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论文:浅议生态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化　文学理论　教学创新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当代美国小说中的解构主义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管窥 论文关键词：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高潮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　理论　价值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几大价值进行分析与阐述，以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思想内涵，以及高尚的人格、渊源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思想、智慧、感情以及真善美的融合结晶。 1.文化内涵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是包含了政治、杂话、史志中的非自觉性理论，即使在《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纯粹性文学作品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化阐述从客观上留下广阔思考空间、与话语空间，并形成多维度研究。因此，今人多从儒、道、释等角度出发，也有人从民俗、历史、书法、音乐、绘画、文献、经学、考据等多方面学科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例如童庆炳老师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一书中，就是以文艺心理学为出发点，阐述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郁陶”、“蓄愤”等思想，并提出更有见解性、更加科学的观点。针对古代文学这一特征，以文化经济学为出发点，认为这是一个富矿型学科。虽然它作为传统学科，必然出现很多超积累研究现象，且学术人口超编严重，但是由于它的内存丰富，并可提供多元化学术选题，因此不会出现“词穷”、“学术撞车”等现象，这也是其天然、科学的优势，利于不断积累价值。 2.文学现象的阐释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直接阐述，同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可发挥“以古释古”的作用。由于它没有时代的差距和语境的隔阂，因此具有现代文论中缺乏的直接性、有效性。例如以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解释《水浒传》的结构，远比利用现代叙事学晦涩、繁琐的理论更明确；而利用庄子“坐忘”、“心斋”等思想分析苏东坡的“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比本格森的直觉主义观点阐述得更到位、更深刻。当然，这种“以古释谷”仅是诸多阐释方法的其中一种，而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唯一的，但可以发生独特效果，可见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性。再加上先天近缘的便利性，在阐述古代文学时，古代文学理论更具有优先性。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不仅是“知识考古学”，而是更具备现实意义。 3.社会政治价值 社会政治功能是古代文学理论的最主要价值，历代文学家都对此研究非常重视。由于这种功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促进文学理论直接参与到现实政治斗争中，并从中获得较好的政治功利效益。例如，孔子的“事君”、“事父”说，学《诗》“授政”说等，就是政治观点的典型代表，它对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提出了客观要求，并担负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 反对文学中的“嘲风月、弄花草”等行为，批判脱离现实社会，这是积极进步的价值观。以这一宗旨为出发点，古代文学家也提出了诸多观点，如“乡人”、 “事君”、 “化下”、 “邦国”、 “经国”、 “润色鸿业”、 “劝善惩恶”、 “匡主和民”以及“移风俗”、 “厚人伦”、 “美教化”、 “文以载道”、 “有补于世”、 “补察时政”等，无不体现出古代文学理论的社会政治功能。 4.思想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促进人类通过对历史的了解而认识自身，并从中获得自身能量与进步。虽然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对现代创作与作品进行直接阐释和指导，但是也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参考、比较等依据，促进现代文学理论既获得根性自信、有限启示，也以此校正自身发展方向，最终落实为统一的历史逻辑。 任何时间段内思想的正确性，都需要经过历史检验，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是被历史证明的思想，因此指明了现代创作与理论走向，从历史反思中推论其价值的逻辑性、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未来的文学理论发展，也需要建立在历史的逻辑基础上，才能提高可行性与真实性。因此，当前盛行的只重视感官愉悦、忽略深刻的大众主义文化，无论从写作层面还是阐述层面来看，都需要与历史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对当前时代、偶然、媚俗等思想倾向具有匡正价值。 5.审美娱乐价值 审美娱乐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文学价值。这种观点已经在《左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中有所体现，例如季札每观赏“一乐”，就会体现出“美哉”的心情。而孔子所说：“《诗》可以兴。”也对激发人的积极情绪发挥重要作用，蕴含审美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对文学理论的审美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例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提出“著文自娱”；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诗可以让人“贫贱易安，幽剧靡闷”；陆机的《文赋》中，认为创作是“可乐之事”；颜之推的《颜氏家族》认为文学的“陶冶灵性”；萧统的《文选序》中指出作品具有“悦目之玩”、“入耳之娱”的功效价值。而自唐代至清代，大批文论家也指出了“相娱”、“相慰”、“消愁”、“解闷”、“娱耳悦目”、“以文为戏”等观点，其论述的范围由诗文扩大到小说戏曲等。可见，审美娱乐轮主要体现了“自娱”、“娱人”两方面，具有深刻的价值。 文学理论论文:浅析现代性视野下的沈从文文学理论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 文学理论　现代性 论文摘要：沈从文在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的言说立场，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在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文学理论卜的成就与影响虽然远远不能与他在现代小说史的地位相比，但他以批评家的身份一直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和创作中表现的现代性反思不一样的是，沈从文基于文艺问题的理论表述中充满了现代性召唤图景一一秉承五四精神的星火，积极地在文艺问题上频频鼓呼，并以他独特的理论表述方式呈现出颇具特色的现代性症候。 文学认同：民族想象与历史使命 对于“五四”启蒙理想的向往成为沈从文入京最初的现代性冲动。“五四”运动所召唤的关于现代中目的构想也成为沈从文毕其一牛所追逐搭建的文学现想的最初图稿。“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了。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对“新的方法、新的认识”的觉察也就是意味着对旧的方法、认识的背叛与超越。显然，“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知识的产生，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崭新的知识体系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和接受的过程，是中国的知识和价值重新调整的过程。身处新旧思潮剧烈激荡的北京，沈从文必然切身体验并融构了这种新的知识和价值，于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观念成为沈从义重新确证自我的认同标准，从而也形成了沈从文关于他人和自己的新文学创作的重要阐释图式评判维度。 近现代以来，文学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这是中同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阐释文学的内涵，而且还要发现或者论证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普适性命题，便是因特定的历史现实而使得文学创作伴随着强烈而鲜明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想象。沈从文关于文学的论述中从未放弃或远离过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与使命感，他对文学的想象和终极追求中也从没有缺省民族同家的维度。沈从文曾在表达他的文学理想时说，“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第一流短篇作者竞长短的选手”，而这个选手“能写得比这一世纪高手更好，代表国家而比赛，才真正有意义”，国家认同始终是沈从文文学认同的重要一部分。 文学一直是现代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和资源。在沈从文这里，文学之于现代人格的塑造与民族哀乐以及“百年立同”联系在一起，文学对“人格”、“人性”、“生命”的塑造与守护不可能独立存在，而往往伴随着民族、社会的进步创新。沈从文在对文学与史学运动进行表述时显示了他对历史语境的清醒自觉：“文学运动在积极方面，却可望除旧更新，使文学作家一支笔由打杂身份，进而为抱着个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经验，有计划地来将这个民族哀乐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日在作品中铸就一种博大坚实富于气的人格，使异世的读者还可以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热忱。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为民族百年立围的经典。”在沈从文的文论中，对于个人与社会，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问的关系，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制度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很多。沈从文共至认为在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这一点上，小说必然更具有表现力，更容易使人领会共鸣。沈从文深信国家的真正进步，有赖于切实有用的知识替代专横霸道的权力，理性代替迷信，而文学作为启蒙的于段，更容易使人得到肩发，深信通过文学，在读者心中注入社会重造的观念，是一个必然有效的方式。 文学自律：分化规律与合法化根据 1930—1940年代沈从文参与的备受非议的文艺论争使得他自觉到，对于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社会功用的新文学以及文学运动来说，文学沦为了“商品竞卖”和“政治争宠”的工具几乎成了文学的灭顶之灾。文学运动“既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与玷污”。文学已然越界。文学运动的发展和这些活动分子的活动既纠缠成一片，原来那点庄严性，那种优秀作品从各方面说明人生，来煽起这个民族自尊心或自信心的点崇高理想，那个诱惑读者向深处追寻向远处看的企图，可完全被摧毁了。“代替它的是种功利计较和世故运用”。文学在担当现代国家与现代人格的草塑的任务时，不期然地沦为商业与政治的工具或奴隶，这迫使沈从文重新思考文学的自律边界，重新认识现代社会的分化规律。 文学、商业、政治乃至自然科学等各领域的分化都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文学的自律正是在现代社会的分化中建立起来的。沈从文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学并小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文学有着广阔的内容，它礼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伟大庄严处。即照近代一般简单口号，“一切与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问题与政治关系，却因分工分业，就必须重造。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文学在重塑现代国家的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同质性和共时性层面，另一方而也对文学的独特性有着清醒的自觉。新家的重造，必然是各种专门家的责任，“困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唯有伟大文学作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 沈从文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在重塑现代人格的功用上极为自信。因为小说“即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中”。这是小说的独特魅力。新的作品之所以为经典，即从这种工作任务的重新认识，与工作态度明确，以及对于“习惯”的否定而定。从这个认识下产生的优秀作品，比普通公务员或宣传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来得长久得多，也实得多。”沈从文在此认识到，义学的合法化和经典化可能都必须首先从文学自身而不足非文学因素那里获得确认。 文学承载的民族家的现实功用，和文学作为艺术的自律性，相互纠葛在沈从文的文论中。这也带给我们启示，那就是中同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格“丁具主义”和“审美主义”两大类别的冲突并不如概念辨析那般泾渭分明，这是一个需要回到现代文学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解答的理论问题。 文学主体：理性介入与独立人格 现代性意味着个人从传统的各种禁制中解放来，获得空前的谋划自己生活的自主性，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是现代性的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追求的是一种能够真正确立主体性地位的存在方式，这就是主体的人在生活中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正如康德将启蒙的口号唤作“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一样，是一种自律精神，一种人之为人的主体精神，或者说是人的理性或个体的自我意识。换言之，“理性主体性”成为启蒙精神的核心与基础的概念。 启蒙理性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批判封建社会的最锐利武器，同时也是他们获得现代认同的鲜明旗帜。理性构成了沈从文继续“五四”这一未竞事业的执著的话语力量。“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否认重新检讨的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理性是沈从文自我反思和观照文学主体的重要圭臬。“作家存某种意义上是比较能够用开明脑子在客观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一种意见表示人生应有些事与普通动物不同的，他有思索，他要表现。”在沈从文看来，一个作家若自觉为教育青年写作，为民族未来写作，就应当对真理十分看重。这样，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而“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沈从文强调，文学主体(知识分子)克服商业“物化”与政治工具化有赖于一种新的人生观的建构。这种人生观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对生命能作有效的控制，战胜自己被物态征服的弱点，从克制中取得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以及创造表现的绝对自主性起始……只承认为人类‘工作’，不能为某一种策某一时‘工具’……这成就，在另外一时，将无疑依然会成为一时代的重要标志。”沈从文强烈要求作家们坚持个体自觉的独立品格。“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已，不要把‘思想’完全依赖在政治卜，不要把‘出路’完全寄托在收入上。” 沈从文文论现代性的原点均可以回到对文学主体的表述上。理性、介入性、批判意识、独立品格成为沈从文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从文对文学主体自我确证的追求是对文学自律看护的延续，两者甚至互为条件。而沈从文的争鸣与呼告也告诉我们，1930—1940年代的特殊语境，使得文学主体的确证并非不言自明，而成为一个需要不断论证的问题。沈从文极力主张现代新文学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与知识建构中去，但是，这种参与必须建立在尊重文学自律与主体自由的基础之上。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研究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 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 “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 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 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 and 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 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 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和谐与整体:柯尔律治文学理论的有机内核 内容摘要：英国牛津大学西马斯·帕里教授编选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收集了柯氏大部分散落在外的、100多年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关于文学的言论，以注释的方式、独到的编排形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和作家的言论进行了归纳性、考证性研究。该书融文献资料的珍贵性、内容编排形式上的独到新颖性与实用性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性于一体，是一部极具价值的、不可多得的研究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重要著作。 关键词：《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　西马斯·帕里　文献价值　实用价值 作者简介：鲁春芳，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郭峰，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本文为浙江财经学院2007年校级重大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自然关怀”研究成果。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在中外文学界都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最具哲学深度与浪漫诗学思想于一体的文学理论家。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约翰·比尔的系列丛书《柯尔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coleridge’s responses：selectedwritings on literary criticism，the bible and nature，2008)的出版为我们研究柯尔律治提供了针对性强、选材面广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这部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同时也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由牛津大学著名学者西马斯·帕里(seamus perry)编写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coleridge on writers and writing)则更应该是我们客观、深层了解科氏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文学理论内核的忠实依托。 西马斯·帕里是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学者，主要研究1660年至今的英国文学，其中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思想的研究造诣颇深，已有多部研究柯尔律治著作先后出版：《s，t，柯尔律治》(s.t. coleridge)、《柯尔律治的笔记：选读》(coleridge’s notebooks)、《柯尔律治：采访与回忆》(s.t coleridge：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和《柯尔律治和部分的用途》(co-1eridge and the uses of division)等，我们可以确定西马斯·帕里对柯尔律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08年帕里又编写出版了这本系列丛书《科勒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的第一部《科勒律治论作家与创作》，虽然为资料收集形式，但是本书所选取的具体内容及其内容安排的方式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科氏创作思想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献帮助、极其实际的研究指导和比较明确的学术意义。 首先，本书极具资料的文献价值性，把柯尔律治大部分散落在外的、一百多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科氏关于文学的论述、演讲、旁注以及别人的记录或摘录等收集起来，以详实的出处信息展示这些论断的来源：具体演讲、重要论述、写给具体文人的具体书信以及书写的具体时间等。从这些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更能体会柯氏诗学思想的本质内核，更能感悟到作为一代伟人的柯尔律治的创作视野。 其次，本书凸显的第二大特色是内容编排方式的独到新颖性和实用性。柯尔律治文学论著宽泛、宏大，帕里采用注释的方式，以独到的编排顺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与作家的言论进行了考证性研究，第一部分以时间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比较全面的关于创作的论述，《笔记》中的摘录、讲稿中比较宽泛的讨论和节略、《朋友》、《文学传记》、《桌边杂谈》里关于诗歌与想象的描述等。从这些公开的和大部分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了解了柯尔律治的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本质内核：无论他一开始对诗歌和诗人的论述、对十四行诗本质的观点、对阅读与读者的理解、对戏剧与其它文学形式创作的解释、对机械幻想与有机想象的阐释以及最后又回到诗歌诗人本质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文学理论方面老道成熟的文学理论家，而他几乎所有阐述的中心词总是强调“整体”，虽然他用不同的英文词汇“union”“u-nity”“oneness”“whole”“totality”等，强调“有机的想象”即“organic imagination”。由此，我们看到，柯尔律治创作思想不是一蹴而成，更不是突兀来风，它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内核和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第二部分以作家为词条，以字母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对具体作家以及其作品彰显的风格、品格、文化意义等的看法与评价，把柯尔律治散见于其广泛的文学论著中的对世界作家的评论和认识集中起来，让我们很好地看到了柯氏的创作视野、他的知识面的广度与深度。比如从柯尔律治1795年的演讲中对马克·阿肯塞得(mark akenside)的评论看到了柯尔律治对“整体”和“想象”的强调，从他对亚里斯多德、培根的评述我们看到了柯氏对哲学与科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从他对丹尼尔·笛福及其《罗鲁宾逊漂流记》的言论，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极具人文思想的柯尔律治等等。总之，帕里把柯尔律治对众多世界作家的评论收集一起，这些归纳性材料如实反映了柯氏本人的研究深度和创作主张。同时，柯尔律治能汲取所有对其思想有益的智慧，以他自己的天才进行有机的综合与想象，这是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作为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不懈追求和努力辩护的目标，这一目标在他那三首争论最多、又最不被人看好的长诗《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中得以最佳的实现。 第三，本书为我们深度了解和研究柯氏诗学思想提供了指导性的参考。该书分前后两大部分，就具体材料的内容而言，紧紧围绕并突出了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核心是和谐与整体(harmony and unity)的主题。就第一部分讲，几乎所有选用的小节，无论是谈诗歌与诗人，还是谈幻想与想象的区别，中心词汇离不开“和谐”与“整体”，用柯尔律治的话文学创作就好像是一种植物的“有机生长”。柯尔律治创作的《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等三首长诗从内容到形式也的确体现了柯尔律治融众多不协调因素于一“整体”的诗学思想，因此也总被看成是柯尔律治为数不多诗作中的最伟大诗篇。柯尔律治诗歌思想的灵魂首先是赞同华兹华斯的创作主张，即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的那种机械主义理论；但是，柯尔律治发展并提升了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理论，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是一个有机体的自然生长过程，自然与艺术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诗人的能力和职责就是要融合所有对立不一的因素，融所有有机元素而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从创作论到作家论始终把这一中心放在首要位置，我们看到了科氏文学理论的内核。柯尔律治在谈到短短的十四行诗歌时也同样强调“整体性”：“我认为思想的整体性是十四行诗所必不可少的”，“十四行诗对我来说是最美的，他们在理智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永久的融合”(perry 3-4)。 实际上，柯尔律治有时也仿照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目的论的判断》中的著名论述来描述其关于有机体的关系，他认为生命整体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每一个部分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把对立物综合成更高的第三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既相异又相同，柯尔律治把这种功能归于美学领域中的想象——在他《文学传记》中所描述的“善于综合的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使相反的、不协调的性质平衡或和谐中显示出自己来”(coleridge 15—16)。因此。柯尔律治强调创作中想象力的发挥是因为想象的整体性不是把“没有生成力的微粒”机械地并置起来，也不是新古典主义的部分的得体性，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是一个自生系统，由各部分在生命上的相互依赖所组成；如果离开了整体，部分就不能生存。 文学理论论文: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文化研究 一、倡导文化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笔者以为，只有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注重对其作一种文化的透视，才能够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特性，并使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成为可能。究其原因，其一，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民族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学的第一特性是审美性，从这点看主张对民族文学进行审美研究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从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深入考察民族文学的性质就会发现，作为文学的民族文学有其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已然构成了民族文学的又一种显著的特性，这就是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一批小说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正红旗下》、《茫茫的草原》、乌热尔图小说、《心灵史》、扎西达娃小说、《尘埃落定》、《摄魂之地》、《太阳部落》等。“这些作品或对民族文化资源作了新的阐释，或对民族文化心理作了艺术描绘，或表现了不同文化碰撞中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困惑与嬗变等等。”基于民族文学的这个基本事实，研究的方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关纪新所言：“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必须将其与相关的民族文化历史命运的考察和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比较准确、深入的研讨。”民族文学之所以会显现出显著的文化特色，其原因与民族文学作家对文学本身的认识有关。不妨看两位作家的自述。侗族作家滕树嵩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说过：“坦率地讲，在这部作品中，我但能将我所属的侗家这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气质，让侗家山区以外的人们有所了解，就很满足了。”侗族作家张泽忠也曾坦诚地说：“我是一位侗胞，当初选择文学，无疑是想借文学这种形式，传达我的思想情感，进行我的思索，为我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选择文学，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文学的服务，显然不是“审美地表现”所能涵盖的，或许应是“文化的表现”。这样的创作意图在民族文学作家中绝非偶然，而是较为普遍，它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作家民族认同感的体现。也就是说，民族文学作家往往倾向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创作，这可说是他们与汉族作家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创作意图也就使得民族作家文学往往成了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由此可见，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民族文学作文化意义的研究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其二，在宣扬民族文化、挑战话语霸权、反抗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同质化威胁等创作意图指导下，民族文学作家往往自觉地借助文学作品来传达母族文化，甚至不惜以牺牲作品的审美性为代价，比如前几年兴起的“民族志写作”就是如此。这就使得民族文学的文化现象异常丰富，呈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对此，单纯的文学审美研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无法道出民族文学的全部真相，甚至会产生误读。因为如果忽视了文化因素单从审美形态的角度考察，有时哪怕民族特色非常强烈的作品也看不出它与其它民族比如汉族的作品有何差别之处，甚至导致对这些作品价值的某种遮蔽。比如民族作家文学中，在一种宗教（文化）观念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叙事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这就是单纯以审美的尺度来鉴定民族文学作品所难免的误解。而若把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明白这种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显得玄妙的叙事其实并不玄妙，只不过带上了特定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而已。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曾将之命名为“宗教文化叙事”，并发现它具有叙事学上的理论意义。其三，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形态之一种，对文学作一种文化的研究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代的文化研究本是肇始于文学研究，而在当前很多时候却疏离甚至放弃了文学，从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说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以为，文化研究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与某些研究者们误解了文化研究的作用和没找到合适的文学研究对象有关。文化研究不仅能够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且还可以照顾到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与其有机地和谐共处（这并非意味着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不会冲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深刻地认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加以有机地协调。为使文学为文化研究提供用武之地并发挥最大作用，选择那些具有鲜明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颇为重要，而民族作家文学正是这种可以选择的最好对象之一。 二、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价值 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有何价值呢？首先，可以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内涵，更好地阐释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服务。在民族文学中，审美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悬置，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却得到凸显。对此，仅从审美的角度给以否定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根据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其文化性上。这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甚至可能以此为立足点和契机，建构具有民族文学特色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然，这种文学理论体系是要把“文化”的维度包括在内的。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下，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已不再可能。与此相对的是，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反而成了大势所趋。正如论者所言“：作为过去几年里强烈抗议全球化的一部分，相当多的理论家认为，差异性的激增、向更为地方化的话语和实践的迈进，成了当代场景的特色。照这种观点看来，理论和政治应当从全球化及与之伴随着、通常是总体化的宏观维度的层面转移开来，以便集中关注日常经验的地方性、具体性、特殊性、异质性及微观层面的东西。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就比针对更加综合性或普遍性状况的更一般的理论和政治，较为瞩目于差异性、他者性、边缘性、个体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笔者以为，我们所倡导建设的“民族文学理论”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地方性理论的建立着眼于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特质之上。帕里和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通过对口头史诗的研究，发现了其有别于作家创作的独特的创作和传播方法，以此建立了口头文学新的理论和批评标准，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口头文学的不正确认识，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有益借鉴。其次，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探索一条新路。文化研究虽从文学起步，现在却远离文学，从西方到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有的文化研究虽然兼顾到文学，但往往对作品随意肢解，断章取义地随意发挥，完全放逐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真地无法兼容吗？文化研究又应该如何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大显身手而又兼顾到文学的审美性呢？我以为，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很好的研究平台和实验范本。或许，我们可以在对民族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问题的新的、有价值的理论突破。这是我国的民族文学给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一种馈赠，这种研究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再次，可以带来如文学史等其它研究领域的突破。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学史对民族作家作品采取了一种轻视或忽视态度，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汉族文学史，这种局面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某些改观，但要改变由来已久的偏见还有待时日。实际上，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有很多独特之处，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带来诸多挑战。比如关于寻根文学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被公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诞生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但在文学史认定的代表性的寻根作家中却几乎看不到民族文学作家的身影。实际上，从精神实质上说，所谓寻根就是寻“民族的文化之根”。寻根文学寻找的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而中华文化其实是一种多民族的文化。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所追寻的典型的文化形态如吴越文化、道家文化等说到底都属于汉族的文化，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文化，因为它并没有把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所寻之根是不完整的。民族作家文学中不仅有寻根意义上的文学（尽管没有被划为“寻根文学”的范畴，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隐秘岁月》、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等），而且其发生的时间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作品还经常可见），只不过它们寻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根。相对于当年“寻根文学”不彻底的寻根实践而言，民族作家文学今天的寻根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现在的文化转型、文化反思和重建都不无启示。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实是一次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寻根，而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寻根发生更早，且一直延续至今，从精神内涵上说也有其独特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无启发。如此看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文学的思路就颠覆了以往文学史对“寻根文学”的一般认识，这对我们今后重写中国文学史都不无参照意义。 三、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策略 必须说明的是，以前的研究并非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但大都将之限制在审美研究的框架之内，也就无形之中束缚了文化研究的深度。笔者所倡导的文化研究试图转换研究视野，更强调以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为中心来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获得更多的理论发现。具体的研究策略很多，已有论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比如有人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发现其独特的生态文化意义。有人从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化“混血”特点发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混血”现象。而笔者所做的研究则是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来介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认同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发展历程。建构的认同论认为，认同是一种建构的行为和结果而非对于某种本质属性的归附。建构需要借助于手段，文学作为一种话语表意的实践活动，是建构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认同本身的形态也是多样的，比如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性别认同等，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民族认同，而所谓民族认同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民族文化认同。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和复杂，这些小说往往通过特定的途径和策略来完成民族认同的建构，如作品中的故事、人物、题材、文体、语言、叙事等都可能参与这种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可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层面，如故事、人物、题材等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属于显性的，如文体、语言、叙事等的建构则属于显性的。当然，在实际的情形中显性的建构和隐性的建构往往结合在一起。比如藏族作家阿来通过“重述神话”的小说《格萨尔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藏民族的复杂建构，笔者称之为“差异的建构”——小说《格萨尔王》是通过对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回归与疏离的双重张力书写中完成的。基于如上认识，笔者所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是如何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其建构的原因、策略、机制、手段、意义和限度等是什么？这种建构对民族作家文学文本造成何种影响？给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何种启示？等等。笔者的这一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这里不再赘述。一直以来，审美的研究方法在民族文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对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和否定，只是认为要针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适时地采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为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服务。基于这种研究思想，在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认同建构所作的研究中，一方面笔者注意到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并让审美价值成为我选择理论个案的重要标准（这与一般的文化研究只关心个案对理论的阐发意义而不关心文本的文学价值不同）；另一方面，鉴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我又积极地引入认同理论、文化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知识作为理论资源，这就使得这种研究逸出了传统的审美研究范畴，而在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维度中展开。这样一种研究的思路是别开生面的，由此也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认识。比如：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一种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文学作家一种无意识或自觉的创作追求。这种民族认同建构赋予了民族作家文学以独特的价值，比如宣扬了本民族文化、彰显了边缘写作的意义等，但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如二元对立的逻辑建构原则、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悖论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一件很有必要，也大有可为的事情（尽管这种研究也并非万能，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大行其道且建树颇丰。借助于这股学术研究的“东风”，相信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也会有灿烂的前景。 作者：樊义红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运用 一、多媒体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效用 目前多媒体教学正逐渐进入高校课堂，高校教师对多媒体的认识也逐渐从不熟悉到逐步深入。多媒体技术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将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能交互处理、存贮、传递文字、图形、影视、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一种综合信息处理技术。多媒体教学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运用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得到改进，并促进多方面的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促进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的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文学作品的检验。文学理论既是对文学活动现象的一般本质规律的理论概况，又肩负着指导读者阅读、欣赏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责任。因此，“学好文学理论，不仅需要掌握它本身的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及方法，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熟悉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多媒体教学利用其丰富的图文资料和作品内容，使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得到很好的结合，既体现了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品质特征，又方便了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需要。比如，在讲到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中的“小说”这一知识点，就可以用多媒体展现许多的文学作品，甚至节选其中的一些章节来举例、说明问题，阐释理论观点。 （二）增加课堂信息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中一个突出的方向是教学授课时数的减少而教学目标不变，文学理论课程一学年64个课时，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受制于主观和客观原因，能够在黑板上书写的内容不多，能讲的知识量也有限。有些新建的教学楼的教室里甚至没有粉笔字写的黑板，只有白板笔写的白板，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采用多媒体手段来进行教学，而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多媒体教学容量大，信息量增多，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都可以展现在多媒体课件中，让学生们最大限度地去学习专业知识。多媒体创建丰富有效的教学情景，既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扩大知识面，又有利于学生选择重点的知识点和内容来学习，也培养和锻炼了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选择、判断能力，从而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效率。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为配角的传授式教学，教师通常满堂灌输理论知识，学生则被动地听讲和记录，这样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文学理论课程偏重于文学理论知识，情况更是典型和突出。如果使用多媒体教学，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适当增加教学内容和变换PPT课件的效果，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比如笔者在上“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这一节内容时，列举了一些古典诗词，如杜甫的《登高》、李商隐的无题诗、王维的禅宗诗等，来阐释文学话语意义的丰富性。通过多媒体的文本和图片展示，避免了不少板书的麻烦，将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用来分析文学作品和阐释教材的内容。运用多媒体辅助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形式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学生普遍感觉到学习过程的趣味性，再加上教师适当的启发和点拨，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大多以教师为中心，为了在有限的课时中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往往只能进行知识性的灌输，加上教学方式的单一，学生学习的兴趣往往不高，学习效果也不理想。学生们反映较多的问题是文学理论课程过于抽象，常常是教师讲得很多而学生理解的少。究其原因是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而运用多媒体上课，则能使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产生期待，满足了青年学生的直观视觉冲击力和想象力。在教学中，多媒体技术使用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声音和影像资料，打破了教材单一文字和文本之间的界限，让那些呆板、枯燥的文字变得生动有趣、魅力无限，使不同体裁的教学内容相互贯通，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对文学理论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参与意识。教师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将多媒体技术适当引入课堂教学，既发挥自身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又增强了学生对学好文学理论课程的信心和勇气。例如，在上“文学作品的理想形态”这一章，不管是“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还是文学的高级审美形态“典型”、“意境”、“意象”等内容，我们都可以在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提供一些与之相对应的生动画面和视频实例，利用电子文档、PPT、投影仪、录像机、互联网等为教学内容服务。例如，当教师要举例分析一首诗歌的意境时，可以直接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讲解文学作品的语音、形象、意蕴三个文本层次时，可以以图表的形式形象地展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教师可以使用演示文稿或多媒体课件展示知识的变化的动态过程，再加上适当讲解、引申，就可以把枯燥的文学概念、艺术特征、艺术体现等讲得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这种多媒体的课堂形式灵活多样，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和动力。 二、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 多媒体在给文学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自身难以避免的矛盾，毕竟先进的技术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不能代替教学者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文学理论课程课堂多媒体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形成难点 多媒体教学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的特点，在运用到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同时，它又具有把概念、原理、命题等图解化、表浅化的倾向，从而削弱和淡化了理论特色和品质，不能揭示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外延意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话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多媒体通过图、音、像将文学直观化，却无法呈现出文学由言、象、意所组合而构成的能指与所指、言不尽意的关系，甚至导致学生重图轻文，以直观感受代替对深层意蕴和文学精神的深层把握。因此，如何更准确、更合适地运用多媒体进行理论教学，如何从理论到图像再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是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应解决的难点和问题。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的运用，必须处理好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之间的关系，并搭建起桥梁以便顺利展开教学。 （二）多媒体的简单化构成难以表现文学理论的系统性 多媒体将理论体系、知识结构、框架模式做图表化的处理，具有整体直观、方便把握的优势，但是这种方式也容易造成图表的简单化倾向，割裂了理论知识的整体感和各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淡化了理论体系和结构的整体性、系统性，产生了零散化、片段化的情况，从而无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因此，教师要注意文学理论课程自身知识的系统性特点，结合多媒体图表格式与图像音文的特点，发挥自身在多媒体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和中介作用，合理地利用好多媒体的功能优势，这样才能让多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课堂教学。 （三）多媒体的间接性造成文学理论实践性的弱化 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品格和个案研究的特色，对文学理论的实践教学和实践环节具有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是这种实践具有虚拟性、示范性、间接性的特征，和教师指导下的实践教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别。“多媒体教学所呈现的实践并不能代替课堂教学的实践，或将多媒体教学简单视为实践教学和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文学理论课程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知识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教学课件的设计也必须使理论与实践协调统一，为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今后的知识运用服务。 三、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改进的措施 要解决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文学理论的理论型课程性质和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教学方式之间的矛盾。同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作用，利用好多媒体这个师生交流的工具和平台，把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一）多媒体使用要与教学理念同步更新 文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是观念思维的改革。只有明确了思路，改变了观念，才能对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目前部分教师还存在漠视、轻视多媒体手段的现象，这可能是其自身对多媒体知识的欠缺所导致。有的教师虽然使用了多媒体教学，但只是把多媒体当作电子黑板、图片展示器来使用；有的教师则是大量堆砌材料，片面追求课堂热闹，为使用多媒体而使用多媒体。这些都影响了文学理论课程中多媒体的使用效果，这种错误的观念和现象应该加以纠正。教师既要将传统的大纲式板书内容课件化，又要改变将文字内容和文学理论简单图解化、图像化的错误偏向。文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性、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文学的形象性、感性和个体化的一些特征。文学理论应该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化理性与感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理论性与形象性的融合。教师要努力寻求多媒体教学与文学理论课程的最佳结合点，注重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的更新，树立起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这样才能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 （二）灵活运用多种多媒体教学形式和手段 多媒体教学不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且具有延长教学主体功能的意义，还具有扩展教学内容和资源的意义。因此，在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多媒体的先进技术形式和教学手段的作用，同时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彻底性、连贯性等，发挥教师个人的传统特长和闪光点，使教学更具有个性和魅力。此外，教师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局限性，适当地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师在“授业解惑”和沟通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青年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来授课，而很少和学生进行交流，结果导致师生之间情感上的陌生与隔阂，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和引以为戒。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特别强调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要善于分析具体的教学情景，选择最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和训练效果的手段来进行教学，使多媒体的运用成为整个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四、结语 总之，在多媒体教学中，教师的中介和主导地位不能让位于多媒体，师生之间的交流、生生之间的交流应该是课堂构成的主要部分。多媒体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不能代替教师的现场指导作用，更不能主宰整个课堂而忽视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我们在使用多媒体时，应该侧重运用其实效性、科学性、简洁性，做到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使用的最深度化与最节约化，如此才能服务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最终目的。 作者：欧造杰 单位：河池学院文传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研究 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重要性 1．文学理论的教学需要 大学语文是为学生的文学理论知识做存储的最重要的时期，恰当的文学知识存储对学生作品鉴定能力的提高和个人人文素质的培养都有着积极作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授课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客观、正确地把握作品，感官、细腻的分析作品，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主要授课方式包括以文学理论为线索引导，以生动、形象、具体的阐述性语言为铺垫，将文学理论的精华贯穿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始终。正确的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注重对作品语言和文字特色的分析以及对文学理论系统、全面、多角度的贯穿，以便于高职高专学生更好地接受大学语文课堂，然而现阶段中的高职高专语文课堂往往只对第一点有所重视而忽略了第二点的重要作用，这种错误的教学偏好使得高职高专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学习过于受到局限，不能前后贯通，一气呵成，语文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学生的文学鉴定水平得不到提高。因此加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系统性的贯穿，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和文学鉴定水平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2．文学在社会现状中的需求 在当今社会中，对于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伴随而来的，是要求我们要在学生学校阶段提高其自身素质，让学生达到在社会需求中的基本素质水平要求。而学生的文学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自身的素质，从学生的实习面试，到工作之间的基本交流，都基本的文学素养为其奠定基础，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人与人沟通中的表达。在高职高专中，对于大学语文的短板，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在高职高专学校中，普遍存在一种氛围，注重专业学科的学习，而轻视这种最基础性学科的学习。在原本缺乏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又不主动接受大学语文教育。学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的缺失，则对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提出了高要求要求，一方面，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给予他们在文学上的熏陶，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启迪，与审美上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让学生认识到大学语文对其的重要性，让其主动接受，并学习。面对社会的现状，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现状 1．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 新编《大学语文》为了避免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枯燥、乏味和单一，采取减少写作练习，降低对文史知识的集中性重视，采用便于学生理解文体结构达到丰富教学内容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科的单一性，但也导致了学生不能以历史时间和作者作品为线索贯穿到整个语文学习中。语文模块支离破碎，学生对流派、风格、思潮等历史潮流不能做前承后接的分析和理解，使得语文的系统化、一体化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在教学内容上，老师往往更偏重于对教材中的基础语法知识的指导和教材圈定重点范文的解读，忽视了文化熏陶，精神启迪对学生语文素养培养的积极作用。 2．高职高专学生接受能力 从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的高职高专语文老师认为高职高专的学生文化素养偏低，语文学习能力不足，重专业轻基础。这样的思维定视让高职高专语文老师在教学中有所懈怠，老师往往教语法、教基础、教文体后便草草了课，恰恰与学生追求的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背道而驰。高职高专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能力并非表面的如此浅显，在一定生活阅历的基础上，学生渴望在浓重的文化熏陶，文学的优美审定中得到精神的娱悦，身心的释放。老师对文学理论的过分拘谨、约束不利于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理解文学内涵，提高人文素养。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本上的文学理论知识看来，其安插生硬、尴尬，不能在上下文之间起到起承转合的积极作用，使得学生既不明白理论内涵，又不理解作品真正表达的含义，文学理论失去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既不能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过分的拘谨和约束，也不能忽视了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程度范围，老师在全面、系统的解读文学理论的同时恰当的安排文学理论教学进程。 3．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 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即过分的采纳嗟来之物，使得自我的理论体系和文学思想没有成型的规定，本土理论过于松散。大学语文本是一个开放的课堂，在老师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老师与学生在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另辟蹊径，创设我国具有时代特色和本土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然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缺乏的也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学生单一的吸收基础知识，解读文学理论，学习进程往往只停留在“吸收”过程，学生连举一反三的语文能力都不具备。能否真正有效的实现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创设富有我国本土特色的文学理论体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必要措施 1．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 科学的文学理论需要牢固的语文基础知识来保障，因此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所要走好第一步便是夯实基础，提高学生的基础语文能力。主要方法包括帮助高职高专学生对作品的文体进行准确地把握，以实现学生对作品的针对性分析理解;古文学习中教导学生查明每一个文言词字的表象含义，承接上文，启程下文，在上下文的结合中再对古文言词字进行深层解剖，提高学生的语文自学能力;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文学理论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前境况、遭遇进行正确的把握和解读，以提高学生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吸收。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后，便是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理论进行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高，实现学生文学人文素养的升华。如何以基础为前提，提高语文素养呢?便是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对文学理论的深层次剖析需要充分的背景资料支持和坚定地思想支撑，在动态的文学活动中，把握真理的唯一方式便是在实践中发现理论核心，老师与学生在文学实践中调整理论方向，把握主体要领的同时做适时地文学延伸，以应对文学活动的时代变迁。在树立正确的意识目标后，便是对实践中发现的理论核心问题进行整理和总结，以实现系统、全面、一体化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促进文学理论发展的同时，满足现代社会对文学理论的需求，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 2．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注重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评估。为了实现高效、良好的课堂效果，必须在课下本着课堂教学目标，做好充分的具有文学理论指导目的性的教学准备。从实践中我们发现，新编《大学语文》注重古文言的学习，此外也将外国小说和西方古典文论包含其中，在中外理论一体化的教材设定上实现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那么在古文言文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又该怎样做到科学和充分呢，首先需要老师对我国传统的文论结合自我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归纳教材古文言章节中出现的集中性理论、时代线索、背景概况，以直接归纳和直观综合为教学准备的指导基础。然后借鉴我国古文言文理论鉴定体制，在借鉴的基础上学习领会，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提供可依赖的范本。在外国文学史及其文学理论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应该持“在肯定中适时批判，在批判中采其精华”的备课态度，总结19世纪至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体制，结合时代背景，对例如“唯美派”、“象征派”的文学派别予以精神分析，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加强了对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以更好的授之学生，加强学生对教材中文学理论的理解。 3．多探寻教育创新之法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上，做好教学素材上的准备，我们可以适当的尝试突破课时的局限，以用来增加大学语文课堂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可以定期地举办一些文学上的竞赛，让学生在参加竞赛的同时，主动地去吸收更多的文学知识，并且可以增强学生在思想表达与沟通上的能力。还可以布置下一些开放性的作业，比如让学生们浏览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以及一些历史博物馆，通过思想上的洗涤，也可以达到文学上积极性的提高。在教育教学中，创新的作用不可或缺，教师可以针对学上在课堂上精神状态的反应，以及在课堂下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以及要求，来进行课堂上的实时改变。针对高职高专课堂上的不同，不断的创新教育方法，达到课堂上可以达到的最佳效果。 4．从学生思想上着手 高职语文在课程设置上，基本将课程安排在学生一二年级，而在一二年级时，学生还处在没有全面接触课程，对自己的职业，以及社会对自己的要求都知之甚少，毫无职业意识，这就导致学生无法了解学校开设大学语文科目的原因及目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变的盲目，而无目的性，只是僵硬的学习，而不求甚解。因此，我们应当从学生的思想上着手，首先让其了解社会对自己相关职业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对于人才文学素质的要求，在学生了解大学语文科目的重要性之后，学生会重视起大学语文文学理论等相关教学工作，并且会主动补充自己的不足。通过让学生有前瞻性的学习，让其在面对将来的求职与工作中，可以从容面对，并且在品德上进行陶冶，成为高素质人才。 5．以实践为基础 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我国文学研究工作长久以来的一大弊病便是过于在宏观上进行理论把握，集中于理论和社会文化意蕴的探索和揭示，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同样有次弊病，过分注重理论内涵，忽视实践的重要意义。以实践为基础探索文学理论的科学教学法包括引导学生对语言、修辞、文体做精细的论析，课下针对教材中的难点疑点进行资料查阅，将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填补传统知识积淀的漏洞。学生自我翻阅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同时，加强自身文学理论建设，在实践中发现，在发现中创新，踏踏实实做好文本学的研究。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来说，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提高个人素养是学好专业学科，未来做一名成功的社会人的基础和保障。 6．公平对待中西方文学理论 大学语文课堂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不可以过分的批评和纰漏西方文学的弊端，帮助学生对中西方文学有着平等的认知。老师以西方文学为参考基础和理论资源，引导学生突出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学语境讲究“和而不同”，西方则更注重“鞭笞”，在两种思想理论的冲击下，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激发学生对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学习积极性。 四、结语 总之，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需要从实践出发，结合中西方文学理论，将经典与文学精髓贯穿于课堂的始终，持目的性、实用性的教学准备为完美的课堂教学打下坚实的教学基础，增加文学理论教学质量，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长远意义。 作者：德吉卓嘎 单位：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内容提要】 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多个环节组成，本文切准大学中文系本科教学，以教学活动四要素为系统，以实际调查为依据，从而分析文学理论教学艰难的症结所在，以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学科建设文学理论教学教学活动四要素 高校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必须加强教学研究，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是接受文学理论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教学是学生有意识系统地接受文学理论的起步阶段，所以它是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环节，由教学活动规律体现学科的规范性、科学性、系统性。然而，现在大学文学理论教学非常艰难，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学生感到抽象枯燥，甚至认为学无所用，课上所学理论与课下认识不能自觉联系，似乎课上所学仅仅是为了考试而已，离开了课堂，面对文学作品和社会现象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尤其对于新的文学现象更难用所学原理进行学理上的分析，教师也是在厚望与薄待中艰难地行进。文学理论是中文学科的基础，是学好其他学科的理念工具，没有这样的工具，如何能运用理论学习其他学科呢？又如何能找出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从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而言，大学教学是学科知识传播和接受的主要途径和中心环节，遇如此障碍，文学理论谈何深化发展？如果在艰难中进行，可能会把一些本可以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未来人才扼杀。所以“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还须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层面进入文学理论教学的层面。通过文学理论教学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文学理论素养的一代代后学，以适应未来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文学理论的希望所在。”[①]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寻找其症结所在并加以探究解决，培养文学理论研究年轻的后学，促进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进行了系列调查（附后），请看表一： 该表是对本校中文本科一、二年级学生所做的调查。一年级学生人数212人，二年级学生人数269人。从上述统计所看，问及“所学内容与文学史课程的联系程度”、“所学内容与社会现象联系程度”，回答“一般”和“毫无联系”的总比例分别达65%和81%、60.6%和82.7%。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为学生学习文学课程提供理论工具，是为了站在更高的理论视点与社会对话。然而，统计数据表明，目的已被虚化。更让我们惊讶的数字是下一列，问及“对新文艺现象的了解程度”，回答“比较了解”和“不了解”总比例近达100%，而且答“比较了解”者极少。试想，对于大学中文系教学，与各文学史课程相比，文学理论是一门具有动态性的课程，学生对于新文艺现象的了解，本课程的学习应该是最主要的渠道。从现在的状况可看到，学生总是在接受已有的知识，对新的文艺现象却不得而知。这不利于体现教学的开放性，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难怪开始问及“对课程学习兴趣”较小者，一年级占89%，二年级占65.5%，都是比例最大的，尤其是一年级。这样，在整体学习中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学习氛围，也不会有学习的动力。最后问及“对课程的理解程度”，答“深刻”者均为0。这样的数字，可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教学活动体现为四个基本要素：学生、教师、教材和考试。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学目标的最终实现者；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是教学目标的实施者；教材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是教学互动得以实施的桥梁，是教学目标实现的基本依据；考试是教学全过程的检验和信息的反馈。这四个要素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动态性的螺旋式上升结构。（见图）所以，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学生 教学要看对象，整个教学活动是为活动对象服务的，服务就必须切合对象的实际。那么，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活动对象的情况如何呢？ 从学生思维角度讲，对于相关知识，中学阶段进行语文学习，接受的是一篇篇课文，往往陶醉于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动人的情感之中，形成了惯性的个案接受思维。进入大学学习，中文一年级所开设的主要专业课有“现代汉语”、“现当代文学”、“写作”和“文学理论”，几门课程相比，唯有“文学理论”课程所运用的思维与高中阶段语文学习所形成的思维区别最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接受的是一环扣一环又逐层上升的文学系列概念和原理，需要运用抽象的理论思维，重理性，重共性。这对于刚刚步入大学的学生而言，突然进行这样的思维转换，实在是艰难。尽管老师在开课之时努力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但从亲历的学习中，学不透，道不明，所谓的重要性根本体验不到。看本文的表三最后一列，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难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性质、叙事学”，这些内容包涵着哲学、美学和西方叙事学等理论，没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实难以驾驭。在师生座谈中，一些刻苦认真学习的同学们这种感受也很强烈，让老师们理解他们。许多同学只能在痛苦中为通过考试而学习，由于学习的茫然，每想到考试极为恐慌。 从学生知识结构讲，该课程所包容的知识是综合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美学等，这对刚刚跨入大学的中学生来说，短时期很难建立起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学习只能是生吞活剥。尤其是课程所举文学作品的例子，古今中外极为多样，学生大都没有阅读过。文学理论教学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实践基础上的，阅读量的大小，对文学作品把握如何，是文学理论学习的前提。请看学生文学作品阅读量调查表（表二附后）： 通过与学生座谈和调查可以看出，一年级学生的阅读基础可以概括为“少而偏”，课上所讲的作品与学生所读的作品是两张皮，不能产生共鸣。请注意表上的几个数字，从“阅读种类”看，中学阶段“文学读本”的阅读与“流行文学”的比例相同。一年级和二年级最喜欢阅读的作品是“流行文学”，如“80后”、“9015”、武侠等文学作品，尤其是“80后”、“9015”等作品，中学生们读得如醉如痴，但它们尚在定论之中，同时大学教师也往往不去阅读，所以难以成为文学理论教学的例子。中学阅读量是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文学理论就自然有难度了；进入大学一年级，因为最先学的文学史课程是“现当代文学”，所以阅读量相应大一些，其他必然少。而文学理论课程对古今中外作品的要求是难分主次的，哪些作品能说明原理就加以运用。这样，由于课程的安排而带来的不平衡阅读，也增加对文学理论学习的难度。尤其从“阅读数量”看，在不同阶段，选择阅读“较少”的比例都较大。这样，抽象的概念不能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就难以化解抽象的理论。从阅读与文学原理联系的程度看，选择“紧密”联系的比例极小，选择“一般”的比例较大，还有一定比例的“毫无联系”，显然学生对文学理论所学与所用不能很好地联系，自然不能认识到学习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学习的兴趣必然不会大，从而主动性减弱，更不要说热情了。再看本文的表三，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易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抒情性作品”，这显然与学生的阅读基础有关，学生们读抒情类作品较多，理解便也相对容易。而“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一章，侧重文学规律性的总结，对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就可以理解，这对于大一学生来说自然较好掌握。 由于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艰难，致使学生对本课程一直存在畏惧心理，在大四年级报考研究生专业方向时，与文学史课程相比，年年报考文艺学方向的极少，有时，几乎没有。 事实证明，在大学第一学年学习该课程学生们确实有困难。于是，我们提出，应在大三年级开设文学理论课程，一方面有一定的阅读基础，也学习了专业和公共的主要课程，有相当的知识面，同时，两年的大学学习也积累了一定的学习经验，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思维相对丰富起来，学习的自主性要强。三年级学习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所学知识融合在一起，互相提升。 学好文学理论意义重大，能够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为进一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输送人才；同时高师教育中，有利于学生将来对中学语文教学以指导。与其早学昏昏，不如晚学昭昭。 二、教材 在近年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讨论与反思中，教材建设是讨论的中心。教材是教学的关键因素，是教与学的中介，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知识结构、体例框架制约和规定着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的主要方向。所以，分析教材，把握教材，驾驶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具体教学中学生未必能有这样的认识。本校使用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请看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调查表（表三附后）：有一个数字应注意，在“你细读教材的时段”列中，最大的选择比例是“考试前”，一年级69%，二年级93%。其他教材大都没有读过，更不能回答哪个版本的教材更适合教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数字，可能有相关四方面的原因：教材深奥难懂、学习兴趣小、时间不允许、学生只为考试而学习。 这里，先谈后三个因素：关于兴趣小的原因，基本上与上述的分析有关，不必再说。学生时间紧也是一个方面，现在学生学习英语占用的时间很多，这是一个共性问题，不仅仅只影响到本课程。尽管有的学生想学专业课，但无奈也只能让位。当然，现在学生学习的勤奋度不够，只为考试而学的大有人在，所以临到考试加以突击，这也是共性的因素。 我们主要从教材本身来分析，针对文学理论教学的艰难状况，教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应该反思，在这里重作思考： 1.文学理论教材应体现学科知识体系的规范性 “学科建设一般以教材建设为支撑。没有经典性教材为依托，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不可思议的。”[②]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很快，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50年代末，以巴人的《文学论稿》、刘衍文的《文学概论》等为代表；60年代以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代表；80年代，以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北师大文学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文学概论》为代表；[③]之后，则出现了多样的局面：代表教材有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和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等，进入新世纪有董学文的《文学原理》、王元骧的《文学原理》、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几十年来，文学理论教材从单一走向多元，在体系上采取开放性的结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开放性：对传统文艺观念的反思、引进开拓新的文艺观念、多学科多视角立论、多种范式形态的建构。 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如此之快令人喜悦，然而运用到各高校中则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对于同类高校应该运用相应的统编教材。 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与学术研究相比，从内容上看，学术研究可以是局部，就问题的一个方面展开，也可以是较大的问题研究。而教材则不然，它必须是成系统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这样，文学理论的教学实践才能保持稳定、形成规范。但现在，各高校往往运用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尤其是重点院校，尽管称作是教材，但实际上是个人学术专著，各有各的体系，各有各的观点，教材之间体系框架大相径庭。如童庆炳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共五编，十六章[④]；陶东风主编的21世纪文学系列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共七章[⑤]。这是两本不同时期出版的体系截然不同的教材：童本教材，以文学活动四要素为基本框架，形成系统；陶本教材从中西方对比的角度对文学基本问题进行阐述。两种体系、两种风格、两种理念。试想，如果学生学习了这样两本不同的教材，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会有多少相通性呢？新近出版的教材大致情况也如此。这似乎是多元化的体现，但众语喧哗，难成统一，不同学校的学生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不统一，似乎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只有随意性，没有规范性，这样必然会消解学科的科学性。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两本教材不好，它们都很优秀。童本曾是第三代教材的代表，被称为换代教材，许多大学运用。陶本教材是在反思文艺学学科，尤其是教材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而探索性地编写的新教材，目的是充分体现文艺学的多元和开放,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把两本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进行纲目对比，只是想说明大学教材统一的必要性。 作为一门课程，而且是专业理论基础课，应该有一定的规范，教材应相对一致，以此为基础由授课教师加以开拓，融入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体现教学的特色和个性，这才符合课程的特点，教材的大体一致与学术见解的多元化并不冲突。 在此，作为文学理论教师，真切地呼唤国家教委应该组织不同高校的专家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类型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综合类高校、师范类高校等），整合多种观点，共同商讨教材的体系和内容，形成具有科学性、普适性和权威性的统编教材，为全国高校学生运用。而且不同类型的教材，彼此之间理论体系也应保持相对一致。目前中文系学生报考研究生，许多学生选择学校时，只要有文学理论考试的科目，首先看所报学校指定的参考资料中文学理论教材是否与自己所学的为一个版本，一样才加以考虑，不一样则只能忍痛割爱，因为复习不同文学理论教材往往等于重新学习。初学文学理论的艰难心理，学习时间的宝贵，继续深造的迫切心理，使学生不敢轻易再增加学习的难度。当然，举这一例子并不是要求教材的编写专为学生报考研究生服务，但可以说明我国现有教材的不统一。 2.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和接受的可读性 是否具有认识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是文学理论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志。但文学理论研究中空谈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较为严重，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学术研究上，在大量的文学理论教材中也普遍存在。王元骧认为文艺研究需要突破纯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把从认识一极的研究引向实践一极。这是值得学界重视的见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运用，教材既然是为教学实践提供依据的底本，那么就务必在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一是增强适合教学过程的可操作性，增加有助于教学双方交流和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环节，包括讲授、阅读、写作、辩论、评议等内容；二是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概念命题和原理接受的基础上，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解读文本的能力、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等，学以致用。 从可读性而言，似乎只有文学作品才有可读性，理论性教材则不必谈。其实，可读性是一切阅读接受的必要条件，是主客体建立联系的纽带，可读则会愿读好读，从而才能达到沟通，形成对话。然而，现在的一些权威性教材恰恰是繁复艰涩，把原本易懂的东西写得深奥费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只是为了最终追求一种话语权，甚至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⑥]。从教材这一环节把学生的学习欲望和深研的兴趣调动起来，这也是教材建设的使命。 3．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阐释新文艺现象的时代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化，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手法之新是令人惊叹的，尤其是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文学现象的涌现，这必然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要求。但文学理论作为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却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教材更是严重滞后。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现在，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经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⑦]“中外文艺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艺学的学术创新能力(与其他学科一样)从根本上说来自对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参与和回应———虽然这种参与和回应不应当是无批判的。”[⑧]大学生是感受新现象最强烈的一代，最新的体验需要在理论的学习中寻找答案，得到支撑，然而却无踪可寻。恰恰是已过时的现象却在教材中大谈特谈，自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甚至会反感。对于教材的编写者，大都是文艺学专家，应该有一种结合社会现实发掘文艺新现象的能力，及时在教材中总结，才能在教学中达到教材与学生的对话，才能产生学习的兴趣。当然，对于新现象的总结教材不可能穷尽，必然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的不断输入。 最后，不得不强调一点，即就现在一些教材出现的弊端看，编写组要精心配合，主编统观全局，避免前后内容的重复；编写人员要在自己承担的章节中，体现综合的观点，不要对古代和西方文论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拼揍和堆砌。 三、教师 教师是教的主体，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指挥者，学生的学是建立在教师怎样教的基础上的。教师是教学方法的设计者，实践者，所以，在此主要谈教学方法的问题。现代教育理论对课程的教法提出更多的要求，不同的课程教学方法不尽相同。教学方法的运用，能够把教师、学生、教材等教学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应更好地采用哪些教学方法，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接受，这是传承、接受、运用文学理论的关键。根据我们的调查进行综合分析，针对课程特点，本文提出“人性化教学”，即在教学全过程中，以人为本，寓理于趣。人是根本，理是目的，趣是手段。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是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今世界教育现代化的主导观念与实践课题之一是教育的人性化的观念，“突出强调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即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思维、理解、技能等认知侧面，而且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感情、兴趣、态度、需要、信念、自我决断这些情意侧面。”[⑨] 我们认为，文学理论的人性化教育可以从下列四个方面加以尝试： 1.快乐教学--对个体生命的关爱 大学生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人，既有思想的追求，也有情感的需求。因为大部分学生初学文学理论比较茫然，甚至会产生抵触、畏惧心理，但又不得不学，这必然带来情感生命上的无奈和痛苦，所以，教师应给学生以关爱，消除学生的这种心理障碍，创设一种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生命的快乐。这种方法很多，或引大家熟悉的诗词俗语入教，或引音乐入教，让抽象的概念、原理变得生动活泼。如文学与艺术的区别，可欣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洗海星说“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孔子就以“礼、乐、射、御、书、教”六艺教授弟子。音乐进入课堂，学生心理很轻松。同时，典雅优美悦耳的音乐不仅能调节学习的气氛，更能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正如荀子说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同学们深切体会到抽象的理论竟然包含在自己可信手拈来的话语中、怡然自乐的歌曲中，自然拉近了与课程的心理距离，消除畏惧感，让理论课给学生以享受。 2、自主教学--对生命价值的关注 大学生已经成人，主体意识非常强烈，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生命价值，给他们充分参与教学的机会，让学生自主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对于同学们较为熟悉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讲课，教师做授课能力的全面指导。让学生当老师，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多数学生广收资料，集体备课，反复试讲，多方评论，对教学内容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能远远超过了教师所讲的效果，真正是教师讲得少学生未必学得少。 （2）争鸣性的内容，让学生讨论或辩论。如“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的论辩等。从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课堂组织讨论的较少。现代教学理论认为：课堂讨论使高校教学过程与科研过程互相渗透、沟通联结，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教学形式。 3、质疑对话--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教学方法要改革，但无论怎样改，教师的讲授是绝对离不开的，关键是怎样讲。教学过程是一个师生对话的过程，或无声对话，或有声对话，教师的教应以对学生生命价值的尊重为前提。对于重点难点内容，教师要逻辑性很强地一环扣一环提出问题，诱发学生“生疑-——思疑-——释疑”，不仅要学生有所知，更要有所思。学生每解决一个疑问，就有一种战胜难点的兴奋，就会多一份自信。这里，教师要降低自己在学生面前的权威态度，以一种友善的指导者与合作伙伴的姿态出现，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 4、广泛联系--对生命价值的提升 人性化教育注重人生命质量的提升和生命价值的创造，倡导人的全面发展。文学理论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需要大量的知识来支撑，需要大量的文艺作品来充实，需要当前的文艺现象来开拓，需要更系统的理论来提高，这样才能达到人性化教育目的。但从课程课外情况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听取相关讲座情况”和“图书资源的利用”两栏中，回答“很少”、“没有”者和“较少”、“不利用”者各自之和均为100%，回答“很多”和“充分”的没有。与上述阅读量调查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必然是狭窄而没有兴趣的，更谈不到深化开拓，这不利用学生生命价值的提升和创造。反思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据教学需要广泛地阅读相关资料，教师预先开列读书清单，定期让学生阅读，以笔记的形式总结读物的整体框架和主要观点等。材料的积累既充实学生的所学又培养科研能力。这里，需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把课程与课程相联系，课程与社会相联系，要由此及彼，彼此沟通，学习的趣味不断丰富，品位也会不断提高。 以人性化理念为指导进行文学理论教学，打破传统的讲、听、记的教学模式，变注入为引导，变被动为主动，变单向传授为双向多向交流，以学生为本，追求认知与情意和谐共生，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课堂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时应变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文学赏评能力等，达到了人的全面发展。 在实施人性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尤其文学理论教师，必须树立人性化教育的理念，并变成一种自觉的教学实践。教师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发散性思维、求异性思维；是否能够吃透教材，讲解时点面结合，深入浅出，前后联系形成一个理论系统；是否能够旁征博引，有一种善于捕捉社会新现象的心理欲求，以对教学负责的态度对主要知识内容加以发散，切实找到彼此联系的凝结点，给予学生理性的分析和引导；是否能够精心设计课堂，以民主的心态与学生进行对话，富有对教学全身心投入的执着和创设氛围的情趣等等，这是人性化教学目的能否实现的基因所在。 四、关于文学理论考试 考试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最终一环，是对教与学有效性的检验，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同，检验效果也不同，能否把教与学的水平真正表现出来，考什么、怎么考很重要。从对学生的调查可以看到，“结业成绩是否应与平时的学习、作业等情况结合”同学们回答“应该”者为84%、87.5%。关于考试形式，一年级回答最多的是“作业+考试”，二年级赞同最多的是“论文+考试”。教学要改革，关键得改革现行的考试制度，现在大学的考试仍实施传统的考试模式，“大学中机械教条的考试方式与评估方式(统一命题、试题库、流水批卷等)在貌似客观、公正、科学的外表下严重地束缚了学生、同时也包括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学术个性,强化了文艺学学科的规训、排他性与封闭性。”[⑩]在这种模式之下，学生许多新的思考不能在考试中体现出来，对学生是一种扼杀，而且，还会形成学生学习的两种极端：一是死背教材，可能取得高分；一是弃而不学，考试前临时抱佛脚，许多学生也能过关，所以在关于“文学理论教材调查”的“你细读教材的时段”问答中，回答“考试前”的两个年级分别达69%、93%。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许多学生也很想参加，但一想到与考试无关，对活动也便不感兴趣了。尤其是在期末考试前夕，一切与学习有关的实践活动都不能实施，这是师生最大的无奈。所以，学校应据课程特点，采用相应的考试方式——自主式考试：给师生一定的考试灵活度，与平时学习相结合，把考试分为基础知识测验、论文、读书笔记、口头论辩等多种形式，抛弃那种完全由教师命题，学生背书，学生被教师牵着鼻子走的考试模式。尽管一定的记忆性考试是必要的，但要增大学生知识理解力的考试，或者学生自主选题，或者教师给出一定的范围，让学生写出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论文，或者是强化教学内容与学生能力培养相统一的考试，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思维和综合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性。 以上是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本科教学思考，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把20多年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体会和所作课程调查分析的思考写出来，这是真实的感受。从教学活动四要素分析文学理论教学状况及原因，从而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推动文学理论学科的接受、传承和发展。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改中探究式教学理论的运用 摘要：当前，在我国各学科的教学中，都将探究式教学理论运用到其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学理论有关工作者也正在如何将探究式教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教学更好的融合，实现文学理论的有效改革。因此，探究式教学理论对于改革文学理论课程是势在必得、刻不容缓。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改 探究式教学理论 运用方法 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中关键的一门理论指导课程，课程内容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学科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造成文学理论发展滞后。在文学理论教学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培养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趣，也能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进而提高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1突破教材章节格局的限制，科学设计教学专题 1.1培养学习者批判文学的能力 传统文学理论教学在选择教材中，通常都会选取具有权威性、严肃性的教学内容作为教学的依据。但是很多文学学者认为，在当前编写我国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著名的赵宪章教授指出：国内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很难适应国内文学理论、文学教材的发展，改革教材是大势所趋。有关实践结果表明，如果完全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活动，一方面，不能根据课时要求，将各种理论知识讲明白、讲细致；另外一方面上，会引起学习者的反感情绪。所以，很多学者都主张突破教材内容章节的各格局，坚持从文学现象上考虑，以学习者知识需求为主导，对教学专题重新展开设计。教学专题应该考虑到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文学活动，并具有较强的“探究性”，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相结合，将文学体系中各个知识点与学生现有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相结合。如：结合“文学活动”中四大分支，将文学教学内容分为文学创作论、接受论、本质论和作品论四大模式，在每一个教学模块中都设定出一定的教学专题，在设计教学专题时，应考虑到学习者对天文现象感兴趣程度，并针对性的进行培训。文学活动本质论专业是培养学习者对文学认知的能力，让学生提交出评论文学热点的文章；文学创作专题结合培养学生文学写作的实际能力，要求学生们积极和愉快的展开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专题注重于提高学生鉴赏文学能力，引导广大学习者积极创作文学评论。 1.2设计教学专题 结合文学活动本质论这一板块，并根据学生文学学习情况，设计出如下几方面的教学专题：怎样进行文学活动？文学到底对于我们生活有怎样的作用？文学与哪种活动有关系？文学具有什么特征？结合文学创作论板块，设计出文学创作体会谈、名人创作体会谈的教学专题。结合鉴赏和分析经典作品这一问题，文学作品论板块与文学接受论板块可以设计出如下几种教学专题：文学伦理和情感、文学类型、文学作品的层次；文学语言特征；文学写作风格。上述所讲的在设计教学专题中具有三个优点：一是，结合文学问题，有助于调动起学习者学习文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广大学习者深入探究文学；二是，既考虑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统一，也能与文学教学实际需求相符；三是，众多模块和教学专题促使整个教学思路都非常明朗，有助于引导教学者选择教学模式。但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确定完教学内容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具体教学中，还需要结合学习者学习状况、接受能力、知识需求等方面的因素，针对性的选择或者修改教学专题。 2教学方式上注重“探究”的过程 2.1创设教学情境 探究式教学和传统教学对比而言，前者完善了后者，后者注重推行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强迫学生接受，而前者注重于循序渐进、逐层深入，注重用问题导入教学内容，因此探究式学习又被称之为“问题导向式”的学习，而“问题”被作为研究和探讨学习的核心。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提出问题，学生针对性的回答，这样才能制定出可行的、效果好的教学方法，显然“探究问题”贯穿于教学课堂的始终。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方法，不但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且还能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问题转变得丰富有趣，学生在思考问题中，也会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这样也在无形之间增加学生之间的友谊，促使他们更好的进行学习。如：“文学的真实”教学专题课堂活动应该这样开展的：教师先对学生们讲述《农夫观画的故事》，引导学习者主动思考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大家在讨论后得出：文学艺术的灵魂是真实性；教师在引导具体例子，果戈里的《外套》、卡夫卡的《变形记》，让学生们思考和研究艺术具有的真实性与我们日常生活具有的真实性有和差异？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和归纳出艺术真实性具有的四大特征；教师结合学生对艺术真实性的理解程度，提出如何艺术真实性中存在的矛盾？即普遍性与个别性这一矛盾，在分析和研究后得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了解“艺术概括”的含义；然后教师在结合老舍《骆驼祥子》、托尔斯泰《复活》”等例子，对概括艺术的规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在讲述实现艺术真实性这一条件时，特别是讲到“合情合理”时，教师可引出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主人公杜丽娘“死了又活了”、“梦里又死了”的离奇、古怪的情节让学习者思考：“为什么这一情节不是真的，很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呢？”让学习者在思考后得出结论。所谓的问题主导式也就是从学生所感兴趣的问题着手，对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其中，也有很高的热情参与其中，不但能够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而且也能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在探讨问题中学习知识。 2.2开展文学辩论赛 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发深刻，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从某一种程度上而言，探究式教学也就是要教学者将自我评价、自我探究、自我思考的能力还给学习者，让学习者主动思考，在思考中得到新知识。所以，在文学理论教学中，重视通过“多方主体交流”的方式，引发学习者们观点相撞，这样既可以挖掘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也能够加强学习者的实践能力。在课堂上展开小型辩论赛作为观点争锋相对的关键环节。如：结合“什么是文学”这一教学专题，教学者可以设计出三个辩论题目：“网络文学与文学意义相同吗？”、“文学是否会消失”、“文学艺术具有美丑性吗？”，由于上课时间的限制，教师可让学生自愿选择其中一个辩题进行辩论，在辩题确定之后，将全班同学分为正方、反方，在一星期的准备后，正方和反方分别挑选出三名陈词总结人、三名陈述辩论人，其他学生可以在自由辩论环节中发言，辩论赛之后，每一位同学都要写一份文学短片作业，字数不限。通过实践表明，这种准备充分的小型辩论赛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认可和喜爱，同学们的参与热情都很高，也准备了发言稿，在自由辩论时很多学生都积极、踊跃的发言，学生们在激烈的辩论过程中，不但将自身的看法勇于表达，而且也从对方辩友身上学到了知识。 2.3延伸对文学的思考 想要顺利、有效的进行理论问题的研究，只靠在课堂上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也只能停留在问题表层上，很难以深化理论。所以，注重收集课外的资料，探究式教学方式作为引导广大学习者课外延伸思考的主要环节。但教师应注意到，收集资料并不是简单布置或者告诉学生该收集什么资料而需要注意如下二个问题：一是，明确收集资料的目的，最好选择开放性、有争议价值的论题展开，教师应指导学生们如何收集资料、收集资料途径等；二是，大力鼓励和支持学生将自身的认知凝结成某种表现形式，做到这两点后，才能确保学生在收集资料时有足够的动力，才能达到提高学生思考、自学能力的目的。所以，在进行收集资料和延伸思考这环节时，需要学习者和教学者花费较大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些较为适宜的教学专题中才能着手实施这项工作。如：围绕着“文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一开放的、有争议的话题，让同学们进行课外自学，在课外自学后课上发表看法，鼓励和支持同学们不要被教材内容几种观点所限制，要敢于发散自身的思维，主动思考自身对文学的发展有的看法。让学生们在课下时间寻找在经典文学之中，典型人物的事迹，并了解他们的成功之处，以便于深入的了解文学。另外，在课堂后，让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为古典诗词配画、配词等，各个小组组长负责用PPT演示，进而将中国古典诗歌情景美、意境美充分展现，这也就是一种较为可观和典型的课后延伸式的研究。 2.4学生成绩测评的灵活性 第一，期末考试方法应形式多样，考试题不但有名词解释、填空题，而且还要有论述题、分析作品题，既考察了学生对文学基本概念和理念，也考察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综合成绩的评定，学生平时成绩包括如下几方面：意识，个人得分、小组作业合作成绩、参与辩论赛状况、参与网络平台状况等。学生所完成的平时作业，一方面是整理和反馈学生自身所学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上，将记忆知识扩展到知识的应用。学生课堂活动参与状况作为测评学生平时成绩的主要依据，其主要部分结合教师打分，有时也安排小组成员间互相评论，每一次成绩都将计入到学生最终期末考试成绩中。 3结语 总而言之，在学习文学理论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达到强化学习者学习兴趣的目的，也能够活跃课堂的气氛，将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结合文学理论这门课程实际内容而言，探究式教学改革是正确的，想要顺利有效完成改革，这不但需要文学教师坚定改革的信念，而且也需要教师长期坚持，进而提高文学理论教学质量。 作者：肖丽 文学理论论文: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思考 摘要：文学理论是文艺学中知识性和理论性最强的一个学科，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反思 一、引言 文学理论课是一门专业性、理论性极强的课程，在高校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门课程对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理论思维方式、独立思考能力乃至人生理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文学理论教材老化 目前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理论知识陈旧，与新时期的文化脱节，学生普遍觉得陈旧和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目前一些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仍旧沿袭过去“纯文学”立场去编写，以精英化的理论视界来规范文学理论的话语边界，将通俗文学悬置在理论的外围。当这种理论话语遭遇通俗文学、网络文学之时，其阐释必然失效。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文学理论教材，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统合，缺乏与时俱进的辩证性理论张力，拘泥于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恪守绝对的同一性逻辑与总体性意识，拒绝多元化、差异性，从而使理论本身失去对话、交流与沟通的功能。 2、教学方法单一 讲文学理论就是讲理论，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文学理论实践教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文学理论涉及太多经典理论，教师不想讲，学生也听不进，内容宽泛枯燥，与实践联系不大，很难提起人的兴趣。纯粹把文学课程当成一门理论课来讲，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一种负担，更谈不上促进教学。 3、授课对象的转变 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时代里，学生的接受视野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一个稀缺与盈余的颠倒结构。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他们生活在影视大面积侵入他们生活的年代，从幼儿开始即受电视的影响，而到了入学受教育的年代，恰又赶上网络开始侵占人们生活空间的时期，所以有更多的时间被图像和屏幕所占据，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笔者在课堂上曾这样提问过学生，“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的举手”，结果是零，问“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举手”，结果也是零，问“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一章或几章的举手”，有三五人举手，问“看过四大名著电视/电影的举手”，结果是大家齐刷刷地都举起了手。这个现象虽是个个案，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深思。 三、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的对策分析 随着信息化时代大幕的徐徐拉开，面对新形势下的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不少高校在文学理论方面都存在一些与信息化时展不相适应的瓶颈问题。只有找准问题、分析原因，才能为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提供参考意见。推进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应从顶层设计、师资水平等方面人手，破解与信息化时代相矛盾的现实问题。 1、在顶层设计方面——着力解决培训内容与实际岗位不一致的问题 “有用的没学到，学到的用不上”，一直是文学教学被广为诟病的话题。应该说，在信息化时代下，文学的教学由书本教育向多媒体教育的转型上，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处在由“转型期”向“发展期”跃升的关键阶段。尽管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我文学理论教育的转型并没有彻底完成，转得还不够彻底，没有跟上网络时代的步伐。许多高校展现的是当代文学教育的“面子”，露出的却是以往旧式文学教育的“里子”，用多媒体教育的“新瓶”装着古板文学理论教学的“旧水”，猛一看好像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在学生能力培养上却欠了很多账。由于缺乏统一的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教学和实践衔接不紧，教学内容与实际脱节，需要从“顶层设计”这个根上加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要制定文学理论岗位统一的教学大纲，明确岗位任职能力培养标准，高校按岗施教，使高校培训与岗位合上拍，二者相得益彰。 2、在师资水平方面——着力解决教学能力与学生需求不吻合的问题 教之本在师，文学理论队伍建设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在信息化的背景下，信息大爆炸，每名教师每天都被网络各种垃圾信息充斥，能静心读书的教师不多了，能静心研究枯燥文学理论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教学理念滞后，与教育大纲所匹配的“教为主导，学为主体”“先学后教，变教为学”等新理念尚未转化成实际教学行动；教学设计能力不强，问题设计不够精练，系统性条理性不够；教学实施能力较弱，不能熟练驾驭文学理论教学需要的教学模式。在研究创新能力方面，重“学术研究”轻“教学研究”，热衷于容易出成果的学术研究，不愿意深入探讨见效慢的教改研究；重“数量”轻“质量”，对研究成果把关不严；重“研究”轻“转化”，学术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在服务教学方面做得还不够；教学与科研兼顾不好，顾此失彼，等等。 四、总结 由上可见，信息化时代条件下，确实给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一定冲击。针对这种状况，关键是研究分析出应对的办法与思路。如何在教学上应用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将信息化时代的优势融入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当中，训练文学学生思维、培养文学后继人才、延续文学生命的重任。作为文学人，一定要站在文学长远发展的角度，全面认识自己、精准定位自己、合理要求自己，把个人的成长进步与文学的荣辱发展融为一体。 作者：袁佳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从国外幼儿教育看国内幼儿数学教学改革:国外儿童文学在中国幼儿教育中的影响 【摘要】随着新一轮教育热潮的日渐兴起，教育这一话题也日渐的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幼儿在其心理方面以及年龄方面都十分的特殊，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幼儿教育的特殊性，需要将其同普通的教育加以区别。面临当前的新形势，如何采取有效的教学方式和手段搞好幼儿教育的工作已经成为了摆在每一个幼儿家长和幼儿教师面前的重要问题。影响幼儿教育质量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国外儿童文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幼儿教育的现实进行分析，论述了国外儿童文学在中国幼儿教育中的影响，希望能够对相关的幼儿教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国外儿童文学;幼儿教育;影响分析 幼儿是祖国未来的栋梁和希望，因此长期以来，幼儿教育都备受重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各种各样的幼儿教材也是层出不穷，由此可见，对于家长来说如何为幼儿选择有意义的教材就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近几年来，国外儿童文学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已经越来越多的被发掘出来，此外，国外儿童文学所具有的创造性和趣味性也备受家长们的喜爱。 一、当前中国幼儿教育中对于国外儿童文学的应用 所谓的国外儿童文学包括了《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等著名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可以说是众所周知，并且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因此这些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启发意义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由此可见，家长以及幼儿教师将这些国外儿童文学同我国幼儿教育工作相结合，可以促进幼儿教育效率的提升，促进预期的教学效果的取得。 在阅读国外儿童文学的过程中，幼儿可以展开一场对神秘世界的探索，通常的情况下，国外的儿童文学具有生动的形象描写，跌宕起伏的情节以及丰富的想象力，这些都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吸引着幼儿在阅读以及欣赏的过程中体会到艺术的享受。从而真正地体现出寓教于乐的教学思维，使得幼儿可以潜移默化的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从而为幼儿日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因此国外儿童文学在中国的幼儿教育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二、国外儿童文学对中国幼儿教育所产生的影响 （一）对幼儿进行启蒙 对于幼儿来说，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以及未知的世界，与此同时，在幼儿阶段中孩子们都充满了好奇心，随着幼儿身体以及心理的不断成熟，他们将探索未知的世界当成了爱好以及生活的趣味。然而在国外的儿童文学中，有着生动的内容，有趣多彩的呈现形式，可以极大的满足幼儿的好奇心，并且适当的鼓励幼儿展开想象。另外，国外的儿童文学不管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题材等方面都为幼儿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因此可以更好的帮助幼儿来认知这个世界。这些文学作品还可以极大的刺激起幼儿的求知欲望，使得幼儿在阅读的过程中受到了学习兴趣的培养，更好的为他们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丰富幼儿的词汇 幼儿处于一个对新知识进行快速学习和快速积累的阶段和时期，由于在这个阶段中幼儿的语言能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因此他们对于那些陌生的词汇会不自觉的进行学习，这在早期的教育中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在国外儿童文学中，存在着很多幼儿语言学习的核心和精华。语句简单并且充满了韵律美，适合幼儿的学习，此外在文学作品中还同时存在着大量的词汇，这也有利于对儿童词汇的丰富，更好的帮助幼儿来进行认知。文字是想象的一个重要载体，因此将文字同想象进行良好的结合，可以帮助儿童形成想象的思维，促进他们认知的全面发展。 （三）帮助儿童形成良好的道德素养 幼儿的成长从本质上说，就是幼儿的思想以及其行为进行社会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幼儿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对社会认知中需要的知识以及能力进行学习。但是对于幼儿来说，道德素养在其一生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家长以及幼儿教师应该注重在这个阶段对幼儿道德素养的培养。在国外儿童文学作品中对于那些道德高尚，品质高尚的人物给予了证明的评价以及积极的赞扬，不管是忠实的阿里巴巴还是聪明美丽的美娜拉。例如：《什么叫好，什么叫坏》这本书中，将涉及到的全部幼儿道德内容都进行了分析，从而帮助幼儿分清生活中的善恶和是非。这种强化的行为可以对幼儿的道德教育起到良好的作用，仿佛言传身教一般。 （四）帮助儿童形成正确的审美 审美属于一种情感上的体验，审美的产生同人的成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幼儿处于一个审美的可塑期，所以可以在幼儿阶段加强对幼儿审美能力的提升。在国外儿童文学中，可以给幼儿带来一种美的享受，这种美感主要是通过知识这种形式来呈现的。国外儿童文学的作者根据幼儿美学的实际需求来开展创作，所以在幼儿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时，不但可以提升对于文学作品和分析以及欣赏的能力，还可以提升自身的审美能力，帮助幼儿形成一个正确的审美观。例如：“白雪公主”的外在美以及“七个小矮人”的内在美等，都可以使得幼儿在想象时形成审美的品味，并且认识到在社会中对美的理解和定义。 （五）帮助儿童塑造坚强的品格 文学作品是一种表达的形式，同时也是对作者自身情绪和感情的抒发，在幼儿阶段接触国外的儿童文学作品可能不会对深刻的内涵加以很好的理解，但是儿童文学中所营造出的欢乐气氛可以对幼儿形成感染，让他们真正的体会到快乐，并且还可以使得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塑造坚强的品格，对他们人格的全面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 结语： 综上所述，国外儿童文字作品中拥有了很多对中国幼儿教育的积极影响因素，因此我国的幼儿教师应该对其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分析，按照自身的理解以及幼儿的心理、智力发展阶段来有针对性的指导幼儿来进行学习和阅读。这样不但可以丰富幼儿教育的形式，还可以促进我国幼儿教育质量的提升。 从国外幼儿教育看国内幼儿数学教学改革:试谈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中存在的问题 摘 要： 作者从国外幼儿教育理念的含义及特征谈起，对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并结合实际对其本土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分析，进而提出了国外幼教理念本土化的目标和原则。 关键词： 幼儿教育 幼教理念 本土化 近年来，幼儿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引入国外幼儿教育理念对于催生国际导向，培养幼儿的国际意识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适应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越来越多的幼儿教育机构开始开展国际化课程内容教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幼儿教育体系的形式，有助于弥补长期以来幼儿教育过于理论化的不足，对于培养幼儿多样化的思维方式有所助益。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幼儿教育发展较晚，其在利用外来理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笔者在反思幼儿教育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并提出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的原则，希望为幼教工作者更好地借鉴先进教育思想提供帮助。 1.国外幼儿教育理念的基本观点 （1）蒙台梭利幼儿教育思想。 蒙特梭利认为，幼儿教育应以倾听、行走、触摸等感官训练为主，以此培养他们的能力和技巧。通过作业，幼儿自然会学会自觉、谨慎，学会依靠自己、尊重他人，学会服从与自我约束。由此可见，蒙台梭利主张通过作业让幼儿从自由到服从秩序，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按教育内容划分，蒙台梭利幼儿教育思想可分为日常生活教育、感官教育、语言教育、数学教育、自然人文教育五大领域。其中，日常生活教育包括照顾自己、基本社交、维护环境，培养注意力与耐心;感官教育包括听觉、视觉、味觉、触觉、嗅觉等，培养比较、判断、观察能力;数学教育包括认识数字，培养基础逻辑能力;语言教育包括听说训练，培养基础语言能力;自然人文教育包括美术、自然、音乐方面的教育，主要用于帮助他们初步了解身边的世界。 （2）瑞吉欧方案教学。 瑞吉欧方案教学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民主管理与合作。在幼儿学校中，幼儿与教师没有任何层级区别，所有人都平等合作，获得“家”一样的感觉。二是弹性课程与研究式教学。不制订固定的教学计划，强调生动而灵活的“实习”，帮助幼儿解决真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三是多样的教学手段。要求教师采用手势、姿态、动作、绘画、音乐、雕塑等多种方式展开教学。四是开放的教学环境。精心设置学校的每一个角落，让幼儿在开放的环境中自由学习、相互合作。 （3）英国早教体系。 英国早教体系的核心是游戏，主要思想包括：①福禄贝尔哲学：将孩子看做有认知能力的个体，将其行为放到环境背景与关系中综合考虑，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孩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②列夫・维果茨基的游戏理论：通过游戏，儿童可以表现出参与社会的动机、技能或态度，儿童在游戏中的表现大多超过其实际年龄;③苏珊・艾萨克的经验主义理论：教学组织应当是基于活动而非静止的因素，对于儿童行为的观察应当在有组织的活动下。 2.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的内涵 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就是在借鉴国外幼儿教育理念的基础上，依据本国国情和幼儿教育目标展开适应性实践的过程，其涉及教学管理、课程内容、教学体系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工作。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并非对他国办学理念、模式的单纯模仿，更多的是在肯定民族教育传统基础上的借鉴，最终目的是发展我国学前教育，扩大其国际影响，为培养具有世界眼界同时又具有中国灵魂的新型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3.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的特征 （1）开放性。 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信息融通的过程，需要打通国内同国际的交流通道，具有鲜明的开放性。所谓理念的本土化实质上就是思想的输入与改造，国内幼儿教育机构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与设备及时了解国外的幼儿教育进展，进行自我调整与信息反馈，以包容的态度引进多元的国际幼儿教育文化。 （2）共享性。 共享性即资源的共享。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的最终表现形式之一是各类资源的共享，包括课程资源、教师资源、管理资源等。各类幼儿教育机构通过资源的共享将教育理念落实到教育工作中，转化为教学成果，如邀请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开设讲座、讲学活动，聘任外国教育专家担任园长、教师等，利用人才的共享实现理念的本土化。 （3）融合性。 理念的本土化并非只是单纯的引进，更重要的是同国内实际的融合。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人们会有不同的处事方式和价值观，这些意识层面的东西在引入国内的同时要克服文化习俗、认知习惯的差异，这就少不了两者之间各取所需的融合。如欧美为代表的幼儿教育理念倡导自由表现，而中国传统观念中则教导孩子守规矩，二者在融合的过程中并非是冲突、对立的存在，教师要吸取自由理念中的积极部分，给予孩子们规则范围内最大的自由空间，让他们既能学会遵守规则，不妨碍他人，又能释放天性，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4.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的意义 （1）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经济全球化改变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教育的国际化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理念充实国内教育体系，优化教育思想。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就是吸收国外先进思想的形式之一，其对于丰富我国幼儿教育理念，奠定国际化教育的基础，搭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具有积极意义。 （2）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需要。 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能够拓宽孩子的国际视野，培养他们适应国际化趋势的能力、文化认同力及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生存与发展的能力，促进孩子各项素质的全面发展。以语言教学为例，过去二十年的经验表明，在幼儿时期接受多种语言有助于加强他们对多元文化的接受能力，τ谄浣来的语言学习、国外文化学习很有益处。 5.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的问题 （1）形式较多，质量有待提高。 近年来，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幼儿教育机构开始尝试引进国外幼儿教育理念，但实践结果良莠不齐。究其原因，主要为三点：一是现实背景同国外幼儿教育理念差距太大。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之上，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很多幼儿园所处的地域环境、文化底蕴、办学条件等都同国外幼儿教育理念的实施条件差距较大，在不进行基础条件积累的情况下，盲目引入先进理念，难以实现本土化的需求。二是办学理念仍不成熟。我国很多幼儿教育机构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办学理念，对先进理论的汲取、对国际化教学目标的设定、对教学计划的长远规划等都缺乏科学化的思路。因此，在国外教育理念本土化的过程中缺乏严格的论证和周密的考虑，容易造成方向性的偏差。三是发展机制不成熟。幼儿教育是一项有组织的、系统性的行为，需要一个可靠的发展机制保障。但我国大部分幼儿园仍以追求商业利益为主要目标，缺乏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的长效机制，教学理念的延续性较差。 （2）照搬照抄，盲目跟风。 我国幼儿教育起步较晚，在引进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时，更多的是直接运用“拿来主义”，缺乏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改良机制。尤其对于幼儿教育理论、管理制度等经验性较强的东西，大多照搬照抄。如同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幼儿教育世界较为发达的国家合作时，本土幼教机构单方面引进国外经验，对于管理条款和教学模式直接翻译过来就应用到实际教学中，这不仅对从未接触过国外教育理念的教师来说充满挑战，还容易让处于本土化环境中的幼儿产生抵触心理。以国内较为流行的高瞻课程、斑克杰早教方案、瑞吉欧方案教学、蒙台梭利课程为例，很多幼儿园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对上述教学思想盲目引进，教学主线不突出，搞成一锅“大杂烩”，殊不知，高瞻课程已经逐渐被淘汰，瑞吉欧课程的实践性较弱，蒙台梭利课程虽然操作性强，应用广泛，但有许多教具操作方面的注意事项，且需要学校、家庭共同配合，才能达到最佳的培养效果。由此可见，国内对于国外幼儿教育理念的本土化仍停留在表面，并没有深刻了解其实质，盲目照搬照抄而不考虑实际不仅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反而容易走入浪费教学资源的尴尬境地。 （3）幼儿教师水平有待提高，教师培养制度不完善。 教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教师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教学水平的提升。在国外先进教育思想本土化的过程中，教师是理念改造和实施的主体。但目前，我国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幼儿教师还很少，很多教师幼师专业毕业后直接进入幼教机构执教，并没有经过专业的国际化教学理念培训，加之在岗培训机会有限，很多教师不能很好地将国际化的教学模式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如我国很多幼儿园的英语教师或是直接选聘英语专业学生或聘请外教，其余教师并不具备英文会话能力，这就对构建双语化的教学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6.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幼儿教育视野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幼儿教育工作者有必要深入剖析当前国外幼儿教育理念本土化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找出问题的原因，结合我国国情寻求对策，更好地将先进思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为我国幼教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从国外幼儿教育看国内幼儿数学教学改革:我国幼儿教育与国外幼儿教育的区别 【摘要】自古以来，“教育”这个字眼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如同神圣的殿堂，崇高而完美。我们都知道，儿童是人类的未来。幼儿教育不仅直接关系着幼儿的身心健康、智力开发，也关系到一个家庭和整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而世界各国幼儿教育的模式、种类繁多，致使幼儿教育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本文着重比较研究了国内外家庭教育的教育模式，以此能对国内的幼教模式带来启发。 【关键词】幼儿教育;身心发展;区别 中西方文化及教育教学的差异，让国内外教育及教育模式都存在着较大差别，幼儿教育作为教育的最基础阶段，其教育方式方法及模式也都存在着很多不同。然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幼儿教育的都是以尊重幼儿的个性人格为前提条件，以增强幼儿创新意识，培养幼儿创新能力，让幼儿在课堂活动中获得知识和一些常识，并得到激励、赏识和艺术的启发。那么，究竟国内外在幼儿教育及教育模式方面存在着哪些差异?通过着重比较研究国内外幼儿家庭教育模式的差别，对此又该如何优化我国幼儿教育模式呢?在泉州丰泽幼儿园为期一个月的实习结束了，我们班有一个比较调皮好动的小男生，有一天，这个小男生蹦蹦跳跳一直停不下来，我们主班老师李老师把他叫来一旁，对他说:你是不是鞋子上装了弹簧?抬起来给我看看。小男生有点腼腆，不好意思地抬起自己的脚说没有。他已经自己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了。让我觉得与孩子的沟通交流真的挺重要的，你要与他们交心才会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耐心教导才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及时改正。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甚至博士，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有些中国家长喜欢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认为应该让子女见见大世面。 一、案例 1914年，美国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了。他的名字叫威廉．詹姆士．赛德尔兹，是著名心理学家鲍里斯．赛德尔兹的儿子。他不到两岁就开始接受教育，3岁时已经能用母语流利地读写了。5岁时看到家里的骨骼标本，又对人体产生了兴趣，从而开始学习心理学，不久竟然达到了执业医师水平。6岁那年春天，和别的孩子一样开始上小学。8岁时候，终于被中学录取。11岁时，他考进了哈佛大学。入学后不久，他就能讲解四维空间这样的数学难题了，这使教授们大为惊讶。大家也许会想，这就是人们说的神童。其实，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他们过人的才能绝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取决于科学的教育。在幼儿园中，经常会开展很多各式各样的兴趣班供幼儿学习，可是一些家长就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强逼自己的孩子去报名学习，这样往往会造成幼儿的逆反心理，最后变成了厌学，恐惧去幼儿园。没有每个幼儿都是要多才多艺的，每个幼儿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性格和兴趣，家长不要一味地去逼迫他，顺其自然，让幼儿自己寻找发现他所喜欢的东西以及爱好，从而更深层次地研究学习、探索。 二、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把幼儿教育的种类分为两种 (一)家庭教育对幼儿的影响 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中自觉地、有意识地对子女进行的教育。［1］在英国，幼儿在进餐时一个劲儿地只吃某种菜而对其他菜不屑一顾时，家长往往会把此菜收起来，从而阻止他们吃这种菜。他们还认为，餐桌上对孩子的迁就，不仅会影响孩子摄入全面、充分的营养，而且会使孩子养成任性、自私、难以自控等人见人厌的性格。当孩子长到一周岁至一周岁半时，开始喜欢自己用汤匙喝汤吃菜。绝大多数英国家长认为，孩子想自己进食，标志着一种对“人格独立”的向往，完全应给予积极鼓励。杜绝偏食、挑食。英国人普遍认为，一个人偏食、挑食的坏习惯多是幼儿时期家长迁就造成的，因而他们特别重视幼儿时期的偏食、挑食情况，原来，英国家庭素有“把餐桌当成课堂”的传统，从孩子上餐桌起，家长就开始对其进行有形或无形的“进餐教育”了。然而同样的例子发生在中国显然不是这么发展的，幼儿在进餐时如果一个劲地只吃一种自己爱吃的菜，家长看到反而会把这种菜特意端到幼儿面前，纵容她一个劲的吃个够吃个舒服，这就体现了国内外在“餐桌教育”上就已经形成明显差距。《教育学》上指出过分的溺爱会导致幼儿失去理智，是一种直接摧残儿童身心健康的爱。［2］ (二)学校教育对幼儿的影响 学校教育是由专业人员承担，在专门的机构，进行目的明确、组织严密、系统完善、计划性强的以影响学生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3］不可否认，在知识学习方面，国内的教育绝对是超前的，孩子在幼儿园阶段学习的知识相当于国外小学低年级的内容。举个例子，外国家长来接孩子总是先问:宝贝，你今天在幼儿园玩得好吗?而我们中国家长第一句话准是:宝贝，你今天在幼儿园又学什么啦?有没有跟谁打架?在周末，家长都会组织几个家庭一起去郊游，互相交流自己家孩子的错误而不是在游戏中教育孩子。在国外，只要踏出家门，孩子就时刻在学习主动与别人打招呼，电梯里要和邻居问好，出门要向保安问好，上校车要向司机问好，甚至外出旅行，遇到陌生人，大家也会彼此微笑招呼。到了学校，见到老师、小朋友、阿姨、清洁工都要主动问好。每个班的入口都有贴全班小朋友的照片和姓名，如果哪个孩子今天没来上课，老师都会告诉其他同学，并且在这个小朋友的名字后面贴上一张“Wemissyou”的纸条。很小的一件事，却让孩子明白班级是一个整体，应该彼此关心。多数英国学校每周都组织班级讨论，选一些学校里或者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让孩子们发表看法，共同讨论，自己去领悟和判断对错与是非。集体游戏也是一种重要方式，让孩子懂得顾及与体谅别人，懂得如何与同伴合作。英国学校还普遍鼓励孩子饲养小动物，组织学生到敬老院陪陪老人聊天、为慈善组织募捐及参加其他公益或环保活动，培养孩子的爱心和社会交往能力。在英国教育工作者看来，生命是应该和大自然的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知识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注重孩子的智力开发与重视情感教育绝对不是互相矛盾，而应该是相互的。孩子放学后，让他们洗洗自己的衣服，和家人聊聊这一天的学习生活，在饭桌上给长辈盛碗饭……这些其实都是再小不过的事情，力所能及的事又能占用孩子多少的学习时间呢?但如果家长愿意引导孩子去做这些小事，日积月累，就是一种性格的培养、情感的培养。 三、总结 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学会思考，培养头脑，避免被捉弄。思考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听到任何话都自然去怀疑、审视，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个话在逻辑上、事实上或数据上是否有有利的依据。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却是培养自主思考非常重要的开端。同时，还能够把思想表达得很清楚，给人以足够的说服力。我们教师要善于钻研，勤于思考，灵活机智地进行故事教学活动。给幼儿创设宽松、愉悦的阅读环境，让幼儿有机会分享和欣赏各种不同的故事，提供各种机会交流自己的想法、观点、感受，并与成人和伙伴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并引导幼儿尝试将语言与一些活动中的身体动作联系起来，这样幼儿会在故事中收获的很多很多。 综上所述，尽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教育及教育模式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有所差异，但终究对于教育的目的却是不变的，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幼儿教育的目的无非都是为了让幼儿通过学习、游戏等健康快乐地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认知世界、探索世界，获得知识并得到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然而，不同的只是教育模式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在我国当前的幼儿教育过程中，应该积极地学习一些国外先进科学的教育模式及方式，取长补短，做好幼儿教育及教育模式的不断改进和优化。 作者：洪妙明 单位:福建省直属机关幼儿园古田村分园

高中学生正处在生理与心理定型的关键时期，学生需要不断学习知识并提升综合素质，为进入大学奠定基础，为成为新世纪的有用之才而努力。作为高中语文教师，如何在授业解惑的同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已成为需要深入探究和实践的教学课题。基于此，本文以“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为题作如下几方面研究。 一、核心素养及审美教育解读 （一）核心素养 2014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首次提出“核心素养体系”这个概念。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自身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高中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的语言建构与应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审美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二）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是教师通过一定的教学形式培养学生认识美、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审美教育是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一环。高中语文教师必须具备相应的美学理论知识，按照《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要求，结合语文教学文本内容，以及学生的认知特点、审美情趣等，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实现求真、尚善、赏美的教育目标。 二、核心素养背景下加强高中语文教学审美教育的必要性 （一）审美教育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对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语文学科是具有丰富情感的课程，是集诗词歌赋、经典美文、历史典故、人文地理、自然科学等于一体的学科，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载体。因此，高中语文教学天然具备进行审美教育的优势。教师在教学中通过对学生审美情感的引导，能够使学生更加深刻地思考问题，不断丰富自己的情感，提升审美能力，从而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 （二）审美教育与语文教育相互促进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入的课文，蕴含着丰富的美育元素。比如，《沁园春·雪》表现了气势恢宏之美，《荷塘月色》表现了清幽之美。教师在审美教育中，要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去阅读、去体验、去欣赏，逐步培养学生的综合审美能力。 三、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学审美教育的有效策略 （一）改变传统教育观念，挖掘审美教育内容 高中语文教师要在教学中落实审美教育，首先要打破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认真学习新时期教育方针，将“立德树人”“生本教育”“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作为育人指南。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发现和挖掘文本中的审美元素，将文学佳作的艺术之美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审美教育，引导学生去感知、品赏语文之美，提升语文教学的有效性。通过对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其中的审美元素主要包括如下几类。1.言辞之美在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言辞之美是共性的存在，课文语言或抑扬顿挫，或淋漓尽致，或节奏铿锵……均给人以美的享受。比如最具代表性的《滕王阁序》，文辞雅致、修辞华丽、情韵丰厚，表现了作者绚烂至极的语言之美。2.壮阔之美壮阔之美是自然美的一种形态，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表现壮阔之美的课文有多篇。比如，《望海潮（东南形胜）》中的“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等。3.幽静之美幽静之美是一种幽雅、宁静之美。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具有幽静之美的代表性课文首推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该文字里行间都能让人感受到幽静之美的浸润。如“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给人一种孤独自由之美。再如，“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仿佛使人感受到荷塘的恬静、安谧、朦胧、柔和的美，读来令人陶醉。4.人格之美人格之美是永恒的存在，人格的主干是品德，人格美是社会美的一种形态，体现了先进的社会倾向。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那些闪耀着人格之美的人物可歌可泣。比如，《苏武传》通过记叙苏武的两次自刎、两次反劝降和北海牧羊的事迹，表现了苏武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节和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再如《记念刘和珍君》中，刘和珍作为真正的勇士，对国家和民族的惨淡命运感到哀痛，为了改变黑暗的现实，她敢于献身，代表了中国女性勇毅、坚韧的理想人格。5.行为之美行为美是受到人们肯定和赞美的行为。行为美要求既美且善，凡是有益于人民，有助于历史发展，充分体现社会进步倾向的行为，都可称之为行为美。行为美又分为崇高的行为美和平凡的行为美。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西抗强秦，为赵国的安全和尊严而努力的爱国行为及廉颇勇于认错、敢于担当的行为便属于崇高的行为美。《大堰河———我的保姆》中，大堰河对“我”关爱的则属于平凡的行为美。6.清雅之美清雅之美是指自然界的物态形象所显现出来的和谐、幽雅、清丽之美。比如，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故都的秋》所描写的“很高的碧绿的天色”，槐树叶底“漏下的日光”，“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等，便都具有清雅之美。7.奇险之美奇险之美多表现在描写自然景观的文章之中，让人读后叹为观止，连连称奇。比如，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诗人李白这样描写天姥山的高耸巍峨，直冲云霄之势：“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在《游褒禅山记》中，作者这样描写：“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这样的描写便尽显奇险之美。8.悲剧之美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的主角通常是人们理想、愿望的代表者，故事一般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以此来激起读者的悲愤、崇敬，达到提升思想情感的教育目标。比如《孔雀东南飞》讲述了善良勤劳、美丽忠贞、才艺出众的刘兰芝遭受婆婆的百般刁难，被迫与丈夫焦仲卿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由此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歌颂了焦刘夫妇坚贞不屈的爱情和反抗精神。9.喜剧之美喜剧是以夸张的手法、巧妙的结构、诙谐的台词引起人们对丑恶行为的嘲笑，并对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予以肯定。比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怪人别里科夫，他在晴天也要穿着套鞋、打着雨伞、戴着眼镜和帽子。他的一生是可悲的，他的典型意义在于让人们在笑声中深刻感悟到沙皇专制制度的惨无人道。10.浪漫之美浪漫之美是指在文学作品中展开想象的翅膀，用豪放的语言大胆描写，淋漓尽致地表达作者的心声、理想等。比如，庄子的《逍遥游》以丰富的想象描写大鹏展翅九万里的雄姿，构思新颖，恣肆，字里行间洋溢着浪漫之美。 （二）扎根语文课堂教学，提升审美教育实效 前面我们对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所蕴含的主要审美元素作了分析，这些审美元素是开展审美教育的承载。我们要在对其进行正确分析的前提下，扎根语文课堂，运用有效的教学手段，开展好审美教育。1.注入情感曾有人十分形象地说过，感情是文学作品的呼吸，如果没有呼吸，文学作品就成了“化石”。因此，教师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开展审美教育要关注情感，要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审美情感。比如在教学舒婷的《致橡树》时，笔者首先给学生们播放了乐曲《梁祝》，创设情境，在音乐声中提出了爱情这个话题：“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传说被全世界的人们争相传颂，那么什么是爱情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倾听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发出的爱情宣言……”这样的导入蕴含着情感的力量，吸引学生迫不急待地开始学习，一场爱情之美的盛宴亦在等待着他们。他们会通过对这首诗的学习，明白什么是正确的爱情观，从而欣赏比肩而立、深情相对的爱情。2.感受意境让学生感受文学作品的意境之美是审美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用图画、音乐、影视作品及身体语言引领学生去感受作品的意境之美，提升审美情趣。比如，在《沁园春·长沙》的教学中，笔者首先播放配乐朗诵，然后进行声情并茂的讲解，再让学生在反复的诵读中去感受诗词的壮美，从而领略伟人的气质与风范。3.应用多媒体手段目前，多媒体作为一种教学辅助手段已被广泛地应用于高中语文教学，并为审美教育创造了直观形象的便利条件。我们在教学中应该充分发挥多媒体集图、文、声像于一体的优势，服务于审美教育。比如在执教《林黛玉进贾府》时，为了促进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教师可以用多媒体给学生播放电视剧“林黛玉进贾府”片段，使学生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感受林黛玉初入贾府时的音容笑貌、神态风度，从而更好地鉴赏林黛玉这一人物的形象美。4.以写促教学生写作文是一个完整的审美活动过程，没有审美性的观察、理解、想象、情感，就不会有好的作文。学生写作是练习技能的过程，也是发现美、感受美、想象美、创造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产生审美的愉悦感。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应当指导学生去发现一切自然的和人类智慧创造的美，从而使这种美成为道德纯洁、精神丰富和体魄健全的强大源泉。”语文教师要重视以写促教，在学生写作的过程中渗透审美教育，让学生在真善美的教育和引导下进行写作。比如，在写作前，我们要引导学生去观察生活中的真善美，并用自己的文字把对真善美的感悟表达出来，从而让心灵受到美的陶冶。5.融入实践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语文审美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让学生学会创造美。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将审美教育融入到实践活动中，引领学生走出课堂，把课堂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创造美的能力。比如，开展作文竞赛、诗歌朗诵会、演讲比赛、手抄报比赛等活动，让学生们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展示美、创造美，开阔审美视野，提升审美品位，从而落实审美教育的实效。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是需要广大教师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们要认清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和审美教育的密切关系，深入解读和挖掘教材中丰富的审美元素，以语文课堂教学为载体，立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性地开展审美教育，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和审美综合能力，让学生能够在学习和生活中感知美、理解美、鉴赏美、创造美，为成长为21世纪的复合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徐鸿军 单位:重庆市潼南第一中学校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中学语文论文: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创新能力的培养 摘要：1995年曾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话中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正是要靠创造教育来培养。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点之一，在各学科教学中，重视学生创造性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学科教学的重要任务。笔者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十二年，就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创造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做了一些尝试性研究，现谈谈其中的粗浅体会。 [关键词] 中小学语文；教学；创新能力；培养 二十一世纪是“创造教育世纪”，创造性人才要通过创造教育来培养。创造性是每一位学生都具备的心理潜能。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虽不能奢望每一位学生都成为非凡的创造者，但我们完全可以使每一位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创造才能。从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角度来看，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出一些新的尝试。 一、重视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激发学生创造性学习的兴趣 由于人格因素对一个人成才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是推动学生的强大内驱力，也是影响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认识什么是创造性学习，创造性学习对自己的现实学习及未来发展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应尽可能地为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提供能激起新异感的学习情境，让他们去尝试创造性地学习、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从中体会由此带来的成功的喜悦。这样，一旦学生自己选择了学习方式，并负责地参与创造性学习的过程之中，也就会水到渠成，达到促进学习的目的。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变课堂为学堂，以学生为主体，一切以学生的兴趣爱好为中心，还学生学习主人之地位。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负面影响，我们许多教师总是津津乐道于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述。教师单方面只管把知识讲下来，却不管听讲者的接受效果如何，有的老师甚至认为，我把该讲的内容讲到了，至于你学没学到，那就不关我的事了。这种认识，不光是教法问题，更是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观念的问题。原苏联著名教育家苏赫姆林斯基说：“我认为，重要的教育任务在于渐渐地养成学生从事紧张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习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习惯的养成，就是要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双边互动，才能激发学生创造性学习的兴趣。 激发学生进行创造性的学习兴趣，还必须学生课堂学习主人地位。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承受知识，加工创造的载体和导体。忽略主体、载体、导体的存在，而颠倒主客关系，大搞“一言堂”，大搞“填鸭式”，“摁下牛头强喝水”，教学效果可想而知。现在有许多教育家都呼吁课堂教学“民主”，其实其核心就在于解放学生，把学生从受支配地位解放为支配地位，让学生变成学习的主人，不再是书本的奴隶。 二、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促进学生树立敢于创新的精神 传统教育使学生失去学习的主动性和自由度，成天到晚只能听从教师的指导。从而形成了学生为分数而学，教师为分数而教的不良局面。往往只强调接受或模仿，忽视创造。它要求学生必须循规蹈矩，在固定考察的范围内解答问题，这使得学生的思维近乎封闭与僵化，缺乏应有的开拓与创新意识。它不仅制约了学生当前的学习效率，而且也使得他们缺少可持续发展的潜能。教学的主阵地在课堂。一个不容急辩的事实早已证明：成功的教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把课教“活”了，吕淑湘先生在全国中语会第五届年会开幕式上也讲到：“如果说一种教法是一把钥匙，那么，在各种教法之上还有一把总钥匙，它的名字叫做‘活’”，实际上，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的，他们不会没有反应，因而他们时常会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不会都是有价值的，有些甚至是可笑的，然而，这正是他们探索未知领域的开始，许多发明家的创造正是从质疑问题开始的。因此，这种敢于提出问题的行为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教师要鼓励学生敢于提出自己哪怕是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看法，对他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体现出的点滴创造性，也要给予适时地肯定，以培养他们敢于发现和创新的精神。著名特级教师于漪指出：“教学过程实质上就是教师在大纲指导下有目的、有意识地学生生疑、质疑、解疑、再生疑、再质疑、再解疑……的过程，在此循环往复、步步推进的过程中，思考、探讨、发现、创造，不但要让学生理解并掌握形成的结论，更要为他们拓展足够的空间，懂得形成结论的过程以及怎样去掌握结论，评价结论。”于漪的话，精辟至极。古人也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我认为，大胆质疑，就是要解放思想，面对问题或结论教师要引导学生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些问题或结论是否就是绝对正确？是否就是无懈可击？在一连串的质疑问题面前，培养创新能力。 三、重视思维发散性训练，培养学生聚合思维的能力 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发散性思想，是一种不依常规、寻求变异，从多方面、多角度寻求多样性答案的思维方式。流畅性、变通性和独创性是发散性思维的三个思维角度。这三个思维角度又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内容。因此，培养养发散思维能力，应从流畅性、变通性和独创性入手，着重启发学生从不同方面对同一问题进行思考，逐渐养成多方面、多角度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习惯。 1、突破一题一解，主张一题多解。如组词练习中的“一词多组”，填空练习中的“一空多填”，作文训练中的“一题多作”，都是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能力的有效的方式。1993年全国六省市高考语文试题中有这样一道文化常识题：“下面这首古诗描述了我国民间一个传统节令的景象，这个节令是：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①中秋②七夕③重阳④元宵。”解答此题要从民俗、民习、物象，抒情议等角度分析和思考，从而找到最合理也最科学的方案。此类例题很多，不胜枚举。 2、突破常规思维。主张变异思维。著名华裔美籍物理学家丁肇教授1999年10月31日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说过这样几句话，他说20世纪物理学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凝结成四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各自的结论：①不要盲从专家的结论。②永远对自己充满信心，做你自己认为是正确 的事。③对意料之外的现象有充分准备。④要实现你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对你做的事感兴趣，并为之努力奋斗。语文教学何尝不是如此？譬如语文课的作文训练中，引导学生从概念的对立面中寻求立意，不失为一种求异思维的好方法。如：“近墨者黑”，反向立意“反墨者未必黑”；“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等等，这种反弹琵琶，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就应该大力倡导，大加鼓励。课堂教学中反向立意多了，学生求异思维的习惯形成了，其创新意识自然会与日俱增。3、突破固定模式，主张多元并举。一名成熟的教师，大都有自己的教学特点，有的还会形成风格，形成流派。越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教师，课堂教学方式越多姿多彩。学生总有“常听常新”的感觉。 此外，训练思维的流畅性可采用所谓急骤的联想或暴风雨式的联想的方式。在进行急骤的联想训练时，要学生像夏天的暴雨一样，迅速地抛出一些观念来，不能迟疑，也不考虑质量的好坏和数量的多少，质量的评价可放在结束后进行。联想越快表示越流畅，联想越多表示流畅性越高。这种自由联想训练，对于提高学生思维的质量和培养流畅性都有很大的帮助，可促进创造性思想的发展。教师在组织教学时，还应当拟出可有多种答案的问题，旨在使学生提出各种各样的正确答案，训练他们思维的创造性。 聚合思维是思维者集聚与问题有关的信息，在思考和解答问题时，进行重组推理，以求得唯一正确答案的收敛式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聚合性思维能力，主要是培养学生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的能力。在教学中，教师不应单纯地要求学生从形式上明确或记住最终的结论，而应帮助学生对提供的多样化的材料及解决问题的多种假设或可能性进行分析、鉴别，从中寻找出对解决问题最有价值的材料及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并从理性上把握得到“最优”结果的思维过程及策略，从而提高聚合思维的能力。如结合阅读教学中的解词训练，可列出一些词语的所有义项，根据课文提供的具体的语境，选择相关的义项；或结合课文的语段分析，通过比较鉴别，从种种理解中选择自己认为最具有说服力的认识；或从纷繁的材料中概括要点或论点。这些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也能有效地发展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四、鼓励学生创造性学习实践，加快学生创造性能力形成 能力的获得需要实践的土壤，创造性的学习能力的形成同样离不开实践。荀子曾说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也。”这充分说明了实践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因此，教师应从培养开拓性、创造性人才的战略高度出发，认识引导学生参加创造性学习实践的重大意义，并采取有效措施，调动学生参加创造性学习实践的积极性，以加快其创造性学习能力形成的过程。 总之，语文教学中，学生创造性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多方面的。教有法但无定法，教师要不断地更新教学理念，根据创新教育理论和学生的特点及教学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来提高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以适应新课改的需要。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教师如何"下水作文" 教师"下水"作文，作为提高作文教学效果的一种手段，已为广大中学语文教师所重视，但仅仅偶然湿湿身子，未必能很好地把握学生。因此，本文就如何"下水"，如何利用"下水作文"引导学生写作并进而提高写作水平的问题提几点建议： 一、整体规划。 在每学期开学前制订学期作文教学计划时，就应该同时考虑"下水"作文计划，选择好"下水"的场合、"下水"的方式等，使之与作文教学计划融为一体。 二、悉心垂范。 垂范作文往往是在充分准备之后进行的，有时间收集素材，立体思维。垂范作文，深辟的题目要立足于精，力求浅显易懂。例如，有一位教师写寓言《"执竿进城"的启示》，学生只感到寓言故事可笑，却说不出多少道理（启示）。这位教师分析了众多的启示角度，考虑到写出新意，"下水作文"劝赐教和领教"这一角度分析事物的内因和外因。指导时他把自己的思考告诉大家，后来不少学生选取了"眼前与将来"的角度，写就的文章既有道理的阐发，又有对事例的分析，提高了分析深层问题的能力。又如这位教师写《〈爱因斯坦制作小板凳〉的启迪》，他把角度定在"不以成败论英雄"上，避免了谈毅力，恒心，自尊和胆量等老生常谈的话题。指导时他还注意介绍其它角度和写法，以便学生根据材料和自身的特长有所选择。 三、同步急就。 中学作文一般都是限时的，教师"下水作文"如能和学生同步完成，学生愈加信服。同步急就文章最棘手的是一时难觅许多材料，没有筛选的余地；即使有，一时也难以分析、组合，话说不到点子上。把这种感受告诉学生，促使学生平时注意积累，注重分析的习惯的养成。同步急就中。要摸索、总结出一些快速审题构思的方法，对指导作文取得更多的发言权。 四、蜻蜓点水。 所谓蜻蜓点水是指对新授写作技法的关键部分"下水"示范，而无需写作完整的篇章。学生习作一般都是每周一篇（大小间隔），要求学生习作一篇，教师?quot;下水"一篇是不现实的，也无此必要。教师在关键时刻下水，不失为事半功倍之法。例如议论文的反向切题、释义切题，结尾的篇末点题、卒意显志等都作出示范，学生最感实惠。 五、评改鉴别。 王充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篇无补"。这显然是对成功之作而言:请记住我站域名的。利用不成熟的文章，从反面晓喻为文之道，来个"疑义相与析"，也可以起一点"为世"而作的作用。再说，将"下水"文章交给学生评改鉴别，还能鼓励学生敢于"班门弄斧"，善于"吹毛求疵"，提高鉴别能力，促进自改能力的提高。 中学语文论文:论高考语文统考与中学语文学科的发展 高中语文教学出现困惑的主要原因，是高考试题的超前和语文教材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语文“题海” 是对教材内容的自发的补充，蕴含着大量有价值的教学内容。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1978年夏季，我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又恢复了“”前的全国统考，至今已进 行了20次。二十年来，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不仅为高校甄拔了千百万合格的新生，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等教 育的发展，指引着基础教育，尤其是普通高中各门学科的走向。在这方面，语文尤为明显。二十年来，中学语 文在教学思想、教学内容、试题形式诸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目前，中学语文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惑。这 一切都与语文高考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总结语文高考对该学科的影响，探寻中学语文前行的坦途。 一、在新时期，高考语文统考推进了中学语文学科的发展 在我国，中学语文学科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基础学科。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它以现代白话 文作品为主要教学内容仅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建国初，我们从苏联移植了语文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经过 17年的实践和研讨，我国的语文工作者刚刚触摸到汉语语文教育的一些规律，一场动乱开始了。可以这样说， 高考恢复全国统考之际，恰是中国的现代语文教育振翮高飞之时。新时期的语文高考试卷真实地记录了中学语 文学科发轫前行的全部历程，记载着语文工作者对汉语母语教育冷静的反思，深入探讨所得出的一个个科学结 论。 1.引导中学语文实现教学大纲。按照新时期制定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学语文的主要目标是是“指导学生正 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高考紧紧围绕这个关键出题，落实了语文智育的目的。语文德育是大纲规定 的一项主要的教学目标。高考作文是检验语文德育的有效手段。考生要想写好应试作文，必须注意思想品德修 养，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观。近年来，语文界越来越重视美育在语文中的地位。1996年高考的现代文阅读题《 贝多芬之谜》涉及音乐知识；1997年的古诗鉴赏题要求赏析两首意境优美的唐诗。这些试题体现了“培养健康 高尚的审美情趣”的教学目的。因为高考的范围与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基本一致，所以，这二十年以来，高考 有效地约束了高中语文全面完成教学任务。高中语文是母语教育全面提高的重要阶段。高考语文试题覆盖面广 ，不仅促进了高中语文实现大纲规定的任务，而且使人们能直观地认识到，在母语基础教育完成以后学生应该 达到的水平。 2.促进中学语文提高教学质量。因为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必须保证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所以，试题不 能出现旧题，命题角度不能墨守成规。国家教委考试中心每年设计、出台的高考试卷已经成为普通中学相应科 目日常教学的重要参照物，促进了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翻阅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明显地感觉到试题对语文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要求逐步提高。例如，辨认字形正误的第2题，1995年卷要求在16 个词语中辨认出3个错 别字；1996年卷要求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5个错别字； 1997年试卷要求考生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7个错别字。成 语知识考核逐年由课内向课外扩展，1997年该题中出现4个成语有3个属课外知识，其中“不孚众望”和“万人 空巷”很难把握。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都有一项规定：文学常识题答案如有错别字不给分，这条规定在引导学 生正确使用汉字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高考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的严格要求，促使中学语文重视双基训 练。高考强调对能力的测试。例如，语法修辞题并不要求回答现成的定义规则，而是要求考生根据学过的理论 知识，辨别言语的正误优劣，构成通畅的语句。难度增加最明显的是文学赏析题和现代文阅读题。从1992年开 始，高考的现代文阅读从一篇增加为两、三篇，选文的内容和问题的设计在加深。写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能 力，从1978年至今，高考作文有两大类：全命题作文和给材料作文。不少的高考作文题目，本身就是匠心独运 的杰作，成为作文教学的经典题目，例如：《读“毁树容易种树难”》、《看漫画“这里没有水，换个地方再 挖”有感》、《由圆联想到另一物体》、《读〈鸟的评说〉有感》等。高考作文的显著的特点是不束缚考生的 思路，有利于他们展示才华。在精妙的高考作文题的引发下，每年都能涌现大量优秀的作文。总之，以测试能 力为中心的语文高考，推动了中学语文教学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能力的转变。 高考的直接目的是选拔，试题一方面要反映教学研究的新成果，另一方面必须切中日常教学的薄弱环节。 因此，目前这种最具权威的考试就具备了提示教学疏漏的功能。70年代末，语文界非常注意基础知识的补习， 而忽视了现代文阅读。80年代初期，高考试卷出现一道系统考查现代文阅读的试题，考生对此竟无从下手。这 一现象震动了语文界，它暴露了我国语文教育长期未解决好的一个大弱点：现代文阅读教学。从那时起，语文 界特别注意阅读教学研究。在改革基础知识教学方面，高考语文同样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中学语文一向重视 同音字的教学，而忽视了双音节的同音词现象。1995年语文卷第3 题要求分辨“化装”与“化妆”，1997年卷 第5题要求分辨“考查”与“考察”。再如， 标点符号的使用说明规定：表示约数的连续出现的数词之间不加 顿号。1995年卷第5题A项“小河对岸三、四里外是浅山，……”大多数考生却判断为正确。句内括号与句外括 号的区别一向不被重视。1997年卷涉及了这个知识点。语文高考缜密的出题思路，促使基础知识教学逐渐走向 系统化。在80年代，高考作文都是写议论文。这是重视议论文写作的社会思潮在语文教学中的反映。这一阶段 作文教学出现了忽视其它文体的倾向。从1990年开始，高考小作文出现描写类、记叙类或说明 类作文。1993年 的作文《梧桐树下》为1980年以后第一次出现的非议论文体的大作文；1994年的作文《尝试》（60分），彻底 纠正了长期困扰高中作文教学的错误认识：议论文是高中作文的唯一重点。现在，作文教学不仅重视培养整篇 作文的写作能力，也重视表达方式的综合或分解。写作训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应该既借鉴传统经验， 也重视创新。只有这样，作文教学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总之，二十年来，语文高考为广袤国土上的城市、乡村，南国、北疆的中学提供了母语教育所应达到的高 水准的范本，推动了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改革，使得中学语文学科在经历“十年动乱”以后，教学水平得以迅 速提高。 3.确立中学语文标准化考试的模式。标准化考试是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具有一定的标准，并对误差 作了严格控制的考试。有了标准化试卷才能实现计算机阅卷，并有效减少人工阅卷的误差。怎样把语文学科的 内容编制成客观性试题，即选择题，是一个科学性、技术性都很强的问题，是语文学科能否实施标准化考试的 关键。高考语文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语文选择题的设计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高考语文试卷的文字、词汇 、语法、修辞、标点符号和阅读，以及文学常识等内容均能设计成选择题。这些选择题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 例如，文言文阅读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够准确测试考生对文言实词虚词的掌握情况，以及对句义文义的理解程 度。和其它学科的标准化试题一样，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增加题量，能为优秀的考 生提供表现才华的智力空间，使他们脱颖而出。有些语文选择题的选项文字较多，能够迅速准确地读懂选项， 本身就是对语文能力的考核。例如，1997年高考的古诗鉴赏题，选择项A ：“刘诗中‘潭面无风’句和雍诗中 ‘烟波不动’句，都贴切地描绘了月光下湖面风平浪静、山影凝重、朦胧而又静谧的景象。”是一项错误的解 说。因为雍陶的《题君山》所描写的并非“朦胧”的月色。这项解说的其它语词都很恰当，如果没弄清“朦胧 ”的含义，就会失分。这样的选择题，不仅考查是否掌握题干所要求的内容，实际上也测试了对选项文字的理 解。在语文学科中，这种测试是有意义的，因为理解表述性文字也是一种重要的语文能力。总之，语文标准化 考试从无到有，从开始在语文基础知识方面设计选择题，到后来在阅读与文学鉴赏方面也设计了信度、效度都 很高的客观性试题，这是语文学科的一大进步。高考语文卷创立了一种能显示汉语特殊规律的试题模式，这在 我国语文教育史上是一次深刻的变革。标准化试题在语文高考中获得成功，使语文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了新 的光彩。 4.初步划定中学语文的知识体系。中学语文是对学生进行母语教育的基础学科。因为人类的语言现象很复 杂，所以，至今还没有哪一门科学能涵盖一种语言的全部知识。要学好母语，必须学习多门社会科学。语文课 的理论依据比较复杂，与之相应的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三大类：语言文字类、言语作品类和言语表达类。语言文 字类包括汉语理论与汉字理论；言语作品类包括文学作品和其它类别的书面语作品；言语表达类包括演讲学和 写作学。中学语文以多门社会科学为理论依托，是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成为既有较系 统的语言理论知识，又具备较强的言语能力的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建立中学语文学科完整的知识 体系。在新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使语文工作者得以冷静地构建语文学科的理论框架。高考语文试卷就像一方 屏幕，按年度展现中学语文学科知识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历经近二十年的探索，高考语文试卷的格局基本稳 定了。它分为5个部分：汉语知识及运用、文学常识及文学鉴赏、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和写作。这5 个方面 就是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体系的5个组成部分。 高考语文试卷将中学语文繁复的知识板块化、条理化，将内容深 邃、形式灵活、科学性很强的试题一批又一批地编制出来，浓缩了中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勾勒出中学语文的知 识框架，为其知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贡献。近二十年来的高考语文试卷传达出了本世纪中晚期人们对我国中等 语文教育内涵的共识。后来者将会以此为基址，构筑汉语教育的殿堂。 5.带动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高考统考是选拔性（常模参照性）考试。它的直接目的不是验收学习效 果，而是把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拉开距离以便选拔。现在，标准化语文高考试卷对考生要求很高。 在150分钟内 ，考生要阅读约6千个印刷符号（包括汉字、 数字和其它符号）；做完约25道客观性试题；回答7至8道填空题 ，其答案总字数约200 字；写两篇作文，共800字。折合每分钟要理解50多个印刷符号， 并同时写出7个以上的 汉字。虽然语文高考题量大难度高， 但每年都能涌现出大批成绩合格的学生。这证明了中学语文所取得的成就 。选拔性考试的独特的意义在于使好学生有充分显示优势的机会，发挥出在其它类别的考试中无法显示的潜能 ，让语文教育工作者有机会观察到本学科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并能以此为标本研究学科教育的规律，争 取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单以高考成绩评定教学质量是不科学的，但是无视这种常模参照性考试所特有的研究 价值也是片面的。 中学语文近二十年来发展很快。原有的教学内容都在逐步地充实加深。例如，高考的文言文大都选自史书 ，现代科技说明文的选文也比课文深奥。文章的内容涉及物理、生物、医学、考古等多门学科。有国外的名家 之作，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世间最美的坟墓》，英国作家萧伯纳的散文《贝多芬之谜》；有当代中国名家 的作品，如吕叔湘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钱仲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 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等。这些选文给中学语文教坛带来新鲜的气息，引导学生把课内所学到的阅读方法迁 移到课外，提高阅读水平。高考语文试题深化教材的走向，带动了中学语文逐步深化教学内容。为了将中学语 文建设成适应时代需要的基础学科，必须引进相关的科研成果。例如，在语言学领域，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是薄 弱环节。现在，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高考试题较好地把握了这一学术动态。测试虚词的试题年年 出。在修辞学方面，高考语文经常考查消极修辞手法的运用，选择最佳表达方式成为较稳定的题型。现代文阅 读方面，语文高考引进的阅读学的先进理论较多。例如，以语用学为指导，考查结合语境对语义作出正确阐述 的能力。在作文方面，重视引进思维学的成果，重视考查形象思维能力和比较、综合、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 语文试题的设计者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积极引入高考，促进了中学语文的学术化、科学化。总之，语文高考 展示了语文教学的水平；深化了教学内容；推广了新的学术成果。它已经成为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引擎力。 二、高考语文统考目前存在的问题 高考语文统考对语文学科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根本原因是：二十年来，语文高考自身在不断地发展、完 善。新世纪即将到来，语文高考面临严峻的挑战。今后，它能否继续推动中学语文的发展，能否为基础教育向 素质教育的转轨服务，这取决于它能否清醒地认识并克服目前存在的问题。 1.语文高考试题严重脱离现行语文教材。普通高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高校输送人才，所以，普通高中语 文日常教学必然十分关注高考语文试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目前的高考语文卷， 基本脱离教材“独立”命题，其用意在于突出对考生语文能力的测试，避免出现死记硬背和压题的现象。这样 命题纠正了语文教学重知识轻能力的传统思想，有利于课外知识丰富的考生脱颖而出。其消极影响是造成高中 语文课无视教科书的存在，架空能力训练，致使教学自由化倾向泛滥。为了克服这一消极影响，语文高考必须 按比例体现课本的内容。这样既有利于能力的测试，也有利于引导教师日常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而不 是纵容脱离课本另搞一套。 2.测试语言表达能力的试题比例畸轻。语文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使学生具有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 能力”。言语表达是语文能力的最高层面。它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决定一个人能否顺利地工作和 生活。从选 拔人才和推进语文教育两方面考虑，高考必须重视对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选择题的特点是节约答题时间，最 大限度地增加题量。正因为选择题要求考生多想少答，所以，不利于测试考生的表述能力。目前高考统考中填 空题答案字数少，答案语句的质量不便再设采分点。测试考生的表达能力主要靠大、小作文。可是按作文分项 分等评分标准，语言等次的分值差别很小。例如，大作文语言一等（准确流畅）比语言四等（语句不够通顺语 病较多）只多7分。这总分150分当中的7分， 表示的是考生之间语言能力的质的差别。要提高表达能力须花费 极大气力，但是这项最艰苦的训练在高考中却只占总分数的1／20弱。 表达能力在高考中的可悲的微弱比例， 对中学语文教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极为恶劣。现在许多学生很“善于”做选择题。他们从题干和选项提供的信 息中能判断正误，但是他们却不善于独立地阐述思想，心明了口嗫嚅。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都变成鲁迅笔下 的“闰土”，“大约只是觉得苦，却说不出来”。果真如此，我们这一代语文教育工作者岂不成了民族的罪人 ？现在，不少学生写作文重视提炼中心，充实内容，却不重视推敲语句。因为只要中心明确内容充实，即使语 言不通顺，也扣不了几分。目前，在公开发行的书刊和各类公涵文件中，在各种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中，语句 不通的现象比比皆是。在造成此种现象的诸多因素中，高考的误导不可低估。因此，高考语文试卷必须加强对 考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应限制选择题的比例；增加表述性试题，并加大其分值；增加大、小作文语言分的 分值（语言分应占到约1／3强，即占20分以上）。 3.一些试题偏难偏怪，影响了高考语文的信誉。为了增加考试的信度、效度，试卷的设计者不断地创造新 鲜试题，这是必要的。但是，每年总有几道难题、怪题，好学生不懂，差学生不会，只好一起“蒙”。这就造 成“语文学得好，不一定能考好，语文学得不好也不一定就考坏”的怪事。这种情况严重地挫伤了教与学的积 极性，致使语文高考的效度、信度明显低于其它学科。例如，1997年高考卷第4题C项（B 卷）：“这次选举， 本来他是最有希望的，但由于他近来的所作所为不孚众望，结果落选了。”“不孚众望”一词《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成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均未收录。考生要把“深孚众望”中的“孚”想 清楚，再转换为它的反义词“不孚众望”（绝少使用），才有可能理解这个词。这样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几 乎没有考生能懂，回答此题（3分）只有瞎蒙。1997年试卷第3题（肠脑和颅脑）的20、22、23题（共7分）的答 案都过于隐蔽晦涩， 使多数考生答题靠偶然因素取胜。赏析古诗的第11题的B项（B卷）：“两首诗都将洞庭的 山水景物描写得高旷超俗，使人读后油然生出范仲淹《岳阳楼记》中那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 要求判断为错（3分）不合情理。 文学欣赏应充许有心理运作的自由。阅读这么优美的古诗，为什么不允许考 生产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据统计，每年有20分左右的考题太难太怪，再加上作文分项评分 标准不尽合理，于是，约30分至40分的试题不能科学地分离考生，大大削弱了语文高考的信度。 总之，现在的语文高考试卷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不尽快改进，语文高考亦有可能变成语文教育发展的桎 梏。 三、目前中学语文教学出现困惑的原因 从高考反馈的信息中，我们看到了中学语文取得的成绩，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 1.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高考语文试题数量丰富、内容精深。这些试题启发了语文教育工作者。人们 意识到，很多试题应该是母语教育重要的内容，在以前却忽略了。例如，判别语句的优劣，这已经成为语文科 常见的试题。现在，考生回答这类试题仍然只凭借语感和经验。汉语修辞学在这方面没有提供系统的理论，语 文教学没有现成的依据。怎样鉴别句子、句群及作品的言语质量，在同义手段、同义结构中如何选择最佳表达 方式，这些应该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却被理论语言学忽视了。而语文教学一向习惯于从现成的经典理论中 移植教学内容。语言学中没有的，语文教学也不讲，于是造成该项内容的空白。出台鉴别语句优劣的试题，击 中了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的空白。我们不能总让学生凭语感和经验断定言语质量，语文界对此应该做出理论的 阐释。类似这样的教科书上没有，而高考试卷已经考出来的问题，还有不少。例如，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的识字 量和词汇量基数是多少？应该有/！/个较为具体的规定。现在我们只能抽象地说：多多益善。阅读理解应该包括哪 些内容，如何提高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如何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些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语文教师不能让学生在回答语文试题时，总是“跟着感觉走”。训练语文能力要有理论依据，没有理论指导的 训练是盲目的、低效的。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成为扼制语文学科发展的瓶颈。 2.高中语文教材亟待更新。全国统编的高中语文教材是以单元为单位的文选型课本。这种教材是30年代由 叶圣陶等语文界前辈倡导的。其优点是课文按体裁组元，便于读写训练。缺点是知识不系统，阅读理论浮浅， 作文没有教材。现在，语文高考试题对考生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语文课本却几十年未变。试题的超前和教材的 严重滞后，使目前的高中语文课处于尴尬的境地。语文高考内容教材上没有；课内的教学内容高考大多不考。 语文教师不知该讲些什么指导应考。高中语文实际上在做有“课”无“本”的无米之炊。教与学两方面都十分 吃力。近年来，社会上出现许多模仿高考卷的试题集。语文习题集大有与课本并行成为第二教材的趋势。语文 题海泛滥的根本原因是超前的高考试题与落后的教材之间的矛盾亟需一种缓解的办法。“题海”应运而生，行 政干预无法使其退去。要解决语文高考与教学之间的矛盾，只有两条路：把语文高考拉回来，迁就陈旧的教材 ；肯定高考试题的方向，更新语文教材。显然，选择后者是历史赋予语文工作者的责任，是时代对语文学科的 召唤。 总之，中学语文，尤其高中语文教学目前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不在于高考，而主要在教材和教学方法。语 文教学应讲授较系统的理论知识；教材应尽快更新换代。不能总是诅咒“题海”，语文“题海”是富矿，有待 我们去“披沙拣金”，锻铸新世纪需要的新教材。 在本世纪的最后20多年里，高考语文推动了汉语母语教育的发展；由于出题倾向和某些试题存在不符合语 文教育规律的因素，它对中学语文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高考仍是教育系统工 程的重要环节。我们应深入研究围绕高考所出现的问题，既不断地完善考试，也改革教材教法。在新时期，当 我们翻开第一张语文高考试卷时，中学语文尚百废待举；当21世纪即将到来时，中学语文已发展成为较为成熟 的母语基础教育的专门学科。在廓清目前出现的困惑以后，我们必将迎来语文教育的新世纪。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教改带来的反思 思考之一：理论研究多，但偏离实际。 我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应把语文教改看作是一个以实用为基础的开放体系。这个开放体系正好与封闭体系相反，在课堂教学中，要增加学生观察和思考的机会，要增加学生动口、动手的机会，要尽量给学生提供显示和发展才能的机会。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的教改必须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广泛吸收外国的先进成果，多多研究学校中“第三世界”的客观情况，多多研究教材与教学的适应情况，多多研究学生心态和思维方式，坚决反对对某种传统教学思想加以绝对化、凝固化，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这样才能使我们教改的范围与内容越来越广，参加教改的人数越来越多，呈现出真正的繁荣局面。 思考之二：在研究教学方法多样化的同时，更要研究教学手段如何现代化。教改中，出现了不少新的教学方法。这些方法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由于多年来教师一讲到底，学生死记的做法已经成为习惯，所以某一新的教学方法一时还不能为广大师生所接受。即使学得一点两点，或如法炮制，其结果还是不够理想的。就拿比较公认的“自学──讨论──实践”这一课堂教学环节来说，在广大农村中学各方面条件较差的情况下，要能真正学到手还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在研究教学方法如何多样化的同时，还要注意研究教学手段如何现代化。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给传播知识提供了多样化的手段，课堂教学、教师面右巡辉偈俏ㄒ坏耐径了。所以，在教学中尽可能地运用电视、电影、录像等电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再从另一方面讲，采用电化教学手段，对激起学生学习兴趣，养成用眼。动手等良好习惯也是十分有益的。应该说，每个人的身上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这些“潜能”发挥得好，同样可以帮助学生成才，换句话说，兴趣、方法、习惯等非智力因素同样是成才的决定因素。可惜的是，我们的现代化教学手段还刚起步，广大的农村学校对此还很陌生，这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不能不说是一大影响。 思考之三：要搞好教改，首先要建设一支坚强的教师队伍。邓小平同志曾说：“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邓小平文逊第105页）因此，要搞好语文教学改革，建立一支思想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年龄结构合理的队伍是万万不可缺少的。事实正是这样，教师的职业是承先启后的职业，教师肩上担子很重。如果教师本身只是“半桶水”，怎么能给学生“一桶水”呢？如果教师只会满足学生能背诵条文，那么学生将来断然不会进行创造发明。更何况科学技术的综合化、现代化的趋势对教师的知识结构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语文教师不仅要具有本专业的系统知识，而且要具有通观各学科之间联系的桥梁。教师只有不断伦约的知识，从现代社会中获取新信息，才能跟上时代节拍，在教改中发挥战斗作用。 可是，我们当前教师队伍是怎样的情况呢？就以198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中学教师文化专业知识考试情况来说，这次考试的教师均在45岁以下的年龄段，共有43万人参加，约占目前中学教师总数的14．4％，结果初、高中并考的各门综合及格率仅分别为22％和27％。（摘自《望》周刊17期）即使取得专业学历的教师也未必就是一个合格的教师。据各盛市、自治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研究机构调查，目前约占中小学教师总数一半已取得相应学历教师的总体素质也不乐观。 像上述这种情况的存在，要搞好教改，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是相当困难的。要摆脱目前的困境，语文教改必须加强与外部社会生活的联系，使自身获得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例如，从自身的改革人手，将学生学习的目的从片面追求升学率汀岸潦无用”等不良倾向中解脱出来，转移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自己成才这方面来。要增加本地自然资源特点和开发利用的内容，加强各学科知识的应用性，经常进行社会调查，主动适应时代需求，积极深化教改。当然，这一切措施又得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说穿了果教育得不到极大地重视，脑体劳动的价值一直倒挂下去，那么一切教改的方案和行为也将是一句空话。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以训练为主”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作者] 吴心田，山东省教学研究室 [内容] 一、改革概况 1995年5月正式提出此项改革课题方案，在山东省部分中学试验。第一批试验点81处（校），包括初中和高中，以初中为主。1996年6 月召开第一次专题研讨会，此后第二批试验点310处（校），共计391处（校）。1997年5月召开第二次专题研讨会。1998年6月，经三年试验，进行了总结，此后该项改革成果扩大到全省范围。1999年3 月省教研室确定在全省中学语文教学范围推广该项改革成果。 二、改革依据 （一）当前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析”为主的基本教学模式存在着诸多弊端，必须予以改革。 中学语文课堂教学，几十年来，其基本教学模式是“教师讲析为主”。近几年来，有些教师开始意识到，这种教学模式不可能训练学生的语文能力，试图增加一些诸如阅读、提问、讨论等语文训练。然而，大多数的语文课实际上仍是教师讲析占用绝大部分时间，阅读、提问、讨论等训练流于形式，或者说只是一种“点缀”，在整堂课中只是占有很次要的地位。 这种“以教师讲析为主”的教学模式，其主要弊端有二： 1.它违背了中学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和特点，背离了中学语文课应以训练语文能力和打好语文基础为主的基本目标。 中学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例如它具有工具性、思想性、人文性、形象性、综合性等多元的性质和特点，但是，其中总有一个是最主要最基本的，这就是它的基础工具性，由此派生出来的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目的任务，应该是打好语文运用的基础，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运用这个工具去读，去写，去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际，具体说，即为初中语文教学大纲“教学目的”部分的前几句话，即：“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基本的阅读、写作、听话、说话的语文能力，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把这作为基本的目的任务，符合学科本身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同时也不排除思想教育、人文教育、审美教育，乃至视野的开拓，智力的开发，等等，而几十年来通行的“教师讲析为主”的教学模式，背离了中学语文教学学科本身基本性质特点，排除了实现教学目的任务的基本形式——训练性，教师一味地“讲”，抹煞了学生的“练”，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这种“教师讲析为主”的教学模式，忽略了“训练性”，这种教学模式实际上成为解决提高教学效率问题达到语文教学基本目的的主要障碍。 2.它抹煞了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排除了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完全处于学习的被动位置。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育应该“以学生为本”、“教育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为国家的建设人才”。现代国际上先进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布鲁纳、赞可夫、巴班斯基、苏霍姆林斯基等都主张“学生的活动是教学过程的特征之一”，“教师的重要任务在于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我国语文教育大师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也一贯主张教师的教学要善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而“教师讲析为主”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旧教育思想的体现，从形式上看，一上课开始就是教师讲析，教师几乎是滔滔不绝地一直讲析到下课，有的课仍然是教师的讲析灌满堂，多数课教师讲析占据3／5或4／5以上的时间，而学生读、写、 听、 说训练仅占1／5左右的时间，而且不少教师讲析的内容并没有“讲在点子上”，有些是学生已经懂了或学生自己能够弄懂的内容教师仍在讲析，有些教师讲的内容脱离学生实际。正因为如此，不少的课教师侃侃而讲，而学生昏昏欲睡，或者说教师讲得天花乱缀，而学生听的是二目圆睁而眼大无神，一堂课下来，学生没有多大的收获，语文能力得不到有效的训练。 （二）实行“以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是普通中学基础教育的性质决定的。 中学的语文教学与中专的、大学的语文教学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一面在于都是重在语文方面的学习，不同的一面在于中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除了学习一定的语文基础知识之外，必须具有一定的或基本的语文运用能力（或称技能），而且要达到基本过关的要求，以适应将来到高校学习或到社会上工作的需求。而这种语文运用能力的形成，单靠“讲析”是绝对不行的，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训练才能奏效。吕叔湘先生说：“使用语文是一种技能，跟游泳、打乒乓球等等技能，没有什么不同的性质，不过语文活动的生理机制比游泳、打乒乓球等活动更加复杂罢了。任何技能都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正确，二是熟练。不正确就不能获得所要求的效果，不成其为技能。不熟练，也就是说，有时候不正确，或者虽然正确，可是反应很慢，落后于时机，那就不成其为技能。”（1963年4月《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中学阶段要打下一个基础，要学会使用语文的基本技能，只有通过“训练”才能完成，才能达到“准确”、“熟练”的程度。 （三）实行“以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是语文教学的学科性质、特点及目的任务所决定的。 语文教学的基本性质、特点如上所述，要体现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特点，完成语文教学基本的目的任务，单靠“讲析”是不行的，必须通过适当的“训练”才能达到。叶老说得很清楚：“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教师讲；自能作文，不待教师改。教师之训练必做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717页）“可否自始即不多讲，而以提问与指点代替多讲。必须废除现在通行的逐句讲解的方法。”（同上，第83页）吕叔湘先生曾指出：“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使用语文的技能，所以一般称为工具课。”“中学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教会学生使用现代语文。”（1963年4 月《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张志公先生也曾指出：“语文是个工具，进行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因而是学习文化 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工具，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工具。……凡属工具，最重要的是准确的操纵它，熟练的运用它，只有这样，它才好好的为我们服务。”（1963年10月《说工具》）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和教学的目的任务，叶老、吕老、张老“三老”还有很多方面的论述，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只有排除“教师讲析为主”，实现“以学生训练为主”，才能正确地体现语文课的基本性质特点和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 （四）实行“以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是“学生为本”的新教育思想的体现。 凯洛夫的旧教育思想是“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知识为中心”，赞可夫等的新教育思想是“学生为中心”、“多渠道教学”、“培养能力为重点”。新的教育思想主张一切教学活动都应从学生出发，归宿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尽管教师起主导作用，但是应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作学习的主人，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一堂课如果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只处于听教师讲析的位置，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去阅读，去讨论，去动手练习，那么，这堂课就好像演戏一样，课堂这个舞台全被教师的活动所占据，学生使用语文的技能是无论如何难以培养起来的。关于“学生为本”的思想，叶老曾说：“怎样启发学生使他自觉地动脑筋，是老师备课极重要的项目。这个项目做到了，老师才真正起了主导作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492 页）“如能令学生于上课之时主动求和，主动练习，不徒坐听教师之讲说，即为改进教学之道。”（同上，第733页）。“所谓教师之主导作用，盖在善于启迪， 俾学生自奋其力，自致其和，非谓教师滔滔讲说，学生默默聆受。……语文教师不是只给学生讲书的，语文教师是引导学生看书、读书的。……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要相机诱导。必令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善教者也……”（同上，第745页）（吕叔湘先生、张志公先生关于“学生为本”的思想论述不——引述）综其这些语文教育大师所述，教学中应当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些思想是实行“以训练为主”教学模式的重要依据。 三、改革内容和特点 （一）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把学生放在主体的位置，教师所做的备课、组织教学、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过程的设计、教学方法的选用等等工作，都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要在课堂上最大限度地尽量地使学生动口、动手、动脑，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在教学时间的把握上，切实把教师的讲析压下来。把学生练习的时间增上去，教师所有的讲析、提示、启发、扩展、总结等全部活动时间，尽量加以精练，力求压缩在整课时间的1／2左右。而学生各种训练活动（包括读、写、听、说、思等）尽量增多，提高到1／2左右（有些课可以变通处理，并不那么绝对）。 （三）训练的内容精心选择。包括语文知识的学习、语文能力和语文习惯的培养、思想品德教育、美育、智力开发等等，从中加以精选，恰当的确定训练重点。 （四）训练的方式从实效出发，精心安排，多种多样，生动活泼。包括阅读、写作、解说、讨论、辨析、鉴赏等等，这些训练可集中，可分散，可交叉，灵活和谐，不拘一格（绝不是只限于问答和做练习题）。 （五）训练的基本模式有两种：①“三段式”，即教师提示——指导学生训练——教师答疑小结。其中“教师提示”包括说明教学目标、提示教学要点、简介教材内容和有关知识、说明教学过程，等等，一般控制在10分钟左右。“指导学生训练”是教学的中心环节，教师可在学生训练中启发、诱导、答疑，一般控制在25分钟左右。“教师答疑小结”包括教师集中答疑、知识梳理、加深扩展、深化讲解，等等，一般控制在10分钟左右。②“交叉式”：“讲讲练练，讲练结合，贯穿始终”，此模式不截然分成三段，而是采取多种方式，讲练交叉融合，但总计学生训练时间不应少于1／2。 （六）实行“以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应注意以下几点 1.切实端正教育思想，树立三个基本观念：①“学生为本”的观念；②“以训练为主”的观念；“重在培养能力”的观念。 2.不应误解为全盘否定教师的讲析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讲析还是必要的，但要讲得少而精，讲在“点子”上，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认真备课、确定教学目标、科学地组织教学过程、精心确定训练内容、精心设计训练方式、恰当的启发诱导、解答疑难问题、对当堂所学知识的疏理巩固，等等。教师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 3.教学模式除上述两种外，还可有若干变式。例如单元教学，可一课时多讲一些，另一课时多练一些；有的课可集中训练诵读，有的课可集中进行两篇文章或几个片断、几个问题的比较，有的课可集中进行讨论辨论的训练等等，不拘一格。 4.各项训练应扎扎实实，讲求实效，切实防止“花架子”的形式主义。其中关键在于精心选好训练内容，精心设计好训练形式。 5.要体现“大语文教育”的思想，训练要适当向课外延伸，课内外结合，巩固课内训练的成果。 四、改革效果 （一）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积极性，改变了过去课堂教学的沉闷局面 实践证明，由于学生在课堂上可以读、写、听、说、思，可以积极主动的动脑、动口、动手参与学习和训练，学生在教师的主导下完全处于主体的地位，学生只有主动参与学习的时间，没有“思想开小差”的机会，因而，极大地提高了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座谈会上学生说：“过去课堂上光是老师讲，我们学生只是听，不愿听的就不听，思想常开小差，现在有读，有讨论，有发言，有写，觉得有事做了，挺有意思，上课很有兴趣。”“过去，老师讲的东西有很多我们都不愿意听，有些内容我们都懂了老师还在讲，而不懂的地方老师却不讲了，这样我们都不愿意上语文课，现在我们可以先自学，再提出问题让老师解答，觉得很有收获，现在都愿意上语文课了。”“现在老师讲的虽然少了，可是都是讲的重点，我们有主动学习的机会了，这样上法好。”这些发言代表了大多数实验班学生的意见，这一改革使学生有了学语文的兴趣，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改变了过去那种语文教学沉闷的局面，这是最大的效果。 （二）学生读、写、听、说的语文能力得到了较快的提高，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得到了培养，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全面的语文素质 这项改革，使学生在课堂上增加了阅读（包括朗读、默读等）、写作（包括仿写片断、编制课文结构提纲、书面回答问题等）、说话（包括口头答问讨论、到讲台上解答）的训练机会，并且学生能经常地自己查字典、词典，经常地边读边圈画，经常地写阅读心得体会，等等，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经常的大量的训练，各项语文能力和语文学习习惯迅速提高，课后、课外学生自学的能力和自觉学习的意识得到了加强，由于在训练中学到了许多学习方法，教师不在的情况下，学生也能有效的自学。老师说：“这项改革通过大量的训练，使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学习习惯、自学能力、语文素质等得到了全面的提高，这对学生来说是终生受用的。” （三）学生的语文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 学生学习成绩明显提高，是改革试点学校老师、 校长的普遍反映。例如淄博市周村实验中学实验班，入学初学生语文成绩在全校同年级属中下游，通过“以训练为主”的改革，到二年级就发展为上游，到毕业统考时成为全校、全区的第一。济宁市汶上县郭楼镇三中通过以“训练为主”的改革试点，学生在考试成绩、语文竞赛等方面在全县都名列榜首，现在其他学校到该校参观学习者不断。高密市向阳中学通过这项改革试点，学生入校后成绩直线上升，学生发表文章数量质量、语文竞赛名次都在全市名列前茅，成为全市语文教学的先进典型。威海市环翠区、淄博市博山区等许多县（区）通过大面积实施“以训练为主”的改革，学生语文学习成绩普遍得到显著提高。 （四）产生了广泛地辐射效应，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普遍认可 这项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实际效果，对学校的整个教学改革，对外语、教学等其他课程的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项改革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改进教法提高效率”、“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等方面使学校领导和各科教师受到很大启发， 在全省第二次专题研讨会上，到会700多人中约有1／4左右是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试点学校校长们都充分肯定了这项教改的意义，他们说：“这项语文教学改革带有一定的突破性，其成效带动了各学科的教学改革，使全校出现了新的教学面貌，这项改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对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校长的看法道出了该项改革成果受到普遍欢迎及迅速扩展的原因。 中学语文论文:论中学语文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 一 21世纪是创新的世纪。创新的时代需要创新的人才，创新的人才需要创新的教育。总书记在1992年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呼唤着具有高素质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人。面对21世纪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面对知识经济社会日趋激烈的竞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就显得格外重要。江总书记在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因而，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国民的创新素质，创新能力成了21世纪国民最重要的能力。 21世纪的语文教育，在创新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语文作为母语，一方面是人们交际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载体，是我国丰富的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它关系着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增强，关系着民族兴衰的命运。面对新世纪的挑战，语文教学如何培养创新人才能，培养创新能力，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二 创新，就是走前人末走的道路，干前人末干的事业。 创新教育，就是指以培养创造型人才为目标的教育。它要求在注重基础知识教学的同时，高度重视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即不仅要授之以“鱼”，而且要授之以“渔”，更加要导之以“创”。它是要在全面优良素质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迸出智慧的火花。从这种意义上讲，创新教育不是一种具体的教育模式，而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教育思想。 创新教育是一种超越式教育，在价值观取向坚持以未来理想与成功为价值的“明天”教育价值观，它不以“重复过去”为已任，旨在人文本质上创造超越前人的一代“新人”。创新教育是一种健全的人格教育，它努力塑造智商与情商和谐共融、完善健全的理想化人格，强调人格发展的独立品质。创新教育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它属于高层次的素质教育，突出培养学生的创造个性。 语文，作为一门最重要的基础学科，作为学科改革的排头BING，应该注重对学生进行创新精神、创造能力的培养。 三 中学语文教育应该顺应21世纪的时代潮流，高扬创新教育的主旋律，肓负起培养创新人才的崇高使命。创新能力，即创造力，它是人类最高级的一种能力，是各种能力综合的结果，如记忆力、想象力、感受力、理解力以及好奇心等。其中想象力起着重要作用。 中学语文教育的创造能力培养，主要是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的习惯，并且要强化实践性，切切实实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得以落实。必须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观，“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生的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①《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6月25日）要实施语文创新教育，就必须真正尊重学生人格，民主平等，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自己去读书，去查阅工具书，去思考，去探求，去讨论，去争辩，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在这一语文学习过程中，YING导运用已有知识和已有能力，使已有的智力在实践中运用中得到重组、得到发展，开发每一个学生创新潜能。使学生亲身体验探索过程的心理历程，丰富、砺练他们的非智力因素，提高学生的情商水准。这种实践的、活动的语文教学过程，对学生来说，是不断发现客体新质，不断丰富和改造主体知识和经验的过程，也就是创新能力的养成、内化的过程。 四 在语文教育活动中，要通过一篇篇教材（特别是文学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感受力、想象力和领悟力。每一篇活生生的作品，都包含着作者独特的人生经验、情感体验和思维方式，每一篇作品都呈现出作者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创造力，每一篇作品都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从根本上转变教学观念，从“以知识为核心”的观念转变为“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观念，从“以教师为本位”的观念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从“模式教学”的观念转变为“开放教学”的观念。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当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体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欲，启发、YING导学生各SHU已见，鼓励肯定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素养、生活经验和情感气质，对作品作出各自不同的解读。这种体语、解读的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这是语文课的独特MEI力所在，这本身也是潜在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的鼓励与肯定也就保护了探索、创新的积极性，而决不能用教师的“权威”、统一的“模式”、所谓的“标准答案”去扼杀学生的创造性。 语文（尤其是文学作品），是历史的一面明亮的镜子，是生活的多彩画卷，体现着作者关于人世、宇宙如幻想世界的形象思考，体现着人的思想、感情、情操、人格和个性。一代代的人逝去了，但他们的精神笑貌却活生生地存留在语文（文学）里。语文教学通过引导学生对语文（文学）审美感悟，可以从历史的深度认识生活，了望人生，从中汲取营养，接受人文素养的陶冶，塑造健全完美的人格。语文教学可以从语文（文学）作品中“复活”历史，甚至可以“创造”历史，从文学作品中体悟远逝了的作者的活生生的精神笑貌，更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在写作教学中，教师更加应该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创新的自由度，让每个学生的创造个性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写作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创造，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物化和外现。我们应当鼓励并引导学生很真实地SHU写自己所体验到的生活，切忌人云亦云的假话空话；鼓励并引导学生大胆想象，SHIU发感情，发表议论，不必拘泥于事实，也可编述故事。在写作过程中，让学生学会思考和发现自我，并体会到创造的乐趣。2000年的全国高考以“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为话题写一篇文章，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六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②只有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教与学的活动是最富生命活力、最具个性色彩的活动，也是最有创造空间的活动。教师本身应当具有正确的语文教育思想，摒弃应试教学，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从学生的实际、自身的实际和教材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语文教学。教师心中要发始终怀有“育人”、“立人”的崇高目标，真正把学生当作学习的主人，既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又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既重视学生基础学力的培养，又注意开发学生的智商和情商，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师的教学观更新了，教师的观察力、想象力、思辨力强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也有望了。如果教师的思想僵化保守唯上唯书，缺乏创新意识，那是决不可能培养出创新人才的。 让我们师生合作，共同迎接新世纪中学语文创新教育的春天！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教育论文 语言来源于生活，在生活中学语文，这是作为一个学生所必需的。在语文教学中，结合学生的生活，使语文教学与生活实际相联系。生活又是学生学习的源泉，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是学生学以致用的实战演练场所。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回顾生活、体验生活、运用生活、拓展生活等，从而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走向生活。 所谓语文生活化教学，就是将教学活动置于现实的生活背景之中，将学生从抽象、虚拟的课本堆中解脱出来，让学生在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融入生活，感受现实生活，更进一步了解生活，使学生在与现实世界的撞击、交流中，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强烈愿望，同时将教学的目的要求转化为学生作为生活主体的内在需要，让他们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更好地生活，从而获得有活力的知识。 在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中，学习的主人是学生，课堂的主体是学生，教学过程是学生学习体验、探究创新、走进生活的过程。语文学科作为多门学科的基础学科，就是要寻找到一条突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新道路，变“应试语文”、“课堂语文”为“生活语文”，从而扩大学学习语文和运用语文的时空界限，不断深入到生活中运用，在实际运用中提高听说读写能力。 语文来源于生活，在生活中教语文、学语文，这更能够让学生认识社会，了解生活、体验生活。那么教学如何服务于生活，又是如何体现生活的呢？我采取了以下措施： 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在教学课堂上，教师可以创设一些贴近学生生活的情境，从而激发起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人，创设这些鲜活的情境显得尤为重要，创设生活化的课堂环境，使学生在无拘无束、轻松输快的生活场景中交流思想、表达感情。如：在教室布置时将课桌椅摆成几个大方块，学生围坐在一起，犹如家里，大家积极思考，尽情交流，主动合作，学生怎会不思潮涌动，在这样充满情趣的生活场景里学习，大家心情舒畅，师生关系融洽，和谐的课堂必然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有的课文内容是学生常见的生活现象，但往往又是他们忽视了的，我们在课堂上就应努力唤起学生头脑中有关这些生活现象的每一点记忆，可以利用语言、情景，让学生在回忆中挖掘以往的生活影子，与课文进行对比，加深理解。这样对学生的学习会更有帮助。 例如：狗对于学生而言可谓司空见惯，但真正了解狗特点的同学却不多，因此应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出明确的要求，引导他们回忆生活中有关狗的点点滴滴，让他们更深地了解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小动物，然后在课余生活中精心指导学生抓住小狗的特点去观察，从而了解小狗的性情、脾气等，这样，学生不但能够更深的了解小动物，更能够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每一篇课文都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记录着一定的生活信息，学生学习语文就是在头脑中把语言文字还原成客观事物，从而获得主观感受。新课程非常关注学生的体验。所以在语文学习中，我们不是把别人的文字化为自己的生活，而是要借自己的体验把生活化为文字、感受、理解，从而达到主动地吸收、自觉地获取、高能力地反馈。例如在教学时让学生结合课文所描述的内容进行表演，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对生活的理解、感悟，又可以把语言文字直接变成活生生的生活展现在学生面前，从而加深对课文感悟。 在课堂上，我会让学生将自己家乡最出色的水果介绍给“客户”，看谁说得好。学生们跃跃欲试、争先恐后，他们运用自己学到的方法将“柿子、苹果、桃子、梨子”等水果描绘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通过这样采用多种“生活化”方式的技能训练使学生既学得有味，巩固了知识、掌握了技能，又锻炼了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使他们体会到了学习知识的快乐，开发了他们自主创新的潜能。 语文是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解决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也必须依靠语文。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育资源，构建课内外联系，校内外沟通，学科间融合的语文教育体系，使学生在广阔的空间里学语文，用语文。例如：有一天早上，一个学生在校门外拾到一个钱包，将钱包交给了我，我在一上课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学生，问学生该怎么办？于是很自然地引出写“招领启事”能解决问题，从而让学生明白写“招领启事”的意义，也激发了学生写作的欲望。接下来就开始教学“招领启事”的写法，让学生开始写招领启事。这时的学生完全是出于为了帮助捡到东西的同学的忙，所以学得都很投入，写得都很认真，而完全没有枯燥的学习的感觉。写完后，选择好的同学的作品张贴于校门外合适的地方。过了几天，我又对同学们说，这个失主看到同学们写的“招领启事”后领回了东西，非常感激，他想写一封感谢信，但不知道怎么写，想请同学们帮助，于是又展开了“感谢信”的教学。经过这一环扣一环的教学设计，不仅使学生在无形之中学会了知识，拓展生活，还让学生们学得有滋有味。 中学语文生活化教学的前景是如此的诱人，但在实际的教学中还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疑惑。如就中学语文教学如何营造合适的生活化课堂，使每个学生都获得不同的发展，令人深思。 以上仅仅是我个人肤浅的看法，更多的体会还需我们更多的实践。正所谓“一切生活皆语文”，生活中处处有语文，也处处用到语文。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在广阔的语文天地中，积极自主地探索、创新，懂得生活、学会生活、改造生活，做生活的强者，做生活的主人。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德育教育渗透分析 一、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内容,寓教于乐 初中语文教材的课文中总是承载了大量的思想内容。其思想内容大多随着学生的年龄增长而逐步深化和发展。例如革命爱国主义的内容,初一上学期以《最后一课》为代表。这是法国作家都德的名篇,它通过小学生弗郎士幼稚的心灵和眼光,直观地表现出教师韩麦尔对自己母语的爱,实际上寄寓了对自己祖国的深切的爱。小学生弗郎士的“经验”,使课文显得浅显易懂。而到初三年级,爱国主义的内容不但在量上增加了,其表达方式也复杂起来。如《藤野先生》向我们展示了鲁迅先生抱着寻求救国道路的心愿到日本学医,但在日本期间的见闻,使他深感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给别人示众的材料,从而使他毅然弃医从文。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如何传达给学生,是需要教师认真下一番功夫的。教师和学生的沟通要借助于感情。所以,初中语文课中的思想内容多数呈现为经验形态,决定了语文教师进行思想教育时必须注重相应的情感教育。 二、把握学生心理特征,在语文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德育渗透 初中学生的年龄大致在13~16岁之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龄层次,在“身”、“心”两方面都呈现出自身独有的特点。既具有相对独立的个性心理,具有初步的价值观念,又缺乏较为完整的人格心理、自觉的人生设计、理性分析的能力。因而,语文课的思想教育必须重视这些特点,在语文教学中掌握学生心理特征,激发兴趣,有的放矢,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在教俄国着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命的意义》一课前,我先布置了一项作业:请同学们以《我的愿望》为题写一段文字。有位学生这样写道:“我的愿望是以后设计电脑游戏,因为电脑游戏太有趣了。”上课时,我读了几位同学写的文章,其中就有这位学生的,不出我所料,有些同学听了哈哈大笑,那位同学也意识到了什么,头埋得很低。我趁机说:“大家不要笑,这电脑游戏并不是人人都能设计的,他其实就是想成为一名电脑软件设计师,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理想,但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实现你的理想,就必须付出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你们有足够的信心吗?”接着,我给他们讲了《生命的意义》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我注意到所有的人都震撼了,包括刚刚那位低着头的同学,也许他在暗暗下决心吧。 三、利用课外阅读教学实施德育教育 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语文课外阅读,不仅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意志性格特征,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教师应该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思想实际,向学生推荐有关读物,列出书目,引导学生去读,要加强阅读指导,激发学生课外阅读兴趣,教给他们读书方法,使学生收到实效。语文教学德育渗透艺术构思与传达的方法多种多样,语文教师必须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力,能根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灵活运用;能把学生自然地引入到清新、和谐的情感氛围中,让他们去领略语文教学德育渗透艺术殿堂里一幅幅闪耀着人类理性光辉的美丽图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的“低起点教学” 南岩 近20年来，我一直带毕业班的语文课，而我听带班的语文高考成绩一直是全县和全校第一。这些成绩的 取得，如果说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我在语文教学中始终坚持了“低起点教学”。 一个班中少数学生成绩好，算不上教学成绩好；只有绝大多数学生的成绩好，那才称得上真正是教学成绩 好。所谓的“低起点教学”，旨在提高绝大多数学生的成绩。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在教学中就应不但不忘掉中 差生，而且要以中差生为主要教学对象；在提高中差生学习效率的同时，不但不能抛弃统编教材，而且要让中 差生前进的脚印一步一步都落在统编教材上；在训练中差生掌握学习技能时，不仅不能去搞“花拳秀腿”，而 是要从“稍息、立正、齐步走”的基础训练开始。 一、以中差生为主要教学对象 实践证明，不论哪一门学科中，把教学注意力集中在少数“高能生”身上，都是一种极大的失策，对于语 文教学就更是如此。我认为，把教学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差生身上，是提高语文教学成绩的战略起点，是否选对 这个起点，从根本上关系着语文教学的成败。 基于这种认识，我每年带了高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摸底，将学生按基础状况分类，要求学生 给老师写一封信，在信中说明自己的学习现状、知识缺漏，提出对教师的建议和要求，参照这些内容，制定出 以中差生为主要对象的全年教学方案。 “高能生”都是相似的，中差生各有各的差距。有的差在意志上，有的差在基础上，真正差在智力上的极 少，因此他们完全有希望赶上前进的队伍，在帮助中差生补缺漏上，我要求他们每人借一本近年来的优质资料 ，从中确定阅读练习的重点，鼓励他们以写纸条的形式向教师质疑问难。 二、始终以统编教材为教学内容 教材中蕴含着最基本的和最全面的营养，它不但是课堂教学围绕的核心，而且是课外温习的最好的参考资 料，对于中差生就更是如此。中差生必须过了教材关，才有可能走出学业落后的沼泽地。因此我们平日的教学 ，要摆对课本和资料的位置，要处理好课内和课外的关系。总之，要以课本和课内为中心，使学生在学习和理 解后达到举一反三、迁移扩展的境界。 以课本为中心，不是简单到在课本上花费时间和精力越多越好，而是要以对课本的课堂教学为主体，依托 丰富的课堂教学艺术，来提高学生的语文整体水平。例如：要求学生“能够根据语境辨析结构复杂的长句，把 握语意”、“具体的内容，能加以概括；抽象的内容，能加以阐发；含蓄的语句，能加以解释”等等，必然是 一项长期的任务，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就要在课堂教学中长期坚持分散训练的战略，把一个总的任务和大的 任务，分散成部分和小的任务，在每一节课不同的一二十分钟内分散解决。但是在大的分散训练的格局下，又 要集中优势兵力和时间集中讲解、重点突破、大打歼灭战。 在完成课堂教学内容的同时，要扩大课堂教学的战果。一方面要贯彻由点到面，即在讲解某一知识点时， 恰当地向四周辐射、延伸、拓宽，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又要贯彻由面到点，即把零散但相关的知识 按着多项或单项的形式联结成一个完整体系，进行揉合、凝聚、统一，从而给学生头脑中一个整体和全面的理 解。 三、以基础训练为教学出发点 在选定了统编教材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后，我们便要以对学生进行基础训练作为教学的基本出发点。或者说 围绕统编教材的内容对学生进行基础训练，这是提高学生语文整体水平的最基本的手段。事实正是这样，只有 持之以恒的常规训练，把每个知识点都夯得很实，被训练者才能在应试训练中产生较高的悟性。 中学语文论文:新编中学语文若干注释辨析 [作者] 陈斌/何世英 [内容] 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很多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篇目，注释曾经过千锤百炼；就是一些新选入的课文，编者在注释时也尽量吸收了学术界新的科研成果，颇费了一番苦心。因此，就总体而言，课本的注释做到了准确、简明、稳妥，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得很好，对教学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出于有些是校对上的原因，新编中学文言文课本的注释有着少许疏漏和失误，是需要加以补正的；还有一些原注并无大的错讹，但似乎未能尽善尽美，是可以进行补充的。总之，指出不足之处，就一些疑难问题展开讨论，以期课本日趋完善，是广大语文工作者共同的义务。正是本着这一想法，笔者曾撰《对新编中学文言文课文若干注释的商榷》的系列论文，分别发表在《贵阳师专学报》、《北京师大学报》、《浙江师大学报》、《山东师大学报》、《云南师大学报》、《河北师院学报》、《古汉语研究》等刊物上，其中有的注释已在新版课本中得以更正。这里积多年教学所得，再对中学单册文言文课本的若干注释提出自己的看法，供编者和同仁参考。 一、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新编高一册《赤壁之战》） 其中“如其”，课本未注释。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学参考书·高中第一册》译为“如果这件事能圆满成功，天下就可以安定下来了。”刘兄声等《古诗文译注》（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也是这样翻译的。显然，其译文都将“如其”看成“如”加上“其”。如，如果；其，这件事。实际上，“如其”乃同义并列，表示假设条件，义即“假若、假使、如果”等。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战争卷》译为“如果能够成功，就可以平定天下。”改革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上册译为：“如果能达到目的，就能平定天下。”江夏、肖毅等编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第32页译为：“如果能够成功，天下的形势就可以确定了。”以上三家所译极是，课本当从。 二、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 盖进乎技矣。（新编高三册《柳敬亭传》） 其中“进乎技矣”，课本注为：“到了精妙的程度”。此注值得商榷。 “进乎技矣”一句，在中学课本中共出现两次。《庖丁解牛》中“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一句，其中“道”与“技”而言，“技”指普通的技术；“道”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客观规律，当然比只掌握一般的技术更进了一步，所以说“进乎技矣”。庖丁解牛经历了从目有全牛到目无全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最后炉火纯青的三个境界，雄辩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同理，柳敬亭说书之臻于精妙，也经历了“凝神定气，简练揣摩”、掌握规律、不断提高的过程。最初只是引人发笑尚未使人感动；进而“使人慷慨涕泣”，激发人的意志，不禁感慨流泪。最后“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性情不能自主”，创造气氛，使听众进入规定情境，左右其思想感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说书技艺完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正是他听从名师莫后光的教悔“句性情，习方俗”，反复揣摩，掌握了塑造人物形象、突出性格特点、表现思想感情的说书表演艺术的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自然比一般的说书技艺更进了一步，所以赢得了莫生对他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进乎技矣”。这和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异曲同工。 从词义上看，“进乎技”即“进于技”，意思是比技术进了一步。刘淇《助字辨略》：“乎犹于也。”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中华书局1982年版上册277页）注云：“乎，於也。”扬树达《词诠》（中华书局1982年版120页）亦云：“乎，介词，与‘於’同。”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版93页）注云：“‘乎’为‘于’之借。乎，於也。”《常用文言虚词词典》（陕西师范大学编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75页）注云：“乎，介绍同人或事物的性状作比较的对象。可译为‘比’等。”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78年版上册第二分册357页）注云：“进乎技，比技术进了一步，乎，于。”此说甚是，课本当从。 三、一亩之稼，则粪溉者先芽。（新编高三册《梦溪笔谈二则》） 其中“粪溉”，课本注释为：“用粪浇灌”。将“粪”释为名词作状语，其实不妥。因“粪溉”在此不是偏正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即“施肥灌溉”。 “粪”本义为粪便，引申为“施肥”的意思。新《辞海》“粪”字条下有“施肥”的义项。《礼记·月令》：“可以粪田畴”；扬伯峻《孟子译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凶年粪其而不足”，其中“粪”均作“施肥”讲。再说“溉”字，《说文解字》：“溉，灌注也，从水既声。”《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缩印本1934页）注云：“灌，浇水。”如《史记》有“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乐府诗选·郑伯渠》有“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余冠英先生释“溉”为“用水灌田”，释“粪”为“用淤泥肥田”，都作动词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70页）注云：“粪，施肥。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一亩之稼，则粪溉者先芽’。（同一亩地里的庄稼，施肥灌溉的先发芽。）”《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江夏、肖毅等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84页）注为：“粪溉，施肥浇水。”再说，据农业生产经验和人们的常识，种植者就不能光对没有发芽的种子用粪浇灌，而要适当地施肥浇水（灌溉）；一旦种子发芽，更不能光用粪浇灌而不浇水，按农民说法，那样做会把嫩苗（新芽）“烧死”的。据此可见，这里的“粪溉”不能释为“用粪浇灌，而应释为“施肥浇水”。这样的理解，始为合理。 四、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新 编高三册《训俭示康》） 其中“诟病”，课本注释为：“讥议，认为是缺点。”此注可商。 依此注释，课本似乎把“诟”释为“讥议”，把“病”释为“认为是缺点”，因为“病”有毛病、缺点之意，用作动词，就是“认为是缺点”了。其实，这种看法不妥。诟、病在此是同义并列，即“耻辱”的意思。“诟”训“耻辱”，乃其常训。《玉篇》：“诟，耻辱也。”《左传·定公八年》：“公以晋诟语之。”杜预注：“诟，耻也。”“病”字古代亦有耻辱义，如《仪礼·士冠礼》：“宾对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辞”。郑玄注：“病犹辱也”。“诟”、“病”古书常常连用，如《礼记·儒行》：“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郑玄注：“诟病，犹耻辱也。”又《诗经·小雅·斯干》郑笺：“言时人骨肉，用是相爱好，无相诟病也。”《文选·干宝〈晋纪·总论〉》：“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可见“诟病”亦“耻辱”之意。“耻辱”作动词，义同羞辱、侮辱。课文中“今人乃以俭相诟病”，意思是“现在的人却因为节俭而互相羞辱”。这样理解，既言之有据，又文意畅达。 五、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新编高三册《察今》） 其中“岂遽”，课本注释为：“难道就……。遽，就”。目前通行的古文选本均作如是解，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吕氏春秋选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散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读本》。其中“遽”字，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版的《先秦诸子散文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寓言选》、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寓言选》等书释为“迅速”、“马上”、“一下子”等，全句译为“他的儿子难道也马上会游泳的吗？” “遽”用作常义，容易理解，释为“就”，也是言有所本的。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上》在《察今》的注释中就特地指出：“‘遽’训为‘就’，据清人刘淇说。”其实，刘淇在《助字辨略》（中华书局版卷四194页）中只是对‘遽’的单字训为“就”，“岂遽”是否“岂”与“遽”两上单字义项的相加？这是问题的关键，是需要认真辨析的。 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4月版116页）有“讵、距、钜、巨、渠、遽”条，王氏指出：“《唐韵》曰：‘讵，岂也。’字或作‘距’，或作‘钜’，或作‘巨’，或作‘渠’，或作‘遽’。”王氏又云：“‘讵’与‘岂’同义，故或以‘岂讵’连文。”据此，可见“岂遽”是两个副词性的同义并列结构，“遽”同“讵”，因此“岂遽”的用法与“岂”相当，表反问语气，相当于“难道”。据王念孙考证，“遽”亦是“何”的意思，“连言何遽者，古人自有复语耳。遽字或作讵、距、钜、巨、又作渠，……或言何遽，或言奚遽，或言岂遽，或言庸遽，或言宁渠，其义一也。”（见《读书杂志·汉书九》“何遽不若汉”条，又《读书杂志·荀子六》“岂钜知”条）王氏所言极是。对此，著名语言学家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在贻先生在其《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2页）中作了专门阐释，兹不赘述。准此，“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一句当译为：“他父亲虽然善于游泳，他儿子难道也善于游泳吗？”《吕氏春秋·具备》：“先有其备，岂遽必哉？”意思是“（宓子贱）先有所准备，难道一定能实行吗？”有少数注家就采用了王氏的说法，对“岂遽”一词作了准确的解释，如郭锡良等编、王力等校订的《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中册651页）在《察今》中注云：“遽，通‘讵’，表反问的语气副词，义同‘岂’。‘岂遽’是个同义复合词，同‘岂讵’或‘庸讵’，难道的意思。”此说甚是，课本当从而改之。 六、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 存赵。（新编高三册《信陵君窃符救赵》） 其中“解”字，课本注释为：“解去，解围而去。”此注不妥。单独一个“解”字古无“解围”义，此“解”当训为“撤退（军队）。”“解”字有“撤退（军队）”之意，陈霞村先生《〈史记选〉注释质疑》（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多有论述，今再补一例，以资佐证。《史记·苏秦列传》：“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进、战、解分别是军事行动的三个不同情形，解”与“进”、“战”对举，则为“撤退”之义无疑。 另，其中“选兵”未加注释，目前通行的古文选本的注释又令人无所适从。程希岚、吴福熙主编的《古代汉语》注云：“选兵，挑选精兵”，《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00页。）注云：“选兵，选拔出来的士兵。”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中华书局出版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选兵，经过挑选的精兵。”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选注、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上册》193页注云：“选兵，挑选出的精兵。”江夏、肖毅等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152页将“得选兵八万人”译为：“得到精兵八万人。”比较以上诸说，愚以为江氏的说法较为妥贴。因为，若释“选兵”为“挑选精兵”，则“得”字无着落；若解“选兵”为“经过挑选的精兵”或“选拔出来的士兵”，则“选”究竟为何义仍嫌含糊。我们认为，“选”在此当释为“精、善”“选兵”即“精兵”。兹撮录数例，以资佐证。如： 1、《诗经·齐风·猗嗟》：“舞则选兮，射则贯兮。”郑笺：“选者，谓于伦等最上。” 2、《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 3、《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 4、《汉书·武帝纪》：“《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选，善也。” 5、《汉书·王莽传上》：“君以选故而辞以疾，君任重，不可阙，以时亟起。”颜师古注：“选，善也”。 6、《韩诗外传》卷五：“夫车固马选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则非造父也；弓矢直而不能射远中微者，则非羿也。” 7、晋袁宏《后汉纪·光武皇帝纪》：“惟公多拥选士精兵，众郡骏马、仓谷、帑藏，皆得自调。” 以上诸例中的“选”当释为“精善”。“得选兵八万人”，即“得精善之兵八万人”。准此，《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的译文是正确的，课本当从。 七、禹之王天下也，自执耒＠①以为民先，股无bá＠②，胫不生 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新编高三册《五蠹》） 其中“股无bá＠②”，课本注释为：“大腿上没有毛。bá＠②，股上之毛。”此注值得商榷。 这里的“bá＠②”当释为“股上之肉”，而不应释为“股上之毛”。若将“bá＠②”释为“股上之毛”那么“股无bá＠②，胫不生毛”，则成了“大腿上没有毛，小腿上也没有长毛”，如此，前后语意犯复，与文理相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缩印本1506页）注为：bá＠②，白肉。《庄子·在宥》：‘尧舜于是乎股无bá＠②，胫无毛。’成玄英疏：‘bá＠②，白肉也。尧舜行黄帝之迹，心形瘦弊，股瘦无白肉，胫秃无细毛’。”此注合乎文理，因从腿“无白肉”和“无细毛”两个角度形容帝王创业艰难，形体消瘦枯槁，比从一个角度说理，显然理由要充足些。 然而课本注释也是言有所本的。《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53页）注云：“bá＠②，人体脚腿上的细毛。《庄子·天下》：‘禹亲自操橐sì＠③，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bá＠②，胫无毛’。《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胝无bá＠②，肤不生毛’”。其实《辞源》的训释有误。若照此理解，《庄子·天下》中的“腓无bá＠②，胫无毛”译成现代汉语则成了“小腿肚上没有毛，小腿上也没有毛”，这不成了典型的冗辞赘句了吗？庄子行文恣肆，气韵天成，断不会出此繁语琐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躬胝无bá＠②，肤不生毛”，按《辞源》所训，岂不成了“身体上臀部没有细毛，皮肤上也没有长毛”。司马迁历来用语简炼，同样不会出此冗句。可见《辞源》所举二例，均不能佐证“bá＠②”为“人体脚腿上的小毛”。其实，对“bá＠②”字，前人最确注。如： 《庄子诠诂》（胡远浚著，中华书局版227页）在释《庄子·天下》中的“腓无bá＠②，胫无毛”时，注云：“bá＠②，白肉也。”此注与庄子原意相合，不至于相悖。 又《史记》（中华书局版卷九，3501页）在《司马相如列传》中释“躬胝无bá＠②，肤不生毛”的“bá＠②”，李颐注云：“bá＠②，白肉也。” 就是今人选本中，也有确注的。如： 南京大学等十三院校协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121页）注云：“bá＠②（bá拔），大腿上的肌肉”。 郭锡良等主编、王力先生等校订的《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1981年5月版中册642页）注云：“bá＠②，大腿上的肌肉。” 据上述分析，课本对“bá＠②”字的注释确实有误，当释为：“bá＠②，大腿上的肌肉”。这样理解始为合理。 八、余自束发读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 若影，大类女郎也？”（新编高五册《项脊轩志》） 其中“过余”，课本注释为：“到我（这里来），意思是来看我。”按课文注释体例，这里的“过”讲作动词“到”了，非也。引申义倒是符合文意的。其实，只要搞清了“过”在此的确切含义，无需再将“过”进行引申。 “过”在此当 释为“探望”、“看望”。如《史记·田叔列传》：“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史记·信陵君列传》：“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后汉书·马援传》：“援间至河内，过存伯春。”《世说新语·赏誉》：“兄子济每来拜墓，略不过叔，叔亦有候。”《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80版93页）注为：“过④，访，探望”。《新编说文解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18页）注云：“过，访，探望。如：过存（问候）。”据此可见，课文中“大母过余”与“过卫将军”、“愿枉车骑过之”、“过存伯春”、“略不过叔”句式完全相同，意思一样，即“探望、看望”。故课本应注为：“过余，看望我。”如此，更忠于原意，不致于转弯抹角，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江夏、肖毅等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277页）的注释倒是值得参考的：“过，看望”。此注准确简炼，课本当予更正。 九、三岁贯女，莫我肯德。（新编高五册《诗经二首·硕鼠》） 其中“德”字，课本注释为：“恩惠，这里作动词用，施恩的意思”。《中国历代诗歌选》（林庚、冯沅君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23页）注云：“德，施以恩惠。”《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中华书局1978年版62页）注云：“德，恩惠。此言‘一点也不肯加惠于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学参考书》亦持此说。说是“动词”，甚是；说这里是“施恩”的意思，则值得商榷了。 因为这样理解颠倒了“恩”的施受关系。诗中“三岁贯女”，说明“我”对“硕鼠”“施恩”；“食我黍”、“食我麦”、“食我苗”，说明硕鼠是受“我”之恩。受恩者对施恩者理当“感恩”、“报恩”，怎能释为“施恩”呢？ 再说，这样理解也有损诗中“我”的主人公形象。“施恩”一般是上对下、尊对卑、主对奴而言。“硕鼠”和“我”在当时社会里虽名自处于主奴地位，但在诗中作为艺术形象出现，却是另一种情形：“我”是“黍、麦、苗”等物质财富的拥有者，是真正的主人，而“硕鼠”则是不劳而获、可恶之极的寄生虫。释“德”为“施恩”，说明“恩惠”在硕鼠一方，“莫我肯德”不过是有恩而不施，充其量也不过是揭露它吝啬而已，这样，就会美化“硕鼠”，损害“我”的主人公形象。据此，我们认为把“德”释为“动词，感恩、感激”比较妥贴，因这样解释既切合诗意，又与辞书释义一致。如《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辞海》、《康熙字典》均释为“感激”、“感德”、“感恩”。虽用词不尽相同，但对“恩”表示的施受关系却完全一致。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的意义及价值 论文关键词:中学语文 文学教育 意义 价值 论文摘 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是以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基础,加以教师的引导和教育,使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全面提升文化素养。另外,文学教育还可以引导学生了解文学作品中深层次的精髓,并大力弘扬世界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加强对于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的提升。本文仅就中学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的意义及价值做以浅要分析。 在现阶段的中学语文教学活动中,文学教育的意义及价值始终难以得到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而仅是被作为语文教学活动的辅助内容而展开。文学教育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教师可以选取教材以内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根据教学实际需要选取国内外优秀的文学作品[1]。中学语文教学活动中开展的文学教育,不但可以引发学生对于文学的兴趣和爱好,而且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 1 探究文学作品的精髓,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在世界文化的漫长发展历程中,世界各国都留下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其不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促进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的基础。在中学语文教学活动中,文学教育的开展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扎实的文笔表达和写作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丰富学生的精神境界和情感世界。主席曾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2]”由此可见,优秀文化作品的意义绝不仅是表现在文化理论方面,对于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文学教育的角度而言,中学生正处于身心、智力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深层次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而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和标准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学生不但要具备基本的职业技能,而且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逐步形成有利于长期发展的素养。学生若想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精髓,必须经过教师的适当引导和启发,进而才能是学生在文学作品的历史与文化氛围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将其与自己的生活、学习相联系。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是建立于文学作品精髓的基础上,是学生精神层面感悟和理解能力的进步与发展。由此可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开展文学教育,通过对于文学作品精髓的探究,具有全面提高学生文化素养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2 文学教育具有深层次开发学生精神世界的意义 目前,在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活动中,文学教育的意义及价值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教师在进行文学教育时,只是将其作为教学活动的一项内容来进行,而相对忽略了文学教育在学生精神世界开发中的潜在意义。文学作品是创作者的心血结晶,更体现了创作者在精神层次上对于社会、人生、事物的理解和认知。在受到社会风气及周围事物的影响过程中,精神世界尚未完全形成的中学生难以准确分辨出事物的好与坏,进而导致学生精神世界的形成与发展中与现实世界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学生作为可塑性极强的客体,其在对于文学作品的领悟中,那个主要依据为教师的讲解,并且与自己的实际感官能力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初级层次的精神世界观念,并且将其运用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例如: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部分教师会选择《浮士德》中的部分章节作为文学教育的基础内容,并且通过对于作品精神层面的深入剖析,使学生的精神世界得到深层次、多角度的开发。《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之一,全剧共两部52场,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在德国和欧洲现实的社会背景下,描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追求理想的艰辛历程[3]。在《浮士德》中,歌德强调人生在世需要竭力克服堕落、努力向上,并为更多人谋得幸福,可是歌德还是强调,人不可能成为上帝,越是有理想性格的人,这一生就越需要经历谦卑的洗练。歌德认为,我们这一生不可能有任何意愿,是完美无缺不具有任何伤害性的。但他相信上帝的怜悯与爱,悔罪与这一生奋斗的过程,上帝会纪念,并接纳进永恒、给我们恩宠[4]。上帝接纳人此生的每个阶段,也乐意看见认真面对生命的人,在这一生的各种经历中更接近善。每一场奋斗都伴随着自我的软弱,而每一个经历都更看清自己也更认识上帝。通过教师在文学教育课堂的系统讲解与引导分析,学生的精神世界中会逐渐形成对人生、生活、命运的深层次感悟,并且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中发挥重要的促进意义。 3 为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人文精神是建立于物质和道德观念基础之上的。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过程中,对学生人文精神进行培养时,教师要将眼光有书本知识逐步拓展到教材以外的部分,使学生对于文学作品产生浓厚的阅读和学习兴趣,并且在内心中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文精神。当代中学生为了实现自我的突破,以及精神层次的进一步提升,他们需要更为广阔的人文精神发展空间。 人文精神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一个较长的积累过程,不是说学生读过几部文学作品,或者在课堂中接受了一些文学赏析教育就可以实现的。中学语文教师要深刻认识到文学教育连贯性、系统性、科学性实施的重要性,在课堂内容、教学活动、课外活动、课外作业等方面的布置中,教师要力争通过为学生提供愉悦的氛围和宽松的环境,使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加强人文精神的培养[5]。另外,就国内优秀的古典、现代文学作品而言,每部作品中都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特色,教师要通过对于文学作品中精华部分的摄取和讲解,使学生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和博大精深的文化。 4 结语 在我国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下,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对于推动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中学语文文学教育中,教师一定要注意教学模式及方法的改革,并重点突出语文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广大中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文学教育时,要注重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在学生人文精神、认知程度、感悟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强化。 中学语文论文:农村中学语文应如何实施素质教育 北京市科迪实验中学 语文素质，就是指以人的先天禀赋为基础，在后天的语文环境和语文教育的影响下，通过学习主体的学习活动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内在的、较为稳定的、持久的影响人的语文活动的特征。它包括人的智力、语文基础和语文能力等智力因素和学习动机、兴趣、意志品质、习惯、性格等非智力因素。就这一概念而言，目前农村中学语文教学存在如下四个“偏重”：一是偏重知识传授而轻视能力和方法的培养。传统的语文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文讲解分析为基本活动模式，以课文结论和知识传授为基本内容。这种教学观根深蒂固，充斥教坛，实际上教师是中心，学生是容器，只能跟老师的思维转，教师讲课文，从注音、解词、分段、主旨、特色到练习，模式化、满堂灌，死记硬背，机械重复，学生被弄得眼花缭乱，语文“最基本的能力反而被冲淡了”（于漪语）这种重知识传授、轻视能力培养的教学观只把学生培养成了“知识的书橱、书口袋”。它严重制约着语文教学所肩负的跨世纪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二的偏重抓考分而忽视学生的语文兴趣和习惯的培养。教师让学生整天在书山题海中挣扎苦熬的目的全聚集于考分上，教师只对学生的考分负责，至于学生有没有兴趣，有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是不屑一顾的，更不用谈今后的发展潜力。这样的学生，一旦失去教师的搀扶，就如盲人失去拐杖一样无所适从。学生当然是无辜的，而教师成了不会治水的鲧，“开源导流”也成为事实上的空话；三是偏重课文内容的教学而忽视课外语文活动的组织，扼杀了学生个性的发展。无视学生的智力差异，不顾学生的知识水平的高低，同一标准，同一要求，同一习题，是语文教学的普遍现象，一些基础较差的学生不堪重负，厌学情绪由此而产生。而一些学有余力的学生又被拴在作业堆中，无暇延伸到课堂以外的知识海洋中去凭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自由徜徉，开拓视野，发展个性特长。这种重经验、轻实践的做法生产出不少高分低能的“书呆子”，再加之农村信息闭塞，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于城市，教学条件较差，给学生语文素质的提高增加了不少难度；四是偏重“句读”而忽略了“惑”，其结果只能是“小学而大遗”了。在农村中学的相当多的语文课上充斥着洋洋洒洒、不着边际的分析，懂的大讲，不懂不讲，以讲为主，造成了学生语感的空白、思维能力的低下，使语文教学走上了恶性发展的道路。 根据以上状况，我们认为，农村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在观念上要实现三个“转变”。 一是教师要转变育人观念，实现知识的更新换代，切实把提高自身的知识和教育教学素质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 素质教育的关键是教师，教师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素质教育的效果和命运。学生学语文的兴趣索然不能怪学生，有的语文教师把好不文章也会讲死，讲乏味，就如一朵鲜花被支解一样，没有魅力。而语文教材选的多是名家名篇，造成此种尴尬是因为教师本身的知识结构、教学水平所致。作为年轻教师。更要广泛阅读，深入思考，不应老抱着参考书，年年“趟进同一条河”。只有广泛而主动地获取新知识，才会有开阔的视野，才会保持对时代的敏锐和对生活的新鲜感，并把这种感觉带头人带进课堂，融入讲授。语文教学更重要的是一种体验和领悟，如此，才能挖掘出课文的内蕴。要使学生有兴趣，激发求知欲，先要自己有感触并付出心血；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首先自己应该是创新的楷模。艺术作品的教学当以就激活学生思维，激发星想象、激励学生的创造为鹄的要让学生从樊篱中脱颖而出，从而适应社会的需求。这就需要语文教师身体力行。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二是要转变传统的课堂教学观念，建立以听、说、读、思、议、写为主，以培养学生的语言素质为核心的现代阅读教学观。 语言感知能力是学生语文素质结构中最重要的内容，语感的培养是其它能力如思维、观察、想象能力的基础，学生的语言水平反映其听说读写的水平，要实现语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就必须以语感的培养为核心来组织教学。语文素质教育要还给学生以学习语文和阅读的自由，让他们步入广阔的社会空间，既学语文，又学做人，在长智力的同时养成好习惯，在练就终生受用的本领——语感的同时提高思想素质，从而促进自身人格的完善。这种现代的阅读教学观的建立。从最大限度上开辟了语文学习空间，争取了语文学习时间，拓宽了学习内容。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很难想象仅靠几册课本和一天一节的语文课，学生就能学好语文，语文教学只有在社会大课堂的广阔背景下，在学生广泛的阅读中才会产生活力。对于农村中学学生更要加强课外语文阅读的总量，诸如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节目等。如果把学生课外语文学习也纳入语文教学轨道，这对提高学生的语言素质大有裨益，一个具有较高的语言感知力、领悟力和理解力的学生。无疑是一个语文素质较高的学生，许多文学爱好者的深切体会就是大量的语文阅读能有效提高语文素质，从这个角度讲，语文素质教育就是提高学生语言素质的教育。 三是要转变考试观念，积极探索语文考试命题新思路。考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考试命题对学生的学习具有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为了引导师生把精力放在读写听说思议等能力的提高上，把功夫下在自身的人文素养发展上，从而使素质教育不致成为一句空话，我们必须要像刘国正先生那样将语文命题像语文学习那样天然地与生活联系到一起。新大纲、新教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正式提出了语文与生活的联系，在这一点上，特级教师余蕾提出的“淡化课文、突出能力、注重运用”命题思路值得借鉴，这一思路体现了教、学、考、用高度统一的考查意识，除了必要的文学常识和名作精品的背诵外，命题尽量与课文脱钩不考课文内容，而是以大纲和教材提出的知识能力训练项目为考查依据，命题取材向课外延伸、辐射，使试题脱离过于繁琐的机械分析，而重点考查学生在社会生活和交际中驾驭语言的能力，近年来的中高考试题都体现了这一命题思路。这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两眼不看课外文，“抱着书本打滚”的教学形状确实是一种有效的冲击。 中学语文论文:我们已经在践行新课程的理念――谈中学语文异步推进教学法教学原则 无为县教育局教研室 盛书山 新课程的实施，是广大一线教师长期的追求。纵观我们语文改革的历程，钱梦龙、魏书生、于漪、张孝纯、蔡澄清等老先生们的教改实践，为中学语文新课程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他们的追求，他们所坚持的教学改革方向与现在倡导的新课程理念是一致的。就我们语文教师的语文教学而言，我们应该沿着他们的追求和他们倡导的教改方向，不断地走下去。 新课程不是对传统方法的批判和否定，或者说不是为了批判和否定传统，而是为了充分地运用优秀的传统教学方法和理念。不要以为新课程是脱离传统土壤的天外来客。新课程的新，是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教育传统，吸纳了现代教育理念和教学经验，熔入了我国二十几年来的教改成果，反映了广大语文教师的呼声与要求、理想与愿望。它新就新在对已有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教育教学经验的整合、发展和创新。在实施新课程的今天，我们不要用的观点来看待我们自己的过去，否定我们所取得的成果。不要妄自菲薄，我们的曾经，我们的拥有，也许正是现在人们的追求。中学语文异步推进教学法，是对前人的教改成果的继承和运用，它用自己的教学过程，向人们展示和诠释了以下教学原则： （一）面向“全体”。中学语文异步推进教学法既是“保底”教学，即保证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达到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规定的基本要求；又是“提优”教学，即保证优生得到充分的发展。教师给学生设定学习目标时，既要给优生“发展性匹配”，即结合教材内容渗透、穿插、拓展、增加新知识和新方法，让学生感知最新信息，激发其创新意识，培养其创新精神；又要给中差生“适应性匹配”，使中差生不断获得成功，逐步增强信心，形成学习上的良性循环。切实做到“上不封顶，下要保底。”备课包括教材内容的加工，课外信息的利用，学生生活经验的挖掘，启发性问题和讲解内容的设计，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运用等，都要统筹考虑。备课给各层次学生确定的教学目标，上课时还要机动灵活地落实。每节课要通过对学生的质疑、答疑、讨论或练习等判断学情，了解每个学生新的“惑”和新的“需”，使教学有的放矢。依据层次目标，设计有梯度的问题或训练题，要遵循以下三个前提：1、掌握学生已有的经验或知识，使设计的问题和训练题与之“衔接”，确保不同层次的学生能达到各自的学习目标；2、能引起学习兴趣，激发各层学生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3使学生有认识上的困难，值得思考与研究，但“跳一跳”，要能摘到“桃子”。保证使每个学生在“最近发展区”内全面充分地发展，使全体学生真正做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学习语文的潜能，争取大面积地提高语文教育质量。 （二）着眼“全面”。一是提高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本教法十分重视学生读的训练。“引读感知”阶段学生需要朗读、默读、读熟；“启读生疑”阶段，教师范读，指导学生读出感情，读出体验和感受；“研读演练”阶段，学生要精读，在运用的过程中读，在读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心得体会，观点和看法等，并在“讨论”和“训练”时，说或写出来。组织合作学习小组，通过合作、讨论、互助，排除学生对课文理解、领悟的障碍。在讨论时让学生见仁见智，遇到有价值、有话可说的问题，可引导学生辩论，活跃学生思维，在真实的情境中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辩论双方（或多方）必须要专注地听，听出对方的观点，听出对方的漏洞，还要在听的过程中观颜察色，辨析语气语调等；辩论时，学生必然要快速及时地组织语言表情达意，还要注意语言表达的艺术性等。“运用迁移”阶段的课外语文实践活动，包括校内阅读书报，讲故事，讲演，朗读诗文，与广播稿，学书法等。听故事、写参观访问记、山水游记、写调查报告，写所见所闻所感，与人交际谈话，为家长写一些应用文等，可综合训练读写听说能力。还可以把研究性学习的理念贯彻到具体的语文教学过程之中，把提高学生读写听说能力的要求，变成语文教学的具体环节和学生的具体实践。二是提高学生的质疑和思维能力。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学生学习是一个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充满好奇、疑问和探索的，思维是从问题开始的，创造力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其实生疑、质疑、讨论、释疑等是思维过程的具体展示，也是提高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读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孔夫子说：“疑虑，思之始，学之始”。在“引读”、“启读”、“研读”阶段应该切实地把生疑、质疑、释疑的过程真实而有序地展开。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独立性和灵活性。使学生在具体的语文学习实践中，逐步提高观察、发现、判断、推理、概括、想象和创新能力。“重视学生思维方法的学习、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尤其要重视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三）突出“主体”。学习是学生通过自主活动对知识意义的建构过程，是个体新旧经验的相互作用，这个建构过程是不可能由他人代替的。皮亚杰认为，对于学生个体学习而言，一切知识起源于认知主体的实践活动，学生的自主活动是他们认知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实践性是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语文教学如果离开学生自已学习实践活动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所说的“异步推进”是在每个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和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学生个体只有自主学习，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异步推进”。“动态分层”的依据是每个学生在解决问题时所反映的学习效果和所达到的水平，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其表现出来的能力进行评估。教师必须为学生创设宽松的环境，设置适当的问题情境，制造学生在认知上的冲突，激发其读写听说的主动性和表现欲，让其充分地展示。在“异步推进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始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参与者。让学生自读感知，读而生疑，研读演练 ，运用迁移。让学生形成“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创设合适学习的情境，科学地引导，灵活地组织，平等地参与和有效地规范学生的学习活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其“学会学习”，“不需要教”，为其终生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以适应学习化社会的需要。 （四）注重“过程”。长期以来，对教学的评价，往往只重视结果，不看过程，导致教的过程“走过场”；对学习的评价也只注重考试成绩，而忽视学生学习的过程，或只注重记住结果，而忽视亲历亲为的重要性，这是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病根所在。“因材施教”已讲了两千多年，“启发式”教学早已写进了语文教学大纲，至今我们也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与我们忽视对教学过程的研究、管理和调控不无关系。异步推进教学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立足于过程的“到位”与“优化”。一是引导教师研究自己的教学行为，精心设计自己的教学思路，对语文教学过程实施有效地调控。二是落实教学的具体环节，使过程“到位”，每个环节中还要选择适当的方式和方法，并做到各种方式、方法综合贯通，做到教学流程合理。三是分层启动，教师走进每个学生的生活世界、经验世界和学习过程，因材施教，尤其注意使学习的有困难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所收获，品尝到成功的喜悦。四是使教学内容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知识建构的需要，循序展开。五是转变教学评价指向，即由侧重评价教师教的过程和艺术，转变为侧重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方法。 （五）强调“合作”。中学语文异步推进教学法，突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学生都在以自己的经验为背景，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事物的理解，从而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事物不同的方面。教学要使学生超越自己的认识，看到别人与自己不同的理解，看到事物不同的侧面，必须通过合作和讨论，融合彼此见解，达成共识，从而形成更加丰富、正确、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因此合作学习在“异步推进教学”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让每个人的知识构架和经验得到充分展示，并在与其它同学的思想磨合的过程中，取长补短，逐步获得真知，发展能力。合作学习可以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完成个人难以完成的任务，有效地减轻学生“单打独斗”所造成的过重的课业负担，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 （六）鼓励“创新”。“引读感知”让学生自主地感触课文的“灵”与“肉”，形成自己的初步印象和感受；“启读生疑”排除阅读障碍，叩问文本，与文本进行深层次对话，产生疑问，培养创造性思维；“研读演练”充分地动手动口动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师生、生生互动，把疑难的问题提出来，把自己的见解说出来，让有争议的问题“争”起来；“运用迁移”让学生在运用中学习，在迁移中拓展，在拓展中创新。 上述原则与我们今天新课改的理念是一致的，我们所走过路程，我们所作的努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都是在以实际行动践行新课程的理念，最起码算得上是从一个方面向着新课程的目标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体育精神论文:体育精神与文学关联解析 本文作者：邓强松 单位：荆楚理工学院 如果我们忘记昨天生活中的苦难，今天也不做充分的准备，那么我们明天就失去了竞争的资格，那么，将会永远退出历史的舞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生存与竞争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二者共同维系着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如果人类没有了竞争的对手，那么人类也就会丧失竞争意识，最终失去生存的条件和生存的基础。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类自身应该在竞争中寻求发展、寻找生机。我们应该根据哲学中“事物是呈螺旋上升”的理论，使其能够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在这些情况下，竞技体育成为最能体现人类的竞争意识与不断进取的精神和最接近人类生存本质的运动方式。竞技体育慢慢发展成为人类展示自身能力，并与对手一决高下的最佳舞台。总之，体育精神是人类面对挑战和困难，勇往直前，奋力拼搏的精神。 体育精神与文学 在体育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学与体育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科技和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体育文学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我们阅读体育文学，不仅仅能从文字上获取某些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从文学作品中体会到体育运动和运动员的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为读者揭示了运动员成为光彩照人的世界冠军背后的艰辛和泪水。在文学作品中，我们还能体会到那些在赛场上发生的我们一直都不会明白的事实。但是，尤为重要的是，以文学的形式，它向我们展示着每项体育运动中的一种宝贵的体育运动精神，即是我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面对困难应具有拼搏竞争、团结合作和努力奋斗的精神，这些精神对于推动人类的发展尤为重要。在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今天，体育精神为文学尤其是体育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尤为重要的力量。同时，文学的发展也对体育精神的宣扬和传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体育精神在文学著作中的作用分析 (一)文学著作中所展现的体育精神 在体育事业繁荣发展的今天，体育的影响已经不仅局限于体育领域，而是渗透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对文化和社会带来诸多影响。体育文学著作是把文学作品通过各种体育活动进行表现，它不仅能够体现出体育运动中的艺术魅力以及文化内涵，还能将其所表现的健康观念、生命意义以及审美艺术和体育精神相互融为一体。类似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但可以反映体育活动以及体育人物，丰富文学的创作素材和范围，更能够传播和发展体育健儿和体育运动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积极拼搏的体育精神。反映体育事件和体育人物的文学作品不单纯包括报告纪实这类文学，还包括各种体育电影的文学。然而，不管是以何种的文学形式，都表现出了多样化的体育精神。同时，体育精神也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艰辛过程的力量来源和动力支持。对于那些在体育场上奋发拼搏的体育健儿们来说，都会令人为之热血沸腾。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们都希望为国家而战，希望在体育竞赛中为国争光。这种属于体育运动员的爱国主义精神，也经常被运用于文学作品中体现其深层的文化内涵。例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所形成的冠军文学。从这期间的文学作品来看，作品的内容和目的都主要呈现那些为国争光的教练和运动员的形象，尽管这部分作品都呈模式化，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充满着奋力拼搏和为国争光的热情和斗志。例如，在《中国姑娘》这一作品中，作者不只是注意到中国女排的足迹，也记录了她们艰辛的训练生活，遇到困难挫折时的惆怅和取得胜利时刻的喜悦;更重要的是，这一作品中展现的是我国女排姑娘们对人民和祖国的热爱，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爱国主义精神，她们才能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坚持了奋斗下去。 (二)文学作品中展现着体育运动中顽强拼搏的精神 在体育比赛的过程中，运动员最不能丢失的就是要拥有坚定的信念，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无所畏惧，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顽强奋斗的拼搏精神，要在坚持中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成就感。在当今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体育文学作品，不管主人公的信仰如何，他们在体育竞赛和生活中都拥有着超越一切的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些在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把体育精神和体育运动坚持到底。在《中国姑娘》这篇文学作品中，就描述了中国女排球运动员陈招娣尽管身体承受了巨大的疼痛，但是在训练中仍然是非常刻苦，并没有因为受伤而间断比赛。在这个坚强的中国姑娘的运动训练中，她曾经脚腕受伤，虽然身体非常疼痛，但是她仍然刻苦训练。例如，从寝室到训练场地，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而且是才下过雪，但是她拄着拐杖十分困难地往前行，到达训练场地的时候，拿拐杖的手上起了许多紫红色的血泡。还有，她不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依旧不放弃努力着，即使腰上的伤非常严重，她也不愿意放弃打球，就这样一边配合医生进行治疗，一边以巨大的毅力坚持锻炼，参加比赛，以其顽强拼搏的精神，取得了好成绩，为祖国赢得荣誉。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作者为我们弘扬了我国女排姑娘那种面对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这种不畏挫折的体育精神通过文学作品传达给了给社会大众，展现在我们面前，使这种体育精神在整个社会中都能得到宣扬和发展。 (三)体育精神是文学的支撑 当体育精神融入文学作品中，使文章变得更具可读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能体会到体育精神，文章变得有血有肉，体育精神便成为文学作品的支撑。 1．体育精神推动文学的发展。人类通过在体育运动上不断超越极限，挑战自我，正是人类生命能够生生不息和保持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体育精神往往与人们的生活同步，与时展同步，现代社会的这种体育热潮毫无疑问推进了体育文学事业的发展。同时，现代文学作品为了契合时代的发展需求，为了与人民群众强烈的理想和情感息息相通，都自然而然地把体育精神融入文学作品中。例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我国作家严文井、冰心、臧克家、朱子奇、天剑、苏叔阳等著名诗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等曾经为《体育报》撰写文章或者诗歌，对中国体育健儿在赛场上的优异战绩进行赞扬。例如1984年冰心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的一篇《使我感动和鼓舞的女排“三连冠”》。总之，体育精神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 2．体育精神是文学作品的精神支撑。体育运动并非是一种残酷的人类竞赛，而是人类为了展示自己实力并挑战自己身体极限的一种心理需求的表现，体现出一种勇往直前的竞争精神。同时，体育精神的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更加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这种精神在潜意识中督促运动员奋发图强，无限发挥着自己的潜能，争取进一步的超越。当作家将体育精神充分融入文字中，所形成的文学作品将以这种体育精神作为依托，使文学作品更加深沉，富有内涵。因此，蕴涵体育精神的文学作品不但能拓宽读者的视野，更能激励读者在生活中坚持这种体育精神。很多文学作品以传记的形式和对运动员奋斗的描写，把体育精神和奥运精神在社会中发扬光大，使读者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体育运动员的生活，看到光环背后的辛酸，从而激发人们拼搏奋进、积极进取。 结语 近年来，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体育文学的发展，在文学著作中，我们经常能感受到那种拼搏竞争，团结协作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体育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文学著作的精神支撑，因为，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文学作品变得更加具有灵魂，不仅将体育文学推向高潮，更让体育精神在体育文学中得到传承和发扬。 体育精神论文:大学体育中体育精神研究 一、如何培养大学生体育精神 要培养大学生良好的体育精神，在实际的体育教学中应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方面，通过举办多样化的体育竞赛，将体育规则渗透到实际教学过程中，以约束学生的行为，使其能够自觉遵守比赛规则。不仅如此，通过这样的体育竞技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起公平、公正的比赛心态，更能培养起不怕艰难困苦的责任感，最终实现挖掘其体育精神的目的。另一方面，体育教师还应深入挖掘大学体育课程的教学大纲，分析大纲中对于道德教育思想的内涵，并充分在体育课堂中展现出来，将道德教育内容与实际体育课程教学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和提炼内容，帮助学生建立起乐观向上的心态，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二、人格教育概述 1、人格教育的含义 众所周知，人格是一种财富，是人的良好意愿以及尊严的财富。对于大学生来说，进行人格教育就是一种人格投资，虽然不能直接以物质方面的富有来表现，但总的来说，大学生可以通过人格教育赢得尊敬与荣誉最终获得回报。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很多大学生从小生活在宠爱、溺爱的优越环境中，人生道路上也基本没有任何坎坷和挫折，对于独立解决问题和看待事物的能力还较弱。再加上，大学生们缺乏积极的精神和健康的心态，其社会竞争力、适应性都难以得到提升。适当的人格教育不仅是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是形成独立人格的关键。 2、影响大学生人格的因素 事实上，影响大学生人格发展的因素有很多，而这些不同的因素都处于不同的时期，就大学生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来说，引起与社会接触较多，对于人格塑造就显得异常重要。总的来说，影响大学生人格塑造的因素有家庭、高校以及学生自己等主要因素。其中，家庭是大学生成长的场所，家庭对于学生的教养方式不同，最终学生的文化程度、人格特征、道德素质等方面都会存在差异。不仅如此，学生从小到大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其最终的性格也不同。这也足以证明，在进行大学体育教学的过程中，良好的人格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如何培养大学生独立人格 人格教育主要包括对学生的心理、行为等进行协调，促进其知、情、意、行的健全与完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良好的人格教育不仅对学生的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引导，更是影响学生一生的关键，尤其对于现代“以人为本”的教育而言。大学体育教学中，在培养学体育精神的同时，更要注重大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例如，在进行体育教学的过程中，使用分层或者选课的教学方式，让学生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体育活动，最终最大限度的刺激学生的潜能，以发挥学生独特的能量，促进独立人格的形成。 三、体育精神与人格教育在大学体育教学中的关系 1、体育精神是促进学生健康人格形成的前提 评判健康人格的标准有很多，首先，拥有健康人格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刻什么地点都能客观实际的看待和认知事情，并且拥有坚定、积极的价值观与端正的道德心。其次，拥有健康人格的人对待自己也非常客观和实际，能够认清自身存在的问题，具有真实的安全感。同时，拥有健康人格的人对待参与的活动能够表现得更为集中，且能够很好的完成自己的责任和工作。因此，在实际的体育教学中，体育精神能够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饼子这种公平竞争、团结习作、和谐相处的环境中完成体育活动，最终实现学生人机交往能力、责任感以及集体荣誉感的提升，为实现完整人格打下基础。 2、体育精神是促进学生独立人格形成的途径 拥有独立人格的人其主观独立意识较强，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样的大学生能够通过自主学习、奋斗来获得对自我的提升，更能汲取好的方面，借鉴别人优秀的地方来完善自我，拥有非常高的自制力与约束力。因此，高校在实施体育教学的过程中，应运用体育精神，实施多样化的体育活动，培养学生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时的独立思考能力，独立解决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也有利于学生适应社会、适应生活，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中，能够利用这种能力解决多种问题。显然这些说明，体育精神是促进学生独立人格形成的重要途径。 3、体育精神是形成学生完整人格的客观要求 我们都知道，心理健康是人格教育的最终目标，也是使得人格完整的关键。人格构成的各个要素要保证完整性、和谐型以及统一性才标志着人格的完整，也就是说，人要保持积极进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实现自身愿望、行为以及目标的统一。与此同时，就我国很多高校的体育教学来说，通过举办多种多样的体育教学活动，使得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明确比赛的规则并以此来规范自身的行为，养成良好的习惯。一方面，受到体育精神的影响，要从公平、公正、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引导大学生实现自己的目标。另一方面，体育精神是促进学生健康人格形成的客观要求，学生通过制定适合自己的目标，以正确的心态来面对学习与生活中的一切问题，这也有助于学生的个人发展。 四、体育精神与人格教育在大学体育教学中的作用 1、体育精神对大学生体育教学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作为新时期的国家的力量，当前的大学生不仅要有较强的知识和能力，更要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道德、精神。前面说到，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精神影响着每一个公民。作为大学生来说，培养起体育精神不仅有利于他们德智体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更是改变其精神面貌，同时，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体育精神有助于提高大学生求真务实的良好平的，在参加体育比赛时，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比赛的规则，讲求诚信求真务实。另一方面，体育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在进行体育竞技活动时，集中团队的力量才能打败对手、实现目标。 2、人格教育对大学生体育教学的作用 首先，大学生通过体育教学促进学生独立人格的形成，而独立人格是一种具有较强理性能力和自控力的人格，拥有这种独立人格的人，能够懂得自我尊重，更懂得尊重他人，明白怎样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取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可以说，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拥有独立人格的人对于现实生活非常适应，而对大学体育教学来讲，独立的人格不仅有助于学生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适合自身的体育参与方式，更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潜力。在实际的体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更能进一步激发学生独立自我意识的形成，最终实现高效体育教学的目标。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多样的体育活动与体育比赛，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与责任感，并且能够引导学生在体育活动或者体育比赛中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制定合理的目标，引导学生保持正视竞赛的观念，保证心态，进一步发挥人格教育的目的，促进学生独立人格的形成。结束语:总的来说，体育精神与人格教育在大学体育教学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体育精神与人格教育两者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我们在实际的大学体育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体育精神与人格教育的作用，培养学生独立完整的人格和综合能力，促进学生的个人发展。 作者：桂晓艾 体育精神论文:探究体育精神在电影中艺术体现 一、体育电影的开展进程与特性 电影，作为一种声画艺术的综合体，以共同的影像言语向世人论述着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发人深省的哲学理念。在当代经济飞速开展的今天，肉体文化生活逐步走进了群众百姓的家中，而体育类电影作为电影艺术中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不只仅在于其创作手腕的特殊性，更在于其绝对有着其他电影方式不可比较的受众群体的普遍性。 体育作为人类相互沟通的第五种沟通方式，超出了言语和种族的障碍，将世界人民以运动的方式紧紧地联络在一同，它关于人类生活的作用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价值和位置。由此可见，体育电影不单单能够提供应观众刺激、生动的体育故事，其中所诠释的体育肉体更是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民众。 纵观体育电影的开展历史，大多数体育电影中心主题多在于鼓励、鼓舞群众积极面对生活所带来的波折和窘境，题材也都是积极向上的。追根溯源，体育的降生与生长简直与人类的开展同步，体育文化业随着人类的不时进化而产生与之相对应的方式，是人类文化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局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体育电影将体育史当做强国教材，经过表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运发动不同的遭遇和命运，反映民族落后势必体育落后这一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理想意义。而体育电影除了普通电影所具有的文娱、教育等特性之外，还是我们认识本身、改善本身的强大动力。中国早期电影开展当中，其实体育电影很早就有了，纪录片最早能够推到一九一几年，那个时分商务印书馆都在。这个时分比方说第一届远东运动会是到日本去拍的，其实其他的还有很多。在早期电影当中体育只是作为一个比拟共同的文化符号呈现，这种文化符号或者是作为一种现代都市生活的时髦。体育作为一个题材与电影艺术的交融，是从20世纪初才开端的，所以那个时分体育实践上是一个很时髦的东西。体育电影是经过体育竞技竞赛方式进而反映人性不可或缺的局部，这种竞技方式不只是为了奖牌而停止膂力和体能的比赛，它具有教育性质。体育题材电影传播常常融情节与体育为一体，在影院的特殊环境下受众比拟容易承受，特别是将体育竞赛融于电影故事情节的传播方式。这样的方式就使得观众经过体育题材电影解读正确的信仰、价值观、道德规范等表层和深层的文化。体育电影在展示了身体健美、平衡和体态端正的根底上，愈加偏重的是描写运发动勇于克制种种艰苦困苦、付出勤劳的汗水去争取最后成功的肉体，从而到达鼓励青少年发奋向上、超越自我的教育意义。体育电影关于青少年体育观念的培育和正确安康的价值体系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二、体育电影的影像寓意 体育电影是将体育的内在肉体与电影的影像艺术圆满分离的综合艺术方式，它以共同的视听言语方式将体育运动中所包含的发奋向上的魅力融于电影当中，既将体育文化与肉体高效地传播又使电影的方式与内容愈加丰厚化，多样化。当代体育运动早已不再是单一的埋头苦练，而是经过技巧性的培育与刻苦的锻炼相分离，从而产生高效的体育表现。体育电影不只可以充沛地展示本国的体育文化，更是展示国民肉体的最好方式，是增强国际交流与协作的重要渠道。体育电影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重要展示方式，其中包含着丰厚的人文主义肉体与情怀，是人类社会、思想价值观、社会风气、行为标准的真实写照。 体育电影的故事情节大多取材于真实的体育故事，这样的题材常常可以更好地把握观众的内心世界，这类以真实生活改编而来的精彩故事，愈加贴近理想生活，似乎就在我们身边，对观众的教育与影响愈加具有信服力。随着我国电影事业的飞速壮大，我国当代体育电影已然不只是具有单纯意义上的文娱和消遣的作用，当代体育电影导演正在试图经过体育电影这类题材向世人展示更具艺术价值的影像作品。 在体育电影中常常以体育竞技的剧烈和严酷性与体育人物的自强不息、奋勇拼搏以及高超的聪慧相分离下的影像，生动地展示该人物的性格、思想情感的影像寓意。体育电影以电影人物在锻炼中顽强拼搏、复兴民族的肉体力气为电影的主要内在中心局部，其主要目的是经过体育运动鼓励人们发奋向上民族肉体。体育电影中的主人公经过本身不懈的努力，用体育竞赛的成功改动我国在世界人民意中“东亚病夫”的恶劣形象，而常常支撑影片中的主人公一往无前的就是激烈民族威严与情感。在近代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在此期间曾遭受过宏大磨练的国度，而在民族自立的过程中，我国不断为博得世界的尊重而做着不时努力。我们首先要分明地晓得，任何一个民族的自立与自强首先要树立在具有强壮体魄的国民上，由于历史和体质等多方面缘由，我国国民被日本侵略者冠以“东亚病夫”的恶名，而体育竞技被喻为国度间比赛，所以增强体育锻炼，进步我国整体国民的体育素质已然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体育程度的上下和国度、民族的荣辱紧紧地联络在一同，改动世界人民对中国是体育弱国的认识成为我国许多体育电影表达的民族肉体内涵，无论是哪一个时期、哪一个时期背景下的体育电影都有着同样的希冀与愿望。由此一来，复兴体育就成为复兴我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尺之一。　体育导演也多为带着激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忧患感、任务感的艺术家，他们导演的体育题材的影片中，这种情感有着激烈的表现。体育类影片在描写运发动生长的同时，交叉着形形色色的遭遇与历练，从而深入提醒了个人命运与时期、社会之间关系。体育电影中的每个小人物经过本人的不懈努力在不时地追求杰出和威严的生命理论的过程中，树立了奥运会不断以来所倡导的目标，即与现代人文肉体的分离，他们在体育运动中正是以其融于本身个体血脉里的民族盲目，完成了一次顽强拼搏、永不言弃、重在参与、虽败犹荣的肉体辉煌之旅。在体育电影中演员在体育运动的过程中所展示的“力”与“美”，是电影潜在包含的个人理想、宗教肉体和民族认识，正是这样纯洁的、力争上游的肉体一次次地深深感动了观众的心灵。在体育电影中，身体曾经不再是单一的运动主题，电影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经过展示身膂力与美的分离之后作为一种理性意象的审美存在，它所展现的偏重点是经过观众感受相对静态的方式感，不同体育活动的身体物理张力的技艺倾向构成各具个性的视觉款式和景观构造。体育电影在展示运发动身体的技术动作的同时，还特别地大胆选择和丰厚切换能形成超理想的穿越式感官享用，在竞赛场景中以影像的共同艺术手法使得他们的身体能轻而易举地迸发出具备联想意义的高超技术动作，电影镜头的组接效果也能够明晰地表现他们灵敏的自然肢体及其行动，在赛场富有怂恿性质的音乐与声响交错的情形中唤起对英雄气质的崇敬和感慨，体育电影冲动人心的生命魅力在酝酿好久的身体世界里激情而调和地生成。 三、我国体育电影的开展前景 随着当代电影事业如火如荼的开展，我们不难想象我国体育电影的美妙开展前景，我们具有一个良好的外部开展条件，怎样做到外部条件与内在意蕴有机高效地组接在一同就是当代体育类电影应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打破传统理念形式的约束，开掘出一个合适当代体育电影应当享有的框架构造，以新兴的理念、出色的技术手腕把我国体育电影塑形成一个富有当代特性的艺术作品。 当代优秀的体育电影融入一个关于人性考虑的主题，在这样理念的指导之下，作品经过体育人物的一系列故事表现对生命自身的礼赞。体育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不只仅要注重研讨社会主流心理，满足这种心理，表达这种愿望。而如今的体育电影创作者仅仅把体育电影简单天文解为“励志”。“励志”纵然是体育电影的重要的主题，但绝对不是唯一的主题，好的体育电影必然要跳出励志主题向更深层面开辟。体育电影的主人公也应该经过体育竞技不时探寻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克制重重艰难，完成幻想和超越。 体育电影是反映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社会生活的故事片。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必需与体育事业或体育竞赛活动严密联络，具有较多慌张、精彩的体育竞赛局面。关于体育来说，竞技结果不是终极追求；关于体育电影来说，竞技自身也不是终极表现对象。“体育电影外表是力与美，内核是幻想，而情感或者说情味是贯串其中的。好的影片，就应该多给人以价值启示和肉体鼓舞。 创新是一个民族不时行进的灵魂，没有创新的认识只会令这个民族停步不前，落后就会挨打，这是人类开展的必然趋向所在。创新是人类聪慧的结晶更是人类不时进步的原动力所在。创新是一种综合素质的提炼，是一种不时开辟进取的肉体，特别作为一种艺术方式的存在体，电影创新更是需求一种全方位平面变革的重要手腕。在各项文化事业不时创新变革的过程当中，我国体育电影迫切需求一个创新变革的打破点，在吸取传统体育电影的优点之后，分离顺应当代社会的新颖元素，为体育电影注入新颖的生机。 四、结语 体育电影是一种综合视听艺术体系，其中心是体育肉体和艺术发明性的圆满分离，其目的是满足人对肉体世界的审美需求，提升人对理想的粗糙认知，完成肉体世界的体验需求。透过电影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社会人心的起伏变化、生活时髦的流转变化，所以解构电影开展的脉络在某种水平上就是探寻艺术的社会变化折射。中国体育电影经过了近百年的进程，与其他艺术形态一样也阅历了从萌芽到逐步开展壮大的过程。这期间，中国体育电影顽强地挺立在世界影坛上，并且用本人的共同作风为世界电影添加了奇光异彩。在中国电影的开展进程中，体育类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局部，无论是从体育开展的角度抑或是社会政治环境的革新，它都从侧面平面化的角度客观地展示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它高超的艺术成就，具有很高的研讨和讨论意义。 但是，另一个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就是，我国体育事业在当今世界体坛上曾经获得了相当杰出的成就，但是我国的体育电影应有一个真正的飞跃与创新才干与当代社会开展的脚步相顺应。不得不说的是同中国日渐成熟的体育事业相比，我国的体育电影的确相对来说有些滞后，所以复兴我国体育电影事业火烧眉毛，一个世界级的体育强国需求有震动世界影坛的体育电影来诠释我国优秀的体育肉体。 体育精神论文:高校体育精神文化传播探讨 [摘要]高校体育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忽视的内容。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高校体育精神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改变，迎来了更加便捷、高效的信息传播途径。本文介绍高校体育精神文化传播的特征、必要性以及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媒体;高校体育;精神文化;传播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商业、传媒等诸多行业，电视、智能手机、电脑等媒体设备成为民众信息交流、传输的主要手段，媒体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和技术支持。多媒体时代的到来，促使精神文化更广泛地被群众接受和了解。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具有更好的传播效果，并能与大众及时进行互动，受到群众的追捧和喜爱。体育精神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现了运动员顽强拼搏、坚定勇敢的信念，可以起到鼓舞民众的作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高校体育精神的主旨为“健康是首要目标”，对科学求真、顽强拼搏、永不放弃、务实创新的精神进行传播，高校体育精神所产生的影响及作用不仅局限于体育行为，还可以推动高校体育更好更快发展，完善校园文化建设，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道德观，为社会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 新媒体的特征 1.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参与性 传统媒体模式下，信息资源及传播渠道都掌握在媒体的手中，信息的传播是单向的，媒体与受众之间缺乏互动，无法及时对信息进行反馈。新媒体时代，受众可以通过新媒体进行信息交流及反馈，新媒体带给民众相对的话语权，并能让所有拥有网络资源的人变为信息传播者。据统计，2014年底我国网民数量超过6.4亿，手机网民数量超过总人群的80%，注册新浪微博的用户突破5亿。从这些现象不难看出，新媒体逐渐替代传统媒体成为信息的主要传播者。 2.传播效果好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备高效、便捷的传输特点，运用网络平台对信息进行传播，扩大了传播区域，提升了传播速度及效果，突破了信息的时空局限性。在信息制作上，新媒体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更少，去掉了传统媒体排版、印刷等程序，并能对报道事件进行及时跟进，做到同步报道。如今，网络传输速度不断提高，网络信息可以完成瞬间传输。 3.具有多样化的形式和内容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资源海量化，新媒体依托网络给民众创造一个可以信息的平台，突破了传统媒体模式下信息传输中地域及时间的限制。同时，新媒体模糊了信息传播、接收者的定位，信息资源变得十分丰富，涉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及娱乐等各方面。新媒体信息资源满足了群众的认知需求，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新媒体技术可以采用文字、音频、视频、动画等方式进行信息传播，受众接收信息的方式不再局限于阅读报刊。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电脑、数字电视等电子设备成为收发信息的途径，提高了信息传播速度，降低了传输成本。 高校体育精神文化传播的必要性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教育发展迅速，体育教育思想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教育受传统教学观念及体制的影响，在教育模式设计上比较刻板单一。高校学生对于体育课的认知还停留在被动参与层面，很难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高校教师在进行体育教学的过程中，过于重视对学生技能的训练，没有引导他们认知体育精神，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高校要将体育精神文化与教学课程结合，在进行体育锻炼的同时，让学生悉知体育精神的可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体育课程。 1.培养高校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 体育精神是一种传统美德，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标准是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一个健康的人不仅要求身体素质好，更要求其思想、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抵制物质的诱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显得尤为重要。高校要在体育教学中引入体育精神文化，对大学生进行人格方面的训练，培养他们顽强拼搏、坚持不懈的精神，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自尊心。体育精神文化传播是校园文明的重要部分，高校要紧跟时代步伐，根据大学生的特征对体育教学进行改革。 2.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高校在教育过程中，不仅要对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实践操作能力进行培养，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我国教育部门对高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十分重视，将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列入教学任务的重要项目，但效果不明显。高校要通过体育教学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对他们进行引导，使其发自内心地喜欢体育。体育不仅是对人体进行锻炼，更是对一个人的心理素质进行培养，可以通过体育教学课程传播体育精神，引导大学生通过体育项目进行自我素质的锻炼。高校体育精神文化是通过校园学习、生活环境对大学生进行熏陶，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团队协作精神、不服输的信念等，同时也要提高他们的抗压能力。体育精神文化通过广泛的传播，可以推动高校学生建立互相帮助、协作共赢的相处模式，为大学生步入社会打好基础。 3.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经历了兴盛衰败、遭受了奴役屈辱，爱国之心是国人的基本素养，高校要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操。随着我国的崛起，中国运动健儿在各种国际体育赛事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反映出我国国民素质水平得到提高。通过体育教学传播体育精神，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少年强则国强，大学生身上肩负着复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体育精神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新媒体传播体育精神文化的重要性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高校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体育相关信息，并进行互动交流。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主要由90后组成，他们的成长伴随着网络的发展，因此十分熟悉网络资源。据相关统计数据，我国高校使用互联网的学生已突破97%，高校普遍设置了计算机课程，手机已经成为高校学生生活的必需品，他们喜欢通过腾讯新闻、新浪微博、微信等平台，了解一些感兴趣的信息，智能手机具有较好的移动性，具有方便快捷、信息资源丰富等优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通过手机获取各种信息。高校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中，可以采用新媒体技术传播体育精神，通过建立体育知识网站、微博及校园网等交流平台进行推广，学生通过扫二维码进行关注。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一系列体育互动教学，进行体育精神的宣传推广。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信息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高校进行体育精神传播要紧跟时代步伐，要引进欧美等发达国家体育教育的经验，结合自身的实际，对体育精神的精髓进行传播。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评定标准不仅是该国的技术水平、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民众的精神面貌也是重要内容。高校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要培养他们的体育精神，使社会整体展现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担任重要角色，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新媒体具有较强的互动性，信息传播者可以对相关事件进行及时更新，信息接受者也可以提出见解或疑惑，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交流互动。在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建立相关的体育微信群、体育小知识公众栏目等，实现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通过弘扬高校体育精神，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体育精神文化。在高校教学课程中，可以积极引进教学活动，将顽强拼搏的精神充分体现到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通过培养大学生的体育精神，促使学生在面对工作生活压力时，始终保持自信向上的积极态度，展现体育精神所具有的正能量。 作者:严文荣 单位: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精神论文:大学体育精神现实意义探讨 在大学体育活动的开展过程当中所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财务即大学体育精神，其主要体现为学生的体育知识、体育素养、体育观念等方面。受我国教育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对学生的体育教育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单方面注重文化知识教育所带来的后果是在目前的大学生群体当中学生的身体素质普遍较差，竞争意识、团队协作精神以及耐挫能力等均十分欠缺，而体育精神的宣扬则能够鼓励学生积极的投入到体育运动之中，改善以上问题情况，对此本文将重点就培育大学体育精神的现实意义展开具体的分析与探讨，指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途径。 1培育大学体育精神的现实意义 1．1提高大学生身体素质的需要 伴随着我国人均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大学生的身体素质理应也有所增强，但是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超重问题已经成为了影响我国学生群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作为祖国的希望与未来，提高大学生身体素质应已经十分迫切，积极鼓励大学生群体投入体育活动，加强体育锻炼已经成为了大学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 1．2培养大学生健康人格的需要 在高校之中开展体育运动，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对于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与价值。一方面通过体育锻炼能够促使学生的规则意识得到增强。无论是何种体育竞技活动均必须要基于一定的规则基础之上，并要求所有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员共同遵守，因此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规则意识，有助于养成健康的人格。另一方面体育精神的培养还可促使大学生拥有成功与幸福的资本。只有具备健康的体魄才能够取得成功与幸福，对于成功与幸福的衡量标准多种多样，但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一项便是拥有健康的身体素质，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徒劳。 2培养大学生体育精神的途径 2．1营造良好的体育文化氛围 体育精神作为文化精神的一种，对人的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均能够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良好的文化氛围能够有助于激发起学生自主锻炼的意识与兴趣，并最终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取得情感与精神的升华效果。特别是培养学生养成健康锻炼习惯与生活方式，并在校园当中产生崇尚锻炼的风尚，也可极大的促进校园文化的活跃性。 2．2创新体育教学的方式方法 教育的最高目标便是对人自身价值的实现。而体育精神的最终目的则是对人内心世界给予精神支撑，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对教育的方式方法结合时代的发展变化做出相应的创新与拓展，从而促使对学生学习热情的有效激发，并增强学生的自我感悟能力。目前，对于体育精神的体现大多是借助于各类体育活动来予以实现的，大到学校的运动会、学生自主成立的体育社团，小到学生自发组织的体育活动等，这些均对学生的体育锻炼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对体育精神的培养也不仅限于体育活动，还可采用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贴吧等大学生较常采用的社交工具来积极宣传体育精神，带动学生参与到对体育话题的讨论当中，从而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促使大学生的体育精神能够得以有效的培养，促使学生的体育精神能够内化于心。 2．3构建体育活动的价值体系 体育精神存在于多项体育活动之中，其表现的形式具备有高度的概括性特征，理解起来较为困难。部分学生在一时兴起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体育锻炼，但是却并未领悟到体育精神的深层次内涵价值。因而应当构建起体育活动的价值体系，加深对体育精神内涵的领悟，总结体育活动的特点来开展对大学生体育精神的培养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策略。鉴于大学生不同个体之间的知识水平及领悟能力存在有一定的差异性，因而，细化体育精神具体内容，构建起一套被广泛认可的体育活动价值体系，则是大学体育精神培养当中所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步骤。 3结语 总而言之，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体育精神无处不在，并且其还将对学生今后的人生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而大学生群体承载着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重任，对他们加强体育精神的培养将有助于其养成更加健全的人格思想，因此在大学教育中融入体育精神教育将是未来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理念的具体践行，同时也是顺应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赵健 单位: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体育精神论文: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民族体育精神研究 摘要:该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基于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功能、技能与思想道德生态化基础上,对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民族传统体育与精神文明建设展开了深入地研究。研究认为,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把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并发挥其民族体育的民族性与特色性的优势,能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文明建设创设良好的群众基础,扎实其创新的动力。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明；研究意义 民族传统体育由于其源发与运用的群体原生态性,决定其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形式与内容统一性。又因民族传统体育往往是在地区传统美德、地区群众身体与工作特点的基础上,实现体育科学文化知识的科学性研发,实现了体育科技与地区思想道德建设的统一,既具有生态根源性,也具有体育科学性和思想道德引导与教化作用。因此,在当前我国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地去挖掘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文明建设价值,具有非常切实及深远的意义。 1生态文明建设下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内容 1.1生态功能特点 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项目一样,都具有强身健体的功能,但由于其创造与产生的地区居民的风俗、工作、自然环境与创立之初的科技水平不同,因而,其功能具有显著的生态特色。如:图腾信仰下的健身功能。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与某个特定民族和地区的图腾信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立足在对某种自然现象的敬畏与规律利用基础上,根据该地区的各种特点,研发具有祭祀等意义的体育技能。像武术中的各种门派的区分,尤其是以各种动物名字命名的拳种,如猴拳、螳螂拳与鹰爪拳,以及其他的摔跤、太极与打陀螺等,都充满着信仰指导下的健身追求。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身体极限创造性发现与发挥。在上述信仰和对自己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敬畏的精神基础上,各地区会从珍爱自己的物质基础出发,加强对自然的顺应与保护,从研发提高自身机能的技能开始,实现自己能力提高基础上的对自然的保护与热爱。如赛龙舟等民族体育项目,其就是立足在地区水乡特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存技能的体育科学化。 1.2生态技能特点 民族传统体育的技能,以生态性为基础,以生态性为标准,以生态性为追求。其技能生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技能研发以人与自然和谐为追求。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各项技能,其共同点就是强调运动者对自然的适应性,和尊重自然规律下的创造性。例如赛马强调对草原的自然适应性,赛龙舟对水的适应性,放风筝是对风的适应性等。这些技能的研发和运用,不仅不会破坏生态反而会丰富生态类型。器材与场地研发取材和保护自然为追求。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最大生态性特征,就是其器材研发和场地建设的生态性,不仅不需要对现有的场地进行各种现代化的硬化等改造,反而更加追求自然、绿化与环保,各种草地、乡间空白地、城市的空地等,无需加以刻意性甚至破坏性的建设,都可以开展此类的运动,如武术、抖空竹、打陀螺等,都具有高度的生态适应性。 2生态文明建设下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文明研究的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的高位战略时代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与传承方式,不断地产生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变迁,其民族化与国际化在相互促进与有益补充中得以科学发展,从文化生态结构、生态发展模式及生态修复机制等方面实现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充实与创新。 2.1传统美德强化 生态文明下的民族传统体育,以健身技能为载体,以民族传统美德为基本文化内涵,以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群众化、普遍化、地区体育特色化与地区文化特色化的特点,实现了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切入的生态文明指导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创新,体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性。表现两个层面:强调团结互助。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表现形式而言,多以合作的形式出现,即使有些是可以独立完成的,但在团队形式出现的情况下,更具有美观与震撼力,如太极拳的练习,单人练习与多人一起练习的效果显然有着较大的区别。在地区范围的团结互助,更能强化合作中的共同进步,不仅强身健体,也实现了交流与学习中的和谐进步。例如悠悠球项目的日常技艺交流,象棋与围棋活动消遣性娱乐等,承载了社区居民甚至陌生人之间的友谊建设功能。强化谦虚宽容。即通过民族传统体育的练习,学会谦虚与宽容,把“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学习理念,把人外有人的低调态度,相互传播与影响,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通过这种美德的发扬,不仅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为项目技能的创新创设了空间,也让大家都保持着积极学习做学生的态度,为个人成长和他人的进步作出了技能共享的贡献。如“中华武术,具有追求人自身、人际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内在和谐价值,具有化解信仰危机、道德危机、人文危机、生态危机以及价值危机的外在价值。” 2.2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创新 生态文明下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协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打造民俗体育活动圈、构建生态体育服务体系、开发大众化民族竞技体育、拓展校园民族特色体育等路径,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创新。表现在两个层面:创新文化氛围打造。在人们对所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愈发重视与爱护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无论是场地的生态性、器材制作的生态性与活动形式的生态性,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体育运动与精神提升的需求。其中,人们健身养生理念的不断创新与推广,心理健康与精神健康的正视与重视,都从人们的内在需求推动良好体育文化氛围的形成,让人们在体育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学习中,在体育精神的提纯与发展中,切实地运用民族传统体育的物质载体,以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方式实现自己的身心追求。创新项目推广。这种项目包括两个方面:原有项目的原生态性推广,例如:某种一直被某个少数民族所传承的体育项目,被发现与整理后向城市与社区推广;原生态项目创新后的推广,如针对某体育项目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创新结果推广,减少其封建迷信元素,强化其对人际关系或疾病治疗的功能等,如:五禽戏、易筋经与气功等。这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从思想道德与文化方面强化了对精神健身的积极意义;第二层面,从生态文明下民族传统体育科技知识方面丰富了精神文明的内容,进而实现民族传统体育功能、文化意义与精神的时代性优化。 3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下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文明建设,要在挖掘与提升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态意义基础上的,从突出民族传统体育的道德教化功能切入,以民族传统体育的原生态性技能为载体,把其精神文明建设的群众基础性、社会操作性、区域特色性与功能定向性等特点,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生态坚持、发扬与运用中,追求健身、健心、健美、生活调剂与竞技娱乐等多样性的活动需求满足,让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体育精神文明健身,随着民族传统体育的丰富多彩,而不断地实现内容充实、形式多样与功能多元化,最终达成民族传统体育、生态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 作者:潘勇赫 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 体育精神论文:文学著作体育精神作用 一、体育精神的含义与本质 所谓体育精神，主要是指体育运动中所蕴涵的，能够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巨大启迪和影响作用的文化内涵。体育精神是有价值的思想意识和作风，一般而言，体育精神主要体现了参与者对体育运动的无比热爱，并愿意为体育付出艰辛的努力，运动员愿意通过自己的最大努力来提高自己的运动水平与运动技能。体育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参与者在比赛中获得胜利的极度渴望。在实现自己目标和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运动员愿意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智力，挖掘自己的潜能来克服所有的困难。在体育精神的引导下，运动员或者参与者在与对手对抗的过程中，认真分析对手的实力和情况，并能够在实际比赛中使用正确的策略战胜对手。同时，体育精神实现了顾拜旦先生复兴奥运会的根本宗旨，通过体育竞赛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教育。对人生而言，重要的绝不是凯旋而归，而是在赛场勇敢的战斗，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惧怕生命中的任何敌人，任何坎坷、任何困难、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有面对所有困难和战胜所有对手的信心和勇气，并且把这种精神付诸于行动的决心和意志力。在人类文明日渐发展的现代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多数人都没有太多的机会感受到自然界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然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人们与大自然竞争图存的斗争更像是人类漫长的历史，仅仅是剩下被考古和怀旧的价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永远都是不可能回避那些残酷的竞争和生存的压力。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忘记昨天生活中的苦难，今天也不做充分的准备，那么我们明天就失去了竞争的资格，那么，将会永远退出历史的舞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生存与竞争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二者共同维系着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如果人类没有了竞争的对手，那么人类也就会丧失竞争意识，最终失去生存的条件和生存的基础。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类自身应该在竞争中寻求发展、寻找生机。我们应该根据哲学中“事物是呈螺旋上升”的理论，使其能够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在这些情况下，竞技体育成为最能体现人类的竞争意识与不断进取的精神和最接近人类生存本质的运动方式。竞技体育慢慢发展成为人类展示自身能力，并与对手一决高下的最佳舞台。总之，体育精神是人类面对挑战和困难，勇往直前，奋力拼搏的精神。 二、体育精神与文学 在体育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学与体育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科技和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体育文学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我们阅读体育文学，不仅仅能从文字上获取某些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从文学作品中体会到体育运动和运动员的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为读者揭示了运动员成为光彩照人的世界冠军背后的艰辛和泪水。在文学作品中，我们还能体会到那些在赛场上发生的我们一直都不会明白的事实。但是，尤为重要的是，以文学的形式，它向我们展示着每项体育运动中的一种宝贵的体育运动精神，即是我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面对困难应具有拼搏竞争、团结合作和努力奋斗的精神，这些精神对于推动人类的发展尤为重要。在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今天，体育精神为文学尤其是体育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尤为重要的力量。同时，文学的发展也对体育精神的宣扬和传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体育精神在文学著作中的作用分析 (一)文学著作中所展现的体育精神 在体育事业繁荣发展的今天，体育的影响已经不仅局限于体育领域，而是渗透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对文化和社会带来诸多影响。体育文学著作是把文学作品通过各种体育活动进行表现，它不仅能够体现出体育运动中的艺术魅力以及文化内涵，还能将其所表现的健康观念、生命意义以及审美艺术和体育精神相互融为一体。类似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但可以反映体育活动以及体育人物，丰富文学的创作素材和范围，更能够传播和发展体育健儿和体育运动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积极拼搏的体育精神。反映体育事件和体育人物的文学作品不单纯包括报告纪实这类文学，还包括各种体育电影的文学。然而，不管是以何种的文学形式，都表现出了多样化的体育精神。同时，体育精神也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艰辛过程的力量来源和动力支持。对于那些在体育场上奋发拼搏的体育健儿们来说，都会令人为之热血沸腾。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们都希望为国家而战，希望在体育竞赛中为国争光。这种属于体育运动员的爱国主义精神，也经常被运用于文学作品中体现其深层的文化内涵。例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所形成的冠军文学。从这期间的文学作品来看，作品的内容和目的都主要呈现那些为国争光的教练和运动员的形象，尽管这部分作品都呈模式化，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充满着奋力拼搏和为国争光的热情和斗志。例如，在《中国姑娘》这一作品中，作者不只是注意到中国女排的足迹，也记录了她们艰辛的训练生活，遇到困难挫折时的惆怅和取得胜利时刻的喜悦;更重要的是，这一作品中展现的是我国女排姑娘们对人民和祖国的热爱，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爱国主义精神，她们才能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坚持了奋斗下去。 (二)文学作品中展现着体育运动中顽强拼搏的精神 在体育比赛的过程中，运动员最不能丢失的就是要拥有坚定的信念，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无所畏惧，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顽强奋斗的拼搏精神，要在坚持中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成就感。在当今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体育文学作品，不管主人公的信仰如何，他们在体育竞赛和生活中都拥有着超越一切的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些在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把体育精神和体育运动坚持到底。在《中国姑娘》这篇文学作品中，就描述了中国女排球运动员陈招娣尽管身体承受了巨大的疼痛，但是在训练中仍然是非常刻苦，并没有因为受伤而间断比赛。在这个坚强的中国姑娘的运动训练中，她曾经脚腕受伤，虽然身体非常疼痛，但是她仍然刻苦训练。例如，从寝室到训练场地，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而且是才下过雪，但是她拄着拐杖十分困难地往前行，到达训练场地的时候，拿拐杖的手上起了许多紫红色的血泡。还有，她不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依旧不放弃努力着，即使腰上的伤非常严重，她也不愿意放弃打球，就这样一边配合医生进行治疗，一边以巨大的毅力坚持锻炼，参加比赛，以其顽强拼搏的精神，取得了好成绩，为祖国赢得荣誉。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作者为我们弘扬了我国女排姑娘那种面对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这种不畏挫折的体育精神通过文学作品传达给了给社会大众，展现在我们面前，使这种体育精神在整个社会中都能得到宣扬和发展。 (三)体育精神是文学的支撑 当体育精神融入文学作品中，使文章变得更具可读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能体会到体育精神，文章变得有血有肉，体育精神便成为文学作品的支撑。 1．体育精神推动文学的发展。人类通过在体育运动上不断超越极限，挑战自我，正是人类生命能够生生不息和保持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体育精神往往与人们的生活同步，与时展同步，现代社会的这种体育热潮毫无疑问推进了体育文学事业的发展。同时，现代文学作品为了契合时代的发展需求，为了与人民群众强烈的理想和情感息息相通，都自然而然地把体育精神融入文学作品中。例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我国作家严文井、冰心、臧克家、朱子奇、天剑、苏叔阳等著名诗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等曾经为《体育报》撰写文章或者诗歌，对中国体育健儿在赛场上的优异战绩进行赞扬。例如1984年冰心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的一篇《使我感动和鼓舞的女排“三连冠”》。总之，体育精神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 2．体育精神是文学作品的精神支撑。体育运动并非是一种残酷的人类竞赛，而是人类为了展示自己实力并挑战自己身体极限的一种心理需求的表现，体现出一种勇往直前的竞争精神。同时，体育精神的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更加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这种精神在潜意识中督促运动员奋发图强，无限发挥着自己的潜能，争取进一步的超越。当作家将体育精神充分融入文字中，所形成的文学作品将以这种体育精神作为依托，使文学作品更加深沉，富有内涵。因此，蕴涵体育精神的文学作品不但能拓宽读者的视野，更能激励读者在生活中坚持这种体育精神。很多文学作品以传记的形式和对运动员奋斗的描写，把体育精神和奥运精神在社会中发扬光大，使读者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体育运动员的生活，看到光环背后的辛酸，从而激发人们拼搏奋进、积极进取。 四、结语 近年来，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体育文学的发展，在文学著作中，我们经常能感受到那种拼搏竞争，团结协作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体育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文学著作的精神支撑，因为，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文学作品变得更加具有灵魂，不仅将体育文学推向高潮，更让体育精神在体育文学中得到传承和发扬。 体育精神论文:论电影《大灌篮》中的体育精神 [摘要]篮球励志片《大灌篮》讲述了青年方世杰通过篮球运动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圆了自己心中埋藏已久的梦想的故事。影片中的主人公刻苦训练篮球技术，掌握了高超的篮球技巧，终于在球场上大显身手，体现了奋勇拼搏、追求突破、永不放弃的体育运动精神。影片也表达了“团队精神”这一主题，让人印象深刻。只要认准前方奋勇前进，哪怕前路有再多失败，永不放弃，就一定能成功。 [关键词]篮球；体育；运动；精神 一、剧情简介 方世杰(周杰伦饰)是一个见义勇为、好打不平的孤儿，被功夫大学的老校长收养，从小习武，有一身好功夫，并练就了一身好功夫而且拥有异于常人的手感。可惜的是，新任功夫大学校长，爱钱又势利，借故编派罪名将方世杰驱逐出校门。方世杰流浪到公园，无意中展现“神投”神技，被立叔(曾志伟饰)看上，诱之以“打球可以成名、成名之后可以寻亲”的理由邀他到第一大学打篮球，借此赚取方世杰打球“神投’而来的知名度和利益，中饱私囊。另一方面，篮球界的火球队看不惯第一大学因为方世杰的加入气势如日中天，于是向他们挑衅比赛，发誓绝对要把第一大学打得落花流水。历经千辛万苦，方世杰终于将球赛打胜了。与此同时，方世杰也找到了身为亚洲首富的父亲。但方世杰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立叔身边，方世杰在立叔那里找到了温暖的父爱，立叔也通过对方世杰的发现、教诲而重新找回了自己做人的价值与尊严。方世杰和立叔在球场内外经历种种人生与情感洗礼，最终达成了人格与心灵的升华。 二、坚持不懈，永不言败 孔子说过：知耻而后勇，首先要知耻，认识到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的失败；其次，奋发图强，坚持不懈。方世杰具有知耻而后勇，百折不挠的精神，他加入球队后一直刻苦训练，从一个对篮球技术一窍不通的人，最后到随心所欲地控制篮球，走进篮球的自由王国。其间历经的失败嘲讽、磨难艰辛可想而知。但方世杰凭借自己超强的毅力终于坚持到取得成功的日子。很多事情的最终结果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最可怕的敌人往往就是我们自己，想要取得非凡的成功，就必须首先战胜自我、超越自我，要磨炼自己的意志，排除干扰、全力以赴。片中的方世杰，当他被校长逐出校门，当他遇到立叔，成为他的“摇钱树”后，并未因为立叔的欺骗而离开篮球，而是愈加坚定了他要打好篮球，成为明星的决心。于是方世杰为了那个心中的目标，努力地拼搏。当方世杰被人打伤大腿时，我们认为他会放弃，但他没有；当方世杰找到自己身为富翁的爸爸时，我们认为他会选择财富，但他没有。一个个漂亮的过人、一个个精彩的远投、一次次扣人心弦的进攻。这一切似乎是展示方世杰篮球魅力的舞台。 三、精诚团结，金石为开 《大灌篮》影片中表达了“团队精神”这一主题，让人印象深刻。影片在最后，一场决赛中，方世杰远线投球，进篮，但却被让人重金收买的“黑哨’从篮筐底下顶出，以一分之差告负。方世杰使出在武术学校时师父教的“乾坤大挪移”之功，使时间逆转，在接到球后，他将球传给队长，由他灌篮，结果球队赢得冠军。而后接着方世杰的旁白声响起“篮球比赛最精彩的不是灌篮，而是团队的一起努力。”方世杰对朋友的真情，对团队的看重，使他到决赛的最后三秒钟，他完全可以远投进球时，把球传给了队长，因为他知道队长在最后的紧急关头，手会不由自主地颤抖，影响投球。但他要帮助队长克服这个障碍，把关键的一球传给了他，最终A得了比赛，也战胜了自己。篮球最大的乐趣不是灌篮，而是队友间的默契配合。让主人公出于主体性的内在需要，而将体育运动作为完成自我体认的一种方式，都涉及个人理想、个人的表现欲、个体价值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冲突，其结果也从不同程度上体现了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胜利，展现了个人服从集体才能取得团体最后胜利这一基本道理。 四、追梦不止，圆梦有时 影片中，立叔说“不能卖掉自己的梦想”，《大灌篮》用电影的方式圆了一个少年的青春的梦。方世杰从小在功夫学院长大，无意间练就了将易拉罐从远处仍向垃圾桶的“神投”。加入球队的方世杰，除了能“百发百中”的投球外，对篮球技术却毫不了解，经由队长的指导，个人的勤奋练习。方世杰终于融入球队这个集体中去了，并且将“功夫”与篮球技巧巧妙地糅合为一体，产生了惊人的超强实力。球场上，当最后一个三分球，从人们惊奇的夸张的表情变化折射出没有任何悬念获胜的喜悦时，虽然被裁判把进篮的球顶出，方世杰于是依靠练就的神功，施展“乾坤大挪移”法，扭转了时间，改变了结局，终于取得了对火球队的胜利，好事成双，他的亲生父亲也与他相认，方世杰圆了自己的梦，选择留下来和立叔与球队在一起。《大灌篮》故事告诉我们：事在人为，只有在追梦路上永不停止的人，才有希望梦想成真。 五、篮球精神，敢拼才会赢 《大灌篮》中贯穿始终的篮球精神就是敢拼才会赢。体育精神所追求的就是更高、更快、更强，是一种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向更高的运动水平进取的不屈意志。只要发挥出水平，一切皆有可能。“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今天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女篮“用了200％的力量玩命去拼”，击败对手成功闯进四强；中国男篮第三次完成了奥运前八的最好成绩。中国女篮后卫苗立杰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无论输赢，中国篮球的团队精神不会垮。”姚明说：“今年奥运会，我们就是奔着纪录而来的”，“我们遭遇了分组的困境，但还是打进了八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我们凭着勇气走到了今天，勇气会指引我们走得更远。” 六、结 语 体育比赛本身就是一种表演，观众们在观看比赛的过程中直接受到刺激、产生兴奋，最后获得欣赏的愉悦。从这个角度看，《大灌篮》脱离现实逻辑的剧情设置正可以在天马行空中带领观众完成一次梦幻般的旅行。对方世杰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命运，都可以在现实的层面对观众有所触动。《大灌篮》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认准前方奋勇前进，哪怕前路有再多失败，永不放弃，只要你像玄奘一样心怀虔诚，不管西天取经多么长路漫漫，就一定能取到真经。 体育精神论文:电影《一球成名》中的体育精神与梦想激励 [摘要]影片《一球成名》是一部以足球为主线，讲述梦想与信念的故事。主人公历经艰辛磨难取得成功，以亲情、友情、爱情感人，激励人自信、勤奋、勇敢。影片把体育和励志集合起来，旨在教育困境中的人奋斗和有理想的人永远要追求自己的梦想。 [关键词]梦想；执著；成功 一、前言 耗资一亿美元的足球电影三部曲《一球成名》(Goall)，带你由英超踢至欧联再直闯世界杯!《一球成名》以国际球坛作为电影舞台，邀得多位世界级球星亮相，星光熠熠、阵容鼎盛，更会破天荒于英超及世界杯等重要赛事进行实景拍摄。高超的球技、真实的球场、比赛的实况，又有世界级的球星助阵。热烈紧张的气氛无可比拟，贝克汉姆、齐达内、劳尔和希勒等超级球星悉数亮相。导演试图在人物、道具和大的背景上全面再现足球的种种震撼，如同置身于鼎沸的球赛现场。电影的技术运用也超级豪华，甚至动用大量实景拍摄和CG特效，这样的努力令全片的视觉冲击力非常强，一如adidaa广告片华丽而流畅的创意风格。但即便如此，片中也没有哪个镜头能比真正比赛更令人激动和震撼，更没有哪个虚构的进球能比真正的逆转乾坤更令人热血沸腾。而那些排山倒海的气势、歇斯底里的呼喊、胜利后的庆祝和欢呼，以及所有围绕着那个黑白足球的心跳、喜悦、歌唱与泪水，那些才是最真实的、最原生态的，同时也是最不可复制的。 二、剧情简介 《一球成名》的主人公是一位墨西哥裔的天才少年圣地亚哥，加西亚，他住在洛杉矶的贫民区，热爱足球且才华横溢，后来一名英国纽卡斯尔的球探来美国，发现了圣地亚哥这个有着天才潜质的青年，惜才的球探邀请圣地亚哥到英格兰试训，受到了父亲的阻挠，并且拿走他在餐馆打工攒的飞机票钱，让他的梦想真的就要成为泡影了。此时的圣地亚哥引用了父亲的一句话“你可以做梦，但不要沉醉在里面”。然而，奶奶手中的飞机票让希望重又燃起。到达英国的圣地亚哥，一波三折，几经努力终于获得命运的眷顾，成功加盟英超劲旅纽卡斯尔联队，执著的梦想让圣地亚哥连翻激战过关斩将，最终在精英云集的绿茵场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他成为纽卡斯尔的英雄，并帮助球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故事《一球成名》故事很简单，但注定是一部激动人心的电影，令你内心真正沸腾的是圣地亚哥在成功道路上所做的努力和付出，或许就像他女朋友所说的那样，“我发现我从来没有如此热爱过足球。” 三、人因有梦想而伟大 曾经听到过一句话“当你执著于梦想，世界都会给你让步”。圣地亚哥向足球进军的道路上一次又一次的遇到障碍，首先父亲的不同意，取走辛苦攒下的飞机票钱；在面试训练场上，老队员的故意刁难，让他接不到球；替补队员赛场上，治疗哮喘的喷雾剂被踩坏而发挥失常。一次又一次的障碍让他与梦想即将失主交臂，但是梦想的力量让幸运一次又一次青睐了这个年轻人。“桑地亚哥，这机会是你应该得的，抓住它。”奶奶将前往英国的所有路费交付到迭戈的手上，告诉圣地亚哥，她曾经许诺他离开的母亲，她将尽她所能来帮助他们实现梦想。球探不顾颜面，跑去球队老板的饭桌请求再一次的机会，挽留住了他的离开。前往机场的迭戈，碰巧遇见训练迟到的凯文。一番交谈后，凯文为圣地亚哥求情，圣地亚哥获得再次的机会。幸运为迭戈的成功之路搭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阶梯，其实幸运却是因为他执著梦想的力量而包围了他。只有坚持，才能幸运，然后走向成功。幸运一直都不是独行者。我们每个人在深深的内心里，都有一个理想或者说一个梦想。你我把它深深地埋在心底，不曾也不敢将它暴露在现实的阳光下。面对着诸多的怀疑和打击，我们与理想正渐行渐远。最初圣地亚哥也正是在他父亲的抨击下，放弃了他所热爱的足球。他的父亲就是“心魔”的化身。他父亲总是说：“你根本无法实现你的理想、你面对现实吧、你永远只能过这样的生活。”正是这样，我们的人生从此变得平庸。而圣地亚哥虽然与命运之神妥协，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将它深深的埋藏在鞋柜深处的鞋里，时刻等待着与命运之神的开战。球探的出现点燃了他的“梦想之火”，使他鼓足了勇气去面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打击，远渡万里来到英国来寻找他的理想。 四、激情追梦不言放弃 激情永远是一个人追求成功途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与之随行的自信在鼓舞自己的同时也促成了事物朝圆满发展。正如圣地亚哥可以在父亲不断打碎他的梦想的同时重振旗鼓，可以在球队老板刻意的批评中坚信自己一样。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相信自己，梦想终有实现的一天。梦想永远都是人生中很重要的部分，相信所有人都一定有过自己的梦想，但很多人只是拥有梦想却从来没有把梦想变成现实。在《一球成名》中，那个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的男孩桑蒂也有一个梦想“成为职业球员”，并且加入英超纽卡斯尔联队，他最后也将他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梦想与现实绝非一步之遥，艰苦训练和场内场外的无数白眼都是上天对迭戈诚意的考验。而伯乐格兰在圣地亚哥的成长道路上可谓煞费苦心，从最初联系一位不负责任的球探，到凌晨三点半联系自己的前任球队老板推荐圣地亚哥。在圣地亚哥得到机会没有很好表现后，格兰再次为其求得了一个月的试训机会。早已结束足球生涯的格兰，对圣地亚哥的帮助全凭一股热爱足球的精神。这股精神同样贯穿在影片的每个角落，各行各业的球迷所表现出的那份热情，有种可以就此新生的意味，就算再麻木的人，此刻也无法无动于衷。正如影片中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圣地亚哥最后时刻踢出的那个任意球一样，踢入球门的那一刻，大家沸腾了。坚定执著的去实现梦想，用青春和激情去对抗命运，这也许是每个人对自己最初形态的期许，可惜我们都不够勇敢，也不够简单，太多的牵绊制造太多的理由让你放慢自己的步履。这是个现实的问题，因为现实是需要面对的，所以才有很多梦想没有实现，这一点儿也不奇怪。BEYOND的歌就是这样唱的“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五、执著坚持梦想成真 从圣地亚哥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他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面对挫折时永不放弃的精神，在雨水泛滥的纽卡斯尔，泥泞、伤病和歧视都没有让这位青年放弃。年轻就是资本，他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做到了。影片中有两个细节，一个是圣地因为哮喘表现不好，而不得不离开英格兰的时候，他偶然碰到球队头号球星，在他的帮助下，圣地亚哥回到了俱乐部，承认了自己曾经隐瞒了有哮喘的事实，教练于是又给了他一次机会，也正是这次他成功了。所以我们面对机会的时候必须要做到充分的坦诚，那样它才会眷顾你的，机会除了青睐那些有准备的头脑以外，它也很喜欢那些敢于面对的人。但命运之神从来不会轻易的和你妥协，他会用困苦，金钱，美色不断的诱惑你、动摇你。让你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行，你会气馁、你会妥协，可以找出无数个理由，请不要被迷惑，因为信念具有无可比拟的力量，也只有他才能帮助我们实现理想。梦想，是一 个个目标，是坚持不懈为之奋斗的力量的源泉，需要无限的激情信心来加油、来维持。对自己充满自信，这不仅仅是足球比赛的真谛，更是我们做事所必需的。相信自己才能让梦想发光，才能让自我价值的实现最大化。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过圣地亚哥一样的梦想，那些事情看起来总是太过遥远，太不可思议，然而我们一定在某个年龄段里，曾经固执地、疯狂地积蓄力量为梦想奋斗过，直到后来，我们丢弃了梦想，平静地过着平凡的生活。一战成名的机会终于没有出现，也许出现过，只是最终没能成名。有人说：“没有彻底遗忘掉他的孩提时代的人都会知道，要把梦想坚持下来是件多难的事情。”但某些人，在他们所创造的历史瞬间，让我们知道并相信了梦想的力量，比如仰天欢呼的圣地亚哥，又比如我们含着欢喜和泪水所看到的那些不懈努力创造的真实进球和胜利的瞬间，我们需要的是看准一个目标并坚持不懈的走下去。山虽然高，但是最终会被登山者踩在脚下，路虽然很长，但是只要坚持，我们总能看到前方的光明。 六、一切梦想皆有可能 影片主线只有一个：成功就要付出，磨砺方能成就价值。因为只有付出才有回报，主人公圣地亚哥用自己坚定的信念，不懈的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同时也在敲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唤醒了我内心的力量，引起了我的共鸣。一个人，无论他怎么样，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凭借着自己自身的天赋，并勇敢的为主坚持不懈的奋斗，就一定能取得属于自己的成功。给我们这样正为着理想而努力拼搏的人以力量，催促我们奋进。当看到圣地亚哥因奋斗而表现出精彩时，是很感动人的，因为这份成功摆脱了世俗、金钱和权力，所以，经历过克服队友的排挤，病痛折磨后出人头地的时刻，让我们热血沸腾的进球以及圣地亚哥这个人物的成长都可以领悟到许多让我们积极向上的真挚。影片在张弛自如中，用着观众善于接受的方式讲述着圣地亚哥的成长，他的足球生涯为我们这些应该为梦拼搏的人树立了一个生动的榜样：只有在逐梦的过程中努力，机遇才会出现，属于自己的伯乐才会到来。梦想，不可消失。所以请保管好你的梦想吧，用信念之水不断地去浇灌它吧!当梦想之树开花结果时，魔鬼与天使都会为你欢呼，为你折服。影片最后终于在那关键的一刻，圣地亚哥脚下的球，以一道完美弧线划过空中那一刻，他成为逆转乾坤的英雄，那一刻属于梦想。影片在坚持梦想，实现理想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榜样。 体育精神论文:解析《功夫》中的音乐意境与现代体育精神 摘要　《功夫》演戏周星驰一贯的“无厘头”风格，但在同类题材电影中有了重大的突破。该片透过表面的滑稽语言和精彩刺激的武打场面，体现了侠义精神和现代体育精神，挖掘出中国功夫的文化内涵。除了精彩的武技表演，与画面相得益彰的音乐，走的是中西结合之路，三大音乐贯穿表现主题，把中国功夫从拳脚动作升华为侠义之道，从一招一式的套路演变为意念的掌控，有助于表现中国“功夫”的境界。 关键词　功夫；音乐意境；体育精神；文化内涵 中国功夫是一种武术为主体的“武文化”，在世界体育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它讲究刚柔并济，内外兼修，既有刚健雄美的外形和强大的搏击功能，更有典雅深邃的内涵，蕴含着先哲们对生命和宇宙的参悟。武术比赛进入2008年奥运会，标志着它的意义被广泛认识。关于中国功夫题材的电影深受观众喜爱，通常称为武打片，几十年来从表演技术到文化精神的表现方面都有持续推进的势头。其中，周星驰主演的《功夫》表现方式与众不同，诸多方面有独到之处，下面对其音乐意境与现代体育精神的表现略作阐释。 一、《功夫》中的音乐意境 《功夫》的音乐走中西结合之路。西式音乐以影片开始段《我不入地狱》为代表，融合了旧上海舞厅的爵士风格与美国百老汇舞曲风格，带有浓重的好莱坞音乐味道，被编配在斧头帮跳胜利之舞的场面。片中两次用到《流浪者之歌》(又名《吉卜赛之歌》)，第一次是包租婆与阿星追逐的那场戏，乐曲激烈而诙谐；第二次是阿星在交通灯里冲着铁壁发泄的戏，曲调低沉悲伤。加上其他间插性的配音，奠定该影片的“无厘头”风格，整体给人轻松愉悦、滑稽的感觉。当然，该片中也不时穿插一些交响乐片段，主要是烘托凝重的气氛、渲染悲凉的情绪。 中国传统音乐在片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首先，针对影片反映中国功夫这一主题，选配中国传统音乐非常贴切，最能表现中国功夫的特殊韵味；其次，这些音乐应该是人们内心对功夫的理解和意境的追求，中国音乐讲究“清淡、风雅、自然和谐”，中国功夫讲究“天人合一、御敌于无形”，这些都是中国道家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境界。以民乐《东海渔歌》作为主题音乐交代猪笼城寨的生活，这不光是为了说明人们生活、生产的悠闲与乐趣，而是暗含古代文人唱渔歌、披蓑衣、撒网江湖、渴望与世无争的隐士情怀，简单生活通往道家推崇的无为境界。 片中对中国传统音乐选配以古筝、二胡、笛子、琵琶及锣鼓合奏为主。锣鼓合奏的节奏感、情绪激烈的打击乐突出中国功夫的击打技巧、实战性能、武术套路的韵律。精彩的、科学性的武打动作配合节奏激烈的打击乐，调动观众身临其境的体验惊险氛围，让观众直观感受中国功夫的视觉魅力。还有一种武打场面没有打击乐而是古筝伴奏，如几位隐士(侠客)与替黑帮作战的瞎子的战斗过程，体现了功夫的另一个境界――杀人于无形。战斗中已没有拳脚比拼，而是内功的较量。内功是抓不着、看不见的，如何表现呢?音乐派上了用场。两个瞎子以筝为武器，用音乐打败手持刀枪的侠客，足见内功的威力。音乐在此除了当作打斗的能量，还表现中国特有的把血腥杀戮场面诗意化的境界，体现儒家“仁”的思想，即运用非暴力的手段解决暴力问题――打斗是为了不打斗。 在武打片中，琴、筝、萧、笛等乐器经常被用作武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筝和唢呐。在瞎子与几位隐士的决斗中，古筝作为武器发出急促、不和谐的音响，使人有一种压迫感，连绵不断、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可以摧垮敌人的意志，让敌人未战已败，体现了《孙子兵法》“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唢呐声音清脆高亢，最能激发人的精神状态和斗志，使人焕发百倍力量、转败为胜。包租公和包租婆迎战火云邪神、阿星重获新生迎战火云邪神那两场戏用到一首革命歌曲《英雄们渡过了大渡河》，这首歌曲反映直面困难、排除万难的英雄决心，表现了当时包租公和包租婆的心理状态，唢呐的强劲冲击力点衬出阿星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必胜的信念。 中国现代音乐主要用于渲染阿星和哑女的朦胧爱情，此处黄圣伊唱的《只要为你活一天》翻唱刘家昌当年创作的同名爱情歌曲，音乐配器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的风格。但是，以吉他、小号、提琴、交响音乐组合为基本元素，，其中夹杂一些定音鼓、木琴等敲打乐的辅助，使得原有的音乐风格完全变异了味道。这段音乐揭示生活的压力与时代的悲情色彩造成的阴影，主人公向往平静美好的生活，渴望浪漫爱情，音乐暗示主人公人性的回归。 影片在三大音乐表现主题贯穿下，把中国功夫从拳脚动作升华为侠义之道，从一招一式的套路演变为意念的掌控，做到随心所欲，收放自如。中国功夫的内涵在于化有形招式为无形的控制，意念制物于千里之外；中国功夫的精神理念为行侠仗义，扶困济贫，为和平而战，战为不战!中国音乐大多为了修身养性、陶冶情操，音乐与功夫的结合体现了一张一弛的动静之道。 二、《功夫》中的现代体育精神 “功夫”本是一种强身健体、抗敌自卫的体育运动。影片《功夫》除了反映传统的侠义精神，还喻示着许多现代体育精神，这是电影作品获得现代性的关键。 主人公是一事无成、小偷小摸的古惑仔，希望加入当时势力最大、手段残忍的“斧头帮”。如同成功前的个别运动员，因渴望出名或许想过不择手段、或许误入歧途，陷入迷茫状态。后来卷入正义与邪恶的交战中，面临坚持自己还是流于诱惑的思想斗争，亦正亦邪、摇摆不定。最后主人公大彻大悟、良心回归，渐渐地放弃了从前的思想和志向，开始领悟功夫的真谛。这好比运动员经历挫折、磨难、心灵的痛苦煎熬之后，从迫切渴望名次转变到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真正领悟。 火云邪神代表敢为第一、超越自我的精神；他认为“没有人能打过我，否则我早就出来了……我只是想打死两位，或者被两位打死……天下武功无攻不破，唯快不破”。尽管火云邪神战斗的意图不值得赞扬，但他的确代表部分练武人敢为第一、超越自我的精神，与我们现代奥林匹克所提倡的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是暗合的。当然，火云邪神有两次借认输而偷袭的行为违背武林之道，他最终作为反派角色受到了惩罚。 三位隐士和包租公、包租婆则代表敢于挑战、永不言败的精神。当“斧头帮”准备血洗猪笼城寨的时候，三位隐士面对强敌毫无畏瞑，为正义挺身而出，体现一位侠士应有的扶善除恶、伸张正义的英雄情怀。后来他们与两位瞎子的战争，尽管知道必败无疑，却毫不后退、全力进攻，直到最后一刻。永不言败的精神还从包租公、包租婆与火云邪神的战斗中看出，夫妇二人合力与火云邪神较量，身处劣势却顽强对抗，这在当前的竞技体育中不乏其例。 影片中多处打斗场面还反映团结、合作的精神。当面对敌人群体时，唯有合作、团结才能集中最大能量，御敌于千里，如果不是三位隐士的精诚合作，拼杀的结果不堪设想。包租公、包租婆与火云邪神战斗时，如果不是夫妇二人合力抵抗，恐怕他们都早已命归黄泉。所以，在进行团队作战时，只有内部的团结才能克敌制胜， 立于不败之地，这些道理潜藏在生动可感的音画背后。 武打片着力渲染的侠义精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现代奥林匹克所提倡的理想境界。武术作为体育运动更强调技术问题，侠义精神则是形而上的更高层次。比武和比赛一样，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名利而战，这是竞技的浅层状态，有其认识上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为社会正义而战、为人类的幸福挺身而出，舍“小我”而成就“大我”，这才是侠者的“无为境界”与赛者的“自我超越”。侠者与赛者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自我实现、自我圆满，为人类的生存而战，为全人类更好的健康、幸福地活着而作为。 三、《功夫》的里程碑式意义 周星驰的电影总是带来无尽的搞笑，“无厘头”风格贯穿始终。如果仅此而已，那么我们可能被表面的滑稽所蒙蔽了，至少《功夫》是如此。在周星驰的前期电影中观众看不出影片背后有多少东西，尽管不乏对社会反叛的意识，但是他们都为“无厘头”风格服务，处于从属的地位。《大话西游》中的孙悟空在义务与情欲间痛苦地挣扎，当痛失真爱后决然变回孙悟空时，影片中更多彰显人性的光辉，冲淡了喜剧的因素。这是周星驰的电影开始向思想性探索的转机。到了《功夫》，尽管还是，“无厘头”风格，但由儒道精神构筑的影像世界将仁义、侠义、正义以及道的飘逸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至善至美，清晰地传达出文化内涵。 《功夫》音乐别出心裁，暗示了作者想说的话。最能表达侠者思想的就是《东海渔歌》了，把隐士与世无争的心态展示无遗，人们虽然困苦但情绪乐观，俨然是另一个世外桃源。但当侠客们迫不得已复出而战时，音乐切换到令人紧张、压抑的《四川将军令》，对刻画人物心理起到重要作用。周星驰积极主动地使用中国传统民间乐曲，非常好地实现了传统与现代风格的融合，使传统民乐在喜剧故事中的表现产生新的原创意义。正是大量的中国传统乐曲增加了影片的东方色彩，表现中国功夫的内在神韵，正面歌颂了侠义之道。 总之，《功夫》已经由以“无厘头”风格为主导的完全搞笑的阶段，进入“无厘头”风格为辅的、发掘思想内涵为主的阶段。影片重点不是对武打场面的表述，而是对人性蜕变的深层展示，通过表面的滑稽搞笑，让观众体味笑背后的悲苦意境和超脱的意义。而影片关于表现力的探索，从音乐意境对现代体育精神的表现方面可见一斑。 体育精神论文:电影《哭泣的拳头》中的体育精神与奋斗理念 [摘要]《哭泣的拳头》取材来自韩国的一个真实故事。该片以相互交叉的方式叙述故事，或凄凉如水或撕彻心肺的音乐让人久久沉浸其中，将男人的责任和孤独抒写的淋漓尽致。两个不同背景的男人，在各自人生的低谷中逐渐苏醒，开始奋斗，直至崛起。最终，两人在命运的拳击台上相遇对垒。胜负确实并不重要，但这却是诠释了人生的拼死搏斗的全部内涵。 [关键词]拳击；体育；奋斗 一、剧情简介 拳王新人争霸战决赛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拉开了帷幕。两位选手，一个是曾经获得过奥运会亚军，因生意失败沦落到在街头充当人体沙袋的39岁的中年男子前拳击手姜泰植(崔民植Choi Min-Sik饰)；另一个是屡屡惹是生非，从少年感化院出来的19岁的叛逆少年柳相焕(柳承范Ryu Seung-Beom饰)。对于泰植和相焕这两个处于生命最低点的男人，拳击已经不仅仅是种运动或生计，而是找回家庭亲情、完成男人责任，找回生命价值和希望的唯一的方式。他们都试图通过拳击来实现和完成。拳王新人争霸战，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拉开了帷幕。两个人都迫切需要得到这场拳击搏斗的胜利。 二、男人的名字叫坚强 挫折让人变得坚强而勇敢。最坚硬拳头的背后依然会有辛酸，两个男人，完全不同的人生际遇，相同的愤怒和挣扎，在现实生活的转换之间最后站在同一个拳击台上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战。影片全部是由一些细碎的平常生活组成，看似不幸的生活事件远比真正的现实要小儿科。然而，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人们便油然生出畏惧的念头。看见偶然的火灾一并吞噬金原植的工厂和每况愈下的生活，看见柳相焕的父亲被无端下坠的木箱砸死，观众会庆幸自己的生活平安，没有像主角们那样在“遍体鳞伤”之后才“翻然醒悟”。感谢挫折的生活，让人变得坚强而勇敢。拳击是一个过程，是战胜自己的过程。生活也是一个过程，一个让自己变得越发勇敢的过程。感谢生活，使男人开始变得勇敢坚强。 三、为男性的尊严而战 很多观众在片中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部影片不光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同样也能引起中老年人的共鸣。姜泰植死守着自己最后的尊严的那种感觉，让人们依稀看到了自己。我们也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有过失败和挫折。也许人都是这样，只有在失落后，才能明白“错”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人生的道路上充满了困惑和不解，但在困惑过后就会看到闪着光芒的美好未来。其实，也只有在失败以后才能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吧，所以我们还会要错下去。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两个男人都是需要获胜的人，为心灵救赎，为重拾尊严，为的是再塑自我。注定要相遇，一起加入这场扭转命运的搏击、拳击争斗。比赛进行中，每一拳被击中，都令人感同身受，不觉响起一个声音：“生活道路不平，唯有拼搏向前才能赢得人生的曙光。”片尾同生活一样是温情的也是无情的，年轻人柳相焕最终以两票的微弱差距胜出，两家人都分别拥抱在一起，一任泪水汗水交织流淌…… 四、为改变命运而战 《哭泣的拳头》是男人世界的再现，男人常被人们作为“坚强”的代名词，但是通常“坚强”的下面饱含的是更多的酸楚、迷茫和无助。男人是世上所谓的“强者”。既然是“强者”就要担负起那些所谓的“责任”和“义务”。面对这些压力和困难，男人就必须坚韧，必须坚强。此片通过一老(姜泰植)一小(柳相焕)，从现实生活向他们挑战，到他们勇于接受挑战，再到他们赢得挑战，导演用最贴近生活的真实拍摄体现这整个过程的精彩之处。让观众更能融入影片的情节，更能激发观众内心的感情。影片用拳击这个载体，把两个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以及不同人生处境，但却同样陷入人生困境的两个男人，放在一起。他们需要找回坚强，需要继续面对人生的一个个挑战，于是他们在拳击擂台上相遇了。生活是坎坷的，但对于那些敢于挑战自己命运的人们来说，生活同样是美好的。拳击台上的两个人还在战斗着，但他们都是这场拳王争霸战的胜者，也许他们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但他们战胜了自己，战胜了生活。真正诠释了坚强的意义。 热血沸腾的高潮部分在两个男人的拳拳相搏中惊心上演。观众狂野的喝斥声、男人沉重的呼吸声以及重拳击打在皮肉上的砰砰声，使得镁光灯下，那充斥着汗珠飞溅和鲜血淋漓的镜头因为注入了雄性荷尔蒙而变得阳刚无比、触手可及。两个男人舍命的搏斗与两个男人各自的家人焦急赶往赛场的镜头穿插往返交织在一起扣人心弦。因为其中一方必定会输，这种来自命运的残酷更是让比赛笼罩上浓重的悲壮色彩。最后，年轻的柳相焕赢得了比赛，与奶奶紧紧的拥抱在一起。输了比赛的姜泰植，看着守在身旁的妻儿，笑着流下了复杂的泪水。故事告诉我们，不论是赢了比赛的柳相焕还是输了比赛的姜泰植，他们都重新获得了尊严，包括他们的仇敌都用尊敬的眼神默默仰视他们，因为不向命运低头的人是值得尊敬的。 五、拳击浓缩男人的人生 《哭泣的拳头》整部影片很深沉含蓄，在看完影片的时候很多观众发现自己已经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喜欢柳承范(饰演柳相焕)的表演，不知道是不是演得比较本色，总之柳承范的那种年轻人的感觉是很到位的，那种不服输的眼神，失败后的心情，一次次重击下的抗争，和他被关进监狱的那种困惑，让一些人想起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这样。拳击是浓缩的人生，浓缩了两个男人的人生。两个男人在拳台上的每次挥拳、每次躲避都代表着他们在生活中的一声呐喊与抗争。胜负确实并不重要，但这却是诠释了人生的拼死搏斗的全部内涵。 责任感使男人成为胜利者。影片在最后相互拥抱的360度旋转的镜头设计使拳击台上，他们的汗水、血渍和灵魂蒸腾而起，没有胜利者，没有失败者，两人又都站立起来。那种表现出来的感觉可以说是百感交集，有相互的惺惺相惜，有失落，也有欣喜。这边是姜泰植从街头潦倒中逐步起来，重新踏上拳击台；那边是柳相焕告别小混混的生活，以拳击为目标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两条叙述的平行线在最终汇聚在了一起，一场激烈的拳击争霸战是最好的结果。 体育精神论文:电影《五个扑水少年》的励志与体育精神 [摘要]《五个扑水少年》是一部幽默的励志体育片。影片由日籍导演矢口史靖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影片中导演着意描绘在夏日里闪闪发光的泳池，挥洒青春的少年们，为了目标努力刻苦奋斗。五个高中大男生克服重重难关，在校庆中成功地表演了水上芭蕾。这部具有励志性质的校园青春剧票房收入突破1亿美金。影片不仅吸引了正当青春的学生们，也让曾经青春的大人们为之激动、振奋。 [关键词]扑水少年；水上芭蕾；励志；体育 日本影片《五个扑水少年》选取了一个令人好奇的题材――男子水上芭蕾。提起水上芭蕾，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出的会是女性在水中优美的姿态，而这部电影则将英姿飒爽富有独特感染力的少年们的水上芭蕾呈现在观众面前。影片中导演着意描绘在夏日里闪闪发光的泳池，挥洒青春的少年们，为了目标努力刻苦奋斗。这部充满了青春朝气的喜剧片不仅吸引了正当青春的学生们，也让曾经青春的大人们为之激动、振奋。主演妻夫木聪凭借此片一炮走红，囊括了当年度日本各大电影奖项中的最佳男主角奖和新人奖。 一、情节简介 暑假就要到了，一所男子高中的游泳社只剩下一个社员铃木(妻夫木聪)，面临倒闭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貌美的年轻游泳女教师佐久间(真锅)来到学校，吸引众多学生参加水泳社。当女教师介绍她要教的是水上芭蕾时，最后只留下五个性格古怪的少年：不善言辞的队长铃木，有同性恋倾向的早乙女，喜欢健美的太田裕一，数学天才金泽孝志，篮球队打不上主力的佐藤五位社员。女老师佐久间为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校园文化节上报名后，突然发现自己已怀孕八个月，便回家待产，五位少年也因此而被迫解散，直到铃木在海洋公园发现了更为古怪的海豚训练师(竹中直人)。于是一群男生在海洋世界开始了他们的水上芭蕾训练。他们在日复一日的擦玻璃中跟着眼前的海豚、海龙、鱿鱼、火烈鸟、鹦鹉螺等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水上动作，又在游戏厅的跳舞机上练就了出色的节奏感，坚持不懈的努力使男子水上芭蕾表演不仅吸引了游客的注意，更是在记者面前大出风头，连电视台也煞有介事的将此事报道出来。男子水上芭蕾表演一时间成了小城内街谈巷议的话题，水泳社也因之再次人满为患。 二、青春代表着成长 整部片子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轻松活泼的幽默感。即使他们想达成愿望的想法很强烈，面对的压力很巨大，但导演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诠释他们，使整部影片充满青春的活力。这些找不到自己价值的少年、在更衣室里哭泣的少年、在地下室里唱歌的少年、躲在家里健身的少年、说“我也讨厌自己这么差劲”的少年，在众多女孩子的尖叫声中，大胆地袒露自己青春的躯体，在阳光下面，甚至跳起了性感的摇摆舞。和一般女子水上芭蕾不同，他们几十个人的群体表演，气势宏大，动作矫健，充满阳刚。队长(铃木)在水中，将女友抛给他的泳裤穿上，站在伙伴们身上，泳裤上的巨大的“LOVE”配合他巨大的笑容，看起来非常醒目。青春是无限美好的，青春的历练也是人生的珍宝之一，青春的激励让人看了更加具有朝气，更有活力。阳光与大海构成了五个扑水少年高中生涯的最后一个暑假。同时也标志着五个扑水少年历经磨砺走向成熟。青春代表着成长。当听到他们坐着巴士从灿烂海滨驶过时，那声声喜悦激动的呼喊，牵动着我们一起走进他们如火一样的青春和他们一起分享成长的喜悦。《五个扑水少年》以一种朴实宁静的视角，使整部片子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轻松活泼的幽默感。喜欢这部片子，喜欢那股遮不住的青春气息。 三、青春就像韵律泳 青春是多姿多彩的，铃木的期望，佐藤的放弃，太田的奔放，金泽的自闭和早乙女的另类，都随着荷尔蒙的波动而青涩着，亮丽着，如同水面上跃动的阳光。他们都想找一种方式，给青春留下一个印迹，五个少年独自在自己的青春里寻找。外界的因素又同时给了他们压力与力量，最终他们的举动得到了大家的关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中间，最后在青春的旋律中大家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表演，在学校的文化节上表演韵律泳，三层水中罗汉、四层、五层……当顶端的铃木成功的站起来的刹那，所有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激动。还有什么比这青春的放肆更让人心动呢?像片尾的那一场的韵律泳，花样百出的尽情玩一次。最后在青春的旋律中大家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表演。为了这次成功的演出，他们也付出了很多。在信念和坚持下面，他们成功了!每个人都有很特别的青春岁月，那些充满迷茫，困惑，快乐，悲伤，感动，活力的日子，我们将要记忆一辈子。所以，趁现在还年轻，我一定要那么轰轰烈烈一次，如蝴蝶破茧般绚烂一次。我们的青春就像韵律泳，给人们以美的感受和催人奋发向上不言放弃的精神。 四、青春就是水芭蕾 电影的无数片段会让你捧腹大笑，包括他们一起在澡堂的水里练憋气，最早忍不住的人被水中的伙伴痛扁；被水族馆的老板骗了，声称要教他们，却让他们一个夏天擦水族馆的所有玻璃；晚上在海豚池里练习，为了能在水里听见音乐，将录音机吊入水中，结果海豚全体触电翻白肚子，只好一只一只做人工呼吸。最后的表演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进行着，但是，在你笑出眼泪来的时候，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会偷偷地、不知不觉地，被这些少年所感动。那些身上还没长出肌肉来的少年，皮肤被晒得黝黑，在烈日和清水里，一定要为自己的青春留下一段努力的印记。当他们跳下鱼塘，滑得东倒西歪去捉鱼的时候、当他们拿着抹布擦整个水族馆的玻璃的时候，认真的表情一点也不滑稽。整部片子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轻松活泼的幽默感。简约而又不失青春活力，格外清新出众，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青少年自强不息，顽强向上的精神。让我们感受不同样的电影，体会不同的人生。让我们喜欢那股遮不住的青春气息。从《五个扑水少年》身上感悟人生的真谛。影片的结尾，没有声音，每个少年都从镜头面前走过，或腼腆或兴奋，或英俊或平凡，相同的只有黑面孔白牙齿，还有那种获得深深满足的一点不掩饰的青春表情。 体育精神论文:生命因梦想而动听――谈《百万宝贝》中蕴含的西方体育精神 ［摘 要］ 《百万宝贝》是一部经典的体育励志类电影，制作于2004年。著名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不同于其他体育类电影，这部影片除蕴含着体育所富有的激情与梦想之外，还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生命究竟是平庸还是灿烂，当绚烂的人生无法再重现时，是苟活于世还是安详离去，成为一个让观众思考并讨论的深刻话题。也许正是这点原因，影片一经推出就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并引起了巨大反响。 ［关键词］ 体育；梦想；平庸；激情；尊严 一、逆向思维处理影片故事情节 电影一开始，摩根•弗里曼用富有磁性的声音，讲述着弗兰基和他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影片开始略显平庸，没有强烈的气氛和紧张的情节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摩根•弗里曼在片中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旁观者。尽管摩根•弗里曼的声音非常富有感染力，但不同于其他体育电影，缺乏紧张、有节奏感的情节，使得影片开场部分容易让观众陷入平淡、冗长的误解之中。但随着女主角的出现，影片的张力逐渐显现出来。这种循序渐进的张力，随着影片的时长而不断加大，直到最后让人潸然落泪。这就是这部影片不同于其他体育类电影的最大亮点之处。 对于情节的处理，如同电影中拳击教练弗兰基所说：“拳击是一种不自然的运动，因为拳击中的每样东西都是逆向的，有时打出去一拳最好的方法就是退后一步。但退后太多，你就已经退出比赛了。”导演揭示的是这样一种主旨和人生观，影片的拍摄手法亦是如此。影片并没有顺着大众的心理，顺着大众的思维，一点点地进行下去，而是完全相反地采用了一种逆向思维的手法。用开始的平庸去彰显后面的精彩。这种逆向理论除了在影片男主人公弗兰基的话语中处处体现之外，在影片的情节处理上，也是如此。当女主人公即将达到胜利的、成功的顶峰之时，情节陡转急下，出乎意料的结局，出乎意料的失败，让观众的感情为之动容。 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成功刻画了一个失败的父亲形象，一个追逐梦想的女人形象，一个近乎于弱智的少年形象。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接近成功，但无一例外地最终归于失败。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无不反映出导演的逆向思维和矛盾的心理。但导演与众不同而又细腻的刻画，使得影片为观众留下深刻的、难以忘怀的思索。 二、性格迥异却又殊途同归的主人公 《百万宝贝》这部影片的主角确切地说有三位，一位是女拳击手麦琪，一位是老教练弗兰基，另外一位就是贯穿始终的拳击馆的工作人员艾-杜普雷斯。这三位主角性格迥异，对于拳击，弗兰基最常说的话是“学会保护好自己。”麦琪在影片开始说过一句话感动了老教练弗兰基“我希望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我真正喜欢的东西”。而杜雷普斯则说过一句话：“即使你的梦想没人理解，我也愿意为它付出一切。”这几句话成为影片中非常经典的名言。从三位主角的言谈中，不难看出他们三位是性格迥异的个体。但殊途同归的是，他们对于梦想都有着诚挚的热情。笔者试图通过剧情详细分析三位主人公的心理和影片中所蕴含的独特体育精神。 （一）弗兰基――充满矛盾心理的“父亲”形象 三十多岁的女主人公麦琪爱好拳击，渴望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渴望成为一名拳击手。年近花甲的拳击教练弗兰基，同样重复着他一成不变的生活。他经营着一个并不景气的拳击馆，训练着形形色色的业余拳击手。多年的人生经历，和老友弗里曼拳击生涯最后一场失败的影响，使他万分困惑。他悉心调教每一个有潜质的拳击运动员，他渴望成功，却又不敢于让拳手去参加富有危险性的冠军赛。“学会保护自己”一直是他的人生信条。安全与生命在他看来非常重要，但追逐梦想，追逐成功对他而言也十分重要。两者之间如何选择，一直是他所困惑的问题。当麦琪走入他的生活之中时，开始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麦琪，一方面是考虑现实以及年龄的因素，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为女拳击手的安全考虑。 可以说伊斯特伍德的表演将一个拥有坚毅外表、亲切面容，内心却始终充满矛盾，充满迷茫的“父亲”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弗兰基不是麦琪的父亲，但弗兰基拥有一个和麦琪年龄差不多的女儿，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关爱着自己的女儿，但却始终得不到女儿的爱。在和女主角麦琪的训练过程中，他内心的煎熬更加突出。当影片以细节的形式呈现出他将邮局被退回的写给女儿的信一封封放到盒子里时，相信每一个在场的观众都会禁不住泪流满面。除此之外，他始终陷入没有阻止老友弗里曼失去一只眼睛的拳击赛中而无法自拔。他自责、孤独、矛盾又从不放弃希望。他将现实中人物心理的矛盾演绎到无可挑剔的地步。 面对麦琪，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女儿，一方面他帮助麦琪去实现她的人生梦想，一方面她又时刻担心麦琪的人身安全。拳击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运动。人生时刻处在面临各种选择的交叉口，如何选择才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二）麦琪――灿烂的梦想短暂却美丽 麦琪是一个平庸的服务员，从13岁起就开始在餐馆里打工挣钱。除此之外，她还拥有一个糟糕的家庭，寡情的母亲和姐妹，已经去世的父亲。她厌烦现有的生活，即使已经三十多岁了，但仍然为梦想而努力。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和超越的精神，是当前体育类电影所宣传的主旨。 但值得一提的是，当麦琪经过自己的努力一点点走向人生最辉煌的顶峰之时，一场争夺冠军的拳击赛，将她彻底摧毁，脊柱断裂、全身瘫痪。瘫痪于病床上，无法动弹，身边的亲人，自己的母亲纠缠于如何从自己身上获得高额的补偿金。诸此种种，将人性的丑陋揭露无疑。最终麦琪选择，让亦父亦师的弗兰基将自己的氧气罐摘掉，让自己安然地离开这世间。 尽管麦琪最终没有成功，但导演显然对于成功的定义有所不同。尽管麦琪没有成就最终的胜利，可她一步步从社会最底层走向了梦想的彼岸。她努力过，奋斗过，灿烂过，实现过，拥有过。也许这样，对于麦琪而言，即使生命如此短暂也好过平庸的一生。 （三）艾-杜普雷斯――沉静朴素掩饰下的年轻的心 著名演员弗里曼扮演的艾德•杜普雷斯，在剧中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他贯穿了整个影片的全部。这个老人帮着弗兰基打理着不景气的拳击馆，平时做一些类似于勤杂工的工作。他平静、沉稳，永远是不慌不忙的。但他平静的外表下，却拥有一颗年轻的心。他善良地对待每一个人，包括那个弱智青年丹吉尔。他从麦琪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因而他宁可辜负老友弗兰基多年深厚的感情，也愿意鼓舞每一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奋斗。 他曾经在拳击比赛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这也是弗兰基一直自责、煎熬的原因之所在。但弗兰基一直不明白，其实艾德从未后悔过那场比赛。超越、向上一直是这个老拳击手内心深处所追逐的梦想。因而，他会不遗余力地照顾每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并为他们的梦想提供帮助和指引。 三、独特的西方体育精神内涵 我国体育类电影，大多发扬人性的崇高以及突出“勇敢、坚韧、自强”的精神。每一部体育类电影无不以成功作结。因此中国体育类电影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励志和拼搏迎合大众口味，而大圆满的结局又符合中国人期待完美的心理。如《黑眼睛》《隐形的翅膀》等描写残疾运动员的影片，强调了残疾人的“健全”与“正常”。影片显示出温暖人性的人格力量。尽管过程是艰辛的，但最终结局均是圆满的，完美的。每一个主人公都能够通过体育竞技不断探寻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克服重重困难，实现梦想和超越。所以说，我国体育类影片更多的是宣传以中国积极向上的精神。 不同于中国体育类电影，西方体育电影更注重现实的残酷性。《百万宝贝》是一部成功的体育题材影片，但从影片中可以看出独特的西方体育精神以及所彰显出的人生价值观。就《百万宝贝》而言，影片以失败作结，以一个华丽生命的离去作结。这种结尾在中国体育题材影片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但影片显示出的是体育运动的残酷性和现实社会中亲情、友情在遭遇金钱时表现出的真实反应。认识体育运动残酷的一面，了解人生百态，也许是这部影片想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所在吧。 另外，无处不在的宗教色彩始终贯穿其中，很难理解导演在片中穿插的教堂和神父究竟起到了一种什么意义。也许对于西方人而言，当精神遇到困惑，当信仰受到冲击时，只有宗教可以帮助他们，只有宗教可以依赖，这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可导演在影片中始终存在这一种对宗教的疑惑，包括在对麦琪拔掉氧气之前，弗兰基还试图从神父那里找到答案。但最终弗兰基还是没有尊重神父的意愿，依从麦琪的想法对其实施了安乐死。与其苟活于世，不如有尊严地逝去，这是麦琪对人生的理解，也是众多美国人的人生观。 对成功的不同理解，也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一种体现。这部电影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不算成功，也许曾经接近过成功，但是最终失败，然而正如影片所说，大多数人死的时候都在哀叹自己没有得到过机会，她得到了，她死在巅峰，不会有遗憾，梦想和现实的交锋，总是那么残酷。突出人的尊严，是美国体育类电影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像影片最后杜普雷斯对弗兰基所说：“在推开这扇门之前，麦琪除了胆量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机会实现她的梦想，一年半以后，她在争夺世界冠军，每天都有人死去，拖地的时候，刷碗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临死前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吗，‘我从没有过机会’……如果麦琪今天死去，你知道她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吗――‘我觉得我干得不错’。” 四、结 语 其实体育电影除了反映体育运动自身拥有的魅力之外，还在于能够传达体育精神和生活内涵。大多数体育电影均属于励志电影，通过影片，每一个观众都能为自己的梦想找到奋斗的理由和共鸣。但近些年，我国体育电影更多的是关注人物的命运和人生经历。对于体育运动所蕴含的价值和魅力，以及更深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缺乏深度的刻画。使得影片缺乏真实度，缺乏生活度。 《百万宝贝》是美国近些年来优秀的体育类电影之一，除此之外诸如《卡特教练》《胜利之光》等，均成功地将体育精神和人生尊严以及现实人生结合起来。麦琪在受伤之后，要求结束生命之时说:“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全部都得到了，别让他们从我身边一点点拿走。”与其苟活于世，不如灿烂一下，哪怕飞蛾扑火。只要追逐过梦想，哪怕最后失败，体育精神的真正内涵也许就是如此吧。 体育精神论文:“乘体育精神之风、扬崇德拼搏之帆、筑健康人生之梦” 摘 要 体育精神具有其鲜明的特点，在校园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阐述了在当前形势下中职学校班级文化建设与体育特色文化的融合点，并据此提出拓展和构建中职学校体育特色班级文化的相关方式和途径。 关键词 中职学校 体育特色 班级文化 0 引言 班级是学校教育的基础，是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要载体。班级文化是在不同社会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的浸染与渗透下，班级成员在学习和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生活态度、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①班级文化是校园文化的子系统，是校园文化的重要活力源泉，深受校园文化的影响。校园体育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有着深刻内涵和丰富外延的独特文化现象，校园体育文化的灵魂与核心就是体育精神，校园体育文化作为校园精神建设的一种途径和形态，构成了校园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②班级体育文化构建对于培养学生掌握正确的体育健身方法、树立崇高的体育道德观念、锻炼健康的体魄、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支撑。 1 中职学校构建体育特色班级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班级体育文化本质是学生和老师的体育观念。因此，班级体育文化思想一旦形成，必然会对整个班级的体育行为和思想意识产生决定性导向作用，形成强大的班级体育文化氛围。③纵观中职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体育活动是最活跃、参与人数最多、开展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对人影响极其深远的文化活动。以体育文化精神作为班级文化体系的精华，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因素，会带给学生追求信念的力量之源。 1.1 体育精神的激励凝聚作用 体育所传递出的顽强拼搏、吃苦耐劳、勤奋努力、百折不挠、勇攀高峰、勇往直前的精神魅力是我们所推崇和大力弘扬的主流文化思想，对于中职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讲，具有非常现实的激励作用。团队体育项目和优秀体育团队所彰显的团结一致、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彼此信任、相互激励、永不言败的团队精神，也是现实社会中最需要的合作意识。对于我们建设班级文化，提高集体意识和凝聚力，培养学生团队意识都有着积极的借鉴价值和榜样激励作用。 1.2 体育文化的立信明德作用 “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是体育文化的重要内涵体现。体育活动致力于让所有人在公平规则的要求下，在公正裁判的控制中，在公开透明的视野里，在不分种族、不分性别、没有歧视的平台上，通过身体活动和思维配合去获取快乐和分享喜悦。体育运动的过程本身即体现出体育文化的道德取向。④中职学生中有一些学生由于长期遭受冷落、排挤、孤立，心理创伤难以平复，所以会有一些不当的行为习惯。⑤如果加以正确引导，通过班级体育活动，感受同伴的帮助和认可，融入一视同仁、公平公正的活动氛围，对于矫正不良心理状态，建立诚信公正品质、树立公德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1.3 体育锻炼的强身健体作用 体育锻炼是以参与特定运动为载体，通过身体训练，以达到提高身体机能和运动技术的行为。体育锻炼对于正处于身体发育重要阶段的中职学生来讲，具有非凡的意义。通过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适应能力和免疫力；改善骨骼肌肉组织形态，使身体更加健壮；改善呼吸循环系统，增强心肺功能；提高神经系统发育水平，改善运动协调能力。同时，参加体育锻炼也可以磨练意志品质，提高智力水平，增强心理抗压能力。 1.4 体育活动的社会交往作用 中职学生被普遍认为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或不合格产品，他们自身也对自己存在相似的看法。由此造成一部分学生产生自暴自弃、厌学恐学、缺乏自信、麻木茫然的精神状态，对主流文化和主流观点持反感、怀疑、不屑一顾的态度。缺乏与人合作和正确评价自己的能力。但同时他们很渴望能够拥有一个展现自我价值和能力的机遇，提高群体认可，获取自尊自信。通过参加体育锻炼，可以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满足群体归属感，提高认可度，从而改善社会适应能力。 2 构建中职学校体育特色班级文化的途径与措施 2.1 中职学生体育文化活动开展现状堪忧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体质每况愈下，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显示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没有参与体育运动的习惯，不喜欢体育课，没有自己喜爱并能坚持的运动项目，难以保证国家倡导的体育运动习惯和体育人口的最基本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中职学校学生一方面要面对课业负担、再升学压力、就业压力，加之自身惰性，无暇顾及身体锻炼或不情愿参加体育活动，导致健康状况堪忧；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妥善处理学习生活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又无良好的排解途径，因而陷入恶性循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和中职学生健康相关的现实问题：亚健康状态、运动能力和感知觉能力退化、慢性疾病低龄化趋势、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频发、过度肥胖和营养不良、社会适应能力低下等等。 2.2 班级体育特色文化拓展方式 2.2.1 加强宣传导向，积极营造体育文化氛围 充分发挥班级各种宣传媒体的作用，加强宣传体育运动对集体和个人的重要作用。一是利用特色板报、宣传标语、班级群网络等途径广泛宣传；二是开展相关主题班会、体育科普知识讲座等，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介绍参与体育锻炼的好处和科学健身的方法。使大家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接受班级体育文化思想，接触运动实践，融入体育锻炼。 2.2.2 举办班级特色体育活动，鼓励全员参与 适时举办一些班级内部或班级之间的特色体育活动，如：团队素质拓展、校园定向越野、各项目对抗赛、体育锻炼交流座谈会、当地民俗体育活动派对等等。以此类活动为契机，拓展班级特色体育活动新局面，鼓励全班同学参与，在运动中共同协作，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意识，通过运动体验成功喜悦，收获快乐分享经验，提高集体凝聚力和归属感。 2.2.3 巧抓校园体育活动良机，妙用校园体育社团活动 班级文化建设从属于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要巧抓校园体育活动良机，鼓励学生参与和体验，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可度，有利于学生长远发展。全校性或校际间的体育活动，也是搭建沟通渠道和提高凝聚力的良机。擅于利用体育社团的活动，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和体验自己感兴趣的运动项目，进而鼓励学生参与体育锻炼，通过实践改变自己，摒弃不良习惯，塑造阳光健康新形象。 2.2.4 丰富课内外体育活动内容，拓展体验新项目 在有条件的学校可以组织一些课外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第二、第三体育项目兴趣，拓展视野敞开心扉，收获健康留下友谊。鼓励学生参与课内外的体育互动，自己行动，体验体育之乐趣，感悟体育之教育。 2.2.5 培养学生欣赏体育之美 要让学生真正爱上体育运动，首先要让他们认可体育运动，帮助学生欣赏体育之美。可以通过班级内播放体育运动视频、体育比赛录像，启发学生欣赏体育运动，分享乐趣；通过班级内体育特色宣传活动或班会，展示同学们平时从事锻炼和参加比赛时的影像资料，提高兴趣。同时通过交流要让学生们了解所喜爱项目的竞赛规则、裁判方法、难度划分等，从外行人的“看热闹”转变为内行人的“看门道”，进一步加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2.3 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终身体育意识 班级特色体育文化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每位学生通过体育运动的途径，发展塑造成为一个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行为规范、有公德意识和社会适应良好的人。让中职的学生以健康阳光、积极乐观的心态去迎接人生新的起点。帮助学生们较熟练掌握1～2个体育项目，并坚持从事体育锻炼，引导他们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 3 结语 体育精神能有效地调动学习兴趣、启迪思想、陶冶情操、弘扬道德、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塑造积极向上的班级风尚，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将体育文化融入班级文化建设中，具有深远意义和现实价值。中职学校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结合自身特点，争取相关领导和政策帮扶，发挥本校传统体育项目优势，打造班级体育活力品牌。同时要注意及时交流反馈，帮助运动障碍的学生，鼓励不自信的学生，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 体育精神论文:高职院校塑造校园体育精神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 校园体育精神是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本文通过对体育精神中蕴含的教育功能进行分析，充分挖掘学校体育中的人文理念与文化精神。通过优化体育课程，促进体育实效；丰富体育群体活动，提高体育素养；依托竞技体育，塑造奉献与拼搏精神等方面来推动大学生良好品格的培养。 关键词 高职院校 校园体育精神 探索 实践 教育部体卫艺司2016年工作要点中强调要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并指出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培养具有优势职业品质与技能的职业人才，包括具有优势的职业体能素质要求、心理素质等多项要求。该培养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体育这个载体，通过该载体塑造极具特色的校园体育精神，并通过多方面、全方位的培养促进学生体育体质与体育素养的提升，最终促成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一所民办高职院校，始终把体育作为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年的学校体育工作方针的引领下，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通过体育教育，发展学生的职业体能，增强学生的职业心理素质；通过体育教育，实现培养学生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良好精神品质和行为习惯；通过体育教育，培养学生奋勇进取、敢于拼搏的可贵精神品质。 一、校园体育精神的内涵与外延 体育精神是体育运动中所蕴含着的对人的发展具有启迪和影响作用的，是有价值的思想作风和意识，是体育运动的最高产物。校园体育精神通过长期的校园体育活动的积淀，凝练成为一种理性的精神，这种精神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学生在校期间乃至以后都会一直持续产生效应，陪伴学生的终身体育活动。体育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为宗旨 校园体育精神首要表现为学生以追求增强自身体质为诉求，以增进身体健康为宗旨。校园体育工作的开展围绕强化体育课和课外体育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强健体魄来开展。体育工作者应想法设法通过多种手段增进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并能让学生树立坚持锻炼的决心和信心。 （二）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 现代社会分工越发细化，职业人才需要更多的合作。团队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只有团队的齐心协力，才能引领成功的趋势。在各种课内外体育活动、体育竞技活动中，学生通过团队的合作与配合，为共同的目标奋勇拼搏，创造了生机活力的校园体育氛围，学生个体乃至团体逐渐产生了一种催人奋进的心理机制。 （三）公平公正的竞争意识 一切学校体育都融合公平公正的竞争意识，并以此为基本表现形式。以此为基准，才能表现良好的竞争道德，才能保证各项竞争活动的有序开展。 （四）塑造顽强的意志品质与拼搏精神 学生通过各类学校体育活动，表现出顽强的意志品质与奋勇拼搏以及为集体为校争光的精神品质。该精神品质依托体育课堂、体育群体活动以及学校体育竞技活动等来体现。 二、校园体育精神的培育方式 （一）优化体育课程，促进体育实效 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学生参与体育课堂的积极性，并让学生能从课堂教学中真正受益，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不断实行体育课程改革与实践，目前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体育课程教学模式。 1.基础体育课教学模式 该教学模式以传统体育+选项课教学为主，传统体育按男女性别分别推行武术中的剑术和长拳套路，再配合身体素质练习，按行政班进行集中授课与考评。经过一学期的剑术和长拳套路学习后，第二学期再进行体育选项课的重新组班学习。在早期的体育课程改革中，颇受学生欢迎，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得以被激发，当时流行的健美操等体育项目都出现爆满的现象。学生按照兴趣重新组班上课，很有新鲜感，对所选课程的学习当然也抱有更浓厚的兴趣，该教学模式维持了6年时间。 2.完全选项课教学模式 在分阶段进行体育选项课教学模式实施广受欢迎的情况下，完全选项课程顺应而生。学生进校后第一个学期即分选项进行上课，接受一学期基础的体育项目的学习，至第二至三个学期，仍采用体育选项课形式进行细化的选项项目学习，选项内容也较为丰富，融合时下流行元素，除三大球以外还开设有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健美操、瑜伽、跆拳道、武术等课程，学生在动作技术的学习与掌握方面更加细致与全面。 3.空中乘务职业实用体育课程与“模块化组合+选项课”的“双轨制”分类教学模式 随着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明晰，体育工作者们也在思考如何将体育课程与人才培养相契合。针对如何进一步推进体育课程改革，体育工作者成立研究小组，分别以特色专业―空中乘务专业为抓手，研究空中乘务专业人才的职业需求，经过考证，最终构建了两学年的实用游泳与水上救护、防身与防卫、休闲体育、拓展训练课程作为该专业的体育课程内容体系。对于非空乘专业，根据学院开设的职业工作身体需求设定了一学年职业体能、拓展训练、运动安全与救护以及休闲体育模块课程，第二学年仍然沿用选项课教学模式。 4.“通识类+选项课教学模式”体育课程与“通识类+模块组合”体育课程模式 针对前期三轮体育课程改革的实施观测与效果评价，目前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的体育课程正围绕通识类体育课程+选项课教学模式或模块组合这两种形式着手进行课程优化与改革。其中通识类课程主要进行传统体育项目之一的太极拳内容的推广、运动安全与救护内容的普及以及各项体能训练内容为主。经过对前期课程内容的整合，对非空乘专业实施选项课教学，并对选项课程进行优化；对空乘专业根据专业特点与身体体能要求以及学生的学习兴趣，实施分组模块内容教学，融合部分选项课内容与第三轮课程改革模块内容。 各类丰富的体育课程的教学培养了学生良好的纪律性与团结协作、相互配合、互帮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积极向上的竞争意识与勇于开拓的精神。经过多次课程后续效应观测与评价，目前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的体育课程目标明晰，前期课程改革颇具实效。 （二）丰富体育群体活动，提高体育素养 体育群体活动是学生施展体育才能、丰富校园体育文化的重要平台。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每学年开设迎新生篮球赛与综合性体育比赛，设有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网球、健美操、太极拳以及田径项目的比赛，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性进行参与各类组织有序的竞赛活动，对巩固提高体育教学效果，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发展学生的体育兴趣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大球类的体育竞赛，备受各分院教师和学生的重视，参赛队员也备受瞩目，极大的增强了参赛单位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除院级体育竞赛外，以学生会、体育部、班级等各种团体组织的体育拓展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体育在凝聚人心方面有着其他任何学科或活动都无法比拟的功效，学生通过一次次全情投入的拓展活动，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信赖、合作与交流，增进了团队的凝聚力。 课外体育锻炼也是群体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多年的体育晨练惯例，试行过晨跑、太极拳、广播操、健美操等多种晨练形式。目前，以推行较为成功的太极拳项目为抓手，在全院范围内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太极拳项目的推广。目的在于通过太极拳的习练，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可以达到形神兼备、精神与形体双重修炼，培养沉着、耐久、坚毅、机智的品质，平衡身心，并能增进体质的目的，并能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活动的习惯。 （三）依托竞技体育，塑造奉献与拼搏精神 竞技体育是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体育工作的特色与亮点。在学院体育行政主管领导的支持下，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一项意义重大的举措，培育了3-4项浙江育英职业学院院级体育特色训练队，将体育文化与校园文化结合起来，成为校园文化的品牌。目前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建设了多项体育特色项目，通过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给学院注入了新的活力，包括田径、武术、游泳等项目训练队的建设等等方面。除特色训练队以外，还建设有篮球、网球、排球、足球、定向运动等训练队。我院体育代表队已参加三届各类项目的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以及锦标赛等各项院级以上体育赛事，在各训练队的训练和管理工作中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优良的成效。截止目前，在院级以上体育赛事中已收获112金，79银，87铜的优异成绩，并在2015年浙江省第十四届大学生运动会所有赛事的总成绩中囊获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总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以及道德风尚奖，在同类高职高专学校中树立了良好的正面形象。 在竞赛与训练中，教练员、运动员们通过高强度、高难度的运动训练与高压力的运动竞赛，更能够培养学生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以及为校争光的集体荣誉精神，极具突出的教育作用。在竞赛与训练过程中，无论严寒与酷暑，学生往往在早上的训练一结束就要匆忙投入上午的课堂学习，下午的课程完成之后忍着饥与饿就要立刻开始傍晚的大强度训练。这种苦与累非一般同学可以承受和坚持下来，很多时候，教练员、运动员们正常而又从容的吃顿饭都成了奢望。即便这样，教练员们仍以身作则、潜移默化的感染和影响着学生。教练员们通过身体力行，教会他们学会吃苦耐劳，学会奋勇拼搏。在近几年的竞赛训练中，教练员队伍注重运动员们竞赛水平与成绩提升的同时，也注重学生先进性的培养。学习、训练全面发展、品行兼优的运动员们每学年都直接被推荐为学院党校学习对象，如此一来，更是促进了运动员队伍的管理水平，促进了运动员队伍不断向先进靠拢的力量与决心。竞赛成果丰硕的同时，学生们在学习等方面的佼佼者也不少，这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中，不乏“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学院奖学金”等多项奖学金的获得者，也不乏“育英之星”等称号的载誉者，育人成果日益凸显。 实践证明，以三大特色训练队为主的各训练院队是管理科学、师资优秀并集较高体育运动竞技水平于一体的院级体育特色项目，已得到了学院的认可，该体育特色项目对弘扬我院校园体育文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结语 校园体育精神的形成依托校园体育的各项体育课程教学、体育群体、体育竞赛等活动平台，各种平台的构建中无形中就让学生自觉并自然接收了积极健康的人文熏染，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校园体育精神，并对学生在校期间以及终身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体育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更好的建设和利用好各个平台，并通过各平台的建设迸发出更多体育文化内容，促进对职业人才的培养。 体育精神论文:成才视域下高中生体育精神培养的研究 摘 要：体育精神的培养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在高中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应该以兴趣开发为切入点，以方法践行为基点，以活动和竞赛为载体，以阳光自信为目标，以思想引导为保证，从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关键词：高中阶段；体育精神；培养；成才 高中阶段是一个人人生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也是长身体、强体魄、学文化、追梦想的黄金阶段。但是当前许多学生和家长，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体育锻炼，认为学业繁重、功课最重要，锻炼身体以后可以补回来，结果造成学生体质弱、身体肥胖等问题。其实，正是因为高中阶段课业负担重，体育锻炼和体育精神的培养就更为重要。没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就难以出色地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任务，高中阶段的体育课程离不开体育精神的培养。在实际教学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学生锻炼身体，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为学生以后的幸福人生做准备、打基础。 一、以兴趣开发为切入点 现代许多学生对体育锻炼缺乏兴趣，认为体育枯燥乏味。面对这一现状，要求教师须注意对学生体育兴趣的引导，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引导兴趣的方法多种多样，比如，对男生可以用观看NBA比赛赛况的方式切入，对女生可以用欣赏体操、舞蹈视频的方式切入，对文科生可以以古诗词中关于边塞士兵训练的情形作为导入，对理科生可以用受力分析加以导入。此外，教师还可以结合体育赛事、体育明星事迹、体育新闻、最新相关影视等引导学生关注体育，帮助学生认识体育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兴趣。在实际教学中，通常开始时只有部分男学生体育锻炼的情绪高涨，但经过引导，女生也会被逐渐带动起来，最后全班、全年级同学都会热衷于体育锻炼。当然，这种锻炼热情的培养是一个从课上到课下，从短期参与到长期坚持的渐进过程。 二、以方法践行为基点 欣赏体育赛事、点评体育明星只是第一步，教师还要适时把学生引导到体育锻炼中来。许多学生对一些体育项目有兴趣，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教师这时候就要耐心讲解方法，并在实践中纠正、规范学生的动作。对待一些平常的锻炼方式，比如跑步、跳绳、踢毽子等，要纠正一些容易出现的错误认识和不当方法，让学生了解科学的锻炼方法，还可以维持学生体育锻炼的兴趣。起初，学生会认为体育锻炼就是随便活动一下，缺乏科学体育意识，经过教师的讲解，学生会逐渐体会到体育是一门科学，能深刻地感受到体育中力与美的结合。 三、以活动和竞赛为载体 体育课上，教师要注意结合高中生精力旺盛、活泼好动、争强好胜等特点，恰当使用游戏活动、竞赛等方式，尤其是团体比赛，让学生在巩固中学习，在快乐中锻炼，在团结中奋发，保持良好的体育精神面貌。比如分班级、分组举行拔河、足球、篮球、踢毽子等比赛，或螃蟹赛跑等趣味比赛，都是固化学生锻炼兴趣、增强锻炼效果的好形式。参与活动是人的天性，高中生更是如此，活动和竞赛是学生展示自己的机会，更是激发学生体育激情的契机。 四、以阳光自信为目标 作家史铁生认为体育应该讲“更高，更快，更强，更美”，这是对体育精神的一种阐释。教师在体育课上，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的体育素质，让学生强壮筋骨，增长知识；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帮助学生调整感情，增强意志，获得一种精神审美。追求姿态的优美、精神的美丽，最终以阳光自信的精神面貌呈现出来，这才是高中体育锻炼的终极目标。同时，这种体育精神也是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教师要把这种精神渗透到教学中的方方面面，从课前、课中到课后，从方法讲解、开展锻炼到锻炼后的点评，要逐步引导学生享受体育锻炼的过程，要鼓励学生阳光自信地面对生活、学习中的困难。 五、以思想引导为保证 古人说，功夫在诗外。体育锻炼也是如此，不能仅仅局限于体育课堂，更要鼓励学生参加课外体育锻炼。要想帮助学生养成锻炼的习惯，教师的思想引导必不可少。教师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了解学生的锻炼情况，鼓励学生的锻炼热情，注意树立锻炼典型，引导学生自觉自愿、有恒有常、有趣有味地参与日常锻炼。同时，体育教师更要率先垂范，自己要养成锻炼的习惯，这一点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老师带动学生，学生学习老师，久而久之，体育锻炼的氛围就会形成。 经过两学年的试行、调整、逐渐定型，我们培养学生体育精神的体育设计取得一定的收获。学生的体育面貌有了很大提升，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有所提高，随之而来的，病假事假现象大幅度下降，初步形成了体育促学习、学习带体育的良性循环。同志曾说过：“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可见，要想在学业上走得更远，必须在体育上努力践行“更高、更快、更强、更美”的体育精神，增强学生的身心素质。因此，教师应变革教学方式，重视教学研究，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路径分析 关键词: 民间文学 艺术 ；权利主体；著作权；保护 内容提要: 民间文学艺术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然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 法律 保护犹如法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的构建是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最大障碍。为此，我们应在保存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明确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宗旨，完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充分保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传承活动可持续 发展 。同时，确立 科学 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权利流转制度保障体系，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民间文学艺术被誉为人类 历史 文化的“活化石”，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是进行文学及科学技术创新的源泉。我国存在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然而，现实生活中对民间文艺作品存在一些不当使用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的采风者也疯狂地掠夺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例如，“木兰从军”是其一，确立科学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的目的在于相对准确地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这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管理、贸易及侵权保护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比较流行的评估知识产权价值的方法有三种。其一，成本法。成本法主要是指依据开发一项知识产权所花费的成本或者是重置一项知识产权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这种方法不反映从资产的所有和使用中带来的 经济 利益，相反，它只反映资产的最小价值。申言之，成本法给与知识产权所能够带来的市场收益关注不够，即它未能反映资产潜在的收益。故成本法经常适用于技术使用的萌芽期或者没有适用市场或没有获得收益的资产。其二，市场法。市场法是指无形资产通过比较在相似的市场环境下，相似资产的近期销售或其他交易方式的差别而进行的价值评估。这种方法如果在一个活跃的市场环境中是最适宜的。但大多数无形资产的交易不够频繁，无法建立以市场为评估基础并可与其他资产比较的价值评估。由于缺乏充分竞争的知识产权市场，所以无法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其三，收益法。收益法是根据知识产权未来所能够产生的收益来进行估价的。这种方法应用最广，因为使用收益法进行价值评估所必需的信息通常相对精确并且很容易获取。根据收益法，一项资产的价值是指给资产所有者带来的未来经济收益的现有价值。这种方法要求对由于知识产权而产生的未来收益流的预测，对未来收益流期限的估价预测，以及对收益流相关风险评估。虽然收益法由于包含多项评估，看起来没有成本法精确，但是评估需要的信息可以被精确地开发和确定。这种方法额外的好处是它具有通过参数调整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在特别情形下价值评估各种因素的重要性。[15] 由此可见，成本法和市场法都有较大的局限，成本法只适用于某些特殊的资产，市场法则依赖于较为充分的信息披露，而收益法的应用范围更广，更为适合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估，[16] 自然 也适合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相对于专利权和商标权而言较为复杂。专利权和商标权一般涉及两种贸易形式，一是整体转让，二是许可使用，所以专利权和商标权的评估一般只涉及专利权和商标权整体价值评估或者许可使用权价值评估。而民间文学艺术权利的内容和交易形式都要丰富的多，它涉及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的问题。以财产权为例。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既可以进行著作财产权整体转让或许可使用，也可以选择财产权当中的一项或几项进行转让或许可使用。如果将每一项权利（或者与其他权利一起）的转让或许可使用作为一种交易形式，按照数学中排列组合的 计算 方法，著作财产权一共可以呈现中的交易形式将令人惊奇，这是商标权与专利权所无法比拟的。而每一种交易形式都涉及评估问题。由于著作权中不同权利的赢利模式不同，在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时，应根据不同的赢利特点进行计算。 其二，引进集体管理制度。民间文学艺术集体管理制度，是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制度。民间文艺集体管理制度是实施版权法的重要手段。 网络 数字技术的 发展 引起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的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巨大变化，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其权利不能控制或难以控制的情形。多数情况下，权利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网络侵权事实的存在，即使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出于讼累及诉讼成本的考虑，也很难逐一去主张权利。采用集体管理组织的形式无疑可以弥补以上的不足。可以说，如果没有集体管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的权利行使有一半以上将会落空。 从性质上讲，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一种民事权利管理制度，是信托的一种具体形式，[18]即权利人将自己作品的版权一并转让给集体管理组织。采取信托方式的最大优越性在于，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授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所管理的权利；同时，集体管理组织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人进行包括诉讼、仲裁在内的 法律 交涉，这对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及其传承人的正当权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的法定制度表面上似乎与集体管理制度相冲突。其实，法定制度所要解决的是权利主体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问题，集体管理制度则是权利的具体行使方式问题，两者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不一样，但是二者结合起来，能相得益彰，充分保障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权利的实现。 结 语 当前，我国学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存在“综合保护模式与单一保护模式”、“直接保护模式与间接保护模式”、“著作权保护模式与特别权利保护模式”及“现行著作权模式和经有限修改的著作权模式”[19]等理论分歧，争议的焦点则集中在“特殊权利保护”与“著作权保护”这两种模式的选择上。从法理层面来分析，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实行著作权保护；其二是授权立法的问题，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办法或措施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据悉，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条例》已纳入了国务院立法规划。诚然，即便将来有了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条例，但民间文学艺术毕竟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存在诸多不同。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也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权客体，它既包含有形资产，又包括无形资产，既包括个人财产利益，也牵涉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还需要理论研究的更加深入和司法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积累。 文学艺术论文:研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拟就内涵、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予以分析，希望能够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相关制度的出台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法　法律保护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分析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我们发现作品的定义是要求“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这些要求显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界定有很大的难度。 我们知道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出新的知识。以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题材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原先的素材是分开的，具有确定的创作主体和特定的表达形式，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时重叠性比较大，界限模糊，难以区分。这是我们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规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刘春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某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的文学艺术形式[1]。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特定民族或区域的社会群体集体创作，通过口传心授、模仿等方式，在本区域内世代流传的、反映本地域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群体特征、自然环境等特有成分，又不断的为群体发展的文学艺术作品。列举式规定可吸收和借鉴《示范法条》的典型表现形式，具体表述为：1）故事、诗歌、谜语、谣谚、传说、寓言、神话以及其他口头或书面民间文学作品；2）民歌、戏曲、器乐以及其他以音乐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3）舞蹈、游戏、民俗活动以及其他以活动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4）皮影、剪纸、绘画、书法、服饰、器具、代表性建筑以及其他以有形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确定的权利主张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智力创造成果是一个群体的，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它“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它逐步变成了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整体的作品，其作品所有权和著作权应该属于产生这些作品的群体，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2]，这会导致谁是真正的权利主张者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整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财富，“有些民族或群体认为属于本民族的作品或宗教仪式是神圣的，不愿为外人所知，若随意发表，不论其赢利与否都会严重损害该群体的精神利益”[3]。 （二）保护时间不易确定 现在各国是对于一定的知识产权予以一定年限的限制，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由于其自身价值形成的特殊性，简单地规定一个期限非但不能给予保护，这样会使相关的权利合法地被免费使用，原因就在于其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民间文学艺术是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学艺术所形成的价值是一个集体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文化的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此很难认定它的保护期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三)保护存在很大局限性 首先，民间文学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的人创造出来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就是它的广泛性、开放性，民间文学艺术更多所体现的是其群体的文化特征，注重这种文化能否得到持续存在并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被歪曲和随便利用。另外，运用知识产权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就在于经济权利的确立、合理的商业利用及市场价值。民间文学艺术作为特定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又无法行使专有权是令人遗憾的，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乃至于传统知识和遗传基因等传统资源的初始意图不同。 （四）新作品与原作品的差别性 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集体性质，创作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但是运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权利主体是明确特定的，他们根据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理解，经过改编整理，创作出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区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特征。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于民间，具有长期性，而再创作作品是“作者在运用已有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产生必须依赖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4]，它们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经历几代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虽有创新，但还保留着原有风格特色，而再创作作品想要受《著作权法》保护，必须具备一定的独创性。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根据其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的区分把握也是需要解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建议 （一）明确著作权的主体 针对主体不确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民族聚居地或地方设置例如××民族理事会、研究会、××地区会所等形式，来研究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民族文学艺术作品，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保护并发扬光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根据其内容、表达形式、体现的特色等可以明确属于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如某个民族特有的民间习俗、故事传说，像属于全体赫哲族群众的《想情郎》等，可以由该民族的理事会、研究会来代为行使整个民族对此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等权利，国家可以规定文化行政部门主管该项工作，各民族理事会可以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等经过整理，报经文化行政部门登记备案。 （二）明确改编者的权益 我们可以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任何人的歪曲、篡改和丑化，鼓励改编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改编者和整理者对其改编整理后形成的新作品必须注明来源出处，并且要向一定的部门支付一定的许可使用费。任何人都不得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据为己有，也不得反对他人对其重新进行改编和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个人或组织，应尊重产生该作品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得歪曲原作品，不得给产生该作品的群体造成精神伤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经改编创作而形成的作品不得向外国人卖断著作权。同时私人、集体所有的非常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坚决禁止出售或转让赠于给外国人。 （三）无期限保护 《著作权法》第2章第3节“权利的保护期”中规定了权利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及死后50年，合作作品到最后死亡的作者的死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这都有明确的期限。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人们改进，再创作流传数年，认定它的起始与终结不易，以至无法从事实上来确定它的最后一个创作者，来确定它的保护期限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抛弃丢失它，更不能确定一个期限来保护它而其他时间任由他人任意践踏它。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从事实上和民族感情上来说，它的保护期限都应该是无期限，无期限保护我们丰富多彩、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使用上采取许可使用和收费制度 让文化行政部门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它也可以将其部分权利下放由各民族理事会、研究会来许可，但是要向有关部门备案登记。另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收费。明确属于某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用费用由该民族理事会收取，提取其中少量部分上交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该许可使用费除支持理事会的基本运作外，主要用于宣传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组织专业人士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和研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它，还可以与地方政府等联手搞项目，像建旅游基地、度假村，让游人身临其境感受某个民族的民族风情等。 面对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这一公众性课题，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相结合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应积极地在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运用多种法律诸如文物保护、旅游管理等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以及公共政策的扶持如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民间传统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等项措施，更重要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仅是商业上的开发和利用的，而是以保持、尊重与弘扬为直接目的。 文学艺术论文:从语言的模糊性看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 1. 前言 在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但凡经典美文都不乏模糊性的语言，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在当代翻译界也是众多研究学者热切关注的重点课题。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还是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中，语言的模糊性均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在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多样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会造成翻译者在翻译英语文学艺术作品时，无法将原文的主旨精确地翻译出来。所以，研究语言的模糊性，使翻译者能够采用正确的英语翻译策略来应对因语言的模糊性所引起的歧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模糊性语言的涵义 语言的模糊性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定义语言的模糊性的历史第一人是皮尔斯。皮尔斯认为，当对同一种事物有着几种可能性的理解时，即便讲话者已经进行了十分周密和认真的思考，但是却仍然无法对这个事物的归属性进行确定，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失误是模糊的。实际上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当中，模糊性通常是指不明确性，极易使人产生多种多样想法。虽然语言的模糊性具备着显著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人们长期的使用，因而已经逐渐地形成了一种自觉，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地使用并不会对交往目的的实现产生影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响。所以，语言的模糊性也可以这样定义：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自身所具备的属性，是长时间人类社会使用语言不断积淀所形成的认识方式，而且属于不确定的一种表达方式。 3.模糊性语言的主要类别 作为一种语言本质属性的模糊性语言，其在各种语言形式中极为常见，比如词、短语以及句等等。一般可以把模糊性语言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3.1言外之意所造成的语言模糊 在很多英语文学作品当中，有些英语原文在字面含义以外都有着一定的弦外之音，必须借助于上下文的结合才能这些弦外之音推断出来，这些迫切地要求英语翻译人员必须十分熟悉原语的文化。有些看起来表达十分准确的话语往往也极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造成语言模糊。在人们的日常交际用语中，人们通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语言附加言外之意，语言的模糊性便由此产生，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说话者的表达，相反还会使得语言的表达显得更为生动。 3.2模糊性语言的使用造成信息模糊 3.2.1模糊词 几乎所有词性的词基本上都可以具备一定的模糊性，比如模糊形容词包括“漂亮的”、“清晰的”和“年少的”等；模糊名词包括“早晨”、“将来”等；模糊数词包括“部分”、“好多个”等。从这些模糊词当中，可以看出要想使用模糊词，那么就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参照物。 3.2.2模糊限制语 就模糊限制语而言，其使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模糊限制语往往会与精确的语言结合使用，以便于使得语言的精确性有效地转变为语言的模糊性。模糊限制语与模糊词有着很大的不同，模糊限制语本身的语义较少，对语言情景有着较大的依赖性。历史上使用模糊限制语最早的学者是拉可夫，在拉可夫《语义标准和模糊概念逻辑的研究》一书中，拉可夫把模糊限制语定义为：将事情弄得更不模糊或者更加模糊的词语。比如，he is two years old. he is about two years old. 在这两个句子中，正是因为使用了“about”，使得本来对年龄表述非常精确的语句转化成为了模糊的句子。英语语言中有着非常多种类的模糊限制语，比如a little bit， more or less， a kind of等等。所以，翻译者必须对英语语言当中的模糊限制词加以全面地掌握。 4.英语文学作品中模糊性语言分析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其形象性。读者是通过头脑中的再造想象来欣赏文学作品的，而这种再造想象正是以模糊性为特征。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的使用大大拓展了读者的视野和想象空间，也彰显了文学作品的魅力。《王子复仇记》中“to be， or not to be”短短几个单词引起了读者无尽的揣测和解读，或许正是这六个单词如此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学作品中成功运用模糊语言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以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为例，曹雪芹在描写小说中的主要角色时，常常借助模糊语言向读者展示人物形象，同时也展现了模糊语言的魅力。例如，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视而有情；项上金缡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王。 模糊性作为语言的本质属性，可以在语言的不同层面即单词、短语和句子中得以展示。本文拟从单词和短语两个层面来分析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有关模糊句子的翻译策略将会另作论述。其原因之一在于英语句型和句法结构复杂多变，这就决定了仅是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很难达到翻译好模糊句子，尤其是复杂的模糊句子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句子的翻译，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到单词和短语这两个基本语言层面的分析上。 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精粹便是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作品是文化艺术的一大瑰宝，而对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翻译是广大翻译者长期以来的最大心愿。就英国知名小说家萨克雷的作品《名利场》来说，它充分地向人们展示英国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的景象，当前我国已经有许多部小说的翻译版本，但是被翻译学界公认为最好的翻译版本就是杨必所翻译的。因为《名利场》一书中有着非常多的模糊性语言，因此这本书的翻译难以准确地进行把握，而杨必却很好地对此书中的模糊性语言进行了处理。所以，下文我们将结合杨必对《名利场》的翻译对语言的模糊性加以探究。 4.1糊词语的翻译 举例1：guff goes home every saturday， but can not this， because he has 2 black eyes.此句当中的black一词是属于颜色词。在英语翻译中，颜色词所表述含义的界限相对来说较为模糊，因为颜色自身就属于一个整体。所以，不同的民族都会对不同的颜色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所使用的词语也是不同的。原文当中的眼睛因被打而变得“black”，而若翻译为黑色的话，那么就难免有歧义的产生，比如中文当中的眼睛变黑，既可能是由于熬夜所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缺乏睡眠所导致的，而被打“黑”，中文中一般用“青”来进行形容，比如中文词语“鼻青脸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非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black coffee表示的是清咖，dark tea表示的是浓茶，green man表示的是新手等等。 4.2模糊语义的翻译 通常很多句子看起来翻译很容易，但是在这些句子中一般会潜藏着一定的言外之意，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翻译称为模糊语义的翻译。比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日行千里”等，这些语句当中的“千”并非指的是我们平常说的一千，而表示的是模糊性的含义，表示的是距离长、多的意思。模糊语句的使用能够使得文学艺术作品更加地富有表现力，对模糊语句进行翻译能够考量出翻译者的实际翻译能力和翻译水平。 5.结束语 总而言之，语言的模糊性虽然对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造成诸多的障碍，但是合理地运用语言的模糊性能够使作品更具特色，并且使读者对作者的意图更为理解。所以，必须结合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及作者意图、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对等情况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以便于使英语文学作品实现其自身的艺术魅力。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多元化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 #183;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 #183;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 #183;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 #183;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影视管理 论文关键词：文学艺术；影视传播；金庸小说；文化意义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电影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审美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一、传统艺术被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拿戏剧文学来说，以河南的豫剧为例，像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艺术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本来已经日趋萎缩，成为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戏曲及其民俗文化所孕育的民众情感和朴素的艺术趣味，怎样与当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河南电视台1994年10月开播“梨园春”节目以来，可以说让陷入困境中的戏曲，走上了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宽广道路。特别是1999年，随着电视文化产业和音像艺术产业日益成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梨园春”应时改版，推出“戏迷擂台赛”，让观众与影视戏曲制作互动，以观众的审美期待为“卖点”，由此激发的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社会反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戏曲无以相比的。“播出一年多，即已收到观众来信30多万封，每期拨打168热线电话者都在五千个以上，擂台赛已有近两万人报名。“梨园春”不仅受到河南及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湖北等周边省、市观众的热爱，就是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贵州、青海、四川、西藏等边远省份也有不少热心观众。据中视收视率调查，“梨园春”栏目平均收视率已达到25.85％。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现当代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统计，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二、弘扬民族文化，开拓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社会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传统文化浓厚，语言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电视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文学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三、重建现代人文传统．促进影视艺术长足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现当代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金庸小说创作在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大陆，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现代科技发展与自由多元的艺术追求，造成一个色彩纷呈，个性突出、揭示人性的艺术空间。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不但金庸本人参与现代电影的制作，而且《射雕英雄传》在创作过程中就被长城电影公司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金庸小说的人性深度，生活化倾向、形式的独创性、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理解和合理扬弃，给予影视改编以极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也形成了极大的接受群体。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影视改编逐渐成为大众艺术中的热点时，也正是文学界关于创作中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时期，金庸影视剧对人文精神建设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直到今天，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形象揭示的人性深度和构建的人文气息，在当今众多的影视艺术制作中，还没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日益推陈出新的影视技术和文学艺术影视传播方式，借助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充分体现了影视手段重建人文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意识的载体功能。 也许，传统文学形式与现代影视技术结合，成为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新生的公众文化形态，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文化现实。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和文学艺术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要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正文】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英国茶文化与英语文学艺术分析 摘要：茶原产于中国，可以说中国是最早形成茶文化的国度。在过去中国对英贸易的过程中，茶叶和瓷器、丝绸一样作为重要的出口货物，逐渐俘获了英国人的心，在英国流行开来。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也形成了自己的茶文化，并因其子民对茶叶的如痴如醉，演变成了西方国度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国家之一。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带来的影响在英国方方面面都有映射，在英国人的母语文学———英语文学中其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主要从茶进入到英国以及茶文化在英国的形成与衍变进行分析，探讨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茶文化；英语文学；艺术研究 从开始进口茶叶至今，英国人爱茶的形象已经维持了长达400多年，茶也从最开始只属于贵族的奢侈饮料逐步进入寻常家庭，成为英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利用属于舶来品的茶，英国人不仅孕育出了独有的红茶文化，还开创了优雅的下午茶，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茶文化。而英语文学作为英语语言及反映英语国家社会风情的集大成者，是进行英国茶文化的研究有效渠道。 1茶叶在英伦土壤的生根 茶叶最早来自中国，在很早之前，除了中国其他国家不出产茶叶，更别说出现茶这个词语，在茶叶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同时，“茶”也逐渐被引入到印欧语系当中，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外国语言中与茶相关的词汇都是由“茶”的汉语发音或者地方方言发音演化而成，比如英语中茶的单词Tea都是从厦门的方言中演化成英文单词的。虽然英国已经有400多年的饮茶历史，但是具体英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茶叶的，还存在争议。由于英国既不生产茶叶，也没有重视茶叶交易的发展，早期英国人饮用的茶叶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进口的茶叶数量十分有限，加上政府对进入英国市场的茶叶征收的税收率高达119%，普通市民没有经济实力承担，因此最开始茶在英国只是流行于其上层社会。其中查理二世的妻子凯萨琳皇后更是因为喜欢喝茶被称为“饮茶皇后”，创造了极富英国特色的英式下午茶。直到1826年，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发现野生茶树，并在茶树种植上取得成功，英国人开始在印度进行茶园种植，将茶叶运回英国本土，市场流通的茶叶增多，茶叶价格下降，茶叶才进入普通人家。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的英国，人们越来越关注饮食等生活质量问题，茶得到进一步推广，茶文化也开始成型完善。 2英国茶文化及其演化 2.1英国茶文化的主要形式 在英国，茶的身影遍布，英国人的一天是从饮茶开始，从饮茶结束的。它主要以以下几种形式出现： 2.1.1Earlymorningtea。即英国早茶，是英国人在早上起床之后进行的饮茶活动。在弥漫着茶香的茶杯中根据个人口味，添加适量的牛奶或者柠檬，借助茶中的咖啡因保持头脑清醒，开始一天的生活。早茶多饮用红茶，精选的红茶多来自阿萨姆等红茶产地，无论是色泽口感还是气味，都相当讲究。2.1.2上午茶。英国人无论是上班与否，都会在上午11点的时候进行小憩，来一杯茶，作为工作生活中间的一种调剂方式。因为上午茶时间并不长，只有20分钟左右，这就决定了它在英国茶中最不讲究，也最简单，少为外人知晓。 2.1.3英伦下午茶。在英国茶中，下午茶是最重要也是最考究的一部分，凭借其丰富的内涵和优雅的形式，承载了英国茶文化的内涵。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英国人都能获得半小时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英国人会备上三层茶点，配上伯爵茶，大吉岭等传统茶饮，在优美的音乐中度过美好的下午茶时光。如今茶会除了是英国人休闲的重要时光，也是人们进行社交的重要时机。 2.1.4高茶。高茶也叫晚餐茶，在傍晚时分进行，通常是与晚饭一起进行的，虽然经常有人会把高茶与下午茶混在一起，但是比起下午茶，高茶更具平民色彩，配茶的茶点并没有过多的讲究。 2.2英国茶文化的内涵 经过长年累月的渗透，茶在英国逐渐衍生出带有英伦风范的茶文化。无论是将享用茶品的时间固定化，还是对饮茶时的服装进行严格规定，又或者是成套的使用精美茶具，英国人将饮茶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周全，甚至连茶点的食用次序都有着细致的讲究，英国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英国人对优质生活方式的不懈追求。 2.2.1从健康角度衍生出的饮品文化。在茶叶刚传入英国本土之际，人们对于茶叶的认知还停留在中国的一种具有一定药用价值的药草的层次，认为其能促进人体健康，驱除人体的邪气，解除宿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把茶叶当成来自中国的仙草。随着茶叶浸入普通大众的生活，人们对茶叶的研究增多，对其认识也逐步深入，人们渐渐将茶当作一种日常饮品，并创造性的添加糖，柠檬，牛奶等物质，茶已经不再简单的只是一种解渴或者药用的东西，而是经过英国本革后形成的一种既营养又好喝的饮品。 2.2.2从休闲角度衍生出的典雅生活方式。几百年的时间里，茶成为英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维多利亚时代，茶摆脱过去纯粹的饮食地位，演化成一种融合了饮食，礼仪，休闲等因素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成为英伦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英伦下午茶，随着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他已经不再是过去为了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的餐饮活动，而变成一种对活动环境要求高，融入英伦古典文化，集合审美与使用与一体的娱乐休闲方式，同时也是民众进行社交会友，交流思想的场所。 2.2.3从艺术角度衍生的茶道文化包含了泡茶技艺和品茶艺术两个方面，而在英国，饮茶已经不仅仅是过去为了生理需求而不得不进行的活动，而是升华到另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和中国与日本的茶道不一样，英国赋予了茶道更为开放的内涵，甚至比其他国家更尊重茶道。 3英国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和中国人爱茶从而颂茶一般，英国茶文化对英国文化产生的影响在英语文学中也表现得很突出。 3.1茶文化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在茶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之际，茶文化不断形成，在英语语言体系中也开始出现一系列与茶相关的词汇语言。正如前文所说，英语体系原本是没有茶这个单词的，tea是从福建厦门的方言中音译过来的。同时teacup,teacake,teagarden等英语词组相继出现，极大的丰富了英语词汇体系。在英语词汇不断多样的同时，不少与茶相关的俗语也相继出现。比如说“That’snotquitemycupoftea.”直译为“那真不是我喜欢的东西”，甚至还被引入中国，翻译为“那不是我的那杯茶”。 3.2茶文化对具体文学创作的影响 除了英国语言体系中茶文化的身影越来越密集，在英语文学中，不少作家和诗人都用各自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茶的喜爱。诗人喜欢用诗意的语言来传达对茶的喜爱。济慈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他就曾用“一点一点地吃着烤面包，在叹息中等待凉茶”的诗句生动的对人们等待喝茶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与他处在同一个时期的大诗人雪莱则用一首长达300多行的诗歌这样写道，“那药师医士抱怨的饮品，而我会不顾劝诫大口痛饮，当时神来临，我们将抛硬币决定为饮茶而死谁第一。”茶事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从不少见，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对于饮茶也从来不会吝于笔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狄更斯在其知名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使用“茶”这个单词多达80次，并通过生动细致的场景描写给读者展示了许多非正式场合的英国茶会是什么样子。而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中，对于主角们用茶的生活场景并不少见，用晚餐后必然会出现一场英伦范茶会。“那些太太小姐们都挤在桌子周围，贝内特小姐在桌旁沏茶……茶具收走，牌桌摆好知识，太太小姐们都站起身来……”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片段几乎贯穿了整部作品。而法国作家安•莫洛亚笔下的英国诗人拜伦爱茶成狂，在《拜伦传》中，他还详细记录了拜伦爱茶的各种趣事。茶从中土西传，进入英国，渗透进英国人的生活，形成茶文化，并演化成英国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影响到英语文学，给英语文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素材，成为著名英语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文学著作也成为今人详细研究了解英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4结束语 茶叶漂洋过海从东方进入西方世界，在不断的征服人们味蕾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生活已离不开茶，茶文化已经进入内心深处。即使是在当今繁忙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下，英国人依然没有放弃对茶的痴迷，甚至已经将下午茶发展成英国的一张特有的名片，变成人们眼里英伦风的一部分，不管是英国红茶还是水果茶，又或者是香草茶，都深为众人喜爱。茶里来茶里去，这样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的被英国人重复着，各种名义的茶会让英国人将许多时间都花费在饮茶过程中。这样的生活虽然在英国出现不过几百年，却让英国文学家对茶衍生出浓烈的感情，茶文化更是深深融入到英文文学当中，出现在各种文学著作之中，成为英国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为英语文学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更是展现了茶文化在英国的重要地位。 作者：王新灵 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活动与旅游文化建设探索 一、旅游文化渗透于旅游的全过程 渗透于吃、住、行、游、购、娱等诸多旅游要素之中。文学、艺术，也属于旅游文化的一部分。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形式，如小说、散文、诗词、楹联以及戏剧、音乐、电影、绘画、书法等，在旅游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独有的功效。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活动，对于促进罗平旅游文化建设，提升罗平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特殊作用。罗平县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支持和关心文学艺术活动，致力扶持、培养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罗平作家、艺术家们创作的文学精品，丰富了罗平旅游的文化含量，提升了罗平旅游文化的品位。与曲靖其它各县市相比，罗平是曲靖文学艺术的高地，已经形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传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罗平的文学艺术活动十分活跃，文坛盛事不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屡获殊荣。罗平文学既有领军人物，如县文联主席何晓坤，是国内知名的作家和诗人，著作丰厚，新作不断;也有群体性力量，罗平县文联旗下的文学期刊《多依河》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展示身手的平台，并培养了一批颇具实力的作家、诗人。罗平本土作家、诗人，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罗平县文联连年相继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如《罗平文学艺术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十卷本，与旅游文化和地方文化相关联的就有《罗平景区优秀楹联选》、《走进罗平》、《罗平风情录》、《罗平景区景点传说》等4本。近期，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迤东诗丛》首发，而且召开了研讨会。《迤东诗丛》一共5本:《空杯子》(彭翕霖著)、《行云流水》(马绍稳著)、《叶脉诗丛》(罗光茂著)、《荒芜与安宁》(九光著)、《我看见太阳》(张诚著)。《迤东诗丛》的出版，是近年来罗平诗歌创作成绩的一次集体性展示，也是对罗平文学百家齐放的未来的展望和期许。在罗平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搜集整理方面，尤其是对罗平布依族文化的搜集、整理、研究，扎实推进，成效斐然，《罗平旅游文化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其中就有一本《云南布依族文化研究论文选》。近年，《罗平文苑》网站开通;罗平文学艺术馆开馆;云南省文学创作基地、摄影创作基地落户罗平。在影、视、剧等多媒体艺术方面，依托罗平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秀丽山水，先后已有《翠火》、《大学生村官》、《多彩季节》、《千机变》、《翠香》、《纪委书记》等多部电影(电视剧)在罗平拍摄。尤其《布依姑娘》，就是第一部反映罗平本土民族特色的电影。 二、罗平旅游文化，必须要内涵罗平的地方性、民俗性、民族性等因素 也就是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性完美融合，旅游文化才具备独特性和生命力。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罗平的自然景观、风俗人情以及时代社会变迁，起到了旅游开发的部分作用。但是，罗平旅游文化建设，罗平文学艺术，还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即旅游文学的研究、整理、开发、创作。中国文学有旅游文学的优秀传统，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游记，有很多就是千古名篇，现当代的很多关于风景名胜的篇什，也已经成为文学经典，旅游文学自古至今，就是中国文学重要的一个类型，而且非常繁荣、发达。旅游活动产生旅游文学，而旅游文学又深化了旅游文化，促进了旅游发展，旅游文学本身也就具有了旅游资源的属性，对景点具有文化渲染和包装开发作用，对游客的旅游动机是一种强大的驱动。旅游文学在推动旅游发展，建设旅游文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即旅游文学成了旅游景观的免费广告，是促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重要载体，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潜在的游客，而且，这种影响完全可能是久远的。从这方面的意义而言，罗平旅游文学才开始起步，是罗平文学艺术的不足之处，也是罗平旅游文化的短板，因而也就大有文章可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大力度塑造排他的、独特的，具有罗平气派的旅游文学。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只要定位准确，群策群力，合理规划，集中优势创作资源，罗平旅游文学的空间十分宽广，既然已在路上，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够产生可观的成果，重要的一点是，打造精品，持续发展。积淀深厚的罗平地方文化，丰富多彩的罗平文学艺术活动，生机勃勃的罗平文学艺术创作，发展中的罗平旅游文学，在推进罗平“文化大县”建设，提升罗平旅游文化内涵，提高罗平旅游的知名度，促进罗平旅游事业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大有可为。 作者：蔡焱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式当代文学性观念分析 （一）将文学性引向消费化、娱乐化 中国式当代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学性已经逐渐向现实展示一种特有的文学视野，且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引领下与当代生活方式实现统一，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消费文学、网络文学等具有更强的消费性与娱乐性。消费文学与网络文学不但是一种新型文学形式，也可以为人们带来新式文化体验。消费化与娱乐化的文学性体现了文学对于当代生活中新感觉、新品味的追求，同时也适应了现代人构建标新立异式生活的需求，从而使现实生活变得具有艺术化。另一方面，文学性的消费化不仅是生产形式、生产结果，同样也反映了文化的符号性。消费文化出现后，人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文学发生深度连接的桥梁。此外，当代人在理解文学性时，也会受到现实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生活体验中，对文学性的理解也更倾向于消费化、娱乐化。在这样的文学性观念影响下，文学性将可能会逐渐失去统一性、自足性的立场，但同时也使文学性在现实中的研究领域实现了扩大化，审美体验、文学体验不仅仅局限于符号性与情感性，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就为当代文学性观念的重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 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在体验文学性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多种媒介，互动性体验、多向交流体验或双向交流体验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再加上信息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也使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非经典化、大众化及个体化，因此文学性可以得到多种体验。在当代文学中，网络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文学逐渐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文学而言，网络文学体验逐渐拉近了文学性与阅读性之间的距离，并进一步解开了文学性神秘的面纱，使文学性逐渐成为文学艺术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及文学艺术生命活力的象征。另一方面，文学消费与文学市场的不断延伸也逐渐将文学性的东西转变为一种享受性明显的载体，这就可能造成传统式文学性中的精英意识、经典意识被逐渐削弱。当精英意识与经典意识被削弱时，就会对文学性知识的重构带来许多难题。为了避免传统观念中的文学性意识被不断弱化，则需要高度警惕当代中国文学中娱乐性文学观念不断蔓延的趋势，以避免因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而造成文学性变为娱乐性，并由此阻止文学彻底沦为一种社会需要的商品，保证文学具有一定的审美性、情感性及符号性。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学性是文学艺术得以存活与发展的根基，深入探讨当代文学所具有的文学性有助于建立起批评及褒奖当代文学艺术的准绳。如中国式当代文学缺乏一定的问题性与批判性，则可能难以产生具有启示性或独创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也难以保证当代文学可以在世界文学中独占一席之地。 作者：康小红 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典园林的文学艺术研讨 园林的文学形式一般以诗、词、曲、赋、散文等诗文形式，为园林、景区甚至一草一木题名，并撰写丰富多彩的楹联。创作者往往通过园林中的匾额、楹联、题写诗词歌赋等来直接衬托出相应风景的意境，而很多园林也会加入一些与园林相关的文学、绘画、书法、理论等创作，借此更好地表现园林的文学艺术气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会穿插一些以景寓情、以景怡情、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手法来增加园林的无形的“意境”及内涵。让游园的人在游览园林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园林所包含着的“诗情”，所包含着的“画意”。因此，不仅仅文学是对园林的反映，园林同时也是对文学的表现，文学与园林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园林文学艺术的发展 我国的园林文学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时代的《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而且是最早的园林文学。《诗经》中早有关于“囿”的记载。而在我国关于园林的赋中，必须要提的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杜牧的《阿房宫赋》，从水景、石景、植物、动物以及建筑等多个方面表现了当时园林设计的巧妙。还有很多园林的散记，比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唐代白居易的《冷泉亭记》以及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将人、景、物紧紧结合，表达高超的思想境界。例如，在东晋大文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人们向往的人间仙境，对造园艺术和文学发展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 到了元、明、清，中国的园林文学已经发展到了精益求精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很多文人都在自己的剧曲作品中通过写园林写景色来抒发一些咏史、叹世、怀才不遇的情怀［3］。在元朝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曲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中，通过秋天、西风、瘦马、老树、枯藤描写得萧瑟来呈现出羁旅荒郊的凄凉。 到了明清时候，已经将造园工艺和文学艺术的融合推向了新的高度。这在很多的文人作品当中都是可以见到，例如袁宏道的《满井游记》、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等。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园林的布局、园林的题名及园林的诗赋等都融入了特有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综上所述，古典园林从构园、造园到题园、咏园，都是与园林文学紧紧相随的，因此，古典园林的发展与园林文学的发展相随相伴的。另外，通过园林中景物的题咏，使得游园的人们不仅欣赏到园林的美景，更能感悟到造园者赋予景物的思想内涵。 文学艺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应用 （一）成景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独到的匾额、优美的楹联、精湛的书法篆刻。我国古典园林也多是主题园林，多以典故和内涵来突出园林的主题。例如清代初期文学家张岱的园子，取名为“不二斋”。而在古代“，斋”代表园子不大，比较小，而“不二”二字主要是指“可以直接入道、不可言传的法门”之意。另外有一些园子的面积比较小，常常取名为“残粒园”、“寸园”“、半园”“、芥子园”或者“壶中天地”等，也常常暗含主人家淡泊名利、闲情逸致的超脱性情。这些标题往往有画龙点睛的功效，主人家需要很用心才能确定园名。而对于游园的人来说，首先要通晓这其中的意义，才能够很好地欣赏园内的景观，通晓主人的用意。也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十七回中道出了书画在构园造景中的重要性———“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在我国古典园林中，随着骈文和律诗的发展，楹联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同时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文学艺术形式［4］。古典园林中的楹联丰富多彩，从一字一音一义中反映人们的认识和客观规律，以及一些亘古不变的哲理。一般由古典诗文的对偶以及押韵演化而来的楹联，它在内容上不仅引入了类似诗词曲赋等的长处，而且往往从形式上表现出对仗工整，把散文的气势与韵文的韵律很好地配合在一起。如我们熟识的位于苏州古城的“拙政园”，在它的“雪香云蔚亭”中有一副对联写道“蝉噪林更静，鸟鸣山更幽”。又比如扬州瘦西湖月观中一副楹联为“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再有就是有名的回联———“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使人读起来连绵不绝，柔情尽洒。此外，这些楹联和匾额不仅文字隽永、文书美妙，而且意寓深远、情境含蓄。园主也往往通过文字和书法来点明景点的精华，抒发自己的情怀。而在我国古典的园林中，篆、隶、草、行、楷五大类书体都有，每种书法都有其独特的特点，使得两者相得益彰。 （二）点景 点景往往以最凝练的词或字来点出景点的环境特征、景观境界［5］。古典园林非常重视意境，至今还保留的古典园林不少，比如苏州的“网师园”和扬州的“个园”。网师园一开始是由南宋文人史正志兴建的，到了清代由宋宗元将网师园买下并重建。宋宗元自比为渔人，号网师并以此号来为花园命名。因为网师有“渔隐”的含义，都有归隐的意思，因此园内的格局布置和题名都带有很浓的隐逸情怀。盐商黄应泰在明代寿芝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个园，因为黄应泰本人喜欢竹子，借鉴了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意，在个园中种植了很多的竹子。另外，个园的“个”字就是“竹”字的一半，以表现竹子的坚贞不屈。 （三）拓景 拓景点出了园林的主题和景色意境，但是为了增加园林对主人思想感情的表现和寄托，往往需要发挥联想、想象来扩大意境表达的外延。通过借助诗词、散曲、匾额等文学形式来营造中国古典园林的深邃意境，并以此丰富其思想内涵。 总而言之，在营造园林的情境中，以题名、楹联、诗歌、散文等园林文学发挥园林景观的神韵。园林的意境与文学的意境通过园林与文学的相互融合来达到最佳的统一。文学与造园二者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将此情、此景表达得淋漓尽致。（本文作者：王义兵 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代文学艺术审美研究 一、审美惊奇的文字学考察 拨开历史的风尘迷雾，汉字的象形和会意显示出直逼本相的简洁与明快。《说文解字》解释惊(驚):“驚，马骇也。从马敬声。”所谓“马骇也”，意为马因害怕而受惊鸣叫或狂奔不受控制，也可以聚焦于马受惊而扬蹄欲奔的刹那。无论是鸡犬相斗，还是老虎和熊举起前爪要扑人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动作，①这一时刻画面感极强(莱辛认为，画家表现动作应选择发展顶点前的那一顷刻，这一顷刻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可以让想象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另外，汉字符号“驚”本身也浓缩了马腾空而起将欲狂奔的这一极富张力的动作画面，体现了汉字画、形、意相通的特点。《说文》释“奇”为:“奇，異也。不群之谓，一曰不耦。从大从可，会意。”这里有几点可以注意，其一是“不群之谓”，即不同凡响，奇异超群;其二是“一曰不耦”，此处“奇”与“偶”相对，本意为“奇特、奇异”，无可与之相匹配之物;其三为“从大从可”，可解释为“大可”，现代汉语里称之“非同小可”，本义是奇异、特出之物;最后，“奇”可释为“珍奇”、“稀奇”，言珍贵罕见之物，可训“珍”。 《说文》云:“珍，宝也”;“宝，珍也”，本意指珠玉等宝物，皆指有罕见价值而受到追逐和珍爱。可见，无论哪种说法都透露着“奇”(不凡)超越“常”(一般)的品质，泛指一切奇特、异乎寻常的人或事物。由此，“惊奇”可释作“为奇所惊或因奇而惊”，诉诸审美活动，即是“为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或因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谓之“审美惊奇”，它通常是指主体心理的审美效果而言，是一般美感的极致状态，可称之为“极度美感”。以上是在探究“惊”、“奇”本义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可以训“奇”的一些汉字的研究，解读其背后潜伏的共通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何以能引起主体的惊奇美感。研究表明，审美主体能从象征着珍奇、稀有、罕见、奇特、奇异、神奇等特征的非常态事物中获得审美感受。当然，同“珍”(怪)或“奇”(异)之于审美惊奇一样，相近的还有“新”、“变”。两者无论作为名词抑或动词，都有引发主体审美惊奇的潜能。但是，“新”不等于“奇”，“创新”也不等于“创奇”;“变”亦非一定指向“奇”。“新”、“变”提供了惊奇之美产生的可能，它们之于审美惊奇的产生是或然性的而非必然性的。 二、审美惊奇的重要构成因素———至大至刚 对“至大至刚”进行讨论并不意味着它是惟一的构成因素，也不是具有“至大至刚”特点的文本都能带来审美惊奇，因为这和主体的审美经验密切相关。但从审美效果角度看，“至大至刚”在引起审美惊奇时最为明显和常见。作为一种有独特内涵的审美原则，审美惊奇也反映了以古老的诗性智慧为根基的思维方式的深层要求，因此，与“自然”、“雄浑”等范畴一样，贯穿了中国古代诗学发展的历史，并在漫长的迁变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丰富与发展。从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中，也约略可以窥见这一古老审美原则愈发明晰的演变轨迹。对“奇文郁起”的屈原，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又说，“《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文心雕龙•辨骚》)因此屈原的《楚辞》为我国古代的审美惊奇观念赋予了奇伟瑰丽的形式美特征。审美惊奇在“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汉赋里有更精彩的表现，仅以枚乘《七发》为例:“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磕，轧盘涌裔……此天下怪异诡观也。”观涛为《七发》中著名的一段，涛形雄奇奔放，雷奔云走、铿锵镗踏，让人目不暇接，魂驰魄荡，冲击力极强;且文字里夹杂着许多难读字体，表现极其奇异、诡谲，具有陌生化特征，延长了理解和感知的时间，增强了语言的弹性和审美表现力;多种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排比的运用，使文章气势不凡，一泻而下，审美主体的直觉能力也得以全面张扬;显示了极为摄人魂魄、动人心弦的心理震颤特点。 一般而言，以“至大至刚”为构成要素的审美惊奇多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与我们的生命相遇，这瞬间的震撼与迷狂、灵感与兴象，万千齐发，伴随着生命的狂喜与激荡，如此真实、又如此难以把捉，如此短暂、又如此执拗地盘踞在我们心中，每每想起，总不免让人怦然心动。它是惊心动魄的审美强音，在美感经验的制高点与我们的生命不期而遇。然而，人类的审美感知并不是数学中的某个常数，它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审美经验的不断增加而发展变化，文学艺术提供给参与审美活动者的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审美经验里，发现并重新建构新的审美心理图式。审美主体调动已有的审美心理图式，置于当下的审美经验里，过滤掉芜杂、散乱、废旧的信息残留，重新加工、整合，形成新的认知体系和审美心理图式，以全新的姿态向未来时间沉潜，通过反思与重构，为审美惊奇的再次发生创造可能。 三、审美惊奇的连续性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中，审美惊奇理论表现了一定的连续性。“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这段话常被用来阐释“诗”与“情”、“志”的关系，即通常所谓“诗言志”和“诗缘情”，也有学者用以把握“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①笔者认为，《毛诗序》的这段文字可谓生动、准确地描述了审美惊奇发生的全过程，并且几乎调动了与审美主体相关的各种要素。其中包括“情”、“志”、“心”等精神因素，还包括了“言”、“手”、“足”等物质因素，在紧张剧烈的心理体验中，尽可能地运用多种载体来呈现审美主体所能经验到的极致美感状态。朱光潜认为:“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②此话洞见甚深。应该注意到，这56个字，以情感为动因和主线展现了一个逐层递进的链条: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诗。“志”在心中不安游走，具有要求实现自我的言说冲动;“情动”是审美活动开始的契机也是终极动因，要求审美活动持续进行;“言”是物质载体，要求符号化的情感表达;“嗟叹”诉诸声音，彰显了“言”的局限性;“永歌”是自然之声向审美之音的提升，开始了美感的具体化;“舞蹈”是肢体的符号语言，借助有节奏的肉身的旋转、跳跃、飞腾，实现了审美活动由“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到“声、乐、舞”一体的完整表达。至此，审美惊奇全面呈现，表现为手舞足蹈的忘情狂欢;此过程付诸文字，“诗”便真正产生。即由“声、乐、舞”转变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交响合鸣，审美惊奇的符号化据此诞生，而此符号化也恰恰见证了审美惊奇的激荡表达。历代有关审美惊奇的论述较多，仅举两例如下:“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韩公诗，文体多，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方东树《昭昧詹言》)以上两例，或作为创作的艺术理想追求，或作为评鉴的艺术价值标准，都对审美的惊奇效果给予很好的描述与论断。这种极致美感给审美主、客体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是不易企及的审美标准，散发着不同流俗的审美之魅。显然，引文都很好地表达了审美惊奇应有的属性，也显示了审美惊奇理论的连续性。 审美惊奇是审美心理体验的极致状态，这也决定了惊奇美感体验具备审美体验的一般特征，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审美心理效果等有所差别而已。从美和奇异之美或惊奇之美的关系而言，惊奇之美是美的高级形式或极致状态。这说明惊奇之美首先是美的一种，在心理效果上，审美惊奇是一种极度美感，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上、对惊奇之美的体验，某种程度上可喻为审美的“接着讲”。综上所述，审美惊奇不同于一般审美，无论是思想内容(如立意、题材等)还是表现形式，都对文学艺术文本要求甚高，同时亦与主体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经验密切相关。在审美惊奇中，个体生命暂时摆脱了庸常与烦闷，获得惊奇美感体验的补偿，这使之不断保有对审美惊奇的探求与追问，并在对惊奇的思慕和对庸常的反抗中，体验到审美惊奇而倍觉安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审美惊奇，也亦因此永恒之思而多姿多彩。主体辗转于永不停息的追问之中，这不但是审美惊奇理论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其所以存在之原因。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对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作用 大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因此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将大学生培养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也是现代社会的需求。文学艺术对于人们情感、道德、智慧、品格、审美等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将文学艺术运用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促进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一、利用文学艺术开展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使大学生的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学艺术具有饱满的感情与美感，能够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文学艺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大学生传达一些积极向上的情怀，净化大学生的心灵与思想，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对思想品德教育学习的兴趣与动机。 (一)文学艺术是促进大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培养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学生德、智、体、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使其能够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将大学生德智体美教育与文学艺术教育的做法、理念以及内容在运用上相互借鉴与相互渗透，使思想品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仅包含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教育以及法制教育等，还包括了心理、人文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综合教育。文学艺术与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结合，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地领会与感受思想、道德、品格等方面的美，使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饱满，最终使大学生形成高尚的情操以及较高的素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 (二)文学艺术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与丰富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文学艺术融入其中，运用艺术的魅力与美好意境使思想品德教育更加的丰富与生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更易于吸收并接受。运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感受到真善美的切实存在，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并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将文学艺术充分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可以避免思想品德教育的抽象与生硬，更加有利于思想品德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三)文学艺术满足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有效地运用文学艺术题材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能够满足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就是指思想品德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靠近现实与生活，并与社会教育相互渗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高校大学生的生活逐渐社会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优秀的文学艺术作用能够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中，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作用。第二，文学艺术是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多样性的需求，大学生处于心理发育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但尚未完全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逐渐走向社会与社会接触，生理上与心理上都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随着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大学生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不同形式的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一些优秀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帮助大学生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能够不断地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思想。 二、文学艺术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励与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能够折射出人性的美丑，体现人类的生存价值，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感染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与激励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单一枯燥，没有充分地体现出精神的感染与人文的关怀，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人性、知识、道德、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将这些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大学生从中吸取正面积极的东西，从而促进自身健康人格的形成。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讲述的经典故事，能够感染人与教育人，使人们在陶冶自身情操、净化心灵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道德境界。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艰苦奋斗、坎坷的人生经历，作品中主人公的故事以及精神感染影响了许多人，鼓舞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音乐作品能够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教育氛围 音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音乐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大学生来说，音乐可以丰富他们的大学生活，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使大学生更乐于接受思想教育。音乐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可以消除大学生产生的各种不良的负面情绪。当大学生遇到困难挫折时，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音乐作品能够激励大学生积极地面对困难，当大学生处于低落郁闷的情绪中时，一些优美的旋律可以消除大学生低沉的情绪，净化他们的心灵。音乐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的活跃，让人们处于丰富的想象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心态，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健康地发展。慷慨激昂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还能够鼓舞激励人们勇敢前进，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使大学生们在欣赏音乐艺术陶冶情操的同时，也感悟人生的真谛，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丰富多样的音乐作品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三)影视艺术作品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感染力 文学艺术包括散文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无论是哪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其中，电影电视能够给人们最直接的视听感受，它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要充分地利用那些积极向上且优秀经典的影视作品，使其辅助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影视艺术是将音乐、美术、文学、舞蹈、雕塑等各种艺术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多样性与丰富性能够丰富以及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生动形象地向大学生灌输人生的哲理与价值观，其作用与效果要远远大于长篇大论的说教，大学生可以在欣赏影视艺术，放松身心的同时，从中吸取一些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意义，可以使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影视艺术作品进行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时，要坚决抵制那些含有不良内容以及传播不健康信息的影视作品，要将更多含有积极正面内容的影视作品引入校园，一方面丰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净化大学生的心灵，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化氛围。 (四)绘画作品能够为大学生创造思想品德教育的育人环境 绘画作品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型历史题材的经典绘画作品是我国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历程，其中一些关于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苦难，展现出了战士以及人民在战争时期勇往直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伟大精神，这些绘画作品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以及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将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使大学生们深入地了解并体会历史，拉近与历史以及战争英雄的距离，使大学生们主动地了解历史，并向英雄人物学习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将会对大学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绘画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将大学生发展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三、结语 文学艺术是提高人们素质、丰富人们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对于现代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能够使大学生逐步形成完善的人格以及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要确保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实施的效果，必须将文学艺术有效地融入其中，力求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全面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张爱萍 张赣 单位：南医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探究 一、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实践 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起端于2003年，2005年承接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个试点项目”为标志，拉开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建设的序幕，已形成了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格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 新疆成立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领导协调、专家咨询、保护研究三方面形成了区、地、县三级系统化的工作机制。同时，于2008年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在文化厅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当前，除自治区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并新增了7个全额事业编制外，新疆已有90％的地州、县（市）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截止到2009年底，新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已达557人。 （二）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 首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级文化部门投入本系统人员1896人并吸收社会力量9063人参与，经过三年的全面普查，获得阶段性普查成果3772项，初步掌握了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等基本情况。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目前新疆已形成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其中，世界级3项，国家级70项，自治区级293项，地（州、市）级535项、县（市）级2480项。13个世居民族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国家级和自治区保护名录。2012年计划建立“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名录项目”，实施分类保护。再者，注重扶持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新疆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7名（共3批），中央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8000元；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427人（共3批），自治区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3600元。各县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共登记各民族传承人17483人，给予一定的传承补贴。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和对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工作的考核机制，贯彻落实权利义务和奖惩制度。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各民族优秀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而且充分调动了他们传承、教习的积极性。最后，积极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道。以维吾尔木卡姆的保护传承为重点，逐步开拓了五种传承通道。一是坚持原生态传承，统一规划建设10个木卡姆传承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3个，4个在建，实行民间艺人就地传习、教学、展示；二是专业传承，积极支持新疆木卡姆艺术团做好维吾尔木卡姆的收集、整理、规范、展示等工作；三是文本传承，《十二木卡姆》已有3个版本，《哈密木卡姆》已有2个版本，《吐鲁番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各有一个版本出版，经过深入研究，还将出版更为完整、严谨的木卡姆版本以传之后世；四是教育传承，区内有关大专院校开办维吾尔木卡姆传承班、招收木卡姆专业研究生，编写维吾尔木卡姆的普及型乡土教材，推动其进校园、进课堂；五是多媒体传承，出版有关维吾尔木卡姆的多种图书和音像制品，编制《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数据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传播 由新疆艺术研究所和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头编撰的《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志•新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新疆卷》“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出版面世，该套志书始于1985年，历时24年，是全面搜集、整理新疆各民族优秀民间文学艺术浩大工程的标志。此后《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等陆续面世，2012年“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正式启动。从2006年起每年“文化遗产日”系列展示活动、“新疆民间文化艺术节”、“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首届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全国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全方位多渠道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 依据“十二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规划，拟在新疆13个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传统文化生态保持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街区、村落或特定区域，建立莎车县“维吾尔木卡姆生态保护区”、布尔津县“哈萨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等4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加强在地整体性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活态传承和发展。 （五）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2011年吾库萨克乡热合曼•阿布都拉传习所———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艺）列为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2年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举办了“2012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成果展”。目前正在落实设立4个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保护实验区，推进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产业发展、文艺创作繁荣，促进其在民间的保护和活态传承。① 二、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保护实践 最早对民间文学艺术给予立法保护始于1985年1月1日文化部颁布实施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和《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199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立法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目前拥有“新疆美术工艺大师”126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名。1991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其间国家版权局曾于1997年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2012年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立法进程被列为2012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同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列入“开展‘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研究’项目，将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内容纳入中国民间文艺基础资源管理系统，形成可操作的中国民间文学数据库的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的工作措施。我国2004年8月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国务院先后颁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并于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法制保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批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体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8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施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法制轨道。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2010年4月19日新疆颁布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加强传统知识、民间艺术、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促进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发展被列为专项任务，以知识产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成为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新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和新疆地理标志保护等地方性法规及政府文件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2011～2015）的工作措施。 三、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司法保护实践 新疆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所引发的典型纠纷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积累了有益的司法实践判例。 （一）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纠纷 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之争引发人们的关注最早要追溯到“西部歌王”王洛宾与西部民歌版权纠纷，这也是我国最早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纠纷。1992年王洛宾在台湾与晏茜茜女士签订协议，将《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十首民歌作为个人的著作财产由台商买断。期间王洛宾指控罗大佑推出的《情歌纪念日》专辑，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和署名权。罗大佑就此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希望通过学术界、音乐界、文化界和法学界弄清这些“根本是民族遗产的新疆民谣，究竟版权归属什么人”。此事件在音乐界引起一片哗然，在西部也引发了许多关注。1994年《人民音乐》从第6期开始开辟专栏，展开了持续一年针对王洛宾和西部民歌版权的讨论。 （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著作权纠纷 代表案件之一是关于王洛宾多曲民歌权利归属问题出现的多起案件。在新疆洛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哈力旦•乌甫江等侵犯著作权案中，涉案歌曲《高高的白杨》经过鉴定与原告《我的花园多美丽》的曲调在音高组织、旋律骨干音及旋法节奏形式、句式结构等主要方面基本相同，在节拍形式、具体的润腔及结构细部有所差别。两首歌曲中曲调的母体均源自同一首维吾尔民歌，只是歌词不同而已，因而无法认定《高高的白杨》是由原告作品改编而成的作品。因此，在王洛宾生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不能被确认为侵权作品的情况下，王洛宾应享有《高高的白杨》的著作权。①代表案件之二是万志民诉葛顺中等侵犯著作权案。歌曲《相爱》是原告万志民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整理后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司法实践认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一方面归属于某一区域内的群体，但为促进民歌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应允许公众对民歌进行合理改编和使用。被告进行改编不需经过原告许可，形成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的作品著作权应归有独创性贡献的葛顺中。判决多次提及两首歌曲改编自民间艺术作品，在署名上仍应注明民间艺术作品的来源。② （三）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纠纷 新疆近年来民间文学艺术标示纠纷以“刀郎”之争为最。首先是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诉罗林侵犯著作权及姓名权纠纷案，受理法院认为：尽管“刀郎”一词具有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等含义，但因罗林以艺名方式推出其歌曲作品为公众所认知，“刀郎”一词不仅带有原有含义而且亦兼具“演唱者罗林”的特定署名含义。飞乐影视制品公司与潘晓峰专辑在其包装上标示演唱者时，弱化使用“西域”，突出放大“刀郎”，构成对罗林“刀郎”艺名的使用和演唱者身份的假冒，侵犯了罗林的作品署名权和表演者权。③此后的“刀郎”商标被热注成为酒、刀具和服装类商标，早先被注册为酒类商标的“刀郎”商标行情看涨，据称将以3000万元的底价拍卖。④“刀郎舞之乡”新疆阿瓦提县县委宣传部注册了daolang．cn、“刀郎”等近10个域名。⑤类似的争议还有“木卡姆”注册商标专用权⑥以及“阿凡提”注册商标纠纷案等。⑦ 四、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制约评析 从行政、立法和司法来看，对新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行政保护方面，新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整体框架下，扎实推进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传承体系的建立健全，遗产整理与传播以及生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的推进。在立法保护方面，新疆在全国列位于较早开展地方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省区，开辟了我国专就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省级地方单项立法的首例，并首创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地方立法保护的初步尝试。在司法保护方面，新疆多起相关案件，既有较为普遍的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权利案件，更有全国首例民间文学艺术纠纷案件，在司法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有益的判例作用。通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现状，可见一条这样分明的脉络：法制层面从国家到地方，《著作权法》第6条勾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路径，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第22条“利用木卡姆艺术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活动，应当依法保护木卡姆艺术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并尊重木卡姆艺术传统样式和特定习俗，不得对其歪曲、滥用”的规定首开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立法尝试。但这两条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法规与之配套，其实际的法制效用是非常有限的。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现有民事法律机制架构实际就是一部国家法律和一个地方条例的相关条款，除此之外的法制依据，从《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均是行政法规。行政立法保护与行政政策的保护是互为因果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与立法保护实际是在同一行政法律机制架构下展开运行的。而在司法实践层面，大量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属异议关乎的都是知识产权制度：除了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可以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的条款之外，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元素在“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未出台之前事实上处于民事法律调整视阈之外，充其量依托极特殊个案判例，①或现有可援引的法条来展开运行，而后者方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本体。由此，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呈现出法制层面事实上的不均衡、法制与司法事实上的脱节：行政法律机制丰沛而民事法律机制单薄；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面临大量的民事案件无法可依，现行法律捉襟见肘的局面。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中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事实上遭到了忽视。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这种状况也正是我国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五、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出路探析 文化的本质使民间文学艺术既是精神智力文化、又是经济文化、也是政治文化，这客观需要将其视为文化人权与主权，也需要将其视为经济产权；民间性使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客观需要将其视为公共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维持族群与其文化间的互力，维持族群与其他文化利用者之间良好互补，客观需要将其视为群体私益。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交织客观决定了保护机制的非单一性出路。知识产权民事保护机制是以市场为环境的交易制度保障，以权属的厘清为市场行为的基本前提，遵循市场法则并呈现市场调节的特点。其优势在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注重激励、自发淘汰，形成微观经济体的竞争活力；其劣势在于利益至上、两级分化、宏观失调。民间文学艺术是体现价值创造和精神需要的智力成果，凝结着民族的价值、信仰，传递着民族的历史、知识，承载着民族的精神、灵魂，实际上无法也难以以市场价值来衡量其价值。①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二位一体权利；其主体二元统一，体现出浓重的公共品格；民间文学艺术的族群人权性要求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私权与人权协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意义从族群生存发展需要，扩展到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关系国家的文化安全乃至政治安全。这与产权机制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行政保护机制高效、统筹、均衡的特点，能对市场机制实行有效互补，方能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利用优势资源后发赶超，增强文化软实力。行政法律机制是借助行政法规与行政政策，将管理者宏观目标通过被管理者贯彻落实。以国家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遵循政府管理法则并显现宏观调控的特点。其优势在于总量控制、调节分化，形成宏观经济环境的健康；其劣势在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指导滞后，导致活力不足。在新疆实地调研中可以深切感受到行政法律机制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卓著成效的巨大推手，其效用持久与政策力度成正比，这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投入荷载是严峻考验。行政法律机制外在的善意在极大提升族群文化自尊自信的同时，族群自身应对环境的能力建设依旧滞后，这种差距使族群总体缺位于主动的文化保护和促进，并引发文化传承内核虚化、文化开发内涵空化。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现：第一，当前法律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主体仅涉及到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普通传承人、民间文学艺术族群主体的权利搁置，这在实践中已经引发矛盾纠纷，削弱了族群成员个体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第二，整理者的权利义务缺乏相应规定导致争端；第三，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进行新创作对原作品与素材的权利尊重问题；第四，商业性演出以及改编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歪曲、不当使用造成精神伤害问题；第五，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获益有限，主体缺位难以实现对保护利用的有效监督；第六，跨境共有民间文学艺术申报与归属问题。这些问题都根源于缺乏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认定，尚未建立相关群体、个体传承人与再创作者之间合理利益分享机制，尚未设置保障公众使用的权益机制。而这些正是知识产权机制努力的方向。无独有偶，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重要的两个国际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年来的相关立法活动，表现了在探索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侧重点发生变化和保护传统文化的不同视角，走向民事法律机制的私法保护与行政法律机制的公法保护二位一体的进路。WIPO于2000年成立了专门机构“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WIPO－IGC），其工作主要围绕遗传资源、民间文学艺术、传统知识等三个主体展开。着手探讨传统文化保护问题，推动各国相关立法，继续发挥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主导作用。UNESCO所辖的诸如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国际制度安排进行了有益探讨，发动了超越WTO体制的“软法”造法活动：一是颁布保护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二是鼓励各国尽可能利用《知识产权协定》的弹性条款和开放性条款，在协定的“总轮廓之内型塑权利和权力的结构”，“以满足缔约方政治、社会、经济和其他政策目标”。②先后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国际社会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法律行动框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①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经济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私人产权，这即是WIPO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文化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集体文化权利，这即是UNESCO的非知识产权保护模式。WIPO主张的著作权或专有权，都是授权性的保护措施，即是以赋予产权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提供保护。UNESCO在其公约中所提出的“保护”，包括“保存”、“维护”和“加强”等9种方式方法，主要是行政性的保护措施，即是国家从文化主权出发对传统文化资源所采取的文化政策和措施。可以说，两种保护方法分属于民事法律机制和行政法律机制的不同领域。②回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轨迹与现状，也是这种需要和进路的翻版，这与民间文学艺术非实现国际保护不能成就其真正保护不无关联。概观国际、国内保护脉路，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综合保护、全球协调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必经出路。 综上，就一国国内法而言，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应采用二位一体的综合保护模式，即公法与私法结合，行政法律制度与民事法律制度结合的保护模式。在立法操作上，由于法律属性的区别，可以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一部行政法律制度统领下，同时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客体的属性分别建立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民事法律制度。以民事法律制度注入私权动力，以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利益均衡，实现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的互补，私权与人权的统一。民间文学艺术综合保护机制在不同阶段的倚重点是有区别的。就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来看，存续是第一要务，法律保护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存续，而不是明晰产权，激励发展。因此法律制度保护的路径，首先是通过政府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存续保护，这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前提基础。其后才是民事法律制度发展保护的逐步介入和深入，最终走向以存在推动发展，以产权激励发展，以发展促进生存，提升综合法律制度保护机制，培育民间文学艺术自身“造血”功能，促进和实现民间文学艺术自主良性发展。应当客观看到，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寄托于它所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善良的意愿，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民间文学艺术会在与生产方式的互动中实现新陈代谢，那些失去依存环境的部分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那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部分将会被不断地再创造。 作者：吕睿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工农兵文学艺术奉献 由倡导的工农兵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受到的赞扬和贬否都最为激烈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赞扬它的人，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从政治着眼的，如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特地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把赵树理树为边区的“方向性”作家，边区的文联副主席陈荒煤还写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1]。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在政治的语境中，给某些作品以艺术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对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旗谱》评价说：“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而且它在阶级叙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贬否它的人，则从“”开始至今21世纪，尚且抛开“”时期不说，即就上世纪80年代而言，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艺术上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指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3]当今，因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这样一来，似乎工农兵文学只有特定时代的政治价值（当然，这是指文学不应追求的政治宣传“价值”），而缺失艺术价值。因此，一个问题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绵延至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长达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究竟有没有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站在21世纪今天的时间点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几十年前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工农兵文学的整体，准确地评价它的艺术价值，进而确定它的文学地位，这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未来，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这是摆在我国学术界面前的迫切任务。在探讨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之前，必须弄清工农兵文学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工农兵文学，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赵树理的小说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而且要表达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还要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另一种是“非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4]笔者在谈论工农兵文学时，又曾经指出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建国前阶段、中期的建国后至“”前阶段和后期的“”阶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谓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下面，我们具体来论述一下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二是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由于文学（此指书面文学）是一种以文字表达能力为基础的精神活动，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底层民众极为有限，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底层民众作者是极少的。同时又由于文学作品对作者生活体验的依赖，所以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有，也是以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察和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表现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品，我国封建时代的市井小说就是如此，西方那些粗俗文艺亦是如此。而工农兵文学则不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表现工农兵群众”[6]59，这“工农兵群众”就是指底层民众。所谓“表现工农兵群众”，就是要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但又不止这些，因为这“表现”是可以持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感情的，为此，又说：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6]49，“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52，这实际上是要用底层民众的眼光来审察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要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来表现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当然，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眼光”是指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实际上是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眼光，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觉悟了的、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思想感情。而进一步说，所表现的就是底层民众自己感受到的、表现底层民众自己利益的生活。简言之，就是底层民众自己表现自己。我们看看，不但是赵树理小说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吕梁英雄传》等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就是建国后《红旗谱》、《保卫延安》、《创业史》以及其他众多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也都是这样的作品。比如赵树理小说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思想感情来审察、来描写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的，所以才会有对二诸葛、三仙姑阻挠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不满和反叛；《红旗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感情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大革命时期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反抗，所以才会有作品对朱老忠们的赞颂；《创业史》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情怀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和描写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所以才会有对梁三老汉的怨艾和惋叹。同样，正是因为以工农兵群众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以工农兵群众的情怀来感受新社会的新人物，所以才会有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1958）中张腊月、吴淑兰这两个喜气洋洋、充满自豪感和生命活力的妇女形象；正是因为以觉悟了的工农兵群众热切的眼光和心胸来关注、体察上世纪50、60年代新生活、新变化，所以才会有李准《李双双小传》（1960）中李双双这一崭新的妇女形象，才会有她敢于同落后思想作斗争的行为，以及她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表现底层民众的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只不过是些原本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直接描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书面文学，不用说古代极少，就是有，如《水浒传》也不具有底层民众的情怀，而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审视生活的，所以才会认为造反的农民必须招安。再比如对于李逵的描写，既写他的造反，同时又以把玩、嘲笑的心态写他的鲁莽，这都是缺少底层民众思想感情的结果。看看世界文学，哪里会有以底层民众的情怀来审视和表现民众生活的作品呢？上面所谈到的西方描写农民的作品，都是以上层社会的眼光来审视的，如《堂吉诃德》所写的桑丘，他的目光短浅、自私狭隘，是饱含着作者对他的嘲笑和嫌弃的，这和农民自己的情感不同。所以，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工农兵文学的内容也是独特的。世界文学是由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多样性应该是它重要的特征。而工农兵文学的这种以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情感来审察和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内容范式，就不但为中国文学，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表现生活的新的内容样式，是为世界文学已有的内容作了重要的补充。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三是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在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强调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在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6]147还说：“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6]151“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6]153应该说，此前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个人风格的问题。但是在1951年，他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他又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143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6]158这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艺术风格可以多样化的意思。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和“洋化”的比照中提出的，是在世界的格局中强调中国化；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是在作家之间提出的，是强调作家作品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他对两个方面的同时强调，是要求工农兵文学作品，既要有个人风格，又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民族风格。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就文学而言，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文学口味是很不相同的，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泾渭分明的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别。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通俗文学是遭到蔑视和鄙视的，因而也是遭到压制的。因此，中庸性质的“平和、雅致”就成为上层社会的作风和气派。那么，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底是指底层民众的，还是指上层社会的呢？当然是指底层民众即工农兵群众的。因为特别的强调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他一再提醒文艺工作者要重视工农兵的墙报、民歌、民间故事[6]93，以及秧歌、春联、年画[6]107，这些都说明所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喜好为准则，是大众视角下的，不是以上层社会视角下的作风和气派。所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是指民族化，又是指大众化。换言之，即大众的民族化。 还是回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作家个人风格的统一问题上来。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工农兵文学作品，赵树理小说的朴实、平易和大西北的泥土味，是他的个人风格，而这又是工农兵群众的平朴、通达、亲切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具体体现；周立波《暴风骤雨》所表现出来的激越、豪爽和幽默感，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然而其中又表现出亲近土地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作风和气派。孙犁《荷花淀》等作品表现出来的沉静、优美、充满诗意的个人风格，也透露出中国民众追求安定、和谐生活的作风和气派；同样，梁斌《红旗谱》的大气磅礴也表现出中国民众的豪情；柳青《创业史》所表现出来的稳健、沉静风格也表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平稳、宽宏的气韵。强调个人风格，这是中国文论的传统。历代的文论家们都十分注重对作家风格的推崇，并以对作家风格的认识作为他的学术眼光的标识。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到，古代的文论并不十分强调中国的民族风格。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大一统”[7]42。民族风格本已存在，所以没有必要强调；而西方国家地缘并不那么广阔，国家之间来往频繁，“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以及丹麦、西班牙等国在相当久远的年代，彼此间的文化就开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7]1，因此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突出，由此，也就不可能强调各个国家的民族风格。同时由于西方自封建社会解体之后，就强调个性解放，极为重视个人的权利和特性，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极为注重表现作家的个人特点。而又由于西方特别重视思维，注重哲学，所以在文学作品中重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的独特感悟和作品的哲学意蕴。相比之下，对于作家个人的风格，并不那么强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工农兵文学这一民族风格和作家个人风格统一的风格式样，都显得非常特别。试问，赵树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红岩》，有哪一部像是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或者《水浒传》？《水浒传》虽然由其情节、结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平朴是大众化的民族风格，但作品所写的造反者们对宋江的意见既想不通而又照办，唯“好官”、“兄弟”宋江是从，宁愿含冤负屈的思想作风，以及全书所表现出来的含混不清的混沌氛围，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豪爽、通达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相违，和《红旗谱》所表现出来的坚韧而奋勇向前的气势大相径庭。而《王贵与李香香》既与李白、杜甫诗歌不同，也与白居易诗不同。白居易的叙事诗如《卖炭翁》，其语言的平易、朴实，固然有大众化的民族风格的成分，但其居高临下的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哀怨和愁丝难断的心境，这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追求正义、豁达勇猛的民族气派不同，与《王贵与李香香》所表现出来的虽然屡陷困境却勇往直前的气概有别。与国外相比，应该说，西方无论哪一个作家，其风格都不是大众化的个人风格。所以从世界范围看，工农兵文学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民族化、大众化统一的文学风格式样。 上面所谈的是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不但是从横向（世界）着眼，而且是从纵向（历史）着眼的。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工农兵文学都是非常独特的。作为学术界，不能以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派的眼光来看待它，也不能以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它。因为它并不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也不是中国古典文学。它就是它，不是别的什么。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更具体、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不同于前苏联文学的政治斗争文学。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它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才使它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独特的艺术贡献。世界文学应该是多元的，既然西方可以有各种“主义”的文学，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有独特的政治斗争文学呢？在谈论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时，笔者同时也认为，它存在着好些文学方面的失误，形成了以故事情节诠释公众意识的模式，导致了文学的浅露化和趋同化；对个人独特情感的轻视与漠视，减弱了情感的震撼力和作品的感染力；把思想引导变为行政领导，影响了文学的自由度等等。而这种失误，也是独特的。当今学术界的好些人正是以此为依据，对它作彻底的否定。只看失误，不看贡献，笔者认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现代性及分期 当前人们所讨论的关于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忽略了其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新时代的背景下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应该立足于现代性的“地面”等客观问题之上，人的现代性生存体验是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结底现代性指的是人的生存体验感受，而文学现代性的分期我们可以将其划分成为现代1和现代2两种意识形态。 一、文学的现代性 (一)文学现代性的“地面”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话题已经成为时下我们讨论的热点。无论在论文答辩，还是现代文学、文艺学专业的论文题目当中都涉及了许多关于文学现代性的问题。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现代性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而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与此同时现代性通向文学的桥梁在何处。文学史通过语言描述的方式，形象生动而又具体地向我们阐述了现代性的客观意义，这属于思维层面的问题。文学现代性拥有着独特的审视问题的角度和回答问题的方式。深入地说，笔者认为，文学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体验，也就是人对于他所生存环境的一种敏锐和特殊的直觉。文学创作来自于生活，是作者对于日常生活的感悟和体验的呈现方式，与此同时它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桥梁。这里所提及的体验，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学思维模式不同，不是我们心理学意义上的思想和心理行为过程，而是在日常生活和大自然体验中所产生的包括感受、情感、欲望、想象、幻想和理智的统一结合体，贯穿了整个人的生存直觉思维方式，是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过程。就是这种现代性的体验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地面，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性的思想、理念、情感和艺术审美方式和特点。我们在对文学现代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能够回避的，首先，要深刻认识到现代性并不仅仅只是精英人物的现代性体验过程，而是属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现代性特征。其次，现代性并不仅仅局限在思想的层面上，还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累积，是人类整个生存方式的现代性。 (二)文学现代性的基调 思考文学现代性体验可以为现代性文学创作提供一个更加严谨和系统的思维模式和参照系。从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环境来看，文学的现代性体验主要指的是由于全球性和地方性共生境遇的演变和生成过程而产生的，也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全球地方性。与它相比较而言，中国古典型体验的最基本特征和内涵是由于中国中心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行为。中国的现代性自始至终都与全球性拥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古典型文学相比较而言，现代性则体现的是在新的全球性世界地图当中探寻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和完成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体验着从自身以及中心边缘的现实世界。 二、文学现代性的类型 文学现代性体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惊羡体验、感愤体验、断零体验。惊羡体验指的是又惊奇又羡慕，与此同时还涉及一个新生的概念的过程，属于未来的新维度，而感愤体验主要充满的是怨恨和愤怒，它是一个主流的思维方式，属于现在维度。断零体验则更加侧重于人们对于过去、现实以及未来的那种绝望和无助，更多的倾向于断裂绝境所产生的感受。首先，惊羡体验。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近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文学家王韬。当人们提及现代性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他。他是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前就已经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1874年他主编了《循环日报》，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创办的最成功的一份中文报纸。王韬是这份报纸的主笔，写了大量的政治评论散文，梁启超的启超体或者是新文体都是在王韬之后出现的，他的视觉独立、自由，他提出的变革思想激进有力。不久之后他的文章不胫而走，深受欢迎，穿越过清朝政府的边关封锁，受到了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重视，他在大多数文章当中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怎样加强边防，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振兴中华等。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独到的观点，比如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是数千年未有的创举，从“器”的同一走向“道”的大同的体验过程之旅等。其次，感愤体验。这个词来源于梁启超评论黄遵宪的一句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基调是干冷的、悲伤的并伴随着些许的愤怒。面对支离破碎的祖国大好河山，衰败的社会文化，有识之士挺身而出。现代文学里尽管有不少是激昂的，然而更多的是低回的声音。黄遵宪在他的大量作品中都记录了自己对当时历史社会变迁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在1885年创作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最后，断零体验。它主要指的是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深刻体验，这其中夹杂的更多的是悲怆和愁苦，这也是在前面两种现代性文学体验过程中我们所感受不到的。零断体验的代表作品当属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在这部作品中，苏曼殊通过对主人公绅士的描述再现了中国现代性的悲惨境遇以及自己所产生的断零感受。我们可以看到后来鲁迅在《药》《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中都流露出了自己内心的迷茫与焦虑。“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从郁达夫的作品《沉沦》中我们更神奇地倾听到了那一句句撕心裂肺的呐喊和呼唤，也可以感受到怨羡情节带来的沉重痛苦以及随之而来的绝望和失望的感受。这些都注定要在后来的文学中产生深入的变化。 三、文学现代性分期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体验过程并不需要我们从现代性体验理论体系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的探索，而是需要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运用系统的理论寻找出使用的阐释框架的过程。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都一度被称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最佳诠释方式。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分法的观点已经不成立了。长期以来我们几乎已经默认应该把文学分成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形式，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文学三分法，然而它却深受政治思想和时代特点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在建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联系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忽略20世纪开始前的几十年间的晚清文学在文学现代性发展上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至少从1874年王韬开创现代政治评论散文文体的那个时候开始，文学现代性的变革就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果仅仅只用20世纪这个概念进行文学时期划分就不能深刻地体现这一点。除此之外，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文学史的概念的背后仍然缺少相应的系统性文化概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代性体验理念的支撑与辅助作用，从内容上面来看显得过于空洞。因此，如果想要更加全面系统地体现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体验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就需要对文学分期提出新的看法和理念。笔者认为，就好像中国文学古典性经历了从先秦时代到清代上千年超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中国文学现代性也包括了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可以说，从晚清时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时期，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文学现代性1期，而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就可以将其划分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第二个时期，即文学现代性2期。这两个划分了较长历史时间段的时间可以形象具体地展现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全过程，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二者之间的那种微妙的转型体验轨迹方式。当然，这里我们所提及的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的划分理念，首先就强调了文学现代性本身的划分特点，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风貌特点，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可以从整体上将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划分为不同的维度。前者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从地球体验的角度来进一步取代天下体验的层面，也就是说从天下之中央模式到地球之一国模式。相对应的，现代中国人在地球上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和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实现大一统，与其他民族和谐友好的生存和相处，以及这种生活价值的系统是怎样构成的，这就是文学现代性1期最重要的讨论议题。黄遵宪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就描述了从内陆到太平洋语境转换过程中诗人在月亮的提示下的情感体验转变过程，这也解释了文学现代性的新内涵和重要特征。在否定和认同的矛盾中希望能够探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位和世界身份地位。 四、结语 文学现代性2期的侧重点则在于动感的全球体验过程，它成功地取代了静态的地球思维体验方式，也就是说从地球的某一个国家到全球的某一个地区的思维体验过程，进而形成了全球地方性的体验之旅。这个时候的中国文学创作再也不像文学现代性1期那样过于强调寻求地球化和世界化的思维模式，而是希望在成人存在地球化的基本前提之下寻找出属于中国特色的力量，展现现代中国人在世界中独特的魅力与个性。这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地方超越性和狭隘的世界性幻觉思维，而是一个从自律和自觉的角度出发去观赏世界性之中的地方性的特点。现代中国人在全球性境遇的过程中究竟怎样才能够更加完美地展示出具有东方魅力的独特个性，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学艺术论文:影视动漫产业文学艺术构建 一、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分析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也在迅速的发展，转眼间，中国动画片年总产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然而，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却发现，中国目前的动漫产业在形式、内容、技法上大都缺乏文学的积淀。面对今天喧嚣的动漫，作为产业前沿的经济价值和大众的关注度是动漫产业发展的基石，但要真正作为具有艺术的作品形式，影视动漫就必须以文化的标准来重新打量它在纵的历史与横的比较中的优劣。然而今天中国的影视动漫，其作品大有泡沫多于内容的意思，大有动漫人缺乏灵魂观照的窘境。回顾中国的影视动漫，曾经经历过辉煌期，比如熟悉的《大闹天宫》、《阿凡提的故事》、《哪吒闹海》等等都是世界动画史上数得着的动画片，（如图1）这些由水墨动画以及民间剪纸、皮影、木偶等作为美术表现的动画片曾经构成了“中国动画学派”，是至今令世界动画人所称道的对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果拥有清晰的中国动漫观，我们首先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动漫在文学上的素养其实并不是很好。从宏观讲，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以及新世界知识体系的衔接有关，即中国动漫同中国的文学、哲学、绘画等一样，遭遇着旧文化不深入、新文化少创造的阶段，我们目前阶段有的恐怕也就是如何拉动经济，而不是文化话语权的优势。从创作者的小环境来讲，我们则可发现中国大量的动漫人对经典文学是不阅读、不熟悉，多从纯粹的绘画和计算机专业出身，专业空间比较狭隘，兴趣上也比较难博采众长。此外，动漫编剧人才的匮乏造成了中国动漫不会讲故事，讲了也不生动、缺乏文学性的原因。所以，要完成一部优秀的影视动漫，只有动漫专业技能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动漫创作人员具有综合的素质，具有团队协作能力、具有很高的文学功底，具有每个动漫人都是导演的想法。例如当年万籁鸣先生制作《大闹天宫》时曾经说过“我在这部《大闹天宫》中是总导演，你们每个做原画动漫的都是小导演。我出题目你们做文章，来丰富我的想象力”，于是关于每一个人物的相貌特征、表情特征和动作细节被不断地细化、夸张，从而富有了故事性、戏剧性，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导演和原画作者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编剧团队的关系，它对导演和原画作者的要求其实是溢出于美术之外的良好的文学感悟力和想象力。这也说明了动漫是一门交叉学科和交叉艺术，制作人员需要复合型人才和具备团队协作能力的特点。图1中国早期影视动漫作品由此可见，影视动漫是一门真正的艺术，而非愉悦大众的影片，影视动漫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观看人群也逐渐由以往的儿童发展为成年甚至中老年。当人们习惯于直接去阅读屏幕上出现的东西时，我们对文学内涵和作品真正的内容是否有所冷落；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到底应该呈现出哪种关系才较为合理；影视动漫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能否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自主品牌的、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些都是我们所应该关注的内容。 二、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的关系 影视动漫和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都有其合理存在的一面，而存在的同时都会起着双刃剑的作用。影视动漫直白的表现情感和故事发展情况，带来的情感共鸣可能是一时的悲哀或者恐惧或者欢乐，但是时间久了人们便会发觉那种快餐式的文学累积会使情感变得苍白无力。文学的抽象而发人思考，只有真正地把心境投入其中，才能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怀。在观众集体式的欣赏上，影视动漫艺术有时不能把作者的倾向性赋于形象性，不能把大段的议论的文字对冲突双方的或对生活的评价表现出来。影视动漫艺术必须在短时间内用具体的，塑造性的原画主角和各种镜头的转换给观众视听的综合性审美。（如图2）影视动漫比文学拥有更多的群众性，是任何文学作品不能比拟的。文学的表现工具是文字，有相对的限制性；影视动漫艺术有无比的精确性和敏锐性，能较好的反应一切复杂的生活现象。对观众直接诉之于形象，使观众得到的是完全逼真的感受。另外，影视动漫艺术具有空间和时间的魔力，我们可以看到同代人的生活景象，也可以看见一切动人心弦的历史的重演，因此影视动漫它必须具有震撼力和表现力。图2动漫原画镜头转换诚然，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影视动漫从艺术手段、表现内容等多方面受到了文学的滋补；反过来，影视动画也在无声无息之间补给了文学，影视动漫的视觉性表现方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途径，包括一般电影的表现手法——蒙太奇，也大量于无意之间进入了文学创作。文学，这一艺术领域里的文字王国，面对今天的读图时代，多少有些落寞了。然而，影视业的发展在“挤兑”文学的同时，也为文学添上了新的翅膀，受其滋养，甚或依赖于它提升着自我。所以，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在当今信息时代彼此促进、彼此发展。 三、中国影视动漫作品需要文学性构建 人们看影视动漫作品，有时是怀着一种期待和被感染的心态，但一部影视动漫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性和传承性，是很难打动观众的心灵的。这就需要文学影视动漫的诞生。所谓文学影视动漫，指的是富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是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影视动漫。这标志着此类影视动画更加注重品位、创造力、艺术感和有质地的动漫美学以及其实验性探索。影视动漫应该向艺术电影学习，向更多的文学作品靠拢，使影视动漫编剧接触古今的经典故事和小说，不断锻造好的故事和深厚的内涵，使好玩的故事和有创意的想法进行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中国动漫的层次差异，这种层次差异指的是“生态观”。坚持生态观对任何环境包括文化构建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回顾中国影视动漫，目前缺乏多彩斑斓以快乐为本的商业动漫佳作，更缺乏独树一帜以创造力为标志的艺术动漫佳作。作为信息时代的前沿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动漫在这个时代正是我们文化整体实力的一个呈现，而发展具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也是中国影视动漫的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换言之，无论技术如何变迁并呼唤我们紧紧跟随，但人性的应对和满足依旧是所有艺术要回答的主题，动漫与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紧密合作与交融，求其在中国动漫产业中的贡献。 四、小结 作为新兴的影视文化艺术，影视动漫不仅综合了声、光、化、电等现代科学技术，也综合了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古老艺术经验，还综合了编、导、演、录、美等不同的创作人员，更不必说它的镜头、景别、蒙太奇等等。在技术层面上，它比较复杂。这是它的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优势，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为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影视艺术不低于文学，不等同于文学，也不依赖于文学，但是影视动漫必须深入文学，文学所能表达的深度和广度并不是影视动漫所能做到的，而电影所表现的光影与声音的互动也是文学所不能及的。中国的影视动漫必须结合中国民族文化特点来发展，深入中国文学艺术，掌握中国文学知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文学是影视艺术要吸收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把握文学艺术在中国影视动漫中的作用，是中国影视动漫人设计具有中国特色影视动漫的重要手段。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弱化创建 随着人们对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社会与经济价值的不断了解，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利用越来越广，使用主体也由此获得丰厚的利润。如取材于我国民间文学的美国卡通片《花木兰》在全球票房收入超过5亿美元，改编自非洲祖鲁族民歌的动画片《狮子王》配乐的版权使用费收入在2000万美元左右。然而，这种商业利用却没有给相关利益主体带来利益。花木兰民间故事属于无偿使用，改编狮子王配乐的非洲祖鲁族歌唱家林达只拿到了象征性的1英镑。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说，民间主体也应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获得回报。那么民间主体获得回报的依据是什么？如何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分享利益？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利益分享是我们构建私权体系的基点利益分享的基础是利益平衡原则。任何一种“现代”的科技与文化成果都有其发展的根基，都离不开传统文明的铺垫。 任何创造、创新或创作都离不开前人的贡献，现代许多绚烂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子。民间文化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资源，是现代社会赖以进步的源泉。尤其对那些千百年来未离开故土的民族而言，传统的自然与人文财产仍然在其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②带着这种认识重新审视国际经济秩序，就会发现众多不公平之处。西方国家有些科技文化产业的创新，很多都是在我们古老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他们从这种使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无需支付任何代价；反过来，我们要使用在我们文化技术基础上发展来的最新成果就要支付高昂费用。而现代社会的知识资源也是匮乏的，知识资源的储备和传承也要花费巨大代价，所以应该建构一种机制，让所有参与知识资源创造和传播的相关主体共同分享利益，使资源提供者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分享。利益分享能激发持有群体的传承动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仅仅靠持有群体的兴趣与责任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切实的经济回报，很难激励持有群体进行传承，更别说创新了。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需要对其持有主体的利益予以维护，激发他们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情。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持有者权利正当性的论述，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希望在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使用过程中，创作、传播主体的利益都能得到实现，而不是通过制度限制外来者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鼓励外来使用是权利构建的原则对于那些依然根植于其原生境的传统知识而言，鼓励原生境人民充分利用并因此而受益应当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首要目标。但是，如果原生境保护显然存在障碍，或者事实表明已经不可能使传统知识得到发扬光大，借助外界力量加以保护，并使其得到有效利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外来者的使用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繁荣。民间文学艺术价值的发掘需要外来者的参与。其实，很多当地原住民并不认同本地区、民族的文化，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是被外来世界的人们源源不断地发现，并在外部世界被不断商业化使用并广为传播。如赫哲族民歌经过郭颂的改编，成为人人传唱的乌苏里船歌。江苏六合民歌经过采风者改编成茉莉花，被认为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首歌，不仅在我国广阔大地上传唱，并且通过悉尼奥运会走出国门传向世界。经过外来世界的改造和使用，民间文化焕发了耀人的光彩。民间文学艺术的创新更离不开外来者的参与。持有主体大多处于经济信息落后的地区，不掌握现代的高新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不掌握现代的营销渠道，很难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而不经过现代文明改造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难在市场中立足，并取得长足的经济效益。如贵州蜡染，很多人都喜欢，但不经过现代工艺的处理，不解决褪色问题，很难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对象，大多只是作为装饰，消费量有限。如前两年红极一时的土家族掉渣饼，一上市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由于缺乏连锁经营的现代经营理念，缺乏对产品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产品质量的精细化管理，结果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较多的事实表明，多年来，虽然存在着外来世界对民族地区民间文学资源的肆意掠夺，但外来世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再创造，以及各种形式的利用，其硕果累累已超过原生境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经过外来世界使用、改造后的民间文学艺术其生存空间扩展了，而民间文学艺术只有被市场化，持有主体才有可能依据私权益进行利益分享。鼓励外来使用有利于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意味着将本民族的发展置入世界发展的大循环圈中，在这种发展状态中，互通有无、分解争端。而不同种类的文化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民族民间文化应当是这种交流的促进剂，其执法的措施与程序不应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障碍。 民间文学艺术毕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使用成本的增加会给文化的传播与输出带来障碍。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也应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对民间文学艺术私权保护的初衷在于利益分享，并非是通过私权，保持本民族地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支配地位，使其流动完全按照本民族设定的途径和程序来进行。限制外来者使用的思路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传统也不符，我们现在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需经过任何人的许可。而且民间文学艺术属于集体权利，实际当中也很难控制文学艺术的流传，反而会给一些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在对民间文学的保护时要考虑到所涉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使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权利体系构建的的政策取向。一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目标的评估，可能选择促进、容忍或阻止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技术问题，但是该决定具有重要的法律和技术含义。⑤如果一个国家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打算阻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行为，可以以加强管理为目的设置更多的程序，采取广泛而复杂的管理制度，为私权所有者规定更多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应用，则建立的制度必须相对简化，而不应涉及过于沉重的交易费用和官僚化的烦琐手续。我们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民间文学艺术流失严重，而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保护和利益分享依托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利用，更需要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传播和弘扬。所以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应当确立促进和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政策，尽量降低使用者的利用门槛，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方便他们的使用。 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的内容。注重利益分享，鼓励作品的使用是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核心。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权利的构建也应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与版权的客体具有契合性，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与作品有很多共同点，可以仿效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去构建：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有权利要求使用者标明创作主体，并禁止他人不正当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配套存在，在于其所属群体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它们与土地、文化遗产和环境紧密相联。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应享有人身方面的权利。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如民间剪纸的图案、民歌的曲调、民间建筑的风格等等等体现了当地人民的情感、思想、信仰、追求等，在使用时应考虑这些民间艺术作品的使用环境。但是现在出现很多有悖于群体习惯和原创目的使用的现象。经过外界的使用后，原先的民间文学艺术往往变得不伦不类，有的与原先使用的环境、意义完全相反，极大地伤害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持有群体有权禁止其不正当使用。不建议规定修改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原生作品一般是采用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传承，往往具有不稳定性。同时，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时间、地域、民族民俗生活的变化等因素影响而显现出变异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应该“与时俱进”，才能实现其价值。 如果由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主体控制作品的修改，不符合使用的现状与传统。民间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在民间流行的，也不存在发表权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主体财产权的内容则应与一般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不具有控制作品传播的权利，但享有获得报酬权。有权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中受益，可以根据后续使用的不同情况、不同程度收取一定的使用费。其财产权可以由集体管理机构代为行使。

英语教育论文:谈认知心理学与英语教育 认知心理学是20世纪心理学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学科和研究方向之一,被称为是心理学的第二次革命。认知心理学以明确阅读、计算、推理、下定结论等人类各种认知活动的构造为目标,特别是明确语言信息处理过程的构造,是认知心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语言从根本上支撑着人类的认知活动,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而认知心理学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探讨了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及其规律,因而把认知心理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和实际的英语学习结合起来将会大大增强学习的效果。 1.词汇表象模型与英语教育 所有语言掌握的基础都是词汇的掌握,那么,第二语言(外语)词汇的掌握构造是如何形成的呢?认知心理学者佩维奥就这一点提出了通晓两国语言的双重编码理论,通过这一理论就可以得之,比如通晓汉语和英语的人,会把“狗”放在汉语系统,把“dog”放在英语系统,而把狗的形象放在形象系统里,于是,在这三个表象之间就形成了坚固的联系,看到狗就应该同时联想到“狗”和“dog”两个单词。那么,学习英语的中国人又是怎样的呢?因为“狗”这个汉语单词已经掌握得很好,所以看到狗当然会马上说出“狗”,而且,如果已经学习了“dog”这个英语单词,把“狗”翻译成“dog”(或反过来)也并不困难。但是,如果让他们看狗,然后比较他们说“狗”所用的时间和说“dog”所用的时间,哪个会更长呢?如果在英语课上,让中国人很充分地练习把狗的形象和“dog”联系起来,他们就会和通晓两种语言的人一样,在说出“狗”和“dog”的时候应该没有时间差。不过,如果是按照传统的“语法译读法”的方法,说出“dog”所花费的时间就会比说出“狗”所花费的时间长,这是因为,在“语法译读法”中,虽然“狗”和“dog”之间形成了联系,但是“dog”和狗这一形象却难以形成联系,因此,看到狗的时候为了说出“dog”这一单词,必须要先翻译成“狗”,再把“狗”翻译成“dog”。 这种通晓两国语言的二重符号化说法启示我们,在学习掌握第二语言(外语)的词汇时,不应该只把“符号”和“符号”联系起来学习,母语中的单词不仅与文字这种“符号”有联系,而且与形象、行为、感情等有密切的联系。奥斯古德的意义空间研究表明,单词里蕴含了形象和感情反应的内涵,在记忆“抱臂、挠头……”这种动作词组时,边做动作边记忆的实验对象要比单纯朗读的人记忆成绩好,这种现象被称为实验对象实际操作效果。以上研究和现象证明了,母语里的单词不仅与文字这种“符号”有联系,而且与形象、行为、感情等有密切联系。另外,在欧美国家也实行像“全身反应教授法”那样,从把听到的话与具体的行为动作联系起来开始的外语教授方法。那么,把这种理论和实践广泛地应用到英语教育上不也很好吗? 2.语言处理模型与英语教育 在认知心理学的语言处理模型中,人们为了理解语言,假定以下各种语言处理是必要的。 (1)词典性处理:即对构成句子的每一个单词的处理。例如,为了回答:“Was the proposal fathered by John?”这一问题时,你必须知道“father”什么意思,词典处理就使得这种理解变为可能。 (2)句法性处理:即利用句法知识解析句意的处理方法。例如:我们能够判断“On when am that bent.”这个句子不成立,这就是句法处理。 (3)语义学处理:即利用语义学知识解析句意的处理。例如,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Chomsky)[ 束定芳,现代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p47]这句话,从语法角度讲没一点错误,但是,对于有正常的英语语感的人来说,就会判断这句英语不自然。这种判断就是语义学性处理。 (4)语用学性处理:即根据说话的文脉,解析说话人的意图的处理。句子的意义并不总是和一个说话人在某一场合通过使用这一句子所要表达的意义相一致。孤立地看,“He is a fine friend”总是表示了“他很够朋友”这一意义,这是它的句子意义,是永恒的,没有时间性的。但是如果在你处于困境时,某人却舍弃不顾,拂袖而去,你对别人说“He is a fine friend”,你所要表示的意义和句子的意义则截然相反。这种理解就是语用学性处理。 原来的英语教育中,主要着眼于词典性处理、句法性处理、语义性处理的教育,好像一直没有形成语用学性处理的教育,如果是这样,今后应该更加重视语用学性处理的教育。语用功能是指说话人在特定语境中运用适合交际环境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言语效果,它与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语境不同,同一个话语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语用功能, 所以在英语教学中的阅读理解、口语、交际当中为了能够正确的理解话语,还是要重视语用性处理,更好得掌握英语这门语言。 3. 认知发展模型与英语教育 美国心理、教育学家杰罗姆·布鲁纳主要对教育作出了杰出贡献而闻名于世,为了说明智力的成(发展),布鲁纳提出了再现表象这个概念,他把再现知识的模式的 发展分为动作性表象模式、映象性表象模式和象征性表象模式这三个阶段,也就是三种不同发展水平的认知结构。有适合较大年龄孩子的成长阶段的指导方法,也有能够让低龄儿童理解高级教材的可能,同时布鲁纳认为小时候,以适合其年龄阶段的样式学习某些教材,之后以高级样式再学习那些教材的时候,就变得很有帮助了,例如,当孩子学习集合概念的时候,如果孩子处于活动性表象阶段的话,就通过玩“拿椅子”的游戏来学习集合概念;如果孩子到达印象性表象阶段,就利用积木等具体实物来学习;最后如果成长到象征性表象阶段了,就利用计算公式和符号等抽象性的样式来学习,像这样,对于同一教材,根据孩子的成长阶段,让他反复地学习,这样的学习指导方法,恰好可以比喻为螺旋阶段,也就是说,似类于螺旋上升那样,从低级逐步深化学习进入高级阶段,如果把“螺旋式课程”的构想适用在英语教育中,就像描绘圆锥侧面螺旋形状轨迹那样展开。首先从听开始,在反复学习说、读、写的同时,不断获取语音法则、语法、文法 以及词汇等领域的知识,慢慢地步入高层次水平。 英语教育论文:对大学英语教育活动的现状研究 一个教学活动的完成不仅包括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还应包括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积极对话。由于文学阅读过程与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这种相似之处,运用接受理论来指导教学实践的研究是可行的。本文试图在接受理论指导下,结合目前大学英语教育活动的现状,分析影响大学英语教育活动的因素,以提高大学英语教育的效果。 1大学英语教育活动的现状 目前,我国高校的英语教学改革虽有一些进展,但是整体的教育观念仍未取得实质上的突破。由于缺少相应的语言文化交流环境,我国高校的英语教育基本上仍然遵循着传统的教学模式,种种弊端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1以教师授课为中心,忽视学生主体地位 大学课堂的英语教学活动主要表现为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堂上学生缺乏充分自主的活动空间和展现机会。教师是传授者,学生则被动地接受和服从,这种授课方式剥夺了学生的话语权。并且长期以来学生在课堂上所处的沉默状态,导致学生缺少语言运用的实践机会,虽然经历了多年的英语学习,由于害怕错误而拒绝表达的学生依然大量存在。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造成了大学生们对于大学英语课程学习的厌倦、不满以及消极应付的态度,阻碍了当前英语教学的发展。在灌输式的英语教学中,教师把所有的教学内容具体化,减少了学生对于接受客体的理解空间;而学生总是被动地接受,误认为老师的理解是客观的、唯一的。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逐渐丢失了对于接受客体的自我感受、加工以及创造能力。 1.2英语教学目标功利化 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大多数人认为英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许多重要考试中必考科目之一。在应试教育的驱动下,人们往往忽视了大学英语教育的真正目的,着重考虑的只是考试过关。事实上,考试的成绩与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学习能力是不成正比的。有些学生通过了一系列的英语考试,但是实际的听说读写能力还是不尽如人意。这种为了通过考试而学习英语的态度使得大学英语教学过于功利化。作为人文学科的大学英语教育不仅应包含语言技能的训练,还应包括情感教育以及人文精神的培养;为了通过考试而进行的课堂英语教学无疑影响了英语教学改革进程,这种前提下所进行的教学活动明显是不成功的。在考试的指导下,教师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学生犹如井底之蛙,课外阅读明显不足,对于英语相关文学文化知识知之甚少,除了考试,不知其它。学习与实践脱离,无异于本末倒置。 1.3课堂教学内容单一化,脱离实际 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基本上侧重于单词讲解、发音纠正、语法运用、文章阅读以及习题演练等几方面。相应的教学参考书虽然为师生理解课文提供了便利,然而与此同时,参考书中的分析与参考答案也禁锢了师生们的独立思维,阻碍了他们创造力的发展。教师习惯于照本宣科,用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进度、统一的教学方法来教授处于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忽视了学生由于学习兴趣、意识结构和思维能力的不同而导致的对于教学内容的不同需求。同时,教材建设相对滞后,远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接受心理,忽视了学生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实践,在一味灌输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丧失了自己的情感体验。教学内容的单一化———统一的教材与教参使得教师不必自己动脑筋,组织能考虑学生具体学习能力的教学内容,而学生按照这种模式去学,也略去了自己重新认识的过程,课文讲解与答案的标准化限制了学生的自我思考。如此以来,教师和学生都不必对教材进行独立思考,自然也不会形成自我理解与认知。这样的被动的学习活动显然不利于大学英语课堂教育。 2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学生接受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接受理论认为接受客体在未被接受主体接受之前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乱码。其理论建构核心是构成的主观性,并以自我意识或先在构成为基点,去感知和把握认识对象。据此,教学活动不因仅仅解释为原作者或作品的独白,而是教师带着“期待视野”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作用下与隐含的作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后形成的“视野融合”。因此,在大学英语的课堂教育中,教育氛围、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与沟通以及教材建设都成为影响学生接受活动的主要因素。 2.1良好的教育氛围 接受活动并不是封闭的,接受主体总是处在一定的客观环境和具体氛围中;因此,良好的接受氛围在实现外来信息与主体接受能力的高度融合,提高接受效率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英语教育改革的推进,它所依存的社会环境正在经历着一系列的变化。大学英语考试的设置虽然提高了大学英语的重要性,同时却加重了应试教育的倾向。考试的压力影响了教育环境:社会急功近利,心态浮躁;教育价值取决于考试,取向偏离。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使得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机械化,缺乏创造思维,沦为教学大纲,考试等等的奴隶。如此教育氛围导致了英语教学的肤浅、狭隘、僵化、封闭。接受活动要求的是接收主体对于接受客体进行主观性思维,强调的是接收主体本身的创造理解能力,因此,创造一个开放性的、宽容的教育氛围对接受活动的成功运行是有必要的。 2.2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与沟通 传统教学模式强调的是教师之于学生的“教”,这种单向交流相对保守,反映了传统教学言语流程的单一,不利于知识的生成与建构。一个完整的接受活动应包括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以及师生的对话与沟通。根据接受理论,教学活动的意义不应是唯一的、单向的,它应是多元的、互动的、不断发展的。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一样,都是学习的主体。只不过作为接受主体的教师同时也是知识的传播者。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应该比作为接受主体的学生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些,想得多一些,这样才可能在英语教学中引导学生。教师可以从宏观上引导,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合理的学习方式,创造良好的学习气氛,营造互动的学习场面,而 不是一味地灌输。在此情形下,教师应进行角色的转变:教师由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促进者,学生可以从多渠道获得知识,教师只是引导者,其任务是转化智慧,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以及学习能力;同时,作为学习的参与者,教师应积极与学生分享自己的学习认识和心得,同学生一起寻找真理,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过时与不足,从而提高教育接受活动的效率。另一方面,学生应自觉地参与课堂的教学活动。学生是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学活动侧重的是学生的理解实践,而不是教师的程式化灌输。学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被动的接受教学内容,而是具有开放心态和创造活力的接受主体,能够在主动积极的理解和思维中加深体验和感受,享受学习的乐趣。一名教师的人格形象、知识水平、业务素质、教育态度、教学方法、与接受者的情感关系、以及对接受者的责任心对于教育接受活动的质量起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一名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对于教学内容的自我感受、加工以及创造的能力也在影响着教育接受活动。因此,作为接受主体的教育者与学习者应进行互相对话与沟通,从而促进接受活动。 2.3教材建设 束定芳(2004年)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外语教材方面的调查,得出以下结论:“学生更希望通过比较自然、轻松、有趣的方法来学习外语,愿意仅通过教材来学习外语的人数只占到6%左右。这一方面说明现有的教材还无法全面反映丰富多彩的语言活动,教师的课堂教学也常常是枯燥乏味,远离真实的语言交际活动;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学生渴望在真实的语言活动中学习语言,渴望形式多样的语言输入,渴望在真实的交际环境中展示和锻炼自己的语言交际能力。” 由此可见,如何增强英语教材的吸引力和实效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教材强调语言知识和书面符号的认知,侧重于教师对于课文的讲解提问、学生通过课后练习巩固语言的重点难点。在这种教材下,作为接受主体的教师和学生丧失了自己的主动学习能力,学习模式单一封闭导致了思想僵化。接受理论指导下的教材应体现对于外语学习过程的动态理解,启发接受主体的开放式思维,能够使学生、教师与教材之间展开多向的、互动的对话,包括教师与教材的交流、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教材与学生的交流。在这些多向交流中,教师与学生主动地学习、都处于积极的思维状态,对于教材能形成自己的感受看法和体验,从而互相促进提高。 强调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都处于主体地位的接受理论观点一反传统意义上对于教学活动的认识,主张对学习氛围、师生关系与教材建设等方面进行重新认识,建立一种更为开放、主动的教学模式。在此情况下教师的作用在于启发学生,引导学生的学习;而学生则树立主体观念,自主地学习,从而促进教师的教学。“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教师传授给学生的不是固定僵化的知识,而是获得知识的途径和学习的能力。 英语教育论文: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措施 1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的理念 大学英语教育可以说是对学生的英语能力的教育,应关注与学生的英语技能、英语情感以及英语使用,英美文学类课程进入大学英语教育之中,无形地给大学英语教学注入了文学情调,即为文学人文情怀,这就要求在英语教育中实现对学生的人本教育与素质教育,坚持新型的人本教育理念。其一,实现“技能教学”向“素养培养”扩展。传统大学英语教学定位于英语知识的传播,而对于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培养课程设置较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英语专项技能提升,如英语交际能力、英语应用文书写能力等,同时,相对于技能教学来说,人文教育在大学英语教育中更为缺失,这不仅背离了素质教育之要求,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人文思想、情感以及心理等,而英美文学类课程引入大学英语教学,其以文学情境创设、中英文化比较以及中英文学教育的方式,加入历史、哲学、艺术、文学等内容,充分提升了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者正适应了现代社会对社会性人才的需求标准。其二,实现“教师结构”“教材结构”向“学生结构”转变。素质教育条件下,实现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基本要求,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以教师为主导,以教材为基本,展开“以师为本”、“以教为本”的教学,而相对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缺乏了对学生心理特征的分析,造成学生成为学习的被动者,而英美文学类课程设置以情境教学为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教学的情境范围,如展开文学人物对话、进行文学场景模仿等,这就使得学生的表现力提升,进而实现学生的个性化、主体性发展。 2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的环节实践 大学英语是高等教育本科阶段的重要课程,对于非专业英语教学来说,一般设置于大一、大二,是每个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出于对素质教育以及社会多元性发展的要求,大学英语内部课程设置越来越偏向人文教育,而英美文学类课程设置成为首选,但是在其课程改革中,必须以各环节的人本性落实为基础,才能实现英美文学教育功能的实现。 2.1英美文学类课程目标改革 英美文学类课程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其课程设置必须以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为基本,服务于大学英语整体性教学目标的实现。如基于英语言语能力培养的大学英语基本教学目标,英美文学类教学通过创设交际对话场景,让学生观看文学作品电影等方式,来提升学生的言语感知力、理解力和应用力。文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对人的教育,这就要求英美文学类课程目标定位于人的力量的实现,即为人的技能培养与人文培养上,这就要求其课程目标立足于学生的能力培养,尤其是人文素养提升上,通过其课程目标的指向作用,再展开教学内容的挑选与教学。如设置学生审美感受力教学目标,在教学中,教师依据教学目标,进行教材内容补充或是教材创新,进而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感。 2.2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1)精选英美文学作品,展开作品教学。英美文学类教学展开的基础是文学作品,在对教材的选择上,不仅要适应于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要求,而且要以精美的文学作品为主,其包括审美性、对比性、教育性、情感性以及人文性的教学内容,例如选择《简爱》展开情爱审美教育与情感教育;选择《理智与情感》展开人性纯美教育;选择《雾都孤儿》展开历史情感教育;选择《老人与海》进行人与自然之挑战,人性能动力教育等,促使包涵丰富而又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被学生认识与感知,让这些民族的、人民的精神影响到大学生的人本发展、社会发展和心理发展。2)选择“大众性”作品,展开学生心理教学。这里的“大众性”作品是指学生在以前的学习中所涉及到的或是着名的作品,便于学生理解的作品,用此类用作品展开英美文学教学,不仅因为此类文学作品本身含有较高的人文精神,更多是基于学生的心理要求,因为学生对这类作品本身就已经有所感知,或是因为作品影响力而想去了解,所以,在设置课程内容中,尤其是在展开教材教学中,要适应于学生的心理要求,这不仅能够有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而且最大程度上适应了学生的心理走向,有利于学生学习主体性的发挥。3)教学内容设置人本化,展开阶段性教学。对于非英语专业来说,英语课程一般作为必修课设于大一、大二,由于此阶段是大学生进入校园的起始阶段和适应阶段,其心理新鲜感与滞留感较强,所以在教学内容设置上,要进行学生心理分析,采取阶段性的教学内容设置教学,如在大一上学习,学生心理处于高中向大学升华过渡期,在其中对情境性教学的适应性较弱,所以教学内容要以轻快、感受的基本内容为主,如展开优美诗歌赏析、进行电影欣赏等,以便于培养学生的英语情境感受能力;在大二时,则偏重学生的英语实践能力展开情境教学,如进行文学情景对话、角色演出等。 2.3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方式改革 1)以阅读、欣赏为基础,培养学生文学感受力。对于文学类学习来说,文学感受力是展开教学的第一步,在教学中教师通过选择适宜的文学作品,在课堂上,以美文阅读、音乐播放、诗歌朗诵以及影片欣赏等多种形式,为学生赏析文学作品提供平台,这就有效地培养了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喜爱度,而文学揭示普遍的价值,描述日常生活之故事,这不仅让学生充分感知文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了解社会,促使学生多元化思维的形成。2)以“寓教于乐”“师生互动”为手段,创设学生学习主体性情境。课堂是实现学生各项素质与能力培养的主要场地,文学自身的情境属性,要求英美文学教学必须有高氛围的情境进行支撑。一方面,采用多样化教学模式,寓教于乐,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如采用角色教学、模仿教学、场景教学等方式,将教材人物引进课堂等。另一方面,关注学生主体性,实现师生互动,提升学生的参与力。如采用合作教学,加强师生间的交流与合作,教师以有效激励方式,促使学生各抒己见,这不仅能够开拓学生的思维,提升学生的言语表达能力,而且有效地将学生变为课堂主宰者。 2.4提升英语教师素质 教师作为 教育教学的主导者,其素质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生的素养与能力的形成,要展开有效的英美文学教学,教师首先要进行自我提升,这不仅要求教师加强基本英美文学知识学习,丰富其教学技能,而且要求教学具有较高的文化、思想以及素养。 3总结 素质教育下,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必须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在其课程目标定位上以整体性教学目标为基础,以自身课程特点为依据,以学生实际为根本,以全面化的指导理念作用于教学内容的制定与教学方式的展开上,同时,加强英语教学素质培养,以强有力的教师素质为支撑,来实现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情感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培养与提升。 英语教育论文:游戏法在幼儿英语教育中的应用 幼儿园中的每门课程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英语作为幼儿园中的一门课程也不例外,幼儿园的英语游戏教育可以帮助发展幼儿的语言水平、认知水平等等,所以对幼儿园中的英语游戏教育进行研究可以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英语游戏教育是一门科学,反映一定的科学规律,因此,幼儿英语游戏教育不仅要研究幼儿英语教育理论和相关实践,而且要探讨幼儿英语教育的规律。所以,针对幼儿英语的研究同时也包含着对英语游戏教育的研究,促进了英语游戏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幼儿英语游戏教育既有英语学科本身的性质,又应遵循幼儿的心理、生理特点,其还与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它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因此,幼儿英语游戏教育研究已成为学前教育研究的需要。 3-6岁是孩子英语学习的黄金时期,英语学习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听音辨音的能力;二是能够根据接受到的语音信号,在语境中进行内化整合和输出信号。幼儿时期是一个语言敏感期,孩子对不同的语音信号会格外敏感。儿童由于注意力等心理因素发展不够成熟,他们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明显的情绪化倾向,当儿童对学习有浓厚兴趣和好奇心时,便会产生情感上的需求。对孩子来说,游戏学习是新的认知点,父母应该考虑孩子心理情感上的需求,采用生动、活泼、有趣味的形式来吸引他们。爱玩是孩子的本性,游戏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在玩中学,学中用使幼儿的学习兴趣提高,巩固了所学的语言形式,激发了幼儿的成就感。孩子在游戏中通过多听、反复感觉,从而加深了脑海里的印象,这样他们不仅可以尽情投入到游戏中,同时还有了一个轻松和谐的语言环境,使得课堂充满活力。儿童游戏教育应该设定不同的阶段和明确的教学目标,同时,各阶段内部的知识体系又有着明显的递进关系。在幼儿时期,孩子需要的是拓宽想象力、观察力和感知探索世界的能力,所以这个时期学英语就是让他们发现还有另外一种形式来形容这个世界,他们通常都会很有兴趣去了解。 一、幼儿英语教育的环境 加强幼儿园英语游戏教学氛围的设计,通过精心设计幼儿园环境和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让每一面墙,每一件物,每一句口号,每一个标志,都不但从感观上,更是从思想品德上给幼儿以无声的熏陶,这是幼儿园发展极其重要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幼儿园办学成功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保证。首先是语言环境,我们要让幼儿一走进园门,就感到换了一个语言环境,时时、处处看到英语,听到英语,使用英语,逐步让英语成为园内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往手段,使整个幼儿园成为一个“英语村”。因此,环境对幼儿园英语教学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物质环境,对于提高幼儿口语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所谓物质环境就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对各个活动区域进行环境布置,要把一切空间和时间都当成幼儿受教育的环境和幼儿主动进行口语表达的课堂。物质环境的创设需灵活多变,与当前英语游戏学习内容联系起来,并能够让幼儿通过物质环境所创设的游戏进行灵活运用,也要尽量遵循与母语环境的创设一致的原则。 二、幼儿英语游戏教学的特性 在幼儿英语游戏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幼儿的心理活动与发展有着不同阶段的特性。游戏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满足幼儿的心理需求,所以教师在设计游戏时要从幼儿的心理特点出发,游戏规则与游戏内容要尽可能地满足幼儿的心理需要。游戏的设计要具备以下几点特性: (一)目的性 教师在设计游戏时要明确游戏的目的,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体现相关教学内容,有的放矢地对教学游戏进行设计。 (二)适宜性 设计游戏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幼儿本身的接受能力与理解力,要循序渐进地设计游戏。 (三)猜测性 在设计游戏的时候要有意识地设计一些猜测性的游戏,可以满足幼儿的好奇心,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 (四)竞争性 在游戏教学中可以适当地引入竞争机制,让幼儿充分融入到游戏中,充分利用幼儿的好胜心理,集中幼儿的注意力,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五)趣味性 幼儿英语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幼儿多记住多少单词、句子,而是激发和培养幼儿学习英语的兴趣。教师在设计英语游戏教学时,要重视游戏的趣味性,从小培养幼儿的语感与兴趣。 三、在幼儿游戏过程的注意事项 (一)注意充分做好游戏前的准备 1.材料的准备:包括实物、录音机、卡片、板书、录音带、录像带等。 2.知识的准备:教师要对本次的教学内容充分掌握,因为游戏对幼儿的知识储备和能力都是有一定要求的,在做游戏前,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小游戏。 3.心理的准备:在做游戏前教师要尽可能地让幼儿做到身心放松,让幼儿充分了解游戏规则,也可以调节气氛,让幼儿全身心地进行游戏。 (二)注意游戏的公平性 在游戏中引入竞争机制可以发挥幼儿好胜、喜欢受到表扬的天性。幼儿非常在乎教师对自己的评价,所以在游戏结束后,如果结果不公平会严重打击幼儿学习的积极性,有可能导致他们产生逆反心理。因此,教师在设计以及游戏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教师在设计游戏的时候,要尽可能地让班上的所有幼儿都参与进来,可以适当增加协作游戏,这样可以促使幼儿在游戏中培养合作精神与团队意识。 2.教师要公正客观地对待每一个幼儿,切勿歧视程度较差的幼儿或发音较难纠正的幼儿,对前后排都要有所照顾。 3.游戏的设计要以幼儿为中心,有些游戏相对较难,对理解相对较慢的幼儿,要给予适当地照顾,我们可以多给他们一些理解的时间,然后再提一些相对简单的问题。 (三)注意游戏过程中的纪律性 在一些游戏的过程中,由于幼儿求胜心切,注重游戏的结果,难免会出现一些违反纪律的情况。教师要在游戏之前就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奖罚分明地对课堂纪律进行控制。 1.一定要在游戏之前对规则进行详细的阐释,具体到如何得分,明确奖惩制度。 2.要严格遵守游戏规则,一般没有特殊情况不可中途做出改变。 (四)注意游戏操作的时间 教师要在游戏的过程中把握好游戏时间。游戏时间的过长和过短都会对幼儿产生不好的影响,教师要考虑幼儿的接 受能力和认知水平,对教学时间加以安排。 (五)注意游戏实施的多样化 和一般游戏不同的是,游戏教学中的游戏是与教学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再好的游戏,玩过几次,学生也会失去兴趣。所以教师必须不断地设计新的游戏,同一个知识点在不同阶段可以用不同的游戏。 (六)注意游戏实施过程中的安全 有很多的游戏涉及玩具。在游戏教学过程当中,坚硬的玩具容易划伤幼儿,所以教师必须不断地关注幼儿,以采取保护的措施。 在儿童英语教学中,游戏教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日益受到中小学英语教师的关注和青睐。它“习之于嬉”的教学方式,开放活泼的课堂气氛都为儿童英语学习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教师应善用游戏教学,开拓儿童的思维,激发其兴趣,促进儿童对英语学习由兴趣向志趣的转化,为以后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英语教育论文:探求乡村英语教育的现状 一、学校设施条件比较差 农村教学条件及设施相对落后或不足,教学设施、器材等严重缺乏。虽然有的学校有一些电教设备,但远远满足不了英语教学的需求。甚至有些偏远地区的学校连最基本的录音机都没办法配置,更不用说电脑、白板等多媒体设备了,这不仅影响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及范围,也大大制约了学生在英语课堂中的参与度,无法提升农村英语的教学效果。 二、学生没有良好的英语学习习惯 在农村英语教学中,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学生学了几年英语之后,仍然需要教师领读单词或逐句把课文译成汉语;有的学生只会认读课文,而对那些与课文难易程度相当的课外阅读材料,则看不懂或阅读速度很慢,有的学生可以背诵不少句型和语法规则,但在说和写英语时却错误百出。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学生对英语的学习。 三、农村家长对子女在英语学习上的要求普遍不高 在农村,由于信息闭塞不畅通,好多农民只安于现状,满足于目前的温饱生活。在他们的心目中,孩子学好语文可以多认识一些字,学好数学在日常生活中会算账,不吃亏就行,完全没有意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同时,由于他们本身并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英语一窍不通,因此无法在家中为孩子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没有从正面积极地对学生进行引导教育,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农村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四、农村学生接触英语的语言环境过少 学习语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交流和应用。新课程标准要求全面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要想提高自身的听说读写能力,除了课堂上有限的学习与练习之外,课外的交流和练习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大城市的学生来说,他们除了可利用电视、网络等途径之外,还可以在业余时间与外国人用英语直接交流。这些条件对于大多数的农村学生来说,根本无法实现。此外,在农村,大部分家庭都不具备购置电脑的条件,即使有少数家庭购置了电脑,他们也没有网络。这样就使得农村学生接触英语的语言环境很少,最终丧失了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对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极为不利。 五、结语 总之,要想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提高农村英语教学水平,广大农村英语教师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学习巩固专业知识,同时尽量从学校和学生的实际出发,确定符合他们认知特点的教学目标,准确地理解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选准课堂教学的切入点,为学生搭建一个用英语交流的平台,为农村的英语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英语教育论文:谈信息技术对英语教育的效果 一、运用信息技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一旦有了学习兴趣,他的心理活动就会有一定事物的指向和集中,而且乐此不疲。因此,有教学经验的老师非常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多媒体的集中优势,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上课开始时,学生还沉浸在课间的兴奋中,新的学习动机处于低谷状态,这时若能巧妙地导入课堂教学,必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而信息技术可以直观形象地再现事物形象,使声音、图像和文字融为一体,形成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新颖巧妙的开头是上好一堂课的关键,是教师与学生沟通的第一桥梁。要紧扣教材合理利用信息技术,创造逼真的情境氛围,并加以恰当的质疑,引导学生在浓厚的兴趣中进行思维。仍以ChristmasIsComing为例,我在开始导入时,就利用了一个flash播放了一首歌曲“铃儿响叮当”。这样,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入学习状态,自觉地把注意力转向教学内容。 二、运用信息技术解决教学中的重难点 应用多媒体计算机的功能,根据教学需要编制CAI课件,将重点、难点,通过多媒体表现出来,变抽象的内容为形象、直观的知识。重点、难点易于突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从而降低了教与学的难度。比如在学习“DNA”内容时,教师即使用汉语讲解,学生也较难理解这两句话:“DNAisapatternforyourbodytobuilditself.Generallyspeaking,itislikeablueprint.”这时,我借助多媒体课件,将一幅模拟的“blueprint”展示出来,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点。 三、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复习课效果 学生喜欢打游戏,除了游戏本身的声音、图像、动画等吸引学生之外,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及时反馈。游戏后,学生能很快知道结果。青少年的性格特点是好胜心强,如果做对了,他们就会更有兴趣,乘胜追击;如果做错了,他们会有“不对不罢休”的想法。根据学生年龄的这一心理特点,将这一做法运用到复习课的教学中,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复习课的效果。复习课中,多数情况下,要做大量的练习。信息技术可以有效地帮助解决,增大了复习课的知识容量。在练习过程中,我设计了一些和课文相关的练习题。在做课堂练习时,学生按设计的程序去做练习,做完一道,电脑马上会给出相应的正误判断:如果做对了,电脑给出笑脸;如果做错了,电脑就给个哭脸,并配以恰当的音乐,及时反馈给学生本人。同时,电脑根据做题情况给出不同的分数,教师也可以及时得到练习效果的反馈信息,省时省力、高效快捷,大大提升了复习课的效率。在复习课中,我还利用多媒体将复习内容制成相关的树状图,从中找到它们的联系点,使学生对所学内容系统化,加深印象,达到最佳的复习记忆效果。总之,信息技术对英语教学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丰富学生的学习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地解决教学中的重难点,提高复习课的教学效果。信息技术的运用,已经和必将全面促进、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英语教育论文:英语教育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目前,大多数学校将毕业证、学位证等与英语等级证挂钩,这成了学生学习英语最大的动力。这种方式虽然让大部分学生拥有英语等级证书,却在无形中忽视了英语的人文性。有些专科类院校不要求学生考取英语等级证书,可是毕业生的英语水平却不敢恭维。如何使英语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和谐统一,成了高职院校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 一、高职英语教育存在的问题 (1)随着近年来高校日益扩招,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大学深造。高考,检测的是各科目的总体成绩,并不只是英语一科成绩,这也导致了入校新生英语水平的高低不同。考虑到这种情况,任课老师在选择教学内容时面临着一定的困难。教学内容过于简单,英语水平高的学生在浪费时间;内容过于复杂,英语水平低的学生又听不懂。这也是导致英语教育难以改革,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2)长期以来,我国的英语教育一直局限在课堂上,强调以老师为中心,学生死记硬背,老师整堂课都在讲英语语法、单词、语句通顺等问题。例如讲解新的文章时,老师一般是介绍文章背景、领读单词、整篇文章翻译,然后讲评,做练习。而学生麻木地跟随老师听、说、读、写。最终导致学生出现缺乏学习主动性、缺乏学习兴趣、缺少实践经验等问题。 (3)我国的英语教育大多数是以应付考试为重点,而校方也把这一手段作为考核学生英语水平的唯一标准,这种方式虽然总体上讲对于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大部分学生即便通过了专业技能考试,步入社会之后,其英语水平仍不能满足当今社会技术、服务、生产等领域的需求。 二、如何加强高职英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和谐统一 (1)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对人才整体素质的需求在不断提高,高校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加大了对学生英语教育的管理力度,采用各种方法和技能加强英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比如:调整学生的思维模式,改变以往陈旧的观念,不再是老师讲、学生记;增加教师的知识储备量,使其从教室中走出来;让教师定期参加培训,借鉴国外的教学模式,把人文性带入英语教育中。 (2)学校应该根据自身需求寻找一定教学方法。例如,根据经济水平邀请外教加入到学生的课堂,与学生互动,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语法和语调;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身份、职业设置不同的英语对话场景,锻炼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围绕欧美等国的发展历史和生活习俗,引导学生了解外国文化,从而加强学生对英语学习的自觉性;创办英语社团、英语角,让学生在参加活动过程中全部使用英语交流,在愉快的氛围下提高英语水平。这些都是在工具性的基础上融入人文性的教育方法。 (3)老师不能一味推崇中国文化,中西结合才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应该从一些老师身上入手,改变他们传统的教学思维和模式,不再单纯地讲、背、考,应该让他们深入学生的生活中,从点点滴滴的小事上,把英语知识灌输给学生。在教学的过程中,介绍一些国外的社交、工作、生活方面的知识,使学生们能在离开课堂之后学以致用。这样从正面、侧面渗透的知识更容易让学生牢记于心,一改往届学生毕业后只会纸上谈兵的弊端,从而提高英语教育质量。 语言是人类传达想法和互相交流的主要工具,英语作为国际交流性语言,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学习英语要全面培养听、说、读、写的技能,才可以学以致用。目前,大部分高校急于求成,其英语教学的办法是强硬的、错误的、低效的,所以高校应该本着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理念,力求把英语渗透到学生的课堂和生活中。 英语教育论文:英语教育中的非智力因素研讨 非智力因素一般包括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习惯等,它在智力活动中起着定向、调节、维持、强化的作用,使智力因素不断发展,还可以补偿智力因素的不足。那么,如何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呢? 一、教师要确立学科教学的非智力因素培养意识 教师的非智力因素培养意识是对非智力因素培养的有意识地追求和探索,是对其一种清晰而完整的认识。因此,学科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要求教师做到:其一,学科非智力因素培养不能游离于教学,成为单纯的一种培养活动。其二,学科非智力因素培养不能局限于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而要有超越非智力因素培养的影响辐射面的追求和教学谋划。因而,教师在备课时要求实现三个体现:教学目标要体现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目标;教学过程要体现非智力因素培养的要点;教学反思要体现非智力因素培养的点滴体会与感想。 二、充分挖掘教学教材中的非智力因素培养资源 《中学英语课程标准》中明确表明英语新教材的编写理念:英语课程要力求合理利用和积极开发课程资源,给学生提供贴近学生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内容健康的丰富课程资源,拓展学习和运用英语的渠道,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主动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如何更好地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关键在于教师的开发意识和开发水平。我们不仅要对显性材料成分利用,同时对隐性材料也要精心开发,使英语学科的非智力因素价值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 三、在教学活动中调动一切非智力因素,开发潜能 (一)启发动机,激发内驱力,发展智力,开发潜能学习动机是学生进行活动的内驱力,有了它,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才能做出顽强的努力和长时间的坚持。英语作为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工具,掌握好并能自如地应用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时代性,挑明这一点可以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以及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价值,以此产生学习的动机。有了动机,才能使学生在学习中不断探索,发挥自身的自主能动性,进而发展他们的学习潜能。 (二)激发兴趣,启发智力活动,开发潜能 1.动用一切可能条件,营造一种学习英语的轻松愉快的氛围。教师可以在教室墙上挂上英文图片和卡片,出英文版黑板报,放英文歌曲,做英文游戏,尽量提倡用所学英文交流,使学生置身于一个英文世界里。 2.充分利用课程资源,如广播影视节目、录像、网络、报刊等具有相当时代性与生活性的辅助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我针对学生的心理特征,充分利用CAI课件的声像俱全以及富有变化性的特点“出奇制胜”地引起学生的兴趣。 3.利用求胜心理,引入竞争机制,激发学生兴趣,开发潜能。基于中学生的生理与心理特征,他们对新事物感兴趣,但此心理易起变化,持久性不长,在课堂中有意识地制造机会,运用竞争机制,使学生能积极参与各类比赛及辩论赛,从而开发潜能。 4.探究研讨,使学生表面的、短暂的兴趣升华为深层的、持久的学习动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潜能。 (三)培养情感,促进学生潜能开发 1.注重与学生情感的交流,从而使学生由“情”至“趣”。教学活动不仅是师生间在认知上的交流合作活动,还是师生情感上的交流合作活动,而且前者是以后者为基础、动力、保证的。所以说,教学过程也是师生间的情感交流过程。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自身情感表现和投入,注重建立教育“情绪场”的效应,而且会促进学生情感的发展和健全人格、良好品质的形成。 2.欣赏学生,鼓励学生,使学生在积极的情感体验中发挥潜能。教师对学生尊重、欣赏、接纳的态度,对学生以诚相待,用饱含情感的语言启迪、感染他们,尤其要注意保护学生标新立异的想法。教师在教学中要设法营造宽容、和谐、民主的氛围,让学生在想学、爱学的前提下会学、能学、学懂、学会,让教师在愿教、乐教的前提下会教、能教、善教,达到教学相长。 3.培养习惯,深化智力活动,促进潜能开发。培养学生学习外语的习惯非常重要。在此阶段,通过教学应该培养的学习习惯有:勤讲勤练的习惯;专心听讲的习惯;勇于创新的习惯;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复习的习惯;自主探究的习惯等。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只有严格训练,耐心指导,持之以恒,才能奏效。 总而言之,教师在教学中结合英语学科特点和学生的心理特点、教材内容等,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其动机,激其兴趣,炼其意志,促进学生非智力因素不断发展,潜能不断开发,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英语教育论文:从“关键期假说”看少儿英语教育 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是过去50年(1959—2009)二语习得研究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通过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支持其观点,并提出了各种有段关键期假说的理论和学说。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二语习得专家Birdsong(1999)再次强调:“关键期问题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因此,对关键期假说的进一步讨论对我国外语教学尤其是少儿英语教育的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回顾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产生及发展,对目前我国英语学习者日趋低龄化的现象和小学甚至幼儿园普遍开设外语课程所引起的争议进行阐述,指出外语学习在不同年龄段有其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一、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的产生和发展 关键期假说的提出最早是针对第一语言习得的,其来源于生物学家,最早是由着名的神经生物学家Penfiled和Roberts于1959年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儿童语言习得能力与大脑的发育有关,并研究得出语言学习的“最佳年龄”(The Optimal Age)是在人生的最初十年,当大脑逐渐失去可塑性时,其最佳时期也会随之消失。1967年,心理语言学家Lenneberg在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中,提出了着名的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Lenneberg(1967)认为,语言习得是由生物因素所决定的,指出人的大脑在两岁至青春期之前,由于受到人们大脑中语言习得机制的影响,能够轻松、快速地学习一门语言。 虽然关键期假说是针对第一语言提出来的,但是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也同样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极大兴趣,随后他们提出了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该假说认为,第二语言习得同母语习得一样,也存在一个关键期,如果学习者错过了该关键期,便很难达到接近本族语者的熟练水平。这一假说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第一,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相比成人具有优势效应;第二,第二语言学习者具有年龄效应(AoA effect);第三,承认第二语言学习者很少能达到本族语者般的水平。前两点也构成了50年来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实证调查的核心内容:(1)与成人相比,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究竟具有怎样的优势效应?(1960s—1980s)(2)第二语言学习年龄效应具体特点是什么,其初始的年龄效应和最终学习结果年龄效应是否一致,有何关系?(1990s—至今) 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的争议主要围绕以下4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关键期是否存在;第二,关键期为何存在;第三,关键期究竟存在于何时;第四,(语言各自系统的习得)是否有一个统一的关键期。 二、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争议 关于二语习得关键期是否存在是其争议的焦点。到目前为止,支持者和反对者针锋相对,各抒己见。支持者多为认知心理学者,反对者则多为社会文化学者。 2.1 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支持派 支持二语习得假说的学者如Oyama(1976)等人就年龄因素提出过相对明确的结论,他们认为有支持的证据来证明,学语早的儿童能比学语晚的成人最终达到较高的水平。 在二语习得领域里,支持关键期存在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属于Johnson与Newport(1989,1991)和Johnson(1992)的研究。在1989年的研究中,Johnson和Newport用英语的语法和句法判断为口语材料,测试了46位母语为朝鲜语和汉语并在不同的年龄阶段(3—39岁)移民到美国的人在英语环境下对英语语法的掌握情况。结果发现:3—7岁移居到美国的受试者英语水平与本地人没有太大差异;8—16岁移居到美国的受试者英语水平岁年龄下降;16岁以后移居到美国的受试者,其语言水平远比其它年龄组差。由于试验中控制了这些受试者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可以表明居住时间与二语学习好坏并无显着影响。从而他们得出结论:年龄对第二语言的学习有影响,表明有关键期存在。1992年Johnson又进行了笔试实验,结果表明,7岁之前移民美国的受试者,英语水平与本地人无明显差异;7岁以后移民的受试者,其英语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研究者将7岁前后学习英语的差异归结为生理因素。 在年龄因素对语音方面的影响中,Asher和Garcia(1969)以及Oyama(1976)对美国的移民学生的英语语音进行了详细考察,结果发现:移民年龄越小,英语水平测试成绩越高,更接近母语使用者。Patkowski(1990)对年龄段为5—50岁的二语习得者进行实验,发现语音等级和年龄之间存在着显着的负相关。 以上研究表明,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年龄越小者在语音和听力方面的能力显着强于年龄大的二语学习者。各种实验的数据结果证明关键期的假说是存在的。 2.2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反对派 反对者也提出了三大理由来否定关键期的存在。第一,输入、社会、心理、认知等非生物因素影响年龄对学习的作用,它们甚至是导致最终水平出现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第二,有实验数据显示,晚学者一样能够成功习得二语,并且能够达到接近母语者的水平;第三,各年龄段的学习者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如幼儿更容易直觉地在交际情景中习得语言,而年龄较大的学生则更容易利用认知和课堂学习的方法学习语言(Long,2007)。因此,不存在关键年龄或阶段,可以从任何年龄开始习得任何一种语言(Stern,1982)。反对者从语音习得、习得初始速度、习得最终结果等方面进行实验否定了关键期的存在。 从以上支持派和反对派的观点和实证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两派的观点都有其合理的部分,但都未能全面地看待关键期假说中年龄和语言学习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不能绝对的说语言学习与年龄因素之间存在着或根本不存在任何关系,我们应客观的看待年龄因素对二语习得影响。年龄较小的学习者可能会在语音方面上有优势,在听说技能方面可以更加成功地达到近似本族语的水平;然而,年龄较大的学习者在 客服外界干扰、学习动机等方面却占有优势,可以通过更好地认知和学习放大来进行语言学习。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年龄因素,还要考虑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动机、情感及时间投入等因素。 三、外语学习者在不同年龄段各自语言学习的优势和不足 Stern(1983)在其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一书中指出,语言学习可以在从早期到成人不同的认知层次上进行,并无十分确凿的科学依据能证明哪个年龄段或阶段是全面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或最佳时期。我们知道,语言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包括语音、语义、句法等。各部分的习得难易程度不同,方式各异,母语背景和外语语言环境有别,很有可能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关键期。实际可能是,语音、语义、句法习得各有各的关键期,即语音关键期、语义关键期和句法关键期。 对儿童学习者来说,其优势是大脑的可塑性很强,在习得自然的语音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缺点则是他们的长期记忆能力较差,容易将母语与外语相混淆,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尚未形成。青少年学习外语的优势体现在他们的模仿力和记忆力很强,比儿童更善于利用一些语言交际策略,并且认知能力已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缺点是青少年在这一阶段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习任务太重,学习科目太多,需要有更强的学习自觉性和毅力。然而从成年人学习外语来看,他们的学习目的更加明确,拥有很强的学习动机,知识经验都较前两者更加丰富,在外语学习的初始阶段都会利用各种有利的手段快速地进行学习;其不足之处表现在缺乏充足的学习时间,外语学习可能会断断续续,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干扰,并且很难在语音上有所突破,很难达到本族语者水平。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根据各个年龄段人的发展水平利用阶段优势使他们快速的获得第二语言。杨连瑞(2004)在文章中指出,3—10岁的儿童,他们的大脑可塑性强,在语言才能方面没有显着差异;在习得自然的语音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应重点培养他们的语音和日常对话能力。11—17岁的少年,其认知能力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其元语言意识较为敏感,理解语言和文化的能力强,从而促进语言输入。所以,应重点培养其语法句法及听力方面的能力。对于18岁以上的成人,其大脑神经联系已完全建立起来,思维方式已经完善,因而能非常容易地处理复杂的深层语言形式和内容,在掌握在于阅读、写作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 四、从“关键期假说”看少儿英语教育 受“关键期假说”的影响,我国少儿英语教育日趋低龄化,小学一年级乃至幼儿园都纷纷开设英语课。国内不少学者对“外语要从小学起”产生了质疑。从1992年桂诗春教授的一篇名为“‘外语要从小学起’质疑”到2011年王勃然的“关键期假说及其对我国英语教学初始年龄的启示”,学者们纷纷发表文章对其进行反对。但是,少儿英语教育真的一点可取之处也没有吗?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知道少儿期间应着重的发展儿童的语音能力。但是,目前少儿英语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试,为了满足家长要求,而忽视了少儿英语教育的初衷。不健康的教育目的及不完善的教育机制和匮乏的师资力量等原因导致了学习者兴趣的丧失乃至产生了抵触情绪,这些后果严重的影响了学习者今后在二语习得方面的发展。 笔者认为,当前的少儿英语教育应重回到教育部的要求上来,重点放在激发培养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正确的发音。在少儿英语教育期间,配备相应的教学器材及教学能力较强的老师。教师不再以高分为目标来对学生进行考察,条件允许的话只进行语音及会话方面的测试。 五、结论 外语学习可以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进行,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外语学习者学习外语的优势和劣势进行教学,让他们学习外语的优势充分发挥,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总之,在我国外语学习者日趋低龄化的今天,要对儿童学习外语的规律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充分的理性的科学分析和研究。 英语教育论文:探讨转型期的大学英语教育方式 一、大学英语教育存在的问题 1.现代大学英语教育目的不明确 英语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目标和大学英语等级考试规定的是否具备相应能力的目的比较空泛,并不具体,从而使大学英语教育在培养学生的目的模糊不清。尤其是很多高校应试性的英语教学,把英语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混为一谈,致使一些高校将衡量大学生英语水平的标准只看重在学生的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上。目前很多高校选用的英语教材与英语考试的要求有很高的一致性,这就会引导学生将通过英语等级考试作为学习英语的目标。虽然高校学生英语四、六级通过率比较高,但是学生真正的英语水平不一定能够提高。比如,在很多中国学生为了出国留学而进行的托福、雅思考试中,在传统的考试模式下,中国学生的成绩可以排在亚洲各个国家前列,而托福、雅思改革之后,更加注重考查学生的口语和写作能力,这就导致了中国学生的成绩排在亚洲各个国家后几位。由此可见,目前应试教育背景下的英语教学目标不能够真正提高学生真实的英语水平[2]。 2.很多高校只重视读和写的能力而轻视听力和口语的能力 很多高校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都配有外教老师,可是大多数学生的听说能力仍然原地徘徊,没有提高,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探究。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经济转型的不断推进,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毕业生进入社会后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如果大学生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那么将来进入社会就可以多一条就业的渠道,就可以拿一份高薪资。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很容易就可以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但是要能够做到英语口语的熟练却是一件非常困的事情。随着我们国力的不断提高,我们国家逐渐与国际接轨,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日益缩小,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生能够熟练的掌握英语听说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 3.大学英语教学发展不平衡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国民教育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明显高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地区性的教育不平衡问题也使英语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西部边远地区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明显低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些学生从小就能够接受很好的英语培训,而这些地方外籍人员也比较多,因此他们也具有练习英语口语的环境和氛围,而这些都是西部地区学生所无法具备的。这种有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质量造成的英语教育不平衡性问题让西部一些高校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西部地区很多大学生更不要说能够熟练掌握英语口语,他们连一些基本的英语交流、读写一篇普通的英语文章都非常困难。 4.现有的英语教学体制相对落后 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很多英语辅导班并逐渐引导英语教育走向利益化的轨道,从而导致大学英语教育在各个学科的学习中成为任务量大、学习时间长的一门课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不断的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并在出国留学、考研、英语等级考试等因素催化下,使大学生把英语的学习放在第一位,有的学生为了学习英语甚至牺牲自己专业课的时间,这样的做法就会得不偿失。而很多高等院校的英语教学也是为了学生的考研率,英语四、六级考试,这就使学生每天都在大量的英语题海中挣扎,只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英语。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只能说是应试教育的陪葬品,将来进入社会后没有任何实际的适应能力。 二、大学英语教育转型趋势和相关措施 1.进行个性化的英语教学 因此,已有的教学目的需要进行一些改革,高等院校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比如学生水平、学校性质、专业性质等)来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英语教学目标,从而针对大学生的时代特征在教学手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开展个性化教学。目前,很多高等院校在进行大学英语教学工作中所讲授的内容都与中学有重叠,为了减少和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高等院校可以将英语教学目标系统的制定出来,并且将大学、中学的英语教学衔接起来,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效率。现在一些高校规定学生如果通过了一定级别的英语等级考试就可以免修相应的英语课程,这样会使学生为了通过这样的等级考试而花费大量的时间,相应的就会减少学习自己专业课程的时间,这种模式下的英语教学很难让学生的英语水平有真正的提高。因此,要抛弃传统的教学方法,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开展个性化教学。 2.提高学生的综合性水平 要培养大学生英语的综合性水平,不仅简单的提高他们的听说读写能力,更应该转变以往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手段。要转变传统的为了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任务和为了让学生通过英语等级考试而开展英语教学工作的观点,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口语水平和听写能力。为此,高校可以多开展真实英语环境下的教学,练习学生的动嘴能力,以此来培养学生的综合性英语水平。 3.对大学英语教育资源的投入进行优化 在当下的教育模式和体制下,学生为了考试而去学习,学生的命运由应试制度下的考试分数决定,这就会使英语作为一门语言的功能发挥不出来或者说发挥不到实际的用处上来,从而影响大学生将来进入社会的适应能力。如果当前的应试教育体制不进行改革,这种情况就不会有大的改变。因此,这就需要对大学英语教育的结构进行优化,使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另外,学生还要根据社会上各个行业对英语的不同需求来调整自己对于英语学习的目标,对此大学生可以多关注社会的动态和相关新闻来了解社会上对英语的需求情况,以便对自己将来的就业方向有所了解。如果学生对英语比较感兴趣或者自身的英语实力比较强,那么就可以加强对英语的投入,这样学校也就对有限的教学资源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使有限的教学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用处。 英语教育论文:英美文学和英语教育 一、 英美文学发展概貌 英国文学源远流长,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现实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力量对文学发生着影响,文学内部遵循自身规律,历经盎格鲁—萨克逊、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不同历史阶段。战后英国文学大致呈现从写实到实验和多元的走势。 美国文学在`19世纪末就已不再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进入20世纪,美国文学日趋成熟,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文学。战后美国文学历经50年代的新旧交替、60年代的实验主义精神浸润、70年代至世纪末的多元化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鲜明特色和特征。 二、英美文学批评理论概述 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文学批评理论沿一条从“内在的研究”到“外在的研究”轨迹发展。“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精神分析、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批评思想和理论革新了文学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文学传统、典律构建、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为文学研究开辟出新的天地。 三、英美文学的认知功能和艺术价值 文学是对人生体验的文化表征。文学作品隐含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 英美文学是对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是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创造性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英语表意功能强,文体风格变化多,或高雅、或通俗、或含蓄、或明快、或婉约、或粗犷,其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在英美作家的作品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阅读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可以感受到英语音乐性的语调和五光十色的语汇,回味其“弦外之音”。 四、英美文学研究 开展外国文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了解外国文化,丰富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繁荣我们国家的文学创作和方法。促进中国文学发展,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就英美文学而言,可选择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批评理论、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史、中外文学比较等作为具体研究对象。我们国家外国文学研究水平参差不齐,对英美经典作家的研究有待深入,对现当代文学跟踪研究有待加强。 五、英美文学教学模式 目前许多学校的英美文学课采用“文学史+选读”的模式。上文学史课时,教师罗列一大堆文学史知识,让学生死记硬背。学生因为是被动地接受老师的“复述”,怎样形成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见解便无从谈起。传统的文学课除了教授文学史外,常常要搞一点文学选读,作为对史的补充。这种“语录”式节选,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教师处理这些选段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解释句子和单词的意思上面。学生浅尝辄止,虽然上了一两年的文学课程,却没有接触过一部完整的小说或一个完整的剧本,没能学会如何欣赏和分析文学原着。由于教学内容是些死的知识,不少人便觉得英美文学课乏味、无用。 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思路: 1、读完整的作品。作品选读虽说是精选经典作品的华章彩段,但由于是只选片断,破坏了作品固有的整一性,难免有支离破碎的感觉。只有认认真真读过莎士比亚一个剧本,学生才能对莎士比亚的创作特色真正有所了解,才能说“我读过莎士比亚”,才能与人讨论莎士比亚,也才能写出有自己见解的评论文章出来。阅读文学作品,从整体上去感受体验,学生会有所震动,有所启迪。 2、讲欣赏作品的方法。在传统的文学史课上,教师往往以“满堂灌”的方式,向学生传授文学知识。其实,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学生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网络、百科全书光盘等途径搜寻到这些知识。因此,英美文学课的重点应放在指导学生如何欣赏和分析作品上面。以英美小说为例,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分析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叙述角度、象征细节、语言风格等。 3、写阅读心得。读书贵在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文学作品可以为写作提供题材和内容,写作则又深化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两者互为补充。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许多名家均为语言大师。学生通过阅读,受其熏陶。英美文学课程的考核不搞闭卷考试,而是撰写课程论文。 按照上述思路组织教学,英美文学课程可以成为一门素质培养课。学生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逐步养成敏锐的感受能力,掌握严谨的分析方法,形成准确的表达方式。这种把丰富的感性经验上升到抽象的理性认识的感受、分析、表达能力,将使学生终身受益无穷,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正有用本领。在这过程中,学生的英语水平也会相应得到提高。 六、英美文学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 大学英语教学属基础语言技能训练,教学任务繁重,四级通过率压力大。但作为英语教师,我们不应忽视英美文学这一丰富多彩的资源库。 英语教师面临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任务,英美文学是科研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目前, 大学生英语水平普遍提高,阅读能力较强,不少学校开设英美文学选修课的条件日趋成熟。 大学英语教学应增强英美文学意识,将英美文学导入英语教学,适当介绍当代英美着名作家的文学创作,向有能力的学生推荐优秀作品。在课堂教学中,可借鉴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模式,采用各种方法,如研读短篇小说,背诵诗歌,朗读剧本、扮演角色等,使学生不仅学习英语语言,也了解英美文学,加深对英美文化的认识。英美文学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并不矛盾,可以相辅相成。加强英美文学教学,有助于改进我国英语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 英语教育论文:论大学英语教育价值的实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也日趋功利化,许多高校设立最流行的学科、专业,力争吸引好生源,扩大影响力。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大学英语教育理念发生了偏移,一些学生在学习英语语言的过程中也显得急功近利,语言学习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和思想精髓逐渐被忽略了。 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不仅是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并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发挥英语语言应用的功效,还应该重视人文素质的培养。“没有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他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和提高都是枉然。”咽此,面对当前教学理念出现的偏移和问题,探讨如何真正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一、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价值所面临的问题 教育是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手段,也是促进个人实现社会化和个人自身不断提高的过程与手段。教育价值就是教育对人与社会的功效,它主要来自对人的完善,在于追求人的天性,培养人的智慧,也要从社会学来评价教育价值,即教育要满足社会的需要,在于培养出各行各业的社会人。 同样地,大学英语教育的价值也体现学习语言者自身的发展和语言工具性对社会的功效两方面。学习者通过习得英语语言这门工具,学习到更多的知识领域,开拓眼界和视野,提高自身素质和水平。而英语作为世界使用范围最广泛的一门外语,也能间接地满足对社会各界在交流和专业上的需求。然而如何才能在大学功利化的倾向下,将丰富的资源充分整合,实现大学英语教育的价值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人的需求”和“社会需求”是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价值的关键所在,也将基于这两方面探讨大学英语教育价值所面临的问题。 (一)在人的需求方面 1.学习者被动的语言学习。一方面,由于教学课程设置的不合理,许多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学习压力,无力也无心对所学课程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另一方面,由于受中小学学习模式的影响,大学的学习也主要以服从和完成作业为主,学生缺乏勇气挑战权威和创新,高等教育没有达到开发学生潜能的目标,在这种缺乏挑战性的学习模式中,学生被动学习,扼杀了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更不用提陶冶情操和提升素质。 2.学习者缺乏对人文精神的追求。随着英语教育的改革和教育资源的扩充,大学英语教学在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方面获得了提高,而外语教育的本质——人文精神教育却遭到忽视。“这种教育思想导致目前的教学过于注重语言技能和实用知识,这种实用性和应用性的教育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人文精神的衰落,学生中物欲化情绪和功利化倾向日益严重。”学生没有体会英语文化的底蕴和精髓,领略文字背后深厚的哲学思想,也对自身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人文修养的追求表现淡漠,不少教师也在课堂上仅以考试为导向,重技能操练,轻人文知识的培养,教师的这一功利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价值观,削弱了高等教育的神圣地位。 (二)在社会需要方面 1.大学英语教育的目的功利性过于明显。高校以社会的需求作为导向设置课程和教学安排。而受眼前利益驱使,大学英语教育也面临着只重视技能培养,强化工具性和实用性,而淡忘人文性的问题。这种偏颇、功利的价值取向不仅有悖于教育的本质,忽略了对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培养,更为可悲的是,一些学生虽受过高等教育,人格却是在畸形发展,导致大学教育普遍出现“人文精神缺失、创新动力不足、素质结构失调”现象。③ 2.对应试教育的重视超过了对素质教育的重视。无法否认的是,社会对人才和精英的评定和认定通过高校文凭是简单可行的方案之一,这也导致对教育的评估侧重于结果而非过程,应试教育也成为简单见效的“生产人才”的手段。由于社会对大学英语教学目的的认识存在偏差,应试教育仍广为盛行。不少大学英语课堂成为围绕各类考试、传授考试高分秘诀的培训班。 二、解决当前英语教育价值缺失的对策 大学英语教育进行英语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是必要的,满足社会需求也无可厚非,但从教育价值的观点来看,人的需求和社会需求均不可忽视。要在大学英语教育中实现两者的结合,笔者针对以上问题,试提出了以下对策: (一)理念:理性分析社会需求,转变教学思想 高校是知识的生产地,没有高校的创新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高校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必须能够及时反映社会的需求,在物质丰富的今天,精神追求和素质提高就显得尤为重要。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大学英语教育理念,“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在英语教学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培养社会所要求的、具有全面素质的优秀人才放在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完善了“人”的各个方面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生产和实践。同时,合理调整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为学生选修课程提供多种选择。 (二)教师:将英 语技能训练和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 如上所述,大学英语教师仅仅在文凭和学历上有所提高还远远不够。“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和“业”涉及“道德”与“专业”两个方面。在“专业”方面,英语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听、说、读 、写、译五方面的技能;在“道德”方面,英语教师还应注重文字背后人文精神的熏陶,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使之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教师肩负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未来的高等教育中,除了专业知识之外,素质、道德和价值观也是考察教师资历的重要元素。教师良好的品位和人格魅力对学生品格的塑造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考虑到社会发展和变化,教师需要进行定期和周期的师资培训。 (三)学生:激发学生的能动性和主动性 高等教育的中大学生重点不是“学习生存技能”和“灌人大量知识”。学生的主动性是成功、有效的高等教育的关键。激发学生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包括学生的自主能力、批判能力和创造能力等。在传统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学生进行着被动、枯燥、孤立的英语句型操练,这与“素质教育”相违背。学生在学习中缺乏自主性,更不用说在学习过程中接受人文精神的熏染,陶冶情操。所以,在思想上应该使学生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多元文化共存的态度价值观,在培养正确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注重发展学生的主动性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 英语教育论文:浅析基于文化差异视角的跨文化英语教育探究 论文关键词：英语教育　文化差异　跨文化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各种文化之间都有着互相的渗透，跨文化交流在实际生活中也越来越重要，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教师不应仍以老旧的英语教学模式来进行教学，要增加对英语文化的学习，才能够使英语的学习有着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国与各国之间也有着很多的贸易往来，但是原有的英语知识教育已经远远的跟不上了时展的需求，现代化需求的英语人才是要能够和英语国家的人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如果英语教育仍然以基础知识和单词语法等来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想必已经很难满足现代社会所需求的英语人才了。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跨文化英语教育进行一些探讨。 一、各国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 如果外语学习者学习过英语之后，和外语使用者进行交谈时，由于不懂得他们国家的文化，不能够正确的理解他们的说话意图，反而说出了一些中伤他们的话，使他们产生误会，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商务谈判中，这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可能因为一句不礼貌的用语，导致了生意上很大的损失。所以是否能够和外语使用者之间进行无障碍沟通，不仅仅在于英语单词和语句、语法的学习，另一方面更应对英语国家和我国在文化上的差异性方面进行学习和了解，只有真正的掌握了文化的差异，才能对英语从真正意义上进行应用。 二、文化在实际交际运用中差异体现 （一）涉及个人的隐私问题 西方人在个人隐私方面非常重视，他们非常在乎对自己的年龄大小，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和工资等隐私问题进行保护，必须在和他们交流时避免此类问题的交流，应该换一些不涉及隐私的问题，不能因为文化的差异导致和西方人交流上有所困难，甚至会发生不快，虽然中国人把问对方年龄视为是关心对方，但是，西方人认为对于隐私方面，其他人是无权过问的，所以在交流时，必须能够注重隐私方面的文化差异性。 （二）中西方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在和西方人交流时候，不仅要极为注重其隐私的谈话，还应意识到中西方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中国人将谦虚作为其优良的传统美德，认为自谦是对别人的尊重和礼貌，但是即使我们这样认为，也不能将思想强加于外国人身上，如果硬性的以自己的主观意识作为交流的重点，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交际的失败，甚至会导致更大的矛盾以及冲突，因为西方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自己能做好的就要正确的对待别人的夸赞，以一句谢谢作为回应即可，如果表现的过分谦虚，则会被认为是虚伪的，可见在英语交际中更要注重思想观念上的差异性。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英语交流中，各国之间有着非常多的文化差异性，以上两点仅是我国和西方国家在文化差异上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的文化差异需要了解，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更应注重跨文化的学习。 三、目前我国在英语跨文化教育上存在的问题 随着新课程的改革，我国对英语教学提出了很多的新要求，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国更应注重在英语学习中的文化差异，虽然新课改的思想已经慢慢的渗入到英语教学中，但是仍有很多地方的教师没有改变其教学理念，在英语教育中，只将基础学习作为重中之重，而忽视了对英语国家文化的学习，这样培养出来的英语人才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无法从真正意义上进行对英语的正确应用，所以我国应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使教师能够在真正的教学活动中对英语国家文化的学习加以重视，才能改变我国目前的状况。 四、实现跨文化教育的对策 （一）教师要改变原有的教学观念 由于很多老师仍然把英语教育理解为单纯的基础学习，比如单词，语句和语法等，从而忽视了对英语文化差异的学习，极大的不利于学生对英语进行实际的应用，所以，作为老师要一改原有的教学理念，加强课堂上教学对文化差异的渗透，能够引导学生注意英语国家文化的学习。 　（二）在英语教学中，注重加入文化元素 教师在英语教育中，应该在学习教材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加入相对应教材内容的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讲解，使学生能够了解到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习惯和一些习俗等，因为中西方之间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差异，要想和用英语和英语国家的人进行流畅的交流，就必须全面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比如个人隐私，面对称赞时的反应，还有主人邀请你吃饭是代表什么意思等，如果不了解这些，只按照中国国家的生活习惯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就一定会使沟通产生障碍，比如中国人在别人家做客时，都是过于拘谨，不能打开心扉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会考虑很多，比较在乎别人的眼光，但是如果在国外，没有人会叮嘱客人吃，客人都是想吃就吃，如果不了解这些，就只能饿肚子了或者把场面弄得很尴尬，所以一定要使学生真切的感受到学习英语国家文化的重要性。 （三）从思想上引导学生对西方文化加以理解 在英语教育中，不仅要对英语国家的各种习俗加以渗透，还要使学生在思想上建立同于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引导学生进入西方文化的世界里，了解其思想，感受和中国不同的西方文化和内涵，可以多加发挥外教在英语文化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外教本身来自西方国家，他们对西方的本土文化非常了解，是一本活教科书，应该加强中国学生和外教之间的互动交流，使学生真切的感受到异国的文化风情，才能从思想上对西方文化有着一定的认识。 （四）调动学生在学习英语文化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想使学生能深切的了解到英语国家的文化底蕴，就必须要建立起同学在此方面的兴趣，如可以利用一些多媒体教学技术，放一些有关于英语的影片，从影片中的生活场景中可以了解到英语国家的人的生活习惯，这样通过感官上的介入，使得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学习更加深刻，并且能够摆脱枯燥的讲说教学，极大的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英语文化的学习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英语教育中，挑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动物单词，比如天鹅在汉语中仅仅代表天鹅本身，具有美丽高贵的意思，但是在英语国家，天鹅还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意思，代表着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因为希腊传说中，音乐之神的灵魂里进入一只美丽的天鹅，以此产生了寓言：杰出诗人灵魂都会进到天鹅的身体里，所以天鹅在英语国家里有着更深层的内涵；英国有一个地区产的牡蛎是最好的，好的牡蛎都是呈现紧紧闭嘴的状态的，所以借此来形容沉默寡言，口风紧的人，像这些文化差异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中只是极小的部分，要想更多的了解文化的差异，必须要以一些实例来加强同学对英语国家文化的求知欲，使学生能够更加注重英语文化的学习，为英语交际打下基础。 结束语： 随着新课程的改革，对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再以以往的教学理念进行英语教育，而是要在英语教育活动中，更加注重英语在实际中的应用，同时更加注重各国家之间文化差异进行英语教育，学生只有对英语国家的文化加以正确把握，才能在与外国人进行交流时没有语言观念上的阻碍，这样的教学才能培养出适合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英语人才，可见，对于跨文化的英语教育的研究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英语教育论文:浅析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措施 1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的理念 大学英语教育可以说是对学生的英语能力的教育，应关注与学生的英语技能、英语情感以及英语使用，英美文学类课程进入大学英语教育之中，无形地给大学英语教学注入了文学情调，即为文学人文情怀，这就要求在英语教育中实现对学生的人本教育与素质教育，坚持新型的人本教育理念。其一，实现“技能教学”向“素养培养”扩展。传统大学英语教学定位于英语知识的传播，而对于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培养课程设置较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英语专项技能提升，如英语交际能力、英语应用文书写能力等，同时，相对于技能教学来说，人文教育在大学英语教育中更为缺失，这不仅背离了素质教育之要求，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人文思想、情感以及心理等，而英美文学类课程引入大学英语教学，其以文学情境创设、中英文化比较以及中英文学教育的方式，加入历史、哲学、艺术、文学等内容，充分提升了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者正适应了现代社会对社会性人才的需求标准。其二，实现“教师结构”“教材结构”向“学生结构”转变。素质教育条件下，实现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基本要求，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以教师为主导，以教材为基本，展开“以师为本”、“以教为本”的教学，而相对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缺乏了对学生心理特征的分析，造成学生成为学习的被动者，而英美文学类课程设置以情境教学为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教学的情境范围，如展开文学人物对话、进行文学场景模仿等，这就使得学生的表现力提升，进而实现学生的个性化、主体性发展。 2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的环节实践 大学英语是高等教育本科阶段的重要课程，对于非专业英语教学来说，一般设置于大一、大二，是每个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出于对素质教育以及社会多元性发展的要求，大学英语内部课程设置越来越偏向人文教育，而英美文学类课程设置成为首选，但是在其课程改革中，必须以各环节的人本性落实为基础，才能实现英美文学教育功能的实现。 2.1英美文学类课程目标改革 英美文学类课程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其课程设置必须以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为基本，服务于大学英语整体性教学目标的实现。如基于英语言语能力培养的大学英语基本教学目标，英美文学类教学通过创设交际对话场景，让学生观看文学作品电影等方式，来提升学生的言语感知力、理解力和应用力。文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对人的教育，这就要求英美文学类课程目标定位于人的力量的实现，即为人的技能培养与人文培养上，这就要求其课程目标立足于学生的能力培养，尤其是人文素养提升上，通过其课程目标的指向作用，再展开教学内容的挑选与教学。如设置学生审美感受力教学目标，在教学中，教师依据教学目标，进行教材内容补充或是教材创新，进而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感。 2.2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1）精选英美文学作品，展开作品教学。英美文学类教学展开的基础是文学作品，在对教材的选择上，不仅要适应于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要求，而且要以精美的文学作品为主，其包括审美性、对比性、教育性、情感性以及人文性的教学内容，例如选择《简爱》展开情爱审美教育与情感教育；选择《理智与情感》展开人性纯美教育；选择《雾都孤儿》展开历史情感教育；选择《老人与海》进行人与自然之挑战，人性能动力教育等，促使包涵丰富而又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被学生认识与感知，让这些民族的、人民的精神影响到大学生的人本发展、社会发展和心理发展。2）选择“大众性”作品，展开学生心理教学。这里的“大众性”作品是指学生在以前的学习中所涉及到的或是著名的作品，便于学生理解的作品，用此类用作品展开英美文学教学，不仅因为此类文学作品本身含有较高的人文精神，更多是基于学生的心理要求，因为学生对这类作品本身就已经有所感知，或是因为作品影响力而想去了解，所以，在设置课程内容中，尤其是在展开教材教学中，要适应于学生的心理要求，这不仅能够有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而且最大程度上适应了学生的心理走向，有利于学生学习主体性的发挥。3）教学内容设置人本化，展开阶段性教学。对于非英语专业来说，英语课程一般作为必修课设于大一、大二，由于此阶段是大学生进入校园的起始阶段和适应阶段，其心理新鲜感与滞留感较强，所以在教学内容设置上，要进行学生心理分析，采取阶段性的教学内容设置教学，如在大一上学习，学生心理处于高中向大学升华过渡期，在其中对情境性教学的适应性较弱，所以教学内容要以轻快、感受的基本内容为主，如展开优美诗歌赏析、进行电影欣赏等，以便于培养学生的英语情境感受能力；在大二时，则偏重学生的英语实践能力展开情境教学，如进行文学情景对话、角色演出等。 2.3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方式改革 1）以阅读、欣赏为基础，培养学生文学感受力。对于文学类学习来说，文学感受力是展开教学的第一步，在教学中教师通过选择适宜的文学作品，在课堂上，以美文阅读、音乐播放、诗歌朗诵以及影片欣赏等多种形式，为学生赏析文学作品提供平台，这就有效地培养了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喜爱度，而文学揭示普遍的价值，描述日常生活之故事，这不仅让学生充分感知文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了解社会，促使学生多元化思维的形成。2）以“寓教于乐”“师生互动”为手段，创设学生学习主体性情境。课堂是实现学生各项素质与能力培养的主要场地，文学自身的情境属性，要求英美文学教学必须有高氛围的情境进行支撑。一方面，采用多样化教学模式，寓教于乐，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如采用角色教学、模仿教学、场景教学等方式，将教材人物引进课堂等。另一方面，关注学生主体性，实现师生互动，提升学生的参与力。如采用合作教学，加强师生间的交流与合作，教师以有效激励方式，促使学生各抒己见，这不仅能够开拓学生的思维，提升学生的言语表达能力，而且有效地将学生变为课堂主宰者。 2.4提升英语教师素质 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主导者，其素质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生的素养与能力的形成，要展开有效的英美文学教学，教师首先要进行自我提升，这不仅要求教师加强基本英美文学知识学习，丰富其教学技能，而且要求教学具有较高的文化、思想以及素养。 3总结 素质教育下，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必须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在其课程目标定位上以整体性教学目标为基础，以自身课程特点为依据，以学生实际为根本，以全面化的指导理念作用于教学内容的制定与教学方式的展开上，同时，加强英语教学素质培养，以强有力的教师素质为支撑，来实现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情感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培养与提升。 英语教育论文:简论对当代高职英语教育重要性的分析 论文摘要：高职院校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是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英语教育作为基础课程,必须加强学生对其的重视程度。就高职英语教育重要性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提出了通过一定的教学活动，推动英语教学的健康发展，使得高职专业技术人才不仅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外语应用能力。 论文关键词：文化；职业教育；高职英语;重要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得国家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快速发展的的经济要求我国的专业技术人员除了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外,还需要懂得本专业文献的信息查询、学习和再深造。这就要求高职院校教师的教学不仅仅要进行专业知识教学,还要教会学生再学习的能力。 今天是信息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企业人才竞争的年代，技术人员的聘用和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是通过网络取得的。英语是常用的一种检索语言,更是先进设备引进应用的“通行证”。英语的这种应用能力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意义重大和深远，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国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因此，英语教学就不仅仅教会学生英语信息检索与查询,更应因此使学生掌握一些英语的学习方法和实用翻译方法。 一、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现状 在我国外语教育规划逐步系统化、科学化的背景下，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对英语教学在思想原则上明确提出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因此，外国文化对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不容忽视。因而在高职英语教材中既要反映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要有利于学生正确了解外国文化的精华。教师在课堂前后应该引导学生提高鉴别能力。但是，由于中国教育体制和考试机制存在某些缺憾，数以百万计的学生每天都在拼命“囫囵吞枣”似学英语，以求将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在学习中对以英语国家的文化缺乏甄别能力，又对本国的文化知之甚少，出现了“崇洋媚外”的现象。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众所周知，高职学生的英语基础普遍较差，他们在语音语调、词汇量和语法知识这几方面都很弱，致使学生对英语有恐惧心理，学习积极性不高。然而为了培养合格的毕业生，作为老师则必须想法设法提高他们这些能力。目前，高职学生的英语听力教材相对比较缺乏，公共英语教材也不一样，内容所涉领域、难度，题型设计也稍有不同。有的教材不适合高职学生的英语学习，难度太大，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学生的自信心。 此外，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英语教学系统还不完善,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与实际情况距离较远，一方面制约了英语教学。另一方面由于高职绝大多数学生对专业技术课程比较重视，对英语课程重视不够，只要考试可以通过即可，导致了我国高等职业院校英语教学质量不够高。要扭转这种局面。只有通过深化英语教学改革，优化教学手段等多方面工作,才能帮助学生树立学习、使用英语的信心，为我国高等职业院校英语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教育方针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人才，需要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的经济。高职院校是培养社会建设的专门技术人才，因此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终身学习能力，在学校不仅能学到知识，更要学会如何学习。所以，在英语的教学中就是让学生能够自己决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方法和技巧以及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在具体的高职实施中，尽管教师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帮助、介绍方法和技巧，但由于基础差和自觉性不强，学习材料仅限于课本，他们课堂以外基本不学英语，大多数学生依赖于老师，很少参加英语活动。对此，我认为他们有很大空间可提高。如果做到自主学习，学生的英语水平肯定会突飞猛进。 二、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的重要性 当今的学生独立性、自主性增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见解。随着知识的增长，眼界的开阔，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位置并不是像初高中时候那样的绝对“权威”。所以在学生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把学习英语的选择权、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学会学习，懂得学好英语的重要性。反之，事与愿违，将导致教育的失败。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各行各业需求着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当前社会上，我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的专业技术人才在人才市场上十分抢手，特别是一些外企需求量逐年增大。但是,由于我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在校期间只对专业课程下苦功学习，而忽略了英语的学习，导致了许多外企招聘不到合适的专业技术人才。据调查,在国内企业能够胜任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当中，只有7%的人具有较为熟练应用英文的能力，而在外企就更差了。这种现象正是由于平时对英语重视程度不够,自认为专业成绩好就行，直到毕业后找工作时才发现,许多企业对于专业技术人才的英语能力也有一定的要求。由此可见，英语学习对于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学生的重要性。 英语教学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学者会听说，听说应是高等职业院校英语教学的重点之一，因为对于学生的学习和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现在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自我国加入wto以来都要求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必须能够较为熟练的应用英语等外语与外国技术人员等进行沟通,以便更好的开展工作。所以作为专门培养专业技术人才院校,其英语教学对学生日后的工作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在与外国进行技术交流时，除了要语言上的沟通外，还进行读写上的交流。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中,读写的教学对于学生的学习和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企业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与设备都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有较高的英文读写能力。对此在实际的教与学中,教师不妨对专业定理定律、专业词汇等进行英文注解,以便于学生对于这些内容的学习与信息查询。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学生的工作有着很大的帮助。因此,高职院校培养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认识到英文听说读写的重要性,在日常的学习中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习,为日后工作中英文材料的读写打下基础。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多的企业喜欢聘用具有一定外语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这是由于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在保持原有国内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国外业务。因此就决定了企业专业技术人员除了完成日常的工作同时,还能在必要时运用英语进行企业技术介绍、技术问题解答等。加上从国外引进的设备英文说明书,这都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具有很好的英文能力,所以他们在招聘时都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具有一定的英文水平。可见,加强我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英语教学势在必行，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英文的重要性。 三、提高高职院校学生英语能力的策略思考 英语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也是现代合格人才的标志之一。如今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这就要求从业者具备良好的外语交流能力。这就是摆在英语教师面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培养兴趣。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一种积极的认识倾向，没有一定的认识，再奇特的现象出现在面前，也会熟视无睹，毫无兴趣，即使有瞬间的兴奋，也会因知识的贫乏而稍纵即逝。在高职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兴趣？我认为教师首先要重视free talk，谈话形式要多样，教师可预先布置谈话主题，让学生有所准备，活跃课堂气氛。如播放英文歌曲、角色表演、复述课文等。学生有了初步的兴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应注意因材施教，平等对待每个学生。适时肯定每个学生的点滴进步，让每个学生都充分地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使其产生学好英语的欲望。经过持久的学习，将极大地增强了学生开口的勇气和口语能力。 第二，教学从听入手，以听促说。学习英语关键是敢于说，敢于交流。会说的前提就是要先学会听。教师可先让学生通过模仿地道的英语，要求模仿的每一句话都尽量做到“三最”，即“最大声、最快速、最清晰”，冲破一切心理障碍大胆地说，以克服胆小、羞怯的特点。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及听力将会取得很大的进步。 经验告诉我，提高高职学生英语听力能力最关键是加强语音基础知识的学习。语音知识不扎实往往是导致听力困难的直接原因。正确的发音是英语教学关键的第一步，这阶段要求学生平时多进行大声朗读，以提高语感的敏感性；同时让学生学会理解语调；平时也注意积累一些常用句型和习惯用法。此外，教师要结合实际，选择合适高职学生听力的材料。好的教材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第三，提高学生英语阅读实用能力。众所周知，阅读理解在外语语言的基本技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高职院校的英语也占有重要位置。现正在信息产业高速发展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世纪，准确而快速的英语阅读己成为我们吸收和扩充知识信息及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手段之一。阅读能帮助学生广泛增加语言知识，能使学生熟悉语言结构，熟悉语法规则等。结合高职高专的实际情况，在英语教学中，尽可能地利用好精读课程的学习。老师可提炼每一段落的主题句，分析篇章结构和句型特点，使学生掌握一些阅读的方法和技巧。要使学生在阅读能力上有较大的提高，必须结合学生本专业知识进行阅读，比如推荐一些相关专业的阅读文章在课上课下学习，至少应该分层次的进行学习阅读，对于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就是要推选一些有时代性、趣味性短小精悍的文章，使得全体学生的英语水平整体提高。 第四，改善高职教育中的教师队伍。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到以提高质量、强化特色、突出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教师队伍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虽然高职英语教育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师资力量也大为增强，但师资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如学历不高、职称结构不尽合理等。有的教师教学实践能力弱，新知识、新技术难于融入教学中，课程开发能力不强，而兼职教师工作不稳定更是当前高职教师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调整教师层次，优化教师结构是当务之急，可安排教师挂职锻炼或开展跨国学术交流，也可通过各种渠道培训教师，让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带领青年教师从备课、授课、作业批改、考试、实验实训等每一个教学环节做到规范到位。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提高服务意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具有传统课堂教学无法企及的优势。 四、结论 据现代人力资源调查以及有关企业的调查，具有一定英语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是当代专业技术人才发展的方向，也是高职毕业生努力提高自身素养的方向。为此，我们高职高专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充分认识英语在日后工作中的重要性,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积极性。通过专门的加强学习,使高等专业技术院校毕业生不仅仅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同时还具有一定的英语基本能力,将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培养成为现代企业迫切需要的英语加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