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论文:文化旅游产业融资问题的研究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旅游的消费的需求日益旺盛,文化旅游类公司发展形势大好。在新常态下认真审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式和方向,既可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国家。从文化旅游类公司自身的发展特点来看,文化旅游具有其他产业难以比较的复杂性、综合性和渗透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新的要素的投入用来拉动整个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带动金融、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化旅游类公司的发展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城市形象的提升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正相关作用。可以说,文化旅游类公司的发展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效益,其带来的社会效益更是全方面、多层次的,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和效果。这种相互促进的作用还表现在经济腾飞的同时,金融市场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优势又有反作用与文化旅游类的公司,因此这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旅游企业要想健康快速发展,绝对离不开大环境的支撑,包括金融环境和政策环境。一套有序、积极的国家政策,会使得一个行业的发展更具活力。相关行业的公司可以紧紧抓牢政策性的优势,投入国家政策的洪流,充分利用机遇,促进自身的发展。为了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旅游类公司发展,陕西省人民政府 2013 年 9 月提出《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第十四条提到:完善文化旅游类投融资机制,整合现有部分文化资金,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充分发挥省文化旅游投资基金优势,通过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方法参与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和社会资金投入文化旅游产业领域;根据发展需要,省文化旅游投资基金可下设各种子基金,推动构建完善的文化旅游类公司投融资机制。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外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倾向于酒店与宾馆,并在宏观层面对于融资的阶段性困境,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决策。外国学者更多的倾向于研究政府行政干预与文化旅游产业投融资之间的联系,以本国的客观国情,对于融资产生的影响要素展开分析。J.A.Bodlender 对旅游项目融资问题从宏观、微观方面,从政府和私人机构的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1]Larry Dwyer and Peter Forsyth (1994)通过分析行业动机,确定了外部资本对于全球旅游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他指出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合理利用外资的情况下,其旅游业发展都会从中受益;但他忽略探讨了对外资投资的负面影响。[2]Kumi Endo (2006)研究表明旅游企业投资中,与其他产业的外资引进成度相比,旅游业的外资所占规模较小。但作者表示,在未来旅游企业引进外资是今后发展趋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势头会更明显,但吸引外资也不能掉以轻心,应当警惕外资带来的消极作用。Sanford and Dong (2000)分析了美国的旅游业融资状况,得出其旅游业经济的增长与其外部的融资量呈现同方向增长的结论。[文秘站:]然而不同行业的准入标准又反作用于这样的正相关关系之中。服务与旅游在融资发展中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因果分析没有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体现。[6]Song[7](1997),Witt[8](1995) Shan and Wilson[9](2001)釆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建立联立方程研究投资和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投资激励影响投资力度,其减少资金成本,运营成本,加强投资担保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投资激励的主体。 第二章 相关理论 2.1 文化旅游融资概念与特点 为推动旅游产业向一个新兴方向发展,全面提高旅游业的景区质量和服务水平,“十二五”期间,一个响亮的名词出现在公众视野,那就是“文化旅游”。从此,全国旅游相关部门把“文化旅游”的地位提高到以往旅游的顶峰。一些着名的旅游资源大省也纷纷将文化旅游列为今后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文化旅游的和谐发展制定了方针政策。“文化”是文化旅游产业的精髓,传统的旅游产业是其必不可少的载体。早在 2005 年,Khalid 在已经提出了“文化旅游”这个概念,但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官方的定义,国外多数学者也是以“文化旅游”作为研究对象,证明了“文化旅游”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对文化旅游以及旅游景区的相关文献的进行深入研究后,可以看出文化旅游与历史文化遗址、遗物、建筑等具有密切关系。顾名思义,文化旅游来源于带有历史文化颜色和旅游景区的双重结合,根据世界旅游组织以及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ATLAS)文化旅游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而前往日常生活以外的文化景观所在地进行的非营利性活动[2]。根据《2010-2015 年中国文化旅游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所述,文化旅游是以旅游文化的地域差异性为诱因,以文化的摩擦为过程,以文化的相互融洽为结果,具有独特性、差异性、教育性。文化旅游实际上可以说成是游客亲临某种文化资源,亲身感受文化所带来的心理满足,这种满足是以某个景区作为支撑的。某项文化旅游景区拥有一定的核心景点,并且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本文案例中的 QJ 文化旅游景区,除了以景区为中心的服务以外,还衍生出 房地产、饮食、酒店、会所、影视以及商业圈。文化旅游公司涵盖的文化精髓和辐射力,可以提高旅游产业的附加价值,通过不断的挖掘改造,可以产生很多后续的旅游产品,从而抬高了旅游景点的层次。同时,它与我国许多产业也是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一产业可以为它提供坚实的后续保障,第二产业可以为它提供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三产业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文化旅游,因此,文化旅游就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产业,与其他产业密不可分。它为我国今后的产业升级做出巨大的贡献,必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2.2 融资理论综述 国内学者将融资定义为是资金从资金剩余部门向资金匮乏部门流动的过程,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是购买力有效转移的过程。融资方式说的是利用何种途径筹集资金。本文试图所提到的 QJ 公司的融资方式是指该公司在一定时期内选择哪一种融资方式,这几种融资方式怎样排序才能是成本最小,风险最低。当然,现实中,融资方式的确立并不是随意的排序,融资渠道的拓展以及投资主体多元化才是解决融资问题的根源。现有融资方式为 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的融资之路提供了参考意见。一方面,文化产业要积极争取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创新其融资。由此可见,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必须增加新的融资方式,为了保证该景区今后可以良性循环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文献综述为后文制定 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的融资方式提供了选择。 文化研究论文:美术类微文化产业创新要素的研究 随着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微文化也随之诞生。新媒体技术为美术家们提供了巨大的舞台,美术家们只要将作品上传至微信或微博等新兴媒体软件,就能与广大的网民一起分享自己的作品。通过新媒体平台,已经有许多美术家利用微博举办“微展览”,这种新颖的方式,使艺术家的作品被更多人欣赏,将自己的理念传播得更广。而以“微动漫”为代表的影视艺术,以活灵活现的视频,动人于无形,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就接触到了新思想。在“微动漫”创作的过程中,美术家们把自己的艺术理念融入到艺术作品中,让作品充满灵魂。素材取源于生活,作品常常对现实社会现象进行暗讽、比喻,常常对广大群众起着教化的作用。不管是静态的“微展览”还是动态的“微动漫”都是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微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创新。 一、对微文化的分析 (一)微文化的本质！。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聚积起来,不经意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就是微文化。 (二)微文化产生的背景。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后,人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使信息更新的频率越来越快,内容贮存量也越来越大,而各民族的文化也凭借着互联网在人类社会中交换交融,在这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必定孕育出新兴文化,所以说信息技术的革命是微文化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 (三)微文化产生的条件。近几年来,出现了QQ、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技术,让信息传播变成“弹指一挥间”即轻轻滑动手机,发条微博就能同时把信息告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甚至上万个人。新媒体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及时、经济效益高、运用广泛等特点是微文化产生的重要技术条件。 (四)微文化产生的意义。厚积薄发,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是积蓄许多微不足道的力量,就能斗转星移。微文化就是积累微小的力量,不经意地来改变人们的生活,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微文化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微文化应运而生,它是当今社会的产物,是当今社会人与人交流的一种方式,是人类进步的象征。 二、对美术类微文化产业的分析 (一)微文化创新产业的理解。微文化创新产业,主要以创新为核心的新型产业,即文化因素或主体文化凭借个人或着团队运用电子技术、创意理念和生产产业化的方式进行开发、推广,并且通过新型媒体技术载体来营销知识产权的一种行业。微文化创新产业有微电影、微动漫、微电台、微电视剧、微漫画、微视觉艺术、微工艺与设计、微雕塑、微广告、微建筑等。 (二)微文化对艺术家们的影响。微文化给美术带来了崭新的存在方式,不但放宽了艺术家的视野,同时也让艺术品大众化,让艺术随时随地地走进人民群众中。当今社会是个多元化社会,艺术家只有放弃旧观念,带着创新精神,关注人民群众,放低身姿,走进生活,和观众对话,心交心,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微文化作为艺术家和广大人民群众良好的沟通平台,给艺术创造者带来了更多展示自己艺术作品的机会,微文化的产生是艺术大众化的过程。 三、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的创新要素 (一)创新意识。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不断提高,激起了其创造新生事物的欲望,并且在创造的过程中表现出意图、希望和假定,是人类特有的品质,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样的,在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创新的意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具备创新意识,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最新出现的一种新型产业“微动漫”这一美术类产业,它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由于富有强烈的讽刺感、幽默感和隐喻的作用,而被人民群众喜欢。一部值得一看的微动漫《子狐物语》讲述了小男孩在回家路上遇见了小狐狸,并驯养了小狐狸,与之成为朋友,最后由于分开而领悟到了“肉眼看不见事物的本质,只有心灵才能洞察一切”的道理。导演塑造了一个天真,向往大自然的男孩,也暗示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用心去交往,同时讽刺了当今社会快节奏的人际交往关系。此动漫是改编自日本电影《生命奇迹的小狐狸》,但是翻拍的动漫却比真人原版更加感人,主要因为在原着中一笔带过的对话情节,却可以做出几十幅颇为有意思的画面,这就需要“漫画家”具有创新理念,跳出原着,琢磨情节,夸张化加入浪漫主义,把自己想象的、自己认为主流的新思想,在画中表达出来,而不是根据原着电影画面情节完完全全地照抄、照描,拍成动漫,这样制作出来的动漫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换种画风把原着“录”了下来。想要成功,创新意识是不可缺少的,微动漫是从原来的动漫中创新而来,比原有的动漫更具夸张化、幽默化、戏剧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呈现出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才使得微动漫得到发展。因此,美术创造家要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微动漫制作的过程中多动脑,时时刻刻保持创新意识。 (二)知识储备。具有创造力的人不一定就会有创新成果,只有同时具备创造力和足够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创新成果才能出现。着名导演卡梅隆给人开过卡车,当过机械维修人员,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物理学,但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喜欢电影并且开始尝试写剧本,后来又对电影特效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主攻电影特效,到后期他又发现当导演不错,于是他开始尝试导演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经历让他得到了宝贵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他在拍电影的过程中,运用不同的知识有机结合,给人视觉上的冲击,仅仅从《阿凡达》分析,就有了故事情节的创新、特效的创新(3D技术)、人物性格的创新。因此,知识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影响你的创新成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灵感尤为重要,而灵感往往来源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内在修养,微文化创造者要明白知识储备的重要性。 (三)独特的眼光。具有独特的眼光才能创造出有意义的成果,否则就会使文化脱离艺术的轨道,走向庸俗化。一种文化是否具有价值就是看其本身是否存在生命力和感召力,而过于庸俗的文化是不具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微文化作为时代的产物想要更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抛弃庸俗化,而美术离不开微文化,微文化也离不开艺术。因此,美术类微文化产业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庸俗化,这就需要艺术家的独特眼光,看准主流方向。 (四)敢想敢做。要做别人不敢做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有什么新的观点,新的理念,都要敢于尝试。中国最成功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全片运用中国特有的水墨画来制成,这就是创新,做别人没做成的。其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美术家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可以尝试不同的途径,虽然结果一样,但是不同的途径有不同的美,要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途径。只有抱着敢勇于尝试的心态,才能有机会走向成功。 四、结语 曾几何时,微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由此可见微文化的重要性和时展的必要性。而以微展览、微动漫、微信、微博、微电影等美术类微文化产业是微文化的组成之一,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的过程中又离不开创新意识、知识储备、独特眼光、敢想敢做等要素。因此,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道路。 文化研究论文:对加强国税文化建设的认识和思考财政研究 一、对当前国税文化建设的认识 国税文化是国税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实践工作中长期积累的共同理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具有税收工作特色的理念体系。以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为基本特征的税收文化建设,一方面强调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以及保障税收征管工作的物质环境,这是开展国税文化建设的前提;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约束性,有一套保障税收工作正常运行的规程体系,是国税机关编织的一张有形的网;第三是强调对人的潜移默化作用,通过文化的熏陶,凝聚人们的向心力,达到提高素质的效果。 对于“国税文化”概念,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而且这一术语本身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得较少。笔者认为所谓“国税文化”,就是指国税机关在长期税收实践中所创造的独具税收特色的优秀物质成果和先进精神成果的总和。作为税收文化现象,包括价值观念、行业精神、治税思想、职业道德、工作技能、行为规范等一切观念意识的成果。国税文化,是实现制度与目标的思想保障,是制度创新与工作创新的观念基础,是税务机关行为规范的内在约束,是税务机关活力的内在源泉。税收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国税机关的文化,更是每一位国税干部的文化,需要全员发动、全体参与、共同努力,采取由下到上、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方式,建立全体税务干部共同的价值理念、奋斗目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促使全体国税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局一盘棋。 二、国税文化建设与其他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物质文化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基础。 物质文化建设是国税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基础。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能营造和谐向上的工作氛围,能使干部职工在工作中保持愉悦的心情,能提高工作效率。物质文化建设是税收文化建设由表及里的第一个层面,也是做好税收工作的物质基础。一方面,税务干部要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去组织税收收入,为国家财政不断增加新的血液,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多种征管措施,不断强化税源管理,加大科技管理的力度,扶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组织收入工作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另一方面,税务干部职工在工作生活中,不仅具有组织税收收入的义务,也应有物质、安全、情感、自尊和价值体现等方面的权利,税务机关的决策者要在尽可能的前提下,注重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最大程度地满足干部职工的各项需要,从而使税务干部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职业自豪感,进而为实现个人和税收群体的共同目标而竭尽全力。 (二)制度文化是税收文化建设的核心。 制度文化建设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关键和保证。西方有一句谚语: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天堂和地狱,那么,天堂的规则一定比地狱更详细。就是说唯有制度和标准,能守护一个良好的集体。制度文化是税务系统在工作实践中所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的总和。它是税收经济活动中的必然产物,对于规范、约束税务干部职工行为、保证税收征收管理活动正常进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规章制度是税务机关决策层意志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权威性、强制性,规章制度一经制定,要求每位干部职工都必须坚决遵守,不得违犯。任何一个规章制度都是在一个阶段和条件下对干部职工行为的明确规范。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着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便于操作。对税务干部行为的强性约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推行税收文化建设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不断加强税收制度文化建设,才能使税收工作高效、有序地运转。 (三)精神文化建设是税收文化建设的灵魂。 精神文化是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思想基础,是国税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培育和谐进步的国税文化精神和理念,可以对内感召群体,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形成团队的战斗力;对外形成传播,树立国税良好形象精神文化建设是通过广大干部职工群体感悟税收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组织情感,以此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作为精神文化建设的税收核心理念是税收精神文化的高度概括,这是税务大家庭的精神支柱,是与每一位成员关系联接和维系的纽带,促使他们自觉为税收的发展而努力。要特别强化以人为本观念,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为出发点,来创造良好的人才培育环境及和谐高效的“团队精神”;把税收精神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其相适应的文体活动结合起来,使广大税务干部既有精神文化的情感陶冶,又有精神文化外在表现的美感享受。 文化研究论文:企业跨文化交际英语语用的研究 一、企业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和研究内容 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基本目的有三个。一是培养人们对不同的文化持积极理解的态度。二是培养跨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三是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走出国门或在国内跨国经营的企业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的实际技能。正是基于这一点,企业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实践意义要大于理论意义。 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研究内容有:第一,关于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研究。第二,语言行为的文化特性方面的研究。第三,非语言交际方面的研究。对于隶属于某个文化的人来说,什么行为好,什么行为不好,都是受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支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很难把握得住它,但是通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行为模式,往往可以推断出某种文化的价值观。 二、企业跨文化交际时的语用失误 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理解并运用话语的。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与人交流时如何恰当地使用和理解语言,尽量避免语用失误或误解,实现成功交际。Thomas在1983 提出“二分法”的语用失误。他认为语用语言失误是和跨文化失误相联系的,而社交语言失误(socio-linguistic failures)是由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地位差异导致的,属于非文化因素。比如同一文化的两个朋友之间产生的语用失误属于社交语用范畴。社交语用失误也可能是因为学习者根据社会距离,误判了自己的相对权利和义务,以及言外之意。 企业员工在跨文化交际时往往因自己的文化背景与对方不同而产生一些语用失误,主要表现在称呼﹑介绍﹑关心﹑谦虚和打电话等方面。比如说中西头衔称呼习惯不大一样,中国喜称主任、书记类,老外听起来非常官僚,外国商人特别是美国人讲究实效,第一次交流就给人留下不好的阴影。其次是介绍,有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之分。在介绍两人相识时, 一般要注意以下顺序:先男后女;先少后老;先低后高;先客后主;先小姐后太太;先近后远等。这与中国的介绍顺序也有些差异,稍不注意就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第三是关心,在跨文化交际中一定要避免问一个成年人特别是女士或老人的年龄,以免冒犯他人隐私权。一些“关心”式的问题对中国人并没什么不妥,但是对英美国家人士来说他们很重视个人隐私,不愿别人过问个人之事。因此根据他们的习惯,这样的问题不宜过问,否则就是失礼。再者是谦虚,中国人认为谦虚是美德,当受到别人赞扬时,往往会谦虚一番:哪里,哪里。当这种赞扬遭到中国人拒绝时,外国商人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之间跨文化的接触很可能是以一场交流失败而告终。最后是打电话,许多企业员工不知如何与外商通话,他们常用中国式的方式接听电话,这样的交流可想而知。 三、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原因 文化冲突是导致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不同的群体﹑地域或国家的观念互有差异,这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在多年的生活、工作和教育下形成的,具有不同的思维。可见,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价值观念、信仰、态度、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另一群体的显着特征。正是这种文化在群体上的差异性导致了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中西方交往中文化语境不同,人们在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企业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优越感。民族优越感往往表现在交流传递信息上,因此往往会造成语用失误,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本民族文化负面迁移。母语的语用规则及母语文化的干扰是产生语用失误的根源。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企业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失败。 导致文化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思维模式存在差异。文化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中西方思维模式存在差异。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往往特别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推测别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处,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模式是在自己特殊文化背景中通过亲身经历获得并发展起来的,存在某种惯性,其变化不及环境变化的速度,一是进入异域文化,这种惯性常常导致错误的估计和判断,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语用失误。二是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人格取向各异。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是在古代希腊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方文化发展取向是重群体、重道德和重实用,西方文化发展取向重个体、重科学、重思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决定了东西方人格特质构造和发展取向的整体差异。三是行为规范各不相同。行为规范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糟糕的结果。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否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四、提高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策略 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在跨文化条件下如何克服两中不同文化的冲突,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其具体的步骤和方法有: 第一,识别文化差异,进行跨文化培训。由于语用失误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必须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识别。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赫尔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三个范畴: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和技术规范。正式规范是人的基本价值观,判别是非的标准,它能抵抗来自外部企图改变它的强制力量,因此正式规范引起的冲突往往不易改变;非正式规范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习俗等,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克服;技术规范是指人们的知识、技术、经验等,它可以通过人们技术知识的学习而获得,很容易改变。因此不同规范的文化冲突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企业跨文化交际者首先要识别和区分文化差异,才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避免语用失误。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的双方若不能融入同一文化背景之中,就容易产生不解或误解,从而使交际失败。如果一个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人出现语用失误,他很可能会被认为缺乏礼貌或不友好。他在交际中的失误将会给企业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学习跨文化语用原则。美国语言 哲学家格莱斯1967年提出了“合作原则”。他把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会话中共同遵守的原则概括为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20世纪8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从修辞学、语体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着名的“礼貌原则”,其中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虚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其核心内容为:尽量使自己吃亏,而使别人获利,以取得对方的好感,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并使自己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语境是语言运用的条件,自然也是“礼貌原则”贯彻执行的条件。在一定的语境中显得礼貌的话,在另一语境中可能显得不够礼貌;反之亦然。语境,尤其是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权势、社会距离等,对“礼貌原则”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甚至彼此完全不能接受,礼貌的话语可能伤害对方,产生语用失误从而导致交际失败。 五、结语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跨文化交际时,由于制约语言使用的文化因素与母语中的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很容易出现语用失误。因此,企业涉外员工要进行成功交际,除了掌握英语语言技能外,必须要认识两种文化的差异,认真学习跨文化语用原则,确保交际的顺利进行,避免语用失误现象的发生。 文化研究论文: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 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动机、知识和技能三个层面的分析,认为《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是一部集时代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语言文化词典。 随着我国英语教学的发展,培养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受到关注。2000年5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在教学原则中首次提出了“注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容。2004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也在教学性质和目标以及教学要求中提出了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内容。不了解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就无法运用语言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英美语言文化词典》是向英语学习者提供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是介绍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专门词典。一部好的英美语言文化词典对英语学习者跨文化能力的提高有重要作用。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概述 “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是英国语言学家D.H.Hymes于1967年首次提出的。他对乔姆斯基“能力”和“表现”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批判,指出交际能力是一个说话者所具有的语法,社会和心理文化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此后,随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观点。 Guo-Ming Chen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中能有效、适当地实现交际行为并达到一定的预期设想的能力。Lustig和Koester把跨文化能力描述为语境的、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Spitzberg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定义为在一定语境中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由此可见,学者们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描述都强调两点——特定语境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国内外学者广泛接受Samovar等的观点,即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三个层面;动机(motivation)、知识(knowledge)和技能(skill)。动机,是指交际者在情感上对交际活动持积极的态度,有为了交际的成功进行而主动学习相关知识和技巧的意愿。知识,指交际者为实现成功交际对交际对象的语言、习俗、价值观以及地理、道德标准等方面的了解。技能,是指在行为上,交际者为了促使交际顺利进行和交际成功所采取的特殊手段和技巧。英语学习者只有将这三方面有机结合才能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确保跨文化交际行为的有效与得体。 二、《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由林明金、霍金根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下简称《简明》)。该词典专门介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与内涵,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简明》的编写宗旨是增强读者的文化习得意识,使其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那么,它是如何帮助读者切实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呢?本文将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个层面出发,就其实用性进行解析。 1.动机层面 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外语学习者有意愿和热情去掌握跨文化交际活动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待掌握对象的新鲜度和趣味性。《简明》所收录信息截至21世纪初,如George W.Bush 2001年当选为美国总统,Michael Jordan 1998年退役后于2001年再度复出加盟华盛顿奇才队等都被收入,时代性较强。另外,编者收录了许多时代特色鲜明的词条,如美国流行音乐最重要的奖项之一Grammy(葛莱美奖、金唱片奖),着名杂志Fortune(《财富》),美国现代舞蹈的创始人Isadora Duncan,着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等。这些信息的收录使英语学习者接触到不同文化的前沿,大大激发其兴趣和学习动机。同时,这些内容也将充分满足读者跨文化交际的实际需要,使其免于因信息滞后和缺乏而导致的交际失败。 2.知识层面(1)内容丰富。在内容的广度方面,这部一千多页的词典包含了涉及英美重要地理名称,英美着名人物,与英美两国有关的事件、条约、组织、会议等11个文化领域的2万多词条。仅宗教习俗一项就涉及近千词条,其中300多条是一般英汉语文词典所不曾提及的,近600条比一般英汉词典内容丰富。如apple of the eye条的释文中,编者除了解释其含义为“掌上明珠”、“心目中的宝贝”,还加入其出处“源自《圣经旧约·申命记》。《摩西之歌》(TheSong of Moses)中写道:‘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He found him in a desert land,and in the waste howling wilderness:he ledhim about, he instructed him, he kept him as the apple of hiseye. ) 。” 同时,为了对词典正文所涉及的文化知识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和补充,提高词典的使用价值,《简明》附有十个附录,包括:莎士比亚剧作篇名及其简称;英国各郡名称;美国各州别名及加入联邦时间;英国国王及其在位时间;英国首相、所属党派及其任期;美国总统、所属党派及其任期;英美制度量衡表;柯林斯词典选出的英语百年百词(1897-1997);圣经新旧约全书篇名及其简称;西方婚龄简介等。 可见,这部文化词典包含的文化内容之广、信息量之大是一般的英语学习词典所不能比拟的。它就像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几乎涵盖了使用者在实际交际中所能遇到的所有相关领域。 (2)对普通词语的文化内涵深入挖掘。《简明》注重对词目词内涵的深度挖掘。除了特定的文化内涵词语和专门词汇,《简明》中还收录了许多普通词语,但其释文却是从不同于一般双语词典的视角来设计的。如hello一词,《简明》提供了其词源方面的信息: 这个词的来源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来自法语的ho和la,后来逐渐演变为hallow和hallo,到了19世纪美国人见面时,就开始用hullo打招呼了。再过100年左右,hullo又变成了hello。据说美国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是第一个使用hello的人。 再如gun一词,大多数英汉词典都会解释为“枪,枪支”。《简明》中gun的释义为:“据说是由北欧古时一个女子的名字Gun -hild简略而成。Gunhild意为‘战争’,也许由于这个缘故,gun成为武器的名称。”此类词条还有freshman、gossip等。这些独特的内容是大部分双语词典都不曾涉及的。《简明》通过挖掘普通词语的起源和深刻内涵,增加了它们的文化色彩,不仅对普通双语词典起到补充作用,同时也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积累。 (3)注重对英汉共有词语的跨文化对比。跨文化对比能够提高读者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有些词语是中英两种语言文化中都存在的,但它们的文化内涵和用法却大相径庭。对于这类词语,《简明》在释义中指出了其不同文化内涵。比如,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在汉语中是褒义词,有学问的人经常以知识分子自居,但在西方文化中却不尽然。《简明》告诉读者:该词在英语中略含贬义,意指一个只知探讨理论而对实际问题束手无策的人。这个词源于intelligence(智能)。在英语国家,intellectual通常释义为:一个自称属于特殊知识阶层的人,致力于空洞的理论探讨和思考,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常表现得很无能。在汉语中,“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比intellectual广泛,指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只要是教师或医生、文艺工作者、科技工作者,都包括在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内。因此我们有“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之分,而在英语中是没有这样的概念的。 对于所有汉英两种文化的共有词条,比如颜色词、动物词,《简明》都做出了这样的跨文化对比。这样一来,读者对在异域文化中如何使用它们就了然了。 3.技能层面 跨文化交际技能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两种途径:一是交际技巧的传授,二是交际技能的训练。后者主要通过外语教师有针对性的训练和学习者在交际实践中的经验积累来实现。一部语言文化词典对于外语学习者交际技能提高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传授准确全面的交际技巧和方法上。而目前,大部分语言文化词典重知识轻技巧,重意义轻行为。笔者认为,《简明》不同于其他语言文化词典的最大特色在于对读者交际技巧的传授。在介绍知识的同时,《简明》教读者如何在跨文化的具体语境中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完成交际任务,对读者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起到了切实的指导作用。例如,词条the finger shake(微伸手指的握手)的释义: 在交际中,握手时手不是完全伸开的,抓住对方的整个手掌,而是轻略地抓住对方手的几个指尖。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是不礼貌的握手方式之一,给人一种十分冷淡不情愿的感觉。它所传递的信息是不愿意真正握手,是出于勉强,因此往往会被对方理解为害羞。自信心不足或是不尊重对方。女子与男子、被求者与求人者、地位尊者与地位低者之间的握手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文化研究论文:探析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及成因 摘要: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几十年的过程中,东西方理论界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研究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为了促进政治文化研究、加强政治文明有必要对研究中产生的不同观点及其形成原因加以分析。 关键字:政治文化 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 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 ！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 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 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性行为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 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着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 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研究论文:对媒体文化的理论模式与路径研究 一、法兰克福学派:教师作为高贵文化的扞卫者 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后便将重心转向了流行文化批判,教育人们在流行文化面前保持理性思考与文化尊严。他们在流行文化批判方面的开创性努力为教育学者分析媒体文化的内涵与影响提供了第一笔理论遗产。事实也是如此,吉鲁(H.A.Giroux)、凯尔纳、麦克拉伦(P.McLaren)等人八十年代起在教育学界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都曾到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寻求理论基础,并将法兰克福学派视为媒体文化教育先驱。如马丁?杰伊(M.Jay)所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许多知识创造都是为了分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膜拜”起工业社会新出现的外在“权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以及这种膜拜引发的人格与心灵扭曲,进而教导人们在非理性的权威膜拜社会氛围中,保持“康德式的理性自主与尊严”。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美国四十年代崛起的流行文化正是另一种新的“集权主义”形式,它同样可以摧毁人的理性,因此必须发展一种流行文化批判,防止个体被其中隐含的低俗意图吞没,丧失文化上的高贵尊严。[6]言外之意,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其一贯的高贵与低俗、自主与盲从、理性与非理性等两元对立架构,为媒体文化教育预设了合理的价值追求,如果教育学者采纳他们的理论架构,自然会将教师培养成理性自主及高贵文化的扞卫者,激励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而法兰克福学派恰好还为教育学者及教师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及其危害提供了一副理论工具。在着名的《论文化工业》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联手设计了一套“文化工业”理论,意在批判流行文化的企业化生产体系及其“商业化”属性,揭示其生产低俗的“文化商品”来刺激、支配大众,使大众成为低俗的流行文化消费者,从而获取“利润”。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为教育学者发展媒体文化教育提供的基本理论。虽然“文化工业”或“文化商品”理论并不能全面透视成分复杂的媒体世界,但却有助于教育学者针对“商业化”的媒体文化发展出一种有效的课程与教育力量,从而启发教师深入分析这类媒体文化的生产机制及意图。如果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流行文化批判着作,如《现代音乐哲学》、《单向度的人》等,引入教师教育领域,教师除了掌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流行文化理论外,还可能在教育信仰方面被熏陶成高贵文化与独立人格的扞卫者、塑造者,乃至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坚信,教育、文化或艺术“必须超越大众的流行意识”和“单向度”的“市场取向”。[7] 二、伯明翰学派:教师作为大众与青少年亚文化的同情者 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伯明翰学派贡献了另一种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模式。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坚持“高高在上的态度”,[8]自创始人霍加特(R.Hoggart)起,伯明翰学派就对贵族与精英阶层从文化上歧视大众感到不平。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来自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例如底层人表达自我的爵士乐,就丝毫不比古典音乐逊色,[9]但大众自身的文化及其内涵在学术及教育界几乎从未得到正视,因此他们试图发展一种以同情、理解为本的大众文化研究,并向中学英语教师推广。伯明翰学派选择这条路径,有其经验基础。即如霍加特,便是成长于二十世纪初期和谐安详的英国工人社区。在其中,朴实的工人群体创造了健康、道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经验基础,促使霍加特后来决心将工人生活与文化引入历来被精英文化垄断的课堂里,其教育目标是引导学生、教师认识工人阶层创造的诸多美好、有意义的大众文化。然而,这种工人文化其实仅存在于美好的童年记忆中,以之为基础的教育常常只是在培养一种文化怀旧感。连霍加特本人都忧伤地意识到,现实中的工人社区早已被商业化的流行大众文化俘虏和侵蚀了,他的大众文化教育因此陷入困境。[10]后期伯明翰学派(如P.Willis)因此特别关注大众的“抵抗”力,并引入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转向研究中下层青少年如何以自己的“亚文化”,来抵抗或颠覆种种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文化霸权”,以此建构自我风格和获得快感。这一转向为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同时有利于教师深入当代中下层青少年的“叛逆”精神世界。不过一味尊重、理解这类青少年为彰显自我、获得快感而建构的“亚文化”,如雷鬼乐、朋克摇滚乐等,也会引发教育冲突与危机:在这个以理解为本的过程中,“叛逆”青少年的“抵抗”力得到了尽情释放,乃至能让“正派人士气得哑口无言”,但教师的教育责任乃是将他们引向真正“算得上艺术”的文化,而不是姑息他们沉迷于“娱乐”与“堕落”。[11]综上所述,早期伯明翰学派为媒体文化时代的教育学者开辟了一条颇具社会公平和美学意义的大众文化教育途径,由此途径,教育学者即可引导教师走入被商业流行文化淹没的真正的大众文化,反抗精英阶层对于大众的不公文化歧视,而且在理解昔日大众生活及其“情感结构”的过程中,心中还会泛起一种久久难以释怀的美感。后期伯明翰学派依靠“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快感”建构起来的新理论,则为教育学者及教师理解青少年为何“叛逆”、热衷于嬉皮士、摇滚乐等“亚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尽管这套理论并未解决怎样让推崇“亚文化”的青少年接受“真正的艺术”和进步的教育。 三、洛杉矶学派:教师作为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媒体文化教育一大引人注目的进展是,吉鲁、麦克拉伦等一批教育学者加入了探索队伍,专业的教育研究与教师教育领域因此出现大众文化或媒体文化转向。在这一理论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乃是洛杉矶地区的教育学者,这得益于洛杉矶特殊的地理文化条件:好莱坞所在地,同时,该地区的两所世界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拥有全美最强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实力。就洛杉矶学派的媒体文化教育探索而言,代表人物是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的教育哲学教授凯尔纳。在近三十年的努力过程中,凯尔纳曾因其杰出成就,被美国文化界誉为“杜威式的公共知识分子”,[12]“媒体政治学批判的领军人物”。[13]中国人文思想界也从十年前开始陆续引进凯尔纳的着作,如《后现论》、《媒体文化》、《媒体奇观》等,近年国内人文学界还推出了研究凯尔纳“重建批判理论”的专着。[14]但这些评价与研究都未从教育学的角度展开,来分析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贡献。简单地说,除了在专业的教师教育领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当代文化理论及媒体文化等课程外,凯尔纳最主要的教育学贡献便是以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重建了杜威以来的民主主义教育学传统,其专业使命是将教师培养成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由此,向教师及公众示范什么样的媒体文化批判研究,就成了其媒体文化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即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从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研究着作及教师教育实践来看,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主要由以下四块内容构成。首先,凯尔纳深切关注当代美国的种种社会“苦难”,进而转向貌似自由、民主,实际总是对“苦难”避而不谈或持某种偏见的主流媒体文化,充斥着投资、收视率、名利的争夺。正是这种深切的社会关注,促使凯尔纳确立了希望通过媒体文化批判和教育来追求民主的坚定专业决心及志向。[15]其次,在理论基础建构方面,凯尔纳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追随者,同时也超越了两派的局限,并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理论中,吸收合适的理论资源,为发展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奠定知识基础。[16]再次便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影响的“媒体文化文本”展开批判性的研究,这构成了凯尔纳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主要内容。自八十年代好莱坞与右翼政治势力结成合作以来,凯尔纳一直非常重视研究右翼政治势力及其利益同盟在媒体生产中的作用。从1992年推出《波斯湾电视战》,揭示布什政府通过独家授权覆盖全球的电视网(CNN),将一般公众无法知道的真实的海湾战争,精心制作成对自己有利的“海湾战争报道”,以动员全世界的民众支持其侵略行动;到2010年在《电影战争》中考察小布什政府如何与好莱坞合作,制作对其有利的政治电影,诱使民众支持其战争、反恐等计划,[17]这些研究都显示了凯尔纳执着的专业志向,同时也让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能自己开发媒体文化课程的教育学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示范如何透过电影、电视节目认识美国政治权力的同时,凯尔纳还十分重视研究各种能向美国右翼及主流势力发起挑战的媒体文化,发展有益推进自由、民主的媒体文化。例如,考察麦当娜怎样自由解构、加工美国主流文化、商业文化在女性外表、形象和时尚等层面刻意设置的“本质”或“标准”,创造颠覆意味十足的“主体形式”;分析美国黑人艺术家如何制作媒体文化,表达自己对于美国社会的看法,抵制种族压迫。此外,由于凯尔纳本人有过十多年的独立纪录片制作经历,并因此被誉为“杜威式的知识分子”,所以在他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中,还注重选择独立制片人创造的媒体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和课程资源。最后,关于确立基本教学方法,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做法无法认识媒体文化的丰富内涵;伯明翰学派的方式可以深入媒体文化,但容易“一味赞美”,因此需要加以融合。此外,凯尔纳还在媒体教育实践领域发现了三种模式:一是欣赏模式,试图让学生以欣赏“高雅文化”来抵制“媒体的负面影响”;二是创作模式,引导学生理解美学意义丰富的媒体文化,同时向学生传授自我表达的媒体技术;三是批判模式,教育学生对媒体话语保持批判态度,培养批判的媒体解读能力(criticalmedialiteracy),也强调学会通过媒体表达自我,形成社会行动。凯尔纳向教师推荐的是第三种模式,强调媒体文化教学必须坚持两点原则:一是“传授批判的技巧”;二是引导学生“把媒体当作社会变革的工具”,创造有益社会进步的媒体文化。[18]在大学教育学院进行媒体文化教育时,凯尔纳主要通过课堂发言、话题交流、媒体文本研究、课程论文以及戏剧的应用等,培养未来的“准”教师们在媒体文化教学中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与创造。应该说,能否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和民主的媒体行动,正是凯尔纳评价媒体文化教学的基本原则。总之,凯尔纳不仅在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理论方面贡献卓着,而且依靠从事教师教育培养了许多能对媒体文化做出有力批判、甚至还能通过创造媒体文化推动社会民主的教师。而这一切都首先缘于凯尔纳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媒体文化批判者和民主媒体文化创造者。 四、中国本土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与教师专业发展 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进入媒体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其强大影响也受到了多方关注,但媒体文化到现在仍游离在中小学正规课程之外。即使是已经出台“媒体教育”政策的港台地区,也难有进展。台湾2002年制定了《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然而由于“媒体素养教育尚未纳入升学或其他考评系统”,“大部分学校都尚未重视媒体素养教育,也未开设相关课程。”而在台湾教育理论界,虽然1993年起就有人在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却常常是机械照搬英美理论,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的探索仍处于“迷失”状态。[19]上述教育实践领域的现状虽然不容乐观,但在目前的学校课程体系中,发展媒体文化教育的空间依然巨大,同时少数学校自发设计的媒体文化教育也值得去改进。不过,这都需要教育学界首先发展媒体文化教育理论,将媒体文化研究引入教师教育课程,完善当前的教师专业发展,从而可以为中小学的媒体文化教育输送优秀师资。近些年,大陆也有一些教育学者开始呼吁向西方学习,在中小学开设专门的媒体文化教育,有的还在探讨将媒体文化融入语文教育,防止学生“沦为媒体的俘虏”,使学生“对隐藏在媒体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保持批判精神”。[20]这些探讨表明,中国大陆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已经形成两大议题,即考察西方国家的媒体素养教育实践和发展批判性的本土媒体文化教育。但由于时间不长,在这两大议题上,相较于欧美及台湾教育学界,大陆教育学界的积累都显得十分有限。本文认为,在中国教育学界已有探索的基础上,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深化,以便发展相对成熟的媒体文化教育学。首先,无论从大陆还是台湾的情况看,在面对媒体文化时,常常抱有法兰克福学派式过于武断的不信任乃至敌对态度,导致媒体文化教育演变成单调的说教,无法引导学生走进复杂的媒体世界及其多元内涵。就此而言,凯尔纳重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倒是可以提供启示。为了揭示到底有哪些客观存在的观念、力量在媒体文化中发挥作用,凯尔纳主张放弃高低贵贱的文化两分法,同时广泛吸收各家理论,提高批判的广度与深度。这些都有益于本土教育学者形成适宜的批判观,以便游刃有余地走入纷繁复杂的本土媒体文化世界。其次是确立明确的教育宗旨。已有的本土探索均强调,媒体文化教育应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但这些探索并未进一步分析,站在进步主义的立场上,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最终还是得指向一个进步的教育目标。后期伯明翰学派便因为没有把握好这一点,常常只是坐视学生肆意宣泄自己的批判(叛逆)精神和独立个性。而正如凯尔纳所见,杜威以来的教育学往往是在两大宗旨中选择一个,一是引导个体认识自我,探寻真善美的主体存在方式;二是认识复杂的社会结构及其苦难与不公之处,培育有益推动社会平等与民主化进程的意识与能力。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选择了后者。中国媒体文化教育学也应从这两大宗旨出发,进一步明确究竟为 什么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再次便是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形成理论(知识)结构清晰的媒体文化研究(课程开发)模式。这可以说是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一大难点。吉鲁最初决定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曾发现,由于学科、专业界限过于牢固,教育学界看不到任何文化研究理论,而文化研究界也不会思考教育,所以他花了许多精力将文化研究引入教育学界。[21]应该说,国内目前的情况比吉鲁当初在美国教育学界遇到的情况好多了,因为无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如意识形态、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等概念,都早已被国内教育学界接纳了,而这些概念所指的媒体文化经验在中国也存在。遗憾的是,国内提倡媒体文化教育的教育学者尚未尝试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对这些概念进行验证或重构,进而发展理论结构清晰的媒体文化研究,为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提供课程。更进一步说,可供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选择的理论在今天已经十分充裕,而本土的媒体文化现象也丰富到了能够进行任何理论实验。如“后结构主义”的主体建构理论,便值得启用。该理论探讨的是个体在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变动中种种不由自主的命运,以及何以可能获得意义与价值。而这一主题已在本土电影界得到深入探讨,例如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好男好女》等电影便是以近乎客观的叙事手法揭示:在由专制统治、进步运动及黑社会等势力主宰的社会演变进程中,各类普通个体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史。不仅如此,侯孝贤等电影创造者还会在电影中探寻某种自觉且极具道德或美学意义的存在方式,并将它暗中赋予某个角色身上。这类电影无疑可以为本土教育学者发展“后结构主义”的媒体文化研究提供合适的文本,并以这种研究作为媒体美学教育或主体认同教育的课程资源。最后,发展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还需要在教育学院开设媒体文化研究课程,将它引入教师教育及教师专业发展。西方教育学者在这一点上已有近三十年的积累。例如,在凯尔纳的开拓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院便成了批判性媒体文化研究与教师教育的重镇,加上吉鲁、麦克拉伦等人的持续努力,美国教育学界及教师教育领域早已形成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学派。中国教育学界也需要凯尔纳式的教育学者:既有明确的教育宗旨,又能发展知识结构清晰有力的媒体文化研究,以此改变目前媒体文化研究在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的空缺状况,使媒体文化研究真正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指向,培养教育宗旨进步、媒体文化研究能力优秀的教师,从而优化国内目前教育观念及媒体知识与西方相比均显得模糊的媒体文化教育实践 文化研究论文: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的研究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国际交往的不断密切,跨文化交往越来越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语人才成为高校外语教师的重要任务。注重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就是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有效方法。 二、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一)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泰勒认为,文化即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戴昭铭,2003:3)现代的文化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语言是音意结合的符合系统,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语言的深层机制,为语言的发展提供养料。 (二)国内外语言教学中文化导入研究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Hall和Trager提出“文化地图”概念,列举出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与本民族文化的比较来分析和描写目的语文化。(陈申,2001:32)六十年代,对语言功能的研究逐渐增多,由于文化在语言交际功能中的重要作用,其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80年代,跨文化交际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我国学者中,胡文仲最早开始关注外语教学中的文化、交际问题,从语言功能上强调了语言与文化的一致性。80-90年代,文化语言学说的建立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多名学者都对文化导入问题进行了研究。陈光磊界定了文化导入的内涵,林汝昌详细探讨了外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层次问题,赵贤洲、束定芳、鲍志坤等学者深入研究了文化导入的原则问题。(赵亮,2011:43) 三、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一)文化导入的原则 1.交际原则 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交际双方无障碍的顺利沟通。因此,语言教学中应该导入有利于交际双方进行交流的文化知识。教师应该着重介绍那些学生在学习或相互交流时容易产生误解或是失败的相关文化知识。 “猪”在中国文化中有“懒惰”的含义,中国人常用“懒得像猪一样”来形容某人的懒惰。而在德语中,人们常说“Er hat Ein Schwein.”意思是“他很幸运”,因为德国中世纪体育竞赛的失败者会得到一头小猪作为鼓励,久而久之,猪在德国成为幸运的代名词。如果教师在授课时没有讲解 “猪”在德语中的这一含义,就可能导致学生在遇到相关情况时不能领悟对方想表达的真实意图,影响交际的成功进行。 2.适度原则 文化包罗万象。教师应根据课程的教学任务和授课目标,以实现本课时教学目标为出发点,合理规划时间和导入的文化内容,避免盲目或无计划的延伸文化内容而影响授课进度,同时,要掌握好单个课时提供给学生的信息量,提高学生的接受效率。 3.渐进原则 文化导入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在初级阶段,应以阐释两种文化在日常生活方面的差异以及该差异在语言中的具体表现为主,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日常交际所需的文化知识,避免出现日常交际失败。中级阶段主要介绍由文化差异引起的成语、俗语及运用方面的差异,帮助学生熟悉并深入理解外语表达蕴含的文化内涵。高级阶段主要揭示中外交际双方在思维方式、交际关系以及言语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异同,旨在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进一步了解以目的语为母语者的人际关系及交往的深层次模式。(谭志明、王平安,1993:74) (二)文化导入的内容 1.语言文化 (1)语构文化 蕴含在词语、句子等语言结构中的民族文化知识叫做语构文化。吕必松讨论“语法系统中的民族文化因素”时,从“词形变化的有无”、“句子的组织方式不完全相同”、“方位、数目、顺序等的表达方式不同”三个方面举例说明了汉语和英语的语法系统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吕必松,2007:51)语构文化包含在构词、句型、句式等各个方面中,教师在讲解语法结构的同时,要同时介绍相关的文化因素。如:德语是典型的屈折语,其复杂多变的语法变位规则常常令德语学习者无所适从。这种繁复的词形变化与德意志民族严谨、刻板的民族性格形成不无关系。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没有语言单位的形态变化,用不同的语序和虚词表述时态、语态。汉语轻形式、重意义的“意合”特点就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理念有关。 (2)语义文化 语义文化主要是指词汇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这是最常见的语言文化因素。由于各民族生活环境、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很多事物的名称或概念在别的语言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语或是字面意义对应但深层意义不同。如,德语中的“Drache(龙)”指的是带有翅膀的,会喷火的怪兽,通常是邪恶的象征,口语中用来形容泼妇,贬义词。而汉语中的“龙”指的是带有五爪的,能够行云布雨的瑞兽,常作为统治阶级的象征,禁止普通民众使用其形象。德语中的“Hufeisen(马蹄铁)、Marienk?觌fer(瓢虫)”是幸运的象征,而汉语中则无此意义。这类词语易给交际带来障碍,教师在讲解此类词语时,必须详细解释该词语在目的语和母语中语义文化的异同。 (3)语用文化 语用文化指由特定的民族文化决定的,语言交际中产生的语用规则和文化归约。常用的基本语用文化包括:称呼、问候、致谢与道歉、敬语与谦辞、褒奖与辞让等。不同语言中相同或相近意义的词语其使用范围和场合往往不尽相同,如,德语中的“du(你)”不仅用于朋友、平辈间,还是家庭成员间包括祖孙间的称呼用语,而汉语中,孙辈就不能用“你”,而要用尊称“您”来称呼祖辈。又如,汉语中“老先生”中的“老”表示尊重,德语中的“alt(老)”则无此意义。 文化研究论文: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文化产业产学研共生模式研究 “产学研”合作“是以企业、高等学校和科技研发机构为主体,以政府以及中介机构为辅助,以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按照一定的机制和规则进行合作,通过资源共享,实现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等目标的系统性活动。”在产学研合作模式中,共生单元主要是大学、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等中介组织。资源是共生关系的纽带,共生单元围绕资源结成不同的共生关系。在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过程中,民间艺术是这种共生关系的纽带。当前,对民间艺术进行市场化开发,结合高科技的光电效应形成的旅游演艺产品,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和社会效应。这一产品的创作和经营过程始终伴随着产学研合作,是产学研共生模式的典范。本文以广西桂林阳朔县《印象·刘三姐》为例,分析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文化产业产学研共生关系及其运作模式,并结合民族地区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办学情况分析目前这种关系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文化产业视角下的民间艺术内涵 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民间艺术是“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广泛流行的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艺术创造活动。”张道一则将钟先生的定义视为广义上的民间艺术,其狭义则专指民间美术。梁玖从艺术学角度提出:“一定社会中的平凡人运用特定媒体, 遵循自适的可能性精神创造极具有地域文化风俗性的艺术形态。”这一概念没有列出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而是从民间艺术的创造者、产生途径、特质和功能方面对之下了一个抽象的定义。但从艺术学对艺术门类的划分中我们可以找到其所指,民间艺术应包含民间建筑、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绘画、民间雕塑和民间戏曲,以及被民俗学界排除在民间艺术范畴之外的民间文学等艺术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民间艺术因其特有的娱乐、审美功能成为文化商品化的宠儿。取材于民间艺术的影视剧作品、工艺美术品、旅游表演作品、民俗文化村、服装等商品在市场上显示了巨大的创收能力。因此,从文化产业角度而言,民间艺术应包含可以被包装成文化商品的民间建筑、工艺美术、音乐、舞蹈、戏曲、绘画、雕塑和民间文学等艺术形式,还包括民间语言、信仰等观念艺术。 二、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与产学研合作的共生关系分析 1.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与产学研合作结盟的必然性 民间艺术源于民间创造,其传统受众为享有民间艺术品的主要群体。由于受到地域、年龄和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民间艺术作品的娱乐性、审美性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一特性对民间艺术的大众普及形成一定阻力。因此,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必须符合大众审美的设计与包装,才能成功推向市场,实现创收。文化创意即为沟通民间艺术与市场的桥梁。作为一种融合高科技和高智慧的活动,文化创意不仅需要对包装对象有深入的理解,还要能够准确把握市场需求规律,同时还要求开发者拥有雄厚的资金、人才和高超的创意资源管理能力。因此,高品位民间艺术文化产品开发必然将有雄厚的科研人才优势的科研院所和高校融入其中,产学研合作也理所当然成为其重要的开发手段。 2.《印象·刘三姐》:文化产业产学研合作的成功模式 1961年,以广西桂林山水为背景、壮族歌仙刘三姐传说改编的彩调电影《刘三姐》风靡全国及东南亚。此后,刘三姐和壮族山歌已然成为广西的两张文化名片。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刘三姐景观园、刘三姐香烟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品牌。1997年,由广西区文化厅组织,总策划梅帅元、导演张艺谋、樊跃、王潮歌组成主创团队,经过精心选址和长达5年零5个月、多达109次易稿的创作,《印象·刘三姐》(以下简称《印象》)终于于2004年3月20日在阳朔正式公演并大获成功。这一项目的成功,得益于艺术学、民俗学、民族学等领域专家搜集民间文化、创作改编成的电影《刘三姐》作铺垫。而主创团队中张艺谋、樊跃为拥有众多优秀影视和舞台剧作品的着名导演;王潮歌曾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发表过数十万字的学术论着,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总策划、制作人梅帅元为国家一级编剧,当时任广西壮剧团团长,是广西民间艺术界的优秀专家;广西区文化厅所成立的广维文华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则作为企业角色负责相关支持和管理工作;演员除当地居民外,多来自配套成立的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 《印象》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效应,还被国家文化部列为中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获得中国乡土文化艺术特别贡献奖、文化部首届创新奖和世界旅游组织目的地会议最佳休闲度假推荐项目等多项荣誉。同时,桂林乃至广西各大高校旅游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等专业纷纷以之为实习基地。业内专家对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成果,促进《印象》系列产品的可持续发展,也对高质量的民间文化产业化开发形成良好的引导,文化产业为此被定位为高投入、高产出、见效快的“朝阳产业”,大量的市场需求也催生了培养该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印象》的成功表明,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无论是前期资料搜集、整理和内涵挖掘还是文化产品创作与包装,都离不开科研专家、一线艺术家及民间专家的合力创新。而当地居民作为原生态文化的代表参与演出之外,演艺产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呈现还需受过专业训练的艺术类及专门性管理人才。在演艺类旅游产品的经营过程中,经营部门可以为高校提供学生实践基地和就业出路;科研机构学者专家的调查研究则可为该产品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智力保证。因此,高品位民间艺术文化产品开发与产学研合作办学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 3.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产学研合作共生模式运作中的 不足 从产学研共生模式角度而言,在寄生、偏利和互惠三种模式中互惠模式是产学研合作的理想方式。因为互惠模式下的产学研合作联盟既产生新能量,各方又能分享收益,只有这种模式才能维持产学研三方长期合作。当前民间艺术演艺产品产学研合作联盟中,高校或科研机构只作为创意提供者得到一次性收益,后期管理与利益分成则不再拥有权利。这样,研究人员就很难获得后期经营资料,造成产学研三方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合作互惠模式的形成。 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角度而言,国内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基本包括经济类、管理类、艺术类、文化类等几大门类,涉猎广泛却学之不深,毕业生“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会做”,无法胜任民族艺术产业化开发相关工作,大学人才培养跟不上社会需求。 从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角度而言,目前全国普遍存在工作待遇与社会地位、社会责任不对等的情形。高校人才考核科研、教学双方面并重,导致高校教师任务繁重,脱不开身去做服务地方的应用性研究。同时,高校对服务地方的横向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远不如由国家社科基金等纵向项目,科研人员参与积极性不高。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所需要的巨大学科跨度,对术业有专攻的科研人员而言也有一定的难度。 三、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产学研持续共生模式构建策略 1.高校及科研机构参与后期经营管理 产学研合作联盟中,高校和科研机构被认为是人才和智慧的孵化园,这在对人才、创意要求极高的文化产业领域尤为明显。甚至有学者认为,大学与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了一种“互动发展的共生模式”。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后期经营管理脱节易导致文化产品创新动力缺失。因此,为了加强文化产品的可持续发展,高校及科研机构应参与民间艺术后期管理经营,这样就可以借助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为文化产品的运作经营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而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可从中获得相应的收益。 2.校企合作,有针对性地培养本、硕、博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 基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知识广而博的特点,各高校可与文化企业合作办学,根据地方特色设立专业方向,全日制教育与在职培训并重,培养某一领域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例如旅游演艺发展较好的广西桂林地区、湖南湘西地区高校即可培养旅游演艺项目策划与管理方面的人才。同时,高校应在硕博阶段的人才培养中高度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以丰富的实践发展理论,从而继续指导实践,实践和理论并行作为考核标准,以满足业界对高端人才的需求。 3.为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服务地方创造政策条件 政府应从政策上鼓励高校及科研机构服务社会。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应转变观念,鼓励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参与地方文化的产业化开发工作。同时,对服务地方卓有成效的教师可享受“调研假期”等优待政策,减轻其教学方面的负担;对文化产业管理等相关专业的科研、教学人员提出服务地方的工作要求,以进一步完善产学研合作共生模式,促进民间艺术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研究论文:企业文化影响员工素养的研究 摘要:企业文化在企业的管理中占有者重要的地位,企业的文化建设也应当成为企业管理建设的重点。成功的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本文分析了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员工素质的内涵,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文化对员工素养的影响。 关键词:企业文化;员工素养;企业文化发展策略 0 引言 企业文化往往会成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成功往往源于优秀的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的失败也首先表现为企业文化的失败。日本着名企业家盛田昭夫是索尼公司的创始人,他在谈到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时说:“日本公司的成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可为外人知道的秘方。不是经营理论,不是企业计划,而是人,员工才是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日本经理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员工之间的健全关系,在公司内建立一种人员亲如一家的感情。在日本,最有成就的公司是那些设法在全体员工之间建立共同命运意识的企业。”而企业文化正是全体员工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1 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企业文化可以说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 物质文化即企业员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和生产生活相关的文化内容和物质形式,包括厂房、生产车间、生产设备和生产的产品等等。物质文化是企业的“硬文化”。一般地,我们从一个企业的外部设施看出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企业员工的精神状态。从漂亮的厂房、干净的车间,整齐堆放的产品都可以看出企业严格的管理和职工积极的工作态度。 制度文化,即企业的规章制度、条例等管理手段、企业的领导组织体制等。它介于企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它是为了规范人们行为而制定的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准则。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企业的领导组织机制,企业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的规章管理办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高于一切”应当成为企业管理的金科玉律。制度文化能够有力的约束员工的行为,保证企业生产目标的实现。 精神文化,即狭义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员工的精神财富,具有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包括企业精神、企业目标和核心价值观,它是企业的“软文化”。 2 员工素质的内涵 员工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三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是员工素质的最重要的部分,包括员工的职业道德、意识品质、道德情操等等。当前,我国企业的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遵循二十字《纲要》,形成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爱岗敬业的道德氛围。科学文化素质是员工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知识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方面。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几天,员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员工的身体素质常常是被忽略的部分,但是员工的身体素质正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是员工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 3 企业文化对员工素质的影响 3.1 导向和约束作用 企业文化对于员工素质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导向和约束作用。企业文化形成于每一个员工的日常习惯中,是在正确的价值理念的滋养下形成的群体意识。他表现了员工共同的价值取向。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如在长期的工作中体现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或者爱岗敬业的高尚情操,又或者团结互助的良好风气。在这种风气中,新员工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浸染,这对于新员工的成长十分有帮助。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共同的价值观,还对员工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众所周知,价值观决定的人们日常的行为取向和人们自我实现的形式。在企业共同价值观的约束下,新员工很容易就能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在一种追求严谨、高效的风气中,员工的工作质量必然会有所提高。最后,企业文化还能够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比如,合理的考核晋升制度,必然会在员工中形成良性竞争的风气。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引导员工正确处理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员工自觉地将个人的当前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形成团结互助的工作氛围。 3.2 激励和娱乐作用 良好的企业文化的建设对员工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企业文化能够使员工形成统一的信念和意识,从而使其处在一种积极的、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中,使员工在工作中勇攀高峰。其次,企业文化是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企业形象能够使员工形成强烈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激发员工公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后,公平的企业制度,为员工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员工必然会苦练技术和能力,以期在企业中有更好的发展。另外,劳动模范也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企业文化精神的人格化,榜样的力量能够为广大职工提供奋斗的榜样和动力。 企业文化的娱乐活动主要是通过丰富多彩的职工活动来体现的。职工的娱乐活动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文体活动一方面对于员工的素质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比如,体育比赛等活动必然能够在员工中形成积极锻炼的风气,从而提升了员工的身体素质。而技术大比武等活动,必然能促进员工苦练武艺,一边在比赛中好的表现。另一方面,企业的文体活动对于员工有着耳濡目染的作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通过企业负责人的组织和参与,能够使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和关爱,在春风化雨的企业环境中,员工的潜能必然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健康向上的情操必然得到培养。 4 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 着名的企业家约翰。洛克菲勒曾经说过,优秀的管理者能够指导员工向杰出人才一样出色的工作。如果企业是一条大河,那么高素质的员工就是企业这条大河的源头。可见,企业管理工作的要点就在于通过文化建设充分挖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的知识和 技能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这样,企业这条大河才能源远流长。具体地讲,在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应当着重建设企业温馨的集体文化、人本文化、学习文化。 4.1 通过温馨的集体文化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企业给人的第一印象应当是企业的环境。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环境,即企业生产和生活场所的环境,二是企业的人际关系环境,即精神环境。企业的物质环境是企业给员工的第一印象。整齐有序的工作现场布置、清洁合理适用的设备,能够给提升员工的精神状态。笔者认为,企业的生产场所应当以建设花园式工厂为目标,生活场所则应该以建成绿化美观的文明小区为目标。美好的环境一方面能够为员工提供一定的适宜的工作环境,使他们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美好的环境也在潜移默化中对员工优良素质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培养了员工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美好的道德情操。 以人际关系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环境同样重要。实际上,良好的人际关系往往是留住企优秀人才的关键性因素。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平等、理解、包容”的人际关系环境。平等既体现在领导和员工的平等,有体现在员工和员工的平等上。领导应当改变统治者的形象,在委派任务时,应当形成“我们一起干”的形象,而不是“我监督,你来干”。另外,应当设立意见箱,让员工提出对于当前企业环境的意见和见解,从中发现员工的思想动态。在处理问题时,要处处为员工着想,才能提升员工对企业忠诚度和归属感。员工和员工的平等,则体现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上,企业通过制定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业绩考核和晋升制度,能够使员工形成良性竞争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员工之间便相互帮助而不是相互拆台,这有利于和谐的工作氛围的形成。 4.2 通过人本文化来成就员工 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告诉我们,企业管理的是指不是“压制人”而是“成就人”。因而,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这就要求在企业的管理中,始终以员工的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在管理过程中,应当使员工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岗位,而是一个发展的平台。首先,应当通过培训等手段使员工对自己进行一定的职业生涯规划,并且将这一目标的实现和企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还应当让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根据企业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提高自己的工作绩效,使员工真正认识到,没有了企业的发展就没有自己人生愿景的实现。笔者认为,企业“以人为本”的软管理,应当以严格的“硬管理”为基础。在企业的制度管理方面,建立开放科学的组织管理平台,特别是要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制度。通过一定制度形成公平、公正的良好氛围,才能使员工的积极性得到调动,提升他们增强自身业务素质的积极性。还应当通过合理的岗位设置和分配制度来体现能者多得的原则,在这种氛围下,员工能够自觉地学习和钻研业务知识,提高技术素养。 4.3 通过学习文化提升员工的素质 学习文化的构建,首先应当完善企业的培训和进修制度,这是提高员工素质的最基本途径。笔者认为,企业的培训和进修制度应当包括继续教育、培训教育和再次求学三种形式。继续求学和培训教育是提高员工知识技能和创造力的重要手段。再次求学(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则是通过对学习的投资来提高员工的价值的必要手段。我国《教育法》中规定了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企业应当为优秀员工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而专业技术人员则应当充分利用这种机会提高自身素质。培训教育是训练技术工人和培养专业干部的主要方式,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手段。严格而高效的企业培训往往成为企业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企业的培训手段,应当尽量和国际接轨,通过和外资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将世界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引进到我国。这样,也增加员工学习新技术的压力,同时扩大学习的空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员工认识到,对教育的投入能够获得比较高的产出。企业应当为员工提供更多的继续教育的机会。 总之,企业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人的文化的建设。不管是为人提供良好工作环境的企业环境建设、“以人为本”的管理组织方式的建设,还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教育发展,从根本上讲都是要通过企业文化来教化人、培育人、成就人,使“人”这个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充分发挥潜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文化研究论文: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讨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大众文化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成为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和学界的精英文化同等重要的文化形式,并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一起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型塑。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发展对国民生活方式、国民性格塑造以及社会发展变化带来了新鲜的元素,使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些改变令人惊喜,但同时也引发了关注和焦虑,如对当下大众审美取向的非议以及网络文化对青年群体心智发展影响的焦虑。在此情况下,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对认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了解其价值效应并指导其健康发展便具有了积极的意义。本文拟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以及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三方面来进行探讨。 1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 要探讨研究方法,必须首先明确界定研究对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对于中国语境,严格来讲是个泊来品,在英语中它对应了两种表达,mass culture 和popular culture。西方早期大众文化批判指向的对象为mass culture, 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明显的贬义色彩,主要指商业利益驱动的文化产品,如电影、广告等传播产业的产品。当下语境我们所使用的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则更多的是指由雷蒙德·威廉斯所倡导的popular culture,作为英国伯明翰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对“文化”这一概念做了历史的回溯,认为文化应是一个整体全部的生活方式,从而赋予了这一概念平民化的色彩,用popular culture 取代了mass culture,并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称“大众文化是民有、民享、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 。从此,大众文化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开始成为影响人们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一种现代意识。随着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更严密准确的界定。国内学者王一川对大众文化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它“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 。 从大众文化的如上定义,人们不难发现它的一般特性:大众媒介性、商品性、流行性、娱乐性、日常性、类型性等。中国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也同样具备这些特点,其中,商品性这一特点尤为吸引人们的眼球。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不丰沛,物资的消费形式多为统一分配和按计划配额消费,人们的商品意识淡漠,物质层面如此,在解决人们生存高级需求的精神文化层面,就更是受到官方主流文化或是学界精英文化的牵制,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而不是对文化商品的主动消费。所以,中国的大众文化虽然从产生之初就带有了商业文化的特质,追求商业利益,以娱乐消遣为主要功能,但由于其短近的发展史,并未像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完备庞大的文化工业体系,同时,主流媒体的官方化以及国家相关文化政策的指导也使得大众文化还未彻底沦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因而国内的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文艺性,商品属性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2 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 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批判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为后来学者的大众文化批判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批判的标靶。霍克·海默,作为该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在研究中将大众文化概念与文化工业概念直接等同起来,奠定了大众文化批判的悲观主义立场。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最显着的特征就是使得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运作下,大众文化成为了统治阶级和资本合谋的工具,文化工业首先通过标准化批量生产出媚俗平庸甚至是低劣的包裹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产品,继而借助市场化运作机制将模式化的文化产品输送给大众消费,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强化。因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野中,大众文化带有明显的欺骗性,带给大众暂时的满足继而安于虚假的现状,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大众文化同时也沦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决定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并进而对其心理意识进行操控;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模式化生产形式扼杀了文化的艺术性,也抹杀了文化产品的个性和创造性,消费此类文化产品的大众顺而也被同一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沿袭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传统,将文化视为与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的一个斗争领域,揭露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大生产对艺术以及大众个性的抹杀,这一理论基调使其成为了大众文化批判研究的标杆,也成为后继大众文化研究学者不可绕开的理论基石。对于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仍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随着文化事业的推进,文化产业商业化,艺术、文化产品商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大众文化的消极效应是不可避免的,如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和娱乐功能的低俗文化产品的出现,对青年人心智的影响以及消费西方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等,对这些大众文化特质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仍是一把利器。然而同时,由于发展的局限性,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文化工业体系,大众文化事业还远未彻底的商业化,沦为商品经济的附庸,并在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指导和影响下文化产品还具有一定的文艺性,并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反映大众的声音。鉴于此,在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展开批评研究时,还需掌握好“度”,不能一味批判,而应以消除负面效应,发挥正面效应为宗旨。 因循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看到了统治阶级借助文化产品向大众受体灌输意识形态,以期实现对大众心理意识的控制,然而,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并未到此终结,作为具有主观意识和能动性的大众个体,由于具有各自不同的审美倾向和审美领悟,必然会对同一化的文化产品做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此时的大众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即使特殊,也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大众文化产业为了迎合市场,就必须揣摩迎合大众的趣味,而不能一味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换句话说,大众的消费意愿和社会现实反过来又对大众文化工业形成了挑战,产业和受众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哈贝马斯口中的“公共领域”,既不属于市场,也不属于国家。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这一局限,哈贝马斯也曾在自己书中坦承:“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仅是背景,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 。 对大众接受性和创造性的忽视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硬伤。反观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环节大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大众能动性的研究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悲观的情绪,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学派早期成员的生活经历是有极大关系的。由于二战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学派有犹太血统的成员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都曾亲身经历纳粹的精神迫害,并一度选择逃亡到美国只为寻求人身安全。德国纳粹借助强大的 宣传机器进行反犹太宣传,实现了对广大民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最终的暴政。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此深恶痛绝,继而站到了助其实现的科技文明和文化工业的对立面,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展开不具备如此严苛的时代背景,研究者也不具备特定严苛的生活经历,因而在展开研究时一种中立的研究态度就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对大众文化不偏不倚,做出中肯的评价。 3 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 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伯明翰学派从其成立之初就反对以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他们努力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对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即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努力发掘其积极意义。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其中,大众媒介始终是该学派研究的焦点,特别是电视的意识形态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针对电视话语发展出了编码/解码理论。就编码层面而言,霍尔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论观点,但同时也强调了观众的参与,观众的欣赏即是对电视节目的解码。霍尔指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读是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的,他认为电视节目的观众可能会存在三种解码立场:一是主导性—霸权性立场,即观众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制作意图;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指观众大体上接受制作者的意图,但却从自身立场和利益出发加以一定的修正;三是对抗性符码,即观众完全站到制作的对立面试图瓦解节目中传达的意图。这三种立场很好地分析了观众在消费电视节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说明观众完全可以在积极有效的观赏中抵制或消解节目可能传达的消极意义,从而彰显出媒介文化积极的社会效应。 霍尔虽然是针对电视话语提出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但不难发现,对于任何话语生产和消费的分析,这一模式都具有适用性,这也是霍尔理论备受推崇的原因所在。将视野回溯到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语境,媒体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欣欣向荣期,人民大众的参与意识也空前高涨,无论是长盛不衰的选秀造星节目,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我要上春晚”,还是如今爆红的电视相亲类节目,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在这些节目中扮演主角的是大众,欣赏消费的也是大众,电视台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并给与相应的引导,对大众个体的自我定位以及所想要彰显的个性无从干预太多,如像从“非诚勿扰”舞台上走出的“宝马女”马诺,她在舞台上的极端拜金言论可能也是节目的导演和编导始料未及的。从传统意义上讲,她的言论完全背离了主流价值观念,但节目之后她迅速蹿红,并获得了数量不少的拥趸,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大众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和实在性。如何对此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霍尔的解码理论绝对是理论选择的不二工具。 承袭伯明翰传统对大众文化以及大众主观能动性的关注,约翰·费斯克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系统完备的理论和个案研究,其代表作《理解大众文化》也被视作关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经典着作之一。费斯克的研究主要围绕大众能动性抵制权利控制和文化集权展开,对大众文化报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形成了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两种经济”理论是费斯克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两种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大众文化的商品是同时在这两种经济中流通的。“金融经济”指涉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和消费过程,注重的是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费斯克之前的大众文化研究,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都是在围绕这一经济形态展开研究。但费斯克认为仅用金融词汇是不足以对文化商品进行描绘的,因为消费社会中的所有商品都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文化经济”中。所谓文化经济是指,大众产业链中的观众从原来的商品(观众通过消费文化产品而成为金融经济产业生产者的另一商品,可被出卖给广告商等)变成生产者,生产出的是“意义”和“快感”。而“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费斯克“文化经济”的提出为大众的创造力提供了空间,此时的大众不再只是消费者和商品,其生产者身份使得他们即使仍被支配于体制之中,仍却能在体制的空隙中努力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消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因而,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出的,而是人民创造出的,是进步的力量,也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对抗的重要斗争场域。 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乐观主义立场对于推动当前国内的大众文化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使用其理论展开研究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的存在。“文化经济”作为理论基石就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工业强制渗透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也奠定了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未予批判而一味褒奖的立场,使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在物质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体制下,资本的力量仍是无比强大的,大众发挥能动性可以选择拒绝、抵抗,但要彻底地消解其作用仍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对权力集团的实质打击。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对民众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由于自身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对其展开的研究既需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又需要考虑文化现象的本土特点,引入相关的思考。总的来说,西方理论界的法兰克福学派传统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伯明翰学派传统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都是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极好的理论工具。但由于这些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局限性,可考虑将这些理论的优势观点进行整合,而尽量规避相关理论漏洞,结合具体的文化现象来对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展开研究。 文化研究论文:非物质文化美术教育的研究 一、高校美术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和创新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财富,也是经济建设可以应用的重要资源,我国必须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主流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大家所遗忘、破坏。高校美术教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高校美术教育有责任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工作。首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蕴含着各种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见证了我国的区域性历史文明,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而这正是历史赋予高校美术教育的使命。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高校可以承担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展现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承载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蕴含了审美情趣、工艺技能、伦理道德和文化知识,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素质、能力。 二、高校美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传承所起的作用及其应对策略 首先,高校美术可以从艺术角度展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考察和研究。散落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艺术价值上有很大的差异,要想得到价值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要具备艺术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深入民间进行考察和研究,挖掘和整理出具有实际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过程中,除了利用人的口述和文字的记载之外,还要有绘画、工艺、美术等不同的记录方式,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属于艺术范畴,对其进行研究的人必须是有专业艺术水准的人员,高校美术教育正好可以体现出在这个方面的优势。 其次,高校美术教育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对技术、知识、技能的传承,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能力。但它们多通过口口相传、世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在现代社会的大环境下,很多已经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现阶段,高校美术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个载体,成为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一个重要场所。将民间艺人请入高校美术课堂,从而使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可以学习和掌握系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有利于提高高校美术专业学生的文化修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有利的氛围,从而培养出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消亡。 再次,高校美术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创新的形式进行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现代社会,才能拥有更久的生命力。高校美术教育可以积极地引导学生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创新和改革,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鼓励学生在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同时对其进行创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高校美术教育可以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美术教育中获得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文化研究论文:对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研究 1客家文化旅游 20世纪90年代,客家文化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客家研究热”直接推动了客家文化旅游发展,客家文化旅游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在“文化旅游热”背景下,客家文化旅游热开始形成,客家文化旅游蓬勃发展。总体上客家文化旅游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资源开发以物质文化资源为主、旅游产品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旅游市场以近域客源市场为主是客家文化旅游的主要特征[11,14],客家文化旅游开发中大资源与小产品、大市场与小区位、大文化与小景观、大形象与小品牌的“四大四小”表现较为突出。粤闽赣边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以“客家三州”赣州、汀州、梅州为核心的客家大本营是客家文化中心,赋存丰富的客家文化景观和客家民俗风情,为客家文化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是客家文化旅游的核心旅游目的地。 2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分析 2.1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以梅州市为研究区域、以客家文化旅游为对象、以问卷调查方式测评梅州市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探寻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显着影响因子。梅州市是客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向外传播核心区,被誉为“世界客都”,是客家文化旅游的经典旅游目的地。选择梅州市为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研究区域具有典型代表性。由于影响游客满意因素的复杂性,游客满意度测评涉及多维度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其量化测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测评模型主要有期望差异模型(EDT)、服务质量模型(SERVQUAL)、服务绩效模型(SERVPERF)、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3,5,15~17]。本文采取广泛使用的李克特5级量表法,建立评价集V=[非常满意,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很不满意],对应的测量标度向量H=[5,4,3,2,1],作为评价集的相应分值,获得被访游客对测评对象的主观态度。根据调查目的,综合考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响因素,构建侧重于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测评的9维度39因子评价指标体系(表1)。问卷设计内容包括:(1)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客源地、年龄、性别、职业、学历、收入等。(2)旅游期望与实际感知的总体满意度和单项满意度评价。(3)满意度相关影响因子:包括出游次数、出游方式、出游动机、旅游地形象等。(4)满意度的行为结果:忠诚度。 2.2调查过程与分析方法 样本调查在2012年5月至2012年7月完成,选择包含了黄金周、双休日和工作日的时间进行调查。在梅州主要景区、酒店、特产店对旅游者展开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调查人员直接对游客进行“一对一”随机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法,协助游客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问卷,保证了信息的客观有效性。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89份,有效率达96.3%。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对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本次调查的Alpha,即可靠性系数(a)=0.944,且各评价因子的Alpha信度系数均大于0.800,问卷调查资料的可靠性(信度)高。 2.3游客满意度结果分析 (1)总体满意度通过统计分析,评价总目标值为3.78,说明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且与其它类型文化旅游满意度相比,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偏低。(2)评价维度满意度各评价维度指标满意度均值与李克特量表中5级满意度的赋值相比可看出(图1),除旅游环境和客家文化特色维度指标达到满意外,旅游景区、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交通、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旅游服务与管理7个维度指标均未达到满意水平。图1各评价维度满意度Fig.1Thevaluedimensionsatisfaction(3)评价因子满意度评价因子层39项指标中,仅1/4项指标达到满意水平,其中最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空气质量、客家民俗和游览环境;最不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娱乐特色、商品价格和商品类型与特色。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探明不同人口学特征和不同旅游行为特征的人群在总体满意度上的差异情况。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差别程度用P值判断,P 0.05时,表示比较差异不显着;0.01交通舒适性、娱乐特色、商品类型与特色、游程安排、服务质量监管、气候舒适度、水体质量、空气质量、居民态度、客家民居建筑和客家民俗等15项评价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大于0.7,且各相关系数概率值均接近0,表明游客满意度与上述各评价指标之间存在高度显着的相关性(表3)。 3基于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结果表明,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存在满意度显着影响因子。客家文化旅游存在形象模糊、市场狭小、产品单一、特色不足以及服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增进游客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增强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优化旅游环境是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应着力于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的形象价值、产品价值、环境价值和服务价值。 3.1实施形象策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价值 (1)强化形象主题,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形象是激发旅游动机、提高游客期望、提升感知质量的重要因子[3,18,19]。概念泛化、视觉雷同、形象主题模糊、文化内涵缺失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问题,同质竞争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原因,应强化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主题。包括突出“客家文化”大主题、强化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形象,在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下,根据粤闽赣客家地区“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文化差异和特征,进行客家文化各亚区的旅游形象定位,凸显各亚区的旅游形象主题,形成 鲜明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通过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将粤闽赣客家地区客家文化旅游主题和宣传口号统一于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共同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2)加强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是旅游形象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对游客期望进行管理、使游客期望与实际感知保持一致、提高游客满意度的重要手段。确定鲜明而统一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标识,对客家文化旅游进行客观准确的形象宣传,有利于客家文化旅游市场形象和口碑效应的形成。积极扩宽形象传播途径,借助电影、电视、广播、报刊、音乐、网络等大众文化和新兴媒介,大力宣传客家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 3.2实施市场策略扩大客家文化旅游市场 (1)开拓非客家人客源市场,扩展客家文化旅游中长距离客源市场。客源市场狭小、人气指数不高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市场”特征表现。客家文化旅游的现状客源仍局限于“客家人”这个“自家人”市场和500km范围内的近域非客家人市场,客家文化旅游需要开拓更广的旅游市场。应注重中长距离非客家人市场的开拓,加强客家文化旅游在非客家人客源市场的宣传,采取各种旅游推介会让非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增强客家文化旅游对中长距离非客家人的旅游吸引力。(2)创新旅游营销模式,扩宽客家文化旅游营销渠道,积极开展文化营销、网络营销、价格营销。以客家文化为“卖点”开展文化营销,满足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文化需求:对同质文化的追寻记忆和延续继承,或对异质文化的观摩学习和体验经历。利用现代新媒体开展旅游网络营销,通过客家文化的数字化和可视化表达,开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视产品、动漫产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采取灵活的价格策略开展价格营销,降低旅游产品的直观价格,吸引不同的分众市场。 3.3实施产品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价值 (1)深化产品开发,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浅层次粗放开发、观光产品为主、旅游产品单一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产品”特征表现。应遵循旅游产品开发规律、尊重旅游消费需求[8,20],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重视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在加强民居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客家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的同时,重视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等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体验产品和娱乐产品开发,实现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由观光旅游产品向休闲体验产品的转型升级,积极探索旅游业与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产业、动漫产业的融合,解决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表达难点,创新开发客家文化休闲体验旅游产品,以增强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参与性和体验感受;重视旅游商品开发,加大旅游商品开发的政策、资金、技术扶持,开发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促进旅游购物。(2)强化特色与精品意识,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质量。以客家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为基础,开发客家文化特色旅游产品(特色旅游线路、特色景区、特色商品),彰显特色,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价值和品质,增加客家文化旅游吸引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挖掘客家文化内涵、展示客家文化精髓、铸造文客家文化旅游精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从而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价值。 3.4实施环境策略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价值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客家地区属于旅游非优区,普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交通瓶颈,旅游环境有待提升。应加大资本投入,完善景区、景点的基础设施、旅游设施,完善交通设施,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交通通达性。通过提升市场环境、卫生环境、治安环境来营造客家文化旅游整体“大环境”,完善客家文化旅游社会文化环境。通过加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旅游公共服务的品质。(2)加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保护、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品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客家文化是客家文化旅游的资源本底,也是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背景环境和文化环境,应注重客家文化旅游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保护,加强文化环境的保护与开发,协调山水生态资源旅游开发与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关系,树立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理念,尊重文化生态,以文化生态的方式科学展示客家文化,发展客家文化生态旅游。采取法律保护、制度保护、申遗保护、开发保护等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加强客家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开发。 3.5实施管理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服务价值 (1)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行业管理。加强旅游法规与制度建设,规范旅游经营行为。制订《客家文化旅游服务标准》等相关行业标准,通过行业标准规范行业管理,为游客营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2)建立提升游客满意度的长效机制。建立以第三方机构为评价主体的旅游服务监督机制,加强游客满意度调研,定期对客家文化游客满意度进行评价,以适时修正旅游发展策略。提高旅游管理效率,提供充分的旅游信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增强游客的旅游感知度。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建设,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提升旅游的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从而使游客产生归属感。建立旅游咨询和公共服务平台,加强旅游咨询和投诉管理,及时处理游客投诉,妥善处理游客抱怨,提高游客忠诚度 文化研究论文: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 【内容提要】本文从比较教育的学科发展史研讨了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及其表现,对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和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等方面进行了理论阐述和诠释。 【关 键 词】文化/比较教育 【 正 文 】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ng system of education")的着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内容,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 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考试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教育中开展文化研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哲学历史着作中、文学艺术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该国的着名学者的着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学习,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方法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着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分析。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文化研究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48年,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建立,进入研究所的斯迈思成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研究者,传播政治经济学也由此开始发展。斯迈思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重新界定了商业媒体的研究,挑战主流视野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认识。另一个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要的人物是赫伯特·席勒,他与斯迈思都把传播当成公司力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把传播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指出了传播与资本主义之间重大的隐含意义。他们的很多观点都被看做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斯迈思回到加拿大,积极参与政策事务的讨论。席勒加快了与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人权和反战媒体的联系。他们的努力在那个时期影响了进步的领域,还培养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一批研究者。这一批新的研究者,大多都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继承了早期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研究。其中爱德华·赫曼与诺姆·乔姆斯基为杰出的代表。 20世纪90年代,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新闻业批判的出现很引人注目,但是严重的资源匮乏,很少的机构支持,加上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始消沉。这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也在尖锐的进行着。很多学者开始反思产生危机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没有培育出可以推动该领域发展并展开创新研究的优秀学者。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文化研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攻击,谴责大众文化,认为它使消极的受众操纵了文化,并认为高等文化受到流失,他们都被看作是精英主义者,被认为夸大了文化产业对普通人的控制。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建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这个研究中心是由理查德·霍加特与斯图尔特·霍尔一同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开始是从事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并且致力于保护次要群体的核心创造力。它的最早工作重心之一是把阿多诺“文化试图废除阶级”的定义作为目标,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了一种批判理论,这一批判理论并不是批判经济基础决定文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为了批判阶级理论(即认为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并压迫无产阶级的文化)。 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汤普森以及威廉斯。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判过于呆板。他还认为卢卡奇颠倒了世界观的概念,把所有国家和每个历史阶段拥有的世界观都转到了阶级问题上。霍加特指出商业娱乐资本主义取代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但是这一观点受到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中学者的指责。汤普森和威廉斯都认为文化实践只有和社会构造关系联系,才能被充分的理论化。威廉斯反对把文化还原为基础,认为文化不仅仅是物质现实的反映,它还是物质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研究的分歧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都追随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可它们存在分歧。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文化研究”会议之后,两者的关系彻底破裂。资本和商业主义充斥着整个社会,非商业的价值和制度要么迎合市场,要被市场粉碎。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总是建立在对物质关系的关注上,在精神层面,他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不是注定要反映时代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会努力与统治阶级的思想保持一致。马克思提出了商品拜物教,认为商品拜物教是商业主义进行渗透的一种方式,它给予商品个性,表现在广告和品牌名称中,将人们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 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文化研究者的质疑。霍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经济简化论和决定论。经济简化主义认为政治和文化都是对生产领域的反映。决定论认为任何事物都被锁定在了经济关系中。文化研究是对简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反对,是对底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反对,是对错误的意识的反对。 而自文化研究建立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太过重视文本研究,忽略了对物质基础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认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的,并且是被物质产品所决定的,这是基本原则,而且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最基本的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是决定因素,因为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被一种交换关系的抽象系统所主宰的。 两者的争论一直持续,其中最着名的论辩是1995年,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论辩。 (二)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争论 1995年,加恩海默发表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和解和分开》一文。加恩海默在“两次发展”指出,文化研究有两次主要的发展:第一次是意识形态问题被极大地精细化,第二次是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从阶级扩大到种族和性别。加恩海默指出,阶级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分析范围,它是生产关系和政治实践之间由意识形态联系的模式,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是物质利益。加恩海默怀疑这种模式是否还可以与文化研究相容。文化研究忽略了经济,它拒绝通过统治方式及文化实践是建立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意义进行思考。其结果就是:是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生产,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成为了最重要的关注点。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文化实践也一定会伴随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认为,由于生产方式的需要,相对的上层建筑就会被创造。在虚假意识与知识分子一节中,加恩海默提及了文化研究从分析主流精英文化实践,转向分析大众文化实践的原因,一是赋予工人阶级一种对于自身经验、价值、声音的重要性的认识;二是来自于一种不同的分析传统和一种不同的对政治问题的定义。文化研究虽然肯定了工人阶级文化,但是它在把大众文化不加以区分的介绍进课堂时,牺牲了教育方面的政治价值和解放价值。在统治结构中,加恩海默认为文化研究把性别、种族等差异制造者看作不是被阶级决定的统治结构,提出了存在的两个问题。加恩海默最终指出,不对性别、种族斗争的政治经济基础与环境分析,就不能理解它们的起源、形式和关系。 文化研究论文:对多媒体时代的文学形态与文化价值研究 当然,当代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带来的文学的写作方式、出版发表方式、接受方式、评价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都定然会带来文学发展的新样态和新模式。首先,一般性的大众文化和文学与精英经典文学,将会长期并存、各自发展。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的主流性与边缘性的变化是迭代皆有的。现在娱乐至死的通俗文化、狂欢文化,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中国文学中的通俗文学自古至今自成流脉源远流长,不过在古代受到文以载道观念的压抑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对民间的文化消费和精神结构一直具有很大影响。五四以后所谓启蒙救国的精英文学和以消遣为主的通俗文学一直双流并在,由于时代造成的新都市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广大农村对新文学的隔膜,其实通俗文学的印刷出版数量、市场占有率是远超雅文学的,连鲁迅母亲都不看鲁迅的小说而鲁迅自己要邮购张恨水的小说给母亲看。如同古代文学中以诗词歌赋为主体的主流文学与以说唱文学、民间文学、志怪传奇、小说戏剧为主的通俗文学,二者互相存在一样,五四后的中国文学其实也是如此格局。在以往文学史写作和架构中,由于受政治与文学观念的制约,一度把文学史写成主流精英文学史而压抑了通俗文学的历史存在。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局限,现当代通俗文学的存在也进入研究的视野和文学史架构中。当今市场化和网络化时代,以休闲娱乐、排解竞争和生存压力带来的日常生活焦虑为目的的大众和通俗文学,仍将是文化与文学消费市场的主体,它们已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消费和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由于网络、手机等各种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的出现,它们的“创造需求”的功能,将必然带来消费、休闲、娱乐、放松、刺激等精神需要的扩大,将使伴随它们的大众消费文学———广义的通俗文学依然具有广大的受众与市场,在统计学上甚至是文学的主体。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意味着文学的消亡和高端文学的边缘。因为,市场化时代是以消费和快餐文化为主体的时代,也是越来越分殊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对生活、工作、娱乐和精神追求的方式与层次,也出现分殊化、个人化、多元化的现象,而且社会及其文明程度越是发展,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凸显。高等教育的普及、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的扩大,使审美化进入日常生活,也使得追求高品位文化文学产品而非单纯娱乐的读者受众越来越多,根据率先进入现代化、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统计,需要高端文化产品的人群呈现两个特点:基本固定化和在扩大与缩小之间动态化。消费决定生产,这种社会中产化时代的受众读者群体的存在,使精英主义的、高端的文化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空间。西方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着名作家的作品依然有巨大的发行量、经典作家和作品成为中产阶级书房的标志,当代中国着名作家如莫言、陈忠实、余华等人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都说明高端精英文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存在。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从现代化启动到高速发展时期,固然会出现通俗消费文化成为市场文化主体的现象,不过随着物质的富裕和中产阶级人口的扩大,同样会出现向精英文化消费回归的现象。比如电影,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认为电影将没落,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中产阶级的扩大,欣赏电影成为广大城市中产白领阶层的一种文化消费主流模式。电影如此,其他文化文艺产品也如此,不仅中国如此,世界范围内也如此。比如在全球化和趋同化时代,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从初始的不重视乃至视为“落后”,到越来越将其视为民族文化瑰宝,视为物质趋同化而精神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资源,对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与保护措施的加大,都说明人类对自己精神优秀文化产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古典与经典保护与开发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上个世纪,中国80年代当代文学曾经作为思想解放的尖兵和重镇而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必需品,90年代后启动的市场化大潮曾经一度使作家下海、文人经商、文学边缘,王朔的“现在谁来请作家吃饭”的调侃是这种现象的征候之一。但是历经经商下海的大潮和市场化的沉淀,新世纪以后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悄悄的回归,文学在参与思想解放、参与当代中国精神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和市场意识形态建构之后,其自身的价值也在越来越得到认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认同,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价值在中国和世界的体现,而且这种价值随着莫言的获奖、随着当代中国达到或具有同等水平的作家在今后的陆续获奖,文学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将愈发得到认同和凸显。两种甚至多种文学样式并行,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共相,但文学的价值不应以受众多少和市场占有率来确定,而是以文学对民族文化、思想精神价值、国民精神生活的参与和贡献来决定的。 其次,在未来的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将呈现“大文学”样态,将随着与戏剧、影视和其他新媒体方式的融合,改变文学的概念与面貌。当代文学将参与当代中国文艺的建设并起到积极作用。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莫言、刘震云、铁凝、陈忠实等作家的小说纷纷被改编成电影,这不仅是集大众与精英文化品格的电影对文学的选择和器重,也是文学对当代电影和中国文化、审美心理的塑造。作家的触电给小说和文学带来了新的视野、角度和写作模式的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的电脑、网络、手机、多媒体融合等新的载体的变化,随之出现了网络文学和手机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这种新的载体上出现的新的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畛域的突破,它们既带来了传统文学的欣赏方式和传授方式的变化,也定然带来了文学写作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变化,就像清末报纸出现后连载小说的形式带来了小说结构模式的变化一样,依托新媒体的文学的写作模式和结构模式也自然会产生文学的新变化。80后和90后以及将来的新一代,都是在电视、电脑和手机前长大的一代,是看图和读图时代的一代,这也一定会带来他们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改变。电子媒体时代已经塑造了一个新人类,他们形成的心理结构、文学接受结构即总体的认知结构一定不同于以往,就像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里通过证明儿童生下来也不是白板、也有先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一样,电媒时代的阅读者也已经形成了他们的认知结构和习惯模式。这也必然要求文学的写作、发表(出版)和审美结构的相应变化。比如以小说论,纸媒小说可以有大段的风景和心理描写,而电子媒体小说由于其容量、屏幕和网络的局限,必然减弱心理描写的内容。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就必然造成电媒小说独特的由媒体和受众制约的结构描写方式的变化。不同媒体的文学写作和接受模式自然会造成文学的歧异和分殊,传统的将文学分为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做法将难以面对和阐释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已经将雅与俗自身难以分离地打包捆绑在一起,它们独特的写作方式、语言方式、审美方式和读者对它们的解读享受,使得它们成为新的文类和一种新媒体时代的新文学。但这种文学与纸媒文学一样,都属于当代中国文学,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样式和形态,中国当代文学也将是开放的体系,这种体系及其发展的空间和走向的 无限可能性,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整个过程中,既会出现多元化与分殊化,也会出现经典化与世界化,而文学的经典化和世界化,与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支援和创造息息相关。所谓经典化,是指作为精神产品的当代文学,其现实价值会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一部《遥远的世界》对多少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和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这几乎是无法统计的,正像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对几代中国人走向革命、正义、建设之路起到的重要影响一样,当代文学成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核心价值、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的历史意义,即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继承与拓展,对中国文化价值所作的贡献。五四以后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它们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国粹和中国文化的代表、组成部分与符号。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在文化的意义上,已经与古典文学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学者王富仁称之为“新国学”。苏联时代流亡外国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指出,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和作品,是俄罗斯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伟大遗产。他们的思想甚至比哲学家更能代表俄罗斯思想。其实不只是俄罗斯,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的诗歌里就包含着唐代社会的生活和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的宝贵信息,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从其诗歌里可以研究唐代社会和政治。中国五四后鲁迅代表的新文学也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仅仅鲁迅一个人的思想作品,就构成现代中国文学、哲学、社会思想里最深邃最有价值的遗产,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宝贵资源,既是文学又超越了文学,进入了思想文化、中国价值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如伊藤虎丸、丸山昇等皆认为鲁迅不仅是中国的,也是20世纪亚洲在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代表性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代表了亚洲的世纪思考。这就启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有高视点下的文化担当意识,即把文学写作与文学行为作为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发展的流脉中汲取文化精粹和血缘,从中国当展和崛起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提炼中国精神和意识,将伟大的传统和丰富的现实作为创作的文化资源和支撑,形成来自深厚文化的支援意识,并将这一切资源和支撑凝聚到当代文学中,使得当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长河的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学的表征,也是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文化表征,既是继承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写作,也是赓续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创造。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和后代需要不断阅读的体现中国精神和价值的文学传统,并以这样的传统滋润和培育未来的中国精神与价值的创造。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不断代表着中国、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中国内容、风格和特色的世界性文化资源与遗产。自五四开始,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已经走向世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世界从他们的作品中既了解了中国现代的文学,也了解了现代中国的文化,了解了具有悠久强大文学传统的现代中国在面对外来冲击和压力、在西方文学的浸润参照下如何用文学言说自己、如何转型再生创造的新的文学的样态。他们的作品具有代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双重意义,是现代中国的好声音。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百年来世界文学不断走向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及其凝聚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也在不断走向世界,自鲁迅到莫言,中国现当代文学数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其价值并非仅仅是获奖,而是显示出现代文学在压力下诞生不久就纳入世界文学的实力和这实力的不断增强,莫言之所以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文学最高荣誉,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样,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和莫言等人的小说,既被世界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实绩和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也被视为了解和解读为现当代中国历史、现实、文化和国情的窗口与桥梁,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表征,而在被接受和认同之际,这些作品及其所代表的文学与文化,必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经典和思想文化资源。这就启示我们,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与世界融入中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与世界化,必然要承担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功能,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是密切融合的。具有了这样的文化意识、使命和担当,将会使当代作家的眼光和视野、胸襟和抱负更为高瞻远大,从而创作出具有中国文学与文化血脉的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中国文学经典和世界文学宝库贡献更多的、既有文学价值也具有中国文化价值的佳作。具有文学与文化担当和品格的文学,是多媒体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不变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研究论文:现代性语境中的研究 内容提要：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不仅因为它发生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之中，更因为它全面地体现了现代性的诸多特征。现代性意味着主体自我的确立、世俗理性的鼎盛以及感性的审美化“造反”。的发生背景是整个动荡屈辱的近代史，它试图以极端的手段埋葬民族的积贫积弱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心理的伤痕，这就证明了它的现代性本质。的目的或初衷就在于“新民”和“新世”，虽然最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没有真正实现，而人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在文化“恶性启蒙”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性倒退和“打倒一切”的简单化建设方法等，都充分表明了的现代性实质。我们在现代性的理性崇拜和启蒙崇拜中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教训，应当成为尊重历史、自我定位和文化重建工作的参考。是中国人寻求现代性的艰苦努力和曲折历程，但现代性并非终极价值，因此告别现代性这种暂时性方针和这种苦难历程，就成了我们的任务或使命。 关键词：现代性；启蒙；理性；；历史 人类的历史总以其深邃的启示和神秘的面貌吸引着思想的追逐，因为历史的图景总会随着时代观念的改变而改变，甚至人们关于同一个历史时段的描述也会截然不同，这就是思想史的魅力。同时在这种单纯的个体理论兴味背后还包含着深深的公共关切，在理论研究这种表面化的个体生存标志背后往往都蕴含着研究者的雄心壮志，那就是要在理论研究中打上刻有自己姓氏的印签，因此文化研究才显得如此多姿多彩（也往往显得信誓旦旦）。我虽无此恢弘的抱负，但也深深地受到思想的激励，尤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别需要历史昭示的关头，为自己的身上的责任而激动不已。的确，我们的理论研究需要有踏实、沉稳而又细致入微的钻研，同时更要有清醒而浓烈的现实意识。不仅中国，就连整个世界都已经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关头，人们对于社会文化转型的感怀急需要历史的关怀和理论的支撑。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众多无关紧要的因素的影响，而勉强构建起来的那些具有一定解释效力的理论体系和现代性图景，又大多是要么为切近的利益所支配，要么局限于科层性的制度当中。就算相对持平之论，也会由于受心态、情绪和价值倾向的左右而使理论产生偏斜，正如德国世纪哲人伽达默尔（1900－）所批判的那样，理论研究“因而就进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塘，或者搁浅在认识论的浅滩上，或者徘徊在逻辑学的死水中。”[1]有鉴于此，本文的理论指向便在于（1）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2）为现实的发展寻求历史资源的支援，或曰作资治之鉴。邓小平在1987年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时就曾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并在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1]我的研究正是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做一点“认真的研究工作”，为历史不再重复而尽微薄之力。 一、现代性理论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而在当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西方也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虽然其含意很不相同），也就是一个现代性现象，并处处体现着现代性的特征，因此可以（也应该和必须）放在现代性理论中来审查，才符合它的历史处境，由此构筑起来的“”图景也才有本有根。我们同时把对现代性的研究和对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的思考建基在对的研究上。 经过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吉登斯、伊格尔顿等几代人的研究，学术界对现代性的含义已经有了一种大致的了解，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学者刘小枫的观点是对这些外国思想家的总结，他在《现代学的问题意识》中写到：“从形态学观之，现代性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转型。从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性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系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我用三个不同的述词来指称它们：现代化——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和文化制度之态质和形态变化。”[2]现代性含义的确非常丰富，根据不同的需要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总体而言，现代性是标记现代精神的语言符号，代表着现代人的追求过程或者用时髦的话说代表着现代人的“心路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精神躁动与宣泄以图寻找突破口和达至太平盛世的一个坎坷历程。 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现代性包含三个方面：首先，从精神发展的历程上说，它是人的主体性确立的表征，具有现代精神的人，按照自身的内在性来对外在世界作出判断，而不是按照超验原则或传统的规范来行事；其次，从社会运行原则来说，现代性是合理性的产物，是人按照自身的理性所建造的自己的世界，既是对人类的潜力的极大发挥，同时也带来了冷峻的理性可能带来的问题；最后，从知识学的意义上说，现代性给定了不同知识模式以相对独立性，不同知识部门为人的主体性以及社会的合理性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知识学证明与辩护。简言之，现代性的内涵包含着这样三个主题：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从宽泛的意义上讲，“现代性”是一个因其无限丰富的内涵而在语义上非常模糊的概念，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3]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反帝反封建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某种理想制度与模式的探求，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在这种高尚的为民谋福利的救世行动中参杂着古老的意念和个体的浪漫构想，甚至还掺合着包括权力和神化在内的邪恶欲望。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人间世的方案，主要是解决人类在近现代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人的自我救赎和人的自我成熟所面临的本体论难题，即在抛弃了传统的宗教依据，人的存在又如何可能？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不断推进，关于自主的人及其在时间之流中的地位观念必需发生某种独特的变化，同时未来的无限开放程度也给刚刚摆脱神学羁绊的人类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后果：人们面对无限的自由而变得不知所措，于是在观念空白的状态下毫无节制地挥洒着刚刚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带着欣喜与狂放，肆无忌惮地开发着思维的潜能和自然的潜能。但结果却逐渐不妙起来，人们发现过度地追求伟大而神圣的主体性地位，最终会因为背离生存的根基而走向自我毁灭。因此到现在为止，现代性就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的主体地位的自我确证；二是反思这种自我确证所导致的各种危机。前者是肯定性的，后者是否定性的，但它们的理论指向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人在现代社会的最终定位和命运是什么。所谓的“新人新世界”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的自我定位的探索，尤其是经过同西方的百年冲突和碰撞后，对民族生存境遇的自我定位——虽然这种定位严重地偏离了客观事实，最后演化成了愤怒情绪横冲直撞的战场，并把主体地位的确立带到了疯狂的非理性边缘，进一步证实了现代性历程中人类用鲜血换来的关于理性和非理性仅一步之遥的道理。 从词源学上来看，“现代”来自拉丁语的modo，意指“刚才”，那么“现代性”必然就是指离现在很近并直接产生和决定现在的一种时间先在性和现在性。“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康德语）来评判一切。狭义的“现代性”包括两个方面，（1）对于自然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活动获得科学知识，并且以合理性、可计算性和可控 制性为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其口号就是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2）对当下现今的不断怀疑，即“现代性”永远是在向人类提问：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而这一点就构成了19世纪中叶以来至今不衰的反叛浪潮，我们所要讨论的就属于此列。实际上的出发点是相信通过努力，我们能够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因为世界是完全能够被控制和支配的。此外，人们心目中明确的现代感受（如“敢叫日月换新天”，）也激发了人们努力建设（乃至胡作非为）的热情。在现代化建设中，一无传统的理论资源作支撑，二无现成的模式可资借鉴（就算有一个苏联老大哥，也关系破裂，日益高涨的民族自尊心自然会坚决拒绝继续向苏联学习，更不用说西方了），三来在社会心理中我们的社会还处于敌对势力的层层包围和封锁之中，因此只有通过某种彻底的甚至极端的策略，才能实现我们的现代性任务，所以在粗浅的观念中便产生了很强的反叛要求，“造反有理”就成了合理合法的口号。实际上，整个世界此时都处在全面的反传统浪潮中，新崛起的各种理论（尤以后现代主义为最）把前人（如马克思、尼采）对传统的颠覆推向了极至，也就难怪在这次恶性爆发的反叛浪潮中，人们把三个以M开头的人视作了精神导师，即Marx（马克思）、Mao（）和Marcuse（马尔库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在现代性中，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权威秩序的前提和正当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了，相反，围绕基本的本体论前提以及一个社会各种秩序，发展出了一种非常细致入微的反省意识。我们从这些形形色色的反省意识中可以推导出两个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各种各样的现代性方案，不管它们还包括其它什么内容，都是对同一个生存问题的回应，或者干脆就是一个生存的问题，好比哈姆莱特的恸天一问：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存在还是不存在，那就是问题）。第二个命题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管它们如何精制，都恰恰是对该问题无所触动的回应，至少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相反，这些莫衷一是的方案反倒增加了我们认识该问题的难度。现代性对我们来说，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现代性能够从主体性、理性等方面予以界说，但现代性同时又包含着自一开始就从未间断的对这些确定性内涵的颠覆行为。 这种颠覆行为同样属于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显然同经典现代性完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这是现代性自身发展出来的对立面，是现代性的自我异化。由于这种颠覆行径往往带有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并最终诉诸感性的因素，而感性因素多为审美所笼括，因此我们在经典现代性之外发展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思想，后者无非是现代性的一个特殊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表现。 如果说现代性表现为主体性的确立和理性化的最终形成，并最终对人及其理性予以高度的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必需同时看到，作为现代性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美学与艺术领域对人的灵性、本能于情感需求的强调，实际上既是从感性生命的角度对人的主体性的直接肯定，又包含对现代科技文明与理性进步观念的怀疑和否定。简单地说，审美现代性在逻辑上肯定是属于现代性的一部分，但同时它又秉承了现代性的两重特性，并更多地具有否定性的含义。审美现代性既包含着对主体性的捍卫，又包含着对理性化的反抗。 面对人类文明在最近几百年来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在理性不断攀升而至僵化后所产生的文化危机，人们通常采取了一些感性的方式或者通过向感性的转向来回应时代的挑战。在现代性的两个阶段中，以席勒、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现代性强调理性在文化上的构建作用，而以尼采为代表的现代人则开创了用感性的东西来反抗理性的高压，用感性的东西来反抗理性化所带来的弊端。而对感性的作用极端化，就成了现代思想中的审美主义潮流，因为审美总是从感性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现代性是对古典现代性的反叛，或者说审美现代性就是现代性中的那个否定的方面。 因此审美现代性就是指这样一种思想特性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他通过强调与科学、伦理相对的审美之维，以及生命与感性的原则在现代知识谱系中为主体性立法，从而达到反对理性绝对权威于传统道德的目的，其极端形式就是审美主义，即以审美的原则来代替一切其他的精神与社会原则，以审美为中心、将审美视为最高价值。 把审美问题本体化，显然有很深的用意。审美，作为一个从独立精神王国中分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思想与精神领域，是出于知识学上的考虑，即，对审美的自主特质的强调本身，既是为了从知识学上为审美勘定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而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则是为了以审美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参照系来重新勘定理性与生活世界（胡塞尔所谓Lebewelt）的边界，为进一步从审美的也即感性的或生命意志的角度来确立新的价值原则和世界秩序奠定思想基础。在审美主义者看来，理性的世界与道德的世界都使人背离了本身，产生了异化，使人成为自己所构建的外在世界得奴隶。审美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与现实社会以及其他知识体系相对的精神性风向标，而是超越于其他存在方式的新境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缺憾的、完美的世界。 我们认为，对现代性的理解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去界定比时下普遍的三分法更加可行，在理论上更为简洁和直接，在实践上更易把握和操作。但这两个相辅相成的维度共同指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代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本来又该以什么样态出场？也就是说，现代性的理论指归牵涉到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不夸张地说，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下面我们将看到，的确就是一个生死攸关问题的极端爆发，最后终于显现出生死临节点的特征。 二、的背景 “现代”一词的诞生就已经意味着时间上的断裂和风格上的巨变，或者说“现代”一词的创制就是为了承担某种思想上的变化，因此我们凡是谈论“现代”，不管是“现代性”、“现代化”还是“现代主义”，都已经在逻辑上预设了时间之流的截断、观念上的颠覆、记忆中的告别以及价值上的“今是而昨非”。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最深刻的背景。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局限于细微的历史事件，并拘泥于个别现象的启示，反而忽视了更为深刻的原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可以说之所以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就在于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现代性理论中的“颠覆”、“反叛”和“重建”。从根本的方面来看，的背景不只是直接引发这场灾难性运动的那些因素，诸如“反右”、“”、“庐山会议”以及“中苏关系破裂”，而在于百余年中国的历史命运和当时的“现代”观念，尤其是自维新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试图以迅捷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通常被理解为“富国强兵”。加上20世纪60年代所兴起的世界性全面反传统浪潮，的发生和激化就变得不难理解了。当然，在所有的背景中，不能不考虑到作为发动者的的个性特征、当时的政治运作方式等等。 的真正问题可以再进一步抽象为这样一个说法：在传统观念已经无法维系生命的存在时，人的自我持存何以可能。为了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历代仁人志士殚精竭虑上下求索，最终逐渐地否定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我肯定性折中方案，否定了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否定了英美模式，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人连最后一个学习的榜样都失去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出路就变得非常地让人困惑和踌躇了。从时候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段经验的空白处离后来邓小平所提出的“不打苏联牌”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很遥远，要想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就摸索出并预见到中国的道路，为自己做出恰当定位，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邓小平理论的诞生的确是惨重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更加平实可行的中国道路，想想这段殊不平凡历程，真可谓来之不易。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这种屈辱的感受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中，如何消除这种极不愉快的历史记忆就成了人们蒙昧以求的现实目标，甚至可以极端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中的各种不可思议的荒唐和令人发指的暴行，就是这种屈辱记忆的邪恶发泄，也是中国现代性极端诉求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就已经得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不能解决日益具有全球色彩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领域中，几乎没有科学技术的一席之地，而那种东西恰巧能够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侵略与反抗的暴力工具。在强调圣人教化的儒家治国方略中，子不语“怪力乱神”实属基本教导，看不起诉诸力量的“暴汉”行径，也因此拒斥作为科学技术的“奇技淫巧”，那些东西只能让人本末倒置、误入歧途。中国人因此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放弃了自己一向赖以立身行世的价值标准，但事实上并没有就此获得成功，也并没有通过采取英美那些假道日本而来的观念而获得多少好处，相反还进一步遭到了日本和美国不同方式的重复侵略，加深了那种民族屈辱感，因此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情感上，中国人显然都不能全盘接受侵略者的价值观，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其强烈的。 而这种民族自尊心还体现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资金、技术和专家，对于中国的打击来说，实在不亚于晚清的割地赔款。同样地，中苏关系的破裂也是一种根本价值观的倒塌，至少是苏联版本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再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起绝对的指导作用，这虽然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中国特色的道路来说），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但当时却让刚刚找到明确奋斗方向的中国人一下子又陷入极度困惑、迷惘和思想混乱中，而的混乱无疑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混乱状况的外化。民族自尊心再度受挫，终于激发了万丈的豪情、奋发图强的决心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狠劲，决不效仿任何模式而将凭自己的力量再创“中国”的辉煌（其实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在资本主义模式之外，独立建设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而用不着在任何方面向帝国主义学习或乞求），其间中国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殷海光语）再度成为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被压抑至深的民族自尊心以一种非常可怕的势头来了一次总暴发。 由于历史屈辱和中苏交恶，传统观念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再是可靠的价值规范，相反，在日渐加强的民族自尊心中倒是已经异化成一种严酷的伤害——这似乎足以解释为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和践踏，而此时的中国人已经从列强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并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制造的巨大辉煌中已暂时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有能力也有经验和信心进行新的伟大的革命，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来临了。政权的统一、内忧外患的淡化和经济的稳定，为全面的反帝反封建以及背后的民族屈辱心理的集中发泄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提供了人们进行伟大试验所必须的一些条件，这种历史使命的伟大使得中国人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也就难免不过度兴奋，导致悲剧。在这种情况下，仅把“”的原因归结为个人的错误，显然太高估个人的力量，而忽视了历史的事实，尤其是中国人的屈辱与自尊的积累。从后殖民理论看来，“”可以算作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长期殖民的反动，因此也可以说是殖民主义的反响。 总之，“现代”的方针就是反传统，西方也是经过了这样的历程，只不过在中国的现代化反传统任务还夹杂着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因而显得更加怪异。从总体上看，是中国人的天朝观念在经历了艰难的考验之后终于产生了极度可怕的后果，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方略产生了严重的偏差，的“文化”内涵绝非子虚乌有——虽然这种最表面化最直接的含意已经被严重受伤的意识所遮盖，人们认为（独立的）现代化“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卫者——古老的中华帝国——成为废墟之上才能实现；只有经由社会革命，在同时也是达到孔老夫子系统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开。”[4]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所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艰巨任务，同时也是的特色：“既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又兼有民族主义气质”。他还通过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分析，认同了早在50年代一位老牌中国观察家（《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惊人预言：“到21世纪，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将再无共产党国家；而共产主义，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他的意思既在于此。因为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旧’：回归和平秩序与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制度，恢复伟大帝国与文明的旧观。”[5]此即刘小枫先生在“”研究中所得出的“成圣人论”观念。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试图通过精神上的彻底改观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在所有背景中，列强的存在以及由此所实际造成民族屈辱和自尊心就成了最隐秘的动机结构，而不择手段实现富国强兵就成了几乎全民的唯一目标，“由于革命急躁情绪、由于催促和加速历史进程的意愿而引起的幻想”（戈尔巴乔夫语）成为了现实革命的指导思想。总而言之，的背景不仅仅是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事件，它的发生是以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为背景的，它的起源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文化的（尤其是民族心理的）原因也不可不察，甚至更为关键。之所以发生在60年代，并非没有可以深入思考的地方，它的背景还可以扩展到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尤其整个世界也同样面临着歧路彷徨的困境，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激进反传统思潮在这段时间产生并风行全球，与中国的并非毫无气质和声息上的共鸣。我在此文中的研究正是要将放到整个世界文明进程中来考察，也就是把它放到现代性背景中去，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案例，理解中国问题（如果存在的话）和现代性问题的意义和局限。 三、的目的 如果把放到整个世界性现代化潮流中去审视——即便表面上“”正游离于世界性的现代化范围之外，那么“”也必然是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的探索。毕竟，现代性的道路并非只有西方的模式，虽然人们在理论探讨中基本上已经完全认同了这一点，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当作了所有研究的前提（其实西化思想在很多方面依然是明显的），正如刘小枫先生所指出的，作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集中而且极端的表达”，是一场现代化的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现代性方案之一，‘’是这一建设方案的社会实践中发生的，因此，‘’是一个现代化事件。显然，不能把英美自由资本主义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样式。”[6]。从结果来看，“”当然应该全盘否定，但是从其初衷和更深的历史意义来看，我们无法否认它的现代性实质，因此更不能否定是中国人探索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和艰苦努力。其间虽包含许多邪恶和丑陋的因素，但把它看作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福利，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某种特殊的努力，我想决不会与现在任何流行的观点相左。这里，我绝对无意美化“”，恰恰相反，我是想通过更深的研究来告别这个恶梦般的年代，也只有实在的收获，才会让我们真正地告别历史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而任何简单草率的结论无疑都对不起中国人在这段期间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我并不赞赏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F.Jameson）对“”的美化，他除了在后现代研究中有些走火入魔的价值判断——即“毛情结”——外，更根本的原因是他没有亲历过“”，不知道那种为他所激赏的“真正的群众民主”和“普遍解放时刻”[7]给人民带来的恐怖和灾难，这种灾难的影响至今宛在，并在一些最为敏感的领域阻碍着中国的前进，邓小平就总结到“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发生影响。”[8] 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直接牵涉到评价标准问题，也牵涉到我们现在处境的定位问题，因此十分关键。但凡俗的观念总是把一些外在的东西和暂时性的事件当做了根本，对“”的目的更多地受情绪和伤痕的左右，至今很难说有恰当的解释，当然，要让人忍痛揭开旧伤并进行深度解剖去检视病因，的确困度很大，但终归是必须的，是实实在在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般痛定思痛的亲历者虽有切身的感受，但往往把“”的目的划归为权力的争夺，或曰权力的再分配，其中包括权力的极端化，比如个人崇拜。但情况也许并不完全如此，每一种理解都有它的局限，本文亦不例外，而亲历者也有亲历者的认识局限，有如培根所谓“洞穴假相”。不可否认，与权力的角逐有一定关联，尤其是当它白热化以后，很多人就是为了成为权力的暴发户而利用了群众运动，但从根本上说，文 化大革命并不首先与权力相关，甚至干脆就没有多大关系。就像“庐山会议”批判，与之死没有多大关系一样，民间却以小肚鸡肠揣测领袖风范，完全不明白从反左到反右之转变的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的严重性。正如上文所述，其实也是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下的怪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谈到了“”后期邓小平系统纠正的行为之所以被弄成“右倾翻案风”，是因为“不能容忍”，国家再度陷入混乱，与“”之发动，原因相同。当然，这种威信危机来源于自己，他的革命理想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观念之间有巨大差别，加上当时权力配置上的“一线”和“二线”划分，使得只好求助于军队（这与他一贯的“枪杆子”理论和实际存在的军人政府体制有关）和、（对这些人的品格是非常清楚的），并采取了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极端策略。国内资深的“”研究专家、原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在他那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已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用）中正确地指出：“发动‘’的目的不是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搞掉中央第一线不过是全面开展‘’的一个步骤。”[9]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与权力稍有牵扯，或者在福柯（M.Faucoult）所说的“权力”意义上有些关系。李泽厚认为：“把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10]他对“”之于权力的关系的见解应该是很有深度的，所以才为如此多的著作所引用。《决议》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的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从逻辑上说，既然已经退居二线，并且已经拥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那么流俗理论以权力论衡的眼光来分析“”，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对“革命”的理解所产生的巨大分歧，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自己写的大字报名为“炮打司令部”就是明证。因此“”的起因是一线领导的富国政策会产生新的贫富分化，而这是以（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为奋斗理想的革命初衷不合，所以才发动了。至于后来发生的全面的“夺权”，已经离“”的真正目的非常的遥远，与的最初设计也大为不同（虽然自己没有意识到，甚至从根本上他对自己的设计也是不太清楚的），“”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势并越来越偏离主流而越滑越远，也非他所能预料。“”就算表面与权力有关，但更多的是理想冲突。简单地说，“”就是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把中国的命运交付给想当然的浪漫感怀的一种历史性误会。 “”的目的无疑是为中国寻找一条既不同于中国过去、也不同于苏联模式、更与美帝国主义丝毫不同的现代化诉求。 的首要目标和采取的相应的方式就是群众运动，唤醒群众、教育群众，这是在军事革命历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对人民（当然主要是他情有独钟的农民）有深厚的朴素的感情，他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除了实现个人的理想以外，就是要拯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这些父老乡亲们。延续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李泽厚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和眼光总结了发动“”的原因，他说：“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粉碎官僚机器……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11]在李泽厚面面俱到的分析中，关于“新人理想”的认识是最耐人寻味的。的“”目标，最先就是要全面地改造人民的精神面貌，造就一代新人。在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中，对“新”的追求总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 在那份后来成为“”奠基性文件的《五七指示》中想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而学校的目的当然是要教育人——“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而且是所有人（即工农兵学商）都参加的学校，因此“”的“新人”理想是“主题先行”的。后来在“”全面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中，在主要强调反对资产阶级和官僚制度以外，也注重上层建筑中尤其是文化领域的专政，他在《通知》中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话：“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2]一般认为，文化上的革命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治上的清洗也是为了思想意识方面的纯洁，也是为了文化上的需要。“”的这种树立新人的理想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经审定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思想的大学校》中得到了详尽的阐释，它说：“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同志所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按照同志说的去做，我国7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这样，全国就都是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的出发点是缩小三大差别、纯化革命队伍、教育人民群众，只不过“当时设想的，与后来实际进行的‘’有很大的不同”（王年一语），而在“”中铺天盖地的“学校”一词虽然其隐喻性质大于实际内涵，但开启民智的初衷却依然是显明的。对主体自我的确立也是为了建设新世界，因此其最终目的便在于中国的出路或者说中国的新生。要“新生”，就先要“破”，但在如何定位“破”的问题上，历史的误会显然由此加深了。在《五·一六通知》中这样写到：“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这段话成了后来世人皆知的语录，其中“讲道理”很有研究价值，讲什么“道理”？这就是“”的定位和目的问题。而其中关于“破”、“立”的辩证法也大可玩味，实际上自己都不太清楚“破”什么和“立”什么，而“破”的真正的目的也尚付阙如。在他所解释的道理中，他显然把手段，即“破”，当做了目的，而把“立”反而放在了次要地位，说明当时对形式的判断和中国的人物的认识是十分模糊，虽然“”中处 处显示出明确的革命目标，但那恰恰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遮掩了人们对历史境遇的困惑，以及在自我理解的脆弱和历史进程总体把握上的无能。这并不是对当时的批评，只是客观的陈述，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的确还相当缺乏可资利用的经验资源。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下，“”的目的才显得既信誓旦旦，又不知所云，而总体上，“”的“新民”理想以及更深远的“新世”理想，无疑是中国现代化探索历程中的令人心酸的尝试。 一言之，的目的就是“乾坤大挪移”，它所表现的正是百年忧患的因循孽报和“还看今朝”的风流豪气。 四、的现代性实质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普通大众的社会地位从来没有达到1949年以后的高度，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身做主人，这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客观比较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短短的十多年内，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的生活水准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离开传统的长达数千年的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模式，即国家的运作是靠一些经典教导和思辨观念，民族的凝聚取决于价值的认同，缺乏条理化的措施和确实可行的制度性保障。根据韦伯现代性理论，现代国家成型的标志就是从以抽象理念（如圣人言论、宗教律法、道德信念等）和人格魅力治国，转换到以世俗理性治国和以法治国，社会结构也从精英社会转向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民众（或市民）的觉醒和参与以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诞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参数。刘小枫先生指出：“就现代化理论在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移动时提出的分析性指标来看，‘’本身以及它赖以发生的政治－社会结构，均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具有相当现代化程度并已形成自己独特样式的现代型民族国家：在广大阶层参与社会的中心领域和政治秩序方面，在新的精英形成及其政治作用方面，在大众政治诉求的表达形式方面，在工业化成就和积累方面，在现代科层系统的建构方面，在社会分化的现代样态（即中断传统的等级秩序，以普遍主义和成就为新的身份资格）方面，在福利政策的设置方面，均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水平。”[13]仅仅在社会结构中，绝大多数人不再被排斥在权力圈子以外，而全民的参政乃是过去封建社会所不敢想象的，因此“”时期的社会结构是完全符合现代性标准的。 在“”前所有的现代化成就中，最能符合现代性实质的当数意识形态社会模式的终结和民众的普遍启蒙。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是以极端的意识形态方式来达到意识形态的自毁的目的。客观效果方面，人民在极端意识形态的漩涡中挣扎出来后，能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意识形态统治模式和集权统治模式的巨大弊端，从而逐渐向法治国和大众参与的民主治国方略。当然这一切并非自觉的和令人愉快的。其实就算人们所说的那样，“”把人教坏了，导致了中国伦理资源的亏空[14]，但这也无疑也承认了“”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作用，或者说启蒙作用，只不过这种启蒙因其恶劣的形式和毁灭性的后果，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恶性启蒙”。正如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把德国非理性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看作是启蒙的直接后果[15]，既然“这场看来似乎是失去理性的疯狂的‘革命运动’，却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产物”（李泽厚语），我们是否也可以把“”看作被人们奉为神明的理性的一种恶化呢？ 虽然“”的意义离真正的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还很遥远，但比起数十年前人们几近死水一般的社会生活样态，“”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是很显著的，只不过它给我们的教训远远大于经验。而这种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就是启蒙的首要目的和现代性的基本内容。作为现代性思想开端的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口号，标志着理性时代的到来，由于理性无非是人间世的精神新贵，因此理性的崛起的背后是主体的凸现，而任何对理性的颂扬无非都是人的一种怡然自得。与一般教科书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在笛卡尔的口号中，并非“思”最关键，而“我”的隐讳出场才最具有哥白尼式革命的兴味。笛卡尔在“思”的船上所偷渡的是“我”，“思”只是外在包装，而“我”才是新世界的真正的宝贝，是现代性建构的主要原料，但流行的观点大多犯了“买椟还珠”的错误。培根的“拷问自然”和笛卡尔的开创性思想是处于同一个理论平台上，而后来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把笛卡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躲躲闪闪的真知灼见大大方方地推向了极至。当然更深的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不过那已是后话。邓小平在1981年3月18日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的谈话中就“”问题指出“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16]这在现代性理论看来，“极端个人主义”恰恰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所以我们要力图告别被人们视为当然的现代性。 绝对主体的确立意味着现代性从神主宰的世界中脱胎而出，一旦主体成就了自我，对神圣的解构和颠覆以及对世界的世俗化与“祛魅”（disenchantment）就变成了彻底的“造反”运动。这与其说是现代性的“成就”，不如说是现代性的“宿命”，这种宿命体现在每一种新思想的产生都必然会以不加分别地牺牲旧观念，同时出现深刻的洞察和幼稚的幻想，既饱含创造性，也无疑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作为现代性大戏第一幕的文艺复兴就具有这种新旧交替的外在特征，黑格尔以他深厚的历史意识和知识功底对此现代性的这种坎坷曲折特点作了精妙的总结，他说：“有一大群极度不安宁的人物出现，在他们身上，那种对认识、知识和科学的渴望是以一种汹涌沸腾极为暴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们感觉到自己被一种冲动所支配，要去凭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发掘出真理；——他们是些爆发性的人物，带着不安定和狂放的性格，怀着热切的心情，而这是不能获致那种知识的宁静的。因此在他们身上可以发现伟大的创造性，可是内容却是极为混杂和不均衡的。这个时期有一大群人物，他们由于精神和性格的力量而成为巨人，但在他们身上却存在着精神和性格的极度混乱。……在他们身上，那种主观的精神能力是应当加以珍视的，他们那种令人惊佩的对于真正有价值的伟大事物的见识，也是不应当抹煞的。”[17]黑格尔对典型过渡时期的精辟总结，是他的深厚哲学史功底淋漓尽致的表现，而以他所说这些特征来比照中国的“”，必然中肯中綮。 现代性的动荡特征几乎完整地再现于“”的方方面面。这种动荡便来源于对任何确定性的怀疑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上的虚无，而这种怀疑便直接来自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根本性危机，怀疑便成了现代性自身所内含的颠覆机制。所以伽达默尔认为20世纪最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就是它对一切独断论、包括科学的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义。这种内在的怀疑原是一种健康的机制，它作为时代的基础同时也就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它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想接引者，是一种邻近本体境域的“精神接生术”（苏格拉底语）。因此笼统地说，普遍的怀疑具有方法上的先验合理性，因此“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18]难怪胡塞尔发现，现代人正处于一种在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沦下并因而失去我们自己的真理的危险之中，最终使这种“危险”变成了现实。的“破四旧”、“反帝反修”等，就是这样一种彻底的怀疑，的“破”的观念就是现代性虚无主义的最集中的表现。邓小平指出：“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19]自己后来认识到了全面破坏的后果，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似乎是新思潮的通病，正好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就有同样的毛病，他们的鼻祖尼采就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而且在身上体现出的唯意志论思想（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其实也是启蒙理性的必然产物，西方思想从康德发展到叔本华、尼采，就是明证。至于“”中“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奋斗目标，更是韦伯所谓的现代性的“祛魅”――它的本意就是祛除鬼魅――的最直观的表达。韦伯如果活到80年代，他必定会把“”“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当作他的现代性思想的绝佳注脚，还有什么能比自己的理论找到现实的回响更令人愉快的呢？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体现了现代性启蒙的特征。在方法上，“”是想通过彻底的“破”把整个世界变成纯之又纯 的人间天堂，因此就把历史、传统和他者的观念变成一堆瓦砾。这种“打倒一切”的方法其实就是启蒙运动的方法，即tabularasa（白板）的方法。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妄自尊大的现代性启蒙在自我意识方面的确走得太远了，也就必然产生了极端的态度。高昂的激情变成了野性的冲动，试图解构一切而从头开始便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红火也最不切实际的目标。“在此，启蒙运动的弱点很快随着自身的优点而产生了。和往常一样，启蒙运动从人或万物普遍的永恒性质中吸取它批判现存制度和提出改革现有制度的准则；因此它看不见历史现实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并且它相信，在现存制度表现出违反理性的地方就有必要将现存制度变成一块tabularasa（白板），以便根据哲学原则建立完整的社会。”[20]可以说，关于tabularasa的观念是启蒙运动的形而上学幻想中后果最为严重（甚或惨重）的方面，正是它铺平了法国大革命之后与历史实际破裂的道路，而神圣的启蒙演变成血腥的暴力和无边无际的痛苦，盖源出于此。更为深远的效应可能会延伸到19世纪末传统的幻灭和20世纪的灾难性空想，那种在毁灭性的意义上先把传统变成一块tabularasa（白板）的先锋行为，在20世纪的尝试中只有血的教训和荒凉的虚无感、幻灭感。在20世纪人类所经受的考验中，我们愈发能明白一个以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灾难所换来的简单道理：从幻想到幻灭，原来只有一步之遥，其演变之自然就好比云卷云舒、潮起潮落。而“”的“打倒一切”就是现代启蒙观念中的tabularasa的同义词，后来在《决议》中我们认识到“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至于“”本来是要破除（反动）权威，消灭封建思想，但最后却导致了个人崇拜这种被批判东西的恶性繁殖，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未解之谜，一般理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大家都知道个人崇拜是封建的遗毒，但这些遗毒为什么会在“”这场以“全面消毒”为己任的运动中大行其道，却往往不甚了了。其实就在这个被人忽略的关键问题中恰好就体现了“”的现代性实质。霍克海默过激的启蒙批判充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启蒙运动所摧毁的神话却已成为启蒙运动自身的产物。由于启蒙运动的自立自主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强权统治，理性是靠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膜拜仪式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因此理性又变成了新的神话和新的蒙昧。启蒙自身成了新的文化咒语，或者说是后神学时代的泛神论巫术。启蒙成为新的权威，导致新的神话。启蒙一步步深入地卷入神话学中，从方法上说，霍克海默认为，在于“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启蒙总是希望从命运和报应的历程中抽身出来，但它却总是在这一历程中实现着这种报应。”[20]看来在神话与启蒙、解构与被解构之间，存在着无法逃避的宿命：一种报应，或者扬弃，以及历史无情的翻转。霍克海默的理论还很粗糙，还有很强的伤痕意识和情绪性体验，但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当然“个人崇拜”这种欲被解构的神话最终成了新的神话，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传统成圣人论的“神化”作用，以及政治生活缺乏有效的监督而出现严重的失常，等等，这也是第二、第三代领导人正着力解决并已大有成效的问题。 表现出了极强的浪漫主义特征（这与其发动者的诗人身份不无关系），如通过阶级斗争解决一切问题，以文化的方式解决政治、经济的问题，在极短时间内赶超英美的目标，“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唯美向往，等等。加上以诉诸感性的解放以达到颠覆传统（理性）的目的，也无非是现代性异化的结果，即所谓审美现代性的产物。美学、文学在20世纪成为学科主流，与现代性的旨趣变换是同步的。从“”的浪漫主义的精神风貌来看，它具有极其典型的现代性内涵，只不过它是现代性的另一个维度即审美现代性的产物。 从审美现代性的逻辑来看，对个体和个性的解放，主要是对人的精神的解放，是其实现社会功用的必要中介。但是，这同样潜伏了以精神变革代替制度和器物层面的全面变革的思想因子。无疑，如下文所示，这当然是一种浪漫情怀的表达。但正是这种对精神力量的片面强调，使个体权力意志被置于最高的位置上。审美的和谐世界，事实上因为这种个人意志的极度膨胀而成为一个幻影。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其后中国在中所发生的精神万能的悲剧，都明显地展示了极端审美主义的危害，尤其是政治审美化的可怕结果，因为这种浪漫主义的诉求与其说是一种精神追求，不如更正确地说是把精神的目标建立在了易逝的个体感性之上。简单地说，单纯地强调理性固然毛病多多，那么片面地强调感性，其毛病也必然所在多有。 政治审美化所导致的乌托邦冲动为自身的现代性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也最终达到了一个生命的周期，为自我的扬弃准备了各种混杂的因子，终于在“后”现代的眼光中化成了历史的云烟，并以此昭示了世人：现代性的游戏是轻易玩不得的。历史在付出代价后，应该要有所收获。 结束语 对于的研究，我们不仅是要进行简单的历史追溯，而是要寻求时代精神的一般法则，从而为极不确定的明天带来一些至少在心理安慰上是必需的思想参照。正如马克思在他名垂青史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22]在我们看来，这一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就是它所带给我们的有关现代性的整体图式，就是我们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中所能清晰地感受到的历史规律、历史教训。 当今学术界有不少人反对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反对本质性的思想方式，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它将导致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和。这种文化上的自我否定并不意味着一种发展，相反它只是“造反有理”在文化上的反映，也是“文化革命”全盘否定历史的遗毒。为此，我们要重申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历史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也是自由意识的进展。我们之所以要重申历史主义，就因为历史不是单纯事件的集合，而是人类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要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结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23]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思想潜力之所在。通过对的现代性分析，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才有恰当的定位，才更加能够明白我们已经干了些什么、正在干着些什么以及还需要干些什么，大套点说，就是意识到我们的历史境遇和神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就是使我们更加清楚“现代”就是意味着什么，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的许多可贵结论才不会显得如此沧桑。“邓小平理论”其实就是那种“发射和回声”，邓小平关于“初级阶段”的勇敢的认识才是从现代性之梦醒来后的现实定位，尤其是关于历史使命的深刻感受和对未来艰巨任务的论述是对政治审美化的（即对所谓审美现代性的）一种伟大超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4]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的研究既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更是我们建设初级阶段需要告别的出发点。 在我看来，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与作为现代性开端事件的法国大革命极其相似，在理论上深入比较便会得出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般风采，也会有更为深刻的发现。仅仅从外在的气质上，我们就能在两者的比较中有所触动。比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中叶时对法国大革命的惊奇感受就是，“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25]之所以在很多方面是封建社会的“遗毒”，如《决议》所言，“”是某些旧观念的回光返照。同法国大革命一样，中国的是中国现代性的灾难性的门槛，是中国人对现代性艰苦追求过程中的蹒跚步履。而现代性原本就带有很强的方法上的试验色彩和措施上的应急特征，由 此观之，经现代性而建立起来的“新”价值标准，哪怕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总体上也是靠不住的，同时我们似乎也不能把现代性中那些为使自己成为合法性而挥舞的旗帜（如“”中的各种旗号）当作指示未来方向的路标。对于其结果昭然若揭的“”来说，我们当然不会再陷进那种短视和迷狂，但对于更加隐秘的现代性的弊端，我们却不易发现，但总之对于现代性这种暂时性的过渡思潮，我们实在不能把它太当真了。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的一个特色就是道德沦丧。”[26]麦金泰尔（A.MacIntyre）的名著《德性之后》（AfterVirtue）阐明了现代性导致道德败坏的根源。在他的“AfterVirtue”观念中，他认为由于放弃了旧的道德观念之后，人们赖以维系生命的价值体系就很快崩溃了，而新的思想观念又还没有产生，因此社会生活的混乱本身以及以某种决然的确定性伪装起来的混乱就难以避免了，所以他认为“现代道德理论中的问题显然是启蒙运动的失败造成的。”[27]的确，启蒙的建设是以（暂时）牺牲某些永恒价值为代价的，只不过在这种暂时牺牲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对终极价值的寻求和依赖又将成为文化的主流，毕竟在“德性之后”（aftervirtue）的日子里，我们仍然需要去“追寻德性”（aftervirtue），在阶段性破坏或“解构”（decotruction）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些重建（recotruction）工作。 由于决定论曾经给历史带来了非常荒唐的境况，人们总是把它同那些灾难纠缠起来，甚至等同起来，结果害怕这种并不具有价值预设的方法，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实从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并把放到整个现代性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我们便会得出之所以要发生的必然性，从事后的结果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能够找到目标和方向（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期间的不确定与混乱，即1966－1976年的探索，是具有绝对的因果联系和事实关联的。邓小平一再反思“”，并把它看作是“一段历史”，当是富有深意的。“”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因此对“”也必须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如果说以为样板的现代性具有什么明确的意义的话，那就是对历史的背叛会导致悲剧的重演。时下理论界主张“忘记历史是为了前进”，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根本忘记了历史，那还怎么样前进法？我看这种观点会纵容和鼓励现代性tabularasa的主张，甚至就是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历史性回响和翻版，对此我们的确有些害怕，尤其对那种洋溢在现代性观念中的“天不怕地不怕”豪情非常恐惧。的现代性启示使我们想起了孔子关于“君子三畏”的教导。 自古及今，世俗化的理性启蒙不断壮大，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顽强破土而出，夺取了胜利，构成了新时代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启蒙对信仰的颠倒好像是在以感性现实的低级思想玷污着信仰的精神性的意识，好像是在以理智的；自身意志的和实践的虚骄破坏着信仰因谦卑而取得的宁静的和安全的心情。但事实上远非如此。这就是劫后余生的人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极对想当然的价值进行深入的反思，对启蒙、理性本身进行深入的考察，也就是要“启‘启蒙’之蒙”，以及理性地批判“理性”，本来理性和启蒙最根本的含义就是“批判”。 的“主义崇拜”和“个人崇拜”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理性崇拜，正如现代性理论所揭示的，对理性的崇拜是建立在对感性、本能、无意识的批判与抵毁基础上的，这样就人为地划分了本质与现象、光明与黑暗的两重领域，而最终使得这种崇拜成了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并使得感性全面泛滥，各种审美的（即感性的）主张因此有了理论的支撑，变得神圣而崇高起来，最后由于“超感性的约束性的力量”的不再场（海德格尔语），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可以说，正是这种崇拜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激起了形而上学的幻想，并在自我无限制的狂热中导致了政治的审美化，实施了将乌托邦现实化的灾难性计划。感性的崛起演化成了无制衡机制的骚动，人们完全臣服在“破坏”或“解构”的欲念中，迷狂于“野性的呼唤”。由于在理性的时代，知识王国极度缺乏感性的因素，而随着现代性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感性的强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那种试图以文化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浪漫主张，也最终会落空，文化主义是我们必需提防的“糖衣炮弹”，因为它很容易蛊惑人心，而最终危及国运。“文秘站有”版权所 理性的痼疾固然所在多有，但对理性的颠覆也同样毛病多多，甚有过之。胡塞尔从一个本源性的角度阐释了对理性颠覆造成的信仰失落的危害，在他看来，现代人对作为最高表现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对作为一代新人的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就意味着理性信仰的崩溃。而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深刻的精神危机由此而产生。颠覆理性的后果是严重的，它“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须的象征资源”，“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伊格尔顿语）。对于理性的颠覆者，伊格尔顿尖刻地批评道：“解构主义用心的地方是滑脱，失败，两难性，凌乱，不足。它对成就、一致或控制深表怀疑，有点像左派总是同情落水狗的样子，而这类做法总是在它曾之仗义执言的那些东西获得权利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后结构主义不喜欢成功，这种立场使它得以洞察坚如磐石的文献文本或意识形态自我同一性的虚妄，也使它在面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时有些手忙脚乱。”[28]而颠覆最终是空洞的救世主义，是永远激动不已的对救世主的迎候。但这一切似乎都那样的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壮色彩，而原本是不必如此的。理性节节后退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历史早已经千百遍地证实和启发过了。由现代性所开启并从根本上隶属于现代性的所谓“后现代性”，由于对基本信念的过度破坏，其理论道路已经几近山穷水尽了，人们最近在价值观上的回归浪潮就是有力的佐证，中国当今更加现实、平和与富有建设性的发展规划就是明证，我们从中所获得的成功以及对问题的自觉意识都将保证我们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能够在新世纪的旅程中有所作为。

汽车文化论文:汽车文化 摘要：两厢车进入中国以来地位一直很尴尬，而从安全性和实用性上来说两厢车都不低于三厢车，而它始终不能进入主流市场的原因更多的是消费者消费观念的问题，就现在而言，两厢车的发展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各大厂商也在极力推出自己的看家两厢车来抢占市场，车市面临着新的机遇和又一轮洗牌的过程。 关键词：两厢车、安全、中国车市汽车文化论文 两厢车-----不就是三厢车少装个尾巴吗？其实这一“变种说”是对两厢车缺乏了解。追溯起来，两厢车的历史几乎和汽车发展史一样长久。 在21世纪50年代前，两厢车一直是汽车市场的主要角色。大众甲壳虫、奥斯丁迷你等两厢车型不仅是汽车史上的里程碑，更是车坛常青树，至今仍备受广大车迷拥戴。上个世纪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令体积小巧、燃油经济性显著的两厢车又重新风靡市场。如今，在巴黎、罗马、汉堡、伦敦这些人口较为稠密、街道相对狭窄的欧洲城市中，两厢车更是大行其道。长期以来，两厢车在国内被认为是配角，主流市场上纵横驰骋的一直是三厢车。但近几年市场格局逐渐发生变化，两厢车的销售持续看好。 两厢车自从引入中国以来一直面临着尴尬的局面，消费者不认可，政府又在有意无意的进行着限制，然而最近在一系列利好政策和真正的两厢车概念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的情况下，两厢车的命运似乎有了新的转机。 我一直很关注两厢车的发展，在中国出现的两厢车中老一辈的算是奥拓和夏利等底档次的产品，由于那个时期的市场主要由官方车和有钱老板的车来支持，所以在他们的意识里两厢车是不会被认可的，而在汽车逐渐进入家庭的现在这个时期，更多的老百姓开始成了汽车消费的主力军，而更小巧更经济更环保的汽车概念自然会在这样的一个消费群体中受到青睐；由于最近石油价格疯长，能源问题和油价问题被大多数消费者放在了考虑的范围内，而经济省油的两厢车成了首选也在情理之中；自从政府上台以来把建设节约型社会放在了议事日程，而随着各大城市限制小排量汽车的不合理法规被曝光，政府的一系列相关保护小排量经济型汽车的举措正在酝酿或正在实施。这一切有促使两厢车现在备受关注。 至于说到两厢车的优点，它的实用之处首先是占地面积小，驾驶灵活。车子美长一点在城市里转弯和停车的灵活性都会降低一分，两厢车优势相当明显；其次，两厢车由于没有后背箱，制造时原材料使用少，整车成本低，且整车质量较轻，油耗也会相应的比三厢车低；没有后背箱的两厢车，在转弯时离心力较小，高速转弯时车子不容易发生甩尾，在运动性能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所以在设计这类大两厢车时，厂家一般都把运动性能作为设计的重点；没有后背箱的好处还有，不必在设计车身外形时，牺牲后排乘员的头部空间来照顾整车的流线造型。两厢车充足的后排头部空间，使整车舒适性更高；装载大件物品时，两厢车比三厢车有更大的灵活性也是大家认同的。 有些人会认为两厢车的安全性得不到保证，毕竟少了个后备箱从后面的撞击必定会直接缓冲到后排乘坐人员身上，这点不可否认，从追尾事故上看三厢车有着先天的优势，但是事情总是两面的：首先，在正常行驶尤其是在城市中行驶的情况下，家用轿车的速度相对于客车和货车来讲是相对较快的，而被从后面的撞击还要达到一定的相对速度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被追尾的车多是静止停放的情况，更多的情况是大雾天遇到交通以外以后的车辆，这种车后排再坐上人的情况就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们发现在现行的各国的碰撞试验中很少有测试后面撞击的；其次，在交通事故中较为常见的正面撞击,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两厢车安全,因为车相对轻,惯性小,容易减速和操控;即使以同样的速度撞击,质量小的话撞击能量就小一些.大家可以设想一:BORA和一GOLF同样速度撞墙,肯定是车轻的Golf安全；另外车头部的结实程度如果从一个级别或者说一个平台开发车来的两厢和三厢车应该是一样的，例如凯悦HRV和凯悦或者BORA和一GOLF，这一点是肯定的。 再来谈谈中国的两厢车市场，最早的两厢车在中国是奥拓和夏利，因此现在有些人一谈到两厢车还是总拿夏利做比较，其实那早已是时过境迁的事了。在中国首先出现的主流两厢车市大众的POLO，它真正开启了中国两厢车的大门，无论从营销策划还是广告宣传它都为现在的汽车销售作出了典范，从那时起人们也真正接受了两厢车的概念，POLO的造车工艺在当时应该算是先进，更蕴含着德国车的谨慎原则，更难得的是两厢POLO更是时尚的代名词，它代表着追求高品质的精致生活和崇尚敬业精神，努力工作，但也懂得自我放松的生活品味，然而，POLO的配件和维修业由于其造车工艺的先进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让工薪阶层望而却步，这也是现在在没有广告的情况下POLO的销售举步维艰的原因所在。 真正在中国进入工薪阶层的两厢车还是奇瑞的QQ，它在中国车市可以是和桑塔纳媲美的神话，价格也就是三四万，很受年轻人的喜爱，而由于它可爱的造型更是吸引了无数女性的眼球，它的热销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对这款仅为老百姓设计的车来讲，在技术和做工上我们还能要求它怎么样呢？但就我个人看现在的QQ做工上已经和当年刚出道时有了明显改善，我认为这就够了。 另一款主流畅销的两厢车是广州本田的飞度，它无论从工艺上还是外观设计上可以说都是两厢车的一个高峰，连正在酝酿的大众新款POLO在设计上除了那个典型的进气隔栅外其余都酷似两厢飞度，而它的热销自然也在情理当中，据说广州本田的生产线是国内最高效率的生产线，唯一的不足我认为这个档次的车仍采用后轮鼓式制动，对于这样一款外形酷似MPV的车来说未免有些小气。然而和POLO一样在高价位搏杀的两厢车飞度也陷入了销售下滑的低谷中，十月份的销量已经跌破4500辆，看来今年很难实现去年的辉煌了。 最后我要介绍的是目前被期待最多也是年底即将上市的标志206，在经历了307两厢改三厢的尴尬局面以后，此次206几乎原封没动搬到了中国市场，只是内饰上才用了和307同样的色调而已，而从307看标志的造车工艺和态度应该说还是有保障的，据说价格会定在8万左右，也就是说这样一款欧洲主流的两厢车即将在中档两厢车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对雨燕、飞度、骐达、POLO和已经半死不活的GOLF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要么降价，要么淘汰，市场将面临又一场混战之中，而我个人认为它的定价将十分贴近9万，去争取飞度的市场，而对于已经下探到5万左右的GOL、乐驰、SPARK和本就底价的QQ、吉利系列等汽车来说基本上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总结中国车市的两厢车品种已经丰富了很多，从低档的吉利系列到GOLF已经覆盖了3万到16万的价格区间，但普遍还不够贴近大众生活，按市场定价而不是按成本定价的现象仍然普遍。现在的政策我认为对两厢车来说十分有利，税收政策的倾斜、保护经济型轿车政策的出台和正在酝酿的燃油税的政策无疑都是为两厢车的推广注入了强心剂，下面就是看各方如何把握时机的问题了。 汽车文化论文:汽车广告文化在汽车营销的运用 1前言 自从全球的经济一体化，我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国内的汽车行业的发展也越来越好。我国是汽车生产和销售的大国，而我国的汽车生产商业很多，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汽车生产商可以将汽车广告文化在汽车营销中应用。 2汽车广告文化概述 2．1汽车广告文化的概况 汽车广告是商业文化向汽车营销拓展的产物。汽车广告现在在商业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的汽车文化是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体制的主要活动的参与部分就是汽车相关的公司等。汽车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组成了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参与程度很大。现在人的出行离不开汽车，这有也由于交通的便利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我们的出行的要求提高了。而汽车广告也随着汽车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2．2汽车广告文化的特征 2．2．1社会性 现在人们的生活，物质水平已经提高，对生活的追求不仅是“面包和牛奶”，在物质上人们的需求已经不同于上一世纪。而汽车是在我们生活中几乎每天都会看到的，只要你出门就难以避免的开车、打车、坐公交等，所以汽车的生产厂商和广告商就想到了汽车广告，与社会群体共同分享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虽然不是人们主动获取的，但是又有一定的社会性，你难以避免的接受这种文化，这种信息，而且很多的汽车文化是被很多人认可的，其表达的思想、文化、民俗和政治等都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汽车文化的社会性使得汽车广告被人们不知不觉的接受，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思想等［1］。 2．2．2时代性 汽车产业的发展促使汽车广告文化的形成。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汽车产业也在不断的进步，汽车广告文化也在不断的完善。在不同的时期，汽车文化的表达方式不同，汽车广告文化所表达的文化、形式、价值观念和创作等方式也都不同，现在经济、科技、文化等的发展都比较快，所以汽车文化的更新也很快。但是又有每个时代的发展都不同，都在进步，可能进步的方式和进步的方面有所不同，也正是由于这一问题，所以，文化才具有一定到的时代性。 2．2．3商业性 汽车广告的主要目的就是商业价值的实现，所谓商业价值就是通过汽车传达一些广告，这也是一种营销模式。主要就是为了宣传和销售，其表现出的商业性很强，这也是汽车文化的重要部分。 2．2．4依附性 汽车是汽车文化表达的一个载体，汽车是信息传播的唯一途径。广告文化的表现离不开广告本身的表达。作为物质的载体，汽车承载着广告文化的理念和价值。汽车广告文化是由于汽车广告才存在的，没有汽车广告，就没有汽车文化。 2．2．5约束性 汽车广告的制作和展现，也要遵守一定的法律规定，行业的要求，而其汽车生产厂商和广告商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定。所以汽车广告的展现也不是随便的，其也要受两方面的约束。 2．3汽车广告文化的内容 2．3．1广告道德 汽车广告在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下，还需要遵守一定的广告道德，广告道德的越是不是强制的，即使没有遵守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制裁，这种道德的限制完全靠人的自觉。但是在人们的心中会有一杆秤，你的做法即使没有制裁，但是会形成人们对你的厌恶，所以企业和经销者还行需要有一定的广告道德。 2．3．2法律法规 法律制度是汽车广告行业正常、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一定的法律制度才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否则就容易出现广告的盗用、对消费者的欺骗等现象的产生，汽车广告的发展一定要有良好的法律机制，这样虽然是一种制约，但是也是促进其发展的必要手段，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方法。 2．3．3价值观念 一个好的汽车广告一定具有良好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就是汽车生产商和广告上赋予广告的价值观念、企业的形象和文化等。在汽车广告中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企业形象树立的重要方式。 3汽车营销中汽车广告文化的应用 3．1特色主题和创意的融入 创意是广告的灵魂，只有创意才能成就一个广告。而汽车广告也是一样，汽车广告的设计，要有一定的创意，这种创意会激发消费者的兴趣，使人们的印象深刻，增大汽车广告的影响力。一个广告创意的好坏就是其吸引人的多少。往往越好的广告吸引的人越多，销售情况也越好。而坏的广告则反之。广告的内容就是广告的主题，而汽车广告的主题都是有关车的性能方面的介绍。如，车的质量、车的价格、车的品牌、车的性能等。每个广告都有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决定了这个广告面向的人群。所以广告的设计前的主题的确定是广告的关键所在。广告商在这方面应该与汽车的生产商进行沟通，深入了解汽车的特点，汽车面向的人群，汽车最大的优势等等。只有将信息全面的了解，才能写出很符合实际、也更加能流行的广告语。在这方面，广告商业生产厂商一定要明确的沟通。 3．2汽车广告目的性的加强 汽车广告的目的就是通过广告达到销售的目的。这种目的的达成需要生产商和广告商对汽车的品牌和汽车信息的不断的宣传，这样广告的效果才能更高。只有群众了解了这种汽车的信息，才会有购买的欲望，这样销售行为才能达成。汽车广告的都应该以这一活动为基础，进行汽车广告的投放。 3．3汽车广告效果的注重 汽车广告的投放一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的呈现方式不同，汽车广告的效果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经济效果。即汽车广告投放后即产生了效果，群众就开始购买汽车，实现销售。这种效果比较明显，但是产生的经济效果并不一定很大。二是企业品牌的宣传的效果。这种效果是比较常见的，很多时候广告的效果并不是短期就能实现的这是一种长期的效果，可能在汽车广告的宣传中，人们对这个品牌、车型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现在不一定需要车辆的购买，但是在需要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这个品牌，进而形成销售，这种销售是长期的宣传的效果，也是最为常见的。 3．4汽车广告对健康消费观念的引领 现在的人们对环保的概念非常的注重，很多东西的购买都会询问这一问题“环保吗?”。所以，生产商和广告商可以从消费观念的引领上进行广告的设计。在宣传中，也会引领新的消费潮流。 4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现在人们是对汽车的需求量很大，而汽车厂商和广告商在设计汽车的广告语的时候，可以从特色主题和创意、汽车广告目的性、汽车广告效果、汽车广告对健康消费观念扥各方面进行汽车销售，这是一种汽车广告文化，对汽车销售会有一定的帮助。 作者:张雯娣 单位: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专业文化汽车技术论文 一、高职推进文化育人改革应明晰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明晰高职教育的文化内涵，并以此指导文化育人的建设 高职教育的文化核心应该是以“自强不息、创新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大学精神，从这个视角来审视，高职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应该是“殊途同归”的，都将以德育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与此同时，高职教育文化也应包含其鲜明的职业特色的文化形式，那就是以“职业导向、经世致用”为主要内容的职教规律，这也是高职教育文化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文化的地方。因此，高职教育文化的内涵应该是“重德尚能，德业并进”，它应被视为高等职业教育可以一脉相承的文化。只有在正确理解高职教育文化基础上推行的文化育人改革才不会偏离轨道，既能坚守教育的本质属性，又能彰显高职的教育特色。 （二）构建和完善高职文化育人的建设机制 高职文化育人的顺利有效推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机制和制度保证。首先应该建立有利于高职文化发展的组织和决策机制，而且要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及顶层设计，需要有整合资源以及科学决策的组织统筹；其次应建立为高职文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咨询机构，以加强高职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探索，确保高职文化的科学发展；再次必须建立以师生为主体、以大学精神为内核、以专业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建设模式；最后应建立一整套以文化育人为导向的高职育人综合评价体系。 （三）文化育人必须充分发挥专业文化的核心堡垒作用 学校的人才培养都是以专业为单位予以实施，因此，专业文化的形成及传播对学校的文化育人工程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各专业都应该在学校文化育人内涵的整体框架内提炼和总结本专业的专业文化内涵，并在专业教育中予以积极的传播和推进。 二、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文化的凝练 （一）专业文化的界定 教育界许多学者都对专业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各有差异，但反映出的内涵却是基本一致的。专业文化应该是特定时期内专业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观念、知识与能力体系以及从事专业教学和研究全体成员特有的精神风貌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核心是该专业师生同化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工作作风,体现专业成员共同的追求和理想。 （二）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文化的凝练 从专业文化应遵从大学基本精神的视角来看，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毋庸置疑应该传播“追求真理、人文关怀、理性选择、自由独立”的大学精神。此外，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也应该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属性和文化理念。专业自身的文化理念应该包含职业精神、职业素养、职业行为准则等多种元素。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主要是培养面向汽车销售、汽车技术服务类岗位的高素质人才，专业文化主要还是应该包容服务类岗位的人才文化属性。因此，专业文化理念可以高度的概括为“诚信、仁和、坚韧、担当”。首先，“汽车营销人”必须诚信，对企业诚信，对顾客诚信，对社会诚信，这是最起码的职业精神；其次，服务类岗位应该倾听顾客的心声，理解顾客的行为，包容顾客，也就是“汽车营销人”应该具有“仁和”的精神，这也是一种气质的体现；再次，“汽车营销人”在职场上经常会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经常会因为压力而破坏自己设计好的职业规划，阻碍了人生的发展。因此，“汽车营销人”应该体现“坚韧”的精神；最后，“汽车营销人”还应该具有“担当”的勇气和精神，勇于担起责任。在上述专业精神背后表现出来的行为准则应是“与人为友、仁爱宽和、挑战自我、激越灵动”。 三、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文化的传播路径 （一）打造具有高度人文素养和文化气质 的品牌教师团队，充分发挥教师在专业文化传播中的主导作用在文化育人的改革中，如果作为育人主体的教师自身都缺乏文化熏陶、文化素养，甚至缺失起码的师德修养，即使拥有再先进的文化理念，文化育人也只是徒劳。育人先育己，专业文化的建设必须打造具有师德品格、人文精神、人文素养的品牌教师团队。一方面可以借助外力，如聘请一些文化大师、名师做一些有关人文方面的专题讲座，多宣传一些身边优秀教师的人文事迹等；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在评价教师考核体系中建立一种机制激励教师的文化育人行为。 （二）形成以专业文化为指引的专业行为准则和标准礼仪体系，约束所有专业学生的行为 1.打造专业的诚信文化，体现“汽车营销人”的诚信。如建立专业学生“诚信评分卡”，内容包含学生的考勤、品德操行、课堂行为等；建立班级“诚信指数观察站”并进行评比；开展“诚信”主题的演讲赛、辩论赛等，在专业内形成建设诚信文化的氛围。2.严格制定学生的课堂行为准则和礼仪规范。对学生课堂的着装、用语规范以及尊师态度都应该有规范的标准，并以此纳入学生的综合素质考核体系，同时还可以评比出“行为礼仪标兵”在宣传栏进行表扬和宣传。 （三）优化专业课程体系，推出一批和专业知识有交集的人文素质课程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沉淀，以岗位需求为依托，形成了较为稳定和成熟的课程体系。但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的角度来看，稍显缺失。因此，在现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可以做出一些调整，开设一些和专业知识有交集的文化必修课和选修课。如开设“演讲与口才”“汽车文化”“销售艺术”“中华文明赏析”等系列的专业课程，强化学生的人文素养，并为学生建立整体的科学和正确的方法论提供知识、思维和价值上的帮助。 （四）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灵活 调整课程教学单元设计及教学组织，有机融入人文精神和文化元素，推进专业文化育人只要进行合理的教学设计和组织，所有的专业课程都能够融入文化元素，这样大的文化渗透空间应该被充分利用并显现出文化育人的效果。例如，《汽车营销基础与实务》课程，就可以融入“汽车文化”“营销艺术”“成功汽车营销人赏析”等专题，传递色彩斑斓的汽车文化和营销文化；《汽车保险与理赔》课程，可以融入“诚信文化”“保险人精神”等精神文化元素，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情操等。 （五）充分利用实训课堂推进职场文化的渗透 首先，在实训课堂营造出真实、仿真的职业环境,使学生在实训中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其次，完全引入企业的管理规范和文化标准,用职业精神和行为约束规范学生的实训，尽量使学生对职业形成认同感、自豪感和幸福感。 作者：潘浩单位：广东省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文化论文:自主学习型《汽车文化》网络课件的学习内容设计 摘要: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传统的汽车文化教育模式已不能满足学习者的需要,而自主学习型《汽车文化》网络课件却为他们提供了崭新的学习途径。学习内容作为课件的主体部分,其学术质量和组织结构既是决定《汽车文化》网络课件质量的核心要素,又是影响学生学习质量的主要因素。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科学设计。该文以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为依据,以《汽车文化》教学大纲为基础,以学习者的学习需要、学习特点为中心,以培养和帮助他们提高自学能力和创新意识为目标,按照内容选取科学化、构成系统化、组织模块化、形式多样化、呈现层次化和区分特征化的要求,对自主学习型《汽车文化》网络课件的学习内容进行了设计,力图满足不同层次自主学习者的需要,促进现代汽车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自主学习;汽车文化;网络课件;学习内容设计 目前,汽车工业已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汽车已不再是过去交通运输部门的专业工具,而逐渐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涉足汽车的设计、制造、销售、使用和维修。汽车给人们带来就业和便利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其中私家车车主或驾驶员缺乏对汽车最基本的了解,是造成我国车辆使用寿命短、交通事故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随着汽车的普及,对全民进行汽车文化教育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大学毕业生将是未来拥有车辆的主要成员,在校大学生也有必要对汽车的发展、构造、性能与使用有一定认识和了解[1]。由于社会大众和在校大学生多方面的显著差异,传统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现代汽车文化教育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种新型教学模式,以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 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网络教学这一新型教学模式得以普及。自主学习型网络课件(以下简称网络课件)作为一种重要的网络教学支持服务系统,通过交互界面把动态的开放性多媒体教学材料呈现给自主学习者,帮助他们学习、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使他们能够自由选择问题、自主解决问题。该课件在客户端无需安装和维护,具有体积小、速度快、功能多、可共享、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媒体多样、交互性强、高度模块化、使用灵活方便、易于维护和升级等特点,既可以助教又可以助学[2]。因此,利用自主学习型网络课件开展《汽车文化》教学活动不仅可以满足学习者的多样化需求,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而且有利于培养他们自主获取、处理、运用信息和探究、协作学习的能力,适应无边界学习化社会的需要。 《汽车文化》网络课件的学习内容是其中的主体部分,是《汽车文化》课程学习目标的知识载体,也是学生获得学习信息的主要来源。课件学习内容本身的学术质量和组织结构既是决定《汽车文化》网络课件质量的核心要素,又是影响学生学习质量的主要因素。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科学设计,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 1 《汽车文化》网络课件学习内容设计的指导思想 建构主义认为,学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即“情境”相联系的。《汽车文化》课程学习者在生活阅历、专业背景、知识水平、认知能力等方面差异显著,依据建构主义设计学习内容,给学习者创设实际情境,可以激发他们的联想思维,使其能利用自己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经验,去同化当前所学的新知识,从而在新旧知识之间建立起联系,并赋予新知识以某种意义。因此《汽车文化》网络课件学习内容设计的指导思想是以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为依据,以《汽车文化》教学大纲为基础,以学习者的学习需要、学习特点为中心,以培养和帮助他们提高自学能力和创新意识为目标,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学方法的现代化[3]。设计的一切学习内容都是为了学生的学,因此,对学习者、学习目标等进行分析可为学习内容设计提供依据。在《汽车文化》网络课件学习内容的设计中,应该对参加网络自学的学习者进行调查,包括他们的职业背景、心理特征、学习风格、认知水平以及知识结构等,并建立相关档案。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掌握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以便对其提供相应的学习建议,开展个性化教学。 2 《汽车文化》网络课件学习内容设计的基本要求 内容选取科学化[4]。《汽车文化》网络课件的学习内容应科学选择,首先要足够丰富以满足课程教学和学习者的需要,并且完整涵盖教学目标所涉及的内容。其次要体现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在疑难问题和关键知识点上提供多种形式和多层次的学习内容,适应不同学习者的多样化需求。 内容构成系统化。《汽车文化》网络课件的学习内容除了内容讲解外,还应包含学习目标、学习方法说明、课时进度安排、参考教学资源、答疑资料库、练习题库等,题库应包括所属模块、题型、试题正文、标准答案等字段,题型应包括是非题、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简答题等。 内容组织模块化[2]。《汽车文化》网络课件学习内容模块的划分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基本以知识点或教学单元为依据,并以有良好导航结构的WEB页面为主。模块组织结构应具有开放性和可扩充性,而且要建立起相关知识点间的关联,确保用户在学习或教学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跳转。 内容形式多样化。《汽车文化》网络课件学习内容应根据具体的知识要求,采用文本、图像、动画、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体,通过文字说明、背景资料支持、配音阐述、重点过程动画表现以及小画面教师讲授录像播放等多种形式呈现出来,通俗形象,使受教育者易于掌握,真正学会。 内容呈现层次化[5]。《汽车文化》网络课件学习内容每个知识结点取多少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如果采用较大的知识结点,冗长的篇幅显然对学习不利。因此,在内容呈现设计中应采用分层及逐层递的方法,即在基本层次上采用提纲式,学员可通过浏览提纲,决定是否获取进一步的资料。 内容区分特征化[6]。《汽车文化》网络课件学习内容应使用特征在明暗、色彩、大小、形状、序列、位置上的对比将关键性和非关键性教学资源加以区分,引起学习者的注意。 3 《汽车文化》网络课件学习内容设计方案 《汽车文化》网络课件学习内容设计方案严格按照以上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确定《汽车文化》网络课件学习内容为五大模块(图1)和三个层次(图2),根据不同层次对模块进行组合。初级层次主要针对普通大众,中级层次面向未来可能购车的潜在消费者,高级层次专门为将来可能从事汽车技术或服务的人员。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适当选择其中的内容进行学习。 下面以汽车公司与商标知识点为例,说明《汽车文化》网络课件学习内容在构成、组织、形式、呈现、区分方面的设计。该知识点的内容构成见表1,内容组织、呈现和区分见图3。其中蓝色下划线表示该内容有超链接相关的内容,学习者可以根据需要和兴趣爱好确定是否点击浏览;黑色表示一般的学习内容,红色表示凯迪拉克品牌的鲜明特点,1 2 3 … 尾页等表示知识点分页显示时的快速导航链接。该知识点内容比较简单、没什么难点,呈现形式主要是文字和图片。 4 结束语 自主学习型《汽车文化》网络课件的设计与制作是一项复杂细致的系统的工程,必须以教学系统设计的理念,对学习者、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策略、学习环境及评价系统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设计。本文对课件学习内容的框架进行了概要设计,并以汽车公司与商标为例简要介绍了知识点的详细设计,具体内容设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并且,课件制作完成运行后,还需要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因此,只有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不断地进行实践,才能使《汽车文化》网络课件满足自主学习者的需要,促进现代汽车文化的发展。 汽车文化论文:寻找汽车城文化基因 这片巍峨矗立的厂房和仪态万方的厂区,一直是长春的骄傲,是中国的骄傲。就是这个气势磅礴如森林般的工厂,不知承载了多少人的梦想,又实现了多少人的梦想。汽车城的故事,就像是一部英雄史诗,这史诗的字里行间皆是“我们学习,我们创新;我们抗争,我们自强”的字句,那是这史诗的灵魂,这该是企业文化。汽车城的文化基因在哪里?在这一钢一铁、一草一木之中,在每个一汽人的血液里。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2007年,刚刚继任一汽集团总经理的徐建一召集一汽下属所有品牌企业的200位高级经理,召开了一次会议一汽第六轮集团战略研讨会。 在此次会议上,徐建一明确提出要举全集团之力搞自主,并提出了一汽集团未来自主品牌的战略规划和战略目标。此举被普遍视为徐建一上任以来,打响一汽集团新自主品牌占如各未来走向的第一枪。 在徐建一的主导下,此前,一汽红旗事业部和红旗销售公司一并被撤销,统一归口一汽轿车;在销售模式上,红旗也由过去的直销变为网络销售,并同奔腾并网销售。而在自主品牌发展最为核心的技术路径选择上,徐建一并未拒绝或者否定其前任的思路:充分利用国际资源,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最终实现自主研发的目标。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奔腾B50的开发和上市才得以继续顺利进行。 这意味着,一汽率先基本完成了自主品牌产品系列和技术布局的全覆盖。 一汽的企业文化在哪里?在一代代掌门人的鞠躬尽瘁、奋勇拼搏里,在辉煌与成就背后,在勇往直前创新的征途上。57年,一汽开创了一段历史,在这部雄伟壮阔的史诗之内,赫然写着: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小人物的大故事 2001年4月30日,正在青海格尔木服务的解放贸易公司服务部技术员常彦江接到一汽本部电话,一辆解放卡车因为司机迷路,超载陷进河套里,在阿里无人区抛锚,司机已经被困20来天,生命危在旦夕。常彦江立即动身,从格尔木驱车23个小时来到拉萨机场,取到本部空运的备件,然后又带上向导,马不停啼地跑了1700多公里赶到阿里,当找到那位司机时,他已经几天水米未进,奄奄一息。人车得救后,那位司机拉着救命恩人常彦江的手,热泪横流,长跪不起。 一汽解放贵阳服务站夜间值班员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这是凌晨4时5分。敲门的是一位解放车用户,此刻正提着一块坏离合器从动盘向值班员陈述着:他的车坏在了服务站38公里开外的地方,车上装的是用于铺路面的热料,要是没法在早上8点之前送到工地,将会造成上万元的损失。库管员莫艳在睡梦中接到求助电话后,急匆匆地赶往服务站,却不想惟一一块离合器从动盘已被修理工人领走。她立刻联系修理工,可是,已经用了。看到用户几近绝望的神情,她打起精神,带着用户直奔数公里外的一汽配件专卖店。用户拿着所需的配件,激动地连声道谢:“到了一汽服务站,真正感觉像到了家一样!” 一位飞行员从广州的一家经销商那买了一辆宝来,买车自然需要维修和保养以及其他服务,一来而去,经销商跟车主熟络起来,也非常认可经销商的服务质量;不久,车主生了个胖小子,竟给儿子起名“宋宝来”! 自然不是每个汽车人的名字都能为人们所铭记、奉为英雄的,但是企业文化在哪里?就在这些小人物的心中。小人物也有大心愿,他们想要做得比其他人更好,“学习、创新、抗争、自强”,这是他们前进的动力。而电是这千千万万的小人物的精神,凝结成了这部史诗的灵魂――汽车城的文化基因。 汽车文化论文:汽车文化趣谈 汽车自1886年1月29日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一百三十多年。从卡尔・本茨造出的第一辆三轮汽车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跑到现在，竟然诞生了从速度为零到加速到100公里/小时只需要三秒钟多一点的超级跑车。这一百三十多年，汽车发展的速度是如此惊人！同时，汽车工业也造就了多位巨人，他们一手创建了通用、福特、丰田、本田这样一些在各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著名公司。当我徜徉在国家会展中心、总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的2017上海国际车展13个展馆中，欣赏着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1000多家知名企业争相登台表演的“车坛盛宴”；感受到本届上海车展人气爆棚、再创新高，规模和含金量都可谓空前而带来的快感；见证了中国汽车市场的欣欣向荣和中国汽车工业的长足进步，以及蕴含其中的不断发展的越来越丰富的汽车文化时，回望这段历史，品味其中的辛酸与喜悦，体会汽车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欢乐与梦想…… 汽车在制造和使用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套行为方式、习俗、法规、价值观念等构成了汽车文化。汽车文化以汽车产品为载体并与之结合，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在汽车的设计、生产和使用中，从汽车外表到内饰，从风格到品质，都深深打下了文化的烙印。 汽车是流动的风景，带给人们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汽车文化也将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独有的魅力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车商的介绍使我深刻认识到汽车文化绝非单单某一方面，它不仅包含极具观赏价值的汽车广告，带给我们赏心悦目的感觉，它还包括汽车展览，让我们大饱眼福，包括邮票、车标、老爷车、房车、改装车、影视剧、游戏、车名趣谈、汽车模型、汽车书刊、购车指南、汽车竞赛、汽车电影院、汽车俱乐部、汽车博物馆、汽车与体育、汽车与文艺、汽车与休闲、汽车与教育等等。 历经百年的汽车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汽车历史是一面文明之镜，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变迁兴衰、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追求和人们改造环境的情况。刚刚诞生时期的汽车，是权利、地位和富有的象征，到了流水线方式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时代，汽车才成为平民大众能够接受的消费品。平民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也融入到汽车之中，这为汽车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汽车文化的蕴义丰富，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含义、宗旨、设计理念。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对汽车的认识也有差异，比如美国、欧洲、日本，他们的汽车产品都有自己的特点，各有所长。 因为历史和文化差异，各国名车不尽相同。有人说“在美国的传统中，最大的就是最好的”，此话的确不假。纵观美国名车“卡迪拉克”、“林肯”、“别克”、“道奇”、“雪弗莱”和“福特”等，最显著的特点是既长又宽，像一只扁铁箱似的。美国轿车豪华气派，设备齐全，宽敞舒适，行驶平稳，处处显示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霸气十足；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名车受日本汽车的影响，车身有所减小，可在世界汽车中还是“大个子”。德在世界车市走俏的名牌车有“宝马”、“奔驰”、“大众”、“奥迪”和“保时捷”等，设计追求完美，科技含量较高，讲究严谨，线条挺拔而有力度，给人一种坚固耐用的感觉，海外有开“宝马”坐“奔驰”的说法，足见德国轿车能给人以莫大的享受。英国知名度最高的精品车为“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和“美洲虎”等，英国轿车造型优雅脱俗，充满了绅士贵族风度，表现为复古保守，精贵稀少，很少为迎合时尚而随波逐流，车身设计别具一格，甚至有些怪诞。 在全球闻名遐迩，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有优雅别致、线条简练、极富动感的法国“雪铁龙”；有精巧灵活、充满活力、世界“跑车之乡”美称的意大利“法拉利”、“林宝坚尼”和“玛莎拉蒂”等名牌跑车；有以美观、实用、价廉而著称于世的日本名牌车有“凌志”、“皇冠”、“公爵”、“蓝鸟”、“雅阁”和“三菱”等等。 前不久刚从美国旅游归来的儿子告诉我，作为车轮上的国家，美国有着深厚悠久的汽车文化历史，有着影响全球的三大汽车品牌，有着最为著名的汽车城底特律，汽车渗透了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坐在车里享受看电影乐趣的汽车电影院，到专为司机们设计的麦当劳餐厅“汽车穿梭窗口”；从遍布美国的汽车旅馆，到专门为房车设置的露营地，汽车是现代美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确实，对美国人来说，汽车就是一个无法离开的朋友、伙伴、家人，或者就是自己最钟爱的一个情人。美国是一个坐在汽车上的国家，我们不能想象，没有汽车的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对老中青很多美国人来说，汽车更是人生成长的一个标志，至少许多人第一次销魂就在车上度过。尽管美国车很多，但在许多城市，交通拥堵现象并不严重。一则是因为科学的道路规划和路标设计，比如在华盛顿，一些要道，上班高峰时进城道路4车道，出城道路3车道下班高峰时，隔离栏挪位，出城4道，进城3道，以此疏导交通。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人相对严谨的交通意识，面对行人，即使是闯红灯的行人，美国司机都会主动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因为虽然道路是汽车的道路，但在美国，行人拥有第一行路权，在人与汽车争路的时候，永远是行人第一；如果有汽车不顾行人而继续前行，则会遭到周边司机和行人的共同鄙视。 没有文化的商业没有前途，没有文化的商人缺少品位，没有文化的商品则不会有市场。于是，汽车有了文化：汽车，这个由上万个零件组合的机电产品，凝结了人类智慧的结晶，和谐地将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统一，绽放出绚丽的文化光芒。汽车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是人类行为的精神内涵。再说，有汽车就有车迷，就有典雅庄重的名车、精美的汽车模型、别致的汽车匙扣、亮丽的汽车服饰、惹眼的汽车杂志，还有汽车打火机、T恤衫等汽车礼品，这些，都是车迷们的最爱。 汽车自诞生伊始，就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它的高速性、机动性大大加快了人类改变自然、改变社会的步伐，人类也已经离不开汽车了。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支柱产业的汽车工业已大大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2009-2010年，中国已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新车销售国，年产销汽车达1800多万辆；2012年，中国汽车产销量仍保持世界第一，平均每月突破150万辆，全年累计产销超过1900万辆；预计到2020年产量将达到4000万辆。当一种消费品已经达到一定数量时，它自然就会在人们生活中发挥其使用价值“以外的作用，汽车也不例外，因此汽车文化应运而生。 “城市新名片・繁荣新见证”的上海国际车展精彩纷呈，可圈可点之处比比皆是，可谓春花芳菲开千枝。新车型、新技术、新面孔层出不穷，从中也折射出汽车文化的很多新内涵、新拓展。比如说，上汽集团提出“爱上汽车，畅行天下”的主题文化，表示要不忘初心、坚守正道，始终坚定文化自信。我还看到一家汽车公司提出了企业的最高价值：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开创一片美好的蓝天；企业精神是奋力拼搏、团结协作、知难而进、志在必得；企业宗旨是：追求卓越品质，共创幸福生活；企业理念是“三个满意”：靠完美的汽车开辟美好的生活让顾客满意；用精细的管理创造最好的回报让股东满意；以舒适的现场提供最好的环境让员工们满意；质量方针是：让顾客享受超值，抓质量命脉，促持续改进，造世界级汽车；品牌核心价值是：引领潮流，品位睿智。 “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的上海车展，描绘出自由出行的美好蓝图。无法否认，汽车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它在带给我们更为舒适、便捷、安全、绿色的同时，的确也带来了一些烦恼。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对任何生活方式的评价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好与坏。这是一种观念，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文化。 汽车文化论文:当前开展中国汽车产业文化史研究的必要性 一、“汽车文化史”研究背景 1.文化是国家及产业“软实力”的体现 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我们的汽车产业在近十多年间取得了L足进步，但我们的汽车文化相对落后，这与我们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的身份不符。因此，亟待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汽车文化。 2.汽车产业的发展需要汽车文化的繁荣 我国汽车产业相较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起步晚，国内自主品牌汽车生产企业近些年在技术层面的发展十分迅速，但都面临着一个向上走的问题，而且普遍头顶一块“天花板”。关于这个“天花板”是什么，业界众说纷纭，比较主流的看法是这个“天花板”就是文化支撑。没有文化支撑，自主品牌始终会在低端徘徊，只有突破了这个“天花板”，我国汽车产业才能真正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汽车文化不仅涉及汽车制造和消费，还包括交通、能源、环境等内容。剖析并解决制约汽车发展的这些重大问题，在当前尤为迫切，这是中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路上躲不过、绕不开的问题。 3.加强汽车文化的研究和建设，是解决汽车社会诸多问题的重要途径 中国私人汽车市场，自2002年开始呈现“井喷”态势。在本世纪最初的15年里，中国汽车市场规模几乎扩大了10倍。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和销售国，并进入了“汽车社会”。在这些喜人成绩的背后，我们也要看到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激增，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开始显现。从宏观层面看：能源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事故频发等已严重制约现代社会发展；从中观层面看：非法改装，地下赛车，乱停乱放，交通参与人安全意识淡薄、安全技能空白等问题层出不穷。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靠技术进步和政府精细化管理；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公众中普及积极健康的汽车文化，最终形成全民的自觉行动。 4.中国汽车文化发育尚不成熟，汽车文化研究和建设任重道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对技术有一种过度的“痴迷”，而忽略了文化的建设，总是试图用技术手段解决一切问题。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造成我国汽车产业在技术上进步“神速”，而汽车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我们现在进行的汽车文化研究和建设是在补以前拉下的课、还以前欠下的债。从这个意义上讲，汽车文化研究和建设任重道远，依然大有可为，而且能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为汽车社会提供有益的服务。 5.产业文化在职业教育领域的缺失对“产业人”的培养十分不利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产业人”的贡献。当前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更需要有文化、有理想、勇于担当、脚踏实地的新一代“汽车产业人”来完成。而汽车产业文化在职业教育中的缺位严重影响新一代“汽车产业人”、“汽车职业人”的培养和造就，对学生个人职业发展也十分不利。因此，找到一种学生易于接受的认知产业文化的呈现方式，找到一条能够让学生有效体验和践行产业文化的教育路径，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二、“汽车文化史”研究现状 1.汽车文化类书籍和文献“重技术、轻文化” 目前市面上发行的汽车文化类图书及职业院校教材，多以技术类书籍的面目出现。内容以介绍汽车文化的技术层面问题为主，很少从文化层面，尤其是很少从产业文化层面介绍汽车文化。在各职业院校，汽车文化相关课程，多被定位为丰富学生知识、感性认识专业，而很少从提升学生文化素养方面定位此类课程。 2.汽车文化类书籍和文献中以西方汽车文化为主体 这个现象的出现有其客观的原因，毕竟中国汽车产业的历史比较短，汽车文化兴起的历史更短，但也与国内缺少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关系。这正是我们这个课题需要填补的空白。 三、“汽车文化史”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1.研究目标 构建符合我国汽车产业实际，并能兼顾长远的理论体系，通过开发一系列课程资源作为载体，将汽车文化在汽车职业教育领域广泛传播，最终实现对全社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2.研究内容 包含体系研究、课程开发、教学实验、数字化资源和网络学习平台建设等四个部分： 体系研究：通过对西方国家100多年的汽车产业发展史进行梳理，并结合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史特点，构建中国汽车产业文化史的体系，并编写中国汽车产业文化简史。 课程开发：依据上述体系研究成果，开发出适合中等、高等职业院校和应用类本科院校学生学习的汽车文化类课程及教材。 教学实验：通过教学实验，检验上述课程和教材的科学性、实用性等，对不足之处加以修正。 数字化资源和网络学习平台建设：进一步开发以上课程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搭建数字化网络学习平台，一方面为学生在校学习提供更富现代感的手段，一方面可向社会大众更广泛的传播汽车文化，营造更为良性的“汽车社会”氛围。 四、“汽车文化史”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梳理总结出汽车文化史的起源及发展线索，为后续研究提供素材。 2.比较分析 通过比对欧美日等汽车强国的汽车文化史，找出其各自的特点和共性规律，为中国汽车文化史研究提供参考。 3.实地调研 通过参观博物馆、走访企业、访问当事人等方法，收集第一手资料，为后续研究提供素材。 4.教学实验 对开发的课程和教学资源进行科学、严谨的教学实验，并根据实验结果对其进行修改和调整。 五、研究团队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汽车职业教育研究所，北京运华天地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十堰职业技术（集团）学校。 六、研究进度安排 课题研究从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为期两年。 第一阶段： 2015年3-4月，查阅资料；准备子课题开题报告。 2015年5月下旬，参加课题开题会，汇报和修改开题报告。 2015年6月底，完成汽车文化简史编写大纲。 2015年6月底-12月，编写完成汽车文化简史初稿。 第二阶段： 2016年1月底，完成汽车文化简史初稿审定并准备出版。教学实验组工作启动，研究确定实验方案、组织教师培训等。 2016年3-7月，进行汽车文化史教学实验。 2016年8-10月，完成实验报告，完成总研究报告。 2016年12月初，进行课题成果鉴定。 七、“汽车文化史”研究成果 本课题旨在系统研究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文化脉络，挖掘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所蕴含的文化精髓、民族精神特别是开拓进取、创新创业精神，总结与升华行业规范、职业伦理等；并以此教育、影响、熏陶职业院校学生，培养他们的职业精神，提高他们的汽车产业文化素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 本课题拟通过整合汽车行业与职业教育的资源，在系统梳理研究汽车文化史的基础上，构建我国较为完整的汽车产业文化史框架和职业院校汽车产业文化史教育的课程和实施方案。 汽车文化论文:十年前谈市场十年后谈智能啥时谈汽车文化 “两会”结束时，就是京城百花盛开的时候了。 偶尔翻了一下十年前“两会”关注汽车的话题，那时是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北京老百姓关注的是还有啥新车型会在奥运前开卖，买普通轿车，还是SUV，还有就是北京奥运期间要实行单双号，是否要购买第二辆车……专家则是关注民族汽车工业，担心国产汽车会被国外工业击垮，担心中国会成为第二个巴西……但是，谁也没有谈到怎样提高汽车文化。 十年后的今天，汽车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产能过剩、大城市限购、交通拥堵、尾气污染、新能源骗局频发……今年“两会”关于汽车的关键词是：智能汽车。至于新能源车嘛，要规范成“清洁能源车”。总之，现在明白人是越来越多了，套路不好玩了。这也许是有汽车文化的一大表现。 有人说，汽车文化是个很大的概念，在一些大学的汽车专业里，汽车文化甚至是一门必修课。但汽车文化其实很简单：从你选购那天就开始了，比如是买A级车，还是C级车？日本车肯定不考虑了，那韩国车也不会买了吧？有人说，汽车要增加，或减少一些部件才算玩改装了，其实，你在车身上贴一张贴纸就算有文化了。十多年前，美国很多人会在前后保险杠上贴贴纸，一是可以遮挡小擦伤，二是彰显自己的个性（这是花钱最少的改装哦），被称为“Bumper文化”。几年前去欧洲旅游的人会发现车尾贴着：GB（英国）、D（德国）、F（法国）、S（瑞典）的贴纸，其实那都是欧盟组建之前的产物。那时，尽管有国界，但有些欧洲国家之间有小联盟，过境是不需要检查的。现在反而很多车身上贴的是“E（欧盟）”，但车主可能是来自俄罗斯的。 车贴文化也是很自然地进入中国。酷爱赛车运动的，车身上有著名F1赛道的贴纸、WRC的拉花，但我看到一辆国aSUV后窗玻璃贴着日本秋明山线路的贴纸，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了。国内的车贴也反映政治气候，比如很多日系车上都贴着：钓鱼岛是中国的！（那是五年前的痕迹）如今我在想，韩系车主要贴点啥？ 路上的车多了，路怒族也多了起来，最近我看到这样的车贴：关上你的远光灯，傻X！ 中国的车多了，但汽车文化没有长进，反而是落后了。不管何时都开着远光灯的，除非被抓现行，被晃的车主也是无可奈何。有个地方的交警让开远光灯的司机坐在灯前自己感受，不过马上有人指出：这不合法。其实，对这种无汽车文化的人，就是用车贴骂，也不是办法，为何中国就不会用法律手段逼这些人懂汽车文化呢？ 写到这里，我突然同意智能汽车这个概念了，要开着这种车是否变线加塞就会被拒，不该开远光时是否就打不开……没文化的车主被有文化的车给治了，好像还挺符合国情的。 转眼之间，《汽车之友一冲程》已经发行第四期了。2017年，汽车之友下半刊的升级，让很多业内人士感到耳目一新。其实，“冲女郎”只是我们想丰富一下读者的汽车文化，但后市场和赛车运动内容才是让你提升汽车文化的必读物。 本期你可以读到奔驰、宝马和本田的改装案例，还能跟我们的记者体验保时捷的冰雪试驾。汽车运动方面，除了一年一度的泛珠春季赛，还能看到我对金港达人老叶的专访。 春天来了，汽车文化的春天也来不？ 汽车文化论文:互联网时代高等院校汽车文化建设与实践 摘 要：互联网是传播社会文化的重要途径，随着互联网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汽车文化借助网络媒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网络汽车文化异军突起，高等院校的汽车文化建设对人才的培养要符合汽车市场的变化趋势。通过阐述汽车文化建设的特征及发展现状，分析网络时代下汽车文化发展的营销优势，探究互联网时代下汽车文化建设的营销策略，以期为高等院校的汽车文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互联网；汽车文化；现状；营销；策略 引言 我国汽车企业发展过程中，受全球经济低迷影响十分的不稳定，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汽车文化反映了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态度及生活方式，是人与汽车之间的发展关系，汽车作为“第一商品”越来越受到网络多媒体的关注与重视。网络多媒体的出现，成为汽车文化传播与销售的主要途径，汽车文化借助网络多媒体，将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互联网汽车文化建设的特征 第一，互联网时代下的汽车文化具有一定的普及性。互联网多媒体技术的传播速度在文化传播方面远远超过其他的传播手段，网络的迅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汽车企业开始借助互联网这一宣传平台，汽车公司也开始在互联网创建符合自身企业文化的官方网站平台，实现企业的电子商务化，通过互联网获取汽车信息资源是汽车企业的首选。据相关资料显示，汽车网站每天的浏览人数都会突破百万，与传统的汽车媒体相比存在很大的优势，消费水平及文化程度较高的消费者是互联网的主要人群。 第二，互联网时代下的汽车文化具有一定的互动性。互联网时代为人们提供了个人的文化互动空间和表达方式，具有一定的互动性和同步性，电子公告牌、博客、微博、汽车论坛等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开放、平等、共享的网络空间，这些形式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全面、广泛，关于汽车使用的原创文章、新车的试车报告、汽车网站的链接分享、汽车公司关于产品资料信息、使用者评论等信息在网络上随处可见，这样网络宣传方式方便了消费者对汽车信息的了解，加强了汽车文化的互动性。 第三，互联网时代下的汽车文化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互联网时代下的汽车文化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覆盖率广、受众群体多、传播效率高、信息资源容量大、互动性强、花费成本低、试听效果好、可以随时自行等优势。同时，网络汽车文化在设计时遵循美学特征，突出产品的实用性、功能性及艺术性，汽车企业网站在官方平台上传大量各种车型的图片及信息，进而加强对人们的视觉冲击效果，展示汽车的独特创意和功能性需求。 第四，互联网时代下的汽车文化更具时尚色彩。互联网时代下人们的审美标准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网络汽车文化呈现出流行、快速、多变等特征，网络汽车文化具有时尚色彩，主要表现在对新款车型的设计、汽车衍生品、汽车装饰及汽车美容等方面，汽车更新速度和流行速度快，采用动感流线设计，将一些时尚浪漫、流行元素赋予到汽车外形设计中，汽车的色彩上以实用、速度、空间、庄重、高雅等流行元素作为主题设计。 二、汽车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第一，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由盲目消费过渡到理性消费。过去，人们了解汽车产品的渠道比较狭窄，导致出现盲目消费的现象，使汽车市场价格攀比严重。现在，随着汽车营销模式的多样化，人们的消费观念由盲目消费逐渐转变为理性消费，销售者的消费心理越来越成熟。但是，目前的汽车行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标准体系，价格攀比现象虽然有所缓解，但消费者对汽车产品的质量要求和售后服务方面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第二，汽车市场混乱导致汽车行业的经济利益越来越低。我国汽车市场的发展还比较缓慢，汽车行业的规范标准还不够完善，汽车体制的规划也不够完整，导致汽车市场混乱，汽车产品的质量良莠不齐，一些小型的汽车公司开始模仿汽车类型，汽车企业不能及时地制定创新策略，使企业的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汽车行业的经济效益。 第三，汽车生产厂家对消费者需求的忽视，使汽车企业发展缓慢。汽车的营销渠道以汽车厂家为主，汽车经销商的营销模式还停留在传统的营销模式中，营销技巧和营销水平还比较不成熟。在汽车销售过程中，销售人员只是一味地进行产品资料的讲解，单项交流的销售模式忽视了消费者的真正需求，使企业不能针对消费人群的需求进行创新和改进，进而导致汽车企业发展缓慢。 第四，汽车的营销对象受到一定的局限。在我国，汽车的营销对象大多数是以家庭为主，由于城乡的消费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汽车销售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汽车市场还有一定的开发空间。 三、互联网时代汽车文化发展的营销优势 互联网时代汽车文化不但具有宣传作用，还能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挖掘商机。互联网时代，汽车企业在营销方面存在以下椎阌攀疲 第一，有利于转变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受互联网文化的冲击，汽车的消费观念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得以体现，将互联网文化与汽车消费理念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型的汽车消费文化，使汽车文化的消费观念及生活方式渗透到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中，进一步推进消费群体对汽车产品的消费。 第二，有利于扩大传播汽车营销信息。互联网文化的科技性、先进性、数字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特点，使汽车信息资源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不受种族、地域、国度的限制，尤其是汽车是全球性商品，只要消费者愿意为其消费，不管哪个国家生产的汽车产品都是消费者的消费对象。网络文化是自由的、开放的、可分享的，网络文化的全球化特点使汽车的品牌形象和性能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极大地拓展了汽车的营销市场和影响力。 第三，加强了消费者与汽车营销的互动与认知。网络文化具有无限的开放空间，汽车企业的销售情况在网络环境中可以随意地传播、互转、评论、褒贬，人们在网络文化环境中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流。加强消费者与汽车营销人员的互动、消费者与体验者之间的互动、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有利于汽车企业及时了解大众消费者的需求，也利于大众消费者对汽车品牌的认知度。 第四，汽车文化传播呈现低成本高效益的发展趋势。网络文化传播的特点是经济成本低、传播速度快，是汽车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传统的汽车文化传播过程中经济成本花费高、传播速度慢、传播效果可见一斑，网络文化应用在汽车文化传播中，将汽车信息资源迅速的传播至各个领域。互联网信息技术是网络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它具有快捷性、系统性、全面性、动态性等传播特点，汽车企业在网络营销环境中借助这些特点可以更好地展示汽车企业的品牌优势。因此，现在很多汽车企业开始重视网络文化中汽车的营销价值，并将其作为适合企业发展的营销战略。 四、互联网时代汽车文化发展的营销策略 第一，充分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手段。互联网时代网络搜索引擎手段可以及时、快速、精准地进行信息搜索，汽车企业应该着重加强对这项功能的重视，充分发挥搜索引擎手段的作用，通过与引擎机构合作，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进一步扩大汽车的销售范围和销售渠道。目前，国内的大型的搜索引擎机构有百度、搜狗、好搜、易搜、有道等，国外的大型搜索引擎机构有雅虎、谷歌、必应、Goo等，汽车企业要加强与这些机构的合作，同时还要加强与商业引擎的合作，如阿里巴巴，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好各种网络资源，在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促进汽车文化的传播速度和传播效率。 第二，利用网络优势开发消费者需求。汽车企业可以利用网络与消费者进行良好的沟通，及时地了解和掌握消费者的需求，加强消费者对汽车企业的认可和了解，建立与消费者的信任感。这样在了解消费者产品需求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相关产品的推荐，对消费者的疑问认真、耐心、全面地进行解答，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售前及售后消费者服务满意度，为企业的发展奠定扎实的服务基础。 第三，建立汽车网络服务体系。组织各大汽车企业建立汽车网络服务体系，加汽车行业在网络市场中的互动与交流，一方面可以实现汽车行业客户资源的共享，另一方面也可以集中进行汽车品牌信息的展示。同时，汽车网络服务体系的建立，还能营造专业化的服务理念和企业文化氛围，进而提升汽车行业在市场的影响力。 第四，建立专业的汽车网络销售、咨询与服务一体化平台。互联网时代下的汽车文化建设要不断适应营销环境的变化，同时遵循汽车营销理念，发展以客户为中心，维护客户资源信息，加强潜在客户的开发和消费客户的回访，建立汽车企业网络销售、咨询与服务一体化平台，进一步巩固网络汽车市场。 第五，加强网络营销手段的开发。网络环境下，应根据互联网文化的发展特性，有针对性地对消费人群进行营销。汽车企业应该加强网络营销手段的开发，通过汽车专题报告、汽车宣传片、汽车专家访谈、汽车网络游戏开发、汽车电邮等网络多媒体手段进行宣传，以多样化的网络宣传方式展示汽车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硬件优势，进而多方面、多角度地提升汽车企业的品牌影响力。 结语 互联网时代的汽车文化建设在营销模式上有着低成本、高效益的优势，我国高等院校必须充分了解汽车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不断研究与分析网络环境下汽车企业的营销方式和营销策略，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合现代汽车企业发展的优秀人才，为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汽车文化论文:浅谈汽车文化之车展 在现实生活中，汽车文化及其相关的一系列现象也在以各种形式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汽车展览会应该是最能体现汽车文化的现象，它带来的许多新车型、汽车展会风格和文化氛围，让人感受到汽车工业跳动的脉搏。 义乌第八届汽车文化节（汽车展览会），服务人员介绍，它始创于2007年，是以文化为主线，采用静态展示、动态体验、娱乐互动、知识普及等多种形式集于一体的综合性汽车文化活动，让大家在购车之余能了解和感受除了汽车本身以外更多的文化气息。经过这些年的培育，随着汽车厂方标准展具投入的增加，规模也随着扩大，目前已成为浙中地区最大规模的汽车展。本届车展让我大开眼界，不仅世界豪车巨头法拉利、玛莎拉蒂、劳斯莱斯、保时捷、凯迪拉克、路虎、英菲尼迪、奔驰、宝马、奥迪等一个不落，合资大腕一汽大众、东风日产、广汽丰田等亦悉数到场，自主品牌比亚迪、吉利、力帆等也以强大的阵容展示品牌实力。现场活动丰富多彩，美女模特、劲歌热舞、抽奖、有奖问答、新车等等让大家在赏车购车之余也享受到了游玩之趣。展会上除了各种车型、品牌让我大饱眼福之外，主办方对于著名车种历史的介绍让我感受到了汽车文化独特的魅力，每一个小小的标志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我想，驰名全球的五大车展也早已走过卖车阶段，而今多是交流技术、传递汽车文化，现如今车展真正的意义，除了挑选和购买汽车、一圆自己的“汽车梦”之外，还要让大家来感受汽车文明和汽车文化。 车展显示了汽车工业、汽车文化的繁荣发展与蓬勃生命力，但是无论什么东西，什么事情，它总是有利有弊的，汽车文化也是一样。我们在享受汽车文明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现象，我们承受着汽车社会所带来的能源、环境、安全、不文明用车等负面影响。汽车排放的汽车尾气无时无刻不在污染着我们呼吸的空气，汽车的噪音在一定程度上也危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汽车行驶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也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和财产。走在大街上，最让行人苦恼的应该就是汽车尾气和鸣笛问题了，我想，尾气问题只能靠新能源开发来解决，鸣喇叭则要求司机素质、交规硬性规定来控制。暑假理论考培训时，看了不少关于交通事故的短片，我深有感触，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原本是为了方便人们出行的，却有不少人因它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这并非汽车存在的初衷。文明用车是汽车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平时见到的不文明用车的现象实在不少，我们的教练一直非常调“车德”的问题，司机、行人素质提高了，交通井然有序，我国的事故就会少一些。我认为只有建立健康和谐的汽车文化，人类才能更好地享受汽车文明，才能更快实现人车和平共处，达到“人车合一”的理想境界。 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汽车文化的逐步完善，中国的汽车强国之路将势不可挡，我们也终将走进真正的汽车时代！ 汽车文化论文:军校汽车文化有效教学的策略研究 摘要：针对军校教育目的、教学背景、教学对象和教学条件的特殊性，探索军校汽车文化有效教学的策略。提出四个策略：把握学员特点和学习需求，以校本为原则构建教学理念，以素质为核心规划教学内容，以学员为中心实施教学。教学实践表明，在这四个策略的规范下，军校汽车文化教学体现出了有效教学的特征。 关键词：军校；汽车文化；选修课；有效教学；校本；策略 0 引言 有效教学是“规范教师教学行为的标准条件”[1]，有效教学的策略是指“可以在教学实施中推广的研究成果或结论”[1]。教育目的不同，有效教学的涵义和评价标准也会随之变化[1]。随着汽车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普及，我国已经从整体上逐渐进入汽车社会，地方高校汽车文化教学成为“普及汽车文化的有效手段、引导广大学生掌握汽车基础知识的有效途径、提升社会汽车文化素养的有力举措”[2]。在社会和汽车工业发展背景下，军人生活中与汽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同时由于军用车辆装备增多，军人在工作中涉及汽车的机会也增多了。为此，军事交通学院从2013年开始推出汽车文化选修课，并针对军校教育目的、教学背景、教学对象和教学条件的特殊性探索有效教学的策略。 1 把握学员特点和学习需求 汽车文化选修课作为全院公共选修课，选课学员来自不同的本科专业、不同年级，包括士兵学员和青年学员以及有地方院校学习经历的学员。通过对数百名学员的调查和了解，发现每次选课学员总体情况虽然不完全相同甚至差别很大，但是有一些共同点，例如，普遍喜欢汽车但是感情不深厚、不稳定，没有把对汽车自发的、外在的情感转化为促进专业学习的自觉的、内在的动力；不清楚安全出行、文明交通的社会背景和必要性，对当前道路交通中出现的问题动辄成为社会热点缺乏深刻的思考；学习过专业课的学员，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不同程度地被课程与学科所分割，没有内化为自身的岗位任职素质；等等。 进行有效教学，首先要在了解学员总体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课堂教学和课下的交流，尽快掌握本次x课学员的具体特点，根据学员专业、年级、经历等方面决定的学习基础，明确选课学员总体的学习需求，依此确定课堂教学内容，并把具有代表性的学员个体的学习需求融入课外任务中引导学员自主学习实现差异化教学。 2 以校本为原则构建教学理念 汽车文化选修课是具有专业性质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地方高校的教学成功经验表明，结合本校优势特色和学生具体情况的教学模式容易达到预期效果。军校汽车文化选修课，应该符合军校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那就要以校本为原则，即从“为了学校、在学校中、基于学校”[3]三个方面，构建教学理念。 军事交通学院军事交通运输特色明显，近年来更加突出“贴近部队、贴近装备、贴近实战”的教学导向，强调教学“向实战聚焦，向部队靠拢”，大力推进实战化教学改革，加快向战略投送能力支撑性院校的转型。基于该院的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例如无人驾驶汽车等科研成果和汽车运输勤务等特色教学内容，在军队和院校改革背景下，构建“要求为依据，素质为核心”的指导性教学理念，明确“教什么”的问题。 军校学员自由活动时间少，接触互联网机会少，组织很多课外活动的难度大，不像地方高校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等各种媒体、竞赛活动或社会实践更深刻地理解汽车文化，但是他们同样渴望了解最新的社会热点问题，也希望了解部队岗位需求。基于军校特殊教学环境，考虑军校学员与地方高校学生学习条件的差别，构建“课堂为阵地，媒体为前哨”的方向性教学理念，明确“在哪里教”的问题。 军事交通学院《汽车文化》选课学员来自不同专业和年级，其中不乏汽车爱好者甚至“发烧友”、汽车游戏高手、驾驶技能高超的汽车兵，也有的几乎为零基础；有高中毕业入学的学员，有经历过部队历练的学员，有曾就读于其他学校的学员；有的学员具备一定的汽车专业知识，有的学员即将学习汽车专业课程，还有的学员没有机会学习汽车专业课程。同一课堂的学员学习基础不同，学习期望不同，传统的讲授方式无法满足他们的学习目标。基于选课学员专业、年级、经历的多样性，针对由此带来的多元教学目标的实际情况，构建“教员为主导，学员为主体”的执行性教学理念，明确“怎么教”的问题。 3 以素|为核心规划教学内容 学员的汽车文化素质指他们在参与社会中汽车相关活动特别是道路交通所应具有的汽车社会公民文化素质，今后在与军车相关的任职岗位上所应具备的汽车军事运用素质，作为学员在专业学习特别是汽车相关内容的学习中所应具有的稳定的学习动力、专业认同感和使命感。 以知识与技能为核心规划教学内容，会出现因为学员学习基础不同、学习需求不同而导致学员个体学习目标难实现、课堂教学难组织的实际问题，进而导致事实上的无效教学。以素质为核心规划教学内容，是把对学员的汽车文化素质要求进行解构，具体化为道路交通安全意识、专业学习自主意识、岗位任职实战意识三个方面，学员在三个方面意识的现实基础与课程目标要求之间的差距体现了他们的学习需求，选取适当的实例作为载体，突出“军味”和“特色”，把适于大多数学员学习的汽车安全文化、汽车及其技术发展和汽车军事运用三方面内容的具体知识点融于实例中。尽可能避免重复其他课程中的知识性或技能性内容，力求打破课程之间的界限，充分发挥选修课不受学科体系限制的优势。同时，挖掘本院教学科研特色优势中蕴涵的汽车文化资源，提高实例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4 以学员为中心实施教学 汽车文化选修课主体教学方法为传统的讲授法，通过来源广泛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多样的教学组织激活课堂，实现高效率的教学。但是也通过课外任务的布置和引导等方式鼓励、指导学员充分利用内容日益丰富的校园网和更加宽松的互联网上网环境，有目的的自主学习更多汽车文化知识，了解更多汽车文化资源。在专业知识的引入方式和讲授角度以及课堂研讨交流的组织、课外任务的布置与评价方面体现教员主导作用，在教员给各类型学员提供的课内研讨发言和课外任务中体现学员主体地位。以学员为中心实施教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是创造尽可能多的交流机会。除了课堂教学组织中的研讨交流，还公布教员联系方式便于有交流意向和需求的学员课下交流，讨论对于汽车及相关问题的看法，讨论关于汽车的困惑。对于因遭遇交通事故等原因对汽车专业学习存在恐惧、厌恶等不良情感的学员进行疏导和鼓励，对在课堂上精神不振的学员询问情况，对生病、身体不舒服的进行关心，对因体能训练、执行任务等导致疲惫的加油鼓劲。 第二是鼓励学员参与教学。在课堂上为对汽车感兴趣而且了解较多的学员提供展示的时间，对课外任务中表现优秀的学员提出表扬和奖励，以带动其他大部分学员的学习。加强课外任务的分工与合作引导，目前课外任务已经从单纯的个人提交结课论文，发展为需要自发结成小组或教员指定分组的协作完成的综合性任务，布置的任务力求有趣而又要求对汽车有一定理解，要求各组自己协调分工共同完成并保证每名学员都有具体任务。 第三是尊重学员个体差异。随着军事交通学院汽车文化选修课从以地方汽车文化教材加军车介绍的内容逐渐向校本教学内容过渡，实现了传统的知识结构体系向素质要求体系的过渡。在教员的课堂教学中，以促进学员对汽车文化的理解、改变学员在汽车文化观念上的缺失、错误和偏差为主，以传授知识为辅；在学员的课后学习中，以激发学习兴趣、完善知识结构、促进专业认同感和责任感为主。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任务，使不同基础的学员都乐于学、都有收获。 虽然对于上百人的选修课，关注到学员个体并不容易，但是由于以学员为中心实施教学，最大限度地满足学员的学习需求、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教学的有效性显著提高。军事交通学院汽车文化选修课已成为广受欢迎的一门课，学员选课踊跃，对课堂教学的参与程度较开课之初明显提高，学员以各种借口缺课和在课上心不在焉隐性逃课的现象明显减少，课堂教学的学员参与率由10%提高到了80%，课外任务的完成率由40%提高到90%。 5 结束语 根据军事交通学院汽车文化选修课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把握学员特点和学习需求、以校本为原则构建教学理念、以素质为核心规划教学内容、以学员为中心实施教学四个有效教学的策略。教学实践表明，在分析学员的基础上，遵循校本教学理念，以素质共同需求为目标、以实例为知识和技能载体规划教学内容，提高学员的课堂教学和课外任务的参与程度，会比较显著地提高教学效果。特别是通过对课堂教学和课外任务的有效组织和引导，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课堂教学以知识体系为依据的课程目标、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一致性与学员个体差异之间存在的矛盾。在四个策略的规范下，军校汽车文化教学体现出了面向全体学员、加强学员与教员互动、学员相互合作、积极学习等有效教学的特征。 汽车文化论文:对军校汽车文化课程目标的探索 摘要： 汽车文化选修课以知识与技能为纲的课程目标，在具体化为教学目标并付诸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适用于实际教学情况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从理论支撑、现实需要两方面分析了以素质为纲课程目标的构建基础，并对总体目标以及素质与意识、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三方面的分类目标给出了表述。从课程目标的层面实现了对学员学习需求的全覆盖，并为同一课堂面对不同基础学员的有效教学、课内导学与课外自学相结合的差异化教学提供了依据和指导。 P键词：军校；汽车文化；选修课；课程目标 0 引言 地方高校汽车文化教学在汽车逐渐普及并带动城市和国家进入汽车社会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普及汽车文化的有效手段、引导广大学生掌握汽车基础知识的有效途径、提升社会汽车文化素养的有力举措”[1]。军事交通学院自2013年起开设汽车文化选修课，作为军校中的新课程，对课程目标的探索成为重要的工作。 课程目标是课程工作者在明确了课程与教育目的、培养目标的衔接关系，以及在深入研究了学生的特点、社会的需求、学科的发展等各方面的基础上确立的，使这些要求在课程中得以具体地、充分地体现[2]。根据军事交通学院课程标准规定，按照总体目标以及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分类目标的形式，对汽车文化选课学员结课应达到的要求进行了表述，初步建立了类似专业课的课程目标。但是这种以知识与技能为纲的课程目标，在具体化为教学目标并付诸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适用于汽车文化选修课实际情况的问题。 1 以知识与技能为纲的课程目标存在问题分析 第一是统一的知识与技能目标对选修课学员不适用。以知识与技能为纲的课程目标，知识与技能的要求具有决定作用和主导作用，还直接影响着其他两个分类目标。基础课和专业课强调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因此必须要有明确的要求，而且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要求或是服务于知识与技能的实现，或是其外在体现。但是统一的知识与技能目标对年级、专业、经历等学习基础不同的选修课学员不适用，例如，汽车文化中发动机的发展史就不宜进行知识与技能的统一要求。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其发展史是汽车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有极其丰富的教学素材，相关教学内容展开必然涉及发动机的构造和原理，然而很多学员在专业课中已经学习过发动机专业知识，也有不少学员对发动机知之甚少，讲会使具有专业基础的学员“吃不饱”，不讲则会使没有专业基础的学员“难消化”。 第二是照搬必修课和限选课的过程与方法对选修课不适用。例如，基础课和专业课都可以通过一定量的课后作业促进学员学习，可以要求学员进行预习和复习，但是受选修课性质所限，课外任务过重甚至课堂教学方法过于正式都可能严重影响学员的学习兴趣甚至选课的积极性。另外，必修课和限选课可以安排参观见学、实践教学等多种形式，汽车文化选修课受开课条件、上课时间等因素制约目前只能以课堂教学的形式进行。以知识与技能为纲的课程目标，仅从教学过程与方法上分析，就可知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三是附属于知识与技能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对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不适用。我国高校的汽车文化课程是从2000年左右逐渐开设并不断发展的，其背景一是社会中汽车的普及对高校教育的要求，二是教育部在高校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及普及工作，也就是说地方高校的汽车文化教育大多是以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出现的。借鉴地方高校汽车文化教学的成功经验，军校汽车文化选修课应该定位于军校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而非具有专业性质的通识课。因此，仅提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是不够的，附属于知识与技能目标就更不能体现出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的要求。 第四是忽视学员个体差异的课程目标对军校选课学员不适用。对于汽车文化选修课，相比地方高校选课学生，军校选课学员的情况更复杂，年级、专业、经历等方面的多样性不仅造成学习基础的差异，而且因专业不同带来的学习需求和因个人兴趣不同带来的成长期望都要求实现教学的差异化，统一的课程目标显然不能促进不同类型学员都乐于学、都有收获。 另外专业课形式的总体目标针对性不强，放在汽车文化选修课课程目标中有空话、套话的感觉，没有体现出汽车文化的特点和在实现军校教育目的及人才培养目标方面的独特功能。 2 以素质为纲课程目标的理论支撑 第一，高等教育“培养专业化的社会行动者[3]”，根据行动者的理性成熟度，可以把高等教育目的分为经济理性、道德理性、思辨理性三个层次[3]。按照这个逻辑，将高等教育目的转化为大学教育的最终目标，即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表达能力、就业技能、道德推理能力、公民意识、批判性思维能力、理性气质[3]”。课程目标要把教育目的和人才培养目标具体化，因此，蕴含“道德”、“思辨”、“能力”、“意识”、“气质”等内化为品质的素质方面内容体现在课程目标中，其实是很好地衔接了教育目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是教育领域一直追求的。传统课程从注重知识与技能向注重素质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而新开设的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就没必要再去走这样的弯路，而是应该把素质放在核心地位。由高等教育的本质分析得到的教育目的、人才培养目标并具体化为课程目标，是从教育学原理或学术角度对以素质为纲课程目标的理论支撑。 第二，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15修正版）等最新的文件都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明确对受教育者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更加关注学生个体的发展[4]。随着社会和教育本身的发展以及我国对教育认知的深化，在相关文件中对教育目的表述，从最初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外在要求即知识与技能要求，逐渐发展为开始关注学生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即核心素养[4]，是从政策层面对以素质为纲课程目标的理论支撑。 第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军队要聚焦实战、提高实战化水平，对院校教育的发展也作出重要指示。院校教育要为提升我军实战化水平提供优质教育服务和人才支撑的内在本质要求更加明确，军校课程要聚焦强军目标的核心要求和实战化训练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培养能打胜仗的军事人才，为军队建设服务，传承创新军事文化[5]，是从军队建设和院校教育改革发展战略决策方面对以素质为纲课程目标的理论支撑。 3 以素质为纲课程目标的现实需要 汽车文化选修课选课学员的学习基础和学习需求各不相同，但是提高汽车文化素质却有普遍的共同之处，这就是以素质为纲课程目标的现实需要。 第一，在道路交通中遵法守规是汽车社会基本公民素质。我国已逐渐进入汽车社会，安全出行、文明交通成为社会共识，社会对具有大学生和军人双重身份的军校学员具有更高的素质期望。需要消除军校学员因生活环境相对封闭造成的对当前社会道路交通及管理现状的模糊认识，引导他们始终如一地把遵法守规内化为自觉行为。 第二，部队车辆装备的应用日益广泛，学员毕业后的岗位任职与汽车关系更加密切。特别是汽车相关专业学员，由于没有地方大学生那种就业压力，在校学习期间对汽车的情感和专业认同感、职业使命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是否具有稳定的学习动力甚至是否能获得良好的专业学习效果。需要引导学员将对汽车自发、浅层的兴趣转化为有利于专业学习和岗位任职的自觉的、内在的动力。 第三，部队训练越来越实战化，军校教育也不断向实战化聚焦，但是不论军校怎样向部队靠拢，军校教育都不可能替代部队训练，院校定位于“人”的培养，注重影响和熏陶，注重基础性、稳定性和长远性。长期以来以后勤保障为基本任务的军车要提高实战化，使用与管理军车的人具有实战能力是基础，在学员实战化教育方面，除了最基本的实战化训练项目之外，更应该注重实战理念、实战精神的培养。 4 以素质为纲课程目标的构建 4.1 总体目标表述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提高汽车文化素质，更好地适应汽车社会道路交通的要求，增强专业学习特别是汽车相关专业学习的动力、专业认同感和职业使命感，增强与汽车相关任务的实战理念和实战精神。 4.2 分类目标表述 ①素质与意识。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员养成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专业学习自主意识、岗位任职实战意识，从而提高汽车文化素质。 ②过程与方法。学员通过听课、参与讨论、交流观点、完成课外任务、自主学习等过程，实现三方面意识的培养。主要包括：通过国内外道路交通状况与管理变化历程的学习，形成“在道路交通中遵法守规是汽车社会基本公民素质”的时代观念；通过研讨交流理解军人驾驶员交通违法的原因和预防对策。通过听课、完成课外任务、讨论与交流，发现学习汽车文化的乐趣并由此提高汽车专业学习的兴趣；通过对汽车特别是本国汽车工业发展历程的学习，培养对汽车的情感和专业认同感、职业使命感；通过对汽车技术发展过程的学习，认同指挥、管理和工程技术问题的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培养工程思维意识、运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的意识，激发探索精神、创新欲望，以及敢于向旧观念挑战的精神。通过对军车结构特殊性、军车驾驶特殊性、军车运用环境特殊性带来的实战化要求的学习，培养学员爱车爱岗、爱学爱拼的实战理念、实战精神。 ③知识与技能。了解汽车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理解汽车对社会和军队的影响，理解并自觉遵守与汽车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工作中的各种规定。在专业学习中能够利用汽车文化相关内容自主地从纵向、横向两个角度理解专业知识，以对专业的兴趣和岗位使命感增强学习动力。在工作中能够根据汽车发展历史正确认识我国我军的汽车现状和自己的岗位职责，能够有机结合汽车文化的内容进行相关文化建设和开展有关文化教育活动。 5 结束语 教学实践表明，以素质为纲的军校汽车文化课程目标，具有以下价值： ①ρг毖习需求在课程标准层面实现了全覆盖。军校汽车文化选修课，同很多具有专业性质的选修课一样，在教学中也存在“学生基础差异大、课程容量大与课时少相矛盾”[6]等问题，而且表现得更突出。以素质为纲的课程目标，把学员的学习需求全面地统一在了素质方面，避免了以知识和技能无法对学习需求全覆盖的局限。 ②为实现同一课堂面对不同基础学员的有效教学提供依据和指导。在将以素质为纲的课程目标具体化为教学目标时，蕴含素质教育需求的实例成为知识与技能的载体，对于在专业课中学过的学员，是从另外的角度来学习；对于没有学过的学员，在涉及该实例的学习中，由于知识性、技能性内容少比较容易理解，而且即便没有掌握知识与技能，也不会对素质的提高产生太大的影响。因而可以实现同一课堂面对不同基础学员的有效教学。 ③为实现课内导学与课外自学相结合的差异化教学提供了依据和指导。由于明确了素质要求、激发了学习动力，通过课堂教学的串讲、课外任务的规划和学员自主学习的引导，可以帮助学员针对自己的学习基础和学习需求构建个体的知识与技能体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差异化教学。 汽车文化论文:追求东方文化的汽车设计师 题记：将情感融入到设计中去，是广汽研究院副院长张帆一直以来所追求并不懈努力的设计理念。他常常说，在设计中，人们常常会加入精神层面的情感需求，不仅是中国人，更是东方人几千年来形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象征。在刚刚结束的广州车展中，家用汽车也有幸采访到张帆，在这个速食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听他讲一讲东方文化对于他的设计，都形成了哪些深远而富有价值的影响。 根植东方文化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东方人的诗句总是优雅中透露着宁静的气息，哪怕现在的城市已经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交通出行也能够朝发夕至，然而有些人的骨子里依然保留着最初最纯净的情结。张帆说，就像我们在传统的起居室、在家里或者庭院之中，都会放置很多贯穿自然的摆设，比如盆栽、花草、观赏鱼等等，这些实际上一直是伴随着国人几千年来对于空间文化和设计的诉求。 同样，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谈到车，它不再是简单的运输工具，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移动的人居空间，而在移动的人居空间里面，我们在满足了人们所有的工作化需求之后，更多地会关注到情感化的需求。张帆对于这一点，深信不疑，他说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情感化也是广汽传祺在车型设计中所做出的系统总结。 谈到东方文化，不得不说到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千百年来贯穿儒家文化始终不变的特征就是“和”。“和”的境界是“和而不同”。主张不是为“和”而“和”，而是“和而不流”，必要时还可“求同存异”。张帆提到，在车型的家族化设计中，广汽传祺并没有随波逐流、一成不变，而是将每一辆车都赋予它充分的特性。和而不同，也就在这一点上体现出来，即使将广汽传祺所有的车型摆在一起，你也能够辨识出，它们是一家人，然而每一辆车又能够彰显出自己的性格，对于年轻的品牌来讲，这是最好的结果。 对于广汽传祺，张帆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心血，每一辆车，都是他赞不绝口的作品。比如传祺GS4，作为A级的SUV，它面对更加年轻的市场，因此造型也更加犀利、活泼、有动感。而传祺GS8的目标客户，是35岁左右有家庭、更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群，因此造型上更加追求稳重、有气势。张帆认为，一旦简单地将任何一种产品固化，将不会做出好的产品，广汽传祺也完全没有必要走某一种固定风格的道路。依据车型，定位不同，目标不同，做出不一样的产品，才是企业最终的追求。“就像有的人出生于皇室，再落魄，你也能感受到他的高贵气质；有的人出身破落，穿再好的衣服，也只能成为一个暴发户”，张帆笑着打趣道。 追求从不妥协 经历过风浪起落，今天的张帆显得更加成熟、有内涵，面对质疑、面对拷问，他都能从容应对。在传祺GS8亮相之初，很多人发现作为一台量产车，相较之前的概念车它的还原度非常之高，有人问张帆，在设计中是否存在妥协的部分？张帆的回答温和却不失坚定。 当设计团队在做传祺GS8的时候，在设计之初就希望树立出一个新的标杆，能够做到突破和引领，所以大家都有机会感受，当你一眼看到这个车的时候，很多的设计细节本身就很领先，很像概念车，比如大灯，矩阵式的四颗LED大灯设计，不说量产的话，很多人都会以为是概念车，包括尾灯，八字形隧道式LED尾灯，还有整个车这种威猛的气势，车身高威硬朗和细节精致的结合。 张帆对传祺GS8量产车本身具备的数值、颜值都有足够的信心。因此在传祺GS8第一次亮相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遮掩，它真实的存在已经足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市场的话题，并且为量产车铺好道路，所以从2016年四月份到后来十月份真正上市，传祺GS8从未变过，原汁原味。也正是这一点，这个车的独特设计，从2016年四月份北京车展，到后来量产上市，这种极高的还原度，反而会更加增添用户对这个车的期待和喜欢。 作为国内顶尖的汽车造型设计师，张帆对于本土设计师也同样寄予很高的期望，他认为，目前国内的设计师有能力设计出面对中国市场的产品。而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产品在欧美市场大卖了，他们的媒体一定也会去挖掘我们的设计师，去追寻车型背后的故事。当然，在此之前，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艰辛与坎坷，我们的车，不仅要做到外观好看，更要适合欧美成熟发达的汽车市场所具备的更加严苛的标准和法规，如何争取到欧美市场中消费者的认同，打破他们挑剔又固有的成见，对于广汽传祺，乃至整个国内自主品牌厂商来说，都是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年轻从不惧怕未恚张帆对于广汽传祺的明天，也更加充满信心，海外市场的广阔天地已经打开，未来等待他的，将是充满挑战与冲击力的明天。祝福张帆，也和他共同期待广汽传祺的明天，希望他能带领这一支设计团队，扬帆起航，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与辉煌。 汽车文化论文:汽车品牌、车型英文名称文化浅析 摘 要： 汽车大规模走进中国普通家庭，成为日常生活中必备的交通工具，了解汽车品牌、车型的英文名称背后的文化内涵之必要性逐渐显现，对汽车品牌、车型英文名称进行探析，可以使我们发现近在咫尺的身边英语竟然包含如此深刻的文化。 关键词： 汽车 英语 文化 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汽车产销量排名世界第一，这使得中国逐步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汽车已然成为大多数中国家庭买得起、用得起的高档耐用消费品。 汽车品牌与其下属车型一般都有其独特的英文名称，对这些英文进行探究，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英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情况，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原来英语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世界汽车集团主要来自以下八个国家（地区）：德国、日本、美国、韩国、法国、意大利、中国台湾、中国，主要汽车集团名称如下： 德国：大众、宝马、戴姆勒；日本：本田、铃木、丰田、日产-雷诺、马自达、三菱；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韩国：现代（起亚）；法国：PSA（标致雪铁龙）；意大利：菲亚特；中国台湾：裕隆；中国国企：一汽、东风、北汽、上汽、广汽、长安；中国股份制企业或民企：长城、奇瑞、吉利、江淮、比亚迪、力帆。 上述基本囊括了世界主要汽车集团，每个汽车集团拥有若干个汽车品牌，每个汽车品牌又下属若干个车型。本文试图在各国汽车品牌、车型英文名称的基础上，探讨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和命名行为背后所体现出的深层次历史文化背景。 1.源自品牌、车型英文名称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内涵 Polo波罗 在中国销量屡创奇迹的上海大众Polo，本意为马球，马球古时为贵族娱乐，如今仍是一项极为昂贵的富人运动，Polo一词彰显出该车型购买人群的运动、时尚、富有等特点，同时对购买人群的“贵族气质”进行了一番夸赞。 Cruze科鲁兹 科鲁兹Cruze是来自雪佛兰的一款主打车型，由于该词源于动词crucify，意为将某人钉在十字架上，因此Cruze作名词有“十字架”之意。车型名称Cruze（十字架）与雪佛兰品牌的车标――斜十字架暗合，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推断，科鲁兹想必一定是雪佛兰品牌的主打车型，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Transit全顺 作为江铃与美国福特（Ford）合作生产的一款畅销的轻型客车，单词Transit本意为运输、转变，符合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最本质特征，名字取得虽然朴实无华，但简洁大方、言简意赅。 Refine瑞风 作为自主品牌江淮的一款车型，Refine本意为提炼、淬炼，暗示该车型是生产商千锤百炼出的精品。 2.源自相关英文名称首字母缩略 BYD BYD既是比亚迪的集团名称，同时又是品牌名称，该品牌源自比亚迪汽车的广告语Build Your Dreams，意为构筑你的梦想。对大多数中国普通家庭来说，有房有车是实现人生梦想所必经的重要环节，Build Your Dreams作为动宾结构，简单直接，切中主题，以此广告语为基础，取其首字母缩略BYD作为品牌名称，使得该品牌具有一定的内涵意蕴。 MG 于2005年被南汽收购的英国品牌MG的全称为Morris Garages（中文意为莫里斯家的车库）。由于该汽车品牌创始人英国的威廉・理查德・莫里斯首先创立的是销售汽车的车行，而非汽车生产厂，因此用Morris Garages这样一个名称来命名（因为车行必定有一个停放待售汽车的车库），其后，莫里斯将该车行转型发展成为世界著名汽车制造厂，MG随之成为世界著名汽车品牌。MG取自莫里斯创业时期所开办的车行的英文名首字母缩略，因此具有浓重的怀旧纪念色彩。 JAC 来自安徽的江淮汽车品牌名为JAC，英文全称为JIANGHUAI AUTOMOTIVE CO.LTD，意为江淮汽车有限公司，JAC既是公司英文全称的首字母缩略，又与英美常见人名Jack杰克谐音，因此朗朗上口较易为人们所记住，但该品牌的文化内涵不止于此，单词jack作名词时意为千斤顶，作动词时意为用千斤顶顶起，由此突出了该品牌汽车性能的稳定与动力的强劲。 3.创新性质的加工词 Luxgen纳智捷 台湾最大的汽车企业裕隆汽车进入内地市场时选择与东风汽车合作成立合资公司东风裕隆，品牌名则定为Luxgen――纳智捷。Lux是英文luxury的前三个字母，意为奢华；-gen作为词根在英语中有根源、祖先、种族之意，因此Luxgen作为一个创新性质的加工合成词，意为从根源上就很奢华的汽车。 Excelle凯越 该车型英文名称实为一臆造词，来自单词excellent（作形容词为优秀的意思），截掉最后两个字母后剩下的部分，同时，剩下的部分excelle的前五个字母excel本身是另一个英语单词，作动词用时意为比他人更优秀。因此，凯越的英文名Excelle既有“优秀”的意思，又有“更优秀”的意思，实在是够得上非常优秀。 Infiniti英菲尼迪 日产高端品牌英菲尼迪Infiniti的名称由来并不复杂，只是对英语中一个固有的单词infinite做了轻微的改动，infinite一词一般只作形容词性，意为无限的、无穷的，象征着该汽车公司对品质永无止境的追求。 4.源自品牌创始人的名字 Ford福特 1903年创立于美国的世界著名汽车品牌，创始人为美国人Henry Ford。鲜为人知的是，ford实为一英文单词，作动词时意为水而过，该公司汽车品牌用Ford这一单词，既是品牌创始人的姓氏，又具有“跋山涉水”之意，实在再合适不过。 Buick别克 通用集团旗下别克品牌的英文名来源于该公司的创始人大卫・邓巴・别克David Dunbar Buick的姓氏。1908年，依托别克品牌的成功，杜兰特于当年创立一个集团公司，并沿用别克BUICK品牌作为开拓新公司的基石，这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汽车工业公司之一――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5.源自动植物名称 Hummer悍马 来自通用的悍马SUV虽已停产，但仍是驰名世界的硬汉座驾，为美军和众多硬派拥趸所追捧，但是，hummer作为一个英文单词，本意却为“蜂鸟”，身形微小的蜂鸟与彪悍的骏马相对比，不禁让人大跌眼镜。 Lotus路特斯 来自英国的Lotus Cars与保时捷、法拉利并称为世界三大跑车制造商，Lotus本可直译为“莲花”，但由于中国青年缺乏道德的傍名牌行为，导致Lotus Cars不得已在中国市场将曾经的品牌名“莲花”改为“路特斯”。

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当今世界呈现出文化多元的格局，各个文化区域在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在对话碰撞中获得启发，因为在一个多级、多文明构成的世界秩序中，和平是否可能，完全取决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是否可能相互理解、和睦相处[1]。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中国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对当今局势的清醒认识，积极面对文化多元主义，焕发当代中国的文化魅力。文化上的自信，彼此承认对方所拥有的文化优势，加强交流与对话，正是体现了各自文化自信开放与谦逊包容的主体意识。 一、历史梳理：跨文化对话的不同视角 中西文化作为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不同风格和特点。“西方”的概念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转移，大致在明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3]。中西文化对话是通过中西文化相互的对看、学习与参照，为真正诉诸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互促互融，分别从“西方视角”“中国视角”梳理中西文化对话的历史脉络，关注中西两种视域不同的文化通过这种沟通交流，达到某种程度上相互迁就融合的对话。 （一）跨文化对话的“西方视角” 西方国家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可追溯到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揭开了西方对中国文化想象的序幕。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原本局限于地理空间而封闭的不同地域和民族，开始了普遍的贸易交往和广泛的文化交流，“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4]。西方国家开始向中国学习先进的农耕和纺织技术。16世纪，中国向西有澳门越过大西洋通达里斯本的航线，有关中国文化的记录多是耶稣会传教士和商人、探险家的游记见闻。地理大发现以后，中国文化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影响最大，引起集体对中国的白日梦想象，印刷术刺激文化传播更为广泛，中国文化方面的相关文本在西方被广泛地翻译，掀起了东方热。近代，社会和政治转型构成了新的语境，中西方文化与学术交流日益紧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古代的经典和儒家学说研究，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和教育思想，成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理想主义的基本来源，中国的仁君统治和大一统的思想，尤其是康熙年间繁荣的社会景象，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追求的社会楷模，然而，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当时欧洲的关注与争论所过滤和歪曲，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欧洲制造”，借用中国来解决自身问题，吸收中国文化，为本国服务。欧洲人对中国的描述，触发欧洲启蒙的自觉意识，引发了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的变化。 （二）跨文化对话的“中国视角”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西传，中亚、伊朗的彩陶与仰韶彩陶的交流；两汉时期与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养蚕和丝织技术传入波斯、拜占庭，埃及的玻璃与制造技术传入中国以及塔里木盆地的米兰壁画有典型的罗马式绘画的痕迹，西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炼丹术、陶瓷传入阿拉伯和西欧；宋元时期，四大发明先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元代著作中的“西域”，范围极广，大致东起唐古特、畏兀儿，西至欧洲、非洲，都可称为“西域”[5]。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日益繁盛，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将中国文化输入欧洲。近代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引起学界对西方文化的讨论和反思。直至今日，中西文化对话又被赋予新时代的内涵。明清时期，中国限定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并不是出于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直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经历了对自我文化的重新评估和文化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一批有识之士从立国转向立言，意识到文化启蒙的重要性，出现了鲁迅弃医从文、胡适弃农从文等现象，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西方的各种思潮随之涌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被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中国开始掀起了一股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西文化对话隐匿其下，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道路之中，出现了新文化运动者在中国衰落之期倡导“全盘西化”，新儒学倡议者在民族复兴之期试图“去西方化”，以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进行单向的二元对比，造成文化上的二元对立。“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唤起中华民族主体性与文化创造性的自觉，中西文化比较走进中国学术视野。 二、源流脉络：文化自信的多维阐释 全球化带动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对话，多种文化价值观对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形成冲击，中西文化作为不同的异质性文化形态，文化自信成为各自阐释的主体意识，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6]，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的自我认可，通过自我重构为“历史性的民族国家”,在跨文化对话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7]，借助历史“时间”的线性推进力，打破地域时空局限，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与对话成常态趋势。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跨文化对话中实现对自己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 （一）承接传统：“不忘本来”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是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对话中自信的源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积淀的文化底蕴，从历史厚度上给予中国文化自信。中国坚守自己的传统文化本位，增强文化自信，立足自身文化是中西文化对话交流的前提，对自我文化正确的认知，汲取传统文化营养，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坚实依靠。新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深入挖掘自身文化价值，结合发展需要，从顶层上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2014年，孔子诞辰2565周年指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7年以后，出台一系列文件，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讲话是习近平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地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性。大学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者，身体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应自觉肩负起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学习古代先贤的智慧，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班人。 （二）对话西方：“吸收外来” 中国对话西方文化的前提是保存自我，而自我保存又是以自身文化自信为前提，自身的文化可以与他者对话，尤其是近代史上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文化，通过他者来体验和观照自身文化。中国近代一直向西方学习，坚信“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通过吸收其他文化的新鲜血液，中国文化不断地融合新的因素，激发本民族文化的活力，为中西文化对话的深入和有效对话打下坚实基础，进而寻求自救自强的历程。五四时期，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就中西文化差异的性质及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展开论战。东方文化派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民族性的即空间性的，主张中体西用、新旧杂糅；新文化派则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时代性的即时间性的，主张弃旧图新、全盘西化。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经典著作，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经典文本与思想传统做努力，高层次的交流互鉴为更深入地适应多元文化的时代要求，广泛地打开中西方的视野，使双方成为彼此的参照。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都是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中国以足够的自信接纳接受西方文化，并与之有效对话，让其融入自身文化，逐渐实现了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在丰富自身的同时，也让中国文化重现辉煌。当代大学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具有较强的接收能力，积极吸收国外知识，融会贯通中外优秀文化，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应坚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和传承五四精神，肩负起振兴中国文化的担当和使命。 （三）迎接挑战：“面向未来” 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签，承载着文化变革与文化承续，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中西对话中的更新变革，立足本民族文化，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创新，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融合，形成时间上的文化整体发展，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中国文化包含大量不同知识视域的相互交接，对接传统文化，对话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融合，并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应该是人类的文化经验延展和超越自己的界限，发展的眼光，文化自信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学习他者文化，更是以发展的眼光迎向文化的未来发展，形成不断增长的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文化。新时代，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时代命题相结合，在文化自信的命题下，提出推动中西不同文化交流的对话范式，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文化自信不仅要立足自身传统文化，还要正确对待文化之间存在民族性差异，以一种自我文化建构的态度，融入某种确定的当代世纪文化和知识的发展中。正是由于中西跨文化对话的时代需要，促进当代文化之间的发展，中西跨文化对话的理念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文化自信隐含文化自觉意识，描绘出一幅和谐的跨文化对话的历史图景。新时代的大学生无论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还是担当时代的神圣使命，都要珍惜韶华，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努力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开放的视野接受外来文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肩负起历史赋予的文化担当，不负青春，更好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浪潮中奉献新时代的青春力量。 三、结论 “全球化”促使国家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也随之愈来愈频繁。文化自信是将中国置于世界各国交流对话的情境中，而不是独立于各民族、各个国家单一文化。世界文化正在快速地发展，文化中心地带也在转变，正在向多元化转向，中国努力地跟上发展的变化，更为主动积极地去认识变动中的多元世界。现在要建设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到文化自信，有必要开展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对话更深入地了解各自文化。从全球范围内历史互动的角度关注过去，认识现在，重塑未来[8]。当代大学生要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思考文化自信的问题，不能脱离多元文化的情境，通过中外文化对话，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赵莲花 单位: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