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工业建筑的改造与设计: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设计方法研究 摘要：工业建筑本身就具有特殊性，对失去生产功能的旧工业建筑进行改造和再利用就更加复杂。本文提出失去生产功能的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必要性，归纳总结出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设计方法，并通过实例加以佐证。深入的分析希望能对失去生产功能的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具有指导价值。 关键词：旧建筑；改造；必要性；手法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结构的改变，许多工业化时代的厂房和场地都失去了其原有的生产功能，建筑的物理寿命往往大于其功能寿命，因而工业荒地的出现已经成为了的我国建筑业的一个普遍现象，如何改造利用这些空出来的场地，吸引人们来开发，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工业建筑同样记载着人类发展和前进的烙印，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如何对待具有历史价值的旧工业建筑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课题。 目前，我国改建项目很多，但很多都停留在从维护长官意志或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出发而进行的。如何判定建筑改造的合理性与否还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对旧建筑进行改造和再利用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念指导下对旧建筑适应性潜力进行开发的二次设计过程。作为旧建筑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旧工业建筑，虽然可以借鉴一般的旧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设计方法，但是由于工业建筑的所在区位、结构形式、材料设备等不同一般的民用建筑，对其进行改造和再利用具有相对的特殊性，需要通过进行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 一、改造的必要性 建筑是人为构筑的，为人类生活活动提供空间的实体。建筑师以物质技术为手段，以建筑功能为目的创造了建筑，而建筑作为客观的物质存在，具有丰富的内涵。开发建筑适应性潜力，深入理解建筑的双重含义——历史性与时代性。建筑必须不断更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原有建筑进行改造，赋予其新的生命，是对建筑适应性潜力的开发，也是时展的必然趋势。由于工业废弃建筑自身的历史文化性、空间特性、结构状况以及与当前城市整体环境的关系等因素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在改造再利用的过程中受到的制约因素相当多。因而改造设计必须从现实条件出发，因地制宜，挖掘和利用有利的因素，探索再利用的可能方向，从而使其能够在城市发展中扮演一个适当的角色。 1.1历史文化意义 旧建筑的改造对于今天人类环境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通过对旧有建筑适应性再利用可以将人类的历史重新展现并保存有价值的旧建筑。工业建筑记载着人类的工业发展历史，反映城市的历史特征和文化积淀。对工业建筑进行改造和再利用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工业类历史建筑的保护。建筑的合理改造提供了人类在历史和文化资产上连续性的可能性，如同Ada LouiseHuxtable所说，“我们需要延续性……历史保存并不是多愁善感，而是精神上的必需品。我们必须要学习珍惜历史性，我们必须学习如何保存他们，不是将他们当成怜悯感触的博物馆展示品，而是赋予它们新用途。建筑的历史文化意义是决定工业废弃建筑改造重要因素之一。具有历史文化保存价值的工业废弃建筑的改造设计，更多关注的是改造后的建筑对历史文化性的继承和延续。因此，在改造设计中要考虑原有建筑的风格、形式、材料等历史性因素，改造力度相对较小。 1.2经济因素考虑 经济因素是考虑旧建筑改造的重要因素，建筑物在建造和运行过程中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对其进行拆除和重建势必浪费更多的资源。此时对于旧建筑改造显得尤为重要。通常情况下，待改造的建筑物远远未达到其自身物质寿命的极限，内部结构大多坚固，改建可比新建省去不必要的资金和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改造旧房比建造新房有三大优点:工期短、投资少、效益高。在当今的改建项目中，也有很多改建费用大大超过新建费用的实例。但由于通过旧建筑再利用赋予建筑更多的社会价值、使其再现旧建筑作为生活场所的本质，建筑的这种生活层面的价值，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容易转变为商业价值。所以改造成功的典范往往给周边地区带来意外的繁荣与振兴，从而在更大范围内获经济利益。 1.3环境更新价值 城市的更新和旧区改造建筑的更新无法分开，同样，旧区改造和建筑的更新也相互关联。旧城、旧区、旧房的合理改造更新了城市的形象。二战以后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一方面面临旧城市结构性衰退、功能性衰退和城市的物质性老化趋势，一方面又面临着过度城市化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他们纷纷制定城市更新政策以振兴中心城区的经济，改善城区社会环境，促使中上层居民返回市区，重新繁荣城市。随着旧建筑的成功改造，城市供应了更有效的公共设施并改善市区的环境，美化市容，使其成为更富吸引力且适合于居住、工作或休息的环境。 二、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设计方法 2.1转换功能 功能转换是指保留旧工业建筑的空间并加以利用，通过使用功能的改变，而获得新的空间使用形态，实现对原有建筑空间的动态保存。功能转换是失去生产功能的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中常见和简单的处理形式，特别是初期改造实践当中最为普遍。这种手法先对简单易行，动工量较少，资金投入较少，使用功能部分会受到空间的限制。功能转换的设计方法适宜把旧工业建筑改造成具有现代设施的旅馆、艺术馆、博物馆等。在位于北京798厂的改造当中，使用者就是设计者，仅仅把原来的建筑加以修缮和装修，用作其他用途，这就是功能转换的基本形态。 2.2重组空间 重组空间是指打破原有的空间形态，运用适当的设计手法重新组织空间，形成新的空间效果和新的空间形式，它包括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失去生产功能的工业建筑在改造的过程当中，需要针对新的需要和功能重新设计空间。在这种改造方式当中，对原有工业建筑的改造幅度大，甚至仅仅保留了结构的形态。重组空间相对转换功能的设计手法来说，空间改动较大，改造后的空间和形式能更好地满足使用者的需求，是根据使用者实际需求来进行的空间改造，实用性更强。 2.3更新局部 在新的功能和空间要求下对原有旧工业建筑的局部采用拆除、重建或者材料替换等方式来获得新的空间，满足新的使用需要。局部更新包括空间的更新和建筑围护层的更新。常采用穿插、附加、分割等手法使更新部分与原有建筑取得协调。伴随着经济和技术水平的发展，特别是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形成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大量使用到局部更新中。这种更新不仅保局部留着原有工业建筑的形态，还赋予原有建筑一种新的生命力，能够更好地延续原有建筑的使命。 2.4扩建加建 扩建加建是指在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或者与原建筑关系密切的空间范围内，对原建筑进行适当的扩建、加建，使新旧建筑形成一个整体。例如，在改造的过程中，为了凸显部分空间，如主入口的位置，就可以进行适当的扩建加以突出和强化，扩建加建是比较常见的设计方法，注意加建的部分同原有建筑的协调与统一，同时还要注意相关的结构计算和分析。 三、结语 工业建筑本身就具有特殊性，对失去生产功能的旧工业建筑进行改造和再利用就更加复杂。目前，我国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的阶段，在开发大西部、重振老工业基地情况下，产业调整和城市发展将进入到一个新的高潮当中，研究和探讨失去生产功能的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设计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 浅谈工业建筑的改造与设计:国内旧工业建筑的商业改造分析 摘要：商业改造作为旧工业建筑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了旧有工业文化的同时，也是对区域经济的良好提升。该文通过对国内旧工业建筑改造案例的调查，分析研究其中商业的分类、空間布局以及影响商业形成的相关因素，最后提出些商业改造的建议。 关键词：商业改造；旧工业建筑；商业氛围；历史文化；空間布局 1 旧工业建筑商业改造定义及其发展状况 “旧工业建筑”是指那些仍在建筑的使用年限内，却因为城市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的调整，造成建筑原有的功能、形象不适合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由于管理经营不善而被弃之不用的工业建筑。而商业改造则是指以提供进行商品交换包括文化、饮食、娱乐、购物等活动的商业空間为目的的改造行为。 国内旧工业建筑商业改造的实践活动起步较晚，最早实施的案例为北京双安商场，双安商场的成功也拉开了国内旧工业建筑改造的序幕。国内的旧工业建筑商业改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摸索阶段：包括早期双安商场、798等。这一阶段的改造主要是由民間力量和投资者自发组织起来的，因而，这一阶段的改造相对较少，而且完全处于摸索阶段。 第二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包括政府、投资方、原建筑产权所有者等联合参与或独立进行改造再更新，使得大量的改造活动在全国大量的展开，据不完全统计，以北京、上海、武汉、沈阳、深圳、南京、天津等城市为例，就有旧工业建筑商业改造案例数十处。 与国外同类改造活动相比，国内相关的研究滞后，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办公loft、文化产业园、博物馆的营造上，较少从商业的角度来对旧工业建筑进行研究，这也使得相关实践缺乏理论指导，商业改造水平参差不齐，因而急切需要对旧工业建筑的商业改造进行系统的研究。 2 商业改造的分类 2.1商业街 这类改造主要是通过保留原有旧工业建筑以及街景，形成具有历史时代特性的商业街。商业街的改造模式注重历史原貌的还原，商业多以中高端餐饮、娱乐以及特色专卖店为主。 2.2购物中心 以购物中心为改造目的的旧工业建筑多位于城市较繁华地段，交通便利，而且有着比较大的体量，能够包容各式各样的商业业态。 2.3复合型商业 复合型商业主要是指改造后的工业厂房功能多样化、复合化，不只包括商业方向的改造，而且包含博物馆、城市公共空間、loft办公等方向的改造，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组合呈现，形成复合的建筑空間。这种类型的商业改造对建筑的结构要求较小，功能的组成上也比较灵活，改造后的适应性很强，因而成为目前国内最常见的改造形式。 3 影响商业改造的因素 旧工业建筑改造中商业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项目本身的背景和规模、项目的周边环境、项目在城市的地理位置、项目的规划及定位、后期管理等都对旧工业建筑的商业改造结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1背景和规模 根据建筑的历史背景不同，商业的组织形式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历史悠久或建筑风格独特的旧工业建筑，适合改造成与旅游相结合的商业，上海1933老厂坊就属于这种改造形式；而对于一般性的旧工业建筑，这些建筑有着一定的历史内涵，这类的厂房可以进行适当的保留而形成艺术区或者产业园，商业以附属型商业的形态存在；另外还有些改革开放后的厂房，这类建筑的价值不高，改造的尺度可以比较大，可以做商业卖场等。 同样，旧工业建筑的规模对商业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商业组织对商业的规模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较小规模的旧工业建筑商业改造项目中，商业多组织成商业街或者复合型商业的模式，只有当规模达到足够大，才考虑商业中心的商业模式。 3.2周边环境 改造项目的周边环境直接影响改造型商业的形成，不同的周边环境意味着不同的人群结构、交通状况，针对这些社会因素，会制定相应的商业策略和商业目标，其商业的构成、商业的定位、和商业的比重也会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如上海创意，幸福湾中的商业受周边商圈的影响，普通的商业模式已经达到饱和，但另一方面区域内商业餐饮存在一定的空白，因而以此为突破口，整个项目定位为餐饮为主、娱乐为辅的商业策略，这样，通过商业的互补性避开了和周边商业的竞争，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3.3地理位置 旧工业建筑在城市中的地理位置对旧工业建筑改造中的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其地理位置分为两种，一种是位于市区中心地带，周边经济比较发达，消费水准比较高，商业的形成较快，容易营造出比较成熟的商业氛围。另一种是位于城市的次中心区，周边的城市居民密度较低，经济水平不高，周边的商业还处于发展阶段，未形成规模。如上海半岛1919，商业只占整体很好的一部分，虽然招商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間，但商业发展依旧很缓慢，这与所处的城市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联。 3.4整体的定位 在改造之前设计方会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或基于政府统一规划的前提，明确项目的实施方向，对整个项目有个基本的定位。整体的定位和规划对改造型商业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商业的类型、组织形式、规模大小也直接受到项目定位的影响。不同的定位其中的商业会有着很大的差别。如上海域市雕塑艺术中心和上海复地四季广场，两者分别定位为文化产业基地和商业综合体，两者的商业组织完全不同，前者商业少，规模小，项目主要功能为艺术展示，商业辅助存在，而后者商业多，规模较大，项目以商业为主。 4 商业改造的空間布局 商业空間对商业位置的选择有着很高的要求，需要便捷地可达性和良好的视野，能够让顾客方便、快捷的进入。由于旧工业建筑改造呈多元化形态，改造后的建筑功能往往不只是商业，还包括办公、博物馆，甚至公寓等，因而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商业的空間分布。在实际的改造活动中，商业的空間布局有几种情况。 4.1“点”式布局 “点”式布局是指在以旧工业建筑群为改造目标的案例中，由于项目的定位为办公、艺术中心、城市游览空間等时，商业不作为项目的主体来进行设计，只是对建筑群中的一栋或者几栋建筑甚至是某栋建筑的一个小的部分来进行商业改造，以满足基地整体的需求。这类商业布局比较零散，但一般占据项目的交通便捷处或者是人流密集处，如上海八号桥案例中，商业位于基地的临街面和入口处。 4.2“线”式布局 “线”式布局多出现在以商业街为商业组织形式的改造项目中，商业沿着人流较多的市政道路布置，呈“线”型分布。这种布局可以形成较清晰的商业动向，也有着较好的商业氛围。如上海沃弗1864中商业以线性布置，沿街展开。 4.3“面”式布局 “面”式布局分为两种，一种是大型的独栋多层工业厂房，当商业与其它功能复合时，建筑的地面首层或下部几层改造成商业，而建筑上部多用作其他功能，这种布局使得建筑的功能分区比较明确，但这也使得交通的组织更加复杂化；另外一种则是改造对象为大型的工业区时，商业成片区分布，与其它的功能区分开来，如前身为金陵机械制造局的南京的1865园区，总占地21万m2，建筑面积10万m2，划分为科技创意研发区、山顶花园酒店商务区、科技创意博览区、工艺美术创作区和时尚商业休闲区五个功能区。 4.4“立体”式布局 在以综合性商业为改造目标的多层旧工业建筑改造案例中，商业作为唯一功能占据建筑的所有楼层。如由南京丝织厂和南京微分电机厂改造而来的南京恒鑫大厦，综合性餐饮商业分布在整个建筑内。 5 商业改造的建议 5.1人性化 人性化的设计就是指以人为本，注重人在空間中的感觉。之所以强调人性化的设计，是因为原有的工业建筑是以生产为主要目的，无论是从空間的尺度上还是从各项配套设施上都不是为人服务的，忽略了人在其中的感觉。而现代商业建筑服务的对象是人，更加强调人在商业建筑中的感觉，因而需要根据商业空間的功能与需求进行适度的改造。此外，还需要考虑无障碍设计。 5.2个性化 为了吸引消费者，营造独特的商业环境，现代商业需要有个性。不同的商业由于不同的商品和服务内容，对空間环境也有着不同的追求。因而，在进行内部空間改造时，应该根据各自的品牌文化特点，赋予空間以个性魅力。 5.3历史人文性 注重历史文化的延续。现代商业强调空間的内涵性、人文特色性。而旧的工业建筑作为城市发展的名片，是城市的无形资产，是城市的人文精神所在和魅力源泉，所以在保护工业文化的前提下来进行商业改造，对营造商业空間是非常有益的。 6 结语 我国的商业改造一般都被涵盖在整个工业改造的范畴中，一直以来被人们所忽视，而且我国的旧工业建筑改造实践相比国外发展成熟的改造设计还有着很大的差距，商业作为改造设计中一个大的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开发商对其最为关注，而商业的开发相比其他的功能更容易影响到对旧工业建筑文化的保护，因而，对商业的改造必须重视起来。目前商业改造的实践越来越多，其中的问题需要各方面的协调来改进，解决好旧工业建筑的商业改造问题，是对区域经济的复兴，也是对旧工业建筑改造实践和理论的良好推动。 浅谈工业建筑的改造与设计:与创意产业结合的旧工业建筑改造 【摘 要】 本文从与创意产业结合的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角度着手，以广州“红专厂”改造为切入点，结合国内外旧工业建筑改造的成功经验，论述了广州“红专厂”改造的重要价值和方式，探讨了其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 旧工业建筑 创意产业 文化遗产 红专厂 一、旧工业建筑改造的相关背景 （一）创意产业及其与旧工业建筑结合的兴起 创意产业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它急需大量富有特色的建筑空间为其提供场所，旧工业建筑空间高敞、可改造性高，正满足了创意产业对使用空间上的要求，且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两者相交在这样的文化、经济的大环境下，顺应时代潮流，特征与需求一一吻合，同时带动整个城市旧区的复兴。[1] （二）旧工业建筑改造的必要性 在我国现存许多旧工业区，由于城市结构和产业布局发生重大变化，以前位于城市边缘地段的工业用地现处于城市中心地段，工厂的迁移或倒闭致使旧工业建筑成为城市的“废弃品”。这些建筑大多兴建于20世纪早期，已是城市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提出“振兴中华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中国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而旧工业建筑作为城市工业文化遗产，其合理改造也是响应了这一号召，使旧工业建筑文化与工业美学得到完美结合。如何在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前提下，保护及合理利用这些旧工业建筑是目前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对城市更新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改造为创意产业区模式已在很多城市得到应用。在广州，政府提供了政策支持并做出相应措举。广州众多旧工业建筑中，红专厂的改造正是对工业遗产的继承与发扬，但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弊端。 二、红专厂的概况、重要价值及其改造方式 （一）项目概况 广州红专厂，其前身是1956年创立的广州鹰金钱食品厂，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2009年，鹰金钱食品厂经改造，以loft形式为主，形成集艺术设计、商务、餐饮、文化展示为一体的创意文化产业区。这正是旧工业建筑改造的典型案例。 （二）价值分析 正是由于将曾经的鹰金钱食品厂从旧工业建筑改造为“红专厂”创意产业园区，以下独特的价值才得以更好地体现： 1.历史悠久，工业文化底蕴浓郁，功能美学价值丰富。红专厂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广州曾经的时代特色，见证了广州一段辉煌的工业发展历史。以红砖为主调的厂房建筑，造型直接反映建筑结构形式，是现代主义的代表，整体规划、机器、材质等都具有美学价值，其功能主义特点对当今设计仍有重要影响。 2.长远经济效益与生态节能价值。从发展趋势看，文化创意产业是地区软实力的体现。 红专厂随着城市建设与扩张，其区位价值得到较大提升。厂房有较强的空间实用性与适应性，其低廉的租用成本和改造成本，可在循环经济中创造长远经济效益，也减少了城市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 3.人文性与社会认同感。对于红专厂的改造，不仅是对广州五六十年代工业历史的保留，更是满载了人文关怀的情感依托，成为现代人对于那个时代记忆的载体。 （三）改造方式 红专厂的价值得以体现，正因其选择了合理的改造方式。主要是以其建筑外观、厂房内部空间、文化景观与公共休憩空间等为创意园区的改造手段，具体体现为（图1-3）： 1.建筑外观方面：修复中确保了红专厂建筑的真实性与整体性。风格仍旧以苏式为主，由檐部、墙身、勒脚“三段式”构成，讲求功能，立面平整简练。墙面上留下的种种痕迹，体现了那个时代特定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内涵。 2.厂房内部空间方面：置换使用功能，没有过多装饰，空间的自由性使创造者可根据个人喜好和需要，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实用灵活的生活工作空间。 3.文化景观与公共休憩设计方面：园区内注重的是环境的协调以及给人的心理感受，老机器具有独特的景观价值和特殊的文化气息。另外，界面上精美的涂鸦、园内植物、景观小品等都是景观与建筑的有机结合。室外的创意集市、休闲广场及，让人们体验艺术之美的同时感受更多的人文关怀。[2] 三、红专厂改造过程中的问题 （一）改造大多是对室内功能的更换，而对原有环境的增添与改进尚少 由于当前社会急功近利的心理，部分进驻者进行改造的出发点多为红专厂所能产生的经济价值，而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缺乏深刻认识，有时会重视园区建设而轻视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例如部分展区仅是将原有空间功能转变为陈列展品，又如小广场 D2厂房的表叔餐厅等商铺只重经济效益，均易导致室内装饰缺乏文化内涵和艺术创造性。 （二）缺乏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和引导，缺少自主品牌 红专厂创意产业区是由当代艺术家、设计师及商家自发用于工作室、展厅及商业店面等，缺乏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和引导，部分场地尚未开发完全。现有产业规模初成，但由于个性的不同、商家的良莠不齐，改造略显杂乱，且缺少自主品牌。如园区创意中心区域，一些店铺出售书籍与创意产品，但规模较小，且大多是引进品牌产品或少量手工艺加工品，自主品牌是较少的。种种因素导致红专厂产业链不够完善，这样会降低园区的文化品位。 （三）脱离厂房建筑原有结构，整体改造存在缺陷 例如红专厂F16、F18等厂房建筑，原为生产车间，改造后在节能要求上就有一个转变。如果不加以生态节能改造，无论是保温隔热，还是光能、热能的使用方面都存在缺陷。[3] 四、改进的建议 （一）可根据实地情况进行多样化改造 不仅创意产业区是旧工业建筑改造的一种方式，博物馆、社区文化中心等都可作为再利用的途径。如美国的匹兹堡就是将曾经的木工厂、钢铁厂等工业用地改造为办公场所和住宅区，取得了较大综合效益，另如由国内粤中造船厂改建的中山岐江公园，已取得了一定的改造效果。广州旧工业建筑的改造模式也应进一步探索，拓宽方式，用文化艺术和创意带来产业附加值。如北京798是我国旧工业建筑改造较为成功的多元文化空间，规模较大、创造性空间与自主品牌居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的案例。而广州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改革开放的前沿，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更应整合利用，同时借鉴国内外优秀的改造成果，通过对红专厂的改造为其提供的多元文化交流与学习环境，吸引人才，结合岭南文化特色，融合更多人文生态理念，积累文化资本，塑造广州城市文化品牌，彰显区域优势和地域特色。 （二）广州市政府的扶持引导与公众的积极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随着创意产业兴起，广州市政府对这个领域也高度重视，应提倡由政府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整体运作方式。如德国鲁尔区老工业基地，协调联邦、州、市三级政府共同参与，政府扶持引导下成立经济促进会等相关部门，负责综合协调；又如苏荷区的改造实例，也是把公众力量与政府号召结合，各抒所长，统筹发展。[4]广州可结合实地，借鉴这样的模式，通过相关部门进行科学规划与区域管理，并禁止在划定范围内违规拆建或破坏区域内建筑和设施。利用旧工业建筑在保护历史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符合当代需求的公共空间，倡导建立节约型社会理念。同时，加强人们对于红专厂的保护意识，重点放在工业遗产保护意义层面上，通过各界人士共同协作，形成价值认同。 （三）进行绿色与节能环保设计 世博会上的德国“汉堡之家”，通过生态节能设计，不需要空调和暖气，却能四季保持室内25℃左右的恒温，它是通过空气置换方式来隔热，建筑的主要能源来自太阳能、人体和电器余热。这样的空间不仅内部可作展览等用途，其建筑本身也是展览的对象，具有文化和生态教育意义。这也可为红专厂旧工业建筑改造带来启示与技术参考。对建筑进行合理改造，妥善处理好厂房建筑的采光通风、保温隔热等问题，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充分利用风能、太阳能、雨水回收利用等可再生自然资源，从根本上节约能耗、减少污染。绿色与节能设计从长远来讲，具有深远意义。[5] 五、结语 旧工业建筑及其历史地段需要找寻多元的更新途径。广州在百年工业历史中留下一大批优秀工业遗产，其保护更新备受关注。红专厂与创意产业区结合的模式虽相较于国外和北京、上海的创意园区，发展仍不够成熟，但其人本理念与创意文化必将为旧工业建筑保护再利用研究带来新的血液。这种改造模式，既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场所，更是一种旧工业建筑改造的合理途径，认识其潜在的经济、文化、生态价值，使工业文化在当代得到传承，以新的文化方式去保存，让旧工业建筑焕发新生，在提高国民创新能力的同时促进旅游文化与艺术交流，从而产生经济效益与文化传播效应，展示广州承载着本土文化、情感与记忆的城市魅力，是广州未来城市发展之路之一。 浅谈工业建筑的改造与设计:旧工业建筑的改造设计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的发展，旧工业建筑面临着重大考验，而旧工业建筑改造是当前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方式。本文以武汉花园道为例，通过对国内外旧工业建筑改造的现状研究，阐述了旧工业建筑改造的方法，并探讨其再利用的价值、方式和意义。 关键词：旧工业建筑；改造；武汉花园道 1、引言 1.1研究背景 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带来了科学的进步，城市的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城市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导致了许多传统的工业生产地的结构性衰退。使那些位于城市中心的工业与城市的发展需求、土地的利用产生了许多矛盾，也给城市的发展带了新的环境问题。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现象也愈发激烈，对于废弃工业建筑的改造成为城市发展的重大课题。 在城市的发展历史中，这些工业建筑有着功不可没的历史地位，它们见证着城市的发展和历史的更替。当我们在对旧工业建筑进行改造的时候，不仅是在保护原有的建筑，更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使旧建筑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 1.2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已经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工业建筑遗产保护运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于2003年通过的旨在保护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的界定是：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包括建筑物和机械、车间、磨坊、工厂、矿山以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地、仓库和店铺、生产、传输和使用能源的场所、交通基础设施，除此之外，还有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其他社会活动场所等[1]。 随着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从工业时代走向后工业时代，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旧工业建筑保护和改造性再利用得到初步发展。随后30余年，各国业内相关政策的提出使旧工业建筑保护和改造性再利用深入发展和普及。20世纪80年代，荷兰、法国、日本等国也开始调查整理产业遗产相关资料，关注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并为此制定长期计划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上对旧工业建筑保护和改造性再利用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经验日趋成熟。其中成功改造的有：德国鲁尔工业区、温特图尔苏尔泽工业区、美国著名的纽约SOHO区、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等。 1.3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项目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经济、技术以及价值观念等原因，在城市更新中，大多还是采取大拆大建推倒重来的方式，国外盛行的改造性再利用的新思路，国内仅有不多的实例，规模往往较小，方法也不够完善，也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2]。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对旧工业建筑保护和改造性再利用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等专业人员与理论界对此已有了一定的重视，并且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建筑作品。近年来创作的优秀案例有：粤中造船厂的改建；北京798工厂改造；上海冷轧带钢厂厂房改造等。 2、旧工业建筑改造的概念与方法 改造设计是指就原有的事物加以修改或变革，使适合需要。旧工业建筑改造是指针对工业建筑这个类型专项改造设计。 2.1旧工业建筑改造的概念 旧工业建筑[3]，指曾为工业生产用地和与工业生产相关的交通、运输、仓储用地、后来废置不用的地段、如废弃的矿山、采石场、工厂、铁路站场、码头、工业废料倾倒场等等。一般旧工业建筑的寿命较长，保护和再利用可以节约成本，通过功能和结构的置换的方式，使之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样不仅能保留原建筑，也保留了建筑历史的文脉，从而成为城市新的地标建筑。 2.2旧工业建筑改造的方法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原有的旧工业建筑被闲置下来，有的会被连根拔起，有的会被保护利用，这全凭借他有多少剩余价值。那些被保留下来的建筑一般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通过合理的保护、修复和利用，使之重新服务于城市。常采用以下三种方法进行保护： 一是“整旧如旧”，它是指对旧的建筑原封不动的进行保护，对它进行外表面的修整和加固。这种建筑一般是文物保护单位与优秀历史建筑。 二是进行适当改造，赋予建筑新的生命。这种建筑一般是指建筑风格、建筑结构等方面有明显地域或时代特色的历史建筑和具有鲜明的工业特色的建筑。 三是没有历史意义临时修建的建筑，这种建筑随着时代的脚步而被淘汰，失去了保留的意义，最后会被拆除。 3、武汉花园道项目背景与现状 3.1武汉花园道发展历程 武汉花园道，位于汉口西北湖路特1号，北临北湖，南靠广电大厦，西临王家墩中央商务区，东靠西湖。它是武汉最成功的工业遗存改造项目之一，他的前身是中南汽修。 1927年，中南汽修厂的前身万国汽车修理行汽修厂由4名私人老板联合建立。随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是武汉地区最大的汽车修理工厂，背负着厚重的工业历史。 1967年，青年路76号建起了26栋房子，它用作汽车配件生产及办公场所等。1960年，开来厂里修理的车子不是美国林肯、道奇，就是华沙M520，但因为某些因素，当年这些汽车配件都比较紧张，于是汽修厂会专门生产一些汽车配件，较之一些专业厂家更为实用，深受顾客青睐。 1980年代后期，厂里不再生产汽车配件。 花园道所在的老房子，厂里的工人们习惯称它为五车间。2000年后，汽修厂相应政府号召，将设备厂搬到了市郊，五车间就被空闲下来。 厂里原来26栋建筑，拆了很多，其他的都经过翻修，独有五车间一处被完完整整保存下来，所幸五车间改造只是大用内功，保留了其原有整体面貌，而这也是厂区内对厂房的最大一次改造工程。 2008年，中南汽修厂正式进入改造。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大师伊东丰雄家族启动对中南汽修厂整个园区的改建计划和设计。他想通过这次的“微创大手术”，把它变成拥有国际一线品牌、创意办公、高尚休憩和国际风格餐厅等复合式业态。 花园道作为武汉历史的见证，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洗礼，见证了武汉的社会历史变迁，为武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花园道具有浓厚的历史底蕴。 3.2武汉花园道改造现状 花园道项目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一期占地28亩、有8栋底层厂房及移动办公楼组成，是西北湖CBD中难得一见的低密度商业、办公间。业态规划化集创意办公、格调购物、时尚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它共分创意办公、情景商业2个区，有多家商店，参观以及咖啡屋，是娱乐和休闲的好去处。 花园道前身是华中地区最早的汽车修理厂，厂区内有200多颗老树以及旧厂房，它们被重新装扮并保留下来。办公楼改为创意办公基地，旧厂房变成情景商街，历史被留存下来与前卫时尚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形成一个现代都市中心独树一帜的创意办公、商业空间，漫步其中，现在的过去、过去的将来交织而行。 4、武汉花园道项目改造的价值 武汉的花园道承载着武汉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是解读城市历史的密码，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它们是城市弥足珍贵的人文资源，同时具有很高的建筑学术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 4.1美学价值 旧厂房的改造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设计师应该把传统的美学思想与当今的艺术的概念结合在一起，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重塑旧工业建筑的昔日的辉煌。旧工业建筑见证了城市的历史变迁，是那个时代的留下的遗迹，它是历史的产物。花园道不仅见证了武汉工业史的变迁，其中原有的锈蚀铁门、褪色的标语、恬静的老厂房等特有的工业美感在新的创作空间中散发最原始的魅力，使旧工业建筑兼具现代艺术气息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人们提供新的视角来欣赏历史与当代艺术的融合，现代品位与岁月留痕巧妙呼应。 4.2人文价值 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使城市面貌发生着极大的转变。工业时期留下的大量工厂设施相关建筑物随着岁月流逝已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社会共同的历史记忆。首先，历史街区往往能反映出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这些旧工业区中也同样饱含着历史足迹和文化特质；其次，武汉近代工业发达，像花园道这样建造于近代的旧厂房甚多，它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汽车修理厂，它更见证了新中国发展过程中，武汉人民所经历的艰辛而富有意义的历史沧桑，也沉淀为真实并且珍贵的城市记忆片段。它们虽然已经不再具有实用功能，但作为工业时代的产物，见证了城市文明和技术发展的历史印迹它记载了城市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也是后人认识历史的重要依据。 4.3商业价值 一般来说，旧工业建筑在改造上具有明显的经济价值。首先，建筑本身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工业厂房一般都有结构坚固、空间高敞、层高较高、跨度、较大使用、寿命长的特点。其次，一般旧工业建筑都有着简单、规整的平面和整齐的柱网，可以适应多种建筑功能的使用要求，为改造提供了较大的可塑性[4]。旧工业建筑改造的另一经济价值就是其所处区域位置的特殊性。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的原工业重心向新兴工业区或郊外转移，原工业旧址大都发展为城市的中心的优良地段，大部分旧工业建筑均处在都市的黄金地段并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 如武汉的花园道改造项目，它本身拥有高达宽敞的空间、以及优越的黄金地段，完全具备商业开发的作用。它的改造不只是对旧建筑本身进行改造保护，也为项目以后的发展做打算；旧工业建筑的再利用不仅仅是对它原有的空间进行分割利用，而是要从长远的经济和商业价值去衡量。 5、结语 吴良镛教授曾指出：“一个城市是千百万人生活和工作的有机的载体，构成城市本身组织的城市细胞总是经常不断地代谢的”[5]。一个城市的建筑是这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东西，也是最能体现城市精神的东西，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建筑往往就是展现这一城市文化的重要场所。随着国家对工业遗产的重视程度逐年提高，越来越多的工业建筑遗产将被保留下来，同时也会出现更多的再利用的案例，这种改造和再利用还须多方的参与与努力，因此我国在这一点上还有一条很艰辛的路要走。（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浅谈工业建筑的改造与设计:有关工业建筑改造与再利用的理性思考 摘要：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城市中出现大量的旧工业建筑，对这些建筑的更新改造，成为当下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课题。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提出关于旧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对策，以期给相关部门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对策 受国外旧工业建筑保护理念的影响，旧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引起了国内的重视，政府开始把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视线扩大到现阶段对历史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上。但是目前国内对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依然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工业建筑改造与再利用存在的问题 国外有很多国家十分重视对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并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改建项目，例如美国的西雅图煤气厂公园、德国的杜斯堡公园都是在利用原有工业建筑遗址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业特色景观公园，国内设计人员可以吸收国外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经验，但是目前国内很多城市内出现旧工业建筑被大量拆除的现象，例如上海的杨树浦路滨江地段，这一代原先是上海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有很多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但是由于缺少保护措施，导致很多工业建筑原有的历史风貌丧失。 1.工业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忽视其历史价值 由于很多工业建筑物自身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为此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改造方案时需要充分考虑建筑物包含的历史价值，设计方案应该忠于旧工业建筑。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由于设计人员对工业建筑的历史价值缺乏深刻认识，对工业建筑进行随意或者过分的拆改和装饰，导致很多工业建筑的改造现状较差，降低了工业建筑历史文化价值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不利于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 2.工业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缺乏有效引导 现阶段国内的工业建筑改造依然处于自发的状态，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管理，没有相关政策的引导，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设计质量。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应该是多方人员共同参与、相互监督的过程，政府在其中起着重要的监督和管理作用。政府在工业建筑改造的方案以及再利用方式等方面应该加强监督管理，保证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方案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监督管理机构，对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方案设计以及实施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约束开发商和设计者的行为。 3.工业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缺少节能意识 受旧工业建筑当时的技术条件约束，工业建筑在改造之前的耗能一般比较大，在现阶段的改造和再利用过程中，设计者应该充分考虑到工业建筑在重新使用时的能源节约，但是很多设计者在进行旧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设计过程中，过分重视旧工业建筑的时代感和沧桑感，忽视对工业建筑节能技术的改造， 二、改进工业建筑改造与再利用的对策 现阶段国内对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已经有比较成功的改建项目，譬如青岛的啤酒博物馆以及北京的远洋艺术中心等，本文以青岛啤酒博物馆作为一个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成功案例，对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加以分析。现阶段的青岛啤酒博物馆是对1903年青岛啤酒总厂的改造和再利用，青岛啤酒总厂的旧址是一座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博物馆借助啤酒厂的旧址向游客展览青岛啤酒发展的悠久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博物馆对游客的吸引力。 青岛啤酒博物馆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部分是其中的历史文化部分，在博物馆内部游客可以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通过博物馆内部的图文资料，了解青啤发展的历史，另外，博物馆内部的生产工艺流程区域用于展示老建筑物、过去啤酒生产的生产流程等，为了使历史原貌进行重现，博物馆内部还设置了生产工人进行生产的劳动模型，复制当年工人工作的场景。青岛啤酒博物馆建成之后，游客在博物馆内可以凭借门票免费品尝啤酒，而且馆内设置了很多利用现代科技制作的电子显示器，游客可以随时查询自己感兴趣的文献资料，成为一所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专业博物馆，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项目，涉及到文物保护、城市规划以及建筑设计等多个方面，各个城市进行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过程中应该吸取青岛啤酒博物馆在建设中的经验。 1.历史性工业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 历史性的工业建筑物是指原有的工业建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某些特定的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有密切的联系，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风貌以及技术发展成就。这些历史性工业建筑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它们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历史价值远远大于自身的建筑价值，是历史见证，文化传承的载体。 历史性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手段主要有两方面，其一，设计人员要保留旧建筑的主要结构和外观特征，对于旧建筑遭到破坏的地方，应该对其进行修复或重建原址，保留其自身固有的文化内涵。其二，设计人员可以在工业旧址建立博物馆形式的工业历史展览会，允许游人对其进行参观，了解工业生产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也可以在工业建筑内部建立一些公众可以参与的游乐设施。 2.非历史性工业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 非历史性的工业建筑历史价值较小，但是建筑本身具有较高的建筑价值，通常情况下，这些历史性工业建筑空间结构的设计较为独特，外观简洁而大气，从审美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工业建筑具有很高的机械美学价值。 非历史性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要求设计师保留建筑物整体外观的同时对室内空间重新规划，使得改造之后的建筑物更加符合现阶段的使用需要，对于一些没有价值的部位，可以进行局部拆除，进行重新开发。由于非历史性工业建筑的尺度巨大，设计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尽情设计，例如可以在工业旧址开发大型的娱乐场所，综合购物和旅游等多个方面，或者将工业建筑开发成为商用的办公室，国内被誉为世博第一楼的世博建设大厦就是由上海的第三印染厂改造而成的。 3.工业建筑改造与再利用遵守的原则 为了保证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合理性，遵循一定的工作原则。首先，工业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要坚持新旧建筑之间的匹配原则，即设计者在进行改造设计之前，要对工业建筑的功能进行相应的调查分析，挖掘建筑空间的潜在价值，充分考虑工业建筑如何满足新的使用功能，在旧建筑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设计，使得新旧两种工业建筑设计在形式和内容上相匹配；其次，在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过程中，要尊重原有工业建筑的的空间结构和历史之间的逻辑关系，遵循对原有工业建筑的尊重原则，对历史性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使用时要坚持维持原有建筑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部分；最后，在对废旧的工业厂房进行改造再利用时要坚持共生的原则，保证新添加的元素与原有的建筑元素可以成为一个整体，通过新旧元素的重组，给工业建筑注入新的生机。 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已经成为世界建筑发展的新趋势，它可以保障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解决现阶段城市有序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但是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是一项复杂而又艰难的工作，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监督协调合作，按照全新的思维和设计理念，保证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如果在改造中出现失误，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很多重要的历史价值建筑也会因此从历史中消失。针对现阶段国内在工程建筑改造和再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及时予以纠正，引进国外在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方面的经验教训，创新国内的改造再利用理念，不断提高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设计水平，逐渐建立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项目。 结语： 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为此政府应该坚持可持续的改造利用原则，加强对工业建筑更新利用的管理和控制，逐渐提高工业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设计方案，确保城市长期可持续发展。

旅游文化论文:论析中西方文化与旅游及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以西安成阳“旅游一体化”为例 【论文关键词】中西方文化；旅游；旅游文化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从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和核心入手，追溯旅游的历史发展，分析文化和旅游的关系；然后探讨旅游文化的发展内涵和功能；最后以西安成阳旅游一体化(旅游同线)为例，回顾所取得的成果，并提出西成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更多浸透了旅游客体的客观历史文化和旅游主体的主观文化以及在旅游过程中与旅游媒介相互作用，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 一、中西方文化与旅游 （一)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及核心 1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一词是从拉丁语Cultura转化而来的。据英国文化史学家威廉斯(Raymmond Williams)考证，在18世纪之前，culture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人的培养过程”。到了19世纪，culture指“各类艺术的总体”和“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将其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ctt Tylor)给文化的定义在西方基本达成共识:“文化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la]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其特征是主体与客体对立，宗教与科学两元。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希伯莱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体现为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宗教精神的统一。 2.中国文化。在汉语中，文化的意识至少应当推至东周。孔子的《论语·八情》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里“文”已经有文化的意味。《易经))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词源而言，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由此可见，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偏重精神方面，其精神基础是儒家伦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于鬼神合其吉凶。”其特征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宗教与伦理的结合，讲究的是人文主义。从渊源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巫史传统的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道、法等为补充。 (二)文化和旅游的关系 1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广东的汉奸别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遗址，长安古乐等。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轰展性，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因此，组织旅游和参与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文化是旅游竞争的核心。旅游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物质方面的需求易于满足，但其最终目标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由于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往往为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所独有，文化中所带有的民族和地域的独特信息，往往是不可再生也是不可替代的，形成发展旅游强有力的竞争能力，西安、洛阳两城市争夺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丝绸之路已成为驰名世界的旅游品牌。 3.文化是旅游的驱动力。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显示，旅游业的收益越来越不依靠人数的增加，而来自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服务。在旅游资源走过普遍开发阶段之后，文化成为将旅游业发展引向深人的重要驱动力。以北京大观园为例，从160万元《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制景费起家，按小说中的菜谱开发红楼宴、红楼宴舞，靠挖掘文化内涵成为国内旅游的知名品牌。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运用的典型。 4.文化是旅游发展的方向。我国旅游业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据统计，2008年海外游客对中国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中，文化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体现了旅游对文化的依附性以及它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延续性、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繁多的文化资源种类，有利于开发结构完善、适应面广的旅游产品，形成优质品牌。推进文化旅游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由旅游大国成为旅游强国。 二、旅游文化的发展 (一)旅游文化的内涵 旅游文化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由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资源或旅游目的地)、旅游媒介(直接、间接服务的旅游企业)在旅游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游文化是在与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最后，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市场、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 (二)旅游文化的功能 1旅游文化的人文教化与审美功能。旅游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感受美，获得美感，而美就蕴藏在旅游文化的客体之中。旅游者通过游览秀丽的自然景色、凭吊历史文物古迹、领略异域的风土人情、品味他乡的饮食文化，提高审美水平。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许多自然景观中包含了伦理道德意义，自然景观的美丑同人的道德情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在游览长江三峡的神女峰时，会被神女对待爱情婚姻至死不渝的态度所感动;畅游黄河，除了感受其浊浪滔天的壮阔水势外，更主要的是被黄河的象征意义—华夏文明的摇篮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所感染和激励，由此提升了思想境界，增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2.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具体表现在促进消费和增加外汇收人两方面。旅游文化对于消费的促进作用，首先体现在旅游媒介中。旅游业经营者、从业者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职业道德、服务观念及经营思想等文化素质越优秀，旅游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情趣就越会得到满足，精神上的享受、心理上愉悦必然会强化消费欲望，从而实现消费行为。另外，旅游资源中文化含量与价值的开发，同样会促使旅游消费的增加。外国游客人境旅游，既要进行商品消费，又要求提供劳务服务，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发展跨国旅游是给国家增加外汇收人的重要途径。 3.旅游文化的文化交流功能。旅游文化具有文化交流功能。文化交流可以增强旅游地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加强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往来。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山河壮丽，古迹众多，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旅游者登临泰山，会产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情;漫游故宫，会发出中华民族建筑艺术举世无双之惊叹。旅游文化还可以帮助旅游者交流思想感情，消除偏见和误解，有力地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以西安咸阳旅游一体化为例 (一)西咸旅游同线的提出 西安作为我国重要的旅游热点城市和西部核心旅游集散地，年游客接待量占陕西省的90%以上;咸阳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以文物为主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是陕西北线、西线旅游的重要节点。西安的客源优势和咸阳的资源优势为两市的旅游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沈抚同城化”、“广佛同城化”、“京津同城化”和“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提出，2003年元月，西安、咸阳两市旅游局在西安共同签订了“旅游同线”协议，提出了“一接四同”的具体思路(即旅游规划相衔接、旅游市场同开发、旅游产品同体系、旅游环境同整治、旅游服务同网络)，标志着西咸旅游一体化的正式启动。 （二)西咸旅游同线取得的成果 六年来，两市的旅游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果。比如，建立两市旅游协商机制，即两市旅游局和旅游协会间共同研究、确定一定时期内“旅游同线”工作;实现两市旅游规划对接.邀请对方参与规划的研讨，为编制西咸旅游总体规划奠定了基础;建立联合促销机制，如联合赴客源市场进行促销、联合举办了“观《贞观长歌》、游盛唐美景”、“持奥运门票到西、咸半价游”等活动;建立了重大旅游项目协商机制，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建立了两市旅游行业单位联系机制，通过信息互通、培训同搞、市场共作等措施，使两市行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服务水平有了新的提高等。 (三)西咸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1．打造西咸旅游统一形象。共同协商确定两市共用的旅游形象、旅游标识、旅游口号等，共同对外宣传，使西安与咸阳成为一个统一的旅游目的地，使西咸旅游成为游客普遍认可的统一体，而不仅仅是两市旅游部门内部的认同。 2.构建两市统一的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由两市共同建立旅游基金，用于西咸同线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的构建。如建立两市同台同号的旅游声讯服务平台、旅游网络咨询平台、在两市广电网络中开设共同的旅游栏目、在两市建立统一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在整合两市旅游六要素的基础上推出统一的、两市通用的城市旅游卡等等使西咸旅游合作向深层化、具体化、实用化方向发展。 3.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唐、秦文化内涵;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解决现存的整体旅游形象不清晰、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营销策略不高明的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4.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体会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研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 5.调整和优化旅游开发格局。目前，旅游需求消费的重心正由观光型向文化型、保健型和生态型方面转化，西咸旅游同线要抓住机遇。享有“中国第一帝都”美誉的咸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应以历史文化为主体，以养生保健、独特的民俗资源和休闲娱乐为支撑，其他旅游项目协调发展的旅游产业格局;“文物甲天下”的十二朝古都西安素有“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浩瀚的文物古迹遗存，自然景观峭拔险峻，周边的十余个森林公园，人文山水交相辉映，构成古老西安特有的神韵，还有久演不衰的《唐长安乐舞》、《仿唐乐舞》、《秦俑魂》、《长恨歌》等文艺节目，赢得国内外游客的赞誉。 6.全面加强旅游文化建设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产业，其文化建设除抓好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外，还要抓好旅行社、旅游宾馆、旅游车辆公司等企业、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建设。旅游企业的有形产品，除了要具备实用的功能外，还必须满足顾客求美、求新、求知的文化功能。作为主要接待的旅游饭店，要突出其建筑文化、装演文化、功能文化和服务文化的建设，重视大堂文化、卫生间文化、餐厅文化和休闲娱乐文化等方面的设计和建设。旅游目的地要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借以提高旅游区的品位和档次。旅游市场营销，除了产品的文化内涵外，营销人员自身的文化素质、言谈举止、礼节礼仪都要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给人以鲜明的高品位文化形象。 旅游文化论文:浅析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 [论文关键词]永州市 旅游文化 开发 [论文摘要]永州，古称零陵，风景优美，素以“锦绣潇湘”驰名中外，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它历史悠久，少数民族众多，山脉起伏，气候宜人，常留有文人墨客的足迹，为永州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之时，如何挖掘旅游文化的潜在价值，将其转化为旅游产品，进而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是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的关键所在。 一、永州市旅游资源状况 （一）旅游文化资源丰富 （1）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众多。永州历史名人众多，如舜帝、柳宗元、怀素、周敦颐、黄庭坚等；地方文化丰富，如舜文化、柳文化、碑文化、女书文化、草书文化等。此外，永州有历代形成的古陵、庙、塔、阁、桥两千多处，已被国家、省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38处。（2）风景优美，自然景观独特。永州是以山多水秀闻名的。潇水南北纵切，湘江西东纵横；九嶷山、阳明山、舜皇山、金洞林场4大国家森林公园分布境内，全境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水相间，风景独特。（3）少数民族众多，民俗风情古朴。永州境内居民共有29个民族成分，以汉族、瑶族、壮族为主，这使得永州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方气息浓郁，对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日趋完善 1．旅游基础设施逐步改善。（1）永州市道路系统日趋完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境内有洛湛铁路、衡枣高速、永连公路三大交通动脉，区位优势逐步显现。（2）相关配套设施明显改善。永州市供水、电、气系统完备，环境卫生良好，为永州市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旅游服务设施发展很快。全市现有各类旅行社19家，其中国际旅行社2家；拥有星级饭店20家，其中四星级1家，三星级3家；省旅游餐饮示范点1处。 （三）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永州已经初步形成了芝山柳文化、九疑山舜文化、阳明山佛教文化、浯溪古书法碑林、江华江永瑶文化、道州濂溪故里、中心城区百里平湖和舜皇山生态旅游区等九大风景名胜旅游区，基本上形成了较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二、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文化主题的物化 文化主题的物化，即将旅游文化的内涵用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载体体现出来。旅游者外出旅游，其目的是观光、游览、娱乐、休闲，获得一种经历，而绝不是研究某一种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物化过程，以一种独特的、直观的、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旅游者所接受。因此，开发旅游文化，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主题的物化。永州市要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就必须注意文化主题的物化。但是，永州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不容乐观，以柳文化和舜文化为例：关于柳文化的唯一的景点就是柳子庙，而闻名天下的“永州八景”现在大都难觅踪迹；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舜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目前只有舜帝陵与舜文化有关。 （二）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 旅游者的需求千变万化，若旅游文化仅仅固守其原本的文化基础，最终只会被旅游者所遗弃。作为具有重要吸引功能的旅游文化，应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汲取新的营养，拓展其内涵，延伸其外延。永州市在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柳文化在旅游者的印象中，基本上还停留在柳宗元时代；舜文化的开发，其目标顾客主要是拜祖、寻根的旅游者；女书文化正在进一步被遗忘……这种局面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基本上还保持在固有的模式上，其内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使得旅游者和旅游文化之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得旅游者对其敬而远之。 （三）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 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二者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能否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目前，关于旅游资源的开发性破坏，在我国时有发生：建设性破坏，景区超载开发、错位开发、索道建设等，屡见不鲜；保护性破坏，以保护为名，却使得景区失去原真性、整体性；管理性破坏，由于旅游区管理不善，使得环境受到污染……目前，虽然永州市还没有发生严重的开发性破坏，但由于开发不当，导致旅游事故的事情也有发生。因此，永州市在开发旅游文化时，应该以此为鉴，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的对策 （一）突出地域文化，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首先，突出“舜文化”特色，兼顾“柳文化”。开发舜文化，应注重“德”、“教化”，将与舜文化相关的载体联合起来，即以“舜文化”为主题，将舜文化、碑文化、舜帝陵结合起来，以九嶷山风景区为基地，根据游客的需求，有特色、有重点的整体开发，形成立体开发网络。开发柳文化，可重修永州八景，恢复当年风貌，既要突出柳宗元纵情山水的欣喜，也要流露出“独钓寒江雪”的孤独，并将柳子庙作为凭吊柳宗元的场所，将柳宗元当年的游览线路贯穿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旅游线路。其次，纵向开发，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资源，可纵向开发，将永州的古老文化以时间为纽带，一一展现出来，突出其历史的厚重性，把永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古老的历史文明结合起来，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二）科学开发，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必须深入挖掘，将其内涵和游客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如瑶文化，可突出少数民族的生活情趣，开发一系列的节庆活动，如“盘王节”、“耍春牛”、“敬鸟节”、“坐歌堂与送亲”等，让游客和瑶族人有一个亲密的接触机会。此外，可通过题材和立意（突出其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形态设计（张扬其个性特征，设计不同人物形象）、材质（通过木、竹、金属等不同的材质，开发独特的旅游工艺品）等，从不同的方面展现瑶族人民的风貌。 （三）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在不破坏原生文化内涵和历史遗迹的基础上，应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首先，可以利用声、光、电等先进技术，以时光倒流的方式让游客欣赏永州的历史文化；其次，与特色文化相结合，以生动有趣的形式让游客接受古老文化的熏陶，如体验舜帝的耕作方式、学习怀素芭蕉练字、模仿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参加瑶族的节庆活动、认识女书等等，通过种种途径，让游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了解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将游、娱、乐和旅游文化融于一体，从而达到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目的。 （四）加强宣传促销，塑造旅游形象 首先，科学、统一规划旅游文化资源，将永州市的旅游文化资源通过某种联系贯穿起来，凝结在一起，从而改变旅游资源零散、不集中的弊端；其次，将“舜文化”和“柳文化”作为对外宣传的重点，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利用图片、影视，塑造其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形象，改变过去落后的旧面貌；最后，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为游客提供一个优美、干净、卫生的旅游环境，展示永州市的良好面貌。 旅游文化论文:中国玉都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 旅游是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步提高而不断增长的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正在成为一项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随着近年来世界各地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旅游目的和方式都由过去的休闲观光旅游过渡到层次更高的文化旅游。显然，提高旅游文化层次、充实旅游文化内涵，使旅游者在参观、饱览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同时，开阔文化视野，增长文化知识，已成为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使旅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必须将文化融于旅游之中。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只有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旅游才能显示出无限生机。有人把文化称之为旅游发展的“加速器”，一点都不过分。本文将对我中国玉都岫岩县旅游文化发展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初见成效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发展战略，主打“岫岩玉牌、资源牌、民族牌”这三张精品牌，开发自然景观，挖掘人文景观，提升旅游品牌，旅游产业正成为岫岩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我县已成为辽宁省旅游强县，共有国家A级以上风景区5处，“国石之旅”、“生态之旅”和“满乡之旅”三条旅游热线年接待游客逾百万，年旅游综合收入达5亿多元。具体表现在： 打“岫岩玉牌”尽展中国玉都风采。岫岩县政府始终坚持“琢玉兴县”战略，打响岫岩玉牌，弘扬岫岩玉文化，振兴岫岩玉产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先后参加了“中国国石”竞选，以市民投票第一名和专家投票第一名的成绩荣获“中国国石第一候选石”称号；参加了中国矿业名牌城市竞选，成功获得“中国玉都”冠名权，成为中国矿业名牌城市；1996年12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岫岩玉星”，在全国开创了以矿产资源名称命名小行星的先河，岫岩玉和岫岩的知名度、美誉度大增，为国内外所共识。 打“资源牌”彰显自然山水魅力。为了创造更好的旅游环境，几年来，岫岩县政府投入巨资综合开发了药山、清凉山、龙潭湾等现有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兴建了大洋河水上乐园，完善了水上娱乐项目，开发了前营仙人嘴温泉、哈达碑沟汤温泉，推出了“清凉山世界之旅、药山健康之旅、大洋河漂流之旅”等精品线路，形成了独具岫岩山水特色的旅游优势。同时，我县还积极加快生态大县建设，抓好大洋河、哨子河两大水系及沿岸的开发和保护，使得空气清凉宜人、水质清澈甘洌。 打“民族牌”散发浓郁满族风情。岫岩50万人口中，90％以上都是满族，有着鲜明的满族特色，洋溢着浓郁的满族风情。近年来，岫岩县政府已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满族博物馆，存放陈列大量史籍资料和文物，并全面详细展示了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同时，岫岩县政府还积极兴建药山满族风情村，在城镇着手兴建满族风情一条街，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满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形成独具岫岩地方民族特色的精品旅游热线，弘扬满族传世文化。 以上三张牌，说明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称之为特色旅游。但是，我们的这种特色旅游，只是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形态，它是以初级观光旅游为主，是“粗放式发展、低效率经营”的状况，旅游的高级形态是要提升旅游文化的含量，在旅游文化上大做文章。 二、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县旅游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旅游文化发展的理念没有真正竖立起来。 我县目前比较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忽视文化的经济功能，导致一些相关管理部门只有文化事业的概念，没有文化产业的观念，缺乏对市场条件下如何适应新形势新时期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文化资源的深刻认识。对现代文化旅游业的产业功能、发展规律以及如何实现文化与旅游的结合缺少正确认识，对文化旅游业的性质、地位、特点、规律等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导致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思路不清晰，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规划不重视，缺少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对策和措施。造成了“文物资源多（文化遗址遗迹426处），但开发利用不够；玉文化、满族历史文化深厚，而挖掘利用不足”现象的产生。 （二）、旅游资源文化品味不高。 1、岫玉旅游的文化含量较低。岫玉使我县文化旅游的最大品牌，但是这一品牌因文化含量较低而黯然失色。首先岫玉购物场所建筑风格没有地方特色、卫生环境不尽人意，与玉所具有的“高贵”、“典雅”的身份和品质格格不入。第二因岫玉本身的硬度、韧性等物理性质所限，加上雕刻技术以及急功近利的思想，目前在市场上出卖的大部分岫玉产品雕刻不是特别精湛，民俗题材的作品较多，有创意的题材较少，精品更好，与其收藏品身份不吻合。第三巨型玉体、岫玉的“四大天王”等特色资源尚被充分开发利用。第四玉石开采过度，市场供应量大，价格很低，市场形象不佳。这不仅削弱了岫玉作为主导旅游产品的市场吸引力，也严重影响了岫玉进一步与旅游嫁接的潜在价值。因而，扭转岫玉在市场上的不良形象已迫在眉睫。 目前，岫玉开发的目标完全是玉器加工和交易，将这种宝贵的资源是同煤炭或其他矿物资源一样进行开发利用，没有意识到这种资源本可以转化成对当地可以有持久经济生命力的旅游资源。这种观念影响了岫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2、满族文化遗产整合开发利用水品较低。我县满族文化遗产是我县发展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但是，对其整合开发利用很不到位。目前我县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岫岩玉雕工艺、东北大鼓、皮影戏、满族剪纸、满族刺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岫岩单鼓、满族民间歌曲等7项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婚俗、农民画、民间鼓乐等13项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具有岫岩特色、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仍严存在着后继乏人的问题，在活动上每年也只有一些象征性的表演和展示；426处文化遗址遗迹连我们岫岩本地人知道的也不多；我县中国第一陨石坑遗迹开发缓慢；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大都只能在岫岩博物馆中见到；满族的民族语言、服饰和习俗多已消失；满族饮食为主的餐馆几乎没有；满族民俗村建设雷声大、雨点小。如此状况，使我县的满族风情特色很难体现。 3、岫岩山水生态旅游层次较低。我县境内山川秀美，峰峦叠嶂，群山滴翠，犹如一幅山水画卷：有怪石嶙峋、涧水潺潺的辽宁四大名山之一的药山；有数峰突起，浓荫蔽日的青凉山；有深藏古寺、秀色可掬的卧鹿山；有风光奇丽、银链悬空的石湖瀑布；有水秀潭美，如嵌明珠的龙潭弯……奇峰异景美不胜收。这一切使岫岩成为辽宁和东北地区的“绿色屏障”、“生态斑廊”和“生态飞地”，为城市提供了“绿色之肺”、“天然氧吧”，因而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优越条件。但是，我县生态旅游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比较粗放；没有形成“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为一体的完整的旅游产业体系；经营仍停留在门票经济阶段，还不能满足游客的多方需求，也就带不来较高的旅游综合效益；环保设施落后；生态文化衍生产品的开发几乎为零；没有着力于山水景区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要努力发现其生态文化价值并赋予其灵性、且要涵盖对相关人文元素的认识与发掘。景区景点是形式，文化内涵是魂魄，两者相得益彰，方能魅力四射。比如一个景区，应形成若干或荡气回肠，或缠绵悱恻，或幽默诙谐的优美传说和民间故事，在导游声情并茂的讲述下，欢乐游客，并且给人以启迪，即使景点并不是上佳的，也足以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旅游者参与性项目不丰富，主要是静态展示。文化旅游要使旅游者真正参与其中，通过娱乐性的节目，真正领会文化的内涵，才能实现游客和景区双赢。我们的文化旅游的表现形式单一，主要集中在文化资源的静态展示，缺少大型的、专业化的与文化旅游相关的文艺表演活动，在听觉上吸引力不强，在视觉上冲击力不够，影响我县文化旅游整体形象。 （四）、旅游业基础配套设施比较薄弱。我县旅游产业体系尚未形成，还难于满足游客食、住、行、游、购、娱多方面的需求。虽然已经形成以岫岩镇为枢纽的放射状交通网络，但是道路级别不高，可进入性较差。全县仅有一家旅行社——嘉平旅行社，国家导游员3名。床位数超过50张的酒店有6家，其中三星级酒店两家——岫岩宾馆和贺临假日酒店，床位总数约1000张，接待设施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以KTV歌舞厅、游戏厅、酒吧、茶吧为主的娱乐业规模虽然不小，但缺乏特色，品位不高，层次不丰富，不能同时适应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的口味。按说，由于岫玉一枝独秀，名播远近，岫岩的旅游购物品本应是最值得称道的旅游行业，但是目前玉雕产品主要针对商人，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性活动，很少针对旅游者。因而，在题材、体量和雕工诸多方面没有发挥旅游纪念品的功能。 （五）、旅游商品特色不明显。玉件不算，与深厚的人文资源形成反差的是我县旅游商品开发不尽如人意，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旅游纪念品缺乏，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标志性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忽视挖掘旅游品牌的形象价值和拓展旅游品牌的产业链条，经营规范、信誉良好的旅游购物场所也没有设立，致使来我县旅游的绝对人数增长较快，但旅游综合消费却相对较低。 （六）、从业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我县旅游从业人员中，高中级管理人才还很缺乏。旅游产业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产业，我先旅游文化产业目前尚处在起步和培育阶段，各种层次的旅游专业人才十分缺乏，景区景点的旅游服务人员也缺少正规培训和专业培训。整体看，目前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仍停留在一般的接待阶段，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要求相比还不适应。旅游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还没有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和措施上落实。 （七）、资金投入不足。旅游产业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景点开发再到旅游产品包装宣传推介，都需要足够的资金做后盾。近年来，虽然我县多方面争取资金，不断加大基础设施等投入，但总量上仍显不足，从而制约了旅游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发展我县旅游文化产业的措施 当前全国各地到高度重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岫岩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利用现有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突出岫岩旅游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树立岫岩旅游的整体形象，创岫岩旅游的精品。学习和借鉴其他兄弟市、县，像大连等，加快和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旅游精品战略，使岫岩的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从而实现岫岩“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一）、必须增强旅游产业开发中的文化意识，确立“大文化、大旅游、大产业”发展思路。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业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惟有充分挖掘旅游产业中的文化内涵，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旅游的文化品味，才能够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实践证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是一种依托关系。只有景观加文化才能留住远方的游客，没有文化底蕴的景观是留不住游客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以文化为支撑的经济，文化因素渗透经济活动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紧密结合，对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文化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成为经济竞争的关键。文化内涵成为商品价值的重要源泉，商品的文化含量越高,使用价值、欣赏价值、附加值就越大，市场竞争力也就越强。要树立“抓旅游就是抓经济”、“抓旅游就是抓发展”观念, 。 （二）、加强创新，增强文化含量。旅游离不开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越丰富，它的知名度就越高，也就越吸引人。针对我县目前旅游景点文化含量不高的问题，应集思广益，开拓创新，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地增加文化含量，使之锦上添花。 在山水生态游方面，要深入挖掘景点的文化价值。请些国内文坛名家艺界高手在适当时候来我县著名景点游览并组织笔会，把他们的作品配上作者简介和照片结集出书，择其名篇名句请书法金石家在相应景点刻字或制匾、联，以流传后世，给游客留下高品位的珍藏纪念品。要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学、建筑、工艺美术、园林、民族服装设计以及音乐、书法、绘画、雕刻(塑)、装潢等专业人员的智慧，充分依靠艺术手段和科学手段，将旅游资源进行艺术化处理，使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能够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 目前景点的介绍和评价，还停留在“是什么”、“怎么来”这个层次，而它们在岫岩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什么变化，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呼应，它们对岫岩满族文化的影响则很少被提及，这就无法全面展示其文化底蕴。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必将成为旅游产业在新世纪的发展主流，要树立岫岩旅游的文化品牌，必须在现有旅游产品和资源的基础上不断予以创新。 在玉石之旅方面，除了提高玉雕的创意水平、多出精品外，可创作一篇戴玉佩、玉镯给人带来好运的民俗传奇故事，让购玉者都在这个美丽的故事中购买玉件。另外，改变“采玉兴县”，实施“观光（玉）兴县”的发展战略。这个思路的要点是玉石文化的功能转换。——将前来岫岩买卖玉器转化为前来岫岩观赏玉石文化；实现以开发利用本地玉石资源进行玉石加工向主要采用国内外宝玉石资源，以发展玉雕业为主向多种宝玉石原料加工并举的模式转变；引导和推动玉产业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中实现量的新扩张。我县将在“玉皇”原址兴建中国玉博物馆，并规划在岫岩县城中国玉雕会展中心和哈达碑镇中国玉博物馆之间建设一条长37.4公里的旅游观光带，这将为玉石之旅带来一道炫目的亮点。 在魅力满乡游方面，应做到满族文化、满族乡情、满族民俗景观三者的和谐统一。如果说满族文化是“根”，满族民俗乡情是“叶”，那么，满族民俗景观则是“花”。 旅游者不辞远程之苦来到岫岩满乡村落，主要是想看到满族文化与满族乡情的载体——满族民俗的景和物。 做到使景更美、更自然，实物更丰富、更真实。对于满族民俗村要加快建设。总之，在我县文化旅游的每个环节都要注重突显文化的内涵，突出地域和民族的特色，突出浓郁的民风民情。 （三）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既要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和本真性，又要通过旅游开发向外界宣传推广。对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生产性保护方式，加以合理利用，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鲜元素。对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注重原真形态的展示，另一方面通过编排，成为具有满族民族特色和市场效益的文化旅游节目。要整理和生产一批满族民族文化艺术精品节目。要鼓励对我县现有演艺资源进行整合利用，鼓励社会资本以投资、参股、控股、并购等方式进入旅游演出市场。鼓励运用现代高新科学技术，创新演出形式，提升节目创意，突出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打造我县优秀旅游演出节目。旅游景区（点）要广泛吸纳文艺演出团体和艺术表演人才以多种方式灵活参与景区经营，不断提高景区（点）的文化内涵。 （四）、要搞活投融资机制，加快旅游文化产业招商引资步伐。影响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开发进程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必须大力创新投融资机制，大力拓宽旅游投资融资渠道。今后，一方面政府应发挥文化开发的主导作用，积极争取国家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大力招商引资，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实行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与开发权、经营权相分离等措施，鼓励国内外大集团、大公司和民营企业投资，吸引内资、外资以及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开发，大力支持县内外投资商采用承包、租赁、入股、买断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实现资本与资源的最佳结合。要明确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要坚持内资与外资同等重要、内商与外商一律平等、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原则，按照市场规律“多轮驱动”，大胆开展资本运作，要着力改善招商引资环境，在优惠政策制定、提供开发条件、配套服务措施上下狠功夫，让外来投资者进得来、留得下、能发展。 （五）积极培育文化旅游人才。 加强文化旅游人才培训。根据我县市场需求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际，定期组织文化旅游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开展导游和讲解员培训，努力培育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旅游人才队伍；全面推行文化旅游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等级考试、持证上岗制度，为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六）开发一两种 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标志性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设计上可以和岫玉结合，体现中国玉都的内涵。这样既可以宣传岫岩，又可以增加收入。旅游旅游购物是直接拉动旅游收入最直接的重要因素，在旅游消费各要素中，购物作为最大需求弹性要素之一，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和拓展空间。在旅游业发展中，购物已成为决定旅游业效益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在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旅游商品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占40%左右，法国旅游商品、纪念品的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55%～60%，香港也高达50～55%。旅游商品具有很好的联动效应，旅游商品的发展可以为岫岩农业、商业、加工业、服务业、食品等部门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七）、要尽快制定岫岩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实行税费优惠政策。规划是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建设的龙头。做大做强特色文化旅游产业，首先必须把规划置于一个高起点的位置，做到起点高、审批权威、执行严格。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出特点、做出品牌、做出效益，推动岫岩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实行税费优惠政策， 内容包括：对外来投资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通过建立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实行“税费先征后奖”。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奖励额度可以实行：1、新建文化旅游企业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前3年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第4、第5年上述留成部分的50%，税费奖励不超过5年。2、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市属以上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3、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本级政府收取和支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免缴（办理相关证照和购买发票工本费除外）。4、实行政府对投资者补贴机制。凡新建规模以上的项目，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县政府每年按投资基数的5%进行补贴，累计补贴时间不超过3年。5、对新引进县以外投资主体来我县直接投资景区、景点开发及旅游文化配套服务项目建设的中介人，按到位资金总量的3%予以奖励。对投资方新开发的景区景点，荣获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10万元，荣获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30万元；荣获A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50万元。 （八）、加大文化产品宣传推介力度。没有宣传就没有市场，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必须与宣传包装相同步，甚至宣传先行。要以旅游集团、旅行社为主渠道， 以国内大型展会、全省旅游促销行动为载体，以新闻媒体采风报道和电视、广播、报刊、网络、户外广告宣传为主要宣传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多层次、全方位开展以岫岩文化为重点的旅游品牌推广和旅游产品推介。要注意运用大型节庆、电视专题片、宣传手册等多种手段展开包装宣传，通过举办论坛、投资洽谈会、项目交易会等形式推介岫岩的文化旅游项目。 今年的玉雕艺术节就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推介契机。 通过以文化促进旅游，用旅游传播文化，实现文化与旅游的良性互动，把文化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就会形成特色品牌优势，形成“人文、自然、文物、山水、民族、生态、产品”等交相辉映的旅游新格局，使岫岩旅游迈上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使旅游成为岫岩经济发展新的支柱产业。 旅游文化论文:论发挥地域文化优势打造齐齐哈尔旅游文化品牌 [论文关键词]齐齐哈尔；地域文化；旅游文化 [论文摘要]地域文化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竞争力。齐齐哈尔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独特，构成了古朴、原始、神奇的地域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开发其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构建具有传承性、独特性、创新性的旅游文化，全面打造文化鹤城，使地域文化与旅游文化共同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策动力。 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地域的地理、历史、经济、社会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体现地方特点的文化。齐齐哈尔市建城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在历史长河里形成了多元的地域文化、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催生了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绿色食品之都、装备工业基地、生态旅游之乡和历史文化名城，赢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魅力城市等称号。当前，如何充分发挥我市地域文化优势，打造齐齐哈尔旅游文化品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地域文化内涵是塑造旅游文化的灵魂 在本地文化资源中，选择那些能吸引人的眼球的要素，开发出有说头、有听头、有看头、有玩头的旅游产品，提供有独特体验、有新鲜感受、有无尽回味的旅游服务，已经成为当今旅游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齐齐哈尔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独特，构成了古朴、原始、神奇的地域文化资源优势。 一是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我市拥有世界闻名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最大的芦苇湿地。扎龙湿地是首批被国家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的，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数以百万的游客。河流漫溢，苇草丛生，湖泊星罗棋布，是鸟类栖息繁衍的天然乐园。据统计，扎龙自然保护区有各种禽鸟296种。其中尤以鹤类居多而文明于世，世界上现有鹤类15种，在扎龙就可见14种鹤。我国有野生鹤9种，扎龙就有野生鹤6种。世界最珍贵的丹顶鹤不足2000只，扎龙就有400多只。因此，齐齐哈尔成为驰名中外的“鹤乡”。鹤文化已经成为我市的特色品牌，写鹤、画鹤、吟鹤、摄鹤蔚成风气，观鹤成为著名旅游品牌。一曲感人至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歌颂为寻找走失的丹顶鹤而献身的我市姑娘徐秀娟。扎龙驯养的丹顶鹤曾在澳门、黄鹤楼放飞表演，独特、鲜明的鹤文化正在提升我市知名度和竞争力。此外，齐齐哈尔四季分明，沃野千里，空气清新，全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达到326天。境内的“一江九河”未受污染，绿色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市有14个中国特产之乡，获得绿色食品标识120个，绿色食品产业快速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特色鲜明。首批国家级梅里斯绿色观光农业园等就是生态休闲旅游的代表。风光旖旎的明月岛、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东北最大的城市公园龙沙公园、穿城而过宛若晶莹剔透的城市项链劳动湖等构成了鹤城旅游文化的精彩华章。区位上，齐齐哈尔是我省西部与内蒙古东北部旅游的中心城市，有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观鹤节，鹤翔人舞，共同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齐齐哈尔的大湿地与大庆的大油田、五大连池的大火山、黑河的大界江、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共同构成了生态旅游精品线路，成为中国十大完美旅游线路之首。 二是工业文化旅游资源气势恢宏。齐齐哈尔是重要的装备工业基地，为我国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象马恒昌小组那样的产业工人在创造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有被总理誉为“国宝”的中国一重集团、“掌上明珠”的北满特钢集团。有亲自选址，为国防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华安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以及和平厂、建华厂等三大军工企业。有亚洲最大的铁路货车生产企业齐车集团，有全国机床行业“十八罗汉”的第一和第二机床厂，已有三家企业已经成为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点。 三是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凝重厚远。齐齐哈尔城始建于1125年，1954年前曾作为黑龙江省省城达255年之久，是我省历史文化名城。有曾被写入历史教科书的昂昂溪文化和被学者称之为“北方半坡”的滕家岗文化遗址、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辽金塔子城遗址、有中国最北的“金长城”遗址、金代蒲峪路遗址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有建于1695年的黑龙江将军府旧址，曾居住过萨布素和寿山等68位将军。有民国黑龙江省最早的行政机构黑龙江督军署旧址，有吕氏旧居等流人故居。有马占山将军打响全国武装抗日第一枪的江桥抗战遗址。可以说，完全可以打造成一条北疆历史文化游的精品线路。 四是民族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异彩纷呈。齐齐哈尔有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等35个少数民族，蕴藏着各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宗教构成了丰富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有我国大陆唯一的五教道德院，有建于1939年东北著名的佛教圣地大乘寺，有建于1684年的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我省最大规模的卜奎清真寺，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圣弥勒尔教堂等。这些建筑流光溢彩，无论是在设计、彩绘、建筑、造型和布局等都极具体现其科学、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艺术价值。 五是关东文化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我市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的中国齐齐哈尔关东文化旅游节，紧紧围绕冰雪文化、雪鹤文化、民俗文化等开展旅游文化活动，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旅游节庆活动之一。挖掘和弘扬生生不息、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闯关东”精神的内涵，为重振齐齐哈尔老工业基地雄风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我市至今尚有山东村、山东屯的文化遗存，全市有七成以上人口是关内移民的后裔，生活和生产方式仍有关内习俗。电视剧《闯关东》就多次提及齐齐哈尔。全国闻名的甘南兴十四村就是典型的山东移民村，它已经成为我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和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村。我市历史悠久的冰雪游园开全国的先河，自1963年首届开办，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二十八届。冰浇艺术在全国更是堪称一绝，冰雕玲珑、雪雕奇伟、冰灯璀璨已成为旅游亮点，深受中外游客的欢迎。 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文化的特色，旅游文化的灵魂存于地域文化的内涵。因此，齐齐哈尔要依托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开掘其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建设具有传承性、独特性、创新性的旅游文化，全面打造文化鹤城，让文化发展与旅游发展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策动力。 二、依托地域文化生产力提升旅游文化竞争力 地域文化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竞争力的强弱，我们要依托地域文化优势提升旅游文化的竞争力。 一是结合地域文化品位定位旅游文化特色。根据我市地域文化的特点和景观分布及自然资源现状，可以开发建设昂昂溪文化旅游、辽金文化旅游、红色文化旅游、民族风情文化旅游、历史建筑文化旅游、工业文化旅游、生态文化旅游、农业观光文化旅游、都市观光旅游九大系列旅游产品。鹤文化研究也要进一步挖掘内涵，以鹤文化与关东文化的表现形式，逐步形成齐齐哈尔的文化品牌。 二是提炼地域文化精髓包装旅游文化形象。要根据齐齐哈尔地域资源特点，挖掘、开发并创造出自己的个性化产品，力求与众不同。目前，我市已经形成夏秋有绿博会、观鹤节、小交会、和平节，冬春有关东文化旅游节、冰雪节等，构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旅游文化格局。同时，还要充分利用齐齐哈尔文化艺术品广场等作为展示和推介艺术作品和旅游产品的平台。 三是突出地域文化特点塑造旅游文化精品。当前，齐齐哈尔市的旅游业对文化的继承、传播和交流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在认真研究、深入探讨的基础上，确立目标、塑造形象，加强旅游文化建设，提升旅游文化内涵，注意研究旅游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现旅游景区、旅游管理、旅游商品、旅游服务和旅游促销的文化性。 三、以地域文化优势推动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文化的交流和相融趋势明显。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特性，并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为适应现代经济需求的旅游文化产品，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要促进旅游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大力解决人文资源开发滞后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问题。旅游业是一项经济、文化兼承的产业，随着经济文化的互动和广泛交流得到快速的发展，加强我市地域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和品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深入挖掘我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按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世界大湿地、中国鹤家乡”的定位，突出生态特色，要大力实施地域文化发展战略，打造我市独特的旅游文化品牌。文化产业的发展要和自然、人文、社会环境相适应，开发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的新兴旅游文化产业，以特色创名牌，以优势争市场，把特有的地域文化融于旅游产品、旅游管理、旅游服务、旅游营销之中。要依托我市多姿多彩的文化资源，深度开发和挖掘其人文价值、美学价值，加快建设民族文化旅游。同时要注重把发展文化产业和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把文化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要确立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形成多元化投入、多种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坚持用市场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配置地域文化资源，用市场的机制开发地域文化资源。我市旅游产品档次低、品种少、地域文化特色不突出，旅游文化企业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充分考虑发挥地域文化优势，紧紧围绕打造旅游文化品牌的发展思路，制定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其次要注重培养乡土文化人才。牢固树立文化人才资源是第一文化资源的观念。乡土人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鼓励和引导他们创作出更多的文化艺术作品，打造出更多的文化艺术精品，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品。要延长旅游文化产业链条。旅游文化产业是综合性产业，市场空间大，社会效益大，最为直接的就是能够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相关产业收入的提高。这就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配合、相互协作，深层次地研究、挖掘、整理、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作为重要内容。比如以达斡尔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艺术表演、文化展览等，开发各类衍生文化产品，形成高效益的文化产业链。 三要突出文化产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积极培育和提升骨干旅游文化企业的竞争力。现代旅游业要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必须在提升旅游形象力、旅游营销力和旅游产品竞争力上做好文章。因此要大力扶持旅游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开发好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要保护好、引导好民营资本投资旅游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培育一批重点民营文化企业，积极促进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逐步形成文化产业群，以文化发展带动和促进旅游、餐饮等的联动发展，形成新的产业格局。要重视挖掘在我市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及文化名人，创作出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不断扩大我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我市旅游业的加速发展。 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若缺少了本地文化底蕴和特色，就反映不出独有的精神内涵，就会失去它强大的吸引力。地域文化是发展旅游文化不可缺少的灵魂，更是旅游业突出特色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打造旅游文化品牌，必须在发挥齐齐哈尔地域文化优势上动脑子、下功夫，使北疆鹤城成为能够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名城。 旅游文化论文:简论作为旅游文化传播媒介的比较 论文关键词：电视；导游；旅游文化传播；媒介 论文摘要：旅游文化传播是传播学和旅游文化学关注的交叉点。本文在这两门学科背景下’采用比较法探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与作为人际传播媒介的导游在旅游文化传播中各自呈现出来的特占’，并尝试提出电视与导游相配合达到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的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旅游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人们对于旅游文化的渴望也愈来愈强烈。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大众传播特别是电视，占据了人们休闲生活中大部分时间，人们从电视上大量接触异国他乡文化，同时也不满足于此，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在导游的带领下身临其境地感受旅游文化的魅力。电视和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的两种媒介，代表着典型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本文旨在探讨电视和导游在旅游文化传播中作为不同的媒介分别具有怎样的特点，存在哪些异同，能否有机结合以及结合模式问题。 一、旅游文化传播与媒介 1、旅游文化传播 旅游文化是由于旅游活动的介入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是旅游者为了休闲和娱乐而进行的短暂迁移。旅游者把自己原来居住地的文化带到旅游地，在旅游地又领略了当地的文化，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形成了旅游文化传播。但是，在人们被大众传媒密不透风地包围住的今天，以上关于旅游文化传播的概念只能算作狭义的概念。今天的人们如果有一台电视机就可以足不出户地领略异国他乡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而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也可以通过电视节目接受外界文化影响。因此，要探讨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真实世界”，还要着眼于以大众传播为基础的“传媒世界”(参见图一)。基于“两个世界”的旅游文化传播都带动了人员、信息、物质和资本的流动，促进了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增进了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大传播和大融汇。 2、旅游文化传播的媒介 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也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前所述，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具有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双重属性，因此旅游文化传播媒介包括人际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本文主要选取其中的导游和电视进行分析。 在“真实世界”的旅游活动中，帮助旅游主体完成旅游活动的中介组织称为旅游媒体。它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渠道，包括各旅游组织和企业的活动。导游人员的活动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类。一般而言，游客首先接触且接触时间较长的目的地居民就是导游人员。他们通过语言、手势和神态等非语言符号进行传播活动，连接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属于较为典型的人际传播。导游人员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和讲解，不仅使游客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目的地的风土人情，也扩展了游客对自然风光的审美欣赏能力，促进了不同国度、地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通过旅游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传播着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是一种广泛的文化传播。 从大众媒介来讲，电视是最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媒介形式。电视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形声并茂、声画同步，可以传递更多、更直接的信息。在“传媒世界”的旅游活动中，电视能够把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生动、形象、逼真、立体地展示给受众，让受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对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产品栩栩如生的可视化展示，会对受众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是电视传媒的优势。旅游目的地宜人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人文景观通过电视媒介广泛的传播，可以让受众直接地、感性地领悟到旅游地的魅力。通过电视媒介传播的旅游文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旅游需求，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受众的旅游动机。 电视同时也是受众接受旅游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卿志军和郑岩在《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作用》中对海南海口、三亚部分旅游者的调查，受访者获取旅游信息的渠道主要是电视(39.9%)，也最关注电视上的旅游信息(48%)。那么看电视是否能够代替实地的旅游活动?电视旅游信息是否能够代替导游的讲解呢?答案是否定的，个中原因则要从两种传播媒介的比较分析中去寻找。 二、两种旅游文化传播媒介的比较 1、电视与导游的差异: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 大众传播是传播手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指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文字、电波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声音、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从构成大众传播的要素来看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大众传播中表述的“特定的社会集团”是指专门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这就意味着，经过电视台采编后形成的电视旅游节目中的旅游信息具有很强的公开性、权威性和全面性。相比较而言，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导游人际传播中，导游人员带团的讲解则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每个旅游者所接受的信息也是不平衡的，有时还因为导游个人素质和职业责任感的参差不齐导致错误旅游信息的传播。 第二，大众传播以社会上不特定的大范围受众为传播对象，且受众具有匿名性和不确定性。电视旅游节目具有大众性，这就意味着它是点到即止的，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通常是广泛而肤浅的，因而难以满足观众个性化的文化需要。导游员通过与游客面对面个性化交流，可以满足不同类型游客的需要。比如对同一古建筑的介绍，面对知识界游客，导游员主要讲解该建筑的历史背景、建筑特色等;如果面对的是一般游客，他们感兴趣的可能是关于此建筑的奇闻轶事和神话传说，导游员可根据情况调整导游词的内容和形式。 第三，大众传播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电视凭着它独特的魅力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体。电视声画合一的传播方式，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现实体验。经过编辑和修饰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让人感到“媒介世界”比“真实世界”还要“精彩”，不少游客去过旅游景点后感叹“没有电视上看着那么好”! 第四，电视在节目形态上具有多样性。电视的旅游文化传播形式主要有电视旅游新闻、电视旅游广告、电视旅游节目、影视剧等几种。丰富的节目形态不论从对旅游文化传播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具有很强的传播优势。相比而言，导游员的带团讲解似乎单薄了很多。也许在大众传媒让这个世界变的绚丽夺目时，人际传播很容易被忽视，但它依然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依然有它独特的传播特点。 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在人类的传播行为中，人际传播有许多种样式，如交谈、争论、讲演、会议、教学，甚至包括电话、电子邮件形式的交谈等。“当人们最大限度地以表现个性的方式，在一起谈话和倾听时，这种传播的样式就发生了”。旅游文化传播中的导游和游客之间就是典型的人际传播。 首先，人际传播具有双向性，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频率高的特点。反馈是旅游人际传播的重要环节，它是游客对导游员讲解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旅游人际传播的进程。旅游过程中，游客可以随时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向导游员反馈得到解答，对导游传递的信息有接收不到位的，也可以及时补充信息。因此，游客在实地游览中对旅游文化信息的了解是深人的、透彻的。同样的信息，如果通过电视媒介来传播，情况会截然不同。虽然网络的兴起弱化了大众传播的单向性，但是受众对电视媒介的传播反馈依然是延迟的、低效的。电视的特性决定由它传播的信息也是易消逝的。 其次，人际传播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最具有魅力的就是它的符号传播，比如表情、手势、姿态等，由这些符号传达出来的意义往往更加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的意图就是要产生理解，而理解就在于要领会传播者的意义。通过这样的理解，概念中的人际传播范围刁讯深度却加大孔导游的人际传播相对于大众传播，更易于沟通旅游地和旅游者之间的情感，产生共鸣。比如，每个导游员都有自己的讲解风格，或风趣幽默，或引经据典，在讲解过程中不仅仅是机械的旅游信息交流，还是情感的交流，进而对目的地产生综合的印象。 2、电视和导游的契合——“把关人”角色 传播的过程牵涉到对某些信息的选择与传递，以及对另一些信息的剔除与摒弃。美国社会学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尸库尔特·卢因1947年首次提出了“渠道与把关人理论”，传播学者怀特1950年又进一步提出了新闻筛选过程的把关模式，从而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把关大，理论体系:传播过程中存在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人传播渠道。由于传播渠道的有限性，以及一些社会集团对传播过程不可避免的制约，信息不可能无限制地传播，选择与剔除的活动自然成为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 旅游活动中导游为游客讲解时，对内容也有一个类似“把关”的取舍选择过程。一般来说，无论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抑或人类的开发演绎中，大都已经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讲解体系。导游词的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一般性的景观介绍、背景材料、典故、相关的文字作品和文化事迹以及传闻轶事等等。如前所述，在浏览的动态的有限时间内，导游基本上无法对上述内容一一进行讲解，同时由于游客的个体差异性，可能层次悬殊、审美情趣不尽相同，导游一般会有选择地针对不同游客选择不同的讲解内容，导游词的深度、广度及结构都会有所不同。在这一过程中，导游是传者，游客是受者，导游对大量讲解素材进行甄选，确定传播内容，可以说，导游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把关人”。 电视旅游节目同样延续着传媒内部的普遍规则，介绍什么样的旅游文化，安排在什么时间段播出，节目时间长短等等这些无一不是在对传播进行“把关”。而在旅游活动中，导游每一次带团都是一个旅游文化传播活动，同时也是一个“把关”过程，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中的“把关大，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尽管有行业条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相对于电视旅游节目的“把关”程度来讲，导游的“把关”有更强的主观性。 三、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探求 以上对旅游文化传播的两大媒介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尝试探讨寻求二者有机结合以达到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途径。作者认为，从某一地方旅游文化的传播来讲，可以采用三段式传播方式，即游览前电视旅游文化传播+游览中导游旅游人际传播十游览后电视旅游文化传播，如图二所示。 游览前的电视旅游文化传播通过旅游新闻、旅游文化节目以及电视剧电影等多种形式，大范围地将当地旅游文化资源传播出去，利用电视的技术手段吸引受众，使受众(潜在游客)将当地作为出行旅游的候选目的地。游览中导游用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周到的服务接待游客，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游客，让游客的旅游体验达到完美状态，这是旅游文化传播成功的核心部分。游览后，游客大都具有希望经常回忆起美好的旅行体验的心理需求，因而希望在电视媒介上经常接触旅游目的地的新信息，强化旅行体验，同时，也为游客向潜在游客推荐旅游目的地起到协助作用。这样，一个良险循环的旅游文化传播链就运转起来了。 综合以上分析，电视与旅游两业界之间应共同构建基于上述三段式传播模式的平台，围绕着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主动与对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在为大众旅游提供更加优质服务的同时，共同提升旅游文化传播水平和电视、旅游的经营业绩。 旅游文化论文:关于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探讨 论文关键字：赣傩文化 旅游资源 开展 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通过对赣傩这一重要的旅游资源的特性、价值的分析，探讨利用赣傩旅游资源开展素质教育的独特性、实施途径和具体方法，从而理清了一条开发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素质教育获得旅游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途径。 我们美丽的家乡江西是文化旅游大省。其中贯古达今、影响深远的赣傩文化在快节奏的信息社会中仍散发着它古老、博大而独特的魅力。赣傩文化主要分为傩仪和傩艺术两部分，傩仪包括傩神庙、傩祭、神词、傩符、法器等；而傩艺术包括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赣傩文化的神秘独特魅力，具有强烈的心理感召力，吸引人们研习、体验、追寻，是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有着开发旅游良好前景。同时，当代中国正处社会深刻转型，人们之间的关系急速走向功利、走向竞争，社会日趋走向现代、走向未来。人们，尤其是青年集体意识、群体心理缺失，迫切需要抓住有效载体，寻访心理家园、弥补集体意识、人本精神，构件完美健全人格，提升塑造综合素质。我们完全应当在开发赣傩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利用赣傩旅游资源，深掘其教育价值，开展素质教育，发展地域旅游文化经济，从而获得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赣傩文化之特性 1、杂糅巫风、根扎赣鄱。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徐人、楚人入赣，荆楚巫风与当地百越人的神鬼崇拜混杂为影响力巨大的南方巫傩，巫傩自出现以后，不断向四周渗透，在此过程中，充满自豪盆地心态的赣先民们在巫傩的传承中，特别珍视这份令他们骄傲的祖先馈遗，从不敢轻易对其进行改动、删减，使赣傩至今仍能较完整地保存最原始的面貌和形态。 2、紧随主流、纳异化同。随着西晋“永嘉之乱”及南北朝战争、唐未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的战乱，北人不断南迁，赣傩文化不断受到其他主流文化的渗透，吸取了异元文化精魄的赣傩再以强大的影响力向周边傩属文化体系的地区发散辐射。 3、崇祖重祭、傩事娱渐。赣地的傩神虽然各异，但多有自己宗族的祖先，重勘舆、重风水的赣人认祖先的灵魂就藏于他们生前的居地，在赣人看来，奉祀与自己有着亲缘关系的远祖之灵比祈求某一位宗主更为可靠、灵验。赣地祭祖傩仪繁冗，场面热烈、隆重，规制相当严格。供奉祖先除了丰厚的祭品、供品外，还有娱神、娱人的傩歌、傩舞、傩戏等娱兴内容。各类形式的傩艺术表演能激起观众的情境共鸣及参与热情，这就使得赣傩文化的保存和弘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赣傩文化之主要价值 1、学术价值。赣傩文化是跨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戏剧学等多方面学术领域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可以帮助学者们重新界定学科体系类属、源流，完善和补充知识结构及训诂学科功能、各时期各阶段的意义。它对各种学术的研究必将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丰富可考的内容和实物索引。 2、文化价值。赣傩的文化价值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赣傩文化本身作为最原生态的地域文化艺术对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陶冶；二是作为历史遗存仍在以傩的方式对赣鄱广大地区进行历史、文化、生产、日杂知识的传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祭神、娱神、娱人的赣傩衍生出的文化教育功能。 3、艺术价值。各地作为赣傩的艺术形式，如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都有着古老、丰富而又极具个性化、地域化的形式语汇及特点，它们折射出各地人们在审美趣味、艺术观念、思维习惯的巨大差异。而强烈地方特色恰恰是艺术贵在独创的注脚，也是其原生态的表征和佐证。尤其是各地傩面具艺术所传达出的骠悍之美、凶猛之美、狰狞之美等美感体验扩展了壮美和弱美的外延，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 4、产业价值。有些人看来，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傩文化消失也越快。这一看法实有偏颇，经济发展、科教兴盛才有文化的繁荣，而当今时代文化繁荣有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大发展。赣傩文化的濒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赣傩文化遗存却不懂得就此发展相关的知识经济、文化产业。这无异于捧着金饭碗去讨饭。5、教育价值。赣傩历史是赣初民一如赣地红壤般的血色、血性混杂着融合、抗争、分立、嬗变、消长的人群、地区的交往史和生活史。赣傩历史沿革无不是充诉着思想、知识、技艺、历史的传播和繁荣，假如剔除了它傩神信仰的封建迷信部分，赣傩无疑是华夏民族共同体多极意识形态的根系所在，它的优良传统和社会生活智慧仍在向我们昭示着必须继承和发展的宝贵部分。 三、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之契合 保护挖掘和弘扬赣傩文化，开发赣傩旅游资源最为长远的战略就是将它植根于年青一代的集体记忆及深层意识之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结合提倡全面素质教育对青少年展开赣傩旅游文化资源的研习、体验等的旅游研习活动；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对素质教育来说赣傩旅游文化是最适合的现实文本。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高度契合，是素质教育的独特载体。二者契合性主要有三，即精神吻合、内容生动、形式近人。 1、精神吻合。赣傩文化的精神是开放、独立、顽强，赣傩文化的兼容性使它融合了多种文化的不同元素，这是它开放的一面；赣傩文化善于吸取异元文化的精髓，却始终没有割断自己与自己历史的联系，仍保留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方式，体系，这是它独立的一面；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这是它顽强的一面。而素质教育强调基础教育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这种发展是以开放，宽松的环境培养学生健康的个性为先决条件的，健康个性的首要特征就是它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也是开放的。与此同时，积极挖掘学生的潜能与培养其独立完成各项学习任务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锤炼出他们顽强进取，自强不息等宝贵的意志品质。二者的精神完全吻合。 2、内容生动。赣傩文化的内容涉及到民间传说、历史人物传记、忌禁由来等多方面渊源极具知识性、趣味性，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他健康的个性，而好奇、感兴趣乐于探索是健康个性中的宝贵部分，而赣傩文化生动、丰富、博大的内容足以使学生浸润于其中，陶然忘我。 3、形式近人。赣傩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的社会性，生活性的行为特点，免去书本的冗经穷辩，让学生深入和贴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这一近人而又独特的文化形式实现素质教育所强调的联系生活实际，培养职业技能的主张，不能不说是弓为矢用。 四、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实施 纵观傩文化活动的整个过程无不是作为乡村、民族等群体组织就社会过程中针对例如战争、逐疫等问题所采取的一种非理性化的思维、行为解决方式。从这几门学科的特点来看，有一个让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学习模式，那就是无一例外的强调以基本认识为先导，再以实践、实勘、实验与总结的反复深化每次的研究所得，可以说这与以知识为起点，经过技能、技巧的培养到达发展的结果的素质教育基本运转机制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在具体实施上我们拟将整个素质教育过程分为从创意、体验、互动、行动四个阶段来组织实施方案。 1、创意。以公共课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就傩文化展开开放性、趣味性的阐述和分析，使学生对赣傩文化有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在此过程中，教师应根据青少年思维敏锐、但深度缺乏；注意力强、但自控能力差；记忆力强、但条理性差的心理和生理特点，避短扬长、充分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并根据综合文化的社会性特点，以深入浅出、直白通俗的语言表述与现代化媒体展示技术相结合，充分展开教学互动，在此当中，要尊重他们的个性特点及批判精神，以免使其创造性被扼杀于萌芽。此阶段按教育目的与认识重点可分为三个内容:现象和本质认识、体系认识、价值认识。 （1）现象与本质认识，我们将赣傩认定为人类的社会群体组织以一定的仪式为中介向信仰客体祈获功利的普遍人文现象，这一现象的本质为主宰认知、主宰信赖，因此，这一本质形式外现为合神逐鬼、祈神赐福。在此过程中，注意不要把它上成了哲学课和历史课，不要让学生在概念和专业术语的海洋中周游，而是要以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与傩事溯源为兴趣点，抛砖引玉，渐入主题，始终贯彻轻松教学的原则。 （2）体系认识。赣傩文化群落有着完整、独立和庞杂的体系，在历史的衍变中和邻近地区的影响下，赣各地傩事的称谓、编员、规矩、程序、兴忌大相径庭、面目各异。在这一部分的讲解中，只要求学生对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重在人文、地域特色的宣扬和感染，所以无需面面俱道。 （3）价值认识。经过几千年沿袭、传承和发展的赣傩文化以其厚重而独特的学术、考古、文化和产业等价值饮誉海外，我们应对其遗存价值作一个较为中肯、科学的价值训估。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饱满的热情、激扬的语调对赣傩文化的遗存、可掘价值予以全面的介绍并加以盛赞，从而激发每位同学身为江西人的自豪感及爱乡情感，并树立报效家乡、建设家乡的远大抱负。 2、体验。这一阶段的要求是让学生直接参加到赣傩文化活动中，使其在具体、真实的傩文化氛围及实践活动的身体力行中体验和感受这一文化的整体形态、内涵启示及独特魅力。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暗示性语言对其思路加以引导，只在关键部分进行提示、启发和诱导、使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创意离不开傩文化情境的创设，校方应及早与傩艺团体取得联系，向其索要表演日程安排。 （1）回归体验。在祭师近乎癫狂的呼号中，古老、浑穆的傩仪事象可以瞬间将我们带回傩风激荡的原始时空，那里只有生命内驱力的舞动和如同低沉、重实的傩戏节拍一般的个性释放，基础教育是以个性健康、和谐发展为前提的，此种体验是我们籍以修复学生个性原生态的有效手段。 （2）审美体验。放眼赣傩艺术，稚拙、古朴、单纯、直率的赣傩面具可谓品类遗存、功能、艺术手法及风格都繁多难计，流传久远；丰富的取材、特有的图案、符号内涵表达功能；点与线的巧妙构成及对比手法的凝练、大气是赣傩面具艺术的非凡特色，一张张狞厉、憨蛮、诡异的表情透露出神性、兽性、魔性、混杂性，让人们感到陌生而又熟悉，这就是傩艺术的魅力所在。美育对于性格的塑造作用非凡，赣傩艺术以其可感的乡土艺术形象、艺术形式对于培养学生健康、全面、和谐发展的个性，正确的价值观，美好的情操、提高道德层次，塑造心理健全的人格都有着巨大作用。 （3）苦难体验。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在此实践中，我们以苦难为契入点展开体验和教育活动，对于培养学生的同情心、代入感、乃至于心理健康、健全的人格有着重要的作用。 （4）乡风体验。赣地傩乡不仅繁衍了赣傩文化，同时也孕育了古老、浓重、酱味十足、浸透了傩风的傩俗和民俗。可以说无言不傩、无行不傩。热爱傩文化，首先要热爱滋养傩文化的家乡，保护傩文化、挖掘和弘扬傩文化更是要从爱护傩乡、建设傩乡做起，展开乡风体验、一睹傩乡人的生活风情，体味他们的酸甜苦辣是消除学生的尊卑思想、摆正其优越心态、培养他们的公正感、爱国主义高尚情操及赤子情怀的必由之路。 3、互动。这一阶段，由教师与学生一道以多样的交流和总结形式将前两个阶段的学习所得互通识见、取长补短、扬华弃粕，进一步深化认识并就其运用领域进行深入探索，以期帮助学生将已得社会文化素质内化入心理层面，最终形成健康、全面的个性和能力。这一阶段的交流主要分为两个内容：心得体会交流和作品成果交流。一、心得体会交流，这一内容中师生可以共同携手设计如主题班会、专题座谈会、交流板报等形式活泼、组织新颖、创意独特的傩文化交流平台，就“容我一诉衷情，还你千年赣傩”、“与赣傩牵手”等主题对“傩视角看世界”、“多极世界的傩面人生”、“现代人的傩心理”等热议焦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二、作品成果交流、第二个内容实际上包括了再体验、再认识、再创造三个环节，从再体验到再创造的过程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的同学们否定复制、超越自我的旧我蝶变，当各件作品、各项成果被陈列出来，同学们可以在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傩文化艺术成果面前互相学习、加深了解和友谊， 4、行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在现阶段如何保护、传承、弘扬和挖掘利用赣傩这一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一步扩大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在其间重视并切实提高学生的素质，把住素质教育这一载体。最有力的举措就是群策群力，启动赣傩文化申报为世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阶段，教师应就这一目标向每位同学发出明确的号召，并由全体师生就宣传的方式、影响力的施加等实际行动以具体的方案确定下来，按步骤、要求共同实施。 此外，要加强傩旅游资源地，学校、旅行服务部门、政府职能的分工协作，开展好利用傩旅游资源开展好素质教育。 旅游文化论文:民间文学的旅游文化价值研究 论文关键词：民间文学 　旅游开发 　物态化 论文摘要：民间文学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极具魅力的文化资源。而我国民间文学蕴藏丰富，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今天，应努力开发利用民间文学，促进旅游文化的蓬勃发展。本文就民间文学的旅游文化价值进行尝试探讨。前言概括民间文学对旅游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第二部分具体阐述民间文学在旅游方面的开发和利用的价值。第三部分民间文学开发和利用需要注意的问题。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是最具吸引力、最有魅力的旅游资源。旅游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旅游者变换原有的文化环境，探奇求知，改变生活节律，吸取其他地方的地域文化。“国内一次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56.7%。在日本游客中，对人民生活感兴趣的高达68%。”①人们出游的主要动机是了解异地文化和民众的生活方式，旨在寻求一种“经历”或“体验”。旅游活动是游客离开常住地而发生的，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是两种地域文化的交汇与融合。旅游活动尽管具有经济色彩，但本质上还是一种文化，可以说，旅游者是为了文化而旅游的。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民间文学是民俗艺术中一种由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在民间广泛流传，反映劳动人民社会生活和思想情趣的口头语言艺术，是极具魅力的文化资源，它最集中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风貌，开发为旅游文化资源的前景不可限量。民间文学必定是旅游业中最闪亮的奇葩，它能为旅游业增光添彩,提升旅游文化的品位，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 旅游业在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我国拥有世界上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其中民间文学独树一帜，古往今来，讲故事、听故事始终是我国民间社会沿袭的文化传统，深受我国民众的喜爱。而我国又是民间文学蕴藏丰富的国度，在我国各民族、各地域民间活跃着的能讲、善讲故事的人有如恒河沙数。这种文化资源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准备了丰富的资源。近年来，随着各地对本地区地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旅游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也跻身于世界旅游大国的行列。不容置疑旅游已成为当今时尚，人们猎奇的心理，探知的欲望，民间文学的传奇性蕴含着许多有助于激发民众旅游兴趣和旅游好奇心的成分，对旅游活动的发生有促进作用。 /P 旅游属文化活动范畴，实质是通过对自然、人文景观的游历，欣赏大自然风光，领略民俗风情，陶冶情操，增长知识的一种休闲娱乐和文化教育活动。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地大物博，文化底蕴深厚，因此我国旅游资源异常丰富，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已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识。民间文学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不可忽视，它具有强大的旅游潜质；因而开发和利用民间文学对推动我国旅游业发展，对提高我国各地历史文化名城品位，对加快投资环境改善，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使旅游业富有区域特色与个性，做到有“利”可图，有“益”可求，在开发和利用民间文学资源时应加强对传说、故事等的开发利用，推动我国各地旅游业长盛不衰。民间故事和传说往往和一些名人、名地、名著以及一些风俗联系在一起，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资源要结合有关的人物和史实，结合相关的地名和古迹，结合有关的民俗和产品进行，其次对民间说唱、小戏、歌谣也不能忽视。 一、对民间文学的四层开发。 （一）对风景名胜、地名传说、故事进行开发和利用 许多优美奇丽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往往伴生出一系列动人的传说故事。游览名胜古迹的同时，了解其富有神奇色彩的传说，是当前旅游者的普遍心态。民间传说是野史、稗史，它却是“历史的活化石”，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研究价值。国内所有成名的旅游景观，都有相关的民间传说为其造势，没有了传说景观就失去了灵魂，所以历来就有“看景不如听景”之说。刘守华有一句话：“江山奇景与人文壮观的艺术结晶”。②民间传说可增添旅游的神秘色彩；往往使旅游者启发情思，震撼精神，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结合云梦山对王蝉母子和王蝉师徒的故事进行整理开发利用。结合大?缮蕉源笥碇嗡?裙适陆?锌?⒗?茫?岷箱亢臃缇扒?⒔鹕剿碌榷孕硐砂姿卣甑陌?楣适乱约鞍琢?砉适陆?锌?⒗?茫?岷狭樯健⒊?璧扔泄鼐暗愣砸箧?醯南喙毓适潞痛?到?锌?⒗?谩U夥矫娉晒??尤缦拢?/P 2002年10月25日，千年胜迹雷峰塔重建峻工落成了。雷峰塔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与其巨大的知名度息息相关的。雷峰塔的盛名，与民间传说《白蛇传》不可分离。数百年来，这个故事在戏曲、说唱、绘画等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中广为流传，几乎全国所有的剧种都排有《白蛇传》的故事。在2001年，杭州就接待国内游客2510万人次，接待海外游客约82万人次，如果其中有10％游客上塔，其经济效益就相当可观了。雷峰塔的知名度，决定了这个景区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客流量。 电影《少林寺》，是根据民间传说《十八棍僧救唐王》改编的，一经放映少林寺就名扬天下了，旅客蜂拥而来。 珠海市本来是珠江口的一个三等渔业县， 1980 年建设经济特区时，他们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个“渔女献珠”的故事。传说那渔女本是仙女，被珠海香炉湾的秀色迷住，悄悄化装成渔女下凡，嫁给一个青年渔民。成亲那天，她拾到一个特大的海蚌，挖出一颗硕大的珍珠，把它献了出来，这颗珍珠就变成珠海。于是，香炉湾畔就矗立了著名雕塑家潘鹤创作的《渔女献珠》巨型石雕，成了珠海经济特区的标志，香炉湾也成了珠海市著名的旅游区。这个传说给珠海增添了魅力，给旅游插上了翅膀。 民间传说的“八仙过海”人人皆知，影响颇大，其中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侄孙。湘子墓位于湘子故园内，墓冢高大，松柏苍翠，竹木丛生，名家碑记数通，目前占地面积30余亩,韩湘子故园已成为豫北颇有名气的道教圣地，香火旺盛，游客常年不断。 《阿诗玛》是彝族—撒尼人的经典传说。美丽善良的阿诗玛与勇敢憨厚的牧羊人——阿黑相爱。头人的儿子阿支软硬兼施地追求阿诗玛并将她关进牢笼逼婚，阿诗玛坚决不从。阿黑赶来相救，妒火燃烧的阿支，放出洪水吞噬了这对恋人。最后，阿诗玛变成了一座美丽的石像，永驻石林。后经编导成一部《阿诗玛》电影，赋上一首《阿诗玛》长诗，配上一曲撒尼民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让中国人永远记忆着石林——阿诗玛的故乡。多少游客就是从电影、诗歌和歌曲中认识并向往石林的。很多年前看过奇异石林的风光照，向往它的神秘。阿诗玛传说让云南石林名扬天下。 对这些景观由来所作的传说往往具有艺术虚构的特征，传说的虚构使有关的自然景观的美感具有多重性，人们在旅游中除直接感受景观外在的自然之美以外，还可从传说中进一步领会过去人们将自己的心灵投射在这些景物上所形成的人文之美。游客面对那些没有民间传说给以进一步美化的自然景观，会觉得索然无味。旅游景观与民间传说故事相映生辉，构成旅游文化的重要内容。正如一些从事旅游资源开发的同志所说的：“自然景观是死的，有了相关的民间传说，它们在游客心中才能活起来。”民间广泛流传的名人、名胜传说，比正史和小说都具体、全面、生动，有趣得多，加上还有不少相关的风物佐证，给人的感觉就特别的真实、可信。一座山、一条河、一座桥、一眼井、一个泉，都有它们命名的故事，讲述它们的渊源和来历，这就增加了游人无限的兴味和无穷的遐思。 （二）对有关人物、史事方面的传说、故事进行开发和利用 由于民间文学文化具有地域性、民族性、传承性等特点，往往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所独有，很难模仿和复制。因此，在竞争中就减少了可比性，具有垄断的地位，易形成强有力的竞争能力，也易于创出自己的特色和名牌效应。名牌是旅游业竞争中的一种无形力量，更是促使旅游业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因此我认为民间文学的旅游文化价值重点体现在对民间文学物态化改造，民间传说物态化为旅游人文景观。 1、人物方面的传说、故事的开发和利用 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秀丽奇特的自然风光曾吸引过历代不少诗人墨客，在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还会留下不少生动的传说、故事。这些诗文、传说、故事与旅游风景名胜有关。如唐代李白、皮日休、贺知章，宋代王安石、陆游，明代徐渭、刘基、谢迁、王阳明、徐霞客，清代林则徐、梁启超等，这些历史名人游山玩水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诗文，是旅游区的一大笔文化遗产。把他们的诗文结合各风景名胜景点，编辑成旅游区的风景名胜诗文选，作为旅游手册，提供给游客，使旅游者在观赏美好景观同时，又欣赏到历代名家的绝妙诗文。 实实在在的景点，一经被扑朔迷离的神话、传说、故事所点染，更显神彩飘逸、魅力无穷。由于旅游区一般具有特殊的历史位置和奇特的山川，会吸引了各地的电视台来拍摄旅游风情片、风景片、专题片和电影。这些电视台、电影制片厂在拍摄过程中，除拍自然风光和景点外，还会拍大量的旅游区的民风民俗和风土人情，结合民间文学中的风俗传说和风俗故事，结合民俗事象，把旅游区特有风俗习惯搬上屏幕，宣传当地的旅游，使民间文学和风俗发挥全方位的作用。这方面广西有着非常成功的例子：一个刘三姐传说打造成俩品牌。 （1）故乡旅游招牌。广西的刘三姐传奇人物，40几年来《刘三姐》一直为人们所传颂、传唱，最终宜州市被认定为刘三姐故乡。于是宜州市把流河乡更名为“刘三姐乡”。宜州市便以刘三姐故乡为品牌，大规模地建设下枧河风景旅游区，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旅游胜地。如果说电影《刘三姐》使桂林山水名扬四海，那么今天的“刘三姐故乡之旅”，则是把“刘三姐”这一古老传说进行重新挖掘并成功地运用于旅游业的一个典范。“爬坡要爬下枧坡，游河要游下枧河；刘三姐家在下枧，歌满河来歌满坡”。宜州市一条美丽的下枧河，孕育了一代歌仙刘三姐。如今下枧河沿岸的许多景点，如对歌台、扁担山、手巾岩、定情树、莫村、铜盘山、鲤鱼石等，都蕴含着刘三姐的许多美丽传说，刘三姐故乡的招牌为宜州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长足的促进作用。 （2）歌圩品牌。刘三姐是民间传说中的“歌仙”，广西各民族有口皆碑的智慧女神。与刘三姐传说相关的“刘三姐歌圩”坐落在漓江与阳朔田家河交汇处，占地面积近100亩，歌圩的核心项目为全球最大的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建成后的歌圩凸现了广西和当地的建筑风格，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与演出相得益彰。《印象·刘三姐》打着“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名义创造了广西文化产业。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由张艺谋出任总导演，在桂林山水间利用天然美景演出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精品，把广西举世闻名的旅游、文化两大资源——桂林山水和“刘三姐”的传说进行了巧妙地嫁接和有机的融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并极大促进了当地旅游文化的发展。《印象·刘三姐》成为了阳朔一个新兴的旅游品牌项目，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旅客慕名而来。《印象·刘三姐》不仅直接给阳朔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拉动了阳朔整个经济链条的快速运转。 刘三姐歌圩是广西传统的盛大节日，现已由原来的广西国际民歌节升级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由南宁市人民政府主办。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集文化、经贸、旅游于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其更加体现国际性、民族性、现代性和艺术性，不断完善“政府办节、公司运作、社会参与”的运行机制，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加大市场运作力度。连续6届的成功举办，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正成为世界民歌的盛会，形成了南宁—大独特的文化品牌，也是南宁人向世界递上的一张亮丽名片。 2、史事方面的传说、故事的开发和利用 口头传说一般都是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相融合的产物。例如三国的周郎赤壁，人们面对这些留存至今的山川遗迹，不禁回忆起当年金戈铁马、龙争虎斗的种种人和事，传说中所包含的这些历史地理因素是实在的，它是构成传说故事的核心。 今天的蒲圻将以民间传说、故事为背景大搞恢复赤壁大战古战场，发展当地旅游业。 据悉赤壁大战古战场恢复的设计理念：让静止的、陈封的历史文化景点变成可以参与、触摸、互动，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的、灵动飘逸的景观。旧景点改造中的“三国雕塑园”，成功地达到了预期效果，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而二期工程“古战场恢复区”的设计主题是：赤壁再现三国，让游客亲历战争。资源整合的形式是：以三国人文掌故、战斗场面、民俗民风、工艺美术、自然风光为内容，以厚重的三国、长江文化为载体；综合采用庙会、社戏、雕塑、游戏、武术、杂技、戏剧、电影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独创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战争场面，进而形成一种前所未有观光游览品种，让游客乘船进入，步步参与。整座古战场恢复区，实际上就是汇集了多种功能的游览胜地，但她又不同于其他的旅游景点，其突出特点是，游客亲历，所到之处没有单纯的被动参观，而是一种参与的、融入性的活动。到处都是景点景观、到处都是表演舞台。山是景，水是景，人在景中；船是戏，台是戏，戏在戏中……在虚无飘渺，步换景移中切实地感受到东方文化的神秘和博大精深及上古战争的酷烈氛围，进而得到知识的陶冶和身心的愉悦。一个崭新的，魅力无穷的具有世界级旅游品牌的大赤壁，将会很快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③ 由此及彼，借传说开发旅游区的例子比比皆是：四川的丰都是传说中的“鬼城’，鬼城人就在城市建设和旅游景观中大作鬼文章；新郑市也以传说中的“黄帝故里”为品牌开发旅游业，他们都成功了。蒲松龄老先生堪称最早的民间文学家，他的《聊斋志异》大都取材于民间传说，书成了名著，他成了名人，他的故乡淄博市也成了“名地”。当地人花了一亿多元，建了座占地千余亩的聊斋城，在城内开辟了数十个景点，一举办成了国家三A级旅游景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是施耐庵在汇集了大量的有关“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编著的，山东的梁山因此就成了驰名中外的“名山”，当地人就在其上边大兴土木，建起成套的人文景观。后来的《金瓶梅》一书。只是把《水浒传》中的一些章节扩展开来写成的，和《水浒传》恰恰相反，它是公认的伤风败俗的“淫书”，主人公西门庆和潘金莲也成了典型的“淫夫”和“淫妇”。出人意料的是，山东人竟然也看中了这部淫书和这对臭名昭著的狗男女，聊城市、临清市和阳谷县都争着打起了《金瓶梅》这张牌，不惜花费几千万元兴建“金瓶梅文化区”、“狮子楼旅游城”等大型景区，还把潘金莲定为“形象大师”，同样搞得风风火火。由以上数例，可见民间传说的利用价值有多高。④ （三）对乡土特产、民间工艺的传说、故事进行开发和利用。 在民间文学中，有不少关于土特名产、工艺品的传说、故事。开发出来，服务旅游业，大有文章可做。物产丰富的地区，在历史上有不少享有盛名的物产，因时代变迁而埋灭，或因冷落而没有开发。但在民间文学中，仍保留了这批名产、传统工艺的传说。如浙江省余姚土特名产“余姚老布”、“节令糕点骆驼蹄”、“山球”、“余姚杨梅”、“七叶一枝花”、“拉毛果”、“盐的传说 ”、“瀑布仙茗”、“大隐石板”等；如传统工艺，“陆埠佛雕”、“四明竹编”、“余姚剪纸”、“余姚花轿”、“余姚草鞋、绣花鞋”、“余姚陶瓷”等。发掘土特名产、工艺品的传说、故事，利用这些产品的传说、故事对产品进行宣传，能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同时可促进产品转化成为旅游礼品、纪念品。⑤ 1、民间手工艺的传说、故事的开发和利用 我们阳春有一道著名的风景线－－高流河竹木墟，因河成墟，河因墟而更闻名，墟因专卖竹木手工艺品而闻名，河和墟相得益彰。 高流河墟距今已有420多年历史。相传古代有一位爱国为民的将军叫高流，在剿匪过程中战死在这条河边，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该河称为高流河，并在农历五月初四他的出生日举行墟期以志纪念。以后，每近墟期，附近许多工匠都会将自编的箩筐、竹筛、菜篮、扁担、梯子等竹木藤器，拿到高流河滩席地摆卖。近年来，摆卖的东西不仅仅是竹木藤器，其它日用百货也摆到河滩上来了，连卖手机的也搬了几张桌子过来设了一个摊位。 高流河墟历史久远，其来历还与著名的冼夫人有关。 梁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冼夫人与冯宝结为夫妻后，驻兵在阳春。陈朝太建元年，冼夫人三次领兵出征广州，半年平定广州刺史都督十九州军事的欧阳纥、王仲宣反叛割据岭南的叛乱。因冼夫人母子立下大功，朝廷大为封赏冼夫人母子。太建二年冬至前后，冼夫人和冯仆母子在高流河畔召开庆祝胜利大会，追悼四十年战乱死难军民，奖励有功将士，陈列朝廷赏赐的文物，演戏、巡行、娱乐升平。 随着历史的演变，高流河墟成为了竹木制品和两阳（阳江、阳春）土特产的交易盛会，并在每年五月初四固定下来，每年一墟。该墟影响遍及新兴、云浮、恩平、肇庆、高要、茂名、高州以及阳江、阳春等州县，每年均有近10万人“趁墟”。 故老相传，在高流墟当日买的竹木器，用河水浸泡后可保永不被虫蛀。因此，高留竹木墟又是一个吉祥的节庆，许多母亲在这一天带上孩子到河上沐浴，希冀孩子们有健康美好的将来。高留墟还是我们阳春当地的“情人节”，每年这个时候，小伙子们带上自己的女友到了河边，洗一把吉祥水，然后背着爱人淌过河渠，留下天长地久的回忆。 阳春市政府在开发本地旅游文化资源时将高流河墟变成每年一度的土特产交易会，把高留河墟作为每年一度旅游节首发点,把高流河墟变成粤西土特产的交易中心,打造阳春旅游文化品牌产业。 2、风味佳肴的传说、故事的开发和利用 与旅游业不可分割的餐饮业也不可忽视，挖掘民间传说为当地独具特色的旅游餐饮文化扩大宣传。 如合肥拥有千年历史的“吴山贡鹅”，合肥人大力打造旅游餐饮品牌。 合肥人品贡鹅吃螃蟹来庆祝陷巢州涨庐州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后来更衍变为一个美丽的传说。中国民间故事＜丽友桥＞－－中国古代爱情传奇的经典。 这个传说起于隋唐年间，说的是在合肥白水坝附近靠放鹅过日子的白小玉，人长得非常漂亮，又是刺绣纺织的能手，邪恶的蟹仙一直想得到她！于是邪恶的蟹仙百般阻挠白小玉与段飞俩人结合，造成段飞失去记忆，一个人回云南老家去了。后来白小玉打败了蟹仙，她千里寻夫，大白鹅帮助段飞恢复记忆，俩人最终团聚的故事。合肥民间传说《丽友桥》有诗为证：合肥肥东肥西肥东西.丽友丽江丽水丽江水。 合肥吴山贡鹅堪称“江淮一绝”，在合肥打吴山贡鹅招牌的店大大小小有70多家。而吃正宗吴山贡鹅，还得到长丰县吴山镇，这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长丰县吴山镇举办了三届贡鹅节。合肥巢湖锦绣红楼的“橘黄蟹肥、香思红楼”主题活动搞得如火如荼，在菜品上“蟹”成为这一主题活动的重点。中国螃蟹之乡—“合肥”在文化资源和文物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开辟旅游资源，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贫穷就是财富, 荒凉也能卖钱!合肥民间传说与旅游餐饮文化 。一片荒凉，有文化妆点成奇观；两座废墟，经艺术加工变瑰宝。 （四）对民间说唱、小戏、歌谣的开发和利用 民间说唱、小戏、歌谣的开发和利用是由广大民众自编自娱自乐，大伙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这些民间艺术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诙谐有趣。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说唱、小戏、歌谣丰富多彩，每个地方各有特色，对游客的吸引力强。开发和利用民间说唱、小戏、歌谣将大大丰富旅游文化内涵。 民间说唱、小戏、歌谣的开发和利用最好是结合当地特产小食品,让游客在充分感受当地传统文化之余又大饱口福。因为旅游总要歇脚的地方，因此可以考虑培养一批专业的民间演员，把当地旅游区的旅店装修成古色古香的古代客栈与民间说唱、小戏、歌谣配合起来，让玩了一天的游客在客栈享受回肠荡气的说唱艺术。既有娱乐性又有当地独特的文化内涵的民间说唱、小戏、歌谣的旅游服务项目将大大提升旅游文化的品位，刺激游客的旅游欲望。在这方面，很值得向房县学习，在房县桥上乡的民歌种类很多，且生动活泼、极富情趣、耐人寻味。内容也十分丰富，不仅有反映当地风土民情、生产劳动、生活及恋爱婚姻、传授文化知识的民歌等，还有唱“四书五经”、“曾广贤文”、“三字经”及一些长篇叙事民歌。杜川村神农峡客栈业主张先忠，十分热心野人谷民歌的挖掘整理，自费购置了电脑、摄象机、数码照相机等设备，走村串户，并资助村民挖整民歌和民间故事，将录音、录象的资料制成光碟，得到市、县有关领导和专家做指导，他通过挖掘整理民歌和民间故事，把客栈逐步办成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化内涵的旅游客栈，成为村民唱歌和讲民间故事的文化娱乐场所，成为游客来野人洞、野人谷旅游和观光民俗文化的景点。 二、民间文学的旅游开发利用原则。 注意用恰当的形式展现民间文学资源。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一般是以口头形式流传的，即使整理出版也仅仅是文字的形式，要吸引现代旅游者就必须对其进行处理和包装，以适当的形式进行展示，要符合现代旅游的产品开发规律和市场需求特点。因此民间文学资源在旅游开发中，要遵循几个原则： （一）是民间文学在旅游开发上，利用应注重“三个结合” 1、科幻结合；时代进入了新世纪新阶段，民间文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借助时代特征，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结合高新技术创新，利用光、电、影等现代传媒、公众广告艺术、计算机辅助手段包装和宣传，以文化为内涵，坚持高雅与大众化结合原则。 2、史实结合。历史史实、历史人物与民间传说、故事相结合。在国内各大旅游风景区中，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曾在其间活动过。反映他们踪迹的故事很多，人民群众愿意把心中美好的想象情节，都依附联系在一起。如在浙江省，戚继光抗倭、黄梨洲、王翊四明山抗清，人民愿意把美好的想象与英雄联系在一块；河姆渡远古传说，浙江民众又把“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与“河姆双鸟舁日”、“女姆借金稻”相联系，幻生出一种浪漫主义色彩的传说和信仰，连风俗起源也挂勾到“女姆”身上，这也反映出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对于民间传说我们不必过于拘泥史实，去作徒劳的考证，不妨说为“史实结合”。 3、真实结合。真实的景点与民间文学、故事相结合。在旅游风景区中，各景点在规划上应有新创意、在利用自然资源上应有独到之处，要避免千人一面的局限，充分利用当地民俗风情，立足民间文化传统，面向末来，借俗生景，贴近游客，建成世界一流、富有民族品位的个性旅游区。这方面日本与英国比较重视民俗在风景区的开发利用，形成了世界性有名的几大主题公园，因此在旅游开发方面就必须搜集、整理有关景点的民间传说、故事作为实景欣赏的补充，发挥风景区各景点的互补优势，扩大旅游区域，逗留游客时间，可以启发游人触景生情，浮想联翩。 （二）是民间文学在旅游开发上，利用应注重“四性原则” 1、文化性。旅游是一种文化行为，而开发民间文学为旅游服务，就是为了增强文化意蕴，增强文化内涵，提升文化品位。如果一个景点没有一丝一毫的民间文学韵味，如：传说、故事、小戏、歌谣等，这对旅游开发毫无益处，因为吸引不了游客。 2、群众性。民间文学根植于人民群众，景点游览对象也是平民老百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充分考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定势，并加以一定的引导。文化资源开发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和应用价值。 3、品位性。人们来旅游观光，为美好的风光所吸引，为有意义的内容所吸引，要注重品位，不能与“二为”方向和四项基本原则相违背，不能有黄色、迷信、有害、低级趣味的内容，因为游客在风景点观赏到赏心悦目的景色和风光外，需要得到潜移默化的审美教育。 4、服务性。旅游要讲究经济效益，作为服务于它的民间文学开发也要有经济效益，要有市场经济运作意识，开发中要注意趣味性与服务性结合，使人们为美好的风光所吸引、为有意义的内容所吸引。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民间文学越来越受重视了，民间文学是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深刻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民俗学价值、实用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近年来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与珍爱，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我们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更应该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认清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保护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开发和利用民间文学是对民间文学最好的保护和促进它的发展。民间文学在旅游业大有文章可作，可谓是民间文学的一次复兴，也是民间文学的价值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 旅游文化论文:关于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探讨 论文关键字：赣傩文化 旅游资源 开展 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通过对赣傩这一重要的旅游资源的特性、价值的分析，探讨利用赣傩旅游资源开展素质教育的独特性、实施途径和具体方法，从而理清了一条开发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素质教育获得旅游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途径。 我们美丽的家乡江西是文化旅游大省。其中贯古达今、影响深远的赣傩文化在快节奏的信息社会中仍散发着它古老、博大而独特的魅力。赣傩文化主要分为傩仪和傩艺术两部分，傩仪包括傩神庙、傩祭、神词、傩符、法器等；而傩艺术包括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赣傩文化的神秘独特魅力，具有强烈的心理感召力，吸引人们研习、体验、追寻，是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有着开发旅游良好前景。同时，当代中国正处社会深刻转型，人们之间的关系急速走向功利、走向竞争，社会日趋走向现代、走向未来。人们，尤其是青年集体意识、群体心理缺失，迫切需要抓住有效载体，寻访心理家园、弥补集体意识、人本精神，构件完美健全人格，提升塑造综合素质。我们完全应当在开发赣傩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利用赣傩旅游资源，深掘其教育价值，开展素质教育，发展地域旅游文化经济，从而获得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赣傩文化之特性 1、杂糅巫风、根扎赣鄱。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徐人、楚人入赣，荆楚巫风与当地百越人的神鬼崇拜混杂为影响力巨大的南方巫傩，巫傩自出现以后，不断向四周渗透，在此过程中，充满自豪盆地心态的赣先民们在巫傩的传承中，特别珍视这份令他们骄傲的祖先馈遗，从不敢轻易对其进行改动、删减，使赣傩至今仍能较完整地保存最原始的面貌和形态。 2、紧随主流、纳异化同。随着西晋“永嘉之乱”及南北朝战争、唐未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的战乱，北人不断南迁，赣傩文化不断受到其他主流文化的渗透，吸取了异元文化精魄的赣傩再以强大的影响力向周边傩属文化体系的地区发散辐射。 3、崇祖重祭、傩事娱渐。赣地的傩神虽然各异，但多有自己宗族的祖先，重勘舆、重风水的赣人认祖先的灵魂就藏于他们生前的居地，在赣人看来，奉祀与自己有着亲缘关系的远祖之灵比祈求某一位宗主更为可靠、灵验。赣地祭祖傩仪繁冗，场面热烈、隆重，规制相当严格。供奉祖先除了丰厚的祭品、供品外，还有娱神、娱人的傩歌、傩舞、傩戏等娱兴内容。各类形式的傩艺术表演能激起观众的情境共鸣及参与热情，这就使得赣傩文化的保存和弘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赣傩文化之主要价值 1、学术价值。赣傩文化是跨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戏剧学等多方面学术领域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可以帮助学者们重新界定学科体系类属、源流，完善和补充知识结构及训诂学科功能、各时期各阶段的意义。它对各种学术的研究必将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丰富可考的内容和实物索引。 2、文化价值。赣傩的文化价值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赣傩文化本身作为最原生态的地域文化艺术对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陶冶；二是作为历史遗存仍在以傩的方式对赣鄱广大地区进行历史、文化、生产、日杂知识的传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祭神、娱神、娱人的赣傩衍生出的文化教育功能。 3、艺术价值。各地作为赣傩的艺术形式，如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都有着古老、丰富而又极具个性化、地域化的形式语汇及特点，它们折射出各地人们在审美趣味、艺术观念、思维习惯的巨大差异。而强烈地方特色恰恰是艺术贵在独创的注脚，也是其原生态的表征和佐证。尤其是各地傩面具艺术所传达出的骠悍之美、凶猛之美、狰狞之美等美感体验扩展了壮美和弱美的外延，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 4、产业价值。有些人看来，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傩文化消失也越快。这一看法实有偏颇，经济发展、科教兴盛才有文化的繁荣，而当今时代文化繁荣有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大发展。赣傩文化的濒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赣傩文化遗存却不懂得就此发展相关的知识经济、文化产业。这无异于捧着金饭碗去讨饭。5、教育价值。赣傩历史是赣初民一如赣地红壤般的血色、血性混杂着融合、抗争、分立、嬗变、消长的人群、地区的交往史和生活史。赣傩历史沿革无不是充诉着思想、知识、技艺、历史的传播和繁荣，假如剔除了它傩神信仰的封建迷信部分，赣傩无疑是华夏民族共同体多极意识形态的根系所在，它的优良传统和社会生活智慧仍在向我们昭示着必须继承和发展的宝贵部分。 三、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之契合 保护挖掘和弘扬赣傩文化，开发赣傩旅游资源最为长远的战略就是将它植根于年青一代的集体记忆及深层意识之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结合提倡全面素质教育对青少年展开赣傩旅游文化资源的研习、体验等的旅游研习活动；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对素质教育来说赣傩旅游文化是最适合的现实文本。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高度契合，是素质教育的独特载体。二者契合性主要有三，即精神吻合、内容生动、形式近人。 1、精神吻合。赣傩文化的精神是开放、独立、顽强，赣傩文化的兼容性使它融合了多种文化的不同元素，这是它开放的一面；赣傩文化善于吸取异元文化的精髓，却始终没有割断自己与自己历史的联系，仍保留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方式，体系，这是它独立的一面；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这是它顽强的一面。而素质教育强调基础教育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这种发展是以开放，宽松的环境培养学生健康的个性为先决条件的，健康个性的首要特征就是它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也是开放的。与此同时，积极挖掘学生的潜能与培养其独立完成各项学习任务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锤炼出他们顽强进取，自强不息等宝贵的意志品质。二者的精神完全吻合。 2、内容生动。赣傩文化的内容涉及到民间传说、历史人物传记、忌禁由来等多方面渊源极具知识性、趣味性，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他健康的个性，而好奇、感兴趣乐于探索是健康个性中的宝贵部分，而赣傩文化生动、丰富、博大的内容足以使学生浸润于其中，陶然忘我。 3、形式近人。赣傩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的社会性，生活性的行为特点，免去书本的冗经穷辩，让学生深入和贴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这一近人而又独特的文化形式实现素质教育所强调的联系生活实际，培养职业技能的主张，不能不说是弓为矢用。 四、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实施 纵观傩文化活动的整个过程无不是作为乡村、民族等群体组织就社会过程中针对例如战争、逐疫等问题所采取的一种非理性化的思维、行为解决方式。从这几门学科的特点来看，有一个让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学习模式，那就是无一例外的强调以基本认识为先导，再以实践、实勘、实验与总结的反复深化每次的研究所得，可以说这与以知识为起点，经过技能、技巧的培养到达发展的结果的素质教育基本运转机制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在具体实施上我们拟将整个素质教育过程分为从创意、体验、互动、行动四个阶段来组织实施方案。 1、创意。以公共课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就傩文化展开开放性、趣味性的阐述和分析，使学生对赣傩文化有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在此过程中，教师应根据青少年思维敏锐、但深度缺乏；注意力强、但自控能力差；记忆力强、但条理性差的心理和生理特点，避短扬长、充分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并根据综合文化的社会性特点，以深入浅出、直白通俗的语言表述与现代化媒体展示技术相结合，充分展开教学互动，在此当中，要尊重他们的个性特点及批判精神，以免使其创造性被扼杀于萌芽。此阶段按教育目的与认识重点可分为三个内容:现象和本质认识、体系认识、价值认识。 （1）现象与本质认识，我们将赣傩认定为人类的社会群体组织以一定的仪式为中介向信仰客体祈获功利的普遍人文现象，这一现象的本质为主宰认知、主宰信赖，因此，这一本质形式外现为合神逐鬼、祈神赐福。在此过程中，注意不要把它上成了哲学课和历史课，不要让学生在概念和专业术语的海洋中周游，而是要以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与傩事溯源为兴趣点，抛砖引玉，渐入主题，始终贯彻轻松教学的原则。 （2）体系认识。赣傩文化群落有着完整、独立和庞杂的体系，在历史的衍变中和邻近地区的影响下，赣各地傩事的称谓、编员、规矩、程序、兴忌大相径庭、面目各异。在这一部分的讲解中，只要求学生对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重在人文、地域特色的宣扬和感染，所以无需面面俱道。 （3）价值认识。经过几千年沿袭、传承和发展的赣傩文化以其厚重而独特的学术、考古、文化和产业等价值饮誉海外，我们应对其遗存价值作一个较为中肯、科学的价值训估。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饱满的热情、激扬的语调对赣傩文化的遗存、可掘价值予以全面的介绍并加以盛赞，从而激发每位同学身为江西人的自豪感及爱乡情感，并树立报效家乡、建设家乡的远大抱负。 2、体验。这一阶段的要求是让学生直接参加到赣傩文化活动中，使其在具体、真实的傩文化氛围及实践活动的身体力行中体验和感受这一文化的整体形态、内涵启示及独特魅力。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暗示性语言对其思路加以引导，只在关键部分进行提示、启发和诱导、使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创意离不开傩文化情境的创设，校方应及早与傩艺团体取得联系，向其索要表演日程安排。 （1）回归体验。在祭师近乎癫狂的呼号中，古老、浑穆的傩仪事象可以瞬间将我们带回傩风激荡的原始时空，那里只有生命内驱力的舞动和如同低沉、重实的傩戏节拍一般的个性释放，基础教育是以个性健康、和谐发展为前提的，此种体验是我们籍以修复学生个性原生态的有效手段。 （2）审美体验。放眼赣傩艺术，稚拙、古朴、单纯、直率的赣傩面具可谓品类遗存、功能、艺术手法及风格都繁多难计，流传久远；丰富的取材、特有的图案、符号内涵表达功能；点与线的巧妙构成及对比手法的凝练、大气是赣傩面具艺术的非凡特色，一张张狞厉、憨蛮、诡异的表情透露出神性、兽性、魔性、混杂性，让人们感到陌生而又熟悉，这就是傩艺术的魅力所在。美育对于性格的塑造作用非凡，赣傩艺术以其可感的乡土艺术形象、艺术形式对于培养学生健康、全面、和谐发展的个性，正确的价值观，美好的情操、提高道德层次，塑造心理健全的人格都有着巨大作用。 （3）苦难体验。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在此实践中，我们以苦难为契入点展开体验和教育活动，对于培养学生的同情心、代入感、乃至于心理健康、健全的人格有着重要的作用。 （4）乡风体验。赣地傩乡不仅繁衍了赣傩文化，同时也孕育了古老、浓重、酱味十足、浸透了傩风的傩俗和民俗。可以说无言不傩、无行不傩。热爱傩文化，首先要热爱滋养傩文化的家乡，保护傩文化、挖掘和弘扬傩文化更是要从爱护傩乡、建设傩乡做起，展开乡风体验、一睹傩乡人的生活风情，体味他们的酸甜苦辣是消除学生的尊卑思想、摆正其优越心态、培养他们的公正感、爱国主义高尚情操及赤子情怀的必由之路。 3、互动。这一阶段，由教师与学生一道以多样的交流和总结形式将前两个阶段的学习所得互通识见、取长补短、扬华弃粕，进一步深化认识并就其运用领域进行深入探索，以期帮助学生将已得社会文化素质内化入心理层面，最终形成健康、全面的个性和能力。这一阶段的交流主要分为两个内容：心得体会交流和作品成果交流。一、心得体会交流，这一内容中师生可以共同携手设计如主题班会、专题座谈会、交流板报等形式活泼、组织新颖、创意独特的傩文化交流平台，就“容我一诉衷情，还你千年赣傩”、“与赣傩牵手”等主题对“傩视角看世界”、“多极世界的傩面人生”、“现代人的傩心理”等热议焦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二、作品成果交流、第二个内容实际上包括了再体验、再认识、再创造三个环节，从再体验到再创造的过程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的同学们否定复制、超越自我的旧我蝶变，当各件作品、各项成果被陈列出来，同学们可以在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傩文化艺术成果面前互相学习、加深了解和友谊， 4、行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在现阶段如何保护、传承、弘扬和挖掘利用赣傩这一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一步扩大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在其间重视并切实提高学生的素质，把住素质教育这一载体。最有力的举措就是群策群力，启动赣傩文化申报为世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阶段，教师应就这一目标向每位同学发出明确的号召，并由全体师生就宣传的方式、影响力的施加等实际行动以具体的方案确定下来，按步骤、要求共同实施。 此外，要加强傩旅游资源地，学校、旅行服务部门、政府职能的分工协作，开展好利用傩旅游资源开展好素质教育。 旅游文化论文:论析中西方文化与旅游及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以西安成阳“旅游一体化”为例 【论文关键词】中西方文化；旅游；旅游文化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从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和核心入手，追溯旅游的历史发展，分析文化和旅游的关系；然后探讨旅游文化的发展内涵和功能；最后以西安成阳旅游一体化(旅游同线)为例，回顾所取得的成果，并提出西成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更多浸透了旅游客体的客观历史文化和旅游主体的主观文化以及在旅游过程中与旅游媒介相互作用，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 一、中西方文化与旅游 （一)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及核心 1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一词是从拉丁语Cultura转化而来的。据英国文化史学家威廉斯(Raymmond Williams)考证，在18世纪之前，culture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人的培养过程”。到了19世纪，culture指“各类艺术的总体”和“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将其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ctt Tylor)给文化的定义在西方基本达成共识:“文化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la]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其特征是主体与客体对立，宗教与科学两元。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希伯莱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体现为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宗教精神的统一。 2.中国文化。在汉语中，文化的意识至少应当推至东周。孔子的《论语·八情》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里“文”已经有文化的意味。《易经))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词源而言，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由此可见，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偏重精神方面，其精神基础是儒家伦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于鬼神合其吉凶。”其特征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宗教与伦理的结合，讲究的是人文主义。从渊源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巫史传统的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道、法等为补充。 (二)文化和旅游的关系 1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广东的汉奸别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遗址，长安古乐等。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轰展性，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因此，组织旅游和参与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文化是旅游竞争的核心。旅游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物质方面的需求易于满足，但其最终目标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由于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往往为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所独有，文化中所带有的民族和地域的独特信息，往往是不可再生也是不可替代的，形成发展旅游强有力的竞争能力，西安、洛阳两城市争夺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丝绸之路已成为驰名世界的旅游品牌。 3.文化是旅游的驱动力。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显示，旅游业的收益越来越不依靠人数的增加，而来自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服务。在旅游资源走过普遍开发阶段之后，文化成为将旅游业发展引向深人的重要驱动力。以北京大观园为例，从160万元《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制景费起家，按小说中的菜谱开发红楼宴、红楼宴舞，靠挖掘文化内涵成为国内旅游的知名品牌。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运用的典型。 4.文化是旅游发展的方向。我国旅游业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据统计，2008年海外游客对中国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中，文化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体现了旅游对文化的依附性以及它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延续性、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繁多的文化资源种类，有利于开发结构完善、适应面广的旅游产品，形成优质品牌。推进文化旅游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由旅游大国成为旅游强国。 二、旅游文化的发展 (一)旅游文化的内涵 旅游文化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由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资源或旅游目的地)、旅游媒介(直接、间接服务的旅游企业)在旅游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游文化是在与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最后，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市场、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 (二)旅游文化的功能 1旅游文化的人文教化与审美功能。旅游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感受美，获得美感，而美就蕴藏在旅游文化的客体之中。旅游者通过游览秀丽的自然景色、凭吊历史文物古迹、领略异域的风土人情、品味他乡的饮食文化，提高审美水平。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许多自然景观中包含了伦理道德意义，自然景观的美丑同人的道德情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在游览长江三峡的神女峰时，会被神女对待爱情婚姻至死不渝的态度所感动;畅游黄河，除了感受其浊浪滔天的壮阔水势外，更主要的是被黄河的象征意义—华夏文明的摇篮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所感染和激励，由此提升了思想境界，增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2.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具体表现在促进消费和增加外汇收人两方面。旅游文化对于消费的促进作用，首先体现在旅游媒介中。旅游业经营者、从业者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职业道德、服务观念及经营思想等文化素质越优秀，旅游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情趣就越会得到满足，精神上的享受、心理上愉悦必然会强化消费欲望，从而实现消费行为。另外，旅游资源中文化含量与价值的开发，同样会促使旅游消费的增加。外国游客人境旅游，既要进行商品消费，又要求提供劳务服务，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发展跨国旅游是给国家增加外汇收人的重要途径。 3.旅游文化的文化交流功能。旅游文化具有文化交流功能。文化交流可以增强旅游地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加强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往来。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山河壮丽，古迹众多，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旅游者登临泰山，会产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情;漫游故宫，会发出中华民族建筑艺术举世无双之惊叹。旅游文化还可以帮助旅游者交流思想感情，消除偏见和误解，有力地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以西安咸阳旅游一体化为例 (一)西咸旅游同线的提出 西安作为我国重要的旅游热点城市和西部核心旅游集散地，年游客接待量占陕西省的90%以上;咸阳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以文物为主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是陕西北线、西线旅游的重要节点。西安的客源优势和咸阳的资源优势为两市的旅游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沈抚同城化”、“广佛同城化”、“京津同城化”和“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提出，2003年元月，西安、咸阳两市旅游局在西安共同签订了“旅游同线”协议，提出了“一接四同”的具体思路(即旅游规划相衔接、旅游市场同开发、旅游产品同体系、旅游环境同整治、旅游服务同网络)，标志着西咸旅游一体化的正式启动。 （二)西咸旅游同线取得的成果 六年来，两市的旅游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果。比如，建立两市旅游协商机制，即两市旅游局和旅游协会间共同研究、确定一定时期内“旅游同线”工作;实现两市旅游规划对接.邀请对方参与规划的研讨，为编制西咸旅游总体规划奠定了基础;建立联合促销机制，如联合赴客源市场进行促销、联合举办了“观《贞观长歌》、游盛唐美景”、“持奥运门票到西、咸半价游”等活动;建立了重大旅游项目协商机制，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建立了两市旅游行业单位联系机制，通过信息互通、培训同搞、市场共作等措施，使两市行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服务水平有了新的提高等。 (三)西咸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1．打造西咸旅游统一形象。共同协商确定两市共用的旅游形象、旅游标识、旅游口号等，共同对外宣传，使西安与咸阳成为一个统一的旅游目的地，使西咸旅游成为游客普遍认可的统一体，而不仅仅是两市旅游部门内部的认同。 2.构建两市统一的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由两市共同建立旅游基金，用于西咸同线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的构建。如建立两市同台同号的旅游声讯服务平台、旅游网络咨询平台、在两市广电网络中开设共同的旅游栏目、在两市建立统一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在整合两市旅游六要素的基础上推出统一的、两市通用的城市旅游卡等等使西咸旅游合作向深层化、具体化、实用化方向发展。 3.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唐、秦文化内涵;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解决现存的整体旅游形象不清晰、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营销策略不高明的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4.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体会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研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 5.调整和优化旅游开发格局。目前，旅游需求消费的重心正由观光型向文化型、保健型和生态型方面转化，西咸旅游同线要抓住机遇。享有“中国第一帝都”美誉的咸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应以历史文化为主体，以养生保健、独特的民俗资源和休闲娱乐为支撑，其他旅游项目协调发展的旅游产业格局;“文物甲天下”的十二朝古都西安素有“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浩瀚的文物古迹遗存，自然景观峭拔险峻，周边的十余个森林公园，人文山水交相辉映，构成古老西安特有的神韵，还有久演不衰的《唐长安乐舞》、《仿唐乐舞》、《秦俑魂》、《长恨歌》等文艺节目，赢得国内外游客的赞誉。 6.全面加强旅游文化建设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产业，其文化建设除抓好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外，还要抓好旅行社、旅游宾馆、旅游车辆公司等企业、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建设。旅游企业的有形产品，除了要具备实用的功能外，还必须满足顾客求美、求新、求知的文化功能。作为主要接待的旅游饭店，要突出其建筑文化、装演文化、功能文化和服务文化的建设，重视大堂文化、卫生间文化、餐厅文化和休闲娱乐文化等方面的设计和建设。旅游目的地要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借以提高旅游区的品位和档次。旅游市场营销，除了产品的文化内涵外，营销人员自身的文化素质、言谈举止、礼节礼仪都要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给人以鲜明的高品位文化形象。 旅游文化论文:中国玉都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 旅游是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步提高而不断增长的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正在成为一项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随着近年来世界各地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旅游目的和方式都由过去的休闲观光旅游过渡到层次更高的文化旅游。显然，提高旅游文化层次、充实旅游文化内涵，使旅游者在参观、饱览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同时，开阔文化视野，增长文化知识，已成为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使旅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必须将文化融于旅游之中。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只有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旅游才能显示出无限生机。有人把文化称之为旅游发展的“加速器”，一点都不过分。本文将对我中国玉都岫岩县旅游文化发展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初见成效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发展战略，主打“岫岩玉牌、资源牌、民族牌”这三张精品牌，开发自然景观，挖掘人文景观，提升旅游品牌，旅游产业正成为岫岩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我县已成为辽宁省旅游强县，共有国家A级以上风景区5处，“国石之旅”、“生态之旅”和“满乡之旅”三条旅游热线年接待游客逾百万，年旅游综合收入达5亿多元。具体表现在： 打“岫岩玉牌”尽展中国玉都风采。岫岩县政府始终坚持“琢玉兴县”战略，打响岫岩玉牌，弘扬岫岩玉文化，振兴岫岩玉产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先后参加了“中国国石”竞选，以市民投票第一名和专家投票第一名的成绩荣获“中国国石第一候选石”称号；参加了中国矿业名牌城市竞选，成功获得“中国玉都”冠名权，成为中国矿业名牌城市；1996年12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岫岩玉星”，在全国开创了以矿产资源名称命名小行星的先河，岫岩玉和岫岩的知名度、美誉度大增，为国内外所共识。 打“资源牌”彰显自然山水魅力。为了创造更好的旅游环境，几年来，岫岩县政府投入巨资综合开发了药山、清凉山、龙潭湾等现有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兴建了大洋河水上乐园，完善了水上娱乐项目，开发了前营仙人嘴温泉、哈达碑沟汤温泉，推出了“清凉山世界之旅、药山健康之旅、大洋河漂流之旅”等精品线路，形成了独具岫岩山水特色的旅游优势。同时，我县还积极加快生态大县建设，抓好大洋河、哨子河两大水系及沿岸的开发和保护，使得空气清凉宜人、水质清澈甘洌。 打“民族牌”散发浓郁满族风情。岫岩50万人口中，90％以上都是满族，有着鲜明的满族特色，洋溢着浓郁的满族风情。近年来，岫岩县政府已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满族博物馆，存放陈列大量史籍资料和文物，并全面详细展示了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同时，岫岩县政府还积极兴建药山满族风情村，在城镇着手兴建满族风情一条街，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满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形成独具岫岩地方民族特色的精品旅游热线，弘扬满族传世文化。 以上三张牌，说明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称之为特色旅游。但是，我们的这种特色旅游，只是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形态，它是以初级观光旅游为主，是“粗放式发展、低效率经营”的状况，旅游的高级形态是要提升旅游文化的含量，在旅游文化上大做文章。 二、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县旅游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旅游文化发展的理念没有真正竖立起来。 我县目前比较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忽视文化的经济功能，导致一些相关管理部门只有文化事业的概念，没有文化产业的观念，缺乏对市场条件下如何适应新形势新时期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文化资源的深刻认识。对现代文化旅游业的产业功能、发展规律以及如何实现文化与旅游的结合缺少正确认识，对文化旅游业的性质、地位、特点、规律等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导致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思路不清晰，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规划不重视，缺少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对策和措施。造成了“文物资源多（文化遗址遗迹426处），但开发利用不够；玉文化、满族历史文化深厚，而挖掘利用不足”现象的产生。 （二）、旅游资源文化品味不高。 1、岫玉旅游的文化含量较低。岫玉使我县文化旅游的最大品牌，但是这一品牌因文化含量较低而黯然失色。首先岫玉购物场所建筑风格没有地方特色、卫生环境不尽人意，与玉所具有的“高贵”、“典雅”的身份和品质格格不入。第二因岫玉本身的硬度、韧性等物理性质所限，加上雕刻技术以及急功近利的思想，目前在市场上出卖的大部分岫玉产品雕刻不是特别精湛，民俗题材的作品较多，有创意的题材较少，精品更好，与其收藏品身份不吻合。第三巨型玉体、岫玉的“四大天王”等特色资源尚被充分开发利用。第四玉石开采过度，市场供应量大，价格很低，市场形象不佳。这不仅削弱了岫玉作为主导旅游产品的市场吸引力，也严重影响了岫玉进一步与旅游嫁接的潜在价值。因而，扭转岫玉在市场上的不良形象已迫在眉睫。 目前，岫玉开发的目标完全是玉器加工和交易，将这种宝贵的资源是同煤炭或其他矿物资源一样进行开发利用，没有意识到这种资源本可以转化成对当地可以有持久经济生命力的旅游资源。这种观念影响了岫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2、满族文化遗产整合开发利用水品较低。我县满族文化遗产是我县发展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但是，对其整合开发利用很不到位。目前我县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岫岩玉雕工艺、东北大鼓、皮影戏、满族剪纸、满族刺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岫岩单鼓、满族民间歌曲等7项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婚俗、农民画、民间鼓乐等13项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具有岫岩特色、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仍严存在着后继乏人的问题，在活动上每年也只有一些象征性的表演和展示；426处文化遗址遗迹连我们岫岩本地人知道的也不多；我县中国第一陨石坑遗迹开发缓慢；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大都只能在岫岩博物馆中见到；满族的民族语言、服饰和习俗多已消失；满族饮食为主的餐馆几乎没有；满族民俗村建设雷声大、雨点小。如此状况，使我县的满族风情特色很难体现。 3、岫岩山水生态旅游层次较低。我县境内山川秀美，峰峦叠嶂，群山滴翠，犹如一幅山水画卷：有怪石嶙峋、涧水潺潺的辽宁四大名山之一的药山；有数峰突起，浓荫蔽日的青凉山；有深藏古寺、秀色可掬的卧鹿山；有风光奇丽、银链悬空的石湖瀑布；有水秀潭美，如嵌明珠的龙潭弯……奇峰异景美不胜收。这一切使岫岩成为辽宁和东北地区的“绿色屏障”、“生态斑廊”和“生态飞地”，为城市提供了“绿色之肺”、“天然氧吧”，因而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优越条件。但是，我县生态旅游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比较粗放；没有形成“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为一体的完整的旅游产业体系；经营仍停留在门票经济阶段，还不能满足游客的多方需求，也就带不来较高的旅游综合效益；环保设施落后；生态文化衍生产品的开发几乎为零；没有着力于山水景区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要努力发现其生态文化价值并赋予其灵性、且要涵盖对相关人文元素的认识与发掘。景区景点是形式，文化内涵是魂魄，两者相得益彰，方能魅力四射。比如一个景区，应形成若干或荡气回肠，或缠绵悱恻，或幽默诙谐的优美传说和民间故事，在导游声情并茂的讲述下，欢乐游客，并且给人以启迪，即使景点并不是上佳的，也足以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旅游者参与性项目不丰富，主要是静态展示。文化旅游要使旅游者真正参与其中，通过娱乐性的节目，真正领会文化的内涵，才能实现游客和景区双赢。我们的文化旅游的表现形式单一，主要集中在文化资源的静态展示，缺少大型的、专业化的与文化旅游相关的文艺表演活动，在听觉上吸引力不强，在视觉上冲击力不够，影响我县文化旅游整体形象。 （四）、旅游业基础配套设施比较薄弱。我县旅游产业体系尚未形成，还难于满足游客食、住、行、游、购、娱多方面的需求。虽然已经形成以岫岩镇为枢纽的放射状交通网络，但是道路级别不高，可进入性较差。全县仅有一家旅行社——嘉平旅行社，国家导游员3名。床位数超过50张的酒店有6家，其中三星级酒店两家——岫岩宾馆和贺临假日酒店，床位总数约1000张，接待设施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以KTV歌舞厅、游戏厅、酒吧、茶吧为主的娱乐业规模虽然不小，但缺乏特色，品位不高，层次不丰富，不能同时适应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的口味。按说，由于岫玉一枝独秀，名播远近，岫岩的旅游购物品本应是最值得称道的旅游行业，但是目前玉雕产品主要针对商人，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性活动，很少针对旅游者。因而，在题材、体量和雕工诸多方面没有发挥旅游纪念品的功能。 （五）、旅游商品特色不明显。玉件不算，与深厚的人文资源形成反差的是我县旅游商品开发不尽如人意，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旅游纪念品缺乏，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标志性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忽视挖掘旅游品牌的形象价值和拓展旅游品牌的产业链条，经营规范、信誉良好的旅游购物场所也没有设立，致使来我县旅游的绝对人数增长较快，但旅游综合消费却相对较低。 （六）、从业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我县旅游从业人员中，高中级管理人才还很缺乏。旅游产业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产业，我先旅游文化产业目前尚处在起步和培育阶段，各种层次的旅游专业人才十分缺乏，景区景点的旅游服务人员也缺少正规培训和专业培训。整体看，目前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仍停留在一般的接待阶段，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要求相比还不适应。旅游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还没有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和措施上落实。 （七）、资金投入不足。旅游产业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景点开发再到旅游产品包装宣传推介，都需要足够的资金做后盾。近年来，虽然我县多方面争取资金，不断加大基础设施等投入，但总量上仍显不足，从而制约了旅游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发展我县旅游文化产业的措施 当前全国各地到高度重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岫岩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利用现有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突出岫岩旅游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树立岫岩旅游的整体形象，创岫岩旅游的精品。学习和借鉴其他兄弟市、县，像大连等，加快和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旅游精品战略，使岫岩的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从而实现岫岩“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一）、必须增强旅游产业开发中的文化意识，确立“大文化、大旅游、大产业”发展思路。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业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惟有充分挖掘旅游产业中的文化内涵，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旅游的文化品味，才能够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实践证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是一种依托关系。只有景观加文化才能留住远方的游客，没有文化底蕴的景观是留不住游客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以文化为支撑的经济，文化因素渗透经济活动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紧密结合，对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文化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成为经济竞争的关键。文化内涵成为商品价值的重要源泉，商品的文化含量越高,使用价值、欣赏价值、附加值就越大，市场竞争力也就越强。要树立“抓旅游就是抓经济”、“抓旅游就是抓发展”观念, 。 （二）、加强创新，增强文化含量。旅游离不开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越丰富，它的知名度就越高，也就越吸引人。针对我县目前旅游景点文化含量不高的问题，应集思广益，开拓创新，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地增加文化含量，使之锦上添花。 在山水生态游方面，要深入挖掘景点的文化价值。请些国内文坛名家艺界高手在适当时候来我县著名景点游览并组织笔会，把他们的作品配上作者简介和照片结集出书，择其名篇名句请书法金石家在相应景点刻字或制匾、联，以流传后世，给游客留下高品位的珍藏纪念品。要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学、建筑、工艺美术、园林、民族服装设计以及音乐、书法、绘画、雕刻(塑)、装潢等专业人员的智慧，充分依靠艺术手段和科学手段，将旅游资源进行艺术化处理，使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能够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 目前景点的介绍和评价，还停留在“是什么”、“怎么来”这个层次，而它们在岫岩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什么变化，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呼应，它们对岫岩满族文化的影响则很少被提及，这就无法全面展示其文化底蕴。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必将成为旅游产业在新世纪的发展主流，要树立岫岩旅游的文化品牌，必须在现有旅游产品和资源的基础上不断予以创新。 在玉石之旅方面，除了提高玉雕的创意水平、多出精品外，可创作一篇戴玉佩、玉镯给人带来好运的民俗传奇故事，让购玉者都在这个美丽的故事中购买玉件。另外，改变“采玉兴县”，实施“观光（玉）兴县”的发展战略。这个思路的要点是玉石文化的功能转换。——将前来岫岩买卖玉器转化为前来岫岩观赏玉石文化；实现以开发利用本地玉石资源进行玉石加工向主要采用国内外宝玉石资源，以发展玉雕业为主向多种宝玉石原料加工并举的模式转变；引导和推动玉产业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中实现量的新扩张。我县将在“玉皇”原址兴建中国玉博物馆，并规划在岫岩县城中国玉雕会展中心和哈达碑镇中国玉博物馆之间建设一条长37.4公里的旅游观光带，这将为玉石之旅带来一道炫目的亮点。 在魅力满乡游方面，应做到满族文化、满族乡情、满族民俗景观三者的和谐统一。如果说满族文化是“根”，满族民俗乡情是“叶”，那么，满族民俗景观则是“花”。 旅游者不辞远程之苦来到岫岩满乡村落，主要是想看到满族文化与满族乡情的载体——满族民俗的景和物。 做到使景更美、更自然，实物更丰富、更真实。对于满族民俗村要加快建设。总之，在我县文化旅游的每个环节都要注重突显文化的内涵，突出地域和民族的特色，突出浓郁的民风民情。 （三）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既要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和本真性，又要通过旅游开发向外界宣传推广。对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生产性保护方式，加以合理利用，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鲜元素。对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注重原真形态的展示，另一方面通过编排，成为具有满族民族特色和市场效益的文化旅游节目。要整理和生产一批满族民族文化艺术精品节目。要鼓励对我县现有演艺资源进行整合利用，鼓励社会资本以投资、参股、控股、并购等方式进入旅游演出市场。鼓励运用现代高新科学技术，创新演出形式，提升节目创意，突出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打造我县优秀旅游演出节目。旅游景区（点）要广泛吸纳文艺演出团体和艺术表演人才以多种方式灵活参与景区经营，不断提高景区（点）的文化内涵。 （四）、要搞活投融资机制，加快旅游文化产业招商引资步伐。影响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开发进程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必须大力创新投融资机制，大力拓宽旅游投资融资渠道。今后，一方面政府应发挥文化开发的主导作用，积极争取国家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大力招商引资，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实行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与开发权、经营权相分离等措施，鼓励国内外大集团、大公司和民营企业投资，吸引内资、外资以及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开发，大力支持县内外投资商采用承包、租赁、入股、买断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实现资本与资源的最佳结合。要明确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要坚持内资与外资同等重要、内商与外商一律平等、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原则，按照市场规律“多轮驱动”，大胆开展资本运作，要着力改善招商引资环境，在优惠政策制定、提供开发条件、配套服务措施上下狠功夫，让外来投资者进得来、留得下、能发展。 （五）积极培育文化旅游人才。 加强文化旅游人才培训。根据我县市场需求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际，定期组织文化旅游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开展导游和讲解员培训，努力培育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旅游人才队伍；全面推行文化旅游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等级考试、持证上岗制度，为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六）开发一两种 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标志性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设计上可以和岫玉结合，体现中国玉都的内涵。这样既可以宣传岫岩，又可以增加收入。旅游旅游购物是直接拉动旅游收入最直接的重要因素，在旅游消费各要素中，购物作为最大需求弹性要素之一，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和拓展空间。在旅游业发展中，购物已成为决定旅游业效益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在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旅游商品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占40%左右，法国旅游商品、纪念品的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55%～60%，香港也高达50～55%。旅游商品具有很好的联动效应，旅游商品的发展可以为岫岩农业、商业、加工业、服务业、食品等部门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七）、要尽快制定岫岩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实行税费优惠政策。规划是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建设的龙头。做大做强特色文化旅游产业，首先必须把规划置于一个高起点的位置，做到起点高、审批权威、执行严格。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出特点、做出品牌、做出效益，推动岫岩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实行税费优惠政策， 内容包括：对外来投资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通过建立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实行“税费先征后奖”。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奖励额度可以实行：1、新建文化旅游企业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前3年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第4、第5年上述留成部分的50%，税费奖励不超过5年。2、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市属以上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3、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本级政府收取和支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免缴（办理相关证照和购买发票工本费除外）。4、实行政府对投资者补贴机制。凡新建规模以上的项目，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县政府每年按投资基数的5%进行补贴，累计补贴时间不超过3年。5、对新引进县以外投资主体来我县直接投资景区、景点开发及旅游文化配套服务项目建设的中介人，按到位资金总量的3%予以奖励。对投资方新开发的景区景点，荣获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10万元，荣获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30万元；荣获A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50万元。 （八）、加大文化产品宣传推介力度。没有宣传就没有市场，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必须与宣传包装相同步，甚至宣传先行。要以旅游集团、旅行社为主渠道， 以国内大型展会、全省旅游促销行动为载体，以新闻媒体采风报道和电视、广播、报刊、网络、户外广告宣传为主要宣传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多层次、全方位开展以岫岩文化为重点的旅游品牌推广和旅游产品推介。要注意运用大型节庆、电视专题片、宣传手册等多种手段展开包装宣传，通过举办论坛、投资洽谈会、项目交易会等形式推介岫岩的文化旅游项目。 今年的玉雕艺术节就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推介契机。 通过以文化促进旅游，用旅游传播文化，实现文化与旅游的良性互动，把文化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就会形成特色品牌优势，形成“人文、自然、文物、山水、民族、生态、产品”等交相辉映的旅游新格局，使岫岩旅游迈上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使旅游成为岫岩经济发展新的支柱产业。 旅游文化论文:浅析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 [论文关键词]永州市 旅游文化 开发 [论文摘要]永州，古称零陵，风景优美，素以“锦绣潇湘”驰名中外，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它历史悠久，少数民族众多，山脉起伏，气候宜人，常留有文人墨客的足迹，为永州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之时，如何挖掘旅游文化的潜在价值，将其转化为旅游产品，进而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是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的关键所在。 一、永州市旅游资源状况 （一）旅游文化资源丰富 （1）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众多。永州历史名人众多，如舜帝、柳宗元、怀素、周敦颐、黄庭坚等；地方文化丰富，如舜文化、柳文化、碑文化、女书文化、草书文化等。此外，永州有历代形成的古陵、庙、塔、阁、桥两千多处，已被国家、省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38处。（2）风景优美，自然景观独特。永州是以山多水秀闻名的。潇水南北纵切，湘江西东纵横；九嶷山、阳明山、舜皇山、金洞林场4大国家森林公园分布境内，全境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水相间，风景独特。（3）少数民族众多，民俗风情古朴。永州境内居民共有29个民族成分，以汉族、瑶族、壮族为主，这使得永州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方气息浓郁，对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日趋完善 1．旅游基础设施逐步改善。（1）永州市道路系统日趋完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境内有洛湛铁路、衡枣高速、永连公路三大交通动脉，区位优势逐步显现。（2）相关配套设施明显改善。永州市供水、电、气系统完备，环境卫生良好，为永州市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旅游服务设施发展很快。全市现有各类旅行社19家，其中国际旅行社2家；拥有星级饭店20家，其中四星级1家，三星级3家；省旅游餐饮示范点1处。 （三）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永州已经初步形成了芝山柳文化、九疑山舜文化、阳明山佛教文化、浯溪古书法碑林、江华江永瑶文化、道州濂溪故里、中心城区百里平湖和舜皇山生态旅游区等九大风景名胜旅游区，基本上形成了较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二、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文化主题的物化 文化主题的物化，即将旅游文化的内涵用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载体体现出来。旅游者外出旅游，其目的是观光、游览、娱乐、休闲，获得一种经历，而绝不是研究某一种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物化过程，以一种独特的、直观的、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旅游者所接受。因此，开发旅游文化，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主题的物化。永州市要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就必须注意文化主题的物化。但是，永州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不容乐观，以柳文化和舜文化为例：关于柳文化的唯一的景点就是柳子庙，而闻名天下的“永州八景”现在大都难觅踪迹；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舜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目前只有舜帝陵与舜文化有关。 （二）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 旅游者的需求千变万化，若旅游文化仅仅固守其原本的文化基础，最终只会被旅游者所遗弃。作为具有重要吸引功能的旅游文化，应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汲取新的营养，拓展其内涵，延伸其外延。永州市在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柳文化在旅游者的印象中，基本上还停留在柳宗元时代；舜文化的开发，其目标顾客主要是拜祖、寻根的旅游者；女书文化正在进一步被遗忘……这种局面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基本上还保持在固有的模式上，其内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使得旅游者和旅游文化之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得旅游者对其敬而远之。 （三）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 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二者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能否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目前，关于旅游资源的开发性破坏，在我国时有发生：建设性破坏，景区超载开发、错位开发、索道建设等，屡见不鲜；保护性破坏，以保护为名，却使得景区失去原真性、整体性；管理性破坏，由于旅游区管理不善，使得环境受到污染……目前，虽然永州市还没有发生严重的开发性破坏，但由于开发不当，导致旅游事故的事情也有发生。因此，永州市在开发旅游文化时，应该以此为鉴，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的对策 （一）突出地域文化，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首先，突出“舜文化”特色，兼顾“柳文化”。开发舜文化，应注重“德”、“教化”，将与舜文化相关的载体联合起来，即以“舜文化”为主题，将舜文化、碑文化、舜帝陵结合起来，以九嶷山风景区为基地，根据游客的需求，有特色、有重点的整体开发，形成立体开发网络。开发柳文化，可重修永州八景，恢复当年风貌，既要突出柳宗元纵情山水的欣喜，也要流露出“独钓寒江雪”的孤独，并将柳子庙作为凭吊柳宗元的场所，将柳宗元当年的游览线路贯穿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旅游线路。其次，纵向开发，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资源，可纵向开发，将永州的古老文化以时间为纽带，一一展现出来，突出其历史的厚重性，把永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古老的历史文明结合起来，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二）科学开发，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必须深入挖掘，将其内涵和游客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如瑶文化，可突出少数民族的生活情趣，开发一系列的节庆活动，如“盘王节”、“耍春牛”、“敬鸟节”、“坐歌堂与送亲”等，让游客和瑶族人有一个亲密的接触机会。此外，可通过题材和立意（突出其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形态设计（张扬其个性特征，设计不同人物形象）、材质（通过木、竹、金属等不同的材质，开发独特的旅游工艺品）等，从不同的方面展现瑶族人民的风貌。 （三）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在不破坏原生文化内涵和历史遗迹的基础上，应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首先，可以利用声、光、电等先进技术，以时光倒流的方式让游客欣赏永州的历史文化；其次，与特色文化相结合，以生动有趣的形式让游客接受古老文化的熏陶，如体验舜帝的耕作方式、学习怀素芭蕉练字、模仿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参加瑶族的节庆活动、认识女书等等，通过种种途径，让游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了解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将游、娱、乐和旅游文化融于一体，从而达到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目的。 （四）加强宣传促销，塑造旅游形象 首先，科学、统一规划旅游文化资源，将永州市的旅游文化资源通过某种联系贯穿起来，凝结在一起，从而改变旅游资源零散、不集中的弊端；其次，将“舜文化”和“柳文化”作为对外宣传的重点，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利用图片、影视，塑造其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形象，改变过去落后的旧面貌；最后，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为游客提供一个优美、干净、卫生的旅游环境，展示永州市的良好面貌。 旅游文化论文:论发挥地域文化优势打造齐齐哈尔旅游文化品牌 [论文关键词]齐齐哈尔；地域文化；旅游文化 [论文摘要]地域文化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竞争力。齐齐哈尔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独特，构成了古朴、原始、神奇的地域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开发其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构建具有传承性、独特性、创新性的旅游文化，全面打造文化鹤城，使地域文化与旅游文化共同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策动力。 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地域的地理、历史、经济、社会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体现地方特点的文化。齐齐哈尔市建城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在历史长河里形成了多元的地域文化、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催生了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绿色食品之都、装备工业基地、生态旅游之乡和历史文化名城，赢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魅力城市等称号。当前，如何充分发挥我市地域文化优势，打造齐齐哈尔旅游文化品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地域文化内涵是塑造旅游文化的灵魂 在本地文化资源中，选择那些能吸引人的眼球的要素，开发出有说头、有听头、有看头、有玩头的旅游产品，提供有独特体验、有新鲜感受、有无尽回味的旅游服务，已经成为当今旅游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齐齐哈尔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独特，构成了古朴、原始、神奇的地域文化资源优势。 一是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我市拥有世界闻名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最大的芦苇湿地。扎龙湿地是首批被国家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的，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数以百万的游客。河流漫溢，苇草丛生，湖泊星罗棋布，是鸟类栖息繁衍的天然乐园。据统计，扎龙自然保护区有各种禽鸟296种。其中尤以鹤类居多而文明于世，世界上现有鹤类15种，在扎龙就可见14种鹤。我国有野生鹤9种，扎龙就有野生鹤6种。世界最珍贵的丹顶鹤不足2000只，扎龙就有400多只。因此，齐齐哈尔成为驰名中外的“鹤乡”。鹤文化已经成为我市的特色品牌，写鹤、画鹤、吟鹤、摄鹤蔚成风气，观鹤成为著名旅游品牌。一曲感人至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歌颂为寻找走失的丹顶鹤而献身的我市姑娘徐秀娟。扎龙驯养的丹顶鹤曾在澳门、黄鹤楼放飞表演，独特、鲜明的鹤文化正在提升我市知名度和竞争力。此外，齐齐哈尔四季分明，沃野千里，空气清新，全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达到326天。境内的“一江九河”未受污染，绿色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市有14个中国特产之乡，获得绿色食品标识120个，绿色食品产业快速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特色鲜明。首批国家级梅里斯绿色观光农业园等就是生态休闲旅游的代表。风光旖旎的明月岛、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东北最大的城市公园龙沙公园、穿城而过宛若晶莹剔透的城市项链劳动湖等构成了鹤城旅游文化的精彩华章。区位上，齐齐哈尔是我省西部与内蒙古东北部旅游的中心城市，有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观鹤节，鹤翔人舞，共同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齐齐哈尔的大湿地与大庆的大油田、五大连池的大火山、黑河的大界江、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共同构成了生态旅游精品线路，成为中国十大完美旅游线路之首。 二是工业文化旅游资源气势恢宏。齐齐哈尔是重要的装备工业基地，为我国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象马恒昌小组那样的产业工人在创造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有被总理誉为“国宝”的中国一重集团、“掌上明珠”的北满特钢集团。有亲自选址，为国防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华安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以及和平厂、建华厂等三大军工企业。有亚洲最大的铁路货车生产企业齐车集团，有全国机床行业“十八罗汉”的第一和第二机床厂，已有三家企业已经成为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点。 三是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凝重厚远。齐齐哈尔城始建于1125年，1954年前曾作为黑龙江省省城达255年之久，是我省历史文化名城。有曾被写入历史教科书的昂昂溪文化和被学者称之为“北方半坡”的滕家岗文化遗址、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辽金塔子城遗址、有中国最北的“金长城”遗址、金代蒲峪路遗址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有建于1695年的黑龙江将军府旧址，曾居住过萨布素和寿山等68位将军。有民国黑龙江省最早的行政机构黑龙江督军署旧址，有吕氏旧居等流人故居。有马占山将军打响全国武装抗日第一枪的江桥抗战遗址。可以说，完全可以打造成一条北疆历史文化游的精品线路。 四是民族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异彩纷呈。齐齐哈尔有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等35个少数民族，蕴藏着各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宗教构成了丰富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有我国大陆唯一的五教道德院，有建于1939年东北著名的佛教圣地大乘寺，有建于1684年的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我省最大规模的卜奎清真寺，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圣弥勒尔教堂等。这些建筑流光溢彩，无论是在设计、彩绘、建筑、造型和布局等都极具体现其科学、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艺术价值。 五是关东文化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我市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的中国齐齐哈尔关东文化旅游节，紧紧围绕冰雪文化、雪鹤文化、民俗文化等开展旅游文化活动，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旅游节庆活动之一。挖掘和弘扬生生不息、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闯关东”精神的内涵，为重振齐齐哈尔老工业基地雄风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我市至今尚有山东村、山东屯的文化遗存，全市有七成以上人口是关内移民的后裔，生活和生产方式仍有关内习俗。电视剧《闯关东》就多次提及齐齐哈尔。全国闻名的甘南兴十四村就是典型的山东移民村，它已经成为我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和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村。我市历史悠久的冰雪游园开全国的先河，自1963年首届开办，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二十八届。冰浇艺术在全国更是堪称一绝，冰雕玲珑、雪雕奇伟、冰灯璀璨已成为旅游亮点，深受中外游客的欢迎。 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文化的特色，旅游文化的灵魂存于地域文化的内涵。因此，齐齐哈尔要依托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开掘其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建设具有传承性、独特性、创新性的旅游文化，全面打造文化鹤城，让文化发展与旅游发展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策动力。 二、依托地域文化生产力提升旅游文化竞争力 地域文化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竞争力的强弱，我们要依托地域文化优势提升旅游文化的竞争力。 一是结合地域文化品位定位旅游文化特色。根据我市地域文化的特点和景观分布及自然资源现状，可以开发建设昂昂溪文化旅游、辽金文化旅游、红色文化旅游、民族风情文化旅游、历史建筑文化旅游、工业文化旅游、生态文化旅游、农业观光文化旅游、都市观光旅游九大系列旅游产品。鹤文化研究也要进一步挖掘内涵，以鹤文化与关东文化的表现形式，逐步形成齐齐哈尔的文化品牌。 二是提炼地域文化精髓包装旅游文化形象。要根据齐齐哈尔地域资源特点，挖掘、开发并创造出自己的个性化产品，力求与众不同。目前，我市已经形成夏秋有绿博会、观鹤节、小交会、和平节，冬春有关东文化旅游节、冰雪节等，构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旅游文化格局。同时，还要充分利用齐齐哈尔文化艺术品广场等作为展示和推介艺术作品和旅游产品的平台。 三是突出地域文化特点塑造旅游文化精品。当前，齐齐哈尔市的旅游业对文化的继承、传播和交流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在认真研究、深入探讨的基础上，确立目标、塑造形象，加强旅游文化建设，提升旅游文化内涵，注意研究旅游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现旅游景区、旅游管理、旅游商品、旅游服务和旅游促销的文化性。 三、以地域文化优势推动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文化的交流和相融趋势明显。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特性，并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为适应现代经济需求的旅游文化产品，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要促进旅游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大力解决人文资源开发滞后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问题。旅游业是一项经济、文化兼承的产业，随着经济文化的互动和广泛交流得到快速的发展，加强我市地域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和品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深入挖掘我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按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世界大湿地、中国鹤家乡”的定位，突出生态特色，要大力实施地域文化发展战略，打造我市独特的旅游文化品牌。文化产业的发展要和自然、人文、社会环境相适应，开发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的新兴旅游文化产业，以特色创名牌，以优势争市场，把特有的地域文化融于旅游产品、旅游管理、旅游服务、旅游营销之中。要依托我市多姿多彩的文化资源，深度开发和挖掘其人文价值、美学价值，加快建设民族文化旅游。同时要注重把发展文化产业和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把文化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要确立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形成多元化投入、多种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坚持用市场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配置地域文化资源，用市场的机制开发地域文化资源。我市旅游产品档次低、品种少、地域文化特色不突出，旅游文化企业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充分考虑发挥地域文化优势，紧紧围绕打造旅游文化品牌的发展思路，制定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其次要注重培养乡土文化人才。牢固树立文化人才资源是第一文化资源的观念。乡土人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鼓励和引导他们创作出更多的文化艺术作品，打造出更多的文化艺术精品，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品。要延长旅游文化产业链条。旅游文化产业是综合性产业，市场空间大，社会效益大，最为直接的就是能够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相关产业收入的提高。这就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配合、相互协作，深层次地研究、挖掘、整理、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作为重要内容。比如以达斡尔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艺术表演、文化展览等，开发各类衍生文化产品，形成高效益的文化产业链。 三要突出文化产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积极培育和提升骨干旅游文化企业的竞争力。现代旅游业要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必须在提升旅游形象力、旅游营销力和旅游产品竞争力上做好文章。因此要大力扶持旅游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开发好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要保护好、引导好民营资本投资旅游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培育一批重点民营文化企业，积极促进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逐步形成文化产业群，以文化发展带动和促进旅游、餐饮等的联动发展，形成新的产业格局。要重视挖掘在我市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及文化名人，创作出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不断扩大我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我市旅游业的加速发展。 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若缺少了本地文化底蕴和特色，就反映不出独有的精神内涵，就会失去它强大的吸引力。地域文化是发展旅游文化不可缺少的灵魂，更是旅游业突出特色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打造旅游文化品牌，必须在发挥齐齐哈尔地域文化优势上动脑子、下功夫，使北疆鹤城成为能够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名城。 旅游文化论文:浅析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 [论文关键词]永州市 旅游文化 开发 [论文摘要]永州，古称零陵，风景优美，素以“锦绣潇湘”驰名中外，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它历史悠久，少数民族众多，山脉起伏，气候宜人，常留有文人墨客的足迹，为永州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之时，如何挖掘旅游文化的潜在价值，将其转化为旅游产品，进而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是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的关键所在。 一、永州市旅游资源状况 （一）旅游文化资源丰富 （1）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众多。永州历史名人众多，如舜帝、柳宗元、怀素、周敦颐、黄庭坚等；地方文化丰富，如舜文化、柳文化、碑文化、女书文化、草书文化等。此外，永州有历代形成的古陵、庙、塔、阁、桥两千多处，已被国家、省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38处。（2）风景优美，自然景观独特。永州是以山多水秀闻名的。潇水南北纵切，湘江西东纵横；九嶷山、阳明山、舜皇山、金洞林场4大国家森林公园分布境内，全境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水相间，风景独特。（3）少数民族众多，民俗风情古朴。永州境内居民共有29个民族成分，以汉族、瑶族、壮族为主，这使得永州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方气息浓郁，对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日趋完善 1．旅游基础设施逐步改善。（1）永州市道路系统日趋完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境内有洛湛铁路、衡枣高速、永连公路三大交通动脉，区位优势逐步显现。（2）相关配套设施明显改善。永州市供水、电、气系统完备，环境卫生良好，为永州市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旅游服务设施发展很快。全市现有各类旅行社19家，其中国际旅行社2家；拥有星级饭店20家，其中四星级1家，三星级3家；省旅游餐饮示范点1处。 （三）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永州已经初步形成了芝山柳文化、九疑山舜文化、阳明山佛教文化、浯溪古书法碑林、江华江永瑶文化、道州濂溪故里、中心城区百里平湖和舜皇山生态旅游区等九大风景名胜旅游区，基本上形成了较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二、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文化主题的物化 文化主题的物化，即将旅游文化的内涵用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载体体现出来。旅游者外出旅游，其目的是观光、游览、娱乐、休闲，获得一种经历，而绝不是研究某一种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物化过程，以一种独特的、直观的、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旅游者所接受。因此，开发旅游文化，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主题的物化。永州市要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就必须注意文化主题的物化。但是，永州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不容乐观，以柳文化和舜文化为例：关于柳文化的唯一的景点就是柳子庙，而闻名天下的“永州八景”现在大都难觅踪迹；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舜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目前只有舜帝陵与舜文化有关。 （二）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 旅游者的需求千变万化，若旅游文化仅仅固守其原本的文化基础，最终只会被旅游者所遗弃。作为具有重要吸引功能的旅游文化，应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汲取新的营养，拓展其内涵，延伸其外延。永州市在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柳文化在旅游者的印象中，基本上还停留在柳宗元时代；舜文化的开发，其目标顾客主要是拜祖、寻根的旅游者；女书文化正在进一步被遗忘……这种局面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基本上还保持在固有的模式上，其内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使得旅游者和旅游文化之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得旅游者对其敬而远之。 （三）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 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二者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能否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目前，关于旅游资源的开发性破坏，在我国时有发生：建设性破坏，景区超载开发、错位开发、索道建设等，屡见不鲜；保护性破坏，以保护为名，却使得景区失去原真性、整体性；管理性破坏，由于旅游区管理不善，使得环境受到污染……目前，虽然永州市还没有发生严重的开发性破坏，但由于开发不当，导致旅游事故的事情也有发生。因此，永州市在开发旅游文化时，应该以此为鉴，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的对策 （一）突出地域文化，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首先，突出“舜文化”特色，兼顾“柳文化”。开发舜文化，应注重“德”、“教化”，将与舜文化相关的载体联合起来，即以“舜文化”为主题，将舜文化、碑文化、舜帝陵结合起来，以九嶷山风景区为基地，根据游客的需求，有特色、有重点的整体开发，形成立体开发网络。开发柳文化，可重修永州八景，恢复当年风貌，既要突出柳宗元纵情山水的欣喜，也要流露出“独钓寒江雪”的孤独，并将柳子庙作为凭吊柳宗元的场所，将柳宗元当年的游览线路贯穿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旅游线路。其次，纵向开发，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资源，可纵向开发，将永州的古老文化以时间为纽带，一一展现出来，突出其历史的厚重性，把永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古老的历史文明结合起来，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二）科学开发，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必须深入挖掘，将其内涵和游客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如瑶文化，可突出少数民族的生活情趣，开发一系列的节庆活动，如“盘王节”、“耍春牛”、“敬鸟节”、“坐歌堂与送亲”等，让游客和瑶族人有一个亲密的接触机会。此外，可通过题材和立意（突出其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形态设计（张扬其个性特征，设计不同人物形象）、材质（通过木、竹、金属等不同的材质，开发独特的旅游工艺品）等，从不同的方面展现瑶族人民的风貌。 （三）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在不破坏原生文化内涵和历史遗迹的基础上，应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首先，可以利用声、光、电等先进技术，以时光倒流的方式让游客欣赏永州的历史文化；其次，与特色文化相结合，以生动有趣的形式让游客接受古老文化的熏陶，如体验舜帝的耕作方式、学习怀素芭蕉练字、模仿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参加瑶族的节庆活动、认识女书等等，通过种种途径，让游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了解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将游、娱、乐和旅游文化融于一体，从而达到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目的。 （四）加强宣传促销，塑造旅游形象 首先，科学、统一规划旅游文化资源，将永州市的旅游文化资源通过某种联系贯穿起来，凝结在一起，从而改变旅游资源零散、不集中的弊端；其次，将“舜文化”和“柳文化”作为对外宣传的重点，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利用图片、影视，塑造其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形象，改变过去落后的旧面貌；最后，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为游客提供一个优美、干净、卫生的旅游环境，展示永州市的良好面貌。 旅游文化论文:开发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思考 摘要：文章从文化与旅游的关系入手，对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进行了swot可行性分析，并就如何开发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文化；旅游业；旅游资源；营销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进步以及旅游业的不断完善，旅游者旅游消费的经历和经验不断丰富，加之教育的发展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旅游消费中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旅游者的信息渠道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因此，文化品位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旅游吸引力的大小。本文在对开发衡阳县的旅游文化资源进行swot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文化与旅游互相影响的基本原理，阐述了文化在衡阳县旅游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指出了开发衡阳县文化旅游产业的问题和优势，并就如何开发提出了具体对策和建议。 一、衡阳县旅游资源的swot分析 一次成功的旅游开发战略规划，必须及时地把握市场上的机会，成功的回避环境中的威胁，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优势，有效地克服自身的劣势。这就是swot分析法。sw是指企业的内部优势（strengths）和劣势（weaknesses），ot是指企业外部的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本文将对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作一个swot定性分析。 （一）优势分析 对优势的分析是基于已经掌握的第二手资料，通过综合分析得出的。 1、旅游文化资源优势。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为恢弘气度，洞察千古，游刃百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清理，创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体系。他还善诗文，会词曲，被誉为“其所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用。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革命家夏明翰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视死如归。一首耳熟能详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激励着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在枪林弹雨中前赴后继冲锋陷阵。近代著名书画家曾熙，当代著名作家琼瑶、唐浩明，国画大师钟增亚，都孕育于这片古老的热土。 衡阳县不仅具有丰富的人文资源，还拥有美丽的自然资源。岣嵝峰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古为衡山主峰。山上原始森林内有金钱柳、银杏等动植物1000余种，被誉为“湘南基因库”。森林覆盖率达到95%，夏季自然气温比周围城镇低6-8℃，空气清新干爽。现包括南岳七十二峰的三座山峰，为“旅游胜地、避暑仙境、度假乐园”。岣嵝峰、白石峰双峰巍然耸立，朋比争高，双峰别秀。白石峰脚下的山峙门中型水库与妙溪瀑布相映成趣。县内界牌的陶瓷业久负盛名，界牌瓷泥被国际瓷品业命名为“衡阳土”。台源乌莲、西渡湖之酒、檀桥板栗也享有盛名。 2、旅游交通优势。旅游交通是完成旅游活动的前提条件。衡阳境内交通方便，京广、湘桂两条铁路以及107国道、省道1814线穿境而过。衡阳自古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几乎所有的京广线上的列车均要在衡阳站停靠。广州与福州间的列车也途经衡阳并停靠。衡阳有直达长株潭等省内各县市以及温州、沙市、宜昌、桂林、广州、珠海、中山、梧州、汕头、石狮、景洪、玉林、汕尾等方向的客车。县内公路纵横，县城距离衡阳市区仅20余公里，是衡阳市最具有优势的卫星城。 3、地理位置优越，客源市场丰富。衡阳县直连长株潭城市群，与南岳衡山国家风景名胜区毗邻。从客源条件来看，衡阳县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利用南岳的游客。 （二）劣势分析 本文通过一定的调查研究，包含一定的实地调查、群众访问和部分资料的分析，对于劣势的分析是用实证的方法从以下各方面做出概念性分析。 1、资源布局问题。衡阳县的旅游资源比较分散，集中度不够。主要景区（夏明翰故居、王船山故居、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集中在三个区域内，各景区间的协调难度加大，不便于统一管理。而且彼此间的交通状况不好，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 2、接待设施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不够，道路质量不高，交通状况不理想。岣嵝峰至彭玉麟故居仅由一般公路连通。船山故居至岣嵝峰更需要重点建设。岣嵝峰景区内建设了部分游览设施且相对简陋；由于该景区是避暑胜地，旅游的季节性强，一般集中在夏季。而食宿设施仅有新旧两座宾馆，大部分是单位组织的会务旅游形式，其他的散客不多；没有专门的旅游商品商场，而只是些为数不多的小摊贩，均是全国性的批量生产的纪念品，没有特色。在县城内有一定的娱乐设施，主要为卡拉ok和一部分歌舞厅，还有一定的住宿设施，包括一些招待所和宾馆以及一些小饭馆，但都主要是服务县城居民的，没有专门为景区而建的。 （三）机会分析 机会的分析是基于旅游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水平所做出的形势判断。机会是变化的，随时会出现也随时会消失，这就注定所作的机遇分析只是按照一般情况和形势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来的，带有一般性和普遍性。 1、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国家旅游局在其发展规划中，明确地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世界旅游强国”的远景目标。2000年，国家首次将旅游业列入了国债投资计划，安排了13亿元的国债资金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有利地支持了旅游业的发展。2000年9月国家计委和国家旅游局共同了《推荐2000年中国旅游发展优先项目的通知》，11月又在国家重点鼓励发展产业目录中新增了部分旅游项目。湖南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新兴支柱产业、第三产业的龙头产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加快老少边穷地区脱贫致富的高效产业。衡阳被列为湖南省旅游业发展“十五”期间全省需要重点建设的六大城市之一。“旅游旺市”已成为衡阳市经济发展的重点战略。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有利于衡阳县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2、旅游消费模式的转变。现代人的旅游意识逐渐增强，新的旅游消费模式也逐渐形成。人们开始注重旅游消费中的文化内涵。旅游不仅是游山玩水的感官愉悦，而逐渐成为一种综合性的高品位的审美文化活动。这为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根基。 （四）威胁分析 威胁也是一个变数极大的因素，可能随时出现又随时消失。所以对于威胁的分析也只是在大致上有个一般性的把握。 1、观念上存在差距。对于开发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重大意义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不是每一位领导成员都将旅游业的发展摆在第一位来考虑。在开发的时序安排、具体策略上，差距更大，意见分歧明显。 2、区域竞争激烈。激烈的邻近区域竞争带来的威胁。名人文化之争尤为突出。特别是目前省内最为火爆的“湖湘名人文化旅游线”上的已有风景名胜区。为了旅游效益的进一步增加，各景区把留客作为当前的攻关课题进行研究。而韶山故居、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均处在成熟产品阶段，在区位上是邻近主要客源市场长株潭城市群的优势地。这无疑对衡阳县的名人文化构成潜在的威胁。 二、开发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思路 （一）强化城市区域整体形象，统筹城市区域旅游发展 联手开发旅游，组建“联合舰队”，成为近年来各省市地区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南岳衡山不仅独秀于五岳，而且文化底蕴深厚，它作为历史名山、宗教名山、抗战名山享誉中外。衡阳市辖各县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如秦汉名城耒阳有蔡伦祠墓及其造纸池、汤火温泉，并有马阜晴岚等十景；常宁西江漂流、瑶族风情等；衡东有罗元帅故居、大源渡湘江航电枢纽工程、四方山狩猎场等；衡南的江口鸟洲，以及衡阳县的船山故居、彭玉麟故里、夏明翰故居和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等。整个衡阳地区的旅游文化资源差异性、互补性强，可谓点多面广，且多具特色，有效地规避了形象遮蔽，但他们除南岳衡山外，很难独挡一面，单独形成市场竞争力。 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各地旅游文化资源本身开发力度不足的原因，衡阳市的区域整体形象不鲜明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衡阳县文化旅游产业要发展，得依靠整个衡阳地区文化资源的整合、优势互补来强化区域整体形象，推动整个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 （二）打造船山品牌，坚持品牌营销策略 众所周知，随着供过于求的逐步加深，我国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那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衡阳县的文化旅游产品在营销方面显得力不从心。2002年的船山文化节对于弘扬船山思想，张扬城市个性，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提升衡阳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确实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昙花一现，仅办了一届就销声匿迹。不能在不改善现有的景点内涵的情况下，做自欺欺人的营销了，而要从挖掘景点文化价值着手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利用节庆、贸易洽谈会、旅游交易会等形式，坚持品牌营销，树立品牌形象，扩大品牌影响。 1、挖掘文化价值，提倡活动参与。重视历史信息，借“名人”、“名山”、“史料”的“光环效应”，搜寻古籍、查阅方志、整理传说、追根溯源等，深度挖掘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从发展的趋势上看，没有参与性的文化活动也是难以吸引游客的。因为文化旅游不仅是一种文化观赏活动，也是一种文化介入和文化参与活动。传统的博物馆的展示方式远没有让人参与到活动项目中去那么激动人心。越来越多的旅游者要求旅行生活能有文化的吸引、运动的内容乃至冒险的趣味，要求参与其中而非从旁观赏。正如西班牙潘普罗那市长所言，“节庆的魅力不在于政府为奔牛节所安排的156项活动，而在于亲临其境感受满街的人文气氛，在于与众多的能够参与并陶醉于节庆的人群为一体的机会之中。”这也可以作为我们船山文化节做大做好的一句箴言吧。 2、树立品牌形象，坚持品牌营销。当务之急是转变认识，变以往封闭式的等客上门为走向世界招徕客人，牢固树立市场观，高起点、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对外宣传促销，提升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知名度和吸引力。看一个城市是否有吸引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它的文化资源、文化氛围、文化发展水平，而节庆无疑为其提供了一个集中展示的舞台。旅游节庆既是一个城市的旅游品牌，也是一个旅游市场促销的重要载体和舞台。而经验表明，搞节庆的前三年一般都会亏损，所以前三年的压力是最大的。因此，成功举办过的船山文化节要顶住压力，长办、办实、办好，力争把船山文化节办成一个真正深入人心的品牌。 （三）实施旅游科技化战略，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前瞻性地考虑增加科技投入，全面研究、开发、利用高科技的保护技术和高科技含量的生态性材料、环境代价小的替代性材料，更好地修复、保护历史文物古迹，充分展示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唯一性、完好性和不可替代性。坚持“科教兴县、科教兴旅”方针，提高全民大旅游的发展意识，高标准、高起点发展高科技旅游业。 在开发文化资源的同时，要坚持“全面规划，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使得旅游业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对满足后代人需要构成威胁，使旅游业成为永远朝阳的产业！ 旅游文化论文:浅论红色旅游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红色旅游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和维系社会和谐精神纽带、构建和谐社会精神动力、培育和谐社会文明道德的作用。 关键词：红色旅游文化；和谐社会；意义作用 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新型主题性旅游形式，近年来在神州大地逐渐兴起，并正在成为人们参观旅游的热点，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新生事物。那么，它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笔者通过对长征征途转战时间最长的贵州省，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南昌和新四军浙东纵队四明山革命老区等地的考察，从中感悟到：红色旅游文化，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和纽带、动力、培育作用。 一、政治、文化、经济意义 （一）政治意义 红色之旅，在当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中，是一部重温光荣历史，重走胜利之路的革命史诗。她有助于人们感受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有助于人们理解在中国革命伟大征途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挖掘红色旅游文化，就是弘扬革命精神，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足迹深深地铭刻在华夏沃土上，深深地铭刻在民众心坎里，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和信念。在当前人们出游定位中，绝大多数游客把体验长征文化、革命圣地文化、老区文化作为首地筛选目标，这充分说明红色旅游文化深得民心。如宁波市鄞州区龙观乡“五龙潭”风景区革命史迹陈列室建成后，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中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许多年轻党员和党员干部认为，原来总觉得政治教育都是一些虚的东西，现在看来，通过身边的红色旅游景点游览，确实让人感到既摸得着又身临其境，很有教育意义。实践证明，寓教于红色旅游，是人们自我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切实有效的举措，在当今创建和谐社会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 （二）文化意义 红色之旅是中国革命史、中华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生动体现。中国革命斗争遗留的各种纪念物，不但具有政治意义，也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人文价值。红色旅游的过程，既是观光赏景的过程，也是学习历史、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修养的过程。笔者曾在几年前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到达过贵州省，这里不仅是一个红军长征途中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而且是一个具有中国革命转折意义的省份。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重大历史事件遗迹比比皆是。从考察中了解到，贵州省在1930年4月至1936年4月的六年间，红七军、红八军、红三军、红一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红九军先后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足迹遍及67个县，建立了滇黔桂、黔东、黔北和黔西北革命根据地，有1万多各族群众参加了红军。这些历史，有的在课本上和有关资料中有所了解，但大多数是鲜为人知的历史。通过游览大量的革命文物和遗址，如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娄山关战斗遗址、乌江渡口、四渡赤水等，让人真正体会到了长征文化精神。这些革命文物和遗址、会址，构成了贵州不可多得的红军长征文化旅游资源，为贵州进一步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开展红色旅游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文化。红军的革命史迹，使贵州美丽的山河倍添光彩。 通过红色旅游文化，了解革命历史知识，挖掘革命精神内涵，赋以新的时代特色，培育新的时代精神，推动了广大公民思想道德的升华，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效途径。 （三）经济意义 通过对红色旅游景点考察发现大多数革命遗址地位于尚欠发达的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把政治优势有效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形成革命老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一项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工程、富民工程。红色旅游既是政治创新、文化创新，也是经济创新。红色旅游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结合，实现精神文化财富向经济财富的转化，推动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良性循环之路。比如革命圣地井冈山，原是一个不毛之地，通过红色旅游文化的开发，旅游收入占该市年经济总量60%以上，老百姓大部分收入也来源于旅游三产，生活水平大大改善。近年来不但摘除了贫困帽子，而且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高速公路、机场、居民住宅、新城区等全面建设，井冈山市将成为高山中的花园城市。又如地处四明山革命老区宁波市鄞州区龙观乡的五龙潭风景区革命史迹陈列室建成后，不但游客量增加，旅游收入成倍增长，而且知名度也逐步提高，通过短短三年时间的建设，一跃成为国家4a级风景区。 红色旅游是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的一项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创造，她的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体，成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成为发展老区经济、造福老区人民的重要产业。 二、纽带、动力、培育作用 （一）维系和谐社会纽带作用 红色旅游是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理想信念、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我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必须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否则，就难以有效整合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意志，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和谐。在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发展的同时，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日益凸显，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贯穿呢？虽然方式多种多样，但红色旅游文化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不可或缺地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红色旅游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社会和谐，在社会和谐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谐社会离不开实践体会，而红色旅游文化正是创建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红色旅游文化和谐的程度反映和影响着社会和谐的程度。特别是人们向往自然、对社会认知程度的不断发展，红色旅游文化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二）构建和谐社会精神动力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社会活力首先表现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离不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实践告诉我们，越是深化改革，越是扩大开放，越需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样，才能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红色旅游文化是创造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是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精神旗帜。中华民族在辉煌灿烂的历史进程中，培育和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升华了这一民族精神。把弘扬民族精神贯穿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过程，不断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增强全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和发展意识，增强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正是红色旅游文化所创建的目的。充分挖掘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利用革命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室）、遗址等教育基地发展“红色旅游”，是深入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奋斗历史，宣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引导和激励人们同心同德地创造幸福和谐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红色旅游文化是当代中国人民时代精神的集中写照，是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推进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只有大力弘扬时代精神，才能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考验。让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三）培育文明道德作用 红色旅游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文明道德风尚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无论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还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都要求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开展红色旅游文化，既是培育文明社会风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合格主体，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实践的过程。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青少年健康成长是社会进步、家庭和睦的重要因素。根据青少年成长的特点和规律，红色旅游文化正是抓好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革命遗迹、革命文物实地参观，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思想文化环境。 红色旅游文化不仅是建设和谐城市、和谐村镇、和谐社区、和谐单位的重要载体，深化拓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实际内涵，而且是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活动，不断拓展领域、充实内容的文化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对于社会和谐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润滑”作用。渊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植根于当代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色旅游文化，是激励各族人民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红色旅游文化创导和谐社会良好文化，不可不说是当前一大举措。 继承与创新是红色旅游文化的精髓。从博大精深的中国革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从丰富多彩的革命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丰富精神文化产品的内容、风格、样式和品种，是红色旅游文化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之路。 红色旅游文化是整合各种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她适应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把红色旅游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创造良好文化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之，在历史遗迹中感悟革命传统文化，在青山绿水中体验红色之旅，使革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是红色旅游文化活动的宗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浅谈乡镇图书馆的建设:浅谈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农村建设 图书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乡镇 产业结构调整 文化建设 和谐发展 精神动力 论文摘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乡镇图书馆作为最贴近农 民的基层图书馆，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它在提高乡镇农民的文化素质 ，促进农民知识更新 、创新 ，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农民所需竞争情报和对称信息，创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促进乡镇和谐发展等方面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营造读书氛围，提高农民素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八亿多人 口在农村农 民文化水平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必须看 到，我国许多贫困乡镇 的农 民，文化程度都偏低 ，文盲和初 中以下文化人 口所占的比例很大。这不仅直接影响农村人 口的终生教育、知识创新与致富脱贫，而且制约着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对竞争情报 、对称信息的需求。要改变这一落后状况 ，在成年人 中单纯依靠成人教育 ，显然不现实 ，也不太可能。作为基层文化活动的依托和载体，乡镇图书馆已被群众视为知识的大课堂、思想 的加油站 、精神的栖居园、孕育和催发文化创造的发祥地 ，是增进身心健康 ，调适社会关系的文化港湾。乡镇 图书馆既是农村中最基层的公共 图书馆 ，又是传播科学、文化、教育知识的重要阵地。它面向基层 ，无偿或者部分有偿地服务于社会大众 ，涉及到每个社会成员及其整个人生历程。它丰富的藏书，是农村的一个知识宝库 ，通过书刊流通，可以逐步培养一大批喜欢读书的读者群，进而在农村营造 出良好的读书氛围，发挥社会教育、情报 服务和文化娱乐的职能，开发读者智力 ，提高农 民文化素质。在信息化社会中，随着各类教育的开放与融合 ，乡镇 图书馆还将成为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及其他社会教育的技术支撑和有机组成部分 ，成为学校 以外 的社会教育 、继续教育的重要场所。此外，它还能为农村学生提供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如科技知识、天文、历史、地理 、动植物学 、英语电脑知识、科幻故事、侦探故事、幽默故事、人文故事和小说等书籍以及视听资料，有助于农村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优秀人才的培养。 二、振兴农村经济。实施科教兴农 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广大农民要进入市场，成为市场的主人，参予市场竞争，就需要可靠的产 品信息、技术信 息和加工信息 。乡镇 图书馆通过报刊 、图书借阅及编印农业技术信息资料，举办科技讲座 ，开展 定题定点跟踪 服务 ，解答信息咨询等服务 ，让农民群众广泛地接受信息、开拓视野，增 长科技知识和生产技能 ，使传统的经营方式和生活观念逐步得以改善和更新 ，让广大农 民生产有方、销售有路、致富有 门。科技兴农是发展我国农业的长期战略方针。农民是发展农业的主体 ，又是农业科学技术的最终载体。乡镇图书馆能够积极 引导农 民主动地学科学、用科学 。通过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 ，用现代科学文明打破他们的传统心理，引导他们转变思想观念，激发起强烈的科技意识和商品生产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培养了一代有文化、有理想、有智 慧、有创新能力 的新型农 民，但城市社区的继续教育之风尚难以吹遍乡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在 乡镇难以为继 ，众多已经毕业的初 、高中生其所学的书本知识随着繁杂 的农 事劳作不 断退化，所剩不多 ，创新能力难 以萌芽。乡镇 图书馆可以充分发挥 自己的功能和作用 ，多为农 民采集 和输送新的科学技术知识 ，帮助农 民更新知识 ，提高创新能力 。利用馆藏信息资源，通过摘录、摘要汇编等方式，编印适合本地农业生产特点的科 技信息资料 ，及时提供给农 民和专业 户等等。在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中，农民们能够开阔视野 ，增长知识 ，更新观念、学到致富本领。 随着我国加人世贸组织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愈显迫切和重要 。目前，我国大宗粮食产品的品质优势不如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小国，而价格优势亦不如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大国，因此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已势在必行。而产业结构 的调整必须以对称信息和农业订单为依据，由于信息不畅和因特网尚未普及到农村，利用乡镇图书馆网络，可以为农 民输送种植、养殖，提高农副产 品附加值的信息 ，同时也使乡镇图书馆走向千家万户。当前我国农副产品的发展面临着 巨大 的挑战 ，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面I临着巨大的竞争 ，在这种竞争中谁最先掌握了竞争情报 ，谁就 掌握 了发展 的先机 ，赢得竞争的优势。有识之士看到，不对称信息是农村致贫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农 民对现实 中存在的事实缺乏 了解，另一方面是涉农 当事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 ，掩盖信息 ，甚至提供虚假信息，以致农民上 当受骗，造成农 民不必要的损失。面对这种矛盾，乡镇 图书馆可以在对称信息方面给农 民提供定额服务 ，送信息上门，从而减少或杜绝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 三、丰富乡村生活。构建和谐家园 图书馆以文献资源丰富、知识门类齐全而著称，常被人们称为“教育机关”、“没有围墙的学校”，它不但具有传播知识信息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思想教育的功能。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些农村歪理邪说盛行，封建迷信 回潮，严重地腐蚀着一部分农 民群众 的思想。坚决抵制和摒弃落后腐朽 的文化和思想糟粕 ，全 面提高广大农 民群众的科 学文化素质和现代 文 明程度，事关新农村建设之成败。乡镇 图书馆通过主动为农民群众提供健康而优秀的报刊书籍，使他们在阅读 中陶冶情操 ，获得愉悦，汲取知识，从而使通俗文化得到引导，“黄、赌 、毒”遭到打击 。丰富的书刊与各种读书活动 ，吸引农 民走进图书馆读书看报，使其远离牌桌、赌场和低级庸俗的活动，让文 明健康 的文化活动 占领农村文化阵地。乡镇图书馆不仅是党的路线、方针的宣传基地，也是提高广大农 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的教育基地。 利用报刊、图书积极地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用老少皆宜，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通过报刊阅览、板报、读书心得展览、图片展览、演讲会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知识，反对封建迷信、赌博及一切不良行为，引导农 民创建一种健康的、积极 向上的先进文化生活，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大力弘扬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农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 ，移风易俗，破除陋习，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提倡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农村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风貌。 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健康发展。”乡镇图书馆在提高农 民文化素质、更新农民传统观念、帮助农 民脱贫致 富、促进农 村经济腾飞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农村的主体文化，乡镇图书馆只有健康协调蓬勃的发展，才能实现广大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的全面发展，也才能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目标，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随着国家的富裕，农村乡镇财力的增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纪是我国乡镇图书馆事业大发展的世纪，乡镇图书馆将真正成为广大农民自由获取知识信息的最佳场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必将出现新的高潮。 浅谈乡镇图书馆的建设:浅谈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乡镇图书馆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农村文化、经济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此，本文在研究中主要以乡镇图书馆为核心，探究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进而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乡镇 图书馆 新农村建设 作用 作为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乡镇图书馆可以有效推动和谐农村建设，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进程与建设速度。同时，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分支，乡镇图书馆是实行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条件设施，调动农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营造农村浓郁的文化氛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乡镇图书馆可以为广大农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提供更为快捷的信息服务，进而实现新农村建设。对此，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研究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一）信息作用。图书馆是知识储存与文明传承的主要方式，并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逐渐丰富和多样，作为人类知识沉淀的结晶，具有无法取代信息功能。在这一思路延伸下，乡镇图书馆作为农村信息资源核心，以各种类型文献信息为平台，为农村生产、生活等内容提供重要的信息依据。在实际运行中，这种信息依据不仅包含印刷纸质产品，还涉及到音像产品、网络信息产品、电子产品等内容，以满足农民群众的多样化信息需求，为农村继续教育事业提供重要保障和依托。对此，乡镇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可以起到重要的教育职能、服务职能以及文化职能。 （二）文化作用。实现新农村建设要以发展农村文化特色为基础，而乡镇图书馆可以促进本土文化的传承。我国具有庞大的文化资源体系，其民族多样性与地域的复杂性形成了各个地区庞大的文化资源，并散步在我国的各个地区中。作为文化财产的一部分，农村文化可以借助乡镇图书馆的形式得以传承与发展，建立具有文化特色的新农村，进而促进农村的长久健康发展。从另一方面上看，乡镇图书馆可以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和科技能力，尽可能缩短城乡文化差异，消除二者的隔阂，将朴实农村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城市文化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以实现城乡文化的共同发展。 （三）工具作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乡镇图书馆与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继续教育的重要途径，肩负着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首先，乡镇图书馆要充分发挥出自身使用性和工具性，在调研农民信息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知识收藏和知识传播等特点，做好文献信息管理工作，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所需的知识资源。其次，乡镇图书馆拓展农民获取知识的渠道，建立参考咨询平台，可以让农民及时了解和掌握先进技能和知识，并应用在日常生活、生产中，提高农村整体生产水平，进而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提高。 二、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发挥乡镇图书馆作用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规划方案，加大宣传力度。乡镇图书馆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对农民思想意识和知识技能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作用，相关政府部门要做好乡镇图书馆规划工作和宣传工作，进而有利于新农村建设与发展。首先，相关政府部门要将图书馆乡镇工作划分到农村整体规划中，重视乡镇图书馆建设与管理，并将规划方案进行细分，落实到各级政府单位和基层工作人员中，实现乡镇图书馆规划方案的落实。其次，制定地方性信息服务政策，将乡镇图书馆建设事业划分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系统中，为乡镇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提供重要的政保障，促进乡镇图书馆的快速发展。最后，加强乡镇图书馆宣传工作，使得广大农民群众对图书馆形成初步认知，提高农民对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关注度，并积极鼓励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到乡镇图书馆建设管理中，进而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功能。 （二）做好经费筹措，加大投资力度。在乡镇图书馆经费筹措方面，一方面可以采用众筹方式，发动群众进行筹资办馆，根据当地农村人口明确图书馆规模，并做好建馆预算，现有政府出资，不足的由群众进行筹资补齐，充分体现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企业投资办馆。在相对较为发达乡镇地区，可以引导和鼓励企业进行投资办馆，或者是企业与当地政府进行合作，图书馆可以为企业员工进行自主培训，实现企业内部员工的自我优化，提高企业整体经营水平和运行效率，促进乡镇图书馆的稳定发展。同时也为政府投资有限弥补不足，政府可以与当地企业形成合同合作，予以企I运营一定的优惠政策，进而实现双赢格局。 （三）优化管理方式，提高运行效率。为了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作用和优势，可以实行分层次管理方式，建立图书中转站，提高乡镇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各个乡镇图书馆可以定期进行图书调配，实现资源共享，文献数量与类型要根据当地图书馆实际供应需求而定，将农村文化特色融入到图书中转站中，使其可以充分体现出农村文化与民俗风情，形成乡镇图书馆特色，提高信息服务的针对性。同时，要建立乡镇图书馆业务辅导机构，规模较大的乡镇图书馆可对综合实力较弱的图书馆进行辅导，优化图书馆管理结构，完善管理制度，进而提高乡镇图书馆规范化与服务化。 结束语：本文通过对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研究，从信息、文化、工具等方面论述乡镇图书馆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提出制定规划方案，加大宣传力度、做好经费筹措，加大投资力度、优化管理方式，提高运行效率等有效措施，不断优化乡镇图书馆的管理结构和运行模式，进而在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作用。 浅谈乡镇图书馆的建设: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及传播与服务 【摘要】乡镇图书馆作为农村知识中心，对提高当地人民综合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文在研究中主要以乡镇图书馆为核心，探究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传播及服务，进而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乡镇图书馆 文献资源 建设 传播 服务 乡镇图书馆作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是落实“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有效措施，进而完善农村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进程。从微观角度上看，农村建设要以农民为核心，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加需要大量的新型农民。新型农民就要不断学习和掌握先进农业知识，以科学知识丰富大脑，以突破农村发展困境，而其中乡镇图书馆为新型农民提供了重要的学习平台。对此，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探究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传播以及服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思路 （一）设立专项经费，丰富文献规模 在进行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过程中，当地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当地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扶持力度，设立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专项资金，并安排专门管理人员进行的经费拨款和管理，为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提供重要的资金保证，进而保证乡镇图书馆的整体发展。从乡镇图书馆的角度上看，在得到政府扶持资金后，要创设文献资源经费项目，由专门的财务人员管理文献资源资金，防止图书馆将文献资源建设资金用于别处，保证购买农用图书、更新设备、培训馆员等支出，为农民有书读、读好书提供条件。同时，乡镇图书馆要与其他公共图书馆加强联系和沟通，建立文献资源共享运行模式，二者可以根据现有文献资源情况，签订文献资源互借协议，实现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共享，节省一定的文献购置费用，进而有利于乡镇图书馆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优化资源结构，提高运行效率 在现代化信息社会的视角下，乡镇图书馆可以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引入到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中，由于乡镇地区电子阅览室的不足，乡镇图书馆可以将乡村网吧划分到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中，以代替乡镇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实现乡镇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现阶段的，乡镇网吧多是私人经营，在管理运营方面存在一定的漏洞，影响电子阅览室策略的实施。对此，政府部门可以介入，使得私有经营转化为政企合作经营方式，这样不仅为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提供重要基础，还拓展图书馆经费来源渠道，同时网吧经营者也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一举三得。文献购置是图书馆主要支出之一，在文献资源购置方面，相关管理人员要根据农民实际文化娱乐兴趣和学习需求进行图书引进，并购置针对儿童、青少年的有益图书。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服务于农村文化事业与经济建设，对于农民身份和工作属性，图书馆在开展文献资源建设中，要重视农村技术等方面文献资源，根据农民群众综合阅读水平、书籍基本属性、学术水平等方面进行考虑，进而实现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最终目的。 二、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与服务 （一）完善激励制度，强化馆员素养 在进行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要完善图书馆激励制度，不断提高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综合素养，以实现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服务水平的提升。首先，图书馆要根据现有资源特点和经营情况，对馆员开展一系列培训工作，重视馆员知识与的技能的培养与提升，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开展业务培训，组建高素质图书馆管理队伍，提高乡镇图书馆管理水平与服务水平。其次，丰富培训方式与内容，省、市县级图书馆应该对基层图书馆通过小型的研讨会、培训会、讲座以及大型的年会等形式组织培训。并在实际培训过程中，提高馆员的综合性信息处理能力，灌输人本化服务理念，树立正确的服务意识与服务认知，在解决农村生活问题与农作问题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后，建立长期激励制度，加强乡镇图书馆馆员的整体薪资待遇，激发出馆员对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服务工作的热情与积极性，为乡镇图书馆快速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保障。 （二）做好宣传工作，拓展传播途径 在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与服务中，为了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作用，乡镇图书馆要做好知识宣传工作，强化当地农民的图书馆意识，以促发农民学习行为。首先，乡镇图书馆要与当地广播电视台进行合作，加强传统媒体宣传力度，积极组织农民开展下乡送书活动，以达到知识宣传目的，获得广大农民的P注与重视。其次，结合农民知识需求，根据农村发展的态势和方向进行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结构调整，不断挖掘农民的知识需求，将图书馆发展与乡镇经济文化发展融为一体，用乡镇图书馆的快速发展带动乡镇整体发展，拓展图书馆文献资源，以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功能与作用。最后，由于乡镇交通存在一定的便利性，图书馆要加强物流体系构建，实行上门送书模式，与当地电子商务企业进行合作，拓展图书馆销售渠道，扩大乡镇图书馆的影响范围，进而实现乡镇图书馆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结合农民需求，创新服务模式 针对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服务方面，为了实现农民素质和农村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图书馆馆员要走出馆门，加强与当地农民的交流与互动，了解农民实际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有效避免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浪费，进而提高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服务水平。一方面对农民读者进行细分，制定农村阅读标准，优化文献资源体系，创造和拓展图书馆读者群体。另一方面图书馆馆员要专门创造一批读者，利用实地考察、发放问卷、电话热线、QQ 咨询等方式，把握不同读者群的信息需求内容，并且建立数据库，适时进行数据更新，为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更新提供有力的依据。 结束语：本文通过对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及传播与服务的研究，在分析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思路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激励制度，强化馆员素养、做好宣传工作，拓展传播途径、结合农民需求，创新服务模式等有效措施，进而实现乡镇图书馆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浅谈乡镇图书馆的建设:浅谈乡镇图书馆地方文献在“两个文明 建设中的作用 摘 要 通过开发地方文献，探讨地方文献在发展地方经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乡镇图书馆 地方文献 开发利用 当代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也显得至关重要，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尤其是地方文献资源越来越得到充分的利用，地方文献在地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为本地区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进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领导决策离不开国情、地情，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文献中的地方史志，就具有这种“资政”的功能，不仅如此，史志蕴藏的信息量十分巨大。尤其是志书，记述了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基本面貌与历史发展趋势，领导者可从这些发展变化中找出规律，借鉴历史，吸取教训，避免决策时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如《伊克昭盟志》系统地记载了伊盟的地理环境、资源、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所载事业的盛衰得失，人物的是非功过，对当代及后世均有借鉴。又如《鄂托克旗志》实事求是地反映重大历史问题，立足当代，详今略古，既记述了清代始建旗制到新中国成立300年的历史，突出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4O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结历史经验，反映客观规律，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成就、新变化、新气象，真实地反映了鄂托克旗今昔面貌及历史发展过程，为我旗各级领导全面系统地了解历史和现状，以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资料依据，为各级干部总结经验教训，改善领导作风提供历史借鉴。由此可见，志书类地方文献所提供的借鉴作用，能帮助地方当政者着眼于整体、全局、长远，避免全局决策上的失误和独断专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类地方文献为决策者提供的作用将更加明显。 二、为本地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信息 地方文献特别是有关矿藏、物产、畜牧业、农业、冶金工业、气候水利、人口等有关经济发展资料的原始记录和官方统计资料，翔实可靠。人们可以通过了解地方文献所提供的有关经济发展的信息，透过事物现象看本质，从而制定出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促进经济发展。 1、利用地方文献开发地方特产，发展 地方经济各地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历史沿革的不同，决定了各地经济发展的途径不同，有的地区以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有的地区以发展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为主，有的则以发展传统的手工产品脐身国内外市场。例如根据《鄂托克旗志》记载我旗以畜牧业为主体。曾以“水草丰美，土宜产收，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称著，经过长期选育，阿尔巴斯白绒山羊定型为“内蒙古白绒山羊阿尔巴斯型”。阿尔巴斯白山羊绒，是轻工业最佳高档原料，在国际市场被誉为“纤维宝石”。1985年获意大利柴格纳纺织公司“国际白绒山羊生产奖”，1989年获国家农牧渔业部“白绒”增长技术应用—等奖，不失时机扩大影响，成为知名品牌，走向世界，为鄂托克旗经济的发展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2、利用地方文献，发展地方旅游经济 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地方旅游业正在悄然兴起，各地根据地方文献的记载，可开发修复历史文物遗迹，风景名胜等旅游景点，发展地方旅游经济。根据《鄂托克旗文物志》、《鄂托克旗志》记载的百眼窖遗址、百眼井、阿尔寨石窟探秘成吉思汗遗迹，等历史遗迹，通过对这些地方文献的挖掘可以制定具有鄂托克订旗特色的旅游发展计划，将对鄂托克旗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为研究历史文化遗迹提供资料 在古代，中国天文学研究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卓越的天文学研究成果与各地人民长期观测记录有一定关系，《内蒙古历史文化遗迹》一书中介绍，“在今呼和浩特市‘金刚座舍利宝塔’(既五塔寺)内砖砌照壁的东侧嵌着一副阳线雕刻天文图，图上用蒙文标出各种天文学名称”。这幅少有的蒙文天文星座图的刻制，说明蒙古族对天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早的，为研究蒙古族天文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四、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宝贵的乡土教材 地方文献所记载的爱国英烈和革命传统，灿烂文化以及先进思想等观念和史实，是生动活泼的乡土教材。恩格斯说：“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这些是发生在自己家乡的史实，易于激发人们的爱乡，爱国之情。《伊西革命根据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伊盟西部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领导蒙汉各族人民群众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地方志是一座内容丰富的文献宝库，具有很高的开发利用价值，是图书馆重要的文献资源。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地方文献载体日趋多样化，因此，除继续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外，不断扩充和补充视听、电子文献和网上信息的收集已成为在新技术环境下，确保地方文献内容和系统完整的重要途径，尤其是网上地方文献信息的收集，它不仅需有高新技术硬件设备的支持，更要求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对工作要有求实精神，不断掌握新知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图书馆工作的需求，尽快实现本地区地方文献的网络化，进—步提高地方文献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所延续下来的精神凝练，它代表着我国民族的生生不息，象征着我国发展的繁荣昌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西方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严重干扰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一些青年学生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接受和认可西方文化。究其原因，有美国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原因，也有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忽视思想教育的成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坚守中国文化，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显得尤为重要。高校作为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必须旗帜鲜明的坚守中国文化。青年教师思想活跃，与青年学生在年龄、心理及生活习惯等方面更加贴近学生。明确青年教师的历史责任，发挥其文化坚守的引领作用，对高校坚守中国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校园文化坚守现状 （一）大学校园里的西方文化积淀。当我们人类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纪、随着全球文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东西方国家的文化领域也开始变得紧密相连，虽然两个文化领域的不断交流让彼此的关系更加友好，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物质形态的不同，使得我国文化与西方国家文化出现了不平等状态，而发达的西方国家文化对我国的文化已经造成了一个很强的冲击力，比如随着近几年西方文化的引进和深入，西方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等，已经对我国文化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而这种影响的渗透和扩张无疑都体现在了现代的大学生身上。我国大学所肩负的使命是掌握国家未来的命运和前途，他们是创造奇迹的新生。但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深入，使得我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已经逐渐遗忘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西方文化概念却越来越强烈。他们欣赏着西方国家的影视作品、音乐、用着苹果手机，饮食上也追寻着肯德基、麦当劳。在生活中他们不知道阿福，没放过风筝，没见过长命锁，没上过八仙桌，没爬过大门槛，但他们却把西方国家的生活模式表现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也很少有大学生去阅读我国历史名著、孟孔经典，也不了解儒家思想、更没有听过经典的国粹京剧。像我国传统的一些东西在他们看来，是没有质感的，是苍白的，早已成为历史文物和古董，缺乏激情和刺激。“洋节热”(如圣诞节、情人节、光棍节、愚人节等)日渐流行，有些似乎已经把这些节日当成了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而像我国传统的七夕、重阳节、元旦、五四青年节、八一建军节都似乎快要被替代了。众多的实例都在表明，西方文化崇拜在当代大学生的盛行已经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在大学校园，似乎要完全否定我们的中国教育制度了。外加大学校园不断掀起留学热，使得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国外哪里都好，去国外是一种光荣。不得不说这些现象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认真反思的。 （二）个别校园不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民族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所形成的一种文化习惯，它的经济模式、政治结构和思想意识形态都是经过了反复的历练所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它的根是在中华民族肥沃的土地上形成的，它见证了无数的历史改革，可以说它的形态是稳定的，它所传承的世代相传的信念也是无法改变的。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他们是我国传统文化产业的创造者和继承者，所以传统文化教育对他们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我国大学校园的文化建设发展趋势就显然很不平衡。比如有些院校只创建物质文化，却忽略了对校园精神文化的建设，而很多教师只注重对学生智力的开发、思维模式的培养，却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开发和培养，而有些学校在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时只注重对传统概念的灌输却没有对他们日常的行为道德规范进行强化。不仅如此，有些院校在建立校园文化时还偏离了我国传统文化，甚至所开展的校园活动都有严重的西化现象。“雷锋纪念日”“五四青年节”等类似的传统节日似乎已经淡出青年学子们的脑海。个别学校举办大型文化庆祝活动，选择的时间点是西方节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西方节日的引进已经让很多大学生忘记了我国的传统民俗节日，比如中秋节、端午节、春节、五一劳动节等等，而像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却备受大家喜爱。除此之外，很多传统舞蹈音乐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像一些传统舞蹈、京剧、歌曲也只能通过教材和历史博物馆看到。大学校园的责任是帮助社会、帮助国家培养新时代的优秀革命继承人，要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并促进课外民族文化教育活动的开展高效、深入地传承民族文化。 二、高校青年教师坚守中国文化的时代责任 坚守中国文化是高校青年教师的基本职责。在思想文化多元、多变的时代背景下，高校青年教师只有自觉、主动地担负起坚守中国文化的责任，才能更好地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才能承担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使命，才能更好地完成教书人的任务。高校青年教师必须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坚守中国文化的责任。 （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传播中国文化，就是把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和思想内涵向社会、向民众、向国际社会进行宣传和推介。用中国文化的思想精华影响当代中国人，影响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关注。目的是增强中国的文化社会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高校青年教师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是通过教学工作向学生传播中国文化。课堂教学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青年教师要通过课堂教学，深入细致的讲解中国文化的历史悠久，讲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剖析中国文化价值蕴涵和社会贡献。用中国文化占领高校课堂，防止西方外来文化和其他一切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思想文化渗入到高校课堂。二是通过科研成果解读中国文化。运用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专著、撰写调研报告等方式，深刻研究和阐述中国文化，努力发掘中国文化的思想精华，积极探索和创新传播中国文化的方式方法。以坚定的立场，鲜明的观点，丰富的资料，向学生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以科学、严谨的表达方式，向青年学生传播中国文化。三是通过思想教育运用中国文化。开展学生思想教育是高校青年教师的神圣职责。“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过程育人”是高校思想教育的特色，是高校思想教育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高校青年教师在开展学生思想教育过程中，可以传播和运用中国文化，用中国的话语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运用中国文化中，广泛传播中国文化。 （二）引领中国文化的责任。广义的引领中国文化，是指引领和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预示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未来。高校青年教师引领中国文化，除了具有上述责任外，这里强调是指高校在中国文化的学习、传播和推广中青年教师应当承担的责任。就是用坚定的思想信念、用言传身教、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和带动青年学生坚信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化，学习和运用中国文化。青年教师担负着方向引导、目标激励和行为约束的作用。一是思想引领。青年教师通过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执着，引领青年学生热爱中国文化。这种思想引领考量了高校青年教师是否坚定我国传统文化立场，也在不断深化和加强高校青年教师的意识形态意识。思想引领体现在教学、科研及思想教育的各个环节，渗透在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想引领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二是行为引领。青年教师对大学生的行为引领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是指青年教师通过自身的努力，以身作则的引领学生喜爱和传播中国文化；客观上，是指青年教师约束大学生的行为，激励和指导大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无论主观，还是客观方面，要求青年教师必须承担起引领青年学生的责任。三是方法引领。是指青年教师向学生传递学习运用中国文化的方法和技巧。学习中国文化，特别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有深厚了古代文学的功底，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青年教师只有教会学生正确方法，才能激发青年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信心和勇气。 （三）捍卫中国文化的责任。捍卫中国文化，防止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的侵蚀，是当代中国人民的责任，是高校青年教师的责任，也是大学生的责任。高校青年教师捍卫中国文化，就是利用高校这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旗帜鲜明的批判反动腐朽文化，大张旗鼓的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积极主动的创新中国先进文化。一是要有危机意识，我们要时刻保持着头脑清醒，正确地认识到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较量是不同意识形态的较量，是两种社会制度争夺话语权的较量。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国文化安全受到冲击，以“普世价值”等思潮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思想价值正在侵蚀着青年学生，如果不能大力加强中国文化，就会造成思想文化的混乱，甚至动摇中国文化的地位。必须增强坚守中国文化的紧迫感。二是增强责任意识，强调责任重于泰山。增强高校青年教师的责任意识，就是警示青年教师时刻牢记自己的和责任和使命，时刻把自己的言行与坚守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坚决反对青年教师把高校坚守中国文化当作普通事情，或是别人的事情的想法和做法，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以传播中国文化为荣耀，自觉捍卫中国文化。三是增强创新意识。坚守中国文化，需要有鲜明的立场，积极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更需要大胆创新。在互联网+的环境和背景下，文化传播方式和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墨守成规地强调坚守，势必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只有主动出击，创新发展，才能在利用先进理念和手段中实现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才能积极捍卫中国文化。青年教师作为现代文化知识传播者，要充分意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不断的深入下，西方国家文化的不断深入和扩张已经影响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实力竞争已经转变为以文化为主体的软实力较量。青年教师不仅自己要做民族文化的坚守者和传承者，还要让担当成为贡献，风雨声入耳，天下事入心，始终心系国家命运与前途。

中国电影史论文:一次对中国电影史的检阅 [摘 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有什么样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电影史。把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放到一个大众传播的视野中来考查，它包括了三个层面的选择：信息传播者的选择、媒介守门人的选择和信息接受者的选择。以上三个层面的选择形成一股合力使得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出现了部分信息的不真实和部分信息的缺失。中国需要一部融入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各层面，融汇内地和港台的综合的带有比较视野的“华语电影史”。 [关键词] 传播；选择；中国电影史 关于对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要“以史还史——它要求任何史家在主观上都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用史著者所在时代的流行观念去裁剪乃至‘塑造’历史”[1]。这样固然好，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可能真正地“以史还史”，也不能做到历史的完全真实与客观。道理很简单，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历史是在被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构建某种历史分析而利用某个‘事实’时，这个‘过去的事实’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在全部可用的历史资料中仅仅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事实’并不能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历史论据的一部分让它们说话。”[2]史学家们是在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阐释历史。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与研究也不例外，而这种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又是相对复杂和多层面的。这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作一种传播媒介，从资料搜集、编撰成书到它的传播过程，去研究一个动态的中国电影史中所存在的选择性。 一、信息传播者的选择 传播学的编码理论认为，语言是静态的、抽象的，而现实是动态的、实在的，而且在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偏向因素。偏向就是信息的书写者、传播者存在着对所描述主体有利或者不利的选择。[3]在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各种对历史书写的缺憾和书写者对电影史各个时代各个细节的偏向性选择和按照编写者自己的逻辑或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去做出的选择。 （一）书写者对历史事实认识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电影传入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电影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之前的电影史如：“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认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青莲阁第一次放映电影；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却认为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九年（1903年）的事。”[4]而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们翻阅了大量的报纸等资料最终确定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是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5]8。到今天，对于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还存在一些争议，有许多电影史家还在进一步考证，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考证，还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不只是对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课题，而是对中国电影史的许多其他事实也会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得到不同选择和更新的认识。 （二）电影和电影史观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前面我们说了，历史都是今人眼里的历史。所以电影史家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对电影史的书写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就电影的本质而言，它应该包括社会、经济、艺术和技术四个层面的内容。那么相应的中国电影史的写作也应该有这么一种考虑并融入四个层面因素的综合的电影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他层面的因素，而无限放大其中的一个因素。 1.意识形态标准。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社会文化功能（意识形态）成为电影的惟一评价标准。当时在电影界流行的一句话叫：“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6]。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正如李少白所说“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好到捧上天，坏到踩入地；右至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变天账’，左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6]。在谈到该书的局限性时，大家常说的是，得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主流的观念，当时的文艺观、电影观和电影史观。该书难免带上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印痕，在史料的选择、史实的阐述评价上就难免带上了一些左的思想。例如：人们常提起的，根据吴祖光的《正气歌》改编的《国魂》被评价为反动的影片；由《火烧红莲寺》开启的“火烧系列”武侠片，该书评价为：“这股邪风一直狂吹了四年之久”[5]136；开创了中国式谍战片类型电影，引起较大轰动的《天字第一号》，该书评价为：“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7]。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研究“十七年”中国电影史的学者认为：“电影作为一维性的语言，即只是影片在‘说话’。一旦与新中国这一段意识形态起着超常作用的历史相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主宰一切，新中国电影史就其本质而言就必然成为一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史”[8]。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应该是：“进步”和“反动”。影片类型大体上有三种：进步电影、趋向进步电影和商业电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电影史著作还没有超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著作出现。该书的极左，大家都知道了；对一些影片的评价不当、漏评也知道了。谁敢保证今天你来评论，再来重写就一定公允？其实，治史只是一种选择，一些人或者一个时代的选择。 2.艺术标准。“”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刚刚从“”中过来的中国电影一度特别强调电影的艺术性。这一时期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中国电影人拍摄了大量探索性的艺术片，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等。在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电影史著作如：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郦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等都特别看重电影的艺术性和美学追求。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国家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核心,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历史题材电影未来趋向 对于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拍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影片最合适，影片中战士们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会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国家的繁荣发达而奋斗。相信这类影片，一定会受这一年龄段观众的关注，其观后感更是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群体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的挑战。但是人类学家墨菲说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和特征、行为样式和模式。”可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阶段的人们，一定要增大对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和博大精深。例如史上的唐朝丝绸之路，它是如何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聪明的中国人是如何克服困难险阻、又是如何将当时的中华文化传到国外，这些类型影片的播出都反映出中华文化深远的影响，更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进而激励当代国人，唤起他们心中对中华文化的热情。 从观众角度展现历史题材影片的魅力效应 （一）文化传播：满足了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有调查显示：文化程度不同最影响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选择，而获取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进程是观众观看历史电影的第一需要。教育程度不同的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兴趣度不同。首先，历史题材更吸引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次，观众文化水平越高，对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受程度越高。比起其他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历史剧在题材上对观众而言最为陌生，不论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是人物生活环境、背景等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从未感受和经历过的，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根据这种心理可以推测，观众迫切想要了解和体验的心态，而历史题材影片便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渠道。《花木兰》为我们细致地铺陈了木兰替父从军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使我们深刻地记住了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伟大之处；《鸿门宴》为我们全面地呈现出了盛宴上的危机四伏，让我们明白了沽名钓誉的霸王项羽为何功败垂成……如果不是这些历史题材剧，我们只能单纯地从文学语言中去想象人物的形象，只能从黑白的照片中想象着那些遥不可及的轰轰烈烈的场景，而电影这门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用影像将文学语言中的人物转化为荧屏形象,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慢慢地品读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广大观众普遍认为，通过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可以很轻松地学习相关知识，丰富历史知识，增加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二）怀旧效用：补偿了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有强烈的“怀旧意识”。而历史题材影片恰好满足了中国大众这一心理需求，这是其他类型题材影片无法替代的。《建党伟业》为我们讲述了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为祖国赴汤蹈火、誓死保卫国家的感人事迹，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对其战友的怀念之情是深刻的。当然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观看影片后，便会更加感念党的丰功伟绩，怀念为国牺牲的战士。此时，历史题材影片的怀旧效应就彰显出来了。（三）入世作用：替代了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中国民众有着传统且悠久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人们学习求知不光是为了解释人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现代民众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是十分关注的。可现代社会中官员贪污、干部腐败等政治问题比比皆是，民众看到问题却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途径，郁闷情绪无处发泄，只得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正义。纵观近年来的电影市场，很多影片都与社会黑暗现象息息相关。例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看贪官污吏最终绳之于法，看英雄好汉为民除害，观众们看了都觉得扬眉吐气、大快人心。这就是这些电影的票房始终居高不下的一个首要原因，因而，也可以作为今后历史题材影片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观众接受角度预见历史电影未来的走向 强化各种类型影片的创作一个好的剧本是一部电影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根据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需求来选择一个好剧本。既要做到文化传播、能够满足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又要达到怀旧效用，能够补偿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还要起到入世作用，能够替代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好剧本难求，这就要求导演们在寻找剧本时不能马虎应付，而应该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积极应用3D、4D技术根据观众对影片展示方式的要求，我们应该尽量做到提高影片的画面质量和增加电影的立体效果。而3D制作由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欣赏视角，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3D制作是值得尝试和借鉴的有效模式之一。而4D电影相对于3D多的是灯光、音响效果以及水、雪、雾场景和适当震动感，其播出的影片真实感更强。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应该在这块下足工夫，相信前景会一片大好。 结语 翻看中国电影史，与其他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一样，尽管中间都经历过一段崎岖坎坷的岁月，但令人庆幸的是，最终它还是生机勃勃走到了今天，其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相对于其他影片，其更有一种厚重感，更肩负着还原历史原貌、达到教育后人的重任。在好莱坞电影的汹涌攻势下，中国电影人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雪珺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中强盗片女性形象 【摘要】强盗片是伴随着美国社会现实以及技术发展而诞生的一种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便已形成其固定的模式,而女性又是强盗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文章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出发,分析强盗片中的女性形象观众,及其引发的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关键词】强盗片；女性形象；心理机制；意识形态效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禁酒令的颁布,从1919年至1933年处于禁酒时期,所有酒类饮料制造、销售和运输都被禁止;二是1929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导致商业下滑,造成了大量失业。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成了强盗价值的建立--为实现“美国梦”,强盗们来到大城市,期待能够一夜暴富。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强盗的成功是不被社会容纳的。所以,强盗们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类型片对那些想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暴富的人们说一声“不”! 在强盗片中,强盗们用非法手段暴富,他们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之后,女人和枪支、汽车一样成为他强盗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Tommy(《人民公敌》)在做完第一笔私酒生意,穿上代表着绅士的西服,走进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酒店后,认识基蒂、艾伦;亨利(《好家伙》)不仅有爱慕他的妻子Karen,还在婚后拥有不止一个情妇;Tony(《疤脸大盗》)看上他老大的女人艾薇拉,这个女人在他成功后跟他结了婚。 强盗片中的女性以两种身份出现--亲人或者爱人:金娜是蒙大拿的妹妹(《疤脸大盗》)、汤米的母亲(《好家伙》)、康妮是教父的妹妹(《教父》)、苏利文的妻子(《毁灭之路》);伊迪是尼尔的情人(《盗火线》)、艾薇拉后来成为蒙大拿的妻子、艾波洛尼亚是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妻子(《教父》)、凯是麦克唐纳的初恋情人,后来他们变成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教父》)。这些女人们在强盗们的生命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或者她们仅仅是作为满足观众“窥淫癖”的“奇观”而存在吗? 一、男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列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 在以父系文化为中心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女人被作为奇观放入电影中,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窥淫癖。而男性不会对男性的身体产生兴趣,因此,女性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满足电影中男性人物的欲望,更是通过观众对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认同从而满足男性观众自身的“窥淫癖”。 从强盗片中的女性角色看来,无论是Tommy的情人还是蒙大拿的妻子艾薇拉,或者麦克•柯里昂的妻子,又或者尼尔一见钟情的伊迪,无一例外都是很漂亮的。她们外型漂亮,衣着时尚,并和男主角相爱。而这些女性不仅成为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色情对象,她们是强盗的情人--强盗用自己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满足这些女性的物质欲望,让她们过着像上流社会女人们一样的生活;她们满足了强盗们作为男人的一种征服欲和情欲,同时也满足了电影世界之外的男性观众的色情欲望。 “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的人物的色情对象,亦即作为观众厅内的观众的色情对象,因此在银幕的两侧之间存在着不断变换的张力。” 影院作为一个封闭的环境,电影中的世界与银幕外的世界被相互隔绝,而影院中的黑暗也为观众制造了一种隔绝感,并成为满足他们的“窥淫癖”的温床。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成为男性观众的银幕替代者,男性观众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到电影中的男性人物,对其认同后,通过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控制故事进程并进行色情的观看,满足感自己的窥淫欲。 《美国往事》,35年后已经年老的“面条”重新站在他少年时经常偷看黛博拉跳舞的马桶上时,视点的置换让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了黛博拉跳舞的过程。 1、客观镜头,从仓库里,透过墙孔拍摄一双眼睛的特写,是老年“面条”的眼睛。 2、“面条”的主观镜头,透过墙孔看见黛博拉在跳舞,镜头逐渐推进,后停在一点上。 3、切到黛博拉的近景,黛博拉看向摄影机 4、客观镜头,特写一闪而过的眼睛。 5、客观镜头,眼睛又转回来继续偷看,只是换成了儿时的“面条”。 跟着不断切换的视点,观众的身份也不停的在旁观者和“面条”之间不停变换。当镜头切换为面条的主观镜头时,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黛博拉跳舞,以及换衣服的过程。 二、女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女性气质开始发展之前的某一时期--即所谓的阳具崇拜时期,即使在女性身上,想要变成男性的渴望,也是与她的自我相协调的。” 首先,在以父系文化为主社会中,影片中男性视点的快感是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无论是男孩或者女孩都经历了男性(阳具崇拜)时期,女性气质是由男性气质产生的。女性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阳具崇拜时期”本身就有一种变成想要变成男人的渴望;其次,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一书中,“男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而女性没有被建构为一种差异,只是被界定为男性“二律背反意义上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一界定,使得女性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摆动。大部分故事片依照的是“主动性/男性”这一成规来建构的,故事提供了一种主动性视点的认同,所以即便是女性观众也总能够适应这个成规,把自己当成男人一样与男主人公产生认同。 “那些故事的''''语法''''使读者、听众或观看者与男主人公站在一起,而电影院里的女性观众不仅有自身的记忆,而且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她适应这一成规,以减轻她从本身性别转换到另一性别的痛苦。” 因此,当女性观众在观看被作为色情编码放入银幕上的同性时,首先从“男性”的角度来欣赏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满足自己作为“男人”的偷窥欲望,女性观众甚至可能会同男主人公秘密地产生认同。 其次,女性观众会在“主动与被动”这一具有对立关系的两者之间不停转换,时而女性气质占优势时而男性气质占优势。当女性观众的“女性气质”占优势时,她又从强盗片中获得怎样的快感呢?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对女性(无论是亲人还是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有责任心,同时又拥有权力和地位,他们不仅给女人提供金钱,还付出感情。而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强势的追求下投入他的怀抱,她们漂亮、柔弱的“女性气质”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契合,对男主人公同样付出感情,通常女主人公会答应男主人公的求婚。此时,在“女性气质”占优势的女性观众中,她们由于有着“正确的女性气质”而跟女主人公一样,与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结合在一起。 karen受辱后给亨利打电话,亨利让她先回到自己的屋子去。karen从窗子里看到亨利用自己的枪把侮辱她的男人打得半死,当亨利把枪递给karen时,karen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害怕,相反的她接受了亨利的并为其倾倒最后嫁给亨利。 BV当看到影片中男主人公为保护女友去揍人的时候,女性观众内心“女性气质”会在此刻占优势,女性内心渴望被强势的男性保护的欲望显现出来。而karen是得到保护的女性,因此女性观众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karen身上并得到满足。 蒙大拿一成功之后就找到妹妹和母亲。他不顾一切的爱护自己的妹妹,看到一个男人对金娜意图不轨的时候,他把那个男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当他在失踪几天的曼尼家里看到穿着睡衣的金娜时,他愣住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跟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强盗结婚。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好朋友--金娜身边的曼尼。 让自己的愿望通过投射到银幕上的女性身上得到实现。女性观众正是通过自己银幕代替者--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谈了一次浪漫的恋爱。 尽管如此,黑帮电影中的女性仍然处于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也被摒弃在男性血腥的世界之外。Tommy对艾伦虽然有感情,但是一听说好友纳尔森被他自己的马摔死了后,二话不说离开艾伦家,去跑马场买下那头摔死纳尔森的马,把马杀掉(《人民公敌》)。麦克•柯里昂杀了妹夫卡洛,面对妹妹和妻子凯的责问,他拒不回答,在凯一再追问下依旧谎称自己没有派人杀卡洛。尼尔在认识伊迪之初编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揭穿后,伊迪打算和他一起离开,此时尼尔却看到跟踪而来的警探(艾尔•帕西诺饰),他转身离开了伊迪。 小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盗片同好莱坞的其他类型片一样,仍然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女性只是作为一种满足男性快感的色情形象放进电影中。 三、意识形态效果 根据苏姗•海瓦德在电影学关键词中论述强盗片中的女性“与男主角有浪漫关系的女人的作用在于赢得观众的心,他们爱屋及乌,甚至会同情和理解强盗:当武装到牙齿的执法者包围这对筋疲力尽的情侣时,强盗经常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通过对电影本文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在强盗片中的出现并非仅只是作为一中色情编码而存在。事实上,她们的存在对强盗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着道德秩序给予强盗们关怀。 首先,在强盗的血腥生涯中,女性的出现为他们带来极少的宁静,成为强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份。 麦克为父报仇杀了索拉索后,为躲避风头而回到西西里岛。在这里,他邂逅了美丽西西里姑娘艾波洛尼亚,麦克对她一见钟情,并在她父母的见证下跟她恋爱,举行婚礼。这一段中导演使用意大利音乐家Ni?oRota创作的“lovethemeformthegodfather”,一首具有典型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塔朗泰拉风格的曲子,用意大利传统乐器曼陀铃演奏,节奏舒缓且深情。在充满阳光的西西里岛上,麦克过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平静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打猎、娶妻,远离血腥。然而,当艾波罗尼亚被麦克身边的奸细害死后,他平静地生活就此结束。麦克回到美国和凯结婚,成为新一代教父。 尼尔和伊迪偶遇,他们的交谈让一直保持警惕的尼尔放下戒心。在伊迪山顶上的家里,两个人站在阳台上俯瞰夜色笼罩下的城市,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自己的家人。刚刚经历过一次生死搏斗的尼尔,得到片刻的安宁,这里没有城市里嘈杂的车声和人声,也没有枪声和打斗声。尼尔说菲济有一种会发光的海藻,每年会浮出海面一次,像极了这城市的灯光。 当尼尔请求伊迪和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去新西兰,这样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获得新生。伊迪答应了!(《盗火线》) 蒙大拿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妹妹,当他在夜幕下开着自己的豪华车来到她们的住处时,城市的灯光氤红了半边天,为夜晚增添了些许暖意。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这里同样很宁静。他的母亲了解到他这些钱是怎么得来之后,拒绝再跟蒙大拿来往。从此,他没有家可以回,金娜被带到他的社会中去。而蒙大拿回家时的这段音乐在后来的影片中再也没出现过。(《疤脸大盗》) 亨利、汤米、占米三人开车出去埋尸时,路过汤米的家。汤米家只有他的母亲。在汤米的母亲看来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杀完人。汤米的母亲给他们做饭,催促汤米赶快结婚,讲笑话给他们听,给他们看自己的画。依然是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亨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关怀。这时的情景与他们刚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形成强烈对比,也和停在屋外的车里发出的碰撞声形成反差。这近三分钟的时间,在他们的生涯中似乎再也不会有了。(《好家伙》) 其次,女性还是强盗们所犯下的罪过的承担者--特别是帮派之间的火并行为。对强盗的所作所为几乎毫不知情的女性,往往仅只因为她是强盗的女人而被毁灭。 夜晚回到家的伊芙,看到床上有一个枪眼组成的人的形状。来追杀“面条”的人就躲在他家,他们再三追问伊芙都没有得到“面条”的去处,后把伊芙杀死了。(《美国往事》)新晨 麦克•苏利文和唐纳出去执行任务时,被藏在车内的苏利文之子麦克看到他们杀人的场面。为了避免泄漏消息,心狠手辣的唐纳趁苏利文不在家的时候,杀了苏利文的妻子和小儿子。(《毁灭之路》)亨利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警方追捕,一家人陷入贫困之中。担心亨利成为警方的证人占米对他起了杀心。知道自己境况不妙的亨利让Karen代他去找占米拿钱,这让karen差点成为亨利的替死鬼。(《好家伙》) 蒙大拿深爱他的妹妹,他害怕自己的妹妹受到伤害。当看到好友曼尼和金娜在一起时,他没有听任何解释杀死了曼尼,这一行为让金娜接近崩溃。金娜穿着睡衣来到蒙大拿的房间时,他的对手也潜进他的房间,在他眼前杀死了金娜。(《疤脸大盗》) 艾波洛尼亚和麦克•柯里昂结婚后,就被前来西西里追杀麦克的人炸死在车里。(《教父》) 结论: 强盗们的成功方式--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美国梦”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注定他们要被毁灭。当看到强盗对女性--无论是亲人或情人无微不至的付出时,观众们也看到了嗜血如命的强盗们人性化的一面,也是他们人性中除了兄弟道义之外的闪光点。如果不是对妹妹极深的爱,蒙大拿也许不会死;尼尔留下伊迪一个人,是为了不把她卷入危险之中。不过强盗们通常死得都很孤单:Tommy被仇家杀死后,尸体扔在家门外;蒙大拿被对手乱枪射死在自己的豪宅里,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艾薇拉、妹妹金娜都离开了他;尼尔抛下伊迪在医院,自己在机场里被警察击毙;不可一世的柯里昂死时,身边只有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孙子。就连《邦尼和克莱德》这对一起犯罪的雌雄大盗,被警察射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汽车里,一个人在汽车外。尽管麦克•柯里昂没有死去,但他形影单只,精神孤独,这也是强盗片将强盗们推出主流社会的另一种方式。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文化变迁 电影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文化变动的聚焦点。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百多年间，举凡影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电影想象力的重要源泉。60多年前席卷全球、对人类历史及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各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并产生了诸如《倾听伦敦》、《意志的胜利》、《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辛德勒的名单》等能够代表各国政治立场、民族文化、审美趣味及影像风格的二战经典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华民族展开的自卫战争，也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关注点和表现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审美风格、影像语言也都是各异的。这其中，虽然贯穿着创作者较为自觉的艺术个性的追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 一、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寓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日战争。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抗战的爆发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淞沪战役”之后，此前集中在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星公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战火不仅毁坏了很多摄影基地、制片机构，而且电影的创作人员和观众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必然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电影自觉承担起宣扬抗战、鼓舞士气的责任。战争爆发后，电影界首先掀起了一股记录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潮流，像《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东战场》等等，及时记录抗战前线战争的进展，是中国抗战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也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倾向。比如《东亚之光》、《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都是把抗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搬到了银幕上。其他一些影片像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保家乡》都采用无声手段，所有场面均使用实景在露天拍摄，使得影片用比较逼真的画面展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暴行。尤其是何非光的《保家乡》，“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注：罗卡《何非光侧影》，载黄仁编《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第11页，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还有一些影片，如《中华儿女》、《孤岛天堂》等，在故事片中穿插纪录片或新闻片的镜头来增强真实性。抗战时期纪录片的兴起及故事片纪实倾向的创作潮流，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现象，表现出电影人力求迅捷真实地反映抗战现实，传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影片都设置了大致相同的故事线索，即主人公原有的平静生活被侵略的炮火打破，在目睹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或饱受苦难生活磨难的情况下，最终坚决地加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潮流中。例如，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而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第一个故事就叫《一个农民的觉醒》，在南京郊区的农民刘二哥逃难回来，迎接他的是妻子被日军蹂躏致死、老母奄奄一息的惨状，亲人的死伤使刘二哥觉醒，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第二个故事叫《老公务员之死》，刻画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在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后，以毒酒宴请日本军官最后同归于尽的抗敌壮举。第三个故事叫《抗战中的恋爱》，着重反映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一位“中间人物”由于敌机轰炸而使自己的爱人惨死，亲人瞬间的离去使他觉醒，也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第四个故事是《游击女战士》，描写一个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年轻女战士机智完成任务的故事。再比如，孙瑜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表现的也是太行山区老矿工马老汉受尽日军摧残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最后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 抗战结束后，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是，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对峙、分流的局面。一方面，“中电”作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出《忠义之家》这样借用抗战时期一个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的“忠义之家”的抗战故事，来传达包含明显政治含义、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也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这场战争表达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争岁月与一支抗日救亡演出队中主要人物的聚散离合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手法，真切地传递出民众悲苦生活的时代气息。而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在香港“早期中国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柯灵文集》第31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以抗战为背景，不仅表现战争的摧残性，更从战争及历史的进程中透视家庭伦理、道德情感，厚重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这部影片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艺术经典。 二、新生国家意识形态下的赞颂之歌 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于一个参与过抗日战争、紧接着又通过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政权，经过28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建立的这个新生国家历史认识的基础，因而表现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仅在1949—1952年间，东北、北京、上海和文华这四家电影制片厂，就先后拍摄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来》、《中华女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关连长》等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在内的战争片25部，占这几年全部影片数量的40％左右。总的来看，与30年代相比，“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表现中心并非纯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是将其整合在新生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中。新生国家的权威话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建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即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分，一个链条或者说是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历史观的指导下，“十七年”有关抗战内容的电影从抗日主体、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影片主题、审美格调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一时期抗战电影所独有的特色。首先从抗战的主体来说，无论是《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突出和强调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士或游击队员，共产党是维护民族大义的代表，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其次，在影片的创作中，往往是以“二元对立”即“我军”和“敌军”的艺术形式来结构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我军”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备受压榨的农民，他们出身贫苦，英勇善战，大公无私，忠实可靠，乐观开朗。这些人物也有显著的外在相貌特征：身材高大匀称，精神饱满，眼睛黑亮等等。“敌军”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汉奸，国民党军队及其特务，以及地主恶霸土匪等。这些人残忍、自私、贪婪、愚蠢，最终走向失败或灭亡。身材矮小肥短、贼眉鼠眼、凶恶丑陋，是标明他们邪恶本性的主要特征。这种艺术结构形式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一时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倾向。 英雄主义是“十七年”抗战电影的主题。抗战电影的创作者大多数来自解放区，比如凌子风、成荫等，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们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这些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视角去表现战争。如前所述，抗战进行时期的电影人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参与过战争，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启蒙的视角去表现民族战争中民众的觉醒。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启蒙主题被迅速淡化或压缩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亲自参与过战争的电影创作者全心全意地赞颂和讴歌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这种赞颂的激情是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时代情绪。比如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诗《新华颂》、胡风的大型交响乐诗《时间开始了》都将浓烈的赞颂之情熔铸在诗歌创作中。就连一向审慎的巴金也表示：“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颂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注：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与这些作家直抒胸臆对未来美好社会期待和想象的赞颂之情相比，经历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崇高”物像，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中华女儿》中，当八位抗联的女战士投江自尽、英勇牺牲之际，雄壮的音乐响起，画面上映现翻腾的江水，叠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物像，深情地传达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狼牙山五壮士》还直接引用历史典故和诗词寓意寄托景仰赞颂之情。影片开始，阳光从云海中穿透，照射在苍茫的山川之上。此时，浑厚的男中音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接着介绍这首诗的典故，以古寓今：“岁月悠悠，两千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随着激情的朗诵，镜头从空中俯拍，画面横移，依次映现蜿蜒的河流、高耸的山峰、长城烽火台，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和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并在仰拍的纪念碑上叠印出片名《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过程中，景别越来越小、镜头尺数越来越短，传颂的情感也越来越强烈。 乐观主义构成了“十七年”抗战电影的审美基调。由于八年艰苦抗战是以最终辉煌的胜利结束的，紧接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又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十七年”战争电影的创作者也是新生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并不在意战争过程的残酷和艰险，甚至回避战争的暴力和血腥，而是特别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电影像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等重在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影响、观照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价值所不同的是，50、60年代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表现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群体风貌和战争的现实结果。此外，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突出集体主义的力量，英雄不会在战争中轻易死亡，即使死去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或雄壮的气氛来冲淡它的悲剧性。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战争中受到的残害或损毁也因为集体最终的胜利而消解，其结果就是这种以道德价值的认识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也消解了“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悲剧美学效果，形成昂扬乐观的审美基调。 “十七年”战争电影的繁荣不只体现在战争电影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战争电影的艺术探索上。这种探索表现在艺术家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借鉴和发挥上。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素有所谓“游侠”、“绿林”、“侠义”等题材，其艺术结构和审美范式一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十七年”电影艺术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活泼自由、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并加以创新，打破了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一度过于刻板的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形成了中国特色战争惊险片的新类型。这类影片并不正面展现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是主要选取游击抗战题材，设置非同寻常的情境和紧张曲折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极力渲染战争的传奇性和趣味性，也大大增强了战争影片的观赏性。比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那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莽撞好斗、喝酒赌钱的草莽英雄习性，让观众更真切感受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林海雪原》吸引观众的不仅是那五位个性鲜明的侠胆英雄，更是“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情节。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影片中，也散发着民间文艺的质朴和清新。就连《地道战》这些当时原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增加趣味性，“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任旭东《回顾〈地道战〉的创作》，《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三、思想解放潮流中民族记忆的文化反思 “”期间，除了几部“样板戏”之外，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陷入荒芜的境地。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文艺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朦胧诗、实验话剧、先锋文学、摇滚音乐等都纷纷活跃在文艺创作的舞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推崇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个性解放一直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主题。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抗日战争，自然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并成为第五代导演吹响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号角。这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与以往通常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中正面凸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所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和八个》并未涉及太多炮火纷飞的场面，而是把影片的主角，一个共产党员和几个土匪、逃兵、奸细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在这里，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出新一代创作者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民族战争与过往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导演自己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一个和八个》自始至终全面贯串。”（注：张军钊《从〈一个和八个〉到〈弧光〉》，《电影艺术》1989年第1期。）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意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张艺谋所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注：罗雪莹《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第3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而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中，“我奶奶”最后被日寇扫射而死的惨烈之状，在大片血色殷殷强烈视觉冲击的画面中，战争的残酷直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就以《一个和八个》为例，共产党员王金被怀疑被隔离的境遇，与其说是战争年代确认爱憎立场的一种特殊情境，不如说是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真切传达。而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影像造型也集中在对困境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全片除个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人物很少处理在画面中心位，一般只占一个边角。”“压缩的空间表现，正是对精神层面、灵魂搏斗的有形揭示，正是对扭曲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的可视展现，从而给观众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强烈震撼。”（注：郑国恩《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新电影的造型突破》，载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第47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在影片的结尾，锄奸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字几乎占满画面，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真正的人性得以张扬。作为第五代代表之作的《红高粱》，借抗战的背景、东方民俗的仪式，着力渲染的也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强力，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无论是《一个和八个》重在造型，还是《红高粱》着意色彩，第五代导演影像语言的大胆与创新，正契合了80年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主题。 四、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娱乐诉求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社会的中心地位。这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中国的电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影业陆续被推向市场，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工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能否受到观众的认可并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能否生存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利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重的影响。80年代备受推崇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冷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注：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电影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抗战题材电影在90年代也注重电影的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其中，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无论从片名立意还是叙述手段，都采用了戏谑的游戏化手法。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借用这个著名的漫画人物和大量偶然性的情节使战争游戏化。比如，三毛意在举枪杀敌，却朝空鸣放打下一只鸟；炮响过后炸出的却是水池中的鱼等等，此类细节贯穿全片。此外，影片还将京剧《沙家浜》的场面和《白毛女》的造型穿插在一起，把“西班牙斗牛曲”、京剧音乐、电子游戏“魂斗罗”的音乐混同在一起，通过这种拼贴、模仿和混同，增加了影片的戏谑性，在营造荒诞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权威认识，重新表达了对战争、历史、英雄的理解。如果说《三毛从军记》是通过漫画、喜剧幽默调用观众的某种解构情绪的话，那么，姜文的《鬼子来了》则是通过设置人物的尴尬身份来试图颠覆曾经的集体记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马大三，必须在日本军的眼皮底下看守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既不能让经常来村里扫荡的日本军知道，又不能痛快地杀了他们，甚至还得尽心尽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三和他的乡亲们来说，这样做的缘由也许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他们这些日本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本身就处于民族的、政治的尴尬处境中，无论认同什么，都摆脱不了注定悲惨的命运。影片运用黑白和彩色影像对比，在戏剧化的情境中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除此之外，更多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不是通过对艺术通俗化的探求来达到与观众、市场的沟通，而主要通过离奇的情节包装、甚至战争暴力的渲染以及色情的暴露，在诉诸大众心理及感官刺激的同时，迎合大众对娱乐消费文化的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这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也许仅仅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场面，而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在成贤医生那个中日混合的家庭悲剧的情绪化影像中失落；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在《电影艺术》所列的1995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红樱桃》以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创造1300万元的票房收入高居榜首。突出电影的娱乐功能、重视电影的经济收益，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规模是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出路。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出台，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之外，电影创作者在追求市场效益、制作大量商业类型片的同时，更要注重娱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对于当前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渲染暴力和色情的模式，积极借鉴以往创作的艺术经验，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导演个性与时代特色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我国电影史学的建构 一、创一个时代：史学建构与传道育人 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历程，历经沧桑，在发展的道路上时而突飞猛进，时而步履蹒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记载着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兴变，折射出时代的悲欢和历史演进的轨迹。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起，到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大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学家们可谓鞠躬尽瘁，他们一边冷静客观地书写着中国电影百年巨变，一边又为其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跃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学家，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撰写了大量历史、理论文章及专著，其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中国电影史》等均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论结合”的电影史书写方法与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了几代人。他对中国电影史始终怀有温情，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对历史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这部“官修”史曾经成为李少白人生的“污点”，在“”期间被指摘为“毒草”，但正是这样的“污点”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同时，李少白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写作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这本历史巨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电影史研究者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它的流产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却开启了后世电影史研究的康庄大道。李少白同时又是一个电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他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比如《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电影民族化再认识》《论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本性纵横谈》等。他从电影的本性、艺术性、美学、创作规律、历史与现代性等多个方面论及电影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李少白不但是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电影理论专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研究人员，为电影学人才培养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申报电影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的专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丁亚平、陆弘石、钟大丰、王汉川、鲍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赵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这些专家学者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带头人。《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学观念、电影理论和教育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当前在中国电影行业从事电影学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郦苏元、陆弘石、陈墨、丁亚平、李道新等，他们或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学生后辈，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生活中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李少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探索。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的学者，能够从本质上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诗人之气与历史之魂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选、诗选49篇，这是他非常珍爱的文字。诗言志，歌咏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心灵轨迹写进诗里，也透出几许对生活的无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站在古崖上的诗人，衣袂飘然，怀着几分时移世易的喟叹，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给人一抹孤独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写半句空。半生辛劳，治史一生。李少白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头还放着他珍爱的电影史书籍。但他又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丁亚平在书中写道：“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如何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的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作者写下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时，或许眼角噙着泪水，或许被记忆拉向了更悠远的历史深处。李少白的诗与他的史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着诗人的孤绝与浪漫，也有着史学家的赤诚与执着。他的这种诗人之气和历史学家的灵魂也契合了中国电影史学书写的文笔要求。 三、看向历史的纵深处：血脉传承与电影史学史的建构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过程，又能看到电影史学的一脉相承。这位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几经漂泊，而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史的研究。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影史为何物的年代，他却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看向未来，为电影这门历史并不久远的艺术门类书写历史。李少白的选择，实际上根植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史学意识和历史传承精神，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许对这一选择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将这份血脉传承的过程记录下来，它与以往的传记类书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一本人物回忆录，更是一本兼学术思想与史料结合的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对老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书写，本身就属于史学史的范畴，它将新中国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过程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下来。里面大量的采访和回忆类的文章、书信、工作报告等将电影史的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丰富的史料、原点性的素材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该书还秉持了治史一贯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收录了大量对李少白评论与缅怀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写，将李少白的点点滴滴、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用温情的笔触记载下来。这些从记忆深处“捡”来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料的运用、对历史的尊重。全书资料新颖、范围很广，各作者以与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写成，集几十位专家学者之回忆，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朴素而真诚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该书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书中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电影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李少白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读者对其思想进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他们都是李少白的后辈学生，对老一辈电影史学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电影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为电影史的研究和书写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学观念也在这些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该书的三个主编都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自己的老师。丁亚平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热忱，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十余种，发表学术文章400余篇，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国家、省部级奖十余次，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电影电视卷主编。陆弘石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影视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副主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电影史》（与舒晓鸣合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等，是李少白学生辈的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亦师亦友。高小健则是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和文化、戏曲电影方面的专家，出版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等，同时发表了许多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和影视评论。李少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血脉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显学”。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辍，却从未为自己著书立传，这本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他的史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位前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得以传承。该书以最真挚的情感和史学家治史的专业精神淬炼而成，不但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电影史学家，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郭双丽 中国电影史论文:体育电影发展历史及落后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视听手段，作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综合艺术，其发展已上百年，人类也竭尽所能地将其发挥到极致，而作为人类强身健体的体育与电影的结合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独特展现。从卢米埃尔尝试用胶片记录赛马运动到里芬斯塔尔伟大的《奥林匹亚》，再到奥运献礼片《一球成名》《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近一个世纪以来，凭借艺术与体育的双重影响，体育电影吸引了一代代观众，虽不是主要的电影类型，却已成为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响亮音符。 我国体育电影发展历程在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体育题材的电影也对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新中国体育电影史，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到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初见端倪，体育电影虽数量不多但体现了不俗的艺术品质，如《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等。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女篮5号》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了新旧中国对发展篮球事业的迥异态度，反映了新旧两代人的别样人生，该片不仅真实再现了篮球比赛的紧张、生动场景，而且对年轻运动员的心理情感刻画细腻，不愧为中国体育电影银幕上的经典之作，曾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一时期电影主要以弘扬民族主义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强大的反响，也成为我国体育电影初步发展的基本模式。 2.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始深入挖掘，将体育精神与人生意义相结合。代表作是《沙鸥》，影片中沙鸥为实现自己个人生命价值———夺得金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同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该片通过对中国女排姑娘训练、比赛、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排历经风雨终见辉煌的艰辛历程。此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潮流涌动，许多国人处于迷茫阶段。影片中女排姑娘心怀对祖国母亲、对排球运动的热爱，不畏失败，不怕挫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女排精神，为国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此外还出现了《加油———中国队》《京都球侠》《一个女教练的自述》等一批体现爱国主义的电影。而体育故事片的佼佼者当推《一盘未下完的棋》《棋王》，两部电影以“棋”为媒介，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寓意。前者政治色彩较浓，体现了历经磨难，中日人民之间依然保持友好的政治主题。后者主要展现了象棋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主人公“棋呆子”痴迷于棋的性格刻画，表现出主人公“贫贱如乞却又心融万汇，行于浊世而又超然物外”的处世哲理。它揭示了“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是一部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某种经典意义的艺术片。［1］ 3.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电影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女帅男兵》中，人物形象多面化，性格刻画真实，还涉及了体育竞赛中的一些黑暗现象，如假球等。此外，爱国主义的影片有《黑眼睛》;群众题材的影片有《赛龙夺锦》《我的九月》;残疾人体育题材的电影有《赢家》《跆拳道》，等等。［2］这一时期，借北京亚运会东风，体育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各行各业，中国体育电影人物开始多样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专业运动员，电影《我的九月》，围绕一群即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小学生展开故事，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体育对青少年成长的教育价值。 4.21世纪初至2008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全国电影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热忱的爱国情怀，精心策划拍摄了一批以迎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题材影片，向北京奥运会献礼，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买买提的2008》等。这一时期可谓是体育电影的繁荣时期，体育与电影相辅相成，电影使体育传播更加广泛，体育使电影银幕更加绚烂瑰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近年来，体育电影出现了很多如《女足九号》一类的优秀影片，但是因为在人物性格刻画及命运把握上不够深入和立体，所以这些影片的问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电影主题不够深入。纵观中国体育电影，其内容大多是运动员遭遇挫折，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勇夺金牌，对人物性格、命运、影片主题没有做深入的挖掘，只是一味关注竞赛的最终结果，忽略了电影中一条主要的法则:讲述故事过程往往比告诉大家故事结果更有感染力。［1］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现状纵观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也曾有过辉煌，但是与世界体育电影相比，显得单薄许多。 体育题材影片数量少，优秀作品不多，与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化的兴盛很不协调。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挖掘不够，缺少好的剧本创作。体育电影往往含有励志的成分，这是它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主人公在比赛中经历种种磨难，却并不退缩，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夺得荣誉。这是大多体育电影的老套路，由于过分强调主角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最后获胜这一主题，而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上没有很好地设计，对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够深入:人物扁平化、主题统一化、模式固定化，成为大多体育电影的缺点。而这些方面，国际优秀影片向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百万宝贝》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生命过程本身远远比追求其结果有更大的意义”这一深刻道理。剧中麦琪笃信命运是自己主宰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改变的，只要你拥有生活的信念和不泯的激情，充分体现了体育电影励志的一面。麦琪在其事业高峰期，在一次比赛中被对手偷袭而成为全身瘫痪的植物人，由于无法承受要求安乐死，最后其教练弗兰基含泪拔下输氧管，麦琪面含微笑地安详逝去，让观众看到了体育电影中人性的光芒。好的剧本创作是电影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电影主题深入人心的根本，我国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虽然继续民族主题，但是对个人价值的展现，对体育运动极限的挑战深得人心，堪称一部优秀的体育题材影片。但是这么优秀的题材竟然被埋没如此之久，这在美国体育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体育是美国文明与政治的象征，而我国体育政治体制未能充分认识体育电影在传播文化及政治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上失去了繁荣发展体育电影的驱动力，体育题材剧本创作也就被边缘化，好的体育题材剧本就更是少见。 2.电影制作人员及演员专业技能欠缺。电影制作人在体育电影各个项目方面缺乏专业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在画面和细节上的描写和刻画，冲击力不够强，感染力也大大削弱。体育明星演技不够优秀，非专业演员的体育技能又不够专业，这些因素容易造成细节失真。同时，粗糙的情节设计，离谱的体育场景描绘也会影响电影质量。体育电影要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比赛氛围，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选手眼神动作传达出的内心情感，现场观众的积极反应等。所以在体育电影中对体育素质和体育精神要求相当高。我国的体育运动员更多地把体育当做一个职业来看，体育人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被隔离的区域，一般大众对其环境规格并不熟知，这在体育电影拍摄上需要极大的投入，才能为观众展现一种竞技的冲击力，强大的感染力，而我国电影界缺乏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作为非专业演员的技能训练也并不长久。美国《百万宝贝》电影女主人公在拍摄电影前每天技能训练三小时，持续长达5个月，最后拳击技能达到能与中量级冠军对决的水平，这为我国体育电影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3］ 3.我国对体育电影的研究不够重视。体育电影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展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个人精神、体育精神甚至民族精神。体育电影在美国作为一种与政治文明挂钩的项目来展现，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对体育影片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在我国，回顾电影史，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停留在《女篮5号》《沙鸥》等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的作品，中国体育电影市场低迷，体育电影数量不多，优秀影片更是甚少，自古“弱国无外交”，而中国如今俨然已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公认的体育大国，但体育电影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不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屹立世界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电影研究对2008年前后学术界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电影研究在2008年达到一个顶峰，有二十多篇，而在其前后每年均为个位数，甚至少到只有两篇，由此看出，体育电影作为一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载体并没有被中国大众乃至学术界认可，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这将成为我国电影学研究的一个缺陷。 4.体育题材特色不够突出。体育电影作为电影类别中最独特的一类，深受电影观众的热爱，因为其题材的独特性，竞技场面的真实冲击性更是得到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狂热追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偏差，不同国家其体育电影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像美国，拳击、棒球、橄榄球、赛马等题材较多，其中拳击是美国体育电影中题材最多的，百年电影史中高达500多部，这与美国人崇尚暴力，追寻刺激，崇拜英雄的性格特征有关，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洛奇》这部拳击题材影片的出现成了美国精神的寄托，鼓舞了美国民众走出困境，因而拳击运动也成为美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拳击题材影片已经成为美国特色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其相媲美。中国的体育事业并不薄弱，越来越多的得奖纪录展现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强大、体育健将的伟大，但是，回顾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哪一项体育运动能作为中国特色来展现，即使是被称为国球象征的乒乓运动题材电影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结合中国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制作迎合大众需求，能与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特色体育影片成为扩大我国体育影响力，兴盛我国体育电影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今，奥运精神“更强、更高、更远”的展现成为世界体育电影互通的主题，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以“横扫千军如席卷“的磅礴之势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如此辉煌的体育风景，蕴藏着众多为国拼搏的动人故事，人们期望电影予以展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更是需要优秀的体育电影来激发运动员及民众的昂扬斗志，真诚地希望中国电影界能以此为契机，为自身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使得中国体育电影告别低迷，走向兴盛，涌现更多展现中国健儿自强不息的华美篇章。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历史长廊 【正文】 一 2001年，美国学者格瑞·刘易斯(GregLewis)启动了一个叫做“新中国电影英译”的项目，迄今为止，已为15部时代的影片配译了英文字幕。为了制作影片的剧情介绍，他参考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并采访了几位电影史编纂者和在世的老一代中国电影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史学者的描述和评价与活跃在时代的电影艺术家的回忆颇有不合之处，这引起了刘易斯的特别注意。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采访与感受，写成了《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一文。 刘易斯所谓的“历史”，是指中国电影史学者有关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受到他关注的电影史著作有《当代中国电影》(1989，集体合著，十七年部分由张建勇撰写)、《中国电影史》(1998，陆弘实、舒晓鸣合著)、《新中国电影史稿1949—1959》(2002，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2000》(2002，尹鸿、凌燕合著)以及两部电影史教材《中国电影史》(2005，倪骏)和《中国电影史纲》(2005，王晓玉)。关于时代电影的“神话”，是指对那个时代电影的正面颂扬与肯定。刘易斯认为，在过去10年间，传统官方的声音完全被上述历史叙述所掩抑。但近年来，民间开始出现这一神话的复兴，如崔永元在2003—2004年制作的《电影传奇》，再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美彪的15集系列片《求索与创新——新中国电影1949—2001》，还有近年来电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再演绎。因此，刘易斯预言说，随着对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以及对毛时代日益高涨的正面肯定，这些非官方的神话叙述将与史学新著及电影人的回忆一起，共同融入新的史学编纂当中。 中国电影史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史料丰富翔实，成为新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史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该著作没有涉及建国后的情况，而是截止到1949年。随后的中国电影史编纂处于停顿状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史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渐渐成为显学。作为《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人之一，张建勇首次系统梳理了十七年电影，此后，如刘易斯所述，涉及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电影史纷纷问世。刘易斯尚未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1995)、舒晓鸣的《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2000)以及陆弘实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2002)。 在中国电影史中，十七年电影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它以质朴的影像叙述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想象，它的曲折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相交织。随着对中国革命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再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的叙述也将相应地更加深入全面。本文拟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的问题，或许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二 上述电影史论著大多采取褒贬参半的策略评价那个时代。受到褒奖的自然是那些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从《南征北战》到《平原游击队》，从《红色娘子军》到《李双双》，从《林则徐》到《甲午风云》，还有《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五朵金花》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它们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受到肯定；而受到贬抑、谴责、批判的则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右运动、拔“白旗”、、反右倾等，它们被认为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发展。由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十七年电影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轨迹，因而便有了几次低谷几次高潮之说。但是，问题在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总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反右之后迎来1959年新中国电影的高潮，60年代初期的文艺整风也没有阻挡住《李双双》(1962)、《小兵张嘎》(1963)、《农奴》(1963)、《独立大队》(1964)、《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5)等优秀影片的问世。那么，在当时政治批判的苛责声中，为什么还能存在如此大的创作空间？艺术家还能保持饱满的创作激情？比如，在描述批《武训传》后的电影发展时，舒晓鸣说： 在批判《武训传》及此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不少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在检查思想，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初期电影创作出现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很快衰落下去，进入“荒年”。1951年电影产量严重下降，当年，除决定拍摄《南征北战》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影片投入拍摄。（注：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第1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既然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怎么又能拍摄出《南征北战》(1952)这样非同寻常的史诗性影片？是批《武训传》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还是产量下降另有原因？抑或是这部作品的成功纯属偶然？孟犁野认为，影片的初衷在于阐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但艺术实践的结果却远远超出这个近于军事教科片的任务，而似乎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拍出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称作‘准史诗’式的战争片。”（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但实际上，该剧所调集的创作力量十分雄厚，编剧之一沈默君后来又创作了著名影片《渡江侦察记》，导演成荫和汤晓丹都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前者是北影厂“四大帅”之一，后者30年代就在上海、香港拍片，执导经验非常丰富，还有著名摄影师朱今明的加盟，如此强大的阵容却“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创作出了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影片，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那么，为什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会陷入如此明显的逻辑困境？回顾“”结束以后的中国思想变迁，我们发现十七年电影史的写作基本上属于新时期思维的范畴，这一思维的核心是全面否定“”，进而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政治批判运动。比如，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胡乔木同志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文中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其他像反右、、“”前夕的文艺整风等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了，从而导致历史叙述链条的断裂和逻辑的混乱。因此，十七年电影再反思的任务之一，就是暂时“悬置”新时期思维所提供的历史框架，用客观、中性的立场重新检视复杂的历史过程。 比如，《南征北战》的拍摄与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支持有直接关系。1950年出品的《荣誉属于谁》和《内蒙春光》相继受到批评，前者被认为没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力量，后者则被认为在描写对待上层人物的策略时犯了错误。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经提议，1950年7月成立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目的是“对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注：《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但在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该委员会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孟犁野认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给起步阶段蓬勃发展的电影创作带了消极影响，它仅在一年多时间中，便“枪毙”了40多部电影剧本。（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胡菊彬也认为，该机构在具体工作中“事无巨细、统揽包管，大至题材规划、生产计划，小到具体对话或字幕顺序，他们都一概不放过。这种严重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其结果是窒息了电影创作”。（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然，否定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孟犁野所说，“在指导思想上置前述1948年《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精神于不顾，违背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规律，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主张，诸如要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工作者写出具有‘史诗性’的‘重大题材’作品……”（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讽刺的是，《南征北战》正是源于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1950年9月8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拍摄军事影片，认为当时迫切需要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委员会议还指出，有的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强，但是这些军事斗争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剧本《南征北战》获得通过。事实上，《南征北战》基本验证了当时的判断，该片虽然不以人物刻画和戏剧冲突见长，但却以战争场面的宏大、惊险的阵地争夺以及整体战略思想的表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多见的史诗影片。 也许确如孟、胡所说，电影指导委员会曾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过种种负面影响，如过分强调史诗性题材的创作，影响到其他题材影片的拍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委员会在其他方面的过失而不承认它对《南征北战》的贡献。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意味着要冲破流俗之见，以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复杂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当时的政治信仰对电影创作提供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十七年电影取得的成就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基础。刘易斯对当年活跃在影坛上的导演、演员、剧作家、评论家的采访，从感性、经验的层次上弥补了电影史叙述的很多不足，也有助于校正电影史叙述中的偏见。老一代电影人对某些政治运动的宽容与理解，对工农兵电影的认同，还有对革命时代的热情，都与电影史编纂者的态度和立场形成反差。比如，批《武训传》受到学者的一致否定，但老一代电影人对它的记忆和评判却宽厚得多，当年他们也大多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和参与文艺界的整风与思想改造。据谢晋回忆，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世桢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也很难说它就代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批《武训传》及随后的思想整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上影响了电影人，影响了哪些电影人，其所导致的创作停滞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做具体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接近历史原貌的十七年电影史。 三 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还意味着要冲破新时期以来占主流的电影本体观，以把握十七年电影的人民性。我们知道，在新时期的思想背景之下，电影界在1979年曾就电影特性问题展开论争，从有关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发展到有关电影语言和电影特性的讨论。这场围绕电影本体问题的讨论肇始于白景晟的《丢掉戏剧拐杖》和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是否定以往时代电影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它的潜台词是电影应该脱离政治，应该非意识形态化。郑洞天导演曾描述1979年及以后电影的变化，明确谈到电影不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艺术家表现个人经验和思考的媒介，电影也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分化出多元的形态。在新时期，电影的美学追求代替了电影的政治功能，“审美”也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这种电影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对十七年优秀影片的评价，也大多集中在电影语言的分析，很少考虑到十七年电影的观众，以及电影在当时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除了影像特征外，十七年电影的特质还在于它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及其独特的人民电影品格。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下，十七年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观众面最广的电影。《大众电影》(1950年创刊)这个刊名最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本质。 回顾历史，在1949年之前，除40年代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曾在重庆、武汉、成都、北平有一些拍摄活动外，中国电影的制作基本上集中在上海一地，电影放映也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广袤的内地及乡村仍然是在戏园或村头的土台上寻找视听的快乐。而且，即使在城市，电影观众也主要来自那些经济收入稳定的人群。根据胡菊彬整理的材料，与其他物价相比，旧中国的电影票价是相当高的，特别是一些高档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是银元4块，约合大米2斗半。如此推算下来，即使是末流影院，也不是一般百姓能经常出入的场所。此外，上海的影院大多集中在商业区，工人集中的地区反而没有一所电影院。因此，早期中国电影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富裕阶层，包括买办阶层、公司职员、教师、学生等，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主体人群相比，这一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小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4亿5千万人口只有600座电影院，而且还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 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彻底改变电影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通过2000多个流动放映队，电影被送到工矿企业和乡村，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8亿2千2百万人次，其中工农观众占70％以上。（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而且，低票价为电影的普及提供了保证，当时城市影院的票价平均2角，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收费平均5分。（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时农村放映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观影方式，即“映前介绍”和“映间插说”，放映员在放电影前以幻灯片、快板书等说唱形式介绍剧情、人物和人物关系，在换本或其他空隙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进行解说，或阐释导演意图，或对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或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据《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河北省昌黎县农民放映员张子诚为了解说《槐树庄》，还特地学习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银幕上地主崔老昆躲在后门偷看，张子诚就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狼被打伤了，可是伤好了还会咬人。把地主比作狼，起到了提醒观众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作用。（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我们用审美的、本体的电影分析方式，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独特的观影经验。 而且，由于地区与接受群体的差异，十七年电影的传播与接受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要比简单的文本分析远为丰富。比如，当时上海与广大内地乡村在观影经验和审美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便一直浸染于欧风美雨之中，西片一直垄断上海的放映市场，“就上海一地而论，在解放前美国影片的放映数占全部影片(包括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百分之八十以上，每月观众平均一百四十万人，占全部观众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注：顾仲彝《加强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载《大众电影》1950年第7期。）因此，好莱坞影片已培养起市民阶层的趣味。十七年电影中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影片常常引不起城市观众的兴趣，就像钟惦棐在他著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里说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统计数字来源于上海，探讨票房低的原因也应考虑城市市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其中的作用。有趣的是，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城市中非难很多的《人往高处走》，在农村却有3300万观众。（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该片拍摄于1954年，也是合作化主题，描写东北某农村的老孙头，如何轻信挑拨，不愿参加合作社，后在自然灾害面前认识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在重述十七年电影史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在艺术上的粗糙直白，而是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理解它的影响力。 十七年电影完成了从市民电影到工农兵电影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电影人的认同。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率先尝试将工人形象搬上银幕，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讲述铁路工人如何苦干，在短时间内修复铁路桥，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时任东影艺术处长的陈波儿指出，“《桥》的成功，是风格上的成功：它具备了工农兵的风格，新的文艺风格，新的电影风格。”（注：《陈波儿同志关于〈桥〉的发言》，载《东影通讯》总第34期，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13页。）这种风格就是以朴素的影像突出表现工人阶级觉醒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试图探索新的电影表现方式，新的分镜头方法，使影片通俗易懂。也许他们的尝试不十分成功，但这种探索工农兵电影新手法的设想，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对长期处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来说，这种意识是弥足珍贵的。当时活跃在东影的电影人，如成荫、水华、吕班、凌子强、沙蒙、王家乙、王滨、苏里、武兆强等，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所谓“延安派”，具有部队文艺工作经验，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实现了对工农大众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队伍及其思想基础上，新中国的银幕上才出现了富于厚重生活质感的人物形象。 同时，来自国统区的上海老电影人也积极转型，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农兵电影的创作。比如老导演史东山，亲自深入白洋淀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白求恩大夫》；沈浮拍摄了反映北大荒军垦生活的《老兵新传》；老演员兼导演刘琼拍摄了革命历史影片《51号兵站》；原本气质儒雅文弱、擅长塑造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孙道临曾亲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从而在人物刻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果敢、干练的李连长形象，后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李侠的形象。谢晋在接受刘易斯采访时说：“我们从东北电影制片厂那里学习了很多拍摄工农兵电影的方法。”（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在新型的工农兵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人以新的价值观探索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新生。十七年电影史叙述应该给予工农兵电影以更恰当的评价。 环顾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影坛，我们似乎又重回到了“小众”的时代，曾经极力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束缚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加速度地坠入商业化的深渊，以探索沉重的文化主题而自豪的名导手忙脚乱地树起票房大旗，而中国电影却难逃小众化的厄运，点缀在大都市的豪华影院成为白领、小资的朝圣之地，广袤的乡村则告别了打谷场上露天电影的笑声。如今，影像与资本联手，艺术与财富联姻，在被铜臭味窒息的当代文化环境下，仍有人在追忆曾经的年代，流逝的纯真。正如刘易斯所注意到的，《电影传奇》等系列片的拍摄，弥漫着对十七年的怀旧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会像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与十七年电影的新时期叙述相融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的新时期立场依然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红色的怀旧情绪也转化成严谨的学术立场，确立另一种十七年电影叙述。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 提要：历史剧创作中诸如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民族性”与“个人性”、“批判”与“认同”等矛盾，客观上注定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中国电影史论文:网游影像精彩 微电影进化史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手持设备功能的强大，一种名为“微电影”的新鲜事物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作为国内营销炒作最火爆的网游行业，当美女、酥胸、美腿一度成为网游营销主流的时候，微电影的出现又能给网游宣传带来一种怎样的风气？虽然微电影刚刚出现不久，但是却已被多款网游应用其中，并经历了几种“变迁”。 封印之剑 关怀至上 《封印之剑》并没有像传统网游微电影那样选择美女、搞笑或是贴近生活的清新元素，而是选择了倡导低碳生活的环保主题。看似与游戏风马牛不相及，讲述着一个网游玩家在游戏的同时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并如何努力尽一部分社会责任。公益和关怀至上，《封印之剑》的微电影是别有风情。 神鬼世界 依旧低俗 本人印象中，已经不记得是哪款网游最先拍摄微电影的了。但是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有关于网游微电影的记录是完美旗下打着暗黑名号的《神鬼世界》――“十国美女”。但这部微电影仍然没有脱离网游低俗的本质，十位所谓的外籍美女暴露的着装一开始就为其奠定了低俗的基调。 星辰变 清新低俗 《神鬼世界》微电影不久，《星辰变》也拍摄了一部名为“宅男送”的微电影。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微电影关于“宅急送”和“星辰遗忘者”的植入或多或少的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片中美女并不暴露，但是着装难免让人遐想，算是一种隐晦的低俗吧。 古域 穿越高校 《古域》的微电影“少女就爱救宅男”则以一种搞笑的形式来讲述男女主角的穿越故事，虽然没有了裸露美女的助威，没有华丽的特效和精美的屏幕，但《古域》的这部微电影更能取得大家的认同。 Dota 还我男朋友 许多男性玩家因为着迷于dota而废寝忘食，甚至忽视了自己另一半的感受。而由玩家根据上述情况拍摄的微电影“还我男朋友”则以一种真实、感人并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深深触动了无数dota玩家或是他们女朋友的内心。目前为止，这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部微电影。 当低俗营销一直是网游主流宣传手段时，我们在不经意中发现，微电影带给网游的不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更有那清新脱俗的表现。期待它会这样一直下去。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人物的电影书写 [摘要]武则天是历史上惟一的女性皇帝，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本文试图对电影《武则天》的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加以分析，以期历史剧《武则天》更具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关键词]电影《武则天》；风格定位；人物形象；影片立意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空前绝后，她是历史上百余位皇帝中惟一的女性，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她的功过是非、她的个人生活、她的谋略与智慧一再进入史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中。史料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虽有语焉不详和中断之处，但对于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太宗时代入宫封为才人，太宗驾崩后感业寺出家，高宗时代二次人宫受宠，争夺中宫之位，数次更易太子，平镇李敬业叛乱，登上帝位终又还位于李唐等。史料中的记载还是基本一致的。此后，这些历史片断作为基本故事元素，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以不同的逻辑和方法重新组装设计，就生成了不同观念和内涵的艺术作品。 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优势主要在于历史人物自身的鲜明个性和传奇色彩。题材本身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以及恢弘壮丽的史诗气魄，人性、欲望、智慧、权谋可以在一部戏中得到极致表现，既富于历史质感，又不乏戏剧冲突，这对于历史剧来说是难得的创作条件。难以驾驭之处在于，武则天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早已家喻户晓，并一再进入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中，观众对人物及其故事太过熟悉。使得再度创作难寻新意，难以在观众已经熟悉的历史中挖掘出仍具有新意和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也难以建置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于深度并能让今天的观众普遍认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个符合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立意。 本文是关于电影《武则天》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是影片进入剧作阶段的前期史料研究和方案策划，目的在于正式进入创作阶段之前，理清影片的创作目的、看点分析、受众定位以及剧作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章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第一，风格定位。关于影片创作的所有研究展开之前，须先理清一个问题，即要拍一部什么样的《武则天》，是历史正剧还是戏说?正剧的标准是什么?在观众对历史人物相对熟悉的背景之下，正剧是否仍然具有看点和存在价值? 第二，截取历史。在武则天82年的生命历程中，可圈可点的重大事件很多，对两小时片长的电影来说，只能重点着眼于人物生平中的关键时段和事件，而不同的截取方式对应着影片剧作的不同方案和立意。 第三，影片立意。研究影片如何依从于史学家认定的基本历史事实，用现代的人文意识，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发展、行为逻辑和功过是非，进而获得现代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人物形象定位。参照史书记载以及已有传记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研究武则天形象的历史流变，从前人对于相同史料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上，发现合乎情理且富于人性的人物形象定位，挖掘人物行为表象中的人性深度，为影片寻求合乎情理、富于深度同时又被广泛认同的人物形象定位。 一、风格定位 影片风格贯穿影片创作始终，是影片策划和创作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将《武则天》定位为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片和史诗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这里涉及一个正剧的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正剧?一个相对通俗的标准叫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历史正剧必须对要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做到主要事实和主要人物符合史籍记载，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时代背景、符合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以戏剧化手段，建置情节冲突和人物关系、放大细节和适度虚构。 前面提及，当下将武则天这个人物作为电影题材，最大的难度之一就是观众对这个人物及其故事相对熟悉，而正剧的原则是不能超越基本史实，那么这就意味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及其最终结局观众是知晓的，那么作为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价值和看点又在哪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略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她的惟一，恰恰就是人们对她的兴趣点，也是武则天故事的卖点。反复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编织的武则天故事，不难发现，对于后人而言，武则天故事的最大看点在于这样一个历史悬念：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何以登上帝王之位?她有怎样的自身条件(美貌、谋略以及智慧)，又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她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以及种种的机缘巧合)?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尽心竭力的狄仁杰，与母亲心智酷似、却貌合神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对待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 从好奇和释疑的角度。后人的确需要一个真实的武则天，然而，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历史经过了太多的涂抹。首先涂抹的是她自己――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的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次是史家的涂抹――在武则天身后的千余年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的男权社会中，一个女皇是难以为历史所包容的，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混淆了视听。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陋习一再篡改着本已十分凌乱的历史，即便是近代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变化无常、褒贬不一。武则天时而是“实无丝毫政绩可记”的昏庸帝王，时而又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法家代表。时而又担当起妇女解放的代言人。但武则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或者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为她提供了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给了她机会，或者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带着观众去回望那些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境，品味这些故事对于今人的启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凡剧都是戏，也就都是戏说，但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正剧，是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去想象和再现历史的，所以它最接近历史真实，情境设计也最符合历史原貌，其中的人物性格也最合乎逻辑与情理。《武则天》的时代，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民心向上，八方来仪，大唐盛世令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女人靠着她的智慧、权谋与种种机缘巧合神奇地升腾崛起，这正是今天人们 对于武则天故事的关注点。惟有作为历史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才可以带领观众接近那段历史、那个人物，理解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任何编造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都暗淡无光。惟有最贴近历史的想象力，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影片。 二、人物塑造――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关于武则天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两个方面的成果可以借鉴：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武则天和文艺作品中描述的武则天。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惟有沿着仅有的历史事实、以今天的观念去想象和诠释过去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不一。唐中期，对武则天的评价较高，一方面是因为执政的帝王基本是武则天的直系子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代初期，儒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样深入。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后人又为武则天翻案，赋予她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如此反反复复，武则天的故事一再被演绎、戏说。 历史上关于武则天的小说、戏剧(包括电影)为数众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武则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参与的人数之多也达到了空前状态，从“五四”新文化先驱宋之的、柯灵、田汉、郭沫若、林语堂，到新时期以来当代先锋作家北村、格非、苏童以及女性主义作家赵玫、须兰，还有众多的通俗作家及著名编剧导演纷纷投身其中。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武则天这一人物的阐释各异，不同的阐释体现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这些人物形象大体归类如下： (一)淫荡女人或蛇蝎妇人形象 从南宋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清时期甚至有“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的评价。虽然到了近代，因为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对她的评价开始翻案，但或源于儒学文化的漫长影响，或出于以艳闻野史取悦受众的的低俗文化需求，各类史书和文艺作品中仍时时出现她滥杀无辜和与男人淫乱的记述。 (二)巾帼英雄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开始为他写翻案文章。当时一批左翼作家一方面深受西方先进人文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切意识到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把武则天塑造为一个反封建、反压迫的女性英雄形象。此类作品包括宋之的话剧《武则天》(1937年)、柯灵的电影剧本《武则天》(1937年)、田汉的京剧剧本《武则天》(1947年)，直至50年代郭沫若的《武则天》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如杨书案的《风流武媚娘》、李端科的《女皇武则天》、甄秉浩的《武则天登封传》、吴因易的“则天皇帝系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延续了这一主题。郭沫若的《武则天》承袭了这一观念，但笔下的武则天以雄图大略、爱民如命的开明君主面貌出现，其形象被高度政治化，但基本回避了武则天作为女人，甚至作为人的亲情、爱情等富于人性内含的合理生命欲求和身体欲望。 (三)现代人文视角下的武则天――矛盾困扰中的女人与女皇 随着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关于武则天的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也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着重对其内心和情感意识的挖掘，尊重人的情感需要。注重解析人物的心路历程，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行并重的生命个体，把历史人物悖论性的生存处境和绝望孤独的情感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提升为对普遍人类生存的关怀和思考。 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虽然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对女性解放的理解。继承了郭沫若《武则天》的叙事逻辑，但这些作品大多开始试图摆脱歌功颂德式的叙述，努力表达一种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挣扎。文本中不再回避她的私人生活，描绘了武则天的美貌，写了她与太宗、高宗、薛怀义、二张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再因为肯定她的政治才华而回避她的残忍、狠毒，努力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对她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使其形象从符号向人靠拢。例如1984版的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中提到，武媚娘幼年即熟读诗书，聪慧机灵，志向远大。14岁入宫，结识九王子晋王李治，李治淡泊名利，童心未泯，武氏也玩心甚重，两人经常结伴捕蛙捉蝉，戏水谈心，日久生情。二次入宫后，服恃李治以感恩报德，卑职屈礼以事皇后，但仍遭妒忌。独受专宠并大展才华后，才野心膨胀；再次受到攻击后，才变得猜忌善妒，极力排除异己。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武则天从女人到女皇的蜕变，真实再现了她的纯洁与世故、性情与野心…… 以今天的视角看，武则天一生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的矛盾性。在身份上，她既是女人又是皇帝。在性格上，她自信又迟疑，冷酷而又温情。在执政方面，既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国库充盈。但同时又有均田制瓦解、民户逃亡造成的国家税收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既有任人惟贤的用人方略，又有酷吏政治打压异已；既促成了文化昌盛。也消磨了尚武精神；既推陈出新，又施以强大的政治干预甚至不惜血醒杀戮。这是一种站在现代人文立场上对武则天进行的诠释，正是有了这种矛盾性和多面性，才使得武则天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展现于人们面前，让人觉得亲切可信。 三、历史截取与影片立意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享年82岁。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有故事的女人。唐贞观九年(635)。利州都督武士镬之妻杨氏生得一位千金，传说中，神相袁天罡曾观其相，谓其：“口角龙颜，龙瞳凤颈，伏羲之相，贵人之极也”。之后，这个“伏羲之相”的女子14岁应召进宫，26岁被迫出家。28岁3L--度进宫，五年内登上皇后宝座，很快便铲除王皇后、长孙无忌等异己力量，稳定了后位，并逐步成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者。公元690年，66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在垂暮之年，她又将帝位归还于李氏家族。 历史地看，武则天一生的这些关键因素对于其人格形成以及人生历程各有意义。以电影剧作视角来看，人物在不同时段折射出来的人格特征、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影片立意、人物建置以及可以挖掘的情节线索和矛盾冲突。 这里，我们把武则天跌宕起伏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崛起”。指武则天从太宗的才人变成高宗的皇后这一阶段。中心事件：废王立武。 第二，“弄潮”。武则天入住东宫之后，与高宗并肩执政，通过亲蚕、移宫、封禅、泛阶、平乱等举措，建立威信，培植势力，使高宗形同虚设，最终登上皇位? 第三，“归去”。武则天称帝后，引发储位之争，内外交困中，武氏最终选择还位于李唐。核心事件：夺嫡大战。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改朝换代，建立了 大周王朝，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一代王朝治理为世界强国。武则天的一生是辉煌壮丽的一生，又是充满矛盾纠结的一生。在位执政时，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均田制又导致民户逃亡；她任人惟贤，却同时实行了酷吏政策；促进了文化昌盛，又消磨了尚武精神。她充满自信，敢在男权社会立威；同时，她又高度的不自信，在位15年改年号23次。武则天身上矛盾性的根源在于她的行为背离了当时的社会传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于是会和社会原有秩序和规则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她与权利交替之时，都会有激烈表现。对应于前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崛起”和第三阶段“归去”，都涉及与武则天有关的权力更替，是人物一生中冲突感较强的时间段。下文重点针对这两个时段的剧作方案进行分析。 四、方案分析――人物关系与情节设计 (一)“崛起” 1.立意 一般认为，武则天的前半生相对更具传奇色彩，从剧作角度看，历史事实本身契合了电影剧作要求的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启承转合――时而顺风顺水高潮显现(得太宗恩宠同时又有太子垂青)，时而又跌入低谷甚至陷入绝境(感业寺出家)，她不断地获得机会(二度人宫)又不断地受到挫折(觊觎东官不断受挫)。武则天26岁二次人宫并用五年时间登上皇后宝座阶段，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个性张显最为淋漓的阶段――她野心勃勃、欲望膨胀，同时又聪慧过人，在内与王皇后、萧淑妃斗法，在外与长孙无忌等朝臣较量，以她为中心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又清晰地分为敌友两大阵宫，她劲敌无数(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但同时也不乏同盟(高宗)和帮手(许敬宗、李义府)。以电影剧作的视角看，这是历史事实赋予影片的戏剧冲突，甚至非常好地吻合了“英雄成长”式的剧情模式。武则天的成功和所有银幕英雄一样，武则天的成功是因为她有着杰出的才华、非凡的能力和永不言败的个性。 1939、1963年版的电影《武则天》都截取了女皇的前半生作为剧作的重点时段，1939年版《武则天》就是从其28岁二次入宫开始，写到她登上皇位。1963年版的《武则天》虽说是对武则天一生的全景展示，但重点还是武氏二度人宫到66岁登基称帝这段历史。 以今天的视角看，在人物塑造和立意上，可以挖掘的看点有两个方面：其一。人物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和不让须眉的极品智慧。今天观众眼中的武则天既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定的扭转乾坤的巾帼英雄，也不再是男性视角下放荡不羁的蛇蝎美女，而是权力欲望主宰下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致的普通女人。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朝廷内外顽强挣扎并以非凡的智慧达到权力的巅峰，对现代人最具吸引力。其二，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在权力之争中交织发展的独特恋情和共同理想。选择这个段落作为剧作的主打段落，不利因素除了观众对这段历史包括细节都太过熟悉，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是一段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历史，要让这样一个故事站得住脚，则需要找到一个为当下观众愿意接受和认可的立意，即为权力之争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写这部分戏，应该为人物找到这种复杂的行为动机，有环境的压迫和自保的需要，有权力欲望的驱使，也有才华施展的条件和契机。据《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此时的武则天与高宗不仅是夫妻还应该是同盟，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也是高宗及武氏与长孙无忌等权贵大臣之间权力之争。不仅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及宫廷的倾轧和肮脏。更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武则天如何在唐高宗和武后那个广阔的历史空间励精图治，为大唐走向隆盛奠定的坚实基础。以这个时段表现武则天。将展示一个智慧非凡的女人，一对励精图治的伴侣，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 2.人物 (1)武则天 王皇后带武则天二次人宫，只是给她宫女的身份，用作打击萧淑妃，在她看来，武则天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要是一般的女人，从青灯古佛的寺院回到锦衣玉食的宫殿，已然是天大的幸运了，但武则天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既有见识又有才智且敢作敢为的女人。打击萧淑妃的任务轻而易举地完成，她低调拥有了皇帝。她也很快发现，与自己相比，地位高高在上的皇后无论才华、见识都不堪一击。于是她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以无名无份的宫女身份侍寝了，而恰在此时，上天又给了她机会，生下龙子的她顺利升为昭仪。 武则天不是生来就想当皇帝的，她的帝王野心是渐渐积累起来的。她的美貌和才华有目共睹，作为皇帝的丈夫对她欣赏有加。公正的大臣们是敬佩她的。惟有报着偏见和一己之私的人才会排挤她。丈夫病痛带来的机会让她越发认识到自己过人的能力。也成就了她深埋于心底的勃勃野心。于是。这个才华横溢、聪慧过人的女人开始绝然反击，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2)高宗李治 李治初出茅庐登基皇位。但并没有享受到皇帝应有的待遇。皇帝的舅舅、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人的重重包围，让皇帝半点儿展不开手脚。在李治登极后的第三年，长孙无忌利用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爱的案件大开杀戒，硬是“审出”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皇帝的哥哥和叔叔也被诬陷进去，皇帝请求赦免他们的死罪，却被大臣们一句冷冰冰的“不可以”挡了回去。长孙无忌的志得意满和高宗李治的落寞无奈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酿出了灾祸。一场甥舅之战。拉开了大幕。偏偏这个时候，高宗得到了武则天这样一个绝顶聪慧的女人相助。高宗和武则天一起，借废王立武打击了前朝老臣的势力。所以，高宗与武则天不仅是恩爱夫妻，更是利益共同体。 高宗李治是一个宽容公允的男人。他是那个时代的模范丈夫，她对武则天欣赏有加。因此，武则天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他给予的。 (3)王皇后 王皇后的天然缺陷，简单地说就是骄傲自负。她败在太过轻敌。王皇后与唐高宗的问题。此前与萧淑妃的竞争，后来与武则天的竞争，其实质都是感情竞争。在这个激烈的竞争中，重要的条件及核心人物是唐高宗。但是，她的战略既考虑了唐高宗的感情，利用武则天就是看中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感情；同时又忽略了唐高宗的感情，他既然喜欢武则天，又怎么会舍弃武则天回头来找王皇后呢?与此同时，她更没有考虑武则天的感情。或者说结婚多年的王皇后对于感情问题还相当无知，她更相信，门当户对这些外在条件才是感情的基础。所以，在她看来，萧淑妃有南朝皇家背景，有萧璃这样的爷爷，在竞争中击败自己具有必然性；而武则天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父亲虽然是唐朝开国功臣，但是已经去世多年，武则天本人既当过太宗皇帝的才人，自身也年纪偏大，不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许。他还认为。武则天这样的人在内官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不该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不可能不对皇后大人礼让三分。她也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以色恃君的女人，但事实上她错了。 (4)长孙无忌 在大唐帝国的臣子中。长孙无忌权位最高、权势最大。他既是太尉、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又是李治的亲舅舅。他的实权比李治还要大，他能一呼百应，风头甚至超越了李治，李治竟然惟他是从，不敢抗拒。虽然如此，但李治毕竟是一国之君，年轻气盛，所以，甥舅之间的矛盾从高宗当朝就暴露出来了。 (5)许敬宗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与王皇后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朝廷内的高官产生了分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为首的一帮老臣是坚决的反对派，而以许敬宗为首的一拨人则为拥护派。许敬宗是贞观老臣，是“十八学士”之一。但在贞观时代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原因是他的人品让李世民很质疑。到了高宗一朝，许敬宗风生水起，二次创业成功。究其原因是李治和武则天已无李世民的道德判断标准，或者根基尚浅的他们还无法顾及这个标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术，因此有才无德、做人没有底线的许敬宗得到重用。在这一点上，武则天的用人标准只能是但求有才，不求有德。 3.可以发展为影片情节的历史故事 (1)二次进宫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是唐太宗去世的周年忌日，王皇后随丈夫及宫妃、文武大臣来到感业寺，为死去的公公祭酒祈福。唐太宗生前的嫔御自然也在队伍之中。仪式之后，王皇后看到一位俏丽的少妇走到丈夫面前，娓言倾诉着离别之情，泪珠夺眶而出，抽泣之声令睹者为之动容，更激起唐高宗的无限怜爱之情，使他凄然泪下。望着这旧情浓烈的场面，一个计谋在王皇后心中油然而生。王皇后接武则天进宫做了身边的宫女。决定利用她遏止萧淑妃的专宠。 然而，王皇后此举让长孙无忌等大臣十分不屑，武则天以为有机可乘，有意接近长孙无忌，但在长孙的眼中，武则天更不值一提。武则天发现自己虽有皇上专宠但依然势单力孤。 (2)低调做人，意外晋升 二次入宫的武则天，选择了低调做人的方式。一方面，她把王皇后当作救命恩人和再生父母，平日低三下四、无微不至地伺候她，在她面前尽情扮演着一个宫女甚至是奴才的角色，为的是让她在李治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另一方面。武则天看到王皇后质朴实在，平常与身边的侍从很少交谈，她的舅父中书令柳贲出入宫禁时对宫内役妾们也无谦和之礼。于是，她专捡王皇后和柳贲不礼重的侍从和宫人结交，还常常把自己得到的赏赐送给她们，以求得她们的拥戴和保护。这样，那些得到好处的宫人们都成了武则天安插在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身边的耳目。因此，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的一举一动武则天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永徽三年(652)七月，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武则天身价暴涨，李治大笔一挥，册封武则天为昭仪。这对武则天本人也是意外的惊喜。 (3)甥舅矛盾 永徽三年(652)，高阳公主谋反案的审理中，长孙无忌有意扩大范围，将李治的六叔、司徒、荆王李元景，李治的三哥、司空、吴王李恪等数十位李氏宗亲定罪。长孙无忌丧心病狂屠杀李治亲人，李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但是，他要救出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六叔李元景，另一个则是他的三哥李恪，这两个人位居司徒、司空。平时和李治关系亲近，于是李治哭着向长孙无忌求情，但是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李元景和李恪最终被杀。这使得李治与舅舅隔阂日甚。后宫里，从感业寺二次进宫、尚无名份的武则天开始与丈夫谋划如何排除异己、共建未来。 (4)万年宫大水 永徽五年(654)三月，唐高宗李治率领一班大臣前往万年宫。一天夜里，山上下了大雨。引发山洪。大水冲击万年宫的北大门(也叫玄武门)，宿卫的战士看见水势凶猛，四散逃命。这天夜里。值班将军是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眼看着士兵四散逃命、大水涌进宫内。正是大家熟睡之时，皇帝和武昭仪也在其中。在薛仁贵的帮助下，李治与武则天一起跑出宫殿，登上高处，大水已经淹进宫殿。高宗惊魂未定，太医报奏：武昭仪再次怀上龙种。数月后，武氏生下一位小公主。大水中高宗和武则天成为生死同盟。 (5)野心初现 独享专宠又生育龙种，武则天升昭仪，成为众嫔之首。美貌和聪慧一再得到高宗认可，但王皇后又显然不给她机会。对王皇后而言。武氏显然是功高盖主。于是武氏交心不成，起了野心。狡猾的武则天发现，唐高宗只是宠爱自己，却没有让自己取代王皇后地位的意思。于是，她心生一条毒计，嫁祸于王皇后。武则天所生女儿满月，王皇后出于礼节，前来探望。谁知王皇后刚刚离开，武则天竟偷偷地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然后又照样盖好被子，若无其事地离开婴儿床，和宫女们谈天说笑。唐高宗回宫之后，她嬉笑撒娇，让丈夫去看看可爱的女儿。唐高宗怀着兴奋的父爱之心掀开被子，却见可爱的女儿死在那里。武则天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唐高宗逼问左右侍从，都说只有王皇后进过内室，看过婴儿。唐高宗大怒，认定王皇后因为嫉妒之心而丧失妇德，杀了他的爱女。武则天又乘机添油加醋，欲置王皇后于死地。由于王皇后对此事难以自明，矢口否认也无济于事。从这以后，唐高宗便产生了废立皇后的念头。 (6)争取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后宫斗争进入白热化，李治倾向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他想寻求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为了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专门御驾前往长孙无忌家中，不仅将长孙无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为五品朝散大夫，还格外奉送十车金银财宝。皇帝和武则天都下了血本，长孙无忌却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频频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帮助。长孙无忌也无动于衷。礼部尚书许敬宗在武则天的授意下频频游说长孙无忌，然而却屡遭长孙无忌的驳斥。 长孙无忌在奋力抵抗，他在维护皇室尊严和传统礼法，希望外甥李治能够明白他的苦心，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李治已经长大了，羽翼日渐丰满，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视舅舅，甚至没有平视，他已经恢复了一个帝王惯有的俯视角度。武则天要的是皇后的名分，而李治要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的权柄。 (7)李义府奏疏 作为长孙无忌最反感的人，李义府在大唐的前景本来已经黯淡无光，长孙无忌更是准备把他赶出长安，从中书舍人贬到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做一个小小的司马。由长孙无忌起草的诏书已经出台，只是还没有下达到门下省，一旦诏书下达，李义府就得乖乖地收拾行李前往壁州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司马。李义府找来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向他咨询避难的方法。王德俭带李义府找到许敬宗并求得妙计：现在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如果能上书力谏武昭仪，方可避难。于是李义府连夜写好“废王立武”的奏疏，然后到内宫大门投递。接到奏疏的李治随即召见了李义府，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从李义府那里，李治得到了莫大支持。接见完毕，李义府得到了赏赐。 (8)改立皇后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得偿所愿，原来的王 性情感的复苏等。都促使武则天决心召回儿子，并立他为太子。可这一放弃江山屈服于血亲关系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5)赐太子姓武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突然采取了一个奇怪的行动：赐太子姓武，并召来武姓侄孙及李姓儿女在庙堂察告天地，顶礼宣誓，保证彼此相扶，共保帝业。 (6)盟誓 武则天终于想到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的方法，那就是盟誓。圣历二年(699)四月十二日，洛阳的明堂上，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如期进行。参加这场盟誓的有皇太子武显(不久前赐姓武)、相王武旦、太平公主以及定王武攸暨等武姓亲王。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在武则天的主持下，他们一起写下盟誓，然后一起焚香祷告，将盟誓内容写在铁券上，藏进了国史馆。 (7)恩宠狄国老 狄仁杰与武则天一起外出游逛，意外发生了。意外由一阵大风引起。狄仁杰的帽子被刮到了地上，而马也受到了惊吓，先前跑了起来，武则天见状，赶紧让太子武显冲上前去为其解危。 (8)默许的政变 太子李显趁女皇病危。在老臣宰相张柬之的鼓动下发动政变，逼她退位，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加封李唐皇族，铲除张易之、张昌宗余党，恢复唐制，史称复辟。武则天革命的痕迹和女性威权被逐渐清除。 武则天对此次政变洞若观火，此时的她已经超然，故意不动声色，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着子孙们的所谓义举。 五、结语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观照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她既不是单纯的巾帼英雄，也不是一味的蛇蝎妇人。而是一个在权力欲望与人性情感中纠结的女人。相对而言，第一阶段是人物的上升期，冲突感强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剧作模式，是较为理想的剧作时段。第二阶段外部冲突显得稍弱，但却涉及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张力。饱含了人物一生的渴望与纠结，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剧作时段。相对而言。后者着眼于老年武则天，以传嫡为主线勾连起种种矛盾冲突和错综状况，能够集中体现人物一生的欲望和情感纠结，也更能突出她的智慧和胆识，使人物更具张力，同时也更具新意。参考2006年英国影片《女王》等，可以预见，在当今影坛。内敛、深度和智慧可能超过年轻、华贵与时尚，深入、真实地刻域一个人物可能胜于张扬地展示其外表的美貌与浮华。当然，如果剧作中能兼顾人物青年时代的场景，再加入太平公主等年轻女性，影片的可看性会大大加强。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上那辉煌的一刻 桃李芬芳育英才，薪火相传六十载。2010年10月23日这一天，是我国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日。六十年一甲子，为了迎接这隆重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动，学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筹办校史展、拍摄宣传片、联络海内外历届毕业的在电影业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准备三大奖项等等，本刊主编马宏锦先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86级电影美术系进修班学员，也在去年第九期杂志推出了题为《春华秋实――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进修班风采录》的专刊，集中介绍和展示了同学们多年来在电影和美术方面的作品、工作成果、专业成就等，为校庆献礼，感谢母校的教育，报答母校的栽培。同时，马先生在校庆日也应邀回校，参加庆典，和众多校友、老师们欢聚一堂，并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立于1950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如今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专业艺术教育高等学府，教学设施和人均拥有设备值等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7000多部影片中，75%以上由该校毕业生主创拍摄，历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获奖作品中，电影学院毕业生主创作品达到百余部，该校毕业生的作品还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东京电影节上摘得大奖。 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花甲之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在校庆那一天是热闹非凡的，是隆重庄严的，也是辉煌耀眼的。庆典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整整持续了一天。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们济济一堂。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贾樟柯、韩三平、于洋、张铁林、张丰毅、蒋雯丽、袁立、黄晓明等许许多多从这里起步，从这里放飞电影梦想的大牌导演和一线明星们纷纷从各地赶来，为母校祝寿。 院长张会军在发言中说：建设世界电影强国是我们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的电影学院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会始终牢记学院的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我们将共同创造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崭新的历史，我们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身。 北京电影学院校友、著名导演陈凯歌在代表校友的发言中说：我们和在座的前辈、后辈，都在电影学院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我们是后第一批学生，那时校址在昌平的一个叫朱辛庄的地方。我对朱辛庄很有感情，那个地方很适合读书，每天课上完之后，或者从城里回学校的路上，都有一番自由的讨论。电影学院带给我们的除了专业的技能，除了作为一个行业的工作者的必要的知识，还有我们对电影的感情，让我们在其后的生涯中缓缓地展开，拍出一些比较精彩的作品。之所以说‘一些’，是因为后续的路还很长。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母校的哺育。正是因为你们的教诲，有点一心向上，想把中国电影拍好。 听着陈凯歌此次温和的发言，现场许多校友不由得想起1993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82届（78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举行的“十年首聚”活动上，写的慷慨激昂的同学会宣言：“遥想当年朱辛庄内一百五十三同学少年无忌十足狂妄评点古今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世称‘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豪情无减一笑仍是童颜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洞彻人生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此宣言在电影圈曾一度传为佳话。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代表、摄影系主任穆德远教授在发言中说： 60年前，一大批活跃在中国电影创作一线，具备专业水平的从业者投身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们有三十年代参加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老艺术家，有延安电影团的精英，有中国电影教育的元老，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战地记者，他们挺起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脊梁。 60年来，且不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所有获奖影片中几乎找不出一部没有学院师生参与的影片，就说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学院师生的身影。无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现场，还是在南极的科考队中，还是在唐山、汶川地震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中都会有人自豪地说，我在！穆德远教授说：都说教员是蜡烛，他们燃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作为电影学院的教员，即便燃灭了自己，但并没有照亮了别人，我也无怨无悔。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是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脊梁！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我们深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在发言中说：北京电影学院从创建开始就一直承担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重任，60年来始终坚持以党的唯一路线方针为办学指导，以培育全面发展的电影高级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步为己任，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摇篮，在国内外电影和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是培养中国电影专业人才的重要场所。从电影学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享誉中外的艺术家，有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有担当中国电影重任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也有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年轻新锐，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更为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造就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品牌。 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新中国电影开拓奖”，该奖项颁发给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做出特殊努力和贡献的优秀电影人夏衍、袁牧之、陈波儿、章泯、白大方、吴印咸、钟敬之等近三十位老前辈，当大屏幕上一一显示他们昔日的形象和风采时，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宣读的颁奖词说：“你们点燃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火炬，注入了那些年轻的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勃生机，必将永远镌刻着你们的足迹。” 在这一特殊奖项的颁奖过程中，主持人还讲述了新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故事：1938年秋天，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电影《四百万人》的摄影师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把自己的摄影机送给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这台摄影机让新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人，携带着特殊的武器穿梭于祖国的各个战场，用特殊的方式战斗。年轻的他们不畏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用一部部影片书写着共和国走向成功的辉煌。也就是这台摄影机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师，同时也点燃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火种。这台摄影机述说着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历史，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华彩乐章。 活动的第二个奖项“新中国电影教育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学院历年来在电影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电影人的谢飞、郑洞天、齐士龙、马精武、谢铁骊、崔新琴等教师们，颁奖词说：60年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而一辈辈的先生把知识传授给一代代电影人，一代代电影人在这里起航。 第三个奖项“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则几乎涵盖了新中国电影行业中近半的幕前幕后精英，其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韩三平、黄建新、贾樟柯、顾长卫、霍建起、于洋、王小帅、陈坤、赵薇、蒋雯丽、唐国强、李少红、姚晨、陆川、余男、宁浩、叶大鹰、许晴、袁立、张丰毅、尤小刚、尹力、王小列、王丹戎、王兴东、王志文、冯小宁、宁瀛、艾丽娅、吕乐、孙周、安澜、米家山、何琳、吴天明、吴玉芳、吴子牛、沈丹萍、张建亚、宋春丽、张军钊、肖锋、邵兵、候咏、俞钟、陈国星、陈强、姜武、赵小丁、胡玫、夏钢、娄烨、郭宝昌、郭晓冬、富大龙、黄蜀芹、蒋勤勤等500多位知名影人 在颁奖典礼过程中，大屏幕上播放着历届毕业生拍摄的优秀电影片段，从《风雨江南》到《那人，那山，那狗》，到《童年往事》，到《香魂女》，再到《云水谣》；从《老井》到《暖》，到《梅兰芳》，再到《小城之春》，等等，在场校友再度感受了自己或自己的同学曾经创作出的那些让人激动万分的作品。 在代表校友上台领奖时，于洋说：今天是电影学院60周年的生日，我们老中青少聚集在电影学院里，不由得让人想起60年前热衷于电影教育事业的陈波儿、白大方和袁牧之同志，他们现在在天上看到我们电影学院到今天如此的辉煌，一定非常高兴。他们是我们电影学院的骄傲，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张艺谋说：中国的电影事业是由一代一代人传承过来的。今天，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祝母校60周年生日快乐。 活动期间，学院还在A 楼大厅举办了主题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60年校史展。展览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沿，包括学院的校址变迁、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学院历任和现任领导。第二部分为前史，主要展示了解放前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包括电影公司的演员培养与左翼电影（最初的电影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及电影教育（电影高等教育的起步）、解放区的电影教育等。第三部分为学院起航篇（1950年―1976年）。第四部分为成长篇（1977年―1999年）。第五部分为腾飞篇 （2000年―2010年）。校史展中还专门开辟了三大块主题墙，包括人物历史墙、人才培养墙和创作实践墙。 除了平面图片展示外，还展出了延安电影团使用过的第一台摄影机、16MM摄影机、金陵大学时期孙明经教授电影教育的授课手稿和钟敬之老院长在学院创办初期的教育手稿等，还有学院早期的毕业联合作品分镜头剧本、1978年的招生简章等珍贵实物。同时，还展出了学院历届师生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的奖杯，这些奖杯凝聚了学院历届师生的辛勤创作和努力拼搏，金灿灿的奖杯在灯光映照下犹如母校60年的光辉历程般熠熠生辉。 六十年的凝结与汇聚，六十年的灿烂与绽放，六十年的回顾与怀想，六十年华诞大庆这一天，对于北京电影学院来说，无疑是一个辉煌耀眼的时刻，对于中国电影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电影史论文:走向新百年的《中国电影图史》 2006年12月24日，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耗时四年，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图史》宣告完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资深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和中国影协名誉主席、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等发表了讲话。李行、吴思远、王晓棠、谢芳、陶玉玲、黄仁、罗卡等一百多位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史学专家，以及在京电影单位的有关人士出席了首发仪式。 统一中国电影史 赵实在贺词中高度评价了《图史》诞生的重要意义，它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两岸三地一次成功的合作范例。的确，多少年来，虽然中港台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三种各自孤立的政治文化形态。反映在电影史上，是长期的分歧。 现在三地流行的电影史，有三个版本最为人重视：大陆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所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杜云之所著的《中国电影史》以及香港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这其中，余慕云的著作囿于港岛一隅，自成系统；而程季华和杜云之的著作都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为主，可着力点不同，对立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考虑到两者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述，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难以避免的。 时间悄无声息间流过了三四十载，在多元开放的新世纪，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电影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成果的“大中华电影史”，成了电影工作者心中共同的夙愿。 契机出现在2002年11月。程季华回忆道：“当时，我和李行导演在无锡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相会。谈话中李行提出，是否可以集合两岸三地之力合作著书，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李行先生为此特意提到：“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 这正是耄耋之龄的程季华未了的心愿，两人当即一拍即合，统一电影史的工作得以迅速有效地展开。 四载磨砺成正果 无锡之行后，程季华返回北京，立即与有关人士进行商议。而李行则与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取得联络，邀请香港电影工作者共同实施。经过北京、台北、香港之间频繁通信，决定将该著作称为《中国百年电影图史》，由程、李、吴三人担任召集人，推举三地电影史的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 此时，他们得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正在筹划中国电影百年史研究项目，遂与北京广播学院商议，决定四方合作，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主持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和香港电影资料馆为协助单位，鼎力支持。 据记者在首发式现场与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先生交谈得知，为了《图史》的顺利出版，香港电影资料馆几乎奉献出了所有的馆藏精品，大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都是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而台湾方面的电影资料以前甭说是普通民众，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是知之甚少。这次《图史》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主要编写者黄仁先生已八十有余，他精神矍铄地声称自己身体倍儿棒，“因为工作关系，好几回自己一个人拎着大箱子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 好事多磨，《图史》的出世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4月，原本预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由于“非典”肆虐，被迫延迟到9月。其时，作为香港电影史元老级人物的余慕云先生也亲临现场。可惜，去年4月8日，余先生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他没能看到《图史》一书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再启百年新征程 其实，在前年12月，《图史》的撰稿工作便在两岸三地电影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如果赶一赶进度，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礼物奉献出来。“但经过编委会和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审慎的考虑，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专家们再一次对已完成的书稿进行审核、修订和打磨，一年后才正式出版”，程季华说：“由于错过了百年庆典，遂将书名《中国电影百年图史》改为了《中国电影图史》。” 《图史》全书近千页，130万字，2700多幅图片，如此浩大而繁琐的学术工程，如果没有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面对这部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大中国电影史著作，怎么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欢欣鼓舞呢? 但也正如谢铁骊导演所言：“《中国电影图史》已经出版了，但是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就让我们以此为献礼，献给中国电影所走过的100年的岁月，更献给它无限美好的明天。” 中国电影史论文:“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以民间视角书写当下或历史 [摘要]“第六代”电影包含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记录精神，它以记忆和想象混合的普通人物的视觉来还原历史。“第六代”电影人物的边缘性则主要把握了社会底层的特点，其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当下和历史中普通人的感情和情绪，表达了一种新的电影精神。 [关键词]“第六代”纪实风格记录精神民间边缘 引　言 我们在“第六代”的电影中看到了地道的平民化叙事，看到了银幕上从伟人到凡人的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和微妙的心理体验得到诠释和表达。平民化叙事的另一重要视角就是强化人物的无奈与焦虑，表现小人物在各自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幸和困难。显然，“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进行着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平等的、宽容的和关怀的交流。影片中的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或者说生存于都市和农村的小人物以真切的存在唤起观众的动情。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无意回避社会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逐渐地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竞争逻辑体系中的人们以胜者和败者来分类，使得边缘人群更加边缘化。“第六代”电影对之进行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为了创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美好生活，还是盲目追逐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1] 一、纪录精神[2]：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第六代”电影在事件之中蕴含社会生活的‘寓意’，不仅无法忽略，更无法否认。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如实指出，承担社会代价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Ssocialvulnerablegroups)，没有话语权或很少有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3]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更大的压力。思考减少社会代价的路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思考如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由于被边缘化而受到的种种损害。 “第六代”电影，与其说是哀悼“边缘”的挽歌，倒不如说是呼唤“边缘”尊严的呐喊。虽然他们的电影很难说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科学走向启人深思，但它们至少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若干问题，启人深思。这一点恰恰是“第六代”电影所要表达的重中之重。对此，导演章明的话，犹如“第六代”社会性立场的宣言：“我们要拍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伸手可触的世界之中。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太平盛世，许许多多人的简单的情感得不到满足。这些电影，更关心这些基本的生命存在。”我们从《巫山云雨》、《十七岁的单车》、《小武》[4]、《哭泣的女人》、《扁担・姑娘》、《盲井》等作品能更清楚地看到“第六代”的纪录精神。 《巫山云雨》的故事发生在由于三峡工程开工而即将被淹没的地方――长江边的一座小城巫山。这个地域背景隐喻着人存在的空虚或虚妄。作为一部注重人的生活状态的电影，《巫山云雨海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几乎不被彰显，而他们在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是导演十分在意的。例如，吴刚作为警察，在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麦强作为信号台职工，在社会生活之外(非现实或抽象中)。生活在纷乱、复杂社会的人们，实际上各不相干。麦强和陈青偶然相遇，发生了关系，但这并没有使两个人的情感得到确定，他们似乎是不相识的人，重新回到原位，只剩下魔幻般的叫喊和期待一这隐喻着在当今社会情感的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艰难。情感只存在于期待之中。与此同时，身体的结合等待着或回避着伦理的认同。麦强和陈青影片结尾时才再会，麦强和陈青是否会结合呢?全无交待。导演似乎要表明生活是在没完没了的期待中进行的，新的期待出现时镜头保持了沉默。由此，我们看到了人物在勇敢地面对现实和追求幸福中萌生的希望。 在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中，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郭连贵和高中生小坚在一辆自行车的所有权上发生了纠纷，而他们使用同一辆自行车的目的不同，说明两个男孩儿生存处境存在差异。一辆自行车，成为两个17岁的成长中的少年不同意味的自我身份认同标志：对于郭连贵，自行车能使自己顺利完成从一个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过渡，是绝对的生存道具(市场经济社会，要获得金钱(资本)，需要提高劳动效率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心理依托；对于小坚，自行车是同龄群体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无论如何，他们同样面对困境，同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状态。 事实上在失去速递公司的工作之后，肯吃苦耐劳的连贵也许还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他却放弃了换一种生存方式的机会，由于对自行车的过度迷恋，他短时间内无暇顾及其他工作。这反映了农村群体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倾慕(影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反映着同样的心理：比如连贵亲戚兄弟关于天天喝红糖水、吃排骨面的向往：小保姆总是不停变换着家主人的衣着)。 对于连贵和小坚来说，自行车具有不同的意义。连贵对自行车的迷恋既来自对城市的向往，也来源于守卫“自尊”的下意识。因为那辆自行车是他用辛苦工作赢得的，是“苦尽甘来”应该得到的。对小坚来说，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同龄群体中心理优势的标志：女生提出要和小坚一同回家时，失去了自行车的小坚粗暴地回绝了。影片中的女生并未因为小坚失去自行车而改变对他的态度，但小坚在未被群体抛弃之前，却首先因为外在物质标识的缺失而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自我放逐。他主动放弃了成为群体中一员的可能性，偏执地用自行车这一外在物质作为自身价值的具体标识。诚然，这种身份认同方式与不健康的恋物癖(fetishism)有关，但也有社会性心理依据。因为他的同龄朋友大体上都对自行车过度地迷恋。没有自行车，他就觉得无法在同龄社会中表现自己，失去了群体的肯定(正因为这样，小坚才敢偷家里钱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在一个未成年人心中，外在物质标识的认同作用被无限夸大，以致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而这与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物质万能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故事与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它结构松散，情节平淡，叙述开放而流畅。扒手儿时的朋友小勇的结婚典礼没有邀请小武。对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小勇来说，小武虽然是老朋友，但也是“手艺人”，请他来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正如社会学者所分析的：“在中国，一个人不给别人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问题，要么他过去可能伤害过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么人们不认同他或她的资源的来路”[5]，小勇嫌 小武的“钱来路不明”，连小武的红包都拒绝接受。其实，在小武看来，小勇所从事的所谓贸易就是走私，所谓的娱乐业就是赚歌女的钱，他们同样是不道德的。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小勇在以违法的手段赚钱，利用法律的过渡期的漏洞积聚财富，他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惩罚。而小武自始至终是一名小偷，一名警察眼中的罪犯。小武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如小勇的“企业家”，也许他没有搞生意的资本，因而他始终是“手艺人”。他“手艺人”的身份来源于他的穷。小武失去了希望自己能做靠山的梅梅，[6]家里雪上加霜地冷待他，最后他被警察逮捕，于是小武在爱情、亲情上都受到疏离。也就是说，小武在坐牢前就受到一系列社会惩罚――“在金钱成为社会机制的基本动机和社会表象的实质性调节器的国家，小武可以说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金钱统治着今天的中国，而小武又被这一原则所统治。”[7] 从刘冰鉴导演的《哭泣的女人》，使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而我们越看到真实，我们就越想哭泣，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紊乱。在北京打工的贵州女子王桂香，偷卖的CD和VCD被警察没收，成为他们可心的玩意儿。丈夫因赌博而动手打瞎了别人的眼睛，结果被抓去坐了牢。王桂香被迫回到了家乡小镇，这个脆弱的女人开始独自面对困顿的生活。在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她与在镇上做殡葬买卖的旧情人合作，当哭丧婆，死亡也成为生意的对象。而这时候，她所目睹的是――在葬礼中请“哭泣的女人”的体面(甚至有狗丧，也请哭丧婆)：为哭丧钱而吵架；监狱所的腐败和丈夫坐牢的痛苦。其实，“哭泣的女人”王桂香是错综复杂的善和恶的复合体：虽然她对小孩不温柔不多情，但还是养育着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为了目标，王桂香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为了丈夫，她跟旧情人重新在一起：为了丈夫，她不顾一切赚钱给监狱长，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作品揭露了警匪一窝的现实。我们可以认为，王桂香的婚外恋和越轨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现实黑暗中的生存挣扎。影片结尾，王桂香听到丈夫在越狱后半路上被公安击毙的消息，她只是发呆，无声无息，该哭时，哭不出来了。但在之后，在一个老板的葬礼上，她哭得眼泪汪汪，这样哭泣让奔丧的人误以为她只是个“好泪女”，挣了不少红包――真正的眼泪也只能归于赚红包的生意中。好歹，这回她用不着像平时那样为钱吵嘴，斤斤计较。她的哭泣，不仅是她的生存方式，更是她的赎罪、自慰和解脱。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边缘生存境遇中的人们往往是暴力的施行者或受害者(例如《十七岁的单车》、《二弟》、《青红》)，在《扁担・姑娘》中也不例外。外来民工高平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价值。他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本来，城市对民工的需求是劳动力，而高平将它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他这样执著地强行撬开通往城市的门，而这样的努力最终使他丧命黄泉。仍旧以扁担为生的高平老乡东子只好静静地看着高平寡不敌众，坠入江中。作品表达的是城市和农村注定了的隔阂，“扁担”一旦要对抗“城市的游戏规则”，就难以回避卷入其规则设置的陷阱的命运。一旦侵犯了社会，就很难逃脱相应的惩罚。[8]这是社会弱者在城市边缘中无法挣脱而出的现实体认。影片结尾定格在“扁担”东子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它预示着是虚弱而坚韧不拔的希望。 在当代中国，善与恶有时交叉，有时分立，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扁平的，能清楚找到原因并且依照既定原则――劝善惩恶――予以判断。“第六代”电影人性批判是冷峻的，基本上可分成善(元凤鸣)、恶(唐朝阳)和亦善亦恶(宋金明)三种类型人物。《盲井》叙述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它反映了底层社会面对经济起飞所产生的困惑，面对金钱的诱惑与困顿，人性的泯灭与复苏。《盲井》并非简单展现煤矿工人生活的悲惨，作品借影像媒介引发观众的思考：“人要过好日子，是否需要采取非法或灭绝良知的手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主人公是冷酷和邪恶的杀人犯，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把赚的钱寄回家的家长。因此，《盲井》给予我们展示的是贫穷产生邪恶，而穷人害死同样穷的人的残忍的人生断面。他们在“咋鸡巴走路呀！”骂人的开私家车的有钱人面前，没敢吭一声，面对金钱的力量时，他们委屈自己，这正反映了他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和信奉。两个贫穷的挖煤工丑恶的欲望和其中的混沌的故事《盲井》，在主人公看到腐败官吏被捕的电视新闻报道时聊天的场景中，他们看着新闻说：“矿上那点事，他们差远了”，“别说几百万，有几十万我都知足了。”底层人贫穷和邪恶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的腐败，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此时电影探讨的焦点已从人性问题提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拷问。 在追逐下一个暗算目标――16岁的元凤鸣――时的犹豫，说明此时矿工宋金明的灵魂面临了严重考验。宋金明在贪欲和良心间愁苦徘徊时，使元凤呜丢掉了童贞，预备好万一他死了，自己内心能获得心理安慰。这个场景与前一段落唐朝阳和宋金明当嫖客的场景隐喻着性／身体的快乐，对不能够享受多样的文化生活的底层阶层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发泄欲望的手段和得到快乐的通道。 两个矿工在“盲井”里的最终死亡，是人性两极斗争的必然结果。唐朝阳彻底地丧尽天良的拜金主义与宋金明在善恶之间徘徊的心灵冲突，表示出人性是懦弱的，但同时有微弱的希望。作品显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穷人一枕黄粱的暴富梦的破灭――生命凄凉的绝望。元凤鸣在煤矿办公室称宋金明是二叔，当时王矿长说“废话”，矿长本来就不在乎他们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对他而言，死一个人给“亲戚”发3万元就一了百了了。在宋金明死后，元凤鸣作为“侄子”获得了赔偿金，也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而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作为观众只好设想元凤鸣会把本应是社会弱者宋金明孩子的学费钱好好珍惜或用在学费上。王矿长“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话表达了当今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真实的地位，影片贯穿着一种悲悯和讽刺。 二、记忆或想象：民间视角的历史还原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凝结着民间视角的历史记忆还原。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和贾樟柯的《站台》(2000)都构造了基于个人记忆或想象的历史，以电影书写了一代人的“野史”。另一部姜文电影《鬼子来了》，脱离官方主旋律话语，从真正的民间的和人性的角度暴露日军的残忍性和农民的单纯，从而更鲜明地表达了战争带来的伤痕和恐惧。通过“三线建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小根和青红青春男女感情终究被彻底否定的故事，《青红》冻达着纠缠于国家话语、家长的意志和年轻人的情感欲望间的痛苦和茫然。 《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个体成长经验出 发，不去触及“”的伤痕、苦难，在姜文的视角下，“”是与浪漫、青春重叠的记忆中的痕迹，“与第五代的中年民族伤痕南辕北辙”[9]，“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初期的底色”[10]。《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这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作品对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使用了在当时中国较为新鲜的超现实手法，把青少年的暴力和爱情描写得朦胧和残酷。由于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时间管“马小军”们。于是，在特殊时期，孩子们在混沌中长大了。影片试图逼真地描绘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和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时代的特征。其实，幼稚和无知何止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整个国家和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无知和暴力的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用青少年的眼睛和故事描画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混乱状态与成长中面临的考验。 姜文虽然没有亲历过日本侵华战争，但他觉得《鬼子来了》中的马大山也许是自己的前生。[11]他如此投入地演绎电影人物的命运，活生生再现了他所谓前生。《鬼子来了》不愿举着“全民皆兵”的爱国主义抗日电影的旗帜，[12]作品虽然融入了一些喜剧性元素(农民纯朴的思想和语言，决定处置两个黄麻袋日军过程中的阴差阳错等等)，却是一部敢于正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使观众深思历史真面目的佳作。《鬼子来了》表现北方偏僻山村村民出人意料地遇到灾难，它对中国军队和农民人性的客观冷静的描写，具有尖锐的反思历史的意味。正因为这样，姜文将忧患意识注入故事中，以更深刻地开掘日军残暴行为的反人性。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撤退的中国军队在村民马大三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并说会回来取，而他们却迟迟不来，半年都不见踪影(共产党部队的缺席是这部影片大胆之处)。翻译官为了保护自己而误导农民(不让农民看到问题的实质)，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虽然他对死亡的恐惧是自然的，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使这部影片的批判性提升到中国人自身反思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农民的纯朴人性使其始终害怕“杀生”，他们没想到日军在战争中的“残忍”，愚昧、盲目地相信日军，做俘虏和大米的一桩“以人换粮”的交易，这也是无依无靠的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选择及导致的灾难。影片的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场面多多少少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日本留学时看过的幻灯片场景的意味。[13]马大三应该这样死吗?周围的人们好像在“看热闹”的欢乐之中，令人感到困惑――到底他们是怎么想，难道那么多人都盲目地认同对马大山这样的处死?[14]结尾的场景是姜文对新“鲁迅”的呼唤。通过历史的另类视角的还原，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思考也更深一步。 80年代，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文化上渐渐出现了多元的态势，人们也有了日常生活上更大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站台》是关于这时代变化的汾阳县文工团年轻人的“民间记忆”，[15]是一首散文诗似的历史书写。文工团适应市场需求要准备一台轻音乐节目，而团里的年轻演员，在接受生活、时代的变化上各有不同的态度。汾阳文工团的这群青春男女，暧昧的、若即若离的情感，一时是在浪漫中、一时是在无奈中，跟着《站台》和《成吉思汗》等流行歌曲一起飞翔的期待，是他们青春的宿命。钟萍和张军的离别，崔明亮和尹瑞娟的再会，说不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岁月的安排。他们都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人生灿烂的时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滑入了平庸的人生轨道。这部电影展示的十年岁月，是理想的冲动慢慢变为日常生活平常心的岁月。汾阳文工团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走，寻找一种单纯的信仰，但最终谁也无法走出生命的圆圈，城镇文工团也是一种“革命”时代的副产品，一旦遇到社会潮流的转变，就渐渐接近了破产。这时，他们回到了汾阳(也是他们的出发点)――“站台”。十年似乎就是一个轮回。 电影《青红》作为历史记忆和想象，别具震撼力。上个世纪80年代，青红等许多孩子们的家庭为了“三线建设”，随内迁的工厂，从繁华的上海等大城市迁移到了内地贵州的一个边远之地，无论“三线建设”是否存在着对人才的需要，青红的父母盼望着回“故乡”上海，他们已经等得太累了，这个移民家庭一直以“上海人”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感到贵州是早晚应该离开的地方。而青红毕竟生长在贵州，对当地有深厚的感情，青红父亲强烈的回乡意识，给觉得自己是“农村的”的青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父亲严峻的反对和对她一举一动的监视，青红和当地工人小根情窦初开却只能变得若即若离，对于青红而言，徘徊于感情和家庭之间是难挨的青春考验。青红的好友小珍私奔的不幸结局使青红对自己感情问题的归居不免有太多怅惘。由于“三线建设”移民到贵州，是青红父母争吵的原因，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想早已在枯燥和单调的现实生活中被淹没了，剩下的只是痛苦和焦虑。青红父女的矛盾；中突根本上来源于“三线建设”等大规模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强制导致的结果。小根向不得不离别的青红表白，欲望和现实的矛盾激发了他对青红的强暴，它证明了父亲对青红的担心和对小根的歧视。而青红面临的是情感的彻底毁灭，爱情变成罪恶是她难以接受的现实，她竞至自杀却未遂。在被青红父亲告成“强奸犯”的小根最终被枪毙的广播声中，青红的家庭走向上海的梦想在实现着，青红父母在年轻人的死亡中感到困惑和内疚，而青红只能发呆。这部电影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运作给普通家庭带来痛苦和梦想的回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背景的青春男女相亲相爱，遇到的是不同身份认同意识造成的激烈对垒。梦想只是在明天，今天只有无奈和忍耐。 结语 在“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营建中，社会弱势群体里的人物占据了主要位置，许多观众不难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品承担起了使我们回顾生活的作用――现实人生承受的压力和困惑生活中包含着的生命最普遍、也最真切的情感，变化飘移的命运――展现在银幕上。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往往蕴藏着触及人们情感底线的真诚与劫难，它打动着那些游走不定的灵魂。另一方面，“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中对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既是纪录精神的体现，也是对部分阶层被异化的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现。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关注，“第六代”电影显现了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表明了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期待。 显然，“第六代”电影不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而着力于另类观点的阐发，由于敞开了多元视角的历史话语[16]空间，还原了民间的历史，它们都显现出新鲜的纪实风彩。并且，这些电影中的历史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渺小事件的漫长积累，把历史拉进“民间”的生活里，挖掘了历史中普通人们具体的存在感和生活经历，历史由此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国家或民族中心话语或权力话语。 中国电影史论文:是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 [摘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反思其吴学功能一定叙述历史：即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的三个阶段；二足折射现实：即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和台海关系；三是创造艺术：即悲剧风格、喜剧精神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 抗战电影叙述历史折射现实美学反思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抗战题材的影片始终是翻涌不息的惊涛骇浪，从1935年的《风云儿女》到2005年的《常隆基》，其间我们的银幕就不断映现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战斗身影，中国的影坛就一直回荡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强音-如果从1905年算起，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从1935年算起，抗战影片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这100和70之比，大概就是在中国战争类型片中，抗战题材电影所占的比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烈火金刚》、《黄土地》、《红高梁》、《战争子午线》、《铁血昆仑》、《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太行山上》等等。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电影评论家明振江少将说：“战争一经发生，便开始成为战争电影的表现对象。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同一场战争不断地搬上银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百余次被我们不同时代的导演再现于银幕，它们已形成了有关“日本鬼子”和“太阳旗”、“中国军民”和“青纱帐”等类型化的记忆和概念，那么，我们的抗战电影究竟是要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抑或是其他、综观七十年的抗战题材的电影历史，笔者认为：它们呈现为三种类型，而每一种又分为三个阶段? 一、叙述历史：人民抗战――政治抗战――民族抗战 毫无疑问，借助现代科技电影是迄今为止记录历史的首选方式，可是这种记录决非是再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的：“电影给我们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艺术形象，如果略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艺术形象完全是非现实的(例如特写镜头和音乐的作用)，而且是根据导演本人在感性和理性上的表现意图再安排过的。”因此，用电影来叙述历史，只能是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历史、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就经历了“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三个阶段。 首先是“人民抗战”阶段。始于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终于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一江舂水向东流》。其间著名的有：1937年费穆导演的《联华交响曲》，1938年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和《还我故乡》，同年应云卫导演自的《八百壮士》，他在1940年还导演了《塞上风云》，1947年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前后阶段，前期的记实性的居多，以《八百；隆士》为代表，紧紧追踪时代风云，反映战争事件，表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可屈服的伟大精神；后期的反思性的居多，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表现了这场战争灾难给中国人民的普通家庭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 其次是“政治抗战”阶段。始于195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史东山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终于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董克娜导演的《烽火少年》，其间著名的有：《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小兵张嘎》、《地道战》、《鸡毛信》、《八女投江》、《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用“共产党积极抗战，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即以强烈而单纯的党派政治视角来看待八年抗战，取材的几乎全部是敌后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是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而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因此，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只能是共产党的政治意图抗战历史的写照，也正是这些电影几乎影响了几代人关于抗日战争的观念和记忆。 最后是“民族抗战”阶段。始于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终于2005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常隆基》。其间著名的有：《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黄土地》、《晚钟》、《战争子午线》、《黄河绝恋》等等。以上电影抛弃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中国共产党单一的抗战”变成“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淡化了国共党派的政治意识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注重的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尤其是这一阶段大量涌现的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就有效地弥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的不足；还有即使是以八路军为主角抗战，也凸现的是两个民族的人性在战场上的较量，如《将军与孤女》、《晚钟》。 二、折射现实：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台海关系 诚然，电影以其所创造的“在场感”与“想象性”的高度融合，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艺术千百年来一直难以克服的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相互分离的美学矛盾，然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决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早巳不可还原，那么任何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都要受制于创作的特定时代和现实，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电影理论家蓝爱国通过论证电影历程的由“影戏”到“电影”的演变，指出：“当我们今天改影戏为电影时，我们突出的是电影的机械化特征，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不同于任何传统既有的方式，从而也就具备了现代文化的独有特征――一种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性格的表现手段。”中国电影的几代导演就借助“抗日战争”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亚洲和世界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首先是对应于“人民抗战”阶段的“中日冲突”的现状。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危机四伏。1925年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而引起的“五卅罢工”，1926年的“大沽口炮台事件”，1928年“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抗战，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的全面爆发。如《保卫我们的土地》以东北流民刘山一家的流浪经历，记载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揭露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鞭打了民族败类的丑恶行经，表达了人民抗战的伟大决心。还有《八百壮士》是取材于1938年“凇沪抗战”中国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四行仓库”的悲壮战斗。《塞上风云》则以1933年中国军 队的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蒙汉人民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都的紧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日两国的敌对状态。 其次是对应于“政治抗战”阶段的“国共对峙”的状态、随着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执掌国家政权，海峡两岸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了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竭力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消失殆尽，于是银幕上只有共产党抗击40％的日军的场景，而没有国民党抗击60％日军的情形，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而没有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如《东进序曲》中的韩德勤、《沙家浜》中的刁得一。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活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和《八女投江》。为了宣扬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我们的电影还塑造了很多“游击队”的形象，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和《地道战》、《地雷战》等，也借此来强调“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的抗战历史叙事。 最后是对应于“民族抗战”阶段的“台海关系”的形势。 二十世纪的后半段，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主潮也呈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走向。从七十年代末国务院的《告台湾同胞书》，到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到1995年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而继续奋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展，台海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令人可喜的变化，民间的经贸、体育、文化往来和旅游探亲日益增多。我们的抗战电影日渐淡化政治意识，努力回归历史的真相，在这样两个方面折射出时代形势。一是，大量的描写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如《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也塑造了一大批像李宗仁、杜聿明、宋哲元、唐生智、张治中、卫立煌、吉鸿昌、王铭章等爱国将领银幕形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突出地刻画超越战争的人性意义，如《归心似箭》、《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黄土地》、《晚钟》、《黄河绝恋》等，它们透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和人道情怀，通常意义上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三、创造艺术：悲壮风格――喜剧精神――象征意义 抗战电影，如果说是叙述历史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再现性美学功能；如果说是折射现实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表现性美学功能!然而，无情的时间能改变曾经的事实真相和冲淡往日的恩怨情感，而今银幕上呈现的只是经过编剧、导演、美工、布景和演员模拟的场景、情态和形象，这就是电影的电影性――既再现又表现；既写实又写意的艺术特性所在。“作为画面和音响相统一的多维时空艺术，电影具有表达客观外在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充分潜能和能力，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和展示这种能力，”这些许许多多选取抗战题材来拍摄的电影艺术家们，究竟给我们创造来了哪些艺术美感呢? 一是，“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从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冒险的乐园，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是捷足先登，先是侵占东北，继而蚕食华北，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最早的表现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为这一阶段抗战电影奠定了悲壮的风格。史东山1938年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址映后重庆的评论界称赞它具有“崭新的取材，崭新的风格，前进的思想，用拳头代替了大腿，用呐喊代替了没落的歌声。”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塑造了在凇沪抗战中，孤军奋战，誓不投降，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的中国军人，还有上海各界民众尤其是女童子军杨惠敏穿越炮火向守军献上国旗的壮烈场景。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正是以悲愤豪壮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敢，唤起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也是大战当前我们民族需要的精神力量啊! 二是，“政治抗战”阶段的喜剧精神、1949年至1975年大陆的抗战题材的电影，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先入为主”导致艺术表现的“主题先行”，在贬低、忽略国民党抗战的同时，也一方面妖魔化了日本军人，如在称呼上的“鬼子”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神魔化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因此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喜剧精神。出现在银幕上的国民党都是假抗战、真反共的“摩擦专家”，如《东进序曲里的韩德勤、刘玉坤，《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刁得一，这些人说话阴阳怪气、做事诡计多端。那些日本鬼子几乎是凶残加愚蠢和好色加野蛮的典型，如《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地道战》里的山田、《红灯记里的鸠山，《铁道游击队涯的岗村-至于正面人物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机智勇敢，《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和《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几乎就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典型，就连《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民兵也是身怀绝技，神出鬼没。这些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主体对惨烈的蔑视、对邪恶的嘲笑，无不充溢着胜利者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不屑一顾的神色，征服困难和压倒对方的喜剧精神。 三是，“民族抗战”阶段的象征意义。电影是艺术，那么就必然它要超越形象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而进入审美的象征境界；战争电影要表现的生命极端状态，那么它就得透过生与死的际遇而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里的“傲德萨阶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色彩转换，美国《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即将走进焚尸炉的“红裙子小姑娘”，《拯救大兵瑞恩》的“七小于一”的不等式、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充分开掘了电影艺术的审美空间。张艺谋的影片非常注重色彩的象征。《红高梁》突出了红色生命的野性，《黄土地》渲染了黄色文明的厚重；吴子牛的影片就格外关注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喋血黑谷》讲述了国民党军长吴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晚钟》直面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并肯定中国士兵的善良和宽厚和对和平的向往；《南京大屠杀隔开了人性与兽性的对比，呼吁对生命的尊重。冯小宁开掘了反战主题，《战争子午线》用战争中的小八路与和平期的小朋友的交错视角，《黄河绝恋》和《紫日》都是通过中、日、美(苏)三方来表现战争摧残美好、扼杀人性。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教学的多元化初探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史教学实践的梳理，探讨影视教学中的一些手段，方法与途径。在影视教学理论上，提倡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主张培养学生对多种审美形态的鉴赏。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尝试，提高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感受力。 [关键词]电影史审美心理情感体验更新内容 影视教育作为当代最具发展潜力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教育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在我国，影视教育已被纳入审美教育的范畴，正处于初期的探索与发展阶段。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影视院校，但是，对影视教育观念及教学模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 电影史是影视艺术学院各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理论课程。它对学生较系统地获取中、外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知识、把握电影观念和电影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各国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电影文化素养及艺术感受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艺术形态，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吸收了传统艺术的各种元素与成果，但又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视听语言来把握世界。因此，在电影史的讲授过程中，就必然涉及到电影自身的艺术与技术不断完善、丰富、充实、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经济、各门艺术……多种因素在电影中的表现与反映；电影创作者个人经历与性格、社会思潮、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等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等。因此，电影史的教学不可能只是将电影现象及其文本独立起来的封闭式的讲解，而应该是开放的、多方位的分析、体味与感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在尊重电影史的基本体系的同时，力求贯穿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所独有的审美品格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生命内涵。 一、把握学生审美心理，体现人文教育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育人”，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习惯的培养，都是教育最基本的内涵。而高等教育更应把构建人文修养和人文精神作为最基本的职能。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在将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将这些知识所体现的价值，即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素质，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使其身心得到和谐地发展。 电影作为艺术，其教学过程必然体现为艺术作品的接受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对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审美心理特点的了解与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心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审美心理结构逐渐成型，但还不够稳定 (二)审美趣味多样，但发展不平衡 (三)审美评判自主，但带有盲目性 (四)追新求奇，但鉴别力尚差 (五)反传统意识较强。但仍带有民族审美心理特点 鉴于学生的上述特点，我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对教材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增添。如课程的《绪论》部分，是具有引导性的，关手整个课程的教学定位。我自拟了标题《感悟电影》。在对课程的目的、特点及学习方法作简要介绍之后，安排学生看一部电影。每学期放映的影片不固定，基本是根据学生的专业、年级及当时社会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选片。比如：近两个学期我为学生安排的第一部影片是《迁徙的鸟》(又译为《鸟与梦飞行》)。这部由法国著名制片人、演员雅克・贝汉担任总导演的影片，是一部意境优美、寓意深刻、令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影片开始的第一行宇幕是：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影片将侯鸟迁徙途中那无与伦比的风光展现无遗，大海、冰川、山丘、沙漠的无比壮阔的航拍景象让人如痴如醉；本片音乐更是堪称天籁，那如教堂里唱诗班一样的优美圣乐和声，将鸟类的迁徙的优雅与悲壮，升华到极限，传达着对鸟类的真切关怀……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我适时地向学生们介绍影片的拍摄情况：本片的拍摄是一个由300多名成员组成的摄制组，包括50多名飞行师、50多名鸟类专家组成，拍摄时间3年，跟踪候鸟的种类有27种，拍摄地点历经36个国家175个地区，行程近10万公里，所用胶片长度45万米(150万尺)，耗资4000万美元。作为一部展示自然奇观的记录片，它既是对电影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其在技术与艺术双重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影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的创作者都满怀着对自然界深沉的爱，用纯美的目光关注着鸟的遭遇……学生们的目光被画面所吸引，心灵被鸟儿的命运所打动，当他们看到鸟们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了对回归的承诺时，他们对影片的认识也便从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上升到对其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的思索与感悟。 这是一次心灵之旅，让学生在一部充满“鸟文主义”精神的影片中，理解什么是“人文关怀”，懂得生命是自由和平等的，应该学会尊重与关爱。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以票房为目的，还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电影艺术又是人类集体智慧与力量的凝聚，它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默契与和谐……最后，我用雅克・贝汉的话对影片进行小结：“对人而言，美好的情感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人们需要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因为人类不可能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教材的第一章是《电影的诞生》。为使学生对一些抽象的科技知识、原理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我在向学生介绍了本章学习的内容、重点、难点、目标之后，便为他们放映一部表现英国电影发明家坎坷一生的传记片《魔盒》。对影片中涉及到电影发明的相关知识时，我采用回放加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加强记忆和理解；影片结束后，又与他们探讨电影艺术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影片的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你如何认识和评价他?通过学生的答案，我再给予提练、概括：电影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要，正如片中主人公所说的：发明“活动的照片”，是为了要“捉住动作，因为美就意味着要有动作”。其实，人类最初的渴望便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观照与审美表现――它最直接、最具体地展现了人类活动着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生命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影片主人公倾其一生所有，不为同时代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摇，不断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电影的发明，为了完善电影技术，他最终妻离子散，抱着新研制的彩色胶片，幸福而又满怀遗憾地死去……这种执着与坚韧的品格，是每一位电影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习的。 审美是交织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统一的关系中的互动的情感体验。因此，创设优美的教学语境，以趣味高尚的审美对象感染学生，引领他们在美妙的视听形象里、 在对人和自然的情感体验中走近电影的世界，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激励学生――这样的教学鲜活而深刻。 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透视文化的差异、传承与融合 (一)中外电影的横向比较 在课程的第一阶段，主要讲授外国电影史。但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我打破了教材的编制顺序，将表现中国电影萌芽期的影片《西洋镜》与《魔盒》对比放映。从中既看到了我国电影观众与西方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时的共同反9向，也看到了电影在刚刚进入我们的国土时所遭遇的从排斥、抵御到接纳的过程同时，外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提对生活的重现，是写实主义的；而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却是一部记录我国传统京剧表演的戏曲片，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风格。在比较中，让学生体会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则充分体现了它的兼容性、世界性。 (二)本土电影的纵向比较 在讲授中国四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史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文艺片的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作，体现了近代中国电影在人物心理刻画和民族风格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备受电影人的青睐。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我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重拍了这部电影，以示对此片及导演费穆的敬意。时隔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电影艺术的观念及制作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两部影片进行比较放映，学生们兴味盎然地对其优劣成败展开讨论。其中有关风格的话题谈及最多，两部影片因导演生活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无论从审美观念、人性理解，还是视听语言的艺术处理上，都有所不同。大部分学生更喜欢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对此，我也发表了个人观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产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时代性，学习电影史，首先是要将作品放置在它所生产的那个年代去评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就是将其放到历史的演进历程中，用发展的眼光观照它之于这种艺术的承袭性与开拓性。并提醒学生：对这两部作品比较，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通过这种论辩培养他们对不同审美形态的鉴赏。艺术家要保有自己的个性，懂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而不同。 三、运用新思路，走进电影人的心灵 近两年来，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很高，许多电影理论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亚平博士就提出了“人物志电影研究”的新观点。对于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也效法着进行了一点尝试。 传统的电影史教材，基本上是以影片和导演为主线的，对演员往往提及甚少。而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生命体验过程的独特呈现方式。而作为未来的电影工作者，大学生的情感比较脆弱，呈受力不足。为了对学生的教学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感，我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教学中，重点介绍了电影演员阮玲玉及其在我国默片时代的地位。不仅为学生放映了关锦鹏导演的影片《阮玲玉》，而且还对阮玲玉之死进行了剖析。并让学生结合文艺界许多名人的自杀现象谈自己的感受，如玛丽莲・梦露、三毛、张国荣等。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分析，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懂得善待生命，珍惜美好的情感，学会坚强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这样，才能在将来的艺术活动中，经受住各种压力与不幸，和谐地与人相处，乐观而豁达地迎接社会与人生的挑战。 在讲授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企业及制片政策时，我重点为学生介绍了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并为他们放映了《好莱坞百年百名超级影星》的记录片。透过银幕上神采各异的明星，让学生回答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电影的艺术特点和审美趣味让学生了解，当电影以一种商品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演员的地位和价值就成为制片商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改变了影片的叙事，也由此创建了一种长盛不衰的“影迷文化”；从电影自身的发展来看，好莱坞把电影视为大众化艺术的一种传统，而类型电影则强调了艺术家与他的素材、素材与观众的关系。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告诫学生，明星本身类型化意味着艺术的僵化，更是对他们艺术生命与心灵的一种扭曲…… 四、扩展课程容量，更新教学内容 近些年来，电影的国际化倾向愈来愈明显，许多小国家的电影创作异常繁荣，打破了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有关这些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及作品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为让学生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电影的格局，我补充了教材以外的相关内容。如增开了当代韩国电影、伊朗电影的专题研究等。例如：与阿巴斯同行――寻找心灵的家虱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及其思考，当代韩国爱情片赏析等。引导学生以开放的视野、多元地思维方式，关注不同民族电影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语言形态，思考电影创作与时代的社会心理、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的关系，感受不同审美形态所带来的不同的审美体验 五、关注新作品、新动态，为学生提供最新电影资讯 前面讲过，大学生这个群体喜欢追新求奇。作为电影教学，在保证教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感。因为，相对于古老的传统艺术而言，电影太年轻了，它的演进过程是迅速而充满活力的。因此，密切关注当代电影的新动向、新作品，是教师必需要做的功课。利用网络和期刊杂志，查阅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将最新的创作动态、影视信息及时地介绍给学生，如：各大电影节的作品选送、获奖及相关评论；记录片热潮中所包含的深层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审美意味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内容及参赛作品、电脑特技与当前电影创作的关系以及最新影片的评介……等等，都成为课堂上探讨的话题。以此引导启发学生把握电影的发展趋势，加强危机意识，以便在专业学习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学术意识，适时地在有些章节学习之前，为学生布置练习：课下利用各种媒介查找相关资料、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如从“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看当代类型片的延伸与创新；李安现象分析、如何看待“韩流热”等。在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多视角地对某一论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理智与情感的交融中体会艺术的内在品质。 六、结束语 作为一种教学探索，实践才刚刚开始。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影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学术层面上，我以为，高校的影视教育，除对电影艺术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外，还应在教学领域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作为一线教师，更应力求通过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的探索(如教学课件的建设等)，寻找一条更加切合电影教学实际，并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情感经验、培养其健全的审美心态和开拓性思维能力的途径。

文章基于对英美文学中跨文化意识含义的分析，重点阐述关于英美文学中跨文化意识的渗透与养成方法，从而对深度了解英美文学以及加强文化交流与建设提供良好的理论指导。 一、英美文学中跨文化意识的渗透及方法 （一）培养阅读兴趣 利用英美文化进行跨文化意识的渗透及养成，培养读者阅读兴趣在这一过程中较为重要。只有读者有阅读兴趣，能够被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情节所吸引，才能保证持续阅读。此外，了解他国文化中，最主要的是要对他国文化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例如，在了解英国封建时期的历史文化时，可以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开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宫廷生活作品《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或者能够表现英国贵族生活的《奥赛罗》以及《罗密欧和朱丽叶》。这些作品对英国古代的王室生活以及宫廷斗争进行详细描写。但是与我国古代宫廷生活不同，通常在英国王室中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小丑”，该角色是国王的心腹，同时也负责国王开心，他们敢于说真话，并且国王不会怪罪他们。尽管他们看起来有些傻，但说的话却有一定的哲理性。这在亚洲国家的古典小说和影视剧中都是不存在的，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 （二）通过影视节目了解文化差异 我国部分小说作品被改变成电影，发达国家也是这样。通过观看影视节目可以更加方便地了解英美文学与我国作品的差别。影视作品可以更加生动地呈现人物形象、特点。中国传统女性在文学作品中通常以较为柔弱的形象示人，如，我国传统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中的女主角林黛玉就是这一形象的代表性人物。林黛玉在母亲去世后被贾母接至贾府居住，在这一优越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自尊心强烈、内心脆弱且敏感的性格。而英美文化中，女性普遍存在着一种追求自立自强的性格特点，如，名著《简·爱》中主人公简同样作为孤儿，由于其自身性格的特点在被送入孤儿院后逐渐培养出独立自强、勇敢的性格特点。可以说，两国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不同直接反映了两国文化间的差异。 （三）结合区域文化特色 在跨文化意识的养成中，对英美文化的了解要从当地的文化背景考虑，在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前，要认真了解不同国家间的文化特色，从而体会国家间文化的差异。例如，在英国小说《傲慢与偏见》中，从主人公对女儿的婚姻大事选择中可以看出，英国在9世纪初期主要处于保守状态下，从作品中能够了解到中产阶级家庭的少女对待婚姻的态度，同时也能够了解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婚姻的不幸。而同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封建时期，主要采用婚姻包办的形式，并且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认为是正常现象，这可以体现出同一时期由于社会背景不同，从而使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有所不同。 （四）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1.怪异文化的培养。对某一类被认为是怪异文化的认识，例如，非洲部落的半裸装扮，长久以来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看来都认为是比较怪异的事情，但非洲本地人却认为这是一件比较平常的事情，对于这种文化差异，要分析其原因，应从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审美观与本国的差别来看，而不能直接否定其他国家的文化。2.异族文化的培养。一些异族文化中与母语文化有所差异的文化，也就是说一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文化。英美文学主要是指英国文学及美国文学，英国文化历史久远，并且长久以来都将英国文学作为整个西方文学的代表。美国历史与英国相比较短，但其多元化在文学中也有较高的体现。3.理性意识的培养。在理性分析后应获得对异族文化的了解与认识。并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英国文学是西方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文学。虽然英国不属于四大文明古国，但是英国文学在基督教传入后就已经开始了宗教文学的创作，并在14世纪后期，形成文学发展的高峰期，出现了杰弗雷·乔叟这类的诗人，其代表作为《坎特伯雷故事集》。4.异国文化的培养。从拥有异族文化国家的角度出发，了解其文化特征。其中在跨文化的四层意识中，最后一层被称为跨文化意识的最高境界。英美文化是指英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两种文化，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发展都具有久远的历史，这也与英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有较多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阶段文化已经成为各国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枢纽。从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现今的社会发展在衡量一个国家时，不应该以自己国家的标准去衡量。 二、英美文学中培养跨文化意识的价值 （一）增强国民文化内涵 跨文化意识在理解中由于其内涵丰富多彩，因此在培养跨文化意识的过程中，需要拥有包容的心态。在逐渐理解的过程中，认同各民族文化，从而使世界和平发展、共同进步。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可以体现在多种方面，例如，长久以来我国都属于相对传统的国家，大部分人在看到欧洲国家的裸体面时，都认为这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行为。但是这种文化在欧洲人看来，裸体面所展现的是一种艺术美，我国与欧美国家在裸体面上所具有的不同观点就是文化差异。也就是上述内容中所说的，不能用本国文化的标准区衡量其他国家的文化。例如，我国有尊祖敬宗的习俗，要求小辈对长辈不能直呼其名，这一文化与西方国家的礼仪完全相反，因此在了解及学习其他国家文化时，要保证尊重他国的礼仪习俗， （二）提升国民文化素养 在跨文化学习中要理性对待他国文化，从文化持有者的角度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特征。从跨文化意识的层面来说，也就是跨文化学习的最高境界。经济及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使不同国家所拥有的不同文化差异对其所在国家的经济以及文化发展产生重要意义。因此现阶段积极吸取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较大程度上能够使本国发展更加强大。比如目前较为发达的国家美国，是一个具有多民族文化的国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文化发展，是将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文化。因此在美国，既没有特定的语言文化也没有特定的风俗习惯，但是美国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在时间的积累下也逐渐形成具有较大价值的文化。现阶段美国在其强势文化的发展下，促进其人民乐观向上的精神与活力，并吸引了世界各国优秀的人才。由此可说明，培养跨文化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一个国家及民族的发展。 三、结论 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民族文化需要时间的积累。我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辉煌灿烂的，但不能仅满足与目前的发展现状，为使我国能够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对英美国家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因此对英美跨文化意识的渗透及养成十分有必要。中西文化的交流以互相了解文学作品为基础，只有对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在各国竞争中处于强势地位。 参考文献： [1]鄂巍.浅谈英美文学的异质性障碍与大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J].亚太教育,2016(32):24. [2]王媛媛.关于英美文学的异质性障碍与大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J].文化学刊,2015(3):128-129. [3]程晓.浅谈学习英美文学对提升内涵的自身价值及投身社会实践的现实价值[J].海外英语,2015(20):157-158. 作者:董海涛 单位:吕梁学院汾阳师范分校外语系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历史研究;文献系统;图像系统;昭君出塞 对于几乎每一个美术史家而言,他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潜在的“已有观念”。这种“已有观念”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先验存在。这种已有观念虽然可以通过某些图像系统获得,但是,毫无疑问,其绝大部分是通过文献系统获得的。对于美术史研究而言,图像系统是其研究的主干,图像的色彩、绘画技法等因素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美术史学的研究回归到图像本体上来,才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图像复制的困难及图像独立审美功能的缺失,图像在真正的美术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尴尬。因此,还原美术史研究视域中图像系统应有的地位,结合文献系统与文图关系的实际,方是美术史研究应有的立场。有鉴于此,本文以“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为中心,探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图关系,以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系统:“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而今在茫茫大漠上只留下矗立的青冢,她的哀婉、悲怨以及为国为民的大义成为两千年来文人题咏与画家刻绘的重要题材。在此过程中,围绕王昭君的出塞,衍生出各类不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创作,呈现出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延展,形式不断变换的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文献系统。 一是历史文献。昭君出塞和亲,是正史载记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根据班固《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人。王昭君本是“良家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前阏氏子代父立为单于。王昭君依照当时匈奴的习俗,嫁给后单于。这就是昭君故事的简单史实。 其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王昭君的事迹。他在史书中明说:“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就是说,王昭君因入宫多年未得皇帝恩幸,而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并非《汉书》所言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不仅写明王昭君的态度和心理,而且对她的仪表也有生动的描绘:“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在这里不但有对王昭君容貌衣饰、风采仪态的描绘,同时也描述了汉元帝欲赐不忍,欲留不能,既爱怜昭君国色天姿,又不肯失信于匈奴的矛盾心理。此外,《后汉书》还交代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嫁给继任单于的继子,曾“上书求归”,但“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情形。 由上可见,《后汉书》所记载的昭君故事,已经不像《汉书》那样简略,可能吸收了部分民间传说,而且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描写,王昭君已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也记录了王昭君的事迹。与《后汉书》相比,《西京杂记》的杂史记载更具传奇色彩。在此书中记述了王昭君之所以多年未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于是,王昭君故事中又增添画工索贿的情节。及至“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被斩画工共有毛延寿、陈散、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六人。 二是音乐文献。与《西京杂记》几乎同时的音乐文献《琴操》一书中也记载了王昭君的故事,与《后汉书》、《西京杂记》相比,《琴操》虚构成分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该书记述王昭君不肯依“胡礼”再嫁,“乃吞药死”。这是从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出发,对《汉书》所载王昭君史实做出的重大改动。此外,《琴操》还写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境内,“胡中多白草,而此冢青”,交待了“青冢”这一说法的文献由来。 王昭君出塞事迹与音乐文献关涉的,还有创作于《西京杂记》与《琴操》之前的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该辞序文中,石崇曾说:“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王昭君从西晋始又被称为明君或明妃。石崇还写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从此,王昭君又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此,在历史文献与音乐文献系统中,后世昭君出塞故事的所有元素均已基本具备,如入宫、不见御、画工毛延寿索贿、昭君心存怨恨、和亲、再嫁、思乡、琵琶、青冢等,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开始形成。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国势颓败,北方边疆又饱受异族侵扰,许多家庭离散,不少人被掳而离开家园,在动荡中惨死他乡。所以,王昭君的命运便得到民众的深切同情,他们纷纷在昭君故事中倾注他们自己的爱憎,从而使昭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三是文学史文献。到了唐宋乃至元明清时期,昭君出塞的主题元素又屡屡被文人利用,并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敷衍传承。唐宋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内,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歌咏王昭君的诗作。与此同时,《王昭君变文》为后世昭君故事小说化开了先河。元明清时期戏剧的隆兴,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又被大规模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据《录鬼簿》载录,元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皆已亡佚。现存剧作只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燕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作品,也是昭君出塞故事系列中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昭君戏。这部杂剧集中了前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根据时代的需要,使昭君出塞故事有了重大的发展。明代以昭君出塞故事作为题材的剧本有陈与郊的杂剧《昭君出塞》(现存《盛明杂剧》本)、无名氏的传奇《和戎记》(现存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以及《青冢记》三种。清代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戏剧有尤侗的《吊琵琶》杂剧、薛旦的《昭君梦》杂剧等。不过,明清时代,昭君戏曲虽广为流行,但多歌颂昭君与元帝爱情,昭君自杀,既为朝廷殉身,又为元帝尽节,这些戏曲主题统一于爱国、忠君观念中,皆与史实背离。独《昭君梦》,以梦境结构全剧,并遵照史实令其和番,下嫁呼韩邪单于,与众剧迥异。 中国美术史论文:从“四个认同”的高度谈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摘 要】在新疆，高等教育的使命更重，它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关系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对新疆的未来而言，培养什么人、传承什么文化才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认同”教育主线，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胸怀祖国、建设边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进步，为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美新疆的到来努力奋斗！ 【关键词】四个认同 新疆高校 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难解难分，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同时，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相互学习，成为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个多民族共居共建的家园。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来说，近些年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对新疆不断渗透破坏，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此时，“四个认同”理论的提出及如何贯彻学习“四个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四个认同”即是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而 “认同”又称“归属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我们认为，“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治本之策。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分裂，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危亡。 新疆处于反分裂前沿，青少年由于受地域、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等同于与敌对势力争夺未来。当前，新疆各高校在青年学生中都开展了“四个认同”教育以及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等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对青年学生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意义非常深远。针对“四个认同”教育，新疆各高校也建立了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多所院校的教师及理论研究人员对“四个认同”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如新疆师范大学吴常柏教授的《新疆高校坚持“四个认同”教育的经验》一文，新疆农业大学的寇新华、何建忠教授的课题《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该课题先后在新疆多地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掌握了有关“四个认同”教育的第一手翔实资料。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李瑞君、贺金瑞教授也撰写了对《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一文，对新疆高校“四个认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新疆各高校抓住重要纪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但是，落实“四个认同”教育，仅仅通过理论教育这一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对其行为倾向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此，如何在学习“四个认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例、历史资料、考古发现来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四个认同”的更深入理解，切实增强新疆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新疆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不可分割的考古发现、现存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数不胜数，但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在利用此类视觉历史资料完善“四个认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尚属空白。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新疆特殊的区情、政情，如何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此类教育就具有既迫切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美术史课程的学习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各学科学生对古今社会的认识，提高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高尚的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新疆高校的学生来说，在中国美术史课程中充实、完善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目的就是强化“文化认同”， 明晰“归属感”。而这种“认同”的学习是直观的、可视的、有翔实史料可查的。这种学习就是对“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图谋的正面回击。从而使学生从艺术史学习的角度观照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祖国几千年的脉络关系。这是“四个认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未来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需要。再者，新疆高校中的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疆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价值观认同，直接关系到新疆未来人才的培养、塑造，关系到孩子们正确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因此，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中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导入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沛翔实的视觉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传播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从各个侧面影响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形成。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俗等，从而奠定了西域与祖国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权建制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开始，整个西域地区就处于中央王朝统辖之下， 新疆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量的考古挖掘史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这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 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有传播，它主要体现在新疆现存的大量佛教壁画中，这些壁画作品如在美术史教学中加以利用、学习，势必大大增强新疆大学生对祖国文化与新疆关系的认同。 （三）中原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的体现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与西域人民不断加强往来，中原内地的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也得到传播。这种传播从日常生活到丧葬习俗都有体现。不仅如此，中原彩陶、丝织工艺品以及中原书法、建筑艺术在西域也大大得到普及。这也足以证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已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总之，丰富的现存及考古艺术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四个认同”学习的实践性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客观依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青少年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按 语：巫鸿（Wu Hung）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1978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年5月5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把武梁祠中所有的画像连在一起考虑，希望知道这些画像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其背后显示的又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这也就像是研究《史记》，其中的每篇都可以单独来读，但是也可以作为整部书的组成部分来看。后面这种读法所发掘的不但是司马迁对全书的想法，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某种观念。这种研究方法是首先重构一个基本的建筑体，然后通过这个建筑内的整体图像程序重构当时的审美和思想，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政治观念等。 “重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实际的东西，因此还是得从具体的图像、建筑、器物入手。然而，我们继承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离开了原来原境（context）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很具体的碎片出发来重构原来的实体。特别是我称为“礼仪艺术”的碎片，它们原来都是为了某种宗教、政治目的服务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建筑体。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些碎片能不能重新拼起来？它们背后的建筑体是怎样的？如果这种重构能够做成，就可以接着去想，接着去重构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比如像武梁祠，我们就可以进而考虑武梁祠和武氏墓地中别的祠堂的关系，考虑武梁祠石刻的大环境，甚至整个东汉时期墓葬的理念。这都可以算作是“重构”。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原境——实际上都需要重构。但是在美术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这些领域分得比较清楚。有的时候学生会操之过急，还没把第一步做好，没把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做好，就一下子跳到很高的层次去谈政治、历史的问题，显得缺少中间环节。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文献的搜集、解读与利用 主讲人：陈智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地 点：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我已经多年没来南京了，这次来南京，黄惇教授邀我给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同学作一次讲演。能有机会同大家就艺术史的问题进行交流，很高兴。 要认真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也同研究中国历史一样，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经历一定的阶段，达到一定的标准。我想用三个环节、三句话、三个字、三个个案来概括我今天的演讲。 三个环节，指历史研究的三个阶段，也就是史料的搜集、史料的考证和解读、史料的运用。 三句话，是与上述三个环节对应的：一是“竭泽而渔”，对应史料的搜集；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应史料的考证和解读；三是“正确而充分”，对应史料的运用。 三个字，是上述三句话的概括：全、真、准。“竭泽而渔”就是求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是求真；“正确而充分”就是求准，准确地反映历史。 三个个案。原则有时并不复杂，但要实践这些原则，达到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今天要就先辈的经验和个人的实践，说明艺术史的研究如何求全、求真、求准。在这里还需要说明，历史研究的三个环节或三个阶段，在时间划分上不是绝对的，比如史料的搜集，即使已经比较完备，随着研究的深入，到第二甚至第三阶段，还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补充。我这里举的三个例子，也不是全面论述研究的全过程，因为这样一来，时间会拖得很长，而是各有侧重。 一、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的研究 明末清初，常熟一带出现了“四王”、“吴恽”六位著名画家。他们是太仓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1592～1680年）、太仓王鉴（字圆照，1598～1677年）、常熟吴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1632～1718年）、常熟王翚（字石谷，号耕烟，1632～1717年），武进恽寿平（字正叔，号南田，1633～1690年）、太仓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1642～1715年，时敏之孙）。 吴历不但是著名画家，还是一位天主教神父。20世纪初期，陈垣先生因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开始注意到吴历的神父身份，写了《吴渔山与王石谷书跋》，说明两人都有天主教信仰，只不过王翚是信徒而吴历是神职人员。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他对书法的兴趣与钻研，他对中国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有了深厚的认识，不止一次地提出：“书画是相因的，能书能画是大佳事”，在1931年10月23日家书中就有此论。在他1939年作的《汤若望与木陈忞》说：“以书为美术，与画并称，舍中国日本外，世界尚无此风俗。”他开始收藏书画，并从宗教史和艺术史的双重角度来研究吴历。1936和1937两年，他集中发表了有关吴历的多篇论著。这其中，有（一）文献的考订。包括《墨井书画集录文订误》、《墨井道人传校释》和《墨井集源流考》；（二）图像的订正：《清代学者像传之吴渔山》；（三）专题研究：《吴渔山入京之酬酢》；（四）集大成者：包括《吴渔山生平》和《吴渔山年谱》。这两者各有侧重，前者类似纪事本末体，分专题论述，并有考证。后者类似编年体，是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研究的总结。两者至今仍然是研究吴历必须参考的著作。它们在历史文献学方法论上的意义，更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极富教益的启示。 首先，他深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应从哪里去搜集有关史料，怎样才能做到没有遗漏。他搜集的史料，包括吴历本人的诗画，各种画录，吴历同时人的文集，以及教会方面的文献。在二万五千字的《年谱》中征引的文献就有八十种之多，搜集以后经过考订而没有引用的史料更远多于这个数字。 其次，是他对史料的精细考订。就以《吴渔山生平》的第一章《吴渔山之家世及生卒》为例，这一章共考订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吴历的家世。陈垣先生首先从不同文献的记载中发现了矛盾，也就是发现了问题。《墨井诗钞》所收的陈瑚《从游集序》和张云章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都御史吴讷的七世孙；而《朴村文集》本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吴讷的十一世孙，陈瑚《确庵文稿》与此相同。陈垣先生认为后者正确而前说错误。理由是：（一）张云章所作吴历传记《墨井道人传》有三个版本，各种版本文字上有差异，吴历家世的差异就是其中之一。陈垣先生仔细研究过这三种版本，他根据的是康熙末年张云章自刻的《朴村文集》本，当然应该以此为准。（二）《从游集》是吴历的诗集之一。收入陈瑚《从游集序》的《墨井诗钞》是吴历死后陆道淮所编。但陈瑚自己的文集《确庵文稿》（汲古阁本）并没有收入这篇《从游集序》，却收录了他为吴历母亲所写的《吴节母王孺人墓志铭》，其中说到吴历父亲是吴讷的十世孙，吴历当然就是十一世孙了。如果陈垣先生没有深厚的版本目录学造诣以及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确凿无移的结论的。而他表述这个问题，仅仅用了不到两百字。 第二个问题是，吴历是否是孔子弟子子游（言偃）的后代。明人冯复京所作《常熟先贤事略》说吴历是子游后代，他的先辈“坐事亡匿”，因为子游封于吴国，所以改姓吴氏。吴讷取名“讷”，是藏“言”于“内”的意思。陈垣先生根据吴讷自己写的《吴氏谱图序》否定了这种说法，同时指出，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吴讷的五世祖迁居常熟子游巷，和子游巷的言子故宅紧邻。他还根据雍正初年衍圣公孔传铎所作《复言子宅记》指出，言子故宅在明末变成了天主教堂，雍正二年禁止天主教，各地天主教堂被废，言子故宅才得以恢复。吴历长期与天主教堂紧邻，这和他晚年信奉天主教可能大有关系。这虽然是推论，有待证明，但可能性很大。 《吴渔山生平》类似这样的考证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里还要介绍陈垣先生在1939年3月26日的家书中说的一段话：“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吾撰《渔山年谱》时，本可同时撰“四王”并南田年谱，以欲推尊渔山，故独撰之，其实找渔山材料时，各家材料均触于目也。竹汀先生撰二洪及陆王年谱，亦此意，然知此者鲜矣。”这段话给人以很大启发，如果我们要编艺术家年谱，可以同时编相关数人；写艺术家传记，也可以同时写相关数人。一句话，既要下苦功，也要讲方法，苦干加巧干。 二、石破天惊之作《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西域人华化考》全书不过八万字，字数远远少于现在的博士论文，甚至不如许多硕士论文，但它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世界级学者的地位。它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元西域人华化考》作于1923年，用陈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作为一位有强烈爱国心和责任感的中国史学家，他写这部书，就是要“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以此唤醒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振兴中华文化。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元代的西域，范围比以前扩大了许多，不但包括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新疆，更推广至葱岭以西，甚至到达东欧。元朝统治者把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公文中称西域人为“色目”，在一般著述中多称“西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西域人就是指色目人。陈垣先生还解释什么叫做“华化”：“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所以“先天所赋，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他从儒学、佛道两教、文学、美术、礼俗五个方面论证了在元朝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的历史事实。 陈垣先生元代西域人华化的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全面搜集、严格考证史料的坚实基础上的。这部八万字的著作，引用的史料就达二百二十余种之多，还不包括没有引用的。该书引用材料的特色是，除了一般史学家常用的正史、方志等等，光是元、明人的诗文集就有近百种，所以有的评论说，材料“如此的繁富而多样，仅有晚年的陈寅恪和顾颉刚差堪匹敌”。而这时的陈垣先生不过四十三岁。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主要论断，发人之所未发，讲的是历史，但极富时代特色，有现实意义，所以蔡元培先生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 下面着重介绍《华化考》中美术篇的史料搜集与考证。 各位老师、同学从事的都是艺术的教学与研究，对美术篇应该会更感亲切。陈垣先生根据中国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特点指出：“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而“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与书法同源。因此，他将书法、绘画和建筑作为美术篇的内容。把美术提到文化的高度，并说“文化之感人，其效力比武力为大”，用今天的话来讲，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华化考》美术篇在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上有它的特点。他关于书法和绘画部分充分利用了两部现成的文献，因此可以不用“遍览群籍”。这两部书就是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和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华化考》关于西域人中国书家和中国画家两章，就是以上述两书为基础，钩稽而成。当然，他的利用并不是全盘照搬，对这两部书的许多错误和遗漏，他利用《元史》、《佩文斋书画谱》、《西湖竹枝词》、《录鬼簿》、《寰宇访碑录》、宋濂等人的文集、《普陀山志》、《画旨》等各种各样的文献，以及故宫博物院的藏画等，加以纠正和补充。 怎样才能找到最有用的史料，怎样才能充分吸取前人的成果？又怎样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发展？陈垣先生为什么能在上述几个方面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有心的读者如果能根据上述提示认真学习《华化考》的有关篇章，定会得益匪浅。 三、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考释 这批信札包含了许多艺术史的史料。关于这批信札的考释，我已经出版了三大册的专著，今天只能着重从信札的考证和确认收信人的问题谈谈我探索的经过。 1997年我作为哈佛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到了波士顿。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和善本部沈津主任都向我介绍了他们图书馆珍藏之一的七百多通明人手札，并建议我进行研究。 在初步检阅了这批信札之后，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促使我下决心的是这样一些事实。第一、这批信札共有七百多封，是海内外现存最多的一批明人信札，其次是上海图书馆的五百多封。第二、收信人基本上是一个人，这就大大增加了这批信札的史料价值。第三、这批信札先是在19世纪流传到了日本，又在二战后的1955年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流传海外的我国珍贵文献。 信札和刊本不同，刊本用规范的字体雕板，基本没有辨认的问题。信札也同抄本不同，抄本一般都用楷书，也不难辨认。信札和甲骨文、金文、简牍等类似，首先需要辨认。这项工作有相当难度，这也是信札多作收藏而少利用作史料的原因之一。 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这一批不同笔迹、不同字体的信札作出释文，也可以说是“认字”的工作。因为不首先作出释文，怎能读懂它的内容？怎能为别人利用？当然这一批四百八十多人写的733封信札、190通名刺的释文，直到我的书出版后，也还有热心的读者加以补正，至今也还有极少数字没有认出，但绝大多数释文已经确认。 我的第二步工作就是辨伪。在这里我要借用“有罪推定”这个法律名词，就是说，凡是新出现的历史文献，在未经确证它的真实性之前，必须先推定它是虚假的、伪造的赝品。所以先要辨伪，反过来说就是要考证。 具体到我要考释的这一大批信札，如果它们是赝品，无非是收信人伪造了一批别人写给他的信，特别是名人写给他的信，以抬高自己的身份，求得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好处。 从常理出发就可以否定这批信札作伪的可能性。因为要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伪造几封名人信札就够了，而这批信札写信者达四百八十多人，其中固然有不少名人，但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要伪造四百八十多人的笔迹，编造九百二十多封不同内容的信札和名刺，而且还要一一符合写信人的身份地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叫做理证。 不仅如此，我还从核对笔迹、考察信件内容等方面进一步求证这些信札的真实性。王世贞是写信人中的第一名人。王世贞来信的笔迹同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他的墨迹完全相符。来信中说“黎少参书久已题讫”，我考证出，黎少参指黎民表，是王世贞的诗友，“续五子”之一。“黎少参书”指黎民表为收信人写的一幅隶书陶渊明诗。此事见于汪道昆和方弘静的文集。收信人和王世贞交往的可能性及途径，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样，这批信札中王世贞信的真实性就得到证实。 到目前为止，经过我的考证，这批信札的绝大部分的真实性已经证实，也就是说，这批信札总体的真实性已经证实。 下面要着重谈一谈确定收信人的问题。在我到哈佛大学之前，有一位访问学者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专门介绍这批信札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明确说，收信人是“万历间兰溪人方太古”。这个判断好象有一定根据，因为这批信札的上款，有的称“黟江”，最多的是称“元素”，还有一些称“元素方老丈”，而兰溪方太古确实字元素。但当我不断收集有关方太古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同信札的内容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一连串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文献记载的方太古的众多友人，包括王守仁、陈献章、沈周、文徵明等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的信件出现在这批信札中；而另一方面，这批信札的有些写信人，例如王世贞和汪道昆，根本不认识方太古，也没有给他写信的可能。 其次是时间的矛盾。这批信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一封是嘉靖三十四年（1564年），最晚的一封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方太古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也就是说，这批信札中已知年代的，最早一封写于方太古死后十七年，最晚的更在他死后五十一年。可以确证，兰溪方太古绝不是这批信札的收信人。 这篇文章由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因此整篇文章错误百出，误导读者。“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我们从“方太古说”的失误中可以汲取重要的教训。作者在确定收信人这个关键问题上，仅仅从某些工具书中查到明代方太古字元素这样一点线索就下结论，而没有细考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稍为认真地翻阅这些信札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也没有考虑出现同姓同字的人的可能性，总之，在运用材料和思辨两方面都显得草率，失误就不可避免了。 否定了收信人为兰溪方太古，并不等于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到真正的收信人。茫茫人海，怎样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收信人呢？我们不能凭空假设，只能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出发，而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就是这批信札本身，包括它的内容和一大批写信人的名单。经过反复考虑，我确定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是从信札内容中确定收信人的籍贯，以缩小搜寻的范围；一是查阅写信人的诗文集或其他著作，从中发现有关线索。 细读这批信札，不但知道收信人是徽州人，还可以更具体的知道他是徽州歙县岩镇人。歙县今天是安徽黄山市徽州区。我还发现信札中有两封是收信人的亲友为他写的介绍信。因为是介绍信，所以一定要称他的名，知他姓方名用彬。沿着这条线索，我在写信人汪道昆、方弘静、胡应麟、欧大任、姚舜牧等人的文集中找到了有关收信人方用彬的许多重要材料。1999年，我根据掌握的一点线索，到安徽省博物馆查阅馆藏的几部方氏族谱，果然在康熙十四年（1701年）刻印于扬州的歙县环岩《方氏族谱》中找到了收信人方用彬的确凿资料：“用彬，字元素，号黟江，国学生。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廿六日丑时，卒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廿八日。娶汪氏、樊氏，合葬上荫山。二子彭龄、龄。”这些记载同这批信札的内容以及收信人、收藏人（方用彬的曾外孙）所写的识语可以相互印证。收信人方用彬的确认，为我进一步考释这批信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先讲到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很愿意同大家继续交流。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再现民间玩具历史面貌 遗产日”，由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于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约370组八百多件民间玩具精品，将于9月3日结束。此次展览的作品均是从中国美术馆六千余件（套）藏品中精心遴选而出，一件件异彩纷呈、稚拙可爱的玩具精品将为观众带来一次视觉盛宴。据中国美术馆介绍，该展既是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民间玩具专题陈列展，也是中国美术馆多年征集、收藏民间玩具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按照儿童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顺序，以“成长”和“成才”主线分为“希冀”、“启智”、“尚德”3个部分。从婴幼儿的生命呵护、祝福祈愿，到低龄儿童的智慧开启、创造力、观察力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知识学习、树德立志，3部分内容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将“寓教于乐、玩中启智”的展览主旨不断深化。我国民间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响球、陶连环等玩具出现。千百年来，民间玩具以其造型的稚拙可爱、色彩的鲜明亮丽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成为我国民间美术资源中最独特和最有趣的类别之一。 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级造型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其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大规模的收藏民间玩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30年的积淀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术馆宏大而丰富的民间玩具收藏体系已具规模。中国美术馆的民间玩具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既涵盖泥、陶瓷、竹木类的民间玩具，也包括风筝、花灯、小脸谱、面人和彩塑；既有名家名作，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陕西凤翔胡深的泥塑作品，也有偏远山区佚名艺人的天才创作，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云南建水与贵州牙舟的陶瓷玩具。因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既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民间玩具的发展历程，也系统的保存与再现了民间玩具的历史面貌。 此前，结合“从延安走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推出“从延安走来”专场少儿赛”颁奖仪式的少儿代表、指导老师及家长，在“从延安走来”展厅现场参与了一次艺术体验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少儿，是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思奇培训学校、艺格文化艺术工作室等20余家北京校内、校外教育机构的“绘画大赛”获奖少儿代表。（杨子）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中西方比较 摘要：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作用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 关键词：文化差异；思维方式；学术分科；身份；造神模式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 首先中西美术史研究的差异性，根本的是文化的差异导致。西方崇尚理性哲学，而中国思想以儒道释为主要代表。其中禅宗讲究：不利文字、得意忘言；儒家“天人合一”等思想，映照了中国的传统思想追求。在宗教观上，西方认为宗教是文化语言、精神方向，比种族更重要；中国的宗教非常世俗化，在近现代社会革命中建立无神论之后，事实上我们更加容易自己“制造”无数的“神”。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一种体现。 二、学术分科的传统 中国古代历来不分科的学术传统，导致了一种“模糊”状态，中国美术作品的图像库也呈混乱状态。中国的佛教徒认为：“抄写”是一种美德。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的书画界中也尤为盛行。后人多对前人名家的临摹与复制，并仿造其风格进行创作，而且往往并不署名，这也导致原作与摹本流传中，“真与假”的界限更加模糊，加上后人理论著述的“造神”行为，使得对作品真实情况的研究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古代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或者说是集二者与一身。以董其昌为例，其提出的“南北宗”画论，对中国花坛影响深远。董其昌是著名的书画大家，收藏家，又位居官位，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这种状态延续至今，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中，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也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这或许反映了中国美术的传统。其中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双重身份的兼备。即美术史论家兼画家，或画家兼美术史论家，这一部分人较多，特别是国画界的居多。 一种是身份的转换。原来是画家或雕塑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美术史论家；或原来是美术史论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画家。 三、中国美术史中的造神模式 种种的问题也导致了目前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困境。“英雄主义情节”和“神话色彩”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屡见不鲜，对艺术家的研究容易落入“神仙模式”。中国在艺术上讲究游“戏”，而不重“术”（美术），遵从“乐趣”即价值的观念。这种独特的思想导致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西方相比，在观念和方法上有很大不同。 传统美术史方法论上英雄美术史观，其主要特征是用神话传说解释美术的起源和以线性发展的历史观描述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造神”模式： 二王（找代表） 皇家装点（政府操作） 正统地位 文人神化 “书圣”。在这种操作模式中造假不可避免，并贯穿在艺术品的收藏和理论的建设中。 四、西方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进步性 西方近现代的史论学术的发展，受其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等突飞猛进的发展所带动影响，自身的学科建设已经远远的走在中国之前。西方的美术史研究具有：讲究理性、学科的界限和跨学科、与经济分开等特点。注重材料学，并与考古学相结合，注重实证，细致入微的考察艺术各个方面的情况。通过实证、材料、环境研究等，更真实的探寻艺术家生存环境条件，从琐碎的细节入手，并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考察，关照艺术家各个方面的情况，来进行研究。树立更加科学的方法，自然的打破“造神”的美术史书写模式，更希望去发现流派之外，并引领观念的东西。 例如，著名史论家白谦慎的著作《傅山的世界》中，并不是孤立地探讨傅山的书法，而是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藉由学术思想、物质文化、印刷文化之发展史的角度，由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情结的角度。来观察、诠释傅山的生活，以及由之生发的学术观念与艺术创作。 西方的中国美术史界有着许多杰出的人物，如：高居翰(James Cahill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克鲁纳斯（Craig Clunas）、方闻（Fong，Wen）、何惠鉴（Wai-Kam Ho）、徐小虎（Stanley-Baker, Joan）、李慧闻（Celia Carrington Riely）、Yukio Lippit等。 美术史的研究书写，需要带有情感的去表达我们想要表达却表达不出的东西。这也是其真正的智慧所在。 五、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需要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这样才能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往中建立自己的途径。使中国美术史研究，既带有西方实证色彩，又能深入的理解中国艺术精神，或许这样才能逐渐树立中国自己的研究体系，把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带进新的纪元。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这是为促进党的整风运动的进行、促进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而召开的。出席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是日为第一次会议，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五个问题。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2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作“结论”发言。座谈会结束后，、、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凯丰、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图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开宗明义地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继承与革新、文艺的源与流、文艺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一系列重要范畴，作出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 现在让我们回顾中国革命文艺走过的光辉历程，那些美术工作者以《讲话》中倡导的艺术观念，在时代（从《讲话》至1976年逝世）所创作的部分美术佳作，重温的《讲话》精神。这些作品包括版画、新年画、宣传画、中国画、油画等。中国美术从《讲话》开始即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美术作品弘扬主旋律，讴歌工农兵大众，讴歌新时代、新生活。 版 画 《讲话》“引言”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讲话》发表后，其精神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并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讲话》内容和美术家的学习体会。1942年秋，从延安带来一批木刻作品回到重庆，并于同年12月19日举办了“渝延木刻联合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943年这批作品又到苏、美、英、印等国展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延安美术是中国美术的排头军，也昭示了时代美术的未来走向。当时的古元、彦涵、肖肃、力群、沃渣、马达、罗工柳、李桦、荒烟、黄新波、黄永玉等，他们的作品都显示了个人的艺术风格，各以显著的个性色彩独步于版画界。如表现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灾民生产自救、安置灾民、组织移垦、帮助灾民渡过灾年的《移民图》（图2，彦涵1944年作），表现军民鱼水情的《给老百姓修车》（图3，力群1945年作）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版画得到了很大发展，表现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新人新事及带有宣传性的作品成为创作的主流。如表现人民获得幸福生活的《丰衣足食图》（图4，力群1949年作），表现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传到康藏高原》（图5，牛文、李少言1952年作），表现农民劳动情景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图6，李桦1963年作）等等，举不胜举。 “”期间，版画也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表现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原迎新》（图7，石虎1969年作），歌颂国际主义战士的《白求恩》（图8，李福来1973年作）等等。 《讲话》精神对版画作品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和深远意义，它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社会进步的趋势。 新年画与宣传画 《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新年画是中国老百姓最喜爱的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当时的解放区里就已风行，如表现群众学文化运动的《随时随地学文化》（图9，韩茂堂、张树德1944年作），表现农村生活的《丰收》（图10，聂云挺1945年作）等。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了经亲自修改的第一号文件《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把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文教宣传工作中重要任务之一……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众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 《指示》发出后，得到了全国各地美术机构的重视和积极响应，由此所形成的新年画运动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讲话》及《指示》的精神均成了画家的创作动力和目标，特别是参与创作的画家几乎都是当时国内的专业美术家及一流的美术家，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如表现各族人民团结在周围的新年画《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图11，叶浅予1952年作），表现全国英模大会盛况的新年画《劳模会上的好姊妹》（图12，俞微波1957年作），表现在校学生边劳动边学习，即勤工俭学的新年画《半工半读》（图13，刘旦宅1960年作）等等。 “”时期，一些新创作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的新年画和宣传画，是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如表现革命样板戏深入人心的新年画《演革命戏做革命人》（图14，李中文1975年作），表现画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宣传画《斗争生活出艺术，劳动人民是主人》（图15，王维新、王利国1973年作），表现社会新生事物的《农奴女儿上大学》（图16，潘世勋1975年作）等。 新年画与宣传画的创作，一直与的指示及《讲话》的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以视觉图解的形式建构了时代的美术基础，特别是表现工农兵形象的美术创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画 《讲话》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1949年4月开始，对中国画改造的一系列来自美术界高层领导的文章纷纷在各大报刊媒体发表。如1949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之后》（指4月，由北京80多位国画家的近200件作品组成的新国画展览会在中山公园举行。这次展览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的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4月25日，江丰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国画改造第一步》的文章，说明国画改造运动是与延安以来的文艺方针相一致的。 中国画之人物画可谓陡然崛起。现代水墨人物画开拓者蒋兆和原本画西画，即从传统造型之人物结构入手，以水墨人物画技法进行创作。当时学西画的方增先、周昌谷，以及以速写、年画等技法擅长的黄胄、叶浅予、李琦等也以人物画进行创作，开了近千年中国画史前无古人之新篇章。如表现人民首次参加普选的《一辈子第一回》（图17，杨之光1954年作），表现农村青年劳动与爱情生活的《约会》（图18，黄胄1953年作），表现在和平的环境里，老人和儿童文娱生活的《第一回胜利》（图19，程十发1956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花鸟画除齐白石、陈之佛等的写意或工笔外，也努力选择生活或革命的题材。如表现人们热爱和平，以谐音传情的《和平》（图20，齐白石1950年作），表现革命圣地井冈山上杜鹃红的《东风朱霞》（图21，郭怡1962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山水画画家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等，自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作品都体现出高昂、健康和催人向上的激情，显示出新时代的特色。如描绘故居的《韶山》（图22，傅抱石1962年作），有些山水画则借用诗词句意而创作的，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图23，傅抱石1965年作）等等。 艺术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国画改造对中国画本身的视野拓宽具有积极意义。 油画与历史画 《讲话》“引言”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油画创作的主力队伍有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林风眠、董希文、周令钊、罗工柳等人，当时创作题材的主流为肖像、风景和静物等，而随着解放军部队中的美术工作者创作的油画，其主体均为解放战争、工农兵等革命历史，受到了油画家们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油画家进行革命题材的历史画的创作，其中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曾先后四次组织画家进行历史画的创作。从作品中可看到创作者多是历史画中的亲身参加者，他们将《讲话》精神真正化作自己行动的指南。当然，对于历史画的创作，最注重的就是历史的真实，用绘画的语言去再现历史。如再现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图24，董希文1953年作），表现青年学生闹革命的《》（图25，周令钊1951年作），表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解放南京》（图26，杨建侯1956年作），表现群众学文化的《给奶奶读书》（图27，吴作人1958年作），表现广大青年支援农业建设的《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图28，葛维墨1958年作）等等。 这些油画作品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人的革命激情，以生动的画技及形神兼备的形象描绘，给人以感动和力量，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作为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至今70年了，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美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绚丽局面。我们的美术作品始终与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和事件相关联。如表现社会文明新风尚的新年画《五讲四美开新花》（图29，何永坤1981年作），表现香港回归祖国的新年画《香江竞舟图》（图30，廖开明1997年作），表现将“非典”疫情坚决控制，全国人民共同抗击“非典”的宣传画《万众一心抗击“非典”》（图31，国家邮政局2003年设计），表现北京奥运会的宣传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图32，北京奥委会授权2008年设计选定）等等，举不胜举。 美术家们不论用何种技法从事创作，都以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具有鲜明的表现，今天仍令人神往。这些作品渗透着《讲话》的精髓，并具有了文献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被称作“红色经典”，在屡次的拍卖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些美术佳作是永恒的历史记忆。（责编：李禹默） 中国美术史论文:浅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摘要］我的艺术创作方法，我的思维，我的人生正在迎接历史性的转变。随着顺利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即将展开里程碑式的转变。随着更高的艺术殿堂的洗礼，把我本科阶段的单纯无知和稚嫩洗涤荡尽。反思总结我在之前的艺术创作，更多是纯粹的课堂习作、对前人的临摹和基础技法的练习。 ［关键词］艺术创作 中国美术史 创作上少之又少，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尚未进行探索，就连毕业创作也是偶发的一念冲动和被动地进行加工，之后就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形成艺术创作的持续。历经一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再次回到艺术的怀抱，仿佛阔别已久，初次执笔，犹如年幼时咿呀画图，思绪万千。既然再次走上这条道路，我就要毅然地走下去，并且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咋一谈到艺术的创作，感觉无从下手。再不能返回本科时期的盲目绘画中去，要想有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要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自己现有的作画手段，探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之前的我，太多重视绘画基础，轻视了创造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绘画的技法，这和画匠、木匠、石匠等技师没有什么区别。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能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式”提示出来，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艺术的价值。就像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90年代张小刚的《大家庭》等等。细细揣摩他们这些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无一不是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上结合当时艺术的发展对旧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改造，最后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阐释。这其中就介入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中国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 作为一个“80后”，我应当怎么去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来说，经历了“伤痕美术”“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85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艳俗艺术”等等艺术观念，我应该走像罗中立、何多苓等等他们的乡土艺术？像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搞抽象？还是去疯疯癫癫玩行为艺术？亦或是跟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的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等当代艺术F4的艺术道路模板？ 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应该去走的道路。我没有生活在乡土艺术家们所处的年代，没有插过队，去乡村体验那种艰苦的岁月，不可能创作出《父亲》《春风已经苏醒》《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体验不到“”结束后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还有失意落寞和精神缺失的情绪，不可能创作出《1968年×月×日雪》《春》《大家庭》那样的作品；也没有亲身接触过“85新潮”，怎么会勇敢、真诚地用相应的视觉图式来唤起社会的感奋。 作为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是否应该转向“图式化”的创作方法，“卡通式”的画面表征，“肤浅性”的无聊心理这种新风格呢。身边的人都说，中国社会的创作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卡通一代”势必雄起，你也走这条路子吧。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相同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同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艺术创作不完全像书面上对“80后”描述那样，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性格，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差异，他们所持的艺术观是多元化的，进行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如沈桦、黄淋是两位出生在70年代的艺术家，但他们不同于朱其等人对70年代人以青春残酷、卡通等的定位，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社会，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都关注社会矛盾；有些人走向抽象与观念，何桂彦在2006年策划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绘画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川美的影响力，为我们展示了“70、80后”一些艺术家的另一种创作状态；有些人则跟风“卡通一族”，“卡通”一时间成为“过街之鼠”。 我要怎样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要有一个怎样的方法呢？ 首先，我要尽可能地忠实自己，做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感觉的作品。我会避免让自己产生8：“我要做一件让世人惊讶的作品”。之前我做作品，脑子里总想着一鸣惊人、惊世骇俗，或者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动机肯定是值得质疑的。“忠实自己”是忠实自己加以反思过的某种真实，是从独立意识中出来的某种需要去试探的真实，这时候的自己也许成为了需要去判断的对象。“忠实自己”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作品与“问题中的自己”的关系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作品背后做如此长期的思考，就是要在常见的忠实中去寻访出“问题中的自己”来。这个寻访的过程，有时我把它视为自我批判的过程。我要贴近自身，表达自我的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颓废的，且不计较，这应该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 其次，艺术是件独立的事，能够得到的只是内心的共鸣，因此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独立的前提。现实中，也许有许许多多能够引起内心共鸣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为何会让我最感动，我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去记忆并转化。然而，共鸣断然不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共鸣断不能长久。都说与我们相关的，可以说更多的是物质而非精神，而这些又要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支援，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是无法独立的。但是在此又有必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我们“80后”就是堕落的。现在人生对于我们而言仅仅是开始，而在现代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关乎时代深刻的命题，找活命的东西，难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吗？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更应该独立。我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具有某种担当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规范也有着别样的要求，看待现实的眼光也是独特的、锐利的。 再次，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许多人都评论我们这一代承担不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命题，不会指望我们会像8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去预示、发现、再现着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更现实，更现实地流露出了在这个即将属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自我”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发现“问题”。我要勇敢地阐述社会极端腐败的现象，或是人心的丑恶，或是社会的各种风气，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作品去说明问题，给现代人一个启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总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毕竟“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毋庸置疑，年轻人总为未来代言。我就要以我们这种年轻人的态度、年轻人的思维、年轻人的活力去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这个时代。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摘要]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 [关键词] 素质教育 作用 知识结构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在1982年党和国家为了坚决反对片面的追求升学率即反对应试教育,提出了坚决实施素质教育以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93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七条规定:“中小学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至此,素质教育模式开始在中小学实行。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1996年4月10日颁发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模式逐渐影响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国民整体教育体系。素质教育是党和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教育模式所提出的,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素质教育模式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素质培养、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等,而中国美术史也能为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提供教育素材和资源。 一、中国美术史是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一个窗口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作为一个大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发展是自身所要具备基本知识素养之一。试想之,一个大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了解,谈何热爱国家,谈何建设国家?而这些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都无不打上了美术的烙印。远古时期的石器工具、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工艺、秦砖汉瓦、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造像、唐三彩、宋元时期的瓷器、明清时期的园林建筑等,古人们创造出的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是供我们当代人欣赏的一道文化大餐,也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发展提供着信息。 美术能陶冶人的情操。所谓情操指的是人对具有一定文化价值或社会意义的事物所产生的复合情感。而美术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情感性,人们利用美术来宣泄自己的情感,是人类情感表现的方式之一,也是人类情感升华的重要途径。人的情操属于人的情感中特殊的一类,如道德感(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荣誉感等)、美感(对美的感受、欣赏与追求等)、理智感(与满足认知和解决问题相联系的情感)。情操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心理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情操产生的过程。通过美术,人们的情操不断的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同时,美术又是集历史学、文学、美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体。美术创造必须要有生活基础,所以,在我国历史中出现的和美术相关的文物及文献都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有着历史研究价值,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学习中国美术史能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就是国民在日常生活体现出的一种民族精神,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谓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合。 闪耀着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光辉的中国美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中国画中意境的表现方式影响到了19世纪欧洲的现代设计艺术,再如以中国园林艺术为代表的东方园林深刻影响着东亚各国的园林及城市规划建设,这些影响也表明了中国美术不仅是中华文明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美术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三、学习中国美术史能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 所谓知识结构,是指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体系的构成情况及其结合方式。它与知识掌握程度的结合形成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全面反映了个人所拥有的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有层次、有序列的整体知识信息系统。而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审美教育的过程,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的。 审美教育能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趣味和正确的美学观念,提高人们欣赏美、感受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在进行审美教育的同时,也教会学生学习和思考的方法。科学的审美教育能使我们形成良好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原理和方法论,站在历史的角度和辩证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可见学习中国美术史不仅有利于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有利于大学生运用正确的思维和方法来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理解到,学习中国美术史是和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为大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窗口,增强民族自豪感,丰富知识结构有巨大的帮助。在高校中除了与美术相关的专业外,其他专业开设中国美术史的欣赏和学习,是当前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给素质教育注入了新的内容,充满着新的活力,将会对我国素质教育模式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中国美术史论文:试论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刘海粟 美术教育 美学 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 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 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这正表现了他所坚持“融合中西以创新”，“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从创新中得到美的统一”。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个性发挥，无论国画或油画都充分展示他特有的性格。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他的作品是由自然、生活所激发，真切而实在的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白，体现了时代、民族特性。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刘海粟特别强调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主观意识，突出艺术家的个性。1982年10月，他和南京艺术学院学生谈话时说：“黄山有永恒的美，但她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使我永远画不尽，要知道学无止境，艺术无止境，每上一次黄山，就是跟大自然较量一次，也跟自己较量。我画黄山，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新意。”因此，“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发展”并重是刘海粟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认为表现就是艺术家强烈的渴望用独特的、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三、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刘海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现代绘画美学体系，其精髓就是情感、个性和主观表现说。他发表了许多论著和译著，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梵高》、《高更》、《欧游随笔》等一系列著作中，渗透着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可以说，中国美术表现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确立是由他开始的。刘海粟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之一。他对艺术史见解独到，认为“一部艺术史，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刘海粟的观点洒脱，对艺术的抒发强调创新，从统摄艺术史趋势入手，敏锐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脉搏。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回顾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使我们从他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精神中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和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概况 摘要：本文主要在悠久的中国美术史学传统之外，简要介绍了海外的一些研究者在古代绘画史方面的成就，他们从异域的角度开辟了新的治学道路，尤其集中在几位有典型代表性的学者作品上。如高居翰和苏，立文，从早期汉学研究的格局逐渐分化出来。凭借扎实而有份量的著作使中国画学的独立性得以彰显，他们的方法既有考证严格的优点，又具备方法论的自觉，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外研究中国画学的学术群体。 关键词：中国绘画 形式风格　外部因素 从国人眼光来看。中国美术(古代美术)的文献资料已蔚为大观，即便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学院建制和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业已多年，这一基本事实构筑了中国美术史学的初步框架，至少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文献搜集、资料分析、画作风格研究、画家生平介绍等几个方面从现代分科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而富有成效的搜集整理，而且更在日益发展的图像学研究上从形式分析角度吸收了当今海外学者的新进方法，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新月异的中国美术研究不再停留在搜集材料的初步方法上，以往“中国”这一词汇只是地理文化范畴上的对象，即研究的对象必须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艺术品，包括绘画作品、礼器艺术、建筑雕刻等类别，而现今研究者则涵括进了本土之外凡有志于中国文化且浸润其中经年有日的海外群体，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受到了国内相关专业领域的重视。如果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教学过程中对此现象毫不加以关注的话，无异于抱着本土的研究目光固步自封。本文就拟从中国美术史学中传统绘画的角度谈谈海外近几十年来中国美术研究的一些概况和突出的表现，以期得到一点启示。 绘画在中国传统美术中取得的尊贵地位与传统文人观念的发展密不可分，并且自有画史记载的作者始，就已经纳入了一个延续有脉的承传系统。海外很多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把眼光和精力从对青铜礼器的研究转到了对绘画的极度关注上，从而把中国画这个概念在文化内涵的界定上与西画作为两个独立发展的范畴来加以观照，由此构成了一个中国本土传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稳定性。中国绘画在历史文化中的脉络和中国文人在特殊历史现象中的精神展现就成为一些西方学者所着重处理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他们在具体接触画家作品时，不会仅仅论述风格形式上的特点，在展开与前代作品关系的阐释基础上会引入画家当时文化社会史的面貌，甚至是画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者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就是这一研究潮流中一位杰出的专家，应该说他的名字对于国内同行研究者来说是相当熟悉的。高居翰研究中国晚期绘画史的三本巨著《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中文译本已经出版，其中对元代和明代绘画着力甚深，而山水画又成为高氏所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他审慎而又精彩地阐述了那一历史阶段的画家之间无与伦比的关联性和画史上的复杂性，尤其是《气势撼人》一书由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座讲稿结集而成，主要讲述17世纪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对董其昌在晚明画史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重新给予了定位和介绍，还从新的角度驳斥了以往画史中对一些职业画家的习惯性偏见所造成的盲目判断。可以看出，高居翰除了对中国古代绘画史极为熟稔之外，本身在价值意义系统和“方法论”方面保持着高度的自省态度，从不人云亦云，没有从传统认知的角度和简单的视点去看待历史上的创作者，而是从相关语境尽力挖掘创作者在面对庞大传统遗产时所采取的回应方法和选择上的困境，同时涉及到对他们作品的品评和分析。 高居翰教授在美国研究中国画学史领域应属第三代学者，就像有的论者指出第一代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应属于汉学家，言下之意指的是早期欧洲影响下的凡属“中国学”研究范畴的专家行业，包括像语言、文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那个时候美术学还没有从“汉学”领域中独立出来：第二代学者则是二战后具有影响的对美术史学科独立性有相当自觉的研究者，像罗樾(Max Loehr)等，他不仅懂中文，而且对中国艺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加上吸收了德国美术史学家沃尔夫林的图像学成果，即对作品形式风格的演变持有自足说的论点，好像不太会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罗樾在此基础上针对青铜器纹样的研究发表了很具影响的论文。高居翰就是罗樾的学生，但是他没有完全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对待艺术史的写作，而是在广泛参询画家对于社会历史的反映。把当时创作者和地域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做出了既宏观又带有很精微特质的画家个人情绪对于画作影响的论说方法。 海外学者凭籍着他们的语言写作优势和很好的研究环境(比如很多国宝级书画藏于海外博物馆)提出了一些国内学者所不易看到的问题，加上他们不忽视对文献资料的细密考证，也研读了很多先辈学者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声势的海外中国美术学研究群体。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可能都有涉及，论述中多有挂一漏万的嫌疑，像很多这方面有特色的专家，比如美国的李铸晋、方闻、包华石，班宗华等，所治领域和观察角度多有不同，像包华石近来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系列论文来看，他侧重于在相对政治文化环境下，海外中国美术史学领域存在的一些偏见和“盲视”，甚至是权力关系下存在的文化歧见和“误读”，其重点并不在于分析某个画家作品的精妙(就像很多论著那样)，而在于受到西方学术大环境影响下新的研究角度的阐发，不着力于通史和断代史的长篇论说，构成了当前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中的新趋势，同时也冲击了固有的“学科”边界概念。 方闻作为普林斯顿大学荣退教授，长年来对中国传统画史的研究形成了很有影响的“东部学派”，近几年方闻也调整了自己的方法构架，以回应各种新出现的问题。由是想来。这一“内”一“外”之别只是相对和方便的命名，并无绝对界定的必要，任何画史对画家和作品的研究都要有“内外”的兼济才行。实际上，中国传统画史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并不与这种方式矛盾，只不过比较零散和不系统，不像西方学科那样分门别类而极具理性法式，它们之间相互还可以借鉴对方的优势而体察自己的不足，不然的话，别人说的老拿西方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把“中国”仅仅当成了材料和解析的范本，才是我们在学习海外学者成果时应该引起反省的地方。 中国美术史论文:案例型教学在中国美术史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案例型教学；中国美术史教学；教学改革 中国美术史是美术学科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同时也是专业理论的主干课程。而在21世纪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改革的大潮中，美术史作为高校艺术学子必须掌握的一门理论教育课，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潜能性和前瞻性，同时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在充分发挥着其特有的作用。著名的美术教育家陈传席说：“只有技能学习，没有理论学科的学习，不能叫美术教育，文化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而技能则不能。”他的这一理论更是精辟地阐明了美术理论教育在美术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传统教学方式的弊端 美术类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及培养模式改革，要求优化课程结构，加强美术史论和相关人文知识教学。但是，长期以来，美术史论课程与教学总是处于陪衬地位，不少学生对这类课程缺乏起码的兴趣与热情。这主要是由教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不当造成的。因此，加强美术史论教学要从改革教学方法入手。 我们在美术教学中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有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直是重专业技能的训练而轻视理论学习，认为不学美术理论同样可以画好画。这种现象也是现今美术教学的现实且严峻的话题。为什么美术专业理论课引不起学生的重视与兴趣？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教学工作者的思考。多年来，我们的美术理论教学基本都在套用一种相同的模式，即教师在授课时对美术理论讲授较多，对艺术作品分析不深入，学生的参与程度不够，导致对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能力培养不足，不能很好地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鉴赏能力，对艺术作品的鉴赏也是人云亦云的状态，并且学生也容易忘记所学的美术史论知识。有些教师习惯于按时间顺序讲解美术发展的历史，以美术发展的历史作为讲授的重点。这种方式，可以将美术发展演变过程讲得很详细，但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艺术作品的分析。这样枯燥乏味的理论教学只适用于一般常识的欣赏课，这样的授课方式对学生的艺术认识没有多大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就必然形成学生对美术理论学习的轻视和学与不学都无关重要的心理。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理论的热情以及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呢？ 二、案例型教学的构想 (一)“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 提倡“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要强调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给学生自主权，注重发展学生鲜明的个性，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激发其展示自己才能的欲望，进而发挥其潜力。这样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和教师及时沟通，同学互相学习，教学真正做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二）“从实验中获得知识” 在美术史论教学中，如果加强艺术作品的鉴赏，用直观的艺术作品直接刺激学生的视觉，必然会引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主动性，调动学生在艺术鉴赏活动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师生处于一种急于交谈的良好教学氛围之中。这样的教学环境不仅有利于教师传播知识，有利于教师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审美文化素质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要改革美术史论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一定要重视和加强实验教学,因为这是诱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环节。让学生在不断的尝试中发现科学事实和概念， “重要的是让他们去做”、“要通过实验来解决问题”，将实验放在十分基础和重要的位置上。 三、“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 （一）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 “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首先是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所谓基础性，是指授课时要讲述美术本体所包含的绘画、书法、工艺、雕刻等等，但又非只是客观地介绍材料，而是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使趋于感性的视觉经验上升至理论高度。这既可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能够促进他们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直观性是指讲课时尽量展示可视形象。大量的视觉形象展示，使授课内容生动、直观，使学生在尽情领略中国古代美术杰作的同时，掌握中国古代美术发生、发展及美术本体的特殊规律，从而激发起学生对古代美术杰作和杰出美术家的崇高感情。 （二）传统教学与新成果的融合 传统教学观念滞后，缺乏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受传统应试教学模式的影响，现在的试论教学往往偏重于基础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案例型”教学方法充分注重吸收和利用最新考古资料和美术理论界最新研究成果，力求授课内容的时代性和前沿性。授课过程中，注意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的比照，启发学生思考其现实意义；对美术史研究的空白点和热点加以重点提示，并对观点不同的研究成果进行简明扼要的比较，提出教师自己的看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课堂讨论中，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 （三）传统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相融合 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生活，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这种教学方式往往是以书本为中心，很少能把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案例型”教学在这里主要体现在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当中。以课堂教学为主，以课堂讨论和实地参观考察等为辅进行教学。其中将课堂讨论作为关注的重点，使之成为师生互动的纽带，并以此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地参观考察的教学方式突破以往较为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使教学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 四、案例型教学的实施效果分析 在“案例型”和传统教学有机融合的过程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他们的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加强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创造性思维渗透到其中，提高学生对视觉艺术作品的形象思维能力、审美感受能力和艺术创新能力。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研究，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主体实践为主，培养了学生创新素质和健全人格、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思想，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有效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得到稳步提升，为学生将来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许江在呐喊 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八五”85中国美术学院校庆 依旧波光潋滟的西湖，晴方正好的南山路217号，中国美术学院迎来了它的85岁华诞。本次校庆特别安排了“八五” 85，展览作为最主要的内容。而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的展览宗旨更是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开幕式上，身为艺术家和美院院长的许江先生慷慨激昂的讲话给在场的每一位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讲话与其说是讲话毋宁说是呼号。多年来多次我看到许江先生的讲话总是慷慨激昂，侃侃而谈，这一次，我特别深切感受到许江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院长，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在为中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勃兴在鼓呼和呐喊。 校庆期间，我同众媒体同仁采访了许江先生，他依旧是激情四溢给我们回顾了那段激情的岁月无数的故事...... 许江院长围绕 1985年那个难忘的岁月回顾了学院85年的发展历史、结合展览的内容阐述了学院的精神。他说，屏幕上放映的短片，由85年前真实的影像剪辑而成，我们在此重温历史，重温激情，感受三十年来生命与校园的巨大变迁。历史的浓缩总是在用某些“不变”或者是“骤变”的因素，令我们怦然心动，仿佛一下子面对家园。 这次展览的策划和实施主体是70、80后的年轻人，他们在去年夏天就提出以1985年作为岁月考古的平台，采集85位亲历者的人生片段，改校庆的典礼为学术的追问。他们冒着酷暑去捕捉历史兴怀的可能的现场。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将历史还给岁月。让亲历者在现场说话，抚今追昔，去钩沉那段曾经经历的岁月，重叙那段岁月于上下文之前涌动的意涵，以此来彰显我们学校85年来的学脉精神。年青一代对整个展览的创意和他们在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忍、所兴怀的记忆、所秉持的求真的理想，是这个展览的亮点之一 “85”是一个横轴，让我们重返那些难忘的现场。在那些坐标式的往事当中，回溯大时代变革的踪迹，揣想历史的发生及其可能性。85位受访者则是一条竖轴，每个人的记述都与“85”的往事相对照，每一个书桌里面都存有那个时代各自不同的思想和生活的工具箱。这横轴和竖轴结成一个“十字”，成为我们回望岁月的生动的、纠结的十字坐标。我们每个人将在这个坐标里、这次展览中，找到中国变革时代的精神地图，找到学院能历85年不衰的学术脉络。 许江先生还说，在众多的亲历者的记忆中，那段岁月有两个突出的征候是之前甚至之后的很多年代所不具备的：一个是开放。打开国门，打开历史之门，众多久违的东西蓦然出现，尤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前卫艺术的变革浪潮，及其蕴藏着的新学思想，走马灯似地影响着中国的学院，仅仅1985年就有美国史学教授维罗斯柯的持续十六讲的讲座，赵无极绘画讲习班及其展览与学术活动，万曼壁挂艺术初来学院掀起跨媒介的艺术运动；与此同时，以学报为核心的编译者们正加快阅读与译著一系列揭开形式思考和艺术诘问的西方名著。另一个突出的状态就是解禁。学院的开放可谓步步为营，但每一步都以某种思想和学术的解禁方式突破出来。正是这种解禁深深地诱发着一代青年的叛逆者和趋新的风向，也诱发着那种源自民间、源自底层的自我解放的力量，具体地、持续地给予每个创造个体以变革驱动的活力。虽然那个时代的开放程度远不如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但解禁仿佛是向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无边大地不断地开拓，时代的思想者们仿佛垦荒者一般被赋予那个时代特有的顽强而丰沛的实验激情。所以，“八五”往事中记忆犹新的有关于油画系创业创作的论辩，学院中青年创作组的展览，关于素描教学、新水墨画教学的论争与探索，同时还有燎原全国的关于艺术形式的自觉与讨论，清理人文热情的观念端倪，各种后来被称为“八五新潮”的新艺术大爆发。 在谈到当年的八五精神在当下的意义时许江院长说：历史还在继续“八五·85”的意义正在于让八五精神，让美院85年持续的精神，重新和不断地活在校园，让美院的历史活化为一个未竞的事业整体，让参加“八五·85”学术活动的青年艺术家们涵融其中，代代传承，梳理振兴，发扬光大。 讲到美院悠久的历史包袱和传承的关系时他说，1660年前，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慨然写道：“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我们今天也站在历史长河的一个点上，向另一个年代怀想致意，内心必然感慨而系之，此所以兴怀。但我们不悲观，而是努力将曾经的生命能量存留在那里，让将来的兴怀者，“有感于斯文”，有感于代代传承的时代精神。 许江院长还兴致勃勃地讲述了这次展览的对“八五”85概念的意义。我们选取了在美院发展历史上85为重要的人物，其中有艺术家、教授等，他们在85时期都发生过许多重要的作用，展场将85个人的故事制成道具箱，将构成一场贯穿85个 年头的影像戏剧：“论争”“突围”“历程”“新潮”四个“片场”，呈现1985年美院的集体记忆。第一场是“论争”，重现构建当年的毕业答辩现场。在第二场“突围”则包括中青年创作组、维罗斯科讲座、中国画教学座谈会、实验水墨、赵无极绘画系列讲座、万曼壁挂运动和编辑部七大版块，搭建起美院的地标性事件，唤起1985年美院人的集体记忆。第三场“历程”作为整个展览的思想库，以黑板报的形式呈现了自1928年建校至今都在扭结中的有关艺术革命与革命艺术的事件、潮流和论争，涵括了“艺术运动社”、“新兴木刻运动”、“倪贻德：从创造社到决澜社”与“艾青：革命文艺领袖”、“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 史画”、“浙派人物画”、“人间思想”八个部分。第四场“新潮”，重点聚焦于对“’85新潮”的追忆，由“’85新空间·池社”、“谷文达”、“红色幽 默”、“厦门达达”、“北方艺术群体”、“三步画室”、“部落部落”、“最后的画展”、“新学院派”这九个内容的展开，重新勾画出了当时以浙江美院为策源地辐射全国的“’85新潮”路径图。 采访结束时，许江院长意犹未尽，向大家谈起了许多往事，一些源自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与许院长谈到了各自的状况的人生目标。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出现了新趋势，主要是从哲学层面上对艺术进行反思，在方法论上对传统的实证性艺术史理论进行批判。这些反思和批判从外在的视角审视艺术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艺术史的研究思路，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的著作《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论说艺术史的终结未免偏激，但是艺术史学科的确处在一种危机中。《艺术杂志》1982年冬季号正式提出了艺术史“学科的危机”这一主题。奥立可·格莱巴的《论艺术史的普遍性》也发表于同期《艺术杂志》上。格莱巴指出：“当下艺术史家的工作，即是去发现各国或各民族文化的某种（不同的）视觉语言之含义。”11 发现各国或各民族视觉语言的含义，体现出了一种在方法论上对艺术“普适性”的认识，艺术史的这种“普适性”概念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学者们普遍警醒这种“普适性”。芝加哥艺术学院埃尔金斯在《为什么不可能写出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中表述的很明确：“不管多元文化的美术史如何做出无懈可击的努力，所有撰写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的尝试均导致为西方的目的服务的西方化的叙述。”12 他的《西方美术史学的中国山水画》一书就极力避免这种“普适性”，转而寻求新的突破。方闻对此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他在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主任谢伯轲的访谈时谈到：“在我看来，不同的视觉语言各有其不同的族群文化意义，为获得一个可观照不同艺术史的公共视野，我们需一套共同、适时的现代分析和诠释工具。这些工具或许最初发展于西方艺术史，但也应借由研究非西方视觉作品所获得的洞识，加以修正和扩充。” 历史主义的强大力量使得艺术史家在黑格尔时代精神的启发下，确信艺术提供各种手段使人类精神以某种特有的历史化方式显现出来，历史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在这种历史主义的引导下，19世纪和20世纪初许多文化史家和艺术史家便认为，一切艺术风格均是文化各个方面的反映，任何风格的创造、发展及其演变都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一种现象。当代社会艺术史家因此提出“艺术本身是历史吗”这样的命题，主张艺术史研究应进行从对风格史的关注向“片段历史”，或“微观历史”的研究转变。高居翰在2005年的《亚洲艺术档案》上发表了《中国绘画“历史”与“后历史”的一些思考》一文，其中反思了中国绘画史没有像西方绘画史一样建立起一门坚实、详尽的历史学。他借用西方后现代历史理论来研究元明清绘画，用“后历史”这个带有浓厚指向意义的词语处理中国艺术史。高居翰的这种处理方式割裂了中国绘画的完整历史，既忽略了中国艺术史中固有的师资传授系统，也没有遵循西方历史主义的研究现实。 面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科危机，方闻首先从理论的高度出发作出了回应。他在《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一文中持有艺术史普遍性观念，并确信中国画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表现方式的独一无二性。随后，方闻在文中从传统中国谱系的艺术史学和中国画中再现与超越再现的风格历史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最后，方闻写道：“倘如问，中国或者日本绘画哪些方面的研究可为现代艺术史学提供理论基础？答案必然要看不同的视觉语言及其独特含义的历史性描述。”13 海外的中国绘画史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迷茫和机械地借鉴之后，越来越多地具有了作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的精神特质，它开启了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也对西方文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某种参照和思想资源。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应该为全球的学术合作提供一个契机和可操作的平台，中国美术史是一部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区域性和多元化的历史。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中的原始植物崇拜思维 摘 要：源于生产生活需要和精神向往两大要素，原始人类产生了对植物的崇拜，原始崇拜往往是原始艺术创作的现实驱动力，所以美术史上所呈现的植物艺术题材，通常牵系着原始人的心灵世界。本文将主要探讨原始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如何摆脱“自然属性”而趋向于艺术，探讨其在中国美术进程中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原始；美术；植物崇拜 人类自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一直不断进行，在一个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中，“自然”无时不对人类的思想意识造成一定影响，而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产物的美术，势必会和“自然”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远古时期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状况，许多客观的规律不能被原始人理解，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从而对原始美术创作产生崇拜驱动作用。这种原始思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并被原始人所接受，以致于它不能完全的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隐退，从众多美术绘画作品、纹样中我们仍能看到它的影子。原始人的植物崇拜情结就是一例。 在江苏省连云港发现的将军崖岩画上刻画着以植物茎叶连缀的人面和天体星象图案，创作于新石器时代，这是较能体现原始人对植物有着特殊感情的一件作品。岩画中人面造型奇特，夹杂着某些星象的元素，画上的人面与植物茎叶相连，而且人面形似果实，显然是有意识创造出的人与植物合一的艺术形象，是祈祷获得植物的力量？还是他们认为人是由植物而生呢？答案已经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植物在原始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原始人类认为万物有灵，“先秦时就有一种司木之神，名曰‘句芒’，为古代的树神。‘夸父逐日’弃杖化为‘邓林’，就是桃林有灵的记载。”①中国的许多古汉字，也都与原始人的植物崇拜相关，如“氏族”中的“氏”本意为木本，即植物之根；而与植物关联的“臬”字，则含“法则”的意思。“华夏文明是在植物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孳生发育的，华夏民族的称谓本身，就保存着原始植物崇拜文化的信息。华、花二字在殷代卜辞里是同一个形体，便是佳证。至于本象花蒂之形的帝字，其最初语义的蕴涵的意念，即是对植物的原始崇拜，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植物而言，开花结果，生生不息，花蒂是其根本。植物花蒂的这种带根本性的神异力量，很自然会引起人类的重视和崇拜，进而成为自然界至尊神的化身。”②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中对被神化的植物，并不像其他对象崇拜多有祭祀活动，而是主要表现为敬畏，禁忌折伤或砍伐崇拜物。《礼记·月令》中规定：孟春之月，禁止伐一切树木；季春之月， “毋伐桑拓”；孟夏之月，“毋伐大树”。③ 《搜神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灌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④这一描述给植物附加了人的机能， 进一步发展了崇敬心理。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出现也并非偶然。远古时期大地上多覆盖广阔的森林，植物生长茂盛，原始人的生活与它们息息相关。制作棍棒弓弩狩猎，采摘果实，用树藤结网捕鱼；采集树叶制成衣服；燃烧植物获取、保存火种，御寒取暖、防止野兽攻击、驱走黑暗和恐惧、烤熟食物，原始社会两大主要的生产方式——狩猎和采摘，以及原始人文明进化的重要元素——火，都需要通过植物来实现。可以说，植物是原始人类衣食住行的基础。“人通过实践劳动创造了一个以他为中心、以实践为媒介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会被打上人的印记，不仅自然界的高山原野、河流星空成了人的无机的躯体，而且经过劳动实践，人进一步产生了思想和观念。”⑤在生产生活中，原始人会不自觉的将一些自然物与人类自身进行对比并能判断出异同。原始社会外出狩猎和采摘是非常危险的，时常可能面临野兽致命的袭击和一些突发的自然灾害，他们的生命相对脆弱而且寿命也很短，拥有强健的体格并且能够长寿成了一种最直接的愿望，于是植物此时起了必然的参照作用，树木的高大粗壮、长生不死都被原始人看作是一种神奇的现象；植物的枝干断了还可再生，原始人在同野兽的搏斗中和可能经常损失身体部位，“再生”也成了他们的渴求；原始人在狩猎追赶野兽很可能迷路，高大或者有特殊标志的树木植物就成了他们辨别方向的依据，由此产生信赖感；植物种子落地生根，强盛的繁殖能力也是原始人类所向往的；原始人类认为鸟和神是相通的，他们把鸟看成是神的使者， 而鸟栖息的植物这无疑会让他们觉和神有一定联系。可见，植物在原始人类的思维中是具有强大力量感的。一方面，在物质上他们必须接受植物的赠与、依赖植物生存；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他们羡慕植物并渴望获得植物的某些特殊能力。就如同人类的童年思维一样对那些自己不能控制的神奇事物生出一种又爱又怕的感情。由于长时间受这种情感的困扰，力量感很快变成了原始人类强大的心理压力，原始人屈从于这种力量之下，产生了植物崇拜。 植物作为美术创作的重要素材，在美术史中经常出现，而崇拜思维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植物艺术形象内涵的变化上。他们通常会不自觉的以某些方式再现他所敬服的这种力量。在许多原始绘画艺术都有所体现，显示为祝愿对这种力量更强大，并能为己所用、为生产实践活动服务，带有实用功利性。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物中有的陶盆口沿部位装饰有稻谷禾苗纹样，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丰收的向往。有一块陶片上刻有植物形态，五片叶子茁壮舒展，表现了蓬勃生长的状态。”⑥原始先人绘制着这些装饰和纹样，也绘制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但这种憧憬只是源于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原始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依赖植物，那么原始美术中的植物形象也应会随之减少或消失。所以早期的植物形象艺术作品实用意义多于审美意义。“原始人类在有意识的利用物质材料表达主观目的、主观精神时，其美感与想像、思维、情感、动机交织在一起而创作出的作品和创作过程具有多元意义。此时的创作和审美处在蒙胧混沌状态。”⑦ 人类度过漫长的蛮荒时代后，其美感意识得到发展和增强，审美活动逐渐独立和清晰起来植物崇拜思维也开始向“艺术阶段”过渡。此阶段的许多作品虽然仍含一些实用的指向意义，但都格外明朗的呈现出美感，而且还占主导地位。如汉代墓室画像石砖中常见的“扶桑树”，取材造型都隐去了原始功利的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实用目的，仅作为一种吉祥物的象征，为祈求生命不朽和灵魂的安宁等。六朝时期崇尚清雅之风，主张复古，而此时植物纹样繁盛，卷草、忍冬等纹样流行，这些纹样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非常符合形式美法则的要求，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在这样反复的创作过程中，人类对原始植物单纯的屈从崇拜淡化了，对植物形象美感的意识渐进成熟。此时原始的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开始发生演变。 现代社会客观规律通过科学方法得到合理解释，原始人所敬畏的神秘力量成为普通现象，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所谓的心理压力不复存在，经过长时间的变化和发展，植物形象开始具备独立的审美特征，成为一种艺术形象。在内外因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自然属性”完全蜕变了，一种对大于本身的力量的屈从演变成了一种对于自己熟悉并带深厚感情事物的欣赏。 结语：自此，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经由了从“自然”到“艺术”的上升过程，而且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等各类因素的影响，植物的艺术形象也完成了从实用性到审美性的过渡。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活动中人类的美感意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这种美感意识源于对巨大力量的崇拜，随着这种力量减弱，植物的形式特征开始成为人类的审美重心。

1ESP视域下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现状 ESP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分支，即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ESP视域下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分为三类，分别是学术英语课堂教学、专业英语课堂教学和职业英语课堂教学。 1.1学术英语教学现状 学术英语教学是当前大学英语除英语本专业外的所有英语学习的总称。包括四六级英语、托福雅思英语等等。ESP视域下的大学英语学术教学学术性浓厚，英语书本应用多，日常应用较少。一方面，大学学术英语教学以应试为主，课堂从读写着手，培养学生的英语考试能力。学生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多为书面语言习惯，在进行中外交流时，聊天语法太过程式化，并且对外国友人的口语、日常语都不甚了解；另一方面，大学英语考试侧重于听力和阅读、作文等，口语考试较少。因此学生对于中英翻译、英语论文等写作水平较高，对于英语口语的应用水平较低。ESP作为英语应用语言学，对语言的实践应用要求很高。因此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开始逐步更换教材，以新概念英语实用教材为主，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学术英语应用能力。 1.2专业英语教学现状 专业英语教学是针对英语本专业学生的课堂教学，以英语专业四级、专业八级的应试考试为主。专业英语教学的难度比学术英语教学难度要大，ESP视域下对专业英语的口语实践应用能力要求极高，包括同声传译、英语论文演讲等。因此大学专业英语教学课堂的内容及方法不同于学术英语教学，更侧重学生的自主思维发散。由于英语专业教学的口语实践性，在中国航空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以《ESP视域专业理论》为践行指导的课堂，就突破了以往是书本式教学，以“影视剧教学”为主，让学生从美剧的语法特点中进行分析总结。甚至让学生自主发挥台词模拟演戏，提高学生的临场实践能力，让学生掌握英语的日常口语技巧，培养学生的美式思维。 1.3职业英语教学现状 职业英语教学即针对各职业为主的群体进行系统化的分类教学。现《ESP视域专业理论》中已成熟的教学体系包括贸易、石油、航空、物理、护理等方向的职业英语。职业英语的词汇特殊性及名词、语句运用的专业性，是ESP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学中最难的类别。在各个职业英语课堂教学前，教师需先根据每个职业的特性及背景进行备课，再针对性的讲解。职业英语教学往往与本职业下专业课程相联系。例如西南护理学院中临床解刨、儿童护理等课程实践中，要求专业教师全英语授课，学生的实验交流也要全英文进行，培养学生的英语环境和习惯。茶文化的特殊历史是中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由于中外目前学术交流多以科学、历史传统为主，经济贸易也日趋繁荣，因此职业英语教学中的主要应用方面在茶科学、茶历史学及茶叶贸易学。 2ESP视域下茶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分析 2.1茶科学英语教学分析 因科学实验英语也以理论英语词汇和语法为基础，因此ESP视域下的茶科学英语教学主要体现在理论科学英语教学。现代茶叶出口量逐年上升，线上线下购买茶叶的外国用户越来越多。而茶叶的出口英语介绍不能只单单的介绍茶种和冲泡方式。在人们注重身体健康的当下，茶学理论及各茶类特性也应标注在茶叶售卖区域，茶叶售卖人员必须熟知介绍茶种成分及特性的英语表达方式。例如，对于体质阳虚和阴虚的人，身体肥胖和消瘦的人要科学性的介绍茶种特性、茶叶成分以及为什么此茶种适合此类人群。因此，茶科学理论英语教学越发重要。大学的茶科学英语教学中，不仅注重英语词汇的应用和语法表达，还需学生熟知茶叶的特性及组成元素。在考试中会对不同茶种特性进行英语测验。 2.2茶历史英语教学分析 ESP视域下的茶历史英语教学主要应用于中外学术交流。因此，如何将枯燥难懂的茶历史名词用简明、口语化的方式进行表达，是大学英语课堂的首要教学目标。因茶文化自身历史原因及从古文到英语的二次翻译难度，茶历史英语教学尚未有自身体系，许多词汇翻译教师群体都还没有完全掌握。因此，茶历史英语教学课堂具有特殊性。一方面，课堂教学从单向转为双向，学生和教师共同研究词汇表达，全班自行创造班级教学体系脉络和口语翻译习惯。不仅弥补了当下没有的教学体系和成熟词汇，还提高了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主动创造性；另一方面，茶历史英语教学不仅要教学茶历史词汇及相关用语，还要教学茶文化背景，做到“历史与英语相结合”的学术型课堂。综上所述，茶历史教学课堂体系在学生和教师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完善。 2.3茶贸易英语教学分析 茶贸易英语教学是茶英语教学中最重要、应用最广的部分。首先，茶贸易英语教学要对当今经济名词和茶叶名词进行双向教学，让学生了解如何将茶叶与贸易结合在一起进行对外交流探讨；其次，在茶贸易英语教学中要进行对学生的英语思维转向教学。面对如今贸易壁垒、出口关卡等问题，学生在茶叶经贸英语的应用上，要学会灵活思维、严谨逻辑与对方打贸易战，让茶叶出口尽量保持在稳定上涨且利润不下跌的天秤上；最后，茶贸易英语应当与谈判英语相结合，在出口销售的过程中，对企业合作、贸易股份分成等进行合理谈判，让我国贸易方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占据优势位置。因此，茶贸易英语教学要与当今时事政治、谈判技巧及美式思维相结合，培养贸易经济综合型人才，为我国茶叶出口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3ESP视域下茶文化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应用 3.1茶文化地域性英语课程 以ESP视域的应用语言学为基准，对于目前为主还未形成体系脉络的茶英语教学，应当进行分类教学，再整合发展。一方面，对于不同地域的大学，以茶种区域为划分，进行茶文化地域性英语课程教学。即只教学或者先教学本地区的茶种特性、成分及茶习俗文化。例如广东地区的茶文化英语课堂教学可结合早茶习俗和叹茶风气进行教学；而抚顺地区的高校可以以采茶戏为例进行教学。茶文化地域性分类教学，契合了茶文化庞杂的历史文化及民族地域系统，针对性的进行英语教学，有利于提高本地区学生在本地区发展时的应用英语能力；另一方面，将各地的分类英语教学体系及方法进行整合归纳，形成全国性的茶文化英语教学体系。综上所述，ESP视域下茶文化地域性分类教学法是让茶文化英语教学体系循序渐进完善的一个过程。 3.2国际茶生物学实验课程 在我国“科教兴国”政策指导下，ESP视域下的职业英语教学针对性的将茶科学及生物学融合，进行国际茶生物学实验课程。国际茶生物学实验课程应当先以“一对二”形式进行试点开设，即一个导师对两个学生，两个学生分别为英语母语学生和汉语母语学生。在生物实验教学和课堂交流中，三人都要以英语为主，不仅锻炼英语语言环境应用能力，还是为我国生物学人才在国外的研究留学打下基础。在国际茶生物学实验课程中，对于英语母语学生的加入，除配合汉语母语学生进行语境交流练习及美式思维培养外，还可从外国人身上学到美式科学思维，有利于我国科教人才的英语、科学两方面共同进步。 3.3ESP导向下的茶英语系统 ESP导向下的茶英语系统将会以“应用”取代“应试”。以《ESP专业英语理论》为主，茶英语系统的所有课堂教学都分为两个部分来设置。其一，前半节课的教师集体讲授和理论指导，即单向教学法；其二，后半节课的学生实践演练和模拟应用，即双向多元教学法。在ESP下的茶英语教学，以开展茶贸易辩论会、茶历史文化演讲等活动，提高学生的茶文化英语应用能力。在茶英语系统下，将学生的口语及逻辑思维能力的考核纳入系统中，以演讲、情景模拟等考试形式取代应试书面考试。 4结论 ESP视域下茶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不仅可以完善茶文化英语教学体系，还能增强高校学生的英语国际应用能力。通过茶文化地域性分类教学和国际茶生物学课程的开展，ESP导向下的英语课堂教学必将逐步发展，以“应用英语”取代“应试英语”，进而促进我国英语语言应用学的发展。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文化情境中美术作品鉴赏分析 摘要：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不一样的历史背景和不一样的情感积淀产生风格迥异的美术作品，这就要求在欣赏美术作品的时候要对作品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感情进行分析，重视在文化情境中对美术作品进行鉴赏。本文主要简述了如何在不同文化情境下分析美术作品所包含的韵味，并深入探究了美术作品中存在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美术作品；人文精神；鉴赏；文化情境 一、文化情境中进行美术作品鉴赏的原因分析 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不仅要重现事物的美，更重要的是把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感情融入其中，通过对各种学科综合知识的巧妙运用，使得“美”在其笔端得到升华。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要对美术作品创作的基本能力、空间想象能力、逻辑能力机型综合运用在，这样才能创作出一幅完美的作品。所以，我们在欣赏这样一幅作品的时候要对这些思想感情、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的分析，才能很好地提高鉴赏效果。 二、在文化情境中进行美术鉴赏的简述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对美术作品的鉴赏与研究也在发生变化，将美术作品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分析其蕴含的深层意味，可以对画家创作时的情景进行真实的在现，这样可以很好的提高我们的鉴赏水平。所谓文化情景就是一件美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当时所处的文化环境、时代背景、文化特征等等。在对美术作品进行鉴赏的过程中，分析其文化背景至关重要。在鉴赏美术作品的时候，不应该只对作品的技巧进行分析，还要明确作品的历史背景、社会人文以及科学特征等等，把作品融入到当时的文化环境当中去，对画家创作时的内在情感进行分析。优秀的美术作品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社会文明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术作品的优秀思想、优良的精神可以运用到社会生产实践当中去，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的促进社会的进步，还能引导人们的心态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且对研究人员的想象力、创造力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此外，还有很多非常深奥的哲学思想蕴含在美术作品中，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在做美术作品鉴赏的时候不仅要分析其历史环境，而且要分析画家在创作的时候内心的思想与情感。画家在进行美术作品创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多种不同文化与知识的综合运用，所以，加强文化情景中美术作品的鉴赏可以提高人们的基本素质。这种鉴赏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一种很好的还原，但是不是对生活简简单单的那种描述，而是把价值观、审美观与文化情景进行统一。人们在进行美术作品鉴赏的时候，应该通过视觉感受来体会作品中蕴含的深层次的思想与感情，努力与作者产生共鸣，在鉴赏美术作品的时候使自身的思想也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三、文化环境中进行美术鉴赏 俗话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同地区的美术艺术也有不同风情，所以我们在鉴赏美术作品的时候，要近距离的对美术作品进行感受。例如黄永玉前辈的《山鬼》有着浓厚的湘西本土特色，黄老塑造的“山鬼”这一形象其实是在湘西本地神话故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黄老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也让“山鬼”这一形象有了鲜明的特点。这个时候，我们要结合湘西本地的文化对“山鬼”这一民间形象和艺术形象进行对比分析。使我们在认识“山鬼”这个艺术形象的时候更加深刻。在对美术作品进行鉴赏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视觉、心理等方面的共鸣来进行，从视觉与心理上对作品进行感受，在这一过程中体验作者想要体验的情感与意境。例如在传统的国画进行赏析的时候，我们要对作品被创作出来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在鉴赏这种作品的时候应该对当代历史文化有很好的掌握，还可以借助古典音乐来进行联想，体会作者创作时的情感。中国古典画作和古典诗歌一样很多都是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了解了这一点很有利于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在进行美术作品鉴赏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美术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连接，由于美术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不仅仅是美术技巧的简单堆叠，其过程结合了很多其他学科的科学内容，其蕴含的知识是比较广泛的，这就要求我们在鉴赏的时候，融入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内容，这样可以很好的提高鉴赏的效果。例如：在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进行鉴赏的时候，我们要很好地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等等，把这些背景有机的结合起来，接受画家生活年代、国家发展面临的环境和当时的世界环境。这样可以加强对作品的思考，得到作者想通过作品传达出的深层思想。在鉴赏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与生活联系起来，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生活中有着丰富多彩的美术作品，所以想要在文化情景中鉴赏美术作品可以从身边的美术作品入手，以此来提高自身的美术鉴赏能力。美术鉴赏还要与自然美进行有机结合，用自然美来发展自身的思维意识与审美能力。将美术鉴赏与行为艺术相结合，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高美术鉴赏效果。 四、结语 不同的美术作品其蕴含的思想不同，再加上画家在创作它们的时候，融入了当时画家生活的环境与时代背景，所以我们在鉴赏美术作品的时候，要注重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对画家生活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进行深入了解，才能更好地体会到作品深处蕴含的深刻内涵。 作者：李梦琪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社会学视角下抽象美术作品鉴赏初探 美术作品是凝结在画作上的画家对于生活的感悟和理解，因此在欣赏美术作品时，不仅要能够理解画家高超的画技，同时也还要能够欣赏作品的美，理解作品想要表达的内涵。这在具体美术作品中能够较容易地实现，而在抽象美术作品中，由于其抽象性等特征，欣赏者较难理解其内涵。基于此，我们试图运用社会学视角对抽象美术作品的作者生平、生活环境以及政治背景等进行分析，使欣赏者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抽象美术作品。 一、通过对创作者的生平的了解来提升欣赏者对抽象美术作品的欣赏能力 欣赏者在欣赏抽象美术作品的过程中，了解创作者的生平有助于把握作品中创作者留下的各种痕迹，从而更加理性地认识作品。例如，通过对创作者专业教育经历的了解，欣赏者能够理解作者不同时期作品的特点，以及创作者成熟时期作品中所包含的其他派系的痕迹，对于欣赏和理解抽象美术作品有很大的帮助。又如，通过了解创作者的情感经历，能够使欣赏者了解创作者在创作美术作品时经历的情感，从而能够将对画作的理性理解转移到对画作所表达的情感的感受上来，使欣赏者对抽象美术作品的欣赏能力得到提升。在对荷兰印象派代表人物彼埃•蒙德里安的作品《灰色的树》的欣赏过程中，我们就可以采用了解作者生平的方法，这样就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和理解这幅画作，同时对这幅画作的美的印象更加深刻。彼埃•蒙德里安曾在早年师从其叔叔——海牙派画家富尔兹•蒙德里安，得到了写实浪漫主义的真传，这一经历对其后来的创作影响巨大。在《灰色的树》中，还能够看到写实浪漫主义的特征——将内心深处的浪漫情感通过写实主义倾泻而出。在青年时期，蒙德里安就读于国立艺术学院，受到了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1911-1914年间，蒙德里安受到了毕加索等立体主义的影响，因而形成了立体主义的风格，在《灰色的树》中，还能够看出采用了透视和立体三维画法的痕迹。在一战期间，蒙德里安致力于用画作表现和平和发展的理念，因而开始使用中性的色彩，这也是《灰色的树》中选择灰色作为主色点的重要原因。这样，通过对蒙德里安生平进行分析，欣赏者就能够对《灰色的树》有更加准确的理解，能够看出在画作中创作者采用的方法和其创作时的情感等，更能够欣赏到作品的美以及作者人格的伟大。 二、通过对创作者生活环境的了解提升欣赏者对抽象美术作品的欣赏能力 对创作者的生活环境的了解，能够从源头上帮助欣赏者认识到作者对于现实事物的认识能力。这样，当作者把现实事物抽象地表现为画作时，欣赏者就能够理解作者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主题和这样的情感。因为作者的生活环境不仅决定了创作者的受教育程度，同时还影响着作者对于事物的认知和对于情感的体验和表现程度。只有了解到这点，才能够更好地欣赏抽象画作。在对毕加索名画《哭泣的女人》进行欣赏的过程中，就需要充分地了解毕加索的生活环境，才能够深刻理解为什么“女人”哭泣时面部扭曲、眼睫毛的移位到如此地步。《哭泣的女人》是以毕加索的情人多拉•马尔为原型创作的。多拉•马尔与毕加索维持了长达九年的情人关系，在两人关系刚开始的期间，多拉•马尔与毕加索情感很好，两人出双入对。但是，两个人性格都很强硬，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左，谁也不愿意妥协，因而经常硬碰硬。在这样的相处模式之下，毕加索开始动手殴打多拉•马尔，并且多次将多拉•马尔打晕。多拉•马尔也因此多次哭泣。毕加索不仅经常打多拉•马尔，还经常出言刺激她，使她伤心落泪。在这种背景下，毕加索以多拉•马尔为原型创造出《哭泣的女人》。当欣赏者了解了毕加索的创作过程之后，就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哭泣的女人》中主人公面部的扭曲，也能够理解毕加索刻意对其的丑化，能够进一步地体会毕加索在创作时候的感情。 三、通过对创作者所处政治环境的了解来更加深刻地体会美术作品的寓意 虽然抽象艺术不直接表达现实社会，不直接表现政治问题，但是创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对其创作主题和创作思路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过对其进行研究，能够更加深刻地掌握抽象美术作品的内涵。在里希特的画作《派对》中，创作者就通过画作来对明星托里亚尼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来源于里希特的一时兴起，而是在里希特早年的生活方式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下产生的，因而有着明显的政治意味。里希特在两德分裂之后，在民主德国生活，后来冲破阻碍到了西德。在与民主德国有着完全不同政治气氛与创作氛围的西德中，里希特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并且努力适应。美国当时在德国的文化艺术政策和政治政策深刻地影响西德的艺术发展，里希特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进而发展了其政治波普风格，这在《派对》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运用社会学视角对抽象美术作品进行鉴赏能够使欣赏者更加准确地理解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把握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掌握作品所传递的情感，这对于欣赏者鉴赏抽象美术作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对抽象美术作品鉴赏的过程中，需要灵活运用社会学的视角，通过了解创作者的生平及其所处的生活环境、政治环境等对作品进行全面、深刻和立体的了解，不断提升对抽象美术作品欣赏能力。 作者：李群英 黄静 单位：河北传媒学院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文化情境中的美术作品鉴赏 摘 要：美术作品中蕴含着画家对于现实生活的所见所感，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中，美术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是不相同的，它所传达的思想、所抒发的情感和一定的历史文化情境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在鉴赏一幅美术作品的时候，关注的不仅仅是色彩、结构等表现手法，更应该去分析作品的绘画背景以及作者所要抒发的情感。结合每幅作品的文化情境，才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体会，才能真正去掌握一幅画所要真正表达的思想内容。 关键词：文化情境 美术作品 鉴赏 人文精神 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文化情境也是不同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可谓是博大精神，鉴赏每一时期的美术作品时我们应该具体结合当时的文化，只有这样才可以还原美术作品创作的文化情境，激发学生鉴赏美术作品的兴趣，进而加深对于美术作品的理解，感受出不同文学作品所要传达出的人文精神。 最初我们对于美术鉴赏只是有一个简单的认识，认为美术鉴赏可以让学生通过去欣赏不同的美术作品，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可以培养学生的感性认知，最终可以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可是现在我们应该要清楚的认识到：如果将文化情境和美术鉴赏相结合，会达到一种更好的效果。在b赏一幅美术作品的时候如果结合当时的文化情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还可以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在中国悠久文化传承过程中，我们知道前人会采用书籍记录、古物相传的办法，但是美术作品也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在鉴赏美术作品的过程中，学生可以了解到当时创作的历史背景，可以深刻体会出作者在作品中所要传达出来的人文精神，也可以去深刻的感悟清朝、唐朝以至于西周等历史时期的文化氛围，所以这种在文化情境中去感悟人文精神的方式是值得提倡的。 利用文化情境去进行美术鉴赏，还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如果单单的讲美术鉴赏归结于是一场美术课的内容，未免显得不太正确。在美术鉴赏的过程中，老师可以去引导学生主动去研究当时作品创立的背景，进而可以了解历史、看懂地理人文、体会人文精神，对于学习过程中的其他学科有很大的帮助，在一幅简单的美术鉴赏课中也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比如。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唐宫仕女图”中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是著名画家张萱在辉煌的唐代所创作的，表现了唐代贵族妇女闲情逸致的生活，细致的用画笔描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的形象。仅仅可以通过一幅画，就可以了解到丰富的历史文化，这才是文化情境中美术鉴赏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在美术鉴赏中，所应该去积极提唱和践行的。 在新课程改革中提出了要将美术作品的鉴赏放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学生了解当时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这样也会有利于提高学生鉴赏美术作品的能力。但是美术鉴赏这一课程在现如今的实施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鉴赏过程中只会重视基础却忽略了和现实生活的结合，只是专注于美术作品中色彩、结构、比例的讲述，但是却忽略现实生活的教育意义，以至于造成了学生只浅显的记住了“如何画”、“谁的画”，没有理解鉴赏真正的核心要素，所以并没有体会出美术作品所要表达出来的真正情感和所要传达出的人文精神，这样并不能达到美术鉴赏的真正目的。其次，在美术鉴赏中，只重于理论的学习，却未能将它付诸于实践，每一次美术鉴赏时只知道显示现成的美术作品，却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如果不能让学生自己去主动发现美术作品的历史文化，不能让学生主动去研究历史背景、创作原因的话，并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也不能激发学生主动去探究美术作品的兴趣。 对于当今快速发展的21世纪，科技不断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观点态度也随之不断变化，在新的挑战下新课程改革下的美术鉴赏必须要结合当时的文化情境，这样才可以真正去读懂一幅美术作品。那么如何才可以在文化情境中去鉴赏美术作品呢？ 首先，我们应该去读懂我们的传统文化。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不同于于最早的人类，现如今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都和以前不同，所以如果僵硬的要求我们用现在的思考方式去理解以前的作品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在鉴赏美术作品时应该引导学生进入当时绘画的特定文化情境，了解作者当时的经历，进而去看懂作者绘画的心。比如在欣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时，我们应该去了解北宋政治经济的繁荣发展，从画中去仔细体会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等，这样才可以看出古代社会细致形象的生活情况。只有去认真了解当时的文化情境，才可以真正地读懂这一无限伟大的历史艺术名作。 其次，我们应该增加美术鉴赏的实践机会。任何艺术都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在课堂上去欣赏美术作品，还应该多多在现实生活中是、在实践中去鉴赏美术作品。如果想要了解绘画的背景，我们可以在民间的一些建筑、工艺中得到启示。比如北京的古老的建筑，每一建筑中都凝结着当时人们最真挚的情感，我们通过切身的体验加上去了解当时的文化才可以去真正的欣赏。比如说民间的一些艺术，皮影戏、黄梅戏等都可以深刻的了解历史文化，并且可以通过它们的表现形式、形式就可以零距离的感受民间的艺术。 最后，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媒体进行美术鉴赏。网络媒体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美术鉴赏的过程中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欣赏一幅美术作品时，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这样也不会使课堂显得枯燥单调，会充分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每一时期的美术作品都包含着不同的思想，也填充了每一位艺术家特定文化情境中的独特情感，所以我们在鉴赏一幅美术作品的时候，不单单要注重作品的表面，更应该去关注作品的历生平经、生活的时代背景，才可以达到对作品的深入了解，最终去真正领域美术作品所要表达的人文精神。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美术作品鉴赏中的常见问题及策略 摘 要：美术作品鉴赏是美术欣赏教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应改变以教师为主角的状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从多个角度欣赏美术作品，并引导学生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关键词：美术作品鉴赏；存在问题；教学策略 “面对一幅绘画作品，该如何欣赏？面对一幅绘画作品，又该如何让学生学会独立欣赏？”这是一直以来存在我心里的一个问题，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我常常观察、研究、思考并总结这一问题。 一、初中美术作品鉴赏中存在的常见问题 1.教学前往往很少布置预习，教学过程中我讲的时间多学生思考的时间少，欣赏课课后也很少布置拓展作业 这样的课我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当作故事能听多少听多少，课后记得多少是多少。教学前很少布置预习是因为：（1）为了不给学习任务重的初中学生增加负担，所以一直抱着美术课的内容能在课堂解决就在课堂解决的心态。（2）事先对美术作品进行欣赏，学生需要查找一些图书资料或在网络上寻找，考虑到学校关于美术方面的图书资料不丰富，另外网络只有一部分学生家里有。 教学过程中，我讲的多学生思考的时间少，是因为：（1）学生都有惰性，而且当美术课是一节放松的课，希望教师讲，自己听听就行了。（2）至于思考，也是只有表层的反应。给予多一点的思考时间，没有人深入思考，而是变成了同学之间的聊天。 2.对美术作品的鉴赏也过多关注作者的介绍，作品的背景，还有作品的“文学性解释” 诚然，对美术作品的时代文化背景，其与艺术家本人的才能、性格的关联，以及美术作品描绘的故事等欣赏，是美术欣赏中重要的一块内容，让学生多了解和感受，使学生对艺术家及其作品有较全面和立体的认识，更能使学生在美术欣赏课中受到多方面的教育，得到全面发展。但过多阐释，而忽视作品的艺术特点，就有点为迎合学生的兴致，而将美术的“边角余料”过多阐述，没有回到审美教育的主渠道上来。 3.根据“答案”以印证自己是否答对，对自己的见解没有自信。 二、初中美术作品鉴赏的有效教学策略 1.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1）课前给学生充分的时间预习，引导学生利用图书馆、网络等收集与欣赏内容有关的资料，让学生有备而“赏”，从而缩短与欣赏内容的距离，产生欣赏的兴趣。兴趣是学生做好的老师，不必担心会给学习任务中的初中生增加负担。而且，据调查，现在一个班的学生有百分之八十家里有网络，已经不同于我们上学时期，所以有备而“赏”并非难事。 （2）上课时教师出示欣赏作品后，不要立即讲解，可以让学生读画几分钟，也可以以讨论的形式，请他们说说自己对作品的第一印象。学生可能只是凭直觉来欣赏美术作品，受到个体知识和经验的局限，感受到美的成分和质量都很有限，但确实是亲眼所见，亲身体验。教师不要因为学生思考讨论的成分和质量有限而失望，以简单的讲解代替学生感受的表达。重要的是出一些思考题，引导学生观察画面。如，画面是以什么颜色为主？画了些什么？颜色是暖色调，还是冷色调？整幅画感觉是欢快的，还是伤感的？这都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观感觉，胜于教师的讲解。 （3）课后，美术欣赏课很少有明确的课后作业或者练习，知识得不到巩固，加之欣赏活动多而分散，学到的知识很快就忘记了，所以，在教学中，可以给每节欣赏课设计不同类型的课后练习。如，在教学浙美版十三册“齐白石”时，课前我让学生观察寻找真实中的虾跟齐白石老人的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课上分析讲解后，课后再让学生回去仔细观察虾，比比真实中的虾跟齐白石画的虾是不是真像教师或自己观察的那样不一样，并动手用自己的方式去画画虾，以及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性。这样就把课堂的欣赏与生活联系起来了，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与主动性。 2.多角度鉴赏美术作品 （1）对于一件美术作品，因为最突出的美点不同，所以备课、授课的侧重点也应不同。有的作品须侧重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故事；有的应侧重于艺术家奇特而巧妙的构思；有的应侧重于形象的空间组合和画面构图；有的应侧重于造型与材质的表现力；有的应侧重于形象造型的寓意和联想；有的应侧重于对整体空间和自然环境的关照；有的应侧重于某种造型形式因素的运用。最重要的是教师能准确抓住作品的诸多美点之中一两个最为突出的美点，以此设计教学。 （2）美术欣赏课不应是一味地欣赏，有的时候让学生临摹作品，从中体味作品的内涵，这样就打破了欣赏课纸上谈兵、光说不练的局面，更有助于学生理解作品。美术教学的四个领域――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综合探索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相互交融与渗透，形成多向互动的关系。因此，欣赏教学与工艺、绘画的教学并不是孤立的，恰恰相反，欣赏教学始终贯穿在整个美术教学过程中，他们的关系是互为作用的，学生有了绘画的实践，能够更好地理解与认识艺术作品，而在欣赏艺术作品之后，他们就可以将作品的精华运用到自己的制作中。在学生有所体会的基础上，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为继续探求美作好铺垫。 3.培养学生自信力 教师在教学时要给学生更大的心理空间。不要以自己的角度来审视学生的表现；更不能不顾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语言能力，用过于理性化、专业化、成人化的语言对作品进行分析、点评；不要教给学生所谓的“标准答案”，因为任何一件美术作品在不同的人看来可能有不同的评价和感受，即使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件美术作品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都可能有不同的评价和感受。也要时刻给学生灌注一种思维，美术欣赏没有“标准答案”，自己体会到的就是你对这幅画的答案，而且要积极地把它表达出来。在课堂上，教师要转变教学形式，变教师一人讲为大家讲，先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观察、分析作品，然后鼓励他们讲出观察、分析的感受，讲错了没有关系，讲得好多表扬。当然当学生的理解与作品表意相差太远时，可以提出一些导向性的问题，启发和引导一些偏差认识回到较为正确的思路上来。例如，在教学浙美版十四册“现代生活的视觉语言”中，我紧扣学校对标志的需要，让学生共同为学校出力设计一个标志。在设计之前，以宾王中学的标志作为例子，让学生想想宾王中学的标志是有怎样的含义，作者是怎么构思的。学生怯生生地回答了一句“像蜗牛”，然后等我批判。我鼓励学生：“对啊，是有蜗牛的含义，你们比老师厉害，老师在没了解以前都看不出这含义，其实标志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你觉得像它就是。”一鼓励以后，全班学生争着讲，学生的回答保证设计者都没想到，但又很中肯。 （作者单位 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初中）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文化情境中的美术作品鉴赏研究 美术的学习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技能和技巧的训练，他应该是被作为一种文化和能力来被认识和培养的。新课程标准要求美术老师在教学中，除了要教会学生自己动手画画的能力外，还应该要教会学生全方位和多方位的认识世界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主要是要通过历史、文化、经济、人文、宗教等等一系列的知识面来扩展。任何一件艺术作品都不能脱离当时所具备的文化环境而单独存在，美术作品只有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才能够更好地被认识和解读，在美术的教学中只有将美术作品与广泛的文化情境联系，才能够让学生更好地在美术作品中扩展视野，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一、美术作品鉴赏文化情境的含义 文化情境主要是指一件文学作品或者艺术作品，创作的过程中所依托的文化环境、特征以及条件。在对作品的鉴赏过程中注重文化情境，可以使人们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含义，同时还可以帮助人们通过作品更好地了解一定的科学特征和社会人文气息。任何美术作品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中创作出来的，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美术鉴赏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单纯的技能技巧的欣赏层面上，而是应该将作品放到一定的文化情境中，认识到作品的特征、表现形式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 二、文化情境下的美术作品鉴赏教学 1.美术作品鉴赏与相关的情境结合起来 美术作品的鉴赏是要通过视觉、心理以及心境的共同感来完成，观赏者需要首先从视觉上产生感受，继而进一步提炼出作品想要表现的思想感情，从而从情感上产生共鸣。 比如在欣赏中国画时，教师可事先在教室多挂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古代、近代、现代的中国画图片，使学生一进教室马上置身其中，同时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在欣赏过程中，教师可播放一些中国的古典音乐来启发联想，并借助古诗词描述出一幅幅清丽、淡雅的中国画，以此内化学生的情感体验。因为中国古诗词、中国的古典音乐、中国画三者都善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所以借助古典音乐、古诗词既可以渲染学习气氛，又能帮助学生通过情感联想理解中国画的墨分五色、色彩淡雅的艺术特色。 2.美术作品鉴赏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 美术和音乐与历史以及文学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因此在美术作品的鉴赏中，可以相应地加入音乐、文学等等学科知识，丰富教学背景。比如在介绍画家生活年代以及国家时，就可以适当地加入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再比如对作品进行鉴赏时，还可以相应地加入与美术作品主题相应的音乐，来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情感环境，以促进更好地教学。一般学校只把欣赏中外美术作品作为美术赏析课程的重点，却忽略了与美术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领域。美术赏析课程更应具有综合性。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世界闻名的绘画出现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经济政治的进步紧密相连的。因此，人文历史、社会文化、经济、政治都要融入到美术赏析课程中去。只有这种各种学科的融合，才能使学生更快地提高学习的兴趣，提升审美能力，才能用学生能够用更广阔的思维来思考问题，更深层次地领悟生活真谛。 3.美术作品鉴赏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 艺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生活中的美术现象随处可见，因此我们在进行美术鉴赏教学时，可以将校内与校外，课内与课外的活动结合起来，将教学中的活动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这样不但可以让学生真实地感受作品的魅力，同时还能够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强他们的感性认识，创造更加广阔的文化情境。比如我们可以利用学校建筑中的走廊教室等场所来展示学生的作品，营造艺术氛围，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学生欣赏及评述美术作品的能力，同时，还能够起到美化校园的效果。又比如在欣赏建筑艺术时，我们可以让学生自己走出校园，去评述日常生活中的建筑布局和特色，因为这些建筑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建筑，因此学生在进行分析和评论时也会产生出浓厚的兴趣，对于艺术作品的鉴赏也会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4.美术作品鉴赏与表演结合起来 美术鉴赏课程是学生通过对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等的欣赏，来发展学生的审美意识，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在美术鉴赏教学中将美术与表演艺术结合在一起，可以更好地活跃课堂气氛，表演中的语言以及形体展示来让学生通过观察了解各种形体动作，从而更好地积累素材。比如在鉴赏外国雕塑《拉奥孔》时，为了能更好地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被巨蟒紧紧缠身的痛苦和挣扎情景，教师就可以适当地安排学生到讲台前来进行表演，学生通过表演拉奥孔以及两个儿子被巨蟒紧紧缠身时痛苦地扭动奋力挣扎的情景，学生通过亲身的表演以及身临其镜的观察，可以对雕塑作品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在学生头脑中也会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三、结语 美术鉴赏教学是美术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教师的指导，让学生能够更好地体会到古今中外优秀美术作品中作者的创作思想和精神内涵，同时美术鉴赏教学也是对学生美术欣赏及评述能力的扩展和延伸，它有助于更好地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更好地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学生尊重世界多元化文化的情感和态度。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文化情境中的美术作品鉴赏 摘 要：每一件成功的美术作品都不是单纯的一件东西那么简单，他们都有自己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历史含义，而且其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感情色彩。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学生在浓厚的文化情境中去体会美术所特有的那种感觉，使学生能够将美术作品和其所处的文化历史联系在一起，进而能够加深学生对美术作品的认识，并且激发学生对自己祖国的优秀历史文化的热爱，促进学生对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理解和尊重，以期他们在人类文化的继承以及发展进程中做出贡献。 关键词：文化情境；美术鉴赏 社会在进步，新课程的要求也在不断改革，而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应该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景当中，对加深学生对美术作品的认识，对提高他们在美术鉴赏方面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在文化情境中进行美术作品的鉴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作品的作者当时所在的具体环境，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美术作品的鉴赏，是最好的鉴赏方法。因此，老师在平时美术鉴赏课程教学的时候，在向学生教授美术鉴赏方法、技巧的同时，还应该要注意对文化情境的创设，达到不断提高学生对美术作品的鉴赏能力以及他们的人文素养。 1 美术鉴赏与人文精神 美术鉴赏作为当代学校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不但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而且还能使学生在更高层次认识人性的真、善、美。如果说其他课程锻炼的是学生的理性思维，那么美术鉴赏就是在培养学生的感性认知。进行美术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发现和感受到所处社会和大自然的美，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美，教会学生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世界，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艺术创造力。在老师进行美术鉴赏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带领学生，让他们学习到如何去欣赏那些古今中外的非常优秀的作品，通过接触那些不同的艺术手法，再清楚地了解到各个艺术流派特色的同时，还能够感受到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所产生的不同的美术作品所特有的美感，进而达到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使之建立起良好的审美观。 2 在美术鉴赏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美术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历史文化的集成和发展的方式，他除了能够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之外，还能够起到对学生的人文教育的作用。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以及人类的情感和思想的传递的过程当中，美术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所以说不断提升学生对美术作品的鉴赏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就要求老师在平时教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不单单是为了教会学生如何去机械地鉴赏一件美术作品，简单地知道美术作品的好坏之处，并不是美术鉴赏课程教学的最终目的，除了这一方面，还应该让学生了解到美术作品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辨别作品优劣的同时，深刻地体会到作品当中所蕴含的美，以及作品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 3 为美术作品创建真实的环境背景 众所周知，任何艺术都离不开实际生活，而艺术对人们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一件美术作品，它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一件孤立的东西，一件好的美术作品是离不开社会日常生活的，所以，学生学习美术鉴赏的同时，还应该学习美术作品所带来的特有的历史文化。因此，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应该不断地引导学生，让学生能够体会到美术作品的时代性，体会到作者深刻的创作情感等。另外，在鉴赏美术作品的同时，还应该能够对其美术作品和自身、大自然以及所处社会的微妙的关系，培养自身的文化素养，热爱祖国的历史文化以及艺术。 我国存在好多的民间资源，比如说具有独特当地风情的建筑、工艺等，这些都是美术作品鉴赏教学最好的课堂。所以说，在进行美术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地利用这些本土的资源，使得学生的美术鉴赏的过程中，能够根据老师的引领近距离地体会我国民间艺术的独特之处，对美术作品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要达到以上的效果，还需要学生自己的配合，在课余时间学生可以根据老师之前布置的问题，进行分组调查，比如说民间的木偶戏。在木偶戏的场地、造型、服饰以及表演人员的唱腔等方面，写生都可以带着老师的问题去亲身体验。一张大桌子就是木偶戏的舞台，在很远的地方人们就能够听到木偶戏表演的鼓乐和演唱，一个表演人员可以同时做到唱、做、念、打以及奏乐。通过对木偶戏表演的一系列的过程，学生更能够体会到木偶戏的历史背景，并且对那一阶段的历史文化有了深刻地了解。 学生在平时的仔细走访与观察中就会发现，木偶戏作为我国民间的极具价值的艺术瑰宝，但是它的观众一般都是那些中老年人，对年轻人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而且在它的表演方式、形式没有任何变换，十分单一，几千年流传下来木偶戏一直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没有经过任何的改革与创新，这些与当今社会的多样化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木偶戏的传承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通过这些经历，学生就可以充分地挖掘出他们的爱国、爱祖国历史文化的热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自身的历史文化的保护意识。 4 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媒体 艺术与艺术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是可以相互借鉴，彼此渗透的。黑格尔曾经说过，音乐和绘画之间是存在亲切家族关系的，因为他们在人们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当代的艺术教学活动，在对材料的处理上面，绘画就可以打破界限进入音乐的范围之内。所以在进行美术鉴赏的时候，老师可以借助于现代化多媒体技术，对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是很有用的。例如，老师在带领学生学习罗中立的著名作品《父亲》的时候，在画面上呈现的父亲的脸是古铜色的，老父亲脸上的沟壑以及汗珠，老父亲裂开的双唇和微微露出来的牙齿等，这些描绘统统都是作者对老父亲敬爱之情的体现。同时，绘画的背景是在一片金黄色，金黄色代表着太阳，也是希望和丰收的象征。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就可以借助于音乐歌曲《老父亲》，优美细腻的画面，再加上演唱者饱含情感的演唱，就把父亲的伟大表达得淋漓尽致。老师还可以再加上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影视片段，适当地对当时的气氛加以渲染，这对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有很大帮助。 在鉴赏美术作品的过程中，有了音乐和动人画面的渲染，对学生而言，都是最直接的听觉以及视觉的冲击，这就会让学生觉得更直观，并且由画面中的老父亲联想到自己的父亲。在学生观看、聆听、联想的一系列情感的变化过程当中，学生就能够真正体会到这幅作品命名的真正含义，并意识到具体生动的多媒体设备对美术作品的表现作用。 5 结束语 社会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的精神世界却越来越匮乏，美术作品的鉴赏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好的选择，在美术作品鉴赏的过程中，人们不但可以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还能填补自己越来越匮乏的精神世界。另外，要学好美术鉴赏，一定要有历史文化情景的保证，让学生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景中加深自己对美术作品的感悟以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高中美术作品鉴赏教学中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 摘要 高中的美术课程是集应考和鉴赏为一体的教育，虽然外向的应考作用可以使学生更好的掌握美术绘画方面的技能，但是内向的美术审美鉴赏能力则更为重要。扩大学生美术方面的知识面，树立良好的审美意识，形成完善的审美心理结构，对学生的综合素养的提高极为重要。美术鉴赏可以促进学生艺术修养的提高，使学生的身心健康得到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 高中美术；教学；鉴赏能力 一、前言 高中美术教学活动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有一定的美术素养，进而掌握一定的美术鉴赏能力，这是学生在创作和设计等活动中必须具备的能力。美术课程的重要价值首先就表现在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对美的敏感度，进而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最终达到学生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还有责任感。美术鉴赏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锻炼达到的，需要教师和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共同完成，在欣赏和创作美术作品中潜移默化的完成。 二、提高学生美术鉴赏能力的原因 1.学生在美术课堂上存在对美术的误解 高中新课改以来，为了改变学生直线条的思维方式以及教师单纯的教授学科知识等情况，美术课程目标划分了创造、设计、鉴赏以及探索四个阶段和领域，为的是使学生能够多角度综合的了解学习美术课，提高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和综合素养，但是研究发现，这四个阶段和领域中，学生对鉴赏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大多数学生对美术课的理解就是教师教他们怎么学会画画，他们对美术的范畴几乎不了解，对高中美术课中的鉴赏课也缺乏印象。 2.学生学习美术课时丧失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是所有为人师表的教师都知道的至理名言，但是现在的高中生对美术鉴赏课几乎毫无兴趣，使得提高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成为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三点：首先是，家庭教育因素，学生在很小的时候，家里的父母就告诉孩子美术就是画画，在孩子画的好的时候给予鼓励和奖赏，误导了孩子对于美术概念的判断。其次是，教师虽然在努力执行新课改的各项任务，但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教学模式已经让教师很难改变过来，陈旧的教学模式导致课堂气氛沉闷，不能激发孩子们的兴趣，甚至讨厌美术课上的理论知识讲解。最后是因为学生对美术鉴赏课了解甚少，认为那是一种高不可攀的境界，自己是不可能掌握这样高雅的鉴赏能力的，信心的缺乏也是学生缺少兴趣的原因之一。 三、培养和提高学生美术鉴赏能力的方法 1.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应强化理论学习，提高综合素养 美术鉴赏课需要教师拥有良好的系统的与美术有关的史学知识和美术专业知识，美术教师在课堂上作为主导，本身就应该具备扎实的美术功底，广泛涉猎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丰富自己的知识体库。不断的学习和强化自己的理论知识，厚积薄发，才能在课堂上游刃有余，将美术课上的有声有色，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审美教育需要仰赖教师的综合素养，教师只有将自己装备好，才能带给学生以美的感悟和体验，启发学生，让学生学会自己探索审美意识，建立审美观念。美术老师要根据学生各个阶段的认知规律因材施教，让学生发现、欣赏和创造美。 2.联系历史实际，发现作品中的美 高中的美术课强调美术作品的人文性质，要重视美术和生活、美术和历史文化的关系，教师在课堂上应该注重创设情境，针对教学过程中的美术作品，可以用与作品相关的历史故事、音乐或者其他材料进行教学，让学生能感受到作品中的审美意境，体悟作品包含的精神。在有限的美术教学时间里充分激发学生的人文情怀，引导他们树立美术鉴赏能力的观念和意识，然后让学生自己发现作品中的美，进而发现生活中的美，最后自己欣赏美和进行艺术创新。 3.善于运用多媒体工具进行教学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讲解为主体，课本是中心，学生作为学习者只是被动的接受教师所讲述的内容，学习是很局限的，并且学生缺乏听课的兴趣，效率非常低下。现代教学当然不能再因循守旧了，信息化的社会，不仅是教师，包括学生自己都可以从网上了解到很多讯息，所以课堂上更是应该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工具，让美术学习变得生动有趣，教师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学习方法和途径，营造美术鉴赏的一种氛围，让学生通过过程性的了解和学习，处理艺术信息，提高美术鉴赏能力，构建良好的艺术认知体系，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方法和审美意识。多媒体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让美术鉴赏课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更加生动形象的课堂氛围中产生对美术鉴赏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掌握美术鉴赏的基本能力。 运用多媒体网络技术不仅可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还可以开创新的教学欣赏模式。动态的视屏和相关的美术作品等资料相结合，影片欣赏和启发性的问题相连接，带给学生全新的课堂体验，扩大了学生的视野，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并且还提高了课内的教学效率，使美术学习的过程得到优化。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鉴赏能力也会进一步得到提高。 四、结语 在美术鉴赏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精心备课，探索多样且有效的教学模式，注重美术作品中人文情怀的显现，激发学生自己对美的探究，让学生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掌握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并且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最终提升自己关于艺术方面的综合素养，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养成健康的良好的审美情趣。学生在综合的立体的教学模式下，通过对美术作品的作家、艺术现象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了解，掌握运用文字和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审美感受和认识的方法，提高自己的审美鉴赏能力。 美术作品鉴赏论文:高中美术作品鉴赏应重视民族精神教育 【摘 要】高中美术作品鉴赏重视民族精神教育，既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需要，也是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高中美术作品内容丰富，大量作品能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高中美术鉴赏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要正确对待外来思想文化，要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从而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关 键 词】高中美术；鉴赏； 民族精神 、教育部决定，从2004年开始，每年9月为“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作为普通高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中美术鉴赏课能使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美术与自我、美术与自然、美术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理解文化艺术，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美术鉴赏课重视民族精神教育，将对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学生的终身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需要。民族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民族意识、民族心理及其社会理想的精神性文化。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作为高中阶段的美术鉴赏课程，它对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发展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无论从爱国主义角度还是课程本身而言，都要积极培养学生善于学国传统文化的品质、体会祖国传统文化底蕴以及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尊重，锤炼充满理想、不断进取、乐观向上的信念，激发个体创造力，逐步确立民族文化自信。 其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是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美术鉴赏课不仅要传授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还要发挥传承文化艺术、弘扬民族精神的作用，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道德思想素质基础。这就要求美术课不仅要关注知识、能力目标的落实，而且要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情感因素，采取有效的方式落实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这同时也促进学生知识学习和能力的提高，内化为自己的精神，指导自己的言行。 当下，由于美术课不是高考科目，有的学校美术课时难以得到保障；有的教师不重视美术教学，更不愿意挖掘美术作品的深刻内涵，美术鉴赏课的德育功能难以发挥，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功能也很难真正实现。 一、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民族精神渗透在整个民族文化的各个环节，贯穿整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集中体现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品质。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集中体现。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二、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在美术作品中的体现 我国的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美术共同构成世界美术的多元化。美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课程具有传承文化艺术的功能，而中华民族精神又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因此，我国许多美术作品不仅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1. 体现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它贯穿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作为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祖国最深厚的感情，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但有共同的要求。高中美术鉴赏中徐悲鸿的《奔马》在表现手法上将西洋画中的解剖与中国传统笔墨相结合，显示出徐悲鸿以中西融合的方法改造传统中国画，以使之具有面对现实能力的思想。在主题上，他以昂首飞奔的骏马来表达对民族前途的关怀和希望。徐悲鸿这幅作品起名《山河百战归民主》，表达了他对新中国成立，人民从此当家作主的喜悦心情和对祖国未来的期望与情感寄托。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不仅要补充作品的创作背景，还要重点介绍徐悲鸿生平事迹，徐悲鸿的大量作品都饱含着他的爱国之情。 2. 体现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先民很早就认识到，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个体必须结成整体，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这种整体意识在全民族得到普遍认同和升华，成为团结统一的精神。徐悲鸿的另一幅作品《愚公移山》创作于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徐悲鸿还在印度访问。1940年4月，徐悲鸿喜闻国内传来鄂北大捷，非常高兴，他感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积小胜为大胜，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他以中国传统故事“愚公移山”为素材，创作了一幅作品，以表达他的这种思想。 3. 体现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素来以热情好客、睦邻友好、崇尚交流著称于世，以“礼仪之邦”享誉于史。正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赞誉。高中美术鉴赏中有多幅作品体现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潘鹤、王克庆等集体创作的雕塑《和平》就有深刻的民族精神的内涵。《和平》雕塑共有两件，一件置放在日本长崎市的和平公园，一件置放在北京复兴门大街。旨在让日本人民和政府以二战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推进中日友好关系，维护持久和平。作品以洁白的大理石为材料，用写实手法雕刻了一位身着中国衣裙的美丽少女，她长发如云，长裙曳地，形体完美，舒展双臂，回眸注视着落于臂上的白鸽，俨然是一尊护卫和平的圣洁女神，使人的心灵受到洗礼，感到和平之可贵。通过教师对作品的分析，向全体学生传达了作品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增强了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教育。 4. 体现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历来把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不畏强暴、英勇顽强视为优良品格。正是这种勤劳勇敢精神，奠定了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立业根基。方增先于1955年创作的中国画《粒粒皆辛苦》就体现了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该作品画的是一位老农蹲在地上伸臂在捡拾地上的麦穗，其后是两辆装载满捆小麦的驴车，毛驴吃力地拉着向前。从老农左手拿着鞭子和两穗麦穗来看，显然他是随车而行，不时拾起地上的麦穗。此画充分地表达了农民珍惜粮食的情感，画家又以“粒粒皆辛苦”为题，旨在启迪观众。 5. 体现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反映了中华民族永无止境的创业追求、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王文彬先生的油画《夯歌》表现了骄阳似火，晴空万里，一群朝气蓬勃的姑娘在水利工地的大坝上打夯。打夯本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而画面似歌伴夯起，歌伴夯落，具有音乐舞蹈的节奏美。作品又以仰视的角度，塑造了姑娘们自强不息、顶天立地、健康快乐的形象。通过作品分析，让学生更加明白追求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他们的重要意义。面对繁重的学习任务，需要自强不息的精神；面对今后人生的创业，更需要自强不息的精神。 三、美术作品鉴赏教学要重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高中美术教学不仅要通过作品鉴赏让学生理解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更要在教学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1.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强调：“尤其要引导学生深入地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增强对祖国优秀文化的理解。”美术作品本是文化的载体，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因此，在美术鉴赏教学时，要重视中国古代绘画、古代雕塑和古代工艺美术教学，了解创作意图，理解创作风格，挖掘文化和精神内涵，引导学生继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2.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正确对待外来思想文化。高中美术教材呈现了多幅外国巨匠的作品，这些作品提高学生对美术作品的内容、材料、形式、风格多样性的认识，使学生体验美术与生活的关系，陶冶审美情操，提高生活品质。我国的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美术共同构成世界美术的多元化，因此要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作的优秀文明成果，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此同时，新课程标准也要求我们培养学生提高鉴别和判断能力，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 3.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纵览古今，文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悠久的文明进程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在上美术作品鉴赏教学时，要不断引导学生逐步形成敏锐的洞察力和乐于探究的精神，鼓励想象、创造和勇于实践，让美术教学在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发展动手能力和开发潜能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只有不断注入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才能使民族精神博采众长、日益丰富。

工艺美术论文:浅谈工艺美术的创造性教学 首先，教师应提高自身素质，广泛吸取相关领域知识，在课堂教学中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 教师首先要有创造性的教学，一节富有创造性的课会富有魅力，在教学中教材内容确定以后，教师的工作就是解决形式问题，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讲课，既要传授知识又能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这是一节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学生很注重教师课堂上对于工艺设计作品的阐述和分析，换个时间和地点，学生的反应却没有一点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情感想象，完全是一种移植，这是老的教学模式的弊端，听任这种态势的发展，将大大不利于为我们现时代的工艺美术设计教学。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教师应解放思想，不拘与传统观念，乐于接受现代教育观念，在教育改革中勇于创新，运用独特思维方式。比如在《装饰美术字》教学中，字体结构是难点，学生难以掌握。我们可以把数学分式概念（比例、平行线、对比、均衡等）引进，指导学生合理安排笔画位置，克服难点，提高效果。在意识品质上，教师要不断培养自己的进取心和好奇心，为学生在渴求和探索知识的道路上树立榜样。尤其是在教师的专业素质方面，更应该不断进取积极提高。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教师树立全新的教学理念，调整课堂教学的模式，让工艺美术教学真正起到素质教育的作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意象”，象是意的寄托物，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变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把这个概念传授给学生，有助于学生构建合理的审美知识体系，使学生学会运用多元思维方法进行创造性的学习。 其次，应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自主性及主体性，让学生认识到协同发展的重要性。 构建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学习着主动构建知识的工程，而不是将课本知识和教师的只是简单的装入学生的头脑的过程。教师应及时转变教学理念，扭转“一言堂”的模式，积极创设情景，挖掘教学内容中趣味性.生活性并且符合学生心里的东西，在一定审美氛围中让学生轻松接受新型刺激，激发想象能力。想象力是创作的源泉，在想象力的驱动下，学生的创作能力得以发展，这样的作品是学生自信心发展的动力。学生自信心的增强会直接激励学生更加主动的去创作作品，长此以往，这样的良性循环对学生意志品格的形成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还要有意识的利用学生积极向上的心理培养其竞争意识，号召学生“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学生正处于少年争强好胜的心里阶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调动他们的这种意识，有意识的运用分组教学法，作品展示法等，让学生进行自我对比自我评价，从而达到自主积极的学习的目的。 素质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实践是课堂教学的必要的有益的辅助手段。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的主体性，就要求学生学以致用，让学生到社会中去锻炼。如在广告装潢设计课程中，在讲授过基本的理论知识后，教师就应有意识地布置学生市场调研，了解产品包装、广告、图形、文字的构思、构图及其制作过程，并且鼓励学生到广告公司亲自动手实践，在制作工程中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动手能力，缩短了学生与社会的差距，开拓了视野，积累了经验，为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也非一蹴而就的。 人们头脑中都有一定的思维方式，而定向思维方式是创新思维的天敌，生活中只有摒弃定向思维，才能发现平常实物下的不平常，才会“不走寻常路”，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另外，鼓励学生多欣赏优秀设计作品，鼓励他们大胆的进行情感想象，多角度的感受艺术形象，也是提高学生创新思维的一条极佳途径。 诚然，工艺美术学科素质教育只是学生整体素质教育中的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但绝对是不可缺的。终身教育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工艺美术教育培养的学生呢，当然不能只局限于课堂上所教授的基本知识和理论，不是对美术作品的量的积累，而是从中感悟艺术形象内在的意，以此来磨练自身的思维习惯和情感想象能力，并且最终达到对学生人格形成和完善的人文性素质教育。 本文作者：葛明亮 单位：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艺美术论文:探析传统工艺美术的文化特征 传统工艺美术品在社会价值和现实功用方面体现了“用”与“美”相统一的造物原则。崇尚心性与物质的交融统一、人为与造化的和谐默契，追求天时、地气、技术、材质与文饰等诸因素间的关系协调、相宜。切合这种人文理想并长期积累形成的法度、原则和技艺，构成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是造物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了传统文化、哲学思想。这种造物文化一直传承至今。众多的传统工艺美术作品，无论是从主题、图样还是材质与制作技术，无不追求文化上的高品位。许多大师、艺人在刻苦钻研、提高技艺的同时，都十分注重深化作品的意境，提高文化品位。嘉定竹刻的已故名家徐素白老人(1909～1976)在潜心研习竹刻的同时，还经同乡名画家冯超然的推介，与上海书画雕刻界的众多名士交友合作，切磋技艺。和他谈画论艺的著名书画家有江寒汀、钱瘦铁、唐云、程十发、乔木、沈尹默、邓散木、白蕉、马公愚等等，与书画家交友和合作不仅提高了自身艺术修养，同时也提升了作品的文化艺术内涵［1］。就连一般的工匠也明白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素质的重要性。因为，文化艺术素质低下，就无法体会文人士大夫们所追求的文化意韵、审美情趣，也就无法制作出文人士大夫们认可的工艺美术作品。供需双方的互动进一步推动了传统工艺美术品文化品位的提高。传统工艺美术丰厚的文化价值，奠定了它的文化产业地位。 产业价值 从产业价值上看，我国的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具有三个特点:资源消耗少，低碳环保;投资小、产出大、见效快;劳动就业容量大、产业价值高。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的原材料来源广泛、普通，多就地取材，有些还是废物利用、变废为宝。材料能源消耗少，资源利用率高，附加值大;同时，环境污染小，是无烟工业。一根针、几缕线、一块石头、一个树根，简单平凡的原料，创造出来的却是独具匠心的神奇。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望江挑花，就是凭一根针、一块布、几缕线，再加一个木绷架就可以开展生产。然而，挑制出来的成品却因艺术风格独特、与日常生活结合紧密而蜚声海内外。从资源与环境的保护角度来衡量，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符合低碳产业的划分标准，在当前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针推动下，产业发展机遇好、前景广阔。传统工艺美术孕育成熟于民间，技艺以师徒制或家族传承的方式存续在广大民众之中。产品审美与实用结合紧密，涉及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受人们喜爱。产品生产具有手工为主、设备简单、就近选材、本地加工的特点，因而固定资产与原材料投资小。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来衡量，单个产品成本低，商品价值高，产出大，见效快，最适合发展中小企业。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望江挑花”所在的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从2008年至今先后有惠龙、润芳、金百灵等3家挑花生产企业工商注册成立，并在望江县鸦滩镇建设了挑花一条街，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的文化产业建设。传统工艺美术的多数产品是以人工制作为技术和审美特点的，同时，多数制作工艺也要依赖手工技艺和匠心、耐力才能完成，机器生产无法替代，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劳动力较多，劳动就业容量大。诸如“望江挑花”一类的刺绣行业，从业人员多。仅望江一县就有专业挑花工人800多，业余的不计其数。目前，全国从事工艺美术行业的人群达到了500万人;而中国农村中，从事草柳编之类的庞大工艺加工群体，也约有2000万人［2］，并已在全国各地形成许多文化产业园区和批发交易市场，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2006年，我国已经形成工艺美术产业集聚区56个，产值449．90亿元，从业人员123．73万人(包括社会加工人员);产业集群23个，产值1110．79亿元，从业人员249．88万人［3］。 经济价值 传统工艺美术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是出口创汇的重要行业。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工艺美术品的出口创汇，在全国出口创汇总收入中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生产与贸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6年年底我国工艺美术行业共有4．97万个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4013亿元人民币，从业人员258万人;在出货值方面，2006年全国工艺美术行业出货值为1420亿元，占全行业工业总产值的39．4%［3］。2008年，全国4767个工艺美术制造企业完成工业产值2882亿元，其中出货值1085．53亿元［4］。2010年，全国工艺美术行业总产值已达到8000亿［2］。由此可见，工艺美术行业产值增长迅速，经济价值日益增大。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一直深受各国人民青睐，在国际礼品市场占据很高的份额。国际礼品市场需求巨大，仅美国每年有740亿美元，德国160亿美元，日本15万亿日元，西班牙2．8亿欧元［5］。可见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的市场前景广阔，产业的经济价值诱人。2011年前三季度，沈阳工艺品出口累计2788批次，出口创汇462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亿元，出口目的地有美国、德国、荷兰等欧美发达国家。沈阳工艺品出口自去年突破1亿元大关以来，再创新高［6］。需求巨大的国际市场，为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实现更高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审美意韵、造型样式和工艺技巧等文化、艺术和技术资源，许多产品制造领域都可以吸取运用，涉及众多行业、几百万家中小型企业、成千上万种产品。如生活日用品的外观造型设计，环境艺术与室内陈设、软装饰设计，卫浴陶瓷洁具等产品。将传统工艺美术资源科学地加以提炼，并与现代设计理念以及相关行业现有的技术和工艺深度融合，设计创新出众多满足日常生产、生活需要的产品，必将会强有力地促进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开拓，将极大地提高我国工艺美术产业的经济价值。 创意特征 在所有产业的组织结构体系中，都应该有“创意”这一要素，对于传统工艺美术产业来说也是如此。没有创意要素支撑的只能是加工业，这是很难持续发展的。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具有创意特征，主要表现在产品创作、生产的特点上。许多传统工艺美术品对抽象的寓意等的视觉物化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创造，创意特征显著。如“望江挑花”制品的挑制，挑花的人物、花卉、飞禽等造型简洁、夸张，变形稚趣可爱、大胆生动，不以外形的逼真摹拟为目标，而把物象作平面化处理［7］。这种平面化的夸张、变形方法，是为了适应制作工艺和审美取向以及世俗情感而设计的，是在创意思维引领下产生的，充满了智慧和创意的火花。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的创意特征，更突出地反映在“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创新产品生产特点上。许多传统工艺美术品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用品，审美的形式与使用的功能的完美结合就是创意的一种具体体现，在视觉上必须顺应消费者的时尚审美意愿，功能上必须满足消费者潜在的需求。为了满足以上两个要求，就必须实现功能与形式的创新与统一。仍以望江挑花为例，一方面必须设计出符合今人视觉欣赏追求的图案，另一方面必须寻找适合运用挑花的产品类型，然后才能进行图案与产品之间的对应设计与制作，整个过程每一步都是在创意指导下展开的，是实现“用”与“美”相统一的创造。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的创意特征，更集中地体现在工艺美术产业在造型、品种、技法、生产方式、材料、功能等方面，千百年来不断的创新上。传统工艺美术品的造型设计，一直随着人们的视觉审美追求、器物的形制以及用途的变化而演变。每一次对变化的适应都是一次造型上的新创造。如从红山文化的玉龙到明清龙椅上的龙，其间有多少凝聚着创意智慧和匠心的不同形象。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工艺美术品种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发展，覆盖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工艺美术更是不断追求着生产方式和制作技艺的革新进步，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同时，不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从盘、捏、拉、塑、刻、画、吹、錾、铸到冲压、喷涂、电镀、切割乃至电脑设计、自动控制等技术。每一次的技术进步必然引发生产方式的革新，导致由个人、小作坊的全程生产向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生产的转变。传统工艺美术在继续运用泥、石、草、木、棉、纸、布、金、银、铜、铁、锡等传统材料的同时，也在不断运用新材料，如塑料、塑胶、矿物、废品以及新型复合材料等等。同时，随着人们消费需求的发展，传统工艺美术也不断深入到各种不同功能的产品领域。千百年来，传统工艺美术在造型、品种、技法、生产方式、材料、功能等方面的不断更替演进，创意是其内在的原动力。#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朱胜甲 朱小龙 王天岚 单位：安庆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 工艺美术论文:民间工艺美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摘要】传统工艺人才“青黄不接，亟待新添新生力量”成为苏城文化产业发展的短板之一。本文以本校雕刻艺术设计(玉雕)试点班为例，创新民间工艺美术人才培养模式，总结形成长效运行机制，推动民间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助力工艺美术产业创新发展。 【关键词】民间工艺;人才培养;运行机制;创新 苏州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工艺美术之乡，苏绣、缂丝、核雕、玉雕等传统工艺更是闻名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推动民间艺术发展成为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工艺文化人才成为推动工业文化教育，促进工艺美术特色化和品牌化发展的基础。高职院校作为技能型人才培养重要基地，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根据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需求情况，由苏州市政府，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及企业单位提议，成立苏南民间工艺学院，将民间工艺传承融入高职教育教学中。正是由于社会与市场的需求，在民间工艺人才的培养中，政府、行业、企业、学院合作办学成为苏南民间工艺学院的办学特色。在近年的人才培养中，形成了“政府引导、学院搭台、大师唱戏、校企合作、共促发展”的长效运行机制，不断创新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探索出一条适合传统手工行业自身发展，融入行业企业，服务社会发展的特色道路。 一、完善校政行企合作机制，规范合作管理 1、发挥校地共建优势，成立校政行企合作理事会。学院联合政府行业企业成立合作理事会。在工艺美术文化人才的培养中，强化政府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的主体作用，完善顶层设计。学校根据政府需求、行业标准、企业条件，开展工艺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从合作组织结构、资金和制度保障、政府支持等方面促进合作关系，加大政府行业企业在联合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话语权，因地制宜，进一步发挥各方合作优势。依托政府支持，借助行业指导，深化校企合作，实现社会、企业、学校、学生多方收益的“多赢”格局。依托政府支持，借助行业指导，深化校企合作，实现社会、企业、学校、学生多方收益的“多赢”格局。2、整合社会优势资源，成立文化创意产教联盟。学院与苏州市工艺美术协会，地方政府联合发起成立苏南工艺文化创意产教合作联盟，探索产教融合新机制，建立学院、政府、行业、产业四方融合新平台，加强深度合作。着力推动民间工艺产学研工作，服务产业发展，开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基础研究和推广应用，探索出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3、坚持现代学徒制，创新校政行企合作运行机制。学院成立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学院院长，政府分管领导，企业管理层，工艺大师等。真正使得合作四方都参与到人才培养中来，达到相互渗透和融合，积极推荐实质性合作。在运行中，坚持“二六原则”，即两个建设和六个环节。(1)加强“传统手工专业群建设”和“大师工作室建设”。通过社会调研，结合周边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学院开设橄榄核雕刻、玉石雕刻、红木雕刻、刺绣等多个专业，形成了具有吴文化特色的专业群。在教学过程中，根据企业要求，变原有的教学实训室为工艺大师工作室，重建教学示教场所，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创新形成“合作办学、大师治校”现代学徒制管理模式，建立集产、学、研一体的合作运行机制。(2)贯彻六个环节。为了有效培养人才，实际运行过程中，始终贯彻六个环节:①分析合作办学背景和基础条件;②明确合作思想、思路及原则;③确立合作总体及具体目标;④制定详而可行的合作建设内容并加以实施;⑤提供强而有力的保障措施;⑥创新高效稳定的管理机制。 二、拓展校政行企合作平台，丰富合作内容 1、搭建专业建设管理平台。学院引进政府、企业及行业人员担任各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与委员，共同承担培养工作，根据社会需求及工艺技能人才培养规律确定人才培养定位，制定专业发展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培养计划、强化专业核心课程。实际教学中，加大实践比重，采用“拜师学艺”“双师教学”形式，创新培养有创意、善工艺、能设计、会制作、懂经营的高技能人才，具备传承与创新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传人”，推进教学与课程改革，促进专业建设。2、搭建实习实训基地平台。在近几年的合作办学过程中，政府、行业、企业与学校逐渐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学院先后与中国工艺文化城、姚建平刺绣艺术馆、宋水官核雕艺术官、蔡梅英刺绣研究所、苏州古吴绣皇工艺有限公司、苏州钰轩工艺有限公司、苏州核记艺术品有限公司、苏州金忠玉石雕刻厂、苏州聚海阁核雕工作室等国内知名工艺美术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建立了校外实践实习基地33个，并不断与其他行业企业建立联系，开展多方位，多样化的合作。3、搭建顶岗实习管理平台。学院主动寻求有使命感、责任感和传承创意传统民间工艺的企业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构建顶岗实习管理平台，开设“非遗传承”试点班。2014年10月至2016年12月，学院在2014－2016三个年级的学生中开设了核雕、玉雕、旗袍、刺绣等8个“非遗”现代学徒制试点班。试点班采用小班化教学，创立“五合一”模式:即教师与师傅合一，教室与作坊合一，学生与学徒合一，就业与创业合一，作品与产品合一，实现民间工艺人才培养体系的技艺先进性。学生在完成正常教学活动的同时再由企业师傅“一对一”传授技艺，这一新的培养模式打破了传统，将实习变成一个持续实践的过程，学生在大一就能接触到行业发展，让自己所学的专业现实化。4、搭建专业师资管理平台。打造“讲台上能讲课、工作室能示教”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学院通过合作已聘任引进了多位企业人员来校任教，他们都是具有十年以上从业经验的高级专业技术师傅。在上得讲台之前，学院按照教师教学要求对企业师傅进行培训，要求企业师傅具备家教学能力。 三、深化校政行企合作领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1、以“大师工作室”建设为突破口，扎实推进校政行企合作。工艺大师工作室全面实施校、政、行、企合作机制下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理念，创新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包括由大师参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探索联合招生招工方式，制订教学方案，开发课程体系，设计教学过程，建设多方考核标准和完善教学管理制度等。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民间工艺传承与创新合作课程与教材的开发，重点开发玉雕、核雕、服饰刺绣、珠宝首饰鉴定等工艺系列教材及工艺实训指导书。创新以项目为导向的工艺大师线上答疑，线下指导的教学方法，工艺大师采用一对一教学，学生实现了从鉴定、设计、制作、营销为一体的“非遗”项目体验;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方法，包括创新产品设计、加工，及市场推广创新能力等。创立了“五合一”模式，培养同学对“非遗”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和创业能力。通过"订单式培养"、引进现代技术教育手段等，对传统手工艺人才培养的传承与创新方面，探索了一条集传承与创新、技能实用与市场需求、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2、以“移动互联网+民间工艺”建设为平台，创新传统工艺人才培养模式。学院利用软件技术优势，由苏州高新区政府宣传部倡导，由我院主导，产业联盟各企业参与筹划开发的“互联网+民间工艺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我院目前正着手拟定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大数据中心和大师互动教学网建设，逐步建成集行业标准、非遗数据采集分析、大师互动、网络教学、项目研发、成果、评估拍卖、展览展示等为一体的“互联网+民间工艺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3、以“中欧手工艺设计研究所”建设为契机，培养国际化工艺人才。今年6月，经过协商我院与奥地利AULADirectGoodsGmbH联合成立中欧手工艺设计研究所。研究所的建设整合优势资源，共同研发产品，促进学术交流，不断加强国际合作，打造非遗品牌，提升“非遗”的国际影响力。并与高博国际学院、加勒比大学孔子学院合作办学，派工艺大师到孔子学院传授民间工艺文化。寻求英国、德国等国际手工院校及国际工艺大师合作，互派留学生和成立国际工艺大师工作室，开展科研、培训、交流互访等多项合作。 作者:孔庆婷 吴佳芬 单位: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工艺美术论文:中国传统茶具设计中工艺美术的运用 摘要：在人类历史演进中，精神文明发展与物质生产水平总体处于平衡状态，两者结合产生的物质成果就是艺术作品。工艺美术的创作理念源于设计师，因此设计作品往往受当下流行趋势和设计师自身水平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和文化烙印。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不断发展，如何实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产业化转型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但目前文化创意产业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的配合还存在很多问题。鉴于此，本文以传统茶具设计为例，首先就文化创意产业下工艺美术新思维进行梳理和介绍；其次针对文化创意产业下我国传统茶具设计的影响因素和发展做出探讨。提出满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需要、符合新时期工艺美术发展需要的发展建议，以期对优秀传统文化推广有所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中国传统;茶具设计;新思维 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思路是创意，即通过对文化进行刻意包装获得经济价值，生产的产品具有很高普遍性和附加价值。工艺美术产品是设计思路和生产技术的结合，可以帮助区域经济带来实际利润，因此，属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范畴。茶叶作为我国传统饮品，深受世界人民喜爱，在我国历史上茶具除了实用性之外，还有审美的表达，具备文化附加价值，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现阶段，传统茶具的设计开始趋于模式化，一味的模仿古风设计使茶具失去新意，无法与时俱进，本文提出茶具设计工艺美术新思维，对实现现代工艺和传统文化结合展开研究。 1文化创意产业下的工艺美术新思维 目前，世界范围内各国均对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进行保护发展，例如：日本的木雕艺术、瑞典的金属编织艺术等，将传统文化与多功能设计相结合，使产品兼具现代都市的简约理念和传统文化内涵，是实现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1.1工艺美术新思维 工艺美术是在满足人们使用需求基础上出现，是手工匠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美学，操作中将技术与设计完美结合，成为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审美的产品。工艺美术作品采用的材料一般具有普遍性，以方便批量生产，是在劳动中创造的美学，例如：紫砂壶最早出现于宋代，明展鼎盛，具有不易变形、透气不渗水、耐冷热不烫手等优点，以龚春为首的优秀工匠创造出大量造型优美茶具，外观上与书法、绘画、诗词进行结合，使好的紫砂作品具备一定收藏价值。实践中，设计思路使生产技术富有美感，生产技术提高又为设计思路的实现提供可能，传统茶具设计往往包含了设计者对茶文化理解。工艺美术的发展一定是与当下审美相关，传统茶具的生产需要依赖技术但不仅仅只是技术，过分追求技术和材料的革新，无法传达出艺术内涵，一样不能达到打动消费者效果。从材料上看茶具不再局限于陶瓷、紫砂等常见材料，骨瓷、玻璃等形式也开始受到欢迎。当前为配合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在我国基础教育中加入工艺美术基础课，将现代科技引入工艺美术发展，通过培养了解茶文化和工艺美术加工技术的综合人才，使传统茶具设计焕发新的生机。 1.2传统茶具设计发展现状 传统茶具设计是我国茶文化的具象化表现，深受各级政府和茶文化爱好者重视，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阶段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传统茶具设计是否应当加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一定争议，目前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茶具更多作为私人藏品，不断推高的价格使茶具赏玩趋于小众化，除了茶艺爱好者外，多被收藏家持有，一般民众对传统茶具关注度低；其次，茶具生产工艺缺乏革新，传统手艺人掌握着代代相传的手工制造技术，但设计理念相对单一，设计者本身也不具备对现代文化融合的能力，很难根据时展做出变通，茶具设计一般不符合年轻人喜好；再次，消费者购买茶具往往需要对茶文化的了解和茶饮品的爱好，当下年轻人对茶文化的了解不深，在饮品消费上选择极多，选择茶饮品且使用传统茶具的概率不高，相关工艺美术设计传承出现问题；最后，传统茶具设计缺乏一定产业背景，相关人力资源配置和市场开发都存在局限，在文化创意产业下发展缓慢，很难实现经济效益转化，同一时期其他工艺美术产品的发展，逐步取代传统茶具市场。 2文化创意产业下我国传统茶具设计 2.1影响我国传统茶具设计工艺美术新思维的因素 我国传统茶具设计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其发展与社会文化及生产技术息息相关，使用材料从早期的石器、木器，到陶器、瓷器、紫砂和现代流行的玻璃，形状设计流畅自然，体现着我国传统文化，兼具实用和收藏价值。传统茶具设计一般具有区域特色，即与产地及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习惯有着密切联系，传统茶具设计工艺美术新思维的出现，可以提高人们的艺术鉴赏水平，增加普通民众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可，为我国新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产品基础。已有研究表明，影响我国传统茶具设计的工艺美术新思维主要包括艺术和技术两个方面：第一，设计方面，创意产业的发展中，设计理念的创新是产品创新的基础，不同设计师对传统茶文化的不同理解，会做出完全不同的产品，现代工艺美术需要在思维过程中考虑到使用者使用需求和审美趋势，并通过制作实践这一理念；第二，技术方面，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工艺，不同表现手法，对茶具的最后造型有很大影响，因此，在技术选择上必须与设计相匹配。设计和技术不断磨合适应的过程，会对传统茶具工艺美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产品表现力不断增强，加强我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2.2我国传统茶具设计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发展 传统茶具想要得到发展必须与现代生活相适应，通过多样化的设计形式，受到年轻消费者青睐的简约时尚设计风格，让传统茶具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我国传统茶具设计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发展，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及文化工作部门对工艺美术发展的关注，对国外先进生产技术进行引进，使工艺美术设计实践有政策支持，并在茶叶产业发展区域进行有针对性引导，使传统茶具设计与茶叶旅游业、特色茶产品会展相联系。其次，在生产技术成熟后，利用多媒体平台进行推广，我国传统手工艺人往往持有“酒香不怕巷子深”思想，忽视市场推广的重要性。再次，打造茶文化产业链，加大品牌建设，将工艺美术设计理念品牌化，实现消费者对设计的认可，帮助艺术设计快速经济化，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在对固有优秀文化进行保留，传承产品文化附加价值的同时与大众审美相呼应，在世界范围内加强我国传统文化传播。最后，加强对工艺美术制造人才的培养，由于工艺美术从业人员需要具备较高的操作技能和设计理念，因此加大传统茶具制造工艺从业者培训力度，打造复合型人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设计人才储备不足问题。通过相关部门配合、市场推广宣传、品牌打造、从业者培训四方面促进传统茶具设计工艺与文化创业产业发展的适应，可以有效帮助传统茶具成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新增长点。 3结束语 现代美术设计的不断发展是技术和艺术的融合，包括对产品设计思路和制造技术，涉及到工艺美术创造力和制造技术发展水平，其作品保留着一定时期的文化习俗，反映着当时技术水平和风俗民情，在拥有使用价值的同时具备艺术价值。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有效实现了创新可以对传统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我国传统茶具设计工艺美术新思维的出现，需要设计师不断创新和制造技术发展的推动。设计形式的变化使传统文化更加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可以有效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改变消费取向，打造广泛受众的中国设计，将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进行传播发扬。设计文化带有深深的文化烙印和时代色彩，深挖现代人饮茶选择和习惯，分析人们在使用上的需求，对设计的实用性有着很大帮助。现阶段，我国传统茶具设计还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特色文化的表达和创意新技术的融合还不足够，单纯产品造型的改变流于形式，没有起到设计文化的彻底变革。在产品设计工艺改革中需要不断深入，关注产品设计的实际意义，达到更加明显的创新效果，为我国传统茶具的销售拓宽了道路，实现文化创业产业与工艺美术思维的互利共赢。 作者:孙楠 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工艺美术论文:工艺美术产业集群的发展策略 摘要： 工艺美术在通过区域的集中后，逐步形成了产业集群的基础形式。虽然具有了明显的地域集中性，但是其产业集群发展的水平还很低下。在现阶段我国的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还远远不能够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奎苏发展，仍然存在着政府支持有限、生产效率低下、创新能力匮乏和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工艺美术产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阻碍。 关键词： 工艺美术产业集群；发展策略 工艺美术是我国伟大民族的文化瑰宝，种类繁多，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运用其自身独特的方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和民间传统技艺进行记载和传承，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艺美术行业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其整体性趋势日渐衰微，一些工艺美术产业在现代化发展中逐渐蜕变，并且逐渐形成区域化的聚集，形成一定的产业群。国家的政策扶持、优化产业集群内部的国定与政策以及培养和提高工艺美术人员的素养，能够促进工艺美术产业集群的良好发展。 一、注重完善市场机制，促进工艺美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 首先，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制度环境，而政府是制度的制定者及发起者，利用规范化的制度对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可以为工艺美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创造出良好的软环境，从而促进区域内的和谐与发展，促进产业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协作发展，通过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和完善的法律和法规吸引更多的产业资源，促进产业的集群发展。其次，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需要有完善的设施作保障，例如交通和通讯等各种硬件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可以降低工艺美术产业的成本，便于工艺美术产业内部进行沟通交流，为其集群化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基础设施中还包括软件设施，如教育、技术以及信息等。集群内容的组成不仅仅只是包括生产企业，还应当包含众多的智囊团和研发技术团队等。通过对这些基础服务的提供，能够促进产业区域内的创新发展，加速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通过技术成果的快速发展，为集群化发展营造基础。再次，建立自主服务机构。通过这样的形式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进行间接的扶持和帮助，避免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过多干涉，保障市场进一步的健康发展。在集群化形成初期阶段，工艺美术产业的实力一般较弱，政府建设专业的服务机构，对工艺美术产业提高服务和信息支持，以促进集群化的规模发展。最后，加大人次培养。通过对知名艺人和企业的大力宣传，加大对工艺美术产业人才的培养，促进优秀人才和管理人员的层次化，为工艺美术产业集群化发展提高人才的支持。 二、优化产业内部规定及政策，推动工艺美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 首先，工艺美术行业协会需要充分发挥其沟通功能。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独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经济团体，具有一定的自律性。因此，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应当充分发挥其在经营者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通过协会的沟通功能进行引导和疏通，并加强企业与艺人的相互沟通和交流，从而形成促进知识产权共享的良好局面。其次，工艺美术行业需啊哟构建专业化的机构，充分发挥起服务职能。通过构建能够为集群企业提供技术、信息、管理和资金等方面的服务机构，促进企业集群化的发展。就现阶段来看，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建设服务化的机构。再次，促进产、学、研的结合，有效利用当地具有的区域优势，与当地的科学研发机构、高校等一起进行创新发展，进而促进产学研的结合与发展。最后，工艺美术行业需要促进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与交流。如果促进产学研结合是建立一个外部的网络机构，那么加强企业之间的学习与交流就是在营造集群内部的关系网络。通过企业之间的相互交流能够促进相互之间合作的形成、技术的学习与交流等。 三、培养技艺高超的工艺美术制作者，保障工艺美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 首先，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工艺美术产业是传统的劳动型产业，在工艺上沿用的是传统的技术，缺少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薄弱，没有自身的的创新技术，创新机制和体制有待完善。应当强化创新意识，促进创新能力的培养。其次，注重企业之间竞争合作理念的培养。传统工艺企业产业集群之间重要关系就是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竞争能够促进技术的革新与发展，能够保持集群内部的活力。集群内部之间的密切关系促进相互之间的合作，通过有效的分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进而达到共赢的目标。再次，培养工艺美术制作的精英团队，培养出一批有着高超制作技艺、丰富经营经验，、工作收入可观而且具有影响力的领军团队，让他们成为集群内部的领头人和骨干，从而带动集群的整体发展。促进工艺美术产业集群内部从业人员的素养的提高，能够促进产业不断的发展，对于品牌的创造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最后，树立强烈的品牌意识。工艺美术产品既是商品又是一件艺术品，是经济和艺术双重价值的体现。因此，经营者需要转变经营观念，坚持走精品之路，树立良好的品牌意识，创立起优秀的品牌与企业文化。 四、结语 工艺美术产品集群需要抓住机遇，以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作为宗旨，促进产业的发展，形成相应的产业链，源于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快传统工艺美术工业的发展和创新，创设我国工艺美术产业的新气象，打造民族优秀的文化品牌，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切实做到传承历史，促进时展。 作者:姚剑峰 单位:宁波市文化馆 工艺美术论文:中职工艺美术专业设计思维训练分析 摘要:设计思维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良好的思维品质。通常，培养思维能力的办法比较多。然而，提高思维能力并非朝夕可以完成，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训练过程。同时，要求结合实际的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且操作方便的方案。在此基础上，切实提高学生的设计思维能力。 关键词:中职；工艺美术专业；设计思维；训练；分析 近年来，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不断扩大了中职院校的规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与此同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特色文化，国家对艺术人才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多，并提高了对设计人才的要求。从工艺美术专业设计的角度来讲，需要积极改进以往的教学理念，加大设计思维的训练，以此来培养出具有创新理念的优秀人才。在此基础上，提高中职学生的艺术素质，以及职业能力。 1培养设计思维的原因 人的思维是后天训练形成的，是可以塑造的。因此，在工艺美术设计中，对学生设计思维进行培养，也是很有必要的。工艺美术设计依赖于设计思想，然后创造出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产物。这些产物是按照艺术的理念设计出来的，并通过图像、版式来体现。当然，工艺美术设计还应该朝着立体思维的方向发展，突显出它的实用性、市场适应性，以及便捷性。比如，在工业设计中，每款产品从研发到生产，涉及到内部结构、外部形象、功能、抗压能力等多个因素。然后，综合所有因素，最终形成内部结构优良、功能强大、色彩和谐的产品。根据上面的理念，可以看出设计思维存在于每个阶段当中。具体来讲，在设计思维的准备阶段，应该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包括材料的选择、生产的工艺、市场信息等。然后，认真分析上述资料，制定出合理、科学的设计方案。除此之外，在设计的后续阶段中，还要在方案中加入亮点，反复的进行修改，使其逐渐趋于成熟化。总而言之，在中职工艺美术设计专业中，对学生的设计思维能力进行培养是很重要的。 2培养学生设计思维的对策 可以看出，在中职工艺美术专业教学中，必须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那么，如何具体的实施呢？下面本文结合实际的工作经验，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 2．1加强教学互动，激发学生的思维 在素质教育理念下，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首先要发挥他们在教学中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来讲，在实际的教学中，要求教师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给学生更多的鼓励，促进他们的个性化发展。比如，给学生创造设计思维的发展空间，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思想，独立完成作品的设计。在此基础上，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并逐渐形成独特的思维方式，以此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实践证明，只要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才能使他们在将来创造出更多新颖的作品，取得更大的成功。具体来讲，可以采取以下几个办法。第一，设计问题情境，促进思维的发展。在工艺美术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教材、学生的特点，设计出有趣的情境问题，激发学生求职的欲望。然后，自觉的投入到设计思维训练活动中。久而久之，学生不仅克服了思维上的惰性，而且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第二，设置发散型问题，促进思维的灵活性。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设计同一件事物时，应用的设计理念也是有差异的。比如，部分学生可以根据假想进行合理思维推理。当这种推理受到阻碍后，则可以快速的转换思维。然而，有的学生在这方面思维很狭窄，受到了很大限制。所以，采用发散型的问题，可以让学生突破原有的思维固化模式，增强设计思维的灵活性。第三，采用探究性问题，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人类最高的思维层次就是创造性思维。在中职工艺美术专业教学中，利用探究性问题，有利于学生应用以往的知识与经验进行探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教师应该设置探究性的问题，对学生进行启发，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探索问题，以此来扩大思维范围，强化训练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2．2设计素描取代基础素描 基础素描主要是呈现事物的自然形态。与基础素描不同，设计素描是根据事物的自然形态，然后再进行深层次的提炼。然后，实现对事物的再认识以及再创造。由此可见，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当学生在训练设计思维时，就可以用设计素描取代基础素描。通过以上方式，给学生提供充分的想象与创造空间，对其创造潜力进行深层次的挖掘。这样做，便于扩展学生的思维范围，使其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久而久之，让学生加强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结合。最终，提高在工艺美术方面的设计能力。具体来讲，可以采用以下几种办法。第一，在工艺美术教学中，训练学生敏锐的洞察力。教师要不断培养学生的形态构造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然后，让学生在看待事物时，融入艺术与设计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手脑并用，真正提高在美术设计方面的思维能力。第二，在深刻认识事物本质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正确的思辨能力。在艺术设计中，学生基本上可以正确的表达事物的形态，这是通过视觉上的能力体现的。然而，艺术设计的目标并不止于此，还要求学生综合运用多种元素，对事物的形态进行分析、归纳，以及总结。在此基础上，真正的把握事物的内在结构以及本质特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认识事物的内部发展规律，并利用发展的理念，对其进行再创造。第三，加大训练的力度，帮助学生掌握熟练的设计技能。在工艺美术设计中，很多学生不能突破自我思维的限制，往往导致设计出的作品缺乏新意，不能吸引观众。基于此，在工艺美术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正确演绎图式，经营画面，以此来建立丰富的视觉经验，实现对传统思维的突破。除此之外，还要发展学生在设计方面的意见，利用原有的经验来表达抽象的事物，进而形成独特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2．3开展多元化的设计活动，激发学生的灵感 设计绝对不是简单的纸上谈兵。只有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切实的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除了日常的教学外，教师应该充分立足现有的资源，开展多样化的美术设计活动，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在参与的过程中，让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平时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不断思索问题，以此来激发出思维的火花。除此之外，通过参与活动，也能促进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丰富他们自身的设计经验，并为我所用。这对于提高设计思维能力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教师、中职学校在这方面，必须引起重视，避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降低教学的效果。 3结束语 设计专业对学生的创造能力要求比较高。因此，必须加大对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工艺美术专业中，设计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当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化的设计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受到了市场的欢迎。鉴于此，在中职教育教学中，必须引起重视，采取有效的办法，加大学生设计思维的训练。本文在分析培养设计思维原因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和措施。比如，加强教学互动，激发学生的思维；利用设计素描，取代基础素描；开展多元化的设计活动，激发学生的灵感等。希望可以起到积极的参考作用。 作者:李师霖 单位:辽源市工商学校 工艺美术论文:高校工艺美术的当代内涵及教学创新探讨 摘要:工艺美术已经融入当下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工艺美术门类广泛、历史永久，本文旨在探讨我国高校工艺美术专业在当今社会环境中的价值与内涵，以及其教学方式的创新。 关键词:工艺美术；当代内涵；教学创新 一、在我国，工艺美术从其专业内涵上讲，完全可以概括成一个大的专业门类，从其承载的实际内容上看，定位为一个专业也并不是十分的贴切，由此可见，工艺美术的知识涵盖面和专业属性是非常丰富和繁杂的，工艺美术门类的发展有着其特殊的历史轨迹，它强调材料与形式的紧密结合，体现造型特点的同时还要有与对象有一定的距离，形成独特的艺术趣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不同时期的文化影响、地域特色、时代演进和技术更新，散落于民间的各项传统技艺不断的发展传承着，形成了各自相对完善的工艺流程，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审美意识的变化，已经流传久远的各项传统手工艺在我们现代社会生活中渐渐开始褪去往日的光彩，有些手工技艺甚至开始逐步走向衰亡。在当下文化状态里，传统文化遗产被“快餐文化、实用主义”包围其中，随着现代化科技手段的演进与通用，逐渐替代和弱化了对传统手工技艺的重视，工艺美术领域面临着传统工艺的断代、失传的严峻现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本着挽救传统民间工艺美术的宗旨，整合工艺美术门类的专业内涵，于2013年在高等学校教育体系中成立工艺美术专业。旨在通过高校教育的创新继承与发展处于濒危境况的传统民间工艺美术技艺，一方面在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则在于通过系统的教学和实践使学生达到工艺美术专业的基本技术要求。基于工艺美术专业的属性，为了避免空洞的、陈旧的、缺乏指向性的教学计划，高校在开设工艺美术专业时，专业对位性的思考和课程设置形式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点也变成了各高校工艺美术专业发展兴衰的重中之重。 三、为了更好地体现工艺美术专业的内涵能力培养和创新发展，对现行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设置进行改革就变得尤为重要，工艺美术专业教学的创新更加势在必行。 1首先，国内多数新近开设工艺美术专业的院校中，其开设的课程与工艺美术专业应具备的内涵与定位相去甚远，亦或可说现有的教学资源与课程体系不具有承载工艺美术专业教学要求的条件积累，如果要真正意义上实现开设工艺美术专业的教学条件，完成教学，则需对现行工艺美术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课程体系设置、教学与实践方式进行必要的改造。首先应该依据原有的办学条件，最大限度的调研、开发利用民间、地域的资源特点，深化有价值的工艺品种类资源及民间艺人、传统技艺、工艺材料资源等，将其引入到教学中，充实教学内容，逐步完成真正意义的工艺美术教学。 2其次，工艺美术专业培养方案的定位调整，需要综合地域文化特点、原材料特点等，以及现有的优势条件和专业历史积累，改革内容的制定要与学校现有资源紧密结合，最大限度充分挖掘和利用地方和现有资源。优化工艺美术专业的人才培养形式，明确对位性的分类教学课程体系，强调在夯实工艺美术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造型能力训练的基础上，对课程的模块化建设和能力架构体系进行重点建设。具体应该将工艺美术专业课程划分为基础能力模块、材料技法模块和创意制作模块，每个模块都有其明确的方向和开展思路，模块内的课程设置紧贴对应能力培养要求。基础能力模块主要培养学生的造型基础能力和工艺美术相关理论知识，通过本阶段的课程教学，使学生形成基本的专业能力，为材料技法、创意制作环节提供了根基；材料技法课程模块强化学生的材料应用能力和形式表现的有机结合，强调“因材施艺”的教学宗旨。 3再次，有了较为完备、合理的课程体系设置，教学环节的推进方式同样十分重要。为了更好地开展对位性的分类教学体系，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引进民间的工艺美术专家和学者进入课堂，为专业学生进行直观的、对位的、专业的知识传授，可以让学生掌握第一手的专业感受，带来“原滋原味”的地道专业印象；与此同时，根据课程设置的需要，在可以利用的地域资源条件里，积极拓展专业外延和技术支持，我们的课堂教学也可以走出去，到第一线去实践和感受专业的内涵，在校外实践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耳濡目染和切身感受，学生们将获得第一手的认知经验，为日后的专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自选与集中、引进与外放相结合的多元教学形式，教学改革制定的整体思路和课程体系才能更好地应用于教学之中。 四、总之，完善的课程体系和有效的教学形式，合理有效地利用地域优势服务于工艺美术专业教学，是解决当前工艺美术专业人才能力培养与专业内涵不对位问题的两大重点内容。我们的创新尝试只有紧密依托地域资源的优势存在，专业分类妥当，合理利用我校现有办学条件，高效、环保地开展和实施改革计划，将创新过程做扎实，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艺美术教学方式的创新。 作者:施海滨 单位:沈阳工学院 工艺美术论文:工艺美术与草原文化的创新发展探讨 【摘要】工艺美术是一种造型艺术，其可以美化生活，美化环境。工艺美术的产品是工艺美术品，而产业即为工艺美术业。将现代审美与实际应用完美结合是工艺美术的特点之一。工艺美术品是人类文明智慧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印证。因此，工艺美术品不仅仅是民族不断发展的象征，也是民族精神的凝聚。 【关键词】工艺美术；草原文化；创新发展 内蒙古的工艺美术作为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过程可以看作是草原民族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内蒙古特色的工艺美术作品，其蕴含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反映出了内蒙古草原文化独特的文化。内蒙古工艺美术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与此同时，也具有实用性和文化价值，是将人类审美与实用融为一体的创新产品。 一、内蒙古工艺美术的品种及几大特色 近年来，内蒙古的工艺美术业不断发展，其衍生出来的美术品不仅仅是草原民族日常生活用品，也是一种生产用品。生活用品主要有民族特色服饰、民族特色饰品、民族碗筷酒具、各种挂饰摆件、蒙古包以及皮艺等；而生产用品主要有运输、挤奶以及剪羊毛、烙马印等。结合对内蒙古美术的相关普查报告结果，可以将工艺美术品按照材质进行分类，包括草木、混合材质、皮革以及骨角等。其中，金属工艺品主要包括马鞍子、各种摆件、蒙古刀等美术工艺品。金属工艺品的特点就是工艺十分精湛，且外部图形也较为富力。蒙镶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其做工精美，蕴含着浓郁的特色，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金银制品的制作中[1]。 二、内蒙古工艺美术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内蒙古工艺美术业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历史，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工艺美术业也加快了发展步伐。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内蒙古工艺美术业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传统的工艺美术怎样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针对此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创新和传承。在传承方面，内蒙古的工艺美术是一种传统的技艺，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积累着精华，而这种精华该如何传承，怎样从草原文化的角度解析这种技艺；在传统工艺美术中，怎样将经典传承下去，更好地将草原文化的内涵表达出来；怎样结合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将传统的精湛工艺传承下去，这些成为了内蒙古工艺美术业需要思考的问题，需要从草原文化的视角，整体地进行观察和分析[2]。在创新方面，民族的生活生产需求是传统的内蒙古工艺美术品不断创造和发展的动力。群体创造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工艺品的设计师也是产品的使用者，而产品的使用者也是设计师。工艺品就是产品，而产品的用途就是方便自己和大家使用。现代内蒙古工艺美术产品虽然样式繁多，但是设计师缺少对草原文化的理解，也缺少生活实践，其设计产品能否满足草原民族的需求，能否符合人们的审美，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三、内蒙古工艺美术业草原文化的创新发展 内蒙古工艺美术业想要发展创新，首先需要对传统的继承，只有先传承才有之后的创新。首先，传承方面。对于内蒙古的工艺美术来讲，其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草原文化传统的继承，其发展是随着草原文化发展而逐渐演变而来的。工艺美术产品不仅仅需要满足草原民族的生活生产需求，其内容需要体现出草原文化的理念，产品是草原民族精神寄托的表现。因此，在文化层次方面，工艺美术品需要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时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其次，创新方面。工业美术业的创新需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改进，首先需要对草原文化蕴含的内容有正确的理解。草原文化是工艺美术业的设计源泉，工业美术的发展需要对草原文化进行详细的解读，对草原民族的文化形式加以理解，以此为核心，将理念融入到设计中，不断创新，进行深一层的艺术创造；在形式创新方面，将创新逐步融入到产品的创作理念中，结合时代的特色，以此为切入点进行创新；在技艺方面，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可以引入新的材料和新的创造工艺，例如，在银碗的制作上，可以应用数控技术进行银碗的雕刻技艺，不仅能够保持特色，增加艺术效果，还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3]。 四、结语 内蒙古工艺美术业是草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传承方面，无论是文化、形式还是技艺都需要以传统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深刻感受草原民族的精神，在对设计的阐述及技艺方面寻找新的途径。除此之外，可以制定相关的美术品保护条例，保持内蒙古美术工艺品的个性生产，促进工艺美术业草原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作者:莫日根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工艺美术论文: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创新探讨 摘要:工艺美术作为物质产品，它反映着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产水平；作为精神产品，它的视觉形象（造型、色彩、装饰）又体现了一定时代的审美观。它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手工艺技巧制成的与实用相结合并有欣赏价值的工艺艺术。在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的过程中，面临种种新的挑战，应该借助现代文化的发展理念和推进思路，透过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深入挖掘工艺美术的文化内涵，增强工艺美术的传承性，有效提升工艺美术的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 工艺美术是因人们的实际生活要求而产生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的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价值，在国际上也久负盛名。我国拥有众多的工艺美术种类，它的产生多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也因历史时期、地域影响、经济文化技术水平和民族民风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工艺美术已不局限于传统的手工艺和家庭作坊，而是与机器工业，甚至与大工业相结合，把实用品艺术化或艺术品实用化。随着人们对工艺美术的高度重视，这些传统的手工艺得到了政府大力的扶持。但由于传统手工艺历经数百年沧桑，许多历史上形成的因素也制约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将工艺美术的发展与现代文化的发展理念和推进思路相结合，从新的角度提升工艺美术的发展水平，寻求新的历史时期的传承与创新，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一、工艺美术的发展简要 工艺美术的历史起源于人类开始制造工具的时代，它主要是因人们的实际生活要求而产生，因此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工艺美术大多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与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也因时代、地域、技术和文化及民族等诸多因素而产生迥异的风格特征。根据史料记载，远在冰河时期，人们就学会了用符号来进行装饰，同时也发展了各种加工技巧，包括石质的、骨质的、象牙的、泥土的圆雕、浮雕以及这些材料上各种各样的刻画符号等。此外，从出土的石器时代的文物看，原始人所使用的工具上也常有各种符号和物形，并以此为装饰，加工很是精美，成为最初的工艺美术品的雏形。正是由于古人对于这种形式美感的追求，以及在此基础上累积起来的各种工艺技巧，才使得某些艺术或是造型成为可能，也正因此工艺美术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叠加、发展、创新，才逐渐形成今天的工艺美术的态势。 二、工艺美术的发展制约与优势 目前，大多数工艺美术品过于陈旧，缺乏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制约工艺美术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很多工艺美术品由于仍然采用手工作坊和家庭经营的模式，使得其形态特征还停留在最初的审美尺度上，没有及时的更新，不能很好的适应新时代的市场需求，因此也就是老样子、老传统、老技术，缺乏时代特色和新艺术风格，不具有时代感，很难被现代消费者所喜欢所接受，从而丧失了一大部分市场和消费群体，因而也羁绊了其向前发展的脚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固守陈规、不思进取、失去市场、被时代淘汰，这就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在迫使你改变、必须改变，在工艺美术技艺的承袭中，也要与时俱进，充分考虑时代特征，并进行相应的变革和创新，这样才能与市场接轨，真正达到产销合理的良性循环。工艺美术的厚重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是其最鲜明的优势。工艺美术一般都是经过百年历史的沉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大的社会价值及影响力，作为一个传承历史的载体，具有其显著的历史特征和烙印，其后深藏的故事和品牌价值使得很多的工艺美术成为非遗产物，其独有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都是其他产业所不能企及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必须严把特色，不断尝试和挖掘自身内在的文化内涵和现代文化的相互交融，以及不断发展新的技艺、新的风格和新的时代特征，注重市场需求和品牌建设，增强创新意识，提升品牌价值，融入时代特色，发扬传统核心影响力，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多丰收。 三、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创新 工艺美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百年的洗礼，使得工艺美术更是品类繁多、技艺多样，但在传承上大都秉承了家族式的承袭关系，这样虽然保留了技艺的独传性，但是同时也显露出了这种经营管理模式的局限性和制约性，对于工艺美术本身的发展和创新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问题，就要改变这种固有的经营理念和模式，依托政府的扶持，增强自身的适应性并加快创新的步伐，打破原有的局限模式，多学习合理有效的管理秩序和模式，丰富业内的传统技艺，在保留自身风格特色的同时，融入时代特征，具有鲜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特性。就目前的市场现状来看，工艺美术并没有真正实现其自身的历史价值和传承厚度。在被各色信息充斥的时代，更新换代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要想长远立足，首先定位自己，也就是说要了解自己的特色，明白自己的优势，在市场中寻求共性发展和特性传承，对于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要快速跟进，从中挖掘出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的立足点，适时转型以适应千变万化的需求，在特色传承中真正做到独立性、创新性和不可替代性，以谋求更高的社会认知和品牌价值，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空间和社会文化效应。就目前我国工艺美术发展而言，要立足于创新发展模式和积极探索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在新旧相互融合的发展态势下，传承是为了更好的创新，而创新才是工艺美术赖以长远发展的有效途径，在一定意义上，这直接关系到工艺美术的存亡。工艺美术一般都有古老而悠久的历史，都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发展、传承、创新，也正是因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生不息的传承精神，才使得我们今天还能够有幸看到这些古老而厚重的工艺，还能够有幸参与这种带有生命意义的文化传承，还能够有幸为这些传统工艺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深入体味古人的审美情趣、文化内涵和历史韵味。近几年，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关心下，工艺美术得到了大众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开展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工作和相关课题，为工艺美术的传承搭建了平台，也为工艺美术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舞台。工艺美术在今天的发展，融合了时代特征、鲜明的历史特殊性和迥异的风格，并与之进行有机对接，积极探索具有实践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创新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工艺美术应该积极借鉴相关创意产业发展的经验，促进工艺美术发展观念的转变，例如可以通过打造具有精神文化内涵的工艺美术博物馆来相应提高工艺美术的附加值，这不但是让大众直接了解工艺美术的途径，增强工艺美术的社会认知度，同时也为工艺美术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相应地建立健全工艺美术的保护体系，重视文化遗产和技艺保护的概念，为工艺美术长足发展提供强力保障，也为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创新开辟一番新天地；工艺美术虽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但其价值并没有很好的体现，这与其原有资源的约束性有关，应认真分析社会市场的需求，大胆切入高端市场，优化品牌价值，强化文化优势，积极开发新的产品和经营模式，提升社会地位和认知度；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依托政府扶持，结合自身特色，积极探索新媒体等时尚元素对提升工艺美术经营理念、改进运作方式等方面的影响，挖掘、阐释工艺美术的历史印象和文化内涵，逐步提升工艺美术的市场经济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为工艺美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门，秉承历史的开拓精神，将工艺美术的发展与世界接轨，扩大多元化融合，转变经营理念，实现特色突出，多元化辅助的经营模式，也可积极打造网络平台和电子商务等多媒体媒介，对工艺美术进行有效开发和利用，也为工艺美术发展创新提供有效的战略空间。 四、工艺美术创新发展的社会效应及价值 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是古老的文化分布在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行业及文化艺术领域，是百年的传承，有着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文化底蕴，发展工艺美术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同时也是市场需求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各具特色的工艺美术品中，能够很好的突出强调优势资源，新老融合、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的深度交融，是具有时代特征和独特韵味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之路。在工艺美术的创新中，具备革新意识、敢于想象，勇于与时代接轨，不断完善自身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落后的观念，打造深层次文化发展下的新工艺美术，不断散发自己古老而又具有时代性、创新性的独特艺术魅力，突出最原始的审美精神和最古老的历史韵味，其价值是深远的，其社会效应是长效的，其发展是具有延展性的，也为工艺美术的未来再创一个历史巅峰。 作者:车岩鑫 单位:北京联合大学 工艺美术论文:工艺美术在日本茶道文化中的作用 摘要：在茶道的发展当中，除了有中国的茶文化之外，日本也有着其独特的茶文化特色，其中的很多精神文化理念虽然与我国的茶文化有着相当多的契合之处，但是在实际的茶道应用方向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其中所蕴藏的工艺美术，其基础内容十分繁多，给予了日本茶道文化更多独特的色彩。本文主要探讨了工艺美术在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应用。 关键词：工艺美术；日本；茶道文化 茶道是日本的一种传统文化，并且有着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以及相当多的鲜明特点。在日本的茶道当中，生活与哲学以及相当多的内容是分不开的，而茶道又是完整地体现了这些内容，能够把人们从最为平凡的世界当中，形成一种全新的美学境界，并且对于大多数的日本人而言，茶道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美，它不仅仅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文化，还是文化中生活的一种体现，能够对人们的精神境界发挥出最为直接的功能。在实际的文化艺术方面，茶道本身所涉及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不仅包括了基础的诗词、绘画、建筑、书法，还包括了深层次的工艺美术，这是一种意境上的动态美感，其赋予了茶道相当多的独特韵味，使得茶道能够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和认可。并且茶道在实际的文化艺术形式当中，所形成的表现形式是十分直接的，包含着多种文化的综合和创新，尤其在工艺美术的彰显上，有着自身独特的风采。在日本的茶道当中，对于茶道的境界美有着相当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人们要有较高的欣赏水平，而且要有一定的品茶爱好，否则，很难感悟其中的美感，因而日本的茶道又是一种庄严的形式风格。但是不得不说，日本的茶道文化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比如在喝茶时候的环境必然是静美的，而环境是清美的，风景则是幽美的。 1日本茶道文化当中的工艺美术总谈 工艺美术本身是以工艺为原型的，而且是在工艺当中体现出一定的美术特色，给予人们独特的美感，但是在实际的日本茶道文化当中，却过多的包含了这种艺术特色。日本茶道文化当中的工艺美术，具有相当多的鲜明色彩，首先其体现在风景的幽美上。由于对茶道的美感体现需求，日本民众很多会选择将品茶的地方放置在一个幽美的环境下，以此来衬托茶的味道之美，而它本身也是工艺美术当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其次是清美的居室。在日本，进行品茶的时候，通常都比较静，并且室内的环境也比较优越，给人一种品茶的神圣感觉，不由得一切外物来打扰，担心可能破坏了茶道的整体美感。接着是纯美精致的品茶器具，由于实际的日本茶道具有最为切实的需要，因而在实际的工艺美术彰显当中，必然要选择一些精美的品茶道具，而这些道具的存在，无形之中加大了茶的整体美感。最后是品茶的寓意，与工艺美术进行了很好的结合，所体现出来的韵味相当多，而且异常的唯美。 2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基础工艺美术彰显 2.1景幽 在日本茶道文化当中的工艺美术表现，首先体现在景色的幽美上。但是在实际的理解当中，人们却将幽美误当成了优美，虽然两者都可以形容环境的美丽，但是，放在这里去形容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却应当是幽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的茶道文化所包含的工艺美术是一种工艺的美，而工艺所形成的环境，如果用优美来形容，仅仅来说明环境的一般美丽，但是幽美却可以实实在在的体现工艺的过人之处，将工艺与美术完全地结合，形成了不一样的景色美感。在日本的茶道文化中，人们习惯于处于较为幽美的环境下进行品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传统的日本文化思想中，品茶属于十分庄重的生活艺术，需要用心去对待，因而选择品茶的环境便成为他们的头等大事，并且在很多我们熟知的日本品茶环境当中，都处于十分静然的一个环境，不会有其他人进行打扰，并且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表露出崇高的敬意。 2.2室清 在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彰显，室清应当属于人们最容易理解的内容之一，即保持品茶室的整洁和安静。通常而言，在开展品茶的时候，日本人会选择与来访的客人进行单独的品茶，而将其他的下人支开，以保持居室的清净。并且每一次来到品茶室，都可以发现环境相当的整洁，并且几乎没有人来过的痕迹存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每次品茶结束或者品茶前，都会对品茶室进行一定的打扫。而这里的工艺美术主要体现在品茶室的装潢都进行了一定的工艺改善，使它的外观和内在保持同步，进而实现唯美的品茶环境。 3日本茶道文化中的深层次工艺美术 3.1器美 如果经常涉及一些日本的电视节目，可以发现其中进行品茶的时候，所选择的品茶器具都十分的优美，并且对这些器具进行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每一处的品茶器具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所有的品茶场景都涉及一定的优美器具，而这本身也属于对茶文化的一种尊重。在日本人的基础修养当中，品茶的器具一定要保持较高的艺术感，并且能够给人一种品茶的优越感，否则会使得整个品茶过程严重的失去意义。在品茶的时候，日本人所选择的器具都是一些十分精美的器具，而这些器具也仅仅被当做饮茶的器具，并没有其他的作用。同时，由于品茶的时候，有了这些美丽的茶具，会给品茶的整个过程赋予一种特殊的色彩，甚至会带来很大一部分和谐。 3.2意深 不得不说，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彰显最多的就是品茶的意味，工艺在于纯良唯美，而品茶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纯的过程，需要经过逐步的淬炼，进而形成最终的艺术。品茶在日本的文化当中，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的存在，它对于人们的诸多艺术宣传，最主要的体现在于其具有相当唯美的煮茶、泡茶、饮茶过程，而每一个过程当中都有着需要注意的点儿，而这与工艺的形成不谋而合，都由于工序上存在着相当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因而在实际的品茶过程当中需要尤其注意，给予品茶实质的美感。而且品茶品的除了茶以外，更多的是一种意境，一种唯美的意境，需要人在品茶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体会。日本民众在品完茶之后，都会进行沉思，将茶的味道进行深层次的融化以后，才会对茶进行一定的赞美，并且这种赞美往往都是由心而发，能够带领品茶的双方进入较高的品茶意境，而不会单纯地停留在品茶的表面形式当中。 4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可以总结为景幽、室清、器美、意深，并且其中的每个工艺美术特征都在茶道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彰显，也会在以后的发展当中衍生出更多的音乐美感，使人产生相当多的艺术气息，进而深层次地融汇在品茶的过程中。对于品茶的认知，工艺美术应当与其有着相当多一致的特点，尤其是品茶的过程需要从第一个工序到最后一个工序，期间相隔了比较长的等待时间，而茶道的寓意在于心静和唯美，因而，在品茶的时候，需要认真欣赏周边的环境以及居室内的温馨，进而使得茶道文化能够得到深层次的寓意渲染，同时品茶也是一门艺术，需要与工艺美术的各个审美特征进行一定的融合，实现不一样的品茶意境，并给人以独特的茶道美感。 作者:尹贝贝 单位:河南省财经学校

文学理论论文:浅议生态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化　文学理论　教学创新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当代美国小说中的解构主义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管窥 论文关键词：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高潮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　理论　价值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几大价值进行分析与阐述，以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思想内涵，以及高尚的人格、渊源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思想、智慧、感情以及真善美的融合结晶。 1.文化内涵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是包含了政治、杂话、史志中的非自觉性理论，即使在《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纯粹性文学作品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化阐述从客观上留下广阔思考空间、与话语空间，并形成多维度研究。因此，今人多从儒、道、释等角度出发，也有人从民俗、历史、书法、音乐、绘画、文献、经学、考据等多方面学科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例如童庆炳老师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一书中，就是以文艺心理学为出发点，阐述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郁陶”、“蓄愤”等思想，并提出更有见解性、更加科学的观点。针对古代文学这一特征，以文化经济学为出发点，认为这是一个富矿型学科。虽然它作为传统学科，必然出现很多超积累研究现象，且学术人口超编严重，但是由于它的内存丰富，并可提供多元化学术选题，因此不会出现“词穷”、“学术撞车”等现象，这也是其天然、科学的优势，利于不断积累价值。 2.文学现象的阐释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直接阐述，同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可发挥“以古释古”的作用。由于它没有时代的差距和语境的隔阂，因此具有现代文论中缺乏的直接性、有效性。例如以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解释《水浒传》的结构，远比利用现代叙事学晦涩、繁琐的理论更明确；而利用庄子“坐忘”、“心斋”等思想分析苏东坡的“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比本格森的直觉主义观点阐述得更到位、更深刻。当然，这种“以古释谷”仅是诸多阐释方法的其中一种，而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唯一的，但可以发生独特效果，可见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性。再加上先天近缘的便利性，在阐述古代文学时，古代文学理论更具有优先性。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不仅是“知识考古学”，而是更具备现实意义。 3.社会政治价值 社会政治功能是古代文学理论的最主要价值，历代文学家都对此研究非常重视。由于这种功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促进文学理论直接参与到现实政治斗争中，并从中获得较好的政治功利效益。例如，孔子的“事君”、“事父”说，学《诗》“授政”说等，就是政治观点的典型代表，它对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提出了客观要求，并担负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 反对文学中的“嘲风月、弄花草”等行为，批判脱离现实社会，这是积极进步的价值观。以这一宗旨为出发点，古代文学家也提出了诸多观点，如“乡人”、 “事君”、 “化下”、 “邦国”、 “经国”、 “润色鸿业”、 “劝善惩恶”、 “匡主和民”以及“移风俗”、 “厚人伦”、 “美教化”、 “文以载道”、 “有补于世”、 “补察时政”等，无不体现出古代文学理论的社会政治功能。 4.思想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促进人类通过对历史的了解而认识自身，并从中获得自身能量与进步。虽然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对现代创作与作品进行直接阐释和指导，但是也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参考、比较等依据，促进现代文学理论既获得根性自信、有限启示，也以此校正自身发展方向，最终落实为统一的历史逻辑。 任何时间段内思想的正确性，都需要经过历史检验，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是被历史证明的思想，因此指明了现代创作与理论走向，从历史反思中推论其价值的逻辑性、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未来的文学理论发展，也需要建立在历史的逻辑基础上，才能提高可行性与真实性。因此，当前盛行的只重视感官愉悦、忽略深刻的大众主义文化，无论从写作层面还是阐述层面来看，都需要与历史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对当前时代、偶然、媚俗等思想倾向具有匡正价值。 5.审美娱乐价值 审美娱乐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文学价值。这种观点已经在《左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中有所体现，例如季札每观赏“一乐”，就会体现出“美哉”的心情。而孔子所说：“《诗》可以兴。”也对激发人的积极情绪发挥重要作用，蕴含审美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对文学理论的审美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例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提出“著文自娱”；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诗可以让人“贫贱易安，幽剧靡闷”；陆机的《文赋》中，认为创作是“可乐之事”；颜之推的《颜氏家族》认为文学的“陶冶灵性”；萧统的《文选序》中指出作品具有“悦目之玩”、“入耳之娱”的功效价值。而自唐代至清代，大批文论家也指出了“相娱”、“相慰”、“消愁”、“解闷”、“娱耳悦目”、“以文为戏”等观点，其论述的范围由诗文扩大到小说戏曲等。可见，审美娱乐轮主要体现了“自娱”、“娱人”两方面，具有深刻的价值。 文学理论论文:浅析现代性视野下的沈从文文学理论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 文学理论　现代性 论文摘要：沈从文在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的言说立场，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在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文学理论卜的成就与影响虽然远远不能与他在现代小说史的地位相比，但他以批评家的身份一直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和创作中表现的现代性反思不一样的是，沈从文基于文艺问题的理论表述中充满了现代性召唤图景一一秉承五四精神的星火，积极地在文艺问题上频频鼓呼，并以他独特的理论表述方式呈现出颇具特色的现代性症候。 文学认同：民族想象与历史使命 对于“五四”启蒙理想的向往成为沈从文入京最初的现代性冲动。“五四”运动所召唤的关于现代中目的构想也成为沈从文毕其一牛所追逐搭建的文学现想的最初图稿。“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了。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对“新的方法、新的认识”的觉察也就是意味着对旧的方法、认识的背叛与超越。显然，“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知识的产生，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崭新的知识体系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和接受的过程，是中国的知识和价值重新调整的过程。身处新旧思潮剧烈激荡的北京，沈从文必然切身体验并融构了这种新的知识和价值，于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观念成为沈从义重新确证自我的认同标准，从而也形成了沈从文关于他人和自己的新文学创作的重要阐释图式评判维度。 近现代以来，文学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这是中同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阐释文学的内涵，而且还要发现或者论证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普适性命题，便是因特定的历史现实而使得文学创作伴随着强烈而鲜明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想象。沈从文关于文学的论述中从未放弃或远离过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与使命感，他对文学的想象和终极追求中也从没有缺省民族同家的维度。沈从文曾在表达他的文学理想时说，“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第一流短篇作者竞长短的选手”，而这个选手“能写得比这一世纪高手更好，代表国家而比赛，才真正有意义”，国家认同始终是沈从文文学认同的重要一部分。 文学一直是现代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和资源。在沈从文这里，文学之于现代人格的塑造与民族哀乐以及“百年立同”联系在一起，文学对“人格”、“人性”、“生命”的塑造与守护不可能独立存在，而往往伴随着民族、社会的进步创新。沈从文在对文学与史学运动进行表述时显示了他对历史语境的清醒自觉：“文学运动在积极方面，却可望除旧更新，使文学作家一支笔由打杂身份，进而为抱着个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经验，有计划地来将这个民族哀乐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日在作品中铸就一种博大坚实富于气的人格，使异世的读者还可以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热忱。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为民族百年立围的经典。”在沈从文的文论中，对于个人与社会，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问的关系，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制度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很多。沈从文共至认为在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这一点上，小说必然更具有表现力，更容易使人领会共鸣。沈从文深信国家的真正进步，有赖于切实有用的知识替代专横霸道的权力，理性代替迷信，而文学作为启蒙的于段，更容易使人得到肩发，深信通过文学，在读者心中注入社会重造的观念，是一个必然有效的方式。 文学自律：分化规律与合法化根据 1930—1940年代沈从文参与的备受非议的文艺论争使得他自觉到，对于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社会功用的新文学以及文学运动来说，文学沦为了“商品竞卖”和“政治争宠”的工具几乎成了文学的灭顶之灾。文学运动“既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与玷污”。文学已然越界。文学运动的发展和这些活动分子的活动既纠缠成一片，原来那点庄严性，那种优秀作品从各方面说明人生，来煽起这个民族自尊心或自信心的点崇高理想，那个诱惑读者向深处追寻向远处看的企图，可完全被摧毁了。“代替它的是种功利计较和世故运用”。文学在担当现代国家与现代人格的草塑的任务时，不期然地沦为商业与政治的工具或奴隶，这迫使沈从文重新思考文学的自律边界，重新认识现代社会的分化规律。 文学、商业、政治乃至自然科学等各领域的分化都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文学的自律正是在现代社会的分化中建立起来的。沈从文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学并小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文学有着广阔的内容，它礼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伟大庄严处。即照近代一般简单口号，“一切与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问题与政治关系，却因分工分业，就必须重造。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文学在重塑现代国家的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同质性和共时性层面，另一方而也对文学的独特性有着清醒的自觉。新家的重造，必然是各种专门家的责任，“困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唯有伟大文学作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 沈从文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在重塑现代人格的功用上极为自信。因为小说“即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中”。这是小说的独特魅力。新的作品之所以为经典，即从这种工作任务的重新认识，与工作态度明确，以及对于“习惯”的否定而定。从这个认识下产生的优秀作品，比普通公务员或宣传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来得长久得多，也实得多。”沈从文在此认识到，义学的合法化和经典化可能都必须首先从文学自身而不足非文学因素那里获得确认。 文学承载的民族家的现实功用，和文学作为艺术的自律性，相互纠葛在沈从文的文论中。这也带给我们启示，那就是中同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格“丁具主义”和“审美主义”两大类别的冲突并不如概念辨析那般泾渭分明，这是一个需要回到现代文学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解答的理论问题。 文学主体：理性介入与独立人格 现代性意味着个人从传统的各种禁制中解放来，获得空前的谋划自己生活的自主性，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是现代性的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追求的是一种能够真正确立主体性地位的存在方式，这就是主体的人在生活中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正如康德将启蒙的口号唤作“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一样，是一种自律精神，一种人之为人的主体精神，或者说是人的理性或个体的自我意识。换言之，“理性主体性”成为启蒙精神的核心与基础的概念。 启蒙理性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批判封建社会的最锐利武器，同时也是他们获得现代认同的鲜明旗帜。理性构成了沈从文继续“五四”这一未竞事业的执著的话语力量。“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否认重新检讨的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理性是沈从文自我反思和观照文学主体的重要圭臬。“作家存某种意义上是比较能够用开明脑子在客观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一种意见表示人生应有些事与普通动物不同的，他有思索，他要表现。”在沈从文看来，一个作家若自觉为教育青年写作，为民族未来写作，就应当对真理十分看重。这样，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而“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沈从文强调，文学主体(知识分子)克服商业“物化”与政治工具化有赖于一种新的人生观的建构。这种人生观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对生命能作有效的控制，战胜自己被物态征服的弱点，从克制中取得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以及创造表现的绝对自主性起始……只承认为人类‘工作’，不能为某一种策某一时‘工具’……这成就，在另外一时，将无疑依然会成为一时代的重要标志。”沈从文强烈要求作家们坚持个体自觉的独立品格。“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已，不要把‘思想’完全依赖在政治卜，不要把‘出路’完全寄托在收入上。” 沈从文文论现代性的原点均可以回到对文学主体的表述上。理性、介入性、批判意识、独立品格成为沈从文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从文对文学主体自我确证的追求是对文学自律看护的延续，两者甚至互为条件。而沈从文的争鸣与呼告也告诉我们，1930—1940年代的特殊语境，使得文学主体的确证并非不言自明，而成为一个需要不断论证的问题。沈从文极力主张现代新文学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与知识建构中去，但是，这种参与必须建立在尊重文学自律与主体自由的基础之上。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研究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 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 “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 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 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 and 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 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 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和谐与整体:柯尔律治文学理论的有机内核 内容摘要：英国牛津大学西马斯·帕里教授编选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收集了柯氏大部分散落在外的、100多年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关于文学的言论，以注释的方式、独到的编排形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和作家的言论进行了归纳性、考证性研究。该书融文献资料的珍贵性、内容编排形式上的独到新颖性与实用性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性于一体，是一部极具价值的、不可多得的研究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重要著作。 关键词：《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　西马斯·帕里　文献价值　实用价值 作者简介：鲁春芳，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郭峰，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本文为浙江财经学院2007年校级重大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自然关怀”研究成果。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在中外文学界都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最具哲学深度与浪漫诗学思想于一体的文学理论家。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约翰·比尔的系列丛书《柯尔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coleridge’s responses：selectedwritings on literary criticism，the bible and nature，2008)的出版为我们研究柯尔律治提供了针对性强、选材面广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这部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同时也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由牛津大学著名学者西马斯·帕里(seamus perry)编写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coleridge on writers and writing)则更应该是我们客观、深层了解科氏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文学理论内核的忠实依托。 西马斯·帕里是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学者，主要研究1660年至今的英国文学，其中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思想的研究造诣颇深，已有多部研究柯尔律治著作先后出版：《s，t，柯尔律治》(s.t. coleridge)、《柯尔律治的笔记：选读》(coleridge’s notebooks)、《柯尔律治：采访与回忆》(s.t coleridge：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和《柯尔律治和部分的用途》(co-1eridge and the uses of division)等，我们可以确定西马斯·帕里对柯尔律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08年帕里又编写出版了这本系列丛书《科勒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的第一部《科勒律治论作家与创作》，虽然为资料收集形式，但是本书所选取的具体内容及其内容安排的方式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科氏创作思想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献帮助、极其实际的研究指导和比较明确的学术意义。 首先，本书极具资料的文献价值性，把柯尔律治大部分散落在外的、一百多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科氏关于文学的论述、演讲、旁注以及别人的记录或摘录等收集起来，以详实的出处信息展示这些论断的来源：具体演讲、重要论述、写给具体文人的具体书信以及书写的具体时间等。从这些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更能体会柯氏诗学思想的本质内核，更能感悟到作为一代伟人的柯尔律治的创作视野。 其次，本书凸显的第二大特色是内容编排方式的独到新颖性和实用性。柯尔律治文学论著宽泛、宏大，帕里采用注释的方式，以独到的编排顺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与作家的言论进行了考证性研究，第一部分以时间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比较全面的关于创作的论述，《笔记》中的摘录、讲稿中比较宽泛的讨论和节略、《朋友》、《文学传记》、《桌边杂谈》里关于诗歌与想象的描述等。从这些公开的和大部分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了解了柯尔律治的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本质内核：无论他一开始对诗歌和诗人的论述、对十四行诗本质的观点、对阅读与读者的理解、对戏剧与其它文学形式创作的解释、对机械幻想与有机想象的阐释以及最后又回到诗歌诗人本质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文学理论方面老道成熟的文学理论家，而他几乎所有阐述的中心词总是强调“整体”，虽然他用不同的英文词汇“union”“u-nity”“oneness”“whole”“totality”等，强调“有机的想象”即“organic imagination”。由此，我们看到，柯尔律治创作思想不是一蹴而成，更不是突兀来风，它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内核和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第二部分以作家为词条，以字母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对具体作家以及其作品彰显的风格、品格、文化意义等的看法与评价，把柯尔律治散见于其广泛的文学论著中的对世界作家的评论和认识集中起来，让我们很好地看到了柯氏的创作视野、他的知识面的广度与深度。比如从柯尔律治1795年的演讲中对马克·阿肯塞得(mark akenside)的评论看到了柯尔律治对“整体”和“想象”的强调，从他对亚里斯多德、培根的评述我们看到了柯氏对哲学与科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从他对丹尼尔·笛福及其《罗鲁宾逊漂流记》的言论，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极具人文思想的柯尔律治等等。总之，帕里把柯尔律治对众多世界作家的评论收集一起，这些归纳性材料如实反映了柯氏本人的研究深度和创作主张。同时，柯尔律治能汲取所有对其思想有益的智慧，以他自己的天才进行有机的综合与想象，这是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作为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不懈追求和努力辩护的目标，这一目标在他那三首争论最多、又最不被人看好的长诗《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中得以最佳的实现。 第三，本书为我们深度了解和研究柯氏诗学思想提供了指导性的参考。该书分前后两大部分，就具体材料的内容而言，紧紧围绕并突出了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核心是和谐与整体(harmony and unity)的主题。就第一部分讲，几乎所有选用的小节，无论是谈诗歌与诗人，还是谈幻想与想象的区别，中心词汇离不开“和谐”与“整体”，用柯尔律治的话文学创作就好像是一种植物的“有机生长”。柯尔律治创作的《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等三首长诗从内容到形式也的确体现了柯尔律治融众多不协调因素于一“整体”的诗学思想，因此也总被看成是柯尔律治为数不多诗作中的最伟大诗篇。柯尔律治诗歌思想的灵魂首先是赞同华兹华斯的创作主张，即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的那种机械主义理论；但是，柯尔律治发展并提升了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理论，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是一个有机体的自然生长过程，自然与艺术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诗人的能力和职责就是要融合所有对立不一的因素，融所有有机元素而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从创作论到作家论始终把这一中心放在首要位置，我们看到了科氏文学理论的内核。柯尔律治在谈到短短的十四行诗歌时也同样强调“整体性”：“我认为思想的整体性是十四行诗所必不可少的”，“十四行诗对我来说是最美的，他们在理智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永久的融合”(perry 3-4)。 实际上，柯尔律治有时也仿照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目的论的判断》中的著名论述来描述其关于有机体的关系，他认为生命整体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每一个部分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把对立物综合成更高的第三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既相异又相同，柯尔律治把这种功能归于美学领域中的想象——在他《文学传记》中所描述的“善于综合的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使相反的、不协调的性质平衡或和谐中显示出自己来”(coleridge 15—16)。因此。柯尔律治强调创作中想象力的发挥是因为想象的整体性不是把“没有生成力的微粒”机械地并置起来，也不是新古典主义的部分的得体性，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是一个自生系统，由各部分在生命上的相互依赖所组成；如果离开了整体，部分就不能生存。 文学理论论文: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文化研究 一、倡导文化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笔者以为，只有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注重对其作一种文化的透视，才能够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特性，并使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成为可能。究其原因，其一，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民族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学的第一特性是审美性，从这点看主张对民族文学进行审美研究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从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深入考察民族文学的性质就会发现，作为文学的民族文学有其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已然构成了民族文学的又一种显著的特性，这就是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一批小说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正红旗下》、《茫茫的草原》、乌热尔图小说、《心灵史》、扎西达娃小说、《尘埃落定》、《摄魂之地》、《太阳部落》等。“这些作品或对民族文化资源作了新的阐释，或对民族文化心理作了艺术描绘，或表现了不同文化碰撞中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困惑与嬗变等等。”基于民族文学的这个基本事实，研究的方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关纪新所言：“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必须将其与相关的民族文化历史命运的考察和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比较准确、深入的研讨。”民族文学之所以会显现出显著的文化特色，其原因与民族文学作家对文学本身的认识有关。不妨看两位作家的自述。侗族作家滕树嵩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说过：“坦率地讲，在这部作品中，我但能将我所属的侗家这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气质，让侗家山区以外的人们有所了解，就很满足了。”侗族作家张泽忠也曾坦诚地说：“我是一位侗胞，当初选择文学，无疑是想借文学这种形式，传达我的思想情感，进行我的思索，为我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选择文学，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文学的服务，显然不是“审美地表现”所能涵盖的，或许应是“文化的表现”。这样的创作意图在民族文学作家中绝非偶然，而是较为普遍，它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作家民族认同感的体现。也就是说，民族文学作家往往倾向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创作，这可说是他们与汉族作家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创作意图也就使得民族作家文学往往成了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由此可见，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民族文学作文化意义的研究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其二，在宣扬民族文化、挑战话语霸权、反抗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同质化威胁等创作意图指导下，民族文学作家往往自觉地借助文学作品来传达母族文化，甚至不惜以牺牲作品的审美性为代价，比如前几年兴起的“民族志写作”就是如此。这就使得民族文学的文化现象异常丰富，呈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对此，单纯的文学审美研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无法道出民族文学的全部真相，甚至会产生误读。因为如果忽视了文化因素单从审美形态的角度考察，有时哪怕民族特色非常强烈的作品也看不出它与其它民族比如汉族的作品有何差别之处，甚至导致对这些作品价值的某种遮蔽。比如民族作家文学中，在一种宗教（文化）观念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叙事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这就是单纯以审美的尺度来鉴定民族文学作品所难免的误解。而若把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明白这种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显得玄妙的叙事其实并不玄妙，只不过带上了特定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而已。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曾将之命名为“宗教文化叙事”，并发现它具有叙事学上的理论意义。其三，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形态之一种，对文学作一种文化的研究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代的文化研究本是肇始于文学研究，而在当前很多时候却疏离甚至放弃了文学，从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说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以为，文化研究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与某些研究者们误解了文化研究的作用和没找到合适的文学研究对象有关。文化研究不仅能够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且还可以照顾到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与其有机地和谐共处（这并非意味着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不会冲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深刻地认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加以有机地协调。为使文学为文化研究提供用武之地并发挥最大作用，选择那些具有鲜明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颇为重要，而民族作家文学正是这种可以选择的最好对象之一。 二、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价值 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有何价值呢？首先，可以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内涵，更好地阐释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服务。在民族文学中，审美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悬置，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却得到凸显。对此，仅从审美的角度给以否定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根据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其文化性上。这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甚至可能以此为立足点和契机，建构具有民族文学特色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然，这种文学理论体系是要把“文化”的维度包括在内的。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下，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已不再可能。与此相对的是，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反而成了大势所趋。正如论者所言“：作为过去几年里强烈抗议全球化的一部分，相当多的理论家认为，差异性的激增、向更为地方化的话语和实践的迈进，成了当代场景的特色。照这种观点看来，理论和政治应当从全球化及与之伴随着、通常是总体化的宏观维度的层面转移开来，以便集中关注日常经验的地方性、具体性、特殊性、异质性及微观层面的东西。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就比针对更加综合性或普遍性状况的更一般的理论和政治，较为瞩目于差异性、他者性、边缘性、个体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笔者以为，我们所倡导建设的“民族文学理论”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地方性理论的建立着眼于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特质之上。帕里和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通过对口头史诗的研究，发现了其有别于作家创作的独特的创作和传播方法，以此建立了口头文学新的理论和批评标准，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口头文学的不正确认识，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有益借鉴。其次，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探索一条新路。文化研究虽从文学起步，现在却远离文学，从西方到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有的文化研究虽然兼顾到文学，但往往对作品随意肢解，断章取义地随意发挥，完全放逐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真地无法兼容吗？文化研究又应该如何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大显身手而又兼顾到文学的审美性呢？我以为，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很好的研究平台和实验范本。或许，我们可以在对民族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问题的新的、有价值的理论突破。这是我国的民族文学给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一种馈赠，这种研究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再次，可以带来如文学史等其它研究领域的突破。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学史对民族作家作品采取了一种轻视或忽视态度，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汉族文学史，这种局面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某些改观，但要改变由来已久的偏见还有待时日。实际上，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有很多独特之处，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带来诸多挑战。比如关于寻根文学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被公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诞生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但在文学史认定的代表性的寻根作家中却几乎看不到民族文学作家的身影。实际上，从精神实质上说，所谓寻根就是寻“民族的文化之根”。寻根文学寻找的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而中华文化其实是一种多民族的文化。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所追寻的典型的文化形态如吴越文化、道家文化等说到底都属于汉族的文化，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文化，因为它并没有把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所寻之根是不完整的。民族作家文学中不仅有寻根意义上的文学（尽管没有被划为“寻根文学”的范畴，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隐秘岁月》、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等），而且其发生的时间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作品还经常可见），只不过它们寻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根。相对于当年“寻根文学”不彻底的寻根实践而言，民族作家文学今天的寻根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现在的文化转型、文化反思和重建都不无启示。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实是一次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寻根，而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寻根发生更早，且一直延续至今，从精神内涵上说也有其独特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无启发。如此看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文学的思路就颠覆了以往文学史对“寻根文学”的一般认识，这对我们今后重写中国文学史都不无参照意义。 三、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策略 必须说明的是，以前的研究并非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但大都将之限制在审美研究的框架之内，也就无形之中束缚了文化研究的深度。笔者所倡导的文化研究试图转换研究视野，更强调以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为中心来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获得更多的理论发现。具体的研究策略很多，已有论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比如有人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发现其独特的生态文化意义。有人从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化“混血”特点发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混血”现象。而笔者所做的研究则是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来介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认同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发展历程。建构的认同论认为，认同是一种建构的行为和结果而非对于某种本质属性的归附。建构需要借助于手段，文学作为一种话语表意的实践活动，是建构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认同本身的形态也是多样的，比如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性别认同等，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民族认同，而所谓民族认同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民族文化认同。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和复杂，这些小说往往通过特定的途径和策略来完成民族认同的建构，如作品中的故事、人物、题材、文体、语言、叙事等都可能参与这种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可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层面，如故事、人物、题材等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属于显性的，如文体、语言、叙事等的建构则属于显性的。当然，在实际的情形中显性的建构和隐性的建构往往结合在一起。比如藏族作家阿来通过“重述神话”的小说《格萨尔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藏民族的复杂建构，笔者称之为“差异的建构”——小说《格萨尔王》是通过对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回归与疏离的双重张力书写中完成的。基于如上认识，笔者所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是如何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其建构的原因、策略、机制、手段、意义和限度等是什么？这种建构对民族作家文学文本造成何种影响？给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何种启示？等等。笔者的这一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这里不再赘述。一直以来，审美的研究方法在民族文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对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和否定，只是认为要针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适时地采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为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服务。基于这种研究思想，在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认同建构所作的研究中，一方面笔者注意到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并让审美价值成为我选择理论个案的重要标准（这与一般的文化研究只关心个案对理论的阐发意义而不关心文本的文学价值不同）；另一方面，鉴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我又积极地引入认同理论、文化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知识作为理论资源，这就使得这种研究逸出了传统的审美研究范畴，而在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维度中展开。这样一种研究的思路是别开生面的，由此也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认识。比如：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一种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文学作家一种无意识或自觉的创作追求。这种民族认同建构赋予了民族作家文学以独特的价值，比如宣扬了本民族文化、彰显了边缘写作的意义等，但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如二元对立的逻辑建构原则、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悖论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一件很有必要，也大有可为的事情（尽管这种研究也并非万能，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大行其道且建树颇丰。借助于这股学术研究的“东风”，相信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也会有灿烂的前景。 作者：樊义红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运用 一、多媒体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效用 目前多媒体教学正逐渐进入高校课堂，高校教师对多媒体的认识也逐渐从不熟悉到逐步深入。多媒体技术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将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能交互处理、存贮、传递文字、图形、影视、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一种综合信息处理技术。多媒体教学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运用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得到改进，并促进多方面的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促进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的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文学作品的检验。文学理论既是对文学活动现象的一般本质规律的理论概况，又肩负着指导读者阅读、欣赏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责任。因此，“学好文学理论，不仅需要掌握它本身的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及方法，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熟悉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多媒体教学利用其丰富的图文资料和作品内容，使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得到很好的结合，既体现了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品质特征，又方便了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需要。比如，在讲到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中的“小说”这一知识点，就可以用多媒体展现许多的文学作品，甚至节选其中的一些章节来举例、说明问题，阐释理论观点。 （二）增加课堂信息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中一个突出的方向是教学授课时数的减少而教学目标不变，文学理论课程一学年64个课时，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受制于主观和客观原因，能够在黑板上书写的内容不多，能讲的知识量也有限。有些新建的教学楼的教室里甚至没有粉笔字写的黑板，只有白板笔写的白板，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采用多媒体手段来进行教学，而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多媒体教学容量大，信息量增多，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都可以展现在多媒体课件中，让学生们最大限度地去学习专业知识。多媒体创建丰富有效的教学情景，既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扩大知识面，又有利于学生选择重点的知识点和内容来学习，也培养和锻炼了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选择、判断能力，从而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效率。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为配角的传授式教学，教师通常满堂灌输理论知识，学生则被动地听讲和记录，这样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文学理论课程偏重于文学理论知识，情况更是典型和突出。如果使用多媒体教学，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适当增加教学内容和变换PPT课件的效果，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比如笔者在上“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这一节内容时，列举了一些古典诗词，如杜甫的《登高》、李商隐的无题诗、王维的禅宗诗等，来阐释文学话语意义的丰富性。通过多媒体的文本和图片展示，避免了不少板书的麻烦，将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用来分析文学作品和阐释教材的内容。运用多媒体辅助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形式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学生普遍感觉到学习过程的趣味性，再加上教师适当的启发和点拨，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大多以教师为中心，为了在有限的课时中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往往只能进行知识性的灌输，加上教学方式的单一，学生学习的兴趣往往不高，学习效果也不理想。学生们反映较多的问题是文学理论课程过于抽象，常常是教师讲得很多而学生理解的少。究其原因是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而运用多媒体上课，则能使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产生期待，满足了青年学生的直观视觉冲击力和想象力。在教学中，多媒体技术使用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声音和影像资料，打破了教材单一文字和文本之间的界限，让那些呆板、枯燥的文字变得生动有趣、魅力无限，使不同体裁的教学内容相互贯通，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对文学理论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参与意识。教师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将多媒体技术适当引入课堂教学，既发挥自身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又增强了学生对学好文学理论课程的信心和勇气。例如，在上“文学作品的理想形态”这一章，不管是“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还是文学的高级审美形态“典型”、“意境”、“意象”等内容，我们都可以在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提供一些与之相对应的生动画面和视频实例，利用电子文档、PPT、投影仪、录像机、互联网等为教学内容服务。例如，当教师要举例分析一首诗歌的意境时，可以直接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讲解文学作品的语音、形象、意蕴三个文本层次时，可以以图表的形式形象地展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教师可以使用演示文稿或多媒体课件展示知识的变化的动态过程，再加上适当讲解、引申，就可以把枯燥的文学概念、艺术特征、艺术体现等讲得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这种多媒体的课堂形式灵活多样，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和动力。 二、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 多媒体在给文学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自身难以避免的矛盾，毕竟先进的技术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不能代替教学者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文学理论课程课堂多媒体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形成难点 多媒体教学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的特点，在运用到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同时，它又具有把概念、原理、命题等图解化、表浅化的倾向，从而削弱和淡化了理论特色和品质，不能揭示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外延意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话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多媒体通过图、音、像将文学直观化，却无法呈现出文学由言、象、意所组合而构成的能指与所指、言不尽意的关系，甚至导致学生重图轻文，以直观感受代替对深层意蕴和文学精神的深层把握。因此，如何更准确、更合适地运用多媒体进行理论教学，如何从理论到图像再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是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应解决的难点和问题。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的运用，必须处理好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之间的关系，并搭建起桥梁以便顺利展开教学。 （二）多媒体的简单化构成难以表现文学理论的系统性 多媒体将理论体系、知识结构、框架模式做图表化的处理，具有整体直观、方便把握的优势，但是这种方式也容易造成图表的简单化倾向，割裂了理论知识的整体感和各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淡化了理论体系和结构的整体性、系统性，产生了零散化、片段化的情况，从而无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因此，教师要注意文学理论课程自身知识的系统性特点，结合多媒体图表格式与图像音文的特点，发挥自身在多媒体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和中介作用，合理地利用好多媒体的功能优势，这样才能让多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课堂教学。 （三）多媒体的间接性造成文学理论实践性的弱化 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品格和个案研究的特色，对文学理论的实践教学和实践环节具有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是这种实践具有虚拟性、示范性、间接性的特征，和教师指导下的实践教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别。“多媒体教学所呈现的实践并不能代替课堂教学的实践，或将多媒体教学简单视为实践教学和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文学理论课程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知识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教学课件的设计也必须使理论与实践协调统一，为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今后的知识运用服务。 三、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改进的措施 要解决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文学理论的理论型课程性质和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教学方式之间的矛盾。同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作用，利用好多媒体这个师生交流的工具和平台，把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一）多媒体使用要与教学理念同步更新 文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是观念思维的改革。只有明确了思路，改变了观念，才能对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目前部分教师还存在漠视、轻视多媒体手段的现象，这可能是其自身对多媒体知识的欠缺所导致。有的教师虽然使用了多媒体教学，但只是把多媒体当作电子黑板、图片展示器来使用；有的教师则是大量堆砌材料，片面追求课堂热闹，为使用多媒体而使用多媒体。这些都影响了文学理论课程中多媒体的使用效果，这种错误的观念和现象应该加以纠正。教师既要将传统的大纲式板书内容课件化，又要改变将文字内容和文学理论简单图解化、图像化的错误偏向。文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性、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文学的形象性、感性和个体化的一些特征。文学理论应该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化理性与感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理论性与形象性的融合。教师要努力寻求多媒体教学与文学理论课程的最佳结合点，注重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的更新，树立起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这样才能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 （二）灵活运用多种多媒体教学形式和手段 多媒体教学不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且具有延长教学主体功能的意义，还具有扩展教学内容和资源的意义。因此，在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多媒体的先进技术形式和教学手段的作用，同时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彻底性、连贯性等，发挥教师个人的传统特长和闪光点，使教学更具有个性和魅力。此外，教师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局限性，适当地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师在“授业解惑”和沟通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青年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来授课，而很少和学生进行交流，结果导致师生之间情感上的陌生与隔阂，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和引以为戒。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特别强调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要善于分析具体的教学情景，选择最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和训练效果的手段来进行教学，使多媒体的运用成为整个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四、结语 总之，在多媒体教学中，教师的中介和主导地位不能让位于多媒体，师生之间的交流、生生之间的交流应该是课堂构成的主要部分。多媒体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不能代替教师的现场指导作用，更不能主宰整个课堂而忽视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我们在使用多媒体时，应该侧重运用其实效性、科学性、简洁性，做到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使用的最深度化与最节约化，如此才能服务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最终目的。 作者：欧造杰 单位：河池学院文传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研究 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重要性 1．文学理论的教学需要 大学语文是为学生的文学理论知识做存储的最重要的时期，恰当的文学知识存储对学生作品鉴定能力的提高和个人人文素质的培养都有着积极作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授课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客观、正确地把握作品，感官、细腻的分析作品，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主要授课方式包括以文学理论为线索引导，以生动、形象、具体的阐述性语言为铺垫，将文学理论的精华贯穿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始终。正确的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注重对作品语言和文字特色的分析以及对文学理论系统、全面、多角度的贯穿，以便于高职高专学生更好地接受大学语文课堂，然而现阶段中的高职高专语文课堂往往只对第一点有所重视而忽略了第二点的重要作用，这种错误的教学偏好使得高职高专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学习过于受到局限，不能前后贯通，一气呵成，语文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学生的文学鉴定水平得不到提高。因此加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系统性的贯穿，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和文学鉴定水平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2．文学在社会现状中的需求 在当今社会中，对于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伴随而来的，是要求我们要在学生学校阶段提高其自身素质，让学生达到在社会需求中的基本素质水平要求。而学生的文学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自身的素质，从学生的实习面试，到工作之间的基本交流，都基本的文学素养为其奠定基础，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人与人沟通中的表达。在高职高专中，对于大学语文的短板，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在高职高专学校中，普遍存在一种氛围，注重专业学科的学习，而轻视这种最基础性学科的学习。在原本缺乏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又不主动接受大学语文教育。学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的缺失，则对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提出了高要求要求，一方面，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给予他们在文学上的熏陶，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启迪，与审美上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让学生认识到大学语文对其的重要性，让其主动接受，并学习。面对社会的现状，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现状 1．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 新编《大学语文》为了避免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枯燥、乏味和单一，采取减少写作练习，降低对文史知识的集中性重视，采用便于学生理解文体结构达到丰富教学内容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科的单一性，但也导致了学生不能以历史时间和作者作品为线索贯穿到整个语文学习中。语文模块支离破碎，学生对流派、风格、思潮等历史潮流不能做前承后接的分析和理解，使得语文的系统化、一体化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在教学内容上，老师往往更偏重于对教材中的基础语法知识的指导和教材圈定重点范文的解读，忽视了文化熏陶，精神启迪对学生语文素养培养的积极作用。 2．高职高专学生接受能力 从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的高职高专语文老师认为高职高专的学生文化素养偏低，语文学习能力不足，重专业轻基础。这样的思维定视让高职高专语文老师在教学中有所懈怠，老师往往教语法、教基础、教文体后便草草了课，恰恰与学生追求的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背道而驰。高职高专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能力并非表面的如此浅显，在一定生活阅历的基础上，学生渴望在浓重的文化熏陶，文学的优美审定中得到精神的娱悦，身心的释放。老师对文学理论的过分拘谨、约束不利于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理解文学内涵，提高人文素养。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本上的文学理论知识看来，其安插生硬、尴尬，不能在上下文之间起到起承转合的积极作用，使得学生既不明白理论内涵，又不理解作品真正表达的含义，文学理论失去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既不能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过分的拘谨和约束，也不能忽视了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程度范围，老师在全面、系统的解读文学理论的同时恰当的安排文学理论教学进程。 3．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 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即过分的采纳嗟来之物，使得自我的理论体系和文学思想没有成型的规定，本土理论过于松散。大学语文本是一个开放的课堂，在老师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老师与学生在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另辟蹊径，创设我国具有时代特色和本土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然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缺乏的也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学生单一的吸收基础知识，解读文学理论，学习进程往往只停留在“吸收”过程，学生连举一反三的语文能力都不具备。能否真正有效的实现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创设富有我国本土特色的文学理论体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必要措施 1．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 科学的文学理论需要牢固的语文基础知识来保障，因此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所要走好第一步便是夯实基础，提高学生的基础语文能力。主要方法包括帮助高职高专学生对作品的文体进行准确地把握，以实现学生对作品的针对性分析理解;古文学习中教导学生查明每一个文言词字的表象含义，承接上文，启程下文，在上下文的结合中再对古文言词字进行深层解剖，提高学生的语文自学能力;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文学理论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前境况、遭遇进行正确的把握和解读，以提高学生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吸收。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后，便是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理论进行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高，实现学生文学人文素养的升华。如何以基础为前提，提高语文素养呢?便是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对文学理论的深层次剖析需要充分的背景资料支持和坚定地思想支撑，在动态的文学活动中，把握真理的唯一方式便是在实践中发现理论核心，老师与学生在文学实践中调整理论方向，把握主体要领的同时做适时地文学延伸，以应对文学活动的时代变迁。在树立正确的意识目标后，便是对实践中发现的理论核心问题进行整理和总结，以实现系统、全面、一体化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促进文学理论发展的同时，满足现代社会对文学理论的需求，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 2．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注重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评估。为了实现高效、良好的课堂效果，必须在课下本着课堂教学目标，做好充分的具有文学理论指导目的性的教学准备。从实践中我们发现，新编《大学语文》注重古文言的学习，此外也将外国小说和西方古典文论包含其中，在中外理论一体化的教材设定上实现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那么在古文言文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又该怎样做到科学和充分呢，首先需要老师对我国传统的文论结合自我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归纳教材古文言章节中出现的集中性理论、时代线索、背景概况，以直接归纳和直观综合为教学准备的指导基础。然后借鉴我国古文言文理论鉴定体制，在借鉴的基础上学习领会，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提供可依赖的范本。在外国文学史及其文学理论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应该持“在肯定中适时批判，在批判中采其精华”的备课态度，总结19世纪至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体制，结合时代背景，对例如“唯美派”、“象征派”的文学派别予以精神分析，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加强了对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以更好的授之学生，加强学生对教材中文学理论的理解。 3．多探寻教育创新之法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上，做好教学素材上的准备，我们可以适当的尝试突破课时的局限，以用来增加大学语文课堂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可以定期地举办一些文学上的竞赛，让学生在参加竞赛的同时，主动地去吸收更多的文学知识，并且可以增强学生在思想表达与沟通上的能力。还可以布置下一些开放性的作业，比如让学生们浏览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以及一些历史博物馆，通过思想上的洗涤，也可以达到文学上积极性的提高。在教育教学中，创新的作用不可或缺，教师可以针对学上在课堂上精神状态的反应，以及在课堂下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以及要求，来进行课堂上的实时改变。针对高职高专课堂上的不同，不断的创新教育方法，达到课堂上可以达到的最佳效果。 4．从学生思想上着手 高职语文在课程设置上，基本将课程安排在学生一二年级，而在一二年级时，学生还处在没有全面接触课程，对自己的职业，以及社会对自己的要求都知之甚少，毫无职业意识，这就导致学生无法了解学校开设大学语文科目的原因及目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变的盲目，而无目的性，只是僵硬的学习，而不求甚解。因此，我们应当从学生的思想上着手，首先让其了解社会对自己相关职业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对于人才文学素质的要求，在学生了解大学语文科目的重要性之后，学生会重视起大学语文文学理论等相关教学工作，并且会主动补充自己的不足。通过让学生有前瞻性的学习，让其在面对将来的求职与工作中，可以从容面对，并且在品德上进行陶冶，成为高素质人才。 5．以实践为基础 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我国文学研究工作长久以来的一大弊病便是过于在宏观上进行理论把握，集中于理论和社会文化意蕴的探索和揭示，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同样有次弊病，过分注重理论内涵，忽视实践的重要意义。以实践为基础探索文学理论的科学教学法包括引导学生对语言、修辞、文体做精细的论析，课下针对教材中的难点疑点进行资料查阅，将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填补传统知识积淀的漏洞。学生自我翻阅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同时，加强自身文学理论建设，在实践中发现，在发现中创新，踏踏实实做好文本学的研究。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来说，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提高个人素养是学好专业学科，未来做一名成功的社会人的基础和保障。 6．公平对待中西方文学理论 大学语文课堂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不可以过分的批评和纰漏西方文学的弊端，帮助学生对中西方文学有着平等的认知。老师以西方文学为参考基础和理论资源，引导学生突出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学语境讲究“和而不同”，西方则更注重“鞭笞”，在两种思想理论的冲击下，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激发学生对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学习积极性。 四、结语 总之，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需要从实践出发，结合中西方文学理论，将经典与文学精髓贯穿于课堂的始终，持目的性、实用性的教学准备为完美的课堂教学打下坚实的教学基础，增加文学理论教学质量，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长远意义。 作者：德吉卓嘎 单位：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内容提要】 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多个环节组成，本文切准大学中文系本科教学，以教学活动四要素为系统，以实际调查为依据，从而分析文学理论教学艰难的症结所在，以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学科建设文学理论教学教学活动四要素 高校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必须加强教学研究，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是接受文学理论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教学是学生有意识系统地接受文学理论的起步阶段，所以它是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环节，由教学活动规律体现学科的规范性、科学性、系统性。然而，现在大学文学理论教学非常艰难，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学生感到抽象枯燥，甚至认为学无所用，课上所学理论与课下认识不能自觉联系，似乎课上所学仅仅是为了考试而已，离开了课堂，面对文学作品和社会现象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尤其对于新的文学现象更难用所学原理进行学理上的分析，教师也是在厚望与薄待中艰难地行进。文学理论是中文学科的基础，是学好其他学科的理念工具，没有这样的工具，如何能运用理论学习其他学科呢？又如何能找出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从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而言，大学教学是学科知识传播和接受的主要途径和中心环节，遇如此障碍，文学理论谈何深化发展？如果在艰难中进行，可能会把一些本可以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未来人才扼杀。所以“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还须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层面进入文学理论教学的层面。通过文学理论教学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文学理论素养的一代代后学，以适应未来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文学理论的希望所在。”[①]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寻找其症结所在并加以探究解决，培养文学理论研究年轻的后学，促进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进行了系列调查（附后），请看表一： 该表是对本校中文本科一、二年级学生所做的调查。一年级学生人数212人，二年级学生人数269人。从上述统计所看，问及“所学内容与文学史课程的联系程度”、“所学内容与社会现象联系程度”，回答“一般”和“毫无联系”的总比例分别达65%和81%、60.6%和82.7%。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为学生学习文学课程提供理论工具，是为了站在更高的理论视点与社会对话。然而，统计数据表明，目的已被虚化。更让我们惊讶的数字是下一列，问及“对新文艺现象的了解程度”，回答“比较了解”和“不了解”总比例近达100%，而且答“比较了解”者极少。试想，对于大学中文系教学，与各文学史课程相比，文学理论是一门具有动态性的课程，学生对于新文艺现象的了解，本课程的学习应该是最主要的渠道。从现在的状况可看到，学生总是在接受已有的知识，对新的文艺现象却不得而知。这不利于体现教学的开放性，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难怪开始问及“对课程学习兴趣”较小者，一年级占89%，二年级占65.5%，都是比例最大的，尤其是一年级。这样，在整体学习中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学习氛围，也不会有学习的动力。最后问及“对课程的理解程度”，答“深刻”者均为0。这样的数字，可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教学活动体现为四个基本要素：学生、教师、教材和考试。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学目标的最终实现者；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是教学目标的实施者；教材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是教学互动得以实施的桥梁，是教学目标实现的基本依据；考试是教学全过程的检验和信息的反馈。这四个要素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动态性的螺旋式上升结构。（见图）所以，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学生 教学要看对象，整个教学活动是为活动对象服务的，服务就必须切合对象的实际。那么，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活动对象的情况如何呢？ 从学生思维角度讲，对于相关知识，中学阶段进行语文学习，接受的是一篇篇课文，往往陶醉于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动人的情感之中，形成了惯性的个案接受思维。进入大学学习，中文一年级所开设的主要专业课有“现代汉语”、“现当代文学”、“写作”和“文学理论”，几门课程相比，唯有“文学理论”课程所运用的思维与高中阶段语文学习所形成的思维区别最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接受的是一环扣一环又逐层上升的文学系列概念和原理，需要运用抽象的理论思维，重理性，重共性。这对于刚刚步入大学的学生而言，突然进行这样的思维转换，实在是艰难。尽管老师在开课之时努力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但从亲历的学习中，学不透，道不明，所谓的重要性根本体验不到。看本文的表三最后一列，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难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性质、叙事学”，这些内容包涵着哲学、美学和西方叙事学等理论，没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实难以驾驭。在师生座谈中，一些刻苦认真学习的同学们这种感受也很强烈，让老师们理解他们。许多同学只能在痛苦中为通过考试而学习，由于学习的茫然，每想到考试极为恐慌。 从学生知识结构讲，该课程所包容的知识是综合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美学等，这对刚刚跨入大学的中学生来说，短时期很难建立起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学习只能是生吞活剥。尤其是课程所举文学作品的例子，古今中外极为多样，学生大都没有阅读过。文学理论教学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实践基础上的，阅读量的大小，对文学作品把握如何，是文学理论学习的前提。请看学生文学作品阅读量调查表（表二附后）： 通过与学生座谈和调查可以看出，一年级学生的阅读基础可以概括为“少而偏”，课上所讲的作品与学生所读的作品是两张皮，不能产生共鸣。请注意表上的几个数字，从“阅读种类”看，中学阶段“文学读本”的阅读与“流行文学”的比例相同。一年级和二年级最喜欢阅读的作品是“流行文学”，如“80后”、“9015”、武侠等文学作品，尤其是“80后”、“9015”等作品，中学生们读得如醉如痴，但它们尚在定论之中，同时大学教师也往往不去阅读，所以难以成为文学理论教学的例子。中学阅读量是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文学理论就自然有难度了；进入大学一年级，因为最先学的文学史课程是“现当代文学”，所以阅读量相应大一些，其他必然少。而文学理论课程对古今中外作品的要求是难分主次的，哪些作品能说明原理就加以运用。这样，由于课程的安排而带来的不平衡阅读，也增加对文学理论学习的难度。尤其从“阅读数量”看，在不同阶段，选择阅读“较少”的比例都较大。这样，抽象的概念不能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就难以化解抽象的理论。从阅读与文学原理联系的程度看，选择“紧密”联系的比例极小，选择“一般”的比例较大，还有一定比例的“毫无联系”，显然学生对文学理论所学与所用不能很好地联系，自然不能认识到学习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学习的兴趣必然不会大，从而主动性减弱，更不要说热情了。再看本文的表三，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易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抒情性作品”，这显然与学生的阅读基础有关，学生们读抒情类作品较多，理解便也相对容易。而“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一章，侧重文学规律性的总结，对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就可以理解，这对于大一学生来说自然较好掌握。 由于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艰难，致使学生对本课程一直存在畏惧心理，在大四年级报考研究生专业方向时，与文学史课程相比，年年报考文艺学方向的极少，有时，几乎没有。 事实证明，在大学第一学年学习该课程学生们确实有困难。于是，我们提出，应在大三年级开设文学理论课程，一方面有一定的阅读基础，也学习了专业和公共的主要课程，有相当的知识面，同时，两年的大学学习也积累了一定的学习经验，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思维相对丰富起来，学习的自主性要强。三年级学习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所学知识融合在一起，互相提升。 学好文学理论意义重大，能够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为进一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输送人才；同时高师教育中，有利于学生将来对中学语文教学以指导。与其早学昏昏，不如晚学昭昭。 二、教材 在近年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讨论与反思中，教材建设是讨论的中心。教材是教学的关键因素，是教与学的中介，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知识结构、体例框架制约和规定着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的主要方向。所以，分析教材，把握教材，驾驶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具体教学中学生未必能有这样的认识。本校使用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请看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调查表（表三附后）：有一个数字应注意，在“你细读教材的时段”列中，最大的选择比例是“考试前”，一年级69%，二年级93%。其他教材大都没有读过，更不能回答哪个版本的教材更适合教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数字，可能有相关四方面的原因：教材深奥难懂、学习兴趣小、时间不允许、学生只为考试而学习。 这里，先谈后三个因素：关于兴趣小的原因，基本上与上述的分析有关，不必再说。学生时间紧也是一个方面，现在学生学习英语占用的时间很多，这是一个共性问题，不仅仅只影响到本课程。尽管有的学生想学专业课，但无奈也只能让位。当然，现在学生学习的勤奋度不够，只为考试而学的大有人在，所以临到考试加以突击，这也是共性的因素。 我们主要从教材本身来分析，针对文学理论教学的艰难状况，教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应该反思，在这里重作思考： 1.文学理论教材应体现学科知识体系的规范性 “学科建设一般以教材建设为支撑。没有经典性教材为依托，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不可思议的。”[②]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很快，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50年代末，以巴人的《文学论稿》、刘衍文的《文学概论》等为代表；60年代以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代表；80年代，以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北师大文学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文学概论》为代表；[③]之后，则出现了多样的局面：代表教材有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和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等，进入新世纪有董学文的《文学原理》、王元骧的《文学原理》、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几十年来，文学理论教材从单一走向多元，在体系上采取开放性的结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开放性：对传统文艺观念的反思、引进开拓新的文艺观念、多学科多视角立论、多种范式形态的建构。 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如此之快令人喜悦，然而运用到各高校中则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对于同类高校应该运用相应的统编教材。 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与学术研究相比，从内容上看，学术研究可以是局部，就问题的一个方面展开，也可以是较大的问题研究。而教材则不然，它必须是成系统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这样，文学理论的教学实践才能保持稳定、形成规范。但现在，各高校往往运用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尤其是重点院校，尽管称作是教材，但实际上是个人学术专著，各有各的体系，各有各的观点，教材之间体系框架大相径庭。如童庆炳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共五编，十六章[④]；陶东风主编的21世纪文学系列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共七章[⑤]。这是两本不同时期出版的体系截然不同的教材：童本教材，以文学活动四要素为基本框架，形成系统；陶本教材从中西方对比的角度对文学基本问题进行阐述。两种体系、两种风格、两种理念。试想，如果学生学习了这样两本不同的教材，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会有多少相通性呢？新近出版的教材大致情况也如此。这似乎是多元化的体现，但众语喧哗，难成统一，不同学校的学生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不统一，似乎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只有随意性，没有规范性，这样必然会消解学科的科学性。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两本教材不好，它们都很优秀。童本曾是第三代教材的代表，被称为换代教材，许多大学运用。陶本教材是在反思文艺学学科，尤其是教材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而探索性地编写的新教材，目的是充分体现文艺学的多元和开放,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把两本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进行纲目对比，只是想说明大学教材统一的必要性。 作为一门课程，而且是专业理论基础课，应该有一定的规范，教材应相对一致，以此为基础由授课教师加以开拓，融入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体现教学的特色和个性，这才符合课程的特点，教材的大体一致与学术见解的多元化并不冲突。 在此，作为文学理论教师，真切地呼唤国家教委应该组织不同高校的专家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类型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综合类高校、师范类高校等），整合多种观点，共同商讨教材的体系和内容，形成具有科学性、普适性和权威性的统编教材，为全国高校学生运用。而且不同类型的教材，彼此之间理论体系也应保持相对一致。目前中文系学生报考研究生，许多学生选择学校时，只要有文学理论考试的科目，首先看所报学校指定的参考资料中文学理论教材是否与自己所学的为一个版本，一样才加以考虑，不一样则只能忍痛割爱，因为复习不同文学理论教材往往等于重新学习。初学文学理论的艰难心理，学习时间的宝贵，继续深造的迫切心理，使学生不敢轻易再增加学习的难度。当然，举这一例子并不是要求教材的编写专为学生报考研究生服务，但可以说明我国现有教材的不统一。 2.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和接受的可读性 是否具有认识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是文学理论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志。但文学理论研究中空谈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较为严重，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学术研究上，在大量的文学理论教材中也普遍存在。王元骧认为文艺研究需要突破纯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把从认识一极的研究引向实践一极。这是值得学界重视的见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运用，教材既然是为教学实践提供依据的底本，那么就务必在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一是增强适合教学过程的可操作性，增加有助于教学双方交流和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环节，包括讲授、阅读、写作、辩论、评议等内容；二是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概念命题和原理接受的基础上，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解读文本的能力、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等，学以致用。 从可读性而言，似乎只有文学作品才有可读性，理论性教材则不必谈。其实，可读性是一切阅读接受的必要条件，是主客体建立联系的纽带，可读则会愿读好读，从而才能达到沟通，形成对话。然而，现在的一些权威性教材恰恰是繁复艰涩，把原本易懂的东西写得深奥费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只是为了最终追求一种话语权，甚至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⑥]。从教材这一环节把学生的学习欲望和深研的兴趣调动起来，这也是教材建设的使命。 3．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阐释新文艺现象的时代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化，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手法之新是令人惊叹的，尤其是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文学现象的涌现，这必然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要求。但文学理论作为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却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教材更是严重滞后。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现在，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经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⑦]“中外文艺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艺学的学术创新能力(与其他学科一样)从根本上说来自对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参与和回应———虽然这种参与和回应不应当是无批判的。”[⑧]大学生是感受新现象最强烈的一代，最新的体验需要在理论的学习中寻找答案，得到支撑，然而却无踪可寻。恰恰是已过时的现象却在教材中大谈特谈，自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甚至会反感。对于教材的编写者，大都是文艺学专家，应该有一种结合社会现实发掘文艺新现象的能力，及时在教材中总结，才能在教学中达到教材与学生的对话，才能产生学习的兴趣。当然，对于新现象的总结教材不可能穷尽，必然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的不断输入。 最后，不得不强调一点，即就现在一些教材出现的弊端看，编写组要精心配合，主编统观全局，避免前后内容的重复；编写人员要在自己承担的章节中，体现综合的观点，不要对古代和西方文论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拼揍和堆砌。 三、教师 教师是教的主体，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指挥者，学生的学是建立在教师怎样教的基础上的。教师是教学方法的设计者，实践者，所以，在此主要谈教学方法的问题。现代教育理论对课程的教法提出更多的要求，不同的课程教学方法不尽相同。教学方法的运用，能够把教师、学生、教材等教学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应更好地采用哪些教学方法，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接受，这是传承、接受、运用文学理论的关键。根据我们的调查进行综合分析，针对课程特点，本文提出“人性化教学”，即在教学全过程中，以人为本，寓理于趣。人是根本，理是目的，趣是手段。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是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今世界教育现代化的主导观念与实践课题之一是教育的人性化的观念，“突出强调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即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思维、理解、技能等认知侧面，而且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感情、兴趣、态度、需要、信念、自我决断这些情意侧面。”[⑨] 我们认为，文学理论的人性化教育可以从下列四个方面加以尝试： 1.快乐教学--对个体生命的关爱 大学生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人，既有思想的追求，也有情感的需求。因为大部分学生初学文学理论比较茫然，甚至会产生抵触、畏惧心理，但又不得不学，这必然带来情感生命上的无奈和痛苦，所以，教师应给学生以关爱，消除学生的这种心理障碍，创设一种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生命的快乐。这种方法很多，或引大家熟悉的诗词俗语入教，或引音乐入教，让抽象的概念、原理变得生动活泼。如文学与艺术的区别，可欣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洗海星说“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孔子就以“礼、乐、射、御、书、教”六艺教授弟子。音乐进入课堂，学生心理很轻松。同时，典雅优美悦耳的音乐不仅能调节学习的气氛，更能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正如荀子说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同学们深切体会到抽象的理论竟然包含在自己可信手拈来的话语中、怡然自乐的歌曲中，自然拉近了与课程的心理距离，消除畏惧感，让理论课给学生以享受。 2、自主教学--对生命价值的关注 大学生已经成人，主体意识非常强烈，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生命价值，给他们充分参与教学的机会，让学生自主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对于同学们较为熟悉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讲课，教师做授课能力的全面指导。让学生当老师，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多数学生广收资料，集体备课，反复试讲，多方评论，对教学内容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能远远超过了教师所讲的效果，真正是教师讲得少学生未必学得少。 （2）争鸣性的内容，让学生讨论或辩论。如“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的论辩等。从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课堂组织讨论的较少。现代教学理论认为：课堂讨论使高校教学过程与科研过程互相渗透、沟通联结，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教学形式。 3、质疑对话--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教学方法要改革，但无论怎样改，教师的讲授是绝对离不开的，关键是怎样讲。教学过程是一个师生对话的过程，或无声对话，或有声对话，教师的教应以对学生生命价值的尊重为前提。对于重点难点内容，教师要逻辑性很强地一环扣一环提出问题，诱发学生“生疑-——思疑-——释疑”，不仅要学生有所知，更要有所思。学生每解决一个疑问，就有一种战胜难点的兴奋，就会多一份自信。这里，教师要降低自己在学生面前的权威态度，以一种友善的指导者与合作伙伴的姿态出现，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 4、广泛联系--对生命价值的提升 人性化教育注重人生命质量的提升和生命价值的创造，倡导人的全面发展。文学理论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需要大量的知识来支撑，需要大量的文艺作品来充实，需要当前的文艺现象来开拓，需要更系统的理论来提高，这样才能达到人性化教育目的。但从课程课外情况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听取相关讲座情况”和“图书资源的利用”两栏中，回答“很少”、“没有”者和“较少”、“不利用”者各自之和均为100%，回答“很多”和“充分”的没有。与上述阅读量调查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必然是狭窄而没有兴趣的，更谈不到深化开拓，这不利用学生生命价值的提升和创造。反思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据教学需要广泛地阅读相关资料，教师预先开列读书清单，定期让学生阅读，以笔记的形式总结读物的整体框架和主要观点等。材料的积累既充实学生的所学又培养科研能力。这里，需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把课程与课程相联系，课程与社会相联系，要由此及彼，彼此沟通，学习的趣味不断丰富，品位也会不断提高。 以人性化理念为指导进行文学理论教学，打破传统的讲、听、记的教学模式，变注入为引导，变被动为主动，变单向传授为双向多向交流，以学生为本，追求认知与情意和谐共生，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课堂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时应变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文学赏评能力等，达到了人的全面发展。 在实施人性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尤其文学理论教师，必须树立人性化教育的理念，并变成一种自觉的教学实践。教师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发散性思维、求异性思维；是否能够吃透教材，讲解时点面结合，深入浅出，前后联系形成一个理论系统；是否能够旁征博引，有一种善于捕捉社会新现象的心理欲求，以对教学负责的态度对主要知识内容加以发散，切实找到彼此联系的凝结点，给予学生理性的分析和引导；是否能够精心设计课堂，以民主的心态与学生进行对话，富有对教学全身心投入的执着和创设氛围的情趣等等，这是人性化教学目的能否实现的基因所在。 四、关于文学理论考试 考试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最终一环，是对教与学有效性的检验，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同，检验效果也不同，能否把教与学的水平真正表现出来，考什么、怎么考很重要。从对学生的调查可以看到，“结业成绩是否应与平时的学习、作业等情况结合”同学们回答“应该”者为84%、87.5%。关于考试形式，一年级回答最多的是“作业+考试”，二年级赞同最多的是“论文+考试”。教学要改革，关键得改革现行的考试制度，现在大学的考试仍实施传统的考试模式，“大学中机械教条的考试方式与评估方式(统一命题、试题库、流水批卷等)在貌似客观、公正、科学的外表下严重地束缚了学生、同时也包括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学术个性,强化了文艺学学科的规训、排他性与封闭性。”[⑩]在这种模式之下，学生许多新的思考不能在考试中体现出来，对学生是一种扼杀，而且，还会形成学生学习的两种极端：一是死背教材，可能取得高分；一是弃而不学，考试前临时抱佛脚，许多学生也能过关，所以在关于“文学理论教材调查”的“你细读教材的时段”问答中，回答“考试前”的两个年级分别达69%、93%。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许多学生也很想参加，但一想到与考试无关，对活动也便不感兴趣了。尤其是在期末考试前夕，一切与学习有关的实践活动都不能实施，这是师生最大的无奈。所以，学校应据课程特点，采用相应的考试方式——自主式考试：给师生一定的考试灵活度，与平时学习相结合，把考试分为基础知识测验、论文、读书笔记、口头论辩等多种形式，抛弃那种完全由教师命题，学生背书，学生被教师牵着鼻子走的考试模式。尽管一定的记忆性考试是必要的，但要增大学生知识理解力的考试，或者学生自主选题，或者教师给出一定的范围，让学生写出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论文，或者是强化教学内容与学生能力培养相统一的考试，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思维和综合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性。 以上是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本科教学思考，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把20多年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体会和所作课程调查分析的思考写出来，这是真实的感受。从教学活动四要素分析文学理论教学状况及原因，从而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推动文学理论学科的接受、传承和发展。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改中探究式教学理论的运用 摘要：当前，在我国各学科的教学中，都将探究式教学理论运用到其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学理论有关工作者也正在如何将探究式教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教学更好的融合，实现文学理论的有效改革。因此，探究式教学理论对于改革文学理论课程是势在必得、刻不容缓。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改 探究式教学理论 运用方法 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中关键的一门理论指导课程，课程内容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学科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造成文学理论发展滞后。在文学理论教学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培养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趣，也能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进而提高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1突破教材章节格局的限制，科学设计教学专题 1.1培养学习者批判文学的能力 传统文学理论教学在选择教材中，通常都会选取具有权威性、严肃性的教学内容作为教学的依据。但是很多文学学者认为，在当前编写我国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著名的赵宪章教授指出：国内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很难适应国内文学理论、文学教材的发展，改革教材是大势所趋。有关实践结果表明，如果完全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活动，一方面，不能根据课时要求，将各种理论知识讲明白、讲细致；另外一方面上，会引起学习者的反感情绪。所以，很多学者都主张突破教材内容章节的各格局，坚持从文学现象上考虑，以学习者知识需求为主导，对教学专题重新展开设计。教学专题应该考虑到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文学活动，并具有较强的“探究性”，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相结合，将文学体系中各个知识点与学生现有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相结合。如：结合“文学活动”中四大分支，将文学教学内容分为文学创作论、接受论、本质论和作品论四大模式，在每一个教学模块中都设定出一定的教学专题，在设计教学专题时，应考虑到学习者对天文现象感兴趣程度，并针对性的进行培训。文学活动本质论专业是培养学习者对文学认知的能力，让学生提交出评论文学热点的文章；文学创作专题结合培养学生文学写作的实际能力，要求学生们积极和愉快的展开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专题注重于提高学生鉴赏文学能力，引导广大学习者积极创作文学评论。 1.2设计教学专题 结合文学活动本质论这一板块，并根据学生文学学习情况，设计出如下几方面的教学专题：怎样进行文学活动？文学到底对于我们生活有怎样的作用？文学与哪种活动有关系？文学具有什么特征？结合文学创作论板块，设计出文学创作体会谈、名人创作体会谈的教学专题。结合鉴赏和分析经典作品这一问题，文学作品论板块与文学接受论板块可以设计出如下几种教学专题：文学伦理和情感、文学类型、文学作品的层次；文学语言特征；文学写作风格。上述所讲的在设计教学专题中具有三个优点：一是，结合文学问题，有助于调动起学习者学习文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广大学习者深入探究文学；二是，既考虑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统一，也能与文学教学实际需求相符；三是，众多模块和教学专题促使整个教学思路都非常明朗，有助于引导教学者选择教学模式。但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确定完教学内容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具体教学中，还需要结合学习者学习状况、接受能力、知识需求等方面的因素，针对性的选择或者修改教学专题。 2教学方式上注重“探究”的过程 2.1创设教学情境 探究式教学和传统教学对比而言，前者完善了后者，后者注重推行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强迫学生接受，而前者注重于循序渐进、逐层深入，注重用问题导入教学内容，因此探究式学习又被称之为“问题导向式”的学习，而“问题”被作为研究和探讨学习的核心。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提出问题，学生针对性的回答，这样才能制定出可行的、效果好的教学方法，显然“探究问题”贯穿于教学课堂的始终。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方法，不但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且还能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问题转变得丰富有趣，学生在思考问题中，也会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这样也在无形之间增加学生之间的友谊，促使他们更好的进行学习。如：“文学的真实”教学专题课堂活动应该这样开展的：教师先对学生们讲述《农夫观画的故事》，引导学习者主动思考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大家在讨论后得出：文学艺术的灵魂是真实性；教师在引导具体例子，果戈里的《外套》、卡夫卡的《变形记》，让学生们思考和研究艺术具有的真实性与我们日常生活具有的真实性有和差异？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和归纳出艺术真实性具有的四大特征；教师结合学生对艺术真实性的理解程度，提出如何艺术真实性中存在的矛盾？即普遍性与个别性这一矛盾，在分析和研究后得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了解“艺术概括”的含义；然后教师在结合老舍《骆驼祥子》、托尔斯泰《复活》”等例子，对概括艺术的规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在讲述实现艺术真实性这一条件时，特别是讲到“合情合理”时，教师可引出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主人公杜丽娘“死了又活了”、“梦里又死了”的离奇、古怪的情节让学习者思考：“为什么这一情节不是真的，很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呢？”让学习者在思考后得出结论。所谓的问题主导式也就是从学生所感兴趣的问题着手，对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其中，也有很高的热情参与其中，不但能够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而且也能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在探讨问题中学习知识。 2.2开展文学辩论赛 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发深刻，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从某一种程度上而言，探究式教学也就是要教学者将自我评价、自我探究、自我思考的能力还给学习者，让学习者主动思考，在思考中得到新知识。所以，在文学理论教学中，重视通过“多方主体交流”的方式，引发学习者们观点相撞，这样既可以挖掘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也能够加强学习者的实践能力。在课堂上展开小型辩论赛作为观点争锋相对的关键环节。如：结合“什么是文学”这一教学专题，教学者可以设计出三个辩论题目：“网络文学与文学意义相同吗？”、“文学是否会消失”、“文学艺术具有美丑性吗？”，由于上课时间的限制，教师可让学生自愿选择其中一个辩题进行辩论，在辩题确定之后，将全班同学分为正方、反方，在一星期的准备后，正方和反方分别挑选出三名陈词总结人、三名陈述辩论人，其他学生可以在自由辩论环节中发言，辩论赛之后，每一位同学都要写一份文学短片作业，字数不限。通过实践表明，这种准备充分的小型辩论赛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认可和喜爱，同学们的参与热情都很高，也准备了发言稿，在自由辩论时很多学生都积极、踊跃的发言，学生们在激烈的辩论过程中，不但将自身的看法勇于表达，而且也从对方辩友身上学到了知识。 2.3延伸对文学的思考 想要顺利、有效的进行理论问题的研究，只靠在课堂上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也只能停留在问题表层上，很难以深化理论。所以，注重收集课外的资料，探究式教学方式作为引导广大学习者课外延伸思考的主要环节。但教师应注意到，收集资料并不是简单布置或者告诉学生该收集什么资料而需要注意如下二个问题：一是，明确收集资料的目的，最好选择开放性、有争议价值的论题展开，教师应指导学生们如何收集资料、收集资料途径等；二是，大力鼓励和支持学生将自身的认知凝结成某种表现形式，做到这两点后，才能确保学生在收集资料时有足够的动力，才能达到提高学生思考、自学能力的目的。所以，在进行收集资料和延伸思考这环节时，需要学习者和教学者花费较大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些较为适宜的教学专题中才能着手实施这项工作。如：围绕着“文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一开放的、有争议的话题，让同学们进行课外自学，在课外自学后课上发表看法，鼓励和支持同学们不要被教材内容几种观点所限制，要敢于发散自身的思维，主动思考自身对文学的发展有的看法。让学生们在课下时间寻找在经典文学之中，典型人物的事迹，并了解他们的成功之处，以便于深入的了解文学。另外，在课堂后，让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为古典诗词配画、配词等，各个小组组长负责用PPT演示，进而将中国古典诗歌情景美、意境美充分展现，这也就是一种较为可观和典型的课后延伸式的研究。 2.4学生成绩测评的灵活性 第一，期末考试方法应形式多样，考试题不但有名词解释、填空题，而且还要有论述题、分析作品题，既考察了学生对文学基本概念和理念，也考察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综合成绩的评定，学生平时成绩包括如下几方面：意识，个人得分、小组作业合作成绩、参与辩论赛状况、参与网络平台状况等。学生所完成的平时作业，一方面是整理和反馈学生自身所学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上，将记忆知识扩展到知识的应用。学生课堂活动参与状况作为测评学生平时成绩的主要依据，其主要部分结合教师打分，有时也安排小组成员间互相评论，每一次成绩都将计入到学生最终期末考试成绩中。 3结语 总而言之，在学习文学理论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达到强化学习者学习兴趣的目的，也能够活跃课堂的气氛，将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结合文学理论这门课程实际内容而言，探究式教学改革是正确的，想要顺利有效完成改革，这不但需要文学教师坚定改革的信念，而且也需要教师长期坚持，进而提高文学理论教学质量。 作者：肖丽 文学理论论文: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思考 摘要：文学理论是文艺学中知识性和理论性最强的一个学科，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反思 一、引言 文学理论课是一门专业性、理论性极强的课程，在高校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门课程对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理论思维方式、独立思考能力乃至人生理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文学理论教材老化 目前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理论知识陈旧，与新时期的文化脱节，学生普遍觉得陈旧和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目前一些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仍旧沿袭过去“纯文学”立场去编写，以精英化的理论视界来规范文学理论的话语边界，将通俗文学悬置在理论的外围。当这种理论话语遭遇通俗文学、网络文学之时，其阐释必然失效。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文学理论教材，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统合，缺乏与时俱进的辩证性理论张力，拘泥于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恪守绝对的同一性逻辑与总体性意识，拒绝多元化、差异性，从而使理论本身失去对话、交流与沟通的功能。 2、教学方法单一 讲文学理论就是讲理论，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文学理论实践教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文学理论涉及太多经典理论，教师不想讲，学生也听不进，内容宽泛枯燥，与实践联系不大，很难提起人的兴趣。纯粹把文学课程当成一门理论课来讲，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一种负担，更谈不上促进教学。 3、授课对象的转变 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时代里，学生的接受视野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一个稀缺与盈余的颠倒结构。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他们生活在影视大面积侵入他们生活的年代，从幼儿开始即受电视的影响，而到了入学受教育的年代，恰又赶上网络开始侵占人们生活空间的时期，所以有更多的时间被图像和屏幕所占据，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笔者在课堂上曾这样提问过学生，“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的举手”，结果是零，问“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举手”，结果也是零，问“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一章或几章的举手”，有三五人举手，问“看过四大名著电视/电影的举手”，结果是大家齐刷刷地都举起了手。这个现象虽是个个案，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深思。 三、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的对策分析 随着信息化时代大幕的徐徐拉开，面对新形势下的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不少高校在文学理论方面都存在一些与信息化时展不相适应的瓶颈问题。只有找准问题、分析原因，才能为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提供参考意见。推进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应从顶层设计、师资水平等方面人手，破解与信息化时代相矛盾的现实问题。 1、在顶层设计方面——着力解决培训内容与实际岗位不一致的问题 “有用的没学到，学到的用不上”，一直是文学教学被广为诟病的话题。应该说，在信息化时代下，文学的教学由书本教育向多媒体教育的转型上，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处在由“转型期”向“发展期”跃升的关键阶段。尽管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我文学理论教育的转型并没有彻底完成，转得还不够彻底，没有跟上网络时代的步伐。许多高校展现的是当代文学教育的“面子”，露出的却是以往旧式文学教育的“里子”，用多媒体教育的“新瓶”装着古板文学理论教学的“旧水”，猛一看好像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在学生能力培养上却欠了很多账。由于缺乏统一的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教学和实践衔接不紧，教学内容与实际脱节，需要从“顶层设计”这个根上加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要制定文学理论岗位统一的教学大纲，明确岗位任职能力培养标准，高校按岗施教，使高校培训与岗位合上拍，二者相得益彰。 2、在师资水平方面——着力解决教学能力与学生需求不吻合的问题 教之本在师，文学理论队伍建设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在信息化的背景下，信息大爆炸，每名教师每天都被网络各种垃圾信息充斥，能静心读书的教师不多了，能静心研究枯燥文学理论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教学理念滞后，与教育大纲所匹配的“教为主导，学为主体”“先学后教，变教为学”等新理念尚未转化成实际教学行动；教学设计能力不强，问题设计不够精练，系统性条理性不够；教学实施能力较弱，不能熟练驾驭文学理论教学需要的教学模式。在研究创新能力方面，重“学术研究”轻“教学研究”，热衷于容易出成果的学术研究，不愿意深入探讨见效慢的教改研究；重“数量”轻“质量”，对研究成果把关不严；重“研究”轻“转化”，学术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在服务教学方面做得还不够；教学与科研兼顾不好，顾此失彼，等等。 四、总结 由上可见，信息化时代条件下，确实给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一定冲击。针对这种状况，关键是研究分析出应对的办法与思路。如何在教学上应用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将信息化时代的优势融入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当中，训练文学学生思维、培养文学后继人才、延续文学生命的重任。作为文学人，一定要站在文学长远发展的角度，全面认识自己、精准定位自己、合理要求自己，把个人的成长进步与文学的荣辱发展融为一体。 作者：袁佳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中国建筑史论文:关于建筑史的思辨 【摘 要】理论与历史往往是联系着的，但历史本身也应当是理论，史学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建筑的历史发展，其中的涵义、形态等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我们要强调历史的连续性，更要强调对历史研究的主观性。 【关键词】连续性；主观性；现代主义；流变 在进行建筑史学理论研究时，很多人习惯了对一段时期内的建筑发展史进行研究，从而归纳总结出一套理论体系这种方式，而在这里我却想从大师的作品及理论中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有关建筑史的思辨并不是简单地指建筑的发展史，而是将通过对已有理论的认知和其延展所得到对应的历史片断和现有的对历史的描述进行碰撞，看看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 理论与历史往往是联系着的，但历史本身也应当是理论，史学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建筑的历史发展，其中的涵义、形态等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这里首先强调对史学研究的主观性，如果试图客观的描述只能是泛泛而谈，所能达到的深度便值得怀疑了。然而只要深入的分析，彻底的理清头绪，便会渗入自己的观点。与其如此，莫如采取一种主动的态度，所以本文会有大量的大师自述和笔者的主观感受，或许最后也未能得出明确的观点与结论，但这种尝试应该是有意义的。 一、从现代主义说起 首先，着重从现代主义建筑说起，现代主义建筑的指导理论在后来被概括为是“功能决定形式”的一种一元论的理论体系。谈到现代主义大家马上会想到他是对以往历史的一种反叛。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势必要从历史中划出它的起点以验证反叛性的彻底。可是经过查资料进行分析时，便会发现这个起点好像并非始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现代主义建筑的四巨头开始活跃时，而在此之前的两个重要人物是否已经给过人们以提示，已预示后来建筑界动荡即将开始。这两个人物便是路斯和贝伦斯，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说他们就是现代建筑的发起者，他们也属于在此之前的各个流派运动一部分分子。所以说这种反叛并非是完全推倒式的，它也是一个过程，也从古典建筑中吸取了精髓。之所以称它反叛，究其原因可能是它彻底放弃了刻意的装饰以及否定了以前那种形式大于功能的这种设计思维，所以说“功能决定形式”这一说是相对于这种反叛性的特点而言，这就提示我们在研究建筑史时，不要泛泛了解，而是应从怀疑态度中进行研究，从而理清各种关系。但这些也还仅仅是个开头，而后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了解当时建筑大家的主观言论进行分析，从而自己获得主观上的感受，再与现有的对历史的描述进行对照，或许就会脱离对历史理论那种流于形表的理解。 那这里研究现代主义就从路斯和贝仑斯开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现代建筑的反叛性并不是从某一阶段突然全面推倒式，而是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各种流派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阿道夫.路斯是一个彻底的批判主义者，他在其著作《装饰和罪恶》一书中，坦诚提出了自己反装饰并同装饰决裂的原则立场。他对建筑的形式和材料有这样的认识：“丰富多样的材料和优异的做工不应该仅仅被认为是弥补装饰的不足，而应该被认为在丰富感上远远超过装饰。”1910年他设计的维也纳的斯坦纳住宅是他理论认识的一种体现，这座住宅简单朴素，被不少评论家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座真正的、完全的现代建筑。在这个作品之后，路斯又开始了他的“体积规划”观念的建筑，在那时路斯就已经提出了现在我们还在研究的类型学问题。路斯的这种强烈的反叛精神支撑着他大半生的激进的创作，但在晚年时，他却回复到上层资产阶级的国际圈子里，并设计了几座富有华丽装饰的别墅，这多少为他的创作生涯留下了一点遗憾。提到贝仑斯，没有人会不认为他是一个绝对重量级的人物，他不仅设计德国电器公司总部涡轮机工厂这座里程碑式的建筑，同时还直接影响了现代建筑的三位重要奠基人，而实质贝仑斯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新主义者，其在《什么是纪念性艺术》一文中表露了自己的基本上是保守派的本性。他在他的很多建筑创作中保留了不少的古典主义的装饰，而他在1920年设计的埃格法本公司于法兰克福新基地时，采用了多样的“象征主义”手法令我们或多或少地想起了后现代主义设计手法的一些特征。而1925年以后贝仑斯的创作就更接近于“装饰艺术”风格了。从路斯和贝仑斯的身上，会看到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发力，但又觉察到他们对现代主义建筑革新的不彻底性。一般的历史书籍上对这些被认为是现代主义之前的历史只做简单客观的介绍，所以容易认为路斯和贝仑斯是对古典建筑进行彻底反叛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者。但实际他们的理论和思想有很大的不彻底性，也可能正是因为对这种追求的模糊状态甚至让他们的一些思想延伸的比现代主义建筑还要深远，这样也会提示我们对模糊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下面该着重谈谈格罗庇乌斯、密斯和柯布西耶这三位现代主义的奠基人了。格罗庇乌斯是一个彻底的现代主义建筑的革新者，他不仅有着激进的言论，还抨击了他的启蒙老师贝仑斯的保守思想。他在1911年设计的法古斯鞋楦工厂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把现代建筑全部特征表现出来的建筑。这个建筑体现了格罗庇乌斯本人的很多观点，同时是对当时古典主义手法被滥殇使用的一种强烈反叛。他的言论是极为激进的，“建筑，别再欺骗我们自己了，别再用欧洲式的傲慢，吹嘘说我们时代的这些倒霉的建筑物能够改变整个的世界面貌了。我们的全部作品都不过识破片而已。” “我们要最终地推倒误人子弟的学院派教育在艺术与我们所有人之间的那道墙，艺术家要重新成为建造者。”这些言论不仅是他对当时建筑界情况的一种全面否定，也是他日后主持包豪斯的第一个宣言。 “思想只要一调和折衷就会立刻死亡。”他的激进甚至有些极端，但也正是这接近于极端的激进使得他有了坚定的革新信念。后来他所做的包豪斯校舍等一系列作品甚至可以作为现代主义建筑国际式的标志物。而1938年后他移民到美国，开始了对建筑教育体系的全面改革，格罗庇乌斯的革新信念是坚定的，也是彻底的。但不管格罗庇乌斯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在晚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设计理论的局限性，即所有各种类型建筑一概保持了一种麻木，冰冷和不尽人情的状态。格罗庇乌斯所创作的大量建筑都塑造性的、规整的，但笔者主观的认为这些作品虽很好的表达了格罗庇乌斯的设计理念，但与他早期的设计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轻享有一定的相悖性，所以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仍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后现代主义的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又是不尽情理的，密斯和柯布西耶的晚期创作多少都为晚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些启示。 密斯是三位大师中理念最为理性和坚定的，他身上体现的是德国人一种超理性的严谨，这表现在他对材料和结构的研究上，玻璃方盒子曾经是他研究的重点，而巴塞罗那德国展示馆无疑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密斯“少即是多”理论思想。一般史书上对密斯的客观介绍往往会引起很多人误解，认为密斯和格罗庇乌斯和勒柯布西耶一样，支持工业化成批生产的做法，其实不然。密斯的唯心主义和他对德国浪漫古典主义的自然亲近感很明显的是他远离新客观派的成批生产手法。他喜欢用玻璃和钢这些新材料来建造极度理性化的新结构的建筑。“对结构我们有一种哲学观念，结构是一种从上到下乃至最微小的细节全部都服从于同一概念的整体，这就是我所谓的结构。”“我们拒绝一切美学空论，一切教条和一切形式主义，建筑使用空间的词语构思的时代的意志。活着的，变化着的，新的。既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只有今天才能产生形式，只有这样的建筑在创造。”这些言论便是体现。“少就是多”的原则不是强调极度简化，而是将构件，空间简化成最精致，最纯净的形式。然而除此之外我还必须提醒大家一点不常在意但又不能忽略的一点是：虽然密斯的作品极具现代气质，但其严谨的平面格局和精到的建筑尺度与比例，多少体现出一种古典的气质。由于受贝伦斯和辛克尔的影响，密斯在创作上的至上主义的理智仍不时地体现出倾向于统治阶级的权威性，所以笔者主观认为密斯在对现代主义的理解上与另外两位大师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密斯对钢和玻璃这些新材料以及新结构形式探索给了晚期现代主义主义者和高技派以深刻的启示。 虽然格罗庇乌斯和密斯晚年都面临过矛盾阶段，但是他们始终都未动摇自己的信念。而柯布西耶却经历了由极端理性向极度浪漫的转变。一提到年轻时代的柯布，我们就禁不住会想到《走向新建筑》中的豪言壮语。“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开始，存在着一个新的精神，象洪水一般向我们冲来的工业，滚滚流向他的目标，她给我们提供了适合于这个受新精神鼓舞的新时代的工具。”“住宅是居住的机器。”柯布西耶早期的追求和格罗庇乌斯是一致的。萨伏伊别墅式国际式的典例之一。而马赛公寓和印度昌迪加尔会议中心则是现代主义建筑中塑性建筑的代表之作，同时也预示着柯布的绝对功能主义设计中开始出现了个人表现主义特征的转折。到了朗香教堂建成时，柯布已经很少发表什么思想言论了，这个隐喻主义式的建筑表明了柯布西耶极大的转变，所以象柯布西耶这样的人物，完全把他划归为现代主义者，我持保留意见。因为隐喻主义的手法是后现代主义建筑惯用的手法之一，另外柯布西耶的不断的尝试与探索促使他不断的改变，到后期他已经完全抛弃了国际式的那套做法，而开始个性化的创造，并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深深的影响了建筑形式的演变。所以要深入地了解一段历史，就应该怀疑先前的学者对某一历史阶段的归纳总结，因为其极有可能表现为一种断章取义的论断。所以刚学建筑史为了了解全面，自然多以客观描述方式传达知识，但是要究其深度时，就必须要有主观性了。 二、历史的一种延续性 在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阶段，既有过渡式的人物路易斯康，也有叛逆性的人物如斯特林，菲利普.约翰逊。康打破了“功能决定形式”这一法则，并在古典格局中注入了新时代的精神，被称为跨越了两个时代的杰出人物。而斯特林早期是“粗野主义”的现代主义建筑中的塑性建筑的追随者，而后来他做的德国斯图加特美术馆则是一个典型的使用多种符号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同样菲利普・约翰逊也是用美国电报与电话公司总部大楼这座里程碑式的建筑宣告了自己已由现代主义者转变为了后现在主义者。这些都说明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一种关联。在当代我们称为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多元化发展趋势，但其历经变革之后，后人也可能将其简单的归纳为一种表述方式。所以对待历史不仅需要有主观性，还要注意历史的连续性。 再来看一段对现代主义较为经典的论述。“现代主义者将建筑的意义托付给了理性的物理结构。他们‘相信建筑形式本质上就是结构形式，而不论最后怎样加工和装扮这些基本的结构形式。’他们的方法根本是抹去了已经存在的东西，一切重新开始；但同时也抹去了差异性的结构，抹去了绵延的文化背景，最终抹去了指向建筑平等交流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是设计者将创造的纯粹意义纳入‘新建筑’之中。”这时再与之前通过研究得出的片段进行一下比较，通过研究得出的片断是细节性的，而已有的理论往往是对某一段历史的总体归纳，所以他抹杀了一些能说明细节问题的背景。而我们抛开这些理论对片断进行研究时，就会得到一些细节性的认识，这样反而会让你对已有的总结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避免了断章取义。同时也让你对现有的理论提出疑问，从而得出自己的观点，可以对现有理论进行更正或补充。 三、结语 所以在研究现代主义的塑性建筑和结构主义建筑等各大类建筑时，同样要注重这种对历史连续性的对待，查其渊源所在，并进行一定的主观分析，才会得到更多的认识。另外，注重对这种理论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更有价值的可能却会是它的流变。 中国建筑史论文:建筑史和反建筑史 摘要：纵观整个人类的建筑发展史，无论是中国的建筑史还是西方的建筑史，都是一部人类继承和创造的历史。对现代建筑来说具有十分宝贵的借鉴意义。建筑通史的编写一般是按照时间发展过程中对已建成的实体性建筑的类型予以分类的方式进行，而对于那些只存在于媒介中而没有物理性实体的未建成之建筑鲜有提及，由此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提出“反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本文不评论哪种观点的对错，只讨论建筑史和反建筑史各自对现代建筑发展产生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是已建成的建筑还是未建成的建筑，都是整个宏观大建筑史的组成部分，都对现代建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都是对人类有益的，值得同等对待。 关键词：建筑史；反建筑史；矶崎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以中国古代建筑史和西方近现代建筑史为例探讨已建成建筑对现代建筑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建筑史 1、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简述 我国古代建筑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历史阶段，其中封建社会是形成我国古典建筑的主要阶段。 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从建造穴居和巢居开始，逐步创造 了原始的木架建筑，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活动要求。在奴隶社会里，大量奴隶劳动和青铜工具的使用，使建筑有了巨大发展，出现了宏伟的都城、宫殿、宗庙、陵墓等建筑。这时，以夯土墙和木构架为主体的建筑已初步形成，但前期在技术和艺术上仍未脱离原始状态，后期出现了瓦屋彩绘的豪华宫殿。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建筑逐步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的体系，不论在城市规划、建筑群、园林、民居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创造与贡献。 中国古代建筑对现代建筑风格的影响 （1）陕西博物馆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是对古代皇宫建筑的继承和发展。用水泥取代了传统古代的木质结构；处处体现现代与传统相互结合，整个博物馆既具备了传统元素又具时代气息。它的色彩构思更加突破了以往的红墙黄瓦的沉闷格局，反而以白、灰、茶三色为主调，使整个建筑庄严、典雅、宁静，具有雕塑感。 （2）传统符号应用于现代建筑――上海金茂大厦 所谓符号即是用一种明确的信息单元来表达一些概念和具体事物内涵。建筑中的传统符号则是通过一种高度概括和提炼的方法，以某一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图案或造型来强调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 真正尊重传统的建筑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更不是传统符号的简单叠加和堆砌，而是恰当地把握传统的神和意，抓住其文化的精髓与内涵。如上海金贸大厦。上海金贸大厦运用了中国古代密檐塔的传统符号。从第一节的16层开始，每节减少两层，逐步收进到第五节的8层，此后每节减去一层，如春笋般节节收分，最终形成了与中国传统密檐塔相近的外观造型。对照一下传统密檐塔西安小雁塔的外观造型不难看出其檐部向上层层收分的相似之处。 3、中国古代建筑对现代建筑的启示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设计理念。无论是北方的传统建筑还是江南的自然林园，都有许多能体现出古人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和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设计理念。古代如此，现在也更是如此。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保护环境等等，这充分展现了我们的现代社会开始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价值。现代建筑更注重对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 （二）西方近现代建筑史 1、西方近现代建筑史主要建筑思潮简述 （1）19世纪的复古运动 19世纪在欧美出现的建筑上的复古运动是19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事实上，这场运动在18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了。 这场复古运动是有着巨大进步意义的，而且在建筑形制上有所创新。只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兴起，一直绵延不断的复古建筑才成为现代建筑形成和发展的障碍。 （2）工艺美术运动与新艺术运动 工艺美术运动,敌视工业文明，认为机器生产时文化的敌人，热衷于手工艺的效果与自然材料的美。莫里斯的“红屋”是工艺美术运动的代表性建筑。新艺术运动主张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适应工业时代精神的简化装饰，反对历史式样，目的是想解决建筑和工艺品的艺术风格问题。其建筑特征主要表现在室内，外形一般简洁。这种改革只局限于艺术形式与装饰手法，没能解决建筑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及新技术的结合问题，是在形式上反对传统形式。这两场运动又被称为“新建筑运动”，为现代建筑奠定了形式基础。 （3）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建筑是指20世纪中叶在西方建筑界居主导地位的一种建筑思想。主张建筑师要摆脱传统建筑形式的束缚，大胆创造适应于工业化社会条件和要求的崭新建筑；强调功能主义，用科学的、客观的、理性的精神进行设计。这些理论用勒・柯布西埃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在实践中，也这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建筑形式的出现:金属、漆成自色的混凝土和大面积玻璃窗的使用，非对称的、非装饰的立方体形式的采用等。 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学说或学派，对其建筑的主要特征人们也无一致的理解。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后现代主义建筑有三个特征：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即采用非传统的混合、叠加、错位、裂变及象征、隐喻等手段，以期创造一种融感性与理性，集传统与现代，揉大众与行家于一体的即“亦此亦彼，非此非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双重译码的设计风格，重现历史文脉，文化内涵及对生活的隐喻。 2、西方近现代建筑思潮对当代建筑的影响 现代主义建筑将继续发展、变化和充实。20世纪最后2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建筑思潮有的已销声匿迹(如粗野主义)，有的虽不成气候但仍有出现(典雅主义)，甚至后现代也成了强弩之末。但是相反，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卓越作品仍然不断出现，例如“纽约五人组”的“白色派”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迈耶的作品就是突出代表。 矶崎新的反建筑史――对未建成建筑的定义 1930年以前，建筑通史是忽略未建成的建筑的，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如果抛开未建成，建筑史就难以继续了。 在漫长的建筑史中，20世纪是杂志、展览、照片及影像等媒体具有最强大影响的时代。媒体的作用可以使得未建成的建筑具有物理性实体建筑相同的历史作用。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因此宣称未建成是20世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并撼动着现实的建筑界，如果没有未建成，就谈不了20世纪的建筑史。 （一）矶崎新的“反建筑史” 矶崎新被称为日本建筑界的“切・格瓦拉”,他超前的设计观念对日本、亚洲乃至现代世界建筑潮流都影响重大。矶崎新宣称“反建筑”正视建筑本身，认为唯有“反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矶崎新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至今40多年的建筑事业中，每10年里有代表性的未建成作品即构成了矶崎新的反建筑，他对这些反建筑的述说也组成了其宣称的反建筑史。 1、20世纪60年代――空中城市 矶崎新20世纪60年代的未建成作品是多个空中城市方案和“孵化过程”，它们具有自由连接核心筒的自生技术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都市的功能和密度，同时过去和未来的废墟景象也同时被重合出来。 2、20世纪70年代――电脑城市 在70年代矶崎新最重要的未建成项目“电脑城市”规划中，计算机辅助设施的概念扩展到整个城市的范围，设计了一个蕴含着既存的各种机构的解体和再整合过程的城市模型。在这里，计算机网络被全面渗透到城市的各种活动中，这个城市被可以调节气候的穹顶所覆盖，被包容在其中的各种设施都具有可变的内部结构。 矶崎新的这个“电脑城市”是以先进的信息系统对现有的建筑形式进行了在编和分解，预见未来城市即是分散型的如便利店般包罗万象，又共存着中央集权式计算机的表象。 3、20世纪80年代――虚体城市 80年代矶崎新的代表作是“东京都新都厅舍”。矶崎新的这个设计方案充斥着柏拉图式立方体或可以解释成“风水”的几何体，并“明知故犯”地拒绝采用超高层，提出一个错综体结构的办公楼和一个体现民主的内庭广场。在此，矶崎新所关心的不是建造什么或今后的城市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关心在建造建筑物的时候如何去更改限制建筑设计的任务书，认为不修改任务书就无法建造建筑。 4、20世纪90年代―蜃楼城市。 矶崎新在这个10年的重要未建成作品是在中国的“深圳证券交易广场”和“海市”。“深圳证券交易广场”和“海市”以被压缩了的亚洲时空为舞台，前者是反映当今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系的异想；后者探索者信息资本时代网络型都市模式的多种可能性。 （二）媒体时代的反建筑史 媒体时代使得空间和时间概念近乎消逝，而仅存“间”，如在网络中，因网络具有同时性，所以时间为零，而空间则是根本不存在的。矶崎新的未建成是对20实际媒体世界的这种现象的回应，这种回应过程超前而注定成为未建成。矶崎新的未建成建筑编织了一幅20世纪由非时间的事物构成的反建筑史。这种汲取了未建成的建筑史与以往的建筑通史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三）矶崎新的反建筑史对现代建筑的启示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现存建筑将不复存在。那时，建筑史学家将怎样回顾现在？除少数的实物史料得以传世外，媒体储存的信息将成为依据，当作为原型的实体消失时，建成与未建成之间的差距亦随之缩小。将来的人们，有可能在矶崎新的未建成作品中，发现未来建筑的前兆。 结论 现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恶化,非常有必要学习和传承古代建筑文化，把传统的建筑文化与现代的科技手段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建筑的可持续发展。纵观整个建筑发展史，不论流派，不论国别，不论古今，均可对现代建筑发展从思想到风格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未建成建筑则是对传统建筑通史的有益补充和修正，两者共同构成了一部人类建筑发展的宏观历史，对现代建筑具有重要的建筑意义。在今后的研究中，建筑史和反建筑史应该被放在同等的地位上。 中国建筑史论文:“中国的建筑史必须由 中国人自己来撰写!” 核心阅读 抗日战争时期，梁思成婉言谢绝费正清和其他美国朋友的力劝、邀请，没有赴美讲学、访问和治病。他在回信中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坚持在祖国的土地上，更是坚持在专注的岗位上。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建筑和文化，梁思成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终于诞生了“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建筑史》。 期间，梁思成被打成“头号反动学术权威”，面对着造反派咄咄逼人的气势，他写下了这样一份“检讨”― ……从1928年到“七七事变”前夕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国进入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时期，对外要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要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这个时期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我却一心想着要赶在日本学术界前面，写出自己的建筑史。我想赶快把这些古建筑测绘下来，以防万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从东北踏入华北内地，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宝贵的建筑遗产的命运就难以预料了。我很惭愧，在我们民族的解放运动中，我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在群众批判我在抗战期间龟缩在后方，抱着几座封建迷信的庙、塔、墓、窟为“奇货”，苟且偷生，干着“把中国引向黑暗”的罪恶勾当。我承认，我没有想到投笔从戎，这使我感到很愧疚！ 多么虔诚的学者，多么朴实的心地啊！―梁思成的“惭愧”，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梁思成的“愧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想到投笔从戎”。 那是1942年，美国的著名学者费正清由华盛顿来到中国，出任驻华大使馆新闻处长。他见到了梁思成夫妇，在他的眼前竟然是这样一副情景―“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当时，林徽因身患肺结核，梁思成则因青年时代一次车祸的后遗症而使脊椎受伤。然而，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在此之前，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都曾来信邀请梁思成前去访问和讲学；在此之后，费正清和不少美国的朋友也都力劝梁思成夫妇前去工作和治疗。―他回信了，但他在信中却这样写道： 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就是在“检讨书”中一再为“没有想到投笔从戎”而深感“愧疚”的梁思成！他是文人，他不会打仗；但他在另一个岗位上，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建筑和文化，同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 梁思成发誓：“中国的建筑史将一定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 1924年梁思成考取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成为著名的建筑大师克雷教授的学生。192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并先后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同年9月，为了继续深造，他又前往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此时的国内，对于建筑学竟然一无所知，不仅愚昧地将其视为“匠作之事”，而且面对着北宋时期流传下来的珍贵著作《营造法式》，更是无人能够读懂；此时的国外，这一学科却被频频热衷，不少日本学者开始觊觎中国，并将研究的方向转向了中国的古代建筑。梁思成着急了―他发问：“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文化，为何独独没有自己的建筑史？”他发誓：“中国的建筑史将一定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为此他决定提前回国：“美国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资料，我必须回到国内去搜集，两年后交出博士论文！”就这样，梁思成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了民不聊生的中国，加入了鲜为人知的“中国营造学社”。 该社的创始人名叫朱启钤，既不懂得中国的建筑历史，也不懂得外国的建筑学说，只是一个曾经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过高级职务的官员，奉命负责修缮过北京的皇宫及其周围的古建筑。但是自从他见到了那部“天书”般的《营造法式》之后，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当即拍板，以“营造”二字来命名自己所创立的学社―上世纪30年代初国内所出现的第一家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团体。 就冲着这一点，梁思成去了。他被任命为法式部的主任，具体的任务是从实物调查入手，对北京地区的古建筑进行测绘、制图、分析和鉴定。从1931年的9月到1932年的3月，是梁思成为撰写中国建筑史而进行准备的阶段―第一，他以古建筑为实物，拜老木匠为老师，逐步弄懂了宋代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两部建筑古籍中的各种术语；第二，他将自己的学习心得整理成教科书式的《清式营造则例》和《营造算例》二书，以方便更多的爱好者与专业技术人员。后来，梁思成曾这样解释这一“基础工程”的重要性：“研究中还有一步不可少的工作，便是明传统营造技术上的法则。这好比是在欣赏一国的文学之前，先学会那一国的文字及其文法结构一样需要。” 1932年的春天，梁思成对北京地区清代宫室的调查告一段落，他向朱启钤建议：走出京城，于全国范围内广泛寻找不同朝代遗留下来的建筑―“以测量绘图摄影各法将各种典型建筑实物作有系统秩序的纪录是必须速做的。因为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像在竞赛。多多采访实例，一方面可以作学术的研究，一方面也可以促社会保护。”于是，从1932年的4月到1937年的7月，整整五年的时间，梁思成远离都市，远离喧嚣，他马不停蹄地奔波在荒郊野外，一处处地寻找，一处处地调查，将自己的青春与健康全部献给了古老的建筑艺术与文化― 1932年4月，考察河北蓟县之辽代木构建筑独乐寺。 1932年6月，考察河北宝坻县之辽代建筑广济寺三大士殿。 1933年3月，考察河北正定县之隆兴寺及其他宋辽时期的古建筑。 1933年9月，前赴山西，调查大同的上下华严寺、善化寺，及云冈石窟。同月，前往应县，测绘兴建于1056年的木塔，并调查浑源县的悬空寺。 1933年11月，赴河北赵县，考察建筑于隋朝大业年间的石桥安济桥。 1934年8月，同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一起，二赴山西，于晋中地区调查与勘测了13个县的古代建筑。 1934年10月，应浙江省建设厅的邀请，赴杭州商议六和塔的修缮计划，并借此前往宣平等六县调查，发现江南地区同样有保存完好的元代木构建筑。 1935年2月，赴山东曲阜，勘察孔庙建筑，并作修葺计划。 1935年9月，亲赴河南，考察安阳地区的古建筑，其天宁寺雷音殿修建于辽金时期。 1935年9月，南下江苏，考察苏州的古代建筑及园林。 1936年5月，二赴河南，考察龙门石窟及开封的宋代建筑。 1936年6月，再赴山东，考察历城、泰安等11县的古建筑，其神通寺四门塔修建于隋大业七年。 1936年10月，三赴山西，亲自测绘前一次所发现的古代建筑。 1936年11月，前赴陕西，考察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古建筑。 1937年6月，二赴陕西，应邀为西安小雁塔制定维修计划，为碑林工程做设计方案。 1937年6月，第四次赴山西，测绘宋代建筑雨花宫，并于五台山中意外发现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 …… 据统计，在这短短的五年时间内，梁思成和他的同事们所到的县市达137个，其中考察殿堂1823座，测绘建筑206组，完成图稿1898张……尤为珍贵的是，其中的许多建筑，如佛光寺、独乐寺、应县塔、大同华严寺、正定隆兴寺等等，均是首次被认识、被鉴定，它们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也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了学术界和艺术界中。梁思成无愧为国内第一个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者，他以自己的实践开辟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道路。 然而，这五年间的野外考察，其艰辛与困难也非一般人―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所能想象与忍受的。 比如说，测绘工作中的危险―他的学生这样回忆道：“应县木塔高60多米，我们站在塔的最高一层已经感到呼呼的大风，我们上到塔顶时，更感到会给大风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几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任何可攀援的东西，真是令人望而生畏。梁先生凭着他当年在清华作学生时练就的臂力，硬是握着凛冽刺骨的铁索，两腿悬空地往刹尖攀去。当时的古建筑都是年久失修，有时表面上看去很好的木板，一脚踏下去却是糟朽的。这座900多年前的古塔，谁知道那些铁索是否已锈蚀、断裂。我们在下面望着，不禁两腿瑟瑟发抖。” 再比如说，考察工作中的艰苦―他的助手这样回忆道：“佛光寺的‘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使我们无法找到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我们站着的顶棚上部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可能是几百年来积存的，不时还有蝙蝠的小尸体横陈其间。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 又比如说，野外生活中的困难―梁思成本人回忆道：“我们简直就在泥泞里开汽车，有许多地方泥浆一直浸没车的踏脚板，又有些地方车身竟斜到与地面成45度角。路既高低不平，速度直同蜗牛一样。”这里说的是交通上的不便。“我们回到旅店，铺上自备的床单，但不一会儿就落上一层砂土，掸去不久又落一层，如是者三四次。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成千上万的跳蚤。”这里说的是居住上的尴尬。 然而，五年来的野外调查，留给梁思成的却只有快乐和欣慰。他将自己融入了这些古代的建筑之中，融入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之中。无怪乎新中国建立后，针对着北京的旧城改造，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但当年他则是这样说的： 中国的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日本侵华战争击碎了梁思成的美好设想与宏伟计划。但是，没能阻止梁思成的坚持与劳作，哪怕付出最大的牺牲 然而偏偏就在这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了！―血淋淋的战火彻底击碎了梁思成美好的设想与宏伟的计划，他不得不中止了野外的考察与测绘工作。 其实，梁思成之所以马不停蹄与分秒必争，也正是为了同这场迟早要爆发的战争展开竞赛―他明白，一旦开了火，这些历史的瑰宝将会永远地葬身于炮火之中。早自1933年起，华北局势就呈现出了严重的动荡与不安：3月，日军攻占热河、承德及长城各口；4月，进攻秦皇岛；5月，占密云，抵香河；8月，占领多伦……这一年的夏天，梁思成正在河北省正定县考察与测绘宋代建筑隆兴寺，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回到寺里，得到滦东紧急的新闻，……原定两星期工作的日程，赶紧缩短，同时等候更坏的消息，预备随时回平。”“这几天之中，一面拼命赶着测量，一面心里惦记着滦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结果是详细之中仍多遗漏，不竟感叹‘东亚和平之保护者’的厚赐。” 不幸的是，战争最终还是赶在了他的前面―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天，梁思成一行正在山西代县，正在为他们终于发现了唐代的建筑佛光寺而欢呼雀跃。由于交通的闭塞，他们直到12日―亦即骑着骡子来到县城之后，才从报纸上得知。林徽因立即给8岁的女儿写信：“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是的，“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这不仅是林徽因的态度，也是梁思成的立场。 北平城里，宋哲元的部队将战壕一直挖到了梁思成的寓所前，颇有一番拼死守城的决心与架式。梁思成见状亦摩拳擦掌，发誓“与城共存亡”。他将周培源、钱端升、叶公超等教授及其家人一起请到自己的宅院内居住，并储存下大量的罐头，以备长期坚守。不曾想，没过几天中国军队竟悄然撤走，古都北平陷入敌手。 儿子梁从诫回忆说：“战争对于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当时也许想得不很具体，但对于需要做出的牺牲，他们是有所准备的。”―是的，“中国营造学社”毕竟属于民办机构，面对着岌岌可危的时局，国民政府的态度只能是“弃之不顾”了。 为此，梁思成所做出的第一个牺牲，便是北平的“家”。―这个位于东城根北总布胡同3号的家，被圈内人士称之为“太太的客厅”的家，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有名的“文艺沙龙”。女儿梁再冰描述道：“这是一个租来的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缨花和散发着幽香的丁香树。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做着开拓和奠基性的工作。”然而，为了不做亡国奴，1937年的9月5日，梁思成忍痛抛弃了它，抛弃了小院中的一切，还有那部名贵的雪佛莱轿车，带领全家踏上了逃亡的路程。 这次的跋涉前后长达三月余。第一站是天津，其目的是为了将营造学社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包括许多珍贵的照片和重要的资料，寄存在一家英国银行的保险柜里，以防丢失，更防落入日本人手中。第二站是长沙，其目的是为了同陆续来到这里的西南联大的朋友们会合，并作短期的休整。第三站是昆明，也是此行的终点站。梁再冰回忆道：“父亲和母亲是北方来的这批知识分子中首先去昆明的，同路没有熟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带着一家老小这样走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的确，这段原本只需要十天的路程，竟足足走了将近六个星期。一是因为山路崎岖难行，二是因为汽车屡屡抛锚―当年即有人编出这样的顺口溜：“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为此一个个的乘客或是呕吐不止，如同害了一场大病；或是被抛在了荒山野岭，忍受着饥饿与寒冷的袭击……林徽因曾这样描述她们一家所乘坐的那部汽车：“这是一辆没有窗户，没有点火器，‘什么也没有’的家伙，喘着气，颤抖着前进，连爬过一段平路都很困难，何况是险峻的高山。”……但是在梁再冰幼小的心中，却深深地为父母的表现感到骄傲―“在这次旅途中，印象最深的是爹爹和妈妈在这种紧张困难的旅行中应付自如，十分‘专业’。譬如打行李，两人合作，动作敏捷熟练，很快地就能把一大包被褥枕头打成一个结实的铺盖卷、用油布包着的；到小饭馆吃饭时准备好一小铁盒酒精棉，将碗筷消毒后再吃。这显然是过去他们到农村考察古建筑时‘练’出来的本事。” 梁思成所准备做出的第二个牺牲，便是他与妻子的“健康”。―林徽因早年患过肺结核，而肺结核不宜劳累，不宜颠簸，这些梁思成都是知道的。果然，当汽车行至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她发起了高烧，连续数日不退。当年只有5岁的梁从诫回忆说：“我至今仍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风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们，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才匀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至于梁思成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需要照顾的病号？年轻时的那场车祸，不仅使他的左腿骨折，而且使他的脊椎严重受伤。离开北平前，医生诊断他为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并为之设计了一件铁马甲，穿在衬衣里以支撑背脊骨。但这时的他，却成为了全家的顶梁柱―上有年迈的岳母，下有年幼的子女，中间还有生病的妻子―为此他只能咬紧牙关，挑起这副足以将他压垮的重担。果然，刚到昆明他就倒下了，约有一年的时间，因病情的恶化不能在床上平卧，只能半躺在一张帆布软椅上。 这样的“牺牲”，对于梁思成来说同样是早已做好充分准备的―数十年后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所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不！她并不是支持我，我认为这也是她的选择。……后来有朋友责备我，说我的选择使得徽因过早去世了。我无言以答。但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 梁思成率领全家所准备做出的第三个牺牲，便是宝贵的“生命”了。―数千公里的路程，不仅有山川的险阻，更有敌机的轰炸，每个人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那是1937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正在长沙休整的梁思成一家，终于遭到了比死亡还要可怕的威胁。梁再冰回忆道：“由于事先没有警报，父亲以为是中国自己的飞机，用手遮额跑到阳台上去看，直到炸弹在他眼前落地起火，才跑入房中抱起了我，母亲抱起了弟弟，并搀扶着外婆下楼。这时门窗已震垮，到处是玻璃碎片。我们走到楼梯拐角处，第二批炸弹落下，墙上砖头向外飞出，抱着弟弟的妈妈被震下几个梯级，落到天井中。等我们跑到大街上时，日机再次俯冲，炸弹第三次呼啸而下，父亲这时估计我们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了，但这炸弹竟没有爆炸。” 如此的惊吓，是很难不让神经受到刺激的。后来重病在床的林徽因便连连出现这样的幻觉：敌机始终在头上盘旋，“那种威胁的轰鸣声和致命的目的性，使我起鸡皮疙瘩，使我感到恶心”。梁思成没有留下心灵的记录，但是在梁再冰的脑海里，却有着这样的一幕久久不能忘怀―“在长沙，三叔和许多伯伯们都常到我家来讨论战局和国内外形势，晚间大家快要分手时，就同声高唱救亡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总是‘乐队指挥’。我们总是从‘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那高昂的歌声和那位‘指挥’一丝不苟打拍子的样子，至今仍是一簇燃烧在我心中的火焰。” 中国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梁思成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中国建筑史》诞生了！他终于可以告慰自己的祖国，可以告慰那些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他的生命与情感中的古代建筑了 梁思成的一家，直至1938年的1月才总算是平安抵达了昆明。然而与后来的七年半的艰苦生活相比，这四个月的颠簸只能算是一个开头，一个小小的“序幕”。―逃难不是目的，逃难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然而，现实的一切却让梁思成痛苦不堪：战争除了让你必须做出“已有准备”的牺牲外，它更让你必须做出“没有准备”的牺牲―这便是一个人的“事业”！一个立志要为自己民族的建筑史做出贡献的学者的“事业”！ 那是刚到昆明不久，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邀请梁思成为他们的学校设计新的校舍。梁思成兴高采烈地动手了，一稿，二稿，三稿，四稿……不曾想稿稿都被推翻了！不为别的：经费短缺！于是乎高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当他把最后一稿的图纸拿出来时，校方再次尴尬地通知他：建筑物的屋顶，除图书馆用青瓦、部分办公室用铁皮外，一律以茅草覆盖；木料和砖头的用量再削减一半，土坯墙改为黏土打垒。梁思成火了：“茅草房谁不会盖？何必要我来设计！”梅贻琦抱歉地拉住他的手：“等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请你来建筑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梁思成的眼泪流了下来。 堂堂的建筑大师没有了用武之地，梁思成只得在昆明郊外的龙头村为自己“设计”了三间住宅。那年费正清看过之后赞不绝口：“内部是轻质的木结构和粉白的石灰墙，房后则是桉树丛中的漂亮小花园。”梁思成则苦笑不已：不曾想这三间干打垒的平房，竟是他为自己设计的第一幢“寓所”，也是他于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作品”！ 不久，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也都陆续来到昆明。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梁思成上下奔波，往返努力，终于将中国营造学社恢复了起来，将停顿了一年的工作也恢复了起来。―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那项尚未完成的古建普查工作：当年大家曾寻访过华北和华东地区，如今何不利用这一机会将西南地区也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于是在他的带领下，一支小分队很快便成立起来了。从1939年的9月到1940年的2月，他们的足迹遍及了川康地区的36个县，对于带有地方特点的古建、汉阙、崖墓及摩崖石刻等等，一一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测绘，弥补了原有资料中的不足。 西南地区不同于北方平原，一是山峦重叠，森林茂密，不仅道路崎岖难行，而且动辄迷失方向，成为了巨大的威胁；二是蚊虫猖獗，疟疾横行，不管到哪里都得背着帐子，带着奎宁；至于跳蚤，更是多得惊人―每到宿营地，第一件事就是端来一大盆水，然后站在其中，用力抖动衣裤，不一会儿水面上便漂起一层跳蚤的尸体…… 然而，就连这样的工作也没能继续进行下去，就连这样的艰苦也没能继续尝受下去。―那是调查工作刚刚取得了一点成绩，同仁们也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之中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突然决定迁往四川省南溪县一个名叫李庄的镇子中；原因无他，昆明的空袭太频繁，严重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中国营造学社本与史语所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两个单位竟被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炮火，敌人的炮火，几乎摧毁了昆明所有高校的图书资料；唯有史语所，由于先期已安然疏散出了13万册的善本书籍，因此他们大大地为西南联大和其他的学术机构缓解了燃眉之急。梁思成及其营造学社也同样如此，他们不仅一直借用史语所的图书资料，而且更长期地借用史语所的技术工具。因此史语所的搬迁，将严重地影响到了营造学社的工作，为了手中未竟的事业，他们只能继续“捆绑”下去。 那是1940年的冬天，中央研究院及其史语所终于“开拔”了，向着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李庄”迁移了。它的具体位置是在宜宾下游22公里处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上扼金沙江、岷江等河口。战国时期此处为人的聚居地，秦孝文王时归属于秦国的蜀郡。人们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迁徙的队伍在路上足足走了两个星期：先是坐卡车，后是乘轮船，最后则不得不登上狭小的用桨划行的木舟…… 如今这座江边的小镇，由于当年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以及同济大学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的纷纷迁入，已经成为著名的历史遗址；而梁思成的“故居”与营造学社的旧址也修葺一新，变成供人们参观与学习的纪念馆。然而，当年的情景却远远没有今天这么闪亮：潮湿的空气，氤氲的雾霭，不仅牢牢地笼罩在人们的头上，充满郁闷与窒息，而且更噩梦般地缠绕住中国营造学社的手脚，使其举步维艰―先是经费屡屡得不到落实，一向清高的梁思成不得不四处化缘，八方乞讨，最终竟连工资也发不出了；继而则是从天津传来噩耗，由于大水，寄存在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柜中的资料与图片全部被淹，数年来的心血付之东流；最后则是学社中的两名骨干人员辞职他就，这不啻于断了梁思成的左膀右臂。 那天梁思成失声痛哭了―经济上的拮据，他咬着牙忍受下来了；但是资料的被毁和人员的离去，则意味着他的事业面临着灭顶之灾！……很快，梁思成的一家也陷入了绝境：林徽因已是卧床不起，结核菌开始由肺部转移到了肾脏；梁思成同样是宿疾加剧，脊椎的病变使得他的头“重”得无法抬起，骨瘦如柴的身体只剩下了九十几斤。他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这样写道：“……是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们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其实，远在美国的费慰梅早已从他使用的信纸上发现了问题―“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但是费慰梅还有许多不知：他们家中值钱的东西几乎全都送进了当铺，儿子脚上穿的是用稻草编的鞋子，全家口中“吃”的是梁思成用钢笔和手表换来的食物…… 为了抗战，梁思成牺牲了北京的家，牺牲了自己和妻子的健康，牺牲了孩子们的成长；但是唯有一点他不能牺牲―这就是事业，一名建筑学家终生追求的事业！那是1942年的春天，10岁的梁从诫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寒峭的春天―“就在这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父亲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请来当地的木匠，做了几张半原始的白木绘画桌，摊开了他们的资料，决心着手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他们战前的调查成果，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同时，为了实现他和母亲多年的宿愿，又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他和母亲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劈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又和他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绘制了大量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当时，父亲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就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而母亲只要稍微好过一点就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作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 ……又有谁能想到，这部让梁思成整整期盼了十七个年头的《中国建筑史》，这部从1927年起就不断地为它做着各种准备―搜集文献资料、进行实物勘测、研究《营造法式》、探寻演变规律―的《中国建筑史》，竟然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诞生了！竟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中诞生了！ 那是1944年，距离抗日战争胜利还有一年，梁思成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中国的建筑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他终于可以告慰自己的祖国了，可以告慰那些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他的生命与情感的古代建筑了！这部权威性的著作问世以后，立即得到了来自海外的专家学者们的一致称颂。或曰“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作出了最宝贵的贡献”；或曰“不仅是对中国的叙述，而且可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文献。” 那天费正清悄悄地流下了眼泪，因为他亲眼目睹了这部著作的诞生过程。他感慨地说道：“我深深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继续作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是啊，作为一名杰出的汉学家，他能够讲述中国的历史，他能够讲述中国的文化，但他却讲述不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何能够如此的含辛茹苦，如此的奋不顾身。 ―这就是梁思成，曾经在检讨中愧疚自己“没有想到投笔从戎”的梁思成，曾经说过“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的梁思成！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他38岁，他立下的誓言就是：“中国的建筑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 （编辑：刘顺发） 中国建筑史论文:浅谈中国建筑史 摘要：文章主要是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来谈谈中国的建筑史，既横向地同西方建筑史作比较，突显中国建筑史在世界建筑史中的独特性，再纵向地剖析中国建筑史一路走来的历史演变及其过程中演变出来的辉煌；并结合自身对中国历史的一些浅薄的见识，从而借以表达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中华文化；中国建筑史；故宫；中国风。 中华文化悠悠五千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体现在文化、政治、思想和艺术上的深刻影响，更是深根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中华文化在世界建筑史上的辉煌成就。中国传统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变程序却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未因受外来影响以致激起复杂变化者。即在世界东西方各大建筑派系中，相比较起来，亦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直贯系统。 纵观世界建筑中的各大流派，大凡一例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演变，或多或少都会掺杂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在其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经常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是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放眼中国建筑历史的长河，其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传分布及其广阔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多重要的中国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的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致极高的程度。尤为令人惊奇的是产生这种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却并非简单，且并不缺乏种种宗教上、思想上、政治组织上的叠出变化；更是曾经多次强盛的外族或是在思想上和平的接触，或在实际利害关系上发生冲突战斗；可中国在建筑方面的纯粹却能如此泰然，却是令人叹为惊奇！ 尽管中国建筑已达到结构和艺术上极复杂精美的程度，外表上却仍呈现出一种单纯简朴的气象，这即是中国风体现在建筑上的一大特征，且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内敛谦逊的特有品质。就结构上而言，中国独有的“架构制”与别种的制度（如高矗式之“砌拱制”，或西欧最最普通之古典派“垒石”建筑）之最大分别：（一）在支重部分之完全依赖立柱，使墙的部分不负结构上重责，只同门窗隔屏等，尽相似的义务――间隔房间，分划内外而已。（二）立柱始终保守木质不似古希腊之迅速代之以垒石柱，且增加负重墙致脱离“架构”而成“垒石”制。 这种构制的特征，影响至其外表式样的，有以下最明显的几点：（一）高度无形的受限制，绝不出木材可能的范围。（二）即极庄严的建筑，也是呈现绝对玲珑的外表。结构上既绝不需要坚厚的负重墙，除非故意为表现雄伟的时候，酌量增用外，任何大建均不需墙壁堵塞部分。（三）门窗部分可以不受限制，柱与柱之间可以完全安装透光线的细木作――门屏窗扉之类。实际方面，即在玻璃未发明之前，室内已有极充分的光线。北方因气候关系，墙体多于窗，南方则反是，可伸缩自如。 说到中国建筑的特征，绝避免不了的是中国建筑中所独有的一门“学问”――风水。风水之于中华文化，无愧于最大特色之一，也是独于世界上其他文化，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特色，中国建筑尤与风水息息相关。 中国建筑文化在几千年的形成过程中，没有离开过建筑风水的字眼，从皇宫、皇陵的规划建设，到普通村落、民宅的建筑无不留着风水学的痕迹；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建筑风水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中国古代建筑领域的灵魂，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风水学依然在中国建筑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在相对落后的农村盛行，在大城市里也屡屡备受关注；几乎每个房地产商的产业都与风水息息相关，无处不体现着风水对建筑的重要影响，这一切也足以有力证明了风水在中国建筑文化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建筑上的中国风的另一大方面更体现在其屋顶部分；其中不得不提到的是“斗拱”部分。斗拱作为柱与屋顶间的过渡部分，使支出的房檐的重量渐次集中下来直到柱的上面，使得屋顶上的重量集中承载在柱子上，使得建筑稳固的同时；精益求精的古代工匠们更是在其结构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赋予了它新的“使命”――装饰作用。至宋以来，斗拱便变化得越趋复杂，较以前简单的结构更赋予了外观装饰的作用，雕龙画凤、色彩斑斓的斗拱相应出现在了皇宫贵族的宫殿上，将宫殿的房檐装饰的美轮美奂，使得简洁大气的中国建筑更增添了几分鲜艳的色彩，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屋顶作为建筑上最实际必需的部分，中国自古以来，不殚烦难的使之尽善尽美。使其切合于实际需求之外，又特具一种美术风格；且因解决雨水与日光的切要问题，在屋顶的基础上更扩张出了屋檐的部分。使檐突出却并非难事，但是檐深则低，低则导致阻碍阳光，且雨水顺势急流，檐下溅水的问题也因之发生。智慧的中华人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发明了飞檐，且用双层瓦檐，使檐稍翻上去，微成曲线，便巧妙的解决了问题。又因美观关系，使屋角之檐加大其仰翻曲度。这种前边成曲线，四角翘起的“飞檐”，在结构上有着极其自然而又合理的布置，几乎可以说他便是结构法所促成的。 谈及中国建筑史，不得不提及的便是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最高成就的故宫，作为古代最高统治者的“宅邸”，自它开始修建开始，便注定了它将成为中国建筑史上最璀璨的明珠。 作为故宫最主体的建筑，是巍然崛起的三座金碧辉煌的大宫殿，它们是整个故宫的重心，同时也是故宫建筑群的核心。作为序幕的布局，在三大殿前面还有两段铺垫。第一段，由天安门，经端门到午门，两旁长列的“千步廊”是个严肃的开端。第二段在午门与太和门之间的小广场，更是一个美丽的前奏。这里一道弧形的金水河，和河上五道汉白玉桥，在黄瓦红墙的气氛中，北望太和门的雄劲，这个环境适当地给三殿做了心理准备。 三殿中，太和殿最大，也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木构大殿。横阔十一间，进深五间，外有廊柱一列，全个殿内外立着八十四根大柱。殿顶是重檐的“庑殿式”，瓦顶，全部用金黄色的琉璃瓦，光泽灿烂，同蓝色天空相辉映。底下彩画的横额和斗拱，朱漆柱，金锁窗，同白石阶基也作了强烈的对比。这个殿建于康熙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七年），已有三百五十五岁，然而它的结构却依然整严完好如初。内部渗金盘龙柱和上部梁枋藻井上的彩画虽然有所剥落，却依然可以从上面看出岁月流过曾经留下的美丽，愈显的其华美动人。 中和殿在工字基台的中心，平面为正方形，宋元工字殿当中的“柱廊”竟蜕变而成了今天的亭子形的方殿。屋顶是单檐“攒尖顶”，上端用渗金圆顶为结束。此殿是清初顺治三年的原物，比太和殿再早五十余年。 保和殿立于工字型殿基的北端，东西阔九间，每间尺度又都小于太和殿，上面是“歇山顶”殿顶，它是明万历的“建极殿”原物，未经破坏或重修的。至今上面柱上还留有“建极殿”的标识。它是三殿中年寿最长的。已经有三百三十七年的历史了。 三大殿中的两殿。一前一后，中间夹着略为低小的单位所造成的格局，是中国传统建筑美的特点。欲领略故宫的金碧辉煌与雄伟壮观，单单依据文字去想象和再现它的雄姿是远远不够的，唯有亲身去感受，用双手去抚摸，才能真切的感受中国建筑史上的史诗巨作所带来的感动与震撼！ 上述的微薄见解甚是不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建筑历史中的一粟，且希望能在此与读者们分享我个人对中国建筑历史的一些自我的了解与理解。 中国建筑史论文:术设计专业中外建筑史课程教学的尝试与探索 【摘 要】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很多艺术设计专业课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中外建筑史这门课为例，从之前的必修课转变为选修课，从原先的64学时缩减到了56学时，教学对象也从原先的小班上课转变为合班上大课。因此，如何适应这些变化，形成更加有效合理的教学模式，成为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关键词】中外建筑史 教学改革 艺术设计专业 中外建筑史课程是专门针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开设的重要的、基础性的科目。笔者深深感受到这门课的特殊性以及它对建筑学之外艺术设计专业的意义，因此在平常教学中尝试着做了一些改变，希望尽量不使学生在上课过程中感觉乏味，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改善教学效果。并且，对这门课的特殊性也作了一些探讨，使其更合理，更有针对性。 一 课时量、课程性质和授课内容的特殊性 1.课程设置 中外建筑史课程从最早开课时的64学时转变为了现在的56学时，授课教材主要为潘谷西的《中国建筑史》和陈志华的《外国建筑史》，学生可选择自行查阅《中国建筑史》图说和《外国建筑史》图说。同时，课程由最初的必修课转变为选修课。 2.存在的问题 中外建筑史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课时量少和授课内容多之间的矛盾。同建筑学专业的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相比较而言，中外建筑史课要在相同或者更少的学时中完成对这两本书的讲授。本质上，课程的重要性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为了适应高校学分制改革，课程变为了选修课，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使学生在心理上或多或少降低了对这门课重要性的认识，间接影响授课效果。 3.教学尝试和探讨 教学内容采取拓宽知识面，降低内容深度，使学生对中外建筑历史发展有一个总体认识的方法。以中国建筑史这一部分内容为例，笔者的直观感受是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侧重点非常明显，除了中国建筑近现代史这部分内容不讲以外，中国古代建筑这部分内容也有很多不讲授。如第二章“城市建设”、第六章“园林与风景建设”和第七章“建筑意匠”等。还有一些内容，如“绪论”和“发展概况”讲授的时间也比较少。但相应的知识点讲授的时候就具有一定的深度。如讲到木构架这部分内容，会要求学生识别多种细部构件，甚至是斗栱中不同部位斗的不同称呼，以强化学生的认识深度。 笔者在刚开始给艺术设计专业学生讲授中外建筑史这门课的时候，遵循给建筑学专业学生上课的大体思路。但通过和学生课下交流以及一些教学反馈，发现效果很不理想。相同的内容，由于课时量是建筑学专业的一半，所以授课内容不可能讲得很深。另外，由于很多章节没有讲授，所以学生在这门课结束后对建筑史似乎只有一个片段性的理解，缺少对古代建筑整体发展的一个宏观性的认识。 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开始对中外建筑史的教学内容逐步做出一些调整。以中国建筑史这一部分为例，考虑到课时量和课程重点的要求，中国近现代建筑这一部分内容依然不讲授。但是，中国古代建筑史这一部分内容调整为每一章都适当地讲授。并且，讲授的重点也做了一些调整。对于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的一些细部构件称呼和特别细致的做法不再作特别深入的讲授，相应地将“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和“古代建筑发展概况”这两章作为重点来讲授，“园林与风景建设”和“建筑意匠”这两章也各分配了1学时，目的是希望学生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相对全面的认识。 4.效果反馈 通过对授课内容的调整，大部分学生不再对中外建筑史课存在内容上的困惑，不再只是纠结于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某个构件称呼或外国古代建筑史中某个建筑的形制，而是能够总体把握中外古代建筑的整体发展脉络。由于授课内容的调整，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自然而然地能够区分出自己专业在建筑史的学习上和建筑学专业的差别。 二 授课对象的特殊性 1.课程设置 中外建筑史课由最初的分别面向不同专业授课转变为多专业同时授课。课程安排也从最初的二合班的小规模授课转变为四合班的大规模授课。 2.存在的问题 第一，学生人数变化带来的影响。最初二合班授课的时候，学生人数相对较少，教室也较小，学生距离老师较近，互动性比较强，甚至在课程结束的时候，教师几乎可以记住所有学生的名字。转变为四合班之后，教室变大，学生与教师的距离拉大，每一个学生的一点小动作积累起来就会对课堂纪律产生较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教学质量。 第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通过美术高考进入大学，文化课基础相对弱一点，但思维很活跃，思考问题趋向于感性，学生个性相对较强，课堂纪律性较弱。 3.教学尝试和探讨 第一，寻找兴趣点。作为课堂上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方式，寻找兴趣点是最好的方式。而中外建筑史作为专业基础课，在寻找兴趣点上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这门课兴趣点的寻找应当围绕课程内容本身展开。笔者在这几年的教学过程中，通过不断对课程内容的调整和完善，总结了一些和课程内容相关的兴趣点，可以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在讲到北京故宫这部分内容时，提到了天安门前的华表。备课时通过查资料，笔者得知华表的来历。因此，会告诉学生华表是来自于很久远的战国时期的秦国，和商鞅变法有关，还和现代词语“诽谤”有关。再如讲到客家土楼的墙体做法时，笔者会提到工大旧主楼竹筋混凝土的楼板。类似的兴趣点还有很多，在学生上课产生疲劳感时，可以有效地调节课堂气氛。（2）兴趣点的度要把握好。兴趣点不能作为讲课重点，只能作为调节课堂氛围的手段。兴趣点的采用既要使学生感到这门课并不沉闷，又不能使课堂气氛过于活跃松散，以至于影响教学质量。 第二，结合其他的课程。笔者在辅导专业设计时发现，学生曾经在设计小区会所的时候以北京四合院作为设计的出发点。因此，在中外建筑史讲到这一部分时，可让大家回忆思考一下当初这位同学的方案从建筑史的角度看存在什么问题，是否可以设计得更完善。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可以加深学生对这门课以及相关课程的理解程度。 另外，可以和这门课相结合的还有学生的认识实习。由于笔者参加工作以来带过很多次实习，因此在讲课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提到一些和实习相关的内容。如讲到陵墓实例中的明孝陵时，就会提醒学生注意它的特点，因为在学生实习的时候要参观明孝陵。还有苏州园林，讲课的时候要提醒学生注意明清建筑的特点，尤其是江南私家园林，讲到山墙会让学生回忆一下安徽的马头墙。 4.效果反馈 在授课过程中，寻找兴趣点和结合相关课程这两种教学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教室大、人数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且通过结合相关课程可以使不同专业的学生感到与自身相关，削弱了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差异性。 三 结束语 高校的教学改革使许多课程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对每一位老师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几年来通过对艺术设计专业中外建筑史课程的调整，深深体会到了高校课程必须结合本校本专业的具体发展状况出发，适时地改变教学方法和内容，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建筑史论文:建筑史课程教学思路探讨 摘要：文章探讨了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内涵与定位，分析了建筑史课程的培养目标和体系，提出了建筑体验教学、自助式教学与多元化教学等新方法，对促进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培养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特色应用型人才；建筑体验教学；自助式教学 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单一化、整齐化走向多样化、特色化，创建特色名校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要趋势。2011年和2012年山东省教育厅、财政厅分别下发了《关于山东省高等教育名校建设工程实施意见》和《关于做好特色名校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的通知》。聊城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专业创办于2006年，受办学历史及学校在学科建设、师资类型、生源层次、办学传统等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从实际出发，着力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特色应用型人才成为学院求生存、谋发展的关键。建筑史作为建筑学专业的基础课，在教学体系、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有效促进了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一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内涵与定位 （一） 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内涵 特色应用型人才是在应用型人才基础上，在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等方面不追求高而全，而是根据学校和专业自身的条件和所处的环境，以及地方和区域的专业需求进行人才培养定位，集中有限的教学资源，使人才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有突破，在省内具有领先优势，在国内具有较好影响，从而形成特色和品牌。 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具有四大特点：（一）是具有比较深厚的理论知识，具备系统、扎实的知识结构，与岗位工作相适应的专业基础理论和知识。（二）是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和执业能力，毕业生以突出的专业理论知识应用和能够解决实际建筑问题为特点。（三）是具有突出的职业适应能力，毕业生从业适应期短，能较好地满足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是要有积极创新的思维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 （二）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定位 作为一所典型的地方普通高校，聊城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办学定位是以本科教育为主，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立足聊城，辐射鲁西北，积极为聊城市和鲁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提升学校的社会地位。 二建筑史课程的培养目标和教学体系 （一）建筑史课程的培养目标 建筑学专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既有扎实的职业工作能力，同时又具有较深的文化修养和较强的艺术想象力与创作力的专业人才。作为建筑学专业本科教学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 结合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要求，建筑史课程的培养目标定为: 注重学生的人文意识和文化底蕴的培养，同时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建筑史观和建筑史方法论、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富有创新意识，能将历史传统与设计实践结合，主动适应社会和市场经济需要的应用型建筑设计专业人才。 （二）建筑史课程的教学体系 为了培养特色应用型建筑人才，建筑史课程应重点培养学生在基础知识、应用能力和操作技能三个方面的能力，主要分为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两大主体。在课程的理论教学中, 不仅要建设课程硬件设施(如多媒体、图书等资料), 更主要的是对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和探讨。在实践教学中针对学生自身的特点制订实践指导书, 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建筑学专业绘图室、CAD实验室、模型实验室等实践教学设施,为建筑史实践教学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为了满足实践教学，学院还与校外几家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搭建了牢固的实践教学基地平台。 三建筑史课程改革 （一）教学内容 建筑史教学的主干由两部分组成，即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后者又以19世纪为界限，分为上下部分。调整各个部分的课时，适当增加学生们关注的当代建筑部分。在以往的教学中，只对每个时期的建筑类型、建筑发展进行概要的介绍，而对具体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社会背景、人文习惯、宗教文化等没有深入介绍，这一授课方式使得建筑历史平面化和静态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在讲述重点时期的建筑类型时，仔细介绍当时的社会背景、人文文化、宗教信仰，使学生能够对当时的建筑发展有个较全面的理解。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了解自身感兴趣的建筑发展时期，主动学习和查阅资料，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教学方法 1、 多元化教学手段 建筑史不单是对历史建筑和建筑历程的介绍，还要考虑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调动，在教学过程中必须采用灵活丰富的教学手段，如利用多媒体、建筑模型等。在讲述某时期的建筑时候，可以介绍与建筑相关的故事背景，或当地的人文文化，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传统教学手段不易表达的内容可利用模型，使教学内容更加直观，加深学生的理解与记忆。模型，既可以是实物制作的，有条件也可以使用多媒体来完成。在讲授建筑史上的若干重要构件、重要典型建筑比如斗拱、柱式、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时，就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 2、建筑体验教学 由于对书本上的建筑缺乏直观的感性认识会造成学生产生许多疑惑。笔者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充分吸收广大前辈学者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前提下，将中国建筑实例（特别是位于当地）引人建筑史教学。如讲解中国古代建筑史时组织大家参观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和山东聊城光岳楼，这样有利于学生更直观的接受中国古典建筑文化的熏陶，激发他们学习和研究建筑史的热情。在讲解现当代建筑时，组织学生到北京、天津、济南、青岛、上海、苏州等地体验参观, 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和深刻的记忆。 3、自助式教学 为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在适当地采用自助式教学。如在讲解现代建筑大师和当代建筑思潮时，全班分成几个小组，每组选择一位大师或一种思潮共同收集资料、整理，最后由一位同学上台讲授。学生讲授之后，再由教师对其进行补充、修正。这种课堂角色的转换，一方便给了学生展示自己的机会，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理论分析水平及建筑素养。 （三） 教学评价 1、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 包含学生自己的评价和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学生通过一个学期或一年的学习，到底学到了多少知识，它对个人以后工作或学习产生什么影响，这就是学生自己的评价。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可以通过学生课堂表现、课下交流、考试等形式表现出来。 2、对教师的评价 包含学校对教师的考核和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每年学校和学院会组织教学比赛，评出教学新星。通过教学活动，一方面考核教师上课态度和效果，同时也增强了个人的教学水平。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是通过教学评价系统进行的，每学期末学生到学校统一管理的教学评价系统进行本学期任课教师的网上评价，最后的评价结果会反映在教师年终津贴核算上。这些活动刺激了教师对课堂教学的重视，提高了教学水平的提高。 四、结语 特色应用型人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学院建筑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建筑史课程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方面进行的改革，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效果，培养了学以致用的意识和能力，并在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表达与沟通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职业素养，有效促进了建筑学专业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中国建筑史论文:浅析包豪斯校舍在建筑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摘要：包豪斯校舍是包豪斯从魏玛迁到德绍后建成的校舍，它是现代主义建筑早期代表作之一，70年代作为建筑文物保护下来。设计人是包豪斯设计学院院长W.格罗皮乌斯。校舍的设计体现了格罗皮乌斯提倡的重视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等原则。它的设计布局、构图手法和建筑处理技巧等在以后的现代派建筑中被广泛运用。 关键字：包豪斯；建筑；里程碑 1926年在德国德绍建成的一座建筑工艺学校新校舍。该校校长、德国建筑师W.格罗皮乌斯设计。设计者在这个作品中完全排斥了复古主义的设计思想，开创性地运用了一整套现代建筑设计手法，把实用功能、材料、结构和建筑艺术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座校舍标志了现代建筑的成熟，被认为是现代建筑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范作品。 1、包豪斯校舍简介 校舍总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主要由3部分用房组成：教学楼、生活用房和学生宿舍组成，此外还有附属职业学校，整个平面如三叶风车，打破了传统的对称格局。 设计者首先从各用房的使用功能出发来安排各部分的关系，同时综合解决建筑的艺术形象问题。它与复古主义的设计程序──先预定一个传统的建筑形象（一般总是对称的），然后再在其中安排房间，完全不同，被称为“由内而外”的设计方法。 设计者也排斥了复古主义常用的石头建筑的外貌，从钢材、钢筋混凝土和玻璃等新材料以及框架结构等提供的新的可能性出发，取消了挑檐、古典列柱、石刻和线脚，采用了简洁的平屋顶、大片玻璃窗和抹灰墙面，同时细致地设计了诸如条窗、雨罩、挑台和窗格的比例造型，使建筑显现出清新、明洁、朴素的现代风格。设计者强调建筑本身的体形美和材料的本色美以及各座建筑之间高低、体量、方向和虚实的对比，空间形象生动多样，也显示了各单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室内设计注意与建筑外型取得谐调。 2、包豪斯的风格 校舍的形体和空间布局自由，按功能分区，又按使用关系而相互连接。它是一个多方向、多立面、多体量、多轴线、多入口的建筑物。为了使基地不被建筑隔断，公共活动部分和行政办公用房底层透空，可通行车辆、行人。 按各部分不同的功能选择不同的结构形式，赋予不同的形象。实验工厂是一大通间，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和悬挑楼板。外墙采用成片的、贯通三层的玻璃幕墙，既利于采光，也显示出与其他部分不同的外形。教室楼也是框架结构，由于间距不大，构造比较轻巧。水平的带形窗和白墙相间是它的外形特征。宿舍采用钢筋混凝土楼板和承重砖墙的混合结构；墙面较多，窗较小，各房间外面有各自的小阳台，形成了宁静和互不干扰的居住气氛。食堂兼礼堂是集体使用的大空间，外形开朗。屋顶全是平顶，为空心楼板上设保温层，铺油毡和预制沥青板构成，人们可以在屋顶上面活动。全部铸铁落水管隐藏在墙内，外形整洁。[1] 在造型上采取不对称构图和对比统一的手法。一个个没有任何装饰的立方体，由于体量组合得当，大小长短和前后高低错落有致，实墙和透明的玻璃虚实相衬，白粉墙和深色窗框黑白分明，垂直向的墙面或窗和水平向带形窗、阳台、雨篷比例适度，显得生动活泼。 3、包豪斯的思想 包豪斯的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可以从包豪斯宣言中得到体现。完整的建筑物是视觉艺术的最终目标。艺术家最崇高的职责是美化建筑。今天，他们各自孤立地生存着，只有通过自觉，并和所有工艺技师共同奋斗，才能得以自救。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必须重新认识，一幢建筑是各种美感共同组合的实体。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可能灌注入建筑的精神，以免迷失流落为‘沙龙艺术。 艺术不是一种专门职业。艺术家和工艺技师之间在根本没有任何区别。艺术家只是一个得意忘形的工艺技师。在灵感出现并超出个人意志的珍贵片刻，上苍的恩赐使他的作品变成为艺术的花朵。然而，工艺技术的熟练对于每一个艺术家采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真正创造想象力的根源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 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设计家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绝对没有那种足以使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树立起自大障壁的职业阶级观念。同时，让我们创造出一幢将建筑、雕刻和绘画结合成三位一体的新的未来殿堂，并用干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相之矗立在云霄高处，变成为一种新信念的鲜明标志。[2] 4、包豪斯在建筑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可以说德绍包豪斯校舍的建立，是格罗皮乌斯个人设计思想的充分展现，我们在进行建筑设计和建设的时候不仅仅要重视建筑的基本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还要积极的关注艺术和技术，使得两者互相统一让她们在建筑中能够有机的彰显出来。包豪斯这个建筑通过对校舍建筑的创新，引入了更加合理的构图、结构布局、现代建材、进行装饰的简化等，建筑产品的标准化、工业化以及规模化的生产等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包豪斯尽情地体现着建筑结构和建筑材料本身质感的优美和力度，并让世人看到了影响整个20 世纪建筑直线条的明朗和新材料的庄重，形成了一种新的建筑美。与其说包豪斯是由格罗皮乌斯一手设计的一座建筑，亲手创办的一所艺术设计学校，不如说它是一种影响全球设计教育思想的代名词。 可以说包豪斯校舍不仅是对现代建筑设计思想进行的一次较完整的系统的实践和创作，而且与此同时现代建筑设计的大门也得到了开启。从长远的思想影响来看，包豪斯校舍及其设计流派，是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一种观念和基础。所以，从更深层次上的意义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包豪斯校舍称作为现代建筑设计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建筑史论文:运用全球史观进行建筑史教学的改革 摘要：建筑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研究门类，除了它的专业性特征以外，也具有历史学研究的普通性特征，因此我们就要按照一般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建筑史，来探索建筑史教学改革的途径。本文主要探讨了运用全球史观进行建筑史教学改革的方面和措施。 关键词：全球史观 建筑史 教学改革 了解史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适当借鉴现代史学理论对教学观念的更新和教学设计的创新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当前，史学界关注度较高的史学观念是全球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新观点和新视角，主要强调的是从一个整体的视角出发，以文明为单位来考察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横纵向历史现象。在这种新观点的指导下，对建筑史教学改革的研究将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收获。 1．全球史观的定义 史学界一般将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视为全球史观的开创者，认为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首次提出“全球史观”。全球史观，主要以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限制为特征，主张历史研究者要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以公正无私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 2．全球史观对建筑史教学的影响 传统的建筑史教学在课程安排上分为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两类。多数学校的中国建筑史课程以潘谷西的《中国建筑史》为教材，外国建筑史课程以陈志华的《外国建筑史》和罗小未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为教材，多数教师也是参照教材按照朝代更替、时代变迁讲授建筑史演变过程，并辅以类型专题配合。这种分国家、分年代的教学方式固然有它的优势，比如可以对各个时代下不同建筑类型了然于心，但是也带来一定的弊端，比如对中外建筑史的割裂认识，不能形成统一的知识体系，缺乏中外建筑史的交流和互动学习。 如果运用全球史观来思考建筑史教学改革的话，在教学体系和内容编排上将会有很大的变化。全球史观强调全球、全局的视野，主张历史要横向联系，建筑史教学可以借鉴全球史观的特点，改变中外建筑史分家的教学体系，把课程整合化，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去考察不同文明类型下，同一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和交流；或是同一文明类型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和交流，真正做到古今贯通、中外对比。 3．全球史观指导建筑史教学改革的方面 目前的建筑史教学中，中外建筑史两大理论板块一直处于泾渭分明的发展状态，难道中国与外国的建筑风格真的是各自发展？在建筑史教材的内容编排上也多数是按时间序列说明建筑物的发展，难道仅仅是时代的推进让建筑风格不断演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世界是多元的、立体的，跨时空、跨地域的文明交流从来没有中断，正是这种交流造就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建筑文化之间的横纵向影响。在建筑史教学中，应该建立起跨越时空的内在联系，展示世界建筑史的基本谱系和概貌。在本科建筑史教学中，开设一门世界建筑史课程，编写一本世界建筑史教材是很有必要的一项工作。 3.1 世界建筑史课程 开设世界建筑史课程是很有必要的，这便于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让学生形成一种新的史观去认识世界建筑文化，那么，这个课程应该在几年级开？原来的中外建筑史课程是否就要取消？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课程安排可以设想如下： 一年级开设世界建筑欣赏和建筑师介绍，从观念上帮助学生建立直观的感性认识，无教材；二年级开设世界建筑史，进行通史教育，帮助学生建立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树立把建筑文化放诸全球的眼界，世界建筑史教材；三年级开设中外建筑史课程，对具体知识点进行讲解，帮助学生建立专业的建筑思想，中外建筑史教材；四年级开设专题史课程，内容涉及园林、城市、古建等，帮助学生深入学习，无教材。 3.2 世界建筑史教材 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世界建筑史教材应该是一个基于整体认知观下的分层次、重比较的教材，以全球为视野，文明为单位来讲述建筑史的发展、变化和交流。在内容选取和编排上有以下几个重点： （1）整体框架的构建 全球史观反对中心论，反对仅以“民族国家”为历史叙事单位，主张以“全球”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站得高方能望的远，如果一开始就关注建筑的细枝末节，将很难从繁冗复杂的专业史中脱离出来，也很难审视我们国家的建筑文化在世界建筑史中的地位。应该建立一个世界建筑的基本谱系，中外合编，方便学生了解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或是不同时代同一国家的建筑历史发展状况，这种尝试在东南大学建筑系已经有成果。这样的整合便于把握全球建筑史状况，让学生很直观的了解到中国的宋朝在修建元大都，而同时期的西班牙在建阿尔罕布拉宫诸如这样的知识点。 （2）叙述单位的编排 传统的建筑史教材常常以国家、民族、地域以及建筑风格、类型等作为单位进行分类，这些研究单位都有过于庞大或过于微小或关联不够直接等的嫌疑，多数教师在授课内容上也不够全面，往往是就建筑物论建筑物，对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是介绍较少的，几乎把建筑史教学变成了纯案例的展示，而没有引导学生将建筑史与政治、社会、文明统一考虑，并且，我们的学生多数来自理科背景，本身缺乏历史素养，当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和资料时，如果没有明确的引导或是引导不够，更容易陷进建筑本身不能自拔。 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建立以文明为单位的建筑史教材，中外合编，古今贯通，突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文明因素对建筑的影响，突出文明的传承和交流，借鉴齐格勒的《新全球史》的框架，设想的建筑史大体系如： 第一部分：早期复杂社会的建筑（公元前3500-前500年） 第二部分：古典社会组织的建筑（公元前500-公元500年） 第三部分：后古典时代的建筑（公元500-1000年） 第四部分：跨文化交流的时代的建筑（公元1000-1500年） 第五部分：全球一体化的缘起的建筑（公元1500-1800年） 第六部分：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的建筑（公元1750-1914年） 第七部分：现代全球重组时的建筑（1914年至今） 通过新的研究基本单位的确定就是希望能够弥补过去建筑史研究中的不足，把全世界的建筑放入一个体系，去关注背景，关注交流，获得一些新的发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3．小结 时刻把握全球史观倡导的全球视野，建立以文明为单位的研究体系，重比较、重交流。以培养学生的全球眼光为目的，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史观，学会历史研究的方法，使学生真正能全面的接受世界建筑文化的熏陶，不仅是为了学习效果，更重要的是可以对学生今后的人文素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国建筑史论文:基于历史文化的外国建筑史教学 摘要：本文结合外国建筑史教学内容、教学现状，指出外国建筑史教学中容易忽视历史文化背景介绍的问题，重申历史文化背景介绍是学生理解、掌握历史建筑“灵魂”的关键，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外国建筑史；历史文化；教学方法 外国建筑史是建筑学专业的基础课，是引导学生认识、了解国外建筑的重要课程。历年教材基本采用按风格分阶段介绍的方式，以各国纪念性建筑为主要类型，以欧洲建筑为主干。章节以案例形式展开，围绕着四个“W”进行，即这是什么(What)，在什么时候(When)，在哪里(Where)，什么原因(Why)[ 卢永毅. 同济外国建筑史教学历程——访罗小未教授[J]. 时代建筑，2004（6）]，其中以What（即每一建筑案例的三度空间形式）作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这样的教材编排方式奠定了外建史教学的基础，使外建史的教学停留在有关静态“类型”和静态形态学认知的阶段，使整个建筑历史变为一种风格目录，那些优秀纪念性建筑被消解成各种不同的符号——平面、立面、柱子、檐口、山花、装饰、拱券……，被现象化成一套套没有时间的母题，学生们可以把这些符号和片段当成一种外衣来装扮他们的设计作品，但这种没有深刻理解形式叙述背后意涵和原因的借用，即便在公众中间产生出某种意义的联想，但作品本身依然是没有灵魂的拼贴。 当然，现行的外建史考虑了历史对建筑认知模式发展的影响，在每章节前有围绕着Why展开的历史简介，然而这种背景介绍主要聚焦于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关于宽泛，缺乏针对性。而真正的历史背景应该是对那些隐藏在不同阶段、不同类型建筑的平面、立面、装饰后面的深刻语意的历史文化诠释，是展现建筑与社会文化间互动的历史。如从原始时期一直到近代工业革命，纪念性建筑的类型大多与宗教信仰有关，它们更多的是与宗教变化、思想信仰变化、仪式的变化密切相关，是一种将信仰体验有形化、仪式化、叙述性表达的艺术。当时设计者试图让所有接近和走进建筑的人（无论是传道者、君王，还是信徒、民众）都寻找到“被感知到”的体验。这些体验进一步转化成表意性结构，这些结构就是那种被历代居民所理解、传承的，拥有灵魂的建筑模式。当然这些模式也反映了设计者和建设者们是怎样认识他们工作，并怎样将他们的工作理性化的。因此，不涉及宗教信仰变化、仪式变化以及与这些变化相对应的历史都难以使学生理解形式背后更深的内在，无法使学生触摸到影响那些国家居民灵魂的 “活”的力量。 因此，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前的教学过程中（此前的建筑以信仰类纪念性建筑为主），笔者更注意对各种文化世界图景、以及宗教信仰图景的介绍。因为当时的设计者想要为民众的信仰体验提供某种结构，使居民可以从中“阅读”出某种意象性，即在建筑中表述影响设计者和体验者的世界图景或宗教信仰图景，而这些影响着建筑平面、立面、装饰等的宗教信仰或世界图景才是建筑关键。 例如南亚和东南亚的古代建筑设计者将他们的精力与创作一直放在对曼荼罗图形或宇宙图示的表现上，因为在他们看来 “曼荼罗”就是“含藏宇宙本体”者，这种世界图景源于古印度的太阳崇拜和生殖崇拜，后分别由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等继承[ 吴庆洲. 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50]。所以，曼荼罗成为东南亚建筑学的中心主题，而不太重视建筑结构的创新，整个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印度教建筑的平面都是在“曼荼罗”信仰的影响下生成的。所以在介绍印度、东南亚建筑之前，曼荼罗成为重点介绍的背景知识。 首先要介绍曼荼罗的类型，以及不同类型所含的世界图景，然后介绍这样的世界图景对建筑的影响。如同心结构的曼荼罗有方、圆、方圆几种形式，其中圆代表运动、因果、时间（图1）。在印度，运动和时间都是不明确的，因此圆是阴性的象征，代表地球，象征世俗世界[ 吴庆洲. 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8]。在佛教的传统中正好倒过来，圆成为天球的象征，正方形成为地球的象征，因此在佛教的象征性建筑中经常使用圆形，如桑奇大窣堵坡（图2）。正方形曼荼罗是明确、不变之意。一个正方形尽管它的尺寸可大可小，但其轮廓总是一样的，它不像三角形，其轮廓可以改变。因此，正方形曼荼罗成为印度建筑首选的形式，它象征着次序、不含糊的形式、男性、天球和绝对，象征神灵世界[ 吴庆洲. 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8]。正方形在印度被认为是阳性的图形，印度教的圣殿或胎室通常是正方形的轮廓。在南亚、东南亚遗存的佛教、印度教寺庙中，一般使用方形曼荼罗作为其平面设计的依据，通常是一个大方格图形，其中以交叉网格线划分出许多小方格。这种在中心方格周围安排小方格的图式代表神灵的世界，是同心宇宙组织结构图案的反映。最典型的是64 格分划的曼杜卡曼荼罗（Manduka Mandala）（图3）与81格分划的帕拉马萨伊卡曼荼罗（Paramashayika Mandala）（图4）。这两种曼荼罗都是印度教教义的反应，印度教既是多神崇拜的宗教也是一神崇拜的宗教，他们主张“我主创诸天”，即我主（梵天、湿婆、毗湿奴）就是一切其他天神，由中央的梵天大神及围绕其周围的诸神表示。反映在南亚、东南亚的佛教、印度教建筑中就是不仅突出胎室或主塔殿，而且将主神所创的“诸天”通过门、附属小室或其他附属塔殿展现，这些附属小室或塔殿供奉的次要神像，呈几何形式规则的围绕着中央的塔殿，形象地反映了“我主创诸天”的印度教教义，如以曼杜卡曼荼罗为平面的吴哥巴肯山殿（Phnom Bakheng）（图5），以及以帕拉马萨伊卡曼荼罗为平面的吴哥巴扬寺（图6）。 在介绍完曼荼罗图式及其曼荼罗对南亚、东南亚传统宗教建筑的影响后，笔者在课堂设计上进一步介绍了印度著名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的设计作品博帕尔议会大厦（VIDHAN BHAVAN）和斋普尔博物馆，解读曼荼罗图式及其南亚传统建筑对于南亚现代建筑设计的深刻影响，加深学生对查尔斯.柯里亚作品的理解。 做为一个完整的教学环节，对建筑的认知不能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尝试将课堂的理解融入到实践之中，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更深入的了解所学内容。首先，让学生通过VRML( V irtual Reality Mode ling Language，即虚拟环境)模拟建筑及其历史环境，使他们身临其境感受当时的空间环境，并要求学生模拟仪式过程，分析仪式对建筑布局、空间塑造的影响。其次，设置开放、互动的讨论环节，让学生提前分组准备不同风格建筑的背景资料（包括社会、宗教、经济、技术、建筑师等），以ppt或视频动画的形式在课堂展示、分析这些背景对建筑的影响，然后教师总结、阐述关键，并进一步提出更深入地问题以备学生课后思考。再次，注重相同类型建筑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对比，如将基督教堂与中国寺庙对比，将印度的印度教建筑与东南亚的佛教建筑对比，将日本园林与中国园林对比等等，在比较中体验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如何导致相同类型的建筑在形制上所产生的巨大差异。 总之，因为这些优秀的历史建筑不仅是为遮风避雨而造，更是为心灵而造。所以，为了让学生读懂建筑中不同层次的表达，在教学上就要像剥洋葱一样楔入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或世界图景，让学生关注建筑与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间的互动，让他们不仅仅记得风格、符号，而且理解形制背后那些“活”的灵魂；不仅仅将这些建筑看做空间视觉艺术的中心，而且认识到一切建筑形制都生长自一种习俗和信仰体系，认识到所有优秀建筑作品都因与文化间的互动而源远流长。 中国建筑史论文:中国建筑史论文:浅谈中国建筑史 【摘要】：中国建筑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并且丰富多彩。 【关键词】：建筑史；文化；特色 中国建筑自其源始以至于今，未尝一时停止其活动，其蜕变为继续的，故欲强为划分时期，本为一种不合理且不易为之事。然因历朝之更替，文化活动潮平之起落，以及因现存资料之多寡，姑分为下列各时期。 一、上古或原始时期(公元前200年以前) 自上古以至秦。此期间文献与实物双方资料皆极缺乏。殷周战国以来城郭宫室陵墓遗址虽已有多处确经认定，但尚有待于考古家之发掘。殷以前则尚无实物可考焉。 中国建筑之原始，究起自何时，殆将永远笼罩于史前之玄秘中。"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字，以蔽风雨"。此固为后世之推测然其所说穴居之习，固无疑义，直至今日，河南山西一带居民，穴居仍极普遍。宫室与穴居可以同时并存，未必前后相替也。 二、两汉时期(公元前204 －公元220年) 此四百余年间为中国建筑发育时期，建筑事业极为活跃，史籍中关于建筑之记载颇为丰富，建筑之结构形状则有遗物可考其大略。但现存真正之建筑遗物，则仅墓室墓阙数处，他为间接之材料，如冥器汉刻之类。 阶基为中国建筑三大部分之一。其在汉代，未央宫前殿，"疏龙首山以为殿台"；"重轩三阶"，文献可稽。川康诸阙亦有下以阶基承托，阶基四周刻作若干矮柱及斗者。画像石中，厅堂及阙下亦多有阶基，亦用矮柱以承阶面，柱与柱之间刻水平横线，殆以表示砖缝。直至唐五代，此法尚极通行。 柱及础 彭山崖墓中柱多八角形，间亦有方者，均肥短而收杀急。柱之高者，其高仅及柱下径之三点三六倍，短者仅一点四倍。柱上或施斗拱，或仅施大斗，柱下之础石多方形，雕琢均极粗鲁。孝堂山石室正中亦立一八角柱，高为径之三点一四倍，上下同径无收杀。其上施大斗一枚，其下以同形之斗覆置为础。出土汉墓砖中亦有上有斗下有斗形础之圆柱或八角柱，殆即此类柱之砖制者；但较为修长，其高可及径之五六倍。画像石中所见柱，难以判其为方为圆，柱下之础石，似有向上凸起而将柱底凹入，使相卯合者。汉代若果有此法，虽可使柱稳定，然若上面重量过大或重心偏倚，则易使柱破裂，故后代无用此法者。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 －590年) 虽在当时政治动荡，战争频繁，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宫殿与佛寺之建筑活动仍极为澎湃。而佛教之兴盛则为建筑活动之一大动力。实物之在艺术表现上吸收有"希腊佛教式"(Greece Buddhist)之种种圆和生动之雕刻，饰纹、花草、鸟兽、人物之表现，乃脱汉时格调，创新作风，遗存至今者有石窟、佛塔、陵墓等。 南北朝建筑已具备后世建筑所有之各型，兹择要叙述如下： 石 窟 敦煌石室平面多方形，室之本身除窟口之木廊外，无建筑式样之镌凿，盖因敦煌石质不宜于雕刻也。云冈，天龙山，响堂山，均富于建筑趣味，龙门则稍逊。前三者皆于窟室前凿为前廊；廊有两柱，天龙、响堂并将柱额斗拱忠实雕成，模仿当时木构形状，窟内壁面，则云冈、龙门皆满布龛像，不留空隙，呈现杂乱无章之状，不若天龙、响堂之素净。由建筑图案观点着眼，齐代诸窟之作者似较魏窟作者之建筑意识为强也。 殿 关于魏齐木构殿宇之唯一资料为云冈诸窟之浮雕(第11图)及北齐石柱上之小殿(第17图)。殿均以柱构成，云冈浮雕且有斗拱，石柱小殿则仅在柱上施斗。殿屋顶四注。殿宇其它各部当于下文分别论之。 塔 塔本为瘗佛骨之所，梵语曰"窣堵坡"(Stupa)，义译为坟，冢，灵庙。其在印度大多为半圆球形冢，而上立刹者。及其传至中国，于汉末三国时代，"上累金盘，下为重楼"，殆即以印度之窣堵坡置于中国原有之重楼之上，遂产生南北朝所最通常之木塔。今国内虽已无此实例，然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云冈塔洞中之塔柱(第11图)及壁上浮雕及敦煌壁画中所见皆此类也。云冈窟壁及天龙山浮雕所见尚有单层塔，塔身一面设龛或辟门者，其实物即神通寺四门塔，为后世多数墓塔之始型。嵩山嵩岳寺塔之出现，颇突如其来，其肇源颇耐人寻味，然后世单层多檐塔，实以此塔为始型。塔之平面，自魏以至唐开元天宝之交，除此塔及佛光寺塔外，均为方形；然此塔之十二角亦孤例也。佛光寺塔亦为国内孤例，或可谓为多层之始型也。 四、隋、唐时期(公元590 －906年) 隋再一统中国，定都长安，大兴土木，为唐代之序幕。唐为中国艺术之全盛及成熟时期。因政治安定，佛道两教兴盛，宫殿寺观之建筑均为活跃。天宝乱后，及会昌、后周两次灭法，建筑精华毁灭殆尽。现存实物除石窟寺及陵墓外，砖石佛塔最多。隋代一石桥，唐末一木构佛殿，则为此期间最可贵之遗物。唐之建筑风格，既以倔强粗壮胜，其手法又以柔和精美见长，诚蔚然大观。 隋、唐建筑实物之现存者，就型类言，有木构殿堂、佛塔、桥、石窟寺等物。其中石窟寺本身少建筑学上价值。此外尚有钟楼之一部分，亦因不全，不得作一型类之代表物。但在间接资料中，则可得型类八九种，以资佐证。在史籍中亦可得一部分之资料也。 城市设计 隋、唐之长安与洛阳，均为城市设计上之大作。当时雄伟之规，今虽已不存，但尚有文献可征。 隋文帝之营大兴城(长安)，最大之贡献有三点：其一，将宫殿，官署，民居三者区域分别，以免杂乱而利公私；又置东西两市，以为交易中心。其二，将全城以横直街分为棋盘形，使市容整齐划一。其三，将四面街所界划之地作为坊，而其对坊之基本观念，不若近代之block，以其四面之街为主，乃以一坊作为一小城，四面辟门，故言某人居处，不曰在何街，而曰在何坊也。街道不唯平直，且规定百步、六十步、四十七步等标准宽度焉。顾炎武言："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唐代建置之气魄，可以见矣。 五、五代、宋、辽、金时期(公元906 －1280年) 五代赵宋以后，中国之艺术，开始华丽细致，至宋中叶以后乃趋纤靡文弱之势。宋、辽、金均注重于宫殿之营建；其宫殿虽已毁尽，其佛寺殿宇之现存者，尚遍布华北各省；至于塔幢，为数尤夥。作风手法，特征显著，规例谨慎，循旧制之途径，增减嬗变不已。此期除遗留实物众多外，更有营造法式一书，为研究中国历代建筑变迁之重要资料。 自五代、宋以后实物存者渐多，依其结构，可分为木构、砖石塔幢及其它三类分别叙述之。就年代言，辽与北宋约略同时，金则略当南宋而短，故所举各例，但以年代为序，不分南北畛域也。但就地方特征言，则凡边疆地带去文化中心愈远则其所受文化新兴影响愈迟。当宋之世，虽在战争中屡败于辽、金，而在文化上则辽、金节节俯首于汉族。文物艺术之动向，唯宋是瞻。自实物观之，同时代之遗物，凡边陲所见胥保存前期特征较多焉 六、元、明、清时期(公元1280 －1912年) 元、明、清三代，奠都北京，都市宫殿之规模，近代所未有。此期间建筑传统仍一仍古制。至明清之交，始有西藏样式之输入外，更由耶稣会士，输入西洋样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之刊行，则为清官式建筑之准绳。最后至清末，因与欧美接触频繁，醒于新异，标准摇动，以西洋建筑之式样渗入都市，一时呈现不知所从之混乱状态。于是民居市屋中，旧建筑之势力日弱。 七、民国时期(公元1912年以后) 民国初年，建筑活动颇为沉滞。迨欧美建筑续渐开拓其市场于中国各通商口岸，而留学欧美之中国建筑师亦起而抗衡，于是欧式建筑之风大盛。近二十年来，建筑师始渐回顾及中国固有之建筑，遂有采其式样以营建近代新建筑者。自此而后，建筑师对于其设计样式均有其地域或时代式样之自觉，不若以前之惟传统是遵。今后之中国建筑，亦将如今后世界各处之建筑，将减少其绝对之地方性。然因传统，背景，民族气质等等元素之不同，亦将自成一家，但其形成，则尚有所待耳。 中国建筑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它给我们以审美享受，为研究历史和科学提供实证，为新建筑设计和新艺术创作提供借鉴。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而且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中国建筑史论文: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体会与探索 摘要：为使学生从更广阔、更宏观的角度学习并掌握近现代时期外国建筑的发展背景与主要脉络，从5个方面对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提出探索和提议，指出在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中，应加强与社会背景、艺术史、古代建筑史的联系，注重史论与理论的平行教学，强调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加强对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使学生逐渐建立自己的建筑观。 关键词：建筑史；教学；建筑观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是建筑学的主干课程之一，是建筑学系学生的必修课。相对于外国古代建筑史，该课程具有知识点琐碎、理论流派繁多、信息量大等特点。随着图文资料的增加与网络信息的传递，学生能够更多更直接地了解国外最新的建筑动态，他们对新建筑思潮的敏感度与接受力超过了部分教师。然而，大部分学生对这些信息的了解比较片段化、图像化，对一些建筑现象或思潮缺乏必要而系统的认识，这些图像与知识在学生的头脑里是一种无序的状态，从而最终导致他们对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仅仅停留在图像或流派的层面上，对其相关背景及其内在逻辑缺乏必要的了解，更谈不上建立自己的建筑观[1]。近十年来，随着国内学者对建筑史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外文原著和译著的出版，我们逐渐了解和接触到更多史学家与理论学者理解建筑的方式。学生素质的提升与史学研究的发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建筑史教学中，首先，不仅要使学生明确建筑概念，了解建筑现象与背景，还要拓展社会人文等相关知识，使学生从更广阔、更宏观的角度去观察建筑现象；其次，强调对建筑师或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引入建筑理论学者的分析方法，加强对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最后，通过对建筑大师观点的学习，引导学生建立时代使命感及社会责任感，并逐渐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建筑观点。 一、注重与社会背景的联系 外国近现展与其社会背景的大变革有着密切联系，“近现代（modern）”的划分也正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分界点。工业革命不仅使英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国，也改变了整个欧洲城市的面貌，同时也带来了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的大发展。工业革命为近现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同时，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则为现代建筑带来了思想上的启蒙与变革。在启蒙运动“重理性”思想的影响下，欧洲建筑领域19世纪出现了功能理性主义与结构理性主义思想。从劳吉埃长老（Mare-Antoine Laugier）到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和肖阿西（Auguste Choisy），他们的建筑思想成为经典现代建筑思想中功能理性、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的先声。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强调社会背景的变化对建筑学的影响，并以此解释现代建筑发展、演化的原因和动力，使学生能够打破单纯建筑现象的束缚，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建筑的发展。 二、注重与艺术史的联系 传统的外国建筑史教学较多强调建筑史本身的专门性，旨在发现建筑史的客观规律，实际上，外国建筑史教学应更加关注其与艺术史的联系，增强学生的人文知识。事实上，在西方建筑史中，建筑一开始就与艺术密不可分。他们最初将建筑、绘画和雕塑三门艺术归于“美的艺术”。这种观点在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就已形成，后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学者的肯定并传承下来。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雕塑和绘画这三门艺术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造型艺术观念[2]。 而现代建筑是整个现代艺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建筑的创新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绘画、雕刻和装饰艺术中的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末成立的德国包豪斯学校，所聘请的都是如康定斯基、纳吉等当时西方绘画、雕刻和工艺设计领域叱咤风云的先锋艺术家。他们的思想对包豪斯的早期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所开设的基础课也为包豪斯设计教育作出了极大贡献。此外，勒·柯布西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身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建筑学教育，学美术出身，并且在以后的建筑职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绘画创作，并以此作为建筑灵感的源泉[3]。 三、注重与古代建筑史的联系 相对于19世纪末之前的外国古代建筑，学生们对多变、新奇、创新的近现代建筑更感兴趣。但在近现代建筑史的教学中，绝不能与古代建筑史隔离，在某些层面二者有清晰而复杂的联系。如：许多学生常常为法国启蒙运动时期部雷的“纸上建筑”所震撼。实际上，部雷与列杜的建筑深受18世纪意大利建筑理论学者皮拉内西的雕版画影响。而皮拉内西对古罗马建筑废墟的描绘与再创作对部雷等建筑师的创造性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古罗马精髓及“宏伟壮丽的”建筑在18世纪再一次呈现在建筑史上。尤其在“后现代”时期的教学中，许多古代建筑史上的案例会多次出现在后现代建筑师的作品中，如矶崎新的“筑波广场”与米开朗琪罗的“卡比多广场”之间的关联；后现代建筑大师格雷夫斯反复使用的“拱心石（Keystone）”，在这种知识点的联系与相互比较中，学生既能重新回顾古代建筑史的知识点，又能增强对建筑历史的学习兴趣。 四、注重历史与理论的平行教学 传统建筑史教学较多强调建筑的线性发展，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也有一条明确的线索，比如现代建筑的开端设定在威廉·莫里斯和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之后经历了“新艺术”、现代主义的演进，在建筑四大师手中得到最大发展，达到顶峰。随之而来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多元化思潮集中体现了现代运动的成果，这种更替形式的论述在许多建筑史的参考书中都有表述。这种线性发展的观点来自佩夫斯纳（Nikolaus Berhard Leon Pevsner），许多教材与参考书都采用了这种建筑史线性发展的方式。与佩夫斯纳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吉迪翁（Sigried Giedion）和希区柯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但是这种线性历史观的研究方式在二战后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理论学者开始把现代建筑的发展放在更加广泛的背景来看待，从社会学、政治经济、人文进步等方面入手，展示了一个不同的、多元化的理论形式。其中，包括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列奥纳多·本涅沃罗（Leonardo Benevolo）、美国的科林·罗（Colin Rowe）等[4]几位理论家，他们的研究对建筑史论多样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建筑史的讲解不仅仅局限于对知识点的理解、建筑现象的描述、建筑流派的比较等，而应该更多地了解和研究各种建筑史方法论，多元地解释建筑史，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必要的学者，并推荐学生在课后阅读相关著作。如赛维的《建筑的现代语言》（The Modern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塔夫里的《建筑的理论和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和《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本涅沃罗的《西方现代建筑史》（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等，以多元的视角看待并批判现代建筑，建立富有批判性的建筑观。 五、注重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 密斯是现代建筑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中，密斯及其作品是必须讲解的内容。巴塞罗那展馆在现代建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于其自由平面、流动空间及水平与垂直的板片元素的运用，但不去了解这座建筑的真实结构，包括隐藏在板片式墙体中的轻钢支撑，就不能理解密斯如何创造了空间的流动性和无限性，如何创造了墙体与柱在彼此分离中对话的可能性。换言之，只有将建筑形式与结构形式结合讲解，才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巴塞罗那展馆的精髓所在[5]。 外国建筑史的教学不仅要让学生熟悉某些作品取得的成果，而且要关注经典建筑作品背后的成因。可见，外国建筑史不应该仅是建筑风格形式的演变史。同济大学王骏阳教授曾指出，加强个案作品的建构分析正是超越风格演变史教学的有效途径之一，其目的是避免学生将建筑简单地等同于风格和形式。 讲解好建筑史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既要求教师讲得好，又要求学生积极配合。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外国建筑史相关内容，布置课后作业非常必要。要求学生在课后阅读推荐的参考书籍，挑选自己喜爱的建筑师和建筑作品，分析其思想或作品的成因，以图纸的方式呈现出来。学生通过收集整理资料、阅读文献到完成作业这一过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提出了自己的建筑观点，完成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变化。 目前，学生对设计的兴趣远大于对历史的兴趣。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在完成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教师需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储备更多的知识，努力在丰富教学形式、完善教学内容等方面作尝试和探索，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观历史课程在设计学科中的尴尬地位。 中国建筑史论文: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新探索 摘要： 针对目前中国建筑学专业本科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评述东北大学建筑系在该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进行的、激发课程教学“活力”的初步探索。通过对该课程在教学资料“活化”、教学方法优化、课群关系“联动”、考核机制开放等方面的改革分析，总结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改革的初步经验，以期抛砖引玉，探讨切实提高教育实效的途径。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 一、课程教学现状 建筑历史是人们了解建筑与建筑学最有效的途径。中国建筑历史是建筑学的一门主干理论课[1]，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建筑历史知识与理论修养，使学生在掌握建筑历史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提高设计和分析研究能力，为进一步的理论学习和建筑创作打下坚实基础。作为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中国建筑史在建筑学专业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从目前多数院校普遍教学情况看，中国建筑史课程仍以传统的“听课、讲课”教学模式为主。这样的教学收效不佳，学生的主动性难以充分调动， 难以 从真正意义上激发求知欲望和兴趣，教学效果也必然受到影响。学生上课做方案、背单词、睡觉，“开小差”，的现象屡见不解。一方面表明学生对建筑历史课主观认识偏颇、重视不足；另一方面更为深刻地显示出课程本身在教学组织和授课方式上客观地存在需要完善之处。 二、 激发“活力”的教改尝试 东北大学自恢复开办5年制建筑学专业以来，始终以在实际教学中提高学 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锻炼学生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为出发点，积极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升教育实效。中国建筑史课程自开设以来，更是针对目前本科建筑史教学普遍存在的“沉闷”现状，不断探索激发课程“活力”的有效方法，从教学资料、教学方式、课群关系、考核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尝试。 （一）“活化”教学资料 中国建筑史的教学内容具有时代跨度大，建筑类型丰富，知识内容繁杂等特点。传统的通史化教育尽管逻辑清晰，结构谨严，有明确的导向性，但是其鸿篇巨制的诠释性架构体系过于机械、僵硬、形式化。正因如此，统编的建筑历史教材往往使建筑系学生错觉地认为，掌握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建筑物代表、建筑师及其设计思想是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针对上述情况，东北大学建筑系在课程教学中灵活运用教学资料，取消了固定单一的教科书，教学以专业教师教案为纲，在统编教材基础上结合不同授课阶段为学生提供参考书目。参考书内容除建筑史范畴，还涉及历史、文学、思想、艺术等相关综合领域，以鼓励学生拓展思路、广采博收，学生则可根据自身的兴趣和时间安排阅读。 其次，充分利用数字时代丰富的媒体信息，多渠道搜集电视、网络等有益的教育资源。如CCTV纪录频道播出的《故宫》《颐和园》等纪录片，《探索与发现》栏目涉及的历史建筑等内容。多种媒介的信息补充，使学生能够“生动直观”地感悟专业知识，系统地了解建筑发展的历史。另外，校外教学资源的利用也是教学资源扩展的一个直接、有效的补充手段。授课过程中，结合当地实际，充分利用沈阳及周边地区的历史建筑资源， 结合课程进度采取参观考察的方式，实地体验、近距离接触宫殿、寺庙、陵墓等古建筑，教师结合实物进行现场讲解（图1）。这种形象、直观的教学方式，增强了学生对建筑实体的感性认识，也使得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充满活力。 （二）优化教学方法 针对中国建筑史本科教学内容多而课时相对少的问题，学校采取厘清内容主次，把握难点重点，讲“点”串“线”地灵活教学安排，同时部分教学内容采取以问题为主导的“讨论式”教学方式。 中国建筑史基础理论部分，教师在授课时作整体性介绍分析，在课程讲授前把相关章节必须掌握和了解的问题提出，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激发学生对课程知识的主动思考。建筑类型评述部分，改变传统的“听讲课”教学方式，采取“讨论会”形式，根据教学内容，选取部分内容为专题，以问题为主导，安排学生课下研习、课上汇报，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角”。例如：在中国传统民居部分，根据知识点及内容特征分若干专题，教师提前将相关书籍、网站向学生推介，布置学生在课下做功课，课上进行分组汇报（图2）。在汇报过程中，可随机提问，互评讨论，教师也可现场指导，最后进行总结点评。这种以讨论为主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真切体会到了“教”与“学”的乐趣，更能激发学习热情，活跃课堂气氛，学生在合作与竞争中不知不觉提升了学习表现，对于知识内容的理解也更深刻、充分。 （三）“联动”相关课程群 为有效实现课程价值，学校还非常重视中国建筑史课程同其他主干课之间的目标一致性和系统性，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相关课程群的有效联动。 建筑史的教学除了为学生建立完整的建筑发展认知之外，还能为其他课程，特别是建筑设计的学习提供辅助和引导性作用[3]。学校中国建筑史教学特别注重与中、高年级建筑设计课程的历史建筑保护改造设计专题结合。例如：三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设置《沈阳老北站建筑保护及改造设计》题目（图3），引导学生将对历史建筑的研究分析与设计实践相结合，通过资料查阅、现场踏勘、实地测绘，实现建筑历史学习与建筑设计无缝对接，把学生对设计课的兴趣直接嫁接到建筑历史的学习中来，使中国建筑史与建筑设计课程有效联动，使设计专题成为建筑历史学习的有机延伸。从而引导学生探索各种建筑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进而培养全面、系统分析问题的能力，建构科学的建筑观。 同时，学校中国建筑史课程还着力推动与实践教学之间的配合与互动，将课程教学有机融合于建筑调研实习、建筑测绘实习、素描与色彩实习等实践环节。学生能够借助相关课程的学习机会，以体验、考察的方式加深对建筑历史知识的理解（图4）。 （四）开放考核机制 建立开放、合理的课程信息评价体系，并结合教改实施过程中的实践效果和反馈意见不断优化调整，是学校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采用综合的考核评定方式，即学生课程成绩由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与平时成绩两部分按比例综合构成。平时成绩的考核除了包括学生个人作业、分组作业完成情况，还包括学生课堂表现 。期末试题中加大分析和论述题目分值，注重学生分析能力和建筑史观的考查，而不仅仅是对统编教材中知识点的机械掌握。同时，尽量均衡两部分考核内容的分值比例，以期鼓励学生重视学习过程，注重知识运用能力、创新能力的提升。 除了教师对学生进行成绩考核，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也贯穿学生对教师授课情况的评价反馈。在课程开始前、教学过程中和课程结束后都设置问卷调查。问卷内容设计采用客观选项与主观建议相结合的模式，为消除学生不必要的心理顾虑，采取匿名方式收集学生对课程实施的反馈意见，鼓励学生讲真话，保证信息收集的原真性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三、 正在提升的教育实效 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建筑史课程开课几年来，以灵活性、主动性、参与性、实践性为主要特征的课程教学设置，调动了学生对建筑史学习强烈的兴趣，也激发出了课程应有的活力。课程教学在尝试与探索中取得了初步成效，2012年学院对首届建筑学本科毕业班课程教学效果调查评价，中国建筑史课程获得了第一名；同时毕业班的24名学生中，2名学生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研究生。学生在课程调查问卷中表示：“这门课程的学习过程很累、也很轻松，课堂上轻松的学习氛围和课下有趣的动手、动眼、动脑一系列实践活动令人愉快”“上课后知道自己欠缺的东西很多，这无形中的压力让我知道，想把这门课学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借学生所言，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刚刚起步，为切实提高教育实效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尝试和调整，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付出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