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政治论文:对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1"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o"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1"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 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o"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核心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核心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1"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1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 教师o"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1"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o,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1"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 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论文 一、心理教育拓展了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过去的教育工作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大学生完整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历史分析，哲学引导，道德规范等课程安排，在塑造一名高品质、高素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当今社会更新和复杂，给众多大学生带来很多很新的压力和困扰，传统的课程安排已经不能很好适应培育优异大学生的目标，心理教育作为政治课程的拓展内容，也正好补充了一点漏洞。因此，现高校应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引导启发大学生们，解决心理上的问题，认识自己以及认识与周边人事物的关系，并学会处理这些关系，拥有一个良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这样才有利于优质大学生的培养和形成。 二、心理教育拓展政治教育的途径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通常是实例、说服、评价、锻炼的形式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认知，思想素质，虽然这些传统的方式取了一定成效，但目前统计下来，它达到的效果不增反减，问题和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方式难免令人感觉枯燥乏味，空谈思想政治尤如空中楼阁，华而不实。然而，心理健康教育则形式多样丰富易被学生接受，首先，心理学可以通过平时的沟通，游戏，互动了解把握学生的心理特征，其次运用心理咨询法、疏导、暗示、角色扮演等方法解决心理问题，培养心理能量，构建更强大的内心世界，这样循序渐进下来，大学生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吸收接收程度就会大大提升。 三、大学政治教育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一）“两课”中应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 两门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是主阵地，在过去的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要让这种作用继续发挥下去，首先就需要摸清目前大学生思想状态和心理发展规律。事实证明，思想方面的教育效果不在教育者外部的强制灌输，而是在于受教育者在外部的引导下内化的程度，而内化程度优劣就取决于心理健康程度。因此，在课程的编排上面，就应该进一步增加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在政治课程之前先进行心理课程的学习，若条件不成熟也可增加一定的选修课供学生学习，首先确保塑造学生优良的心理状态，才能让学生们吸收思想政治课程内容，从而达到思想道德教育目的，使其拥有良好的人格，更好去迎接社会挑战。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推广心理咨询工作 心理咨询是指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心理学或心理教育学专门的知识和技术，通过语言、文字等媒介方式对受教育者的心理、行为施加影响，使其认知、情感、态度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挫折感、无助感等心理问题，以增加心理能量，构建健康心理。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及时发现大学生心理上出现的小问题，并予以排解和纠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性；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帮助心理已失衡，心理障碍或疾病的大学生进行循序渐进的治疗与修复，使其恢复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很好的接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心理咨询，还可以使不断反思反省自我，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能在较高的层次上面不断审视自己，矫正自己，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功能。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建设工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门专业性很强，要求很高的工作，它不仅要求老师有基本的知识水平和素养，同时要求老师拥有充分的人格魅力，吸引学生，并让学生信服自己，从而接收和吸收教育者的观点和理念。因此，高校应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团队的建设，定期进行培训和考核，保证教育者团队的优良性和先进性，才能确保他们的教育工作能符合现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而取得更好的教育成果。 作者：吴秋颖 陈晶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¹"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º"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¹"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º"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核心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核心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¹"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¹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教师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¹"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º，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¹"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本文作者：张师伟工作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波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市场经济形势下大学政治教育研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已进入市场化阶段,为适应这种变化,各高等院校积极进行改革,以期在未来的高校结构中确认自己的地位,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适应市场化趋势,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内容、方法上都要进行新的探讨,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所谓市场经济是指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国际化的需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形式和方法。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基本原则的,可以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调节方式。但是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是无序的,而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通过相互信任实现和形成的。所以说诚信、公平、公正、公开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些原则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社会资源就会出现浪费。而诚信、平、公正、公开正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也是我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历史已经证明并且继续证明当市场经济中出现不公正、不自由、不守信时必然伴随着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等思想的横行;同时当社会的思想教育受到重视,人们的公平、守信和公正思想意识提高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整个社会才能获得最大效益。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新问题 (一)缺乏明确的学习目的和人生理想理想是人的精神支柱,远大的理想是人们开拓进取的永不衰竭的动力,它给人以坦荡的胸怀和崇高的情趣,是人们完成事业、学生完成学业的浩大的力量源泉。把学习目的与人生理想紧密联系起来,将对学生思想道德的提高及学习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高校的部分学生,缺乏对理想的追求,更谈不上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他们没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有的学生缺乏学习动力,认为来校只是为了一纸文凭,平时学习不努力、不刻苦,思想上不求进取,少数人崇尚个人奋斗,把个人理想置于社会理想之上,讲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观念随之淡薄,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是汲取好的东西,而是获取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追求享乐主义,对人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求上进,一味的放纵自己,一些不良行为也随之而来,不讲文明礼貌,不讲社会公德,缺乏法制观念。 (二)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在大学生中仍有市场 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强化人们的效益观念、利益追求,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金钱万能、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却反映到了少数大学生中间。有的学生认为挣钱是工作的主要目的,赞成市场经济并不需要道德,满脑子名利和金钱。对象征着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认为已经过时,现在提出来是老调重弹。那些身穿皮尔卡丹,手持明牌手机,怀揣信用卡的大款们对有些学生的示范效应已超过雷锋、焦裕禄等模范人物所具有的榜样力量。在功利观念的影响下,有的同学急于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把这种能力的培养与道德修养的提高及知识的积累对立起来,他们在学习上急功近利,对基础理论学习产生浮躁情绪,坐不下来,钻不进去。 (三)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大学生正处在积极思考、探索真理的时期,也是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期,如何使他们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仍是当前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尽管目前在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高潮,学生开始自发地从理论学习中去寻找答案,探索真理,这是一种积极的主流。但是,有的学生对共产主义缺乏信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少数人甚至分不清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因而,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四)社会上某些错误思潮和消极丑恶现象在侵蚀大学校园 目前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离我们所要求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接班人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存在问题。近几年来,一些人只求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出版、传播一些腐蚀大学生心灵的书刊、影视、音、图片等,构成了一个不良的德育环境,无时不在侵蚀着大学校园,侵蚀着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的一些不良影响与高校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格格不入,客观上抵消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表现形式,把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 (一)突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市场环境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里,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思想,努力把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落到实处。思想政治教育应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树立正确人生观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要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激发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作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作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相结合的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总之,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青年学生能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状态,参与市场竞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原则,而且需要形成一套系统的运行方法。第一,要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课堂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要挖掘好德育的各因素,把它的内容分解、贯穿到学校各学科课堂教学之中,变单纯知识传授为智育和德育的统一。第二,要创造浓厚的氛围,学校要通过重新整顿和布置校园文化设施,使学校的墙壁、走廊、教室、学生公寓、重要活动场所等都成为德育的阵地,把单调的德育内容变为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强的具体形象的东西,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提供各种载体。第三,要紧密结合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要把德育工作和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德育工作提供一切教育手段。四,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学生进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就要求德育应把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放到首位。 五、不断改进,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前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光靠老经验、老办法是不够的,必须有创新。要改变过去以“灌输”为主的办法,力求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与学生管理工作结合起来,与学生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结合起来。具体工作方法上,要在寻求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上下功夫,当前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要使思想教育工作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说服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的放矢,有针对性。这就要求我们关心教育对象,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有哪些困惑,并想方设法去解决。其次要以理服人,用理论的力量、知识的力量、事实的力量来讲话。 第二,要完善、探索有效的教育形式。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如社会实践活动、电视教育片的形式都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今后应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提高。 第三,充分调动教育对象本身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几年学马列小组、学习基本知识小组活动开展得很有特色,学生们融入其中,其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了发挥,既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又使他们从中学习知识,陶冶情操,受到教育。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此类业余活动所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给他们留出更多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和思考,将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引向深入。 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共同点又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性和复杂性。当前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去探索。使得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进一步贴近时代特点,进一步走向深入。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摘 要】所谓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实就是以社会为主体的各类实践和参与性的活动，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也有利于教师队伍的壮大，更有利于教学工作的进步。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论述了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学 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素质 大学时期的政治教学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教学工作、教学活动的开展不能仅仅限于课堂和校园范围，而是应该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尤其在新时期，研讨社会实践活动在大学政治教学中的作用，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 社会实践活动从各个方面丰富了大学政治教学，提升了教学效果 所谓的政治教学中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以思想政治为主题的各类有益的实践教学，其社会性、公益性、教育性的特征尤为明显。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进程中，广大教师要深刻认识到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做好学校与学生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广大教师要争取学校的支持和帮助，为开展政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前提；其次，教师必须让学生们认识到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只有做到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才有可能顺利开展，同时也可以提高大学政治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因为在社会实践中，学生的能力可以得到潜移默化的提升。 另一方面，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对大学政治教学内容、形式、手法及模式的丰富，也是一种极大的创新。例如，教师们组织大学生开展一次“关爱孤寡老人”的社会公益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到敬老院、养老院甚至社区中探访、关爱孤寡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情感状况。类似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经常开展，可着重设定特定的主题，以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爱民、热心公益、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总而言之，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主线，将政治教学推向深层次，无疑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师开展教学的有效选择。 二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能够不断进步，学生素质也得以全面提升 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培养思想素质过硬、综合能力突出，具备社会实践能力的合格大学生，这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目标不谋而合。所以，将社会实践活动看作是对大学生一次很好的历练与培育，是十分合适的。可以看到，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大学生已经在扮演社会中的某个角色，已经在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事务，也已经真正地开始成为一个“社会人”，而这一切恰恰是大学政治教学的核心诉求。一方面，大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与实践意识，同时提升自己动手、实践与团队协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历练下，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爱国爱民情操与综合素养，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例如，教师们在组织开展以“关注留守儿童”为主题的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中，可以要求学生每人着重关注一名儿童，并且掌握孩子的各类情况。在整个活动中，学生可以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思想、生活、学习与家庭状况，并且提升自己照料与帮助别人的能力，也在无形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类似的关爱活动，无疑可以激发起大学生的情感和情绪，让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大好时光，同时更加充满对社会、民族的热爱。在活动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都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这也是政治教师们所乐见的。 三 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政治教学的进步 教师也是大学政治教学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的发展与方向。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教师素质的进步。具体来说，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很好地帮助教师再次成长、不断进步，从而为教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能量。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另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师的施教能力。要积累社会实践教学所需的创造性理论知识，思想政治教师就必须掌握有效指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技能和技术，即对教材和各种教育素材的加工、吸收和精选的能力，组织教学过程的能力，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将精选后的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的能力等。 因此，必须协调好学生与教师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位置，让教师紧密地参与到政治实践活动中来，从而切实提升业务素质、教学能力、思想道德品质与全面修养，为推进大学政治教学的全部发展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离不开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社会实践活动对于提升大学生、教师的综合素质都大有裨益，也是教学工作的“催化剂”。 大学政治论文:反对胡伯威对大学政治理论教育的诬蔑 “中国青年”第11期上登载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胡伯威写的“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一文。这篇文章主题是谈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涉及到当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一些重要问题。其中至少有下列几个问题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1.关于对过去政治教育工作的成绩的估价问题； 2．关于大学政治理论教员水平的估价和同学学习政治理论课的态度问题； 3．关于开放禁书问题；我愿意在这里提出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一） 胡伯威在他的文章中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干枯，寸步离不开教科书，好像话不是通过教员自己的脑子泻出来的，没有思想的活力。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感到很难理解，很难信服”，因此“现在有很多人失去了对政治理论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他又说：“这几年我感到有一种风气，似乎大家认为一个大学生的水平就在于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原则接受得怎么样……这样就必然培养出一群不能独立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还脱党团组织是“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因此，他同意有人这样说“他们除了‘党性’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是用教条主义捏出来的”。…… 教师是这样教的，党团组织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培养出来是教条主义者，——这就是胡伯威对当前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估价。因此胡伯威说“我们也感到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 这种估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想从这次整风运动说起：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打着反教条主义、反官僚主义的招牌，有组织，有计划，而且是以迷人的口号、字眼，以“深奥”的“系统的”理输，来否认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说什么“三害的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三害”，“无产阶级专政过时了”，“‘再论’是唯心主义”，“共产党是官僚机构的化身”，“不要共产党也能进入社会主义”……他们还高呼“民主真理万岁”“要独立思考”等等。右派分子的这些十分恶毒的言论，在少数平时不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不大关心政治问题的同学中，确实被迷惑过。但尽管如此，右派分子所得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每个参加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的人都亲自看到右派的“理论”在北大同学面前是如何的受到了体无完肤的驳斥。同学们清楚地懂得三害的根源是私有制的产物，根本不是什么公有制的产物；懂得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懂得“民主”“真理”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而不是抽象的；也懂得独立思考与一定的立场是有关的……。于是，同学自己创办了许多大型的刊物：如“浪淘沙”“思想战线”“论坛”“说理”，还经常出油印报“五月”“助整风”等等（投稿的有老师，但更多的是同学自己）。在这里，同学们以充分的理由和可靠的事实，给右派分子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强有力的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过去不受马列主义教育，不学习政治课，如果说，过去的政治课，党团的教育只是教条主义式的教人，而我们又都是些教条主义捏出来的“很驯良”“规矩”的“老实人”，那么试问：在这次巨大的风浪之中，在这次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之中，我们的同学能够嗅得出右派分子的反动“理论”并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吗？如果是站在教条主义的立场，被教条主义捏出来的“老实人”，显然是决不会做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战绩出来的。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想掩盖大学政治思想教育中过去是存在有教条主义，有脱离实际的缺点的。否认这些缺点也是不实际的。但是决不能由于这些缺点而否定了政治思想教育中主要的是成绩。说什么“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需要思想解放，解放什么思想呢？难道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还需要解放资产阶级的思想，让资产阶级思想大肆泛滥吗？ 近一时期来，有些人竟这样，认为一听到教员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就认为是教条主义，是束缚人的思想。这真是不可理解，按这样逻辑，只有不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才不算教条主义了。然而这正是右派分子向党发射的一枝毒箭。我们不能够不警惕这一点。 政治教育是我们的灵魂，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必须是马列主义教育。从这次整风运动中暴露出的不少问题来看，应该说，我们过去不是马列主义说得太多，而是说得还不够。因此今后更必须加强。 （二） 其次，我想谈谈大学政治理论教员的水平和同学对于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态度问题。 胡伯威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于枯，……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很难理解，很 难信服”。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大学中政治教员真是十有八、九讲解那样贫乏、干枯，甚至寸步离不开教科书？这种教员的数字我没有统计，但据我所知，北大的政治理论教员的教学：大部分还是受同学欢迎的。 当然，政治教员教得不够好，对学生学习理论课的兴趣有所影响，这的确也是事实，但这还不是同学对政治课不感兴趣的关键性的原因。关键问题是这些学生存在有脱离政治的倾向。 自从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在学生中间，政治与案务的矛盾似乎是突出了。不少的学生认为“政治与业务不可得兼”。因此提出“先专后红”对社会工作也不愿干了；有人认为现今学生的立场问题已解决，可以专搞业务了；有的同学甚至认为政治工作由党团干部搞，我们只搞业务就行了，提出所谓“分工论”。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有的同学还支持“不修政治课”或“选修政治课”……这些思想不是忽视政治倾向又是什么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了这种倾向。主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由此可见，政治课的效果，不但要从教更应从学的方面来考察。只是片面夸大教员一方面的缺点，甚至把政治课教员的形象加以丑化，这是我们绝不能容忍的。 （三） 最后，谈谈关于开放禁书的问题。 胡伯威说：学生求知欲不旺，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禁忌太多，他还举例说偌大一个北大图书馆，为什么不能开出‘英国文艺’‘丹麦文艺’‘日本文艺’……的架 子呢？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 只要是北大学生，看了这段话后，都会发生疑问：果真学生的求知欲不旺是禁忌太多吗？果真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吗？ 北京大学过去禁止借阅的书大都是黄色荒淫的书，希特勒、、胡风集团的反动书以及一些不利于国际团结的书。这三类书开禁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苏联大文豪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的作品不用说很多。现在问题在于：是不是西方大文豪的作品都禁忌着呢？不，大家知道西欧有五个著名的大文豪，莎士比亚，拜伦，巴尔扎克歌德，莫里哀。他们的作品现在就拿代表作来说“哈姆莱特”：“哈洛尔德游记”和“唐璜”，“高老头”，“浮士德”，“伪君子”，不是在图书馆中明明放着，同学都能借阅吗？法国的雨果，英国雪莱，乔叟的作品，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缪塞的作品，美国马克·吐温，杰克·偷敦的作品不是多得很吗？怎么能说“世界人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呢”？至于不开丹麦、日本文艺单独架子却只是因为翻译得少而已。 其实不要说文艺书，就连世界最大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作品，在我们国家里发行得多得很呢？ 说禁忌太多，那是不符合事实的。说禁忌太多，因此呼吁：“学校图书馆应赶快开禁来灌溉这些频于干枯的幼苗”，更不能使我同意。现在不是同学没有书看，而是有的同学没有好好看，现在同学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看得太多，而是看得太少。胡伯威这种看法只是表明了1．不看事实；2．教条主义式的把戏剧界里的禁忌问题搬到学校中来；3．更主要的是，胡伯威流露出“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会束缚人的思想”的情绪。 以上是我的意见。我同意“不要以教条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但我还要说一句我们也反对以修正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 大学政治论文:浅谈如何以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摘要] 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基层的工作者,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领路人。他们承担着培养人、教育人的重要职责,他们对学生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新形势下,应该以科学发展的思想去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关键词] 政治辅导员 科学发展 学生管理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学生管理工作是学校的教育教学的根本性任务,做好学校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是从事学生管理工作人员的基本职责。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吸收和借鉴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基本思想和发展规律体现了构建和谐校园的目标要求,对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学生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一切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成才。 一、提高自身修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生管理工作任务重、责任大,事无巨细,这就需要辅导员要做好本职工作就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生力量,他们担负着祖国明天的发展重任,作为大学生政治辅导员,担负着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明确思想政治方向的任务。因此,增强辅导员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觉悟尤为重要。作为政治辅导员,就要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敏感的政治在理论素养。要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不断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新形势下,科技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发展,作为辅导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态度,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素质,才能以科学发展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实现新的提升。 二、重视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以爱国、爱校教育为重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学生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大局观。加大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加强政治学习,鼓励大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教育大家树立对国家、对党和对学校感恩的思想,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不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学工作始终。 三、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科学发展观为我们辅导员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的积极、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严、勤、创、实”的工作作风,把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成人作为辅导员首要的工作。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是学生最接近的教育管理者,我们首先要不断加强学习,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管理水平,丰富自身的内涵,强化服务意识,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教育学生;真正做到“急学生之所急,想学生之所想”。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科学化学生管理制度 在学生管理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根据社会需求,积极围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结合我院实际,建立起完善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学生政治辅导员作为最基层的学生管理者,要经常深入学生中间,听取学生新声,在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安全教育、综合测评、评先评优、违纪处分、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因地制宜,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模式,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强化学生自我管理的服务意识,提高学生管理的针对性,加强学生管理的有效性。努力建立一套学生科学管理的长效机制,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五、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学生管理工作 建立长效的辅导员工作机制,首先建立固定的例会和政治学习制度,每周安排固定的时间有计划、有准备地召开班委例会、班级例会,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安排工作,交流经验,研究讨论并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定期进行工作总结。其次,建立长效的深入学生内部的制度,辅导员经常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经常到学生宿舍、经常找学生谈心,及时了解学生的动向,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学生管理首先要强化对学生的服务意识,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从学生出发,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与学生作知心朋友,经常与学生谈心,充分了解学生的思想变化,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等状况,积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要注意加强与学生的情感交流,让学生有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辅导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发展因人而异,辅导员要因地制宜,了解学生的优缺点,寻找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尊重所有的学生,用真诚、信任、和关怀去感染学生、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总之,辅导员作为学生管理者,作为学生最贴心的人,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学生管理工作,就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提高自身修养,改革管理模式,提高服务意识,做学生知心朋友,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等问题,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科学性、创新性、建设性地去开展学生管理工作。 大学政治论文:关于大学政治功能的经济成本研究 摘要：政府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在这些国家公立大学履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当前我国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导致了支付政党政治成本的巨大差异。政府就大学预算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成本支出应确定一个边际量，当总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政治成本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本身就是检验其组织系统在学校履行政治功能绩效的主要参照系。政府编制财政预算必须考虑大学体制和承担功能的特殊性，并切实加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分类控制。 关键词：大学政治功能；政治成本；大学制度；大学成本 一、大学执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除了讲授世界上高等院校通用的专业知识外(金耀基，2001)，其功能还强调复制和再生产执政党所选定的意识形态。当一个国家，其大学除教育功能(或履行其基本功能)外，还被赋予政治功能时(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执行这项功能的党政社团和组织系统就要在大学延伸，建立起分支机构，这些机构需要消耗费用，这些费用表现为外部社会成本向大学内部的转移。 (一)成本移植 执政党从维持国家政权的需要出发，政治上必须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必要的能量交换，这种能量交换在行政主导方面主要表现为求得社会成员对其推行的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马振清，2001)。各级各类学校是执政党选择能量交换最理想的场所，学校教育也是执政党实施能量交换最有效的方式。中央集体制国家，如果执政党或它的政府在这一领域没有通过一定的载体，以投放适量的资金为支撑，向学生有效传播执政党所确认的意识形态(包括思想基础、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并使其高度认同，自觉服从执政党的制度安排，执政党就会失去得以延续的力量源泉，就会在学校之外付出高于其千百倍的成本。 一个国家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政治共识程度越高，政治就越稳定，维系政权的成本就越低。就此发生的成本是执政党和它控制的政府维持政权最必要的政治投资，也是其向社会投放的预期收益最大的资本。如果执政党所认定的意识形态和完整表达其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不能取得学生的价值认同，它将在学校之外为维持政权生存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因此，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公立大学投放的全部资金中，自始至终都包含着一部分政治资金，这部分资金属于执政党或政府自觉向学校转移的社会成本。 (二)成本合成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执政党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表现为高度的一致性。执政党、政府和国家在权力运作方面具有互为替代的特殊属性，并由委托一关系所决定(孙天华，2004)，当执政党以公立大学办学者的身份要求大学服从于自身的目标函数时，大学的管理者就会把这些要求列为学校的功能，并认为由此而发生的成本是自然的。在这种背景下，支付政党政治成本便成为公立大学运行成本的必然组成部分，二者浑然而成(王善迈，2000；王玉昆，1997)。 (三)成本凸现 社会政治组织在大学的延伸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人员、设备、办公场所、日常活动等方面所支付的成本，本应由政治组织或政府直接开支，或者说应该在政党费用或其控制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列支。由于大学经费划拨途径和分类的原因，这些列支在财政预算中没有明确标示，完全和大学运行成本混合在一起。虽然，执政党在大学贯彻其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全部开支已经内化为大学的运行成本，但如果要研究大学运行成本的分类支出情况，有关政党政治方面的支出就不可避免地被分离、凸现出来。 二、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 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多党制，政治党派一般在学校不设立专门机构，若有专门机构，该政党在学校延伸机构所耗费的资金，概不列入学校的支出范围，大学不承担党派政治日常活动引发的成本。欧洲中世纪，大学深受教会的影响和控制，但这些影响和控制限于教会作为出资人举办学校，并随着科学的发展，教会对大学的政治影响便日渐淡出。当今西方国家一些大学，为了保持大学高度自治，常常拒绝政府或个人带有政治倾向的捐赠或拨款(贺国庆等，2003)。在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必须承担一项法定功能，即培养执政党政治文化的认同者和建设者。因此，政府要求大学的政治态度、情感归宿、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等与国家政体的目标函数相一致，并把大学产品定型为既定社会制度自觉的从业者。这样，执政党就需要其在大学的延伸机构安排有关活动(包括教学内容)，通过强化视听，潜移默化，达到学生服从于执政党设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认知，并将其固化为大学基本的政治态度。 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社会政治组织和政府就必须在大学建立一支专门队伍，履行这一使命。公立大学的人通常把这一使命视为大学的第一功能。而西方文明所推崇的大学功能和使命(克拉克・克尔，1993)，在此社会形态下，被规定为必须首先服从于第一使命的第二类功能。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这支队伍所需的耗费，政府会积极地通过财政预算或专项经费拨付给学校，并在预算中确保这方面的刚性支出。但在拨款方式上，政府没有划分哪些是用于政治目的的经费，哪些是用于普通教育经费。总预算的形式掩盖了两种经费的划分。中国现行的事业单位预算会计按科目支出进行的分类(王善迈，2000)，没有专门用于政党政治的经费项目，易使人误以为它挤占了学校的教育经费。 当政府对大学采用零基预算的方式时，拨付给学校的经费，基本上是按大学实际职工数乘以人均工资得出的人员经费，以及一些小额度的专项经费之和。国家拨付的这些经费在有些学校实际上还不足以用于支付全部人员经费。在此状态下，大学所有的公用经费、业务费、修缮费等，就只有依靠用学生缴纳的学费支付。由于学校在经费使用上首先会考虑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服务方面的刚性开支，因此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开支往往会降至次刚性地位。这种状态实际上会使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产生折扣。 三、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与支付社会政治成本的实际差异 (一)产权关系与政治责任 一些私立院校，因产权关系，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没有把执政党权力的延续当作第一目标或重要目标，亦即未设定其功能和使命首先服从于政治功能。其委托人或人往往不愿承担执政党或社会更多的政治责任。因此，在降低大学运行成本方面，他们就会首先削减那些公立大学用于党政工团活动方面的开支，并把诸类费用限定在最低范围，使其 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这类大学把履行社会政治功能方面的投资看做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情，若国家不拨付专门经费，他们就不会像公立大学那样自觉在学校成本中列支。事实上，一些私立大学完全是迫于外部环境的压力，才勉强配给一点人力、物力资源用于大学的政党政治活动，从而表现出一种政治姿态，以避免由于过分消极遭受执政党或政府的不支持或惩罚。 我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受产权关系及委托一关系的影响(孙天华，2004)，办学目的和政治责任有着重大差别。前者注重培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继承者，并积极在这方面投资，即使在办学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学校也需务必保证政党政治方面的开支。如果背离了这一原则，人可能会受到惩罚甚至罢免。而当今私立学校中的多数，办学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他们的价值选择就是教育与货币的联系，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高等教育的增量。一般来说，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所有者与执政党之间缺乏更忠实的情感和义务连带关系，他们似乎没有确保现存生产关系和执政党得以延续的确切责任。因其投资者与政府之间不属于委托一关系，从组织系统上不能被执政党和政府视为具有“内群体”特征的“自己人”。因此，这些学校的领导者，实际上游离在执政党或政府的组织系统之外。同样执政党在公立大学可使用的惩戒手段，对于私立大学的领导者也失去效用。他们依靠适宜社会运作的特殊手段，“在违规中生存，在违规中发展”。执政党和政府因为没有在这些大学投资建立其分支机构，支付应有的政治成本，所以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要求也不像公立大学那样严格，相应也就容许这些大学做出自主选择(参见表1至表3)。 根据中国高校现行思政教育98方案和2006方案，学校开设的全部政治课程必须达到10％的比例。如果我们把学校运行的总成本全部摊入教学时数进行分配，那么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仅在教学活动(贯彻执政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开支就应该达到学校总成本的10％左右才能与之相吻合。表1表2证明了这一点。从人员经费的角度观察，在表l和表2中，两项人员经费的总和为10.06％，这方面的成本支出，大体与全国相同，也均占总成本10％左右。该项经费在总成本所占比重与本科教学计划总课时的变动呈正相关，而私立学校在这方面的成本支出相应就少得多。 (二)政党政治费用的支出范围 公立大学为贯彻执政党的纲领，落实执政党的政治意图，在大学所设立的是一个机构完整的组织系统，该组织系统占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和公共财产。公立大学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全部支出，若按会计科目支出性质进行分类，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王玉昆，1997)。 人员成本：包括从事党、团工作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的人员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包括为贯彻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而设立的教学机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人员的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如马列课、德育课等教学组织内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以及从事这类工作的离退休人员。) 公用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的机构发生的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等。 固定资产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人员在学校占用的建筑物、教学设备、公用设备的折旧费等。 表1和表2说明，公立大学每年用于政治方面的开支，仅人员经费一项平均占总经费的8.12％，而私立学校只占总经费的0.45％左右。马列课和德育课占教学计划的平均数为9.6％，而私立学校一般比例很低。公立大学“两课”教师平均占学校职工总数的1.94％，而私立大学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专职教师。上述表明私立大学通过消极的方式消减了承担社会政党政治功能方面的成本支出。 (三)承担社会政治功能的费用要求 执政党在大学设立的基层组织，其各项业务活动和人员、设备等方面都需要不间断地发生成本，且在高校的总成本中占有较大比例，这是我国公立大学成本支出的一个特点。在公立大学，因为这些成本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支付的，因此，其承担执政党和政府赋予的政治功能，不仅具有政治上的必然性，也有其经济上的必然性。多所私立大学因不直接享受政府拨款，他们就把节约这方面的开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私立大学成本列支的选择表明，在这些学校如何贯彻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意图，以及政党政治在大学发生的成本有谁来承担、应承担多少等，问题业已显现。在同一国度，高等学校是否必须承担相同的政治功能，支付相同的政治成本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事实证明，一旦遇到特殊事件，政府就不得不直接或间接支付事前未曾支付的成本。 四、大学承担各种功能的成本支出应保持科学配比 (一)当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 世界上没有任何活动是没有成本的。由于高等院校核心的竞争力依托于它持续不断地募集资本的能力，所以高等院校的竞争归根结底表现为财力竞争。然而财力无论多么强大，也经不起浪费，因为账面的财力不代表资金的实际效用。因此，无论政治工作多么重要，它也必须放置成本检索之中。 国家的财力总是有限的，政府能够安排多大财力用于高等教育，要受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制约。对于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地占用社会公共资源，以及这些机构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民众对高等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学费标准以及大学的成本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质疑或尖锐的批评，要求对这些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然而，研究高等教育机构资源配置的效率，首先就要在理论上搞清楚大学运行成本构成中哪些支出是必要的、合理的，哪些支出是不必要的、不合理的，“必要性”、“合理性”如何界定，以及这些支出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等问题，都涉及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成本十分具体的预算安排，在学校总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成本构成要素互为变量，此消彼涨，并在一定条件下要素问产生冲突或摩擦(罗伯特・G・欧文斯，2001)。 大学的成本支出往往沿着直接作用于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的活动展开。“一流的学校就是要用一流的老师教出一流的学生，再让一流的学生造就一流的社会。”而造就一流的学生必须以一流的教师、一流的教学和科研设备为前提，创造这样的前提又必须以强大的财力为后盾。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去人才市场招聘优秀的老师，并为其配置优越的教学科研设施，学校就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在大学之林中就没有竞争力(周黎安等，2003)。对于一些条件较差的学校来说，同样存在通过经济手段与同类学校竞争人才的问题。对于相对单一的学科竞争，则更加明确的要求是资金匹配最大化，学校竞争最终表现为生均占有成本量的竞争，在排除浪费的情况下， 学校竞争中的实力与生均占有成本呈正相关关系。从而就对资金在不同要素中的分配带来压力。 我们难以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集权制国家高校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更高(上述已表明其源自二者承担的功能不同)。集权制国家与非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设定和由此而产生的运行成本可用如下方式表达： 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通例大学的功能+政党政治功能 非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通例大学的功能 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通例大学运行成本(A)+政党政治成本(B) 非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通例大学运行成本(A) 很显然，由于大学设定的功能不同(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多出了B。 大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产物，任何社会形态下的一流大学也避免不了必须参与国际知名大学就人才等要素的竞争(丁学良，2004)。上述成本构成表明，这些学校在竞争中不仅要保持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等量的资金准备外，还必须追加比他们开支更多的社会政治费用。否则，在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处于劣势的学校，就会把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拖得很长。其他层次的学校亦同此理。 (二)费用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是对其组织机构工作绩效的直接检验 由于集权制国家，学校在贯彻执政党确立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往往把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放置在完美无缺的描述之中，学生也会按其接受教育的理想状态去要求他们心目中的执政党，其初始情感已达到对执政党仰之弥高、入神入画的境地。学生的视野首先盯着学校，他们会对学校执行政党政治机构、人员和行为效用提出特别高的要求。学生在未进入社会之前，感性认识最直接的参照系就是学校政党政治运行的实际情况，他们由此对执政党产生好恶并展开评价。由于在此体制下高等院校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和经费短缺的普遍现象，学生、教师和社会对大学社会政治费用的每一项开支和使用效率就特别关注，不能容忍浪费。这样，只有社会政治费用使用合理、恰当，才能达到执政党和政府预期的目的。否则，在浪费状态下，就完全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三)建议 1．在我国公立大学，尤其是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的大学，政府在安排财政预算时应在国际同类学校同等经费的基础上，列支专门经费用作执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这项费用应该在预算栏目中单列，专款专用。 2．若要求私立学校承担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执政党和政府应在其建立分支机构，并通过国家财政拨付专项经费，用以落实执政党赋予的特殊功能。 3．无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在使用政府划拨的专项政治资金时，都必须考虑其运用的范围和效率。也就是此项经费一旦有量的界定，相关的人财物的配备和活动支出都要相应做出规定。 4．即使尚未实行政府预算单列，社会政治经费的使用同样存在边际和效率的问题。如何减少浪费，如何节约，同样要放置整个学校节约成本方面考虑。它涉及学校运行成本在何种业务上分摊量的问题。 (编校：少　卿) 大学政治论文:关于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分析 ［摘 要］在当代中国,大学政治学教学的目的是教育当代大学生成为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规范的民主公民,同时为未来从事公共职业做准备。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的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关键词］大学；政治学；教学方法 1 大学政治学的教学目的 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既然政治是不可回避的,这就要求我们力求理解政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在面临各种抉择时作出可能的最佳选择。 尽管政治如此重要,但到底何为“政治”,古今中外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近年来,人们普遍引证并高度重视戴维•伊斯顿的论述,他认为政治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这一论述目前被政治学界广泛接受,表明它是有用的和适宜的。总之,“一切社会,甚至所谓无国家的社会,都可以说具有政治技术。就是说,它们具有一套机构安排为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政治与价值密切相关。 既然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那么围绕着实际存在的价值，分配必然产生两方面的关系：分配主体与分配对象。分配主体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权力部门,分配对象是社会公众。社会价值的分配必然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一原则就是以由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特定社会的价值观系统,而社会价值观系统在现代社会往往内化在特定国家的宪法或基本法的灵魂之中。于是,政治学教育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一是教育公众,使公众作为价值分配的对象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利、义务,并为公众从事公共职业或相关职业做准备；二是教育政府,使政府作为价值分配的主体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力、义务。 2 关于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 2010年4月16日,笔者以海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班为调查对象,以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为主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该班61位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61份调查问卷,回收61份。本次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二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三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 2.1 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关注社会政治现象吗？34位同学选择关注,1位同学选择基本上不关注,26位同学选择偶尔关注。 第二个问题是：最近一年你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是什么？3位同学选择关注石首骚乱,8位同学选择关注唐福珍事件,15位同学选择关注邓玉娇事件,41位同学选择关注重庆打黑。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这些政治现象与你有关系吗？24位同学选择很有关系,4位同学选择没有关系,33位同学选择有点关系。 第四个问题是：你是如何理解政治的？4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利益分配,13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阶级关系与斗争,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国家政权。 第五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其中40位同学选择课堂教学,24位同学选择日常生活的积累,3位同学选择道听途说。 调查显示：同学们基本上都能够关注或偶尔关注政治现象。至于最近一年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则比较分散,这可能与同学们的兴趣爱好及所接触的媒体有关。至于这些政治现象与自己的关联性,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有关联。至于如何理解政治,72%的同学都能够正确理解政治,即政治是对利益的分配。至于获得政治知识的途径,日常生活积累和课堂教学是两条基本途径,其中近60%的同学将课堂教学作为主要途径。 2.2 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七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50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11位同学选择一般,没有同学选择不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非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其中35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23位同学选择一般,只有3位同学选择不重要。 对行政管理专业与非行政管理专业学习政治学重要程度的认知比较图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接受政治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其中10位同学选择可以使思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32位同学选择做一个合格的公民,21位同学选择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 第四个问题是：你对目前政治学教学的现状满意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4位同学选择基本满意,34位同学选择不满意。 第五个问题是：你认为目前政治学教学的效果如何？其中5位同学选择比较好,30位同学选择一般,26位同学选择不理想。 第六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能否有效解释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现象？其中9位同学选择能够,13位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40位同学选择偶尔能够。 第七个问题是：你认为有效的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其中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13位同学选择注重实际,46位同学选择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无论是行管专业还是非行管专业的同学,学习政治学都非常重要。至于学习政治学的目的,绝大多数同学选择的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及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至于政治学的教学现状,近一半的同学选择基本满意,而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不满意。这一问题直接决定了下一个问题,即政治学的教学效果,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半或比较好,近一半的同学选择不理想。这也直接决定了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的解释力的问题,2/3的同学选择的是偶尔能够,超过1/5的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只有不到1/6的同学选择能够解释社会政治现实。至于有效的政治学教学方法,除了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以外,其余的同学选择的是注重实际或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2.3 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十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对中国的近代史了解吗？其中20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2位同学选择一般,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二个问题是：你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了解吗？其中11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7位同学选择一般,13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三个问题是：你阅读过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吗？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四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共同纲领》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五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五四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3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8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六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五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七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八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5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八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八二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4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九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了解吗？其中2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21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8位同学选择不了解。 第十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落实情况满意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3位同学选择一般,25位同学选择不满意,4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一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了解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1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5位同学选择不了解,4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二个问题是：你认为《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是客观政治现实的反映吗？其中4位同学选择是的,25位同学选择大概是,19位同学选择不是,5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避免空洞的理论讲授,尽量结合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是同学们所认可的基本教学方法。那么现实的情况又如何呢？就我国的近现代历史而言,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怎么了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的历史,调查反映的情况更为糟糕,而比较了解我国近现代史的同学并不多。而对于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文献及几部宪法,基本上没有人认真阅读过,了解的同学也是凤毛麟角。这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的调查相呼应了。至于规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八二宪法》,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阅读过,对于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绝大多数同学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满意；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构成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宪法对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是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只有近一半同学选择大概是,其余的同学选择不是、不知道或没有做回答。 3 结 论 就政治与政治现象而言,绝大多数同学们都能够关注政治现象,并且认为政治现象与自己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是因为政治涉及的是社会利益的分配,任何人都不能置之度外,而课堂教学是获得政治知识的主要途径。 就政治学教学情况而言,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政治学的知识对于任何专业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无论对于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还是将来的职业都非常重要。但是目前政治学的教学现状并不令人乐观,效果并不理想,从而导致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这直接涉及的是政治学的教学方法的问题,即理论能否联系实际。 就政治学教学方法而言,同学们无论是对于我国历史的了解还是现实的了解,都是极其贫乏和残缺不全的,从而降低了政治学的教学效果和解释力,也无助于政治学教学目标的实现。 总之,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标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大学政治论文:回忆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 1948年6月，党中央决定，原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于8月24日至27日举行开学典礼。华北大学校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副校长是范文澜和成仿吾，教务长是钱俊瑞。 在华北大学开学之前，北方大学的师生已陆续到达正定。该校文教学院出现了一点风波。当时，成仿吾从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室抽调四个人到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去了解情况，我是其中之一。不久，有三个人调回研究室，只留我一个人在那里，并直接向成仿吾汇报。我每天都会汇报一次，把大字报的内容和小组讨论的情况如实上报。原来，这个学院的“三查”、“三整”搞“左”了，伤了一些人；后来又纠偏，发动学员向领导提意见，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一进文教学院，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主要是批评领导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的，称积极分子为“幸进分子”。这时，院里的工作已处于瘫痪状态，召集开会都很难。针对这种情况，成校长指示，党员和积极分子也要站出来讲话。于是，党员和积极分子也贴起大字报来。 这样，大字报就不是一种声音，而是两种声音了。通过辩论，有些是非得到澄清，有些错误观点受到批评，工作也逐步恢复正常。在这一段接触中，我感到成仿吾非常注意知识分子政策，对人对事都作具体分析。当时，对文教学院发生的事情有种种看法，有人认为是阶级敌人捣乱，有人认为是个别民主人士在背后操纵……这些看法，成仿吾作结论时都没有采纳。他认为，还是运动出了偏差，纠偏时诱发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结论是：由小资产阶级来整无产阶级的党是错误的。这就表明，责任主要在领导，不能责怪群众。作了结论以后，少数在运动中表现比较激烈的人，也分配到政治班继续学习，并照常分配工作。进城后，我还遇见过其中一位同志，在《新观察》杂志当记者。 这件事使我对成仿吾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不仅是中国的大文豪，而且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难得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在成仿吾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政治上的坚定和成熟。 1948年8月，我被调到政治学院十一班做助理员。这个班，实际上是华北大学成立后的第一个政治班，说它是十一班，是从华北联合大学的政治班排下来的。班主任是胡华，副主任是朱云，李军和我是助理员。胡华要上课，日常全面工作主要由朱云负责，李军管组织，我管学习。 十一班有100多位同学，他们真的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有的来自北平、天津，有的来自河北、河南，还有的跨越万水千山，从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四川、云南长途跋涉来到华北解放区。这些年轻人，绝大部分是学生，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长白师范学院等30多所院校……也有一部分中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对过美蒋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经受过民主革命斗争的洗礼，多数是学生运动的骨干。班里也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同学，他们有的是演员(如童超、童弟兄弟，刘涛)，有的是舞蹈家(如赵郓歌、叶宁、杨凡)，有的是画家(如何焰)，有的是《大公报》的记者(如杨泓、李质如)，有的是歌唱家(如肖晴)……有几对还是夫妇同来的。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已胜利在望。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加紧迫害进步学生和进步人士，有些人被列入“黑名单”，地下党组织安排他们到解放区。有些人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由希望变为失望，由失望变为绝望，下决心投奔解放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河北正定。 当时，华北城工部为了保存力量，储备和加快培养迎接全国解放的干部，也有意动员青年到解放区学习。解放区的地方政府和群众为他们提供种种方便，使他们感到，到华北大学，就是到了家。有一位同学在回忆刚到华北大学的经历时写道：“进门先进接待室，迎面墙上挂着几条标语，其中使人终生难忘的是‘来了就是主人’。多么热情!多么令人震惊!一句话就像一团火，烧得你直想高呼：‘我们自由了!’‘我们到家了!’做梦也没想到，不久前，在蒋管区我们这些到处受人冷眼的青年学生，来到这里就成了主人。怎么也没想到，我们这群在旧社会，备受摧残和愚弄的精神奴隶，来到这里一课都没有上，就成了主人。这地位的转变，这灵魂的升华，这政治上的温暖，比什么都感人肺腑。一万个‘热烈欢迎’，也没有这句话令人倾心。我们久久地注视这个标语，咀嚼其深深的含义。身心的真正解放就从此开始，一直激励着我们走过半个世纪的征程。” 学员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几十人居住一个大房间，没有床铺，全睡在铺有稻草的席子上。吃的是小米饭、窝窝头、高粱米饭，菜是白菜、萝卜。有病的同学给一碗面条，叫“病号饭”。尽管吃的差，身体却很健康，有些女同学吃得又红又胖。到校后，每人发一身土布制服，大伙穿上很高兴。每人发一个小马扎，供上课用，平时也用。笔记本用的是黄色土纸，墨水是紫色的，每人只有一支蘸水笔。条件虽然简陋，但大家学习的热情很高。 开班后第一件事是选举学生会。选举充分发扬民主，候选人可以竞选。选举结果，清华大学来的李枫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同时还选举了学习委员、生活委员、文体委员。从此，学员的活动就由学生会来组织了。 清晨，生活委员吹响哨子，大家就聚在广场上作早操，主要是扭秧歌，随着锣鼓声，翩翩起舞，十分欢快。学生会办了一张小墙报，中心内容是反映学习生活的动态，登载班行政和学生会的工作布置和学习计划，根据同学的活动进行批评和表扬。墙报很有吸引力。早操一完，人们就挤到墙报跟前来看，有些人还掏出本子记墙报的内容。编这张墙报的，有来自《大公报》的两位记者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个学生，他们是夜里加班赶出来的。 由于学员愈来愈多，十一班以后又有十二、十三、十四班……上课主要是上大课。在广场上设讲坛，学生坐在马扎上听讲。开讲前各班相互拉歌，非常热闹。老师一上讲坛，全场便静下来。讲课的有年近古稀的吴玉章，他亲自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合切身体会讲授近代史，使同学深受感动。胡华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内容丰富，很受同学欢迎，有人说：“听了胡华老师的讲课，使我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教务长钱俊瑞的讲课也非常受欢迎。他专题讲授过民主问题，结合学员思想，解析什么是资产阶级提倡的自由化的民主，什么是我们提倡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讲课针对性强，逻辑严密，感情充沛，语言生动，同学们都被讲话吸引住了。除校内的老师外，有些到解放区来参观的专家学者也给学员作报告，如吴晗、田汉，还有刚从苏联回来的孙维世。 听大课以后，学员要自学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的著作，主要是的著作，如恩格斯的《从猿到人》、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与我们的 任务》。学习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唯物论观点。 小组讨论是自学的主要形式。讨论会上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但对于学习小结要求很严格，要求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经历、立场、观点、方法去写。有一位同学说，她初到解放区时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思想就转不过弯来，心想为什么中国必须是共产党领导?经过学习中共党史、党的纲领，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对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了认识。在小组会上作小结时，她讲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作了自我批评。她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很快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在学习过程中，学员们有丰富的文化生活，看过华大文工团演出的《白毛女》、《赤叶河》，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三打祝家庄》。 9月左右，国民党飞机多次轰炸石家庄。为防空，干部和学员都疏散到附近农村，住在农民家里，在农家的场院上听课。学员们学了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入群众，了解农村，尽力帮农民扫地、挑水；晚上用纸糊的喇叭，在屋顶上宣传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学员们还参观了地道战的旧址，深为农民抗日的艰苦和智慧所感动。时间不到半个月，但对大多数久居城市的学员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10月26日，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国民党军队将偷袭石家庄，华北大学应尽快向南转移。当晚，政治学院的2000人整装出发。为了保密，不能找老百姓当向导。因我在石家庄郊区搞过，领导就指定我当向导。过滹沱河前，走路还比较顺利，坐船过了河，眼前是一片迷茫的沙滩，我就找不到路了，心里焦急万分。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方向不能错：向南。我们过了一些封锁沟，第二天清晨，终于越过石家庄，到达一片洼地，全体人员集中起来，由一部主任李新宣布，因傅作义妄图偷袭石家庄，全校要向邢台转移。 当时，朱云患胃病，不能行军。李军要照看自己刚生的孩子，十一班只能由我一个人带队。这次长途行军，对学员是一次艰苦的锻炼。为防止敌机轰炸，开始只能夜里走，白天休息。许多同学没有经受过这种锻炼，开始情绪紧张，又不会休息，显得很痛苦。后来改为早晨走几十里，到村子后吃饭休息；下午再走二三十里，分别投宿到农民家里。紧张的情绪消失了，大家都很愉快。班行政和学生会组织了先遣队打前站，找房子；队伍离村时，派人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还有文工组、民运组，都由同学自愿报名参加。农民群众对待我们也像对待子弟兵一样，满怀深情，还给病号送鸡蛋面汤，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这对学员们也是难得的教育。 从正定到邢台只有300华里的路，我们走了9天，10月5日才到达邢台。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节，华北大学的学员在街上扭起了大秧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群众，锣鼓喧天，街头巷尾一片欢声笑语。这一天，在邢台市天主堂(原北方大学校址)开全校大会，庆祝十月革命节、庆祝辽沈战役大捷和东北全境解放。钱俊瑞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会后决定全校返回正定。 回正定的路上，学员们和来时的情绪已大不相同，脸上充满胜利的喜悦，一路歌声不断。途中在路边的空地上，同学们自发地开起联欢会来。唱歌、跳舞、朗诵诗，吸引许多群众来观看。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赵郓歌(现名彭松)朗诵的沿途即兴写下的长诗，铿锵有力，鼓舞士气。童超、童弟兄弟演的双簧《开电车》，语言幽默，情节动人，印象也很深刻。进城后，我也看过一些双簧，感到都没有他们演得好。 从邢台回到正定，只用了6天时间。 回到正定以后，已经准备进北平和天津了。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12月，有一部分同学分配到北平、天津市卫戍司令部去做纠察队员。其余的人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的学习只有4个多月，但给每个人都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在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是我第一次做学员的教育工作，但学员们给我的教育，大大超过了我对他们的教育。 大学政治论文: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是1952年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社会学系为基础组建的北京政法学院,1983年组建中国政法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科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上世纪五十年代钱端升､吴恩裕､楼邦颜､杜汝楫等老一辈政治学家先后在此任教,为学校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八十年代在杜汝楫､云光､徐理明､李殿勋､王桂厚等学者的努力下,在全国较早地恢复政治学科,1983年获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组建政治系,先后设置政治学､行政管理本科专业｡1998年政治学理论学科被评为司法部重点学科｡ 目前学院已成为国内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公共管理学科的一方重镇｡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多层次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格局｡拥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两个博士点,政治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拥有政治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国际政治本科专业;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科学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公共管理(MPA)硕士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博士后招收权｡现在校本科生860余人,硕士生159人,博士生37人,在站博士后2人,MPA专业硕士生72人｡ 学院下设政治学研究所､行政管理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所和公共管理教研室四个教研实体;拥有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47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1人､教授17人,12位教师具有海外教育背景｡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学科经过多年积累,在中外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公共治理与政府改革､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东亚安全与地区合作等领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并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2001年以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项目一项,国家精品课程一门,与福特基金会､欧盟､全球环境研究所国际合作项目三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国际问题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著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含合著),两项科研成果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的作用:高中政治时事政治教学研究 摘要:高中政治教学中对时事政治的进一步应用与讨论是促进学生对国家体制，国家经济发展了解的重要渠道，不仅为学生准备高考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同时也能够通过高中政治课中相关时事政治的引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关键词:时事政治;高中政治教学;应用;意义 时事政治教学是高中政治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时事政治是对高中课本教学内容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促进高中学生对当前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情况的深入了解，另一方面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的应用也是学生将相关学习理论与实际社会生活相联系的重要渠道，是提高学生政治学习成绩和培养良好政治思维的重要途径。 一、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开展时事政治教学的必要性 高中政治教学中开展时事政治是促进我国学生发展，培养新型社会人才的重要理论保障。其一，实施政治的应用能够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意识，是实现我国“人民的政府”［1］的基础途径。其二，我国教育改革逐步实现人才培养向着创新型和实用型人才发展，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深入开展时事政治教学，促使学生能够准确把握社会人才发展方向，促进专业人才培养。例如:十八大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将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管理，注重民生建设，加强教育，文化，卫生等行业人才培养，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学生能够从十八届五中全会内容中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二、在当前我国高中政治教学中开展时事政治教学的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高中政治教学中开展时事政治教学取得一定成效，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成为高中开展时事政治教学中的阻碍，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首先，教师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教学内容流于表面，例如:对我党提出“三严三实”精神的讲解，仅仅停留在“三严三实”内容表面［2］，对这种政治精神在我党建设发展中的具体作用没有开展深入讨论，导致时事政治的课堂教学成果不明显。其次，高中时事政治教学仅作为教师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实例，没有将时事政治的相关理论真正贯穿到高中政治教学课堂中。此外，教师在教学引用的教学内容往往带有相应的主观色彩，对学生理解时事政治理论具有“误导”作用，不利于学生对时事政治的深入学习。 三、高中政治教学开展时事政治教学的“新”措施 (一)引导学生主动关注时事政治 高中政治教学对时事政治教学的进一步应用，首先应当引导学生主动关注时事政治，提升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关注兴趣，形成“时事在身边”的思想意识。例如:“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注重生态文明建设，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成为人民生活质量增长点，促进经济发展的落脚点［3］。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保护环境，开展保护环境宣传周，促使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时事政治落实的影子，从而使学生进一步关注时事政治，加深学生对时事政治的理解，从而引导学生主导关注时事政治的发展。 (二)讲时事政治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相联系 高中教师开展时事政治教学是应当将时事政治的相关教学内容与学生政治学习中的相关内容相联系，同时加强与学生生活实际相联系，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进一步实践应用。一方面教师教学时注重将时事政治与理论知识相联系，例如: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4］与政治理论教学中科学发展，绿色发展以及市场经济运行协调发展相联系;另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指人才创新和技术创新，学生作为社会未来发展的人才，注重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是学生未来发展的前提个基础，这种将时事政治与学生自身生活相联系的教学形式能够促进学生对时事政治内容的进一步理解和把握。 (三)实施有计划地时事政治课堂讨论，增强学生的时事政治关注程度 高中政治教学中开展对时事政治的深入讨论应当坚持学生作为课堂教学主体部分。教师可以适当的在政治教学课堂上开展时事政治相关管理论讨论，激发学生对时事政治学习的兴趣。例如:高中政治课堂中对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进行深入讨论，学生从不同政治角度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进行讨论。增强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关程度，促进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教学的深入开展。结论时事政治是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国家大政方针把握的重要途径。加强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进一步深度教学，能够引导学生对我国当前国家发展的总体把握提供方向，促进我国人才向着创新型和实用型发展，为从促我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作者:张永宁 单位:甘肃省庆阳第二中学 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的作用: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的应用 摘要：对于高中的政治课程，时事政治也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时事政治最大的特点就是即时性，教师通过对时事的分析和讲解，帮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来，从而推动高中政治教学的发展。目前我国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的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主要研究了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重要性，分析我国目前高中政治教学中存下的问题，并提出的相应的措施，促进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的运用。 关键词：高中政治；时事政治；应用分析 想要使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的教学中得到更好的应用，就应该不断提升教师本身对时事的分析能力，并且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含量，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更重要的是教师要不断激发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学习兴趣和关注程度［2］。所以教师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转变教学理念，对政治教学突破陈旧的模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 1高中政治教学的现状 1．1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课堂中深入不够：在很多高中的政治教学中，教师对时事政治都缺乏深入的理解，不能充分利用时事政治进行教学，仅仅是简单的在课前和课后引入时事新闻，作为政治教学的补充，没有将时事政治自始至终的贯穿于政治课堂的全过程，严重的忽略了时事政治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3］。学校还存在部分教师对时事关注度低的现象，既没有充分的发挥时事政治的热点效应，也没有对学生进行系统、专业的讲座。教学过程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说服力低，致使教学效果很不理想。 1．2在政治课堂中，教师对时事缺乏客观性：教师对政治教学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导致在进行时事事件的分析时出现信息传达错误的现象，最终导致学生对时事政治认识不够充分、不够深刻。另外教师在政治教学中没有整合热点，忽视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没有充分借助他们之间的联系性进行政治教学。另外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在日常的政治教学中，教师忽视了对热点的关注，将教材内容作为讲课的重点，没有将时事政治贯穿于讲授的过程中，导致政治教学过于理论化，这样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终造成学习效率低下。 2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 2．1将时事政治贯穿于政治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 2．1．1激发学生对政治学习的兴趣：在教学的过程中若是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则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枯燥的政治教学中若是能够将新鲜和新颖的事件引入课堂中，就可以大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1］。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学生只是得到了信息，并不能准确的理解，也不能利用学到的知识有效的分析，所以学生存下的疑问也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这样就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所以教师要及时的将时事政治引入课堂知识的讲解中，让学生学习如何获取知识，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 2．1．2使政治教学具有时效性：政治教学不仅是让学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也是教会学生如何运用学到的知识分析热点和焦点。现在政治和时代紧密联系，教师要巧妙的运用政治教学资源，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将时事政治引入课堂中，不仅可以完善课本的内容，学生还可以借助学到的知识分析和理解时事政治，从而将时事政治的内容具体化、形象化，加深学生的理解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1］。将时事政治运用到课堂教学中，不仅可以延伸课堂的教学内容，还能为学生补充知识，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教师及时将时事政治引入课堂中，使学生在得到知识的同时也关注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紧跟时代的步伐。 2．2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课堂中的应用策略 2．2．1提升教师自身的水平：教师提高自身的时事分析能力不仅能够推动政治课堂的发展，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要积极的利用多种途径获取知识，形成的完整的知识体系［3］，知识体系不完整在教学过程就不能自如的讲解和交流。教师要借助书籍和网络，收集各种时事资料，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量，深度挖掘事件之间的深层联系和政治价值，这样才能为以后教学奠定良好的理论和资料知识基础。 2．2．2合理创设学习情境，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时事主要是一些国际和国内的重大事件，教师在教学中合理创设情境，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的情感体验，进而提升教学效果。学生借助教师创设的情景，会不自觉的产生共鸣，情不自禁的投入到学习中。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主动的搜集时事新闻，主动探索和分析时事热点问题，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消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思维，促使学生发现问题，并且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问题，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将学习的主动权教给学生，促使学生主动追求知识，成为学习的主体［2］。 2．2．3创设学习氛围，创新教学方法：教师要利用课前的时间让学生自主讨论收集到的素材，让学生在讨论中迸发出思维的火花，教师要及时抓住这一个机会，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每一次的时事新闻评论过程中，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和语言运用能力，还能提升学生政治学习的水平。教师也可以针对专门的重大事件设置专题讲座，让学生深刻的感受到开展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3结束语 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学生可以通过对时事政治的了解和渗透提升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也培养学生用马克思观点分析社会焦点和热点的能力，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观。所以教师要加大时事政治在教学中的应用，加深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关注，提升政治学习的效率。 作者:张淑花 单位: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莘州中学 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的作用:浅谈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作用 摘要：高中是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政治课教学中引入时事政治教学能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但是，时事政治具有时效性，内容多样繁杂，加之学生升学压力较大，导致主动涉猎时政的学生并不多。这就需要高中政治教师在教学中补充时事政治，紧跟社会热点，培养学生对世界的正确认识。 关键词：时事政治；高中；政治教学；作用；运用 随着新课程的改革，课程标准要求高中政治教学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贴近实际。高中时期是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随着学生学习负担的加重，升学压力的增加，部分学生对国家大事及时政热点不够关注。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将时事政治引入高中政治课堂，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培养学生的情感价值观，使其在生活中树立良好的政治思想。本文就笔者在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的实践，谈谈政治课堂融入时事政治的有效措施及积极意义。 时事政治是高中政治教学中一个重要部分，它的教学情况直接关系到学生政治素养的培养及思辨能力的提高，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融入时事政治对教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陶冶了学生的情操 政治课程肩负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对学生的实践能力、感悟能力都有严格要求。近年来，高考试题的背景大都来自时政，来自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如2016年新课标全国卷Ⅰ第38题的背景材料就是时政热点“一带一路”建设。由此可见，在教学中加入时事政治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促使其熟悉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对教材内容进行补充。如在教学高中“弘扬中华民族精神”部分时，可以引入201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讲述长征故事 弘扬长征精神”的内容。一方面改变了过去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弊端，另一方面拉近了距离，更贴近学生的生活，给课堂注入了时代气息和活力。这样一来，不仅让学生了解了长征故事和长征精神，还让学生明白了成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坚持不懈的奋斗。面对人生道路上的挫折，只要我们不屈服，不后退，咬牙坚持，终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提高了学生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堂教学中，时事政治的运用可以帮助学生辩证地分析社会现象，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解读社会热点的能力。如在高二“当代国际生活”教学中，教师可以引用2016年9月杭州G20峰会的相关时政材料，让学生了解G20，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引导学生运用教材的相关知识解读时政材料，从而在时政的解读中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可谓一箭双雕。又如在高一“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用国庆假日旅游消费等新闻素材，让学生了解目前中国部分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观念，增强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能比照自己及家人的消M行为，取长补短，力争做一个理智的消费者。由此可见，政治课教学中时事政治的有效运用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而且还能促使学生用学到的知识指导生活，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发挥了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主体作用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引导者，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分析和反思。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以时事政治为背景巧设情境让学生参与教学，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让学生自己去探索问题，解读问题，并设计多样化的学习活动，更好地锤炼自己。如在高三政治第二轮复习时，教师可提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材料，让学生自己设计相关考题。这样的活动对学生具有挑战性，但学生愿意去尝试，去挑战，在动手、动脑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时事政治教学是政治课程的主要内容，通过引入与时代相契合的知识点能扩展学生视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促使他们积极进取。然而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政治内容多样，学生的学习能力存在差异，为了突出时事政治教学的优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教师转变观念，加强对实施时事政治的重视 为了课堂的生动性及课堂效率，教师备课时应考虑时政与教材的结合以及与学生生活的关联度，课前认真筛选时事政治，选择对课堂教学有最大价值的时政材料，以期通过时事政治教学达到教学的目的。如选择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的材料等。 创新多种方式，丰富教学模式 时事政治在高中课堂的应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通过多种方式丰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此，教师除了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时事政治外还可以引导学生发起、创办社团。社团活动多种多样，如时政热点专题讲座、演讲、辩论赛、时政知识竞赛、出版时政报、参观访问、社会考察、寒暑假撰写时政小论文和调查报告等。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引导学生关心时事，分析时政，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引导其把握时展趋势；培养学生对家庭、学校、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批判性思维和主动探究知识的能力；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开阔视野，提高思想境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许多学生通过这个平台众论天下大势，观看四海风云，通过社团活动的开展，教师把时事政治教学由课内延伸到了课外，增强了学生对时事政治的自觉关注。 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学多媒体进入了高中政治教学课堂。教师在安排时事政治教学中应科学使用现代化设备，通过高科技手段播放一些与时事政治有关的视频、图片等内容，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利用现代化技术提高课堂效率。如在教学高中政治教材“文化对人的影响深远持久”时，教师可以通过播放“海外华人喜迎新春”等视频，让学生感受中华文化对中华儿女的影响及海外游子的爱国之情，丰富课堂内容，了解相关知识。 总而言之，时事政治是高中政治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扩展学生的眼界，开阔学生的思路，激发学生的情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教师应转变教学观念，创新多种方式，丰富教学模式，运用现代教学方法，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时事政治的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的作用:高中政治教学引入时事政治的路径研究 摘 要：时事政治教学是高中政治教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教育改革、高中政治学科特点、高考以及高中生综合素养的提升都需要在政治课堂中引入时事政治教育。研究发现，学校政策的扶持、教师自身对时政动态的掌握、政治教学对时政问题情境的设计、教师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时政能力的提升等构成了时政融入高中政治教学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时事政治；问题情境；时政意识 时事政治是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教学有机结合能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升高中学生的综合素养。通过对时事政治概念的界定，本研究阐述了时事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性，探究时事政治引入政治课堂教学的有效路径。 一、时事政治的内涵界定 《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词典》对“时事”的定义为：“最近期间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时事侧重指各种大事情本身，适用于最近期间所发生的事。”“大事”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制和道德等。1993年《国家教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学时事教育的几点意见》对时事教育进行了较为狭义的规定，指出时事教育“主要是指对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及有关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教育”。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哲学常识，同时高中思想政治课属于人文学科，理所当然要凸显和张扬人文精神的学科特质。而时事政治因密切联系国际社会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具有丰富的人文与社科背景，在思想政治课堂实现积极有效的引入不仅可以开阔高中学生的知识视野，具体体现其趣味性、现实性、针对性和时效性等特点，还可以在思想政治课程理论的指引下帮助学生了解时事表象背后的本质，满足高中生在青春期智力发育高段的认知渴求，培养高中生独到的观察力和问题意识，增强他们对时事现象和人文精神的深度理解与思考。在政治课堂教学实践过程中，应注意穿插一些时事材料充实、丰富教学内容，使之相互渗透，培养学生的求知热情，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 二、时事政治与高中课堂教学相结合的必要性 1.现代教育改革要求时事政治成为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 思想政治教育学明确指出思想政治课、形势教育、日常德育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2年确定的《中学思想政治课课程设置方案》里规定形势政策教育各年级每周安排一课时。从1998年秋季开始，《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和与之相配套的新教材在全国得到普遍推行，高中《课程标准》序言中明确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同时与教育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时事教育的内容是对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重要补充，是保证思想政治课教材相对稳定的重要环节。”将时事政治引入课堂教学是必然的趋势，符合新课改的要求。 2.思想政治的学科性质决定了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教学的有机结合 首先，思想政治是一门社会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从提高政治课教学质量的目标取向看，改革中的政治课日益突出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决定了这门学科的教学对能力的要求比较特殊，必须紧密地联系现实、国内、国际和生活周边以及学生自身的思想实际。其次，政治学科具有政治性、思想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政治学科具有的政治性特点要求学生对政治问题、政治事件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三、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相结合的途径 教师时政素养的要求： 1.教师应自主培养学生关注新闻的良好习惯 时事指的是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具有突发性、偶然性和新奇性的特点，与社会联系广泛，与生活密切相连，学生对此有很大的兴趣。为了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新鲜的新闻资讯，教师须坚持每天收听广播电台的“新闻报纸摘要”，定期收看《新闻联播》，尽可能地从《焦点访谈》和《今日说法》等栏目捕捉最新的时事热点，从各种新闻资讯中攫取可以运用到政治课堂上的新闻热点。这样可以切实有效地做到新闻资讯与政治教材的有机统一。 2.将时事政治融入课堂教学各个方面 （1）丰富时事政治的表现方式 如可以在政治课堂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视频、实物演示、图片、音乐渲染、活动营造、文字或语言描述等，引导学生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而产生新的想法，生成新的资源，在克服或弱化思维定势干扰的同时，解决来自学生的新问题。 （2）营造探究性问题情境，启发学生多元思维能力 政治教学可通过提供适当的时政背景，设计启发性、益智性的问题，引导学生采用多元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探究时政现象；鼓励学生另辟蹊径，标新立异，在问题与探索的过程中引发时事政治与学生多种思维的碰撞。

政治教学论文:政治教学的价值分析与价值设计 教学价值观，是指教学活动和教学主体需要的关系，即教学活动应该满足教学主体的哪些需要。相应地，政治教学价值观就是政治教学活动和政治教学主体需要的关系，即政治教学活动能满足政治教学主体哪些需要。很明显，政治教学价值观关系到社会、教师、学生对政治课的教学价值取向，关系到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选择。因而，对政治教学的价值分析和价值设计是成功进行政治教学改革的基础和前提。 一、政治教学的价值分析： 从教学论的发展看，传统教学观都把教学价值直接指向知识，认为"传授生产经验，获取实际知识"是教学的首要价值。例如，著名的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教学理论，就强调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使学生获得实际有用的知识。现代教学论在强调教学的知识价值的同时，其主要价值取向，越来越集中于智力的开发、能力的发展。例如，佐藤三郎从智力发展过程、教学结构、发展学习与直觉思维、内部动机与智力开发四个方面归纳了布鲁诺教学论的基本结构。另一位课程现代化的典型代表赞科夫则声明自己是按"观察力、思维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三条线索来研究学生发展的；现代教学论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重视教学的方法的价值，有的教育家甚至用方法来概括自己的教学主张，例如布鲁诺的"发现法"、施瓦布的"探究法"等。布鲁诺明确指出："发现法就是以培养探索性的思维方法为目标，以基本教材为内容，使学生通过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学习。" 从教育的功能和学生的价值取向看，其最终的目标也指向人才的素质。素质一般包括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科技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从政治教学的角度年看，政治教学的主要功能在于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科技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 从政治教学内容的客观属性看，任何知识都是特定对象的反映，都是认识的结果。而从认识的过程看，任何认识过程都是在认识主体具备一定的认识能力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认识方法，克服各种认识上的困难形成的，至于对社会的认识，认识主体还会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渗透于认识的过程之中。因而，学生要深刻地掌握知识，必须在主观上再现认识过程，这就决定了政治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在重视知识的同时，也要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方法的掌握、品格的训练。 诸于以上分析，我认为把政治教学的基本价值界定为"知识、能力、方法、品格"是适当的，有的学者在教学价值方面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当前高中政治教学的实际来看，政治教学的知识价值在于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以及邓小平理论和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民族、宗教、外交的基本常识，使学生了解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及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政治教学的能力价值包括思维的内化能力、思想加工能力和思维的外化能力三方面。思维内化能力包括注意力、听解力、观察力、阅读力和记忆力，思维加工能力包括抽象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和灵感思维能力，思维外化能力包括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和运用实践能力；政治教学的方法价值是与政治教学的能力价值相适应的，每一种能力的培养都必然需要相应的方法，例如要培养学生的思维内化能力，就需要训练学生的注意、听解、观察、阅读、记忆的方法，要培养学生的思维加工能力就需要训练学生的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方法等等；思想政治教学的品格价值不仅包括学生的作为行为表现的品质、性格等方面，而且包括了学生的政治品质、思想品质、道德品质和学习品质，因而它有更广泛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治教学具有知识、能力、方法和品格价值，但它们在政治教学价值构成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政治教学要形成合理的价值结构，必须以知识作基础、以能力为中心、以方法为手段、以品格为保证。 二、树立政治教学价值观的教改实践意义 1.树立政治教学价值观，能够统一社会、教师、学生三方价值取向： 教学价值是教学活动与教学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即教学活动满足教学主体哪些方面的需要。非常明显，由于教学主体的不同，其需要也不相同，也就是说不同的教学主体其价值取向是不同。在政治教学的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社会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政治教学的知识价值和品格价值，教师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政治教学的知识价值，而学生则更注重政治教学的能力和方法价值，三方的价值取向是不统一的。这是社会对政治教学不满意、学生对政治学习没兴趣、教师认为政治难教的深层原因。树立正确的政治教学价值观，能够统一社会、教师、学生的价值取向，从而能够形成政治教学的合力，提高政治教学的实效。而作为社会价值取向和学生价值取向的协调者和实施者的教师，只有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导下，合理选择教学内容、科学设计教学过程、优化调节教学要素，才能实现三方的统一的价值取向。 2.树立政治教学价值观，能够统一政治教学四项基本价值： 如前所述，政治教学具有知识、能力、方法和品格价值，四者之间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又相互依赖，构成了严密的教学价值体系。每一项教学价值的效用性正在于它们的关联的整体性。在教学过程中，任何一项价值，只有在整体的联系中才能成其为价值。任何一方一旦脱离价值体系就无从实现，片面的价值追求必然是失败的追求。这是政治教学内容所具有的客观属性，它是客观的反映而非主观的产物。在政治教学中，我们只有严格遵循教学规律，才能提高教学质量。然而，在以前的政治教学中，由于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人为地割裂了政治教学的基本价值，从而降低了政治教学的实效性。例如，以前我们片面政治教学的知识价值和品格价 值，而没有从理性的高度上重视政治教学的能力和方法价值，从而使思想和觉悟缺乏方法和能力基础，提高觉悟变成了空洞的说教，获取知识变成死记硬背，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树立正确的政治教学观，可以让教师从整体上去把握政治教学的四项基本价值，深刻认识知识、能力、方法和品在政治教学过程中不同作用，从而提高政治教学的实效和质量。 3.树立正确的政治教学价值观，能为制定教学目标和评价标准提供理论基础： 教学目标和评价标准是衡量教学质量的尺度，因此制定的合理的教学目标和评价体系对于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是十分必要、重要的。但在教学实践中，由于缺乏对政治教学价值体系的深入认识，人们只能根据自己对政治教学价值的认识来制定政治教学的目标和评价标准，因而其教学目标和评价体系往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既不统一也不稳定。人们对政治教学价值的认识的局限性，必然使教学目标和评价标准产生了相应的局限性。树立正确的政治教学价值观，能够使教师在理性的高度上认识政治教学的价值，从而充分挖掘教学的价值，制定科学的教学目标和评价标准，提高政治教学的实效。 三、用教学价值观指导政治教学设计，提高政治教学的科学性 政治教学价值观对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从操作上看，主要是从政治教学价值观对课程设计和教学设计的指导作用上表现出来。对教师而言，教学价值观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教学价值观对教学设计的指导作用上，因而如何利用教学价值观指导我们的教学设计，是实现教学价值观的实践意义的关键。 1.科学地制定教学目标 要科学地制定教学目标，首先要对教学内容价值分析，研究教学内容知识点、能力点、方法点和品格点，并系统研究知识点、能力点、方法点和品格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弄清它们在价值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对于高二政治第五课第本节"要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教学内容我们可作用如下的简单价值分析： 知识点：主观能动性的含义及其三个方面的表现；人们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原因；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制约因素。 能力点和方法点：本节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结构展开，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和方法；在讲述"主观能动性的三个方面的表现"和"为什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时，是按照"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论述的，可培养学生的分析与综合的能力和方法；教材中许多基本结论是按照"基本事实－基本结论－基本运用"的方式展开的，可培养学生的归纳和演绎能力和方法；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制约它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正误可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方法；"尊重客观规律、正视客观条件与积累正确的主观因素"是"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的具体表现，可培养学生的演绎能力和方法。 品格点："主观能动性的含义和三个方面的表现"可提高学生重视自身能力的自觉性；"主观能动性与意识的能动性的区别与联系"可培养学生善于实践、乐于实践的行为习惯；"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可培养学生尊重客观、正视客观条件的行为习惯；"主观因素对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制约"可提高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自觉性。 在对教学内容进行价值分析之后，还要对知识点、能力点、方法点和品格点之间的关系联系学生的知识、能力、方法和品格基础和社会及学生对本节内容的值取向进行分析。仍以上述，内容为例分析如下： 学生水平基础：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一般说来学生对"主观能动性的含义及其三个方面的表现""为什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及"如何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能顺利掌握，学生能够发现"主观能动性与意识的能动性的区别和联系"这个问题，但不能弄清二者的关系，从而影响这个教学点的知识价值和品格价值；学生能够顺利掌握"如何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学生容易忽略"尊重客观规律、正视客观条件"是"物质决定意识"的具体要求，"积累正确的主观因素"是"意识的能动性"的具体要求，因而还不能用演绎的方法、在辩证的高度上掌握"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制约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这个教学点的知识价值、能力价值、方法价值和品格价值；由于教材主要论述"如何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由于学生缺乏辩证思维方法，很可能误认为"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而看不到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正误之分，即使知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正误之分，也未必能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的高度去认识，从而影响其知识、能力、方法和品格价值。 对教学内容进行价值和学生的水平基础进行分析之后，再联系《课程标准》的要求，教学目标和教学的重难点也就容易确定了。 2.根据教学价值目标选择教学策略 教学策略是教育工作者为实现某种教学目标而制定的教学实现方案。它包括一定的教学思想指导下，依据符合教学规律的教学原则，选择和组织各种方法、材料，确定师生行为程序等内容。选择有效的教学策略是实现教学目标、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环节。很明显，不同的教学策略对教学价值的实现的有效程度是不同的。下面我们把一些比较典型的教学策略对不同的教学价值的有效度分析如下： 任何一种教学策略都有它产生的理论背景、优点和局限， 不同的教学策略适用于不同的教学目标，但为完成某种特定的教学目标，可供选择的教学策略往往不是唯一的，教学策略的选择应注意策略的复合与协同。我在教授上述高二政治第五课"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选择教学策略时，就采用了范例教学策略与发现教学策略的结合使用。 3　根据教学价值目标选择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指导下所建立的比较稳定、典型的教学结构框架或活动程序。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是最富活力的教学环节，是教学改革中最广、最有潜力发挥的领域。在政治教学过程中，知识价值、能力价值、方法价值和品格价值既互相关联、彼此互动，又有不同的形成过程。不同的形成特性要求教学采取与形成特性相适应的教学活动形式。知识价值的形成特性是主体反映客体，与其形成特性相适应的教学活动形式是认知；能力价值的形成特性在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与其形成特性相适应的教学形式是培养；方法价值的形成特性在于主体将关于操作要求的认识转化为主体的操作过程，与其形成特性相适应的教学活动形式是训练；品格价值的形成特性在于主体认识系统、情意系统、行为系统的和谐发展，达到主客观的统一，与其形成特性相应的教学活动形式是养成。根据不同教学价值的形成特性，我们可以形成以下教学模式： 上述教学模式的具体教学过程请参看《实用课堂教学模式与方法改革全书》。此外，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任何教学内容都具有知识、能力、方法和品格四项最基本的价值，只不过有所侧重而已，所以在选择教学模式时应注意教学模式的复合和协同。根据前面所述高二政治第五课第一节"要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学生学好本节的关键是要有辩证的思维能力和方法以及归纳与演绎的能力和方法，因而其教学模式主要采用"能力＋方法"模式。 4．根据教学价值目标，选择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为达到教学目标而采用的教学方式、方法及组织形式的总和。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法是隐性方法和显性方法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对知识进行"内化"所使用的观察方法、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是思想政治课的隐性教学方法；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知识进行"外化"所采用的组织形式和具体方法是思想政治课的显性教学方法。我们平常所讲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指显性教学方法。很明显，不同的教学价值需要不同的教学方法。为了充分实现政治教学价值，我们将不同教学方法对教学价值的实现的作用分析如下： 以上教学方法必须 合理使用，所谓合理使用，一是指教学方法的选择必须与不同的教学价值取向相适应，二是指任何方法孤立使用都是不合理的，必须根据教学价值结构，将各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真正合理的方法。 政治教学论文:政治教学中的引导发现式CAI模式 三明一中 邱 伟 [内容摘要] 现代教育技术广泛运用于各学科的教学，探索适合本学科特点的教学模式成为当务之急。基于此，结合政治课教学的实践提出"引导发现式"CAI模式。"引导发现式"CAI模式的利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发挥教师的主导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突破重难点，进一步提高课堂效率和教学质量。当然模式的利用也必须从学生和教学内容出发，要避免片面性。 [关键词] 政治 "引导发现式"CAI模式 问题 CAI在政治教学中已被广泛运用，摸索适合政治学科特点的CAI模式，十分必要。本"引导发现式"CAI模式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 一．主要特点及目标 "引导发现式"CAI模式主要特点是以问题解决为中心，注重教会学生怎样学习，采用认知理论中"同化"或"顺应"的办法，将新知识纳入到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之中，不断地在学生头脑里编织知识之网，并在其中掌握认知策略，学会学习方法，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而软件（教师）的引导贯穿教学过程的始终，学前导兴趣，学中导思路，学后导结论。导与学有机结合，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实现当堂达标。学生在发现与探索过程中，逐渐增长能力，逐步达到会学。 二．理论指导及程序 本模式是在现代教育思想（素质教育、四大支柱的教育、创造教育）、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教学设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遵从中学政治教学特点和中学生的认知规律，体现启发式教学特色，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积极性，使学生愿学、爱学、会学、乐学。其程序如图一： 三．具体运用 "整体与部分"是高二《哲学常识》上册重点内容之一，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多样联系之一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进而树立整体观念和全局思想，并运用于具体的工作和实践之中；教学重点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教学难点是整体与部分的功能的不同。为了达到教学目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采用"引导发现式"CAI模式（图二）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图二："整体与部分关系"教学流程图： 1．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能力。 从《哥拉斯》影片的导入新课方式，"井底之蛙"、"盲人摸象"等这种众所周知的事例的剖析，这一过程都是通过学生的自我发现、自我探索来达到问题的提出，产生解决问题的欲望，不断地达到对科学知识的探求。其间可以通过不断地提问，采取剥笋的方法，修正认知过程中的错误，形成正确的观点。通过学生对知识的探索过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探索知识的方法，培养学生在追求真知过程中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态度。 2．有利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效地调控课堂教学。 每一个图片、实例的展出、出现，教师只需不断地设问，诱导学生思考，激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议论，指导学生分析并解决疑难等；当学生在发现过程中偏离了方向，教师要适时地引导他们拨正方向，以实现有效的教学。 3．有利于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提高教学质量。 如教学难点之一的"整体与部分的功能不同"，教师通过演示一台电脑与各个部件的功能；播放歌曲《众人划浆开大船》（设问：众人划浆是否一定开大船？）；展示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图片等来帮助学生发现问题，理解、分析整体与部分的功能不同，既突出了重点，又突破了难点。 "引导发现式"CAI模式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软件向学生提供能引起兴趣的情景，并创设难易适中而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去发现，诱导学生提出问题，探究问题，通过自己主动地探索而获取知识，然后师生共同论证评述，总结升华，从而既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又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深刻、有效，记忆更容易保持，这种模式迎合了学生的心理特点，学生乐于参与，易产生良好的教学效应。 四．应注意的问题 1．教学时要有一个模式，但不能模式化。 可先根据教学对象和学习内容，在具体实施中灵活运用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认知主体作用，并遵循学习过程的规律，在学生学习过程中予以完善，做到继承和发展相结合，以取得最优化的教学效果。 2．"引导发现式"CAI模式最大优势是不满足于知识的学习。 注意学生智力的发展，增强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发现活动，如此会花费较多的学习时间，对学习能力较低、学习积极性较差的学生不很适应。因此，教师要选好教学内容，注意激励教育，分层设问，实行有效地分层控制，以达到教学目的。 3．用"引导发现式"CAI模式促进中学政治教学优化需拥有优化的CAI软件，否则会影响实施效果。因此，在CAI软件设计上，应紧扣政治教学的目标和要求，首选教学重、难点知识，特别挖掘重点之中的难点知识，依据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心理特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多种功能进行恰当而精心的设计制作。 [作者简介]邱伟，男，三明一中副校长，中学政治高级教师。一九八二年七月毕业于福建师大政治教育专业，长期在中学从教，并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十多篇。 政治教学论文: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创新研究 一、活化情境、激发兴趣——建构生态课堂的保证 因此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设计时要以学生熟悉、关注、感兴趣的题材作为讨论的载体与材料,从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出发,用贴近学生生活、简单易懂且富有时代信息的案例呈现问题、创设情境,帮助学生讨论问题,指导学生分析问题,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周围生活中存在的种种政治现象,从而打破“政治是高屋建瓴,与自己的生活脱节”的错误观点,让学生对政治产生学习兴趣,最终达到提高学生基本技能的目的。如在教学有关储蓄存款和商业银行的内容时,教师可以对商业银行的业务设计了一个小讨论:商业银行是如何“借鸡生蛋”的?这个问题学生不是很好讨论。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我设计了几个小问题:1.商业银行从哪里“借鸡”?2.商业银行如何让“鸡”“下蛋”?这两个问题的设计极大地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引发学生积极主动的思维活动,使学生在思索中茅塞顿开。 二、小组合作探究学习——建构生态课堂的抓手。 方法决定效率,最好的学习方法是“为教而学”。美国学者爱德加·戴尔的学习金字塔理论认为:采用不同的学习方式,学习者在两周以后还能记住内容。“小组讨论”方式可以记住50%的内容;“做中学”或“实际演练”,可达75%;“教别人”或“马上应用”,可以记住90%。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能够真正记得牢固、理解深刻的知识才是自己体验到的知识,包括自学得来的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因此,在学习中,教师应大力提倡小组合作学习和小组互助学习,努力转变学生的学习方法,让学生由被动听转到主动学。对于建构政治课的生态课堂而言,我们必须改变现行的教学模式,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能力、性别、特长等因素,采取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同时,在编组时要注意尽量保证一个小组的学生各具特色,能够相互取长补短。另外,教师还要考虑到这样几个因素:首先,分组时应考虑学生的学习成绩。每个小组要好、中、差三类学生混合,让学习好的学生帮助学困生。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学困生的学习焦虑程度,增强他们战胜困难的信心,还可以培养学困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以及集体荣誉感。其次,学生的能力素质也是要认真考虑的因素。有的学生善于口头表达,能说会道;有的观察敏锐,思维深刻,将各具特长的学生组合到一起,不仅能提高小组的活动效率,有利每一个成员全面发展,还有利于各学习小组之间公平竞争,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建构式生态课堂的目标 知识产生能力,能力提升素质。高效的生态课堂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然而,在传统的政治课堂中,那些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教育教学方法只能让学生记住“一堆杂乱的材料”,这就使得学生在考试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依然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所记住的知识,考不出理想的成绩,导致许多学生对政治课完全失去了学习兴趣。那么,如何有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呢?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经常启发学生思维,提高学生对教材和热点问题的综合思考能力,尤其要善于创造问题环境,恰到好处地设置疑问,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引发学生积极主动的思维活动,促进学生在思索中解决问题。如,在复习《企业和劳动者》这一课时,我就结合今年3.15的主题“共筑诚信有你有我”,选取了学生感兴趣的素材进行问题设置并让学生讨论:1.我们周围你知道的企业有哪些?你能举出哪些企业不诚信的事例?2.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3.应如何解决企业的不诚信现象?学生通过小组交流讨论能对发生在身边的不诚信现象进行列举,并进一步分析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总之,作为高中政治教师,我们要改变教育观念,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创造学生活动的条件,给学生活动的空间,以问题为中心,以学生活动为把手,精心设计,活化课堂,让学生在积极参与课堂活动的过程中尝试成功、分享思维成果、体验收获的愉悦,促进学生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和谐发展,最终达到建构高中政治高效生态课堂的目的。 政治教学论文:分析新知生长点下政治教学的策略 一、在凸显教材主题中拓展新知的生长点 众所周知,每门教材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各部分内容都是围绕主题展开的,并与主题之间形成一定的逻辑关系和隶属关系。例如《经济生活》全书以“生产”为主线,按照为何生产——谁来生产——为谁生产——怎样生产的逻辑顺序建构内容体系,从而使教材内容形散而神不散。为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紧扣“生产”这根主线解读教材,并在解读中拓展新知。如“多彩的消费”这一课主要讲了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消费类型、消费结构、消费心理、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虽然本课内容没有直接涉及到“生产”二字,但是,消费离不开生产,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质量和水平,并为消费创造动力。所以,我们在解读“消费”内容的时候,决不能孤立地看待消费,而必须运用联系的观点,将“消费”置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之中,特别是从生产与消费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消费,由此开始我们就可以在新旧知识的关联处推导出这样一个最新知识:消费水平的高低、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发展的水平决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消费则是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的最终目的和动力。 二、在解读现行教材内容中嫁接新知的生长点 教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滞后性,要保证教材的权威性,就必须不断注入新的活水,使之与变化发展着的客观实际相符合。例如《文化生活》在提及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作用时,仅仅讲到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文件对此的表述除了与书上的“两个越来越成为”相同外,还更加特别强调,在当代中国,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些最新提法都是现行教材中没有的,但又是我们在讲课中必须联系到的抢眼热点,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将这些最新表述及时地嫁接到教材中去,增强教材的感染力,从而使教材更富有鲜活的时代气息。 三、在辩证解读教材中挖掘新知的生长点 辩证思维的方法是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运用辩证的观点解读教材,可以防止片面性和一点论,提高把握教材的精准度。例如,我们在解读“永恒的中华民族精神”时,一方面既要看到中华民族历来把“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不畏强暴、英勇顽强”视为一种优良品格,但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当今社会还存在着某些消极颓废现象,诸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物质至上,尤其是在部分青年人中间甚至于在部分中小学生中间存在着攀比之风,比吃比穿比用,有的学生甚至于比爹妈的官位大小,比家里的钱多钱少,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要教育我们的学生将“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发光大,就不仅要坚持主流价值观,还必须运用辩证观点挖掘与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反面的价值观,并作为教材内容的拓展延伸,作为一种生成资源,为带进课堂让学生分析评论、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做好前期准备。只有经过这样的解读,才算得上是真正领会了编者意图,从而增强解读教材的精度。 四、在整合教材的有序性中迁移新知的生长点 新教材为了淡化学科体系,改变过去教材存在的难、烦、偏、多的现象,有意将一些系统性较强的知识点分散到教材的不同单元和章节中去叙述,这样做的优点是化整为零,化大为小,分散进行,各个击破,其缺点是割裂了知识的连贯性和逻辑性,在教学的不同时段都要重提前面所学的内容,帮助学生完成知识的归类,由分到合,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知识串或知识链。这就需要我们凭借积累的教学经验在课前通篇阅读教材的基础上对各个知识点进行有效的梳理整合,这样才知道讲到该知识点的时候应当需要联系到其他什么知识点。例如,对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区分可知论与不可论的根本标准。那么究竟思维能不能反映客观存在呢?思维本身不能回答,客观存在本身也无法回答,唯一能回答的只有社会实践,所以第二课的问题在第二课无法解决,必须将第二课的问题带到第六课。我们在解读“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时候,就应该很自然地将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迁移过来,围绕真理的标准问题深化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认识,同时也使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在认识论中得到逻辑的展开,并找到科学合理的解释。 五、在解读“生活教材”中透视新知的生长点 现行教材都以生活为基础,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追求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的有机统一。因此我们在解读教材的时候不能将目光仅仅落在单纯的知识点上,而应当把自己对待生活的理解、热爱、向往、审视的态度贯穿到教材中去,从而丰盈教材中的“理性生活”。例如,我们在解读《经济生活》时,对教材中涉及的、当前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通胀预期、房价高企、大学生就业困难、看病难、看病贵、分配不公等问题决不能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而应该从积极的方面去分析,党和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如针对房价高企,国家实行“限购令”、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提高房贷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抑制炒房行为。针对猪肉、鲜蛋等产品价格上涨过快,国家一方面积极发展生产、保证货源,另一方面,对生活困难家庭实行价格补贴,同时提高存款利率,控制货币流通量,平抑物价。这样解读教材,才能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也才能帮助学生用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对生活充满信心,从而更好地发挥教材价值的引领作用,真正实现教材的育人功能。 六、在完善教材中扩展新知的生长点 现行教材总体而言逻辑严谨,语言表述准确、科学规范,但在个别地方免不了存在一些瑕疵,还需要我们在解读中、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例如,教材上说:“由于供求关系不断变化,商品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有时低于价值。”而实际生活中影响商品价格变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我们在解读“影响价格变化的因素”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上所说的这两种情况:即当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就高;当商品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低。而必须考虑到其他更多的情况,如:当商品供求平衡时,价格则趋向价值;价格的变动会反过来影响商品的供求,从而使价格不会偏离价值太远,价格最终还是受价值决定的;影响商品价格的 因素不仅仅是供求关系,还有通货膨胀、纸币的发行量以及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等等。经过这样的科学解读,不仅在完善教材中拓展了新知,而且还在更高层次上培养了学生观察问题的多元角度和求真务实、追求真理、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 政治教学论文:对新时期高中政治教学改革探析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颁布,新教材、新理念、新思维,为高中政治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高中政治教学改革既是对中学素质教育的促进与支持,同时也给政治课教学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政治课具有思想性、人文性、实践性、综合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政治教学不能用智育化的教学过程来进行德育。教师要转变教学思想和教学观念,还要适应新时期提出的要求,高起点、高要求地抓好高中各年级的政治课教学,优化课堂结构,打造高效课堂。 一、高中政治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高中阶段的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的关键时期,政治学科与其他科目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更加注重学生综合知识和分析能力的运用,是学生整体素质的综合体现。政治教学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思想认识,培养良好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实现我国人才综合素质的提高。 纵观我国政治教学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教学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出鲜明的时期特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知识经济时期,是各种信息爆炸的时期,中国的社会格局急剧变化和社会矛盾的凸显,给新时期的高中生带来了思想上的强大冲击,尤其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对青少年的腐蚀和毒害很大。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传统高中政治教学方式和教学目的指向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新时期教学需求。而且传统的“一张嘴、一支粉笔”的较为单一化的教学方式和手段也使政治课堂缺少生机和活力。 现代高中政治教学应针对学生观念的变化、教学内容的变化以及教学目标的变化进行教学方式的改进与创新。通过教学方式的改进与创新使学生能够在政治教学过程中活跃思维,调动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而传统的高中政治教学方式很难将教学内容中抽象、枯燥的教学内容形象化,因此,造成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对上课内容难以理解。为了有效缓解这一现象,提高高中政治教学质量、实现高中政治教学目的,新时期的高中政治教学必须根据高中政治教学改革面临的一些新变化,注重教学方式的改进与创新,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高中政治教学改革带来的变化 根据新时期政治教学改革的要求,教学上也呈现出一系列的新变化。传统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存在着一些不足,尤其体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兴趣不高,主动参与意识不强。新时期高中政治教学改革在教学理念上主要践行新课程标准的理念,以必须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和高中阶段学生成长的需要为准则,注重学生内在发展,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指向,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在教学方式上,针对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在高中政治教学方式改进与创新中,更加注重学生的“学”,克服学生的思维惰性,从教学方式的选择和设计上突出学生的主导地位,强调学生的参与度,使课堂的活跃度更高。尤其是双案导学方式的推广成为教学方式上的一大创新:利用学案、导学案实现学生自主探究学习能力培养的目的,同时以自主探究学习过程加深学生的知识印象,提高教学效果。让学生在预习、探讨活动等过程中培养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良好的合作精神,为学生走向社会后的合作、工作奠定基础,以此为基础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培养学生自主分析与学习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为我国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在教学工具的选择上,呈现多样性的特征,PPT课件广泛进入政治课堂、时事新闻、时政背景材料等多种试听结合的教学工具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政治、经济、哲学等理论知识以多媒体技术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并将时事等内容进行关联,大大活跃教学气氛,体现出多媒体技术优势,实现了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使教学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在教学的内容上,新时期的高中政治教学更加关注“人本位”,强调通过教学,使学生树立起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因此,更加注重公益性内容教学,注重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培养,在教材中根据教学的进度不时地引入公益性新闻、内容等。 三、高中政治教学改革的要求 高中政治教学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作为一名高中政治教师,首先要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教师只有不断增加自己的信息量,扩大视野,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才能在教学中得心应手,赢得学生的信任和尊敬。因循守旧的教师只能在课堂上让学生勾勾画画,整堂课死记硬背,毫无新鲜感可言。根据笔者总结,要适应新时期高中政治改革的需求,教师要从以下几方面下工夫。 首先,要对教材的要求钻研透彻。政治教师要熟悉教材,了解大纲,即使是一名从事多年教学工作的老教师,也要不断关注教学大纲的一些思维变化,并琢磨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深入了解其结构、内容和涵义。要加强对教材的把握,一个基本功过硬的政治教师,基本上连教材的哪个内容,哪个案例在书本上的哪一页都能了然于心,讲起课来头头是道,学生听得津津有味。 其次,要不断更新知识体系。在备课过程中除了教学参考等资料外,更加考验的是教师的知识体系的开阔度和严密度,教师如果能在教学过程中不失时机地引入一些课外知识,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开阔学生的视野,充实教学内容,增强学生学习的内动力。教师的视野开阔了,才能对学生的“异想天开”更加包容,只有对未来充满无尽的热情,才能产生不断探索的动力。 再次,要加强同行之间交流。如今不管是校级,还是县级、市级、省级的教学部门都 会组织各种不同类型的教学交流活动,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个平台,积极参加相应的活动,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博采众长,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教学风格和教学特色。通过同行之间的交流,还可以了解自己工作领域内的一些新动态和新变化,只要细心地观察和研究,就能或多或少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 最后,做学生的知心人。新时期生产力的大大提升,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打开了学生的视野,但社会结构在急剧变化过程中,以及市场经济呈现的一些弊端也使高中阶段的学生感到十分困惑,作为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要放下“师道尊严”的架子,努力做学生的知心人,多换位思考,站在学生的角度尝试用学生的思维去看待和理解问题,尊重学生并正确引导他们,以平等的姿态和他们打成一片,使学生在一个交流充分、配合默契、热烈、宽松、愉快的课堂气氛中得到提高。此外,学生的好奇心强,对新事物比较感兴趣,教师还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 新时期的政治教学改革特别强调师生共同参与的双边活动过程,教师要从教法和学法上不断进行探索、实践与创新,以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为宗旨,以学生健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教学的价值指向,为社会培养出适应未来社会需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级各类人才。 政治教学论文: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的导学艺术初探 一、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导学的理论解读 作为教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离开了理论解读将是走不远的。因此,在对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总结之前,需要寻找专业的理论作为滋养,更需要在教学过程中生成属于个人的理论,并使其作为指导自身专业成长的有效工具。对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导学的理论解读,首先在于研究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性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为基本内容“,引导”(引号为作者所加)学生紧密结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经历探究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仔细阅读这段表述,我们可以寻找到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上的导学的基本依据与技术策略。例如,我们理解的“导学”是将学生的思维与判断引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是什么?就可以结合以上描述中的“基本观点教育“”基本内容“”基本观点和方法”作为依据,那么,“导学”的载体是什么?我们可以由上述内容中“紧密结合与自己(学生自己)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窥得一斑。教学经验告诉我们:学生熟悉的内容是知识建构的坚实基础。而“导学”应当以什么方式进行,则“探究学习和社会实践”就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策略选择。同时,结合实践经验,也可以得到一些关于“导学”的个人理论。笔者认为,导学的另一个理论与实践基础就是高中学生的实际。现在的高中学生具有比较广阔的知识视野,仅凭思想政治教材提供给学生的内容与观点！,已经不能满足于学生的认知需要。此时,我们又注意到学生在生活中生成的一些观点与思想政治教学的观点还存在一些距离,如何在尊重学生实际的基础上将学生的政治观点引向主流价值体系,也是导学必须思考的重要内容。 二、基于思想政治教学中,学生主体的导学策略与思考 在教学实际中,我们应如何根据高中学生的思想实际,来有效地实施导学策略呢?笔者基于实践作出了一些思考。一是理清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之间的界限。在实际教学中,有时很难辨别何时应该学生主体,何时应该教师主导。而由于缺乏对教学实践的反思,在学习一些理论时容易出现一些偏颇的情况。如认为学生主体就是放手让学生学习,结果课堂成了“放羊式”———这种趋势是危险的,因为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的任务是帮助学生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指望学生在自主学习中自发生成这样的价值体系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教师此时的导学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要努力将学生自发生成的思想中的一些错误观点予以矫正。也就是说,在学生的自主学习之后,必须存在一个“导学”的环节。例如,在“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知识点的教学中,学生通过对教材的学习,又结合生活中对一些现象的观察,会认为现在社会上“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得还不够明显,离课本上所说的“广泛、真实的民主”还有一段距离。根据学生的这一真实想法,笔者提出了要将政治理想、政治目标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要看到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在民主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从领导人所说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到普通生活中民主氛围的日益形成,以动态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这样,就会看到我们祖国未来的民主会更充分、更广泛。有了这样的导学,不仅学生的视野开阔了许多,认识也更趋理性。二是知识建构过程中的导学要求。思想政治是价值体系的建立、是学生内心思想观念的形成的重要载体。因此我们所说的“知识建构”除了必要的概念形成之外,更指价值体系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于政治概念的建立与理解,对于价值观念的形成,都有发挥导学作用的巨大空间。例如,在政治概念建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学生的预习、学习、复习三个环节发挥导学作用。在预习中的导学主要是指通过问题的提出,让学生对所要学习的内容有一个整体感知;通过本节知识与前面所学知识联系的介绍,让学生在建构政治概念时有据可依等。在学习过程中的导学主生在建构政治概念时有据可依等。在学习过程中的导学主要体现在帮助学生内化政治概念、建立知识体系、寻找更多的新知识与旧知识以及新知识与生活之间的联结点。而复习过程中的导学则体现在通过恰到好处的习题解决帮助学生强化知识体系,通过实际事例的分析帮助学生形成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例如,对“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知识的学习。在预习环节,我们以问题导学:你经历过哪些选举?你体验到选举中的民主吗?教材上关于民主选举的三个镜头说明了什么?在知识的学习过程中,笔者带领学生一起分析预习过程中涉及的事例,通过问题的追问来进行导学。如:不同的选举方式各自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与效果?我们为什么期待能够自己投上一票?在哪些场合适宜采用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等额选举、差额选举等)?这些问题是预习中所涉及问题的深化,是将学生的思维推向深入的有效导学手段。而到了复习巩固过程中,我们可以带领学生回味曾经分析过的事例,但这个时候学生的知识基础与思维方式均有相应的进步,因此看待问题的观点与深度也会有所不同。 三、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导学的价值浅思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愈发强烈地感觉到,导学的水平往往就是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最佳依据。因为导学的重要任务是让学生自主生成某一思想政治观点,而这个观点又必须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这就需要教师在学生实际和教学目标之间寻找良好的载体,导学的水平就体现在载体的寻找与运用上。笔者作为一个普通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能够发现这一要点自感欣慰,但在教学实际中要做到理想中的情形,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政治教学论文:初中政治教学的归者 当前初中政治教学过程中,学生只关心考试,并不关心学习,从而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产生了制约。对此、我开始反思,在当前应试教育占据主要地位的情况下,初中政治教学目的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实施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效率,不仅满足学生的应试需求,同时也更好的满足新课改教学要求? 1.转变学生的政治学习理念 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导致很多中学生都将学习作为考试的需要,但并不能认识到深入学习政治课程的重要性,由此使得学生无法掌握政治学习的精髓,难以实现其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对此,最重要的就是转变学生的政治学习理念,向学生灌输市场竞争思想,使学生认识到仅仅将政治学习作为考试要求是不能够满足其自身发展需要的,从而促进学生真正的投人到政治学习当中,将其培养成为真正有思想,有道德,有理想的人。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快乐而不是痛苦,以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2.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通过对学生的政治学习现状进行分析可知,学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在学生看来,只要把考试的资料背熟了,成绩也就上去了,学不学习并不重要,由此导致其政治学习能力不断下降,难以满足学校培养人才的需要。 初中政治学习相较来说是比较枯燥的,由此导致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影响到教学质量。因此,对于政治教学,教师应当尽量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进行,如多媒体教学、形象的案例分析等,使学生感受到政治学习中的乐趣,充分激发起学习积极性。 在当前的初中政治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要推动教学改革,将应试教育以外的综合素质要求也加人到政治教学当中,如单元测试、案例分析,思维能力训练等,促使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积极性,以不断提高综合学习能力。 应试教育对于初中政治教学的影响是一长期的,虽然新课程改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但仍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实现教学体制的转化,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过程中,学生仍旧会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从而无法促进自身学习能力的提升,也无法满足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初中政治教师应当转变学生对于政治的学习观念,使其不仅仅将政治学习作为考试需要,并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实现政治教学质量的提升。 政治教学论文:谈中学政治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摘要】作为未来国家的建设者,每个学生都具有很大潜力,都具有创造才能。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构建民主、平等、和谐的教学环境,营造积极思考、轻松愉悦、善于创新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之主动自觉地投入到创新学习中去。通过优化教学方法和手段,正确地引导学生树立创新意识,增强创新的勇气,不断提高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 【关键词】政治教学 创新能力 培养 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这种优势的发挥赖于教学的各个环节和教学的全过程。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呢? 一、营造学生创新的环境 1.老师要热爱学生,关心爱护学生,尊重信任学生,要与学生平等交流,保持教学民主。如在学生提出问题或观点、解决问题时及时表扬,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当学生提出的问题或观点出现错误时,首先在肯定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同时,启发学生分析原因,换一个角度思考,让学生自悟自明。这样,学生在平等、民主、和谐的氛围中披露灵性,展现个性。 2.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允许学生有不同观点。思想政治课的内容与社会现实、人的思想和生活实际密切相关,学生会提出许多不同的问题,值不同的见解。教师要耐心倾听,鼓励学生多争辩、多提问、多发表新观点。如教学“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时,引导学生讨论提出问题。如:劳动法应该怎样保护下岗职工的劳动权利?发放失业金是不是劳动法规定的?下岗工人能不能享受低保等等?有了这样的适宜环境,学生的各种奇思异想,独立见解就会层出不穷,创造能力就能得到培养。 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1.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学习兴趣。杨振宁先生说:“兴趣是成功的最大奥秘。”因此,在中学政治课教学中,教师要千方百计把认识的对象和任务,从学生的间接需求变成直接需求,形成强烈的内驱动力,引起学生的兴趣,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中学生本身具有创造性,他们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是学习活动的主人。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创设生动丰富的、富于刺激学生新奇感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教师根据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学生的认知实际、社会实际设置导语,激发兴趣。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创设可感可知、有声有色的新情境,适时的运用富有哲理的笑话、寓言、风趣的比喻,脍炙人口的诗词、惟妙惟肖的漫画等等进行教学,促进学生的兴趣,拨动学生求知欲的心弦,点燃思维的火花,引发探究的热情。还可以结合社会热点、生活焦点,引导学生分析,从中悟出政治道理,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如航母的建造,海军舰队的演练,天宫一号的成功对接,探月工程的有计划进行,标志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2.鼓励学生标新立异,培养学生的独创和批判精神。独创是独特的创造。独创性是创新活动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学生的独创精神主要表现在不唯上、不惟师、不迷信权威,敢于向权威挑战,按照自己的设想去探究。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尽最大的可能求新求变,鼓励学生直觉思维和大胆想象。如:教学“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内容时,选用学生非常熟悉的《掀起你的盖头来》的旋律,启发学生填词,如“人类社会是发展的,发展的秘密在哪里,请让我来告诉你,有一条规律真神奇…”这极富有独创性的教学有助于学生的独创精神的培养。 批判就是拒绝盲从、拒绝复制,不唯书,敢于争辩。不批判就无法创新。因此,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教师首先要引导学生批判现实,对社会现实中不合理的现象,给于批判和否定,如贪污腐败、修炼“”、“六合彩”赌博等,学生都深恶痛绝,看清了它们害人、害己、害国的真面目。其次、要引导学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第三、要引导学生自我批判,解剖自己,改掉不良习气,纯洁自己,完善自己。 三、拓宽学生的创新能力 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内容,涉及到各个学科。如心理品质的内容涉及到心理学和伦理学;经济常识涉及到历史、数学;政治常识涉及到哲学和法律;社会主义建设涉及到历史;法律常识涉及到道德。为了学生在思想政治学科方面有创新和突破,中学生就要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及其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知识,同时,还要及时了解国际国内要事,走进社会,摄取知识,拓宽知识,开阔眼界,提高政治素养。 四、造就学生的创新人格 人格包括一个人的性格、气质、能力、个性、道德。就创新过程而言,很少一次能获得成功,需要反复探索,反复实践,这些需要学生有顽强的意志品质,一定的冒险素质,因此,课堂教学必须加强学生创造人格的培养。 1.人格感召。选择典型的科学家、发明家及伟人的事迹,鼓舞学生,感召学生,使其追求的方向明确,目标具体。 2.意志激励。有目的的给学生一定难度的活动任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克服困难,磨练意志,锻炼勇气,体验获得创新成果的喜悦。 政治教学论文:思想政治教学的人文关怀探究 一、教书彰显人文关怀中“文”的关怀 “人文关怀”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词汇,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思想家就在反抗神权,彰显人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在当代中国,人文关怀是人的主体性的彰显和确立,是党中央对人民群众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关怀,最终实现的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人文关怀是集政治、经济、伦理和精神等多方面于一体的综合关怀。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而言,人文关怀的涵义主要体现在教书和育人两个方面,力争做到既教育、引导和鼓舞学生,又尊重、理解和关心学生。其中,教书主要体现了人文关怀中的“文”的关怀方面。从教书的角度而言,作为一名思政理论课的专职教师,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传授学生理论知识和思维方法,从这两方面对学生进行人文关怀即对学生进行“文”的关怀和塑造。下面,笔者将结合所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作为一门纯理论的课程,具有理论抽象、难于理解以及思辨性较强的特点,课本里面所记载的仅是一个又一个枯燥乏味的原理,如何让一个个抽象干瘪的原理鲜活丰满起来?如何让高高在上的理论走进我们的实际生活?这对讲课的教师提出很高的要求。我们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积极钻研教学理论,努力提升教学技巧,勤于探索课堂教学的艺术性,力图革新教学方法,致力于转变教学理念。我们认为,在教书的过程中,想要使僵死的理论获得现实的活力,最起码应该做到以下三点:首先,将“备”和“背”结合,第一个“备”提示我们要充分做好上课的准备工作,要在课前多看、多思、多总结,甄选一些既贴近生活实际又简短精炼的案例作为课堂的调味剂;第二个“背”考量的是教师的基本功,即对课本原理和案例的熟练程度,要能够脱稿进行讲课,并在更深程度上将理论和实例内化到日常教学活动中去,力争在不着痕迹的情形下将理论讲清讲透。其次,将“新”与“心”结合,想要教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就必须不断标“新”,要不断革新现有教学理念,更新现有教学案例,创新现有教学方法。同时,这门课程要求教师全心地投入,要以真心教育学生掌握理论知识,要以热心关爱学生的思想成长,更要以良心引导学生树立真善美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后,将“引”和“瘾”相结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教师的主要作用就是指引和引导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激发学生理论兴趣,叩击学生心灵深处,使学生能够对理论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有种痴迷上瘾的感觉。这样一种“瘾”的形成,要求教师在讲解理论知识的时候,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要引导学生延展对理论知识的现实思考,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驾驭理论的信心和能力,从而使学生能够在现实根基上找到理论的生发点,感受到理论的强大迷人魅力,大呼过瘾。并在最终意义上,实现了由“引”(要我学)到“瘾”(我要学)的完美过渡。更进一步,我们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要教给学生的绝不仅仅是一些抽象僵死的理论知识,不同的课有着自身特定的教育目标,“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主要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提升学生的自身道德素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主要强化学生的理想信念,引导学生树立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要是引导学生勿忘历史,珍惜现在,建设美好未来,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我们认为,从其根本目的而言,它的开设是要引导学生树立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并能够自觉地运用该思维方式去思考和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从而能够在不知不觉中重塑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我看来,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教学的首要目的,思维方式不改变,那么,所谓的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只能是空谈。有一个词叫“学问”,把这个词拆开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的不二法门。“学”是个知其然的过程,“问”则是一个知其所以然的过程,问比学更重要,真正的哲学思想只能来自思想哲学,想要学好哲学就必须不断地去追问、去反思。在这里,教师的作用很重要,教师要通过一件件生动的实例,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进行发问,要使学生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打破学生原有的简单的两极对立式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要求学生自觉地树立一种辩证思维方式,要在“是”中看到“不是”。拿人做个比喻,人是不是“是”,人是“是”,但人不是简单的“是”,不是固定的“是”。作为一种开放性、超越性和未完成的存在,人永远是一种是其所不是的存在,人要不断打破“是”的状态,不断对现有的我的否定,这样人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黑格尔说,生命本身就包含死亡的种子,这是对辩证思维方式最好的诠释,不是生就是生,死就是死,从本质而言,生与死这两者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在生存,我们也在步入死亡。 二、育人彰显人文关怀中“人”的关怀 从育人的角度而言,人做好了,事儿自然也就做好了。在给学生上的第一节课,我总要引导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大学?按照我的理解,大学即一人之学,一方面,大学不同于高中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要求我们独立生活、独自思考以及独立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大学的教育能够让我们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 是成为“某种人”。关于这一点,英国教育家纽曼有着很好的理解,他认为:“大学不培养政治家,不培养作家,也不培养工程师,大学首先要培养的是灵魂健全的,到达博雅高度的,即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人格的完整对个人来说,意味着健康。一个健康的、灵魂健全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更容易成功。”[2]在此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由于社会上极少数功利主义因素的侵袭,使得我们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往往过多关注于对学生“智”的方面培养,而往往过少地关注对学生“德”的培养,从而使学生陷入心理和道德等问题不能自拔,曾经论证的纷纷扬扬的“马加爵事件”和“药家鑫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些问题的出现要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即育人的时候,应该更多地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并将该原则真正贯彻到实处,从学生的内心需求角度进行人文关怀,对人本身进行关怀,要在给予学生尊重和理解的前提下,与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改变以往高高在上的教导。这样的教导往往采用的是命令式的口吻,强压式的做法,从根本上解决不了学生内心的忧虑,起不到真正的春风化雨润心田的作用,应该多进行“疏导式”教育,要在尊重学生、贴近学生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培育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样的育人才是对“人”的关怀,是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展开对人的生存状况、人的尊严等基本需求和对人的情感、思想等内心感受的关注。我们知道,现在大学生都有自己的专业方向,但是,专业课的学习只能让他们学会“做学问”,成为具有某种专业技术能力的“某种人”,那只是习得一种谋生手段,所关乎的只是生存基础。对于做人,专业课老师还不能完全地培育,而要做到使学生能够不仅从生存需要,而从生活意义层面学会做人就必须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专任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专任教师要从人的根本上,使学生明白人活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真善美。要使学生在学习中自觉地升华自身的理想,并积极地去践行自身的理想,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思想、有行动和对社会有用的人。正如孙正聿先生在《现代教养》一书中的理解,真正的做人是要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本身,成为一个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有现代教养的人。[3]更进一步,如何将育人落实到实处?如何将学生培养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我认为,要做到这些关键在于思想引导,要从思想上纠正学生的一些思想误区,使学生能够重新塑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例如:在讲到真理和价值的问题时,有的学生在名利问题上比较迷茫,不知道是该淡薄还是该追求?我就劝告这位学生,不要轻言淡薄,你连名利都没有呢,淡什么名薄什么利呀?要大胆追求名和利,在一定意义上,二者是你人生价值的体现,但是,切记,追求名利可以,不要执着名利,否则将有可能陷入拜金主义的泥淖之中。从以上这个事例,我们能看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在讲解原理知识时,不要只是简单的词汇堆砌和重复,不要只是说一下脱离尘世的假话、大话和空话,而应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原理知识现实化,能够真正根据学生的内心需求,用学生易于接受的话语来讲解,让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够真正实现“进耳、进脑、进心”的三进。总之,站在大学的讲台上,我们能够切实地理解,教学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境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中,如何将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做到实处,如何更好地完成教书育人的目标是一个常议常新的课题。当然,必须承认教书育人也即“文”的关怀和“人”的关怀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真正的教学活动中,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 政治教学论文: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教学研讨 一、知行统一需要教师有一贯的教育思想 教育是一项工程,而且是长期的又极为复杂的系统性的工程。我们的教育教学十分需要我们教师要有一贯性的教育思想,简单一点说就是要让我们初中学生在平时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正常得到知行统一的教育实践。这就需要我们去克服这些现象,首先是喊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思想,要想让学生知行统一,教师的教学行为则首先必须言行一致;其次是闲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的思想也是十分有害的,笔者以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教育教学,没有什么事再大于我们的教学的;再次是情绪饱满时重要,情绪发生问题时次要也是要不得的,我们应当充分地肯定,谁没有个喜怒哀乐,我们可千万不能拿我们的学生去开那种无聊的国际性的玩笑,我们的学生得罪不得,我们的教育懈怠不得。所以在平时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笔者始终坚持的是,努力开发让学生得以充分而又广泛地进行实践的资源。关爱自然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良好的社会公德,但是在我们的诸多的公民中,这一点他们是极为麻木的,急功近利的思想使得不少人视自然和环境为儿戏。这就需要我们去十分勇敢地站起来,既让学生通过实践去感受保护自然环境的意义,又让学生走向社会去宣传甚至于去进行一系列的有效监督。因此,在每年的夏秋两季的收割中笔者总要组织学生做好禁止秸秆焚烧的相关工作,虽然是学生,但从某些意义上讲所取得的效果亦还是十分显着的。首先是一个个学生家庭不再去做那些有害环境的事;其次是有效地配合了政府禁止焚烧秸秆的工作得以迅速而又高效的落实。 二、知行统一需要教师有一套教育技巧 应当充分地肯定我们初中学生的学习还是十分辛苦的,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教育新政的实施从某些意义上讲我们的学生是松了绑。可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的是学生学习的负担重的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因为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即总想让自己的孩子考入高一级的名牌学校深造。教育的选拔机制仍然还是延续的一张试卷定终身的模式,所以学生所有的精力放到必考的课程学习上也是有情可原的。但是教育教学的实践惊醒我们,越是这样我们就越要抓住课程内容去有效地加强初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并探索促进学生知行统一的艺术途径,让学生充满激情地参与到一系列的知行统一的活动中来。还记得几年间,我们的华夏大地发生了多次的而且又是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有时的灾害则发生在我们学生的紧张复习应考的冲刺中,比如5.12的汶川大地震,那场面是惊心动魄的,怎样让学生去感受,使学生得到心灵的震撼?笔者做了这样几项工作,相磋于其他学科的老师,让其准时收看电视的新闻和情景,让他们看到灾害的无情,让他们感受到灾害后举国上下炎黄子孙的有情。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深入灾区进行抗震救灾的指导,诸多的志愿者前往灾区参与救援行动,不少的公民进行无私的救助。学生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慑,尤其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政治教学论文:初中政治教学的方法与方式的论文 【摘要】科学的教学方法，能启迪思维、开发智力、发掘潜能，培养良好的思维品质和思维习惯，使政治教学事半功倍。教法运用是否得当，直接关系着政治教学效果的好坏，影响着政治教学质量的高低。 【关 键 词】初中政治 教学方法 实践能力 科学的教学方法，能启迪学生思维、开发学生智力、发掘学生潜能，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和思维习惯，使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初中政治是初中生的重要的学科，政治教学方法多种多样，每种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所以很多情况下需要进行教学方法的组合，才能达到事倍功半的教学效果，所谓教学方法的组合,是指根据自身班级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学习情况，按照一般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原则,将两种以上教学方法合理的教工和处理，扬长避短，从而优化教师的教学方法，使其服务于特定教的教学目标。可见，教法运用是否得当，直接关系着教学效果的好坏，影响着教学质量的高低。如何释放学生的激情，如何调动学生的求知欲，如何启发学生的思维，如何挖掘学生的潜力，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如何使学生独立、自觉地完成学习过程，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思维品质，完善学生的人格，如何选择较好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如何提高思想政治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这些问题都实实在在的摆在每一个政治老师面前，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就有必要对教学方式方法进行改善，笔者认为，就目前形势看，把课堂教学搞活就很有必要。新课程的实施使我们紧迫地感到，必须对课堂教学进行改革，然而，传统概念下的政治教学，使得学生对政治课程的认识停留在抽象、乏味和难以接受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进行教学，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知识的认知程度便可想而知了。如何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实现学生全面均衡发展？ 一、运用多种教学手段，让学生接受理解知识。目前不少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的学习热情不高、兴趣不大、课堂效果差，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课堂教学未能满足中学生“求真”、“求新”、“求实”的心理要求。这就要求教师在分析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时，要多方面收集和积累教学资料，做到观点鲜明、材料充分、论据真实可信，增强说服力。资料的收集应遵循适用性、时效性的原则。所选的教学材料要既能突出基础性，又能培养学生能力，更能抓住热点，突出实战性。图表法具有直观、简明、清晰之特点，用它可以将复杂、抽象的教学理论加以形象化、条理化。初中生有着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对周围的事物有着特殊的敏感，甚至教师不经意的一言一行都能引起他们情绪的较大波动。只有老师的方法变活，整个教学过程才会变活，书本知识才会变活，由此，学生的思维才会变活。 二、调动学习主体，激发学习兴趣。“兴趣是孩子最好的的老师”，要想学生喜欢思想政治，首先，作为教师得想办法让学生喜欢你。一般，上课有激情，亲和力强，善于鼓励学生，欣赏学生优点，知识面广，责任心强，且对学生严中有爱的教师都比较讨学生喜爱。博得了学生的喜爱，老师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有利因素，趁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喜欢思想政治学科。其次，在教学中，要做到先易后难，善于从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入手，如七年级的入学教育，可以从学生进校后的第一印象和最初感受谈起，然后引导学生去进一步观察、了解整个学校，帮助学生怎么样去适应新的环境等等。 教学工作是教与学的有机统一体。其中，教是主导、学是主体，教是为了学。教师只有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需要、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使学生的知、情、意和个性得到全面、和谐地发展，学生的学习潜能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为此，在教学中，要特别重视让学生“动”起来，以调动和发挥学习的积极性。 第一，让学生的脑动起来，“多思”。即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对所学知识进行分析、比校、抽象、概括。教师可以用恰当的“问题”激起学生思维的浪花，使他们于“无疑”处生“疑难”，产生新奇感和探索感，使思维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当然，教师的“问题”要提得准确，有一定的难度，又能使学生感兴趣。 第二，让学生的口动起来，“多说”。即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对学习中的问题敢于陈述己见，展开讨论，以开拓思路、活跃气氛。实际上，学生准备发言的过程，也就是思考、运用、巩固、拓宽教材知识的过程。教师要善于抓住教学中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问题”，及时组织讨论。如讲到我国的公有制经济时，联系党的十六大的精神，结合我国股份制经济的发展，讨论和领会“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的理论含义；讲到“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时，可进行“权利和义务是否可以放弃”的课堂讨论等。这样，既启发了学生思维，又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 第三，让学生的手动起来，“多做”。即鼓励学生勤做学习笔记，写预习提纲，编制试题，动手解答，以巩固知识、加深理解。所谓“不动墨笔不读书”。教师要在课前安排预习，课堂督促笔记，课后布置适当的练习，根据教材内容，要求学生自己编写试题，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当然，调动学生主体的积极性的方法还很多，我的做法仅仅是抛砖引玉。 三、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实践能力。 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本身实践性很强，时代气息浓。但政治概念和原理，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学生直接理解有一定的困难。只有理论结合实际，让理论回到它赖以升华的事实中去，学生才能通过对具体、形象、生动的感性材料的分析，正确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理论所概括的内容。因此，恰当的联系实际，增强教学内容的实践性，是提高政治课教学效果的重要方法。其主要途径有：在课堂教学中，将课内外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学生运用政治知识观察社会，分析时事；在课堂教学外，带领学生迈出校门、走上社会。如鼓励学生坚持收看“新闻联播”，浏览报刊杂志，从关心国内外大事以及发生在身边的大小事情入手，将自己听到的、看到的、观察分析到的社会现象和教材上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讨论，真正“学以致用”；组织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时事报告会，专题讨论会；平时组织学生参加时事兴趣小组，引导学生运用政治知识分析时事，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地取材，组织学生到附近的企业、 机关参观，进行社会调查，请企业家、人大代表、道德模范讲课等，学生亲身体验生活，了解社会，可以感觉到政治学科的实用价值，既深化了课堂知识的理解，又接受了思想教育，还培养了学生的政治敏感能力，使政治学科的知识、教育功能得到有机地结合。当然，联系实际要恰当，不能生拉硬扯，机械对号，而且联系实际时，要做好理论方面的分析、论述和归纳。总之，政治教师只有与时俱进，注重教学方法的研究，才能从根本上改观政治课教学的面貌，使它的德育和智育功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政治教学论文:新课程中初二政治教学的几点反思 从2002年8月开始新课程培训到现在，我们逐步走进了新课程。在这段时间里，我对自己过去的教学思想和行为进行了反思，用新课程的理念，把曾经被视为经验的观点和做法进行了重新审视，现将在反思中得到的认识与体会总结出来，与同行交流。 一、教学中教师角色要转变 教师在新课程中的最大变化是角色的变化，因此，教师首先要转变角色，确认自己新的教学身份。美国课程学家多尔认为，在现代课程中，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作为“平等中的首席”，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 （1）教师应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应该尊重学生，诱导学生内在的主动性，放手让学生表现自己的独立性，为学生提供学习过程中合作交流的空间与时间，这种合作交流的空间与时间是最重要的学习资源。在教学中，个别学习、同座位交流、小组间合作、全班交流等都是新课程中经常采用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为学生创设了合作交流的空间，同时教师还必须给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充足的时间。 案例：法律和道德哪个更重要 这是第二课中的活动课，这节课是通过辩论的形式，让学生达成共识，更好地掌握法律和道德的重要性。我 是以组织者、指导者的身份参加的，在活动准备的过程中，把班级同学分成两大组和若干小组，每个大组推荐4名能言善辩者作为选手，班级的每个同学都进行材料准备，然后进行小组讨论，为全班辩论打下群众基础，保证共同发言的质量，不至于使辩论只是少数辩手的事。由于事先准备得充分，同学们缜密的思维，诙谐的语言，使人耳目一新。 那一刻，同学们体会到了自主交流而取得成功的乐趣。 （2）教师应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引导者。作为引导者，教师要记住自己的职责是教育所有的学生，因而要坚信每个学生都有学习的潜能。引导是含而不露，指而不明，开而不达，引而不发。引导的内容不仅包括方法和思维，同时也包括做人的价值，引导可以表现为一种启迪，学生迷路时教师不是轻易的告诉方向，而是引导他辨明方向；引导可以表现为一种激励，当学生登山畏惧时，教师不是拖着走，而是点起他内在的精神力量，鼓励他不断的向上攀登。 案例：法律规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在学习第一框——思想道德建设内容时，其中一个知识点是：提倡每个公民要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在社会上做个好公民，在工作岗位上做个好建设者，在家里做个好成员。好公民的标准是什么呢？我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有典型的，也有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事例，来教育我们的学生：我也能做个好公民。对于怎样做好建设者、好成员，同学们一下就可以说出许多能够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家里做个好成员。 同学们的发言不仅进一步理解了内容，也使自己的品德、情感得到了升华。 （3）教师应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参与者。新课程中，师生关系已从传统的“师道尊严”转变成新型的伙伴关系、朋友关系。课堂教学中，教师参与学生学习活动的行为方式主要是：观察、倾听、交流。教师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可以调控教学，照顾差异，发现“火花”。教师倾听学生的心声，是尊重学生的表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既是认知的交流，更有情感的交流。教师要以亲切的言谈，优雅的举止，甚至每一次和学生目光的对视来实现交流，“亲其师则信其道”。 案例：依法保护人类共有的家园 根据这一课后面的活动内容要求：（1）再认识我们的学校 （2）绘出你理想中的绿色环保学校平面示意图，我先让学生分组讨论相关的问题，大家集思广益，派出代表在全班交流，然后动手描绘绿色环保学校平面示意图，在学生绘制时我观察各组绘制过程，并参与到他们的绘制过程中，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了解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个别存在的问题给予个别解决。最后让几个有代表性的设计图通过投影在全班展示，由学生进行讲解。 这样，我在教学中也学到了许多知识，同时缩短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学生把我当成了他们学习的伙伴，愿意与我进行探讨、互相交流。 二、教学中教材内容要“用活” 新课程倡导教师“用教材”而不是简单的“教教材”。教师要创造性的用教材，要在使用教材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科学精神和智慧，要对教材知识进行重组和整合，选取更接近实际的内容对教材进行深加工，形成有教师教学个性的教材知识。既能够把问题简明地阐述清楚，也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去探索、自主学习。 （1）教材不等于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大于教材。教学内容的范围是灵活的，是广泛的，可以是课内的也可以是课外的，只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的材料都可作为学习内容。教师“教教科书”是传统的“教书匠”的表现，“用教科书教”才是现代教师应有的姿态。 案例：依法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第三框——法律规范经济行为，课本中对生产者、销售者的行为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消费者也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教材中只是讲了消费者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都发生了哪些不应该的行为？” 我根据课本内容提出以上设问，学生根据所学的知识并联系实际情况讲出了许多做法，如文明消费、遇到问题找消协、打315电话等。 利用设问引发了学生学习的欲望，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2）充分利用教材开创自由空间。过去的教和学都以掌握知识为主，教师很难创造性地理解、开发教材，现在则可以根据学生的需要大胆创新了。如教材中编入的一些小栏目：身临其境、各抒己见、深思熟虑、大胆发言等。运用这些小栏目，可以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各种不同的思维取向。 案例： 大胆假设 第三框：青少年要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中的小栏目——身临其境，假如你被不法分子勒索，应该怎么办？在学生发言以后，我就大胆假设：假如你被不法分子绑架了，应该怎么办？（如苏北某中学一位初三学生离家出走，在外被骗并被软禁，后想方设法逃了出来）。学生热烈讨论，想出了许多自我保护的方法。 通过教师的大胆假设，不仅使课本内容进一步深化，又锻炼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中学生已有的知识与经验要尊重 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识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体现学生学习的过程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自我建构、自我生成的过程。学生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知识的意义。学习的过程是自我生成的过程 ，这种生成是他人无法取代的，是由内向外的生长，而不是由外向内的灌输，其基础是学生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奥苏伯尔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假如让我把全部教育心理学仅仅归纳为一条原理的话，我将一言以蔽之：影响学习的惟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要探明这一点，并应就此进行教学。”这段话道出了“学生原有的知识和经验是教学活动的起点”。掌握了这个标准以后，在教学中首先应了解学生已知的，分析学生未知的，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出发，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提倡学生自主学习，学生能做到的，教师决不替代。 案例：搭建平台，让学生展现自我 第七课依法制裁违法犯罪，这一课的内容如违法行为的含义、什么是犯罪、犯罪行为应受刑罚处罚等，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定的了解。我在了解学生已掌握的知识基础上，教学中让他们自己总结、交流，并通过表演小品、短剧等创设情景，学生的参与性很强，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中掌握了知识。 四、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的评价 新课程评价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让学生发现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帮助学生树立信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养成学生合作的精神，发展与人合作的技巧。评价的内容不仅有对知识与技能的检测，也应有对过程和方法的评价，还应有对学生的学习策略、情感态度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合时展需要的身心健康，有知识、有能力、有纪律的创新型人才。 （1）给学生参与评价的权利。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学生的自评、互评及对老师作出的评价，都可以有效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鼓励学生更多的看到别人的长处，策略的提出问题，更是培养学生虚心好学品德的绝好机会。 （2）评价学生应该多几把尺子。多一把尺子就多一批好学生。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谁聪明谁不聪明的问题，而是存在谁哪一方面聪明以及怎样聪明的问题。学校里没有所谓的“差生”，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出色的。这样的学生观一旦形成，就使得教师乐于对每一位学生抱以积极、热切的期望，并乐于从多角度来评价、观察和接纳学生，重在寻找和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发现并发展学生的潜能。这种评价改变了传统的那种完全按一个统一标准要求学生的做法，让每个学生都有表现的机会，让每个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张扬，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生理特点。 （3）评价中应遵循“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学生在这种只有更好的评价激励下，会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探索和攀登。这才是评价的真正目的。 以上是本人在教学中的几点反思。 新课程改革已全面展开，让我们乘着素质教育的强劲东风，不断学习、反思，不断充实自己，积累经验，以自己的激情、智慧和创造性劳动描绘新课程绚丽多彩的“教学景观”。 政治教学论文:网络教学对政治教研的适用性 在信息化发达的今天,网络越来越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并日益渗透到教育教学中,必然影响到教师的生活方式和教学形式。作为职业学校的政治学科的教学改革应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积极将日常教研与网上教研活动相结合,不断提高教研活动的质量,提高政治课的课堂教学效率。 一、顺势而为,积极创建政治学科网络教研的平台 当前,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面临着尴尬,表现为课堂教学难,课堂教学效果差。讲台上,教师声嘶力竭地讲,讲台下,学生心不在焉地听。究其原因,一是学生基础差,学习能力差。二是政治课教材内容枯燥,理论性较强,难度也大。三是教师的教学存在着问题。教师教学中多少沿用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教学,师生之间缺少互动,教与学严重脱节。基于此,必须要对政治课教学进行改革。而现代教育技术的蓬勃发展,教育网、教育视频专网的搭建,教师的QQ、博客、群的出现,使得教育信息化愈发丰富多彩。作为一门时代性极强的学科———政治学科,理应站在时代的潮头,积极作出回应,利用网络积极进行教研活动。首先教师要更新教育观点,变革教学行为,积极参与到网络教研中来,要积极参与教育论坛,上传课件,创建教师博客,共同建立好教学资源库。此外,学校行政要对网络教研提出要求,加强对网络教研的组织和领导。在此基础上,学科组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好网络教研。比如每学期开展什么样的网络教研模式,如通过视频专网开展对公开课的研究,也可以通过“同课异构”的教学形式进行教学研讨等。在网络教研活动中注重发挥骨干教师的带头作用,以骨干带动一般,形成共同参与、共同提高的良好局面。 二、开展网络教研,有效提高教研的水平 网络教研跨越了学校之间的时空距离,通过教育论坛使教师进行教研活动,利用论坛发帖等方式对教学过程进行评价。在沟通交流中不受时间限制,使教研活动达到了异步、同步的结合。在交流面上也突破了以往只有几个人发言,交互面小的局限,使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畅所欲言,交流密度高,交互面广。同时,网络的隐蔽性使参与者没有了顾虑,可以将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加深了交流的深度,这对授课者、听课者都会有很大启发,教研的收获就会更大。传统的教研活动,一旦活动结束,研讨也就随之结束。而网络教研,大家的观点都留在网上,参与者可以随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学习心得继续通过网络与同行交流探讨。比如:对《职业道德与职业规范》的课后教研交流,大多数教师对本节课授课教师的典型引路———认知明理———你说我说———动手实践———养成训练———行为检测的教学思路表示赞同,对整个教学流程的细节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教师认为可以将道德与职业道德概念一带而过,不要花较多时间去讲述,因为这样的“说文解字”根本没有多大意义,学生不知道道德的内涵与外延,不妨碍对道德的基本认知。有一教师回应:教材太过艰深、生涩,确实要对教材的一些内容进行删减了,删减之后对整个知识体系不会有多大影响。也因此,教师在上课时面面俱到、全面兼顾,显得重点、难点不分。淡化概念后,在案例上深挖掘多讨论,就能达到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了。有教师对公开课采用花哨的多媒体教学方式产生质疑,认为这些教学形式流于浮躁,有表演之嫌。有教师跟帖:本真的教学课堂不可能花那么长时间去准备一节课的,一节原生态的课更具有研讨的价值。在常规教学中我们反对单一形式的教师传授新知,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课堂教学模式,但多样丰富的教学形式能否真正训练了学生思维,有待商榷。学生可能得到了视觉冲击,头脑中获得了暂时的快乐体验。立即有教师继续就这一现象进行补充:这样的教学形式叫“洋葱式”教学,就是将教师的这些教学形式一层一层剥去,始终不会出现有价值的“内核”,这样的教学效果与教师的主观期望并不一致。…… 三、交互与共享,促进教师专业化的成长 通过视频公开教师示范课、开放课,必然会促进一个学习型的教研团队的成长。教研团队对文本的揣摩与研究,交流与碰撞必然会提升校本教研的质量。这种互相启迪、合作交流使每一个人的教学素养都会得到提高。体现在以下三点:1.增强了教研的自发性网络教研开阔了教师的视野,使教师能与校外的教师进行广泛的交流。教师可以把自己的教学感想、教案、案例等上传到网上与同行交流,也可以把疑难问题上传和同行一起讨论,大家在一起集思广益,互相启迪,必然碰擦出灿烂的智慧火花,从而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在发帖、回帖的过程中,教师会积极认真地发表话题。而要发表话题,便会更加关注教学现象,对教学现象进行分析。同时教师在浏览他人的教研文章时,会汲取到其他教师的思想,获取最新的教研信息和教学经验,这些都会增强教师参与网络教研的自发性。2.促进了教师反思能力的提高网络教研通过对课程理念、本体知识、教材分析、教学设计、实践反思等方面的研讨,加深了教师对教材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了教师驾驭教材的能力。教师不但是在课前认真学习,更重要的是在课后认真反思、认真研究,从而使关注课堂教学、反思课堂教学,关注教学研究、反思教学研究成为职业的习惯。在论坛中记录反思,发表反思,讨论反思并成了教师成长的一个过程。同时实践的过程又会验证教师反思的成果,反过来又会促进教师的反思能力的提高。3.促进了教师专业化成长教师在专业成长上的进步需要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潜心地研读文本。教师自身的素质是个重要的内因,而向行家里手学习则是外因。网络教研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使教师与名师对话、与同行切磋成为可能,网络教研是教师获取 教育教学信息、进行教学实践与反思和得到专家引领的有效途径。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课的灵魂和生命,也体现着政治课的活力与价值。政治教师要在专业上有所建树,必须首先自己要密切关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自觉收集社会上的热点材料,并把这些热点材料与书本知识结合起来,通过多角度、多层次思维,落实对学生的行为要求。比如南京出现了多例吃龙虾引起的肌肉溶解事件,原因是不良商户用“洗虾粉”漂白龙虾。这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大量龙虾开始销售不出去,相关的餐馆也受到了影响,至于养殖户更是损失惨重。食品卫生安全再次对国人的诚信敲起了警钟。由此要结合职教学生的特点进行职业基本道德教育。有教师提出问题:大量的负面新闻渗入课堂教学会不会起不到正面的教育作用。有教师做出回应:新闻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无法隐藏事实真相,公开透明事实本身更为理智,作为教师要做的是引导学生形成对人对事的正确看法,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教师继续跟帖:政治学科具有开放性,学生关心社会生活无可厚非。教师要做的是要利用现实生活的素材,进行积极的情感教育,而不是偏激地看待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和事件。有教师接着回应:职业道德的规范要求就是要落到学生的实际生活中,所谓的“三贴近”就是要将道德要求与学生在工作中的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政治教师要多走近实习指导教师,及时了解掌握历届学生在生产实习中的情况,仔细分析学生,在今后教学中改进教法。网络教研对有效地提高学校政治学科的教研水平,促进政治教师专业能力的提高,有着现实与广泛的意义。行走在网络教研的空间里,我们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懈前行。 政治教学论文:谈谈政治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长期以来，中学政治课教学普遍处于尴尬状况。一方面，从学生的健康成长、人材的培养、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发展需要出发，政治课起着其他科不能替代的作用。不仅不能取消，必须还要加强，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有共识，另一方面，从存在的实际情况看，在教学中普遍表现出的是老师难教。学生厌学，教学情况用"挣扎着前进"来形容一点不会过份。从效果来看也不能令人满意：学习中学生普遍存在着：重视的，只重视分数，为分数而学习，知行脱节；不重视的公开喊出60分万岁；甚至出现根本不想学的状况，以至社会上出现一种说法：小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初中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高中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大学生进行文明礼貌、遵纪守法教育，研究生进行文明宿舍教育......形容文化水平越高高，思想品德、伦理道德、社会公德等水平越低的状况，这不能不说是对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及政治课教学效果的讽刺。 我认为，造成政治课难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社会方面： 第一，中的极左路线、空头政治、教条主义影响，人们厌倦了政治，使得社会上的确存在一种说起政治就反感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反映到学生身上就是混淆政治和政治课的界线，提起就"烦"。 第二，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一段时间内，社会上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一手硬、一手软，形成了追求物质享受、感官刺激的风气，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泛滥，对学生产生了不良影响，感觉政治课中的道理是"虚"的，个人实惠才是"实"的，因此，对政治课表现出不感兴趣。 第三，腐败、不正之风的存在和影响。使学生感觉理论与实际脱节，反差大。加上各种政治活动和集体活动中的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使学生认为政治课"假"。以上这些严重损害了政治课的可信度，成为影响政治课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二、家庭方面： 现在在校学生的父母，都经历过十年动乱，而且大多文化程度不太高，做为被耽过的一代人，他们普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风，对子女的学习都有高标准、严要求。但出于各种原因，他们对子女的政治课学习要求只集中体现在一个字。就是"背"，那怕是死记硬背，那怕是考试前临时抱佛脚，只要能及格就行，说到底是一种应付的态度。这不仅降低了学习上来自家庭的期望值，而且助长了学生对政治课的错误认识。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进行。 三、教育体制方面： 由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而应试教育特别是3＋2的高考对理科生政治课的学习影响和冲击是非常明显的。 四、教材方面： 政治课教材虽说不断在改进，但如何适应新时期培养人才的要求，既加强科学性、知识性又结合学生特点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很好解决。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学生不感兴趣。 五、教学方法方面： 应试教育下的教师教条条，学生背条条，考试考条条的模式还没有根本改变。使学生感觉学习"枯燥无味"缺乏兴趣，以至影响学习。 以上原因，集中体现在学生身上就表现为"厌学"。怎样在现有条件下，尽力去改变这种现状，促进教学教育工作的开展，我是这样考虑的：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既是传授知识的认知过程，又是开启学生心灵的情感过程。情在从知到行的转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列宁说得好："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就是知、情、信、意、行诸要素的变化过程，情对人们的行为起着巨大的作用。在教学中，若师生双方心意相通，便较易完成教学目标；若双方情感交流发生阻碍，那么知识的交流也会受影响。因此，通过沟通思想，转变学生情绪应该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基于以上考虑，我在教学中特别注意了情感教育，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注重科学性，坚持以理服人，在“透”字下功夫。 虽然中学是常识课，但在教学中不停留在教条条、背条条上，而是着重从教材的逻辑结构上，从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上．从不同年级学生的层次水平上考虑，尽可能把道理的来龙去脉讲透。鼓励学生多问为什么，同时注意引导学生运用唯物辨证法去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这样，增加了知识的可信度，使学生不仅口服，而且心服，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从感情上把政治课真正当成一门科学而严肃认真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教与学的对立就容易得到统一。 二、增加趣味性，尽量做到以情动人，在“活”字上下功夫。 教学中，自己要充分投入始终保持高度热情，以此感染学生，调动学生情绪，使学生思维和智力活动处于兴奋状态。同时，除了课本上的实例外，补充一些同学感兴趣的例子，深入浅出的讲清道理，使学生感觉学习既不枯燥，也不神秘。课堂"活"起来，师生之间的感情就容易沟通，情感共鸣就能产生，学生对老师的信任感就能增强，自己就更能发挥在情感教育中的导向作用，从而促进教学的进行。 三、寓教于乐，在“乐”字上下功夫。 配合教学，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从而促进教学，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我除了组织同学认真参加学校的每项活动外，还先后组织了社会调查、义务劳动、野炊活动，同时，还组织了辨论会、演讲会、故事会、诗歌创作朗诵会、歌曲欣赏会、 哲学小漫画创作展评、班歌创作评比等活动，还成立了"求索"课外活动小组。专门学习讨论学生中感兴趣的话题。同学们在活动中不仅增长了知识、才干，而且感受到无比乐趣。通过一系列活动，激发了同学们的参与意识。提高了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推动了教学工作。四．理论联系实际，在“用”字上下功夫。学生都不会反对政治课知识的正确性。他们之所以缺乏学习动力是认为学来没有用。因此，在教学中必须强调结合实际，引导学生学会应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我不仅在课堂教学中举例时注意结合国内外形势及各种热门话题去分析，还组织学生分小组轮流定期向全班同学汇报国际国内大事并且做时事述评。促使学生主动去关心祖国前进步伐和世界风云变幻，感受爱国不是一句空话，祖国跳动的脉博与个人命运的息息相关。这不仅增强了学生的政治敏感性，而且他们还真正体会到只有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看问题才能更深、更透、更远，体会到掌握理论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在对改革开放的评价问题、党的领导在新时期的作用和体现问题、中东问题、中日中美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通过学习、讨论，基本达到共识。同时，还注意联系学生实际。有根多同学都反映在学习了辨证法以后，在如何对待困难与挫折、顺境与逆境、理想与现实等问题上收获很大，给自己增添了前进的信心和动力。感觉理论知识的学习太有必要，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望。这样看来，师生亲近感的增强确实推动了教学工作的开展。 五、坚持正面教育。在“育人”上下功夫。教书一定要与育人相结合。政治课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更要求如些。首先，学生的成绩可以有差距，但决不能以此把学生划分等级，更不能歧视差生。任何人都是需要肯定的。成绩差距只能说明一方面的问题，而且也不是绝对的。对优生，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提出新的要求，如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要求，避免盲目骄傲；对差生，除帮助他们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外，还要尽力去发现其闪光点，及时给予肯定，从而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增强他们的学习信心。有些差生思想特别活跃。其中不少错误思想。但只要能激发他们探讨问题的兴趣，事实证明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他们的学习。另外，坚持正面教育，除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外，还要允许学生保留个人看法甚至是错误意见。思想政治课虽然担负着思想教育任务，但思想教育决不是光靠政治课就能解决的，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政治课教学过程中还要处理好理论知识和同学的活思想之间的矛盾。我的做法是，鼓励同学场所欲言，并帮助分析归类，用所学知识为指导去辨别，一般情况下，可以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不行，容许保留，适当时候再提出来讨论，随着学习深入，认识水平提高，问题基本可以逐步解决。也可与同学个别交换意见，促进其主动、积极思考问题，探求知识。这样做，使学生感到老师对他们理解，并且通情达理。它可产生一种向心力，使学生在任何情况下不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由于注意了情感教育，使得学生的厌学状况有了很大改观，学生普遍反映喜欢上政治课，成绩也有明显提高。高95级文、理两班100％的毕业率，文科班60％的优生率，高考中平均成绩超过市平均近8分，说明了情感教育通过各教学环节激发学习兴趣，使学生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启发学生开展积极的思维活动，促使他们智力活动处于兴奋状态，从而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学习。也促进了学生思想认识的提高，它是政治课教学取得一定成效的必要因素。

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作用: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意义 时事政治指的是国内国外的一些热点问题和影响较大的新闻事件，是政治学习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初中政治教育中不可避免的要融入时事政治的学习，这不仅是为了考查的需要，同时也能起到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掌握知识的效果，提高他们学习政治的积极性可求知欲。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很多教师没有意识到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将它视作一种可以临时抱佛脚的突击性学习内容，简单粗暴地处理，这就让时事政治的教育意义全部丧失。从根本上说，这是对时事政治教育意义和教育方式的认识不够造成的。 一、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教育中的意义 时事政治是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素材，甚至有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这样它的带入性就很强，就能吸引学生的注意，激发他们的兴趣，如果能够正确运用，其意义显而易见。其实，时事政治教育也是在贯彻教育改革的思想理念，是坚持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一种教育方式。是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教学中能够全面彻底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也是转变旧有教学方式的一种途径，能够丰富课堂内容，抓住学生兴趣点，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动力，实现教与学的双赢。时事政治教育还是体现教师主导地位的一种方式，学生是教育的主题，教师是教育的引导者，时事政治正好是这种理念的实践素材。教师可以利用时事政治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使学生将生活与知识相互联系，从而提高他们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初中政治的解题能力，最终得到提高初中政治课堂教学效率的目的。 二、如何将时事政治教育融入课堂 1.明确融入的时事政治内容 并非任何时事政治都不加筛选地就可以融入教学，这样做的最终效果是适得其反。我们在选择时事政治教学内容时，要根据我们实际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筛选出恰当的合适的时政内容，这样才能吸引学生，让学生感觉到学习政治的乐趣所在，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我们的教学质量。 2.以老师为主导，让学生做主体 这里“以老师为主导”指的是教师的引导工作，必须由我们教师将时政教育内容恰当地切入课堂，引导学生分析。鼓励他们大胆评论。“让学生做主体”指的是学生才是教育的真正主体，时政教育中更是如此，要让他们主动地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来，成为课堂的主人，大胆的发表个人观点。这样的最大好处是提高了他们的分析判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广泛搜集时事政治教育的素材 明确了时事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课堂上的主体，就要开始准备教育素材。搜集教育素材主要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教师搜集的部分，二是学生自主搜集的部分。教师搜集不言而喻是教师本职工作的需要，且更能符合教育目的和任务，而学生搜集的意义不仅仅是对时事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和补充，更能锻炼他们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在搜集的过程中，他们必须要充分调动自己的大脑，才能从浩繁的信息中找出符合要求的内容，挖掘信息背后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一个锻炼的过程。时事政治教育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全新的、和谐的、轻松的学习环境，能够提高学生的政治敏锐性，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实现健康全面的发展。 三、时事政治教育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常见问题 开篇我们就说过，时事政治教育在初中政治实际教学中不被多数老师重视，这是最大的问题，即便我们通过上面的阐述知道了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也懂得如何将时事政治融入课堂，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仍然会存在很多问题，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以下我们简单举出几个常见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广大初中政治老师的重视。 1.随意性、表面化 时事政治教育没有深入内心，只是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想起来了就拿出来，像是零食一样，且并没有对其进行详细、深入的分析，只是为了教育而教育，一切都流于表面，不深刻，也就无法真正起到效果。 2.点缀性、程序化 我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他们在教学中只是将时事政治当做一种吸引学生注意的点缀，在课堂上只起到了补充作用，甚至只是作为课堂导入程序，并没有切实做到时事政治教育所要求的工作。以上，就是我对时事政治教育的一些新的体会，虽然并不具体也不深入，但是相信从中也能体会到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我们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者，要全身心的投入教学的研究中去，帮助学生开发出最理想的学习环境，让他们高效学习、快速健康的成长。让我们在初中政治教育中，将时事政治教育当做一种重要的教学内容加以重视，从而实现教育改革赋予我们的责任。 作者:高玉群 单位:江苏省如东县马塘中学 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作用:初中政治教学与时事政治教学结合的意义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初中政治教学也从传统的课本单一知识传授向时事政治与课本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将我国社会中的热点问题与初中政治教材相结合，不仅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同时还能培养学生的政治敏感度，增强其责任感[1]；不仅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能提高学生对社会时事的掌握程度，加强对课本知识的了解。 一、初中政治教学与时事政治教学结合的意义 所谓时事政治，是指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文化、交通、科技、教育等各领域中现阶段发生的事情。加强初中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学习，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时事政治具有现实性、时代性等特点，其能充分体现出当前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加强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学习也可以帮助学生增强对社会形态的了解[2]。此外，时事政治能有效地将政治教学活动中抽象、生硬的政治理论概念具体化、形象化，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思想政治学习能有效促进学生形成良好、健康的思想意识，时事政治案例学习能让学生对社会和自我行为有深刻认识，能有效提高学生辨析问题的能力。同时，学习时事政治能帮助学生了解世界格局的变化，了解国外的各种社会事件，培养学生与时俱进的精神[3]。加强时事政治学习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道德素质的需要。通过学习时事政治，使学生思想从量变达到质变，提高分析社会事件的能力。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初中生对时事政治的了解途径增多，对社会事件的了解能提高学生对信息的加工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时事政治应用于初中政治课堂教学的现状 将时事政治与传统的政治课程相结合，形成新的时事政治课堂，借助时事实例帮助学生理解政治理论中的抽象概念。从另一个角度讲，时事政治的学习实际上是初中政治课堂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个延伸，与政治教学密切相关，是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实例与理论结合，可以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现阶段部分学校在时事政治的教学中，只是简单地引用时事发生的时间，对事件并没有深入了解[4]；还有的只是为了应付考试，采用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并不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因此，学生无法了解时事的内涵和本质。部分农村学校由于信息闭塞，教师并未在政治课程中开展对时事的分析，时事政治也就无从谈起。 三、加强初中政治课堂时事政治教学的措施 （一）突出时事政治的教育性和时效性 在时事政治的教学中，教师应多引导学生利用电视、互联网等媒介获取时事信息，培养学生获取时事信息的意识和习惯，筛选合适的时事信息引入政治课程中。将最新的时事信息应用并贯穿于课堂教学中，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其对时事的关注度和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度，从而提高其政治素养。 （二）将时事政治融入到课堂教学的每个环节 教师筛选出适合的时事引用到政治课堂中，要加强学生对事件的分析能力，可采用泰伦分析的方法，加强学生对知识概念的分析，培养学生关心社会动态的习惯；也可以让学生自行收集时事信息并在班级中进行讲述，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提高问题分析能力。 （三）引导学生对时事进行评论 时事政治的范围较广，而初中学生的知识面较窄，因此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对问题的考虑也不够深刻[5]。教师可针对此类问题开展一些评论活动，师生共同参与到时事的分析和讨论中，在激发学生思考的同时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使学生深刻理解时事政治的内涵。但在讨论和评论中，教师要尊重学生的意见，并给予积极引导。 四、结语 初中阶段的政治学习要求学生理解课本中的理论知识，并建立良好的政治思想。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应将时事与政治学习相结合，开阔学生的视野，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认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促进其全面发展。在时事政治的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学生探索意识的形成，最终实现政治课程的教育目标。 作者:戴莹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华山初中 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作用:初中政治课堂中时事政治教学探讨 摘要：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教育事业的进步，现代社会对于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初中阶段作为孩子成长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就教育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初中阶段，需要对孩子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能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将会对孩子的一生都造成影响。政治课程有助于孩子们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帮助孩子进行指导。本文通过对初中政治教学入手，对政治教学进行指导和说明，从而促进教师在课堂当中引入时政教学，从而提高初中政治教学效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初中政治；课堂教学；时政教学 在课改的大环境下，现代政治教学当中融入了时事政治，通过时事政治的内容加强学生对于社会的了解以及社会的沟通，进而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时政教学所包含的内容有国内以及国外的当下发生的热点事件，以及各个国家制定的政策和法律，教育教学条例，科技创新力等各个领域的内容，增加学生对于时政的了解，能够增强学生对于国家的感知力和认同感，从而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三观。 一、初中政治课堂引入时政教学的价值 （一）时政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 当前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原先固有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更不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主动性，导致学生提起学习就是厌烦，不能端正学习态度，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造成这种现状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目前时政内容热点越来越多，太多的知识内容给学生的记忆和背诵带来了负荷，而教师在政治教学当中大都是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内容毫无创新，一味要求死记硬背，学生学习吃力，挫伤学习积极主动性，因此，这种情况下引入时政教学，能够讲理论内容引入实际生活当中，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主动性，还能够提高学习效率。 （二）时政教学符合世界发展的需求 随着全球化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当今发展日新月异，在初中政治课堂当中引入时政教学，能够促进学生了解世界以及了解我国的发展历程，培养学生先进的发展理念，让学生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和目标，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进而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时政教学负荷市场发展规律 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经济的发展一直都是随着市场的需求进行调节的，很多企业以及个人为了牟取私利，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大肆宣扬一些不良信息，致使学生形成扭曲的价值观，初中生正处于树立人生价值观的重要阶段，需要加强对与学生的教育，防止步入歧途，同时还能有效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 （四）时政教学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 初中政治的教学目的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提高学生的素养，在教学当中引入时政内容，能够让学生在政治的学习当中耳濡目染，保证获得正确的教育，当前，社会发展迅猛，学生能够获得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广泛，在政治课堂当中引入时政教学，能够端正学生的三观，还能够帮助学生获取有效信息，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促进作用。 二、初中政治课堂引入时政教学的相关建议 （一）大范围开展新闻报告活动 在初中政治教学过程当中加入时政教学，不是简单的时政教育和政治理论内容之间相加，而需要教师进行正确的引导，鼓励学生在课堂当中积极开展时政内容的信息共享，教师还可以通过将当下的时事内容融合到所讲的教材内容当中，进而促进学生处理问题以及探索问题的能力，从而有效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鼓励学生开办时事信息小组相互学习 由于在学习当中，学生占据主体地位，教师要对学生所参与的项目进行鼓励，因此在时政小组的简历中需要教师给予支持和鼓励，从而引导学生接触更多的知识内容，让学生在当中获得知识以及能力的提升。 （三）建立起合理的时政小论坛 初中时政教学的内容涵盖知识面十分广阔，仅凭教师一个人不能够全面的进行讲解，因此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建立相关的学习小组和时政小论坛，同时还可以制定出学习计划，以及每次讨论的时间以及主题，这样能够帮助学生对于时政信息的传播和交流，促进学生对于时政信息的了解，提高学生的合作意识。 （四）引导学生对时政要点进行分析 在中学政治教学的过程当中引入时政教学，能够有力的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还能够提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教学不仅仅是为了教会学生学习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和运用，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更好的指导今后的人生。 三、小结 在初中政治教学的过程当中，时政教学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时政教育有力的促进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同时教师需要合理的运用教学方法，将教学效益发挥到最大化，同时还应当重视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让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力和行动力，有力促进学生三观的形成。 作者:张国发 单位: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宝积中学 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作用:初中政治教学中结合时事政治教学的意义及其措施 摘要：在初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应用时事政治不仅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效补充的材料，同时也是通过实践对政治教学中各种理论的佐证。将政治理论与时事进行有机的结合，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政治理论的内涵所在，利用所学的实例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能将学生学习的主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关键词：初中政治教学；结合时事政治；措施 将时事政治引入到初中政治课堂教学中，不仅可以促使学生对教材理论知识理解更加透彻，也能够活跃课堂学习氛围，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同时教师可以定期带领学生开展时事评论活动，针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有影响的话题事件，师生之间共同讨论和分析，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了解时政大事的内涵。 一、初中政治课堂引入时政教学的必要性 （1）现阶段新课程教学改革需要 我们教师改变传统的枯燥教学模式，让学生有较好的热情参与课堂学习。很多时候我们传统的教学由于强硬地灌输理论，同时学生又不能很好地理解，导致了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无法得到较好的培养。再加上老师太过于一言堂的教学导致学生更加抵制课堂教学，甚至出现一种懈怠甚至厌恶的情绪。然而通过最近社会的热点新闻就能较好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注意力。 （2）社会环境的需求 现阶段社会发展较快，同时网络环境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环境也变得十分复杂。那么在此背景下避免不了有一些不健康的信息传入他们的脑海。这时就要我们教师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正确健康的价值观，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保护青少年健康的成长。同时也可以借助最近热点的青少年的一些反面案例对其进行教育。 （3）素质教育的需要，社会需要 青少年的道德素质教育。一个人只有道德美才是较好做人的前提，道德败坏的人，智力再高给社会带来的都是灾害。所以我们既要做好学习教育也要做好思想道德教育。培养他们成为一个德智双馨和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二、我国当下初中政治教学现状 所谓时事政治教学其实就是将时事政治合理有效的引入初中政治课堂中，通过外界社会实际发生的事件设计的政治理论以更好地进行政治理论传输，同时理论联系实际的将所教知识借助时事来表现。我们也可以通过实例来分析设计的政治理论。另外，我们教学中也可以通过时事政治的实例，让学生独立分析，培养他们健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便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三、加强和改进初中政治课堂时政教学的措施 （1）时政教学应突出教育性和时效性 教师自身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就要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及时了解时事，然后进行合理筛选后引入课堂教学。由于学生对新事物都很感兴趣，那么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定会非常集中，学习效果也会大大提高。 （2）将时政融入到课堂教学各个环节 在课堂教学中要合理选择时事信息，然后分享从中学到了什么，有什么可以借鉴。通过这样可以培养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和身边事的习惯。教师也可以通过留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关注身边的时事小播报，鼓励他们将这些时事引进课堂。长期坚持分享学习，那么就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将时事背景与所学政治理论联系起来，学习效果定会大大提高。 （3）鼓励学生对时事进行评论 我们教师可以设置一个专栏，定期总结小评时事，发表个人看法，也可以通过师生互动，共同讨论和分析。在讨论中，应给予学生充分的尊重，让每一个人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否一针见血，都要鼓励每一个人发散思维评论。 （4）鼓励学生收集整理时政资料 课堂教学过程不是教师一个人的舞台，需要师生之间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例如，观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等节目，让学生通过互联网络收集感兴趣的素材，在学习之余可以阅读一些报纸，如《参考消息》和本地的报纸等，让学生去收集、整理时政资料，关心社会国家发生的大事，培养学生认识社会和关心社会的意识。针对学生收集的材料，对其进行分析并让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对学生难以理解和困惑的现象，教师要及时进行指导点拨，将时政材料与教材知识相结合，同时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并形成自己的见解。 （5）开展形式多样的结合方式 政治课堂教学环节，是将时事政治融入到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在课堂上，教师可以为学生讲解、点拨，也可以与学生之间进行互动，深入分析问题。例如当前世界杯小组赛中发生的苏亚雷斯“咬人事件”，涉及到的政治教材知识有“人身权利”“自尊自信”“肩负使命”等，通过辩论能够加深对教材知识的理解记忆。也可以设置课堂作业，借助时事政治事件，设置与政治教材相关的问题，将时事背景与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用时事政治提高个人分析问题的能力。 （6）注重时事政治的教育意义 初中政治课堂的教学中，教师在将时事政治与课堂教学结合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重视对教材知识的联系掌握，通过时事政治材料与教学中学习的内容联系起来，以时政素材解释教材知识，并且教育学生遵守国家法律制度，并要有正义精神，敢于与社会危害分子做斗争，形成高尚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同时要对未来充满希望，不断努力奋斗，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四、结语 总之，由于现阶段政治课理论太多，太抽象，整个课堂就是枯燥无聊，学生根本提不起兴趣，就导致政治课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所以，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就要大胆革新教学传统，从而提高初中政治课堂教学质量。

政治教学改革论文:高中政治教学改革的困惑与措施 摘要：教育事业的快速进步，给高中政治教学改革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高中政治教学，是培养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实践活动。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帮助学生明确做人的基本原则，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则，是高中政治教学的重要内容。在教学改革过程中，传统高中政治教学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开发有效的高中政治教学方法就成为当代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加强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改革困惑的分析，解决措施的开展，才能促进高中政治教学质量提高。 关键词：高中政治；教学改革；困惑；措施；创新 高中政治教学，是引导学生了解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法律与哲学知识的重要学科，提高高中政治教学效率，对于高中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十分重要。但当前的高中政治教学活动还存在只重形式，不重思维的问题，一味地说教，让高中政治学科的特色不再突出。新课程改革的进行，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被肯定。积极改进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才能让课堂教学成为学生期待的活动。 一、高中政治教学改革中的困惑分析 （一）学生主体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教学改革的进行，使高中政治教学内容发生了一些改变。与传统的高中政治教学相比，新教材内容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更具有真实性。许多抽象的知识点因为教材改革变得具体与形象，一些枯燥无味的内容也因为内容形式的变化而有趣味。新的政治教材中针对一些难懂的问题创设了情境，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将多个知识点联系起来。但是，许多高中政治教师没有有效利用全新的教材内容，仍然利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实施教学。无论教材内容怎么变，教师都用灌输式的方法给学生讲解知识点，不能发挥新教材的价值。教师一直在教学过程中提出问题，让学生在课本中找答案，忽视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教师传统的教学行为成为课堂的主体，影响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 （二）忽视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启发 高中政治知识体系较为复杂，要学好政治知识，学生需要调动自己的思维，提高思维能力。教师需要在教学改革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但在高中政治教学上中，大部分教师不会启发学生的思维，只会将自己的思维强加在学生思维上。像在讲解《影响价格的因素》时，教师会提出“影响价格的因素是什么？”的问题，让学生在课本中答案。却不会针对这个问题深入提问“为什么它们是影响价格的因素？”一句之差让学生丧失了思维能力提高的机会。 二、高中政治教学改革创新的措施 （一）加强政治教学观念的转变 要促进高政治教学改革，解决教学改革中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改革政治教学思想。教师的教学思想，对于教学活动的实施具有指导性作用。教师要深入学习新课程改革的内容，发现新课程改革内容中与高中政治教学相关的部分，用这些创新的教学理念更新自己的个人头脑，促进个人成长。学校管理者要积极为教学改革营造良好的条件，学校一味追求升学率，让教师不得不关注学生的成绩，不得不一味地向学生传递知识。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视为学校教育的最终目标，肯定教师在教学中的付出，减轻教师教学压力，才能让教师有创新教学的自由和精力。除了教育工作者政治教学观念的转变，学生也要积极转变自己的政治学习观念。积极发现政治学习内容与生活的联系，认可政治学科的地位，会给政治教学改革提供必要的动力。 （二）丰富高中政治教学方法 利用丰富的方法实施高中政治教学，肯定学生的主体地位，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首先，教师可以利用自主学习法引导学生学习。对学生的主动能动性进行调动，让学生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教师就要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高中政治课本中的部分知识是较容易理解的，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发现政治知识的内涵。比如在讲解《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宗教政策》的时候，教师可以在课堂中给学生十分钟时间去阅读教材内容，让学生了解本章节的学习内容。再给学生五分钟时间去构建一个知识体系，将各个知识点进行分类与归纳，并选出自己认为的重难点。给学生自由，学生就能够有自己的看法，有机会去自主思考，活跃思维，提升政治感知力。其次，教师可以利用合作学习法引导学生学习。合作学习法，对于学生合作精神的培养有积极作用，也能提高政治问题的解决效率。教师可以选择一些讨论意义较大的问题让学生合作学习，在合作中发表个人观点。像在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小组中讨论二者的不足，并对课本中的几个例子进行分析。在合作交流中，学生能够自然掌握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特点，也能够促进学生成为政治知识的探究者，让学生体会到政治知识学习的快乐。 （三）加强高中政治教学时代性 加强高中政治教学的时代性，就是要利用时代性的教学内容与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实施政治教学。政治学科与生活的联系十分密切，教师可以利用社会热点话题帮助学生分析政治知识点，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展示更为形象的政治世界。提高政治教学的时代性，能够激发高中学生的政治学习兴趣。比如在讲解《多彩的消费》时，教师可以给学生罗列几个故事，描述主人公的消费行为，让学生去总结他们的消费特点，并对消费形式取一个名字。像“林彩是一名公司白领，生活时尚，逛商场会刷信用卡，到期还款”，这样的描述所对应的就是超前消费形式。用贴近生活的实例引导学生挖掘政治知识，能够促进学生感受政治知识的实用性，促进政治课堂更加有趣。 综上所述，高中政治改革已经成我国的许多地方开始推行，改革政治教学的老观念，老方法，让更多新的元素融入到政治课堂中，才能推动政治教学进步。教学改革的进行，给高中政治教学质量提高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解决高中政治教学改革中的困惑，需要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奉献自己的智慧，积极挑战自己。只有一线教育者一起创新，才能让高中政治课堂与众不同。 作者:吴胜德 单位:河北省衡水市第十四中学 政治教学改革论文:政治教学改革论文 一、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 首先，要认真学习创新教育理论。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的重点。当今社会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创新，国家才能发展和进步。因此，教师要认真钻研创新教育理论，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用新的教育教学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并尝试将这些新的理念运用到课堂教学当中，以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其次，要不断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作为高中政治教师，首先自己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同时还要有高深的专业水平。随着教育的发展，课堂教学已逐渐从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向了研究性的课堂模式，而要开展研究性学习，首先教师应做一个研究型教师。政治教师要具有渊博的文化知识、高深的专业素质以及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层次的知识结构，还要具有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和素质。这样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才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思维能力，进而培养他们的钻研精神和科学精神，促进他们全面健康的发展。最后，创新教育方法。在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不再是课堂的垄断者和主宰者，而是学生的合作者和指导者。素质教育对高中政治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还要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和技能，注重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开展研究性的课堂教学活动，教师要注重教学的方法，根据学生的特点设计教学活动，以使学生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二、改革课堂教学模式 思想政治课程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枯燥，难免会使学生失去兴趣。如果课堂教学模式长期得不到转变，那么高中思想政治课堂的教学效率就无法得到提高。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就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学会学习、乐于学习。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放在重要的位置。首先，创新教学方式。对于高中学生而言，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对什么问题都感到好奇，探究的欲望比较强烈，喜欢刨根问底。因此，教师要抓住学生的这种心理，在教学中巧妙地设置问题，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和探究热情，让学生在积极的思考中找到问题的答案。同时，高中生的认知正处于从感性思维向理想思维过渡的阶段，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联系生活实际，创设教学情境，帮助学生理解比较抽象的政治理论，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其次，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教师可以通过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包括社会调查、社区服务等。这些活动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进行的综合性活动，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学生的亲自实践。在活动的过程中，学生能够认识自我、塑造自我，使自己融入社会和集体。最后，把现代教育技术引入课堂。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辅助工具被广泛运用到了政治课堂教学中，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生动直观的教学特点使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加容易和深刻。高中政治课作为高中阶段的一门基础学科，它不仅能够传授给学生知识，同时也是提高学生思想水平的主要渠道。在以往的传统教学中，教师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却忽视了高中政治课程的德育功能，以致于影响了对学生德育的培养。而利用多媒体就可以把德育有效地渗透到整个教学中。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优化了政治课堂教学，使素质教育真正得到了落实。 三、开展研究性学习 开展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研究课题，通过搜集资料、整理资料，主动探究、分析、判断、体验等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这种学习方式不需要教师直接告诉学生探究的结果是什么，而是引导学生自主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自己获得研究的结果。在高中政治课研究性学习中，教师主要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写调查报告，鼓励学生走出校门，融入社会，引导学生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去关心人类、关注社会、保护环境。开展研究性课程，首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来确定研究的课题，然后鼓励学生自主去搜集资料、参与活动，使学生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获得理想的研究成果。比如在学习合理消费这一小节时，教师根据生活实际设计了几个子课题：“三代人的消费观”“高中生的消费观”“寄宿制学生消费剖析”等，然后选择了几个和学生生活比较贴近的两个专题，一个是“中学生消费之我见”，一个是“贵族学校与教育均衡”。通过丰富多彩的研究方式，学生获得了研究成果。在研究性活动中，学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体作用，使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高。要想促进高中生的全面发展，高中政治教师要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改革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以创新精神贯彻创新教育理念，从而使思想政治课的作用在素质教育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作者：童图新单位：江西省玉山县第一中学 政治教学改革论文:大学思想政治教学改革计策考究 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交叉重复具体表现为：1.与中学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重复。经过对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与中学政治课程的比对可以发现，大学时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观点，如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都与中学政治教学内容中的理论重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内容更是大面积雷同。教学内容的重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枯燥无味且早已熟知的理论观点，很难激起学生的求知欲。2.公共学科间的教学内容交叉重复。如民主政治问题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容，在《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有过详细论述，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也有类似的原理性内容。虽然这有利于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但是完全没有必要重复教学。（二）大学思想政治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目前，我国的大学思想政治学科建设还不够完善，这集中表现在：1.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和大学生对我国新课程的设置内涵和其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部分教师和学生对课改的要求和作用并不完全理解，他们只是在任务性地完成教学和学习。教师主导课程，一味灌输理论知识；学生盲目学习，习惯性被动，师生交流和日常联系不足，学生实践性学习少，没有自主体验等。这些都严重削弱了课改的贯彻力度和执行强度，脱离了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2.缺少一级学科地位，不利于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的加强与改进，更加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学科内涵的丰富与发展。（三）教学内容与专业教育失去链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从中小学阶段开始，学生就一直在接受思想政治的专业教育。进入大学后，学生的思想政治思维已经基本定型，很难再接受新的思想，这导致他们更加容易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地位。新时期，高校的招生政策改革和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让很多学生选择放弃思想政治理论课。这就使得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与专业教育失去了链接。（四）教学方法单一，缺乏针对性目前，大学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方法依然比较单一，其具体表现为：1.重理论，轻实际。其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真正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正确地运用到社会中、生活中，正确地认识与分析社会热点和社会疑难点。而现实中大学生对社会热点的理解与分析，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来自思想政治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和实证说服力的薄弱，势必将学生误导，导致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重视。2.教师主导，学生被动。目前，教师照本宣科、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依然盛行，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并不明确。教师缺乏对学生的引导与创新性探索。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强制性的教学与学习、没有引导与启发，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下，怎么能够独立思考与求索？（五）大学思想政治理论缺乏实践性目前，在课改氛围下，尽管许多高校已经在逐步改善自身的教学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性教学仍严重不足。当代的大学生是有理想、有激情、思维活跃、自我意识明确、参与性强的一代，面对社会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理论支持，他们很容易出现理解片面和过激的行为。社会本身就比较复杂，大学生来自不同家庭、不同阶层，他们对社会经济文化的认识本来就不同。因此，要完全强化大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与理解，需要不断地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践性，在思想与行动上统一他们的认识，帮助他们理解社会。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方案 （一）思想政治学科建设与教学内容设计在进行大学思想政治学科建设时，要充分贯彻课改方针，加大课改的实行力度，提高教师和学生的课改意识，严格监督教师教学情况，加大师生交流。此外，要针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特点和原则，确定重点学科地位，摒弃统一式教学，对一笔带过的知识进行巩固性学习。对于教学内容重复问题，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可以将重复内容进行提问式教学讲解，还可以随机进行重复理论知识的抽取式学习，进行跳跃式讲解等，在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起步上让学生摆脱厌烦心理，不重复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教学方法的设计思想政治教学方法比较多样，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灵活运用。1．对话式教学对话式教学以学生提问，教师答疑为主，同时将教师的谆谆诱导穿插其中。在这里，教师就是学生的朋友，跟学生是平等的，教师的平易近人更容易获得学生的尊重与理解。在轻松和谐的课堂氛围下，在心与心的交流中完成教学内容与学习，会得到更多的感受与收获。这种教学方式不但能活跃课堂氛围，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求知欲望。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教学是最完美的教学，也是教师应该积极追求的教学模式。2．演讲式教学演讲式教学也是学生参与课堂，师生互动的一种表现。教师可以把教学内容和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社会热点等，凝练一个或两个题目，通过演讲的方式进行教学。此法有两种含义，一是由学生自愿报名进行演讲，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二是由教师进行演讲式教学，通过演讲的方式，将教学内容传达给学生。3．辩论式教学辩论式教学的教学效果比较明显，它完全摆脱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枯燥性，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有利于学生抒发自己的观点。在此，教师根据课程要求和社会实践进展，选择若干有争议的观点，在教师和学生的综合选择后定下一个可辩论的题目，将学生分为正方、反方和旁观者点评三方。在正反两方辩论后，先由学生旁观者点评，最后由教师评讲。通过辩论，学生的理论知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矫正。4．案例式教学该法要求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精选案例，课堂上让学生思考案例、讨论案例，由教师分析案例、解剖案例，最后引出需要学生掌握的理论观点。5．角色互换式教学在角色互换时，教师可以选取课程中的几个教学内容来让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制备教案，自己登台讲授，教师走下讲台成为学生，并在学生教学基础上组织学生对该内容的教学进行研讨，以提高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当然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学生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很好，能不断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增加其自信心，更能引起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爱好与重视。（三）教学手段的设计1．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在多媒体教学普及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充分发挥多媒体的教学作用。多媒体教学形式比较丰富，教学信息量巨大，教学直观性强，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板书教学，不同的课堂感受有利于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2．开发网络教学资源，创造学生自主学习环境高校可以利用校园网络创作一个思想政治学习的平台，建立较完善的网络课件。如在自己的校园网站上传相关的理论课程课件和课题，鼓励学生通过网络进行学习、自主答题与测评，这都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和利用网络资源来弥足自身学习中的不足。 作者：牛娴单位：河南大学 政治教学改革论文:高中政治教学改革的问题与策略 摘 要：当前，新课程改革的不断实施，为高中政治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培养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政治素养以及社会交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笔者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就高中政治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旨在与同行进行分享交流。 关键词：高中政治；教学改革；问题；策略 高中政治教学改革过程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首先，教师的引导作用难以体现。受传统教育模式的束缚，教师一直处于课堂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实施教学改革以来，教师的教学重心发生了极大地转变，侧重于对学生的自主性的考核，将课堂完全交给学生，且忽视了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从而使得学生在实际学习过程中无法准确把握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偏离了正常的学习轨道；其次，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十分单一。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尽管高中政治教师都在积极推动素质教育，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并没有真正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仍然将考试分数主要的考核方法，从而在无形中制约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最后，学生实践运用能力不足。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忽视了对实践过程的指导，仍旧单纯的进行理论教学，造成课堂与生活的严重脱节。同时，学生主要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来进行学习，违背了时展要求。就些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都需要加以解决，才能切实提升高中政治教学的效果。 一、合理引Ы萄Ч程，形成正确的自我定位 高中政治教材与实际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对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既不能采用灌溉式的教学方法，也不能完全脱离教学课堂，应该形成正确的角色定位。一方面，教师必须要合理引导教学过程，坚持主导地位不放松，有意识带领学生突破重难点，强化思想认识。在对考题进行设计时，应该紧紧围绕教学任务，突出重难点，使得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有序展开自主探究活动，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其次，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是放任学生的课堂行为，应该及时抛出自学线索，要求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教师则需要根据学生的反馈情况进行及时的点拨，合理掌握整个教学节奏，有意识的渗透教学任务和目标，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合理构建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学生对政治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时，就能以积极主动地姿态投入到学习中来。因此，在实际教学中过程中，政治教师要注重对学生兴趣的培养。教师可从生活实际入手，积极引入时政新闻、历史典范，将学生带入到既定的教学情境中来，采用启发式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探究心理。同时，教师也应该有意识的构建一个清晰明确的教学框架，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比如，在对主观和客观内容进行系统性的学习时，教师组织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简述对这些观点的理解。在举例说明的过程中，学生能够进入到特定的教学情境中，激发情感上的共鸣。教师通过对这些生活感悟的总结，能够进一步加深学生的理解，从而能够在和谐良好的氛围中，掌握课本内容。 三、丰富教学评改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现阶段，教师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传统的考试方式已经脱离了新课标的要求，在实际教学过中，必须要丰富教学评改方式，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一方面，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考试分数只是一个考核的方面，并不代表学生的全部能力。教师应该立足于学生发展的角度，从分析能力、理解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等多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客观的评价，扬长避短帮助学生正确认知自己，增强自信心；其次，教师要建立多样化的考核手段，打破考试的束缚作用。比如通过调查实践报告、实践论文等方式，从多种维度来考核学生，注重对学生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 四、强化教师的技能训练，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践行者，担负着培养学生的重要使命，其教学能力直接关系着最终的教学效率。尤其是在新课程背景下，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更是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方面，教育部门必须要重视对教师专业技能的考核，根据其对素质教育、教学方法的创新程度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价，及时淘汰不合格的教师；其次，从教师的角度来说，应该积极加强与同伴之间的沟通交流，充分利用各级教育部门组织的教学研讨活动平台，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扬长避短，积极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教学体系。同时，及时把握教学新形式，以新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教学活动。 五、重视知识的归纳整理，建立系统性的学习体系 高中政治课本中，涉及到的知识内容是比较繁琐的，所以教师必须要注重对这些内容的归纳整理，帮助学生建立系统性的学习框架。可以从课本中结构和形式相近的知识点入手，进行分门别类的归纳，使得学生及时疏通存在的问题，触类旁通，为后续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建立符合自身学习特点的政治知识体系，提升知识整体把握能力。此外，文科的综合考试在高中学习过程中占据重要的比例，这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核是十分严格的。因此，教师应该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突破政治学科的束缚，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政治教学改革论文: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在高职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何来帮助学生建立发散性的思维体系，并针对高职教育的特点，提出改革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主要包括教育理念的改革：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改变以往的教育理念；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深度；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综合型高素质人才。同时本文也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高等职业；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创新 在高等职业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法宝。一直以来，改革和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在教育方面同样如此。随着时代的进步，高等职业教育也走上了一个新台阶，高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亟待改革创新。 一、教学理念的改革 破旧立新，先进的教育理念是指导教师高效准确地进行教育活动的保障，也是教育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它对于培养学生的辩证和发散性思维，帮助学生系统地掌握理论知识有着间接的影响。进行教学理念的改革就是帮助教师在思想上作出改变，使其与时俱进，紧跟潮流。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讲述。 1、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提高积极性 在教育领域，主体和客体是一对基本范畴。毫无疑问，教师作为教育行为的发起者和实施者，理应被作为主体来看待。但是客观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让教育突破了时间和距离的限制，如果还是把教师作为主体，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显然违背教育了的本质。以老师和教材为主体的课堂教育模式已经不再是教育学发展的潮流，它反而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那么什么是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呢？主观能动性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的主动探索、独立思考和自觉提问意识。发挥主观能动性是符合教育学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尤其是在思想政治领域，教育内容本身比较乏味，如果不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那么是很难出成绩的。所以教师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除了开发有趣的课堂教育内容外，还要注意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使学生主动参与其中。 2、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目前大多数的高等职业教育以学生的职业技能教育为主，忽视了对理论素养的教育，导致大部分学生思想政治素养低，从而出现人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进程中，首先必要提高学校各个层面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视程度，从上到下地推进思想理论教育的改革进程。 同志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中同样需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当代社会，高职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培训学生的就业技能，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不能脱离这个实际现状，应该考虑到受教学生的心理因素，构建出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思想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系统。在构建这个系统的过程中，主要的课程体系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概论》等。同时一线的教师还要根据自己所在专业的职业需求，配合开设相应的职业道德教育课，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使成为优秀的，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理论联系实际要求教师在备课时，充分搜集与本门课程相关、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实时政治、国家政策等内容，或者与学生未来发展相联系的经验教训等，从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了学生的实际需求，改变原先仅仅以满足国家、学校和教师为主的单向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使高职在校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观和价值观，掌握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大大提高了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以及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 3、提高思想境界 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都会特别在意求职者的思想品质和职业素养，高职毕业生的思想品质也逐渐成为一种软实力。社会是一个大熔炉，充满了稂莠不齐的信息和诱惑，学生们如果没有接受到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极易误入歧途，形成不良的三观。然而，现阶段大部分的高职实行大班教学，压缩思想政治教育课时，教学模式单一，学校不重视再加上学生普遍对这些课程不感兴趣，就造成了毕业生职业素质低下、思想境界不高的现状。 二、教学方法的创新 1、营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 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和重点大多是无趣的，因此在课堂上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常常出现老师一个人口沫横飞，台下学生无动于衷的现象。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在教学方法上进行创新。老师要学会营造一个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适时地在课堂中穿插自己的个人感悟、相关的奇闻趣事、其他材料举例等，抓住学生的眼球。为提高师生之间的互动，任课教师需要精心设计一些有趣的课堂活动，比如课堂问答有奖、小型辩论、七嘴八舌讨论等。这两种方法需要教师学会搭配使用。 2、注重知识框架的搭建 学生是否对一门课程融会贯通主要取决于在他脑中是否形成了系统的思维方式。这就需要教师帮助搭建一个精确有效的知识框架，从而使学生节省更多的时间。一个优秀的教师要学会合理安排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做到难易穿插，高效有序。同时还要注意逻辑上的连贯性以及知识框架的层次性。教师也要注重对学生发散性思维方式和系统性思维方式的训练 那么，教师该如何搭建这么一个框架呢？首先在确定合适的课程主题后，大多数教师一般情况下可以很轻松地完成主要内容的讲述，在这之后可以举办小型的讨论会，以讲座的形式展开。主题可以多样，角度可以不断变化，让学生感到基于所学课程的基本观点完全可以展开对问题的各种分析。 三、总结 在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过程中，首先要改变过往的教学态度，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对教学理念进行彻底的改革。其次就是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探索创新，这就要求广大的教师团体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断思考总结。 政治教学改革论文:新形势下初中政治教学改革策略初探 【摘 要】本文分析了当前初中政治教学的不良现状，笔者认为要改变这种高耗低效的不良状况，政治教师要转变观念，吸收新课改的全新教学理念，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实施事例分析教学法和信息技术教学法，用这些先进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其创新意识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达到事半功倍之教学效果。 【关键词】新课改；初中政治；教学方法 新课改下的初中政治教学强调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倡实施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经过几年的实践，教学方法有一定的改进，教师们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但是问题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当前初中政治教学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很多政治教师思想陈旧，教学方法单一，缺乏吸引力。譬如注重传授知识和应试技能，忽略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课堂教学往往是“一言谈”，缺乏必要的启发和引导，学生处于附属地位，教师成了“主角”；一切以考试为中心，和考试有关的知识点不断枯燥地重复，和考试无关的忽略不计，让政治知识和实际完全脱离；教学手段老套，依旧是用粉笔、黑板、教材三大件来应付学生。面对当今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信息化社会，这种传统的政治教学方法完全不可取，它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社会发展形势。如对学生一味采取如此教法，将会严重影响其积极性。由此可见，彻底改变初中政治教学方法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既是时代的要求，又是国家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要提高国民素质，就要对国民进行政治教育，良好的教学方法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当前初中政治教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改革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那么，究竟应该对广大初中生实施什么样的政治教学法才能激发其学习热情呢？传统的教学法是以教师讲解为主，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考试，而新课改下的政治教学法是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教师处于主导地位，注重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让其独立自主地学习，最终激发其创新潜能。具体可如下操作： 一、事例分析教学法 新课改的理念要求，对初中生进行政治教学必须要激发其创新意识。因此在初中的政治课堂上必须实施体现创新思维的教学法，事例分析教学法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创新教学法。该教学法强调对事实的分析和社会情况的评价，而政治课中最能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就是列举实例，分析事实。教师通过对相关材料的分析和解说，把讲解的政治知识蕴含其中，让学生在生动的解说中轻松愉悦地掌握政治知识。譬如，在当今的初中政治教科书中有很多的图片、表格以及细微字样的材料，教师可对此进行发挥、引申，列举大量的政治实例对其进行形象地说明和讲解，以此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其掌握相关政治知识，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我在教学《别把尊严丢了》时，通过多媒体给学生展示了三段材料。第一段材料和维护尊严有关，第二段材料丧失尊严有关，第三段和怎样维护尊严有关。首先我绘声绘色地给学生讲解了这三个故事，让他们对尊严形成了具体的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如下问题：通过这三段材料大家能明白怎样去维护自己的尊严吗？这个提问因为有了前面三段材料的铺垫，学生能非常轻松地回答出来。对此教师可进一步展示古今中外有关维护尊严的材料，以此加深学生对概念的理解。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在秦王侮辱的情况下维护赵王尊严的事例；德国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在维也纳时，曾受到李希诺夫斯基公爵的倾慕和照顾，他感激公爵，但并不因此出卖尊严的事例，通过列举这些有血有肉的材料，不但让学生形象、深刻地理解了如何去维护尊严，还能增强政治课堂的趣味性，有效调动他们学习政治的积极性。由此可见要让学生牢固地掌握枯燥的政治理论，最好的方式就是分析事例，通过剖析事例可达到深入浅出、激发兴趣、寓教于乐的教学效果。 二、信息技术教学法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教学方式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代初中生由于受网络的影响大多见多识广， 对时尚、新颖的事物较为感兴趣。如能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在政治课堂上对学生实施信息技术教学法，将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对学生的学习已经产生重大影响，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也不再完全是以书本为主，而是可以通过网络等多种途径获取丰富的知识。因此信息化技术已经成为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手段。在政治课堂上充分发挥多媒体电脑技术的作用，把政治教学和信息技术的运用有效结合起来，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激发其学习兴趣。教师在课堂上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加大课堂教学的容量，利用多媒体的动态教学环境让学生形象地感知政治理论，并及时引导学生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媒体去搜集资料，让他们能独立自主地获取更多的政治知识。譬如在教学《诚信是社会发展之基》这一课时，首先我就借助多媒体展示一些关于诚信的优美图片，通过对这些图片进行声情并茂地讲解让学生了解诚信的真正含义，明白“对人守信，对事负责”的道理。然后又通过多媒体播放有关诚信的诗歌朗诵，让学生在美妙的朗诵中感受承诺的魅力。最后又利用多媒体展示了几则“诚信”的材料，通过分析这几则具体的材料让学生真实地感觉到“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进而引导学生明辨是非，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这样把政治教学内容和信息技术融为一体，从形式上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容易调动其积极性，更能从视觉、听觉等多角度展示教学内容，让学生形象感知枯燥的政治理论，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三、结语 初中政治教师如能充分理解新n改的教学理念，在教学中实施上述教学法，定能激发学生兴趣，营造出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提高教学效果。 作者简介：刘会员（1969-），男（汉族），湖南祁东县人，湖南省祁东县黄土铺镇中心学校，中学一级教师，主要从事初中思想品德教育教学。 政治教学改革论文:高中政治教学改革中的问题与改进方法 摘 要：由于我国教育工作者长期深受传统教育模式和方法的影响，即使我国教育界推出新课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传统教育的不良之处，但我国高中政治教学依旧存在着教师综合素质偏低、教学方法仍然沿用陈旧模式、过度利用游戏教学造成反作用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想将这些问题逐个击破，就要求各高中政治教师在设置出新型教学方式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综合素质，并在实际教学中把握好游戏教学方法的使用力度，以促进学生政治综合能力的不断提升。 关键词：高中政治；遇到问题；改进方法 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是我国高中教学事业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学科不仅对于增强学生的政治综合能力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更是在强化学生辨别事物能力等方面意味深L。本文就高中政治教学改革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予以探讨，并提出几点针对性的策略以供参考。 一、当前高中政治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高中政治教师综合素质普遍较为低下 虽说“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但这并不代表着学生在进入学校后，其在学习中完全靠自己自学。如果学生在学习中完全靠自己自学，那就教师这一角色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所谓教学，通俗的来说就是老师教，学生学，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学生自身的自主学习能力固然十分重要，但倘若没有教师对其在学习中的指引，学生只会在学习道路上找不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容易走很多不必要的“弯路”，甚至还会在迷茫中偏离学习轨道。因此，这就从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对学生在学习上的作用和教育意义。 （二）教师教学方法依然处于呆板陈旧模式 我国传统教育模式下的教学方法较之全球各个国家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从综合的角度来说，各方面都显得十分的落后守旧和索然无味。“填鸭式”“我讲你听”“满堂灌”等是我国各教育工作者最常用的教学方法，这一系列方法的守旧性、传统性以及死板性在很大程度上将本该是在教学中处主导地位的学生转变为被动接受者，使得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学习尤其是对高中政治的学习产生厌倦心理，从而使整个教学质量不断下滑。 （三）教师过度利用游戏教学以致适得其反 近年来，为响应我国教育界新课改的要求，许多教师都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开始创新并应用各种教学手段，利用游戏进行教学的方法在课堂实际教学过程当中最为常见。虽说“寓教于乐”是一种较为先进和有效的教育理念，但这一理念同时又具有两面性，若使用恰当，其就不仅能够调节课堂氛围，还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但若教师拿捏不好游戏在教学过程中的使用度，便会造成反效果。而当前因教师未在教学中把控好游戏利用度造成反作用的实例时有发生。 二、针对当前高中政治教学改革问题的改进策略 （一）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综合素质 高中政治这一学科，实际上包含了道德、思想、爱国主义等多方面的知识，其对学生为人处世有着不可忽视的正面影响作用。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称职的政治教师，大到国家大事，小到生活琐事，其都应对各方面的知识有一定的积累和储备，还应不断强化自身的专业综合素质，以便能够进一步发挥其对学生的教育作用。 例如，各高中学校可派遣各年级的政治教师去旁听优秀政治教师（专业综合素质较高）的课堂教学实践，在整个旁听的过程中，旁听的教师会对优秀政治教师巧妙引经据典并结合生活中大小事务对学生进行教学的课堂教学氛围和效率所震撼，并会就自身与其作比较，不断发现自我的不足与缺陷，从而予以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改正与完善。 （二）教师提高教学方法的灵活性与科学性 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和科学性是指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所用的方法灵活多变却又科学有效，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学生求学需求并顺应新课改指示的教学方法特性。高中政治这一学科，旨在向学生灌输各类正确的思想，本身就较为枯燥乏味，倘若教师依旧沿用“我讲你听”等呆板的教学方式，那么只会造成学生的反感心理，使课堂教学效率不断下降。所以这就要求高中政治教师注重对所用教学方法科学性和灵活性的不断提高，以提升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从而达到强化高中政治教学质量的教育目的。 譬如，在《神奇的货币》（人教版）这一高中具体教学课程中，教师可先向学生讲述最早的货币形式以及货币交易的由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向学生展示实物。然后随机选择两名学生为大家演示远古时代的货币交易形式：一位学生拿一支铅笔，另一位则拿一块橡皮，然后两人进行交换。这就将书面知识直接现实化，使学生印象深刻，并还可由此引出等价交换的概念。这便充分体现了教学方法科学性和灵活性的作用。 （三）教师应将游戏合理化地融于实际教学 “寓教于乐”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好的新型教学理念，将游戏与实际课堂教学相结合，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原本压抑严肃的课堂氛围变得轻松有趣，还能让学生边玩边学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并且对整个课堂效率也起着很大的提高作用。但如果在学习中过度游戏就会将学生玩耍的心性扩大化，完全忽略学习，造成反作用。 因此，高中政治教师应将游戏在教学中的使用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力求做到“见好就收”。比如，当学生们昏昏欲睡时，教师可组织学生适当进行词语接龙等小游戏，以活跃课堂氛围，使学生们重新调整好学习状态，从而促进课堂教学效率进一步提高。 总之，高中政治在改革中依旧存在着多样化的问题，教师应善于发现问题且就这些问题提出并运用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策略或措施，以将课堂教学效率最大化。 政治教学改革论文:试谈初中政治教学改革的困惑与协调 摘要：在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初中政治教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机遇。但是，由于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初中政治教学在改革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困惑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教学改革的整体进程。本文在深入分析初中政治教学改革困惑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协调措施，希望对推进初中政治改革M程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初中政治；改革；困惑；对策 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实施，各个学科的教学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并且已经取得了较为理想效果。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政治学科，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显得比较吃力，传统的教学方式无法提升教学效率，政治学科的教学改革也在进行中，而在改革的进程中还面临着一些困惑问题，改革的效果也不是十分理想。所以，及时解决初中政治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困惑问题，对于提高政治学科的教学效率，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初中政治教学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惑 （一）没有准确的对课堂教学进行学科定位，无法适从改革要求。 在传统的初中政治教学过程中，由于绝大多数教师对于政治学科的理解存在一定问题，对该学科的定位不够准确[1]。在实际教学中，学生一般以记忆政治知识点为主要内容，老师教学的主要方式就是给学生画出政治学科考试的重点，并且这些重点都是根据以往的考试进行总结和提炼而来的，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完全以应对考试为主，教学活动的开展也都围绕提高学生的应试成绩为中心。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对于所学的政治知识根本都不了解，影响了学生政治素质的提升。 （二）陈旧的教学理念，无法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 由于受传统应试教育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当前绝大多数的初中政治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依然采用较为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整个政治课堂的教学节奏完全由老师掌控，学生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没有政治的学习兴趣，课堂教学效果较低。虽然当前课程改革的进程正在不断深入，素质教育的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但是这种全新的教学理念似乎对于初中政治教学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 （三）单一教学方式，无法满足学习兴趣的需要。 在当前的初中政治教学过程中，除了灌输式教学方式之外，基本没有其他的教学方法，课程改革之后层出不穷的教学方法似乎在政治教学过程中都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导致初中政治的教学方法过于单一，学生缺少学习的积极性[2]。另外，当前的初中政治教学，老师的教学内容完全照搬政治教学大纲的要求，几乎不对大纲进行变通，教学内容过于陈旧。这种教学方式下，老师在教学内容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中学生的实际特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接受知识的程度，降低了初中政治教学的整体质量。 二、初中政治教学改革的有效协调措施 在当前的教育形势下，必须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引起足够重视，加大初中政治教学的改革力度，使中学生在接受良好政治教育的同时，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思想道德素质。对此，学校和老师应该在转变教学理念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等方面下功夫。具体来说，可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协调： （一）建立科学有效的政治课堂教学评价，使课堂教学得到恰当的定位。 根据教学目标和课型，建立教学评价机制，对教师课堂教学效果，学生学习成效进行评价。根据具体情况制定适合本校的评价机制，分项对于每一堂课进行教学评价，课后根据评价表进行自评，或者让学生根据评价表对老师的课堂和自身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将学生的学习活动以及在教学活动中的各种表现作为评价课堂教学、学生学习情况和整体性评价的依据。评价不但应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始终，而且应把课程、教学和评价进行整合，让教学评价成为提高教学效率的催化剂。 （二）提升教师综合素质，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 传统初中政治教学质量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师的教学理念过于陈旧，因此，要想对初中政治教学进行有效的改革，首先就应该转变政治教师的教学观念。在新课程改革的大环境之下，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教学的主旋律，而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3]。所以，初中政治教师应该摒弃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把政治教学作为教学的重点来抓，把通过政治教育提升中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作为教学的出发点，教学活动的设计也都围绕该出发点来进行，学生的政治素质提升了，考试成绩自然就会提高。 （三）丰富政治课堂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积极性。 传统初中政治教学效率较低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师的教学方式单一，学生缺乏政治学习的兴趣。在初中政治教学过程中，老师的灌输式教育很难使学生对政治学习产生兴趣，并且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堂教学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4]。对此，老师应该不断地探索全新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成为政治教学课堂的主体，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比如说，老师可以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技术，来丰富教学内容。具体来说，老师可以把教学内容制作成多媒体课件，并且尽量运用图片、声音以及图像等丰富的形式对教学内容进行全方位展现，提高政治学科的趣味性，通过这种直观的教学方式，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富有乐趣，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观看政治学科相关的电影和纪录片等。 再比如，老师可以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使学生的自主性得到充分发挥。老师在政治教学之前，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并且给每个小组布置相应的学习任务，让不同的小组通过组内合作的形式完成学习任务，在此过程中，学生的知识储备得到了充分调动，主动性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并且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接下来再进行教学时，由于学生之前的预习过程已经十分充分，老师只需要将学生普遍存在问题的知识进行重点讲解即可，节省了大量的宝贵时间，并且提升了教学效率。通过这种丰富的教学形式，不但提高了政治学科的趣味性，而且对于调动学生政治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优化教学内容与设计，强化教学的针对性。 传统政治教学中，老师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学习特点，完全照搬教学大纲内容也是导致课堂教学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5]。针对这个问题，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首先了解学生的整体特点，然后在符合教学大纲要求的前提下，对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与设计，使教学内容适应学生的学习特点，提高教学的针对性。 三、结语 为了促进初中政治的教学改革，提升政治教学的整体质量，对于教学改革中面临的诸多困惑，应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解决和协调。老师应该首先转变传统教学理念，不断地丰富课堂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政治学习兴趣，从而使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政治教学改革论文: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摘要：现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在各个高校中都占领着重要的位置，通过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的教育，让他们自身的行为得到规范，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是非常有影响的传播主体，能够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国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是非常有必要的，以此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但是要想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实效性，必须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这样才能实现最终的目的。本文主要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教学改革政策，以此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教学改革 实效性 在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内容都是存在问题的，同时他们的思想逻辑也不够创新和完善，导致在向学生传达相关思想的时候意思不明确，缺乏强制性和实效性，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另外在思想政治的教育结构上面，也存在不完善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教师忽视了实际生活与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之间的关系，让学生只停留在基础知识上面，从而导致他们忽视了对人全面发展的关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这些问题，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教学观念的、教学途径的拓展、教学机制的完善，让学生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真正的树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章主要提出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建议和对策。 一、创新教育理念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本质是什么呢？主要是提倡以人为本和以人为先的观念。在政治思想教育教学中，教师除了把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放到首位之外，更重要的是引领学生健康的发展，让他们通过对思想政治的学习，实现人格品质的健全，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受到洗礼，促进学生更健康和和谐的发展，让学生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朝着积极的方向进步对，不会违背社会的道德规范；可是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缺乏实效性，所以整体的教学效果将会受到影响，所以教师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让学生受到更深入的政治教育，促进他们的成材。 （二）坚持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 德育能够塑造一个人的品质和人格，如果一个人他的行为与道德是相违背的，就算他有再大的权利和地位也不会被人所尊重，这就是德育的重要性。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教师必须坚持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教育学生更好的做人。可是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忽视了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最终可能会影响学生各种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坚持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是非常重要的，让学生在这种教育理念中发展和成长，实现自身各种优良品质的形成，做一个被社会所尊重的人。 二、改革教育内容 要想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实现教育内容的优化是非常有必要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突出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对整个教育中的性质和方向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在高校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是对政治思想方面的立场、信念和方向进行研究，同时应该引导学生对国家重要事件和政治问题的立场、态度。在高校的教育体系中，政治思想教育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教师应该突出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内容，加强社会主义，让学生通过政治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强自身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二）优化思想道德教育的基础性内容 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实现对学生的引导，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思想品行、规范他们的道德行为以及提高他们的道德自律能力，所以优化思想道德的基础性内容非常重要，做到以下几点能够实现思想道德素质的优化：首先在教育中，应该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这对整个社会或者个人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然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来确定自己的价值观；另外增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也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深化学生的价值观念，同时对他们进行心理方面的教育与职业素质道德教育。 （三）奠定文化素质的人文内容 人类的发展都是一步一步的，从最原始的基础开始。奠定文化素质的人文内容与传统是分不开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首先得提升学生对人文方面的了解程度，奠定文化素质的人文内容主要从生态道德教育入手，让学生树立比较自觉的意识，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另外在教育结构上面也要进行一定的优化，实现人文性蕴含时代的特征。 （四）拓展教育载体的结构内容 在教学过程，老师开展教学活动的方式是多样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学生更容易受到网络多媒体教学的影响，所以教师为了拓展教育载体的结构内容，指导学生运用网络来实现对素质教育的解读。学生在传统的教学中，知识体系是不完善的，各方面的能力也比较弱，所以利用网络拓展教育的结构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改进教育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人与人性的表现，基于这个本质，教师在教学改革中应该把学生放在与自己相平的平台上，而不是把他们当成知识的被接受者，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实现不了，学生的自身成长也会受到影响；另外改进教育方法还可以增强学生的调查研究能力，让他们在主动的学习中锻炼自己，得到不断的成长。 四、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要不断改革，实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目的。本文从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对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讨论了相关的策略，以此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实效性，对教育工作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潍坊科技学院） 政治教学改革论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路径探究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进思想理念、正确价值观念培养的主阵地，其实效性直接关系到大学生健康、全面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思想政治教育显得愈加重要。目前，有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的研究备受关注，成为了业界的热门议题。文章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现状做出论述和分析的基础上，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路径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现状；改革路径 素质教育提出了全面发展学生的基本要求，并成为了高校教育发展的主流方向。与其他学科教育不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更加关注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方面的培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重要手段，学生在此过程中大受裨益。但是，纵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整体，虽然取得了不菲成绩，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依然客观存在不少问题，走改革发展道路势在必行。 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现状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才素质培育的前沿阵地，历经多年的发展已有所建树，并取得了瞩目成绩，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尤其是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多元文化生态系统的形成，使得高校越发意识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承接着机遇和挑战，具体表述如下： 1.1 机遇 在国家政策方针的主导下，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着重指出，全国高校要打一场提高思政课质量与水平的攻坚战，并就此做出了重要战略部署。近年来，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从政策、资金以及理念等多个方面努力支持其发展。同时，学术界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优化提供了指导。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高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致力于创新改革发展，充分集合社会优质资源，积极引入先进理念及技术，采取了诸多有效实践举措。例如，大多数高校现已建成多媒体辅助教学体系，转变理论知识展现形式的同时，活跃了课堂气氛，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时至今日，信息技术应用在教育领域的普遍化发展，引领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新潮流，为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等素质教育理念实践搭建了平台，体现了学生主体地位，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全面发展。 1.2 挑战 信息技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造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网络时代，信息技术应用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打造了多元文化生态格局，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多元文化的冲击，有些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扭曲，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产生了质疑，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推广。然而，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尚未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紧迫形势，故步自封，依然拘泥于传统知识课堂，加之单一的展现形式，影响了学生的教学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有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缺乏高度创新思想与能力，选用的教学方式方法过于呆板，一味地强调自身主体地位，忽视了对学生个性特征的发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其成长层次。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也略显片面，与素质教育全面发展学生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路径 2.1 丰富课堂素材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再结合当代社会现状，构建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体系，其本身知识结构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抽象性。针对当前课堂教学内容结构单一的现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善于从网络中获取生活素材，有机地将教学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重新整合课堂资源，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系统展示出来。如此不仅可以降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难度，还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同时，高校教育者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及设备，转化知识课堂，将理论知识以图片、影像、视频或动画等形式表现出来，活跃课堂气氛，进而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除此之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还要加强网络素质教育，结合实际教学需求，选择合适的新闻现象进行分析，引导学生产生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认知，最大限度地降低多元文化给学生成长造成的困扰与冲击。丰富课堂素材，不单单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更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对提高教学实效有着重要意义。 2.2 创新教学方法 创新是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是民族发展的灵魂。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较强的抽象性，容易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困扰，进而影响其行为实践。因此，高校教师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创新，优化知识构成，降低理解难度，发挥学生主体地位，以引导他们更好地应用于生活实践。具体而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可以重新整合资源，设计虚拟教学情景，将学生引入到真实的生活案例当中，两者结合组织学生开展协作讨论活动，以培养他们良好的合作能力、思维能力以及辨别能力等。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实践是理论的根本。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还应注重实践教学，为学生搭建应用平台，检验他们学习成果的同时，加深其理解与掌握。在此过程中，高校可定期开展文化实践活动，如敬老院慰问、文艺性竞赛等，不仅可以丰富学生学习生活，还能让其感知美好事物，并督促他们将这些美德继承和发扬下去。 2.3 优化评价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是一个以评价为起始与终结的无限循环，需要长久地坚持下去。素质教育背景下，教师是教育教学的主导，强调发挥学生主体性，关注学生全面发展。以素质教育理念为指导构建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评价机制，应实现主体多元化、项目综合化，提升其公平性、客观性以及全面性，为下一阶段的教学改革工作决策提供信息支撑。简单来讲，高校应组织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评价工作，就教师以及学生的行为表现作客观评述，及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予以改善。同时，教师应该关注课堂实时动态，尊重和了解学生之间的个性差异，理性分析其思想、行为表现变化，认真听取学生心声，协作完成教学优化工作。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教师要善于利用网络交际平台，在保护学生隐私的情况下，与之进行深度交流，了解他们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心理障碍或问题，并帮助其走出阴影，以培养学生积极的心理、态度。 3 结 论 总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尤为迫切和必要。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加之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W实践存在差异，其中存在的问题可能大相径庭，本文做出的相关研究存在不足之处。因此，作者希望业界更多学者关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理性总结其发展现状，综合剖析存在的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更多促进改革建议，为大学生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政治教学改革论文:科学发展观语境中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学改革探究 摘 要: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学改革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探索与推进,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教育内容,有效地整合多种教育资源,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教学改革 教育内容 教育资源 一、科学发展观语境中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学改革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的重要理论创新,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同样,它赋予了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新的内涵,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动力。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教育观念、目标设定、教育机制、教育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与改革。具体来说,在教育理念方面,构建理性化的教育新理念,即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与时俱进、讲求实效的教育理念;在教育目标设定方面,坚持能力培育与人格塑造相统一的理念,使大学生“成仁成才”;在教育机制方面,坚持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原则,有效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倡导学生的自我教育和意识养成;在教育方法方面,坚持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文化引领和内涵承载等方式方法。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科学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选择事关教育指向和教育目标的实现。科学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内容设计和选择上,“既要注重内容在空间上的拓展,又要加强其自身要素的优化;既要注意内容结构内部要素的相对独立,又要注意各要素之间的融合与协调发展,充分考虑内容结构的序列性和完整性、渐进性和层次性”[1]。 (一)以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为基本内容,突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形势政策、爱国主义教育。 思想政治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管道,为此必须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势政策、爱国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形势政策事关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政治实践和境况,爱国主义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觉认同,这些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这些内容的教育可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有助于提高大学生思维能力和政治鉴别力,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影响。 (二)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彰显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理想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信念是意志行为的基础,是个体动机目标与其整体长远目标相互的统一。理想和信念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世界观决定人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立场和观点方法。每个心智正常的大学生都可以形成世界观,但不是所有的世界观都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因此,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武装大学生,使大学生将其内化于精神深入。正确的人生观是有关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观念。思想政治教育要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教育,使他们把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观的主要内容。价值标志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价值观则是对价值的看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是形成正确价值观的基础。正确的价值观对大学生的未来人生具有导向和激励作用,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就是要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观和奉献精神。 (三)以规范教育为支撑性内容,凸显道德和法律教育。 每个人的成长都必须经历社会化过程。在社会化中不断规范个体行为,形成社会秩序。道德和法律是控制行为的规则和行动规范,是每个大学生都必须接受并自觉遵守的规范。道德教化可以培养大学生自我约束的道德意识,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规范行为举止。法律是现代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体现了正义和理性的精神,每个合格的公民都应该是遵法守纪的好公民。大学阶段对大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培养其法治主义意识,有利于他们行为的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形成。 (四)以和谐个性为目标,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职业规划教育。 个性是指一个人的整个心理面貌,也就是说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各种心理特征的综合,和谐个性是指个人的个性符合其身心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化的要求。大学生正处于个性形成的关键期,建立起和谐个性关涉到其以后的人生道路。构建大学生和谐个性的关键是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必要的职业规划教育。通过心理咨询、心理干扰、随机访谈等形式进行心理教育,塑型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状态。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未来目标设定、职业规划、职业设计等教育,有利于其形成良好的预期,有助于健康心理的培养与形成。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整合多种教育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与载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个由多种教育资源组合的系统。因此,能否有效地整合多种教育资源,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紧扣理论化的精神资源。 思想是人类精神的精华,是人行动的指南。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思想理论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来对待。为此,思想政治课程必须紧紧围绕教材,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教育,使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良好的社会生活态度,以便指导其当下和未来的行动。 (二)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每个人都是现实的人,都是生活、生存于实践中的人。因此,思想政治课教育必须把课堂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运用多种社会实践形式。例如,利用假期和国家公共庆典节日,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感、直观性,从而增强教学效果。 (三)积极利用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红色资源是党在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具有资政育人意义的历史遗存。[2]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利用红色资源蕴含的党的优良传统、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等,努力培养实现大学生的理想信念的养成。 (四)积极发挥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其中不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情怀、“和而不同”的和谐原则、“见利思义”的义利精神、“言而有信”的诚信伦理,等等。因此,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着思想政治教育优秀资源,要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注重发掘和利用这些瑰宝,为培养大学生的健全人格、促进其全面发展垫实基础。 (五)主动占领网络的新阵地。 网络是融文本、声音、图像于一体的符号系统,它可以“极大地激发青年学生的求知欲和想象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和参与性,使思想道德教育更加生动活泼”[3]。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主动占领网络高地,尽力抑制其负面效应,积极利用网络的虚拟性、隐蔽性、便捷性,以及不受时间、地点和场合的限制等优势,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以直达大学生的心灵世界,真正触及其思想深处,取得实效。 政治教学改革论文:浅谈高中政治教学改革的问题与解决策略 摘要：随着课改进程的不断推进，各个学科的教学改革也在逐步展开。政治这门课历来被学生认为是枯燥无聊的课程，学生在面对政治课程中的定义和大段论述时很难将其运用到实际操作中，这导致了学生的政治学习与生活脱节，这不是政治课程设立的最初目的。因此，高中政治课程的改革十分有必要。本文将着眼现下政治课程中暴露出来的教学问题，并这对这些问题，找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让教学效果达到预期目的。 关键词：高中政治；课程改革；教学方法 随着各科的教学改革的展开，高中政治教学的新课改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可是，现行的教学模式教授学生的知识仍然无法很好地与实际生活相结合，传统教学中"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在一些课堂中还是存在。这让很多学生仍然感觉政治课是枯燥沉闷的。笔者今天将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解决策略。 1.现下政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现下政治教学让人感到沉闷，不是教学中某一方单独导致的，而是在教学中涉及的各方面都有责任。因此，想找到这些问题的原因，也要从多方面进行考量。 1.1 教师主导地位的弱化。现在有很多学校在课堂教学中，越来越弱化教师的主导地位，以为这就是遵循了课改的精神，给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环境。其实，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政治教学改革不仅仅是改变教师的教学方法，更重要的是改进学生的学习方法。教师在课堂中不能只要求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合作学习、讨论知识，而不注重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教师不在课堂中与学生合作学习，就会导致二者之间缺乏交流沟通。久而久之，学生的自由是得到了实现，可是学习的水平依然无法得到提高，教学的目标也没有实现。这样的情况只可能导致学生最终对学习丧失了信心，从而厌倦了学习。 这样的问题是由于教师没弄清楚自己在课堂中的位置导致的。课堂由教与学两方面构成，不能单方面强调学的重要性，而弱化了教的作用。教师应该把握自己在课堂中的主导作用。 1.2 考核方法与现实脱节。应试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中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此，应试会影响到课堂教学中的很多方面。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教师把让学生应付高考作为首要的教学目标，很多教师在教学改革中，只是变更了教学的内容，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依旧和以前一样。政治课被上成了纯理论课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全凭一张卷子来审核。这必然会导致学生对政治课产生厌学的情绪，必然会让政治课背上"枯燥、无聊"的名声。 1.3 教学内容不接地气。虽然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学以致用"的古训，可是，很多教师在政治教学过程中仍然是将知识束之高阁，不够接地气，学生在学习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学到的知识到底有什么用，说到底，在考试之后不过废纸一张。 其实，作为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高中阶段是一个人的三观养成的黄金时期。而政治课程的内容其实就是帮助学生、引导学生形成一个正确的三观体系，这对于学生的为人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应试教育的大旗下，很多的教师、家长，甚至学生自己都把成绩作为第一目标。大家都忽略了培养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实际应用能力的重要性。学生学习政治的主要方式就是死记硬背，许多的思想和观念甚至脱离了这个时代，完全看不出一个青年应有的希望与朝气。 2.解决政治教学中问题的策略 上述三种问题在现在很多学习的政治课堂中都比较普遍，很具有代表性。作为教育者，在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就必须要找到相应的策略来改进现在的教学状况，达到我国对于高中生的培养目标。 2.1 让学生对政治学习感兴趣。大家都知道，只有学生对学习产生了兴趣，才能认真地投入到政治课的学习中去，政治教学的效率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现在高中政治课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方面：经济学、政治学、文化生活和哲学。 关于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教师可以用到的实例很多。学校里的商店、学校门口的小饭店，他们都是什么经济类型，在他们的经济类型中，每个人都扮演哪些角色，这就可以为学生具体地讲解不同经济形态的构成问题。学生在平时的消费中，一定会涉及到货币的交易，那么针对这些日常生活中都会存在的行为，教师就可以讲解市场交易的原理等知识。 政治学主要包含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政府机关的构成，社会契约的形式和重要性。学生了解了这些，就可以对其生活的社会有一个真切的了解和认知。教师在讲课时就可以举身边的例子给大家来理解，比如每年三月份都要召开的两会，两会的委员们在国家权力体系里是怎样的构成，他们都负责哪些事情，他们的提案又会对我们的现实生活造成哪些影响，这都是和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在文化生活的教学中，目前教育界很注重运用乡土资源进行教学。比如在北京，市民们普遍喜欢听京剧；在苏州，昆曲是当地的本土剧种；在天津，皮影戏和相声是市民常常会接触到的文化表演形式。教师在讲授文化生活课程内容时，让学生从身边的文化现象出发，去理解课程内容，就会事半功倍。 关于哲学，看起来是理论占主导，可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来源于生活的。教师随便就可以找到很多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理论。比如，在课堂中，教师和学生就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缺少了任何一方，课堂就不会存在。这种非常具体鲜活的例子，会让学生很直观地理解抽象的哲学概念。 其实，只要用心教研，教师就可以从生活中找到很多具体的例子为学生丰富政治常识。 2.2 教师要扩充自身知识含量。教授政治课程需要教师拥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上文讲到，政治课程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教师只有拥有足够的知识含量，才能在人格上首先具有感染力，然后才能在课堂中游刃有余地引导学生进行政治课程的学习。 因此，教师在平时的教研中，应该时刻扩充自己的知识、关注各个领域的前沿信息，勤于学习，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在平时的学习中，教师还应该时刻意识到哪些内容是对教学有价值的，并将有利于教学的内容收集整理，在课堂中可以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开拓视野。这样才是上文所说的教师与学生进行合作学习的正确形式。同时，教师要时刻注意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在政治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深入自己对课改的认识、加深对课改的了解，并对于改革做出合理的规划，积极地探索政治课程与素质教育、与当下社会环境相结合能产生的新的教学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政治教师，也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2.3 为学生树立信心。在今天的社会中，很多新的技术都在快速地发展，在不经意间就会进入我们的生活，然而受到教材更新的限制，很多新技术没能及时地运用到教学之中。因此，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关注新技术的发展，并鼓励学生打开思路，尝试将自己感兴趣的新技术运用到教学当中。在今天，全息投影、3D打印、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出现，让我们可以更快速地获得很多直观的新鲜体验。学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强，如果可以将这些新技术运用到教学之中，一定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当教师将课堂引向学生感兴趣的领域时，学生对于学习就会产生信心，在这同时，教师要适时地给予学生鼓励，看到学生的进步，肯定学生的思考和成绩，这样学生才能够树立足够的自信，学习的效率才能提高。 综上，目前政治教学的改革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只要教师肯认真教研、相信学生，为学生找到好的学习方法，政治教学的目标就可以顺利实现。 政治教学改革论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应然诉求 摘要：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着“态度权威化、模式固定化、内容政治化、方法单一化”等问题。本文通过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的反思，提出在教学中凸显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朝更人性化和生活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生命关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偏重于“政策宣讲”和“意识形态”的教化，其内容也以政治教育、法制教育为主；主要通过强制灌输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影响，在教学中弱化了对学生的尊重与关怀，弱化了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和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落实。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中生命关怀缺位的现实反思 高校实行的是专业化的教育，开设一定数量的专业课无可厚非，但是偏重于政治教化和纪律宣讲，就不符合开展素质教育的本真诉求，不符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目标，不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才观。长此以往，培养出来的学生将会成为只有技能没有德性的机器。概而言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存在着以下偏离。 1.内容政治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围绕如何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增强学生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提高学生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来开展工作的。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标准主要是：培养的学生是否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政治觉悟是否高、政治热情是否强等；而不是以学生的实际需要和学生是否得到全面发展为标准。事实上培养忠于党、忠于国家的人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或有损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 2.模式固定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模式固定化、层次标准化”的痼疾。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是以“政治”二字为核心，从内容到形式都紧紧围绕“政治”二字，其理论内涵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但偏重于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和说教，缺乏对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的把握。“在目标层次上受计划经济时代教育模式的影响，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按社会的需要采取统一模式，生产‘标准件’人才，忽视了学生个体差异性和内在需要，缺失了对学生的生命关怀”。［1］P49 3.态度权威化。受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中，教师在施教态度上往往强调有序、服从；特别是受“三纲五常”思想的影响，形成了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等级分明的“制度”，如国君对群臣的绝对统领，群臣对国君的无条件忠心，父亲对儿子的严厉管教，儿子对父亲的无条件孝顺，等等。这些封建专制主义残余思想影响了教师对学生的施教态度。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过于强调教师的权威，学生只能唯命是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在处理问题时，教师不是个别谈心就是上大课、讲大道理，找学生的缺点和错误。 4.方法单一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一块黑板、一根教鞭、一本教案、一支粉笔”的方式进行教学，并且每次授课时间长，教学内容多，尤其在教学中形成了“我说你听，我打你通，我令你行”的做法。思想政治工作者没有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是要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服务，要为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服务。简言之，在教学方法上，没能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没能掌握学生接受知识的规律，没能充分认识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没能做到区别对待、因材施教。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中生命关怀缺位的历史溯源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存在着“高投入、低产出”的困境。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由教育理念模糊、教学模式单一、人才培养目标功利和课堂教学偏离个体差异性所致。 1.人本教育理念未被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做人的思想工作，要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然而，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中存在着片面强调政治功能的事实，即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政治工具，而忽视了塑造人格，实现人的全面、和谐、自由发展这一根本追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竞争意识、独立意识、自由观念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坚持“以生为本”，把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塑造健全的人格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优秀人才。 2.教育方式过于强调灌输。“灌输”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曾在特定历史阶段起过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在教育实践中，施教者对“灌输”内涵的片面理解，过于注重单向性的“灌输”教育，这样就会让学生产生抵触情绪，甚至造成逆反心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主体性不断增强，学生对知识不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有更大的主动性和选择性。因此，在现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中，只有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和加强人文关怀，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才能提升大学生的各种技能和素质。 3.人才培养目标过于功利。教育目标和内容是教育本质的直接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要提升人的整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要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优质的人才。然而，由于受西方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过于凸显人才的实用性，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教学置于为其他专业课服务的地位，弱化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道德素质和马克思主义素养的意识，弱化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而不是银行家、企业家的培训基地。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新回到塑造学生的人格、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上来。 4.课堂教学偏离个体差异性。大学阶段是人生的一个特殊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学生处于生理发育逐步成熟，心理发育相对滞后阶段，同时也是个性区别较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大学生在心理上往往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对大学生的心理矛盾给予及时关注并加以疏导，使其心理向健康的方向转变，不仅是心理咨询师的工作，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职责所在。然而，如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方式主要是课堂，而且往往是几个班在一起上“大”课，可以说是“整齐划一、一刀切”的教学模式。这就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弱化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三、生命关怀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展望 生命关怀与以人为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以人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命关怀教育理念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要求教育者善于把握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注重建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双向互动关系，在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尤其要注意激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因此，生命关怀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尊重学生。尊重学生就是要树立人本意识，“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承认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2］P101-102尊重学生，就是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的存在、尊重他们的言行。教师要避免和减少在课堂上或公众场合用过激的方式批评学生；要做到尊重学生，就要与学生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以民主协商、交流谈心的方式解决学生的各种问题。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就要避免以教育者、领导者自居；要尊重学生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凡是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事，都要尽量让他们了解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受到尊重，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只有在师生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变得有生气、有活力、有吸引力。 2.理解学生。大学生正处在增知识、长见识的时期，对新事物充满了好奇和兴趣。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做出一些成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事情。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能够进行换位思考，不能用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思考和解决另一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和思想政治工作中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问题、解决问题，并能从了解和研究学生的思想品质、学业成绩、兴趣爱好、特长、性格特征、成长经历，以及家庭情况、社会环境等方面入手，对学生进行综合、全面地分析和了解。只有如此，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趋于实事求是，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才能更深、更贴切地理解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 3.关爱学生。在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心中要始终装着学生，当学生犯错误时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尽量不用批评指责、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关爱学生并不是在学生犯错误的时候不指出错误和进行批评，而是要从学生成长的立场出发进行说理式的批评教育。在批评的时候必须把握好“度”，要分时间、地点、场合地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否则，就很有可能会伤害到学生的自尊，挫伤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必须明白，批评学生不是目的，教育学生才是目的。特别是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对大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各种能力，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4.引导学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的课堂上不只是知识的传递和灌输，也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教学大纲上的任务和要求，而是要通过教学活动让学生知识有所增加，品德有所提高，综合素质有所提升。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做事，懂得爱国手法、明礼诚信，团结互助；引导学生养成勇于直面艰难困苦、勇于担当责任的品质。 5.服务学生。“服务于学生就要切实关心学生的需要，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为学生排忧解难办实事。”［3］P79在生命关怀教育理念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必须改变以往把思想政治工作当作管理学生，处处要求学生服从的观念，树立育人意识和服务意识。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教师要在言行、为人处世方面为学生树立榜样。同样，学校的管理系统也要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社会各界也要尽可能地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空间和展示才华的舞台。 总而言之，在生命关怀价值取向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活动，既要坚持教育学生、引领学生、鼓舞学生、鞭策学生，又要做到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关心学生、帮助学生、服务学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政治教学改革论文:趣味教学对高中政治教学改革辅助 【摘要】随着高中生自主独立性增强，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填充，更需要让他们在精神上愉悦的去享受政治的学习，寓教于乐，是最合适与学生这个年龄跳跃而活泼的性格，亦更容易去记忆理解。 【关键词】寓教于乐趣味教学政治教学 正文： 1.引言 在学生中学期间，我们往往发现一个现象，在高中分出文理科后，志在理学的同学对于政治的学习显出了以下特性：忽视，疲惫和缺乏激情。因为在高考中未涉及政治的考核，对于学生，政治的学习犹如鸡肋，学之无味，弃之可惜。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长此以往，学生，老师都会缺乏积极性。 2.政治的学习重要性 我们在高中阶段对于政治的学习，其实会为我们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无法将个人与整个社会整体分割开来，其关系密不可分又彼此独立，个人与这个社会的融合离不开我们在高中时期对于政治的学习，法律知识，金融知识，对于自己国家的基本认识，都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部分。、 可是，即使这样，政治的学习依然被忽视，我们最近常常从新闻上发现，有高校生取得了非常高的学术成绩，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出类拔萃，却忽视了为人之本，做出了令人发指的事情，这本是极不应该发生的事，父母、学校、社会为了培养一个国之栋梁，是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这样事件的发生，折射了社会中那些所谓“高材生”对于法律知识的匮乏，以及对于社会的漠视。 3.政治教育高中阶段的改良 可以假设如果，在高中时期就对其，进行合适的教育和适当的政治法律知识的灌输，我们也许可以减少和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培养更多身心健康的高材生，而不是事后，才开始反思和总结，因此如何对在高中时期的学生进行政治的教育和学习，就成为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针对学生的三条特性，我认为可以对高中的政治学习作出一些改变，以待学生对于政治学习的积极性有所挺高。 4.改良的具体办法 4.1学生厌学严重的情况 我们在面对学生的抵触情绪时，就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丧失了对于政治的兴趣，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兴趣放弃症”，在这个时候发现基本上可以属于晚期的状态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管老师如何苦口婆心的教育，学生的头脑中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很难去根除，即使老师举出各种例子，学生在青春期的叛逆性，反而会被放大，与家长老师的矛盾很有可能被激化，造成厌学的极端情况。 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我们要采取的方式主要以诱导为主，暂不去干涉学生自己的主观想法领域，而是循序渐进的在学生休息的时间，来讲述或描绘一个，时文轶事，与时下最热门的话题相联系，其中可以关联到学生所关注的新闻，最好是学生喜欢的明星八卦，将其中的一些八卦消息截取出来，用政治的理论和观点与学生做探讨询问，例如最新的李敏镐上春晚，或者《来自星星的你》中的都教授一些，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新闻，往往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因为这些本是年轻的少男少女，最喜欢在课余生活中讨论的问题，如果将政治的思想教育融入其中，对之后的转变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 这将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对老师及政治课的接受度，使得学生在政治课上的积极性得到逐步的改善，这也许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更需要老师在选择范例时慎重，尽量不触及较为敏感的话题，如果不能善加利用，反而可能会起到反效果，会对师生关系产生严重的影响。 因此，我建议老师们在选择事例时，主要可以从一些影视明星，比较有争议的话题谈起，使学生之间可以进行讨论的话题，可以更好的交流学习，有助于师生关系的缓和，这种时候一般学生，都会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开展一系列的讨论，老师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巧妙的引用政治的一些主要观点，达到共赢的目的。 4.2学生厌学普通的情况 当学生情况有所好转，开始有注意老师说话的倾向时，我们可以将之归为“政治兴趣放弃症”的中期，在这种时候，学生会偶尔注意老师的讲课内容，选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来听，一般是在听案例，或老师的一些插科打诨的闲聊，并没有办法发现课堂中的重点内容，造成顾此失彼，捡芝麻丢西瓜的局面。 面对此类状况，老师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气馁，不要将个人的情绪加在学生身上，应该更加耐心的帮助学生，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过程，在案例中穿插一些重点的概念，让学生作进一步的了解，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去在案例后去赘述，反而得不到效果，与此同时，老师可以考虑改编一些简短的舞台剧，通过舞台剧的体现，在旁白或人物台词中融入政治基本概念，或可以组织一场小小的辩论会，选择一个浅显而有争议的话题，让学生在辩论中自然而然的使用政治观点。 通过这样的形式学生不仅仅在娱乐和休闲，更可以在课堂活跃的气氛中，感受政治带给学生的魅力，使学生可以更加愉悦在课堂中享受轻松一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更加亲密，心与心的交流也更加容易。 4.3学生厌学轻微的情况 当我们已经进行了上述改善，学生对于政治课的抵触情绪已经基本消失，部分学生出现积极的态势，但部分还稍有对课程的异议，学生的积极性已经被基本调动，对于政治课产生了兴趣，但深度不够过关，理解的内容还十分肤浅，达不到教学的要求，只能领会基本思路，难以涉及根本概念。 对此时，老师的作用应该被加强，不仅仅作为旁观者和引导者，更需要对学生脑内庞杂纷乱的知识进行梳理和总结，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可以开展模拟法庭，由老师来扮演法官的角色，学生分别扮演原告，被告及双方律师，学生通过这种模式进行模拟诉讼，积极调动学生对于法律常识的积极性，并由老师及时指出错误，来进行对学生知识的归纳总结，对于国家及经济的基本知识，老师可以选择模拟代表会议的模式，对学生进行问答发言，可以是学生自我表达能力有显著的提高，同时根据课程，有机的调整“学生代表会议”的主题，例如国家的经济体制，社会的矛盾等话题注意对社会热点的导入，才不会使课程的设计呆板乏味。 5.总结 经过这个过程学生大部分，已对症的教育教学，“政治兴趣放弃症”的治疗也基本可以告一段落，学生的政治知识储备，也基本可以达到教学的目标，对于政治的学习寓教于乐，才是最好的方法和途径，这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模式，更是对素质教育的最佳体现，我们不填鸭式的教学，是为了学生未来更全面的发展，使学生身心更健康。

中学政治结合时事政治教学:初中政治教学中结合时事政治教学的意义及其措施 摘要：在初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应用时事政治不仅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效补充的材料，同时也是通过实践对政治教学中各种理论的佐证。将政治理论与时事进行有机的结合，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政治理论的内涵所在，利用所学的实例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能将学生学习的主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关键词：初中政治教学；结合时事政治；措施 将时事政治引入到初中政治课堂教学中，不仅可以促使学生对教材理论知识理解更加透彻，也能够活跃课堂学习氛围，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同时教师可以定期带领学生开展时事评论活动，针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有影响的话题事件，师生之间共同讨论和分析，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了解时政大事的内涵。 一、初中政治课堂引入时政教学的必要性 （1）现阶段新课程教学改革需要 我们教师改变传统的枯燥教学模式，让学生有较好的热情参与课堂学习。很多时候我们传统的教学由于强硬地灌输理论，同时学生又不能很好地理解，导致了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无法得到较好的培养。再加上老师太过于一言堂的教学导致学生更加抵制课堂教学，甚至出现一种懈怠甚至厌恶的情绪。然而通过最近社会的热点新闻就能较好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注意力。 （2）社会环境的需求 现阶段社会发展较快，同时网络环境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环境也变得十分复杂。那么在此背景下避免不了有一些不健康的信息传入他们的脑海。这时就要我们教师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正确健康的价值观，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保护青少年健康的成长。同时也可以借助最近热点的青少年的一些反面案例对其进行教育。 （3）素质教育的需要，社会需要 青少年的道德素质教育。一个人只有道德美才是较好做人的前提，道德败坏的人，智力再高给社会带来的都是灾害。所以我们既要做好学习教育也要做好思想道德教育。培养他们成为一个德智双馨和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二、我国当下初中政治教学现状 所谓时事政治教学其实就是将时事政治合理有效的引入初中政治课堂中，通过外界社会实际发生的事件设计的政治理论以更好地进行政治理论传输，同时理论联系实际的将所教知识借助时事来表现。我们也可以通过实例来分析设计的政治理论。另外，我们教学中也可以通过时事政治的实例，让学生独立分析，培养他们健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便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三、加强和改进初中政治课堂时政教学的措施 （1）时政教学应突出教育性和时效性 教师自身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就要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及时了解时事，然后进行合理筛选后引入课堂教学。由于学生对新事物都很感兴趣，那么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定会非常集中，学习效果也会大大提高。 （2）将时政融入到课堂教学各个环节 在课堂教学中要合理选择时事信息，然后分享从中学到了什么，有什么可以借鉴。通过这样可以培养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和身边事的习惯。教师也可以通过留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关注身边的时事小播报，鼓励他们将这些时事引进课堂。长期坚持分享学习，那么就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将时事背景与所学政治理论联系起来，学习效果定会大大提高。 （3）鼓励学生对时事进行评论 我们教师可以设置一个专栏，定期总结小评时事，发表个人看法，也可以通过师生互动，共同讨论和分析。在讨论中，应给予学生充分的尊重，让每一个人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否一针见血，都要鼓励每一个人发散思维评论。 （4）鼓励学生收集整理时政资料 课堂教学过程不是教师一个人的舞台，需要师生之间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例如，观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等节目，让学生通过互联网络收集感兴趣的素材，在学习之余可以阅读一些报纸，如《参考消息》和本地的报纸等，让学生去收集、整理时政资料，关心社会国家发生的大事，培养学生认识社会和关心社会的意识。针对学生收集的材料，对其进行分析并让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对学生难以理解和困惑的现象，教师要及时进行指导点拨，将时政材料与教材知识相结合，同时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并形成自己的见解。 （5）开展形式多样的结合方式 政治课堂教学环节，是将时事政治融入到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在课堂上，教师可以为学生讲解、点拨，也可以与学生之间进行互动，深入分析问题。例如当前世界杯小组赛中发生的苏亚雷斯“咬人事件”，涉及到的政治教材知识有“人身权利”“自尊自信”“肩负使命”等，通过辩论能够加深对教材知识的理解记忆。也可以设置课堂作业，借助时事政治事件，设置与政治教材相关的问题，将时事背景与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用时事政治提高个人分析问题的能力。 （6）注重时事政治的教育意义 初中政治课堂的教学中，教师在将时事政治与课堂教学结合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重视对教材知识的联系掌握，通过时事政治材料与教学中学习的内容联系起来，以时政素材解释教材知识，并且教育学生遵守国家法律制度，并要有正义精神，敢于与社会危害分子做斗争，形成高尚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同时要对未来充满希望，不断努力奋斗，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四、结语 总之，由于现阶段政治课理论太多，太抽象，整个课堂就是枯燥无聊，学生根本提不起兴趣，就导致政治课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所以，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就要大胆革新教学传统，从而提高初中政治课堂教学质量。 中学政治结合时事政治教学:如何结合时事政治进行高中政治教学 摘要：时事政治作为政治教学内容的补充，与思想政治教学结合，对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政治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时政热点问题也是高考政治必考试题，本文结合笔者的积极教学经验和经历，对如何结合时事政治，将时事政治融入高中政治教学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高中政治教学；时事政治；融合；利用 时事政治是当前国内外发生的热点，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不仅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影响重大，而且反映了当前国内外政治形势。《新课程标准》下的高中政治教学课文教材中，时事政治教学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篇幅，这也是教改后对高中政治教学提出的明确要求。 一、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现代化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人，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学生成功为目标、以学生会学习为中心、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成为当前现代化教育 的主导思想。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着力全面培养学生能力，提升学生各方面素质。时事政治涉及当前生活的方方面面，多是反映社会的焦点问题、热点问题，其在 较大程度上体现了当前社会的变迁与改革。政治教育中开展时事政治教育能够打破课堂上师生之间的时空局限，增加政治教学的丰富性。高中思想政治课向学 生传授学科知识的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引导作用。在思想政治学习过程中，学生一方面学习政治知识，另一方面思想受到感化，因此，政治教学过程中应较好 地引导学生将学科知识和外界环境结合起来，将理论知识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全面分析及表达的能力。时事政治和其他学科的教育不同，其不仅可以运用 生活中的实际例子让学生把握、理解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同时，还可以很好地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品质，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二、高中政治教学现状 目前，高中时事政治教学主要围绕时事热点、时事评述、时事新闻展开，以讨论作为教学的主要形式。在高中的不同阶段，时事政治教学的重点也不一 样。但由于目前高中政治教学受到升学模式的限制，在时事政治教育方面，缺乏系统性、知识性及科学性的认识，因此，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时事政治 进行政治教学， 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及法律意识。 1.高中时事政治教学不够深入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 很多教师缺乏对时事政治教学的深入理解，没有充分利用时事政治增强教学效果，仅在课前或课后引入时事新闻，作为教学内容的补充，没有将时事新闻贯穿高中政 治课堂教学的全过程， 忽略了时事政治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部分教师对时事热点的关注度较低 ，或过于表面 ，没有充分发挥时事热点效应，也没有对学生进行科学、系统的专题讲座，教学过程带有强烈的随意性，说服力低，教学效果不理想。 2.高中时事政治教学缺乏客观性 在进行政治教学时，部分教师过于主观，对时事政治的评论主观性较强，缺乏客观性，因此，在进行时事事件分析时，会出现信息传达错误的情况，导 致学生对时事的认识不够深刻，从而出现思想认识的错误。教师在时事政治教学过程中，没有对时事相关热点进行整合，忽略了时事事件之间的关联性，没有充分利 用时事事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或迫于高考升学压力，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对时事政治缺乏关注，以教材内容作为政治教学的重点，没有充分利用时事对政治课本内 容加以分析，导致政治教学过于理论，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应用的对策 1.转变课堂教学观念 在新课程改革理念下，学生不再是单纯的知识接受者，不再是单向的知识传递主体对象，而是课堂的主体，要求教师在开放平等的课堂教学环境中，关 注学生的兴趣与爱好，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社会与现实生活，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加工信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高中政 治教师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秉着师生合作原则，在素质教育课堂教学中，引入时事政治，倡导”探讨式”、”讨论式”的课堂教学模式，打破教师的”一言堂”， 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并要求教师以平等的身份积极参与教学活动，起到引导作用，构建和谐师生关系，让高中政治课堂充满生机、焕发无穷魅力。 2.激发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兴趣 举行时事政治专题讲座：高中政治教材的滞后性与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学生、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与矛盾性，这就需要高中 政治教师很好的处理这一点。高中生对于每天接触的社会、所见所闻，对他们而言都是新奇的，甚至感到非常困惑，如果困惑无法得到及时的解决，就容易导致高中 生产生挫败感，不利于高中生学习兴趣、学习自信心的建立。如果高中教师可以定期举办时事政治专题讲座，对某一个重大时事政治事件进行剖析与讲解，不仅可以 让高中生把握事件，还可以激发高中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思维能力。进行演讲式课堂教学：通过演讲，可以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释放学生的热情，并引发学生对 美好事物的关爱之情，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3.合理安排应用时事政治时机 应用时事政治的时机主要表现为：课前 5～10分钟；课中 10分钟左右；临下课前 5分钟；或者整个课堂过程运用一个时事政治事件进行整体穿插与利用。至于到底什么时机应用时事政治效果最好，这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与标准，必须要视具体情况 而定。但笔者通过对一些一线教师的采访可知，他们都喜欢利用课堂前的 5-10min c下课前的 5min，这是因为课前 5-10min，学生可能还沉浸在上节课的内容中，这时应用一些时事政治，可以有效的将学生的注意力从上节课转移到这节课的教学内容中去，激发学生热情， 带着疑问与好奇进行高中政治教学中去，最大程度的提高教学效率；下课前5min，教师通过一件时事政治事件对本课时的教学内容进行总结与归纳，可以让学生 产生顿悟感，不仅理解了理论，也理解了时事政治，二者相得益彰。 总之，将时事政治引入课堂教学，既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了解国内国外情形，活跃上课气氛，避免枯燥的理论概念使学生产生厌学心理，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教学重点。还可以激发学生讨论的热情，发表自己的观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又能有效弥补教材的滞后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高中教师有必要、有义务在素质教学环境背景下，积极探讨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应用的对策与措施，加强对学生的时事政治教育。 中学政治结合时事政治教学:高中政治结合时事政治教学方案 【摘要】 高中政治课应该是紧跟国家政策，国际局势发展的，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课堂的结合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了解了时事才会激励学生，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领导学生向好的方向发展，明白时事就会激励学生的斗志，明白青少年的使命。在课堂教学中要选择合适的案例进行讲解，不但丰富了课堂教学同时还提高学习效率。所以两者相结合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希望可以帮助更好的让时事政治和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 【关键词】 时事政治；高中政治教学；有效运用 当今世界事实与政治的事例，发掘它们的特色与重点，把这些充分运用在授课上面，可以间接的促进学生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高中政治老师不仅仅要讲授课本中涵盖的知识点，还要把时事政治运用进来，尤其是必须要在第一时间了解各类热点和焦点，把它们当作时事政治的案例融汇到整个教学体系，将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合理地联系起来，达到教学效果增加的目的。 1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地位 1.1时事政治案例教学符合高中生期望新课程改革认为，现代教学的过程不仅仅是认知的发展过程，也是情感发展的过程，更是认知过程与情感过程的有效统一。学生的求知欲即兴趣是情感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高中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是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特点。政治案件可以说是如今的生产力，具备明显的现代文化，促进同学们的开创意识，懂得更多课外知识，与如今更紧密、与现实更结合，在其知识里是非常多样化、新有趣的、灵动的，比书本里所讲的知识要更结合现实、更加具有新鲜感觉等的特征，从而促进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更能促进同学们的兴趣以及自觉性。 1.2可以概念高中政治教学的传统教学方式新课改认为，学生不仅仅是知识接受者与传递知识的主体对象，更是新时期政治课堂教学的主体。通过时事政治案例教学，将时事话题当作其主要内容，能够把书本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有效结合，实现理论的具体化、内容的形象化，有利于提高学生自身的创新能力。同时，时事政治案例教学能够提升政治学科的教育作用，通过长期的、潜在的影响，从量的积累逐步发展到质的飞跃，养成关心国家大事的良好习惯，提升其爱国热情，能够有效提升高中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1.3案例教学可以有效的让学生增加实际生活知识能力学习文化知识是提高学生如何分析判断并且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当前存在的各种国家乃至世界的社会各种群体之间的联系，通过授课者的提示，教育能提高个人的喷锡判断，处理问题的素质。在教学过程中，要引领学生收集、整理时事政治案例，锻炼学生收集整理时政素材的能力，开阔自身视野，刺激发散性思维能力。 2时事政治案例教学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存在不足 当前，高中阶段时事政治教学主要是围绕热点新闻、热点时评及时事评论来进行讨论教学，形式较为单一，内容较为枯燥，导致学生不完全感兴趣，教师授课重点也不够突出。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时事政治案例观念有偏差。按照目前的教育体系，高中阶段面临较大升学压力，教师、学生首要的任务就是围绕高考这根指挥棒转，时事政治只占极少分数，平时不闻不问，高考前临时勾勾重点、抱抱佛脚，学生背背重难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二就是选择不适合的时事政治这样面案件材料。其中最大原因就是老师很少看有关新闻杂志，而且很慢的推出新的政治知识，并且通常典型时事政治这样面案例都是每年都给学生讲，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就不会有好效果。当今社会，信息传播速度较快，有时候学生获取的信息要比教师知道的更多更早，所以，教师只有及时的了解，课前认真准备，尽可能的引用最新的案例，防止与时代脱节，造成学生没兴趣，达不到上课的预期效果。三是时事政治案例处理不准确。时事政治案例，首先要注重时效性。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对时事政治教材把握不全面的情况，甚至出现案例与所讲内容无关的情况，即使讲得再精彩也无济于事。有时引用材料过多，但与考试的重点、难点没有关系，只注重引入案例的外在形式，不注重实实在在的内容，过于枯燥乏味，无法求得精彩的教学过程，更没有换得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 3时事政治案例教学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的方法 3.1合理修改教学计划教学计划要合理安排，时间上不要太紧或太松，同时老师应合理安排课堂时间，使课堂教学和时事政治相结合能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并在规定的教学计划内完成教学。 3.2将知识点与时事政治相结合，吸引学生的兴趣老师上课过于呆板，导致学生上课效率不高，因此将时事政治融入知识点，既能按教学计划完成教学任务又能吸引学生上课兴趣，从而营造一种轻松而不拖沓的课堂氛围。当然这一点要求老师在备课时要做足准备，能准确的运用知识点，使知识点和时事政治事件紧密相连。教师在备课时可以将近期热门事件准确的与知识点对应，在事件的讲解分析中引出知识点，这样的授课方式可以让学生充分的理解知识点，从而更好的记忆知识点。 3.3提升老师的政治素养一个好的政治老师，不仅能清楚的掌握政治考点，更能将政治与当下的社会热点向结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去认识世界，而不是做一个高分低能的“机器”。结合式政治教育对老师有着极高的政治素养要求，那么老师就需不断学习不断完善自己，进而提高自身的政治文化修养。 3.4考试结合时事政治知识考试内容与时事政治相结合似乎是在用考试的方式强求学生去关注时事政治，其实不然，通过该方法不仅能体现政治的与时俱进，更能对政治呆板教育进行改革创新。对时事政治事件的分析可以检查学生对政治知识点的掌握能力，同时也能反映学生的价值观取向是否正确，以便老师及时与有问题学生沟通。在新的课程整改的条件下，不仅可以有效的发展教育新体制的完善，还可以促进学生们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以及整体品质。政治思想教育在我们周围，和我们的生活环境联系在一起，和政治思维关联密切、互补，在我们教学途中应该把教育工作课表作为必要的学习，掌握第一新闻。 作者：阳立 单位：桂林市第十九中学

浅谈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课教学:拓展农村中学生时事政治视野增强思想政治课教学效能 摘 要：以本校高中学生时事政治学习现状为切入点，通过对农村中学生时事学习状况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都认为时事政治很重要，但苦于了解途径太少，信息太闭塞，学习效果不是很好。为此，在此指出在时事教育学习过程中需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了解途径和更好的学习方法，并结合本校实际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对策。 关键词：农村;中学;时事;视野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的高考文综政治试题，都以国内和国际上发生、出现的事件、事实作为背景材料。但我校作为贫困山区的农村高中，学生绝大多数是附近农村的，这一地区的家庭情况如下：低保和无收入人员较多，单亲家庭的孩子较多，父母文化程度不高，有些孩子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较差。再加上学校封闭式的管理，学生收集时政资料成了一大难题。 一、问题的提出 以2010年重庆文综第30题为例，材料以上海世博会丹麦馆展出的“美人鱼”雕像创作为背景，考查学生对于人们主观创作与客观基础的关系。又如第39题第6问以大型电影《孔子》在短短40天的贺岁档期，票房收入过亿元，助推了“国学热”，考查学生对于促进电影业发展因素涉及到的经济学道理。由此不难发现，学生如果不关心国内和国际上发生的、出现的重要或典型的事件、事实及其来龙去脉，对时事缺少应有的了解，做题时就会束手无策。对于农村中学生这个特殊群体，应该采取哪些方式和途径帮助他们了解时事，拓宽时事政治视野呢？ 二、问题的解决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从整体上看，绝大部分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学习有一定的兴趣，热情比较高，求知欲比较强，渴望交流，希望得到老师的帮助和指点，但学习主动性稍差，对时事政治学习缺乏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分析理解能力欠缺。他们喜欢听老师讲结论，自己主动思考少，思维灵活性差，不善于提问和大胆质疑，急需教师的引导和指点。因此教师要做到： 1．自觉充电，增强自身的资料储备 针对近几年来高考试题都以国内和国际上发生、出现的事件、事实作为背景材料的趋势，教师要不断学习，自觉充电，积极研究高考试题，及时把握时政动态，关注重大主题，整合时政资源，形成一定的信息搜集和编辑能力。 2．注重课堂教学效能，让“时政教育”贯穿高中教学的全过程 （1）充分发挥课前五分钟新闻播报的作用 课前五分钟，让学生上台进行新闻，使他们了解舆论的导向以及党和国家的立场、观点和看法，明辨是非，培养一定的政治意识。并要求学生对该事件进行评论，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充分拓展学生的思维。特别是高三学生要学会结合教材所学知识点（经济、哲学、政治观点）对时事进行分析，一位学生分析不到位的由其他学生补充，这样既巩固了书本知识又培养了学生的运用分析能力，使之逐步与政治课的能力要求相结合，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 （2）加强时政教学实践 思想政治课教学中采用多种方式加强和重视时政教学，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合作精神，夯实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各方面的能力，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目前高三学生使用的仍然是旧人教版教材，课本上很少涉及时事问题，政治教师有必要把时事教学融会于课堂教学中。时事素材内容要精选，要摘取有意义、有价值、有影响的，能反映国计民生、纵横天下的大事，使学生能从中了解形势、认识国情、关注国际；渗透要深刻，要抓住学生的思想热点，利用时事现象的生动具体的优势，结合学科的主干观点加以分析归纳总结，使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融会贯通，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3）注重时事教学与新闻媒体相结合 随着目前新闻媒体的发展，获取时事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学生可以从《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今日关注》、《经济半小时》等具有一定权威性、专业性、地域性、生活性的媒体中选择科学性、学科性强的时事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加工处理。 三、问题反思 在当前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背景下，时事教学成为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重庆市历年高考试卷来看：高考试题的鲜明特点之一是紧密围绕时政热点。因此，教师要密切联系中学生生活实际，选取具有时代感、时效性的鲜活材料，重点拓展学生灵活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作者单位 巫山县官渡中学） 浅谈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课教学: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课教学 时事政治即当前国内外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闻。思想政治课教学结合时政教育既是思想政治教学紧密联系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有效渠道，又能弥补教材相对于形势发展滞后的不足，同时也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政治课的兴趣，培养学生运用书本理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那么，如何结合时事教学、强化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呢？ 一、 以时事热点为话题导入新课教学 导语如何开启，教师如何创设良好的情境，把学生带入新课，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整堂课的学习兴趣。新鲜的时事热点开场往往能创造一个良好的课堂氛围。比如我在上《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时，是这样导入新课的：“同学们，你们喜欢看电视、电影吗？一定认识许多明星吧？有一个明星，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红极一时，现在成了‘富婆’，她就是刘晓庆。可是她由于长期偷税、漏税，数额巨大，已被公安机关逮捕，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你知道偷税、漏税为什么犯法吗？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公民纳税的有关知识，通过学习就让我们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好公民，好吗？”这样的开场白使学生由陌生、好奇转为主动认真地对待学习，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 让学生收集整理时政资料进行要闻 让学生去收集、整理时政资料，就是促使学生把目光从自身和家庭狭窄的空间投向辽阔的社会大舞台，让他们去关注、去体会世界的变化，感受时代的脉搏，从而培养学生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关心人类的良好品质，培养他们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本着这样的愿望，我要求学生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时政信息，一方面多阅读各种有益的报刊杂志，如《人民日报》、《半月谈》、《中学生时事政治报》等；二是要求学生每天收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和今日说法等节目。学生必须学会在读和看中摘录国内外、省内外甚至区内外的时事要闻。新课开始前，让两三名同学进行新闻，要求他们表述清晰简明，突出热点、焦点，避免内容重复。在学生要闻后，教师适时地进行点评，并引导学生谈感受、提问题，教师带着与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进入正式课堂的学习。通过开展新闻会的形式，调动了学生自主参与的积极性，也使学生动手（搜集、整理材料）、动口（口头表达）、动脑（观察问题）的能力得到了锻炼。 三、 举办时事专题讲座 思想政治课教学不应该只是以传播课本知识为己任，而要敢于突破课本的束缚，引进课外知识的教学。时事热点、焦点虽是课外内容，然而常常也是学生津津乐道的话题。作为政治课老师要善于抓住这一点，及时地捕捉各种热点、焦点信息，为学生作更深入、更全面的讲解，而举办时事专题讲座就是比较好的方式之一。在党的“十七大”和两会召开期间，我为学生作了“十七大专题讲座”和“两会专题讲座”。这种把学生学习融入到现实生活中的教学，使学生对国策的关注、对社会的关心进一步深入。 四、 结合时事政治进行讨论式学习 时事政治中蕴藏了许多理论知识，如何去挖掘，不是完全靠教师，而主要是靠学生，教师主要是引导学生围绕时政材料进行讨论，互相交流，在讨论交流中发现问题，然后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课本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形成文字，作为练习题的形式交给老师。这种探究式的学习，改变了过去教师一味地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教学方法，而是让学生去思考、去发现，自己主动地获取知识。 总之，教师必须有创新的实践精神，教师必须有创新的课堂教学手段，才能实现教学改革的目的。 浅谈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课教学:谈时事政治与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学 摘要：艺术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有其特殊性，承担着培养“德艺双馨”艺术人才的重任。增强思想政治课教学时效性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针对艺术学校的特殊性，将时事政治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将教材内容与现实问题有机结合，其教学意义深远并行之有效。因此，应探讨在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中融入时事政治教育的方法。 关键词：艺术学校；时事政治教育；思想政治课 中等艺术学校是培养艺术专门人才的基地，思想政治课是艺术学校德育的主阵地，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承担着“引导学生如何做人”的任务。学好思想政治课对于提高艺术学校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塑造健康的个性都很有帮助。思想政治课在艺术学校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做好思想政治课教学对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至关重要。但是在教学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标与实际教学效果却存在一定的差异，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期望和实际效果与社会现实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改进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激发艺术学校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就成为艺术学校政治课教师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笔者根据在艺术学校多年的思想政治课教学经验，认为将时事政治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将教材内容与现实问题有机结合，以时事政治激发艺术学校学生学习政治课的兴趣，是一条值得探讨的途径。 艺术学校政治课教学融入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据笔者了解，许多学校的时事政治教育往往流于形式，甚至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笔者在教学中一直在思考：如果在日常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贯穿时事政治教育，将时事政治教育与政治课教学有机结合，恰当地引导学生，甚至于在学生课余时间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时事教育，这不是一条提高政治课课堂实效性的有效途径吗？其重要意义有以下几点。 有助于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更适合艺术学校学生的特点 由于艺术学校专业的特殊性，艺术学校招收的学生年龄大都在十一二岁到十六七岁之间，文化课课程跨初中、高中两个阶段，培养方向不仅是就业，还包括高考升学。因此，大部分艺术学校的思想政治课均采用普通中学的教材，但是授课课时却远远少于普通中学。再加上艺术学校招生主要强调专业特色，对文化课要求相对较低，造成学生文化层次参差不齐，慢慢也就导致艺术学校中普遍存在重专业、轻文化，忽视、轻视德育的现象。思想政治课的特点是理论性较强，一些基本概念、原理比较抽象。这些抽象的知识与艺术学校学生的年龄、心理有一定的差距。如果不能创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一味地照本宣科，很难吸引学生。将时事政治与政治课课堂教学有机结合，从学生关心的问题出发，有目标地引入时政教育，会使政治课教学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时事政治材料体现着基本理论，基本理论寓于时事政治材料之中。利用时事政治材料更易于将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具体化，使学生感到更加直观。例如，在讲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时，教师可通过我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成功举办国庆60周年庆典以及成功进行载人航天工程等时事材料，用活生生的事实感染学生，让富有时代感的知识占据学生的头脑，从而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抽象的理论知识。 有助于艺术学校的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 时事政治知识是一种来自于生活的宝贵的课程资源，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是让政治课堂更有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源泉。实践证明，利用好时事政治，可以使政治课教学更加生动具体，把握时代脉搏，丰富教学内容。艺术学校的学生是极其特殊的一个群体，艺术专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要从小就进行专业训练，受专业影响，艺术学校学生普遍重技术性的东西、轻理论性的东西，重具体的东西、轻抽象的东西。他们更多地关心娱乐新闻、文艺界的事件，很少关心时政新闻。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不关心国家和社会，关键还是要靠正确的教育和引导。美国教育家布卢姆说：“一个常带着积极情感学习课程的学生，应该比那些缺乏热情、乐趣或兴趣的学生，学习得更加轻松、更加迅速。”现在的艺术学校学生思维敏捷，求知欲旺盛。当今时代，网络的发达，手机的普及，报纸和电视的司空见惯，使得如今的学生能够迅速了解国际国内的大事小事，关注好奇之余，他们也有自己的思考。教师如果恰当地将时政新闻联系到教学中，最能激发学生学习政治课的积极性，课堂气氛活跃了，学生视野开阔了，既可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也有利于艺术学校学生的身心发展。 有助于艺术学校的学生准备高考 近年来，中等艺术学校的毕业生除少数就业以外，绝大多数的毕业生都要参加高考，升入更高的艺术高校继续学习。也就是说，现如今艺术学校大部分的学生毕业后要参加高考，政治也是他们参加高考必须面对的内容。怎样让艺术学校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顺利通过高考，取得政治课考试的优秀成绩是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政治高考说明已经明确规定，高考试卷必然含有时事政治的试题，近一年来的国内外重大事件、社会热点，一直是高考试卷中的重要内容，时事内容占有几乎固定的分数比例。同时，试卷中各种题型的背景材料甚至选择题的题干，也越来越趋向于挑选能联系时事的漫画、文字和图形表格等。“得时事者得天下”，已经成为政治课备战高考的主导思路。所以，在教学中合理地安排时事政治教育的内容，在艺术学校政治课教学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融入时事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举行课前五分钟“新闻播报”活动 艺术学校的学生不是天生地不关心时政新闻，关键是要恰当地引导。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课前的五分钟时间，开展“新闻播报”活动。也就是每节课在课堂上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学生播报最近发生的国内外重大时事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前教师要明确“新闻播报”活动要轮流安排，明确一个人主讲，并准备资料，全班学生都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主讲人提供信息和整理材料。这样一人播报，多人帮助，全班资源共享，全班学生受益。这种形式开放活泼，短小精悍，信息量大，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它就像是一个小舞台，可让学生在文化课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独特的见解，非常适合艺术学校学生善于表演的特点。举行课前五分钟“新闻播报”活动，不仅可开阔学生的视野，还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能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使师生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 定期组织“时事政治专题课” 当国内或国外发生了重大事件后，当党中央了重要的政策后，思想政治课教师应当积极向学校申请开设专题讲座，对艺术学校学生开展时政专题教育。比如，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党中央做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艺术学校的学生就是将来的文化工作者，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艺术学校的学生是紧密相连的。学校可以针对艺术学校学生的特点开展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专题讲座。再如，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上海世博会的举行、载人航天工程的实施等，都可以通过时政专题讲座的形式，使学生及时领会重大事件的精神实质，同时深刻地体会到及时了解时事政治的必要性，彰显时政教育的德育功能。 开展“学生时事评述”活动 学生时事评述就是让学生针对十分感兴趣的新闻、热点开展评述，主要是学生阅读时事新闻、结合新闻背景尝试对时事进行深度讲解、点评。这种活动刚刚开始的时候难度可能会比较大，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针对刚入学的新生，可以不追求全面，重点在于将时事表述明白，只要求简单评述。而高年级学生经过多年训练，则要求评述不仅要全面，还要条理清晰，最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等等。这项活动可能会因为学生的素质、水平不同，导致时事评述的效果差异较大。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课下指导，课上补充，对活动的顺利开展进行正确的引导。实践证明，学生时事评述活动既有利于使学生关注社会生活，积极参与课程学习，也能够使政治课生动形象、充满活力。不仅能拓展学生的视野，给学生呈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也可使学生具备比较健康的政治头脑，使学生终身受益；不仅可使学生学到和巩固课本知识，而且可使学生养成关心世界、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关心身边事情的好习惯。学生越了解时政新闻，对国家前途和党的领导的认可度就越高；学生越了解时政新闻，越容易将眼前的学习生活与未来的国家建设联系起来。 浅谈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课教学:时事政治课教学方法优化探微 现阶段的时事政治课教学,普遍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流于形式,学生到考试时强迫记忆一下老师列出的重要时事,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解决不了学生的实际思想问题;二是教师在教学时随意性较强,往往达不到教学效果,甚至有时给学生造成思想认识上的误区。笔者认为:要改变上述两种状况,必须改革和优化时事政治课的教学方法。通过对学生进行时事政治课的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把学生培养成为思想素质高、文化素质好、动手能力强的“四有”新人。基于这一认识,我校针对实际,就新形势下的时事政治教学方法的改革和优化,作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我们的做法是正确处理“三个”关系,坚持做到“五个结合 ” 。 (一)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第一,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中政策的正确性和出现不少问题的关系。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肯定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改革开放过程中,还存在不少明显和潜在的问题。教师对这个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不然在教学中对这个问题引入不当,会使学生思想上产生模糊认识。教师在教学中引入时事政治时,首先,对一些涉及到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应阐明党和政府政策的可靠性、科学性和可行性。这样,既可以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又可以使学生比较全面地理解这些问题,并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弊病,和改革开放中存在的一些严重腐败现象,也应比较客观地向学生讲清楚,让学生分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主流和支流,树立辩正的思维观念。 第二,正确认识正面教育和反面教育的关系。正面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符合执政党、政府施政需要以及符合伦理道德、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文化需要的时事政治教育。正面教育能够振作学生的精神、增强学生的信心和爱国主义热情。反面教育是指对学生进行执政党、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伦理道德、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文化等方面出现的问题教育。反面教育能够使学生产生危机意识并以此为耻,激发斗志,力争改革现状,但容易使学生看不到希望而丧失信心。因此必须把正面教育和反面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反面教育为辅。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增强信心,又可以使学生具有危机意识,以便给学生正确导向。 第三,正确认识教育目与教育目标达成度的关系。学校担负着为社会主义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的任务,这是我们的教育目标。学校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改革和加强德育工作,有效地进行时事政治教育,从学校实际出发,将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礼仪规范和文明准则均列为教育内容,教育学生从点滴小事做起,向身边的人和事学习。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关键还要看实效,不能只以开展的活动多少、找学生谈话的次数为评价标准,应重效果、重实绩。 (二)坚持做到“五个”结合 第一,与宣传方针政策结合。利用时事政治课教学,对学生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提高学生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绩效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同时,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因素也会反映到学生的精神中来。一段时期,在学生中出现了个人意识增强,集体意识单薄;个人物质享受要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工作责任心减弱等现象。这些情况的出现,向学校提出了思想教育工作的新课题。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结合实际,利用时事政治课组织学生深入学习、讨论党的“十六大”精神,从根本上提高学生抵御腐朽思想、文化侵蚀的能力。 第二,与社会的“大环境”结合。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大众传媒的普及,社会对青少年影响的渠道越来越广泛,程度也越来越深,这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的负面影响。同时学生对社会也产生强烈的参与意识,他们常常会通过各种途径主动了解社会,关注社会的变革,但由于他们对社会上种种复杂现象未能深入了解,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产生错误的价值取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用社会积极面来激励学生,另一方面也要用社会消极面来警示。 第三,与校内的先进典型结合。首先是通过评比“十佳学生”,树立正面典型。我们学校每学期都要坚持评比“十佳学生”,并将“十佳学生”拍成照片,配上其先进事迹,在玻璃橱窗中展出,做到以典型带动一般,促进全面发展。其次是举办事迹报告会,弘扬正气。学校利用校内和社会上的一些典型事例、举办先进事迹报告会,扩大教育影响,使大家都受到教育。 第四,与社会热点结合。时事政治教育自然离不开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学校思想政治课教育假如能够抓住时机 ,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活教科书”,及时对学生进行教育,可以让他们接近现实,明白道理,激发斗志。如 2003 年 10 月 16 日,我校全校停课收看了“神舟”五号的成功返回,收到了极大的教育效果。看完电视以后,同学们一个个扬眉吐气,信心倍增,爱国情绪高涨,都想为报效祖国而作大贡献。 第五,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学校常有学生说“九年寒窗,高中渺茫,大学无望,职中混混”,认为自己前途暗淡,有的甚至自暴自弃,对前途丧失信心。针对这种心理和状况,我校对全体学生加强了小康社会人才观的教育,使学生们认识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需要像钟南山那样站在抗击“非典”前线的中科院院士,也需要像叶莘那样的普通护士;提高科技可以成才,做普通劳动者也可以成才;田间、车间可以成才,竞技场也可以成才 ……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并在学生中开展读书活动,演讲比赛,书画比赛,歌咏比赛等一系列活动,让学生各自有施展才华的机会。通过教育,学生们的学习信心大增。 实践证明,针对性和实效性强的时事政治课教学,确实能够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政治哲学论文: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 、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 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探索 自然天赋本身虽然被第一原则所保证,但天赋的分配应该具有公共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类本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中,个人身体的成长、智力的开发都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开社会合作体系,人们将举步维艰,而个人天赋作为集体的结晶则散布在人们中间,因此,对自然天赋的分配理应赋予公共性。社会的链式联系是差别原则的另一个立论基础。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作状态,并用“贡献曲线”假定了社会合作的互利性。在链式结构中,人们被划分为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由于社会合作,他们的利益处于链式联系中,各个阶层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利益的增加。在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更容易获得利益,有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用什么为这种最初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辩护呢?只有让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通过制度调节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才能解释其合理性。社会处于链式联系中,在平等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当最有利者获利时,最不利者未必获利。但政策向最少受惠者倾斜后,处于链式联系中的中等条件者和上等条件者由于自身的优势依然会获得利益,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获利。2.差别原则的三个平等倾向罗尔斯概括了差别原则体现的三个平等倾向,即补偿性、互惠性和博爱性。首先,补偿性是对弱者的补偿,以拉近强弱之间的距离。它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功利主义目标,使整个制度不再热衷于效率优先和精英治国,而更多地惠顾不利者,寻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社会的整体目标体现平等。其次,差别原则是一种互惠原则。这里的互惠性是指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倾向。互惠的理由发轫于社会合作体系,每一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的链条中,差别原则为合作体系提供了一个自愿的平台,公平正义原则满足了人们天然的公平感,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自我感觉平等的前提下才愿意加入该体系。第三,差别原则用平等的维度解释了博爱原则。罗尔斯认为:“博爱的理想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带……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博爱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2]106博爱所惠及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是博爱之光最难照耀的地方,他们缺少改善生活的手段,需要社会制度的倾斜。差别原则满足了博爱的要求,它的立足点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博爱有了理论支撑点而摆脱空泛的道德空谈。因此,差别原则是对博爱的一种解释,体现了平等倾向。 平等的划分与实现顺序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不同倾向,其中把正义原则放在词典式序列中体现了他对实现平等路径的独特思考。平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3]用不同角度观察平等,其含义不尽相同,按领域可划分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按范畴可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按程度可划分为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平等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一)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平等的最基本分类是按领域划分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人们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它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优先于其他平等,政治平等大抵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后面的原则,并进行词典式排列。所谓社会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相当于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排除了出身、性别、宗教的差异,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公平的机会,它的范围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政治平等是宪法确认的硬性规定,那么社会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它植根于人们行为习惯中,渗透在人们的意识里。经济平等是指人们平等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如果政治平等是拥有政治一系列权利的资格,社会平等是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经济平等是实质意义的分配平等,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鉴于经济平等的意义而提出的。三种平等分别可用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表示,它们不但内容不同,代表的价值不同,实现顺序也有差异。政治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只有在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1)政治权力在调解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实现政治平等的优先性。所谓政治权力,“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4]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是权力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权力客体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第二,政治权力具有专业性,它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充当相应角色。第三,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一旦产生,权力主体便难于驾驭。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它能承担起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人们只有平等地拥有权利,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政治权力才能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只有理性之花方能结出善良之果,用理性的权力支配社会、调节经济,方能获得优良的成果。(2)政治不平等会孵化出特权阶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是支配、占有资源的强有力手段,掌权者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各种社会资源。除了腐败和寻租,掌权者还会设计出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平等是规范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政治平等是其他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实现政治平等而一味追求经济平等,这种经济平等起初是表面的,之后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的、绝对的。因为政治平等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社会平等打破了身份的限制,政治权力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社会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开放,经济平等才可能完成,如徐友渔所言:“政治自由不可避免地通向经济平等,即使我们只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导致再分配式的平等政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决策的结果最终由一人一票的机制决定,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平等即使不能在政治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理性的证明,也能通过投票程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5]因此,只有处于社会最不利者打破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身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最不利者才拥有反抗不平等的坚实后盾。(3)从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政治平等最易实现,其次是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实现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可以通过国家颁布法律实现,它是一种资格,具有形式意义。而经济平等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具有实质意义。政治平等是一种通过普遍赋予的方式给予全体人民,而经济平等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因为政治平等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救济机关保障。而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天赋不同,获得的收益自然不同,而人们的天赋又不能平均分配,因此需要国家用强制力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 教育、增加富人的累进税和遗产税来调节二次分配。它的实现首先是对有利于弱者不平等的承认,就像罗尔斯差别原则所设计的,使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4)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我们也许能把原则放入一种词典式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要求我们在转到第二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原则的序列,然后,在满足第二原则之后才可以考虑第三原则,如此类推”[2]42-43。为了说明第一正义原则对第二正义原则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指出,基本自由保护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切身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还引出了个人与社会合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合作总是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共享的有关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为‘通情达理的’;另一个因素是指每个参加者的合理利益,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合理推理的’。有关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应当是共享的、一致的,而有关每个成员自身合理利益的观点则是容有广泛差异的。社会的统一性不是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即在于所有个人都同意合作的公平条件”[6]。罗尔斯从达成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确定两个原则的优先性。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进行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切身的社会利益,以政治平等为代表的基本自由正是人们切身利益的表现,满足这一利益之后才考虑合理的利益,即经济平等。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切身利益的满足,之后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对两个优先性原则的设计论证了政治平等优先于社会平等、社会平等优先于经济平等的实现顺序。 (二)第一部分表达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实质平等,罗尔斯这里又设置了一个优先原则,两个部分按照一种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优先于实质平等,当形式平等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再去实现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表达着不同的含义。形式以规则、程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平等就是规则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当然,程序、规则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首先,程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职和职位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是程序正义的背景,“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2]88。其次,程序和规则必须被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自由,做法律的奴仆”,这是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精神。形式平等既要保证形式框架内每个人的平等,也要确立形式本身的权威。只有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才能实现,形式平等才能落实。另外,实质平等体现的是利益的平等。人们的自然趋向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人是千差万别的,天赋、能力、性格、旨趣等方面的差别是难以抹去的,从任何平等的水平基点看,差异都是无法回避的。要缩小差距就要用一定的外力进行干涉。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把外力的干涉定格为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上,以此保证实质的平等。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形式平等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抽象的人能够实现价值的肯定,但是当把人还原为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鲜活的个体时,每个人实现价值能力的差异便显现。作为人类整体的价值与作为抽象的、整体意义的人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正如李德顺所述:“承认人的价值是普遍平等的,这是人的尊严所在。就是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或自然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在自己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但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有普遍相投、毫无差别的价值。恰恰相反,愈是权利和起点平等,就愈是会出现事实结果的差别。人与人相比,由于能力条件等不同,在同质价值上必然会有量的大小、深浅、久暂的差别。”[7]实现价值的量即为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总表现为抽象意义的人,而实质平等为具体鲜活的人。但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并不矛盾,他们是构成人的两个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也是观察平等的两个维度。总之,形式平等体现起点平等,实质平等体现结果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起点平等,而差别原则保障的是结果平等。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二律悖反,如果仅考虑到起点的平等,那么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结果必然不平等。如果像罗尔斯差别原则那样,把不平等建立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必须施加外力进行干涉,起点的平等又被打破,社会为最少受惠者而剥夺有利地位人的利益。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人们放入链式联系的合作体系中,合作使每个人的利益增长,每个人都会在合作中受益。但处于有利地位者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者有更好的前景,这造成合作体系带给每个人利益的不平等。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自愿加入,如果不利地位者认为合作体系严重不合理就会用疏离或以明示拒绝的方式加以反抗,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了维护合作体系的运转,就要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利益增长了,有利地位者和中间阶层的利益由于自身的优势也会增长,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罗尔斯的调和下实现统一。 罗尔斯的平等观 对当代中国的启迪罗尔斯的平等观博大精深,不但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增添新的内容,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启迪。第一,优先性原则的启迪。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关系上确立了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进行词典式排列,即第一原则的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不能进入第二个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充分满足民众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才能去着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平等。这对当代中国规划实现平等的步骤上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在人民没有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平等,结果造成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种绝对经济平等实质上造成了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粗暴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酿成了“”、“化”、“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罗尔斯优先性原则的正确。在没有实现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平等,这种平等起初是表面的,后来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人民充分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下理性运行。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使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步骤的选择上,率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规则,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运用理性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调节,最终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制度原则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启发。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重心是社会主要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所论述的主要制度指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安排。正义原则为主要制度提供了原则,平等的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实现。因此,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要首先注重制度建设。个人的平等要依靠社会基本结构来实现,个人是制度中的一员,个人平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单纯追求个体的平等是难于实现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微弱而渺小,解决了某个个体的平等,会有其他无数个体的不平等涌现,而制度是产生不平等的温床。实现平等就要建立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单纯对个体的补偿与抚恤。另一方面,制度优先原则对于治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为恶,而一个腐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会让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8]。因此,根治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对 制度进行规范。因为权力自身有扩张的本性,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只有到达一定的边界才停止。只有扩大人民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才能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中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在制度上根本遏制腐败。第三,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罗尔斯平等观的落脚点是弱势群体,核心是改善最不利者的不利境地。不平等是针对不利者而言,只有他们才在不平等中煎熬,才真切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境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正是针对最不利者提出的,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心声。这对解决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有益启示。首先,罗尔斯认为平等的实现依靠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依靠调整社会主要制度重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平等,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调整社会再分配的主导力量。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控制政府决策,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而最不利者占有资源少,社会影响力有限。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照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其次,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认为,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不是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制度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当前,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官僚资本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阻断了价格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榨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清除市场经济的毒瘤,使每个竞争者平等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实现经济领域的机会平等。在政治领域,只有继续健全民主法治,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差别原则要求社会的不平等向最不利者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用教育缩小个体差异,减少因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增加累进税,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用税收为最不利者增加福利。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系统,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惠泽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既是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福利政策,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全体人民普遍受益,从而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安全阀”作用。总之,最不利者是不平等的最后呐喊者,只有关注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重心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政治哲学论文: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 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着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政治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着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政治哲学论文: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尤其是活动中的为群众办实事、抵制腐败等做法也很好,因为党要管党,就需要经常整肃队伍、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以巩固政权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不过,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党和干部为群众做好事的善举,更是中共自身的政治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能属性;走群众路线也不仅仅是开展各种活动,而是中共一以贯之并随时随处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要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群众路线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必须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统一,所以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 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 政治哲学论文: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 、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着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 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 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着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论要 陶行知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陶行知教育理论凝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必须了解其思想体系背后的政治学背景。陶行知也有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说,政治上的诉求是建构陶行知理想教育世界的前提条件,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为理想,以民主化教育为路径,以国民的民国生活和共同自治来实现。 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陶行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景,是其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民主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濡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以及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 简言之,陶行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早在1914年的《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已经表达了民主的诉求,之后在《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中指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民国,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①,这说明陶行知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所谓共和,即“惟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共和主义的目的是“共和主义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②。共和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给予个人平等之机会。共和政治图谋全体国民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所谓民主,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真正的民主有如下内涵:“一是政治民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二是经济民主,即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民主,即教育为公;四是社会民主,即社会关系上发动的改革;五是国际民主,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③ 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平等自由的共和精义 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将其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展开,即自由、平等和民胞“三大信条”,其中自由和平等概括了民主共和的主要价值,即政治价值;而民胞体现的是个人价值。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有正负”之分,负自由是假自由,而正自由才是真自由,即“真自由贵自克、贵自制、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所谓平等,即“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④。此后,对于平等自由的涵义,陶行知又有所发展,在《平等与自由》中,陶行知首先指出:“世界上有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而陶行知认同的真平等是“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才是真平等。然后陶行知用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像有学者阐释的那样,“这个新见解试图从发展性的角度将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将这两种价值置于发展性上去权衡,而这两种发展价值的关系就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自由有价值,因为个体的人需要个性发展,平等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的人需要共同发展”⑤。基于此,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民胞思想在陶行知看来,就是博爱,是共和的根基,亦是平等、自由的前提,正所谓“共和制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责任和义务”,“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⑥ 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径—教育造国的模式选择 坚定的教育造国路。有一定的社会愿景,才会有一定教育模式的选择。教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乎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⑦陶行知怀揣的就是这种达观、积极的教育造国梦,并最终选择了教育成为自己的终身志愿。 早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就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陶行知还指出,“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之所以选择“教育”模式实现民主共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养成共和制要素”,以及“教育能巩固共和制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陶行知坚定地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民主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陶行知的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包含着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含义,他期望通过“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他呼吁“教育机会均等,无论性别、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⑧。 而他的民主教育的起点,则开始于平民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原”⑨。其平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关于个人,使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二是关于国家,使中华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九万里河山,都成为国民的民国;三是关于世界,可以使国际战争减少,促进永久和平。因此,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传统教育鼓吹人上人及教育的不平等,而陶行知提倡的是人中人的教育梦想,他同情民众,热爱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伴随他的一生。基于这样的观念,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扫除教育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开启民智,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一直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普及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而努力践行。 政治哲学的践行原则—民主生活与国民自治 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还有一个践行原则的问题。陶行知试图通过国民的共同自治、共和治理和引导国民过上好生活、民主生活为旨归,来践行其政治哲学思想。 民主生活。民主生活旨向民主政治,陶行知试图培养国民过民主生活来改造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进而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所谓民主生活,就是康健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民主生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陶行知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能立法、守法,能在这种民主的生活中,学做中华民国的主人。”即“在民主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这也再次佐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对于如何过民主生活,陶行知制定方针:一是“自立与互助”,每个人要自立,还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中人,因此要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守法和立法,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三是“自由与纪律”,国民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四是“大同与大不同” ,使大不同的国民“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最后共臻和谐的大同之效。 国民自治。依据陶行知的意思,自治即是自己管理自己,大家共同立法、守法,共同治理。“国民自治”一方面要求国民的个人自治,一方面又是国民的共同自治。陶行知指出,“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而“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此基础上,国民要养成如下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关注大家共同的福祉和幸福观;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国民责任和使命感;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简言之,自治可以养成国民“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和才力”⑩。 回顾陶行知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人们给予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称谓,其实短短八个字基本可以表达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 ，！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着名着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 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 (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政治哲学论文: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上）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政治哲学论文:谈“世界元”的政治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主权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主权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主权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主权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主权,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主权”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主权”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主权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主权”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主权”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权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主权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主权”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主权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主权,但又与国家主权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主权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主权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与哲学 [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 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 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 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着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政治哲学论文: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论文:试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探讨如何应用手机移动教学软件来改善思想政治学科课堂教学中存在的学生兴趣度低、互动效果差以及考核形式固化等情况，主要从手机移动教学软件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用的必要性、特点、路径及方法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研究。随着网络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传统课堂面临危机，如何利用先进技术推进课堂改革成为一项重要课题。使用智能手机并通过专门的教学软件来配合思想政治理论学科课堂教育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全新模式，值得我们对此展开细致的分析研究。 一、手机移动教学软件在该学科领域教育中适用的必要性和意义 我国的政府教育部门在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建成“每个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学习”的目标，不再受传统教育观念的限制［１］，这是在互联网依托下的教学模式的转变。而我们探讨的手机教育软件的使用，就能够非常有效地解决包括思想政治领域理论教学所面临的问题。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能够有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进而提高思想政治课程的实效性。该学科理论课程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大学阶段教学所特有的科目，目前在大学阶段进行的思想政治领域方面的教育基本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是意识形态的教育，做人的思想工作，难就难在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师生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和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它的教学必须要有相应的形式。所以，无论思想政治类学科理论教学方面进行如何的尝试和调整，都不能阻断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的现场互动与交流。该项原则极为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想政治类理论课程教育最终的成败［２］。２.当代大学生普遍追求独立且更加强调自主性的学习方式。９５后大学生与８０后不同，他们个性张扬，重视自己的话语权，他们基本上从小就开始接触电子产品，更愿意分享，而网络给了他们更好的分享渠道。据调查，当今大学生遇到问题时，８０％首先上网搜索关心的主题，１０％到图书馆查阅书籍，９％从教师那里得到帮助，５％查阅课本［３］。学生这种学习形态的转变，也使得教育工作者在思索如何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并逐步依托信息化手段进行教育。３.全面考核的客观要求以及日益迫切的科学化管理的现实需要。思想政治理论类课程以往的考核形式一般都只关注学科期末考的书面成绩，但对于教学课堂中学生的理解掌握情况无法衡量，加之该类课程基本都是采用大课教学，学生上课的情况仅凭借教师的记忆不能做到全面客观，如何更加客观地记录动态的教学过程，用量化指标衡量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是教师更是学生所期待的。４思想政治学科领域开展课堂教育方式改革的迫切需要。在进行思想政治教学改革过程中，很多学者分别从怎么“教”和怎么“学”来进行研究，但仍有一部分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明显地将“教”与“学”的关系简单对立起来，而这种方式并不符合教学改革本身的内涵。课堂授课是一种双向活动，不仅需要教师积极的教，同时还需要学生积极的学，只有双方有机配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故而教学模式的改革不但包含了教师“如何教”，自然也包含了学习角度的“如何学”。“如何教”的改变必然带来“如何学”的改变。“微课”和“慕课”在教育管理及效果实践方面取得的突破，也对我们这门学科开展手机软件教学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不过目前这种探索在实际的教育效果方面相对有限，但却为我们进行新的探索打开了一扇门。随着手机的普及，学生跟手机几乎成了连体婴儿，一些学校也进行过“手机告别课堂”这样的尝试，但效果很不理想，如何适应学生新的学习方式，手机移动教学软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４］。 二、手机移动教学软件自身的特点及优势 目前手机移动教学软件有很多种类，其中有些是收费的，如中成智慧课堂ＡＰＰ、职教云ＡＰＰ等，有些是供教师免费试用的，如清华大学的“雨”课堂（没有独立的ＡＰＰ，需要以微信为依托）、蓝墨云班课ＡＰＰ等。这些教学软件利用电脑和手机来实现教学过程的规划，上课时教师利用手机控制整个教学过程。与之前的“微课”“慕课”相比，手机移动教学软件的应用，不仅充分突出了教师在教学中的引导地位，还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的各项环节中，形成师生互动的良好教育氛围，在无形中提升了教育成效。第一，手机移动教学软件实现了课前预习推送的方便快捷。教师在手机上将教学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内容推送给学生，学生只要手机在手就可以方便地接收信息，推送的所有内容及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都可以在后台看到，既可以督促“提前学习”，还可以监督“懒得学习”，反馈清晰。第二，实现了教学资源的优化整合［５］。既可以课堂播放名校名家视频，也可以自己讲解，两者能够很好地结合，能够有效地管控上课节奏。在讲述的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开通“弹幕模式”，随时看到学生听课的反馈。第三，教学课堂上师生之间的交流呈现多样化、丰富化。传统的课堂互动无外乎提问和课堂讨论，但手机移动教学软件的课堂互动方式更加灵活多样。与传统的直接点名回答相比，手机软件增加了摇一摇随机答、抢答、指定回答等互动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课堂参与范围也更加广泛，在课堂上通过投票、问卷、头脑风暴等方式，可以让教师“看到”更多的学生，了解他们的思想。第四，方便快捷的测试系统。教师提前将需要掌握的内容制作成测试题目，可在上课前进行测试，方便了解学生对问题的掌握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讲课的内容。第五，充分结合思想政治理论学科特性，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科资讯进行信息推送。对于该学科，及时掌控好舆论导向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就要求推送的资讯应当具备很好的匹配性与合适性，而且必须要能够积极有效地帮助大学生们打下友善、和谐、积极、健康的“三观”基础，同时还需要培养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学识和思考去明辨是非对错的能力［６］。 三、手机移动教学软件在该学科领域教学的应用渠道分析 １.课前准备相关材料和视频，为课间师生深层次的互动打好基础。互联网模式下的资讯已然呈现迅猛增长的态势，各种鱼目混杂的海量信息充斥在互联网上，所以，如何分辨并筛选出对于大学思想政治学科教育有价值的咨询非常关键。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传递给学生的信息非常明确，教师运用移动教学软件在课前、中、后分别推送针对性强的信息，这里推送的内容可以是视频、图片、音频、文字等，形式多样且导向性明确，学生在课前看完资料也会根据教师的引导进行思考，为课堂中的解惑打下基础，这种教学手段的引入使思想政治教育既有针对性又可以做到润物细无声。２.在教学活动中有机引入和应用教学软件，可以显著强化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首先，教学软件的签到功能不仅节约了课堂时间，还能让学生集中精力，一键签到和手势签到功能也让学生丢掉了之前的侥幸心理，使他们不敢迟到和旷课。在教学实验中，很多班级的学生刚上课都会主动提醒老师该签到了，相比之前学生对点名的排斥心理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其次，课堂提问已经变成一件既可以表达自己又有趣味性的活动了，学生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软件的弹幕和头脑风暴功能给了学生全员表达的机会，也让教师快速了解了学生的思想，提高了解决问题的针对性［７］。再次，软件中嵌入的教学测试板块能够使教师通过让学生在线测试来了解他们对学科内容的掌握程度，以此来提升教学效果，测试中的学生互评功能也可以让他们看到别人学习的状态，在竞争中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３.课后学习监测，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计划安排和调整的灵活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讲者和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传播者，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要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关键，努力发挥教师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手机移动教学软件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实现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测，学生有没有查看资料，教师在手机客户端或者电脑后台可以清楚地看到，并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提醒。同时，有部分的手机教学软件是单独的ＡＰＰ，新的软件也架起了师生间新的沟通桥梁，对于绝大部分上大班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新兴起的移动教学软件这个沟通渠道更加简单快捷，便于操作。 四、手机教学软件在该学科领域教学中面临的挑战和反思 第一，教师在注重过程考核与学习实际效果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强课堂管理。更好地把握学生的课堂学习情况和使用移动教学软件时的表现，虽然可以比较全面地实现对学生的评价，但也需要注意到学生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也会借机玩手机游戏、聊天，因此，在课堂教学时应当合理地使用手机软件协助教学，授课教师应当及时对教学课堂进行有效的控制。第二，思想政治理论学科的教育工作者在授课过程中还应当顺应时展形势，积极地引入一些能够辅助课堂教学的方法，在增加课堂趣味的同时做好学生们的领路人。科技日新月异，教师的教学手段也需要与时俱进，使用新的教学方法，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吸引力，让学习更有趣味性。第三，教师的相关培训需要及时跟进。一般的课件制作本身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引入移动教学软件对思政课教师有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需要提前适应手机教学方法，规划教学内容，将教学环节的各项设置课前准备完毕，时间和精力的付出可想而知，加上软件的功能不断更新，方式不断变化，如果不及时更新软件操作内容就容易陷入单一，因此学校需要将相关培训纳入日常工作中，保障软件操作常用常新，真正做到与时俱进［８］。第四，学校的教学设备，尤其是校园的网络环境需要保障。移动教学软件高度依赖网络，如果网络环境不好，监管不到位，这一教学方法就无法发挥其优势，甚至可能造成教学秩序的混乱。第五，手机教学软件的使用只是传统教学的有益补充，科技只是辅助手段，并不能取代教学内容，教师自身素质的提升才是教学的根本保障。作为教学手段，目的是让学习的内容更容易被吸收，不能本末倒置，一味地追求形式而忘记内容。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作为思政课的教师无论是从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上都应率先垂范，积极地吸取科技发展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手机移动教学软件作为目前教学方法的重大突破，适应了当今大学生的学习习惯，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辅助意义重大，因此应广泛应用，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１］徐海鑫，廖浩军．试析新媒体如何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有效发挥作用［Ｊ］．学术论坛，２０１１（７）． ［２］王惠．重构与困惑：混合式教学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实施与评估［Ｊ］．现代教育科学，２０１７（７）． ［３］顾钰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慕课热”以后的“冷思考”［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１６（１）． ［４］鲁文英，杨志梅．基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Ｊ］．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１）． ［５］王萍霞．“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混合式教学模式探析［Ｊ］．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７（４）． ［６］王晓洋．“微课热”背后的冷静思考［Ｊ］．现代经济信息，２０１７（８）． ［７］谭春兰．基于蓝墨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实践［Ｊ］．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６）． ［８］邢伟．手机移动终端下高职课堂教学研究与实践———以蓝墨云班课为例［Ｊ］．职教通讯，２０１７（３）． 作者:赵飞 单位: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教育思想的探讨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 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政治经济学论文:论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之“道” 在中国,大多数纠缠着我们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常识,不是新知。 不过,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内涵很广,乃是指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研究个体决策问题,例如顾客如何消费、劳动者如何找工作、厂商如何定价、如何确定产量等等。与此相对,研究在个体选择之上的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学问,则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所谓“中国问题” 梁漱溟先生曾说,他毕生思考两个重大问题,即“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长达95年的人生历程中挥之不去。所谓“中国问题”,大致而言,包含着如下几层含义:如何认识传统中国;如何分析当代中国;如何探讨中国的转型路径。 汪丁丁的这部讲义,同样是他多年对“中国问题”深沉思索的一个总结。从2005年起,作者就在北京大学开设“立宪经济学”讨论班,讲授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班,主题年年更新,内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学生连续数年选修或旁听,变成这门课的“忠实听众”与“热心聊友”,并因此收获巨大。经过了八年的氤氲酝酿,如今这本厚重的讲义终于面世,对于有志思索求解中国问题的学人而言,无疑是件极大的幸事。 在书中,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所谓基本问题,就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而不能去的议题”(见该书第八讲附录)。很显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扰,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来的压迫感。这些问题,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并不是靠学习庄子的逍遥自在,或顿悟圣贤的天理良知就可以独自解决。 个体的善良与幸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普遍层面上的社会正义的实现。故而,作者反复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千头万绪,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问题。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正义与效率又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我们很难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概括整本书的论点,仅就笔者的阅读而言,这本书的思路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多种多样,但“效率+正义”是最为贴切的路径;在正义理论领域,我们固然应当关注那些普遍而永恒的伟大学说,但同样要研究可以落实到生活中的正义感;任何正义或效率的目标,都需要一个社会过程加以实现;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于是,中国的转型问题,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则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 此书并不是一部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标准学院派教科书,而是带有特殊抉择的中国语境下的讲稿。 于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能读到的,不仅仅是揭橥“正义是社会制度之首要美德”的罗尔斯,创立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的布坎南,主张“发展的目的是扩展每个人的自由”的阿马蒂亚·森,还包括了弗兰克·奈特、汉娜·阿伦特、钱穆、张君劢、余英时和梁漱溟等诸多思想巨擘,跨越从政治哲学到国学的诸多领域,还涉及脑科学与行为经济学。 总之,这是一个以“效率+正义”为核心的、宏大宽广而又相互关联的理论谱系,为了便于听课学生和读者理解其思路,作者亲自绘制了六张大型思维导图,蝇头细字,五色纷呈,极臻精美,理论概念之间的连结关系以箭头标示出来,颇方便学人理解内容,扩展思维。 返本开新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导言与各章写得都很长,铺垫得甚至有点考验读者的耐性。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求解正义问题的艰难,便应当承认“停下来思考”的重要。 这本书也许在当代同类着作中极为少见,既深入探讨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又能使人平心静气阅读。这也许与它的学术风格有关。和很多着名学人不同,汪丁丁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辩论家,而是一个深刻复杂的思想者,其气质更接近哲学家。他喜欢把自己的思想过程用文字和语言呈现出来,不惮于表露思索过程中的徘徊与困惑。诚如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认为,所谓公平只是个人利益的伪装,“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里”。大哲学家罗尔斯甚至用毕生精力来研究“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 作者显然认识到了这种艰难。在书中,他反复陈说求解基本问题的难度——复杂的涌现秩序一旦被逻辑地表达,其内在的新颖性就归于消失;基本问题,由于包含着一种以上相互冲突的有效思路,无法模式化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作者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不断讨论和互动,以求脱离单一视角的束缚。 于是,我们在书中读到了大量机智有趣的师生讨论和对话,也看到了回归一般思想史的努力——这是在与古人对话。通过这些对话,读者也许不能得到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妙法,整治暴力拆迁野蛮城管的奇方,改善收入分配的对策,却终究可以有若干更广泛的启发。一个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人,不仅仅要连接上中国问题的“地气”,接续上宏大深刻的思想传统,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 我们也许可以说: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并不是“新潮”“新异”“新奇”的“新”,而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是“返本开新”之新。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 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 试图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定位，是我自己一直希望弄明白的一个问题。这里姑且作个尝试吧。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统称，涵盖了经济学所有的理论分支。如果我们试图给经济学的发展绘制一副脉路图的话，我倾向于采取以下思路：（见图1-1 ） 无论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还是从理论体系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在我绘制的脉路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和列宁阶段的批判主义经济学和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经济学。 在理论体系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并列发展的还有西方的另外两个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李斯特的古典历史学派，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分裂为以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和以凯恩斯为首的（国家干预）福利经济学，这两个学派的关于长期关于国家干预和自由竞争的争论在60年代左右被萨缪尔森经过调节和整合而纳入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并以当代主流经济学自居。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降温，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经济改革和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和资本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的发展，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围绕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计划经济学之后，获得一个理论发展的春天，逐渐形成了以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和转型为主题的转型/过渡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我国教育财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我国教育财政存在一些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此做些解释。 一、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解释 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不是指财政拨款提供的教育服务能完全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这种充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充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是财政拨款能否基本保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或政府自己制定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比较，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是否偏低。长期以来，我国法律规定应该免费的义务教育必须依靠收取学费（杂费）来维持，还有大量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书本费而失学。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3.28%，远远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NP4%的目标，也远远低于与我国具有可比性的印度2001年4.1%的水平。显然，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不足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我国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不完善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经费的分配是政府主导的。虽然近年来人大代表开始关注财政资金的分配，但由于财政部门提交给人大代表的预算草案非常简略[1]，受信息、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人大不可能对预算草案做实质性的改变。财政预算的编制和调整事实上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作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所决定。在我国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财政支出是成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官员们的经济租金、居民的满意度等为收益。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是各级政府的优先事项，也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内容，关乎主政官员的仕途。另外，用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能产生大量的经济租金，为官员们提供了很多寻租机会。教育支出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会增加居民的满意度，但短期内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所产生的经济租金也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居民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没有很大影响，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作用很小。我国的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在政府主导的财政经费分配制度下，在地方主政官员为几年一任且主要由上级决定升迁的政治结构中，对地方政府而言，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教育支出产生的效用大大低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支出。尽管增加教育投入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如林毅夫[2]所指出的，没有人可以保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因此，居民无法对财政资金分配施加影响，政府效用函数偏离社会福利函数，是政府教育支出不足的制度根源。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虽然有些例外，缺乏有效的居民声音一般会导致分配到教育部门的资源不足，而且贫穷居民更难享用到这不足的教育资源[3]。 二、教育财政严重失衡的解释 教育财政严重失衡也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教育财政资源差距之大世界少见。 地区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地方为主、分级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基础教育经费长期由县及以下政府和农民负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引起的地方财政能力和农民收入差距，在缺乏比较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时，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 城乡差距属于地区差距，其直接原因一方面与地方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相关，因为农村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乡负责，城市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市、区负责，农村地区的县、乡与城市的市、区之间财力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如不承担农村学校建设的责任，也是造成教育资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学校之间的差距包括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前者是上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表现。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在城市表现突出，即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区，办学条件差异巨大的薄弱学校、一般学校、重点和示范学校并存。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重点学校制度到目前的示范学校和一流大学建设，实际都是政府主动选择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早期对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教育发展有了相当基础的今天，它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特别是教育腐败的负面效果已经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重点学校制度之所以今天还能延续，是因为它能给重点学校和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学校和政府官员寻租、设租的结果。 学生之间的差距既产生于上述几个方面，也产生于居民家庭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富裕家庭子女可以上条件非常好的私立学校，可以通过支付大额择校费上公立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甚至可以出国留学。同时，大量少年儿童由于支付不起学费、书本费和其他学校收费，又得不到必要的经济资助而失学。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但立法后近20年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直接原因是各级政府互相推诿，无人承担责任[4]。 我国教育财政的巨大差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公共选择机制不完善。如果居民的意见能对政府的形成和官员的任用有决定性的影响，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弱势人群的众多人口所产生的力量，将会改变我国的教育财政体制、改变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性政策、改变重点学校制度、改变对资助贫困学生的推诿状况，最重要的是将会大大改变政府的效用函数，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是另外一种状况。 三、学校乱收费久禁不止的解释 虽然有人有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学校乱收费是事实。学校乱收费的事实可以从近几年居民价格投诉中教育收费年年位居前列可以得到佐证。目前几乎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学校有多少收费项目，以及什么项目是合理收费什么项目是不合理收费，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学校乱收费是事实。 学校乱收费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突出。笔者见到的中央政府关于制止乱收费的文件是1991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此后各级政府几乎年年发文制止学校乱收费，但13年过去了，学校乱收费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对于学校乱收费有很多解释，如政府拨款不足、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的界限不清、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等。政府拨款不足是学校乱收费的重要原因，对政府拨款不足我们已经做了解释。那么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界限不清、以及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现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笔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学校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学校治理结构是有法律或实际效力的学校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分配和保障结构。学校的直接利益相关人主要有学生及家长、学校所在社区居民、教职工、校长、政府（理论上代表社会）或其他出资人、校友等，其中学生与家长、教职工、政府是学校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学校法，只是在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中有一些条款涉及到各利益相关人的权利和利益问题，没有系统的学校治理结构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公立学校本质上是政府建立的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虽然法律规定有些学校可以取得法人资格，但其经济责任，如学校债务最终是由政府承担的。在我国现行的学校治理结构中，校长（或书记，下同）是学校的最高决策者。校长由政府任免，校长代表政府管理学校，政府与校长构成典型的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加上学校依赖政府的财政资金，较好的维护了政府在学校的利益。校长在学校的运行中主要依靠教职工，在目前的薪酬制度下校长本人的收入与教职工收入直接相关，在校长的任免过程中，政府有时会征询教职工的意见，因此教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校长的权力，校长的利益与教职工密切相关。校长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自觉维护教职工的利益。当然，在政府的利益与教职工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校长会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权衡取舍。与政府和教职工不同，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没有保护机制。 学生及家长与公立学校的关系从本原意义上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和现实中是公共服务消费者与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学阶段，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的学生及家长，在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时，只能到政府指定的学校去，没有选择余地，公立学校事实上是特定行政区域内生产公共教育服务的垄断者。虽然学生及家长可以选择到民办学校或区域外的公立学校就学，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公立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学生及家长对校长的任免、教职工的聘用和薪酬没有影响，在学校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面对居于垄断地位且无法对其施加影响的学校，学生及家长的利益自然难以得到保障。 具体到学校收乱费久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不想禁止，二是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教育法规定，学校要“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学校乱收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收取了国家（政府）没有规定且学生及家长不愿意交纳的费用，二是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 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上不想禁止乱收费，是因为该级政府没有为学校提供必要的资金，如果真要禁止乱收费，一些学校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学校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默认的。西安音乐学院向2004年录取的每一新生收取3万元的“捐款”，就是典型事例。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为收费辩解道：“现在一直要求学校扩招，但经费一点也不增加，你说这个学校应该怎么办？”，“除了教职员工的工资外，每年陕西省给西安音乐学院的经费是300万元。”该院的一位副院长指出，政府300万元的拨款只够半年的水电费。不算基建投入, 学院每年最少需要8000万元才能过日子[5]。中小学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虽然中央政府年年发出制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地方政府也以发文件的形式执行中央政府的文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付舆论和公众的一种姿态，属于格斯顿所分析的“象征性公共政策”[6]。即使上级政府采取行动查处学校乱收费，也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教育部门对学校乱收费承担领导责任，查学校乱收费相当于查自己，当然不愿意查，也不会有很大效果。 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是指长期以来学校做出除国家规定以外的收费决策，或者提高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时，学生及家长没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对学校收取国家规定以外的费用如何决策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实中普遍由校长决策。在学生及家长对其没有制约能力的情况下，校长为了学校运转和教职工及个人的利益，自然倾向多收费。如果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安排学生及家长的权利保障机制，比如在学校（不是政府）做出涉及包括向学生收费等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事项的决策时，必须征得学生或家长的同意，结果将会大大不同。学生及家长评估收费决策时，会比较收费的成本和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学生及家长觉得某些项目值得交费，将会同意学校收费。由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就不能看成是乱收费。这样，学校收费只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收费，一类是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乱收费就在源头上得到了制止。因此，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治本之策是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公立学校改革中，通过学校治理结构的调整，建立家长有很大决策权的学校管理委员会（School Council）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据此保护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7]。 总之，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教育财政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去解释，用公共选择、政府和学校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 Strange ）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 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 New 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 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视野下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概述 摘　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它的研究焦点是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本文以方法论为标准对西方主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归类与评介,评述了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及历史主义下的考克斯与斯特兰奇的理论的内容和特点。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关 键 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 正 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　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　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　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　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　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　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　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　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　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　。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　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　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　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　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　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　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　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　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　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　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　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　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　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　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　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　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　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　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　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　”“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　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　、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　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　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　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　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　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　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　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　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　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　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　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　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　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　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　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　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　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　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　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　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　。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　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　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　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　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　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 A.Barone)指出的，“20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　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　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　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　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　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　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　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　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　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　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　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　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　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　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　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　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　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　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　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　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　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　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　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　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　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　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　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　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　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　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　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　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　，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　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　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　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　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　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　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　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　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 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 Ray　)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　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　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　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　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　[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　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　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　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　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　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　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　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　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　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　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　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　。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　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　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　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　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　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　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　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　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　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　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 Gilpin，1975)同时，在这　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　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　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　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　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政治经济学论文: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 [内容提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领袖 席勒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政治经济学论文:关于现阶段我国道德尺度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健词:宗法礼教 价值瞬间性 主体性人格 论文摘要:转型经济国家的转型期间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德定性，多元文化与多元制度安排的交织与冲突使社会道德与价值尺度显得异常复杂。法治、贵任意识的加强与“人情”、特权思想盛行相并存;集体主义合作精神与个人主义金钱意识相并存。道德观念的复杂性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存在三种不同尺度的道德模式之间相互矛盾与相互渗透的结果.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揭示三种道德尺度经济根源的同时，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道德行为的历史性提升与道德警示。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应该选择怎样的道德尺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思想和道德标准，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我国在转型期同时存在着对人身的依附、对物的依赖和对人的尊重三种道德尺度，并且三者之间相互交织表现得异常复杂，严重干扰着我国公民人格确立和社会价值判断。因此，对我国现阶段三种道德尺度的差异性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道德尺度一:所谓人身依附的道德尺度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以其宗法联系和等级关系的家长式权威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道德标准。对人身的依附反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最初对自然法则的认知与控制。它主要表现为尊从权威和重义轻利，这种道德现状和我国封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传统文化的注意力在对人的血亲等级、本末第次的关注中，大众追求一种重义轻利脱离事功的消极清淡。君主的需要和利益才是最高标准。以少数权威意志和利益作为社会成员交往行为的依据是与自然经济时期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道德标准，它是人类对自然界权威直接依赖的反映。 自然经济时期人类生产周期是由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决定，人们从事生产的区域是由自然资源分布决定;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是由人的自然生理现象决定。这种“天人合一”结构中，劳动者个体能力在强大自然力面前是极其渺小的，他们只能作为群体结构中的依附部分存在。等级权威和见利思义的道德尺度自然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行为的惟一尺度。 小生产的经济关系说明商品经济还未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人们还不能以商品的价值手段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这是人身依附道德观产生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标志着我国在组织社会生产和交往手段上的彻底变革，劳动者个体不再以尊从权威意志作为公众行为的标准，而是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经济交往的尺度。它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在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中主观性、随意性和盲目性的减少，客观性、科学性和明确性的加强。平等独立，开拓进取，以法代情的现代社会风尚也必将随之形成。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对旧道德标准抱有情感上的依恋，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人类血缘关系的诱惑。人情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人性中的人情内涵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自然经济时期的人情内涵是以生命的血亲模式为核心、君臣关系、主仆关系和朋友关系都被限定在父母兄弟式的权威范围。“父母在上，兄长在先”原则是人情交往关系的永恒原则。以商品交换为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确立了劳动者个体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及平等竞争的新型人情内涵，在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旧有的血亲模式被扬弃。独立平等和尊重他人劳动的主体人格构成现代文明的新型主体间关系。 但传统道德关系对于刚跨人市场经济不久的中国百姓来说仍然具有影响，它毕竟反映的是人类最初和最直接易懂的情感。应该警惕的是一些人将这种传统“人情”关系和金钱关系结合起来，津津乐道地去结成裙带关系或者建立称兄道弟式的关系网，它必将对社会法治建设和正常经济秩序产生极大的隐蔽式破坏作用。 其次，“人的原始丰富性”的诱惑。这是马克思对自然经济时期人的行为特点进行的概括。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人们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这种直接性使人们产生对自然界原本存在的日月星辰、草木鱼虫以及人的自然生命现象的崇拜和依恋，并且仿照自然物消极被动的非主体特点作为自己生产和生活的模式。节奏缓慢、保守平稳的田园诗般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以人类创造的商品价值、价格、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内容。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社会自然性被社会的经济性所替代。人们创造商品的无限丰富性打破了对有限自然物模仿的“原始的丰富性”，为人类行为方式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大胆创新、讲究效益已成为现代人的行为特点。实际上，人的“原始丰富性”隐藏着一种缺乏竟争意识和进取精神的隋性，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极不相容的。 最后，旧体制温情的诱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动摇了旧体制中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权威地位，为劳动者独立与平等提供客观的经济基础。但是，“物的关系”即商品的经济关系取代自然经济中“人的关系”，更容易被误解为对人自身的关注被物的丰富性所替代，而留恋旧体制中有限的人的地位。“为什么人会依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相互间的物化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相互间生产活动的关系。”身依附关系被商品的物化关系所替代是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的表现，它展示了劳动者个体通过自己创造的物完成了对血亲服从和等级统治的否定与超越，对人创造物的服从标志着人对自然物的独立与自由的获得。 道德尺度二:所谓对“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相对而言的独立化的他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对物的依赖反映人类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操纵。物的依赖关系是交换经济时期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客观反映，它是指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规律的关系。商品的经济独立性打破了血缘和等级关系的非经济约束，社会成员个性需求的实现必须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社会关系中这种对物的依赖是对人身依附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然使我国劳动者个体的道德及价值尺度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一，商品的价值尺度赋予社会成员独立平等的道德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必须独立地完成社会及他人需要的劳动产品，才能从社会和他人那里换回自己的需要。人们凭借商品的权力建立起自立、自主、自为的主体地位，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通过劳动编织进自己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够得以实现。交换中任何非经济强权都无法替代商品生产者的意志。因此，强调个性独立，自尊自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社会成员道德内涵的基本内容。 第二，商品的交换原则赋予社会成员尊重他人的道德意识。商品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劳动产品，这种生产的他人性决定每个具有自我意识和个人目的的社会成员必须为社会和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服务。市场交换原则制约着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尊重和关心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关心社会，尊重他人就等于关心和尊重自己。任何轻视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最终都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这种经济关系会很快教会人们拒绝权威盲从以及放弃傲慢无礼，迅速建立主体间平等、尊重、互利的社会行为规范。 第三，商品竞争的天性赋予社会成员锐意进取的道德风貌。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促使每个社会成员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技能水平，努力改进生产技术，降低劳动成本，使自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才能保证自己商品价值的实现，任何非经济的等级权威和“人情关系”都无法替代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支出。市场竟争的无情迫使社会成员必须自我克服人性中的懒惰习性，只有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才能不断实现自身特殊的个性需要和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动摇了传统道德和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养成的被动等待、求同保守行为的经济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它取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单纯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生产，这是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完成商品价值向货币形式转换后才具备现实的经济意义。当货币取代商品价值的权力后，人钱易位便拥有了异化的可能性空间，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拜金主义现象并不是交换经济的逻辑必然，它是由商品向货币转换中的两次矛盾冲突时人的盲目性造成的: 首先，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使用价值普遍替代的环节。货币的万能作用是商品生产者与他人交换劳动产品时，必须以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只有消除了一切自然形式的商品，才可能在流通中取得独立地位，才能克服物物交换的各种限定，使交换更加普遍和公正。“货币在一方面促使商品的价值脱离使用价值中使市场交换获得生命;另一方面，货币能够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它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这种将一切事物的性质进行普遍替代和混淆作用是人物易位、人钱易位等拜金主义产生的根源。货币的替代作用虽然能制造人的价值和货币形式分离的假象，但是，人的创造能力和商品的被创造属性不可能随着货币的替代而产生丝毫改变。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理性自觉认清这种假象，在行为中克服盲目性。 其次，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价值普遍超越的环节。“货币代表商品价值是一种消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当商品交换货币时，“商品的价值规定会在商品实现时消失;当货币交换商品时，它的价值作为占有商品的自然材料的单纯形式上的媒介注定要消失”。货币无论代表价值实体还是代表价值形式都具有瞬间性。但货币存在意义在于它必须立刻打破其瞬间性，才能在流通中既保存价值本身，又“通过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同时拥有了“增值”的可能。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物质财富，货币的增值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单纯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目的社会行为只能加剧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尖锐化，破坏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建设就是要帮助人们自觉消除商品活动中人的盲目性，建立人的社会主体性人格。 道德尺度三:所谓对人的尊重为尺度的道德观是以消除商品交换过程中人的盲目性为前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原则。对人的尊重反映人类对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理解与支配。建立以尊重物的创造者本身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超越经济人限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人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它是指人具有天生的利己心，这一本性与市场中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人性是由历史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人性中君子不苟言利的道德标准是自然经济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的，极端个人主义道德观则是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制度缺陷产生的，表现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受经济法则制约的非主体性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创造一种不仅能够控制和把握社会经济规律，同时要建立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规律的制度安排，消除交换经济中单纯经济制约时主体人的无奈。正如人类从来就没有满足被动接受自然规律制约，而是不断探索，创立自然科学为人类服务。自然科学打破了自然界对人的限定，社会人的科学就是要打破商品的经济法则对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限定，克服经济人在市场交换关系中的异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的有序的生产活动。 第二，缓解市场失灵破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由于交换而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关系是市场经济发生风险与危机的根源。提高经济效益，协调市场关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交换中，国家宏观调节政策最终会被各种利益的对立关系所左右，巨型跨国公司由于资源争夺的对立关系所展开的国际竞争，最终是以社会巨大浪费为代价换取部分企业的有限利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由于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全新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为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提供可能性，为企业营造高起点的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高效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机制。 第三，减轻人力资源浪费，促进经济低成本发展。资本主义在追求资本最大增值的市场动机驱使下必然发生人与金钱易位的现象。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关注目的也仅仅是将人作为资本增值工具。商品和金钱对人所形成的压力破坏了人类对劳动能力提高的自觉性，而是将金钱的积累视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实现。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浪费。因此，对人的尊重实际上是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和劳动能力的尊重，人的劳动能力开发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前提条件。 面对我国现阶段多元道德尺度现状，我们必须弘扬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并且在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宣传中把握好对三种道德尺度的不同态度: 首先，消除宗法礼教关系的道德约束。迷恋“人情”关系，受制于等级特权、轻利重义是一种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相违背的旧道德。以人的等级权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旧道德，由于受其自然经济的制约，人性的内涵的欠缺是有待完善和提高的。特别是其中等、靠、要的思想只能增添人的惰性。韩国政府所谓重建儒学，是想通过儒家的道德观整治腐败。对此，除了公众表示冷漠外，并没有起到医治韩国病的作用。封建传统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和拜金主义的结合，人情和金钱交易，特权和金钱的腐败现象大量滋生势必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因此，要替惕对传统文化宜传中的误区，是当前理论宜传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次，扬弃以物的依赖为尺度的道德观。市场交换的经济形式说明人类生产和生活已经突破直接依靠自然界的有限恩赐获得满足的限定，开始享受自身不断创造的无限丰富的物的属性。这种生产力式极大地拓宽了人的社会内涵，为人类道德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提供现实可能性。但是，货币作为交换的必要手段，它无差别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属性是产生用金钱代替一切的拜金主义根源。这种资产阶级道德观忽视人的能力提高和全面发展，为滑向腐化堕落的道德深渊提供通道。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和抵制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接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最后树立对物的创造者人的尊重的道德标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身依附的两种道德观，虽然都体现对人的关心，但后者更多体现的是人类早期对人的有限自然性的迷恋，而前者则体现对具有丰富创造能力的劳动者的尊重，同时它也清算了人在创造物过程中人钱易位的现象，把人的劳动创造力的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行为的道德和价值准则。这种道德尺度弘扬的是对社会主体人的薄重，体现对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抵制，弘扬的是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的是对金钱至上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它鼓励全体社会成员在对自身能力充分而自由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多做贡献，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社会道德观。 政治经济学论文: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中国和东盟国家存在地缘上的亲和力和经济优势的互补，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这种协作机制的建立必将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 当今的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走向区域化。欧盟（European Union）的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单一货币区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功运作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例证。而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却比较缓慢，这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潜力是不相称的，也使得东亚地区在与北美及欧盟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拥有10个成员国，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大的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客观地讲，东盟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成员国不少，但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东盟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越、老、缅、柬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和欧盟相比，这是东盟的一大劣势。 2、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 地缘上的亲和力与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转换为以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为主，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1999年，东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贸易额及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19.29亿美元，占22.2％；5811.62亿美元，占54.6％；13763.14亿美元，占62.6％。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都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这也就证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极大地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3、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市场潜力较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20世纪70-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4、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 区域性经济组织并不需要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的经济力量。在北美范例中，毫无疑问，美国执自由贸易区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在欧盟的范例中，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核心。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承担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起到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而东盟国家中则没有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全然不顾整体的利益，结果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损失惨重，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二、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复苏，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动。美国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求的强劲增加使东亚各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使东亚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市场；二是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美国新经济造成的强劲需求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只是暂时地把东盟国家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掩盖了起来。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1、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态势。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美两国重新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平台，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几届政府的路径上去。美国历来就在东亚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些国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为中国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2、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应地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本应当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这一愿望在实践上却不具备基本条件。首先从经济状况的基本面分析，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长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很大（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万亿美元，超过东盟10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从经济政策上看，鉴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特点，日本长期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视东亚国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颓势，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不久前频频发生的中日两国贸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贬值便是日本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明证。从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认并深刻反省其战争罪行，反而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明显，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而且影响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日本难以摆脱经济、政治上的困境，从而也就很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3、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有些国家甚至长期执行反华的政策，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9.11”事件发生后，政治上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看清楚，中国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还是一种合作共荣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4、中国经济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6％（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奇迹。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上升到世界第六，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中国取得了7.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在亚洲，中国经济的强势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日本的岛国经济及“亚洲四小龙”的限制型经济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市场价格主要是内生决定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需求，这就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大发现，世界“发现”了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新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增长速度最快的、未来潜力最大的“绩优市场”。因此，从东盟国家的角度看，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甚至建立共同市场，意味着东盟国家将获得中国相当的市场份额，在抢滩中国的进程中取得先机。从中国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置身于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浪潮之外。由于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为依托，即使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多边的贸易体系，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中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从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对中国也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三、“雁行模式”的破产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 1、“雁行模式”的破产要求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与小岛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一词曾经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该模式中，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积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具有廉价劳动力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一般认为，该模式较好地解释了8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但是90年代初以来，“雁行模式”受到了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挑战。首先，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强调产业分工的固定化，势必不能满足东盟及曾经处在雁阵模式边缘的中国赶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需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无力再担当雁头的角色，如何进一步把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调整和转换日本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整个东亚经济结构的升级，是日本经济乃至整个东亚经济面临的大难题；最后，“雁行模式”的成功是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推行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战略价值大大降低。2000年以来，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开始从创新高频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转换，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国际大环境不复存在。 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制造业中心，产值已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雁行模式”的破产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东亚各国和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区域内部的自我稳定发展机制来替代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以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特别是对于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找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是东盟国家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2、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前面曾经提过，经济优势（比较优势）越是不均衡分布，产业结构的雷同化程度越低，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20世纪的90年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东盟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的份额由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比较优势分布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出口产品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如果对产品进行细分，仍然会发现产品的互补性。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统计表明，中国与东盟在贸易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重要基础。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商品，它们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其中一部分是东盟具有优势的商品，这些商品反映了东盟多数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约占中国从东盟进口额的42％。另一部分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商品，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车辆等，它们约占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的38％。第二类是互补不明显的商品，也占到双边贸易的一半。比如电子信息产品在双方出口产品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权重，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而在2000-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电子配件产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30％。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目前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它仍将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因素。二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据专家组的估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增长14％，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可增长55％，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0.9和0.3个百分点；还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战略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最有希望的是信息产业、以天然植物药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制药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等，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竞争力。三是由于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近似性，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四、结语 目前中国和东盟10国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23万亿美元外贸额（2000年统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总体的经济和贸易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与欧洲和北美并驾齐驱，中国在未来东亚经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日益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摘要:生产方式、占有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经济学说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可以认为: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制；资本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否定资本的因素。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将导致占有的社会化。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所有制 如何解释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发展逻辑以及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试图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结合起来，重新概述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基本理论观点，从而使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更科学一些。 1．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形成了这个社会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运行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归属: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区别的。 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改变了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其它社会关系，就认为进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只有社会生产过程才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物质变换这一物质运动的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得到生产方式的特征；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就得到生产关系的表征。当然，由于生产总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因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讲又由生产方式所决定。无法割裂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 2．资本的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否定资本的因素，这些因素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只可能从资本的生产方式中产生，不可能从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中产生。在当代资本的生产方式中，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表现在: 1）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因而产生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政府作为经济组织为社会生产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生产公共物品和服务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虽然仍具有资本的形式，但不再具有资本的实质或性质。它们的存在不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是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否定。 2） 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越发达的地方，资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在生产中的作用就越大，尤其是高级的脑力劳动正逐步资本化。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使资本物品(生产资料)处于从属的地位，传统的资本吸纳雇佣劳动的要素结合方式正在逐渐瓦解。当然，脑力劳动的资本化还只是少量的局部现象。当生产资料相对于人类劳动只是一种被支配的物质时，资本的生产方式也就消亡了。因此，脑力劳动资本化现象正是否定资本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 3） 信息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也在否定着资本的主导地位。在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信息仅仅是生产的外部环境。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生产层次、各生产环节的相联结必须依赖于信息的传递和处理，而且随着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的革命性飞跃(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物质资料的生产越来越表现为信息处理的结果。这就使得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作用降低，当生产力发展到社会生产完全由信息支配时，资本也就消亡了。可见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中国加快发展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人类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3.所有制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生产过程中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这是所有制的物质内容；第二层含义是指占有方式所形成的法的关系。因此，所有制首先反映生产方式的特征，其次才反映生产关系的特征。脱离占有方式的所有权的归属形式的变化不能认为是所有制的改变。决定所有制的是占有方式，而决定占有方式的首要因素是被占有的对象的物质属性，而不是物的所有权的法律规定。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把所有制仅仅看作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形式，从而把所有制完全纳入生产关系范畴，由此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些重大谬误。 4.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一历史阶段中，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导致了占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可由生产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生产空间的维数越大其社会化程度越高。占有社会化程度也可由占有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由于占有空间是生产空间在某一时刻的横截面，因此，生产空间是在占有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时间维，从而生产空间仅比占有空间高一维，或者说占有空间仅比生产空间低一维。若生产空间是n维，则占有空间就是n-1维。当生产空间的维数n越来越大时，占有空间的维数n-1也越来越大，并且随着n越来越大时，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特征差异将相对缩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的低于当今工业社会中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占有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的私人占有，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维数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时占有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特征差异尤其明显，并表现出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上的表现就是“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还推论这种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即生产社会化将导致占有社会化，这一推论正被历史证明着。 5.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方面，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占有方式从历史沿袭的私人占有(其组织形式主要是单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逐渐发展出资本的社会占有形式——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当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变化的趋势，他指出，股份公司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转变的过渡形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一百年以来，股份公司已经成为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组织形式。中共十五大提出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为经济组织进入生产过程，不仅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上对生产资料进行直接的社会占有，而且对各种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进行规范——这些规范不光是政府制定的，更主要的还是国家组织中的立法机构制定的——使得这些资本的占有具有社会性或者更高程度的社会性。因此，当今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已经基本上或主要表现为社会占有的形式。当然，这种社会占有仍然处于私人财产的范畴内，但是，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权已经由于这些规范而逐渐模糊并逐渐脱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活动，其作用已日益表现出减弱的趋势。 6．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物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法的关系是财产权即所有权，而随着对物的占有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物的社会占有所形成的关系就是现代产权。因此，现代产权关系与历史的所有权关系已有很大差异。从历史的所有权概念已不能推导出现代产权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对现代产权概念的定义也尚未统一，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去定义产权概念的。有的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有的从不完备合同理论出发，有的从外部不经济性出发，等等，都可以引出产权概念。但这些定义都只是对产权运作表象所进行的描述，尚未从本质上规范。因此，如果我们把产权概念定义为占有社会化的法的关系，前述各种不同的产权概念就都统一起来了。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论文关键词：霍克海默　文化批判　启蒙　批判功能 论文摘要：以往人们关注的是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其实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其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西方文明启蒙的后果是用理性这种新的统治替代了昔日神的统治。霍克海默提出了新的启蒙就是文化批判的启蒙，即对启蒙的否定、否定再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要找回和发扬这种文化批判的反叛性，就要实现新的启蒙。霍克海默通过文化批判的反叛性揭示了文化批判的功能，即辩证的否定。 一、霍克海默论文明启蒙及其后果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 1973年)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对西方文明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的。何谓启蒙?霍克海默开篇就说:“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启蒙就是使人们从恐惧、神话、宗教的统治和支配下摆脱出来，用理性代替迷信，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确立人类对自然、社会、精神的支配权。但是，启蒙却由于其内在的自身逻辑而走向它的反面，蜕变成了一种新的迷信神话。启蒙、理性成为工具性理性，“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首先，启蒙推翻了中世纪宗教所追求的创造万物的神，人们以为从此可以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但是，前面驱逐了创造万物的神，紧随其后的是另一个神取而代之，这就是管理万物的神。这个神是人。人推翻了神，结果人自己变成了一个“与神相像的人”。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是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又具有支配定在的所谓具有主权的主人。人性本应替代神性，从神的统治和支配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个性、独立人格而不受那个至高无上的神所奴役。但是，结果却相反，人推翻了神以后，人并未从奴役下完全解放出来。人虽然不再受神的统治，但人在推翻神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上升为统治这个社会最高的主宰万物的主人。这就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它成为现代法西斯主义繁衍和孽生的根源。其次，在中世纪是神、信仰、盲从支配一切，启蒙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理性代替神的信仰与非理性的盲从。但是理性把神的信仰和非理性的盲从，从神坛上驱逐出神的殿堂以后，理性自己登上了神坛。理性铲除了人类的迷信，人们对理性推崇备至，理性自身成为人类新的迷信。理性就是一切，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前接受审判和裁定。理性倒退成工具性的理性，结果出现了一个工具性的与人相异的异化世界。理性统治取代了中世纪的神，而非理性的思潮对理性的这种统治的反抗，正如理性反对神性时那样，它恰好说明理性的统治已是一个使人无法忍受的像上帝一样的神。 文艺复兴以后，现代大工业发展起来了。它像魔术的咒符，把沉睡在中世纪的神自然唤醒，神奇地变成了人的财富—工厂林立，大都市从废墟中崛起，商品琳琅满目。但是，大工业发展并未给人们带来多大好处。这边财富堆积如山，那边却是饿俘遍地。工人制造了机器，机器反过来奴役工人。大都市一方面成了富人的天堂，另一方面却是穷人的地狱。商品、货币本来是人们生产出来用来交换的产品，但是，“自从自由交换结束以后，商品就失去了它的经济性质，而具有了偶像崇拜性质，这种偶像崇拜的性质一成不变地渗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昔日，人们拜倒在偶像化了的神面前，现在却相反，人们却拜倒在商品货币的脚下，不仅商品已经失去了全部的经济特征，它只具有拜物教特征，而且拜物教的影响已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启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这种选择并非真正的选择，它仍然是以一种对统治权的选择代替另一种统治权的选择，因此，选择本身就包含了新的统治权的产生。如人与自然，要么是自然统治人，要么是人统治自然。这就是说，一种旧的统治推翻了，一种新的统治取而代之，它不是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而是用一种新的统治去代替旧的统治。所以，“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启蒙理应带来自由、文明和进步，但是，恰好相反，启蒙是用“新的野蛮状态”代替旧的野蛮状态，并且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这种野蛮状态的神还在发展壮大。人性在这种状况下已经变成了非人性的状况，它正像《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和他的船员在海上偶遇海妖塞壬的故事。为了抗拒海妖塞壬那诱人的歌声，他自己不得不让人把自己捆在船的桅杆上。他既反对自己死亡，又反对自己幸福;既反对自己欲望增长，又反对拒绝本身的享受。这就等于启蒙越是给当代社会带来了财富、权力和知识的增长，它越是坚决拒绝去享受财富，去掌握权力、知识，等等。一切都因为启蒙而走向了倒退，由旧的极权走向新的极权，由旧的统治奴役变成新的统治奴役。启蒙就是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自我摧残和自我毁灭，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深刻地揭露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启蒙所带来的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负面影响。现代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异化、工具性，这是其消极因素。但是，近代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相比，启蒙的伟大意义则是不容否认的。启蒙最突出的划时代性的意义，就是为推翻封建神权统治制造了舆论准备。毫无疑问，启蒙具有解放思想、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的伟大意义。启蒙推翻了中世纪神权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启蒙思想家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针对宗教神权统治和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启蒙的负面影响的确存在，但这不是启蒙的罪过，而是以一定利益为基础的时代局限带来的。尽管时代进步了，而启蒙对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可否认。如果以现代人的标准为标准而完全否认历史，也就不会再有历史。历史不是虚无的，历史应是客观的事实。 二、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 霍克海默把对启蒙的批判提升到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知识、政治、理性、宗教等间题的总机关，其意义不在于从旧的启蒙引出新的启蒙。他认为，旧的启蒙是文艺复兴文化的启蒙，新的启蒙就是对新的理性和技术统治的文化批判。因此，对启蒙的否定旨在从否定中生发出新的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即是“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何谓“欺骗”?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有哪些?欺骗群众的启蒙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文化工业的“欺骗”。文化本来是人类历经数千年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从广义来看，可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狭义的，即指精神产品，指宣传、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宗教、道德等。尤其是从人类使用文字、语言符号等开始，文化就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痕迹的精神产品。文化与人类发展是同步的，人类从那里开始，文化也就从那里发端，人类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时也就生产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文化的产生与人类实践活动不可分离，但文化毕竟是人的文化。人类除了需要吃穿住这些生活资料之外，为什么还需要文化?这是因为人类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的需要是直接的、自然的，而人类的需要除了直接的自然需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间接的、社会的需要。间接的需要除了以需要为根据提出要求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利益。因为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而才有需要;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人们就会把这种需要逐渐从狭隘的需要中驱逐出去。比如原始社会的人食人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残杀和毁灭，它是不人道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就产生了。还有威胁人类正常生存等犯罪现象，首先最基本的就是非人道的，对犯罪惩罚无疑是人道的，它维护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所以，文化本质上应是根源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既然如此，那么，同样是战争，为什么有的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有的却会受到赞扬呢?因为战争被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要褒奖，非正义的战争引起人类生灵涂炭，是不人道的，它引起的后果应予以追究。但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正义的呢?在这里，它不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也是一个阶级概念，因为不同阶级对战争就有不同的标准。可见，阶级利益与文化相互关联。霍克海默看到了这一点，即认识到文化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因而把文化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统治下，文化成为一种工业。广播事业依赖于发电工业，电影事业依赖于银行，“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从宏观和微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统一性，说明了人民所代表的文化的新模式:即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的虚假的一致性。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一点已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化成为了一种像“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因而，出现所谓“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与“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同样成为了工业。“从利益方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文化本应是艺术性，它的本质是创新。不同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区别开来，就在于不同民族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其特质只能模仿，无法等同。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有不同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巴比伦文化、华夏文化，等等。但是，文化工业制造的产品就不同了，最主要的是它不能创新，而是高度的“一致”，因为它把政治和经济结为一体。“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它充当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喉舌和传声筒。文化的合理就是为了统治上的合理性。统治者从其统治的目的出发，把文化模式变为统治的工具，为其统治上的合理性服务，为其政治、经济的利益服务。启蒙的文化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再是群众所需要的那种启蒙精神，而变成了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 (二)文化工业改变了启蒙的本来意义，取消了文化的反叛精神。启蒙本来的意义是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一切违反人道人性的宗教精神统治的反叛。因为，中世纪的文化就是神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在这种神的文化中，只有神的意志而缺乏人的自我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神的关照下才是可能的。人的自主、自由、自觉的本性，人的独立个性，在神的统治下都成为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启蒙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反叛性。启蒙用人性反叛了神的意志，用资产阶级文化反叛神的文化，但这些只是一种虚假的反叛。因为由启蒙唤醒的文化工业，取消了文化的反叛性质。文化本应是对现实的反叛，从而使文化创新。但是，文化工业完全违背了文化的初衷，反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使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模式的人。文化本应培养人们的创造能力，但文化工业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了每个人个性的抑制者。文化应激发人们的想象和自发性，但现在却使人们的想象渐渐萎缩。文化工业用一些陈词滥调、固定的模式来消除人们的创新能力，用一些无聊的毫无意义的流行的作品来占用人们金子般的时间，致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机械工业生产出来的是物的产品，文化工业却不同，它生产的是人，塑造的也是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不是具有个性的人，而是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的人。这种文化不再是反叛(批评或批判)现实的文化。工业文化成为失去反叛性质的模式文化。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带来与启蒙本来意义相悖的结果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批判，这是正确的。因为，文化本来的意义是创新，而反叛(批判)则是创新的起点，反叛也是创新的动力。文化就是在反叛中不断创新和不断发展的。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反叛则是创新的杠杆和动力。没有反叛，创新就不会有动力。但是，反叛也并非代替一切，因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文化的继承性。只有继承才有发展，因此，如果把反叛看成高于一切的东西，就等于取消了文化的继承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带来的后果是画饼充饥。文化工业利用电影、电视、广告、报纸等媒体，制造一些虚假信息，不断地向人们许诺、欺骗，把人们推向了虚假性的陷阱。例如消费，“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演，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文化工业不断地向人们挥舞橄榄枝，用许愿、承诺来欺骗顾客，使顾客目不暇接、晕头转向，堕入云里雾里，但最后一无所获。在自由时代，文化工业揭露封建专制的落后、腐败、颓唐，鞭挞封建专制野蛮、扼杀人性、违反人道的行径，唤醒人民的反封建意识，吹响了向封建社会进攻的号角，动员社会可以动员的力量，从而使资产阶级在封建统治下争得一块又一块地盘，把封建神权从他们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动摇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基础，然后又在上层建筑领域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但是，现代“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文化工业也在发牢骚，面对现实社会，抱怨倍增，对当代资本主义，奋笔疾书。但是，这些都是隔靴搔痒，不能触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要害，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在霍克海默看来，这就是“工业文化的实质”。这是因为文化工业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仅仅只是表面的，它只触及资本主义的皮毛，而不会伤其筋骨。尤其是文化工业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与它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相互矛盾。文化工业把日常生活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它只诅咒资本主义制度，而把日常生活美化如天堂一般，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诅咒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牢骚。这样，享乐是一切，一切在享乐中沉沦，一切在享乐中度过。文化工业就是这样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而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按霍克海默的意见，找回和发扬这种反叛性，就是实现新的启蒙的途径。 霍克海默关于文化工业反启蒙的性质，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霍克海默在批判文化时，实际上也是对文明的批判。霍克海默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导致了在批判文化时也对整个文明的否认和批判，这就是霍克海默的失误。 三、文化批判功能及其启示 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一般认为，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这是片面的。在我看来，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批判，仅仅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一个方面，而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他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霍克海默就是从文化批判功能开始，逐渐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的。在他看来，文化批判是走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统治，走向新的文化建设的总机关和动力。当然，文化批判的功能再强大，也不可能摆脱文化工业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文化批判对文化建设的作用，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的功能就是辩证的否定。法兰克福学派把否定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在他们看来，事物不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而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在他们的理论中，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因为有了肯定就没有否定。阿多尔诺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功能就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否定被当作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拯救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总机关，这当然是片面的。文化批判的基本精神应是辩证的否定。从文化建设的过程来看，文化批判的作用就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在这里，肯定本身就包含否定。任何文化在最初阶段，首先是以肯定的形式出现，这就是继承。但任何肯定都包含了否定，而否定就是扬弃。文化扬弃了自己的有限性而保留了其积极的合理方面，文化就进入了否定之否定，完成了一个周期，这就是发展和创新。文化建设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从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螺旋式波浪式地上升和前进的。因此，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辩证否定，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但是，把否定看作是绝对的否定，这就抹杀了文化的继承性，必将导致文化的虚无主义。尽管如此，霍克海默所论述的文化批判功能对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文化批判的本质是创新。霍克海默认为，文化是对现实的反叛，文化的实质就是创新。霍克海默把文化批判同现实绝对对立，旨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此而已。其实，文化与现实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从同一性来看，任何优秀的文化都产生于现实，又服务现实;都产生于社会的日常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的日常生活，这是一致的。但文化与现实又有非同一性，因为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现实生活向前发展时，文化甚至还徘徊在旧时代的基地上停滞不前。文化批判的实质就是创新，通过文化批判使旧文化从它的基地中走出来，创造一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因此，创新不是重复，也不是雷同。创新就是使文化的同一性走向非同一性。黑格尔在论述哲学史的批判功能时认为，哲学史的实质是“通过哲学史本身去证明哲学知识的无用”，哲学是在批判中发展的。他说:“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黑格尔是对的，哲学史是如此，文化更是如此。文化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发现和创新。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文化前进和发展。古希腊的文化发展是这样，我国先秦文化发展也是这样，没有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批判，就没有先秦文化的繁荣。德国古典哲学更是如此，没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化批判，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并不起眼的，但在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如杜林、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等。所以，没有文化批判，就不可能有文化创新和大师级的文化名人出现。文化的继承主要是指文化的同一性。继承如果没有批判，那就是重复和雷同。继承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当前主要缺少的还是文化批评。时期，学术批判政治化，批判成了打倒一切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肯定太多，批评太少。即便是文化垃圾，也很少有人出来清扫。其实，批评和批判，决不是打倒一切，正当的文化批评和学术争论，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研究。如康德在世界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就在于他对人类知识的研究和审视，尤其是对欧洲近代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他的主要著作都以批判命名，如《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可见，颂扬和批评，批判和继承，肯定和否定，是促进文化繁荣的两种动力。 (二)当前文化繁荣的主要推动力是文化批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批判功能愈益突现出来。由于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因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必然也是双向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适应市场平等自由交换而产生的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它是文化建设中正面的东西。但是，市场经济也对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功利化、媚俗化、平面化和边缘化等倾向的产生。因而，文化批判的作用愈益重要了。文化批判一方面应像园丁一样，细心呵护那些适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正面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文化批判要毫不留情地扫除那些污染环境的垃圾。霍克海默把文化工业的反面消极影响揭露出来了，对这些东西进行否定，当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他由此在批判文化工业时却否认了一切文化，这就等于否认了文明。肯定文明不是不要文化批判，如果没有文化批判，那就分不清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什么是财宝，什么是垃圾，那就没有文明的发展。当前应对那些以文化的名义为幌子的伪气功、邪教和封建迷信等活动进行批判和打击。总之，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务必弘扬优秀文化，加强文化建设，而我国的文化建设能否健康发展，有待于有效的文化批判。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摘要：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从教学指导思想、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教学改革 建议 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是笔者在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中遇到问题提出的看法与观点，作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多达上百种。教材内容和体系改革的主要模式有：改良模式、嫁接模式、混合模式。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由逄锦聚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四版），这一教材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在内容和体系上依然有不妥之处。 1、目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教材的内容来看，本教材的内容共有21章。这本教材的编写具改良、嫁接、混合三种模式组合为一体。其内容的组合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也有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这些理论的大综合。这本教材至今已有四版。出版的时间分别是2002年、2003年、2007年和2010年。教材字数均在50多万字。教材的特点：内容广泛。从这一特点的积极效用看，它不失为一本或者说更适宜做为高校教师备课的参考用书和学生自学教材。但目前，这一教材的授课对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学生，其内容就显得庞杂，缺少应有的精练。另外，教材中以表格形式所采用的数据过于陈旧，比如教材第126页表8-1“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1929年-1985年）”、教材第173页表11-1“1977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生产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这些数据不能反映这一经济现象的现实。这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样的命题不相适应。 其次从教材体系结构来看，第一篇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有七章；第二篇是：“资本主义经济”有6章；第三篇是：“社会主义经济”有8章。这种体系构架中，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其内容主要由马克思《资本论》一部分理论，有列宁《帝国主义论》一部分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一部分理论，还有编书者自选编辑的其它内容，共同合成。这种由合成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 使有些章与章之间缺少理论承上启下的内在必然性。例如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一章第四节与导论中的研究对象的内容有重复。第五章“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向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之间的过渡，难以看出两章理论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向第七章“竞争与垄断”的过渡，以及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第九章“资本主义分配”向第十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这两章内容上的关联程度不紧密。这种前后秩序安排显得生硬。第十二章“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与第十三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也属于这种问题。另外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 这一章内容与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七章“竟争与垄断”有些内容具有重复性。以上是笔者认为教材体系安排上和内容编选上存在不够合理的方面。 总之，本教材在体系架构上的承上启下理论内在逻辑关系不紧密，在使用过程中感觉整个教材章与章的编排在理论上的衔接不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2、社会上对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地位的片面认识给政治经济学教学带来的不利影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高校是做为政治经济学教材之用的。随我国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经不再作为教科书了。而以《资本论》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的地位，目前在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资本论》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只研究价值和计划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由于我们中国现在主要需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并发展这种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和中国都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这种说法虽然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观点有一定社会群体。这种意识在学生中有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倾向，认为以马克思《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说教。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理论基本过时，难以解释现实。这种倾向和思想给教与学增加了难度。 3、研究对象、层次和方法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今世界，经济学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层次以及运用的主要方法都有着重大的差别。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运行和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运用的主要是边际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均衡分析以及主观心理因素等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它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经济问题的本质规定，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运用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或方法论上的区别，这与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有关。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而要证明这一点，在逻辑上就必须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而这样的逻辑只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之中。马克思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并得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具有历史性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对资本主义抱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即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这种价值取向下，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并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一些学者和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总结了市场经济的一些管理经验、甚至个别论点有其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与现实经济问题有着结合，有些理论有一定的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这些表层的经济问题，容易被接受。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事物和经济现象的本质，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在学习中会有畏难情绪。 其次，政治经济学以上大课的教学形式影响师生学术思想的沟通和理论探讨的互动，使课堂难以有序的组织和管理，因而课堂教学主要采用灌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4、教师原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学内容筛选，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取决于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政治经济学教学一般从基本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套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体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这种教学虽然能反映出教师的良好理论素养，但从另一方面证明，这种教学使教师把备课、教学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逻辑推理上，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在课堂教学中就理论本身深入探讨和充分的理论联系实际显得有些欠缺。这种教学使教学效果打了折扣。 二、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建议 1、确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在教学中使学生真正明确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消除学生错误观念，帮助学生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的不正确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针对现实问题予以说明和解释实际，以理服人。 2、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存在的问题不是调整所能解决的，对已成型的体系框架在其范围内进行调整，我们做过这样的尝试，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原有架构上的调整或变动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从长计议，教材需要重新编写。笔者认为，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部分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本教材的编写特点是把具有相对独立的不同理论分为不同的篇章，各个不同的理论相互之间基本不嫁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分主要按《资本论》体系编写，因此，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参考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编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以我国为主，编写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这三部分后两部分比重要大一些。编写注意两点：一是，章与章之间的衔接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关系和必然性，框架体系合理。二是，写作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全书字数控制在35万字以内。 3、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坚持灌输原则，讲究灌输艺术。这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抓住重点、剖析难点、解答疑点。第二，加强案例教学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吸引力与实效性。第三，采取对比法教学，更新对比角度。例如，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价格范畴，西方经济学根据供给和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价格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运动表现价值规律的作用，价格与价值既有量的背离，也有质的背离，这就从经济学原理上深刻阐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化的东西虽然没有价值但却会有价格的现实，而西方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只看经济现象，却永远不会发现价格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理论，更不无法懂得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强调帕累托最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它界定为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对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范畴，西方经济学把它看作要素报酬的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看到了这是各要素的报酬形式，同时看到了这种报酬后面的源泉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不同要素所有权主体那里量的分割形式；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据此他得出了资本主义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使得资本主义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于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市场是万能的和能自动充分实现就业观点，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完全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找到了病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有着重大的差异，他们都依据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层次作经济分析，都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采取了对比法教学方法，又更新了对比角度。这种从经济现象和理论本身进行比较和对比，角度发生了变化，会引发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兴趣。学生在这种对比中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第四，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的核心与精髓。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课程，但这门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空间又非常广阔。经济学不能是黑板经济学，如果这样学生听着枯燥，打不起精神，甚至不愿意上这门课。理论联系实际则不然，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说明当前国内外经济问题的热点焦点，从而使政治经济学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长此以往，一定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情趣。贯彻始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便潜移默化为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从而提高了他们思考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自然发挥其中。第五，加强教师对政治经济学多媒体制作的研究，提高多媒体软件的制作水平。多媒体的课件制作，不是电子教案。多媒体的课件制作要有理论性和艺术性，适应教学内容的需要，还要有一定的背景资料。这是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必要因素。

中学时事政治教育探索:浅谈中学政治课中的时事政治教育 摘要：开展时事政治教育是当前中学政治课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提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阐述了在中学政治课中进行时事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在中学政治课中融入时事政治教育的几种途径。 关键字：中学 时事 政治 教育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序言中明确指出：“时事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事教育的内容是对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主要补充，是保证思想政治教材相对稳定的重要环节”。可见，加强时事政治教育是贯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因此，对中学生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是一项较为重要的任务。 （一）中学政治课中进行时事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1.中学进行时事政治教育的现状 目前，中学政治教学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导致大部分师生对时事政治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的老师只管一味地把教材上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缺乏创新意识，甚至把时事政治教育置之度外。而学生面临繁重的课业负担，压力大，在校寄宿，没有电视和网络，因此对当今的国内外大事以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漠不关心。 2.中学进行时事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现代教育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学生人人成功为目标，以学生学会学习为中心，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因此，学生能力的培养、素质的提高，应该渗透在教学的全过程，应该全方位、多角度地体现怎样去培养学生的能力，怎样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时事政治所涉及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生活，关心时事有利于开辟第二课堂，如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民族教育等，从而打破课堂45分钟内师生之间的时空局限，使政治课变得丰富多彩。 时事教育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它可以使学生及时了解掌握党和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新认识、新观点，从而对教材的基础知识具有补充和完善作用，克服教材内容的滞后性。譬如，在高一年经济生活中“公司的经营”讲到公司要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信誉和企业形象。书上的例子是陈旧的，我们不妨可以例举“毒胶囊”事件，更具时效性。 其次，可以拓宽学生知识面。现在的学生必须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不但要系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了解我国复杂的国情，认识开放的世界。而时事内容涵盖了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信息，借助互联网、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多种媒体，汇集成高效、丰富、生动的知识宝库。由于时事内容在时间上或空间上与学生距离比较近，信度高，感染力大、影响力强，大多数时事材料一般都能与中学政治课相互联系，能用教材有关知识去分析，因而必然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 第三，时事政治也是中考、高中会考、高考的考查内容，所以有必要在课堂上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尤其是高考，时事政治是文科考生所关注的重要内容。把时事热点材料和教材基本理论知识相结合，考查学生的分析理解能力，已是近几年政治高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比如今年文综的39题（3）题考查“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应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是离不开今年的热点问题“食品安全——企业经营者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应该怎么办”。 第四，时事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时事教育中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可以提高学生思想觉悟水平，通过重大时事综合评析可以培养学生综合和分析能力，通过讲述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可以培养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祖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良好品质，可以克服自古以来形成的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不良影响，总之，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二）在中学政治课中融入时事政治教育的途径 时事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事教育的内容是对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主要补充，是保证思想政治教材相对稳定的重要环节。因此，我们要灵活多样地实施时事政治教育，提高实效性。 1.将时事政治贯穿于课堂教学之中。平时教学联系渗透时事教育。首先，我们作为课堂的主导者，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重视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掌握，关注时事，加强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训练。可以通过时事导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在知识点讲解上引入时事热点作为例子。例如，校车安全问题，在初中思想品德中我们可以联系到行政机关要严格执法。“毒胶囊”事件一出，我们可以联系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还有企业生产要诚信经营等知识点讲解。 其次，我们可以利用课前5分钟让学生进行“时事演讲”。事先布置学生回去搜索近日的国内外时事新闻，在课前5分钟进行时事演讲，既可以传达近期的时事新闻，又可以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 第三，每个月抽出一堂政治课专门上时事评论，可以针对某一重大事件产生的影响进行评论，让学生实现准备，课堂上充分发言，老师总结，培养学生分析认识问题的能力，并从中受到思想教育。 2.将时事政治延伸于课外。仅仅靠课堂教学的渗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把时事政治延伸于课外。 首先，可以布置学生回家阅读报纸、观看每晚7：00中央一套的新闻联播或是上网阅读新闻，从而培养学生在课余时间养成阅读新闻报道的习惯。 其次，可以借助校园广播节目广播当天的新闻。在每晚的校园广播黄金时段，播放当日的新闻，让学生在校园中感受一日里国家、社会的变化。 第三，可以配合政教处、团委会、学生会组织一些有关时事的活动，比如，手抄报比赛、时事演讲、时事抢答、时事竞猜等。将时事政治由课内逐步拓展到课外，充分培养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开拓创新能力。还可以组织学生充分利用班级黑板报或墙报，开辟“时事园地”这一内容，刊登近期发生的国内外大事，比如，2012年伦敦奥运。通过这一方法，能够让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把握住所学的时事内容，并能很好地结合教材内容开展分析。 中学时事政治教育探索:在高中思想政治课中进行时事政治教育的方法 【摘 要】思想政治课一直在整个高中的教学科目中扮演重要角色。众所周知，学生在高中期间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思想政治课旨在更好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知识文化素养。而教师在思想政治课上适当地引入当前的时事政治信息，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政治课程，可谓意义重大。本文以如何在政治课上引入时事政治进行教学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总结出一套科学的教学方案。 【关键词】高中教学 政治课堂 时事政治信息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经济理论以及哲学的基本观点一直是高中思想政治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帮助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教会学生用一个客观理性的方法来看待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正常的教材教学外，还要适当引用当前的时事政治信息、让学生切实了解所学内容，积极掌握时事政治动态，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也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学生的视野，一举两得。 一 时事政治教育对高中政治课程的重要影响 时事政治教育是将当前国内外的各种政治信息、经济信息进行有针对性地选择，再结合课本上所学的知识进行一系列讲解，让学生对目前的国际形势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并能结合所学的政治理论客观的看待问题。它能有效地解决教科书上的时事政治内容过于滞后、学生学习理解困难、没有学习热情等教学问题，从而引导学生对时事政治动态进行把握，激发学习思想政治的热情，并能够根据已学到的理论知识对时事政治信息进行分析和实践，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能力，增强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1.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学习知识 众所周知，高中生是我国的明日栋梁。作为新世纪的新一代，他们具有较高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对国家的政治时事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因为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中学生在国情和历史的了解上还有一定的欠缺，这就使他们对社会的一些动态信息产生不正确的理解，让思想政治的学习 流于表面。所以，教师必须做好时事政治的教育工作，提高学生掌握时事政治、学习时事政治理论的能力。 2.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应对高考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高考制度的一系列调整，高考试卷的出题不单只是课本上死记硬背的内容，而是对学生时事的掌握能力提出了考验。试卷中的社会热点、国内外时事政治类问题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所以，高中生必须对当前的社会热点新闻有一定的了解，再结合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独立分析，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3.有利于教师提高思想政治的教学水平 由于现有的高中教材中关于时事政治的内容都比较滞后，学生对其的理解能力有限，学习效果普遍偏低。教师在这时应多引用时事新闻，结合授课的内容进行举例分析，将当前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二 关于如何将时事政治教育加入高中政治课的可行性方案 1.将时事政治教育导入思想政治课进行整合 教师不能将时事政治信息突兀地加入到授课过程中，要注意思想内容上的整合和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可以用提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对时事政治信息的讨论，从而烘托出一个轻松的学习氛围，应鼓励学生之间进行热烈讨论，畅所欲言，并最终将话题引到教学内容上去，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轻松地完成学习。 2.将思想政治课内容的重点和难点进行整合 让学生更好地对思想政治课中的内容重点和难点进行理解消化一直是教师面临的问题。教师要注意将课程的难点和重点进行整合，再通过时事政治热点的问题设置，有效地帮助学生突破难点。以“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章节的教学活动为例，教师可以结合近年来一些国有企业转型成功的新闻作为案例，使学生对经济改革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再将学生往“这都与我国的所有制经济制度有什么关系？”的问题上加以引导，让学生进行独立的思考和总结，从而使学生全面了解我国的经济制度，不断强化学生对实例的记忆程度。 3.与思想政治课活动的整合 学校可以定期在政治课堂上举行一些宣传时事政治信息的小活动，这样可以更全面地激发学生对思想政治的学习热情。首先，学校要重视典型的作用，多举办一些时事政治讲座。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们对时下的新闻动态、国际时事有一个全面、生动的了解；另一方面，以典型代表为例，让学生们有一种“时事政治在身边”“时事政治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切实感受，培养学生对国家大政方针的了解、对社会动态的关注，把握时代的脉搏，有利于强化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其次，教师在每堂课之前可以抽出十分钟的时间让学生进行时事交流、时事政治演讲。在每堂课下课之后给学生们布置任务，让学生去收集近期的新闻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再将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拿到课堂上进行讨论交流，鼓励学生对一些不理解的问题及时向教师提出来，教师要积极回答，举一反三，将提出的问题与课堂内容进行引导，强化学生的记忆力。把学生学习融入到现实生活中，使学生对国策的关注、对社会的关心进一步深入。除此之外，教师要多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交流合作。时事政治信息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文化知识，仅仅靠老师的引导是不够的，学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在通过理论联系实践的过程，结合教材所学的内容积极发表看法，并最终形成练习题的模式，让老师批阅。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师是知识主导者的传统教学模式，变成以学生为主体，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在自由交流中促进了自主学习的实现。 4.将课堂内容与课后作业进行有机整合 鉴于近些年的高考试卷内容向人文化、考察化的方面发展，政治思想课的教学也应侧重于学生综合能力方面的培养。这就需要教师在顺利完成课堂教学任务的同时，给学生布置一些考查学生分析能力和总结能力的课后作业。除此之外，在平时的课堂训练上，也要多尝试一些不同类型的练习题，引导学生将理论充分联系实际，解决不同类型的难点问题和重点问题，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并让学生在高考的浪潮中获得最终的胜利。 5.组织专题讲座 高中时期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定型时期，它奠定了学生以后的发展道路，对其整个人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随着一些国际问题、社会问题的产生，学生由于其自身水平的局限性导致看待问题、了解问题的方法和程度有一定偏差，这就需要教师对其进行积极引导。如近些年来，以达赖为首的藏独分子，新疆“圣战”的“东突”分子经常制造一些民族性、区域性的恐怖暴力事件，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一些不法分子试图搞民族分裂、宗教分裂，一面危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一面鼓吹所谓的民族独立、宗教独立，这对国家的稳定和团结都产生了消极的阻碍作用。而学生群体由于自身认识程度的局限性，常常被不法分子利用，对社会产生怀疑。所以一个正确的、科学的、积极的舆论导向是至关重要。教师在国内外发生重大时事后，必须搜集好大量资料，做足功课，对学生开展专题讲座，使学生正确掌握时事政治信息的精神实质，用言传身教去影响学生的正确舆论，提高学生们对时事政治的正确认识，并培养其分辨时事的能力，从根本上避免学生被人利用参与不法活动的情况。教师自身也要不断加强学习，用理性客观的科学理论来武装头脑，做好学生的工作，多与学生进行交流探讨，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深入分析相关热点新闻，让时事政治教育充分发挥正面引导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高中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的教学活动中，要充分利用时事政治教育信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除此之外，将教学内容和时事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还便于学生对思想政治内容的全面掌握，普遍提高学生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为国家的改革与发展输送高素质人才。 中学时事政治教育探索:浅谈初中思想品德课与时事政治教育 中学思想品德课是一门构建塑造人的心灵的德育课程，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标准》明确提出：时事政治教育是思想品德课程的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必须按规定从教学内容和教学实践上予以保证。 如何切实改善与加强对中学生的时事教育，鼓励和引导他们去了解、关心国家大事。我认为，学校和教师应着手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在现在，很多教师甚至领导都认为，时事政治教育是政治教师的事，与其他教师没有多大关系，学生学不学都一样，只要在毕业时突击一下就行了，平常无须花工夫，学生在毕业时不照样考高分吗？事实也的确如此。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学校领导和教师就要改变这种观念，提高认识。你要知道，学生（尤其初中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虽然他们（她们）各方面都不成熟，但他们（她们）毕竟有自己的思想，有想知道外面世界的欲望。在当今传播媒介如此丰富的环境中，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他们在有意无意中收集、接纳甚至利用了一些信息，也许其中有些东西正在污染、侵害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们，就有义务、有责任来帮助这些毫无戒备、毫无低抗力的孩子们。 二、扩大主体、突出重点 首先，应扩大教育的主体。就现在的时事教育来说，已形成了一个惯例：时事教育是政治课教师的事，其他教师可教可不教。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各校的解决办法也不多。其实，教师，不仅是教学工作者，也是教育工作者。如果教师只注重教学，而不注重教育，那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教师”。因此，无论是学校的领导还是教师，都应该加入到对学生的时事教育的行列中来，共同承担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三、方法灵活、形式多样 目前的时事教育，主要是以政治课教师为主渠道在课堂中进行的，而且有些政治教师在课堂利用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授课时间、教育的主体的局限，对政治教师来说鞭长莫及，这对学生也只是杯水车薪。所以，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应采用灵活的方法、多样的形式，努力营造良好的时事教育氛围。 四、加强引导、注重提高 在现在的考试体制中，由于时事政治考试只限于毕业班，难免会出现“临时抱佛脚”这种情况。要改变现状，我认为，各年级的考试，无论是平时，还是期末；无论是自己出的题，还是统考题都应涉及时事题。再者，对毕业班的升学考试题，应加深时事题的难度，且不限于固定的题型中。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教师（尤其是政治教师）自然就会加强学习和钻研。同时，各校也制定一些措施和办法来加强、引导教师对时事的学习。只有提高教师的水平，才能培养出水平高、素质全面的学生。 现阶段的时事政治课教学，普遍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流于形式，学生到考试时强迫记忆一下老师列出的重要时事，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解决不了学生的实际思想问题；二是教师在教学时随意性较强，往往达不到教学效果，甚至有时给学生造成思想认识上的误区。 基于这一认识，针对本校实际情况，就新形势下的时事政治教学方法的改革和优化，本人作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 一、随堂重要的时政评论 每个班级每堂课都请一位学生（可以依学号轮流）做本班的时事评论员，我们根据教学内容，指导学生收集时政要闻。评论员通过收集、整理、筛选、分析、总结，形成自己对时政要闻的认识，可以针对本周内国际国内大事发表自己看法。针对时事每位学生都有不同的见解，而这一活动正好给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提供了机会，使学生可以敞开心灵之窗说出心里话。针对评论员的发言，其他同学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教师可以针对学生的评论内容进行分析、评述，并作为学生思路的开拓者和引导者，给以适当的点拨，有利于帮助学生弄清事实真伪，有理有据地针砭时事，最终达成共识。 二、办好时事政治板报、小报 我校校园橱窗开设学校时事政治小报专栏，学校政治兴趣小组负 责编辑，每半月一期，详细介绍重大时事政治。教室后黑板开设时事政治专栏，由班干团支部负责。时事政治小报由学生自己选材、设计、剪辑、编排。 要求学生搜集近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华网、《人民日报》等媒体的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家乡的变化的重要消息及热点报道。按照“以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热点问题为主”“国内为主，国际为辅”的要求恰当取舍，选取二三则有价值、有影响的时事新闻，并尽可能做到语言精练、生动有趣。如刚刚开过的十八大，学生十分关心，及时把十八大的新闻在本班教室黑板报上公布。 从他们的所做的工作中我们不难看到，学生有着很强的表现欲望，希望有展示自己的舞台。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他们显露了各自的才能，又不经意间将其他学科所学整合进了政治学习的课堂（计算机、英语、语文等学科内容）；在与其他同学的交流中，补充了自己知识上的不足；在小组的合作中，培养了团队精神，认识到团队的能量是巨大的。收集的资料相对而言比较多，全班进行交流，可以达到一个资源共享的效果。 三、适当地举行时事政策知识竞赛活动 实验表明：竞赛是引起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其学习积极性的一种有效手段。初中各年级课件教案习题汇总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近年来，一些电视台的知识竞赛节目，已使中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参与意识。据此，我在班级定期组织一次时事政策知识竞赛，通过小组选拔赛在小组选出一个得分最高的选手参加抢答赛。根据实绩对参与抢答赛的选手，均给予不同等级的奖励。家事、国事、事事关心，通过形式多样的时事政治教育活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激发和培养了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和学习思想品德课的兴趣，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总之，在提倡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能只注重课堂教学，更应该注重对学生的教育，努力规范、引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让学生能与我们一道来关于政治，关心国家大事，让时事走进课堂，让这些孩子们能尽快地健康成长起来。 中学时事政治教育探索:加强高中生时事政治教育的实践探索 【摘要】时政一词，在现代的政治教学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政治离不开时事，因此，本文从时政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地位、现状谈起，说明时事政治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在教学中进行时事政治教育的实践尝试。 【关键词】高中生 时事政治 实践 时事政治即当前国内外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闻。时事教育作为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重要内容，国家早已明确地颁布在课程标准中，也是会考、高考必考查的内容。而让学生明辨是非，不至于在纷乱的外界环境中迷失自我，这是时事教育的目的之一。同时时事教学是师生锻炼的场所，是师生交流的平台，是拓宽学生知识面的一条重要渠道，能帮助学生能动地把握政治教材理论知识的重点。然而当前中学政治教学或受制于升学模式，或因缘于照本宣科的陈旧教法，对时事课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未能充分发挥时事政治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上的作用。本文将结合自己几年教学的体会，从时政教学的必要性、具体做法和作用进行分析。 一、高中时事政治教学的必要性 1.学科性质决定。思想政治是一门社会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从近几年的高考政治试题来看，政治考题多以时事材料为依托，运用教材的理论知识，考查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这就决定了这门学科的教学对能力的要求比较特殊，必须紧密地联系现实，国际、国内和生活周边以及学生自己的思想实际。 2.现代教育改革的需要。现代教育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学生人人成功为目标，以学生学会学习为中心，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因此学生能力的培养、素质的提高，应该渗透在教学的全过程。从2006年秋季开始在我省推行的高中政治新课改后，新的课程主要着眼于当代社会发展和高中学生成长的需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时事政治所涉及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关心时事有利于开辟第二课堂，如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民族教育等。 3.高中学生身心和品德发展的需要。高中生身心发展趋于成熟，学习内容比初中生更复杂、更深刻，他们的认知能力、思辨能力增强。用什么样的方法调动他们对思想政治课学习的积极性，克服非智力因素的影响，让他们能够主动地较好地巩固基础知识，提高各种能力，从而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是政治教师的困惑所在。时事政治材料新鲜真实，加之报章传播具有权威性、说服力，克服了政治教材信息的滞后性，拉近了学生与“政治”这一严肃话题的心理距离和感知距离，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获取和观念内化。时事政治中所蕴涵的层出不穷的有关信息能培养学生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养成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的良好习惯。 二、加强高中时事政治教学的尝试 思想政治课为时事教育提供载体，时事教育丰富了政治课的内容。又基于以上三点，为了搞活政治课教学，提高政治课教学质量，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在政治课教学中必须渗透时事教育，我在教学中作了一些探索。 1.养成学习时事的良好习惯。我要求有条件的学生每天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和《今日说法》等节目，征订《中学生时事政治报》、《人民日报》、《时事》杂志等，办好班报新闻栏目，课前2—3分钟新闻评述（主要由学生讲）。每两周举行一次时事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使学生养成关心国内外大事，关心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良好习惯，从而使学生对时事的学习成为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把时事融入课堂。具体做法有：（1）利用时政导入新课。在讲授新课前，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利用最新时事和社会新闻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这节课的积极性。（2）在授课过程中，用新的事实材料取代教材中过时的旧事例（教材中的事例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和存在滞后性的缺陷）增强现实感和新鲜感，从横向上扩展教材的广度，使学生对教材上的知识点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同时在授课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运用教材上的政治理论观点分析时事中的热点、难点，使学生对现实世界中纷繁复杂的问题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3.定期举办专题讲座。思想政治课教学不应该只是以传播课本知识为己任，而要敢于突破课本的束缚，引进课外知识的教学。时事热点、焦点虽是课外内容，但作为政治老师要善于抓住这一点，及时地捕捉各种热点、焦点信息，为学生作更深入、更全面的讲解，而举办时事专题讲座就是比较好的方式之一。这种把学生学习融入到现实生活中的教学，使学生对国策的关注、对社会的关心进一步深入。 4.改变学习模式：由被动变主动。时事政治中蕴藏了许多理论知识，要去挖掘，不能完全靠老师，而主要靠学生，老师主要引导学生围绕时政材料进行讨论，互相交流，在讨论交流中发现问题，然后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课本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探究式的学习，改变了过去教师一味地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教学方法，而是让学生去思考、去发现，自己主动地获取知识。 三、加强高中时事政治教学的意义 1.时事政治教学是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能力的一条重要渠道。时事政治教学使学习内容具有了综合性与开放性。学习的内容及问题来自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事件、现象和情境，带有开放性，学生可根据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到社会上去寻找。面对选择的问题，即每一重大时事内容除包含政治、经济、文化，还有法制、哲学等，内容的综合由此带来教与学方法的综合，因此学生必须具有综合知识的能力。通过这种方法，学生的综合知识、综合能力得到提高，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重学科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缺陷。 2.时事政治教学使学习成果具有了创造性与多样性。通过活动创设，使学生有了充分发挥创新潜能的宽松环境，在活动中学生们进行了或实践了多角度思考、小论文、综合论述题等多种形式的探索，他们总是想着要怎么样和别人有所不同，有所创新，其学习成果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巩固和提高，而是多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还是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更是知识、能力、人格的有机融合和促进。 3.时事政治教学能帮助学生能动地把握政治教材理论知识的重点。现在的高考命题，纯粹的时政选择题没有了，都是以国内、外重大时政或社会热点问题的材料为背景设题，答案多与课本所学的基础知识、核心主干知识紧密相扣，理解程度要求高。教师只有引导学生善于在时事学习中把握热点和重点问题，通过对时事材料的分析，揭示知识理论问题之间存在的联系，培养学生多角度多层次思考问题的能力、迁移知识的能力、寻求变异的能力，使理论内容和实际问题有机结合，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者单位：龙海市港尾中学）

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当前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所在，一些高校由于缺少应有的教育与疏导，导致许多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存在一定误区。此外，我国一些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较落后，加之教师自身水平有限，仍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制约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学内容及方式较为死板，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 1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当前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大学生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作用。但就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来看，效果并不理想。许多学生对于红色文化教育的理解不够全面，存在认知误区；教师对这一学科的教学也存在片面性，导致教学效果不够理想，而实际上，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很多。 1.1理论性强，实用性差 当前大学生对于事物的理解能力已经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由于一些教材理论性太强，实用性较差，学生无法从中理解红色文化教育知识，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当前一些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存在与实际偏离的现状，忽略了学生的实际需要，也不能很好地结合学生的理解能力，因此导致学生在学习该学科时犹如听天书，只是一味地对理论知识进行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完全不能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1.2教学方式不够灵活 在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基本的教学内容都是在课堂上完成的。教师通过课堂讲授完成教学任务，学生被动地听课，背诵记忆课本内容。这种传统的应试教学方式一直延用至今。红色文化教育的目的实际上是通过教学引导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因此，将思想政治教育从课堂向课外实践转变也是一个教学方式有效的尝试与改变。教师可以通过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了解红色文化等内容，也可以深入掌握思想政治学习的核心。而目前这一教学方式还相对缺失。 1.3教材素材单一 当前许多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多使用传统的教材，不仅方式单一，内容刻板，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不会主动投入学习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单独存在的，将红色文化与课外内容有效结合起来，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认知社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知识的学习当中来。 1.4师生缺乏互动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广，当前课堂教学的主体应当是学生。教师应当围绕学生开展更加丰富的课堂活动，发挥积极的引导与把控作用。但是在当前的教学中，教师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学生仍然是被动地听课，教师从备课、讲课到布置作业完全依靠个人完成，学生缺少参与性与互动性，这种被动式的教学，也制约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影响了课堂教学氛围。此外，课堂总结也是师生互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良好的总结，能够有效帮助学生掌握课堂知识，帮助教师了解教学效果。但是当前的红色文化教育中，很多教师并没有开展课堂总结这一环节，没有给学生提供总结反思的时间，更没有让学生对知识有理解与消化的时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 2茶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一些问题和误区，许多教师对红色文化教育的认知不够，他们常常把较多的精力放在知识的讲解上，而忽略了红色文化教育的引导功能。此外，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内容单一，方式落后，缺少系统化的补充。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更多地强调理论知识，忽视了传统文化的融合，也导致学生很难对其产生兴趣，对于红色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少之又少。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将茶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2.1加强传统文化学习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是缺失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越来越多外来文化的侵入，许多学生已经过多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代表，将其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够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加强传统文化学习，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广阔的发展土壤。 2.2树立积极的价值观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当前，社会许多问题的认知与解决方式都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前社会上之所以存在一些教养缺失、认知偏差等问题，都是与大学生的价值观缺失有一定关系。将茶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够使大学生对茶文化的思想内涵有所认知，从中学习更多正确的行为礼仪与社会规范，帮助大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价值观。 2.3理性认识文化差异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学生接触的信息内容越来越丰富，许多外来的新鲜事物吸引着他们的眼球。相比西方先进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更丰富的思想内涵与价值。通过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能够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理性地认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在。例如向学生讲述茶文化故事，了解红色文化历史，观看茶艺礼仪等，都能够加深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象。 3茶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茶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很好地提升了传统文化的自身价值。 3.1思想引导行为 我国有着悠久的茶文化历史，茶文化中关于人们的社仪、行为等方面都有着规范的要求，尤其是茶文化中质朴自然、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也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与发展。如果在红色文化教育中只考虑教学目的，只会让学生产生片面浮躁的价值观，并不利于学生的成长与长远发展。因此，通过茶文化知识的讲解，能够让学生对事物发展有更清晰的认识，树立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以更加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面对人生、面对问题，进而使个人的价值观得到完善。而当前我国素质教育的核心正是积极完善学生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所以，将茶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正是通过思想引导行为的方式完成大学生价值观的培养，这是其他知识所无法替代的。 3.2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茶文化历史悠久，其中包含着许多经典的历史故事与内容，有着完善的文化体系。在传统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师主要是依靠教材完成教学，内容理论性较强，学生学习兴趣不大，理解能力也较差，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将传统茶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有效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也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对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历史知识有更深刻的体会，不仅能够加深他们的印象，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3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一味地强调教学目标，将教学重点放在理论知识的讲解与记忆上，忽略了学生个体状况的差异及实际思想状况的了解。当前大学生接触事物多而广，对于价值观念的理解也参差不齐，有的存在片面错误，例如现实主义、利益至上等，忽略了亲人朋友、同学集体之间的感情，这与学生价值观缺失有很大关系。茶文化中强调修身养性、与人为善等价值内涵，而这些价值理念正是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所缺少的。因此，在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过程中，通过学习茶文化知识与内涵，能够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更加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形成更完善的人格，进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即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这也是高校开展素质教育的根本所在。 4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主要存在着教材单一、教学不够灵活、师生互动性差等问题，这也导致了学生很难真正从思想政治教育中学到应有的知识，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将茶文化融入到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中，能够更好地规范大学生的思想行为规范，帮助他们树立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茶文化不仅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式，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政治小论文:厂务公开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明确地表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认为厂务公开就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具体形式。厂务公开在幼儿园也称之为园务公开，它是反映园情民意，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它能够反映全体职工的思想动态、意愿要求，能够理顺职工的思想情绪，化解矛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无形的工作，它时刻要求党员干部要及时进行宣传教育，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在油田深化改革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职工的思想有起伏、有波动也是正常的。但这些都需要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组织全园教职工采取集中学习、分组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通过发放“明白纸”、出宣传专栏、抄政治学习摘记、写心得体会的形式，让全园教职工产生危机感，充分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在岗效薪点制试点摸底中每个职工都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只有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努力学习，提高素质，才能在发展中求生存、求上进。对于职工有看法，有不理解的地方，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化解职工的看法和顾虑。有效的化解使全园教职工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学习、技能培训。在这次幼儿园计算机高级培训中，全园65的保教人员积极报名，踊跃参加，刻苦练习，形成了一个学业务、练技能、强素质的良好氛围。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在园务公开中能否成功，关键取决职工群众对公开内容的关切度和满意度。为此我们首先提高对园务公开的认识。实行园务公开群众是基础，领导是关键，重点在认识。园务公开对促进领导班子、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发挥民主，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所在。因此，幼儿园领导始终把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放在首位，并将其贯穿于推行园务公开这一工作的全过程。在年初制订园务计划、教育教学计划、工会计划时，将园务公开作为一项基本办园方针，规划在日常工作之中。其次，建立健全园务公开的机制。厂务公开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党政工组织的共同任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表现。幼儿园成立了由园领导担任小组组长，成员由在教职工中有威信、各工种的代表人员组成的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小组；依据上级《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监督制度》，结合本单位实际，制订幼儿园《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办法细则》，使园务公开、民主监督领导小组成员人人知晓园务公开的内容、形式以及自己的义务、权利。 园务公开涉及到幼儿园的重大决策，热点、难点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工资、奖金发放，职工疗养、培训，物资采购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教职工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敏感问题，而且容易引发矛盾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因此，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考核细则、办法及做出各种重大决策时，我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首先经过办公室提议，班组长讨论，然后提交教职工广泛酝酿。信息反馈上来后，再加修改、补充和完善，经职代会表决同意实施。特别是对幼儿园发展规划、浮动工资奖金发放办法、岗位量化考核标准、教育教学奖励方案等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有关评优、选先、晋级、疗养、生活福利等重大事项。幼儿园做到了，强化职工监督，不搞“暗箱操作”，最大限度增加透明度。 搞好园务公开，关键是领导，特别是园长，要有较强的群众观点和民主意识，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作为园领导应该凡事公开透明，实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不搞家长制、一言堂，尊重和维护教职工在幼儿园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虚心听取她们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悉心倾听她们的呼声，做她们的贴心人。只有“心贴心”，才能缩短党群、干群的距离，增强相互间的沟通与理解，激发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献身幼教事业的热情。 园务公开密切了幼儿园与家长和社会的联系。对于幼儿家长关心的诸如幼儿园招生办法、结果；新生分班情况；幼儿园收费依据及标准；对社会承诺的项目；以及幼儿的各项收费、身体状况、营养 量的摄入、一周食谱的制订等。这些项目的公开，较好地协调了幼儿园同家长、社会的关系，更好地形成了教育合力，促进了幼儿全面、主动、健康、和谐发展。幼儿园还以家长学校为依托，以家长委员会为核心，借助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家长学校、家长调查问卷、园长接待日等形式，使家长清楚地了解幼儿园的有关情况，促使家长向幼儿园提出合理化建议意见，为幼儿园的发展献计献策。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将教职工关心的、有疑虑的事通过园务公开公布出来，打消了职工心中的疑虑，特别是将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象公开：园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承诺内容、项目公开，以供教职工监督执行；在民主评议干部方面，职代会对干部个人的评议结果，均在职工大会及园务公开栏上公布；每个学期末在教职工大会上，园领导将幼儿园一学期的各种费用的收入、支出情况公开，对各种的物质的采购、入库、领料、发放、报销等环节严格程序、履行手续、层层把关，幼儿园的发展规划管理制度的制定都能听到群众的声音，使他们能够自觉参与，关心幼儿园的发展建设，出谋献策。 实行园务公开制度以来，职工中私下议论的事少了，干工作、谋发展为园领导出主意、提合理化建议的事多了。实践证明，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手段，是化解职工思想波动，密切干群、党群关系的好途径，是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廉洁自律制度的保证。 几年来园务公开的开展，促进了我园管理水平的提高，领导廉洁自律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保教工作的积极性热情高涨，全园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有力地保证了幼儿园的稳定发展。 政治小论文: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党的十七大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新的提法，体现了党对人民的关怀和关爱，同时也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方向，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企业在新时期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问题，笔者联系企业实际谈几点体会。 一、建立调研制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预知能力 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还伴随着利益上的碰撞，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企业职工思想进行分析，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认真探索企业职工容易产生矛盾的环节与因素，及时了解职工需求，尤其要善于激活职工内在的精神需求，针对职工不同的思想情况，采取主动，正确引导。 二、树立人本理念，筑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根基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是必要前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在尊重职工的基础上，努力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一般情况下，在一个职工住房难、就医难、生活难、子女就业难的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难度较大。但是，一个真正善于管理、有长远眼光的企业领导，他首先做的绝对不是在职工面前摆困难，而是更多地关心职工的实际利益，尽最大努力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做到思想沟通到人，帮扶职工到家，化解热点、消除疑虑、理顺人心，使职工真正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和尊重，认识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从而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觉地去为企业拼搏和奋斗。因此，在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感情投资，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改善职工生活、解决职工困难的过程之中，使之成为联系企业与职工的感情纽带，坚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适应新情况、新任务、新形势的要求，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形成人企共同发展的理念，使企业顺利渡过难关，健康发展。 三、注重继承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能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丰富经验。这些宝贵经验需要在工作中加以继承。但是随着新形势、新思想的不断出现，又需要企业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对于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诸如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典型示范、自我教育、正面灌输等等，我们都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做到工作与时俱进。比如说，结合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方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职工和服务职工相结合，把着眼点放在统一职工思想、理顺职工情绪、凝聚职工人心、激发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上来；结合生产经营的管理模式，把企业生产活动中的矛盾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把经济工作的目标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结合企业管理的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基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管人与管事相结合，通过创新职工教育，把企业每位职工的能力挖掘、激发出来，并利用到生产经营中去；结合企业党建的工作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硬任务来抓，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企业日常工作上，落实在党内生活中。 四、实施素质提升，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是通过言传身教，使职工能够领悟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愉快地接受上级的指示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注入真情的力量，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目前，部分政工人员已经不能适应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要求，所以，企业要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和培养训练的方式，建立一支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求的政工队伍，一支懂得如何关怀人的内心，疏导人的情绪、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和谐环境的队伍。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政治教育的专门知识，而且还精通管理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具备驾驭科学知识的能力、敏锐的识别能力和果断处理问题的能力。工作中能够根据职工的思想问题的性质、程度，及时进行处理，而且应付自如，富有艺术性。作为企业管理者，要真正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做到在思想上重视政工队伍建设，尊重政工人员的劳动，增强政工人员的信心和政工岗位的吸引力，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总之，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企业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立足思想调研，更新工作理念，注重继承创新，提高队伍素质，真正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政治小论文:边防检查站政治处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更是塘沽边检站在新时期发展进步所必须坚持的指路明灯。目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已在塘沽边检站如火如荼地开展。贯彻好党中央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决策，落实好天津边检总站党委的工作部署，关键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多思考、抓落实、见成效。 一、加强理论学习，解放思想观念 学习是促进思想改变、观念更新的基础和前提。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从旧观念到新观念的转变，要求全体民警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解放思想，用理论武装头脑，而不是把学习培训看成是应景之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强化民警的学习意识，优化民警队伍的知识结构，提高民警队伍的能力与素质。根据需要举办业务基础、英语、岗位技能、警容警姿、证件鉴别等不同类型的培训班，通过平时测验和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效果，严格落实业务考核奖惩措施，激发广大民警的学习热情，形成抓学习、练内功、上水平的良好氛围，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水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塘沽边检站工作的基本原则。继续贯彻落实公安部"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十二项措施"，以"提高服务水平为中心"，以"让人民群众满意"为工作目标，采取开门评警、定期召开特邀监督员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公布24小时投诉电话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和出入境人员最关心、需求最迫切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服务基层、服务民警、服务广大出入境人员的意识和善于学习、开拓创新、科学决策、领导指挥、统筹协调的能力；进一步加强边检队伍服务理念、专业素质和职业精神的建设。 三、结合工作实际，突出实践特色 强调实践要突出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学习实践活动能否取得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是能否把握住实践这一重要环节。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广开渠道，积极走访辖区企业，进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宣传活动，加强与辖区内企业的沟通联系，不断满足广大出入境人员和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对边检服务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制约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作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有力的措施，努力做到"服务更加亲切，管控更加严密"，营造良好的通关环境，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真正落到实处，惠及群众，为滨海新区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科学发展 学习实践活动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任务也很繁重。因此，要统筹安排好学习实践活动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的工作，做到有机衔接、前后呼应。把学习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当前"提高服务水平"工作的重要机遇和强大动力，妥善处理好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关系，相互协调，互为促进，切实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开展，用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果衡量和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新形势下，塘沽边检站的建设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塘沽边检站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抓住机遇，广开渠道，多措并举，乘势而上，使边检工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更好地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更有力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政治小论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鲜有从党代会报告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作为改革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十二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历届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报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挥棒和指南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和理论走向。从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法制建没、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从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19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纲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讲话指出改革的原因和必要性,“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政治体制涉及范围很广,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党政领导体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整个政治体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即“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这是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概念,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政治体制”概念在这个报告中只出现了一次,但当时人民熟悉的“领导体制”、“领导机构”、“干部制度”、“党政机构改革”等相关概念多次出现,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报告指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等弊端,提出必须“党政分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等种种弊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报告强调了“党政分工”: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工作和行政、生产工作,必须适当分工。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上,因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严重后果日益显露。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突出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中心和焦点,仅在这一年中就有近2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谈得最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6月28日的谈话中他首次使用了“党政分开”的概念,之后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党政分开”和“党政分工”有着不同的内在涵义,“党政分开”的提法无疑更具科学性,这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明确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1987年1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十三大报告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论述最具体、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以十三大为标志,以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山于改革的连续性,大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以十三大报告为蓝本,具体阐述一下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分为七个方面:(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992午1月,十四大召开。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比较大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重点由十三大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转变为法制建设和机构改革。十四大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按照调整后的部署进行,改革的进程和速度有所放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1997年9月,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在总结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认“法治”概念,并把对法治的认识从过去的技术层面上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在法学上解决了法律的手段功能和目的价值的关系。 在2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成三个文明建设,这在理论上是一大创新。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二、党代会报告显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历届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改革的步伐时快时慢,改革的热度有所变化,改革的重点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有所调整,但改革的精神始终如一,改革的大部分内容是一贯的,连续的。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的改革重点依次为:党政领导机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法制建设、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是一脉相承的,十二大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摆到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是具有突破意义的进展。大会提出了党政分工,到十三大发展成党政分开,开始了党政关系改革的探索。十二大提出改革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只是从防止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的角度出 发,没有提山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方案。十三大则把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化、系统化,它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而载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史册。蓝图的提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单项改革进入全面配套改革的标志。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调整,改革步伐有所放缓。有学者认为,十四大后五年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加快了法制建设步伐,中国的立法工作在快车道上飞速行驶,无论立法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创了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新高点,为十五大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作了实践和理论准备[2]。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改革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是民主,依法治国的着眼点在法治,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其一,关于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工,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消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宪法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影响了党政分开的改革,表明要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十三大提出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消。但从党的组织结构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健全、结构严密的国家化的科层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具有相似的结构,二者表现出显着的同构性,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检察部门之间、党委的组织部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都存在着机构并列、重叠交叉的问题。这种结构上的同构性必然带来职能上的交叉与重合,产生权责不清、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弊端。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现行党组织的科层结构,这不仅将使大批党的领导干部放弃现有的许多权力,产生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且将可能对传统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党政职能分开提出多年却始终未能落实的结构性根源[3]。 1989年春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的风险性和稳定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领导人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对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淡化甚至停止了党政分开的改革。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党政分开”销声匿迹,甚至连“党政关系”的字眼也刻意回避,实践中则出现了“党政一体化”、“党政合一”的倾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延缓了,十三大报告确立的党政分开的思路没有得到最终有效的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基本被放弃或者说被冷处理了。但是,如果因此就得出中国不再进行党政关系的改革的结论,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走向的简单解读。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出于稳定的需要不再强调党政分开,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弊端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转而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入手来理顺党政关系。1997年党召开的十五大第一次确认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没,具有全局性作用。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条件下,从这个角度进行党政关系改革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制定具体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落实到行动层面。 其二,关于选举制度改革。 十三大报告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唯一“论述”这个问题的。毋庸讳言,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至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在市、省、国家三级实行间接选举。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念,直接选举范围的大小是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而中国是世界上极个别的实行多层次间接选举的国家,这使中国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理论和现实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此外,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规定领导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或集体讨论决定,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往往由于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流于形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坚持差额选举,适当采用竞选制,让候选人通过媒体或面对面与选民交流,使选民了解候选人,更好地行使选举权。竞选只是一种选举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无关,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其三,关于行政体制改革。 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8次机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2多年中,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机构改革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在十五大后,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表现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切入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从历次改革的成效来看,事实上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首先是在改革中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次是改革局限于对既定体制进行局部调整,而没有触及体制本身。在改革实践中,往往流于单纯着眼于精简机构和人员,以机构数目和人员总数减少多少来衡量改革的成效,不仅难以达到行政改革的根本目的,即克服机构臃肿、资源浪费、官俯主义等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容易走入为精简而精简的误区,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困境。最后一点就是改革没有法律化,没有用法律来推进改革。改革的成果也没有法律化,取得的成果很快又丢失了。另外,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进。 其四,关于依法治国。 在实践依法治国的过程中,第一必须处理好党和法律的关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实行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突出特征是法律支配权力,权力服从法律。这一点许多文章有过论述,这里不再多淡。第二必须真正处理好法治和德治谁主 谁辅的问题。道德是属于精神的、自律的,其调整的范围、功效和作用是法律无法达到的,但自律性特点决定了它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是属于政治的、他律的,治国应当主要依靠法律。中国有着长期的德治传统而无法治传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不时看到道德和法律的冲突,甚至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不时看到法律道德化的影子。客观、严谨是法治的特点,而道德化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道德化操作则会动摇这种客观性。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的客观背景下,适当强调德治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始终突出法治的主题。 其五,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同志在\5·31讲话中曾高度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基本特征,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辨证统一,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种新型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标志,包括人民按程序对国家公务员进行选择和监督的民主原则、增强政治生活透明度的公开原则、政治运行科学化的程序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法制原则等。这些原则一旦落到实处,将会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 如同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一样,政治文明也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建设至关重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取向,第一要健全民主制度,扩大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第二要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使依法治国不只停留在政策层面,而要体现在具体行动层面上。 三、简单的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逾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总体战略的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辉煌成就相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在各个方面无疑都严重滞后。首先,2年来政治体制各项改革基本上是功能性、单项性的,还在外围阶段打转,而尚未进入体制层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功能的效用越来越受到结构的制约。其次,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至今仍停留在文字上,没有落实到行动层面。简单说,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深化,也需要落实。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影响和制约着完成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和制约着民主法制建设的进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影响建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反腐败力度,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体化,逐步落实,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一个新局面。 政治小论文:思想政治工作心得体会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还要高度重视人自身的心理和谐。在构建和谐企业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能重视职工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重视以疏导的方式教育引导职工、解决问题、消除矛盾的却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性，对企业管理和运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当前，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及婚姻家庭问题也对职工造成了直接的心理影响，部分企业职工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或者处于心理亚健康状况，因此，如何加强职工心理疏导工作成为企业急需探讨的问题。 一、企业职工产生心理亚健康因素的成因 在企业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关键时期，企业的管理者、普通职工普遍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产生心理亚健康大致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原因。随着企业内部实行减员增效、机制创新等改革的冲击，每个职工面临的压力巨大，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加之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心理问题日益突出。对待内部改革，有些职工既盼又怕；利益分配上，他们既厌恶“大锅饭”，又怕打碎“大锅饭”承担风险；劳动用工方面，他们既想参与竞争，又怕被淘汰；就业上，他们既满足于国企工作的稳定优越性，又向往其它企业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二）工作原因。许多企业工作环境受限，时间紧、任务重，职工时常感到工作压力大，没有充足的时间正常休息和娱乐，年青的职工找对象都很困难。一些职工因为晋升名额受限制，晋升机会不多，感觉不到升迁的希望。一些职工反复与会议、文件、报表、材料、新软件等打交道，单调乏味，尤其是工作多年有经验的管理人员，面临子女就业等家庭压力，一见没完没了的报表就感身心疲惫，产生一种本能的累积厌倦。当矛盾、郁闷、紧张、不满等负性情绪长时间积累却没有得到正常的通道抒发时，很容易引发心理障碍。 （三）家庭原因。由于职工不同的成长过程和家庭背景，形成了职工不同的个性。还有部分职工由于与伴侣长期分居，聚少离多，夫妻之间往往因不理解而感情淡化导致感情破裂。在一个企业中，一个家人分散在三四处是很常见的现象，也有的因为无法分担家庭事务，如照顾小孩、老人等而导致矛盾激发，家庭的种种困扰使职工精神恍惚没有心思工作。 产生这些心理原因是由破坏性的心理压力造成的，一种是超出个体适应能力极限的过度压力，多数与竞争因素相关；另一种是长期静止、单调乏味或感觉剥夺等引起的缺乏自我实现的压力，多数与职级静止和公平因素相关。 二、关注企业职工心理健康的必要性 和谐的企业需要职工的和谐心理作为精神支撑，唯有人的心理真正和谐，才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回报企业，推动社会和谐。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的职工普遍感到工作不顺心、没有幸福感，对未来顾虑重重，那么，这个企业就没有和谐的基础和氛围可谈。在现实生活中，职工产生心理问题时，大多闷在心里，碍于面子，不善于求助组织，不主动找同事、朋友、家人诉说，易使亚健康心理日益加重，造成严重后果。职工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素质直接影响个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同时也影响部门的工作和队伍建设。企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积极关注和化解，及时发现职工的心理问题，并且给予适当辅导，这将对企业的长远利益和个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 三、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事实上,职工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心态和心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把握思想脉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治心病,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实践证明,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分析职工思想脉搏,能够发现各种矛盾和倾向性问题,进而制定工作方案和措施,从而有效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分析把握职工的思想脉搏,一是在工作中观察,看其是积极主动地工作还是被动应付,是违章违纪还是规矩做事;二是在谈心中揣摩,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还是知足常乐、心存感激,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还是心直口快、实话实说;三是在接触中了解,通过跟班劳动、家庭走访和面对面地接触,摸清情况,重点要摸清了解职工对上级方针政策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程度及思想反映,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的反响和看法;了解职工对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决策部署和工作措施,对单位生产经营形势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党的建设、党群关系和党员干部党风党纪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本职工作的情绪和态度,对学习培训和职业发展等自身价值实现状况的评价和需求;了解职工对单位民生建设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对工作生活环境的基本评价和基本要求;特别是要了解困难人员生活的基本状况和期盼;了解职工的基本价值取向,精神文化追求,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思想认识问题及原因等,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摸好实情,打好基础。 四、真情帮扶,大力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 职工的问题困难无论是工作和生活中的,还是思想和心理上的,只要出现和存在,就需要我们主动靠上去,真情帮扶。只有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职工群众的各种困难,才能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才会赢得理解和认同。 从现实情况来看,广大职工的需求和困难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除物质需求外,还有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等,除安全感外,还有尊重感、自豪感和成就感等。当然也有极少数职工存在着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因此,要着力从源头上找出症结,解决问题,促进和谐稳定。要实施“情感凝聚”工程,尊重每一位职工,在乎他们的心情、感受和情绪;要建立职工档案;要定期到职工家中走访,做到职工有病探望到,家有困难帮助到,节日期间走访到,红白事祝贺慰问到。用真挚的情感唤起职工对集体的热爱,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融洽。要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关心职工的住房、子女就业等问题,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要把职工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否高兴作为解决问题的标准,充分关注每一个人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需要,关注人的理想、信念和情感,促进人的个性、才智和潜能的充分实现。让职工不仅收入提高,生活上富裕,而且精神上感到愉快,让职工真正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活着。 五、丰富载体,精心培养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依靠生动有力的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依靠开展丰富多彩的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通过发动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科学、健康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活动,以主题活动开发心田 ,提高心智,以健康、文明的娱乐活动焕发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斗志,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和引导人的价值取向,让职工受到教育、认识得到提高、思想得到升华,从而增强职工的争先创优意识,促进企业形成奋发向上、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在实际工作中,一是开展“学比创”活动, 组织开展“学身边事例、学身边典型”,引导职工群众立足本职,比工作,看是否有新进步;比作风,看是否有新变化;比素质,看是否有新提高;比贡献,看是否有新成绩,使职工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心态。二是结合职工队伍思想实际,通过巡回宣讲、组织恳谈会等方式,突出抓好职工群众形势任务教育、敬业乐业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三是定期开展篮排球、乒乓球、棋牌类等文体比赛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养职工“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亲情理念,构建团结、友爱、温馨的家文化,使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全面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离不开感情的投入和心里的疏导。高度重视企业职工“心理健康问题”，实施人文关怀，关心每一个职工，服务每一个职工，为他们做到缓解压力，舒畅心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留人留心”，对企业的长远利益有着巨大的推进和巩固作用。 政治小论文: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做法 为做好党的组织工作，明确要求：要全面从严治党，“搞培训、提素质，选干部、配班子，育人才、聚贤能，抓基层、打基础”，为“十三五”规划开好头起好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__交通运输集团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面对经营中的困难和压力，公司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丝毫没放松，更加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总结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逐一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探索发展新途径。多年来，商运集团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力求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等方面努力创新改进，在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不断加大与职工干部、经营者和管理对象的沟通交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下面我本人就围绕如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谈一些自己的观点。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是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在执政上,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在发展上,就是要回归到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这样一种理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在结果上,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回归到贴近企业发展实际、贴近企业管理、贴近职工的实质性内容中去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果将思想政治工作仅停留在不断翻新形式和花样上作文章，而不敢触及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随处可见、可感、可及的实际，对广大职工的愿望、需求、意见、建议、理想、态度、观念、熟视无睹，并不能真正起到教育、引导、鼓舞、启发人的作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当今社会在治理国家、管理企业等方面都在倡导的一个基本理念。所以，当前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多站在广大干部职工的角度上去想问题，真正把“职工利益无小事”的要求落到实处，急职工之所急，为职工排忧解难，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特别是要关心困难职工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解决问题，从而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凝聚广大干部职工的力量。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所产生的效应就会变成强大的动力，推动各项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因时制宜，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点。事业的生成发展、兴衰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人的行为又受思想支配。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要做到因人而宜、因事而宜、因时而宜。面对集团公司的新形势，职工对企业发展的切身利益比较关注，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讲空道理，要正视广大职工对自身切身利益关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要在联系企业实际、联系公司发展上下功夫，既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职工，教育职工，启发职工，又要解决职工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工资低、下岗再就业、离退休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既要宣传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工作；既要在积极地促进职工利益实现让职工共享集团公司改革发展成果，谋取职工利益最大化，又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企业观、发展观。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及宣传的内容与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联系起来，才能使两者互相渗透，使广大职工在润物细雨中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感知和理解，从而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加大创新，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增加活力的首力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尊重职工、理解职工、凝聚职工，有效调动生产、工作积极性，集中精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于道路旅客运输的需要，服务于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健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发展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而创新要围绕集团公司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以市场观念为先导，没有新的观念和思路，就没有新的行动。要倡导创造性思维，实现思想再解放，观念再创新，思路再突破，敢于打破固定单一、僵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工作模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贯彻于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渗透到客运、货运、经贸、汽车销售等各行业中，渗透到管理、安全、质量、服务、销售、制造、场站建设、报商引资等各个环节中去，在不同方面中，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行业对象、内容的变化，还要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要以灵活的思想教育方式，抓活思想，抓住主要矛盾，围绕最敏感最关心最迫切解决的热点问题、 难点问题，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启发和诱导，增强干部职工面对困难挑战的心理承受能力，向贴近生产经营管理实际、贴近职工思想实际转变。既讲道理，又针对个人实际，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讲道理同办实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实际，了解职工的需求，掌握职工的心里变化和思想动态，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实际困难。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实际工作及时地把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加强应变能力，掌握工作的主动性，这样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做准。构建“大政工”体系，这是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点。思想政治工作是兼负宣传、教育、导向、培养等多种职责的“系统工程”，在认识上，必须纠正把思想政治工作看作是政工部门和政工人员的事。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当前集团公司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队伍建设、工作方法切实引导到促进企业发展轨道上来；通过转变政工部门职能，构建起组织有力、机制灵活、一岗多能、全员参与的“大政工”体系；通过人力资源整合把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党工团组织管理溶为一体，为形成协调一致、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创造条件，使政工干部能够有机会加入到业务工作中去，了解和熟悉业务工作，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改革、发展同步，达到思想政治工作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目标。 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的许多探索和创新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抓住了新形势下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探索还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要充分认识到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必须一如既往紧密联系实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积极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式，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努力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扎实有力、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并充分利用商运集团发展优势，加强领导，理清思路，科学规划，全力构筑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为实现__“依托大交通，形成大物流，构建大产业，促进大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政治小论文:做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做好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特别是点多面广、直接服务于广大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更为迫切。目前农村信用社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新的思想动态较多，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中消极因素的冲击，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新经验，开辟新局面，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是当前农村信用社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前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在促进业务发展，保持稳健经营，推进改革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不断深入，业务的不断发展，信用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弊端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度执行不力。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大了建章立制工作力度，组成了一个庞大、缜密而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但为什么在如此缜密的制度约束下还会不断地发生经济案件呢？关键就在于制度执行不到位。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而不愿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基层对上级的政策精神、制度规定到底有没有学习、有没有执行、有没有落实，心中无数！有的员工认为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操作流程过于“苛刻”，因为“嫌麻烦”，借口“客观原因”而将上级的规定置之不理，自行一套。于是有的对上级的规定、制度和流程不执行、不落实；有的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文件明文规定也要变通。“十案九违章”，从发现和暴露的经济案件来看，正是这些屡禁不止的违规违纪行为给我们事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二是敬业精神不够。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出讲敬业精神。但敬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是每个员工都做得很好。我们有的同志整天无所事事，悠哉乐哉，没有远大理想，没有奋斗目标，没有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标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损害不得半分，集体利益从不考虑；有的领导和职工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时间要求，不愿在基层吃住，成了“走读生”、“一日游”干部；有的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对待名利，盲目攀比，一天到晚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生活奢靡。这些人是我们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尽早要断送我们的事业。 三是工作作风不实。作为主要为“三农”服务的金融组织，特定的服务对象和相对困难的经营环境要求我们信合员工必须具备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但有那么一部分同志工作起来总是眼高手低，作风飘浮。有的基层同志不愿深入农村、深入农户，不愿和群众交朋友，看不起农民；有的政治、政策、业务知识，而又不爱学习，得过且过；有的安于享乐，说多做少，缺乏实干精神。有些联社机关的同志也是如此，工作起来拈轻怕重、拖拉懒散、人浮于事；甚至带头违反制度、对基层打招呼、递条子、带头违反制度，导致上行下效。由于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对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时也就蜻蜓点水、点到为止，马马虎虎、走个过场。这些华而不实的老爷派头说到底是官僚主义在作作祟，对我们的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铲除。 四是自律意识不强。廉洁自律，是作为一名金融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艰苦核素，是农村信用社的优良传统。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村信用社的不断发展，在社会上形形色色不健康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侵蚀下，我们农村信用社员工长期以来形成的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光荣传统也在逐渐的淡化、削弱。有的同志一天到晚只顾琢磨个人利益，将手中的权力视为为自己谋利益的工具；有的认为给客户办点事就觉得是对他人的恩赐，借机吃、拿、卡、要；有的利用自己在信用社工作之便，冒名自借贷款、参与社会经商、做生意、入股办企业等违规行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农村信用社纪检监察有关规定，都是相当危险的。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深究起来是多方面的，除了员工自身原因之外，与我们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工作力度上的薄弱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对农村信用社而言不仅具有极端重要性，还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二、新形势下加强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由于农村信用社处于农村金融第一线，职工思想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支持“三农”服务的效率与水平。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党、团、工会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形成齐抓共管，造就一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文明服务的金融队伍，发挥农村信用社“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新形势下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1、构筑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保障。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抓，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各级领导要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一把手”要对思想政治工作负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成员要挑起两副担子，既要对分管的业务负责，又要对分管部门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要实行“一岗双责”，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做，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出现的思想问题要及时教育和引导。要克服那种思想政治工作是领导的事、是政工部门的事的错误认识，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布置、同要求、同考核、同评比，切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各项业务工作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作用。 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机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认真研究，妥善解决。一是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新形势下，少数职工由于受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诱惑，崇拜金钱，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比较明显，个别人还因此走上犯罪道路。针对这些情况，要运用有效的方式进行正确引导，使他们懂得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二是要加强职工道德教育。应 结合行政、经济、人事等手段，运用先进榜样示范、细化工作考核内容、提高工作评价标准、兑现奖惩措施等切合实际的方法，培养员工内在的敬业精神，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三是要区分不同的群体、个体，因人施教。新形势下员工个体情况差异性很大，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这一复杂情况，把工作做细、做深、做活。要区分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切忌“一刀切”。3、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机制。政治工作必须确立坚持扬利与抑弊的工作机制，调动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人的潜能。但要真正很好地调动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能使这种积极性能够持久下去，光靠精神鼓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工作中，要善于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注重物质利益的原则，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注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容，引导人们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去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4、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职工形成无形的启示和感召力，领导干部自身的言谈举止，就是一个无形的榜样，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最大的优势。首先，领导干部要树立坚定的政治观念，不断加强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领导干部应当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用良好的形象影响感召职工，为干部职工树立良好的榜样。思想政治工作不同于经济工作和行政工作，它不能单靠行政手段，而只能用疏导教育和说理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靠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来影响和感召职工，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领导干部要胸怀坦诚，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与职工建立平等融洽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使职工对领导产生亲切感，愿意讲心里话。如此领导干部就能随时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把问题解决处理好。 5、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要主动服务和渗透于各项工作，针对各项工作尤其是重大工作任务开展中人员情况和思想问题，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多种方法、手段，消除疑虑，解决矛盾，鼓舞士气，保证工作任务完成；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抓小不忘大”。思想政治工作要乐于办职工迫切需要的“小事”，关于解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小问题”，“小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少出或不出大问题；再次，思想政治工作要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依靠业务经营管理这一有效的载体。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创造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工作环境，调动职工工作热情，发挥职工潜能，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追求的目标；第四，思想政治工作要促进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管理水平的提高，要建立思想、制度、法律三条防线，把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制度管理结合起来，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效融合，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 政治小论文:浅议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着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着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着《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 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 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着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着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 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着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政治小论文:地税局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思考 地税事业担负着我市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地税干部的思想作风正不正，工作得力与否，直接关系到地税的发展和建设。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与税收中心工作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服务于后者的。的确，地税的中心工作是“收税”，我们也把完成税收任务作为首要工作，而要圆满完成此项工作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税务系统有句老话叫做“带好队，收好税”，“带好队”体现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收好税”则是税收的中心工作，二者是基础与中心的关系，是前提与目的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好似吃橄榄，越嚼越有味，有了长久的魅力，税收中心工作自然就出色。 思想政治工作是对人的工作，尤其是对人职业道德的教育工作。道德是人的精神基石，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法律的底线。正因为如此，道德教育即德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法治是具有强制力量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德治则是舆论的力量，是通过道德教化而唤起人们内心的道德遵从。道德建设要着眼于眼前，从点滴入手，最忌假、大、空。税务职业道德纪律建设更要从岗位做起，提高职业道德建设的地位，规范税务职业道德纪律，从而使得地税的整个形象得到社会最大的认可。因此，视岗位为责任，强化“五种意识”，则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活动要求的具体体现。 岗位是人们扮演各种角色的舞台，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地税干部来说，岗位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在各个方面比一般干部要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素质。干部的层次越高，地位就越重要，责任就越大。联系地税系统的实际，目前绝大多数干部对自己的岗位比较珍惜，并能独立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但是，也有极少数干部随着在税务系统工作时间的增长，逐步放松了学习和要求。主要表现为：有的不求有“成绩”，但求无“问题”；有的干工作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带有主观随意性；有的提职晋职慢一些，不是想自己差在哪、差什么，而是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怨天尤人。这说明我们当中有的干部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缺乏正确的认识。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视岗位为责任，在强化“五种意识”上下功夫。 一要强化“标杆”意识。即用人格的魅力感召人，用道德的力量凝聚人。人格是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风、气质的综合体现，日常生活中，若是某人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政绩平平，别人会说“此人一般”。对于个别干部表现出的“言行不一，表里有别”，受到局领导的批评，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每一个干部本身就是一座人生的“标杆”，其一言一行都不同程度地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烙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良好形象和人格力量去得到社会的认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五正”：一要“心正”，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二要“言正”，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不当“两面人”；三要“身正”，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时刻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践行科学发展观、“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不停步；四要“行正”，在其位、谋其政、倾其心、尽其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价钱；五要“风正”，树正气，扬正风，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始终把先进性塑在自身行动上。 二要强化“不懈奋斗”意识。就是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做到奋发有为，就要处理好提升职务与提高水平的关系，确实做到“水涨船高”，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增加成绩。想问题、抓工作、办事情，要少琢磨上面挂不挂号，多考虑纳税人需不需要；少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多考虑对纳税人有没有益处。不能干点工作总考虑领导看没看见，更不能干了一两件事就向组织讲价钱。要坚信，只要是真抓实干，能拿出真东西，组织上是能看到的，是不会被埋没的。要处理好加压与加速的关系，面对新形势找差距，知不足，奋发努力，保持一种“事业无止境，奋斗无穷期”的进取精神，保持一种“秉烛夜读书，品茗独炼句”的精神境界。 三要强化自觉“充电”意识。就是要始终坚持学无止境，勇于求索的精神。自觉“充电”，在于通过对知识的获取来体现对本职岗位工作的胜任。不管干何种工作都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所处的层次越高，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就越多。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税收设备的更新，知识、技能在不断“增容”。过去掌握的，现在可能落后了；过去熟悉的，现在可能陌生了。因此，在提高素质上，也必须与时俱进。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较高的精神境界，而精神境界的高低，又往往与学识深浅联系在一起的。不仅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要求、一种责任，更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修养、一种情操、一种境界，不断增强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学习上只有“毕生”，没有“毕业”。学习，一要精，二要悟，三要联。学得越精，悟得越深，联系得越紧，成果就越大，工作的创造性就越强。目前，随着地税系统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学习热潮正在兴起，作为地税干部在这种挑战面前，一定要抓紧充实自己，不断增强应对能力、竞争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要强化“创新”意识。就是要勇于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同时也是干部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力量源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着我们工作效率的高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越强，工作效率就越高，否则反之。因循守旧，势必被动落伍；只有思想解放，善于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研究解决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开创新局面，高标准履行工作职能。工作要有所成效，必须靠改革创新拓展空间，找到新的“增长点”。首先，要有创新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必须要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上当表率，有超前的创新思维、创新思路，决不能思想落后于人。其次，要建立创新机制。既然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创新，那就应该采取完善创新体制和机制等措施，鼓励创新实践，形成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氛围，营造支持各类创新活动的环境。再次，要充分地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切实让他们在创新中唱主角。创新既是领导的责任，也是群众的事业。部门领导应该深入干部当中，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集中他们的智慧，把大家组织到创新实践之中，使他们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同时，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鼓励创新，既能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为人才成长提供广阔的天地。 实践证明，创新既是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需要，也是凝聚民心、激励士气的有效载体。只要充分地把干部们的创新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我们的税务工作就一定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是一种超越，一种扬弃，但又不是异想天开。创新既要倡导敢闯敢试的精神，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要从实际出发，把创新与解决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切不可脱离实际求“新”出“奇”，搞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五要强化“有所作为”意识。就是要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要有所作为，就要甘于吃苦、乐于吃苦、乐于奉献。要“有所作为”，我们既要敬业，又要精业；既要出“产品”，又要出“精品”；既要讲奉献，又要作贡献。领导给工作就是给机会，给任务就是给地位，多干事才能快速提高。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一直在前进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有不少亟待我们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谦虚谨慎、开拓进取、再接再厉，为加强自身建设和 完成各项税收任务继续努力奋斗，为地税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政治小论文:20世纪西方政治学：形成、演变及最新趋势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 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 ，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 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　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 ）［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 ·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 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罗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ings　in　the Politics andEconomics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New York:M. E. Sharpe,1984,p. 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 《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 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 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 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 ）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 ·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 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 政治小论文:参与式教学法在政治概论教学的运用 一、国际政治概论课程中“参与式”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目前参与式教学法在我国外语院校国际政治课程教学上的应用时间比较短,属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实际上,国际政治课程内容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理论性和综合性,非常适宜开展参与式教学活动。而国际政治学科使用较多、效果较好的具体参与式教学方法主要有:角色扮演、头脑风暴、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法。 1.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就是用演出的方法来组织开展教学。利用情景模拟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教学过程生活化、艺术化,使得学生在角色扮演和角色交往中,学习科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此种教学方法使用中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情景性原则、趣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和适当介入原则。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就是一种由学生自己设计真实国际社会中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不同行为、态度和立场,模拟“国际问题情境”,以达到了解信息、发现问题、明确国家利益等目的的有效手段。比如模拟联合国大会、模拟各种外交谈判、模拟国际会议等。角色扮演可以帮助学生直观而真实地掌握不同国家或组织之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承担的不同角色,采取的不同行为,了解国际矛盾、冲突、合作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对于提升学生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力、分析力,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是十分有益的。 2.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法又称智力激励法、BS法、自由思考法,是由美国创造学家A?F?奥斯本于1939年首次提出、1953年正式发表的一种激发性思维的方法。头脑风暴法是一种使每个人都能提出新观念、新想法,能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集体训练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头脑风暴法在运用一般的归纳相关知识、提高记忆力、开拓知识领域和视野的同时,常用来提出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或搜索外交决策的选择方案。使用头脑风暴法掌握的原则:禁止批评和评论,也不要自谦。对;目标集中,追求设想数量,越多越好;鼓励巧妙地利用和改善他人的设想;独立思考,不允许私下交谈,以免干扰别人思维;自由发言,畅所欲言,任意思考。该方法不强调个人的成绩,应以小组的整体利益为重,注意和理解别人的贡献,不以多数人的意见阻碍个人新的观点的产生,激发个人追求更多更好的主意。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此种方法也很有效。如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国际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不平等不民主的国际秩序、民族仇恨、霸权主义等等,可能呈现的答案会各式各样,但真正的答案往往就产生在头脑风暴激励后的这种火花里。 3.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法,就是针对某个特定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国际事件或情景进行呈现、描述,可以是文字、图片或录像,由参与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具有丰富的案例资源,适于应用案例分析法,对国际政治经典案例进行解析,是专业教学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国际合作教学中,经典案例很多,包括中美经贸合作、中俄能源合作、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美日军事合作等,课程讲解之前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案例,然后安排专门时间进行案例交流。运用案例分析法要注意几点:一是精选案例。案例来源多种渠道中最常用的一种渠道是各种媒体,如案例书报、杂志、电视广播等。另一种渠道是教师深入实践第一线收集有关资料。二是注意对案例的分类取舍。要优先选取最典型的案例,所选取的案例切记庸俗,选取的案例不宜太复杂,切忌喧宾夺主。三是应用案例,常见的一种方法是教师根据授课内容或者先讲授基本的理论含义,然后用案例加以说明,或者教师先讲授案例,然后水到渠成地引出有关的基本理论。但案例的引用千万不能仅局限于此种方法,必须灵活加以应用。四是要延伸案例。简单地说,案例延伸就是让学生在学习某一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仔细观察现实生活,努力寻找反映理论原理的案例,并用所学过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事实现象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的理解。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大大增强,知识面得以拓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很大提高。 4.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式教学法是学生参与教学的一种直接方式。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导师为载体,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在小组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安排国际政治专题讨论和课堂随机讨论及小组辩论等形式,既可以针对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可以根据针对教学内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具体操作方法可根据上课学生的人数,通过数额配置由学生自由分组,一般每组以5人为宜,要求小组成员共同完成问题,通过个人在小组讨论中的充分参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交流,分享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培养学生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讨论中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合作支持,充分激励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小组成员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评价反思,互相评议彼此的整体表现,使学生得到有益的启迪。 二、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应用的经验 参与式教学法的最高目标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经过参与式教学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初步经验,并对继续探索提出了一些价值思考。 1.不要过度注重参与式教学法的外在形式而忽视教学情境创设 国际政治概论的理论性极强,在参与式教学法的运用中,对教学情境创设不足、小组划分不当,随意指定小组,认为只要为学生建立起小组,学生自然会参与合作完成任务,结果会影响了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 2.注意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形式要与专业教学内容建立起针对性 在国际政治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的具体选择和方式的运用,要注意对拟讨论任务的难度设计要合理,要对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要进行较为充分的分析了解,否则将会影响小组整体合作和讨论效果。 3.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参与式学习指导要灵活多元 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参与教学的结果,更要注重学生的整个讨论进程,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给以及时解决,指出应用一些合理、科学、适当的思维方法,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活动,使教学活动的目标顺利实现。 4.参与式教学活动中要给以全面客观的评价 对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参与教学的评价要客观、科学、公正、全面。在评价中教师对学生激励尺度把握要准,表扬和鼓励的使用与对学生不足之处的指导都要注重,不能有偏颇。教师的评价不仅有学习结果和部分学生的正确建议还有有对其他的非主流方案的重视,这样有利于小组成员的整体进步和提高。 三、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中存在的不足 1.教学观念陈旧,制约了参与式教学法的有效利用 教学观念是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发挥学生主体性、合作性与探究型的新型教学方法,但是教师还没有完全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观念,还存在“穿旧鞋走新路”,“换汤不换药”的一些陈旧理念,在教学中往往要拿过去的传统教学经验面对今天的教育现实生搬硬套,只讲究参与的具体形式而忽略了参与的内涵与实质,形成了一些对参与式教学法的误解和偏见。 2.教师的开放性学识水平和教学组织能力经验不足 由于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教师大多是来自于国内综合高校,他们的专业水平较高,但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不多,对于交叉学科较为生疏,知识的开放性偏低。又在没有经过专门的组织教学方法的培训与锻炼的情况下,因师资的不足而直接上岗,导致专业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不足。 3.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使用教材欠缺 目前“国际政治概论”课程的教材版本主要有,陈岳教授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次修订);李少军着《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次再版);梁守德、洪银娴着《国际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2004年改版为《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的内容理论性较强,专业程度较高,研究领域较广,是针对专业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使用的。外语类院校的“国际政治概论”课程还没有专门的适用教材,大多选用上述三种版本中的一种作为参考。这对外语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参与式教学法的推进是有制约的。 4.专业课教学研讨机制欠缺 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现实是专业课程教学中几乎是一门专业课一般只有一位教师任教,而且该教师同时还讲授多门其他专业课,这样就造成一门课程的教学在校内几乎没有共同的研讨基础。同时,由于教师担任多门专业课,也使得教师花在一门专业课中的时间、精力受限,影响了专业课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此种专业课的教学现实状况,使得专业课程的教学研讨几乎是不可能展开,教师之间也因此没有进行研讨的共同对象,致使参与式教学法的研讨很难有效推广。总之,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才的培养,外语院校的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创新势在必行。随着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的创新研究的推动,教学资源和条件的日益完善,参与式教学方法在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中的实施的舞台更加广阔。参与式教学法在专业课教学中的应用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教师要抓住机遇,树立人本新观念,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业务水平,掌握“参与式”教学法的精髓,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激发者、促进者和指导者,真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育教学质量。 政治小论文:新形势下加强县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成员的心理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就业岗位、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日趋明显，社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民警个人，在新形势下，正面临着思想意识、价值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沉着应对，认真思考，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主动性，增强时代感，影响主旋律，探索和拓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 一、当前全州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注目，国人欣慰，同时也成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教材。正确的、先进的、新生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公安队伍中民警思想意识的主流。总的讲，全州民警队伍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的队伍。特别是通过“三讲”和“三项教育”的学习整顿，队伍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显著提高，公安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获得进一步提升。通过2002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投票测评检验，全州公安队伍的综合满意率为96．03％，比上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不满意率为3．97％，比上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公安队伍内部，一方面广大公安民警为保社会一方平安而流血流汗，为社会、国家、集体做出许多奉献和牺牲；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警的待遇与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和高消费现象反差越来越大，再加上公安机关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地不断深化和完善公安工作的各项服务功能，民警又时常受到客观执法环境不佳的困扰，在多种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下，部分民警出现了思想上的困惑和多种想法。主要表现在： 1、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少数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意识，不能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措施和要求，工作中存在时紧时松、应付了事的现象。二是有的领导自己能力弱，缺乏理论功底和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三是个别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差，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对别人讲的是马列主义，对自己行的是自由主义。四是少数领导干部缺少创新进取精神，缺乏职业危机感。五是个别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倾向，重业务建设轻思想工作的问题比较普遍。基层政工干部不安心本职工作的问题，也直接制约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2、民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民警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个别民警理想信念有所淡化，道德观念滑坡，价值观念市俗化，重利轻义、重个人轻集体的情况有所发展。二是部分民警爱岗敬业意识不强，总同社会上一些高收入的人相比，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缺少热情，对人民缺少服务精神。三是少数年轻民警和新加入公安队伍的民警，从警目的不明确，是报着当民警工资不愁、穿警服无人敢欺的目的加入公安队伍的。四是部分民警工作岗位的社会性、流动性和分散性较大，接受信息较多，思想变化波动较大。特别是在近几年频繁的专项斗争，公安民警长期超负荷运转、高强度工作，身体长期处于极度疲惫状态。对此，有的民警产生消极“厌战”思想，图安逸、求享乐的思想有所滋长。在警力少、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一些民警作风不实，讲虚话、图虚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民警的自我意识膨胀，时刻以自己为中心，不能顾全大局，将自己置于集体和他人之上，耍特权抖威风的顽症没有得到彻底根治。五是一些民警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淡薄。在执法和“用权”的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六是从事政工工作的人员事业心、责任感不强，忙于应付事务，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调查，全州各级公安机关的政工领导干部（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各有三分之一的职位还空缺。政工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经验不足，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不多的问题比较明显。 （二）产生的原因。 认真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个别领导干部和部分民警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与公安工作的地位和新时期社会发展对公安机关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做思想工作的动力。工作中存在惰性，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乏对新形势下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了解，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脱离民警的思想实际，工作简单化、表面化和腐俗化，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给工作造成消极影响。二是缺乏职位压力。个别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缺乏必要的职位压力，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实绩论英雄”的风气难以形成。三是缺乏时代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受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传统思维的影响，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要求。四是缺乏自控能力，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消极影响，经不住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五是缺乏创新精神。面对各种错误和消极的东西，不敢抵制，不肯积极地开创新时期公安工作的新局面。六是缺乏改革精神，个别领导干部墨守成规，不懂变通，开展工作方法简单，手段落后，水平偏低，能力低软，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加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途径 公安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应对各种复杂多变和艰难困苦的挑战及考验，人的因素最为关键。公安机关能否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积极做好新时期公安民警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可靠、训练有素、作风过硬、业务精 通、公正执法、纪律严明，党委政府满意，人民群众拥护，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高素质队伍，是做好新形势下各项公安工作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第一，始终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公安队伍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保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切实抓好民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一是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民警头脑，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教育全体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提高辩别是非的能力，增强见微知著的预见性和敏锐性。二是抓好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作为人民卫士，参加工作之日，就是以身许国之时，当以事业为重。要利用多种形式教育民警扎扎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警，要在思想上、行动上永远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形成自觉自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自觉自愿地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而舍生忘死。三是强化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教育，把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和公正、文明严格执法的法制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长年坚持下去，在公安机关内部大力倡导说实话，鼓实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形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良好风气，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事，保持清正廉洁，使“对法律负责、为经济服务、让人民满意”真正成为每个民警的自觉行动。把全体民警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法律重于生命”上。四是抓好经常性的政治学习。要倡导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做学习的模范，为加强学风建设起好表率作用。当然，光讲学习还不够，还必须坚持“灌输”的原则。政治学习，需要灌输，这种“灌输”，是有领导地进行正面教育。学习问题决不是民警个人行为问题，更不是想不想学的问题，而是必须学、一定要学好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道德修养、知识修养。 第二，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不断开拓创新。 用什么思想和方法来武装、教育、引导、管理并带好这支队伍，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是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形势的发展变化很快，不注意研究新问题，就难以跟上时展的要求。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多，工作思维和工作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斗争形势。要适应这个变化，就必须在借鉴过去好的经验和做法、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针对形势的发展变化认真研究和探讨更加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对此，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的思想路线，按照“三个代表”的标准，来研究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现阶段就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民警的生活中去，融入到民警的工作中去，寓教于乐，循序渐进。部署业务工作时就应包含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导工作时应体现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日常管理和生活中更要充分凸现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新做活，就要从大事着眼，小事着手，从每一件具体事情去教育引导民警，使民警从工作实践中逐步接受教育，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骨子和灵魂里。目前各级领导和政工部门的工作者，在已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要完成工作方法和创新的转换，要更加注重渗透性、规范化和社会性，把“说教式”与“引导式”、“号召式”与“激励式”相结合，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使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符合时代的本质和潮流。 第三，加强公安民警的道德建设，实现“以德治警”目的。 在社会转型期，必须加强公安队伍和广大民警的职业道德修养，提高思想道德水准，尽量避免因在执法过程中的偏私而造成冤假错案、循私枉法和执法不公。所以，在我们强调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大力加强民警的道德教育。目前，在全州公安内部，实施道德教育的关键，一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教育民警，手中的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神圣的法律赋予的，执法的权力要站在人民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上来，树立社会正义和公道，自觉维护好权力的尊严，体现真正意义的公正、公平。二是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要教育民警正确看待名利，不为个人虚名而丧失党的原则、违背工作纪律、损害国家利益。不做名利的奴隶，努力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是要守得住清贫。广大公安民警如果有了守得住清贫、耐得住艰苦的思想境界，整个公安队伍就会以德树威、以德服人、以德行政，从而实现以德治警的目的。 第四、认真落实从优待警方面工作，关心爱护民警。 从优待警作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之一，必须从“人本原理”出发，在强化民警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为主线、党性教育、形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主要内容学习教育的同时，要下决心解决好民警的切身利益和生活中的困难。落实从优待警，必须从政治上、工作环境上、生活上、教育培训上、福利待遇上从优。尤其是在开发警察队伍智力，提高整体素质上要做到思想上重视，组织上健全，内容上具体，措施上落实，财物上保证，以提高民警做好公安工作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前，从优待警首先要尊重和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提高民警的社会地位。公安内部要建立维权组织，依靠党委政府，协调有关部门，成立人民警察基金会，落实各项维权措施，理直气壮地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做民警坚强后盾。其次是集体安排休假，保护民警的身心健康。由于公安职业的特殊性，广大民警长期与违法犯罪打交道，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得不到正常的学习和休息，各级组织要妥善安排民警的休假，以保持队伍旺盛的斗志和战斗力。再次是想方设法安排好民警家属和孩子的就业问题，解决后顾之忧。第四要提高民警的经济待遇，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特别是民警的岗位津贴，多年来一直低于政法系统的其它单位。作为执法部门第一线的公安民警，出生入死，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岗位津贴的标准提高到同政法系统其他部门的同一标准之内，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认真解决民警个人理想前途和生活待遇中的问题，使“从优待警”工程真正在具体行动上得以落实，使民警从自己切身利益上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从而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安队伍才能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 第五、注重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 召力。 在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的和良好的风气。作为公安机关的领导班子和领导者个人“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要求民警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带头学习，牢记宗旨，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带动和影响广大民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说服力。古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加强公安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强调领导的表率作用。当前，各级领导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处以身作则，为部属作表率；二是必须明确民警在人格上、政治上与领导者是平等的，领导心中要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三是对民警要宽容，要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负起领路与教导的责任；四是处事要公道正派。对领导者来讲，所有民警都是同志不能有亲有疏，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五是礼贤下士，广纳良言。工作和表率作用处理的好，就会有利于加强感情交流，密切领导与民警的关系，发挥群众效应，同时也将会丰富领导工作内容，促进本单位工作的落实。 第六、着力构建“大政工”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团队精神。 政工部门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政工干部是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和主力，积极发挥政工部门的职能作用，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和组织保证。但是，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光靠政工部门和政工干部“孤身作战”，而要依靠多方面力量的“协同作战”，由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建立大政工工作格局势在必行。建立“大政工”的总的思路是：在各级公安机关党委的领导下，以党支部为基础，以政工干部为骨干，各部门各负其责，各级领导认真负责，全体民警广泛参与，形成体现公安特点、符合实战需要，网络健全、制度完备、运作规范、权威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其具体办法是：一是在认识上要提高，二是在职责上有分工，三是制度要落实，四是要按照标准选好政工干部，五要转变工作作风。 人民警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全州各级公安机关一定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公安内部关系，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手硬起来。特别是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在重大变革时期，社会治安状况复杂、暴力犯罪突出的情况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总之，新形势下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激励人的原则，始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真正实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 政治小论文:关于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倡导创新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自主创新”又被提上了新的高度与日程。教育教学阵地亦当“常创常新”,“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强调的更多的是教育教学方法、手段的问题,谈的是教育教学形式。在内容上如何突破呢?在这里,本人想就教育教学内容,结合政治科目实际特点谈谈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与看法。 一、体系的困惑 当我们谈论体系问题时,首先要区分三类体系。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体系(包括列宁、、邓小平等的发展),我们把这称之为“本义体系”;二是,专业工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所创立的体系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把这称之为“研究体系”;三是,为了进行教育教学而编写的教科书(尽管这里面也包含着研究,但不同于第二类),我们把这称之为“教材体系”。 这本来就使我们在教学中不断地感受到“体系的困惑”,偏偏又出现了一个任何教师都不敢轻视的“考纲体系”。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教师的“教学体系”问题。 现在,由于《课程标准》规定的原因,教师不便在教学中另有大的设想,更由于考试的原因,有的教师根本不敢去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甚至为了对付高考,有的教师就按上一年的高考说明的体系简单进行教学,这就有点遗憾了。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当然,思想政治课怎样贯彻这一要求,可能更需要试行,需要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总结经验,积极思考,结合自身与学生实际摸索与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事实上,有的教师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虽然不便或不敢对“教材体系”作大的调整,但小的调整还是有的。 二、构建教学体系的必要性 1、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但不等于人们的意识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教师,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但在紧张的工作闲暇,是完全有可能抽出时间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着作的,在有关问题上(例如教材上的某一理论)也是有可能思考出自己的“研究体系”的,从而有利于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 再有,教材虽然是按照《课程标准》编写的,但也不过是编者的一种理解,也未必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在教学中,不仅有必要在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有所创新,在体系叙述上也可以创新。对教学内容不仅可以作小的调整,也可以做大的调整。 2、教材本身存在局限性 教材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滞后性、专一性与普遍性等方面。 首先谈谈教材滞后性问题。由于一定条件的限制,每一时期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是正确与合理的。相对而言,政治教材的时代性更强。因此,在教学中我们总不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一是,某些理论观点的提法已有变化,但教材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二是,教材所选取的材料也有一个新旧冲突或更新的问题;三是,相关的改革尤其是高考的改革也有可能使教材在某些方面显出老态。 其次是教材具有专一性特点,它一般只能在一定的框节范围内阐述某一知识点,这就必然会使它难以兼顾前后左右。因此,在逻辑性与系统性上可能会有所缺陷。 再次是教材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它绝对不是只针对某一局部地区或某一部分学生而编写的。在面对不同地区与特殊的群体时,它可能就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了。 3、是体现教师个性的要求 相对而言,我们一些经验丰富或是教学年龄较久的教师,对于教材已是烂熟于心,在课堂教学上,已不仅仅是不会照本宣科的问题了,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教学见解了。在今天推行研究性教学的背景下,教师的教学模式当然很受学生注意,但学生其实更重视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把握与迁移。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位能独立而又合理构建自己“教学体系”的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是很有个性的教师,学生也是很欢迎这样的教师的。 4、也是适应高考的需要 虽然我们不提倡“应试教育”,但客观的事实又迫使每一个政治教师不可能不紧随高考指挥棒转。“考纲体系”无疑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谁也不能、不会视而不见。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能完全“亦步亦趋”,是否能有效率地组织教学,是否能适应学生实际情况?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除了简单的参考一些教学资料外,是一定要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学生把握教材知识,从而提高学生适应考试的要求。 三、构建教学体系须注意的问题 1、方向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是在一定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什么教?”“教什么?”等是教学活动初始时就须心知肚明的,也只有“有的放矢,”方有可能保证教学的良好功效。 本人所理解与把握及注重的方向性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要明确与顺应整个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趋势,“面向高考又不全为高考”,“追求升学率,而不片面追求升学率”,做推行素质教育的小卒。第二,充分了解与熟悉教材、教学大纲与考试说明等,对于高考所考查的知识范围与能力要求等要烂记于心,同时要注意及时关注与把握相关的高考信息。第三,要较全面、准确摸清自己所教班级学生水平层次差异,尽可能“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关注“两头”,突出“中间”。 2、逻辑性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把真理性的认识系统化,按一定的逻辑构成的体系。“学生的学需要教师的教,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培养与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是教师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实际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不能明确与把握前后左右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就是说,虽有许多“散钱”却没有能找到一“麻绳”把它们有机地串联起来;而且在他们的答题过程中也常表现为思路不清,逻辑混乱,“散文”联想式答题,“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而到头来是“形神俱散”,事倍功半,“竹篮打水一场空”。注重逻辑性,“水到渠成”,有利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经济常识》教学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可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逻辑性讲述,比较典型的有“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框节内容;《 哲学常识》教材内容有许多内容是可采取“三点式”(原理方法论实际问题分析)进行教学的;〈〈政治常识〉〉教材内容基本上可遵循“一般特殊”思路讲述。当然,具体的逻辑线索也是有其特殊性的,是丰富多彩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逻辑这“麻绳”,关键在于找什么样的“麻绳”,最能被学生接受与掌握。 3、系统性 “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政治学科考生应具备的一种中等层次能力,这是自1999年《考试说明》对政治科新增加的一项能力要求,也是高考政治科命题由“以知识立意向以能力立意为主转变”的主要表现之一。 高考政治命题通过设置新材料、新情景和新问题,把一个新的意境呈现在考生面前,这种新的意境从学科知识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它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要全面地和完整地把握意境中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必须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相当重要。 需引起注意的是,前高考政治命题处处长蒋超同志曾在湖南的一次政治年会上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反对挖井,但要挖坑,坑要广。在当前,政治科高考已不再注重考查知识的覆盖面,更重“主干知识”的考查,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一定要慎重处理“深度”与“广度”的问题,要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4、常识性 我们只能在常识的水平上进行最基本的理论教育。一定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不能搞成人化教育,更不能故弄玄虚,使学生如“何仙姑回娘家——云里来雾里去”。总之,把自己对“本义体系”的研究和现行“教材体系”、“考纲体系”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可能是我们对“体系问题”困惑的积极回应。这样做无疑是困难的,但也不是做不到的! 政治小论文:政治礼度下的审美诉求 摘要:在董仲舒思想中,审美是巩固汉帝国政治制度的一种手段。这意味着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对董仲舒美学思想的评价应该摆脱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标准,以更宽广的视野注意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性。 关键词:审美; 政治制度; 董仲舒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其所守。”[1]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明确的社会,使民知其所从。那么,在这种充满制度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中,什么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一 汉初几十年,一切法制都沿袭秦之旧制,因此汉室初时并无自己的制度文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大谈“改制更化”,正是要在制度文物的确立上证明汉室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因此,董仲舒是先从制度文物的确立来证成儒家成圣的理念的,这一观点延续了荀子隆“礼”和公羊学重“治”的思路,而与唐代韩愈的道统观殊异。 董仲舒的愿望是建立一套稳固的政治制度,通过制度使各种权力得到安置和平衡,使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在《春秋繁露》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对各种“制度”的强调,比如在《服制》篇中他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2]就是说,饮食、衣服、房屋、家畜、仆役、车船、器具等等都要有一定的规格制度,不可违背;在《三代改制质文》中他说:“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2]就是说,要按照五行的法则制定适宜的礼乐,要按照商、夏、质、文的顺序订立国号、迁徙都城、改变官名、制作礼乐;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吾闻圣王所取仪,法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2]就是说,官制应当效法天数,使两者一一对应起来;在《度制》篇中他说:“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2]董仲舒在这里说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在于制作一套制度;《爵国》一篇则继续论述了官制、军制和井田制。从上述内容来看,董仲舒要把汉代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宜都形成一定的规章制度,以获得统一、稳固的社会秩序。 何为制?董仲舒说:“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2]所谓“制”,在董仲舒看来就是事物要合乎其名份,因此每一事物都有其“可以然之域”和“不可以然之域”。他所构想的制度社会虽然不否认权变,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权变之端,逾越了这一权变的界限则被视为“反经”的异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迈尔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的争论乃是根本的争论,‘我应如何生活?’乃是人的首要问题。”[3]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可明的社会,正是为了在社会范围内确立“什么是正确的”以及“应如何生活”。 海因里希·迈尔在阐述哲学的政治转向时说:“哲学的期待和哲人的判断本身也应该受到检查,这不得不在与政治的对峙中方可实施。诸如‘崇高’、‘高尚’或者‘美’的观念,虽然属于哲学领域,但对它们的哲学探究,必须得考虑到它们对哲人居于其中但却力图超越之的政治共同体里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意见的依赖。”[4]正是在此前提下,我们思考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因为审美活动在他构想的政治礼度中需要接受“正经”与“反经”、“可以然”与“不可以然”的检查,因此脱离政治礼度所设的可以然之域就无法真正触摸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二 如上所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以建立汉代的制度文物为主要目的。大体说来,董仲舒所构想的汉代政制主要以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性未善的人性依据和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为其根据。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细加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首先,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董仲舒确立了君权神授的原则,他认为王者所受命之天带有人格神的意味,如《春秋繁露·郊语》篇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但为了防止君权过度膨胀,他也吸收了灾异遣告的思想,《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云:“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2]董仲舒吸收灾异遣告的思想主要是为了借助自然界中出现的灾异事件对权力起到制衡的作用,使天子能有所畏惧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这种思想主要是一种同类相动的自然主义思想,这就和他强调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有了矛盾。一方面,他要为社会确立人为的规则和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证明这种人为的设计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在谈到琴瑟自鸣的现象时,他认为这是“非有神,其数然也”,这是同类相动的自然原理;但很快他又把这种原理运用到了社会现象上面,认为“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但帝王之所以能兴起,关键的是他能够施行仁德。这样,一个原本是解答自然现象可能性的问题就变成了关于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董仲舒关于美的看法同样有这种矛盾。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那里董仲舒说:“天地之行美也。”[2]《循天之道》篇也说:“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2]这里他是用阴阳五行的自然原理解释天地之美。然而,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相砥砺而致极,道必极于其所至,然后能得天地之美也。”[2]董仲舒所说的天地之美在这里就变成了社会人事的和谐有序。自然主义的天地之美本无所谓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自然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社会人事的天地之美中就有了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是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可见,正是因为董仲舒把审美活动引入了政治制度领域,它才有了审美的合法性的问题,对于董仲舒而言,合乎“正经”的美是那种能够嵌入汉帝国的制度设计并保证这一制度合理运作的美。 其次,性未善的人性依据。性善、性恶在孟子和荀子那里有了明确区分。孟子认为人之于善,犹水之就下,乃人的本性。但是,孟子把向善归之于人的本性却有可能使人失去外在的约束力,因为既然于本性上说人人皆是尧舜,那么只要由着自身的本性而行,所为就是仁义之事,外在的礼乐教化就形同虚设了。这一理论为荀子所不能接受,他认为人性本恶,而礼、义则是后天学习中掌握的,因此,“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吸收了孟子和荀子的看法。他说:“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2]董仲舒认为没有天生的善,只有天生的善质,善质经过王道教化之后才能成为善,“循三 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2]董仲舒和荀子一样把善的实现放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中,因此,不存在不需后天修饰的纯粹的美,他说:“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1]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相比,董仲舒显然更强调审美活动必须落实在社会制度的层面。 第三,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董仲舒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以天意为其核心的,但天意难晓,必需要有法典性的文献为实际的政治实践提供凭据。董仲舒说:“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1]董仲舒这里用《春秋》的记载来为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提供依据,并进而推出玉不瑑而不成文章的美学原则。这说明,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儒家经典的支持构成了审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之一。 以上三者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脱离这几个前提条件的审美活动是不被董仲舒所构建的大一统帝国所允许的。因此,董仲舒的美学思想带有强烈的规范生活的意味,这种倾向在他的礼乐美学思想中最为明显。 在关于礼乐的论述中,董仲舒颇为强调礼和乐的制作顺序,他说:“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2]董氏认为作乐必须在改制之后,天下制度未备,王者是不随便制作音乐的。这一观点所隐含的深刻意义需要在和孟子、荀子的礼乐观相比较之后才能比较清晰的体现出来。荀子关于礼乐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乐合同,礼别异”,[5]即礼的社会作用在于区分,而音乐的社会作用在于整合。我们要注意把荀子所说的“乐合同”与孟子说的“与民同乐”区分开来。孟子的“与民同乐”虽然也是强调音乐的整合功能,但孟子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暗示着“与民同乐”的社会最终可能取消等级的存在。但是,荀子却非常强调社会的等级区分,因此,他说的“乐合同”是以“礼别异”为前提条件的,即音乐的整合功能必须建立在社会群体的等级区分基础上,“乐合同”发挥的整合功能不但不是取消社会的等级区分,反而是要使社会群体更乐于接受这一等级区分。董仲舒的礼乐观显然更接近荀子,他认为社会制度周全时才需要制作音乐,这样音乐就可以发挥“和政兴德”的作用了。可见,董仲舒把荀子注重社会区分的礼乐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提出先礼后乐的看法进一步从制度层面保证了音乐对大一统王国的巩固。 从董仲舒关于文采服制的观点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他是以政治制度作为审美的前提的。他说:“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2]董仲舒认为审美是为了更好地辨明上下等级秩序,这才是“文采所遂生之意”,因此,要使祸乱得到治理,非得恢复制度不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审美能力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并非简单的个体技能或情性的体现,而是一种社会规范力量。在董仲舒构想的帝国等级制度中,那些能够辨明上下人伦的审美活动(“染五采、饰文章”)被指定为合法的(“文采所遂生之意”);而那些不能辨别上下之伦的审美现象则被斥为人心之“欲”。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董仲舒有很丰富的美学思想,但关键的是在他那里审美并没有独立性,审美要依附于整个帝国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成为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标准。这点和希腊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十分相似,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说:“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但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6]这就说明,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此时已经有了划分:对城邦有益的诗歌和对城邦有害的诗歌。这种划分并不在于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而在于它是否从属于苏格拉底所设定的良好政治。按照他的看法,荷马并不能为城邦居民提供“正确”的知识和良善的生活。柏拉图显然没有考虑诗艺本身的独立价值问题,对于一种独立于政治的诗艺而言,美和丑的审美判断或许才是其根本的问题,但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就有了好坏之分。 由此可见,董仲舒将儒家重政教的美学思想发挥到了极端,甚至将一些美学原则形成了规范性的制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董仲舒在大多时候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审美规律,比如他只看到音乐有“和政兴德”的作用,只看到衣裳服饰有辨别人伦的作用,却把音乐和服饰“益肌肤血气之情”的作用看成是“欲”。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董仲舒在中国美学史上一直是个被人忽视的边缘性人物,因为在董仲舒那里我们找不到太多重视审美自身规律的思想,审美在他那里首先是作为巩固帝国统一的工具而存在的。那么,该如何理解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位置?如果仅从审美自律的观点出发,董仲舒的美学思想确实太过功利,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看法。董仲舒的美学思想重社会、重制度、重现实、重目的,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审美重个人、重个性、重理想、重情感有着很不一样的面貌。在后者看来,董仲舒并没有正视审美自身的独立性。但问题在于,审美是否有绝对的独立性,即审美是否能够真正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超历史超现实的标准?从18世纪以来,审美无功利的观点已经在美学领域占了主导的地位,这容易让人在审美和无功利之间划上等号,把无功利视为审美自身的规定性,并最终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审美和现实。这种观点的极端表达就是把审美看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看成是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想境域。这种观点一经形成,便具有了某种霸权的意味,那些注重现实功利性的美学观念被视为拙劣的、未触及审美本质特征的观念,而那些注重审美自律的美学观念则被视为重要的、抓住审美本质的观念。美学史的写作在很多时候就是按照这种期待视野而编排的。 总之,审美现象本身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超历史和超社会现实的标准。审美始终是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纠结在一起的,它并不具备绝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那种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审美现象。无功利性和功利性实际上都是审美的特征,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只有偏重,而不能偏无,两者的结合才形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审美现象。以这种视野审视董仲舒的美学思想,我们就能重新发现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正如极端强调审美自律性的美学家一样,董仲舒从另外一个极端论述了审美的价值和限度,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美学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政治小论文: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的国际民主逻辑 在国际政治学中,“民主”仍然是一个新课题,但随着实践中国际间交往的大发展,国际民主的诉求日渐高涨。理论上,各主流学派对国际民主少有论证,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诉求与“价值偏好”。本文旨在对国际民主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不着重研究实践中的所谓“程序民主”问题。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主权上位,相对完善的程序层面的国际民主还很不成熟,它更多的是以民主价值“片段”的形式渗透在具体的国际事务和交往中。因此,本文将国际民主定义为一系列符合民主基本规范的价值原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存在”。相较于国内民主,国际民主的内涵与外延都更加丰富、宽泛。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都是国际民主的价值载体,主权的独立与平等、国家间的合作与妥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和协调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等都可以看作是国际民主的价值体现。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主权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主权,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 三、英国学派逻辑与国际民主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多元主义”特质的一个流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思想传统对它的影响。马丁·怀特总结出了国际理论研究的“3R”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他认为单靠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学,只有把这三种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国学派尽力避免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中间“选边站队”,而是辟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并不是说英国学派是各流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或是一个不同理论的“大拼盘”,英国学派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它把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 我们从其论述中能够感知英国学派对国际民主价值潜藏的态度。 与英国学派理论内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国际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也同样呈现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点。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的特点是持续的无政府状态,但它更愿意把国际体系看作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其中存在着把各自独立的国家粘合成一个社会的各种共同价值,“秩序”与“正义”就是英国学派较为关注的两个内容。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这些基本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条约必须遵守;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8]他认为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中,因为维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观、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以及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主权国家。可以看出,英国学派认为国际制度(特别是宏观的宪法性国际制度,如主权制度)、规则、共同利益能够规约国家的行为并使国家尊重彼此的主权权利从而促进合作、达成协调(妥协)、规约战争、维护和平,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国家的独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标更是体现了国际正义的价值要求。从这方面看国际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国学派对秩序格局的维护还有另一层理解,即强调大国的责任与战争的作用。在英国学派看来,秩序具有本体论地位,它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价值,是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服务的,[9]大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均势政策(包括战争),是国际社会追求秩序目标的重要制度或准制度。这样,小国的主权权利与合法利益荡然无存,强者统治的秩序不是将正义踩在脚下,就是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在这里,英国学派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民主更是无从谈起。这与前面分析的英国学派和国际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英国学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对于秩序与正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英国学派的早期观点相对一致,大致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秩序在一般情况下或是在与正义相抵触的情况下具有优先价值。然而从文森特开始,英国学派在涉及到人权的国际干涉问题上表现出与自由派国际主义合流的趋势。[10]英国学派的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人际之间的平等具有更基础的意义,世界正义应该优先于国际秩序,[11]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学派前辈对秩序与正义的理解。也许在这些新生论家看来,世界主义民主或超主权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在价值排序上也应该高于国际政治民主,“人权高于主权”代表了这样一种思考。应该说在英国学派内部就秩序与正义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在此问题上引申出来的对国际民主的价值定位也比较暧昧和模糊。 四、国际民主:不同侧重与共同呼声 通过对国际政治学几个主要学派理论逻辑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或反对、或支持),以及几个学派对国际民主内含的基本价值的各自定位。 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国际政治学的“谛始者”,它是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大背景下,通过批判经典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倾向而逐步在学界、政界、坊间获得“当家”地位的。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衰、对权力的执迷、对相对利益的计较、对历史的悲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由主义经过痛苦地转型,破“茧”成蝶;而现实主义对“历史经验”的“洞见”在新的时代似乎正在转变为应然的“说教”,现实主义固守着其“绝对的”真理作“茧”自缚。新的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更加切中时代的“现实”,人类新的交往实践证明了自由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的时代“兼容性”,自由主义理论中暗含的国际民主的价值就是此种“兼容性”的明证。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批判可谓切中要害,对权力政治以及相对利益的反对、对相互依赖事实的判断、对多元行为主体的重视以及对制度作用的信仰彰显了独立、平等、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此外,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人类正走向和平、合作)也暗含了其对国际民主的信心。 回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及后来的部分“趋同”构成了整个学科成长的“轴线”。某种意义上讲,其他学派或理论正是比照着这条轴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这条轴线中存在的“缺失与弧度”,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来“补充和修正”它。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问题上的消极看法与“偏执”,从积极的层面看,却激发了其他学派的研究兴趣。除现实主义外,国际政治学其他主要学派(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尽管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中各有侧重,但在理论上均显现出了对“国际民主”的诉求与呼声。但需要指出的是,各个学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被宏观的学派标签掩盖的是具体的分歧。 国际政治学的主要学派或是某一学派内部对国际民主亦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或期许。建构主义倾向于说明“观念”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建构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是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民主”。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打破了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霸权,超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初露端倪。而其后由罗伯特?基欧汉领衔的制度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妥协使其又退回到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窠臼,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似乎也很难逃脱现实主义的“古老诅咒”。然而,新的现实催生了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对现实又有着规范性的期许,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异化”出了更高形式的国际民主价值——多元、多层的行为主体载荷的国际民主。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被共有价值、共享文化“粘合”在一起,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就需要维护并追求“秩序”与“正义”的基本价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排位模式,如果是“秩序大于正义”的排位,那么大国间的均势、小国利益的牺牲以及战争的平衡作用就成为了第一考虑,这简直是现实主义式的梦魇;如果是“秩序等于正义”的模式,则大国的“协调责任”得到强调,同时主权国家(特别是小国)的权利得到尊重,这是较为贴近晚近经验现实的国际政治民主形式(价值);而在“正义大于秩序”的模式中,主权权利同样受到重视,但秩序不能建立在主权对国内混乱、贫弱的掩盖以及对国内“正义”的压制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国际)责任”以及公民个人的“天赋人权”被凸显了出来。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的合法性越来越来源于国家对内的权责与对外的担当。主权制度的相对软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大势,弱化主权制度的国际民主需要得到肯定。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理论逻辑下各学派关于国际民主的“暗中较量”。在层次或外延上,各学派对国际民主的形式有诉求、有侧重;在规范、内涵上,其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上有重叠、有纷争。重叠与诉求是各主流学派国际民主逻辑的“最大公约数”;侧重与纷争则源于各学派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角度期许与领悟,但这些都传达了同样一个信息——对国际民主的共同呼声

为了加强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权，使网络真正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高校要积极加强新时期的校园文化建设，使网络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积极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权。积极运用多媒体使思想政治教育活起来，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和手段。 一、网络文化的内涵 关于网络文化的内涵，目前国内外没有一个明确的、一致的解释。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由于文化概念本身的复杂性。目前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４００多种。因而关于网络文化的内涵也就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二是由于网络的发展速度迅猛，人们对于网络文化的理解也处于不断地发展之中，对于网络文化的内涵还不太成熟。美国著名传播学研究者鲁本认为，网络文化主要是通过传播的方式转换而获得的，具体来讲，网络文化就是计算机等硬件作为物质载体，服务于一定的群体，依靠虚拟空间进行传播的新型人类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我们可以通过哲学的角度出发，给网络文化一个相对合理的定义：即网络文化是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和发达的通信技术为手段，以虚拟的网络空间存在形式而展现出来的一种新兴文化。这种文化是对当下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发展状态的反映，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创新。广义的网络文化主要是指以网络为载体所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人类创造。主要表现形式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等。狭义的网络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包括网络空间里人的思想、心理等。 二、网络文化对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的人类文化，它所呈现的开放性、多元性、交互性、自由性等特征，使得网络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载体和平台。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带来了新的机遇，创新了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上。 （一）网络文化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促进作用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来实现，然后辅助以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校园文化的教育活动来实现，虽然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其积极显著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对大学生的教育效果越来越受到限制，教育的效果甚微，甚至会引起学生的反感情绪。高职学生录取分数低，学生素质参差不齐。这就为教育者的教育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文化的出现，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了一个新的载体，它使思想政治教育不受时空的限制，扩大了高职生的视野，高职生可以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可以在网络文化里平等地交流和互动，以此来弥补现实生活中交流的障碍，同时，高职生还可以在虚拟的空间里抒发自己的困惑和问题，在网络里寻求帮助，这就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好的途径。 （二）网络文化对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首先，网络文化扩展了高职生的知识视野，对高职生的学习方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不少学生通过网络了解到了本专业领域的最前沿的信息，深化了课本知识，达到了辅助学习的目的。并使学生更喜欢主动地学习，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意识，让学生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其次，网络文化的平等性和自由性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使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了可接受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网络的平台上平等地沟通和交流，教育者不再以教师这个威严的身份出现，而是以其朋友身份出现，敞开心扉，平等交流，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最后，网络文化创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式。现在很多高校的网站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如通过设置红色资源、理论讲座、热点讨论、网上互动等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将会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三）网络文化创新了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手段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形式相对比较单一，处于相对封闭、孤立的状态，缺乏与社会的联系。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容上的高度一致性，价值观念的纯粹一元性，方法上的单向灌输性等特点。随着网络文化的普及，高职学生已经成为网络的主要使用群体之一，他们无时无刻都能从网络上捕捉到新的知识和信息，甚至还要先于我们的思政课教师。因此，网络文化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必须适应网络文化的发展，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进行改革，跟上时展的步伐，满足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求。同时，由于网络文化信息的纷繁复杂，高职生的认知能力较差等特点，再加上迄今为止现在的技术手段还难以对一些不良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这就给我们的德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能够帮助学生进行积极引导，帮助学生分析，使学生能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