须进行双语教学，尽快与国际接轨。十几年来，国内双语教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一些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联系紧密的专业课程，非常适合采用双语教学的方式，例如外国文学、西方文论等专业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文学概论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由于其中涉及大量源自于西方的文学概念和文学理论，也适合采取双语教学的方式。目前，国内各大高等院校使用的文学概论教材，以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为代表，普遍以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的“文学四要素说”为结构依据，围绕文学本体论、作品论、作家论、接受论安排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中除了纳入中国古代文论的诸多优秀成果之外，还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大量引入了一些重要的西方文艺理论概念和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观点。在文学概论的日常教学中，如何使用双语教学，以更好地达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已经成为国内高校进行文学类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国内高校文学概论课程使用英语的教学模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以英语专业为依托，在课堂上完全使用英语教学。这种模式对英语能力要求较高，无法适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文学概论课程通常开设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英语使用能力方面，存在着阅读能力与听说能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学生可以借助工具书阅读并理解西方文艺理论原著，但在课堂上直接使用英语授课，学生在听力上的接受就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障碍。第二种模式是用PPT课件上的英文内容进行辅助，实际上仍然主要用汉语进行教学，这种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成了对教材的翻译，缺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语互动。如何解决《文学概论》双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教学改革课题。 本文旨在总结以往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以促进《文学概论》的双语教学。 二、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从目前国内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情况来看，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大多还是采用母语教学的形式，即便在尝试进行双语教学改革的院校，文学概论教学采用的也是母语为主、外语为辅的形式。之所以没有采用完全外语教学的范式，一方面，考虑到师生外语能力以及运用外语熟练程度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在于双语教学不同于语言教学，在语言教学中，语言仅仅是教学目的[1]；而在双语教学中，教学的目的则是完成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是学习和训练语言。 在文学概论的双语教学实践中，目前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双语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目前国内双语教学的师资队伍，其人员构成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留学归国的“海归”，另一类是在国内接受教育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这批人是目前国内双语教学的主力。双语教学不但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扎实的外语功底和外语听说能力。“海归”教师符合这个条件，但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对双语教师的需求。在国内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缺乏外语培训，更缺少国外语言环境的浸泡，其双语教学能力要弱一些。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双语教学师资方面的薄弱，与本专业主要师资力量的专业背景有很大关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大多出身纯粹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背景，极少有外语专业背景，也很少有留学或者国外长期访学的经历，这就导致了外语语言能力的缺陷，在使用外语时，往往是长于阅读理解，短于演讲辩论。外语发音不够清晰、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 第二，学生之间外语能力差异较大。在运用外语进行专业学习的能力方面，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较大。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的读写技能发展较为均衡，外语能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听说能力上。一般而言，来自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的学生，听说能力稍强一些，来自小城市和农村的学生，听说能力就要弱一些。在课堂上，由于学生们的听说能力参差不齐，使用外语材料授课就受到很大制约，外语材料使用得多了，听力程度差的同学反应不过来，外语材料用得少了，程度好的同学又吃不饱。 第三，教学设备与教材问题。在高校双语教学中，多媒体教学设备发挥着非常便利的辅助作用。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已经实现了普及，但在使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高校对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运用，存在着重购置、轻维护、轻管理的倾向。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购置，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目前高校在这方面的投入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在多媒体的管理和维护方面，有些地方就存在问题。在一些学生和教师流动性较强的教室，周边设备的损耗现象比较严重，常常出现麦克风发不出声、投影仪灯泡烧坏的情况。由于教学楼内众多教室上课时间集中，多媒体控制室工作人员又很少，出现问题之后，一般无法立即解决，这就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果。 另外，在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专用教材方面，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国内没有现成的双语教学教材。在目前的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教材使用是一个大问题。既没有引进国外的优秀教材，国内也没有做出编撰双语教材的尝试。学生依据的往往是国内较有代表性的文学概论教材，教师则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制作教学课件来实现双语教学材料的充实。 三、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文学概论双语教学的尝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比较棘手，但我们也不是无计可施。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双语教学实践，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文学概论课程的双语教学效果还是大为可期的。 第一，师资力量问题的解决。我们注意到，新加坡的双语教学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学习的范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师近一半是外籍教师，他们来自教育水平发达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全都来自著名学府，教师以英文授课。由于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资源，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1]。新加坡援引国外名师的做法值得我们效仿。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国内高校的财政状况足以支持、或者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引入外籍教师，以改善国内的教学水准。以我国高校之多，学生数量之巨，外籍教师的引入不可能占据高校教学的主流，但是却可以借此引入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经验，带动国内双语教学的水准。 除了积极引进外籍师资之外，还要大力培养国内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高层次学历教育制度的完善。目前高校中，青年教师成为本科教学力量的主体。这些青年教师大都具有硕士、博士以上的学历，具有良好的外语功底，具有培养和提高的潜力。完全可以通过留学、国外访学或者短期语言培训的方式，提高他们的双语教学能力。 第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克服双语学习中的语言障碍。学生在学习双语课程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语言能力。由于语言环境缺乏，高校学生在外语听说读写诸方面的能力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一般而言，学生在运用外语时，听说能力要滞后于读写能力。在没有充分预习教学内容的情况下，课堂教学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外语听说能力的提高非一日之功，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很少有课前进行预习的。学生是否愿意自觉进行课前预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一个好的教师，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入浅出的讲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能够有效地说服学生进行有效的课前预习。此外，由于目前双语教材付之阙如，教师还应当给学生提供充实的双语教学材料，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第三，编撰双语教材，充分利用教学设备，革新双语教学手段。教材问题的解决，有两种思路。一是引进国外的原版教材，二是自编教材。国外的原版教材价格偏高，考虑到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直接引进不太现实。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由国内知名高校牵头，自编双语教材。这样编写的教材，能够贴近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接受能力，甚至比直接引进教材更有优势。 在多媒体设备已经普及的条件下，还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制作双语教学课件，补充与专业相关的双语资料，提纲挈领，聚焦文学理论知识要点。多媒体教学能够综合运用声音、文字、图片等媒介手段，有利于调动课堂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互动的形式增强课堂教学效果[2]。 此外，新媒介的发展日新月异，双语教学完全可以利用公共电子邮箱、飞信、Q群、微博等现代通讯交流手段，鼓励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相辨难答疑，作为网络双语教学平台的补充。 四、结语 使用双语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培养专业能力，与世界知识体系接轨，对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而言，双语教学是时代的需要[3]。在双语教学中，教师只要能够课前做足准备，照顾到非外语专业大学生的外语实际水平，充分发挥多媒体以及Q群、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手段，帮助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就能保证教学任务的高质量完成。通过完善双语教学，帮助学生养成使用双语资源的习惯，丰富学生的专业资源选择，健全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无论学生将来选择进一步深造还是直接投入与专业相关的职业工作，都会有极大的助益。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 文学概论在高效教育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也是高效教育阶段中学生必修的课程之一，在高效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传统的高效文学理论教育模式通常是以突破语言为中心，随着社会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高效文学理论的教育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在高效文学概论的教学中更加注重运用科技力量，课堂进入了从语言模式到影像、音频相融合的视觉多媒体模式转变，教学内容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学生吸收更快，信息量获取更大，文学概论的教学效果也就变得事半功倍。 [关键词] 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教学思考 一、多媒体教学要注意突出重点 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地变化下，高校原有的传统教学模式逐渐被打破，教学要求更加紧凑效率以及内容更加具有趣味性，因此，新颖的多媒体教学方式更加符合新时代的高校教学要求。多媒体教学作为我国现代教育学中不可缺失的一门学科，与原有的教学模式相比，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逐渐使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自主的投入到学习中去，这样更益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快速的掌握学习方法。文学概论由于文学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与高校中的其他实践性以及趣味性比较强的课程相比，在课程的讲授上比较难以调动学生的兴趣点和兴奋点，特别是传统的语言讲授更加难以达到预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文学概论课程中运用有声教学以及画面教学就很重要了，而多媒体教学则可以通过以图文交叉、声频与视频共存的方，来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在视觉与听觉上冲击学生，来激发学生的兴奋点。多媒体技术在文学概论课程中如何能在有效的时间传递有效的信息与内容又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因此，提高传授速度，完善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也就很重要。文学概论与文学欣赏的课程有所区别，学生比较难以发挥主动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文学概论授课教师在制作多媒体教学课程时，应当更加注重突出重点，让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吸收。 二、多媒体教学要注重实用能力的提高 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的调整下，对于人才的需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对于应用性人才的需求量比较大，因此，综合性大学中的中文系也随之改变了教学目标，主要以培养理论研究人才为主要目标。教师在传授文学概论课程中，更加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帮助学生不断提高对知识的学习能力、吸收能力以及反馈能力等实用能力，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生活，完成就业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在教学层面上更应该着重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比如，关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的小说教学，大学生对于课文通常是通过电影以及语言文字来了解。由于电影作品以动态代替静态语言，用图像代表文字，使得同一题材的两个作品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直观的视觉效果比较文学的作品更加容易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造成学生的接受心理的偏差，这种心理偏差将直接影响到学生们对于所学的知识的理解与消化，并且在深层方面的思考能力将会减弱。学生们阅读能力低下，对于文学概论中文章的论点与论据的审视能力也会有所下降，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也就体现出来了。因此，在文学概论的高校多媒体教学中，高校老师们对于多媒体课程中的图文以及音频视频的配合就要求更加高一些，教师们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就更应该合理配置，注重提高学生的能力，不能单纯依赖于图像，应该面面俱到。这样对于高校教师来说，就具有更大的考验性与挑战性，在教学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应该进行一定的教学改革，将教学范围进行适度调整，有利于达到更好的教学目标。 三、多媒体教学要注意加强师生交流 在多媒体的文学概论的教学模式中，有些教师比较侧重于满足学生的视觉和听觉感官需求，教师们在教学的过程中通常会将大量的音频、视频以及图像内容制作在教学课件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多媒体教学模式正在淡化教师们的授课艺术水平，降低课堂的艺术欣赏水平，容易造成教师的主体性影响力的缺失。这种过分追求世界和听觉效果的高校课堂，使得教师对知识的传和点拨缺少了注意度，也很容易使教学内容娱乐化，而学生对于知识的获取简单浅显化。多媒体教学内容通常是授课教师来制作，老师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经常会忽视与学生的互动性而进行程式化教学，师生间不能进行很好的情感交流。而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多媒体荧幕上，一旦学生们在教学中到问题，对教学内容有所疑问，视觉与听觉以及感觉则会比较容易受到多媒体荧幕的阻碍，自己的想法容易被荧幕上不断出现的视频以及图像所干扰，很难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无沟通无深层思考的教学模式会影响学生们的学习效果。因此，在多媒体文学概论的高校教学生，教师们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学生是接受知识的主体，对于所需要接受的内容要有直接的提示和耐心地指引，以及给予充足的思考时间，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课程思想与内容。当然，在文学概论的理论学习中，学生也要发挥其主体作用，对文学作品进行更加深入地学习，并在课堂中主动参与教师进行的互动教学环节中，通过阅读和与老师的沟通来获取知识储备，达到文学概论所需要完成的学习目标。 文学概论论文:关于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文学概论课程的学习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重点难点课程，教师如何更好的进行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在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既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引导者。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教师的引导作用：第一要重视文学外部研究的教学；第二要要教学过程中对课本进行批判的教学；第三要注意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文学概论；批判精神；知识构架 文学概论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主干课程，通过文学概论的学习可以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系统掌握文学的基本概念，帮助他们建立文学学习的能力，所以说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如《文学概论》编写者所说：“文学理论的学习可以指导文学课程的学习、可以指导做人与生活，同时可以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的能力。” 每一位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者或者是每一位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师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学理念，而教师的文学理念是在大量阅读文学著作的同时，自觉运用文学概论中的基本原理形成的。这种文学观念既有感性的成分又有理性的成分。所以在文学概论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从自己的感性文学认识中抽象出理性的观点看法，提炼出最为稳定的知识结构，帮助同学搭建文学体系的理论框架。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既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事实同时又要求教师进行创造性的脑力劳动。 既然课程的名称是文学概论，那么每一位教师的教学都离不开对这一门课程最基本概念的阐释即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又是什么？上千年来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给出了千差万别的答案。《说文解字》中说“文错画也，象交也。”《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在中国古代，“这个文字包含了若干的含义既有语言文字的象征符号，又包括具体的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先秦时期文的含义比较宽泛，到了战国中期以后，文就偏重于指文章、文辞。但是不管是语言文字礼乐制度还是文章文辞。唯一例外都是人的感性活动。童庆炳认为“文学作品是人写的，是直接或间接地写人的，并且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写的。”文学的创作者对于生活的切身感受有了表达、宣泄的需要，就产生了文学创作。在教学过程中，也只有充分尊重学生的本能感受，才能帮助他们搭建稳定的文学框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位文学概论的教师不仅是权威知识的传授者更应该是帮助学生进行概念学习的引导者，那么教师如何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引导作用。 首先，应该引导学生自觉进行文学的内部学习同时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进行文学的外部学习。美国学者韦勒克在其著作《文学理论》中首先区分了文学的外部研究与文学的内部研究。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十分重要。文学的内部研究，不言而喻，主要研究的是文学文本本身的存在。它的范围及其广泛，既包括文学的文体分类。同时又包括对文学创作过程、文学阅读消费过程等。这其间包含了许多概念。这些内容一般是文学概论大纲中所包含的内容。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各版本的教材，争议不大，教师需要在明确基本定义的基础上，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实例帮助同学们理解这些繁复的概念，使他们具有基本的文学素养。但笔者认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更能够帮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打开思维并且学会如何进行思考。这部分的内容同时关系到学生的道德情感评价、关系到学生审美价值观的形成，甚至能够影响到学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而这些内容才是教育的真谛所在。但是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具有难度，第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够明显。教师在具体教学中不容易把握这个度，容易造成边缘内容在课堂的教学中喧宾夺主的情况。第二，各版本的课本对这一部分的内容争议比较大，而且内容分布不均匀，涵盖面不够广泛，这就需要教师发挥其创造能力，在庞杂的内容中，选其精华，去其糟粕。简单精要的讲解，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又要启发同学们在课下进行思考。 其次，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对相近概念进行区分，帮助学生厘清文学理论概念外延和内涵，弄清概念之间的联系。理论体系是由一个个概念构成的，教师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用一个比喻，概念就像是结构中的点，而概念之间的联系就相当于两点中的线，只有点和线的稳固结合，才能形成稳定的知识构架。知识构架之间的稳定联系才能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知识框架以及知识体系的建立正是建构主义教学理念所提倡的精髓所在。但是这些层面并不是孤立的，每一层次之间都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各个层次的构成也是由诸多要素。这就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建立每一层知识之间的联系。帮助同学们在概念之间建立联系是十分必要与关键的。 综上所述，在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其引导者的作用，帮助同学们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对教材的批判性传授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更关系到学生理性批判思维的建立，是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文学素养的关键。 文学概论论文:面向21世纪高职院校文学概论教学改革构想 摘 要：高职院校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单纯的理论教学不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本文从教学改革的视角分析了高职院校文学概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的方法和构想，要由浅入深地进行理论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在文学概论课堂中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拓展课堂空间，采用阶段考评的方式来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 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概论 教学 改革 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文学概论一直是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它是学生学习文学课程的理论基础，也是学生将来从事文学研究和实践的基石。然而，作为高职院校为数不多的文艺理论课程之一，文学概论的教学却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面对着高职院校培养实践性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方向，文学概论这门理论性的课程就很容易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如何把文学理论教学同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结合起来，使之真正起到文学与思想启迪的作用，就成为了文学概论教学最应该关注的问题。 高职院校重在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而且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能力要比一般本科院校的学生略差一些。因此，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必然要有自身的特色，要注意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不然，学生只是走马观花地听听课，背背概念，很难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运用文学理论去指导实践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作家与文学家的存在形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各种内容和体裁的文字形式，对传统文学理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这样一种新的文学语境下，文学理论的照本宣科就显得有些刻板和不合时宜了，学生不愿意接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要提高高职院校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教学改革是势在必行的。笔者依据对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实践和经验总结，提出了几点关于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构想，下面就简单谈一下改革的方法和方向。 1 有步骤地进行文学理论教学，由浅入深 文学概论课程涉及到的概念、术语比较多，有些理论也比较抽象，不太容易理解，如果教师只是一股脑地灌输给学生，学生根本接受不了，即使为了应付考试，全部死记硬背下来，也并没有真正理解，很快也就忘记了，这样的教学就失去了意义。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高职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学，不必教条地按照教材编排顺序依次进行，可以先选取一些学生容易理解的理论，比如文学体裁、文学形象等，结合具体文学作品的实例进行讲解，等学生掌握了之后，再引入比较深奥的部分，比如文学创造和文本接受理论等等。通过这种由浅入深的教学方式，学生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排斥和畏难情绪会减少，会觉得文学理论也并不是那么抽象和遥不可及的，学习的兴趣也会得到提升，并试着去理解文学概念和理论。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学习文学概论，才能够真正有所收获。 2 结合当代文学发展的新动向，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的，是对现实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和提炼。因此，在进行文学理论讲授的时候，教师要用具体的文学实例来引导学生分析和理解文学现象，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理论本身，这样才能进一步用理论指导实践。文学理论教材中的文学现象和例子，更多的来自于文学经典，这样的例子虽然更为典型，但可能并不是学生们熟知或者感兴趣的。在网络信息时代背景下，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多新的内容和方向，学生们可能对网络作品或者流行的当代作品有更多的了解和兴趣。网络作品虽然良莠不齐，但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态，也并不一定要完全被排斥在文学研究的视角之外，教师可以适当选用一些网络文学作品的实例，来引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学会用理性的方式来看待文学现象。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教师还可以推荐他们阅读一些学术前沿的文艺理论研究著作，开拓思路，培养科研意识。 3 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拓展教学空间 在高职院校的文学概论课堂中，积极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拓展课堂内容和空间的好方法。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丰富和生动，利用PPT课件演示，可以省去老师抄板书、学生记笔记的时间，丰富的图片资料还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加深印象，一些抽象的理论也可以用图表等形式形象地展示给学生，学生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另外，教师还可以给学生播放一些影音资料，让学生利用所学的文学理论来分析影视作品等等。总之，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文学概论的教学，会给课堂带来更多的活力，课堂气氛也会变得活跃起来。 4 注重教学过程和阶段考评，提高教学效率 我们以往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评价，往往都是以期末考试的考评成绩为准，一张考卷就决定了对学生的最终评价。这种评价方式还是有很多弊端的，学生往往存在前松后紧的情况，平时不注意学习和积累，到考试之前“临时抱佛脚”，许多理论和概念只是匆匆背诵一遍，应付考试，考试过后就全都抛在脑后了，最后什么印象也没留下。其实，教师可以把测评成绩分散到平时来进行，通过一些课堂小测验或者让学生写读书心得和体会的方式来考评成绩，这样就会督促学生把功夫下在平时，还可以灵活运用学习到的理论，边读书，边思考，教学效率也就会相应的提高了。 总之，要想提高高职院校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就要广开思路，积极革新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和文学修养。 文学概论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实践教学探索 【摘 要】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教学改革必须引入实践，增强课程的实践性品格，阅读经典作品为实践性教学提供阅读储备，同时课堂教学中引入可操作性实践环节，增加实践性考试内容。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文学概论 实践教学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现代社会对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这就决定一般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培养能够熟练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作为一所应用型师范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是注重基础知识学习，加强实践教学，突出技能训练，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操作能力的中小学教师。中文系根据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设定了中文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面向农村、面向山区、面向中小城市、面向基础教育，强化实践教学，重视人文素养，为广东基础教育培养优质的语文教师。 文学概论作为中文系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传授的教学内容是文学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初步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能够鉴赏和评论文学作品。面对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文学概论教学作为一种理论教学方式，怎样顺应新的教育教学环境，陶铸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尝试可操作性实践，用一系列具体、丰富的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理论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阅读、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的技巧和能力，探索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下面是该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针对培养模式，增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品格 文学概论虽然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属于理论教学，但是文学理论来自文学实践，也应当回到文学实践中接受检验；理论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文学实践。针对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我们突出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应用性、操作性，增强其实践品格，实现由“知”向“行”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本途径在于将抽象思辨的文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的能力，以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的。 文学概论的教学，不只是要求学生掌握文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规律，更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运用文学基本原理和规律来进行文学创作，理解、分析文学现象，鉴赏、评论文学作品。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品格，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了解文学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掌握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二是指导学生的文学写作，使其文学创作遵循一定的章法；三是运用文学理论和文学鉴赏、批评的方法来解读、鉴赏文学文本，分析人物形象，为将来教育实习和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准备扎实的解读文本的功底。 二、阅读经典作品，为实践性教学提供阅读储备 学生在中学阶段由于升学压力很少阅读文学作品，语文课本中虽然也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教师讲读时往往将文质兼美的作品分割成层次结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忽略了文学作品整体的审美韵味，造成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冷漠无趣。而进入大学以后，自由支配的机会和时间多了，互联网、时尚杂志、电影电视、各种传媒竞相诱惑，大学生很难静下心来读书，更遑论细致体味经典文学作品。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如果缺乏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积累，学生就很难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理解从文学实践中总结而来的文学原理、规律，也很难将文学理论运用于文学欣赏、批评实践，而只能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从理论到理论，应付课程考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讲读分析的文学作品也很难深入下去，得不到学生的互动和共鸣，只能一言堂表演。一定的文学作品阅读储备，是文学概论课程实践性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教师应精心选择和提供中外古今经典文学作品阅读书目，要求学生带着文学理论的眼光阅读，活学活用，做好读书笔记，并在课堂上交流读书心得，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文学理论的乐趣和收获。 三、改进教学方法，课堂教学引入可操作性实践环节 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要落实到具体的课堂教学方法之中，教学过程应当尽可能设立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让学生动脑动手动笔，使学生从文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换成为文学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实践者，这是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的重心所在。 传统的文学概论教学也讲究文学实践。教师先用准确科学的语言，讲述有关概念和基本理论，然后例举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来说明概念和理论的正确性，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成为理论和观念的注脚。这种注入式教学方法在教学观念上忽视学生接受的主体性，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无法培养学生分析、解读文学作品的能力，无法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 在强调可操作性实践教学中，我们始终把“实践”放在教学的第一位，即使运用传统的讲授法，也注重实践的原则。如讲述“意境”这一概念时，先让学生阅读欣赏戴望舒的《雨巷》。学生赏析概括本诗的艺术特色：第一，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雨巷、油纸伞、丁香、篱墙、女郎，编制出雨中江南小城阴沉的图景，“我”和丁香姑娘在朦胧细雨中邂逅，表现出凄清哀怨、恍惚迷离的情绪，抒发孤独、抑郁的情怀。诗人的情感蕴含在诗歌的景物描写之中。第二，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这首诗表面上是写对一个少女的追慕和美好理想破灭后的惆怅，实际上却象征着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那在悠长寂寥的雨巷里撑着油纸伞的诗人，那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充满着象征意味的抒情形象，虚虚实实，虚实结合。实境是诗中真实描写的现实生活，虚境是由实境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第三，言有尽而意无穷。诗歌描绘的情景是有限的，但由于有了实境和虚境所生成的审美想象空间，就使得本诗富有韵味，让人咀嚼不尽。那梦幻般出现又幽灵一样消失的丁香姑娘，是诗人日思夜想不能忘怀的梦中情人？还是现实生活孤独愁苦情感寄托的偶像？抑或是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 在学生对《雨巷》的欣赏品味之中实际上已经具体接触到了意境的审美特征，这时教师归纳推出意境的定义：意境是作品所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想象空间。由于结合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深入浅出地讲述意境的定义，避免了抽象空洞的阐述，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时培养了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概述意境的定义之后，又布置如下作业：以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为例阐述意境的审美特征。通过作业，学生进一步领会掌握意境的概念。这种从文学作品赏析的实践活动出发，提出有关概念和问题，通过教师的讲述和说明，然后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新的问题的教学方法，使学习理论知识与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相互结合，既深化了对概念、问题的认识，又训练和提高了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讨论式教学方法的使用，我们也加入了实践活动的因素。如组织学生结合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形象，讨论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上课之前，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小说文本，布置参考资料，提供要讨论的文学典型的几个问题：（1）阿Q独特鲜明的个性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2）贯穿于阿Q全部行动和性格中的总特征是什么？（3）阿Q形象为什么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讨论方式是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推荐出组长，组员集体讨论后由组长撰写发言稿。上课之中，由各组组长登台宣读发言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讨论，组长要接受同学的质疑提问，并要求答辩。组长发言答辩后，教师对讨论的每一个问题要进行整理点评，对学生观点不一致的问题要进行重点讲述，解决学生的疑惑，最后归纳概括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在学生理解掌握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后，教师再以林黛玉、曹操等文学形象提问学生，让学生用刚学到的文学典型知识分析林黛玉、曹操的个性特征和总特征，探讨其艺术魅力的成因。 这种带有实践色彩的讨论式教学方法是深受学生喜欢的。学生全员参与，积极性高，增强了学习文学概论的兴趣；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认真倾听学生代表的发言，可以发现并激励学生创造的智慧；结合文学形象理解基本概念，从具体到抽象，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符合人的认知发展的心理规律；在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过程中，提高学生文学研究的能力。 四、改革考试内容，增加实践性考题的比重 现有的文学概论考试内容，主要考查学生对基础理论、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所用考题都是纯粹的理论试题，考试题型有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释、问答题、论述题。这种考试内容和方法，凭借着死记硬背的工夫，一般来说都能考出比较好的成绩，但是学生解读、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得不到确认，起不到督促学生提高实际操作能力的作用，对教学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导向。因此，纯理论性的考试内容所占比重不宜过大，应当增加实践性考题的比重。 所谓实践性考题，就是运用所学的文学理论知识来分析、评论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考查学生动笔解读文学作品、写作文学鉴赏和文学评论的能力。具体来说，要考查某个理论知识，可以展示相应的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热点问题，要求学生对其分析论证或鉴赏评论。例如要考查叙述视角这个知识点，就让学生分析小说《孔乙己》采用何种叙述视角，联系小说文本分析这种叙述视角有何特点，采用这种视角叙述有什么艺术独到之处。要考查叙述者这个知识点，就可以这样命题：鲁迅在创作《孔乙己》时可以有四种叙述者的选择：“孔乙己”、“掌柜、酒客”、“小伙计”与作者自己。鲁迅选择了酒店“小伙计”作为叙述者，这是何种类型的叙述者，这种叙述者在小说中有什么作用？请联系文本做详细的论述。这种实践性考题，把考试引向了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看到文学理论的实用性、应用性，能够培养学生理论的运用能力、良好的感悟能力、独立的判断能力、正确的审美能力、流畅的表达能力、新颖的创造能力，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以致用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责编 黎 原） 文学概论论文:应用型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摘 要：文学概论课对于培养中文专业学生的理论素养、提升文学分析能力有重要作用。培养应用型人才，需转变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重视教学的实践品格。具体措施有，就是重新设定教学目标、完善大纲、改革教学方法、设计课堂内外作业、完善课程评价体系等。 关键词：文学概论；模式；转换 “文学概论”是中文本科专业必修的理论基础课程，也是重要的学科基础课。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来说，要培养在中等学校进行汉语文教学和研究的老师及能胜任文化、宣传、管理等工作的具有良好文学素养的中文从业人员，就要重视文学概论在课程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重视“文学概论”的教学研究。 一、“文学概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文学概论”教学中还存在着较多需要改进之处。首先，授课内容较难引起学生学习兴趣。《文学概论》是门理论课，比较抽象，学生有畏难心理，这是课程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文学概论”注重理论的完整性和体系性，通常按照课程逻辑体系（章节）组织课堂内容，设计讲授单元，讲课偏重概念的论证、讲解、阐释，侧重理论讲解的教学安排也使相应案例无法展开，印象式的文本介绍往往达不到设置例证目的。比起文学课程，文学理论以理服人，比以情动人的文学似乎缺少了优势。在教学方式上，文概课主要采取教师精讲的方式，即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传授模式，虽保证了理论的完整性，却忽略了学生实际，使学生很难深入学习下去，因此很难引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背离了文学概论作为理论课的教学目的，不能使其为其他文学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具体实施策略 （一）重新设定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文学热情，建构基本文学理论知识，培养运用理论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概论课融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于一体，通常将该课程的教学目的设计为“较为系统地学习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形成正确的文艺观和审美观，掌握文学研究的基本技能，为学生学习中外文学史和从事文学批评建立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培养目标重视知识传播，侧重培养学生较高的修养，但也明显体现出不足，即对理论指导实践的技能训练重视不够，忽略学生的情商培养。在重视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大前提下，其弊端更为明显。学生情商有待提高，表现为学生缺少对理论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尊敬和耐心，对文学文本的感受、理解、表达、评判缺少热情。他们在面对文本时，很难用心体会文本内容，更难深入把握文本意蕴，解读流于表面。对于阅读，学生总是兴趣不大，很难做到深度解读。这就是学生的学习现状，是新形式下培养具有实践技能的中文从业人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就要有所更改，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热情，完善人格修养，从深度阅读入手，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欲望。重新制定的文概教学目标即为：强化基本文学理论知识学习，培养学生运用理论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提升对文学的热情，为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学类课程、毕业后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完善教学大纲，合理设计教学内容。根据课程目标设定，重新设计教学大纲及教学内容，强化教学的实践品格。在文学性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四大部分中，讲解文学基础理论时，一定要辅之以少而精的案例，在提升学生理论素养的同时，逐步引导学生学习深度阅读文本，提升评介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能力。这需要教师全面准确把握授课内容，厘清教学思路，精心提炼授课的理论点，寻找恰当案例，优化课堂教学，示范性操作运用理论进行文学阅读与评价，使学生感受文学魅力和理论魅力，关注和分析文学热点和文学现象，逐步学习运用理论深度阅读和分析文本，有步骤地提升实践能力。在这样的思路中，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设置理论内容。作为理论性课程，理论知识的积累是必要的。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需要教师科学设计理论内容。既要学习基础性、经典性理论，也要注重理论前沿性、新颖性。重视阅读理论原著，强调理解和把握原著是学习文学理论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老师可结合教材基本理论点指导学生有步骤有计划地阅读经典，并通过课堂即兴提问或专题讨论等方式及时予以探讨。另外，注重理论的前沿性特点。根据文艺学学科发展的最新情况，及时在课堂教学中补充学术前沿观点和重要理论知识，并结合学生的日常审美经验引导学生分析当前学术热点、难点问题，尽可能开拓学生的理论视野，锻炼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 （三）转换教学理念，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将以教师的“教”为中心转换为以学生的“学”为中心，重构课堂教学。从“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知识传授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性教学转变，首先是教育观念的转变，需要教师转变角色，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尊重学生、了解学生、服务学生，以引导、启发的方式辅助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独立自主研读文本，培养实践能力，实现学生与理论文本、文学文本两个主体与主体的交流与对话，真正激发起学生的主动性，使其最终掌握方法，自主学习。具体来说，可以采用如下几种教学方式来体现这种教学模式。（1）启发式。“文学概论”经常采用的方式，但常常是教师设计问题学生回答，教师简括后即按照自己的内容设计进行理论精讲，学生仍是被动接受知识，因此要改进。教师要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如在讲解某个文学理论知识点时，可结合文学活动的热点问题或较为熟悉的作家作品、文艺现象，通过特定的理论视角介入，启发学生思维，引发学生探索。教师则扮演倾听者的角色，虚心倾听学生的各种见解并予以引导评价，然后由学生或老师总结概括，明确概念和理论知识，巧妙地将理论与实践融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一定注意保证学生的主体性作用。这种启发-讨论-总结的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对培养其创造精神和创新智慧。（2）实践式。教师应充分开发和利用课堂之外的学习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在自由开放的情境下参与学习与实践，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意识，提升其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教师可从学生的作文、文本解读、文学评论等实践活动入手，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师生集中探讨。也可以由W生主持具辩论性的专题讲解，教师扮演评委角色，画龙点睛地阐释概念，说明并解决问题。之后布置新的文本解读、文学评论，再次在实践中验证所学理论，并在新的实践操作中发现并探索更新的问题。如“文学概论”中的文学创作部分教学，可首先由学生创作一篇同一题材的小说，大家以小组为单位总结创作过程，然后进行专题讨论，以此理解创作的一般过程。这种教学方式需要教师根据理论内容合理设计课堂内外作业，如课下阅读理论原著、文学文本，文学创作作业，评价实践作业等。总体而言，课堂内外的读、写、说的训练践行学以致用的原则，强调研究性、自主性原则，通过自主完成的作业，提高学生对文学的热情，从而真正激发起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这些教学方案对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提出了要求，在后现代语境下，对视觉文化如电影类型片、动漫等的接受热情远远超过纸质媒介，必须抓住学生的这一接受特点，注重以电子媒介为手段来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刺激其阅读文学经典和理论原著。 （四）重新制定课程评价机制，采用平时考查与卷面考试相结合、口试与笔试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来评价学习成绩。学生的学习必须有准确及时的考试来验收反馈。应注重学生日常的课堂表现，激励学生注重日常学习，突破中文学习期末试卷定乾坤的窘境。但学生的课堂表现，不应由教师单方面决定，也要采用学生自评和同学互评，最后综合三方面意见评定成绩。与评价机制配合的措施是建立完备的文学概论课程试题库，把课上讲授和课外延展学习以试题的形式加以储备，将试题库建设成为理论学习的知识储备库。 三、课堂教学设计案例 一节成功的课堂教学需要教师进行精心设计。教师要根据知识点的难易成度设计教学时数，根据学生的接受特点，选择合理的教学手段进行授课。文学概论课开设在低年级，面对的是没有太多理论积累的一二年级大学生。他们是成长于消费文化背景下的新一代青年，接触文学艺术时使用电子媒介多过纸质媒介，喜欢以画面来感知世界。考虑到这些因素，教师的备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下面以文概课程中的重点难点之一“意境”为例进行讨论。 这一节课的教学目是：学习意境理论，能够运用理论分析诗歌等抒情类文学作品。从教学内容来说，则要了解意境的形成历史，理解意境的内涵、分类，把握意境的特征。教学重点与难点是意境的特征。在教学方法上以讨论法为佳。之后老师可以介绍意境理论的形成历史，这也是对特征的再次强化。课程首先可由案例分析入手，结合影视片段感受意境，之后引导学生总结意境的特征，即先把握重点内容，用时30分钟左右。之后介绍意境的分类，概念的形成历史，再留下课后作业。具体教学环节可以如下步骤进行：（1）欣赏视频《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感受意境的最主要特点：情景交融。学生进行讨论。（2）意境的内涵、特征。延展：岑参《白雪歌松武判官归京》，引导感受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特点。（3）分类：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王国维），辅以图片的诗歌展示，进一步了解意境理论的形成历史。（4）课后作业设计：《三国演义》36回，刘备、徐庶送别场面。这个设计注意了多媒体手段的使用，用视频和图片引出内容，并借此理解理论，形式上具有画面感。教学内容设计上，从文本入手，让学生在描述自己的审美体验中明晰理要点，并通过诗歌分析强化知识点。课后作业的设计不仅开阔学生阅读视野，又推动学生再次把握理论，完成了理论用于实践的分析文本的练习，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激发起学生对文学阅读的热情。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符号 当今社会已进入传媒时代，时代赋予了教育全新的理念，而多媒体教学是新世纪教育发展趋势之一。文学概论课程是中文学科基础理论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采取多媒体教学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1］。结合传统教学，正确把握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时代背景和符号特征，实现多媒体教学的符号优化，是一个很紧迫的教学任务，但目前学术界和教育界都还较少关注。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如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主持的《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主持的《文艺学课程体系的改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畅广元主持的《文学文化学》，虽然在教学中率先运用多媒体，但欠缺的是没有进一步对多媒体教学中出现的符号变化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提出对策。本文拟选择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常用的图像、影像和语言等符号，对这类符号的优化展开初步的阐述。 一、图像：语言符号的感性辅助 多媒体是“用词语和画面来共同呈现材料”［2］的，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图像符号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文学概论教材不再像过去那样灰暗死板，色彩和图案的运用使教材显得活泼有生机，具有时代气息。在多媒体教学中，师生面对的也不再是单纯的一张漆黑的黑板，还有播放课件的屏幕。课件不同于黑板，它是图像与语言文字等符号的有机组合。有些教师的课件做得单调无趣，这就没有达到使用多媒体课件的目的。在中文学科课程中，文学概论是属于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之一，在高科技的支持下，有了图像的插入，教学内容便显得活泼生动。所以，从事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教师，都喜欢将教学内容图像化。内容的图像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激发了他们对文学概论的学习兴趣。然而这种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并不意味着教师在制作课件时随心所欲，一定要符合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才行。因此，文学概论多媒体课件的图像选择，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情况：第一，注重课件本身的形式美。文学概论教学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课件是教学艺术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不能忽略课件自身的形式美。课件的封面设计、背景图案的选择等，都需要教师精心处理。教学课件上的图像，呈现的应该是和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有个性化的视觉美，而不是与课程无关。而且，这些图片的选择，不能喧宾夺主，掩盖或者妨碍学生对文学概论内容的接受。第二，补充课件的文字内容或者教师的口头表述。比如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所附的光盘中，在讲到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的时候，就选择他的一张相片插入到课件上，让学生在了解他理论观点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他的感性认识。形象的图像符号与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相结合，更符合学生的接受心理。第三，与教学内容相互印证。比如在举李白诗歌《静夜思》以说明诗歌的文体特征时，可以插入相关图片来辅助对诗歌的内容的阐释。这类图片的插入，目的是让学生从不同的途径来理解教学内容，但图片的选择应该非常慎重，有的图片不能呈现李白《静夜思》的诗歌意境，就不能用，否则会误导学生的理解，让“学生的学习会受损害”［2］。第四，以图像作为讲解的对象。比如在讲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把余华小说《活着》出版物的相关图像直接放在课件上，不出现任何文字。这时候，特别要注意，这类图像只是起到提示教学内容的作用，《活着》的具体内容，教师要进行口头表述，不能以图像代替作品的语言内容，要把学生注意力最终引向教师的口头讲解中。第五，用图表概括理论知识内容。比如探讨文体的分类，教师可以把不同文体类别编辑成图表或知识结构图。这类图像符号，往往概括性强，且又层次清晰，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上面也提到了，文学概论教学中使用的图像符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抽象的图像和具象的图像。需要注意的是，抽象的图像，没有照片之类的具象图像那样形象，但又比语言文字形象。在教学中，具象图像和抽象图像的作用和感受力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图像符号的使用，是顺应学生的接受特点，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加深他们的记忆与理解。但具象图像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较容易限制学生的想像力和思维拓展，正如拉什所说的“不去询问文化文本（即图像文本———引者注）表达了什么，而是询问它是什么”［3］。所以，具象图像使用时要注意它的适用范围，文学概论教学最好多采用一些抽象的图像，这样更能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以达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课件成为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主要工具，图像符号是课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文学理论教学不能回避的时代变化，我们恰恰要针对这种变化，进行适合新情况的教学改革。但特别要注意，图像符号并不能受视觉文化的影响而无限制地增加，更不能因单纯追求“视觉奇观”［4］，而造成图像符号能指的膨胀。形式上看，过多的图像符号的使用像是绚丽多彩，实际的知识含量却很小，干扰了学生的知识接受和师生之间的互动，由此影响到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所以，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只能限定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需求，但是它必须围绕文学概论教学目标。文学概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有些教学内容是不能够图像化的，有些教学内容是没有必要图像化的。图像符号只是文学概论教学一个重要感性辅助元素，它必须围绕教学对象———以语言为符号的文学才能有效展开。 二、影像：理论推演的适当点缀 除了图像符号之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经常使用影像符号。由于多媒体的使用，能够把影像引入到教学之中，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轻松地欣赏到相关影视资料等。但是教务部门却非常质疑在课堂上放电影的合理性，对于文学概论教学来说，我们必须重视这种质疑。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的基本规律的，文学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是用语言创造审美观照对象。影像符号能否成为文学概论教学的对象？我们要看影像和语言的区别与联系。在文学概论课程使用影像符号，基本是将影像作为作品的例子来讲。很少有教师自己不讲课，拿另一个教师讲课的视频来代替。比如我们分析典型的特征时，会举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例子来分析，现在很多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大多是通过电影视频来了解的。传统教学中没有多媒体，教师必须用语言把《红楼梦》的相关内容复述一遍，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也是通过语言媒介获得的。相对于多媒体教学，教师在传统教学中的语言表述成分更多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表述把一堂课的内容贯穿起来。诚然，影像也能把曹雪芹《红楼梦》的基本故事用视觉方式表达出来，但是电影版的《红楼梦》和语言文字版的《红楼梦》是有差别的。电影版的《红楼梦》，严格地讲是另一件艺术品，它的作者不能再说是曹雪芹了，只能说原著是曹雪芹。这意味着电影版的《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复制品，不能将两者划等号［5］，应该将前者理解为是在后者基础上的创新。所以，一般我们不主张用影像完全代替语言符号来作为分析的例子。如果取代了，文学概论研究的就不是文学的基本规律，而是其他门类艺术的基本规律，这不符合文学概论教学大纲要求。另外，在课堂上播放大量的影像资料，长期用影像资料代替语言文字，必然导致学生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影响到对他们的逻辑思辨能力的培养。正如杨文虎指出：“坐在电视机前长大的这代人长于视象思维而弱于文学思维，成为‘读图的一代’。阅读文学作品非常吃力，这也是他们越来越少光顾文学作品的内在原因。”［6］这里所说的“文学思维”，主要是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如果阅读者的这种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则审美观照作用就不能正常发挥，阅读者就不能真切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这肯定不利于文学概论抽象思辨能力的提高。因为思维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感觉器官参与认知活动的，而又以视觉活动为主，人们通过视觉获取的信息占整个感觉器官获取信息量的83％［7］。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视觉学习有利于提高学习的注意力，提高记忆效果。但是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视觉并不是长项，而语言符号却是苏珊•朗格所说的最典型推论性符号［8］。有些文学概论的内容，比如复调小说、形象思维、神话原型批评等理论问题，思辨性很强，必须依靠语言符号才能说清楚。当然，在文学概论课堂上并不是绝对不能播放影像材料，关键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播放频率上看，只能偶尔为之。同时，教师要精选影像作品作为分析的对象。其次，要掌握好播放的时间，要适度。播放视频，目的是为了形象生动，增加视觉鉴赏的冲击力。但文学概论教学与文学鉴赏教学是不能划等号的［9］，播放视频的时间不能长。虽然作品鉴赏也是文学概论研究的问题，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知识，对于实现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目标是有利的。但是二者之间无疑是有区别的，鉴赏课重在对具体作品的阐释评价，重在对具体作品的感知、体味、判断和分析，重在帮助学生掌握作品分析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文学鉴赏的水平；概论课重在对理论命题的理解消化，重在把握理论知识结构，培养理论思维能力，重在对理论问题归纳、演绎和抽象思考。所以，不能因为消费社会带来的享乐主义，为了直观、趣味而一味追求影像符号的视觉快感。过分加大影像符号的量，是与文学概论教学目标背道而驰的。再次，在播放完视频之后，教师应该适当点评。通过比较播放的影像文本与原来的语言文本之间的差异，加深学生对语言文本的理解，这样才能有效减少影像符号在文学概论教学的负面作用。如果把握了以上这三个方面，在文学概论教学中适当进行影响符号的“点缀”，不仅无碍，反而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语言：文学概论教学的基本符号 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探讨的对象是以语言作为符号的文学，所以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最重要的符号必然是语言。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课件和黑板上的文字以及教师的口头讲述。不同于单纯的传统教学，多媒体教学中的文字符号，其特点在于文字的视觉化。在课堂上，大屏幕成为教学的中心，学生的注意力更多的是投向大屏幕。利用课件等先进的教学手段，把声、影、图、文等大量的信息资源，以直观的画面形式向学生传递。即使是课件上的文字，也要考虑其可视性，以弥补文字“向着不断简化的方向发展”过程中的不足［10］。比如讲到文学作品论，分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大屏幕上应该出现“典型的历史变迁”、“典型的定义”、“作品的解读”等经过视觉修饰的文字标题。在文字视觉化的同时，教师必须考虑到课件文字的数量。相对来讲，课件的文字量比传统教学大得多。有的课件文字量太大，加上播放节奏较快，造成学生上课就是抄课件；有些教师上课甚至是念课件，教学的艺术性往往得不到正常发挥。而文学概论这种基础理论课程，非常需要学生的思考。但学生接受的速度，往往跟不上课件的传播速度，上课忙于记笔记，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不能及时地听老师的讲解，无暇顾及符号的解释项，从而影响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消化与思考，更谈不上掌握教学的重难点和纲领脉络。所以，课件的文字内容必须精练，提纲挈领。这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文学概论是汉语言专业的一门带有入门性质的基础课，为学习其他文学专业课和高一级文学理论课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准备，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思维训练意义。文学概论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基本知识。课件制作要求有高度的概括性，强调突出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重视条理清晰，以起到辅助教学、强化知识点等作用。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理论观点，教学应当重视怎样使学生掌握学科知识复杂的基本结构，而不光是传授零散的知识。所谓基本结构是指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体系［11］。如果对这些结构把握不好，是很难学好文学概论的。当然，基本结构需要教师在课堂上适当展开和论述，可以根据教学的即时需要，借鉴传统教学中教师的板书，在黑板上进行演示，但没有必要在课件上充分显示出来。学生可以趁老师板书的空隙进行思考，有利于他们对抽象知识的接受。另外，板书内容比较容易保留，教师可以进行前后知识点的对照联系。板书时空的有限性，以及课件文字的精简，是教师把学生的吸引力从“看”转移到“听”上来的前提。这里转移学生注意力的要点，是重新重视传统教学中的口头讲解。因为多媒体教学虽然克服了文学概论传统教学中理论过于抽象的问题，但也存在“人机对话”淡化了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等方面的局限，影响到符号解释项的实现。加大教师口头讲解在一堂课中的比重，是解决这一问题比较好的方案。文学概论教学，重在培养学生获得文学概论知识的能力并利用文学原理来分析文学现象的能力，以及进行论文写作等方面的能力。其中，教师面对面的引导作用非同小可。在教师讲解的同时，学生有问题可以及时向教师提问，教师当场解答。另外，教师还可以仔细观察学生的表情，适当调整自己的教学进度，对学生有疑惑的地方，可以进行重点、详细的讲解。在文学概论课上，学生要学习理论知识，参与教师组织的课堂活动，训练理论思维，从而培养能力和体验人生，实现文学概论“产生人文精神”的意义［12］。 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学生来讲，“中文系传统教学内容的人文修养的价值已经大于职业培训意义”［13］。要达到这些目标，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以自己的人格去感染学生，在教会学生学好专业知识同时，也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科技在给人以便利的同时，也很容易控制人。所以文学概论教学应该充分发挥教师的个性，以深邃的思想底蕴和宽厚的人文关怀使学生获得思维的启迪和思想的熏陶［14］。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只是程序化地播放课件，要和学生多进行情感上的沟通，让学生达到“以理解思想和探询意义为目的”的深层学习［15］。 四、结束语 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符号优化，关键是突破图像与影像等视觉符号的局限，吸取传统教学中的语言符号优点，即在语言符号的基础上，适当运用图像符号与影像符号作为辅助与点缀，进行综合创新。除了传授给学生基本和必需的文学理论知识以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要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理论思维素质和人文修养。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经验分析 摘要：文学概论课程做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课程，在高校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价值，本文从教学方法灵活应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文学概论的学习方式三个方面论述了高校文学概论教学中应注意到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概论;开放;互动;教学经验 一、引言 文学概论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学生能否很好地掌握并运用其理论知识直接影响到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同时作为人文学科，文学概论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的人文思想、美学思想对学生个体人格、审美心理的构建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文学概论课程，理论性强，其理论思想又与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对于没有相关理论积淀的学生来说，接受颇为不易。因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的引导，课堂教学方法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根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灵活运用 文学概论课程传统教学方法一般多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讨论法、问答法。讲授法在概念界定，理论阐释方面自有其优势，但是讲授法的主体为教师，学生在整个听课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再加上课程的理论性强，术语众多，若没有教师生动的案例分析，精彩的讲解能力，课程就会显得呆板，毫无生机，教学效果可想而知[1]。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对于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尤为重要。一般而言，涉及到理论原理介绍，概念界定等基础知识相关的教学内容时，可选择讲授法，讲授法保证了教学内容的客观性、准确性，例如“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等内容。而对文学创作、文学鉴赏相关内容的教学则不妨考虑情境教学法。例如在“文学创作论”的教学中，教师可布置学生现场或者课前进行文学创作，让学生结合自己真实的创作经验来理解“文学创作论”中的“创作动机”、“灵感”、“艺术想象”等文学现象。这种方法的运用相比讲授法，教学效果可以说达到了事半功倍，一方面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积极高涨，另一方面这些看似高深的理论也很好的融化到了学生的学习经验之中。而像“文学的审美性”、“文学作品论”等内容的教学更需要情境教学法来实现，文学本身是审美的，与其一味依靠教师去讲解文学作品美在何处不如给出学生文本，让他自己去探究美、享受美、分析美。例如，“文学作品论”中“意境”理论的教学，笔者就主要采用情境教学法来进行授课。课前布置学生为自己认为有意境的作品配乐朗诵，课堂上鼓励大家积极朗诵自己的配乐作品，最后让学生总结这些朗诵作品共同的特征，整堂课学生积极活泼，课堂充满诗情画意，教学效果惊人。除了讲授法、情境教学法，笔者在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还经常用到讨论法、辩论法、演示法、任务驱动法、实践调查法等，而这些方法往往在教学中是综合而用的。在讲授法为主的课堂教学中，演示法、问答法常常做为辅助教学手段，这些方法的运用保证了课程的凝练以及与学生的互动，使得课程并不沉闷。而在以情境教学为主的课堂，又穿插讨论法、讲授法，这样能保证了课堂的完整与严谨性。辩论法与实践调查法针对特定章节的教学内容，如“文学活动的当展”的章节，由于学生都有阅读当代文学参与当下文学活动的经验，所以针对教学重点“现代传媒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组织学生从现代传媒是否利于文学发展的角度展开辩论，学生在辩论准备中查阅了许多资料，而这些资料信息又带出当代文学发展的更多问题，围绕着这些学生积极展开辩论、讨论，整个教学过程的教学效果超过了预期的设想。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实践激活理论 文学概论课程属理论性课程，教授方法不当的话理论流于表面，很难深入人心，如果在教学中与实践脱节，学生对其兴趣可想而知。所以，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必须时时做到与文学实践相关联。文学概论课程属于人文学科，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塑造学生高尚的灵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文学概论课程实践性的重要体现。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每一个教学章节可设置一些具体的实践环节，来增强文学概论课程的实践性。文学概论课程无论教材版本，基本都可分为五大版块：文学性质论、文学发展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针对这五大版块，笔者在实际教学中每一版块都设置了具体的实践活动。“文学性质论”版块，布置学生通过调查问卷、资料收集的方式去了解古今中外对文学的基本观点，通过课堂讨论的方式结合教材来对文学性质做出分类性梳理，指导学生结合现当代文学课程的相关知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中国文坛现状及当时主要的文学观念，引导学生通过讨论建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学习内容很好的融汇到了文学理论的学习之中，文学理论与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做到了很好的互动，学生在这一互动中，又培养了良好的人格精神，对文学的时代意义、人文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文学发展论”，布置学生搜集资料了解中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推动力量及相关学说，同时引导学生以问卷形式、资料收集等方式了解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并对这种状况作出讨论。“文学的发展”理论性较强，学生运用文学发展相关的理论来看待当今文学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积极介入了文学活动，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一下子彰显出来，学生自然也就有了学习的兴趣。“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三部分的教学内容，都基本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展开的，“创作论”“作品论”前文已经涉及，不再赘述。“文学接受论”，提前布置学生阅读当下较有影响力的作家的小说作品，找出优美句段进行品析，再就整部作品结合教材中相关理论知识做出分析评价。课堂教学环节针对学生共同的分析语段，与形成共识和分歧较大的观点做出讨论与分析。学生在对作品分析、评论过程中一方面相关理论知识得到很好的消化运用，另一方面在讨论分析中很地培养锻炼了理性分析能力，审美鉴赏与判断分析能力得以提升。 四、利用新媒体优势，变课堂封闭性学习为浸入开放式学习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文学的存在样貌也更加多样化，文学活动更加频繁。而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现代教学日益走出封闭的模式，教学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文学概论课程在这强大的新媒体之势下，也须乘势发展，走出传统教学的短板，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带来的红利。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笔者首先积极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涉及到作家、作品都会利用幻灯片将其资料、信息感性地显现，克服了传统讲授法中语言的流失性，保证学生最大化、准确地汲取信息。特别是涉及到审美鉴赏相关理论时，辅以音乐、图片、视频短片，大大增强了教学的趣味性、生动性。同时，基于网络技术的进步，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的盛行，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也越来越趋于日常化。文学概论课程上课前的课前任务设置可以依靠网络完成，例如，文学作品鉴赏分析，作家、作品信息，教师完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做到与学生共享，而不必在课堂时间展开赘述。教师还可通过学生微信群或个人微信信息了解学生关注的社会文化热点，指出与文学概论课程想关的内容，引导学生在微信群里展开讨论，一方面避免无用信息对课堂时间的浪费，另一方面保证了讨论的民主性，微信讨论更具有随意性，也更能见出学生的真实想法，能够更好了解学生对理论掌握的实际状况，以及学生的整体思想状况[2]。另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参与慕课、微课教学。笔者在文学概论授课过程中，要求学生网上收听文学理论、美学、文艺美学方面的慕课教学，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增强学生的理论素养，从而能够达到对文学概论课程整体认知的提升。除了强调对与文学概论课程相关的问题思考、讨论或学习，教师还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引导学生观看特定的视频短片、电影、综艺节目，抛出特定问题，让起在娱乐过程中做出理性思考，在日常生活、日常行文中培养其理想分析能力。总之，在新的时代语境之下，教师应改变观念，根据课程的性质，针对自己施教对象的特点，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保证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公共艺术论文:试析对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现状的分析与反思 [论文摘要]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前在我国，大学生对于音乐教育的渴望与实际具有的音乐素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本文结合当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对制约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内外部因素进行了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和实践探索。 [论文关键词]艺术素质　应试教育　课程设置　硬件设施 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种充满活力又独具特色的教育形式，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陶冶学生的情操，完善其人格及其人文精神的养成，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国家教委先后出台了有关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相关意见，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基本任务、艺术教育的管理体制，要求抓好艺术课程的开设等工作，尤其是明确了地方院校要体现、落实为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全国学校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年)明确提出，为提高大学生的音乐修养和人文修养，要求全国普通高校全面开设公共音乐教育课程。对高校从事公共音乐艺术教学专职教师的人数和限定性艺术类课程的学分都作了规定。2006年3月8日，教育部下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目的是推动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学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些重点高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开设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但是，我国高校除专业艺术院校和极少数高校外，大多数高校艺术教育的现状和学生的艺术素质不尽人意。 近几年，我们与杭州下沙高校的艺术教师对所任教学校的大学生进行了一次音乐素质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几乎100％的学生表示喜爱音乐，并认为在高校进行音乐教育很有必要。然而，在他们当中，能够识简谱的仅占2.6％，能够熟练掌握一种乐器的占0.2％，而系统学习过音乐基本理论的几乎为零，大学生对于音乐教育的渴望与实际具有的音乐素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笔者认为，当前公共艺术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公共艺术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提高公共艺术教育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艺术教育意义的理解和定位的偏差，在高校艺术教育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误区：一种观点认为，艺术教育就是对艺术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对艺术教育理论的传授。由此，在教学中往往不考虑接受者的艺术水准，造成曲高和寡、缺乏互动的状况。第二种观点认为，艺术教育是关于绘画、音乐、舞蹈等个体特殊能力的培养和塑造，把艺术与审美教育简化为艺术技能的学习和训练。致使有些有艺术专业的学校的艺术教育仅停留在专业学生或少数艺术特长生的层面上，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艺术团和个别节目的训练指导上。作为技能学习方式的审美教育，其个体的审美能力虽然会得到提高，但却削弱了艺术教育培养人的感性能力、个性以及创新能力的根本作用。有些高校领导者由于对艺术教育的功能和作用认识不到位，搞不清艺术教育活动与娱乐活动的关系，从而把一般的娱乐活动混同于艺术活动，把周末舞会、武术表演、周末广场娱乐活动等，统统视为艺术教育活动。认为艺术教育也不过就是唱唱跳跳、写写画画，把人文素质教育活动混同于艺术教育活动。 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不是只着眼于少数艺术特长生的培养的精英教育，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让每一个学生都受到艺术的熏陶，提升审美素质，形成健全的人格。也许有人会认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只是专业教育的事，加强艺术教育只是艺术院校、师范院校、最多再加上综合性院校的事。因此，一些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还处于一种相对自发、随意的状态，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不然。北京理工大学是一所以理工为主的全国重点大学，随着创建国内一流研究型大学目标的确立，北京理工大学把加强艺术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列为学校的工作重点之一，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再如，世界一流的麻省理工学院不仅科学教育走在世界前列，而且对艺术教育也相当重视，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第二，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设置和师资配备不到位。在一些高校，艺术教育工作还存在着间歇性、随意性和以活动代替课程、以讲座代替课程的情况，没有形成合理的满足学生需求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课程组织管理工作不够科学合理。开设的课程往往因校而异，学校之间、学生个体之间质量水平参差不齐、差距悬殊。即使开设了少量的艺术选修课，每周也只安排两课时。且不能占用白天正常的上课时间，只准安排在晚上或者周末。这显然不能满足学校发展和学生学习的需要。 教育部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中规定，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共8门，但在很多地方高校这8门课中的戏曲、戏剧、影视课程开课率几乎为零，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这方面的师资。笔者工作的单位有独立的艺术教育中心，但只有4名专门从事教学的教师。他们要面对全校7000多名学生。高校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人数与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失调，或因缺少专职教师编制，教师学历、职称偏低。常常出现艺术类课程设置量少、面窄的情况。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使用的教材很多是艺术专业教材的翻版，有些甚至直接用艺术专业学生上课的教材来授课，致使很多学生因为听不懂而不愿意学习这门课程。同时由于对本土艺术资源的不重视，不能根据本地的地域情况和民族特点对课程内容进行补充，也相对制约了大学生艺术素质的提高。 另外，公共艺术教育硬件教学条件不够理想。学校对公共艺术教育的投入有限，使得教学设备简陋或设施、器材等匮缺。其突出表现在音乐欣赏课所需的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资料，艺术技能课使用的钢琴、各种器乐、电视机、VCD播放机、画室、画具、颜料等都十分缺乏。由此可以看出，一些学校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的经费投入列入到年度预算中，在硬件配置上，依照教育部要求必备的艺术教室、艺术活动室以及艺术课程教学和艺术活动所需的器材等都没有达到标准。这显然与学校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素质教育的要求极不相称，影响了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艺术教育是高校实施美育最具操作性的重要形式和有效途径。没有艺术教育的高等教育是不完整的高等教育。艺术教育注重使受教育者置身于多学科的实践性审美活动之中，获得审美愉悦的体验，收到触类旁通、相互借鉴的效果，进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激情与灵感。爱因斯坦曾自我总结说：“没有青少年时代的音乐教育，就不可能有我现在这些科学上的成就”。总理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曾发出感慨：“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他多次提到“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因为我受到了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目前，世界上许多知名大学都在积极地实施通识教育，尤其在发达国家更是如此。例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大学对公共艺术课程的性质、地位，公共美术课程的目标、内容、结构等都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各个国家政府也都认识到艺术教育的独特意义和作用，都采取各种办法和措施加强艺术教育，普及艺术教育，推动艺术教育的深化，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美国有个“零点计划”，强调对国民进行人文艺术素质教育，并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规定艺术为“核心学科”，要求所有高校实行“通识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提供充分的艺术学习和艺术实践机会。英国的剑桥大学将艺术渗透到各学科进行教学，并把艺术作为检查、评估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内容。俄罗斯的艺术教育历史悠久，普及率提高，它将艺术教育普及到了普通大学生乃至社会民众。这些对我国高校艺术教育有效模式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艺术教育是中国教育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民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艺术教育的水平高低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教育质量高低的标志之一。高校的艺术教育不仅可以弥补中学音乐素质教育的不足，而且对大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全面的艺术修养，对丰富大学生活都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学的音乐教育不是摆设，而是学校整体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环。我校从2004年开始开设了“音乐与文化赏析”与“歌唱的训练与欣赏”选修课，参加听课学生人数从开始的每个班30多个人到现在的每个班超过一百人；学习动机也由原来的出于好奇或“挣学分”进而到现在的出于想真正地了解、学习甚至研究艺术；学习态度由原来的漠然，到现在的积极、主动地参与。参加学习的学生范围由原来仅有的中文、历史、音乐等文科专业逐渐扩展到了外语、生物、体育、美术、舞蹈、数学、计算机等专业。很多学生深有感触地说，原来不了解这门课程，但接触了这门课后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任何一门课程的建设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我们通过该课程的教学和实践也发现了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如艺术课程的学科建设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还缺乏一套较为适用的、完善的教材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音像资料，课程结构也有待于进一步的优化。 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不是培养艺术方面的专门人才的精英教育，也不是着眼于少数艺术特长生的培养，而是普及的、平等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教育。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21世纪，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大问题，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至关重要。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谁就拥有明天。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育人，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独特个性、富有审美情趣，具有创新能力的新世纪人才。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实施的审美教育，在我国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虽然我国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手段等各方面正在得到不断的拓展和丰富，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普通高校艺术教学是一个较为庞大的工程，观念的更新、标准的出台、教材的建设、内容的拓展、手段的丰富等，都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它在高校教育体系中是一个崭新的、基础非常薄弱的领域，不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艺术实践等诸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尚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尤其在地方工科院校遭遇的困难会更多，实施起来难度也会更大。从长远来看，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广阔的天地，是大有可为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以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态度来认识这些问题。 公共艺术论文:谈“公共性”建构与公共艺术 论文关键词：公共艺术　公共性　市民社会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辩证关系的探讨，以及对国家与社会和社会各阶层之间权利关系不合理配置的反映，提出将公共艺术的核心从“公共性”复归为“艺术性”， 从而较好地解决我国公共艺术中关于“公共性”的冲突与摩擦。 目前，诸多急待变化的公共艺术实践及其面临的批评与指责，使公共艺术存在的合法性深受质疑。批评界在针对当前某些艺术“公共性”的虚假命题的驳斥中，明确地指出公共艺术是一种“天生具有强迫性”的“意识形态的实践形式”。但是，本人认为，公共艺术当下呈现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不足以阻挡艺术回归公众生活的必然趋势。所谓“权力与民意” 的冲突与摩擦，只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历经的震荡过程。 17至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击碎了政治国家的千年神话，把被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使政治国家成为世俗化的市民社会的‘守夜人’，因而国家权力和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被分解为人权、公民权和特殊利益”①。“一方面，它展现了人类由特权社会步入自由平等的大众社会的非凡历程; 另一方面，则展现了由群体活动和团体价值期望走向个体活动和个性价值追求的伟大进步，并日渐形成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②。与此同时，欧洲市民社会革命的成功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也将艺术从教会和宫廷中解放出来，并把艺术曾经拥有的神圣特征，转变为一个任何公众成员都可以对其展开“业余的自由判断”的世俗化特征——公开展览，从而使艺术作品超越了专家而与大众直接接触，而“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③对应于艺术与教会、宫廷的分离，酝酿于20世纪60年代的“百分比立法”，使艺术走出了画廊和美术馆的封闭空间，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在文化公共领域中的自立性、参与性与主动性。可以说，公共艺术政策是对市民社会理论中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价值和原则的继承与发扬，而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建构，则为公共艺术奠定了合法存在的理论基石。 如果说欧洲市民社会革命的成功对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那么，封闭循环的社会历史进程则严重滞后了中国的公共领域建构和现代公民意识的确立。及至“五四”运动，中国才真正开始现代公民精神的建构。然而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大旗以及倡导“自觉的审美文化建设”的呼声，却几近淹没于内忧外患的烽火狼烟之中。而时期的集权垄断又再度遏制了私人领域的拓展。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方向，才开始了对市民社会的培育和现代公民意识的塑造。 与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形成相似，公共艺术也同样具有后发外生特征，而缺乏自发自觉、自下而上的社会内驱力。在很大程度上，公共艺术也是由国家和社会精英赋予公众，而不是公众自觉要求的。消极公民意识的历史积淀使公众对公共艺术常常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所谓的“公共性”因此无从谈及，公共领域广泛多元的理性价值批判更难以形成，市民社会理性也就无法上升为公共理性。当前，一些建立在史料分析和文献引证基础之上的公共艺术“考古”研究，或多或少地暴露出“中国也有”的情结，而忽略了公共艺术的西方移植色彩和语境分析。“公共性”既不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信徒式膜拜，也不是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单向推进或形式化附加，而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公众与艺术家之间自由对话平台之上的长期交互行为。忽略公共艺术与社会宏观发展进程的文脉关联，缺少健康发展的市民社会和清晰界定的公私领域，就不可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的生产不仅直接反映出艺术领域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而且清晰地折射出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结构、社会关系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复杂多变的利益缠绕，反映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市民文化和公共理性之间的分野、冲突与整合。由于我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上述矛盾关系便越发复杂和突显。当前我国公共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尴尬处境，以及批评界围绕“公共性”价值兑现而展开的争议和辩论，都深刻揭示出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与公共舆论、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等多极权利关系的分歧与摩擦。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价值震荡和价值真空，以及在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尚未得到彻底根除的腐败、权力滥用和官僚主义等现象，都极易造成社会成员价值选择的迷失，从而导致权利关系的不正当交换与纠缠。事实证明，那些浪费纳税人金钱、践踏艺术尊严、戕害公共精神的“城市菜雕”，正是一些艺术家借“艺术”的名义而不惜扭曲个人艺术追求，盲目迎合不正当权力的青睐而进行利益交换的物化形态。以公共精神为诉求的公共艺术，在话语权争夺以及权利交易的过程中反而沦落为一种编织精致谎言的道具。 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发展进程，既反映出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冲突与整合的复杂历程，也揭示出市民社会不断获得政治解放而展现人的自由理性精神的渐进性过程。只有培育出一个成熟理性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者的离心性和对抗性才可能根本转化为有机互动的统一体，公共艺术也才可能代表更加广泛的公共价值取向。因此，将公共艺术由后发外生型转化为自发内生型，即由国家向公众的附加，变为公众的自觉需求，是确保“公共性”建构的必要手段。 综上所述，公共艺术在我国的推行，必须通过“政府推进”与“公民演进”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才能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合力推动，进而形成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价值天平，使“公共性”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以及市民公民意识的逐步加强，艺术的公共精神将会逐步得以更大程度地呈现。与此同时，对公共艺术的探讨也逐渐会从以“公共性”为重心转向以“艺术性”为重心，公共艺术的根本属性最终将以艺术自身的美学价值得以呈现。 公共艺术论文:试析公众参与是公共艺术作品存在的理由 【论文关键词】公共艺术；公众；参与 【论文摘要】公共艺术是现代艺术的表现方式之一，其需要向社会的公众靠拢、向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靠拢，承载公众的共同经验与记忆、体现出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与公众真正产生良性的沟通与互动，才可能真正实现其存在的价值。 公共艺术作为一个外来概念，近年来在国内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公共艺术的设置应该以少数精英意志为依归还是以体现公众需求为考虑；应该强调公共性还是艺术性，两者的冲突与矛盾一直是公共艺术辩论中最有争议的议题。 一、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基本条件 公共艺术的关键在于作品是否体现出公共性，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最基本的条件。孙振华先生说：公共性的前提是对每一个个人的尊重；是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肯定和尊重；是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肯定和尊重。没有这些前提将没有公共性可言，也没有公共艺术可言。因此，怎样能体现出艺术作品的公共性，就是艺术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二、公共空间是公共艺术的必要条件 什么是公共空间，一般地讲，就是广大市民自由进出的，进行相互交流，休闲娱乐以及从事社会公共关系等活动的室内外环境。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 首先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在这个空间和场所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参与进来，就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表达各自的意愿、交换彼此的观点。 与西方社会相比，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存在公共空间的。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封闭压抑，城墙与院落的建造，都是阻断式和包围式的，在严密的等级制度下，决不轻易对外公开，更不能与人共享，这样的结果是彻底消除了大众参与行政决策和公共事务的可能。一般情况下广场的功能仅限于教化与宣传的场所，而忽略或不提供大众交往的条件。在很多特大广场上，仅有一座明显的高大纪念碑，而不提供座椅，使大众置于只有景仰的被动地位。 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型史诗性叙述的时代已经过去，高大宏伟的纪念碑开始从城市中心逐渐退出，公共艺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趋势，实施的场所从城市中心扩展到城市中的任何一个角落，它可能是一个站台、一个平凡的社区、一个不具有标志性特征的街道、一个能与公众相遇的任何地点，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美的共鸣与感动。 三、公众参与是公共艺术存在的理由 公共艺术的创作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与公众合作互动的产物，作品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公众的参与。在公共艺术中，艺术家要从个人的风格与公众的意愿之间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切入点。这不是艺术家向公众的妥协，更不是艺术品质的降低。因为公共艺术始终强调公众的参与，作品在公众的参与过程中不断完善，公众也在作品的影响下慢慢成熟。而公众审美情趣的提升，也能促使公共艺术作品的更好实现。在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里，关于城市文化的记忆才能真正被凝固下来，公共艺术作品才能长久的存在下去。 一九八二年卡塞尔文献展上，约瑟夫·波依斯的作品《给卡塞尔的7000棵橡树》无疑是个旷世巨作。波依斯要在卡塞尔种植7000橡树，并在树旁安放一座花岗石砖，之后他广泛发动市民出资来参与这项活动，每棵树500马克，申请人将会获得一张捐款证明和一张由波伊斯签发的植树证书。波伊斯在开幕式上栽下了第一棵橡树，希望在5年后的下一届卡塞尔文献展上种下最后一棵。现在的卡塞尔市，几乎随处可见树木，卡塞尔有了一座生长着的社会雕塑。他的作品强调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以及每个个体必须身体力行。正如他所说：我们需要社会艺术的精神性泥土，通过它，让所有的人变成创造者，能够掌握世界。 另一位华人女艺术家叶蕾蕾用了19年的时间，以艺术的方式改变了美国费城一个原本被和犯罪笼罩着的贫民窟。从1986年开始，叶蕾蕾在北费城贫民区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她首先带领着孩子种树，然后在更多人不断的参与之下建造了一个园林。那些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的人私下跟她说：当我完成那些作品时，听见别人对我的赞美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做人的尊严，那感觉实在太好了！在与叶蕾蕾一同改造社区的过程中，这里的人已经学会了自己改造环境，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感觉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这些公众自觉、自愿参与的公共艺术作品，反映了广大公众对公共领域、公共事务的参与意向。在公众参与、交流的过程中，公众的意愿被充分尊重，公众个人的记忆与群体的记忆交叉、融合，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体现了民主、开放、交流、共享的一种精神与态度。 四、结语 公共艺术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在面对公众以前就可以评定出好坏优劣，公共艺术成功还是失败的结论是开放的，社会公众是检验作品成功与否的最后的评判者，只有在互动中，在与观众的接触中，作品的意义和对作品的评价才能最后完成，同样，这也是公共艺术创作的最终目的。 公共艺术论文:关于新形势下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适应对策探究 论文关键词:普通高校　公共艺术　教育适应对策 论文摘要:本文从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大学生思维能力的全面发展、增强大学生的身心素质及有助于提升校园整体文化品位重要意义入手,通过对当今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对新形势下公共艺术教育过程中制定组织保障措施、加大基本设施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适应对策进行探索。 艺术教育是高等教育实践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和措施,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年学生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当代大学生实现自身全面发展、完善人格塑造的重要手段。 一、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 1、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可以使广大同学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形成科学进步的人生观、道德观,从而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促使大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以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心健康等全面素质的目的。 2、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可以促进大学生思维能力 艺术教育作为培养大学生想象力的最佳途径之一,能促进大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的发展。在艺术教育审美过程中,大学生们不断探索与创造,形成多维度、多层次的思考,其发散性的思维就能得到发展和提升。 3、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身心素质 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可以使大学生获得展示和交流的机会,可以丰富学生内心世界的情感表达,可以增强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此外,高校开展艺术教育,还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观和审美情趣。 4、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有助于提升校园整体文化品位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内容充实、具有艺术性、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使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艺术知识付诸于实践,在教与学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形成学术氛围与娱乐氛围相融洽的和谐校园文化,使公共艺术教育更好地发挥启迪思想、净化灵魂和益智的功能。 二、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公共艺术教育地位不高,机构不健全,体制不顺畅,缺乏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当今,公共艺术教育在各个高校的地位普遍不高,具体表现在:艺术教育机构不健全,运行体制不顺畅,缺乏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艺术教育处于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状态。目前,大学公共艺术教育机构名称多样,运行模式各异,可机构设置不健全、体制不顺畅却是制约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根本障碍。虽然很多高校成立了公共艺术教育机构,但其职责划分、发展定位、相应政策实施等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 2、对公共艺术教育设施缺少投入、资料匮乏 由于认识上的偏差,长期以来公共艺术教育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资金方面投入甚少,导致相当多的高校艺术教育设施和艺术教育资料极度匮乏。由于公共艺术教育教材的编写和资料建设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使得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领域一直缺少高质量、切合实际的系列教材及参考资料,这使得大部分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开展仍停留在低水平、低层次、松散的状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公共艺术教育的正常开展。 3、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及专业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 公共艺术教育的对象是来自于各个专业、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和需求的普通大学生,艺术教育教师在教育中扮演着引导学生增加自身艺术修养的角色。而现在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大多以从各专业院校毕业的年轻教师,存在的问题是其个人文化修养和专业技能一能统一起来。大多数老师有着较高的专业技能,却难以达到一般高校教师的文化素养。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有针对性的考虑授课对象的知识背景,同时缺少对公共艺术教育本身的教学规律的研究和对非艺术专业学生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探寻。这些都会影响了公共艺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三、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适应对策 1、制定组织保障措施 要使公共艺术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并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措施。首先,各高校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成立艺术教育专门机构。已成立机构的,要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并在机构的运作过程中要建立、健全制度,明确职责,确保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及艺术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其次,各高校要根据学校艺术教育的开展情况建立必修和选修相结合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要结合各校实际,将美育或艺术教育课程纳入公共必修课。同时要将艺术类课程作为通识教育选修课的一个类别,供大学生选修。再次,在艺术课程类别上,要尽量设置覆盖音乐、影视、舞蹈、美术、戏剧、文学等几大艺术门类。在课程层次上,应能兼顾理论、赏析、技巧等多个层次。在课程形式上,则应多样化,体现各艺术课程特色和个性。 2、增加基本设施和资料建设的投入 要使公共艺术教育得以顺利实施,并能有长足性的发展,必须下定决心,花大力气,增加基本设施资金投入。只有资金到位,艺术教育所需的设施、资料等等才能到位,才能确保艺术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各高校应当从整体教育经费中划拨一定的比例,作为公共艺术教育专项基金,用于基本设施和资料建设和日常的必要开支。这些都需要高校的领导者要从根本上真正认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作用,并对艺术教育所需设施和资料建设进行大力支持。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要花大力气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在师资配备上科学地进行统筹安排,在全面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素质方面抓紧师资的培训。首先要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对公共艺术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其次要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业务素质,教师要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专业造诣,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艺术表现力。再次是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最后学校要把全面提高艺术教育教师素质当作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常抓不懈,要在课程教学、教育活动等工作量上给以合理计算,专业方面给以科学、合理认定,并在职称评聘、进修培养方面给以适度倾斜,充分调动艺术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重要作用。 公共艺术论文:空间就是权力——关于公共艺术的思考 内容摘要 一部文化艺术史告诉我们：古今中外，在任何国家与地区，只要政治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也就必然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所以，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 一部文化艺术史告诉我们：古今中外，在任何国家与地区，只要政治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也就必然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所以，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许多出现在公共空间里的艺术品，最初无不体现着少数当权者的意志，而与当时人民大众是很少有关联的。尽管在漫长的时间里，有一部分出现在公共空间的艺术品，被大众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并逐渐演变成了具有“公共性”特点的艺术。例如耸立在郑州市中心的“二七”纪念塔由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化”建筑最终转换为特定城市的象征，便很说明问题。[1]但这与我们在今天所说的公共艺术并不能同日而语，也根本不是一回事。 公共艺术近年在中国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由新时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这就为一些城市与社区在公共空间里放置大量的艺术品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二，伴随着人民文化教育水平与民主意识的不断提升，一个公民(市民)化的社会在一些发达地区正日益形成，这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希望对如何在公共空间里放置艺术品拥有发言权。 从本质上看，所谓公共艺术的概念在中国得以提出既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完全可以说，它实际上提出了应该由公众来掌握空间支配权的问题。这是对既往历史的一种颠覆。因此，公共艺术又是一个带有浓厚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概念，而非纯艺术的概念。一些人往往把这一概念(问题)放在十分精英化的艺术小圈子里来谈，就好像让出现在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品具有某种公共性，是艺术家对公众的一种恩赐，殊不知这是公众的天赋权利。我们必须意识到，尽管近年来，有批评家与艺术家提出了艺术的公共性问题，[2]但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它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形态和一个应该为之努力与追求的目标。因为在中国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在公共空间里如何安放艺术品，从来就没有拥有真正的发言权。 在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那就是在一些精英意识严重的人看来：首先，人民大众完全不懂艺术，而且有些人还趣味低俗。如果按他们的想法去做艺术，只会导致艺术的倒退和堕落；其次，中国的人民大众不仅受教育程度低，还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能力，即使向他们去征求有关公共艺术的意见，他们也会置之不理。于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当少数艺术家从某地区或社区领导那里获取了支配空间的权力后，他们不仅从根本上忽视了公众的意愿，还对其实行了具有独裁性质的“视觉暴力”。也许，在一些艺术家的眼中，自己的作品无比高雅或无比艺术，但对公众来说，则与天书一般，根本无法自由进入，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交流。另外，也由于一些艺术品严重侵害了公众必须的生活空间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样情况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后，在一些地区或社区，甚至出现了公众坚决要求拆除某(些)艺术品的情况。久而久之，还形成了少数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严重对立。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坚持认为，中国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努力建立一个真正体现民主观念的艺术运作机制，此外我还认为，这应是中国今后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反对与防止少数人——无论是长官，还是艺术家——的独裁，进而将大多数人的意愿吸纳到对于公共艺术的决策过程中。否则，所谓公共艺术对于我们永远只是一种美好的空谈。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要真正形成具有民主观念的艺术运作机制，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通过权威的立法机构具有广泛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和相关政策。例如美国的一些州与城市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颁发了著名的“百分比艺术计划”，成立了“国家艺术基金会”，推出了“公共场所艺术计划”， [3]并配以一系列相关政策等等。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有力的举措，不仅从经济上为公共艺术的出台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也为民主程序得以真正实施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当然，这样的美好目标在缺乏相应制度传统与制度背景的中国是不可能短期实现的，它需要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行。不过，在缺乏相应法律文件与政策的同时，人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好的经验，先期在一些有条件的基层教地区(社区)进行自觉的探索，以便探索出若干可操作性强，且符合民主程序的做法与经验。在这方面，批评家孙振华在深圳园岭策划的群雕《深圳人的一天》就做出了很有意义的探索。[4]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形成一个具有民主观念的艺术运作机制。 二 我在上文所强调的让大众来行使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艺术家，更不意味着让大众都来从事具体的艺术品创作。从民主的基本定义来看，民主的本意如果要体现在做公共艺术的过程中，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按照平等的原则，应由公众直接掌握支配空间的权力；第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应由公众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做出必要的选择。这意味着，大众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最终会体现在对于某艺术方案或某(些)艺术家的授权上。而我们知道，在以往，类似授权一向都是由少数当权者任意行使的。它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公众的合理意见与根本利益，还会带来洗黑钱等诸多问题。事实上，只有在大众完全取得了对于公共空间的绝对支配权后，他们的想法与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我认为，如果要按照这一基本原则来设定推出公共艺术的运作机制，那么，当一个社区决定要安放公共艺术作品时，首先要做的便是召开社区居民的会议，以按照民主原则来决定在社区内的什么场地里安放什么样的艺术品。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在很大的范围内，人们总是很难为一两件艺术品召开全体居民大会，故在更多的情况下，要由为公众推选出来的居民代表大会成员来完成对公众意见的收集工作。而在更大的地域——如一个市或一个区，则应成立相关的专门委员会，并就与公共艺术相关的事宜，举行民调、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5]其次，由居民代表大会按照经费预算在社会上进行招标，而且必须引入中介的审计机构，以防止有人从中获取私利；再其次，将所有的参选方案予以公示，以便让公众选定某一方案，并针对其提出某些修改意见；最后，由居民代表大会按公众的意愿与特定艺术家签下有明确意向的合同，进而监督艺术家完成作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即只要艺术家有违反合同的行为，又不肯按公众的意愿加以修改，居民代表大会就可以对艺术家收回授权。 也许有人会认为，按照以上的民主程序进行操作，就会出现西方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经提出的关于“多数派专制”的问题，以及沃拉斯(Graham Wallas)和黎普曼(Walter Lippman)先后提出的在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这一层面所反映出来的“多数人无能”的问题。此外，还会出现多数人被操纵、被利用的问题。但是，如果因而推论让大众来决定对空间的支配权就会导致艺术秩序的天下大乱，那纯粹是对民主主义的无知或者诬蔑，更是对托克维尔问题的极大曲解。所以这决不应成为我们要否定民主程序的理由。其实，在解决所谓“多数人无能”的问题方面，职业艺术家的指导作用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其代表作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主义》中对民主政治所下的定义是：通过职业政治家个人之间竞争与人民投票的方式取得政治决定权的制度性装置。该定义的高明之处是把民主程序与强有力的专家治理的实体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按照这一程序性的设计，在民主制的条件下，人人都可以参政，但不可以人人都执政。支配权只能由赢得了多数选民支持的有专长、有卓识的政治人物来掌握。[6]正是由于熊彼特的表述把平等的选择权(全民投票)与合理的选择权(议会决策)结合在一起，基本上能够克服“众愚政治”的流弊。而当我们按这样的模式来设计公共艺术的民主机制时，就必须有意识地突出艺术家之间的良性竞争、大众的理性授权与相关机构——如居民代表大会——的必要监督。在我看来，这样就完全可以采取切实步骤防止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问题，并防止让质量低劣的艺术作品出现在公共空间里。而且，在未来的民主程序里，应该有条款保证让艺术家智慧地将公众的合理想法转化为艺术时，也可以对公众不太合理的设想提出修改意见。不过，对于领导与艺术家来说，公众永远只能被说服，而不能被压服。任何用强制手段推出公共艺术品的做法都是必须严格禁止的——哪怕某个或数个公共艺术品好到了极致。从这样的原则出发，艺术家在推出他的艺术方案时，应该想办法运用多种方式与传媒手段来做普及宣传的工作，以争取公众的支持。这样的过程也是对公众进行民主与艺术教育的过程。一旦艺术家的想法与公众的想法达成了一致，一个或数个既有艺术性，又有公众性的艺术品就会诞生。退一步来看，要是一个为专业人士普遍看好的艺术方案竟然不能为公众所通过，也只能说明艺术家的宣传普及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而当民主与艺术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必须牺牲艺术，这就是我们应该为民主所付出的必要代价。否则，个别人将会以各种理由推翻民主的程序，并使公共艺术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还存在社区居民对居民代表大会进行必要监督的问题，以防止少数人的集体专权，但由于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问题，故不作相关的论述。 毫无疑问，按照民主程序推出公共艺术的做法有时要比少数人做主的方式效率要差一些。因为“一言堂”在做出决定方面比“群言堂”更为快捷，而按照民主程序来协调不同公众的要求、争取多数同意，需要经过辩论、审议、妥协和表决等法定步骤，有时是会贻误机遇的。但是，在整体的情形下，民主决策在增强效率方面至少有以下优点：(1)与艺术家、政治领导的专断相比，经过民主程序的决定即使有所失误，也不会一错到底，更重要的是，由于有公众的监督，错误比较容易得到纠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决策效率的相对提高；(2)民主开放程序既为广大民众的主体性参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大的余地，也使得公共艺术作品会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效果；(3)民主程序的开放性、透明性使得决策机构——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的成员必须而且也能够不断从艺术界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新颖的建议。可以说，这种让公众与艺术家自由沟通的方式就是它最为发挥威力的地方；(4)作为民主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监督机制，特别是相关审查制度以及大众舆论的大胆揭露和批评——包括传媒的参与——也会不断地刺激决策机构的进取心，不断地改善决策的透明度和质量。由此可见，关于民主会妨碍公共艺术作品产生效率的命题只会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才有意义。而从更大的范围思考问题，我们还可以说，为了维护更多人的根本利益，我们也必须有所付出。更何况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比起出大错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这种小小的付出还是很值得的。 现在，只要是一提到推出具有民主意识的艺术机制，就会有人说时机不太成熟。按他们的说法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但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整体文化教育水平的不断普及与提高，加上媒体的巨大整合力量，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程度也好，民主参政意识也好，审美欣赏水平也好……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绝非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低。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中国发达城市的一些社区为例，高素质的居民往往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中有的是白领阶层，有的是文化精英，有的是科技人才，有的是学校教师，有的是商界决策者，有的是退休老干部，有的是在读的大中学学生……如果在这些文化十分发达的社区内也不能推行民主的艺术机制，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可以推行民主艺术机制的地方了。 三 以上所强调的民主运作机制，不过是一种基本的设想而已。因此它又是可以被批判与讨论的。作为乐观主义者，我坚信这样的理想，即在理性的相互碰撞与交流中，一个能为各方面人士接受的民主方案最终会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到那时，非公众性的艺术品就难以出现在公共空间里了。而我们即将面临的问题是，在民主化的艺术机制中，艺术家的创造性还有没有发挥的余地？我的一个艺术家朋友在与我讨论本文的观点时，就不无担忧地问我：难道艺术家在做公共艺术时仅仅是做“命题作文”吗？我的回答则是：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艺术家做公共艺术就如同做“命题作文”一样，但这一过程决不是消极被动的，而应是积极主动的。从我对国内外公共艺术产生过程的浮浅了解中，我感到，在更多的情况下，公众的意见总是天然合理的。至少，也含有合理的成份。如果艺术家能够从公众的合理想法中获取灵感，并加以巧妙的转换，就极有可能创造别具新意的公共艺术，甚至形成对以往优秀作品的超越。这比闭门造车、胡思乱想要强得多。不过，公众的平均趣味总是相当难以确证的，有时还会相互矛盾。怎么办呢？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家的特殊作用就是，在充分研究了公众的多种需求后，他必须以历史与当下文化背景作为基本的框架，以便从中找出最合理的因素加以创造性的发挥，然后再用使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艺术方案与必要的宣传工作去积极地影响公众。我们的艺术家必须明白：做公共艺术与在室内做所谓纯艺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所谓纯艺术强调的就是自律性，也就是说，在追求与生活实践脱钩的同时，它的重心转向了纯形式本身或艺术家的私密性经验。公共艺术却不同，它在追求政治的有效性时，强调的恰恰是与现实生活的联姻，这也使公共性经验处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由于公共艺术是与公众发生联系的一种特殊文化方式，所以，对于公共艺术而言，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个人化倾向明确的自我表现与无限制的个人扩张，从而将公共性真正作为公共艺术创作的核心与标准。 其实，所谓公共性也并不是一个虚幻的文化指标，应该说，在做公共艺术的过程中，它至少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应该努力体现公众的生存经验与他们所关注的文化问题，从而使作品的意义具有可交流性与开放性。在更为成功的作品中，作品所涉及的公共性问题还会有机纳入特定社区的公共性话语中；第二、应该恰当使用公众性的话语方式或努力表达公众的视觉经验，进而体现出平等交流与公共关怀的价值观，这样还可为不同层面的解读预留充分的空间，并拉近作品与公众的心理距离。 综上所述，我倾向于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公共艺术决不是单一化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人或数人与大众合作交流、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从事公共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必须努力在个人的创意与公众的意愿之间寻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点，进而创造出既有艺术性又有公共性的艺术品。当然，创作公共艺术，还会涉及如何融入特定环境、历史与习俗等问题，由于这些都不属于本文关注的范畴，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批评家殷双喜曾经在一篇名为《自由与交流》[7]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当代艺术的公共性，最重要的内涵是艺术的社会性和艺术的民主性，它首先表现为对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公众人格的应有尊重，它应该具有对那些无名的广大观众的一片爱心，真实地表现人，深刻地触及带有普遍性的东西。艺术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揭示公众所忽略的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和现代人的误区，但这应是自然而然地平等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尼采式的居高临下的宣谕以及粗暴的视觉挑衅。” 我感到他的话虽然针对的是当代艺术，也同样适用于公共艺术，这也正是我以它作为本文结束语的原因。 鲁虹简历：1954年生，祖籍江西。198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任职于深圳美术馆研究部。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术作品5次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多次参加省市美术作品展览。个人出版的学术专著有《鲁虹美术文集》、《现代水墨二十年：1979——1999》、《为什么要重新洗牌》、《行为艺术在中国》(与孙振华合作)。有约六十万字的文章发表于各丛书及专业刊物上。曾参与《美术思潮》、《美术文献》、《画廊》等美术刊物的编辑工作。主持或策划了“重新洗牌——当代艺术展”、“进入都市——当代实验水墨展”、“观念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展”、“图像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展”、“国画改革二十年理论研讨会”及“第一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等重大学术活动。多次出席国内外重大学术活动。2001年主编出版了六卷本的画册《中国当代美术图鉴：1979——1999》，2004年主编出版了四卷本的丛书《新中国美术经典：1949——1989》。 公共艺术论文:简析城市公共艺术传承传统美学 【论文关键词】美学；公共艺术；西方美学；中国传统美学 【论文摘要】本文以传统美学理念为切入点，论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对中西方传统关学观念的传承，强调西方羡学观念的核在于形式论，而中国传统美学中，意境说、格调说和气韵说占主导。 1.传统美学观念 1.1表理论 美是一种直觉，直觉就是表现，纯粹的直觉获得纯粹的表现，直觉是具有特殊的目标知觉，是一般意志的实践转化为道德活动。因此，美既不是有用的，也不是愉悦的或者真善的。 1.2朦胧论 认为美是一种朦胧的清晰、模糊的明确、似是而非、不似之似、似而不似的直觉感受。美的理论是凭直觉中的感受，美中含有一定成份的真与善，但是美的事物特别是形式美，当美达到相对的审美标准时，具有一定虚假和丑恶成份的事物仍然觉得美。 1.3幻觉论 美是“观念的外观”("das Scheiene der Idee")。这一定义，部分是形而上学的，部分是实在主义的。美，依赖于这些第二性的质的组合，因此，美不能存在于外在世界真实的物理对象之中。 1.4精神分析论 弗洛伊德(Freud)及其许多门徒初创并发展了精神分析美学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理的主要定义是怎样从永恒的“冲突”的观念出发，再进一步，这一压抑的行为又是怎样在无意识当中创造出一个观念相冲动的体系。这一体系，从人格的其他部分孤立出来，术语上称“情结”(complex) 。 1.5体验论 近代科学美学创立者费希纳，把关于美的科学当作普通心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他所开创科研理论，是把实验的方法介绍到美学中来，就是一种“从下而上”("von Unten")的方法，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他用这一方法来代替旧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即“从上而下”("von Unten")的哲学方法。 1.6移情论 对于这一特别生动的美感经验—近年来多数哲学家都称之为移情(Einfuhlung )—所作的还不够成功的解释，不是在《小宇宙》中找到的，而是在《德国美学史》中找到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批评了赫尔德的极其类似的看法。在赫尔德方面，曾经以炽烈的想象的热情维护过内在生命的自由而又完整的表现。作者告诉我们，这一过程是建立在观念多样化的联想或回忆上面的。 1.7现象学论 只从事于现象("phanomene")的描述，只关心显现在知觉中的对象，而完全不管对它们在因果上的说明。它抓住对象本质的内在特性。“所采用的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中抓住每一个对象的一般特性。象这样所显示出来的事物的内在基本特征。 1.8完形心理学美学论 完形心理学美学是当代西方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完形心理学又称“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一词的音译。他通过对音乐曲调的研究，认为音乐绝非仅仅是曲调音响的总和，音乐中的曲调旋律除了一系列的音响外还有别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格式塔特质”。 2.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对西方传统美学观的传承 2.1模仿说 古希腊美学家认为:艺术就是模仿自然。准确地说，就是艺术是模仿自然、社会和现实。依据模仿论的美学观，艺术品的审美判断标准就直接取决于模仿的真实与否，这样艺术家的创造力就大大削弱。 如今的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很多设计作品就是这种对生活和现实的再现，特别体现的城市雕塑上。 2.2表现说 艺术表现论认为:艺术起源于情感表现，艺术的本质也在于情感的表现。 所谓艺术的表现论，主要指:艺术家作为个体感情的存在，强调艺术的目的仅仅只是表现个体独特的、微妙的、难以言说和不可重复的感性体验。而产生与人类心灵之中的情感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冲动，只能借助外在的形式把感情表达出来，成为可以观照，可以感受的东西。 2.3形式说 形式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就艺术而言，反映现实生活也好，表现主观感情也好，都必须纳人一定的审美形式，才能成其为艺术。“艺术的形式性”就是认为形式构成了艺术之最根本的特征。 对形式的认识，后来逐渐发展为“有意味的形式”。 具体显现为:对称与均衡;反复与节奏;多样与统一。 城市公共艺术设计通过对交通的组织、用地功能的分区、各种公共设施的配套、绿色环境的开发、街景形象的塑造、特色环境的创造、城市天际线的表现，把城市的各种环境要素进行合理的安排，从形态、功能、人的行为心理等各个方面，使景观组群由无序变为有序，使城市的景观环境得以发展和完善。 在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创作中必须把握好组织与被组织的关系，在制约中寻找自我，使设计师更客观地对待创作的客体，进人无模式的境界之中，再自由地走出来。这样创作出来的客体不会与其他的城市公共设计雷同，不会是随便从别处抄来，也不能随便搬到他处，而是“特定”环境中的特殊表现。 3.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对中国传统美学观的传承 3.1意境说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观念。 意，指创作者在作品中流露的主观思想感情。 境，指创作者对客观形态的描绘与刻画。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写实，不是自然主义的描绘对象具体的形态，要求达到内在精神的神思，强调“似与不似之间”，现代画家齐白石说:“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象用在似与不似之内”。 当今，许多城市公共艺术设计作品继承了意境说美学特点，尤其是雕塑作品。 3.2格调说 中国传统美学往往强调“虚实相生”、“以简就繁”、“计白当黑，妙在无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城市公共设计是对人类的生存空间进行的设计，公共艺术设计的对象是构成人类生存的空间，而产品设计创造的是空间中的要素。这就需要设计师对其进行总体的综合的规划与设计，首先要注意协调各对象之间的关系，协调各要素之间的虚与实，简与繁的关系。 3.3气韵说 气，本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指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韵，本指和谐的声音。气构成事物，韵则决定事物的雅与俗，高与低，美与丑。气韵，就是说，具有高雅气质的人才能做出高雅的艺术品。 中国古代美学重神而轻形，这种美学理念直接影响当代的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在城市雕塑和城市水体设计时，往往追求一种意境。如由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等单位合力完成的奥林匹克公园，主要创意是整个设计像荷花在荷塘中繁茂生长一样。运动员、裁判员和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好比被荷叶呵护的水中和水面上丰富多彩的生命活动。中央的步行区域和必要的交通设施是关键。整个设计弱化了具体形态的描绘，极力营造出一种荷塘意境。 4.小结 本文重点对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美学传承进行概述: 4.1以传统美学理念为切人点，首先阐述传统美学观念，解决什么是美?什么是美学等问题; 4.2论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对西方传统美学观念的传承，强调西方美学观念的核心在于形式论; 4.3论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对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传承，中国传统美学对环境艺术设计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重点从意境说、格调说和气韵说三个主要方面进行阐述。 公共艺术论文:灵魂的铸就 ——公共艺术设计理念的思考 一、公共精神的构建 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的公共性。所谓的“公共”，按照现代英汉大辞典中的解释，有如下几个层面的理解：公有的，公众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的，为公的；国家的，政府的，公家的，公立的；公开的，当众的；知名的，突出的；全国的，国际的，普遍的。所谓“公共性”，是基于一定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建立。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1]根据以上的理论诠释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和未来人类的理想追索，“公共性”应具有如下的基本内涵： （1）开放性、自由性、交互性。人们在一定的开放的场域相遇，可以自由的交流、碰撞、吸取、磨合，共同谱写人类精神的交响乐章，共同铸就文明的累累硕果。 （2）独立性、批判性、超越性。在公共的场域，每个相对的个体具有独立性，他不依附任何的权力，具有自我表达、自我展示以及对他者进行评判的权利，因而，公共性，从深层次上讲，应该具有一种独立性与批判性、超越性。 （3）民族性与类的融合。在公共时空中的个体是独立的，但不是无所归属的，并且，任何的公共场域都不是虚幻的存在（这里当然不包含虚幻的设计），因而，它首先体现着一定的民族性的精神昭示，而这种民族性又充分蕴涵着人类的终极指向，这即表现为差异性、多元性的共在。 （4）公与私的融合。公与私向来被框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诚然，按照辩证法的逻辑，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相互依存而又独立，没有公即没有私，反之亦然。但是，在应用和诠释中，二者的对立性往往成为唯一的存在，并内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在真正的“公共性”精神内质中，公与私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圆融。这种圆融共在的精神内涵，不是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公私二元的对立，而是受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识慧命：“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芥子纳须弥”、“壶中自有天地”，在此种“天人合一”、万物圆成自在的生命精神中，个体之“私我”、“小我”即涵纳于宇宙天地之“大我”的境界中，这是一种保存自我而又与他者共生共存的精神理念。 基于此，我们所谈到的“公共艺术”之“公共性”，应作为广义的理解，它更在于通过艺术的多种形式以进行公共精神的构建。因而，单纯强调“公共性”或“艺术性”都会有失偏颇，从而造成对“公共艺术”的曲解和误读。“公共艺术”首先是一种艺术，只不过这种艺术形式有着一种特有的灵魂构筑，即公共精神的指向和铸就。艺术家有权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展示自我的设计理念，但这种设计同时又是面向公众的，具有公共性。因而，通过艺术的感召传达公共精神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合理内核和必然归趋。实质上，艺术所传达的公共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征和显现，是对人之为人的不懈的追问，是使人最终臻达于真善美圆成自在的精神昭示。人们既可以尽情地徜徉于纯艺术的瑰丽殿堂，又可以有感于鲁迅那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精神朗照。在公共艺术的世界中，艺术家在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与他人相遇，这便构成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交流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即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生命的交流和对话，生命与生命的相沟连、相依偎。公共艺术的生命精神正在于此。艺术家的生命力在这种公共的场域中被进一步的激活，从而得以延续和增盛。汉娜•阿伦特曾谈到：“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它就不只能为一代人而建立并只为谋生而筹划；它必须超越凡人的寿命。……与基督教理解的公共产品不同—一拯救人的灵魂是一种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关怀一—公共世界是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死亡就弃之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寿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一样；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们的渺渺一生之后仍将延绵持续。这不仅仅是我们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也是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世界。但这一共同的世界只有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这一程度上，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经久不衰。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在缠绵几百年的时间里，将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都融入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辉。”[2]我们生存的世界将逝去，而人类共铸的灵魂将使这个世界绵延共在。艺术家的使命及其所珍视之处便在于此。 以奥运景观设计为例。此次北京奥运景观的设计艺术，是一次充分展示自我、彰显民族精神、与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绝好时机和平台，在铸就和高扬公共精神的设计理念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省思。北京奥运景观的艺术设计，遵循“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宗旨，尽情地展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真情关爱、对和谐世界的心灵企盼、对自然的挚爱情怀。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设计，吸纳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精神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精神核心呈现出来。在奥运雕塑的作品展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以多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表达着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对文化的解读和对生命的诠释：有抒情的、幽默的、挑战的、可爱的、情趣的，或温润或激情，或内敛或勃发，或传统或前卫，或写实或抽象，尽显艺术家的个性的同时，也在与他者的相遇中进行着自由的交流，公众在这种交流、欣赏、品味和省思中建构着公共精神。 二、诗意的蕴涵 中国曾是充满诗意的国度，一片云尽知心灵的缱绻，一落叶可涵纳春秋，鸟儿可谛听诗人的吟唱，花儿可饱含愁韵与温情。曾几何时，国人能尽享诗意的精神家园。但这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的生存中，特别是在大都市的生存境域中，浮躁、奔忙、沉郁、疲惫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写照，人们在片刻的消遣、娱乐之中渴望的是感性的狂欢、压抑的心灵释放，但这片刻的狂欢结束后仍是精神的困惑与茫然。因而，现代人的心灵充满着乡愁，企盼文化的记忆的苏醒。所以说，现代的生存不是要隔断传统，而是应回归精神家园，在其中诗意的栖居。 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着生命的诗韵，在这种诗韵中的艺术是对生命的诠释与传达、对性灵的言说与展现。徜徉于中国的艺术世界中，人们可行、可游、可居，“应会感神”、“怡情悦性”，进而获得生命的游弋与安顿。现代的艺术创作应从这种生命的哲思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来健康自己，从诗意的灵动中获取心灵的慰藉来润泽近乎干枯的艺术生命。海德格尔曾说艺术能够昭示人存在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就是诗，“艺术的本性是诗”。正是有了这种诗性，艺术才具有塑造、穿透人类灵魂的能力，具有延脉、展示生命的无穷魅力。黑格尔谈到：“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3]因此，作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公共艺术，亦应提取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本民族艺术的生命精神，以营建现代人生存的诗意空间。诗性是人内在的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心灵的诉求，也是性灵的彰显，而公共艺术的展现正应根植于这种生命体验之中，因此，诗性理应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灵魂主宰，一种理想的精神诉求。 在北京奥运景观设计的很多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得到呈现，浓厚的诗意萦绕其间。如在建筑景观中，国家体育场“鸟巢”，虽然利用的是现代的建筑材料，但它的视觉形式以及营造的意境却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即古典又浪漫。鸟巢的设计者迪默龙先生说，鸟巢是个形象的比喻，它可以使人联想到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事物：棂花窗、冰裂纹瓷器、镂空玉器、新石器时代陶制器皿上的网状图案。而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鸟巢的外观最易使人联想到自然中的一个鸟儿的乐园——那就是它的家，倦了可以休憩的温暖的家；它同样会打开尘封的记忆——儿时游玩的天堂。如此意境，会撩动现代人一种归根的意识，一种激情澎湃后的宁静追求。因而，鸟巢的建筑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古典的、诗意的、浪漫的。 奥运的雕塑景观凝结了东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中不乏蕴涵诗意的作品，如《奥运之翼》，男女并肩携手向前奔腾欲飞，奥运五环化为其羽翼高飞飘举，这一情景在蓝天白云无垠天宇的映衬中，展现了人类以自己的奋争来圆梦的激情与渴望，也寓意着人涵纳在宇宙之中，与天地同在的和谐境界。与优雅婉约的诗情相比，此种诗境更增添一种生命的豪情与奔放，亦具一种超越飘逸之感。诗情缘自生命基底的情感，这类公共艺术作品正是巧妙和谐的利用了空间的视觉效果，撩动着人们的内心情感，营造着诗意的空间，从而展现着生命的张力和亲和力，进而触动灵魂的深处。 但是，颇为令人遗憾，也是值得反思的是，奥运雕塑景观的作品精品甚少，缺乏那种震撼心灵、具有独特审美效果的作品，传统文化的底蕴表现不够，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有些作品明显是没有领会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只是摘取一些表层的东西进行装点，因而，作品的表现不仅肤浅，而且显得忸怩做作、搔首弄姿，人为的、强制的、雕琢的痕迹太浓、太盛。不仅是对中国的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理解都有过于表面化的倾向。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不仅仅是符号、装饰、风格、形式的因袭摹写，她都有着鲜活深邃的源头活水，即她的生命精神，她的生存基底，这只有创作者以其生命来领会、体验、把握到这一文化的精髓，才能够有震撼心灵的、永恒的艺术作品问世。 三、意义的生成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且依凭意义而生存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根本的层面之一，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生存的物种。何以如此？弗兰克尔认为，人寻求意义缘自人类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基本动因即是“意义意志”，它能够使人超越现世生存去获得终极的意义。弗兰克尔的这种观点很有启发，意义的追问以及求解意义的生存本是人之生命的自然归属，人无法容忍生存的空虚，尽管现代人有时会把意义的追求嘲笑、蔑视，甚至给予抛却、碾碎，但是，他们的空虚的痛苦，心灵的漂泊感正说明“意义意志”之于他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进行关注和叩问，柏拉图认为“意义是永恒的原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考虑人间事务时，不能把人当作原本意义上的人来加以考虑，也不能在凡尘俗世中去探寻什么是会泯灭的，而只能在他们具备永恒的可能性这个程度上来考虑他们。”[4]将意义同永恒性相涵纳，说明人的意义生存贯穿于人类的生命历程，且成为人的最终的形上追求与生命的归依。由此可知，意义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在艺术领域尤其显著。艺术的意义呈现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传达自我的生命意义以及对于社会的存在意义，正如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所言：艺术创作是为了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要“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5]正是在艺术家的不断的创作中，意义不断地生成，从而照亮并且主宰人的生命行程。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不懈地追问着生命的真谛。对于公共艺术来说，其所铸就的公共精神、所陶冶的艺术灵魂，都不仅仅是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其个人的意义生存，而是在用各种公共艺术的符号语言对公众言说着一个意义世界，构筑着一种精神生命的屏障。创作者与公众相遇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建立意指关系的过程，也就是符号意义生成的过程，这种意义会根据场的变迁不断地变化、延伸、衍生，进而还会生发出新的意义，因此，意义的生成即可看作是生命的不断地提升和超越的历程，进而臻达理想的彼岸。公共艺术的存在的意义正是可通过与公众最亲近的艺术形式，最现实的生存方式进达那种已经被现代人淡化出去的理想境界，能够穿透其灵魂，深入人性的基底。 鉴于此，如何在公共艺术的设计中使创作者与公众能够达成这种意义的生成共识，是值得当代公共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和探索的问题，这关系到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应该说，公共艺术不仅仅追求艺术形式和视觉效果的问题，它还关乎场的意识、艺术家的文化底蕴、对公众的理解和挖掘，以及公众的参与和文化的选择等等。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说，看看城市的公共艺术，即可知道艺术家的兴趣、追求和使命，即可明晓公众的思想、生活和文化，即可呈现意义是否在生成着、支撑着人们的生存。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事业，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等全方位的社会互动活动。《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的宗旨要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6]可见，奥林匹克运动是提升人的意义生存的一项活动，因而，相应的公共艺术设计也应是以建构意义的生存方式而进行。如雕塑景观《天行健》，由来自台湾的杨奉琛创作，雕塑蕴涵着深厚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呈现着厚德载物的醇厚博大与天行健的搏击阳刚，张扬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之美。一些具有历史记忆的作品也会使人们在历史的行程中、在文化的积淀中回味、省思自己的生存。 艺术的真谛在于艺术给予人的不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且是契入灵魂深处的生命的意义体验，从而臻达有灵魂相守的人生境界。精神生命获得永恒，艺术亦永恒。 公共艺术论文: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 公共艺术（public art）是一个外来语，又被称为公众的艺术或社会艺术，它不隶属某一类艺术流派或艺术风格，也不单指某一类艺术形式，它存在于公共空间并为公众服务，体现了公共空间中文化开放、共享、交流的一种精神与价值。 一 公共艺术与城市发展 学术界对公共艺术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从狭义的角度界定，另一类则从更加广义的角度加以阐释。从狭义上讲，公共艺术是指放置在公共空间中（如：公共绿地、广场、建筑以及城市道路）的雕塑、壁画、装饰、园艺、标识、广告、地景等艺术形式。广义的公共艺术包含内容更为丰富，不仅包含前面提到的诸多艺术形式，还包括由公众兴办或参与的公开的表演艺术和其他公开的艺术活动。 公共艺术涉及范围广泛，从形式上说，它有雕塑、摄影、广告影像、壁画、表演、音乐、园艺、装饰等多种表现；从功能上说，它可以分为纪念性的公共艺术、装饰型的公共艺术、休闲型的公共艺术、实用型的公共艺术、游戏型的公共艺术以及庆典型的公共艺术；从空间布局上看，它可以有立体和平面之分、室内和室外之别以及地景和空间相对。从载体上说，它可以是硬性的，如雕塑、陶器、围栏，也可以是软性的，如编制物、灯光、挂饰，还可以是以多媒体的形式出现的，如照片、音乐、影像等存在形态。 公共艺术最根本特征是公共性。公共性的涵义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形式的角度看，公共艺术与私人艺术和架上艺术有很大差别，这表现在，一方面，它进入的是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可能以私密的形式建构；另一方面，公共艺术的公共空间性必须要面对公众，公众可以主动选择美术馆、音乐厅中的艺术，但必须要面对城市中的公共艺术。二是从内涵上讲，公共艺术已进入到广泛的社会交流中，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精神，它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就不能是随意与私人的。它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局部装饰和简单介入，而是以美学、文化、艺术观点为指导，从整体上介入公众的生活方式，以不断引导和满足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需要。 城市是公共艺术的载体，公共艺术属于城市，它随城市而生，为城市而存。 从发生学上讲，公共艺术从产生时期就与城市结缘，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公共艺术的最早发端应追溯到古希腊雅典城所出现的阳光广场，那时，大型广场和公共建筑的出现就使得艺术有了开放性、民主性和参与性的特征。现代意义的公共艺术诞生在二战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城市的重新规划与治理，一些艺术家开始把艺术创作的场地从美术馆挪到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以雕塑为主要代表的室外艺术大量出现，公共艺术一词也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由政府倡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实行的“公共艺术计划”直接赞助公共艺术则把这种艺术活动推向高潮。 从发展的角度讲，城市是变化的，公众对城市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相对于人类的其他创造成果，城市的发展因为人们不断改变的需求而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没有最终的完成体。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历程上，以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使许多城市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人文精神资源，而新兴的城市由于缺少文化的积淀，也逐渐沦为环境和精神的沙漠，而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对环境的无情破坏，使得城市变得更加无情与冷漠。正如查尔斯•摩尔在一次颁奖典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可居住。此时，我们的建筑却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疑问正说明了城市的扩展已越来越远离艺术化生存的理想，越来越远离令人愉悦的美感，越来越远离它建设的初衷。 城市的片面发展必然引发对文化的诉求，唤醒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回归。进入21世纪的城市，经济已不再是衡量一个城市发达与否的唯一标准，文化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氛围已成为表现城市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将向有文化积累的城市转移，艺术开始走向更广大的人群，走向生活本身，而公共艺术则代表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的一种新的取向与融合。 从功能的角度讲，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文化和现代城市生活理想的一种体现。相对于纯艺术和架上艺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质必然使得公共艺术的文化表现性要强烈得多，它承载着更多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上的功能，带有更多的群体而非个体、社会而非个人、共享而非占有的非功利色彩。艺术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现代公共艺术就是还城市以美感，让人体会生活于其间的真正乐趣，让城市成为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场所。 从文化本身来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是一个城市的品格的象征。城市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的社会化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形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更是文化的集中地和发源地，城市本身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成果。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生动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面貌、经济状况、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哲学观点、审美取向、宗教信仰所有文化问题，城市也成为当代人观察世界、完善自身、展现自身的天地和舞台。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世界上的城市千差万别，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城市文化的不同。一座城市中有没有富有创意与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和公众参与的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的存在，有没有适当比例的充盈着艺术气息的文化交流与审美及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化品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它们的多寡和繁荣与否往往体现着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存样态、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建筑是城市里的“面”，道路是城市里的“线”的话，那么公共艺术就是城市中的“点”，它们凝聚着它们特有的灵性，展示着它们特有的语言，诉说着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观念，让人们品味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情怀。 二 我国城市公共艺术现状 在我国，公共艺术是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公共艺术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公共领域的不断增多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密切关联。可以说，公共艺术理念在我国城市的不断深入和其文化价值的突显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公共艺术这一概念提及之前是以“城市雕塑”、“环境艺术”的面目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公共艺术是以城市雕塑为主要形式。以北京为例，在1984年，北京就率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雕塑为主题的“石景山雕塑公园”，长安街沿线也汇聚了众多的城市雕塑和其他形式的公共艺术作品。位于复兴门西的和平少女则成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雕塑，少女洁白的形象与浓郁苍翠的绿色背景相映成趣，其内蕴的主题传递出和平这一永恒的人间理想，应该说，这件艺术作品成为那个时代公共艺术的大成之作。 80年代中后期，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公共艺术开始注重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这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过速发展导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相关联。艺术家开始关注环境恶化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时期艺术家的创作以现实的城市环境问题为主线，自觉地把艺术设计和环境理念相结合。正像一篇评论文章所说：“80年代现代意识的一个重大发展，不是什么主义、运动，也不是什么风格、流派，而是环境艺术与环境设计的普遍认同。”[1]环境艺术的表现方式进一步打破了人们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理解，它将构成环境空间的各种要素结合起来去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艺术家前瞻性地担负起艺术对环境、艺术对城市文化发展的重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城市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大，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出现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文化消费市场充斥在城市和它的边缘地带。公共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多个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与商业社会的特征相吻合，出现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艺术，以充斥于各公共空间的各种广告为标志；另一方面，伴随着公众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消费观念的更新，以消费为特征的艺术——波普艺术悄然兴起，它强调公众的参与和兴趣，提倡具有平民趣味的文化消费，公共艺术呈现出大众参与的态势。在艺术设计上，由于城市设计思想纳入城市规划当中，伴随着大量“欧陆风格”建筑在中国个大城市的出现，追求艺术风格的个性异彩的公共艺术和个性建筑相呼应，市民广场、沿街立面、草坪美化、滨水景观、商业街公共艺术等的大量出现成为90年代以来的一大城市文化“景观”，体现在公共艺术特色上则是大众化、个性化、娱乐化和商业化的相互杂糅，写实艺术、抽象艺术、波普艺术等艺术风格并存，文化艺术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时尚，公共艺术的多元化存在成为构筑城市文化的风景。 但是，公共艺术的繁荣景致并不意味着我国公共艺术设计理念和艺术创作的完美，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精神追寻的探索和实践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并不能掩盖与之伴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公共艺术中，对城市文化建设的误读和理解偏差以及一些其他的人为因素导致了公共艺术中发展的一些有悖于艺术公共精神的现象，有些公共艺术甚至成为日益泛滥的视觉污染。其具体表现在： 之一：公共艺术的同质化现象。以雕塑为例，几年前在华东某城市的街头矗起一组拟人化的铜雕，赢得了公众的好评，而不多久，类似的铜雕被大量复制，出现在一些城市的街道、广场上。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克隆”城市雕塑，成为城市文化中的艺术垃圾。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对城市广场设计的雷同上。这种城市公共空间的“同质化”现象，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城市现状。城市公共艺术“千人一面”现象使得城市的表情单一，缺乏形象魅力。 之二：公共艺术的“非艺术”现象。在我国，与公共艺术呈飞速发展态势相伴的是艺术设计和制作上的粗鄙和没有文化支撑不知所云的空虚符号，出现与艺术相违背的非艺术现象。以首都北京为例，由于缺乏总体的公共艺术规划，缺乏严格的公共艺术质量评判体系，在繁华的西单地区曾出现过一组因被民俗学家斥为“败俗”的雕塑，仅仅摆放了一周就被迅速拆除了。就雕塑一项，北京已经被拆除就有34项，另外十几项被评为“差”的城雕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之三：公共艺术的“形象工程”现象。公共艺术成为政府官员显示政绩的一张名片。超大型的文化广场、超豪华的主题公园以及一些迎合政治需要但不顾及审美需要的“涂脂抹粉”术成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代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是在高、大、全上相互攀比，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异化”。以北京为例，由于地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公共艺术的立项压在政治运动式思维上，为了迎奥运和创建文明社区，许多街道大搞公共艺术，一轰而上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之四：公共艺术的“快餐文化”现象。公共艺术在我国诞生较晚，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有席卷华夏之势，甚至出现公共艺术“”的局面。以上海为例，到2004年，上海的1034座城市雕塑中，优秀作品只占10%，另外10%是劣质，其他80%则为平庸之作。公共艺术的创作一旦脱离了艺术的精神，成为文化的快餐和应景之作，那就脱离了它真正的使命和神圣的意义。短期的“快餐文化”催生的公共艺术呈现出浮躁、肤浅的文化现象，它使深层的文化思考表面化、简单化，造成艺术品性的矫饰与低质，或形成公共艺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浮夸品质。 公共艺术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表情符号，是城市内在的外化，是城市价值取向的风标。公共艺术问题的出现直接导致城市文化构建上的偏差，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衰弱，正视问题，认真解决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三 城市公共艺术发展因素分析 在我国，造成城市公共艺术状况良莠不齐的原因和影响公共艺术发展的因素很多，传统与现代艺术观的冲突与融合、艺术的独特个性与公共精神的差异与互补、艺术家的主体性与公众参与性的价值冲突、城市建设与艺术环境的问题、艺术设计与制作的即时性与延时性考虑，政府的职能与公共艺术规划的制定等问题都影响公共艺术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就是艺术家与公众。 近现代艺术，是由艺术家来决定艺术的，这种观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在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世界里，艺术是晦涩的，它们常常是个人内心生活的传记，或者无意识的显露，艺术具有不可通约、无法有效传达的特性，艺术与公众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艺术家无端对自己的拔高，使公众处于一种艺术强权之下，如果不接受这种艺术的强权，公众就会被告知为没有文化。传统艺术理论中，艺术高于生活，以及典型化、理想化的思想，构成艺术脱离生活的理由；在神圣的名义下，艺术与公众的生活和体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谓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似乎逃离现实的牢笼才能体现艺术的价值。 公共艺术时代的艺术家应该是公众知识分子，要有强烈的公共意识和公共情怀，应是生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科林伍德曾经指出，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工作并不是代表他私人的努力，而是代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公共劳动。他对情感所作的任何表现，是从一个不言而喻的标题开始的，它不是‘我’感到，而是“我们”感到。[2]公共艺术的特殊性更要求艺术家不应游离在生活之外与公众故意拉开距离，他们要与公众共同交流和沟通关于社会生活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感受。他们和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一起给城市生活以色彩和生机。他们的艺术要融入生活之中，融入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成为城市生活、历史与文化的组合，要用特有的符号传达对城市生活的情感。 传统的艺术观念往往强调艺术作品作为自足完整体的形式存在，而不关注欣赏者的接受之维。伴随着艺术从古典艺术的高深殿堂走出而跨入普通大众阶层的事实，艺术活动中的公众缺席的现象已大有改变。接受美学指出，未经阅读的文学作品不过是一堆无意义的纸张和印刷符号，仅仅是潜在的存在，只有当作品被接受者感知并引起反应时，这种潜能才会转化为形象、含义、价值和效果。公共艺术同样不是少数艺术家和设计者的事，它还是千万个使用者的成果。介入和参与是公众与公共艺术发生关联的最重要方式，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消费时代。一方面，公众已经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艺术家所提供的公共艺术形式，在艺术设计上往往参与建议。艺术的创作不再只是专业艺术家，一般民众也可以是创作者。甚至，许多艺术家在公共艺术创作过程中自己消失，让参与的民众浮现，艺术不再专属于特定社会阶层，或者是少数精英。另一方面，从艺术接受的层面上，公众的艺术接受才是艺术活动的最终完成。公共艺术就是艺术家和公众在公共空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表层看艺术家为公众提供了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氛围和审美情境，这种交流的深层涵义则是艺术提供了让人诗意生存的可能。 公共艺术不仅打破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以往的疆界，还提供了一种艺术家与公众、艺术与公众之间对话的可能。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家应该懂得与公众对话的技巧，通过对话，把公共艺术做成市民的作品、小区的作品、城市本身的作品。而对于公众来说，参与艺术的过程就是艺术熏染的过程，也是艺术领悟的过程，公众审美趣味与文化修养的高低衡量着与艺术家对话的质量高低，公众艺术素养的提高成为公共艺术向良好空间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在发展，我国的公共艺术事业前景可观，在公共艺术的发展中，我们需要获得一种精神，一种把握了城市历史、文化根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获得需要艺术家、公众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公共艺术论文:灵魂的铸就 ——公共艺术设计理念的思考 一、公共精神的构建 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的公共性。所谓的“公共”，按照现代英汉大辞典中的解释，有如下几个层面的理解：公有的，公众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的，为公的；国家的，政府的，公家的，公立的；公开的，当众的；知名的，突出的；全国的，国际的，普遍的。所谓“公共性”，是基于一定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建立。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1]根据以上的理论诠释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和未来人类的理想追索，“公共性”应具有如下的基本内涵： （1）开放性、自由性、交互性。人们在一定的开放的场域相遇，可以自由的交流、碰撞、吸取、磨合，共同谱写人类精神的交响乐章，共同铸就文明的累累硕果。 （2）独立性、批判性、超越性。在公共的场域，每个相对的个体具有独立性，他不依附任何的权力，具有自我表达、自我展示以及对他者进行评判的权利，因而，公共性，从深层次上讲，应该具有一种独立性与批判性、超越性。 （3）民族性与类的融合。在公共时空中的个体是独立的，但不是无所归属的，并且，任何的公共场域都不是虚幻的存在（这里当然不包含虚幻的设计），因而，它首先体现着一定的民族性的精神昭示，而这种民族性又充分蕴涵着人类的终极指向，这即表现为差异性、多元性的共在。 （4）公与私的融合。公与私向来被框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诚然，按照辩证法的逻辑，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相互依存而又独立，没有公即没有私，反之亦然。但是，在应用和诠释中，二者的对立性往往成为唯一的存在，并内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在真正的“公共性”精神内质中，公与私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圆融。这种圆融共在的精神内涵，不是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公私二元的对立，而是受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识慧命：“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芥子纳须弥”、“壶中自有天地”，在此种“天人合一”、万物圆成自在的生命精神中，个体之“私我”、“小我”即涵纳于宇宙天地之“大我”的境界中，这是一种保存自我而又与他者共生共存的精神理念。 基于此，我们所谈到的“公共艺术”之“公共性”，应作为广义的理解，它更在于通过艺术的多种形式以进行公共精神的构建。因而，单纯强调“公共性”或“艺术性”都会有失偏颇，从而造成对“公共艺术”的曲解和误读。“公共艺术”首先是一种艺术，只不过这种艺术形式有着一种特有的灵魂构筑，即公共精神的指向和铸就。艺术家有权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展示自我的设计理念，但这种设计同时又是面向公众的，具有公共性。因而，通过艺术的感召传达公共精神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合理内核和必然归趋。实质上，艺术所传达的公共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征和显现，是对人之为人的不懈的追问，是使人最终臻达于真善美圆成自在的精神昭示。人们既可以尽情地徜徉于纯艺术的瑰丽殿堂，又可以有感于鲁迅那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精神朗照。在公共艺术的世界中，艺术家在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与他人相遇，这便构成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交流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即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生命的交流和对话，生命与生命的相沟连、相依偎。公共艺术的生命精神正在于此。艺术家的生命力在这种公共的场域中被进一步的激活，从而得以延续和增盛。汉娜•阿伦特曾谈到：“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它就不只能为一代人而建立并只为谋生而筹划；它必须超越凡人的寿命。……与基督教理解的公共产品不同—一拯救人的灵魂是一种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关怀一—公共世界是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死亡就弃之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寿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一样；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们的渺渺一生之后仍将延绵持续。这不仅仅是我们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也是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世界。但这一共同的世界只有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这一程度上，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经久不衰。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在缠绵几百年的时间里，将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都融入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辉。”[2]我们生存的世界将逝去，而人类共铸的灵魂将使这个世界绵延共在。艺术家的使命及其所珍视之处便在于此。 以奥运景观设计为例。此次北京奥运景观的设计艺术，是一次充分展示自我、彰显民族精神、与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绝好时机和平台，在铸就和高扬公共精神的设计理念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省思。北京奥运景观的艺术设计，遵循“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宗旨，尽情地展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真情关爱、对和谐世界的心灵企盼、对自然的挚爱情怀。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设计，吸纳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精神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精神核心呈现出来。在奥运雕塑的作品展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以多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表达着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对文化的解读和对生命的诠释：有抒情的、幽默的、挑战的、可爱的、情趣的，或温润或激情，或内敛或勃发，或传统或前卫，或写实或抽象，尽显艺术家的个性的同时，也在与他者的相遇中进行着自由的交流，公众在这种交流、欣赏、品味和省思中建构着公共精神。 二、诗意的蕴涵 中国曾是充满诗意的国度，一片云尽知心灵的缱绻，一落叶可涵纳春秋，鸟儿可谛听诗人的吟唱，花儿可饱含愁韵与温情。曾几何时，国人能尽享诗意的精神家园。但这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的生存中，特别是在大都市的生存境域中，浮躁、奔忙、沉郁、疲惫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写照，人们在片刻的消遣、娱乐之中渴望的是感性的狂欢、压抑的心灵释放，但这片刻的狂欢结束后仍是精神的困惑与茫然。因而，现代人的心灵充满着乡愁，企盼文化的记忆的苏醒。所以说，现代的生存不是要隔断传统，而是应回归精神家园，在其中诗意的栖居。 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着生命的诗韵，在这种诗韵中的艺术是对生命的诠释与传达、对性灵的言说与展现。徜徉于中国的艺术世界中，人们可行、可游、可居，“应会感神”、“怡情悦性”，进而获得生命的游弋与安顿。现代的艺术创作应从这种生命的哲思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来健康自己，从诗意的灵动中获取心灵的慰藉来润泽近乎干枯的艺术生命。海德格尔曾说艺术能够昭示人存在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就是诗，“艺术的本性是诗”。正是有了这种诗性，艺术才具有塑造、穿透人类灵魂的能力，具有延脉、展示生命的无穷魅力。黑格尔谈到：“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3]因此，作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公共艺术，亦应提取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本民族艺术的生命精神，以营建现代人生存的诗意空间。诗性是人内在的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心灵的诉求，也是性灵的彰显，而公共艺术的展现正应根植于这种生命体验之中，因此，诗性理应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灵魂主宰，一种理想的精神诉求。 在北京奥运景观设计的很多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得到呈现，浓厚的诗意萦绕其间。如在建筑景观中，国家体育场“鸟巢”，虽然利用的是现代的建筑材料，但它的视觉形式以及营造的意境却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即古典又浪漫。鸟巢的设计者迪默龙先生说，鸟巢是个形象的比喻，它可以使人联想到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事物：棂花窗、冰裂纹瓷器、镂空玉器、新石器时代陶制器皿上的网状图案。而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鸟巢的外观最易使人联想到自然中的一个鸟儿的乐园——那就是它的家，倦了可以休憩的温暖的家；它同样会打开尘封的记忆——儿时游玩的天堂。如此意境，会撩动现代人一种归根的意识，一种激情澎湃后的宁静追求。因而，鸟巢的建筑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古典的、诗意的、浪漫的。 奥运的雕塑景观凝结了东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中不乏蕴涵诗意的作品，如《奥运之翼》，男女并肩携手向前奔腾欲飞，奥运五环化为其羽翼高飞飘举，这一情景在蓝天白云无垠天宇的映衬中，展现了人类以自己的奋争来圆梦的激情与渴望，也寓意着人涵纳在宇宙之中，与天地同在的和谐境界。与优雅婉约的诗情相比，此种诗境更增添一种生命的豪情与奔放，亦具一种超越飘逸之感。诗情缘自生命基底的情感，这类公共艺术作品正是巧妙和谐的利用了空间的视觉效果，撩动着人们的内心情感，营造着诗意的空间，从而展现着生命的张力和亲和力，进而触动灵魂的深处。 但是，颇为令人遗憾，也是值得反思的是，奥运雕塑景观的作品精品甚少，缺乏那种震撼心灵、具有独特审美效果的作品，传统文化的底蕴表现不够，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有些作品明显是没有领会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只是摘取一些表层的东西进行装点，因而，作品的表现不仅肤浅，而且显得忸怩做作、搔首弄姿，人为的、强制的、雕琢的痕迹太浓、太盛。不仅是对中国的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理解都有过于表面化的倾向。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不仅仅是符号、装饰、风格、形式的因袭摹写，她都有着鲜活深邃的源头活水，即她的生命精神，她的生存基底，这只有创作者以其生命来领会、体验、把握到这一文化的精髓，才能够有震撼心灵的、永恒的艺术作品问世。 三、意义的生成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且依凭意义而生存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根本的层面之一，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生存的物种。何以如此？弗兰克尔认为，人寻求意义缘自人类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基本动因即是“意义意志”，它能够使人超越现世生存去获得终极的意义。弗兰克尔的这种观点很有启发，意义的追问以及求解意义的生存本是人之生命的自然归属，人无法容忍生存的空虚，尽管现代人有时会把意义的追求嘲笑、蔑视，甚至给予抛却、碾碎，但是，他们的空虚的痛苦，心灵的漂泊感正说明“意义意志”之于他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进行关注和叩问，柏拉图认为“意义是永恒的原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考虑人间事务时，不能把人当作原本意义上的人来加以考虑，也不能在凡尘俗世中去探寻什么是会泯灭的，而只能在他们具备永恒的可能性这个程度上来考虑他们。”[4]将意义同永恒性相涵纳，说明人的意义生存贯穿于人类的生命历程，且成为人的最终的形上追求与生命的归依。由此可知，意义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在艺术领域尤其显著。艺术的意义呈现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传达自我的生命意义以及对于社会的存在意义，正如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所言：艺术创作是为了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要“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5]正是在艺术家的不断的创作中，意义不断地生成，从而照亮并且主宰人的生命行程。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不懈地追问着生命的真谛。对于公共艺术来说，其所铸就的公共精神、所陶冶的艺术灵魂，都不仅仅是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其个人的意义生存，而是在用各种公共艺术的符号语言对公众言说着一个意义世界，构筑着一种精神生命的屏障。创作者与公众相遇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建立意指关系的过程，也就是符号意义生成的过程，这种意义会根据场的变迁不断地变化、延伸、衍生，进而还会生发出新的意义，因此，意义的生成即可看作是生命的不断地提升和超越的历程，进而臻达理想的彼岸。公共艺术的存在的意义正是可通过与公众最亲近的艺术形式，最现实的生存方式进达那种已经被现代人淡化出去的理想境界，能够穿透其灵魂，深入人性的基底。 鉴于此，如何在公共艺术的设计中使创作者与公众能够达成这种意义的生成共识，是值得当代公共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和探索的问题，这关系到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应该说，公共艺术不仅仅追求艺术形式和视觉效果的问题，它还关乎场的意识、艺术家的文化底蕴、对公众的理解和挖掘，以及公众的参与和文化的选择等等。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说，看看城市的公共艺术，即可知道艺术家的兴趣、追求和使命，即可明晓公众的思想、生活和文化，即可呈现意义是否在生成着、支撑着人们的生存。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事业，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等全方位的社会互动活动。《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的宗旨要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6]可见，奥林匹克运动是提升人的意义生存的一项活动，因而，相应的公共艺术设计也应是以建构意义的生存方式而进行。如雕塑景观《天行健》，由来自台湾的杨奉琛创作，雕塑蕴涵着深厚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呈现着厚德载物的醇厚博大与天行健的搏击阳刚，张扬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之美。一些具有历史记忆的作品也会使人们在历史的行程中、在文化的积淀中回味、省思自己的生存。 艺术的真谛在于艺术给予人的不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且是契入灵魂深处的生命的意义体验，从而臻达有灵魂相守的人生境界。精神生命获得永恒，艺术亦永恒。 公共艺术论文: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 公共艺术（public art）是一个外来语，又被称为公众的艺术或社会艺术，它不隶属某一类艺术流派或艺术风格，也不单指某一类艺术形式，它存在于公共空间并为公众服务，体现了公共空间中文化开放、共享、交流的一种精神与价值。 一 公共艺术与城市发展 学术界对公共艺术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从狭义的角度界定，另一类则从更加广义的角度加以阐释。从狭义上讲，公共艺术是指放置在公共空间中（如：公共绿地、广场、建筑以及城市道路）的雕塑、壁画、装饰、园艺、标识、广告、地景等艺术形式。广义的公共艺术包含内容更为丰富，不仅包含前面提到的诸多艺术形式，还包括由公众兴办或参与的公开的表演艺术和其他公开的艺术活动。 公共艺术涉及范围广泛，从形式上说，它有雕塑、摄影、广告影像、壁画、表演、音乐、园艺、装饰等多种表现；从功能上说，它可以分为纪念性的公共艺术、装饰型的公共艺术、休闲型的公共艺术、实用型的公共艺术、游戏型的公共艺术以及庆典型的公共艺术；从空间布局上看，它可以有立体和平面之分、室内和室外之别以及地景和空间相对。从载体上说，它可以是硬性的，如雕塑、陶器、围栏，也可以是软性的，如编制物、灯光、挂饰，还可以是以多媒体的形式出现的，如照片、音乐、影像等存在形态。 公共艺术最根本特征是公共性。公共性的涵义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形式的角度看，公共艺术与私人艺术和架上艺术有很大差别，这表现在，一方面，它进入的是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可能以私密的形式建构；另一方面，公共艺术的公共空间性必须要面对公众，公众可以主动选择美术馆、音乐厅中的艺术，但必须要面对城市中的公共艺术。二是从内涵上讲，公共艺术已进入到广泛的社会交流中，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精神，它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就不能是随意与私人的。它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局部装饰和简单介入，而是以美学、文化、艺术观点为指导，从整体上介入公众的生活方式，以不断引导和满足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需要。 城市是公共艺术的载体，公共艺术属于城市，它随城市而生，为城市而存。 从发生学上讲，公共艺术从产生时期就与城市结缘，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公共艺术的最早发端应追溯到古希腊雅典城所出现的阳光广场，那时，大型广场和公共建筑的出现就使得艺术有了开放性、民主性和参与性的特征。现代意义的公共艺术诞生在二战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城市的重新规划与治理，一些艺术家开始把艺术创作的场地从美术馆挪到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以雕塑为主要代表的室外艺术大量出现，公共艺术一词也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由政府倡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实行的“公共艺术计划”直接赞助公共艺术则把这种艺术活动推向高潮。 从发展的角度讲，城市是变化的，公众对城市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相对于人类的其他创造成果，城市的发展因为人们不断改变的需求而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没有最终的完成体。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历程上，以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使许多城市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人文精神资源，而新兴的城市由于缺少文化的积淀，也逐渐沦为环境和精神的沙漠，而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对环境的无情破坏，使得城市变得更加无情与冷漠。正如查尔斯•摩尔在一次颁奖典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可居住。此时，我们的建筑却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疑问正说明了城市的扩展已越来越远离艺术化生存的理想，越来越远离令人愉悦的美感，越来越远离它建设的初衷。 城市的片面发展必然引发对文化的诉求，唤醒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回归。进入21世纪的城市，经济已不再是衡量一个城市发达与否的唯一标准，文化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氛围已成为表现城市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将向有文化积累的城市转移，艺术开始走向更广大的人群，走向生活本身，而公共艺术则代表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的一种新的取向与融合。 从功能的角度讲，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文化和现代城市生活理想的一种体现。相对于纯艺术和架上艺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质必然使得公共艺术的文化表现性要强烈得多，它承载着更多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上的功能，带有更多的群体而非个体、社会而非个人、共享而非占有的非功利色彩。艺术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现代公共艺术就是还城市以美感，让人体会生活于其间的真正乐趣，让城市成为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场所。 从文化本身来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是一个城市的品格的象征。城市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的社会化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形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更是文化的集中地和发源地，城市本身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成果。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生动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面貌、经济状况、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哲学观点、审美取向、宗教信仰所有文化问题，城市也成为当代人观察世界、完善自身、展现自身的天地和舞台。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世界上的城市千差万别，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城市文化的不同。一座城市中有没有富有创意与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和公众参与的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的存在，有没有适当比例的充盈着艺术气息的文化交流与审美及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化品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它们的多寡和繁荣与否往往体现着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存样态、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建筑是城市里的“面”，道路是城市里的“线”的话，那么公共艺术就是城市中的“点”，它们凝聚着它们特有的灵性，展示着它们特有的语言，诉说着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观念，让人们品味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情怀。 二 我国城市公共艺术现状 在我国，公共艺术是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公共艺术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公共领域的不断增多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密切关联。可以说，公共艺术理念在我国城市的不断深入和其文化价值的突显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公共艺术这一概念提及之前是以“城市雕塑”、“环境艺术”的面目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公共艺术是以城市雕塑为主要形式。以北京为例，在1984年，北京就率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雕塑为主题的“石景山雕塑公园”，长安街沿线也汇聚了众多的城市雕塑和其他形式的公共艺术作品。位于复兴门西的和平少女则成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雕塑，少女洁白的形象与浓郁苍翠的绿色背景相映成趣，其内蕴的主题传递出和平这一永恒的人间理想，应该说，这件艺术作品成为那个时代公共艺术的大成之作。 80年代中后期，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公共艺术开始注重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这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过速发展导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相关联。艺术家开始关注环境恶化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时期艺术家的创作以现实的城市环境问题为主线，自觉地把艺术设计和环境理念相结合。正像一篇评论文章所说：“80年代现代意识的一个重大发展，不是什么主义、运动，也不是什么风格、流派，而是环境艺术与环境设计的普遍认同。”[1]环境艺术的表现方式进一步打破了人们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理解，它将构成环境空间的各种要素结合起来去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艺术家前瞻性地担负起艺术对环境、艺术对城市文化发展的重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城市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大，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出现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文化消费市场充斥在城市和它的边缘地带。公共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多个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与商业社会的特征相吻合，出现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艺术，以充斥于各公共空间的各种广告为标志；另一方面，伴随着公众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消费观念的更新，以消费为特征的艺术——波普艺术悄然兴起，它强调公众的参与和兴趣，提倡具有平民趣味的文化消费，公共艺术呈现出大众参与的态势。在艺术设计上，由于城市设计思想纳入城市规划当中，伴随着大量“欧陆风格”建筑在中国个大城市的出现，追求艺术风格的个性异彩的公共艺术和个性建筑相呼应，市民广场、沿街立面、草坪美化、滨水景观、商业街公共艺术等的大量出现成为90年代以来的一大城市文化“景观”，体现在公共艺术特色上则是大众化、个性化、娱乐化和商业化的相互杂糅，写实艺术、抽象艺术、波普艺术等艺术风格并存，文化艺术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时尚，公共艺术的多元化存在成为构筑城市文化的风景。 但是，公共艺术的繁荣景致并不意味着我国公共艺术设计理念和艺术创作的完美，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精神追寻的探索和实践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并不能掩盖与之伴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公共艺术中，对城市文化建设的误读和理解偏差以及一些其他的人为因素导致了公共艺术中发展的一些有悖于艺术公共精神的现象，有些公共艺术甚至成为日益泛滥的视觉污染。其具体表现在： 之一：公共艺术的同质化现象。以雕塑为例，几年前在华东某城市的街头矗起一组拟人化的铜雕，赢得了公众的好评，而不多久，类似的铜雕被大量复制，出现在一些城市的街道、广场上。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克隆”城市雕塑，成为城市文化中的艺术垃圾。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对城市广场设计的雷同上。这种城市公共空间的“同质化”现象，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城市现状。城市公共艺术“千人一面”现象使得城市的表情单一，缺乏形象魅力。 之二：公共艺术的“非艺术”现象。在我国，与公共艺术呈飞速发展态势相伴的是艺术设计和制作上的粗鄙和没有文化支撑不知所云的空虚符号，出现与艺术相违背的非艺术现象。以首都北京为例，由于缺乏总体的公共艺术规划，缺乏严格的公共艺术质量评判体系，在繁华的西单地区曾出现过一组因被民俗学家斥为“败俗”的雕塑，仅仅摆放了一周就被迅速拆除了。就雕塑一项，北京已经被拆除就有34项，另外十几项被评为“差”的城雕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之三：公共艺术的“形象工程”现象。公共艺术成为政府官员显示政绩的一张名片。超大型的文化广场、超豪华的主题公园以及一些迎合政治需要但不顾及审美需要的“涂脂抹粉”术成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代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是在高、大、全上相互攀比，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异化”。以北京为例，由于地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公共艺术的立项压在政治运动式思维上，为了迎奥运和创建文明社区，许多街道大搞公共艺术，一轰而上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之四：公共艺术的“快餐文化”现象。公共艺术在我国诞生较晚，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有席卷华夏之势，甚至出现公共艺术“”的局面。以上海为例，到2004年，上海的1034座城市雕塑中，优秀作品只占10%，另外10%是劣质，其他80%则为平庸之作。公共艺术的创作一旦脱离了艺术的精神，成为文化的快餐和应景之作，那就脱离了它真正的使命和神圣的意义。短期的“快餐文化”催生的公共艺术呈现出浮躁、肤浅的文化现象，它使深层的文化思考表面化、简单化，造成艺术品性的矫饰与低质，或形成公共艺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浮夸品质。 公共艺术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表情符号，是城市内在的外化，是城市价值取向的风标。公共艺术问题的出现直接导致城市文化构建上的偏差，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衰弱，正视问题，认真解决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三 城市公共艺术发展因素分析 在我国，造成城市公共艺术状况良莠不齐的原因和影响公共艺术发展的因素很多，传统与现代艺术观的冲突与融合、艺术的独特个性与公共精神的差异与互补、艺术家的主体性与公众参与性的价值冲突、城市建设与艺术环境的问题、艺术设计与制作的即时性与延时性考虑，政府的职能与公共艺术规划的制定等问题都影响公共艺术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就是艺术家与公众。 近现代艺术，是由艺术家来决定艺术的，这种观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在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世界里，艺术是晦涩的，它们常常是个人内心生活的传记，或者无意识的显露，艺术具有不可通约、无法有效传达的特性，艺术与公众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艺术家无端对自己的拔高，使公众处于一种艺术强权之下，如果不接受这种艺术的强权，公众就会被告知为没有文化。传统艺术理论中，艺术高于生活，以及典型化、理想化的思想，构成艺术脱离生活的理由；在神圣的名义下，艺术与公众的生活和体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谓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似乎逃离现实的牢笼才能体现艺术的价值。 公共艺术时代的艺术家应该是公众知识分子，要有强烈的公共意识和公共情怀，应是生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科林伍德曾经指出，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工作并不是代表他私人的努力，而是代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公共劳动。他对情感所作的任何表现，是从一个不言而喻的标题开始的，它不是‘我’感到，而是“我们”感到。[2]公共艺术的特殊性更要求艺术家不应游离在生活之外与公众故意拉开距离，他们要与公众共同交流和沟通关于社会生活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感受。他们和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一起给城市生活以色彩和生机。他们的艺术要融入生活之中，融入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成为城市生活、历史与文化的组合，要用特有的符号传达对城市生活的情感。 传统的艺术观念往往强调艺术作品作为自足完整体的形式存在，而不关注欣赏者的接受之维。伴随着艺术从古典艺术的高深殿堂走出而跨入普通大众阶层的事实，艺术活动中的公众缺席的现象已大有改变。接受美学指出，未经阅读的文学作品不过是一堆无意义的纸张和印刷符号，仅仅是潜在的存在，只有当作品被接受者感知并引起反应时，这种潜能才会转化为形象、含义、价值和效果。公共艺术同样不是少数艺术家和设计者的事，它还是千万个使用者的成果。介入和参与是公众与公共艺术发生关联的最重要方式，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消费时代。一方面，公众已经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艺术家所提供的公共艺术形式，在艺术设计上往往参与建议。艺术的创作不再只是专业艺术家，一般民众也可以是创作者。甚至，许多艺术家在公共艺术创作过程中自己消失，让参与的民众浮现，艺术不再专属于特定社会阶层，或者是少数精英。另一方面，从艺术接受的层面上，公众的艺术接受才是艺术活动的最终完成。公共艺术就是艺术家和公众在公共空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表层看艺术家为公众提供了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氛围和审美情境，这种交流的深层涵义则是艺术提供了让人诗意生存的可能。 公共艺术不仅打破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以往的疆界，还提供了一种艺术家与公众、艺术与公众之间对话的可能。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家应该懂得与公众对话的技巧，通过对话，把公共艺术做成市民的作品、小区的作品、城市本身的作品。而对于公众来说，参与艺术的过程就是艺术熏染的过程，也是艺术领悟的过程，公众审美趣味与文化修养的高低衡量着与艺术家对话的质量高低，公众艺术素养的提高成为公共艺术向良好空间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在发展，我国的公共艺术事业前景可观，在公共艺术的发展中，我们需要获得一种精神，一种把握了城市历史、文化根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获得需要艺术家、公众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公共艺术论文:谈如何培养模特艺术学校学生的公共关系能力 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以其内容的广泛性、针对性、社会性和应用性特征，受到了众多学生的关注和欢迎。据调查，目前公共关系在高校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全国 92%以上的高校开设了该课程，可见，人们对公共关系的重要性已经认识越来越深刻。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广泛，途径越来越多，机会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要想在这竞争的年代脱颖而出是很重要的，而拥有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令自己有立足之地，有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公关课程教学设计，开展公关教学活动，改变传统公关教学模式，是所有公关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公共关系能力，我们认为可以重点做好一下几项工作。 一、 深刻认识公共关系教学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公共关系》是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软科学。公共关系学以塑造组织良好的社会形象贯穿学科的始终， 在实践上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组织领域。现代社会，没有公关意识的组织不可能成为优秀组织，没有公关能力的组织也不可能赢得公众的认可和信赖。同样，没有公关意识和不重视公关活动的个人也很难在社会组织中脱颖而出。对学生来说，学好它不仅可以拓宽知识面、增强“公关”意识，而且可以掌握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的基本技能。 二、分析教学对象，开展教学公关 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为了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通过满足公众需要，而使公众满足自身需要的一个信息传播过程。教师开展教学活动，要了解、认知其教学对象，开展教学公关。对于学生来说，通过这门课的讲授，让学生认知并接受一种全新的关系理念，并用这种理念去指导自身的思想和行动，不断提升自己的人身修养、处事能力和人格魅力，这不仅是教师的教学目的，也应是学生的真实需求。 三、传播关系理念，强化公关意识 公共关系的本质是改善社会组织与其相关公众之间的关系。公共关系学中的改善关系注重主动、真实、公正、双赢和互动，因此，对学生进行客观的关系理念引导、教育，帮助其树立积极、向上的关系交往理念，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公共关系的关系改善过程反映了一种公关意识，包括形象意识、公众意识、服务意识、传播意识、协调意识和危机意识等。公共关系的各种职能、原则和全部操作技能、技巧也都是建立在公关意识的思想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强烈的公关意识，就没有对公关现象的敏感。没有这种敏感，即使其它公关理论学的再多，遇到实际问题时，也很难从公关的角度去认识和处理。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教学过程中，应重点强化这种公关意识，使之具有一种系统、客观的公关理念，并使之能接受这种理念，去创造性的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 四、优化教学内容，重视情商教育 在公关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公关观念的教学，还应该针对学生需要，进行情商教育。情商（emotion quotient），简称 eq，又称情绪智力或情绪商数。情商是指一种情绪的智慧，是一系列与人的素质有关的情感心理素质和处理情绪的能力。在有限的课时内，教师除了讲授公关理念外，对学生还应重点强化个人的情商教育，以提高她们的自我认知、情绪管理、自我激励、认知他人以及人际沟通与交往等方面的能力。重视情商教育，应重点从为人之本、交往技能和交往礼仪三个方面进行教学内容设计，以良好形象、独特感悟去影响学生、激励学生，真正实现德育的教学效果。 五、丰富教学方式，追求互动教学 公共关系课的教学过程也是一个教学公关过程，因此教学过程中应该重视互动教学。教师应主动创造条件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主动、积极、团结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在教学方式上，常用的是案例教学法与情景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根据理论教学的目的、要求，以案例为基本教材，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多种启 发方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案例所提供的客观事实材料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作出判断和决策，籍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教学方法。案例必须符合以下几个基本要求：1、目标要明确。要解决什么问题，从哪方面提高学生的能力。2、描述要真实。把社会组织公共关系的客观事实描述出来，使人看了有身临其境之感。3、材料要翔实。要有足够的事实材料，还要有必要的伪装材料，即设有“迷宫”。4、构思要巧妙。事实、情节描述既主次有分，又虚实结合。5、文字生动有趣。能吸引人，激起学生分析的兴趣。运用案例教学法使理论联系实际，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公共关系认知水平与解决能力。通过有关案例，把社会组织的客观情况如实地反映给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效；能训练学生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能力；能使学生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做到集思广益，取长补短；能使学生拓宽知识面；能使他们有一种“我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的主人翁责任感。但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一定需要注重案例的选择和更新。另外，案例分析不是案例故事介绍，而是要通过案例介绍让学生分析相关问题，提高其自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实现学生对公关理论的理解和接受。既可采用阐述理论一—导入案例——激发思考——讨论、 分析一—提出结论——总结归纳的方法，也可通过分组 pk 教学法发挥学生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学生之间的团队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也可运用情景教学法，教师在课前根据不同的专题，让学生模拟公关角色，解决“实际问题”，这需要设置具体周密的模拟情境，也可以利用大家都熟悉的真实场景，或者可对于具体的社会、交往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公共关系学中有一个唐松定律，即 100-1=0，指的是组织良好社会形象的建立需要组织内全体成员的努力。因此，公共关系教学内容设计一定要合理，在有限的时间内要让学生学到更多其所需要的知识，更要让其重视对自身修养和交往技巧等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公共艺术论文: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创新及其应用 摘 要：《不言自明——公共艺术设计训练》作为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设计实践教学系列教材”中的一本，在该系列教材编写模式创新基础上，根据专业特征和教学需求，在自有科研成果支持下，基于混合单元概念和现代传媒理念进行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多种创新，以更好地满足21世纪大学生和社会读者对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的需求。 关键词：公共艺术；设计实践；教材； 模式创新 作为一种20世纪后期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艺术形式，公共艺术以其本质上的公共与开放、主题上的深邃与多元、形式上的新颖与多样等特征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开来。对于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来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共艺术已经进入很多城市规划者的视野，成为提升城市形象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由此产生了这方面的人才需求。很多教育界人士都在探讨在高校本科阶段是否能开展以及如何推进公共艺术设计教育的问题，一批相关课程建设和教材的推出就是这种探讨的直接产物。 当前，相当一部分公共艺术设计教材大多包含两个部分：对公共艺术的公共精神与社会属性进行学术探讨，以及对公共艺术涉及的材料、工艺、环境进行类型化介绍。这带来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其次，由于缺少相应课程体系支撑，也就谈不上教材与课程紧密衔接，虽然设置了习题，但对具体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缺少帮助；再次，这类教材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套用国外经验而忽略国内现实的情况；最后，这类教材普遍仍未脱离传统上以文字为主并配图注解的编写模式，不适合公共艺术这样前沿性的艺术形式。 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对公共艺术设计教材进行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全面创新，从而适应新时代学习者对公共艺术设计知识与技能的需求。 一、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创新的指导思想 （一）针对跨专业的读者群 定位准确是艺术设计教材编写的首要前提。[1]目前国内虽有部分艺术类高校设立了公共艺术专业，但为数较少。由于公共艺术设计本身具有交叉性和边缘性，社会上的公共艺术实践任务数量有限。因此，该教材针对的读者群主要是当前国内高校相关设计与造型专业的本科生，也能满足相关专业研究生和社会读者的需求。纵观公共艺术发展历程，虽然雕塑专业出身的公共艺术创作者居多，但也有相当多作者来自建筑、油画等专业。就当前中国国情来看，公共艺术设计在实践中又与环境艺术专业更为对口，在公园、步行街总体设计中容易找到用武之地。所以，该公共艺术设计教材没有完全局限于单一专业，而是以打破专业壁垒，增进学科互动为宗旨，充分考虑到了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与需求，能够对不同设计专业甚至是造型专业学生在该领域知识、技能的综合提高起到积极作用。 （二）以具体案例为纲 当前部分公共艺术类书籍及教材不能完全满足读者需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于强调宏观的公共艺术概念，而忽略了公共艺术内部诸多不同类型，以及同一类型中诸多个案间的鲜明个性，这极不利于公共艺术设计教学的科学开展。因此，该教材编写强调以大量具有代表性的具体案例为基本要素，在大量案例分析中梳理出特定类型公共艺术作品在创意、手法上的根本性规律，有助于读者用最短时间了解这一艺术设计形式的精髓，并直接提高审美能力和设计能力。 （三）强化创意思维培养 公共艺术设计是纯艺术与设计艺术结合最为紧密的艺术形式之一，创意是否新颖往往直接关乎设计的成败。这也是近年来艺术设计教育改革强调创意思维培养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艺术设计的魅力在于不断创新，独特的视野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2]因此，该教材在有限篇幅内，选取了尽可能多的并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在介绍和评论时秉持开放性与批判性的态度，尽量不出现定论式语言，同时注重融入艺术概论相关理论知识，力求使学生在吸收知识过程中提高自身创意素养。 二、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创新的平台基础 作为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活页教材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的创新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平台之上。首先，该教材具有该系列教材标志性的活页模式，可供学生粘贴作业以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反馈机制。同时延续了该系列教材以图示形象为主要 现手段的特征，也沿用了知识链接环节的 “延展阅读”、实训环节的“思考与行动”两个主要模块。最后，由作者自己排版，体现以图像和文字为加工素材的一个全新创作过程。 进一步说，公共艺术的专业特征又使得该教材形式上必须具有特殊性。首先，公共艺术是立体空间艺术形式，只有多图、特别是不同视角的多图才能准确表现特定作品的形态与特征，这就与平面设计教材有很大不同。由于设计过程和施工工艺的相对复杂性，教材中往往还要运用设计草图、效果图和施工图。另外，公共艺术作品往往具有风动、水动、电动等能动特征，因此需要更多图示形象表现特定作品的不同状态，如喷水或不喷水、电力和风力作用下的不同形态以及在昼间和夜间的形态对比等，特别是对《水火环》（野口勇）、《水的神殿》（关根伸夫）等知名作品而言。总之，公共艺术的专业特征使得该教材需要在同样篇幅中安排更多的图示。 同理，由于公共艺术设计是一个结合雕塑、绘画、环境等多个专业的前沿交叉专业，涉及学科较多，前期介绍的资料较少，这也使得该教材需要较多的文字介绍作品动议、选址、作者背景、材料运用、施工工艺等要素。这都要求该教材必须在系列教材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内容选取与编排模式。 三、基于自主科研成果的编写模式创新 目前，国内公共艺术实践和教学尚处于探索阶段，完整的公共艺术理论和成型的公共艺术教学体系往往是前沿研究的直接成果。因此，该教材的内容直接或间接基于自有学术与教学科研成果，这为其编写模式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一）有相应学术探索成果支撑 由于公共艺术实践领域的前沿性、独特性，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往往缺乏延续多年、行之有效的知识体系，编写者首先必须对公共艺术进行合乎学理、合乎中国当前国情的学术定义。这一定义应指以环境中的雕塑、景观等艺术为主的狭义公共艺术，且兼具可操作性与可复制性。笔者在《基于中国国情的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研究》一文中提出依托环境雕塑建设相关法规及相应材料、工艺规范推进中国当前公共艺术建设。与纯粹的雕塑、景观相比，公共艺术作品“在位置上应具有开放性、题材上具有通俗性、形式上具有综合性、内涵上具有现代性、功能上具有实用性、空间关系上具有互动性、对所处环境具有归属性、表现手法上具有趣味性。” [3]这样相对完整且自成体系的学术定义，应用于教材编写，有助于明确教学目的，提升教学效果。 （二）有相应教学研究成果支撑 公共艺术领域的学术探索成果可直接运用于公共艺术教学方法的研究，这种教学方法正是该教材编写的基础。笔者在教学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方法论的设计院校公共艺术教学模式探索”，通过对大量经典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出了由八个模块构成的教学模式，其中包含复制、绘画、构成三种不基于立体造型的公共艺术设计方法，运动、环境、实用功能三种必不可少的公共艺术设计元素以及幽默和严肃这两方面的公共艺术主题元素。[4]经实践反馈，该方法适合设计专业本科生快速掌握公共艺术设计方面的艺术创意思维、审美经验、科学技术知识及表现技法。该教材正是在这一成型教学体系基础上不断完善而编写成的。 （三）有相关教学研究成果支撑 公共艺术设计具有高度交叉性和横断性，因而基于单一学科的教材难以适应教学需求。因此，除直接的教学研究成果外，该教材也注重与相关理论课程、设计基础课程及专业设计课程的衔接，其中包含的知识及技法多来自编者的相关教学研究成果，如天津“十五”规划重点教材《现代设计史》与《中国雕塑史》（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及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展示艺术教育》、《雕塑艺术教育》、《工艺美术教育》等多部相关教材、专著。除与课程相关的理论知识外，在大部分单元的最后还安排了与教学紧密联系的 “触类旁通”、“按图索骥”、“温故知新”等环节，综合运用了建筑设计基础、平面与立体构成等课程的学生作业，实现了不同专业间的融会贯通。 四、基于混合单元概念的编写模式创新 该公共艺术设计教材没有采用传统的“章”、“节”，代之以“组团”和“项目”的框架。为了避免传统的条块分割的编写方法，采用了美国教育界的 “混合单元概念”编排具体内容，“使用这种混合课程模式，各组成部分结合方式多，强调重点也多，而自始至终各部分都保持原 有的特点”。 [5] （一）全书层面的编成 首先，从全书看，该教材由 “现成品公共艺术——基于发现与复制的设计”、“二维型公共艺术——基于图像表达的设计”、“构成型公共艺术——基于几何美感的设计”、“能动型公共艺术 ——基于运动的设计”、“景观型公共艺术——基于环境的设计”、“实用型公共艺术——基于人体工学的设计”、“幽默型公共艺术——基于情感表达的设计”、 “主题型公共艺术——基于人文思考的设计” 八个一级组团组成。这种分类方式基本囊括了当今世界上比较知名的公共艺术建设范例，兼具普遍性和典型性，具有完整性和次序性。八个一级组团主题不同，各有侧重，共同组成完整的体系。而每个一级组团又都具有自身独立性，可以单独培养学习者某一方面的能力。 （二）组团层面的编成 同时，这一排序方式也是一个能动的有机整体。就公共艺术设计的一般规律而言，设计者必须首先掌握初步造型规律与创意思维，然后在不断深化完善方案过程中接触环境、功能和能动因素问题。只有在部分较深介入社会运转的个案中，才会选择较深刻的主题，同时复杂主题的表现往往要借助于具象雕塑手段，因此在针对本科阶段的教学中并不作为重点。事实上，这种一级组团的编排次序不但具有循序渐进的特征，而且和一个设计课题的进度基本一致，能够实现寓技能锻炼于知识传播过程中的教学目的。 （三）设计评论层面的编成 混合单元概念也运用在全书几乎每一个延展阅读或设计评论中，特别是后者，几乎都包含艺术史知识、形式美法则、材料与工艺的相关知识。比如在介绍美国艺术家劳埃德·汉姆罗尔（lloyd hamrol）位于洛杉矶的著名作品《市区摇椅》时，不但分析了作品的主题，而且特别指出作者运用剪影式创作手法之所以获得成功，也与特殊环境（道路和与建筑间的狭长地形）造成的有限视角有关。 五、基于现代传媒理念的编写模式创新 该教材主要针对青年学生，因此必须在内容采集与形式编排上更多考虑他们的心理特征。当前的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基本上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即社会俗称的“90后”。他们也被称为“数字原住民”，从出生就习惯了网络与新媒体，敏锐，知识面广，对直观形象敏感，但注意力不容易保持长久。传统的以文字为主、辅之以图片的教材形式很难激发他们的兴趣，因此新型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的编写必须考虑到他们的特点，注重节奏紧凑与大信息量，兼具可读性与观赏性。 （一）内容编排递进性 由于没有了传统教材每节开篇介绍本节内容的文字，所以该教材中每个二级组团的名称就承担了简明扼要地介绍该单元内容的功能。考虑到主要读者群的认知特征，这些小标题以成语为主，能够准确概括这一单元的主题思想和教学要点。各二级组团通常体现由简到繁的次序性，如“组团no.1”在分析现成品复制型公共艺术时就分为“单打选手”、“伸展运动”、“组队参赛”等二级组团，对应运用单体现成品、变动单体现成品形态及运用组合现成品等设计方法。同时，二级组团之间还体现由浅及深的特征，如“组团no.7”对公共艺术幽默主题的介绍就分为出其不意、憨态可掬、煞有介事、似是而非、物理玩笑、童心未泯、时空倒错、感同身受、鞭辟入里九个二级组团，综合运用文学、电影等学科对幽默运用的理论成果，从最简单的幽默运用方法介绍到内涵最深刻的黑色幽默，既紧密连接又有较强延续性。 （二）题目运用趣味性 对谐音的运用也是近年来文艺创作和传媒领域的特征之一，虽然存在诸多质疑，但其依然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现象而存在。该教材也适当在小标题中运用谐音形式为阐明单元内容服务，如“架”轻就熟（基于现成品复制的框架式设计）、水到“趣”成（结合水体的能动式设计）、“电”到为止（基于电能的能动式设计）、曲“镜”通幽（利用高度抛光的不锈钢球体反射周边环境的设计）等，应该属于新形势下对“寓教于乐”这一传统教育手段的运用。 （三）科学知识延展性 还应看到，互联网时代的读者拥有大量接触科学知识的渠道，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养成了点击链接以获取深度阅读的习惯。因此，该教材注重介绍相关科学知识的学术性，比如大量运用“格式塔”心理学派代表人物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的论断来解释许多公共艺术作品的形式问题。 六、结语 经过内容与形式全面创新后的公共艺术设计教材，能够做到打破学科壁垒，运用开放型的知识结构，变知识单方面传输为知识资源共享，从而适应公共艺术这样一种体系相对庞杂、自身又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知识与实践体系。综合来看，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的编写模式创新能够有效支撑公共艺术教学领域的课程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对掌握公共艺术审美、创意、材料与工艺运用等方面技能的人才需求，提升中国公共艺术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水平，为新世纪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做出贡献。 公共艺术论文:基于中国国情的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研究 摘要：解决当前中国公共艺术建设的瓶颈，必须立足处于现代化追赶阶段的中国特殊国情，对来自欧美国家并已在国内产生一定影响的公共艺术理论进行扬弃，注重依托现有职能部门、管理法规及美学理论，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建立一套理论上完备、现实中可行的当代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最终实现提高中国公共艺术建设水平的目标。 关键词：公共艺术建设；中国国情；管理策略 自20世纪90年代公共艺术概念引入中国大陆，很快因其形式多样及在推进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显著作用引起诸多领域学者和艺术家的重视。来自文艺批评、美学等领域的学者注重探讨以美国“百分比艺术”为代表的欧美公共艺术策划理论及其社会学意义，雕塑家、壁画家则开始尝试在室外作品创作设计中验证公共理念，两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中国公共艺术实践推进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快。这一不尽如人意的现状固然是由经济、工艺、管理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其本质又应归结为理论与实际环境相脱节等原因。需要看到，目前中国公共艺术建设领域的主要指导理论基本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渠道多样且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在公共艺术建设实践及后续管理中已经暴露出不适应中国国情的问题，遵照此类理论建成的部分公共艺术案例也面临多方面质疑。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及时扭转，势必会造成建设资金的浪费和因法规空白而形成的纠纷，最终将制约公共艺术在中国的推广，对城市文化建设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如何基于中国当前国情推进公共艺术建设，答案应当来自无数个体基于各自目标努力的宏大进程中。根据艺术的一般规律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关经验，以下几项工作应是不可或缺且必须及早进行的。 一、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艺术的标准界定工作 当前在艺术批评、实践和教育领域，围绕“公共艺术”展开的激烈争辩有些混乱，以致很难达成共识。之所以如此，并非因公共艺术自身形式多样和定义模糊，而是理论界对“公共艺术”的界定标准见仁见智。有观点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雕塑、壁画即公共艺术，这佐证了当前中国公共艺术研究领域存在的“‘泛公共艺术’倾向”；有观点认为所有经过艺术化设计的街道设施均为公共艺术，如此，某些学者批评中国公共艺术建设“肤浅”也就并不为过；还有观点认为，应该严格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界定公共艺术，因此，中国当前能够归为公共艺术的作品实在少之又少。因此，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尚处于萌芽阶段就陷入了窘境，公共艺术批评亦如是。 所以说，对公共艺术进行广义和狭义的划分是客观需要。广义的公共艺术几乎包罗万象，我们必须本着由简到繁、由易人难的原则，以“造型艺术中的城市雕塑、景观艺术”为主先从狭义上来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在狭义的公共艺术中，城市雕塑应该是当前国情下推进公共艺术建设最好的实践承载形式。因为较之壁画这一基本属于平面的艺术，雕塑的三维特性与公共空间既有本质上的契合，又比景观能表达更多的内涵。其次，中国城市雕塑发展已有一定积累，国内多个大中城市都出台了自身《城市雕塑规划》和《城市雕塑管理办法》，以城市雕塑为依托推进公共艺术建设有可靠的法律法规保障。再次，中国雕塑界对公共艺术概念已经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索，以城市雕塑为依托推进公共艺术建设具有人才和相关环境理论支撑。最后，在当前国情下以城市雕塑为依托推进公共艺术建设能依靠相关建设部门的财力支持，并为借鉴欧美艺术基金会形式逐步推进公共艺术建设筹款机制创新提供了一个较长的过渡期。 如果确定这样的理念，尚需注意公共艺术与城市雕塑二者的区别，并不是所有的当前存在的城市雕塑都属于公共艺术作品。目前看来，狭义公共艺术在位置上应具有开放性、题材上具有通俗性、形式上具有综合性、内涵上具有现代性、功能上具有实用性、空间关系上具有互动性、对所处环境具有归属性、表现手法上具有趣味性。不具备这八种主要特征的城市雕塑，如位置上有专属性的、题材严肃的、形式上传统的、历史悠久的、排斥实用功能的、空间关系上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并非为所处环境专门设计创作的城市雕塑就不属于公共艺术范畴。从这八个主要方面深入开展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的比较研究，将有利于在当前中 国情下更准确地界定公共艺术个体及整体特征，以期更有效地进行公共艺术理论建设、实践探索及艺术批评。 二、吸收国外公共艺术建设理论时要注重国情相似度 在当前围绕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展开的理论争鸣中，主张全盘吸收欧美相关理念，从社会学出发看待艺术与公众关系的观点为多。事实上，在欧美公共艺术实践中很少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方法论。以公认有代表性的公共艺术流派——最低限雕塑(minimalsculpture)为例，其早期代表通常是较大尺度的室内试验性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意图原本是希望观者根据自身的“感受性和知觉性来作客观的评价”。只是到了“1960-1970年代，许多最低限雕塑的纪念性的尺度，不可避免地引出一个给特定空间或特定场所搞雕塑设计的概念”。这一概念的产生与欧美国家保障艺术建设资金的机制相结合，逐步出现了遍布欧、美、日城市公共空间的巨大、简洁的最低限公共艺术品。最低限雕塑家对实体组织与建筑空间组织关系的探讨，又“不可避免地引向了室外，导致去组织或者再组织大自然”。这正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公共艺术流派——大地艺术的由来。无论是最低限艺术家还是大地艺术家，他们从不同方向探索艺术价值的努力，在具有同一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殊途同归，在不同程度上都放弃了传统艺术承载的教化、提升作用，最终呈现出今天欧美公共艺术的整体面貌并为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所感知。欧美公共艺术实践过程中借鉴的社会学、心理学理论以及由这些实例进一步总结归纳出的公共艺术建设理论，无不是植根于欧美发达国家自身国情的，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复制到尚处于发展阶段，其文化传统又与之截然不同的中国，目前尚不得而知。 中国公共艺术建设的宏观背景是处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微观背景则是当前中国有代表性的主要城市现实环境。从宏观上看，在处于现代化追赶阶段的中国试图一蹴而就，直接从立意、空间位置、筹款方式上推进带有后现代属性的公共艺术，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从微观上看，中国许多城市连基本的街区市政设施都不完全，甚至刚刚具有用艺术提升城市形象的意识，这与欧美发达国家市政设施完善，城市雕塑星罗棋布，只能见缝插针结合市政设施环境推进公共艺术建设的情状是大不相同的。 因此，在中国当前国情下应特别注重依靠具有艺术任务承接资格和相应能力的雕塑家、画家、景观设计师以及建设职能部门的自觉来推进公共艺术建设。要求这些实践者都熟谙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可能不够现实，但是对他们来说在方案中逐步增加公 共性，使作品从内涵、形态上更好地与公众互动是不难做到的。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步行街都出现了表现当代日常生活或传统生活、工作场景的写实人像，这些虽然是对美国艺术家小强生等公共艺术先驱的借鉴行为，但更大程度上还是源自写实艺术在当前中国文化环境中的高接受度。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的繁荣正是公共艺术建设与中国国情契合的绝佳体现。 三、注重利用现有管理法规及法规执行单位优化公共艺术环境 欧美国家的很多公共艺术作品在所属环境中具有非永久性，有些可移动，有些可人为控制作品消失的时间节点，如克里斯托的《山谷幕》和《包裹德国国会大厦》；有些消失的时间节点则交给大自然控制，如罗伯特·史密斯的《螺旋形防波堤》，更有许多根本就是“行为”。虽然这样，依然有许多公共空间中的艺术作品追求永久性，并因为它们与公众互动更密切而引发一系列后续管理中的问题，最低限雕塑家塞拉的作品《倾斜之弧》因阻挡交通被拆除就是一例。因此，基于中国当前国情推进公共艺术建设，还必须注重公共艺术品建成后的后续管理工作。 由于公共艺术品的特征决定其形式比传统城市雕塑更为多样，部分结合水景，部分结合声光电设备，而且其出发点也要求作品更亲近民众，因此比利用基座与公众保持距离的传统城市雕塑更容易造成游人特别是儿童的意外人身伤害，同时也必然比传统城市雕塑需要更多的维护工作。由于上述公共艺术界定标准不一的原因，中国当前公共艺术后续管理的相关法规十分匮乏，从长久来看不利于公共艺术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也妨碍其在繁荣城市文化方面持续、有效地发挥自身作用。如果能在参照现有国内大中型城市制定的《城市雕塑管理办法》及相应城市雕塑工程技术质量地方标准的基础上，利用修订和增补的办法逐步加入有关公共性的条款或相关 内容，借助现有管理法规执行单位，如建设局、园林局的维护力量。在此基础上逐步对适用于公共艺术品管理的地方法规及地方标准进行探索，应当是一条优化公共艺术管理环境的较为稳妥、务实的技术路径。 四、注重利用现有美学理论衡量公共艺术审美质量 即使在公共艺术实践历史悠久、相关理论基础雄厚、社会文化更为多元的欧美国家，如何衡量公共艺术品的审美质量依然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更不必说在相关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审美标准的差异与界定标准的混乱同样容易影响公共艺术建设在中国城市中的推进。 显而易见，作为艺术的公共艺术作品首先必须以形式美和艺术美的相关标准衡量其审美质量。正如陈云岗先生指出的：“(公共艺术)最终要落脚在造型物上，这个造型物的核心价值所体现的是审美而不是其他功能。”与此同时，强调“艺术自律”的传统艺术美学又难以解释艺术品进入公共空间后向公众所作的必然妥协。另外，由于公共艺术品往往还能提供有限的乘坐、休憩功能，这就进一步要求公共艺术品在设计中考虑人体工程学知识，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技术美学的相关标准。 艺术美学和技术美学均无法完整衡量公共艺术品的审美质量，因为它们只涉及作品本身而不包括作品与所处空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新兴的环境美学值得关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环境美学理论研究逐步深入，拓展其应用范畴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已有环境美学学者利用相关原理来衡量城市雕塑的审美价值。通常来看，公共艺术品与所属环境的关系比城市雕塑与环境关系更为紧密，优秀的公共艺术品应该能够提升其所在自然、人工与人文环境的审美价值。因此在当前中国国情下，要特别注重环境美学、文艺美学和技术美学在衡量公共艺术审美质量过程中的结合运用。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减少围绕公共艺术审美标准产生的争议，也能为相关美学理论研究成果产生重大应用价值提供通道。 五、结语 公共艺术在中国推广所遇到的困难，并非因为当代公共艺术这一形式本身不适合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其源自西方的建设理论全盘照搬而很少结合中国国情予以扬弃造成的。在中国，公共艺术不应成为无所不包的艺术概念，也不具备动摇现有学科体系的能力。中国公共艺术肯定不会是未来所有门类艺术的必然发展方向，但也不能因目前的一些困惑而怀疑其在中国发展的前途。适度的争论很有意义，比如需要加快探讨公共艺术界定标准，以向实践者和公众明确解释什么是公共艺术，什么不属于公共艺术以及怎样分辨。但“不争论”也不失为一种努力方向。根据中国当前转型期的特殊国情和中国城市具体环境现状，借助现有职能部门及相应管理办法，依托现有审美标准，循序渐进，自点及面推进公共艺术建设，寻求公共艺术在反映、引领社会的同时与后者协调发展而不是冲突对立，必然能逐步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公共艺术建设之路，中国的城市建设理论研究者、艺术实践者以及绝大多数的公众，都将受益于此。毕竟，城市需要公共艺术，时代更需要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论文:高校公共体育艺术体操课开课现状的制度思考 摘要：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当前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的制度原因进行研究，并从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的正式制度反思和非正式制度反思两方面深入探讨。提出制度是推动艺术体操在高校发展的根本性因素的观点。只有从制度上下功夫，提高制度的高效率后，采用各种可行办法来推动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才能扭转当前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的现状。 关键词：艺术体操；高校；制度 纵观艺术体操20多年在我国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竞技性一直是我国艺术体操发展的主流方向。在学校体育教育方面，虽然早在上个世纪80年、90年代艺术体操就已被纳入学校体育教学大纲中，但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进一般深入完善，许多时尚的健身项目以其新颖性、观赏性、普及性吸引了大量的人群参与，艺术体操项目受到冲击。目前在中、小学少有人问津，在高校艺术体操课也名存实亡，甚至许多有体育专业的高校也取消了教学大纲中艺术体操课程[1]。针对这种现象，许多有识之士从现象入手，总结出了一些原因：如艺术体操项目难、缺乏师资、师资水平低、学生基础差等，但这些从现象得出的原因，只治标而不治本。因此，本文从制度的角度对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从根本上探讨我国当前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开课现状，并促进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 一、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 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查阅发现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不容乐观，相关的研究资料甚少。其中于巍巍（2007）[2]在《湖南省高校艺术体操选修课的现状调查及发展对策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湖南省高校形体健身类选修课00—06年开设情况发现，湖南省在这7年间仅有2所高校开设了艺术体操课，7年间的增长率为0，相比体育舞蹈在这7年间，由最开始的4所高校增到11所高校，增长率高达63%。黄波[3]（2007年）在《我国艺术体操软化式发展的初步研究》中在对全国部分高校330名学生调查中也发现，有42%的学生不知道艺术体操是一项什么运动，而知道的大多数也是通过媒体途径知道的。58%的同学没有参与过艺术体操（包括参加练习；观看比赛或表演）。从前人的调查我们不难发现，目前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正处于知名度小、开课率低、学生人数少等困难。 二、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正式制度反思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4]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由一定的组织机构公开和实施的行为规则。学生在学校中的一切活动都受着各种制度的制约，而“组织和制度能够向群体成员提供一般性的刺激因素和注意向导器，引导成员行为”[5]因此，高校中的各项教育制度及行为准则对身在其中的学生有一定的制约性。 （一）对教育制度的反思。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学校教育也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但由于应试教育和围绕高考指挥棒转的学校教育现状根深地固，对学生体育活动发展设置障碍，使艺术体操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1.重智轻体评价体系。 在我国，由于应试教育体制，高校以下的各级学校中体育成绩占学业成绩的比重通常非常小，这使许多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忽视孩子的体育技能学习。一些地方的高中为了提高自己的升学率，体育课甚至名存实亡，这直接导致通过高考进入高校的大学生体育基础薄弱。学生本身体育基础的薄弱使学生在学习艺术体操的过程中感觉困难，从而挫败学习信心，使学生越来越不喜欢艺术体操这门课，从而阻碍艺术体操这项运动在高校的开展。 2.教学模式。 近年来，高校扩招学生人数的增多已经使高校体育教学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学生人数多，活动场地有限已经成为各高校棘手问题。但多年来，高校艺术体操教学中教学模式的落后，重技术的教学思想导致了许多学校艺术体操课限制学生选课，满足不了扩招后学生上课的需求量。另外，教材的陈旧、学习内容的枯燥降低了学生对艺术体操的喜爱程度以及后续的推广力度。 （二）对体育制度的反思。 体育制度是体育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体育制度的颁布与实施对于体育运动在高校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也受制于体育制度的制定。 1.《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文件执行不利。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体育新课程标准》等是我国教育部门颁布实施的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制度性文件。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许多学校违背上述规定，占用体育场地，这些都为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情况持续下降埋下隐患。 2.重“竞技”对学校艺术体操的影响。 在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导致了体育行政主管部门长期重视竞技性体育的发展，对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发展重视不够。这就使我国国民整体上把目光聚焦在奥运会等大型体育比赛上，导致我国艺术体操人才的培养方向也放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上，没有注重长远发展，群众基础没打好，一味的追求高水平，使艺术体操在群众中无人问津。更谈不上在学校开展艺术体操项目了。 3.体教分离和政府垄断的竞技体育体制对高校艺术体操的影响。 竞技体育，尤其是高水平的竞技体育对青少年的体育行为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6]。在艺术体操发达国家，学校是重要培养艺术体操人才的地方，如世界艺术体操强国俄罗斯，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就己把艺术体操列入大、中、小学的体育教学大纲，并且从幼儿就开始进行艺术体操练习，以锻炼意志品质和培养审美意识[7]。但是在我国，竞技体育从学校中分离形成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竞技人才培养体系。这就使高水平的艺术体操运动员无法容入学校，竞技艺术体操的重要示范和引导作用在高校艺术体操教学中没起到任何作用。 三、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非正式制度反思 非正式制度指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在现实社会中，一些非正式制度对高校的艺术体操发展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 保守的观念会阻碍事物的创新发展，使其生命力下降，在高校艺术体操教学中不难看出有些老师不能扩展思路提高教学效果。更有许多体育老师甚至有体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认为艺术体操是“软指标”这种片面的看法[8]，一些高校的学生也对艺术体操认识有偏见，他们只看到竞技艺术体操，以为艺术体操就是由“高、难”动作组成，而没有认识到艺术体操基础、大众性的东西。这些传统价值观念严重影响了艺术体操教学的正常进行，影响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全面普及。 （二）第五届大运会取消艺术体操比赛的影响。 由于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开始不设艺术体操比赛项目后，一些高校、体育院校艺术体操教学似乎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一些学校甚至也取消了艺术体操这门课程。甚至有些人预言艺术体操将在高校消失。影响了艺术体操人才培养。从而艺术体操进入无人教、无人学的恶性循环。 四、从制度根源扭转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的建议 （一）体教结合促进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 体教结合是我国现在体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体育发展的未来趋势。只有体教结合才能充分利用社会、学校的体育资源。逐渐把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转移到学校教育中培养。当竞技艺术体操在高校蓬勃发展起来时，它在学校才真正起到激励和引导作用。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投入到艺术体操活动中。 （二）加强宣传教育。 传统观念等非制度因素的转变需要较长的时间，要充分利用近来年我国举办的各种大型运动会比赛的时机。艺术体操作为“奥运争光计划”的运动项目，在各大赛事上的表现是一个难得的宣传机会。高校行政主管部门应借鉴各国在大型运动会是怎么对国民体育及大众体育进行宣传、扶持，来进一步加深和提高艺术体操在我国高校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最终实现学生对艺术体操传统观念的改变和全方位的认识。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制度是制约艺术体操在高校发展的根本因素。因此，要想改变高校艺术体操的开课现状，必须先从制度上下功夫，提高制度的高效率后，在采用各种可行办法来推动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 公共艺术论文: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困境与对策 一、公共艺术教育的困境 根据2011年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艺术学已经单独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与理学、工学并列，而传统理工科大学是以理学、工学为主干学科发展起来的，艺术学的教学活动没有历史的积淀，无论是从学科背景、师资队伍，还是整个学校的校园文化氛围，与综合院校或文科类院校相比都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人文学科力量相对薄弱 从1992年开始，一些较大的理工科大学合并了农、医、师等院校成为综合性大学或者多学科门类的理工科大学。但在高校扩大规模的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全国大部分的理工科大学还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增设了人文学科院系，这些人文院系的设立大都是在学校开设的人文社科公共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时间相对较短，其专业设置、学科力量、师资水平一般很难赶上综合性高校的人文学科。所以，理工科大学目前的人文学科设置在整体上还是相对薄弱的，再加上理工科大学本身对人文学科的重视力度和资金投入普遍不够，没有同理工科大学的其他专业同步发展，也造成了理工科大学的人文学科发展缓慢，没有形成坚实的有利于学校公共艺术教育开展的人文学科体系。 （二）校园人文类学生社团影响力不够 高校的艺术教育，除了专门的课堂教育以外，还需要依赖大量的学生社团来组织各项活动。目前，理工科大学虽然成立了许多社团，但是人文艺术类的学生社团却不多，而且不论是社团的学生规模、水平，还是社团的影响力都远远不及那些理工类学科社团的影响力大。 （三）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力度不够 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一般来源于学校专门引进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艺术专业人才和学校的人文社科类院系的专业教师。由于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一般都是选修课，对教师的知识广度、深度和授课水平，乃至个人知名度和魅力，都有相当高的要求，所以承担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压力还是很大的。为此，公共艺术教学现状，带来师资队伍不稳定、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 二、艺术教育的认识误区 各理工科大学虽然按照教育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2002）和《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的要求开展了艺术教育，但是各高校在具体实施艺术教育的过程中仍遇到诸多困惑和困难，对艺术教育的理解也存在一些偏颇之处。 （一）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制定学生培养计划时，当把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列入正式第一课堂教学时，个别理工科大学的决策者认为没有必要，认为是占用了专业教学时间。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过要对大学生进行美育熏陶，而公共艺术教育则体现了对于人的个性培养，这是养成健全人格的重要内容。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也说过：“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由于当代社会大众文化中庸俗化倾向的挑战，加强艺术教育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一项重要任务。公共艺术教育是理工科大学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21世纪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看作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平台 有些理工科大学把校园内的艺术教育仅仅看作是丰富校园文化氛围，满足学生业余娱乐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将公共艺术教育上升为学校素质教育层面进行规划和建设。其实各种艺术活动如绘画、舞蹈和唱歌等是体现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领域，生动的艺术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培养高尚的审美情操，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实现自身人格的全面发展。因此，公共艺术教育是当前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平台。 （三）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当成激发大学生的智力及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有些理工科大学虽然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作为课堂教学列入了培养计划，但与整个人才培养计划存在“两张皮”现象，没有真正从专业特点进行科学合理的艺术课程布局，往往局限于有哪一类艺术课程教师就开哪类的课程。从多年的人才培养实践中得知，公共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具有特殊地位，对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特别是在激发学生进行形象的、想象的直觉能力，培养学生想象力和严肃的审美品位等方面具有其他门类教育所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和特殊作用。艺术素养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真正有利于提高理工科人才培养的质量。 三、公共艺术教育的具体举措 （一）健全课程体系 在公共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应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把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学质量纳入到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体系之中，通过改革，不断调整和优化课程结构，加强第一课堂的建设，使艺术教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更加符合艺术教育规律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把公共艺术教育课列入学校课程评价体系。目前，大部分理工科院校都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按照选修课进行实施和管理，此性质决定了这些课程必须满足学生的需要和要求才能真正开设，若存在教学质量不好、课程内容匮乏，自然会被学生“淘汰”。同时，这些课程授课时间一般都安排在晚上或周六、周日，教务管理中往往疏忽对这些课程的日常督导。所以，必须将公共艺术课纳入到课程评价体系中，保证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二）理论教育与艺术实践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开展公共艺术教育的必然要求。在开展艺术教育活动中，遵循教育规律，在重视艺术理论教育的同时，必须十分突出艺术教育的实践性，着力于提高学生对艺术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比如学校要重视大学生艺术团这个平台，把艺术教育落实到器乐演奏、声乐表演、话剧排演、舞蹈训练、书画作品等具体艺术实践活动中，提高他们的艺术实践能力和水平，并通过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社团巡礼”，参与“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走出校园、走出国门进行表演等方式，展示公共艺术教育成果的同时，也展示出各个学校大学生的风采。 （三）做好艺术教育的组织和制度建设 第一，理工科大学要建立公共艺术教育的组织机构。学校要明确分管公共艺术教育的校领导，成立类似于“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对全校公共艺术教育工作进行宏观指导、规范管理，对有关公共艺术教育方面的重大事项进行专题研究。在开展公共艺术教育过程中，承担公共艺术教育部门与教务处、学工处、宣传部、团委以及人文社科类专业院（系），必须密切配合，既各行其职、各负其责，又要积极协作、相互支持，共同做好学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工作。 第二，做好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各项制度建设。理工科大学要根据公共艺术教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并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制定相应的制度内容。 （四）加强艺术教育的专门师资队伍建设 理工科大学要从整体发展规划和学生培养的需要出发，按照公共艺术教育应具备的人才队伍素质的客观要求，专兼结合，多措并重举，努力做好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和规划工作。为加强公共艺术课程的管理，高校需要聘请包括教学名师、专家，坚持对公共艺术教育课程进行严格的审查、试讲评比活动，推行教师多媒体课件进课堂的“准入证”制度，定期组织专家对公共艺术课程的教案、课件进行考查；同时，把公共艺术教育的课堂教学列入学校教学督导组的督导对象，不定期进行督导、检查。通过这些措施，来确保公共艺术课程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五）加强各种条件的保障力度 理工高校要加大艺术教育的经费投入，这些经费主要包括日常建设经费、课程建设经费、大学生艺术团活动专项经费、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专项经费等，来保证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正常运转以及各类艺术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在教学技术手段方面，一是要为公共艺术课配备完善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二是要为大学生艺术社团配备乐器及图书、音响、影像资料等。在活动场地方面，高校要营建专门的艺术教育场馆，满足艺术教育课程的教学、实践的需要。 （六）突出自身艺术教育的独特性 目前，许多理工科大学都是以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协调发展的高校，一些院校还专门设立了艺术院系。今后，理工科大学还要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要逐渐形成自己的公共艺术教育规律，进一步结合学校实际，形成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鲜明的特色。但各个学校都有鲜明的办学特色，尤其是学科建设和服务领域，所以公共艺术教育要与本校特色相结合，努力打造出本校的品牌和优势。 结语 公共艺术教育不同于一般的艺术专业教育，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建设的根本宗旨是育人，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笔者认为必须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依托公共艺术教育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把加强公共艺术教育作为人才培养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坚持将艺术教育作为校园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活跃学生生活，繁荣校园文化；三是坚持艺术教育普遍规律与学校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符合理工科大学人才培养特点的模式，实现艺术教育更加深刻、更高层次的价值；四是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分类指导，针对全国招生、生源层次多、艺术基础差别大的大学生群体，构建不同层次的艺术教育。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研究 摘要： 历史通识教育是大学通识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展历史通识教育对于陶冶学生的人文情操，锻炼学生的历史思维，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本人在重新探索历史通识教育的意义和反思中国传统历史教育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教学实践，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历史通识教育的探究，总结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 大学；历史；通识教育；教学 现如今，大学通识教育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普及。大学通识教育在于打破专业间的壁垒，使学生通过对不同领域知识的学习与整合，成为见识通达、人格健全的个体。其中，历史通识教育是大学通识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展历史通识教育对于陶冶学生的人文情操，锻炼学生的历史思维，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本人在重新探索历史通识教育的意义和反思中国传统历史教育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教学实践，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历史通识教育的探究，总结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意义 （一）大学历史通识教育能够丰富大学生人文知识和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 我国在20世纪末期就开始了高校素质教育的改革，目的就是在当今学科分化越来越精细化的情况下，避免学生过度为专业知识所束缚而忽视了综合素质的提升。当今，我国应试教育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许多理工类大学生的人文知识水平更是有待提高。在本世纪初，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团市委等单位在北京、上海、武汉等部分重点城市做了一项关于青少年历史知识现状的报告，报告显示，全体受访者中仅有1.5%及格，可见学生历史知识的匮乏足以令人担忧。通过历史通识课的学习能够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中国史的学习能够让学生对我国悠久的历史有更深刻的了解，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世界史的学习，能够开拓学生视野，从世界史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中国和中国人。 （二）能够培养学生历史思维 学习历史能够开拓大学生视野和思维，让大学生学会纵向地看待问题。学生通过回顾历史，回顾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来更好地理解世界（例如在世界文明史中回顾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渊源，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犹太人独特民族性格以及现代世界中犹太民族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关系），让学生在思考与感悟当中增加对现实世界的关怀和宽容；学习历史也有利于学生在现实生活当中换位思考，让学生理解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人所作出的决定，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同时，通过学习历史，培养学生从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问题，这也有利于塑造学生人文主义精神。 （三）可以培养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 学生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品评，能够更好地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分为二的分析问题方法，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教师通过和学生共同探讨历史事件的起因让学生懂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英雄人物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辩证关系，并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教师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能让学生逐步养成严谨求实的态度。这些能力的培养不但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史观，而且有助于学生正确和客观地看待自身和周围世界，这对于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传统历史教学的局限性 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学方式可以用赫尔巴特的“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教材中心”来概括，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材或者其他材料学习定论，授课方法以讲授为主。这也决定了学生在这一过程当中并不需要去探索、研究和发现，学生只需要被动接受即可。我在之前的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上也主要以现成的理论和知识为主。例如之前我在《美国历史与文化》一课中设计的大纲内容有：一、北美独立运动。学生在本讲中需要了解1.独立运动的背景2.运动的过程3.美国独立宣言的过程和意义；二、西进运动。学生在本讲中需要了解1.美国的领土扩张的过程2.移民运动过程3.西部的开发的过程……。这种教学内容的设计有利于学生的知识掌握，却不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和巩固知识。在教学方法上以讲授为主，课程当中没有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当中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不多。尽管在学习过程中会给学生播放相关的纪录片、影视资料或者给学生讲述一些美国历史的小故事来丰富课堂内容，但总体上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并不高，学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没有要求学生在课外阅读原始史料，课堂上提供的资料不够全面，精度不高，针对性不强，导致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的并不深刻，讲课有些流于形式。后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课程的设计更偏向于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着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无论在教学形式还是在教学内容上，我都做了大量改革和尝试，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教学内容探究 传统教育只是传授给学生课程的定论和意义，这种教育方式不利于引发学生独立思考。而经过对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探究后，教师在课堂上只需提供课程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定义，课堂上主要任务并不是让学生掌握内容，而是给学生提供一系列理解这门课的工具，通过有针对性的材料的阅读引发学生的思考，引导学生得出自己的结论。在之前的教学中，我给学生提供的阅读材料都是课程需阅读的经典材料（例如:《五月花号公约》《美国独立宣言》《1787年宪法》《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而且只要求学生理解材料内容即可，在阅读之后给学生总结材料的意义所在。此后我给学生提供了更加具体、详实和有针对性的课程资料和国内外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材料(例如：阅读莱克星顿枪声后英国殖民军队和殖民地民兵武装的两份报告，阅读后思考以下问题：这两份报告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别，该怎样认识这两份报告当中的差别，你认为这两份报告哪一份更能体现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原因是什么，根据报告描绘的当时情况，假如你是当时的民兵武装，你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原因又是什么)学生在自学中，一开始显得并不适应，但随着这种练习的进行，通过不断阅读和思考，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逐渐得到提升，并建立起了独立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四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教学方法探究 在教学方法上，主要运用讲授、讨论和演示三种方法。我课程的理论课时为36学时，2学分，选课人数一般在25-30。课堂上教师尽量减少授课内容，内容只涉及关于本讲的基本概念和定义，把尽可能多的时间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和讨论。 （一）讲授法 讲授法教学并不意味着填鸭式教学，对非专业的学生在讲授当中尽量结合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尽量使用他们能理解的概念和词汇。讲授当中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和提问，并通过观察和提问等方式随时掌握学生的听课和理解状况。对能够积极提问的学生给予鼓励。 （二）讨论法 在课堂讨论前，给学生提供充足的视听材料、书面材料并设置一系列相关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解读史料并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以此来提高学生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先在小组内部形成一致意见，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发言交流。教师要仔细观察学生讨论的情况，多关注不发言的同学，给这些同学多创造机会，并适时地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来。老师尊重每个学生的发言权，尊重学生的任何言论，不因为学生观点上不同或者学生知识上的匮乏而打击学生，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讨论氛围。很多时候学生在讨论过程中会遇到偏离主题的情况，这时候老师就需要进行合理引导，确保学生的讨论与课程内容有内在关联。此外，有些讨论往往演变成争辩，此时，老师要及时疏导，避免学生的情绪化，引导学生在坚持自己观点的同时合理倾听和吸收别人的见解，在讨论中学会倾听他人、理解他人和包容他人。在学生讨论之后，老师要做总结性陈词，对学生的表现要更多地进行鼓励和肯定，以此让学生增加自我学习的信心和兴趣。在课堂的最后学生根据自己思考和相互讨论的内容做出本节课的学习报告。 （三）演示法 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教师熟练运动多媒体教学能够更加直观和清楚地展示课堂内容，从而能够更好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可以插入一些历史影片、纪录片或科教片等等，但时间不宜过长（控制在15分钟以内）。而且视频资料的选择要有针对性，在视频资料播放之前给学生设置一系列问题，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资料（例如在讲授“美国历史与文化”中“移民运动的过程”一课时，插入视频资料“五月花号”，在视频播放之前，让学生通过视频回答几个问题“五月花号上的船员有怎样的特点”、“为何五月花号在美国人民心目当中有如此高的地位”等等）。演示法能够起到调节课堂气氛，引起学生注意的效果，正确地运用能够让学生在相对轻松的氛围中掌握和学习知识，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五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考核方式探究 在之前的课程考核中，只要学生不迟到、旷课、早退都能获得相应学分。学生的成绩差异主要体现在是否掌握了老师所要求掌握的知识，以及课上所做的笔记情况。期末考试内容多以论文为主，但由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浮于表面，论文抄袭现象比较突出。教师并未对学生课堂表现做一定要求，这导致许多学生在课堂上表现不佳，因为学生关心的是能否选上课而不用担心能否通过考核。在教师本人从知识的讲授者的角色上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帮助和聆听者之后，考核更加侧重于学生的课堂表现。学生的考核方式主要有课堂参与度(占学生总成绩的40%)，学生每节课的学习报告（占总成绩的30%）和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组成。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后，教师做简单的记录。学生每节课后做简单的学习报告，教师相应的打分。期末考试内容的设置主要以开放性题目为主，题目只有通过个人搜集历史资料并认真体会理解才能得出答案（例如，设想你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将军麾下的一名普通士兵，你可能将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你会做出怎样的抉择，你做出这样抉择的原因又是什么）。考试不设置标准答案，只要学生的答案符合基本历史事实并能自圆其说即可，如果学生抄袭严重则本门课程不予以通过。通过教师的观察和学生的反馈，这样的考核方式更加灵活，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六小结 大学历史通识课教育的探索任重道远，需要教师和学生在实践中共同总结和体悟。总之，大学历史通识课教育的开展对学生融汇不同知识，超越学科界限思考问题，提升个人修养等方面都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作为教师，必须做好精准的课程定位，不断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不断提升个人学术修养才能真正发挥历史通识课的教育意义。 作者:提大伟 单位: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讨论课教学理论实践 ［摘要］ 大学讨论课有倾向性，有倾向于学术讨论的，有倾向于课堂教学，或者两者兼顾的。大学教师在讨论课前应作系统的资料整合，并提出基本问题。学生应进行分组。讨论课前，教师将每个学生任务布置下去，由学生准备。课堂上，学生发言之后，教师应积极介入、主导，完成需要讨论的主题。 ［关键词］ 历史专业；讨论课；教学实践 一、大学讨论课渊源 大学讨论课是一种很宽泛的说法，起源于欧洲国家，定型于德国。一般认为，最初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使用Seminar方法，对牧师进行圣学上的训练，但同时也使用Seminar方法对一些大学教师进行训练。这种训练教师的方法，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一直存在，只是尚未定型。第一个对Seminar方法在大学教学上定型的，公认的是德国学者沃尔夫（F.A.Wolf）于1786年，在大学哲学课上，借用这一教学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比较固定、成熟的Seminar方式进行教学。沃尔夫的具体做法是，上课前，让学生事前准备书面或者口头上的发言稿，正式上课时，在学生陈述完后，再指导学生对所指定的问题进行讨论。随后，柏林大学引进Seminar的教学方式，形成了一种更加广泛的，易于操作的教学制度，即教学———科研研讨班。之后，这一教学方法，普遍为德国大学所采纳，成为一种成熟的固定的教学方法。19世纪末期，美国大学教学方法开始大范围地借鉴德国的Seminar。相对而言，美国大学Seminar教学方法，更加接近后来通行的教学法，而早期德国的Seminar方法，更加倾向于学术研究法。美国传统大学，如密西根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是Seminar教学法的实践者、创新者、传播者。中国有些大学授课和学术研究，现在也采纳Seminar法。应当说中国人对Seminar并不陌生，早期出国的留学生，都接受过这种授课方式。蔡元培从德国莱比锡大学学成回国后，就想将Seminar教法在中国运用。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对他印象深刻也是Seminar教学法，他将Seminar翻译为“席明纳”（有的人翻译为“习明纳”“习明纳尔”等）。费孝通在他的两篇文章谈到席明纳，分别是《留英记》[1]和《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二》[2]，这两篇文章，都是写于建国后回忆。费孝通虽然对Seminar法很推崇，但这两篇文章写得很晚，加之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应当说这两篇文章的实际影响，只限于理论上的探讨。真正说来中国大学大范围的采纳Seminar教学法，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主要是受苏联的教育制度影响，当时的中国从教学学制、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全面接受苏联的，且是由官方直接下文，以行政命令要求大学照搬苏联模式。Seminar教学法也是当时大学上课的方式之一。大致是1956年之后，这种上课方式逐渐在大学消失，“我回国教学时发现我国的学生害怕习明纳尔，每周设置一二次习明纳尔，学生就叫喊负担过重。不久习明纳尔的教学方式就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消失了。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教育有关。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学生的地位，学习就是接受现存的经典，无需讨论。”[3]顾明远1951年至1956年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上课的方式主要是“习明纳尔”（即Seminar）[4]。当顾明远于1956年自苏联学成回国任教时，中国大学开始逐渐放弃了Seminar教学法。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有部分大学再次开始开设Seminar教法，尤其是一流大学，率先在教学上使用这一教学方法。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中国地质大学在全校推行Seminar制度，要求学校、院（系）和教研室三级学术研讨会（Seminar）制度。即全校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教学、科研人员，每年至少做一次学术报告；教研室，每月至少举行一次Seminar；院（系）每年至少举办两场能反映学科前沿动态的学术报告会。[5]应当说，中国地质大学的Seminar，主要倾向于学术研究，而非教学上。另外东南大学，也普遍开设Semi-nar，不过，它也是倾向于学术讨论上的。目前使用Seminar教法的大学越来越多，有的大学是倾向于学术研究的，有的是倾向于课堂教学的，虽然都叫Seminar，其实，学术、教学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明确，看教师的具体操作情况。相对而言，目前地方院校，使用Seminar教学，或者学术研究的都较少。具体来说，主要限于少数教师在使用这种模式上课，尚不普及。 二、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规划 以上，主要是我们对Seminar课程一些理解，在我们正式开设Seminar课程之前，作了许多理论和实际的准备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认真准备，于2014年开始，我们正式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讨论课。以下，就我们开设讨论课的一些心得，总结在这里，也许对其他老师有些参考作用。开课之前，教师要作准备工作，我们都是在2014年暑假期间，对要开设讨论课的课程，进行系统的资料整合工作。具体做法是，对每门课要按照专题内容，一个专题，作一个文件夹，做好资料目录和必要的资料收集。《中国历史文选》设有八个专题，分别是先秦文献资料，正史资料，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料，地方志资料，政书体资料，史评著作类资料，十通类资料，工具书与检索类资料。《中国历史地理》分为七个专题，分别是中国行政区划资料，中国历史气候资料，中国人口与移民资料，中国交通史资料，中国军事地理资料，中国河流变迁资料，中国人文地理资料。《世界通史1》包括十一个专题，分别是人类的起源说明了“人类是什么”，从宗教的起源看宗教，地理环境决定历史的演进，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给人们的启示，佛教的现代意义，古希腊文化成果丰富精彩的背后启示，罗马做为一个“善于治理”的民族的历史经验，比较东西方封建制度的异同，中世纪伊斯兰教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从古代日本几次重大的历史变迁看日本民族的性格，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西欧。专题设好后，再拟定需要讨论的问题，所讨论问题，原则上是重要的，学术上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每个专题大致拟定五至八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通常是概括性问题，也就是这一专题的综合性问题。其他问题，是这一专题中的专门问题，相对于第一个综合性问题，专门问题要更加细一些、专业一些。以上三门课，都在2012级、2013级、2014级、2015级历史班开设讨论课。以2015级历史班为例，全部二十八个人，分为六组，每组设组长一名。每组负责一个专题，组长必须准备第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他问题，由组员自选，组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老师提供问题之外的选题。通常在开学第一周分组，并布置任务。第二周开始讨论课，依照专题的顺序进行，组长就自己准备的综合性问题要主讲二十分钟，结束后，开始进入提问环节。老师也要参与提问，并解释一些问题。当一个主题结束后，就由下一个同学进行发言，主题发言原则上不超过二十分钟，发言完后，也进入提问环节。一个大专题讨论结束后，进入下一个专题。每堂讨论课，都由学习委员或者指定一个人记录，对发言、提问、解答问题等，都要作记录，作为平时成绩依据。 三、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成效与不足 通过《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这三门课多个年级的教学实践，感受很多，以下就我们开课的一些体会，作一个总结，供同仁们参考。先说好的一面，好的方面，是以前没有开设讨论课时，完全体会不到的。第一，男生比女生活跃，表现要好。我们这个班级是师范专业，通常班级内女生多于男生，平时考试，一般的情况是女生优于男生。然而，讨论课时，男生明显优于女生，往往表现最好的是男生。男生不仅发言积极，更主要的是，男生知识面要比女生要宽泛，看问题更加准确。虽然女生在笔试上优于男生，而在讨论课上，男生更加活跃。第二，个别男生表现非常优秀，这一点是大出意料的。每个班都会碰上一两个同学，知识面很宽泛的，在讨论课上表现尤其突出，这种情况是传统上课方式无法发现的。通过这几次讨论课，发现这些平时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同学，可以在讨论课上找到展示自己的机会。这一类学生不一定考试成绩是最好的，但在讨论课上确是最为优秀的。这一类学生，如果他们对学术有兴趣的话，可以往研究生方向培养。第三，少数学生，在作主题发言时，所作的课件，就知识面、创新上，要超过老师。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少数几个同学作的专题发言稿，作的非常好，他们看问题的视角，有时会与教师不一样，足见他们在收集资料上下足了功夫。有些学生自己制作地图，理解问题和动手能力都比较强。第四，增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了解学生、熟悉学生。以往上课，上完课后，就是考试，与学生之间基本上没有了来往。讨论课则完全不一样，在准备讨论课之前，教师就得了解学生，在讨论课进行时，与学生交流的机会很多，除了师生之间问答质证之外，教师也可以通过讨论课堂，增进与学生之间的感情，发现知识面宽、表达优秀的学生。第五，训练学生表达、应变能力。通过几个班级的讨论课，发现大一新生，在初次上讨论课时，非常紧张，尤其是在作主题发言时，不能很好表达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逐渐适应讨论课的学习方式，有的同学进步很快，表现突出。讨论课的问题。第一，班级过大，不便管理，学生表达机会少。这几个开设讨论课的班级人数，一般是三十人左右，这么多人在一个班里上讨论课，效果不好。主要是一个主题通常发言时二十多分钟，提几个问题，这一专题基本上就结束了。能够参与的就是几个比较活跃的同学，其他同学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第二，学生容易冷场，提问发言的同学少。这是讨论课的本质问题，这也是我们开设讨论课时，最为困扰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就会严重影响讨论课的效果。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班级过大是一个方面，由于上课人数多，有的学生会采取观望的态度，能不发言就不发言。学生坐的课桌位置设计不合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课桌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讨论课的要求，就是采取圆桌的形式，老师、学生围着桌子坐下，大家都面对面，使所有参与讨论课的同学，都无法回避问题，都必须得做好提问、回答问题的准备。第三，学生不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影响讨论效果。为了防止课堂上冷场，防止有的同学观望不发言，我们要求作主题发言的同学，做好发言稿后，必须提前两天发在QQ群中，供其他同学阅读，以便其他同学准备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有些同学并不作任何准备，这无疑造成了讨论课堂上的冷场。第四，并非所有的学科、所有的课题都适合讨论课。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经验，有些课题是不适合讨论的，也就是说，有的课题只能做一般介绍，由于专业性极强，没有争议的观点，这类专题，只能由学生作一般性介绍。比较适合讨论课的专题，多是学术界观点争议颇大的，综合性较强的。第五，讨论课容易出现知识的不连贯性。由于讨论课是由专题组成，这本是好事，问题是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在准备发言稿时，有时候会遗漏掉一些重要的内容，使讨论课题的一些基础问题出现缺漏。虽然说教师可以做补充，但仍然时觉缺乏知识的系统性。总之，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的经验教训，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强工作，首先是学校必须作一些改革，如小班化，对选课学生作人数上限设定，一个班级的讨论课，人数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人，鼓励学生分散选修不同的课程。其次，教室座椅重新设计，拿出一部分教室，隔开划成小教室。课桌、座椅也得重新设计，以便适合讨论课。最后，专业选修课，得重新规划，鼓励教师开设更多的选修课，鼓励学生跨学科选课，这对师资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作为教师，在讨论课过程中，不能放任学生，应积极主导。在讨论课之前，要认真设计各项讨论主题，讨论主题的梳理、设计尤其重要，主题在原则上要有基础性、综合性、争议性。至于一些比较重要，而有缺少争议性的问题，也要列入，供学生选择。在上课时，教师也要主导学生讨论，如提问、回答学生的质疑，引导学生提出新的问题等。教师在课堂上积极主导、诱导，可提高教学效率。 四、学生的反应 我们于2014年、2015年，同时在大一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世界通史1》，在大三开设《中国历史地理》等三门课的讨论课。上完课后，我们与学生做了个别交流，听取学生的看法。学生里面反对这种上课方式的，不在少数，原因主要是讨论课增加了学生的劳动强度。与以往只是听老师上课，考试前背一下答案，或者做一篇小论文完全不同，Seminar上课方式，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作阅读，作笔记，写发言稿或作PPt等。还得自己讲解，接受其他同学的质询。别的同学发言的时候，你不能闲着，也得准备提问的问题。加上学生自小接受传统教学方式，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由接受老师讲授而一变为什么都要自己来处理，学生一时适应不了，对这种上课方式不能接受，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学生的反对就放弃，相反，要不断改进、完善Seminar流程，提高上课效果。最后一点建议，在目前地方院校Seminar教法尚不普及的情况下，应该有教务处主导，要求所有教师都尝试开设Semi-nar课程，鼓励、奖励开设Seminar课程的老师。可以在外校邀请文科、理工科等不同专业开设多年Seminar课程的教师作经验介绍，再通过本校教师之间交流心得、经验，逐渐规范、完善Seminar课程。 作者：于忠伟 陈爱平 单位：台州学院思政部 大学历史论文:教会大学农业教学历史启发 本文作者：吴洪成 王蒙 单位：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初创时期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重镇当属岭南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它们代表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最高水平。岭南大学是美国传教士在华南地区开办最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机构。1908年，美国农学硕士高鲁普就职于岭南大学，实地研究中国农务。1912年，高鲁甫为岭南学堂中学三年级学生开设初级农业课程。1918年，岭南大学开设农科课程，为了便于农科专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在校西辟一农场，实验中西蔬菜花果的种植，并兼及畜牧、种子改良。此外，又辟学生实习场两所，设华南植物标本物一所，而桑地、蚕室、鸡屋、牛房等亦依次设立。由于教会办学与欧美现代教育改革声息相通，活动教学、自我实践、学校社会化与课程生活性更为鲜明。岭南大学的教育设计实取活动主义，学生除了遵守规则之外，能自行发起种种事业，并创设农学会［2］164。岭南大学经过钟荣光校长四处募捐的努力，于1921年将农科从文理科大学内独立出来，成立了岭南农科大学，后改为岭南大学农学院。岭南农科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促进农科高等教育，培养农业专业技术人才，改进华南地区乃至中国的农业事业。其管理办法是：于岭南董事局之外，另组一岭南农科董事局，担负管理及维持之责。岭南大学农科成功办学的关键在于实施了农场实验研究与成果推广。王卓然在《教育一瞥录》中对该校农科教育实习及教育推广情况有所记录：“岭南大学有农科生近100人。开辟学生农事实习场2所。农事实验场1所，研究荔枝桔类、中西菜蔬、果子牲畜等项。往各地采集植物标本4　300余类（种）。 新建育蚕室2座，种桑60余亩，以供给蚕业学生百人之用。”［3］5211914年9月，美国教会创办的私立金陵大学正式成立农科，聘请美国农业科学家和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到金陵大学任教，并引入了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和教学方法。1924年改组成为四年制农学院。金陵大学在大学程度的办学层次上开设农科，其办学规模及影响日渐扩大，翘楚国内农科大学之首，这对中国近代农业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1933年刊行的《私立金陵大学一览》对此有所描述：“民国三年，本校教授裴义理先生，因感于农林人才之缺乏，遂开设农科，次年添设林科，至民国五年，合称农林科，各省资送官费学生来校肄业者甚多，盖是时国内大学，设有农林科者，仅有本校一处。十年秋，北京教育部派员来校调查，准农科立案，十四年冬，复正式认可，是为外资创设大学在中国政府之最先立案者。”［3］582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迅速崛起，除了拥有一流的教师、所需的实验农场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同中外各机构特别是与政府相关机构的合作，使之在政策和资金上有充分的支持。这一时期，一些教会大学开始创办农科，设计农科课程，招收农科学生，根据当地经济结构及农业生产的特点进行农业科技研究，从而拉开了中国农业教育现代化的帷幕。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创立，恰是近代中国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化阶段，其意义不仅在于充实、强化高等专业教育的类型，而且有助于直接推动政府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农业职业教育和专门技术教育，由此也对中国农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兴盛时期 教会大学初期的办学目标不外乎两个方面，即传播基督教与促成青年得到高等教育，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三件工作要做：一是培养青年基督徒；二是培养有知识的基督教领袖；三是引导基督教男女青年归主。但20世纪20年代以来，基督教大学办学专业性与世俗化逐渐加强，办学方向趋于服务社会以及探索中国现实存在的问题，可谓走向了另辟蹊径的征程，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诚如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在《基督教大学的目标与重心的转移》中所称：“一般富有思想和开通的领袖，渐渐地萦念到发展一种良好的大学教育上去了。他们所要发展的大学：第一，当使成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优美工具；第二，当保存原有文化的最优美点；第三，当使之成为西方文化上所能贡献的最优美点之模范场所；第四，当培养青年男女，使之对于民众能作有用的服务工作。”［3］147由于培养目标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教会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伴随着基督教中国化进程的加快，教会大学的各个学科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体系趋于完善，教师与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农业教育作为教会学校的科系，也同时得到了快速发展。如金陵大学农业教育除有农林本科相关科系外，并设有农林及灾荒研究系、农业速成科、乡村师范科、暑期学校、函授学校，在鼓楼左、太平门外有占地400余亩的农场以及其他未建筑之校地，一律作为农林实验场之用。农林实验室设备齐全，为了促进农林水利事业发展，并推动学院农林本科改良麦种、棉种、蚕子的研究及试验，该校加强办学国际化，并注重科技下乡，使科技用于生产实践。据文献记载：“美国纽约省立康奈耳大学与本校农林科，定于五年或十年之内，每年派专门教授一人到本校教习植物接种法。以期养成此项专门技能的学生，将来分赴国内各地实地推行。本校深信植物接种法为中国今日改良农业之需。罗福教授等于此项学术研究有素，且为实验场之专家，将来必能以研究结果，贡献于今日之农业。此举非特促进本校植物接种系之增设，并可永久巩固中美学者之感情也。”［4］ 墨妮在《金陵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册》中刊文《记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办人裴义理》，对该校农科创设背景、教学原则及影响作用作了介绍，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对教会大学农科教育相关问题的认识。1910年，裴义理先生受金陵大学之聘，担任数学教授。1911年，裴义理先生承办我国北部以工代赈工作，常在农村和灾民相处，看到我国农民生活实在贫困，认为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必须先从改良农林事业着手。1914年，金陵大学适应社会对农业技术及专业人才的需要，由裴义理先生一手创办农科，采用半工半读制度来培养实用人才。第二年春，添设林科，以造就林业专业人才。当时国内大学设有农林科的只有金陵大学。因此，鲁、皖、滇、赣四省均送官费生到金陵大学，读农科、林科的日益增多。1916年，农、林两科合并为农林科。创办金陵大学农林科时规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注重实际教材，学以致用。如开垦地、栽树、播种、耘草、收获等工作，都由学生亲自操作。裴义理先生认为，要把书本上学来的理论，在实际中体验，才能求得真知，只有这样，学与做才不至于陷入空虚，才能与国计民生发生直接利益。虽然当时风气未开，未能完全实行，但裴义理先生依然主张知行合一，变更当时风尚，可见独具慧眼。二是提倡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农林科初创时期，仅有经费5　000元，教员二三人，学生十几名，然因方针正确，办法合适，主持人有计划、有毅力，所以，奠定了金陵大学农学院永久的基础，能逐年扩大起来。从办学到抗战开始，大学本部、农业专修科以及各科训练班，其毕业生达1200余人，占全国高等农业学校毕业生的1／3，而从事农业教育及农业改良工作的占总数的95％。没有一个学生毕业后失业，且供不应求［2］594－595。 燕京大学在1921年成立农学系，为四年制本科，1923年获得“预防灾荒基金”22．5万美金，使学校得到发展，专业有农艺学、畜牧学、园艺学等，在新校址附近的海甸（淀）有1　500亩的实验园，重点是发展畜牧专业［5］18。但后来由于教会大学系科的全面调整，燕京大学农科于1930年被合并到金陵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作为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另一重镇，在这一时期同样确立了其在高等农业教育上的地位。岭南大学在1918年已开设农科课程，20世纪20年代就成立了独立的农学院，到30年代中期共有畜牧、农业、植物、病理、蚕丝等5个系［6］162，并在教育、教学的组织管理上分为教务、实验、营业、劝农四部分。教务部自大学成立后，开设田艺、园艺、畜牧、桑蚕、农产制造五科。此外又特设短期蚕业科及一年农业专修科。每成立一处农场，即附设专校，如蚕业、糖业、牛乳业等，教授附近中小学生及农家子弟。实验部自开办农大后，除承受岭南大学原有农场外，还陈请南京国民政府指定附近岗田地约800余亩，由该校按期备价收买。试验总场已设立，至各处试验分厂，也陆续进行。营业部该部宗旨再将该校现时所存有产品，如种子、树苗、蔬菜、瓜果牛乳、自养家禽、自宰猪牛及自制糖果、肉食罐头等，设法销售校外。此举不仅使教员、学生能够进行试验，物品不致糜费，且使学生有机会练习商业知识。民国十年，各项收入，为数共8．1万元。现分外地营业、行店营业及劳工监理三股，并力尽行，将来即以所得余利，充做该校常年经费。劝农部该部初名推广部，后改成今名。其宗旨在于宣传该校研究所得成绩，以振兴地方农业。当大学未能成立之前，曾开广东第一家畜展览会。在大学筹备期内，适逢广东开办第二次农产品展览会，不久后又赴赛大新公司天台农产品奖励促进会。更与营业部合劝农民栽种木瓜，发出苗木数千株。所刊行的《农事月刊》、《农学季刊》，销量也不少。其他如幻灯演讲，组织义农会，种植勉励会，调查荒地及农产，协助各处植木公司等，也均在进行中［2］556－557。 在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不少教会院校根据自己的专业优势以及该地区经济生活特点，着重发展适应当地特色的实用专业。如金陵大学农学院深入研究动植物病虫害及小麦、玉米、棉花等品种改良，岭南大学农学院则重点发展园艺、蚕丝、柑橘类等相关领域，而华西协和大学在畜牧、水果种植与运输领域颇有成果。这样的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设置，有助于形成特色专业的个性优势，突出本学校在该领域的影响。但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由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很难调节，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基督教一直受到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敌视与排斥。教会大学的爱国师生普遍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主动而有选择地接受教会教育，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迫使学校取消宗教仪式和宗教课程，而致力于教育内容的专业化、世俗化和科技化［7］10。对此，天主教开展了所谓的“中国化”措施，基督教也开展了“本色运动”，即中国化运动。教会大学被迫向当时的国民政府立案注册，取消宗教仪式和宗教课程，在名义上成为私立学校［8］63。经过1922年在全国爆发的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大学入学的学生更是趋向于非基督教徒家庭，且教会学校的宗教课程被设为选修课程。为了尽快走出阴霾，教会大学重新给自己定位，确定了为中国社会服务的目标，以通过为社会服务来体现耶稣基督的精神。教会大学的决策者们认为，教会大学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几个特殊的领域，使它成为其他大学的典范和实验中心，就是必须进行农村教育建设的研究和实验［5］68。 这就引发了教会大学20世纪30年代参与轰轰烈烈的农村重建运动。教会大学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帮助建设农村：一是进行农业方面的科研和教育；二是对农村提供援助。金陵大学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及其他学校也实施了规模较小的计划。金陵大学农学院于1935年设立农科研究所，内设农业经济学部、农艺学部和园艺学部：大学本部设有农艺系、森林系、桑蚕系、植物学系、植物病虫害系、农业经济系、园艺系、乡村教育系农业工程系和农业推广部（系）。为了培养专门人才，还设立了农业专修科、短期训练班、农业工程函授和农民夜校等。其系科设置，上自农科研究所，下迄短期训练班，各级农业教育无不具备。1930年，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成立了“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负责拨出开办费4　000元及每月经费500元，金陵大学则派出推广人员及提供推广材料。实验区开办宗旨有三条：一是从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农村教育、农村卫生、农村组织及地方自治等方面推进实验区的乡村建设；二是作为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推广实验基地，将大学研究成果推广到该区农家；三是作为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生及其他机关研究乡村问题的实习基地。乌江实验区取得很大成功，到合同期满时已经实现自给自足。自1930年至1937年秋实验区还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但1937年底，日寇进攻南京，该实验区损失惨重［9］384－387。1927年，齐鲁大学在济南东部的一个小镇建起了“乡村研究所”，开始了农村发展研究工作。研究人员深入农村，引进优良品种，指导农民发展家禽生产，利用荒地开辟果园。为了增加农民家庭的就业机会，他们还帮助当地发展毛织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及建立信贷合作社，为农民购买良种、耕畜等提供低息贷款，信贷合作社所得的利润被用来建立学校、修筑公路及其他福利事业［10］132－133。1930年，燕京大学迫于无奈将农科转给金陵大学，但并没有放弃对中国农村的关注，反而更集中精力从事中国乡村建设这一宏伟事业。1930年，该校与华洋义赈会、香山慈幼院共同创办北京清花园农事讲习所，招收初中毕业以上学生，授以农业技能及知识，三年毕业，学生之膳食、讲义费用，完全由学校供给，学生非农民子弟不取［11］165。 1930年的2月，燕京大学社会系开办“清河社会实验区”。该实验区工作人员统由社会学系委派，并尽量聘用当地人才。工作广泛开展分为经济、社会、卫生、研究四大类的各项具体活动，如经济类就有信用合作、小本贷款、家庭工业、畜牧、农业改良等方面内容。1934年，福建协和大学设立农村服务部，由陈希诚主持。经济系和教育系分别开设农村合作及农村服务两门课，为开展乡村建设服务。1936年秋，该校试办农科，设农学和农业经济两个系。1939年，进行学系调整，农学系扩张为农艺学及园艺学系，与原有之农业经济系合并正式成立农科［11］227。福建协和大学在农学专业教学和科研方面也有重大成就，农学院在邵武开辟了农艺试验场150亩，森林试验场1　000多亩，另有畜牧试验、植物病虫害研究所、园艺实验室、水碓和制茶试验所，供师生从事科研与实习。华西协和大学的乡村建设工作主要集中在引进和改良奶牛、山羊、家禽、水果、蔬菜和农作物的品种及实用技术方面。但由于缺乏资金以及受教会大学管理的限制，到1934年才成立农学系。1940年，华西协和大学改农学系为农业专修科，设有农艺、园艺、畜牧三组，这也为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12］114－118。无论是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燕京大学、福建协和大学，还是华西协和大学，他们都在不同地区体现着教会大学农业教育进入兴盛时期的探索及不懈努力，其世俗专业化的特色及服务农业经济的现实成就，不仅巩固了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地位，也促进了整个中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体系的建设。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衰退及消亡时期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开始走向衰退，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教会学校完全消亡。这一过程是逐渐发展的，并非突然间消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了对我国全面侵略的战争。为了尽可能保存历尽艰辛发展起来的高等教育成果，国内高校在冒着巨大损失的情况下纷纷忍痛内迁，教会大学也开始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不得不考虑各自的出路，或挂起美国国旗，用来防止日本人的袭击或没收财产，或迁入西方列强在华的租界寻求保护，或听从国民政府关于内迁的意见，举校西迁［6］133。如金陵大学准备西迁于四川成都，但当时美国在中国有治外法权，金陵大学的一些西方人士对迁校无所谓，国民党政府方面，认为公立大学已经搬迁，教会大学迁不迁无关紧要，于1937年10月4日在南京开学。但开学20多天后，局势严重恶化，只得通知闭校停课，金陵大学在11月18日停课西迁［9］80。农学院人员及图书仪器标本175箱随校本部西行，1938年3月1日借华西大学校舍正式开学［9］300。金陵大学西迁的损失是极为惨重的，据1944年金陵大学的统计，截至1941年8月，金陵大学共损失1　467．85万元，其中，校舍损失299．90万元，设备损失147．95万元元，林场损失1　020万元，折合美金达444．80万元［9］81。因此，学校的教学、科研条件受到严重削弱。抗战初期，虽然岭南大学位于远离华北战区，但也未能免受其扰。当广州沦陷后，只有少数人留守校园进行收留难民的工作，大部分师生都分批到达了香港。学校在香港新界租到一座大房子和周围的农田，供农学院使用。11月18日，农学院二、三年级的学生开始恢复上课和实习。战争使得学校在搬迁中不仅有房屋、设备等物质方面的巨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学校生源的不足，没有学生的学校何谈教学与研究。以第一学期为例，有470人报考，学校录取了其中的297人，最终只有180人到校入学，报到率只有60．6％。学生流失率也比较高，这一年第一学期，学校的在校本科生总数有536人，到第二学期仅为513人［13］99－101。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由于领导层在是否西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长期存在的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对学校利益及发展前途的不同考虑，使得齐鲁大学一度出现了两个校址———济南原址和成都华西坝新址。由于学校内部管理不统一，再加上内迁的损耗，大大削弱了学校的实力［10］129。抗战开始后，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迁到华西校园，他们与华西协和大学就农业研究与乡村建设进行合作，因而使四川的乡建工作得到发展。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华西从事奶牛改良都给予密切合作，1940年，政府批准华西立案二年制的农业专科课程。1941年，国民政府农林部拨款2万元，专门用于食品的保存和运输研究，这是抗战时期华西在农业研究方面最杰出的贡献［5］110，但也足以看出其领域的狭隘性。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使得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华所具有的特殊政治优势消失殆尽，一些教会大学第二次内迁开始。由于香港的沦陷，岭南大学又迁移到了内地，从大村到坪石，从坪石回到大村，又从大村疏散到黄坑，从仁化、连县、五岭，最后到梅县。几度迁移，使得学校的教职员队伍大大缩减，很多老师都转移到其他学校或从事其他工作去了，教学仪器设备与图书资料也比较缺乏［13］105－106。内迁后的教会大学农业教育在农业研究、教学、推广上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就其影响来说远远没有战争前范围大。学生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更为紧要的民族存亡的抗日爱国活动中，农村建设运动在没有了学生的参与后，温度自然骤降，农业教育的萎靡更为凸显。 随着1845年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教会大学同其他私立及国立高校一样也都认为最艰苦的时期结束了，希望迁回原址后学校能快速恢复到战前水平。1943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会、英国委员会、中国董事会成立了计划委员会，开始协商拟定战后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蓝图。1946年11月，由国民党独裁专制政策造成的国共之间的内战爆发，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但教会学校还是开始着手复校事宜。复校的任务极其艰巨，各教会大学竭尽全力争取资金复校。如岭南大学收到的捐助来源多元化，其中基督学校联合会给岭南大学拨款3．5万美元，香港在1945年和1946年分别捐款两次，各机构也都伸出援手，如英国援华会、美国援华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另外，学校还得到其他机构或个人的捐款［13］112。农学院的实验区、实验农场也开始慢慢恢复，正当各项事宜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由于内战造成国内经济持续恶化，使得经济失控，通货膨胀极高，各大高校陷入到资金空前紧缺的时期。1948年底，各高校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教职员工的生活都得不到基本的维持，“反饥饿、反压迫”等罢教、罢学风波又起。1949年，国立中山大学的教授因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在联名发表要求发薪的警告无效后，罢教20多天。这件事震惊整个社会，被认为是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13］119。金陵大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1947年，金陵大学的预算迅速扩充到5．64亿元。而到了1948年4月，金陵大学会计室主任毕律斯报告称：仅该年1～6月，金陵大学预算就缺60亿法币［9］110。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学校复校工作的进展，正常的教学活动受阻，其状况比抗日战争中还糟糕。 新中国刚成立，各项工作都在改造中，国家没有精力一次性实现对教会大学的全部接管。于是在中共中央制定的“积极恢复，初步整顿，初步改革”的总方针下，各省确定了“坚持维持院校，逐见改革”的初步措施。但是作了两条规定：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校长不得由外国人担任。这在当时是顺乎国情民意、非常必要的［6］149－150。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由于中国人民参加了战争，美国冻结了中国大陆在美的所有财产，基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对教会大学的接管。1951年，对20所接受西方接济的大学给予最终的处理，其中11所收回后改为公立，另外9所收回后仍为私立，由中国人开办。金陵大学的情况属于第一种，而岭南大学则属于第二种，仍属中国人自办学校。至此，教会大学完全被新中国接管，由于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不合理，为了消除这种现象，更好地为新中国培养所需的专门人才，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全国院系大调整，按照政府的调整计划依次推进，境内教会大学随着1952年院系调整的完成而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历史启示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一次有计划、大规模的调整和改组。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凡不符合《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规程》和《修改专科学校规程》的大学及专科学校，或改组，或降为独立学院，或停办。教育部还规定：教会大学或学院不得由外国人出任校长或院长。教会大学基本上都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并重新定位了学校的目标，向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总体政策导向靠拢，力图形成“联系中国社会生活实际”的应用性专业特色［14］57。教会大学同时受中外双重管理，但越来越偏离教会的控制，受国民政府的约束增强，国民政府直接给教会大学拨款作为补贴，使得教会大学作为私立高校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适应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要求，教会学校开始组织课程改革，提出教会大学按新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暂行管理办法》的条文，重新向政府申请注册。教会大学纳入新中国教育体系只是作为收回教育权的第一步骤。1952年，教会大学被拆分，融入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教会大学农科作为教会大学的一部分随之充实到其他院系。教会大学农业教育从创立到消亡，短短的几十年中，拥有丰富的农业教育办学经验，不但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成功典型，成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模板，也为当今外资在华投资办学提供了很多中国化的方法。教会大学的农业研究和推广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教会大学农业教育透过课堂教学、农业科研、农业推广形成了独有的办学特色。 现代历史学家吴梓明在《从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看基督教大学应以何种形式为国家教育事业服务》中称：岭南大学至1930年间，它的办学特色在于其办学目的不是为传教，而是“实行人格的教育养成科学之人才，适合中国之需要”。钟荣光校长在一次演说中也指出，岭南大学办学的目的乃“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成中国领袖之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为人精神，使学成不至自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入则负起岭南母校之责任”。换言之，岭南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一方面是为国家培养科学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注重人格的训练，特别是以基督牺牲的精神为榜样，培养学生勇于服务的精神。岭南大学的校训“今之学者为人”，目的当然是发扬真理，贡献所学，为人类谋幸福，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虚名或禄位［2］563－564。教会大学对于农业教育的重视及所取得的成就，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应把农业发展放在首位，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农业教育的宗旨要服务于农村、农民，不能只探究理论，不重视科研的推广，没有被推广的科研成果就不能产生它应有的效果。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发展脉络是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部分，透过对其历史演进的探究，能有裨于我们更好地为当代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及服务农村作出贡献。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论文 一、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带来的益处 1.1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在以往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知识的逻辑性，而对历史的形象性有所欠缺，这样容易使学生只学习了知识，思维方面却处于休眠状态，这样只会让学生觉得课堂枯燥无味。多媒体教学可以从各个方面开发学生的感觉器官，促进大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发展，使学生的整个大脑都可以活跃地运动起来，通过这种思维的促进和感性的理解，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状态将会变得更加积极，很好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1.2节省教学时间，扩大课堂容量 大学历史课的课本信息容量非常大，主要提纲也是繁多，如果采用原始的口述教学只会让师生之间厌倦疲惫，课堂效率较低，而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教师在讲述中国近代史不平等条约时，如果是原始的口述教学，那么教师则是按照每个条约在课本上出现的先后顺序开始讲述，当要拿来比较时，还需要又重新返回查看，如果采用多媒体教学，那么可以在屏幕上直接列出各个不平等条约，学生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和差别，对知识的印象也更加深刻，同时也节省了教师的教学时间。 1.3营造历史氛围，提高学生兴趣 在历史课堂上，营造历史氛围，激发学生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多媒体可以播放许多形象生动的画面，感人肺腑的配乐，恰当的解说，鲜艳的色彩，可以直接刺激学生的大脑皮层，引起兴奋，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更加深刻。学生要想掌握好知识，就必须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并对知识点产生浓厚的兴趣。原始的教学模式就是教师讲述，学生听课，虽说这种教学模式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它毕竟也是有弊端的。历史本身是十分漫长且复杂的，仅靠教师的讲述与学生的想象，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通过多媒体这个教学工具，将书本上静态的知识转为屏幕上的动态画面，使学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1.4提高记忆效率 多媒体可以刺激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学习历史知识，需要对知识记忆进行巩固，不能学了前面忘了后面，所以巩固知识和掌握知识非常关键。经心理学家分析，多个感觉器官一起工作会提高记忆的效率。在历史教学课堂中，利用多媒体播放多姿多彩的历史视频画面，直接在学生的大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上一些视觉和听觉的刺激，更是加强了记忆效果，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给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2.1不利于师生间直接交流 在科技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原始的教学方式就是教师面对面地跟学生教学，互相交流和沟通知识，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通过教师的阐述，也知道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做些什么，明白自己要如何让去学习历史这门课，学生只有知道了学习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才能将其恰当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大学的历史教师必须跟学生清楚地解释这些内容，并给予指导。如果通过多媒体历史教学方式，让学生与计算机打交道，缺少沟通，师生间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也少了，师生关系越来越疏远。 2.2教师的教学主导地位被削弱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占主导地位的，而在多媒体教学课堂上，网络已取代了教师的地位，成为了教育界的主角。有部分大学历史教师，直接就将自己放在次要地位，而将播放多媒体视频作为整个课堂的核心，这就完全颠倒了主次，毕竟多媒体只是教学的一个辅助工具，根本不可能取代教师的工作。历史教师不仅要交学生学习历史知识，还要教会学生学习的手段和方法，教学生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观察问题，规范学生的价值观，而多媒体不可能教会学生这些课本以外的知识。 三、完善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对策分析 大学历史教师应该把传统的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结合在一起，多媒体教学生动形象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再结合历史教师的口头讲述，中间还可以参杂小组讨论等教学环节，有利于师生之间沟通交流，提高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效率。另外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必须精细，内容简单明了，有针对性，学生一眼就可以看懂，对于不同的历史知识点，应该采取不一样的多媒体模式，不能古板不变，应该因课而变，像逻辑不强的知识点可以通过一些讲述一句带过，而对于逻辑性比较强的知识点，就可以加入一些视屏播放，增强记忆。例如，当讲到《北京条约》这种逻辑不强的，就可以直接将条约内容列出，像《重庆谈判》就可以加入相关视频，为学生播放视频，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整个历史内容，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记忆力，学生的眼界得到了开阔，激发了学生对历史这门课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结语 大学历史多媒体具有形象生动的特点，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出历史的画面，通俗易懂，它打破了原有的黑板粉笔式的教学模式，使用多媒体可以使历史场景更加生动，通过一些图片更是渲染和营造历史氛围，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直观的观看图片可以节约教学时间，从而扩大了教学课堂的内容。与此同时，多媒体虽然给教育界带来了飞快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弊端，毕竟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带来利与弊，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不能过于盲目地追求多媒体教学，要做到扬长避短，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的历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作者：李美霞单位：潍坊科技学院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策略 本文作者：张立芹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在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方面，历史学是较早也是现在开设的较为广泛的专业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传统的高等院校历史教育已经不适应社会的需求，高校历史教育面临招生难、培养学生成才难和学生就业难三大问题，高校历史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一、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之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获得迅猛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亦越来越沉溺于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在心浮气躁的社会氛围下，基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受到冷落，历史专业沦为冷门中的冷门”。[1]目前，我国高校历史教育面临“三难”问题，即招生难、培养学生成才难和学生就业难。 （一）招生难报考历史专业的学生不多，其中的优等生更是凤毛麟角，还有的学生刚进大学就申请转系，这集中反映了历史系招生难的问题。存在这一问题，究其原因是根深蒂固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轻史”及“史学无用论”观念造成的，而其更深刻的根源则在于历史学学科的独特性。“历史不像物理学一样，有其实际功用，不管其历史知识如何渊深，没有人能用历史知识，发明蒸汽机，或使全城光明，或治癌病，或在北极圈种小麦”。[2]但是，历史学有着区别于自然学科和其它人文学科的独特功用，其大功用没有自然学科所带来的成果那样具有直接性和可视性，但更多是以思想的形态对人类的生活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培养学生成才难目前我国高校历史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病，以致难以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新型人才。首先是课程设置单一，内容单调。高校历史系的课程大多以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为主要授课内容，断代史、国别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课程相对安排较少。另外，历史专业的课程设置较多，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较少，以致学生视野狭窄、思维不开阔。其次是教学模式僵化。目前高校的历史教学还是以传统的教学方式为主，即教师引领课堂，通过口述和板书来上课，学生只是被动、消极的接受知识，记录、背诵老师所教的知识点。再次是考试制度模式化，重背诵，轻研究。目前高校历史系大多以期末闭卷考试的办法为考核方式，学生平常不努力，考前背知识点与笔记，考核形式单一，无法锻炼学生学以致用的实践思维能力。历史教育的目的不是考察学生瞬时记忆的能力，而是“通过历史学学习，可以训练我们思维的灵活性、提高反思能力、时空想象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3]但在此都成为空话。有的学者曾经谈到我国历史考试和美国、日本的差别，美国、日本式的问题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中国式的问题则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死于哪一年？他西征最远打到哪里。这两个问题鲜明的反映了美国、日本和中国历史考试的差异。“如果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变了，学生们的学习将会是一种崭新的模式，历史教学也将会焕发勃勃生机”。[4] （三）学生就业难大学生就业难目前是困扰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问题，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相对于其它专业的学生更为困难，因此有的学校撤并了历史系，有的学校把历史系更名为社会管理系或社会发展学院等，这些不过是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需要大量的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报社、文史研究、旅游业等都有需求，但是为什么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就业还如此困难？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高校历史教育没有按照社会的需求培养人才，导致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脱轨。“大学历史教育除了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学知识与方法之外，还要努力使学生了解自己的就业意向，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这是目前许多大学没有做到的。二是社会对历史专业的成见和误解。历史专业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并不比其它人文学科毕业生差，但是很多单位对历史学缺乏了解，认为历史学百无一用，不愿意接纳历史学专业的学生。 二、高等院校历史教育的作用 （一）帮助青年人培养人文主义精神大学时代是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塑造最为关键的时期。青年人思维活跃，接受、模仿和创造能力很强，这一时期的大学历史教育如果仅仅注重历史知识的灌输和传授，而忽略了人文主义教育，将会导致学生道德水平滑坡，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缺失等严重后果。卢刚事件、马加爵事件给高校历史教育敲响了警钟。“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为了学会做人！为什么要在学校进行历史教育？为了让学生学会做人！”[5]白寿彝先生也说：“历史是一门非常丰富的学习做人道理的一门学问”，[6]高校历史教育首先要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社会发展尽管经历着迂回曲折的过程，但总是一浪高似一浪。历史浪头推动人们前进，人们也推动历史浪头前进。我们要强调用这样的内容来激励青少年，激发他们的历史责任心，鼓舞他们推动历史前进”。 （二）有助于青年人历史价值观的塑造“历史不只是记录过去事实，历史记录的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全人类的生活。”[7]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是贯通过去、现在、未来全人类生活的学问。历史学积昔哲之遗产，启后世之智慧，使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可以直接利用他们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改造世界。它保留人类创制的原理和技术于久远，避免了人类精力和时间的浪费。历史学的研究客体是人类在过去的作为，行为背后是思想的驱动，所以一切历史皆是思想史。历史研究的主体——人的研究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背后仍然体现了思想的驱动作用，究其本质，史学研究是思想与思想的碰撞、交流。由于史学包罗万象的特质，其内容势必是善与恶的交织，美与丑的杂揉，鉴前言往行，智慧得以形成，因此，历史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它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现实。高校历史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大学生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和描述，并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进而把它用于现实生活的一种观念和要求”。[8]通过高校历史教育，使青年人深化历史认识，获取历史感悟，以彰往察来，并最终把历史认识用于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 （三）强化青年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发挥爱国主义功用高校历史教育承担着培养青年人爱国主义情怀，铸造民族精神的作用。龚自珍说：“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历史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只有通过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历史教育才能被真正了解，才能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过程，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光辉成就，历史上经历的挫折和做出的努力，如此，民族精神才能得以贯彻和落实。 （四）“资治”、“救国”之功用历史教育功能的主体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就新中国成立之前而言，其主体功能经历了从“资治”到“救国”的嬗变。中国素有尊史的传统，史学观念又向来以经世明道为主，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时期，史官就已认识到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此后，历代统治者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把史学的“资治”功用深化，如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兴败成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9]时代越往前发展，史家对“资治”的宗旨和参照的认识越明确和自觉，如司马光于《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指出其撰史的目的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等。西方史学家同样重视史学对当世统治之大功用，认为“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历史研究是政治进步与文化修养的基础。政治家就是实践中的历史家”。[10]史学家通过不同的视角对往事前朝的治乱兴衰认真考察和总结，并将其熔铸于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之中，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治国安邦之借鉴和依据，这也是史学兴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中国，19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加深，史学“资治”的主体功能被“救国”的现实需要所代替，史学家纷纷“开眼看世界”，欲了解世界大事，以觅“御夷之策”，“此时兴起的以抗敌御辱,探索救国真理为宗旨的外国史地研究，正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标志和反映”，[11]以林则徐《四洲志》的面世为开端，相继涌现出一批以救亡图存为著述宗旨的外国史地著作，如魏源的《英吉利小记》和《海国土志》、王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记》、姚莹的《英吉利国志》、夏燮的《中西纪事》等。其中尤以魏源的《海国土志》最为重要，该书思想的核心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此处的“师夷”已非单指工艺、科技等器物层面，还包括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等深层次的内涵。当然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之功用并非仅如上文所言，它的存在也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以赤诚淳朴之心敦风化俗”等更广阔的作用。 三、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之解决对策 （一）加快教学体制改革，调整课程设置，增加相关学科的课程内容历史学包罗万象，内涵丰富，涵盖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等内容，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关系密切，需要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但是传统的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仍然以两大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为主要授课内容，以政治史为主线，兼及叙述相关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限制了学生的知识视野，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基础知识储备不足等问题。高校历史教育要摆脱“三难”困境，需要加快教学体制改革，调整课程设置，唯有此，才能培养出知识结构完备，视野开阔，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所需历史专业人才。 （二）加快教学模式改革，积极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现在传统的高校历史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需要加快历史教学模式改革，积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即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能够通过图片、音频和视频功能生动、形象、快捷的传递知识信息，使学生从枯燥乏味的口述加板书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领略历史的生动和鲜活，活跃课堂气氛，加深了对历史的认知能力。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较，多媒体教学具有信息量大，效率高等优点，以书籍存储为例，电脑的1G硬盘能存储数百部电子书，这是纸质书籍无法比拟的。这也意味着以往需要花数日或数月才能阅读完的材料在课时内就能随时挑选展示，教学质量大大提高，研究表明，“实行媒体教学，比之常规的教学法，能使学习速度提高30%—50%，节约经费30%”。[12] （三）针对学生的未来目标，有的放矢培养学生高校历史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学生顺利就业，有良好的职业发展，但目前高校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高校历史专业发展的瓶颈，要解决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要提升学生的“就业力”。“就业力”是指“一组使个人能更好地就业并能使他们成功地胜任所选择的职业的能力，包括成就、理解力和个人特质”。[13]这要求高校历史教育要针对学生的未来目标，有的放矢的培养学生。高校历史教育除了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道德情怀和爱国情操并且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学知识和研究方法外，还要使学生确立自己的就业意向，了解就业选择，对学生进行针对性培养。如果学生毕业选择继续深造，就要帮助他们夯实历史学基础知识并且在历史研究方法上给予指导。如果学生计划谋职，就需要让他们了解各个行业的特点及对人才的需求。“大学历史教育必须与社会相接轨，按照社会的需求培养人才历史教育已不是高不可攀的象牙塔，关门教学已不是时展的要求，开放式教学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14] （四）发展大众史学，培养学生传播历史知识的观念高校历史教育如果要摆脱“三难”困境，需要发展大众史学，不但要使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更要使他们明白历史学之独特功用。历史学要走入大众生活需走通俗化之路，以大众为对象，史学研究者写出的作品要雅俗共赏。历史学“不能仅躲在森严的学术殿堂里探幽索微，也不能只关在高等学府里坐而论道，她应该走出来，迈向社会，成为各界的朋友”。[15]“要把历史知识、历史理论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要走出课堂和学校。传播的形式很多，可以写文章，写书，写小说、电影剧本以及曲艺、弹词等等”。史学通俗化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这些工作需要历史专业人才完成，高校历史教育肩负着培养历史专业人才的重任，这就要求高校历史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灌输普及历史知识的思想。总之，历史学传承了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智慧的不竭源泉。我们不能只关注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忽略精神世界的丰富与价值观的提升，轻视历史学之功用，把高校历史教育置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高校历史教育本身也要在教学体制、课程设置、教学手段、培养模式等方面积极进行改革，并且在日常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传播历史知识的观念，唯有此，高校历史教育才能找到新的出路。 大学历史论文:课程资源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前言 课程资源指的是课堂教学中利用的资源信息，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条件，课程资源包括课内和课外两种资源，都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课程资源既是开展课程教学活动的基础条件，也是课程内容的一部分，对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将乡土资源和人力课程资源融入大学历史教学，可以丰富和拓展大学历史教学内容，让学生了解更多课本教材以外的课程资源，加深学生对历史教学内容的理解，对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当代大学历史教学，必须注重课程资源的开发和运用。 一、课程资源的基本概述 （一）课程资源的概念 课程资源的定义并不明确，通过长期教学经验，在课堂教学中对课程资源的实际应用，对课程资源进行概括。在对课程资源进行描述的时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广义的课程资源指的是为实现课堂教学目标所利用的条件，而狭义的课程资源则是课堂教学活动中使用的资源信息。总之，课程资源类型多样，将不同类型的课程资源应用于课堂教学活动，都可以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对实现课堂教学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对课程资源进行总结可以归纳为利于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资源，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可以为学生形成重要的教育意义。 （二）课程资源的类型 课程资源类型多样，按照不同的角度对课程资源进行划分，划分出了不同的种类。本文主要对校内课程资源和校外课程资源、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资源进行详细的分析。 1.校内外课程资源 校内外课程资源是课堂教学活动中直接使用的资源内容，它是按照空间分布进行划分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普遍使用的课内资源主要包括硬软件资源、学生活动资源等内容，校内硬件资源又包括各种场所和设施，例如图书馆、实验室等，校内人文资源主要包括教师、学生、班级组织、校容校貌等内容。总之，校内课程资源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基础条件，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资源。课堂教学活动中使用到的校外课程资源，一般包括学生家庭等各种可用于教学活动的资源内容，将这些资源应用于课堂教学活动中，可以有效拓展教学内容，让学生更好的理解教学内容。其中，工厂、科技研究所院等都是宝贵的教育教学资源，只有充分利用和开发校外课程资源，才能实现优化教学方式方法的重要目标，为实施课程教学活动提供有力的保障。校内外课程资源都是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基础，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充分挖掘校内外课程资源，才能为打造高效教学课堂奠定坚实的基础。 2.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 资源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资源是按照课程资源功能特点划分的，其中，素材性资源一般是指学生学习和收获的各种知识、经验、活动方式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培养目标等因素，而条件性资源则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条件，虽然并不是学生学习和收获的直接对象，但却是学生学习和有所收获的重要条件，主要包括场地、仪器、设备、设施、环境等因素。这些条件都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基础条件，也是打造高效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条件。 二、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开发与运用 课程资源的重要性历史课程是我国大学课程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培养专业性历史研究学生，对研究我国历史具有重要作用。针对当前我国历史教学现状，合理开发与运用课程资源，可以有效提高大学历史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对实现我国历史教学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可以为实施历史综合实践活动提供充分的保障 大学历史教学与高中历史教学不同，主要是因为它打破了纯粹理论知识教学的枷锁，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教学进行了有效结合，教学重点是学生深入探究历史问题。而大学历史综合实践活动又与历史学科教学不同，主要是因为在历史综合实践活动课中没有相应的教材作为参考，要促使历史综合实践活动课顺利开展，就需要实现对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综合实践活动规划，增强学生参与综合实践活动探究的兴趣，通过学生积极参与自主探究学习活动，不断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水平。大学历史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开展历史探究课题，就需要师生通过多种渠道查阅相关历史资料，设计具有教育意义的课程主题，为学生开展探究学习活动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是开展历史课程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直接来源 课程资源除了是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前提，也是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直接来源。主要是因为在大学历史教学中，教师根据教材内容要求，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渠道查阅历史资料，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归纳和总结，提出具有探究性的课题。学生对历史课题开展综合实践探究活动，在实际探究过程中，学生可以依据课题提出的条件，对相关历史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有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和拓展，这个综合探究过程实际上就是学生历史学习的过程，学生历史学习全过程的课程资源都是学生从渠道中探究出的资源内容。所以说，课程资源是开展大学历史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直接来源，对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实现学习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三）可以拓展学生活动方式 课程资源合理应用于课堂教学活动中，对学生开展学习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合理开发和运用课程资源，对有效优化学生的学习活动方式具有重要作用。传统历史教学中，过于重视课本教材内容教学，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活动范围狭窄，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形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当前，对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运用，通过多种渠道拓展课程资源，让学生深入到搜集和探究课程资源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搜集课程资源，就可以充分激发出学生探究学习的兴趣，再将学生搜集的课程资源用于课堂教学中，拓展教学内容，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大学历史教学重点内容，就可以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对历史教学目标的实现形成充分的保障。 结束语 总之，课程资源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合理开发与运用，对提高大学历史教学水平和实现教学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新形势下大学历史教学过程中，必须引导学生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使课程资源的重要性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展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为大学历史教学目标的实现提供充分的保障。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反思与重建研究 [摘 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现代教育对于综合素质的培养越来越重视。大学阶段的历史教育目标在于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因为人文素质会对每个学生未来的人生形成较大的影响。本文首先对我们国家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继而分析了对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育；人文精神；反思；重建 当代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以及社会问题的根源就是人民大众在人文精神方面的严重缺失。一个国家的人民在人文素质方面的层次将会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形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人们的人文素质偏低，将会导致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之间出现脱节的现象，让人们变成道德缺失的经济动物，危机到社会的发展。在大学教育当中，人文教育是核心，也是其灵魂所在。历史学科教育能够利用各种形式对人们加以人文精神方面的教育，从而提升人们的人文素质，继而实现对社会和谐发展的促进。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确立，能够有效地促进人文精神的传承，成为了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 我们国家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中出现的问题 在近现代，我们国家的大学教育将人文教育当成了教育工作的核心。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形成了科学救国的动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初期所设立的学堂当中，给学生传授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将抵御外敌作为目的的科学教育，对于人文精神的教育从大学刚诞生的阶段就被科学教育所遮掩。而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当中，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成果给社会带来了非常多的物质财富，让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更加的崇拜，继而使得人文精神更加的受到冷落。人们为了实现自己欲望的满足，更多的考虑怎样去改造自然给人们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利益，极少重视对人们心性的完善。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人们价值观逐渐扭曲，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逐渐将人们的思想领域占据，人们只是将财富的创造为根本目的，对现象本身加以无限的关注，却将现象的本质抛在一边。这样就使得学校的教育完全成为了科技教学的天堂，无法顾及教书育人的真正目标，教育所应有的人文精神逐渐被淡化，继而导致人们在价值信仰和道德方面危机的呈现。 二十世纪中期，一些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失衡所造成的危害。那个时候的中国却还在学习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使得我国的大多数高校转变成为了只具备单一学科的理工院校，各个学科之间所存在的联系被人为的隔离开来。这样的情况致使教育活动只能培养出两种人：只对科学技术加以掌握，灵魂却极其苍白的人，亦或是不懂科技，只会空谈人文的人。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就更严重的在人们的观念上形成了“科技万能”的误区，只注重科学教育的思想渐渐强化，这就使得人文精神的塑造和培养被逐步的淡化。 在我国的中学教育阶段，历史学科教育基本上都处于形同虚设的状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在绝大部分中学生的思想中是一片空白的。中学阶段的这种情况也发映出了大学阶段的历史教育也不容乐观，各级院校逐步将历史教学活动加以不断的压缩。很多大学中政治教育和中文等相关的文科专业中，在他们必修课的设置中已经很难见到历史学科的影子，而选修课的状况也基本如此。只有在一些全校的素质课当中才会设置一些关于历史的课程，不过教学的效果却微乎其微。现在的大学教育当中，如果学生不再攻读历史类的专业，那么基本上今后就不再会接触到关于历史的课程，很多在中学阶段历史知识掌握较好的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也都将它们慢慢的淡忘，这就是很多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状况。 2 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如果一个民族拥有一些关注于未来的人，那么这个民族才能得到长期的发展，而如果人们都只是关注于当下，这个民族将没有未来。在历史教育逐渐被人们所摒弃，人文精神逐渐衰败的今天，对历史教育加以重新组建，逐渐将丧失的人文精神传统找回，给国家培养出具有长远眼光的综合型人才，应该是当下大学教育阶段所应该具备的核心使命。 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重建的一个前提就是对大学教育理念的树立。教育真正应该面对的应该是灵魂，教育工作者要利用人文精神逐渐将受教育人员心灵上的潜力加以激发，让受教育人员能够具备完整的梦想、人格和对未来的追求。而对大学教育人文精神构建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对历史学科教育的强化。 大学历史学科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从而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而历史教育所蕴含的本质是针对学生，去发展他们更为健全的人格，在传统的教育模式当中，教育工作者往往不太习惯以教育心理学的层次去对人格培养的目标加以设定，也不会注重以社会环境的角度对人格的教育所具备的价值加以界定。历史学科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以及个体发展的功能，其蕴含的社会功能把教育当作促进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的一种工具，而对于个体发展的功能主要关注将人当做核心，将历史的教育过程当成对人加以培养的过程。 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重建，从价值角度上来说是要让全部参与教育的人员充分的认识到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所呈现出的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而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来说，也一定要加强在人文方面课程的设置，让它成为大学教育中的核心课程。目前，我国大学正在逐渐促进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之间的相互融合，这也就成为了培养当代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重点。科学教育主要是将求真作为核心，而人文教育却是将求善作为其根本，科学是一个国家的立世之基，而人文精神却是每个国民的为人之本。 大学阶段的培养目标应该包含几个方面：①在宏观层面上重视对文理的渗透，而在人才的培养上则要给学生们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权力；②依照每个大学不同的定位来对学生的发展加以侧重化，实现文理科之间在高等教育中的整合；③尽力去加设关于人文历史方面知识的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够享受到自由教育的良好氛围，对学生们加以启发，让他们能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意义加以深层次的感受和理解，继而激发出他们更为高尚的人格，促进自我完善的同时以更好的姿态去服务全社会。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以往社会发展忽视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状况我们要加以正视，在当下，要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积极创设关于历史教育的相关课程，逐渐提升国民的人文精神建设，继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备更为高尚人格的综合型人才，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教学理论与实践 [摘 要] 大学讨论课有倾向性，有倾向于学术讨论的，有倾向于课堂教学，或者两者兼顾的。大学教师在讨论课前应作系统的资料整合，并提出基本问题。学生应进行分组。讨论课前，教师将每个学生任务布置下去，由学生准备。课堂上，学生发言之后，教师应积极介入、主导，完成需要讨论的主题。 [关键词] 历史专业；讨论课；教学实践 一 大学讨论课渊源 大学讨论课是一种很宽泛的说法，起源于欧洲国家，定型于德国。一般认为，最初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使用Seminar方法，对牧师进行圣学上的训练，但同时也使用Seminar方法对一些大学教师进行训练。这种训练教师的方法，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一直存在，只是尚未定型。第一个对Seminar方法在大学教学上定型的，公认的是德国学者沃尔夫（F.A.Wolf）于1786年，在大学哲学课上，借用这一教学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比较固定、成熟的Seminar方式进行教学。沃尔夫的具体做法是，上课前，让学生事前准备书面或者口头上的发言稿，正式上课时，在学生陈述完后，再指导学生对所指定的问题进行讨论。随后，柏林大学引进Seminar的教学方式，形成了一种更加广泛的，易于操作的教学制度，即教学――科研研讨班。之后，这一教学方法，普遍为德国大学所采纳，成为一种成熟的固定的教学方法。 19世纪末期，美国大学教学方法开始大范围地借鉴德国的Seminar。相对而言，美国大学Seminar教学方法，更加接近后来通行的教学法，而早期德国的Seminar方法，更加倾向于学术研究法。美国传统大学，如密西根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是Seminar教学法的实践者、创新者、传播者。 中国有些大学授课和学术研究，现在也采纳Seminar法。应当说中国人对Seminar并不陌生，早期出国的留学生，都接受过这种授课方式。蔡元培从德国莱比锡大学学成回国后，就想将Seminar教法在中国运用。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对他印象深刻也是Seminar教学法，他将Seminar翻译为“席明纳”（有的人翻译为“习明纳”“习明纳尔”等）。费孝通在他的两篇文章谈到席明纳，分别是《留英记》[1]和《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二》[2]，这两篇文章，都是写于建国后回忆。费孝通虽然对Seminar法很推崇，但这两篇文章写得很晚，加之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应当说这两篇文章的实际影响，只限于理论上的探讨。 真正说来中国大学大范围的采纳Seminar教学法，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主要是受苏联的教育制度影响，当时的中国从教学学制、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全面接受苏联的，且是由官方直接下文，以行政命令要求大学照搬苏联模式。Seminar教学法也是当时大学上课的方式之一。大致是1956年之后，这种上课方式逐渐在大学消失，“我回国教学时发现我国的学生害怕习明纳尔，每周设置一二次习明纳尔，学生就叫喊负担过重。不久习明纳尔的教学方式就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消失了。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教育有关。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学生的地位，学习就是接受现存的经典，无需讨论。”[3]顾明远1951年至1956年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上课的方式主要是“习明纳尔”（即Seminar）[4]。当顾明远于1956年自苏联学成回国任教时，中国大学开始逐渐放弃了Seminar教学法。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有部分大学再次开始开设Seminar教法，尤其是一流大学，率先在教学上使用这一教学方法。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中国地质大学在全校推行Seminar制度，要求学校、院（系）和教研室三级学术研讨会（Seminar）制度。即全校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教学、科研人员，每年至少做一次学术报告；教研室，每月至少举行一次Seminar；院（系）每年至少举办两场能反映学科前沿动态的学术报告会。[5]应当说，中国地质大学的Seminar，主要倾向于学术研究，而非教学上。另外东南大学，也普遍开设Seminar，不过，它也是倾向于学术讨论上的。目前使用Seminar教法的大学越来越多，有的大学是倾向于学术研究的，有的是倾向于课堂教学的，虽然都叫Seminar，其实，学术、教学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明确，看教师的具体操作情况。相对而言，目前地方院校，使用Seminar教学，或者学术研究的都较少。具体来说，主要限于少数教师在使用这种模式上课，尚不普及。 二 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规划 以上，主要是我们对Seminar课程一些理解，在我们正式开设Seminar课程之前，作了许多理论和实际的准备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认真准备，于2014年开始，我们正式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讨论课。以下，就我们开设讨论课的一些心得，总结在这里，也许对其他老师有些参考作用。 开课之前，教师要作准备工作，我们都是在2014年暑假期间，对要开设讨论课的课程，进行系统的资料整合工作。具体做法是，对每门课要按照专题内容，一个专题，作一个文件夹，做好资料目录和必要的资料收集。《中国历史文选》设有八个专题，分别是先秦文献资料，正史资料，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料，地方志资料，政书体资料，史评著作类资料，十通类资料，工具书与检索类资料。《中国历史地理》分为七个专题，分别是中国行政区划资料，中国历史气候资料，中国人口与移民资料，中国交通史资料，中国军事地理资料，中国河流变迁资料，中国人文地理资料。《世界通史1》包括十一个专题，分别是人类的起源说明了“人类是什么”，从宗教的起源看宗教，地理环境决定历史的演进，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给人们的启示，佛教的现代意义，古希腊文化成果丰富精彩的背后启示，罗马做为一个“善于治理”的民族的历史经验，比较东西方封建制度的异同，中世纪伊斯兰教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从古代日本几次重大的历史变迁看日本民族的性格，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西欧。专题设好后，再拟定需要讨论的问题，所讨论问题，原则上是重要的，学术上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每个专题大致拟定五至八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通常是概括性问题，也就是这一专题的综合性问题。其他问题，是这一专题中的专门问题，相对于第一个综合性问题，专门问题要更加细一些、专业一些。 以上三门课，都在2012级、2013级、2014级、2015级历史班开设讨论课。以2015级历史班为例，全部二十八个人，分为六组，每组设组长一名。每组负责一个专题，组长必须准备第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他问题，由组员自选，组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老师提供问题之外的选题。通常在开学第一周分组，并布置任务。第二周开始讨论课，依照专题的顺序进行，组长就自己准备的综合性问题要主讲二十分钟，结束后，开始进入提问环节。老师也要参与提问，并解释一些问题。当一个主题结束后，就由下一个同学进行发言，主题发言原则上不超过二十分钟，发言完后，也进入提问环节。一个大专题讨论结束后，进入下一个专题。每堂讨论课，都由学习委员或者指定一个人记录，对发言、提问、解答问题等，都要作记录，作为平时成绩依据。 三 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成效与不足 通过《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这三门课多个年级的教学实践，感受很多，以下就我们开课的一些体会，作一个总结，供同仁们参考。 先说好的一面，好的方面，是以前没有开设讨论课时，完全体会不到的。 第一，男生比女生活跃，表现要好。我们这个班级是师范专业，通常班级内女生多于男生，平时考试，一般的情况是女生优于男生。然而，讨论课时，男生明显优于女生，往往表现最好的是男生。男生不仅发言积极，更主要的是，男生知识面要比女生要宽泛，看问题更加准确。虽然女生在笔试上优于男生，而在讨论课上，男生更加活跃。 第二，个别男生表现非常优秀，这一点是大出意料的。每个班都会碰上一两个同学，知识面很宽泛的，在讨论课上表现尤其突出，这种情况是传统上课方式无法发现的。通过这几次讨论课，发现这些平时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同学，可以在讨论课上找到展示自己的机会。这一类学生不一定考试成绩是最好的，但在讨论课上确是最为优秀的。这一类学生，如果他们对学术有兴趣的话，可以往研究生方向培养。 第三，少数学生，在作主题发言时，所作的课件，就知识面、创新上，要超过老师。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少数几个同学作的专题发言稿，作的非常好，他们看问题的视角，有时会与教师不一样，足见他们在收集资料上下足了功夫。有些学生自己制作地图，理解问题和动手能力都比较强。 第四，增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了解学生、熟悉学生。以往上课，上完课后，就是考试，与学生之间基本上没有了来往。讨论课则完全不一样，在准备讨论课之前，教师就得了解学生，在讨论课进行时，与学生交流的机会很多，除了师生之间问答质证之外，教师也可以通过讨论课堂，增进与学生之间的感情，发现知识面宽、表达优秀的学生。 第五，训练学生表达、应变能力。通过几个班级的讨论课，发现大一新生，在初次上讨论课时，非常紧张，尤其是在作主题发言时，不能很好表达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逐渐适应讨论课的学习方式，有的同学进步很快，表现突出。 讨论课的问题。 第一，班级过大，不便管理，学生表达机会少。这几个开设讨论课的班级人数，一般是三十人左右，这么多人在一个班里上讨论课，效果不好。主要是一个主题通常发言时二十多分钟，提几个问题，这一专题基本上就结束了。能够参与的就是几个比较活跃的同学，其他同学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 第二，学生容易冷场，提问发言的同学少。这是讨论课的本质问题，这也是我们开设讨论课时，最为困扰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就会严重影响讨论课的效果。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班级过大是一个方面，由于上课人数多，有的学生会采取观望的态度，能不发言就不发言。学生坐的课桌位置设计不合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课桌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讨论课的要求，就是采取圆桌的形式，老师、学生围着桌子坐下，大家都面对面，使所有参与讨论课的同学，都无法回避问题，都必须得做好提问、回答问题的准备。 第三，学生不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影响讨论效果。为了防止课堂上冷场，防止有的同学观望不发言，我们要求作主题发言的同学，做好发言稿后，必须提前两天发在QQ群中，供其他同学阅读，以便其他同学准备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有些同学并不作任何准备，这无疑造成了讨论课堂上的冷场。 第四，并非所有的学科、所有的课题都适合讨论课。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经验，有些课题是不适合讨论的，也就是说，有的课题只能做一般介绍，由于专业性极强，没有争议的观点，这类专题，只能由学生作一般性介绍。比较适合讨论课的专题，多是学术界观点争议颇大的，综合性较强的。 第五，讨论课容易出现知识的不连贯性。由于讨论课是由专题组成，这本是好事，问题是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在准备发言稿时，有时候会遗漏掉一些重要的内容，使讨论课题的一些基础问题出现缺漏。虽然说教师可以做补充，但仍然时觉缺乏知识的系统性。 总之，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的经验教训，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强工作，首先是学校必须作一些改革，如小班化，对选课学生作人数上限设定，一个班级的讨论课，人数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人，鼓励学生分散选修不同的课程。其次，教室座椅重新设计，拿出一部分教室，隔开划成小教室。课桌、座椅也得重新设计，以便适合讨论课。最后，专业选修课，得重新规划，鼓励教师开设更多的选修课，鼓励学生跨学科选课，这对师资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 作为教师，在讨论课过程中，不能放任学生，应积极主导。在讨论课之前，要认真设计各项讨论主题，讨论主题的梳理、设计尤其重要，主题在原则上要有基础性、综合性、争议性。至于一些比较重要，而有缺少争议性的问题，也要列入，供学生选择。在上课时，教师也要主导学生讨论，如提问、回答学生的质疑，引导学生提出新的问题等。教师在课堂上积极主导、诱导，可提高教学效率。 四 学生的反应 我们于2014年、2015年，同时在大一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世界通史1》，在大三开设《中国历史地理》等三门课的讨论课。上完课后，我们与学生做了个别交流，听取学生的看法。学生里面反对这种上课方式的，不在少数，原因主要是讨论课增加了学生的劳动强度。与以往只是听老师上课，考试前背一下答案，或者做一篇小论文完全不同，Seminar上课方式，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作阅读，作笔记，写发言稿或作PPt等。还得自己讲解，接受其他同学的质询。别的同学发言的时候，你不能闲着，也得准备提问的问题。加上学生自小接受传统教学方式，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由接受老师讲授而一变为什么都要自己来处理，学生一时适应不了，对这种上课方式不能接受，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学生的反对就放弃，相反，要不断改进、完善Seminar流程，提高上课效果。 最后一点建议，在目前地方院校Seminar教法尚不普及的情况下，应该有教务处主导，要求所有教师都尝试开设Seminar课程，鼓励、奖励开设Seminar课程的老师。可以在外校邀请文科、理工科等不同专业开设多年Seminar课程的教师作经验介绍，再通过本校教师之间交流心得、经验，逐渐规范、完善Seminar课程。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教学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摘 要：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将成为国家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中坚力量，在进行大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教育时应该注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完善，尤其是大学教育作为学生从校园步入社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有责任承担起对学生进行认知教育的重任，本文就将针对大学阶段的历史教学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寻求在学生培养时“问题意识”的建立方法。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育；学生；问题意识；教育 一、前言 我国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相应的信息传播和更新速度较快，经济和文化与国际接触和交流也更加充分，这些都为新时期的大学生培养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但是由于学生的“问题意识”淡薄容易带来长期发展的隐患，为此大学教育机构在进行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时都会有针对的开展“问题意识”的培养，当然历史学科也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二、现阶段大学生缺乏“问题意识”的现象概述 “问题意识”是一种人类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将会通过思考不同的问题，在思考过程中寻求解决方案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人类的经验、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不断的思考过程中寻求进步和完善。因此依靠这种“问题意识”能够准确反映出人类的阅历，同时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对思维的强化，有助于发挥创造性。在现阶段我国提倡创新意识的需求下，对“问题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创造能力的提高。 在新时代却简单的寻求学生文化课程分数的提高，忽视了学生思考能力的培养，反而是西方国家将这种“问题意识”的教育占比提高，这样就造成我国培养的学生创新能力不足。这种从小形成的教育方式在大学教育中体现的更加突出。比如在大学课堂上没有人会提出问题，甚至对于自己的不知道的问题，大学生也会羞于提问，他们认为提问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怕受到老师的责备和同学的嘲笑。 高校传统历史课堂教学的缺点： 高校历史传统课堂教学是以教师为主讲、学生为主听，整个课堂由老师主导。缺点首先是“重师轻生”的现象。衡量历史课堂教学的标准是历史教师个人素质和水平。备课是否认真详尽，讲课是否生动丰富、条理鲜明，衡量教学效果的标准也以量化考核为主。如果如果遇上教师缺乏历史学科教学经验，单凭其个人经验和直觉来进行历史教学指导，历史课堂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其次，表现在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历史知识的能力。在历史课堂教学中，主要是教师在前面讲授历史知识，学生坐着听老师讲课，学生动手、动口、动脑的机会比较少，因此，不利于发挥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发展学习兴趣；再次，就是不利于因材施教。 三、我国大学生中缺乏“问题意识”的根本原因 首先中国的教育从最开始就是一种不求甚解的教育模式，填鸭式的教育从小学就开始，在不断的打压下学生逐渐失去了提问的能力，相应的创造能力也会被打压，在从小到大的教育过程中也没有针对学生探索能力和提问能力的培养内容，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就会造成“问题意识”的缺失。 其次中国学生普遍较为羞涩，学生的教育中普遍认为如果提出问题就代表你不懂，没有提出问题的人就是比你懂，比你强，那么学生的自尊心作祟就很难提出问题，宁愿把问题放在心里也不说出来。 最后是老师在学生培养过程中没有对学生进行“问题意识”的培养。面对最初学生提出的问题，老师缺乏耐心进行深入的解答，对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产生很大的打击，尤其是经历过度的打击以后学生就很难再有“问题意识”，这种情况是十分危险的，对学生未来都产生较大的影响。 四、大学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 问题意识”的途径 第一点应该彻底转化现有的传统思想，重视问题意识。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够重视问题意识，那么就会在这个前提下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学生也会在这种培养模式下有意识的参与提升自我问题意识。 第二点是鼓励学生积极提问，并耐心予以引导和解答。学生遇到问题能够进行思考和提问应该是被鼓励和帮助的，只有营造出这样的气氛才能够帮助学生有效提问，勇敢提问。 第三点是为学生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提问环境。减少学生在提问时的羞涩，就应该鼓励多思考的学生，让学生正视提问的优势，而不能让学生盲目的攀比学习的结果，从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收获。 第四点是巧妙地引导学生提问。由于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教师适当的引导，教会学生如何提问将成为学生一生受益的财富，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多提问，并将提问技巧化、深入化。 五、结论 通过本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学生的“问题意识”单薄已经成为影响学生成长的一项重要问题，在学生教育的不同阶段都应该予以重视和改革。在大学历史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老师和学生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提问环境，在教师的引导下培养学生提问的习惯，从而使学生的问题意识逐渐提升。 大学历史论文:“情景再现法”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尝试与探索 【摘 要】大学历史教学中的“情景再现法”一改往日的传统教学方式，以各种方式为学生再现历史情景，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对所学史料先产生情感，忘我于历史情景中，再主动进入思考状态，去分析、去评判、去感悟历史史料，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历史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以此为基础，便能水到渠成、轻而易举地掌握历史知识。这种教法还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传统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值得大力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情景再现法 大学历史教学 尝试 探索 大学历史教学中“情景再现法”及其可行性与必要性 大学历史教学中的“情景再现法”是受到了心理治疗中“情景再现”治疗法的启示。由大学教师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让学生自编自演历史情景剧、历史实物展示、借用多媒体设施、组织开展课外文娱活动等途径再现历史情景，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在脑海中重新再现过去的历史史实和历史现象，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教材内容，提高学生的历史感悟能力、理解分析能力、思辨能力和科学创新能力，进而灵活掌握历史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这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值得推广和应用。 长期以来，大学历史教学重视教师的知识性传授，忽视学生学习中的情感性体验，往往消极地去对待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究性。大学历史教学往往沦为我讲你听的满堂灌模式，双边活动也无外乎老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学气氛沉闷，教学模式僵化。学生觉得给他们讲授的历史是枯燥的陈年往事，与现实脱节，缺乏现实意义，因而学习兴趣不浓，更谈不上科学创新能力了。 历史课程有其自身的学科特色。教学内容所涉及的都是曾经真实发生过或存在过的往事变迁、社会生活、人文思想。这些内容都是有根有据，有史书记载，有书画铭器等考古资料所证实的。这种特色使它便于以模拟的情景再现到师生面前。学习历史其目的不仅在于掌握祖先遗留下来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历史前人经验教训，学会正确地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进而解决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既掌握知识，又具备能力。“情景再现法”历史教学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历史史实，促使学生在合作探究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学会思考。“情景再现法”让大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融入了情感因素。美国心理学家诺尔曼・丹森曾说过，“没有情感，日常生活将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缺乏内在价值、缺乏道德意义、空虚乏味而又充满无穷无尽交易的生活……一个真正的人，必须是一个富有情感的人。”[1] 学习中融入的情感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提高了他们的学习能力。也使得传统的“先掌握知识，再具备能力，后产生情感”的学习过程模式转变为“先产生情感，再具备能力，后掌握知识”模式，实现了掌握知识和增强能力的结合，并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有效解决学生的消极厌学现象。所以说，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使用“情景再现法”，更新教学理念，进行课堂改革就显得非常必要。 大学历史教学中“情景再现法”的教学指导原则 1.真实性原则 历史课程要展现给学生的是真实的过去，让学生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让学生学会慧眼识真伪，认识历史的真实一面。因而使用“情景再现法”展示给学生的必须是真实的，决不能为了片面追求课堂气氛而使用夸张美化后的资料。像文学加工后的历史小说剧情、抗日神剧等资料决不能让学生误以为史料。相反，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辨别真伪，这也是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要务，是研究历史应该具有的一个基本能力。一部历史小说，一个历史故事，一部历史电影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学生在掌握历史知识的情况下是能够分辨得清的。 2.明了性原则 “情景再现法”所展示给学生的要简单明了，从视觉、听觉等方面给人以冲击力。使学生在短时间内产生感性认识，达到类似穿越的感受，进而引发理性的思考。给学生展示的资料越是直观明了，越能尽快创设出过去的情境，越能产生更好的效果。比如在讲到北宋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时，我们用大屏幕投影打出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汴河两岸的繁华立刻就扑面而来，学生的情感立刻为之而吸引，或喜爱，或赞叹，求知探究之门也随之而打开。 3.启示性原则 “情景再现法”历史教学目的是充分激发学生的情感因素，积极投入到课堂的教学中去，因而课堂所再现的情景必须有启示性，能引发学生的思考。教师在再现情景时，要注意引导学生，设定能吸引眼球的问题，唤起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以利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在讲到中英《南京条约》时，给学生展示香港被英国占领时的照片和1997年香港回归时的照片，提问学生在清末香港为什么会被英国占领，而1997年为什么又能被收回？学生思维的闸门被迅速打开，各抒己见，开始了讨论。 4.有趣性原则 要改革大学历史课堂枯燥沉闷的现状，引导学生由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就必须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2]在教学中要以灵活多样的方法，采用各种新奇的资料去刺激学生的感官神经，引发他们的兴趣点。“情景再现法”就是要将本来比较枯燥的史料以生动有趣的方式给学生展现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探究意识。它也是快乐教学的一种方式。“情景再现法”如何使学习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呢？它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在下面的部分中要详加探讨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的议题。 大学历史教学中“情景再现法”的教学应用途径 1.通过课堂情景剧再现历史情景 这种途径适合于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学习与把握。充分利用大学生乐于实践，喜欢参与表演的特点。在掌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由学生选择他们喜欢的角色进行扮演，课前自行排演，在课堂上以情景剧再现历史的一幕。然后其他学生和老师一起进行点评并讨论。由演出的同学从所扮演角色的立场为出发点来谈他对于这一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理解与看法。教师力求让尽可能多的学生参与其中，身临其境地去体会历史形势和历史人物的内心感受。 2.使用实物教具再现历史情景 历史遗留实物最容易引起人的联想与怀古之情。发动师生搜寻与每个历史时段相关的实物，比如铜钱、粮票、瓷器、酒器等物，可以是真实物也可以是文物复制品，用于课堂展示分析，更容易把人带入到以往的峥嵘岁月中去，历史的见证在手，在教师的讲解声中，往事历历在目，一一浮现在眼前。同学们交流参观，辨别真伪，既能增长知识，又可以激起考古考证的热情。 3.借助多媒体设施再现历史情景 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设施在教学中使用越来越普遍。教师授课方式也由以前的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传统模式向现在的电化教学模式转变。使用多媒体设施能有效地把音响、电视、电脑、录音、动画、电影等媒介灵活地结合到一块儿，产生声、光、图、影的综合效应，营造出有强烈震撼力的氛围。教师在教学课件中可以加入一些古典的音乐、画作、艺术品的欣赏，也可以播放一些反映历史史实的录像、录音、历史纪录片、历史讲座和一些真实反映历史的影片片段，让学生在萦绕于耳的历史场景中接受历史教育的洗礼。 4.组织开展课外文娱活动再现历史情景 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它具有时代特色的流行的娱乐活动，比如投壶、马球、蹴鞠、斗鸡、狩猎、下棋、吟诗作对等。有目的地开展一些复古性的文娱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大学生的生活，而且能够营造出良好的历史学习氛围。试想看到一群穿汉服，着古装的青年在做着下棋、投壶、吟诗作对的游戏，不由得会让人产生对历史文化的神往和探究欲。此外，针对全校学生开展古典乐器、绘画、书法等活动的研讨和比赛来再现历史情景能够更好地去传承历史文化。 结束语 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使用“情景再现法”能营造出良好的历史学习氛围，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所学习的知识上来，并融入自身的情感因素，大大提高学生对历史史料的理解能力。理解能力提高了，掌握知识变成轻而易举的事情。“情景再现法”颠覆了人们对历史课程的传统教法和学法，使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都有了很大进步，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对于“情景再现法”教学的应用途径还有待于继续去探索、去发现，使得这个教学方法更加系统，更加完备。 作者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宝鸡 大学历史论文:基于大学历史发展探讨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的新变化 摘要：大学在我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数千年甚至更长的发展历史，大学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因为地域、文化等的不同，逐渐发展出了不同的大学形态和民族特色，东西方大学也因此各具特色。大学发展至今，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大学的高等教育也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从大学发展的历史出发，探讨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的新变化。 关键词：大学 高等教育 新变化 无论是文化亦或组织机构都有其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大学也是如此。大学是思想交流、知识传授的机构，大学的教育一般而言便称为高等教育，与小学中学的教育相对应。可以说人类有了思想的传承开始便有了大学的影子，而后设立的类似于学堂机构便可以看成是大学的雏形。本文分为两个部门，第一部分总结大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并对我国的大学发展历史和西方的大学发展历史作对比。第二个部分是从大学发展历史中探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变化。 一、发展历史 1.我国大学发展历史 我国大学的发展分为古典大学和近代大学两个部分。古典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距今约4千年，历史可谓久远。我国的古典大学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孕育时期，有的学者将夏、商、周到汉武帝时期的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分为孕育期，即是从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40年，这一时期的大学与传统意义上讲的大学有所差距，仅仅可以看成是大学的雏形或是基础。第二个时期是古典大学的真正意义上的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从汉武帝一直到清朝末年，其标志是汉武帝建立的太学，其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教育是为了给政府培养人才。我国近代大学的发展从清朝末年开始，标志是189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而将大学转变成以教学、科研为教育目标的是1912年之后蔡元培管理的北京大学。 2.西方大学发展历史 西方古典大学的发展也分为古典和近代两个阶段，古典大学的孕育是公元前387年的古希腊，其代表是柏拉图学园，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公元12世纪，除去学园，还有部门的博物馆也是以大学的形式进行教学。第二个时期是公元12世纪到19世纪，转折点为19世纪的柏林大学的成立。西方近代大学就以柏林大学的成立为标志，此后西方便进入了近代大学阶段。从古典到近代的转折，主要是新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与渗透。 二、新变化 1.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 大学发展过程中结构的变化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而最主要的方面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更侧重于多样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最初的单一变为技术与管理并重，同时还需要大量的中级技术人才。这就迫使高校教育必须要满足社会需求，高校的课程、教学方式也就必须要向多元化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唯有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之后才会有社会经济团体支持高校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2.教学理念由重知识积累向重能力与素质的培养转变 古典大学教学的理念就是注重知识的积累，学生也是单纯学习知识。即便是近代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世界许多国家对大学的教育依旧是重视知识而非能力与素质。教学过程分为“传道、授业、解惑”三个部分，而在许多大学之中依然考虑的是“传道”而非“授业”与“解惑”。而事实上，对于学生而言，如果仅仅是为了积累知识，通过其他的方式会更简单更快捷，其成本也会大大降低。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各方面的能力，比如实践能力与创造能力等。教学理念的转变主要是从西方开始的，美国和英国最先通过各类改革措施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而非单纯的注重知识教育。这一改革在法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法国巴黎中央理工大学对教学理念进行改变，主要内容包括在大学的初级阶段不分专业，将学生统一起来教学，教学内容包括文理的基础，之后再根据学生所学的情况和个人兴趣来进行分专业，这样一来学生的专业意识和专业性就能够得以增强。 3.教学内容由封闭向开放转变 以往的大学教育内容主要是封闭式的，即学生选定了专业之后只能在所选的专业内学习。而社会上所需要的更多的是全方面的人才，不单单是只懂得一个具体的专业，所以很多高校也改变了教学内容，开设了许多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课程供学生选择。也就是说，学生在学习本专业的同时可以根据喜好选择其他的通识课程来学习。现在的学分制大学中，很多学校在课程上都将学分分成板块，对专业课程、通识必修课程和通识选修课程的学分进行了划分。专业课程就是针对学生专业的课程，通识必修课则是基础课程，每个学生都要学习，通识选修课程就旨在发展学生的全方面的知识，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相比于原来的教学内容就在专业之外多掌握了其他的知识，使得学生从单一的专业人才向全方面人才转变。 4.教学质量的考核确定了统一的标准 评价一所高校，不能根据其学校建筑或教师队伍的数量来进行，重点应该是高校的教学质量，而评价高校的教学质量，主要是看高校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社会的发展。因为高校侧重点的不同，对高校进行评价时应该分门别类，理工科院校教学重在动手实践，而人文社科类院校教学重在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两者相比显然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就得先将高校进行分类，文、理、工、职各类进行评价，然后再参考评价内容来考察高校的教学质量。 三、结语 中、西方的大学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历史悠久且丰富，中西方大学又各具特色。但总体而言，中西方大学在如今的发展过程中又有相似之处，主要是多元化、特色化、国际化和实践性等内容。多元化是指高校教育的全方位发展，特色化是指高校在发展中又不失本校的地域、民族特色，国际化更是常见，许多国内外大学都建立了交流平台，交换生也十分常见，实践性是指教学内容从单纯的理论教学向实践转变。 大学历史论文:试论开放式教学理念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在传统的大学历史教学中，由于封闭而落后的教学模式和手段使得教学中存在着多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提出了开放式的教学理念，并对其主要的基本特征以及在大学历史课程的具体应用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相应的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开放式教学；理念；大学历史；运用 在当前很多的大学历史教学中，封闭而落后的教学模式和手段仍然在经常使用，这种以“教材、教师、课堂”为中心的形式显然很难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更加不利于历史能力的培养。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提出了开放式的教学理念，而且实践也证明，采用该种教学理念能够有效提升学生主动参与历史学习的激情，并提升了大学历史的教学效果。基于此，本文在提出了开放式教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大学历史教学中开放式教学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一、开放式教学基本特征 1.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主体。我国传统教学坚持以教师为课堂中心，而且教师在教学备课设计中占据稳定的主导地位，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也基本上是一成不变，课堂教学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没有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发展需求。而开放式教学则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主体，重视学生的个体发展，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认知能力及实践探索能力，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创新学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学习效率，适应新时期社会人才发展需求。 2.倡导开放性自主学习。开放式教学倡导学生自主学习，在课堂教学中努力提供更多自主学习的机会，致力于将学生培养出一个发现者、探索者、研究者。现代大学生自主支配时间相对充足，开放式的教学有利于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去拓展知识面，开阔视野。例如，作为历史专业学生，在接受课堂专业知识外，可以博览群书，了解相应的民俗学、教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各方面知识，综合利用学校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等丰富的学习资源，获取对历史、对社会更多的认知，深化历史学科知识的理解，最终学以致用。 3.鼓励不断探索创新。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让学生掌握解答技巧、做出结论，在于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创新，在探索过程中系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发展能力，进而发现新问题，获得新认知，有利于打破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启发学生的思维。而且，随着史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各种历史文物材料的发掘，促进人们不断更新观念，相应历史现象、人物、事件的诠释和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而开放式教学就是营造一种开发的认知环境，不受前人定论的束缚，以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等特点作为教学出发点，启发学生带着疑问去思考，尝试探索解决各种学习问题。 4.注重教学实践活动。将课堂学习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是开放式教学的重要特征。通过开展教学实践，组织学生深入生活实践去感知相应的理论学习知识，获得实践体验，并尝试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大学历史作为一门现实型、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组织教学实践，有利于深刻揭示历史问题，构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紧密联系，深化历史教学内涵，提高大学生整体历史文化素养。 二、大学历史教学中开放式教学的具体运用 1.明确开放式的教学目标。大学历史开放式教学的有效开展，首先要明确开放式教学目标，适应大学生求知发展需求，注重培养学生的拓展性思维及实践探索精神，在大学阶段，历史老师要做的并非是向学生灌输死知识，而是应该将能力性知识作为重点，这种知识不仅符合了学生对知识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还能够满足拓展性思维及实践探索精神培养的品性，因此，应该将能力性知识作为大学历史教学中开放性教学的重要目标。比如在学习“德国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相关的内容时，教师首先可以将教材中的基本知识向学生介绍，然后就可以针对学生的能力、爱好、兴趣以及着眼点之间的差异，有针对性地设置不同的能力目标，有些学生在通过了该部分的学习之后，就会主动地去查阅资料，了解了欧洲民众的信仰，认清了宗教在欧洲中世纪民众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拓展了知识面。 2.采用开放的教学手段。所谓教学，主要由教（指导）与学（探究）两个主要的内容组成，而笔者认为其中又尤以学生的学（探究）为主，在具体的教学实践开展过程中，教师应该基于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教学手段，从而有利于学生更加大胆地进行学（探究）。近些年以来，在我国的教学改革中涌现出的许多新的教学形式，不仅打破了以往定式，而且这些形式各具特色，教师可根据不同的教学实际在教学实施中加以选择和利用。比如，可以在历史教学中充分利用的“分组讨论”学习方式，就是强调的学生之间共同合作以及解决问题，而“自主学习”则是学生带着教师展示的问题而自主进行学习的方式。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故事会、辩论会、观看历史题材电影、举办历史讲座等等都是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手段，教师可以在实践教学中考虑采用。 3.实行开放式教学评价。在大学历史的开放性教学中实施有效的评价，主要是为了达到有效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其学习热情、促进其全面发展的目的。当然，教师也可以基于评价的结果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反思与改进。笔者发现，传统的评价手段不仅形式单一，而且教师才是中心所在，很难将学生的主动性以及积极性发挥出来，从而很难全面、客观地反应出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原来的考核评价机制进行优化，实施有效的教学评价形式。比如，可以考虑采用“开卷+闭卷”的形式，虽然通过闭卷考试能够有效反应学习的基础知识掌握能力，但是针对于不限定时间的开卷考试，则可以让他们自拟主题，以留给他们更多的发挥余地。 三、结语 总之，开放式教学理念作为现代化教育中的一种有效教学模式，尤其适合用于大学历史课程的教学之中，该种教学模式能够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激发他们敢于去质疑、探索，并且锻炼学生动脑、动手以及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实践能力。 大学历史论文: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探索 [摘要]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以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为中心，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轴，以思想教育为主线，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促使其获得知识、情感和能力等方面的充分发展，从而造就大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关键词]大学历史课堂 教学模式 基本特点 基本结构 传统的“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训练为主线”，是对传统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初步革新的基础上提出的教学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忽视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提出“以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为中心，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轴，以思想教育为主线”，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 一、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特点 （一）以学生主体作用的实现为中心，突出大学历史课程改革要求 培养创新人才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从学校教育的角度说，创新更在于创新意识、创新个性的培养。现实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快，我们的学生走向社会以后，能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能不能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中有自己的独立位置，关键在于能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和工作的不断变化。”①“以学生为主体”是一种教育理念，同时也是一种教育品格，是我们在教学中要抓住的一根红线。教师只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把他们培养成为创新人才。 理论上，近代国内外著名教育理论家比较深刻地论述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及其影响。赞可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面发展教学理论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等教学思想的共同特点在于：重视学生学习主动性，注重学生主体作用发挥，关注学生学习个性发展。这些教育思想和理论使我们认识到，在学习过程中要重视并建构大学生的主体地位。 怎样才能实现大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呢？笔者以为，必须贯彻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的要求，将其落实到课堂教学实践之中。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是要改变学科知识结构单一和偏重教材知识的现状，因此要突出课程教学内容与大学生学习生活及社会生活的联系，关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培养与提升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大学历史课程教学要加强大学生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突出学术性与实践性，以培养其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教师应努力使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成为一种受教育者自身的创造性活动，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②大学历史课堂教学实践活动中，我们要努力营造学生自我发展氛围，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学生将研究性学习的思维方式及获得的学习经验应用到实践当中，培养他们开拓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与获取新知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转变角色，由传道授业解惑者变为与学生合作探究的伙伴与激励者，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二）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轴，培养和发展大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 “重智轻能”的教育弊端导致许多大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其相应知识水平不太相称。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训练大学生的科学思维，激发其创造潜能，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未来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社会生产力的竞争，是高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的理论思维能力的竞争，用现代科学思维理论去教育人、武装人，以提高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这是我们的一项战略任务，自然也是思维科学产生的内在动力。”③研究性学习是目前训练大学生科学思维，培养和发展大学生学科能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其学习过程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与指导下，自主发现问题、自主探究问题，以获得较为科学的结论。全国许多高级中学、初级中学，甚至小学已经早就开设了“研究性学习”有关课程，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活动中当然也要施行研究性学习。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的主要特征是在师生互动、开放式学习、合作学习的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与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历史相关课题研究为依托，以历史问题讨论为核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研究性学习要注重学生的好奇心、探究心，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启发与讨论是研究性学习的基本特点。启发是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探究心，对学生提出的课题或问题给予宏观指导，如课题的选择、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方法的指导等。讨论主要指“集体讨论”，以学生为主角，教师参与其中。关于“集体讨论”，一是对学生所提出的课题或者问题之可行性进行论证;二是对学生在研究性课题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行释疑。这样的“集体讨论”，可以班级整体或分组的方式进行，师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合作，学生在热烈的讨论中增长知识，从而达到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集体讨论”中，教师要充分发挥教学民主。“教师要将每个学生看成是独立的个体，为他们提供展示个性和才能的机会，在每个学生身上都花费时间，让每个学生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随时让他们有被接纳、被关注、被重视的感觉。”④教师不要简单地引导学生向“标准答案”靠拢，要鼓励学生大胆开展求异思维活动，肯定其积极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以把大学生历史学科能力逐步培养导入良性、科学、持续发展的轨道。 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大学生学习经验积累的过程。学习经验很重要，大学生主要是要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学生获得了学习经验，就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和应用能力，然后“才能探知识之本源，求知识之归宿，对于世界一切真理，不难取之不尽，用之无穷了”。⑤这样，一方面增强了大学生的竞争意识，活跃了课堂气氛;另一方面，通过相互讨论、合作学习，集聚集体智慧，既求得了问题的解决，又增强了大学生的团队精神，密切了师生之间教与学的合作。“集体讨论”时间约占研究性课堂教学课时的二分之一。“集体讨论”这一环节的重大意义在于培养大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从而使大学生达到自信、自立、自强的良好学习状态。在自学和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由大学生自己去建构各历史事件之间的知识结构和相关历史事件之间的知识体系。这样，一方面有助于大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大学生对历史事物的整体认知意识，同时也提高了其实践能力。 （三）以思想教育为主线，努力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我们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既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又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创新人才。各大学的历史专业教学大纲虽然不尽一致，但通过历史课程教学，使大学生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进行思考，开展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及社会主义教育，以促使其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历史观念。这个教学目标在根本上是统一的。 历史学科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古今中外历史中找到许多先进科学技术掌握在道德品质败坏的人手中而危害人类社会的例子，要吸取深刻教训。为实现大学历史教学要求，教师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把知晓历史、磨砺志气作为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实现思想教育价值的重要目标。当前，尤其要加强爱国主义、诚信教育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历史联系现实的原则要成为教师在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中贯彻的一个普遍而基本的原则，为大学历史课堂教学在针对性、实效性、生动性上找到有效的实现途径。 二、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结构 教师在“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中以裁判者身份出现，评价学生主动探究状况，又以教练员身份出现，激励学生进行探究学习。新“三主”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基本结构由以下三个环节构成：学生自学―课题讨论―评价激励。 （一）学生自学 可分为课前自学、课堂内自学以及课外自学。上课前，教师可以安排大学生就个人或小组的研究性课题查找有关资料，做好课堂讨论准备，包括问题的提出、课题的构思以及习题的设计等。由于一些大学生自学能力较差，“先学”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教师直接监控下的“自学”同样能使学生通过独立思考、讨论交流来解决疑难问题。事先没有预习的学生，主要是结合书本掌握基础知识。教师可在较少的时间内，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层次的大学生实施不同的教学：对一些模糊不清的基础知识进一步加以说明，对能力发展要求进行简要的提示。 我们认为，学生自学完全能适应大学的教学实践。大学生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自觉性，对问题有初步的分析判断能力。自学能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一定的学习压力下带着问题自主学习，既可以培养其自学思维习惯，还可以培养其思维能力，增强大学生学习自信心，激发其创造意识，培养其创新精神。 （二）课题讨论 研究性课题要紧密结合教材，力求小而精，既要有知识性的课题，又要有思想性的课题。课题的确定要在课前由教师把关，要有包括学生代表三五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对之进行论证并通过之后才能实施。在课题讨论中，要充分表现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关于讨论，先在小组内部讨论，再由小组推选代表参加集体讨论。各课题研究小组陈述时，其他同学可以对他们提问，做到穷究其理。学生在占有一定资料信息的基础上，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或者课题开展讨论、探究，以小组为单位，自由组合，一起思考，相互启发，共同探究，寻求尽量合理的答案。 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开放性原则，即课堂教学的开放性、探究过程的开放性和答案设计的开放性。它重在展现学生思维的过程、合作学习的过程，而在研究性学习初期不太注重问题的合理性。例如“隋唐时期的文化”这一节课，教师借助网络现代化手段，在教学过程中，大学生在查阅大量网络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观点，实现了学生思维的开放性，形成了“东学西渐所产生的影响”“隋唐文明兴盛的历史背景”“唐诗在古代文化中的历史作用”“孙思邈与古代中国医学”等课题。大学生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东学西渐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不同的观点，实现了答案设计的开放性。对历史人物在古代文化中的作用进行评价，使学生加深了对历史人物的全面了解，同时对历史人物的人格特点加深了认识。通过这样的研究性课堂教学，大学生享受了学习过程、思维过程，从而可以激发其个性发展的学习潜能，培养其自主探究的学习精神，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教学相长，自然落实了思想教育目标。 （三）评价激励 教学是一个情感体验与个性表现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努力创造积极向上的良好学习氛围。教师要相信，通过对历史专业知识的研究性学习，每一位学生都能得到应有的、充分的发展。只有这样，教师才能较为顺利地完成教学过程，从而挖掘学生精神世界的潜能，找到“一般发展”这个教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其教学思想中提出了教师对学生肯定和表扬的积极作用，值得我们在教学活动中去努力践行。学生的想法，哪怕在教师看来，是多么的无知或者可笑，但绝对不要去挖苦他们，而是要鼓励、表扬他们。国内外无数成功的事例说明，教师多对学生进行正面的、积极的评价激励，就能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与创造意识，他们就能勇往直前地去发展自己，从而为将来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反之，教师如果很少对学生表扬，不去发现并肯定其闪光点，而总是揪其“小辫子”不放，即使是天才，也会被埋没。可以说，教师对学生的良好行为缺乏恰当的、中肯的评价激励，几乎就是误人子弟。 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一下自己的教学行为。在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指导下，要始终以一种激励的态度面对学生，无论其研究性课题、问题有多么不合事理，但教师还是要说“你的想法很好，但还必须多下功夫”诸如此类的话，然后再与他们一起探讨那些问题。在每次课题讨论活动结束之前，要表扬那些有见地的课题，也要激励那些有“思想火花”的研究小组。这样，表扬激励与鼓舞鞭策有机结合在一起，大学生的创造欲望就被无形中激发出来。 三、结语 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注重对大学生能力培养的同时，不忽视其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注重发挥大学生主体作用的同时，不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注重教大学生怎么学的同时，不忽视教其学什么。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关注的是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关注的是其创造性思维水平的培养和提高，注重的是其创新能力的磨炼与提升。 大学历史论文:关于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教学模式不断改革创新，教学模式的改革必须与时俱进，根据教学目标确立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大学历史的改革应顺应时展的洪流，实行“教学”相结合，让拥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历史学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必因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而埋没在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本文简述了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及在改革的主要方法。 关键词：大学历史 改革 必要性 主要内容 主要方法 大学的教学不同于初中高中的教学，大学是校园与社会接轨的地方，对于大学生的意义有所不同，大学生活是学生进入社会的准备时期，为了能在社会立足，大学生必须在学校做好充分准备，因此，大学历史教学的改革相当重要。 1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过于落后，大学生的历史教学不同于高中生，大学教学相对于高中较为开放，传统的教学模式封闭了大学生的思维，在教学方式上主要是死记硬背，教学内容仅限于教材内容，很难拓展大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同时，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导，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以老师为主动，以学生为被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一个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而不是主动寻求知识的过程。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评价过于单一，主要以考试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测评，典型的应试教育、应试学习，难以培养学生对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了解，仅仅知道历史教材中的重点，比如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时间，没有对历史事件本身进行剖析，没有真正掌握历史学知识，因此，对大学历史教学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2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大学历史教学模式不断改革创新，分级教学模式在大学历史教学中进行了实施，对于不同层次的历史班级，其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有所不同，新形势下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核心是建设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2.1 教学大纲的修订 大学历史教学大纲的修订，应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尤其是对重点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应用能力，让大学历史教学大纲能够适应历史教学在新形势下的转变，满足现代化教学模式的需要。 2.2 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 根据修订后的历史教学大纲，为不同的分级层次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对历史教学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比如有些学生的历史基础知识较好，教师在教学时可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加深，可适当增加相关的历史考察、历史讨论等内容，适当提升教学进度，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分析能力，奠定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基础。 2.3 制定培养后续精英的计划 在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时，可制定培养后续精英的计划，针对历史基础较好的学生或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开设历史学培训班，连续几个学期培养学生的历史素质。 2.4 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在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学生对学习历史学知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寻求知识，自觉探索历史知识的奥秘，为学生创造一个能够积极参与讨论历史知识的条件，让学生发散自身的个性思维，主动思考、探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实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比如在课堂讲授时可以进行启发式提问，让学生自由讨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知识，提高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而且教师与学生进行互相讨论，改变原本历史课程死气沉沉的氛围，形成活跃的课堂氛围。 3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3.1 制定教学改革政策 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应制定合理的教学改革政策，营造良好的环境，根据社会的需要，在对教师进行评估考核时，应注重对本科教学的考核，鼓励教师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进行改革创新。 3.2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基于目前的社会环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比书本知识更加重要，是新形势下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知识的实用性在当今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历史教学的改革创新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增强其实用性，可侧重对“师范类人才”的培养，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应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师范技能，在培养学生的师范技能、增强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时，有以下几个步骤：（1）在对历史学学生的师范技能进行培养时，为了加深学生对历史学知识的印象，可带领学生参观历史名胜古迹，对历史遗迹进行实地考察，既能丰富学生的课外知识，让学生对所学相关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又能增强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2）教师可带领学生到其他学校进行调研，变换学生的教学环境，让学生体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不同的教学方式，让他们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进行交流，拓展大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大学生的视野，激发大学生的竞争意识和求知欲；（3）对大学生的试讲过程进行拍摄，让大学生自己找出自己在试讲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自身优势，可让学生之间互相讨论，互相指出自己未发现的优势与不足，让大学生对自身的了解更加深入，借鉴适合自己的方法，提高自己的授课技能；（4）“教育实习”这一环节是培养历史学学生师范技能最重要的实践环节，让学生在正式从事教学工作之前体验作为一名教师应具备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培养学生适应工作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让学生掌握授课的方式和技巧。由于目前中学教学实行了改革创新，大学生在教育实习过程中需根据新形势下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实习，把握教学四要素，即建立学生对学习的信心、为学生树立模仿榜样、适应教学思维的变化、立足社会实际，关心时事；（5）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或者学年论文，让学生了解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流程，包括选题、格式、思想、内容等各个方面，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在实际中运用，对学生构建自身思想体系的能力进行培养。 3.3 “教”与“学”同时改革 在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时，应考虑两个方面，即“教”和“学”。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应试教育为主，对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模式和学习目标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新形势下对大学历史教学的改革，不仅要注重“教”的改革，还应重视“学”的改革，为了让大学生正确寻找自己新的学习目标，让学生拥有学习的动力，教师应对其进行引导，在改变教学模式的同时，应让学生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明白自己要学习的是什么、应该怎么去学习，主动地接触自己需要学习的知识。 3.4 重视教学沟通 （1）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应重视沟通，可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历史教学大纲的内容适当调节公选课，适当增加教学内容，比如历史传奇、人物传记、奇闻轶事等等，激发学生学习历史课程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难度，提高学生对历史学知识的热情，让学生更容易吸收教师所讲内容。 （2）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可根据课程内容，为学生讲述近几年或者是当下发生的时事，让学生了解最新的时事变化，增长学生的课外知识，让学生虽然身在学校却能与外界紧密联系，比如在讲授有关经济的章节时，可跟进时代步伐，讲述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的变化，或者讲述最新的时事，2014年怀登对中国汇率问题的态度、利率的指引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等等，可适当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引导学生与所学内容相结合；当讲述的内容与世界政治相关时，可简述朝鲜核危机、斯里兰卡“反恐”、阿富汗战争等等。 （3）教师在进行历史学知识教学时，可结合其他专业的知识内容一起讲解，将不同专业的知识相连接，比如在讲授与政治斗争有关的内容时，可适当加入心理学中人与社会群体的心理变化规律等内容，在讲授社会变迁的规律时，可与“达尔文主义”相结合，既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也能增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便于学生理解教材内容。 （4）教师在授课时除了要考虑学生的特点之外，还应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比如性格比较稳重的教师，在教学时可对教材内容进行细化讲解；比较幽默的教师，可用诙谐的语言进行教学，缓解课堂气氛等等，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让学生对历史学知识感兴趣。 3.5 改变教学观念 教师应改变教学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将“以讲授知识为主”的教学方式转变为“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素质、智力潜能、思维能力”的教学方式，坚持以人为本，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为学生教授教材中必须掌握的知识，也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思维，在学生记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历史事件的发展的同时，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开发学生的潜能，养成良好的个性，形成健全的人格。 3.6 建设具有创新意识的教师队伍 虽然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担任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教师只有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才能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进行培养，只有站在学术的前沿，才能带领学生走到学科的前沿。教师应以本科教学为中心，对本科教学进行研究。为了让教师对教育理念的新成果能够充分了解，学校可对教师进行系统培训，鼓励教师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对学科知识进行钻研。 3.7 将“重教学结果”转变为“重教学过程” 传统的教学模式最明显的教学弊端，就是“重视教学结果，轻视教学过程”，它让学生对历史学知识死记硬背，让学生只懂得应试，不懂得思考，不懂得创新，不懂得探索，因此，在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时，应认识到教学过程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的思维进行训练，让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提升了自身的思维能力。 3.8 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 为了使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取得较好的效果，除了要改革教学模式，考核方式也应进行相对应的改革，对大学历史学科的考核，不能只注重学生对教材内容的掌握，应重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分析问题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增强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考核时应摒弃过去以“标准”答案判断学生能力的方式，应让学生发表自己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见解，只要学生的评价有理有据便可，让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提高，达到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目标。 4 结语 总而言之，大学历史教学改革要注重“教”和“学”两个方面，既要重视教师对教学方式的改革，也要重视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学习习惯等方面的改革，让学生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个性思维，让历史教学方式与时俱进，提高历史教学的效果和质量，让历史教学的改革取得显著效果。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生眼中的中学历史学业评价 【摘 要】学业评价在中学历史教育中起重要作用，维持教育系统平稳、有效的运转。但实际层面上的学业评价与新课程改革、素质化教育的主流要求脱节，没有摆脱传统评价体系的固化与单一，忽视多维评价形式的综合运用；忽视对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本文以大学生的视角，分析当前中学历史学业评价的现状，指出存在问题，揭示产生问题的原因，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中学历史教育学业评价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历史；学业评价；新课程 教育是一个系统，学生学业评价好比是系统运行中的齿轮，维持教育系统平稳、有效的运转。每一阶段教学任务的完成都需参照教育目标和计划，对教育效果予以测量评估、价值评判，并将评价信息如实反馈给教育者、学习者以及有关教育决策者，发挥测量评价导向性、激励性、考察性、反省性的实践功能，以保障学生的基础学习，指导教师教学策略的调整与完善。中学生正处思维活跃，健全人格发展，主观能动性提升的关键阶段，所以适时、适量、适法的测量评价发挥重要的价值。 虽然新课程改革与素质化教育办法已实施多年，以培养综合能力全面发展的“四有”型人才和关注学生价值观与世界观为目标，将学生从“被教育者”转变为“受教育者”，教师为教书育人的点拨者与引导者，将学生置于主体地位。但是，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一方面是社会保障改革的机制与条件不完善，没有量化；其次，大多数中学特别是县镇级中学，鉴于高考模式与生源压力，在传统教育理念与模式上改良不明显。单单就学生学业评价办法而言，笔者认为并没有摆脱传统评价体系的固化与单一，达到以学生为基准的内在性评价和以多元为手段的发展性评价。这样的学业评价更多成为束缚学校教学工作的樊篱，以评价为评价，评价方法单一，过于注重量化和传统的纸笔测验，忽视多维评价形式的综合运用；忽视对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 就中学历史教学为例，随堂默写的方式加以贯穿奖惩措施，成为许多中学历史教师惯用的阶段性评价方式，根据其知识点掌握的多少以此来判断学生某个专题的学习成效。不难否认，学生可能对“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思想”、“美国三权分立政治模式中总统、议会、法官的权利”这类问题对答如流，甚至接近标准答案。但是，抛开这种机械性的评价方式会给学生带来压迫感，成为“被评价者”的现实漏洞，历史的学习也应该是体现纵深感与思考力，注重与现实的结合，关注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史料探究素质的提升，在学习阶段中的考察并非单纯拘泥在书本教材中零散的知识点，学生学业评价的内容和形式并非是局限在知识性的问答式考察。笔者认为初高中历史教学夯实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人曰“读史使人明智”，史学的宏观性把控与反思对于处于思辨能力、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时期中学生“三观”的形成尤为重要。在现行条件中，可以开展历史课本剧角色扮演、活动结果报告、学生学习效果自评、历史专题沙龙等多样化形式展开，立体化呈现，使定量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单项评价与综合评价相得益彰，以帮助学生不断地调整、梳理学习内容，培养历史的眼光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贯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促进了学习与教学方法的创新。 或许有些读者会反问，就历史考卷而言，题型的确定、提干的编排更多会考察学生在知识应用、分析史料、对比研究方面的能力，那为什么会说中学历史学生学业评价的滞后呢？笔者认为忽视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构成一大因素。中学课程安排注重“语数外”，对历史这一科目的关注度不高，故而历史教学常常存在“任务紧，时间急”的窘境，一味的赶进度，对测量评价结果的分析讲解只是一带而过，教师忽视对学生整体在能力应用方面的评价，而学生更是忽略将自身的阶段性评价结果作阶段性比较。这样的学业评价，在内容方面关注学生的素质发展，尤其是学生潜能的开发和个性的张扬，包括学生在道德品质、文化与情感、合作与交流、以及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但是缺少最后分析环节，对学生能力的提升和潜能的挖掘无法巩固，事倍功半。 新课标下的教育评价既是素质教育“目标――实施――评价”这个循环节上的终结，又为下一个循环提供反馈信息，注入新的活力。学生学业评价应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原则，推崇多元智能评价法，开发多向，多层次的评价方向与手段，关注评价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启发学生自我监控和反省意识，建立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发挥教师创造的、多元的、新型的中小学教师评价体系。 曹阳，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在校本科生。 大学历史论文:关于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作者简介：余林（1983―），男，苗族，贵州雷山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地方史，西部少数民族文化。 摘 要：高校教学改革已成为高等学校的立校之本，也是发展之基。只有办出有特色、高水平的教学，培养出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质量人才，学校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校。为了促进大学历史教学中教与学的高效性，大学历史教学方式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学；改革 引言 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不仅要求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而且要求教师转变角色，《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为了适应当前的教育改革，更好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新一轮历史教学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必须转变，才能适应新形势下教育的发展与要求。 一、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的背景、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 （一）改革背景 大学历史课程是高等文科院校各专业培养计划中重要的课程，其目的在于文科人才所必备的历史素质，为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服务。在高等文科院校，大学历史的学习，不仅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扩充，更重要的是，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抽象概括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自学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对开阔学生思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都有很大地帮助。因此，大学历史教学一直深受重视并且不断提出高要求。 （二）指导思想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于2002年启动的“质量工程”计划的精神，以传统大学历史教学内容为主线，辅之以历史训练、历史讨论、历史考察和历史素质培养四条支线，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历史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基本方向 其基本方向是以精品课程建设为目标，以教学内容改革为动力，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根本，以建设教材优质为核心，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突破口，以教学理论研究为保障，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不断深化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构建并逐步完善符合高校高素质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的大学历史创新教学体系。 二、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成果主要内容 （一）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大学历史教学团队紧跟教学要求的新形势，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各类教学研究活动。特别是实行了新的分级教学模式以来，不断完善适用于不同层次的历史班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把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建设作为教学改革的重点。 （二）实施并不断完善具有特色的探讨教学模式 大学教学团队在教学思路上的改革体现在对新形势下的教学新模式的不断探索，这种教学模式在内容上不仅重视基本知识的讲授，更侧重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启迪，培养学生对学术的旨趣，注重在教学中体现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引导。 1、修订教学大纲 修订的教学大纲应当更加注重基础理论、方法的教学，突出重点内容的理解，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提高，使其更能适应高等教育在新形势下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需要。 2、制定教学计划，调整教学内容 根据新的教学大纲，依照不同分级层次，制定新的教学计划，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对历史综合知识底子好的学生，教学内容适当加深加宽，教学进度适当加快，以保证学生有扎实的历史功底、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的分析能力，特别是着重增加有关历史讨论和历史考察的教学内容，为学生后续专业课学习打下良好的历史学基础。 3、制定并实施后续精英培养计划 针对提高班和部分基础较好的学生，从第四学期开始，增开历史训练课程，连续四个学期，不间断对学生的历史素质进行专项训练。 4、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的改革与使用的前提是首先要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动参与者与积极探索者，在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为学生的积极参与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去思考、去发现、去创新。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采取课堂讲授、课堂练习、启发式提问、讨论、介绍有关学科的科研动态或实际应用等多种教学形式，吸引学生参加教学，实现师生互动，活跃课堂气氛。 三、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一）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过去传统教学方法，是重视对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要更新教育观念，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积极性，不能把学生当作灌输“知识容器”。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既要指导和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又要培养学生获得情操的陶冶、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提高，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要改进教学方法，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既是培养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又是培养学生身心发展、潜能开发的过程。通过教学活动，不仅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心灵深处激发出对优秀历史人物的崇敬，从而受到历史人物的优良品质的熏陶和感染，以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修养，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健全人格。历史教育不仅是让学生学会记住历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而且是为了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发展学生的智力潜能。因此，把过去重视传授知识为主，转为重视发展学生能力为重点的教育方向。 （二）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 在传统的教学中，总是由教师牵着学生鼻子走，学生要围绕教师的指挥棒转，实行以“教”定“学”的模式，让学生配合或适应教师的教，使学生被动学习，造成学生的主动学习性丧失了。因此，这种以教师的“讲”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不利于学生潜能开发和身心的发展。例如，在分析历史事件的产生原因和影响时，如教师过多地讲解、分析，让学生被动地听说，这样就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不能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新课程的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就是要求教师在上课时，注意学生的反应，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不能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讲”，不管学生是否接受，在课后还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辅导，与学生进行交流，要把学生适应教师，转变为教师要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认真研究如何引导和启发学生学习，接受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以提高学习效果。 （三）由重教学结果，转向重教学过程的转变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重结果，轻过程”，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教学弊端。它是让学生走向死记硬背的科学知识，把学生推向应试教育的死胡同角落里，不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我们要重视教学过程，让学生明确学习历史的目的和意义，注重培养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要让学生通过学习历史，能亲身经历或体验历史发展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目标。如果强调重学习历史的结果，只会把学生的思维引向一个共同的标准答案的方向，不能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而重视教学过程，则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揭示历史知识的发生过程，也就是历史的思维过程，让学生在思维中得到训练，既长知识，又能增进才干。 我们学习历史科学知识，是经历“（具体）感知――（抽象）概括――（实际）应用”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则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感知――概括”，让学生的认识活动，在具体感知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才能得到历史的结论。第二次飞跃，“概括――应用”，就是把掌握的历史知识的结论，应用于实际的过程。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只有在学习历史过程中，真正实现了这两次飞跃，才能实现历史教学目标，更好地完成历史教学任务。 （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而不是要让学生在每一个方面都按照同一规格平均发展，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能按照统一模式进行教育，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不符合时展对教育的要求。因此，要求教师在教学形式上，可以综合运用集体授课与活动、分组讨论或互相交流、自学与辅导，搜集历史资料与独立研究等多种学习形式，实行不拘一格的学习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要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在每堂历史课都应按照实际的需要，设计教学内容与方法，以满足各层次学生的需要，要认真了解分析学生的差异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措施和方法，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展学生的各种各样的潜能，以提高历史教学效果。 四、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具体推进策略 （一）制订强有力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从制度上，针对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学术发展的需要，进行专业建设，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教师考核评估制度。学校要营造重视本科教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氛围。一方面，通过宣传使教职工能够切实转变观念，树立精英教育的理念，对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学校需要制定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如教师晋升中的考核指标体系应充分体现对本科教学的重视，设立核心课程教学岗位，对教师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探索的鼓励措施等。在制度环境的营造上，学校、职能部门应做好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实施保障工作。 （二）建设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培养创新人才，关键在教师。如果教师没有创新意识，不了解学术前沿，没有创新的科研成果，就不可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师资队伍建设上，一方面要使教师树立起本科教学中心地位的意识，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把学生带到学科的前沿，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对教师要进行教学方面的系统培训，使教师能够了解教育理论的新成果，并运用到教学中。学校、学院应建立本科教学的激励机制，在政策上、资金和资源配置上对教学适当倾斜，鼓励教师教学投入，开设新课，改进历史教学方法。 （三）先试点，后推广。鉴于历史教学改革内容复杂，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应当首先进行小范围试点，“精耕细作”，找出具体改革途径和方法，再进行大面积推广。试点中首先应当针对学生培养的全过程提出总体培养目标，包括知识结构、综合能力、思想品德、体质状况、艺术修养等方面。对于各方面的培养进行分解，通过不同手段和途径实现培养目标。分解之后应对每一门课程、每一个环节进行具体设计，主要是要对照总体目标进行设计，形成综合总体效果。课程目的的实现手段应当多样化，除了课堂讲授，应当更加注重学生的自我学习和实践环节，对于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应当把社会实践作为课程设计中必备的内容。课程设计应当有助于综合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训练，最终考核也应当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主要考核学生是否达到了培养目标中规定的目标，也应考核学生是否增强了各种综合能力。在试点过程中应当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检验具体课程和培养环节的效果，不断进行修正和改进，以期达到总体最佳效果。 （四）充分发挥基层学术组织在教学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在历史教学模式的改革方面，学校应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在这方面，学校是主体。学校在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上要发挥主要作用。在课程内容的改革上，系是主要的力量。在政策方面，学校有进行教学改革的主动权，根据每个学校的具体情况，每个学校都可以做改革的试验田，如在理顺研究所、系、教研室之间的关系，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的改进方面，学校层面可以做很多工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教师是人才培养的决定性因素，教师的职责是积极进行历史教学研究，在历史教学模式上进行探索和尝试。学校的职责是负责历史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总体设计，制定制度和政策来规范教学工作，建立健全教学激励机制，做好历史教学的组织协调与服务工作，负责营造重视历史教学、积极倡导历史教学改革的整体氛围。 五、大学历史教学改革与建设的效果 （一）学生学习评价 结合各学期教学检查的结果、听课情况、学生的反映情况和其他教师的评议，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教学环境等多个方面对担任高等历史课程的教师授课情况进行评教。 （二）教学督导评价 教学督导对学校所有担任大学历史系列课程的教师授课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三） 后续课程的学习效果 大学历史是重要的课程，对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具有重要作用。从学校和各个学院反馈的信息看，由于学生历史素质的不断提高，使得各学院专业理论和讨论课的教学质量得到了保障，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不断提高，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脱颖而出，他们凭借扎实的历史基础在各种历史竞赛胜出。 总结： 总而言之，大学历史教师要在新一轮的历史教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使自己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求教师要随着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方式的改变，重新形成自己的教学方式，顺应时展的要求，做到“随机应变”，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断地创造佳绩，提高教学效果。（作者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文化系）

设计艺术论文:论谈初中数学教学板书的设计艺术 【摘 要】板书是任何一门课的课堂教学活动中的精华，也是知识点的凝缩部分。缺少了板书的课堂不能称之为完整的课堂，面对初中数学教学，我们的教师也要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思考板书的设计，把板书作为一门艺术来设计，进而有效提高我们的初中数学课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初中数学 板书 设计艺术 针对于我们的数学课，尤其是初中阶段的数学课，板书主要是由线条、数字、字母、图形等形式组成的，是帮助我们的教师进行有效教学的工具，也是指导学生进行知识点的系统掌握的重要形式。面对数学课程，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也要深入思考教学板书的设计理念，将教学板书设计成有价值的教学指挥棒，也可以为我们的学生今后的学习需要提供有益的帮助。针对数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在日常的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的板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几何图形、定理的证明或者推导、函数曲线等，很少出现文字类的板书，这就是数学这门课的独特的形式。面对数学板书的特点，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备课过程中就要深入考虑到这一因素，进而设计有效的板书内容，帮助我们的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以及为学生的学习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帮助。那么，怎样才可以将板书设计的既有利于教师的教学活动，又使我们的学生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我们的具体教学内容呢？笔者认为这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经验的总结的，教师只有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善于总结和提高，才可以设计出符合师生双方需求，又能够有效帮助学生进行整体学习和提高的教学板书。下面，笔者就结合自己多年来的教学经验来谈一谈在初中数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设计教学板书需要注意的问题。希望可以给广大的数学教师带来一些有益的帮助。 首先，我们要把知识点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注重数学知识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使板书内容明了，易于教师进行教学参考以及学生进行课堂知识内容的复习巩固。 板书作为教师进行课堂教学活动的简易教案，要具有严密的整体性，有头有尾，整体规范是我们对教学板书的一大要求。针对初中数学这门学科，知识点的连贯性比较强，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设计板书的过程中考虑到知识点之间的系统联系，将各个知识点和内容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帮助我们的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新旧知识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教学活动开展之前，让学生对以往的知识内容进行复习巩固，以帮助学生顺利地进入到所要学习的知识中，这也是对教师的教学活动起铺垫作用的有益之处。此外，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初中数学课的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明确知识点的脉络，注意知识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每一堂数学课的教学活动开展之前，我们都要首先将课题板书出来，要注意课题的新意，也要准确反映一节课的教学内容，以便引起学生的注意。在讲解新课的过程中，针对引入的新概念，教师可以将这个概念的关键词板书在黑板上，或者告诉学生在书本上具体的某一页，并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掌握。针对于数学习题的讲解，需要我们耐心地将解题过程板书下来，对于难懂的地方，要向学生进行透彻的讲解，以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真正地理解其中的知识点，进而掌握那些知识点。 然后，在设计日常的教学板书的过程中，我们教师本人要在头脑中有一个清晰的思路，针对具体的教学内容，要进行有层次的划分，进而有效地为我们的课堂教学活动服务，也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理清思路。 教师的教学板书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参考，很多学生会把教师的板书认真地摘抄下来，以便课下进行再次学习和复习。因此，我们可以把板书看作教与学的媒介。作为媒介的教学板书，就需要清晰、完整、有条理。在日常的初中数学教学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教师不注重自己的书写字体、也不善于规划黑板的版块，导致板书的呈现过于杂乱，学生面对教师的这种板书也很难提起学习的兴趣，更不用说去抄录下来了。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学活动就已经失败了一半，纵使教师的教学手段怎么高深，也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了。因此，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就要首先严格要求自己，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努力训练自己的粉笔字，对板书的设计也要事先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不要随意而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也不是一位好的初中数学教师该有的教学态度。思路清晰、 干净整洁的教学板书会在无形中加深学生对教师的敬佩之意，这样也就很容易实现我们的教学目的了。如果一个教师拥有高深的专业知识，但是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注重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就很难博得学生的喜爱了。由此可见，教学是一门高深的艺术，需要我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经验。 最后，教学板书的样式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初中数学课的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对教学板书进行合理的设计，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使得我们的教学充满趣味性，这样也就可以很好地促进我们的教学活动的顺利展开。 初中生面临着严重的升学压力，一方面课程类型多；另一方面，作业量大。这就导致学生容易在日常的学习中产生疲倦。因此，设计灵活多样的教学板书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活跃学生的思维的有效方式。数学这门课在初中阶段与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又面临着巨大的升学压力，因此，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就有一定的畏难的情绪，这也是很普遍的现象。笔者想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就要积极地帮助我们的学生克服这种情绪，进而帮助他们在今后的学习中对数学学习感兴趣。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一步一步地去努力改变，希望我们的教师可以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考虑到这一点。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开动思维的步伐，为我们的教学板书的设计多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争取最大限度地活跃我们的课堂，为学生的学习带去一些活力。 总之，教学板书对我们的整个课堂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教师要在这个过程中深入思考其中的艺术，争取设计出合理、高效的板书样式，为个人的教学活动以及学生的学习活动都提供一定的指导性帮助。同时，教师也要明确教无定式，学无定法，教师一定要在教学的过程中积极思考、善于创新，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帮助学生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这也是对教师工作负责任的表现。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的教师可以继续努力，为促进我们整体的初中课堂教学活动的高效而不断思索。 设计艺术论文:数学开放题的教育价值与设计艺术 摘 要：数学开放题有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认知结构对问题作出解释，实现对知识的主动建构，获得认知结构的改造和重组。由于数学开放题强调了学生获得解答的过程，体现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真正主体地位，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克服“灌输式”教学倾向的解药。因此，对广大数学教师的教学经验进行总结，主动接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指导，构建中国式的数学开放题及其教学模式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 关键词：数学；数学开放题；开放题的研究；教育价值与设计艺术。 传统的教师中心“遗传”基因，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而且严重地影响着数学教师的教 学观念，影响着数学教育的发展。 近年来，数学开放题作为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数学教育改革的亮点，已日益引起我国数学教育界的注意，逐渐形成为数学教学改革的一个热点。1998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数学试题里“开放题”居然也堂皇入室。 一、何谓开放题？ （1）开放题是指那些答案不唯一，并在设问方式上要求学生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探索的问题。 （2）开放题并不是普通的数学问题，而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精心编制设计的数学问题。 一道数学题的开放性（开放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道题采用何种设问方式。即使是一道传统的封闭性数学题，也可以通过改变其设问方式而将其改编为具有开放性的习题。要求学生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探索是一种“开放性的解题要求”，通常使用“试尽可能多地……”一类的词语来提出，它对学生具有“鼓励参与，激励优化，追 求卓越”的作用。 二、为何研究开放题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而开放题教学是推进数学素质教育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开放题给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环境，它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放题的教育作用： ① 发散性 学生必须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进行探讨，其思维方向和模式的发散性有利于创造性能力的形成。 ② 探索性 因为开放题易使学生形成原有认知结构和新认知结构的冲突，学生必须通过顺应来主动建构新的认知结构，因而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探索意识和创新精神。 ③ 趣味性 开放题独特的叙述方式、宽松的解题环境和极富挑战性的解题策略，为学生在迫切要求下进行数学学习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好胜心，增强了学习的内驱力，对数学探索产生浓厚兴趣。 ④ 多样性 在开放题教学中，既要有学生独立思考的个体活动，还需有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合作、讨论、交流的群体活动。开放题答案的多样性，使得其最终的解决只靠个人的力量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完成，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群体的力量。 ⑤ 主体性 开放题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有利于保障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⑥ 竞争性 开放题解答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其有了优与劣、多与少、简与繁的区别。也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激发了学生的好胜心，使竞争意识悄然地渗入学生的头脑，把竞争机制引入开放题的课堂教学。 ⑦ 创造性 在开放题的解答过程中，没有固定的、现成的模式可循，靠死记硬背、机械模仿找不到问题的解答，学生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积极开展智力活动，用多种思维方法（如联想、猜测、直觉、类比，等等）进行思考和探索，因而开放题是提高学生创造能力的有效工具，是培养创造人才的摇篮。 2、开放题的转化作用： （1）开放题对教师观念的转变： 开放题的出现以及对其教育功能的肯定，一方面反映了人们数学教育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适应了飞速发展的时代的需要。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数学教学新模式的追求，是人们站在新时代历史的高度上对数学教育改革的新探索。 ① 观念转变的原因： a.当技术的发展已使社会数学化，数学的应用已渗透到开放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时候，我们不应满足于陈旧的、封闭的教学方法。 b.数学不能仅仅理解为一门演绎科学，数学还有其更重要的一面，即它是一门非逻辑的、生动的、有丰富创造力的科学。 c.数学教学是学生创新活动的过程，仅仅靠教师的传授，不能使学生获得真正的数学知识。 d.在数学教学活动中，学生是教学认知的主体，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就没有名副其实的教学活动，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和鼓励者。 ② 观念转变的内容： a.我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明确指出：“课程是一个历史范畴，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都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革。”“教科书”应体现科学性、基础性和开放性。 b.开放题课堂教学中的数学观即对数学本质的认识，教师的数学观直接影响着他的教学观。如果教师能用动态的、全面的观点来理解数学，那么他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就会是启发式的，其教学观就是以学生为中心。 （2）开放题对教师角色的转变： 在开放题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定位，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教学活动的主角，而是“编剧”和“导演”；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设计者、促进者、示范者、组织者、调控者。 在开放题教学中，应特别强调的是教师除要具备传统意义上的那些专业素质外，还应具有创造能力（尤其是进行创造教学的能力）和自觉反省自身数学观、教育价值观和教学观的意识。 三、开放题的特点 ① 问题的条件常常是不完备的； ② 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具有层次性。 ③ 问题的解决策略具有非常规性、发散性和创新性。 ④ 问题的研究具有探索性和发展性。 ⑤ 问题的教学具有参与性和学生主体性。由于开放题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这就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难以使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主动参与解题活动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非常自然和必要的。一些学生希望老师与学生一起来分享这种成功的喜悦，任何一个好教师都不会压制学生的这种愿望，这就使课堂教学自然地走向了以学生主动参与为主要特征的开放式的教学。案例：设计花坛。 四、开放题的分类 （1）设计条件的开放 传统的答题模式多数是条件与结论——对应的定式训练，解题时不必考虑条件的由来。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得到的信息对于某个具体问题而言绝大多数是无用的，必须善于从大量信息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因此有意设计一些条件过剩或不足的开放题会更好地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若设计成求一个三角形面积（单位：分米），则效果不大一样。 （2）设计结论的开放 这类题的条件和问题都很明确，而结论却不惟一，具有发散性和多面性。例如：将“如一把木块平均分成三块完全一样的长方体后表面积增加了多少（单位：厘米）”的常规题去掉图中虚线，则成结论开放题。 （3）设计策略的开放 这类题解题思路多种多样。教学时应充分利用其开放功能，引导学生多角度地进行分析思考，以培养学生思维的发散性和灵活性。 五、开放题的功能 美国加里福尼亚教育部指出了开放性问题的五个功能： 1、开放性问题为学生提供了自己进行思考并用他们自己的数学观念来表达的机会，这和他们在数学学习中的发展是一致的。 2、开放性的问题要求学生构建他们自己的反映而不是选择一个简单的答案。 3、开放性问题允许学生表达他们对问题的深层次的理解，这在多项选择中是无法做到的。 4、开放性问题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反过来要求老师用不同的方法解释数学概念。 5、开放性问题的模式是数学课堂教学的基本成份。 六、开放题的教育价值观 开放题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数学问题，与一般的数学问题一样,也具有知识教育价值。开放题最突出的、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它有利于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和创造能力。这也是开放题教育价值最核心的内容和最主要的体现。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而开放题教学是推进数学素质教育的一个切 入点和突破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开放题在培养创造能力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教育价值。 从结构形式上看，开放题具有组成要素的非完备性和解题答案的不确定性；从解答过程和解题策略看，开放题具有发散性、探究性、层次性、发展性、创新性等特性。开放题的特性决定了开放题教学的开放性，因而在这种教学环境中，学生是以知识的主动发现者、探索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出现，学生不再是“装”数学，而是“搞”数学，这就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去体验数学家进行数学研究的活动过程，深切领会数学的实质，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数学观念和数学意识，掌握数学的灵魂——思想方法，为今后的学习以及成人后用数学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做准备。 开放题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树立学习的自信心，凸现学生的主体意识，形成独立的人格和克服困难、勇于探索的意志品质，培养群体意识和合作精神，增强竞争机制，培养探索意识和创新意识，形成正确的科学态度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可见开放题的人文教育价值也很大。 七、开放题的设计艺术： 数学开放题的教学需要开放和设计大量的开放性问题，与当前的数学教学实际密切相关且被广大数学教师认可的开放性问题。 开放题设计模型的优点和误区可由下面的框图描述： 开放题的优点 开放题认识误区 ① 开放题顺应开放化的社会需要 ②开放题教学可以使全体学生主动参与，符合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的要求③开放题可以使学生更全面地理解数学的本质，体会数学的美感④开放题可以给予学生更多的体验成功的机会，增强学习自信心，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⑤开放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⑥开放题追求卓越，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优化意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⑦开放题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有利于实现教学民主，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⑧学生解答开放题时不但要综合运用、重组已学的知识，而且时常需考虑问题解决的策略，对自己的解题活动进行认识、评价和监控，这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元认知⑨教师在研究开放题的过程中，可以在教学观念、解题能力、扩大知识面等多方面得到提高，这有利于提高教师素质 ①开放题在单一的技能训练、知识学习上费时费力，效率较低 ②开放题教学易受课时的制约，在课堂上常常出现学生的思维在低层次上重复，不易进行深入的研究 ③开放题教学对教师的要求较高，不易推广 ④对有些开放题很难制定出客观公正的评分标准，故在用开放题作考试题时困难重重 ⑤现有的适合教学使用的开放题数量太少，开发和设计更多的数学开放题又面临较多困难 ⑥受考试文化的影响，要使更多的教师重视、认识、接受开放题，还有一段艰巨漫长的道路要走 在开放题的编制、开发中，要十分重视开放题的设问方式。语言的暗示性要恰当，防止将思维导入歧途；要把握问题的开放度，不同水平的学生应采用不同的设问方式，提出不同的解题要求；开放题中所包含的事件应为学生所熟悉，其内容是有趣的，是学生所愿意研究的，是通过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够解决的可行的问题；要注意问题的可发展性，给学生一个提问题的机会，也许比解题本身更重要。 八、开放题的解题艺术： 1、传统教学法解题摸式 这种解题模式，学生在得出结论后没有自我反馈的过程，去发现总练习题的内在联系，总结经验，找出规律，举一反三，因而浪费了大量的宝贵信息。 2、反馈教学法的解题模式 在反馈教学法解题模式中特别注重解题后的自我反馈和自我小结。引导学生去发现习题中潜在的知识信息，去联想、归纳、类比，以寻找知识间的联系、巩固和发展教学思想方法和处理技巧，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与创造思维能力。 结束语 数学开放题不应该排斥传统教学，它是传统教学的一种补充。通过教学开放题实践体会到：数学开放题只是为学生高层次思维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数学开放题对学生的要求很高，不仅要求学生有较高认知水平，还要有较强的主动参与意识，才能有开放的气氛；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求教师能放开，还要求教师收得回来，这样才能收放自如。只有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经验，才能真正有效地体现数学开放题的教育价值。 设计艺术论文:浅析河南省高等职业院校设计艺术教育在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及提供的有效支撑 论文关键词：文化创意 设计艺术 教育 论文摘要：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具有悠久历史，拥有众多的文化资源和遗产。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迅速，其关键是人才，本文论述了高等职业院校的设计艺术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为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积蓄力量，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和支撑。 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涵盖了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上所有从业人员的学历教育，再教育，技能培训以及自我完善能力的培养。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处于这个产业链的高端，有着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但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不能从其学科体系中割裂出来，必须在河南省地域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的大背景下针对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及要求，依托大的学科体系展开全面的比较分析。 一、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及要求 文化创意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具有高知识性、高附加值、强融合性的特征。[1]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可以根据在产业链上的作用和分工的不同，分为文化创意人才、文化创意活动的组织人才和文化创意成果的经营人才。而文化创意人才能够位于创意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是因为创意产品的主要增值部分就在其原创性的知识含量中。文化创意人才所从事的创造价值的这种活动，改变了过去必须要有实体生产才能成为产业与创造价值的观念，而将抽象的、无形的创意活动当作产业链的一环。 1.文化创意产业的个性与共性 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是人才，创造性人才需要个性的自由发挥,而创造性产业在一定程度上要考虑共性,产业机制是规模化的,需要有制度和协调。[2]所以这样一种个性和共性的结合,就是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和创造性产业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协调问题。 高等设计艺术教育在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中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解决了以上两个问题，即文化创意增值和个性与共性的矛盾调和。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首先是文化创意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它的基本培养模式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批量为社会输送创造性的人才。此时创造性人才的个性表达是基于一个系统科学的创新体系之上的，最终的教育成果表现为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人才储备。 2.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形势 目前国际上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以英国政府定义为基础的“ 创意型”，主要依托工业设计和艺术设计领域；二是以美国界定为代表的“版权型”，即生产和分销知识产权的产业；三是中日韩等国的“文化型”，不论哪一种产业形式，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都是以高等设计艺术教育作为中坚力量。[3]仅以游戏产业为例，在2003年，美国设有游戏专业的大学（学院）有540所，日本有200所大学设有游戏（开发、设计、管理、运营）专业，韩国有288所大学或学院设有相关专业。 二、河南省高等艺术教育的比较分析 河南省高等艺术教育主要包括：普通高等院校的艺术普及教育、高等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方向、高等职业应用型的设计艺术教育、纯艺术教育。其中普通高等院校的艺术普及教育和高等职业应用型设计艺术教育是河南艺术教育的重点。 （1）普通高等院校的艺术普及教育 在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中人文素质教育占基础性地位,而艺术素质教育又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没有艺术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高等学校需要艺术教育,实施艺术教育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切入点,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表现能力、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是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2）高等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方向 高等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应该是以培养从事普及艺术教育为目标的教育人才为核心的。培养讲方法、知识渊博、长于引导，有较高的艺术鉴赏、艺术批评、艺术教育理论研究能力的高水平教师。 （3）高等职业院校应的用型设计艺术教育 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是我国艺术教育领域发展教晚，但规模最大，分类最细，教育目标最明确的类别。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的办学目的是培养祖国现代化建设中迫切需要的行业内专业人才，与行业相关技术、工程紧密结合，能够快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继续学习持续发展的能力，在熟练掌握专业基础同时具备日后深入学习的能力。 （4）纯艺术教育 纯艺术的概念最早被赋予的意义是反艺术实践中任何的功利性目的，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一种很纯粹的，重精神体验的艺术活动。因其被定义了本质的非功利性，自然而然的与应用型的各艺术设计专业相距日远。 我们看到艺术普及教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应用型设计艺术教育的快速壮大，学历培养和就业优势两把利器完成了对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链的支持和提升。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歌猛进，社会对应用型设计人才呈现出很大的刚性需求，高就业率、高收入带动了艺术教育市场整体的繁荣。 三、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在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中的重要作用及有效支撑 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是指高等职业学校主体有计划发掘、培养与完善学生的设计艺术创造素质与能力的行为及其体制，是专门的以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目标为导向的设计艺术文化创造能力教育，其终极性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实现意义化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梦想。[4]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在本质上是在高层面上的发掘、促进学习者的设计文化素养、创意创造与传播能力的形成与提高。 创新思维的培养是职业设计艺术教育的核心问题，设计艺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创新思维的发展。设计艺术的创新思维实质是指以辩证的逻辑性思维为基础，以敏锐性、独创性以及批判性为特征来体现形象的一种思维活动。所以在设计艺术的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善于捕捉创造灵感思维的能力。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的核心作用就是培养创意型、素质型、可持续发展型的人才，这也正是文化创意产业所需的人才。 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会受到消费者文化层次、审美取向、价值观念等软因素的制约，一个具备较高文化艺术素养的受众市场无疑是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保证。在高等职业艺术教育大框架下，通过高等艺术教育四个层次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高等职业院校的艺术教育在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积蓄力量，为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综上所述，虽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仍处在起步阶段，但其强劲的发展势头，必定会成为我国未来的朝阳产业，前景不可估量。文化创意人才是河南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第一文化资源，在大力引进人才的同时，高等应用型设计艺术教育必须完全融入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新兴的经济力量，将文化创意与艺术感染力和科学技术生产力更为紧密的结合起来，携手纯艺术发展的力量，高度重视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充分利用现有设计艺术教育资源和优势，才能为河南培养更强更多本土化的文化创意人才，以促进和满足河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和持续发展。 设计艺术论文:试析对高职设计艺术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建设的探究 论文摘要：教学质量是衡量高等院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与其他专业不同，设计艺术专业由多个学科复合而成，其专业对设计意识与职业技能的高要求突出了针对设计艺术专业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问题。根据高职高专院校职业教育的特点,结合高职高专艺术设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从实际有效的立场出发，对其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建设进行探究，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设方案。 论文关键词：高职高专；设计艺术；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职高专院校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设计艺术专业质量与规模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而任何一个专业和学科的发展都需要兼顾规模与质量，而当前，很多高等院校的教学评价体系尤其是在设计艺术这类专业方面的评价体系，有许多的突出问题有待解决。所以，要实现高职高专设计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就应该重视教学质量的提升，加快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改革和构建。通过科学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推动高职高专院校教学系统的高效运行，获取最佳的教学质量。 一、高职高专院校设计艺术专业教学现状 （一）设计艺术专业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各行各业都在迅猛的发展，对人才类型的需求也更加地宽泛。尤其是在设计艺术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的今天，社会对设计艺术型的人才需求也在不断地扩大。于是，各地高校都开设了设计艺术专业以适应发展需求，在几年的发展中，设计艺术专业不断地扩招，规模迅速扩大。至今，设计艺术专业的招生人数已经达到了全国各专业招生人数的前5位。迅猛发展的大趋势驱动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开设此专业，有些高校甚至并不具备开设的条件。尤其是很多高职高专院校的设计艺术教育教学上存在着很多突出的问题，如:缺乏设备、师资力量不足、缺乏学科教学经验以及生源质量低等等。 我国很多的高等院校在招收艺术型学生的时候，强调的是艺术专业的特长，而忽视了对文化素质的要求。所以很多艺术系的学生在中学学习阶段都是紧紧抓住艺术专业的学习而几乎放弃了对文化专业的学习，因此这类学生的人文素养都不高。而艺术与文化是不可分离的，设计艺术的理论掌握也离不开较高的文化素养。还有很多考生都是原本文化成绩不理想，因为设计艺术专业文化课的录取分数线要低很多，所以这类学生为了考上大学，很多都选择可能并不适合自己的艺术专业学习。而这类学生也是问题最突出的，他们不仅文化课成绩不理想，而且在艺术特长上也没有大好基础，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强攻。可见，在设计艺术教育蓬勃发展的势头背后，还存在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设计艺术专业教学质量现状 学校的职责是教育，主要服务对象就是学生。学校的各项工作终极目的就是为学生创造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教学质量是重中之重，质量的提升要落实到全体教职工，只有做好每一部分工作，才能充分发挥团队的凝聚力。具体地说就要注重教学内容、方式方法以及教学理念的建设和完善，高效地进行人才培养。作为设计艺术专业，其教学应遵循专业固有的特点，不是简单地按照教学大纲进行。很多艺术系的教师为了方便教学，就机械地遵循学校整体教学大纲，按照规定课时授课，教案一成不变，更有老师并不设计教案，教学随意性强。这种按照教师自身特点喜好教学而不依靠教案的教学方式存在极大的不规范性。 随着设计艺术专业的发展和扩招，生源越来越多，面对庞大的学生军队，尤其是很多都是文化素质偏低的学生，教师的负担和压力越来越重，学校师资力量不足，教师只能超负荷地工作，这样的教学状态，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率。 （三）目前教学评价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的高职高专院校设计艺术专业教学普遍是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及教师工作效率的评定都缺乏规范性，相比其他专业而言，设计艺术专业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几乎是一个盲区。普遍的观点都认为艺术专业与文化专业不同，不应该套用文化专业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而又不知道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教学成效。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学校对设计艺术专业的教学质量评价工作都不够重视，虽然会进行相关评价工作，但也只是走形式，例行常规罢了。所以整个评价过程都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评价的方式方法也不能及时地得到更新，实施起来，效果不大。例行公事的评价往往是评价多，但却缺乏作为评价基础的有效监控。监控的不到位使得信息的收集难度增大，信息的处理和反馈时间拉长，最终导致评价工作变得繁琐、杂乱。 除了教学质量评价观念的落后，具体的评价机制和目标也不明确。以评价为主的评价体系中，各部门各行其是，没有协调统一好。对教师的评价也常常忽略教师的主体地位，一味的考察学生的意见。这种偏见的不科学的评价方式必然影响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原本以促进教学为目的的评价工作却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教学评价机制并没有很好的规范起来，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过多的主观因素严重地影响了评价结构的公正性。比如：对某个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评价，就通过选择一两节课听课来判定，这种判定难免存在片面性。 就目前各高职高专设计艺术教学评价体系看，其评价则取的标准范围都过于狭隘。范围的不广一是由于学校教学条件及教学设备有限，二是评价往往采取随堂听课、考试成绩和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来确定结果。这种力求简单的操作过程遗漏了很多重要的考察因素，也必然影响评价的全面、深入和科学性。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高职高专设计艺术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根据以上关于高职高专设计艺术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现状及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设计艺术评价体系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缺乏规范和系统。笔者认为，要促进设计艺术专业的发展和高职高专院校的建设，就必须加快构建完整、系统、科学、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在科学的评价体系运作下，促进提升教学质量，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明确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要点 根据高职高专院校教育的内在规律，结合设计艺术专业的固有特点，首先需要明确教学质量评价的基本内容和要点应从专业教育、课堂教育、实践教育及学生素质四方面着手。专业建设是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专业师资队伍要雄厚，要注重对优质师资的吸收。课程的设置也要突出反映专业的发展需求，注意对学生操作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培养，使学生在课程的学习中能够有效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作为教学质量的核心，课程教学是各环节中最重要的，从备课到授课再到解答疑难、批改作业和成绩考核，每个过程都需要规范起来，需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课堂教学要努力做到生动、全面，取得最佳效果。对应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的进行也十分重要，设计艺术人才的培养，实践是最重要的。课程的开设中，实践课程必须作为必修课得到强化和重视，学校的各项实践设备也需要跟上，数量和质量都必须得到保障。最后，学生的素质是学校服务的终极目标，设计艺术专业教学中不仅要发展学生的专业素质，也要重视包括文化、道德、身心健康在内的各项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二）规范设计艺术专业教学评价标准 教师是学校教学的主力军，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课程教学质量和学校的办学水平。要促进设计艺术专业教学质量的发展就需要规范专业教师教学绩效的评价方案与标准。方案的制定必须遵循科学、合理、可行、系统的原则，实施过程中，力避生硬的例行常规，尽可能地用心投入。当然，在评价中，也要避免主观感情的过多涉入，力求评价的公正客观。规范系统的评价标准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学效果是最直观最实际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参照，教学效果的好坏主要表现在良好课堂氛围的营造以及学生学习的积极参与。衡量教学效果还要考察教师一堂课下来教授的信息量，教师在授课中，传递给学生的信息不仅要包含学科知识还应涉及学科的最新信息，帮助学生与时俱进。其次，要从学生方面获取教师教学的反馈信息。作为知识接受的主体，学生对教学的反馈往往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生的反馈无疑是教师教学效率评价的重要参考。再次，教师的科研成果也是衡量其工作绩效的重要参考。教师对专业科研的研究成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出其在专业方面的投入及修养水平。以科研成果为参考也能激起教师科研的热情，推动专业科研的发展，为专业发展引入活水。最后，学校可以通过举办展览、举行比赛的方式，组织教师将各自的教学成果展示出来，一方面成果的展示汇报可以直观的看出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研究投入；另一方面，展览和竞赛能够推动教师创新的热情，推进加强各个学校的信息交流，加快教学改革。交流中也能够帮助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与时俱进。 （三）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 大多数的设计艺术专业学生都对传统的课程成绩考核评定形式表示不满。传统的课程成绩主要取决于该专业教师的评定，主观性成分很大，成绩的评定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在内，难免有失公允，尤其是在突出强调教学质量提升的今天，成绩评定的问题愈加突显。要解决这个问题，保证考试成绩的相对的公正可信，就要改革但从专业教师评定考试成绩的方式。学校可以采取设计艺术行业专业人士与技术人员共同参与评定的方式，将评定者多元化，更好地保证考试成绩的有效性。 对于成绩评定的参考标准，很多同学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成绩评定的方式，部分同学认为学习成绩应该加大平时成绩的比例，而不是几乎取决于期末的一次考核。而有关评定内容上，很多同学则认为设计艺术专业有别于其他专业，创新意识和表现能力十分重要。所以，在评定成绩时，应该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表现能力，这样才能够更好地鼓励学生主动积极的学习。当然，其他的如口述与图纸表现能力，独立思考完成工作与融进团队合作进行的能力都十分重要。学校要提高教学质量，关键是要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四）加强设计艺术专业类教师之间的监督 建立合理完善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离不开教学质量监督。进行质量监督单靠相关部门的工作往往很吃力，效果也不一定很好。在实行监督时，可以辅助另一种重要方式进行—教师间的相互监督。加强教师的互相监督，提高教师对教学质量提升的关注。教师之间相互交流观点、看法，互相切磋，交流中获得共同的提高。具体的实施中，可以建立一个教师互相听课的制度，教师在听课中发现问题，交流看法，每个教师参与作为评价程序之一的听课之中也就等于参与到了教学质量的监控之中。听完课后，每个教师都会有自己的心得，教研室可以要求教师将这些心得记录下来。在每次组织教研室交流活动的时候，每位教师都可以讲自己总结的心得拿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实事求是地将自己认为的其他老师在授课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所有的问题摊开之后，才能共同寻求解决方法，并且总结经验，取长补短。 只有加强专业教师之间的互相监督，才能促进教师对自身教学的严格要求，在监督之下，积极地参与课程的改革与创新，力求教学质量的提升。也只有监督之下对教学模式的积极探索，才能促使教师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教学方法，推进学校的教学发展，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三、结语 面对高职高专院校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其设计艺术专业规模的发展，教学质量的提高迫在眉睫。我们需要根据设计艺术专业本书的特点，紧抓科学合理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这是一份系统的工作，需要广大专业教师的积极配合与学校各部门各领导的支持。在认清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教学评价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要点及评价标准，重视学生综合能力培养与教师的相互监督。相信，通过学校和教师的共同努力，积极地进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一定能够改进和完善设计艺术专业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解决现存的问题，推进设计艺术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实现高职高专院校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设计艺术论文:浅谈我国学校武术教学中的设计艺术 论文关键词： 学校武术教学　设计艺术　情感教育 论文摘 要： 以“情感教育”为灵魂的艺术化教学设计是当前学校武术教学彰显人文关怀和进行审美教育的具体体现。本文以艺术设计为视角，从教学内容、教学语言、教学示范、教学程序四个方面对学校武术进行了艺术化设计，以期为学校武术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引言 教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艺术。孟子有云：“教亦多术矣。”这里所说的“术”，就包含着教学艺术的含义。教育家俞子夷明确提出：“教学法是艺术”，“教学法又是科学”。教学艺术设计是应用系统科学方法分析和研究教学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并对教学结果作出预设的一种计划过程。武术教学理应强调教师以情感化的方式传授知识和技能，选择师生间交互性较强的教学策略协调、优化教学环节，使教学艺术设计和其指导下的教学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学校武术教学是一种动态发展模式，也是一种艺术，在教学中如何增强教学的艺术效果，让学生在武术学习中既感受到美与和谐，又体验到一种艺术的享受，这就需要对武术教学进行良好的艺术化设计。良好的艺术化教学是激发武术教师的创造精神，提高专业素养的需要，也是创设和谐学校武术教学的应有之义。 2.武术教学内容的设计艺术 2.1教学内容形式 从教学内容的运动形式来看，武术教学内容的选编应注重套路、格斗和功法三种运动形式的交融、协调发展。应进一步“优化”套路这一中国武术所特有的运动形式，使其充分体现武术的特点，满足广大青少年学生的需求。 2.2教学内容分类 从教学内容的分类来看，教学内容可以分为全国统一示范教学内容、地方拳种特色教学内容和适合高年级女生学习的教学内容。 2.3教学内容层次 从教学内容的层次来看，武术教学内容可分为“趣味武术”、“技能武术”和“文化武术”等，从培养学生学习武术兴趣入手逐步过渡到掌握武术技能和武术文化。 2.4教学内容构成 从教学内容的构成来看，武术教学内容包括徒手武术、器械武术和武术文化知识，徒手按照“踢、打、摔、拿、靠”的系列及相应功力锻炼方法进行分类，并综合运用上述五种方法，编组成突出武术文化内涵的教学内容，器械以青少年喜爱、便于开展、安全性较高的短棍、两节棍、剑术和流传较广的武术器械为主。 2.5教学内容创编 教学内容的创编，突出武术“练打结合”的特色和教练程序，借鉴形意五行拳、太极拳和太极推手等，以及原国家体委组织专家集体创编的“青年拳”为样本，创编既能单练又可对练的武术教学内容。而在选编武术教材时，既要以通过调研拟定的构建新教材的原则为依据，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及当代时尚文化和时尚运动的成功因素。 3.武术教学中语言的设计艺术 教学语言，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信息的重要媒介。武术教学作为体育教学的一部分，具有和体育教学一样的特征，即理论知识与身体运动器官的活动紧密联系。武术教学要求教师在武术教学过程中，讲究语言的艺术化。具体体现在：（1）语言要亲切、热情，尊重学生，多运用鼓励性话语；（2）语言要词准意切，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3）语言要生动，富有哲理；（4）合理利用非语言因素。在武术教学中，为了增强语言表达的艺术效果，武术教师要努力借助自然协调的手势、表情、眼神、姿势等一系列非语言因素达到声情并茂、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4.武术教学中示范的设计艺术 4.1教师示范 教师示范的目的在于通过准确、熟练、优美，突出武术特点的直观性示范，让学生通过观察、思考，从而了解所学动作的形象、结构、完成顺序，建立正确的动作表象，形成完整的技术动作概念。教师在示范前应给学生布置观察内容和要点，让学生带着问题观察动作示范，明确观察动作示范的目的，并要求学生在示范结束后，根据观察的结果回答教师所提出的问题，从而避免学生看示范的盲目性。教师在示范教学中还要处理好完整和分解示范方法的教学矛盾。采用哪一种示范方法，要根据教学的不同阶段、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学生的基础和学生对技术动作掌握的实际情况而定。在教学开始阶段，为了使学生建立一个完整的动作概念，多采用完整示范。在不同的教学阶段，为了突出学习重点，特别是学生掌握动作初期，一般多采用分解示范。在分解教学中一般应遵循“完整—分解—完整”的原则，不宜将动作分解得过细，尽快向学习完整动作过渡，从而避免学生对于技术动作的学习产生畏难情绪，失去学习兴趣。 4.2学生示范 在教学中，为了便于教师讲解或某位同学已经很好地掌握了特定的技术动作，为了在学生中树立榜样，产生榜样效应等，多采用学生示范。教师在让学生示范时，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适当给予一定的激励，激发其学习热情。 4.3合作示范 攻防技击性是武术的本质特性，决定了武术教学必须采用合作示范。合作示范能够形象地体现出武术动作的攻防技击特点。如武术技术动作中直拳进攻和格挡防守示范；太极拳中的太极推手示范等。合作示范时，教师应在课前与合作者进行认真准备，对要合作完成的技术动作的每一环节进行练习，以便保证在上课时对每一个动作、环节都能给其他学生一个正确、清晰的交代，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运动表象。 4.4正误对比示范 有比较才有鉴别。教师仅仅采用正确示范，由于学生不理解动作性质和作用，容易忽视动作之间存在的区别，因此导致学生不容易发现自身的错误在哪里。教师可根据动作的攻防性质找出差异，通过正误对比示范，使学生明确正误动作的不同之处，达到帮助学生纠正错误的目的。而教师让学生进行正误对比示范时，则需注意示范前一定要向学生讲清楚示范的目的，并做好示范者的思想工作，防止由于示范者做出错误动作而受到其他学生的嘲笑，自尊心受到伤害。 4.5徒手与持器械示范 各地区课题组调查结果表明，器械套路很受学生的青睐，例如女生青睐于趣味性较强的剑术。教师在教授器械技术动作时，一般采用徒手模仿示范，首先让学生关注身体及身体各环节的移动路线、用力顺序、动作形式及方法等，然后采用持器械的示范，以有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学习技术动作，从而避免学生一开始只是关注手中的器械，而忽略技术动作要领的学习。 4.6借助现代科技媒体进行示范 现代教育技术为教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教师应在直观性强的武术教学中充分运用多种教学形式，借助技术录像、光盘、计算机等多媒体进行教学，以求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人体对信息的接受渠道越多，对信息的感知就越全面，越有助于促进运动技能的形成。 5.武术教学方法的设计艺术 依据武术所具有的体育属性和功能，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层面来看，武术教学中常用到范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发现教学法、暗示教学法、学导式教学法等。在新课程标准要求下，武术教学方法运用是否得当关系到能否促进新课程目标的实现，能否激发和保持学生武术学习的兴趣和爱好，能否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等问题。这就需要以武术教学目标为向导，根据教学的实际条件和学生的特点对现有的、新引进的教学方法，按照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理念和要求进行程序化设计。这里的程序化设计是指设计武术教学方法的流程。如：第一步，设计由学生独立学习武术教材或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武术学习的方法；第二步，设计采用讲授法或是探索法；第三步，设计激发学生武术学习兴趣和动机的方法问题；第四步：考虑所设计的各种方法相结合的不同方案等。 6.结语 学校武术教学的艺术化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武术学习需要，立足学生实际，突出内容的时代性，提高教学内容的丰富化、弹性化、综合化和系统化，力求设计出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学校武术教学发展规律的更富艺术感和实效性的武术教学。 设计艺术论文:浅谈设计艺术教学中 体验型 课型重要性探究 [论文关键词]设计艺术　教学　体验型　重要性　诉求 [论文摘要]设计艺术教学中理论性与实践性是相辅相成同等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学生需要大量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活动，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并深入体会设计艺术的理论性内容。在实践这一过程中，它包括身心体验这一环节。“体验型”课型就是要求在教学中强化实践活动的体验性，更好地让学生有时间反思理论知识、吸收并消化理论内容。教学中运用“体验型”课型来克服讲授式教学存在的教师单一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学习热情不足，实际动手能力差等一些不符合当代社会发展对设计艺术师的诉求等诸多问题，从而达到提高设计艺术教学质量的重要目标。 一、“体验型”教学 体验也叫体会。抽象概念可理解为：用自己的生命来验证事实，感悟生命，留下印象。体验到的东西使得学生感到真实，现实，并在大脑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使学生可以随时回想起曾经亲身感受过的实践过程，也因此对未来诸多方面有所预知和判断。“体验型”课型即是在设计艺术课程教学中，使学生以设计课程理论为载体，在教师的引导和启发下，自主的参与一种设计艺术理论的教学实践活动。它要求学生一定要通过参加各种教学活动，运用眼、耳、鼻、手、脑的感官去体验设计艺术的创造过程，同时通过班级学生以及社会受众群体的反馈信息，从中获得各种新发现，继而进行对设计理论概念的重新而深刻的思考和思维创意活动的认识，最终能更好地指导设计艺术实践的创意过程。 设计艺术学科是一门应用型较强且需要从全方位去认真考虑社会受众因素的社会性应用学科。其中直观性、创造性、交互性、体验性极强，需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从各个角度去体会其中的各种设计艺术元素的不同运用，以及运用后所产生的视觉及触觉的艺术效果，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以后在设计艺术工作中的解决实践活动中的实际问题。 二、“体验型”教学的比较性优势 讲授式的传统教学模式理论性以及系统性较强，但是学生只是通过抽象的概念以及理论的认识，缺少亲身体验的教学过程，学生无法很深刻地认识新时期的设计艺术学理论的教学任务和目的，这样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当今设计艺术学科的教学发展趋势。教师只有通过不断开发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潜能和实践能力，并且提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动手能力，促使学生能展示自我能力的全新教学模式，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高素质设计艺术人才的诉求。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注重理论性的传授，缺乏了解社会性、体验性的细节内容。使学生在整体理论以及认知的过程中忽略受众群体反馈的信息，无法建立设计艺术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使得学生在学习中处于一种孤芳自赏，为自己兴趣爱好“服务”，不能结合客观诉求的状态。设计艺术作品在社会中得到受众认可的比例不稳定，即没有一个整体把握受众心理与感官意识的客观角度。又形成了一种凭感觉、凭喜好的闭门造车的状态。没有体验型课程设置，学生之间无法实现充分而有效的互动，认知及评价设计艺术作品时，无法正确而全面的理解设计师的创意思路及深层次的内涵，设计艺术传达过程出现“断层”，实践及创意能力偏低，无法满足设计艺术服务与当今社会的发展诉求。 “体验型”课型能在教学中，使学生既站在设计师的角度又可以转换视角站在受众群体的角度去完善全部设计艺术实践过程。在体验中得到切实有效的学习成果，实现师生互动，学生与学生之间互相促进，并提高交流沟通以及谈判的技能。通过教师理论与实践的引导性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在体验中的切实感受，并对设计艺术进行换位思考，使学生步入社会工作时拥有优秀设计师应具备的各种实用技能，从而在社会实践中迅速实现自身价值。“体验型”课型能在教学中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形成设计师与受众群体的不同角度的互动。教师在引导学生体验的同时也要参与到体验活动中去，从更高的角度和层面提出设计艺术体验的目标和任务，并对学生加以指导以及受众心理的正确引导。更加深层次的提升学生的专业水平及创意能力，在规定的教学时段中使学生逐步具备实践操作技能以及正确的认知定位，从而使学生在未来的社会工作实践中快速成长。 三、“体验型”课型与社会需求 社会环境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更进一步的是环境对人们内心的作用和影响。人们自身需要适应这一变化的文化环境，同时也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周围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诉求。有了适应社会发展所必备的心理素质还需要有产业化的服务意识，社会需要高水平的设计艺术精英、设计大师，同时也需要一般的设计艺术人才、设计艺术领域中应用型人才和能够与相关领域衔接的复合型设计艺术人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及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商品经济已成为了国家进步的主动力；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审美层次的诉求也在逐步提高。社会逐步进入了“泛审美时代”。公众在多种层面上对视觉环境的诉求愈来愈高。社会对高素质设计艺术人才的需求量也逐步上升。只有具备先锋性且又能使受众群体接受的设计艺术师才能真正适应社会的需要，符合市场诉求的设计艺术师才是真正有存在价值的设计人才。这也是对设计人才提出了要拥有市场的洞察力，以及受众群体审美心理等诸多要素。这也是“体验型”课型与讲授式教学要达到的主要教学目的。我们不能将理论学习还不够完善的学生草草推向市场，让他们以一种专业学习不够成熟的状态去强行适应社会。因此我们只能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进行再继续完善，可以在强调知识的基础性、理论性的同时，适当地扩大知识面，在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中以“体验型”课型渗透，使学生的学术视野和社会视野同时都更加开阔。体会认知更加真切全面详细。在知识爆炸的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全才是没有的。因此，学生的目的，不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多方面的素质。在教学过程中，学校应更加重视学生在“体验型”课型教学中全面能力的培养,包括再学习和吸收新知识的能力，综合运用各种知识与技能的能力，换位思考问题、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通过“体验型”课型让学生深入了解理论的同时也能够更好的从受众群体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设计艺术作品。 四、“体验型”课型的教学意义 “体验型”课型可以丰富并层次化教学的过程，丰富教学手段，加深教学深度，拓展学生的体验能力和表现能力，从而丰富其思维最终实现综合素质的提高。“体验型”课型从教师和学生的双重角度出发，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现实意义。 “体验型”课型的授课是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教师需要在以往讲授课型的基础上，从更高层面引导同学对设计艺术作品进行实际体验，更重要的是要将受众群体的体验经过和反映都能真实正确地传达给同学。教师还要重视同学之间的体验以及学生和社会受众群体之间微妙的感官差异所形成的不同信息反馈。这就要求教师要比以往更加重视“体验型”课型的过程研究以及感受分析，还要研究设计艺术中受众心理以及随着时展受众心理变化的实时趋势。这样的过程自然提高了教学效果和授课过程的深度及难度，丰富并层次化了教学各种细节体验的过程。 教师通过运用新的教学手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互动理念，实现对艺术素养，大众心理的正确认知，达到专业水平的共同提高。通过学生设计艺术的体验，获得灵活驾驭理论知识的能力和教学能力，切实提高学生学习实践水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社会责任感，掌握多方位的审视设计艺术作品的能力。学生在掌握教师教学意图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拓展自己的创意思维能力，通过师生互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设计艺术交互体验，实现并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水平以及相应的社会沟通能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阐述这也是对教师的课程准备提出的更高授课要求和新目标。 五、总结 全新的社会环境诉求，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了合理化的改革，在分析当今社会诉求的同时，我们更要看重的是教学课型能否真正适应社会和学生的共同诉求。通过比较分析和实践过程的体验，不难发现，体验型教学有着独特的教学优势：其一具备了增强学生学习的互动性、适应社会发展的诉求，深化教学意义和教学效果等诸多的发展优势。在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和社会环境中，突显出“体验型”课型在设计艺术学科教学中的重要性。它将对设计艺术学科教学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作用。“体验型”课型对设计艺术学科学生的全面发展也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对教师的教学深度、厚度、广度、难度也提出了更高、更具有挑战性、社会性和专业性及广泛性的诉求。 设计艺术论文:空间设计艺术在电影场景中的应用 最初的空间设计的概念，只是单纯地局限于室内的装饰，是指“房子装修完毕之后，利用那些易更换、易变动位置的饰物与家具，如窗帘、沙发套、靠垫、工艺台布及装饰工艺品、装饰铁艺等，对室内的二度陈设与布置以及布艺、挂画、植物等等。”各种家居饰品，比如墙纸、相框、挂镜、挂钟等等，都是可以移动的装饰品。空间设计的艺术，可以体现主人的审美观，营造了一种舒适且高质量的生活。 后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空间设计不仅仅体现在室内装饰上，开始延伸到城市空间设计、展示形式、园林设计、电影场景设计等。城市空间设计体现在城市环境和建筑的布局、建筑的群体形象上；展示设计则体现在像博物馆、汽车展示、服装秀上等等；园林设计重点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上，特别体现古代中国人曲径通幽的喜好；电影场景设计则是本文要着重阐述的方面。 人们之所以喜欢看电影，最突出的原因是享受电影画面带来的视觉美感。各种各样的电影场景，或是惊艳夸张的人物着装，或是柔和温馨的灯光效果，或是光怪陆离的背景场景，这些都是电影中各种场景带给观众的感受。电影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的空间组合而成的画面，电影离不开空间设计艺术。本文就《爱丽丝梦游仙境》、《007系列》、《绝代王后》这三部电影的特点，来陈述空间设计艺术在电影场景中的应用。 一、《爱丽丝梦游仙境》与魔幻氛围 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上映后，广受成年人、儿童的喜爱。剧情讲述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钻进了兔子洞后，进入了充满神奇梦幻的世界。她看到各种像人一样会说话的小动物，还有纸牌等等。电影最后告诉观众爱丽丝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尽管这是梦，但人们却不想从梦中醒来。吸引观众的就是电影中的魔幻氛围，超乎常人的想象力让整部电影离奇。 在电影里，空间设计的艺术呈现得活灵活现。从最初女主角爱丽丝在开满花的花园里追逐一只穿着蓝色绅士服的兔子开始，爱丽丝掉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这个世界各处都笼罩着空间设计的艺术，在这个魔幻世界里，爱丽丝遇见了各种奇怪的人和动物，有早已灭绝的渡渡鸟、大蜥蜴、猫、老鼠，还有甲鱼和长着老鹰头的狮子。神奇世界里还有一整副的扑克牌，牌里的人物都是像真人一样会说话，有着人一样的神情，红桃王后很粗暴、红桃国王是个好人、红桃j很神气等。各种人物特点十分明显，整个画面充满了魔幻，观众犹如跟着爱丽丝的视觉经历了一场梦幻之旅。 《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导演特意营造一种哥特式的鬼魅气息。十九世纪的英国伦敦，经济上已经进入了工业飞速发展的时代。电影中爱丽丝绚烂华丽的衣着给人一种上流社会的暗示。爱丽丝本身圆润的脸蛋，白皙的皮肤，带点柔弱的性格，整一个带有缺陷的美丽小姑娘，正迎合了当时工业时代英国扭曲的人们心灵。新版电影的3d效果也跟随时代潮流，更加体现了空间立体感。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壮美的仙境景色令人流连忘返，空间设计的艺术贯穿电影始终。 二、《007系列》与秘密力量 “007”已成为詹姆斯·邦德的代名词。从第一部《诺博士》在1962年开始上映以来，风靡全球，到如今的第二十二部《大破量子危机》，007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穿着一身黑色西装，佩戴着蓝色领带，手拿一把长长的机关枪，帅气且机智勇敢，冷酷且多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总能化险为夷，曾多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他的这种形象迷惑了多少影迷们的心。同时与詹姆斯·邦德同演的“邦德女郎”，性感漂亮，也吸引了影迷们的眼球。 综合所有的《007系列》电影的特点，在空间设计上主要运用了一种秘密的力量。在《007系列》电影第一部中，剧情具有侦探小说神秘惊悚的气息。相对当时的其它同类的侦探电影，《诺博士》更具有想象力。故事讲述的是主角邦德因奉命去加勒比海，调查情报员神秘死亡的原因。在调查的途中发现岛主野心特别大，他想统治整个世界并且具有自己的基地。邦德不怕危险用尽办法摧毁了基地，并且把在岛上结识的邦德女郎带离了加勒比海岛。 整部剧情都弥漫着一股恐怖的味道，关键在于电影画面中的空间设计把握得特别好。一股神密的力量贯穿剧情始终，比如在詹姆斯·邦德只身一人前往加勒比海的过程中，美方正悄悄怀疑发射的导弹正受到一股神秘的电波干扰。在此，在观众面前设下了迷局。这股秘密力量一直到电影最后才揭晓。 三、《绝代王后》与宫廷奢华 谈起《绝代王后》，人们就不得不为它画面展现的奢华所感叹。巴洛克时期的宫廷建筑，扑朔迷离的舞会上，贵妇们硕大的裙摆晃动着，繁琐的头饰加上各式各样的折扇，绅士们围绕着裙摆的旋转，黑色的燕尾蝶服，白色的紧身裤。宫廷里华丽的吊灯，镶满金边的门框，烛光摇曳的烛台等等，繁复细致的各式雕纹在白色墙壁的角落，让人感觉到一种高贵脱俗之美。 电影《绝代王后》的主要特点，就是利用各种手法来展现法国宫廷里的奢华，这种华丽的空间设计，让观众体验一场从未有过的视觉盛宴。故事是围绕王后玛丽展开的，刚入宫的玛丽见到凡尔赛王宫的豪华也被吓了一跳，随着故事的发展，玛丽也随之变得奢华起来，环绕在自己和宠物的颈项间的珠宝，宫廷内装饰的奢华和上流社会生活的奢靡，形成了整部电影的焦点。 在这部电影中，空间设计艺术主要体现在空间的转换上。镜头善于将宫廷内奢华糜烂的生活与宫廷外的整体建筑风格相结合，凡尔赛宫的远方喷泉时起时落，凡尔赛的林荫大道上渐渐远去的国王和王后的马车，每天照常升起的太阳，意味着宫廷内的生活又开始新一轮的重复。影片通过独特的空间转换，描述了宫廷内上流贵族的生活状态。 电影是一种离不开空间设计的艺术。每部电影或多或少都会体现独具匠心的空间设计，这得归功于编剧、演员和导演高超的技能。电影中的空间设计艺术，不仅可以烘托氛围、渲染环境，还能表现影片带给观众的震撼力。有时候为了情节需求，影片会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在场景中使用各种空间设计，特别是比较难制作的特技来吸引观众眼球，达到一种更好的效果。 设计艺术论文:试论宋朝的设计艺术与唐朝的设计艺术之不同 摘要：唐宋两朝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宋朝对唐朝有着大量继承和发展，但就社会审美趣味和设计艺术风格来讲，由于两朝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的不同，却存在天壤之别。本文基于对唐宋两朝社会背景和设计艺术的研究，分别从陶瓷、铜器、玉器、金银器、家具、建筑、印染织绣及服饰设计艺术等方面分析比较了唐宋两朝的设计艺术风格之不同。 关键词：唐朝；宋朝；设计艺术；艺术风格；比较 唐宋两朝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宋朝对唐朝有着大量继承和发展，但就社会审美趣味和设计艺术风格来讲，由于两朝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的不同，却存在天壤之别。唐朝和平开放，可谓百花齐放，兼容并蓄，形成了雍容大度、华丽丰腴的设计艺术风格。而宋朝虽只有“半壁江山”，确是古代设计走向成熟、走向市场的黄金时期，宋朝在艺术形式上追求朴素自然，空灵简意，比唐朝更显典雅质朴，清新大方。 我从几个方面分析了宋朝与唐朝设计艺术之不同。 陶瓷设计艺术：造型单纯古雅，装饰平和简素是宋朝陶瓷艺术的突出特点。宋瓷功能合理，形体简洁流畅且富有变化，与唐朝浑圆饱满的瓷器造型相比更显轻盈洒脱。装饰上，唐朝多采用堆贴捏塑的手法，风格华丽且具有浓郁的异域情调；而宋瓷装饰釉色浑厚，以单色为主，体现了对和谐淡雅的追求和对天然之美的渴望。 铜器设计艺术（铜镜）：唐朝铜镜多为圆形，只有少量方形、菱形等，而宋朝推出鸡心形、盾形、钟形、鼎形、炉形和带柄的铜镜。唐朝铜镜纹饰构图新颖，丰富多彩，装饰技法除浮雕、线雕外，还有金银平脱、嵌螺钿等，其用途主要作为生活用品和珍贵礼品；而宋朝由于铜料缺乏，除徽宗时的仿古镜较精美，多数铜镜熔炼不精，装饰粗放。 玉器设计艺术：唐朝玉器造型丰富多彩，配饰内容和形式新颖独特，生活器皿也充分考虑实用和观赏性。宋人爱玉，但由于玉材缺乏，形体较小，装饰技艺精湛。 金银器设计艺术：唐朝金银器发达，无论装饰品还是日用器皿，其造型都生活化，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体现了功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装饰上在保留金银本色的前提下，通过丰富的装饰纹样和装饰手法充分展现金银的材质之美和所蕴含的象征意义。而宋朝的金银器已具有商品性，尤其是银器全面走向市场，其装饰纹样多以自然生动的花卉瓜果、亭台楼阁、人物小品和其他吉祥如意的图案来吸引消费者。 家具设计艺术：唐朝时我们便能看出日用家具形体由低向高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形式，传统床榻高度继续增高，新式高足家具品种增多；到宋朝，逐渐形成了高足家具的完整组合。唐朝家具装饰图案花纹增多，还在有关部位增加了装饰部件，特别是用图案雕饰来完成；而宋朝家具的突出特点是装饰线性脚和绘画艺术的普遍应用。 建筑设计艺术（城市、建筑、陵墓）：唐长安城布局仍承前制，采用规整对称的全封闭设计，建有宫城、皇城、外郭三大部分。宫城与皇城集中在全城北部中心，以南则建有棋盘形街道分割坊里，形成北宫南市的城市格局。其建筑多采用木构技术，雄伟壮丽的宫殿和某些庙宇佛寺都成为我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的珍贵遗存。 宋朝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的大变革时期，商业和手工业突破了唐朝城市封闭的访市制度，而代之以临街设店铺，沿巷建住宅的开放型新格局。宋朝居民建筑的一大特点是私人宅第的园林化，此时，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技术发展的更为成熟，并出现新的生产工具——框架锯和刨子，也有了大型官式建筑法规——《营造法式》。宋朝的陵墓多用砖刻表现建筑形式，平面布局上整齐划一，与唐朝陵墓相差很大。 印染织绣及服饰设计艺术：唐朝的印染织绣具有富丽神秘的风格，纹饰以花鸟为主，反映生活，受宗教影响，纹饰中佛像也增多，这些纹饰造型丰满，形象写实，色彩富丽。而宋朝的印染织绣却一反唐朝的富丽堂皇追求淡雅和谐的风格，纹饰花鸟渐少，花卉居多，构图曲折，清新柔婉，与唐朝构图常用团花，端庄饱满的风韵迥然绝殊。另外，寓意美好的吉祥图案也用来做装饰，以天下乐和一年景最为重要。 由于唐朝思想观念开放，妇女地位提高，服饰宽松飘逸款式多样，且出现袒露样式；首饰与配饰设计也用料丰富，样式新颖。宋朝提倡朱程理学，服饰较唐朝则显得拘谨、保守、等级严格，其款式简洁，色彩清淡；首饰和配饰也做了严格规范，不如唐朝丰富。 以上我从部分器物的造型、装饰、制作工艺以及家具、建筑、织物服饰设计等方面分析比较了宋朝的设计艺术与唐朝相比存在的差异，其实，这种差异还体现在其他多个方面，比如漆器、石窟雕塑、平面设计等等。总的来说，唐朝的设计艺术可谓色彩斑斓，富丽华美。而宋朝则是含蓄天然，淡中见浓，浅中显深，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风范，对后世的设计艺术影响极远。 设计艺术论文:设计艺术的形式美研究 ［摘 要］美，在生活中广泛存在着。探讨形式美的法则，是所有设计学科共通的课题。设计艺术中的形式美，更直观，更形象，更有效地传达了人们对于美的认识，人们对美的概括与表达。本文从形式美的产生、形式美的法则、形式美在设计艺术中各个领域的应用等方面分析和探讨了形式美对艺术设计的重要影响和具体的体现。 ［关键词］设计艺术；形式美；形式美法则；运用 1 形式美概述 对于美，自古以来尚无定论。庄子曰：“各美其美”。我们说，美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我们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给美定性。那么，形式美是不是难以来定义的呢？美的根源是自然的人化——社会实践。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发现和总结了一系列符合自然规律的有序的客观事物，形成了初步的形式美的意识。我们认为形式美应该具有以下特质，或者说形式美应该这样理解： （1）形式美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这是设计的本质的需求。设计是为人的造物活动。人们在生活中使用的产品，不仅要求有用，而且还要求美观。这里所说的内容是指事物的全部组成部分，是其特征、内部过程、联系、矛盾运动和发展的统一。形式是指内容的外部的表现形式，是为人的直觉感官可以感知到的。 （2）形式美是构成事物的物质材料的自然属性的有规律的组合所表现出的美。任何事物都是由一定的物质材料，如形状、色彩、线条等，当这些质料以一定的规律组合，变形成了形式上的美。这些规律包括了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 （3）形式美是独立存在的审美对象，有独立的审美特性。一个产品，它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形态、独特的结构、独有的色彩，对于这个产品来说是专有的、是独立的。因而，形式美的审美对象是独立的，审美对象有专有的审美特性。 2 形式美的产生 形式美的产生本质上是源于艺术设计的最本质的目的。美，形式美是源于社会实践的，设计同样是在生活实践过程中萌生出来的，设计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设计反映的是社会现实存在的现象，只是艺术家们用自己的方式，融进了自己的思维，通过艺术的美的方式表现出来。设计是为人服务的，是能够反映一定社会现实的。 形式美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在创造美的过程中，不断地熟悉和掌握各感性质料的特性，并对其形成的联系进行抽象、概括和总结得出来的。可以说，形式美源于现实生活，来源于社会实践。 3 形式美的法则 （1）变化与统一。这一法则体现了自然和人类的生存原则。大千世界，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和生命；而没有统一就没有一定的规律和秩序，所谓变化就不可能存在，最终只能导致混乱与衰亡。在艺术上人的艺术感受是有统一性的，艺术作品也必须具有变化和统一性，才能更好地为人所理解和欣赏。 （2）对比与调和。对比与调和是变化与统一的具体化。对比是变化的一种方式，调和是形的类似，是形体趋于一致的表现。对比强调的是各个部分的对立性，它使得各部分的特性更加突出，而调和是对比的一种内在的制约。 （3）对称与均衡。对称和均衡是自然力和物自律的综合体现。对称，是一种等量等形的组合形式，体现出一种稳重端庄的美。均衡，是一种等量却不等形的组合形式，是一种视觉力度所能够达到的平衡。 （4）节奏与韵律。这是“任何物体的诸元素成系统重复的一种属性，而这些元素之间，具有可以认识的关系”。节奏，是画面中同一种元素运动所形成的运动感；韵律，是有规律的节奏经过扩展和变化所产生的流动的美。节奏与韵律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首先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在形式上，韵律和节奏具有对视觉和听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服从于一般的审美形式规律，是内容的形式；在本质上，他们又具有内在性，是形式的内在秩序和结构。因而，节奏和韵律的设计又成为一种方法，它能够把人的视线和意志引向一个预设的方向和目标。 4 形式美在设计艺术中的运用 （1）产品设计中的形式美。产品设计中，我们更加地关注材料和性能，造型和功用也是吸引人们眼球的首要要素。在产品设计中，新材料的运用，新的造型，新的形式运用，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创造一种新的造型形式来表现具有特殊功能的产品，是依据产品特有的功能，设计师平时的审美素养和设计技巧，现代、时尚的审美趣味，现代先进的制造技术、人机工程学的原理。不同的经营理念导致产品个性异样化与风格统一化并存的状况。”这便是对产品设计中体现形式创作的解释。 丹麦设计师雅格布森设计的三种不同风格的椅子，它们各具风格，形式简单，在造型上都是在现实原有事物的原型的基础上进行变形加工处理的。层压椅在材料上给人很严肃、沉稳的心理感受，在线条的处理上主要运用直线，坐垫的设计适当地运用了曲线和折线。蛋椅给人舒适、赏心悦目的感觉，运用曲线较多，很好地运用了人机工程学原理，是形式与功能完美的组合的设计作品。壶椅同样是结合了消费者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心理。 沙里宁的郁金香椅，简洁大方，现代气息浓郁。动静感的对比和红白色彩的对比运用，体现了形式美的法则。还有他的扶手椅也很有特点，材料给人温馨的感觉，在形态上像一个张开的嘴巴，极具韵律美。那蝴蝶椅，不仅在形式上运用了自然生态事物的特性，而且充分运用了材料的材质美，充分运用了材料的纹理，有一种直观的形式美。 保罗•汉宁森设计的ph灯具既充分考虑了光的折射等方面的规律，考虑了功能的需要，在形式上，层层叠叠的像盛开的花瓣一样，极具美感。 （2）建筑设计中的形式美。建筑艺术设计中设计的材料、造型、建筑设计的风格集中体现了设计的形式美的法则。建筑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段包括空间、形体、比例、均衡、节奏、色彩、装饰等许多因素，正是它们共同构成了建筑艺术的造型美。形式美在建筑艺术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家帕拉第奥在谈到建筑的形式美时，甚至认为“美产生于形式，产生于整体和各个部分之间的协调”。 希腊帕提农神庙，它距今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在建筑风格上采用的是多立克柱式，在形式上具有造型端庄、比例匀称的特点，千百年来的建筑设计师们在对希腊帕提农神庙进行了研究后一致认为，希腊帕提农神庙之所以这样美，就是因为他的长、宽和高都符合形式美的法则。 米拉公寓的设计曲线的运用较多，柱子和门窗的设计都比较独特。本来应该静的建筑，却给人以动的视觉感受。这便是节奏和韵律、变化与统一的形式美的体现。 图中所示为设计师伍重设计的悉尼歌剧院，这是一个极富创意的建筑设计作品。整个形式张扬又富有内聚力，像盛开的花朵，像展翅欲飞的鸟。节奏与韵律、对比与调和、对称与均衡运用得很好。 （3）雕塑与绘画中的形式美。雕塑是一种重要的造型艺术，雕塑与建筑一样属于带给人一种静穆感觉的艺术类型，然而，在一些雕塑作品中却蕴涵着无限动感，无限的力量。运用到了形式美的节奏和韵律、对立和统一等形式法则。对于绘画来说，在艺术家的手中，线条、色彩、构图也融入了艺术家独特的兴趣、爱好个性以及审美特点。同时，形式美可以使得绘画艺术具有生动的美感，使画面活起来，具有灵动的生气。这才是绘画艺术想要带给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感情需要。 大家都熟知的雕塑《自由女神像》，其整个形象充满了动感的力量。原本静的雕塑因为她在线条上运用得细致、生动，赋予了神像以生韵。在动与静的处理上，恰到好处，体现出一种均衡与和谐之美。女神高昂的头颅、上扬的手臂，给人一种向上的积极的感觉，是一种刚正的力量之感，与柔美的线条形成了对比，可是整个基调却是阳刚的，充满着生气和力量的，这是其主的韵律。因此，形式美的法则在雕塑上也得到了广泛的体现。 而我们中国的极具意蕴之美的中国画，从整个构图和线条的运用上讲，重心平稳，画面简洁生动、透气。画面上有大块面的留白，大面积的空白与或浓或淡的墨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恰恰使得画面更灵动，更气韵生动，而并没有感觉到空。国画讲究“形神兼备”的意境美。注重情与景的融合，注重物我、自然的和谐统一，讲究含蓄。这无不体现了形式美法则当中节奏与韵律、对比与调和的原则。国画不仅美在墨色的淡雅古香，美在意境的虚无深沉，更在形式，简单的墨色，简单的线条，简单的书法文字，简简单单的画面处理，简洁优美的形式表现，却能够传达出创作者的心境、思绪。可见，形式美在绘画中的运用非常重要。 5 小 结 形式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创作中都有着广泛的体现，形式美渗透到了设计艺术的各个领域，我们研究形式美往往在设计艺术作品中得以体现，目的还是为了指导我们在将来的创作中，合理地运用好这种形式美的法则，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我们今后的设计创作过程中，要客观地、能动地运用这些形式美的法则，以便创作出更美、更有用的、赋予形式美的佳作。 设计艺术论文:试论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艺术的影响 一、前言 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全面的、革命性的和彻底的现代艺术运动和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在艺术设计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现代艺术作为20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态，它的突出特征是在艺术形式上不再以写实的风格为主，而是体现艺术家个性的观念和形式语言，并且形成了许多艺术流派，一个时期以某种艺术流派为主导。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具代表性的现代艺术是立体主义。它颠覆了古典艺术"真"的原则，即彻底放弃了空间透视的方法。主要艺术家有毕加索。二战后至今，现代艺术主要是沿着达达主义的轨迹前行。它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是反艺术。主要艺术家杜尚。其影响一直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其它流派还有野兽派、未来派、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照相写实主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传统艺术不同程度的否定。 无论何种艺术形式，它所反映和表现的都是现代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心理特征，都是艺术家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而服装设计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着装体现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具有时代气息，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二、现代艺术对服装图案设计的影响 （一）抽象的几何纹样 抽象的几何纹样受抽象派画家观念的影响，以直觉和想象力为创作的出发点，仅将造形和色彩加以综合、组织在画面上，打破了绘画必须模仿自然的传统观念。二战以后，由抽象观念衍生的各种形式，成为二十世纪最流行、最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抽象绘画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对自然物的概括与提炼所创作的抽象绘画，带有浪漫色彩。另一种是用单纯的点、线、面、形体与色彩构成的抽象绘画，比较理性。这种艺术形式最具装饰性和图案特征。如荷兰风格派的主将蒙德里安的创作，他利用垂直水平结构和原色矩形色块的作品，简洁却蕴含着严谨而复杂的结构关系，虽是装饰性的，但具有深刻的哲理，使得许多人产生了精神共鸣。 服装设计师也直接采用了蒙德里安的语言，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存在着。抽象派美术对现代装饰艺术和图案艺术影响广泛，使得印花织物的纹样处理呈现崭新的特点，随意的抽象的几何纹样取实的精致的花卉纹样而广泛流行。 （二）平面构成纹样 平面构成纹样的产生源于包豪斯的构成理论，以点、线、面、体来高度概括复杂的事物，将几何形体进行理性的排列，构成新的艺术形像。这种平面构成纹样被广泛运用于染织图案中，并不断推陈出新。如男式衬衣的印花图案就是比较典型的平面构成纹样，以极小的几何图案重复并且有规律的进行排列，形成大面积的几何形态，不仅男士衬衫上会应用平面构成纹样，t-恤，领带，围巾等也有平面构成纹样的应用。 （三）欧普纹样 欧普纹样来源于欧普艺术（optical art），又称为光效应艺术、视幻艺术或视觉艺术，在60年代流行于欧美。 60年代以前，布料上的织纹图案仅限于苏格兰格纹、千鸟纹和人字纹等传统织纹。60年代，纺织和印染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再加上欧普纹样比较便于拷贝和复制，使得欧普纹样广泛应用于服饰品设计，掀起时尚界的革命。 因此，欧普纹样应用在服装、丝巾、领带等服饰品上会产生一种时尚前卫的着装效果。另外，欧普图案所产生的视觉错觉还能达到修饰、雕塑身材的目的。如07年秋冬季，以60年代为设计主轴的马克·雅各布斯、乔治·阿玛尼等设计师品牌，相继推出采用类似欧普艺术手法的服装。英国知名时装设计师亚历山大·麦奎恩、日本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comme de garcons）和纪凡希品牌以大小不同的黑白棋盘式格纹等。 （四）立体派纹样 立体主义开始于1906年，由乔治·布拉克与帕布洛·毕加索所建立。立体主义的艺术家追求碎裂、解析、重新组合的形式，形成分离的画面——以许多组合的碎片型态为艺术家们所要展现的目标。它追求一种几何形体的美，追求形式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美感，探索画面结构、空间、色彩和节奏的相互关系，在造型和表现上突破了时空限制。 立体派纹样应用于服装面料的印花设计中，使平面的布料仿佛具有立体感，赋予服饰品独特的美感，采用这些图案设计的服饰大有毕加索之风。这种纹样的融入使着装者洋溢着充满时尚的气质，在当时的欧美社会一度流行。 （五）野兽派的杜飞纹样 杜飞应用印象派和野兽派的写意手法，吸取马蒂斯绘画的装饰风格，线条质朴简洁，花卉图案形像夸张变形，人物动物相互交错，豪放粗犷，流畅自然，具有创造性、装饰性，后人把这种写意花卉图案称之为杜飞纹样。时装设计师利用杜飞纹样体现服饰设计作品的独特灵魂，体现一种自然美、野性美，利用流畅飘逸的线条结合服饰品的造型，生动而鲜活地突显出服饰的独特魅力。 （六）迪斯科纹样 迪斯科纹样的命名源于迪斯科音乐和舞蹈，迪斯科纹样有着迪斯科般的风格特点，新鲜、多变、富有活力。迪斯科纹样最初来源于美国影片《星球大战》，大多是描绘星系和宇宙的主题，超人、外星人、天空流行等图案，后来，迪斯科纹样采用抽象派巨匠康定斯基和西班牙画家米罗的绘画作为服饰面料的图案，从两位大师的艺术中汲取营养，平铺色块，流畅潦草的线条，强烈的对比色，用干笔在纸上一蹴而就，挥洒自如，当然，印有迪斯科纹样的服饰品也会被赋予迪斯科个性，给人以富有活力、浪漫、新潮、潇洒的视觉感受。 三、现代艺术对服装材料设计的影响 20世纪的女性追求独立，彻底抛弃了紧身胸衣，喜欢式样简洁，有综合功能的服饰，由蕾丝、花边、丝绸面料组成的内衣问世时，曾引起轰动，有人称它为“内衣革命”。现代服装设计越来越注重材料的开发性应用。然而在二战之前，服装设计基本上以款式、结构和造型的变化为主。50年代的蓝色丝缎晚装。极其轻柔的面料，被称为“女人的肌肤”。20世纪，人们越来越关注面料，有句名言：仅次于情人爱抚的，是好的布料。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设计师开始以材料为出发点进行服装设计，如1966年拉巴尼设计了以仿金属片链接的时装，七十年代后“面料魔术师”三宅一生作品的面世，都给了服装设计界以巨大的冲击。到八、九十年代，材料逐渐成为设计师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一些共识。 四、现代艺术对服装廓形设计的影响 战争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也将19世纪浪漫主义风潮打破。现代西方服饰逐渐去除了大量不必要的装饰，越来越强调其功能性，服饰变得简单、实用。随着女权思想的逐渐成熟、普及，女装与男装之间的差异日渐缩小。随着20世纪下半叶年轻风潮的兴起和大众审美标准的变迁，服饰流行日益多元化、平民化。 1、20世纪20年代：永远的经典——可可·香奈儿“现代主义”设计师追求人与机器之间的一种和平共处，在追逐机械化、现代化的同时，女性的束缚也被逐渐解除。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法国女时装设计师可可·香奈儿，以她简洁的日常服装、运动装、便服和度假服装，将女性从束缚中解放。她推出直线型男孩儿式的轮廓和新潮的短发，提倡背肩包与针织品套装，她把晚礼服“法定”的拖地长裙缩短到与白日服一样的长度，尽可能使造型朴素、单纯化，她教给人们如何用人工宝石来装饰自己，把服饰品的装饰作用提到首位。 她提供了具有解放意义的自由和选择，让女人也可以穿裤子将服装设计从男性观点为主的潮流转变成表现女性美感的自主舞台。香奈儿设计时装追求实用，推动了服装设计新概念，对现代女装的形成起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2、20世纪30年代的服装廓形：斜裁女皇——玛德琳·维奥内特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光滑轮廓与"现代主义"秩序井然的线条相和谐，这可以在不少设计师的作品看到，如玛德琳·维奥内特的斜裁真丝缎子的紧身女装，巴斯博物馆两件藏品的其中一件是1934年的拖地长袍，裙子的上半身是蕾丝褶皱紧身胸衣、飘逸的绸缎轻盈地从肩上泻下，下半身是招牌式垂坠长裙，腰间饰以褶皱。 维奥内特的设计强调女性自然身体曲线，反对紧 身衣等填充、雕塑女性身体轮廓的方式，有“裁缝师里的建筑师”、“斜裁女王”的称号。在大师一生的作品中，“古希腊女神式”的斜裁和皱褶垂坠连衣裙是她设 计中的经典代表。她打破了之前打版制样的裁缝传统，而直接将布料或垂挂或缠绕在身体上进行裁剪，利用衣料的自然垂坠使得时装如第二层肌肤般轻盈飘逸，勾勒 出女性流动的曲线和曼妙的体态，皱褶则是这种剪裁方式 所衍生出的特有细节。 但这些最终都被更精心制作的轮廓所替代，到了这10年结束时强调肩部、掐腰和连身的裙子更加坚定了新浪漫主义设计倾向，并预示了战后“新外观”的出现。 3、20世纪中后期的服装廓形——迪奥 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主宰巴黎的高级女装潮流的人是迪奥，他的设计与他丰富的艺术修养和让敏锐的艺术感觉是分部开的， 1947年，考虑战时物质节制强加给服装业的简朴需要，迪奥推出的“花冠线条”轰动了时装界，被誉为“新风貌”。1952年，迪奥设计的三件套——羊毛夹克、线条简洁的帽子和柔软淡雅的结绸短裙，多年来一直成为时装设计的样板。迪奥设计的裙子，常在裙上打褶，或者用各种颜色的布镶拼；有时还缝上绢网，打造丰满感；各种各样的帽子侧戴头上，再配以硬高领的上装。接着又有了不对称裙子、o型、a型、 y型、h型、郁金香型等各种廓形的服装。他在巴黎时装界辛勤工作的10年里，巴黎女装从整体到细节都发生了耳目一新的变化他的线条设计和整体结构设计优美绝伦，几十年来一直影响着妇女和其他服装设计师们。 设计艺术论文:试论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艺术的影响 一、前言 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全面的、革命性的和彻底的现代艺术运动和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在艺术设计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现代艺术作为20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态，它的突出特征是在艺术形式上不再以写实的风格为主，而是体现艺术家个性的观念和形式语言，并且形成了许多艺术流派，一个时期以某种艺术流派为主导。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具代表性的现代艺术是立体主义。它颠覆了古典艺术"真"的原则，即彻底放弃了空间透视的方法。主要艺术家有毕加索。二战后至今，现代艺术主要是沿着达达主义的轨迹前行。它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是反艺术。主要艺术家杜尚。其影响一直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其它流派还有野兽派、未来派、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照相写实主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传统艺术不同程度的否定。 无论何种艺术形式，它所反映和表现的都是现代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心理特征，都是艺术家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而服装设计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着装体现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具有时代气息，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二、现代艺术对服装图案设计的影响 （一）抽象的几何纹样 抽象的几何纹样受抽象派画家观念的影响，以直觉和想象力为创作的出发点，仅将造形和色彩加以综合、组织在画面上，打破了绘画必须模仿自然的传统观念。二战以后，由抽象观念衍生的各种形式，成为二十世纪最流行、最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抽象绘画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对自然物的概括与提炼所创作的抽象绘画，带有浪漫色彩。另一种是用单纯的点、线、面、形体与色彩构成的抽象绘画，比较理性。这种艺术形式最具装饰性和图案特征。如荷兰风格派的主将蒙德里安的创作，他利用垂直水平结构和原色矩形色块的作品，简洁却蕴含着严谨而复杂的结构关系，虽是装饰性的，但具有深刻的哲理，使得许多人产生了精神共鸣。 服装设计师也直接采用了蒙德里安的语言，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存在着。抽象派美术对现代装饰艺术和图案艺术影响广泛，使得印花织物的纹样处理呈现崭新的特点，随意的抽象的几何纹样取实的精致的花卉纹样而广泛流行。 （二）平面构成纹样 平面构成纹样的产生源于包豪斯的构成理论，以点、线、面、体来高度概括复杂的事物，将几何形体进行理性的排列，构成新的艺术形像。这种平面构成纹样被广泛运用于染织图案中，并不断推陈出新。如男式衬衣的印花图案就是比较典型的平面构成纹样，以极小的几何图案重复并且有规律的进行排列，形成大面积的几何形态，不仅男士衬衫上会应用平面构成纹样，t-恤，领带，围巾等也有平面构成纹样的应用。 （三）欧普纹样 欧普纹样来源于欧普艺术（optical art），又称为光效应艺术、视幻艺术或视觉艺术，在60年代流行于欧美。 60年代以前，布料上的织纹图案仅限于苏格兰格纹、千鸟纹和人字纹等传统织纹。60年代，纺织和印染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再加上欧普纹样比较便于拷贝和复制，使得欧普纹样广泛应用于服饰品设计，掀起时尚界的革命。 因此，欧普纹样应用在服装、丝巾、领带等服饰品上会产生一种时尚前卫的着装效果。另外，欧普图案所产生的视觉错觉还能达到修饰、雕塑身材的目的。如07年秋冬季，以60年代为设计主轴的马克·雅各布斯、乔治·阿玛尼等设计师品牌，相继推出采用类似欧普艺术手法的服装。英国知名时装设计师亚历山大·麦奎恩、日本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comme de garcons）和纪凡希品牌以大小不同的黑白棋盘式格纹等。 （四）立体派纹样 立体主义开始于1906年，由乔治·布拉克与帕布洛·毕加索所建立。立体主义的艺术家追求碎裂、解析、重新组合的形式，形成分离的画面——以许多组合的碎片型态为艺术家们所要展现的目标。它追求一种几何形体的美，追求形式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美感，探索画面结构、空间、色彩和节奏的相互关系，在造型和表现上突破了时空限制。 立体派纹样应用于服装面料的印花设计中，使平面的布料仿佛具有立体感，赋予服饰品独特的美感，采用这些图案设计的服饰大有毕加索之风。这种纹样的融入使着装者洋溢着充满时尚的气质，在当时的欧美社会一度流行。 （五）野兽派的杜飞纹样 杜飞应用印象派和野兽派的写意手法，吸取马蒂斯绘画的装饰风格，线条质朴简洁，花卉图案形像夸张变形，人物动物相互交错，豪放粗犷，流畅自然，具有创造性、装饰性，后人把这种写意花卉图案称之为杜飞纹样。时装设计师利用杜飞纹样体现服饰设计作品的独特灵魂，体现一种自然美、野性美，利用流畅飘逸的线条结合服饰品的造型，生动而鲜活地突显出服饰的独特魅力。 （六）迪斯科纹样 迪斯科纹样的命名源于迪斯科音乐和舞蹈，迪斯科纹样有着迪斯科般的风格特点，新鲜、多变、富有活力。迪斯科纹样最初来源于美国影片《星球大战》，大多是描绘星系和宇宙的主题，超人、外星人、天空流行等图案，后来，迪斯科纹样采用抽象派巨匠康定斯基和西班牙画家米罗的绘画作为服饰面料的图案，从两位大师的艺术中汲取营养，平铺色块，流畅潦草的线条，强烈的对比色，用干笔在纸上一蹴而就，挥洒自如，当然，印有迪斯科纹样的服饰品也会被赋予迪斯科个性，给人以富有活力、浪漫、新潮、潇洒的视觉感受。 三、现代艺术对服装材料设计的影响 20世纪的女性追求独立，彻底抛弃了紧身胸衣，喜欢式样简洁，有综合功能的服饰，由蕾丝、花边、丝绸面料组成的内衣问世时，曾引起轰动，有人称它为“内衣革命”。现代服装设计越来越注重材料的开发性应用。然而在二战之前，服装设计基本上以款式、结构和造型的变化为主。50年代的蓝色丝缎晚装。极其轻柔的面料，被称为“女人的肌肤”。20世纪，人们越来越关注面料，有句名言：仅次于情人爱抚的，是好的布料。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设计师开始以材料为出发点进行服装设计，如1966年拉巴尼设计了以仿金属片链接的时装，七十年代后“面料魔术师”三宅一生作品的面世，都给了服装设计界以巨大的冲击。到八、九十年代，材料逐渐成为设计师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一些共识。 四、现代艺术对服装廓形设计的影响 战争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也将19世纪浪漫主义风潮打破。现代西方服饰逐渐去除了大量不必要的装饰，越来越强调其功能性，服饰变得简单、实用。随着女权思想的逐渐成熟、普及，女装与男装之间的差异日渐缩小。随着20世纪下半叶年轻风潮的兴起和大众审美标准的变迁，服饰流行日益多元化、平民化。 1、20世纪20年代：永远的经典——可可·香奈儿“现代主义”设计师追求人与机器之间的一种和平共处，在追逐机械化、现代化的同时，女性的束缚也被逐渐解除。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法国女时装设计师可可·香奈儿，以她简洁的日常服装、运动装、便服和度假服装，将女性从束缚中解放。她推出直线型男孩儿式的轮廓和新潮的短发，提倡背肩包与针织品套装，她把晚礼服“法定”的拖地长裙缩短到与白日服一样的长度，尽可能使造型朴素、单纯化，她教给人们如何用人工宝石来装饰自己，把服饰品的装饰作用提到首位。 她提供了具有解放意义的自由和选择，让女人也可以穿裤子将服装设计从男性观点为主的潮流转变成表现女性美感的自主舞台。香奈儿设计时装追求实用，推动了服装设计新概念，对现代女装的形成起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2、20世纪30年代的服装廓形：斜裁女皇——玛德琳·维奥内特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光滑轮廓与"现代主义"秩序井然的线条相和谐，这可以在不少设计师的作品看到，如玛德琳·维奥内特的斜裁真丝缎子的紧身女装，巴斯博物馆两件藏品的其中一件是1934年的拖地长袍，裙子的上半身是蕾丝褶皱紧身胸衣、飘逸的绸缎轻盈地从肩上泻下，下半身是招牌式垂坠长裙，腰间饰以褶皱。 维奥内特的设计强调女性自然身体曲线，反对紧 身衣等填充、雕塑女性身体轮廓的方式，有“裁缝师里的建筑师”、“斜裁女王”的称号。在大师一生的作品中，“古希腊女神式”的斜裁和皱褶垂坠连衣裙是她设 计中的经典代表。她打破了之前打版制样的裁缝传统，而直接将布料或垂挂或缠绕在身体上进行裁剪，利用衣料的自然垂坠使得时装如第二层肌肤般轻盈飘逸，勾勒 出女性流动的曲线和曼妙的体态，皱褶则是这种剪裁方式 所衍生出的特有细节。 但这些最终都被更精心制作的轮廓所替代，到了这10年结束时强调肩部、掐腰和连身的裙子更加坚定了新浪漫主义设计倾向，并预示了战后“新外观”的出现。 3、20世纪中后期的服装廓形——迪奥 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主宰巴黎的高级女装潮流的人是迪奥，他的设计与他丰富的艺术修养和让敏锐的艺术感觉是分部开的， 1947年，考虑战时物质节制强加给服装业的简朴需要，迪奥推出的“花冠线条”轰动了时装界，被誉为“新风貌”。1952年，迪奥设计的三件套——羊毛夹克、线条简洁的帽子和柔软淡雅的结绸短裙，多年来一直成为时装设计的样板。迪奥设计的裙子，常在裙上打褶，或者用各种颜色的布镶拼；有时还缝上绢网，打造丰满感；各种各样的帽子侧戴头上，再配以硬高领的上装。接着又有了不对称裙子、o型、a型、 y型、h型、郁金香型等各种廓形的服装。他在巴黎时装界辛勤工作的10年里，巴黎女装从整体到细节都发生了耳目一新的变化他的线条设计和整体结构设计优美绝伦，几十年来一直影响着妇女和其他服装设计师们。 设计艺术论文:室内环境设计艺术论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大众对生活空间质量的要求步入了一个以满足物质生活水平为基础、追求相对高层次精神意识空间的阶段。从广义的角度看，室内环境设计既可以说是建筑学的深化和延续，也可以说是建筑学和美学派生出的边缘学科，同时也是人文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在这样的现实和意识层面上探讨室内环境设计的价值和艺术性。 关键词：室内 环境氛围 心理感知 意境 一、室内环境设计 室内环境设计是人文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建筑内部空间的理性创造方法，是 一种以科学为构造基础，以艺术为形式表现，为塑造一个精神与物质并重的室内生活环境而进行的理性创造活动。室内环境设计又是一门具有极强整合性的综合学科，现代室内环境设计涉及到建筑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人体工程学、结构工程学、建筑物理学以及材料学等学科领域，它要求运用多学科的知识，综合地进行多层次的空间环境设计。 室内环境设计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基本层面需求的实现，即一方面要合理提高室内环境的物质水准，满足使用功能；另一方面要提高室内空间的生理和心理环境质量，使人从精神上得到满足，以有限的物质条件创造尽可能多的精神价值。其中，精神层面包含设计的艺术性和个性特色两个要素。 艺术性是指塑造具有强烈审美感受的视觉环境空间，它建立在形式原理和形式要素之上，无论是室内的造型、色彩、光线和材质等要素，都必须符合美学原理的要求，以求感官和精神上的审美效果。个性特色是指塑造室内环境的性格境界，表现为空间的性格形态塑造，只有使空间透过室内形式反映出不同的个性特色或不同的格调，才能满足和表现个体和群体的特殊精神品质和性格内涵，使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获得无限的精神感受。追求人性化的生活环境是室内环境设计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事实上，室内环境设计不能以孤立的单一功能或形式为惟一目标，它既不是单纯的生活科学，也不是单纯的生活艺术，而是二者统一，是以精神建设为体，以物质建设为用，共同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价值。 二、室内环境设计与美学 室内环境设计与美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学是一门科学的、富有逻辑性与指导意义的学科。中文的“美学”一词在20世纪初来源于日本（中江肇民译），是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该词的最早使用者是18世纪的鲍姆嘉通（baumgarten），他把这个本来指感觉的希腊词语转用于指感性认识的学科。所以如果更准确地翻译，“美学”一词应该是“审美学”，指研究人们认识美、感知美的学科。室内环境设计中的艺术美学就是研究室内环境设计中的审美学，即人们如何通过设计的作用在室内环境中认知美、感受美，也就是设计师用“美”来填补人和空间环境中所有理性与感性元素之间的沟壑。当人在室内空间环境中感知到美时，设计才是成功的。 室内环境设计的成功本质上是室内环境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两个层面的成功，然而，它们最终都要回归于精神层面的认知和肯定。这样就必须研究室内环境对人的作用，人在室内环境中认知美、感受美的一切状况。人类本体论美学就是从如何塑造人的心灵着眼，来考察审美经验和艺术现象（艺术品、艺术家、艺术史、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艺术批评），把艺术与生活、政治的外在一般论断，转变并了解为内在的过程，这就把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反映和反作用的原理真正落实到审美心理的实处。它要求探索和回答审美过程中许多复杂的具体问题，这其中也包括室内环境艺术设计的审美过程问题。 三、室内环境设计中的艺术性 室内环境在艺术审美层面上要求在于对室内意义的创造，它表现为室内环境在物质、精神两方面对人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心理的双向交流得以实现，即人对室内环境认知和环境对人的影响，而设计就是以特定的语言来促成这种表义的过程。所以，室内环境设计师在考虑使用功能要求的同时，必须思考精神功能要求（艺术感染、心理感受、视觉反映）。 室内环境设计的艺术表现是指在组织和塑造空间时，其内涵形式有两方面的属性：一种是内在涵义，另一种是外显方式。内在涵义是通过室内整体的环境氛围、室内环境心理感知、室内意境呈现出美感；外显方式是指运用形式美法则—适度、均衡、韵律、和谐，通过形式的外显方式呈现出美感。 1. 室内整体环境氛围。室内整体环境氛围是室内环境呈现给人们的总体印象。不同功能、性质的空间应该具有不同的性格内容，即具有一定的个性特点。不同个性特点的空间会让人们产生不同的印象，如活泼、庄严、典雅等。在室内环境设计实践中，空间类型复杂多变，从整体到部分再到每一个细部，都可能形成一定的氛围或是影响氛围的倾向及空间的个性。设计实践时，设计师应从空间的性质、用途、使用对象以及营销策略等方面去思索定位，以创造出不同感受的环境氛围。就像小型雅间需要亲切、温馨、典雅、轻松的气氛；宴会厅需要热烈、欢快的气氛；大型会堂则是庄严、宏伟、端庄的气氛。即使同是中餐厅，由于对象不同，其室内氛围也各不一样，如婚礼用的中餐厅，室内环境设计应具有喜庆、祥和、热烈的氛围；风味餐厅则应给人们朴实和亲切感、富有生活气息。 2. 室内环境心理感知。室内环境设计不仅仅是满足使用功能，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室内生活环境，能使人在视觉上和心理上更具享受性。室内环境的心理感知和感受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指空间环境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就一般心理过程而言，人的感觉、知觉、认识、想象、思维、情感、记忆等心理过程是每个人面对特定空间环境时都会产生的心理反应，进而才会产生对室内环境的感知评价，如美感、新奇感、舒适感、恐惧感等。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对环境空间也必然各有其不同的心理反应和标准。研究个性心理，可以为有针对性的空间创意或设计目标提供科学依据。 设计师要学会研究人的认识特征和规律，研究人的情感意志，研究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运用各种理论和手段去冲击和影响人的情感，使其升华，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如利用景物与背景的反差，反差越大，人的感知力就越强，室内环境处理上应是互相衬托、主次分明。宾馆中庭的瀑布、喷泉、上下穿梭的观光电梯、跳跃式的灯光都是因为新奇或动态的物体易被人感知，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而产生艺术感染力的。视觉具有先决性，由于人的视觉范围的渐进性，人们对环境的印象总是由一个个的小片段组成，只有先确定流线才能决定每一个“流线片段”上的画面，由一个个画面构成一组组引人注目的风景。 在室内环境设计中应用联想的手法来影响人的情感，以扩大人对环境的感受深度和丰富理解。如触景生情的手法，就是利用人们对环境触景生情的心理，唤起人们熟悉的潜意识心理感觉。 约翰·波特曼曾说：“如果我能把感官上的因素融会到设计中去，我将具备那种左右人们如何对环境产生反应的天赋能力，这样，我们就能创造出一种为人们所直接感觉到的和谐环境。”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对环境空间的感知是非常直接的，不需要经过太多的理性分析，因此，研究人们的心理感受对环境设计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人们对环境空间的感知能力是多层面、多角度的，包括空间尺度、比例、分隔、秩序、色彩、体量、光影等视觉元素，还包括听觉、嗅觉、触觉等其它元素。室内声场、光环境的塑造、绿色植物的清新空气、鲜花陈设品配置出的甜美温馨气息、不同界面材质触感等都构成了室内环境心理感受的要素。对于这些要素，在室内设计中应综合考虑和评价，注意相互间的统一与和谐，从而创造出空间环境的整体美感，提高室内空间的使用效益。 3. 室内意境。室内环境设计是为人而设计的，人是环境存在的主体，人不仅有生理需求，更有着心理需求。在室内环境中，心理需求的满足，需要人与环境进行新的交流，从而让人体验到各种心理感受，如舒适、快乐、宁静、宏大、端庄等。因此，室内环境设计就必须创造出空间中的意境。 室内意境是室内环境所直接体现的创意构思、意图、主题，是室内环境中精神功能的高度概括，是一种蕴藏在感性形式之外的、能引起人无限深邃的思索和联想，给人以某种启示或收益的设计艺术美。 室内环境中的意境并非静止的，而是流动的，它是在一个主题下的多种美感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最能体现出意境流动感的设计。素有“壶中天地”之称的中国园林艺术就是空间流动意境创造最为典型的代表，它通过门、窗的隔、对、借来突出景点，又通过水、廊的运用来连缀景点，使其串连成为一个整体。曲径通廊、小桥流水不仅使景观在移步易景的变换之中仍然保持了一气呵成的流畅，更重要的是在展示的动态中，在四维的时空中，彰显了中国园林无尽的魅力。如何使静态的空间环境化静为动，静中有动，从而丰富空间的内涵，是室内环境设计必须追求的目标之一。 室内环境的总体意境最终是对文化的反映，也就是说，意境的本质是文化的体现。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意识所积淀下来的精华，从各个方面和层次来说，它都是设计创意灵感的重要源泉。因此，设计美的意境归根到底是从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一般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文化情调。它是设计中最为感性直观的要素，也是表层的要素。它表现为一种模糊的、印象化的文化趣味。其二是文化心理，它是指设计中弥漫在某个群体中的不系统、不定型、自发的文化意识，如民俗习惯、信仰和崇拜等。最后是文化精神，它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一切文化领域和文化现象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文化成果。文化精神已经成为民族、社会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不断发展的动力。故宫建筑的理性精神、日本建筑的道禅色彩都属于文化精神层面的体现。 室内环境的意境是通过室内空间的布局、家具器物的样式、材料质感的搭配以及界面造型的选择等一系列环境设计来形成空间的整体美，营造出空间的意境美感，使人深深地感觉到设计内在的个性、情调、品位等内涵。它是设计师通过文化、科学、技术、生产各种系统要素整体化的联系，心理学、人体工程学、人文科学的相互渗透，以及自然因素、人和社会因素的综合，而体现出的一种社会过程。通过室内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客观实在的“景”，唤起人们的愉悦之“情”，这个情景交融的过程就是室内环境设计意境美的生成过程。 此外，室内环境设计中运用最多的形式美法则包括：适度美、均衡美、韵律美及和谐美。 综上所述，室内环境设计中的艺术性关系到如何去塑造人的精神和灵魂，这是室内环境设计的宗旨，是新世纪、新时代对室内环境设计专业的要求和呼唤。只有提高室内环境设计中的艺术品质，才能为人们创造出更美、更优雅、更舒适的室内环境。 设计艺术论文:中西方设计艺术本质特征的比较 摘 要：设计艺术是最古老的艺术，也是最广泛存在于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与人类文明进程息息相关。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方设计艺术本质特征的比较研究，以预测其发展趋势，为我国设计艺术的发展提供参考作用。 关键字：设计艺术 本质特征 发展趋势 一、中西方设计艺术溯源 从最为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所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原创活动都可以被称为设计。从这个角度来说，设计的概念未免过大，因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具有明确限定的狭义的设计，即合乎目的性，具有功能性、艺术性、科技含量和经济利益的设计。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设计艺术都具有一个漫长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 （一）中国设计艺术历程简述 中国的设计艺术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原始社会人类设计的石斧、石刀具有对称、节奏、光滑等朴素的形式美，包含有一定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手法。中国是个历史悠久，地广人多的多民族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智慧的人民在生产工具和技艺的变革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在不同的时代也创造了不同的设计艺术成就。先后留有原始社会时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石器和陶瓷设计艺术；奴隶社会时期的伟大创造——青铜器设计艺术；封建社会时期更是百花齐放、灿烂夺目，建筑设计艺术、园林设计艺术、家具设计艺术、服饰设计艺术、瓷器设计艺术、雕塑设计艺术等都在世界设计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设计艺术的发展也出现了断层。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的庞薰琴和一批设计家、设计教育家从西方引入现代设计艺术思想，对中国现代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设计艺术在我国只是被定义为“工艺装潢”这类狭隘的范围，并没有形成设计艺术的产业化，对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直到七八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设计艺术才真正发展起来，逐渐成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艺术。 （二）西方设计艺术历程简述 西方原始社会时期设计艺术和中国一样集实用和审美于一体，具有朴素的石器时代的痕迹。奴隶社会时期古埃及设计创造了辉煌的金字塔艺术。古希腊的多立克柱式、爱奥尼亚柱式、科林斯柱式奠定了世界建筑设计艺术的基础，其各方面的巨大成就也开创了欧洲设计艺术的历史。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进入封建社会时期，由于受宗教的影响较大，中世纪的设计艺术推崇精神上的表现。哥特式的建筑是此时的代表，造型高拨、挺直，讲究装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设计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以及拉斐尔等大师级的人物，这一时期的设计艺术崇尚个性、自由、解放，对后来工业时代的设计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现代设计艺术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工业革命的结果。随着18世纪的工业化，机器时代的到来，设计艺术也超出了为少数贵族服务的范畴，为大众所消费、设计与制作，生产活动分离，设计也超出了功能性，具有装饰性、趣味性、象征性等特征。19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大规模的“工艺美术”运动拉开了现代设计艺术的帷幕，之后西方现代设计艺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经历了更加宏大，影响更广泛的“新艺术”运动，风格独特的“装饰艺术”运动以及流派众多，艺术风格多样的现代主义设计。西方设计艺术发展到现代主义之后的设计时期，出现了耳目一新的解构主义、新现代主义。如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设计艺术必将继续绽放出新的绚丽火花。 二、中西方设计艺术本质特征的比较 要比较中西方设计艺术本质特征必须从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入手，实践的理论指导理论的实践。不同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的指导，设计的创作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征。中西方由于地域差异，人文环境的不同，设计艺术所依托的哲学与美学思想也有着显著差异。中西方设计艺术哲学与美学思想是个宏大的论题，若真要求解非我能力所及，笔者不妨在这里管窥一二以抛砖引玉。当然中西方哲学与美学思想不能割裂，笔者分开论述只是方便在设计艺术这个特定的领域作些有意义的探讨。 （一）中西方设计艺术哲学思想比较 “天人合一”宇宙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它对中国设计艺术特别是园林设计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园林设计引山水入园林，曲径通幽，借境移情，既有人工设计的诗情画意又有与自然和谐，与天道和谐的意境。“天人合一”是古代哲学史中无论孔子儒家还是老子道家都强调的观点。《老子》中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主张天、地、人都统一于象征着自然无为的“道”。又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认为天下万物由道而生。从中分析可以知道人的设计实践是效法“道”的，而“道”是效法自然的，设计也就是效法自然的。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家还将设计门类与五行学说联系起来，运用“五行”概念来阐释行业行为与自然现象“相生相胜”即相互对立相互作用的关系。老子并在此基础上有提炼出“阴阳说”，建构出宇宙本原“道”之学说。庄子继承发扬了老子的观点，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即一种原初、真实、本质的状态。 中国的设计艺术思想深受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支配，有着鲜明本质特征：（1）材美工巧。讲究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深刻反映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人的宇宙观。（2）以用为本。强调用和美的统一，与荀子的“美善相乐”一致。（3）文质彬彬。追求“质”和“饰”的和谐统一，（4）顺物自然。崇尚自然顺物自然是其时期的核心内容。（5）重己役物。强调使用主体的感受并追求功能与审美的统一。（6）物以载道。以物载道、言志、象德。如“玉有九德”，象征着不同人的身份和地位。（7）象。象是古代设计思想的基本，如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境生于象外。这种以象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认识方式、抒情方式奠定了中国设计艺术的美学基础。 谈到西方哲学思想，不得不提古希腊。古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也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故乡，并产生了一批伟大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柏拉图认为绝对的形式就是美。形式是理念、美、真理、知识和善基石，他用美对形式进行抽象和说明，柏拉图用美来解释了理念、真理、知识之间的关系。柏拉图称之为善“这个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认识中的真理的原因。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善的理念比这两者更美，这也就是善的知识。”所以他认为理念还不是最终的存在，理念通过美而被自己超越(更美)，这样借助于美的再一次超越，柏拉图从理念上升到最高形式——善。理念是超验的，它自身没有回归此岸之路，因此它最终只能成为属于神的性质的善，美不能用来说明神，柏拉图也无法再对善有所言说，这样柏拉图的哲学就停留在不可逾越的二元分裂上。 当然如同孔子和老子一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他们也有着种种分歧，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哲学思想讲究变化，没有国定的形式，“天人合一”。而西方的哲学强调固定的形式，尽管之间有紧密联系，但没有轮回。由于无法解释神，不能与神相通，中世纪的哲学成了神的婢女。这点在中世纪的建筑设计艺术上得到很好的例证。哥特式的建筑大都垂直向上，表现了一切朝向上帝的宗教精神，为神服务。而中国哲学虽然也认同“天命”，神可以主宰命运，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有轮回，人达到一定高度也可成为神。中国的古代建筑设计艺术大都“以人为本”，为人服务。 （二）中西方设计艺术美学思想比较 中西方古代设计艺术美学，由于大都产生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在一定的社会发展规律下，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本质上都属于古典主义美学范畴。但由于哲学基础、历史文化、民族审美的差异，设计艺术美学思想也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 1.表现与再现 表现与再现通常被认为是中西方艺术的显著差异，其中在绘画中尤为明显。同样在设计艺术领域这种差异也表现很明显。中国设计艺术强调表现，而西方重视再现。如中国的园林设计体现了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身份和地位。中国园林的设计法无定式，追求“外师造化”，并不追求一山一水的准确度，采用散点透视，以人在其中游园的情趣为设计目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美。而西方的园林设计以几何形的法国园林为代表，则采用焦点透视，具有理性主义特征。园林内充满了理性的气息，整齐一律，均衡对称，具有明确的轴线引导，讲究几何图形的规律，就是连花草树木都修剪得整整齐齐。为一种人工的创造再现，强调人工美。造成这种审美特征的原因当然与我们上面所谈的哲学思想分不开。中国强调“天人合一”，西方的古典艺术观是“摹仿”。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对“理念世界的影子”即现实的摹仿，亚里斯多德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 2.形式与整体功能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在想问题的时候脑子里面往往有一个制作图式，即想象着匠人制造物品的样子，然后用这个图式的结构去比附他们要理解的对象，包括整个世界。这一制作图式最典型的形态有两个：一是柏拉图的“原型—摹本”图式，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图式。于是，柏拉图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原型和摹本外在分立的两重天地，亚里士多德所看到的事物就是形式和质料内在复合的完整个体。而我们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图式是金－木－水－火－土－金不断地循环，是“阴阳”太极，是八卦图式。因而西方设计艺术美学追求固定的形式美，设计条理清晰，对具体的形要求极为严格，中国设计艺术重道轻器，追求有无相同，注重意境，气韵以及整体的变化，和谐统一之美。这些在中西方的雕塑、建筑、家具、服饰等设计上都能体现这种差异。 三、中西方现代设计艺术发展趋势 西方的现代设计艺术是随着工业革命，工业化大生产而发展起来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后，西方现代设计艺术逐渐在世界形成了主流，传遍全球，当然其发展的过程也借鉴了东方的设计艺术思想。比较中西方现代设计艺术毫无意义，因为中国现代设计艺术在20世纪30年代学习西方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当然其中也继承和发扬了优秀的中国传统设计艺术思想，主流和西方现代设计艺术是一致的。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科技革命进步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可以预言中西方设计艺术将继续相互交流、互补、融合，形成开放化、多元化、世界化的发展趋势特征。两大设计艺术体系殊途同归，创造了并将继续创造出璀璨辉煌的人类设计艺术文明。 设计艺术论文:对设计艺术专业课程设置与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思考 内容摘要 ：设计艺术教育日益成为我国艺术教育的一个主要领域，在这种形势下，设计艺术专业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文章着重强调了通过设计艺术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优化结构，突出优势，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达到设计艺术专业教育的既定目标。 关 键 词 ：设计艺术　教学改革　课程设置　实践能力 设计艺术是一个文化概念，它代表的是人们对所选择生活方式的设计，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用，以及潜含在其中的精神层面的价值系统。受经济高速发展对设计人才需求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不仅仅在专业院校，而且在普通高校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设计艺术教育也越来越成为我国艺术教育的一个主要领域。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敏锐的审美能力、创造性思维方法和熟练掌握本专业技术能力的综合素质，应该是普通高校设计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传统的美术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设计人才存在许多欠缺，对所设计产品的工艺流程、材料、与客户应对的经验、技术统筹管理等知识的欠缺，造成了设计人员更多地停留在艺术感觉的审美层面，设计出的产品实用性不大，或存在功能与工艺上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普通院校的设计艺术教育虽然是从传统美术与工艺美术教学中脱胎转型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发展初期的不足和转型期的种种迷惑与困难，但是基于设计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对设计艺术教学进行改革、规范，调整设计艺术教学体系是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国家教育部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计划中提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改革更新培养模式，调整课程结构，用现代文化、科技发展新成果充实和更新教育内容，逐步实现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育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同时，普通高校的设计艺术教育大多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如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重虚拟课题轻设计开发，这些都造成了教学与实践严重的脱节现状，高分低能现象屡见不鲜，这与设计学科高速发展的现状极不相称。我们可以尝试通过课程设置的改革，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建立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 一、优化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突出专业优势 1.课程结构上的特色 设计艺术学科是艺术与科学交叉的学科，学科特点必然在课程结构上体现，在专业理论课方面，应该开设与专业方向相关的人文和自然科学交叉课程。以平面设计方向为例，应有选择地开设，如市场学、营销学、消费心理学、行业设计法规、公共关系、广告学、传播学、应用数学、材料学、人机工程学等。除了必修、选修课程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专家讲学、讲座和素质课教育多种形式将课堂教学延展，为培养复合型设计人才奠定扎实的基础。同时，要加强交叉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教研活动，使交叉学科教学与专业教学目的相统一。 2.专业课程的优化组合 在专业课程方面，首先要对一些传统课程进行优化整合。如平面构成和图案课，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考虑整合为一门课，既可取长补短避免重复，又可缩短教学时数；另外，要吸取国际上先进的设计教育观念和方法，结合我国实际，开设一些既具有时代精神又符合设计发展规律的课程。同时，可开设一些突出民族文化，研究民族艺术的课程，如民间艺术研究、中国传统装饰等。 3.专业方向上的特色 根据教育部专业目录规定，将所有设计学科统一归于设计艺术学科门类之下，因此设计艺术成了一个专业覆盖面极为广泛的大概念。以平面设计为例，又可分为广告、包装、商业美术、印刷品等设计方向。普通高校在设计艺术办学方向上应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情况和学校自身的优势，有所侧重办出自己的特色。 二、科研与社会实践一体化，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高等教育，历来就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总结和建立专业理论体系的领域，高等设计艺术教育也不例外。现代设计的实践，要求艺术与设计教育积极回应社会的这一要求，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设计艺术教育体系。 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以下两方面建立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 1.教学与设计开发一体化 教学与设计开发一体化，就是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打破传统封闭式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走出校门，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对设计开发的各个环节进行调研和实践。教师要经常带领学生到企业或市场，如商品超市或施工现场等进行现场授课和设计分析，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一线摸爬滚打，参与实际设计开发的全过程，并从中得到锻炼。在一体化教学进程中，要充分利用分数的杠杆作用，将成绩的考核与各个实践环节紧密结合，改变重设计正稿不重设计开发过程的传统评分办法。 2.科研与社会实践一体化 如何处理好教师的科研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一直是普通高校设计艺术专业头痛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转变观念，把教师的社会实践活动纳入科研项目的技术服务范畴。鼓励师生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为社会提供有偿技术服务，以提高教师自身的实践能力。学校要为设计艺术专业科研与社会实践的一体化创造条件，提供政策上的优惠。有条件的院校还可以通过成立研究所或企业实体的方式，在加强技术监督与统一管理的前提下，为教师的科研实践提供相应的法律和经济上的保护。这方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院校的设计专业的经验可供借鉴。 进入21世纪，设计艺术教育的发展不仅面临种种机遇，也面临着种种新的挑战。我们必须以全新的观念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强化学生的设计实践能力，使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与经济、产业同步发展，与国际先进的设计艺术教育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