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成长论文:浅议儿童心理成长与智力成长达成 著名儿童教育专家孙瑞雪认为:“人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心理的成长过程,而不是一个智力的成长过程,智力成长是附着在心理成长之上的。”这就告诉我们,儿童的心理成长和智力成长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要想发展儿童智力,首先要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如何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形成智力呢?儿童认识世界的第一步是感觉,让儿童感受事物,是心理成长和智力成长完美统一的重要途径。 儿童对触觉和视觉的感知 儿童从出生开始,最初是用嘴吸吮着母亲的乳头,口腔感觉到了乳头的软硬,感觉着乳汁的味道。他们能够吃食物以后,用口腔感觉着食物的软硬和食物的味道。他们随着手的发展,不停地用手抓东西,手感觉到了物体的软与硬、凉与热、粗糙与光滑。他们还不停地把东西放进嘴里,用嘴感觉物体的各种性质。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在“精神胚胎”的指导下,自然、有序地通过用眼睛、嘴巴、手、耳朵、鼻子等身体的各个部位感知各种东西的属性。他们在与物体或事物现象的互动过程中,反复多次地感知它,这样,他们的心理发展需要得到了满足,才会不断地成长。如果他的词汇没有发展,他们对各种各样的感觉不能够表达出来,那么,他们的感觉是模糊的、对物体的属性产生了模糊的认识。这时,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用恰当的词语表述他的感觉,那么儿童对这种感觉就有了明晰地认识,他们对这种物体的性质、对这种事物的现象就有了清晰地认识,他们的智力就随之产生了。 例如,有一个名叫团团的男孩,不到两周岁半,一天,他用一个圆柱体的小瓷杯喝牛奶,他喝完牛奶就把杯子放倒,在茶几上滚动着玩,非常开心。一用力,杯子滚落到地上摔碎了。妈妈告诉他:“杯子是用来喝水的,不能滚动着玩。”他大笑着说:“能滚动着玩,好玩。”他在滚动杯子的过程中通过触觉和视觉感受着圆柱体杯子的外在属性,满足了他心理发展的需要。妈妈的话里“滚动”一词给他模糊的感觉及时配了对,于是,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圆柱体杯子外在的能够滚动的属性,他以后再见到圆柱体的物体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物体能够滚动。这样,他的心理成长和智力的成长就达到了统一。 尊重儿童的经验感觉期 儿童教育专家孙瑞雪在《爱和自由》一书中说:“幼儿期是感觉经验开创期,创造经验感觉期,感受知识敏感期。这时,如果是从自己的经验得出结果,它就会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那是你自己的,如果是别人教你的东西,那是别人的感受经验,感觉经验是不能代替的!创意是不能教的。”这段话说明了儿童亲自感受对儿童心理成长和智力成长是多么的重要。在没有吃过苹果的时候,单凭别人说苹果是甜的,你能够感受到苹果真实的味道吗?不能。每个人想象出来的甜都不会一样,只有自己亲口尝一尝,才会感受到它是怎样的甜,才会认识到苹果的真正味道。例如,有一个叫宝宝的女孩,在刚满两周岁的时候,在一次坐白色车子的旅途中,她由于晕车呕吐了,这种感受对她的心理成长造成很大的伤害,直到她两周岁半的时候,她都不肯坐白色的车,不管别人说白色的车多么漂亮、坐着多么舒服,她都不相信,她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她说:“不做小白车,做小白车就吐。”这是她从自己的感觉中获得的经验,对白色车产生的认识。可见感觉经验对儿童心理成长和智力成长的影响非常重要。 注重儿童的心理成长 作为幼儿教育工作者,更要遵循儿童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注重儿童心理的成长,从而达到智力的成长。在幼儿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充分利用幼儿的感觉器官,让幼儿在对事物充分的感受过程中满足心理发展需要,对事物产生正确认识,形成概念,发展智力。比如,笔者在进行幼儿园中班物体沉浮的教学活动时,课前准备了充足的典型材料,准备几个装有水的试验器皿,把幼儿分成组,让每个幼儿都亲自动手实验,亲手把实验材料放进试验器皿中,亲眼观察哪些材料的物体在水中是沉下去的,哪些材料的物体在水中是浮在水面上的,幼儿在亲自动手操作活动中得出了正确的实验结果。这样,幼儿通过触觉触摸物体、通过视觉近距离地仔细观察物体的过程中,获得了正确的感受,在亲自感受中对不同材料的物体在水中的沉浮情况产生了正确的认识,形成概念,完成了自我心理成长和智力成长的统一。 事物作用于一个儿童的感觉器官,感觉器官把感受到的信息传递给大脑,大脑受到一定程度的刺激,做出反应,从而产生心理活动,形成一定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就被“实体化”了,成为了这个儿童内在的东西。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一系列的程序,只是别人用语言或者动作把某种事物或现象描述给他,那么这些事物或现象就不能被“实体化”,如同过眼烟云,瞬息即逝,留不下任何真实的痕迹,只是让他感到迷茫、模糊。儿童正处于认识事物的最佳敏感期,我们要尊重儿童认识事物的规律,放开儿童的手脚,给儿童创造适宜的环境,准备充足的安全材料,让儿童亲自充分感受事物,在对事物的感受过程中认识事物,积累经验,形成知识,发展智力,完成其心理成长和智力成长的统一。 心理成长论文:失学儿童、留守儿童在学校教育中的心理成长 摘 要 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选择外出打工,导致留守儿童、失学儿童的数量越来越多,很多留守儿童、失学儿童在教育、健康、心理等各方面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因此解决留守儿童、失学儿童的教育问题,促进其健康发展是当下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本文主要对留守儿童、失学儿童在学校教育中的心理成长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促进我国留守儿童、失学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 留守儿童 学校教育 心理成长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断深化改革,入城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并且这些农民工大多是孩子的父母,孩子只能留在农村,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儿童群体,这些留守儿童占据了我国农村儿童数量的四分之一,巨大的数量也导致了一些儿童失学。很多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因为缺少教育和父母的关爱导致性格和思想发生严重的扭曲。因此,学校教育在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的人生成长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对其心理的疏导是最为关键的部分。 1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通过对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的心理健康调查情况不难发现,因为缺少父母的爱护,心理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孤僻、胆小、封闭等心理障碍都是最为常见的,在众多的留守儿童中,心理能正常发展的不足一半,学习成绩也是不好,针对出现的种种心理问题,分析其中的原因,从而解决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 (1)缺少家长的关爱。大多数的外出打工的父母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很多都是一年才回家一次,在这样的情况下,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很难得到父母的关爱,平时也只是通过电话来进行联系,常年得不到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在情感少就比正常儿童缺失。没有了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呵护,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的情感极为脆弱,在学校对这种事情非常的敏感,遭到同龄的小朋友的嘲笑,久而久之形成了心理问题,思想上也是极为的消极,成绩一塌糊涂。 (2)长辈过于溺爱。一些留守儿童大多是由爷爷奶奶等进行照顾,这些长辈对孩子相当的溺爱,生怕孩子受到一丁点的委屈,父母的外出,对孩子的教育的责任就降落在长辈的身上,但是因为大多是孙子孙女,长辈只有疼爱,舍不得责备,这样就导致留守儿童的思想和心理出现一定的问题。再者,长辈的思想与现代的教育思想有着差异,很难对孩子进行合理有效的教育。没有了约束的小孩,就会在日常生活中胡作非为,做事仅仅考虑自己,以个人为中心,对待别人缺少宽容和理解。 (3)厌学心理比较严重。很多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对学习不感兴趣,认为学习是一件没有多大用处的事情,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众多大学生毕业就面临失业的情况,导致很多家长和长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就给孩子灌输一些学习无用论的思想,加上自己的父母没读多少书照样挣钱,就产生了厌学的思想,因此在学校学习中表现的心不在焉,对于学习也是极为不认真,导致学习成绩差,形成恶心循环。 2加强留守儿童、失学儿童学校心理教育的建议 (1)增加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虽然众多的父母都在外打工,但是并非所有的留守儿童都是出现心理问题,很多留守儿童在学习方面异常突出,生活条件和物质条件也并不是太好,但是却能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的生活和成长,他们的精神世界并不是一无所有的,在父母、亲人、老师等的关心帮助下,快乐的成长着,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和人生态度对其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关爱比任何物质上的奖励都重要,父母应该加强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增加回家的次数,这样才能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 (2)在学校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环境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学校,教师应该帮助一些留守儿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加对孩子的思想教育,在一些活动中,将一些留守儿童与正常的孩子和谐的调和到一起,让他们能一起快乐的成长。除此之外,社会各界的人士也应该为此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加强对失学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学习指导和思想教育,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关心和社会的温暖。 (3)选择恰当的教育方式。帮助失学儿童和留守儿童形成正确的心理,应该选择恰当的教育方式,很多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在生活中就存在一定的问题,自卑心理比较严重,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尽量减少批评的教育方式,选择爱心的教育方式往往能起到更好的效果。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辞,一些类似于不可救药等词语不可出现,这样的话语会严重损害失学儿童和留守儿童的自尊心。对于一些性格内向的学生,教师应该帮助其建立自信心,鼓励其在学习的路上继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失学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心理成长论文:个人心理成长与社会工作的关系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迁,社会工作不断地受到重视。最初对社会工作的迷茫无措到逐渐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从这几个方面分析阐述了个人心理成长与社会工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个人心理成长社会工作角色转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迁,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随之而来人们的观念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社会需求的变化,这也正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与此同时相对应的社会工作专业应运而生。尽管社会工作在中国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但是这些年的发展势头还是比较迅速的,同时也在不断受到重视。社会工作专业是一个崭新的专业,社会工作教育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着不成熟的因素,但是这正也需要我们每一个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去探索研究。 一、刚进大学时个人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识以及存在的现状 社会工作职业是一份高尚的职业,再加上社会工作专业是一门新兴的专业,很多人还不甚了解,对社会工作的理解只是停留在字面上。因此,毋庸置言,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对社会工作专业拥有浓厚兴趣的并不是很多,大多数学生是没有考取别的专业后才无奈的被调剂到这个专业的,对社会工作专业了解很少。这就导致了许多学生都是带着迷茫、困惑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来到这个专业。 一般院校在新生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只是进行专业导向工作训练,并没有正规的专业社会工作实习。首先,通过一个学期的历练,学生对大学生活渐渐熟悉,最原始的那种抱负和激情渐渐淡化,学习状态逐渐进入“疲劳期”;其次,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学生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开始逐渐了解,对社会工作的辛苦,特别是开始认识到了社会工作所选要帮助的对象都是弱势群体,这对于对大学报有浪漫幻想的不成熟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学生群体中出现这种心理现象不足为奇,在本质上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教育是带有虚幻色彩的理想主义教育,学生已经对此类教育形成了潜意识的抵触心理。即这种非具体化和表面化的解释使学生对社会工作专业不能够正确的认识,甚至曲解,严重的削弱了学生的专业兴趣和学习动力。 除此之外,大学生自身成长也面临很多问题,首先是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在自卑焦虑,缺乏自信和勇气,竞争意识差,有强烈的受挫失败感,孤傲,对他人的情感、意见、利益熟视无睹。其次是大学生的思想道德问题。主要表现在心态浮躁、安于现状和以自我为中心、社会公德意识薄弱、组织纪律性差、诚信与责任意识缺乏。再次是大学生的人际交往问题。主要表现在容纳能力偏低,片面追求只有志同道合的才是朋友、不愿与比自己优秀的人交往,自我封闭。这些对于体现助人核心的未来社会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解决自身的问题,成为了首要的解决目标。 二、后期在不断的实践中对社会工作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但是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专业见习的不断开展。很所学生对于社会工作专业也有了新的认识。经过大一一年的学习,学生的专业成长进入了滞涨和疲怠阶段,而此时正是见习实习即将开始之时。正是在专业见习中,学生学到了很多书本书中体会不到的知识和实践,激发了学习的兴趣,特别是社会工作实务以及个案工作的开展,不仅改变了他们对社会工作专业的狭隘理解,同时还丰富了他们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得学生对自身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举个例子来说,上次我们天成小学专业见习,刚开始每个同学都激情澎湃,信心满满的过去跟孩子们做活动,可是到了现实中才发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有多大。首先,我们没有从孩子们的角度考虑,只是按照我们惯常的思路来进行活动,导致最后场面很难控制,没有给孩子们带来真正实际性的意义。其次,从我们自身来说,挫败感特别强。因为活动的需要和老师的鼓励我们又再次前往这所小学见习,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前往我们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同时很好的解决了一些因为家庭环境因素自卑的孩子不合群的问题,这次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同时也得到了校方的肯定。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对自己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在活动中就将自己定位成了一个社会工作者,不仅给孩子带去了欢乐,同时我们自己也是受益匪浅,对专业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也是对社会工作核心理念“助人自助”的最好诠释。 三、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 总体而言,中国社工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缓慢到发展迅速的转变过程。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作用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从理论上看,社会工作价值观确定了社会工作专业使命或目标;从实践方面,社会工作价值观规定了社会工作者在实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时必需秉承的专业伦理标准。这两方面与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文关怀的内涵不断丰富拓展。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不仅能够肯定和尊重弱势者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丰富了社会工作者自身的内涵和修养,促进了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与之相对的个案工作,关注个体独特性,深入了解人的需要,帮助每一个人。而这点也正体现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目标指向是组成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个体,关注每个个体的需要,了解每个个体的心理,深入帮助每一个人更好地生存、发展。而就目前我们的专业知识来看,还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为一例成功的个案工作不仅需要人文关怀,更需要一些心理学知识和沟通交流技术。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有目的的小组活动和组员间的互动,帮助小组成员共同参与集体活动,从中获得小组经验,处理个人、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问题,恢复与发展社会功能,开发个人潜能,从而获得个人成长。小组工作方法正是创设群体互动环境,帮助个体和群体实现积极互动,从而实现对个体更好的帮助和关爱。 心理成长论文:儿童心理成长需要的关照 《夏洛的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群小动物以一座农场的谷仓为家快乐地生活着,这些小动物中有只小猪叫威尔伯,它与蜘蛛夏洛要好。农场主想要杀掉小猪威尔伯做熏肉火腿,消息一出,小猪威尔伯吓坏了。渺小的蜘蛛夏洛却向小猪威尔伯伸出了援救之手,它在威尔伯最绝望的时候说:“我救你!”并用蜘蛛丝在猪栏上方编织出了神奇的“网上文字”,被人类视为奇迹,这使得威尔伯最终在集市的大赛中赢得特别大奖和一个生活无忧的未来,成为一只看见冬天的雪的猪,彻底改变了它将被人宰割的厄运。但蜘蛛夏洛抽丝过度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小猪威尔伯又怀着感激之情,保护了蜘蛛夏洛孩子的顺利诞生。 作为儿童文学的典范之作,《夏洛的网》在这个简单而又曲折的故事中对儿童心理需要的充分关照,是它成功的关键所在。20世纪初,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出“在整个教育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的教育思想。这一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五四”时期的中国小学教育界及儿童文学领域,周作人、郑振铎等认为儿童文学应当“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满足儿童成长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社会变革带来的思想转变,儿童文学被定义为“适合于各年龄阶段儿童的心理特点、审美要求以及接受能力的,有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文学”。进入21世纪,儿童文学要“促进儿童的精神成长”,“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仍然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可见,在儿童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那就是对儿童心理成长需要的满足。《夏洛的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儿童的心理成长需要给予了关照与满足。 首先,生存的需要。 在《夏洛的网》中,儿童成长过程在威尔伯身上得以充分体现。威尔伯一生下来就是一头弱小的落脚猪。男主人担心养不活,与其浪费时间和饲料,不如杀掉它,这是小猪威尔伯生命开始后第一次面对生存的需要。善良的小女孩弗恩从父亲的斧头下将小猪威尔伯解救下来。女孩弗恩在解救小猪威尔伯时有这样一段让其父亲不得不放弃杀掉小猪的语言:“小猪生下来小,它自己也没办法,对不对?要是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很小很小,你也把我给杀了吗?”在小猪威尔伯面临着被他人剥夺生命权的不幸命运之时,小女孩弗恩毫不犹豫地拯救了它。侥幸摆脱厄运的小猪威尔伯在女孩弗恩的保护与照顾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有时弗恩把它抱在怀里,喂它奶喝;有时弗恩带它一起出去散步,走累了小猪威尔伯还能和洋娃娃一起睡在婴儿车里……在弗恩的关照下,小猪威尔伯一天一天长大,并且毫无生存的烦恼与忧虑,不用为生计奔波劳碌,每天就是吃着送到嘴边的美食,晒着太阳睡着大觉。威尔伯生存的需要暂时得到满足。 可是,成长的过程是充满挫折与变数的,当一天下午最老的那只羊走进谷仓告诉威尔伯“一到天气变得实在太冷时,几乎所有的猪年纪轻轻地就都被农民杀了”,它是注定要变成人们圣诞节餐桌上的熏肉火腿时,刚刚感受到生活甜美的威尔伯惊闻噩耗,怎能不产生强烈的求生欲望?它再一次面对生存的需要。对于生存的渴望使得威尔伯大声呼喊甚至呼号到:“我要活……谁来救我?”这一次是蜘蛛夏洛承诺一定救它:“你不会死。我救你。”朋友夏洛真诚的话语让小猪威尔伯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夏洛为了改变小猪威尔伯的命运,救下它,绞尽脑汁,尽其所能地织出“王牌猪”、“了不起”、“光彩照人”等词语来标榜小猪威尔伯,用以讨好人们。而威尔伯此时也尽力活得与自己的名声相衬,它的确表现得不同一般:全身雪白,耳朵和鼻子粉红,毛像丝一样光滑,举止文雅,会做各种高难度动作,包括连续翻好几个空心跟头……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人们更加喜欢它。夏洛编织的网上文字使威尔伯出名了,弗恩的舅舅霍默・朱克曼先生注意到小猪的可利用价值,要带小猪去集市参加一场比赛。在蜘蛛夏洛的帮助下,威尔伯获得了当地猪类评比特殊奖,从此拥有了安享天年的特殊待遇,也成为一只看见冬天的雪的猪。生存的需要得到彻底的满足。这与猪在现实世界里的生存状态是一致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其次,爱的需要。 爱是世界不变的永恒主题,先是小女孩弗恩用自己爱的方式小心地呵护照顾着小猪威尔伯。威尔伯在弗恩的关爱下生活得无忧无虑,威尔伯初生的这段舒心日子可以看作是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在父母的关爱下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是一个孩子得以健康成长的最基本的物质前提。弗恩是一个很有博爱之心的女孩,她拯救了一只小猪的生命,还无微不至地照顾它,给予它温暖,从而让威尔伯感到快乐与安全。她天天去看望威尔伯,喜欢有动物围在身边的感觉,甚至给它们读鹅下蛋的故事,还会经常画画展现动物们的生活。她整天和谷仓的动物们在一起,以至于妈妈怀疑她出了问题,委婉建议弗恩去找小伙伴玩,不要一个人老待在谷仓里,可是弗恩不以为然地反问道:“一个人?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那里,它们给我讲最棒的故事,让我开怀大笑,而我答应给它们念书。”她甚至不允许自己淘气的弟弟伤害谷仓里的任何动物,哪怕是一只蜘蛛。她天天与动物们为伴,活在心理医生所说的童年幻想中,在内心中她深深热爱这群动物,尤其怜爱小猪威尔伯,与动物们交流的童年难道不是很美好的吗?当她听说熏制室的秘密时,心中万分难过,当她看见夏洛一次又一次为威尔伯织就的神奇之网时,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她说服了霍莫叔叔让威尔伯参加博览会,通过获奖的方式拯救它。如果没有弗恩的纯真善良和博爱之心,威尔伯怎么会得以生存下来呢? 威尔伯生命中的第二个转折点是它被送往朱克曼家谷仓生活后,没有了弗恩对它的关照,它不得不独自面对孤独与寂寞。在《孤独》一章中,威尔伯的自我意识觉醒了,生存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但是这时候的威尔伯思想很稚嫩也很脆弱,它特别需要友情的慰藉,它感到孤独无助,它需要爱心的温暖,“威尔伯不要食物,它要爱。它要一个朋友――一个肯和它一起玩的朋友”,它尤其需要在身边能够有一个和它一起成长的朋友。对于威尔伯的这种心理状态,周围的其它小动物们都没在意,都只顾忙活着自己的事,没有一个能够来到它的身边帮助理解它、温暖它。小猪威尔伯既孤独又无助。是黑暗中的细小声音打破了威尔伯的寂寞:“你要一个朋友吗?我可以做你的朋友。”这是蜘蛛夏洛在和威尔伯打招呼。在自我世界的威尔伯不再满足于最原始的吃的欲望而是亟需朋友!蜘蛛夏洛的出现恰好满足了它这一欲望。威尔伯高兴起来,从此,威尔伯拥有了蜘蛛夏洛的友情,这令威尔伯的生活快乐起来。夏洛喜欢小猪威尔伯,在它孤独时陪伴它,夜深时哄它入睡,惊怕时安慰它。小猪威尔伯爱的需要得到满足,它与蜘蛛在谷仓里度过一段快乐幸福的日子。 当威尔伯第二次面对生存的危险时,它最初反应就是嚎啕大哭,夏洛提出要救它时,小猪仿佛在恐慌而害怕的自我内心世界里觅得了一株救命稻草。朋友夏洛就是威尔伯的“自我心理防御”工具。儿童阅读后,便联想离开母体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焦虑和压力。在脱离母体后儿童在心灵上最渴求的就是朋友。由于儿童从身体上和心理上都是弱者,忧虑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怕黑暗,怕怪物,怕父母把自己抛弃,担忧自己的安危…… 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对于友谊和爱的需要是无意识的,是机体自然的心理反应,当夏洛在蜘蛛网上先后织出“王牌猪、了不起、谦卑”字以后,人们误以为是神的旨意,遂把威尔伯当成了神猪供养,生存危机便彻底消除了。夏洛恪守承诺后也付出了生命代价,但留下了蜘蛛卵袋。此时的威尔伯已被夏洛的友爱之心深深打动,为了催促老鼠坦普尔顿把卵袋安全叼下来,小猪毅然决然地说道:“只要你把夏洛的卵袋拿下来,从今以后,当勒维给我喂食的时候,我一定让你先吃。我让你在食槽里爱吃什么挑什么吃,在你吃够之前,我绝不碰食物。”“吃得好”是生存的需要,为了回报夏洛至真至炙的友爱,它宁愿牺牲生存的欲望而做出成熟理智的爱的选择――把卵袋带回谷仓安全抚养。毋庸置疑,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播下了友爱的种子,它发芽成长最需的养料便是危难时朋友的“援助之手”,朋友无私地献出生命的爱的关照。威尔伯所达到的爱的境界被读者升华了,使儿童树立了高尚的人生观。儿童在阅读过程中和威尔伯一起经历了人格的升华,在心灵上得到强烈共鸣。 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不是也需要我们的关爱吗?只要我们也能像夏洛那样为他们编织一张“爱”的大网,他们也能像威尔伯一样熠熠发光,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意义。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不能缺少的就是爱。没有爱,他们就会像夜幕下迷途的羔羊,孤苦无依。他们需要我们用爱心去呵护。夏洛用生命编织的爱是无私、勇敢和真挚的爱。它用生命编织的这张网刻满了夏洛的真诚与高尚,彰显了夏洛高尚的心灵和爱的真谛:爱是单纯的,是真挚的,还是幸福的。但是,爱的真谛不是索取,是奉献。在孩子的幼小心灵中播下爱的种子,爱就会生根发芽,创造奇迹。一旦拥有了爱,生命就会更有意义,“爱”的主题也会延续一代又一代。 再次,生命价值与意义体现的需要。 一只蜘蛛,为了生存必须在一生中努力地织网捕捉食物,但夏洛不仅要用自己织出的网捕捉食物,还能够用自己织出的网帮助威尔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生命为小威尔伯赢取了生存的机会,见证了他们之间的宝贵友情,也见证了小蜘蛛夏洛勇于为友情牺牲自己的一切高尚情操。夏洛感激与威尔伯间的情谊,表明了它珍视友谊的品质,使得它区别于谷仓其他的动物而与众不同,在朋友小猪威尔伯需要自己的时候挺身而出,真诚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从而进一步提升自我生命的价值,达到体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最高境界。而小猪威尔伯因为有了和夏洛的这段友情,在它的帮助下,免于成为熏肉火腿,终于摆脱了宿命,健康成长,并找到了自己人生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最终独自承担起生活的重任,勇敢地挑起了照顾夏洛孩子的一份责任。 夏洛不是深刻睿智的哲人,但它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它的价值取向震动了我们人类的心灵。从夏洛的心灵成长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这只在仓房里织网的蜘蛛,在认识威尔伯之前就不满足于自己的生存状态,就盼望着除了捕食昆虫、吃饱喝足之外再发生些什么,夏洛选择了友谊。帮助可怜的小猪给夏洛带来精神上的充实、愉悦和满足。当拯救小猪成为生活在仓房里的动物们的集体行动时,夏洛又尝到了充当领袖的成就感。决定小猪命运的重要时刻来临,夏洛不顾自己即将产卵的疲惫的身体,陪着威尔伯来到集市,只因为“它也许需要我”。做一个别人需要的人,是自我生命价值体现的需要,亦是对生命的最后最高回报。夏洛在改变威尔伯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夏洛“衰竭”的时候,心情平静而幸福,它确信,它已经救了威尔伯的命,感到安宁,心满意足。它以完美的行动满足了源自内心的渴求:“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它完成了生命历程的重要蜕变,由一只普通的蜘蛛成为威尔伯“那么深情,那么忠诚,那么有本事”的朋友。 曾有一个小读者写信给怀特问:“你的童话故事是真的吗?”怀特去信回答:“不,他们是想象出来的故事,但是真的生活也不过是生活的一种罢了,一种想象里的生活也算一种生活。”怀特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感人至深且催人泪下的童话故事传达一个深邃的现实主义主题: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生存与爱是永恒不变的旋律,而自我生命价值的体现是最终的目的。 心理成长论文:美术鉴赏教学与高中生的心理成长 【摘要】心理学认为:身体、智力、情绪的协调,有幸福和成就感,在学习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是心理健康的标志。然而美术教学活动正是这一系列健康标准的体现过程。因此美术教育对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具有其独特的作用和不可替代的优势。那么如何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是我们美术教育工作者值得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美术教育心理调节心理健康教育艺术修养 在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崭新的世纪,它要求学校所培养的跨世纪的一代新人,不仅需要有健康的体魄,而且更需要有健康的心理。我们的美术教育比较重视对学生进行美术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而忽略了美术的心理疏导及美术的心理教育作用。美术作为美育的主要途径,美术教育及美术作品能够提高学生审美能力,陶冶其良好的情操,有利于学生健康心理的培养,使一些不良的心理得到疏导与治疗。为此,充分挖掘美术包含的丰富的心理教育因素,发挥美术教学的心理教育功能,是我们每个美术教师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 一、从一则美术教学案例说起 梵高把艺术创作看作表现其个人主观情感的重要手段,而不是简单地对现实的模仿,因此,他的作品往往色彩明亮、笔触奔放,整个画面如同火焰般灼人。仔细反思学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为,可以发现这是与高中生的心理发育水平有着密切关系的。我们必须明白,美术作品虽然有其客观的艺术价值,但是其鉴赏确实是一个高度依赖鉴赏个体个性的过程,如果忽视高中生这个群体的心理发育水平和生活经验,而单纯从美术作品本身去介绍,就难以收到预想的教学效果。 二、从学生在美术鉴赏课中的行为表现了解其心理状态 高中课堂教学简单地看起来是一个孤立的、几乎完全由老师主导的教学活动,但由于美术鉴赏课的互动性质,导致教学过程和效果容易受到学生的心理和智力发展水平的影响。 1.逆反心理。 从学生的心理资料上看,学生的逆反心理是一种青春期心理发育的常见特点,特别是在正统的思维定势的教育模式下,在高压单向式教学体系中最容易诱发学生的这种心态。对此,若教师一味抓课堂纪律,那互动教学就难以继续,由此,导致课堂教学效果大受影响。 2.教学要求与学生心理不匹配。 美术鉴赏是一个需要高度的知识和修养才能进行的艺术活动。仍以梵高的作品为例,其实在梵高在世的时候,当时的人们,包括美术界、艺术界精英们,没有人承认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否则也不存在梵高的人生悲剧了。但是他死后,其作品却被社会所接受,并广受赞誉。可见,对艺术作品的鉴赏绝不是对绘画技法的科学鉴定,而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价值趋向发展而变迁的,这也是人类艺术活动发展的动力之源,当然也是美术鉴赏课所要传递给学生的重要信息之一。 3.对非主流课程的放松心理。 由于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应试教育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改变是教师们必须面对的事实。高中学生就像要进入战场的战士,心理承受着连成年人都不愿承受的压力。因此,作为非高考课程类的美术课,就成为学生感到最为放松的课程之一。所谓放松心态,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不重视,上课听着玩玩,不打算参与互动教学,甚至有的学生在课上补习其他主课没有完成的功课;二是进行“自我心理放松治疗”,虽然主动参与互动教学,但是课上故意或明或暗地对着来,有机会就搞笑一下。 三、改进美术鉴赏教学的几点策略 笔者认为,高中美术教学应当采取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鉴赏教育形式,来改进现在的标准化倾向传统教学法。其具体内容主要有三点: 1.尊重学生要求独立的心理需求。 所谓尊重,首先就是不强求。在教学上就是不强求学生一定要接受某某权威或书本的观点,本来美术鉴赏就是一门建立在高度的个人感受基础之上的,与鉴赏者的经验和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直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和看法。如果直接拿出来让学生品评,就会适得其反。但若首先拿一幅儿童作品让学生鉴赏一下,他们很快就会被儿童纯真的心态所感动,了解儿童们是用“心”在作画,而不仅仅是眼睛。 2.直面可能诱发学生逆反心理的话题。 在美术鉴赏教学中,要事先对可能诱发学生逆反心理或恶搞心态的作品有所准备,要采取直接面对的做法,而不是抱以回避的心态。例如,介绍古典希腊雕塑作品时,面对众多的裸体表现形式,中国学生肯定会有所反应。在上课时采取直接切入的方法,课堂效果就会改进很多。例如,首先就探讨“为什么中国人面对裸体艺术不太适应”的话题,由于首先点破这个问题,大家都不再遮遮掩掩,一举搞清“海洋文明”和“黄河文明”的差异性以及艺术表现的差异性,接下来,对古希腊雕塑作品的鉴赏就会进行得比较顺利,想“恶搞”的学生也失去了着力点。 3.采取“轻松”的教学方法。 美术鉴赏课是一门非高考主流课程,那就不能按照主流课程的教学模式来教学。学生既然要放松,若教师想通过强制方式来改进,不仅学生不买账,就连学校各方面也不支持。既然学生抱着放松心态,美术教学就必须利用这种心态,采取“轻松”的教学方法,当然,这里所谓的“轻松”,不是不负责任地“放鸭子”教学,而是花更多时间研究如何利用学生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力来进行美术鉴赏活动。 四,采用多元评价凸显个性心理 评价学生美术作业优劣的标准应建立在对学生身心发展的认识基础上,每个学生都有较为丰富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在评价时应考虑每个学生的个性、情感、态度、习惯、学习方式等的差异性,采取多元性的评价。在色彩教学中,有些教师认为:学生作画选用的色彩越鲜艳越好。其实色彩折射的可能是学生的性格和兴趣。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孩子的个性的发展,应给孩子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将自己的情感跃然纸上,使得他们良好的个性心理得以充分的发挥。 总而言之,要有效地开展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活动,不能仅仅局限在课堂本身教学方法的研究上,还要理解和照顾到课堂之外的学生心理发展水平以及中国教育的现实条件。如果对之进行仔细地分析和研究,就可以化为促进美术教学的推动力。用艺术的甘露滋润学生的心田,能用美的熏陶塑造学生健康的心理。 心理成长论文:浅议家庭文化建设中已婚女性的心理成长 在家庭文化建设中,已婚女性的主导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而一个女性能否推动婚姻家庭向幸福、美满、和谐方向发展,取决于她是否具备了良好的人格特征。女性若能在婚姻历练中自觉地成长,通过学习爱自己、学习给予,尊重家人……不断地学习来做好自己,便有助于她心理的成熟和人格的完善,使其能够智慧地引领婚姻家庭走向美好的未来。 女性心理 家庭文化 心理成长 爱自己 目前,我们的家庭文化建设存在诸多问题,而这其中,多数婚姻的女主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因为女性在家庭中不容置疑的主导作用决定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巨大影响力,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家庭是否幸福、和谐,是否积极向上。所以,每一个珍爱自己婚姻的女性如何在婚姻中主动地成长对婚姻家庭文化建设,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高国民素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心理成长的含义及其作用 在基础心理学中,认知、情绪情感和意志是以过程的形式存在的,它们要经历发生、发展和结束的不同阶段,属于心理过程。需要和动机,能力、气质和性格,是人格的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人格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心理过程表现出来的。心理既是脑的机能,又受社会的制约,是自然和社会相结合的产物。我们的心理在随着生理机能的不断完善并与自然、社会密切接触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变化:由简单到丰富、由稚嫩到成熟,人的心理所经历的这一过程便是心理成长。客观事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才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不同的行为习惯和不同的性格。改变思想,就能改变行为。 二、已婚女性心理成长的必要性 1.没有心理的成长就无从完善人格 女性良好的人格有益于家庭文化的建设,然而人格的完善需要经历复杂而漫长的心理成长过程。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要经历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的成长,心理学研究人员认为生理的成熟所需时间可能在25岁以后,而且“生理成熟心理才会成熟”,而我们的心理成熟却可能需要更长乃至终其一生的时间。我国法定结婚年龄规定: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事实上,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实际婚龄差距是很大的,超过25岁的也大有人在。可见,当我们走进婚姻时,我们的生理已经成长成熟或接近成熟,而很多人的心理还远不够成熟,这就意味着女性心理成长还需要在婚后继续进行。 2.女性需要克服个性中潜伏的危险 女性个性中的弱点,在不经意中就有威胁婚姻的危险。因为女性的“感性”很容易因敏感而多疑,其“柔弱”很容易因没有主见而懦弱,其“单纯”也很容易没有内涵而无知……女性一旦多疑、懦弱、无知,内心就会缺乏充实感、安全感,丧失独立性。婚姻无意中揭开了女性的性格面纱,将其性格中潜伏的弱点暴露出来。很多女性走进婚姻就是这样,婚前温柔娴淑可爱的“淑女”形象被“母老虎”“泼妇”形象取而代之,丈夫与之难以沟通、情感上难以接受。女性要做到始终如一地温柔、可爱、贤淑,将个性中的感性、柔弱发挥到恰到好处,就需要女性充实自我,内外兼修以避免性格中的危险。 3.女性心理成长是现实的需要 数据1:2011年中国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离婚率连续7年递增。统计数据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离婚人数和离婚率持续上升,近5年来增速明显,增幅高达7.65%。去年,全国120多万对夫妻喜结连理的同时,196万多对夫妇劳燕分飞。数据2:1990~1995年,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率为5.85%比1989年以前高0.5%;1996~2000年,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率为8.64%比1996年以前高3.21%;2001~2008年,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率为10.73%比2001年以前高2.1%。 如此高离婚率的原因是什么?逐年攀升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率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很多,而不可回避的是夫妻、父母心理的不成熟现象,致使很多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僵化,难以沟通。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陈一筠指出,多数夫妻没有岗前和岗位培训,缺乏现代婚姻家庭观念和技能的指导,不能很好地胜任各自角色。孙云晓说:“层出不穷的青少年问题,追根溯源都是家庭问题。”于是不合格的夫妻制造了不幸的婚姻,不合格的父母制造了孩子的不幸,他们也都制造了家庭问题。 三、已婚女性心理成长的必要条件 首先,已婚女性心理的成长需要主动性。主动的心理成长可以调动女性经营婚姻的主观能动性,为女性面临婚姻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好心理准备,使女性对婚姻中出现的各种预想之外的变化能够以沉着冷静之心去面对,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本性能改”靠的就是主动的心理成长,有意识的主动成长,才能使人从问题中深刻反省自我,发现个人不足,改变错误认知,达到人格的完善。女性有意识的成长也旨在做婚姻的主人,将婚姻引向正确方向。 其次,女性应当珍爱婚姻。每一桩婚姻都有它理想的状态,幸福或不幸并不是一开始就注定的,它的理想状态是否能够出现,决定于婚姻中人的经营状况。如果婚姻出现危机信号,如恋爱时的激情退却、生活趋于平淡、磕磕绊绊多起来、夫妻对婚姻的热情减少时她若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没有绝对好的婚姻,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婚姻,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婚姻更多的是付出,而不是依赖与索取……那么这些信念就能够激发自己对婚姻的责任感,避免她停留在对婚姻不切实际的幻想上。女性有了这样的责任感,就有了经营婚姻的主动性。 四、已婚女性完成心理成长的路径选择 1.学会爱自己 爱自己的人往往自我评价高,自信心足,能够悦纳自己,这样的人内心也容易平和。只有爱自己的人,才有拥有主宰自己的能力,才能为自己营造属于自己自由呼吸的心灵空间。这样的女性在婚姻里的心灵是自由的,她的心情是舒畅的。她因为爱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有滋有味、富有情趣,也能为家人创造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她懂得家人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懂得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她因为爱自己而能够更好地爱家人。所以走进婚姻的女性,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了“爱自己”,婚前不懂爱自己的女性需要学会爱自己,婚前懂得爱自己的不能丢掉对自己的爱。“爱自己,你便可以从伴侣身上发现自己内心的弱点并让彼此都获得克服弱点的能力;爱自己,你就能将婚姻变为医治精神伤痛的场所,让自己治愈自己并实现与伴侣间平和健康的沟通;爱自己,你就能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并通过自身树立的榜样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正美好和睦的家庭。” 2.学会尊重家人、理解家人、宽容家人、欣赏家人 一个家庭,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是家庭成员间发生碰撞的根源。比如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不同辈分之间,因为出生不同、从小的教养不同、经历不同而生出的观念的不一致就很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冲突。信任、接纳、平等、真诚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心灵相通的前提,尊重家人意味着对家人完全的接纳和信任,把家人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能够保护其个人隐私,以真诚之心待之。做到这一点,就能避免与家人在心理上产生对峙,在彼此间搭建一个良好的关系平台。理解家人则是在尊重的基础上对和自己个性不相投、观念不一致的家人能够不反对、不支持,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让自己以平和之心对待其不理性的言语或作为,只有在尊重、理解的基础上才能避免矛盾升级,实现和家人良好的沟通。宽容家人,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得失,让家人之间的争斗更加严重,因为计较越多感情就越淡漠。宽容家人是以尊重、理解家人为基础的,做不到尊重与理解就难以有宽容之心。欣赏家人则是真诚地、发自内心地对家人予以肯定并赞扬,对家人投以认同、喜欢的态度。它让欣赏者与被欣赏者都会有愉悦的感受,被欣赏者更能在被欣赏中获得积极、自信的体验。作为妻子应该看到丈夫身上的优点,才有益于夫妻的亲密关系;作为母亲也应该看到孩子身上的优点,才有益于培养孩子的自信。 3.培养独立自信、积极乐观、幽默的品质 要成为一个成熟女性,最重要的是独立自信。女性的天性是柔弱的,但是已婚女性培养独立自信,就要从骨子里打消对丈夫过度的依赖性,踏踏实实地做自己,在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里尽量地发展自己,尽量独立完成自己可以完成的事,还要有敢于挑战自己的精神和不怕失败的勇气。积极乐观,是我们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的品质,是我们遇到困难能够坚持不懈、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动力。女性走进婚姻,可以通过改变过去片面、消极的认知模式,正面、积极地认识事物,阳光思考来培养乐观的品质。幽默感是一种捕捉生活中乖谬现象的敏感力,更是一种智慧,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也是其不断开发的潜能。能够学会幽默,有利于我们家庭的和谐关系。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的母亲,能够在孩子的成长中培养他的幽默感,无论是对孩子的情商还是智商的提高都具有促进作用;如果能够在婚姻中巧妙地使用幽默,那么很多家庭矛盾就会轻松化解。已婚女性可以在生活中多关注幽默资料,积累幽默故事,并与家人分享,以此培养幽默感,应用幽默,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让全家受益。 4.不断地学习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知识和人才不断淘汰更新的过程中,竞争压力日益严重,如果一个人不学习,那么他的竞争能力和心理素质都会逐渐弱化。婚姻也是一门学问,如果不学习就会变成门外汉,对婚姻问题就会因无知而束手无策。所以一个女性婚后想要轻松面对社会压力与家庭问题,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学习来提高个人业务能力、社会能力和心理能力。对已婚女性的心理成长来说,不断地学习是提高婚姻生活质量的途径之一。作为情感细腻、敏感的女性,在婚姻情感中起着主导作用,如何实现与丈夫良好的沟通、如何使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如何增加自己的吸引力,怎样对待家人,怎样做最好的自己,这些都是需要主动学习的。 五、结语 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更是爱情的升华,怎样促进婚姻家庭文化建设,获得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离不开女性在心理上的主动成长,女性人格的完善过程便是婚姻家庭文化不断优化的过程,婚姻的质量和幸福指数也会随之提升。愿婚姻中的女性朋友们都能够在婚姻中主动成长、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做一个能够掌控个人情绪、情感、意志行为的个性良好的女性来发挥女性特有的优势,为自己、为家人营造幸福、美满、和谐的家庭生活。 心理成长论文:读懂外来务工子女的“心理成长” 案例回放:小霞,女,个子不高,聪明伶俐,学习成绩中等。小霞是刚从周边的民办学校转进来的插班学生,在班中不惹事、不吭声,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小说。刚开始觉得这个小孩不错,布置的作业很快就能完成,很爱看书,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尽管作业中有一些小错误,但老师们都很喜欢她。去她家里家访时,我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她父母离异,母亲带着孩子在这里打工,家庭条件不好,母亲的管教比较欠缺,生活不容易,母亲很担心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我积极地鼓励她,这个小孩爱看书,反应快,好好努力,将来会很出色的。 慢慢地,问题出现了:到学期中期,我发现她只看言情小说,爱打扮,经常戴耳钉和手链,而学校规定是不准戴的,她却总是戴着到学校来。不太喜欢参与班级里的活动。经常上学迟到或者不来上学,学习成绩下降了许多。有一次母亲打电话来说,女儿在家不听话,她动手打了女儿,结果女儿一气之下跑出去,到晚上很晚都没回来,最后是镇上的联防队深夜在一个角落里找到她并带回家的。 案例分析:高中学生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有朝气、精力充沛、有好奇心,但是情绪带有很大的冲动性和不稳定性。又由于高中学生处于青春期,随着身体的变化,心理上也出现了从以前绝对服从教师和家长的教育到反抗成人权威的变化,这些都是中学生的“逆反”心理在作怪。学生的这种“逆反”心理一旦形成了,就会产生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时间长了还有可能使矛盾激化。 小霞的自尊心比较强,接受不了妈妈的批评教育。当妈妈打了自己之后,小霞出现了自主逆反心理,深夜一个人跑出去不愿意回来。所谓“自主逆反”是指处在独立自主意识迅速发展期的中小学生,强烈地要求成人予以尊重,给他们以独立、自由支配自己的权利。如果家长在教育孩子时,过分对孩子进行控制,使之感到自己的行动自由受到威胁,这时他们就有可能拒绝本来愿意去办的事,甚至故意去做与要求相反的事。 干预措施: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做了以下努力: 第一,与该学生沟通,了解情况。从小霞那里了解到,小霞的妈妈由于爱女心切,总是怀疑她胡思乱想,经常翻看她的书包,看到有男生名字的作业本就怀疑是她们谈朋友,有小纸条就以为是某人写的,没有耐心和她谈心、引导,经常就是直接骂和吵,工作中有不顺心的情绪也会带到家里来,没有鼓励和尊重,也没有让小霞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我引导她把注意力多放在学习上,对学习成绩要有更高的追求,不能只满足于现状,不能只跟班里的同学比,要向年级里更优秀的同学看齐。我能够理解她在这个年龄段的想法,但要注意对自己来说在学校里好好学习才是重要的。经过多次沟通之后,小霞也把心里的很多想法和不愉快告诉我,很真诚,很信任我。 第二,经常当众表扬,帮助她树立信心。在班级里经常当众表扬她爱看书和爱学习,是很多同学的榜样。多安排她为班级做事,鼓励她参与到班级活动中。在平时的学习中多挖掘和放大她身上的优点,让她感受到自己每天在不断地取得进步,从而在学习上树立了自信心。慢慢地,小霞开始摆脱言情小说,喜欢上了学校的课程。我在平时的班级活动中经常创造一些机会,让小霞去展示自我,让她慢慢地融入班级集体的生活中,让她感受到了班级上每一个同学都在关心和帮助她。 第三,与该生周围学生沟通,鼓励生生帮助。和她的一个好朋友谈心,希望她多关心和帮助她,有什么事情一起活动,有什么心事可以互相分享。为了不让她去网吧玩,甚至同意她俩每周可以到老师办公室的电脑上玩一会,我也注意引导她俩关注网上健康有益的东西。下载与学习有关的资料,还可以促进她们的学习,从而达到帮助小霞在心理和学习上双重进步。 第四,与该生妈妈沟通,改变家庭教育方式。经过多次家访,和她母亲沟通,发现母亲在教育孩子上确实有一些问题。小霞看言情小说,心理越陷越深,脑子里整天充斥着不切实际的瞎想。而母亲经常上夜班不在家,小霞一个人由于没有家长管教,晚上看小说看到很晚,或者用手机QQ跟陌生人聊到很晚。有时拿家里的钱去网吧玩好长时间。对于小霞这样的行为习惯,小霞的妈妈很着急,又不知如何去处理这样的情况,所以非常生气,甚至一时冲动打了小霞。 我和小霞妈妈多次沟通,探讨合理的家庭教育方式。因为小霞正是青春叛逆期,家庭情况也特殊,更应该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鼓励比批评和打骂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案例反思:青少年的“逆反”心理是高中生成长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问题,具有两面性。充分利用“逆反”心理中的积极因素、消除“逆反”心理的不良因素需要教师和家庭形成合力,构建和谐共赢的关系。 经过以上的一些努力,我发现小霞慢慢地变好了,脸上的笑容多了,上学不迟到,不旷课了,课余时间多在做题或者和同学讨论,也积极参加班里的活动,发挥她的优势,为班级活动出谋划策。她的妈妈也很赞同我的观点,对她的教育方式也有很大的转变。家里欢声笑语越来越多,越来越和谐。我心里感到很高兴。在我这些年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类似这样的例子也很多。老师要掌握很多心理学知识,更科学、更合理地教育学生,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江苏马塘中学) 心理成长论文:浅谈学校环境对学生心理成长的影响 【摘 要】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决定着一个人事业的成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关系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区分学校环境对于学生心理成长的影响,然后分别采取措施,对于建设有利于学生心理成长的学校环境至关重要。 【关键词】心理健康 物理环境 人文环境 校园文化 教育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渗透的,是润物无声的。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把德育的意图隐藏起来,是教育艺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良好的学校环境就是一个润物无声的德育场,能给学生的校园生活带来愉快、乐趣、活力和希望,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激发学生形成爱学校、爱生活、爱人民的道德情感,促使学生奋发向上。 学校环境大体上可以分为人文环境和物理环境,对学生身心健康有着各自不同的影响,我们分开叙述: 一、物理环境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学校的物理环境一般指学校的硬件设施,包括校园建筑、公共设施、教学环境和生活环境等。 学校的绿化、美化等因素对学生心理发展起到相当的作用。比方说:整洁干净的校园使学生容易产生“完形”(班杜拉的理论)的需要,名人画像、名言警句、艺术作品、雕塑作品能让学生陶冶情操;小桥、流水、绿草、鲜花等自然风景能让学生在学习劳累之余,领略大自然的美,展开丰富的想象。从而保证学生身心舒适,不至于感到环境的压抑,同时也开阔了视野,净化了心灵,消除了紧张的学习带来的一些不良的影响。 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和成长,最有利于直接经验的获得,也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良好的教学设施、足够的活动场地,才能确保学生按自己的兴趣去参与、体会和发现,去和其他学生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并在交际中体验成功,树立自信,完成情感学习,逐渐形成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进而避免消极情绪和行为的产生。 二、人文环境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 人文环境包括师生关系、校园风气、文化制度、社区环境等方面,学校的人文环境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同样有着重大影响,其具体表现在学校及周边的氛围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学校的氛围是影响学生心理和生理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与校园文化、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创新意识及教学水平密不可分,也与社会、家庭对学校的支持、配合息息相关。 1. 校园文化对于学生心理健康有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它是以师生员工为主体,以校园的管理文化、课堂文化和课外文化为主要内容,以校园为主要平台,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校园文化如同一个人的气质修养,它是一所学校思想文化内涵的最直接的表现,是一所学校的“精、气、神”。校园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学校,它潜移默化的熏陶、感染学校的每一位师生,它能够增强师生对学校的认同感,进而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广大学生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反应,表现出形形色色的心理现象,其中,大部分心理现象是积极健康的,也是我们期望出现的。积极健康的心理现象能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引导学生奋发向上;在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中,还可能产生一些负面的心理现象,对学生的成长成才产生干扰和冲击。它们的存在不仅可以破坏群体的凝聚力,也可以削弱自己和他人追求进步的积极性,影响校园文化建设的效果。 2. 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也是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尤其是模仿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指出的:教师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要求教师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2010年,北师大珠海附中出现教师殴打学生的现象,其视频一度在网络快速传播;而近期珠海湾仔镇鸿景小学8岁小学生因数学考试不理想被老师打了20多竹棍……类似事件常见于媒体,虽然,这些老师的行为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和谴责,同时,他们也受到了一定的严肃处理,但是,这些孩子心里留下的创伤却是终生难以弥补的。另外,当一个学校出现了上述情形,在很长的时间内,其他的学生会同样恐惧,情绪也就难以稳定下来。很多青少年犯罪的案例也告诉我们,学生时代,老师的过失更容易促使其自暴自弃,促使其日后走上犯罪的道路。 教师的情绪变化,同样会影响到学生的情绪波动。如果教师们整天沉着脸,动不动就呵斥学生,那么,学校、班级将被笼罩在压抑的气氛之中,学生就会生活在一种机械的、缺乏活力与互动、缺乏情感交流的气氛之中,久而久之,学生的心理会扭曲,情绪会不稳,甚至暴怒、焦虑、抑郁,攻击别人,对社会的认知、情感也会渐渐淡化,不利于健康心理的形成。可见,教师的笑脸、爱心、诚信,以及教师的激情教育是形成学生良好心理的催化剂。 3. 外围文化环境也是影响着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之一 社会文化、社区、家庭是学校的外围文化环境。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在学校中的反映,社会文化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校园文化的变化和发展,因此,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不是封闭的、静态的,校园文化必须主动地去选择社会文化,只有这样,校园文化才能形成正确、健康的环境,并对学生时刻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当前流行的港台武打片,经常会出现打打杀杀等暴力场面,也会不经意间被青少年模仿,《逃学威龙》中的坏分子更被少数同学视为英雄,2012年,针对学生的砍人事件也对学生的心理造成巨大影响和冲击,这些社会因素显然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必须正确引导。而社区环境也严重影响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孟母三迁择邻处,以及当前学区房的热炒,也是人们认识到社区对孩子的影响意义重大。在外围文化环境中,对孩子的心理成长起到关键作用的,当属家庭因素,不当的教养方式、管教态度,日益疏远的亲子关系,冷漠的家庭气氛,无一不对学生的心灵造成伤害,而且在孩子将来的成长过程中会体现得越来越显著,这些表明家庭因素对学生心理的影响更是意义重大。 三、采取有力措施,搞好学校环境建设,为学生心理健康成长提供有力的保障 1. 加强校园硬件建设,创造高标准的适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现代学校 校园硬件建设是学生心理成长的物理环境。学校的整体规划应从美学的角度去布局,尽可能远离环境和噪声的污染,保证空气的清新,搞好绿化、美化,烘托出一种和谐的校园氛围,同时做好活动场地、教学场地的配套建设,为学生提供获取现代信息技术、艺术活动、体育锻炼、科学实验、劳动实践的物质环境。当然,我们的校园硬件建设目前仍然需要资金的保证和社会的重视。 2. 注重校园文化建设,传承优秀传统 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综合实力的反映。校园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就在于创建一种氛围,以陶冶学生的情操,构筑健康的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因此,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发挥学校师生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构筑全员共建的校园文化体系。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彰显着校园文化的特性,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到现代文明的传播,从校园内涵文化的建设到校园外显文化的营造,从静态文化的加强到动态文化的生成,逐渐形成深厚的校园文化积淀,从而极大地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 当然,校园文化建设必须针对学生的心理采取措施,例如,制度文化建设要贴近人的需求,做到以人为本,避免出现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规定,使各项措施更加有利于促进符合预期行为的产生,避免不良行为的蔓延和发展。只有重视学生心理现象分析,才能对不健康的校园心理进行调适,使措施更有前瞻性、针对性,更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为此,我们应该思考开展什么样的校园活动,建立什么样的社团组织,设立什么样的榜样、典型,提倡什么样的理想和信仰等等,并做到既合理引导,又不会管控过严以致缺乏活力。这些,都要求我们对校园文化中的心理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便把握好管理的“火候”。 3. 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引导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首先,教师应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老师要用自己的爱去哺育学生,要善待学生。只有爱学生,以真诚换取真诚,建立相对平等的师生关系,你才能博得学生的敬重,赢得学生的信任,这样,学生才会专心学习,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心理品质。因而,作为学校,应让每位教师相信“师爱作用”,相信“亲其师信其道”,把无私的爱献给学生,用自己博大的情怀,去感染学生。并时刻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以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爱的温暖。 其次,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教学时,教师应汲取现代教育理论的精华,充分考虑到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点,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借助多媒体等信息技术,有效地组织教学。教学中,应注意结合学生感兴趣的活动,使学生获得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机会,以建立合作、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用鼓励性的语言,让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获取成就感和自信心,为今后的社会交往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协调统一外部文化环境,以达成教育目标 学校应协调好与社会、家庭的关系,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离开了社会、家庭的合作,学校教育寸步难行。 作为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和责任人――家庭,学校应与他们密切合作,通过教师家访、家长校访、召开家长会、家教经验交流会等途径优化家庭教育环境。学校应适时召开家长会,创办家长学校,促进沟通和协作,才能使教育富有成效,加快对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 而在优化校园社区环境方面,我认为应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学校要加强对社区文化的研究,在学校教育中充分利用其积极因素,避免消极因素;另一方面,学校要与社区有关部门建立密切联系,争取他们支持和参与学校的各种教育工作。 综上,加强学校、家庭、社会三维教育网络的建设,协调统一好外部文化环境,才能使我们的学校教育事半功倍。 结论 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决定着一个人事业的成败。学校应当重视人文环境和物理环境的平衡和协调,整合各种资源,优化教育环境,努力构建优美、和谐的学校环境,给学生们一个稳定、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促进孩子们身心健康,为孩子们的幸福人生打下坚实的心理基础。 心理成长论文:从女性心理成长的角度解读多丽丝·莱辛《另外那个女人》 【摘要】《另外那个女人》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一篇中篇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位个性坚强,冷静睿智的主人公柔斯。她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下,一边与生活的艰辛和战争的恐惧作斗争,同时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与悲戚。在诸多的困难中,她都以超人的意志勇敢地面对,通过经历各种社会和情感磨难,她终于在心理上找到了自我,实现了自我心理完善。本文拟从成长小说的心理角度,结合作品进行文本细读,通过柔斯的自我心理成长历程,探讨她实现自我心理完善的过程。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 《另外那个女人》 心理成长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以其独特敏感的女性视角和大胆犀利的批判精神, 对不同群体女性的生存状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索,并对当代西方女性的独立自由问题表达了鲜明独特的观点,由此被不少学者冠以“女权主义者”的称号。她的作品备受各国专家学者关注。在以往对《另外那个女人》的研究中,有王丽婧,陈可培从女权主义观点的《超越女权》;张晓敏以女性主义观点的《的女性主义叙事研究》和《莱辛小说中柔丝的圆型人物构建》;黄春燕的《莱辛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和技巧――以为例》;刘雪琪的《两性生命位置的价值对立――中男女主人公形象解读》; 万丽君的《寻找自我与远离“被他者化”――读多丽丝・莱辛》等。 而笔者认为多丽丝・莱辛的《另外那个女人》,其实还是一篇完善自我,实现自我心理成长超越的成长小说。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柔斯在各种遭遇和经历过后,主人公的思想和性格得到发展,在克服挫折中成熟了起来。本文拟从成长小说的心理角度,通过柔斯的自我心理成长历程,探讨她如何实现自我心理完善的成长图景。 多丽丝・莱辛撰写有大量的不同群体女性的文学作品,《另外那个女人》描述的是一个教育程度不高、收入水平低的中下阶层女性。小说中的主人公柔斯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下,一边与生活的艰辛和战争的恐惧作斗争,同时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与悲戚。她继承了莱辛笔下女性独立坚强,冷静睿智的性格特征:面对母亲的事故,她镇定沉着;与相恋三年的男友乔治分手,她低调潇洒。面对战争疑云以及人们的恐惧,她隐忍持家。最后父亲在空袭中的逝世,这给神经紧绷她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此时,虽然吉米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将柔斯从摇摇欲坠的地下室救出,并希望她能从悲痛欲绝的心灵桎梏中走出来。然而,在与吉米的交往中,尽管得知自己成为破坏别人家庭的一个女人而生活在不安中,但是,她依然处处以一个勇敢者的身份面对生活。对于过去几年的种种不幸,她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不仅没有低落,反而在认识上有了飞跃,心理状态也步入了成熟。当最后她发现吉米早在三年前已与前妻离婚,她根本不是第三者时,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虚伪,软弱,不负责的吉米,勇敢地与吉米的前妻皮尔逊太太一到踏入了属于她们的崭新的生活天地。 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成长也是成长小说的重要层面。主人公的心理成长也和身体成长一样,也具有鲜明的“生成”意味。成长的心理要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首先是镜像阶段,这是拉康主体构建过程理论中的第一个功能性阶段,又称“前语言期”,是主体“自我”形成一个重要时期。这期间成长主题的心理构建面临着作为‘小他者’的母亲的情感干扰和心理压力。无论是‘母亲的儿子’还是‘母亲的女儿’都因对母亲镜像既抗争又认同的两难而陷入心理成长的焦虑,甚至表现出神经质的心理症候。不可否认,母亲镜像对于成长主人公的心理成长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心理成长对母亲镜像的辨识与想象性认同共有三个方面:一是抗争式的母亲镜像认同;二是精神同盟式的母亲镜像认同;三是仰望式母亲镜像认同。而《另外那个女人》中主人公柔斯的心理成长的镜像阶段属于抗争式的母亲镜像认同。抗争式的母亲镜像认同就是成长主人公把对母亲的抗争和叛逆作为寻找自我的起点。在小说的一开始,柔斯在得知她母亲去世的消息,她不仅没有表现出悲痛与伤感,而且是如此的冷静,这使的那位警察都觉得不可思议。柔斯想到的不是马上通知她父亲和男友,而是想到今后照顾父亲的责任就要全部落在自己的肩上。她就要履行母亲在时的职责。为此表现出,她再一次注视挂在墙上一副画时,她心理想:“现在我可以把这幅画摘下来了。她人已经走了,我现在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她马上就把画摘了下来,挂上了一张带黄蔷薇图案的月份牌。对于其它的物件,柔斯也在第三天按照她的想法进行了调整。在此之前,母女俩可总是争论不休。到此,在母亲镜像中,阻碍她确立自我的第一块绊脚石被踢开了。自此,主人公柔斯不仅在家里而且在对社会各个方面都充分表现出了母亲的身份职责。这是她心理成长,也是她走向成熟的第一步。 其次,心理成长进入了第二阶段及后镜像阶段。后镜像阶段是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和审视。此时,父亲介入了母子(母女)的二元关系。父亲镜像的闯入是成长个体自我构建过程中遇到的第二个重要的“小他者”。这位“小他者”与母亲不同,往往以威严专制的男权主义的面容出现在成长主人公的心理之镜上,试图赋予他以秩序和“法”。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审视和反抗是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在后镜像阶段的又一次独特心理冒险和自我拯救。这使成长主体的心理生成增加了更为复杂、更难处理的问题和困难。尤其是在西方男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是被放逐到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带,沉积于历史地心默默无语,长期不具备主体地位。为了获得自身的主体地位,莱辛在《另外那个女人》中充分刻画了主人公柔斯为此而进行的抗争。柔斯在她母亲出事后,担当起了母亲的职责。面对父亲的种种要求她都表现出她自己的想法,不再顺从。比如:操掌着家庭一切事情大权的父亲在母亲去世时要求她电话通知她的男友乔治,她却装作没有听见。只是在晚饭后才动笔用写信的方式通知乔治。他父亲建议她不要外出工作,她表示不屑一顾,总是坚持认为“女人就应该独立生活”,表示“我喜欢独立生活”。同时也不喜欢父亲在她面前老说女人女人的话语,并争辩说“我不懂得女人,我就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想的。”再者,以前柔斯对政治不发表意见,而现在他父亲每每谈到时事政治时,柔斯都能积极地表示她的观点和态度。有时对父亲的观点还表现出轻蔑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成长中的女性摆脱了“前语言期”的无语状态,用在社会空间学习到的语言和男权主义代表的父亲争夺话语权。这是主人公心理成长的不可抗拒的法则,也是不可回避的心理成长法则。尤其是在她父亲腰摔伤之后,柔斯不但继续承担社会和家庭的事物,而且还承担起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这样她的远见卓识再次体现出她高于她的父辈。这之后,她的父亲与她的角色进行了换位,每天父亲承担起了家务劳动。到此,作者莱辛已经把柔斯刻画成如她父亲对她所下的评定所说,对于柔斯他感到女儿就好像一堵墙似的,那样无法撼动。因此,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柔斯在莱辛的笔下已经完全具备了几乎所有的精神质素和心理构造:个性独立,冷静睿智,稳重干练,有积极的行动意志,敢于颠覆父亲镜像的心理压制。父亲镜像到此也就推出离开了。 成长小说的心理成长主人公在完成了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和反抗之后,必然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及后镜像阶段――“象征之父”的想象介入和象征性认同。也就是说,主人公送走了血缘父亲,迎来了崭新的“象征之父”。主人公心理成长主体的心理版图上一旦父亲之位虚位以待,“大他者――象征之父”必须乘虚而入。成长主体在心理上接受秉承“象征之父”律法的启蒙者的面像介入与话语引导,就意味着他们接受和认同了“象征之父”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心理。在《另外那个女人》中,这个启蒙者就是吉尔的前妻皮尔逊太太。因为到此时,柔斯在成长之路上再次遭遇困惑,动摇和阻碍。通观整篇文章,莱辛把柔斯安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残酷的背景之下,让她不仅遭受社会的磨难,在她人生道路上也让她遭受失去父母,失去恋人,失去朋友的悲惨境地。这样的心理历程一般人是难以度过的。当然,磨难越大,锻炼越多。这使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更能完善自我的成长。尤其是在小说最后,当柔斯从吉尔的前妻皮尔逊太太口中了解到吉尔一直在欺骗她时,在皮尔逊的指引下,尤其是在皮尔逊的话语感召下:归根结底,男人们正经事做不了,就会给人添麻烦。今天的世界,妇女必须自己照顾自己了;她们要是不这样,别人是不会管她们的。柔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虚伪,软弱,自私,不负责的吉米,勇敢地与皮尔逊太太一道踏入了属于她们的崭新的生活天地。从而,完成了柔斯这位成长主人公的自我建构。到此,成长主体心理成长的三个阶段已经完成。 总之,成长小说结尾,主人公在接受了教育之后,在面对严酷的现实,经历过多次考验,经过反思吸取经验教训之后,主人公已趋成熟,准备迎接新的生活,但未来的命运却不得而知。作者一般不预先安排主人公的未来,因此成长小说体现出开放式的特点。莱辛的《另外那个女人》同样描写了主人公柔斯和皮尔逊太太一到离家的开放式结尾。柔斯的未来如何就留给了读者。 心理成长论文:浅析高龄父母对孩子心理成长的影响 【摘 要】本文通过探究高龄父母的成因,以及他们对孩子心理成长影响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着重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情况,探求高龄父母如何平衡自身心态,如何减少与孩子间的冲突,以及如何克服包括沟通障碍、彼此理解能力欠缺等典型问题的有效解决方式,为孩子营造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提供建议,以更好地迎合现今家庭中高龄父母不断涌现的需求。 【关键词】高龄父母 孩子成长 心理影响 根据联合国统计年鉴2012的数据来看,目前众多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初婚年龄已在30岁左右。那么,究竟这种年龄的“鸿沟”给现代家庭带来了什么,给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了什么? 1 概述 高龄父母产生的原因,针对不同家庭,大致包括这几种成因。 首先,是由于大众婚育观念的改变。由于现代人文化教育水平更高,思想观念更开放,经济以及思想更独立,认为晚婚或不婚,对于生活并无太大影响。因此,他们往往等到各项时机成熟,才作结婚生育的打算。 其次,是由于家庭经济水平成型的延后。大部分社会人的学历的提高使得社会的平均年龄向后延长4年,职业生涯也就是经济起步相对较晚,达到一定的经济基础以抚育孩子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这自然导致婚育时间的迟延。 再次,是由于婚育政策对大众的影响。晚婚晚育政策推行已久,对人们的生活意识已然产生深刻影响,人们已习惯晚谈结婚、晚谈生育,从而营造出晚婚晚育的整体社会文化。 最后,生育技术水平的进步对晚婚晚育产生一定的影响。生育技术取得很大进步,通过“试管婴儿”“冷冻精子”“冷冻卵子”等先进技术,可以满足一部分条件允许的高龄父母生育的愿望,这种技术保障无形之中也促使着高龄父母的不断增多。 2 高龄父母对孩子心理成长的影响 一方面,高龄父母基于自身的特质,存在一定的教育优势,不能以偏概全。另一方面,相对于优势,高龄父母不可避免的在孩子心理成长方面存在诸多劣势,需要引起格外的关注。 2.1积极影响 2.1.1孩子处世心态的培养 高龄父母更为成熟的心智,在孩子心态的培养上有专属的优势。一方面,高龄父母相较于年轻父母,心态更为成熟,处事能力更强。他们在抚养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言传身教,能为孩子心理的成长树立更为优良的榜样。另一方面,年纪较大的父母,往往更善解人意、更有耐心、更宽容,这种接纳孩子的态度往往更容易培养孩子的合作态度。 2.1.2孩子理财能力的提高 由于高龄父母总体理财观念较为成熟,多数有长远规划的高龄父母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理财能力。一方面,从自身做起,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在生活小细节中教会孩子理性开支。另一方面,由于高龄父母的忧患意识 ,他们往往较早的鼓励孩子去亲身感受理财体验。 2.1.3孩子成长关注度的给予 高龄父母对于孩子往往更为珍视。一方面,高龄父母大部分经济积累足够,能为孩子提供更为优质的生活与教育条件,满足孩子成长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孩子较容易得到高龄父母更多的关爱,这对于孩子的心理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2.2消极影响 2.2.1 “青春期”与“更年期”的碰撞 由于生育年龄的拖后,高龄父母进入“更年期”后,孩子往往正处在“青春期”的阶段。青春期又称为“危机时期”。这一时期的孩子面临着性发育的困惑、情绪不稳定以及叛逆心理等一系列问题,敏感、任性、易怒是他们心理变化过程中很正常的表现。与此同时,他们身上还担负着课业日益沉重的压力,“青春期”的心理状态可想而知。 而高龄父母的“更年期”同样面临心态危机。由于身体激素水平的下降,父母的生理与心理将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一点在女性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她们也会出现心理敏感、情绪不稳定以及易怒的表现,并且还会感到胸闷、气短、眩晕等许多不适。她们不时会暴躁激动,不稳定的心态便不言自明。 因此,这两期相遇,往往是“家庭战争”爆发的动力源。但在这一时期的孩子,正处在转型心理成熟的关键时期,需要的是更多的关爱与理解。而高龄父母,“更年期”之内,想要保持或成为一名理智宽容的父母,多数力不从心。两者冲突处理不当,会增加家庭矛盾的产生,甚至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总而言之,两期的冲突不利于孩子心理的成长。 2.2.2“过度溺爱”与“过分严格”的反差 “老来得子”,这孩子便显得尤为珍贵,高龄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和关爱,稍不注意,就变成“过度溺爱”。然而,过度的溺爱与保护对孩子的心理成长只会产生负面影响。事事都帮助孩子打理,让他(她)过于顺利,就会使孩子变得软弱、过于依赖,缺乏独立能力。并且,挫折教育是人生成长的必修课。过度的溺爱,其实是把孩子在无形之中变成一个宠物,而不是一个人。高龄父母容易代走孩子的人生路,不利于成熟人格的培养。 还有一些高龄父母,会把过高的期望值加之到孩子身上,对孩子实行极为严格的管理。集中体现在孩子的文化教育上,除了常规学习的成绩要求格外严格外,还要求孩子进行各种补习班的学习,对于孩子表现不佳或者拒绝抗议,多采取强硬的“棍棒”模式。然而,这种迫切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态往往害了孩子。沉重的各类学习负担超出孩子所能承受的正常范围,对其身心成长都是一种损害;并且,越是施压,越是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他们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轻则成绩下滑,萎靡不振,重则甚至走上歪路。 “过分溺爱”使孩子丧失培养独立人格的空间;“过分严厉”使孩子承受莫须有的压力。 3 高龄父母保障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建议 父母的高龄化,已经是大势所趋,我们要做的,是积极主动地发挥积极影响,同时想方设法地化解消极影响,因为孩子身上寄托的不仅有父母的希望,更承载着未来世界的希望。 3.1 避免“青春期”与“更年期”的冲突 首先,高龄父母要充分包容孩子的“青春期”反常表现。“青春期”是孩子心理成长特殊且必须经历的时期。高龄父母们要主动去了解这一阶段孩子的心理特点,体谅孩子的苦衷。对于他们的“反常”表现不要过于敏感,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和思考问题,以朋友的身份与孩子交往,引导他们化解问题。 其次,高龄父母要合理调节自身的“更年期”反常心理。高龄父母要了解自身“更年期”的心理特点,有意识地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要有规律地锻炼身体,注意膳食搭配,保持良好的心情和积极向上的心态,以避免不必要冲突的发生。 最后,高龄父母与孩子之间要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高龄父母与孩子间的相互理解,是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关键。 3.2 调适“过度溺爱”与“过分严厉”的心理 首先,高龄父母要避免对孩子“过度溺爱”,做到严爱结合,即要爱孩子,又要对孩子严格要求。高龄父母要学会拒绝孩子的不合理要求,并说明理由;帮助孩子分清是非和对错,逐步培养孩子遵守规律地习惯;还应培养孩子杜绝浪费、勤俭节约的意识以及吃苦忍耐的精神;更要避免孩子的娇气,霸气,遇事缺少主见,意志力薄弱等现象,要培养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意识,避免懒惰与自私意识的形成。 其次,高龄父母要纠正对孩子“过度严格”的教育方式。不要盲目的与其他孩子攀比,要放平自己的心态,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适度即可,要懂得换位思考,“过度严格”其实是“己所不欲,施之于人”;高龄父母要在基于孩子认可的基础之上,制定合理科学的学习成长规划;高龄父母要尤其注意自己关心孩子的尺度,重视孩子的叛逆心理,把不良倾向“扼杀于萌芽之中”。 总而言之,高龄父母在调整好自己心态的基础上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表率。 3.3 化解“高龄状态”与“成长阶段”的矛盾 第一点,高龄父母要寻求与孩子的有效沟通途径。高龄父母要积极地多与孩子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孩子交心谈心,去关心孩子学习、生活,去了解他们生活中的困惑,解答他们的困惑,包括对父母本身生活观念的质疑。同时,高龄父母可以试着向孩子倾诉,将自己的烦恼和想法说给孩子听,不仅更能容易得到孩子的理解,也能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父母也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父母也有年龄增大的种种难处,从而更加理解父母,更乐于与父母沟通。 另外,高龄父母还要积极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扮演好人生的导师,学习的榜样和坚强后盾等角色。父母之间关系融洽,家庭气氛温馨和美,孩子自然而然地会受到正面力量的感染,易于培养积极乐观心理的同时,也会促进孩子与父母之间亲密地沟通。 第二点,高龄父母要包容孩子的生活观念。高龄父母应当充分认识到时代差异所导致的其与孩子生活观念不同的必然性,接受这一差异,并且对孩子所应有的生活理念给予充分的尊重。 第三点高龄父母要做好生活规划。良好的生活规划,是高龄父母促进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高龄父母要制定合理的经济规划,既保证家庭日常开销现金流量的充足,又要保证意外情况下充足资金可供支出。同时,积累足够的教育基金,减轻孩子的心理负担。 同时,高龄父母要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通过合理的时间安排,劳逸结合。在提高自身健康水平的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孩子的心理压力。 另外,高龄父母还要尽自己所能,多留点时间给孩子。因为孩子非常在乎父母是否关注他们的成长。有的父母忙工作,忙事业,忙得忘记了孩子是自己为社会贡献的最重要的产品,机器出了废品可以报废,可孩子如果出了废品将是遗憾终身。这不仅是身为父母的应尽责任,更是关系到孩子心理的健康成长。 3.4 其他措施 孩子心理的健康成长,不仅仅依赖于父母。一方面,根据高龄父母与孩子独特的心理特征,可以成立相关心理辅导组织机构甚至互助团体,专业人士对高龄父母的子女教育予以指导,帮助排解子女心理成长方面的问题;同时,家长们相互交流,孩子们相互认识,本身对于他们的成长也是一笔财富。 另一方面,对于高龄父母家庭的经济压力,政府可以采取相关的经济救助措施,如美国的“大学教育储蓄计划”就是很好的范本。同时,金融机构可以开辟更多适合高龄父母为子女经济规划的险种。 结 语 现今,家庭中父母的高龄化是大势所趋,其对于孩子心理成长的影响,有利有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龄父母所做的一切,都将对孩子一生产生重要影响,作为高龄父母,要尤其重视遵循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客观规律,不能盲目地随自己所欲。同时,高龄父母要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在教育子女方面有哪些劣势需弥补,关注孩子心理成长的需要,蹲下来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去寻求不伤害孩子情感的问题最佳解决途径,建立自信心与孩子一起成长。另外,高龄父母也要善于利用社会资源,使孩子的成长有更好的物质精神保障。
高中语文阅读论文:浅析高中语文研究性阅读教学探究 【论文关键词】阅读教学 想象能力 创新能力 【论文摘要】研究性阅读教学的优势在于提高阅读鉴赏力、阅读迁移力和阅读创造力这些高层次的阅读能力,它能使教学中固有的师生“传承”教学模式得到根本性的改造,让学生从令人几近窒息的接受性学习中解放出来,时刻保持较好的学习动机,让学生在阅读中充分融入自我、张扬个性、读活作品、品出境界。 一直以来,高中语文在学科教学中都处于尴尬的境地,学生没有阅读的兴趣,被动地接受标准答案,教学过程忽略学生的主体认知感受,文本解读支离破碎,忽视学生审美情操和健全人格的塑造,学生缺乏语文素养的积淀。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提出:“高中学生身心发展渐趋成熟,已具有一定的阅读表达能力和知识文化积累,促进他们探究能力的发展应成为高中语文课程的重要任务。” 一、与文本对话,张开想象的翅膀,领悟文本内涵 入选语文教材的文章,其作者的人生阅历、文化底蕴、思考背景、语言修养等都和学生自己的经历和积累有着巨大差距,有时甚至是难以逾越。因此,鉴赏文学作品,必须要从作品本身出发,通过与作家、作品“对话”,碰撞出激越的思维火花,充分发挥学生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去解读课文或阅读材料,用自己的经验、情感、生活理念去寻求对文学作品的解读。 如讲授《荷塘月色》第三段时,我请学生用简明生动的语言勾勒出一个荷叶亭亭、荷花艳艳、荷香袅袅的境界,变课文的“此情此景”为“我情我景”,并让学生闭上眼睛,在脑海中勾勒荷塘情景,让学生仿佛置身在月下荷塘的景色之中,从而领略到这段文字的景物美、语言美和情操美。如果不激发学生的想象,不在中间作适当的点拨,那么文章的精彩就难以被学生发现。 二、融入现实生活,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应把语文教学放在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提高创新能力。如学习《阿q正传》一文,分析完阿q的性格后,我对学生提问:鲁迅笔下的阿q是哪个时代的缩影,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人物,怎么看待这种阿q精神?有学生理解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失为一道心灵鸡汤,当考试失利的时候经常自我安慰:题目太简单了不适合我。有学生认为精神胜利法是一种乐观豁达,比如皇明太阳能集团就是用精神胜利法启发员工,激励员工,使企业做大做强。 语文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语文教学应与生活相联系,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和原有的知识基础,将课文中的生活画面、人物的喜怒哀乐与学生的情感相衔接,以使学生产生共鸣,与作者共同感悟生活与人生。这样也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学生的认识能力、联想能力、创新思维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培养。 三、借助网络辅助教学,拓展学生阅读空间 鲁迅先生说过:“没有兴趣的学习,无异于一种苦役;没有兴趣的地方,就没有智慧和灵感。”利用多媒体技术,集音频、视频、图像、文字于一体,非常利于制造氛围、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 (一)文本情境延伸,更好地感悟语言文字,获得美感与享受。讲授《雨巷》一课时,先通过图片演示漂亮的丁香花,并配上古代关于丁香的诗歌,让学生通过直观形象的画面去感受、去感叹丁香的漂亮和丁香花本身所带的“愁”的象征意义。静止的文本完全“活”起来了,亦能刺激学生的感官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进入感知体验的思维活跃状态。《祝福》《边城》等教材选编小说均被改编成了电影,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采取观赏电影与阅读文本相结合的方式解读小说人物,解读小说寄寓的思想内涵和语言的精彩,同时也评析演员的表演。改变过去单一的文本品读方式,而学生对这种多维的教学模式更感兴趣,对教材的研究也更加深入。 (二)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阅读的能力。再如讲授屈原的《离骚》时,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作者,我们布置了一道探究题《走进屈原》,内容可以涉及屈原的生平、作品、对屈原的认识、有关屈原的习俗、传说等方方面面。学生通过看书、网上查阅等方式,自主查找资料,学生甚至能对屈原的作品娓娓道来,对屈原在创作《离骚》时的心境描摹得入情入理,这样既扩大了课堂教学的容量、提高了效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四、进行阅读针对训练,总结解题思路 高三阶段,文本阅读直接为高考答题服务,这就要求学生把已锤炼到手的阅读技能迁移实践,针对高考阅读题进行探究性阅读训练。就探究性阅读教学的课堂组织形式来说,它应该是合作探索型课堂模式。在这种课堂教学模式中,学生的提问会很多,师生问答不能是简单的对错判定,而应该是合作式讨论。此时要继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情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自由发展的空间放给学生,让学生多方位展现问题思考的角度,使他们的个性和特长得到充分地发展,创新思维能力得到更快的提高。 在研究性阅读教学过程中,只要重视质疑、重视方法指导、重视创新,努力做到学生的探究与老师的点拨结合、学生的自主探究与合作学习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与用相结合,一定能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和语文素养。 高中语文阅读论文:高中语文开放型阅读教学探究 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浪潮一浪高于一浪,课改方案即将全面实施。开放型课堂教学必将成为课改后较长的一段时期的教学主旋律。针对高中语文教学,开放型的阅读教学是怎样的呢?这是现在我们高中语文教师必须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开放型阅读教学的目的 1、加大情感熏陶力度强化民族情感,发展学生个性,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语文课程总目标第一条提到:要培养爱国感情,道德品质,价值观念;还要尊重多样文化。这就说,在阅读教学课堂上,要加大学生个人情感熏陶力度,强化民族感情,尊重多样文化所反映出来的多种民族的情感内涵,营造学生健康、丰富、积极、向上的情感世界,从而发展学生的个性,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2、开拓文学鉴赏领域开放型阅读教学,要超越“封闭性”的阅读教学,既要继承以提高文学鉴赏水平为目的传统,又要开拓文学鉴赏领域。教学上不能够再“以本为本”、“以资料为资料”,应该以课本为主干,以资料为繁枝,以学生见解为茂叶。我们要允许和鼓励学生有多角度、多层次的见解。总目标第二条提到: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汲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中华文化之博大,任何一种课本都只能精选极少的一部分来介绍,单靠课本去体会它,是很困难的。同样,不管是哪种文化现象,资料中的见解都是因人而异的,要让学生知道,只能拿来作为参考,拿来启发个人思维。教师本身更要知道,拿别人的见解强加于别人,在开放型的教学中是吃不香的。 3、练就语言表达技巧在阅读教学中,我们要重视对学生进行语言表达的训练,让学生感悟到语言表达技巧的优劣与语言表达效果的好坏的密切关系,从而加强训练,达到总目标第八条“文从字顺”和第九条“具有日常交际的基本能力”的要求,造就良好的表达能力。 二、开放型语文阅读教学的环境 1、教育观念更新教育观念普遍更新是教育奇葩(形式)竞放的基本条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批有识之士从国外带回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经验,向国内广泛宣传。同时,教育界对国内教育现状作了深刻的设想。因此,素质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应试教育的观念逐渐被素质教育观念所替代。观念更新了,教育形式肯定丰富多彩,争奇斗艳。 2、考试形式创新考试形式大胆创新是教育主干(内容)强劲的根本动因。繁、难、偏、僵的考试形式只能引起剧烈的应试教育活动,不可能带来充满生机的素质教育活动。素质教育活动必须在考试形式的大胆创新的前提下产生。现在的语文考试已经意识到着重考查学生的语文能力,包括阅读能力、口语能力、写作能力等,最重要的是语言交际能力。消除僵化的考试形式正在逐步实现,应用性的创造性的考试形式正在逐步出现。这正是我们的教育阵容向素质方向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3、评价标准多元评价标准多元并进是教育根系(基础)发达的必要保证。毕竟,应试教育观念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已经根深蒂固,一试定终身的经验已经深入人心。现在转向素质教育,打破原有的观念,只有素质教育这个口号是不行的,必须健全一系列公正、科学、的教学与考试评价标准,才能推进素质教育实践活动的长足发展。现在,经过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倡议,教学与考试的评价标准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已经逐步出现。这就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发展。 三、开放型语文阅读教学的实践 开放型语文阅读教学理论正确与否,关键的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的。现在的任务就是实践。如何实践? 1、克服保守的“圈养式”的阅读教学,开创开明的“放养式”的阅读教学,努力拓展阅读教学基地。传统的保守的阅读教学特点是“圈养式”,教学内容控制在极其有限的篇目里,学生视野狭窄。尽管有课外的语文读本,但是认真读的学生并不多。这样很难提高阅读鉴赏能力。我们的阅读教学应该实行“放养式”。教学要在课本和语文读本的基础上,指导学生利用图书、刊物、报纸来增加阅读量帮助学生提高阅读分析能力。“放养式”阅读教学法应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2、克服机械的“知识型”的阅读教学,开创互动的“智能型”的阅读教学,切实提高学生鉴赏能力。传统的阅读教学普遍注重“知识型”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是机械的,教者设法把课文的知识系统交给学生。这才感到踏实。其实,素质教育要求我们培养的对象具有创造性。开放型的阅读教学方式正是为了培养创造型的人才。阅读教学必须巧妙地组织学生展开讨论、思辨、质疑,鼓励学生大胆假设、多向分析、放心解答,真心肯定学生的活动过程,实意预言学生的成功人生。这样,学生阅读的能动性才能充分发挥,鉴赏能力才能得到真正的训练和提高。 3、克服抽象的“理论性”的阅读教学,开创具体的“实践性”的阅读教学,充分挖掘语文学习潜能。的确,语言文字文学的分析设及到很多理论性的的东西。因此,传统的阅读教学强调理论系统的介绍。教者充充实实地在学生脑袋里塞进系统的理论知识。殊不知,考试时,学生却不能灵活运用,教和学都是事倍功半。我们应该着手开创一种新的方法:追求“实践性”的阅读过程。以教者创设问题和学生发现问题相结合为前提,以学生在阅读中寻答案、在答案中求理论、在理论中见能力中心,生动活泼的组织教学。这样学生的语文学习潜能才得到开发,他们的语言文字功底才逐步深厚。厚积薄发,考试时,学生自然地有料可用,自由发挥。 开放型阅读教学的模式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应该说对素质教育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高中语文阅读论文:简论还高中语文课堂以阅读 【摘 要】:本文根据吉林毓文中学关于阅读教学结题报告所展示的教学经验和成果,联系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的思考和探索,从阅读的时间分配、阅读过程、阅读评价三个方面对语文课堂阅读教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阐述。 【关键词】时间分配 阅读过程 阅读评价 《中学语文教学》2010年第6期发表了王鹏伟的《“名著阅读与人文素养形成研究”结题报告》,文章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原来脑子里一些零碎的想法渐渐变清晰起来。 语文工具性、人文性的讨论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从各占上风,到今天的和谐相处,总算是有了个结果。可是我以为,今天的语文课仍是工具性、人文性统一外衣下的工具性教学。语文课堂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有高考这个指挥棒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实验失败是小,耽误了一批学生的前程是大。也难为吉林毓文中学敢为天下先,并取得了成果向碌碌者证明了前方道路的光明。可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实力去做这样的尝试。那么我们怎样在夹缝中求生存,还语文课堂以阅读呢?结合毓文中学的成功经验和自己的一些思考,我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怎样还语文课堂以阅读进行阐述。 一、语文课阅读应占的比重 按吉林毓文中学的经验,阅读课所占时间约为全学年课程的50%,那么在没有条件及政策支持下要开展教学试验,阅读时间应占课程时间的多少才合适呢?我以为比例不能减,反而得增。这个增是在教材范围内的增,而不是单纯名著阅读上的增。 以单元教学为例,我们大可以根据教学需要选择其中一或两篇侧重精讲,将余下课文作为学生自行阅读的内容。这样,我们的课程安排便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精讲课文(30%)、教材阅读(40%)、课外阅读(30%)。原来近70%的教师替代学生阅读和体验,而学生个性阅读时间不足30%的情况就反过来,无形中阅读比重就增加了。在一些课改实验区这样的教学模式并不鲜见,因为统一教材和实验教材同时使用,教师往往会采用类似的方式以保证“两不误”。 二、如何阅读 1.精讲课文 因为需要给予学生阅读的钥匙,这就考验教师在精讲课文上的选择。需要精讲的课文不一定是教参上要求的“重点篇目”,却必须是技法集中、个性突出的课文,通过这篇课文,教师须交给学生有效的阅读方法,能让他们根据此法举一反三地进行阅读迁移,所以这一部分的教学体现的是教师“教”的作用,及语文工具性的一面。 2.教材阅读 精讲课文之后,学生的阅读任务不应该仅仅是余下课文的阅读,而应该由两个阶梯性部分阅读组成——未授课阅读和精讲课再创造阅读。 未授课阅读考查的是学生精讲课中概念性、技巧性知识的掌握。在这一部分阅读中,教师必须以一个“导”的身份参与进来,不代替学生阅读,却引导其阅读方向,所以在未授课阅读中教师必须用时间,但所占用时间不应超过整个教材阅读时间的20%。这一部分阅读是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过渡。 精讲课再创造阅读则是阅读的精髓所在,它应集中体现了语文的人文性,应该是完全开放的,真正独立的。它必须有学生的独特发现,甚至是反传统的理解。是否能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关键就在这个部分。 3.课外阅读 因为我们不可能用大量完整的时间段系统地去解读文本,而且还要关注到学校教学的规划,所以课外阅读必须紧跟教材。鉴于阅读时间的限制,我们也不可能像吉林毓文中学那样列出书目让学生自行选择,自由阅读,然后才去展现成果,而是应该联系教材,根据教材内容来规定阅读的内容和时间。所以课外阅读选材的原则是与教材相似,容量小,体裁全,涉猎广,艺术和情感水准都高的文本,可以是古今中外名著,也可以是当代精美小品。 例如,如果教材在编排上接连有两个小说单元,我们就可以规定学生本教学周期内的课外阅读内容,又可根据教材的侧重点,细致到规定学生看中外名著或者是看时代感强的小小说;如果教材在编排侧重散文,我们就选择散文大家的作品作为辅助阅读内容。这样一来,阅读范围集中,不但方便师生间的交流,也方便教师的检查。 这一部分阅读要充分体现1、2阶段的阅读成果,而以2阶段为主。刚开始学生可能不太习惯这样的阅读方式,甚至可能不知道怎么入手,吉林毓文中学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可以带学生走进图书馆或网络,自己搜集资料;可以充分发挥语文老师的魅力,辅以专题讲座;还可以让学生观看“百家讲坛”,体验和感受个性阅读的乐趣,进而跃跃欲试。 在这一阶段,教师的身份应完全从“教”和“导”中脱离出来,作为阅读中的一份子,和学生一起进入自主、个性阅读。因为一个没有读过文本的教师,不可能能给予学生更多的指导;一个没有个性阅读的教师,不可能赢得学生的信任和尊重;一个没有自主阅读的教师,更不可能给予学生阅读中肯而客观的评价。 三、如何检查 精讲课文部分的检查应以知识点的落实为主,关于这一部分的练习,市面上和教师自己的日常教学有很多心得,可以完全沿用。 教材阅读必须有相关的检查作业,这个作业为了体现教学的知识点,可以根据考纲要求出练习,但更重要的内容,应该以开放性的题目来检查,比如以小作文或者其它更具特色的作业形式(网络搜集资料、辩论赛、课件展示)完成;如果专题比较大,甚至可以以合作论文的形式展现。 课外阅读部分的检查因为机动性强,不仅仅是课内进行,占用课外时间也很多,学生是否真的按进度完成很难把握,所以在检查上要及时跟进也有难度。同时,对于大部头阅读,学生本身就存在畏难心理,容易依赖或迷信专家的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我们的作业形式就可以更灵活,除了教材阅读部分的特色作业外,还可以结合阅读进度,定期给出有讨论价值的话题,利用qq组织集体讨论,或者成立专门的博客发出主贴,让学生以跟帖的形式百家争鸣,最后可以用文集的形式将所有阅读过程中产生的“火花”集合展示出来。 四、如何评价 鉴于阅读的自由性和作业的灵活性,教师要对学生评价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它要求教师必须要有一颗兼容并包的心,能够沙里拣金,发现学生的闪光点,给予一些“异端学说”生存的空间,以激励他们的阅读热情;同时还要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和智慧的头脑,能发现学生个性发展中偏离主流价值观的危险信号,然后在不打击学生积极性的情况下将其从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回来。 学生一旦发现自己的想法是有价值的,就会产生自信,然后产生新的阅读动力,反之,就会消极倦怠,所以我们的评价必须以赏识、激励为主。 大多数学校现阶段的语文教学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实施阅读为主体的语文教学尝试,所以我们更要多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夹缝中寻找还语文课堂以阅读的方法。没有阅读的语文,是乏味的,最终会被学生边缘化,沦为主科中的副科。对于语文课的阅读理想,我曾经玩笑地说,真想不拿课本,每天捧一本大部头进教室,和学生一起读书,一起讨论,一起争辩。不需要读书破万卷,只求每读有所得,便欣然合卷了。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附属桂林实验中学。 高中语文阅读论文:探析新课程下高中语文批注式阅读教学 在批注式阅读教学中,强调了阅读过程中读者与文本的对话,强调了读者理解的多样性和意义生成的不确定性。文本还原它丰富、立体、多维的开放性本质,师生均可实现阅读主体的地位,借助个性化的阅读体验和阅读图式去进行富有个性的解读,阅读由“教学”状态进入“真实的阅读”状态,通过对现有语言材料的梳理、提炼、概括、整合,学生从语言学习走向言语实践,从知识积累走向素养提升。批注式阅读教学打破传统课堂教学的封闭性和预设性,课内与课外相互融合,知识积累与创新能力培养同步进行。基于此,当前高中语文实施批注式阅读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1.批注式阅读的内涵 批注式阅读就是运用简洁精练的书面语言在读物上作注释、写评语,突出重点,启发思维,以帮助理解和评论读物的读书方法。这里的批注,可包括旁注、眉批和总批。 2.新课标下高中语文实施批注式阅读教学的必要性 2.1批注式阅读教学实现了互动教学;新课标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在教学中引入批注式阅读可把这种方式落到实处。批注式阅读教学有利于在阅读教学中构成互动态势,产生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互相启发沟通,相互交流,有利于群体地扩展,深度地理解文章,丰富作品的内涵。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坚持师生之间的平等互动,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主动性和教师的主体性。 2.2批注式阅读教学能够实现阅读与写作的有机结合;没有量的积累,就难以有质的飞跃。现代阅读活动论证明,只有大量的阅读、大量的背诵,才能生成语感,沉淀素质。批注式阅读以读为主,读写紧密相连,边读边写,读时直接,写时具体。因此批注式阅读为阅读与写作搭建起融合的桥梁,是读写结合的一个有效载体。学生在批注式阅读中把自己和他人对文章的批注收集整理成写作素材,借助读书笔记、读后感、评论等形式把阅读与写作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学生深刻思想和完整人格的形成,真正达到读写结合,相得益彰。 2.3批注式阅读能实现教法与学法的统一;教师指导下的批注式阅读,不但适用于课文学习,也适用于课外阅读。把阅读范围从课内扩展到课外,这不仅使学生可以巩固课内学到的知识与技能,还学会了知识的迁移,开阔了学生的阅读面,培养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3.批注式阅读教学的具体实施策略 3.1准备形成;这个阶段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有备而来”,消除了畏学心理,积极自信地投入课堂。 在批注起步阶段,教师应处处留心学生的学习进展,发现独立学习中的问题。教师表面上是零作为,实际上是心、脑、眼并用,为下个环节的开展充分作为。在学生产生问题的间歇,再根据学生不同差异给予适当提醒、启发或帮助。这一阶段教师的作为应遵循少说、多看、多想的原则。 3.2自由批注;这个阶段教师要提出明确的学习目标,要让学生利用自己的学习工具,运用原有的知识学习新知识,培养学生主动学习探究的良好习惯,也就是给他们自主阅读、自由表达感受的机会。学生对感兴趣的内容,诸如课文的内容、层次、思想感情、表达方法、写作特色、精彩语句、富有特殊功能的标点、字词、句段等等,都可进行自由批注。 3.3讨论交流;无论是班内汇报,还是小组交流,批注的反馈是毋庸置疑的。智慧与灵感的交融也正是在合作交流中才得以闪现。由于每个人的性格、爱好、知识结构不同,对文本的批注差异很大,所以当学生完成批注式阅读后,需要有一个交流的机会。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学生和学生的个别交流,可以是小组内的交流,也可以是班级内交流,或者是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可以是学生课下批注,课堂上交流,也可以当堂批注,集体交流。 3.4总结评价;由于学生批注式阅读的交流往往没有一定的章法与顺序,前后跳跃性会很大,故总结是很重要的。总结评价不是完成任务结束式的评价,而是以此为基点,进行课堂教学的有效拓展与延伸,应该贯穿学生的整个发言过程。而且应该改变教师“一言堂”的总结评价方式,重视学生的自我评价。要想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尊重他们的阅读体验,就应该允许并提倡他们对阅读作出或褒或贬的评价,不搞“一刀切”,不规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允许差异的存在,允许风格的多样。 3.5深入探讨;批注式阅读如果只停留在学生自主个性阅读的层面上,学生很容易只在“细枝末节”上打转转,在文章重点、难点外兜圈圈,这样必然会造成学生阅读目标的偏颇,课堂有限的教学时间荒废,课堂教学效率的降低。因此,开展批注式阅读必须以一定的问题为中心,以保证突破教学重难点,提高阅读的效果。如就《琵琶行》中“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一句,让学生用文字描绘出它在自己头脑中浮现的画面,学生情动于中,自然情发于外。课后对批注笔记的梳理为整个批注学习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顺应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建构起的批注式阅读教学方式,真正将课堂还给学生,真正实现阅读作为人的个体存在的行为,注重了学生内在精神与品质的构建,真正使阅读活动本身成为个体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因此,在阅读教学中,我们应大力倡导批注式阅读教学。本文对此作了一些探索,期待能给批注式阅读教学在高中语文的应用提供一些借鉴。 高中语文阅读论文:分析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实施课改面临的功利性问题 论文摘要: 高中实施新课改,对于提高学生能力,促进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仍然存在丧失人文精神、忽略阅读本质、忽视个性发展、精神吸引缺失等诸多顽疾,语文阅读教学已经成为制约语文教学发展的瓶颈。语文阅读教学的功利性严重制约了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 着名特级教师程红兵说:“功利的危害是导致人的狭隘:追鹿的猎人是看不见山的,捕鱼的人是看不见水的;功利狭隘的人说到底是没有出息的,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为此,用充满诗性与理性的教学来激活学生的思维,催发学生的创造灵感,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这个呼唤精神家园回归的社会中,意义重大。我在日常调查与分析中发现,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实施课改面临严重的功利性问题。 一、以丧失人文精神为代价获得短期“效益” 语文教师缺乏的不是教学方法、技巧,也不是各种各样的理论,而是最起码的语文素养和必要的人文精神,从而导致语文阅读教学存在许多功利主义行为。 部分教师过于追求课堂表现,课堂设计更多考虑的是教师课堂教学表现能否吸引眼球,能否标新立异,能否控制全局等,而不是从学生学习知识、能力培养的角度出发,课堂设计流于表面,华而不实。另有部分教师还没有走出应试教育的影响,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分数,只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传授和学生解题能力的训练,乏味单调的灌输和机械训练泯灭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1.极端模式探索弱化了文本内容挖掘。 语文教学的极端探索造成了诸多顽疾,它把解决问题的关键指向了阅读教学外部条件的构建与改进,试图通过这样的努力能够解决问题:通过不断探索总结出来的经验形成名目多样的课堂教学模式,并试图改变当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非阅读”(非人文)问题;借助多媒体形式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演绎教学内容,意图解决过去教学手段单调乏味的问题;着力于学生综合分析理解问题能力的培养,让学生从纯粹接受知识的泥沼中走出来,进而经受自主、合作和探究的考验,等等。种种努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阅读教学中存在的传统与单一,而且显然是取得了或者部分取得了预期效果,仿佛给语文教学尤其是阅读教学带来了一丝生机与希望。然而,透过好看的表象我们看到的却是有些糟糕的真实:它追求形式胜过内容,它追求统一胜过个性,它追求“技巧”胜过艺术。这样的表里不一让我们再一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语文阅读教学。 2.合作探究造成盲目的导向牵引。 课堂上一些教师一味迎合新课程标准,追求合作探究这一时髦的学习方式,但合作探究的目的、时机和过程都有很大的随意性。表面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并没有思维撞击的火花。学生没有时间也不愿独立思考(可能已经习惯了),讨论只是泛泛交流,并没有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没有人愿意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几乎所有学生都把希望寄托在教师的说教上。这种有名无实的合作探究,容易滋长学生随心所欲、浑水摸鱼的学习倾向,使教学出现随意性和盲目性。 3.情感目标小结有虚假作秀之嫌。 我在很多公开课调研中都有这样的发现,老师为了凸显自己设定的三维目标,在课堂小结中将情感目标像知识目标一样罗列出来,给人虚假的感觉。阅读教学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具有主观性、体验性、内隐性等特点,它既不能通过生硬的讲授来实现,又不能靠某一节课来完成,而是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从教书育人的机制来看,语文阅读教学应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并不是对每一节课都牵强附会地加上一个环节,只有与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融为一体,才有生命力。 4.耍弄“技巧”驾驭了饱含内里的语文课程。 教师上课耍弄“技巧”,学生在语文课上也基本是学“技巧”,他们熟练地答着试卷,如同在机器旁熟练地处理着一批批零件;他们熟练地写着抒情文章,内心却激发不起半点情感波澜。难怪有人慨叹:“语文教育正有异变为一项纯粹的技能培训和手艺磨炼的可能。”“这是传统中国语文教育,在向现代中国语文教育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最深刻、最惊心、最骇人的核变。”技巧是绝对重要的,但我们绝不可把语文异变为一门单纯学习答题技巧并基本用技巧来驾驭的课程。 语文教学特别是阅读教学,对人文精神的重建、民族精神的重建、民族性格的重建都是最佳场所。语文阅读教学到底应着重于语言技术的应用,还是应着重于奠定人的精神根底? 语文教育说到底实际就是“人的精神培植”,就是“丰富人的精神经验、丰富发展人的生命个性的教育”,是一种“本民族文化的教化”。没有语言就几乎没有人的精神(或说只有极为简单、肤浅的精神)。没有语言,我们根本无法用“人的感觉”来感受这个世界。譬如,只有人才能感触、懂得诸如“花溅泪、鸟惊心”(杜甫,《春望》)的感时忧国和骨肉分离的苦痛;“沧海明月”“蓝田日暖”(李商隐,《锦瑟》)的执着怅惘;“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的挥之不去的思夫凄苦,等等。这诸种感觉与知识是“语言”给予我们的。或者说,我们学得了语言,才懂得了或感触到了这些。很显然,语文教育在外在效能上是语言能力教育和训练。或者说,训练语言能力就是训练精神。 在明确语文教育就是精神(不等于思想)教育的“课程的定性”的同时,我们要紧抓语言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从而奠定人的精神根基。 二、太多的“统一”制约了师生全面获益 阅读教学选文标准的一致性从“以文化的普遍一致性证明当今秩序的合理性”的角度显示出语文教育受历史遗留思想钳制的悲哀,而学生个性发展也因此大打折扣。 由于我们被太多的“统一”(高考的需要)束缚着手脚,语文阅读教学几乎不允许广大师生对文本作出独立的自由见解,诸如《祝福》批判悲剧的社会环境和封建伦理道德,《雷雨》揭露旧中国旧家庭的种种黑暗罪恶的现象和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横、冷酷与伪善,这些统一的解读使得阅读教学的“精神空间”极为狭隘,缺乏应有的个体精神的见仁见智。教法也是如此。一位教师的教法成功了,于是在本地区甚至更大范围争相模仿效法、推广,不顾教师个性,而试题思路和考试模式更是如出一辙。于是,学生牺牲了在这个年龄阶段本应有的奇思和幻想,他们过早地成熟和老成,过早地包裹起了真实自由的自我和个性。 成型的教学模式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师生尤其是学生全面获益,因为模式的形成,也即方法探索的终极定型。在模式运用过程中,思维方式和指向都是一定的、已知的,对接受信息的分析与综合只是形式上的演绎,因为无数次的演练已形成固定的图谱和套路,方法模式化导致的思维定势,不仅导致学生养成了思维惰性,而且束缚了学生的思维空间,影响了学生非逻辑性思维的发展。而语文学习,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学习,直觉思维、灵感思维和发散思维对于感受和理解形象艺术性又是至关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它压抑了学生的自我意识、创新意识和完整人格的形成与确立。 语文阅读教学是塑造学生精神世界的教学,它追求的是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自我,通过语言学习塑造灵魂,强化自我意识。这就要求教师敢于培养叛逆者,不断创造民主教学气氛,使学生充分、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使学生在认识、探索某种对象的活动中产生一种乐趣,使其得到极大的满足,从而促进他注意力高度集中,达到忘我的程度。 三、忽略文本对话淡化了学生的阅读认识 阅读是读者与作品与作者对话的一种活动。也就是说阅读是以作品为媒介,借此体验、感悟和理解作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思想和情感。这种阅读活动,是读者与作者之间心灵的对话,当然,这种对话,是无声的对话,是精神的对话,是灵魂的问答和心灵的碰撞。 当前的阅读教学往往忽略了阅读的本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体验与感受。反观阅读主体的学生,其阅读情况又是令人吃惊的,几乎所有学生除了课堂上跟随教师分析课文的思路并进行简单的阅读之外,课后阅读少之又少,即使阅读了,也是随性而为,除非任务所迫。大部分同学不太清楚研究性阅读的实质是什么,如何进行研究性阅读,研究性阅读对提高思维能力有什么帮助,等等。存在这种现状,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高考制度是导致应试化倾向的幕后推手。 高考制度决定了阅读教学的应试化倾向,教师在教读课文时,自觉不自觉受到高考题型的束缚,把各类不同文章的阅读拘泥于“背景、段意、主题和特点”的固定模式,对本来丰富多彩的文章内容作了标准化、唯一化解读,显然在不知不觉中压制了学生充溢思想的灵性。更有甚者,把教材当做考试阅读进行指导并将课文编成考题,指导学生不读全文,只对应地找出考题所涉及的内容半猜半蒙,完全忽略了学生在阅读中应富有的个性情感体验和创新潜能的开发。这绝不是真正的阅读教学。难怪会出现这种奇怪现象:开学时学生最爱看的书是语文书,可是后来最讨厌上的课也是语文课。 2.教师“精讲”取代了学生“慢读”。 现在的学生阅读量少,训练题多。学生的课余时间被大量的数理化、英语作业占据,甚至还上各种辅导班,最后所剩无几的一点时间只能“身体调节”,哪有精力看书?而课堂上只有可怜的几分钟阅读,大部分时间被老师烦琐的分析和频繁的提问占据着。任何能力都是学习主体“悟”后“练”出来的,而绝非是“讲”或“听”出来的。缺少阅读,对语文阅读教学是釜底抽薪,对学生能力的养成就是一句空话。 3.远离生活实际丧失了生命力。 把学生固定在教室里,框在语文阅读教材里,学生缺乏必要的生活积累和生活常识,远离社会实践。孔子有言:“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因此,语文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语文阅读源于社会生活,应用于社会生活,一旦离开了社会生活,就丧失了生命力。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而忽略了生活实践,这无疑是“小学而大遗”。 4.低估了学生已有的认知能力、知识经验和心理世界的差异性。 传统教学观念把知识看成是定论,把学习看成是知识从外到内的输入,同时低估了学生的认知能力、知识经验及其差异性,并在教学中表现出了过于简单化的倾向。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教学就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教,学生学,这是天经地义的。由于传统教学过于强调教师的教,因此教学活动就成为一种教师对学生单向的、线性的传授知识的活动。 在理想语文学习理念下,学生精神的愉悦是第一位的,只有在愉悦的精神吸引状态中,学生才有认知接受的可能和发展的可能。教育家巴班斯基指出:“教学过程最优化是在全面考虑教学规律、原则、现代教学的形式和方法、该教学系统的特征以及内外部条件的基础上,为了使过程从既定标准看来发挥最有效的(即最优的)作用而组织的控制。”换句话说,所谓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就是要求将社会的具体要求与师生的具体情况和所处的教学环境、条件及正确的教学原则几方面结合起来,从而选择和制订最佳工作方案(即教案),优化教学过程的“精神吸引”,实现师生合作探究的最佳效果,而语文阅读教学的最优化就是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一种理性追求。 语文学习在现行考试制度下具有“赚分”的“显性功利”,还有超越“赚分”这一“显性功利”的更高级和更重要的关于人的素养的“隐性功利”。引导学生认识语文学习的重要意义,明白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赚分”这样单一的“显性功利”上,而应该把目光放到关乎人一生的“隐性功利”。此外,在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极力彰显语文学科魅力,彰显其承载人类文明与发展和对生命的体验与思考的意义,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语文学习这一最具有深刻意义的“隐性功利”的重要价值,这样,语文学习才能深入人心,语文教学的春天才会到来。为此我们尚需深入研究,探索出一条适合学生思维发展、能力提升、人格优化的最佳途径。 高中语文阅读论文:高中语文阅读方法的提高 摘 要:阅读作为高中语文教学的重点环节之一,也是教师倾注较多心血的环节。但是“少、慢、差、费”等现象在阅读教学中仍然存在。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本文将试作浅析。 关键词:高中 语文 阅读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阅读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社会各界对中学语文教学不断进行着反思和总结,最后得出的结论几乎都是:中学语文教学存在“少、慢、差、费”的弱点。关键在于忽视了学生阅读的主体性,忽视了学生对文本主动、自主的阅读,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压制了学生的创造,影响了学生潜能的发挥。 那么如何改善上述现象呢?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个性化阅读 第一阶段适用于高一学年,强调阅读的兴趣,主要从学生主体发展的内在需要出发,对学生的阅读范围、角度和思路等方面进行放开,即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阅读对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阅读的兴趣,语文学习将成为无源之水。原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30年的经验使我相信,学生的智力发展取决于是否会很好地阅读。会边读边想的学生,比起那些不会迅速阅读的人来,处理任何事情要快些、顺利些。”日本石井勋博士说:“阅读能力是任何学习的基础,因为每一门学问都是从阅读书籍开始的。” 为了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我在实际教学中是这样进行的: 1. 发挥教材优势,培养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课堂是学习语文的主阵地,课堂阅读是课外阅读的基础,课外阅读则是课堂阅读的延伸,教师在教学中应很好地发挥教材的优势,把学生的阅读兴趣延续到课外,以课内阅读来带动课外阅读。例如学习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可以再介绍他其它的一些作品,甚至还可以介绍美国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 2.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培养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 可以通过每天语文课5分钟的口语训练,内容是个人的阅读心得;利用各种节日、班会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辩论会、手抄报比赛、征文比赛、读书报告会等读书交流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到课外阅读的乐趣,获得成功的体验。 3.努力营造氛围,培养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教师在平时要有意识地积极营造一种浓厚的读书氛围,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 二、探究性阅读 高中生面对的是高考,所以其阅读就不免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学生要实现高考的理想,光靠个性化阅读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阅读层次序列。教师要借助第一学年个性化阅读已经形成的探究习惯和方法,促使学生的阅读成为自觉行为;要将学生的视线引导到老师指示的范围上,并要求他们把爱好阅读的经验自觉地加以运用;并且要培养学生对各类文体的阅读方法,尽量使学生阅读的感悟能力、认识能力趋向教学的要求。 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将学生自主阅读与教师点拨相结合进行探究性学习,学生要在教师指导下,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著名学者靳玉乐在《探究教学论》中指出:“探究性学习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有一个以‘学’为中心的探究学习环境;二是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因此,探究性阅读教学必须把学生自读和教师点拨结合起来。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必须根据教材特点和学生实际,以学生为主体,创造性地运用有效的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参与阅读实践,经历阅读探究过程,从而有效地改变纯接受性的学习方式,创造性地指导学生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究性阅读。在阅读活动中,要解放学生的童真个性,张扬学生的生命活力,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学生的阅 能力,实现知识的主动建构,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三、目的性阅读 第三学年直接为高考服务,要求学生把已锤炼到手的探究性阅读本领,针对高考阅读题进行目的性阅读训练。高考阅读试题的答案虽然是开放性的,但仍然有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受文章思想内容、作者观点态度的限制。因此,必须要求学生依题意答题,并且总结出一套解题“程序”,尤其是对解题思路的总结尤为重要,使其答题逐步趋于科学化、规范化。规范阅读和规范答题可以说是高三学年的主要任务。当然,后两学年也并不排除个性兴趣阅读,最好是能把两者有机合理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种课堂教学中,学生的提问会很多,师生问答不能是简单的对错判定,而应该是平等协商的讨论。所以,学生正确的提问方式应该是:先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再询问老师的看法并与之讨论;如不同意教师的意见,要进一步质疑,再讨论。 现阶段,为了让学生有更好的自我发展的机会。在实施《新课标》所倡导的课内向课外延伸的教学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应端正我们的观念,走出误区,以学生为主体,找到更有效的阅读教学方法,给学生更多的指导,解答他们的困惑,适应新的教学评价,让他们扬起兴趣的翅膀,翱翔在语文浩瀚的海洋里,到达成功的彼岸。 高中语文阅读论文:高中语文有效阅读教学理论与实践 【摘要】课堂教学及其效率是教育工作者一直孜孜探讨的一个课题,高中阶段,是基础教育的最后阶段,面临着对整个基础教育效果的集成和检测,有效的阅读教学重要性尤为突出。高中语文课堂上对学生的语文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最为基础的环节就是阅读,所以在开展语文有效阅读的教学策略的研究,应该是语文教学提高效率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有效阅读;五步阅读法;悟读;赏读 一、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现状分析 目前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抱住陈旧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从字词到段意到中心的肢解式教学,形式单一,内容枯燥。课堂教学中低效或不讲成效的现象大量存在,一般性教学中重复机械性的、强行填鸭式的现象随堂可见,公开课中表演型的、虚假的演戏愈演愈烈。二是对语文课改理解出现偏差。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语文教师接受了比较前沿的阅读教学信息,并将之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如阅读感悟、探究性阅读、个性化阅读等等,但由于缺乏深入的实践研究,指导不够到位,不乏有流于形式的现象,看着热闹,却没有实效。教学中出现了过分夸大自主而导致课堂教学无序、过分夸大过程忽略结果而导致课堂教学无效、过分夸大学生作用轻视教师作用而导致教学不得法、过分夸大情感目标轻视知识技能目标而导致教学质量下降等问题。 二、高中语文走有效阅读教学的必然性 面对这些低效的课堂教学现状,对照新课程改革的发展要求,我们迫切希望提高课堂教学实效,促进学生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创新精神以及探究能力的整体提高,促进学生全面、持续、和谐地发展。教师需要在课题研究中提升理论和实践能力;基础薄弱的学生,也更需要有更为快捷有效地有效阅读方法指导。近年来新课程改革在高中语文阅读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对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新课标将培养学生语文素养分解为几个方面的能力目标: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用•拓展、发现•创新,与过去的教学大纲相比,分类更具语文学科的规范性,要求也更具体,指向也更明确。这给我们阅读教学提供了新的研究切入点和新的实践操作平台。更重要的是,这些能力目标的达成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阅读。阅读是贯穿提升语文素养整个过程的活动。而当下高耗低效的阅读教学显然与新课标的要求存在着明显的脱节。因此,寻找阅读教学的有效策略是新课改背景下我们必然的选择。 三、高中语文有效阅读教学的含义 “阅读教学策略”是指运用语文教学的一定手段,遵循阅读的一定规律,教师通过教学提高学生对阅读的要求意识,掌握和运用恰当的策略来完成阅读任务,从而形成监控策略运用的能力。如果说,阅读兴趣关注的是“想不想读”的问题、阅读方法关注的是“怎样读”的问题,那么,阅读策略关注的就是“为达到阅读目的、应当采取何种阅读方法、按怎样的步骤来读”的问题。它的理想状态是:学生拿到读物,能够自觉确定阅读目标、灵活调用阅读方法、有效监控维持阅读过程、最后能够对阅读效果作出客观评价;最终养成自觉运用策略进行有效阅读的习惯。“有效阅读教学策略”重点在于有效性的教学阅读策略研究。这个有效性,绝不同于阅读的功利性,这个有效性不仅是阅读能力的有效提升,还是阅读审美,以及阅读兴趣,阅读习惯的延伸。 四、我校“五步阅读法”具体内容 第一步:初读,了解相关资料。包括作者、背景、注释、文体等。以知识识记、积累为重点,有社会、历史知识、文体知识。第二步:通读,梳理文章思路。内容方面,涉及对象(人物主次及关系)、事件、特征(对象的性格或品质)、主旨(对象特征所体现的普遍意义或作者写作的意图)。能力要求:准确把握重要信息的能力;事件的概述能力(人物+行为+结果);由形象到抽象的思维能力;由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逻辑思维能力。形式方面,涉及段落、层次及关系。知识要求:懂得关键词、中心句;了解层次结构的几种关系(总分、并列、连贯、对照)。能力要求:准确把握关键词、中心句的能力;概括语意的能力;分析层次结构关系的能力。第三步:解读,理解重要词句的意义或作用。有表层义、语境义及作用分析。知识要求:词语积累,语法知识。能力要求:能分析词语或句子对文章主旨、对象、特征、结构、表达效果等的作用。第四步:赏读,鉴赏评价文章的内容与艺术手法。知识要求,识记常见写作手法的定义及其作用。能力要求,能判断文章内容的积极或消极意义,能指出文章的写作特点及其效果。第五步:悟读,由文章生发见解和感想。包括感受、见解、模仿与创造。知识要求:社会与生活积累,阅读积累。能力要求:联想能力,创造能力,迁移能力,表达能力。五步阅读法,清晰地呈现了阅读由表及里,由整体到局部的阅读流程,知识点和阅读的能力点分解到各个步骤,一目了然,阅读任务的指向性明确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避免阅读的盲目性和低效性。 五、教师在“五步阅读法”课堂的作用 学生是阅读的主体,学生阅读的过程就是体验的过程,在教师指导下的阅读体验更有效,能力提升也更明显。整个阅读过程是学生的过程,根据五步阅读的不同层次,教师参与的程度和发挥的作用不同。初读,立足学生自主,进行知识搜索、整理和识记。通读主要给方法,然后放手学生去操练。解读、赏读,教师不仅要给方法,还需要有指导与点拨。悟读,可以让学生独立思考,教师可以给以点评。阅读能力培养的过程,如同学开车一样,教师是教练,可以给方法,给方向,但不能越俎代庖。不亲自开车,永远学不会开车。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情感、审美的熏陶是心灵感受、体悟的内在过程,教师更无法替代。 作者:肖瑞利 单位:内蒙古乌海市滨河中学(乌海六中) 高中语文阅读论文:新课改下的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分析 摘要: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其对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提高学生的课文理解能力等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写作教学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高中语文阅读教学还存在较多问题,要求高中语文教师能够根据这些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本文就我国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策略进行相关探讨,希望能为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发展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关键词: 新课改;高中语文阅读教学 语文阅读教学是我国高中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高中教学中的难点内容。不少高中生在语文学习中表现得差强人意,阅读理解能力有待提高,语文素养也表现出较多的不足,这说明我国高中语文阅读的教学有效性较差,难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1]。因此,新课改时期要求教师能够从教学现状出发,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进行阅读教学,促进学生的语文发展。以下本文就新课改下高中语文阅读教学进行简要探讨。 1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有效性并不高,这与多方面因素有关:首先,新课改以来,高中语文教师虽然进行了教学形式上的改革,但是教学本质并没有改变,教师依然是教学的主体,学生需要在教师的主导下进行被动学习。这种教学现象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无法得到提高,自然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2];其次,阅读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部分高中语文教师在教学中习惯将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强加给学生,忽略了学生对文章内容的主观理解和体验,限制了学生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的全面发展,这些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也十分不利;最后,教师在教学中过于强调学生对于考试技能的掌握,没有切实认识到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意义,因此导致学生只知道强化自己的解题能力,实际学习效率较低。 2新课改下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策略 2.1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要想促进学生学习效率和质量的提高,教师首先需要采用合适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多种方法:第一,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课题的导入,以此来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这一种教学方法比较适合画面感较强的教学内容,如风景类文章、叙事性文章等[3]。例如,在《荆轲刺秦王》的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在教学前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搜寻相关的视频。网络中关于这方面的视频种类仍然是较多的,教师可以选择稍微具有深度的视频,如影视剧中的截取图片和视频、或者纪录片的片段等。课堂教学中教师先给学生展示视频,然后再进行自然的导入:“你们知道这段视频的主要主人公以及内容是什么吗?”从而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进一步的教学。第二,教师可以采用情景教学法。情景教学法指的是教师在教学中创设生活情景,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教学中,为了更好地导入课题,教师可以设置具体的教学情境为:“今天我们举办一次小型的演讲,演讲的内容就是‘我有一个梦想’”。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情境教学,教师设置了特定的情境,学生在这情境中进行演讲训练,然后再引入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内容,可以进行自然的教学过度,同时还能增强学生对课文内容以及作者想要表达情感的理解;第三,通过简单的小游戏来活跃课堂,这种教学方法也可以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教师可以在课前两分钟让学生玩“成语接龙”的游戏,也可以挑选学生上台讲几个小故事,这样对于活跃课堂氛围,放松学生的身心有着重要的作用,也能够有效提高本堂课的学习效率。当然,教师也可以进行适当的创新,改变游戏的形式。同样是接龙游戏,教师在《林黛玉进贾府》的教学中就可以让学生尝试以“古诗句接龙”的方式进行游戏,以小组为单位,每组完成一句“古诗句”,其他组接下去。这种游戏方法不仅新颖,还能够锻炼学生的古诗词能力,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 2.2重视增强教学的探究性 教师在阅读教学中不仅要重视教授学生一定的阅读学习技巧,更加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语文阅读探究能力,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所谓的探究学习指的是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能够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经历,对文章进行全新的理解,这对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强化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和创新能力发展等有着重要的意义[4]。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重视教学的探究行,让学生能够加强对语文阅读的自主理解和探究。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学习,也可以提问的形式来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2.3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良好的阅读习惯可以帮助增强学生的语文语感,也可以丰富学生的认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还能够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因此,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如,在朗读时,教师必须要求学生能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进行有感情地朗读,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增强学生对文章中心情感的把握,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朗读兴趣,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5]。此外,教师应该每天给学生布置一定的阅读任务,让学生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这对于增强学生的语文素养、提升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3结语 综上所述,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关键,高中语文教师应该要在新课改理念的指导下进行教学模式的创新,以灵活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切实促进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许阳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大许中学 高中语文阅读论文:高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探究 摘要: 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高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以新课标为指导,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以此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对学生语文阅读能力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将从传授阅读方法、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评价体系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帮助教师顺利开展教学活动。 关键词: 高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分析;研究 在新课标的背景下,为了使高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更加深入人心,教师就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以及学习能力,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使学生对小说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 1传授阅读方法,掌握自主阅读技巧 1.1从三方面分析人物性格 小说的三要素分别是人物、情节以及环境,这些要素的堆叠可以充分体现出小说人物的性格。因此为了使学生更加全面的了解人物,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从这三方面对人物性格进行分析。 1.1.1人物描写 人物描写包括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等等,为此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对这些语句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让学生对人物产生直观了解,使学生脑海中形成人物的基本形态。比如在学习《装在套子里的人》的时候,学生就可以通过“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等外貌描写,明确别里科夫是一个时时、处处将自己装在套子里的人,从而对别里科夫的性格有一个基本认识。 1.1.2环境描写 通常来说,环境描写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就是社会环境,两者都可以侧面体现出人物的命运和境遇,以及这些经历对人物性格的影响,为此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根据环境的变化,预测人物的潜在性格以及人物命运的走向。比如在阅读《祝福》的时候,作者通过“鲁镇”的描写,侧面叙述了祥林嫂的生活环境,同时将祥林嫂的社会地位进行凸显,为其日后的命运发展埋下了伏笔[1]。 1.1.3情节描写 人物的命运走向与情节描写息息相关,为此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对情节进行分析,从中找出隐含意义,从而对人物性格进行全面了解。以《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情节为例,通过对林冲怀匕首寻仇敌、看守草料场等情节的描写,可以帮助学生预测林冲的后续命运,从而使学生对其性格发展变化有了深入的了解。 1.2从小说结构入手,理清故事脉络 在小说中,其故事结构相对固定:开端、情节发展、高潮、结局。此外,为了增加小说的可看性,部分作者会采用插叙、倒叙的写作手法对故事发展进行描写,以此来丰富小说的故事情节。在阅读过程中,为了使学生快速理清故事脉络,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对小说结构进行分析,从框架入手,层层递进。以《祝福》这篇文章为例,学生在第一次阅读时通常都会出现逻辑混乱的情况,为此,教师就可以教学生从小说的外围结构入手,明确倒叙手法的使用特点,从而确定时间节点,把握故事的发展走向,以此来充分了解小说情节[1]。 2创新教学方法,体现学生主体地位 2.1开展情境教学 与散文或者是其他载体的文章相比,小说的情节性以及故事性相对较强,因此,小说就极易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但是由于部分小说结构复杂,使用的语言也较为晦涩,这就使得学生无法全面理解小说的内容,对于学生分析文章具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为此教师可以应用情境教学法,将抽象的描写具象化,以此来帮助学生理解文章。比如在学习《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为学生播放与课文内容相关的影视资料,如《林黛玉进贾府》的片段,让学生对林黛玉的相貌、衣着、动作等进行直观理解,让学生融入到小说情境当中,为学生理解文章带来帮助[2]。 2.2开展小组讨论 为了使学生对小说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探讨,从而培养学生表达能力以及思维能力。比如在学习沈从文的《边城》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以课后习题中引用的沈从文的“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题展开讨论,一方面让学生根据课文内容进行阐述,另一方面让学生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础进行阐述,从而使学生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同时,通过小组讨论实现共同进步。 3改革评价体系,沿承素质教育理念 3.1开展多元化评价 在新课标的要求下,教师不仅要重视对学生基础知识的传授,同时还要以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品格为指导,净化学生的思想,不断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从而为学生今后的良好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为此教师需要尊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不仅要开展教师评价,同时还要实施学生的自评,学生之间的互评,以及家长评价,并将其进行结合得出最终评价结果,以此来实现教学评价的多元化,为学生的全方位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3.2开展综合性评价 为了使教学评价更加全面,教师可以对评价形式进行拓展,通过读书心得、读后感、成长日记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综合评价,从而全面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情况。比如教师可以在班级的“阅读园地”中展示学生的阅读成果,然后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组织学生对其进行评价,以此来促进学生的进步。综上所述,在新课标的号召下,高中语文教师就需要根据教学要求,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应用情境教学等方式,帮助学生更加透彻的理解文章,使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不断提高,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 作者:何长玉 单位: 鸡西市第十九中学 高中语文阅读论文:高中语文阅读教学质量强化 摘要: 语文阅读,是检验学生文章认知感和理解力的一个重要标尺。如果一个学生在拥有能够使用华丽辞藻和优美句子的能力的前提下,还能够对阅读水平自成一派,那他就可以说的上是语文水平高的学生。因此,阅读能力的提高一直是教师和学生所追求的。然而,学生关于阅读的理解力和思考能力依然不尽如人意,本文针对以上现状提出阅读教学质量强化的方法。 关键词: 高中语文;阅读水平;强化 一、关于高中语文阅读的现状 阅读退化这个现象在如今的青少年当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青少年在语文学习方面的通病。青少年的阅读退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阅读量大量减少,阅读水平局限在没有掌握好日常阅读所真正需要的量。俗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阅读也正是这个道理,再难的文章多通读几遍,就算不能对它的意思完全心领神会,至少也不会看的一头雾水,而量的积累实际上就能够实现质的飞跃。通过大量的阅读能够使得学生在身心方面都形成对阅读的重要性的感知,也能够明白作者写文章所想要表达的深意[1]。因此,阅读量的积累十分重要。 二、关于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优化策略 1.强化兴趣意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在学习方面更为受用。提升学生的阅读水平,要看准时机,为强化学生的兴趣意识做准备,学生的兴趣随着教材的内容新颖与否而定,也根据阅读的内容深浅而产生微妙的变化。因此,除了课本上固有的几篇阅读佳作之外,老师应适当的推荐学生去阅读一些课外优秀文摘,很多文摘非常符合大众需求,包罗万象,不乏佳作和发人深省的文章。朗朗上口的故事篇章和幽默诙谐的小故事都能让学生在课余时间饱眼福,也在无形之中储备了自己的知识量。督促学生时时阅读并定时摘抄其中的好段落,加以交流自己关于该篇文章的心得,就能够使学生获得一定程度上的阅读水平提升[2]。另外,学会因势利导也是让学生产生兴趣的关键所在,以课文《琵琶行》为例,由于是文言文,在背诵上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再加之文章的长度不算短,更令学生望而生畏。教师在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和学生探究这篇佳作背后的故事,了解白居易写作的意图和背景,也明白文中的琵琶女为何身世凄凉的辛酸和无奈。通过对琵琶女凄凉身世的描写和作者“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哀婉,其间的感染力不说自明,很多时候哀转久绝的伤感故事要比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更容易使人驻足,学生的兴趣也就由此引发。 2.强化主体意识 虽说教学是教师的工作,但教学的对象却是学生。因此,教学过程中如果忽略学生的主体地位,一味的让教师充当讲解者的角色,忽视了学生的感知和反应能力,长此以往,便会让教学质量大打折扣。强化主体意识,实际上就是强化学生自己的主体意识,学生在课堂过程中需要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也贯穿到老师的内容之中,而不是单纯的听讲,这样才能使教学氛围变得生动而不至于变得僵硬死板。之前所提到的要对学生自己选取的阅读材料进行一定的指导,以防他们走入“八卦周刊也是为了积累阅读材料,为提升阅读水平做准备”的误区。但是教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指导不是干预,矫枉不能过正,掌握好这个概念。不能以指导学生为由侵犯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和课后学习的主体地位,也不能针对学生阅读素材选择对象的不恰当肆意进行整改和规范,正确的做法是通过课堂的指导,让学生明白什么样的阅读材料是值得积累的。[3] 3.强化训练意识 除了积累素材时时阅读之外,老师也可以用一篇好的文章,针对宗旨大意对学生进行提问,而进行的方式可以不按传统的套路出牌,也不必真的确立一个对的的标准的错误答案,一切全凭学生自己的想法回答。[4]此外,除了课上要抓好训练阅读之外,也要注意让学生在课下时时跟进自己的阅读能力提升训练,老师可以向学生建议每天花二十分钟阅读一篇美文,针对其中的优秀段落进行摘抄和评判,评判的标准依据自己的想法定论即可,对于美文阅读题目的问答题的对错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根据题目的训练之后学生在心中形成的丘壑,这些都是仅靠一个对错的答案无法形成的瑰宝。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语文的阅读能力提升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教学工作,不仅需要广大教师站在学生的角度将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逐一阐明,从科学的角度出发,从整体的角度出发,也需要学生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在激发自己对于阅读兴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尊重教师的主导意识,做到既能够在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上革故鼎新,也要实现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逐步提高自己的阅读水平的目标。这是一项难度不小的工作,也是实现阅读优化的有效策略。 作者:孔晓茵 万婷婷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高中语文阅读论文:高中语文传统文化阅读探析 摘要: 语文素养是学生人文素养的基础,而传统文化则是人文素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在目前的高中语文教学中很难看到传统文化的影子,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尤其是阅读教学中加强传统文化的渗透,对提高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和认可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促进高中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在分析高中语文阅读审美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如何在高中语文阅读审美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 关键词: 高中语文;阅读审美;中国传统文化 一、高中语文阅读审美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现阶段在高中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占有很大的比重,但由于考试等功利化的认识等因素的影响,传统文化在高中语文阅读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和继承。语文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语文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进行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新课标中也提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语文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我国优秀文化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因此,语文教学不仅仅是字词句的教学,还需要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重视文化遗产的传承。在目前的阅读教学中,很多学生对古诗文的学习和阅读较为发怵,普遍反映很难,如果没有字典等工具书就很难读懂,在学习中还是传统的字词句、内容理解、句型模仿等学习内容,缺乏对文章的感悟,有的学生甚至很少读古代的文学名著,不喜欢古诗词,只看教科书和参考书,缺乏必要的人文滋养。更多的则被现行流行的时尚元素所吸引,认为传统的孔孟思想、唐诗宋词、书法绘画等已经落后于时代,不值得学习。 二、高中语文阅读审美教学中传统文化融入方法分析 1.对教学内容进行创新改革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可以将经典的传统文化融入阅读材料中,减少一些说教类的阅读内容,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的价值观,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给予接触传统文化知识的机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觉接受传统美德、爱国主义等思想的熏陶。如,高中语文阅读中《陈情表》等文章的加入,使学生充分理解勤学、忠孝、珍惜情感等传统文化的精髓,教师在教学中通过主动点拨和重点解读启发和影响学生,使其懂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样不仅实现对学生的教育功能,同时对传统文化起到继承和发扬作用。 2.引导学生将阅读和写作结合起来,加深阅读印象 课堂的讲解固然重要,但课下的动手才能更好地让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因此,在课堂教学之外,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课下进行必要的写作,以此来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如,在学习完《论语》《陈情表》等内容后,引导他们在课下写读后感。在重要的传统节日时,如清明、中秋等可以引导他们去图书馆或网上搜索有关节日的历史和趣闻进行自主阅读,然后在班级中进行开放式讨论,通过互相学习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识程度,产生与传统文化亲密感,通过以上多种途径来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认可,并能更好地促进高中语文阅读学习的开展。 3.加强课文阅读中传统文化内容的渗透 课文阅读活动是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相互渗透的重要途径。在课外阅读中,教师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学生进行传统文化内容的学习和理解。如,可以引导学生自主进行经典诗词、美文背诵与赏析。在每堂课的前五分钟安排学生将自己喜欢的经典诗词或者美文以背诵和讲解赏析的形式展示给大家,学生通过事先的内容搜索、选择、阅读、理解和表述,不仅加深了对传统文化内容的了解和欣赏程度,同时也带动其他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这一活动中,通过每日的坚持和持续不断的进行,在长期的积累中学生自觉地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并提高了对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提升了自己对传统文化内容的理解和审美能力。另外,教师可以在每个学期安排学生选择一到两部经典名著进行阅读,课外时间阅读一些国学经典,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道德修养,让学生通过博览国学经典,丰富学生的情感,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读书会,让学生交流和共享读书心得,通过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4.在教学中积极营造课堂文化氛围,加强人文熏陶 在部分传统文化阅读内容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营造学习的文化氛围,以此加强对学生人文精神的熏陶。如,在学习《荷塘月色》一文时,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将李白的《古风》中有关荷花的诗词融入其中,还有杨万里的《莲花》等,再配上相应的古典乐曲,这样很容易将学生带入荷塘月色的真实美景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他们对荷塘月色及相关诗词所蕴含的文化底蕴的理解和掌握,加深对传统文化知识内涵的理解和认识程度,并自觉地形成对该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再现,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同时还可以让学生诵读文章来营造课堂的文化氛围,让学生通过文章的诵读不仅记住文章内容,同时在诵读过程中准确理解和深刻体会文章所蕴含的思想主旨和精神,形成对文章内容的认可。 5.深刻挖掘阅读教材中的文化内涵 高中语文教材中不乏古代作品中的诗词、小说等内容,这些内容是传统文化知识的载体和重要传承形式,蕴含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和内容。因此,在教学这部分内容的阅读时,教师不仅要进行基础知识的教学,如,字词句的理解和掌握等,还需要对文章的写作历史背景、作者写作处境、所体现的文化内涵等较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进行讲解和说明,只有深刻挖掘这部分学习内容的传统文化思想,才能真正实现学习和教育的目的。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从课外的注释、阅读提示入手引导学生关注文章所涉及的文化常识。或者从文章的故事情节入手,给学生主动展示整部著作的文化内涵。或者从课文的主题入手,为学生深入分析文章中所蕴含的传统美德、文化背景和哲理境界,让学生体会文章的文化意境和趣味所在。通过全面、深入的学习,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文章的文化意境和内容。 6.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阅读 新课标指出,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是多元的,因此,在语文传统文化内容的教学时,要重视语文的熏陶和感染作用,在重视教学内容价值取向时也要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因此,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古代诗词或其他文体内容时,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阅读,找出阅读文章的中心思想,让学生表达对该文章的理解,和其他学生进行交流和比较,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学生对学习材料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对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文章的主题大意及文化内涵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传统文化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重视传统文化内容的融入及深刻挖掘和传授,主动引导学生进行相关国学经典的阅读和学习,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创造性地学习,真正发挥传统文化对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 作者:王华土 单位:浙江省三门中学 高中语文阅读论文:高中语文阅读效率有效策略 摘要: 针对多元化教学法、探究式阅读和课外自主阅读这几个方面,探讨了提高高中语文阅读效率的有效策略,以促使高中语文教师运用多元化教学法指导学生进行探究式阅读和自主阅读,提高阅读效率。 关键词: 高中语文;阅读效率;策略 高中语文新课改的标准指出,高中语文教师要注重提高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使学生能初步理解并欣赏文学著作,从而接受高尚情操和高等趣味的熏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个性,使自己的内心世界得到完善和丰富。目前的高中语文除教材外,还配备了专用的《语文读本》,教师要善用这些资源,让学生从阅读过程中找到乐趣,感受到阅读的好处。 一、采用多元化教学法,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 (一)领悟式教学 领悟式教学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自主体会目标文段的内容,从而使学生的领悟能力得到锻炼,达到高效阅读的目的。例如,学习《荷塘月色》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播放《荷塘月色》这首歌曲,让学生一边听一边感受课文中所描述的意境,体会荷塘月色之美。待学生阅读完后,教师可以提问:“读完这篇文章,大家有怎样的感受?”“这篇文章中有哪些经典语句?好在哪里?”学生通过自主思考并回答,提高领悟能力。 (二)表演式教学 有的课文篇幅较长,教师可以采用表演的形式,让文中所写的内容更直观地展现在学生眼前。例如,学习《边城》一课时,教师可以安排几名学生扮演课文中的角色,把文中的人物、情节等生动地表现出来。对于表演角色的安排,教师可以让学生自由挑选自己喜爱的角色进行表演,并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学生的阅读现状,活跃课堂气氛。 (三)学生讲课式教学 为考察学生的阅读成果,教师可以安排一些学生上台讲课,在锻炼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同时,深化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例如,讲到《失街亭》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前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如让学生说出文章的语言特色,讨论马谡的性格等。然后选出表现优秀的学生上台演讲,把自己的阅读经验分享给其他同学。 二、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阅读,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一)利用课堂提问,提高学生思维的敏捷度 学生读完课文后,教师可以依据文章内容向学生提问,学生通过迅速思考和回答,能够提高自己思维的敏捷度。例如,学习《我有一个梦想》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阅读,再向学生提问:“这篇文章中多处提到‘梦想’一词,作者所说的‘梦想’究竟是什么?”“这篇文章中最能够体现作者思想感情的是哪一部分?为什么?”如此一来,教师就能够引导学生迅速进入阅读状态,并带着问题展开阅读。 (二)进行课堂拓展,提高学生的联想能力 高中语文教师不仅要创造性地利用教材,带领学生挖掘丰富的阅读资源,还要摆脱教材的束缚,争取使学生走出课堂,思考人生。因此,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还要积极培养学生的联想与想象能力。例如,学习《阿Q正传》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展开换位思考,把自己想象成阿Q,考虑自己应当怎么做,或是联想阿Q会遇到怎样的命运和结局。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自主展开探究式阅读,获得更全面的发展。 三、鼓励学生在课外自主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 (一)扩展阅读范围,打开学生的视野 提高高中学生阅读效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高中语文教师要注重扩展学生的阅读范围,尽量多地为学生提供阅读资源,增加学生的阅读量,提高阅读效率。大量阅读能够打开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具备较高的语文素养。例如,学到《林黛玉进贾府》一课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前先初步了解一下《红楼梦》的创作背景和主要内容,然后安排一些读过《红楼梦》的同学向其他同学讲述其中的经典故事,使更多同学能够在课后自主寻找《红楼梦》进行阅读。 (二)进行专题研究,让学生体验阅读过程 专题研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阅读效率。比如,学生在学习“诗歌”这一单元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如《诗歌的发展与鉴赏方法的探索》。有些学生认为:“我国是诗歌的摇篮,诗歌文化是我国的主要文化,已经渗透到祖国的血肉之中。”还有的学生认为:“探索诗歌的历史和创作手法,可以提高诗歌鉴赏的水平,同时也能为高考打下基础,作好充足的战略储备。”专题研究重在学生的体验过程,能让学生感受到阅读之美,从而提高阅读效率。 总之,勤于阅读是一种良好的习惯。高中语文教师要把阅读教学和阅读指导放在首要位置,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教会学生掌握语文阅读的正确方法和技巧,使学生能够用心体会阅读的魅力,并从阅读过程中收获知识和乐趣。 作者:孟艳玲 赵颖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高中语文阅读论文:高中语文学生课外阅读教学 高中生面临高考,压力大,时间紧,同学们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课本及各种教辅材料的学习上。虽然大家也能认识到语文在高考中的重要性,扎身题海,埋头苦练,却苦于无法提高语文成绩。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首先要纠正学生和家长在认识上的误区,让他们认识到课外阅读对高考语文成绩、对学生终身发展的重要性。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阅读。”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广泛地开展课外阅读教学活动,既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又有利于整个高中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 一、高中语文教师要激发高中生对课外书籍的阅读兴趣 只有学生有了浓厚的阅读兴趣,才能从内心深处对课外阅读产生主动的需求。高中语文教师要激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使之产生强烈的阅读欲望。只有高中生自己渴望阅读,对阅读材料有了阅读兴趣,自己内心深处才能有对阅读的需要,他们才能自觉主动地去看书。在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过程中,教师要善于运用各种有效的手段,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使学生产生对课外阅读的兴趣。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没有任何兴趣,被迫进行的学习会扼杀学生掌握知识的意愿。”因此,高中语文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的时候,首先要培养高中生的课外阅读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高中学生只有对语文课外阅读产生了兴趣,才会把阅读看成是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才会由被动阅读转为主动阅读,才会自觉去进行阅读活动。高中语文教师可以运用一些鼓励手段。当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有很大收获时,及时对学生进行鼓励激发他们的兴趣,从而培养学生的语文课外阅读能力。 二、高中语文教师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课外阅读习惯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高中语文教师不仅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更重要的是让高中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鼓励学生坚持课外阅读。做任何一件事情,想要有所收获,必须坚持。高中语文教师可以定期开展各种有趣的阅读活动,让高中生对课外书籍保持兴趣和阅读积极性。要培养高中学生的语文课外阅读能力,语文教师最重要的是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课外语文阅读方法。为了提高学生语文阅读速度,教师可以个学生限定阅读时间。让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有效地获取信息,加快阅读节奏,提高阅读的质量,从而为了学生在考试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限定内容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平时的教学中,语文教师对在课外阅读中取得一定成绩的学生,要及时地给予鼓励,让他们有成功的体验,有继续阅读的信心和动力。受到鼓励后,学生就会自觉地坚持广泛的课外阅读,良好的读书习惯也就随之得以形成。语文教师在引导学生正确开展阅读活动的同时,还要引导高中生写好读书笔记。当学生阅读到好的词句后,可对所阅读的文章进行摘抄,也可以写下自己的独到见解。 三、高中语文教师要指导学生选择合适的课外读物 现在市面上的课外书籍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并不是都适合高中生进行阅读。因此,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帮助学生选择适合他们年龄的课外书籍,多给高中生推荐对他们身心有益的课外读物,优秀的课外书籍也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阅读效率。首先,选择的阅读材料的思想内容要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其次,阅读材料的内容要广泛,体裁要丰富多样。最后,高中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阅读物的选择上要注重作品的价值观倾向,让学生在进行课外阅读的过程中完善自己的价值观。 四、高中语文教师要教给学生正确的课外阅读方法 教给学生正确的课外阅读的方法十分重要。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阅读是一件很长远的事情,作为高中语文教师不能只满足于教授学生课本知识,还需要给学生传授一些正确的课外阅读方法。最基本的阅读方法有浏览法和精读法,这些方法同样也适用于课外阅读。浏览法是对阅读材料不是逐字逐句读,而是快速地阅读全文,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把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直接跳过,只了解整篇文章的内容大意和作者的观点。精读法就是抓住文章中重点的词句和段落,对文章进行精心的阅读欣赏,这样就可以从作者的作品中,深刻地体会到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文章的中学思想。例如:平时让学生阅读新闻、小说、故事等体裁的文章时,一般采用浏览法,读这类的文章,只需对文章内容大体了解,不需要深入分析;在阅读优美的散文或文章中精彩的段落时,一般采用精读的方法,要边读边想,反复的读,可以理清情节,可以欣赏作者的语言和写作方法。 作者:杨晶 单位:甘肃民乐县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阅读论文:高中语文阅读有效性教学 摘要: 阅读是语文学习的基础,在语文教学中占据重要的基础性地位,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培养学生感悟和写作能的基础,也能带动学生其他各项能力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高中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 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高中语文教学中对语文教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对于高中语文阅读教学,要求在培养学生多阅读能力的进程带动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感悟能力。 1阅读教学开展的重要意义 语文教学开展中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地位意义相同,都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学生都离不开阅读教学活动。通过统计相关资料,我国当前很多高中学生在阅读方面兴趣不慎浓厚,导致阅读水平和阅读能力欠缺,出现这类情况的原因是阅读教学的具体有效性不够。高中语文教学开展的实质意义不仅仅是教会学生如何读书,更要教会学生怎样感悟文章中具体内含,让学生通过阅读不断的提升自我文学的修养以及写作水平。由于语文的知识面比较广阔,因而通过阅读可以更好的培养学生对文章深入了解的能力,通过各类文章写作手法的运用,积累文学素材,努力提高原创能力。 2提高阅读教学的有效策略 科学阅读教学策略的运用,是提升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的关键,以下两方面是提升阅读教学有效性的核心。 2.1注重培养学生课外阅读能力: 在高中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不能根据教学目标了解学生对课文教学的需求,就不能锻炼学生的各项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因而,教师在开展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适当的选取语文教材以外的各类文章,把这些内容作为课程教学的蓝本,这是锻炼学生探究能力的核心,同时也对学生阅读能力,课文知识累计等方面产生较大的推助[1]。 2.2阅读教学融合写作教学: 在阅读教学活动中,可以借助于阅读写作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的阅读能力有所提升,这是培养学生独立人格的基础,为了让学生将学到的知识真正的学以致用,那么教师需要知道学生将实际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具体的写作流程内,因而将阅读和写作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值得推崇。例如在学习高中语文教学中《边城》内容时,需要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找出文章内的各类优美语句以及巧妙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技巧,将详细刻画人物的写作方式灵活的运用到作文创作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循序渐进,逐步深化现在掌握的知识,深化发展中提升知识灵活运用能力。 结语: 高中语文阅读在整个高考阅读中地位意义非凡,现在很多高中语文教学还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因而会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出现阅读教学不尽人意的情况,通过研究了解,当前高中阅读教学出现的各类问题,都需要在思考中深入研究,找到解决途径,提升高中学生的文学修养,让学生的阅读教学取得良好效果。 作者:吴嗣军 单位:重庆市忠县拔山中学校
语言艺术论文:新课导入的语言艺术 一节成功的好课,是从新课开始的。研究表明,如果在新课开始时,就能以有效的方法,唤起学生注意,安定学生情绪,激起学生兴趣,使学生以良好的心态投入课堂学习,那么整个课堂教学就成功了一半。我们知道,新课开始,学生大多精力分散,心神不集中。对此,除了通过神情暗示、动作提示外,可融组织教学于新课导入之中,依据教学目标,根据学生实际,精心设计导语,以发挥导语“集中注意、激发兴趣、突现目标”等多重功能。 描述情境,引发兴趣 教材中的不少课文,或描写了美妙的景色,或叙述了生动的故事,此类课文,可选其中精彩的画面或精彩的情节,通过具体形象的描述,声情并茂的表述,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桂林山水》可这样导入:同学们,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而桂林则是这个大花园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那里的水是那么清,那么绿,那么静;那里的山是那么奇,那么险,那么秀。谁到了那儿,都会被那奇特的风景所陶醉,被那美妙的景色所感染。今天老师就带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样导入,学生就会被桂林山水的美妙所吸引,同时也对桂林山水的主要特点有了初步的了解,他们就会全身心进入课文描述的境界中去,投入到课文的阅读和景色的欣赏中去。 创设矛盾,促其探究 由于学生知识积累有限,认识理解能力欠缺,他们对某些知识的了解和理解往往与课文内容存在明显的差异。对此,新课导入可有机联系,合理运用,创设矛盾,引发疑问,以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如:《在仙台》一课教师这样导入: 师:同学们,知道鲁迅吗?谁能介绍他的有关情况? 生:我知道,他是绍兴人,在三年级我们学过《三味书屋》,课文中介绍了他小时候读书的情况,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珍惜时间人。 生:我从课外书中知道,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生:我从课外书上知道,鲁迅是对敌斗争的勇士,他用他犀利的笔与敌人斗争。 师:同学们知道得还真不少,但是你们听说过鲁迅学医的故事吗?(学生茫然)课文《在仙台》写的就是他为什么学医,以及在日本仙台学医的经过。(介绍鲁迅学医的原因和他弃医从文的故事)。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在仙台跟藤野先生学医的。 学生虽然对鲁迅并不陌生,但对鲁迅学医以及放弃学医,走文学救国之路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诸如此类,教者充分运用学生知识上的缺陷,通过矛盾的创设,使学生产生疑问,从而为引导阅读探究奠定了基础。 剖析课题,明确目标 有不少课文,题目对课文内容和思路进行了暗示,这类课文,新课导入可引导分析课题,揣摩内容和思路,以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如《草船借箭》这样导入: 师:今天我们学习一篇新的课文。(板书、学生读题)谁说说题目的意思。 生:草船去向别人借箭。 师:哟,草船真神奇啊,它竟然能向别人借箭呢? 生:不是,用草船向别人借箭。 师:对了,由课题你想想课文可能写些什么呢? 生:课文可能写谁借箭,为什么借箭,如何借箭,结果怎样。 师:是啊,谁用草船借箭呢?向谁借箭呢?为什么要借箭呢?是怎样借箭的呢?结果怎样呢?这是我们阅读这篇课文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这样根据课文题目引导设问,教者适当提取梳理,使阅读目标以问题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从而确定了课堂学习的方向。 语言艺术论文:探究电影台词的诙谐语言艺术 一、《大话西游》台词的诙谐表现形式 修辞学家的杨鸿儒曾说过,诙谐幽默是一种修辞方式。这说明,诙谐幽默是语境中的一种常用表达方式,其影响力与效果和当时的环境、人物、画面有关,不同的场景,效果也会不同。在严肃的语境中如果采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有时是不合时宜的。特别是在电影艺术中,更要根据画面与环境的不同而变化,这样才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运作旧故事新诠释的方式,讲述至尊宝在还没有成为孙悟空的时候,面对尘世与紫霞仙子、铁扇公主、白晶晶的爱恨情仇。这部影片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诙谐幽默台词的运用。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种诙谐幽默的语言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夸大、修饰,能起到一种粘胶作用,占据人的心智,让人潜意识中产生认同、模仿、传播。如影片中紫霞仙子所说的:“上天既然安排他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错不了!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嘱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云来娶我!” 其实,这是少女对爱情的期待,如我们常说的“希望遇到白马王子”意思一样。如果在电影中还运用常规语言,就达不到喜剧化传播的效果,也不会那么打动人心。而只有像周氏一样,用夸张、戏谑、诙谐、幽默的语言,才能加深观众对于电影女主角爱情价值观的印象。“民间广场语言”的运用,加强了台词的喜剧与诙谐效果,如白晶晶对至尊宝所说的:“你把胡子剃光干什么?你不知道你少了胡子一点性格都没有了……哎…文也不行武也不行,你不做山贼,你想做状元啊?省省吧你!改变什么形象,好好的做你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去吧!”完全世俗化的语言,加之颠覆性的人物造型,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观众捧腹大笑之余,也不忘思考回味。诙谐幽默的语言是周氏喜剧作品的精髓所在。正因为有了它,才让“周氏电影”为人们所喜爱。 二、诙谐语言对电影的影响 突破传统,是“周氏电影”深得人心的因素之一。在爱情的表现上,周氏也能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来诠释,从而营造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喜剧效果。《大话西游》中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人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刺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给我一次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哪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这段台词成了爱情的最好诠释,也是电影中最打动人心的情感表达。正是通过这种台词的渲染,观众体会到了主角感人肺腑的爱情告白,从而动容、动情。这种语言对于画面的渲染与标注,能“于无声处见有声”。 周星驰电影夸张的艺术画面、草根式的语言直白、看似荒唐但又隐喻现实的故事,让观众既爱又怜,达到了“嬉笑怒骂皆文章,荒唐戏谑诉真情”的效果。其诙谐幽默语言的产生,不仅依赖于文字自身的内在规律,更依赖于当下存在的语境,让人过目不忘,从而推动华语电影喜剧搞怪风格的蔓延和升华。 语言艺术论文:数学教学的非语言艺术 教学中的非语言因素是指教师在教学中为了达到教学目的而有意作出的表情、动作和姿势的总和。也有人把非语言因素称为体态语或体势语。教学非语言因素是相对于教学语言的。教学非语言艺术是教师灵活巧妙地运用非语言进行表情达意,达到教学目标的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据心理学家研究发现,非语言因素传达的信息占人的信息交流的60%以上。教学是师生信息交流活动,数学教学也是如此。可见,数学教师必须十分重视在教学中学会运用非语言艺术,以优化数学教学过程。 一、恰当运用非语言因素,激励学生乐学情感在数学教学中起动力的作用。以情感人,充满情感的教学,能使学生乐学不倦。课堂上数学教师的激励行为指教师的语言、面部表情和体态,对学生有激励作用。教师除善于使用激励的语言之外,还要富有激励的情感,通过赞许的点头,期望、称赞的目光、眼神,赞美的手势,会心的微笑,增强情感的感染力,使学生愉快地学习数学。如,教“约数与倍数”的概念之后,设计联想训练。教师讲一句话,学生说出意思相同的另一句话。教师说:“24能被2整除。”一个学生说:“24是2的倍数。”此时教师用赞许的点头,会心的微笑,作出认知与情感上的反溃“还可以怎么说?”另一个学生抢着发言:“还可以说‘2是24的约数’”,教师又给学生一个赞许的点头。课堂上师生情感交融,促进形成良好的教风与学风。 二、恰当运用非语言因素,辅助教学语言表达的效果非语言因素一般不能单独构成意义表达,教学非语言因素伴随辅助于教学语言,语言艺术在非语言艺术的辅助下,可以收到“言语不多道理深”的教学效果。 数学教学常从学生熟悉的事物,从具体形象入手,再引导学生进行抽象概括,经历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机地把表情、动作、姿态与语言表达结合起来,可以增强教学效果。下面是一位教师上《年、月、日》的教学片断纪实:师:怎样才能记住大、小月呢?你能想出好办法吗?(评析:激励的表情、姿态与巧妙的设问有机结合。)师:大家观察,7前面的大月都是什么数(单数)?而7后面的大月都是什么数(双数)?我们就说7前单月大,7后双月大。(评析:在教鞭动作的引导下,学生的思路展开,获得科学记忆大、小月的一种方法。)师: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记住大、小月呢?同学们看课本第65页,握起左拳头,像图中那样,在左拳头上从一月数到七月,再从八月数到十二月,拳头凸起来的地方表示大月,凹下去的地方(除2月外)表示小月。我找个小朋友带大家数。 (评析:教师动作示范,引导学生观察,辅以教学语言,又让学生学会科学记忆大、小月的另一种方法。)数学教学中的非语言表达是在真实自然的现实情境中进行的,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挖掘教材的非语言因素,引导学生观察数学现象,思考数学问题,透彻领悟数学知识。如,《圆柱体侧面积的计算》中底面周长和侧面展开的长方形的长的关系是学习中的难点,为突破难点,课前师生都准备一张较厚的长方形纸板:长15厘米,宽10厘米。学生在教师的示范下做以下动作(操作):(1)把这一纸板卷成一个高10厘米的圆筒,把它握在左手,掌心向上;右手指在圆筒底划圈。(哑语:这是圆柱底面周长)(2)手慢慢放松,认真观察这个底面圆的形状变化,右手指着正在变化的曲线。(哑语:这是圆柱的底面周长)(3)把这张纸完全展开成为一个平面,右手指在这个长方形的长边上划一 划。(哑语:这是展开后的圆柱的底面周长)这一片断,由于教师充分运用非语言艺术,创设教学中非语言情景,化静为动,有效地突破了教学难点,形成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气氛。 三、恰当运用非语言因素,促进学生内部言语的发展著名的教育家布鲁纳指出:“一旦儿童能使言语内化为认识工具,就比以前更能以有效而灵活的方式将经验的规律表现出来,并加以系统的转换。”内部言语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盲语活动,是人们在思维活动中所伴随的一种不出产的言语。 内部言语的形成是学生头脑里认知同化的过程,是实现知识内化的思维方式。数学教学恰当地运用非语言因素给学生以适时的暗示、启发,能有效地引导学生的思维纳入合乎逻辑的轨道。 近代国内外小学采用“无声教授法”。把例题教学编成“小步子”的程序,利用电化教学媒体,教师从学生的思维反馈信息中,及时地运用动作、表情、姿势等非语言手段,让小学生参与和暴露思维过程”,使枯燥的数学教学变得生动活泼、新颖有趣。 这种无声的非语言教学艺术吸引了全班学生,个个聚精会神,引颈而望,学生计算能力、思维能力得到发展,许多教师皆称赞“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教学特色。 总之,数学教师必须创造和运用非语言艺术,遵循“一法为主、多法相助”的教学方法优化原则,使语言艺术与非语言艺术得到完美的结合,使非语言因素与多种教学媒体、教学手段有机组合,协调运用,那么,数学课堂教学艺术将展示它新的风华。 语言艺术论文:谈广播的语言艺术 论文摘要: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管理中心,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加强高校图书馆建设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从管理理念、馆员角色、馆藏渠道、技术运用和服务功能等方面提出了加强高校图书馆建设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建设 一、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高校有三大职能: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图书馆也承担着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相应任务。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基本要素包括办学思想、学生来源、师资力量和图书资料等,构成了高校办学体系的基本内涵,是共同组成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有机整体。图书馆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高校图书馆的建设关系到学校的发展,图书馆的发展与学校的定位密不可分。加强高校图书馆建设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强调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相协调的一种发展。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一个重要部门,其可持续发展同样应当与学校的发展环境相协调。强调协调和持续发展是指图书馆的发展与学校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应形成一体化的互相适应、互为动力和协调共进的配合机制。随着社会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高校图书馆的传统意义正在发生全新的改变,其地位和价值越来越重要。社会信息化、数字化和知识全球化环境下,高校对图书馆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图书馆作为高校教学和科研的知识资源库和信息资源库,既面临着挑战,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因此,高校图书馆应抓好自身建设,创新管理理念、转变馆员角色、开拓馆藏渠道、运用现代技术和完善服务功能,促进管理水平的提升,与高校同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全面落实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职能。 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高校图书馆建设的策略 1.创新管理理念 (1)创新馆藏思路。馆藏传统意义上是指图书馆藏书,通常馆藏是指包含人们记载、存贮、传播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类成果,并用文字、图形、音频、视频等符号系统的在一定载体上记录下来以供人们广泛阅读的精神产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校图书馆建设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高校图书馆应创新馆藏思路,一是要开拓馆藏渠道,不断丰富馆藏资源,扩大和延伸收集、加工的内容和类型;二是要研究如何更大限度地开放和利用馆藏资源,为读者提供确切的、有价值的信息,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2)创新服务观念。读者是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图书馆存在的目的。没有了读者,即使有最丰富的馆藏,充其量不过是一座藏书楼或博物馆。高校图书馆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馆藏与利用的关系,从馆藏导向过渡到以读者为导向;从传统的文献借阅服务转向多元化的信息服务转变。 (3)创新人才机制。高校图书馆需要大批敬业、勤业、精业的图书管理人才来保证高标准、高质量的开展工作。必须坚持人才管理创新,重视人才培养终身化、人才使用形式多样化、人才发展特色化、人才激励与考核制度化,造就一批既掌握传统的图书馆工作方法,又能熟练运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外语进行工作;既懂得信息技术和现代图书管理知识,又熟悉学科与专业发展需求;既能处理图书馆常规业务,又能应对图书馆复杂事务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4)创新经营理念。信息是一种无形商品,图书馆作为收集、整理和传递信息的重要机构,应随着信息产业的升级与发展,逐步实现向社会全方位开放,实践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高校图书馆要创新经营理念,拓展信息资源有偿服务领域,培育与探索图书馆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市场,使高校图书馆的功能不断扩展和外延,实现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为社会上和地方上的读者服务,增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转变馆员角色 馆员是指图书馆工作人员,是图书馆各项工作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如果说馆员被历史赋予的第一个社会角色是“藏书保管者”、“知识守护者”,那么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馆员不仅是文献收集者、知识守护者,也是信息开发者、加工者,更是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者、借书育人者。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面对新形势,馆员要转变角色,从图书“馆员”,逐步向信息领域的“专家”、“行家”、“信息领航员”、“网络管理员”和“信息工程师”等角色转变。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熟练掌握各种检索工具和技术,提高信息技术综合运用能力,努力去做一个优秀的“信息导航员”,以热情的服务态度和娴熟的服务技能服务广大师生。 3.开拓馆藏渠道 馆藏是图书馆的物质基础,也是图书馆的精神力量。图书馆的馆藏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图书馆的价值水平和实现程度。现代图书馆的收藏范围越来越广,馆藏也从传统意义上的文献收藏向多方位收藏拓展。大凡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一切记录及其载体都可以纳入现代图书馆藏品的范围,除拥有各种形式的文字记录外,收藏应向各种实物或博物资料延伸。诸如工程图、照片、广告、明信片、月份牌、书画、年画、挂历、香烟牌子、商标牌、火花、邮票、钱币、奖章、手工艺品、模型、玩具、地球仪、乐谱、服装及玻璃器皿等实物资料也将成为十分珍贵的馆藏资源。高校图书馆还应根据学校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等实际情况,努力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如浙江师范大学作为一所集文学、理学、工学、教育学、经济、政法、艺术、体育等学科门类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学,其图书馆开拓馆藏渠道,丰富各专业门类所需的馆藏资源,将收藏现有的文献资源向各种实物或博物资料延伸,可以为师生的教学与科研提供更加全面高效的服务。 4.运用现代技术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已经被广泛运用到图书馆工作的各个管理环节,高校图书馆建设已经向管 理自动化、载体数字化、服务网络化发展。 (1)管理自动化。图书馆管理自动化主要包括图书采访、编目、借阅、流通、期刊管理、读者管理、典藏管理、阅览室管理、公共检索等自动化;利用计算机实现藏书分类统计、流通统计等数据统计的自动化;读者通过计算机实现检索图书资料的自动化;通过网络实现图书馆信息的自动化,实现加工新书通报、超期催书单、卡片目录、书标、书证等自动化。图书馆管理可以运用现代的集成管理系统和大型资源整合工具,为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提供便捷的平台,充分发挥图书馆功能和效率,使读者更加方便、高效地利用图书馆资源。 (2)载体数字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图书的载体向高科技的数字化新型载体发展。图书馆数字化载体主要包括各种电子出版物、利用网络实现共享的“网络图书”。目前,很多普通纸质图书也有“图书+光盘”的形式出版,体现了图书的数字化趋势。数字图书馆的馆藏数字化,通过因特网将各Web服务器上的资源库连接起来,为更多的人提供服务。网络图书以网络形式传输,传播速度快,成本低廉,时效性好,已经成为最有发展潜力的图书载体形式。 (3)服务网络化。互联网的普及和管网的建设,使人们的阅读方式正发生变化,传统的阅读方式正向数字化的阅读方式转变。高校师生可以在办公室、学生寝室和家里通过上网就能获取种种阅读信息。直接来图书馆借阅的读者,从表面看来似乎少了,其实不然,通过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电子阅览、网络阅览的人越来越多,图书馆服务功能正向网络服务方向拓展。图书馆的网络服务体系包括数字化信息的存储管理体系和信息的传输服务体系。数字化信息的存储管理体系是指数字信息的获取、加工、管理的自动化;信息的传输服务体系是指通过图书馆的服务器与局域网、国际互联网的高速连接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网络的普及性和便捷性,使图书馆有大量的信息提供给读者,满足了读者的各种信息需求。 5.完善服务功能 (1)信息服务。根据学校的学科与专业发展情况,收集、整理、制作各类专业信息,编制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目录索引、文摘、汇编、索引数据库等。 (2)网络服务。除为读者提供传统的借阅服务、参考咨询、情报检索等服务外,还可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对馆藏文献进行更深层次的开发,并为读者提供网上服务、全文检索、多媒体检索、网络咨询等。 (3)培训服务。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培训等形式来普及网络知识,培养读者学会使用现代图书馆,提高读者的知识加工能力,使读者尽快掌握各种信息资源的存取方式,能快速收集所需信息资料等。 (4)增值服务。利用良好的图书馆信息技术设施设备,开设一些有偿的增值服务,如出租演讲厅、报告厅、音响厅等。 (5)延伸服务。提供便民设施方便读者。如代借、代译、复制、查新、书店、展览等。 (6)社会服务。在服务本校教学、科研的同时,为社会提供信息咨询和信息服务等。 加强高校图书馆建设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社会信息化、数字化和知识全球化正改变着图书馆的性质,高校对图书馆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高校图书馆机遇和挑战并存,只有坚持馆藏思路、服务观念、人才机制和经营理念方面的创新,抓好自身建设,发挥自身优势与特色,才能实现与学校发展的协调、和谐与共进,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语言艺术论文:谈《围城》中的多元化语言艺术 在钱钟书的语言艺术中,讽刺是举足轻重的一种语言手段。钱钟书没有用说教的方法来揭示他所看到的社会弊端,而是用讽刺对那些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嘲讽,在小说《围城》中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钱钟书运用讽刺的手法是高超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多元化的。品味小说,回味无穷。 一、独特的比喻艺术 1.比喻的多样性和新颖性。 钱钟书的比喻因其见识广博,机趣睿智,在取材上具有多样性,没有重复雷同,选材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挖掘,新颖独特,雅俗共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钱钟书常常采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做比喻,如“你们新回国的留学生,就像新出炉的烧饼,有小姐的人家都抢不匀呢。” “二奶奶三奶奶打扮得淋漓尽致,出了汗,像半融化的奶油喜字蛋糕。”等句中的喻体“新出炉的烧饼”、“半融化的奶油喜字蛋糕”都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事物,看似平淡无奇,用在这里却显得通俗易懂而又生动贴切。除了常听、常见、常用的事物,他还能将典故和一些抽象、虚幻的观念引用自如“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避丑;小小的一片纸可以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这两个比喻句分别取材于《伊索寓言?河中肉影》和《圣经?创世纪》中的故事,用在这里让人忍俊不禁,又能受到奇特的效果。 2.比喻的讽刺意义 我们知道,手段并非目的,比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在小说《围城》里,它的目的便是为整部作品的讽刺艺术服务,而这些另人拍案叫绝的比喻手法的运用,极大的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在这部小说中,钱钟书用了数百个形式多样的新颖的具有深刻意义的喜剧性的比喻并不是孤立的,讽刺是他语言的重要部分,而他所钟情与的比喻边式他讽刺语言的一大特色,运用起来灵活自如,得心应手,而又有深刻的讽刺意义,将比喻的讽刺意义和幽默意义完美融合。钱钟书的笔尖如同针尖一样的次如肌肤,用极其深刻的比喻进行无情的讽刺。正是用这些形象深刻的比喻使整部小说的讽刺意义更加鲜明突出,也使小说具有了更大的形象性与生动性。效果更强烈,主题更深刻。 二、针尖般的语言艺术 1.个性饱满的人物刻画 《围城》这部小说中涉及到了大大小小几十个人物,这些人物性格各式各样,钱钟书对选出的人物都做了富有个性的刻画,足见其对语言有着驾轻就熟的能力。例如在写第一次出场的“哲学家”楮慎明时,这样写的:“一个身背高额,大眼睛,苍白脸,戴夹鼻金丝眼镜,穿的西装袖口遮没手指,光光的脸,没胡子也没皱纹,看起来像个幼稚的老太婆或者上了年纪的小孩字。”以及后面的他最恨女人而不肯佩眼镜为对苏文纨打翻牛奶和吹嘘自己与国外的哲学家罗素等常有联系时,实际上也正揭露了楮慎明他自己的空虚无聊及无耻下流,肖像描写生动形象。 除了生动的肖像描写外,钱钟书还能巧妙的运用英文和文言文等语言描写塑造人物形象,并善于刻画人物心理,通过其心理描写展现性格特征,品位小说,便可以深深体会。 2.惟妙惟肖的心理描写 心理描写总是作者着重笔墨去描写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很好讽刺机会。因为心灵的想法是人物最真实的感情,而人物的举止,说话不一定会像心灵一样真切,为了避免自己的迂腐被别人揭穿,书中的人物时常用不真实的行为来掩盖自己的丑陋。 从这些心理描写中,心理与行为举止的反差给予了讽刺的资本,也让读者对这些角色产生厌恶。借此讽刺那些丑陋的心灵,由隐到现,由暗到明,慢慢的揭露了范懿的爱慕虚荣,最终讽刺的味道愈加强烈。 3.不可忽视的写景映衬 《围城》中的景物描写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多,但能从钱钟书对景物的描写中仍能看到其艺术特色的表现,同样具有很好的审美价值。《围城》的第一部分,在写方鸿渐吻了鲍小姐,而她里区撇下方鸿渐在甲板上后,有这样一段描写“天空早起了黑云,漏出疏疏几颗星,风浪像饕餮吞吃的声音,白天的**大海,这时候全消化在更广大的昏夜里。衬了这背景,一个人身心的搅动也缩小以至于无,只心里一团明天的的希望,还未落入渺茫,在广漠澎湃的黑暗深处,一点营火似的自照着”。所描写的景物是与这时方鸿渐的心境想对应的,“广大的昏夜里”的“疏疏几颗星”犹如方鸿渐心中荧火似的那点希望,这也就暗示了方鸿渐追到鲍小姐的希望是几乎没有的。小说中的好多出的自然景物的描写都有这样的作用,因而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 结束语 《围城》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那对社会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蕴涵着作者那样多的对人生的热望,通过方鸿渐的命运,剖析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因此,钱钟书独特讽刺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语言艺术论文:高校教师教学语言艺术之浅析 论文关键词:教师;教学语言;启发性;关键;人才 论文摘要: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教学语言是教币引导学生开启知识宝库的金钥匙。不论是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还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都离不开教学语言,而且教师教学语言水平的高低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方面。因此,教师潜心探究教学语言至关重要。 教师在探究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时,往往注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考试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却忽视了课堂教学语言的运用问题。事实上,同样的教学内容,因教师教学语言水平不同,其授课效果是不一样的。那么,教师的教学语言在讲台上如何精心施工呢?笔者在搜集大量文献、深人调研千名学生和多年的教学实践认为,应从以下几个层面上下功夫。 一、教学语言因学科不同而变化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教师使用教学语言进行教学的过程是传授知识开发学生智力的过程。但因学科性质的不同,教师的教学语言应有所不同。仅举几个例子: 例一,大学语文课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思路以及培养学生想象力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教师要用富有时代气息的语言感染学生,善于进行恰如其分的描绘、夸张、形容和比喻等。出自语文教师之口的讲授,应该是声情并茂,妙趣横生,琅琅上口,娓娓动听的艺术杰作。这样才能开拓思维,激起学生情感的共鸣,唤起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增强内涵力,发展智力,培养创新能力。 例二,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思政课教师是学生的人生导师,是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培养他们论说能力、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的一门主要课程。教师在教学中不但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增强时效性,而且教师的教学语言还应该具有科学性、逻辑性、论证性,善于言辞,长于论辩,其教学语言应像一块无形的“磁石”一样,紧紧聚拢学生的思路,善于诱导学生从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主要矛盾,认识事物的本质,以及培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全面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三,英语课从某种意义讲是一门实践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在听说读写译诸方面的基本功得到训练和加强。因此,教师在组织英语教学时,特别要创造语言环境,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大量的练习,达到熟练掌握英语语言的能力乙同时在课堂上教师无论是检查、讲解、分析、总结,还是复习,应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用生动的标准的口语启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自觉性,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通过以上几门课的实例说明,做为一名卓越的大学教师必须用语言学家的用语准确、数学家的逻辑严谨、演说家的论证雄辩和艺术家情感丰富的特点,激发学生的创新火花和创意亮点,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这种印象不但不会随着下课的铃声而消失,而且将会终身受益。 二、教学语言的精心施工 (一)富有启发性 由于受传统教学体系的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注人式的教学方法在高校还占有一席之地。近几年来,随着教学改革的深人开展,虽然有所改变,但是这种状况仍然存在。这就会导致束缚学生智力的拓展,阻碍学生创新能力的开发与培养。笔者认为,教师的教学语言应具有思想性、科学性、逻辑性、启发性、探究性和互动性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启发性。要做到这一点教师上课时就要使学生处于高度兴奋状态的同时,鼓励学生具有质疑问难的精神,开阔思维,大胆想象,超常发挥。对于学生中的好奇心和勇于提问的精神给予呵护和积极引导。李政道教授曾对科技大学的学生说:“好奇心很重要,好奇才能敢问”。“最重要的是要提出问题,否则将来就做不了第一流的工作”。近代教育家陶行知也说:“发明千千万,起点在一问”。所以,教师要特别注重启发式教学,善于激起学生的疑问,鼓励学生质疑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启发他们发现问题和探讨问题,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习惯,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在我国科技发展、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中流砒柱的作用。 (二)用语准确性 对教师的教学语言既要有严密的逻辑性,丰富的知识性,更要有其准确性。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传授知识的第一要义就是用语准确。否则,岂不是谬种流传,误人子弟!特别是对于那些重要的概念、定理、公式、原理、法则等表述,更是来不得半点失真和含糊。要花大力气反复斟酌所用词语、句子的意义、内涵等,切记用精当的教学语言,而不能拖泥带水,哼哼叽叽,重复呷嗦,一是对有关内容讲不清楚;二是容易产生歧义;三是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三)内涵创新性 据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科瓦列夫的一项研究资料表明:64.6%的大学生最器重的是教师的博学多识,才华横溢。在我国,也有不少类似的调查研究数据佐证了这个结论。具体地说,内涵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层面,表现在教师能创造性地利用本身渊博的知识,精当地处理教学内容,并能深层次的拓展与延伸;第二层面,表现在教师教学时不仅传授知识,旁征博引,更重要的是能把学生引导到更高层次的知识境界;第三层面,表现在教师能将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天衣无缝地融人到有关的教学内容中。从某种意义讲,教师教学语言的理精辞美,对同学心灵的健康和成才至关重要,将会引导他们起航未来,扬帆梦想。 (四)声调节奏性 说到教师上课语言应有节奏感和旋律美,用精湛的教学语言点燃学生的知识之光。 首先,教学的声调要富于变化,根据教材内容的不同,教师的教学语言应抑扬顿挫,分轻重缓急,有时如春风细雨,有时又需要严肃庄严地告诉学生某一事物的真谛或者斩钉截铁地阐述某一学科的定理等。 其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根据其教学内容可以灵活发挥,有段落、句子、标点、情感等停顿;停顿的口气、神态、时间是不同的,运用得当,对集中学生的思路、唤起学生的情趣、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强化学生的记忆等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达到停顿的妙用。 第三,如果教师的教学语言能够融播音员的清晰、相声大师的幽默、评书演员的流利、“故事大王”的激情于一体,教师讲的课才是生动的、形象的、感人至深的、富有魅力的,才能引导学生同教师一起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使学生在“乐中学、学中乐”,成为最迷人的课。 (五)情感激励性 以塑造灵魂为己任的教师,既要用知识教育人,也要用情感感染人。有人曾说,“情感语言不是‘蜜’,但它可以粘住一切东西”,这就是说教学语言一旦饱含情感性,才能产生“听语动容”“受言激情”的神奇效应。实践证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都是有着强烈的情感色彩的,特别是教师进人激情状态后,情感语言能叩击学生心弦,引起共鸣,获得高质量的教学效果阎。进人激情状态后,教师也会自然地运用辅助语言—手势语言,上课时教师手势语言的运用一定要善于用较少的手势语言去衬托、强调关键话语,实现高精度、高效率的非教学语言信息的交流。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热爱自己的职业,喜爱三尺讲台,兢兢业业,辛勤耕耘,不计名利,甘为人梯,成功不必在我、奋斗当以身先的精神,成为有真知灼见的教学语言大师。 综上所述,教学语言是一门艺术,表面上看是口才问题,实质上是教师学识与修养问题。正如著名教学名师所说:“教师的语言是钥匙,能打开学生心灵的窗户”。高校教师一定要下功夫通过不断地修炼,提高语言修养,根据不同的课程和学生的心里特点,运用丰富多彩的生动形象的教学语言,不仅能活跃课堂氛围,而且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迪思维,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的同时,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在工作岗位上施展自己的语言魅力和学识魅力,才能落落大方、从容不迫、镇定自若的演讲,才能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口似悬河地答辩,才能成为口才出众的创新型、实用型和复合型人才,才能为年轻一代架起心灵的彩虹,打造精彩的人生。 语言艺术论文:“移”:《围城》的语言艺术 论文关键词:《围城》 语言艺术 移 广度 深度 讽刺效果 局限性 论文摘要:本文所说的“移”是挪移、转换的意思,它涵盖了一些经典而不常见的修辞手法,如移就、移觉、移时、移序以及移义、移态、移码等。《围城》中语言的“移”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体现得非同一般,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他那自由的审美风度、智慧和学识的广度及深厚的人文情怀。当然,“移”为小说带来强烈的讽刺效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它的局限性。 钱钟书是一座“文化昆仑”(舒展语),上山取宝,各有各的手眼。钱学包含了文辞、文章、文学、文艺、文明与文化,古今总揽,中西打通,博大精深,为各门学科提供了各需所能。后学疏浅,高山仰止,从“钱学”中读中国语文的智慧与知识,我也只能“以管窥天”,仅从《围城》这部著作中,谈谈我对其中语言“移”艺术的一些思考。所谓“取一勺饮”,这也是钱钟书“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1]的开放性学术精神所包含的。 本文所说的“移”是挪移、转换的意思,它概括了一些经典而不常见的修辞手法,如移就、移觉、移时、移序以及移义、移态、移码等。《围城》中语言的“移”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体现得非同一般,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听到钱钟书的理想心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那自由的审美风度、智慧和学识的广度及深厚的人文情怀。 一、“移”的广度 《围城》中“移”的广度,主要体现在“移”的种类和形式的多样性上,以下是对文中“移”类型的大致归纳和简要分析。 1、移就 《辞海》中“移就”定义为:“甲乙两项相连就把原属于形容甲事物的修饰语移到属于乙上”。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语言现象,也是词语搭配的创造性运用,在《围城》中笔者暂且总结出以下三种类型,例如: 辛楣和李梅亭吃了几颗疲乏的花生,灌半壶冷淡的茶,同出门找本地的教育机关去了。P100 柔嘉打了个面积一方寸的呵欠。P169 李梅亭想不到他会这样无抵抗,反有一拳打个空的惊慌 。p32 例一中移人于物,此类“移就”又称“移用”。疲乏的花生米,冷淡的清茶,全是两人心态的透露,“花生茶”是物,“悲哀冷淡”是人的七情之一,虽在写物,实在写俩人旅途中的疲软。例二则为移物于物。“呵欠”是无形无状,作者却故意写成有形之物,以“面积一方寸”加以形容,极言呵欠之大方,鸿渐在发表了长篇议论时,柔嘉只打呵欠,也暗暗讽刺了先前柔嘉对鸿渐的良苦用心。例三移人于人。“一拳打空”本指一个人的动作,“惊慌”则为一个人的心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讽刺了这一类定要在言语中占优势而又失败无趣的形象。 2、移觉 “移觉”在修辞上又称“通感”。《庄子·人世间》“夫循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为通感提供了哲学基础,因钱钟书一篇《通感》[2]的文章而正式被纳入修辞学的新成员,钱钟书认为“六根互为用”,所谓“感受之共产”,在围城中移觉的运用也俯拾即是,体现在视觉、嗅觉、听觉等方面的打通与交通。如: 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原是红烧,现在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P90 心里想这真是法国新回的女人,把巴黎大菜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 P33 有时候这一条丝高上去,高上去,细得,细得像放足的风筝线要断了,不知怎的要过一个峰尖,又降落安稳下来。P82 例一中属视觉移植,又冷又黑的红烧肉为眼前所见联想到红人倒运,那半熟不熟的既是肥肉,更是对那些投机取巧的所谓红人的讽刺。例二属嗅觉移植,这臭味如交响曲把人熏得反胃体现得淋漓尽致。例三属听觉移植,这是形容鸿渐鼾声的一段,听觉转为眼前之景,形象可感,让人不得不惊叹于转移之妙。 3、移时 《修辞通鉴》中“移时” 定义为:“把不同时代的事物扯在一起,以明显的时空错位,显示特殊的语言情趣”。[3]《围城》中的移时体现得尤为鲜明,其中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使读着纵横百阖,驰骋于文化天空。例: 鲍小姐打她一下道:“你!苏东坡的妹妹,才女!”——“苏小妹”是同船男生为苏小姐取的外号。“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的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语里的“坟墓”(tombeau)p3 例句中鲍小姐简短的一句加以精辟的议论,古今跨越东西,贯通中西。称苏小姐为苏东坡的妹妹,造成特殊的语言情态,从而苏小姐的形象让人感觉滑稽可笑,加以法语使语言更加生动有味,从而强化了苏小姐并非真正才女这一语意 。 4、移序 这里所称的“移序”就是调整语序,即“为了表达上的需要,将前文中的词或语速的顺序做适当调整,组成新的词,从而产生了新的意义或新的情趣”。汉语没有明显的形态上的变化,因此语序的转换成了汉语中的最重要的语法手段。[4]在分析沈太太皮肉下垂像“圆壳的行军热水袋”时,有学者评价得很有特色,称她年龄不大,正是“徐娘半老”[5],就是典型地运用了移序。如: 好几个拿介绍信来见的人,履历上写在外国“讲学”多次,高松年自己在一个小国里读过,知道往往自以为讲学,听众以为他在学讲——讲不来外国话借此学学。P114 “讲学”意味着“有学问的人公开教授自己的学术理论”,这是一个具有很高水平的学术行为,而“学讲”意味着“学习讲话属于最底层的言语行为”。语序上的差异导致了语义上的高低差别,而语义上的变化与合理思维产生偏离于是诙谐而生,表面上语序的转移,却深刻地讽刺了那些不学无术,自吹自擂的丑陋形象。 5、移义 在汉语中,词语具有多义性,特定的词语环境限定多义词只能实现特定的某一意义。《围城》中巧妙地利用了语言环境的不同,使得一词的意义不露痕迹的转为另一意义,给人一种错觉之感,造成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如: 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持中立,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P178 高松年身为校长对学校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都通,这个通就像火车畅通肠道通畅的通几句门面话从耳朵里进去通到嘴里出来一点不在大脑中停留。P138 “中立”一词的拆分新解,深刻而辛辣地讽刺了当时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丑陋行径。而“精通”取“穿过”之意,幽默真实地刻画了高松年自耳朵进从嘴里出,不动声色地对学识浅薄而又自命不凡的高松年进行有力的抨击。 6、移码 所谓“码”即“语码”,广义上是指人们在交际中采用任何符号语言,可以是一种方言,语体或语域。笔者所指的“移码”是指在同一部作品中语法的转换,也就是指“两种或多种语法成分在文中的并置”。[6]例 : 但唐小姐会欣赏会了解,这谎话要博她一笑,他又欣然写下去,里面说什么:“昨天承示扇头一诗,适意有所激,见名章隽句,竟出诸伧夫俗吏之手,惊极而恨,遂厚诬以必有蓝本,有时取决,必实未安。叨在知爱,或勿深责 。”p45 苏小姐胜利的微笑低声说:“embrass-moi!” p56 正如方鸿渐所想的,用文言文比现代文妥当,词意简约含混,是文过是非轻描淡写的好工具。在文中夹杂一段文言文足见方鸿渐的迂腐,极大地讽刺了他撒谎的本领以及想到唐小姐会欣赏时,他那欣欣然的丑态。当然在《围城》中不仅有一段式的移植也有一词式的移植;不但有文言文的加入更有法语英语的嵌入。一词式移码显得文章灵活多变而外文又不会有文言那么生分,有白话那样容易讨人亲热,只有英语允许人坦白的讲“我亲爱的”“你的极虔诚的”。第二句中苏小姐用法文表现了她大家闺秀的形象,即使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还是说不出“吻我”二字。有意的移码避免了肉麻及一些社会的尴尬。 二、“移”的深度 世界是无限丰富和千变万化的,人的感觉也是如此,这就为人的感觉转移的深度提供了可能。《围城》中大幅度突破人类习惯性思维,通过语言或语言创造的意向挖掘事物的深隐特点。以下通过横向和纵向两方面谈谈《围城》中语言转移的深度。 1、对相邻而又不同经验的感觉转移。 世界上的事物,人们关于世界上的经验都是互相联系的,绝对不相关联的经验可以说是不存在。两个经验之间的距离愈远,差别愈大,区分越容易;而两个经验距离愈近,差别愈小,区分越难。而《围城》中,钱钟书善于对邻近的感觉经验进行游刃有余的切分与剥离,从而做到恰如其分的感觉上的转移。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例子说起: 方鸿渐看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P28 他想这是唐小姐还自己的,将来跟他细细算账,微笑从心底泡沫似的浮上脸来,痛也忘了。P32 曹元朗脸上一圈圈的笑痕,像投了石子的水面。P41 这都是写“笑”,且都是“微笑”,笑是一种肌体感觉,没有实体,作为一种感觉能够表现出来本来就不容易,更何况是将各种“微笑”的界限明显的区分开来,那真叫困难。这里作者巧妙运用比喻,使其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第一种,那是方鸿渐对恋人的思恋,表现出心中的无比欢喜,其微笑余音绕梁,三日未绝。第二种,微笑可“浮”在脸上,是方鸿渐心中的自慰,也暗示了方唐两人的关系如泡沫似的最终虚无。第三种是假意的微笑,讽刺了曹元朗那“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的“高见”。 2、对前后相邻而又相近的经验在情感和情绪上的转移。 对于在某种情感和情绪上的变化,距离近,差异小,有时很容易被忽视,而这种细微的转移最能体现作者感觉的敏锐以及思想的深度。例如: 他靠纱窗望出去。满天的星又密又忙,它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梳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羞缩,光明和轮廓都清晰刻露,渐渐可烘衬夜景。小园草地上的小虫琐琐屑屑地在夜谈。不知哪里的蛙群齐心协力地干号,像声浪给火煮得发沸。几星萤火优游来去,不像飞行,像在厚密的空气里漂浮,月光不到的阴黑处,一点萤火忽明,像夏夜的一只微绿的小眼睛。P17 这是方鸿渐回国后,面对职业不容易找,恋爱不容易成就的现实,觉得自己渺小,懦弱的感情变化之景。整个景色从“动——静——动”,从“天——地——天”地移动变化,正是方鸿渐心灵感情起伏的体现,“热闹”的满天繁星表明内心的杂乱,而月亮渐渐地可烘托风景则表现了主人公心中渐渐趋于平静而突然又觉得羞涩难以见人。而后“小虫”“蛙群”琐琐屑屑又增添了心中的烦躁,漂泊不定的心灵觉得此时的萤火虫也在“漂浮”,“夏夜中微绿的小眼睛”又使方鸿渐在绝望的阴黑中又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简短的一句在景物描写上的转移将心情的微妙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 三、《围城》的“移”所体现的讽刺效果及其局限性 钱钟书著作中讽刺的笔法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用,他就如同一个魔法师用其魔笔将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人事、心理、心态绘就了一张丰富而又博大的讽刺画面,又以其特有的功力使已有的图形与色彩相互转移,从而渗透、形成了广、深、俏、奇的独特风采。其在短篇小说《灵感》中解释作家学到成功的秘诀是“深知中学生是他的好主顾”的原因的时候说:“只有学生,这些有头脑而尚无思想喜欢听演讲,容易崇拜伟大,充满少年维特的而非奇特的烦恼的大孩子,才肯买书,订阅新杂志。”在这里“维特”与“奇特”一字的转移,根据语义将其组合到一起,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意味。而《围城》中运用语言移动技巧,更是形成了一幅比沈从文《八骏图》更为荒诞的知识分子群落图。在这里有“方头钢笔”苏文纨;“局部的真理”鲍小姐;“寒暑表”方鸿渐;“空心大萝卜”赵辛梅;“老科学家”高松年……小说通过对人物外貌、心理、生平履历,行为方式用其极强的想像力加以移植,对其传统文化观念中的道德、伦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猛烈的讽刺,在前文中评“移”之广度和深度中便可得知,在此不再赘述。 在读《围城》时,我们一方面为《围城》语言“移”的艺术所折服,然而一方面又觉得它缺少了些什么,至少没有《红楼梦》的浑茫感。笔者认为主要是这个转移艺术是以作者的视觉在审视小说中的人物,而真正移动的地方却忽略了,前文中的各种移动从未与小说主人公移叠在一起,并没有与主人公的情感世界相融。正如《围城》所绘就的这张画缺少了与所有图形相融的底色,从而拉开了读者与人物及其情节的距离。 另外,《围城》中的有些联想的转移似乎过量,从而影响了整个画面所要表达的效果。如:描写一个不足两岁的孩子说到“一个算不得人的孩子——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他的相貌是“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对于一个未足世事的小孩,应该是天真无邪,什么都不懂,联想到不是人、害相思病确实有些讽刺过了头,从而缺乏画面的真实与协调感。再如,鸿渐突然觉得“在这种家庭空气里战争是不可相信的事,好比光天化日之下没人想到有鬼”。《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似乎都没有一丝爱国之情,战争发生了置之不理不大可能,即便行动上没有,在心里上也应该有所触动,这种写法我认为有些不合逻辑。 不过,总体而言,这种缺少及过度的转移艺术的局限还是有限的,对整个《围城》中心意向影响不大。 四、影响语言移艺术的主观因素 钱钟书是一个不能以现代科技范式来规范的智者,在这个讲究分工明晰,思维条块分割的科学时代,他有一个另类的思维,通过“移”艺术将自己各种思想表现得游刃有余。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他三个方面的主观因素有关。 首先,钱钟书有一种自由审美的风度。钱钟书似乎站在围城外看围城,正如他在人生边上看人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然而走得出此山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钱钟书站在这个高度自由地洞悉人世间的一切,从人世婚姻中看到围城似的婚姻观;从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隔离,看到孤独者的围城心境,于是使其作品上通于神而下达于人世间。 其次,他拥有智慧与学识的广度。钱钟书在国学西学外语方面无不精通,国学中经、史、子集,西学中的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学无所不及,在外语方面除了精通英法外,还掌握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拉丁语等等,因此在《围城》中文字便可达到东西贯通,包罗万象。而在社科院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何其芳同志的理论素养+钱钟书先生的丰富知识=治学的最高目标”[7]。这话笔者认为不妥,在钱钟书丰富的知识背后无不灌注着浩瀚的思想与哲人的智慧,如“围城”之喻,“人的缺点与猴子尾巴”之喻,无不表现出他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及极高的智慧。“一切自传都是别传”[8],《围城》中对哲学尤为瞧不起,实际上正表现了钱钟书无不受庄子、尼采、叔本华等哲学大师的影响。 另外,也是钱钟书深刻人文情怀的再现。从《围城》我所看到的男女平等来说,正是因为他生活中也拥有这种情怀。钱钟书一生只有一个女儿,他曾认真地对杨降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在小说中多次体现了这种思想。如,移用西班牙谚语:“运气好的人生孩子,第一胎准是女的”[9]。他还借用方鸿渐之口转述自己的观点:“女性解放还是新近的事实,可是已是这样的显著,我敢说,在不久的将来,男女两性的分别要成为历史的新名词。” “钱钟书的文本是超越简单文类语体的天人文本”,[10]在《围城》中,本文仅从语言转移的角度窥破九牛中的一毛。从语言转移的深度和广度中,我不得不折服于这位语言大师的锋芒与涵养、散漫与严谨、肆端与博综、精细与宏观的语言技巧。正如钱钟书自己所说:“随你怎么把作品奉献给别人作品总是自己的。”[11]《围城》是一座语言宝库,它有待于更多的读者来“取一勺饮”,来发现更多的奥秘。 语言艺术论文:舞蹈中的语言艺术详细内容 众所周知,舞蹈是一门综合艺术。它集人体动作、音乐、服装、舞台美术、色彩、灯光和情节于一体,主要依靠人体动作来塑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舞蹈与其它综合艺术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如,在歌剧、音乐剧、戏剧、合唱音乐等舞台表演艺术中,语言因素是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而在舞蹈艺术中,语言艺术却很少参与。 从艺术发展的规律看,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结合是一个自然的趋势。我们知道,原始歌舞是诗词、音乐和舞蹈的结合,现代的舞蹈艺术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语言因素参与呢?事实上,有许多理由可以把舞蹈动作与语言艺术结合起来。西方的现代舞蹈家们已经重新认识了语言的功能,他们大胆探索语言在舞蹈作品中的运用。在国内,除了歌舞结合中的歌词之外,以较单纯的语言形式参与舞蹈表现的作品还不多见,这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开发。 在国内的舞蹈作品中,语言与舞蹈的结合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语言在舞蹈创作中的运用 1、歌编舞 以歌编舞,舞尽曲意。歌编舞是以歌曲的旋律、风格和歌词的意境为基础创编的舞蹈。语言在这里是以歌词的形式出现。歌词加上音乐的翅膀,使歌声在所有乐声中最富于表情和魅力。用歌声作为舞蹈的伴奏最为自然、和谐。所以,用歌曲编舞这种形式极为多见,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当然,其中自然少不了歌词这个语言因素的作用。 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往往成为舞蹈创编者选择的对象。有的直接选用完整的歌曲,有的把歌曲作一些改变;有的选择歌曲的一个片断,有的则重新创作一首或一个歌曲片断。 歌编舞的几种创作形式。 (1)用完整歌曲编舞 选定一首歌曲,不加任何改变,以歌曲的旋律、歌词和风格为依据来编舞。过去,人们常常选用《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传统歌曲创编舞蹈。改革开放以来,《在希望的田野上》、《父老乡亲》、《春天的故事》、《辣妹子》、《中国娃》等一批优秀歌曲又成了主要对象。 选用完整歌曲编舞是比较常见的创作形式。其原因:一是流行的群众歌曲较多,选择范围大;二是这些歌曲的旋律优美,适合舞蹈;三是音乐磁带比较容易获得,创编者不用为了请人创作或录音花钱费力;四是流行的群众歌曲大家都比较熟悉,用这样的歌曲作为舞蹈音乐有助于观众对舞蹈作品内容的理解和产生共鸣。 这种创作形式比较适合基层群众性的舞蹈创作。但采用完整歌曲编舞,在创作的自由和发挥上有一定的限制,因为创编者只能完全按照歌词的内容和音乐的节奏特点来构思和设计舞蹈动作。 (2)用改编歌曲编舞 以某首歌曲为基础,根据舞蹈表现的需要,重新组织和改编歌曲。 用改编歌曲创编舞蹈。编舞者可以根据舞蹈内容和表现的需要改变或重新创作新的音乐部分,使舞蹈音乐既容易理解和产生共鸣,又有一定的新鲜感,同时还给舞蹈创编者留下更多的自由创作空间。 不过,改编歌曲不象完整歌曲那样容易获取,它需要有作曲家、演唱家、演奏家和录音师的一系列创作活动才能最终获得满意的结果。 (3)选用歌曲片断 根据舞蹈内容表现的需要,从某首歌曲当中节选一个段落,安插于舞蹈音乐之中,起到烘托气氛、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个歌曲片断通常用在舞蹈作品的高潮或结束之处,一般作为主题歌出现。人们可以通过歌曲片断的歌词来联想舞蹈表现的内容和情感,加深对舞蹈作品的理解。歌曲片断的突然出现还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把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 歌曲片断也可以放在舞蹈的开始部分,通过歌词把观众带入特定的环境和意境之中,起到点缀和烘托的作用。 戴爱莲在六十年代创作的《荷花舞》,就选用了歌曲片断,歌词的内容加深了人们对舞蹈作品的理解,人声的伴唱更是富于情感,把人们带入美的境界。 (4)创作歌曲片断 根据舞蹈内容表现的需要,创作独唱或合唱的歌曲片断,安插于舞蹈的某个部分,能起到意想不到的表现效果。 舞蹈《飞夺泸定桥》在表现红军战士冒着烈火冲向敌人,舞蹈到达高潮的时候,只用舞蹈已无能为力,这时,采用了歌声来代替真实生活中的口号和呐喊声。当桥头火起,红军战士突然静下来构成一幅持戈待发的画面时,响起了高昂的人声伴唱:“啊!熊熊的烈火,阻挡不了我们前进!冲上去!冲上去!冲上去!冲上去!把敌人消灭光!”雄壮的歌声表达了红军战士的决心。在这里,歌声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舞之不足,以歌咏之。用舞蹈难以表现的东西,可以借助语言来表达。 二、语言在舞蹈表演中的运用 1、歌伴舞 歌伴舞是以演唱为主、舞蹈为辅的表演形式。它的特点是歌舞结合密切,歌词比较朴实、通俗易懂,歌词的语言音调和音乐曲调结合紧密。它的舞蹈动作比较简单,只是为了烘托气氛。这种形式以通俗歌曲和流行歌手的表演为多。 2、说、唱、舞 这种表演形式在90年代越来越普及。表演者一边舞蹈一边用快速多变的节奏和抑扬高低的音调配合着音乐喊说出较长的语言段落,然后再以边唱边跳的形式把同一语言段落表演出来。 用词大多表述简单、具体的事物或直接表达情绪和感觉。重要的歌词常处理为重音,并常以切分音的节奏出现。歌词一般不用抽象、费解的文字,尽量选用易于快速理解的语言。 音乐一般根据语言本身的节奏和音调进行夸张和强调,大多采用十六分音符、八分音符和切分音的节奏组合搭配。 有时语言的选用并不是为了它的内涵,而是为了其动听的节奏效果。如“咱们那个老百姓,今个儿真高兴”。演员用切分音的节奏和着音乐说出,其结果不仅给听觉增加了新颖的成分,也为内容的强调增加了份量。 这种表演形式一般是舞蹈演员自己演唱,是一种很有潜力的表演形式。 3、号子加吆喝 劳动号子在舞蹈中的使用较为多见,效果很好。它可以让观众迅速理解舞蹈表现的内容,明确舞蹈动作的表现意义,通过号子声还可以告诉观众关于舞蹈表现的地域和地方特色等等。号子很容易配合舞蹈动作,烘托气氛,把情绪推向高潮。除了号子外,短短几个字的吆喝声对舞蹈表现也是非常重要和有效的手段。如一声“过年了!”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春节的环境和气氛当中。一声具有地方特色的吆喝,可以让观众知道这是哪个民族,是山区还是草原,是塞北还是江南;也可以告诉你是什么节日,或是什么样的场面。这种声音对烘托某些特别气氛十分有效,颇引人入胜。 除以上所说的创作和表演形式外,还有一些尚待开发的新的创作方法。 三、语言参与舞蹈的新方式 1、配解说 利用解说词介绍背景,贯穿剧情。语言在这里的功能是提供时间、地点、年代、人物及其目的等背景信息。 舞蹈艺术长于抒情,拙于叙事,所以解说词中不要有评论感情的内容,把感情的表现留给舞蹈去发挥。有些叙事性的特定内容或环境,舞蹈难以说清,可以交给语言去表达。为了充分发挥舞蹈艺术的特点及其表现力,凡是动作性强的内容应一律留给舞蹈来完成。解说词不必细说事情是怎样做的,或人们是怎样想的,只需介绍一下地点、人物和身份就足够了。 利用解说词还可以推动剧情的发展,把情绪推向高潮,或制造一种激动的气氛。所以,解说不仅可以安排在开始,也可以用在结尾,或高潮部分。 使用解说词一定要帮助观众加深理解背景材料。解说要简明,不能压倒舞蹈本身,或过分地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 2、加吟诵 由单人或男女两人有节奏地吟诵诗文,烘托气氛,表达感情。可以根据舞蹈内容选择或创作一节诗文,语言要易于理解,富有韵律感。要保证观众能够听清、听懂。朗诵的配乐音量要弱或不配乐。 3、加对话 表演者利用对话直接交流,可以明晰地介绍人物关系和情绪,帮助观众了解舞蹈内容。这种形式在国外的舞蹈创作中已有尝试,在国内还是一个尚待开发的领域,这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有待于我们去发现和挖掘。 4、插科打浑 使用幽默滑稽、妙趣横生的语言,或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音调,配上相应的舞蹈动作,可使二者相得益彰,情趣盎然。二者的结合给观众带来轻松愉快的美感。这种形式可用在群众性的舞蹈表演中。 语言和舞蹈的结合方式还远不只这些,有许多新的结合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开发。我们在运用二者的结合时,必须充分了解和正确区分语言艺术与舞蹈艺术的异同,既要发挥各自的特长,又要使二者有机地结合,相得益彰。 语言和舞蹈最主要的差异就是时间拍节的不同。语言可以很快地把一些意象送到观众脑子里,而且严谨精确。而要求舞蹈演员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些概念和内涵传达给观众却是不可能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一是要注重语言的易懂性,避开艰涩难懂的语言而寻求一些较为舒缓简单的词句;删掉某些词句或段落,改变语法结构,只保留最关键的词句,这样才易于观众理解。二是要仔细选择最有特色的语言,以体现其易懂性。无论是说还是唱,传进耳朵的声音要清晰可辨,标准是让听众毫不费力。编导不要受充满想象力的优美诗篇的诱惑,把它们引入舞蹈艺术之中,以为越多的想象力便会产生越多的神奇力量。人们可以从书本中随意地反复吟诵,最大限度地品味它的美妙。而在舞蹈过程中,当观众要想在嘈杂的音乐声中抓住这些转瞬即逝的词句时,他们多半会茫然若失。所以,语言必须简炼,删去模糊的隐喻,力避华而不实。 有些适合语言表达的内容,单靠舞蹈不可能完成,那就要放手让语言得到尽情发挥。 反之,有些内容用舞蹈表现反比语言更快。如人的外貌、性格、仪表,如果用语言来描述则需要几页纸方能说清,那就要用舞蹈来充分表现。 只要把握住这些基本原则,从效果出发,大胆创新,定会创作出大家喜闻乐见的舞蹈作品。 语言艺术论文:图书馆员语言艺术略论 论文关键词:图书馆员 道德修养 普通话 语言艺术 论文摘要:良好的道德修养是提高语言表达艺术的必要条件!流畅的普通话是提高语言表达艺术的前提,图书馆工作的特殊性要求馆员语言表达具有针对性、节奏性和委婉性。 图书馆员不断改善服务态度,在与读者的言语交际中努力增强语言表达的艺术性,是提高服务水平、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的基木要求 1良好的道德修养是提高语言表达艺术的必要条件 道德修养是语言修养的基础,道德修养的高低决定了一个人语言修养的优劣。图书馆职业道德是在一般社会道德的基础上,根据图书馆工作的性质、任务,以及图书馆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对图书馆工作者提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是图书馆员用以指导自己言行,调整馆员与读者、馆员与图书馆之间关系,判断自己和他人在图书馆工作实践过程中行为之是非、善恶及荣辱的标准。而换一个角度讲,一个人的语言是他的道德水准的外化,内心道德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言为心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只有时时注意加强道德修养,努力做到待人以诚,台一必郑重而恳切,语必自然而准确,神情必温和而亲切,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才可能收到较好的服务效果。比如,在开放式图书馆里,一位读者因为不熟悉图书分类法,查阅不到其所需之书是常见现象,他因此一脸茫然,甚至焦急不安,也是可能的。这时候,我们就要善于察言观色,及时走过去,温和地问他一句:“您在查找一本书,是吗?”或“是否需要我帮您查找一本书?,此时一般读者都会毫不保留地把他的困难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愉快地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书,并道一声:“对不起,请稍候。” 也有的读者不满足于这一简单服务,为了今后史好地利用图书馆资源,他们还会主动问我们图书检索法。这就需要我们给他们讲一点图书分类法。不能多讲,但必须有针对性,而力求实用。 有时,我们还可以帮助读者选择较有参考价值的书,并让读者跟在后而,我们一边帮助找书,一边讲解查找方法。比如,一位读者要借论述当代语言学发展状况的权威著作,我便告诉他:“馆里新进《当代学术通观》一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是2004年4月出版的。这部阵里而可能有您要查看的内容,要不要拿来看一看?”读者当即请我拿来看。我顺便告诉他该书的具体查找方法。这样做,很容易使读者举一反二,学会检索所需之书的方法。 2流畅的普通话是提高语言表达艺术的前提 语言是全民的交际工具,图书馆作为与读者交流的窗口,运用规范的语言与读者交流至关重要。图书馆员要做到优质服务,平时应努力加强语言训练,尽可能地使用一口流畅的普通话。普通话高雅而文明,是与图书工作的高雅情调相一致的。图书馆员要想提高其语言表达技巧,就必须自觉避免使用方言词、方言语气和方言语调。图书馆员对某些读者可能不十分了解,这时就史需而带微笑,用规范的普通话尽快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比如,我们要主动与他们打招呼,“您”字当先,“请”字随口,尽可能地使用普通话敬语。须知:尊人抑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社会心理和共秉文化规约,而语言的认同性是保证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条件。同时,与读者交谈时,还必须注意对方语言习惯、文化层次、地方风俗等各方而因素,尽可能地做出认同的努力。而不可不加区别,自行其事,甚至使用“喂,……”、“嘿,……”之类强势话语。当读者向我们道谢时,更应用普通话敬语表示谦逊,如“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能为您服务,我很高兴”、“谢谢您的夸奖!欢迎下次再来”等,而不可置若周闻。实践证明,只要我们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我们就可以同读者建立起一种友好的关系,创造出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 3图书馆员语言艺术的基本要求 图书馆工作的特殊性要求馆员语言表达具有针对性、节奏性和委婉性。 3.1语言的针对性 馆员接待读者,语言表达力求正确,既不可词不达意,也不能错传信息,。同样一句话,读者不同,理解各异,馆员应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区别对待;用不同的方式说话,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只有根据不同读者的不同问题,用针对性的答复和恳切的语气,才能赢得读者信任,从而进一步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但也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管对哪一位读者,我们都不可措辞严厉,而使人尴尬;即使对个别不很文明的读者,也应冷静对待,切不可出言不逊,做出有损我们形象的事。 3.2语言的节奏性 节奏性是语言形式中最突出和常见的现象,我们讲语言表达的节奏,主要是紧慢疏密、轻重缓急。语速加快时,保持吐字清晰,语意明确;语速放慢时,要字断情不断,音拖而情激。恰当运用各种语气,准确把握声音之强弱、高低、快慢,抑扬顿挫,还能使没有表达作用的词语得到一定程度的掩盖,使语言提供的必要信息,史加突显出来。一种有节奏有礼貌的语言,任何读者都容易接受。反之,如果馆员与读者交谈而语言缺乏节奏感,读者就会产生一种受折磨的感觉,从而内心不快,有时甚至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和读者交流的柔和而有节奏的语言会让读者史加心悦诚服地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会营造图书馆不可或缺的文明气氛。 3.3语言的委婉性 图书馆员在为读者服务过程中,委婉的语气是一种拉近双方距离的有效“调和剂”。因此,我们要学会用符合礼貌要求的“软句子”说话。如闭馆时间到了,请人离开图书馆时,如果我们说:“别看了,该走了!”语气不很客气,读者听了会感到不舒服。如果说:“闭馆了,您该体息了!”用词较委婉,语气也客气一些了,就不至于引起读者太多反感。而如果说:“对不起,闭馆时间到了,请您明大再来,好吗?”这时,即使看书入迷、极不愿离开图书馆的读者,也会毫无怨言地离开图书馆。当然,语言的委婉.也有个“度”的问题.这就需要根据谈话的内容、对象、场景不同而灵活掌握了。 4结束语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语言表达艺术性之要求也因读者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图书馆员的语言行为反映了图I}馆的馆风及馆员的综合素质,语言艺术在馆员服务活动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图I}馆员在日常工作中而对千差别的读者群体,理应不断提高自己语言表达的艺术性,与读者架起一座沟通思想认识的桥梁,让读者在良好的语言环境中感受到尊重,从而愉快地搞好自己的学习与科研。 语言艺术论文:谈论朱自清散文的时代语言艺术成就 论文关键词:朱自清 语言艺术 时代性 论文摘要:朱自清散文的语言艺术成就显著,其艺术化的口语技巧、生动传神的字句修辞技艺及朴质清幽的语言风格,都深深地刻上了过渡文学的时代烙印。 朱自清的散文,“以美丽动人的文字”,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活力,其散文作品多将文学的大众化特征与语言的艺术化追求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体现了时代语言的独特魅力。 一、娴熟生动的语言表达技巧 (一)“口语化”的语言特点 通俗浅近的“口语化”艺术是朱自清极为自觉的语言艺术追求之一。1929年,先生就在《说话》一文中首先提倡“用笔如舌”和“以说话论”的文风;并先后在《雅俗共赏》等篇章中提出了创造“口语化”语言的一些具体审美标准[1]。这一切为他散文的语言风格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自清的“口语”,主要以北京口语为基础,兼融其方言和西欧语言的某些表达方式,形成了具有知识分子口语特点的语言风格。在他的散文中,言辞亲切、随和,语句清新、典雅。如: (1)她和润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适,老是吵着笑着。但合适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儿女》) 引文中的词汇,多从口语中提炼而来,生动形象,简洁自然。“玩儿”“合式”“老是”“那个”,尽是北京人的口头语言。在“这个……那个……”的口语句式中,作者用简洁恰当的动词,生动流畅的短句,使孩子们生动和谐的玩耍场面跃然纸上。这样感性的文字犹如一个个音符在欢快地跳跃,充满了生活气息。再如: (2)你见过衔着橄榄的人吗?腮帮子上凸出一块,嘴里不时地滋儿滋儿的。(《谈抽烟》) 作者通过“衔”“腮帮子”“凸出”“滋儿”这些形象的口头语,准确而生动地描摹出了吃橄榄的人的情态,言虽简,形却肖,艺术效果极佳。 值得一提的是,朱自清主张在实践中,有必要根据表达的需要,适度吸收并揉合富有生命力与表现力的文言成分和西欧语言的某些表达方式,使之“变为已有”[1],从而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化口语。五四时期,他在努力打破白话文的艰涩难读并自觉追求“口语化”语言艺术的同时,并不回避文言词语及某些西欧语言的表达方式。 在朴质的叙事散文《背影》中,就含有不少文言词汇,如“惟”“箸”“诸多”“情郁于中”“发之于外”等。这些词,典雅传神,蕴涵了作者怀念饱经沧桑的父亲的深沉感情,凝练地表达了文章的中心思想,使“朴素自然中见精工”,收效甚奇。 朱自清对西欧语言的借用也是审慎的,少数的外来词尽量音译,如《荷塘月色》中的“梵阿铃”;对西欧语言中用不同词尾改变词性方法的借鉴,是借助了汉语中动态助词“着”“了”“过”放在非动词类的后面,以利于表情达意。如 (3)她松松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地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少女的心;她滑滑地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梅雨潭》) 作者在形容词“皱缬”“明亮”后面加上动态助词“着”,使其动词化,与中间一句的“摆弄着”结构一致,句式整齐,更显露出梅雨潭的情态。 可见,朱自清巧妙地选用一些文言词语及西欧语言,是对“口语化”艺术的有益补充,使他所追求的“口语化”语言成为了一种能雅俗共赏、具有大家风范的文学性语言;也是当时的文学语言在努力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与时代纵横相联的一种自然痕迹,体现了语言的时代性特征。 (二)遣词造句的艺术 朱自清对字句的锤炼相当重视,他在《语文拾零·自序》里曾谈到:“因为研究批评和诗,我应注意到语言文字的达意和表情作用。……我们说达意,指的是字面或话面;说表情,指的是字里行间或话里有话。”文如其言,朱自清散文用词贴切、句式工整,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最真切的情意。 朱自清对字句的锤炼,首先表现在对动词的选用及词句的组织排列上。恰当的动词,可使所写之景活跃起来,给人以无限遐想与诸多启发。在《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他写道:“沿路听见断断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过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这一“飘”一“度”,既与歌源“妓楼”“船里”相呼应,又呈现出断续歌声的丝缕之美,渲染出作者游秦淮河的迷离情思。 朱自清还十分擅长运用儿化词与叠词来表情达意,使文字既轻巧,又蕴含感情。北京话里的儿化词常带有很浓的感情色彩,也带给朱自清的散文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春》中的“桃儿、杏儿、梨儿”就满含了作者的喜爱之情,给人亲近、活泼的感受。再如《回来杂记》中用了“小顽意儿”“地摊儿”“三轮儿”“街口儿”“马蹄儿烧饼”“闲味儿”等儿化词,字里行间更有醇香自然的生活质感,让人感受到作者对生活的热爱,读来亲切自然。 恰当地运用叠词,不仅有言简意赅、生动形象的表达效果,还特别能给人舒缓婉转、轻柔真切之感,传达出深远的情意。如: (4)人生若真如一场大梦,这个梦倒也很有趣的。在这个大梦里,一定还有长长短短、深深浅浅、肥肥瘦瘦、甜甜苦苦、无数无数的小梦。(《跋》) 文段中的几个叠词意象丰富、广阔而形象,描绘出形态、情味、程度各异的人生梦想。这样的叠词在朱自清的各类文中都有,而写景抒情类散文里尤多,带给人独特的情感体验。 朱自清还十分注意句子排列的节奏感。他的文句总能散、整结合,长、短句式间隔有致,且行文的缓急、跳跃与停顿,都与内容的张弛和情感的起伏紧密相联,句子之间有音乐的韵律美。在《冬天》里,有一段写回家时情景的语句,就兼容了这种字词与句式恰当组织的双重美感: (5)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个;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冬天》) 先是对称简洁的转折句式,两个“老是”朴实传神,家中的温情便清晰地凸现在外面的凄冷之上。接着写回家景象,全用短句,“开着”“挨着”“向着”几个动词令人回味无穷,一家人的团结友爱表露无遗。最后再用“似乎…只有…也只有…”的句式抒发感受,把作者对家的深情与家带给作者的感动表现得自然流畅、形象空灵。 无论是动词的传神达意、儿化词和叠词的轻巧蕴藉,还是句式的跌宕有致,都表现了朱自清对语言技巧的深钻细研和运用语言的纯熟与机巧,反映出他对时代语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表现手法的灵活 朱自清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用情均细腻深刻。他能把对平常景物的独特感受写出来,准确地传达给读者,主要是因为他善于联想,并灵活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做到虚实结合,从而营造出各种幽美意境来。 朱自清喜欢设喻,将自己善感的情思寄托在一个个清新而完整的比喻意象之中,使文句优美传神。在《荷塘月色》中,这样的比喻就很突出。如: (6)月光如流水一样,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荷塘月色》) 作者先将“月光”比作“流水”,化无形为有形,接着紧扣“流水”,写出其完整的姿态动作“静静地泻在……”,表现出月光的轻灵生动,月夜的静谧和幽美。 再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中,作者写到一个五岁女孩只卖七毛钱时,把它喻为“正如九头牛与一根牛毛一样”,极言生命价格之贱。比喻贴切形象、内涵丰富,有力地唤起了读者的联想,引起他们感情的共鸣。 朱自清散文中的“通感”艺术是其语言的另一大特点。他善于以“移觉”的方式使各种感觉融会贯通,给人灵动漂渺之感,在传情达意上收到了奇效。在《荷塘月色》中,作者这样描写“荷香”: (7)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荷塘月色》) 花香本属一种“嗅觉”,似与“歌声”无甚关联,但作者却感受到“缕缕清香”与“高楼上歌声”的相通之处——时断时续,若有若无,给人以嗅觉兼听觉的双重艺术享受。 朱自清散文中的表现手法自由灵活。为了更细腻准确地传达某种感触,他常把几种修辞串连在一起,而无堆砌之感:比喻常将比拟融合其中,使意象生动完整;通感事物之间的神似又借助了比喻的形式;有时将多个比喻或拟人形成排比,在层层递进中表达出更深厚的情意;或顺情引用文字,使文情更浓,意更切…… 二、朴质清幽的语言风格 杨振声曾说:“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中来,幽默是从忠厚中来,腴厚是从平淡中来。”[2]这“朴素”“平淡”之论,既符合其创作实情,又与其“谈话风”口语特点相一致。朱自清的散文,语言自然流畅,情感真挚,简约传神,形成了一种“朴质清幽”的神态。 在他的散文中,情或由事发,或由景生,自然地抒写出其独特的心眼观感,深刻地展现了在那个变革的时代里,一个善感的爱国知识分子的真实情怀。读者徜徉在其质朴的文字中,也似走入了他那片细腻的感情天地。这种风格,在其不同类的散文中,表现形式与内涵却又各有特点: (一)在叙事散文中,他能抓住平常人及事件中动情的细节,用质朴、简明的白描式语言进行描摹、勾勒。一些看似淡然的、不经心的语言,却正是作者的传神之笔:不夸张、不雕饰,浓浓真情孕于质朴之中。在大家都熟悉的《背影》一文中,作者就全用了白描来记事,未作多余的修饰、渲染。全文主要表现的是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与深情,儿子对父亲的感激、怀念,但像“爱”“感激”“关心”等抽象概括的词儿一个也没有,更没有华丽铺陈的词句,就凭着自己用心地观察、感受和细致地描摹,将父子之间浓厚的真情写得真切感人。如车站买票那一段: (8)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背影》) 作者抓住父亲动作——“拣定”“嘱我”“又嘱咐”,写出父亲不只操心“我”的位置、衣物,还担心“我”的旅途生活,想方设法为“我”做极其精细、周密地考虑和安排。这些描写,看似平常简洁,却恰到好处,使一个饱经沧桑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再如他的《给亡妇》,也全是这种简朴生动的语言。此文具体描摹“亡妻——谦”对孩子和“我”这两方面的爱,表达“我”对妻的感激与缅怀。通篇无一夸张矫情的“爱”字,却给人情真意切之感。如写谦对孩子的惦念: (9)“……但孩子跟老妈子睡,你就没有放过心;夜里一听见哭,就竖起耳朵听,工夫一大就得过去看。” “你病重的时候最放心不下孩子。病得只剩皮包骨头了,总不信自己不会好,老说:我死了,这一大群孩子可苦了。” (《给亡妇》) 这一个个细节描写,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妻子的爱子之情,十分感人。 (二)在写景抒情类散文中,朱自清尤其注意了情与景地紧密结合,写景细腻清新、景中含情;抒情真切朴素、情中有景。 在《春》中,一幅幅春景图形象生动,呼之欲出。无论是春草、春花,还是春风、春雨、春天的人们,都被写得意味盎然。如写春花时,有一句“闭上眼儿,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这种联想,与上文连贯自然,不仅侧面写出了花的多与香的浓,更使人感到了这花儿带来的希望与收获。画意与诗情,浑然天成。 另外,在以抒情为主的散文中,他的抒情感喟也不空洞,而是写出了生活中的情景事理,是可触摸、可感知的由衷之情。如《匆匆》第三段中写对时光匆匆流逝的感叹: (10)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城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众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边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匆匆》) 作者把对时光匆匆流逝的惋惜之情融入了“太阳的挪移”“洗手”“吃饭”“默默”“遮挽”“躺着”“叹息”等行为、场景之中。这些细小平常的生活情景,带来了他对时光深深地思考。朱自清用多情的眼看天然的世界,把笔下的世界也变得多情、美丽。 无论何时,朱自清都善于捕捉细节,细腻刻画对象,以有感的形象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这充分体现了他朴实真挚的写实风格;而写实不落窠臼,总是蕴含了作者的浓情真意,表现出朴中见巧的独特风格。 语言艺术论文:如何提升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的语言艺术 摘 要:随着传媒行业的不断发展,受众对广播电视节目的要求越来越高,精彩的广电节目以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传递给受众已经成为重要的议题,本文试从多个方面研究论述如何提升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的语言艺术,力求通过一些方法帮助主持人提高自己的主持技巧和文化素养。 关键词:主持人;节目;语言;职称论文 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口语化环节不断增加,交流内容日益丰富,沟通的方式也更加多元化,这对主持人的语言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直播节目,主持人的话语直接呈现在受众面前,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已成为节目流程和传播的接力赛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一锤,也是广播电视品牌营销和节目赢得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完善主持人的语言技巧,更好的拓展直播节目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如何提升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的语言艺术。 一、主持人语言规范 主持人面对素质参差不齐的受众,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组织好自己的语言,语言是主持人与受众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表达思想传递情感的桥梁,信息传递是否通畅,表达的语句是否够准确,都关系到直播节目的成败,所以,主持人的语言一定要规范,严谨。 早在1994年,我国的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其他部委制定了“主持人播音员普通话等级标准”,明确指出主持人需要达到普通话一级水平,这是对主持人素质的规范,更是对从事广电传媒行业工作人员专业化、标准化的有力推动,主持人制作节目使用普通话是播音主持工作的基本原则,能让广播电视节目易于理解接受,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曾经指出:能用简单、易懂、标准的普通话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意图,是语言文化表达能力较高的一种表现。复杂的语言内容,特殊的语音语调都加大了受众接受理解节目的难度,尤其是广播电视直播节目,针对的人群不是特定的小部分群体,而是泛在式广播电视受众,具有人群广、数量大、文化构成复杂等特点,要使节目达到通俗易懂、老少皆宜的效果就必须规范的使用语言。 此外,从社会责任感的角度来说,主持人对大众人群规范化使用语言还起着重要的引导、示范的作用。 主持人语言的规范化甚至直接关系到下一代人的语言文化素质。特别是现在,直播节目越来越多,群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都对主持人的语言规范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因此主持人提高自身的语言艺术首要任务就是要使自己的语言规范[1]。 二、语言准确,简洁,灵活掌控节目 主持人创作节目,对节目的灵活掌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运用。主持人的语言来源于节目,同时又是节目内容的一种升华。主持人只有真正的投入到节目的组织、创作中去,才能把握住节目的精髓,才能用最准确、简洁的语言展现出节目的精华,语言的生动、形象决不是靠华丽的词汇和文采的堆积,而是在于语言的逻辑性和缜密的思维。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是《东方时空》栏目的首任主持人,他所主持的节目深受大众喜爱,成为播音主持领域的领军人物,正是因为白岩松语言准确,简洁,寓意深刻,将揭示节目主题作为工作的第一要务。 对于直播节目主持人而言,在把握节目进程的同时,也要注意引导嘉宾、现场观众的参与,要鼓励嘉宾和观众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尤其是直播访谈类节目,主持人与嘉宾的地位是平等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观众更喜欢聆听嘉宾讲述,这就需要主持人灵活控制节目的节奏,适时提问,适时疏导,要善于灵活掌控节目中的每个环节,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充分沟通,会让节目现场的气氛更活跃,讨论内容更深入,节目也就更具魅力。 例如我们十分熟悉的《实话实说》节目,崔永元经常在嘉宾一段陈述之后,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刚才先生的观点,你是怎么看的,你有什么观点与我们分享”。短短几句,便把焦点转向了现场观众,让人感觉亲切平和,自然流畅[2]。 三、融入情感,凝练意境美 情感是艺术的生命,更是主持人的灵魂,只有用饱含深情的语言,才能拉近与受众的距离,让受众感动。要使自己主持的节目达到意境美效果,主持人首先要投入自己的真情实感,要了解节目的内涵,挖掘节目主题的寓意,充分融入到节目内容当中,真实还原作者记录的场景,只有主持人自己感受到震撼,才能使自己的语言艺术与节目内容融为一体,赋予节目以美感,让受众观看节目时产生共鸣[3]。 此外,主持人要根据节目内容调节自己的节奏,不同的段落,是行云流水,文采飞扬,还是充满激情,慷慨激昂,每个主持人说话的速度和语气各不相同,因此需要不断的磨练提高自己演播技巧,要通过节目带唤起观众的思维,让受众在多重信息的交流过程中构筑起联想的空间,只有让观众体会到了艺术魅力,主持人才能成功地塑造出节目的意境美。 我们主持人要学会把思想和感情巧妙融入到节目中,让语言表达中渗透着审美情趣,让优美旋律中流淌着艺术气息,这样才会让我们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更具魅力,为广大观众所喜爱[4]。知名主持人杨澜曾经指出:综艺节目主持人的成功,首要是看主持人的情绪控制是否到位,也就是说主持人的情绪、节目的气氛、观众的感受是否能够相得益彰。 著名的播音艺术家方明,无论是重大新闻,还是报刊摘要,经他播颂,让人感觉洋洋洒洒,自然大方;对于犀利的杂文和讽刺小说,更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抑扬顿挫,起伏有致,让人真实的感受到他饱满的激情,被大家赞誉为雅俗共赏的播音艺术大家。 真诚自然,融入真情实感,饱含意境美的广播电视节目才是大众喜欢的节目,才能受到大众的推崇。现在情感类节目成为一种新兴的直播节目形式,对于这种构成元素多元化的节目,主持人不能急躁,要以一种平稳的心态去面对,要真诚热情地与嘉宾和观众沟通交流,坦然细致对待每一个细节,只有这样,主持人才能赢得受众的认同,节目才会更加精彩。 四、树立语言风格,增添艺术魅力 容貌代表了主持人的形象,语言风格则代表了主持人的鲜明个性,独特的语言风格是主持人在长期的节目创作中形成的,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需要主持人在自己的主持工作中不断的去学习、探索。 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不能靠炫美的音乐,华丽的舞台去吸引观众,必须靠自己鲜明独特的语言风格去赢得观众。主持人富于个性的主持风格不仅是主持人的成熟标志,更是一个优秀节目的成功标志。 主持人是直播节目的核心,是整个舞台的指挥者,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鲜明的语言风格会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感受,会让大家紧随主持人的思路一步步深入,最终完全领悟主持人揭示的主题,主持人个性化的语言风格主要表现在,清晰的思维、鲜明的视角、独到的见解、理性的构思、独特的感受[5]。 对于主持人而言,只要我们全心的投入到广播电视节目中去,深入社会生活,用心思索感悟,热情服务大众,我们就会逐渐形成特有的创作个性和语言风格。 当代广播电视领域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主持人,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风格。庄重、大方的赵忠祥让人感觉亲切、自然;真诚、睿智的方明让人感觉流畅、自如,他们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树立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增添了节目的艺术魅力。 五、结 语 总而言之,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是主持人文化内涵的载体,体现了主持人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语言艺术是主持人驾驭节目的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文化素养,要想创作出优秀的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就必须要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语言艺术修养,语言艺术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主持人在工作生活中不断学习锻炼,只有加强业务素质,提高语言能力,主持人的语言艺术才能不断增强,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一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语言艺术论文:物理教学语言艺术初探 摘要: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教学语言是教师引导学生开启知识宝库的“金钥匙”。因此,教学语言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教师必须潜心探究教学语言。 关键词:物理教学;教学语言;启发性 教师在探究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时,往往注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考试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却忽视了课堂教学语言的运用问题。事实上,同样的教学内容因教师教学语言水平不同,其授课效果是不一样的。那么,教师的教学语言在讲台上如何精心施工呢?这就要注意课堂教学艺术,而课堂教学艺术的重要方面就是课堂教学的语言艺术。本文就物理课堂教学的语言艺术作一初步探讨。 一、物理教学语言的特点 所有的教学语言都是为实现教育目的服务的,应有思想性、科学性、通俗易懂、准确、精炼、生动形象、富有趣味、富有启发性。物理教学语言也不例外,具体有以下特点: 1.物理教学语言的主导性 物理教学的艺术就是懂得如何引导学生学习。教师在组织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注意什么,感受什么,联想什么,以及表达什么,关键在于教师怎样利用教学语言进行引导。教学语言主导性的强弱,是教师主导作用发挥如何的一个重要标志。善于引导学生学习的教师的教学语言,总是能沟通师生的思维,拨动学生的心弦,引起学生的共鸣,制造出良好的教学气氛,调节教学节奏的张弛,从而带领学生进入教学意境,探索未来世界的奥秘。提高教师教学语言的表达水平,是有效控制课堂的基础条件。 2.物理教学语言的科学性 物理教学语言的科学性,应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用最简练的语言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要求在语法上用词恰当、简洁明快、干净利索。语言的准确性是物理教学语言科学性的核心。要求教师准确地掌握物理知识及其方法,说明物理现象及其本质。教师教学语言的精炼,是指教学的语言表述要做到言简意赅。优秀物理教师准确、精炼的语言“像敲钉子——声声入耳”。在教学中应注意避免言不及义的废话和不必要的重复,不说不着边际的空话,不讲套话,不说半截子话,不要口头禅。有些学生把在教学中常用“这个”、“那个”、“也就是说”、“嗯”、“啊”、“是不是”等多余字词的教师,称为“哼哈先生”,这也反映了学生对教学语言的要求。物理教学语言的科学性,还要求推理富于逻辑性,论述问题富于系统性,要做到语言本身要准确,不能含糊其辞;要清晰,不能前言不搭后语、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物理教学系统性要求教学语言层次清楚,结构条理,抓住精华,突出重点,取舍有致,而不是挂一漏万、以点代面。 二、物理教学语言艺术的功能 教学艺术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它是依靠其整体发挥其巨大教育作用的,教学艺术整体功能的发挥依靠其内部结构的最优化组合,教学艺术的整体功能的全面发挥,构成教学艺术神奇的综合魅力,在学生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审美效应。 物理教学语言艺术是教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物理教师要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物理教学语言艺术的陶冶功能、转化功能、愉悦功能和启智功能。 1.抑扬顿挫,感染力强——发挥教学语言艺术的陶冶功能 由于教学艺术情理交织的特点和感染力很强的审美形式,使之形成鲜明的情景性和非理性因素,具有不可忽视的全方位的潜在教育作用。“只有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的教育,才起了滴水穿石的作用”,这就是教学艺术陶冶功能。因此,物理教师的讲解要抑扬顿挫,教学语言应该有高有低,有快有慢,富有节奏感。将表情、手势、停顿、操作等无声语言与声调、轻重音等有声语言恰当地配合起来,使教师的讲解有声有色,更能激发学生的智力活动,从而使课堂气氛有节奏、有旋律、有起伏,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不断地把学生的学习情绪推向高潮。 在教学过程中,重要之处,适当提高声音,促其注意;关键之处,稍作停顿,使其感悟;需熟记的内容,不妨和以声韵,以利记忆。这样,就可以增强感染力,提高物理课堂教学的效果。 2.生动形象,直观性强——发挥教学语言艺术的转化功能 教学的实质就是引导学生把人类已知的科学真理转化学生的真知,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教学艺术高效率的转化功能标志着教师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为精湛的教学艺术,可以迅速高效地完成知识的传授、技能的培养、智能的开发和品德的形成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语言要生动形象,既活泼、有趣、逼直,又深入浅出、易于接受。语言直观最好的形式就是“打比喻”。教师能深入浅出地选用一些富有情趣的比喻,化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有味,降低学生思维的难度,就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例如在进行“机械波的图象”教学中,对于简谐横波的传播方向与质点的振动方向之间的关系这一难点问题,笔者采用拟人化的方法,设想“一个小人顺着波的传播方向走去,在上坡的地方质点振动方向向下,在下坡的地方质点的振动方向向上”,进而得出“顺坡走,上坡下,下坡上,莫回头”的口诀,既符合客观规律,又易于记忆和应用。这样的教学语言艺术很受学生欢迎。 3.幽默可亲,趣味性强——发挥教学艺术的愉悦功能 教学的趣味性乃是教学艺术的愉悦功能的重要因子。教学艺术的愉悦功能直接促进学生乐于学习,教学艺术的愉悦功能从多方面影响学生的学习。原苏联教育学家米?期洛特夫说过:幽默是教育家最主要也是第一位的“助手”。在课堂讲解中运用幽默,可以控制学生的注意;可以使讲解的内容变得有趣,活跃课堂气氛,消除师生间的隔阂,融洽师生间的关系;可以突出一些概念、规律的特征,解决教学的难点,还可以巧妙地处理偶发事件,使教学转入正规。 如在讲“照相机”时,笔者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某君照相时头顶地、脚朝天,问他为何如此照相,答曰:“照相只能成倒立的像”。学生听后发出笑声,不但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牢牢地记住了成像的特点。物理中经常要用到图形,如果把机械僵硬的物理图形画成幽默画,把物理变化过程用幽默连环画的形式展现,既可以加深学生对物理情景的感悟和理解,又可以使物理学习变得生动有趣,还可以得到艺术的享受。其实,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幽默可以搬到物理课堂上来,只要运用恰当,通过幽默的描述、生动的语言、声情并茂的讲解,学生兴趣倍增、情绪高涨,容易进入一种最佳的学习意境。 4.巧于点拨,启发性强——发挥教学艺术的启智功能 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它指明了教师要抓住恰当的时机进行启发、点拨。启发式教学的目的是要引起学生的积极思维,其首要条件就是教师的教学语言具有启发性。这要求教师的讲课语言要跟当时学生的思想联系起来,与学生的接受水平尽量贴近,在各个教学环节中灵活机动地运用不同的教学语言形式,使学生接受所学的内容。巧妙设问,巧设导语,布设悬念,引导小结,师生互动,积极参与,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将学生引入知识的殿堂。 笔者在“摩擦力”教学过程中,先让学生观察有关摩擦力的实验,再讨论有关摩擦力基本概念和知识,然后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增大有益的摩擦,减小有害的摩擦。鞋底为什么有凹凸不平的花纹?气垫船、磁悬浮列车有哪些力学特点?就这样,寥寥数语,轻松地打开了学生们的话题,引出了学生们的思维之路,使学生学得更为积极主动。 语言艺术论文:探析小学数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艺术 【论文关键词】小学数学 课堂语言 语言艺术 幽默风趣 【论文摘 要】小学数学语言是一门特定的语言,她作为一种表达科学思想的语言,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已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应用性的交流工具。从一定意义上说,教师数学课堂教学语言能力的高低决定了学生小学数学学习水平的高低。数学教学中加强小学数学语言的教学,是现代数学教学不容忽视的问题。 小学数学教师的课堂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科学思想的语言,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已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应用性的交流工具。语言应当被看成数学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而小学数学语言是数学知识的载体,也是数学思维的工具。为数学交流提供了科学的保障,在发展学生数学思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数学教学中必须重视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的运用。现实的问题是,数学教学不像语文教学那样要单独教小学数学语言,它一般不专门讨论数学中的语言问题,常常是一带而过,因此教师的课堂语言表达方式和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教师语言的情感引发着学生的情感,所以我们说小学数学教师的语言艺术是课堂教学艺术的核心。 一、小学数学语言要准确规范、严谨简约 小学数学教学语言的准确性是指数学教学语言应该是严谨的、准确无误的语言。数学中的概念、性质、公式、定律都有它特定的内涵和表达方法,有时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也可能造成演变成概念性的错误,例如:“数位”和“位数”,“增加了”和“增加到”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位数不够用0补足”就不能说成“数位不够用0补足”。另外,读音要准确,作为教师要坚持并且要用尽可能准确的普通话教学,避免在传递教学信息时因使用方言而使学生对数学知识发生误解。在教学中多音字也要读准,方言和习惯读音要改用标准音去读。 教师的语言在准确的前提下,还要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有些刚走上讲台的教师之所以不能在40分钟内完成教学任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学生听不懂,返来复去、不厌其烦地讲,使课堂中有限的时间在与讲课内容无关的废话中悄悄地溜走,结过使教学重点得不到突出,学生又产生厌烦情绪,影响了教学的效果,为了克服上面的问题,必须在备课时精心设计好问题,过渡语,尽量不说与讲课内容无关的话。我们每一位教师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自己教学语言的严密和准确,不能任意使用日常生活语言来解释,表达数学知识,更不能出现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甚至于前后自相矛盾和错误的语言。 二、小学数学教学语言要启发性强 孔子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悱,这里指教师有意不说出结果、答案)在教学过程中,要变学生的被动接收信息为主动地获取知识,这就要求教师要启发学生通过看、想、做等认识活动来掌握。如,教“圆的周长”一节时,老师拿出一个呼拉圈,问学生,你能计算出它的周长吗?学生回答能量出它的周长(因学生没学计算圆周长的方法)。用什么量?怎样量?(用皮尺绕一周)还能用什么量?(先用绳子绕一周,然后再用皮尺量绳子长度)还可以用什么方法量呢?(在地上滚圈,然后量地上滚动一圈的长度)教师充分肯定学生的做法,想法很好,想象很丰富,然后接着问,如果给你们一个非常大的圆,还容易量周长吗?有没有简单方法来计算圆的周长呢?通过老师做实验得出:圆的周长和它的直径密切相关,圆的周长总是它直径的 3 倍多一些,在 3.1415926~3.1415927 之间,这个数是个固定的数,叫圆周率。现在同学们说说看,只要知道什么,就能求出圆的周长? 上例中,教师用了一系列启发性提问,不断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自主掌握知识。 三、小学数学教学语言要形象有趣,通俗易懂 小学数学教学语言既非书面用语,又非口头用语,要通俗明白,使学生听得有滋有味,教师应该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使深奥的知识明朗化,用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教给学生丰富的数学素养,通过驱动学生的数学想象,来达到培养学生数学能力的目的。 例如:在教学“时、分、秒的认识”时,为了揭示课题,教师先让学生猜谜语:“兄弟三人来赛跑,个子有矮也有高,他们会走没有腿,他们会说没有嘴。会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上学去。”当同学们猜对后,教师很自然的引出课题:“今年我们来认识钟面”。这样既有趣味性,又自然地把学生学习动机、兴趣吸引到新知识的学习上来。 四、小学数学教学语言要幽默风趣 幽默是一种较高的言语境界,它富有情趣,意味深长,小学数学教师的语言幽默,其作用是多方面的: 幽默可以激活课堂气氛,调节学生情绪。学生心情舒畅地学习与惶恐畏惧地学习,其效果是大不相同的。教师要善于借助幽默的语言去创造有利于师生情感沟通的课堂气氛,针对学生不注意分析已知条件,忽略隐含条件而引发出错误的证题思路,结合当今中学生错别字较多的情况,我分析题意后说:“这位同学的思想走到牙路上去了”,故意将“邪”读成“牙”,引起学生轰堂大笑,这既提高了学生认真分析已知条件的重要性,又告诉了学生“重理轻文”的思想要不得。 幽默可以提高批评的效果,让课堂违纪地同学心悦诚服,教师在课堂上遇到某些特殊情况时,假如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理智,动辍对学生发火训斥,其弊端是众人皆知的,如果用幽默的语言来处理,其作用和效果就大不一样。 幽默可以开启学生的智慧,提高思维的质量,课堂教学的幽默,应和深刻的见解、新鲜的知识结伴而行,教给学生理智,学生会产生会心的微笑,获得美感享受。 总之,当然教师的课堂语言艺术多种多样,远非上述几点所包罗。教师的小学数学语言艺术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和长期的实践,教师只有在数学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语言,达到数学教学语言的科学性、艺术性的辩证统一,若如此,我们的教学水平自然就会不断地得以提高。 语言艺术论文:探析课堂教学的语言艺术 摘要:课堂教学是教师通过语言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这就要求教师的课堂语言必须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应该做到:一是饱含激情而具有号召力;二是形象生动而通俗易懂;三是趣味幽默而富有启发;四是推理严密而环环可扣。 关键词:课堂教学 语言艺术 众所周知,课堂教学是教师通过语言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那么,这就要求教师的课堂语言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教师的课堂语言,应该声声入耳、句句感人、取喻贴切、出言有章。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用自己的"内部语言"迅速且准确地转换成学生容易接受的"外部语言",就会"言在此,而意在彼"。这样,就达不到预期效果和教学目的。如果教师不善言辞,讲起课来吞吞吐吐、语无伦次,正像"茶壶倒饺子"一样,那么即使是知识渊博,也很难完成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因此,教师的课堂语言应该具有较强的号召力、饱满的激情、严密的逻辑性,也应该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趣味、幽默而富有启发。 一、课堂语言应该饱含激情而具有号召力 古人说:"感人心者,莫先于情。"可见富有激情的语言才能感人,才能广泛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才能在课堂内产生一种强烈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使学生的思想高度集中到黑板上、教师身上、书本上,而不致于使学生"身在在心在汉"。那么,怎样做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呢? 首先,教师应该把握住感情阈值及感情流量。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客观外界信号刺激人的大脑便引起大脑皮层的兴奋,这种信号达到一定"强度"时,感情才能开始发出。这个一定的"强度"即为阈值。因此,要以情动人,就必须有超越阈值的刺激信号,不然感情就难以发出。其实,教师讲课如同相声演员说相声一样,必须高度进入角色,才能达到"情自肺腑出,方能入肺腑"的境界。那么,这就要求教师很熟练地掌握所讲内容,才能轻松自如地进行讲解,才能充分地发挥语言技巧,从而达到"情见于辞、情发于声、情触于理"之效果。然而,教师还应该恰到好处地把握感情的流量,应以触发激起学生的求知欲为标准。以自己"灼人"的力量,收到感人的效果。 其次,教师应该把握住感情色彩,使学生产生心理共鸣。上课时,教师应该通过自己语言的抑、扬、顿、挫和面部表情的变化及恰当的手式等等,体现出不同的感情色彩。同时,根据授课内容的发展,时而低声细语、时而大声疾呼、忽而声色俱厉、忽而婉转动听。这样,以表情、语调作为课堂语言的辅助工具,就使授课内容与讲课激情高度和谐统一,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 二、课堂语言应该形象生动而通俗易懂 课堂中,教师必须对自己的语言进行精心组织,应该选择确切、精辟、通俗、常用的字、词、句,应极力避免使用令人费解的、罕见的方言词和文言词等。这样,才能达到课堂语言形象生动而通俗易懂的目的。其次,课堂语言还应讲究语法规则,且言简意赅。竭力使字、词、句等各级语言单位符合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不说半截句,不含糊其辞,也不拖泥带水。不然,就会主次不分明,就有点"荒草多了,苗就看不清"的味道。再次,教师在课堂中举例、取喻都应是学生易于接受且是喜闻乐见的东西。否则,就达不到通过举例、取喻来进一步说明问题的目的。当然,举什么例子,取什么比喻,都应在课前深思熟虑一番,绝不可临场靠灵感信手拈来,这样往往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境地。 三、课堂语言应该趣味、幽默而富有启发 趣味和幽默可以说是课堂语言的双臂。它们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启迪学生的智慧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也就好像课堂的"味精"一样,如果投放适量的话,一定会使课堂"这锅菜"其味无穷,充满活力。 古人说:"启其蒙而引其趣"。这就是说经过启发引导,可以大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例如:语文老师解释成语"欲盖弥彰"时,就可以巧妙地用另一富有趣味的成语典故"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来说明其意义。这样,学生就在笑声中很自然地记住这个成语的意思。再如,物理老师可以由一队步兵正步过桥导致桥塌的故事来讲解"共振"的原理。化学老师可以由"坟山鬼火"来解释磷燃烧的道理。这样就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了,把枯燥的东西变得富有趣味。从而使学生不把记忆东 西当成一种负担,反而在快乐的气氛中记住了东西。当然,我们提倡课堂语言应该富有趣味性,而不是要教师专门讲笑话,哗众取宠,来迎合学生。否则,就会使学生觉得课堂语言过于轻佻、庸俗、油滑。这样不仅大大地偏离了主题,而且也达不到教学目的。 有位名人这样说过:"幽默是智慧的闪现",这就说明了老师如能恰当地运用幽默语言,可以大大地开发学生智力,很好地陶冶学生的情操。幽默的语言也好像一串鞭炮,一点就响,一讲就笑,在笑声中绽开了智慧的花朵。因此,幽默的课堂语言,不仅使学生在发笑的同时领会了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哲理,而且活跃了课堂气氛,消除了紧张和疲劳,从而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了老师传授的知识。 四、课堂语言应该推理严密而环环相扣 课堂上,教师应该准确地表达所讲内容和严密地论证论点,用逻辑的力量去吸引学生,去一步接一步、一环扣一环地"征服"学生。因此,教师的课堂的语言应该条理清楚、推理严密、不凌乱。不然就会使所讲内容尤如一堆沙子,没有一点粘性,前后内容连贯不起来。同时,教师的课堂语言也应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教师要抓纲张目,准确地把授课内容的重点、难点全面概括出来,使整个一堂课的内容好像一串有大有小的葡萄一样,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对课堂内容有清晰的印象和完整的记忆。 综上所述,具有较高的课堂语言艺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件"高不可攀"不能办到的事,这是我们教师一直需要探讨的问题。只有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才能逐渐走向完善、走向成功。俗话说:"从血管里喷出的是血,从喷泉里喷出的是水。"是的,在教学中,教师花一份心血,就会有一份收获。教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作为教师,真可谓任重道远。 语言艺术论文:教师课堂语言艺术浅析 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语言作为工具,对我们之重要,正如骏马对于骑士的重要。” 所谓课堂教学语言,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使用的语言。研究发现,课堂教学语言对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思维的开发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教师具有良好的语言艺术,能使一堂课饶有兴趣,从而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教学效果也将事半功倍。但教学中教师语言还存在一些问题,达不到语言艺术的境界,因此作为一名教师,应致力于提高自身的语言艺术。 首先来谈一下课堂教学语言的国语口语化的问题。课堂教学语言既要口语化,又要科学性和准确性,这与日常语言不同。然而,很多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学语言存在着主观随意性,句式松散,话语不流畅等问题。而教师在教学中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教学语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课堂教学语言往往要求比较严谨,语言流畅,词语规范等。再者,教学中日常口语现象还存在着语言表达的随意性,发音、吐字、语调等的不准确性,没有抑扬顿挫的语调变化。而在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语言既要激昂,又要委婉,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习效率。 然后来关注一下教师课堂语言生硬呆板的问题。课堂教学语言要生动形象,栩栩如生,饱含激情。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于人”。受欢迎的教师,不仅能绘声绘色地再现教材、描述事实、还能用生动的语言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善于运用机智风趣、诙谐幽默的语言增强教学的表现力。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寥寥数语,妙趣横生,既活跃课堂气氛,又使学生在笑声中接受教育,印象深刻。然而许多教师的语言枯燥乏味,颠三倒四,夸夸其谈,不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影响教学质量。 我们再一起来讨论一下教师课堂语言缺乏艺术性的问题。教师语言的运用是一种艺术活动。教师的教学语言艺术水平综合反映着教师的全部教学素养。著名美学家朱光歉先生说:“话说得好就会如实地达意,使听者感到舒适,发生美感,这样的说话,就成了艺术了”。 但有些教师认为,教师的任务就是传授知识,只要能把知识传授出去,学生能听清楚就万事大吉了,还谈什么语言艺术。在实际工作中,许多课堂教学的失败,并不都是教师知识贫乏或资历短浅造成的,大多是讲授缺乏应有的语言艺术。 在课堂教学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教师普遍不善于应用肢体语言。教师每天上课时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会对学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的教学除了语言外,还应配合使用肢体语言,肢体语言是对课堂有声语言的重要补充。 针对以上种种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其产生因素,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化解策略。 孔子云:“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要想让整个课堂充满活力,让学生的思维得到更好的发展,教师就必须不断锤炼自己的语言,力求句句有用,字字精确。因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苦练课堂语言基本功。在课堂语言艺术上,教师的好口才,好课堂语言主要来自于系统的专业知识,缜密的逻辑思维,娴熟的讲授技巧,炉火纯青和标准的普通话及大众化的群众语言。这样的教师胜似演员而深受学生欢迎,教师不仅平时要多注意自己的语言,潜心钻研,掌握规律,学点语法修辞和逻辑学知识,提高自身素质,打好坚实的语素基础,还要苦练语言基本功,如语言的节奏和韵律问题等,那么教师的课堂语言就会得到改善。 二、自我反省,明确问题所在。教师要深刻认识到课堂语言艺术的重要性,并对自己的课堂语言进行反思,更好的认识到自己的教学口语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对照,明确问题所在,对课堂语言的训练和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三、从读书中丰富自己的语言艺术。读万卷书,知识丰富,思维活跃,语言灵活。教师从读书中学习语言,应从经典作家的论著和著名的文艺著作中吸取语言艺术的精华。如果一个语文老师阅读了莎士比亚的大量戏剧,那他的课堂语言必然不会呆板生硬,枯燥单调;如他熟知屠格涅夫的作品,他的语言就可能明净和谐,优美宁静起来。又如历史老师在讲述法国大革命前熟读了雨果的《九三年》和狄更斯的《双城记》,那讲起来可能就不会简单地讲解教材,而是更多一分情感投入和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 四、从课堂实践中提高语言艺术水平。教师,要真正提高自身的课堂语言艺术水平,首先要学习,再就是实践,二者结合起来才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教师把平时向老教师、学生、媒体等学到的语言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有计划地设计不同的语言形式,从语句、修辞、音量、语调等方面都做出精心的准备,而后在课堂教学中予以落实再根据落实的课堂反馈予以及时的调整和丰富,必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五、注重肢体语言在教学中的应用。课堂教学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解答疑惑的主要途径,除使用语言外,非语言交流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肢体语言就是其中之一。肢体语言的运用恰当不仅能够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也会加深学生的印象,这样,学生就会更好的理解教师的意图。因此,肢体语言的使用是一种艺术,更是一门科学。教师应该充分掌握并不断练习,以便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相信如果能够恰当的运用这一技巧,又会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更好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教学课堂语言是科学和艺术的统一。一个称职的教师,需要在语言的艺术性上多下工夫,要“做语言美的楷模”,努力提高自己语言的艺术水平。坚持课堂语言训练,教师应成为语言学习的有心人,要刻意把每节课作为锻炼和提高教学语言的机会,最终必定会使自己的语言得到丰富和发展,语言艺术是教师的基本功之一。为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每个教师都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素养,掌握语言艺术,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语言艺术论文:物理教学的语言艺术和举例艺术 物理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怎样才能使课堂教学最优化呢?怎样才能在课堂上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呢?怎样才能启开学生的心扉,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呢?我认为这不仅需要妥善处理教材,安排内容,更要注意课堂教学艺术,而课堂教学艺术的重要方面就是课堂教学的语言艺术和举例艺术。 一、课堂语言的艺术 1. 语言的形象性 物理教学语言的特点是形象化。形象化的语言表达富有力度,能使学生感到惊讶、感到不同凡响,使学生情绪兴奋,对认识产生兴趣,体验获得知识的喜悦,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注意运用形象化的语言,并非基于活跃课堂气氛,逗逗风趣。而是教师运用形象化语言施教,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引导学生学习物理知识本身。 2. 语言符合科学性、思想性 所谓科学性,就是要用准确无误、合乎逻辑的语言。我们要讲教学语言的科学性,但又不能片面地、一味追求什么概念都要严格地科学定义,而应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循序渐进,不断完善深化。例如,在讲力的概念时,首先只是叙述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接下来在高中讲授牛顿第三定律,对力的概念加深一步,指出力是物体对物体的相互作用,直到讲授牛顿第二定律后,又从力的作用效果来叙述,力是使物体产生形变和加速度的原因。这样对力的概念就逐步深化和完善了。 所谓思想性就是教学语言的教育性。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式,任何语言都反映一定的思想内容,教师应紧密结合教材内容,通过自己的教学语言有目的地、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3. 语言注意严谨性、针对性 物理教材中用来表达物理概念、定理、定律等的语言都是十分确切和精炼的,常常是少一个字不行,多一个字不好,前后颠倒也不行。例如,光的反射定律中“反射光线在入射光线和法线所决定的平面内;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在法线的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就不能将“所”字漏掉,也不能将“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位置互换,更不能说“入射角等于反射角”,这是物理语言的严谨性和逻辑性的要求。 教师的语言应该是精辟的,但必须考虑针对性,物理教学语言的针对性首先应受教学内容的限制,不同的教学内容要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其次还要受学生年龄的制约,对不同年级的学生,教师必须用不同的语言形式,否则会失去对学生的吸引力;再次是受课堂上学生接受知识的情绪制约,这就要求教师的语言要有灵敏性、随机性,也就是因材施教。 4. 语言技巧需要想象力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是无止境的。丰富的想象力,理智的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物理学的进步,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之所以说想象力是物理教学语言技巧的源泉,原因是教师可以想象知识的演化,想象实验的结果,想象课堂教学过程的情景,借助于想象提高语言技巧。从想象中采集,由造化中迸发,语言的技巧性,不是造作而得,恰是自然形成的。 5. 语言幽默可亲,有较强的趣味性 幽默是教育家最主要、也是第一位的助手。在课堂讲解中运用幽默,可以控制学生的注意;可以使讲解的内容变得有趣,活跃课堂气氛,融洽师生间的关系;可以突出一些概念、规律的特征,解决教学的难点。例如,在讲“照相机”时,我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某游客照相时头顶地、脚朝天,问他为何如此照相,答曰,照相只能成倒立的像。 学生听后发出笑声,不但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牢牢地记住了成像的特点。 其实,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幽默可以迁移到物理课堂上,只要运用恰当,通过幽默的描述,生动的语言,声情并茂的讲解,学生兴趣倍增,容易进入一种最佳的学习意境。 6. 语言的直观性 在物理教学中,还要注意语言的直观性,要运用语言艺术,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书面文字口语化,枯燥知识趣味化,这就是说教学语言既要通俗易懂,又要深入浅出,以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学生对如何区别电磁感应中的左手定则和右手定则,不难看出感应电动势的“感”字有个“口”字,右手的“右”字也有个“口”字,“口”字对“口”字判定感应电动势方向用右手;左手的“左”字下面有个“工”字,做工就要用力,故左手定则是用来判定通电直导线在磁场中的受力方向,这种拟人化的语言使学生注意力得到了集中。 二、课堂举例的艺术 在物理教学中恰到好处的举例,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迪思维,加深理解,发展学生的智力。笔者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探索出课堂举例的四个特色,即“近、趣、妙、变”。 1. 近举例 近举例就是应多举学生平时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事例。让学生感到自己生活在自然科学之中,增强亲近感、现实感。例如,讲光的反射定律时,许多学生对“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的因果关系弄不清,认为“入射角等于反射角”也不错。为此,课堂上我举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小明的相貌很像他的父亲,但如果说成小明父亲的相貌很像小明行不行?”结果全班学生都笑了。我就因势利导说明了“先有老子、后有儿子”,“反射角等于入射角”不能颠倒的道理。 2. 趣味举例 趣味是吸引学生积极探究某种事物和爱好的动力。列举有趣的例子,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例如,讲“蒸发”内容前,我用水彩笔在投影胶片上画了一只烈日下的黄狗,张大嘴伸出鲜红的长舌头。当用投影仪放出这一彩色图像时,学生不约而同地思考着同一问题:在炎热的夏日里,狗为什么要张口伸舌?我立即指出,要想知道为什么,请认真学习有关“蒸发”的知识。用生动、有趣的例子引入新课,可促使学生萌发强烈的求知欲,产生了积极的学习动机,潜移默化地从“苦学”过渡到“乐学”,从“难学”过渡到“易学”。 3. 举例要妙 妙就是指在学生思维发展的关键处、疑难处,起架桥铺路、有效点拨的作用。例如,在讲热水和冷水混合时,学生容易忽视“质量未知”而误认为“冷水升高的温度等于热水降低的温度”。为此我举一实例:在0 ℃的池塘水中,滴一滴100 ℃的开水与池水混合,池水温度能升高50 ℃吗?学生一听恍然大悟。 4. 举例要变通 在课堂教学中要“教活”,变则灵。变才会使课堂45分钟不枯燥、不乏味,愈变愈新,愈变愈活,深入其理,曲尽其然。 总之,教师怎样站、怎样坐、怎样说在教育上都不是“细微末节”,很多时候对教师工作的成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教学语言,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关系探讨 摘要 消费文化的形成源于“离散社会”的形成和人欲望的无限唤起,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人们对于符号意义的消费和占有。而在消费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中,大众媒体通过自己强大的符号意义的制造能力、传播能力和渗透能力,不断为大众提供着新的符号意义并一次刺激着人们的欲望,不断唤起人们的好奇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消费文化的流行。本文以大众传媒之一的类型电影为例来探讨研究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 消费文化类型电影关系 全球化形成的微观机制和直接动力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济运作,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运作把人类社会带入了新时代,当他们在创造经济和社会奇迹的同时,也在构建着文化上的宏大景观。更确切一点说,跨国公司之所以开创了宏大的文化景观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而是通过有意识的创造出这种普适的文化形式来为他们的全球运作和经济行为提供观念上的保证,而这样的文化形式就是“消费文化”。消费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对商品“符号意义”的占有,并对这种符号意义不断唤起来激化人们的占有欲望,也就是说消费文化使得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逐渐隐于幕后,并把商品的“象征意义”或者“符号意义”推向了前台。“消费文化”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其自身独特的内涵确保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利益。而跨国公司又是怎样来进行“消费文化”的营造的呢?一般地,跨国公司是利用大众媒体通过广告等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制造着商品的符号意义并唤起人们占据这些意义的欲望的。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作为大众媒体重要产品之一的类型电影对于消费文化的影响。 一、美国类型电影的产生发展 格里菲斯于1915年拍摄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是好莱坞推出的第一部高成本的电影,并取得了丰厚的利润,① 从此,电影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并在20世纪20年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进入了商业运作后的电影和平面媒体一样,归根结底还是由其内容作为卖点的。怎样让自己拍出来的电影受到观众的喜爱,取得高额的票房收入就是电影制作者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商业利益驱使下,电影的艺术性被放到了一个较为次要的位置。既然电影要取得最大的商业收益,就必须以观众为中心来制作电影,而不是以导演为中心制作电影。拍出来的电影如果要想有人看,那么在内容上就必须符合大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角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类型化的电影出现了。所谓的类型电影是指“按照不同的类型或者样式创造出来的影片,是由于不同的题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畴、种类和形式。”②一般的类型电影分为:恐怖片、科幻片、喜剧片、灾难片、纪录片……,类型电影的分类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而且在每种分类标准下,分类的结果也有重叠的现象,但这不是类型电影的重点和要害,类型电影的要害是类型化和模式化,是标准化的制作和生产。 20世纪30年代,电影制造者模仿福特汽车的流水线的方式开始生产电影,有人提供想法,有人写情节,有专门的对话专家来设计对话,有人专门负责往剧本里加噱头,最后由剧本医生来审定,我们看电影片头署名的编剧其实不是剧本的写作人,这个写作人经常就是剧本医生。“在纽约,这些人(编剧)叫‘作者’,但在好莱坞,他们只能叫做‘’。在纽约,他们可以置身于一个孤独的房间里,忘我地在他们自己的小说里遨游,但在好莱坞,他们却只能重写别人的作品,出席编剧会议,然后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尽量让那些巨头们满意。”③ 总之,从电影的创意、写作直到拍摄都有一个有迹可寻的标准,这样的制作程序使得电影的类型化、模式化生产成为了可能,类型化电影也就应运而生了。类型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幻觉和梦想的场所,是一个制造崇拜和偶像的平台,是一个欲望和好奇心的加工厂。一方面,类型电影所制造出来的物质幻影相当于一种无形的或者无意识的广告,通过电影的叙事模式“润物细无声”般地进入受众的意识里,达到了唤起他们好奇心和欲望的作用,另一方面,电影所制造出来的明星偶像就把人的身体也变成了商品,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符号和意义的载体,而人们对于这种符号意义的占有更是电影引导消费文化的独特方法,是其他诸如广告的形式所无法企及的。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分别论述类型电影对消费文化的引导。 二、作为物质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曾经流行过这样的一句信条——“电影引导贸易”,下面一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在英国企业主的俱乐部里,一个成员抱怨说在中部的工厂被迫要改变他们的设计款式,因为在中东部地区,人们在看了美国电影以后,纷纷要求那种美国影星穿着的服装样式;而日本的裁缝们则都要求去看看美国的电影,以便他们知道怎样为那些被西化的顾客裁减出美国服装的款式来;在巴西,一种型号的美国车在它出现在了一部新上映的美国电影上以后,市场销量猛增了35%,而建筑设计师们则开始设计并建造加利福尼亚州风格的建筑了。④ 从这段文字,我们看到美国的电影不仅把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带到了全世界,而且美国还把自己的物质幻影也带到了全世界,在那个“美国电影的黄金时节”(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美国的电影就像美国商业的急先锋和广告一样,让全世界都不但以看美国片为潮流,更是以买美国风味的商品为时尚。所以正是“电影引导贸易”的逻辑使得美国国会在1926年拨款15,000美元在美国的商务部成立了电影局,把对电影贸易的控制直接纳入政府的干预下。 这里想指出来的是,人们看美国的电影也好,买美国的商品也好,模仿美国影星的装扮也罢,并不代表他们想成为美国电影所反映的那个样子,“他们只是想通过朝着美国电影里所提示的那种样子来改变自己的外貌和行为,以此来证明和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⑤ 消费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离散社会”的形成,所以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成员社会性的不断丧失,在消费社会“符号”和“价值”的海洋里,“代表大众的只不过是由抽样调查得到的一些统计数据罢了。”⑥ 也就是说大众越来越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根本就很难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而美国电影里所代表的那种新奇的生活方式,体现的那个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正像一座灯塔,正像一根救命的稻草使得迷失在消费文化海洋里的大众看到了一线希望。那种想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欲望,那种想要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物质的好奇心被美国的电影极大的唤起了,所以他们拼命的模仿,拼命的追求美国电影所制造的时尚来“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也就是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通过这样的逻辑美国的电影引导了消费文化的发展:它为大众提供新奇的事物和思想价值,不断的唤起受众的欲望,并且大众按照它所提示的东西满足了自己。但当欲望被满足以后,当自己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以后,新的空虚又产生了,新的欲望和好奇心在这种被满足后的空虚里被孕育着,期待着电影来提供新的事物和价值观念来抚平他们。于是,好莱坞的电影使得大众陷入了这样一种“空虚——满足——空虚”往复不断的怪圈里,于是,消费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怪圈里不断浸润着大众的灵魂,并越来越成为一种无法动摇的统治观念。 类型电影中充满了华丽的酒会盛况,艳丽高雅的服饰,奢侈豪华的别墅,卓尔不群的高级跑车……,这些影像唤起了人们内心被压抑的占有欲望,这些符号在类型电影特定的叙事模式下向大众清楚地宣称“这些就是美国的神话,这些就是美国的梦想”,⑦ 追求这些东西吧,占有这些东西吧,这些才是你人生的价值,这些才是你生命的意义。当人们看了《泰坦尼克号》以后,除了感动于其中的爱情以外,也会对《泰坦尼克号》里呈现的生活方式存在幻想。当人们看了《007》以后,男人除了对邦德那种集英俊潇洒、智勇双全于一身的完美男人形象称羡不已以外,也对其中的“邦德女郎”——一种男人价值的体现的符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当人们在看了《pretty woman》以后,除了对vivian这种灰姑娘般的经历大肆感叹外,也会对其中那种奢华的生活氛围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类型电影就是这样把一种生活方式、把一种物质、甚至是把女人变成一种体现成功和光荣的意义的符号,注入了大众的意识或者潜意识里。 类型电影里所隐含的美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都会使人们对于美国公司的全球运作的合理性作出更加正面的评价。例如美国迪斯尼根据我国北朝民歌《木兰辞》为原型制作的动画电影《花木兰》,这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巾帼英雄摇身变成了具有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精神的“英雄”。⑧ 基于这些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好莱坞的电影,尤其是类型电影,是美国全球化战略的先导。 三、作为身体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类型电影不仅催生了强大的电影产业,催生了好莱坞的奇迹,也催生一大群世俗的偶像——电影明星。类型电影造就了卓别林等伟大的喜剧演员,造就了奥黛丽 赫本等经典的淑女形象,制造了汤姆 汉克斯代表“美国梦想”的男人……。一句话,好莱坞的电影把人的身体,或者说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商品和符号。“身体的商品化是消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或者可以说消费文化正是在身体的商品化中将自己推向颠峰的,没有什么比身体赤裸裸地跨进市场更刺激,更加彻底地事情了。”⑨ 当身体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意义地代表时,已经说明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相对于商业文化的净土了,一种娱乐化的逻辑把一个普通的人赋予了一种世俗的荣誉和崇拜,并利用这种荣誉和崇拜来作为赚钱的工具。类型电影把身体变成了符号,把人变成了一种意义和价值,把消费文化推向了一种极致——对于人所代表的符号和意义的追求和占有。 baudrillard从结构主义的消费主义逻辑出发,将身体认为是“最美的消费品”,他敏锐地解析出了消费社会里的身体文化,他从当前生产/消费结构的这一社会关系的投影中,看到了人们在身体上会表现出来的双重实践——作为资本的身体实践和作为偶像(或者消费品)的身体实践。而在后一种实践中,身体已经不再是有某种固定体积的堆积,而是成为可以不断向外延伸,日益完美功能更加齐备的对象。⑩的确,类型电影是新时代的造神机器,而这种由类型电影制造出来的是一种世俗的神话,它相对于大众而言,虽然遥远,但却是亲眼可见,在大众眼里,电影明星已经超越了人的属性,而是光荣和梦想的代名词,是一种完美的化身,是一种由人的属性所衍生出来的功能齐备的对象。所以追星的现象在消费社会里随处可见,“追星族”也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追星族”所追求的不是电影明星这个具体的人,而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是他们作为一种视觉符号所代表的现代社会里成功的意义和光荣的梦想,“追星族”苦苦追求的就正是想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符号意义的占有。正像baudrillard所说的那样:“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11 但当这样的梦想不能实现的时候,大众又会有另一套占有这种符号和意义的方法。当我们在观看影星的电影时,我们确实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占有了这个影星所代表的那种人生价值,我们通过“移情”的机制,通过将自己的感情交付于电影情节的发展时,我们确实感受到了我们和这个影星的生命融为了一体。的确没有比这样的感觉更能体现类型电影的魅力了,没有比和别人的生命融为一体的错觉更让人着迷的事情了,在宗教的偶像崩溃的现代社会里,大众终于又一次陷入了一种新的崇拜,一种对标榜世俗价值的符号的明星的崇拜,并且在这种崇拜中多少找到了一种对于人物和身体符号的占有快感。 一旦这些明星成为了跨国公司的广告工具和形象工具,那么消费文化就在他们身体力量的召唤下进一步在大众中间流行开来,明星和商品的联袂所赋予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商品拥有了难以抗拒的魔力。一旦明星的符号价值和商品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这种商品顷刻之间就具有了强大的符号价值。类型电影所催生的电影明星,他们本身作为一种符号和意义,却更是一种制造商品符号意义和价值的工具。他们在广告和其他促销活动中的亮相大大提高了跨国公司制造商品“符号价值”的效率,使得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基本元素“符号”和“意义”的生产机制的到了极大的改进,促使了消费文化的流行。 类型电影作为现代电影的主导模式,是好莱坞电影商业化运作的结果。类型电影的发展和它的全球流通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类型电影作为充满梦幻和童话的空间,使大众通过精神文化的形态接触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所无法接触的事物、景象以及感受,正是这些全新的感受和体会才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欲望,这种新的欲望只有靠占据新的符号意义才能得以满足。于是,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从而更加激化了消费文化的流行和普及,成为全球化的温床和土壤。 大众传媒论文:试析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研究 论文关键词:阿多诺 大众传媒 文化工业 论文摘要:从语言和社会历史角度探讨了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仔细分析了他对大众传媒批判的主要内容,揭示其批判理论存在的缺陷,并对它进行了反思,从而挖掘出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研究的价值。 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中,阿多诺的媒介批评理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他没有对大众传媒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只是在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时,把现代大众传媒当成了他的一个基本的切人口,但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仔细阅读《启蒙辩证法》和他1963年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就会发现电影、电话、收音机、无线电广播等等都进人了他的批判视野,而且这一切是与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分不开的。 一、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 阿多诺出生于德国,从小受到德国古典语言的熏陶,由于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他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同志被迫去了美国,在那里大众文化简易、直白的表达方式强烈的冲击着他的习惯性话语,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正如他在解释为什么离开美国而要返回德国时所说:“返回德国的决定不是因为简单的主观需要和思乡病,这些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也有客观原因,这就是语言。赵勇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中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把语言归结到印刷文化中批判主体的生成原因,认为语言把他构造成了批判话语生产者。实际上,语言也是构成他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语言是与其思想分不开的,卡西尔在他的《语言与神话》中说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组合和关联我们的经验材料,因而造成完全不同的理解模式。两种语言的词汇决不可能相互贴切,锚株不差,也就是说,它们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思想领域,阿多诺在去美国以前一直是使用德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在德语的领域中孕育了他真正的自由思辨能力,然而当他转移到了美国以后,他遭遇到了语言上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美国大众文化通俗、直白的表达方式深深的影响着阿多诺所故有的思考和思想,于是他站在了传统型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产生这种大众文化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从大众文化的语言的视角出发,把大众传媒纳人了他的批判视野。他认为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帮凶,大众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制造了当时语言上的“灾难”—人不能自由自主的思维;媒介中那种图式化、直观式的表述,使“个体”语言逐渐沦落成了“大众”语言等等。可以说,语言思维上的障碍造就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语言只是建构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思想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想全面考究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生成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 我们从阿多诺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传统的统治结构是把人的基本需要和高一层次的需要(体育、娱乐)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把资本剥削增加到最大的限度。然而,今天的统治结构变成了使大众的各种需要和资本需要相一致,废除基本需要和第二层次需要之间的差异,从而使统治增加到最大限度。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上的统治已经被文化层面所遮掩了。阿多诺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成其为统治者的手段,主要是他们利用了大众传媒这个文化传播工具,大众传媒造就了大众,刺激了大众观念上的一种虚假的需要,把社会统治阶级的规则内化为自我的典范。另一方面,当时希特勒统治集团利用无线电广播大肆进行法西斯主义煽动,鼓吹种族优劣,残酷的迫害犹太民族,使得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迁移美国。“带着这样一种精神伤痛和思维模式来到美国,阿多诺在打量这个高度发达的的资本主义国度的大众文化时,不可能不带上一种冷峻、阴郁甚至仇恨的目光,也不可能不用他那种既成的思维模式去整合那些在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而“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不仅包括了大众文化,也包括了大众传媒,正是因为美国发达的大众传媒使大众文化无处不在,使得阿多诺把故有的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情结转嫁到对美国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批判。 二、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主要夹杂在对大众文化批判之中,但只要我们认真去分析,就会发现阿多诺对电影、电话、广播等电子媒介的批判是非常尖刻的,同时对大众传媒的性质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首先,阿多诺认为大众传媒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统治工具,带有很强的霸权性质。“大众传媒这一概念是专门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已经把重点转到了无害领域。它既不存在一个首先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存在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它存在的只是一个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一个他们的主人的声音问题”。在阿多诺看来,大众传媒的“主人”是掌握着政治权利、有着经济实力的统治阶级,大众传媒不是为大众而存在的,它只是统治阶级控制大众的精良武器,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在《启蒙辨证法》中,阿多诺说“《文化工业》一文阐明的是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这一点在电影和广播里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而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的权利的偶像化。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使大众从神话的世界苏醒过来,却又使他们走进了另一个技术理性主义创造的神话。统治阶级正是利用了媒介来制造偶像化。标准化模式的电影、电视节目等不断重复的打击大众的耳目,使他们放弃对现实的深层次的思考,以为荧幕看见的都是真的,认为电视里那些明星跟我们大众一样是个凡人,他们的成功也不过是偶然。马尔库塞在讨论大众传媒时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他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那么这种同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大众传媒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巧妙的隐藏在了电视节目里,让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阿多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形式上虽然是企业,本质上却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次,大众传媒成为了资本利润的生产机器,完全资本化了。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与一般的商品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为资本家营利的。在《启蒙辩证法》中他列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电影院是为极权的康采恩进行营业的,无线电广播中所宣传的商品也是如此。人们用50个铜币可以看到百万富翁所看到的电影,用10个铜币可以买到一块口香糖,而出售这些电影和口香糖的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他们通过推销这些商品而更加强大和富有起来。大众传媒帮助资本家实现了商品的利润的回收,资本家通过媒介愚弄了大众,使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一切东西都纳人到了市场交换的轨道上,大众传媒也毫无例外为价值规律所统摄。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情况下,也会被灵活的消费,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文化工业的一切产品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投射到大众传媒之上,从而披上一套漂亮的外衣销售出去。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主体虽然是人,但是从业人员却没有什么主体性,他们只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奴隶,是实现资本利润程序上的一个操作员。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他们必须依靠强大的资本,因此,大众传媒必然受资本所操纵,为实现资本利润服务的。 最后,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了其独立自主的个性。“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以凌乱破碎的图景体现了否定的辩证法,宁愿极端的丑,不要虚假的美,以‘反形式’来反讽装扮出来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甚至用孤立来保卫自己的个性,以自身的无意义来显示有意义。他认为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媒这种生产渠道,制造了虚假的个性,“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皆是如此。阿多诺还认为,艺术的个性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要想取得个性的进步,实际上都是以牺牲艺术的个性为代价的,“所有电视节目所提供的含蓄的信息促进了对个性的压抑,并助长了与现实的同一。传媒技术使每个事物看起来是自由自在,非常的与众不同,其实它是将偶像化的东西普遍化了。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个性还表现在,它改变了以往的艺术生产方式,使艺术创作进人了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标准化、统一化的艺术生产,使得艺术的固有性质发生了改变,大量的技术复制品淹没了艺术的唯一性、权威性,也让艺术从过去的神堂跌回了人间。艺术创作者从创作出他的艺术作品后,就与作品产生了分离,而进人到了一个模式的机器生产领域。通过复制,艺术作品维护、肯定了现存的生产程序,从而扼杀了对艺术异在的、超越的批判。艺术因此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无法取得个性化的创作。再说,艺术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通过媒介批量的生产,其内容循环固定,格式化到人们在看艺术节目时候就知道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了。阿多诺正是认为在媒介时代,艺术的自主性没有了,所以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为维护传统的艺术形式而对大众传媒展开了批判。 三、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反思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是丰富、驳杂、极,具特色的,同时,其理论也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点和局限性。首先,阿多诺是一个极其悲观主义者,有着很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及情绪化的理论偏激,他只看到了大众传媒所带来不利的一面,却没有辨证的看待媒介这一现代文明工具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如阿多诺认为电视信息只是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一切节目都是被控制者已经制定好了,观众所拥有的权利就是要无条件的接受它,而且认为电视图像直观的、客观的表述,抹杀了观众思考的能力。我们应当辨证的来看待这种现象,电视节目固然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同时,电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休闲的选择方式,大众在选择电视节目的时候,有绝对的自由权,他可以避免那些政治意识强的节目,而去选择那些娱乐、轻松的频道。而且大众也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电视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也是带着自己的思想去思考,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在讨论媒介作用的时候,既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也要了解其有利的一面,以便我们更好的利用它来为大众服务。 其次,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之所以走向极端,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当时“是一个充满极权恐怖的时代: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造极,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准,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就是被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取而代之。在那个时候,大众传媒成了法西斯统治的宣传工具,帮助他们愚弄和统治大众,是值得批判的。可进人文化工业时代后,媒介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成了娱乐和消遣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应该从那个历史语境跳出来,重新理解媒介。 最后,阿多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基本上局限于意识和精神领域,没有什么太多的数据分析和经验证,而且主严是一种纯粹的学理式分析,以雄辩和逻辑推理见长。这样,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虽然显得比较严密和合理,但是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没得到很好的论证,从而使理论走上了形而上。后来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传媒研究时,指出了阿多诺这一“硬伤”,认为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存在,没有现实的可能,而且还指出,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大众有欺骗和愚弄的功能,对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有消解的作用,却没有提出可执行性的解决方案,让批判理论流于空想。由此可见,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然而,由于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被媒介包围的时代,大众文化通过媒介日益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休闲,也影响着我们对生活、对审美的看法,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审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语境下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解读 摘要 进入到21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带来了阶层上的变化,即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在此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消费认同上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本文探讨的正是基于大众传媒的语境下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这一问题。 关键词 中产阶级 消费认同 符号价值 一、中产阶级与消费社会 萨特曾经说过:“一个人出生于中产阶级是不够的,必须一生像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那么,什么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关于中产阶级,本文认为最初应该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物欲上的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渴求。关于中产阶级一般西方国家给出的界定大概是指那些“家庭年收入2.5万至10万美金的阶层”,而且“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处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与生产技能,在观念上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人”。但是,在当下的中国。促使中产阶级形成的原因之中,除了这个阶级形成必备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修养以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因素在此发挥功效,那就是大众传媒,而本文所探讨的有关中产阶级问题也正是在大众传媒这一语境下方能成立的。有论者将其所指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显而易见,在该人士的界定中,毫无疑问的将中产阶级直接纳入到了消费社会的形态下。因此本文给中产阶级下的界定是,指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审美情趣和良好的品德索养,拥有稳定的收人和住房并其收入用于到精神层面的消费群体。 每一个阶级都会产生一套“独特形成的、显著不同的情感、思维方式和生活观”。这套东西来源于一个阶级的集体经历,是阶级成员试图认清他们的地位时要不断援引的东西。伴随着中产阶级需求的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势必出现,即消费社会。我们界定的中产阶级也正是源于消费社会的出现,离开了消费社会探讨中产阶级,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波德里亚最初的书籍中曾经提及:从早期的竞争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向后来的垄断资本义阶段的过渡要求人们更加注意增加并引导消费,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将注意力放到了操纵消费、创造对新的知名商品的需求上。那么。生产商为了满足中产阶级的消费和实现自身盈利的意图,如何使得消费者进行消费呢?我们一定要引入“消费认同”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 二、消费认同的构建 提及认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英文中的“identity'’,由于翻译的方法不同,于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也会出现其他的词汇,如“同一性”、“身份”、“认同”等。本文引用的是中山大学伍庆博士关于“认同”的界定:它是自我作为主体对于自身保持同一以及其他人之间类同所形成的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它是在自我与杜会的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认同作为对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是指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自我与社会互动产生的结果,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认同——关于自身属性的认同,另一种是社会认同——自我社会性维度,即对所属社会群体的认同。随着社会的多元发展,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人们的不变身份也发生了改变。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的身份认知进行了重新的“洗牌”。 在当下“我是谁?”一直成为一种疑问,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本文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的这种社会认同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正如鲍曼所言:“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他的社会定义,不再是拥有状态,而是成了存在状态。”。他已经看到了现在社会中身份从拥有性向存在性转变的趋势。拥有性身份是指我们的身份是依据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来判定的,他的建立基于先天和后天拥有的属性;而存在性身份是根据个体的主观行为特征来划分的群体成员资格,他的建立不是基于客观资源而是主观的观念和行动,更加需要通过认同构建才能引发相应的行为从而确立身份。 消费认同构建的关键就是利用同一与差异来使人们确立对同一性的信念,相信自己在消费属性上与某些人同一而与另一些人存在差异,从而愿意将自己根据消费属性而归属于特定的群体。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目的,消费成为文化实践行为。能够建构个体生活的意义,更加具有了公共的内涵。在日益意义化和公共化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构建认同的条件,消费也逐步取代劳动成为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 麦克拉肯关于消费与文化的意义转移模式可以作为我们探讨消费构建认同的借鉴。他认为,消费行为是以各种仪式的方式将商品的意义转移到消费者自己身上。而本文认为这种“意义”是无法完成自我转移的,需要的是借助于“符号”来完成,这就涉及到消费商品的符号化和符号化的消费商品。消费本身并不意味着商品的某种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是通过消费行为利用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新的创造,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再创造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文化世界。对于符号消费正是本文探讨的关键,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就源于此。 三、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分析 1. 符号价值及其机理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本身已经成为我们进行自我与他人识别和归属的重要方式之一。古语说:“你是你吃的东西”。因为你吃与所消费一样是进行自我识别的一种行为。至于你吃的“东西”,即商品,则包含了有形与无形的内容。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商品的认知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从任何一本经济学著作中都能够发现的,但是正如波德里亚所认为的一样,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被“符号价值”所代替,而“这个‘符号价值’将商品重新定义为主要是被消费和被展示的一个象征”。 波德里亚关于“符号价值”是受到了莫斯及其《礼物》的影响,在他看来符号价值根本不是商品的属性,而是发生在互惠的礼物交换即象征交换中,而在完成象征交换时所遵循的是与等价交换完全不同的经济逻辑。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原来在象征交换时的符号价值也在商品经济交换时变成了类似商品使用价值那样的“有用性”。这时,商品的符号价值就具有了类似使用价值那样的“特性”。但是,这绝对不能说符号价值就等同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的基础“在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物在满足人们需要时的多重属性”。。所以说,符号价值是商品的“第三种价值”,而这种“符号价值”正是中产阶级在消费社会中的所进行的“消费”。 萨林斯认为人们的文化观点决定了商品所具有的意义,以此来决定商品的符号价值,而波德里亚认为商品只有成为符号才能成为消费的对象一样;商品的符号化是商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获得的,而符号的商品化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的。宝玉“抓周”抓了胭脂引来其父的大怒,其实想想抓什么本无可厚非,只是宝玉抓的物品的“符号价值”不随人愿而已。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在中产阶级这个阶层选择衣装时的行为,衣服本是用来“遮羞”的,满足这个使用价值即可吗?当然不是,在当今的大众传媒的肆意渲染下,现代商品的符号生产与认知显得更加的重要,符号价值也成为我们鉴别商品“好与坏”的重要参数。 2. 品牌消费与消费认同 较之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具有派生性、主观性、变更性,本文在分析下面问题的时候又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_品牌。品牌来源于古挪威文字,意为“烙印”,这一简单的解释很好的诠释了品牌所具有的意义。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品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化的符号,为普通的商品增加了更加复杂的符号价值。共有的符号价值原本是属于某一类商品的,但是品牌出现后,完成了从“共有”向“专有”的转化,同时。品牌还可以脱离商品而进行独立符号操作。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正是建立在品牌消费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幻想”的构建来完成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专属性,特定的符号价值与品牌联系在一起就不再属于这一类商品。由于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因此对于某一类商品而言,他们具有的是相同的符号价值,但是品牌的出现使得某些商品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含义。就如所有的运动用品都具有速度、健康、活力、青春等元素,但是唯独kappa运动品牌具有凄美的爱情故事,而这个爱情故事又强化了消费者对于品牌形象的认知。在这次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完成了对于社会中自我的识别和社会的认知,进而完成了这次的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随意性,由制造商根据实际制造差异的需要随意制定。索绪尔提出符号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的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同样是男士西服。不同的品牌进行宣传时则使用不同的广告语,“简约而不简单”等。这种广告语暗示给消费者,只要身着此衣,你便成为“简约而不简单”的男士。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确立了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独立性,可以脱离商品进行任何商品的移植。生产者控制着品牌,品牌即使外在于商品,也会赋予自身一定的价值。例如利群烟与其口号“让心灵去旅行”,吸烟本身就是伤害身体的一种行为,可是利群企业却通过大众传媒营造出一种“幻象”,即通过购买和使用该产品达到他所宣扬的理念,而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中也实现了这种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认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让心灵去旅行”的,只有那些实施消费行为的人可以做到。 总之,当消费者通过大众传媒构想自己的消费,即在心理上消费的时候,就形成了消费认同和消费欲望;当消费行为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后,“认同”就成了相对的消费概念,而消费者的“认同”越来越由别人而不是自己来界定,这一切都是由商品的符号价值和商品的品牌价值来完成的。 3. 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 在消费认同的构建中,我们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消费方式,即占有性消费、存在性消费和群体性消费。在占有性消费方式中,商品的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主体身上,消费者通过占有证明和确立自我。通过某些品牌的消费,使得一些消费者成为消费者共同体,在这一点上,占有性消费与群体性消费有着不解之缘。龙丹奶业宣扬的“龙的传人喝龙丹”,如果消费者购买的是其产品,那么,“龙丹奶”自身所具有的“龙的传人”的符号价值就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同时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就成为一个消费群体,在他们的想象中,只有他们才是“龙的传人”。 在存在性消费方式中,消费行为本身便说明了符号价值的意义,有学者概况为“我消费,我存在”。商品的符号价值外在于消费主体,消费活动通过内在化的方式蕴涵在商品中的符号转化为对消费主体而言的意义,是消费活动内化于自身从而成为一种存在式的体验。~位消费者在购买“宝马”车的同时就已经证明他的身份和地位了,他的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确立是通过实施购买行为来完成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就是基于以上的品牌消费及其消费模式来完成的,所有的消费都是建立在大众传媒在宣传过程中赋予了商品一定的“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之上的,品牌消费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消费形式,也正是通过这种消费形式,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知和社会认知。 四、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的反思 在大众传媒发展的今天,其制造“幻象”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广告和媒体运用其独有的优势对商品进行直接灌输符号价值;在电视、电影作品中出现的植入式广告,甚至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软广告”等等,无所不入的渗透和传播到消费者的脑海中。大众传媒控制着商品的符号价值的同时,商品的符号价值也被大众传媒操纵成“易碎品”,进行不断的更迭,从而造成消费者“新品”的“幻象”。中产阶级正是在大众传媒所营造的这种消费环境中被“幻象”所蒙蔽,也正是在这种制造出的“幻象”中,通过消费行为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从而完成了消费认同。 大众传媒先是“塑造”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再利用自身的优势与企业“合谋”通过塑造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自我和社会身份的认同,进而实现消费认同。正如鲍曼所言:如果说现代性的缺憾源于容忍了太少自由的安全,那么后现代性的缺憾则源于容忍了太少的个体安全的自由。没有同一。我们就缺少安全;没有差异。我们就丧失自由。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消费认同本身也许就是一个悖论。那就在没有希望的路上前行,只因心中充满了希望。 大众传媒论文:互联网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 [摘 要]在分析国际互联网技术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呈现方式的内在发展趋势,继而从操作性角度研究了国际互联网技术对网络新闻业务活动的具体要求。 、国际互联网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媒介平台国际互联网又称因特网(internet),是一组全球信息资源的总汇。有一种粗略的说法,认为国际互联网是由于许多小的网络(子网)互联而成的一个逻辑网,每个子网中连接着若干台计算机(主机)。因特网以相互交流信息资源为目的,基于一些共同的协议,并通过许多路由器和公共互联网而成,它是一个信息资源和资源共享的集合。 近年来,人们常把国际互联网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颇为片面,体现了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和传媒业之间的关系缺乏科学的理解。 国际互联网的根本特性是使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的最大特征是使任意形式呈现出来的信息在传播的技术层面上同质化———都变为逻辑上0或1的二进制数构成的编码。基于这一特征,因特网中现行的tcp/ip协议实现了在通用的网络中对任意信息的黑箱式传输。因此,因特网之于媒介,绝不是一种和报纸、广播、电视并列抑或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多功能的全媒体平台。 因特网是一种极其便捷的信息传递渠道。基于这一渠道,人们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网络终端实现不同功能特征的媒介应用。在多媒体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显示屏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以文字媒介形式传递的信息,这种媒介使用的体验可以是类似于报纸的,但又具备了报纸所不具有的种种特性。同样,类似广播、电视的声音、声像媒介也可以通过各种网络终端借助因特网的信息传递功能得以实现。 因此,国际互联网是一个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通用性的信息传输网络,它为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种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全媒介平台。 二、国际互联网技术特点对网络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当然,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活动是因特网上重要的传播活动之一。作为一个通用性媒介平台,因特网具有各种特征,其中三点特征对于网络平台上进行的大众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活动非常重要。(1)信息的海量性。因特网的诞生使得理论上一切在这个地球上以数字形式储存的信息都可能被接入网络的任何终端设备瞬间调用,这就造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信息供大于求的状况。海量的信息来源必将造成关于同一新闻事件的大量同质化报道。(2)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因特网生来就是一个工业标准的集合体,任何功能的机器电子设备,只要它符合接口标准,支持因特网的协议,就可以接入网络,上传、下载信息。握有正确设备的新闻记者可以第一时间将新闻上传至网络,有感想的任何人也可以第一时间发表自己的观点,加之接入网络人数的海量性,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排除制度因素的影响,则重大新闻事件的信息在因特网上的更新是即时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意义上时效性的新闻价值。(3)信息来源的复杂性。网络的另一重要特征———交互性,决定了绝对意义的信息获取者或生产者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能在网上发表自己的信息或观点,甚至在因特网上开办专业化的信息网页的成本也低得惊人。信息来源的异常复杂导致了信息真伪的辨识变得较为困难。此时,信息者的权威性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变得尤为重要了。 基于因特网的上述特性,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媒体间的竞争呈现出了与传统媒介不同的特点。如前所述,信息的即时更新性使新闻的时效性几乎成为了必然,并且网络用户的媒体使用是主动性、习惯性的操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媒介独家新闻的激烈竞争。而信息的海量性和来源的复杂性更使网络使用者面临着大量关于同一新闻事件雷同的抑或是事实陈述迥异的报道。此时,专业传者最急需发挥到极致的职业角色恰恰是最为经典的“把关人”角色。面对网络上无穷无尽的信息和“超文本链接加关键词搜索”的网络信息基本呈现模式,传者要为受众准备的应该是一份分门别类、精心编制的新闻标题菜单。这份菜单的分类是否足够精细,重点是否足够突出,标题是否足够精彩,内容是否足够准确,是否利用先进的网络最大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以上种种决定了受众在众多的新闻媒体之中更青睐谁。 在网络上,培养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习惯的培养必须通过常年累月新闻信息的完美呈现。由此可见,互联网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完美的内容编辑与呈现形式。 三、网络新闻内容呈现的内在要求(一)时效性是准入的门槛前文中强调了网络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对新闻时效性的淡化,但这绝不是说时效性是不重要的,而是说时效性的实现变得空前简单了。因此,新闻的时效性也就成为了网络新闻传播游戏的准入门槛。网络虽然也像报纸一样具备文字媒体的功能,但是忽视时效性一味追求深度报道是很难取得成功的。最先把新闻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媒体,才能优先享有向受众提供相关新闻背景线索与观点评论的超文本链接的机会。 (二)多维度、明晰的信息分类排序时效性只是最基本的要求,网络新闻的关键是呈现的模式要符合受众的要求。如前所述,新闻标题菜单的分类与排序格外值得讲究。新闻的分类维度要多而细致,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重大新闻安排在开头醒目处之外,其他消息应分门别类置入各个栏目之中,可按题材、内容、地域、特点等各种维度分类,按照重要性或者时间顺序排列整齐,并且应包含相关的关键词,以便搜索引擎能够检索到这篇新闻。此外,新闻标题菜单的呈现美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 (三)表意精辟、引人入胜的新闻标题网络新闻需要用户的点击才能呈现出全文,而用户是否点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标题的质量。网络新闻的标题受篇幅限制应尽量短小,用有限的字数较为明确地表达新闻事件要素的同时,更关键的是要表明这条新闻值得关注的价值点何在。在命名标题的过程中,应切记浮夸,标题与内容不符,一旦让受众在点击之后产生上当的感觉,则会影响受众使用习惯的培养和延续,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四)多媒体内容、丰富的背景资料和深度分析网络新闻的一大优势就是网络信息彼此间的链接性。 第一时间简要报道了新闻事件之后,这一新闻的网页应当尽快被不断丰富,加入新闻现场的声像资料,加入之前相关新闻及背景资料的超文本链接,加入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观点与评论,这样一个完善的新闻网页才能为受众提供最令人满意的服务。 (五)用户定制———接近性的极致因特网技术中ip协议的使用使得网络通讯可以实现点对点、点对面(广播)、群组等各种模式。对于新闻传播而言,对这种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就是实现新闻信息的用户定制。接近性本是新闻价值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任何传统媒介在接近性方面也不能够与用户定制的功能相提并论。用户定制是个人化的操作,它允许用户根据个人喜好定制自己感兴趣的栏目和关键词的新闻。对于细致的栏目、关键词划分及相应的新闻标题菜单的高质量编辑,可能需要网络大众媒介投入更大的人力才能实现,这也可能成为未来因特网新闻传播竞争的一个关键点。 大众传媒论文:试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论文关键词:文学思潮 兴起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而每个时期的文学思潮的发生也有着自己特有的性质。本文将从当时大众传媒的整体情况来考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 文学思潮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事业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来,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有关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论著与研究文章也逐渐增加。这些文章或者论著从文学本身、文学思潮本身对文学思潮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也为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现代文学思潮的状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为核心,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这一话题,以我国现代大众传媒为切入点,来窥探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兴起的原因,将我国现代文学思潮放在一个全新的视域下进行剖析。 一、力量的积蓄:大众传媒与近代中国文学的挣扎 在论及大众传媒和文学的关系时,蒋晓丽在她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一书中说道:“没有机器印刷技术的出现,没有由机器印刷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近代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传载方式的改变,也就没有文学言述样式的改变,更没有文学观念的改变,自然就不会有新的文学形态的改变”。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分界线,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封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局面,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瓦解,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态势,在表述上采用了浅显易懂的白话文表达,各类文学创作快速增长,文学创作流派和文学思潮纷纷涌现,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那时候“中国传统通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戏剧盛极一时”,“小说也由过去的末技升堂入室。由于印刷业的兴盛,历代小说在近代大量重版,流传甚广,封建王朝的禁毁令不宣而废”。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和进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新的文学思潮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在中华大地上盛开出一朵一朵灿烂的文化之花。 在大众传媒的世界里,统治阶级的公私言行,经由大众传媒的监督机制暴露在民众眼前,往日神秘的权贵阶层失去了变得触手可及;同时,在这个世界里,社会对政府决策和行为的反应和评论也得以公布,文化专制的霸权被淡化,被消解;许多报刊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天职,成为约束政治权利的社会制衡机制。正是在这种社会基本机制的转型之下,在有大众传媒掌控的世界里,思想文化的风气为之一变,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的思想,以报刊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报,社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有一大问题出,为各种社会的注意,则必占各报之主要部分。”不同的思想能够在报刊上反映,各种言论能够在传媒上出现,这种信息环境必然会冲击专制正统文化的霸权,构成思想良性发展的机制,社会文化环境随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公开并存与竞争,使思想先驱和革命新势力的社会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同时这些拥有传媒话语权的人,“既具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其代表者,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 随着西方国家和中国商业贸易的越来越频繁,也由于西方国家想侵占中国的野心驱使,外国的一些新技术或多或少的流传进来,这样就造就了以动力革命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社会后,文学的传播与交往才彻底突破了手工的、低效的阶段,呈现出一日千里的发展局面。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造成晚清小说空前繁荣局面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运用上需要多量生产。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有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尽管阿英并没有据以论述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在晚清如何发达,并如何影响小说的发展,但是,他把“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发达的因素基于当时社会的与政治的要求之上的事实,却无可置疑地反映了他对近代传播媒介引起文学巨变的初步感悟,并表现出他对传播媒介变革的高度重视。这是社会在步入工业化之时对文学的馈赠。它对文学的创作、传播与交流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近代传播媒介的变革,根本不可能有二十世纪文学思潮空前的繁荣,就更不可能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兴盛,也就无从形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此庞大的体系与格局。 二、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绕过一个关键的问题而单单说现代文学思潮,也就是,我们不能将文学思潮从整个文学版块中抽离出来去论述,文学思潮本身就是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不离不弃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分割开来论证,不免会落入片面和激进的圈子。 中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历史步入现代进程以后,现代工业经济给传播媒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不论是传播媒介的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技术,都呈一日千里的发展趋势。首先,从硬件技术设施上来说,在社会历史发展到现代以后,各种新产品新能源(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来说)极大程度的运用到各个领域,现代印刷技术应该说首当其冲得益颇丰,在没有这些新动力之前,所有的加工印刷流程只能靠传统的手工操作,效率低下,并且印刷质量也不是很高,这对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约力量。据统计,从清初到1897年共出版通俗小说二百七十五种,文言小说五百五十九种,两者合起来总计八百三十四种。而晚清以来,单单就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书目》中收录1898年到1911年这十四年间出版的小说就达一千一百四十五种,比前二百五十年出版的总数还多。这组数据说明在先进技术的推动下,我国的文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次,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软件方面来说,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之前几千年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读书为官论在瞬间土崩瓦解,以前认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能走向仕途的梦想突然崩塌,举国上下的读书人必须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样在社会上就“多余”出了一大批自由学者,也就是为数众多的文化人。这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保障,使大众传播媒介有了人才软实力的助推。在一大批有为青年的簇拥下,胡适、陈独秀闪亮登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而他们的出场,从一开始就是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革命,也就更加不会有其后产生的各种文学思潮了。 大众传媒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一个文学思潮的形成就有一个新的文化阵地的产生,一个文学思潮必然要以一种出版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的文化。一种文学思潮之所以要选择或创办一种出版物作为自己的文化阵地,是因为作为大众传媒的出版物,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群体和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接受传播的权利,拓展了人们认知空间,加快了某种文学思潮的传播速度,更是方便了此种文学思潮的文人们与其他文学思潮的人展开斗争,为他们提供一个没有硝烟的文化“战场”。 如以吴宓、汤用彤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学改良派,就分别以《学衡杂志》和《新青年》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在各自的刊物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在上面进行“唇枪舌战”。学衡派源自创刊于1922年1月的学衡杂志。该杂志的创办历史可追溯致1915年冬在清华学校成立的天人学会。天人学会由学衡重要成员吴宓、汤用彤创建。但是政治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前夕,他们以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已影响社会,改良群治为天人学会的宗旨。吴宓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曾经希望创办一份杂志。 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的对抗中,我国文化事业逐渐走向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仔细分析一下,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可以说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文学思潮是以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为环境的,在这个环境中出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上的具有倾向性人们的精神需求的述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充满了救国救民的热情,文人志士也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救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向西方寻求良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学习外国文学。这些对传统的中国文学就是一股猛烈的冲击力量,那么,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功劳的。他们有先进的思想,就必须要依靠大众传媒的力量传播出去,让大众知道这些新知识新文化,而传媒强大的传播力量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正切合了文学思潮的自身需求,并且,传播媒介本身也得以成为这些新文学创作的元素。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出现也为大众传媒提供了传播素材,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论战必然会以各自的观念表达为方式,他们纷纷将自己的观念诉诸文章或者是评论,然后将这些文章或评论发表在各自的刊物上让对方和大众了解,这样既能让大众知道自己的观念,也能让大众了解对方文学思潮的弊端,让大众更加全面的了解他们各自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 三、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思潮的兴盛 中国文学经过近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在20世纪初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学的性质,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时期,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读者的接受率上来看, 这段时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高峰,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也是相当活跃的,在短短三十年间就出现了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等八种主要的文学思潮,并且形成了百家争鸣、争奇斗艳的局面,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文学创作日趋多元化,创作方式由以前的单一刻板转向通俗大众路线,而且把文学从“庙堂”上解放下来,让以前披戴着神秘面纱的、精英化的文学变的平民化。中国文学事业步入现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离不开先进的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付出的心血,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让中国文学在向现代转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发出了震撼寰宇的历史最强音。 在中国文学由近代转向现代之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事业就已经开始了向现代的转变。晚清时期国弱家贫,外来人士处于各种目的在中国兴办工厂、学校、报社等等,虽然他们是想通过他们的这种努力来同化中华民族的儿女,最终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中国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新兴的技术和科学的理念。大众传媒就是其中的一种,以机器印刷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随着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传入,使我国改变了之前手工雕印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印刷行业的生产力,加大了知识传播的广度,加深了传播的深度;他们将新闻媒体这个新兴的行业带给我国,并在我国实行公司化经营管理,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被我国人学得并用于自身的发展,并使得媒介市场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善。传播媒介的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在于他促使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使得文学成为一种公众的事业。在我国报学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近代化报纸,是伍廷芳于1858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自此之后,中国人自办的报刊不断涌现。到1902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则已达一百二十四种之多。媒介市场的繁荣推动了文学市场的建立和繁荣,文学市场逐渐壮大起来,职业小说家的出现、报人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在当时并不罕见。 如前所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来自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和文学思潮的兴起,各主要流派的负责人和拥护者都借助于大众传媒来推广自己的文学观念。也许在当时,他们并没有争取受众的意识,只是想借助报纸的力量来表达和阐释自己的文学思想,维护自己的文学思想,但是他们借助的是一个拥有庞大接受者的读者群,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通过阅读报纸,阅读文学思潮各流派的文学观念,会不自觉的选择一个自己比较中意的文学思潮派别去支持,这样,本来只有少数几个人汇流而成的小的文学思潮,慢慢就壮大成一个大的社会群体性的文学思潮,其影响自然会随着拥护者的增加而增加了。 从二十世纪初年各种文学期刊杂志的区域分布来看,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许多文人视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学事业,这时也强烈地带有了工业化社会的特点。许多文学期刊都是作家亲自创办或自任编辑,往往具有同人刊物的性质。出版商、编辑、作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联系整体,协同配合并进行文学实践,甚至有的即是编辑又是作家还是出版商三种身份。诸如梁启超创办《新小说》,为一批维新派志士发表政治与艺术主张提供了阵地。又如包笑天,在图表中可以发现,他这时主编的刊物有《小说大观》和《小说时报》两种,在他周围就团结了一大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下鸳鸯蝴蝶派作者,被推为这一文学流派的元老。此外,像周桂笙编的《月月小说》,王蕴章编的《小说月报》,王钝根编的《礼拜六》,等等,都团结了一批作者,通过刊物来呼唤同道中人,形成风气,这种风气被很多人采用了,也就是文学思潮了。这是文学已经从纯粹的个人事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种公众的、集约化的工作。 因而我们发现,传播媒介的变革与自由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影响,自然还会派生出两个特点:一是由于读者趣味与书刊市场的影响,文学书刊与杂志不断花样翻新,争奇斗艳,带有商品经济社会中不断竞争的特点;二是每个作家或者一个文学团体都可以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形成不同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最终形成风行一时的文学思潮。 大众传媒论文:浅论大众传媒与大学生国情教育 观 国情备忘录 有感 论文关键词:国情资讯 大学生国情教育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在21世纪告别首个十年之际,中央电视台继《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之后再次重磅推出大型记录片《国情备忘录》—— 一部国情教育记录片的扛鼎之作。作为一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多年的高校教师,笔者在被《国情备忘录》的精彩内容打动的同时,一方面深深感受到当代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另一方面也再次感知大众传媒作为传播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可大有作为。 一、国情、国情资讯、大众传媒与国情教育的涵义 国情,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人口、风俗习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状况的综合反映。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国情的内容很丰富,实际上它包含了有关我们中国的一切情况,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等等,一草一木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国情。”[1] 大体而言,国情可分为:自然国情和人文国情;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静态国情和动态国情;整体国情和局部国情等等。例如,《国情备忘录》记录片呈现给观众的国情资讯,即含括了上述各项分类法的内容。 国情资讯,简言之就是国情方面的有关资讯。从资讯学理论来看,资讯和信息、新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严格而言,一方面资讯是信息的一种,它是由于被受众及时获得和利用而能够给受众带来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资讯的时效范围远宽于新闻,包括了新闻、史实、政策、评论、观点等多方范畴,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从这角度而言新闻属于资讯的一种。 大众传媒(mass media)即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广义上它是所有用以向广大受众传递各种信息的物质载体如报纸、通讯、广播、电视、互联网、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的总称。传统上大众传媒指传播范围广大的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六种传媒(前三种又称印刷传媒,后三种又称电子传媒),今天的电子传媒则应加上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音像出版物等新兴传媒。在狭义上,大众传媒与新闻传播关系密切,即以新闻传播为重要使命,因此又被称为新闻传媒(news media) [2]。 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它是教育主体向教育客体传授国情基本知识和分析认识国情的基本方法,使之树立正确国情观的教育实践过程。国情教育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自然国情教育,包括自然资源状况、土地资源状况、环境气候状况、地理生态状况等方面内容;历史国情教育,包括民族的历史发展、民族传统(含民族性、心理特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源流、文明发展的历史及成果等方面内容;现实国情教育,包括国家和社会性质和制度、经济发展状况、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状况、民族状况、人口状况、思想信仰等方面内容;比较国情教育,包括与外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比较,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状况的比较,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状况的比较以及综合国力的比较等方面内容 [3]。 二、大学生国情教育的重要性 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情教育。同志曾强调:“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 [4]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5]1991年3月,同志在写给国家教委李铁映、何东昌同志的信中指出:“要从小学生(甚至幼儿园),中学生直至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并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2004年8月,在同志等政治局常委的共同指导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即16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可见,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是站在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根本利益高度,为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着想,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角度来讲这些话的,具有深远的政治指导意义。 准确把握国情是国家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每个公民正确认识社会、选择人生道路的重要依据。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预备力量,树立正确的国情观有利于自身成长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材,也是日后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完整和有效的国情教育,使之形成正确的国情观,意义重大。 然而,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状况不容乐观:第一,大学生的社会经历普遍简单,加上兴趣点普遍娱乐化,因而对国情的实际认识普遍浅少;第二,在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习惯下,大学生接触国情资讯的机会往往被其他学习任务挤占,有限的国情知识主要依靠灌输教育的途径获得;第三,大学生普遍思维活跃但欠成熟,容易被虚假国情信息乘虚而入,他们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国情观和道路上尚需引导。可见,要使大学生国情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综合运用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各种有效途径。 三、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国情教育途径是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联系起来传递国情资讯的渠道。大学生国情教育可通过多种途径,除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之外,大众传媒应该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最为重要的途径。在大众传媒传播的新闻等资讯中,许多与国情和国情教育有关。这些国情资讯往往广泛蕴含在各种资讯形式中,也有的传媒专门开设国情知识或国情教育栏目进行专题介绍。 国情教育的大众传媒途径具有受众广泛、传播快捷、形象生动、方式多样等优点。但也存在如下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传播信息比较庞杂,国情资讯可能被淹没其中而不为受众所注意;第二,信息来源混乱,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同时得到传播;第三,形式较单一,缺乏感染力,在信息爆炸时代难于有效契合当代大学生兴趣特点,引起他们的广泛关注。 因此,有必要根据大学生受众在接受国情教育中体现的个性特点,充分挖掘大众传媒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的优势和潜力。这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努力:首先,充分利用互联网、短信平台等新兴大众传媒途径广泛传播国情资讯。近年,我国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数目持续增加,双双位居世界首位,其中大学生群体是用户中的最活跃群体之一,因此,在新兴大众传媒途径上搭载国情资讯和国情教育功能,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其次,大众传媒应加大对有关信息源的控制和关注,如关于国情的权威性会和国情白皮书,一方面保证大学生受众接收到的国情资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能保证大学生受众更有机会获取国情资讯。再次,大众传媒可跟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实行优势互补,借助宣传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等课程教学内容、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等手段,引起大学生群体的关注,从而强化大学生国情教育。最后,大众传媒要努力打造内容丰富并且极具感染力的国情教育精品(如《国情备忘录》),并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传播平台广泛进行宣传,努力推动优秀进校园,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的优秀素材。 大众传媒论文:全球想象与传统的再生产 全球化语境中大众传媒的 城市叙事 关键词: 大众媒介 城市叙述 全球化 传统的发明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浪潮,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生活日益受到重视,而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如何展开城市叙述、想象和建构的呢?本文即以《南方周末》、《解放日报》、《新京报》等大众传媒为研究对象,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运动,我国的城市迅速发展,有人指出对于我国而言:“城镇(城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样态。未来10年到15年,我国将逐渐进入城镇社会。”[1]而在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中国的城市发展更加迅猛,到处都出现了“造城运动”。而在此过程里,媒介也对城市展开了丰富的叙述、建构和想象,本文即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造城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全球想象”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虽已实行“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西方都有了接触,但西方的技术、资本和媒体并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越来越融入到全球经济和文化秩序中,同时,外国资本、技术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渗透到中国,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更加频繁。这股全球化浪潮,刺激了电影、报纸和电视剧等大众媒介对城市的“全球想象”。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1993,郑晓龙、冯小刚导演),描写中国人在纽约生活的情况。电视剧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电视剧对纽约大都会的展现,激发了许多观众对西方大都会生活的想象,两位主人公王启明和郭燕竭力融入美国的过程,也说明了当时许多中国人一种对个人、城市和民族在世界秩序中所处位置的不满。电视剧的开篇就展现了一对初到纽约的中国夫妻,妻子郭燕在机场不断抱怨王启明(姜文饰)不认真学“英语”,所以无法在美国大城市自由行动。而当“姨妈”终于找到了他们时,王启明和妻子坐在姨妈的车子里,手舞足蹈,嘴里喊着:“美国,纽约,我王启明来了。”这句话似乎在宣布中国重新走进“西方”,但另一方面,王启明进入“美国”那种手舞足蹈的表现,却又显示了北京和中国的自卑,因为随着王启明的欢喜雀跃,电视也不断地把镜头对准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这些摩天大楼显示了西方的“优越地位”。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不满,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化、国际化成为媒体“城市叙事”的主题,“国际化”成为寻求与世界接轨、重建民族自信的途径,蓬勃兴盛的城市发展也刺激了媒体的“世界想象”,尤其对于北京、上海这两座中国著名城市,大众媒介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开展了“全球想象”。北京作为中国一个著名的古都,向来以“古都景象”闻名,这种“古都景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没有什么改变。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发展,要求北京成为“国际大都会”乃至“世界性城市”的媒体呼声却也连续不断,1993年经过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正式提出了建设“开放性国际城市”的目标,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则更加快了北京的“国际化步伐”。在奥运会之前,媒体已纷纷为北京的“国际化”鼓吹造势,例如2007年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就是关于城市升级的话题,这篇题为《四大建筑的新北京——城市升级》的文章从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复兴”的视角,讨论申奥成功将给中国尤其是北京城市带来的“新变化”,并对未来的北京城市以及中国发展进行了如下的展望: 我们回到2001年7月13日那个北京的夜晚,天安门与长安街近百万走上街头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快乐——“北京赢了!”迄今回想,仍让人温暖与澎湃。这是一个有象征性意味的开始,由此出发,我们杂志将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城市升级、交通变局、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保障……力图完成一系列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中国的报道。“新北京”以及新的中国,不单是一种标签,而是你可能未必完全知晓的事实。[2] 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后,《光明日报》更是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讨论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这次讨论根据萨森的理论将城市划分为全球性城市、区域性国际城市和国家性国际城市,专家们在讨论过程中,指出北京和上海虽然是“国际城市”,但还只是“国家性国际都市”,离“世界都市”还有不小的差距,而这次讨论则强调要借助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把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专家还详细指出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三步曲”:第一步,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二步,2030年初步形成世界城市基本框架,第三步,2050年建成有中国特色和首都特点的国际大都市。[3] 《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上海的主流媒介不像一些媒体对北京的“国际化”还抱有疑虑,因为在这些媒体看来,相比于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上海有一种典型的“西方秩序”。[4]在《南方周末》上,当葛剑雄等几位学者讨论上海的城市形象,他们一直的结论就是上海这个城市主要与西方有关,而不是跟中国本土相关。葛剑雄针对有人担心上海的本土文化正受到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文化的冲击时说:“有些人怀念其实有点自作多情,因为他所怀念的东西本身就是洋化了的东西,比如石库门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英国的连排式建筑结合中国的特点而产生的。上海无所谓乡土文化,我们现在讲海派文化也好,旧上海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是混合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乡土文化。”[5]媒体与上海的学者都刻意强调上海的“西方身份”,大张旗鼓地对上海开展“全球想象”。而不像北京,在其国际化过程中,始终被其本土传统所牵累。 媒体经常用日新月异这样一些词语描写全球化语境中上海的快速变化,例如随着浦东的崛起,《新民晚报》迅速开辟了“今日浦东”栏目,用文字和图像报道这块通向世界的“新天地”。《解放日报》上的“解放画刊”专门刊登反映“上海变化”的摄影作品,奢华外滩、摩登高楼、繁华街道和中外游客成为了“照片主角”,这些摄影图片都是为了突出上海日益现代化、国际化的主题,不少图片旁边还加上了富有鼓动性的文字,培养公众的“城市梦想”,例如《南方周末》曾刊登了一副颇有意味的照片,一对青年男女在外滩幸福地偎依在一起,照片下面特地加了这样的文字:“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6]关于上海的图像很多,但为何选择“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照片当然旨在说明上海越来越开放,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图片的特别用意,“外国女性”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像,改变了通常是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因为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通常暗含着一种被殖民和占有的屈辱历史,但“她”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片,则改变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性别建构,这幅照片似乎要证明,这一切伴随着上海的重新崛起正在改变,上海和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重新获得了一种“男性自信”。尤其是2010年世博会的召开,更是点燃了报纸媒体对上海等城市的“全球想象”。许多媒体、影像都传达了这种“融入世界”的热情,从而也培养市民对“新上海”的城市认同。“世博会”被媒体看做是上海以及中国城市与世界接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盛会,历史学家苏智良特别在媒体上撰文,详细谈论“世博”对于上海城市的历史意义: 毫无疑问,组织并举办如此重大的盛会,将极大地提升上海的城市魅力,扩展上海的文化影响。上海亦期待以世博会作为加冕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典礼,进一步确立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地位,向全球城市迈进。[7] 大众媒体不仅对北京、上海建成“世界性都会”抱有极大兴趣,而且广州、苏州、杭州等媒体在讨论“城市话题”时,“国际化”、“现代化”也是频繁出现的一个词语,2002年就数十个城市宣布自己将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譬如《苏州日报》2008年9月12日就发表了邬才生、方伟的《凝聚强调精神动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新苏州》一文,文章把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的新苏州”看做是未来一段时期“全市人民的共同追求。”[8] 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何出现如此狂热地追求国际化大都市的潮呢?这是颇值得思考的话题,或许罗丽莎在探讨为何中国对现代性项目表现的十分强烈时所说的那样:“中国在现代性想象历程中的断裂标志了一种渴望,它始于半殖民地的历史并不断被延迟,它渴望中国这个前西方殖民地有一天也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及政权达到与西方同等的身份。事实上,现代性项目之所以在中国被表现得如此的迫切,被如此不屈不挠地追求,是源于一种担心自己可能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的恐惧。”[9] 追求“国际化”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复兴心理,而且,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往往也是国家与世界关系的表现。通过“国际化”、“全球化”中国将获得一种新的主体身份。李鸿谷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了《奥运的中国:历史动力》一文,从历史发展考察了中西之间的转换关系,他认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曾经以波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东方作为对比,去“描绘欧洲国家、宗教、经济、法律、语言、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特征,从而使西欧从封建国家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事实获得了自我确认”,在他看来,现在则是我们通过西方来获得“自我确认”,不过,他也提出了中国进入“那个世界”后的认同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自身特殊或主体性的表述,随着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最终被视为是具有普遍性的特质。按此论定,世界和中国关系框架,中国须进入的“那个世界”,那些普适性原则,其源头实则西欧“自身特殊或主体性”。那么,当中国完成了它的世界进入,建构了自我的主体性之后呢?[10] 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北京和中国进入“世界”的必然途径,通过此途径,城市和国家才获得了“自主性”,而拉动城市快速升级为国际大都市的步伐”的口号下,鸟巢、水立方等建筑不再单纯是比赛场地,更是成为改变城市和国家形象的标志性建筑,借助“入世”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初步完成了进入“世界”,获得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新主体”。而且,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它们都不仅要进入“那个世界”,被“那个世界”所接受,而且还要成为“世界中心”,例如随着2010年世博会的到来,许多人对于“上海”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在谈及“世博会”时,特别对上海寄予了这样的厚望:“而上海能以这样进步的主轴,主办这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也意味着上海不但用于面对城市未来的挑战,也勇于承担城市的全球性责任。相信,在上海世博会的带领下,中国也能从一个物质生产的沃土,逐渐成为进步观念的乐园。”[11] 二、 全球化的反思与“传统的发明” 李金铨说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媒介一直纠缠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12]这点对于城市也一样,媒介一方面大肆宣扬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但另一方面,许多媒体却又担心“全球化”、“国际化”不仅不能让中国城市得到世界认可,相反,中国城市自身的传统,却在此过程中丧失殆尽,特别是对于北京、苏州这样的传统型城市,许多媒体却忧心忡忡,因为在许多媒体和学者看来,是传统建立了这些城市的历史和身份记忆,而全球化、国际化却损害了这些城市的传统。建筑学家阮仪三对江南古建筑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被破坏感到痛心疾首,他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江南一带大约还有50多个像周庄那样的古镇,但在城市开发过程中,为了追求“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些古镇先后被破坏,[13]国际化、全球化成为了许多中国城市自身文化毁灭的“罪魁祸首”。所以,正是在城市大张旗鼓宣扬国际化、全球化的同时,《南方周末》发表了鄢烈山的文章《城市的主体是谁》(2002),批评全球化让中国城市失去了“主体意识”。张在元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城市的气质来自何处?》批评全球化浪潮对中国城市致命性的“伤害”: 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城市告诉我们昨天,城市见证我们的今天,城市也预示我们的明天。但是现在太多的城市,我们无法了解她的昨天,也难以准确把握她的今天——因为,一只只贪婪的“手”,无知并无情地割断了“城市的昨天”。[14] 倪邦文则在《读书》2009年第5期上发表了《城市化与受伤的城市文化》更是这样批判国际化的城市发展路线:“传统不再、经典难求。难怪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已成为摩肩接踵的劝业场,难怪乔家大院、周庄水乡已成为人们追寻历史记忆的稀有场所。中国人都已经难以在自己的国土上找到具有独特气质的城市记忆和家园之梦了,况外国乎?难道要让来自纽约、东京的朋友看我们的钢筋水泥玻璃房吗?”[15] 他认为外国人到中国,不是来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要看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城市。许多学者和媒体更是认为“国际化”、“全球化”,不仅未能提升中国城市的世界地位。相反,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因为这种盲目“国际化”的背后,是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和全盘接受,例如冯骥才就说:“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16]在《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上,不少市民和知识精英,就国家大剧院和cctv的“新大楼”展开了激烈论争,100多名专家上书有关部门批评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计划,广泛的争论还迫使“国家大剧院”暂时停工,[17]而争论的背后主要是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和西方现代建筑之间的矛盾,关于央视新大楼的外观造型,甚至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民族情绪”。 其实传统本身就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正是在快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传统”才成为一种标识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被重新唤醒。诸葛蔚东在考察二战之后日本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时发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曾经所疏忽的“传统的礼节和日常习俗”,以及整个“日本文化的传统”表示了极大兴趣”。这是因为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社会消失,“有不少人一种失落感。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拉开了现实与传统的距离,使人们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成为可能。”[18] 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迈向“现代化”、“全球化”的一路高歌中,“传统”曾作为一种沉重的包袱纷纷被抛弃。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的高度发展,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人们不仅要考虑中国如何进入世界,而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早在1998年,张旭东回顾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的变化时就指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害怕被现代社会和西方社会抛弃的“忧患意识”和“开放心态”,但九十年代之后,当中国卷入到了“全球化”浪潮时,反而带来了种种“本土化的想象”。[19] “发现传统”正是在这样语境的产生,经济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精神和心理恐慌,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怀念“失落的传统”。在这股思潮之下,人们不仅重新发现乡村文明的价值,也开始挖掘本土的“城市传统”,特别致力于塑造前工业时期城市的“家园形象”。江苏美术出版社就较早地意识到“老城市”的历史价值,于1997年陆续推出了“照片系列”,出版了《老北京》、《老杭州》、《老昆明》、《老苏州》、《老上海》、《老南京》、《老天津》、《老西安》等城市的“老照片”,并邀请陆文夫、冯骥才等文化人给“老照片”配上文字,通过照片再现“过去的城市”,老的街道、城墙、河流、商店、风俗和人物被形象地再现出来。《老苏州》的文字作者陆文夫曾用一种特别抒情的笔调,讴歌石桥、老宅、古街、城墙和民俗等苏州的“城市旧景”: 一座半圮的石桥,一幢临河的危楼,一所破败的古宅,一条铺着石板的小街,一架伸入河中的石级……,这些石无记载的陈迹,这些古老岁月漫不经心的洒落,如今都成了摄影家们的猎物,成了旅游者的追逐之地。那些旧时代的老照片,也成了书店里的卖点。人们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为何又回过头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 曾几何时,我们向往过西方的大桥,汽车的洪流,摩天大楼,乡间的别墅和那如茵的草地;我们把石桥、危楼、古宅、石级视为贫穷与落后。如今,国内的某些大城市和开发区,与西方的距离正在缩短,一样的高楼林立,汽车奔流,一望无际;那些新建的公寓楼、小别墅,明亮宽敞,设备齐全,冷热任意调节,真有点儿不知今夕是何夕? …… 现代化意味着高速、方便、舒适,到处留下的是时代的标志,及科技力量的显示。人在巨大物质力量的面前显得那么渺小,生命变成了群体。几千人造出一个软件,几亿人在一个软件中疾走。人的寿命在延长,可在感觉上却是那么匆忙,好像未曾在某个地方停留过。于是,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人,突然想起了过去,过去虽然艰苦,却在那悠悠的苦难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留下了他和我,于是便在历史的残留中去寻找生命的遗痕,在汹涌的潮流中去寻找那失去的自我。[20] 陆文夫强调人们之所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主要是出于对快节奏的现代化的反思和抵抗,现代化带来的高速、方便和快捷,但却让完全的传统破碎,让人抓不住某些东西,尤其是自我也在现代化快节奏中消失了,只有重新回到传统,才能找到“失去的自我”。 在这样一股怀旧的潮流中,《新京报》、《南方周末》、《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纷纷参与到“发现传统”的活动中,这些新闻报道大量挖掘、发现和再造传统。就连上海这样一座现代性的代表城市,也都开始寻找“失落的传统”。 例如《申江服务导报》的“发现上海”栏目,《解放日报》的“探寻申城‘新’与‘旧’”的“系列报道”,在这些报道中,老城墙、老马路、老场坊、老码头的陈年旧事被纷纷“发现”,这些老码头、老城墙、老场坊仿佛是“老上海”的转世,代表“老上海形象”;北京的媒体则致力于对于“胡同”、“四合院”等传统北京建筑和文化的重新发现;苏州的新闻报纸《苏州日报》和《苏州杂志》则刊登了大量文章,发现和推介“传统”,比较全面地宣传“传统的价值”。例如创办于1988年的《苏州杂志》是一本专门介绍苏州文化的杂志,大量介绍苏州的桥梁、河道、建筑、园林等传统,从其目录(1988-1998年期间)《今日苏州》、《人物纵横》、《姑苏情怀》、《古城春秋》、《文丛艺林》、《艺术沙龙》、《春华秋实》、《江南风情》、《吴苑茶话》上,不难看出这份杂志的“传统趣味”,保护和介绍苏州的城市文化传统,成为杂志的核心议题。 正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许多媒体都致力于“传统的发现”,从物质世界到非物质世界,从日常生活到文化生活,从私人住所到公共场所,大众媒体努力向读者勾勒一个个传统的“城市形象”。时,这种传统城市形象如张英进所指出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传统是自然的、诗意的世界。传统城市被认为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世界”。在一篇回忆20世纪40年代苏州的文章这样写道:“四十年代的苏州是那样的静谧。我家在南园边上,更加洋溢着乡野情趣。沧浪亭的浓荫里栖满各种鸣禽,一座名叫南栅寺的荒庙里,偶尔传来暮鼓晨钟,使空旷的田园充满神秘。趁夏日如火的骄阳,我们到小河里嬉戏。我不会游泳,只能站在水边看小牛鱼儿一样在碧波里旋游、下潜,小狗似地打着响鼻。阳光照着他玫瑰色的肌体,细细的汗毛历历可见。我们在菜畦里奔跑,快乐地尖叫着。那一片行人稀少的田野,是无福远游的孩子们天然的乐园。”[21]在叙述者笔下,“老苏州”完全是一幅充满牧歌情调和田园趣味的生活画卷。(2)传统是温馨的、悠闲的世界。张英进分析北京时说,“对北京人的日常活动来说,时间就变得几乎无关紧要——不是缺少时间,而是时间太多。”[22]《新京报》就提供了一幅记者的“纪实摄影”,展现老北京悠闲的日常生活。在照片中,两个老人坐在胡同墙根的椅子上,闭目养神,接受露天理发师的“剃头”,旁边坐在门口椅子上的两三个老人正在逗小孩玩,他们身后是破旧的“四合院”。从这些“纪实照片”,不难看出记者对“北京胡同”的特殊感情,也不难辨认出老北京的形象,那就是闲适、安稳和充满乡土气息。虽然照片中破落的墙体上悬挂着“时钟”,但整幅照片告诉“读者”,“时间”在这里并不重要,它似乎已经停滞,人们有的是聊天、逗小孩和闭目养神的“闲暇时间”,这个空间和谐、宁静、富有秩序感。[23]许多文章在提及老苏州,都特别强调了它的“悠闲性”, 品茶、听评弹、昆曲,都代表着“悠闲的城市生活”,例如徐城北在《苏州杂志》上也曾发表《寻觅苏州》,介绍老苏州的缓慢节奏:“苏州人真会休息。晚上过了八点,街道上几乎就没人了。从打开的楼窗中,有时飘出唱评弹的声音。猜想中如果有人问及,唱者或许会答‘现在是八小时以外啦!’”[24]还有一篇《成都时间》的文章,专门谈在成都这样传统型城市中,时间的不重要。“成都时间是成都的自办节目。成都时间隐藏在北京时间的后面,3点,是北京时间的3点,但后面的成都时间,这个确切的点是模糊的,是延伸的,是弹性的。”[25](3)传统是一个道德化、礼仪化的世界。在传统型城市中,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一篇报道苏州的老茶馆,特别指出,老茶馆的经营是通过道德和信用来维持,对于老茶客,有时甚至不用付现金,只要记账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传统式的经营方手段,赢利自然必要,但如果“斤斤计较几个钱——即便换个文雅而又时髦的名词——便贻笑大方了。”[26](4)最重要的一点,“传统”代表着一种精神,是与自我认同相关的“精神家园”。传统总是以“家园形象”出现,虽然没有丰裕的物质世界,旧的街道、风俗和遗迹这些“传统”被媒体叙述成与“我们的来世”密切相关,是人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城市的精神本源。(5)与此相关的,传统是一个符合东方审美趣味的美学世界。许多媒体在报道传统城市的街道、建筑时,总是强调它所代表的独特的东方美学,相反,现代城市被一些人认为不符合东方的审美观念。“我们今天的城市只是看上去像是‘西方现代’而已。这不仅不合乎美学,更加不合乎伦理,因为它承载不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想象。”[27]。 总之,在媒体的重新挖掘、发现和叙述中,“传统的世界”并不是死去的“过去”,它被新闻报纸、媒体杂志和大众电视描述为一个具有温馨感、连续感和稳定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被媒介塑造为当代人的“梦想家园”, 与当代城市人的自我认同、历史记忆紧密联系。“失落的传统”重新变得有价值起来,成为反思快节奏现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成为疗治现代社会疾病的良药,也成为人们寻根的精神归宿,“传统的世界”成为了流落四方的现代人自我、家族和民族认同的根源,而媒体的宣传无疑推波助澜,吸引更多人的到“传统世界”寻根,现代城市中分裂、失散的人们通过“传统”被重新聚集在一个“共同世界”中。 三、地方主义与被消费的“传统” 通过报纸、图书、杂志和电视等各种各样大众媒介的报道,“传统”不仅被源源不断地发掘,而且确实开始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保护,发现和保护传统成为了一种历史潮流。当然,传统本身就是多样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传统”,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传统,伴随着城市传统的再发现,是城市“区域意识”和“地方意识”的加强。在共同发现“传统”的大背景下,每个城市都开始寻找、发现和建构属于自己城市的“传统”,例如2008年6月5日《苏州日报》的“大众论坛”,就发表了苏简亚的《文明对话视野中的苏州文化》,这篇文章站在全球时代文明对话的语境思考苏州的“传统文化”: 苏州文化是指苏州这个地区的区域文化。苏州地区不仅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同时还具有比较浓厚的区域性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太湖文化。此外,还由于苏州地区临江面海,对外交通非常便利,具有与外界对话的有利条件。这就决定了,苏州文化必然会在区域文化的交流中,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发挥出自己的独特的作用。 这篇文章强调苏州独特的“本土特色”,不少学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提出苏州的建筑、文化和艺术都要显示一定的“苏州味”,阮仪三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解释了什么是“苏州风格”:“什么是苏州风格,咱们大家一道来说,苏州风格各人各理,没有关系,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通过大浪淘沙,会留下金子。首先,高度规定了,不好超过24米,高度是古城保护的一个重要灵魂,高度控制住了,基本上体型控制住了,所以我们苏州还保留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貌,也就是一种婉约的、精巧的,和人的尺度相宜的风貌;然后,再尽量地运用苏州各种各样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艺术性,或者说建筑化的……”。[28]新闻报纸和电视媒体还开辟了专门的“苏州话”栏目,绘声绘色地讲述“地方故事”,属于苏州特有的风俗、人物和文化被不断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了一种较高的价值。上海《社会科学报》也开辟了“文化上海”栏目,邀请吴福辉、熊月之等专家,专门谈上海文化的特征,并讨论上海文化和苏州文化、杭州文化之间的“地域差别”。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媒体上,阮仪三谈到上海里弄时,特别强调了它的“上海味道”:“里弄浓缩了上海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儿童们在弄堂里玩耍,张家妈妈、李家阿姨帮着照看孩子,主妇们在后门口做家务,老头老太在前门口孵太阳,小贩们串弄堂叫卖,这些都形成了里弄情结,演绎了里弄风情。里弄是活着历史,最典型的是新天地,虽然只取了里弄的形,没有了原有的内涵,但新天地却成为了重要的经典,它体现了‘里弄风情’,有一种‘上海味道’”。[29] 每个地方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媒体都在努力挖掘属于自己城市的“本土传统”,但这种城市的本土意识无形中使得“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地方传统”不仅成了抵抗现代化、全球化的有效工具,而且成了排斥其他文化的有效手段,例如在快速的现代化、全球化中,上海的媒体出于担心强调要保护“上海话”,但有一些人就指出“强调纯正的上海话,作为一种识别标记,很可能有上海原居民要保持对新移民的心理优势的潜在动机在。这种潜在心理对上海实现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宏大目标是有负面影响的。”[30]更有不少地方城市借助于大众媒体争夺一些“传统资源”,相互之间产生了“恶性竞争”。 其次,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许多媒体看来,传统的自然、亲情和温馨的“家园形象”固然令人向往,但传统生活毕竟与现代生活相去遥远,老灶头、箍桶匠这些“传统”,实际上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即使还存在的“老传统”,有不少也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报纸、媒体也记载了许多城市“老传统”的尴尬境地。例如一篇《驻颜有术看古城》的文章一面称赞了“老苏州”的美丽,随后却对老城区有了抱怨:“韶光流逝,沧海桑田。时隔一千多年,如果白居易再次光临苏州,看着那拥堵的车龙人流,狭仄的百姓居室,恐怕不会有‘平铺井邑宽’的赞叹了。在14.2万平方公里的古城区中,拥挤、破旧、污染、堵塞已经成为令人头痛,拖社会发展后腿的严重问题。时代把一个大题目摆到了当代人面前:苏州古城向哪里去?古城的保护和发展如何寻找最佳结合点?”[31] 更重要的是,传统的胡同、四合院和弄堂生活,或许并没有媒体和大众所宣扬的那么充满诗意、温馨和田园情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对“大栅栏”这样的老城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发现,位于北京市中心宣武区东北部的“大栅栏”已经成为“典型的贫民窟”: 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8元。调查披露,截至2005年6月,大栅栏57551人常住居民中,60岁以上的达9914人,占17%,残疾963人,失业登记4427人,社会低保929户,共1946人。外地女嫁北京人的277人(大部分北京男人是残疾、无职业、无收入、吃低保)。人群结构呈现社会困难人群的特征。大栅栏人口密度大,居民居住拥挤,某住户3口住房仅为4.8平方米,女儿出生后父亲只能睡在躺椅上过夜;街巷狭窄,火灾隐患多,最窄的钱市胡同只有82厘米宽;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黑三轮、黑导游屡禁不绝。[32] 这个“老北京”已完全不是媒体和公众所想象的一个充满闲适、温馨和乡土诗意的北京,相反是一个吵杂、混乱和毫无诗意的世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互相敌意。出现这样情况主要还是“城市化”的压力,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大多集中在老胡同里,学者陈平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四合院已经沦落为大杂院,在那里生活的北京人,对专家们所论证的四合院建筑的美感没有真实的体会,只知道其脏乱差。反倒是文化人,出于某种理念,一直呼吁保护四合院。你让老百姓投票,看他们要那些未经改造、没有现代设施的四合院,还是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33]媒体和文人对“老北京”的想象,与胡同的实际状况显然有很大差距。 所以,“传统”必须要面对“现代世界”。在现代面前,传统要么消失,要么适应现代社会而加以改造,媒体也不仅要发现和挖掘“传统”,还要参与“传统的改造”。例如《常熟日报》2009年刊登了一副摄影照片,照片的标题是“古城今韵”,所配的简短文字用一种自豪的口气介绍常熟古城改造后的效果:“近年来,常熟古城在悄悄发生变化,原有破旧不堪又窄小的老道,已在古城保护改造过程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水乡风韵跃然眼前。”[34]许多“传统”经过“改造”得以重新彰显,获得了“新生命”。北京的南锣鼓巷、苏州的平江历史古街、平遥南大街、哈尔滨中央大街、黄山顿溪老街、拉萨八廓街等老城街区都是被媒体誉为“旧城改造”的典范。 不过,尽管媒体和社会都越来越重视保护和改造传统,大量的传统得以“复活”,这些传统和真正的“过去”还是有本质的差别。比如苏州的历史平江古街区,尽管被媒体看作是“传统”改造的典范,但也有人批评,这个“历史古街区”实际上也有点变味,因为平江历史古街的改造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出于旅游和商业目的,许多原住人口都被迁走(有475户居民被迁离),这个古街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风貌。[35]不少媒体也把改造后的“南锣鼓巷”看成是“老北京”复活的典范,因为在这里还保留着完整的“老北京风情”,这些“老北京风情”不仅吸引中国人,而且还吸引了无数外国游客:“在南锣鼓巷两边的胡同里,到处都能看到长长的胡同游三轮车队伍,外国人饶有兴趣地游览保存如此完好的老北京风情街景”。[36]虽然经过旧城改造以及媒介宣传,“老北京风情”得以“复活”和“再现”,但这个“传统”并不是过去的延续,相反,被保留和改造的只是一部分而已,传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是零散的、琐碎的。许多被保存和改造的“胡同”、“四合院”,同样零星地散落在新的城市群中或者湮没在新的城市空间里,所以有人指出: 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的涵义已不仅仅是建筑物本身,而是与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密不可分的。很难想象,没有了四合院和胡同,还能有京韵大鼓的神韵和卖豆汁的 吆喝声,也很难想象在一个现代化的广场上能够让天桥的杂耍和叫卖声真正重现、长盛不衰?[37] 最后要指出的是,被改造的胡同和四合院,虽然给现代都市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寄托怀旧梦想的场所,提供了一种大都市所没有的浪漫诗意,人们在这里可以短暂地重温和体验往日的“胡同生活”,却无法真正走进“过去”。《青年时讯?双城》,曾刊登一组《私藏北京:小街巷里的甜蜜小日子》文章,介绍了几个值得去的老北京“小街巷”,这些“老北京胡同”都是经过重新改造,文章配上了这样的文字:“在北京生活的达人们,都有自己私藏的心水小店,幽静的小咖啡馆、文艺腔的酒吧、风景绝美的餐厅、拥有独家商品的小店……善于发现的人们在北京数不胜数的胡同小巷里找到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38]胡同、四合院过去它们是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空间,现在却变成为人们提供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的场所,摇身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小酒吧、咖啡店、餐厅和商品小店,是厌恶大都市生活的达人们闲暇好去处。就连南锣鼓巷也不例外,摆脱了过去的“平民身份”,变成了现代化、摩登化的“中产阶级胡同”,它们被改造成适应现代和后现代都市空间的新场所,日益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象征。甚至有些四合院,摇身成为明星向外界炫耀的上流“豪宅”,离普通的北京市民越来越遥远。 总之,发现、改造和创造传统,从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保存“传统”,也不完全是抵抗全球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相反,“传统”并不是传统“本身”, 大部分的传统都无法“原汁原味”,许多许多“传统”的创造正是为了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大量的传统被改造、挪移和美化,以适应现代消费社会的需求。传统文化变成了德里克所说的那样:孔子变成了东方的“钱袋”。[39]在此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大量的“伪传统”,例如《苏州日报》就曾经对苏州市“山塘历史文化保护区修复性工程”的一些做法进行了一场“讨论”,因为这次修复要根据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山塘街重新修复一座“葫芦庙”,有人就尖锐地批判说:“再逼真的新葫芦庙,也是假古董,真的‘葫芦庙’是无法复活的。因为一种千年历史沉淀的文化,不是朝夕间能用金钱堆砌起来的,即使建成,也是经营企业商业开发的盈利性产品,而非用心合理地保护古代文化遗产。”[40] 结 语 于治中也在《读书》上发表了《全球化之下的中国研究》一文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们对自身的认识,对传统的发现或再发现,事实上并不完全受制于过去,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现在与设想我们的未来。过去并非与现在对立,而是作为未来的一个部分而存在。”[41]中国城市本土文化传统的复兴,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德里克说:“东亚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所伴随的不是对东方主义的否定,‘东方人’自己东方化,从而使东方主义变得神圣。”[42]。传统本身也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迁,并没有恒古不变的“传统”。所以大众媒体在重建“传统”时,其实应该强调了传统与现代社会、传统与全球化之间的对话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一、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 1.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向公众描述了大众传媒影响现实世界和人们头脑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经美国传播学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议程设置功能”的假说。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于在《舆论季刊》发表名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简言之,大众传媒可以促使政府改变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引领政策议置的建立。大众传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传播媒介,大量某一社会问题的相关“公共议题”,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量大、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办事效率高的优势,吸引公众的眼球,引导社会公众舆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群体。对同一议题感兴趣的群体可自行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够形成一股舆论或社会风气思想的浪潮,使该议题逐渐转化为群体议题,再经过不断变化发展,其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整个社会,于是便形成了公众议题,进入政府视野,最终促成政策议程。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议程设置的反馈更迅速,互动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达到理想中的传播效果。大众传媒利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力,以及自身的导向作用,对社会中的某一问题进行频繁报道和讨论,影响受众对该问题内容及性质的认知、态度,进而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利用大众传媒构建“第二现实”,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关注本问题,是社会或公众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途径。 2.近年来,“宰客门”等公共事件接二连三的的报道,形成舆论焦点,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国家应该好好处理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应对之策。在这一大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极为重要,学雷锋活动、互帮互助等活动开展起来,鼓励社会公民要坚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调动公众参与全民做好事的积极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意见领袖”这一代名词出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对现实社会中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重视。意见领袖应带头规范自身言行,引导主流舆论价值观,理性运用媒介传播,从而推动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协调发展。大众传媒对议程设置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没有明确“把关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造成谣言的泛滥。信息的过度重复与转载,导致信息混乱,过多的信息轰炸易使公众产生疲劳感和无聊感,整个传媒界将面临失控危机。由于自身特点不同,个人设置的议程主题可能会受到盲目围观,易产生负面偏执影响,同时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边倒现象,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因此,对于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我们要全面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全面了解大众传媒,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为议程设置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公众互相交流的平台,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实现大众媒介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完美结合。 二、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评估 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自身信息传播、接收信息迅速的优势,向公众及时传播事件的真相,引发受众相互交流,大众传媒通过自身的直接评估间接影响政府和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总体性或局部性认识,从而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政策评估主体的角色。大众传媒的出现实现了政策制定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可以参与其中,打破了先前决策者独断专行的局限性,以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项政策方案在出台前没有得到公开与公众的充分辩论,那么这项政策就很难实现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样,社会公众的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大众传媒将公共政策从各个方面传达给社会公众的同时,也会从各个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剖析,为公众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同时,大众传媒也为某一政策的评论提供了平台。意见收集和反馈涉及到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度,是政府进行政策再制定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为公共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其能够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可以发表有倾向性的评论,尤其是会对政策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估,引导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指引政府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市政府从2004年3月1日开始就《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各类媒体上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结果在收到的246条反馈意见中,大多数公众反对。北京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尊重了公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对草案推迟出台。可见,大众传媒及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及意见,将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众传媒业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责任,不仅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出于自身的职业责任感,抱着对公众、社会、政府负责的态度,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传播,并在这一过程向公众做出解释说明,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会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引领社会谴责违反者,旨在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当某些问题被公开之后,公众与政府会受到“制度性的压力”, 三、结语 因此会主动改正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希望大众传媒能够秉承自身原则,正确引导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和谐发展。 作者:杨娇娇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发展和普及,同时,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也在急剧攀升,各种文化和思想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自由地传播着,使得人们的思想不再闭塞。 1.及时地报道国内外各种重大事件。这些报道使得人民群众可以及时了解世界局势以及国内外形势、政策的变动,了解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有利于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形势政策观。如在“2014全国两会”上,许多委员把通过网站和博客等形式收集到的民情、民意反映出来,各类媒体也以各种专题的形式将会议精神及时地传达给群众。国外的各种重大事件通过卫星以及网络也能在瞬息之间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事。 2.宣传社会发展动态。近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大众传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重大成果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如载人航天飞船上天、奥运会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等,让人们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取得的进步,从而能够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奋斗,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地域以及数量的改变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如党政干部、学生、军人、国企职工。除此之外的其他群体获得信息和受教育的程度则会受到限制。但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打破了这种信息传递的受阻现象,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人们通过互联网可以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不得不说,大众传媒以其高效的传播方法与手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地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覆盖的深度和广度。 1.扩大了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广电网络覆盖率的影响,国家的思想主张与政策法规在农村得不到宣传,大部分农村成为了大众传媒覆盖的盲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众传媒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如今,大众传媒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覆盖。人们无论居于何地,都可以随时通过大众传媒接收信息。我国大众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不断地扩大。 2.使得教育对象数量得到增长。据统计,我国的网民数量从2001年6月到2006年6月,仅仅5年时间,增长了3.67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大众传媒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农村居民成为大众传媒新的受众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潜在的教育对象。大众传媒的快速普及和发展使得其思想政治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通过大众传媒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数量在不断增长。 (三)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多样化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途径不再仅仅以人际传播为主,而是通过广播、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多角度、多元化地传播给受众,这样受众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从而使得教育途径可以多样化发展。现今,人们的生活压力在不断地增加,产生的心理问题也在不断增多,这时架起主客体之间心灵桥梁的大众传媒就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大众传媒可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催化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解决其存在的心理问题。 二、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价值取向的偏差和行为失范当今社会,大众传媒作为“守门人”的社会功能在逐渐弱化,对于信息没有起到筛选的作用,不管什么性质的信息都可以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都没有限制。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维尔伯?施拉姆在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所占的百分比大得惊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在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走向市场,在转变经营方式的同时,使得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为了争夺受众,很多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侧重于扩大娱乐性,加大对受众的感官刺激,再加上监控技术的不完善,进而导致受众个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偏离了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特别是使得没有完整辨识能力的青少年出现了道德意识的扭曲和价值观念的偏差。例如,备受青少年追捧的很多美国好莱坞影片中就渗透着典型的资本主义式的文化形态和价值标准。受到这些影片的熏陶和影响,一些青少年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极度的不满情绪、扭曲的价值观念和严重的心理失衡,这些都非常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心理和社会交往受到冲击大众传媒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转变为人与媒体、机器的交流方式,这就使得受众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无法感受到对方通过表情、语气以及肢体动作语言传递的丰富情感,从而造成了人际关系以及情感的冷漠,甚至造成情感或者心理的错位,特别是互联网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导致许多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为了逃避现实生活而热衷于网上交际。据我国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在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的人群中,13%的人会减少与朋友、家人的相处,26%的人会减少与朋友的言语交流,8%的人逐渐与社会隔离。长此以往,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会逐渐下降,他们甚至会对亲情、友情都变得冷漠,从而诱发人际障碍。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的阶段,社会化程度较低,网络世界又是吸引人的虚拟世界,因此,青少年若徜徉其中,很容易迷失在“网络的丛林”中。 总之,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努力发挥好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根据大众传媒的规律,消除其消极影响,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地向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上推进。 作者:李继民赵心瑜单位:吉林建筑大学 大众传媒论文:传媒对少儿文学表现的影响 本文作者:孔凡飞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 实际上,大众传媒与文学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只不过在今天,大众传媒的强大优势让其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扩大。“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更多更大,也更为深刻,表现出文学对大众传媒这一强势文化力量的趋附和大众传媒对文学内部的深度进入。这既是大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作为文化产业构成部分的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的转化。”[7]大众传媒不仅通过改变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外部对文学的艺术表现进行干预,同时,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术条件,通过普通使用电脑及网络,无形中对文学创作的内部进行改变,从而让文学创作在思维、内容、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及语言的运用上都发生变化。 对创作思维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电脑成为作家写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专家预见的那样,“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8]。但是,这种影响隐晦而不易察觉。从用笔书写变为用电脑书写,是书写的一次技术革命,但对思维影响而言,则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用笔书写是文字在头脑中不断建构形象的过程,而电脑写作则是用手指敲打键盘,仅仅是文字的输入过程,作家关注的是文字呈现的过程。传统的文学是用笔逐字逐句的创作过程。在写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开头,如何结构作品,如何结尾,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过程。写作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而电脑写作则打破了线性思维的结构,可以发散性思维进行,因为电脑带来了思维空间的开阔性和思维结构的高速性。再加上网络上寻找资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资料,只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完成,这就削弱了作者对资料的深层加工。在用电脑写作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增添或者删除内容,甚至可以先写其中一个部分,再写其他部分,然后再连接成一个整体。电脑写作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可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浅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众化倾向,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这也被成为“备份式写作”。“备份式写作以一种复制的众多性取代了创作的独一无二性,追求标准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创新变成庸俗的成规。”[9]不可否认,近些年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可谓丰富,然而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却寥寥无几,尽管作品的销售也很可观,但大多数作品都被湮没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滚滚滚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场而创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故事的大众化倾向,缺乏独特的生活体认,作品也缺乏相应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师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况J?K?罗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会就某种题材出现雷同。如刘东的“奥运小子”系列中,他创作的《闪电手的故事》和《林大脚的故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标准化”的趋向。主人公一个打篮球,一个踢足球,在他们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现。《林大脚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球星李皓,而《闪电手的故事》中出现的是坐轮椅的女大学生赵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体味到运动对人生的意义。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几位辽宁作家的创作似乎也没有逃过这样的“标准化”趋向。同样,薛涛的那部具有文体突破意义的“山海经系列小说”,也有同样的问题。三部小说分别和中国古代的三个神话故事“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相对应。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现代与古代,小说的构架都是相同的,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中的“新神话”模式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该小说开拓了中国本土幻想小说的新领域,但却因故事构思的同构性稍显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电脑化写作对创作思维的这种影响,让人觉得写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创作。正如马克?波斯曾担心的那样,“电脑写作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而使所有的东西变得非个人化了。”[10]个人化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它标志着作者个人风格的形成,个性精神的独特展现。而电脑化写作导致的写作思维的改变,“备份式写作”的形成,会让文学趋于平庸。 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影响 文学的表现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手法多样、文体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新闻报道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新闻报道以及时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而著称,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新闻报道来体会喧嚣的现代生活。因此,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新闻语言的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小说新闻化的叙事方式在成人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这种新闻化的叙事还没有形成规模,毕竟儿童文学就其语言来说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创作倾向却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证。刘东的那部获奖无数的《轰然作响的记忆》就是此类作品。该作品由12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号称“中学生的口述实录”,作者将其称为“采访小说”。该作品以纪实的新闻手法向读者讲述了12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记,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这或许也是这部作品受到舆论好评的原因。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则在作品中赠送与作品内容相关的视频光盘,让读者在读书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播放光盘进入到游戏当中,从而使文学创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这种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的互动,开拓了文学表现方式的新类型。而实际上这种超文本的形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图书出版的一种新形势。大众传媒对作者和读者审美趣味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在大众传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视为一场高雅的精神活动,甚至有“贵族化”的趋向。然而,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的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细细品读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贴近自身生存状态的生活趣味,追求阅读作品传达出的感官快乐,成为一种常态。有学者认为,“他们更喜欢在都市的奇异故事与刺激的场面中寻求感觉与情感的通道;他们更倾向于欣赏节奏欢快、情节突变、充满荒诞、惊险场面的‘艺术品’。”[11]其实,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强调其故事的轻松有趣,倡导“游戏精神”,这或许和大众传媒时代的要求不谋而合。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称,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娱乐化的创作也层出不穷。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称的创作如《清明时节》《危险的实验》等反映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小说作品,在惊险而轻快的叙事中,让读者体验快乐,感受成长。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是强调游戏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节的欢快、荒诞而著称,一对双胞胎兄弟的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让读者感受着成长的可爱与稚拙。这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低幼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式。而以刘东的《称心如意秤》《镜宫》等作品为代表的创作,大多讲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异的经历中寻求成长的过程。《镜宫》通过主人公南海进入电脑网络中一个被称为“镜宫”的网站,实现不同人生交换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换的过程中,他体味到成长中所要面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换人生的过程中,读者似乎也寻找到一种情感宣泄和体验的过程。 对文学创作内容的影响 大众传媒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和生存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今天的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以往儿童文学似乎一直围绕着家庭与学校讲述故事。而大众传媒的背景下,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时代内容。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就内容而言丰富多彩,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于立极的系列以反映中学生内心的“心理咨询小说”,如《自杀电话》《生命之痛》《心结》等从心理学的视角介入,关注了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学生的内心世界以及遇到的心理问题。作品讲述了这些学生如何走出内心的阴影,回归正常的社会,他们为当下正在成长着的青少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此类的作品还有薛涛的《正午的植物园》等。尽管进入和平年代,然而,战争的阴影并没有过去,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在战争题材上有着非常深刻的挖掘。比如车培晶《沉默的森林》《老骡,老骡》《红麻山下的故事》等、薛涛的《满山打鬼子》《庚子红巾》等,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战争时代少年儿童无法回避的逆境、创伤和苦难,并试图通过对这些苦难、逆境的刻骨铭心的描写,塑造少年儿童的英雄群像。关注当下的热点问题是辽宁儿童文学的自觉追求,如于立极的《在高高的楼顶上》关注了农民工的问题;许迎坡的《寻找爸爸的天空》关注了下岗工人子女的自强自立的社会问题;董恒波的《同一个梦想》关注了当下社会环境对校园生活的入侵;常星儿的《回望沙园》关注了沙漠地区少年成长;薛涛的《黄纱巾》等作品关注了父母离异对孩子内心的影响……应该说,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新鲜的题材作为作品的内容,丰富了儿童文学表现的艺术空间。张邦卫认为,“只要文学还反映社会,反应生活,由社会中的人创作与阅读,那么,它就难以摆脱媒介强权意志和媒介文本的诱惑性主导,文学生存与生态环境已不可避免地萦绕着媒介的话语及其声音,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制约与限制、解放与提升的关键因素。”[4]177应该说,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新质。值得庆幸的是,辽宁儿童文学总体上而言,还是保持了纯文学创作的立场。很多作家仍然坚持文学的诗意与优雅,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家们努力消解大众传媒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制约与限制,尽可能利用大众传媒让儿童文学创作得到解放与提升,在大众传媒的背景下传承着“文学的薪火”。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人文环境的影响 一、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人文环境的优化,而良好的人文环境也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美国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说:“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良好的人文环境会带动当地旅游、餐饮、交通、商业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人文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资源,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二、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 大众传媒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信息、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方面。谁提供的信息最有价值,速度最快,最能吸引受众的眼球,谁就掌控了受众的注意力,从而才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高尔德哈伯指出,在网络信息社会,物质和信息都不稀缺,稀缺的是什么?是注意力。传媒把新闻产品售卖给受众时,他们同时也获得受众的注意,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的这种“注意力”和“影响力”才凸显了大众传媒在建构人文环境上的优势。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主要表现在对内、对外宣传上。对内宣传,塑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稳定和发展“内部资源”,为引进持续稳定的“外来资源”打下坚实的基础。内部人文环境塑造的好坏关系到能否把人们一时的“注意力”转化成长久的“影响力”,是一地区能否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外宣传,为本地区打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增强本地区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外来资源”。同时,大众传媒也必须先做好自身建设,才能在建构本地区人文环境上发挥最大的作用。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传播,才能吸引最大的注意力,这对一个地区的主流媒体质量提出了一定要求。 三、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哪些问题及对策 衡阳市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城市,人均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到2010年全市能源缺口达8%,土地供应也日趋紧张。物耗、能耗比较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还有些不合理,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和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挖掘好人文环境这一强大的“潜在资源”十分必要。衡阳市有其特有的区位优势,是南北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有着自己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人格特征。如以南岳为中心的旅游文化、佛文化等对促进衡阳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注意力和影响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些年来,衡阳市经济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作为潜在资源的人文环境,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的问题 衡阳大众传媒业以衡阳广电和衡阳日报社为主,这两大传统主流媒体在建构衡阳人文环境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衡阳的大众传媒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进步,但在建构衡阳地区的人文环境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政府对人文环境的投入和认识不够大众传媒要建构好人文环境,必须以本地区现实存在的人文环境为依托。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主要从城市的硬件设施、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制度政策这三个方面体现。 (1)政府对城市硬件设施投资力度不够。如果一个城市,所到之处,绿树成荫、花香遍地;所见之人,精力旺盛、激情满怀,仿佛创意会随时涌出。这样融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于一体的生活环境给人轻松、自由,能够激发人的想像力和创造欲。衡阳的城市建设这几年在不断改善,但相较于其它城市其发展速度很缓慢,城市环境、交通、建筑等硬件设施都不完善,离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一段距离。 (2)政府对建构人文环境认识不够。政府在对人文环境认识的欠缺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政府对精神文化建设有所忽视。主要表现在:一、社区文化活动场所不多。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很贫乏,尤其是青、中年人的精神生活。很多青年人工作之余的爱好是打游戏,而很多中年人的闲暇爱好是打麻将。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整体认识度不够,自我意识不强,而为丰富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活动及活动场所非常少。在制度层面上,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如城市随处可见的行人过马路乱闯红灯、乱扔乱涂乱吐现象,当众吵架、打架以及聚众赌博等等。对于这些不文明现象打击、教育力度不够。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的价值取向、能力、素质等。 2、大众传媒本身的影响力不大 (1)传媒质量有待提升 有好的客观环境,没有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传播,其构建人文环境的效果也不会明显。纵观衡阳两大主流传媒,其主要功能还停留在提供信息上,而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功能还很薄弱,没有一支能形成影响力的采编团队,而最能体现和提升媒体质量的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很欠缺。电视节目不够丰富,采编、制作、策划、创新等能力还有待加强。同时,被派出外地采访的记者也应该承担宣传本地媒体的职责,这些记者也是一面镜子,能反映衡阳媒体的整体质量。大众传媒如不能获取更多的注意力,那么它无论宣传什么内容,宣传力度多大都不能产生效果,所以衡阳大众传媒对人文环境的传播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大的影响,必须先提高自身的质量。 (2)媒体品牌观念不强 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力是媒体能否赢得读者的第一步,但在获得“注意力”的同时,还要将受众不“固定”的注意力转换成对传媒的忠诚度,才能生成对传媒长久的“影响力”,使传媒达到应有的社会效应。因此,媒体要推出自己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最大限度地对受众产生长期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知名度,犹如湖南电视台推出的一批批娱乐节目。目前,衡阳大众传媒在打造可以向全国推广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方面还很欠缺,还没有能获得“固定”注意力和长久影响力的节目或栏目。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传媒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气,这是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最重要的基础。一旦传媒与市场成良性互动,受众对于传媒的忠诚度大大提高,积极的效应便大大增长。 (二)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的对策 1、政府以及传媒机构要对人文环境引起足够重视,加大投资力度政府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城市管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优良的社会秩序,提升城市的形象品位,人居环境得到明显优化。当今,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不会愿意到一个硬件基础条件差、社会文明程度低的地方投资。强化城市建设的法制管理,提高市民遵法、守法意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狠抓居民文明意识,综合治理城市交通秩序等,不断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增强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使广大投资者乐于来投资办厂。发展和培养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鼓励和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优秀作品,提升市民闲暇时间的生活质量。发挥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努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投入资金,建设一批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等文化阵地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一步活跃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校园文化。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坚持不懈地扫黄打非,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2、提升本地区大众传媒的质量新闻产品要产生影响力,必须获得受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传媒推出的产品对受众来说要具备有用性,要获得受众对新闻产品价值的认同,并且还必须具备自己的个性化特质,这样打造出来的新闻产品才能获取自己的影响力。在内容上,对内要营造好的舆论环境,引领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生活是人文环境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地区的各类媒体要在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和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准确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等。要树立公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引导人们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城市精神,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对外要积极宣传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和有特色的人文风情,突出地域特色。要打造一批专业性强的采编队伍,尤其在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的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闻质量的提升离不开采编能力强,有创造力的新闻人才,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方针政策,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 3、在吸引人才上下功夫营造人文环境对人才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据调查,人才们普遍认为,必要的经济因素是需要考虑的,但是经济因素决不是决定人才留和外流的关键因素,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能获得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他们的才能希望得到尊重、认可,他们的智慧能够充分地发挥。一个城市如果管理体制僵化,运作机制不规范,人际关系复杂,干什么事都要凭关系,办事效率低下,扯皮现象严重,后顾之忧繁多等因素,都是人才们最为头痛和厌恶的,也是导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的根本原因。像衡阳这样的中小城市自己培养的人才本来就很少,又大量流失,会严重影响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影响提升本地区产业发展的竞争力。现今社会,适应社会发展的各路优秀人才频频告急。要留住优秀人才,就需要加快人文环境的营造进程,改革用人管理体制与机制,从真正意义上为人才提供自由发挥智慧与才能的空间,这也是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所在。人文环境的好坏,已经成为地区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它是一面镜子,能反映出一个地区人们的生活全貌,同时,它也是一个地区的门面,给人直观、强烈的第一印象。人文环境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宣传、指导,更离不开公民自身的认识、觉悟,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在这些方面衡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关系 摘要:我们把用于传递主流意识的主要工具称为大众媒体,其内容主要带有预示社会价值的趋向,是一种舆论引导工具,大众媒体的刻画逐渐影响着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因此,加强90后的家庭教育观念,传导正确的思想已经迫在眉睫。 关键词:大众传媒;青少年价值观;关系研究 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巨大的作用,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探索和总结,持续推断和证明了大众传播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由最初被称为“皮下注射论”以及“魔弹论”,逐渐成为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还包括一些理论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到它的重大影响力下所做出的各种效果分析总结。然而,不管是大众传媒对人类有绝对影响力,还是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始终与各种传播媒介共存,让人类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现今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和社会。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 媒介一词也就是现在用的是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复数形式,单数形式是medium。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说就是传媒,它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是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广播电台后才产生的名词,指在传播途径上用于复制和传播信息和符号的机械与传播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这些传播组织包括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等等,详细的可以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其中印刷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本等,电子类媒介包括电影、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 二、青少年群体受大众传媒影响状况 根据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将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分成三个群体,即报纸广播媒体受众、电视媒体受众、网络媒体受众。而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触群体,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最深远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有方方面面,婚姻观念是其中一个方面。大众传媒所倡导和报道的时尚婚恋观和时尚婚恋行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运用于实践中去。若在划分中,再细化到年龄中的话,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报纸媒体受众,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电视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使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群体。 三、实验证明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有深远的影响 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来说,影响非常深。有关实验表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媒介中带有暴力特点的节目对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开展了接近十年的调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试验者都是年龄位于8、9岁的儿童。结果发现,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跟那些不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比较而言,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攻击性更强。此调查还显示,9岁男孩喜爱暴力电视节目的程度跟他19岁年龄时候的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且是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各种高科技传媒产品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影响愈来愈强,不管其形式怎样变化,扩大规模还是内容更时髦,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强大渗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四、大众传媒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对策建议 大众传媒给青少年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合理避免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1)政府应加强诱导和管理监督,促进价值观的教育。政府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达成广泛的认识,除了学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有关政府公共部门也是社会教育,既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针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价值观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独立担负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所以,务必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作用,使他们相互协同,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避免因为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降低学校价值观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导致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用状态。 (2)大众传媒需要得到完善,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给予大众传媒的职责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促进人的全方位发展,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方面有功不可没的影响。所以,大众传媒的消极信息内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态度和努力决定的。大众传媒不但要在乐趣中教学,让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也开心,而且不能丢掉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应加强提倡行业自我约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现出人文关怀。 (3)家庭价值观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特别,至今还没发现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积极的媒体环境,对青少年要加强关心和培养,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的建设,父母自己也要持续充电,加强媒体知识的学习。 (4)加强对青少年的传媒素养教育。传媒的素养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对受众群体传授有关广播、电视、电影或者是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学评析等方面的知识,它的目的是加强大家对大众传媒信息的分辨过滤能力、承受和抗干扰能力,学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大众传媒。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少年们在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很多积极的帮助,才能培养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根据情况采取行动的能力。 五、小结 大众媒介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正确反映,清楚它的巨大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根据舆论引导生活,形成意识和行为,进而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作者:邳靖雯 单位:北京浓眉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目的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 摘 要:儿童文学是成人给儿童的爱的礼物,是儿童成长的精神粮食,儿童文学的翻译需要遵循“功能对等”和“翻译目的论”,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本文运用《小王子》等几部英美儿童文学名著的不同译本为例,分析了儿童文学汉译的策略。 关键词:英语儿童文学;翻译目的论;翻译策略 1 . 引言 儿童文学是儿童了解世界的早期启蒙食粮,对儿童的成长有着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翻译好一部儿童文学,需要译者对源语文字有深刻的见解,对原作风格的精确把握,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儿童的心理世界和生理世界,并且能用一颗童心去体会,用小读者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儿童语言来翻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特殊性,译者需要考虑儿童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 “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大师尤金・奈达提出的,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功能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功能对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翻译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的同时,还将文化以及西方文论中的读者反应纳入到翻译研究的领域。功能对等理论以意义和风格对等为基础,强调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一致。将读者客观反映作为衡量译品好坏的标准。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由此产生。根据这种理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功能”二 字把翻译视为一种交际形式,着重于翻译的内容和结果,在“目的论”中,译者是整个翻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翻译活动最终的实施者,同时他还是翻译要求的接受者、原文文本的诠释者以及译文文本的创作者。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是为读者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译者要考虑儿童在心理生理发育水平、知识经验、文化修养、人生阅历、思想感情、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特点。 2 . 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儿童文学译作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儿童有其特殊性,译者为了更好地符合儿童读者的知识水平和审美经验,在词汇选择、修辞的应用上应采用相应的策略,从而使译作充满童趣,更贴近儿童读者。本文通过对多部儿童文学作品不同译本的分析对比,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揭示本文的主题――儿童文学翻译应在目的论的指导下以儿童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小王子》《柳林风声》《绿野仙踪》《冠军的童年》等著作几个译本在语言、修辞、文化差异上的不同译法,明确了好的译文常常考虑了以儿童为中心的事实。根据儿童的特点和需要,译者应遵循以下几点:(1)选用口语化色彩强的词汇,化抽象为具体,少用晦涩难懂的词语;(2)注重语言的幽默性、趣味性、音乐性和节奏感;(3)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如比喻、双关、排比等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4)在文化层面的翻译中,采取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儿童文学的翻译者要更加了解儿童、关注儿童的特点,以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提高译作的可接受性。 2 . 1 语言层面 2.1.1 简洁可读 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时刻记得具体目的是为了孩子,译本必须易于理解,符合儿童语言特点,同时必须生动,充满原文的童趣和快乐。 例1(选自《小王子》) ―“Were they not satisfied with where they were?” asked the little prince. ―“No one is ever satisfied where he is,” said the switchman.(林珍妮,2011:195) ―“他们对他们的居住地不满意?”“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扳道工说。(林珍妮,2011:83) ―“他们不满意所待的地方吗?”“人们从来不满意自己所待的地方。”扳道工说。(郑克鲁,2014:90) 林译用了中文的一句俗语,使得对话更流畅生动,避免了郑译的重复唆。翻译的时候运用小读者非常熟悉的成语来翻译近似的意思,可以起到言简意赅的作用。 例2(选自《冠军的童年》) What was certain was that Grandpa Chook and I wer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and needed to make some urgent escape plans.(青闰、王晓平,2013:82) 值得肯定的是,我和楚克爷要苟延残喘了,因此需要做出一些紧急逃跑的计划。(青闰、王晓平,2013:83) “苟延残喘”描写了小主人公和一只鸡陷入绝境后无法逃跑、无限忍耐的情形。青闰、王晓平在译注中用到大量的四字成语,“诚惶诚恐”“形影不离”“了如指掌”“按部就班”“举棋不定”“一本正经”等,恰如其分地简化了英文原著中的修饰、描写成分,熟悉成语文化的小读者一看就懂。 2.1.2 口语化 口语化指日常对话而非正式场合的,易于接受的词、短语和发音方式。儿童文学著作应该采用以清澈透明的语言来吸引孩子,易于理解。 例3(选自《柳林风声》) ―“I’m looking,” said the Mole, “at a streak of bubbles that I see travelling along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at is a thing that strikes me as funny.” ―“Bubbles? Oho!” said the Rat, and chirruped cheerily in an inviting sort of way. (Grahame, 2010: 10) ―“你看,那水面上有一串泡泡正在漂动,蛮有趣的!”鼹鼠说道。 ―“哦?泡沫?哈哈!”水鼠兴奋地叫了起来,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李智、杨晶,2014:22) ―“我在看一串气泡,”鼹鼠莫尔说,“我看见他们在水面上移动,觉得挺好玩儿。” ―“水泡?啊哈!”话音刚落,水鼠兰特就开始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张炽恒,2014:14) 李译“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显得平淡无奇。张译“好玩儿”的“儿”化音是北方中国人经常在日常对话中所使用的,特别是当他们和孩子说话时,它成功地选择了孩子熟悉的语言,比“蛮有趣”翻译得好。“啊哈”“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运用了象声词,语言有声有色,形象地描绘出水鼠看到水獭来分享食物时的神情,高兴至极,津津有味。语言亲切而富有感染力,使得小读者非常享受这种氛围。张译将文中的人物翻译为“獾子”“鼠仔”“蛤蟆仔”“鼹仔”,比李译的“灰獾”“水鼠”“蟾蜍”“鼹鼠”更富有情趣,充满了孩子气,适合小孩子的审美水平。 2.1.3 音乐性 如果原著中的表达听起来很有乐感,就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兴趣。此外,美好的旋律可以使孩子快乐和放松,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永远不能忽略原作的音乐性,而应该尽力在目标文章中改写。韵脚、重复、排比、对偶和头韵是在儿童文学中产生音乐性的一些常见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本也应如此。 例4(选自《柳林风声》) Ducks’ Ditty All along the backwater, Through the rushes tall, Ducks are a-dabbling, Up tails tall! Ducks’ tails, drakes’ tails, Yellow feet a-quiver, Yellow bills all out of sight Busy in the river! … (Grahame, 2010: 16) 野鸭谣 静静河湾碧水流, 长长水草舞纤腰, 河里野鸭做倒立, 只见尾巴高高翘。 公鸭尾,母鸭尾, 抖抖两只黄色脚, 一张大嘴不见了, 原来正在水中泡。 ……(李智、杨晶,2014:30-31) 鸭谣 沿着回水河汊, 在高高的灯芯草中间, 看那戏水群鸭, 全都尾巴朝天! 母鸭公鸭尾巴, 还抖动着黄黄的脚丫, 黄黄鸭嘴皆不见, 全都忙活在水下! ……(张炽恒,2014:23) 张译和李译都有一些押韵的音节,张译的“汊”“鸭”“巴”“丫”“下”;李译“腰”“翘”“脚”“了”“泡”,与原作有相似的效果,朗朗上口,基本满足了原文诗歌押韵的特征。但张译明显比李译要口语化,容易被小读者理解。 2.1.4 充满童趣 翻译儿童文学意味着为孩子重新创造童趣和快乐,不能将充满天真乐趣的儿童文学著作翻译为严肃的成人文本或教学元素的儿童著作。具体来说,译者需考虑到儿童读者的心理特点、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通过使用幽默的风格和孩子化的语言,使孩子产生亲密感,刺激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使他们看得懂,看得有兴趣,并能充分感受原作的魅力。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给儿童看的,文字自然浅显,不过也有它的难译之处,就是作者为吸引或者逗小朋友,常常玩些花样,最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我们只好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 。 例5(选自《绿野仙踪》) 当多萝茜带上金冠念咒语时: “Hil-lo, hol-lo, hello!” Dorothy went on, standing this time on her right foot. “Hello!” replied the Tin Woodman calmly.(青闰,2013:192) “希-罗,霍-罗,哈-罗!”多萝茜这次右脚站立着继续说道。 “哈罗!”铁皮樵夫平静地回答说。(青闰,2013:193) “黑-罗,霍-罗,哈-罗!”多萝茜接着念道,这一回她单用右脚立地。 “哈罗!”铁皮伐木人平静地应答道。(张炽恒,2014:140) 在张译中,加了一个注解“咒语中的这一小节发音与英语中的hello相同,铁皮伐木人误以为多萝茜跟他打招呼,所以这样应了一声。”通过加注的方式,使读者理解了原文中的童趣,否则读者很可能把铁皮人的回答这一细节错误理解。 2 . 2 句法层面 就英语儿童文学而言,描绘和叙述的长句并不少见,但是在中文的儿童文学作品很不同,因为一方面,中国孩子无论听说读写都习惯于短句或短语,另一方面,简洁的句子更适合孩子的短暂注意力。因此,译者将长句分解为有逻辑的短句,可以简化和重组句子结构或增加标点符号。 例6(选自《小王子》) There before me, facing the little prince, was one of those yellow snakes that take just thirty seconds to bring your life to an end.(林珍妮,2011:208) 黄蛇正仰头朝向小王子。这种蛇最毒了,三十秒钟内就能要你的命。(林珍妮,2011:94) 那儿,有一条能在三十秒钟内致人死命的黄色的蛇朝小王子树立起来。(郑克鲁,2014:105) 郑译将原文的定语从句一长串地放在“蛇”这个中心词前面,显得累赘,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林译将这个定语从句单独翻为一个句子,表意简单清晰,小朋友易于接受。 2 . 3 修辞层面 例7(选自《柳林风声》) I’ve only broken out of the strongest prison in England, that’s all! And captured a railway train and escaped on it, that’s all! And disguised myself and gone about the country humbugging everybody, that’s all! Oh, no! I’m a stupid ass, I am! (Grahame, 2010: 161) 我不过是成功地从监狱里逃出来而已;不过是搭乘了一列火车逃避警察的追捕,并从车上跳下来而已;不过是乔装打扮了一番,骗过了想要抓住我的人而已!(李智、杨晶,2014:166) 我只是从英国最牢固的监狱里逃脱了,仅此而已!俘获了一列火车,乘着它逃亡,仅此而已!乔装打扮,在乡间到处跑,骗过了每一个人,仅此而已!(张炽恒,2014:218) 原文中的“that’s all”排比句被张译为“仅此而已”,被李译为“不过……而已……”,也都是排比句式,但张译听起来更简单易懂,而“不过……而已……”句式对小孩子来说插入成分太长,因此难于理解,排比效果不是很好。 2 . 4 文化层面 采用归化或异化的方法来处理两种不同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归化就是翻译尽量向目标语语言文化靠近,异化即译文尽量向源语言文化靠近。儿童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文化背景,适当地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方法,使译文不但容易理解,而且又能展现异域文化的风采,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4.1 采用归化的译法 例8(选自《绿野仙踪》) They all bowed so low to the little Queen that they almost stood upon their heads.(青闰,2013:104) 它们都向小皇后深鞠一躬,头都快着地了。(青闰,2013:105) 他们都深深地向小小女王鞠躬,差一点就变成拿大顶了。(张炽恒,2014:78) 鞠躬只是单纯的弯腰这个动作,并不形象!拿大顶技巧运动,指头朝下脚向上,双手贴地,身体或倚墙或不靠任何物体,这一译法符合儿童的理解力,译文画面更形象,更具有夸张感!贴近了儿童的理解力,使读者感到亲切有乐趣。 完全采用归化会使译文缺乏情调,读者感觉不到外国文化的新鲜感,使作品缺乏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儿童读者喜欢了解外部世界,因此在翻译时还需要适当的异化法。 2.4.2 采用异化的译法 例9(选自《柳林风声》) A long half-hour passed, and every minute of it saw Toad getting crosser and crosser…Nothing that he could do to the things seemed to please them or do them good. He tried coaxing, he tried slapping, he tried punching; they smiled back at him out of the tub unconverted, happy in their original sin.(Grahame, 2010: 138)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短短半个钟头的时间,在蟾蜍看来却是那样的难熬。无论蟾蜍怎样努力地揉搓,那些脏衣服都丝毫不领他的情,没有一点变干净的趋势,这使得蟾蜍大为恼火。(李智、杨晶,2014:140-141) 长长的半小时过去了,这期间每过去的一分钟,托德的火气就大一分。似乎无论他怎么弄,都无法讨那些衣物的欢心,把他们弄好。他哄它们,拍它们,用拳头砸他们,他们却以嘻皮笑脸来回报他,在盆中快乐地坚持着他们的原罪,毫不悔改。(张炽恒,2014:187-188) 李译没有逐字按原文翻译,只是简单地意译了一下,漏译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内涵“原罪”,而张译则逐字进行了翻译,因此非常生动,把原文的拟人色彩也翻译出来了,使得衣物也具有人的思想情感,动作形态,很有情趣,而且张译将“sin”做了一个异化处理,在脚注处给出一个文化注解:“作者用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来比喻脏衣服洗不干净。原罪是人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而衣服是可以洗干净的。这种比喻中显然有调侃的意味,表明作者的宗教思想比较积极。”张译保留了异域文化的特征,使译文充满异国情调,激发了小读者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为中国小读者提供了一次与世界儿童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 3 . 结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强调儿童文学译作作者要考虑目标读者儿童的特殊性,提升译语读者的地位,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具体实践中,译文需简单明了、口语化,利于儿童阅读、有乐感、充满童趣、保持原作的风格和儿童情趣,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意境,使小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能得到与原文读者类似的感受、启发和教育。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论儿童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及对翻译的影响 内容摘要: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文学作品及文学译作。本文将从特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文学评论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意识形态翻译论出发,以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为例,探究儿童文学文本中存在的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 特里・伊格尔顿 安德烈・勒菲弗尔 绿野仙踪 意识形态是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它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这当然也包含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翻译。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在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学理论家提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在文学界得到了较多的认同,甚至有的学者将其规定为“文学的第一原理”。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是当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伊格尔顿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文学评论中,批判地继承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奠基人路易・阿图塞(LouisAlthusser)关于文学是“一种包含意识形态的文本的产物”的学说,提出了“文学作品不是意识形态的表达,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的观点。“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意识形态观”是伊格尔顿文学观的基石,对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影响深远。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文学文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同时也是具有权力性的社会话语体系。文学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文学既属于经济基础,有属于上层建筑。无论是文学作品的作者,还是读者,都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及局限。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 对于文学的界定和评论,也是受意识形态所控制。并不是所有书面的文字都可以定义为“文学”。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且没有结论的问题。伊格尔顿认为,“评定什么是文学的标准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曾经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随着时代变迁、或在其他意识形态下,就不是文学作品了。这自然会引起对于文学评论的变化,“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是可以不加变动而被另一群读者所接受。这或许是一种不明显的过程”(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 2004)。 伊格尔顿将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分为“一般意识形态”(general ideology)和“作者意识形态”(authorial ideology)(Terry Eagleton, Ideology:An Introduction,1991)。在任何社会形式当中都存在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由一套连续性的价值话语组成,反映个体从属于社会状况的经验性关系,它维持着社会的生产与生产关系,伊格尔顿称之为“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是由作者本人的社会阶级、性别、国别以及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作者本人的复杂的思想观念,它事实上是作者以自我经验“插入”当前一般意识形态的方式及其结果。因此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两者相同时,即作家的作品符合当前的潮流,作品就被认为是“文学”甚至为经典;反之,作品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相悖,就会遭到贬低甚至禁止出版。 从伊格尔顿的理论出发,意识形态贯穿于文学的创作、发表、阅读、评论、翻译,是文学的“本质”。 一.《奥茨国历险记》与意识形态 《奥茨国历险记》,中文又名《绿野仙踪》,是1904年美国作家弗兰克・鲍姆(L.Frank Baum)创作的幻想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多萝西是住在堪萨斯州的小女孩,被一阵龙卷风吹了魔法世界奥茨国,并无意杀死了的一个恶女巫。奥茨国的居民芒奇金人十分感激她,希望她去除掉另一个恶女巫。多萝西一心想回到家乡,必须借助大法师的法术。在去找大法师的路上,主人公遇到了一个没有脑子的稻草人、一个没有心的铁皮人和一只胆小的狮子。主人公和他们结伴而行,稻草人希望大法师赐予它脑子,铁皮人希望得到心,胆小狮渴望获得勇气。一行人在路上相互帮助、战胜了各种困难,并杀死了恶女巫。大法师满足了多萝西和她伙伴们的愿望,主人公回到了家乡。 《奥茨国历险记》已经出版就深受读者喜爱。自出版至1920年左右,共推出13部《奥茨国》续集,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动画片。《奥茨国》是当代经典的儿童幻想小说。 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小说《奥茨国历险记》产生于1900年代的美国,正值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末期和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期,正是人们寻求财富和个人价值、实现“美国梦”的时期。小说介绍了主人公和叔叔婶婶一起居住。小女孩为什么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小女孩的父母又在哪里?书中并没有交代。主人公多萝西就是背井离乡的移民或者西部淘金者的形象,她善良、自立、不怕困难。美国一共有五十个州,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堪萨斯州,作者是处于一番考虑的。堪萨斯州生产石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怀揣“美国梦”的人们涌入堪萨斯州寻找石油给他们带来的财富。小说中的其他角色,稻草人需要的脑子(智慧)、铁皮人需要的心(爱心)、狮子需要的勇气,正是追寻“美国梦”所需要的精神驱动。 因此,弗兰克・鲍姆在《奥茨国历险记》中采用的传统冒险故事,表F了当时美国人的普遍愿望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相符,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肯定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二.《奥茨国历险记》汉译本与翻译中的意识形态 翻译实践属于人类活动之一,自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就是不同意识形态发生矛盾冲突的集散地,而译作是译者权衡了各种意识形态矛盾后的产物。 首先对翻译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考察研究的是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他的论著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当语言学的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时候,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 勒菲弗尔首先将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系统放置到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中加以分析,并⒁鞘叫砸与翻译文学关联起来。早期的勒菲弗尔收到了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影响,试图通过阐述翻译结果中词语的运用及译作对原文的改动来说明意识形态对译者策略的影响。通过意识形态考察译作文本,强调了意识形态直接参与到文化的构建中。意识形态作为“看不见的手”,影响和操控了译者的词句决策以及读者对译本的接受。 陈伯吹(1906-1997),中国著名儿童文学创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翻译事业。著有童话集《一只想飞的猫》、评论集《儿童文学简论》等。其翻译的《绿野仙踪》于1953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陈伯吹的学习和创作生涯几乎横跨整个二十世纪。10岁那年,陈伯吹离开私塾,进入镇上的一所高等小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文化。在陈伯吹求学期间,恰逢五四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儿童文学起步的阶段。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的改变,为陈伯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提供了条件。陈伯吹对尚处在幼嫩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有着切身的体会。可以说,陈伯吹是见证、并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一同成长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复杂多变,这无疑影响着陈伯吹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翻译。陈伯吹于30年代末,即抗战时期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的翻译。在战争年代下,陈伯吹的翻译面临着诸多困难,1944年,在《一家人都飞去了》的序中,陈伯吹写到:“正在付印的前夕,太平洋上突然掀起了惊涛骇浪,这本书就终于没有印出来……从新看过一遍之后,使得它能够和祖国的孩子们见面,实在是不胜喜悦的,并且有着说不出的感概。”关心着祖国儿童成长的陈伯吹克服政治上的困难,用文学给战时的中国儿童带来了一方宁静的天地。 将陈伯吹1953年汉译本《绿野仙踪》与2015年译林出版社童飞译本《奥茨国历险记》进行比较,可以清晰地考察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例如: 原文:"Yes, indeed," answered the little woman."But I am a good witch, and the people love me. I am not as powerful as the Wicked Witch was who ruled here, or I should have set the people free myself."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2) 陈译本:“是的,真是的,”小老妇人回答说,“不过我是个好女巫,人民都爱着我,我不像这里坏的女巫那样强壮有力,不然,我早就把这里的人民解放了。”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真的。”矮个老太太答道,“但我是好女巫,人们都喜欢我。邪恶女巫统治着这地方,她法力比我强大,不然我自个儿早就让这些人自由了。” (《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陈伯吹将文中的people翻译成“人民”,将free翻译成“解放”。“人民”、“解放”这类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阶级所指。小说原文的这段话出自奥兹国一个善良的女巫口中,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符号。一个西方的女巫,说出“人民”、“解放”这类时代感强烈的词汇,从今天的翻译理论视角,这显然容易招致诟病,但这却非常符合当年的时代特征。陈译本出版自1953年,当时我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对外进行着朝鲜战争,对内进行着、“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种特定时期的历史大背景无疑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将陈伯吹的译本置于今天的语境下加以探究,确实能够发现很多例子中所呈现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词汇的语句,这些用法和现在惯用的儿童文学话语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考虑到意识形态对译作的影响,那么这种随时而来的政治倾向,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陈伯吹认为应当维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但这种纯洁性不等同于与当时的时代向隔绝。实际上,他仍将政治思想性作为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试图将其用艺术的手法予以加工。或许,译者在选择其翻译策略时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例如,陈伯吹在《绿野仙踪》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路野仙踪》也被苏联作家奥勒科夫改写成《翡翠城的巫师》,自然,经过社会主义的苏联作家的手笔,内容必然地比原著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苏联作家翻译的美国作品会比原文“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 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影响。1953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或者刚结束不久,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成立的出版机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美国的译作,作品必然要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服务。 上文介绍了,原作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产生的背景和表达出的意识形态是以实现个人价值为目的的“美国梦”,这种思想显然不符合陈伯吹所在的时代。当原文和目标读者群的意识形态冲突矛盾时,译者必然要在两种意识形态中做出抉择,例如: 原文:Among them was the Queen herself,who asked, in her squeaky little voice:“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 14) 陈译本:那猴王在多萝茜面前低低地鞠躬,并且问道:“你有什么命令?”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女王自己也一同来了,她用尖细的声音问:“我能帮上朋友们的忙吗?”(《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将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翻g成“你有什么命令?”显然不符合原文中的所指意义及语体用法。当然,译者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陈伯吹将原文中恶女巫解读成“将战俘当做奴隶供他使唤”的“反动派”,将她塑造成压迫阶级和剥削者,而善良软弱的芒奇金人视作被奴役的、渴望解放的劳苦大众。这种通过译作对原文的重塑显然有悖于“美国梦”的主旨。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考虑到当时文艺界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作为译者的陈伯吹很难真正用符合儿童心理的语言、从儿童的角度进行翻译。这是陈伯吹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 今天的读者再阅读陈伯吹1953年版本《绿野仙踪》会感到“奇怪”,甚至会发现更多的翻译中的问题。因为经过六十多年的变迁,现在的读者和陈伯吹处在不同的历史方位,意识形态已不尽相同。从今天的视角、今天的翻译理论来评判陈伯吹的译本,很难说得上这是一部上乘佳作,它抛弃了陈伯吹自己所推崇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童飞的版本更符合儿童的语言特征,并且较为忠实地体现了原文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我们做一次历史的假设,如果童飞所译的版本放回到1953年,能否出版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会招来更严重的政治后果。 因此,正如前文提到的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维尔所提出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当翻译中语言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时,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这并不以译者的意志为转移。 三.结论 首先,在文学翻译创作方面,不同的时代、不同政治实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具体实践。原文的作者、译文的译者是在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从事文学活动, 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所难免。译者如何理解、再现、表达原文中的意识形态将直接决定作品宏观上的基调。同时译者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在两种不同语言读者群中的冲突,特别在两种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环境下。这不仅关系到作品能否被译语读者群所接受,甚至关系到作品能否能被出版。 其次,意识形态也具有相对性,它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学作品及其译作亦是如此。译者受到所在时代无形的局限,翻译的作品必然会被烙上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当意识形态随着历史的向前而变化,今天的读者来评论当年那些看上去有些“奇怪”的作品,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在对译作进行赏析时,理解译者所在的意识形态也是重要的考量参数。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摘 要:本文简要分析了儿童文学的概述和其特性,对接受美学的定义展开了简单的介绍,并以接受美学为着眼点,对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与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希望可以为儿童文学翻译的有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接受美学 儿童文学 特性 原则 方法 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也日渐增多。尽管如此,但是相对于其他文学翻译而言,儿童文学翻译依然没有获得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及认可,所以有待翻译学者们探究的角度依然特别多。接受美学为学者探究儿童文学翻译供给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导入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与指导意义。 一、儿童文学概要与其特性 就中国而言,“儿童文学”一词源自时期。儿童文学即与儿童年龄特性相符,适合儿童阅读,对于儿童的身心健康有帮助的各式文学作品。 至于儿童文学的特性,则往往包括如下几部分:第一,儿童性。儿童文学的作者为成人,读者为儿童。优秀的儿童读物必须以儿童为核心,与儿童心理特征相符,其创作目的理应为助推儿童的健康成长;第二,教育性。儿童文学必须理应囊括兼具广义及无形特性的教育。比如说语言教育,价值观教育与集体思想教育等;第三,文学性。既然其名为儿童文学,那么文学性肯定是其必须具备的一个特性;第四,结构简单。与成年人相比,儿童所见的世面是特别窄小的,所以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所描绘的画面、意境,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翻译时理应站在儿童的角度,以儿童的认知去观看全文,以童心去阅读,以童趣去领悟原文,最后以简单的儿童语言展开翻译,以确保原文的风格与童趣。 二、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又名接受理念,抑或接受研究,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涌现的一大文艺美学思潮,亦属于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新式方法论之一。德国的姚斯与伊瑟尔是接受美学极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此理论最大的突破便是明确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帮助西方文论完成了自“以作者与作品为中心”至“以读者为中心”的巨大转变。 接受美学注重读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重视读者的需求与审美理念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调节机制。该理论指出:就由作者、作品与读者共同组成的总体关系而言,读者并非可有可无的因素。反之,就根本意义而言,文学作品天生就是为读者而生的,读者属于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姚斯表示:接受美学层面的读者方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此类读者真真实实地参加了作品的存在,且决定着作品的存在。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拥有长久的艺术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由读者对它的接受程度决定的。作品只有在得到读者阅读后,其价值才能得以展现。 接受美学拓宽了文学探究的空间,亦为文学翻译探究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它跳出了传统翻译理念的束缚,给翻译探究供给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及探究方法。从儿童文学翻译层面来看,接受美学的出现对于其理论与实践发展均具有特别大的指导意义。 三、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一)接受美学环境下儿童文学翻译需遵循的原则 1.将儿童读者视为翻译的中心 与以前的“作者中心论”及“作品中心论”不一样,当代西方文论注重“以读者为中心”。在阅读时,读者并非被动地做出反应。恰恰相反,读者自身便是历史的能动构成部分之一。若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不曾有读者的积极参与,那么这部作品也必然无法成为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由于唯有借助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方能进入一种持续变化的经验视野里。在接受理论环境下,读者的阅读反应与创造性理论属于文学意义及文学内涵形成的基石。文学的目的即让读者接受,若读者不存在,那文学作品便无从谈起。读者并非被动地接受思想,而是积极地创造加工。此理论不仅较好地拓宽了文学作品的探究空间,并且也给文学作品翻译探究指明了l展方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是儿童,所以儿童文学翻译必须将儿童读者视为核心,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全面了解儿童独有的特性,对其期待、视野展开分析及预测,探究他们和成人接受能力的区别,选用灵活的翻译方法,确保译作可以让儿童读者理解、接受。 2.迎合儿童的视野期待 期待视野即文学接受活动里读者已有的各类经验、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等共同构成的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不管是哪位读者,不管他们欣赏的是哪部文学作品,他们在进行作品欣赏前便早已处于某种先在理解,抑或先在知识的状态了。若缺少此种先在理解和先在接受,无论是哪一类新事物均无法被读者的经验所接受。此种先在理解便属于文学的期待视野。在接受美学环境下,惟有儿童的阅读方可让儿童文学的意义具象化。 3.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就接受美学而言,原文作品不仅具有相应的开放性,亦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原文开放,抑或封闭程度受作品图式化构造的影响。所以,面对各式各样的翻译文本,除了站在历史环境、译者人文修养等角度展开恰当的解释外,我们还需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标准对其展开研究、对比与判断,总结出每个译本的优势与不足。原作属于翻译活动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亦属于对译本展开评价的基准。因为历史、环境和个体的差异,译本的接受和理解度或许会和原文存在差异,不过翻译活动理当将原文视为基础,我们也应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二)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方法 1.词汇 鉴于儿童词汇量特别少,生活经验不足,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以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为依据挑选词汇,尽可能地做到语言简洁易懂。比方说在《Wind the Willows》里有“toad”一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未把这一词汇翻译成“蟾蜍”,而把它译成了小孩子熟悉的“癞蛤蟆”,如此译文便极具生活趣味,同时小朋友也很容易理解。又如在《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里有Jack-o-Lantern一词,该词的意思为“南瓜灯笼”。就西方儿童而言,他们对南瓜灯笼是特别熟悉的。然而中国儿童却显少见过此物,因此若在翻译这个词时,译者可以以中国儿童的心理特性、接受能力为依据,把它翻译为“鬼火”,如此不但可以较好地展现原著的意思,并且还有助于中国儿童的接受与理解。 2.句式 与中国文学崇尚短句不同,西方文学作品倾向于使用长句与复合句,然而此种句式对中国儿童而言不但晦涩难懂,并且十分拗口。所以我们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过程中理应以儿童接受能力为基础,把长句与复合句转变成简单、易懂的短句。如此不但能够为孩子们留下充分的思考时间,同是也可以有效的促进其阅读兴趣的提升。 3.修辞 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儿童语言理应极具生动性与趣味性。因此儿童文学作品时常选用比喻等修辞手法,以提高文本的趣味性,进而吸引更多的读者。例如在《The Lambkin and the Little Fish》的译文中,押尾韵的运用让文本极具节奏感,此种朗朗上口的文章自然可以获得小读者们的青睐。又比方说在《The Secret Garden》的译文中,译者将简短的分句、诸多修辞手法运用到了翻译里,彰显了原著的童趣。 4.归化与异化相融合 语言属于文化的载体,鉴于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考虑文化间的异同。异化与归化系译者进行文学翻译时经常用到的两种翻译方法。归化倡导翻译将目的语视为核心,把异域文化转变为目的语文化,此种翻译方法就目的语读者而言通俗易懂,不过却没办法使读者感悟异域风情。异化倡导将原语文化视为核心,觉得翻译理当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特性,尽管此种翻译方法能够让读者对异国风情有所了解,不过其译文理解难度却特别大。就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而言,我们理应从儿童的立场出发,选用以归化为重心,异化为辅助的翻译方法。比如在翻译《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时,译者可以选择将“vinegar”译成“酸梅汤”,“sugar”译成“大麦糖”,以有效地增强作品的趣味性及色彩性,促进孩子们阅读兴趣的提升。 四、结语 儿童文学翻译看上去特别简单,实际上却非常难。鉴于接受美学这一理论的出现拓了儿童文学翻译者的视野,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站在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儿童文学作品展开本位翻译,同时还应时刻牢记自己的目标受众为儿童,应以儿童的独有特性为着眼点,给予儿童接受能力应有的关注,尽可能地翻译出适合孩子们读的儿童文学作品。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创作出深受孩子们青睐的译作,儿童文学翻译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摘 要: 自从显化概念被提出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这一现象,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概念作为翻译共性之一,在翻译界吸引了诸多学者对其探讨。文学领域没有国界,但由于儿童文学读者群体独特的认知、心理特征,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使得儿童文学翻译有其独特之处,译者为了吸引儿童读者,会有意无意地使用显化手段,以使其译文能被读者接受。 关键词: 儿童文学翻译 理据 显化 一、显化概念 显化, 又Q明晰化,这一术语是由Vinay和Darbelnet 作为翻译技巧最早提出来的。作为翻译技巧的显化, 是指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但可以根据具体语境条件推导的信息加以明示。它与增词法、增加额外的解释、直接表达出原作暗含的意思、添加连接词等技巧密切相关。显化的译作由于添加了原作不曾有的信息, 因此译作一般比原作长。Blum-Kulka对显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于1986年提出了显化假说(explicitation hypothesis),即翻译过程会使译文相对于原文更加冗长,其表现形式为衔接方式的显化程度提高(Blum-Kulka,2004:92)。此处显化概念仅指翻译过程中衔接关系明晰化程度的变化,关注的是语篇层次上的“显化”,强调“显化”与衔接和连贯在翻译过程中的转换关系。 关于显化的种类和表现形式,学界仍未达成共识。Vinay和Darbelnet将显化分为词汇显化和信息显化。Klaudy则依据显化形成的原因,将显化分成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显化和翻译固有显化。强制性显化包括句法显化和语义显化,使目的语文本合乎目的语语法语言规范。非强制性显化是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篇章构建策略和文体偏好的差异所致,若不运用非强制性显化,目的语文本虽然合乎语法但不地道。语用显化则指由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译者常常在译文中添加解释。翻译固有显化是指翻译过程固有的显化,与源语和目的语无关。 二、显化研究现状 (一)国外显化研究现状 西方译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学者注意到并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由于显化既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原文发现,又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目标语非译文获知,研究者有的采取了前者,有的采取了后者或两条途径兼考察显化现象。Olohan和Baker通过统计和比较英语文本和英译文本中报告动词(如say, tell)后选择性关系词“that”的使用情况,发现英译文本中“that”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其在英语文本中的使用频率。Olohna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英译文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显化程度高的句法形式。Puurtinen基于小型平行语料库对芬兰语原创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连接词(如关系代词、连词和具体副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未能充分证实显化假说,因为原文和译文均未出现频繁地使用连接词的趋势。2013 年,Margherita Ippolito出版的学术著作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作者依托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工具和方法,通过自建儿童经典小说翻译语料库及儿童经典小说非翻译语料库的可比语料库,探讨了Mona Baker 提出的翻译语言的简化、显化、范化等普遍规律是否适用于儿童书籍的意大利语翻译,指出翻译儿童文学的地位、源语及译入语的关系,以及所有作用于翻译活动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因素决定着译者的翻译选择。 (二)国内显化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显化也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在对英汉翻译的显化探讨中,贺显斌最早进行了实证研究,贺显斌以《最后一片叶子》作为实例考查,证明了英译汉中有较高程度的显化,并指出了汉语译文明晰化的主要手段包括使用增词、改用具体词、转换人称和转换辞格。柯飞指出,显化不应狭义地指语言衔接形式上的变化,还包括意义上的显化转换,即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臧光亚通过自建小型汉语原创儿童文学语料库(OCCLC)和汉语翻译儿童文学语料库(TCCLC),对儿童文学翻译语言诸如“恶意欧化”等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胡开宝、朱一凡依据Halliday提出的语言功能的划分,将显化分为概念功能信息显化、人际功能信息显化和语篇功能信息显化,并以此为依据对莎剧《哈姆雷特》的梁实秋译本和朱生豪译本中的显化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总体看来,迄今为止,国内外显化研究最新文献,其实质都是验证显化假说的合理性。 三、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其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英汉两民族在思维和表达上存在诸多差异,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并按照译入语规范进行翻译。儿童文学翻译由于读者的认知、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对于源语中的很多文化特有信息,译者会有意识地运用显化技巧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信息加以明示,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吸引目的语读者。下文将从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以及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两方面探讨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一)不同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 文学没有国界之分, 但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因而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间的转换, 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从历史上或从当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来看, 儿童心理发展各阶段的顺序、 各阶段和年龄的相应关系, 以及各阶段中变化发展的顺序和速度, 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各国儿童后天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传统观念及所接受的教育理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因而要求译者在将国外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同时, 既要考虑到信息的正确性,更要注意文化的移植。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直存在着异化和归化之争,对于知识经验浅显的儿童读者来说, 前者虽然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但是理解难度大, 因而容易失去阅读的兴趣;后者可以使他们容易读懂作品, 但是了解不到异域的风情, 从而丧失了翻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很显然,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但是偏向哪一方面都会顾此失彼。译者可以通过添加标识或说明,这样在异化和归化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使儿童读者既能读懂文章又能了解异国的情调, 有利于他们知识的积累。 邓红顺认为在处理内在的文化意象所蕴含的意义时,应采用“异化”为主的策略体现不同文化特色,在文化意象的处理方面,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又要尽量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意象,以使儿童读者更多地了解异域文化。向儿童读者传播异域文化,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有时需要添加注释性文字,这就是显化在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频繁出现的原因之一。比如,英语的度量单位“feet, inch”等常用异化直译成汉语“英尺、英寸”,可以使儿童读者了解英语中的度量衡单位。但对中国儿童来说,他们对一英尺、一英寸到底有多长没有概念。为了保留原作中的形象,同r使译文易于理解,可以加上注释以便于儿童读者了解。 (二)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 专门给儿童创作的适合其阅读的文学便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具备丰富的价值和独特的艺术性。若是儿童文学作品比较优秀,不但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发展思维、提高其语言能力,还能够提高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儿童文学的翻译是针对儿童读者的,保持儿童童趣和传递异域文化是译者面临的双重挑战。 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儿童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人,儿童与成人在认知能力、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方面有着许多根本的区别。儿童心理学中通常把儿童期限定在6、 7~11、 12岁。这个时期,儿童的身体有了相当发展,脑的发育也基本完成, 能较自由地完成各种动作, 基本掌握了本民族的语言。儿童心理发展包括两个重要部分, 一是认知过程(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二是社会性发展过程(兴趣、动机、情感、价值观、自我意识、能力、人格等)。 研究表明,儿童的感知、思维、情感、意志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初步的发展 (许政援, 1984:67) 。在儿童期,儿童的记忆从机械记忆向理解记忆发展,思维从具体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这种抽象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较大的具体形象性,凡是生动、具体形象的事物,形式新颖、色彩鲜艳的对象,都比较容易引起儿童的兴趣和吸引他们的注意。但是儿童才开始认识世界,加之他们的人生经验少,因而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仅限于感性的层次,即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以具体思维――具体的形象为主。同时,儿童的语言虽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儿童对第二信号系统――语言和文字的反映尚未完善,而且抑制力差、注意阈限较短,易受外界的干扰,不像成人那样有很强的自觉性、目的性。虽然这时期注意力正逐步从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发展,但主观的具体的事物(形状、 颜色、 声音和形象)仍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林礼元, 徐胜三, 1981:41)。 儿童文学译者应该时刻考虑儿童的接受特点,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英国语言学者及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曾着重指出,要获得圆满的翻译效果,必须根据不同的读者要求,提供不同性质和风格的译文。也就是说,在动手翻译之前,应该首先解决为谁翻译的问题。 被誉为“东方的安徒生”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曾指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 换言之,儿童文学翻译家应该用风趣幽默的笔调,用富于儿童特色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将儿童生活、心理的各种特点描写出来,使小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从而激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也就是说,儿童文学语言应该是生动形象、简洁优美的。只有生动形象的语言才能让儿童读者喜欢阅读,使他们将语言所提供的信息与自身经验很容易地结合起来,使事物之间的联系以感知的形式显现出来,以促进其对作品的理解。而要译出生动、形象的语言,译者往往得借助显化这一手段。 袁毅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因此儿童文学文本在词语的选择上就得为儿童所理解、所乐于接受,易于激励儿童联想有关的具体形象。加之由于儿童文学语言是艺术语言,它必须与具体形象联系在一起,或通过词语的选择,或通过语法关系的多样组合,唤起读者的形象感,形成读者头脑中的艺术形象。因此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应该按照这一要求选择词汇,通过这个词汇唤起读者对具体形象的联想。 由于儿童读者特殊的认知能力,译者常常有意识地使用关系词以明示句和/或段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降低文本阅读难度,增强译本的可接受性。郑洪波用语料库方法对《海的女儿》叶君健、任溶溶的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是叶译句子较短,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较多使用谓词性指示代词使语法关系更明确,使逻辑关系更明晰。 谓词性指示代词使用频率比较――引自郑洪波(2013) 对于译者而言,儿童文学翻译要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也就要求译者洞悉并欣赏儿童独有的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真正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唯有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在充分研究并把握儿童读者语言认知能力、独特审美能力和想象力的基础之上,把握儿童文学原作品中的特质,并将这些特质或保持或再造传入译作之中,以满足儿童的原初生命欲求和成长需要。 当然, 我们所说的显化只是一种总体性的翻译现象。不同译者具有不同的遵循程度,不同体裁的文章显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中学语文教学论文:浅谈中学语文教学的德育渗透 [作者] 光秀莲 [内容] 德育是教育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古代教育家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是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他把德育放在首位,明确要求学生首先要致力于道德修养。 “行有馀力”,才是学习文化。十九世纪上半期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唯一工作和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明确提出了教师的根本任务:人民教师要遵照党的教育方针去教育学生。 使学生在德、智、体等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 把德放在首位,是因为德调节着才的运用,起着灵魂和统帅的作用。任何一 个社会或阶级不仅要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智力才能的培养,而且首先要对他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使他们成为这一社会或阶级所期望的德才兼备的人。学校教育对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影响极大,每位教师都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所以,我们要本着全面负责的精神,把德育渗透到教学中去,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发展学生的智力和体力,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可是在我们的教学当中,存在着只重视智育,不重视德育的现象。其实,德育是教师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的教学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在教学中渗透德育的重要性,这是完成德育任务的重要渠道之一。 就拿语文教学来说,这是一门德育与智育联系密切的学科,每一课都应有一 定的德育教学目标。这就必须把德育渗透到教学过程中。例如《劝学》一文中,作者以“青出于蓝”“冰寒于水”两个比喻来说明学习和改造的重要性;又用“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两事例推论及人,即“君予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通过讲解,使学生总结出作者的用意,“人,也必须通过学习和参省,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这样,学生既分析出了文章的论点——学习的重要性,又使他们从思想上提高了认识。文章又用“蚓和蟹”、”骐骇和驽马”、“锲而舍之”和“锲而不舍”等进行正反对照,来论证学习应有的方法和态度,启发他们总结出学习动力不强的现状,进行适时地教育。学生充分认识到:人的道德、知识、才能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坚持不懈的努力才可达到的。从而鼓励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样,我们就把德育很自然地渗透到了教学当中,德育目的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再如《师说》一文,韩愈论证了“关于从师学习的途径,择师标准的问题”,明确提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及“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政”的进步思想。作者针砭了当时上层社会只看重门弟高低,不重真才实学的恶劣风气,提出了全新的师道观念。 这些对我们今天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社会上看不起教师,不注重教育的现象也正是我们批判的现象。再通过“今之众人”和“古之圣人”、”其子”和“其身”、“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士大夫之族”三组对比进行充分论证,批判上层“士大夫之族”不童视师道的恶劣风气。由此我们可以教育学生要充分认识到从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使学生树立尊师重教的思想,培养他们谦虚好学的学风。 德育在教学中的渗透,其特点是能够使学生在接受思想品德教育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所以我们教师在准备教学时,都应有目的地设计自己的教学,把德育融入教学过程之中。可以说,德育的渗透,是老师教育和学生自我教育的一个良机。重视德育在教学中的渗透,也就是重视了他们自身在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样,使学生自觉地反盛思考,增强自我教育的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教师才能做到“既教书又育人”,我们的教学才算成功。 中学语文教学论文: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学法指导 [作者] 孙旭 [内容] 目下的语文教学改革呈现着千姿百态的可喜景象,从理论和教法两个方面在进行广泛的探索和尝试。然而综观这些教改的特点,笔者认为,始终忽略了“学生怎样学”的研究,而这个问题,却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居于主动地位,在学习中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成为学习的主人。而把教法与学法结合起来,是达到“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必由之路。 下面就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学法指导,谈一点浅见。 一、精问导思学习法。即在教学实践中,做到立足教材,把握重点,精问导思,让学生思有所获。在说明文教学中,可用“引证提问法”、“因果提问法”、“递进提问法”、“逆向提问法”、“总结提问法”等侧重精问用以导思。如在教《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一文时,可采用“引证提问法”来“导”思。《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首先对人民大会堂“雄伟壮丽”的特点作了概括性的说明,课文本身采用的是按照参观路线和空间方位相结合的说明顺序写的。教学中可设问:课文中选了哪些例子,采用了哪些说明方法来印证“雄伟壮丽”这一特点。学生通过自读思考后答出:以万人大礼堂、宴会厅、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为例,分别从建筑面积、体积及外观轮廓等方面加以证明,采用了列数字、举例子的说明方法,让读者对人民大会堂有一个鲜明具体的印象。此外,还可提出:“壮丽”的“丽”是“美丽、好看”的意思,为了显示它的“丽”,课文又采用了哪些较多的描写说明。学生们看书思考后即明白对“屋檐”、“柱廊”、“国徽”、“石柱”、“大铜门”、“屋顶”、“五星灯”、“挑台”等的描写,都表现出人民大会堂不但雄伟,而且壮丽的特点。有的说明文,在文章的段落结构上具有因果关系,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可采用“因果提问法”。为了让学生掌握说明顺序确立的依据,可采用“逆向提问法”。通过挖掘教材的难点,采取不同的问法,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表达等能力。 当然,“导”思切忌“满堂问”,“导”问既要抓住课文的重点,又要适当地把握住启动学生灵感的突破口。教师要灵活地调整提问的难易程度,及时地纠正学生回答中的偏差。 二、撮要学习法。一篇好文章,总是要有鲜明的主题,有作者的独见。教学中,只有抓住课文的关键,才能使阅读有条理,主次分明。阅读课文时可使学生在自读时提纲挈领,运用序号和符号(圆点、圆圈、三角、横线、波浪线等),分出层次,勾画要点。这样,既可显示出文章整体结构,又便于理解文章的逻辑联系。如《恰到好处》一文分为三个层次,可加上序号,总结其大意;第二段中第一句话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可用符号标出;第二段中在论证什么是“恰到好处”时,列举了五个正面例子,应用符号划出来;第三段中在论证为什么要做到“恰到好处”时,列举了三个反面例子,也应用符号显示出来,如此等等。在背诵上,也可采取“撮要”方法。如用板书图示可指导学生根据课文要求及内容设计出相应的板书图示,作为读书笔记,以进一步理解和巩固所学的知识。例如《鱼我所欲也》第一段有九句话,语意曲折,层次较复杂,机械记诵,既费时,又易错漏句子。若指导学生理解其逻辑联系,画出结构图,照着它逐层诵记,就比较迅速、准确、牢固。 三、比较学习法。这种方法是指把内容或形式上有一定联系的课文或课外读物有比较、有分析地进行阅读。如《信陵君窃符救赵》与《冯谖客孟尝君》这两篇文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①信陵君与孟尝君的性格特点;②侯赢与冯谖的性格特点;③两文的写法。通过两篇课文的异同比较,教学内容更易于落实。这种比较是确定事物之间异同关系的思维过程。教学中的比较阅读是一种智力技能,运用比较学习法,有助于智能的开发。比较不仅是对同一范畴不同对象进行对比的手段,而且也被广泛用来对同一对象自身在不同时间条件下的变化进行对比,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如鲁迅小说《故乡》中对闰土少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两次肖像描写,《祝福》中对祥林嫂的三次肖像描写,如果用比较学习法进行阅读,就能较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作品反封建的主题。 四、设疑辨疑学习法。学起于思,思源于疑。一般来说,设疑可分难点设疑,错处设疑,关键设疑,无疑设疑。有许多问题,学生不易准确把握,更不易理解掌握,教师如果直接把答案交给学生,固然省事,但这种嚼食以哺的方法是不可取的。课文中的许多地方看起来平淡无奇,容易被学生忽视,其实,这些地方往往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巴金在《灯》一文的结束处有这样一句话:“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为什么要用“微笑”,而不用“欢笑”?显然这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我”的思想觉悟有关。用“微笑”一词还有什么妙处?它与篇首“窒息”相照应,从“窒息”到“微笑”,说明“我”的革命意识在增强,对抗战越来越抱有信心。还有一些课文有曲笔、奇笔、神笔,往往含蓄、深刻,言有尽而意无穷,教师应设疑,激发学生辨疑。例如《蒲公英》一文,总结时可设计这样一个问题:“蒲公英似的孩子”的父母是怎样死的?当时日本是侵略者,作者为什么还对这个孤儿这样同情?通过讨论辨别明确:日本统治者发动侵略战争,不仅给被侵略国带来灾难,而且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不幸。因之,学生更容易体会到作品的反战主题。 五、补“缺”治“滥”学习法。当前,学生处在升学压力之下,对于课外阅读有着两种走向:一是让沉重的作业压得抬不起头来,只好成天围着课本、练习题转,其他一概无暇顾及了;二是虽然课业繁重,但仍有不少学生广泛地涉猎课外知识。具体做法可用补“缺”治“滥”来概括。 “缺”表现为知识面窄,实际能力差,即或得高分,实际上难免低能;“滥”则表现为观念错杂,辨析能力差,即或能有所知,也无非是大杂烩。这种状况,需要区别对待,对症下药,有“缺”补“缺”,有“滥”治“滥”。补“缺”,要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着眼作系统的考虑,可以结合课本所提供的条件,对相关的古今中外名著,有计划地由点到面,既纵向推进,又横向比较,指导学生阅读。 治“滥”比较复杂。一部分学生阅读面广,接触的东西也不等,教师首先要对一些可备一格的作品有所了解,了解学生阅读的热点,心中要有个底,然后再作具体的分析指导。例如学生爱看琼瑶、金庸、席慕蓉、汪国真等人的作品,教师应因势利导,作切实的指导。 常言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所谓教学有法,就是教学有一般的规律;教无定法,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允许教法各有不同。教师必须善于根据不同教材的特点和要求,以及教师本身的教学素养和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激发、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这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关键。 中学语文教学论文: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幽默情趣的问题和应用 教学幽默主要是通过教师的体态幽默和言语幽默表现的,而言语的幽默更重要。语文课堂中幽默的语言是语文教师思想、气质、才学、视野和灵感的结晶。它像一个精灵,能使语言于瞬间闪烁出耀眼智慧的火花。语文教学上的幽默,是指语言和举动的机智风趣,使学生开心大笑或会心微笑地领悟教师深刻的意旨。有位美国的教育家说:“幽默不仅不会影响直接认识的获得,而且在几个星期之后,学生从讲授时所运用的幽默中,却有意识地记下了更多的概念。”这就是说,幽默的价值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放松身心,而且可以强化对所学知识的记忆。下面我谈谈课堂中一些常见的幽默类型和方法。 一、移时错位、曲解词语法 “移时”就是根据教学内容有意识地突破时间的限制,把古代事物与现代事物“生拉硬扯”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取得幽默的效果。如在讲古代的人的称谓时,我举了个例子:清代人称南海康为康南海,以后你们见到大沥高中的邝卫航校长也可以直接称其为邝大沥了,同学们在笑声中很快就记得了古今对人称谓的一些区别。又如在讲授蒲松龄的《狼》这一课时,其中有一句“屠自后断其股”,我有意识地错解标题,让学生辨析,“断其股”就是把它的屁股砍掉吗?用现代的意思解释古文,闹出笑话,增强学生对“股”字含义的记忆。再如我讲“贻笑大方”这个词语时故意说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为人很大方得体,笑眯眯地很有风度,比如,何老师贻笑大方地走进了课室里。学生有的哑然,有的哄笑,这样曲解词义,故意闹出笑话,达到强烈的幽默效果之后,再引出词语的正确意思,加深学生对这个成语的理解和认识。 二、画蛇添足法 画蛇添足法是指言已说尽,本来无需加一个尾巴,却有意识地加上一个尾巴,达到诙谐的效果。例如《林黛玉进贾府》中说到迎春时,曹雪芹用了“腮凝新荔”形容其红润的脸颊宛如新鲜的荔枝。我在说到这里添加了一句:“当然如荔枝肉,不能像荔枝壳。”这么一点,同学们对迎春的印象就更深了。又如教学《为了忘却的纪念》,说到柔石最后身中十弹而牺牲的时候,学生的神情都十分凝重,为了缓和气氛,我“画蛇添足”地说:“如果是狡猾的敌人,肯定是中了一弹就倒下,或者还没中弹就装死呢?”学生在微笑中缓和了情绪,更加深了对反动派的痛恨。 三、顺手牵羊法 运用学生耳熟能详的东西,如课文诗句、广告语、流行歌曲等,在适当的时候点染,可营造浓郁的幽默氛围。尤其是流行歌曲,学生都非常熟悉,不仅能让学生感觉亲切,而且能营造轻松活跃的课堂气氛。例如有一次在讲评练习的时候,我提问了最为钟爱的课代表,她居然没有做这道题,完全答不上来,气氛有些尴尬。她小脸涨得通红,很不好意思。我准备帮帮她,脱口而出:“这道题有点难度,就连何老师也觉得不容易,我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答案都那么可爱……’利用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歌词成功帮这位女生解围,课堂教学继续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顺利进行。 四、引入相声艺术 相声是一种幽默艺术,它以诙谐通俗的语言,将抽象、深奥的道理,形象直观地表达出来,使人们在开怀大笑中得到启迪,具有独特的魅力。教师可以通过幽默风趣的语言向学生传递知识信息,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每一节课都成为陶冶学生情操的艺术品。 相声艺术引入语文课堂教学还需要教师运用幽默教学动作,教师在课堂上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应具有适度的幽默感,动情处让人回肠荡气,诙谐处让人捧腹开怀,愤慨处让人义愤填膺,豪迈处让人信心万倍,使学生的大脑始终处于积极亢奋的状态,有一种轻松愉快的心境,最大限度地使学生感受到求知的愉快和创造的欢乐,使课堂学习始终充满活力和激情。例如在讲词语的后缀叠词时,我引入了黄俊英老师的相声《广州话趣》,让学生在欢快的笑声当中一下子就理解了形容词词语的后缀。在方言区教学,方言幽默是少不了的,当然在讲授过程中要注意强调普通话与粤语方言的区别。 五、夸张法 在修辞学上夸张是为达到某种表达需要,对事物的形象、特征、作用、程度等方面着意扩大或缩小的修辞方式。带着谐趣的“夸张”也是一种幽默。曾在一本《幽默寓言》中看到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私塾先生认识“川”字,一次学生求教于他,他就想找个“川”字教学生,不料翻了几页书都没找到,后来他突然发现书中有个“三”字,就骂道:“我找不到你,原来你倒卧在这里睡觉。”世上也许根本不会出现上述故事中的情形,但经过讲故事人的“夸张”,便在幽默中讲明了深刻的生活哲理。正因为有了这些合理的“夸张”,才使之发人深省。我们开展语文教学时,同样可以从中得到很好的启示,正确认识幽默的价值所在,并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如讲授《药》时,鲁迅描写康师傅的那段,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眼光像两把刀,把老栓刺得缩小了一半。为了让学生加深对缩小的夸张,我又补充道:“你们可要好好遵守纪律喔,要不班主任的眼光可像一把刺刀,把违反纪律的同学刺得缩小三分之二。”学生很快就对此修辞手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在课堂教学当中接受了纪律教育。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使用幽默手段,并不仅仅局限在手段本身,从根本的思想观念来说,是把语文教学作为审美对象来关照,以美的规律教学,进而使语文教学过程变成审美过程,使学生的语文学习变成一种审美的活动,从而造就他们的健康人格。更多的幽默教学方法和手段有待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掘总结,语文课的教学幽默融教育性与趣味性为一体,一定可以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深化教育的内涵,有利于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和心灵。 中学语文教学论文:从高考看中学语文教学的出路 [内容摘要]高考与素质教育并不矛盾。人们所说的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病其实不是高考本身的过错,而是 不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评估机制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学语文教学的出路在于认真钻研教学大纲,明确语文教 学方向,进行开放式教学,重视形成性测验,全面发挥语文教学的育人功能。 [关键词]高考 中学语文教学 素质教育 应试教育 出路 素质教育的障碍是应试教育,而应试教育的根子在高考指挥棒。这几乎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观点。于是, 因为有高考指挥棒的存在,素质教育似乎就很难摆脱目前的困境,中学基础教育似乎就难以改变目前急功近利 的做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一 诚然,高考是一根诱惑力极大的指挥棒,因为它影响着千千万万考生的职业选择,关系到对数以万计的教 育工作者劳动成果的评价。既然高考还将长期存在,那么,为了让学生在考试中更好显示自己的才华,接受祖 国的挑选,当然要进行适当的应试教育。这里不存在搞不搞的问题,关键在怎样搞。在毕业年级注意对题型的 研究和命题、解题规律的探讨,加强针对性训练,通过对各类题目的解析,使学生掌握各类题目的特点和解题 的步骤、方法,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和多向思维的习惯,进一步开发学生的智力因素,这些都是必要的,无可 非议的。但是,升学并不是中学教学的唯一目的,重要的是使学生在中学阶段打好基础,具备良好的品德素质 、智能素质和身心素质。从本质上说,学生应试能力的形成是素质教育的必然结果,临考前的应试教育只是把 刀磨砺得更锋利一些而已。所以,必须从指导思想上把语文教育纳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轨道,而不能把语文 教学看成单纯的升学教育。 可是,现在许多学校从起始年级开始就进行升学应试教育,使语文教学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和轨道,形成了 一种教学的异化,出现了许多不良倾向:教学内容单一化,教学空间封闭化,教学方法陈旧化,教学测试标准 化,教学评估分数化,毕业班师资配备固定化等。这些做法,只是以教材为唯一的教学依据,把学生禁锢在教 室里,多讲滥练,大搞填鸭式、题海战,重文轻道,重知识轻能力,不重视语言训练和学生的个性发展。毕业 班教师数年不变,固定化、老年化,不是从教学根本上入手,而是拉住牛尾巴不放,以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结果事与愿违。教师疲于奔命,学生不堪重负,劳民伤财,事倍功半。在这样的学校里,严格的限制、沉重 的负担已使学生活泼浪漫的天性不复存在,多的是“祥林嫂”、“孔乙己”式的呆板麻木,迂腐可笑;由于活 动空间和教学方法的局限,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审美情趣、身体素质不尽如人意,知识视野狭窄,语言基本 功差,出现了高分低能或低分低能的不良现象。这种做法是以牺牲一大批学生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的,与在素质 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应试训练有着本质的区别。实际上,这样的升学应试教育就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代名词。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不是高考本身的过错,而是不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评估机制造成的严重 后果。 二 高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具有良好素质和发展前途、适应高校学习的学生进行选拔的活动。高考命 题的主要依据是国家教委考试中心编发的《考试说明》。它不仅阐明了高考与《大纲》的关系,而且十分明确 地强调了高考对学生的素质要求。语文《考试说明》指出:语文高考内容“以《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为 依据,贯彻《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和《中小学语文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的 精神。语文测试要注意兼顾语文教学的各项目标,突出对能力的考查、重视考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在“说明 ”的序言部分,编者还特别强调:高考“要求考生对所学课程内容能够融会贯通”,“要把重点放在系统地掌 握课程内容的内在联系上,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由此可见,高考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 ,它的指向就是考查学生必备的品质习惯、知识能力。而这些恰恰是构成人才素质的重要因素。 从近年来高考命题的情况看,高考也确实体现了这一精神实质,呈现出综合化、智能化、实用化的趋势。 试卷内容广泛,包括字词句章、语修逻文,几乎覆盖了中学语文基础知识的各个方面。不仅如此,高考既考学 生的知识水平,更考学生运用语言知识的实际能力,重视对学生智力水平的测试。基本上不考名词术语,很少 考纯识记的内容,较少对语言作静态的结构分析和语义阐释,而是注重实用性,将理论理解与实际运用紧密结 合,在一定的语境中检测学生的观察记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思维判断能力、想象创造能力等。阅读和作文 自不待言,语文基础知识也是如此。对汉字中同音易混字的辨识,关联词语和成语的使用,句子的组织和衔接 等都是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去考察的。考生如果没有准确把握事理的能力,不懂得相关知识的综合运用,是难以 答对的。1992年高考语文卷第20题修改广播稿,第21题转述,这一类题目,更是引人注目。这两道题 综合考察听说读写的能力,材料虽浅显易懂,却内涵丰富,生活气息浓;题目虽小,却测试点多。涉及对语体 风格和口语传播特点的理解;对转述时特定情境的揣摹和语言文字的组织,十分强调丰富的语感和正确的思维 判断,对学生的智力因素要求较高。如果学生没有经受过切实严格的素质训练,是无法取得好成绩的。“3+ 2”高考语文试题,命题材料与教材脱钩,朝着对考生进行智能测试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十分值得我们重 视。 总之,《考试说明》和命题的实际情况都体现了时代对人材素质的要求,体现了一种正确的价值导向。这 种要求和导向与中学教育的目的、《教学大纲》完全一致。高考丝毫不排斥素质教育。高校渴望中学输送素质 好、能力强的学生。而中学也只有加强素质教育,才能完成党和人民的重托,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学生 只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具有优良的素质,才能在高考竞争中以不变应万变,立于不败之地。 三 从语文教学的现状,尤其是广大农村中学的现有教学设施及教学水平看,要走出语文教学的误区,首先必 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认真学习《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进一步明确语文教学的方向 《大纲》和《说明》是教学和考试的依据,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必须遵循的。所以,学习《大纲》、《说明 》,贯彻其指导思想,是组织教学的最基本的要求。虽然《大纲》、《说明》只有定性的规定,少定量的表述 ,但其精神实质是明确的,其中规定的语文教学的努力方向和基本途径是清楚的,教师应该通过学习领悟,从 中导出一系列价值标准,结合具体的教学实际,在备课过程中分解落实,在教学活动中具体贯彻,在评价过程 中反馈强化。没有强烈的大纲意识,不循序渐进,不按教学规律办事,舍本逐末,真正成功的教育是不可能产 生的。 (二)重视教学目标的整合优化,全面发挥语文的育人功能 语文教学应充分发挥学科优势,长期不懈地致力于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思维素质、心理素质和语文 基本知识技能素质。这就要求我们克服教学的盲目性、随意性,充分挖掘学科潜在的教育功能,正确处理好文 与道、知识与能力、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关系,对教学目标进行整合优化,制订出科学的切实可行的目标 系列,根据不同的教学阶段和课文类型适当地加以落实,使学生受到正确思想的影响、崇高形象的感召,健美 情趣的熏陶;使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开发智力,发展能力;使学生经过自己对教学的参与,不断改善兴趣 、动机、意志、态度、方法、习惯等非智力因素,促进健全人格的形成和全面和谐的发展。 (三)进一步落实“双基”,深化语文教改。语文教学的发展改革,万变不离其“基本功” 狠抓“双基”,正是揭示了语文教学的一条基本规律,是由语文教学的个性特点决定的。多年来的教改实 践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双基”是一个重要原因。轻视字词句这些基本的语言因素,脱 离语境架空分析篇章结构,脱离具体的教学进程,进行综合性的大运动量训练,结果欲速不达,学生的语文基 本功很差,书写似满纸涂鸦,作文错别字连篇,讲话辞不达意,这样的素质怎能担当得起“四化”建设的重任 ?语文教学应该有语文的味道,切切实实地讲授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扎扎实实地进行基本技能的训练, 坚持精讲巧练。语文教师应该站在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要求的高度,面对现实,审视教改的成败得失,在教学 上实现新的突破和飞跃。 (四)科学运用学业评价手段,完善形成性测试 没有反馈过程的教学是不完整的教学。形成性测试是在小单元教学进程中举行的以反馈的机能为中心的“ 达标”测试。它是师生在教学双边活动中激发主体精神,进行自我调控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由于人们认识 的限制,在操作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试题无的放矢,贪多求全;题型标准化,“选择题泛滥 成灾”(章熊语);结果分析,重视测试分数,热衷于排名次:不善于利用“反馈——矫正”机制,徒耗精力 ,令人痛惜。其实,形成性测试是标准参照测试,必须做到“三要”。一是编制试题要有强烈的目标意识。应 紧扣教学目标,对学生通过单元学习必须掌握的内容,编制相应的适量的试题进行测试,以便准确了解教学目 标的达成情况,取得可靠的反馈信息。二是选择题型要有鲜明的学科特点。语文是最基础的工具课,是一门知 识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测试的导向功能和反馈功能,应兼顾不同题型,适当增加主观 题的比重,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能较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见解,较具体地反映解答问题的思维过程和回答的正 确程度,反映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思维方法和语言材料的组织表达能力,为教师提供比“会或者不会”更多 的信息。三是分析结果要充分发挥其教学功能。形成性测试是一种教学手段,而非教学的目的,通过测试获取 的数据本身并不具备教学价值,只有对测试的结果进行认真的统计,切实的分析,进而矫正教学双边活动,优 化教学过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教学评价功能。总之,语文教学工作者应科学地认识形成性测试的特点与功能, 从而使形成性测试真正成为学生有效地发展自身和实现教学目标的助手,使每一位学生都得到和谐全面的发展 。 (五)坚持课内外结合,进行开放式教学 现代阅读理论告诉我们,从表达的角度看,语文学习是表达者不断地驱遣自己的生活感受,把“意”化为 “言”的过程;从吸收的角度看,它是吸收者不断调动储备材料,让语言文字的刺激引起表象活动,把“言” 还原为“意”的过程。这种“言”与“意”的关系暗含着一个重要的中介即“生活”。语文教学应该加强与生 活的联系,创造条件,让学生接触生活,感受生活,发现生活,不断提高表达与吸收的水平。现在学生阅读感 到为难,写作感到痛苦,关键是脱离生活。课堂是传授知识、培养智能的主阵地,但它的空间毕竟是狭小的, 周而复始的教室、食堂、寝室三角之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会严重压抑人的天性,束缚人的思想,影响其 身心的健康发展;使学生阅读缺少生活储备,成为低能儿;写作无源头活水,患贫血症。城市学生的阅读和写 作普遍比农村学生好,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信息源多,见识广。所以真正要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必须端正 教育思想,开展大语文学习活动。 以上五个方面,就是我们面对中学语文教学现状所作的思考。我们认为,只有首先在这些方面处理得好一 些,才能使中学语文教学走出误区,进入素质教育的正确轨道,从而找到一条全面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真 正出路。 中学语文教学论文:对中学语文教学合作学习模式有效性刍议 论文关键词:中学语文 合作学习 有效性 论文摘 要:随着中学语文教改的推进,由于合作学习有利于在互动中提高学习效率、有利于培养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做为主要的创新教学模式之一正在被广泛关注与应用。然而在具体操作中,当前仍存在形式重于内容、缺乏有效性、配套评价体系构建缺位等共性问题,笔者通过对这三方面困境的分析,建议通过明确目标创设环境、合理分组科学管控,构建多元评价体系等具体举措,以提高中学语文教学合作学习的有效性。 在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学生实际、教学条件等选择最佳的教学模式。 1 中学语文“合作学习”模式实践中常见的问题与困惑 合作学习模式改善了以往的“教”、“学”互动性不充分的积弊,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笔者对于实施“合作学习”教学模式的语文课堂进行了深入调研中发现,对于这一新型的教学模式在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结果显示当前合作学习教学模式实践存在较为突出的共性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合作学习流于形式;第二,合作学习缺乏有效性;第三,相应教学评价不配套。 1.1 合作教学流于形式 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由于部分初中语文教师缺乏对合作学习实质的正确理解与把握,在实际操作中,表面化、形式化地理解其意义,过分强调“合作学习”模式形式的重要性,使得合作学习流于形式,模式教学目标的达成,为分组而分组,为讨论而讨论。 1.2 合作学习缺乏有效性 中学语文合作学习缺乏有效性,究其原 ! 初中语文教学“合作学习”模式讲究“组内合作,集体探究”。一般而言,在分组时,依据所呈现问题的性质、难易程度,遵循“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确定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异质合作小组的成员组成,是将不同水平的学生进行混编。广大中学语文教师在分组时,每组内基本上都由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组成,分组后如果教师没有正确引导,组内讨论时往往会出现“两边倒”的局面,在这种交叉分组形成的合作学习模式下,优等生大谈特谈、中下生听之任之,无疑对于小组整体目标的完成及本组内知识的内化是极为不利的。 1.3 缺乏科学合理的合作学习评级体系 对于传统的中学语文教学评价体系而言,一般强调的是常模参照评价。这一评价体系对学生按照成绩的优劣进行顺次排行。在合作学习模式下,强调的是以组为单位的共同目标的探究与学习,从严格意义上而言,这种大排行的评级体系与强调整体进步的教学模式已经明显不配套,必须构建一种新的评价体系与之相适应,但在教学实践中,这一新的评级体系尚在摸索与构建之中。 2 提高中学语文“合作学习”模式有效性的策略及建议 笔者结合上述教学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困惑,针对“合作学习”这一教学模式在实践中的应用提出几点参考。 2.1 明确学习目标,创设合作学习情境与氛围 与传统的教授教学一样,合作学习模式同样需要达成一定的教学目标,合作学习模式下,需要预设学习目标,选择有价值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合作探究式学习,将原来由教师主讲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语言表达、语法特点等知识点,通过组内、组间探究、交流、分享等方式,来实现教学目标之达成。 要保证合作学习的有效性,合作学习的情境创设尤为重要。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及媒介的广泛应用与普及,为情境创设提供了更好的物质环境。可以通过音乐、画面等元素应用于教学课件中,创设学习氛围,使学生较易进入教学情景。例如,在古文教学中,在布置课前预习题目时,可引导学生自行了解文中主要主人公的人生传奇,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合作学习,引导学生将课前预习的主人公人生联想至一首诗词、一个歌曲,将这些相关素材加工并植入于教学课件中,既能激起学生的认同感,又是对学生的探究式合作学习成果的一种肯定。 2.2 合理分组、交互感应、科学管控 这一问题的解决,要依靠几个关键点的把握。 (1)合理分组。 在一般情况下,中学语文教学“合作学习”采用交叉分组形式。在交叉分组中,要充分重视和凸显不同层次学生的角色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学习目标及任务。其中,对于优等生而言,在多数情况下可委以本组组织者的角色,除积极表达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外,更重要的是组织组内成员围绕目标共同学习,充分发挥组织者的作用,不是简单地为本组问题找到答案,是组织和协调本组全部成员,共同探究问题共同得出结论。对于中下生而言,在优等生努力创设的共赢氛围中,要积极发言,主动学习,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优先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学习成果,体会合作学习带来的成功体验,久而久之,这种横亘与优等生与学困生之间的合作藩篱就会被合作的氛围逐渐消弭甚至消除。 (2)交互感应。 合作学习必须激励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借助情境教学的吸引力和教师情感的推动力,达成组内认知与情感互相渗透。为更好地实现交互感应,提高组内成员的共同目标达成的同步性,对于学习成果可尝试分工汇报的形式。汇报学习成果时,组内成员按照及分工又合作的方式(分工—— 每人负责阐述自己负责的部分,合作—— 将本人学习成果融入整个学习小组的成果之中),以达成自我知识的构建及合作学习成果的双重实现。 (3)科学管控。 合作学习模式必须重视引导,以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笔者认为,依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及学生综合素质等特质,尝试选用不同层次的学生作为组内核心,对于具有挑战性的学习目标,选择值得信任组织能力强、时间把控能力强的学生作为本组的主核心,对于普通难度教学目标的合作学习,可以尝试选用中等生、甚至下等生作为组内的组织者,不求组织者成为本组学习的核心,但求锻炼其组织能力及探究能力,在提升素质能力的同时,用实际行动激励中下生,形成共同进步的长效机制。 在组内合作的基础上,各组将讨论的过程及解决的问题在组与组之间或全班范围内作交流沟通。在合作学习结束后,中学语文教师要利用组间、组内的学习达成及过程情况,进行系统的总结提高。在总结时,要尊重个体差异,并尊重学生的个人经验、感情或意见。 2.3 加快配套评级体系的构建步伐 在构建合作学习评级体系构建的思考中,笔者建议由原来的一元指标评价体系改为多元指标评价模式,对于评价内容而言,既要对结果评价,也要对过程评价,既要对某一时段的绝对成绩进行评价,同时也要对阶段性的成长性进行评价。既要注重智力因素的评价,又要注意对非智力因素的评价。既要对小组内个人进行评价,又要对小组集体进行评价。对于评价方式而言,既要有教师评价,又要有学生的自评与互评。 中学语文教学论文:美育的意义及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实施 [作者] 李丽 [内容] 一 美育即审美教育,是培养审美意识的教育。 中学教育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等内容,其中美育是这个整体的重要组成部份。然而,普遍的情形却是许多学校及教育工作者轻视甚至排斥美育,其所以如此,原因主要有二:或认为无须美育而人自能审美,或认为审美无关宏旨,因而美育无甚意义。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因此,有必要对美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加以讨论。 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还是艺术的客观事物,只要具有美的属性,都可以作为人们的审美对象;但是,人们并非天然地就能进行审美,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1)]客观存在的美,先天健全的器官,只是审美的客观条件和素质基础,主体不具备审美意识,审美仍无法进行。审美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人在生理心理素质基础上,经过后天的审美教育并在审美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审美教育和审美实践的产物。由审美教育和审美实践培育形成“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2)]客观美才能成为审美反映的对象,主客体之间才能构成审美关系。概而言之:人们要进行审美活动,必须具备审美意识,要具备审美意识,美育是必不可少的。 更深入地看,美育的必要性、重要性仍在于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人认识与改造世界、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审美意识是审美掌握世界的方式的心理根源。客观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其属性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人类要掌握客观世界(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须相应地拥有多方面多层次的方式。审美方式就正是人类掌握客观世界的诸种方式之一。它能使人“按照美的规律”[(3)]去认识、改造世界,而只有充分拥有和运用包括审美方式在内的多种方式,才能使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亦即恩格斯所说的“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4)]总之,无论是从掌握世界的角度还是从人的发展的角度而言,审美掌握方式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既然如此,作为形成人的审美意识的必要条件的美育,当然就绝不应轻忽而应予以高度重视。 美育之重要,还在于它对其它各种教育活动(尤其是德育、智育)有着促进作用。在这里,只侧重谈谈它对德育、智育的促进。 美育的内容是培养审美意识(美的观念),德育的内容是培养道德意识(善的观念),智育的内容是培育科学意识(真的观念),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科学意识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育能够对德育、智育产生促进作用。 审美意识中渗透着科学意识。科学意识是求真:以概括、理知的形式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审美意识是求美: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反映客观世界的美的属性。二者是相互区别、相对独立的;但是二者又是密切联系着的,求美的审美意识必然是以对真的认识和把握为基础的。从最一般的如形色声动静等观念到人事景物情等理解,都是人们对事物的概括和理知的认识、把握,离开这种认识、把握,客观事物对于主体根本无美可言。我们对高山、大海的审美反映,就绝不只是单纯的感官愉悦,而是渗透着一定的理性因素、具有对“真”的认识的性质的。特别是对社会美、艺术美的审美反映,更有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的重要因素,如对,对《红楼梦》的审美反映,其中必包含有对特定社会历史本质规律的认识、了解,如果对此无科学的认识、把握,断不能对它们的重大审美意义产生敏锐的审美感知和深刻的审美理解。 审美意识中积淀着道德意识。当人在实践中掌握了客观世界规律(真),并运用于实践中时,便产生了道德意识(它是人对客观现实、实践活动是否合乎主观目的、需要的反映、认识,是一种社会功利观念),其后,才从中孕育出审美意识。因而,审美意识在产生之初是等同于道德意识的,客观事物的目的性就是善,也就是美。但是,审美意识一旦产生,就开始逐渐从道德意识中分化出来,相对独立地发展,以自己独特的似乎无功利的形式反作用于客观实践,可以“不顾任何实用的考虑而喜爱美的东西”。[(5)]然而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和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和利益,与之根本无关甚或相反的东西,不可能被感受为美;所以,分化独立出来以后的审美意识的具体表现形式尽管可以不与个人当前的实用功利发生直接的联系,在根底里却仍然包含着社会功的利性质,潜隐着比个人直接功利目的远为深广的社会功利目的、需要。总之,相对独立的审美意识虽不等于道德意识,却必然包含着道德意识,只不过它有道德意识的内容和效能,是体现、实现于比较曲折间接的形式里而已。 审美意识中含有科学认识因素和伦理功能性质,培养人们的审美意识的同时,当然就能间接地使人也得到一定的科学意识、道德意识的培养。 综上所述,可见美育确实是不可缺少不容轻视的一种教育。 二 美育之必要、重要已毋庸置疑,问题的讨论便推进到:中学教育中如何实现美育?总的说来,美育应该且可以广泛地渗透到学校的一切教育、教学乃至行政管理工作中,从而得到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的体现。 在语文教学中实现美育,是语文教学应有之义,现行的《全日制中学语文大纲》就明确规定了语文教学目的应包括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观”,但认识仅止于此,无以理解它为何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要对此有透彻的理解、认识,必须对美育与语文教学的内在联系,对语文教学实施、贯穿、强化美育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行性,予以探讨。 1.语文教学内容所具有的审美属性,决定了语文教学与美育有着必然的联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语文教学的过程必须贯穿美育,美育通过语文教学得以实现。 意识是存在的产物。没有审美对象的存在,绝无审美意识的产生。马克思说:“只有音乐才唤醒人的音乐感觉”,[(6)]“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7)]培养审美意识的美育之实施、实现必须以审美对象为先决条件。而正是在这里,语文教学显示了实施美育的优越条件,为美育提供着坚实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语文学科具有鲜明的文学性。文学性既是语文教育的特征之一,又是语文教育 的巨大优势。现行的中学语文教材,80%的课文是中外文学名作佳作。文学是艺术美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是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的集中反映和形象表现。因此,文学正是绝佳的审美对象。其它非文学的议论文、说明文等,也都有一定的典范性,在思想内容、结构、手法、语言上有着美的品质,不失为审美的对象。由此可见,语文教材本身就是美的结晶,为美育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同时,既然语文教材以美为其本质属性之一,因而语文教学就必须贯穿着美育。必须从审美入手,引导学生对课文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作出审美感知,进而作出审美的判断和评析,否则,学生一开始就会被阻隔于艺术形象之外,进入不了作品创造的艺术境界,当然也就不能体察作品意蕴和艺术特点,即使是进行主题分析归纳也很难,因为作品的主题是潜藏于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之中的。不作审美启发引导,只作理论性分析,只能是对完整的语文教学的粗暴阉割,至多只能完成一些知识性教学任务,其主题归纳、形象分析、特色指点等都必是隔靴搔痒、抽象空洞、硬性外加的东西,无以实现语文教学的文学感染、思想熏陶的功能。 语文教学与美育有着质的统一性,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美育,乃是势之必然。 2.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语文教学是实施美育的优选途径。美育具有多端性,可以选择多种入手处进行美育。引导学生接触多彩多姿的大自然,使学生从大自然中获得美的感染和熏陶;引导学生接触异彩纷呈的社会生活,使学生从社会美中去辨别善恶美丑,塑造美的心灵,都是美育的途径。但是,艺术美可以使学生集中地感知美、理解美、体验美,受到美的教育。在谈到社会生活美和文学艺术美时曾指出:“因为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8)]正因为如此,从艺术美入手去进行美育就能实施更高层次的美育,更有可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在中学美育中,艺术美则是重要的审美对象,艺术学科的教学则是实施美育的便捷的途径。其中,语文教学以其课时多、内容广博的特点,自然地应成为实施美育的最佳手段和途径。 3.中学美育的实际情况,决定了语文教学是实施美能的重要渠道。中学教学的特殊性,中学生年龄、阅历、知识、心理发展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中学不宜开设专门的美学理论课(即使是大学,也都是在较高年级才开设美学课程),中学美育的主要任务便只能交给艺术类学科去完成。音乐与美术当然是美育的基础课,且相当专业化,但是,这两门课程的学时实在太少(大多数高中取消了这两门课程),实难起到完成中学美育任务的主要作用。而语文是学生的主课,是学生接触量最多的学科(其学时占中学全部学科总数的30%),且其内容又集中了深广的美。语文教学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切实而又有效地实施美育。 凡此种种,已足以证明:语文教学与美育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语文教学是中学美育的重要途径。 三 语文教学中的美是丰富的,进行审美教育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根据语文科的特殊性和语文美育的实践经验,可侧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去进行美育。 1.在美读过程中充分感受美,审美感受力指的是通过对审美对象的课文审美感知,获得从形式到内容的整体的、直接的把握领悟,从而发生审美愉悦的一种能力。它的核心是感知,如果对课文中审美因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若明若暗,那就无法对审美对象作整体或部分的反映。人们认识事物是从对事物的感知开始的,美也是通过人的视听感官进入人的心灵的。因此,感受美是审美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语文教学活动中,由于审美对象的显现是以课文为主的,所以语言文字便成为学生直接感知的材料。因此要利用语文教育中的听读教学,调动学生的各种感觉器官,眼要看,口要读,耳要听,以语言文字为媒介来感受课文的形象,接受课文的美的熏陶。而美读则是听读教学中感知美、获得美感的主要途径之一。 美读既指老师富有魅力的范读,也包括学生自己在掌握朗读技巧后的表情朗读。俗话说:“三分文章七分读。”优美的诗歌、散文,动人的小说、戏剧,最适宜于美读。通过声情并茂的反复吟诵,能传达作品和谐婉转的韵律,再现作品的意境美和形式美。通过美读能把诉诸视觉的无声文字转化为诉诸听觉的有声语言,借助课文的语言文学描述,通过再造想象的活动,在头脑中再现课文的情境,从而进入作品中的意境,引起心理上的快感和审美联想,并在反复吟诵中达到“目视其文、口发其音、心同其情、耳醉其音”的艺术效果。如在朱自清《春》的教学中,教师就可用较为舒徐、轻柔、欣喜的语调语气,使学生从坚韧的春草、温柔的春风、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和璀璨的百花这些鲜明的形象中感受并领略散文内容的意境美、语言的形式美(包括绘画和音乐美)。又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中对偶句密集,对仗工稳,读来极具回环美,整齐美,富有音乐感。通过美读,便可使学生感受洞庭湖阴晴变化的自然美,鉴赏作者“先天 中学语文教学论文:多媒体技术与中学语文教学的整合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多媒体课件在教育教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在辅助语文学科教学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它突破师生之间仅凭语言、概念传递信息的成功之路,“媒传”较之于教师单纯的“口传”,其优越性不仅在于它的信息传递效率高、形象直观,刺激兴奋,便于视听和接受。更重要的是现代多媒体课件的使用能有效地使学生由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主动寻求者,充分调动了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创设情景,加强了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情感体验,激发了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一、创设教学情景,激发学习兴趣 情景教学就是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达到既定的教学目的,从教学需要出发,营造或创建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场景或氛围,使学习能在和现实性基本一致或相类似的情景中发生,引起学生情感体验,打开学生的认知思路,帮助学生迅速而正确理解教材内容。多媒体课件可以将文章相关的背景、历史知识、文化蕴涵等融为一体,利用图、文、声、像等多媒体播放功能,快捷、明了、高效地给学生提供一些相关知识信息,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筛选择取所需信息,扫清阅读障碍,创设情景,激发学生对学习对象发生兴趣,进而产生强烈的学习欲望。 如《苏州园林》是一篇说明文,说明文的学习相对枯燥,学生大多不感兴趣,况且对于一个偏远小县城的学生来说,他们没有去过苏州园林,对苏州园林的美景也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为了创设情景,激发兴趣,我是这样导入新课的:有一句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见苏州之美;还有一句谚语“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 ,足见苏州园林之美。今天老师就带领大家一起去游览苏州园林,领略它的美景。然后播放苏州园林风光图片,学生群情激奋,边看边发出一阵阵惊呼:“真美啊!”于是我因势利导,让他们以“苏州园林真美,美在——”来说感受,学生情绪激动,踊跃发言,为下面的授课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二、拓展感性认识,发展形象思维能力 以多媒体课件为载体,合理处理感性材料,优化感知刺激,有利于学生建立丰富的表象系统,为其形象思维奠定基础。在语文教学中,学生接触的虽是非常形象的语言描绘,但仍不是形象的本身。我们运用声形兼备的课件,传授知识,不仅使学生接触抽象的语言符号,而且将学生带进了一个形象的世界,对知识的理解会更全面深刻。 如学习余光中的《乡愁》,由于学生年龄小,生活阅历不多,对乡愁的体会少,难以理解诗中蕴含的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之情,对关键的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的理解也不到位。用多媒体课件展示四幅画面:母子分别、夫妻离别、母子死别、游子与大陆分离,让学生展开想象联想,创造性的复述这几幅画面,让学生进入诗人的再现的情景,从而联系自己的生活经历,领悟诗歌感情。 三、化静为动,突破难点 多媒体课件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最充分、最有效的传达授课者所要传输的信息,传达出授课者无法或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概念、信息及一些远离我们生活的事物本相,帮助学生轻松突破学习中的难点。例如在文体知识的梳理中,学生对一些分类往往记不清楚。运用多媒体课件以树状结构在学生大脑中构建知识网络。把文体做成树的主杆,用动画形式长出四根枝杆,分别是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小说”又分别长出三个小枝条,分别是人物、故事情节、环境。在“人物”这个枝条上又分别长出四个小叶片,分别是外貌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依次类推,用动画的动态效果表现其发展与分类,将更能加深学生的理解,强化学生的记忆。 四、图、文、声并茂,培养学生语文审美能力 传统的课堂以口语为主,辅以黑板挂图,以静态形象为主,学生在这样的学习中感到单调、枯燥。尤其是散文,有较高的审美属性。但仅通过老师的口头讲解让学生感受美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多媒体课件具有文字、图片、动画、声音等信息同步的特点,教学中充分利用这一优点,给学生以视觉听觉上形成 冲击力,学生的感观最大限度的调动起来,从而拨动学生兴趣的心弦,使学生兴趣盎然地投入语文学习,在“视”中感受形象美,在“听”中感受音韵美,在“想”中感受意境美。通过向学生展示教学情景,让他们沉浸在一片美的海洋中。例如上《春》这篇课文时,分别展示了五幅图片:春草图、春花图、春风图、春雨图、春人图,展现了风柔柔,草青青、花灿灿、雨绵绵的画面。让学生欣赏时,朗读配有音乐、文字、图片,文字根据朗读速度滚动,图片随着朗读速度切换。音乐优美动听,朗读声情并茂,画面清晰逼真,它直观形象地展现课文的艺术形象美、意境美 、语言美,让学生感受“春光灿烂”“春意盎然”的同时,感叹“春”的美丽,唤起美的情趣,拨动美的心弦,得到美 的熏陶,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 五、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 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也就是对语言信息输入(听、读)和输出(读、写)的能力。传统的教学手段比较单一,一块黑板,一枝粉笔,一本教科书。情景单一,老师授课的基本方式是讲解。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视野必然受到影响。听读的机会少了,读写的能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多媒体课件能贮存大量的信息资料,能根据需要及时为学生提供生动形象的感性材料,快速呈现,快速反馈。学生听的看的多了,就必然有利于说和写能力的提高。 多媒体课件创造了图文并茂、动静结合、声情融汇的教学环境,为教学提供了逼真的表现效果,扩大了人的感知空间和时间,提高了主观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范围;同时提供了图形声音语言等交互界面和窗口,使学习者可以通过各种灵通方便的交互界面进行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总之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媒体课件将在优化语文教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学语文教学论文:中学语文教学中小说技巧琐谈 摘要 本文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的小说的艺术技巧作了分析、探讨。小说的细节、线索、反映的生活面 (点、线、面)之所以能融合成一体,在很大程度是凭借悬念、铺垫、穿插技巧的运用。设置悬念组织情节, 调节疏密;安排铺垫显示人物性格及人与人间的关系发展的合理性;借助穿插使情节发展波澜起伏,富有变化 。 关键词 中学语文教学 小说技巧 悬念 铺垫 穿插 绘画与雕塑都以点线、面巧妙组合来再现生活。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揭起了人们觉醒的 旗帜,赞颂了生命的可爱,米开朗琪罗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扭曲的线条凝聚了生命全部的痛苦和挣扎;罗 丹的《加莱义民》组雕,从各个侧面共同反映了一种沉重的悲哀。同样,运用语言再现生活的小说其构思也离 不开点、线、面。别具一格的点,出神入化的线,宽广深邃的面,相映成辉,浑然一体,造成强烈的摄人心魄 的艺术效界。这里所谓的点、线、面,即小说的细节、线索和所反映的生活面。 在中学小说教学中,我们往往强调细节在刻划人物、展开情节、营造环境、渲染气氛等方面的重要性,重 视线索在作品结构的前后构连、情节的顺次展开、心理活动的递变流程、情绪升降的节奏韵律等方面的纽带作 用,突出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深广度、典型性及所概括的主题思想。这是小说的具体要求,自然不能忽略。但 是小说的点、线、面是如何融合成浑然一体的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凭借悬念、铺垫、穿插等艺术技巧的运用。 莫泊桑的《项链》借助一条项链的真假得失,形成强烈的艺术反差,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女主人公为一 夜的虚荣而付出了十年的辛酸。最后作者笔锋一转,指出项链是假的,这就把玛蒂尔德还清债务后仅存的一丝 欣慰也冲击得荡然无存。项链是假的,虚荣心也像这串项链,是心灵的锁链,它带给人们的只有辛酸和不幸。 这篇小说点的设计巧妙,线的脉络清晰,面的揭示不凡。细究这篇小说的全盘构思,不难看出,作品的点、线 、面浑然天成得力于悬念,铺垫和穿插的巧妙运用。 小说是情节因素较强的文学体裁,作者常常借助悬念来安排结构、组织情节、调节疏密,以达到扣人心弦 的艺术效果。悬念是外来名词,在中国古典小说理论中称之为“扣子”,即在情节进行过程中打一个“结”, 系一个“扣”,也就是在作品某一部分揭示出矛盾的端倪,而又把它悬置起来,暂不予解答,故意在读者心中 造成疑问,引起猜测、期待、疑虑等心理情绪,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 一 悬念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封闭性悬念、开放性悬念和半封闭性悬念。 封闭性悬念就是把人物间的关系和结局都保藏不露,以引起读者急于寻根究底的好奇性。这一类悬念常设 置在作品的开头,一开始就布下了疑阵,步步深入,如入迷宫,到最后才亮出答案,使读者在恍然大悟中得到 美的满足。 如选自《水浒》中的《智取生辰纲》,作者预告布下了两条线:杨志奉梁中书之命押送生辰纳到东京蔡京 处;晁盖、吴用等好汉欲夺取这宗不义之财。从而设置了一个总的悬念:杨志能否逃过晁盖、吴用等人的手掌 而如期把生辰纲送到?情节结构由此出发,一正一反呈螺旋形向前发展。文章只写杨志一伙一路上的种种艰难 ,打打吵吵,真真假假,扑朔迷离,而对读者所关心的晁盖、吴用如何夺取这价值十万贯的珍宝一事却守口如 瓶,没有透露任何风声。直到最后,才揭破迹底,两条线索至此会合。小说纵横开阖、错综多变的结构圆满地 完成。 开放性悬念则是把事情的最后结局提早预示出来,使读者怀着焦灼、忧虑、关切的心情注视着人物的一举 一动,期持事变的发生。读者所关心的不是结局如何,而是结局是如何演变而成的。鲁迅的《祝福》就是将故 事的结局作为小说的开端,一开头就把祥林嫂临死前的惨象显示在读者眼前,造成浓厚的悲剧气氛,有力地冲 击着读者的心弦,使读者近切想了解,祥林嫂为什么会沦为乞丐?临死前为什么还要追问灵魂的有无?为什么 鲁四老爷在她死后还骂她“谬种”?结局虽已知道,但在读者心目中仍然造成一系列的悬念,产生一种迫切想 了解事情发生经过的心理。这一类悬念的设置,往往能使小说一开头就有一种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半封闭性悬念往往在设置悬念的同时给读者透露一些端倪,让读者猜测,并对故事的结局有一种朦胧的预 感,又渴望得到更多的线索来证实自己的臆测。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描写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苏比为 了度过即将到来的冬天,想办法去蹲监狱,以获得免费的食宿。他能否如愿以偿呢?他用什么手段去达到目的 呢?这是读者所关注的。按一般的常理去推测,这最低限度的可怜愿望总是能够实现的。但结局都是既出读者 意料之外又在读者意料之中。出读者意料之外的是苏比六次作恶警察却熟视无睹,不肯把他抓进监狱。而当他 在庄严的教堂前,受到高尚圣洁的赞美诗的熏陶,心灵得到净化,萌生了改恶从善的念头时,警察却毫无道理 地逮捕了他──还是进了监狱。最终并未出读者意外。作品就是这样步步蓄势,层层结织,读者在惊愕之余, 细细品味,不得不承认结局的合理性。 悬念对于安排结构、组织情节起着重要的作用,给人以别具一格的艺术享受。回旋的曲线富于变化,波澜 起伏、回旋跌宕的情节更能吸引读者。读《药》、《我的叔叔于勒》、《促织》、《春蚕》等名篇,人们仿佛 在迷宫中探索,盘绕回环,不见出路。迷惘使人焦虑,揣测使人忐忑不安,期待又给人以希望。就在这种复杂 情绪交错融合之时,忽然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蓦然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喜悦,深深地感到审美的满足。 二 为了显示人物性格和人物之间关系发展的合理性,增强高潮的必然性和真实感,使故事的来龙去脉、前因 后果显得自然,作家常常安排一系列非主要情节或细节,作为作品的主要情节发生、发展的准备,这就是铺垫 。 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发展,特别是高潮的爆发,实际上是因与果的交替连合。它们环环紧扣,紧密联接。如 果缺少其中某一环节,情节的发展往往会令人感到突兀,影响作品的真实感和完整性。一部小说的主要矛盾冲 突必定的一个准备过程,这准备过程实质上就是原因与结果、根据与存在、铺垫与高潮爆发的关系。只有在高 潮到来之前,把原因和根据充分提示出来,高潮的爆发才显得合情合理,就象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铺垫按其与情节发展趋向的关系可分为顺向铺垫和逆向铺垫。 顺向铺垫预示的方向和情节发展的趋向相一致。这种铺垫手法运用较为普遍,《群英会蒋干中计》、《林 教头风雪山神庙》、《守财奴》、《项链》等篇都属于这一类型。《项链》的结局看似意料之外,实在情理之 中。项链是假的直到最后才由佛来恩夫人道破,这不仅使玛蒂尔德大吃一惊,也会使读者大吃一惊。实际上作 者已多次用铺垫手法作了巧妙的暗示。当玛蒂尔德去借项链时,她的女友表现得十分大度,毫不迟疑地说“当 然可以”。玛尔蒂德去还项链时,对方竟没有打开盒子看。如果原来借出的是一条价值昂贵的真品的话,这一 举动就难以信了。再说玛尔蒂德去买项链时,珠宝店老板查看了许多帐薄以后说:“我只卖出过这个盒子”, 可见借来的项链与盒子不是原配。这里,作者用简练的笔墨,恰当好处地作了暗示,使最后的结局丝毫不显突 兀。 逆向铺垫的方向则与情节发展的潜在趋向完全相反,最后的结局与铺垫的方向形成巨大的反差,往往大出 读者的意料,但更加耐人寻味。这一类作品,情节跌宕,意味深长,意蕴丰富而深刻,艺术效果十分强烈。 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采用的就是这种逆向铺垫的手法。作品一开头就交代“我”的家庭经济如何拮 据,家里样样都要节 省,母亲为此感到十分痛苦。一天,接到了我的叔叔于勒的来信,说发了财,就会回家, 又传来了于勒已在海外发了财的消息。这喜讯无异是沙漠中的绿洲,唤起了全家人无限希望,于勒的信成了全 家人的福音书。他们日夜盼望于勒回来,“对于叔叔回国这桩十拿九稳的事,大家还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 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因为看了于勒的信,一位诚实可靠的公务员下决心向二十多岁而老找不 着对象的“我”的大姐求婚。在文章做足以后,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全家人意外地发现于勒竟是一个莫名一文 穷途潦倒靠卖牡蛎为生的老水手,情绪顿落千丈,读者也不免为之惊然。这种逆向铺垫,铺得愈多愈远,离结 局的距离越大,情节跌宕的幅度也越大。这巨大的艺术落差,使读者在心理情绪上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对作品 的印象更加深刻。欧·亨利是运用这种手法的高手,他的名篇《最后的藤叶》、《麦琪的礼物》等,都运用了 逆向铺垫的手法,成为不朽的名篇。这种独具一格的艺术技巧,被称之为“欧·亨利手法”。 铺垫是为主要情节服务的,为主要情节的发生、发展、转折、突变提供条件和因素,因而必须在主要情节 中得到照应。正如契诃夫所说:“如果在第一幕里你在墙上挂了一支枪,那末在最后一幕里就得开枪,要不然 就不必把它挂在那儿。” 俗话说,“文似看山不喜平”。穿插的目的就是使文章波澜起伏,摇曳生姿,富有变化。在主要情节发展 过程中,暂时中断一下,插入一段其它事件,等插叙的事件告一段落后,再将主要情节按原发展轨迹继续进行 ,这就是结构上的穿插。从叙述方式角度看,它是插叙。穿插的内容,根据表达主题、刻划性格、渲染气氛、 强化冲突、交代因果等需要而定,或简要地介绍人物的身世、经历,或交代与主要事件有关的另一件事,或对 某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作必要的说明,或对某一突发事件作补充性追叙。常见的穿插有间隔性穿插和悬念性穿插 两类。 间隔性穿插与作品的主要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和主题的强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连,它是绝对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少了它,整部作品的思想性、真实性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鲁迅的《故乡》中在提到闰土时 ,有这么一段插叙: 这时候,我有脑子里忽然闪出一福神奇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 ,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提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 去,那猹却猛的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接着,作者用一大段文字追叙“我”与少年闰土在几十年前纯真的友情。这段穿插对于 强化主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少年时代的闰土是如此英气勃勃,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但几十年以后他变成了 什么模样了呢? 先前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象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 他手头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深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 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这前后两幅肖像形成何等强烈的对比,但恰恰 是同一个人。是什么原因使闰土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呢?“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 一个木偶人了。 《故乡》的主题是控诉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摧残。这段穿插对于强化主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 主要情节的发展显得合情合理。 悬念性穿插是在主要情节发展过程中,突然“横生枝节”,在读者心中造成一个疑问,产生一种迫切要求 了解底细、结果的心理情绪。悬念性穿插换句话说就是突然插入的穿插。 选自《红楼梦》的《林黛玉进贾府》描写了贾宝玉第一次出场。对于这个特殊人物,林黛玉早有所闻,读 者心中早已存悬念。当宝玉初次在黛玉面前出现时,黛玉竟大吃一惊:“好生奇怪,倒象在哪里见过?何等眼 熟?”黛玉以为外祖母会立即向自己介绍这位陌生而又似熟悉的表兄,读者也在期待着这两位主人公初次见面 究竟如何交谈。不意,宝玉向贾母请安后,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宝玉即转身去了。这个穿插不仅显示 了贾府礼教的森严,而且加深了读者和黛玉对这个“混世魔王”的悬念,产生一种“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的 疑问。这一穿插,又使宝玉以换一种装饰再次出现在黛玉和读者眼前时,加深了对他外表形象和性格的印象。 这样的描写,仿佛绘画中的分层染色,由浅入深,先粗后细,使文章摇曳多姿。 茅盾的名篇《春蚕》是以老通宝一家养蚕──收蚕──卖蚕这条线索作为情节的主要脉络的。当人们正关 注着春蚕能否顺利通过四眠上山时,突然插入“白虎星”荷花潜入老通宝家偷蚕扔入河中的一段情节。虽然这 件事被阿多悄悄地隐瞒了,但在读者心中又造成一个新的悬念:“宝宝”能否健壮地上山是谁也没有把握的, 万一“宝宝”干僵了,这件事可怎么了结?阿多会不会因此道出这件事?当然,这段穿插还有另外两个意义: 对迷信的嘲笑(春蚕照样获得丰收)和突出阿多的心地善良、不迷信。 中学语文教学论文:中学语文教学中现代化教学手段之运用 [作者] 张全新 [内容] 中学语文教学中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是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是适应社会信息化潮流的需要,是素质教育的需要。本文着重从四个方面论述中学语文教学中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 一、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现代化教学手段在现阶段即指以电、光、形、声结合而成的记录、储存、传输和调节教育信息的教学手段。现阶段常用的有幻灯、录音、唱机、电影、电视、语言实验室等。这是一种在当今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以新型信息传递方式构成的新型教学手段。它与目前在教学上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教学手段相比,显然有能力强、质量好、效率高等优越性。传统教学手段是指一般使用文字教科书、挂图、教师的大脑等记录、储存教育信息,靠教师口头语言和黑板书面语言等自然声光传输、调节教育信息的教学手段。 (二)回顾教育发展史可以了解到:由于教育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的社会功能,社会往往随时把最新科技成果引进教育领域,为教育服务。因此,教学手段历来是随着社会科技和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发展的。 (三)现代社会培养现代化人才,迫切需要现代化教学手段为之服务。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的极大发展,信息传递、储存的手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还将继续发展。在过去赖以进行信息交流的主要手段即语言、文字之外,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一系列新的成就为人类提供了新的信息传递工具——电磁波,人类由此可以通过录音、录像、电视、激光、光导纤维、电子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以及人造卫星来传递信息。它传递的信息量大、速度快、质量高。这种新的现代化的信息传递手段已深入了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无所不在,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的经济生产与社会生活。 现代社会需要大规模地培养基础扎实、知识渊博、智力发达以及能迅速选取、处理、利用信息的现代化人才,这个任务单靠传统教学手段是难以完成的。新的任务必然需要有一种新的教学手段与之相适应,这就是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于教学的必然性和迫切性。 二、中学语文教学中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特点、作用、意义 (一)现代化教学手段的特点是:设备电气化,教材形声化,表现手法多样化。这样的特点使它的使用可以不受课堂教学时间、空间的限制,增加了学生使用的范围,扩大了教学的可能性。形声化的教材使教材更具体直观化,从而增加了教材的形象性、生动性,有利于教学。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表现手法借助电、光、形、声的神奇配合,可以丰富多样。具体有六个“化”:大小互化、虚实互化、快慢互化、远近互化、动静互化、繁简互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表现手法还会不断地翻新,为教学提供得心应手的服务手段。 (二)对于语文教学来说,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可以发挥其十分特殊、十分显著的作用。 1.现代化教学手段把人类第一信号系统反映的实物和第二信号系统的语言直接联系起来,结合使用,从而为语言教学提供了最佳服务。这是传统教学手段不可企及的。它比较直观,能引起学生兴趣,更起作用的是能大大帮助理解、推动思维、丰富想象、促进记忆,对学生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提高、智力的发展都将起到巨大作用。科学测试表明:从视觉获得的知识能够记忆25%,从听觉获得的知识能够记忆15%,而如果视听同时作用,获得的知识能够记忆的却可达到65%,而语文教学中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经常是音画同步刺激学生的,因而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2.现代化教学手段把无声的书面语言与有声的口头语言结合在一起,为语文教学提供带有极强感情色彩的音、形、义相统一的语言,使教学中信息传递的数量、质量、速度都起了质的变化。 这种完整的语言对学生的语言学习带有决定性意义,它大大促进了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和吸收。 (三)现代化教学手段在语言教学中的运用不仅为教师提供了更直观、更形象、效率更高的教学手段,更重要的是它为学生的语言学习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和极有效的途径。因为它打破了课堂教学的时间、空间限制,让学生获得了众多的语言实践机会和实践需要。同时,它能通过电影、电视、录音等手段,让学生获得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和语言学习的楷模,从而可以大大提高学生语言学习的效率。 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于学生语文学习的特殊意义有两方面尤其需要注意: 1.引导学生运用现代新型信息传递手段学习语言,符合未来信息社会的人对文化教育的新需求,即未来文化教育活动中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强烈。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现代和未来社会的人在文化教育活动中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主体性要求。 2.让学生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学习语言,更能适应学生的个体差异。新型信息传递手段之运用既顺应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增强主体性的要求,自然也就最充分地适应学生个别差异。它冲破了课堂教学的时空限制,将语言实践无限地延伸至一个广阔的天地之中。在这个天地中,学生自己安排时间,决定要求,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独特的实践方式、实践内容。 现代化教学手段在语文教学中能起到的作用很明显地表现为:引起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加强语文感染力,增强语感;帮助理解,促进记忆,丰富想象,推动思维发展;提高教学质量,节省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适应个体差异,便于因材施教;促进学生自学,有利于人才成长。 三、中学语文教学中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具体运用 (一)常用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按其在传输、调节教育信息中的地位、作用可分为: 视觉媒体:幻灯; 听觉媒体:录音、唱片; 视听媒体:电影、电视; 视听综合训练媒体:语言实验室。 (二)在语文教学中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原则。强调这些原则,目的是处理好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关系,也就是人与机的关系。现代化教学手段只有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其最佳效用,提高教学效率。 1.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事先要认真考虑:在哪个环节用什么手段,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克服盲目性。不能为运用而运 用,或是单纯为引起兴趣而运用,那样只会节外生枝,喧宾夺主,破坏语文教学。 2.研究人机最佳功能分配方案,使现代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浑为一体,共同为提高教学效率服务。 3.要与听、说、读、写语言训练有机结合,成为语言训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优越性。 4.事先充分准备,使用时干脆利索。事先准备应包括:(1 )设计好使用时机;(2)选择好最有针对性的软件资料;(3)准备好硬件设备(录音机、唱机等设备),经过检查,确保使用。有了充分的事先准备,在课上才能干脆利索地适时地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使之产生传统教学手段无法比拟的教学效果。如果事先准备不足,临时使用拖泥带水,手忙脚乱,硬件设备出故障,软件资料颠来倒去,那么非但不能起到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作用,还会分散学生注意力,干扰语言训练的进行,使得事倍功半。 (三)常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之具体运用 1.幻灯 幻灯能借助画面提供大量色彩鲜明而真实的事物图像,以此再现课文场景,展示写作实物,增强语文教学直观性,为学生提供思维、表达的实践机会;也可以代替板书演示,节省课时,增大信息传递量。由于幻灯可以自由控制映现时间,画面可以停留,便于学生观察和教师讲解,还可以利用其多种表现手法(如卷动片、复合片、抽动旋转片等)来进行语言训练的分解与合成。 幻灯有价廉、易行的特点。它的硬件设备无论是透射式幻灯、反射式幻灯还是投影式幻灯,价格都较其他现代化教学手段的硬件设备低廉,而且容易操作使用。它的软件资料(幻灯片)也较便宜,容易制作,这个特点使幻灯机在教学中被广泛运用。 幻灯的不足有两个方面:一是不会动,二是它没有声音。但只要与教师语言、学生活动紧密配合,或与录音等手段协同使用,仍可发挥最佳效用。 幻灯的运用范围较广,阅读教学、写作教学,课始、课中、课终,教学、考核都可使用。 2.唱片 唱片能把无声的书面语言变为有声的口头语言,提供朗读规范,大大促进朗读教学,帮助学生理解课文,提高听、说能力。 朗读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十分重要的内容,朗读[文秘站:]能大大促进学生思维向语言、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的转化,大大促进学生对语言的理解与吸收,大大增强学生的语感。而唱片正是在这些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有效手段。 3.录音 在将无声书面语言变为有声语言、提供朗读规范方面,录音和唱片的功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录音使用起来比唱片方便,它可以依教学需要或长或短,或停或放。另外,其设备早已普及,易于长时间保存。对于语文教学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录音不像唱片那样只能单向传递信息,只能向学生提供信息,却无法记录和传递学生的反馈信息,录音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供朗读、说话的广阔天地,提供语言实践的机会,可以提供学生语言的反馈信息。因此录音不仅能为学生学习语言提供信息,也能为教师教学语言提供信息,它是在语文教学中可供使用的最充分最易行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它可以运用于语文教学中预习、学新课、复习检查各阶段和听、说、读、写各种训练中,还可以为教师的备课、进修、提高教学能力提供良好的服务。 4.电影 电影能活动、立体地再现课文的场景,通过视觉、听觉综合形象,促进学生的思维活动,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同时又可以为作文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广泛的实践机会,由于它能利用视、听综合形象将学生引入具体写作意境之中,所以它能有效地激发起学生写作的兴趣。 5.电视 除与电影有完全相同的功能外,由于比电影使用简便、迅速的特点,电视在语文教学中能收到比电影更迅速、更灵活、更能适应差异的使用效果,而且可以作为学生作文的反馈检验,发挥其极好的作用。 除专门为教学制作的电视外,由于电视机的普及及电视节目的日趋丰富,我们可以在日常电视节目中大量借用与课文有关的内容,“拿来”为语文教学服务。 6.语言实验室 语言实验室是一种用一整套现代化信息传递手段装备起来进行语言教学和研究的教室。它往往综合装有上述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再辅之以电子计算机,这使得它让学生获得最多的听、说训练。可以提高思维活动的素质和语言活动能力,特别是它能最大限度地提供全体学生在教师控制下同时独立学习的机会。 根据设备装配的多寡及功能,语言实验室又可分为听音型、听说型、听说对比型、视听型等各种类型。国外已有把语言实验室与一般教室合而为一的,即在一般教室上方备有隔音听力座。各边的屏风,需要时落下来,便是语言实验室,不用时升起,又成为一般教室。 对于语文教学,语言实验室能提供特别有力的条件和作用:(1 )提供安静的学习环境和良好的最标准的语言规范,以便学生集中精力进行语言学习;(2)提供更多的在教师指导控制下的语言实践机会; (3)由于是在教师指导控制下学生独立的语言实践, 所以既能适应学生个体差异,又能锻炼学生自理、自主、自裁的能力;(4 )教师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对学生语言实践的指导、示范,能更有效地纠正学生语音和其他语言实践中的差错,取得更好的语言教学效果;(5 )教师更容易获得学生语言学习的反馈信息,及时调节教学,争取更好的教学效果和更高的教学效率。 (四)全新课型举隅 由于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使语文教学可以突破原有教学的形式,设计出全新的课型来。 1.影评式语文教学 运用以课文为基础摄制的电影、电视为软件,让学生处于改编和导演地位上,启发他们认真研读原文,仔细观摩影(视)片,展开评论,把影视作品与原著相比较,有哪些是充分发挥了影视艺术特点,对原著进行了补充或立体化的;哪些是违背了原作,改得有损原作精神的。这种类型的课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潜在的聪明才智和学习的自信心、创造力,往往可以取得极好的教学效果。 2.背景式教学 选择有某方面特色的课文,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与绘画、摄影、音乐、戏剧、影视等艺术手法,或大自然、或科技相配合,为学生提供一个与课文内容相吻合的背景,让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学习、训练,往往能收到运用传统教学手段无法企及的教学效果。 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给予广大教师广阔的创造天地,可以也必将创造出更多更好更实用的新课型来。新课型对中学生语文教学的各方面都将是个极大的突破,能极大地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 (五)现代化教学手段使用中的软件资料制作与选择。软件资料指幻灯片、唱片、录音磁带、电影胶片,计算机磁盘等。在语文教学中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要效果好,要能与传统教学手段结合得好,一个重要的关键是要选择、制作好针对性强、质量好、与教学紧密结合的软件资料。除各地电教馆、唱片公司、有声读物公司等专业部门提供一些外,在目前条件下,教师自行设计的软件资料一般更切合教学实践,能取得较佳教学效果。对于专业部门提供的软件资料,教师事先必须进行严格地选择,一定要事先全部看过、听过、再根据教学需要确定选用的部分和配合的时机。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四、积极推广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语文教学效率 (一)积极推广现代化教学手段之运用 必须具备四方面条件: 1.从领导到教师对现代化教学手段之使用的效果、作用、意义有正确认识; 2.备有常用的硬件设备; 3.备有并不断补充、更新配合教学的软件资料; 4.教师、学生要进行必要的操作培训,要有一支人数不多,但热心为教师服务的专职管理队伍。 (二)现代化教学手段之运用对语文教学有其独特的巨大作用,中学语文教师应努力克服文科教师对电器设备了解少、不敢摸、操作生疏等困难,逐渐熟悉、运用,做推广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促进派。 (三)必须根据本地和学校、班级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推广现代化教学手段,以大幅度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 作者 张全新 陇南地区教育学院讲师 武都 746000 中学语文教学论文:探析中学语文教学中课外阅读与写作的结合 论文关键词: 中学语文教学 课外阅读 写作能力 结合 论文摘 要: 在目前的中学语文教学中,课外阅读处于不被重视的尴尬地位。文章认为,可以通过将课外阅读与写作能力的提高相结合来解决这一问题,以写作为指导和目标促进课外阅读,以课外阅读为基础提高写作能力。 一、中学语文教学中课外阅读的现状与重新定位 教育部在2001年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规定,初中生(7—9年级)应“学会制订自己的阅读计划,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读物,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这表明,传统的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教学目标已经慢慢转向以语文素养为核心的教学目标。在强调提高语文素养的中学语文教学中,课外阅读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应该把强化课外阅读作为中学语文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 但是,在目前的中学语文教学中,课外阅读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应付考试上,这使得用在课外阅读上的时间日益减少。其次,由于应试教育的压力,中学生渐渐对课外阅读失去了兴趣。学生不再喜欢阅读,尤其是与考试看似没有关系的课外阅读。再次,老师往往只强调学生对教科书的重视。常常要求学生掌握对教科书课文的理解,而很少注重课外阅读。最后,由于课外书籍的多种多样,挑选甄别有价值、对自己成长成才有益的课外书籍对于中学生来说颇为不易,所以不少学生家长对中学生课外阅读持一种消极的态度。 因此,如何改变中学语文教学中课外阅读的尴尬现状成为了中学语文教师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我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提出了想法,那就是将课外阅读和写作结合在一起,以课外阅读促进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以写作为目的指导课外阅读。我认为对于课外阅读的这一重新定位能够较好地解决目前中学生课外阅读缺乏的问题。 二、以写作为指导和目标,促进课外阅读 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联系。”可见阅读与写作是密不可分的。读书多、阅读能力强的人,写作能力往往很强。相反,读书少的人则很难写出好文章。因此,我提倡以写作作为指导和目标来促进课外阅读。 (一)扩大课外阅读,重视语言的积累。 语言积累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如果仅仅依靠课堂教学就远远不够。所以中学生必须广泛阅读才能逐渐提高语言素养。教育部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了各个学段的课外阅读量,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学生做到丰富语言的积累。 (二)区分精读与泛读,重视精读经典。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中学生可选择的课外书籍非常多,对于所有课外书籍都进行精读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区分精读与泛读,重视精读经典十分重要。在这一方面,教师应该发挥应有的引导作用。 对于泛读的课外书籍,应指导学生将重点放在语言的积累、视野的开阔、情操的陶冶等方面。另外,在泛读课外书籍中也应该培养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在快读阅读中搜索有用信息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能力。对于精读的课外书籍,教师必须做好挑选甄别的工作。教师应推荐学生阅读一些适宜的经典书籍。依我的教学经验,适宜精读的书籍应当以散文为主,精读散文有几个好处:一是篇幅较短,不用花费大量时间;二是散文的写作线索较为明显,适宜中学生理解和分析;三是散文接近中学生写作的文体,利于学生吸收模仿。总之,课外阅读应区分精读与泛读。 三、以课外阅读为基础进行写作 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说:“课外阅读是提高学生语文水平的重要途径,课外阅读抓得好,对学生写作帮助很大,文章写得好的同学恐怕多半得力于课外阅读。”如果说把阅读看做是信息的输入的话,那么写作就是信息的输出。信息的输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先前的信息输入。由此可见,以课外阅读为基础进行写作是可行的。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我认为以课外阅读为基础进行写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锤炼语言文字,注重语词与文采。 语言文字是写作的基础,恰当地使用语言文字是写作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语言文字的正确使用并不是通过有关语法教学就可以完全实现的,而是需要学生通过大量的课外阅读,在语言的使用中掌握用法。语言的生命在于运用,只有理解了语言在运用中的含义,才能明晰其用法。文章好不好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看文章是否有文采,文采依靠的是积累。 通过课外阅读,尤其是大量地泛读,学生可以积累大量的辞藻和词语搭配,也可以对语句的表达方式有更深刻的认识。具体来说,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使用怎样的词语;其次,怎样将这些词语以何种方式组织出来。前者涉及用词,后者指向成句。大量的泛读可以使学生在这两个方面有潜移默化的提升。 (二)精构篇章框架,展现文章脉络。 相对于上面的语言要求来说,这里涉及的是写作更高层次的要求。好的文章不仅仅在于遣词与造句,更核心的在于文章要表达的思想和思想表达的线索与层次。在写作中,这就体现在怎样设计篇章结构的问题上。所谓写作之前要“胸有成竹”就是强调在写作具体材料之前要有对文章篇章框架的设计和规划。 掌握这种篇章规划能力对于中学生来说是非常难的,依据我的教学经验,中学生写作中最缺乏的就是这种能力。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通过课外阅读的精读来解决。之所以推荐学生课外阅读中要精读名家散文,就是想让学生通过对名家散文的认真分析与研读来逐渐领悟文章篇章结构的框架方法与技巧。在精读了一些名家散文后,学生模仿其行文方式多加练习,便可以大大提高这方面的写作能力。 因此,面对中学语文教学中课外阅读不被重视的尴尬现状,我们可以将课外阅读与写作能力的提高相结合,以写作为指导和目标促进课外阅读,以课外阅读为基础提高写作能力。 中学语文教学论文:试析对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几点认识 论文关键词:倡导 鼓励 引导 拓展 论文摘要: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探索:一是变革教学方式,倡导自主学习;二是创设合作氛围,鼓励合作学习;三是激发学习兴趣,引导探究学习;四是开展活动教学,拓展学习空间。 一、变革教学方式,倡导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是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自我决定、自我选择、自我调控、自我评价反思,发展自身主体性的过程。其基本特点是:能动性、独立性和异步性。自主学习的作用是:①能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和思维发展,尤其能促进学生良好思维的形成;②能让学生潜在的个性特长得到充分的发展;③能激活、诱导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捉进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与学习心态的形成。 语文教学中教师重在引导点拨,让学生自主探讨、接收,废除注入式。阅读教学中,字、词叫学生自己查字典、词典;精彩片段、人物形象让学生带着问题,自己去读、去感悟。如学习(苏州园林》,首先叫学生每人用一句话形容祖国的名胜古迹,要求不要说别人说过了的。课堂上,学生积极发言。这样加大了信息量,扩大了知识覆盖面,训}练了口头表达能力,促进了想象,发展了想象力;又使学生懂得祖国大地上无处不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深厚文明,从而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 二、创设合作氛围.鼓励合作学习 语文教学强调合作,同学与同学、老师与同学的合作。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这是良性竞争、公平竞争。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单从教师的教出发,将教师的观点强加给学生,教师不同于演员,说古书的,不能代替学生学。教学中,要达到师生教学相长的目的,情感要交流,思想要沟通,配合要默契。特别是合作学习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合作学习能够在推动师生互动,提高学生参与水平,解决复杂问题和促进学困生的学习能力等方面产生好的效果。第二,节奏明晰,有起有伏,环环相加,学生乐于合作。要善于调动教材内容,把握快慢强弱、详略轻重,做到主次分明。要善于拎出课文的重点。内容太多时,要舍得割爱。第三,注意联系当前实际,对学生熏陶感染,净化他们的心灵,有意识地引导他们积极合作。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合作技能,有利于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增进同学之间的认识与理解。教材中的选文与学生有一定的距离,要注意时代气息。教材除了作范文外还有认识价值,认识古代、外国的情况;还有教育价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人要“明礼诚信”,对学生很有教育意义,会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三、激发学习兴趣,引导探究学习 如何让学生积极去探究?首要的问题是“激趣”。兴趣非常重要,有了兴趣,才会积极思维,变被动“接收”为主动“摘取” 使学生主动进行思索、联想。用已掌握的知识去获取新知识,去指导实践。这样就提高了基本技能,知识就能转化为能力。 学生心理特点的共性是好奇好胜,求知欲强,教师要善于引导,要把课上得生动活泼,有吸弓!力,直观演示,可节省时间。如上《核舟记》,可先出示一个桃核;指导作文如何构思,可挂出一幅名画作,由画的构思讲到作文的构思,直观、新颖、有趣。也可用悬念吸引学生,兽迅最喜欢《孔乙己》,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悲剧不能催人泪下? 其次,要“激疑”。掌握知识、培养能力,都得动脑筋,靠思维。思维是学习的基本功。越是学习基础好的学生,越有问题可提。老师要开启学生思维的心扉,教给学生点石成金的方法,而不是给学生很多金。就是说要启发学生运用已掌握的知识去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学习一篇课文之前,叫学生三看(看课文,看提示、注释,看思考练习),二查(查字典、词典,查与本文有关的资料),一问(问本文主要讲什么)。要设置疑问,如孔乙己姓甚名谁?从而让学生领悟连姓名都没有的人在社会上是无足轻重的,命运是悲惨的。要引导学生辨疑、析疑,启发学生挖库存,温故而知新,扩大知识面。 四、开展活动教学,拓展学习空间 1.联系生活。语文学习的过程实质上是不断激活生活体验的过程,同时生活体验也能照亮语文的学习。也可以说,语文学习是不断地内视、发现、理解已有的生活体验及其意义,而已有的生活体验也在不断地解读语文。生活体验愈丰富,愈能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进入语文并掌握语文。由此可见,语文学习与生活体验相联相触,就能获得双倍的意义。 2.开展活动。学语文是为了用语文,语文学习的核心是能力的构建,而能力的构建主要通过活动来实现。活动不仅具有建构能力的功能,还蒯芍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熔为一炉,冶炼出综合素质的“合金”。如学过《春》,可要求学生去户外仔细观察夏雨的特征,并用一段话形象地描写出来,再与朱自清所描绘的“春雨图”进行比较,说说二者的同异。这样的学习活动能使多种思维能力并举,同时能收到情感陶冶之效。 综上所述.初中语文教改,最根本的一条是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为此,语文教学中教师要转变观念,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让学生主动参与,动脑、动口、动手,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中学语文教学论文:浅谈教师在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中的主导作用 论文关键词:教师;语文教学改革;主导作用 论文摘要: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对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提出了新要求。通过分析当前中学语文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教师在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中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善于运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善于运用创新性的教学设计和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等方面。 新的课程改革给基础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特别的课堂教学冲破了僵化固定的教学模式,带来了新的活力。中学教育是基础教育,语文学科又是中等教育的基础课程,它不仅要培养学生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语言和文字.而且要通过这个工具为学好其它各门科学打下良好基础。长期以来,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语文教育还存在很多未清除的遗留问题,一是还未彻底改变教学巾以教师为中心的观念,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二是“灌输式”教学方式仍然存在,教学手段过于单调;三是语文实践的量少.内容死,面窄.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得不到应有的提高。而要彻底清除这些遗留问题,语文教师主导能动性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1 发挥主导作用.要善于运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一般而言,启发式作为一种根本的教学方法,主要指教师存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课型和学生特点,采取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措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探究新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式的实质在于强调教学过程中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动性。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所谓教师之主导作用,盖在于引导启迪,使学生自奋其力,自致其知,非谓教师滔滔讲说,学生默默聆受。”语文教学作为一种传授新知、培养能力、提高学生思想水平的重要途径.在实践过程中老师更应该强调和研究启发式教学思想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设疑是教学中激起学生求知欲望的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法,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学生通过质疑、释疑,解决了矛盾,就能从未知到已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而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因此启发式的教学方法笔者认为主要应从设疑着手:首先要把握好疑点:其次把握好提问的度;再次,设疑的内容要讲求技巧。 2 发挥主导作用.要善于运用创新性的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指课堂教学的设想和规划。传统的课堂教学设计.过于强调预设性,而忽视课堂的开放性和生成性。新课程理念指导下的课堂教学设计.不仅重视课前预设性,更重视课堂教学的创新性,因为教学本质就是一种创造,一种艺术。但是,如果没有好的课前预设,就不会有好的课堂创新,如果没有好的课堂生成和创造,就不会有精彩的课堂。搞好中学语文教学改革,需要搞好创新性的教学设计.需要语文教师研读课程标准,建立起课程标准与教学内容的对应关系,需要确定好课堂教学目标,设计好教学情境、教学环节、探究问题、教学方法、课堂活动等。也就是说教师在授课前,对教学内容必须做出科学地规划、设计、假设,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安排好一个科学、完整、有序的教学程序。只有对教学内容进行创新性设计,才能为生成新的课堂资源奠定基础。 新课程强调:“教师不是教科书的执行者,而是教学方案的开发者。”语文教师对语文课程要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对教学内容要有宏观构想的意识和水平。对教学方案要善于开发和创造,善于开发教学资源,善于从宏观上考虑并设计教学目标,教学环节,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 同时,一节好课离不开教师匠心独运的教学环节设计。因为课堂教学,强调结构性、程度性,教学推进过程是由一个个相互衔接的教学环节构成.教学环节反映着教学发展各个阶段彼此有规律的交替和衔接。所以,一位好教师要力求将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和思考巧妙地蕴含在教学环节之中,善于设计出起伏变化的、不断延伸拓展的教学环节,使教学内容成为层次分明,合理有序.衔接紧凑,过渡自然的教学整体.使学生在各个环节的学习目标中更有针对性地获取知识、技能和能力。 3 发挥主导作用.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以多媒体和网络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教育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问。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创新型的教师才能实施创新教育,才能培养出创新型的学生。因此,教师在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中主导作用的发挥还反映在自身必须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较慢的创新能力,不断地学习、接受和使用现代的教学手段,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有效地运用现代化教育信息技术手段.将会给语文教学改革注入无限的生机。 同时,网络是延伸的课堂,网络教学是未来教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网络环境下的教学,无论是在资源共享、情境的创设还是教学的过程、方式或方法上,都有着传统教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我国的网络教育及相关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网络环境下的学习目前还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我控制的学习能力.所以引入和强化控制机制是很必要的,这就要求教师在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能够发挥主导性作用,逐渐引导学生由外部控制下的学习过程向自我控制下的学习过程转变,让学生经历一个自主探索的过程.让网络学习成为课堂学习的延伸,成为学生终生学习的开始。 中学语文教学论文:浅析中学语文教学的情感教育 论文关键词:中学语文 情感教育 论文摘要:新一轮课程改革使课程结构、学习目标、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尤其值得瞩目的是,在各门课程的设计中,始终注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品质,而其中的情感教育则是一个主要的目标。 在我看来,语文学科既是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学科,又应该是培养情感的学科。心理学家认为:情感是认知活动的启发、发展和维持的动力,是构成心理素质的重要成分,没有情感就没有智力,由此提出了“情感智力说”。充分认知自己的情感,控制调节自己的情感,感知他人的情感等,这些恰好是语文阅读教学应该培养的情感品质。 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提出:“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提高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培养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具有阅读能力,注重情感体验”;事实上,这是语文教学中长期以来不被重视的一个问题,过重的政治色彩和复杂的知识体系使得语文教学索然无味;而能将语言能力的培养融入到一种积极、愉悦的情感氛围中,语文教学不失为一块沃土。 一、改变传统的语文教学观,寻找读者与作者的心灵契合点,陶冶学生情操 进入中学阶段,语文学习的目标不能简单定位在识字、阅读与分析课文的基础上,而应将其逐步拓展到文学这个艺术领域,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教材中选编的课文大多娴雅精致、脍炙人口,从方方面面反映不同作者对自然、人生、社会的领略和感悟,往往集风景美、道德美、人情美于一体。阅读和学习这些文章,要注重引导学生进入情境,寻找与作者心灵的契合点。英国作家王尔德曾说过:“作者完成了书的一半,读者完成了另一半”。这种完成就暗含作者与读者的双向交互作用。文学作品以文本形式出现在学生面前时,这种外在的形式所构建的虚拟空间本身就召唤着学生运用自己已有的心理体验去充分发挥想象进行再构建、再创造。而学生在阅读作品前本身已存在一种期待视野,即其阅读习惯、趣味、心理、预期目的等等,当学生带着期待走进作品空间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丰富的心理体验,而当这种体验与作者产生共鸣时,就会达到一种至纯至美的审美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可只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心灵愉悦感。 对于中学生来说,在这一阅读过程中,往往最能使其与作者产生共鸣的东西便是真挚的情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优美的作品是作者真挚情感的外化,“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只有真情最容易打动学生稚嫩而又单纯的心灵:沈复笔下的那一片童稚之情;背影中的浓浓舐犊之情;曹孟德东临碣石的壮志豪情;“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一腔报国之情;“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的一缕悠悠思乡之情;还有羚羊木雕上交织着的浓浓亲情和真挚友情,再加一股难言的委曲之情……如何不让学生怦然心动而终有所悟呢?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所能做的就是积极创设情境,做一个忠实的引路人和点拨者,让学生打开心扉,尽情感悟,去做主动的探究者而最终得到愉悦的心理体验。这样才能陶冶其情操,培养其审美能力。 二、改变传统的教师角色,寻找教师与学生的心灵契合点,优化教学效果 在一线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大多都有这样的体验:学生会因喜欢、崇拜某一位教师而对其所任课程产生浓厚兴趣,并会努力将它学好。这就不禁使人想起哲人说过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兴趣在学习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这种健康的学习情感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召学生,会使学生受益匪浅。因为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教师的行为、活动已经潜移默化地达到了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目的。我们的语文教学内容更多地秉承着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结晶。这一文化体系本身就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提出了较高的规范和要求。语文教师作为这种文化的直接传播者,更应该向这种规范和要求看齐,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满腔热情,势必使学生产生共鸣,直接对其产生深远的教育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时期语文教学的开放性。许多的外国作品、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等等,都走入了语文课堂。但总起来说,都是融铸着真、善、美的篇章,这就要求教师时刻保持一颗童心,引领学生一起穿越历史、遨游太空,欣赏皇帝裸体游行的丑态;追溯人类历史的渊源……在这种心灵相通、情感愉悦的平等、和谐的教学氛围中,其效果自然会事半而功倍。 三、改变传统的学习方法,寻找学习者之间的心灵契合点,优化学习效果 传统的语文学习方法不外乎听、说、读、写,在新课程的语文学习中,这些已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自然不可缺,而新课程更高的学习要求却使我们不得不去寻求更为优化的学习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点——语文学习活动更多的是一种开放的群体活动,因而多个参与学习的个体之间的交流、沟通在学习中的作用至为关键。个体之间寻求心灵的契合点,从而形成一种以自主为前提,相互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已经深入人心并广为实施。 总之,新课程改革下的语文教学,将是一种开放性极大的活动,因为语文本身就遍布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用真诚诱导每一颗求知的心灵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从而增长知识、发展个性、健全人格,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中学语文教学论文:浅析现代语言基础知识与中学语文教学 【论文关键词】现代语言 基础知识 中学语文教学 【论文摘 要】为什么说中学语文教学离不开现代语言基础知识,现代语言基础知识教学如何有效地推进语文教学的科学化进程,这两个问题,值得语言学界及社会各界的深思。 当我们站在知识经济的社会背景下审视当代中学语文教学时就不难发现,在整个社会大力弘扬知识创新,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大量知识信息的大氛围中,中学语文教学却依旧沿袭着近百年来的的老路子艰难跋涉,踽踽不前,致使语文教学与语言基础知识的疏离的现象愈来愈重。对此情况,语文教学界质疑语言学的无助,呼吁“淡化语法教学”,这种状况,值得语言学界及社会各界的深思。 一、为什么说中学语文教学离不开现代语言基础知识 中学语文教育属于言语交往教育,其根本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言语交往能力。现代语言基础知识是整个中学语文教育的底座、基石,起着支撑、促进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作用。无论从中学语文教学目标的哪个角度来分析,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现代语言基础知识层面上来。现代语言基础知识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是必然的、普遍的,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一刻也离不开现代语言基础知识。现代语言基础知识的有效教学自始自终是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基本保证。 但是,中学语文教学却长期淡化,甚至淡化语文基础知识,语文基础知识在逐渐淡出语文老师和学生的视野,这个问题值得语言学界及社会各界的重视。 (一)言语与语言基础知识 我们知道,言语是指个人在具体情景中的听说读写活动,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呈现的出具体性,多样性,创造性的特征;语言系统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交际工具,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系统,具有社会性、规范性、结构性及稳定性的特征。言语千变万化,其内容无法穷尽;人们的言语是对有限、稳定的语言系统中字、词、句等语言材料的自由组合,这些组合要遵守语言组合规范。其规范如同如来佛祖的手掌,无论言语如何变幻,都要符合言语规范,不能逃出“如来佛”的“手心”。从这个角度看,语言系统包含着言语,言语仅仅是语言系统的个性化的演绎。当然,语言组合规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它发展变化相对于言语来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既要语言内容变化的灵活性,又要尊重语言规范的相对稳定性,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搞好语言教学。 (二)交际能力与语言基础知识 交际能力的概念是海姆斯针对乔姆斯基语言能力的概念提出来的,指的是利用语言资源来表达和理解言语意义的能力。这种能力具有依据语境和角色创造性地运用的特征。它包括又远不止关于静态语言的规则。具体来说,是由三个方面的能力构成的,即语言能力,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知识;社会语言能力,把握种种言语功能(如陈述、宣告、发问、表态等)和言语功能变体(不同语体和言语风格)的能力;话语能力,运用语篇来完成言语行为的能力。 从以上分析可知,要科学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不仅需要传统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的内部结构及其基本规律和修辞、逻辑、文体基础知识,而且更加需要现代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如语用原则知识、言语行为知识、语用结构知识、语用含义知识、语篇知识和语体知识作为语文教学的理论支撑。 (三)言语认知与语言基础知识 真实情境中的言语交际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言语交际认知的特点是,在交际过程中,受话者总是主动地寻找证据和暗示以领会发话者的意图,而不是编码—传输—解码的电码通讯式的过程,理解不是对静态的语言进行解码,要依赖言语环境的把握。 言语环境除了包括交际双方对交际基本事实的了解外,还包括下列三种信息:词语的信息、关于世界的百科信息和逻辑信息。实现交际认知,交际双方必须具备语言材料及其规则的知识、语境的知识、语言逻辑推理的知识等。 可见,在真实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现代语言基础知识对提高学生言语认知水平,实现言语交际的顺利进行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中学语文教学应当加强现代语言基础知识的教学,提高学生的言语认知能力。 二、现代语言基础知识教学如何有效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 (一)现代语言基础知识能够提高学生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语文教学属言语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语言规范是贯穿各级各类学校语文教育的一项最根本的任务,体现在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任何忽视或偏离社会语言规范的语文教学都会直接导致语文教育质量的下降。 在现代语言基础知识教学过程中,特别注意处理好个性化的言语活动和社会语言规范的矛盾。一方面,言语活动是人的个体交往活动,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地造出各种各样的句子,完成特定的社会交际任务。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人的个体言语活动仅仅是对社会语言系统的个性化的演绎,这种演绎要遵守社会语言规范。 由此可见,中学语文教学一方面要尊重、鼓励个性化的言语活动,注意培养学生的言语智慧;另一方面要帮助学生掌握现代语言基础知识,提高规范运用语言的能力,两者相互为用,不可偏废。 (二)现代语言基础知识能够促进言语形式教育的有效实施 语文教育以言语形式为本,言语内容为言语形式服务,通过言语内容,把握言语形式的规律,从而科学、高效地提高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现代语言基础知识是言语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言语形式的抓手和着力点之一。通过现代语言基础知识的学习,帮助学生摆脱盲目的感性摸索、自我领悟的泥沼,才能实现语文学习理性的跃进。 在言语形式教育过程中,注意现代语言基础知识与言语技能训练的有机整合,为实现言语技能训练的科学化服务。如果离开了现代语言基础知识的指导,语文基本技能训练就会蜕变为简单、机械的操练,变为“磨练”,语文课堂也变为一个大磨盘,学生的言语能力就成为日复一日“磨练”的产物。这种费时低效的语文教学只重数量,不重质量,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只有以现代语言基础知识为指导,我们才能指导学生进行科学、有序、高效的言语技能训练,让学生快乐的成长。 当然,在呈现现代语言基础知识时,注意充分考虑其可接受性及示范性,少用过于偏、难的概念术语,尽量用学生能够理解的语言去表述,并紧密联系学生原有的知识背景及言语经验。 中学语文教学论文:浅析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创新思维教育 论文关键词:中学语文;创新教育;创新性思维;设疑质疑 论文摘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教学中,树立现代教育观念,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巧妙设疑、鼓励质疑,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素质教育之核心。中学语文属基础教育学科,在传统的教学中,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学习,注重学习已经确立起来的观点、方法和原则。这种学习方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由于中学语文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它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对此进行努力地研究、探讨,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方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实行创新思维教育。 一、创新精神的涵义 创新精神是一种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立新思想新事物的精神。具体说,创新精神是一种永远不满足已有成果,坚持与时俱进,永不停滞的精神。我国著名企业海尔集团提出创新是“创造性地破坏”,也就是说敢于破坏原有的框框,探索新的规律、方法;敢于根据事实和自己的思考,同书本和权威质疑,不人云亦云,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新颖、独特、灵活地应用已有的知识和能力解决新问题。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辩证地阐述了创新精神。 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中学语文的教学中,教师不仅要使学生获得必要的知识,而且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中学语文的教学目标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和独创性。学习中学语文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对中学语文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逆向思维是创新思维的一种,逆向思维是一种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从事物的相反方向去思考,提出与一般常理不同的观点。逆向思维训练,能够帮助学生突破思维定势,引导他们从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如在写材料作文时,教师可引导学生运用逆向思维对所给的材料进行分析,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使材料出新。“班门弄斧”的故事,常用来批评没有自知之明的人,教师引导学生从逆向来思考,可确立“不要过于迷信专家、权威”,“要敢于向专家、权威挑战”,“要提倡班门弄斧的精神”的中心论点。这样,拓展了学生的思路,文章立意新颖,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三、巧妙设疑、鼓励质疑,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质疑就是提出疑问,质疑是创新的前提,对事物敢于质疑才能有所创新。教师要鼓励学生发问质疑,使学生在学习中不断引起疑问,获得新的发现。学生不但要敢于质疑,更要善于质疑。 目前,一些学生不敢质疑,其原因有三:第一,学生没有很好地掌握所学的知识,因为知识是质疑的条件和基础;第二,教育氛围不佳,没有形成敢于质疑的风气,个别教师不注重学生质疑能力的培养,对于敢于质疑的学生没有给予及时、恰当地鼓励;第三,一些学生性格内向,由于胆怯、缺乏自信心而不愿表达。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要积极引导、积极鼓励,允许他们有不同的想法,尊重学生发表的意见,延缓对学生意见的评判,保护好学生质疑的积极性。 质疑要讲究方法,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采取批判的态度对待课文,把课文作为审视、研究的对象,对课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进行评判,发现课文的正误、优劣,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教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学生进行质疑:第一,从字、词、句入手;第二,从重点、难点入手;第三,从作者的写作思路入手;第四,从作者的思想感情入手;第五,从文章的表达方法入手。如在学习《师说》时,经过教师的积极引导、鼓励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其皆出于此乎?”一句,翻译时一般译成“原因大概都出在这里吧!”或“它的根源都产生在这里。”这个句子本是疑问语气,为什么在翻译时变成了感叹语气或陈述语气?这一问题的提出引起了全班学生的兴趣,大家纷纷议论,试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有的同学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就提出了各种设想。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活跃了学生的思维,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而学校教育正是培养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巨大创造力人才的摇篮。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树立新的教学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引导他们善于从多角度看问题,养成求异创新的思维习惯,努力把他们培养成敢于探索、善于创新的合格人才。
文学毕业论文:我国教学改革古代文学论文 一、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一)民族文化振兴的需要 目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突飞猛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中国要想发展成文化大国,现阶段急需的是复合型人才。赤峰学院顺应形势,制定了《赤峰学院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培养适应新时代特征,兼具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的,服务国家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行业从业者”的人才培养目标。学院着手进行教育教学各项改革,将目光投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上,力求培养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急需的,既具有丰富深厚专业基础知识又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高校教育除部分研究型高校外,多数院校已经进入向应用型发展的阶段,大学教育正在实现由理论研究向应用实践的转型。面对社会经济转型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中国古代文学这一理论性课程表现出诸多与实践性不适应的情况,古代文学如何增强社会适应性,面对社会需求适时地做出调整,促进理论知识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和全民精神素质,加强传统理论与当前社会实践密切联系,是重点也是亟待解决的难点。适应社会的发展,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提高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社会适应性,必然成为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课程改革的可能性 (一)理论指导 目前,国家为了推动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推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性刚要和发展规划,为高校改革指明了方向。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公开征求意见稿)、教育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1998)、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2011)、《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011)和《赤峰学院“十二五”改革与发展规划》(2013)等文件内容。本课题组深入研究、领会文件精神,以“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理念为指导,力争完成此次教学改革。 (二)学科优势 赤峰学院文学院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经过2006—2009年、2009—2013年两个周期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现已是院级“重点扶持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也被评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文学院开设的相关古代文学课程有《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辅助课程有《论语与传统文化》、《先秦两汉散文研究》、《史记研究》、《唐诗研究》、《宋词研究》、《红楼梦专题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古代戏曲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基本能够涵盖古代文学教学的重点内容,这些为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及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师资优势 本课程有专职教师11人,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7人,正高职3人,副高职3人,讲师5人;赤峰学院教学名师1人;古代文学教学团队被评为自治区级“优秀教学团队”。本专业任课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认真总结多年来的教学改革实践经验,为深化本课程的教学改革积累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学院已经吹响改革的号角,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也要积极应学院改革的春风而动,踏踏实实为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进行改革,以育人为本,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 三、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学科定位 (一)指导思想 以《赤峰学院“十二五”改革与发展规划》(2013)为指导,坚持“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理念;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注重专业基础、拓宽培养口径、加强能力培养、提高综合素质”为宗旨;以新的视野、新的思路,立足本学科,深化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宽基础、广交叉、纵向贯通,实现培养理念创新;拓宽自主学习空间、强化专业综合能力,突出培养过程创新;重点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力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二)学科定位 本学科定位是,通过教学,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独立阅读能力、审美鉴赏能力、文学作品的分析能力,为提高民族人文素质、文化传承做贡献;通过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文学批评与创作等方面的能力,培养文化事业的传承人和文化产业从业者;与社会需求对接,直接为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服务。在改革方针的指导下,优化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手段,强化实践环节,加强师德修养和教育教学能力训练,以达到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目的。教师在施教过程中力争做到:学习和探究融会,因材施教,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创新意识;专业与职业融通,着力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按照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三个模块把教学、社会实践、实习、就业四项工作有机衔接起来,切实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竞争能力。通过对此课程的研究与改革,更新教学观念,注重因材施教;改进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学生自主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和个性发展。 四、课程内容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课程设置 中国古代文学历史跨度大,作品繁富。现在赤峰学院古代文学课时仅216课时,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让学生学习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并能有效地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古代文学课通常由文学史、作品选二大块组成,此外还有辅助拓展教学,就是通过选修课。目前文学院已开设的选修课有:《论语与传统文化》、《先秦两汉散文研究》、《史记研究》、《唐诗研究》、《宋词研究》、《红楼梦专题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古代戏曲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等,多为作品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还准备开设诸如诗歌史、小说史、散文史、戏曲史等。此外,对于认知度比较高的,诸如《蒙学三书精读》等,也应考虑开设。 (二)教学内容 为了让学习效率最大化,首先,在对教学内容深度认知的基础上,教师应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新解构,在原有按时间进行四段划分的原则上,把毎段的内容按文体分单元进行重新编排。通过对文学史的讲述来理清古代文学文体的流变、文风的演变、不同文体的特点;通过对作品的解读,了解不同时期作家作品的特点,从而能全面而清晰地品读作品、鉴赏作品,乃至学习创作。将文体部分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内容,在文学史的讲述上,突出重点、难点,人物生平之类的内容由学生课下自学,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时间比应在3:7左右。将文学作品部分分为精讲、泛讲、自读内容。对重点内容,无论是教师讲授还是学生学习,都应执行比较具体而严格的标准,并量化落实,重要内容背诵、作业等来完成,并增加重点内容的授课时间和学习时间。 (三)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分为几个步骤:教师导读,课前提出学习要点、参考书目、设置问题;课堂教学中检查学生的自学情况,针对设置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可以通过讨论、评点的方式来完成教学,课上给学生留出提问和答疑的时间。 (四)考核方法 采用N+3式。所谓N包括:背诵、名篇教学方案设计、课件制作、读书报告等,占总成绩的20%。所谓3指:单元阶段测试,占总成绩的20%;期中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 (五)试题库、习题库建设 完善试题库,建立客观试题库,占期末考试成绩的30%;建立主观题试题库,精讲、泛讲比例7:3,占总成绩的60%;建立探究拓展试题库,与考研试题接轨,占总成绩10%。 作者:霍雅娟 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文学毕业论文:史学联系文学中高中历史论文 一、文史教学法的内涵 什么是史学联系文学的教学方法呢?它就是学术界以现有教学理论为依托,借助文学与史学教学相结合的方法所重新构建的一套教学理论。它具备文学语言的严谨性、准确性以及形象性的特点,使文字表达内容更加具体,更清晰、更贴切,易于学生理解记忆。一些经典文学作品的引入可以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让学生仿若身临其境,历史知识更是深入人心。这样,学生势必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历史教学品质也会因此而有所保障。 二、在我国历史教学中应用文史结合法的必要性 一方面,受古代科举制影响,我国历史教学发展步履维艰,高中历史教学与时展严重脱节,也正因为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满足新时期内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所以历史教学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问题。首先,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教学理念跟不上时代步伐,教学语言生硬呆板,过分严肃,学生个性也因此而受到压制;其次,历史教学模式陈旧而没有新意,现代影视资料信息渗透不足,历史知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简单的文字,学生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且学习深度不足;最后,传统教学模式的形成取决于师生应试心理,教师一味强调灌输学生理论知识却忽视对学生进行历史情感方面的教育,阻碍了学生历史价值观念的建立和健全。另一方面,该方法的应用恰如其分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迎合了时展的需求。不仅使学生建立起了历史学习的自信,爱上了历史学习,而且促进了高中历史教学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我国现代高中历史教育的发展和完善。所以,使用文学史学相联系的教学方法是时代的要求和发展的必然。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文史结合法的具体应用 (一)在历史教学中融入文学性语言及文学作品 《史记》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绝对高度的评价,是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中绝好的文学作品。它不仅语言生动,而且内容也形象地描绘着历史,让人感觉身临其境。另外文中所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更是全面而具体,让学生感觉作者仿佛就在眼前,使历史知识变得更加形象易懂,有助于学生记忆。当然,除此之外我国还有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它们也在历史教材中出现,使历史事件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学生理解更加深刻。人类因为语言而沟通,书本知识也通过恰当的语言描述而变得浅显易懂,所以优秀文学作品的加入给历史教学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在历史教学中融入影视作品 传统教学模式受科技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只能在“粉笔”、“黑板”和“教科书”的协作下进行,单一而低效。既不利于学生理解知识,又不利于教学水平的发展。但将影视作品适当融入历史教学中,就可以轻松活化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比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用多媒体播放《珍珠港》、《甲午风云》、《三国演义》等历史影视剧,让学生在感受艺术作品韵味的同时收获历史知识。 (三)在历史教学中运用“融情于景”的教学方法 有人曾说过,青少年之所以遇到了困难,那是因为他们面对着赤裸裸的教育行动。这足以说明传统历史教学中单纯的教师讲授,学生听取的教学模式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不论哪个学科的教师都必须意识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对教学活动开展的重大意义。只有学生对某一事物感兴趣,他们才会积极主动地学习。所谓“融情于景”就是将情感教学与情境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创设历史教学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国历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念,使其最终具备以史为鉴的能力。从而更高效地学习历史,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这也就达到了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 四、结语 总之,文学联系史学的教学方法是一种以文学作品活化历史、以历史证实文学作品的综合教学途径。它可以丰富我国高中历史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使历史课堂变得更加生动形象,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提高其学习的认真程度,促进历史教学效率和质量的升华,同时推动历史教学的发展。另外,由于此方法给历史教学带去了启发,催生了诸如“政史结合”和“地史结合”等的高中历史教学方法。这些由其他科学与历史学科结合的方法都同样达成了历史教学的任务,体现出了历史学科的价值,深化了我国历史教学改革,也推动了其他学科的快速发展。 作者:葛高亮 单位: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 文学毕业论文: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摘要】《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其人文素养。但在教学实践中,此目标常难以实现。基于此,论文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常见问题 改革 《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是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的学习目标是通过简要介绍英美文学历史阶段的特点以及重要作家和作品,使学生对英美文学有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欣赏能力,进而感受英美文学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得以提高。然而,大部分学生在结束该课程学习后,并未达到课程学习目标。以邵阳学院为例,很多学生在结束《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学习后,且不说他们的人文素质得到了提升,就连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都没有显著提高。可见,英美文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然而,该从何下手?这也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本文拟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一、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 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高低往往是学生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高低的直接反映。通过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不仅能看出学生在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上的不足,更能发现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问题。 1.选题范围狭窄。笔者以邵阳学院2016届学生的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分析,发现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中以文学研究作为论文研究方向的有139个,这些题目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对十八、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作品的研究,如:“The Passwords of Happiness to Jane Eyre’s Marriage in Jane Eyre从《简爱》看简爱婚姻的幸福密码”、“Pure Woman’s Tragic Fate:Study of Fatalism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纯洁女人,悲惨命运――《苔丝》的宿命论解读”、“On Human Nature in Oliver Twist论《雾都孤儿》中的人性”、“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On the Source of the Heroine’s Tragic Fate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还乡》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等。从这些题目可见,学生的选题范围相对狭窄,且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大部分学生的研究重点都是婚姻和女性。 2.内容深度不够。内容深度不够是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又一常见问题。多数学生仅对文学作品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表层讨论,未涉及文学作品内涵的深层次探讨,如:“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此论文实际上就是对小说里四对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的梳理,是小说主要故事情节的重述。这样的论文不仅内容深度不够,也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因为它没有给读者带来任何有实质意义性的启示。 3.语言表述欠佳。论文的语言表述欠佳主要体现为语法错误过多、中式英语表述明显、论述的重点不突出以及文章层次混乱等。如:“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first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position of Macbeth. Finally, a brief view is given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and the great meanings of the study.”此段来自一个学生毕业论文的摘要,是语言表述欠佳的典型。语法错误、中式英语表述、论述重点不突出以及层次混乱问题在该段都有体现。 二、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选题范围狭窄、内容深度不够、语言表述欠佳是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启发了英美文学教学,为其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1.扩展教学内容。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之所以出现选题范围狭窄的问题,就是因为学生阅读量过小,视野不够开阔,仅知道几本谈论得最多的文学作品。基于此,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扩展教学内容,如在讲授简・奥斯丁及其作品时,除了重点讲授奥斯丁最有名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也可涉及她的其他作品的简绍,如《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以及《劝导》。此外,奥斯丁的作品多探讨女主角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因此,教师也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其他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小说,如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作品――《夏日鸟笼》、《登台表演》、《金色的耶路撒冷》、《瀑布》、《针眼》、《冰期》、《中途》、《闪光的路》、《自然的好奇心》、《象牙门》、《磨盘》等。通过教学内容的扩展,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了解数量会大幅增加,其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也会得到相应扩展,选题不会再局限于那几部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 2.开展研讨式教学。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内容深度不够主要是因为学生本身对文学作品缺乏深层次思考,因此,在文学课堂上,教师应开展研讨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反思能力,尽量避免教师一人在课堂上唱独角戏,学生被动吸收的填鸭式课堂教学模式。 研讨式教学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如分组式研讨教学。教师将全体学生分成几个讨论组,每次课前先布置要讲授内容的一些思考题,让各讨论组自行探讨思考题的答案,下一次上课时,各组就这些思考题进行回答和讨论。通过分组式研讨,学生的视野能够更为开阔,因为每一个小组都有可能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不同的回答会让学生对文学作品有更多更为深刻的理解。此外,教师也可以采用启发式研讨教学。每次上课时,让一个学生对某个作家的作品做一个十至十五分钟的陈述,然后启发其他学生找出该学生所讲内容的不足,并通过讨论进行进一步的内容扩充。 研讨式教学能让学生主动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思考,让他们找到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发掘学习文学的意义所在。但是研讨式教学也有其弊端,少数学生可能会在研讨式课堂上滥竽充数,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研讨之中。因此,教师需要更合理地设计课堂活动,保持课堂讨论气氛的活跃,确保每一位学生都是讨论的主体。 3.以文学作品为范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毕业论文里出现的一系列语言表述欠佳问题归根结底是学生英语基本功过于薄弱。因此,在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让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训练,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提高。仍以简・奥斯丁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为例,小说的第一段就是一段很好的仿写范例。“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学生可仿照此段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段落,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new China 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或是“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water is the mother of life.”这样的仿写既能避免各种语言表述欠佳问题,也能让写出来的文章更具文采。再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经典散文――“Of Studies”,这也是一篇相当好的仿写范文。散文从“读书”的功用立论,分析了“读书”对人生不同凡响的意义。学生可以仿照散文的篇章结构和经典语句,写出一篇属于自己的优秀散文,如“Of Life”、“Of Success”、“Of Failure”等。 三、总结 总言之,在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常见问题的启示下,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有了思路和方向。首先,英美文学教学需要扩展教学内容;其次,英美文学教学需以研讨式模式展开;再次,教学中可督促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文学毕业论文:高中毕业冲刺阶段语文学科的有效复习 语文学科第一轮复习是针对各项知识点进行的细致而又系统的复习过程,时间长,知识细化多,所以现阶段已经进入综合测试、查缺补漏的至关重要时期。但是在本阶段中首先发现了部分学校大考小考连续不断,几乎是周周有测验,老师更要每考必批,这一做法我认为并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备考能力与水平,而且会使得语文教师教学工作产生更多的批改负担,对语文教师的备课造成冲击,进而影响查缺补漏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基于此,首先建议各学校语文学科的综合检测每两周做一次即可,而且要针对曾发现的存有缺陷的知识点进行针对性强的补充式指导训练及检测,可适当在两周时间内安排小测验,这样批改量会有所减少,又保证了补漏的针对性,便于后期的指导与提升。 其次,教师在冲刺阶段要有侧重点,并保持预防变化的思想意识,即根据近三年高考试题的平稳性与微调性着手应对。高考试题中语言表达运用的16题,在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中始终是基于语言表达的“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而设题,但是命题方式始终是绝不雷同的。所以,要结合全地区、全省的模拟考试题进行预防性补充指导及训练,加强图文转换、语段压缩与扩写、应用文稿修改等方面的指导训练,这类知识点应该予以关注。但也要注意该知识点所投入的时间不宜过长,可是当结合在小测验中进行补充训练。 再者,在课堂教学中,还存有低效的问题。主要是课堂的教学方法欠缺考虑――教师主讲,对学生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对知识进行泛泛的讲解,学生还是被动地接受着,缺少主动体验生成的过程,而且学生曾经出现的问题,究竟能解决多少只是借助测验看到,而不是借助指导逐步解决掉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练习题或是检测题的讲解问题,部分教师习惯于逐题讲解,这种做法还是说明教师对学生得分丢分状况缺乏了解,所以处理时面面俱到,事无巨细,未形成重点解决、难点突破的教学风格。建议:教师要了解试题中学生丢分较为普遍的试题,并依此确定课堂指导的重点、难点,还可以在准备中把典型的学生答案以课件的方式或集中印发的方式展示给学生,更为直观,而且针对这些问题答案,教师在讲评过程中更要重视学生对此类答案修改完善的实践过程。只有在这个修改实践的过程中,学生的认知才会从理论真正上升到实践能力层面,他的认知才会更为全面系统、深刻扎实,也能够真正解决教师经常碰到的“翻过的错误怎么又出现了”的问题。这样还能回避教师一言堂的问题,在教学中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体,既是被关注的主体,又是实践的主体收获的主体。 在这个阶段中,教师们还应该注意,作文复习指导的策略与方法。首先,是要总结一轮复习中教师所做指的写作指导,诸如新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选用论据、加强论证、构思结构等细节,是否真正化整为零地进行了知识讲解阶段的指导训练和讲评阶段的指导实践。建议教师们在考前阶段,结合大测验进行作文几个主要环节的适应性训练,其次,就是要加强学生审题立意的指导,让学生对材料的解读能力得以提升,从材料内容及含意中确立话题及立意,要力求不跑偏、抓重点、呈深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要力争做到限时写作中确保“确定立意、构思结构”,就是在指导提炼话题及立意之后,要同步训练学生据此立意而开展的后续写作准备,确定怎样有效果的标题,选择哪些有力而又新颖的论据,侧重哪个分论点,如何安排才能形成有深度、有梯度的论证,最好是形成书面的纲要:标题、分论点及论据、开篇结语的设计等。教师指导学生养成了这样的写作准备习惯,到考场上学生就能够有效解答写作试题。 最后,针对如何提升阅读能力提出建议,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理解的能力水平。无论是现代文还是古诗文,学生在答题过程中出现丢分情况后,我们会发现,就是源于学生解读能力出现不足,致使答题失误而丢分。所以,建议教师在最后阶段不能只是追求各类文章练习的数量,一定要本着养成读懂读透的原则进行指导。在文言文的讲解中学会抓重点段落、重点句,训练学生的翻译能力,不必全文每一句都翻译,浪费时间,冲淡学生注意力;诗词鉴赏,着重指导学生学会抓意象,成意境,看注释,借想象,析手法,看题材,真正读懂诗词作品内容。唯有真正读通读懂了作品,学生的解答才会力保高效。对论说文与实用文的阅读还要养成圈画批注的好习惯,为解题提供清晰的纲目。保证了内容要点更加醒目,会帮助学生提高答题的速度与效率。 文学毕业论文: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与实践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是近年来备受独立学院关注的话题,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从体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特色、论文选题、论文质量、论文呈现方式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有效地促进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独立学院 汉语言文学 毕业论文 实践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师、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职业都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人才培养方案拟定、教学过程监控、考核评价体系等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是否能满足相关行业的发展需求,便成为诸多院校关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作为本科阶段最后一个环节的毕业论文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办学之初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遍存在学生入学语文成绩较低、教师对高中与大学之间的知识衔接了解程度较浅、学生文学功底不够扎实等诸多问题,使得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在开展过程中遇到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缺乏与高中语文新课改的有机结合。自2004年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开始实施以来,国家更加重视基础教育过程中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语文课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倡导“重过程、重体验、重探究”的互动性学习到情景教学方式的充分运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这一举措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学生的学习方式有了极大改善。但接受了新课改教学的学生升入大学后,受传统理论知识讲授为主的高校教育思想影响,不能做到两者有机结合,出现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实践能力不强、不能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等诸多问题。 (二)缺乏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体系整体把握的师资力量。因独立学院近年来的主要师资为外聘教师和自有师资,外聘教师由于有本职工作在身,很难有时间参与独立学院的毕业论文改革工作,而独立学院自有的年轻教师多为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由于缺乏足够的授课经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知识体系缺乏整体把握,难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改革中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思路 (一)确立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理念。要进行毕业论文改革,必须有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否则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价值就无从体现,包括毕业论文工作在内的诸多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在经过对用人单位、学生家长、毕业生、行业专家等多层面多角度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确立了该专业明晰的办学理念,即: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其核心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明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有了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才能随之明晰,即“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有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具备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表达能力、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从事基础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要实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而毕业论文又是这一培养目标的综合体现方式。 (三)在教学实践中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队伍。通过课堂实践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训练、文学作品解读、诗词创作、诗歌情景演绎、地方民俗文化调查、方言调查、地区教育调查、社会规范用字调查等诸多方式提高师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整体认知能力,尤其是在此过程中,教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有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感知,从宏观角度规划、微观角度入手指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向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实践措施 (一)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国学教育意识。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承载的专业使命,在开设《中国文化通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便于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课程同时,增设《老子》研究、《庄子》研究、《周易》研究、《孟子》研究、《论语》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唐诗宋词研究等系列国学选修课,强化国学教育。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不但对博大精深的传统国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还从中发现诸多可以作为毕业论文写作的选题和素材。通过这一过程,学生意识到优秀的国学文化不但需要了解,更需要身体力行去实践、去传承,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二)夯实读、写、说为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人才要具备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其中写作能力尤为重要。要写出一篇质量较高的毕业论文,四年的知识储备必须充足,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尤其是长期的练笔,方能达到写作能力的真正提高。为此,开设了基础写作、应用公文写作、科技论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等系列课程,让学生在四年中不间断地进行写作训练。 同时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名中文人最基本的能力,即:了解经典,规范用字。要求学生每天习得一定数量的规范汉字、诵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名篇,将专业基础能力的强化常态化。 (三)发展重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提高的师生团队。在师生共同发展的工作思路指引下,尝试以了解基础教育新课改的专业教师带学生团队的形式作为师生共同发展的主要途径,经过逐步摸索,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如开办学生讲坛,学生从选题、搜集选取素材到完整地向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即学生完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必备的读、写、说综合训练的过程,经过指导教师与学生的多番打磨,主讲人不但在讲坛的举办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培养了学生的学科论文写作能力。其实,学生准备一期讲坛的过程就是一篇毕业论文完成的过程。 写作学教师在讲授《基础写作》课的同时,为学生搭建稳固的课外实践平台,即办系刊、系报、年级刊、专业刊、甚至鼓励学生以宿舍为单位办舍刊。从刊物的组稿、装帧设计到内容选取和校对等工作都由学生自己组织完成,日常作业练笔中出现的高质量作品也被选入系刊、系报,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写作热情,很多文章的质量已超出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四)开展旨在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的田野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之所以出现毕业论文抄袭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掌握有效的科研方法,故我们试图传授给学生一种科学的探究方法,与新课改进行有机的衔接,尝试走出校门,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并将《田野调查方法》作为必选课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以确保调查工作的方向性和有效性。 四、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取得的实践效果 经过系列改革探索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在进行广泛调查或认真研读国学典籍的基础上,真实性选题量呈逐年大幅度递增趋势。与此同时,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积极性也大幅提高。 (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经过严格的毕业论文写作训练,锻炼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更体现出学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就业中,表现出较强的优势,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如“基础扎实,踏实勤奋,积极主动,动手能力强”。 (二)培养了一支熟知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模式的教师队伍。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对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带领学生开展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将这些实践经验提升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同类院校中进行推广,加深了教师对汉语言人才培养的深层理解。涌现出了一批教学效果好、科研能力强的优秀教师,成为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育人骨干。 (三)探索了一条适合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师生在共同进行毕业论文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一条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规律和学生特点的“课程教学――课外实践――调查训练――论文写作――答辩提高”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发现有意义的课题,通过教师带队进行田野调查训练,在掌握了翔实的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实践性人才培养模式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发展、课程改革、教风建设、学风建设、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等工作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踏实勤奋、求真务实的系风,营造了良性循环发展的育人环境。 五、结语 通过系列改革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不再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通过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深入社会的田野调查、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相结合,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毕业论文的实践与改革中来。尽管其中存在这样那样需要修改完善的细节问题,但是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的毕业论文改革思路与人才培养目标是相吻合的,强化国学基础、重视与高中新课改的知识体系衔接、进行田野调查等系列改革思路是可行的。 文学毕业论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现状的思考 【摘 要】毕业论文是对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检测。我院2012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在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具体分析,指出了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培养信息素养、提高检索能力等关于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以期能够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关键词】毕业论文 写作现状 监督管理 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必经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相关的基本训练。因此,撰写毕业论文不仅是“对学生四年学习成果、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检验,也是对教师四年教学质量所进行的全面、综合的检查”。历年来,毕业论文已成为教育部对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随着伊犁师范学院毕业生的陆续离校,对2012届毕业论文的整理工作也告一段落。本届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共有163篇毕业论文,笔者将通过对这些论文的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及写作规范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借此考查目前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 一 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论文的选题 汉语言文字专业论文选题大体上分为语言、文学两个方面,但长期以来,文学类的论文比例明显高于语言类,2012届的毕业论文也不例外,语言类的论文仅18篇:现代汉语方向10篇,古代汉语方向8篇;文学类的论文达113篇:现当代文学方向28篇,中国古代文学方向40篇,外国文学方向34篇,文艺学方向11篇;语文教学论方向的论文32篇。从学生的选题方向来看,存在着两个不平衡:语言类的论文大大低于文学类;而在文学类内部,文艺学方向的论文明显低于文学文本研究。此外,中教法研究方向的论文明显偏多。这些不平衡不仅在本届如此,近五年来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都存在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1)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虽然均为专业基础课,但由于语言本身的枯燥使学生不感兴趣。(2)之所以会出现第二种不平衡,主要原因在于:理论本身的难度大,学生对理论文章的理解和阐释都非常吃力,更谈不上提出原创性的观点。(3)造成很多学生选择中教法研究方向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学生就业的方向是中学教师,出于对将来工作以及特岗考试面试的需要,很多学生会选择这个捷径。 就选题的内容而言,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过于重复。很多学生的选题非常接近,如《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和《浅析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这两篇论文的选题几乎一致,还有很多选题相似度很高,如《论语文教学中的成语教学》和《论中小学语文学习中的成语学习》《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情结》和《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等。指导老师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是造成选题重复的主要原因,每个老师关起门来指导自己的学生,到小组答辩时才发现选题重复,但为时已晚。 第二,选题的陈旧性。在163篇论文选题中,大多数选题都集中在已成定论的那些大作家身上,选择的角度也缺乏新意,诸如“陶渊明诗歌的哲学意蕴”、“旷达与乐观——透过苏轼的词探其人生态度”、“论陆游、辛弃疾诗词的悲壮美”、“论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探析”等。大家、名家资料丰富翔实,查找起来非常方便,很多学生图省事,随便找一些资料拼凑完事。 第三,选题贪大求全。科学研究的问题分属于学科历史、基本理论、实践应用等不同的层次,也就存在着大小难易的差别,一些同学的选题贪大求难,失之于笼统,如《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试论苏轼的诗歌意象》《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等,这一类选题涵盖范围广。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中,所谓的“小”和“易”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是针对所掌握的学识而做出的这种区分。一般情况下,小题目易做,大题目繁难。关键是大小适度、难易适中,如果没有老师适当的引导,学生在选题时就很难驾驭,写作时难免迷失方向。 2.文献综述的写作 文献综述是指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的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发展的前景进行系统的叙述和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文献综述要求作者既要对所查找资料的主要观点进行综合整理、陈述,还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予以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和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不仅可以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够帮助写作者确定选题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文献综述写作中,我院学生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以下几点: 第一,没有中心、缺乏层次的材料堆砌。很多学生的文献综述不是围绕相关选题有目的地展开阐述,不去注意寻找文献资料中相互间的逻辑性和关联性,只是把相关文献一一罗列出来,而是将每一篇文献中的中心论点简单复述一遍,诸如“某某在文章中提出……”,使文献综述变成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大拼盘。 文献综述的写作缺乏层次感,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如何突出中心,前后如何呼应等,对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构思。以《试论赵树理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局限性》为例,在这篇综述中,作者首先花了大量篇幅介绍赵树理的生平和小说创作,然后逐一介绍对其思想和创作的评价,在介绍的过程中,不分轻重、主次,更没有体现出时间的延续性,读后令人不知所云。 第二,缺乏自己对文献资料的阐述和评价。文献综述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评述性,所谓评述性,是指专门、全面、系统地论述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所综述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反映写作者的观点和见解,并与综述的内容构成整体。综述必须具有写作者自己的观点,写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对相关文献资料加以归纳总结,作出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应当是既有观点又有事实,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从学生的文献综述来看,一部分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对文献资料予以阐述,如《浅析“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一文,作者不仅详细地阐述了有关“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中那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而且还在阐述的过程中适当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但明显缺乏对文献资料的评价,只有“述”,没有“评”,对所研究的课题,研究者们分别从哪些方面展开的研究,研究达到了什么程度,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又有哪些观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哪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留有哪些可继续研究的空间等等,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做出全面的评价。而大多数的综述仅仅停留在对文献资料的介绍,甚至很难做到用自己的话解释作者的观点,造成综述的质量很差。 第三,选择性地探讨文献。许多学生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往往希望查到与自己的题目直接相关甚至可以直接应用的文献。但实际上如果这样的文献非常多,说明这类论题已经比较成熟,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较少,而很多有研究价值的题目往往不具备这个特点,需要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加工分析和处理,而此时学生会觉得力不从心。因此,在文献综述中投机取巧,选择一两篇能直接应用的文献,概括主要观点,遇到观点相悖的文献,只选择自己认同的观点,舍弃不认同的观点,这样写出来的综述缺乏价值。 第四,文献本身质量不高。部分学生在检索参考文献时,忽视了文献本身的代表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所阅读和选择文献资料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文献综述的水平。很多学生的参考文献一栏里填的大部分是教育学院学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专科学校学报等层次较低的刊物,很难体现出该选题学术的前沿性和代表性。 3.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 纵观今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63篇毕业论文,总体质量较去年没有明显提高,即使是获得“优秀”的毕业论文,也很难达到在正规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水平。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创新、普遍抄袭。创新不仅是指提出新的观点,也可以指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对于本科生而言,提出新的观点显然不现实,但我们可以鼓励学生从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学生对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比较、鉴别的过程,通过对文献资料的阅读,学生要掌握的不仅仅是对这个领域有哪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对于同样的观点,不同的文章怎样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证,这些都需要仔细揣摩,加以学习。但是从本届学生的论文来看,几乎很难看到视角有新意的文章,大部分学生都是东拼西凑,稍微好一些的论文尚能做到段落之间衔接自然,差一些的论文连衔接都很难做到,有的甚至干脆把整个分论点都原封不动地复制下来,以至于在答辩时漏洞百出。摘要是学生唯一无处可抄、必须要自己写的部分,没有指导老师的帮助,很多学生根本写不出能够简要概括中心论点的摘要,勉强写出来,也有诸多病句,如:“《儒林外史》是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这部小说以‘功名富贵’为中心,知识分子在对待功名富贵的考验时,呈现出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狡诈无理,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在这些人物形象演进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造成知识分子命运的最直接、最深远的因素便是八股文化,也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八股制度对整个社会人的影响的原因。”在这段不足200字的摘要中,语句明显不通,只要稍微多读几遍,即可发现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对毕业论文的不重视。 第二,缺乏论文写作的基本功。中心明确,论证充分,脉络清楚,语言流畅,是对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的评价,但不少学生明显无法达到这一水平。虽然,从大一开始,每门课程都会留几篇小论文作为考查作业,但学生不够重视,随便从网上找一篇敷衍了事,老师也无法一一核对。近几年,有不少任课老师为防止学生的抄袭行为,干脆不让学生写论文,改用其他的考查方式。平时缺乏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到毕业时,学生也就很难写出合格的论文。 第三,论文格式不规范。自从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之后,人文学院参照学术论文的一般规范,拟定了详细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格式,从论文字数、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到各级标题的书写、参考文献的格式,甚至字号的大小、行距的多少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今年的毕业论文中,完全符合格式的不足三分之一。如果说论文内容的好坏和写作能力的高低有关,那么格式的不规范则与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二 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 1.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是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基本保证 早在2004年以前,我院就制定了《伊犁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后来又有相关的补充规定,对于毕业论文的选题、中期的检查、毕业论文的答辩以及指导老师的责任,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缺乏监督管理,导致对《工作条例》中的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而是对毕业生放宽要求。多年来,本专业从来没有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及格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论文的质量高,而是已经形成了习惯:无论多差的论文都能及格。而且,毕业论文的成绩与学生平时成绩绩点不挂钩,“优秀”与“及格”没有区别,长此以往,学生对毕业论文不予重视,这是造成毕业论文质量无法提高的根本原因。 因此,首先我们应当加强对毕业论文工作的监督管理,各专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完整的《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细则》,对论文考核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尽量予以量化,如开题报告中的文献综述应当不少于多少字,论文中引用他人的字数不得超过多少、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答辩等。标准量化,既有利于对学生提出实际的要求,也有利于实施监管。 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切实保证。首先应当将论文成绩与学生绩点挂钩,以引起学生对论文的足够重视。其次是实施导师负责制。考核制度,不仅要考核学生,也要考核指导老师。过去,我们往往把责任都推到学生身上,其实,指导老师不愿意得罪即将毕业的学生,对学生要求不严格,给学生评分过高,也是造成论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考核制度中要明确师生双方的职责,如选题陈旧、偏离本专业、论文格式不规范等等,都应当追究指导老师的责任。最后,应当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范围,消除学生的过度依赖心理。让学生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在于帮助学生确定选题,给学生讲解撰写文献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帮助学生修改论文提纲、调整论文框架,而不是帮助学生写论文,让学生明白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完成毕业论文。 2.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 答辩结束之后,在由指导老师推荐、对论文进行公平合理评价的基础上,评选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优秀指导老师,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并推荐给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同时,在全院范围内召开优秀毕业论文公开答辩会,组织低年级的学生观摩,为他们将来的论文写作打下基础。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送往其他本科院校进行盲审,寻找差距,以便于提高。 奖惩并重对于保证论文质量必不可少。毕业论文质量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独创性,而抄袭严重是本科毕业论文的通病,互联网的普及在为学生查找资料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学生抄袭大开方便之门,指导老师在网上逐篇查找,工作量很大。目前,包括我院学报在内的很多编辑部都已使用学术论文打假防伪软件,我院也可将此软件应用于学生的毕业论文,对疑似剽窃、抄袭的论文进行鉴定。对抄袭他人成果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论文不能给予“及格”。这样,不但从根本上杜绝学生的依赖心理,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学术道德,为他们将来进行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3.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提高学生文献检索的能力 将文献检索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文献检索教学应当把对信息资源选择和鉴别能力的训练放到重要的位置,使学生能够从丰富的网络资源和电子资源中鉴别各类信息源并找到准确的入口。同时,教师在专业课的讲授中也要有意识地把信息素养的培养融入教学当中,对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层次的信息素养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这样既节省了教育资源,又能实现良好的培养效果。 综上所述,我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学校的监督管理、学生的认真态度及指导老师的严格要求这三个方面的通力合作。 文学毕业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当前高校的长线、传统专业,相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文学科势微、片面突出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地方重视经济发展主义的今天,其命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据最具公信力的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调查,在2007~2009年连续三届就业率最低的五个文科专业中就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该机构2011年的调查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被列为就业“黄牌专业”。这固然与该专业设置较有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专业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我国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能力为主”的人才培养方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1年工作要点》中也强调“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2011年6月,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能力为重”,要求着力增强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可见,“能力培养”已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时代关键词,俗话说,花无百日红,曾经在1980年代引起“轰动”的文学,今天也遭遇了寒冬。但是,压力既是考验生存的试金石,也是转轨并绝地奋起、浴火重生的动力,因此,挑战和机会并存,新建本科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办学及其专业、方向设置必须牢牢抢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位,以时不我待和急、争、抢的精神,实现快速地与市场人才需求、与地方行业链、产业链的对接,及早与地方性的行业、产业老大进行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引进地方文化(文产)行业的大佬,对该专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从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方向、课程体系、教学质量监控、教材体系、实践环节、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各个环节进行,以企业行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倒逼该传统专业的改造。 一般而言,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我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四会”(会做人、会学习、会应用、会创新)、“三欢迎”(学生欢迎、家长欢迎、社会欢迎),顶层设计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强校”,并通俗地将其理念概括为“做武夷文章 办绿色大学”。缘此,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符合海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行业需求、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对新建本科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必须树立一种观念:我们的人才是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大多不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是直接进入市场经济主战场,散播在相关行业、产业的生产部门,为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直接服务。 一、毕业论文的“原创”困境与耕作盲点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此外,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中,也进一步提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这些要求的提出,既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也指出了此类学校文科毕业论文(设计)转型的根本出路和方向。 总体而言,我校历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讨论多,实践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制度多,模式研究少;学术性毕业论文(设计)研究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出台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少。作为转型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存在种种弊端,该专业很明显地不适应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新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也就是说,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既不能如211、985高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最终多数通向“硕士生”、“博士生”,就业以科研院所、大中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高层主管为主导,也不是像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型”行业、产业一线人才的培养,就业直接面向工厂一线车间、流水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既要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我们人才培养的优势在于,既要适应相关行业的岗位素质要求,又要能迅速缩短“就业到岗”的时间,为用工单位节约员工培训资本,上岗即为熟练员工;办学方向能与今后的就业紧密结合,使得学生有广阔的就业前景,提升就业质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行业产业要求、就业要求、职业能力素质“倒逼”人才培养的规格、定位、课程体系、能力培养、教材建设、实践环节等等。 按此顶层设计、中观发展思路和微观个体培养三个层面的要求,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精神,能在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教育教学的语文教师,以及能够从事秘书、记者、编辑等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针对以往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选题范围越来越窄、优秀论文越来越少、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我校应以“应用型”为突破口,避开自身的弱项和“盲点”:少一些玄奥、抽象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多一些地域研究、特色研究、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就要符合“应用型”、“适用型”、“技能型”的能力素质和就业类型的要求,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与老本科大学中文系看齐。要在搞好社会调研的前提下确定学生“论文选题”的方向。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转变对该专业人才类型的认识,扩大调研视野。人们一般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应培养的人才类型不外乎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事实上,除了这些类型之外,还有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自主创业型等多种“业外类型”,这是由该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决定的。因此,办学者的社会调研首先要正确认识“守业”与“业外拓展”的关系,将人才类型的弹性空间收入视野之内,弄清该专业的毕业生究竟能够干什么、都在干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从而为拓展毕业论文选题开辟空间,打破该专业人才培养路子越走越窄的尴尬局面奠定良好基础。二是要了解社会对各种类型人才的能力期待。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的封闭化、学究化的办学模式,使其人才能力培养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脱离社会现实境遇的一种自认自定的标准,办学者并不了解社会对各类人才究竟有着怎样的能力期待,因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补上这一课也成为其必需的选择。三是要把社会调研纳入人才能力培养的常规机制中,不仅要注重事前调研,还要注重事后调研与跟踪调研,尤其要重视周期性调研成果的总结,并根据调研所获信息及时调整培养目标。 笔者从教20年,一直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任教。就历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来看,学生大多阅读量少,除了极少数备考研究生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对学术前沿知之甚少,许多同学不是选择一度“热门”的张爱玲、严歌苓、余华、虹影、莫言、卫慧等当代作家来说事,就是选择沈从文、鲁迅、老舍等几大家做文章,既无法推陈出新,偶有创见,也无法另辟蹊径,洞幽烛微,陷入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境地,或者干脆就是是剪刀加浆糊的干活。 从“顶层设计”层面而言,原有学生的论文选题基本脱离“应用型”的基本要求,出现“原创”的困境和创作的盲点。首先,就“原创”方面看,新建本科的培养目标、师资水平、课程设置存在较大“缺陷”。特别是从师资看,我校长期办的是师范专科,老师以教学为主,学生未来就业以当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为导向,在学术研究上缺乏明确的要求和定位。而部分老师由于长期囿于课程教学,加之外出学术交流、培训提高的机会较少,学校又无这方面的激励机制,多年下来,其知识结构陈旧、学术功底薄弱,本身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不甚了了,当然不可能以己之昏昏,使他人之昭昭。 此外,要注意有意识地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人文社会科学周边的某些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产生新的结合点。这既是与四年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尤其是与选修课程体系、应用实践课程体系(环节)的呼应,也是检验培养方向设置效果的显示器。比如,可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与高级文秘、新闻、广播电视编导、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些选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武夷文学中的文化创意原点和文化产业关联性研究”、“武夷文学与文化中的电视改编和绘本化”、“新闻报道中的文学化手法”、“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等等。事实证明,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培养的专科人才,有较多在南平市的新闻行业集聚和“扎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平市广播电视台系统,有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近30人,他们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和市场召唤,逐渐向相邻专业或者学科靠近,并将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上,既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学术理论,更要学生学会“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为学作风。 二、毕业论文的“应用”要求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大文学”与“大文化”、“区域性”乃至闽北“民俗学”、“地方志”等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一步。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要在论文的选题、材料的收集、学科(术)前沿的跟踪、田野调查、访谈采访、论文撰写等环节具体体现出来。 所谓的“区域性”,要求学生将论文选题切实与地方文史、武夷文化、朱子理学、茶文化、旅游文化、当代闽北作家作品、闽北神话传说及其传播、闽北历史人物研究、闽北书院文化、地方风物人情、黄峭文化、闽北地方戏曲、闽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学、大学生文学阅读与创作、农民工文学阅读、当代闽北民众的“文学生活”、网络文学与文化、手机短信文学、博客原创文学、武夷学院院系学生自办文学文化刊物研究、武夷学院文学社团的活动与创作、闽北现当代作家行至考据、武夷旅行文学等,具有“闽北地方”特点的选题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闽北政和四平戏、邵武、光泽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北民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戏”、“傩舞”、中原入闽且独树一帜,在东南亚各国颇具影响的黄峭文化、源远流长的武夷文学、张三丰的道教文化(文学)传播、朱子理学中的文学、武夷茶文学与文化、古诗词中的“武夷”形象研究、文学中的闽北神话传说人物研究、武夷山儒释道文学研究等等,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最最现实的问题和迫切需要切近的课题,是与武夷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最直接价值血缘的题目,也是慷慨的“大武夷”给我们最无私的馈赠,更是实现高校四大职能之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体现。此外,南平市为了积极对接福建省十二五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攀高 攀精”的思路,在南平各县市布点,实现产业承接和产业聚集、差异化发展。武夷学院在武夷山办学,理应首选为武夷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南平市委、市政府提出,在武夷山大力发展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养生、商业贸易、物流产业等,特别是“武夷新区”发展的一日千里,更给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该学科要注意在上述的各种产业链条中,发掘和寻找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比如动漫产业链中的“文学故事”编辑、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中的文案、乡土文学人物塑造、民间传说改编以及旅游休闲产业链条中的文化元素的融入、挖掘和升华。 此外,当前南平市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教研教改等,都是可供选择的良好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所谓的“应用”,要求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要摒弃剽窃、抄袭的恶习,杜绝“假大空”的论文选题,抛开正确的废话,告别陈陈相因的凌空虚蹈,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并在指导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会开展或者从事应用型科研,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本导向,以解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难题为切入点,主动融入地方工作的大局,在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艺术、武夷文化与文学、地方文史发掘整理等畛域,这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二步。毕业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选好题、选真题、选对题为标准,可以采取团队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系列题目,也可以单打独斗,集中攻破,努力在服务社会、贡献地方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学会逐步掌握开展论文写作的一系列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采访访谈的课前准备、田野调查的进行、材料的收集、辨别和使用、文献的阅读甄别、综述报告的撰写、观点的提炼、开题报告的写作、论文的修改等等,通过较为严格的学术科研训练,达到既能部分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会做人(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和谐的团队合作精神等)、学会学习(论文的全程如何展开与推进)、学会应用(学以致用,用四年所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学会创新(在前人的应用型科研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为能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有更大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采访访谈的全过程的学习运用,学会了在未来可能的新闻、文秘工作岗位上,较为熟练地迅速进入岗位角色,增强就业竞争力;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通过在大学四年开设选修课,较为系统地学习“期刊编辑学”、“办刊办报”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使得学生将应用性的就业所需能力或素质培养的端口前移。 最近,在业界颇具知名度的文学评论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的一组7篇文学研究论文,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著名的文学教育家、文学史学家温儒敏以《“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为题,作了开篇的导言,其他文学研究界知名学者黄万华、贺仲明等分别以学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调查、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网络文学生态调查、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为题,对“学院派”近年来少有接触的选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而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和“应用性”的题目,是与地方、民众具有血肉亲缘的选题,与时下某些学者关在学院围墙内,津津乐道的“现代性”、“纯文学”、“德里达”完全不搭界,也从而开启了现今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和“新视界”——是具有革命性的、振聋发聩的召唤,来自生活和人民的感召。在学理和学术掘进的畛域,敞开了过去自命不凡的纯文学研究者所未曾识见的全新的“文学生活”。这既是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新的文学研究论题,它的开启,无疑给了我们这种“地方性”、“应用型”新建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新的思路: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寻求。 学者张未民指出:“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了。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它们在文学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可以说绝不在“精英”文学之下。《读者》发行有千万份,《故事会》发行有三百多万份。其实,这样的文学期刊还有,比如武汉的《今古传奇》,仅‘武侠版’每月销量就在40万份左右。我们凭什么把它们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有谁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还有大量的‘泛文学’,比如《家庭》、《知音》以及大量的‘晚报’、‘早报’,它们的虚构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论是在写作的层面,还是在阅读的层面上,它们都具有文学性,所以有人说当代最好的小说在《南方周末》,这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意义上讲的,但《南方周末》上的很多故事都富于文学色彩,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却是事实。因而,以‘新文学’为本位,用‘新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另类’文学,这是不公平的。”[1] 在这里,张未民实际上触及到了如何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这对我们开阔思维,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的畛域和方法。 三、毕业论文的师生参与与全程指导 由于我院学生对应用型科研的“陌生”和对区域文学文化的生疏,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借助外力的支持、外出考察以及实证性研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指导方式,较之“纯粹的文学研究”这种较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方法,具有较大的进步。 第一,以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进一步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将学生试讲等实践活动、文艺创作与科研创新有效整合,全面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破解当前文化产业人才紧缺,及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节等难题。 第二,以毕业论文(设计)全程化为契机,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贯穿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改变以往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在毕业前完成的惯例,促进学生写作心态的转变,提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质量;改变过去简单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解决最后一公里”式的师生合作、校企、校地合作,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高度融合”的新型多角度、多面向的合作。 第三,以提升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实战性毕业论文(设计)达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突破传统文科类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的“天经地义”,不仅考核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还要考核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创造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设计的崭新形式,也能为其他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提供思路。 某位学者的一句话,笔者是很赞同的:“大学的文学教育必须随之作出调整、深化,让文学在大学的“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中,在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中充分发挥它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学毕业论文:中国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生语言类论文写作要点 每年都有一些同学选择语言方面的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但是,语言类论文和文学类论文具有明显的不同。文学类论文往往是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分析,这种分析是以论文写作者本人的文学理解和鉴赏为基础的。说白了,文学类论文属于艺术研究的领域,这类的论文往往是以阐述或描述论文写作者的主观理解和主观感受为。但是,语言类论文与此恰恰相反,它不允许写作者纯粹发表主观意见,而要求在调查研究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拿出反映语言事实的结论。说白了,语言类论文属于科学领域,要坚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原则,不允许没有客观根据的任意发挥。正是因为如此,语言类论文的写作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要克服这一困难,就要了解语言类论文的写作要求和写作程式。本文试图就语言类论文的选题、语言研究的程序、语言类论文的写作程式等问题进行一个大致的介绍。 一、论文选题 学术论文的写作和一般文章的写作具有明显的不同,比如你要写一篇议论文或者一篇杂文,有了观点之后,就可以展开思路、信手写来,如果不合适,还可以反复修改。需要什么材料,还可以查找一些工具书。 语言类学术论文,首先是一篇科研报告,它是在对某一问题进行一定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研究的过程和结论报告出来,这就决定了语言类学术论文是研究在先、报告在后,也就是先进行研究,再写论文。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语言类学术论文的选题,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写作的题目,而更主要的是选择一个研究的题目。 这样,就要求语言类论文的选题,应该考虑以下原则: 1.题目要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可行性。这样就要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以往的知识积累、可以占有的材料等等。比如《某某县方言音系调查与研究》,题目很好,但是,如果作者在方言调查以及辩音、记音方面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的话,这样的题目是没有办法做的。再比如,笔者曾经指导的一个本科生的创新支持项目,几个同学打算做这样一个题目《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该计划中包括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代表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这对于几位在校大学生来说,是无法进行的,所以笔者就让他们改成《曲阜师范大学文科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这样,题目就具有了可操作性,完成项目就不那么困难了。 2.题目要具有一定的新意。这就是说,要尽量避开那些热点、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除非自己确实有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理论、方法或材料,否则还是选择冷门为好。有一年笔者指导了一批自考生和函授生的毕业论文,其中不少学生写了“四大名著中的佛道描写”之类的题目,这当然不是语言类的,是文学类的题目,但是由于写类似文章的太多,许多文章都给人一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很难写出新意的。那么,怎么保证选题有新意呢?那就是尽量避开热门问题,比如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尽量选择别人不太关注的。例如,关于《红楼梦》的语言大家研究的比较多,你可以选择《儒林外史》或《儿女英雄传》等。 3.选题宁小毋大。不少同学喜欢选择大的题目,比如《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古汉语“俗”字研究》等题目,这些是08级毕业生的论文选题,这三个题目都是太大,让人感觉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第一个题目《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题目中的新词语指的是哪个时代的新词语?如果不限制时代,所有的汉语词汇都曾经是新词语。再说“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社会哪个方面的发展,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这样宏观的题目,根本没有办法去进行研究。第二个题目《现代汉语语法方向》,这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的方向还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哪种意思,都是语法学家们也不敢进行的研究,我们的本科生选择这样的题目,只能暴露对语法研究的无知。第三个题目《古汉语“俗”字研究》,古汉语有那么漫长的历史,指的是哪个时期的俗字?历代文献中都有大量俗字,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比如,有的专门研究碑刻的俗字,当然里面又分汉魏碑刻、唐宋碑刻等。有的研究敦煌俗字,有的研究近本的俗字等等,选择这样的题目,也暴露了学生对“俗字”研究领域的陌生。 有的同学选择了这样的题目,相比以上题目就要好的多:《〈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中的通假字研究》,《中的骂詈语研究》,《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这些题目都比较“小”,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如果这些题目没有人写过的话,就可能写出不错的论文。 4.明确研究对象和取材范围。这个要求在上文已经涉及到,就是选择研究的题目和对象是明确的,搜集材料的方向和范围也是明确的。比如上面列举出来的选题《〈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研究对象是《论语》,研究的内容是《论语》中代词的用法,搜集材料的范围是《论语》一书的代词。这样的题目,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选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找到译本比较好的《论语》文本,进行语料的搜集,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展研究。而另外一些题目,比如《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就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虽然题目中提示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但是“现代汉语”是一个大概念,包含大量的书面文献和口语材料,怎么去搜集“现代汉语”的材料呢?搜集书面材料还是口语材料?普通话的材料还是方言的材料?哪一个方面的材料都不能代表“现代汉语”的全部,所以肯定会让人感觉“老虎啃天,无处下口”的。 二、开展研究 选好课题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般程序是: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最后是执笔撰写、修改定稿。 首先,研究课题的基础工作——搜集资料。在确定了选题之后,就可以进入研究阶段,进行资料搜集了。 搜集材料的工作其实有两个方面: 一是原始语料。比如《中的骂词研究》,就要通读《红楼梦》,尽可能完全地搜集《红楼梦》一书中的骂詈语,一条材料用一张卡片,把包含骂詈语的句子完整地摘抄下来,并标明例句的出处,哪一回以及所依据版本的页码等等。再比如《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题目确定以后,作者就要到安丘进行语言的田野调查,不要以为作者自己是安丘人,就可以不进行调查了,同样需要调查。因为研究者对自己的语言往往缺乏认知敏感,许多现象未必能够明确认识到,只有进行调查,才能获得更加准确和丰富的语料。在进行方言调查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发音人等,其中从事方言语音调查还要有专门的听音、辨音、记音方面的训练等等,这都要利用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了。 二是已有的相关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前人相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搜集这些资料,主要是为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有关研究方法和成果,也是为了了解前人的研究,以便自己的研究不重复别人。比如《中的骂詈语研究》,很可能已经有些学者对于《红楼梦》的个别的骂詈语或某些骂詈语进行过研究,也有些版本的《红楼梦》的注释中对一些骂詈语进行过解释等等,这些都是前人的相关研究,都要尽量搜集到。搜集这些材料时,学生可以去查阅图书馆、资料室的资料,最好把想要搜集资料的文献目录、详细计划都列出来。查阅资料时要熟悉、掌握图书分类法,要善于利用书目、索引,要熟练地使用其他工具书,如年鉴、文摘、表册、数字等。 学生中有把以上两类材料的搜集混为一谈的倾向。不少同学认为搜集资料就是到图书馆、资料室借阅书籍,抄录、复印论文。比如,有一年,有个研究生的选题是《现代广告语言研究》(其实这个题目太大,是很难做的,但是只要坚持搜集大量的广告语言,也是可以进行的)。笔者问他:你搜集了多少材料?他告诉笔者说:他从网上下载了多少篇广告语言研究的论文,又复印了多少本广告语言研究方面的著作,总共也有30多万字的资料。笔者又问:你搜集了多少“现代广告语言”?他无法回答了。因为,他没有去搜集原始语料——广告语言,而只搜集前人的研究论著。所以,最终他的论文不是在研究“广告语言”的基础上写成的,而是在阅读前人的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论文只能是拼凑而成,至多只能写出一篇研究综述。没有进行第一手原始语料的研究,肯定写不出不同于前人的新意。 其次,研究课题的重点工作——研究资料。学生要对搜集到手的资料进行研究,首先要进行分类和再分类。把原始的、无序的材料按一定的线索和顺序整理成条理清楚的材料,相同的材料太多时,可以考虑列表或统计等等。把原始材料整理出一个眉目之后,一篇论文的雏形就出来了,然后是对每一个小类的材料进行总结和研究,得出结论。 在搜集原始材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自己费心选定的题目,居然有人已经做过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要认真阅读前人的文章,同时认真研究原始语料,看看自己会在哪些方面和前人的研究不相同,然后尽量突出和放大这种不同,这就是创新。 三、论文写作 研究工作进行到基本结束时,论文的雏形就已经具备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论文的布局谋篇、格式完善的工作了。 一般毕业论文的基本格式:由标题、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四方面内容构成。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摘要即摘出论文中的要点放在论文的正文之前,以方便读者阅读,所以要简洁、概括。正文是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研究这一课题的理由、意义,要写得简洁。要明确、具体地提出论述课题,有时要写些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作者本人将有哪些补充、纠正或发展,还要简单介绍论证方法。本论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即表达作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论据。这部分要以充分有力的材料阐述观点,要准确把握文章内容的层次、大小段落间的内在联系。篇幅较长的论文常用推论式(即由此论点到彼论点逐层展开、步步深入的写法)和分论式(即把从属于基本论点的几个分论点并列起来,一个个分别加以论述的写法)两者结合的方法。结论部分是论文的归结收束部分,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参考文献即撰写论文过程中研读的一些文章或资料,要选择主要的列在文后。 只要坚持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语料,论文的正文部分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需要注意和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两个内容的撰写: 一是摘要。学术论文的摘要是全文要点的摘抄,其目的是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但是,很多同学往往把这一部分写成“论文简介”,往往是这样写:“这篇文章以……为研究对象,以……理论为依据,对……进行了研究,论文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一……,二……,三……。”这样写其实是“论文简介”,不是“摘要”,怎样写才是摘要?可以尝试这样写,把论文中反映主要内容的句子按文章内容的顺序拷贝到一起,然后进行一下文句上的贯通,这样差不多就是一篇不错的摘要了。 二是论文的引言或绪论。一般来说,论文的引言或绪论部分,往往要明确说明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献综述。什么是文献综述呢?就是关于自己研究课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这一部分内容解决的问题是自己的研究和学术界的研究的接轨问题,同时也是自己的研究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部分,要充分利用搜集到的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和著作),把前人研究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在充分肯定前人研究的贡献和功绩的基础上,指出前人的研究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空白点或者不足,主要是指出自己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和前人不同,这样就能够把自己论文的创新性体现出来。这样写可以给读者这样的印象:本论文的研究是在充分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是具有创新性的。 另外,还要强调一下语言风格。学术论文,尤其是语言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一般的散文、随笔、杂文的文章风格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语言研究的论文是科研报告,所以不主张使用活泼的文体,句子宁短毋长。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不要有感情色彩。不少同学的语言研究的论文,写的跟散文、随笔似的,一看就不象一篇学术论文。 四、完善格式 学术论文写作不同于一般文章,讲究立论新颖,与前人研究结果有区别;证据要确凿,要注明引文或旁证思想的来源;数据收集合乎规范,论证有力,不牵强附会;分析严谨,不留漏洞或把柄;内容布局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等。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 1.少用“我认为”“众所周知”等表达,不用“有人说”“一位著名语言学家曾探讨过”“二十年的外语教学研究显示”等说法。 2.旁征博引,但不能生吞活剥、东拼西凑。 3.注意简洁,对发展文章主题没有作用的引文坚决不用。 4.认真区别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一手资料直接引文:引用内容与原文完全一致时,用引号,注明来源及具体页码。一手资料间接引文:归纳他人观点,解释性引用他人成果,不用引号,注明来源(及页码范围)。二手资料间接引文:在阅读某人A的文献中发现被其引用的另一作者B有值得引用的观点,表述方式一般为:“B(1989)曾指出/认为……(转引自A 1995)”,A和B均必须出现在参考文献中。 5.避免无意剽窃与抄袭。有时,作者将以前从某本书上学习到的观点、理论用于行文中,忽略了其来源,造成无意剽窃。如“语言有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分……”,这一广为引用的观点并不是普通常识,而是Chomsky(1965)的著名观点,因而必须查找原文,注明来源。 6.杜绝剽窃与抄袭。有意剽窃通常有以下几种:①观点剽窃:将他人某一观点据为己有,不注明来源;②整篇剽窃:将某人整篇文章翻译或摘译,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③针对某个学者的组合式剽窃:将某人多篇成果的有关要点或段落翻译后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④针对某一类研究的组合式剽窃:从不同作者的成果中挑出一些段落、论述,翻译并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⑤伪引式剽窃:从某著作中看到另一学者有价值的论述/观点,在没有直接读到该学者著作的情况下用编译的方式将观点组合进自己的文章,不注明为间接引用(即不写明“转引自……”),而是在参考文献中若有其事地列出从未真正阅读过的文献。 7.在不剽窃的前题下,鼓励模仿相关重要文献的格式、行文方式。 8.避免证据不足、想当然的观点。不用“我/笔者始终(或者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者会同意这样的观点”等虚张声势的表达式。 9.任何一个观点必须有来源,或者得到作者的论证。如“随着语句的进展,每个分句都会提供一些新信息,帮助读者在心智中不断构建和整合一个逐步完整的认知世界”,如何证明这样的观点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总之,论文的写作,对初次尝试的大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只要用心思考,认真对待,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写成一篇像模像样的学术论文,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本文为2009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网络时代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创新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9321,项目主持人:曲阜师范大学曹志平。) (张诒三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文学毕业论文:中国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生现代汉语方向论文写作导引 本科生学位论文应该建立基本的问题意识和规范意识。问题意识,主要体现在写作伊始阶段论题的选定方面;规范意识,主要贯穿在确立好写作论题之后的整个写作过程之中。以上两种意识是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常识,但在本科学位论文中却极为稀缺,直接影响到了论文的质量,有系统加以指导的必要。 一、如何确立现代汉语方向论文的选题 (一)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确立选题之前,首先要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本科生中有不少同学对于学位论文的写作缺乏必要的常识,类似“写论文是为了梳理学过的知识”之类糊涂认识在学生中还比较普遍,因此,必须先让学生明白,学位论文的写作不是单纯地消费知识,而是运用学过的知识来创造新的知识、解决值得解决和必须解决的新问题,要确保选题有价值。 (二)现代汉语学位论文应避免的选题方式 由于语言观念和本学科学科体系的制约,和对教科书的盲信盲从,一般同学在确立论题、进行写作时往往会陷入以下误区: 1.填充式 这种研究是理论先行,完全把书本上的知识引述到论文之中搭建框架,仅仅把书本上的例子更换一下。如“分析广告语言中的修辞手段”的某篇论文,分成了比喻、拟人、夸张等几部分,把自己搜集到的零零散散的例子,分别填入到几种修辞格之下,就没有了下文。这样的选题和研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只是为原有理论又背了一次书,毫无价值可言。 2.综括式 把学术界各个学者对某语言问题的研究综合在一起,这样的选题和研究对于造诣较深的学者来说是有可能在总括的基础上补充、丰富和发展既有研究成果的,但对于知识体系不完整、理论水平欠缺、研究经验不足的初级研究者来说,是没有能力提出新见解的。不建议学生选择此类选题做研究。 3.纸上谈兵式 这种选题是对于自己不熟悉领域的问题,进行硬性的研究。如某篇学生的论文,研究“两大应用领域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提出的挑战”——两大应用领域分别是汉语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而写论文的学生既缺乏有关汉语信息处理的理论修养与实践研究,也没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经验,超越自身能力进行的研究,绝不会有什么新意,甚至极易让人产生粘贴抄袭的联想。 4.断章取义式 这种选题在语言学界较为常见,它是对语言进行零部件式的研究,把活的语言拆解为僵词死字,罔顾语言整体、语言本身的特点、使用语言的人以及语言背后的人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等因素。如歧义研究,就片面夸大了语言中歧义出现的频率,忽视了语言使用的语境。选题的缺陷实质上反应了选题者观念上的欠缺。比如,学术界中提倡汉语也应像西文那样进行分词连写的主张,就是忽略了汉语汉字本身的特点,是不可取的。 (三)确立恰当的有价值的现代汉语论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作为论文指导教师,需要向学生澄清本学科及相应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域,使其摆脱对教科书的完全依赖和盲信。观念上的更新才有可能带来研究上的突破。从以下两个不同角度来选题都可以体现现代汉语本科学位论文的价值。 第一,从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出发。 让语言研究走进语言生活,让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联系起来,回到语言本身做原初性、常识性的全面思考。比如,可以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中寻找研究的课题。笔者曾经指导同学考察曲阜街头用字和曲阜街道名称,分别写出调查分析报告,这类报告一定不能只满足于对表面现象做记录,还要做深层次的解释,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还可以在各种文体或媒体中寻找有价值的语言现象来研究,如可以分析作家汪曾祺优雅的小说语言;可以通过分析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对话,从而寻找到现代汉语的白话文资源;通过对比分析古代章回小说和现代白话小说中的描写性语言,梳理汉语的继承与变异、总结出汉语表达区别于西方语言的一些特点;可以把报纸中的某专业标题做为分析对象,揭示出标题语言的共性和特殊专业类标题的个性;可以通过法律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对比,揭示出不同语体风格的特点和各自的规定性,等等。 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比如,分析某社区的商业牌匾雷同化、庸俗化命名方式,揭示致因;假大空套语言现象、暴力语言、詈语等都有研究的价值。 第二,从语言学科建设出发。 现代汉语学科相对成型,但离真正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反思学科范式结构的缺陷十分有必要。如果有能力,就可以在这方面选题,比如,从思考语言问题本身开始,反思整个语言学研究的缺陷。也可以从其他领域的学者论著中寻找语言学的宝贵价值,比如,陈寅恪论著中包含的语言学思想就很有重视的价值。一些语言现象本身包含的语用意义也值得深入挖掘,揭示语言现象的同时,寻找到以前未曾发现的语言学理论,这需要超越结构主义静态语言观。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同学在确定选题时,习惯于跟着时尚走,热衷于分析网络语言,并且常常止于泛泛而谈,把别人总结过的问题重新炒作一遍,提不出自己的新见解,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语言学论文的写作,大都需要在占据翔实而充分的语料基础上进行,而网络语言尚需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优胜劣汰的自然发展过程,由于稳定性不够,研究的结果往往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生活有多么辽阔、社会有多么复杂,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就有多么丰富多样,与之相应的汉语言研究就有多么广阔的可作为的天地。保持对语言现象的敏感、敏锐性,就会在各种文本经典中寻找到更有意义的诸多研究对象。 论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查找资料了。已经确立好的论题也可能会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加以变动,如果写作时间充足的话,这对于写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写作初期如果“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就先把精力放在资料搜寻之中,在资料无限链接到达一定积累量时,新的选题伴随着新的思路就产生了。 二、资料的查找和利用 现代汉语学位论文的资料分两类:文献性的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性资料。 文献性资料是指跟论文所要研究的语言现象有关的语料。语料是多种多样的,语料的来源决定于不同的写作目的。如果是研究身边的语言生活,就要亲自进行田野调查,比如,调查某城市的用字情况、普通话的使用情况、城市街道和牌匾的命名情况等等,这些均须写作者做周密细致的调研。如果目的是研究一种语言现象,而又没有固定的语料,那就需要研究者自己有足够的判断能力,确定一个最有意义的范围,搜集其中的例子,然后加以分析研究。 有时语料过多不便于全面分析,则可以截取部分代表性语料做相对封闭的分析。搜集语料时,可以把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数据库充分利用起来。 研究性资料是指就某专题而进行的研究性论著,包括已出版的著作和已发表的论文。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类。电子版查找渠道:从校园网点击进入曲阜师范大学电子图书馆,然后进入中国知网的免费资源,用“关键词”或“主题”搜索并下载所需要的资料。用传统纸质方式查资料的话,可以去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借阅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查找利用每一期的篇目。 在查找资料过程中切记:只要是对于自己的论题有所帮助的资料,都要记下详细信息,诸如文章的作者、文章的标题,登载杂志的名称、卷期、页码等,以便后来在文章中真正使用过相应资料之后,完整地附录到参考文献部分。这样做,不只是为自己提供方便,也是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 三、论文在材料、方法运用和论证过程中注意的问题 大题小做、小题小做、小题大做,这是写学术论文的三个不同的路径与方法,对于同学们来说,第一种最好不选,因题目太大,无法驾驭,易陷入空泛;第二种选题本身不是没有价值,但是由于客观或主观等方面情况的制约而没有办法深化研究;第三种应该属于最好的选择。 小题大做即以小见大,需要超越语言表层结构形式的迷障,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心理、审美等因素,有些语言研究还可能涉及到语言本身的一些规律或机制,由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做基础。比如,对偶之所以自古以来深受汉民族喜爱,既有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做必要条件,又有语言形式背后潜藏的哲学意蕴起作用——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相契合。 论文的分析论证要建立在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全面、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思考基础之上,揭示特定的“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或“那些个”研究对象的本质,切忌理论或观念先行,否则就会模糊甚至异化研究对象。对于自己所分析的语言对象,不仅仅需要进行形式上的描写,揭示“是什么”的问题,更需要进一步作阐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语言表层为了语言而研究语言,而应该把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把与语言直接相关的人,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思维、心理等要素都要考虑进来。针对特定语料而进行的语言学研究应属于语言考古学研究,主要运用归纳法,在语料中发现问题,找出最有价值的东西,总结出规律或得出结论。 确切地说,语言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对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选择语言对象或语料时不应为了验证某假设的理论只择取对于结论有利和有用的对象或语料,而舍弃对于此理论没有用或恰好证伪此理论的语言材料。新材料就意味着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就要从新角度、使用新方法新理论来作出解释。显然,语言学内部的方法与理论是远远不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超越语言学界,到哲学、社会学、史学界去学习和借鉴。如果把研究的方法始终局限于“假设——演绎法”,语言学研究就会始终停留在主观验证阶段,走不出科学主义的盲区。要改变以往结构主义的研究定势,就要根据更多的现象、材料和事实,注重以前被忽视的问题,采用新角度,利用新方法,总结出新规律,得出更多有意义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多起来,我们离语言的本质才越近。通过指导本科生学写现代汉语学术论文,让他们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就掌握恰当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今后从事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文学毕业论文: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的提升 [摘要]新升本科院校由于受到师资、生源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在毕业论文这一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针对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毕业论文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探讨如何提高并改进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教学质量。 [关键词]新升本科院校 古代文学 毕业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由于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不少学生毕业论文在选题时都以古代文学作为方向。因此如何让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在新升本科院校中显得极为突出。 一、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原因 (一)课程本身因素 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对于文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出现,而千百年来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热度也从未消退,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更是各朝各代名家辈出,有些名家甚至是用尽自己毕生精力去研究某部作品或某位作家,所以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已是硕果累累。但这种现状对本科生来讲却是相当尴尬。本科生学习古代文学是两年时间,就这门课程本身来讲,两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不少重要知识点在老师讲解过程中是走马观花,学生的吸收更是大打折扣,很多学生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学术研究。 (二)学生自身因素 由于高考扩招使大学入学门槛明显降低,所以学生在进入大学时综合素质已是良莠不齐。在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学生又往往把课余时间都花费在英语等过级考试上,对于自己的专业课却出现不同程度的忽视,老师要求读的一些专业书根本无暇顾及,长此以往,学生连教材中的基本知识点都无法记住,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 (三)指导教师因素 新升本科院教师从事的科研活动较少,因此特别是年轻教师对于学术活动了解不够,不能及时把握学术前沿,这些也都成为制约教师无法较好指导毕业论文的关键性因素。再加上文学院的学生偏爱选择古代文学方向作为毕业选题,所以古代文学老师常常出现一个人要带十几个学生的情况,这样老师既要保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往往最后力不从心,在给学生指导时由于精力达不到而存在一些漏洞,造成一些学生浑水摸鱼,毕业论文蒙混过关。 (四)学校体制因素 一般学校将毕业论文安排在第八学期,而这一学期往往是学生考研、就业的重要学期。参加考研的学生一味关注自己的考研而无心做毕业论文,多是草草应付了事。就业学生存在的问题更多,很多学生为了找工作往往最后一个学期就离开学校,手头资料严重缺乏,因此毕业论文的水平更令人堪忧。另外,学校对于毕业论文的不及格率缺少严格规定,有些老师为了不影响学生毕业,把原本应该不及格的毕业论文升为及格,这样毕业论文作为评定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就失去了意义,这些体制上的因素也成为制约毕业论文无法做好的原因。 二、提高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论文质量的建议 (一)健全学校管理体制 不少学校对于毕业论文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如《关于印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条例〉的通知》《毕业论文撰写要求》等一系列规定,但很多老师并没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来执行。面对这样的状况,学校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规定,细化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并且对于其中的一些步骤进行严加审核,防止不认真的学生和老师钻空子。另外学校应该推行盲审政策,在答辩前组织本校专家或是兄弟院校专家进行匿名评审,盲审通过之后方能参加答辩,这样给学生及指导老师无形中增加一些压力。 (二)提升教师的专业指导水平 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的科研水平普遍不强,因此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成为重要任务。学校应该鼓励青年教师到知名高校进修、访学,感受名校的学术氛围。只有教师的学术视野开阔才能够有足够的水平给学生介绍本方向的学术动态,指明现阶段依然存在的学术空白点,探讨更有意义的科研选题,提升学生在学术领域的水平,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 (三)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加强学生论文写作的基本功应是学生入校起就应该强化的基本功。学校应开设论文指导课,增强学生对论文写作课的重视,平时多布置一些小论文,及时指点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防止出现题目过大、过于老套、无研究价值这样的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三、小结 做好本科生毕业论文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仅重点探讨新升本科院校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论文就发现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学生、教师、学校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只有经过各方的互相协调、配合,毕业论文的质量才会有提高,才能推动学校综合教学质量的提高。 文学毕业论文: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探索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完成学业的标志性作业,是对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尝试,是检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本能力的一份综合答卷,它直接影响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教学能力、科研水平的提高。遗憾的是,有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认为毕业论文只是对毕业设计的记录和整理,忽视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性的特点,在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上出现低级错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势在必行。 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性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是指从事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工作包括学术研究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等中的规则。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社会性。毕业论文中的研究,有重要价值的发明和发现(包括科学中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提出),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几乎都是在他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创造而来的;几乎都是与他人合作的结果。绝大多数也都要使用公共资源。即使是完全由个人辛勤探索获得的成果。要成为被他人承认的知识,也需要一个由人们进行独立判断并决定是否接受的过程。这种社会本性决定了毕业论文研究的基础在于公认的学术规范平台上。 2.学术规范可以减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易错性。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研究之所以容易犯错误,一是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极为复杂,且又不断发展变化,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二是因为个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受着自身条件的制约,如思维方式、知识背景、个人情感等等的局限,这就使得个人对研究课题的认识和把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和错误,因此需要相应的规范,需要学术共同体来共同努力以尽可能减少这些偏差和错误。 3.学术规范可以消除个人机会主义倾向。如果没有必要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不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可能想方设法地去走捷径、去投机取巧地多进行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写作,甚至会出现种种越轨的行为,如伪造、作假、抄袭、剽窃等等,必将严重地损害个人、单位以至整个研究领域的声誉。 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建设的思考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规范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研究,虽然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目的,导致研究过程差别很大,但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毕业设计还是有一套通行的研究方法,通行的毕业论文研究步骤主要包括:(1)发现或确定研究对象;文献研读分析,提出研究问题;围绕文献进行综述,论证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起点;(2)研究设计,包括研究模型构建,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测量,研究数据的收集方案;(3)数据采集过程;数据分析,解答各研究问题;(4)研究结果的讨论和分析等。由此可见,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必须应该将毕业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规范、研究过程的方法介绍等,以流程图的方式表示出来,我国每年有大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通过,但在国际、国内引用的却很少,原因就在于所用得研究方法不明确,所得的研究结果是否合理正确就很难判断,只有清晰合理的研究过程才是证明其研究结果有效性的主要尺度。 2.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规范建设。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规范至少应包括:(1)选题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选题对于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具有决定意义,着眼于选题的质量,主要是看选题是否有新意。(2)观点规范。观点是否鲜明、正确,有独到见解,有创新性。(3)论据规范。论据是否充分、翔实,论据要具有新颖性、典型性、代表性、正确性,要能有力地阐述观点。(4)论证规范。论证是否严密,富有逻辑性。全篇论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言之有序。天衣无缝。做到概念判断准确,有层次、有条理地阐明毕业论文的研究过程。(5)结构规范。结构是否完整,层次是否清楚,绪论、本论、结论各部分的主次详略要得当,段落划分要合适,全文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整体。(6)语言规范。语言是否符合论文的语体风格,是否准确、简明、平易、通畅。(7)格式规范。格式是否规范、项目构成是否完整。毕业论文应由以下项目构成:封面、标题、摘要、关键词、目录、正文、致谢、注释、参考文献、附录等,每一项目都应符合规范的格式和写作要求。 3.加强指导,实施指导教师责任制。职业技术教育指导教师责任制是指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指导,包括:(1)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选题,确定研究方向,介绍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及存在问题;(2)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查阅相关文献,介绍查阅方法,搜集该选题前沿资料及相关信息;(3)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确定毕业论文题目,并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汇总、分类、分析等;(4)负责设计调查(实验)大纲、实施方案,分析是否切实可行;(5)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进行调查问卷(实验研究方案)的撰写,及时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帮助本科生立论和分析调查(实验)结果;(6)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按规定格式进行毕业论文写作,如毕业论文结构规范,中外文摘准确,参考文献引录正确等;(7)本科生撰写完成毕业论文后,指导教师应认真审阅,对毕业论文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论点论据、结构布局、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问题,写出有针对性的鉴定意见;(8)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论文答辩,针对毕业论文答辩中提出的问题,指导本科生进行修改;(9)通过答辩后,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按考核标准和答辩情况评定最后成绩。 4.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阅过程制度的规范建设。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评审中,由评阅人和专家共同构成学位论文评阅组,评阅组人员的组成中通常至少应有一名同一领域内的学术带头人,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送审到提交评阅意见应保证评阅人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评阅论文。有条件的高校还应当聘请同行专家和校友作评阅人,增强了论文的认同度,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授予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各职业技术高等院校对于本科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应该采用量化的方法,在本科生学士学位评审过程中,分项、分栏列出对论文评阅的要求,对毕业论文选题的先进性、论文结论的正确性、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及主要贡献、论文的错误及有待讨论的方面、对论文的修改意见等分项评审给出鲜明、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这种量化的做法使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更有依据,一方面要求作者综合考虑论文的各个方面,不应忽视论文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也激励评审人尤其是专家提出具体中肯的意见,使论文评审更有针对性。 5.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制度规范的建设。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制度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管理:(1)明确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整体要求,建立完整的工作规范和系统的管理制度;(2)建立切实可行的质量评价体系。为使成绩评定达到客观、公正,还应建立成绩评定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指导教师评分项目分值和答辩委员会评分项目分值及二者在总成绩中的百分比,做到成绩评定不偏不倚,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3)设立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管理和指导机构,保证这些制度标准的具体落实和严格执行;(4)建立指导教师的遴选及淘汰制度等。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过程中,严把质量关;(5)成立的各专业的答辩委员会,答辩时按题目类别分组进行,答辩小组教师姓名提前公布,且实行指导教师现场回避制度,答辩现场肃穆,并对答辩过程做认真记录;(6)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结束后,在指导教师评语的基础上,先由评审人进行评阅,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1997年学科调整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在信息一体化的全球化氛围中,再现勃勃生 机,很快从原来的危机状态下走出,经过几年发展,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三级体制得以完善,全面拉 动了该学科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深层进展。但学科合并后的高层次整合并不理想,两个老学科之间的关系 多有争议,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依然不少。文章就学科合并及合并后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理念目 标、教学新模式建构以及近年来的教学改革试验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 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 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 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 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 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 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 “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 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 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 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 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 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 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 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 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 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 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 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 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 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 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 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 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 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 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 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 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 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 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 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 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 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 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 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 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 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 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 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 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 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 《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 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 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 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 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 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 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 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 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 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 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 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 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 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 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 《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 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 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 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 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 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 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 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 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 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 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 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 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 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 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 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 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 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 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 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 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 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 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 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 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 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语诗歌“双语教学”试验。外国文学的教学 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现今提倡“双语教学”(非民族地区的汉语化提升), 这是高校课程建设英语化与世界接轨,而对于英语国际化 时代的“外国文学”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 在通过研究生教育积极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语 教师的同时,可与外文系文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英语诗歌的 双语教学试验。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以及现代英语小说(节选)赏析等。笔者近年在专科班 做过一点尝试,将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的原诗拿 来师生共同学习,大部分学生的接受理解都没有问题,少 部分学生甚至能熟练背诵。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双语教学,仍受母语思维的局限,无法根据需要在双语之 间自由切换。基于双语教师奇缺,培养难度大时间长,又 很难聘请到合适的外籍教师,目前的选择只能是降低标 准,走具有中文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 (4)“精彩片断”模拟表演和英语诗歌朗诵。中文系 有着丰富的“课本剧”表演经验,对此历届学生都表现出 浓厚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可根据外国文学教学实际 的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名著改编和“精彩片 断”的模拟表演,甚至采用洋泾浜杂语对白,开展系际交 流,与外文系学生联手活动并请外文系老师指导,像2002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表演就有过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剧名片通过影片观摩,细心演练都可能有意外收获. 随着学校向本科全面过渡和学生英语水平的逐年提高,举 行英语诗歌朗诵比赛条件已经成熟,而且非常有必要。这 样的课外活动学生有兴趣参与、教师有必要参与,不仅拓 展了教学空间,也提高了师范技能,还能为大学生素质教 育活动科目提供优秀范例.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界限及比较文学学科定位 [摘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合并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学科范围的纷争。本文引入释义学视角试图 解决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与研究程式进行探讨。哲学释义学认为一切阐释都是从前结构出发,是基于前结构的 创造活动。本文指出由于传统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这构成 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基础。在面对他者本文时,调动他者文化对他者本文进行阐释属于外国文学研究;而充分调动前结构 中的传统文化阐释他者本文,从而跨入阐释学的横向地带,在问答逻辑中达到视域融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关键词]学科界限;前结构;视域融合 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高 等院校中文系诞生了,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学科合 并一方面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成倍增长,比较文学的地位 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给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带来了诸多 烦恼,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其深思、探讨。2000年,《外国文学研 究》杂志设置了“学科建设研讨专题”的专栏,对“‘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学科的有关问题开展了讨论”[1];2002年,在中国外国 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几位学者就“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 进行了座谈[2];2003年,第二界“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 坛”对学科合并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2004年,在 首届中国比较文学高层论坛中,学者们继续就此话题进行讨 论[4]。对于学科合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合并表示 了认同,不过认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是两个有各自不同特征 的学科[5];有的学者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6];另外一些 学者则对合并带来的问题忧心忡忡[7]. 学科合并带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教学的混乱、学 术质量的低下[8]等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学科定位以及身份 问题所决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前身就是外国文学)身 处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盘如何界定、划分?两者错综复 杂的关系是否会导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在于能否在学理上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别开来。本文将 引入哲学释义学中前结构的概念,对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 身份界定,并进一步探讨在释义学的视角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 在一开始就与外国文学分道扬镳,并怎样一步步在视域融合中 展开自身. 一、前结构对于阐释学的意义 传统阐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理解 就是重构,是诠释者通过本文达到作者的方法。“对狄尔泰来 说,本文是其作者思想和意图的表达;诠释者必须把自己置换入 作者的视界以便使创造活动获得新生。”[9]这种思想基于阐释者 和作者心理同构的基础之上,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 以对本文意义的通达不仅可能,而且是释义学追求的目标. 海德格尔将前结构引入理解活动,从而真正改变了释义学. 他认为,解释从来就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或在真空中进行,“一 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 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10]海德格尔将 解释前对事物的领会称为“先行具有”;将先行的解释角度或取 向称为“先行视见”;将对事物预先的概念上的把握称为“先行掌 握”。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构成了领会的先结构或者 前结构。[11] 伽达默尔进一步开辟了哲学释义学空间。他认为,释义学 不仅仅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 意识活动,而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活动。理解的过程就是世界向 人类展开的过程。“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 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 解释的意义运动。”[12]人类就是在对世界的不断理解中揭示了 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理论“由哲学为中心源, 迅速辐射到文艺批评、美学、法学、历史学、神学、政治学、社会 学,甚至科学史领域,并由欧洲大陆向美洲和东方蔓延,掀起了 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3]如果我们采用释义学的视野对比 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加以观照,也许会对问题有全新的理 解. 二、前结构中的传统概念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比较文学 是基于“‘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思维之上 的对世界文明互动及文化和文学发生的研究。[14]而“世界文学 (外国文学)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国 别、民族文学中去,诸如‘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俄罗斯文学’ 等。”[15]然而,在看似明显的区别背后,却隐藏着陷阱和误区. 聂珍钊先生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 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16]聂 先生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支撑点是认为我国外国文学最基本的 特点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看法值得商 榷。不可否认,外国文学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 起进行比较研究的。以外国文学史教材来说,张玉书主编的《二 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的概论部分即考察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政治、 经济等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各国文学的互动[17]。此类 研究确实具有比较文学性质。但是,外国文学中还有大量的研 究并不具有跨越性,将外国文学视为比较文学,就把外国文学的 一大片领地划走了,并使其失去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资料组编的2003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研 究文章索引》,将外国文学的研究文章分为四类:文艺理论、比较 文学、总论和国别文学。其中,文艺理论类共收文章44篇,比较 文学类26篇,总论类12篇,国别文学类91篇。[18]从以上数据 可以看出,文艺理论类与国别文学类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很 大的比重,而这些研究并非如聂先生所说“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 进行比较”。勿庸置疑,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与比较文学重叠 的部分,但是只看到这一部分,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与 具有跨越性的比较文学相对应,外国文学还是应该将主要目光 投入到单个的国别文学当中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隐约出现了:既然比较文学是跨越性 的,那么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是否具有跨越性质呢?这种跨越 性是否决定了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呢?这种想法是以释义学 理论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存在,中国人必然 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前结构。在本文解读过程中,前结构必然 会发挥作用,这就是一种交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同 民族、国别和语言的文学之间的对话与联系正是比较文学的特 征,因此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必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这种观点很令人怀疑。其中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对传统概 念的理解。传统文化是否一成不变,只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 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动当中。正如 伽达默尔所说:“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 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 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 是积极活动的。”[19]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保留最完整 的文化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开始遭到破坏。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受到了近乎 的打击,这种打击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时期达到高潮。在 庸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传统被无情抛弃,占据了统治地位的 则是西方的近性。“这一文化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 发展的共时轴与历时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不平衡,历时轴萎缩, 共时轴取得优势地位。历时轴的萎缩导致历史深度感的丧失, 历史深度一旦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众多平面的堆积和拼 贴。”[20]当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对人的理解、对科学 的态度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传统文化。加之,传统文 化赖以存在的本文是用与口语有较大差距的文言书写的,这进 一步加大了传统与我们的隔阂。在我们的阐释前结构中,传统 文化能够占据多大的比重呢? 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滋补的严复,很自然地用传统文化前结 构来理解外来本文。美国学者哈茨在为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 与西方》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 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 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21]但是严复并不仅仅局限于 对西方的观察,他一直在努力找寻中西思想的一致性。他的努 力也许是在“使用一种教学手段,旨在以熟悉的词汇解释人们尚 不熟悉的事物,以可敬的古代经典来解释可疑的新颖”,或者是 “对本民族的才智感到自豪”,但他“确实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相 同之处”。[22]林纾同样以“中国传统文人文学———具体说是史传 和唐宋派古文———作为‘前理解’,在西方小说中寻找审美契合 点”[23]。他用古文义法来比附、阐述西方小说,称赞《黑奴吁天 录》“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 法,有不同而同者。”[24] 可以看出,严、林虽然并非有意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他们前 结构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使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这一他者的 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放在自身传统中加以观照。他 们对于中-西契合点的准确捕捉,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关合之处, 这正是比较文学的目的和任务之一。然而,我们当下还能具有 严、林的前结构吗?传统文化的知识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的 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令生产力大幅提升从而极大 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挟带其现代性意识形态汹涌而来,现代中国 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在本 土产生。虽然传统与现代对立二分的观点是不足取的,而且中 国人对上述意识形态的接受和理解也是本土的,“融入了传统的 因素”,但是融入的传统因素已经“不太容易辨认”[25]。中国的 现代性固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特点,但它是来自于西方 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变种,这一点勿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是否还有信心说,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就是不同质文化的交流, 属于比较文学范畴? 理解必然是在前结构之中进行的。“解释者无须丢弃他内 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 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26] 就比较文学学科来说,对前结构的根源和有效性的考察就更为 重要。在阐释外来本文之前,首先需要阐释传统,厘清传统在前 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其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异,以及这种 变异在本文阐释中可能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强传统文化的传递和教育。虽然我们不可能返回传统,但是 我们可以透过传统经典本文,体察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失落的 自我,在自我的历史存在中返视自我。也许只有这样,比较文学 研究者才能够在面对外来本文的时候,应用已经相对储备完善 的传统前结构与之进行对话. 然而,具备了适当前结构的中国人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就 一定是比较文学吗?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还需要考 察前结构在阐释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对前结构发生方式的考 察中,也许能够发现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真正分野. 三、视域融合与学科界限 前结构在阐释中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一个层面是 对于本文的即时反应,这是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也许是下意 识的反应。比如说,受制于传统前结构,中国读者也许认为外国 小说太冗长,心理描写太繁复,或者叙事结构不太合理,或者对 基于宗教情绪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等等。这种情形在国外小说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特别明显。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之时 就说:“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27] 傅东华在译《飘》的时候也说:“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 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28]阐释者的这种反应是由 其前结构中的传统因素所决定的,但是这种阐释并不能达到真 正的视域融合。耀斯指出跨视域的三种经验:第一种是“隔阂 感”,“会让人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第二种是“诱惑感”,“想把 自己置身于新的东西之中去冒险”;第三种经验是“发现”,“通往 他人的视域有可能成为彼此间的联系”。前两种经验“还只是在 表面上跨越了视域:如果某人仍然带着自己的视域,仍然想保持 自己的视域,或者只是对陌生的视域表示惊叹而并不想置身于 其间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不可能从不同的视域中获得别 的不同于自己的经验。”[29]耀斯列举的前两种经验是对本文的 即时反应。这种初步的、下意识的阐释经验并不能带来有意义 的文学研究. 如果要对本文的世界做真正的思,从而达到第三种经验,就 必须使前结构在第二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即有意识地使用、调动 前结构与本文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前结构会从蛰伏状态中显 现出来。前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内容组成的拼合 板。中国人前结构构成中的传统不再是没有变样的传统,而西 方文化也绝不是原味的西方文化,但是它们在互相交融中基本 面目还是隐约可见。阐释者要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内容与本文 对话。此时,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就出现了,如果调动的 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前结构来阐释西方本文,显然不属于比较文 学的范畴。只有调动传统文化的前结构(当然需要同时调动相 关的西方文化前结构),来同西方本文进行对话,才是比较文学 研究. “流传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 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对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 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30] 伽达默尔在此所关注的是对于传统的理解,但是对跨文化理解 同样适用。阐释就发生在前结构与本文之间的中间地带,对前 结构不同内容的调动决定了离开前结构以后的方向。如果从异 域文化前结构出发阐释异域本文,阐释就处于纵向地带之中,属 于外国文学范畴。比如,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31] 它以平易散文为主线、结合语言分析和文学阐释,考察了英国散 文的发展、流变,揭示了散文的本质特征。这主要是以英国文学 的前结构为依托对英国文学进行的阐释。比较文学则在自身传 统前理解与异域文化之间的横向地带中存在。如果把本文阐释 看成带着前结构外出探险的话,不同的装备与方向将决定步入 不同的区域,从而带来不同的经验融合。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在出发时就由出发者的方向选择决定了. 步入比较文学的横向地带之后,如何与他者展开对话呢? 前结构与他者本文如何发生关系?伽达默尔指出,“一切阐释学 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与同一事物 相关联的存在。”[32]传统中必然有对他人本文所关切事物的阐 发,而我们在理解他人本文之前,必然会对这一事物有所理解. 这种相关联的存在就是文学、文化之间对话的平台,是对话得以 存在的基础。钱钟书先生作为我国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其煌 煌巨著《管锥篇》被陈思和教授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不朽之基 石”,“应该成为不论哪个方向的比较文学学生的必修教材”。[33] 我们来看钱先生是如何在阐释中构建对话的平台的。在论《老 子》开篇之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中,钱先生 首先考察了传统对于“道”,“名”,主要是“名”的解释:“名”为“名 字”。在提出反对意见“‘名’之与‘字’,殊功异趣”之后,进一步 论证“可名非常名”的道理,列出大量中外人士,包括刘禹锡、陶 潜、刘勰、黄庭坚、黑格尔、尼采、斯宾诺莎、霍柏士、边沁、但丁、 歌德等人论语言与其所指事物的差距的观点。他接着又援引古 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海德格 尔称“‘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意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来阐 释“道”,指出该句“首以道理之‘道’,双关而起道白之‘道’,道理 之见与道白者,即‘名’也,遂以‘有名’、‘无名’双承之。”至此, 《老子》首句得到了完美的阐释。结尾他再次引用柏拉图“早谓 言语文字薄劣,故不堪载道,名皆非常”,以“译注《老子》”。[34]钱 钟书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如何构建中西对话的平台,即寻找传统 前结构与他人本文之间“相关联的存在”,并进一步在平台上展 开对话,从而实现文化的真正交融。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中国人研究外国 文学固然称不上是比较文学研究,而在不同文学、文化之间进行 的随意比附同样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谢天振教授在十年前 就批评了x+y的研究模式[35]。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宇文所安也 指出,“当我阅读在它们各自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对一首中文诗或 者英文诗作出诠释时,我往往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与此同 时,我也发现,当我阅读一篇比较中文诗和英文诗(或者其他欧 洲诗)的文章时,我常常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传统都一无所获。”比 如称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并将其与华兹华斯、拜伦等人相比 较,这就使“浪漫主义”成为一个普遍的范畴,放弃了“特殊历史 语境”。“这种比较文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36] 释义学经验是一种对话,而对话则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形 式。“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37] 他者本文成为理解的对象,意味着它问了阐释者一个问题,而答 案就在他者本文之中。他者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挑战,为了 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视域中重新构造本文提出的 问题。重新构造的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停留在外来本文的视域 中,它必然是阐释者的视域。“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 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38]使有 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视域中就是视域融合。重新构造问题的 过程就是突破两个视域、产生一个新的更大的视域的过程。这 个新视域的产生正是比较文学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试图为比较文学下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定 义了,那就是,“充分应用本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前结构对其他 国家(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阐释和解读的研究工作。”这一定 义首先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分开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 理解调用的是外国文学、文化的前结构,而比较文学则调用自身 传统与他者本文进行对话。其次,这一定义对从事比较文学研 究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本学科的基础要求: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 理解前结构。只有具备了不同背景的前结构,才有可能在阐释 过程中搭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研究者探寻各种意义的可 能性。最后,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或者接受了比较文学学 科训练的人必须在与他者本文的接触中认识、反思自己的前结 构,并且敞开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们的前结构或者存在中得到 表现,从而在问答逻辑的不断推进下,在永无止境的视域融合中 发现理解的可能性。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跨文明研究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与问题 一、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转向的合理性问题 (一)国际文学研究“向外转”趋势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派别的共同趋势。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决定它向来都能对学术研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它本身就有着文化研究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而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趋势变得更加明确更加自觉。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决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趋势的日益迅猛,从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比较视域来看,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必然成为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跨民族与跨学科是比较视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比较视域具有联系及流动的特点,使比较文学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领域,并使这一学科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与比较视域的联系性特征相联系,比较视域始终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态度,随时间变化和时代变迁调整自身,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比较视域走出了欧洲中心,进入了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的时代。大家熟知的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加拿大学者米列娜•多列热诺娃等,都积极地对中西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再从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比较视域来看,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符合这一学科自身的学理特征的。 二、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及问题 “二战”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步兴起,80年代传到美国并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它主要关注当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众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把文本分析与其他研究方式,诸如结构学、人类学、心理学相结合。它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要求彻底打破“欧洲———西方”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观念。于是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学说,有了施展理论价值的天地。比较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说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对等原则和互补、互惠关系等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后现论,有效地调整了比较文学近十几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疆域,为比较文学输入了新观念、新术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等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通过上述文化理论的研究,有利地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体系,并对之进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国的欧洲》、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出版了《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文学是人类文化这一庞大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总是在既定背景之下进行。反过来,文学又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一种富有独特价值的载体,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又只有联系文化背景才能发掘。东西比较文学兴起后,文化研究显得更为必要,更加迫切。东西方文学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研究,对东西文化的异同进行内在的、深层次挖掘,同时把东西文学研究置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这样才能把东西文学比较中出现的不同现象和共同规律,诉诸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并在其中寻找原因。这就需要东西文化加强沟通和对话,按照互识、互证、互补的对话模式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对方文化中的长处为我所用,从而更好的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非边缘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审美性文学批评。它重在揭开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机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视野里自然没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与高雅之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化研究越来越对精英文学研究意味着挑战。文化研究的这种倾向也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经典文学研究衰微的趋势。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进,瓦解和虚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经典文学的价值和文化意义。因而在比较文学中甚至出现了以欧美与中国的影视文化、饮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经典文学的比较分析,抛弃了古典文学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指出文学研究在追求学术现代性的同时,要对浩繁而灿烂的古典智慧进行深度的现代转化,开展一种汇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学学术工程。他的话对我们应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文化理论重新审视、解读传统经典文学,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导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尽量扩大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谈、讨论和宽容的空间。双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严和存在的权利,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补充自身的不足,缓和近年来二者出现的严重冲突与交锋。这也有利于比较文学在一个更为宽松、广泛、平和的文化语境下,从文化理论和政治权利话语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使文化、文学相互沟通、利用。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泛文化”研究趋向,忽视了比较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研究。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及地域性的会议讨论的中心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学者门热衷的话题似乎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化差异、人类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领域。针对当前比较文学界出现的“泛文化”倾向,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清醒认识?如何体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简言之,要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文学。文化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它的背景和补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较文学工作者要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并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同时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刘象愚教授说得好“比较文学工作者无论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领域里跨出多远,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始终在文学上,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对于保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21世纪的比较文学展望 比较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蔚为大观,被认为是21世纪的一门“显学”。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既要树立一种文化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意识并重的文化观念,又要成为人类精神相互对话和沟通的语境和操作平台。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它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与文化中介与交流媒体的角色。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过程,都在作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鉴别,而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以其自身独特的方法法或思路,让人们即认识了自己———本国本族的文学与文化,又认识了“他者”———他国他民族的文学与文化,甚至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握世界文学的共同走向与共同规律,这是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预见,比较文学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21世纪将有更大的学术空间,对世界文学和人类文明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何玉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的内外研究 一、国外比较文学是一种真“外部”、伪“内部”的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的内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所谓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争。在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念中,基本原则就是去寻找和实证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联系”,能够实证的事实联系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基石。如卡雷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卡雷的定义对法国学派影响深远,他基本奠定了法国比较文学注重文学外部关系的基调。其后梵•第根的定义更突出了法国学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点。梵•第根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显然,“国际间”“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学”“事实联系”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国学派注重的是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实关系,探讨的是不同文学现象间的影响与传承。或者说,体现在量上,法国学派研究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 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反对法国学派重视外部联系,忽略文学内部关系的做法。但美国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学派崭露头角之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真正把美国比较文学推到世界学术前台的是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对法国学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事实关系’,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比较狭隘,忽略了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着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两种或两种文学现象以及进行平行的跨学科研究。从此,美国学派开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正是韦勒克。而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之一”,“是一个执著于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批评史家”。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并更钟情于文学“内部研究”。但这里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倾向”,而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国学派的其他领军人物并不完全赞同韦勒克的主张。我们考察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也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分清楚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韦勒克那里,内外之分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同社会历史批评脱钩,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脱离政治、脱离历史赋予的“因果性”联想,还指的是文学研究要“区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并由此确立这样一个理论论点: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即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层面、意义单元和世界层面”,是一个“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内部研究”就是对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则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诸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以及读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见,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最主要的话语功能就是要突显文学作品这一超越一切经验现实的“本体存在”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并进而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因而,所谓的内部研究就是指对文学本体结构的研究,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的符号性,而外部研究则指的是对文学经验层面的研究,包括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会影响到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情况等。再来看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以雷马克为例,他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定义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国内学者在写作比较文学教材时竟然没有人对这样一个内涵和外延几乎都不确定的定义进行责难和质疑,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性定义接受和吸纳。殊不知,美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要远逊于他们的法国同事。除了众声喧嚣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变革之外,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从雷马克的定义里,我们除了能感觉到新批评的一大弊端———不负责任地乱联系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说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了。韦勒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对文学批评的重新解释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学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响。美国学派号称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内部转向,从事实联系转向了对文学审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国内学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为审美价值关系,但是从美国学派的定义和研究中,很难感受到其价值和审美究竟体现在哪里。 因而,其实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美国学派的平行转向,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外部研究扩大化了,并没有解决文学审美关系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热衷于翻译各种各样美国学者的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在理论建设上,美国学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外贸到无所不包的大“跨越”,国外比较文学注定打上了在文学外部关系兜圈子的理论缺憾。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尴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论沼泽 反观中国学者,我们缺乏对国外学者批判的力度,并没有意识到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所在。再不客气一点说,我们是在美国学派大而无当的泥潭里继续深陷不出。这种情况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存在这一问题。在貌似客观和真实的学术研究立场上,我们集体性盲从,集体性不敢说“不”。一旦有人对国外理论提出某些质疑,马上就有相关人士从各种角度进行辩护和还原。这种情况暂时不会改观,惯性思维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国理论活着。试看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性质的一些界定。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象愚先生。在《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中,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不变,在于标志它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它必然要坚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学的界限之类,因而比较学者也需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养;第二是方法论上的比较性。也即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学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较文学则将丧失自我而不复存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刘象愚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进行了最精彩的总结。但是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内外不分。我们不是强调文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内部研究才算高层次,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少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国内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来看,其关注焦点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来看“跨界性”。“跨”意味着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现参照物。在比较文学相关论述中,这种参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现。按照相关学者的看法,中国文学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参照中才能显示自我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因而,相关学者在进行论述时,基本上都会采用或提到“他者”这样的观照视角。比如孙景尧教授的《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属于较早的比较文学教程)明显地具有这种倾向。但“他者”尽管可以彰显“我”的特异性存在,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确定“我”的特点和意义,但假若“我”本身的特点和内涵并不明晰,或者说,“我”缺乏足够的力量与“他者”进行对比时,“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顾“他者”理论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最早对“他者”进行过阐释的黑格尔,是把“我”与“他者”的关系放置在主人与奴隶这一对应性关系中进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开始就打上了奴隶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论中,“他者”就是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换而言之,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他者”这样一个范畴里。如果我们忽略“他者”的这种文化劣根性,想当然地变“他者”为“我”,试图用一个带有西方学术话语权色彩的词语构筑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难免会导致策略上的失误,甚而言之,会中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国比较文学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我”与“他者”立场上去讨论问题,去面对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个缺陷,即主体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过于强势。词语的转换并没有太大意义,反而掩盖了一个“敌强我弱”的事实。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进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导致间接或者无意地证明了“他者”(主要是欧美文化)的优越性,而由此导致“我”的瓦解和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学界为什么会一边倒地在“他者”问题上兜圈子,甚至连一点点微弱质疑的声音也没有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学者对世界环境的定位过于宽泛。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相信西方现代哲学讲述的就是真理。换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环境,我们相信需要对话、需要交流;立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们相信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他者”证明“我者”的时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导致了相关学者的盲目乐观和理想主义。 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全球化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定要参与对话吗?不对话可以吗?我们的对话到底有多少说服力?时代对学术的影响是必然的吗?我们是不是在宏观地谈论世界形势而缺乏微观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赶西方的“流行风”可行吗?真的是当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价值的参考吗?“他者”真的就具有绝对的魔力吗?比较文学在说明自己存在理由时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种宏大叙事———空谈世界形势、空谈全球化、空谈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或已经来临。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大都相信交流无可避免。交流当然无可避免,即便没有全球化这个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究竟有何实际意义,除了在理论上表明民族文学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它的价值有多大?至少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于比较文学的本土立场上,中国比较文学很少涉及。我们只是空谈一些历史问题,空谈一些源流问题,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真正应该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涉及。 这样的学术立场决定了根本无所谓对话不对话。我们的立场跟西方的立场没有差别,都是对西方生存环境的宏观回应。唯一区别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个宏观现实场是真实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在想象世界的处境,想象他们的立场,进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对我们自己的推介,则少之又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很少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自己,反而是我们在向他们表明我们到底了解了他们多少。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他者至上主义”的过分与“我”的彻底失语。所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环境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时代就一定会对我们发生巨大作用。对于建立在上述立场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进行审视。我们是不是跨的有点太写意,跨的有点太脱离中国国情,“跨”得太超越学科发展的速度。同时这种无边无际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种无法约束和界定的研究。我们经常批判“x+y”式的比较文学研究,但是仔细研究一下相关论文,有几篇不带这样的比附?在这样的跨上,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较文学的“向外转”,从一种本位主义变成一种他者主义。 再看比较文学的“比较性”和“文学性”。比较,顾名思义,面对的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结合前面所讲的跨,不管这种“跨”是跨语言、跨国家、跨民族,还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一旦比较与这些“跨”相结合就注定造成一种文学外部研究的假象。这也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执着于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原因。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我们已经受够了文学外部研究的摧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外部研究的问题,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畸形反对、极其厌恶这种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摆脱不了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还是内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让我们领略文学作为艺术带给我们的美感,以及文学能否作为思想研究的自由领地,催发出新的有益于时代的思想。因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在于以上两点。但是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究竟何指?我们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指的是文学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究竟什么是文学,对比较文学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对文学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康德、黑格尔阶段上,强调美的理念与感性形式的统一,认为美具有无功利性、无目的性等,认为文学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学的正统,承认经典永久性,执拗于追寻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管我们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学理论,但我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仍然是中国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也是学者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经之地。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德国血缘。马克思没有系统的文学美学理论,因而德国古典美学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苏俄文学实践的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美学研究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整体而言,我们的文学审美观念仍然是近代的,带有很深的传统印记。 但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文学已经在发生种种变化。无论从作家群体还是作品存在形态,无论是从读者接受群体还是作品传播媒介,全方位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文学的本质。但是充斥在大学中文系教科书里的“文学”很多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我们承认传统的文学观念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较文学真的就能承担起审美价值关系研究的重任吗?至少在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没有看到太有说服力的成果。对“文学”重质轻文的认识改变不了,对文学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内部”实际依然“重外部”上,中国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处。就此而言,中国文学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文学性”的解读和展开。诚如有学者所言,比较文学在国别、总体层面构成另外一种文学研究逻辑。但是假如承认这一点,是不是要成立国别文学和总体文学这样的学科。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即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但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其内涵外延非常明确,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响其学科的合法性。而比较文学显然不具备与之并列的明确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说总体文学了。同时,国别文学中的“文学”,不仅指的是文学研究,还可以指文学现象,而比较文学的“文学”如果强制性地界定为文学研究,显然是与国别文学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补关系,两者逻辑联系并不严谨。 三、结语 从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这一角度来分析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性质就可以发现,比较文学仍然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究竟是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究竟是走向世界还是固守中国本位,这些问题依然需要进行思考,特别是后者。在一个本位主义极度薄弱的民族文化和文学里,奢谈走向全球化,奢谈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只能造成中国比较文学更加积重难返。比较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表面上显示的是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从本质上讲,反映的也是本位主义与外来主义之间的冲突。 本文作者:许相全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小议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 一、整体总论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话、想象、互动理论等形象学基本问题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孟华的《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套话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其使用‘期限’远不像欧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话那样恒久。”孟华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纬,论述了套话与时间的关系,言他人未言,对于形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针对当代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研究偏重于“言说自我”功能的弊端,孟华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忽视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应该同时注重对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功能的研究。刘雅琼的《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一文认为要建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对话模式,就要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要审视“镜像化自我”,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杨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一文主张“注重建构者与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构者、被建构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若能进一步分析从双方到多边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颜梅的《当代比较文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紧密围绕“想象”的设定,认为想象植根于创造性和虚拟性,但与当前的创作和研究实际产生了裂隙,解决的办法是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想象理论。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现”的认知功能,若以“再现”为参照研究“想象”,或许可将问题谈得更细致。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问题,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也是研究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大多数学者沿袭法国学派传统,将形象学归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是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相互重叠后的一种归属。二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顺庆教授认为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异国形象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等现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四是王向远教授受形象学概念启发提出了“涉外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涉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学,涵盖了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还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形象学的学科归属。归属研究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形象学的思考和定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形象学归属的难处所在。问题的焦点和原因在于人们对形象学理论研究不深入和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归属标准。 世变时移,形象学的定义、性质、特征、理论范畴、研究内容、方法等已经在部分或整体上发生质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在超越中构建新的形象学范式,使其更加适合当下的形象学研究。 三、学科互涉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多元对话,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整合和更新的显著方式,形象学也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趋势,使形象学在历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诗学特性。 一是形象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大潮影响着形象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形象学的当展得益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现论。后殖民主义对形象学的影响颇大。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过剖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隐藏的帝国意识和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形象学不谋而合。而“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周宁在八卷本著作《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中,引入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是形象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对形象学也有所影响。在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中,编者依据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与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的生成来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蕴含的符号结构、隐喻、套话等特点,又特别适宜于这些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形象学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使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寻找理论契合点是关键。同时,也要预防将形象学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编码化,忽视形象的情感性和独创性,使形象学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文本材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学与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促使人们在形象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关联,积极地吸取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内部之间的关联上,张晓芸的专著《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及其变异问题,认为“在译介的过程中,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往往取决于作为中介的翻译。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该书从形象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阐释了形象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翻译活动中形象的主体形态。李红、张景华的《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一文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译者在做好传递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时,应加深了解美国文化,努力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论文从翻译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点分析了如何减少翻译中的变异问题,对异国形象的翻译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的外部关联上,李晓娜的《呼唤感性回归,重回审美之维———审美文化学对形象学研究的启发》一文从审美文化学与形象学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审美文化学对比较文学中形象的解读、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并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审视艺术作品的问题。石黎华的硕士论文《传播视野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问题初探》立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大胆借鉴传播学理论,借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说服理论”等理论术语,分析了传播视野下形象的传播过程,阐释了形象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形成、传播、接受、改造的,解构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总结出形象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传播学理论研究形象学,开拓了形象学的理论视野。 学科互涉为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科互涉大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运用。因此,形象学如何恰当借鉴和有机融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会是形象学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总体来看,国内形象学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特色。我们应当在接受和整合其它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弥补现有形象学理论的不足,拓展形象学的理论空间,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本文作者:宋虎堂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学科范式转换问题研究 一、法国学派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 比较文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得到命名,进而在进化论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将比较文学学科规范化精确化。学科理论与方法得到奠定后,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圈定在了欧洲文化中心之内。然而在成熟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内存在着大量的异常现象,由此导致了美国学派所声称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正如巴登斯贝格所言,“生物学方面的‘比较’科学,在十九世界前三分之一时期内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文学史自然会效法它的方法。”后来韦勒克在考证“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时候也谈到这一问题:“这个词的产生显然受到了居维叶(Cuvier)的名著《比较解剖学》(1800)或德热朗多(Degerando)的《哲学体系的比较史》的启发。”自然科学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借用问题,而是一种范式的借鉴。因此韦勒克先生才说:“浪漫主义思想丧失了信誉,从自然科学引进的思想大获全胜,连在文学史上的撰写工作中也是如此。”其实事实远不像韦勒克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作为一种进步的神话,也作为一种范式的霸权几乎支配了当时乃至现在的所有人文学科。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的方法论精神渗透到一切领域。”然而当时的文学研究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反叛科学范式的姿态,反倒主动迎合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进化论之外就是实证主义哲学。 进化论的观念让当时的研究者将文学史看作不断进化的历史。比如法国学者布吕纳介耶就非常熟练地运用了这种理论分析法国的文学史。后来比较文学第一本教材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论》便是具体运用进化论的观念将整个文学史的演绎分成了氏族、城邦与国家三个阶段。这些文学史研究者基本上按照进化论的观念奠定起了文学史研究的历时性范式,打开了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也为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学派在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确定了相应的领域,即欧洲范围内的文学交往历史事实。这在梵•第根的规定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在那么广泛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它便包含希腊、罗马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来的伽列与基亚都在力图圈定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无论是伽列为比较文学所作的定义所包含的研究领域,还是基亚在《比较文学》教科书中指定的研究书目,他们都明确地将“国际文学关系史”定格在了欧洲。由此法国学派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之内确定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模式、基本方法及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的发展似乎步入了一个常规时期。然而“常规科学不会产生目标之外的任何新现象,事实上这些与盒子不合的现象根本就不会被发现。”这些与盒子不合的,范式之外的现象便是库恩先生所说的“反常”(Anomaly)。所谓“反常”就是现象与范式的预期不相符合。比较文学也是如此。在法国学派的范式之内,大致出现了这样几种反常现象,这是他们无法在范式内解决的,也是引起美国学派诟病的地方。即文学历时性之外的共时性问题,即没有事实联系的相似性问题;科学实证主义之外的美学价值问题,即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性问题;欧洲文化范围外的文学现象问题,即西方国家之间的平行文学现象问题。 二、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 美国学派的出场首先是在危机的呐喊声中掀开比较文学新范式的序幕的。最先发出洪钟般呐喊的是捷克裔学者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首先便挑明了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状态:“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接着在后文中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历数了法国学派的各种罪状,诸如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文化贸易主义与沙文主义等等。这场论战虽已过去六十多年,理智地客观地运用范式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国学派的这些“罪状”其实是他们在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也是其范式必然导致的问题。祛除美国学派的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文学到了美国学派的手中会走向何方?这便是我们要论述的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通过前面的分析,法国学派从科学实证主义范式视域将比较文学定性为“国际性的文学关系史”,其实就是从时间性维度来分析文学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法国拒绝或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分析。而共时性范式则主要从横向对比分析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素,也即是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成为自新批评以来整个西方文艺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它将文学研究导致了关注文本的“内部问题”,着重从文学本身的形式要素去研究文学的本质性问题。(具体请参见朱立元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前言)美国学派的第一背景是新批评。正是以韦勒克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家首先强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然后以此为契机在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建构起了一个共同的美国学派。 国际性的文学现象是法美学派的一致的研究领域。然而之所以有论战,主要在于他们持有不同的范式视域。法国学派秉承的是历时性范式,以科学实证主义眼光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文学交流事实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汇总,以达到一种“文化的清算”。而到了美国学派认为“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根据这样的文学学术观,文学艺术作品本身便成了必要的研究中心。”在韦勒克开创的共时性范式下,雷马克及韦斯坦因等美国学派学者建构起了一整套平行研究体系,主要来讲包括了这两大研究体系:本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在本学科研究体系中包括了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与类型学;在跨学科体系中主要包括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历史、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与法国学派一样,确定了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圈定研究范围,继而形成西方文化中心范式。韦勒克声称:“关于赞成提‘比较文学’,还是‘总体文学’……至少西方文学是统一的,它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的紧密整体。”科修斯也认为:“文学运动和文学评论也证实了西方文学这个基本的统一体。比较文学建立在对西方文学的这一看法上。”当然,韦斯坦因也不例外,他在肯定比较文学研究西方文学的同时否定了东方研究比较文学的可能性,固执地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圈定在西方文化版图。通过归化吸纳或排斥拒绝,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最终确立起来。然而范式的确立最终让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一样陷入了不可挣脱的范式悖论之网。在美国学派所持的范式内同样出现了这样几类反常现象: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问题;西方文化中心之外的东方文学问题。其实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从历时性的追求国际文学关系史拉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规定比较文学的定义时则完全不同于前者,前者是人为收缩而后者则无限放大,导致后来比较文学研究大有被文艺理论大潮、文化大潮吞噬的危险,由此导致了比较文学的另一次危机。因此才有了苏珊巴斯奈特的“死亡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为什么会如此呢?共时性的研究范式一方面要求打破时间界限,从横向研究跨越性的国际文学现象,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的界限。雷马克的定义所涵盖的内容大概只有“文化”一词才能包含。从1994年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4次大会到后来伯恩海默的《跨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现状报告,比较文学还是比较文化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比较文学的学术身份到底是什么?比较文学学科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存在又该怎么处理这种文学与文化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表示出了焦急的心态,甚至自愿放弃。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学术身份必然走向消失,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卡勒还只是有点焦心而已,而勃洛克面对这种纷然杂陈危机四伏的比较文学干脆表示放弃:“如果我们想给比较文学下一个严密的定义,或者把它归纳在一种科学或一种文学研究体系里面,我们必然得不偿失。”最后他决定将比较文学学科取消! 不仅如此,当美国学派的共时性范式遭遇学科身份泯灭的危机之时,由西方文化中心范式所带来的反常现象也困扰着美国比较文学文学学者。当韦勒克、雷马克与韦斯坦因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在西方同一性文化中心的时候,各种文化研究的热潮打破了这一范式,使其完全不能处理由于文明所带来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现象。因此伯恩海默才在报告中审慎地提出了“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的号召。即便如此,旧范式已经失衡,新范式尚未出世,全球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伯恩海默只是在范式内看到了反常现象而已,因其无法打破原有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全球化的号召最终就蜕变成一种口号! 三、中国学派的“东西文明对话的异质性道路” 范式作为一种悖论话语,不仅建构着学科也解构着学科。法美学派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拯救中将比较文学推向危机,究其原因在于法美学派都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元范式”影响下以追求“同质性”为旨归。而这一点却是范式理论本身也无法看到的。因为范式理论本身便建立在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库恩先生一方面声称所有人文科学根本还未进入一个成熟范式的阶段,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成就属于西方。因为“只有从古希腊时期发展而来的文明才拥有最基础的科学。”鉴于范式理论本身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我们根据李凯尔特有关文化科学的异质性理论来进一步描述法美学派范式的局限与中国学派的合理性。德国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科学有两种分类方法即质料的与形式的分类法,由此形成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二者的对立主要源于形式的分类原则即“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原理”。“每一个占有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的形成物,都具有这种连续性。我们可以简要地把这一点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连续性原理。”通俗地讲,所谓连续性原理就是说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连续体。然而另一方面“至少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在现实中曾经看到某种绝对同质的东西。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表达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异质性原理。”连续性与异质性构成了现实的非理性。然而自然科学“只有通过在概念上把差异性和连续性分开,现实才能成为‘理性的’。(科学)我们把每个现实中的异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数学采用的是头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排除异质性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是通过对异质性的同质化或排除异质性而达到,而文化科学则直接关注异质性。然而比较文学要实现真正的“世界文学”,要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摆脱自然科学的同质化范式而强调异质性。从现实而言,东西文明的异质性也是全球化的时代里必须认识到的文化现象。当比较文学在美国学派那里遭遇到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尤其是自德里达以来的各种带有解构性理论流派(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及族群主义等)之时,就应该发现他们用人文主义反抗科学主义,用边缘解构中心,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异质性”。因为现实的东西方世界的发展正在面临这一问题。亨廷顿在《文明与冲突》一书里从学理方面探究了东西方在今后发展中所面临的文明异质性冲突。虽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他指出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必须要关注的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问题。然而因为法美学派所持有的西方中心的科学同质性范式长期地遮蔽了这种异质性,当然也就解决不了比较文学在面对文化大潮与东方文明的时候所带来的危机。 当比较文学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因其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的强烈冲突,因此中国学派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自觉意识。然而中国学术长期以来也笼罩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的阴影下,企求通过“求同”来缩短与西方学术的距离,最终导致中国学界的“失语”。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从最初台港学者提出的中国学派到大陆积极响应,一直都以“求同”心态在进行着理论与方法、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其结果是不仅理论特色与立场缺失,甚至学科学派也常常遭到学界诟病。后来在学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了论争与探讨,以期总结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可持续化发展道路。曹顺庆先生率先在总结中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以来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下所遮蔽的“异质性”问题。根据中国文学实际与东方文明独特性,结合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及学术的走向,曹顺庆先生具体地论述了“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并且于2005年在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学变异学”理论。正是通过异质性的变革,不仅在跨文明的立场上运用文学变异学的方法理清了法美学派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文学中国模式以互补对话交流沟通为宗旨的理论体系,从而避免了法美学派范式所遭遇的范式悖论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曹顺庆先生所倡导的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充分地关注了李凯尔特所提出的文化科学的异质性原理在现实学术与东西方文明中的呈现,才找到了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发展的真正动力,才彻底地打破西方自然科学同质性范式的壁垒,比较文学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而不同”,才能最终寻找到世界文学“共同的诗心”! 本文作者:周仁成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课程改革浅谈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还十分短暂,自1998年国务院将其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专业以来,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并归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目前国内许多高校争相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其重要性也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虽然其作为高校文学专业必修课开设已久,但是与其他主干课程相比,无论是从学科体系方面,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讲授这门新兴学科的时候,如何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学重点”的关系,“采取何种教学方法”等问题成为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本文拟就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些自己的观点,以期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比较文学课程的背景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丢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则被彻底遗忘、抛弃,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则为了保护本身文化的独立性而采取封闭、孤立的态度,他们拒绝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以此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面对这种趋势,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其能够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些现实都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发展平台。按比较文学所建构的比较视域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对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确自己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采取何种态度对待文学是关系到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比较”纳入到文学领域,可以给予其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并保护边缘文化免遭文化同质化的侵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二、确立切实的教学目标 虽然比较文学学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冲击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许多之前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现在正逐渐被其他领域所侵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其研究范围从政治文化、影视文化,直至大众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渗透到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之中,比较文学的范围也逐渐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给这个学科带来极大的影响,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化与其他学科很难区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战。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比较文学教学无论是从教学效果还是重视程度上,都无法得到教育部规定的其作为必修课的地位,教学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复制研究生的成功经验,而缺乏针对本科生所需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目标不清楚导致的后果一则是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目标过高,本着“学贯中西”的目的,这就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干脆敬而远之,或者应付了事;二来部分高校教师过于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实践课程,导致课堂变成了定义和基本理论的堆砌,学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比较文学的美感与实际意义。教师这种“灌输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很明显不适合这门新兴学科教学。根据笔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经验,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观点,其认为比较文学在本科中的教学目标应为初步确立打通意识,以一种开阔的视觉审视问题,即“比较视域”。所谓“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对本科学生来说,能够把握“打通”、“融会贯通”等能力,熟练的用其来比较两种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或者是比较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异同,这才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应具备的能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的心智得到扩展,更具有同情心与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学者所说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心智更具弹性,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狭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显得更加重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比较视域”的教学目标决定了高校本科教师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不应将理论与学科史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来把握,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本科生实践能力与文学思维的培养。目前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很多还未达到高校必修课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以选修课形式存在,不仅形式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时安排上也相对较少,而这门课程包罗的内容又比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学知识,提升观念显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注意把握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与其笼统的讲授理论,不如着重强调个案的举例教学。个案教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学生产生具体可感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有利于学生比较视域的培养。例如在讲到中外文学对“复仇主题”的表现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画时,可以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对比来展开,虽然二者都是采取复仇作为作品的主线,中间故事情节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不同,导致了其无论从戏剧冲突、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文化价值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及深层原因,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内涵,从而能贯通中外文学知识,并深入到未来的学习中。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变成了关键因素,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会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应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教学对象等具体情况考虑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文学课程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组织好课堂教学,奠定扎实基础知识 时至今日,课堂教学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对比较文学课程有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在介绍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同时,指导学生将所学理论与脑海中已储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扩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谈起外国文学时如数家珍,对于外国文学理论也能侃侃而谈,而一旦谈到中国文学理论,则知之甚少,缺少扎实的中文功底作为支撑,因而很难把握到这门课程的重点和精髓。 (二)增加课外阅读量,拓展思维 大量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通过自己在阅读中的感悟来更深入的理解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应以比较的视域去重读经典、阐释经典,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基础理论理解的更加透彻,对经典文学也有了个人更深的见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要的阅读量是其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不是以“精英”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开拓文学视野,从而能用比较的、联系的、平等的视域看待事物和现象,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促进学生交流沟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可利用课堂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讨论,具体资料的查阅学生可在课下完成。例如在讲到“主题学”这一章内容时,由于其有不同研究角度和内容,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可分步进行。首先抽出一节课进行基础知识的讲解,之后指导学生将理论与示例范文结合,让学生把握具体的研究方法,随后组织课堂辩论与讨论。以此为话题,学生可结合所学材料,也可根据在网上搜集到的内容来进行“主题学”大讨论,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并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启发,碰撞思想的火花。对于师范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来说,理论如何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决定教学效果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优秀毕业人才或专家来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和组织讲座等形式,结合各自的经验现身说法,促进学生更好的领悟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与意义,并能自觉运用到未来的科研写作中去,提高实际运用能力。 作者:郭志清 单位:集宁师院中文系 比较文学论文: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比较文学陷入了教学危机,危机首先源于比较文学学科自身定义不清,其次因理论化倾向导致晦涩难懂,师生均不易把握,第三是教学手段落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为此教师要加强自身知识和理论学习,同时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并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 比较文学在地方师范院校开设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诸如学科自身危机带来的普遍性教学难题,又有地方师范学情带来的授课难题。 一、学科自身危机带来教学困难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称呼没有凸显出“比较文学”学科特征,反而模糊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界限,甚至有将比较文学淡化之嫌。这样一种称呼加重了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带来了比较文学教学的危机。学生对学科本质误解严重,教师陷入正本清源的辩解之中,不得不大量讲授学科史。然后,再以具体的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为主要授课内容,而这些理论与实践往往涉及世界文学内容。很容易让学生以为比较文学只是世界文学学科范畴下的一个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误以为本学科没有独特的方法论给教学带来了困难。学科定义不明确让师生均难以适从,研究方法不规范让教学难以说服人。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危机不断,“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争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圆满的权威的结论。”①正因为学科概念不清,导致学科危机不断。克罗齐认为“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无助于划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界限……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把比较文学变成一个专业。”②针对这一发难,比较文学专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策略。祭出了“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的口号,指出比较方法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比较的真谛,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比较文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跨界线的文学研究。”③这时候在课堂教学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种仅仅把没有跨越的文学比较研究切割出去的学科主张不够严谨,跨越的文学研究依然是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学生写作的时候依然会套用某外国作家与中国某作家之间,或外国某作品与中国某作品之间的比较等诸如此类模式。对于写作依据往往语焉不详,不能找到科学有效的可比性来比较。等教师回过头来再讲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时又套用各种各样的理论,而这些晦涩的理论难以激发青年学生的学习激情和探索研究的热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多样,大致上可从学科内部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三个角度去把握。④学科内部研究又分为若干个研究范畴,如:文类学、主题学、译介学、形象学、类型学等。跨学科研究又分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等几个范畴。总体文学研究则以跨越文明界限的各国文学为关照,寻找总体文学规律为旨归,主要包括阐发研究、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等。这些研究方法自身研究范畴不清,如对王国维的两部作品《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研究归属问题。陈惇等《比较文学》将之归入“比较诗学”,认为阐发研究和对话研究则是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⑤而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则将阐发研究与比较诗学并列同属总体文学研究下的研究类型,“跨文明阐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类型,它是指运用生成于甲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产于乙文明当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⑥这样势必会造成学生阅读专业基础书籍时即产生种种困惑,教师答疑解惑也只能如实相告专业现状,无法择一确切回答。 二、学科知识理论化倾向导致师生沟通不畅 地方师范院校通识教育滞后导致学生知识视野均偏向某一专业,而对相关领域的了解不够,因而研究起来如盲人摸象。教师本身对许多学科内部研究方法尚不能应用自如,更不能进行深度理论开拓。难以在全面建立师生互动基础之上的教学相长。学习比较文学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不然难以把握宏大的理论体系。仅就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之关系而言,20世纪60年代大量理论著作问世,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汹涌而至。比较文学界在学科自身危机尚未涤除的情况下又要应付理论围剿,以及吸收、利用这些理论来应用于自身实践研究。这样不仅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范畴交融,而且使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味道淡化。文学内在的美学价值不被重视,而是过度强调与前沿理论的契合。笔者并不是主张去理论化,而是指明课堂教学中理论化倾向对授课的负面影响。在只喜欢阅读图画的浅阅读时代,眼花缭乱的理论难以找到知音。个中原因,除了理论艰涩之外,大学生阅读量不足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一份来自中智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青年‘没时间读书’的比例高达57%,‘不习惯读书’的占44%。调查还显示,只有14.04%的青年人在业余时间以读书来休闲,而上网(59.65%)则取代了阅读,成为青年人最主要的休闲方式。”⑦据笔者调查,在本人所在的河南某师范学院,除了个别目标明确、立场坚定的大学生在认真阅读专业书籍外,更多的同学把时间投入到了网游、兼职和社交活动上。课程作业虽然布置了,但多数同学总会在交作业期限前一天才开始动手查资料,动笔写文章,目的只是为了交差,结果只能是令人失望。这样的阅读现状是我们时代的无奈,更是地方师范院校的无奈。这样的学情让理论教学变成了自话自说,不能在课堂上达到共鸣,不能启迪学生思索、创造。 三、教学方式落后导致学习兴趣低落 学科自身的危机加上偏爱宏观理论,往往使研究显得空泛.没有“文艺学”那样清晰的脉络,也没有“文学史”那样生动的内容。这样的课程对授课教师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教师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学科功底之外,还需要巧妙把握教材结构,合理设计讲授内容。根据笔者本人的实践和观察,令人遗憾地发现,我们在授课时往往是填鸭式教学,带着自己整理好讲义,按照填好的教学进度表逐一讲授。这一责任不能全怪教师,因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务部门对教学要求非常细致,要求每个教师都要严格依照教材内容授课,严格按照教学进度表内容上课。教师们为了达到管理部门的要求,发现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化解,只能寄希望学生琢磨后与自己交流。而当代大学校园的师生关系也不如中小学的师生关系亲密,教师上课时才夹着讲义走进教室,学生放学后就匆匆收拾书包去做兼职。师生之间鲜有课堂互动,更别提课下答疑解惑。教师教学内容缺乏创新也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知识大爆炸背景下的多媒体时代,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十分容易,一台电脑,一根网线,鼠标一点就能搜集到许多信息。同学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网络上下载到别人已经整理好的课堂笔记来参考,而不必花费心力去把知识点一一写到笔记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仅仅把学科知识归纳出来让学生记笔记备考的教学方式必然会受到学生抵触。如果说知识点是无法避免的重复的话,那么教师对知识点的个性化梳理与讲解点评应该是教师授课特征的体现。遗憾的是许多教师的教学案例雷同,且并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实时更新。教学内容无法满足信息多元化时代青年学生的求知愿望。 四、对策及建议 要解决这些危机,教师要负起责任。首先应强化专业知识学习,对学科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如指掌,掌握学科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使自己立足在一个坚厚的知识基地上。这样便于应对教学中出现的学生对学科危机的疑问。“比较文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已是地方师范院校常态,然而尚难以找到权威的教材,教材之间存在着观点争锋。甚至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一基本概念都大相径庭,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这时候教师不宜作某一种观点的宣传员,也不能当调停的好好先生。而是能以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原则告诉学生学科现状,帮助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甚至鼓励他们去参与这一“显学”的探险,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储备优秀的人才。其次,教学中应注意理论结合实践。面对理论汹汹,要以恰当的案例来帮助同学们理解某理论对科学研究的帮助。比如说在讲授平行研究时,重点落在对可比性的寻找上。甲乙双方的异同罗列难免会有随意之嫌,而把问题上升到各自所处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去考察就能找到异同的原因。这里我们常把方平先生的《王熙凤与福斯塔夫:谈“美”的个性和道德化思考》作为案例,方平先生把两个异时空存在文学形象的可比性落脚在将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这一特定角度,力求探寻中西方审美的共性与特殊性。⑧这样把优秀的研究成果当做教学案例来讲授,既能解决理论困惑,又能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第三,教师应积极探寻适宜教学内容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比较文学课程理论性强,又具有很大的跨越性。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不仅授课内容采用理论加实践的方式,而且要求同学们也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要把理论知识消化吸收,而且要能应用到实践研究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时代的便利解决当下教学难题。可通过网络来教学内容、设立讨论主题,组织学生结合各自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经验进行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并把自己的观点形成文字发给教师,教师择优到网络空间供大家点评。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又扩展了课堂教学内容。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课时普遍较少,这样做也为本科争取了学生一定的课外学习时间。比较文学教学难题摆在同行教师面前,需要大伙儿群策群力,以集体的智慧应对时代挑战,应对学科挑战,应对理论挑战。如果教师都对学科理论了如指掌,并对相关学科广泛涉猎,如果教师怀着答疑解惑的使命投入教学中,那么,比较文学教学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要:欧美文学中有一个常见的、且永恒的特性命题是“个性自由”。在人的有限生命里,我们人类在努力探讨和追求的人生最大价值和人生幸福感使欧美文学的专注和永恒。欧美文学中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和方向性的启迪,其意义极其深远。 关键词:欧美文学 个性自由 意义 引言 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起源,各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基本都是以口来传播,口是最早的文学小说传播形式,后来发展到书面文学中。其中“个性自由”。作为欧美文学中最长用的命题“个性自由”,我们从欧美文学作品及发展的历程中得以认识。 一、古希腊文学中的个人特性 古希腊英雄传说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除少数神祗和传说(如普罗米修斯及其故事)外,他们的个人行为动机都不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而是满足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或为爱情、或为王位、或为财产、或为复仇。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极富张扬的个性特点成为古希腊文学的核心内涵,也成为古希腊文化的基点。虽然说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但以“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个性张扬和个体自由是十分鲜明的。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之后是千年的中世纪文学。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中世纪基督教义提出的人之原罪,救赎,禁欲主义,乞求来世,让古希腊的人本意识蜕变为神本意识。14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是一场针对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就是人文主义文学。 “人文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它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以“人类的本性”作为观察历史的准绳,反对神的绝对权威。人文主义其实质是个人主义,即强调把个人放在一切社会关系的中心,充分肯定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利益。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基督文学、文化的否定和对古希腊文学、文化的复兴,是对古希腊文学中提出的个人自由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进一步倡导。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最早提出了“人学”与“神学”的对抗,他的抒情诗集《歌集》,其中绝大部诗作是抒发对自己所钟爱的劳拉的爱情,大胆讴歌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的爱。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宗教观及禁欲主义的道德观。总之,这时的许多作家,如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了人的尊严和权利,展开了精神个体的无限多样性。当然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中世纪的“人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转变到文艺复兴的“人应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这是西方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变,它标志着中世纪文化的终结、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开始。 二、17世纪后文学作品中的“个人主义” 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18世纪欧洲各国发生了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如果说人文主义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从宗教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肯定人享有世俗幸福的权利,那么,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毁宗教偶像,反对贵族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自由与平等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两面大旗。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许多启蒙家直接进行文学创作,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卢梭的文学作品中对个性自由的崇尚是其的启蒙主义、丰富的感情自由的典型,基督教的原罪说他予以否定,因为人至善是人的本性,这种至善是美的,及发自原始的人性和欲望要求是人类的合理的,在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对人性的污蔑和罪恶的孳生地。歌德在他的作品中一个很广袤的天地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问题。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对人类的“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想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反古典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更强调自我人性自由与追求。浪漫主义文学中表现“人性自由”不再是表现在人的理智和情感上、个人的私欲和人类社会道德之间找平衡,他表现的是个人及自我的人生价值。比如“沉浸在天地合一”,人溶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天地合一的这种忘我境界,幻想描述一个美好的文明社会,塑造一个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这种体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个人自由观和人生观的理想境界和归宿。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工业进程发生很大进步,这时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现实主义为代表作。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物质和财富的创造来推动。这种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性的发展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个性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失落。现实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对人性处境和人生命运的关注,从人道为出发点,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现在的作品通过文学彰显了物质化的社会现实,深深地解剖人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人性深处的心灵变化,揭示和引导警告人们在物质面前人的脆弱及对人性的泯灭。也是对这种物化下失去人性自由的批判。 20世纪的欧美现代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在这个世纪里付出了惨巨的代价,一战和二战对每个民族及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权利和尊严发出挑战。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发生了对立的很大变化。那种人与万物、社会、自然及民族语民族人和人关系变得不再美好。从思想内容看,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是“现代人的困惑”,即揭示周围世界的荒诞、冷漠、不可理解,以及人置身于其中的孤独、陌生、焦虑、痛苦的情绪。到18世纪,西方人认为自己凭借着理性的力量可以摆脱“命运”的支配而走向自由,但到20世纪初,仿佛从云端一下子跌入深渊,而且带着远比古代人更加浓重的悲哀和绝望。卡夫卡小说中的人变成了“甲虫”;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原欲”的自由没有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着忧虑 ,而现代物质文明下的“自由”也丧失了。总之,一种比19世纪更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了20世纪西方社会。但是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作家在对“人”自由和个性问题上的探索更加深化了,只是在人性“自由”问题上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境地,或说,在寻找过程中的失落和痛苦,因此只能继续像“戈多”一样等待,或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地守望。 三、结论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表现的“自由”是把对原欲追求和个人荣誉当作人生幸福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内容。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对此加以了否定,今世赎罪和来世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精神的追求代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声色享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对中世纪宗教文学的又一否定,它重新呼唤人的自然属性的回归,但在否定中世纪对声色、肉欲的摒弃外,也部分吸收了宗教文学的博爱仁慈等理性的内涵。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更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由和个性追求之外,探讨人的理性下的自由和个性。浪漫主义文学,对个性自由更强调人的自然天情和自由情感,想与大自然的恬静形成一种默契,而弱化了自然属性和理性的平衡。现实主义文学警告人们不要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不要被物化而丧失人的自由的天性。现代主义文学,指责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严重贱踏,使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作品表现的是物质文明给人带来的更沉重的异化和危机感的情况下,表达出的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感。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首先,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的文学探讨从关注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个体与集体关系到理性与情欲的冲突内容直至更加深入地展开了内部的诸多矛盾,包括潜意识层面。因此,随着历史的进程,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所探讨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其次,争取个性自由,正是在追求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追求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过得幸福、活得有价值,个性自由的实现程度正是一个人幸福感强弱的最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命题的持恒热衷正是在探讨人的有限生命如何更具幸福感和如何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大命题。第三,无论命运如何坎坷但却始终不屈,因为欧美人把个人荣誉和个人价值最大化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宁可选择自由而短暂、光彩的人生。这就让我们明白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命题下的两个集点,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人类的极境是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屈和抗争,争取个性自由,让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欧美文学对这一命题的探索还在延续,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佳的答案,“达到这一境界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走过极为漫长的路程。”但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的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方向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作用,其意义极其深远。 欧美文学论文:分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和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西方现代文化中强调的独立见解的思想观念来源于理性精神,并在西方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人们被鼓励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开拓,勇于怀疑权威,挑战权威,使欧美思想 文化层面充满了进行自由交流、大胆创新的氛围。 (二)西方文学中人本主义的产生 人本主义是在启蒙思想当中占有重要成分的观念。理性精神本身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推理和认知事物。在人们的认识过程当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当被充分调动和运用。人作为思考主体的价值和尊严应当被广泛认可尊重。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这种产生于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观念已经广泛推广。现代欧美社会强调的人道主义、人权等观念就是在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目前,在欧美各国,人道精神已经被广泛认可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死刑的废除、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广泛建立和发挥作用都是人本主义的重要表现。 (三)西方文学中个人价值的体现 由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建立的重要基础是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被广泛肯定,独立人格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中被广泛肯定。个体的独立性是人们进行理性精神指导下的独立思考的重要条件。独立思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个体的独立作为实现条件。在社会生活当中,民主的政治环境也为个体实现价值和尊严提供良好的现实保证。 (四)选举文化的产生 在欧美社会当中,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思想氛围是思想文化重要的特征。经过大革命和欧洲的广泛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欧洲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选举文化,已经成为欧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人民实现政治诉求的方式已经逐渐多元化并得到充分的拓宽。人们通过具有法律保证的参政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也更加促进了欧美文化中的其他诸如重视法制和契约等特征。 另外,经过启蒙运动建立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为欧美文化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的公平交易和诚信精神广泛存在于欧美文化生活当中。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共道德标准在西方社会当中正占据着越来越主要的位置。但欧美各国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性。现代欧美文化可以被概括为西欧文化、南欧文化和东欧文化等基本形态。由于启蒙运动长期以英国和法国为核心,因此法国和英国等国具有的理性精神更加明显。南欧文化具有更多的传统文化倾向,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法治精神弱于西欧国家。东欧国家相对其他国家比较缺乏民主精神。 四、结语 欧美社会生活的形态深刻地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基本变成现实,启蒙精神的思想内核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重要精神特质和内涵,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美文学论文: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与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及中西文化差异 【摘要】文学及科普作品是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文学及科普作品能够更容易读懂一个国家的语言特征、文明发展、文化变迁、经济状况、政治生态等。在现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中,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语言特点,与汉语的古典著作有非常大的差别。 【关键词】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文化差异;翻译 但是,就近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影响力对比看,由于中文文字及语言处于高语境文化,理解与书写较为困难;而以西方诸多国家为代表的英语(语言)作品传播渠道和认同感较强。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要比我国的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大(当然,经济力量的薄弱、政治扩张力不足也有直接关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大国梦想”的国家战略,我们的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特别是能够反映我国当代优秀文化内涵和科技水平的作品一定要走向世界,展示给全人类。因此,这些作品的传播就离不开对作品的翻译工作。同时,现代文明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们也无法避免西方文化的输入,既然要进行文化进步,就必须研究人类文明,必须透彻的了解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本质内容以及它带来的文化蕴含。本文主要对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翻译的过程进行探讨,找到文化差异,求同存异。 一、早期的中西方文学交流 为了增进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解,我国早期的翻译家陈季同翻译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外,他还详尽的在书中描绘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陈季同写了两本重要的书,即《中国人自画像》(1884)和《中国人的快乐》(1890)这两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两书都有英译本。特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年由法国巴黎卡尔曼.利瓦依出版社出版,当年即重印六次。英译本中介绍的中国人的文化在许多方面却惊人地与美国人的风俗习惯相雷同。这说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存在文化相似之处。当然,很多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在不同时代也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语翻译过程中有效的强化了不同语言的运用技巧,在使用语态和人物刻画过程中形象生动的表现了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语言习惯,有些简洁,有些直白,有些甚至在中国的一些“阳春白雪”类的文学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到的,粗俗的字眼的语言。然而,却更贴近生活,贴近广大的民众,同时也强烈的、明确的弱化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们知道,虽然不同民众之间相隔万里,语言习惯差异很大。但是,不管是底层还是上层,都无可避免的归属与人类的范畴,遇到好事欣喜万分,遇到坏事痛苦不堪,对好坏的标准也是有一定想通之处的。因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及科普作品在通过多方和双方的交流过程中,作品的本身的内涵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展示了不同语言文化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和对人的内心的冲击,从而对读者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引起读者的共鸣或者其他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生命力在中国大地上如果得到了广泛认可,其实就代表了中国人对其文化的认同,至少体现在这一作品上。反之亦然。对于我国的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而言,能够使得它们与欧美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在相互间交流与传递,并且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就说明欧美人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内容、形式、文化的认同。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在中英语言之间交流、互动。取决于翻译者对文学及科普作品中的语言、内容、人物性格和思想特点的把握。要翻译出好的作品,必须掌控对人物性格的理解,行为过程的关注,作品结局的把握,思想内容的精炼等。这其实要求翻译者对文化差异进行深入理解和对源语言的良好学习,甚至对该民族的发展历史也要有很好的理解。否则,可能达不到读者的共鸣和喜爱。这也是衡量译作是否为优秀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前提。 二、文学与科普作品的翻译特点 从建国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科普作品在中国从根本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于欧美文学读者更少。由于我国大多数译者均来自高校,而高校的老师是做为教学主力的,没有太多的精力从事专门的翻译工作。而我国的自由译者人数并不多。因此,科普作品翻译在我国的数量是凤毛麟角,不敢相比于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应该说,同样容量的译作,从语篇、词汇、读者三方面来说,科普作品翻译的难度甚至高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这是因为,如果原作者在书中以大量实例来说明科幻、科普作品,那翻译者就要具有同样或更高的专业知识、储备,甚至于领悟能力都要高些。在此基础上,科普作品的翻译还要针对不同的读者或者根据读者的水平进行异化或归化,进行翻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是有人掌握了语言能力,由于缺乏相关的科普知识,那翻译出来的作品会脱离“科普”轨道,或许更像是一部说明书。而如果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术,却没有相当的语言能力,疏于语言习得,对原作的语言文化了解不深,同样不能够把科普作品翻译的像样子。从文体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科普作品还是欧美文学作品都是个庞大的体系,属于科技文体类,两者的层次多、范围广。要对它们进行翻译,通常来说更需要了解它们的语域和语篇问题。在了解了翻译词句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的情况下,才能够着手去翻译。这是一项综合技术融合度较高的工作。相比于与科普作品,文学作品则显得很灵活,提成则更是多种多样。就语言标的的风格来说,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本身的精彩程度、语言外在的吸引力,让读者阅读非常的时候是通俗易懂的,从而达到让大家都喜欢阅读的目的小说和诗歌等。不管是欧美还是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可能在语言上比较生涩难懂。但是,另一面则是追求语言的内涵;而一些看起来朴素的毫无出彩之处的语言,通俗平淡的语言也可能蕴含了强大的力量,正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内涵丰富,语言精彩。这说明文学语言和科普语言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提示给翻译,但译者却不能只看到差异并做为窠臼,重要的是以内容的表达为主。 三、欧美和中国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的翻译 要正确的对欧美和中国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就必须了解两者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的语言特征和中英差异。首先,既然本文说的是作品的翻译,就离不开词语。因此,下文强调“英汉词语的社会文化内涵”:(1)独特文化孕育了独特的词汇。每一种独特的文化相对应的就有一种独特的语言,而独特的语言包含了独特的词汇。北京人把走街串户的小商贩叫“胡同串子”;等等。(2)文化差异导致相同词汇表达的含义有差别。英文中的“red”和中文中的“红色”有时就含义不同。如词组“TheRedNose”意指为婴儿猝死。直译成汉语则是“红鼻子”,词意相差甚远。(3)文化差异影响到语义和要表达的内容不对等(不等值)。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个叫巴思的妇女,作家把她刻画成一个风流的女性,其中在描写她的装束时就用了“脚蹬深红色长筒抹”(译文:Herdosewereofthefinestscarletred,garteredtight)。这里scarletred带有红色,可是在英语里,却也有“放荡”的联想意义。再如,英语中形容红男绿女们的放荡生活用aredwasteofyouth表达。Isshereallysored意思是说“她果真那么不检点吗?”因此说,相同的词汇,如果用汉英两种语言来表达,可能会出现差异。即使用同样语言不同语境下意思也可能不一样呢。那么,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的翻译异同在哪里呢?显而易见,是内容不同。文学作品可以极度渲染甚至是编造,科普作品则不能;其次是,语用词汇不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可以根据情节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来做处理。但是,科普作品往往有固定的词汇和语用规律、搭配。最后,科普作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文学作品只要遵循一般规律就可以了。这些特点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在语域、语场、语旨上。因此,翻译文学和科普作品,不但要了解中西方的语言文化习惯,还需要了解不同文体所带来的问题。 四、结论 语言是文化艺术宝库中绚丽多彩的瑰宝和重要组成。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引人入胜的一面,也有不同的营养蕴含其中。人们运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以联想、诙谐等等态度将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进行比较,从而深动地刻画事物,传递信息,说明道理。我们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对各种形象的联想和喻义的相似、相异及相同之处后,才能正确地使用和翻译英汉词语。 作者:苗国栋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欧美文学人道主义精神 一、人道主义精神 所谓的人道,是指的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它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由此可见,人道的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而萌发的[1]。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脑中,它意指着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思想。到了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即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和指导思想,它代表着反对封建教会专制,提倡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的一种理念。直到19世纪,人道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而关于它的思想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完整。综合古典和现代的各位欧美文学思想大家关于人道的阐述,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基本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尊重人,关心人,维护人的一切权利,进而坚决杜绝和反对任何危害人的行为。此外,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倡导和弘扬人性中那种美好的、善的、充满慈悲的东西,抑制人性中那种恶的、残暴的东西。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提倡以仁爱、宽恕代替暴力、仇杀,反对以恶治恶,提倡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人道的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整个西方文学当中,被人们笼统地称为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着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这也可以看做是人道主义精神出了文学的界线后,在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作用。详细的来说,人道主义的三大要素是:人性、理性和超越性。即倡导在对人性的基本尊重的基础上,保证头脑清晰理性的思考能力,保持对真理追求的热心和耐力,最终实现超越性的认识。不仅仅是对于事情本身,而是生命的真谛!文学将人作为研究的要义,其中体现的具体含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无非就是倡导人的价值。早有说法是,将其归结在三个方面:一是,肯定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二是,承认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肉体上人是动物,有生老病死;精神上,人因为有精神灵魂的存在而不同于其它动物。三是,人的尊严,尊严高于幸福,人活着就得活得有尊严。人要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和意志来做事情,才能获得幸福。 二、萌芽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萌芽时期到现代社会,欧美文学发展中的点点滴滴都蕴藏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关于欧美文学的起源有很多说法,比较权威的是希腊神话[2]。追踪溯源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希腊神话中很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做事风格和故事的描述,都可以让我们找到现实中对应的映射对象。天神宙斯,他是众神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更可怕的是他具有最大权威,能够使用可怕的雷电惩罚神与人,他知道神和人的一切事情,能预知未来。所以,当面对背叛的普罗米修斯时,他完全将自己处于高处的位置而想知其于死地。这是我们理想化的,但是故事的他没有这样做。此时的他,露出了和人性一样丑恶的一面,对普罗米修斯进行了残忍的折磨,只为了然他说出所谓的“秘密”。或许我们可以说,即使是神又如何,永远摆脱不了窥视人内心,掌握全局的这些可怜的欲望。此时此刻,宙斯不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众神之首,只是一个失去理智,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自己欲望的普通人而已。所以是,希腊神话,并不是神话,其实源于中世纪实际生活的例子,其是宗教统治的工具。在神话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真实面,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真人,真情。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太阳神阿波罗,他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的儿子。他的名字即寓意着“光明”,人们在他的身上找不到黑暗,因为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更有着真理之神称号的他,也很擅长弹奏七弦琴,旋律优美动听;又精通箭术,他的箭百发百中,从未射失。除了多才多艺之外他更是众神中最美最英俊的男子,被塑造的如此优秀的他,简直可以说是大家膜拜的对象。这也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伴侣,有着高超的技艺和俊美的外表,受到众人的一致赞赏。再比如,判官帕里斯在判断要将“不和的金苹果”判给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爱神阿佛洛狄忒。虽然,天后赫拉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都想要这个可以使人成为天下最美丽的女人的金苹果,但是他们给判官帕里斯的东西都不是他想要的。帕里斯最终在放弃了伟大君主职位,最伟大的英雄的名誉,选择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里,赤裸裸的展示了君主好色的本性,为了女色而不惜一切代价。由此可见,虽然中世纪宣扬着神学统治,但是神话人物形象中仍然避免不了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何况,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仍然有大批的文学作品渲染着这种不可忽视的精神。中世纪文学类型基本有四种:教会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和曲谣、城市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其中更不乏反对封建统治的先进思想。骑士文学就是歌颂忠君护教行侠以及行为举止的文雅知礼的骑士精神,骑士抒情诗更体现了解放封建教会下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感情。很多始终都有描写骑士与贵妇夜晚幽会之后在黎明前分离时依依惜别的情景和感情。这写在教会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真真实实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人情人性。到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关于宣扬尊重人性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些先进的思想被寓于文字中,呼吁大家摆脱这种压抑人性的束缚。 三、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17、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为资产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被看做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3]。启蒙时期的封建社会已经在走下坡路,即将诞生的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启蒙运动试图通过文化思想的利剑,打破传统的束缚,将人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超出了以往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现实的观念,大胆提出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的神学势力对民众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科学和理性的思想观念。思想家认为只有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启蒙运动致力于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更加希望在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强人类的福利。从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除了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尔德尔,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来,启蒙运动此时已经突破了欧美地区的国界限制,在更多的地方传播自己的以“人”的本性的思想。比如卢梭的著名小说《新爱洛依丝》,这部以书信体裁构成的小说,讲述了两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奋斗与命运相抗争的故事。女主人翁同自己的家庭教师相爱了,但是自己的父亲是极力反对的。父亲将两人分开,并且将女儿嫁给了和她在身份上有很大差距的男人。在别人看来这个故事可能就结束了,可是后来,由于女主人翁和深爱的家庭老师一直有书信联系,便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女主人翁夫妇和家庭老师老师,打破了传统男女恪守的关系,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关系。毋庸置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的事。作者在书里这样大胆的想象和描写,塑造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人需要自爱、自尊,爱被人、尊重别人,这是一种为人的新道德观。卢梭也在试图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将人的基本品质—道德,看做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才可以算是实现真的人性。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人性的自由、独立、真挚、坦诚、宽容、谅解,这就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真谛。 四、资本主义后的人道主义精神 19世纪的欧洲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此前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禁锢人性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更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巴尔扎克的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等都是这一时期把人道主义精神彰显到极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很多作家在深刻描绘人被金钱异化的剧章中,处处流露着对金钱社会腐蚀中物质腐坏了人的灵魂、毁灭了人的天性、破坏了人的一切正常关系的哀悼之声。为人熟知的雨果、托尔斯泰这些著名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宣扬人道主义为天职。他们笔下的人物,无不体现着正义的人道主义本性,体现着宽恕、人爱的美好品质[3]。这里不得不提到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小说似乎有意选取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背景,描写了两家人之间的悲欢离、恩恩怨怨。书中的梅尼特医生和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作者笔下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个人物,当然也是狄更斯自身惩恶扬善的意志指导下的产物。梅尼特医生集中体现了仁爱宽恕的思想,他年轻时就正直高尚,对兄弟仗义相助,并且能够接纳仇人的后代为女婿,并在监狱中为所有的人看病。他的志愿就是想用爱消除罪恶,宽恕仇恨。与此同时,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个泯灭人性,残暴的人。甚至为了私欲,残害了农妇一家。结局是,他最终被革命党杀死。同时期的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成绩斐然的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雨果几乎经历了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其被学界公认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此外《爱尔那尼》的演出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并走向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后期浪漫主义。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的欧美文学,对于人性的表达更加的直白、质朴和自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紧追时代的潮流,在物质和精神的交叉领域中不断抒发着它的想法。我们清楚的知道,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各方面都进入发达阶段。但是世界大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艾滋病的蔓延、自然灾害频发等,危机着人类的生活。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地区,各种压力促使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扭曲。《变形记》就是描述人类在同命运都在中不幸被残酷现实打败的作品,卡夫卡形象生动的文笔让我们感受颇多。 五、结论 欧美文学就是如此孜孜不倦的展现出人性的真善美,不论是古老的神话主义,还是现代的理想主义,都倾注了人道的精神。神话故事的梦幻美好,现实生活的真实残酷,人道主义都是它们表现的主题。原因是,它们清楚的知道文学以人为表现主题,而人也注定最美丽的风景。 欧美文学论文: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嬗变 骑士现象虽然孕育在欧洲中古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中,但是,伴随着骑士制度而形成的骑士精神却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代代相传,成为欧美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以“荣誉,爱情,尚武,忠贞”为核心的骑士精神,与其说是对中古骑士客观精神状态的准确描述,还不如说是欧洲封建时想化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体现,是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和基本欲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淀,和东方中国的“侠义精神”相呼应,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渴望。所以,骑士精神不仅是中世纪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的精髓,而且在文艺复兴以后乃至近代,不同时代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将骑士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伦理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追溯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衍变轨迹,不仅使我们管窥到欧美文化的发展变迁,还可以感受到文化与世俗之间血脉相连,互相滋润的互动过程和内在联系。 一、骑士精神的渊源骑士制度形成于欧洲中古时代。 长子继承制这一独特的家庭结构使贵族家庭中的次子以下男性转而求之于外,以战争、抢掠为主要谋生手段,成为职业乘马骑士这一特殊的封建阶层,替国王或领主出征从而获得封赏或采邑。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更凸现了骑士们相对于步兵的优势和独特的存在价值,骑士制度进入全盛时期。12世纪曾经出现了从国王到大小封建主都参加的骑士团组织,如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在当时,当骑士是一件非常荣耀和时髦的事情,往往需要一定的过程和艰苦的训练。一般是在七八岁时给父亲当随从,12岁左右到父亲的领主家里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学习社交礼仪和军事技术,直至跟随主人作战,如果表现合格,则举行一系列庄严的仪式封受骑士封号。骑士制度的存在有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它不仅避免了家族内耗,培养了对外开拓的精神,而且培养了尚武之风,实现了藏兵于民,从而节约了国库开支,国家也有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准军事阶层,除此而外在精神层面还孕育了荣誉与浪漫这两大主题,对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可以说是其泽绵绵,至今不绝。 (一)来自于宗教的荣誉感欧洲中古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基督教化,骑士与首领之间固然仍保持着蛮族时期首领与侍从之间的传统忠诚关系,但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他必然对基督教社会和教会保持忠诚。骑士制是专业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骑士是基督教的战士,十字军东征就是依靠宗教热情的力量把形形色色的人联合起来。更是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介入”实际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关系,骑士的根本目标在于荣誉,而且既然那个时代上帝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么骑士仿效上帝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是最荣誉的事。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罗兰,《熙德之歌》之中的熙德都是救世主式的骑士英雄,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旧约》中讴歌的英雄,救世主,和先知摩西的影子。这两部史诗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诞生于战乱频繁,封建割局的法国和西班牙,而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或叛乱的各附庸国形成对抗状态。国王和骑士英雄自然而然地是当时进步的力量,是人民心目中拯救世界的上帝。所以罗兰、熙德等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不是违背自己主观愿望所尽的单纯义务,而是根据荣誉原则所做的个人独立选择。他们是民族英雄,也是为信仰而战的殉道者。《罗兰之歌》中大主教杜尔滨对罗兰等人说:“如果你们死了,你们将成为神的殉道者,在天上的乐园中你们也将有一个位置。” (二)来自东方的爱情观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西欧逐渐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拜占廷王国的圣母崇拜意识经东征的十字军和朝圣者带回欧洲,逐渐取代了夏娃“恶”的形象;投射到文学作品之中,女子也从夏娃的“恶”走向了圣母的“圣”,理想的物化和真理的象征不再是上帝和君主代表的国家,而是世俗女子,是贵妇人。对这种新型的世俗的骑士理想进行描绘的文学作品包括骑士抒情和骑士传奇,都是以爱情为中心旨趣。例如,《特里斯丹和绮瑟》只是开头描写了骑士英雄特里斯丹的冒险经历,相对于整个传奇而言,似乎仅为引入讴歌特里斯丹和绮瑟刻骨铭心爱情的楔子,最为打动的也是他们这段“此恨绵绵无尽期”的爱情悲剧。骑士之爱,又称浪漫之爱,风雅之爱,在欧洲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当时封建基督教化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理想实际上暗示了人们对一种新型社会行为模式的探索。这种爱的复兴,虽然是充满不着边际的幻想,但确可看做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奏。罗素曾说过:“说到爱的复兴,假如没有骑士制的浪漫为它开路,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如此成功的。” 二、骑士精神的演变中世纪结束了,骑士制度也成为陈腐的过去,但骑士精神并没有衰亡,反而借文学的媒介而薪尽火传。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骑士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对于骑士精神所持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将其看做一种精神理想而大唱赞歌。这种态度在后世的作家笔下则难以看到。对于塞万提斯,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来说,骑士精神已经成为他们剖析时代的工具和切入主题的基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杰作。堂·吉诃德并不是骑士,他的穷乡绅身份注定他没有做骑士的资格,他也无骑士封号,他所生活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骑士制度,他仅仅是在自己的幻想的世界里扮演一个所谓的骑士角色。于是塞万提斯奉献给读者两个世界,一个是清醒的堂·吉诃德世界,一个是疯狂的堂·吉诃德世界。“高贵的骑士”在自己疯狂的世界里按照骑士的最高标准行事,他那强烈的个体意识与拯救世界的上帝情怀达到了最完美的和谐。可悲的是,这种和谐与他周围的现实世界却是格格不入。 塞万提斯越是把堂·吉诃德的骑士美德夸大,就越显示出他多么符合骑士道德的最高理想,也就越把他和他的崇高理想道德推入尴尬的境地,与冷酷贪婪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崩溃之后,文艺复兴使人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人类丧失了已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资本积累的疯狂尽显了人性的贪婪,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太阳城”根本不可能实现。《堂·吉诃德》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它反封建的指向,而且在于借堂·吉诃德之口倾诉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面对现实而发自内心的悲哀。在塞万提斯看来,虽然骑士道德有其过时而腐朽的一面,但它毕竟倡导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念,一种落后的却仍有诱惑力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人类的某种共同愿望和理想。“我们应当承认在堂·吉诃德的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只不过是从滑稽的方面来理解罢了。”屠格涅夫的这句话至今仍是评论堂·吉诃德的经典之据。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都是借骑士精神来表现现代意识的。他们在各自的小说中通过理想的骑士形象的塑造,极力讴歌骑士精神,借此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抨击现实的贪婪、残酷和非正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塞万提斯是相似的,但他们没有塞万提斯那种复杂纠结的情绪。他们的历史小说,意在通过复苏“古代精神”来观照现实。 大仲马的《红屋骑士》着力渲染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红屋骑士穆朗千方百计营救即将上断头台的王后的英雄事迹以及营救无效自杀殉情的悲壮结局。这在客观上或许起到了“讽刺”骑士道德的作用,但大仲马营造悲剧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突出骑士英雄富有浪漫色彩的不平庸的生活历程,从而以一种古老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主义吸引读者,与塞万提斯的审美旨趣殊不相同。雨果认为,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用奇异的力量使读者在几个钟头之内恢复了在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这里的“古代精神”就是指骑士精神。在司各特的代表作《艾凡赫》中,我们又一次品味了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浪漫气息;对个人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牺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对“爱和美的王后”的崇拜;向无穷遥远的未来追求一切秘密的欲望。《艾凡赫》所展现的是12世纪末狮心王理查在位时英国尖锐的社会矛盾。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等等。司各特继承了中世纪骑士文学重想像和虚构的传统,把奇妙和真实这两个史诗的要素放进小说里面,使平民百姓质朴的语言和诗情画意互相辉映,骑士精神在他的生花妙笔下散发出迷人的诗意和盎然的生机。正如雨果所言,司各特还使当时及后来的读者突然发现了那种“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中所蕴涵的某些并不过失的有价值的东西,发现了一种当代人苦苦寻觅而不得的精神力量。波兰作家显克微支针对的《十字军骑士》同样昭示这一点。19世纪后期的波兰处于帝国主义瓜分的铁蹄之下,显克微支创作《十字军骑士》的意旨十分明显,他希望从祖国过去的历史中寻求鼓舞人民摆脱困境反抗侵略的力量。这部小说热情讴歌一批波兰贵族骑士在保家卫国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同时也揭露了“十字军骑士”的野蛮残暴行径;“骑士精神”是贯穿全书的红线,是高尚与卑劣的分水岭。波兰的胜利也是骑士道德战胜邪恶的胜利。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 在知识膨胀、网络速递的今天,各大高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人员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繁复、棘手。譬如,学生不愿意花费大量精力阅读文本,怎么办?教师简单地以多媒体教学模式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可取吗?外国文学作品质高量多,而许多学校的课时不断缩水,教师们按照时代与国别为序的方式详细地讲解,可行吗?传统讲授外国文学基本上把重点放在20世纪之前的欧美文学方面,那么20世纪以来的文学,到底怎么取舍?在不断模糊高校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界限时,外国文学教学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说到底,就是我们该怎么迎接课程变革、时代挑战的问题。我们认为,面对教学、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状,每位教师都应按照自己学科的特性,结合个人的所长,积极行动起来,不断优化教学资源,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本文主要就外国文学的讲授内容、阅读文本的选择、讲授方式诸方面进行论述。 一、强化“两头”授课内容,加强彼此内在联系 就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各大高校都在根据新要求调整教学内容与授课时间。随着新的课程的不断加入,教育部门要求各教学具体实施单位挤压原有的授课时间,为新课程保驾护航。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原先每节课50分钟,现在减少为40分钟。这就要求教师们在授课内容上做出相应的取舍。在授课内容方面,教师“教什么”,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重视“两头”,一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头是20世纪西方文学。体系完整,具有神人同形同性、人情美、人性美的古希腊神话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宝库和土壤、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源泉,而且也以神话原型的力量影响着后世欧美文学。古希腊神话原型属于世俗神话原型,包括女性神话原型、男性神话原型、英雄原型、漂流原型、寻找原型、父子冲突原型、母子冲突原型、两性冲突原型等,形成了西方文学的母题。 施教者惟有让初涉西方文学的学生领略到她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姿,才有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去阅读、玩味、鉴赏、评论她,并把西方文化中合理、优秀的部分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养分。因此,一般学者对重点解读古希腊罗马文学部分大致没有异议。但对于20世纪的西方文学,传统的中国学界,还存在一些成见。他们认为,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还没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不适宜简单地下结论。例如,意识形态浓、哲理成分重的某些作品,还有一些遵从官方意志的遵命文学,的确下结论略嫌仓促。这部分作品多半是20世纪冷战以后东西方阵营对垒的结果,既有某些人对某一利益集团的愚忠,又有某些人的阶级或种属的偏见,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历史上学术界把这部分作品调子定得太高,这显然需要重新审视。对于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学术界的看法相对一致,我们所熟知的英、美、法、德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精彩纷呈,大家如云,这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分歧最大的主要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品,诸如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小说与戏剧、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新小说以及正在产生的新的文学作品等等。对于这些在技巧上刻意求新求变的先锋实验性作品,有些老教师还有所保守,不知该如何进行讲授,毕竟,20世纪的文本与文论都过于庞杂了。他们的担心也有道理,因为轻易讲授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东西给学生,似乎显得不够尊重学术,也对学生不大负责。文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小觑的“晴雨表”。通过文学,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以独特的方式记录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浮尘起落与心路历程。因此,作为21世纪的研究者,我们更应当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来关注社会与每一个个体。更何况,随着许多中国家庭单位人口的减少,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一个个体的时间与空间被社会多层级的分割与压缩,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时空少之又少。事实上,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小,这时候人们就只有退守到心灵深处,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理想的灯塔、洗涤自己的伤口,进行自我疗救。 而这一切,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作品中找到,把那里作为我们心灵的栖居地。除了“两头”之外,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与19世纪文学都不应偏废。为了让学生具有一个文学史的全局观念,讲授者不仅要在时空布局上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整合,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以人本、人文、人道、人性为发展主线,挖掘“人的魅力”。我们在梳理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的同时,要强调文学的审美功效(包括教化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时代、每个个体精神向上的努力就是人类走向至真至善至美过程。当然,对于拥有优质资源的学校,又可以别开生面,或以文明史的不同进程将全球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行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或以专题形式(譬如英雄主义、妇女命运、流浪汉小说、战争题材作品、爱情作品等)授课,而不是按照国别史的序列进行授课。这样学生学习后就会有一个更加系统的了解,更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外国文学,更有充盈感、坚实感和系统性。 二、外国文学文本的选择问题 虽然在宏观上我们分析了外国文学课程讲授的内容,但在具体文本选择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认为,既要把重心放在传统经典文本的阅读上,又要紧抓地方性文学不放,同时也不可放松对各种实验性文本的阅读。此外,我们也要读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不断积累、丰富自己的文学经验,重新认识、审视文学。 1.选择经典文本(包括文学理论著作)进行阅读。每一个时代都有经过大浪淘沙、汰洗下来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让学生不带有个人的“偏见”去阅读那些文本,这样既可以使学生为流传下来的各民族的经典文本有所“感动”,以便于传承各民族文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敦促学生以挑剔的眼光去面对那些作品,发现其中的异质内容,帮助学生与文本保持历史间距,增强阅读与理解的张力。古往今来天生就带有时代基因的作品,又有哪一部没有当代性?例如《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变形记》《哈姆雷特》《失乐园》《伪君子》《红与黑》《傲慢与偏见》《荒原》《尤利西斯》等。以《荷马史诗》为例,盲诗人荷马吟诵古希腊人的英雄业绩时,就鲜明地反映了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在他的世界里,那是宁为“人雄”而不作“鬼雄”的时代,是英雄展示个人又服务于集体的时代。那时的人们陶醉于人的力量,是一次对人的力量与价值的有意义的大发现,讴歌人自身,理所当然就成为了《荷马史诗》的中心主题。可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又从中读到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荷马史诗》时,首先就把特洛伊战争定位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将道德的天平倾斜到特洛伊人一边。有些读者甚至联想到国际环境与家国的关系,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或由于绵绵不断的战火而丧失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家人,深感生存环境的恶劣,惊恐灾难的到来;或曾经通过战争获得了可能的一切,建立起了令人炫目的事业大厦,他们阅读的感受自然又不相同。当然,为了一个女人而进行长达10年的战争也令今天的读者感到不可思议。总之,经典作品具有强大的可塑性,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经典作品中寻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正是各个时代不同精神产品的交易中心疗治中心。在选择经典文本时,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现实因素,就是我们的学生常常有排斥外国文学的想法。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古典诗词语言多么精炼、含蓄、深刻,从《诗经》《西厢记》到《红楼梦》,哪一件不令人称奇!而西方的作品叙述话语常显得冗长啰嗦、繁复难解,譬如《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环境描写偏长,人物的名字也因偏长而难以记住,再则学生看到的基本上是翻译文学,翻译过程中外国语言的优美处常常也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一些。虽然有的作品经过译者创造性处理,但与原文本相比还是有距离的。简单地说,这些同学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学。屠格涅夫就曾说俄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学生对母语的热爱之情值得肯定,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外国文学中的优秀成分,就需要思量了。另外阅读和欣赏心理的定势特性,也是学习别国文学的大忌。作为外国文学教师,我们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学新感悟力、新冲动、新趣味,使其不致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2.重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可以有地方特性,在选材、表现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具有地方色彩。地方特色文学的兴起,是伴随着各地域民众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关注而日渐成为世界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潮流。地方文学立足于各民族文化,富有独特的地理、风俗、心理、性格等地域特性,它不仅折射出各地民俗、神话、民族精神等的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内涵,而且由于其鲜明独特的地域表达方式和地域特色,可以凸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强烈对比,从而获得了隐喻性和指向性,丰富与深化了各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沈从文、张爱玲的声名鹊起,一定程度上就是得力于文学的地域色彩。美国的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同属此列。这部作品作为描写南方社会地方性的小说,着力表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域风情和社会变迁,同时也记录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美国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其实这样的事例很多,譬如福克纳、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拓展,比如,分析福克纳与肖洛霍夫、福克纳与沈从文、莫言与马尔克斯等作家笔下的地域色彩浓郁的世界,以便获取感性与理性高度统一的文学认知。在信息共享的时代,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文学地方色彩的重要性。地方文学既可以突出文学的个性色彩,更可以为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作家在创作题材、风格、写作方法上自觉求新求变,使学生在阅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变化自己的研究角度。尊重不同国别的地方性文学,也是文学多元发展的需要,是尊重世界各民族感情的需要。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与高校生人文素质培育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方面作用: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辨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间题;三、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审美素质;四、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逆境生存能力,适应当今竞争的社会环境。关键词欧美文学;大学生;素质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投身于社会实践的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正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只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人格。最重要的是人要借着教育获得对于事物和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情。”爱因斯坦说的正是在学科教育之外,应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 一、1995年,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国家提出在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并在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一些偏颇与不足,其中人文教育薄弱尤其突出。针对这一状况,国家提出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一设想在高校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普遍的认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弥补了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同时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大学语文的教学作为一种素质教育,占据重要地位,它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成为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所在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大学语文课,至今已经有10多年。目前我校在大学语文课的基础上,又开设了一门新课—欧美近代文学,作为大学语文课的延伸,也必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意义。 因此,本文将谈谈欧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人文素质培养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在人的全面素质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个人的全面素质应主要包括:知识素质、道德素质、情商素质、行为素质和身体素质等。与此相对应,全面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应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协调发展,使之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文素质教育是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是说,通过人文素质的培养使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基础上,具有较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在大学语文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我国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继承的问题;而外国文学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借鉴的问题。它们一起组成了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当今的世界上,国际间的交往空前频繁,文化传播的工具越来越发达,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无数优秀作品,本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时代的记录,民族的心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项的情况,以至风俗礼仪、心理等各方面的特征,无不鲜明生动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艺术形象、生活画面和社会知识、是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宝贵材料。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世界各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这是其他任何学科所不能代替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理想的精神探索的历程,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起着思想教育和道德陶冶的作用。欧美文学,对于提高大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那么,欧美文学教学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欧美文学教学的结果,究竟要使学生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个方面作用:的,它是大学生成才的“发动机”和“导航器”,为其提供成才所需的不竭的动力和正确的目标方向。它要求大学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是谓“积小善而成大德”;“学会做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集体和他人的人。从而克服感情的混乱和失调。扫除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迷障,以便把握人生,创造和实现人生的价值。文学中的“寓教于乐”正是指这一点。关于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欧洲文学史上随处可见。但丁渴望祖国统一和复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对国家民族做了好事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就予以赞扬,哪怕是自己的政敌。欧洲文艺复兴巨人多,其中莎士比亚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哈姆雷特》,并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悖谬的思想,影响了近代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也将启发当代大学生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而从理论上讲,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诗学》中提出了悲剧“净化说”,肯定了文学的教育作用。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爱祖国、爱中华民族,依然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要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要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改革开放才不会偏离轨道。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辩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是求善,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与灵魂。善者,在于祟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等等。道德素质是与“四有”新人中的“有理想”相对应为什么说欧美近代文学可以教会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问题?这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按照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社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历史。在欧洲文学史上,大量的经典作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对当时社会历史作了真实的反映。欧美文学课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讲解,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这些作品,更加能够培养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欧洲文学的分析本身就是典范。意大利诗人但丁是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代表作《神曲》虽然采用中古流行的梦幻文学的形式,包含着中世纪繁琐哲学思想和禁欲主义的说教,但它却是中世纪文学中最先创造出广泛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巨大思想认识价值的伟大诗篇。恩格斯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取材于12世纪的一部丹麦史,经过莎翁的改编,一段中世纪的封建复仇故事,变成了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风貌、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的悲剧。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更加明确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巴尔扎克就曾经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列宁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们突出文学的教育功能,丰富的欧美文学正成为大学生认识欧美历史、培养辩证思维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如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感,立足当今,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去了解和认识当今社会以及社会赋予的历史责任,促使学生解放思想,使他们的思想更开放、更合理、更有活力,也是欧美文学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把欧美作品中的主题与当今社会的主题结合起来讨论是一件常做常新的事情。对于大学生而言,也是一件有成效的事情。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回归自然思想 一、希腊神话中的遵循自然 希腊神话是欧美文学的源头,它的好多做法对欧美文学的发展具有开创、引领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探讨回归自然的思想当然不能不从它的源头说起。大家知道,在希腊神话里,古希腊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而在这些形态各异的“神”的身上,既倾注了他们丰富的情感,同时也充分反映出他们渴望了解自然以及对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当时那些知识和智力都极其有限的原始初民们来说,要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作出解释,谈何容易,他们甚至对物的兴衰和人的生死,都一片茫然,于是他们便不断地幻想,不断地沉思,终于在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美妙的神话。只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想象不是一点没有道理而不着边际,而是他们也在以“此”推“彼”,企图以人类自身的经验寻找出大自然的规律,于是便有了最起码在他们看来是“合理”的解释。在他们的想象中,宇宙万物都与人一样有着生命,而且都在冥冥之中被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主宰着,而这种神秘的力量在他们看来那就是“神”。 这就是他们的思路,即“神”尽管神奇,法力无边,无所不能,但他们必定也与人一样有来处,有习性,有情感。于是在他们创造的神话中,便有了这样的描述,即一切皆从混沌开始,然后,混沌生了地神该亚,然后衍生出黑暗和光明、白天和黑夜以及天空、海洋、冥界等等。再之后苍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该亚结合,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们一共生下了六男六女,即十二泰坦巨神。这样一来,世间万物便各归其主,各有其属,而且还各行其责。你看,宙斯掌管天,波塞冬掌管海洋,哈得斯则掌管着冥界,而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弗洛狄忒以及农神、火神、月神、家神等等,都分别掌管着世间各种各样的事务,于是便事无大小,不论巨细,都“冤有头债有主”,显示出了大自然的一片秩序。在这样的一种构想中直让你感到不论世界有多大,有多复杂,总会有一个或几个“神”在统领着,绝对不会无序。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神话中古希腊人还将这些神完全“人格化”,把他们描述得不仅有计谋,而且有情欲,甚至有小心眼儿,比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不断迫害她的情敌。当然,既然是“神”,就必定与“人”有区别,这就是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而且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总之,我们读希腊神话,可以感到古希腊人处处都在探寻世间万物的奥秘,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找到每一种事物的“对应物”,而且极力想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这种“前因后果”的推导的思路,是完全照着我们常说的“自然规律”在走,它充分反映出古希腊人遵循自然、描画自然、展现自然,最终热爱自然的情感和思维定律。正因为源头就与自然密不可分,所以这才有了后面的“回归”自然。 二、中世纪的违反自然 公元5世纪至14世纪,是欧美文学史上被称作中世纪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它不仅“时间最长,成就最差”,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显得“暗无天日”,让人不愿回顾。原因就在于在这段时间里,欧美文学完全被宗教神学所统治,与当时所有的事情一样,违背了自然规律。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整个欧洲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作为当时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在当时的作用主要是被统治阶级用来麻醉民众。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对上帝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它宣扬世间万物由上帝创造,引导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生在世根本谈不到实现所谓的“现世价值”,而是为了赎罪,为了死后灵魂进天堂。这即所谓的“原罪意识”。应该讲,在基督教文化里,绝对包含着对人的理性和道德伦理的追求,绝对包含着对人性的执着提升的意义,否则她是绝对不会成为日后西方人普遍信奉的东西的。然而在当时,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作祟之下,她被完全“反动”了,这就是统治阶级利用人们对上帝的服从,利用这种“原罪意识”把他们的意志说成是上帝的意志,让人们实行禁欲,甘愿接受他们的奴役。 很显然,正是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这种作祟之下,基督教被用来实行神权统治,其结果就是禁欲主义盛行,人的天性受到大大的抑制甚至是封杀,长期发展起来的那种张扬人性的希腊罗马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科学文化也被当作了神学的奴婢,所以她本身一些积极或正面的东西被掩盖了起来。作为文学,在整个中世纪都是以教会文学为主流。它一味地宣传宗教教义,鼓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完全沦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所以说到底,中世纪文学是违反自然的,是反人性的。它为人们迷失自我崇拜神权起了推波助澜甚至主导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不能不说是文学的一个悲哀。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超越自然 我们知道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14~17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一场大规模的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当时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面对中世纪的黑暗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而掀起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在此之前那种长期被宗教蒙昧思想统治,古希腊罗马文化开创的那种张扬人性的思想几乎丧失殆尽,人的所有权利,包括情欲、争取自由的行为等统统被封杀的可怕状况。因此它的出现,意味着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它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常说矫枉必过正。正是由于中世纪太黑暗了,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解放也就在一片释放之中显出了“过正”之嫌。比如在非常有代表性的描写人性解放的《十日谈》里,高尚的爱情和低俗的情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纵欲都被认为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而得到了肯定与提倡。莎士比亚敏感地看到了这一切。他在后期的创作中,写下了大量由野心、私欲导演出的一幕幕罪恶的悲剧。比如他的四大悲剧《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哈姆莱特》就深深地反映出了纵欲的可怕。 他的这种表现是发人深思的。所以我们说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寻找着一种情感与理性间的平衡,是人文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的双向选择,是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融合的典范。 四、启蒙时期的回归自然 毫无疑问,与“回归自然”思想最吻合的就是启蒙时期作家们的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欧美文学,将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和谐。我们知道18世纪对于欧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原因就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一场新的具有更加深远影响的伟大的启蒙运动兴起了。可以说西方世界一向炫耀的就是他们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他们那种先进的管理,他们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向被人们津津乐道。而此时的启蒙运动正是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扫清了道路,进而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全面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简直无法估量。所以康德曾经在谈论启蒙的著作中说,一切皆在启蒙!由于启蒙文学与启蒙运动的密切结合,它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比起来都太不一样了。它倾向鲜明,饱含哲理,把“理性崇拜”作为旗帜,涌现出了一大批真正从骨子里追随自然的作家和思想家。 其中法国的卢梭是最典型的代表。卢梭的一生,始终在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美好、纯粹的人生境界。他所有著述的轴心问题就是阐述“返回自然”,以此针砭和抗拒那个专制的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不自然”社会。无论是他的理论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还是他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爱洛依丝》、《爱弥儿》甚至《忏悔录》,里面都充满了对不自然的人为、专制、邪恶的憎恨和对自然、本真、善良的赞美。他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通过对一切自然美好的呼唤,让社会变得自然美好起来。比如《爱弥尔》是一部讨论教育的哲理小说,“爱弥尔”这个名字是作家在书中拟定的一个学生。据说作家写这部书构思了二十年,撰写了三年,可见它的重要。小说于1762年出版。卢梭在这部书中指出了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的方案。全书分为五卷,前四卷指出当时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顺乎自然”的改革方案;第五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整部著作夹叙夹议,其主线就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 比如卢梭认为,对儿童的教育要充分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启发诱导。他说,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乡村的自然中进行教育,应该读的唯一的书是《鲁滨逊漂流记》,应该学的工艺是木工。他为什么倡导在乡村进行启蒙教育呢?因为乡村是最少工业文明浸染的地方,是最接近自然的。为什么要读《鲁滨逊漂流记》呢?因为《鲁滨逊漂流记》是最能体现自由冒险精神的,也就是最鼓励发展人的自然天性的。为什么要学习木工呢?那是因为木工是最能体现“心灵手巧”、最符合“自然天成”美的规律的一种工艺。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处处想着“自然”。至于被称作“卢梭主义百科全书”的《新爱洛依丝》,就更是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结为自然的东西(这点我在《论欧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主题》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在赘述)。总之,卢梭告诉我们,要找回美好,那就是也只有是“返回自然”!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悲剧意识思索 在以欧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其悲剧意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传统,而且也许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他们常常喜欢把作品中的“人类之悲”渲染到极致,这一点甚至成为外国文学的一个表征。以下让我们顺着由古到今的脉络来游历一番,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来渲染这种人类之悲的。 一、不是一般的悲,而是大悲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外国文学中,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而且他们的这种“撕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撕碎,而是追根究底,撕心裂肺,甚至有点惊世骇俗,让你掩卷难忘。让我们就从古老的荷马史诗说起吧!大家知道,荷马史诗是在“古老的谎言”———希腊神话的基础上锻铸成的,它在转述神话的同时又在好多理念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比如人与命运的冲突就是史诗所特有的。在史诗中荷马认为,除了神以外,人生还受到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命运或“命限”的约制。人与“快乐的”神相比,除了“可怜”或“可悲”之外他们还从一出生就受命运摆布,带上了死亡的阴影。人生短暂,苦海无边。你看太阳神阿波罗承认不会“为了可怜的凡人”和裂地之神波塞东开战,因为凡人的活期“就像树叶一样”,只有一秋。所以在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壮士们尖叫着纷纷倒地,死神却只管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咀嚼,即便勇烈如阿基琉斯(其母是一位“不死的女神”),最终也将走上战死疆场的悲酸之路。而且即便没有战死疆场,归途中的奥德修斯也已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 因为在荷马看来,人生就是苦难的历程,在这个苦难的历程中,人在不停地用那有限的生命抗拒着无限的困苦和磨难。这绝对是古希腊人的人生观,也是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最早的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有著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部流传千古的名剧里,作家以他特有的悲剧意识,书写出了人在与“命”相抗争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杀父娶母”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类之悲。在剧中作家是这样给我们描述的:主人公一出生就被神示将来要杀父娶母,于是被父王派人用铁钉穿过脚跟扔到荒野喂狗,仆人不忍,将其送给了邻国的一个牧人,但后来他却偏偏被这个国家的国王收养成了新的王子。长大以后,当他知道命运的安排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宁可成为乞丐也决不做伤天害理之人。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抗争———流浪,恰恰酿成了大祸。途中他遇到了一个老人,莫名其妙地与他发生争执并失手将其杀死,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老人竟是他的生身父亲。再后来由于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一个国家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戴,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新国王,于是也就很自然地娶了新寡的王后为妻,而这个王后正是他的母亲。 就这样他一步步地“成全”了这个“命运”。这个悲剧的确昭示得有点让人可怕,因为我们感到确实是“天命难违”,人从一降生便被命运锁住,不会有丝毫改变,人生永远也走不出“命”的怪圈。这是一种连环套式的演绎,作者在此确实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命中注定”。试想如果俄狄浦斯一开始“屈从”命运,老老实实做他的新王子,不要管什么“杀父娶母”的神示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一连串出走、与老人争执、被推举为国王等等,这个“命”说不定倒真能避免。可悲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处处与命作对,结果“一错再错”,终成“大孽”。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俄狄浦斯最后的这种结果既是他命中的安排,同时又是他不甘做命的奴隶起而抗“命”的报应,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反抗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即与“命”作对越抗争越悲惨。这里起码有两点让人震撼:一是题材的选择,二是抗命的悲惨。杀父娶母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也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大悲大叹中让我们感悟到了作者超出常规的悲剧意识。正如萨特所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动。这恐怕就是索福克勒斯昭示给我们的悲剧的全部意义吧!我不由得想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恐怕是很认“命”的,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而西方人对这个“命”恐怕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恐怕越是“命中注定”的事,才越有一搏,因而也才越具有艺术表现上的“戏剧性”。索福克勒斯给我们呈示了这样的故事,司汤达更将这种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入木三分。在以往对《红与黑》的评述中,一般都把于连看成一个坏的典型,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物恰恰是作家倾心歌颂的一个“革命”的典型、反叛的典型。从他的身上,很能让我们悟到西方人的悲剧意味。不是吗?于连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茬”,但为了抗拒命运,他不惜改变意志、放弃爱好,像猴子似地一个劲向上爬。他先是放弃30岁当将军的夙愿苦读《圣经》,赢得了当时颇有威望的神甫的赏识被推举到市长家当了家庭教师,后又在与市长夫人的恋情败露后来到贝尚松神学院深得神学院院长的器重,结果经引荐当了巴黎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如果再后来不是前面那位市长夫人的搅和,他就一定会成为侯爵女婿获得更大的成功,从此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这种看似忍辱负重,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做法实际却包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这完全是人类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雷打不动的征服心理,是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真谛,根本用不着半点含糊遮掩的。但是作家在展示这个与命相抗的结果的时候,却是以于连被枪杀而结束的,这显然是典型的悲剧。明明是“合情合理”的人生奋斗,却偏偏要贯之以搅和人心的“大喜大悲”,就是不让你舒舒心心,这恐怕是传统的东方理论无法解释通的,但西方人偏偏喜欢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首先在悲与喜的问题上西方人的理解与处理就与我们有些不大一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二、“魔鬼”悲,“上帝”也悲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古一点的作品,上帝与魔鬼是经常要写到的两个形象。也许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形象”(或者说是理念)对他们太重要了,所以在作品中就使得这两个形象寄予了作者太多的意念也太让人咀嚼玩味了。其中的悲剧意识自然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圣经故事》,魔鬼撒旦无疑是“罪恶之源”,因此它总是要遭受上帝的惩罚,说到底他一定要失败。但是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作家却赋予了故事以全新的演义,甚至因果关系也完全颠倒了。在这部名著中,撒旦成了革命的“典型”,胜利的“得主”,上帝倒成了一个失败者。难道不是?你看这“撒旦”虽因纠集天使作乱被打入地狱深渊,囚禁在金刚不朽的镣铐和永不熄灭的刑火中,但他死不屈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运用智慧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致使这对夫妇被逐出伊甸乐园,实现了他对上帝“恶作剧”似的复仇。这里的寓意是很不寻常的,除去作品独有的革命主题之外,仍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玩味。 常情常理在这里得到的是颠覆,而表面的得势与实际的结果又构成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平时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的一方成了(或可能成了)最终的得意者、胜利者,而一向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一方倒栽了个“底朝天”。这正像体育比赛中的“得势不得分”,结果更可悲。这种打破常规、惊世骇俗的做法一方面显示出故事演绎的高人一筹,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悲剧理念或意识。再如著名的《浮士德》,它是大师歌德花了六十年心血锻铸成的经典之作,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在此作中大师用“浮士德博士”这个人们熟悉的人和事,本质性地揭示出了人性矛盾对立的两面,这就是:当“上帝在我心中”的时候,“我”是一心向善的,我充满了对知识的饥渴、对爱情的盼望、对艺术的挚爱、对事业的慕求、对美好的向往;而当“魔鬼缠身的时候”,“我”则丑态毕露,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因此在作品中,歌德既全面地描写了浮士德对学问、爱情、艺术、事业的孜孜以求,也详尽地展示了他“沉迷爱欲”、“附着尘世”的难以自拔。对这样的一个人真是“魔鬼悲,上帝也悲”。当然作家远远没有到此为止,他揭示主人公的一生奋斗,不论爱情还是事业均以失败而告终,深刻地寓示了一种“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意味,这就是用有限追求无限的可悲可叹:生命是短暂的,至善至美则没有穷尽,所以人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大彻大悟的悲剧意识,实在不是悲观,而的的确确是一种清醒。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西方宗教文化与欧美文学教学 一、我们都知道,欧美文学来源于两大系统,这就是来源于具有人文主义内涵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和来源于具有唯灵主义内涵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 从欧美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两大系统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欧美文学丰富多彩的画面。但是,由于中国的欧美文学学者和大学教师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制约,致使他们在编写欧美文学史的过程中过分关注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中的人文理念,而对欧美文学史中同样重要的和客观存在着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中的宗教理念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欧美文学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兴趣的扩大和深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无论是对个别作家的宗教理念的剖析,还是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疏理,都比以前更为深入细致,这就为把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融合到欧美文学教学中来提供了丰厚的科研基础。然而,从目前的欧美文学教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材并没有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其基本构架仍然是沿着人文理念的线索来设计整个欧美文学教学内容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郑先生主编的教材是近年来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构架都是比较新颖的教材,特别是在把外国文学中的宗教理念与人文理念相互融合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此教材虽然在整体结构上沿袭着以往教材的结构,但就是这个结构框架里,却融进了一些近年来的有关宗教理念的研究成果,它包括在概述中增加与宗教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增加其宗教内涵,这就使得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这方面与以往教材相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即便是这样,此教材里的宗教理念也不是欧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仅仅是对以往教材内容上的一种附加,因而,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增加宗教理念上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对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的系统性把握,也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挖掘欧美文学中蕴藏着的宗教内涵。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更新旧观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从而恢复欧美文学内涵中的本来面目。 二、实际上,从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理念和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念都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力量,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欧美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古希腊文学中,其人文理念和宗教理念是融为一体的,古希腊宗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规来进行宗教活动的,它是通过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厚的宗教理念和实现宗教沉思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古希腊文学诸样式表达的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具有纯审美的性质,古希腊文学中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英雄主义行为的由衷崇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严峻思考,无不显示出古希腊文学关注人本的特点。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文学表达的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过程中确立父系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宗教理念。 古希腊人确立父权制的过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完全靠教义、宗教仪式和禁忌来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在充满审美特质的氛围中自愿去认同这种新制度和新血缘。由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理念是一种智慧活动,因而它很快演变为哲学上的唯灵主义和怀疑主义,古希腊哲学上的唯灵主义是日后与犹太教进行融合的精神基础。而古希腊另一种人文理念由于缺乏崇高、神圣的宗教理念的支持,就逐渐退化为单纯的享乐主义。古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人文和宗教交织的时代还具有高贵和浪漫的性质,但到了古希腊社会后期,这种享乐主义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情欲泛滥。而古希腊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社会则把这种情欲泛滥的享乐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古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虚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作为古罗马社会享乐主义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基督教虽然长期以来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但它肩负的使命却非常崇高。对于腐败、虚伪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最大的使命在于瓦解这个帝国的基础,以使整个帝国免于更大的堕落。而对于同样愚昧和野蛮的北方蛮族来说,基督教的救世使命在于对他们野蛮和强悍心灵的驯服和皈依。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日尔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整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惟有基督教不仅在原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发展了强大的教会组织,而且在原日尔曼人的荒蛮之地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统治欧洲的责任,基督教主教们不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者,而且是世俗生活的统治者。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人们鄙视现实生活的意义,因为人类始祖的堕落使得人在现实中总是处于有罪状态,人惟有尽心侍奉上帝,才能获得生命价值的升华,这种注重来世的价值观才是人现实生活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阻止了罗马帝国物质主义的进一步堕落,才使得纷乱中的罗马帝国和野蛮、强悍的北方部落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虽然基督教有黑暗、鄙视人性的一面,但也有对抗罗马帝国的情欲泛滥和制服、驯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巨大贡献。文艺复兴时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新发展,虽然它是以基督教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朦味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人文主义也不是与基督教思想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随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文学上诸如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反思,使得人文主义内涵逐渐与基督教思想实现了融合,变成了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宗教理念,而是改革那些违反人性的教义,其结果就是人文主义的内容融合进了基督教教义中,从而增强了基督教的世俗内涵。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基督教价值理念的支撑,也使得它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获得了升华。 这种升华在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法国古典主义特别是在路易十四时代,是一个穷奢极欲的时代,贵族们聚集在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极尽奢华之能事。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奢华并不粗俗,反而由于他们审美趣味的高尚显得相当的雍容华贵,他们不仅衣着得体,举止文雅,而且逐渐培养出一种具有浓厚贵族气息的高贵、典雅的审美趣味和风尚。路易十四本人就是这种新风尚的典范,相传他在参加舞会时还对他的侍女们脱帽致敬。虽然古典主义在政治上是对传统封建制度的回归,但在文化风俗方面它却使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得到提升。在传统的欧美文学体系中,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常常被阐释成是与基督教文化完全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启蒙思想家们反对的只是基督教会的虚伪、阴险、残暴和教士们的腐败堕落,是对基督教抽象的、违反人性的教条的批判,而对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即基督教人文主义,则不但没有抛弃,反而通过阐释,把它植根在人的最内在的情感体验中,从而改变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属性,即由信仰外在的上帝转变为信仰人心目中的上帝。这种基督教信仰属性的改造由法国作家卢梭开始,并逐渐演变为一种道德神学,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新神学的背景下催生出来的。因此,从宗教理念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宗教的某种回归和超越,通过浪漫主义运动,人们对内心体验的宗教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而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又具有人文理念的属性,它表达的是人的内在情感的张扬,对自然纯洁性的赞美以及对古希腊文化的回归。这种宗教性与人文性的交融正如奥克塔维奥·伯斯所总结的:“浪漫派的宗教性是非宗教的、反讽的;浪漫派的非宗教是宗教的痛苦的。”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是欧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一方面向往着未来世界的美好,并为创造新生活而不断努力,因而使得这时期文学表现出关注现实生活,张扬个性和反叛传统等精神素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摧毁,使得人们在心灵上更加需要传统的宗教信仰来获得灵魂的安宁,因此,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都不同程度的表达了祈求宗教来拯救社会危机的精神意向,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得更加紧密,这时期作家不仅表现了浓厚的宗教理念,而且还自觉地承担了宗教的救赎功能,从而使这时期的文学具有浓厚的救世色彩。 欧美文学论文:女巫叙述与欧美文化及文学创作 美国萨勒姆(Salem)小镇因女巫而出名。早在1692年,萨勒姆一个牧师家的一对男女小孩,声称看到了异象。紧接着他们人形大变,呻吟作苦。官方很快将疑点集中到牧师家的印第安女仆身上。女仆屈打成招,招认曾暗领撒旦密旨,作法迷心,加害两位小主人。可法官哪肯就此善罢甘休,“女巫”干脆将邻里中略有桀骜之气的女子一一供出,一下揪出数百女巫,数十人被法庭绞死。平静祥和的萨勒姆小镇被搞得人人自危。这段历史不仅给小镇,也给整个美国历史带来耻辱。 女巫审判中有一位特殊的法官――约翰・哈索恩(Judge John Hathorne)。他痛剿女巫,不知多少人在他手下做了冤鬼。之所以提到哈索恩法官,还缘于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后代――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作家深以祖先为耻,给自己的姓氏里多拼了个字母W,以示与家族决裂。祖辈的耻辱,反倒让霍桑对清教传统重压下的妇女寄予同情,创作出不朽的名著《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还有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也根据萨勒姆审判创作出影响戏剧史深远的《炼狱》(The Crucible,1953)。在麦卡锡恐怖时代,该剧逆风而动,因深藏讽刺而成为名剧。名著、名剧演绎的女巫迫害,主旨大都是控诉美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落后与压制,以及主流社会的偏见与冷酷,也暴露愚顽氓众的人性泯灭。但是,女巫传统毕竟不仅仅是政治或社会问题,还不能说它早已落套为历史旧谱,或权当授古诫今的逸事。发达、现代的美利坚,虽然科学技术很先进,功利与消费的资本主义文化深入骨髓,但女巫文化还有一线生机,深植于新英格兰的风土人情之中。时光荏苒,它虽饱经世变,却并未在快餐文化里委靡。 纽约州界有一处叫“燕尾服”的地方,是全美第三的“恐怖森林”,其实只是个运营成熟的游乐园。看到“燕尾服”的地名,我想起一句老话: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在一本研究女巫的著作《女巫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Witches)中,我读到中世纪女巫午夜聚会时,魔鬼总化身公羊或人形,虽着一身庄重的黑色礼服,却常露出公羊的角和脚来。 该书作者巴罗伽(Julio Caro Baroja)是位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人类历史学家。虽然形式上是学术专著,但该书内容生动,纪事写景都很丰富,兼有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如果想对巫术历史溯流寻源的话,可以在两千年前凯尔特人对时间交替轮回的崇拜里找到蛛丝马迹。与主流文明不同的是,古凯尔特文化相信“一日之际在于晚,一年之际在于秋”,所以在一天的“开始”(即黄昏时分),或一年的“开头”(即晚秋时节),凯尔特人会祭天狂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会在十月底过万圣节。《女巫的世界》给我们展示了欧洲大陆女巫历史的生动侧面。作者收集了大量教会图书馆珍藏的巫术审判档案,有一段17世纪初的巴斯克女巫审判最为精彩。1609年,国王亨利四世指派法官德・兰克(De Lancre)去巴斯克审理堆积如山的巫术案。这位法官是个有心人,在血腥裁断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了作家,用审判记录做素材进行创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叙述。 《女巫的世界》就是以德・兰克留下的档案史料和“创造性叙述”为对象,分析16世纪巴斯克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从书中罗列的档案里可以看出,这位法官很擅长把犯人的口供惟妙惟肖地呈现给读者。《女巫的世界》一书援引了兰克法官完整的审判记录,大大增加了可读性,而且还配有不少插图,更显得情趣盎然。该书的分析和阐释部分试图发现巴斯克女巫盛行的根本原因,于是从风土人情入手,展现出巴斯克与西班牙和法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这里一直比周围地区落后、贫穷,基督文明未能扎根于民间。在以渔业为主的巴斯克沿海地区,男性对家庭缺乏责任感,除了经济上供养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外出,或海上捕鱼或寻欢作乐。因此,巴斯克妇女主导着社会生活,她们以特有的方式――巫术维系着集体认同和信仰生活。但我想女巫历史也许还有另一层,就是以女巫为题材的绘画、文学和文献作品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女巫审判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还有男权社会对女巫叙述的需求。在教会统治的压抑时代,德・兰克将女巫审判的档案,添枝加叶转述成奇闻逸事,绘画作品也借诅咒巫术为名,渲染女性的身体和性幻想,满足男性的窥淫欲望。从根本上说,德・兰克不过是唱着维护世道人心的高调,行着声色货利的实务。 逃到北美的女巫也许后来颇有建树,因为八十年后新英格兰又上演了一出场面宏大的女巫审判。17世纪的萨勒姆异常贫瘠荒凉,诸果不实,杂木丛生,森林敝日,颇显荒野蛮风。从“五月花”号上登陆美洲的部分移民,早在此安家立业,开荒拓土,传宗接代了。他们终岁辛劳耕作,敝衣恶食,光景绝望。但因久客而恋异乡,定居于萨勒姆的清教徒,与宗邦英国越来越疏远,与荒蛮的异乡越来越亲近。虽然坚守加尔文清教,但时移世变,人心不古,本地荒原的风貌和土著迷信渗透到萨勒姆人的血脉之中。他们的信仰也开始芜杂混乱,既虔诚信主祈福,又怕鬼神妖怪附体,于是占卜符咒,避凶趋吉。美国作家霍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小布朗先生》(Young Goodman Brown),正是以那个时代的萨勒姆为背景,以巫术为题材,创作出一个梦幻般的午夜聚会场景。 小说主人公布朗先生是个基督徒,卑微平庸,循规蹈矩,却鬼使神差地答应参加一个可疑的午夜聚会。他在日暮时分踏上山路,伴着教堂钟声,消失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接下来的怪事连连发生,在一片林中空地,布朗发现村上的善男信女和来自康涅狄格、罗德岛的显赫名流等悉数到齐。哀婉亵渎的巫教大合唱,应和着篝火的起伏升腾。魔鬼被召唤,口出狂言,污秽神圣……曙光渐散,布朗先生回到萨勒姆小镇的街道,昨夜看到的少女、老妇、牧师像往常一样在镇上忙碌着……布朗先生糊涂了,不知昨夜巫术大会是真是梦,可耳中分明还回荡着黑夜啼血的杜鹃鸣声。 霍桑的叙述很是精彩,让人思索玩味。他虚构的新英格兰巫术聚会,完全不同于欧洲人对女巫的想象。在德・兰克这位法兰西法官的笔下,欧洲巫术更具有自然崇拜的神秘色彩,充满巴斯克民间幻想、市井风俗,是乡土文学的肥沃土壤。而霍桑笔下的萨勒姆巫觋,相形之下更社会化,或者说具有“现代文明”特征,人类社会行为的种种偏狭乖张,虚伪荒唐,在巫觋与教会的博弈里,明若观火。霍桑虽然对世道人心痛下针砭,却少了德・兰克的天真、蒙昧与率性。从巴斯克巫术中我们看到的是自然之美,而从萨勒姆女巫审判中,却读到了人事之丑。 我曾特意感受过与欧洲文化迥异的巴斯克风情、言语和传统。巴斯克横跨西班牙和法国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被西、法肢解成了两部分,所以才有旷日持久的巴斯克独立运动。据考古发现,六万年前由克鲁麦农人演化而来的巴斯克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后来,印欧语言影响扩大,上升为欧洲主要语言,而巴斯克语却特立独行。当现代语言学家把世界各民族划入不同的语系时,巴斯克语却茕茕孤立,无法归类。更有趣的是,巴斯克人的血型也与其他人群不同,“Rh 阴性”血型的人口比例高居世界第一。但遗憾的是,这个文明没有记录自己的传统,关于巴斯克的叙述和记载,往往来自像德・兰克这样的主流欧洲人。半个多世纪前,巴斯克地区还是躬耕捕鱼,瓦屋纸窗,与欧洲其它地方的生活迥异。现在素朴清淡早已了无痕迹,现代都市气息扑面而来,街上随处可见一幢幢雄伟堂皇的中世纪教堂。原来巴斯克异教巫术既然如此盛行,天主教会必苦心孤旨收拾人心,好让巴斯克人持护名教,皈于圣道。巴斯克人现在终于得了正果,过上欧洲一体化的后现代生活。 打听起巫术的情况,当地人说有巴斯克学者做专门研究,但不大有人关注了。相比之下,北美对巫术的关注和利用从来没有绝迹。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女巫一直是娱乐消费的符号,每年不断有女巫故事和童话大量出版。好莱坞每年万圣节档期不断推出女巫或僵尸影片,更不用说《哈利・波特》《指环王》等异教传奇全球热销,至于里面到底有多少传统文化元素,则另当别论。女巫、魔法可能只充当着后现代消费生活想象贫乏的空洞能指罢了。 灵鬼、巫术是基督教和现代科学剿杀的目标,它们与现代人的世界观早已无缘,但未必不能与审美相映成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志怪和传奇,曾是古典创作的重要源泉,《封神演义》《西游记》可谓古典文学的重要脉络,曾开拓中国文学想象的广阔空间。当代中国文人、艺术家对鬼怪题材热情不高,“封建迷信”或“愚昧不化”两个尖顶高帽,足以让“现代知识分子”自惭形秽。但是,这个全民奔竞躁进、阔步前行、心急求变的时代里,能否驻足回望,在灵异鬼怪文学的资源中披沙拣金,重新思索玩味那些已随时移世变、早有隔生之感的人情物理,让生活在这个想象贫乏时代的人们,从不同角度感受自然万物之美?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 要:“个性自由”是欧美文学作品中最为关键且重要的命题,将人类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人类生命永恒的追求。 关键词:欧美文学;个性自由;个性特点;个人主义;特征 特别是古希腊文学作品作为欧洲文学的开端和典范,在作品中大幅度描写个性自由的内容,对人类的发展历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欧美文学的辉煌灿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阐述早期欧美文学中的个性特点 (一)古希腊传说和古罗马文化 古希腊传说为早期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古希腊传说中,除了极少部分属于神祗传说,无论是关于爱情、王位还是财产争夺等方面,大部分英雄人物都将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毕生的追求,都不会以民族利益或者是集体利益为个人动机。例如,在《荷马史诗》中,荣誉是英雄人物个人价值的体现和生活的意义,很多英雄为了追求荣誉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尤其是为了实现个人英雄价值,不惜采取极端的方式,个性十分张扬,这种极端的追求方式和张扬个性逐渐占据了古希腊文学的主流,成为其创作的核心内涵和文化基点。尽管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指出,古希腊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人本主义具有原欲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切以“我”和“人”为中心,张扬个性和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特点极为鲜明和突出。 (二)中世纪文学 中世纪文学既继承了传统古希腊文学中的部分文化,又对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在中世纪文学中,重视人类理性的回归,鼓励和提倡人类通过励志来对原欲进行控制,更加强调精神和理性的重要性,挖掘其本质内涵,形成了中世纪时代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为基督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三)人文主义文学 在中世纪基督教中,所弘扬的观念主要就是人本来就是有罪的,出生主要是为了赎罪,只有控制和禁锢各种欲望,才能在来世有更好的人生,这种教义使得当时的神本意识逐渐取代了古罗马时期的人本意识,在起初对维持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发挥了一些很好地作用,但是后期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导致文化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因此爆发了著名的文艺复兴活动,反动各种封建行为和教会思想,以“人文主义”为主要文化复兴目标。随着文艺复兴的不断推广和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诞生了众多著名作家和学者,开创了人文主义文学先河。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重视“人”的价值,对人的各种权利进行保护,以人为本,反对封建社会统治者主导一切的思想,反对神的权威,要求立足于“人性解放”角度审视历史。从本质上讲,人文主义也就是个人主义,突出个人的价值,将个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对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予以充分强调和肯定。文艺复兴活动否定了中世纪文学禁锢原欲的行为,肯定了传统古希腊文化,并对其进行了复兴和发展,进一步弘扬和推崇个人自由,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皮特拉克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他是第一个提出“人学”观念,鼓励发展“人学”,强烈反对“神学”,其代表作品――《歌集》中,对其爱情进行了全面抒写,推崇和表现了对自然自爱的追求和向往。再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对中世纪的各种封建宗教观念特别是禁欲道德思想进行了抨击和完全否定。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一系列大师无一例外的强调个人尊严和权利,体现个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艺复兴并不是对传统古希腊文化的简单复兴和重复,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的正确观念进行吸收和融合,例如人人平等以及仁慈宽恕等观念。可以这样理解,文艺复兴对古罗马文化和中世纪文学进行了结合、继承和发展,是这两个时代文化结合的综合性体现。文艺复兴思潮的发展被看做是西方文化历史上的关键和转折点,结束了中世纪文化统治,使人类社会文化逐步走向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时代。 二、后现代主义中的个人主义 随着后现代文学的不断发展,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评论价值观都出现了巨大变革,个人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导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有多重因素,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是推动后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成因。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文学的表达方式和内容更加丰富且多变,文学作品面临着严重的叙事危机,同时各种文化和文学的矛盾也导致不同类型的文学主义应运而生,形成了多元化的后现代文学主义。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析时,也不能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角度,而应该进一步从科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等多方位角度去对文学价值进行分析和判定。以后殖民主义为例,后现代主义推崇文化相对主义来对其进行分析。英国认为自身文化优于印度文化,处处表现出对印度的歧视和不满,体现出英国自身的文化霸权。然而导致这一观念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主要是由于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深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后殖民主义则为了消除这一观念而进行努力,希望能够以新的视角和态度看待这种现象。再如女权主义,将重点放在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消解方面,解放女性自由和权利,使女性所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视为经典而广为流传,同时也为女性解放以及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多积极作用。然而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女权主义所存在的缺陷,例如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偏激的行为等也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是反映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在欧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性自由始终是其发展的主流方向,对人类命运发展和社会前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欧美文学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研究 摘 要: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自创世以来就一直成为交融和引进的状态,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同步比较发展的进程中,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氛围中,科学、民主和文化为精神提升点,将中国原有的文学理念与西方的哲学和话语掺杂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理解,在全球化的文学共融时代,全球化的话语和视角使辩证地、多维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不苟泥于决定主义的偏见和僵化,以我们今天的中国,重新审视欧美文学经典、比较性地创设全球化概念之下的价值审美体系,进行文学语境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在全球化的态势之下,经济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整合的大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文学,已在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了欧美文学形态当中的新的文学元素,成为了一种动态的、变化的文学形态模式,我们要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变革的方式和欧美文学翻译的全球化共享趋势,要变革泊来文化的引入和借鉴的单一化观念,通过构建全球化的大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化的文学再造和自觉的理论新建过程。 一、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理论概念及理解构筑 在现代文化的文化表达形式上,发生了新的文化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概念,诸如:原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已称为了“文本”、文学语言表达已称为了“文学话语”、还有“语境”的概念等等,文化理念已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呈现出泛化的、互通性的特性,而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则由来已久,其“中国理解”的文学语境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表层递进式结构创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被另一个民族引用和借鉴之时,其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是层递式的、渗透性的,欧美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过程也是如此,它由最初的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形式进入中国,由欧美语言转为中国语言的过程中初步渗入,其次,再由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学者进行欧美文学文本的相关探讨,在中国文化学者的不断思考与争辩之下,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对欧美翻译文本的理论框架,这种理性的文学思考过程,无疑更进一步地深化了对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中国式理解;在经过中国理论学者的思考与反思之后,欧美文学文本语境便逐步进入中国文学应用的领域当中,其欧美风格的文学创作手法、欧美流派的文学理念已融入到中国的文学创作之中,更甚至,欧美文学文本已渗透到中国人民的生活形态当中,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欧美文学的逐步层递式的中国化内容,形成了表层的欧美文学中国化框架。 (二)深层的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需求。中国在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沿袭之中,一直尊奉着古典的哲学观,信奉着“中庸之道、仁爱、诗言志和风骨”等文学价值观,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传统文学所崇尚。而随着清末民初的、伴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当中,逐渐引入了欧美先进西方国家的译介外国文学,欧美大量的新思潮涌入而来,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资源接踵而至,新的文学思想价值观正应合了现代中国价值观构建的需求,大量的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和文人所运用,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进程中加以梳理和融合,用现实与浪漫相结合、具体与意象相组合的方式,构建了崭新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文学史体系。 (三)双向的文学体系影响。在历史的进程中,欧美文学引入中国,我们不但要分析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之后,为中国传统文学所影响,其欧美元素被中国化的影响过程。由于我国具备自身足够强大的传统中国文学基础,足以对外来的欧美文学进行以中为本的译介和解读,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研究者就立足于中国之根本,将西方文学进行有意识的、有顺序的译介和阐释,就像我们学习政治文化所知道的: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知识,只是借鉴和运用,而不是全盘照搬照抄。这就是欧美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化的自觉意识所在,它以中国学界独有的视角、独特的文学史观和独特的艺术解读,构建了中国化的欧美文学。 二、全球化的文本旅行使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欧美文学在不断涌入而被中国学者进行翻译和解读的时候,推动了文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和改变,文本旅行这一形象化的描述即是基于全球化范畴的文本流转的研究思潮,其寓意指文本如同人一样,人在“旅行”的过程中必然会携带自身文化观念,在旅途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相碰撞,最后与当地环境相融合,成为其中的一员,文本研究也是同理。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与中国的文学相整合,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与中国相融合的介质,呈现出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一)应合了中国新文化建设文学语境。文学欧美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建设同步进行,它成为了新中国三个阶段:五四民主时期、新中国建立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背景,在这中国化建设的三个阶段进程中,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自觉地加以阐释和运用,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欧美文学合理的延伸,用抗争与命运为主旨自觉地指导五四民主时期的中国文学。 (二)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和借鉴的自觉性特征。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对外来文化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借鉴与引用,因此,欧美文学在一进入中国文坛之时,就成为了与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的意识之下,在通过对欧美文学进行尊重与比较的同时,我们熟悉地看到了欧美文学中与中国传统文学所相似的背影,诸如: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象征手法、西方的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之中的写实创作、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诡谲与奇幻文学”等,中国学者在现代化的精神引领下,从比较与借鉴的视角,在批判性的意识之下,进行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既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取了西方文学的内容,对欧美文学内容加以中国化的再造和重塑,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与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有特殊研究意义的中国化的欧美文学体系。 三、结束语 欧美文学有其本土的原文学形态,它在进入中国历史进程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应合中国特定环境的历史阶段需求,用其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连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建设阶段的现代化文学价值观的渴望与呼唤,中国学者与文人在对欧美文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其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相融的一面,用引进、尊重与包容的文学态度,在文学自觉意识的指导下进行外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用清晰的中国现代价值观来阐释和解读外国欧美文学流派,实现欧美文学的中国化新形态。 欧美文学论文: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影响的研究 摘 要:在欧美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都会以修辞的手法表达其生动的内容。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欧美文学中的修辞方法发生了改变。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方面,就会以修辞的手法来表达思想。该论文着重研究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思潮 当代欧美文学 修辞手法 研究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